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3民终633、634号633号案上诉人（原审原告）：温伟华，男，汉族，1972年7月3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634号案上诉人（原审原告）：曾启良，男，汉族，1968年8月15日出生，身份证住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两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伟，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两案上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小华，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韦晓东，男，汉族，1971年1月28日出生，身份证住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田寮工业区A区8栋20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486588K。法定代表人：韦晓东。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强，广东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温伟华、曾启良因与被上诉人韦晓东、深圳市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艺之梦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两案，不服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0305民初17110、1711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温伟华、曾启良上诉请求：一、撤销两案一审判决；二、改判确认温伟华、曾启良与韦晓东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伙协议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解除；三、改判韦晓东、艺之梦公司返还温伟华、曾启良支付的投资入股款各10万元，合计20万元；四、判令韦晓东、艺之梦公司承担本案一审、二审的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在认定韦晓东是否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违约行为时未考虑韦晓东侵占投资款项事实，导致事实认定错误，从而适用法律错误。一、温伟华、曾启良支付的款项应用于艺之梦公司经营。涉案《股份转让合伙协议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订时合法有效，合伙协议约定温伟华、曾启良支付的款项是温伟华、曾启良向艺之梦公司投资的款项，用途是用于艺之梦公司经营，该约定合法有效，且一审法院也认定温伟华、曾启良支付的投资款属于股东向艺之梦公司缴纳的出资。温伟华、曾启良对此认定无任何异议，但是一审法院未认定韦晓东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严重违约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事实有误。二、韦晓东存在严重违约行为。温伟华、曾启良已按合伙协议约定足额支付投资入股款，不存在违约行为，韦晓东收款后主张投资款是股权转让款，擅自占为己有并拒绝将收到的投资款用于艺之梦公司经营的行为违反了合伙协议的约定，构成严重违约。根据韦晓东提供的修改后的合伙协议，温伟华收购股权出资由16万元改为10万元，占股比例由16％改为10%；根据韦晓东、艺之梦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温伟华于2019年3月25日缴清投资款、曾启良于2019年3月21日缴清投资款；即温伟华、曾启良已足额支付投资款，不存在违约行为。合伙协议第七条约定由韦晓东、周校长建立私人联名银行账户，所有收入均存入该账户，也由该账户支出。根据该约定，所以涉案款项前期部分支付至韦晓东账户、部分支付至周某娟账户、部分支付至艺之梦公司账户，后期全部款项都汇集到了韦晓东账户。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韦晓东负有将投资款用于艺之梦公司经营的义务。然而，韦晓东收款后却改口称投资款是股权转让款，归韦晓东一人所有，需温伟华、曾启良另行向艺之梦公司出资或出借资金用于艺之梦公司的经营周转。据温伟华、曾启良了解，艺之梦公司资金周转困难，又已拖欠了自2019年4月起的房租及老师工资。温伟华、曾启良认为合伙协议签订时合法有效，韦晓东应按合同约定将投资款用于艺之梦公司经营，现作为合伙协议一方的韦晓东侵占投资款，没有履行将投资款用于艺之梦公司经营的义务，韦晓东的该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构成严重违约。三、韦晓东的严重违约行为导致温伟华、曾启良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温伟华、曾启良有权选择依据合同法的规定发函催告韦晓东纠正违约行为，无效后有权发函解除合伙协议，在通知解除的律师函寄达韦晓东时，解除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温伟华、曾启良签订合伙协议的目的是投资入股艺之梦公司，投资款项用于艺之梦公司周转以改善其经营状况，并在可预期的将来产生投资入股收益。虽然温伟华、曾启良已履行缴纳出资款的义务，合伙协议内容涵盖了股东姓名、出资方式、议事规则等详细事项，温伟华、曾启良与艺之梦公司其他股东建立了微信群，但涉案的股权转让没有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没有签订股权变更后的《公司章程》，艺之梦公司没有向温伟华、曾启良发放股东证明，所以温伟华、曾启良没有取得股东身份。退一步说，即使温伟华、曾启良可取得艺之梦公司的股东身份，但距离合伙协议签订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作为合伙协议一方的韦晓东就侵占了全部投资款项，韦晓东的该严重违约行为，直接导致温伟华、曾启良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温伟华、曾启良有权依据合同法规定解除合伙协议。经温伟华、曾启良微信催告、委托律师发送律师函催告，韦晓东在合理期限内仍没有将投资款用于艺之梦公司经营。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三款、第四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之规定，温伟华、曾启良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解除温伟华、曾启良与韦晓东的合伙协议符合法律规定，应得到法院支持。一审法院认为韦晓东不存在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违约行为，该认定未考虑韦晓东侵占投资款项事实，导致事实认定错误。四、韦晓东侵占了温伟华、曾启良支付的投资款，涉案合伙协议解除后，韦晓东退还投资款后，即可恢复原状。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现韦晓东侵占了温伟华、曾启良支付的投资款，艺之梦公司并未实际使用或拥有投资款的权益，涉案合伙协议解除后，韦晓东退还投资款后，即可恢复原状，也不损害艺之梦公司的利益。五、如温伟华、曾启良没有依据合同法发函解除合伙协议，温伟华、曾启良可以通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要求韦晓东向艺之梦公司返还其侵占款项，该维权方式复杂，也难以实现温伟华、曾启良签订合伙协议目的。现温伟华、曾启良已依据合同法向韦晓东发函解除合伙协议，于法有据，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伙协议已解除，温伟华、曾启良无法再通过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之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之诉维权，温伟华、曾启良现在的诉讼请求应得到法院支持。温伟华、曾启良补充上诉意见称，案外人钟某伟已以其并未在涉案合同上签字确认为由另行起诉主张该合同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韦晓东、艺之梦公司辩称，对两案一审判决结果没有异议，请求本院驳回温伟华、曾启良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同时韦晓东、艺之梦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对温伟华、曾启良支付款项为投资款、该款项实质上属于股东向公司缴纳的出资的认定，存在明显错误。本案在一审诉讼过程中，韦晓东、艺之梦公司提交给法庭的证据足以证明该款项属于温伟华、曾启良支付给韦晓东的股权转让款。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情况下，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该事实予以纠正。温伟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温伟华与韦晓东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伙协议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解除（在庭审中明确该项诉讼请求系指确认温伟华与韦晓东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解除）；二、判令韦晓东、艺之梦公司共同向温伟华返还投资入股款10万元；三、判令韦晓东、艺之梦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曾启良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确认曾启良与韦晓东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伙协议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解除（在庭审中明确该项诉讼请求系指确认曾启良与韦晓东间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解除）；二、判令韦晓东、艺之梦公司共同向曾启良返还投资入股款10万元；三、判令韦晓东、艺之梦公司承担全部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艺之梦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8日，注册资本100万元，于2018年11月23日变更登记股东为赵某凯（10万元，10%）、韦晓东（90万元，90%），于2019年6月20日变更登记企业类型为自然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韦晓东（100万元，100%）。韦晓东、曾启良、温伟华及案外人钟某伟、林某娟五人于2019年3月21日签订《股份转让合伙协议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其中载明：艺之梦公司因发展遇到瓶颈，需要有能力的人才及资金入股，现欲转让部分股份给有兴趣从事教育的老师们。由大家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公司注册经营地址为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道田寮工业区A区8栋201号，经营面积560平方米。其中“第一条转让出资金额、方式及占股比例”约定转让后的股份比例为“股东甲1方：韦晓东，原公司股东法人，股权出资比例为34%。股东乙1方：钟某伟，收购股权出资金额11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1%。股东乙2方：曾启良，收购股权出资金额10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0%。合伙入股投资人，合同签订时投入资金，一次性交齐。股东乙3方：周某娟、林某娟，收购股权出资金额29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29%。合伙入股投资人，合同签订时投入资金，一次性交齐，周老师必须参与公司整体运营，任校长职位。股东乙4方：温伟华，收购股权出资金额16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6%。合伙入股投资人，合同签订时投入资金，一次性交齐，该股东需把文化培训建立起来，达到良好的收益及文化品牌建设”。其中“第四条权利义务及退出”约定“……二、各股东自合同签约生效日期起有参与公司运营的表决权，不能参加公司运营管理，制度制定和人事管理。内部管理及运营由乙方周校长（周某娟）负责（其他股东如需要参与公司内务，可以股东会议协商股东通过生效）……五、公司需要拓展新项目，需股东会议表决，超50%表决权股东同意拓展，该项目可以拓展，所需资金共同投入，不同意投入的股东不享受该项目的收益。六、如公司经营不善，超80%股东表决权同意后，可宣布转让或倒闭……”其中“第七条合伙负责人及其他合伙人的权利”约定“一、甲方韦晓东为合伙负责人。法人:董事长。二、乙方周校长代表，承接艺之梦内部管理和发展一切事物。三、财务管理：两方同意建立私人联名银行账户，所有收入均存入该银行账户。支出由财务预算本月支出，由韦校、周校签名，每月初取出现金交予公司财务保管（该财务需由推荐股东担保）。对账，汇总由财务专职人员处理，每月按时上传股东群、周校核对。对外支出报销，乙方周校长签字，甲方韦校长签字，方能有效。甲方负责人权利公司决策权，公司发展，发展方向”。协议另就公司盈余分配、退股条件、股权转让的条件、终止合伙后的清算方案等事项作出约定，并约定于2019年4月底前进行工商变更登记。协议落款处有韦晓东、曾启良、温伟华、钟某伟、林某娟五人签名，并加盖了艺之梦公司印章。协议签订当天，曾启良组建了名为“艺之梦股东群”的微信群，温伟华、林某娟、周某娟、韦晓东均加入该群。协议签订后，温伟华向韦晓东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10万元。曾启良通过案外人谢某媚向周某娟银行账户转账支付了5万元，另通过案外人谢某媚在艺之梦公司的收款机上以刷卡消费方式支付了5万元至艺之梦公司财付通账户。温伟华、曾启良分别提供了有艺之梦公司盖章并有韦晓东签名的《艺之梦收款票据》。韦晓东、艺之梦公司对上述收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温伟华述称，协议签订后其与韦晓东协商一致，变更其受让股权的比例及金额，并在韦晓东所持有的书面协议中进行了修改。韦晓东提供了其持有的书面协议供法庭核对，其中第一条中相关部分被涂改为“温伟华，收购股权出资金额10万元，占公司股份比例10%”。涂改处有温伟华、韦晓东两人签名。2019年5月，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韦晓东发出《催告函》，称韦晓东收取了温伟华、曾启良、林某娟三人投资款共计40万元，款项应用于公司经营，要求韦晓东在收到函件后两日内将资金转入公司对公账户，并用于公司经营。韦晓东于2019年5月7日收到该函件。其后，该所律师再次向韦晓东发出《律师函》，称因韦晓东经催告后仍未将款项转至公司账户，该所律师代表温伟华、曾启良、林某娟三人函告韦晓东，三人与韦晓东间的协议即日起解除，要求韦晓东返还投资款。韦晓东于2019年5月14日收到该函件。韦晓东、艺之梦公司述称，周某娟在艺之梦公司开办的学校任校长，涉案协议各方系经周某娟介绍认识，钟某伟与周某媛系母子关系。另，虽涉案协议签订时公司登记的股东为韦晓东与赵某凯两人，但实际上赵某凯已将股权转让给韦晓东，实际股东为韦晓东一人，只是当时尚未办理变更登记。各方当事人均述称，涉案协议签订后，各股东之间产生矛盾，因此公司未按协议约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韦晓东、艺之梦公司述称，如对方愿意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我方可配合办理。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股份转让合伙协议、微信群截图、银行转账凭证、财付通收款凭证、收据、催告函、律师函及邮单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温伟华、曾启良已支付的款项性质；二、温伟华、曾启良是否有权解除合同；三、韦晓东、艺之梦公司是否应向温伟华、曾启良退还涉案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一。温伟华、曾启良主张其支付的款项属于其向艺之梦公司投资的款项，应用于艺之梦公司的经营。韦晓东则辩称该款项属于两人向韦晓东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属韦晓东所有。该院综合考虑以下情形认定款项性质：一是从协议签订的背景看来，涉案协议首段载明了协议签订的背景，其中提及艺之梦公司发展遇到瓶颈，需要人才及资金入股。二是从原股东缴纳出资的情况看来，并无证据显示，在协议签订时，韦晓东作为艺之梦公司的原一人股东已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三是从协议的文意看来，对于涉案款项，协议使用了“出资金额”“投入资金”“一次性交齐”等表述。四是从款项数额看来，艺之梦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协议各方的应付金额，与其持股比例对应的股东应缴出资额相符。五是从协议履行情况看来，涉案款项部分支付至韦晓东账户、部分支付至周某娟账户、部分支付至艺之梦公司账户，其后由艺之梦公司统一向付款方出具收据，并载明收到投资款金额。从上述第一点、第二点情形可见，协议目的是韦晓东通过出让股权，温伟华、曾启良等人通过投入资金，解决艺之梦公司的资金困难，如涉案款项属于温伟华、曾启良向韦晓东个人支付的对价，则与协议目的相悖。且艺之梦公司并非知名企业，协议中也明确其正处于经营困境，在股权出让方尚未足额实缴出资的情形下，如涉案款项仅系用于向出让方购买股权而非向公司出资，也不符常理。上述第三至五点情形亦从旁佐证了以上推论，即涉案款项并非温伟华、曾启良向韦晓东个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而系二人向艺之梦公司支付的投资款，该款项实质上属于股东向公司缴纳的出资。关于争议焦点二。从本案事实可见，温伟华与韦晓东之间、曾启良与韦晓东之间确实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当事人对此也均无异议。合同双方当事人进行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双方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也未就解除合同协商一致，故温伟华、曾启良是否有权解除合同，应视本案是否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法定解除条件而定。该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韦晓东作为出让方，其主要合同义务在于将股权让与温伟华、曾启良，使二人成为艺之梦公司股东，而温伟华、曾启良的合同目的则在于取得艺之梦公司的股东资格。因本案并不存在上述第九十四条第一项、第五项规定的情形，故温伟华、曾启良是否享有解除权，关键在于韦晓东是否存在上述第九十四条第二至四项规定的违约行为。对此，该院评析如下：从涉案协议的性质看来，涉案协议虽名为“股份转让合伙协议”，但其中除确定韦晓东与温伟华、韦晓东与曾启良的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外，其内容涵盖了艺之梦公司名称及住所地、股东姓名、出资方式、出资额、出资时间、法定代表人、组织机构（如第七条）、议事规则及表决规则（如第四条）、公司盈余分配、退股条件、股权转让的条件、清算方案等，艺之梦公司及股东各方均在协议上盖章或签字，表示受协议约束，协议内容实际上已具有公司章程的性质；该协议还涉及管理人员选任（如校长、文化培训负责人）、财务管理制度等内容，同时兼具了公司内部规章的性质。温伟华、曾启良等人参与协议签订，对其中内容均表达了同意的意思，实际上已是在行使股东权利。温伟华、曾启良按照涉案协议内容向公司支付投资款，实际上属于股东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曾启良建立股东微信群，温伟华等人以股东身份加入该群，显示股东间对对方的股东身份并无异议，温伟华、曾启良也可以股东身份在群内发表意见。综合上述情形可见，温伟华、曾启良已实际开始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虽公司尚未完成变更登记，但二人实际已具有艺之梦公司股东身份。故在涉案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关于股权转让的内容已实际履行完毕，韦晓东并不存在上述第九十四条第二至四项规定的违约行为。因此，温伟华、曾启良不享有法定的合同解除权，二人向韦晓东发函称解除合同的行为不能产生解除合同的效力。关于争议焦点三。如前所述，韦晓东已如约出让股权，涉案款项系温伟华、曾启良向艺之梦公司缴纳的出资，属于艺之梦公司的财产。如温伟华、曾启良认为韦晓东存在挪用艺之梦公司财产的行为，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二人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二人在本两案中以韦晓东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中违约为由，请求韦晓东、艺之梦公司返还涉案款项，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十五条规定，判决：驳回温伟华、曾启良的全部诉讼请求。17110号案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温伟华负担。17112号案案件受理费1150元，由曾启良负担。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证据。本院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两案的争议焦点是温伟华、曾启良能否解除其与韦晓东之间签订的《股份转让合伙协议艺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涉合同法律关系。根据该协议关于“股东名称”“出资及股份比例”“权利义务”等内容的约定，温伟华、曾启良签订涉案协议的合同目的是通过其出资成为艺之梦公司股东并行使相应的股东权利，而结合该协议关于股东行使权利的具体约定以及温伟华、曾启良等人组建或加入“艺之梦股东群”的微信聊天群等事实，温伟华、曾启良行使股东权利并无实质障碍，并且，韦晓东、艺之梦公司亦在诉讼程序中明确表明可以配合温伟华、曾启良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因此，并无证据证明温伟华、曾启良的涉案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也无证据证明韦晓东存在阻碍温伟华和曾启良成为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等迟延履行主要合同义务的情形，故温伟华、曾启良主张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鼓励交易原则是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基本内涵包括严格限制合同主体单方解除合同的条件，除非存在合同约定解除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所规定的不可抗力、根本违约等法定解除的情形，否则仅可根据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要求对方承担违约或侵权等法律责任，而不能径行解除合同、终止合同权利义务关系。本案中，即使韦晓东存在挪用股东投资款等情形，也不构成根本违约从而导致温伟华、曾启良成为艺之梦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温伟华、曾启良如有确凿证据，可另循法律途径主张权利并追究韦晓东的相关法律责任。温伟华、曾启良还诉称，案外人钟某伟以其并未在涉案合同上签字确认为由另行起诉主张该合同对其不发生法律效力。钟某伟提起的该诉讼与本案无关，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温伟华、曾启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0）粤03民终633号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温伟华负担。（2020）粤03民终634号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曾启良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康  春  景审判员 陈  朝  毅审判员 李  兴  旺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八日书记员 许蓓珣（兼）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