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浙民申474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吴学彬等119人（名单附后）。 诉讼代表人：周顺河，男，1974年4月3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诉讼代表人：周焕峰，男，1972年12月2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诉讼代表人：吴学彬，男，1961年1月15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共同委托代理人吴建波，浙江博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庆元县百山祖镇坑底村村民委员会，住所地浙江省庆元县百山祖镇坑底村。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周武汉，男，1969年4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柳枝明，男，1963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一审原告：柳枝亮，男，1960年3月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一审原告：刘巧云，女，1971年8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庆元县。 再审申请人吴学彬等119人因与庆元县百山祖镇坑底村村民委员会、周武汉、柳枝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民终34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再审申请人吴学彬等119人申请再审称：一、二审法院对于本案相关事实并未查清，且在再审被申请人周武汉、柳枝明未提供证据情况下，只凭单方陈述即认可其主张事实明显错误。首先，对于庆元县百山祖镇坑底村村民委员会与周武汉、柳枝明订立《造毛竹林合同》及《补充协议》大多数村民并不知情，否则也不会有超过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作为原告来诉讼维权。其次，对于一审认定再审被申请人周武汉、柳枝明对涉案山场有投入和管理的事实，案涉山场承包以后再审被申请人就是种植30-50亩的杜仲药材，但早已荒芜多年，除此之外并未有其他人力、物力和管理上投入。最后，案涉山场性质是集体统管山，属于全体村民所有，对内对外发包均要经过民主议定程序。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上述事实，一、二审法院均未查清或只是依据对方陈述进行认定，二审法院对涉案合同是否需要经过民主议定程序来判断合同效力等重要问题只字未提，一、二审认定事实过于简单且没有证据证实。二、一、二审法律适用错误。涉案合同及补充协议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五项以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四条等相关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但一、二审法院却未适用上述法律规定，明显错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二项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本案中涉案《造毛竹林合同》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判断出符合上述规定情形：1.从合同签订双方看，发包方和承包方均为时任村两委干部，利用职权私下签订合同，将集体统管山以所谓内部承包的形式承包给村干部个人。2.从合同约定内容上看，签订合同时山林本身所具有价值远远超过合同约定承包方的合同对价，按合同约定利益分配比例实际上等同于将村民利益无偿赠送给承包人。3.从合同履行情况来看，案涉山场于1996年9月14日被承包后，被申请人并未有实际开发，到2003年因政策调整的原因，“**林”山场被国家列入生态公益林区，就由国家有关部门保护。根据时间计算，1996年至2003年前后7年时间，承包人除小规模种植杜仲药材外并未有投入，2003年以后因封山育林根本无需投入，而2003年之后国家每年都有生态补偿款补助且补助标准逐年增加。如果案涉合同以50年期限履行也就意味着从2003年开始到2046年承包期止，承包人将不需要任何投入即可获得43年生态公益林补助款。这与国家发放生态补助款的目的相违背，将原本应由广大村民享受的利益通过一纸合同落入了极少数人手里。4.2003年案涉山场在已经划入生态公益林的情况下，再审被申请人周武汉、柳枝明明知无需任何投入就可以拿到相当可观的生态补偿款的情况下，仍然私自与再审被申请人村委会订立《补充协议》，可见其有相互串通主观恶意。同时一审法院对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理解错误。1.一审法院对法律条文作扩大化解释。案涉合同未经民主议定程序发包显然违反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案涉合同因涉及到村民利益重大事项，村委会要对外发包合同必须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合同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19条“民主议定”程序措词为“必须”，证明此条款系法律强制性规定。强制性法律规范由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构成，此条款系义务性条款即相对人必须履行一定行为的法律规定。但无论违反义务性法律规范还是禁止性法律规范，这类合同均为违法合同。2.案涉《补充协议》于2005年8月1日签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经生效并实施。那么对于《补充协议》签订应严格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对于一审法院认为补充协议对村委会有利，因此不必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再审申请人认为这是一审法院单方认定，无任何法律依据。再审申请人认为不能以合同是否有利或无利来否定法律应当遵守程序性规定。况且合同是否有利于村委会也不能以法院的自认角度进行评判，应当全面考虑、综合评判。在再审被申请人无需任何投入情况下，即可获得80%利益，而山场真正权利人只能获得20%利益分配，此合同还能认定是对村委会或村民有利吗?显然这一认定本末倒置。3.合同有效或无效不以是否履行作为前提条件。根据合同法规定，无效合同是自始无效。审查合同除了形式审查，更为重要的是看合同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强行规定。案涉合同实质上是严重侵犯村民、集体利益的违法合同。而二审判决对于是否需要依照民主议定程序以及如果未依照民主议定程序发包合同是否会对合同及补充协议效力产生影响等问题没有作任何回应，回避了再审申请人主张，申请人认为二审法院这一判决是站不住脚的。综上所述，再审申请人认为，一、二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认定事实不清，综上：1.请求撤销浙江省庆元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浙1126民初第74号民事判决，同时撤销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11民终340号民事判决，支持再审申请人一审、二审的诉讼请求；2.一、二审、再审诉讼费用均由再审被申请人承担。 被申请人庆元县百山祖镇坑底村村民委员会在本案审查期间未提交书面意见。 一审原告柳枝亮、刘巧云在本案审查期间未提交书面意见。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争议的是《造毛竹林合同》及《补充协议》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的问题，鉴于《补充协议》仅是对《造毛竹林合同》部分内容的变更，故争议的核心是《造毛竹林合同》是否无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再审申请人主张合同无效，主要基于以下两个理由：一是承包方和发包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二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此本院认为，首先，对于合同双方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的问题，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坑底村委会（甲方）与周武汉、柳枝明（乙方）签订《造毛竹林合同》，不仅有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签字确认，同年9月28日，合湖乡人民政府作为见证单位也在合同上盖章确认，并有经手人签字。坑底村委会也向本村村民发出通知，通知载明将“**林”公路下山场由周武汉、柳枝明等人以股份制实行全面造林，有意向的村民在十日内报名参加股份制造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尽管再审申请人以合同签订的双方当时均系村干部、合同的内容明显有失公平等为由主张合同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但从前述合同签订的情况以及在《造毛竹林合同》已履行二十余年、政策变化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也已履行十余年后，再审申请人提起本案诉讼等事实看，要认定签订《造毛竹林合同》时双方存在恶意串通的事实，尚未达到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再审申请人提出的该一再审理由不予支持。其次，对于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坑底村委会对重大事项未经民主议定程序、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的意见，本院认为：1.原土地管理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及原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均是针对发包方将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的情形，而本案的承包人是坑底村村民，故本案不适用上述法律的规定。2.《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年）第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0年）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需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但案涉《造毛竹林合同》于1996年签订，彼时上述法律尚未实施，对本案合同不具有溯及力。3.《造毛竹林合同》签订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仍然适用，但其对于相关问题的规定并不明确。当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1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十五条规定，即“人民法院在审理依本规定第二条所起诉的案件中，对发包方违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决议，越权发包的，应当认定该承包合同为无效合同，并根据当事人的过错，确定其应承担的相应责任。属本条前款规定的情形，自承包合同签订之日起超过一年，或者虽未超过一年，但承包人已实际做了大量的投入的，对原告方要求确认该承包合同无效或者要求终止该承包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可根据实际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对该承包合同的有关内容进行适当调整。”本案中，《造毛竹林合同》已签订履行二十余年，政策变化后签订的《补充协议》也已履行十余年，周武汉等承包人已实际对承包山场做了人力、物力的投入和管理，参照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再审申请人以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为由要求认定合同无效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2005年签订的《补充协议》，系对原《造毛竹林合同》部分内容的变更，其效力承继于《造毛竹林合同》，在《造毛竹林合同》不存在无效情形且其变更的内容有利于村委会的情况下，再审申请人主张包括《补充协议》在内的合同无效，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再审申请人吴学彬等119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吴学彬等119人的再审申请。 （此页无正文） 审判长  黄金富 审判员  董 东 审判员  王富新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九日 书记员  吕圣姻 附：吴学彬等119人名单如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