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01民初1299号原告：上海佐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张宝妹，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建益机械厂，住所地上海市黄浦区。法定代表人：王伟霖，该厂厂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上海律凯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佐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建益机械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口头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双方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均通过网络参加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771,540.37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771,540.37元为基数、自2008年10月29日起至实际支付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事实与理由：原、被告系长期合作的商业伙伴，原告向被告供应零部件。依据双方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采购加工》之约定，双方结算方式为原告先行开具发票，被告在原告开票后60天内付款。2008年，双方合作结束，但被告未依约付款。此后，原告持续向被告催讨货款，2019年，原告向被告发送《对账函》，被告对欠款771,540.37元予以确认，但迄今仍未付款，故原告诉至法院。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对尚欠原告货款771,540.37元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对货款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原、被告2008年5月后即无业务往来，原告最后开具发票的时间为2008年6月27日，被告付款日期为开具发票后60日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款项的诉讼时效已过。被告系集体企业，原托管单位为上海建设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公司)，后变更为上海电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企发公司)，企发公司于2016年初逐步接手管理被告，托管的内容为管理被告印鉴及财务资料。企发公司托管期间未在《对账函》加盖财务专用章，故被告无法确认《对账函》底部被告财务专用章的加盖时间。而且，被告在《对账函》加盖财务专用章的行为并非同意付款的意思表示，仅表示就欠款金额予以确认，《对账函》无法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果。2.原、被告对违约责任未作约定，原告主张利息损失缺乏依据。而且，原告对利息请求亦已过诉讼时效。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被告未提供证据。被告对原告提供的《产品购销合同·采购加工》及发票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本院确认的证据，本院对原、被告所述双方之间合同关系、结算方式以及付款时间予以认定，并认定原告于2008年3月14日向被告开具金额共计174,000元的发票一组，于2008年5月26日向被告开具金额共计268,575元的发票一组，于2008年5月27日向被告开具金额共计338,625元的发票一组，上述发票金额共计781,200元。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被告设立于1999年9月15日，系集体所有制企业，主管部门为上海福达实业总公司，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原为王锦震，2017年11月29日变更为王伟霖。2015年11月24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向企发公司作出《关于划转上海建益机械厂管理关系的通知》，载明：“根据集团企业改革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自2015年12月1日起，将上海建益机械厂的管理关系由路桥公司划转至你司。请你司按有关规定与路桥公司做好管理关系交接工作。”路桥公司股东原为山特维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电气实业有限公司，2016年3月16日，其股东变更为山特维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企发公司。上海电气实业有限公司股东之一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者控股股东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2017年4月12日，施彧斌新增为路桥公司董事。企发公司系一人公司，股东为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XXX号XXX室。原告为证明其自货款支付期限届满后连续向被告催讨货款提供如下证据：1.落款日期分别为2010年6月7日、2011年4月21日、2012年10月9日、2013年12月10日、2015年7月12日、2017年5月31日、2019年3月7日的《催款函》六份。2010年6月7日《催款函》载明，“2008年开始，贵我双方新的业务变少直至为零。2009年，经我司多次催讨，贵厂才付了一笔款。……请贵厂尽快支付剩余欠款。”2011年4月21日、2012年10月9日《催款函》除了催讨款项的内容，还载明，“请尽快支付余款，否则我司将另行收取利息。”2013年12月10日《催款函》载明，“我司每年联系贵厂和路桥公司相关领导和经办人员，虽然贵厂今年支付了10万元欠款，……请贵厂尽快支付余款，……如果贵厂不能尽快付款，我司将另行收取利息。”2015年7月12日《催款函》与前述《催款函》内容基本相同。2017年5月31日《催款函》载明，“经梳理，贵厂尚有771,540.37元货款没有付清，……2008年与贵厂的业务停止后，我司每年都向贵厂催收欠款，但被以资金困难、路桥公司正在股权调整、贵厂已移交企发公司、路桥公司对贵厂欠款尚未结清等理由拖延至今，……请尽快安排支付欠款”。《催款函》尾部有“王锦震”签名，并签署“同意”。2019年3月7日《催款函》内容与2017年5月31日《催款函》内容基本相同。2.EMS快递回单、邮件物流截屏。快递回单载明的信息为，收件人单位名称为被告名称，收件人为王伟霖，地址为上海市江西中路XXX号XXX室，内件品名为《催款函》。邮件物流截屏显示，前述邮件首次派送过程中，收件人将地址更改为共和新路XXX号12084，收件人于2019年3月27日签收邮件。原告解释称，证据1中除2019年3月7日《催款函》以外的五份《催款函》均通过传真方式发送。被告托管公司原为路桥公司，故原告以传真方式向路桥公司发送《催款函》。2016年初，原告在催讨过程中知晓被告托管公司由路桥公司变更为企发公司，因被告知交接需要一定过程，且原告并不清楚具体交接进度与安排，无从知晓企发公司对接人员及联系方式，故2017年5月31日《催款函》仍以传真方式向路桥公司发送，发送《催款函》的同时，原告要求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锦震签字，故王锦震在《催款函》签字后，将函件回传给原告。2019年3月7日《催款函》系通过快递方式送达，证据2所反映的就是该份快递的送达情况。因被告法定代表人已于2017年底变更为王伟霖，故原告将快递收件人填写为王伟霖。3.短信两条。2019年1月10日短信显示，发件人称，“徐总，过年了，可以付点钱给我吗，建益欠我77万多，好多时间了。”对方(电话尾号8741)回复，“企发真的无法解决的”。2019年3月18日短信显示，发件人称，“徐总您好！建益有77万余元的货款还没有付清，上次您说等待路桥公司的付款，现在了解到路桥已向建益公司付款，请尽快安排建益付款。”对方(电话尾号8741)回复，“我已离开企发公司了，不太清楚。”原告解释称，2019年1月10日短信系原告工作人员马中骏发送，2019年3月18日短信系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发送，两条短信接收方均为企发公司财务总监徐越春。4.电子邮件两份。2019年3月18日电子邮件发件人为XXXXXXXXX@qq.com，收件人为xyc501@126.com，内容为，“徐总：上次我司负责人马中骏和秋毫先生拜访您，希望建益厂能支付对我司的欠款，您表示要等路桥支付对建益厂的欠款。现得知路桥方面已向建益厂付款。请安排建益厂尽快向我司支付欠款。”邮件附件为2019年3月7日《催款函》。2019年4月29日电子邮件发件人为XXXXXXXXX@qq.com，收件人为michael.shi@shanbao.com，内容为，“施总：你好，前段时间，路桥原来的供应商佐骏找到我，希望我能就建益拖欠该公司货款一事与企发公司和路桥公司沟通一下。企发公司那边意思是，……觉得可以通过建益厂、路桥公司、佐骏公司三方划账方式解决这一问题。……如果通过三方划账方式解决佐骏公司应收货款的问题，佐骏公司同意路桥公司每月支付7万元，一年付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路桥公司的资金压力。该事可否操作，特向施总汇报请示。”原告解释称，两份邮件发件人均为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2019年3月18日电子邮件收件人为企发公司财务总监徐越春，2019年4月29日电子邮件收件人为路桥公司施彧斌。案件审理中，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到庭登陆QQ邮箱出示上述邮件。5.录音三段。原告解释称，2019年3月25日录音及2019年9月11日录音系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与企发公司财务总监郭浩环的电话录音，2019年5月16日录音系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至企发公司询问《对账函》盖章事宜时与企发公司工作人员浦继红的对话录音。2019年3月25日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载明，魏光耀询问，“……企发公司托管了上海建益机械厂，现在还结欠上海佐骏77万元，之前和徐总徐越春联系，他说路桥公司把钱付过来就可以付了，我们了解到路桥公司已经把钱付到建益了……”。郭浩环称，“好的，那我先问一下徐总吧”。2019年5月16日录音文字整理稿载明，魏光耀询问《对账函》盖章情况，浦继红称，“在我们领导那里，不知道她给了没有，我帮你问问”，后又称，“要不你等一下，要不四点半以后过来，她不接电话。等一下吧，反正敲好了。”2019年9月11日电话录音文字整理稿载明，魏光耀询问，“我是之前来过的，建益有点应付款。现在路桥公司已经开始处置了，我不知道路桥公司和建益厂三方的账有没有什么说法？”郭浩环称，“哦，就是建益厂的应付款。关键是他们没有给我们钱啊。”6.《对账函》。载明，“为清理账务欠款，对欠我公司应收账款账务核对”，截止日期2014年12月31日，欠款金额771,540.37元。《对账函》落款处加盖原告财务专用章，手写日期2019年5月10日。《对账函》底部“数据证明无误”处加盖“上海建益机械厂财务专用章”。原告解释称，被告于2013年6月24日向原告支付货款10万元，故《对账函》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落款处日期系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手写。该《对账函》系由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2019年5月10日送至企发公司处，企发公司工作人员表示需请示郭浩环，后魏光耀于2019年5月16日，即证据5中与浦继红对话录音当日将函件取回。7.(2010)浙绍商终字第825号民事调解书，证明被告法定代表人情况。该调解书出具日期为2010年12月24日，调解书载明，上海建益机械厂(该案二审上诉人、一审被告)法定代表人为王锦震，委托诉讼代理人为魏光耀。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光耀解释称，其本人原为路桥公司工作人员，职务为法务。由于路桥公司曾管理被告，其在路桥公司工作期间，于2010年以被告工作人员身份参加被告与其他债权人之间的诉讼。被告工作人员主要为残疾人，不负责具体业务联络。路桥公司管理被告期间，原告催讨案涉债权均是向路桥公司财务人员、法务人员、业务员及被告法定代表人王锦震等催讨，魏光耀在路桥公司工作期间，原告工作人员曾向其催讨案涉款项。魏光耀于2018年3月从路桥公司离职，自2018年8月3日起作为专职律师开始执业，2019年受原告委托处理本案纠纷。被告发表如下质证意见：证据1均无原件，不予认可，证据2不予认可。经向王锦震核实，其否认曾在2017年5月31日《催款函》签字，因此，被告不认可该函件尾部“王锦震”签名的真实性，但不要求鉴定。被告从未收到原告发送的《催款函》。证据3中2019年1月10日短信无原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证据3中2019年3月18日短信及证据4中2019年3月18日电子邮件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徐越春已于2019年1月从企发公司离职。证据4中2019年4月29日电子邮件收件人与被告无关，无法核实其真实性。对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对2019年5月16日录音录制时间及证明目的不认可。魏光耀确曾于2019年到访企发公司，但具体时间以及到访原因无法确认。对证据6，原告确认落款日期系事后添加，被告无法确认被告财务专用章的加盖时间。《对账函》载明的对账截止时间为2014年12月31日，从逻辑判断，被告财务专用章的加盖时间应为2016年之前，而不应为2019年。被告确实于2013年支付过款项，但对原告关于《对账函》截止时间的解释不认可。对证据7真实性无异议。案件审理中，被告于2020年4月9日申请对《对账函》底部被告财务专用章形成时间进行鉴定。2020年6月20日，被告以无法提供可供比对的鉴定样本，鉴定条件不具备为由，撤回前述鉴定申请。根据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证据3中2019年3月18日短信、证据4中2019年3月18日电子邮件、证据5三段录音以及证据7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前述证据所反映的相关内容予以认定。另经本院电话查询，证据2中EMS快递回单所对应邮件的送达情况与邮件物流截屏内容相符，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进而认定，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签收原告邮寄送达的《催款函》。对于其他证据的认定，本院将在判决理由部分一并予以阐述。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根据双方约定，原告供货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后，被告应当支付货款。针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请求，被告对尚欠原告货款771,540.37元无异议，但认为该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根据本院认定的事实，被告于2019年3月27日签收原告邮寄送达的《催款函》，在被告未提供反证的情况下，可以认定，原告通过快递向被告送达落款日期为2019年3月7日的《催款函》。根据原告提供的2019年对话录音的内容，针对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关于《对账函》盖章情况的询问，负责管理被告的企发公司工作人员称，“等一下吧，反正敲好了”。而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曾向原告提供其他加盖印章的材料，结合2019年3月7日《催款函》送达情况以及2019年3月18日短信、电子邮件、2019年两份电话录音的内容，本院对原告关于其于2019年收到加盖被告财务专用章的《对账函》的陈述，可予确认。对于2017年5月31日《催款函》，考虑到，其一，被告2017年11月29日前工商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确为王锦震，其二，原告关于其在被告新旧管理单位交接过程中、在被告法定代表人即将发生变化之时要求王锦震签署《催款函》，从而避免新管理单位对于被告应付款项存异议的解释，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三，原告2019年积极向被告催讨款项，其催讨过程中所反映的原告对被告托管公司变化情况的了解与原告关于其持续催讨的主张相互印证，本院认为，被告应对《催款函》底部“王锦震”签名非王锦震本人所签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未提供相应证据，亦不申请鉴定，应承担不利后果，因此，可以认定，2017年5月31日《催款函》系被告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王锦震所签。根据该函件中“2008年与贵厂的业务停止后，我司每年都向贵厂催收欠款，但被……拖延至今”的内容，以及被告向原告支付部分款项金额、时间与2013年12月10日《催款函》内容吻合的情况，本院进而对原告关于其通过向被告发送2010年6月7日、2011年4月21日、2012年10月9日、2013年12月10日、2015年7月12日《催款函》向被告催讨款项的陈述予以确认。被告应于原告开具发票后的60日内向原告支付款项，原告于2008年3月14日向被告开具金额共计174,000元的发票，于2008年5月26日开具金额共计268,575元的发票，于2008年5月27日开具金额共计338,625元的发票，结合发票开具情况，本院对原告关于被告应于2008年8月28日前支付货款的主张，可予确认。根据本院上述认定，原告在付款期限届满后连续向被告主张权利，其要求被告支付货款的诉讼时效应自收到《对账函》之日重新起算，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771,540.37元的诉请的诉讼时效尚未届满，本院对原告该项诉请予以支持。针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被告未依约支付货款，存在违约情形。根据原告向被告发送的2011年4月21日《催款函》中“请尽快支付余款，否则我司将另行收取利息”的内容，可以认定，原告认可被告在《催款函》送达后的合理期限内无需支付利息。鉴于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向被告送达该《催款函》的具体时间，本院酌情认定，被告应自2012年1月1日起原告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系基于货款未支付而产生，故原告对货款催讨的效果亦及于利息损失。因此，原告对利息损失诉请的诉讼时效同样尚未届满，被告应向原告支付以771,540.37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以771,540.37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建益机械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佐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付货款771,540.37元；二、被告上海建益机械厂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告上海佐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支付以771,540.37元为基数、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以及以771,540.37元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业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三、驳回原告上海佐骏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若被告上海建益机械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515.40元、财产保全费4,377.70元，由被告上海建益机械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一鸣审判员  姜雪峰审判员  邵宁宁二〇二〇年八月十九日书记员  刘 畅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第一百四十条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第一百九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五十九条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支付价款。对价款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民法总则施行之日，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或者一年，当事人主张适用民法总则关于三年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