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20民终621号上诉人（再审申请人、原审被告）：罗深月，又名罗静宜、罗颂恩，女，1980年8月14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郭艳丽，广东美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原审原告）：崔锦洪，男，1966年1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中山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先林，广东君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子龙，广东君品律师事务所律师助理。原审被告（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欧阳静宜，女，1988年8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剑锋，广东润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良峰，广东润鼎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罗深月因与被上诉人崔锦洪、原审被告欧阳静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再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罗深月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第一、二项，并依法驳回崔锦洪的全部诉讼请求。二、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由崔锦洪承担。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不当。涉案《借条》是借款协议而不是已经收到借款的书证。一、借条中没有表示已经实际收到借款的“到”字。借条中有无“到”字，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该借条没有出现表示已经收到款项的“到”字，因此只是一份借款协议，并不能证明崔锦洪有向欧阳静宜履行了借款义务。崔锦洪作为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人，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况且对普通人来说，50000元已经是一年的收入，也算是笔巨款，况且是300000元，怎么不会采取最安全的银行转账交易方式进行？300000元巨款，不论是出借人还是借款人，都不会以现金交付的。二、一审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一般会明确款项给付时间、现金或转账等”根本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民间借贷中，相当部分借款协议不会约定借款支付方式是现金还是转账，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借款协议中必须约定借款的支付方式。三、一审法院认为“按一般生活常理，借款协议签订后，若崔锦洪未支付借款，欧阳静宜、罗深月应会催告支付，但两人均未提供有向崔锦洪催告付款的证据，相反从崔锦洪陈述的借款过程和提供的出借能力证据等，证明力相对更高”是对事实认定不清，犯了逻辑上的错误。1.向欧阳静宜交付了300000元的借款是出借人崔锦洪的义务，欧阳静宜没有催告支付的义务，作为担保人的罗深月更没有该义务。一审法院不能以欧阳静宜和罗深月没有催告支付，就反推出崔锦洪在写借条当日就支付借款的定论，这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一审法院也没有让任何一方提供催告支付的证据。由于支付借款的义务在崔锦洪，因此要提供催告支付的证据也应当分配给崔锦洪，而不应该是欧阳静宜和罗深月。2.在借款过程中，只有崔锦洪一个说在出具借条的当天支付给欧阳静宜300000元借款，没有其证人作证，崔锦洪也没有提供证据所谓该借款的来源。而欧阳静宜否认当日收到过借款，而罗深月也没有看到过崔锦洪在出具借条当日支付过300000元给欧阳静宜。3.崔锦洪根本就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在出借期间具有出借能力。(1)崔锦洪提供的银行账户2015年度和2016年度的交易明细与本案没有关联。(2)崔锦洪提供的7月份《承包鱼塘合同书》，只有三份有涉及2014年的，说如果崔锦洪在2014年11月21日借款给欧阳静宜，他至少要有610000元以上的收入。(3)从崔锦洪的银行收支明细来看，即使是在2015年或2016年发生本案的借款，崔锦洪也是没有出借能力的。四、一审法院认定“罗深月申请再审审查时曾表示欧阳静宜表示从未收到300000元借款，没有借款，所以不存在还款问题，也从未收到过崔锦洪追讨欠款，在崔锦洪再审期间向法庭提交了欧阳静宜于判决生效后多次还款共计30000元的证据后，欧阳静宜又改称另存在一笔28000元向崔锦洪的借款，前后陈述不一致，且还款金额与其所说借款金额不符，对微信表达的每月5000元还款无法自圆其说，又无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借款28000元客观存在”属认定事实不清，有偏袒崔锦洪之嫌。1.在(2018)粤2071民申1号案件（以下简称民申1号案）的诉讼过程中，法官并没有问过除了本案涉300000元借款后，欧阳静宜和崔锦洪有没有其他的民间借款关系，因此无论是欧阳静宜、罗深月还是崔锦洪对有无收过借款、有无还过借款都是针对本案涉案借款来进行回应法官的，涉案借款没有借就没有还款。2.崔锦洪在2016年8月26日向法院申请执行一审判决时，欧阳静宜已经向崔锦洪还款13500元（其中2016年7月6日还款5000元、2016年8月17日还款15000元，2016年8月26日还款3500元），但崔锦洪在《申请执行书》中并未将这13500元扣除出来。而2018年1月31日开庭时，法官问崔锦洪是否有还款时，崔锦洪也明确表示欧阳静宜未还款，而此时欧阳静宜已经向崔锦洪共还款30000元，最后一笔还款时间是2017年2月18日。如果欧阳静宜与崔锦洪不存在其他民间借款关系，为什么崔锦洪会直到2018年1月31日，还在法庭上说没有收到欧阳静宜的还款呢。在该庭审过程中，法官至始至终都是针对涉案的本案进行审查的，未问过有无其他借款，因此欧阳静宜、罗深月、崔锦洪都作出了如实回答。3.崔锦洪在收到民申1号案件的裁定书后，为了混淆事实，在本案的庭审过程中才向法院提交了判决后所谓欧阳静宜还款的微信记录。而罗深月和欧阳静宜才对此进行和提供证据证明除了本案的300000元还有其他民间借贷关系，不存在罗深月在本案中“改称”的问题。相反，一审法官对崔锦洪自相矛盾的回答及做法却视而不见，难免让人产生法官偏袒崔锦洪之嫌。五、从一审过程中及崔锦洪自己提供的证据来看，崔锦洪是个说谎及不守法的人。1.在一审庭审过程中，法官问微信上的港鑫法律咨询服务所是谁开设的，崔锦洪当庭否认是其开设的。经查询该店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就是崔锦洪。2.崔锦洪提供的《中山市水务局行政处罚決定书》及《非税收放罚款通知书》证明了崔锦法是个不守法的人。崔锦洪辩称：罗深月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不成立，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请求。欧阳静宜意见：我方没有收到本案的款项，同意罗深月的上诉意见。罗深月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仅凭崔锦洪提供的一张借据就认定崔锦洪与欧阳静宜之间有民间借贷关系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此条规定要求借贷双方当事人不仅要意思表示一致，还要有出借人交付借款的行为，民间借贷合同才能生效。”根据上述规定，自然人间的借款属于实践合同，只有当借款人实际收到出借人支付的借款后，借贷关系才成立。而在本案中崔锦洪向原审法院出具的借条的内容表明，其借条只是一份借款协议，并不能证明崔锦洪有向欧阳静宜履行了借款义务。崔锦洪在原审诉讼过程中，也未向法院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欧阳静宜履行了借款义务。崔锦洪在原审诉讼中诉称，其在借款当日向欧阳静宜支付了300000元现金，没有提供任何支付凭证。申请人认为，本案涉及的是300000元大额借款而且涉及到了担保责任，不能排除出借人和借款人恶意串通，损害担保人的利益，因此仅凭出借人和借款人的互认是不能认定出借人崔锦洪向欧阳静宜履行了交付借款的义务。因此，一审法院没有审查现金交付的金额大小、出借人的支付能力、交易习惯以及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诸方面的因素，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及其他间接证据，通过逻辑推理，运用生活常理判断，来判定本案事实，仅凭一张借条，及出借人和借款人的互认就认定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成立是错误的。2015年9月2日崔锦洪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一、罗深月、欧阳静宜连带向崔锦洪返还借款300000元，并从2015年3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付利息；二、罗深月、欧阳静宜向崔锦洪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三、诉讼费用由罗深月、欧阳静宜承担。庭审中，崔锦洪明确诉求三中的诉讼费用胜诉后由罗深月、欧阳静宜迳付崔锦洪。罗静宜、欧阳静宜在法定答辩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状及证据，亦未到庭应诉、质证、举证。本案原审法院查明：崔锦洪与罗静宜认识多年，并经罗静宜认识欧阳静宜。2014年11月21日，欧阳静宜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向崔锦洪借款300000元。借款当天，欧阳静宜作为借款人与罗静宜作为担保人在崔锦洪出具的借条上签名确认，借条注明“本人欧阳静宜因需要资金周转向崔锦洪借款3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1日，还款日期定为2015年3月21日一次性偿还，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赔偿违约金，即按现期中国人民银行放贷率的四倍计算直到归还所有借款。如借款人未能按期归还借款，出借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皆由借款人欧阳静宜承担。”及后，崔锦洪即向欧阳静宜及罗静宜支付了现金300000元。借款期限届满后，欧阳静宜及罗静宜均未依约偿还借款本金，崔锦洪多次追讨未果，遂于2015年9月2日诉至法院，主张前述实体权利。另查：崔锦洪为本案诉讼聘请律师并支付律师费20000元。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崔锦洪出具并由欧阳静宜签名的借条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借条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结合崔锦洪对借贷经过的陈述以及提供的借据可以充分证实崔锦洪与欧阳静宜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欧阳静宜未到庭应诉亦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原审法院采信崔锦洪的陈述及证据，认定欧阳静宜向崔锦洪借款300000元。欧阳静宜未依约清偿欠款，对崔锦洪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影响，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承担偿还借款及逾期利息等违约责任。逾期利息计算部分，借款合同书中约定了借款期限，并约定了“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赔偿违约金，即按现期中国人民银行放贷率的四倍计算直到归还所有借款”，该违约金实际是由于欧阳静宜违反双方约定，逾期偿还借款本金导致崔锦洪利息损失所致，其性质属于逾期付款利息，故崔锦洪主张欧阳静宜自借款期限届满的次日即2015年3月22日起至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准许。律师费部分，借条中明确约定“如借款人未能按期归还借款，出借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皆由借款人欧阳静宜承担。”，该约定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确认。崔锦洪因委托律师提起本案诉讼，支付了律师费20000元，并提交委托代理协议及发票佐证，且该收费不违反广东省律师服务政府指导价规定的涉及财产的民事诉讼收费标准，故崔锦洪诉请欧阳静宜支付律师费20000元，事实清楚，理据充分，予以支持。关于罗静宜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罗静宜作为借条的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名确认，虽然借条中未对保证方式进行明确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现崔锦洪请求罗静宜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符合双方约定及法律规定，原审法院予以支持。罗静宜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之规定向欧阳静宜追偿。罗静宜、欧阳静宜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自动放弃答辩、质证、举证及辩论的诉讼权利，其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原审法院缺席判决：一、欧阳静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崔锦洪偿还借款300000元及逾期利息（计算方法：以300000元为基数，自2015年3月22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欧阳静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崔锦洪支付律师费20000元；三、罗静宜对欧阳静宜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罗静宜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欧阳静宜追偿。如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100元，诉讼保全费1020元，合共7120元（崔锦洪已预交），由罗静宜、欧阳静宜负担（罗静宜、欧阳静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崔锦洪）。再审查明：崔锦洪起诉时的2015年9月2日，罗静宜已经是香港居民，注销了广东省中山市阜沙的户口，原审因罗深月、欧阳静宜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未能查清该事实，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未适用涉外程序进行审理。又查，2014年11月21日欧阳静宜以资金周转困难，由罗静宜提供担保，向崔锦洪立下借条借款300000元，借条载明“本人欧阳静宜因需要资金周转向崔锦洪借款300000元，借款日期为2014年11月21日，还款日期定为2015年3月21日一次性偿还。如不能按期足额归还借款，借款人应向出借人赔偿违约金，即按现期中国人民银行放贷率的四倍计算直到归还所有借款。如借款人未能按期归还借款，出借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费、律师代理费等）皆由借款人欧阳静宜承担。”崔锦洪表示即向欧阳静宜及罗静宜支付了现金300000元。欧阳静宜及罗静宜申请再审时则表示借条仅为借款协议，未实际收到300000元的借款。在崔锦洪提供了判决生效后欧阳静宜曾多次通过微信还款共30000元后又改称该30000元还款是偿还另外之前一笔28000元的借款，多出的2000元是利息，但未提供相关证据。另查，原审法院于2016年1月26日做出的（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3108号民事判决书已经于2016年6月6日发生法律效力。庭审时，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同意适用我国内地法律作为准据法解决本案纠纷。再审法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因再审申请人罗深月与被申请人崔锦洪、欧阳静宜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纠纷，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应适用内地法律来处理本案纠纷。综合双方举证和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罗深月签名担保、欧阳静宜签名立下借条给崔锦洪时借款是否实际发生。首先、借款人欧阳静宜、担保人罗深月双方均确认2014年11月21日的借条系其亲笔签名和按捺指模，一审法院对借条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其次，双方对借条的理解和付款各执一词，欧阳静宜与罗深月认为借条实为借款协议，崔锦洪未曾按借条支付款项300000元，而崔锦洪则表示借款已以现金方式支付300000元给了欧阳静宜，借条就是收据，并非借款协议。对此再审法院认为从借条的表述内容和结合双方诉辩和证据看，其借条并未表述为借款协议；其二,一般而言借款协议，通常应当一式两份，各执一份，一般会明确款项给付时间、现金或转账等，而本案借条仅一份交崔锦洪收执，无相关付款方式时间等；其三,按一般生活常理，借款协议签订后，若崔锦洪未支付借款，欧阳静宜、罗深月应会催告支付，但两人均未提供有向崔锦洪催告付款的证据，相反从崔锦洪陈述的借款过程和提供的出借能力证据等，证明力相对更高。再次，罗深月申请再审审查时曾表示欧阳静宜表示从未收到300000元借款，没有借款，所以不存在还款问题，也从未收到过崔锦洪追讨欠款，在崔锦洪再审期间向法庭提交了欧阳静宜于判决生效后多次还款共计30000元的证据后，欧阳静宜、罗深月又改称另存在一笔28000元向崔锦洪的借款，前后陈述不一致，且还款金额与其所说借款金额不符，对微信表达的每月5000元还款无法自圆其说，又无提供相关证据证实借款28000元客观存在。综上，原审未适用涉外程序进行审理错误，再审法院予以纠正。除此之外，原审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并无不当，再审法院予以维持。案经再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九条，判决：一、驳回再审申请人罗深月的再审请求；二、维持原审法院（2015）中一法民一初字第3108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由再审申请人罗深月负担。二审中，欧阳静宜提交证据一是原审法院和本院关于解卫红与崔锦洪民间借贷纠纷的判决书，当时崔锦洪向法院陈述是始终是经济困难，无力偿还，该案发生在2015年与本案发生时间是一致的，证明崔锦洪当时没有出借给欧阳静宜的经济能力。证据二是欧阳静宜向公安机关报案被崔锦洪诈骗的报警回执，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正式受理了。证据三是中山市公安局港口分局信访告知书，证明崔锦洪放高利贷被举报。罗深月质证意见：三性确认，同意其证明内容。崔锦洪质证意见为：证据一不属于新证据，依法不予质证。该判决是与本案没有关联。证据二报警回执、证据三信访告知书，反映的材料公安机关已经向崔锦洪进行了调查，该材料所反映的事实不存在。二审中，关于涉案300000元借款的交付，崔锦洪称2014年11月21日下午5点，罗深月在广州赶过来，他们在路上汇合，然后去到欧阳静宜的父亲餐厅旁的公园，大概是高赞大桥旁边的一条村里，写借条、交钱是在其车上，是先给钱再写借条。其拿钱出来后她们（欧阳静宜、罗深月）要求送她们到顺德杏坛高赞那边农业银行的柜员机，很靠近欧阳静宜的家。由她们带路到柜员机那里后，罗深月、欧阳静宜就把一部分钱存在很多卡上，具体是哪个账户其不知道，其一直在车上等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不能确定这些卡是不是她们本人的，钱已经给她们了，如何支配也没有问。欧阳静宜称，其根本没有收过钱。在2014年11月21日晚上7点的时候说过来给钱，让我们（欧阳静宜、罗深月）上车后就签了借条。借条是崔锦洪事前打印好的，其就签了名，其他内容都不是其写的。当时说太晚了，第二天转账，但是一直没有转，崔锦洪当时说要签了名之后才能给钱。崔锦洪一直没有给钱，当时也没想过那么多，因一直没有收到钱，就想着借据也不成立了。该借条通过打电话问崔锦洪，但是要不回来，没有通过其他方式要回借条。关于还款30000元的事实，欧阳静宜称，在2014年初曾向崔锦洪借款28000元。具体的借款时间和利息没有说，但是其一共偿还了30000元，有2000元是当做利息。该借款有一张收据，还完就撕掉了，是崔锦洪打电话告诉其地点，其坐出租车来到中山，不清楚中山的具体位置。撕掉收据是还完钱之后，具体时间忘记了。该款是签了本案300000元的借据之后，才开始还28000元的借款，以为还完了28000元的借款后会收到本案300000元的借款。崔锦洪回应称，以上事实不存在。本案的300000元在第一次判决后，欧阳静宜跟其协商每个月只能偿还5000元，后来还了一段时间后就没有还了，一共还了大概30000元左右，在庭审中有提交微信转账记录。对于欧阳静宜已还款30000元，为何还说欧阳静宜没有还过钱的问题，崔锦洪称，再审是针对原审的情况，我方起诉的是借款300000元，再审的时候没有明确这个时间点，代理人陈述的是在起诉前欧阳静宜是没有还过款，针对原来的案情，欧阳静宜确实没有还过款。另查，2018年8月24日，欧阳静宜在向再审法院出具的借款情况补充说明中称，“最后在2017年2月18日我把欠崔锦洪的28000元还清了……并且说好过两天与崔锦洪在中山市港口镇的一间餐厅约见，当时他把28000元的借条和收据当场撕烂以示公正。我当时求他拿回300000元的借条给我，他当时说300000元事件到此为止啦没什么问题，但他又不肯给回300000元借条给我”。本院认为：本案系涉港民间借贷纠纷。因当事人均同意适用内地法律审理本案纠纷，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确定本案适用内地法律来处理本案纠纷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合二审双方诉请和抗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崔锦洪诉请的涉案借款是否实际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第七十二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第七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根据上述规定，本院认为，崔锦洪主张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虽然没有提交款项实际支付的相应证据，但提交了欧阳静宜、罗深月签名的借条，并对借款交付的经过进行了陈述，其对与欧阳静宜、罗深月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再审中崔锦洪还提交了其与欧阳静宜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崔锦洪对于借条的形成时间、过程的陈述，罗深月、欧阳静宜并不否认，由此可以认定该借条系双方自愿形成，能够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及担保的合意。该借条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对款项交付，罗深月、欧阳静宜否认崔锦洪的陈述，但亦未提交相反证据予以反驳，而对于已偿还的30000元，欧阳静宜虽称是偿还的与本案无关的另外向崔锦洪的借款，但经审查，一、崔锦洪不承认双方存在其他借款；二、欧阳静宜称双方之间还存在涉案借款关系之外的其他借款关系，其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及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但欧阳静宜没有提交该还款为其他借款的任何证据；三、欧阳静宜称偿还该28000元后，当时向崔锦洪要求收回借条被拒绝。而偿还了该28000元的时间系原审判决后，故其以上说法有失常理。四、关于还款及收回相关凭证的情况，欧阳静宜前后说法不同，也无其他证据相印证。综上，欧阳静宜称已还款为其他借款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认定。欧阳静宜没有提交反驳崔锦洪主张双方存在涉案借款关系的直接证据，罗深月二审提交的崔锦洪在另案的判决书与本案无关，报警回执、信访告知书只能证明有曾经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不能作为没有收到涉案借款的抗辩证据。欧阳静宜称没有收到涉案现金借款，与其向崔锦洪还款的行为相矛盾。罗深月、欧阳静宜称崔锦洪没有交付借款，但事后其并没有向崔锦洪催交借款、收回借条的行为。其称崔锦洪不交还借条，但却没有采取相应法律手段收回借条也不符合常理。崔锦洪在本案中虽然对涉案现金借款的交付过程不能提供直接证据，但根据崔锦洪提供的上述书证以及其具有出具借款能力的证据，综合考虑崔锦洪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大于罗深月、欧阳静宜所举证据的证明力，所以，罗深月、欧阳静宜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罗深月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信，予以驳回。欧阳静宜是在原审判决后偿还的30000元，故再审判决驳回罗深月的再审请求，维持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罗深月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100元（罗深月已预交），由上诉人罗深月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马 军审判员 胡怡静审判员 卢俊廷二〇二〇年三月五日书记员 吴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