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11民初10244号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武汉市武昌区和平大道666号。法定代表人：黄建国，该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刘聪，湖北谦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熊良茂，男，1976年2月9日出生，汉族，住武汉市洪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本涛，湖北共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与被告熊良茂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遂依法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成婧文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姜晓琼、吴小蕊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3日、2020年5月19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敏春、刘聪，被告熊良茂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董本涛到庭参加诉讼.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被告当庭提起反诉，后于第二次开庭审理时撤回反诉，本院当庭口头裁定予以准许。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国兴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决确认原告与被告关于车牌号为鄂Ａ×××××出租车的承包关系已终止，被告立即向原告返还车辆（东风雪铁龙牌轿车，车牌为鄂Ａ×××××）及相关证件、设施设备；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2015年6月至2018年9月的承包费共计131757元，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付清之日止的利息；3.判令被告赔偿2018年10月1日起至实际归还车辆之日止占用车辆给原告造成的承包损失（按照每月1550元计算）；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2011年10月25日，被告与湖北恒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约定由被告承包湖北恒昌工贸有限公司所有的鄂Ａ×××××号出租车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活动，合同有效期自2011年10月25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每月承包费5073元，被告应在每月1日至10日期间一次性交清月承包费。2011年12月21日，原告与恒昌公司签订了《合并协议》，约定恒昌公司将现经营的32台出租汽车以挂籍形式合并到原告公司，该32台出租车的经营权、所有权及经营收益归恒昌公司所有。恒昌公司的出租车合并到原告公司后，接受原告公司的监督和管理，服从原告公司的统一安排和调度，如恒昌公司将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出让、交易时，原告公司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收购权。2013年9月10日，原告向武汉市神龙鸿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东风雪铁龙轿车用于出租汽车营运，该出租汽车登记的号牌为鄂Ａ×××××，在被告2011年10月25日与恒昌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终止后提供给被告从事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活动。车辆营运证等证件均登记在原告名下，车身标识为原告公司的企业标识，被告的服务监督卡等证件登记为原告公司。原告要求被告签订出租汽车经营合同时被告一直拖延，以致于双方未签订书面合同，但有与被告相同情况的承包驾驶员与原告签订了出租汽车经营合同。被告从2015年6月起未向原告或恒昌公司交纳承包费。2018年通过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招标，原告竞标收购了恒昌公司100%股权，并于2018年6月8日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签订《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合同第10.1条约定原告受让产权后享有原企业（即恒昌公司）的所有债权。2018年6月26日，原告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第一条约定《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前，恒昌公司已披露的债务，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全部由原告承担清偿义务；恒昌公司对外享有的债权，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后全部由原告享有。第二条约定由原告公司自《股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恒昌公司的资产全部归原告所有，因经营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原告享有和承担。《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均按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恒昌公司的100%股权已转让登记在原告公司名下。2018年8月17日，原告向被告邮寄送达了《告知函》，告知被告所承包鄂Ａ×××××号出租车的5年运营期限将于2018年9月12日期满，期满后车辆退出运营，双方之间的承包关系终止，被告应将所承包车辆及相关证件、设施设备在2018年9月13日前归还原告，并向原告结清拖欠的费用等。被告收到以上《告知函》后，至今未向原告归还车辆，亦未结清拖欠的费用。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原告已收购恒昌公司100%股权，且协议约定恒昌公司对外债权均由原告享有，被告清楚所承包鄂Ａ×××××号出租车所有权及营运证等证件均登记为原告，而被告长期拖欠承包费，并在原告发函告知承包关系于2018年9月12日终止后仍不归还出租车，不结清拖欠费用，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原告特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熊良茂辩称：被告车辆于2011年11月以“买断经营”方式委托恒昌公司管理，恒昌公司为规避政府监管与被告签订虚假《出租汽车经营合同》，被告自合同开始日至2015年5月一直向恒昌公司交纳规费，从未向原告交纳任何费用，原、被告双方不存在合同及管理关系。2011年12月原告与恒昌公司签订《合并协议》，恒昌公司名下32辆出租车以挂籍形式合并到原告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收益属恒昌公司，《合并协议》并未确立被告与原告存在任何关系。2018年原告收购恒昌公司股权，成为该公司法人独资企业，恒昌公司续存。就本案而言，纠纷双方应为被告与恒昌公司，原告只是恒昌公司的股东，在恒昌公司续存的情况下，原告作为公司股东无诉讼主体资格，只能由恒昌公司提起诉讼。因被告与恒昌公司为“买断经营”委托管理关系，车辆实际所有人为被告，被告并无返还车辆义务。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承包费损失不应得到支持，因恒昌公司不履行管理职责，不协助办理年检，无权收取该费用。即便应赔偿损失，也应按600元/月，且只能计算至2019年9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1、原告提交的2011年10月25日被告与湖北恒昌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2011年12月21日原告与湖北恒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签订的《合并协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机动车权属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行驶证、被告机动车驾驶证、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2013年8月23日银行进账单、2913年8月26日记账凭证、2013年11月25日记账凭证，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辩称与恒昌公司签订的名义上是承包经营合同，但实际约定是“买断经营”，且案涉的鄂Ａ×××××号车辆系被告“买断经营”的鄂Ａ×××××号车辆免费更换而来，被告是案涉鄂Ａ×××××号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而非原告。案涉车辆只是挂籍在原告处，由原告代为监管。因被告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以支持其抗辩主张，本院对其抗辩意见不予认可。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2、原告提交的2018年6月8日、2018年6月26日原告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签订的《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及《补充协议》，恒昌公司工商登记档案信息，情况说明等。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原告为恒昌公司的股东，双方债权转让未通知被告，且两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公司及被告利益的情形。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长期占有使用的案涉车辆登记的所有人为原告，其提交的车辆行驶证等证据中也已明确注明；庭审过程中被告也明确表示清楚原告与恒昌公司合并的事实；原告签订上述合同及补充协议后不到两个月，即于2018年8月16日向被告发函告知双方承包经营关系终止，要求被告归还车辆、证件等并结清所欠费用，而被告回函仅涉及车辆营运期限及保险等问题，并未对债权转让及原告对车辆享有的所有权等问题提出异议；被告也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原告与恒昌公司恶意串通损害了其利益；综合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的抗辩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3、原告提交的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关于调整我市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承包经营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武租协[2009]10号）、《关于规范会员单位车辆保险的自律意见》（武租协[2007]15号）、《关于印发的通知》（武租协[2013]4号）、《关于印发》（武租协[2006]01号）、武汉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行为的通知》（武政规[2017]30号），机动车违法行为查询记录。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抗辩称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的文件均为民间组织发布，仅起指导性作用。本院认为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的文件属于行业自律规范性文件，对该行业从业人员具有约束力，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辩称前述武政规[2017]30号文件规定企业受益按照不高于600元/月的标准调整，故原、被告双方应按此规定执行，但该文件对适用前述标准设定的条件是“经驾驶员与企业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驾驶员一次性出资达到或超过车辆购置价格的”。原、被告并未协商一致并签订补充协议，现有证据也不能证明被告一次性出资达到或超过车辆购置价格，对被告要求按照600元/月的标准计算损失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被告辩称违章记录不能证明被告在营运案涉车辆，但原告提交的违章记录涵盖2013年至2019年武汉全市各个区域，多达74条，能证明案涉车辆在此期间一直在使用。对被告的抗辩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本院予以采信。4、被告提交的借条、电话录音、回告函、证明、行政审批表、楚天都市报、行驶证、电子标签业务受理单，收据、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被告提交上述证据拟证明其与恒昌公司系“买断经营”关系，案涉车辆实际所有人系被告，本院审查发现借条系被告自行书写，无原告或恒昌公司签字盖章；电话录音所涉及情况均为被告单方面陈述；回告函未明确指出被告与恒昌公司系“买断经营”关系；证明系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行驶证明确注明案涉车辆所有人为原告；收据只能证明被告向恒昌公司缴纳费用的金额；行政审批表、楚天都市报、垫资标签业务受理单亦无法达到被告的前述证明目的。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信。5、被告提交的告知函、机动车检验报告、保险单、证明，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已于2018年8月16日发函告知被告双方承包关系终止，要求被告归还车辆等并结清所欠费用，此时案涉车辆营运已满五年，符合出租车行业车辆营运期限为五年的规定。被告在此后认为原告不作为，对其造成了损失，要求原告赔偿，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本院经审查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10月25日，被告与恒昌公司签订《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一份，约定恒昌公司作为发包人（甲方），被告作为承包人（乙方）。甲方提供一辆具备经营资格、营运证照齐全、设备完好的客运出租汽车给乙方承包。车型为东风雪铁龙，车号鄂Ａ×××××。合同期限自2011年10月25日至2013年12月31日，每月承包费5073元。合同期满后，承包车辆残值由甲方处理。合同中第四条第二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由乙方承担。该合同对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也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恒昌公司将鄂Ａ×××××交付给被告营运，被告向其支付承包费。2011年12月21日，原告与恒昌公司签订《合并协议》一份，恒昌公司将其经营的32台出租汽车以挂籍方式合并到原告处。2013年9月，原告出资更换了包括被告营运的鄂Ａ×××××车辆在内的多辆出租汽车，并在被告与恒昌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到期后，将更换后的鄂Ａ×××××出租汽车及相关证件等交付给被告继续营运，但原、被告双方未签订书面的承包合同。此后至2015年6月，被告一直向恒昌公司缴纳承包费，2015年6月后被告未再向原告或恒昌公司缴纳过承包费用。2018年6月8日，原告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签订《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原告受让了恒昌公司100%的股权。2018年6月26日，原告与湖北省人民政府接待汽车队签订《补充协议》一份，约定自前述《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签订之日起，恒昌公司的全部资产归原告所有，因经营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均由原告享有和承担等。2018年8月16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告知函》，告知被告所承包车辆的5年营运期限将于2018年9月12日期满，要求被告在2018年9月13日前将案涉车辆及证件等归还原告，并结清所欠费用。被告收到告知函后未归还车辆及证件等，也未与原告结清费用。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武汉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合同（A类）》、《合并协议》、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机动车权属登记证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行驶证、被告机动车驾驶证、出租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银行进账单、记账凭证、《湖北省整体产权及控股股权转让产权交易合同》、《补充协议》、机动车违法行为查询记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在案证实。本院认为，虽然被告辩称案涉车辆只是登记在原告名下，实际所有人为被告，但是被告并未提交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而车辆登记是具有确定机动车权属公信力的，依据该登记案涉车辆应属原告所有。原告将其所有的案涉车辆交付给被告用于营运，被告向彼时与原告有合并经营关系的恒昌公司缴纳了部分承包费，虽然原、被告未签订书面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合同，但双方实际履行了各自的义务，双方的承包经营关系成立并生效。根据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相关文件规定，出租汽车的营运期限一般为五年，而案涉车辆的营运期限已满，双方未达成新的协议，原、被告双方的承包经营关系应于案涉车辆营运期限届满之日即2018年9月12日终止。双方承包经营关系终止后，被告应当将原告所有的案涉车辆（鄂Ａ×××××）及相关证件、设施设备归还给原告，并向原告支付欠付的承包费用。故对原告要求确认双方承包关系终止及返还车辆及证件、设施设备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6月至2018年9月的承包费：2015年6月至2016年10月，扣除被告向恒昌公司预交的承包费后，每月按2254元的标准收取；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每月按4079元的标准收取；2018年1月至2018年9月，因免收路桥费42元，每月按4037元的标准收取，以上共计131757元。原告的收费标准符合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关于调整我市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承包经营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武租协[2009]10号）规定的收费标准，本院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利息，因双方的承包经营关系成立并生效，而被告在承包期内未足额支付承包费，应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但由于双方未就承包费支付期限进行约定，本院视为双方承包关系终止之日为承包费应支付之日，故被告应当自2018年9月13日起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在以131757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付承包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原告要求被告赔偿2018年10月至实际归还车辆之日止的损失（按每月1550元计算），因双方承包经营关系终止后被告继续占用案涉车辆，故原告要求按武汉市出租汽车暨汽车租赁协会《关于调整我市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承包经营收费项目标准的通知》（武租协[2009]10号）关于企业每月每车收益1550元的标准向被告主张承包费损失，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与被告熊良茂的出租汽车承包经营关系于2018年9月12日终止；被告熊良茂向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返还车辆（车牌号鄂Ａ×××××）及相关证件、设施设备；二、被告熊良茂向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支付拖欠的2015年6月至2018年9月的承包费131757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31757元为基数，自2018年9月13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欠付承包费实际支付之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三、被告熊良茂向原告武汉国兴实业有限公司支付车辆占用损失（自2018年10月起至实际归还车辆之日止，按照每月1550元计算）。本判决指定的给付期间为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35元，由被告熊良茂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成婧文人民陪审员  姜晓琼人民陪审员  吴小蕊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五日书 记 员  刘诗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