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元氏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132民初172号 原告：刘永君，男，汉族，1969年7月14日生，住石家庄市赞皇县。 原告：谷小八，男，汉族，1960年3月18日生，住石家庄市赞皇县。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振朝，石家庄市元氏槐阳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二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喜淑，石家庄市赞皇法正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王建岗，男，1970年3月20日生，汉族，住赞皇县。 被告：齐二献，男，1954年11月10日生，汉族，住元氏县。 原告刘永君、谷小八与被告王建岗、齐二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永君、谷小八委托诉讼代理人符振朝、许喜淑，被告王建岗、齐二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刘永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被告赔偿原告苗木损失费67280元；二、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接穗费59200元；三、返还原告双倍定金56000元；（上述三项共计182480元）四、诉讼费用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18年9月10日，原告与被告王建岗订立《育苗合同》，原告委托被告在元氏县育苗，对育苗的相关事宜作出明确约定，其中第八条约定“乙方不得私自外卖苗木。如有发生私自外卖，甲方有权向乙方双倍索赔苗木损失以及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接穗价值”。原告向被告付定金3000元，提供价值296000元接穗。2019年10月22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补充合同，将谷朋磊变更为谷小八，又支付被告定金50000元。但被告违约私自外卖苗木，一级苗18480颗，损失价值67280元，二级苗7400颗，损失价值5920元。对被告给原告造成的损伤要求赔偿，但经多次交涉未果，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王建岗辩称，原告起诉的这部分嫁接的枣树苗，去年原告刘永君已经挖完了，也卖了，不存在赔偿原告损失的问题，原告对我的起诉应该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和名誉损失费，我认为我与原告签订的育苗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属于霸王条款合同。 被告齐二献辩称，我卖的枣树苗是我自己的，我和二原告没有代培树苗合同，我也没有委托过王建岗代我和别人签订任何合同。 一、原告为支持自己的观点，向本庭提供的证据及证明的事实： 1、2018年9月10日《育苗合同》（该合同甲方为刘永君、谷朋磊，乙方为王建岗），证明王建岗为原告刘永君、谷朋磊代培枣树苗木，该合同对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的约定； 2、2019年9月15日《育苗转让合同》（该合同甲方为谷朋磊，乙方为谷小八），证明谷朋磊将2018年9月10日《育苗合同》50%股权转让给谷小八经营； 3、2019年10月22日《育苗合同》（该合同甲方为刘永君、谷小八，乙方为王建岗、齐二献），合同载明，乙方为甲方培育枣树苗木，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共同合同：1、乙方在2018年春季为甲方播种酸枣苗15亩，苗圃地在，甲方按每亩200元给付乙方代培育苗定金5万元，大写伍万元。2、2019年春天，甲方给付乙方每市斤价值壹拾元的枣树接穗2960斤作为代培育苗定金。乙方用甲方提供的接穗嫁接树苗，不得掺用别的接穗。3、……。4、挖苗时间：2019年秋后或2020年春天，乙方按甲方发苗需要按时挖苗，打捆并送到收购地点，在此时间段内乙方不得找其他理由阻挠甲方回收苗木。5、……。6、回收标准：⑴、接穗发芽处向上1公分为直径测量处。⑵、没有充分木质化的主杆部分不能算在苗木高度内。⑶、从发芽处测量达到60公分高、直径0.6公分粗的苗木按每棵0.7元回收。⑷、从发芽处测量达到80公分高以上、直径0.8公分粗的苗木按每棵1.5元回收。7、甲方为乙方苗木付款时扣除合同签订时给付的现金定金。8、乙方不得私自外卖苗木。如有发生私自外卖，甲方有权向乙方双倍索赔苗木损失以及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接穗价值。9、以上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一式两份，本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甲方：刘永君、谷小八，乙方：王建岗、齐二献。双方分别签字并按印。证据证明该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原、被告按照合同被告已经履行了培育，该合同合法有效。该合同经过双方同意修改，由1.2元的价格变更为1.5元，把下面的内容去掉写到上面的，是双方同意的，且修改后，苗木回收价格提高，对乙方有利。 4、2019年12月5日王敬巧、侯聚玲、王行全、程增吉的书证一份，证明原告挖苗木的工人去苗木地挖苗时，被告阻止不让原告取苗木； 5、提交原告刘永君与被告王建岗、齐二献的电话录音、录像光盘和整理的记录，证明原告依合同约定要求挖苗，被告违约不让挖苗。 6、根据育苗合同第八条及合同法相关规定，苗木损失为67280元，计算方法是大苗18480棵×每棵差价1.5元，应为27720元。二苗7400棵×每棵差价0.8元，应为5920元，27720元+5920元=33640元，按照合同的约定×2倍=67280元；接穗共计59200元，计算方法是2960斤×每斤10元×2倍=59200元，按照合同的第二条约定；双倍定金是2018年9月10日的合同定金为3000元，已交付被告，2019年10月22日的合同定金为5万元，已交付被告，两份合同定金为53000元，由于被告违约，按照合同法相关规定，被告应返还原告双倍定金，计算方法为53000元×2-被告已付的5万元=再付56000元。上述三项共计182480元。证据是两份育苗合同和苗木购销合同，根据合同的第一条和第八条，苗木购销合同证实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的基数与实际销售价格差额，大苗差价1.5元，中苗差价0.8元。 7、苗木购销合同，购买方夏树让转给刘永君定金95000的银行转账记录，证实2019年3月26日夏树让和刘永君订立的苗木购销合同的真实性。 被告王建岗质证称，2019年10月22日《育苗合同》上名字是我签的，对该合同没有意见。该合同签了两份，原告一份，我一份，齐二献没有拿合同；2018年9月10日《育苗合同》上的名字我认为不是我签的，但不要求做笔迹鉴定；我不知道《育苗转让合同》，该转让合同签署时间比2019年10月22日晚；苗木购销合同我没有见过，与我无关。 被告齐二献质证称，2019年10月22日的合同上的字是我签的，因为被告王建岗和原告刘永君有了纠纷，我没有这份合同，我签的是空白合同。育苗合同我没有签过，我也没有委托王建岗代我签过，2019年的合同不是育苗合同，改的合同上没有我的手印。合同底下有一条，但是已经撕毁了，上边的是刘永君写的，齐二献不知道。2019年的合同和我没有关系，二原告和王建岗改合同我不知道，改合同应该让我知道；我不知道《育苗转让合同》；苗木购销合同数字不准确，与我无关。 二、被告王建岗当庭播放手机录音一段，证明证明2019年的育苗合同已经终止。 原告质证称，对王建岗提供的手机录音真实性没有意见，证明问题有意见，因为树苗没有挖完，所以合同没有终止，返还定金是逐步返还，两个合同一模一样，其实是一个内容，是一份合同，条款完全一致，只是变更了当事人和约定的价格以及定金的变更，又增加了5万元。 三、被告齐二献无证据提交。 四、本院到公安机关调取的证据：齐二献、刘永君因苗圃纠纷分别向元氏县公安局东张派出所的报警出警记录。 被告王建岗质证称：这事我不知情。 被告齐二献质证称：对出警记录有意见。 原告质证称：对两份出警记录，一个报警人是齐二献，一个是刘永君，对两份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从齐二献的报警记录中基本证实了原告主张的被告私自出卖苗木的数量，在齐二献的报警记录中明确2019年10月与刘永君补签了一份代育苗合同，可见齐二献和原告之间存在代育苗关系，齐二献主张合同与自己无关不能成立。两份出警记录均能证实二被告违约合同，私自出卖原、被告合同中约定的育苗。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8年9月10日，刘永君、谷朋磊（甲方）与王建岗（乙方）签订《育苗合同》。该合同载明：乙方为甲方培育枣树苗木，甲乙双方达成以下共同合同：1、乙方在2018年春季为甲方播种酸枣苗15亩，苗圃地在晏庄，甲方按每亩200元给付乙方代培育苗定金3000元，大写叁仟元。2、2019年春天，甲方给付乙方每市斤价值壹拾元的枣树接穗2960斤作为代培育苗定金。乙方用甲方提供的接穗嫁接树苗，不得掺用别的接穗。3、……。4、挖苗时间：2019年秋后或2020年春天，乙方按甲方发苗需要按时挖苗，打捆并送到收购地点，在此时间段内乙方不得找其他理由阻挠甲方回收苗木。5、……。6、回收标准：⑴、接穗发芽处向上1公分为直径测量处。⑵、没有充分木质化的主杆部分不能算在苗木高度内。⑶、从发芽处测量达到60公分高、直径0.6公分粗的苗木按每棵0.7元回收。⑷、从发芽处测量达到80公分高以上、直径0.8公分粗的苗木按每棵1.2元回收。7、甲方为乙方苗木付款时扣除合同签订时给付的现金定金。8、乙方不得私自外卖苗木。如有发生私自外卖，甲方有权向乙方双倍索赔苗木损失以及甲方向乙方提供的接穗价值。9、以上合同经双方签字生效，一式两份，本合同具有法律效力。甲方：刘永君、谷朋磊，乙方：王建岗分别签字、按印。 2019年9月15日，谷朋磊（甲方）与谷小八（乙方）签订《育苗转让合同》，谷朋磊将2018年9月10日《育苗合同》中属于自己的50%部分股权转让给谷小八经营接管，谷小八履行2018年9月10日《育苗合同》各项条款及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 2019年10月22日再次签订《育苗合同》，该合同是对2018年9月10日《育苗合同》的修改与变更，合同甲方变更为刘永君、谷小八，乙方变更为王建刚、齐二献；甲方给付乙方的育苗定金在3000元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0000元；从发芽处测量达到80公分高以上、直径0.8公分粗的苗木由每颗1.2元回收，增加到1.5元回收。另增加条款写明：乙方负责及时浇地，然后甲方在（2019年12月30日）前挖光清地，钩机用强子和老三二个人的，大苗按1.5元装上车，二苗按0.7元装车，所有定金在最后合理的车数内结扣。其他条款与2018年9月10日的《育苗合同》的合同一致。 2019年11月，原告开始回收二被告培育的枣树苗。 2019年12月，原、被告因挖枣树苗发生纠纷，原告多次与二被告协商挖苗事宜未果。 2019年12月20日，被告齐二献卖枣树苗过程中，原告刘永君阻拦堵道，发生纠纷，双方均报警。元氏县公安局东张派出所出具的报警人刘永君出警记录的案件基本情况一栏写明：2018年9月10日，刘永君与王建岗签订育苗合同，嫁接枣树苗15亩，2019年10月22日又与王建岗、齐二献补签合同，由刘永君方免费提供接穗，并按合同收购。2019年12月20日上午，刘永君发现齐二献违反合同私自出卖剩余大约3亩地的枣树苗，经查数，其中大苗618捆×30棵=18540棵，中苗148捆×50棵=7400棵，小苗32捆×50棵=1600棵。刘永君签名按印。“处理情况”一栏中写明：告知依法到法院起诉。 元氏县公安局东张派出所出具的报警人齐二献出警记录的案件基本情况一栏写明：2019年10月与刘永君补签了一份代育苗合同，在合同下方标明在2019年11月20日前回收枣树苗把地腾清，但是到了12月20日也没有回收。齐二献自己找人卖了2亩多地苗，一共600多捆，有18000多颗，这是大苗，二苗有148捆，一捆50棵，其余不要了，卖苗过程中，刘永君去阻拦堵道，齐二献报警。齐二献签名并按印。“处理情况”一栏中写明：经工作，刘永君把道路让开。 以上事实有：《育苗合同》2份，元氏县公安局东张派出所出警记录2份，刘永君、齐二献、王建岗等人电话录音、视频录像，庭审笔录在卷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订立的《育苗合同》不违反法律规定，有双方的签字、按印，且原告已按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故，《育苗合同》合法有效，本院对予以确认。二被告应恪守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如果违反该合同约定，应承担合同规定的违约责任。 被告王建岗称，2018年9月10日《育苗合同》上的名字“王建刚”不是自己所签，但不要求做笔迹鉴定，本院对王建刚该说法无法采信。退一步讲，假设2018年《育苗合同》上的名字“王建刚”不是其本人所签，但合同上还有王建刚的指纹按印，就足以证明王建刚作为合同一方参与签订了2018年9月10日的育苗合同。 被告王建刚对2019年《育苗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称该合同上面的字是后来补的，该合同共二份，王建岗、刘永君各持有一份。被告齐二献在庭审中即称《育苗合同》自己没签过，也未委托他人代签过，2019年的合同，不是育苗合同。又称2019年育苗合同上的字是自己签的，签的是空白合同。庭审后提交一份答辩状再称，2019年的育苗合同是被逼迫签的，综上，被告齐二献的陈述前后自相矛盾，无法固定，且无证据证实，不予采信。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确认。故，本案采纳原、被告自认的对己不利的事实和证据。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国家机关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档案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原始的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依据以上证据规则的规定，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所有原始合同、元氏县公安局东张派出所出具的刘永君、齐二献报警出警记录档案材料的证明力大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本院优先于其他证据予以采纳。其中，刘永君的一份出警记录明确记载齐二献违约出卖的枣树苗有大苗、中苗、小苗，且三种枣苗棵数与齐二献的报警出警记录相比较棵数较多。齐二献报警出警记录明确记载：2019年10月与刘永君补签了一份代育苗合同，在合同下方标明在2019年11月20日前回收枣树苗把地腾清，但是到了12月20日也没有回收。齐二献自己找人卖了2亩多地苗，一共600多捆，有18000多颗，这是大苗，二苗有148捆，一捆50棵，其余不要了。本院参照被告齐二献的报警出警记录，大苗按18000颗、中苗7400棵（1748捆×50棵）、小苗不做计算，以此确定齐二献自己卖枣树苗的数额依据。 2019年《育苗合同》第二条约定，原告给付被告每市斤价值10元的枣树接穗2960斤。第八条约定，被告不得私自外卖苗木。如有发生私自外卖，原告有权向被告双倍索赔苗木损失以及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接穗价值。据此，因被告违约应赔偿原告双倍苗木损失65840元（大苗18000棵×每棵差价1.5元=27000元，中苗7400棵×每棵差价0.8元=5920元，27000元+5920元=32920元，双倍苗木损失65840元）；赔偿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接穗价值29600元（2960斤×每斤10元=29600元），以上二项共计95440元（65840元+29600元）。原告主张的双倍接穗价值，育苗合同约定不明；原告主张的双倍定金，育苗合同未约定，故二项不予支持。育苗合同约定，刘永君挖光苗的时间为，2019年秋后或2019年12月30日前或2020年春天，因此，原告的挖苗腾地时间没有违约。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王建岗、齐二献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刘永君损失95440元； 二、驳回原告刘永君其它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975元（减半收取），由原告刘永君负担988元，被告王建岗、齐二献负担987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王银菊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  苏 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