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30408号原告：张滨，男，1975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宝山区泗塘八村****。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霞，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章练塘路****。法定代表人：苏为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爱峰，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张滨与被告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添裕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滨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慧霞，被告添裕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莹、黄爱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款项差额人民币(币种下同)505,412.40元。事实和理由：2008年10月8日，原告进入被告处工作，职务为销售经理。在职期间，原告同时担任被告的法定代表人。原告入职后，与被告签订过两份劳动合同，最后一期为五年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2017年，被告无正当理由将原告辞退，原告最后工作至2019年9月30日。2017年10月28日，被告经过与原告协商，与原告签署一份《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同意赔偿原告合计607,412.40元。后因被告经济困难，直到2018年12月25日才支付了102,000元的赔偿款，余款505,412.40元经原告多次催讨，被告至今未支付。此外，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起算。2018年12月，被告曾向原告支付了部分离职赔偿款，故仲裁时效发生中断并重新起算，原告的请求并未超过仲裁时效。原告为上述事宜申请仲裁，现原告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添裕公司辩称，首先，原告系主动办理退工手续，双方劳动关系于2017年9月29日退工之日解除。然原告于2019年6月10日申请仲裁，超过仲裁时效。原告未在仲裁时效内申请仲裁，其权利因怠于行使不再受法律保护。其次，被告不存在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原告系主动离职，自行办理退工手续，被告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再次，原告于2017年9月至2019年4月期间掌控被告的公章、营业执照及银行账户U盾。在此期间，其自行办理离职手续，并要求庄玉娟为其办理退工手续。最后，原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系被告股权确认诉讼经法院二审生效后，原告与其前妻即被告股东刘爱琴，为达到侵占公司资产的目的而于2018年补签的。2018年12月25日转账时，被告的银行U盾亦由原告掌控，故该款项实际系原告侵占的被告资金。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请，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仲裁裁决书，证明本案经过仲裁前置程序。2、期限为2011年11月1日至2016年10月31日的劳动合同书，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3、社保缴费记录，证明被告为原告缴纳了社会保险费。4、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内载：“甲方(用人单位)：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乙方(员工)：张滨……甲乙双方就解除劳动合同事宜，经友好协商，签订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如下：1、劳动合同的解除：甲方未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乙方的前提下擅自解除与乙方劳动关系，并将乙方社保在2017年9月30日做了退工手续。2、故乙方要求甲方做出如下赔偿：2.1补偿金的计算方法：……A、补偿：甲方应向乙方赔偿工龄补偿金，上不封顶，1年5,000元，满一年算一年，不满一年的算0.5年。B、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没有提前三十天书面通知乙方，补发乙方3个月的工资(基数为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基数)。C、乙方未使用年休假天数按3倍工资补偿。D、补发乙方2018年度四分之三年终奖。E、赔偿乙方一个月的社保费和公积金缴费……3、合计补偿总金额为：陆拾万柒仟肆佰壹拾贰元肆角整……”，该协议落款处甲方加盖被告公章，刘爱勤签字，并注明签订日为2017年10月28日，证明被告同意支付原告离职补偿合计607,412.40元。5、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证明被告于2017年9月为原告出具了2017年9月29日合同解除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6、电子银行回单，证明被告于2018年12月25日向原告支付了退工赔偿金102,000元。被告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3真实性无异议。证据4真实性不予认可，协议落款被告公章印文确实由被告的公章加盖，刘爱勤签名的真实性无法确认。然协议系原告控制被告公章期间自行加盖公章形成的，原、被告双方并未对离职赔偿达成合意。且被告认为该协议系2018年恶意补签的。不论协议落款时间2017年10月28日还是部分款项支付时间2018年12月25日，被告的公章、营业执照、银行账户均处于原告控制下。且协议签订后一年后才打款，明显有违常理。根据股权确认生效判决，公司财务审批要经过层报，由公司控制人即被告法定代表人苏为平签字同意。但原告与刘爱勤没有履行手续，直接出于侵占的目的，将账户内的款项转走。证据5真实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系主动离职，自行办理退工手续，被告只是应原告的要求配合其办理相关手续。且原告虽然拿到了2017年9月的退工通知，实际股权诉讼案件生效后，直至苏为平申请强制执行，被告才变更法定代表人，即原告办理退工以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原告都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证据6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通过与刘爱勤恶意补签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侵占被告资金，被告已经对原告提出了损害公司利益的诉讼，要求原告返还其侵占的资产，包括原告于2018年12月25日自被告账户内转走的102,000元。被告为证明其辩称，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证明原告于2017年9月29日主动办理退工手续，其于2019年6月申请仲裁已经超过仲裁时效。2、照片、免去苏为平职务的通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银行账户记录，证明原告通过免去被告实际控制人苏为平一切职务，抢夺被告税控和发票等物品，虚假诉讼，非法侵占资金等方式意图侵占被告全部财产，并给被告造成重大损失。原告涉嫌侵占被告财产，损害被告利益，为避免被告追责，原告主动离职。故被告无需支付任何经济补偿。3、补领(增加)证照申请书、通知函、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以挂失补办方式持有被告营业执照和公章，至被告以诉讼方式要求其返还，即2017年9月26日至2019年4月24日期间由原告持有被告公章。原告提供的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系其持有公章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单方拟定，擅自签署，并未与被告达成合意。4、签收单，显示交接人为原告，证明原告于2019年5月、6月才将银行U盾、财务专用章等材料返还给被告的，在此之前交接材料均由原告掌控。原告从被告账户支取款项，包括2018年12月25日支取的102,000元都是通过网上银行以及U盾获取的密码。原告对于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不认可。退工并非原告主动办理的，系被告辞退原告后，由被告给原告办理退工的。原告亦不认可本案超过仲裁时效。证据2照片真实性无异议，照片拍摄于2017年11月1日，照片上的人物确实是原告本人，当时原告已经离职，刘爱勤要求原告陪同其到被告处要求苏为平交出营业执照等材料，并要求苏为平迁走在被告场地开的另一家公司，但苏为平不同意，原告即报警处理，当时刘爱勤在场，只是照片拍摄时未将其拍入；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与原告无关；民事裁定书真实性无异议，确有苏为平抢走证照的事情；民事判决书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不认可判决内容，且股权判决与本案无关；银行账户记录真实性无法确认，所有资金及账户都是由被告掌控，故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补领(增加)证照申请书真实性无异议，但无法证明公章在原告处，当时刘爱勤与苏为平发生股权纠纷，刘爱勤希望收回公司的经营权和管理权，但苏为平拒绝返还，因原告当时是被告的法定代表人，故陪同刘爱勤去补领证照；对通知函真实性不予认可，原告从未收到过；对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立案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真实性均无异议，但法院从未通知原告。证据4真实性无异议，签收单上的物品是刘爱勤交给原告的，交接之前，刘爱勤、苏为平、严美蓉及原告曾就股权问题协商过多次，但未达成一致意见，刘爱勤通知原告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并当场将公章交给苏为平，苏为平还催促刘爱勤交接其余材料，刘爱勤不愿与其接触，故委托原告与苏为平交涉。为查明本案事实，本院调取添裕公司与张滨、刘爱勤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2019)沪0112民初29562号中的民事起诉状、双方提交证据及法庭审理笔录。原、被告对该组相关证据材料之真实性均无异议。诉讼中，被告申请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中被告公章印文之形成时间进行司法鉴定。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于2020年2月2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无法判断检材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上需检的“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印文的形成时间。被告为此预付鉴定费8,343元。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之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8年10月8日至2019年5月10日期间，原告担任被告处法定代表人。原、被告签订有期限自2011年11月1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原告的工作内容为销售(业务)工作，月基本工资为10,000元。被告于2017年9月29日为原告办理了2017年9月29日合同解除的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被告账户于2018年12月25日向原告分三笔转账支付102,000元，交易用途为“退工赔偿金”。2017年11月6日，苏为平、严美蓉以添裕公司为被告，以刘爱勤、张滨为第三人，以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为由诉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要求确认苏为平享有添裕公司50%股权，严美蓉享有添裕公司20%股权，被告及第三人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诉讼中，法院查明，添裕公司设立时，张滨与刘爱勤系夫妻关系，后两人于2014年离婚。添裕公司及刘爱勤于诉讼中称：“由于所有人都知道刘爱勤与张滨系夫妻关系，都能够确认张滨的行为可以代表刘爱勤”。张滨于诉讼中称：“刘爱勤基本不到被告公司，公司的具体情况由张滨向刘爱勤汇报，刘爱勤的指示都是向张滨传达”。本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6日作出(2017)沪0118民初18134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苏为平持有添裕公司50%股权，严美蓉持有添裕公司20%股权；添裕公司及刘爱勤在判决生效后七日内配合苏为平、严美蓉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上述股权变更登记，将苏为平、严美蓉登记为添裕公司的股东。添裕公司及刘爱勤均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8年11月1日作出(2018)沪02民终95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8月5日，添裕公司以张滨、刘爱勤为被告，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诉至本院，要求张滨、刘爱勤返还侵占的资金及利息，并赔偿损失。案号：(2019)沪0112民初29562号。该案庭审过程中，张滨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系张滨与刘爱勤代表添裕公司签署，由刘爱勤代表添裕公司加盖添裕公司公章。刘爱勤系添裕公司的唯一股东，且刘爱勤持有公章。虽然法院判决苏为平、严美蓉是公司股东，但张滨坚持认为刘爱勤是添裕公司唯一股东。该案现仍处于审理过程中。2019年6月10日，原告以本案讼争等事宜向上海市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该会于同年7月22日作出闵劳人仲(2019)办字第3608号裁决书，裁决对原告的请求事项不予支持。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本案之争议焦点在于《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之效力问题。本院认为，其一，2008年10月8日至2019年5月10日期间，原告在被告处担任法定代表人。原告主张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于2017年10月28日签订，被告则主张该协议系原告于2018年倒签。而不论上述协议于2017年10月28日签订还是2018年签订，均系于原告在被告处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签订。原告在被告处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与被告签署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由于原告存在身份上的重合，协议本身的效力问题有待商榷。其二，原告于添裕公司诉其、刘爱勤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2019)沪0112民初29562号案件中自述，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系张滨与刘爱勤代表添裕公司签署，由刘爱勤代表添裕公司加盖添裕公司公章。结合苏为平、严美蓉诉添裕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刘爱勤与张滨均陈述，两人系夫妻关系，张滨的行为可以代表刘爱勤，刘爱勤的指示都是通过张滨传达一节，以及该案认定苏为平持有添裕公司50%股权，严美蓉持有添裕公司20%股权之判决结果，综合本案的证据材料，本院难以认定，该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的签订系被告添裕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故在本案被告添裕公司未对《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予以确认的情况下，该协议应认定无效。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赔偿协议款项差额之请求，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张滨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张滨负担。鉴定费8,343元，由被告上海添裕实业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顾洪磊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一日法官助理 施凌虹书 记 员 刘中一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