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昌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辽1422民初524号 原告：张帅，男，1969年7月7日出生，汉族，辽宁省葫芦岛市人，住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身份证号：211422196907073812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树仁，系辽宁开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连勇，系辽宁益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莫上国，男，196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潼南县人，农民，住重庆市潼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山，系辽宁明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周红伟，男，1975年10月7日出生，汉族，重庆市潼南县人，农民，住重庆市潼南县。 原告张帅与被告莫上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受理后，经本院审查认为，本案处理结果与第三人周红伟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通知第三人周红伟参加本案诉讼，故本院依法追加并通知了第三人周红伟参加本案诉讼。之后，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张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树仁、张连勇，被告莫上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许玉山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周红伟经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对第三人周红伟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莫上国给付原告卖牛款共计1,216,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莫上国、案外人周始军、周红伟三人原系合伙关系，共同于建昌县巴什罕乡天增龙村天龙养牛场经营养牛事业。2018年9月22日被告莫上国退伙，原告张帅入伙后，与周始军、周红伟共同经营管理养牛场，三人合伙时共有106头活牛（包括若干母牛）。2019年8月1日，周始军经法院判决退出合伙，养牛场继续由原告张帅及周红伟共同管理。但被告莫上国退伙后，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售卖38头牛，价值共约1,216,000元，此售牛款并未向原告交付。被告行为严重侵犯了原告合法权益，给原告造成了巨大损失。故原告诉至法院，望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本案庭审中，原告补充事实及变更诉讼请求如下：被告在2018年9月22日退伙后，被告与周红伟串通共计卖出46头牛。其中，于2018年9月29日，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串通，卖给当地居民8头母牛（有视频为证，指未经检疫出卖的）。另外，通过7次动物检疫证查看，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串通往外地偷卖了案涉合伙财产128头牛（2019年的2月21日卖18头，3月2日卖18头，3月31日卖17头，4月1日卖18头，6月2日卖35头，8月16日卖22头）。除法院（2019）辽1403民初2724号判决认定周红伟偷运外卖90头外，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另偷运外卖38头，再加上以上在当地出卖的8头母牛，应认定莫上国与周红伟共同出卖原告的合伙财产总计46头牛。根据2724号判决所确认的“市场售卖成牛需达2000余斤，价格为每斤16元左右”等事实，应认定售卖46头牛总价值约为1,472,000元（46头×2000斤×16元/斤），因此，原告请求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合计1,472,000元。在本案第二次庭审中，原告又明确变更、补充事实及诉讼请求如下：因合伙人周红伟与被告莫上国恶意串通非法处置上述46头牛，损害了原告的合伙财产权益，故原告请求追加周红伟侵权赔偿责任，由周红伟、莫上国二侵权人共同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赔偿原告46头牛损失合计1,472,000元。同时原告方明确指出：在本案中原告请求二侵权人对此46头牛赔偿，与（2019）辽1403民初2724号判决所涉及的周红伟对90头牛的赔偿不存在冲突、重叠问题，同时，原告还明确认可对本案所涉的46头牛的损失赔偿款，应属于本案原告张帅和本案第三人周红伟共有财产，共有人不包括已经退伙的周始军。 被告莫上国辩称：原告起诉的事实并不存在，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本不能成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起诉。具体理由如下：1、2018年5月至2018年9月22日，莫上国与周始军、周红伟合伙养牛，当时共计有106头牛，其中，育肥母牛8头，其余为大小不等公牛98头，2018年9月22日，经莫上国与周始军、周红伟协商同意，莫上国将牛场投资（股份）转让给张帅，莫上国退出合伙，为此，莫上国与周始军、周红伟三人签订《牛场退出协议》，张帅当日给莫上国打了“今欠莫上国牛场投资65万元”的《欠条》。此后，牛场的合伙人为张帅、周红伟、周始军，并签订了《合伙协议》。9月23日张帅只付3万元，余欠62万元，莫上国多次向张帅催要，张帅一直没有付款，无奈，莫上国于2019年9月4日在龙港区法院另案起诉张帅，要求张帅偿还欠款62万元及损失。如果莫上国卖牛得到钱，莫上国不可能起诉张帅索要欠款。2、莫上国退伙后，因为张帅、周始军均不参加牛场经营管理，也均不投资买饲料和支付雇佣养牛人工资，只有周红伟管理和出资饲养合伙牛。周红伟委托莫上国经营管理牛场。由于周红伟资金有限，自己出资养牛困难，饲养的牛需要饲料，牛场的牛天天要吃东西不能没有饲料，雇佣工人需要开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周红伟和莫上国商量，将牛场仅有的8头育肥母牛卖掉，用于牛场经营。于是，2018年9月28日，周红伟联系的买牛人，29日把8头育肥母牛卖了，由周红伟收的卖牛款97,500元，卖牛现场有监控图像，卖牛款用于牛场的正常经营买饲料等，这些都有账务记录可查。此8头母牛根本不是莫上国擅自出卖，莫上国并没有得到8头母牛的卖牛款，更谈不到牛款据为已有。3、2019年4月3日，周始军以不能合伙及莫上国侵权为由，起诉周红伟、张帅、莫上国[案号为（2019）辽1403民初1339号]，周始军当时诉称“2018年9月29日被告周红伟与被告莫上国二人串通，背着原告与被告张帅私自从养牛场赶暂走8头母牛向市场出售”。据此，周始军要求被告莫上国对侵权造成其退伙所得财产损失部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莫上国答辩称“在没有办法下，我和周红伟商凉把该卖的母牛卖了8个用于牛场经营，有账务记录可查”。在此案开庭笔录第6-7页中，对于出卖8头母牛的真实性，原、被告各方均无异议，此案判决结果第二项判决“被告莫上国不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是，对于莫上国退伙后发生的侵权行为，原告周始军并未提出相关证据证明……。退一步讲，如果莫上国存在侵权行为，将卖的8头母牛款据为己有，法院能不判决莫上国承担侵权连带责任吗？另，此案判决书关于莫上国辩称部分，不但没有全写，而且把莫上国辩称的“我和周红伟商凉把该卖的母牛卖了8个”，却笔误写成了“38个”，纵观此案的“起诉事实”、“答辩内容”、“开庭笔录”均记载为母牛卖了8个，并没有出现卖母牛38个。此案判决书关于莫上国辩称部分笔误写成了“38个”，与事实严重不符，基于此笔误，进而导致（2019）辽1403民初2724号判决错误认定“其中案外人莫上国另案自认已售卖38头牛”。4、本案张帅诉称“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售卖38头牛，价值共约1,216,000元”之事实，是不存在的，是以前涉案法院弄错造成的，现在该错误已被龙港区法院出具的裁定书更正，故不能还引用错误的依据，错上加错。5、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因为此事涉及其他两个合伙人周红伟、周始军，没有另外两个合伙人参与诉讼或同意授权的情况下，原告无权单独提起诉讼。据此，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在本案庭审中，被告补充辩称如下：原告主张的卖牛头数是不正确的，当时合伙的时候是106头，根据龙港法院判决书认定周红伟卖90头，那么还剩下16头，今年2月份23头小牛被原告出售，那么总计数量是不符的，而且养殖过程中还死亡15头。2018年9月28日牛，是周红伟联系的建昌白塔子的老板，被告不认识，当时按照11.5元每斤出卖，当日在牛场过秤，次日拉走的，即9月28日卖了7头，9月30日卖了1头，合计8头，8头牛都是9月28在牛场过秤，核价每市斤11.5元，当时莫上国与周红伟和买牛人在场。合伙的时候是106头牛，去掉周红伟卖的90头，还应剩下16头，判决书已明确写出原告手中还有23头，106头是基数，何来136头牛。原告提供的检疫证，不能证明经被告办理检疫证开票所涉及的牛是案涉牛场的牛，被告在建昌县平时就是做买卖牛生意的，以被告名义检疫卖出的牛，不只是128头，2018至今已经上千头，法院也可以去动检站调查；原告主张的牛的头数及价值是相互矛盾的，与事实不符……。 第三人周红伟提交的参诉意见书称：“……2018年9月22日新入伙人写有协议一份，牛场的牛总数是106头，育肥母牛8头，其余全是400-600斤小公牛。其中，于2018年9月28日卖了仅有的8头育肥母牛，共计99,400元，用于牛场饲料开支，牛生病死亡15头。我于2019年5-8月卖了60头公牛，用于牛场开支周转，剩余的23头牛于2019年8月29日交与张帅饲养，现张帅已卖也未与我商量。因为新合伙人张帅、周始军二人从2018年9月23日起至2019年8月29日从未到牛场管理，也从未出资养牛，所以，我于2018年9月26日委托莫上国管理牛场一切事务。2019年4月，周始军起诉莫上国、张帅和我，起诉我和莫上国二人串通卖了仅有的8头育肥母牛。在牛场没有资金喂牛的情况下，我和莫上国商量了把仅有的8头育肥母牛卖了用于养牛和开支的事，于是，我本人联系的买牛人，把8头育肥母牛卖了，卖牛的钱都用在养牛上，有账务记录，牛不是莫上国卖的，钱也不是莫上国得了。我不同意起诉莫上国，莫上国没有擅自卖牛。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5月，被告莫上国与第三人周红伟、案外人周始军（系本案原告张帅的妹夫）三人，在建昌县合伙养牛，2018年9月22日，经莫上国、周始军、周红伟和张帅协商同意，莫上国将其牛场投资（股份）转让给张帅，莫上国退出合伙，张帅入伙。为此，莫上国与周始军、周红伟三人签订了《牛场退出协议》，该协议载明内容为：“2018年5月，周红伟、莫上国、周始军三人共同创建了建昌县巴什罕乡天龙养牛场，各占33%股份，内含106头牛，莫上国于2018年9月22日自愿退出股份，退还其投入资金65万元，莫上国与牛场无任何经济关系。（签字后法律生效）。……”。同日，张帅与周红伟、周始军签订了《合伙协议》，该协议载明内容为：“位于建昌县天龙养牛场，于2018年9月22日经协商后，合作股份由周春（指周始军）、张帅、周红伟组成，股份各占33%，现投入资金1,479,829元，其中，张帅占65万元，周红伟795,699元。股份人：张帅、周红伟、周始军，证人：张丽娣，2018年9月22日”。同日，张帅给莫上国出具了一张《欠条》，该欠条载明内容为：“欠条，今欠莫上国牛场投资65万元，2018年9月22日，张帅”。之后，张帅于2018年9月23日支付给莫上国3万元，尚欠莫上国62万元至今未付。被告莫上国退出合伙后，于2018年9月28日至9月30日期间，在未经当时的养牛合伙人周始军、张帅同意的情况下，第三人周红伟与被告莫上国二人商议后，将当时合伙人张帅、周红伟、周始军三人共有的母牛8头出卖。2019年4月3日周始军向龙港区法院起诉（2019）辽1403民初1339号合伙协议纠纷案（被告为：周红伟、张帅、莫上国），该案原告周始军的诉讼请求为：1、请求判令合伙人周红伟、张帅按33%份额付原告20万元退伙费。2、判令原合伙人莫上国在侵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该案原告周始军在诉状中写明退伙理由为：“2018年9月29日，被告周红伟与被告莫上国二人串通，背着原告与被告张帅私自从养牛场赶暂走8头母牛向市场出售……。原告认为与其无法再继续进行合伙，遂多次向其提出退伙请求，但一直协商未果”。在该案诉讼中，莫上国提交书面材料辩称：“……因为牛场牛天天要吃东西不能拖，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和周红伟商凉把该卖的母牛卖了8个，用于牛场经营（买饲料等等），有账务记录可查”。在该案2019年5月10日庭审中，该案原告周始军为了证明其主张的周、莫二人串通私自出卖8头母牛之事实，向法庭提交了2018年9月28日至29日养牛场监控视频截图6张，截图中显示：莫上国、周红伟等人从牛棚往外牵牛、赶牛等场景。对上述6张截图证据，周红伟质证称：因为牛没有吃的，所以卖了8头牛买饲料和人工开支。莫上国、张帅质证时也均认可6张截图证据具有真实性。之后，龙港区法院于2019年5月21日作出（2019）辽1403民初1339号民事判决书（以下将该判决简称为1339号判决），该判决列写被告莫上国辩称为“……我把该卖的母牛卖了38个，用于牛场的日常经营”【对于此处的“母牛卖了38个”之笔误，在1339号判决生效后，龙港区法院于2020年4月1日又作出（2019）辽1403民初1399-2号民事裁定书，补正为“母牛卖了8个”】。1339号判决结果为：1、准予原告周始军退股，被告张帅、周红伟连带给付原告周始军退股款20万元。2、被告莫上国不承担连带责任。该判决一审宣判后，周红伟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19年8月1日作出（2019）辽14民终1504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之后，张帅以1339号判决等为证据、以周红伟为被告，于2019年向龙港区法院起诉（2019）辽1403民初2724号合伙纠纷案，该案张帅在起诉状中诉称：“原、被告合伙养牛，该牛场共养牛106头，价值约260万元，2018年9月22日至今，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将养牛场一半的牛进行销售，售牛款全部由被告一人占有，未向原告支付，该笔销售款作为二人共同财产，其中的50%应属原告所有，请求被告给付原告卖牛款65万元”。在该诉讼中，张帅又变更诉讼请求为：请求被告给付原告卖牛款并赔偿损失共计130万元。在该案诉讼中，被告周红伟未提交答辩状且未参加诉讼，法院对周红伟缺席审理，诉讼中，法院既未找莫上国核实案情，也未追加莫上国参诉。在该案的2019年9月5日庭审中，原告张帅明确主张“周红伟、张帅、周始军共有牛106头，原106头牛，现仅剩23头牛，被告售卖83头牛，售价应为2,739,000元（83头×2000斤×16.5元/斤），该款的一半130万元，应由被告向原告支付”。该案庭审中，原告张帅申请周始军出庭作证，其证称内容与原告张帅的上述主张事实基本相同。之后，龙港区法院于2019年9月17日作出（2019）辽1403民初2724号判决书（以下将该判决简称为2724号判决），该判决认定事实为：“张帅、周红伟、周始军三人合伙时，共有106头活牛，价值共约260万元，后又生育若干小牛，并已长成。2019年8月1日经法院判决周始军退出合伙，现合伙人为原告张帅、被告周红伟，二人口头约定售牛款各分一半。合伙期间，被告周红伟及案外人莫上国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售卖成年肉牛共计128头，其中案外人莫上国另案自认已售卖38头，现仅剩23头小牛归原告张帅管理、处置。市场售卖成牛需达2000余斤，价格约为16元左右，被告卖牛得款，至今未向原告支付，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并赔偿私自卖牛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130万元”。在该判决的理由部分表述有：“……本院认为，被告周红伟擅自售卖为90头牛，且未将售牛款按照50%的财产份额向原告分配，严重侵犯了合伙财产共有人的的合法权益，……被告周红伟售卖肉牛价值约为280万元。故原告主张被告周红伟赔偿卖牛给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130万元，具有法律及事实依据”。2724号判决结果为：“被告周红伟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130万元”。现该判决为生效判决（现周红伟对2724号判决已申请再审）。之后，本案原告张帅于2020年1月2日以莫上国为被告，向龙港区法院起诉（2019）辽1403民初67号侵权责任纠纷案，因被告莫上国对该案提出管辖权异议，龙港区法院将该案移送本院审理，本院于2020年3月18日以买卖合同纠纷为案由予以受理[受理案号为（2020）辽1422民初524号],本院受理后，依法追加并通知了第三人周红伟参加本案诉讼，第三人周红伟签收开庭通知后，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参诉意见书，另通过被告方转交给法院《养殖场开支记录》一份和证人栾某、魏某、孟某三人书证各一份（三人书证载明主要内容为牛场死牛出卖情况），但在本案两次开庭时，第三人周红伟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对第三人周红伟缺席审理。在本案庭审中，原告提交了由莫上国经办的《运载动物（牛）的检疫证明》材料，意在说明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串通往外地偷卖了案涉合伙财产128头牛。对此，被告莫上国反驳提出“原告提供的检疫证，不能证明经被告办理检疫证开票所涉及的牛是案涉牛场的牛”等。另，本案庭审中，原告提交了2018年9月28日至29日的牛场监控视频截图，意在证明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串通，卖给当地居民8头母牛。对此，被告莫上国辩称提出：此8头母牛是周红伟所卖等。 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有原告起诉状、被告答辩状、第三人参诉意见书及本案庭审笔录材料；原、被告提供的《运载动物（牛）的检疫证明》材料、2018年9月28日至29日的牛场监控视频截图、与本案有关联的已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1339号案及2724号案庭审笔录复制件;本院追加第三人参诉材料和第三人提供的《养殖场开支记录》及证人栾某、魏某、孟某书证材料等证据佐证。上列证据已经过本院审查、庭审质证并载卷为凭，本院将上列证据予以归纳综合，以此证明本院认定的上述事实。 本院认为，根据案情及原告的诉讼请求，再结合民事诉讼案由规定，应将本案案由确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立案时将案由定为买卖合同纠纷欠妥，应予更正。综合归纳本案一系列证据和被告及第三人在本案中所承认的部分事实，本院应当依法认定被告莫上国与第三人周红伟共同侵权卖牛的事实如下：被告莫上国于2018年9月22日退出合伙后，在2018年9月28日至9月30日期间，被告莫上国与第三人周红伟二人商议后，将当时的合伙人张帅、周红伟、周始军共有的8头母牛拉出养牛场出卖。二人出卖8头母牛时，未经当时的养牛合伙人周始军、张帅同意。根据上述事实，审理认为，周红伟作为合伙人之一，未经其它合伙人张帅、周始军同意，与合伙人之外的人莫上国串通，出卖三人合伙的共有财产8头母牛，其行为构成对合伙人共有财产的侵权；被告莫上国明知8头母牛是周红伟、周始军、张帅三人的合伙财产，却与周红伟串通协助周红伟出卖，其行为与周红伟构成共同侵权。在二侵权人对已出卖的8头母牛不能返还的前提下，本院应当根据原告要求二侵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赔偿损失之请求，依法判令由共同侵权人周红伟、莫上国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折价赔偿合伙人共有财产8头母牛损失。根据2724号判决所处理的赔偿纠纷，是指周红伟擅自售卖90头牛的相关赔偿纠纷，该判决对本案所认定的周、莫共同侵权出卖8头母牛的损失赔偿问题未进行处理之情况，本院应当依法推定，本案所涉及的8头母牛之赔偿问题，与2724号判决所涉及的周红伟对90头牛的赔偿问题，不存在冲突、重叠或交叉问题。关于案涉8头牛价值及本案损失赔偿额如何确定问题，审理认为，在共同侵权人周红伟、莫上国及原告张帅均不能提供可靠证据证明8头牛实际价值的情况下，在找不到案涉8头牛进行价值评估的前提下，本院可对此8头牛的价值及相关赔偿额予以适当酌定，具体酌定方式为：参照本案审判人员网查资料显示的：“一般好品种肉牛出栏时重量为1000斤-1400斤左右，2018年8-9月份，辽宁肥牛最高价格，即：辽中肥牛13.4元/斤”之情况，予以适当酌定案涉8头牛总价值及本案赔偿额为150,080元（1400斤/头×13.4元/斤×8头）。关于原告主张本案应参照2724号判决中的认定标准，按每头牛2000斤、每斤16元折价赔偿问题，审理认为，根据该判决所定的每头牛的斤数及每斤价格标准，是在被告周红伟未应诉抗辩、莫上国未参诉的情况下确定，再结合在本案诉讼中，被告方及第三人称此8头母牛实卖价格为每斤11.5元、合计卖牛款为97,500元或99,400元，以及被告方对原告主张的每头牛的斤数及每斤价格标准提出异议等案情，本院可推定原告主张的每头牛斤数及核价标准偏高，据此，本院对三方当事人主张的8头牛价值核算意见均不予采纳，而应当根据本案的特殊案情对此予以适当合理酌定。关于案涉8头母牛损失的赔偿款的共有人主体及受偿人主体如何确定问题，根据已生效的1339号判决结果，应认定合伙人周始军在本案起诉前已经过法院判决退股、退伙完毕，现在合伙人应为张帅、周红伟二人，由此，本院应认定现在周始军对案涉8头母牛的赔偿款，不应再享有共有权及受偿权，现在该8头母牛的赔偿款的共有人主体及受偿主体应为张帅、周红伟两位合伙人。关于张帅、周红伟对案涉8头母牛赔偿款以后如何分割问题，依法应由此二人另行主张分割权利，本案依法不应进行分割处理。关于原告张帅在本案庭审中主张的“莫上国与周红伟共同侵权共计卖出46头牛，其中，包含于2018年9月29日左右，二人串通卖给当地居民8头母牛。另外，通过7次动物检疫证查看，二人串通往外地偷卖了案涉合伙财产128头牛，除法院判决认定周红伟偷运外卖90头外，被告莫上国、周红伟还偷运外卖38头牛”之事实，经本案审理查明，原告主张的“2018年9月29日前后，莫上国与周红伟串通出卖8头母牛”之事实成立，对此本院已做出上述认定。关于原告主张的“通过7次动物检疫证查看，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串通往外地偷卖了案涉合伙财产128头牛，除法院判决认定周红伟偷运外卖90头外，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还偷运外卖38头牛”之事实，审理认为，原告主张的该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对原告主张的该部分事实依法不应认定。具体理由如下：第一，根据1339号判决、1399-2号补正裁定和在2724号案庭审中张帅明确主张“原106头牛，现仅剩23头牛，被告售卖83头牛”等证据，再结合1339号判决与2724号判决存在紧密地关联性情况，足以说明2724号判决所认定的“合伙期间，被告周红伟及案外人莫上国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擅自售卖成年肉牛共计128头，其中案外人莫上国另案自认已售卖38头”这段事实存在证据不足或证据矛盾问题。根据1399-2号补正裁定已将1339号判决中的“母牛卖了38个”，更正为“母牛卖了8个”之情况，2724号判决所认定事实中的“其中案外人莫上国另案自认已售卖38头”，也应随之更正为“其中案外人莫上国另案自认已售卖8头”，但至今2724号判决对此未更正，由此导致2724号判决所认定的部分事实与1399-2号补正裁定所更正的事实产生重大冲突，另，因2724号判决在认定莫上国参与卖牛侵权的同时，未追加莫上国参诉，也未找莫上国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导致被告莫上国在本案中对2724号判决认定的部分事实提出重大异议。由此可见，2724号判决有部分事实认定，不够准确或证据不足。据此，本院在认定本案事实时，对已生效的2724号判决所认定的部分事实，依法不予全部认同，本案审理时，对2724号判决仅做参考证据使用。第二，莫上国在1339号案中承认售卖的8头牛，恰恰是指本案所认定的周、莫二人于2018年9月29日左右所出卖的8头母牛。现原告仍以2724号判决为依据，主张莫上国与周红伟在2018年9月29日左右出卖的8头母牛之外，二人另卖38头牛，属于原告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对此不应认定。第三，针对原告以7次动物检疫证明材料为证据，主张“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串通往外地偷卖了案涉合伙财产128头牛”之事实，被告在本案中反驳提出“原告提供的检疫证，不能证明经被告办理检疫证开票所涉及的牛是案涉牛场的牛”等。对此，审理认为，被告方提出的此点诉讼意见，具有一定的抗辩力。动物检疫证明材料所涉及的相关牛，只能证明相关牛经过被告办理检疫手续后运输或出卖等，但不足以证明经被告办理检疫手续所涉及的相关牛是案涉牛场的牛。由此，在原告不能提供出确凿充分的证据，证明7次动物检疫证明材料所涉及的128头牛，是案涉牛场牛的前提下，本院对原告主张的“二人串通往外地偷卖了案涉合伙财产128头牛，除法院判决认定周红伟偷运外卖90头外，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还偷运外卖38头牛”之事实，依法不予认定。综上三个方面，本院对原告主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相关相关事实，依法不予认定。基于本案对原告主张的“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还偷运外卖38头牛”之事实不能认定，本院对原告请求被告莫上国与周红伟赔偿此38头牛损失之诉讼请求，依法不应支持。关于被告辩称及第三人参诉意见书所称的“出卖8头母牛的原因、卖牛款额及用途和莫上国没有参与卖牛”等事实，因被告及第三人对其主张举证不足，本院对此依法不予认定。关于被告辩称提出的“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的起诉”之诉讼意见，审理认为，根据财产共有、债权共有等相关法律规定，原告张帅作为合伙财产的共有人之一，其对共有财产享有所有权、管理权及对共有财产的侵权损害之债具有追偿权，再结合合伙人之一周红伟系共同侵权人之一，其不可能起诉请求相关赔偿，合伙人周始军在本案起诉前已经过法院判决退伙，其退伙后再起诉追偿对其不再具有经济利益等案情，张帅作为本案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合理合法，其做原告起诉本案主体适格。另，本院受理本案后审查认为，本案处理结果与第三人周红伟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通知第三人周红伟参诉，为此，本院依法追加并通知了第三人周红伟参诉，同时，本院认为，根据案情本院不必要追加周始军参诉，因而未追加、通知其参诉。由此，本院对被告提出的“原告起诉主体不适格，应驳回原告的起诉”的诉讼意见，依法不予采纳。关于诉讼中三方当事人提出的本院未采纳的其它诉讼意见，因不具有合理合法性，本院依法不予采纳。综合上述，本院应当依法判令，被告莫上国与第三人周红伟承担共同侵权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合伙人张帅、周红伟共有财产8头母牛的损失折价款150,080元。关于原告张帅的其它诉讼请求，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关于上述8头母牛折价赔偿款150,080元如何分割问题，应由现在的合伙人张帅、周红伟另行主张分割权利，本案对此依法不做处理。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七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三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一款（六）项、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莫上国与第三人周红伟承担共同侵权的连带赔偿责任，赔偿合伙人张帅、周红伟共有财产（8头母牛）的损失折价款150,080元。 上述金钱赔偿义务，限被告莫上国及第三人周红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一次性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张帅的其它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5,744元，减半收取（由法院退回原告7872元），由被告莫上国和第三人周红伟连带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春德 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 书记员  李健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