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9民初7333号原告：北京书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门头沟区龙泉务原运输队院内。法定代表人：闵立虎，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志，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路意时代（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法定代表人：曾元发，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书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书镝公司）与被告路意时代（北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意时代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书镝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周国志，路意时代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元发、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书镝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决路意时代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即多支付的货款2374287.4元，并以应退还的2374287.4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2倍计算自2019年2月3日始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保全费5000元、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8880元共计13800元和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2015年3月9日，原被告之间因木材购销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于同年5月26日双方补签了正式的《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该购销合同明确约定了被告木材供货明细、价格、运费的承担、增值费发票的提供等内容。该购销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后，原告按照约定在其负责供应木材的兰州新区工地、兰州城建七工地、北京耿庄工地、四川成都一期工地、通州副中心等工地上，购买使用了被告提供的木材材料。期间，被告一直以各种理由要求原告向其支付货款，原告基于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及对被告的信任，基本上没有拒绝过被告的付款请求，截止2019年2月2日还向其支付了5万元货款，但双方一直没有对货款和付款情况进行结算。2019年8月17日，被告单方向原告提交了工地货款对账单进行结算，要求原告继续支付尚欠的木材货款和发票的税费，总额为2096274元。原告回去查账后发现，被告采取多算货物总款，少算已付货款，以及随意加收增值税发票费用等方式，不当获取了原告的大量货款。事实上，原告不但不拖欠被告的货款，截止2019年2月2日还多支付给被告2374287.4元货款。为此，原告要求被告予以退还，遭到被告的拒绝，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路意时代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2015年5月26日双方签订《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不能作为计算依据。二、书镝公司对于木方单价及兰州工地、兰州城建七工地、耿庄工地、住总长阳工地、四川工地货款早已知晓并认可，本案完全系其不诚信所产生。三、路意时代公司向耿庄工地供应多层板乃不争的事实，书镝公司理应支付货款。四、书镝公司对路意时代公司开出的总额8463999.8元材料款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全部接收并认证，更加佐证路意时代公司的主张。因为根据税务法律规范，双方之间只有存在真实交易行为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其接收和认证代表了对交易行为及交易金额的认可。五、书镝公司主张多支付货款2374287.4元违背常识，不具有合理性。六、2015年11月9日（实际为12月9日）路意时代公司支付货款为507600元而非100万元。双方存在类似的交易习惯，且曾元发早在2017年就告知闵立虎，其也未提出任何异议。综上所述，请求依法驳回书镝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双方对以下事实存在争议：一、订立《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是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书镝公司主张《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真实、合法、有效。双方于2015年3月9日就因木材购销建立了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并于同年5月26日正式补签了《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对之前的买卖行为进行追认。在签订该合同之前，书镝公司仅在2015年5月15日向路意时代公司支付过4万元货物定金，在该合同正式签订，明确约定了货物的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内容后，书镝公司才于2015年6月2日向路意时代公司支付100万元货款，所以不存在合同倒签的行为。书镝公司于2015年7月5日给路意时代公司发送《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电子版，目的不是要与其签署合同，更不是为了办理贷款，而是让路意时代公司帮忙打印出来，让xxxxx木业有限公司参照修改，然后双方补签一份合同，因为2015年3月9日，书镝公司与xxxxx木易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简单的《建筑模板销售合同书》，内容过于简单，书镝公司想补签一份，所以这份电子邮件最后署名的乙方是xxxxx木业有限公司，而非路意时代公司。路意时代公司主张该《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签订时间为倒签，2015年7月5日书镝公司将合同电子版发给路意时代公司。当时兰州工地供货已经完毕，因书镝公司无法支付拖欠货款，要求路意时代公司与其签订一份购销合同，进而获取金融机构贷款支付拖欠货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针对该合同内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合同内容也可以看出，该购销合同是一份根据多层板购销合同粗略修改而成的，合同第一条、第三条等核心条款均以多层板为标的物，质量标准都是以多层板国家标准为准。由此更能够证明该合同并非双方关于木方买卖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只是一份配合书镝公司贷款而签署的不真实的文件。退一步讲，根据该份购销合同内容，工地为北京、天津地区工地；合同中木方的规格为5*10*4m、10*10*4m、20*5*4m，而兰州工地供货木方为5*9*4m,兰州城建七工地供货木方规格为4*8*4m，无论从供货工地还是规格来说该份购销合同都不能作为实际供货的木方的结算价。此外，书镝公司主张兰州工地和兰州城建七工地木方按照1100元/方结算，也不是购销合同中约定价格。本院认为，从《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的内容来看，约定了路意时代公司工作内容为供应多层板，但在供货明细中列明的却是木方和脚手板；约定的部分条款表述不完整，且质量标准采用的是多层板的国家标准，而不是木方的质量标准；虽然约定了供货规格、数量、金额以及结算方式，但均与双方实际执行的内容不符，故无论该《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何时签订，均不能作为本案中原被告双方争议货款的结算依据。因书镝公司认可路意时代公司向其供应木材的事实，故双方存在事实上的木材买卖合同关系，货款的供应及结算应以实际查明的事实为标准予以确认。二、书镝公司实际已经支付货款的数额。书镝公司主张截止2019年2月2日共计支付给路意时代公司689万元，除了2015年12月10日其实际支付给路意时代公司100万元（路意时代公司对账单记录为2015年11月9日支付507600元）外，其认可路意时代公司提供的已付款统计表上的其他已支付货款的记载。关于路意时代公司按照书镝公司法定代表人闵立虎微信告知“取492451元备用金送项目部”的说法并不是事实，事实上是路意时代公司和耿庄工地项目部也很熟悉，书镝公司知道该项目部向路意时代公司借用现金这件事，顺便提醒了被告一下，但路意时代公司是否把该笔现金借给项目部，书镝公司并不知晓，也与其无关。为证明以上事实，书镝公司提供了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一张（2015年12月9日），显示收款人为路意时代公司，用途为木材款；北京农商银行转账支票存根一张（2015年12月10日），显示收款人为曾元发，用途为木材款。路意时代公司主张实际收到货款为639.76万元。2015年11月9日（实际为12月9日）路意时代公司支付货款为507600元而非100万元。2015年11月9日（实际为12月9日）书镝公司给路意时代公司转账100万元，但是在同年12月20日，闵立虎就要求路意时代公司准备492451元送项目部。路意时代公司按照其指示取款465000元加上手中27451元现金送到项目部。因此，书镝公司虽然转账100万元，但是其实际付款仅为507600元。类似情况，即书镝公司转入一定款项后闵立虎立刻指示曾元发按照其指示或者发送账号进行转款情况至少还有四次，属地公司均认可该款项应予扣除。由此可见，双方存在这样的交易习惯。对于这一问题，曾元发早在2017年就告知闵立虎，其也未提出任何异议。为证明以上事实，路意时代公司提供了以下几组证据：1、闵立虎2015年12月20日短信截图，其上显示“492451元，备现金送项目部”；曾元发名下中国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显示2015年12月29日，从该账户提取现金465000元。2、2016年2月3日金额为5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一张；2016年2月5日，闵立虎微信截屏提供唐某某农行账号；2016年2月5日从曾元发账户转账给唐某某账户4万元，转账给闵立虎账户2万元的网上银行回单；2017年5月10日闵立虎微信截屏，显示收到曾元发发送的结算单，上面记载付款：2015年11月9日（实际为12月9日）507600元，2016年2月4日44万。3、2017年7月21日书镝公司给路意时代公司9笔转账记录，每笔49999元；当日，闵立虎微信截屏提供唐某某农行账户，以及闵立虎账户完成转存人民币5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短信通知；2017年7月21日从曾元发账户分别转入唐某某账户20万元、闵立虎账户5万元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发给闵立虎2016年7月28日以后的账目微信截屏，账目单上记载2017年7月21日收款20万元。4、2017年12月29日书镝公司给路意时代公司10笔49999元转账记录以及一张金额为50万元的承兑汇票；2017年12月29日，闵立虎微信截屏提供刘某某银行账户；当日转给刘某某35万元的掌上银行转账记录；曾元发给闵立虎2016年7月28日以后的账目微信截屏，账目单上记载2017年12月29日收款15万元，汇票50万元。3、路意时代公司认可2018年4月8日书镝公司向其转账40万元，并提供闵立虎2018年4月8日微信截屏，上面提供余某某银行账号，4月9日曾元发说“汇完了，查收”，闵立虎回复“收到”；曾元发在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单显示2018年4月9日向余某某账户转账15万元；曾元发给闵立虎2016年7月28日以后的账目微信截屏，账目单上记载2018年4月9日收款20万元。庭审中，路意时代公司认可账目单上记载的20万元有误，实收货款应为25万元。本院认为，对于路意时代公司认可的已收到货款639.76万元，本院予以确认。双方主要争议为2015年12月9日（以转账支票出票时间为准）实际付款金额。本院对此做如下认定：对于2015年12月20日闵立虎微信截图上显示“492451元，备现金送项目部”的理解，路意时代公司主张系闵立虎指示其向第三方付款的意思表示。从其提供的相关证据来看，路意时代公司曾多次通过微信方式接受闵立虎指示，在接到书镝公司转账款项后向唐某某、刘某某、余某某等人转款的事实，并且在给闵立虎发送的结算单上记载的系扣除给第三方转款后实际收到的货款数额，书镝公司亦表示认可。路意时代公司主张闵立虎的微信内容并非指示付款，但从其他几次书镝公司认可的指示方式来看，微信中也仅仅提供了第三方账户，并没有要求路意时代公司打款的明确意思表示。由此可见，书镝公司和路意时代公司对该种结算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双方均认可的交易方式。虽然路意时代公司仅提供了闵立虎微信截屏和2015年12月29日从曾元发账户提取现金465000元的证据，该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路意时代公司实际按书镝公司指示向项目部交付现金492451元，但结合上述双方认可的交易方式，以及曾元发以微信的方式发给闵立虎结算单上记载实际收到货款为507600元后，书镝公司多年未提出异议等事实，书镝公司主张给曾元发发送微信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其项目部向其借用现金这件事，该解释亦不符合常理。故本院认定2015年12月9日（以转账支票出票时间为准）路意时代公司实际收到书镝公司给付的货款为507600元，路意时代公司共计从书镝公司处收到货款数额为639.76万元。三、书镝公司应该向路意时代公司付款的数额。双方认可路意时代公司向兰州工地、兰州城建七工地、耿庄工地、住总长阳工地、四川工地实际供应木材。关于兰州工地供货情况，书镝公司主张计价方式应该以立方米来计算，每立方米为1100元；路意时代公司主张计价方式应以根为单位计算，每根单价为38元，对于产品规格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关于兰州城建七工地书镝公司主张每立方米为1100元；路意时代公司主张每立方米为1750元。关于耿庄工地，书镝公司主张所有的多层板均系本公司自己从第三方处购买，被告只负责接收，价格为每立方米1050元；路意时代公司主张多层板有一部分为书镝公司购买，另外一部分系由其向工地供货，价格为每立方米1100元。对增值税的负担，书镝公司主张双方在《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中约定由路意时代公司提供增值税发票，且不加收任何费用，但路意时代公司在制作对账单时把税费算在了书镝公司身上；路意时代公司主张其已经为书镝公司开具了总额为8463999.8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书镝公司已经全部接收并认证，证明该税费就应该由书镝公司负担。对于以上争议，在双方对产品规格、计价方式以及供货品种和数量没有明确书面约定，亦无法协商确定的情况下，本院将根据双方交易习惯，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同时辅之以其他相关证据加以认定。关于兰州工地的货物规格及计价方式。书镝公司主张双方在其他几处工地计算木方白松货款时，都采取的是以立方米为单价的计算方式，如果以根为单位，不符合交易习惯，同时被告提供的证据9即路意时代公司送往兰州城建七工地的送货单明确采用的是以立方米为单位的计价方式，说明了双方约定的计价方式应该是立方米。路意时代公司提供京东购票记录，主张路意时代公司法定代表人曾元发与书镝公司法定代表人闵立虎于2015年3月13日从兰州返京，因为曾元发2015年3月9日在闵立虎陪同下到兰州工地考察并确定供货单价等具体细节，在兰州期间曾元发就已经明确告知闵立虎兰州工地5*9*4m木方单价为38元/根，兰州城建七工地木方为1750元/方，且曾元发多次将供货明细发给闵立虎，其从未提出异议，并按进度付款，说明双方认可供货规格和计价方式。本院认为，民事诉讼采用证据优势原则。路意时代公司提供证据证明其多次将供货明细通过微信方式发送给书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闵立虎，并将兰州工地5*9*4m木方单价38元/根、兰州城建七工地木方单价1750元/方，注明在明细单显要位置，闵立虎收到后未提出任何异议，并按照进度付款。路意时代公司提供的证据9明确注明了总量120.166立方（9388根），1-3楼57.958方（4528根），6-7楼62.208方（4860根），说明了工地在计价方式上是可以采用以根为单位的计价方式的，该计价方式并不违背交易习惯。书镝公司虽然对路意时代公司的主张加以否认，却并未提出反驳证据。作为独立的商业交易主体，书镝公司每年都应进行会计账目统计，如果数据有错误，其应该及时提出异议。而从闵立虎要求曾元发发送2016年7月28日后账目也可知，其对2016年7月28日以前的账目是知悉且无异议的。故对兰州工地的供货规格以及计价方式，本院对路意时代公司的主张予以采信。同理，对兰州城建七工地供货的计价标准应以路意时代公司主张的1750元/方为准。关于耿庄工地多层板的供货情况。书镝公司提供的其与xxxxx木业有限公司于2015年3月9日签订的《富瑞达木业有限公司建筑模板销售合同书》、该公司付款明细表、山东郓城八方物流配载中心运输协议书、xxxxx木业有限公司送货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且路意时代公司亦认可书镝公司实际自己购买了一部分多层板，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从书镝公司与xxxxx木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富瑞达木业有限公司建筑模板销售合同书》来看，并未约定供应多层板的数量；从山东郓城八方物流配载中心运输协议书、xxxxx木业有限公司送货单等证据来看，时间均集中在2015年5、6月份，付款期限并不能作为供货时间的证据。而根据路意时代公司提供的证据能够表明，2015年6、7月份仍有多层板向该工地供应，且路意时代公司在2016年1月31日的货款明细单中明确显示耿庄工地供应多层板的数量，2016年8月16日曾元发在微信中也对供应的部分多层板的数量向闵立虎进行了告知，该数据能够相互印证。此外，根据木材供销惯例及商业交易常识，书镝公司与工地项目部之间具有直接合同关系，路意时代公司只是负责供货并根据书镝公司指示负责收货，而收货明细单是最终与项目部结算的依据，书镝公司理应掌握，并应对此负举证责任，其主张收货明细单在路意时代公司手中有悖常理。在其否认路意时代主张供应多层板的同时，又拒绝提供收货明细，故对耿庄工地多层板供货情况以及计算价格，本院对路意时代公司的意见予以采信。关于增值税费负担问题。因本院已经认定《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不能作为原被告之间本次诉讼结算的依据，故书镝公司以该合同约定为由主张增值税由路意时代公司负担，没有合同依据。且书镝公司多次接收路意时代公司为其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路意时代公司在对账单中将该部分税费从已付货款中扣除，书镝公司亦未提出异议，双方的实际行为已经形成了彼此默认的交易习惯。故本院对书镝公司该项诉讼主张不予采信。同理可证，根据双方已经形成的交易习惯，关于住总长阳、四川成都一期、通州副中心的应付货款，在书镝公司收到对账单后长期未提异议的情况下，应以路意时代公司对账单上确认的数额为准。另查，根据书镝公司申请，本院于2019年9月9日作出（2019）京0109财保105号民事裁定书，对路易时代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存款2374287.4元进行了查封，书镝公司交纳保全费5000元。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交的书面证据以及当庭陈述在案佐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中，书镝公司主张路意时代公司超出《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的约定，多收货款2374287.4元构成不当得利，要求予以返还。根据依法查明确认的事实，《木材战略合作购销合同》不能作为本案中双方结算的依据，路意时代公司取得书镝公司已付货款系根据双方之间形成的事实上的木材购销合同。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之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的“交易习惯”。本案中，路意时代公司取得书镝公司货款的行为，根据上文论述，亦未超出交易习惯的范畴，具有合法依据，故本院对书镝公司主张不当得利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六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北京书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本诉案件受理费一万二千八百九十七元、保全费五千元，由北京书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胡羽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六日书记员  蒋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