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2民终11015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李富兰，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秋文（李富兰之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桂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志强，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君南，北京冠京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李富兰因与上诉人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一案，均不服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745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9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李富兰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崔桂台，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薛君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李富兰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1、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富兰65871829.38元；2、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利息，以65871829.3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09年8月29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事实和理由：第一，管理费应该是成本的一部分，鉴定机构已经在审计报告中扣除，但一审判决再次从利润中扣减属重复扣减管理费。第二，鉴定项目的成本为43071319.82元，我支付了900余万元，且2200余万元建安费用中，大部分费用是以后期房屋销售款支付的，裕发公司占用资金不足2000万，占用3年，按5%利率计算，实际占用费300万元比较合理，一审法院确定的资金占用费1100万元过高。第三，裕发公司曾给付我447万元，该资金已经用于涉案工程项目建设，故不应从利润中扣减。另，涉案房产最后一套的销售时间为2009年8月28日，因此利息的计算时间应该为2009年8月29日，而非诉讼提起时间2012年6月13日，且利息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计算，一审判决主文对此表述不明确。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裕发公司）辩称，不同意李富兰的上诉请求，坚持我公司的上诉请求及意见，请求法院驳回李富兰的诉讼请求。裕发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李富兰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我公司与李富兰之间是居间关系，前期给付的447万也属于居间费用。该项目的开发销售均由我公司完成。置业行开发部公章一直由李富兰掌控，一审仅以曾向建设银行出具《证明》来认定我公司对置业行开发部是可控的依据不足，《合作协议》非我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合作协议》加盖置业行开发部公章，但落款时间为2002年2月6日，与我公司同某局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的时间2002年2月10日相矛盾，且该公章与向平谷区公安部门申请刻制的公章大小明显不同，故《合作协议》系伪造。李富兰与北京某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落款时间为2003年2月12日，但某公司已于2003年6月3日向平谷区公安局申请更换了公司公章，该协议加盖公章却为更换后的，《协议书》及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系伪造。另，李富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关系，且双方之间关系不符合共同出资、共享利润、共担风险的特点，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李富兰辩称，不同意裕发公司的上诉请求，请求法院驳回裕发公司的诉讼请求，支持我的上诉请求。李富兰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裕发公司给付李富兰盈余款83617664元；2、判令裕发公司给付李富兰利息，以83617664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标准，自2009年8月28日起计算至裕发公司实际付清为止；3、诉讼费、鉴定费由裕发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00年7月6日，北京市丰台区某局（以下简称丰台区某局）与某公司签订《联建协议书》，双方联合建设位于丰台区某村住宅与社会审计综合楼综合项目，征地9100平方米，建筑用地8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5000平方米，丰台区某局负责从征地开始、立项、规划、开工建设、产权转移等全过程的一切手续，费用由某公司负责，丰台区某局需求2000平方米审计综合楼和500万元征地补偿费由某公司全额支付。2001年4月6日，丰台区某局与某公司签订《联建协议书补充协议》，表示丰台区某局所需的2000平方米审计综合楼不再要求，而要求某公司给付其购房款550万元，并将提供土地面积变更为7982.05平方米。2002年2月10日，丰台区某局与某公司签订《解除协议》，约定解除双方之前所签的两份协议，某公司已支付的300万元拆迁补偿费另行协商。另，李富兰在上述三份协议书上某公司一方签章处签字。2002年2月10日，丰台区某局与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就丰台区某村合作开发住宅及审计综合楼项目签订《合作开发协议》，约定丰台区某局提供7928.5平方米的建设用地，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支付1050万元的搬迁补偿费。同日，丰台区某局（甲方）、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乙方）、某公司（丙方）签订《三方协议》，约定：“1、甲方与丙方已于2002年2月10日签订《解约协议》，解除了就本项目的合作关系，原甲丙双方于2000年7月6日签署的《联建协议书》及2001年4月6日签署的《联建协议书补充协议》终止；2、甲方与乙方于2002年2月10日签署了《合作开发协议》，就本项目建立新的合作关系；3、丙方已支付甲方的3000000元搬迁补偿费，由乙方代为偿还，并由乙方按照甲乙双方于2002年2月10日签署的《合作开发协议》约定的应支付给甲方的第一笔搬迁补偿费5000000元中扣减；4、丙方所支付的三通一平及前期费用由乙方负责偿还……”。上述两份协议中，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加盖的均为该公司公章，签字显示为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当时的法定代表人田瑞才。此后，裕发公司完成上述项目开发、销售。原审过程中，法院委托北京某计师事务所就诉争项目的收入、成本、利润进行审计。2012年9月17日，鉴定机构受理鉴定申请。后，法院于2013年1月15日、2014年3月26日限期要求裕发公司提供诉争项目的收入、支出凭证以用于审计，但裕发公司坚持不提交。后，李富兰申请法院调取了《北京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及支出票据（2002年6月13日票据金额1299238元、2003年10月23日票据金额3285279元、2003年12月25日票据金额1981860元、2003年12月15日票据金额2255155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书》、《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总计80份，签订日期自2006年9月19日至2012年7月10日。其中2008年1月8日签订与北京市某中心的7份合同金额达到67500022元）等证据用于鉴定。2015年6月18日，鉴定机构出具结论：诉争项目收入总额132705042.31元，大额成本总额33909457元，毛利98795585.31元。审理中，组织双方对重新审计项目利润进行了举证，并将双方证据转交北京某会计师事务所，经该事务所审计，除因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未提交充足证据部分外（该部分约1000万元支出），项目总收入132705042.31元，成本总额43071319.82元，利润为67111608.65元。双方均认可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曾给付李富兰一方447万元。李富兰称该部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但未向法院提供证据。庭审中，李富兰称其与裕发公司在上述项目的开发中属于合资合作开发关系，双方签订协议约定了收益分配方案，并就其主张提交如下材料：1、2002年2月6日的《合作协议》，丰台区某局住宅与社会审计综合楼项目是经乙方联系，促成某公司与丰台区某局签订联建协议的，由乙方与某公司合作开发建设。现因某公司资金紧张，经平谷建委领导协调，甲方愿与乙方继续合作开发该项目，为此，双方约定如下：1、本协议签订后乙方负责促成甲方、某公司和丰台区某局签订三方协议及甲方与丰台区某局的合作开发协议；2、甲方成为丰台区某局住宅与社会审计综合楼项目的开发商后，乙方负责将开发手续变更到甲方名下；3、对乙方原来投入不结算。考虑到乙方在项目运作中有巨大投入，双方约定此项目以后的土地出让金、建安费，先由甲方支付；4、项目完成后，双方进行结算，甲方自己投入的资金扣除，适当收取资金占用费，收取7.5%的管理费，其余收入归乙方。某公司前期的投入由乙方负责偿还。5、项目继续由乙方组织人员实施，建设中甲方保证积极配合。甲方盖章处盖有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置业行开发部印章（无签字），乙方为李富兰签字。2、某公司情况说明复印件，载明：我公司在北京丰台某村与丰台区某局合作，争得13.6亩土地，准备建设办公楼、住宅楼。得到市、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同意，市计、建委的批复，办理了立项手续，办理了规划方案要点。我公司与李富兰组织人员代某局办理了征地补偿、地上物拆除与搬迁等具体工作，办理了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许可证、建设用地钉桩通知单等手续。该项目运作过程中，因当时我公司资金紧张，不能再继续投入，经北京市平谷区建委的某主任介绍，及总公司领导的协调，在2002年2月份，我公司和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以下简称裕发集团）合作条件是，我公司投资的300万元及投入的其他前期费用约800万元人民币，由裕发集团给付，我公司的合作方李富兰及其组织的原班人马都跟着该项目走，与裕发集团合作继续运作该项目，把所有的红头文件过到裕发名下，之后由裕发投资土地出让金、建安费。楼房出售的收入，裕发集团只拿走7.5%的管理费及资金占用费，扣除成本，结完帐利润分配后，李富兰负责还其他投入资金。3、2003年2月12日的协议书，甲方某公司，乙方北京市裕发房地产开发集团置业行开发部（以下简称置业行开发部），协议内容为：甲方：1、2000年7月6日某公司与某局签订联建协议，及补充协议已停止履行，变更到裕发集团名下，继续与某局合作开发。2、终止2000年4月10日与李富兰等三人的承包协议。3、甲方在乙方将原某公司相关开发手续、文件变更到裕发名下的过程中保证积极配合。4、自1999年始联系项目到2002年某公司投入，李富兰等三人所发生的全部费用由乙方承担。乙方：1、结算与某公司在2000年7月6日付给某局的300万元人民币及搬迁补偿款。2、负责支付某公司300万元的贷款利息100万元。3、此项目完成后，裕发扣除7.5%管理费及资金占用费后，李富兰从分得的利润中返回200万元利润。4、负责项目承包人所有投入，如征地费、拆迁费用、三通一平费用等的偿还。4、证人何某的证人证言，内容大致为其系李富兰、裕发公司的介绍人，介绍裕发公司承接涉案项目，双方属于合作关系，签过协议，裕发公司出大钱、李富兰出小钱，最后算总账，当时没有说按什么比例分利润。5、2002年5月10日的账户开户申请书，申请单位是置业行开发部，联系人是张秋文（李富兰之女）。6、土地出让申请、建设工程竣工档案预验收意见、会议纪要、照片，显示李富兰及其女张秋文参与了涉案项目的开发过程，上述文件中裕发集团方的联系人为张秋文。裕发公司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不认可证据1真实性，认为该文件属于李富兰掌控该项目部印章时私自签署的，其内容和形式均不符合正常的情况，但认可李富兰及其女张秋文曾参与项目开发，认为该公司和二人属于劳动关系，并就此提交手写工资条。李富兰不认可该工资条。2、无原件，不认可其真实性，且该说明也不能证明裕发公司与李富兰的利润分配关系。3、不认可真实性，且甲方、乙方均为李富兰，是李富兰自己与自己签订合同，合同中甲方第一项已经通过其他合同约定，没有必要在此合同中约定，第4条合同约定的费用不应该由乙方承担。4、证人何某对于合作的具体内容、协议等均不知情，后续事情也没有参与，我方认可与李富兰之间为居间、劳务关系，李富兰经办了涉案项目，其陈述并未涉及争议焦点。5、不认可该证据，申请书中的单位编号不是我单位的，无我公司领导签字，且置业开发部是李富兰申请控制的，和我公司无关。6、认可其真实性。一审法院认为，从已查明的事实可以看出，2002年2月6日的《合作协议》上甲方处所盖印章虽系置业行开发部而非裕发公司，但依据法院自建设银行宣武支行调取的《证明》，法院足以认定置业行开发部系经裕发公司同意而设立，故作为裕发公司的内设部门，置业行开发部签订协议所享有的权利义务，应由裕发公司承担。裕发公司所述，该开发部实际系由李富兰控制，即由置业行开发部盖章的《合作协议》不是裕发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合作协议》系2002年2月6日签订，而裕发公司于2002年5月9日仍然向建设银行宣武支行出具《证明》同意其开设银行账户，说明直至5月9日时裕发公司对置业行开发部依然是认可、可控的。因此，法院对裕发公司所述置业行开发部不受裕发公司控制的陈述，不予采信。裕发公司未提交充足的证据对上述意见予以证明，故法院认定《合作协议》系裕发公司与李富兰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关于盈余款计算，首先，项目收入、成本、利润均以审计结论为准予以确定；其次，《合作协议》约定，裕发公司可以适当收取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即因裕发公司垫付建安费用、土地出让金、拆迁补偿费用等费用后至收到买房人购房款之日止所发生的资金占用成本。《合作协议》对于资金占用费标准没有明确约定，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亦无法达成一致。裕发公司经法院多次释明亦未提交资金收入和支出的时间及数额等情况。因此，法院参考土地出让金的数额、拆迁补偿费数额、建安费用数额、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购房合同签订时间等情形酌情确定资金占用费为11000000元。综上，法院从利润扣减管理费、资金占用费及已支取费用后，认定裕发公司应当给付李富兰盈余款41688730.48元。关于利息计算，因《合作协议》中并未约定利息，故法院认定不存在裕发公司基于合同约定给付利息的情形。李富兰仅可以基于裕发公司的违约行为，将利息作为损失向裕发公司予以主张。因《合作协议》中亦未明确约定给付盈余款的时间，而原审李富兰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2年6月13日，故应当视为李富兰于该日向裕发公司主张权利，但裕发公司仍然拒绝给付相应款项，且裕发公司所提理由并未被法院采信，故法院对从2012年6月13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予以支持，基数以前文确定的41688730.48元为准，标准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关于诉讼时效，因《合作协议》对于付款时间并未进行约定，双方亦未进行结算，故裕发公司主张以诉争项目最后一套房屋卖出时间开始起算，至李富兰起诉时已超过诉讼时效，法院不予采信。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李富兰41688730.48元；二、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利息，以41688730.48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利率为标准，自2012年6月13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李富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审中，裕发公司提供以下证据：1.刻制印章通知单存根，证明《合作协议》所盖公章与该存根上公章不一致。李富兰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申请重新刻制某公司公章的申请书，证明李富兰与某公司之间的协议书加盖的为2003年6月份之后的新章，2月份的协议书加盖了6月份的章，存在矛盾。李富兰对真实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3.情况说明，载明某公司与置业行开发部的《协议书》及2010年1月25日某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均是李富兰个人起草，以裕发公司委托的名义让某公司加盖公章，某公司对于李富兰与裕发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合作形式内容并不知情，裕发公司欲以此证明李富兰一审提交的该两份证据存在瑕疵。李富兰对该证据真实性认可，但对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某公司前后说法不一，无法判断何种说法更接近真实情况。本院审理中，关于置业行开发部，裕发公司主张置业行开发部的印章及账户均由李富兰实际控制，印章在2001年底2002年初即被李富兰要走，员工也由李富兰自行聘用。李富兰认可自其参与诉争项目之后，置业行开发部就由其专门用于运作该项目，置业行开发部的人员确由李富兰自行聘用，账户也由李富兰单独使用用于该项目。但对其掌握印章的时间，李富兰主张为置业行开发部银行账户开立之后。关于李富兰在诉争项目中的作用，裕发公司认可该项目系李富兰带来的，亦认可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李富兰做了一些沟通工作使项目得以顺利进行。李富兰则主张诉争项目涉及的拆迁、土地一级开发、土地性质改变、项目开发相关手续的办理及联系销售等工作均由其完成。裕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开发工作由裕发公司完成。关于李富兰的实际投入，李富兰在上诉状中主张原审审计的项目成本中，有900余万元系李富兰支付的，但由于办理竣工手续及结算的需要，将原始票据交给裕发公司。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进一步询问，李富兰主张其前期投入500万元，完成三通一平、拆迁投入850万元，给某局搬迁费用300万元，2000年-2002年期间雇佣人员工资、办公费用、装修办公室等投入630万元，李富兰称其投入的很多票据都给了裕发公司，导致其现在无法再提交相关票据。裕发公司对此不予认可。本院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富兰与裕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李富兰主张双方系合作开发房地产法律关系，裕发公司主张双方系居间、劳务法律关系。本院对此作如下分析：首先，从诉争项目的角度看，本案存在两层法律关系。一是丰台区某局与裕发公司之间的联建关系；二是李富兰与裕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在第一层法律关系中，裕发公司基于其与丰台区某局之间的联建关系，有权取得联建项目的利润，在该层法律关系中，李富兰并非一方主体。本案中，李富兰系基于其与裕发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要求参与项目利润分配。其次，从诉争项目的开发过程看，双方均认可李富兰促成了裕发公司与丰台区某局之间的联建，通过在案的项目开发的相关文件及双方当事人认可的事实，亦能够证明李富兰带领置业行开发部实际参与了联建经营。裕发公司主张与李富兰之间系居间、劳务之法律关系，但并未就此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裕发公司亦认可双方之间并无居间或劳务合同，李富兰并不从裕发公司领取工资。裕发公司虽曾给付李富兰部分款项，但根据相关付款凭据，上述款项均是以某村项目备用金或借款的名义支付的，并非居间费用或劳务费，故裕发公司对于双方法律关系之主张缺乏依据，本院对此不予采纳。本院认定李富兰与裕发公司之间就涉案项目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关于利润如何分配，李富兰之诉讼请求的直接依据系其提交的其与置业行开发部之间的《合作协议》，裕发公司对该协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该协议系李富兰控制置业行开发部印章时自行签署的。从置业行开发部的运营看，双方均认可在诉争项目中置业行开发部由李富兰独立控制，账户由李富兰独立使用，人员由李富兰聘用。关于置业行开发部的印章何时由李富兰掌握，双方对此各执一词，李富兰主张系开立置业行开发部银行账户即2002年5月以后，裕发公司主张于2002年初之前就已经交给李富兰，双方对此均无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鉴于该协议系李富兰主张分配利润的直接依据，且并无其他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就利润分配如何约定，而置业行开发部的印章在此后一直由李富兰控制，故对于该份证据，本院应当严格审查。从《合作协议》的形式上看，并未加盖裕发公司的公章，也无经办人的签字；从《合作协议》的内容上看，裕发公司承担了项目开发的绝大多数资金成本，而最终仅收取资金占用费及7.5%的管理费。对于投入如此巨大的开发项目，李富兰在签订协议时未要求裕发公司盖章或法定代表人签字，在此后长达数年的经营过程中，亦未要求裕发公司对此予以确认，有违常理。李富兰虽另行提交了某公司的情况说明及某公司与置业行开发部之间的协议书，欲从旁佐证其与裕发公司之间就利润分配之约定，但情况说明系复印件，协议书的签订时间在李富兰自述的其掌握置业行开发部印章之后。且二审期间裕发公司亦提交了某公司新的情况说明，表示上述情况说明及协议书是李富兰以裕发公司的名义拿到某公司要求盖章的，且并未提交委托书，某公司对李富兰与裕发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合作形式内容并不知情。退一步讲，即使情况说明及协议书是某公司当时的真实意思，但某公司作为李富兰与裕发公司之间合作关系的第三人，其在上述材料中对于李富兰与裕发公司之间利润如何分配的表述亦不足以作为法院判决利润分配的依据。故综合上述对于证据的分析，李富兰与置业行开发部之间的《合作协议》从形式上存在瑕疵、内容上存在不合理之处，尚不足以单独作为双方利润分配之依据。对于李富兰的该诉讼请求，本院基于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予以综合考量。关于李富兰在合作过程中的投入，审理中，李富兰主张其对诉争项目存在一定资金投入，但是关于实际投入的金额，李富兰并无直接证据予以证明。考虑到该项目系由李富兰带到裕发公司，并带领置业行开发部参与了项目开发的过程，裕发公司亦承认由于李富兰的作用使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李富兰必然会存在一定资金损耗。同时，从项目的经营情况看，李富兰对项目的贡献并不主要体现在出资上；且该项目自完成至今已近十年，裕发公司已经获得了项目全部利润，但未与李富兰就双方合作进行结算，导致李富兰的投入至今未得到回报，故本院在判决时对上述情况一并予以考虑。关于本案项目收入、成本及利润，原审法院委托审计机构进行了审计，本院审理中，李富兰表示对审计结论予以认可，裕发公司虽主张仍有部分投入未计入成本，但亦表示无法提交相关材料，故本院参考该审计结论对项目成本及利润予以确认。双方对裕发公司前期已给付李富兰447万元并无争议，本院对此亦予确认。综合上述认定，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本院结合诉争项目的实际情况及李富兰在合作经营中对项目的贡献，参考项目成本及利润数额，除已给付李富兰的447万元之外，酌定裕发公司再给付李富兰1000万元。关于李富兰主张的利息一节，因双方就利息给付与否并未约定，且本院在判决裕发公司给付李富兰的款项中已综合考虑了双方合作情况等因素，故对李富兰要求裕发公司给付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裕发公司的上诉请求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李富兰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其中有依据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依据不足的部分，应予驳回。一审判决处理不妥之处，本院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6民初7457号民事判决；二、除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给付李富兰的447万元之外，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再给付李富兰10000000元；三、驳回李富兰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保全费5000元，由李富兰负担（已交纳）。鉴定费291200元，由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一审案件受理费535147元，由李富兰负担480911元（已交纳），由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54236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二审案件受理费250244元，由北京裕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担60027元（已交纳），由李富兰负担190217元（已交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陈雨菡审 判 员 刘丽杰审 判 员 王 佳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法官助理 辛明厚书 记 员 刘欣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