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5民初64788号原告（反诉被告）：姚成武，男，1981年6月4日出生，汉族，上海暹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地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壮，北京储正律师事务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齐畅，北京储正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反诉原告）：陈晔，男，196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北京华茂润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户籍地浙江省文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伟，北京恒理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北京恒理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反诉被告）姚成武（下称原告）与被告（反诉原告）陈晔（下称被告）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在审理过程中，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壮，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清伟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确认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于2018年12月7日解除；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7日的劳务费48011.93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发放的提成150000元；4、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未缴纳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28643.83元；5、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差旅费11494元。事实与理由：原告于2017年5月27日与被告签订《合作协议》，被告聘用原告为北京华茂润泽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下称华茂润泽公司）和上海京玖利贸易有限公司（下称京玖利公司）的总经理，劳务报酬包括基本工资、提成和福利待遇。然而，原告任职以后，被告并未按照协议约定为原告缴纳五险一金，也并未足额支付原告的基本工资和提成。工作期间，原告还垫付了差旅费。就该些事项原告曾多次找被告协商沟通，被告均未作处理。被告的该些行为严重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聘用原告以来，华茂润泽公司和京玖利公司的销售业绩很差，亏损严重，而且从2018年8月开始，被告就不再提供劳务，《合作协议》因无法继续履行已于2018年8月解除，故原告无权主张2018年8月1日以后的劳务费，更无权主张业绩提成。双方是劳务合同关系，交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是劳动关系中用人单位的义务，被告因为对法律的错误认知才约定了代缴社会保险和公积金，但事实上根本无法实现。原告提供的差旅费票据都是2018年8月以后发生的，此时原告已不再为被告提供劳务，原告所称出差也未经公司相关部门审批，差旅费用不应由被告承担。被告反诉诉称：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有合作期间无重大过错，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协议，否则须一次性支付违约金100000元，还约定不得兼顾其他事业，否则原告需要支付违约金100000元。事实上，原告在2018年8月之后就不再提供劳务，2019年4月，被告收到原告寄来的解除通知书，被告单方解约构成了违约。据了解，原告在为被告提供劳务过程中还兼职其他业务，此种行为亦违反了协议约定。故被告提起反诉，请求判令原告支付违约金200000元、赔偿兼职其他业务给被告造成的损失100000元。原告针对被告的反诉辩称：不同意被告的反诉请求。原告已经按照约定提供了劳务，被告未按照约定支付劳务报酬才导致合同解除，过错方是被告，原告并不存在违约行为。被告所述的兼职其他业务和损失也均不属实。双方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双方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系华茂润泽公司和京玖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7年5月27日，原告（乙方）、被告（甲方）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甲方聘用乙方担任华茂润泽公司和京玖利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全面运营；乙方每年向甲方出具书面形式的公司经营计划，经甲方审定后方可实施，甲方需根据经营计划设立相应奖惩措施，并于每年年终进行考核；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提成以及社会福利待遇，乙方基本工资为15000元/月,甲方按国家规定缴纳五险一金,乙方根据公司年销售总额进行提成,具体方式如下:针对公司所有的进口产品,乙方按公司当年进口产品销售总额的3%进行提成，针对公司所有的国产产品，当国产产品的年销售总额在人民币30000000元以下，乙方按当年国产产品销售总额的1.5%进行提成，年销售总额在人民币30000000元以上，提成比例为2%；协议有效期暂定三年，自2017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此期间如无重大过错任意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除协议。一方在另一方无重大过错情况下，单方面提出终止协议，须向另一方一次性支付100000元人民币作为违约补偿；乙方在合作期间必须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不得同时兼顾其他事业。一经甲方发现乙方兼职，乙方需一次性支付100000元作为经济补偿。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开始为被告提供劳务。双方均确认：截至2018年7月31日，每月劳务费15000元均已足额发放；自2018年8月开始每月发放的劳务费不等，其中2018年8月发放9237元、2018年9月发放6889元；被告从未向原告发放过销售提成。庭审中，原告称直至2018年12月10日自己还在为被告提供劳务，并就此提交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12月10日双方之间的、公司“工作群”内部的微信沟通记录，所涉内容均为任务分配、产品报价、销售进展等工作事项，其中2018年12月7日的聊天记录显示，双方刚开始在沟通向客户发送会场地址和时间、单号等问题，之后被告表示“姚总，你再考虑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人的……如果下家已找好，没事的，我也好给你个参考……”。被告认可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上述证据并不能证明原告在经营管理公司和全面履职。原告提交支出凭单、微信聊天记录等，欲证明原告在工作期间因公出差、但被告尚未报销差旅费。被告称上述单据并没有附审批手续，无法证明是因公支出。原告提交被告公司会计发送邮件的页面截图，邮件附件内容系2017年7-12月业务员业绩表、2018年1-2月销售完成情况表等资料。原告据此欲证明2017年7-12月、2018年1-2月公司累计销售额。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被告提交双方之间的微信往来记录及“工作群”沟通记录，欲证明被告通过微信转账向原告支付了2018年10月份的劳务费8292元。原告认可该份证据的真实性，但称被告仅仅支付了部分劳务费。被告提交微信聊天记录、2017年销售情况及费比率表，欲证明根据原告自己制作的《2018年任务分配表》，原告当年要达成的销售任务是6000000元，实际上双方更改了劳务费的结算方式，原告未完成销售任务，不应当享有销售提成，而且原告管理公司期间业绩惨淡、亏损严重。原告对上述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认可，称其并没有同意变更劳务费结算方式，被告自行制作的财务报表也不能证明公司的盈余情况。被告提交华茂润泽公司、京玖利公司及案外人上海暹德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工商登记信息（法定代表人为原告，成立日期为2019年5月10日），欲证明被告在其他企业兼职，违反了合同义务。被告不认可此份证据的关联性，称公司是在《合作协议》解除之后成立的，原告并没有违反合同义务。经询，关于销售提成150000元的计算依据，原告称根据自己掌握的不完全销售数据估算。原告表示任职期间华茂润泽公司和京玖利公司各类产品的销售额至少有10000000元，其按照协议约定的最低比例1.5%主张提成。同时，为确认应获得的提成数额，原告向本院提出申请，请求本院责令被告提供上述两家公司2017年6月15日至2018年12月31日进口产品、国产产品销售的财务数据和销售记录。本院审查后认为，原告申请的书证明确、具体，对于待证事实（提供劳务期间的销售业绩）具有积极的证明作用，待证事实对于裁判结果（销售提成的有无及数额）亦有实质性影响，而且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上述书证应当存在并处于被告控制之下，且原告在客观上确实无法自行取得，故原告该项申请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关“书证提出命令”的出具条件。本院作出（2019）京0105民初XXXX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被告于2020年6月23日前向本院提交上述财务资料，并就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法律后果即可以认定申请人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进行了多次释明。截至本案审理终结，被告并未向本院提交上述财务资料。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实属就原告为被告提供管理、运营公司事务所做的系列约定，双方就此形成了一方提供劳动服务、一方支付报酬的劳务合同法律关系。该协议体现了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属合法、有效。关于《合作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双方并无争议。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协议签订以后原告是否如约提供了劳务、原告实际提供劳务的期间、《合作协议》的解除时间、原告是否应当获得提成以及提成的具体数额。关于是否如约提供了劳务，根据《合作协议》，双方约定的劳务内容是原告担任被告名下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运营，就管理公司所要达到的效果或业绩标准，双方在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仅约定由被告“每年年终进行考核”。原告提供微信聊天记录、员工业绩表等证据证明自己通过制定销售计划、指导销售进展、鼓舞激励团队成员等方式积极履职，被告对此虽持异议，但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被告亦未举证证明其曾经进行过年终考核及考核结果。故本院对其所称的原告未完成劳务事项难以采信。在认定原告已如约提供劳务的情形下，被告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劳务费标准和实际提供劳务的时长及时、足额支付劳务报酬。关于劳务时长，双方争议在于原告终止提供劳务的时间节点。结合原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的起止点、微信的内容和被告在2018年8月、9月、10月还向原告支付劳务费等情节，本院对原告主张的提供劳务至2018年12月7日予以采信。对于2018年8月至10月被告未足额支付的劳务费和2018年11月1日至2018年12月7日期间未支付的劳务费，被告均应向原告支付，具体数额由本院参照双方约定的劳务费标准计算。关于《合作协议》的解除时间，结合原、被告在2018年12月7日的微信沟通内容及庭审陈述，本院可以认定原告在2018年12月7日之前就向被告表示过要“离职”，事实上在此以后原告也未再向被告提供劳务，故关于《合作协议》的解除时间，应以2018年12月7日为准，而非被告所称的2018年8月。关于是否应当发放提成，就劳务费的构成，双方在《合作协议》第三条“薪资待遇”条款中明确约定包含“基本工资”和提成，并约定了提成的计算方式，即以产品的销售总额为基数，分档按不同的比例提成，双方并未约定获得提成需要达到一定的销售数额。故关于被告所称的原告销售业绩欠佳不应获得提成一节，本院不予采信。关于被告所述双方在协议履行过程中变更了劳务费计算方式一节，鉴于其就此并未提供有效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亦不予采信。综上，被告应当按照产品销售额向原告支付提成。关于提成的具体数额，根据《合作协议》，销售提成根据当年度销售总额按一定比例获取，计算提成必须先明确一定阶段产品销售总额，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原告对销售总额负有举证义务。但结合客观情况，提供劳务者个人并不当然掌握所服务公司的相关财务数据，此即“证据偏在”情形，这种情况下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会影响事实查明的准确性和裁判结果的实体公正。“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正是为破解此种困境而设计，旨在拓宽当事人的取证途径，保障实体权利的实现。鉴于本案具备“命令”出具的各项条件，经原告申请，本院作出了（2019）京0105民初XXXXX号民事裁定书，责令被告限期提供相关财务资料。虽经本院多次释明，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本院认为，此种情形下，根据“不遵守书证提出命令后果”的相关规定，本院可以认定原告主张的提供劳务期间产品销售总额系10000000元为真实。此外，就该主张原告还提供了部分月份的销售数据予以佐证。故原告以上述数据为基数，按照《合作协议》约定的最低比例1.5%主张提成150000元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差旅费，因公出差及后续费用报销均需履行相应的审批手续，原告虽提供了支出凭证，但就出差已经有关部门审批一节并未充分举证，被告对此亦不认可，本院难以采信，关于其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均属劳动合同项下的概念范畴，且根据现行法律和政策，个人无法成为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主体，该项约定实际上根本无法履行，故关于原告上述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被告反诉请求所涉的违约金和经济损失，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原告提前解除劳务合同的背景是被告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务费，原告并非无故违约，且被告所述原告兼职的公司系在双方劳务关系解除后成立，被告并不能以此证明原告违约，故被告上述反诉请求均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反诉被告）姚成武与被告（反诉原告）陈晔于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签订的《合作协议》于二○一八年十二月七日解除；二、被告（反诉原告）陈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姚成武支付劳务费39082元;三、被告（反诉原告）陈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姚成武支付销售提成150000元；四、驳回原告（反诉被告）姚成武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被告（反诉原告）陈晔的全部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872元，由原告（反诉被告）姚成武负担1000元（已交纳），由被告（反诉原告）陈晔负担3872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反诉案件受理费5800元，由被告（反诉原告）陈晔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吴 玲审判员 云 凝审判员 王 楠二〇二〇年九月二日书记员 李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