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8民初1216号原告：桑成敬，男，1972年8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上海信冠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伟松，男，1982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徐州市。被告：上海慎谨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刘伟松，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列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忭毅，上海正毅国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桑成敬与被告刘伟松、上海慎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商品房委托代理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上海慎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本院于2020年2月23日裁定驳回。被告刘伟松、上海慎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2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期间，上海慎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办理变更登记，企业名称变更为上海慎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慎谨公司)。本案于2020年6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被告刘伟松(兼被告慎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忭毅到庭参加诉讼。2020年7月15日，本院依法追加符煌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因事实不易查明，本案于2020年10月14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适用独任制审理。后于2020年10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二次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被告刘伟松(兼被告慎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朱忭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桑成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直接损失人民币1,746,345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1,746,345元为基数，按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2月1日计算至实际偿付之日止)。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1.判令两被告返还房款定金87万元；2.判令两被告赔偿直接损失876,345元；3.判令两被告支付相应利息(以1,746,345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2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偿付之日止)。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23日，原告与两被告签订合作协议，各方约定由被告对原告上海车亭星晖苑项目二期50幢5间商铺(354、356、358、360、362)包销，还约定了其他具体合作事项。被告擅自以代理人身份与案外人就360号商铺(以下简称涉案房屋)签订定金合同，签订后未及时向原告披露其与案外人签订的定金合同，并在被告未及时足额支付房款、原告已向被告退某房款的情况下，占用应向案外人退某的房款，还擅自与案外人延长签约期和付款期。原告因此被(2017)沪0117民初17596号生效判决(以下简称前案判决)判令向案外人担某。被告理应赔偿原告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并支付相应利息。1,746,345元即原告于2019年2月1日因前案判决被强制执行所扣划的金额，两被告至今未偿付，故原告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刘伟松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合作协议系桑成敬与慎谨公司签订，刘伟松作为慎谨公司法定代表人，代表慎谨公司签字，实际并非合作协议相对人。其余答辩意见同慎谨公司。被告慎谨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1.不同意返还房款定金87万元。双方存在委托代理、房屋租赁以及居间销售等多重法律关系，在未经对账明确付款金额的情况下，被告仅认可原告退某被告就涉案房屋垫付的房款60万元，其余款项并非应退某案外人韩某某的购房定金。另符煌向被告转账支付的7万元亦与原告无关。2.不同意赔偿原告所谓的直接损失。被告不应就原告的违约行为承担某任。前案生效判决已认定原告违约，被告未被认定有过错。原告在已收取案外人韩某某购房款的情况下，因另找到出价更高的购房者，拒绝配合与韩某某签订合同，导致韩某某无法办理贷款，过错方在原告。3.相应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利息亦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在无法确认付款、退款的状态下，没有故意隐瞒或擅自准许案外人延期付款的过错行为。原、被告并没有就被告代退款达成一致意见，且退款金额也一直处于协商状态。原告转给被告的1,382,015元款项未备注用途、数额与应退的147万元亦不对应，在被告已代原告将其他4套房屋出售的情况下，被告有理由认为原告的转账系支付佣金。被告仅负责代理销售房屋，原告具有足够的时间、方法和途径直接向案外人韩某某退款，退款义务人为原告而非被告。4.原告主张的损失金额与实际不符。(2017)沪0117民初17596号民事判决生效后，原告因迟延履行生效判决义务而需额外多支出的费用等，不应计入损失金额。第三人符煌述称，其未曾受原告指示向被告转账7万元。第三人向被告转账的7万元系基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的业务往来，与原告无关。其余情况第三人不知情。经开庭审理查明：2016年4月23日，桑成敬(原告、甲方)与慎谨公司(被告、乙方)签订合作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对甲方上海车亭星晖苑项目二期50幢5间商铺(354、356、358、360、362)包销，5间商铺面积759.90平方米；乙方服务期限自签订之日到甲方交房之日止，如提前交房，合作期为四个月；每套商铺交足款项后，甲方再办理过户手续。协议还约定了其他事宜。刘伟松系慎谨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合作协议上签名。涉案房屋坐落于上海市松江区车墩镇影佳路XXX号1_2层，房屋类型为店铺，建筑面积152.17平方米。就涉案房屋，2017年4月9日，慎谨公司(被告、甲方、卖方)与韩某某(案外人、乙方、买方)签订定金合同。合同约定：乙方向甲方预定涉案房屋，预定房屋总价为4,054,893元，乙方同意在签订本合同时支付定金87万元作为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担保，商品房预售合同更名后，乙方支付的定金转为房价款，指定打入桑成敬账户XXXXXXXXXXXXXXXXXXX；预定期为60天，乙方应于2017年6月9日按甲方通知时间到售楼处签订上海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在本合同第四条约定的预定期内，甲方拒绝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双倍返还已收取的定金。合同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2017年4月13日，韩某某按约向桑成敬转账支付87万元。同年4月10日至18日间，刘伟松账户先后向桑成敬账户转账60万元，双方一致认可该款项系慎谨公司为韩某某就涉案房屋买卖垫付的部分房款。同年6月8日，慎谨公司(甲方、卖方)与韩某某(案外人、乙方、买方)签订定金合同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双方原定2017年6月9日前签约的时间，调整至2017年6月30日前，乙方按甲方通知前来签约并付清剩余房款3,184,893元；甲方应在签约前，协调其委托人桑成敬履行2017年4月9日签订的定金合同，乙方确保后续款项的支付没有问题。协议还对其他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另查明，2017年6月2日，桑成敬在声明扣除其他款项18,000元后，向刘伟松账户转账1,382,015元，6月5日案外人向刘伟松账户转账7万元，刘伟松确认该两笔款项均已收到。再查明，涉案房屋已于2017年10月27日被核准登记至案外人叶某1、叶某2名下。韩某某诉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桑成敬和慎谨公司双倍返还购房款定金174万元。该院于2018年4月16日作出(2017)沪0117民初17596号民事判决。该院认为桑成敬没有按约与韩某某就涉案房屋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反而将该房屋另行出售，已构成违约……对于韩某某主张的慎谨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因签约时慎谨公司即已向韩某某披露其是桑成敬的委托代理人，钱款亦由桑成敬收取，韩某某亦确认慎谨公司在代理过程中并无过错，故定金合同应直接约束韩某某和桑成敬，韩某某主张慎谨公司承担共同还款责任，缺乏依据，不予支持。综上，该院判令桑成敬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双倍返还定金1,621,957.20元、返还购房定金59,021.40元、驳回韩某某其余诉讼请求。桑成敬未按生效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于2019年2月1日被扣划1,746,345元，包含桑成敬应支付的双倍返还定金1,621,957.20元、剩余定金59,021.40元、案件受理费和公告费20,489元、案件执行费19,210元、逾期利息25,667.40元。桑成敬不服前案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9年3月22日作出(2018)沪01民申658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桑成敬的再审申请。上述查明的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合作协议、银行交易明细、前案生效判决、执行凭证、涉案房屋不动产登记信息以及两被告提供的交易明细、再审案件资料、欠条等证据予以证明，并经庭审质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桑成敬与慎谨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各方均应恪守履行。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是：一、刘伟松是否系合作协议的当事人；二、桑成敬是否已将定金转至受托方账户，及受托方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争议焦点一，刘伟松是否系合作协议的当事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也就是说，只要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在外观上具备了执行公司职务的特征，就应当认定为职务行为，由公司而非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法律后果。本案中，判断刘伟松在合作协议中签字是属于个人行为还是职务行为，需要将案涉的合作协议、定金合同、补充协议三份合同作为一个整体予以综合评判。在合作协议中，有手写刘伟松、上海慎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字样；定金合同中，甲方处为上海慎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伟松，合同尾部加盖公司公章；补充协议中，甲方处为上海慎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尾部加盖公司公章并有刘伟松签名。概言之，本案涉及到的三份合同中，均标明了慎谨公司名称及法定代表人姓名，仅有合作协议中未加盖慎谨公司印章。但法定代表人以公司名义对外签订合同，其在合同上的签字行为本身就是执行职务的行为，在其职权范围内，该签字与公司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公司不得以未加盖公司公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对方当事人也不得以此为由要求法定代表人个人承担某任。此外，前案判决在事实查明部分已经明确合作协议系桑成敬与慎谨公司签订，韩某某在前案中仅起诉慎谨公司与桑成敬，桑成敬亦未在前案诉讼中就合同主体问题提出异议。故此，合作协议当事人应为桑成敬与慎谨公司，刘伟松个人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争议焦点二，桑成敬是否已将定金转至受托方账户，及受托方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桑成敬与慎谨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实质上是房屋委托代理销售合同。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桑成敬在本案中要求刘伟松与慎谨公司返还房款定金并赔偿损失，其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慎谨公司在合作协议履行过程中存在过错。对此，本院分析评判如下：其一，桑成敬是否已将定金转至受托方账户。桑成敬主张2017年6月2日退款1,382,015元以及同月5日指示符煌转账7万元，共计145万余元系退某定金、房款。关于两被告提出符煌转账的7万元与桑成敬无关且未实际收到的抗辩意见。因桑成敬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明确提及该7万元并发送转账凭证截图要求查收，刘伟松一直未对此提出异议。刘伟松在庭审中先是承认收到该7万元，后又否认实际收到，前后矛盾。经核对，该转账凭证收款人姓名、账号均指向刘伟松，本院确认刘伟松收到该7万元。至于符煌提出该7万元与桑成敬无关的意见，因其始终无法说明为何该转账凭证会由桑成敬发给刘伟松，对其向刘伟松汇款的其他原因也无法做出解释，有悖常理；且该7万元与其他款项之和与桑成敬主张的钱款总数吻合一致，故本院对该意见不予采信。本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桑成敬与刘伟松就本案所涉资金账目总数1,470,015元(直接汇款1,382,015元、第三人转账70,000元及声明扣除18,000元)中，包含87万元定金与60万元垫付房款。其二，慎谨公司未将87万元定金转至韩某某是否存在过错。在委托合同中，受托方的过错主要在于对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的违反并造成委托方损失的后果。从法定义务来看，受托人需要谨慎、勤勉、忠实地履行受托义务；从约定义务来看，则应当是双方有明确约定，或委托人向受托人作出明确指示。根据前案判决查明的事实，韩某某于2017年4月13日向桑成敬账户汇款87万元定金。慎谨公司在定金合同中已向韩某某披露了其是桑成敬的代理人，87万元定金亦由桑成敬直接收取，而并非通过慎谨公司转付。故桑成敬对韩某某的个人账户是知晓的，无论桑成敬基于何种原因欲解除定金合同或退某定金，均有条件直接退某至韩某某个人账户。桑成敬主张其于2017年6月2日向刘伟松退款1,382,015元，意在让慎谨公司退某定金部分给韩某某。从双方微信聊天记录内容来看，桑成敬确有提及由慎谨公司方将定金房款退给涉案房屋购买人韩某某，但慎谨公司对返还的款项是否应扣除佣金存在异议，并表示“不算清无法向客户退款”。由此可见，在双方就退款款项数额尚存争议的情况下，桑成敬径将定金和房款转至刘伟松账户，慎谨公司未将该款转至韩某某不存在过错。需要指出的是，本院注意到，定金合同约定的首付款支付时间为2017年6月9日。定金合同约定的首付款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桑成敬便提前主张退某定金、拒绝签约。无论慎谨公司是否将该87万元转至韩某某，都无法改变桑成敬违约需要承担定金责任的事实。因此，桑成敬在前案判决中承担的定金赔偿责任并非由慎谨公司过错造成。因桑成敬在前案判决中确已承担定金赔偿及房款返还责任，故慎谨公司继续占有该87万元没有法律依据，依法应予返还。但该返还并非基于慎谨公司存在过错而承担的赔偿责任，而是因为不当得利。虽请求权基础与原告的主张不尽一致，为减少当事人诉累，本院可予一并处理。关于该87万元的利息问题，因桑成敬已于2019年2月1日被强制执行扣款，故其主张慎谨公司承担在此之后至实际返还之日止的利息，尚属合理，本院可予支持。刘伟松所述与桑成敬之间的其他佣金纠纷并非本案审理范围，双方可另循合法途径解决。其三，慎谨公司与韩某某签订补充协议是否存在过错。桑成敬主张慎谨公司擅自与韩某某签订补充协议，将原定于2017年6月9日的签约时间延长至同月30日之前，导致己方经济损失。根据法律规定，代理人应当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桑成敬与慎谨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约定：服务内容为“对上海车亭星晖苑项目二期50幢5间商铺(354、356、358、360、362)包销”，但并未对具体签约事项和内容作出限制性、排除性约定。从交易习惯来看，慎谨公司要完成委托的房屋包销事项，必然需要与客户进行磋商，理应有权约定合同具体内容、合理变更合同条款。在桑成敬对代理权没有明确限制的情况下，慎谨公司的代理行为是否超越代理权，应当结合合同目的、交易习惯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判定。委托协议的目的是尽可能增加房屋销售量，慎谨公司与韩某某签订补充协议将签约期延长20天左右，意在促成交易，有利于委托人的利益，也难谓存在超出授权范围的过错。此外，补充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6月8日，而桑成敬违约在此之前。换言之，无论慎谨公司是否与韩某某签订补充协议，均不影响桑成敬构成违约的事实，故慎谨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既无过错，也不是导致桑成敬违约的原因。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三百九十六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百零一条、第四百零二条、第四百零三条、第四百零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慎谨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桑成敬87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以87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自2019年2月1日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桑成敬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517元，由原告桑成敬负担8,017元，由被告上海慎谨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2,5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员  郑 重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法官助理  黎偲原书 记 员  黎偲原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十一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负责人，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一十五条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约定一方向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时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第三百九十七条委托人可以特别委托受托人处理一项或者数项事务，也可以概括委托受托人处理一切事务。第三百九十九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因情况紧急，难以和委托人取得联系的，受托人应当妥善处理委托事务，但事后应当将该情况及时报告委托人。第四百零一条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指导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第四百零三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外。受托人因委托人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第三人选定委托人作为其相对人的，委托人可以向第三人主张其对受托人的抗辩以及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抗辩。第四百零六条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制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制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