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348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何卫红。委托诉讼代理人：凌华，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名刊，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陈燕芳，北京市炜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何卫红因与被上诉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1民初2763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何卫红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2.确认何卫红与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的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3.判决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向何卫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2090元（按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计算）。事实和理由：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的行为属于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法向何卫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2090元。一、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在一审期间主张何卫红于2019年1月31日口头提出休陪产假，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口头予以同意，故收回何卫红的工卡。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登引部王湖洲经理（即何卫红的上司）以何卫红违反国家计生政策为由，要求何卫红向公司主动提离职申请，并要求当场办理离职手续。何卫红当时明确告知王湖洲，自己未违反国家计生政策，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的要求没有合理依据。但王湖洲还是强行拿走了何卫红的门禁卡，并明确告知何卫红不用上班了。而且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作为一个集团大公司，不可能口头同意何卫红的口头休假申请。二、何卫红于2019年2月25日下午到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人力资源部协商要求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事宜。在协商期间，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又极力要求何卫红主动离职。何卫红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主动离职，且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已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按照经济补偿金标准的二倍支付赔偿金。何卫红在与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计生部门负责人商谈过程中，亦明确表示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虽然计生负责人反问“解雇了吗”及表明何卫红未离开公司，但这不能否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事实。三、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是在收到何卫红委托律师邮寄的要求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支付赔偿金的《律师函》后才向何卫红发出所谓的《旷工催告书》。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在先，在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6日期间，从未向何卫红提所谓的旷工，在收到律师函后于2019年3月1日才发出所谓的《旷工催告书》，其主观目的就是为了企图免除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责任。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在单方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后，却又单方要求何卫红返回所谓的工作岗位工作。四、何卫红的工作证（通行证）是何卫红工作必须用到的证件，该证件平时均由员工自己保管，即便是节假日期间亦是由员工保管。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及何卫红的上司从来没有收回过该证件。何卫红从来没有陈述过因为与登引部经理存在矛盾而拒绝返回工作岗位。实际上是被没收了工作证，违法解除了劳动合同，根本不可能返回所谓的工作岗位。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支持何卫红的上诉请求。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向本院提交一份书面《答辩状》，具体内容如下：一、一审判决书充分尊重案件事实，符合法律法规规定。二、何卫红连续旷工5天以上，其行为严重违反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有关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的规定以及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的约定，故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有权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何卫红要求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三、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在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21日间没有解除与何卫红的劳动合同，何卫红也没有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故何卫红诉请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与事实不符。四、何卫红在二审程序中既无提出新的观点，也无提出新的证据。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何卫红的上诉请求。何卫红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何卫红、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于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2、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向何卫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2090元。一审法院对双方劳动关系基本事实认定如下：何卫红于2011年12月5日入职连州市金桥劳务公司，并由金桥劳务公司以劳务派遣的形式安排到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工作。2014年1月1日，何卫红与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直接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岗位为生产保障，实际担任飞机引导员。双方最后于2018年9月19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期间自2018年10月1日起，何卫红的工作岗位未有变更，合同明确约定如何卫红连续旷工5天以上或一个年度内累计旷工7天以上的，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可解除劳动合同并不予经济补偿。合同另就其他权利义务进行约定。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提出，何卫红于2019年1月31日向其所在的登机引导部领导申请休陪产假，但经核查何卫红的档案，发现何卫红当地计生部门于2018年5月15日出具的计生函调回执载明何卫红已于2011年11月27日生育二孩，故登机引导部王经理要求何卫红提供其生育三胎的计生材料，何卫红无法立即提供，并申请休假准备材料，鉴于当时已临近春节，故何卫红所在的部门便同意何卫红休假并收回何卫红的飞机隔离控制区通行证，但何卫红截至2019年2月15日休假期满也未能提供相应的计生材料，而且何卫红也没有回到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上班，实际上处于旷工状态，故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于2019年3月7日、3月12日、3月15日多次向何卫红发出《旷工催告书》，告知何卫红其自2019年3月7日起一直处于旷工状态，催促何卫红回岗履行工作职责，否则将按《员工奖惩办法》有关旷工等违纪规定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何卫红收函后，仍拒绝回岗上班，故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向何卫红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何卫红则认为，其并没有向登机引导部提出休产假，而是登机引导部的王经理于2019年1月31日直接将何卫红的工牌收回，并责令何卫红不需再回来上班，何卫红从此没有回到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工作，应认定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违法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何卫红曾于2019年2月19日向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发函申诉，提出登引部王湖洲经理于2019年1月31日以违反计生政策为由，要求何卫红主动离职，否则予以开除，并收回其门禁卡，取消其上岗授权，何卫红认为此举系停止其工作，逼迫其离职，要求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合情合理处理此事。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收函后，于2019年3月6日要求何卫红及其配偶回到单位进行协商，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由负责计生工作的吴某接待。何卫红在双方协商过程中进行了录音，在协商过程中，何卫红及其配偶强调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登引部经理王湖洲已明确要求何卫红辞职，并收回了工卡，实际已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出具解雇信等解除劳动关系的材料；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负责接待的吴某则表态主要是要求何卫红提交其生育三孩的相关文书，期间多次反问何卫红及其配偶“解雇了吗”并表态“你现在是没离开公司”等意见。双方协商无果。何卫红于2019年3月6日、3月10日先后向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发出律师函，提出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并要求给予赔偿。双方因此发生纠纷，何卫红于2019年5月7日向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确认何卫红、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之间自2012年1月5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双方劳动关系于2019年1月31日解除，并要求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向何卫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132090元。该委于2019年7月10日裁决确认何卫红、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之间于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1月3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驳回何卫红其他仲裁请求。以上事实，有裁决书、劳动合同、《员工奖惩办法》、《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旷工催告书》、《连州市金桥公司基本信息登记表》、计生证、计生核查回条、岗位说明书、投诉信、《律师函》、录音资料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可以证实。一审法院认为，何卫红、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建立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得到法律保护。何卫红、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均确认双方自2014年1月1日起建立劳动关系，一审法院予以认定。双方对解除合同的时间、原因和过错等均有异议。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认为何卫红于2019年1月31日提出休陪产假，但又无法提供合法的生育证明等意见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按照双方当事人自认的情况，何卫红自2019年1月31日至2019年3月22日期间均处于脱岗状态，期间双方对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是否已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存在不同看法，何卫红也通过书面形式向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申诉，在此过程中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计生部门负责人约谈何卫红及其配偶，在何卫红强调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已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时，多次反问“解雇了吗”，还明确表态何卫红并未离开公司。另外，何卫红于2019年3月6日向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发出律师函后，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先后2019年3月7日、3月12日、3月15日多次向何卫红发出《旷工催告书》，告知何卫红其自2019年3月7日起一直处于旷工状态，催促何卫红回岗履行工作职责，否则将按《员工奖惩办法》有关旷工等违纪规定予以解除劳动合同，以上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的行为均表明不认同何卫红提出的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已经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意见，并且书面通知何卫红回岗履行工作职责，足以见得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并无明确解除劳动关系的意思，反而明确要求何卫红回岗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何卫红的岗位是飞机引导员，工作地点主要在停机坪内，岗位性质特殊，对于其持有的通行证等证件理应严格管理，何卫红所在登引部的经理王湖洲收回何卫红的通行证加以保管并无不妥，何卫红认为其与登引部经理存在矛盾等因素不应成为其拒绝返回工作岗位的正当理由，也没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存在故意刁难何卫红的行为，故白云机场地勤公司依据其规章制度于2019年3月23日以书面形式告知何卫红解除劳动合同，并无不当，双方劳动合同应于白云机场地勤公司2019年3月23日向何卫红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之时解除。双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过错亦不能归责于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因此何卫红要求白云机场地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何卫红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驳回何卫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元，由何卫红负担（何卫红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向一审法院缴纳受理费10元）。本院经审理，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期间，何卫红、白云机场地勤公司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根据何卫红的上诉及白云机场地勤公司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双方劳动关系解除的时间；2.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是否违法及是否需要向何卫红支付赔偿金。对于上述争议焦点，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对本案事实进行了认定，并在此基础上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审理期间，何卫红虽上诉称白云机场地勤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应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但何卫红没有新的事实与理由，其二审期间亦没有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一审法院对本案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何卫红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何卫红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玉芬审判员  苏韵怡审判员  印 强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五日书记员  杨 琳黄翠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