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104民初16762号原告：刘安新，男，1988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临湘市。原告：董文杰，男，1987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攸县。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佳，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赵钟黎，北京德和衡（长沙）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龙倩，女，1990年4月7日出生，住湖南省湘乡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宣名，湖南弘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邓艳武，湖南弘湘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安新、董文杰与被告龙倩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1月2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安新、董文杰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邓小佳、赵钟黎，被告龙倩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宣名、邓艳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安新、董文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两原告不予支付被告工资38123元；2、两原告不予支付被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54252.87元。事实和理由：被告龙倩错列仲裁被申请人，原告刘安新、董文杰出资设立的长沙来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长沙来游公司”）与被告龙倩不存在劳动关系，被告龙倩的用人单位是北京乐游城公司（以下简称为“北京乐游城公司”）。北京乐游城公司为方便安排在长沙工作的员工缴纳社保，于2017年2月出资租赁长沙市岳麓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钜园（麓谷企业广场）C1栋207号房，并安排人事主管原告刘安新于2018年4月25日设立长沙来游公司代为缴纳社保。北京乐游城公司在“智联招聘”、“前程无忧招聘”等平台发布招聘信息明确注明工作地址为长沙市岳麓区文轩路27号麓谷钜园（麓谷企业广场）Cl栋207号。2018年5月，被告龙倩向北京乐游城公司投简历应聘时就已经明知用人单位是北京乐游城公司；北京乐游城公司招聘的在长沙工作的员工均与北京乐游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被告龙倩一直拒签；另外被告龙倩的工作内容由北京乐游城公司规定，且工资、社保由北京乐游城公司财务人员周梓迎直接支付或通过原告刘安新转交。因此，被告与长沙来游公司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另，原告刘安新的联系电话、QQ邮箱从未更换，劳动仲裁委未依法通知原告参加仲裁，程序违法。2019年10月24日，原告刘安新、董文杰因微信、支付宝、银行账户资金被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划拍、冻结始知被告龙倩于2019年1月15日向劳动仲裁委申请了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委于2O19年8月9日作出了要求长沙来游公司支付被告龙倩工资及二倍工资差额的仲裁裁决。原告刘安新于2019年11月5日收到该仲裁裁决书。长沙来游公司已于2019年2月28日注销，原告刘安新、董文杰作为原股东依法提起本案诉讼。综上所述，仲裁裁决书认定事实错误。长沙来游公司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不应向被告支付任何费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现向贵院提起诉讼。被告龙倩辩称，一、被告龙倩从2018年5月21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一直是长沙来游公司（股东为刘安新、董文杰）的员工，劳动关系从未中断，仲裁裁决认定龙倩与长沙乐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具有劳动关系正确。1、依据《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北京乐游城公司要在长沙地区固定设点开展经营活动，必须依法设立经营主体、依法办理有关证照，本案中北京乐游城公司在长沙既没有设立经营主体也没有办理相关证照，依法不能开展经营活动。长沙来游公司作为北京乐游城公司的关联公司（刘安新、董文杰均为两公司股东），就是北京乐游城公司在长沙高新开发区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主体，而且是唯一合法经营主体。2、被告来长沙来游公司工作是经过面试并经法定代表人刘安新批准，才于2018年5月21日正式入职长沙来游公司，工作地点一直在长沙来游公司注册及办公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3、被告入职后，刘安新、董文杰一直以实际行动承认被告是长沙来游公司正式员工。首先，被告一直由刘安新、董文杰安排工作、布置任务，一直接受长沙来游公司规章制度的约束，工作内容一直是为长沙来游公司工作；其次，被告的工资是由长沙来游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安新亲自发放或刘安新亲自安排专人发放；第三，长沙来游公司在被告入职后的第二个月即2018年6月开始为被告缴纳社保，直至2019年1月；第四，刘安新在2019年ｌ月长沙来游网络科技解散之前主动找被告谈过该公司解散后的员工补偿问题。既然刘安新、董文杰坚称被告是北京乐游城公司的员工，北京乐游城公司此时正常运转，刘安新又为何要找被告谈长沙来游公司解散后的员工补偿问题，这显然不合常理。二、仲裁裁决长沙来游公司支付拖欠龙倩的38123元工资正确。长沙来游公司拖欠被告工资38123元，刘安新、董文杰明确拒绝支付。被告龙倩2018年5月21日入职长沙来游公司，2019年1月14日因刘安新、董文杰解散该公司而被迫离职，这期间共计为长沙来游公司工作7个月零25天，长沙来游公司应以8000元/月的工资标准向被告支付工资共计62396元，而长沙来游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安新自己或安排下属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17日、2018年10月16日、2018年12月4日共4次向被告支付工资共计24273元，至今尚欠被告工资38123元。2019年1月上旬，刘安新、董文杰欲解散长沙来游公司，为逃避股东责任，遂强令被告在两人临时准备的北京乐游城公司劳动合同上签字，如果刘安新、董文杰认为被告系北京乐游城公司的员工，而刘安新、董文杰作为北京乐游城公司的股东，为何不在此前以北京乐游城公司名义与被告签署劳动合同呢?刘安新、董文杰在解散长沙来游公司后，为逃避股东责任、逃避公司债务，坚称被告非该公司员工，明目张胆拒付被告应得的38123元工资。三、仲裁裁决长沙来游公司支付龙倩双倍工资差额54252．87正确。刘安新、董文杰一直拒绝与被告龙倩签署劳动合同，向被告支付二倍工资差额54252．87元（8000元×6个月+8000元/21．75天×17天）。被告入职长沙来游公司后及工作期间的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2月28日曾多次向刘安新、董文杰要求与长沙来游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两人口头答应，却一直拖着至今未签，应当依法向被告支付二倍工资差额54252．87元。四、被告工资及社保的来源问题与劳动关系是否成立无关联性。作为公司的员工，工作职责就是完成公司领导安排的工作任务，工资及社保费用的来源属于公司财务问题与公司员工无任何关联。再回归到本案当中，龙倩是直接接受公司法定代表人刘安新的工作安排，完成其安排的工作任务，工资由其直接发放或者安排的人员发放，社保由其直接缴纳，劳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公司的业务来源、与北京乐游城有限公司的合作情况，工资、社保的发放来源，公司场地的费用支付问题是否来源于北京乐游城公司属于两关联公司外部问题，对公司员工龙倩不产生效力，与其毫无关系。综上所述，被告龙倩作为长沙来游公司员工，2018年5月21日至2019年1月14日期间与长沙来游公司的劳动关系一直存在，该公司拖欠被告工资，且未与被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应当依法向被告支付所拖欠的工资并承担向被告支付二倍工资差额的不利后果。本案仲裁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不存在刘安新、董文杰诉求撤销仲裁裁决及不支付被告被拖欠工资、二倍工资差额的情形，请贵院依法驳回刘安新、董文杰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刘安新、董文杰系长沙来游公司、北京乐游城公司的股东。并在上述两公司实际工作，担任职务。2017年2月21日，北京乐游城公司与长沙麓谷钰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一份。联系人为刘安新。房号为麓谷钰园（麓谷企业广场）C1栋207号。2018年4月25日，长沙来游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刘安新。住所地为麓谷钰园（麓谷企业广场）C1栋207号。两原告诉称长沙来游公司员工实际上均为北京乐游城公司员工，长沙来游公司系为方便为员工办理社保缴纳而成立。长沙来游公司经营期间。物业管理费、停车费等费用均由北京乐游城公司缴纳。2018年5月21日，被告龙倩经原告刘安新招聘，入职长沙来游公司。担任美术工程师一职。办公地点为麓谷钰园（麓谷企业广场）C1栋207号，即长沙来游公司住所地。月工资为8000元。被告龙倩在职期间，工作任务由刘安新安排。被告龙倩入职后，未签订劳动合同。其社保由长沙来游公司缴纳，除2018年5月、8月工资由原告刘安新通过其个人账户发放外，均由案外人周梓迎通过其个人账户发放。经查，案外人周梓迎系北京乐游城公司员工。被告龙倩在职期间，原告刘安新及案外人周梓迎共计向被告龙倩发放工资24237元。2018年12月27日，北京乐游城公司与湖南金石动力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写字楼租赁结算证明》一份。载明因写字楼转租合同租赁期满，经双方现场验收，场地无损坏，家具家电无异常，结算清楚，双方无异议。承租方（即北京乐游城公司）联系人为原告刘安新。2019年1月14日后，被告龙倩未再提供劳动。2019年2月28日，两原告作出《全体投资人承诺书》。该承诺书载明已向登记机关申请长沙来游公司的简易注销登记。并承诺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毕。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等其他未了结事务。清算工作已全面完结。之后，长沙来游公司于2019年8月7日注销。原告刘安新当庭陈述称北京来游城公司现也已经注销。另查，被告龙倩就本案争议向长沙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人为被告龙倩，被申请人为长沙来游公司。该仲裁委于2019年8月9日作出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2068号裁决书。裁决如下：长沙来游公司支付被告龙倩工资38123元、二倍工资差额54252．87元。因长沙来游公司已于2019年8月注销，二原告作为长沙来游公司股东，不服仲裁委裁决向本院提起诉讼。上述事实，有原、被告双方的当庭陈述，原告向本院提交的长沙来游公司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全体投资人承诺书》、长劳人仲案字（2019）第2068号裁决书、《麓谷钰园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写字楼租赁结算证明》等及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个人参保证明、银行流水等证据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本案的焦点问题为：一、被告与北京乐游城公司还是长沙来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原告是否应当支付被告拖欠的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关于被告与北京乐游城公司还是长沙来游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本案中，长沙来游公司是经合法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是合法的用工主体。被告是经长沙来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刘安新招聘入职，接受刘安新的工作安排，工作地点为长沙来游公司的登记注册地。部分工资也是由刘安新个人发放。被告的社会保险也是由长沙来游公司缴纳。综合上述情况，参照劳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第二条相关规定，本院认定被告与长沙来游公司之间劳动关系。原告称被告是与北京来游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但未提供充分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且两原告既是北京来游城公司股东，也是长沙来游公司股东。原告刘安新还是长沙来游公司法定代表人。两家公司系关联企业，存在管理混同。两原告也极有可能存在利用两家公司的法人人格规避法律责任的道德风险。在目前北京来游城公司也已注销的情况下，会导致被告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综上，两原告称被告是与北京来游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与长沙来游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的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长沙来游公司已经于2019年8月注销。2019年2月28日，两原告作出《全体投资人承诺书》。承诺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已将债权债务清算完毕。不存在未结清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法定补偿金等其他未了结事务。但尚欠被告工资未支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故本案中长沙来游公司注销前应承担的债务，应当由两原告承担。二、原告是否应当支付被告拖欠的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一）两原告当庭确认被告龙倩工资为8000元/月。且原告刘安新和案外人周梓迎仅于2018年6月19日、2018年9月17日、2018年10月16日、2019年12月4日向被告龙倩支付工资，共支付24273元。两原告未向本院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支付被告龙倩其他月份工资。故根据被告的月工资标准计算，两原告还应支付被告龙倩工资38123元。（二）被告龙倩工作期间，长沙来游公司未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故两原告应向被告龙倩支付未签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差额54252．87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八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刘安新、董文杰的全部诉讼请求；二、限原告刘安新、董文杰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龙倩工资38123元；三、限原告刘安新、董文杰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龙倩未签订劳动合同期间双倍工资差额54252．87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计5元，由原告刘安新、董文杰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石志刚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杨硕书记员徐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