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9民初12955号原告：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法定代表人：尹可满，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发盛，上海贤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青，男，1982年4月28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被告：谢宏强，男，1978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静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萍，北京市中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黄青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6日立案后，依原告申请于2020年4月7日追加谢宏强为本案共同被告，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发盛律师，被告黄青，被告谢宏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清萍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沪D3XX**(车架号LVCB4LEB9DM010340)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期间、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车辆挂靠管理费及GPS使用费81,600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垫付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各项保险费108,482.44元；3.判令两被告共同支付原告垫付的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4.判令被告黄青返还沪D3XX**车辆行驶证、号牌以及道路运输证(沪交运管客字023144号)。审理中，因原告无法区分两被告已支付款项所指向的具体车辆，故确认应在第1至第3项诉请金额中扣除两被告已支付的112,500元、33,333元，共计145,833元。后原告又于2020年6月15日将应当扣除两被告已支付的金额下调至105,000元。另，原告撤回第4项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2013年4月，两被告共同出资购买一辆福田牌大客车，并由被告黄青出面于2013年5月8日与原告签订《车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将车辆挂靠在原告名下营运，原告每月收取管理费及GPS使用费1,600元，其他代办代垫费用均由挂靠方承担，合作期限两年。2015年4月30日，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将合作期限延长至2018年3月31日。经营过程中，两被告未按约支付原告挂靠管理费、代垫保险费等费用。被告谢宏强曾主动联系原告，出具《借条》《承诺书》确认案涉车辆拖欠款项并陆续支付相关款项。2017年11月12日，被告谢宏强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书》，确认包括案涉车辆在内的四辆大客车(沪D3XX**、沪D3XX**、沪D8XX**、沪D8XX**)共积欠原告挂靠费用48万余元，并承诺分期支付。后被告黄青于2019年2月强行取回案涉车辆。现两被告未支付相关款项，故原告起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审理中，原告自愿扣减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五个月原告停业整顿期间的管理费、GPS使用费，其余管理费、保险费、运管执法罚款等两被告仍应支付。因两被告已支付了2013年至2014年度、2017年至2018年度保险费，故该两年保险费原告不再主张。被告黄青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案涉车辆系两被告共同出资并以被告谢宏强名义对外办理融资租赁，再以被告黄青名义签订挂靠协议，将车辆挂靠在原告名下经营。两被告之间没有书面合作协议，也没有明确约定车辆营运盈亏负担。2.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两被告合作经营，由被告黄青直接使用车辆,收益通过两被告共同持股的案外人上海锦加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加公司)收取，用于支付车辆租金及挂靠费用。原告停业整顿后直至2015年6月正式恢复营运，故该期间的挂靠费用无需支付。之后，原告将车辆交付被告谢宏强经营，被告黄青没有参与，且对被告谢宏强单方出具的《借条》《承诺书》《还款协议书》不知情亦不认可，相关挂靠费用应由被告谢宏强与原告独立结算。3.截至2016年4月，四辆大客车共计产生挂靠费用563,793.98元，而被告黄青已累计支付75.50万元，包括通过锦加公司支付的15.50万元、《承诺书》载明的45万元以及杨浦法院案件中支付的15万元，因此无需支付任何费用。4.2019年2月28日，被告黄青取回案涉车辆，但未见行驶证和营运证。被告谢宏强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1.案涉车辆系两被告共同出资租赁、共同经营，其中租赁合同以被告谢宏强名义签订，挂靠协议以被告黄青名义签订。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车辆由被告黄青管理，2015年12月起由被告谢宏强管理，但经营收益仍会与被告黄青分享。因此，两被告始终是共同经营关系。2.原告停业整顿，直至2015年6月正式恢复营运。2016年4月，原告以保养维护为由将案涉车辆扣留，直至被告谢宏强以及案外人周某某于2016年10月27日出具《承诺书》后一周才将车辆返还。2018年2月原告再次扣留案涉车辆。因此，上述停业整顿以及扣车期间产生的保险费、管理费GPS使用费等均不应由两被告承担。3.《还款协议书》系应原告要求签字，双方没有仔细对账，数额并不准确。除被告黄青所称已付75.50万元外，被告谢宏强还向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灿、任润龙，员工俞建平以及保险公司业务员石理锋支付多笔款项。4.2019年2月之后，案涉车辆不在被告谢宏强处，故相关罚款不应由被告谢宏强承担。此外，被告谢宏强在第一次谈话笔录中称，2013年租赁的两辆大客车(含案涉车辆)落地需60余万元，两被告当时已支付40余万元，尚欠原告车牌使用费2.50万元/辆、厂家返利3万元/辆以及第一年管理费；车辆第一年保险费已经付清，当时缺口5万元系被告黄青通知被告谢宏强转账给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灿。针对两被告辩称意见，原告补充陈述，两被告系合作关系，车辆始终处于两被告管控之下，因此，任何一方使用车辆均是履行挂靠协议的行为，挂靠费用应当由两被告共同承担。关于停业整顿期间，应为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5个月。关于扣车期间，原告曾表述扣车系2016年4月20日左右至2016年6月初，理由系案涉车辆保险于4月到期，该年度案涉车辆的保险却是6月购买的，购买保险后原告即将案涉车辆返还，并非如被告谢宏强所称扣留至2016年10月底。后原告又于2020年6月15日表示未在上述期间扣过案涉车辆。关于《还款协议书》，原告认为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四辆大客车车牌均系原告提供，根据行业惯例，每辆车需支付原告车牌使用费2.50万元、销售返利2万元等，而被告黄青通过锦加公司支付的15.50万元尚不足以承担该笔费用，并无余款支付管理费、保险费等挂靠费用。此外，原告于2020年5月28日确认，愿意扣减停业整顿期间的保险费,具体金额由法院认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经本院审核，对下列证据及事实予以认定：2013年5月8日，原告与被告黄青签订《车辆合作合同》及《补充协议》，主要约定：原告提供省际包车营运证，被告黄青提供车辆牌号为沪D3XX**的福田牌车辆参与原告业务经营，车牌权属归原告；被告黄青负责车辆的全面保养和维护，使车辆始终确保在良好状态下运行，原告负责各类证件的办理、审验、车辆年度检验、车辆保险等事项，所有费用均由被告黄青承担；车辆管理费1,400元/月，GPS监控和四张包车路单200元/月，每季度初交全，拖欠管理费超过一个月以上，除追缴外，原告有权解除合同；合作期内，被告黄青应按原告要求购买车辆保险，即车损险、玻璃单独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车辆自燃险、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第三者责任险须投保最低150万元，根据行业规定投保相应承运人责任险，保险机构由原告确定，保险手续由原告统一办理，保险费用按保险单实际金额由被告全年一次性付清，保险手续费归原告所有；如发生违章或交通事故，必须及时向原告报告备案，如需原告协助处理，发生的费用均由被告黄青承担；为确保车辆安全营运，车辆必须由原告指定的修理厂进行强制维护，每年三次二级维护、一次等级评定，维修费用由被告黄青承担；协议有效期自2013年5月1日至2015年4月30日止。同日，被告黄青出具《承诺书》，载明兹因黄青购车挂靠上海海宁旅游汽车管理有限公司，车牌号沪D3XX**，此车牌号和道运证均系公司所有，不能转让灭失，合同期满由公司收回。2014年9月29日，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执法总队出具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案涉车辆(沪D3XX**)于2014年9月16日在青浦区G50沪苏收费站实施了不按照包车客运标志牌载明的事项运行，被处罚款1,000元，同日出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载明交通罚没收入1,000元。2019年8月21日，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出具XXXXXXXXX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载明：案涉车辆(沪D3XX**)于2019年6月19日在黄浦区武胜路上海博物馆停车场实施了未持有效的包车客运标志牌进行经营行为，被处罚款3,000元，同日出具《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载明交通罚没收入3,000元。2015年4月17日，上海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核发沪交运管客字023144号道路运输证，该证载明业户名称为原告，车辆号牌为沪D3XX**，经营许可证号为沪市XXXXXXXXXXXX，经营范围为省际包车客运。2015年4月30日，原告与被告黄青签订《合作协议》，主要约定：车辆管理费每月1,600元，承运人责任险每座位保险不得低于100万元，合作期限自2015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其余条款与《车辆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基本一致。2016年4月22日，被告谢宏强出具《借条》，载明：今借原告197,808元，于2016年5月22日归还，逾期不还按金额2%计月息。2016年10月27日，被告谢宏强出具《承诺书》，载明：兹因沪D3XX**、沪D3XX**、沪D8XX**、沪D8XX**四辆大客车系我们(谢宏强、周某某)与黄青(委托黄青)合伙购买并挂靠原告公司，由于上述四辆车欠原告管理费、保险费等费用数十万元，我们自愿支付所欠原告的部分款项45万元(80,000(元)+80,000(元)+90,000(元)+100,000(元)+100,000(元)，所余欠款将在一个月内(于承诺书订立之日起计算)与原告结清，逾期不结清欠款任凭原告将上述四辆车处置，承诺人处可见谢宏强、周某某签名字样。2017年11月12日，原告与被告谢宏强签订《还款协议书》，载明：双方经对账，确认截止2017年12月31日，谢宏强尚欠原告承包经营费480,369.67元(见附件一)，承诺于2017年12月12日、2018年1月12日、2018年2月12日分三期偿还，如有一期未按期足额支付，则原告有权将被告谢宏强(沪D3XX**、沪D3XX**、沪D8XX**、沪D8XX**)四辆车辆残值进行拍卖。《还款协议书》附件载明：四车2013年5月至2017年12月的管理费、GPS监控学习费、保险费、道口罚款以及杂费共计930,369.67元，其中已付45万元，尚欠480,369.67元(含谢197,808元),同时可见手书“以上账目确认，最后一次付款应扣除四年保险理赔款及任润龙用谢宏强车子应付车费。谢宏强，2017.11.12”。2018年11月1日，被告黄青向被告谢宏强出具《收条》一份，载明收到沪D8XX**行驶证、营运证及车辆一部。另查明，案涉车辆登记证、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登记于原告名下。2013年双方分别投入20余万元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车辆2台(即沪D3XX**、沪D3XX**两车)，租赁期限为36个月。2019年2月1日，原告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杨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黄青支付牌号为沪D8XX**车辆项下欠付管理费、保险费、车辆购置税、运管执法罚款等费用。审理中，被告黄青提出“我向原告就四辆大客车共计支付了450,000元，这些钱款中含有车牌号为‘沪D8XX**’的大客车的费用，该费用应在本案费用中予以扣除”，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龙表示“上述的450,000元已经收到，但是当时收取的是4部大客车的费用，但并未明确是具体哪辆大客车的具体金额，出于公平原则，就将450,000元按比例分配到每部车辆的款项中。由此计算，本案的车牌号为‘沪D8XX**’的大客车车辆已支付费用应为112,500元。同意从本案主张的费用中予以扣除。”该院后出具(2019)沪0110民初1942号民事调解书，被告黄青同意于2019年4月30日前支付原告费用15万元；双方就该案再无其他争议。此后被告黄青支付原告15万元。审理中，经被告黄青申请，本院委托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对落款日期为2015年4月30日《合作协议》落款处的“黄青”签名字迹及签字日期是否系被告黄青所写进行鉴定，结论为前述《合作协议》落款处“黄青”签名及日期字迹是被告黄青所写。原告、两被告对鉴定意见均无异议。关于停业整顿，原告认为停业整顿期间系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共5个月。被告黄青对停业整顿的起始时间有2014年9月、2014年9月30日、2014年10月多种说法并认为结束时间应为2015年6月。被告谢宏强对起始时间有2014年9月1日、2014年10月多种说法，对结束时间有2015年6月、12月多种说法。关于原告对案涉车辆扣车期间，被告黄青认为共两次，分别为2015年6月一次以及2016年4月一次，被告谢宏强认为扣车时间为2016年4月底，直至2016年10月27日其出具《承诺书》后一周原告还车。审理中，原告确认2015年6月原告并未扣车，原告对案涉车辆仅于2016年4月底至2016年6月实施扣车，并对被告谢宏强提供的扣车时出具的“海宁公司营业执照”表示确认系当时扣“38273、38369”时的凭据。后原告在2020年6月15日又表示原告并未在2016年4月底扣过案涉车辆。对此，被告谢宏强认为，原告已经在此前庭审中自认了2016年4月底对案涉车辆实施扣车的行为。关于车辆保险费及车船税情况。2013年4月至2014年4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31,691.83元、道路承运人责任险保费7,70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5,095元。2014年4月至2015年4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17,223.86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8,25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4,761元。2015年4月至2016年4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21,531.97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8,25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7,106元。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27,879.61元、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8,250元、交强险保费及车船税5,230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5月，案涉车辆产生商业险保费9,685.76元；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产生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险保费7,425元；2017年11月至2018年11月产生交强险保费、车船税6,168元。关于两被告付款情况。2013年5月8日、2014年3月21日、2014年7月16日、2015年7月23日，被告黄青通过锦加公司向原告分别转账3万元、9万元、1.50万元、2万元，备注均为货款。2013年4月26日、2016年10月26日，被告谢宏强向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灿、任润龙分别转账5万元、10万元；2016年4月22日、6月1日，被告谢宏强通过上海锦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向原告、任润龙分别转账9万元、4万元；2016年5月19日、10月24日以及2017年3月24日，案外人周某某向任润龙分别转账13万元、10万元、9万元。另，2017年5月22日，被告谢宏强向案外人俞建平转账7,425元，无备注；同年11月14日，被告谢宏强向案外人石理锋转账32,717元，对于以上两笔费用针对哪部车辆，被告谢宏强称已无法辨认，原告确认以上两笔费用系覆盖沪D3XX**车辆2017年至2018年度保险费，故原告不再就案涉车辆2017年至2018年度保险费进行主张。审理中，案外人周某某到庭陈述，2015年11月，其以50万元的价格向被告谢宏强购买沪D3XX**、沪D3XX**两辆大客车，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也没有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交由被告谢宏强继续营运，每月支付营运收益；2016年，两辆大客车欠付挂靠费用被扣留，周某某垫付10万元后，原告将车辆交还被告谢宏强继续营运；2017年，应被告谢宏强要求支付原告车辆保险费8万余元。2018年，被告谢宏强又出资17万元将两辆车回购了。对此，原告认为周某某系代两被告付款，本案中对周某某没有诉请；被告黄青对周某某的付款没有异议，但不认可其与被告谢宏强买卖车辆的行为；被告谢宏强认为周某某系代其向原告付款。审理中，关于两被告(含案外人周某某)已经支付的钱款，原告曾向本院确认，因两被告共有四辆大客车挂靠在原告名下，而两被告支付45万元时并未区分具体车辆，且在杨浦法院相关案件调解时已将该款平均分摊至每辆车，故本案中原告亦同意在法院最终认定两被告应支付的金额中扣减45万元的1/4,即112,500元。当问及《承诺函》上45万元的分解数字的含义时，原告称系“他们打进来的钱，有8万(元)、8万(元)、9万(元)、10万(元)、10万(元)，打进来5笔，总共是45万元。支付后没有发票。”后原告又确认《承诺函》出具时，两被告拖欠原告费用共计55万元，因被告谢宏强、案外人周某某后又支付10万元，原告同意在沪D3XX**、沪D3XX**、沪D8XX**三辆车中平均分摊，即可在本案法院最终认定的金额中再扣减33,333元。此后，原告又于2020年6月15日表示，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龙并未收到2016年5月19日周某某支付的13万元，原告共收到被告谢宏强及案外人周某某款项42万元，平均分摊至每辆车应为10.50万元，故可在法院最终认定金额中扣减的金额下调至10.50万元。对此，被告谢宏强认为，原告在本案之前的所有庭审、沪D8XX**车辆、沪D3XX**车辆两案中均自认已收到承诺书中的45万元，从原告与被告谢宏强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中也载明被告谢宏强已经支付了45万元，且在沪D3XX**车辆案件中，原告亦同意将此后支付的10万元，在三辆车中平均分摊，故不同意原告现在的意见。《还款协议书》《承诺书》均系原告起草，原告已经实际收到上述款项。期间，被告谢宏强还通过现金向原告支付了部分款项，实际支付给原告的款项金额远超过45万元。被告黄青认为，(2019)沪0110民初1942号民事诉讼(沪D8XX**车辆)中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任润龙承认收到45万元，并除以4进行扣减，调解方案是扣减后黄青还要支付15万元。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一、两被告是否应当共同承担付款义务？二、案涉车辆挂靠经营期间以及相应费用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首先，案涉协议为被告黄青与原告签订，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权利义务应由合同相对人承担。被告黄青辩称挂靠关系因原告停业整顿而终止，对此，本院认为停业整顿可能涉及挂靠费用结算问题，但不必然导致挂靠关系终止，而且被告黄青选择与原告续约，车辆及相关营运证件仍登记于原告名下，表明双方挂靠关系处于存续状态。被告黄青虽辩称原告在恢复营运后扣车导致挂靠关系终止，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本院难以采信。其次，被告黄青辩称挂靠关系因原告将车辆交付被告谢宏强营运而终止,无需承担付款义务。对此，案涉车辆系两被告共同出资租赁、共同支付租金，且自2013年5月至2014年9月期间共同经营、共同支付挂靠费用。被告黄青辩称2014年10月后两被告终止合作，但未提交证据证明，且为被告谢宏强所否认。被告谢宏强基于共同经营关系继续向原告付款并取回车辆符合两被告共同利益，且从《承诺书》《还款协议书》来看，被告谢宏强与原告并无单独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至于车辆取回后，由何人直接运营、是否分享收益系两被告内部事项，不影响对外责任的承担。因此，两被告始终系共同经营关系。最后，根据被告黄青陈述，2016年4月之后其与被告谢宏强仍有联系，并且双方存在多笔资金往来。被告黄青在挂靠期内无法营运的情况下未向原告提出异议或者解除协议，也未向原告披露与被告谢宏强不再合作，相反，其对被告谢宏强的付款行为予以认可。由此可见，被告黄青应当知晓被告谢宏强取回车辆营运并予以默许，即使被告黄青没有直接使用车辆，亦应承担合同责任。综上，被告黄青的辩称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同理，被告谢宏强有关2019年2月之后案涉车辆不在被告谢宏强处，因此对相关罚款不应承担责任的辩称意见依据不足，本院亦不予采纳。两被告仍应向原告承担共同付款义务。关于争议焦点二。《还款协议书》系原告与被告谢宏强对历年挂靠费用的汇总，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黄青虽未签字，但基于上述分析，该协议效力应及于被告黄青。根据双方约定以及实际支付情况，案涉车辆应支付2013年5月至2017年12月管理费89,600元、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保险费108,482.44元。审理中，各方确认挂靠经营过程中存在停运、扣车情形，但对于具体时长无法达成一致。关于停运期间，各方对于原告停业整顿并无异议，但就开始停业整顿及恢复营运时间各执一词，本院认为，停业整顿涉及原告所有车辆，结合各方陈述以及在他案中的陈述，停业整顿的起始日期应认定为2014年10月。考虑到案涉车辆属营运性质，合法营运的前提是取得道路运输证，现道路运输证核发日为2015年4月17日，在两被告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所主张的恢复营运时间且车辆处于原告管控的情形下，本院推定道路运输证核发日为车辆恢复营运之时，考虑到原告从办理证件到交付两被告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故本院酌定停运时间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5年4月23日。审理中，原告同意扣除停运期间的管理费、GPS使用费、保险费，本院予以确认，故该期间扣减管理费及GPS使用费10,827元、保险费16,981.22元。关于扣车期间，原告前后说法不一，一则称于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6月实施扣车，后又称从未对案涉车辆实施扣车。被告黄青辩称共有两次扣车，被告谢宏强辩称2016年4月底曾扣车，直到被告谢宏强出具《承诺书》后才取回车辆。本院认为，原告已在此前自认了扣车的事实，故扣车的起始日期应认定为2016年4月20日，现原告未提供何时返还车辆的证据，按照其扣车时出具凭证的做法，返还时亦应要求接收方提供相应手续。结合《承诺书》及其款项的支付，本院认为被告谢宏强的辩称意见更具合理性，故本院认定扣车时间为2016年4月20日至2016年10月27日，扣车期间原告无权收取管理费、GPS使用费，相应费用9,973元应予扣减。但保险系原告根据合同约定购买，是车辆随时投入营运的保障，而且扣车系因两被告欠费引致，故保险费不应扣减，应由两被告承担。关于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还款协议书》已记载了其中一笔1,000元，另一笔3,000元因发生在2019年2月28日黄青占有案涉车辆之后，原告亦提供证据证明实际发生，原告提交证据充分，本院对原告上述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案涉车辆尚欠管理费及GPS使用费68,800元、保险费91,501.22元、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关于《承诺书》载明的45万元以及两被告(含案外人周某某)另行支付的10万元，原告曾因无法区分两笔款项指向的具体车辆，且已就其中一辆车(沪D8XX**)达成调解协议(仅提及45万元)，故主张45万元平均分摊至四辆车、10万元平均分摊至三辆车，然此后又以未收到案外人周某某13万元为由将本案的扣减金额下调至10.50万元。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原告在本案庭审中多次确认在本案诉请中扣减上述45万元的1/4，即112,500元，并解释了45万元系“他们打进来的钱，有8万(元)、8万(元)、9万(元)、10万(元)、10万(元)，打进来5笔，总共是45万元。支付后没有发票。”后又在庭审中自认实际收到两被告有关四辆大客车的款项共计947,021元，故而在之后庭审中同意将另行支付的10万元平均分摊至三辆车，即案涉车辆可再扣减33,333元。其次，在(2019)沪0109民初12954号(沪D3XX**)民事诉讼中，原告亦自认已实际收到相关款项并要求在该案中将已支付的45万元平均分摊至四辆车、10万元平均分摊至三辆车。第三、在(2019)沪0110民初1942号民事诉讼(沪D8XX**)中，原告亦自认收到45万元并将其平均分摊至四辆车。综上，原告称其未收到相关款项，与其自认相悖，本院不予采信，两被告对原告自认部分无需举证予以证明,故两被告向原告共同支付的金额中还应扣减145,833元(=112,500元+33,333元)。此外，两被告辩称除55万元外，还向原告支付多笔款项。对此，本院认为，被告黄青支付的15.50万元发生于共同经营期间，被告谢宏强应当知晓，在此情形下其仍出具《承诺书》，表明双方已就该款项予以结算。因此，本院对两被告该节辩称意见不予采信。被告谢宏强还称原告未返还保险理赔款，要求在本案中扣减，但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黄青、谢宏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沪D3XX**(车架号LVCB4LEB9DM010340)车辆2013年5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2015年3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的挂靠管理费、GPS使用费68,800元；二、被告黄青、谢宏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2014年4月至2017年6月期间车辆保险费91,501.22元；三、被告黄青、谢宏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支付原告上海海宁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运管执法罚款4,000元；上述第一至第三项履行时扣减145,833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27.06元，由原告负担1,606.82元，两被告共同负担420.24元，鉴定费3,000元由被告黄青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施剑蓉审 判 员  朱春叶人民陪审员  袁建福二〇二〇年七月九日书 记 员  高 扬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