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351号原告：陶飞平，女，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会材，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范友水，女，197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现住湖南省浏阳市。被告：李飞，男，197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现住湖南省浏阳市。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车站中路支行，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车站中路23号。负责人：钟杰，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雯，女，1990年6月12日出生，苗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吉首市，现住湖南省长沙市，系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车站中路支行主管部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的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林，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陶飞平与被告范友水、李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车站中路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民间借贷纠纷（立案案由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飞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会材，被告范友水、李飞，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雯、宋春林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飞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16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2月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各被告相互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范友水辩称，本案中的160000元系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所借，与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无关；愿意向原告陶飞平偿还借款本金160000元，因资金周转困难只能尽量偿还利息。被告李飞辩称，直至2019年11月6日接到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行长的电话后才知晓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借款一事，此前一直不知情。被告李飞与被告范友水已于2019年11月1日登记离婚。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所借款项并未用于家庭开支，家庭开支包括小孩学费、保险开支等一直是由被告李飞负担。被告李飞不应就本案中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辩称：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本身的主要功能是“存款”与“贷款”，其具有正规的资金来源，向自然人借款并且超过银行正常利率借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事实；被告范友水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4年6月26日，当时并未加盖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日戳公章，且2014年6月被告范友水的工作地点是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人民路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加盖日戳的时间是2016年3月18日，此时被告范友水的工作地点是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显然该借款是原告与被告范友水双方之间的个人借款，即使被告范友水在向原告出具借条两年后加盖了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日戳公章，也是原告与被告范友水双方的民间借贷行为，与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无关；原告与被告范友水之间是否具有真实的借贷以及在何处发生的借贷不清楚也无法体现；被告范友水向原告的借款并未进入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账户，若是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行为或其授意的行为，则会有正规的凭证；原告每月收到的利息都是由被告范友水支付的，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不知情；被告范友水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上未约定利息。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不应就本案中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范友水原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的劳务派遣工作人员，其先后在该行各分支机构的柜台为客户办理各项交易业务，至2019年11月6日辞职。原告陶飞平通过其母亲蒋菊英与被告范友水相识。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出具借款160000元的借条。借条的具体内容为：“借条今借陶飞平壹拾陆万元整万元整2014.6.26范友水”。借条上另加盖了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日戳业务专用章，日戳时间为2016年3月18日。被告范友水按月息1分支付利息至2019年9月。因被告范友水未按约支付利息，原告陶飞平找到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2019年11月11日，经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的领导协调，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出具了《承诺书》。《承诺书》的具体内容为：“承诺书2014.6.26号借陶飞平壹拾陆万元整，于2019年阴历12月初十全部还清。范友水2019.11.11”。之后，被告范友水并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另查明：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于1996年6月6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11月1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及债务问题约定如下：1.位于浏阳市房屋一套（未办理房产证）归被告李飞所有，该房产在邮政储蓄银行的按揭款由被告李飞偿还；2.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3.名爵牌小车一辆（车牌号：湘Ａ×××××）归被告李飞所有；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上述已明确的房屋按揭外，其他所有债务由被告范友水偿还。债权归被告李飞所有。原告陶飞平的母亲蒋菊英亦与被告范友水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蒋菊英于2014年2月将其在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存款100000元取出后借给了被告范友水，并由被告范友水出具借条。原告陶飞平向本院提交了其在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0×××48的存折账户的交易明细及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拟证明原告陶飞平的160000元存款仍存于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账户交易明细显示摘要为“利息”的交易日期分别是2014年3月21日、6月21日、9月21日……金额分别为0.1元、0.1元、8.32元……，是按季度结算支付；2014年6月25日保存124297.37元；2014年6月26日折取24200元，交易机构为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2014年7月1日折取4500元、40500元，交易机构为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2014年7月3日转出至账号为62×××66的账户55000元，交易机构为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2014年7月26日折现金存1250元，交易机构为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2014年8月27日汇入1250元，2014年9月24日折现金存1250元，2014年10月26日汇入1600元，交易机构均为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25日、2018年10月27日、2018年11月27日、2018年12月27日，均由被告范友水账号为62×××66的账户转账汇入1600元。被告范友水向本院提交了部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拟证明其向原告陶飞平支付利息的事实。其中大部分入账汇款业务凭单上显示的汇款人姓名为“李飞”，收款人的姓名为“陶飞平”，汇款金额为1500元的收款人账号为“60×××77”，汇款金额为1600元的收款人账号为“60×××48”。被告范友水另陈述实际上所有的汇款都是由其本人操作，是其拿着被告李飞的卡在使用。原告陶飞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李飞对本案中的债务知情，本案中的债务发生在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飞认为上述汇款都是现金汇款，不能证明是从其个人账户转到了原告陶飞平的账户。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并认为上述证据进一步说明原告陶飞平与被告范友水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本案中的款项系被告范友水的个人借款行为。被告李飞向本院提交了缴纳物业服务费以及小孩学习辅导费用、医疗保险费用、伙食费、校服费、配眼镜费用的收据，拟证明家庭开支均由被告李飞负担。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向本院提交了邮政金融柜员管理系统、2014年8月至10月人民路支行的排班表、被告范友水银行账户查询信息，拟证明被告范友水于2014年6月26日向原告陶飞平借款时在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上班，2014年9月之后不在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上班，2016年3月18日加盖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日戳业务专用章时在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上班；向原告陶飞平转账汇入1600元的账号为62×××66、62×××99、62×××53的账户系被告范友水所有。原告陶飞平陈述：2014年6月26日，原告陶飞平在去邮政银行办理125000元定期转存业务时通过被告范友水将定期存款取出，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出具了借款125000元的借条。在2014年9月至10月期间，原告陶飞平又通过被告范友水将35000元的存款取出。被告范友水收回之前出具的借款125000元的借条后重新向原告陶飞平出具了借款160000元的借条，双方口头约定月息1分。在被告范友水向其提出将定期存款取出时并不知道该款项是借给被告范友水还是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但是160000元存款的取出都是由被告范友水在柜台上办理的，钱并未交付给原告陶飞平。是基于被告范友水系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工作人员才同意将存款取出的，至于存款取出后被告范友水存到哪里不清楚，被告范友水的行为是履行职务的行为，故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应承担款项的偿还责任。在出具借条时就由被告范友水加盖了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时间为2016年3月18日的日戳业务专用章，该业务专用章并非是在2016年3月18日才由被告范友水加盖的。因之前并不认识被告李飞故未将被告范友水向其出具借条一事告知过被告李飞。直到2019年10月，原告陶飞平及其母亲蒋菊英因未收到利息找到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向其告知了被告范友水、李飞的电话号码及工作单位。原告陶飞平打电话给被告范友水要求其到家中就借款一事进行协商，被告范友水在原告陶飞平的要求下打电话将被告李飞叫来。当时，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并未离婚，被告李飞称其直至2019年11月6日才得知被告范友水与原告陶飞平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属实。被告李飞承认其到过原告陶飞平及其母亲蒋菊英家门口就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及蒋菊英借款一事进行过协调，但时间是在2019年11月6日之后。被告范友水陈述：本案中的借款并非是被告范友水主动找原告陶飞平借的，而是因为原告陶飞平看到其母亲蒋菊英将存款借给被告范友水之后每月都能收到月息1分的利息主动找被告范友水出借资金的。具体借款经过记不清了。被告范友水在2014年6月26日向原告陶飞平出具的是125000元的借条，之后原告陶飞平又借了35000元给被告范友水，被告范友水即收回之前出具的借条后重新向原告陶飞平出具了借款160000元的借条，但因最初借款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故重新出具借条时也将时间签署为2014年6月26日。借款时，双方约定月息1分，并按约定支付利息至2019年9月。借条上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日戳业务专用章并不是在出具借条的时候加盖的，而是在2016年3月18日，原告陶飞平拿着借条找到当时在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上班的被告范友水要求其加盖银行的公章，被告范友水无奈之下才加盖了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日戳业务专用章。其与被告李飞结婚后一直在邮政银行上班，并投资了浏阳市集里衡利丰陶瓷工厂店，因该工厂店需要资金才向原告陶飞平借款；所有的借款均系其个人行为，不代表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意思；被告范友水向被告李飞告知过其在外有借款，只是未特别说明向原告陶飞平的借款。被告李飞陈述：其一直在浏阳市林业局上班，与被告范友水结婚后两人经济独立，家庭开支均由被告李飞负担；被告李飞并不知晓被告范友水投资了浏阳市集里衡利丰陶瓷工厂店，只知道其在外面做生意，不清楚具体的业务；婚后双方共同添置了房产和车辆，其中房产的首付来源于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100000元和公积金账户中提取的63000元，按揭贷款是以被告范友水的名义办理的，但被告李飞也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车辆是在变卖老房子后购买的，登记在被告李飞名下，亦办理了按揭贷款，贷款由被告李飞偿还。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2.被告范友水的行为是否代表了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3.被告李飞对涉案债务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3条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根据上述规定，储蓄存款合同是指存款人与储蓄机构之间订立的客户将资金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单或存折给存款人，存入资金由储蓄机构支配，存款人按约定到储蓄机构支取利息，储蓄机构有义务按照约定无条件支付本息给存款人的协议。实务中，储蓄存款合同一般表现为存折、存单或其他储蓄存款凭证。原告陶飞平向本院提交的账号为60×××48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6月26日取款24200元和2014年7月3日转出55000元的交易机构在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而2014年7月1日的折取4500元和40500元的交易机构才在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而另外的款项交易均未在账户交易明细中体现，原告陶飞平亦未提交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向其交付的存款凭证，故原告陶飞平主张其与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存在160000元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缺乏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原告陶飞平向各被告主张权利的基础证据是被告范友水于2014年6月26日出具的借款160000元的借条，亦是基于其与被告范友水之间关于利息的约定要求支付利息，其请求权基础来源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本案的案由不应确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而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被告范友水虽系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的工作人员，但其在2014年6月26日至2016年3月18日期间并非固定地在一个支行上班，而是多次在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与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轮岗。根据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提交的邮政金融柜员管理系统、2014年8月至10月人民路支行的排班表可知，被告范友水在2014年6月26日向原告陶飞平借款时是在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上班，在2014年9月至10月期间是在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上班，而非在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上班。原告陶飞平提交的账号为60×××48的账户交易明细不足以证明是被告范友水在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工作期间将原告陶飞平的存款转出。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出具的借条上加盖的系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日戳业务专用章，日戳时间为2016年3月18日，被告范友水在2014年借款时就加盖了日期为2016年3月18日的日戳不符合常理，而原告陶飞平账号为60×××48的账户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6月26日和2014年7月3日的交易机构都是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与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不具有关联性。故原告陶飞平关于借条上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日戳业务专用章系被告范友水于2014年借款时加盖的陈述与客观实际不相符，本院不予采信，该日戳业务专用章应认定为系2016年3月18日加盖。原告陶飞平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被告范友水向其借款160000元系发生在被告范友水履行工作职务行为过程中，且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借款并承诺按月息1分支付利息显然超出了其正常的工作职责范围，故被告范友水的上述借款行为不应认定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原告陶飞平虽提出系基于对被告范友水是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工作人员的信任才同意将定期存款从银行转出，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范友水在向其提出要约时存在授权委托书、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虽然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出具的借条上加盖了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日戳业务专用章，但该业务专用章并非是在借款时就加盖。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作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金融机构不存在需要向客户借款或者授权柜台工作人员代为办理借款的情形，且在2016年3月18日加盖业务专用章之前，原告陶飞平所收取的利息均来源于被告范友水的个人账户而非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账户，利息的数额及支付时间明显不同于邮政银行结息的时间及结息利率，因此，虽然借条上加盖了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日戳业务专用章，但不能证明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对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借款的行为作出了追认的意思表示。原告陶飞平对被告范友水向其提出借款的行为未向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核实，未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而从原告陶飞平接受了被告范友水向其出具的借条并从出借款项之日起按月收取按月息1分计算的利息的行为分析，原告陶飞平对被告范友水的行为不存在善意信赖的基础。2019年11月11日，被告范友水已经离职，而经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组织被告范友水与原告陶飞平调解时，原告陶飞平也仅是要求被告范友水出具《承诺书》，并未要求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在借条或《承诺书》上盖章或作出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而在此之前，原告陶飞平并未向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主张过权利，如若真是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向其借款，原告陶飞平的上述行为显然不符合常理。因此，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提出借款并出具借条、出具《承诺书》的行为均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不能代表被告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只能代表被告范友水的个人意思表示。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出具借条并按约支付利息，原告陶飞平接收借条并收取利息，应认定为双方就160000元达成了借贷的合意，双方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虽然借条上未约定利息，但被告范友水在借款后自2014年7月至9月每月向原告陶飞平支付利息1250元，自2014年10月至2019年9月每月支付利息1600元，与以125000元、160000元借款为基数按月息1分计算的利息一致，且原告陶飞平与被告范友水均认可双方口头约定了月息1分，故应认定双方约定借款月息1分。该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本院予以认可。因被告范友水未按约定及时偿还所欠的借款，故还应向原告陶飞平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与借款期限内双方约定的利率一致，即月息1分。被告范友水实际支付利息至2019年9月，原告陶飞平现主张自2019年12月1日起支付利息，系其对自身权利的自由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认可。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借款发生在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被告范友水向本院提交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可知，被告范友水多次以被告李飞的名义向原告陶飞平支付利息，虽被告范友水称是其以被告李飞的名义操作的，但对原告陶飞平而言，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李飞在当时即已知晓被告范友水与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被告范友水表示虽未就涉案借款进行特别说明，但告知过被告李飞其在外有借款，故被告李飞称其在婚后才知晓被告范友水与原告陶飞平之间的借贷关系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李飞称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所借款项未用于家庭开支，但其所提交的各项费用的收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本案借款金额并不属于特别巨大，被告范友水、李飞婚后共同添置了房产及车辆，亦需共同抚养两个小孩，被告李飞亦认可房产的按揭贷款系以被告范友水的名义办理，故本案借款金额并未超出其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被告李飞对被告范友水经营生意知情，只是不清楚具体经营内容，被告李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借款系由被告范友水用于了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故被告范友水向原告陶飞平所借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存在较大的可能性。而从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及债务问题的约定分析，被告范友水在房产及车辆中未享受任何权益，而除房贷外的其他所有债务均由被告范友水负担，债权归被告李飞享有，上述约定明显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虽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现已离婚，但本案借款仍应认定为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飞仍应承担共同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其关于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范友水、李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偿还陶飞平借款160000元及自2019年12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陶飞平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0元，减半收取计17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320元，合计3070元，由范友水、李飞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银辉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谢君影书记员谢君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