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11民初26761号原告：崔玉玲，女，1960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光，北京市智远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将，男，1988年4月11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被告：任珍玲，女，1985年9月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房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安，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崔玉玲与被告王将、任珍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崔玉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子光、被告任珍玲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向安、被告王将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崔玉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王将、任珍玲偿还借款27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270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7年1月9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崔玉玲系王将的母亲，王将、任珍玲系夫妻关系。2016年12月，王将、任珍玲因在XXX购买房屋向崔玉玲借款共计2700000元。崔玉玲于2016年12月7日、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月9日向任珍玲转账共计2700000元。当时，王将、任珍玲向崔玉玲出具借条，后借条遗失，王将于2018年2月20日给崔玉玲补写借条一份。上述借款王将、任珍玲至今未还。王将辩称，崔玉玲起诉属实。王将、任珍玲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案涉款项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同意与任珍玲共同偿还。任珍玲辩称，不同意崔玉玲的诉讼请求。第一、崔玉玲所述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任珍玲与崔玉玲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任珍玲从未给崔玉玲出具过借条，对于2018年2月20日王将出具的借条不知情，事后任珍玲也未进行过追认，该借条不能证明存在借贷关系。第二、崔玉玲与任珍玲之间系赠与合同关系。2016年10月，崔玉玲为感谢任珍玲为其生了一个孙子，愿意赠给任珍玲一笔钱，后崔玉玲向任珍玲转账2700000元，任珍玲购房支出240多万元，将房产登记为任珍玲单独所有。在整个过程中，崔玉玲和王将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崔玉玲系王将的母亲。王将、任珍玲系夫妻关系，于2014年12月10日登记结婚。2016年12月7日，崔玉玲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任珍玲汇款1500000元。2016年12月16日，崔玉玲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向任珍玲汇款500000元。2017年1月9日，崔玉玲分别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向任珍玲汇款100000元和600000元。庭审中，任珍玲称上述2700000元款项用于购买位于昌平区天XXX的房产、房屋装修及家庭生活开支。2018年2月20日，王将向崔玉玲出具借条一份，主要内容为：今有王将、任珍玲于2016年12月7日、2016年12月16日、2017年1月9日向崔玉玲借款2700000元，用于购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XXX室房子及后期装修。另查明，2016年12月7日崔玉玲与任珍玲的微信聊天记录中，崔玉玲称“款已经打过去了，请查收，一共150万，过几天凑够50万再给你打过去，剩下200万就等1月底再给你了”；任珍玲称“好的，已经收到了，谢谢妈”。上述事实，有原告崔玉玲提交的借条、中国工商银行历史明细清单、中国建设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业务申请书、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被告任珍玲提交的房产证、微信聊天记录和当事人陈述意见在案佐证。本院认为，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2700000元款项是赠与还是借款。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赠与合同是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并且为无偿合同、单务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的存在”，本条是关于提高证明标准的特殊情形的规定。提高的证明标准，要求达到显而易见的程度。对口头赠与的认定，应适用高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崔玉玲依据借条、转账记录等证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王将、任珍玲偿还借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十七条的规定，应视为崔玉玲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证明责任，任珍玲抗辩该款项系崔玉玲对任珍玲的赠与，任珍玲应对该款项系赠与的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现任珍玲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崔玉玲对其有赠与的意思表示，结合崔玉玲对赠与意思表示的否认、王将对借贷关系认可及购买房产是出于投资的目的等情况，认定存在赠与事实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关于崔玉玲在其与任珍玲的微信聊天中提到的“给”字可以理解为赠与，亦可以理解为交付钱款的行为，但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及庭审查明的事实，无法推断出崔玉玲系赠与的意思。庭审中，任珍玲申请证人张某出庭作证，证明案涉款项系口头赠与，鉴于张某系任珍玲的母亲，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亦较弱。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将案涉款项认定为赠与，对崔玉玲亦不公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三条规定：“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为由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款项交付行为发生在王将、任珍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只有王将个人出具借条，但款项均转入任珍玲的银行账户，且款项用于购房、装修及家庭日常生活，据此可以认定任珍玲分享了此债务带来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本案亦不存在上述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故本院认定案涉款项属于王将、任珍玲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债务。现崔玉玲要求王将、任珍玲偿还借款2700000元的诉讼请求，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规定，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七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本案中，借贷双方未约定还款期限，崔玉玲可以催告王将、任珍玲在合理期限内返还借款，综合考虑借款数额、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本院酌定借款人的合理准备期限为60日，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的60日后按年利率6%的标准起算逾期利息。关于任珍玲抗辩对借条不知情的意见，本院认为，任珍玲对借条不知情并不意味着款项性质系赠与或者任珍玲没有偿还的义务。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王将、任珍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崔玉玲借款2700000元；二、王将、任珍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崔玉玲支付利息（以2700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2月12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6%计算）；三、驳回崔玉玲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200元，保全费用5000元，由王将、任珍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张 舒二〇二〇年六月十日书记员 董彤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