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遂川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赣0827民初38号原告：刘钊森，男，1962年11月6日生，汉族，住遂川县，系死者刘燕兵之父。原告：王华英，女，1965年11月19日生，汉族，住遂川县，系死者刘燕兵之母。原告：曾某，女，1991年9月18日生，汉族，住遂川县，系死者刘燕兵之妻。原告：刘某1，男，2012年7月29日生，汉族，住遂川县，系死者刘燕兵之子。法定代理人：曾某，系原告刘某1之母。原告：刘某2，女，2014年6月28日生，汉族，住遂川县，系死者刘燕兵之女。法定代理人：曾某，系原告刘某2之母。上述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平，福建瀛榕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杜月生，男，1950年8月15日生，汉族，住遂川县。被告：丁金娥，女，1955年8月7日生，汉族，住遂川县。被告：杜学良，男，1979年7月24日生，汉族，住遂川县。原告刘钊森、王华英、曾某、刘某1、刘某2与被告杜月生、丁金娥、杜学良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审理了本案。因原、被告双方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本院于2020年1月21日依法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钊森及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平和被告杜月生、丁金娥、杜学良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钊森、王华英、曾某、刘某1、刘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赔偿原告因受害人刘燕兵死亡造成的损失共计902972.1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9年9月18日上午十一时许，死者刘燕兵来到以被告杜月生名字登记的的五金百货店，购买了一个禁止出售的烧鱼机机头和电线、带网铁丝圈的杆，刷被告杜学良的支付宝二维码向被告支付了货款。当天傍晚，刘燕兵携带购买的烧鱼机去家附近的小溪烧鱼。由于被告非法出售的“三无”不合格产品漏电，导致刘燕兵触电死在小溪中，直至当晚21时许才有村民发现报警。遂川县公安局雩田派出所民警到场查验。经村民、家属和法医确认，刘燕兵确系烧鱼时触电身亡无疑。此后，原告及亲属要求被告予以赔偿，遭被告拒绝。被告非法将禁止出售的烧鱼机机头等“三无”不合格产品出售给原告家属，导致受害人刘燕兵死亡，造成原告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出售烧鱼机机头的商店虽登记在被告杜月生名下，但实际上为家庭经营。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杜月生、丁金娥、杜学良辩称：其五金店从未售卖烧鱼机或机头，仅出卖过烧鱼杆；死者刘燕兵的死亡与其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刘钊森的家属及有关部门在其店铺搜查过数次，均未发现有烧鱼机或机头；被告杜学良并未参与店铺实际经营，店铺仅由被告杜月生、丁金娥夫妇经营，原告刘钊森等人将杜学良列为本案被告没有事实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和辩解意见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原告刘钊森等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接处警登记表，拟证明死者刘燕兵系烧鱼时触电死亡。被告杜月生等人对该证据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该接处警登记表处警情况一栏载明“村民和家属猜测刘燕兵触电死亡，死者家属对刘燕兵系意外死亡排除他杀的结果无异议”，处警结果一栏勾选为“5、其他”，故该处警情况记录不能证明死者刘燕兵系触电身亡。2、身份证、户口簿及残疾人证书，拟证明原告的主体资格。被告杜月生等人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对身份证、户口簿予以采信；残疾人证与本案无关，本院不予认定。3、电瓶、机头、烧鱼杆照片，拟证明死者刘燕兵系在被告店里购买。被告杜月生等人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认为，该组照片仅能证明电瓶、机头和烧鱼杆系涉案物品，该物品本身不能证明其购买者和销售者。4、监控视频，拟证明死者刘燕兵于2019年9月18日上午11点多在被告店里购买烧鱼机机头和电线及烧鱼杆后骑电动车离开。被告杜月生等人质证后提出其没有售卖过烧鱼机机头，死者刘燕兵的烧鱼机及烧鱼杆不是在其店铺购买。因该监控视频系公安机关依法调取，且根据监控视频可以确认死者刘燕兵从被告杜月生的店铺出来并驾驶电动车离开，故本院对该监控视频的真实性予以采信。5、个体信息，拟证明死者刘燕兵购买的烧鱼机机头和烧鱼杆的店铺位于，其经营者为被告杜月生，实际为家庭经营。被告杜月生等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6、支付宝交易记录，拟证明死者刘燕兵在被告店铺为购买烧鱼机机头和带电线的烧鱼杆支付了210元，且能证明该店铺虽以杜月生的名字登记注册，但杜学良实际参与经营，该店铺为家庭经营。被告杜学良质证后提出，其手机上没有该交易记录。本院认为，原告刘钊森提供的交易记录能从付款方即死者刘燕兵的支付宝账户中查询到，故本院对该交易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7、独生子女证，拟证明原告刘钊森、王华英夫妇仅生育死者刘燕兵一个子女。被告杜月生等人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8、晋江市公安局滨江派出所居住登记情况表，拟证明死者刘燕兵2017年5月26日起登记居住在晋江市工作和生活。被告杜月生等人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根据原告刘钊森等人的申请，本院于2020年4月13日依法向原告刘钊森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忠平签发了调查令，委托其向遂川县公安局调取了下列证据：1、询问笔录，拟证明被告有卖过烧鱼机及烧鱼杆，且原告在死者刘燕兵死亡后曾找过被告要求赔偿。被告丁金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采信。2、照片，拟证明死者刘燕兵系触电死亡。被告杜月生等人未提出质证意见。因该照片系在公安机关处警时拍摄，故本院对该照片的真实性予以采信。3、执法记录仪视频，拟证明民警处警时，现场人员及公安民警确认死者系在小溪中被电线缠绕后触电身亡。被告杜月生等人未提出质证意见。本院对视频的真实性予以采信，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确认。根据原告刘钊森等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准许证人刘某3出庭作证。证人刘某3证实：当晚接到电话后，其与派出所民警一同赶到现场，当时人已经死了，尸体已搬到沙洲上，烧鱼杆在旁边；其认为死者刘燕兵系被烧鱼机电死的。被告杜月生等人未提出质证意见。因证人刘某3陈述的现场情况的证言能与公安机关执法记录仪的视频相印证，故本院对该部分证言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证人刘某3认为死者刘燕兵系被烧鱼机电死的证言，系其主观判断，而不是陈述其亲眼见到的情况，不具有证人证言的法律效力，本院依法不予认定。根据原告刘钊森等人的申请，本院依法向遂川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调取了死者刘燕兵尸表检验《检验报告》。原告认为，该报告与本案其他证据足以推定死者刘燕兵系触电死亡。被告杜学良未提出质证意见。因该《检验报告》系遂川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依法作出，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被告杜月生、丁金娥、杜学良提供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店面租赁合同》及微信支付截图。原告刘钊森等人质证认为，该租赁合同为假，转账记录未注明押金和租金，案发后可以依照转账记录制作假的租赁合同；不能排除位于遂川县金店为被告杜月生家庭经营。本院认为，被告杜学良提供的《店面租赁合同》上约定的租金和押金能与其出示的微信转账记录相印证；原告刘钊森等人提出该《店面租赁合同》为假系其主观推断，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故本院对该《店面租赁合同》及转账记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2、营业执照。原告刘钊森等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本院予以采信。3、账单。原告刘钊森等人质证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因被告杜月生当庭述称该账单系案发后记账，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认定。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9年9月18日11:37分许，原告刘钊森之子刘燕兵在被告杜月生、丁金娥经营的位于遂川县金店内通过扫收钱码付款的方式向被告杜学良的支付宝账户支付生活日用品货款210元。2019年9月18日20:54:24，遂川县公安局雩田派出所接到报警称：在遂川县河边发现一具无名尸体。民警赶到现场后，核实死者为刘燕兵，系本案原告刘钊森、王华英之子。参与现场处置的村民和原告刘钊森等人猜测死者刘燕兵系触电身亡，家属对刘燕兵系意外死亡排除他杀的结果无异议，后派出所民警将尸体运送至遂川县殡仪馆。2019年9月19日，遂川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在遂川县殡仪馆对死者刘燕兵进行了尸表检验，并于2019年9月20日出具了《检验报告》，载明：死者上身穿一白色Ｔ恤，下身第一件为黑色五分裤、第二件为灰黑色短裤，赤脚；尸长169ｃｍ，发育正常，营养中等；尸斑呈紫红色，存在于颈项部、腰背部及四肢下部位未受压处，指压不褪色；尸僵硬，分布于全身各大关节；皮肤苍白，尸体未腐败；发色黑，发长6ｃｍ，角膜清亮，瞳孔直径0.5ｃｍ；双侧球、睑结膜充血，左侧明显；口唇紫绀，牙齿无松动脱落；前胸见一4×0.3ｃｍ的皮下出血；挤压胸部，口唇见血性液溢出；余未见明显异常。另查明：与烧鱼机机头配套使用的旧电瓶系死者刘燕兵自行所有并与机头组装而成烧鱼机。死者刘燕兵在案发前没有使用烧鱼机的经验，本案系其第一次使用烧鱼机并独自前往烧鱼。再查明：2019年9月12日，被告杜学良与案外人刘万群签订《店面租赁合同》，约定刘万群位于遂川县的商铺出租给被告杜学良，租期3年，自2019年9月12日至2020年9月11日；租金每年35800元，另交押金1000元。同日，被告杜学良通过微信向案外人刘万群支付租金35800元和押金1000元。上述事实，有身份证明、监控视频、支付宝支付截图、接处警登记表、《店面租赁合同》及微信转账截图、遂川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报告》等证据及当事人当庭陈述予以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谁主张，谁举证”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之一。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结合原、被告双方的意见，确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烧鱼机机头是否为被告杜月生经营的店铺售卖，2、死者刘燕兵的死亡原因及其与烧鱼机机头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评析如下：1、烧鱼机机头是否为被告杜月生经营的店铺售卖？烧鱼机的主要部件为电瓶、机头和带线烧鱼杆，三大部件缺一不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电鱼和烧鱼系法律明令禁止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带线烧鱼杆价格较低，机头的价格较高，售卖带线烧鱼杆的地方极大可能也会售卖机头。监控视频证实，死者刘燕兵从被告的店铺出来时,左手拿着带线烧鱼杆，右手拿了物品；在驾驶电动车离开前，有弯腰将物品放到电动车踏脚处的动作；驾驶电动车离开时可以清楚看到电动车踏脚处有物品，该物品的大小与涉案烧鱼机机头的大小相近。根据被告丁金娥的当庭陈述，其出售的烧鱼杆大概40元左右。死者刘燕兵向被告支付了210元，被告除了烧鱼杆的40元外，对剩余的170元无法作出合理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待证事实存在。原告刘钊森等提供了优势证据，按照生活经验和证据规则，在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死者刘燕兵另外170元购买何物，又不能对此作出合理说明的情况下，可以推断原告关于该烧鱼机机头系在被告店铺中购买的主张具有符合事实的高度可能性，本院对原告该主张予以确认。被告杜月生等人辩解其未售卖涉案烧鱼机机头部分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2、死者刘燕兵的死亡原因及其与烧鱼机机头之间的因果关系？原告刘钊森等人主张，公安机关的执法记录仪证实现场村民认定死者刘燕兵系烧鱼机漏电导致触电死亡。本院认为，村民作出死者刘燕兵系触电身亡的猜测，系因死者刘燕兵被发现与烧鱼机一起倒在水中而根据日常生活经验作出，但村民不是专业人员，不具有鉴定死亡原因的专业知识，亦不具有符合法律要求的鉴定资质，日常生活经验也并非全部正确，村民的该猜测不能认定为死者刘燕兵的死亡原因。死因鉴定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并按照相关的操作规范，由具有资质的鉴定人员进行。根据遂川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鉴定人于案发后第2天在遂川县殡仪馆对死者进行了尸表检验，并形成了上述《检验报告》。该检验报告描述的尸表特征未得出死因系触电，也难以排除其他原因致死而产生上述尸表特征。退而求其次，即使如原告刘钊森等人所述，排除死者自身疾病和其他意外致死外，认定死者刘燕兵系触电身亡前，也应对触电电压、触电部位等进行鉴定，然后与涉案烧鱼机机头能够产生的电压进行比对，并进一步查明电瓶、烧鱼机机头、带线烧鱼杆是否漏电、烧鱼机组装是否妥当，来综合确定是否由涉案烧鱼机电瓶、机头还是带线烧鱼杆漏电导致死者刘燕兵死亡。然而，本院在征求原、被告双方意见时，双方均不主张对涉案烧鱼机机头是否漏电进行鉴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条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售出的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销售者应当负责修理、更换、退货；给购买产品的消费者造成损失的，销售者应当赔偿损失：（一）不具备产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而事先未作说明的……。该规定确立了销售缺陷产品应由销售者举证证明存在法定的免责事由，但并未免除产品使用者就缺陷产品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的义务。本案现有证据尚难确定死者死因及其与涉案烧鱼机机头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原告刘钊森等人未能举证证明该因果关系，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原告刘钊森等人的诉请缺少证据证明，本院不予支持。经调解无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钊森、王华英、曾某、刘某1、刘某2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283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17830元，由原告刘钊森、王华英、曾某、刘某1、刘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郭 烽人民陪审员  彭定证人民陪审员  张修海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书 记 员  郭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