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浙0402民初312、314号 原告（被告）：徐锷婷，女，1986年4月9日出生，汉族，住嘉兴市。 原告（被告）：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嘉兴市环城西路中山桥堍南侧汇丰商务楼B201室、B20２室、B205室、B206室、B207室。 法定代表人：方楚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国、郭嘉贤，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徐锷婷与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国旅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由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浙嘉南湖劳人仲案（2019）176号仲裁裁决。徐锷婷及国旅公司均不服裁决，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20年1月8日分别以（2020）浙0402民初312、314号立案受理，由审判员成剑斌独任审判,于2020年2月17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后转为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3月2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徐锷婷、国旅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楚华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国两次均到庭参加诉讼。案件现已审理终结。 徐锷婷起诉称：其于2007年2月进入国旅公司处工作，2012年起任办公室主任一职。2017年12月其因生育休产假，产假结束后2018年4月2日（星期一）正常上班，被告知职务解除并从办公室主任调至门市接待，原每月工资为平均5472.26元，调整后工资为平均2748元。徐锷婷不同意，国旅公司无视其诉求并拖欠差额工资。按照国旅公司《员工手册报酬制度》，工资由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技能工资、岗位工资、工龄工资、通讯费补贴、每月预发1200元补贴及年末津贴（以做满全年员工为统计对象的平均津贴）、业务工资组成，调整后只有基本工资及业务工资（业务工资是本人所做业务提成，原先工资中业务也是本人自己所有）。降薪达到一半，与浙江省妇女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妇女哺乳期不得降低工资及职务相违背。2018年12月28日国旅公司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直接让本人进行离职交接，开具解除劳动合同书。国旅公司上述行为违反《劳动合同法》及《浙江省妇女保护条例》相关规定，无视法律与社会道德，严重侵害劳动者切身利益。2019年6月徐锷婷向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仲裁委提出仲裁请求，并于2019年12月10日通过邮政快递收到裁决书，对于第一项补足差额工资裁决不服，第二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2倍赔偿裁决中，认为应按5472.26元作为赔偿标准，因为本人哺乳期己被降薪达到一半，未收到每月除基本工资和个人业务工资以外的应发的每月预发工资及年末津贴工资（津贴属于工资范畴）。诉请判令：国旅公司支付徐锷婷拖欠差额工资24518.34元。二、国旅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1334.24元。 国旅公司起诉称：公司一直足额发放工资，从不存在拖欠工资的情况；徐锷婷系因自身原因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不存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徐锷婷作为原综合部副主任负责公司的人事工作并保管公章，公司认为其申请仲裁后提交的证据存在伪造的情形，2016年2月12日的《劳动合同》与公司处留档的劳动合同期限存在不同，因徐锷婷突然辞职去其他单位工作，故未要求且公司也未在失业人员登记证明书上盖章（仲裁时答辩内容）。国旅公司认为仲裁裁决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1、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法定代表人当庭陈述以及金秀华作证，都可以证实徐锷婷系自行离职，特别是其离职之前已经找到工作，微信内容体现要求公司加快审批同意其离职申请，公司领导得知其离职的事情后多次进行挽留，故不存在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2、失业人员登记证明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明显不符合证明书的一般要求，无任何签发单位的骑缝章、经办人签字、员工签字及审核人签字。徐锷婷此前从事综合部工作（包括人事管理）、自己离职应当很清楚两份证明书该怎么填写，需要何人经办、签字。徐锷婷此前向公司提交过书面的离职报告，但在其离职后突然找不到，虽公司无此离职报告原件，但从徐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员工的微信沟通内容中能体现其为自行离职。3、根据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徐锷婷虽然一直陈述公司违法解除合同，但其从未提供证据证明公司存在何种违法解除的行为与事实，应当由徐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综上，徐锷婷的离职不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需要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故仲裁委裁决国旅公司支付经济赔偿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诉请判令：国旅公司不需要向徐锷婷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81829.20元。 徐锷婷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 1.劳动合同五份，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经质证，国旅公司对证据无异议。 2.产假前工资单一组、银行流水明细一组、员工手册报酬制度四页，证明产假前工资水平以及降薪后工资差额。 经质证，国旅公司对数额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是经过徐锷婷同意之后的调整。 3.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嘉兴市失业人员登记证明、嘉兴市就业登记表，证明国旅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经质证，国旅公司不予认可，认为证明书存在不合理之处，徐锷婷负责人事工作，应当知道正确的填写方式，这是徐锷婷利用保管公章的机会私自加盖、填写。 4.徐锷婷与金秀华（公司副总）聊天记录（1），证明2017年3月徐锷婷已被剥夺管理公章的权利。 经质证，国旅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认为此后又交其管理公章。 5.徐锷婷与“铿哥”聊天记录，证明2017年3月起其不再有公章使用权利。 经质证，国旅公司对证据有异议，表示不清楚“铿哥”的身份以及聊天内容。 6.徐锷婷与金秀华聊天记录（2），证明2018年休完产假上班后，公司一直不发放2017年津贴及生育金。 经质证，国旅公司对真实性无异议，津贴等已于2018年8月发放。 7.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经质证，国旅公司对证据无异议。 国旅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下列证据： 1.劳动合同，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事实。 经质证，徐锷婷对证据无异议。 2.徐锷婷与公司法定代表人方楚华、公司副总金秀华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证明徐锷婷系提交辞职报告、主动离职的事实。 经质证，徐锷婷表示不清楚聊天记录的内容，自己没有发过该信息。 3．任职通知，证明因工作需要并经对方同意，公司将徐锷婷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的事实。 经质证，徐锷婷对证据无异议，但认为仅是通知，没有征得她的同意。 4.工资清单，证明2017年10月至2018年12月期限徐锷婷的工资情况。 经质证，徐锷婷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这段期限不是正常的工资情况，因为包括了产假在内。 5.综合部交接清单、离职人员交接单，证明徐锷婷以前是综合部门负责人，也经办其他人员离职工作。 经质证，徐锷婷对证据无异议。 6.公司印章使用管理制度、印鉴领用保管记录，证明公司的印章使用管理制度及其中一枚公章归徐锷婷保管的事实。 经质证，徐锷婷认为2013年起只是可以使用而不是保管，并且2017年3月后已不再由其保管了。 7.存根，证明徐锷婷作为经办人办理失业人员登记证明书和正确的存根应当盖骑缝章、具有经办人、存根交予公司的事实。 经质证，徐锷婷对证据无异议，但认为公司向其出具的证明书就是不规范的。 8.情况说明，证明徐锷婷在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休产假，共计200天的事实。 经质证，徐锷婷对证据无异议。 9.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 经质证，徐锷婷对证据无异议。 10.公司员工证明及员工名单，证明徐锷婷系主动辞职。 经质证，徐锷婷不予认可。 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依职权向社保经办机构、行政审批局等单位调取徐锷婷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社保参保证明、失业保险金申领表，反映的内容是嘉兴市环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下称“环宇公司”）与徐锷婷的劳动合同期限为2019年1月7日至2020年1月6日，但于2019年3月30日解除劳动合同；2019年1-3月由环宇公司为徐锷婷缴纳社保，徐锷婷于2019年5月申领失业保险金。双方对真实性均无异议。 本院认证如下： 徐锷婷的证据1、2、4、6、7予以认定；证据5因无法核实“铿哥”的身份，且无证明效力，故相应聊天记录不予确认；证据3虽然国旅公司认为系徐锷婷私自用印，但根据本院对国旅公司员工刘某询问结果，刘某承认系其加盖公章，故对该证据予以认定；国旅公司的证据1、3、4、5、6、7、8、9予以认定，证据10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且无证明效力，不予认定。关于双方争议的证据2中方楚华与徐锷婷的聊天记录，本院于2020年3月2日现场核实为微信聊天的截图，原始聊天记录已从手机删除，但本院综合其他证据以及庭审中查明的事实，分析如下：1、该证据在2019年9月10日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第一次庭审中国旅公司已经出示为：“证据2微信聊天记录打印件2份，证明申（即徐锷婷）自动离职的事实。”仲裁庭审笔录第5页记载徐锷婷的质证意见为“真实性不认可”；但第6页记载徐陈述：“被（即国旅公司）证据2的真实性认可，但被称申自动离职需要申的离职申请”。应理解为徐认可聊天记录的真实性，但要求对方出示离职申请；2、截图符合微信聊天的正常情形，并且聊天中徐锷婷对方楚华陈述在2019年1月2日就去环宇公司上班，该时间点可与本院调取的环宇公司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徐锷婷的参保证明可相互印证，但徐锷婷在仲裁以及法庭审理中却两次均称是2月去环宇公司工作，在本院向其出示依法调取的证据后，其又称去环宇公司上班的具体时间记不住了；3、虽徐锷婷称在2018年12月28日接到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并被突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但又称没有向法定代表人方楚华、副总金秀华或者公司其他领导提出异议或者进行交涉，而是直至2019年6月才申请劳动仲裁，本院认为徐锷婷的说法明显不符合人之常情。综上，本院认定，国旅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与其他证据能够印证，而徐锷婷的陈述却存在前后矛盾以及不合情理之处，因此本院对国旅公司证据2中徐锷婷与方楚华的聊天记录予以采纳并认定相应的事实。 经审查，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07年2月起徐锷婷入职国旅公司，双方先后共签订五份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期限自2007年2月11日起至2019年2月13日，工作岗位先为导游兼门市，后为综合部办公室（副）主任。徐锷婷自2017年9月13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休产假（含产前部分时间），共计200天。2018年6月29日国旅公司将徐锷婷调任吉水路门市店工作。后，国旅公司于2018年12月28日由工作人员向徐锷婷出具解除合同证明书、失业证明书等；2018年年底、2019年1月初国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方楚华与徐锷婷通过微信聊天谈及徐锷婷离职之事，其中徐锷婷谈到向国旅公司递交过离职申请，并告知于2019年1月2日将去环宇公司上班。国旅公司陈述，徐锷婷的离职申请现已无法找到。徐锷婷以国旅公司违法解除合同为由，于2019年6月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后双方均不服仲裁，分别向本院提起诉讼。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明确拒绝调解。 另查明，徐锷婷的工资收入：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期间月均3649元，2017年1月发放2016年的年终奖为22325元；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月均2748元。 本院认为：双方对于自2007年2月起至2018年12月底徐锷婷离职之前存在劳动关系并无争议。双方争议焦点在于：一、是否存在国旅公司自2018年4月起对徐锷婷违法降低工资的事实；二、是否存在国旅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 焦点一、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第九条第二款均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等。又根据相关规定，用人单位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一般应经劳动者同意，如没有变更劳动合同主要内容，或者虽有变更但确属用人单位生产经营所必需，且对劳动者的报酬及其他劳动条件未作不利变更的，劳动者有服从安排的义务。徐锷婷因怀孕、生育而请假200天，国旅公司安排他人补缺；徐锷婷正常上班后，国旅公司因经营需要将其安排在门市岗位，新岗位不违反法律对女职工的特殊保护要求，故国旅公司调整其岗位并无不妥。但根据查明的事实，在调岗后徐锷婷实际平均收入2748元/月（2018年4月至12月），而请假之前12个月的正常劳动期间（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平均为3649元/月，且2016年底的年终奖22325元属于徐锷婷在原工作岗位上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应平均后按对应的2016年9-12月份计入这4个月，（经确认油卡、电信费用与劳动报酬无关），据此计算徐锷婷前请假之前正常工作时期12个月收入为51229元（即：22325÷12×4＋3649×12），月平均4269元。调岗后的收入水平明显下降。本院认定国旅公司降低徐锷婷劳动收入的行为违反国家对于女职工特殊保护规定，应当按照调岗前平均水平予以补足。按原告主张的9个月差额计算，共计13689元（以上均取整）。 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对是哪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事实发生争议的，应当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确定举证责任。本案中徐锷婷主张系国旅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而国旅公司予以否认，故徐锷婷对国旅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事实负有举证责任。司法解释有关因用人单位对解除劳动合同等而发生争议的、由用人单位举证的规定，是指已经证实为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对于其合法性、即解除合同是否有事实依据负有举证的责任。这与徐锷婷需要证明系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这一举证责任并不相同，故司法解释该规定不适用本案的情形。 又根据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照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双方就合同解除的事实无异议，但就解除原因存在争议并提供了各自的证据。徐锷婷主张国旅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主要证据及理由是失业人员登记证明书以及存根上记载解除合同为“非本人意愿”，说明解除劳动合同不符合徐的意愿。 本院分析如下：1、失业登记证明书并非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而是根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用于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登记失业人员并发放失业保险。该证明书中，劳动关系处理形式在解除劳动合同关系项下分为“非本人意愿”、“本人意愿”两种，其中“非本人意愿”解除合同的劳动者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关于“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含义，根据《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第四条的规定，包括：（1）、终止劳动合同，（2）、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3）、用人单位开除、除名、辞退，（4）、劳动者根据劳动法第三十二条第（二）、（三）项的规定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5）、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劳动法第三十二条（二）是指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的；（三）是指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提供劳动条件的；】因此“非本人意愿”不是仅指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还包括了劳动者在一定条件下主动解除合同（即“辞职”）的情形。因此仅凭该证明书登记为“非本人意愿”解除合同，并不能证明系国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2、经本院前述对证据的分析，国旅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徐锷婷曾提交过离职申请，理由不再赘述。结合上述两点，本院认定系徐锷婷提出辞职而非国旅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故徐锷婷主张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既未尽到相应的举证义务，又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其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经本院当庭向徐锷婷释明经济赔偿金与经济补偿金的区别后，徐锷婷仍坚持经济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故对于徐锷婷辞职后是否有权主张经济补偿金等问题本案中不再分析。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十条、《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浙江省女职工劳动保护办法》第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补足徐锷婷工资差额13689元； 二、驳回徐锷婷的其他请求； 三、嘉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无需支付徐锷婷经济赔偿金。 如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12号案件受理费10元，由国旅公司负担；314号案件受理费10元，由徐锷婷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成剑斌 审 判 员  白 燕 人民陪审员  陆春红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杨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