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310民初674号 原告：深圳市安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 法定代表人：李艳群。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从辉，广东胡从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华东方，男，1977年11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系该公司总经理。 被告：深圳大运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坪山区。 法定代表人：远勤山。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喜，男，1985年11月8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系该公司法务主管。 上列原告诉被告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从辉、华东方，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郭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向原告返还提车定金100万元（人民币，下同）；2.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按照迟延交车价款即合同总价款的每日万分之五自2018年12月10日起计算至被告付清款项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在2018年7月4日签订《纯电动厢式运输车购销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纯电动厢式运输车等相关事宜。协议约定车辆买卖相关事宜，双方另行签订《2018年大运电动车销售合同》（以下简称“销售合同”）进行约定。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50辆大运纯电动车，总价款为1052万元。被告在收到原告100万元定金后60个工作日内分批次交付车辆，交付日期最晚不迟于2018年12月10日。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向被告支付100万元，然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仍未履行交车义务，期间原告多次催告，被告均拒之不理。因此，原告为维护其合法权益，特诉至法院。 被告辩称,1.依法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请求原告按照合同约定依法提取车辆。2.原告的行为存在违约，销售合同第二条第一款约定，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即原告向甲方即被告支付所签车辆的定金2万元/台，合计100万元。甲方收到乙方订购车辆的定金后予以排产，而原告在2018年5月15日签订完合同后延期向被告支付定金，直至2018年6月21日才向被告支付定金，同时合同第二条第五款、第三条第一、二款约定，车辆交付地点由乙方书面向甲方指定，运费由乙方承担，该笔款项按照先款后货原则执行，截止目前原告不但没有书面指定车辆交付地点，而且也未向被告支付任何运费。根据合同约定原告存在严重的违约行为。而被告为了便于原告早日运营车辆，早于2018年11月30日将车辆排产好。同时2018年7月4日，双方签订了框架协议第三条第一款明确约定，本协议签订后，乙方即本案原告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即本案被告支付100万元作为一台车辆的保证金，截止目前原告仍未按照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100万元保证金，存在严重违约行为。3.2018年12月6日被告已将车辆生产好，并于2018年12月8日、12月11日电话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办理打款提车手续，原告法定代表人因对深圳当地的电动车补贴政策及运营方式不了解为由延期提车，12月15日杨志凌通过微信又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办理打款提车手续事宜，2018年12月17日、2019年2月18日、2019年2月27日杨志凌多次电话督促原告法定代表人办理打款提车手续，原告均以各种理由推托不予提车，后又以被告违约为由向被告发送律师函索要100万元定金，实属无稽之谈。被告生产好车辆后通知原告法定代表人要求其打款提车，其车辆现在仍在被告处，何来的被告违约行为？通过原告提供的证据与杨志凌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原告早于2018年11月6日就知晓被告会按时排产好车辆，但原告却以不懂国家及深圳当地对电动车的运营补贴及运营模式为由，不再想继续运营该批电动车，故想委托杨志凌在北京帮助其消化该批电动车，并希望杨志凌协助其索要100万元定金，这一内容已经充分说明了原告存在违约之意，并将违约之意充分实施在合同履行当中，同时请求法庭依法播放原告提供的其与杨志凌2018年11月26日当天的微信通话内容。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15日，原、被告签订一份销售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50辆纯电动汽车（公告型号“DYX5044XXYBEV1DBNLQAGK”），结算单价为21.04万元，合计价款1052万元；原告在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被告支付定金2万元/辆，合计100万元，被告收到原告订购车辆的定金后开始排产；被告收到定金后60个工作日内分批次交付车辆（交付日期最晚不迟于2018年12月10日）；原告承诺在收到被告提车通知后3日内以结算单价付款提车（定金自动转为车款），否则属于原告违约，同意被告扣除原告订购车辆的定金，并赔偿由此给被告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被告有权解除合同；合同涉及款项均以电汇或现款方式支付，并按照先款后货原则执行；车辆发送由原被告双方另行协商，运费由原告负担；车辆交付地点由原告书面指定，由原告接收，接收人须在《电动车发运交接单》上签字或盖章，否则，被告有权不予交付车辆，并不承担逾期交付责任。双方在销售合同第九条约定违约责任为：被告延迟交车或原告延迟付款的，则违约方按延迟交车价款或逾期付款金额对应价款的日万分之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违约行为超过30日的，守约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销售合同第六条对“国补”“营销补助”和“地补”进行了约定，“国补”为中央政府对推广电动车的财政补贴资金；“营销补助”为山西省财政专项用于本省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实现产品终端销售的补助资金；“地补”为原告车辆注册地政府对推广电动车的财政补贴资金。销售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通过银行向被告转账支付了定金100万元。 2018年7月4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一份框架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购买一辆纯电动厢式运输车（公告型号为“DYX5044XXYBEV1DBNLQAGK”）；原告在协议签订后3个工作日内向被告支付100万元作为试装1台样车的保证金；被告收到原告上述保证金后，按框架协议车辆主要配置为原告排产1辆样车，原告以上述保证金作为担保，担保车辆完工后由原告购买；原告或原告指定的第三方就该样车与被告进行结算，上述保证金在扣除相应费用后无息退还给原告；车辆买卖事宜由双方另行签订销售合同进行约定。框架协议签订后，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100万元保证金。原告总经理即实际控制人华东方于2019年4月25日接受本院询问时，曾称双方未履行框架协议，被告将框架协议原件收回，后在第二次庭审时改称该样车双方协商包含在销售合同的50台车内，原告无须支付100万元保证金。被告辩称框架协议约定的样车不含在50台车中，因原告未支付保证金，其将样车转售给了山西天图优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维公司”）。 2018年9月7日，原告向被告发送《订单更改申请表》，要求更改49辆电动汽车的配置；2018年9月18日，原告再次向被告发送《订单更改申请表》，要求更改1辆电动汽车的配置。被告均予以同意，并按变更内容生产车辆。根据被告提交的50辆电动汽车的合格证显示，被告已于2018年11月30日生产了50辆电动汽车。 2018年12月13日，原告委托广东胡从辉律师事务所向被告快递了一份《律师函》，以“被告逾期4天未交车，已经违约”为由，要求返还保证金100万元，并按照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该《律师函》于2018年12月15日妥投。 2018年12月15日，案外人杨志凌通过微信向华东方发送一份落款加盖了被告公章的《关于深圳市安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车辆结算提车上户通知》（以下简称“提车上户通知”），该通知称50辆4×2纯电动物流车已经全部入库，要求原告于2018年12月15日前结算提车出库，并在12月31日前完成车辆上户上牌。杨志凌在微信中称“之前我以为李主管发给你了”。原告当庭确认收到被告发出的提车上户通知。 2018年12月22日，案外人孟凡旭通过微信向华东方发出一份落款加盖了被告公章的《关于深圳安达订单车辆提车函》，要求原告提车。华东方在微信回复已交给律师处理。双方在微信中均称杨志凌非其公司员工。 另查，杨志凌系优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8年1月12日，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授权优维公司在广东区域“大运”品牌伯坦时空换电模式纯电动物流车系列产品的独家经销资格，授权有效期为2018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2018年9月3日，杨志凌代表优维公司与城建重工（唐山曹妃甸）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重工”）签订一份《2018年大运电动车销售合同》，约定优维公司销售60台电动车给城建重工。2018年9月11日，杨志凌代表优维公司与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系被告的关联公司）签订一份《2018年大运电动车销售合同》，向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4×2电动厢式运输车。 原告主张杨志凌系被告的销售经理，被告将销售合同约定的50辆车转售给北京客户即城建重工，被告未能按合同约定的时间于2018年12月10日前交付车辆，构成违约，要求解除合同、被告返还定金100万元，并提交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予以佐证。被告抗辩杨志凌并非其公司员工，原告系因深圳电动车补贴政策发生变化，不想继续履行合同购买车辆，委托杨志凌将合同约定的车辆转售其他客户，因北京的客户不想要车了，原告才向被告提出解除合同返还定金。 再查，根据原告提供的华东方与杨志凌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华东方与杨志凌多次交流车辆的问题，其中2018年9月25日杨志凌曾向华东方发送语音称：“十月底车出来以后这边儿消化上30台车，还有20台车呢，还有2台车的话，我觉得如果说这段时间没有客户的话。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安达新能源这边可以上10台车，这样的话，我们把广州深圳这个项目先穿起来，穿起来做的话，这不就有意思了吗”，华东方回复“要钱呐，没金融啊，现在金融做不了啊”。2018年11月6日，华东方向杨志凌发语音称“北京那边要多少台啊，要30台40台啊，深圳这边的话估计也就那么多100万5台车。后面的话不知道怎么整啊”“车如果自己用不起来的话肯定都是亏本。只要自己用才可以靠住的话肯定不行”“我们也只能先提5台”等，杨志凌语音回复“深圳5台车倒是好说，关键是你现在深圳这个地补到底是落实清楚了没有，是怎么弄。如果说深圳没有地补的话你这5台提过去以后你自己用的话，也都是很难去实现盈利，要把深圳的政策要搞清楚，运营补贴也好，地补也好，要明确到底怎么给”，华东方称“怎样能把它都卖给别人也可以啊，到时候把钱退给我也可以啊，那样我就感谢你了”。另，2018年11月期间，杨志凌多次发送车辆生产安装的图片给华东方。华东方未曾在微信中向杨志凌表示要履行合同或者提车等。 原告提交的名称为“2018换电模式车辆生产交流群”的群聊记录（共33人），上述记录显示被告在生产电动车，杨志凌在群中跟被告员工沟通车辆安装配置情况。被告称该群成员包括经销商、购买商。杨志凌在群中曾提起其负责跟客户沟通。 庭审时，被告确认尽管原告迟延支付销售合同定金100万元以及于2018年9月更改车辆配置，但双方并未重新约定车辆交付时间，其可以仍按销售合同约定的期限交付车辆。原告明确车辆补贴发生变化，不想要车。 上述事实，有销售合同、框架协议、银行电子回单、聊天记录、《律师函》《订单更改申请表》《大运牌电动车经销资格授权书》、公证书、车辆合格证书、车辆排产单、询问笔录等证据及庭审笔录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本案系买卖合同纠纷。原、被告的争议焦点在于：1.框架协议双方是否履行；2.杨志凌是否为被告的员工；3.被告是否存在违约，原告能否解除销售合同。 关于第1个争议焦点，原告并未交付框架协议约定的100万元保证金，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双方约定将该样车计算在销售合同约定50辆汽车中，被告亦未向原告交付该样车，说明双方并未履行框架协议的相关约定。 关于第2个争议焦点，根据双方提交的优维公司与其他公司签订的销售合同、以及原告提供的《大运牌电动车经销资格授权书》可以证实，杨志凌系成都大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分公司授权的“大运”品牌伯坦时空换电模式纯电动物流车系列产品（包含涉案电动车型）的经销商优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理涉案电动车型在广东区域的销售事宜，但并非被告的员工。因此，原告主张杨志凌系被告的员工，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第3个争议焦点，原告于2018年6月21日向被告支付了销售合同约定的50辆电动汽车的定金100万元，虽然原告支付定金的时间迟延，且在2018年9月期间两次向被告要求变更车辆的配置，但被告未持异议，并确认可以按期交付，因此被告应在2018年12月10日前向原告交付50辆电动汽车。原告主张被告将涉案车辆转售给北京客户，构成违约，但根据原告提供的华东方与杨志凌的聊天记录可以证实，华东方与杨志凌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双方曾谈及深圳电动车的政策变化，华东方想让杨志凌将车辆转卖给其他客户，以退回其交付的车辆定金，杨志凌也谋划将车辆售往北京，足以说明原告有不想履约的意图，并同意杨志凌将车辆售给其他客户。杨志凌虽为经销商，但并非被告员工，也非本案销售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能代表被告作出履约或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因此，原告主张杨志凌代表被告将涉案车辆转售给其他客户，本院不予采纳。被告在最迟交付期限届满前已经生产了50台电动汽车，原告知情电动汽车的生产过程，却从未向被告要求履行合同或者书面指定交车地点，而且根据销售合同第九条约定，违约方迟延交付行为持续30天，守约方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即使被告逾期5天向原告发出提车上户通知，亦未达到原告解除合同的条件。原告在收到提车上户通知后并未支付货款，按照先款后货的约定，被告有权拒绝交付车辆，综上，原告要求解除销售合同，诉请被告返还定金100万元，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逾期交车违约金，被告逾期5天发出提车上户通知，应按照销售合同约定以延迟交车价款为基数，日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为5260元[（1052万元×0.05％]。原告诉请被告支付违约金5260元，本院予以支持；诉请违约金超过本院认定的部分，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深圳市大运新能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市安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5260元。 二、驳回原告深圳市安达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付款义务，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417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负担14100元，被告负担7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郑 丽 人民陪审员  张可馨 人民陪审员  李保国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黄柳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