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阳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17民初7号原告：刘松梧，男，1949年9月1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台湾台中市丰原区，委托代理人：徐志坚，广东真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阳江市阳春山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明珠花园翠湖居**。法定代表人：林振义，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陈忠，广东荣耀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住。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万寿路**经开大厦****/div>法定代表人：谭平。第三人：许朝财，男，1957年10月5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所地台湾桃园县，第三人：林振义，1963年12月6日出生，台湾地区居民，住所地台北市，身份证号，住所地台北市*****，港澳台通行证号：02740891。第三人：帝一开发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台湾台中市丰原。住所地：台湾台中市丰原区社皮里丰原大道一段****id='2'  style='LINE-HEIGHT: 25pt; TEXT-INDENT: 30pt; MARGIN: 0.5pt 0cm;FONT-FAMILY: 宋体; FONT-SIZE: 15pt;'>原告刘松梧与被告阳江市阳春山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逸公司）、第三人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许朝财、林振义、帝一开发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帝一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本院于2017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8月1日、2017年9月26日、2017年12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松梧的委托代理人徐志坚、被告山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陈忠、第三人许朝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林振义、帝一公司及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松梧请求法院判令：1、刘松梧享有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已销售款项中山逸公司28%份额当中的四分之一的权益。2、确认刘松梧享有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未销售之剩余资产中山逸公司28%份额当中的四分之一的权益。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山逸公司承担。主要事实与理由：2010年4月26日，原告与被告山逸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取得被告山逸公司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面积20922.5平方米商住房用地的使用权及高层建筑开发等权利，原告2010年11月8日刘松梧作为被告山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将该合同中的建筑发包给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承建，合同第四条分成比例约定：“甲方（山逸公司）分得本项目可销售面积（含地上及地下）的28%，双方可以共同组织团队或者委托第三方销售团队进行销售，双方按销售款项扣除应由项目承担之税后按比例分配销售款项。未能销售之剩余资产，甲乙按28%和72%的比例享有权益”。2010年11月底，被告山逸公司最大股东林振义逐渐剥夺原告刘松梧的权利，并在2010年12月30日确认原告刘松梧享有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28%份额当中的25%的权益（即《项目开发合作合同》7%的权益），原告刘松梧不再参与被告山逸公司的经营管理。原告刘松梧多次要求林振义按约定分配销售款，但林振义置之不理，被告2016年4月1日山逸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原告变更为林振义，并终止了原告刘松梧的董事资格。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希判如所请。原告刘松梧为支持上述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港澳台通行证，证明原告刘松梧的身份情况。2、《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证明被告山逸公司取得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面积20922.5平方米商住房用地的使用权及高层建筑开发等权利。3、《项目合作开发合同》，证明被告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合同第四条约定：阳江市阳春市山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得本项目可销售面积（含地上及地下）的28%。未能销售之剩余资产，也按28%和72%的比例享有权益。4、计算表（没有原件），证明被告山逸公司董事长林振义确认原告刘松梧享有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28%份额当中的25%的权益。5、国家企业信息信用公示系统，证明被告山逸公司及第三人的身份情况。6、说明及协议书（没有原件），证明林振义确认原告刘松梧投入资金12562138.4元。7，土地方入资表及刘董应付款，证明原告刘松梧按入资金的25%投入投资款。8，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及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证明2016年4月1日，被告山逸公司将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均由原告刘松梧变更为林振义。9、土地方入资表及刘董应付款和利息计算表，证明刘松梧从2010年4月30日至2015年4月30日共出资1765万元。该出资得到被告山逸公司的盖章确认。10、说明及林董款项明细，证明2011年5月16日，第三人林振义确认代刘松梧收取了3862138.35元分配款。2012年12月12日第三人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监事邓小川确认第三人林振义代刘松梧共收取9932843.66元的分配款。11、一、二、三期合建分配金额表，证明2013年4月30日至2015年10月31日东湖天下一、二三期合建分配比例仍然按照25%的分配比例，原告刘松梧仍然按照销售金额的25%进行分配，被告阳山逸公司盖章进行确认。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山逸公司对刘松梧提供的证据质证认为：对原告刘松梧提交的证据1没有异议。对证据2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当时刘松梧是代表刘松梧、林振义、许朝财三人购买该项目的土地开发权。对证据3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合同当事人是由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原告刘松梧不是合同的主体，原告刘松梧无权向山逸公司主张合作开发的权益。对证据4的真实性有异议，该表中林振义书写的“刘董土地25%”是能够确认原告刘松梧出资的情况下其才享有，但是原告刘松梧以及林振义因为出资问题仍有争议，因此对此持股的份额被告无法确认。对证据5，由法院审查确认。证据6、7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对证据8的真实性由法院依法确认，合法性及关联性没有异议。对证据9、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第三人许朝财对原告刘松梧提供的证据1至8予以确认，对证据9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山逸公司的盖章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证据10没有异议。对证据11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分配表计算的数额没有异议，但对山逸公司的盖章有异议。被告山逸公司答辩称：2010年4月，原告刘松梧与林振义、许朝财约定由三人共同出资购买山逸公司的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面积20922.5平方米的商住用地开发权，并于2010年4月26日由刘松梧作为代表与山逸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三羿）签订了《项目开发合作合同》，约定由刘松梧（代表林振义、许朝财及刘松梧3人）以6370万元购买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面积20922.5平方米的商住用地开发权，被告2012年4月9日山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三羿变更为刘松梧。根据林振义与许朝财及刘松梧3人的约定，上述6370万元应由林振义、许朝财及刘松梧3人共同出资，但后来实际上是由林振义先行出资，刘松梧及许朝财则以和林振义其他合作项目所得利润或其他方式抵付出资款，不足部份则计息支付林振义。为此，林振义、许朝财与原告刘松梧因出资及利益分配问题发生纠纷，山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刘松梧变更为林振义，被告山逸公司与第三人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同书》约定，由第三人锟汉公司与被告山逸公司合作开发2016年4月1日2010年11月8日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面积20922.5平方米的商住用地，合作方式为由山逸公司提供土地，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提供开发、销售、经营的所有资金。但是，由于刘松梧并非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开发合同书》中的合同相对人，刘松梧不是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春城街道东湖园岭项目的合作主体，因此，原告刘松梧无权对合作项目主张权利。原告刘松梧与其共同投资人林振义、许朝财之间的出资及利益分配纠纷，应由刘松梧与林振义及许朝财3人解决，原告起诉山逸公司，并要求确认其合作开发权益是错误的。综上所述，原告对被告阳春山逸公司提起诉讼是错误的，原告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驳回。被告山逸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收据，拟证明2010年4月26日陈三弈收到林振义支付的人民币4520050元，连同林振义代收工商银行的借款，林振义共计支付了人民币1500万元。2、收据，拟证明2011年5月24日，陈三弈收到林振义支付的1000万元，连同2010年收到的1500万元，实际已经收土地款人民币2500万元。3、收据，拟证明2011年8月30日，陈三弈收到林振义支付的1000万元。4、收据，拟证明2012年5月26日，陈三弈收到林振义支付的1000万元。5、收据，拟证明2013年5月17日，陈三弈收到的林振义支付的1000万元。6、《项目开发合作补充协议》，拟证明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公司于2012年8月27日就合作利益分配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约定，即销售款在扣除开发成本及各项税费后，首先要保证合作双方收回资金，然后再按新的约定进行利润分配。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刘松梧对山逸公司提供的证据1-5没有异议。对证据6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合法性及关联性有异议。第三人许朝财对山逸公司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第三人许朝财述称：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以及刘松梧、林振义与许朝财合资购买土地的事实予以确认，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协议也予以确认。2010年4月份，刘松梧、林振义与许朝财达成协议，林振义占山逸公司55%的股权，刘松梧占山逸公司25%的股权，许朝财占山逸公司20%的股权，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开发协议，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分得72%，刘松梧、林振义与许朝财分得28%的股权。在2010年11月8日2010年11月8日2012年8月27日，因无法按原签订的协议进行，刘松梧、林振义与许朝财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负责人刘进对原签订的协议进行洽谈，并且由山逸公司的代表人林振义和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的代表人刘进重新签订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重新界定分成的办法，但目前该协议是刘松梧不予承认。虽然刘松梧不承认，但是实际上该项目到目前为止是亏损的项目，所以按照新签订的协议，所有股东的本金都无法完全拿回，林振义为了不让刘松梧及许朝财产生亏损，所以答应在我们出资的本金加上8%的利息，我们不再参与最后亏损的分配。许朝财已经与林振义达成协议，林振义也已经将许朝财的本金以及8%的利息给了许朝财。目前林振义退还了刘松梧的所有本金加上8%的利息，有部分是用重庆皇冠公司分配的利润作为应支付给刘松梧的本金加利息，但是目前刘松梧不同意该方式分配，刘松梧希望坚持按照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协议来分配。林振义是公司最大股东，所以2012年8月27日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由法院依法认定。第三人林振义、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及帝一公司没有提供证据及诉讼意见。本院经过核对原件，对原告刘松梧提供的证据认证如下：对证据1、2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予以确认。对证据3、5、7、8、9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综合全案予以认定。对证据4、6、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不予确认。对被告山逸公司提供的证据1-6的真实予以确认，对其合法性、关联性综合全案予以认定。本院经审理查明：山逸公司于2006年12月16日成立，企业类型是台港澳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800万美元，帝一公司持有山逸公司100%的股权，山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陈三羿变更为刘松梧，山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由2012年4月9日2016年4月1日刘松梧变更为林振义。在上述法定代表人变更的过程中，山逸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东帝一公司的持股比例均没有发生变更。2010年4月26日，山逸公司（甲方）与刘松梧（乙方）、许朝财（见证方）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合同》约定，山逸公司将其已合法取得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面积20922.50平方米商住房用地，并通过规划审批用于开发建设高层建筑的开发权利、义务及目前公司内的全部办公用品转让给刘松梧，将现有阳春市东湖明珠花园翠湖居5号全部场所提供与刘松梧免费使用两年，刘松梧按地上建筑物面积130000平方米计算，包干利润总金额按建筑面积130000平方米计算，总金额为6370万元。刘松梧签约同时支付山逸公司300万元作为定金，双方于阳春市本地经律师见证或公证处公证并签定补充协议书，山逸公司将公司所有证件（营业执照、法人证明及组织代码证等）及印鉴（包含公章、法人章及合同章等）移交给刘松梧，并同意将本项目之经营权交由刘松梧全权负责后，刘松梧再支付山逸公司300万元。双方于工商局完善公司章程变更，并将70%的股权登记在刘松梧指定董事名下，山逸公司保留二席董事并保留30%的股权，其余五席董事由刘松梧指派，山逸公司现有法人仍继续担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需同时签订法人授权委托书，并法人代表针对本案之执行权利委由刘松梧指定的董事代为执行后，刘松梧再支付山逸公司900万元，刘松梧扣出本地块于中国工商银行的贷款金额后，再将余款支付给山逸公司。余款4870万元分五期支付，自签约之日起每满一年，刘松梧再支付山逸公司1000万元，至签约日起满四年累计支付4000万元，余款870万元于满第五年时一次性支付完毕。《项目开发合作合同》还约定了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按双方约定时间向刘松梧收取本项目的包干利润款；按双方约定办法将现有公司针对本项目之经营权交由刘松梧执行，于本项目全部结算完毕后再将公司的经营权交回给山逸公司，同时完善公司章程的变更，刘松梧退出全部之董事。刘松梧负担本地块开发、报建、施工、销售等所有工作及山逸公司法人授权范围内公司合法的经营。该《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并约定了若合同发生纠纷，双方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交由广东仲裁委员会仲裁。2010年11月8日，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开发合作合同》约定，山逸公司将其已合法取得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面积20922.50平方米商住房用地，并通过规划审批用于开发建设高层建筑，规划建筑面积地上约130000平方米，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约250，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约25000平方米约定的土地作为开发标地，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负担提供开发建设、销售及经营所需的所有资金，并由双方指派人员组成管理团队以及董事会负担本项目开发的所有事宜，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完成本项目的开发。该《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在合作方式中约定了，山逸公司分得本项目可销售面积（含地上及地下）的28%，双方可以共同组织团队或者委托第三方销售团队进行销售，双方按销售款项扣除应由项目承担之税后按比例分配销售款项。未能销售之剩余资产，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按28%和72%的比例享有权益。刘松梧作为山逸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该《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签名确认。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在该合同中盖章确认。2012年8月27日，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开发合作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约定，因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在履行过程中，由于市场等因素的影响，造成无法达到双方签订合同时各自的预期效果。为此，双方就《项目开发合作合同》涉及的分配有关的事项重新约定如下：1、利益分配。销售款项在扣除该项目开发成本及各项税费后，首先保证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投资本金回收。投资本金每年18%收益，若可分配利益不能达到18%，则等比全递减。前两项扣除后，剩余利润按山逸公司60%、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40%分配。双方另可参照上述分配原则进行余屋实物分配。2、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出资的总额、时间及利益的确定。山逸公司于《项目开发合作合同》签订时出资3500万元，2013年4月30日出资1000万，2014年4月30日出资1000万元，2015年4月30日出资金1000万元。山逸公司负责土地相关费用。山逸公司以上述金额时点计算每年18%的利益，截止到资金分次或一次性回收完为止，每次实际回收资金数额从投资金总额中扣除。3、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在项目投入资金发生的利息可进入该项目开发成本，但不冲减双方应分配的利润。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分别在该《项目开发合作补充协议》签章确认。山逸公司在该补充协议中未签署日期，林振义在山逸公司底部签名确认。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署日期为2012年8月27日，代理为刘进。刘松梧向本院提供了《截止2010年六月底利息计算表》及《截止2010年十二月底应付利息计算表》，该表载明2010年4月30日、5月31日、6月30日共投入资金为1200万元，应付款为2400元，应付利息为26000元。2010年7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应付利息为122000元。上述内容为电脑打印文本。在该表底部手写字体注明“阳春：刘董土地持股25%，2011年起利息12%。林振义2010年12月30日”。刘松梧提供上述表格未能提供原件到庭予以核对，其拟证明林振义确认其在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山逸公司28%份额当中的25%的权益，林振义出具一份《说明》载明，1、界石2900万元分配表中刘松梧应分配部分为2100478.35元（企业股东分配）。2、建设400万元分配款项中刘松梧应分配部分为782960元。3、建设500万分配款项中刘松梧应分配部分为978700元。以上合计38621380.35元，由2011年5月16日林振义代刘松梧收取。上述《说明》刘松梧未能提供原件到庭予以核对，2016年1月10日林振义与刘松梧签订一份《协议书》约定，林振义认可刘松梧于2015年4月30日代林振义支付给陈三羿阳春东湖天下项目土地款金额为人民币870元。该款项因陈三羿尚未签收收据，故需由刘松梧进行担保，若刘松梧最终未能取得陈三羿收据，且陈三羿对本笔金额有所异议，则产生的相关责任及经济损失须由刘松梧负担承担，与陈三羿所有法律诉讼由刘松梧负担。刘松梧原记录于2013年5月支付给林振义人民币两笔各为250万元及75万元，合计人民币325万元，此两笔金额因尚找不到付款凭证，故暂不计算，待双方最终核实。林振义同意于2016年1月11日支付刘松梧人民币200万元，2016年1月31日前支付刘松梧人民币200万元，尾款原则上在三个月内支付完毕，若林振义未能按时支付尾款，则林振义同意于重庆分配款时刘松梧可优先扣出本息。林振义、刘松梧同意上述资金往来利息比以年息8%计算。刘松梧认为，上述说明及协议书证明林振义确认刘松梧投入资金12562138.40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刘松梧向本院申请追加林振义、许朝财及帝一公司为本案第三人。经审查，林振义、许朝财及帝一公司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本院对刘松梧该申请依法予以准许。在本案庭审中，经本院向刘松梧释明，刘松梧明确其诉讼请求的依据是刘松梧与林振义、许朝财共同出资购买山逸公司位于阳春市春城街道东湖园岭地段商住房用地的使用权及高层建筑开发等权利，则应视为刘松梧已经取得山逸公司的股权，后由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刘松梧起诉主张其具有山逸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根据其提供的《截止2010年六月底利息计算表》，林振义已经确认刘松梧占山逸公司25%的股权，并承诺刘松梧享有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协议中28%的销售款项中的四分之一权益。同时，刘松梧主张因林振义作为帝一公司的董事长，其在《截止2010年六月底利息计算表》的签名，则应视林振义代表了帝一公司确认刘松梧在山逸公司的25%股权比例。山逸公司对此抗辩认为，山逸公司的股东仍然是帝一公司，本案应属项目开发权纠纷，而非股东权益纠纷。许朝财述称，其与林振义、刘松梧三人共同购买山逸公司的土地，没有证据可证明帝一公司对刘松梧股东身份已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原告刘松梧为台湾地区居民，本案具有涉外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五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参照适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确定。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另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没有规定的，适用与该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之规定，故本案应以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进行审理。关于本案管辖权问题。本案因刘松梧与山逸公司在履行《项目开发合作合同》过程中，双方对刘松梧的出资比例发生的纠纷，本案应由被告山逸公司住所地法院管辖。因该司住所地在广东省××市，故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另，虽然在刘松梧与山逸公司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约定了履行合同发生纠纷，双方协议交由广东省仲裁委员会仲裁。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十八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第二十六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因上述《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仲裁委员会约定不明确，以及在本案立案受理后，原告刘松梧未声明有仲裁条款，而且被告山逸公司在首次开庭前亦未对本院受理本案提出异议，应视为其放弃裁仲协议，本院依法应当继续审理本案。根据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刘松梧是否具备山逸公司的股东资格。2、刘松梧对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约定的山逸公司分配份额的25%权益应否予以确认。关于焦点一，在本案诉讼中，刘松梧明确起诉的具体依据是因其已向于2010年4月26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的项目履行了25%的出资比例，则视为其已经具备山逸公司的股东身份，并占山逸公司25%的股权，故在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刘松梧对山逸公司的25%收益享有分配权利。为证明上述主张，刘松梧提供了《截止2010年六月底利息计算表》及《截止2010年十二月底应付利息计算表》，其称林振义在上述计算表签名确认了其持有山逸公司25%的股权，则应视为刘松梧作为山逸公司的股东对项目享有收益请求权。本院认为，刘松梧提供的《截止2010年六月底利息计算表》及《截止2010年十二月底应付利息计算表》为复印件，因其没有提供原件到庭核对，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确认，该证据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同时，上述利息计算表为许朝财个人制作，内容为利息计算数额，并未能客观地反映出刘松梧的实际出资情况。而且，从本案现有证据反映未能证实刘松梧、林振义、许朝财为山逸公司的隐名股东，山逸公司的唯一股东帝一公司也没有对该事实予以确认，故刘松梧主张其为山逸公司的股东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同时，认购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的股东出资与公司项目合作开发应属不同的法律关系，即使刘松梧主张对山逸公司开发项目有出资，但这并不能证明其取得了山逸公司的股东身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刘松梧须对其已经履行了出资义务、通过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山逸公司的股权承担举证责任。但综合本案证据分析，在山逸公司成立后，公司的注册资本没有发生增加的情况，公司唯一股东帝一公司的持股比例也没有发生变更。刘松梧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通过受让或以其他形式继受山逸公司的股权，因此，刘松梧主张其具备山逸公司的股东身份，并据此主张其对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中对山逸公司的收益享有请求权，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焦点二，刘松梧起诉请求，其享有山逸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已销售款项及销售剩余资产中山逸公司28%份额当中的四分之一的权益。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刘松梧仅对该合同中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关于分成比例的条款中，山逸公司占有的收益主张权利。刘松梧不是该合同的相对人，其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该合同的履行情况，而且山逸公司也提供了其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补充协议》，拟证明双方对合同中项目的收益利润分配重新进行约定。即山逸公司与重庆锟汉实业有限公司对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已经作出补充协议，就合同相关的权利义务也进行了变更。虽然刘松梧对该补充协议有异议，但在本案现有证据未能证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效力的情况下，其主张以该《项目开发合作合同》为履行的依据，仅确认该合同中分配利润条款的效力并就该条款提出利润分配请求，显然缺乏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因此，刘松梧起诉请求确认其享有山逸公司于2010年11月8日签订的《项目开发合作合同》已销售款项及销售剩余资产中山逸公司28%份额当中的25%的权益，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七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刘松梧的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300元，由原告刘松梧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周 俏审判员 张 正审判员 冯志霞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漫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