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琼0107民初7726号   原告：黄某，男，1993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汕头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添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   法定代表人：游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某，海南新概念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汕头市先蜂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汕头市。   法定代表人：邱某，该公司总经理。   原告黄某与被告添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逸公司）、汕头市先蜂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蜂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黄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被告添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游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某、周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先蜂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黄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急先蜂”省级站点代理合同书》、《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急先蜂代理附属协议》、《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2、两被告向原告返还代理费12万元；3、两被告向原告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4、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39960元；5、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和理由：2018年12月3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急先蜂”省级站点代理合同书》(以下简称“代理合同”)。代理合同约定：被告添逸公司为原告提供“急先蜂”平台一系列产品运营服务，被告先蜂公司为原告提供运营方案、操作培训、辅导原告使用“急先蜂”平台的各项功能指导服务，原告获得该平台在金平2区站点代理权限，负责该平台的代理销售；代理合同期限为2019年3月5日至2020年3月4日止。当天，原告与被告先蜂公司签订《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为代理合同的补充协议该协议约定：原告不履行主合同，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被告不履行主合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原告按照约定向两被告交纳平台代理费12万元，定金3万元；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积极进行前期筹备，注册公司、租货场地、组建运营团队、BD、骑手的招募与培训，种子用户的储备等一系列前期筹备工作。但两被告并没有按代理合同约定给子原告建金平代理区站点的支持，没有提供运营方案，没有操作培训，没有提供产品上线业务指导；同时两被告也没有兑现承诺，如建站前期为原告免费提供五台小牛电动车、骑手服装、商家广告便利贴等物资供应；且在代理合同签订后不久，被告先蜂公司就暂停“急先蜂”平台在广东省的代理工作，不再履行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义务。后，被告添逸公司承诺会派渠道部留在汕头驻点，扶持原告建站及业务推广，最终仍旧没有兑现。两被告未履行代理合同约定的义务，一再违约，原告看不到代理合同履行的希望。为了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原告现已停止经营。另，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的情形，应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根据《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四、第五条规定，两被告应在与原告签订代理合同之日的30日以前，向原告披露其经营活动的基本情況、拥有经营资源的基本情况、特许经营费用的基本情況、所提供产品、服务、设备的价格和条件等情况、经营网点投资预算的情况、中国境内被特许人的有关情况、最近2年的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计的原告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摘要或审计报告摘要等信息。但两被告从未向原告披露上述信息，存在事先违约情形。   被告添逸公司辩称，原告无权单方解除与添逸公司签订的《“急先蜂”省级站点代理合同书》（以下简称“《代理合同》”）、《急先蜂代理附属协议》（以下简称“《代理附属协议》”）及《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补贴协议》”）；原告向添逸公司主张返还代理费12万元、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并赔偿损失39960元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原告主张解除与添逸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代理附属协议》及《补贴协议》既不存在约定解除的情形也不符合法定解除的条件。1.原告未就解除合同事宜与添逸公司协商一致且双方签订的上述合同并未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的规定，本案并不符合约定解除合同的情形。2.本案也不具有合同法定解除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就本案而言，原告也正是基于该规定以添逸公司严重违约致使其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为由请求解除合同。但是，添逸公司并不存在原告所谓的违约行为。首先，原告称添逸公司没有为其提供运营方案、没有操作培训、没有提供产品上线业务指导、没有为其免费提供电动车等物资供应等构成严重违约，致使其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但根据《代理合同》第五条第一款关于甲方（添逸公司）权利与义务的描述可知，添逸公司的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为先蜂公司，其对原告并无直接的义务，上述行为本就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添逸公司应当履行的义务。何况在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支持原告代理的金平站点，添逸公司还积极指示先蜂公司派人指导、协助，且还专门从公司总部派人去指导工作。因此，原告诉称添逸公司严重违约并非事实。其次，原告称添逸公司未按照《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其披露经营活动的基本情况、最近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摘要或审计报告摘要等信息，存在事先违约的情形。根据《商业特许经营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披露上述信息系行业管理部门制定的管理办法的要求，不是合同双方约定的合同条款。即使添逸公司存在上述情形，也不构成事先违约。综上，添逸公司根本没有任何违约行为，何来原告所谓的因添逸公司严重违约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故原告在既没有约定解除合同又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条件的情况下，无权单方解除合同。但鉴于双方已丧失继续合作的基础，添逸公司同意合同解除。二、原告向添逸公司主张返还代理费12万元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1.添逸公司不应向原告退还代理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就本案而言，根据涉案合同的内容可以确认，原告向添逸公司缴纳的12万元代理费系其在一定期限内取得添逸公司经营资源的对价。其在合同订立后已经利用了添逸公司的经营资源开展了实际经营，其从2019年3月5日开始录入商户，截止6月24日共计录入合作商户58户。故原告主张退还全部代理费的请求于法无据，添逸公司不应退还代理费。2.即使添逸公司需要退还代理费，12万元代理费也不应全部由其退还。原告向添逸公司缴纳的12万元代理费由添逸公司和先蜂公司各收一半，若需退还，添逸公司只应退还其实际收取的6万元。在此基础上，鉴于原告已经利用添逸公司的经营资源经营站点长达数月之久，且添逸公司还派专人去站点支持工作并负责带领原告及其股东等人来公司总部考察、走访，产生差旅费6094.51元，应根据上述情况酌情扣减相应费用后再退还。三、原告无权向添逸公司主张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1.原告向添逸公司主张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没有合同依据。《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系原告与先蜂公司签订的，添逸公司不是该合同的主体，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定金协议对添逸公司没有法律效力，且添逸公司也未实际收到过原告缴纳的定金，故原告无权向添逸公司主张双倍返还定金。2.添逸公司仅仅通过先蜂公司收取了原告3万元保证金，从未收到任何定金。根据《代理合同》第三条第3款第3项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因丙方单方面原因终止代理合同的，甲方扣罚全部保证金”的约定，以及原告在《代理合同》签订多日后才缴纳该3万元保证金的情况可知，该3万元保证金并非原告所谓的定金，不适用定金罚则，原告无权主张双倍返还，且现因原告单方原因终止《代理合同》，其也无权要求退还该笔保证金。四、原告向添逸公司主张赔偿其损失3996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1.原告和添逸公司系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合法经营者，对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原告所主张的损失包括支出的人员工资、房屋租赁、水电费等费用，均系其生产经营过程所必然发生的费用，并非是添逸公司造成的损失，现原告主张添逸公司赔偿其损失39960元，无事实依据。2.添逸公司对合同解除并不存在过错，不应当向原告赔偿损失。如前所述，添逸公司并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因经营不善意欲单方解除合同，过错在其自身，其损失与添逸公司无关，不应由添逸公司赔偿。3.即便添逸公司要赔偿损失，但在原告要求适用定金罚则之后，其仅有权就超出的损失部分要求赔偿。原告主张的损失为39960元大于定金的数额，定金罚则所产生的对原告的收益30000元应当从其所谓的损失中扣除，对不足弥补损害的部分，即9960元损失其才可以要求添逸公司赔偿。综上所述，原告请求解除《代理合同》、《代理附属协议》、《补贴协议》既不符合约定解除的情形也无法定解除条件，其无权单方解除上述合同；其要求添逸公司返还代理费12万元、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并赔偿损失39960元于法无据，不应得到法庭支持。鉴于双方已失去继续合作的基础，添逸公司同意解除双方的合同。   被告先蜂公司未作答辩。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提交的《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急先蜂代理附属协议》、《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急先蜂”全国区域合作招商办法、星POS签购单、广发银行对账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中国工商银行凭证、中国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委托付款情况说明、营业执照、公司注册情况说明、《汕头房地产租赁合同》、急先蜂站点管理后台截图、一月份支出中的租赁办公场地违约金费（押金）及二月份租金、租赁办公场地中介费、居委会卫生费、三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的三月份办公租金、办公电费、海南总部考察费用、四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的四月份办公租金、办公电费、五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的五月份办公租金、办公电费、办公水费、海南总部游总约谈差旅费用、六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的六月份办公租金、办公电费等证据，被告添逸公司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经本院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被告提供的《“急先蜂”省级站点代理合同书》、《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急先蜂系统查询-代理列表、急先蜂系统查询-商户列表，原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经本院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确认。   本院对有异议的证据认证如下：   原告提供的《“急先蜂”省级站点代理合同书》，因该合同书最后一页手写部分仅有原告本人捺手印，没有两被告的签章，故本院对该合同最后一页的手写添加部分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其他内容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其与急先锋渠道部王仕聊天截图、急先蜂汕头金平业务群聊截图、与被告添逸公司对接人陈浩聊天截图、汕头区域事宜对接群聊截图、原告与急先蜂区域经理林方坤聊天截图，该聊天记录经本院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手机中微信聊天内容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原告提供的一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商铺招牌费、购置办公桌费、购置员工上下铁床费及苏文盛1月份工资，三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李松超2月份工资、四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的李松超、张立忠、林造昆3月份工资、五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的李松超、沈鋆裕4月份工资，六月份支出损失明细中的傅奕欣、叶梓立、沈鋆裕5月工资，被告添逸公司对其真实有异议，但添逸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证据的真实性，经本院审查，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添逸公司提供的《公司内部派遣通知》，因添逸公司未能提供该证据原件核对，被告先蜂公司也未到庭确认，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   被告添逸公司提供的2019年1月21日记账凭证、2019年1月21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付款申请、2019年3月1日借款（备用金）申请、2019年3月1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2019年3月1日记账凭证、2019年3月20日王仕差旅费报销单、2019年3月13日借款（备用金）申请、2019年3月14日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2019年3月14日记账凭证、2019年3月19王仕差旅费报销单，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原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其真实性，经本院审查，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添逸公司提供的邱某与李松超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原告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原告未能提供相反证据证明该聊天记录中的JK李松超不是李松超本人，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添逸公司提供的汕头区域事宜对接群聊截图，该聊天群与原告提供的证据汕头区域事宜对接群聊一致，且经本院与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原始载体手机中微信聊天内容核对，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被告添逸公司王仕到原告站点进行做指导培训的照片、先蜂公司的员工与原告的聊天记录等证据，经本院审查，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12月31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急先蜂”省级站点代理合同书》（以下简称代理合同），约定：被告先蜂公司取得急先蜂本土特色外卖平台广东区域代理使用权，接受被告添逸公司监督和管理，原告取得省级区域站点代理使用权，由被告先锋公司直接指导、管理，接受被告添逸公司的间接监督和管理。原告取得金2站点代理权限为1年，2019年3月5日起至2020年3月4日止，代理费金额为120000元，保证金为30000元。此外，三方还对权利与义务约定：被告添逸公司只提供产品质量保证并承担相应责任，除产品本身质量外不承担其他责任；被告添逸公司有对被告先蜂公司进行必要的操作培训、辅导，被告先锋公司顺利使用“急先蜂”平台的各项功能指导义务，并且其渠道管理部门为被告先蜂公司提供产品上线业务指导服务；被告先蜂公司有为原告提供运营方案的义务，有对原告运营方案审核管理的权利，有对原告进行必要的操作培训、辅导原告顺利使用“急先蜂”平台的各项功能指导义务；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被告先蜂公司的渠道管理部门为原告提供产品上线业务指导服务。同日，原告与两被告又签订《急先蜂代理附属协议》，该协议约定，被告添逸公司正式授权给原告负责金平二区商圈急先蜂站点运营资格，并确定原告负责的商圈范围。   代理合同签订后，案外人许东远受原告委托于2018年12月31日向被告先蜂公司刷卡支付30000元；并于2019年1月20日通过微信支付及银行转账的方式向被告添逸公司分别支付20000元、60000元、40000元，合计120000元。被告添逸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向被告先蜂公司转账支付60000元。被告先蜂公司已将30000元保证金支付给被告添逸公司。   另查，2018年12月31日，原告与被告先蜂公司签订《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载明“原告已交定金三万元整，原告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向被告先蜂公司交付全部尾款十二万元整……原告不履行主合同，无权要求返还定金，被告先锋公司不履行主合同，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定金罚则的执行，不影响任何一方要求赔偿的权利”。此外,该协议第六条还约定：本协议经双方签章自定金交付之日起自动生效，自原告缴清尾款之日起自动失效。   2019年1月13日，原告与被告添逸公司签订《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约定三个月发展期的骑手补贴、推广补贴、订单补贴、商家入驻补贴等各项补贴，并且约定各项补贴的前提条件及计算方法，包括连续30天日订单数、订单量等。此外双方还在协议中约定，被告添逸公司同意由原告作为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取得急先蜂本土特色外卖平台金二区域代理权。   2019年1月28日，原告与案外人签订了《汕头市房地产租赁合同》，约定租赁该案外人位于××路房用于经营，租赁期限为2019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原告称其租赁该房屋用于代理被告的“急先蜂”品牌。2019年5月份，原告未在使用急先蜂平台，后原告向被告添逸公司提出退站，被告添逸公司表示同意，但因双方就退还代理费及保证金等事宜未协商一致，原告遂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原告认为两被告未按代理合同约定给予原告建金平代理区站点的支持，没有提供运营方案和操作培训，也没有提供产品上线业务指导，也未兑现承诺给予建站前期的物资供应，被告添逸公司对此予以否认，认为其仅是负责研发APP，使用系统及培训、招商不属其合同义务，应由被告先蜂公司负责，而原告系因自身原因不继续履行合同，原告至今都未招募骑手、业务员，也未对急先蜂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庭审中，被告添逸公司陈述，被告先蜂公司在2019年9月不与添逸公司合作。截止法庭辩论终结前，原告在急先蜂平台录入58家商户。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原告能否解除其与被告添逸公司、先蜂公司签订的代理合同、《急先蜂代理附属协议》及原告与被告先蜂公司签订的《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原告与被告添逸公司签订的《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返还代理费，两被告是否应双倍返还定金及赔偿原告损失。   本案中，根据案涉代理合同的约定，原告与两被告均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被告添逸公司拥有“急先蜂”外卖平台的专利权及品牌商标的所有权，被告添逸公司同意被告先蜂公司取得急先蜂本土特色外卖平台广东区域代理使用权，原告缴纳120000元代理费，实际为平台使用费，取得金2站点代理使用权，由被告先蜂公司直接指导、管理，同时接受被告添逸公司的间接监督和管理；被告先蜂公司负责该平台的市场推广销售，被告添逸公司向被告先蜂公司提供“急先蜂”平台一系列产品运营服务；被告添逸公司有权对原告和被告先蜂公司的市场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并获悉原告和被告先蜂公司的销售情况、用户分布、产品结构、配送时效、服务区域等信息；被告先蜂公司有为原告提供运营方案、对原告进行必要的操作培训、辅导原告顺利使用“急先蜂”将平台的各项功能指导、为原告提供产品上线业务指导服务的义务。该合同还约定了关于“急先蜂”品牌的保护条款、监督培训以及售后服务等内容。由此可知，该代理合同系被告添逸公司将其拥有的“急先蜂”这一平台技术经营资源许可原告使用、由被告先蜂公司向原告提供运营方案及操作培训、原告在统一的运营平台上开展经营、添逸公司收取原告平台使用费为目的而签订的合同，该合同符合《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的情形，应为商业特许经营合同。经审查，原、被告签订的代理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无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合同。   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虽案涉代理合同中约定原告全额支付代理费的60天内因自身原因或主观恶意提前中止合同，被告添逸公司不予退还代理费；在合同有效期内，因原告单方面原因终止代理合同的，被告添逸公司扣罚全部保证金。但该合同属于格式合同，存在加重原告责任或排除原告主要权利的情形，被告添逸公司也未举证证明其已在签订该合同之初已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原告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故关于原告单方提出解除合同不予退还代理费和保证金的条款无效。现“急先蜂”网络外卖平台未能在约定的时间内上线运营，原告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原告即在合理的期限内即2019年5月份与被告添逸公司协商退站即解除合同，被告添逸公司同意原告解除合同，但因双方就退还平台使用费及保证金问题未能协商一致，导致原告起诉行使其单方解除权符合上述法律规定。故原告主张解除三方签订的代理合同及《急先蜂代理附属协议》，本院予以支持。因《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均是关于原告被许可在汕头金平二区商圈使用急先锋平台的约定，该两份协议属代理合同的配套协议，在代理合同解除的情形下，该两份协议理应解除，因此，原告主张解除《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本案原告支付代理费后，“急先蜂”网络外卖平台未上线运营，未实际使用“急先蜂”网络外卖平台进行经营，也未实际利用被告添逸公司的经营资源，因此，原告请求退还其支付的代理费，应予以支持。虽原告直接支付120000元代理费对象为被告添逸公司，但被告先蜂公司亦是代理合同的签订主体，该代理费实际上分别为被告添逸公司收取60000元，被告先蜂公司收取60000元。故两被告应将其各自收取的60000元代理费退还给原告。虽原告与被告先蜂公司签订《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因本院认定原告根据法律赋予其单方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主张解除合同，不涉及违约情形，故不应适用定金罚则，应属保证金，故案涉合同解除后，被告添逸公司收取原告的30000元保证金，应返还给原告。原告主张两被告双倍返还定金60000元，本院不予支持。   原告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合法经营者，不论两被告是否存在违约情形，原告为履行该合同所支出的人员、房屋租赁等费用，应由原告自行承担，现原告主张两被告赔偿其损失39960元，无事实依据，本院予以驳回。   综上，依照《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第九十七条和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原告黄某与被告添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汕头市先蜂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急先蜂”省级站点代理合同书》、《急先蜂代理附属协议》及原告黄某与被告汕头市先蜂科技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签订的《急先蜂代理定金协议》、原告黄某与被告添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1月13日签订的《急先蜂广东省级站点代理招商补贴政策附属协议》：   二、限被告添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某返还代理费60000元；   三、限被告汕头市先蜂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某返还代理费60000元；   四、限被告添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黄某返还保证金30000元；   五、驳回原告黄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599元，由由原告黄某1472元，被告添逸海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876元，由被告汕头市先蜂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251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郭 煊   人民陪审员 苏 杰   人民陪审员 李惠玲     二Ｏ二0年一月十日   法官助理 蔡慧文   书记员 王梦楠   速录员 高莉瑶   附相关法律条文：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商业特许经营（以下简称特许经营），是指拥有注册商标、企业标志、专利、专有技术等经营资源的企业（以下称特许人），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以下称被特许人）使用，被特许人按照合同约定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向特许人支付特许经营费用的经营活动。   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作为特许人从事特许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