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12025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洁影，女，1971年7月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振中，广东大钧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江，男，1969年3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番禺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悦，广西彤日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朱洁明，女，1966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小军，男，198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系朱洁明所在的广西中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推荐的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勤，广西益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赖斌伦，男，1964年4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舒小军，男，1981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西梧州市万秀区，系赖斌伦所在的广西中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推荐的人员。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高兆春，男，1957年6月13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宋伟强，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志玲，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梧州市银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广西梧州市新兴三路3号16楼8-17号。法定代表人：赖飞。上诉人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因与被上诉人高兆春、原审被告梧州市银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盛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7）粤0104民初936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兆春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高兆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于本案借款是否发生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一审法院在审理查明部分仅就高兆春与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之间从2013年起签署几份《借款合同》的过程进行详细叙述，但对于《借款合同》签署的真正目的以及签署后是否实际履行等重大问题没有进行详细审理，仅仅凭双方签署的几份《借款合同》就认定双方实际发生借贷事实，属于认定事实严重错误。实际上，多份《借款合同》的签署并不是真正建立3000万元的借贷关系，而是高兆春拟在梧州市投资项目，其找到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等作为梧州市投资的合作伙伴，要求对高兆春在梧州拟出资3000万元投资额度所作出的一种特殊担保手段，所谓的3000万元《借款合同》根本上是虚设的合同，高兆春并没有按照任何一份《借款合同》实际履行过3000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直到一审判决结束，高兆春仍未能举出任何一张其履行3000万元款项的有效转款凭证。因此，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3000万元是否已经履行的基础上，仅凭一份没有借款人签名的《借据》（2017年1月12日）上显示的借款金额，就直接认定朱洁影承担归还借款本金2947万元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二、一审判决对于担保人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严重错误。1.一审法院在未查清主合同是否已经切实履行的基础上，要求赖斌伦、朱洁明对未实际发生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是错误的。保证责任是从合同，从合同的效力必须以主合同即《借款合同》的生效和履行作为前提。在本案中，无论哪一份《借款合同》其订立目的都不是建立真实的借贷关系或借款担保关系，只是高兆春要求的一种前期的投资特殊担保手段，所谓的合同根本上是虚设合同，高兆春至今仍没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合同已经实际履行。故主合同并未生效和实际履行，从合同的效力无从谈起。2.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清2017年1月12日《借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的基础上，直接判断“重新确认保证责任”是错误的。首先，对于该份《借据》，从形式上既没有显示谁是借款方，也欠缺借款人的实际签名，故不具备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不具备合法性；其次，该《借据》中显示的无论是借款方、金额、期限还是利率等合同主要内容都与此前签订的3000万元的《借款合同》完全不同，不具备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不能判断为“重新确认保证责任”。再次，高兆春也根本没有按此借据向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支付2947万元的款项，该《借据》的性质与此前3000万元《借款合同》的性质完全一致，同样仅是投资额度的特殊担保，在高兆春最终出资2947万元后才会确定签署借款人。因此，一审判决要求赖斌伦、朱洁明对没有实际履行的借款即《借款合同》，和对没有成立的合同即《借据》承担担保责任，是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三、一审法院错误地将所谓三份《借款合同》混淆作为3000万元借款延续的证据，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本案中，朱洁影作为合同中显示为借款主体的只有20l3年5月6日、20l5年的两份《借款合同》。在2014年5月4日的《借款合同》借款主体明确就是银盛公司，朱洁影是担保人。朱洁明、赖斌伦只有2013年5月6日、2015年的两份《借款合同》显示为担保人，并不是2014年5月4日《借款合同》中的当事人。也就是说，2014年5月4日《借款合同》与20l3年5月6日、20l5年的两份《借款合同》完全不同，是根本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一审法院强行将不同的法律事实混为一谈，错误地认定“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自2013年起与高兆春就3000万元借款前后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是明显的认定事实不清。四、一审法院刻意遗漏、回避对高兆春是如何履行合同支付对价款的证据不作出审查，仅凭高兆春口述的借款过程就推断3000万元已经实际履行的结论，属于主要证据不足。一审法院故意遗漏和回避了本案的最为重要事实没有进行调查，即高兆春是如何向朱洁影支付对价款的证据。而高兆春在一审过程中，始终未能拿出任何证实其转款发生的有效凭证，仅仅是高兆春单方口述的与起诉状所表述的时间、金额、主体完全不一致的转款过程，就草率地认定3000万元借款实际发生，这是明显偏袒高兆春的表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只有符合借贷双方真实签署了权利凭证和有实际转款事实发生这两个条件，才能构成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而本案中，在高兆春未能提供任何转款凭证支撑其《借款合同》已经生效，且一审法院又不依职权要求高兆春提供其转款依据，仅凭高兆春的说法就认定3000万元款项已经实际向朱洁影支付，且朱洁影最终欠本金2947万元的结论。五、一审法院对于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提供的证实双方另有其他经济往来的重要证据的认定，存在严重的偏向性。1.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一审时提供了朱洁影、朱洁明各自与高兆春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款的证据，但却被一审法院认定为“其提交的资金往来无法和王江的账户向高兆春支付的款项相对应”。然而，对于高兆春在没有任何转款凭证的基础上，却直接认定朱洁影最终欠其2947万元。2.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一审时提供了高兆春与梧州市宝利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用来印证朱洁明与高兆春之间另存其他经济往来款全部还清的观点，同时这也与赖斌伦代妻子朱洁明在《借款合同》后面手写部分和高兆春结算其他经济往来款相印证。但一审法院未认定此份经双方质证过的重要证据，甚至把《借款合同》后面手写部分表述为“如果本人归还上述款项后应归还梧州市某某（无法辨认）投资公司的股权及物业给回本人”。3.高兆春对出资款的表述为“在2009年开始高兆春就通过其控制的公司向朱洁影注册的银盛公司及相关的公司出借了约5000万元款项”，但高兆春一直没有提供证实该资金来源的任何证据，一审法院却直接采信其说法。4.对于王江向高兆春所汇的款项，朱洁影在一审时解释过，明确是用于归还朱洁影与高兆春其他经济往来款的用途，包括朱洁影欠高兆春300万元的其他经济往来款在内。这与高兆春自认朱洁影所欠的300万元本息已经还清的事实相对应的。这个问题是在一审法院提问的前提下清楚回答的，但一审判决却认定“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均没有作出合理解释”。一审判决以数额与《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利息数额相符为由，就认定了高兆春已经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5.对于高兆春所称起诉时已经偿还53万元，高兆春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对此也不予认可，但一审法院既没有调查，也没有要求高兆春提供证据证明，并且为了迎合高兆春提供的没有借款人签名的《借据》上显示的2947万元的金额，就得出“高兆春起诉时确认朱洁影已偿还借款本金53万元”的结论。因此，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对一审法院重要证据的质证和认定上认为是极不公平的。六、一审法院没有查清高兆春向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共出借多少钱的关键事实。借款事实发生，应以实际出借款项为准，不应以合同约定为准。涉案金额3000万元非常巨大，高兆春在一审中没有对资金来源进行说明，也没有提供银行转账凭证，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一审法院也没有查明涉案3000万元是依据哪一份合同履行，导致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各方承担的借款责任或者担保责任混淆不清。七、本案涉及黑恶势力，应交由有关刑事部门处理。对于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归还700万元款项后，高兆春仍然以3000万元主张还款，并且事后组织社会人员跟踪、恐吓、拘禁朱洁影，有明显的高利贷、套路贷的嫌疑，采取的手段明显有涉黑情形。八、高兆春一审期间提交的起诉状并非高兆春本人所签署，不排除是虚假诉讼。九、关于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一事，对借款真实性，一审法院对于《借款合同》的性质和用途以及是否履行等事实没有查清，而且一审法院对于3000万元款项是否出借、出借多少、有没有足额出借，并没有查清，高兆春也没有提供相应的转款凭证来支持其主张。而且从几份《借款合同》对于借款主体及担保主体反复变更来看，一审法院对于谁是真正的借款人没有查清。综上所述，一审判决对借款和担保事实认定错误，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严重偏袒高兆春，作出毫无事实和法律依据的错误判决，直接损害了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的民事权益。上诉人王江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高兆春对王江的诉讼请求，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由高兆春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没有证据证明高兆春履行了涉案《借款合同》中3000万元借款的支付义务。2013年5月6日，高兆春与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约定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万元，借期从2013年5月6日起至2014年5月5日。2014年5月4日、2015年，高兆春又分别与朱洁影、银盛公司或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各签订了一份《借款合同》，但高兆春并没有向一审法院提供任何的转账凭证或收据，证明以上《借款合同》中的3000万元借款有实际支付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本案涉案金额巨大，高兆春必须提供相应的转账凭证，证明已实际支付3000万元借款，否则，应驳回其诉请。但一审法院却仅凭推理，就认定高兆春已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义务，明显违背以上法律规定。二、王江对涉案《借款合同》不知情，一审法院认定3000万元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证据不足。首先，王江与朱洁影虽然是夫妻关系，但王江没有在本案任何《借款合同》或其他文书上签字，对《借款合同》的产生及内容一无所知。其次，王江不存在向高兆春转款的行为。一审法院认为王江在2014年2月开始多次向高兆春的账户转账，这不是事实。高兆春虽然在一审时提供了从王江账户转账的记录，但王江对该账户的开设及转账情形不知情。该账户并不是王江本人开设的，转款也不是王江操作的，王江请求法院调取该显示为王江名下账户的开户信息。再次，涉案金额是3000万元，已远远超出王江的正常家庭开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本案的3000万元借款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三、王江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在本案中，高兆春自始至终没有到庭说明借款的理由、借款的支付时间及支付方式、资金来源，且在一审期间，《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借款人朱洁影一直否认已实际收取3000万元借款，并提供了大量的银行流水证明他们之间存在大量的经济往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高兆春如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应认定属于虚假诉讼。但一审法院却无视以上规定，没有要求高兆春提供任何的借款支付凭证，仅凭三份前后矛盾的《借款合同》就认定3000万元借款已实际支付，明显违反以上的法律规定。鉴于高兆春与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存在频繁的经济往来，且这些经济往来都是对王江隐瞒，王江对所有的款项往来均不知情，王江有理由认为本案属于虚假诉讼，要求高兆春提供涉案3000万元借款的转账凭证，以证明其主张。否则，应由高兆春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严重损害了王江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高兆春答辩称，一审判决查明、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请求驳回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的上诉，维持原判。一、涉案《借款合同》的签订并不是如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所说是高兆春拟在梧州投资项目找其作为投资合作伙伴而签署，双方之间是实实在在的民间借贷合同关系。首先，从涉案《借款合同》的名称、内容来看，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借款合同的一切要素，并无任何高兆春在梧州投资项目的意思表示。其次，高兆春一审时提供的高兆春银行流水显示，王江自2014年2月份至2015年4月份期间，每月均按照合同约定月利率标准向高兆春支付利息。再次，从朱洁影、朱浩明、赖斌伦2016年在《借款合同》尾页所签写的内容看，截至2016年8月19日止对借款性质和欠息情况都是没有异议的，而且其签字确认欠息从2015年4月20日起至今未还的内容与高兆春提供的还息流水情况也是完全相符的。最后，高兆春一审提供的20l7年1月12日由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签字或者盖章的《借据》，和高兆春提交的《补充协议》也可充分证明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对涉案借款的性质和欠息情况都是无异议的，还承诺2017年12月31日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涉案三份《借款合同》的签订时间其实均是衔接着签订的，2017年1月12日的《借据》和《补充协议》，也是衔接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承诺于2016年12月31日还款无法实现的情况下，高兆春再次要求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所做的借款结算确认。上述客观证据所佐证的事实已形成高度盖然性，证实涉案3000万元《借款合同》就是民间借贷，而且高兆春已经交付了借款本金。二、针对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上诉所称借款本金交付的存疑问题。高兆春二审补充提交了部分控股公司的汇款凭证、高兆春的银行转账凭证、高兆春妻子朱盘的银行转账凭证、朱洁影签字的收据以及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用于证明自2008年起至2014年5月期间，高兆春向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及其指定公司、指定收款账户进行了3300万元的转账，履行了本金的交付义务。高兆春所提供的汇款凭证所显示的收款单位都是广西的一些股东相互关联的公司，其中之一的收款单位广西汉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银盛公司的最大股东，而朱洁影、朱洁明在此期间都是银盛公司的股东，任职董事兼任总经理职务，王江则在后来接替朱洁影成为银盛公司股东。涉案借款转出都是高兆春根据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的指示来划款的，在2013年及2015年的两份《借款合同》中均约定“接收借款的收款账号及收款人由担保方提供给贷款方”，也可以佐证这一事实，这也是为何涉案转账凭证没有直接到朱洁影名下账户的原因。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等人共同经营银盛公司，朱洁影是银行理财业务经理，朱洁明负责银盛公司贷款业务，赖斌伦是会计师经营着梧州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而高兆春出于对朱洁影的信任，多年来根据其要求向其出借资金周转，利息也完全在法律保护红线内，涉案借款金额也是高兆春与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多次核对无误结算确认的。现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却以未转账为由，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三、关于结欠2947万元的问题。高兆春一审庭审中对抵扣减少的53万元也曾作出陈述，朱洁影逾期还款后，双方达成一致协议，同意由朱洁影将位于番禺区××路××号友谊尚居l座806房作价88万元出售给高兆春抵扣部分债务，同时因该房还存在35万元的银行贷款未结清，为了过户需要由高兆春垫付35万元，故上述房产实际抵扣的债务是53万元，抵扣后朱洁影尚结欠2947万元。这个事实从高兆春提交的由朱洁影以微信形式发给高兆春的账目记录，及《补充协议》《借据》等均可佐证。四、关于本案王江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的问题。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等人共同经营银盛公司，都是该公司的股东，由于朱洁影是银行从业人员，故银盛公司很多借贷业务朱洁影都是由王江来操作的。朱洁影、王江是夫妻关系，借款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涉案利息一直是由王江支付的，对借款是知情的，王江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实其另有固定职业、固定收入，涉案借款应视为其夫妻共同借款，故王江应共同承担还款责任。五、高兆春于2017年5月3日起诉，期间对方提出管辖权异议，拖延本案诉讼进程。违背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综上所述，请求驳回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的上诉请求。原审被告银盛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答辩。二审期间，本院收到盖有“梧州市银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印章的《答辩意见书》，载明：“我梧州市银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对于贵院受理的高兆春与朱洁影、王江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认为一审法院在该案审理过程中，存在违反程序的行为，直接损害了我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情况如下：该案一审时我公司因业务调整缘故未能前去参加一审的庭审活动，但我公司已经进行了相关的书面答辩，按理即使一审法院是否支持我公司的观点，也不能剥夺我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即案件判决结果的知情权和提出上诉的权利。但是一审法院至今未向我公司送达过任何关于该案一审判决的任何法律文书。我公司也是最近碰到案中的其他诉讼当事人才得知一审法院已经判决，且其他当事人不服正上诉到贵院审理中。我公司作为案件的当事人竟然要从其他人口中初步得知判决结果，这是不公的！而贵院作为二审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同样没有将任何关于此案的受理通知、举证通知、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送达给我公司，导致我公司不知道案件已经判决且正在二审阶段同样是有责任的。我公司在听说贵院已经立案后便登录人民法院公告网，同样没有查询到关于此案的任何公告信息，待与二审案件的法官助理取得联系后，已经在2019年5月31日在新华网进行过公告，然而我公司反复查询网络却找不到相关的内容！我公司认为：对于一审判决实体性问题因没有收到判决书，故暂不能发表意见，但对判决结果固然不服的。然而一审法院在法律文书没有查询及穷尽直接送达的手段的前提下，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的公告送达，导致我公司至今不知该案已经一审判决；贵院在接受其他当事人上诉意见后，也没有在穷尽直接送达的手段的前提下将相关的法律文书送达给我公司，只口头电话称已经进行过公告送达，同样导致我公司至今不知该案已经一审判决和已经进入二审上诉审理阶段的事实。因此，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的做法已经严重违反了送达的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剥夺了我公司作为诉讼当事人的知情权和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属于法定程序不当。请求贵院依法应将本案依法发回重审。”高兆春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朱洁影、王江立即共同向高兆春清偿借款本金29470000元，利息5400000元（自2015年5月20日起计至2016年5月20日，按月息1.5%计），逾期利息6557600元（自2016年5月21日起按月息2%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负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82800元、律师费200000元。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朱洁影与王江系夫妻关系，朱洁明与赖斌伦系夫妻关系。2013年5月6日，高兆春（贷款方）与朱洁影（借款方）、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担保方）签订了《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补充朱洁影在广西梧州投资股份公司的日常流动资金周转运作，借款金额为30000000元，借款利息为自支用贷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按月支付投资收益450000元，借款方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5%，借款期限从2013年5月6日起至2014年5月5日止，银盛公司、朱洁明、赖斌伦提供责任担保，保证人履行责任后，有向借款方追偿的权利，借款方对保证人进行偿还本金及利息，担保方承诺将银盛公司的经营权及资产给贷款人作担保。2014年5月4日，高兆春（贷款方）与朱洁影（担保方）、银盛公司（借款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银盛公司需补充公司日常流动资金周转运作，借款金额为3000万元，借款利息为自支用贷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月利率为千分之十五，借款方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5%，借款期限从2014年5月6日起至2015年5月6日止，朱洁影提供责任担保，保证人履行责任后，有向借款方追偿的权利，借款方承诺将银盛公司的经营权及资产反担保及贷款人作反担保。2015年，高兆春（贷款方）与朱洁影（借款方）、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担保方）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用途为补充朱洁影在广西梧州投资股份公司的日常流动资金周转运作，借款金额为30000000元，借款利息为自支用贷款之日起，按实际支用数计算利息，在合同规定的借款期内，按月支付投资收益450000元，借款方不按期归还款，逾期部分加收利率5%，借款期限从2015年5月20日起至2016年5月20日止，银盛公司、朱洁明、赖斌伦提供责任担保，保证人履行责任后，有向借款方追偿的权利，担保方承诺将银盛公司的经营权及资产给贷款人作担保。2016年3月11日，朱洁影、赖斌伦在上述最后一份《借款合同》的最后一页上添加以下内容：“赖斌伦申请延迟壹至肆个月的还款期，遵守本合同的约定。欠息从2015年4月20日起至今未还（其中已经归还40万，应扣除），如果本人归还上述款项后应归还梧州市某某（无法辨认）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及物业给回本人”。2016年8月19日，朱洁明及赖斌伦在《借款合同》上添加以下内容：“赖斌伦同意申报延迟到今年12月31日归还贷款，利息的利率按原合同增加5000元”。在本案庭审过程中，赖斌伦表示上述添加的内容是其代朱洁明就其与高兆春的其他往来进行结算，而非对涉案30000000元借款的结算。为此，赖斌伦提交了三笔转账记录，包括朱洁明2010年9月26日向高兆春转账1000000元，2013年1月28日向高兆春转账1000000元，高兆春2013年8月1日向朱洁明转账300000元。2017年1月12日，银盛公司、朱洁明、赖斌伦在一份《借据》的担保人处盖章签名，《借据》内容为今欠高兆春借款本金人民币贰仟玖佰肆拾柒万元整，期限为12个月，于2017年12月31日还清。另外，高兆春还曾与朱洁影、银盛公司、朱洁明、赖斌伦在2015年签订另一份《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3000000元。2015年10月11日，朱洁影在此份合同最后一页注明此借款本息已结清。朱洁影于2014年5月6日向高兆春出具借据，载明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000元，用于补充银盛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半年，即2014年5月6日至2014年11月6日止，月利率1.5%，即每月支付利息45000元。2014年11月6日，朱洁影又向高兆春出具借据，载明朱洁影现向高兆春借款3000000元，用于补充银盛公司的流动资金周转，期限半年，即2014年11月6日至2015年5月6日止，月利率1.2%，即每月支付利息36000元。另查明，2014年2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5万元，2014年3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50000元，2014年4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50000元，2014年5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00000元，朱洁影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15000元，2014年6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95000元，2014年7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95000元，2014年8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95000元，2014年9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95000元，2014年10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95000元，2014年11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600000元，高兆春向王江的账户支付376000元，2014年12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36000元，2015年1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00000元，朱洁影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86000元，2015年2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86000元，2015年3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486000元，2015年4月，王江向高兆春的账户支付600000元，高兆春向王江的账户支付5000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朱洁影提交了其与高兆春2008年至2015年间的多笔银行转账记录以证实其与高兆春之间存在其他款项往来。一审法院认为，一、就高兆春是否履行了《借款合同》向朱洁影出借了款项的问题。首先，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自2013年起与高兆春就30000000元借款前后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在2016年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在最后一份《借款合同》尾页上手写确认了借款，在2017年1月12日，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在《借据》上盖章。若如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的主张借款并未实际发生，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多次签订借款合同及确认借款明显不合常理；其次，从高兆春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来看，自2014年2月至2015年4月，王江的银行账户基本固定按月向高兆春支付款项，大多数月份款项的数额与《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完全相符，对此，朱洁影、朱洁明、赖斌伦、王江、银盛公司均没有提出合理解释。朱洁影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虽提交银行转账记录证实其与高兆春之间一直有经济往来，但其提交的资金往来无法和王江的账户向高兆春支付的款项相对应，一审法院不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关联。综合以上两点，一审法院确定高兆春已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二、就涉案债务是否为夫妻共同债务，王江是否需承担还款责任的问题。王江虽未在《借款合同》中签名，但根据高兆春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涉案的还款绝大部分是通过王江的账户向高兆春支付，其还款行为应视为借款后的追认，本案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三、就本案债务是否超过保证期间的问题。本案中，虽然各方当事人在《借款合同》中约定的还款期限为2016年5月20日，至高兆春起诉时已超过六个月，但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在2017年1月12日的《借据》上签名盖章，重新确认了其保证责任，故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仍应对本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四、就欠款金额问题。高兆春在起诉时确定朱洁影已偿还借款本金530000元，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至于利息部分，本案各方在2015年签订的借款合同约定按月支付投资收益450000元，折算利率为年18%。对于逾期部分，借款合同约定逾期部分加收利率5%，该回收利率显然认定为年利率更为合理，故自2016年5月21日起，涉案借款应按年利率23%支付利息。五、高兆春所主张的律师费、担保费，上述费用在合同中没有约定，高兆春亦无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对高兆春的此项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朱洁影、王江共同向高兆春偿还借款本金29470000元及利息（以本金2947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3%计付，自2016年5月21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朱洁明、赖斌伦、梧州市银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对上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朱洁明、赖斌伦、梧州市银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朱洁影、王江追偿。三、驳回高兆春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216150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由高兆春负担1466元，由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梧州市银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负担219684元。本院查明，2016年8月19日赖斌伦在涉案2015年3000万元《借款合同》上添加以下内容：“赖斌伦同意申报延迟到今年12月31日归还贷款，利息的利率按原合同增加5000元”，朱洁影在上述添加内容下签名。本院确认一审判决查明的其他事实。另查明，涉案2013年5月6日3000万元《借款合同》和2015年3000万元《借款合同》均约定：“接收借款的收款账号及收款人由担保方提供给贷款方”。再查明，二审庭询时，高兆春称，双方之间的经济往来，由高兆春转给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不少于5000万元，对于本案3000万元借款的交付，全部是银行转账，共19笔，合计3430万元。朱洁影称，本案没有借过3000万元，所以没有还款及支付利息，因为没有借过款，所以不可能约定利息。王江称，本案没有向高兆春借过款，也没有还过款。朱洁明、赖斌伦称，本案没有向高兆春借过款，也没有收到高兆春任何的款项，其他的款项与本案无关。又查明，二审庭询时，朱洁影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朱洁影2017年11月6日的两份报警回执、高兆春2017年4月15日委托他人向朱洁影追款的《委托书》复印件、照片打印件，拟证明高兆春涉黑涉恶，应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事实。证据2.朱洁影制作的《朱洁影账户与高兆春往来款统计表（表一）》，拟证明从2008年10月31日至2015年1月21日从朱洁影银行账户代收款企业转给高兆春的投资往来结算款项总计有3134570元的事实。证据3.朱洁影制作的《王江两个账户与高兆春的往来款统计表（表二）》及相关的银行流水单，拟证明王江两个银行账户是朱洁影开设的，是代收款企业向高兆春结算投资款用的，王江本人并不知情，从2012年3月21日至2015年9月28日由王江名下的两个银行账户代收款企业转给高兆春的投资结算往来款项总计有13016000元的事实。证据4.朱洁影制作的《由收款主体指定的其他人与高兆春往来款统计表（表三）》及银行转款凭证和证明，拟证明从2010年9月25日至2014年8月13日，由收款企业指定的相关人员直接向高兆春结算投资收益的总款项为20162311.8元的事实。证据5.《反担保合同》照片打印件，拟证明高兆春没有所谓的借款资金来源，高兆春所指款项并非借款，是其他经济往来的款项。高兆春对朱洁影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高兆春对这个情况不清楚，不认可朱洁影要证明的事实，也不认可证据1的关联性，从证据1来看，高兆春涉黑涉恶完全不是事实，因为公安机关没有对这个事情立案，高兆春不存在刑事犯罪，而且作为债权人，高兆春签字追讨3000万元债务是合情合理的。对证据2《朱洁影账户与高兆春往来款统计表（表一）》所记载的信息没有异议，但是对朱洁影主张转账款项的性质有异议，该表所列还款的性质应以高兆春提交的《涉案30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的本金交付和还款情况表》所记载的还款性质为准，证据2《朱洁影账户与高兆春往来款统计表（表一）》中的款项高兆春都确认收到，其中2008年10月31日100万元和2009年8月25日130万元是偿还本案高兆春出借给朱洁影的19笔款项共计3430万元的本金，其他款项是支付借款的利息。对证据3《王江两个账户与高兆春的往来款统计表（表二）》，对朱洁影主张转账款项性质有异议，对于证据3中除编号为65、68、82之外的款项，高兆春都已收到，是朱洁影、王江支付的涉案3000万元以及另外300万元借款的利息，对证据3所附相关的银行流水单的真实性都确认。对于证据4《由收款主体指定的其他人与高兆春往来款统计表（表三）》中第5、6、8—16笔款项的真实性有异议，高兆春不确认有收到该几笔款项，朱洁影也并未提供相关的转账凭证予以证明，三性不予确认，对第1、3、4笔合计1240万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对案外人苏秀芹、李健传、赖志波出具的证明，三性不予确认；对第2、7笔所列朱洁明转账给高兆春200万元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偿还本案3430万元借款的本金；其他款项是偿还哪一笔款项记不清了。对于证据5《反担保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确认，不能证明其证明目的，这份合同只是说高兆春用房产为贷款做担保，并不是说高兆春在贷款，高兆春的信誉度良好。王江对朱洁影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朱洁影提交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朱洁明对朱洁影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朱洁影提交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赖斌伦对朱洁影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朱洁影提交证据的三性予以确认。二审庭询时，朱洁明提交6份转账凭证作为证据，拟证明朱洁明和高兆春之间另有经济往来，这些转账凭证的金额是430万元，对应的是高兆春《涉案30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的本金交付和还款情况表》中2013年8月1日、5日、6日转账给朱洁明的430万元。高兆春对朱洁明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于是否收到该六笔款项，因为是电汇凭证，是否到账需要核实；对关联性不予确认，跟本案没有关联。朱洁影对朱洁明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予以认可。王江对朱洁明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以及证明内容均没有异议。赖斌伦对朱洁明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的三性都予以确认。二审庭询时，高兆春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高兆春制作的《30000000元借款的合同约定情况表》和《3000000元借款的合同约定和履行情况列表》，拟证明就涉案30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双方前后均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及《借据》，后一份《借款合同》或《借据》签订的时间都是顺延前一份《借款合同》或《借据》的期满日签订，证明双方之间形成了通过签订《借款合同》或《借据》的方式达成借款延续的交易习惯，最后一份3000万元《借款合同》尾页由朱洁影、赖斌伦所签写的内容页佐证截止2016年8月19日，赖斌伦、朱洁影对于欠高兆春涉案3000万元未还的事实都是无异议的。证据2.高兆春制作的《涉案30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的本金交付和还款情况表》，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08年5月28日电汇凭证、2009年1月13日电汇凭证、2009年4月28日电汇凭证、2009年6月22日电汇凭证、2009年8月10日电汇凭证、2010年12月17日电汇凭证，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09年8月26日、2009年11月13日、2010年3月22日、2010年12月17日银行流水，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1年5月10日电汇凭证，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11年5月24日银行流水，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1年11月25日、2013年1月22日银行流水，2013年5月8日《证明及收据》，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3年7月31日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3年7月31日银行流水，高兆春2013年8月1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回单，朱盘2013年8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朱盘2013年8月6日广东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书，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14年4月30日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4年5月5日电汇凭证，2013年1月18日《借据》，以及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广西汉鼎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梧州市澳斯特投资有限公司、广西京桂香料有限公司、梧州市纳福珠宝有限公司、梧州市盈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岑溪市中元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资料，拟证明涉案3000万元借款源于2008年起陆续出借、结算而来，高兆春通过自身经营的公司（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和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转账、自身账号转账、配偶（朱盘）账号转账等方式，按朱洁影的指示向其指定的收款人交付了涉案借款本金的事实。证据3.高兆春制作的银盛公司《股东变更情况表》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拟证明涉案借款期间，朱洁明和朱洁影自始都是银盛公司股东，王江自2015年起也成为股东，朱洁影、朱洁明、王江共同任职公司高管，从事贷款业务，存在现金需求量大的客观事实，高兆春正是基于对其信任和稳定利息的回报，长期出借大量现金给其补充其所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的现金之需，朱洁影、朱洁明、王江相互之间为同胞姐妹关系和夫妻关系，自始对涉案借款就是知悉的，而王江作为银盛公司的股东、董事，其称对涉案借款不知情，与事实不符。证据4.高兆春制作的《3000万元和300万元部分利息履行情况表》，拟证明截至2015年3月份，王江连续按月根据合同约定的月利率足额准时向高兆春支付涉案30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利息，足以证明涉案借贷关系的成立，也证明《借款合同》得到了履行，该利息的给付情况与赖斌伦、朱洁影在3000万元《借款合同》尾页签字确认的内容显示2015年4月份开始出现欠息情况、以及300万元借款于2015年10月11日结清的内容相吻合。证据5.《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及税收完税证明和房产证，拟证明朱洁影逾期还款后，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朱洁影将登记在赖君城名下位于番禺区××路××号友谊尚居1座806房作价88万元出售给高兆春抵消部分借款本金，当时该房还存在35万元银行抵押债务未清，合意达成后，基于过户的需要，高兆春代为结清房屋贷款35万元，故涉案房屋过户至高兆春指定的吕耀芬名下后实际抵扣的借款本金为53万元，尚结欠2947万元，2017年1月12日担保人签字确认结欠2947万元由此而来。证据6.2017年1月12日《补充协议》，拟证明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就涉案借款的还款进行协商，并确认尚欠高兆春借款本金2947万元的事实。证据7.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出具的《证明》，证据8.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其出具的《证明》，证据7-8拟证明该两公司向广西梧州转账的相关款项是受高兆春委托所转，是高兆春的财产。证据9.高兆春的结婚证，拟证明高兆春与朱盘是夫妻关系。证据10.案外人吕耀芬的身份证及出具的《证明》，拟证明涉案抵扣53万元债务的事实。证据11.高兆春制作的《高兆春汇款表》，及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09年8月25日电汇凭证、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09年10月28日电汇凭证、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10年3月22日银行流水，拟证明由高兆春汇给朱洁影指定公司的账户往来不少于5000万元的事实。证据12.赖斌伦手抄稿，拟证明赖斌伦在2015年12月17日确认欠高兆春3000万元借款的事实。证据13.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的《授权委托书》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证明内容与证据8一致。朱洁影对高兆春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是高兆春自己制作的表格，不符合证据的要素，无法质证。对于证据2《涉案30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的本金交付和还款情况表》中第1-7、9-13、15、16、18-21笔款项的真实性予以认定，确认是介绍高兆春向上述收款企业转账的投资款，总款项应为2510万元。但这些款项与本案中高兆春主张的借贷是毫无关联性的，其转款的性质也并非向朱洁影出借款项，朱洁影只作为投资居间人的身份介绍高兆春向不特定的收款企业进行投资，朱洁影没有收到上述款项；对第8笔款项的银行流水单中，显示为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与广西京桂香料有限公司90万元转款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因为汇款人与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朱洁影从没有介绍过高兆春向广西京桂香料有限公司进行投资转款，其转款行为与朱洁影毫无关联，朱洁影根本没有收取过90万元款项；对第14笔的2013年5月8日《证明及收据》，即由广州嘉鑫实业有限公司向广西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转账1600万元，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证明及收据》有朱洁影签名，但因为该文件显示的付款人及收款账户的公司均与本案无关，该文件显示的收款人是高兆春，不是朱洁影，该证明是高兆春为方便在梧州投资，而向当地的企业家展示其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自己拟出来的虚构文件，高兆春当时要求朱洁影作为其投资居间人的身份在下面签名，该收据也明确注明“款以银行到账为准”，因该文件是虚构的，故高兆春无法提供任何转账凭证证明1600万元实际支付，朱洁影根本没有收取过收据中的1600万元；对第17笔款项的银行转款凭证，显示为高兆春与朱洁明的30万元转款，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与本案无关联，是高兆春与朱洁明之间的其他经济往来款项；对2013年1月18日《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并非朱洁影签署的文件；对企业登记信息等材料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2的转账记录、银行流水等真实性予以确认，但关联性与本案借款无关。对证据3中的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由法院认定，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高兆春想证明的内容，因为朱洁影虽然曾经是银盛公司小股东，但与本案没有必然的法律关系，更不能导致银盛公司在本案中必然承担任何担保责任。对证据4中的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确认；对《3000万元和300万元部分利息履行情况表》是高兆春自己制作的，不符合证据的要素，该表格的数据只是高兆春为迎合一审法院查明的片面事实而提供其账号中从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款项往来中的一小部分数据来虚构所谓的还款事实，刻意隐瞒从2008年10月至2015年9月结算绝大部分投资款项的实际情况。对证据5，所显示的不是本案的当事人，《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也不是完整的买卖合同，缺少交易款项的一页，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以认可，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和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协议没有朱洁影的签字，不能证明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万元的事实，没有证据证明高兆春在2017年期间又向何人发放借款，没有借款人的《借款合同》根本不成立，相关的担保人也不应承担保证责任。对证据7-9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均与本案无关联。对证据11，收款人并非朱洁影，与朱洁影无关，更不能证明该款项为借款。对证据12，与朱洁影无关，朱洁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更不能证明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万，相关的借款应以收到借款的记录为准。对证据13，高兆春作为本案的原告，又作为证人，本来法律关系冲突，不合法，对其三性不予认可，更无法证明与本案所谓的借款关系。王江对高兆春提交的证据质证称，对证据1-10，第1页至第17页，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关联性和拟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最早的《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5月6日，上述转款发生于2013年5月6日之前，早于《借款合同》签订的时间，且上述转款的汇款人、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与本案无关；第18、l9页，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关联性和拟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上述转款的汇款人、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相对人；第20页，三性由法庭认定；第21、22页，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关联性和拟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没有证据证明该转款用途；第23、24页，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关联性和拟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上述转款的汇款人、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对证据2中的《借据》，三性由法庭认定；对证据2中的企业信用信息。该部分企业均非本案《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与本案无关；对银盛公司的工商资料部分，与本案无关。王江不是《借款合同》相对人，无论其是否银盛公司股东，都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对其他公司的营业执照及《证明》，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关联性和拟证明的内容有异议，该证据与本案无关，本案最早的《借款合同》签订于2013年5月6日，早于2013年5月6日的转款与本案无关，且上述转款的汇款人、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借款合同》的相对人，与本案无关；对吕耀芬出具的《证据》，三性由法庭认定。对证据11中电汇凭证和银行流水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对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该转账凭证上的汇款人与收款人均非本案当事人，该证明显示2009年由高兆春控制并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已经与梧州市的相关公司有过经济往来，该事实与高兆春所称与梧州市的公司没有相关经济往来是不符的，证明高兆春陈述的部分情况与事实不符。对证据12的三性由法庭认定，该证据与王江无关。对证据13，高兆春全程参与了庭审，不能够作为证人发表针对有关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的相关证明意见，高兆春所发表的关于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的相关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朱洁明对高兆春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是高兆春自述材料，不是证据，对其想证明的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2中，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08年5月28日电汇凭证、2009年1月13日电汇凭证、2009年4月28日电汇凭证、2009年6月22日电汇凭证、2009年8月10日电汇凭证、2010年12月17日电汇凭证，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09年11月13日、2010年3月22日银行流水、2010年12月17日电汇凭证，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1年5月10日电汇凭证，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11年5月24日银行流水，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1年11月25日、2013年1月22日银行流水，汇款人与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而且是发生在涉案三份《借款合同》之前，不认可其关联性，朱洁明没有收取上述凭证中的款项，也没有委托第三方收取以上款项；对2013年5月8日《证明及收据》，明确注明款以银行到账为准，但高兆春没有提供转账凭证，不能证明收据中的1600万元已实际支付，不认可其关联性，朱洁明没有收取该收据中的1600万元；对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3年7月31日农业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3年7月31日银行流水，汇款人与收款人均不是本案当事人，而且是发生在涉案三份《借款合同》之前，不认可其关联性，朱洁明没有收取上述凭证中的款项，也没有委托第三方收取以上款项；对高兆春2013年8月1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业务回单，是朱洁明与高兆春其他经济往来，与涉案三份《借款合同》没有关联性；对朱盘2013年8月5日中国工商银行个人业务凭证，朱盘2013年8月6日广东农村信用社结算业务委托书，是朱洁明与案外人的其他经济往来，与涉案三份《借款合同》没有关联性；对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2014年4月30日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广州市宏基兆业装饰有限公司2014年5月5日电汇凭证，该款项与本案无关；对2013年1月18日《借据》，不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不认可是朱洁影的签名。对证据3，工商登记档案材料中朱洁明签名的真实性确认，但是没有关联性，对于这些材料之中，除了朱洁明以外的人或者公司所签的名或盖的章，三性由法庭予以认定，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证据4，不认可其关联性，不能证明涉案的三份《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对证据5，《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是朱洁明签的，但不认可其关联性。对证据6，对该《补充协议》中朱洁明和赖斌伦的签名、指模真实性确认，但没有关联性，因没有朱洁影的签字，不能证明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万元的事实，因此，既然没有证据证明借款事实存在，主合同没有履行，则朱洁明就不应承担从合同的保证责任。对证据1-6中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7、8、9三性由法庭认定。对证据10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1，显示的收款人与本案的当事人无关，所谓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为本案的借款，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是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2，同意赖斌伦的质证意见。对证据13，同意朱洁影、王江的质证意见，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赖斌伦对高兆春提交的证据质证称，证据1是高兆春自己制作的表格，不符合证据的要素。对证据2，参考高兆春制作的《涉案3000万元和300万元借款的本金交付和还款情况表》中对应的21笔款项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由法庭认定，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其银行流水、凭证等均反映收款人不是朱洁影，高兆春也未能提供收款收据等加以佐证，无法认定为朱洁影收到相关借款，对于未发生的借款，担保人不应对此承担担保责任；对2013年1月18日《借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经与朱洁影确认并非其本人签署，也没有证据证实朱洁影收取了1400万元款项；对企业登记信息等其他材料的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均与本案无关联性。对证据3，对于银盛公司成立时的工商登记资料真实性由法庭认定，对其关联性有异议，不能证明高兆春想证明的内容，更与赖斌伦无关。证据4是高兆春自己制作的表格，不符合证据的要素，该表格是高兆春为迎合一审法院查明的片面事实，只提供了其中一个时间段内的款项往来情况，其余时间段没有提供，刻意隐瞒实际款项往来的整个情况，故意误导一审法院作出错误判断。对证据5，《广州市存量房买卖合同》所显示的不是本案的当事人，高兆春提的文件也不是完整的买卖合同，缺少交易款项的一页，其真实性、合法性均不予以认可，也与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6，对该《补充协议》中朱洁明和赖斌伦的签名、指模真实性确认，但没有关联性，因没有朱洁影的签字，不能证明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万元的事实，主合同没有履行，则朱洁明就不应承担从合同的保证责任。对证据1-6中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证据7、8、9三性由法庭认定。对证据10的三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1，显示的收款人与本案的当事人无关，所谓的经济往来不能证明为本案的借款，真实性由法庭认定，但是没有关联性。对证据12，确认手抄稿是赖斌伦写的，这是赖斌伦人身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写的，赖斌伦与高兆春没有借款，而且赖斌伦及其公司也不缺资金，当时赖斌伦到广州一个地方吃饭，对方几个人事先准备好笔和纸。当时赖斌伦是在威逼情况下写的，是以写信的形式来写的，一般的承诺书不会这么写的，所以这个不是赖斌伦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设计的陷阱；同时该证据与本案也没有关系，因为赖斌伦本人没向高兆春借款，赖斌伦的公司也不欠钱，赖斌伦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和高兆春发生任何关系。对证据13，同意朱洁影、王江的质证意见，广州市宏基有限公司并不是本案的当事人。本院认为，本案是民间借贷纠纷。银盛公司虽对一审判决有异议，但未提起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的规定，本院对其异议不予审查。根据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的上诉主张，本案二审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一、朱洁影是否应向高兆春偿还借款2947万元及利息；二、若是，朱洁影的涉案债务是否属于朱洁影与王江的夫妻共同债务；三、朱洁明、赖斌伦是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针对焦点一，根据查明的事实，本院认为，第一，《借款合同》是证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的确立最为直接、有效的证据。高兆春与朱洁影于2013年5月6日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0000元。高兆春与朱洁影于2015年又签订《借款合同》，再次约定朱洁影向高兆春借款30000000元。朱洁影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理解上述《借款合同》内容的能力，应当承担签署上述《借款合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第二，朱洁影主张高兆春未按约定履行上述《借款合同》的付款义务、上述《借款合同》未生效，但朱洁影却于2016年3月11日在上述2015年《借款合同》上添加的“赖斌伦申请延迟壹至肆个月的还款期，遵守本合同的约定”处签名确认，又于2016年8月19日在上述2015年《借款合同》上添加的“赖斌伦同意申报延迟到今年12月31日归还贷款，利息的利率按原合同增加5000元”处签名确认，朱洁影的上述主张与其上述签名确认相矛盾。第三，赖斌伦和朱洁影主张赖斌伦在2016年3月11日和2016年8月19日添加的上述内容是针对朱洁明与高兆春之间的借款、朱洁影只是作为见证人签名，但赖斌伦和朱洁影对于朱洁明的借款却需要在上述朱洁影作为借款人的3000万元《借款合同》上进行备注，该主张显然不符合常理。第四，本案中，高兆春为证明涉案3000万元借款的交付，除提交上述《借款合同》外，还提交了电汇凭证、银行流水等证据。虽然电汇凭证显示的收款人并非朱洁影，但与上述《借款合同》中约定的“接收借款的收款账号及收款人由担保方提供给贷款方”并不矛盾。第五，朱洁影主张在本案中未向高兆春偿还过借款及支付利息，但朱洁影及王江的账户均有转入高兆春账户的款项，且款项支付的时间和金额存在一定的规律。第六，朱洁明、赖斌伦、银盛公司在2017年1月12日《借据》的担保人处签名盖章，确认欠高兆春借款本金2947万元。按照常理，担保人签字盖章前会与借款人核实，否则担保人不可能在《借据》上签字盖章确认借款。第七，朱洁影主张高兆春在2008年至2014年期间在广西的投资款连同投资收益已经全部结清，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朱洁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实其已还清涉案借款，也不足以证实其已向高兆春支付超过按年利率36%计算的利息。最后，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主张高兆春涉嫌套路贷等刑事犯罪、本案属于虚假诉讼，也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朱洁影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报警回执显示时间是2017年11月，与其签订上述《借款合同》无关，且其也未提供公安机关已对此立案的证据。综上，比较双方的主张和提交的证据，高兆春提交的证据证明力较强，依优势证据规则，一审法院认定高兆春已履行了出借款项的义务，并判决朱洁影向高兆春偿还借款本金2947万元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朱洁影主张其只是介绍高兆春投资而非借款，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推翻其签订的上述《借款合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针对焦点二，本院认为，首先，朱洁影与王江是夫妻关系，涉案借款发生在朱洁影与王江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其次，王江名下账户有多笔向高兆春账户的转账款项。王江主张朱洁影开立并控制其账户，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实。王江申请法院调取其名下银行账户的开户信息，但该开户信息并非其不能自行收集而必须由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本院对其申请不予准许。再次，高兆春提交的银盛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朱洁影从2010年至2015年一直是银盛公司的股东，王江于2015年8月成为银盛公司股东，表明朱洁影与王江存在共同生产经营及分享涉案借款利益的可能性。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的规定，一审法院认定涉案债务属于朱洁影与王江的夫妻共同债务，并判决朱洁影、王江共同向高兆春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针对焦点三，本院认为，首先，朱洁明、赖斌伦在涉案2015年3000万元《借款合同》中作为担保人签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规定，朱洁明、赖斌伦是朱洁影涉案借款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其次，赖斌伦在2016年3月11日和2016年8月19日均在涉案2015年3000万元《借款合同》上添加内容并签名，表明高兆春此时已要求赖斌伦承担保证责任。最后，朱洁明、赖斌伦在2017年1月12日《借据》中作为担保人签名，表明朱洁明、赖斌伦再次确认其保证责任。据此，一审法院认定朱洁明、赖斌伦应对涉案债务承担保证责任，并判决其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亦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的上诉请求，因不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朱洁影、朱洁明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不属于二审程序中的新证据，且不足以推翻一审法院的认定，本院不予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19684元，由朱洁影、王江、朱洁明、赖斌伦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吴 湛审判员 吴晓炜审判员 马 莉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陆艳婷吴云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