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15997号原告：王本友，男，1972年8月26日出生，住四川省富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华，广东邦仁律师事务所。被告：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湖南湘江新区滨江金融中心楷林国际D座。法定代表人：夏博辉。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丹，女，1985年1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春辉，男，1982年5月31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沅江市。原告王本友与被告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本友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余建华，被告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丹丹、杨春辉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本友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106470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赔偿自2018年7月9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期间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8年7月9日,原告到其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东升支行查询银行流水清单时,发现在2018年4月30日当天的“11:09:46”(订单号:201804306070538)、“11:18:28”(订单号:201804306078175)、“11:21:53”(订单号:201804306077737)这三个不同时间段里,被没有显示“对方账户名”、“对方账号”等关键信息的收款方从原告网上银行处分别取得了原告本人资金18900元、49770元、37800元,共计106470元。为此,原告特向其开户银行中国银行东升支行提出申请,要求该银行将前述三笔资金的具体转账明细予以核查。据前述银行提供的转账明细单及经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显示,前述三笔资金系被被告收取的。随后,原告在2019年4月1日向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以不当得利纠纷为案由起诉被告。但是,在该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以被告与“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有相关代付服务协议且已将涉案款项结算给他人为由抗辩并提供了相关证据。原告在审阅相关证据时发现了被告存在“可疑交易监测机制不完善,间接为非法行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和“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报送大额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未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等行为。只是考虑到原告起诉案由不合适,故申请了撤诉。如今,原告认为,被告由于存在上述违法行为,造成原告损失了该106470元,应认定为侵权,已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法应当向原告进行赔偿,故原告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湖南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原告构成重复诉讼，浪费诉讼资源。原告本次诉讼的主体、内容、证据材料与第一次诉讼完全一样，仅仅是换了一个诉讼理由，明显是重复诉讼，人为增加了法院和法官的工作量。二、被告作为持牌收单机构，从事的是一项常规的收单业务。《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办法》[（2013）第9号]规定：银行卡收单机构与特约商户签订银行卡受理协议，在特约商户按约定受理银行卡并与持卡人达成交易后，为特约商户提供交易资金结算服务的行为。被告分别与上海银生宝支付公司、济南宝砖信息科技公司签署了《电子支付合作协议》、《互联网支付业务合作协议》。根据收单业务的交易特点以及资金支付路径，该业务交易模式如下：原告王本友在济南宝砖或济南宝砖合作的网站上进行某种交易，交易订单提交后支付信息依次通过济南宝砖传输到三湘银行、银生宝支付公司、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收到支付请求后提示王本友输入密码，验密通过后中国银行进行扣款，扣款资金通过银生宝支付公司、三湘银行、最后结算给济南宝砖。三湘银行将资金结算给济南宝砖后，该笔交易项下的义务就已经履行完毕。因此，被告在该交易模式中起到资金收付通道的作用，未侵害原告的权益。三、根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个人服务业务规则》，中国银行网银支付需要输入密码等安全工具验证。据此可以判断，原告账户资金支付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是原告主动的行为，而并非原告所称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款。否则，要么是中国银行系统存在重大漏洞，要么原告未妥善保管银行密卡和密码。不管是上述何种情况，都与三湘银行无关。四、从裁判文书公示的三份判决书认定情况来看，原告对支付行为是明知且主动的，有强烈的主观意愿。原告就本案争议的三笔交易对银生宝支付公司提起过诉讼，被驳回。并就另外八笔交易特征与本案完全一致、金额一样的交易对收单机构易智付提起过诉讼，经过两轮判决，均被驳回全部诉讼请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查明，王本友在前述八笔支付过程中，由于账户余额不足，还通过银行柜台向涉案账户分别转入240000元、200000元。可见，原告希望促成该交易的愿望十分强烈。原告在本次起诉过程中，仅仅强调资金转移至三湘银行，可是隐瞒其主动支付的动机，是希望混淆视听、隐瞒真相。五、三湘银行从事收单业务的行为与原告的资金损失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主观想要完成某项交易、支付资金，即使没有三湘银行这个支付通道，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支付方式付款出去，比如微信、支付宝等。原告混同了条件关系与因果关系，三湘银行与本案中的银生宝支付、中国银行一样，都是交易链条中的一环，但并不构成原告资金损失的因果关系。六、原告起诉状中提到人民银行对被告的监管处罚，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人民银行的监管处罚并不代表被告存在违法行为，不构成答辩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被告也是济南宝砖非法交易的受害者。在强监管的形势下，银行、支付机构、各类金融机构遭受监管处罚的现象非常普遍，截至2019年11月，全国115家网络支付机构中有91家受到了央行的公开处罚，其中就包括原告起诉又败诉的另外两家收单机构（易智付、银生宝）。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是依法成立的银行类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包括吸收人民币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人民币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从事借记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等等。案外人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互联网支付”，并具有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业务类型包括“互联网支付”。2017年10月13日，案外人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电子支付合作协议》，约定：通过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电子支付系统与被告支付平台系统之间的连通，为被告客户提供电子商务应用过程中所需的基于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支付平台的支付服务。案外人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系依法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及销售；智能技术开发；玩具、安防设备、监控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2017年3月14日，被告与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定《“互联网支付”业务合作协议》。该协议第二条对互联网支付业务的定义为：指商户（本协议中专指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后，通过与被告方技术对接或运用被告提供的专用业务操作平台向被告提交收付款指令后，被告依据协议约定及自身业务规范，依靠被告互联网支付平台进行业务受理的过程。第十二条双方的合作方式：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交互联网支付业务交易指令，被告据此进行业务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中国银行的银行卡客户交易查询显示：2018年4月30日11:21:34，业务类型“电子支付”，交易金额“37800元”，交易渠道“网上银行”，客户附言“银生宝网上支付”；2018年4月30日11:18:09，业务类型“电子支付”，交易金额“49770元”，交易渠道“网上银行”，客户附言“银生宝网上支付”；2018年4月30日11:09:27，业务类型“电子支付”，交易金额“18900元”，交易渠道“网上银行”，客户附言“银生宝网上支付”。该三笔款项均支付至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同日，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根据双方协议约定将上述款项支付给本案被告。被告于当日就上述三笔款项与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了结算并支付给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另查明，原告当庭确认，本案三笔转款均系其本人操作。因操作时原告处于宿醉状态，所以无法想起来当时具体交易订单及情况。2018年5月12日，原告名下中国银行账户也曾发生了8笔与本案交易特征相同的交易，每笔交易金额均为49770元。原告当庭陈述称当时转账也是处于宿醉状态，对转账及交易情况均不知情。针对本案三笔款项，原告曾以不当得利为由将案外人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被该院判决驳回所有诉讼请求。后原告也以不当得利为由将本案被告诉至本院，后原告自愿撤回起诉。此外，原告当庭确认本案应为侵权责任纠纷，原告作为消费者，接受了作为互联网支付平台的提供者即被告的资金收付服务。所以被告收到了原告的钱，侵犯了原告的资金所有权。又查明：2018年10月8日至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对被告进行现场检查，针对被告可疑交易监测机制不完善，间接为非法行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未按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未按规定保存交易记录等行为，依法对被告进行了行政处罚。本院认为，本案应为侵权责任纠纷，原告亦当庭确认其是以侵权纠纷为由诉请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因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应满足侵权之债的构成要件。就本案而言，原告确认其中国银行账户款项系本人亲自操作、通过网上银行转款，并通过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至被告，被告按照其与案外人上海银生宝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协议约定，将款项结算支付给了济南宝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被告既没有实际侵占原告款项的行为，主观上也并无过错。被告只是提供了一个资金通道。事实上，本案的涉案款项是原告分三次向同一个交易对象转款。原告称因转款时处于宿醉状况，不记得和谁进行了交易并转了款项。但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事实，应承担不利后果。且通过网上银行就相关交易进行转账，需要凭密码支付。从常理来看，原告分三次转账，能准确无误的输入密码并将款项支付至同一交易对象，显然不是一个宿醉状态下的人能够顺利完成。且此后不过两天时间，原告又出现了八笔款项与本案交易及转账特征一致的付款行为，原告亦称当时处于宿醉状态，记不清交易对象和付款对象。显然，原告的陈述不具有可信度。原告自身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交易对象的情况。原告的转款行为系其交易行为中的一个环节，如果因交易行为发生纠纷，原告应向实际上的交易相对方主张权利而非本案被告。综上，原告诉请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受到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的行政处罚，但该行政处罚并未直接指向本案原告的转账行为，其行政处罚只是有关机关就被告经营不规范或违反相关法规的处罚措施，被告承担的是行政责任，与被告对原告的主动转款行为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责任无必然联系。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王本友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832元，由原告王本友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石志刚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杨硕书记员徐莹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