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305民初4401号 原告：朱元良，男，1963年9月12日出生，汉族，住徐州市贾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丁，江苏禾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徐州市贾汪区宏远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徐州市贾汪区团结三巷**。 法定代表人：孙昭宣，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保生，江苏苏淮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该公司员工。 被告：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旗山煤矿，，住所地徐州市贾汪区大吴镇旗山社区 法定代表人：缪利兵，该矿矿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刁全胜，江苏永伦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茅娟，该单位工作人员。 原告朱元良与被告徐州市贾汪区宏远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公司）、被告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旗山煤矿（以下简称旗山煤矿）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24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朱元良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丁，被告宏远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常保生、刘林，被告旗山煤矿委托诉讼代理人茅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朱元良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第一被告补发经济补偿金14562.75元；2、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失业金损失18705元；3、给原告补交应交的社会保险。事实和理由：2004年12月1日，原告与徐州市贾汪区劳动保障代理服务所（以下简称贾汪区劳保所）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到第二被告处从事井下采掘工作。2007年12月1日，原告与第一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继续被派遣至第二被告处从事井下采掘工作，月工资为4858.25元。2015年11月30日，第一被告向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关系，但只发放了部分经济补偿金，后原告起诉第二被告，被法院认定与用工单位不存在劳动关系。后原告于2016年11月重新以派遣单位宏远公司作为对象，向政府部门寻求救济，将材料提交至贾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贾汪区人社局），徐州市贾汪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贾汪区仲裁委）于2019年8月20日开庭审理。后作出贾劳人仲案字（2019）第784号裁决，该裁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且程序严重违法。首先原告在仲裁时效期间内向贾汪区人社局寻求权力救济，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27条规定：当事人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仲裁时效中断。其次仲裁时效是为了防止权利人怠于行驶权利，而不是向对方规避义务的保护伞，劳动者既向用工单位提起诉讼，又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一直在积极的依法维权。另宏远公司的股东是贾汪劳保所，该所的唯一股东是贾汪区公共就业和人力资源管理中心，该中心是贾汪区人社局的下属组成部门，而仲裁委是人社局的下属部门，贾汪区劳动争议仲裁委程序违法，应当回避。根据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四第五条，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到新单位工作的，计算经济补偿金时应当把原用人单位工作时限加入进去，根据劳动争议案件司法解释三第一条，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劳动者社会保险有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综上，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被告宏远公司辩称，1、仲裁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案已经超过了一年的仲裁时。2016年9月，原告在云龙区人民法院诉讼，直到2019年4月才到贾汪区仲裁委申请仲裁，其主张的权利远远超过了一年，因此仲裁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正确的。2、原告陈述在2016年11月向政府部门寻求救济，没有证据予以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3、关于原告所主张的回避问题，仲裁庭开庭时已经向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询问，是否对仲裁员的组成进行回避，各方当事人均表示不申请回避，原告再次以回避事由主张权利，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4、本案中原告所申请的第三项补交社会保险的诉讼请求，属于增加的诉讼请求，没有经过仲裁前置，且该诉讼请求亦不属于仲裁和法院的受案范围，法院不应予以审理。5、原告所主张的失业金损失不能成立，原告已经办理了各项社会保险，包括失业保险，合同解除后，原告已经向社保基金领取了失业保险金，不存在领取失业金的情形。综上所述，本案已经严重超过仲裁时效，各项的仲裁请求均不能成立，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各项诉讼请求。 被告旗山煤矿辩称：1、被告旗山煤矿同意第一被告宏远公司答辩意见。2、对于原告主张的旗山煤矿与宏远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用工单位给派遣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才承担连带责任，该条明确规定用工单位承担的连带责任的前提就是用工单位存在过错，并且该过错与劳动者的损害结果之间要存在因果关系，现没有证据证明旗山煤矿于原告之间的用工关系是存在过错，因此该项请求毫无法律依据。3、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对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的又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的应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现原告并无证据其超过仲裁期限存在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理由。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2014年12月1日，朱元良与贾汪劳保所签订劳动合同，被派遣到旗山煤矿处从事井下采掘工作。2007年12月1日，朱元良与宏远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继续被派遣到旗山煤矿处从事井下采掘工作。宏远公司在2011年至2015年间为朱元良缴纳了社保。2015年11月30日合同到期后，宏远公司向朱元良出具了关于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书，载明：“本单位与朱元良同志签订的劳动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于2015年11月30日合同终止”。后宏远公司向朱元良发放了8个月的经济补偿金，并为朱元良办理了失业金领取手续。 2016年2月，朱元良以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向徐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徐州市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申请人与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存在11年的劳动关系并由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补发3个月的经济补偿金。该仲裁委作出徐劳人仲案字（2016）第145号仲裁裁决，对申请人的请求不予支持。后朱元良不服该裁决诉至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16年9月28日，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作出（2016）苏0303民初366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朱元良的诉讼请求。 2019年4月8日，朱元良就涉案纠纷向贾汪区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宏远公司补发经济补偿金14562.75元，要求宏远公司、旗山煤矿连带赔偿失业金损失17130元。2019年9月2日，该仲裁委作出贾劳人仲案字（2019）第784号仲裁裁决，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后朱元良不服该裁决诉至本院。 另查明，2016年10月左右，朱元良委托的曹律师曾将仲裁申请书交给贾汪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法制法规科赵科长，但对于为何将仲裁申请书交给赵科长而不向仲裁委提交，双方说法不一。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原告申请劳动仲裁时是否超过仲裁时效。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前款规定的仲裁时效，因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当事人主张权利，或者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仲裁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根据该条法律规定，原告朱元良应在2015年11月30日宏远公司与其终止劳动关系后1年内主张权利。原告朱元良于2016年2月向徐州市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但被申请人是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而非本案两被告。原告诉称其委托的曹律师在2016年10月份向贾汪区人社局法制法规科赵科长提交了仲裁申请，但曹律师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人员应当知道仲裁申请应向专门处理劳动争议的贾汪区仲裁委提交，而非向法制法规科提交。从原告提供的曹律师与赵科长的通话录音中可知，赵科长称曹律师向其提交材料是为了让其研究法律问题，而非处理该劳动争议。故原告以此来主张其向有关部门请求了权利救济而导致时效中断，本院不予采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司法解释（四）》第五条规定，劳动者非因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原用人单位未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与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再计算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时，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条法律规定，朱元良在与宏远公司解除劳动关系时可以向宏远公司一并主张其2004年至2007年间的经济补偿金。但朱元良在接受了宏远公司给付的8年经济补偿金后又单独主张其2004年至2007年的经济补偿金。对此，本院认为，其该主张更是远远超过了仲裁时效且向宏远公司主张也属于主体不适格。 因被告宏远公司已为原告办理了社保且原告亦领取了相应的失业保险金，故原告诉请的未缴纳社保期间的失业金损失及补交社保的问题均应向社保部门反映，法院不予受理。 综上，因原告的仲裁申请超过了仲裁时效，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依法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司法解释（四）》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朱元良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朱元良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付嘉丰 人民陪审员  刘 蕾 人民陪审员  叶 莉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王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