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1302民初7592号原告王丹，女，汉族，1985年8月15日出生，住南阳市宛城区，系胡海涛妻子。原告胡渝晨，男，汉族，2008年9月19日出生，住址同上，系胡海涛儿子。法定代理人王丹，女，汉族，1985年8月15日出生，住南阳市宛城区白河镇张庄8组66号，身份证号码411302198508152324，系胡渝晨母亲。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刚、李华果，河南宛英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1300419036598U。法定代表人：张保朝。住所地：南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武，河南威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旭，女，汉族，1987年2月3日出生，户籍地河南省邓州市，该院急诊内科职工，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王丹、胡渝晨诉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以下简称“中心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丹、胡渝晨的法定代理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金刚、李华果，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武、郭旭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丹、胡渝晨诉称，2019年7月13日22时05分，胡海涛因腹痛被送往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挂急诊求医，经影像科诊断报告显示为脾脏破裂，需要手术治疗，医院于2019年7月14日凌晨4时才将胡海涛抬进手术室，贻误救治时机，导致胡海涛术后病情加重，未得到正当医治，于2019年7月29日不幸死亡。原告认为，被告未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和应对措施，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治疗义务，拖延施救、手术失误、违规操作，并且伪造、篡改病历等过错行为，致胡海涛最终身亡。被告应依法承担过错责任。综上，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依法裁判。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费事宜的合理性支出等各项损失共计486785.8元；2、诉讼费、鉴定费等由被告承担。被告中心医院辩称，医院在诊疗活动当中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没有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无过错。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因为他们隐瞒病情误导医生，后来病情好转，原告又放弃治疗，其损害后果与医院的诊疗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故建议法庭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王丹、胡渝晨为支持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原告王丹身份证、户口页、胡海涛身份证、结婚证和胡渝晨户口页，证明方向：原告身份信息及诉讼主体资格。2、证明一份，证明：原告胡渝晨自2015年9月1日至今在南阳市第六小学就读，其抚养费应当按照城镇标准计算。3、南阳市中心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医疗费票据和用药清单。证明方向：（1）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不当、延误治疗、抢救治疗措施不力，构成明显过错。胡海涛入院时间为2019年7月13日22:00，手术时间为2019年7月14日04：00，医院未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的治疗和应对措施，而是在6小时后才给病人做手术，××人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医院延误治疗最终导致身亡。（2）医疗机构病历资料内容记载不真实，存在篡改、销毁病历的行为。①手术记录显示：“手术时间为2019年7月14日04：00-05:25，手术内容为脾脏切除术”,但在2019年7月15日的CT检查报告单中影像所见显示为：“脾脏大小，形态和密度无明显异常”；②诊断证明显示：“脾破裂，腹腔内出血”,但在2019年7月15日的CT检查报告单中影像所见显示为：“腹腔内未见明显积液”；入院记录右下角显示时间为：2019年7月12日，病人于2019年7月13日晚上被送入医院，而2019年7月12日的入院记录从何而来？③入院记录中显示：××患者本人，××人以休克状态被送入急诊，××人如何自述自己的病情及既往病史？④医护人员将CT报告单销毁后，手写一份报告单放在病历中，且而后从医院调取的病历中，原始病历中许多资料已经不在其中，已被医院销毁。⑤死亡记录中显示：“与患者亲属沟通病情，家属表示拒绝继续治疗，抢救无效”，实质上不存在患者家属要求停止治疗的事实，医护人员并未与家属沟通，且未实施抢救行为。（3）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治疗过程中责任心不强严重失职。正是由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整个在救治过程中存在多处严重过错，最终造成了患者死亡的严重后果。由于医院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态度消极，严重侵犯患者的健康权、生命权，与患者的死亡后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4.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票据。证明方向：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对胡海涛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医方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原告支出鉴定费8500元。5、CT报告单1张，证明方向：CT在手术后检查的，脾脏已经摘除，但上面显示脾脏大小，形态密度无明显异常，当时脾脏已经摘除如何能显示，这说明医院伪造篡改病历。来源于我的手机拍照，报告出来以后我看见了，去找医生问，从医生那里看到的。6、诊断证明书2张，证明医院伪造篡改病历。7、手写诊断报告一份，证明系后期添加上的，说明医院伪造篡改病历。对原告以上证据，被告中心医院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真实性无异议，对第二组证据的证明方向，对其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第三组证据，病历以中心医院病历为准，对其证明的方向有异议。异议如下：第一点，原告所称该病历显示在诊疗活动中存在的过错统统不存在。第二点，原告所要证实的围绕常态病历的实施不存在。第三点，原告以此证据来证实医护人员责任心不强的事实不存在。该组证据恰恰能够证实医护人员在为原告的诊疗活动当中尽职尽责没有过错，相反因原告及其爱人对医疗活动的不配合造成损害的结果，应当自担责任。医疗费发票真实性无异议，有部分已报销。对第四组，司法鉴定意见书及鉴定费票据，司法鉴定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为此我们向法庭递交申请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的申请书和重新鉴定申请书，庭后向法庭提交。主要体现有三点，第一点，整份鉴定，认为医院违反诊疗规范，但是违反什么诊疗规范，该鉴定没有说清楚，而我们翻遍了我们现行的所有涉及到本案的诊疗规范，发现我们没有违反诊疗规范，因此该鉴定的科学依据和法律依据不明。第二事实不清，该鉴定所依据的事实没有完全按照病历资料进行鉴定，病历是国家规定的法定证据，病历里面清清楚楚的记载了医患沟通，记载了整个的诊疗活动，患者入院隐瞒病情，治疗期间拒绝治疗。这些在法律上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而在鉴定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些事实基本忽略。因此，该鉴定既不真实也不合法，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对第五组CT报告单不认可，真实性合法性均有异议，系复印件，原告无法说清楚，不予认可。对第六组，诊断书一份是出院诊断，一份入院诊断。证明的方向是存在错误的，把这两个事情给混淆了。那么入院诊断和出院诊断的项目肯定是不一样的。病人随着住院检查治疗会发现调整其他的疾病，那么在诊断明确以后会增加这些项目。对第七组仅仅是一份说明，在出事了以后医院医生给医院写了一份说明，而不是病历资料。被告中心医院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第一组，患者在医院里住院期间的整套住院病历，证明患者在诊疗过程中隐瞒病情，在治疗过程当中拒绝治疗存在过错，医院没有过错。根据侵权责任法60条之规定，由于患方拒绝住院治疗，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自负，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根据该病历，医患沟通从7月20日开始患方拒绝治疗，一直到其死亡，并且医患沟通上面有签字。根据病历首页住院记录和做相关的检查，患者当时是清醒的，他妻子签字，上面写得非常清楚。患方的承诺及声明，他们在病情陈述的时候否认了外伤，手术时否认外伤等这一系列的事实。如果他自己说得清楚的话，就会缩短诊疗时间，他说不清楚，那么就会延长，要做相应的检查进行判断。那么在真实情况下，为何患方要故意隐瞒这一事实？医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第二组，中华医学会临床技术操作规范。在普通外科分次第68页要说明的问题，本案患者入院后的症状不符合诊断性穿刺的手术适应症。第三组，中华医学会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急诊医学分册77页，78页。××理学检查。本案患者由于故意存在隐瞒病史，否认有外伤史，因此不符合手术的适应症。如果他要是当时说他有摔伤，首先就要考虑到内脏是否出问题了。第四组，重庆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引。要说明的问题，根据该指引的第四条，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实施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诊疗规范等规定进行鉴定。第五条，鉴定应当遵守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通用，通用要求应参照指引规范执行，因此西南政法大学的司法鉴定书没有遵守司法鉴定通则，而直接依据重庆市司法鉴定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引，作出了鉴定属于依据错误，鉴定指引写得非常清楚，可以参照，但不能引用，就像我们法律是一样的，同时该鉴定认为医院违反诊疗规范，违反什么样的诊疗规范，第一章第一条没有说明，属于没有依据，故该鉴定错误。第五组，司法部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要说明的问题。根据通知的第23条，司法鉴定应当依照下列程序下列陈述遵守和采用该专业领域的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和技术方法，一国家标准，二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三该专业领域的多数专家认可的技术规范。根据我方提供的中华医学会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显示，医院不存在违反诊疗规范的行为。因此西南政法大学的鉴定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原告王丹、胡渝晨对被告中心医院出示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第一组，病历上显示是休克状态，××人如何陈述病史，说明当时的病史系医院为逃避责任自行书写。还有第一页中的时间，医院提交病历是2019年7月12日18:50，而患者是7月13日晚上22:00入院，时间错误，这说明医院伪造篡改病历。对医患沟通记录，沟通的时间并不显示。患者医院风险告知书，7月13日胡海涛已经休克，但是上面仍然有胡海涛的签字，也说明医院伪造篡改病历。与王丹医患沟通记录上面是王丹先签字后医院在上面添加的内容。对第二、三、四、五组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与本案无关。被告中心医院对西南政法大学〔2019〕鉴字第55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过错并以此划分同等责任有异议，向本院申请重新鉴定，本院不予准许，后向本院提交鉴定人出庭申请书。2020年4月16日合议庭收到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何某授向本院提交对胡海涛一案的医方质证意见回复。原告王丹、胡渝晨对该质证意见回复的意见为：该意见充分结合了双方质证的病历等相关资料，并依据双方同意的司法鉴定医疗指引的文件，该回复依据的事实证据充分，双方同意的司法鉴定指引进行鉴定，该鉴定在程序实体上均未违反相关规定，鉴定结果客观公平公正，请法庭予以采信。被告中心医院对该质证意见回复的意见为：该回复与司法鉴定意见书相互矛盾，证实鉴定意见书和结论没有按照客观事实没有事实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理由：1、第一个回复，逻辑上错误，认定事实上错误，偏离了科学依据，我们的问题有三个方面，该回复答非所问，仅回复的是具体失误在哪里，失误违反诊疗规范，具体哪些哪一条规范未指出，关于责任心不强，出血量问题，这么大的出血量，我们也考虑到了脾破裂，该鉴定不严谨，错误地认为，违反了科学依据，对此有异议。2、第二个回复，我们明确指出医院违反哪些规范，回复依然回避了这个问题，答非所问，重复了上一点的问题。3、第三点回复，针对该问题的答复，我们结合司法鉴定意见书，上面的形成分析，说放弃治疗患方有责任，而没有说隐瞒病史的责任，回复不严谨。4、第四点回复，关于道德的高度不需要鉴定判断，需要鉴定机构进行科学的判断，答非所问，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做出判断。5、第五点回复，仅仅回答依据指引，答非所问。6、第六点回复，该鉴定专家法律意识淡薄，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我们认为恰好印证了鉴定书是没有遵循客观事实依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以上双方不持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异议的证据在评理部分综合予以认定。经审理查明，2019年7月13日22时，患者胡海涛以“发热1天，突然腹痛6小时”为主诉被送往南阳市中心医院急诊内科。入院诊断：1、腹痛待查（脾脏破裂？）低容量性休克；2、腹腔积液（血？）。诊疗经过：入院后给予抗感染、抗休克、止血、抗炎、镇痛等对症支持治疗，2019年7月13日23:17腹部CT平扫示：1．脾脏轮廓饱满，其内密度不均，呈高、低混杂密谋改变；腹腔积液（积血？)，部分腹膜增厚。以改变提示脾破裂出血可能。2.胰腺萎缩，沿胰管走行区可见较广泛钙化。请普外科会诊后行床旁腹腔穿刺抽不出凝血，建议手术治疗，将病情的危险性及可能出现的情况及并发症已详细告知患者家属。2019年7月14日4时至5时25分进行“脾脏切除术+腹腔粘连松解术+腹腔血肿清除术”手术，术后送至重症医学病房继续治疗。2019年07月15日腹部CT平扫（伪影较重）示：脾脏未见显示，可能为术后改变。2019年7月18日，病理诊断为脾被膜及实质破裂、出血、凝血块形成，符合脾破裂。南阳市中心医院病程记录显示2019年7月19日，肖某主治医师查房记录…患者神志清精神差…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报告提示，患者肾功能衰竭，结合肾内科会诊意见，继续行床旁血液透析。2019年7月20日11点40分，郑某某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患者神志清精神差…结合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报告提示，患者肾功能衰竭，患者肾功能相关指标较前好转不明显，结合肾内科、血液净化科会诊意见，反复告知家属建议继续行床旁血液透析，家属拒绝行床旁血液透析，现签字为证，并愿承担以此带来的一切后果。当日的医患沟通记录上显示“患方意见：明白拒绝行床旁血液透析患方签名：王丹夫妻患者家属签名：胡海全兄弟”。2019年7月21日肖某主治医师查房记录，显示患者神志清精神差…患者肾功能衰竭，患者肾功能相关指标较前好转不明显，再次告知家属建议继续行床旁血液透析，家属拒绝行床旁血液透析，病情危重愈后差，病情向家属讲明，继续给予保肾及利尿治疗，定期复查肾功能及相关指标。2019年7月22日，郑某某副主任医师查房记录…患者神志清精神差…患者肾功能衰竭，患者肾功能相关指标较前好转不明显，再次告知家属建议继续行床旁血液透析，家属拒绝行床旁血液透析，且××，现签字为证，继续给予利尿治疗…病情危重愈后差，病情向家属讲明。当日的医患沟通记录上显示“患方意见：××患者家属签名：王丹夫妻”。2019年7月23日，再次告知家属建议继续行床旁血液透析，家属拒绝行床旁血液透析，病情危重愈后差，随时可能出现尿毒症、××、恶性心律失常、猝死、病情向家属讲明。2019年7月24日抢救记录显示，病情告知家属，患者病情危重，随时可能出现呼吸心跳停止死亡，立即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30分钟后患者呼吸困难较前改善，抢救成功。2019年7月25日病程记录显示患者神志清精神差，于16时转入急诊内科（患者家属要求转普通病房继续治疗）。2019年7月29日22时许，患者胡海涛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呼吸心跳骤停，紧急给予心肺复苏等抢救治疗，于22时29分宣布死亡。死亡诊断：1、多脏器功能衰竭；2、××反应综合症；3、失血性贫血中度贫血低血容量性休克；4、脾破裂腹腔内出血；5、肺部感染；6、消化道出血鼻腔出血；7、低蛋白血症；8、乳酸酸中毒，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9、胰腺萎缩。患者胡海涛实际住院16天，花费医疗费89722.89元，医保报销数额为64634.89元，个人支付25088元。后原被告形成纠纷诉至法院。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司法鉴定，本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南阳市中心医院对胡海涛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有过错，过错行为与其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及原因力”进行鉴定。2020年1月4日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了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55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该鉴定意见书，分析说明为：“（一）对医疗行为的评估：1、××患者入院前有过外伤史，但患者在住院过程中，患方未向医方提供这一病史。2、患者入院时就有休克存在，入院当时据病历记载，患者的神志清（入院记录上有其妻和患者的签名），故患者有能力提供病史。3、患者入院后的第一次CT检查提示脾脏有少量出血，且有休克和血红蛋白下降，可是医方对患者的观察、监测不足，××程记录，也无穿刺记录，违反了诊疗规范。4、××患者已有出血性休克，本应积极补充全血或血液制品，即医方的处置方面有欠缺。患者内伤伤情重，诊治过程中，做出快速手术探查止血确有一定的困难，医方应提高对腹内出血处理的能力。5、医方的腹部穿刺技能有待提高。病历书写有一处失误：“2019-07-13下午（报告日期）CT检查报告”，患者是晚上入院，写下午时间不对。（二）因果关系及原因力：1、患者有外伤史，但未向医方提供这一重要信息，且入院后所作的第一张CT片（2019一Q7一1323:17腹部CT平扫）显示出血不重，可以选择保守治疗。医方在保守治疗期问，对患者的观察有缺陷，延误了最佳的手术时机，故对其死亡有参与度。2、××患者腹腔内大量积血，量约5200m1（其中血凝块约2000ml),××患者的抢救带来较大的困难，但患者家属在术后一度病情有所缓解的情况下放弃治疗，对其死亡的发生也负有责任。综上所述，南阳市中心医院对胡海涛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法庭考虑医方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同等原因：指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患者损害后果由诊疗行为与患者自身或其他因素共同造成，但不能区分双方因素所作用的大小。”鉴定意见为：南阳市中心医院对胡海涛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其过错的诊疗行为与患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建议法庭考虑医方的原因力为同等原因。为此原告支付鉴定费6000元，专家讨论费2500元，合计8500元。另查明，患者胡海涛，出生日期为1974年3月5日，户籍地河南省南阳市卧龙区建设西路112号，于2019年7月29日去世。原告王丹系胡海涛之妻，两人育有一子系原告胡渝晨，2008年9月19日出生。胡海涛父亲母亲均已去世。2020年3月17日第一次庭审中，被告中心医院要求重新鉴定，本院认为不符合重新鉴定条件，不予准许。2020年3月18日，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对西南政法大学〔2019〕鉴字第55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认定的过错并以此划分同等责任有异议向本院提交鉴定人出庭申请书，申请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何某授出庭接受质询。理由如下：1、患者入院后入住急诊监护室，严格实施重症监护，经对症处理后血压较入院有所好转，收缩压波动在85mmHg以上（详见护理记录单）。于23:30到02:10期间，患者生命体征波动趋于平稳，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变化，随时波动随时记录，且反复复查血常规波动、及时请普外科会诊等治疗措施，××程记录，因此入院后相关记录完整。鉴定认为病历记载不完善具体指哪些方面？对治疗效果是否有影响？能承担多大的责任？2、患者入院后反复复查血常规情况均未达到急诊输血标准，结合患者入院后对症处理后血压好转、普外科会诊建议及腹腔穿刺未见明显异常，且急诊己完善急诊备血，为随时输血做好准备。鉴定认为医院违反哪些法律和规范？3、患者故意隐瞒病情所造成的后果，患方是否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根据患者及家属承诺：造成不利后果患方自愿承担。4、患者家属从20日开始拒绝相关治疗，其损害后果是否完全由其自己承担？根据《侵权责任法》60条，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5、鉴定认为医院违反哪些具体诊疗规范？划分同等责任的法律和科学依据请明确指出？6、患者承诺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是否适用于鉴定意见书？综上，医院对上述问题有异议，也会将围绕上述六方面提出质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59条规定，申请专家出庭接受质询。对被告申请鉴定人出庭的请求，本院予以准许。后经我院司法技术部门与鉴定专家联系，鉴定人表示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便到河南出差，请求以书面形式对被告的质询意见进行回复，我院将此情况告知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被告表示同意。2020年4月10日（4月16日合议庭收到），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何某授通过书面形式向本院提交对胡海涛一案的医方质证意见回复，回复内容如下：“一、对第一点质疑的回复。病人入院后，××人有“脾周积血，盆腔积液”，考虑到了“脾脏破裂”。因患方隐瞒了外伤的病史，医方考虑脾脏破裂为自发性，先采保守治疗纠正休克正确。××人的观察达标。医方的观察失误致延误手术时机，具体失误表现在：1、××程记录，也无穿刺记录，违反了诊疗规范。2、××人腹腔的出血量极大:“积血量约5200ml(其中血凝块约2000ml)”，这么大的出血量腹部穿刺抽不出血液医方既有技术失误，也有责任心不强的问题，如:未作穿刺记录，穿刺不规范，未用腹穿刺包来穿。对第二点质疑的回复。××人腹腔的积血量约5200m1，提示医方××的输血不及时。在住院期间，病人的出血量增加这么多，医方××未觉察，事实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对第三点质疑的回复。患方隐瞒受伤病史有过错，要自负部分责任，但不能承担全部责任。因为这一隐瞒，只误导了医生对脾脏破裂原因的判断，即从外伤性脾脏破裂误判为自发性脾脏破裂。而一旦发现自发性脾脏破裂出血量大时，就必须紧急手术。医方的上述错误，错失了最佳的手术时机，当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四、对第四点质疑的回复。病人大出血术后生命垂危，经医方抢救后虽稍有好转，××人(××大量的出血，会损害多器官功能)，故这一点上不能让患方承担过重的责任。五、对第五点质疑的回复。鉴定书上已载明：当事人双方同意根据《重庆市医疗损害司法鉴定指引》的文件规定来进行鉴定。这个等级就是根据这个文件的第二十二条第（三）款来评定的。六、本鉴定符合相关法律的规定。脾脏破裂出血是国内医学治疗疗效较好的疾病之一，这是本鉴定坚持打这个等级的现实基础。本鉴定无论在程序上还是实体上均未违反相关的法律规定。”本院认为，本案系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一、关于责任承担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在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中，若患方认为医方存在过错，且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要举证进行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患者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主张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应当提交到医疗机构就诊、受到损害的证据。本案中，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在被告处就诊的证据，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西政司法鉴定中心【2019】鉴字第555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南阳市中心医院对胡海涛的诊疗行为有过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程度相适应的责任。本院认为，鉴定机构作出的过错参与度并不等同于民事案件赔偿责任比例的划分，医学层面上的过错参与度的立足点是医学领域，司法鉴定过错参与度的结论也是从医学角度出发的，而民事赔偿的责任比例的立足点是法律领域，法院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比例的划分应当从法律角度出发，考虑双方的地位、注意义务、公平正义等社会效果和法律后果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患者胡海涛在入院时隐瞒外伤史，误导医生对脾脏破裂原因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延误了抢救时机，有一定过错。后胡海涛家属在治疗过程中拒绝行床旁血液透析，××，也有一定过错，应当适当减轻中心医院的赔偿责任。根据本案具体情况，考虑患者的病情，参考鉴定意见，本院酌定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承担40%的赔偿责任为宜。被告中心医院关于“医院在诊疗活动当中诊断明确，治疗得当，没有违反医疗规范的行为无过错，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辩称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十条规定，患者有损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患者或其近亲属不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符合诊疗规范的诊疗；（二）医务人员在抢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紧急情况下已经尽到合理诊疗义务；（三）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难以诊疗。前款第一项情形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也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患方有一定过错可以适当减轻被告中心医院的赔偿责任，但中心医院在诊疗行为中，也存在一定过错，故关于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二、对原告请求的损害赔偿项目，本院确定如下：（一）、医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交通费、误工费均系胡海涛为治疗自身原发疾病所支出费用，不应由被告中心医院承担，故以上六项费用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的合理损失为：1、丧葬费，按照河南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原告请求以2019年度河南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4148元计算为64148元÷12×6个月=32074元。2、死亡赔偿金，按照河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计算20年为34200.97元/年×20年=684019.4元。3、被扶养人生活费，原告胡渝晨系胡海涛之子，2008年9月19日出生，按照河南省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标准，计算8年为21971.57元/年×8年÷2=87886.28元。4、死者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损失。交通费、住宿费须提供发票及近亲属证明等，原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故不予支持，处理丧葬事宜的误工费本院酌情以5人5天支持。45677元/年÷365天×5天×5人=3128元。5、鉴定费8500元，系鉴定实际支出，本院予以支持。以上合计815607.68元，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应承担40%的赔偿责任，即326243元。6、精神损害抚慰金，本院酌定以20000元为宜。综上，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合计应承担各项费用346243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第五十四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丹、胡渝晨人民币346243元。二、驳回原告王丹、胡渝晨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494元，由被告南阳市中心医院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审 判 长  张宏显审 判 员  刘琳波人民陪审员  李顺强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张智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