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濮阳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928民初8785号原告：李水芝，女，1959年8月15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市开州路希望**。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爱钦，河南龙大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程相竹，女，1968年5月18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淑，河南优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桂梅，女，1961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濮阳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刚，河南琮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李水芝诉被告程相竹、高桂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2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水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任爱钦、被告程相竹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子淑、被告高桂梅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海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水芝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7万元，并按照月息1.5%自2016年1月1日计算至支付完毕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程相竹、高桂梅系濮阳市华龙区联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联信合作社”）股东，程相竹系法定代表人。二被告在经营联信合作社期间向原告借款19万，其中原告李水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别于2013年9月27日向被告转账10万元、于2013年11月5日向被告转账7万元、于2014年3月28日向被告转账2万，以上共计19万元整。联信合作社于2014年3月27日向原告李水芝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李水芝人民币拾贰万元整（￥120000元），月利率20‰，借款期限12个月，时间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3月27日，濮阳市华龙区联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4年3月27日”；联信合作社于2014年5月5日向原告李水芝出具借据一份，载明：“今借到李水芝人民币柒万元整（￥70000元），月利率20‰，借款期限12个月，时间2014年5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濮阳市华龙区联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2014年5月5日”。2016年1月26日被告高桂梅偿还原告李水芝2万元现金，二被告尚欠原告李水芝本金17万元。借款到期后，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17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2016年11月6日联信合作社股东高桂梅找原告协商，愿意承担联信合作社欠原告的借款，并同意还款，有录音可以证明，并给原告出具收据。2016年1月26日高桂梅代联信合作社还款2万元。2017年5月1日联信合作社股东会决议股东同意公司解散，约定公司停止营业，进行清算，并注销联信合作社，同时联信合作社作出清算报告，在河南日报刊登清算公告，报告联信合作社注销了该公司。高桂梅在2019豫09民终706号案件中提供联信合作社股东结算清偿协议4份共5页，2015年12月6日协议书内容：股份为2份，高桂梅、程相竹各代表一份股份，协议书第五条内容显示已起诉收回来的款项先解决柜台的存款，如收不回来，相竹，桂梅各兑一半现金支付，谁收回谁先支付谁的客户。高桂梅和原告是同学、老乡，因此高桂梅介绍原告在这多次存款，原告是高桂梅的客户，协议第四条显示收回款项后有刘世红、史旭东支取，协议补充中显示，2015年11月、12月份工资刘世红等人正式发放，其后，刘世红把卡中的钱结清转入玉才，留作柜台备用，其后，刘世红配合公司。2016年1月31日程相竹、高桂梅债务分担协议显示，联信合作社柜台存款按二分之一分配承担，程相竹、高桂梅各担一半。2017年5月14日、2016年2月13日协议中显示高桂梅、程相竹是联信合作社两位股东，协商追讨联信合作社的债权及偿还联信合作社债务的内容。被告联信合作社在债权债务未清算完毕的前提下，于2017年10月19日注销。本案起诉不超过诉讼时效，被告联信合作社偿还原告利息截止2015年12月20日，2016年1月26日联信合作社股东高桂梅又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2016年11月6日股东高桂梅收走李水芝、刘志华三份合同及借据后，给原告打了收据，2017年5月份联信合作社股东协商注销，2018年10月份原告起诉联信合作社股东高桂梅主张偿还借款，2019年11月原告以联信合作社股东高桂梅、程相竹为被告起诉要求共同偿还联信合作社的借款17万元，以上时间能证实本案原告诉讼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将款项借于联信合作社，联信合作社与原告签有入社合同及收据，并有原告将借款转入联信合作社的银行凭证和联信合作社支付给原告李水芝的银行利息，可以证实联信合作社与李水芝的债权债务关系。联信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是被告程相竹，程相竹作为联信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在没清偿完联信合作社的债务的情况下向工商登记门提供虚假材料，注销该公司，其对联信合作社的债务应当承担偿还责任。被告高桂梅系联信合作社股东，其收回联信合作社给原告出具的入社合同及收据，并给原告出具收条，原告误认为高桂梅是自愿偿还联信合作社对其的债务，但就高桂梅收回联信合作社出具的入社合同及借据的行为，联信合作社并没有通知，也没有追认该笔债务由高桂梅代联信合作社偿还，从被告高桂梅的答辩中，高桂梅并不同意代联信合作社偿还该笔借款。被告程相竹提供的协议及高桂梅在2019年豫09民终706号案件中提供的联信合作社股东结算清偿协议可以证实，被告高桂梅是联信合作社的股东，被告高桂梅承担了联信合作社的债权和债务。原告李水芝起诉联信合作社的两位股东，其诉讼主体适格。本案不存在重复起诉问题；原告起诉高桂梅偿还借款是基于联信合作社的债务转让给高桂梅，案由是债务转让，该转让程序不完整，并没有联信合作社的转让通知，也没有联信合作社与高桂梅的转让协议，原告请求高桂梅还款是基于高桂梅收走了联信合作社给原告出具的合同、借据，高桂梅出具收据时的录音，原告误认为高桂梅承接了联信合作社的债务而起诉高桂梅。本案中原告李水芝是基于与联信合作社债权、债务关系而起诉注销联信合作社的股东，本案是民间借贷关系，两个案件的案由不同，不存在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原告出借给联信合作社款项共计19万元，后偿还2万元，下欠原告17万元未还，2017年联信合作社股东程相竹、高桂梅经协商后注销了联信合作社，二人协商承担了联信合作社的一切债权债务，联信合作社欠原告款项17万元理应由二人共同偿还，原告起诉二被告，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程相竹辩称，原告向程相竹主张还款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原告和程相竹不认识，程相竹也没有收到原告所说的资金，已注销的联信合作社在2014年是否收到原告的资金，程相竹不清楚。从原告陈述的借款到期之日起，到现在原告起诉程相竹已经有6年的期限。原告称2015年12月20日联信合作社停止付息，即是权利侵害之日，可是到本次诉讼2019年11月11日，原告在此期间从未向联信合作社及程相竹主张过权利，超出了3年的诉讼时效，不应受法律保护。原告向程相竹主张借款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原告针对同一事实，曾于2018年10月17日向起诉被告高桂梅，当时原告诉状中陈述，高桂梅在2016年1月6日为原告出具收到条，高桂梅收到条的书写内容是收到联信合作社欠款李水芝19万元，原告自认联信合作社欠款转移给高桂梅承担，另外在诉讼中，李水芝又提供了一份录音，用于证实高桂梅主动自愿承担联信合作社欠原告的资金，原告作为债权人，同意债务转移给新的债务人高桂梅，现又向程相竹主张偿还借款，没有事实依据。2018豫09**民初3787号判决保护了原告向高桂梅主张借款的事实，虽然原告撤回起诉，但是查明的事实客观存在，原告通过主张债务转移的法律关系实现17万元的借款保护，本案中原告又以原入社合同起诉，但仍是同笔债务，属于重复起诉。对同一事实再次起诉，属于浪费司法资源，并与高桂梅恶意串通，将收条及入社合同再次交换，侵犯了程相竹及联信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原告本次诉讼陈述的事实是2014年3月份出借给联信合作社17万元，现联信合作社已经注销，故起诉股东程相竹和高桂梅，但该债权通过3787号判决已经审理，李水芝自己证实同意高桂梅收回联信合作社出具的合同，原告将联信合作社的入社合同交给高桂梅重新换条，原告与联信合作社的债权债务关系灭失，重新与高桂梅建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如若不然，原告不会将自己的债权凭证交付给高桂梅持有。债权凭证直接影响原告债权的实现，根据合同法84条，债务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应该经债权人同意，原告作为债权人同意联信合作社的债务转移给高桂梅，高桂梅和原告协商一致，对原合同予以变更，变更后的法律关系受法律保护。原告的借款应当由高桂梅偿还。2015年12月份联信合作社解散，并且已经清算，高桂梅是原联信合作社的股东，高桂梅名下还有三名隐名股东，分别是闫玉英、葛海峰、边世超，2015年12月份联信合作社将股份分成两大股，对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分配结算，一份程相竹为代表，一份高桂梅为代表，持有公司的债权、承担公司的债务，原告李水芝是高桂梅的客户，联信合作社欠原告钱也应由高桂梅及其所代表的股份承担，在公司清算时，程相竹向客户发出声明，高桂梅名下的客户由高桂梅自行承担，原告的女儿在联信合作社工作，对此事非常了解，所以才会出现原告提供的录音中所显示的内容，联信合作社欠原告的账，不给程相竹要，而给高桂梅要。原告提供的2016年11月26日的收条及录音，是原告和高桂梅的真实意思表示，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也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原联信合作社的欠款转移给高桂梅。高桂梅和李水芝于2016年形成的收条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变更，应受法律约束。民法的原则是意思自治，原告不应当规避客观的债务转移的事实，原告与联信合作社的债务灭失，新债务高桂梅应当承担。7387号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双方的法律关系已发生新的变更，高桂梅和原告建立了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陈述被告高桂梅曾于2016年1月26日向其还款2万元，充分证明高桂梅已按与程相竹签订的分账协议对自己的客户履行了还款义务，原告接收，认可债务转移，原告与联信合作社的债务关系灭失。综上，请求贵院依法驳回原告对程相竹的诉讼请求。被告高桂梅辩称，被告高桂梅不是联信合作社的股东，华龙区工商局的注册、注销档案可以证明。原告称被告高桂梅系联信合作社的股东没有任何法律事实依据。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李水芝是将钱借给联信合作社的，高桂梅只是联信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不是股东，虽然曾给原告出具收条，但事后已将合同交还原告，原告将收条交还高桂梅，收条已经作废。李水芝在2014年3月27日、2014年5月5日分别向联信合作社注入股资，被告高桂梅根本就不知情，李水芝的女儿石淑丹当时就在联信合作社上班，通过联信合作社会计凭证证明是石淑丹的业务，并有业务提成奖励。李水芝在2014年3月27日，2014年5月5日分别向联信合作社注入入社资金，由联信合作社与李水芝签订的合同证明该款项已经打给了联信合作社，与被告高桂梅没有任何关系，不能向被告高桂梅主张权利。2016年1月26日被告高桂梅偿还李水芝2万元的现金，是被告高桂梅与李水芝有另一笔债权债务关系，是高桂梅和平洪州借李水芝的46万元借款中所还款2万元。2017年1月17日高桂梅与平洪州给李水芝签订了房屋抵债协议书，债权债务履行完毕，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本案中高桂梅与李水芝没有借贷法律关系。根据濮阳市中院2019豫09民终706号裁定，将濮阳县法院2018豫09**民初7387号民事判决予以撤销，准许高桂梅撤回对2018豫09**民初7387号民事判决书的上诉，准许李水芝对2018豫09**民初7387号判决书撤回起诉。濮阳市中院2019豫民终1975号裁定将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民初4079号判决书撤销，准许李水芝撤回上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338条规定，在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请求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撤诉的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应当驳回李水芝对高桂梅的诉讼请求。综上所述，恳请贵院驳回李水芝对高桂梅的起诉。案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6日联信合作社成立，法定代表人为程相竹。被告高桂梅系联信合作社合伙人。2014年3月27日联信合作社向原告李水芝借款12万元，约定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4年3月27日至2015年3月27日，月利率2%。借款后，联信合作社如约向原告支付利息至2015年3月；自2015年4月该笔借款的利率变更为月息1.5%，联信合作社按照月息1.5%支付原告利息至2015年12月。2014年5月5日联信合作社向原告李水芝借款7万元，约定借款期限12个月，自2014年5月5日至2015年5月5日，月利率2%；自2015年4月该笔借款的利率变更为月息1.5%，联信合作社按照月息1.5%支付原告利息至2015年7月。程相竹与高桂梅于2015年12月6日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中显示，由于业务需要，年底结束业务，把两年来的贷款分配到股东，股东分为两份，程相竹代表一份，高桂梅代表一份；相竹分得的户是子路坟老韩户本金460万元、红利50万元、军涛实业98万元，桂梅分的户是边世超250万元、唐永良户200万元朱振海和曹广科共150万元；张付新、达森门业、朱桂云收回后由刘世红、朱旭东支取；已起诉的孙国华和董化铭收回后解决柜台存款，如收不回来，相竹、桂梅各兑一半现金支付，谁收回谁先支付谁的客户；其余贷款由股东共同清收，最后再结算。高桂梅、程相竹均认可该协议中二人分的各户的款项系债权。2015年12月9日高桂梅书写收据一张，内容显示其将边世超共250万借条和曹广科30万、刘振海共120万、唐永唐200万合同贷款资料取走。程相竹与高桂梅于2016年1月31日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中显示，联信柜台存款按二分之一分配承担，程相竹、高桂梅各担一半，明天把清单列出来，玉才、旭东参加，分清后承担法律责任；徐镇捌拾万程相竹、高桂梅各承担肆拾万；不良贷款各承担一半，分清后自己想办法；办公用品各分一半，包括桌子、椅子、沙发、柜子、电脑等；把联信贷款本金、利息同时分清，截止日期2015年12月底。程相竹、高桂梅均认可协议中的柜台存款系联信合作社债务。高桂梅和程相竹均认可的一份清单中显示，程相竹存款合计268万元，其中包括赵巧云18万元；高桂梅存款合计289万元，其中包括李水芝19万元、刘志华7万元、井盼淑30万元；程相竹、高桂梅均认可该清单中的款项系联信合作社债务。程相竹与高桂梅于2016年2月13日签订协议一份，协议内容中显示，程相竹、高桂梅协商，原分单程相竹268万元，高桂梅289万元；高桂梅减去井盼淑30万元，两人相差9万元，程相竹多9万元；程相竹、高桂梅同意把赵巧云理财18万元分给两人，程相竹承担13.5万元，高桂梅承担4.5万元。程相竹、高桂梅均表示以上协议双方的意思系二人协商将联信合作社的债权、债务进行分配。2016年1月6日经高桂梅向李水芝还款2万元，李水芝在7万元借据上书写“2016年1月26日取走2万元（贰万元整）李水芝”。原告举示的2016年11月6日高桂梅、李水芝、刘志华的谈话录音谈及，高桂梅对李水芝、李志华称，看能否用房子解决李水芝和刘志华的借款，高桂梅与程相竹系合伙，联信合作社欠李水芝、刘志华的借款，已经分配给高桂梅，高桂梅把二人的借款凭证收回，向李水芝、刘志华出具收条，等高桂梅给二人匹配了房子，让办手续时再把收据取回，不用找程相竹了，李水芝、刘志华表示同意。高桂梅将李水芝、刘志华联信合作社的借款凭证取走，向二人出具了收据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联信欠款：李水芝17万、刘志华7万合计贰拾肆万元整（240000）合同三份收款人：高桂梅2016年11月6日”。2017年10月19日程相竹申请将联信合作社注销，并办理了注销登记，清算报告中显示，截至2017年6月1日公司债权债务已清算完毕，剩余财产已分配完毕，公司无债权债务状况。2018年10月17日李水芝、刘志华以民间借贷纠纷将高桂梅诉至本院，要求高桂梅偿还借款24万元。2018年12月21日本院作出（2018）豫0928民初73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高桂梅偿还李水芝、刘志华借款24万元及利息。高桂梅上诉至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7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豫09民终706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濮阳县人民法院（2018）豫0928民初7387号民事判决，准许高桂梅撤回上诉，准许李水芝、刘志华撤回起诉。2019年高桂梅以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将李水芝、刘志华诉至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要求解除2016年11月6日原、被告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高桂梅向李水芝、刘志华出具的收款条），2019年7月24日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9）豫0902民初4079号民事判决书，解除高桂梅与李水芝、刘志华债权转让合同关系，高桂梅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李水芝、刘志华涉案三份《濮阳市联信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入社合同》。李水芝、刘志华上诉至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年10月17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9）豫09民终1975号民事裁定书，撤销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法院（2019）豫0902民初4079号民事判决，准许李水芝、刘志华撤回上诉，准许高桂梅撤回起诉。此后，高桂梅将2016年11月6日向李水芝、刘志华出具的收据取回，将原告的借款凭证交还原告。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原告与联信合作社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借贷关系。关于原告是否存在重复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案号为2018豫09**民初3787号的李水芝、刘志华诉高桂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与本案，前诉与后诉的当事人不同，诉讼请求不同，因此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关于原告起诉是否已逾诉讼时效问题，根据查明的事实，原告的诉讼时效因义务人履行义务及原告提起诉讼的事实导致诉讼时效发生了中断，诉讼时效应重新计算，因此，截至原告本次起诉之日，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关于是否存在债务转移的问题，程相竹与高桂梅对二人签订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从高桂梅和程相竹签订的协议书内容看，程相竹与高桂梅作为联信合作社的股东，将联信合作社的债权、债务进行了分配，仅是联信合作社股东内部就其债权、债务的分割达成的协议，高桂梅向李水芝的陈述也只是告知李水芝其债务分配给了高桂梅承担，李水芝系在高桂梅称以房屋抵偿债务的情况下将借款凭证交给高桂梅，高桂梅向李水芝出具的收据中也未书写债务转移的内容，此后高桂梅未向原告交付房屋，李水芝的债权未实现，最终李水芝将收据交还高桂梅，并将债权凭证取回。联信合作社系李水芝的债务人，自借款日至今未将向原告出具的债权凭证取回，现李水芝以联信合作社向其出具的借款凭证主张债权，联信合作社与李水芝的债权债务关系未消灭，亦未变更，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存在联信合作社做出将其对原告的债务转移给高桂梅承担的意思表示，并取得原告同意的法律事实，因此，本案中联信合作社与高桂梅之间未形成债务转移。因联信合作社股东内部的约定对其债权人无约束力，现联信合作社已注销，联信合作社注销时进行了不实清算，其债务应由其股东偿还，程相竹、高桂梅作为联信合作社的股东，应对联信合作社对原告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因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2020年8月20日起开始实施，原告起诉日为2019年12月2日，故本案应适用修订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原告要求被告按照月息1.5%支付借款利息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高桂梅辩称其非联信合作社股东，其偿还原告2万元系另外的借款关系中的还款行为，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关于程相竹与高桂梅之间就联信合作社对外债务承担的问题，双方可另行主张。综上所述，被告高桂梅、程相竹应偿还原告李水芝借款17万元，并按照月息1.5%支付自2016年1月1日至借款还清之日至的借款利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四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及相关民事法律法规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高桂梅、程相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李水芝借款17万元及利息（从2016年1月1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本息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700元，由被告高桂梅、程相竹均担。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世虎人民陪审员  李功玉人民陪审员  张新瑞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书 记 员  付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