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市金州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辽0213民初628号原告：鲍政伟，男，1959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住大连市金州区。委托代理人：赵世成，系辽宁生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住所地：大连市金州区斯大林路东林世家**。负责人：王卫东，系该支行行长。委托代理人：曹殿卫，系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曲红云，系北京大成（大连）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原告鲍政伟诉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吕军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鲍政伟及其委托代理人赵世成，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的委托代理人曹殿卫、曲红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原告于2015年9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被告处的理财经理王艺洁。同年9月21日，原告在朋友的陪同下到王艺洁处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由于原告没有投资金融的经验，不愿意承担风险，一再明确购买保本保收益且为平安银行发行的自身理财产品。当时王艺洁主动向原告推荐两款产品，并承诺属于保本保收益产品，投资收益年化率为7%至9%。原告基于信任就由王艺洁进行操作购买了930万元的产品（其中300万元一份、630万元一份）。当时，王艺洁及银行其他工作人员均未向原告告知及解释上述产品为股票型基金，且为第三方发行的产品，也未进行相关的风险评估和合同签订等事项。其中300万元的产品为一年期（长信富海纯债基金）、630万元产品为三年期（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300万元产品第一年达到预期，第二年收益3,510.73元，远低于当初承诺的标准。630万元产品三年到期后收益为137,290.09元，同样远低于当初承诺的标准。原告在300万元理财产品出现没有达到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到被告处和王艺洁沟通时才得知当初购买的是第三方发行的高风险理财产品，并且未到期不能赎回。原告多次找到被告有关负责人协商处理，并且多次向银保监会反映，但至今未得到解决。原告认为被告明知原告不愿意购买风险较高的产品，违反原告意志，并违反相关的操作规程，欺骗原告购买第三方发行的高风险理财产品，被告的行为已违反《侵权责任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行业指导规范，构成侵权，并由此造成原告巨大收益损失，现维护原告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利息损失801,949.18元（其中300万元理财产品按一年期利率1.5%计算利息损失41,489.27元，630万元理财产品按三年期利率4.75%计算利息损失760,459.91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向原告承担侵权责任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侵害了原告的民事权益，二是被告存在过错。一、被告为案涉基金产品的代理销售机构，未侵害原告的民事权益。首先，原告购买案涉的基金产品未产生任何损失。根据交易明细，原告共购买两款基金产品，一款是长信富海纯债基金，投资金额人民币300万元，投资收益人民币215,668元，另一款为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投资金额人民币630万元，投资收益人民币137,290.09元，该两款产品不但无本金损失，还获得了投资收益，原告无任何资金损失，不存在财产权益受损的事实。其次，原告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原告通过被告的网上银行购买基金产品，购买产品的收益应由所购产品的发行人支付。根据原告提供的交易明细，基金产品的发行人已按基金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了产品收益，被告非原告资金的存款行，也未向原告收取过任何费用，原告向被告主张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存款利息无任何法律及合同依据。最后，原告仅为代理销售机构，非产品的发行人或管理人。原告通过被告网上银行购买案涉两款基金产品均非被告自行发行的理财产品，而是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平安大华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并委托原告代理销售的基金产品。基金合同的签署主体为原告和两个基金管理公司，被告非基金合同当事人。被告仅作为上述两个基金产品的代理销售机构，通过网上银行为原告及案涉的基金产品提供交易的渠道，原告购买基金产品的金额、期限、收益率等均由原告与两个基金管理公司签订的基金合同约定，即使原告认为其存在权益受损，也应当由两个基金管理公司向原告承担法律责任，与被告无关。二、被告在代理销售基金产品的过程中无任何过错。本案不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应由原告证明被告在代理销售案涉基金产品中存在过错。但原告不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被告存在过错，反而其自身在购买案涉基金产品中存在重大过错。案涉基金产品的交易是通过被告网上银行进行的，在进行网银操作时，首先需通过用户名和密码验证客户身份。而原告个人网上银行的用户名和密码只有原告本人持有，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有能力阅读、理解网上银行的操作及要求其阅知的法律文件。如果原告真如其诉状所述只要求购买银行自身发行的理财产品，其完全可以通过网上银行购买被告本行发行的理财产品或定期存款。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通过密码在网银上进行的所有行为及其造成的全部后果承担法律责任。综上所述，被告作为案涉基金产品的代理销售机构，非案涉基金产品的发行人、管理人，在代理销售产品中也不存在过错，未侵害原告的民事权益。原告购买长信富海基金管理公司和平安大华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并委托原告代理销售的基金产品，原、被告间无存款法律关系，原告主张被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支付存款利息无任何法律和合同依据，请求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经被告工作人员推荐，在其承诺涉诉产品的年收益率不低于7%的情况下，原告于同年9月21日在被告处购买了两份基金，第一份为“长信富海纯债基金”，投资金额人民币300万元，期限为一年，第一年收益212,157.27元，第二年收益3,510.73元；第二份为“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投资金额人民币630万元，期限为三年，三年到期后，原告于2018年10月26日进行了基金赎回，赎回金额为6,437,290.09元，其中本金630万元，收益137,290.09元。在原告购买上述基金过程中，被告对原告做了风险评估，原告填写了《客户风险承受度评估报告》。该报告的问卷中，“以下哪项最能说明您的投资经验”项下原告的选项为“大部分投资于存款、国债等，较少投资于股票、基金等风险产品”；“以下哪项最符合您的投资态度”项下原告的选项为“寻求资金的较高收益和成长性，愿意为此承担有限本金损失”；“您的投资目的”项下原告的选项为“资产迅速增长”；“您的投资出现何种程度的波动时，您会呈现明显的焦虑”项下原告的选项为“本金20-50%的损失”。根据原告填写的上述报告，被告确定原告的风险评估结果为平衡型。另查，原告购买的“长信富海纯债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长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购买的“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系该基金的代销机构。“长信富海纯债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与收益高于货币市场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载明：“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投资人投资于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投资人投资本基金仍然存在本金损失的风险。本基金按照基金份额初始面值1.000元发售，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份额净值可能低于基金份额初始面值。基金管理人承诺以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诉讼中，被告称上述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将该基金的风险等级确定为低风险、中风险，与原告的风险评估结果平衡型相匹配。原告称上述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将上述基金的风险等级确认为低风险和中等风险缺乏客观性，该基金的风险等级已经超出了原告风险评估结果平衡型的风险承受能力，被告属于不当推介。再查，根据《平安银行基金产品风险综合评级指引（2.0版，2013年）》第三章产品综合风险评级第七条第（一）项显示，混合型基金属于中等到中高风险。又查，原告在投资当时，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8月26日发布）规定的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为1.75%，三年期存款年利率为3%。本院所确认的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供的网站下载打印的基金介绍说明、个人账户汇总信息清单、证人证言、个人网银打印件，被告提供的平安银行基金业务交易协议、网上银行基金业务交易流程网络截屏、客户风险承受度评估报告、平安银行基金产品风险综合评级指导、长信富海纯债基金风险综合评级网络截屏、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风险综合评级网银截屏、更名公告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笔录在案为凭，这些证据已经当庭质证及本院的审查，可以采信。本院认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中，被告向原告推介了涉诉基金，保证年化率不低于7%，原告在被告处完成购买行为，被告亦对原告进行了风险评估。据此，被告不仅是涉诉基金的代销机构，还为原告提供了个人投资产品推介、进行客户评估等服务，双方之间构成个人理财服务法律关系。因此，被告在涉诉基金销售过程中既应当履行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合规性义务，也应当履行商业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的合规性义务。《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商业银行利用理财顾问服务向客户推介投资产品时，应了解客户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评估客户的财务状况，提供合适的投资产品由客户自主选择，并应向客户解释相关投资工具的动作市场及方式，揭示相关风险。商业银行应妥善保存有关客户评估和顾问服务的记录并妥善保存客户资料和其他文件资料。”《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规定：“对于市场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特别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应主动向无相关经验或经评估不适宜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推介或销售该产品。客户主动要求了解或购买有关产品时，商业银行应向客户当面说明有关产品的投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产品。”对照上述金融监管的规范性要求，被告在本案中存在如下过错：首先，被告工作人员向原告主动推介了“风险较大”的“经评估不适宜购买”的理财产品。虽然被告否认其工作人员介绍了产品的收益情况，但被告官方网站发布的年化收益8.38%，与被告工作人员介绍的年化收益不低于7%相符，故对证人证言本院予以采信。被告认为证人与原告有利害关系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本案中，涉诉基金的招募说明书中均载明：“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不保证最低收益”，说明上述基金都存在风险，与被告官方网站所做的宣传及被告工作人员推介的收益情况相悖，该产品与原告的投资目的、投资态度等风险偏好明显不符。同时，被告也没有按照金融监管的要求由原告书面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产品，也无据证明原告在购买上述产品时，被告已向其进行了涉诉产品的充分释明。由此可以认定，被告主动向原告推介该基金存在重大过错。关于被告辩称，原告在购买上述基金时，应当知道基金的具体情况，是经过其同意才能进行网上操作，被告作为基金的代销机构无任何过错，对此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其次，被告未向原告说明涉案基金的风险情况，其推介行为存在明显不当。原告在购买涉诉基金过程中，虽然被告陈述已向原告出示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已尽到提示说明义务，但原告予以否认，主张在整个购买涉诉产品过程中，都是被告处工作人员在操作，原告只是按照被告工作人员的要求输入密码予以确认，其他相关内容未做说明。虽然被告提供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人权益须知》的截图，但该《须知》未显示有原告的签字。即使上述《须知》是真实的，但内容系通用的一般性条款，未有关于原告本次购买的产品的具体说明和相关内容，故不能免除被告就涉诉基金的具体情况应向原告作出告知说明的义务，亦不能以此减轻被告应向原告具体说明涉诉基金具体内容及相关风险的过错。综合以上分析，在无据证明是原告了解并主动购买涉诉产品的情况下，被告在向原告推介涉诉基金过程中，存在明显不当推介行为和过错，若无被告的不当推介行为，原告不会购买涉诉基金，相应损失亦无从发生，故应认定被告的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此情况下，原告要求被告按照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赔偿其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但应扣除原告在投资期间内已获得的收益。关于一年期存款利率，原告在投资当时，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一年期存款年利率为1.75%，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1.5%赔偿利息损失，属于对自己民事权利的放弃，本院予以照准。原告要求按照年利率4.75%赔偿三年期存款利息损失，高于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三年期存款年利率3%，本院不予支持，但其该项利息损失可按照年利率3%计算。被告称，原告在本次投资中并未造成本金损失并且还有盈余，要求其赔偿利息损失没有法律依据的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第（六）项、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鲍政伟购买“长信富海纯债基金”利息损失41,489.27元（计算方法：本金300万元×1.5%－3,510.73元）；二、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鲍政伟购买“平安大华保本混合基金”利息损失429,709.91元（计算方法：本金630万元×3%×3年－137,290.09元）；三、驳回原告鲍政伟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910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鲍政伟负担1,726元，由被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支行负担4,18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吕 军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五日书记员 钱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