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宁04民终23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志兰，女，1944年9月1日出生，汉族，宁夏固原市人，小学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涛，宁夏平朔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权，男，1975年10月1日出生，汉族，宁夏固原市人，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固原市原州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炜，宁夏顺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 上诉人张志兰因与被上诉人李权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2019）宁0402民初855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2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之规定，本院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事人，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张志兰上诉请求：l.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李权一审的全部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无效；2.案件受理费由李权负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判决对基本事实认定错误。签订合同时李权父亲称如果土地政策变动就还给张志兰，遂签订合同，之后多次向李权索要院落和土地未得。二、一审对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的性质认定错误，该合同的性质应为土地买卖合同，合同的标题转让的是土地及院落，并非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即买卖。合同的内容明确表明是“永久性转让”，只有买卖才是永久性的转让，而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是具有期限的，不存在永久性转让的情形。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应适用而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认定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属适用法律错误。且合同签订时并未得到发包方的同意应归于无效，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承包方未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让方式流转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合同无效。”的规定，现张志兰依法提起上诉，望判如所请。 李权辩称，一审判决对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性质认定准确，土地的转让应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院落应属于房屋和宅基地的一并转让，均符合法律规定。原头营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明（已故）作为见证人在合同书上签字应视为发包方同意，2002年12月李权缴纳农业税能够说明当时原头营乡政府也是知情并同意的。故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判决结果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李权一审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双方之间签订的《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有效；2.案件受理费由张志兰负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李权与张志兰经协商，于2000年2月29日，经由杨文信代笔，时任村支书李志明见证，签订了《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张志兰在合同书上捺印。合同约定：张志兰将自己的老院落和土地一同长期转让给李权，转让费24600元，同时约定“自立约之日起李权永久性的居住张志兰的院落及耕种土地，双方不得反悔”。合同签订后，李权向张志兰支付转让费24600元，张志兰将上述合同约定土地及院落交付李权居住和耕种。在此期间，李权陆续对上述宅院进行了加盖和翻新，所耕种的土地，依照相关政策规定，其缴纳了相关农业税。另查明，上述合同约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2019年11月27日确权给张志兰，土地承包期限1994年12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二条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双方签订的《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系针对张志兰所有的老院落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出转让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书面流转合同，应当经发包方同意，该条规定系对流转合同的强制性管理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规定”。本案当事人签订合同时，均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所签订的合同无其他意思表示瑕疵，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规定的无效情形，应当认定《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中关于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的转让，在原承包人即张志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内有效。关于涉诉合同中约定的院落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据此规定，农村村民转让房屋后，并不当然导致转让合同无效，法律未规定禁止农村居民转让自有宅基地的民事法律行为。结合前述，《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中所涉及的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及院落转让，均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有效。综上，李权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确认李权与张志兰签订的《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有效。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由李权负担。 二审中，张志兰提交证据：1.证人杨文信的书面证言及宣读证言的视频资料1份，欲证实杨文信仅为代书，并不代表村委会同意。2.农资综合补贴明细表，欲证实该补贴一直有张志兰享有。李权质证认为，其一审提交的杨文信证言是要证实案涉转让事实经过村委会同意后由杨文信代书合同的事实，并未称杨文信代表村委会。农资补贴明细表系国家现行农村政策情况下对土地耕种的补贴，合同签订时，耕种土地是需要交纳公粮的，而非补贴，该补贴张志兰应返还李权。本院审核认为，证人杨文信的书面证言与其一审提供的证言一致，并不能证实张志兰的证明目的。农资补贴明细仅能说明张志兰在转让农村房屋和承包地后，国家开始发放耕地补贴时，其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户领取了该土地的孳息，无法证实其主张的待证事实成立，不予采信。经对一、二审在卷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综合判断，本院对事实补充认定如下：2000年2月29日张志兰与李权签订合同将位于原州区头营镇（时为头营乡）头营村的承包地和房屋及宅基地转让给李权。李权自签订合同时至今，户籍均在原州区头营镇（时为头营乡）张崖村。张志兰签订合同时户籍在原州区头营镇（时为头营乡）头营村，后变更为头营镇杨郎村。其余事实一审认定清楚，本院二审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案涉《土地及院落长期转让合同书》签订于2000年2月29日，合同明确约定：“立约之日起，地方交李权永久性居住，土地由李权永久性的耕种使用，双方不得反悔”，因此案涉合同实际应为农村房屋买卖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 首先，对于农村房屋买卖部分，公民个人依法对其房屋享有财产所有权，有权对自己的财产以出卖、互易、赠与等方式进行处分，依据1999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之规定，张志兰有权处分其农村房屋。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张志兰转让农村房屋又必然涉及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案涉宅基地转让发生在同乡（镇）范围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案涉宅基地转让给李权后，乡（镇）政府对案涉宅基地仍能够有效进行管理。受让后的20年中，案涉宅基地的用途并未改变。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部分，依据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法律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书面合同。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可以转让方式流转。张志兰作为案涉土地所在地的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庭承包经营户，系土地承包方，其有权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其承包期内以转让方式进行流转。从案涉合同内容及在卷证据来看，案涉房屋及承包土地转让时，时任头营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明（已故）以证明人身份签字认可，受让后，李权就承包土地亦向头营乡（镇）政府缴纳农业税，应视为作为发包方的村集体经济组织认可并同意案涉房屋及承包土地的转让，且案涉土地李权耕种至今，土地用途亦未发生改变。 其次，张志兰出卖农村房屋及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过程亦符合民法关于意思自治、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张志兰在出售房屋及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后，已获得当时市场价值的对价，符合民事权利义务的对等原则，案涉合同当时已实际履行完毕。因此，案涉房屋的出卖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案涉合同的农村房屋买卖部分应为有效；鉴于国家对土地承包期有明确规制，故案涉合同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转让部分，在承包人张志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内亦为有效。张志兰在转让行为发生20年后，在一审抗辩及上诉请求中主张确认案涉合同无效的上诉理由，严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和社会善良风俗，从尊重事实和维护社会诚信角度，其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张志兰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上诉人张志兰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高 睿 审 判 员  杨忠清 审 判 员  柴鹏鹏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六日 法官助理  傅美源 书 记 员  孔德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