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冀0110民初3496号 原告：尹敬康，男，1979年6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饶阳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位会凯，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付英，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崔勇，男，1983年8月23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武强县。 被告：刘凤娟，女，1983年2月10日出生，汉族，住石家庄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鑫，河北乾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通建工工程有限公司变更为中通建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合作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5518604100。 法定代表人：郑志刚，职务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长虹，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建超，河北正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河北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住所地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梁庄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7713391411。 法定代表人：陈金瑞，职务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该公司副总经理。 原告尹敬康与被告崔勇、刘凤娟、河北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中通建工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尹敬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位会凯、张付英，被告崔勇、被告刘凤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世鑫、被告河北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金瑞、被告中通建工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穆长虹、乔建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尹敬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劳务费800万元，2、由三被告负担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2月10日，被告崔勇找到原告尹敬康说自己有一个工程，请求原告进行劳务分包，后原告尹敬康和被告崔勇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原告方提供劳务后，在崔勇上游支付50%比例工程款后付给尹敬康50%劳务费，以后每月付给乙方总劳务费的10%，原告带领数十名农民工提供劳务后，向被告崔勇索要劳务费，被告崔勇说其上家被告刘凤娟及中通公司没有向其支付款项，所以崔勇不能给付原告尹敬康劳务费，要求三被告给付劳务费800万。 诉讼中，原告向本院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将本案诉讼请求变更如下：1、判令被告崔勇、刘凤娟、中通公司、绿地公司支付劳务费（或工程款）人民币800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19年1月18日至实际给付之日的利息损失（以800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息）；3、判令原告对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鉴定费等为追索劳务费而产生的各项费用。事实和理由：申请人诉崔勇、刘凤娟、中通公司、绿地公司劳务费纠纷一案，鉴于绿地公司是案涉工程的发包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发包人有义务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的申请人承担责任，申请人已实际支付了保全费、保险费，并即将支付鉴定费等费用。 崔勇辩称：原告起诉属实。同意给付原告800万劳务费。 刘凤娟辩称：刘凤娟承包了涉案工程后，将其发包给了崔勇，崔勇又将涉案工程发给了邓腊生、董泽田，由邓腊生对涉案工程东区部分进行施工，董泽田对西区进行施工，至今原告未参与过涉案工程的施工建设，不是实际施工人，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应驳回。 中通建工辩称：我司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刘凤娟，在项目施工过程中东区实际施工人是邓腊生，西区是我司与重庆京都劳务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自始至终没有与尹敬康有过任何接触，原告并非实际施工人。 绿地公司辩称：尹敬康与崔勇、刘凤娟、河北中通建工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追加我公司为被告进行应诉，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锋是河北绿地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溪山小镇开发项目的工程管理及协调工作，我公司是于2018年2月与中通建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是溪山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施工范围为：首开区D67、68、69、70#四栋联排、西区X8、9、10、15、16、17#六栋叠拼及地库；其中东区四栋联排是2018年4月1日为现场正式施工日期，截止2018年12月8日为止68#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封顶，67#完成屋面闷顶层模板、部分钢筋的支撑及安装，混凝土没有浇筑，69#完成基础混凝土的浇筑，70#完成车库框架柱、梁模板的安装，根据合同付款节点要求，我公司应支付中通建工工程款为:190.97万元；而实际已支付：230.97万元，超出合同付款：40万元（中通建工借支，用于支付上访民工工资）；西区工程师2019年5月24日中通公司正式施工人员进场开始施工，截止2018年12月8日，现场实际施工情况是：8#完成基础垫层，15#完成车库模板及钢筋工程的安装，16#完成主体工程一层结构封顶，17#完成主体结构4层封顶，层面闷顶层没有施工，根据合同付款节点要求，我公司应支付中通公司工程款：585.65万元，而我公司实际支付工程款为785.65，超出合同付款200.00万元（中通建工借支，用于支付上访农民工工资）；结合中通公司东西区工程款支付，我公司应支付776.53万元，而实际支付1016.53万元，超合同付款240.00万元；我公司与中通建工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就溪山小镇工程施工合同执行过程中已按施工合同中工程款支付相关条款要求已经足额支付工程进度款，并因农民工多次上访，又超额支付中通建工城市建设有限公司工程进度款240万元用于发放农民工工资，故我公司在中通公司就溪山小镇工程施工合同执行过程中无任何违约行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同时就中通公司在施工期间出现多次农民工集体上访事件、工程进度严重滞后、工程违反转包（嫌疑）等违反合同相关条款违约事宜将保留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我公司不同意承担在该纠纷案中任何费用；我公司与原告尹敬康、被告崔勇、被告刘凤娟无任何合同关系，原告尹敬康与被告崔勇什么合同关系、被告崔勇与被告刘凤娟是什么合同关系我们公司也不知晓。 原告陈述并举证: 1、尹敬康和崔勇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一份，证明原告与崔勇于2018年2月份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从崔勇处承包了案涉溪山小镇工程，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的客观事实以及双方关于案涉工程工期、工程款等具体约定； 2、2018年4月1日，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证明2018年2月，崔勇和刘凤娟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从刘凤娟处承包了案涉溪山小镇工程的D67#、D68#、D69#、D70#别墅住宅建筑工程的客观事实以及双方关于案涉该工程工期等具体约定； 3、2018年2月7日，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证明2018年2月7日，崔勇和刘凤娟签订《劳务分包合同》，从刘凤娟处承包了案涉溪山小镇工程的X8、X9、X10、X15、X16、X17别墅（含车库）和X37、X38、X50洋房（含车库）建设工程的客观事实以及双方关于案涉工程工期等具体约定； 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证明河北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将案涉工程发包给中通建工工程有限公司的客观事实； 5、《委托付款说明》、《农业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花费明细》等原告实际施工过程中的相关资料，证明原告是本案实际施工人以及在施工过程中委托付款、支付工人工资、记录工人出勤等实际管案涉工程施工队伍客观事实； 6、《结算单》、《出库单》、《发货单》、《收款收据》、发票等； 7、《工程材料报审表》、《材料进场验收记录》、《检验报告》等； 证据6、7证明原告在实际施工过程的经手材料、支出等情况； 8、《地基验槽记录》、《工程定位测量记录》、《报验单》、《验收记录》等施工资料，证明原告施工的楼号、验收等具体施工情况； 9、身份证复印件三份，证明证人孔某、张某、康某的身份； 10、《建设工程预算书》，证明原告施工的具体情况和工程造价数； 11、崔勇的《工程量确认单》和劳务费确认单，证明原告施工工程量和案涉工程应付劳务费数额； 12、案涉工程施工现场照片，证明案涉工程施工现场现状； 13、郝荣宽与张运珠《结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郝荣宽与张运珠系夫妻关系； 14、李雪娇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李雪娇身份信息； 15、武兵身份证复印件，证明武兵身份信息； 被告崔勇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刘凤娟的质证意见： 对第一组证据不认可，理由如下：被告崔勇已经将涉案工程分包给了邓腊生、董泽田，尹敬康不是涉案项目的施工班组，该合同明显是原告与被告崔勇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而虚构的合同。从以下几点可以说明上述问题：1、该证据在落款部分并没有填写合同签订日期，但是从合同约定的施工日期看，该合同最晚应该是2月8日签订的，但是，根据刘凤娟和崔勇签订的分包合同来看，刘凤娟是于2018年4月1日才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崔勇的。即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崔勇尚未取得该项目的承包权。2、该合同在分包范围中明确约定劳务分包形式，建筑材料由甲方提供，根据该约定，钢筋、水泥等应有被告负责，关于该部分费用及支出原告无权主张；3、该合同对付款方式的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该合同约定乙方在地下室工程完成后，付给乙方劳务费的50%，而根据总造价是1800万的约定，50%就是900万，而涉案工程的地下室工程量仅占全部工程的10%左右，该约定明显不符合常理，此其一，该合同随后约定每月付给乙方总劳务费的10%，在施工合同中，通常都是按照工程节点付款，不可能在没有工程量的情况下定时按月支付，也明显违背常理，此其二；该合同还约定如工程没有在期限内竣工，每拖延一个月甲方应付给乙方总劳务费的10%，从该合同来看也明显不符合施工合同的常见付款方式，只要延期，甲方就要支付工程款，完全排除了违约情形、不可抗力等因素，这是明显不符合常理的，4、该付款方式的约定与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分包合同中的付款方式、崔勇与邓腊生签订的分包合同，崔勇与董泽田签订的分包合同中的付款方式也是明显不一致的，综上，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足以证明该合同是原告与被告崔勇恶意串通损害发包人利益的虚假合同。 对原告提交的第二组证据2018年4月1日签订的施工合同没有异议，但是原告提交第三组证据2月7日签订的合同有异议。因涉案工程在2月份尚在洽谈过程中，工程量尚不能确定，于是刘凤娟在与崔勇签订合同后已将该合同收回，该合同现已作废，自始未发生法律效力。 对第四组证据不认可，因刘凤娟不是合同方，故对合同签订的过程不清楚，但据刘凤娟了解，该合同中所约定的工程概况与中通公司实际承包的工程不一致，是否存在伪造变造证据的情况请合议庭予以核实。 对第五组证据的质证意见： 对该组证据中第45、47、48、61-65页李雪娇的相关付款情况质证如下：对李雪娇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李雪娇委托付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对于李雪娇证明中所说的通过其账户支付的押金、人工费都是尹敬康所有不认可。首先，关于第一笔20万施工押金，该笔费用是崔勇作为承包人交给刘凤娟的施工押金，从刘凤娟给崔勇出具的收条足以说明该事实，对于刘凤娟来讲，该20万元的权利人是崔勇，李雪娇是受托支付，该20万押金与尹敬康没有任何关系。退一步讲即便如李雪娇所言该笔款项是尹敬康的，那也是尹敬康与崔勇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没有权利向被告刘凤娟主张该笔款项。其次，关于支付给邓腊生的两笔人工费，从李雪娇的银行流水来看，该283500元是武兵支付给李雪娇后，李雪娇转给邓腊生的，与李雪娇的证明明显矛盾，在武兵提交的委托付款证明中，仅提到证明中的六笔款现是尹敬康的，并没有提到转给李雪娇的该283500元也是尹敬康的，鉴于上述资金出自武兵的账户，自然应该认定该笔资金是武兵的而不是尹敬康所有，综上，李雪娇证明该3笔资金是尹敬康所有明显是伪证。同时需要强调以下两点，1、从李雪娇的银行流水及余额变动来开，李雪娇账户上的资金多为武二装支付给李雪娇，然后李雪娇再对该笔资金进行分配，据了解，武二装实际上是与崔勇共同承包的涉案项目，崔勇是签合同的授权代表，其除代表本人以外，还实际代表武二装和段某。关于该事实在李雪娇、武兵的银行流水、史延硕、李国勇的证明可以说明。2、在李雪娇的资金流水中，有华谦商贸公户支付给李雪娇的款项，被告认为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情形，请合议庭予以核实。 对该组证据中第46、49-60页武兵的相关付款情况质证如下：对于武兵银行个人明细对账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武兵委托付款证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有异议。对于武兵证明中所说的通过其账户转给张运珠的费用是工人工资不认可，张运珠与本案是何种法律关系不清楚，没有张运珠的银行流水与之相印证，对于该笔款项是支付的工人工资不认可。另外，银行流水中的备注均是单方行为，需要交易对手的认定才能有效，不能依据单方说明来定性，更何况武兵转给张运珠的30000元款项的备注栏中写明的是还款而不是人工费，这即说明武兵与张运珠之间存在其他经济往来，也说明转给张运珠的款项并非是人工费，再者，武兵证明说是郝荣宽代付也明显不符合常理，郝荣宽是中通的项目人员，尹敬康自己对劳务工资应该直接发放到施工班组受理，没必要通过郝荣宽代发；同时从武兵的银行账户资金变动情况来看，也无法认定该笔资金是尹敬康所有，综上，在证据明显存疑又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情况下，仅凭武兵个人的付款说明便认定为款项为尹敬康所有明显不能成立。关于武兵委托付款说明中直接付给刘凤娟的税款是尹敬康所有也不认可。该笔费用是崔勇交给刘凤娟的，崔勇签字的收款证明足以印证。根据上述质证意见，被告刘凤娟请法庭核实李雪娇、武兵与武二装的关系，以查明本案事实。 对第66页证据不认可，首先请原告先列明每一笔款项的明细，再此仅举一两例说明：比如钢筋298.098万元、租赁费45.78万元等等类似费用，原告应提交相应的合同、验收、付款等证据予以印证，对于保险，原告应提供保单予以印证等等，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 对第67-68页证据不认可，该证据明显是原告恶意诉讼虚构的工资表。首先、孔某、张某、崔占良、张永乾、史延硕、李国勇等均是崔勇的工作人员，其工资水平也远远达不到该证据中所列明的工资标准，对此有被告提交的劳动监察大队存档的相关证据予以印证。因此对该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 对第69-79页证据不认可，该证据远不能达到证据的证明标准，对于该部分人工工资，应该有劳务合同、考勤表、工资标准、付款凭证施工日志等相应证据与之印证才能证明案件事实，仅有几个人的签名、几张身份证不能确认上述事实。 对原告提交的有关张树生出具的证据不认可，张树生为邓腊生的施工班组，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且张树生出具的证据在劳动监察部门已经提交，相关款项也已支付，其再将相关资料提供作为支撑原告诉请的证据，明显是重复主张权利，也足以说明原告是恶意诉讼。 对于该组中的剩余证据也不认可，其中不乏原告为了诉讼而恶意伪造的证据，比如83、84页证据，比如99-102页证据中部分施工人员的名单均出现在邓腊生恶意讨薪的人员名单中，而该部分工资均已支付。鉴于上述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不认可。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该组证据中存在明显的重复举证，重复罗列数据，比如第69页与110页证据、第73页与109页证据、85、88页与107页证据完全重复。81-82、111-116页与白鹿泉乡监察大队留档的证据完全重复。上述重复行为足以说明本案原告明显是滥用司法资源，妄图通过诉讼获取不当利益的恶意诉讼。 对第六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对146-149、173-178、181-186页的证据：1、从原告与被告崔勇的施工合同看，钢筋、水泥不在原告的承包范围内，该部分费用原告无权主张；2、上述证据没有施工单位的认可，不能作为结算的依据；3、原告证据不足，上述结算单应该有采购合同、运输单、付款凭证等予以佐证，比如在第47页证据中，既然提到已付款16万，对此请原告出示该16万的相关付款证据，什么时间付款？如何支付等。4、原告提交的证据181与182、183与184、185与186页重复，且该证据与结算单矛盾，结算数额与发货数额不一致，与发货单位不一致，证据明显矛盾，且发货单的数量明显与结算单不一致。5、对该组证据中所有的收款收据不认可，首先该证据不符合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没有相应的发票，仅凭收据难辨交易的真伪，更何况有部分收据连公章都没有；其次，上述收据不能证明与涉案工程的关联性，不能证明所采购的物品系涉案工程所需物品，也不能证明尹敬康是上述款项的付款人，因此，对该证据不认可。同时该组证据还存在大量证据重复的情形6、对所有的加油费票据不认可，理由同上。 第七组、第八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在对该两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之前，被告对上述证据做说明如下：在施工工程中，崔勇的工作人员张某等向中通、刘凤娟讨要工程款，而被告称其应向崔勇主张，因为根据合同约定，未到付款节点前的工程款由崔勇垫付，但张某等仍不听劝阻，继续向二被告讨要工资，并将证据六、证据七中所有的原件从施工地点取走，并向鹿泉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讨薪。在处理上述人员工资过程中，张某答应：一旦将崔勇欠付的工资支付完毕，其就将上述文件返还，无奈，刘凤娟将崔勇欠付的工资支付给张某等人，张某等也出具了保证书。但至今张某并未将上述资料返还。关于上述事实，劳动监察部门、中通公司、绿地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及刘凤娟均能证实。鉴于上述事实，发表如下质证意见：1、该两组证据虽然在原告手中，但不能证明原告就是实际施工人；2、张某为崔勇的工作人员，现又将其秘密窃取的施工资料提供给原告方作为证据，足以说明：（1）原告与被告崔勇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同案被告合法权益的情形，（2）张某与原被告双方均有利害关系，其证人证言已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对原告提交的第十组证据不认可：1、结合证据一的质证意见，原告本身就不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其从未对涉案工程进行过施工，即便被告认可该结论，原告也不是主张工程款的适格主体。2、37#-38#根本就不在刘凤娟的承包范围内，该部分工程不应纳入预算审计的范围。3、对预算审计结果不认可，明显偏高。 对第十一组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本案原告不是实际施工人，该证据明显是双方恶意串通伪造的。 对第十二组证据不认可，以现场勘验为准。 对第十三、十四、十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证据仅证明夫妻关系的事实，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同证据银行流水的质证意见。 被告中通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的三性不认可，中通建工与绿地集团签订的施工合同是2018年4月1日，合同中的开工日期也是2018年4月1日，而尹敬康与崔勇签订的合同是2018年2月，开工时间也是2月，且崔勇与尹敬康合同也早于崔勇与刘凤娟签订的合同，由此可知该证据明显是伪造的，与事实不符。合同第9条的付款方式说地下室完成后付50%，其实地下室只占总造价的10%，工期1-2个月，按住建部工期定额TY01-89-2016，查的定额工期为335天，大概11个月，正负零以下按2个月计，正负零以上用时9个月，也就是不考虑主管部门因环境原因停工的情况下，正常完工应支付140%，这不是正常业内人士所为，不符合正常逻辑，要么甲乙双方均不是专业人士，不是从事建筑行业，要么就是合同甲乙双方故意为之，为损害第三人利益故意捏造合同。 对证据2、3其他同刘凤娟质证意见。 对证据4三性均不认可，因为我公司与绿地签订的合同并非原告提交，该证据因为原告涉嫌伪造，其应说明该证据的来源。 对证据5-10同刘凤娟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7、8里面项目经理李彦平，经与中通公司核实我公司并没有李彦平该员工，请求审判长向原告核实李彦平身份，关于加盖我公司项目章，因当时该章在项目上，是否为原告私自加盖请一并予以核实。 对证据6、7、8，我司要求庭审过程中核实完毕后请原告予以返还。 对证据11，中通公司没有授权崔勇与所谓实际施工人尹敬康确认案涉工程量，授权其签署涉案确认单，该确认单也没有中通该章，我司不认可，同时，2018年6月刘凤娟已经与崔勇解除了合同，崔勇没有任何权利与所谓实际施工人尹敬康签署确认单，请法庭查实证据6、7、8的证据来源。 证据12-15同刘凤娟质证意见。 被告绿地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3，绿地公司承包给中通后，中通公司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分包合同内容与履行情况来看，这个合同已经涉嫌违法转包，所以该合同无效，崔勇与尹敬康的合同也无从说起。尹敬康和崔勇合同里第4条工程价款按工程总价1800万元，这里没有合同面积、范围，按照1800万，面积多少没有，合同后面没有签订合同日期。第9条付款方式同刘凤娟质证意见。 对证据6、7，如果说材料是尹敬康支付对，那么按照1800万一次性包死就亏大了，就没法说了，价格不合理。 对证据8，在去年12月份张某带领18名工人到省政府信访办上访，讨要80万人工工资，经过区政府及河北绿地、中通公司和张某、孔某、崔占良等协调，同意协调结果支付人工工资18万，该款项由中通建工打到劳动监察大队，由劳动监察大队现场发放，据了解现在还有4万无人来领，当时和张某协调工资给他解决，他负责把他拿走的资料送回来，但张某当场答复资料已提交给崔勇，无法拿回。 被告崔勇提交证据如下： 提交我与中通、刘凤娟签订的合同、银行流水。证明刘凤娟与中通说的与我签订的合同时间是4月不符。因为中通公司项目负责人刘凤娟与我签订的合同是2018年2月7日，4月签订过一份东区67-70号楼的合同，总合同第一次签订是8、9、10、15、16、17、37、38、50，中通与刘凤娟签订合同是有37、38、50，我与尹敬康一进场干的是37、38、50，刘凤娟称6月与我解除了劳务协议，我与她没有劳务协议，当时是他们公司郝荣宽为了应付上访，让我暂时离开几天，出示的解除劳务协议，所以劳务协议无效，因为我跟刘凤娟、中通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我们没有劳务协议，邓腊生的合同是中通公司甄总让我签订的劳务合同，当时还有一部分邓腊生的工资是从郝荣宽的爱人卡上转走，从我卡上转走22万元，2018年6月15日转走7万元。后又转走15万多元钢材款，中通公司与绿地签订的合同没有37、38、50，但是我与刘凤娟签订的合同有37、38、50，他们否认尹敬康事实是不属实的，尹敬康年前也与我在现场待一个月。中通公司基础是占整个主题工程量的50%，尹敬康提供的商业团体险由中通公司张晓慧通过我账户转让中通公司的，发票、保单直接邮寄给中通公司。 原告尹敬康的质证意见： 对三份合同真实性无异议，该3份合同工恰恰能够证明原告是本案的实际施工人。对付款流水真实性无异议。对崔勇陈述无异议。我是实际施工人，如果我不是施工人，我为什么给刘凤娟打20万元进场保证金。 被告刘凤娟的质证意见： 对被告崔勇提交的2018年2月7日分包施工合同不认可，该合同已经废止，针对该合同涉案工程以双方于2018年4月1日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为准。对其余的两合同无异议。对崔勇与郝荣宽银行流水与本案无关联性。对于崔勇所说通过郝荣宽的爱人支付的工人工资，也就是李雪娇证据里载明事实不认可，郝荣宽作为项目现场的工作人员，其明确表示不认识尹敬康，整个施工过程中也没有尹敬康的施工班组，所以证据显然是矛盾的，对于崔勇所说保单的过程恰恰与原告在费用清单里提交的保险费用相矛盾，按照原告的逻辑保单是原告买的，但是根据崔勇的陈述保单是崔勇买的，所以是矛盾的，对于崔勇陈述的是作为中通公司人员甄总签订的合同，这个事实不认可，请法院传唤相关人员予以查明，以印证崔勇当庭的陈述。对于崔勇陈述解除合同的过程不认可，由于崔勇欠付大量的工人工资，双方的合同已经无法履行，故而签订了解除合同，将双方所有的分包项目终止。 被告中通公司的质证意见： 同刘凤娟的意见，并补充如下：刘凤娟与崔勇之间的分包合同无效，因为我公司分包给刘凤娟后，合同不允许再分包。原告诉状中明确2018年2月10日崔勇才找到尹敬康说自己有一个工程，请求原告进行劳务分包，2月10日是正月初六，而崔勇在上述陈述中称在2018年年前尹敬康在工地已经待了一个月，2018年2月4日年三十，由此可知崔勇的陈述与原告的诉求事实与理由是相互矛盾的，也是不真实的。崔勇说地下室占主体工程的50%属于偷换概念，他们签订的协议是整个工程，而不只是主体工程。 37、38、50号楼均未在我公司与绿地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及我公司与刘凤娟签订的项目分包合同中，该3个楼体不属于我司承包范围。 被告绿地公司质证意见： 合同时间和诉状时间相矛盾，2月10日谈合同的，但2月7日就进场了，合同还没有签订就已经进场了。 被告刘凤娟提交证据如下： 第一组证据施工分包合同（两份）《施工分包合同》终止协议书，上述证据证明：刘凤娟于2018年4月1日与崔勇签订施工分包合同一份，将涉案西山小镇项目X8-10、15-17#别墅、X37、38、50#（含车库，37、38、50#未施工，原因在于该三栋别墅不在刘凤娟的承包范围内，以下称该部分工程为西区）转包给崔勇施工，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单价1850元/平米包死，但是该合同中的37、38、50并未实际施工，因为该三栋洋房不在刘凤娟承包范围内。同日与崔勇再行签订施工分包合同一份，将涉案西山小镇项目D67-70#别墅（含车库，以下称该部分工程为东区）转包给崔勇施工，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单价1950元/平米包死。2018年6月15日，刘凤娟和崔勇签订施工分包合同终止协议书，合意解除所有分包的施工项目。 第二组证据建设工程预算书一份，刘凤娟和崔勇解除合同后，多次联系崔勇对其施工部分进行结算，邓腊生失联，崔勇也不提交相关资料，无法结算。刘凤娟委托深圳群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西山小镇项目当时的工程量进行造价评估，评估报告显示工程造价为2284219.69元。证明目的：1、至刘凤娟和崔勇解除合同时，涉案工程仅有X15-17#、D67-70#别墅进行了部分施工、X8-10尚未施工。2、工程量决算价格为2284219.69元。 第三组证据《劳务分包合同》一份、邓腊生施工班组讨薪过程中向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人社保障所）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崔勇与刘凤娟签订施工分包合同当天，即2018年4月1日便与邓腊生签订扩大劳务分包合同，将西区施工合同项下工程发包给邓腊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邓腊生实际施工的是D67-70#别墅。2018年7月，邓腊生通过爬塔吊的方式恶意讨薪，并被鹿泉区白鹿泉乡派出所拘留，同时由人设保障所协调解决工资问题。该问题处理过程中，邓腊生向人社保障所提交了其分包工程的相关资料，包括考勤表，劳务协议等，以证明其是溪山小镇**的实际施工人。在工资处理过程中，其施工班组的相关人员提交了保证书及工资明细表，在人社保障所得协调下，刘凤娟将邓腊生施工期间的所有款项全部结清。结合邓腊生与崔勇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以及人社保障所存档的相关证据，足以证实邓腊生系溪山小镇项目东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不是原告。 第四组证据劳务分包合同、付款凭证、董泽田施工班组讨薪过程中向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人社保障所）提交的相关证据，崔勇与刘凤娟签订施工分包合同当天，即2018年5月1日便与董泽田签订扩大劳务分包合同，将溪山小镇建设项目分包给董泽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董泽田实际施工的是X8-10、15-17#别墅，但X8-10#并未施工，2018年9月，中通与重庆京都重新签订分包合同，仍由董泽田负责。结合董泽田与崔勇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付款凭证以及人社保障所存档的相关证据，能够证实董泽田系溪山小镇项目东区工程的实际施工人而不是原告。 第五组证据证明、石家庄市鹿泉区白鹿泉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所的相关档案资料、收条两份。刘凤娟与崔勇签订施工分包合同后并不知道崔勇将涉案工程全部分包了出去，在崔勇提出付款申请后，刘凤娟将部分款项或直接支付给崔勇，或支付给崔勇的指定账户，崔勇向刘凤娟出具了说明。并代崔勇支付了欠付的李国勇、史延硕、张雅总、孔某等工人工资。上述事实证明崔勇是实际施工人，不是本案原告。同时证明张某、孔某、史延硕、李国勇等均为崔勇聘用的工作人员，不是原告的工作人员。 第六组证据郝荣宽出具的证明一份、李国勇出具的工地情况一份，证明邓腊生、董泽田系溪山小镇项目的实际施工人，原告未参与涉案工程的任何施工。原告与崔勇签订之间的合同完全是双方恶意串通的而虚构的合同，退一万步讲即便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该合同也因由邓腊生、董泽田的实际履行而解除。 原告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1、对2018年4月1日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两份《施工分包合同》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不认可被告刘凤娟的证明目的。2、对证据一中《施工分包合同》终止协议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本案的关联性均不认可，而且该协议书中关于《施工分包合同》的签订时间月和日都是空白的，所以，也跟不能确认解除的是哪一份合同。 对证据二：《建设工程预算书》的三性均不认可。首先，该证据没有原件，所以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次，该预算书存在没有委托手续、《深圳群伦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质证书、没有参与造价工程师的资质证书以及来源不明等情况。所以，不认可该证据的合法性。再次，该证据并不能证明其目的。 对证据三的质证意见：1、对第14、15、16、17、18、19、20、21、22、23页2018年7月6日张树生签字的工资表无异议，因为该证据和原告提交的证据中的第116、115、114、112、113、114、112、113、116、115（第五组证据），而且该证据的原件原告也提供并当庭进行了质证。原告举证时被告刘凤娟、中通公司，绿地公司等不予认可，但是自己却又提供了和原告一样的证据，这就直接证明了被告刘凤娟、中通、绿地公司在做虚假陈述，目的就是通过扭曲事实、掩盖真想的办法否认原告实际施工人的身份，进而赖掉应承担的债务。2、对证据三第53页，张明亮、张旭明、赵庆辉等人的保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不认可，但是该证据与刘凤娟提供的证据六中郝荣宽的《证明》自相矛盾，该证明中说，除董泽田、邓腊生两个施工班组外，包括尹敬康在内的其他任何班组均未参与过该项目的施工建设，但是现在却又提供了张明亮班组的施工材料，很明显刘凤娟提供了自相矛盾的虚假证据。3、对其中《劳务分包合同》、《60、70号楼劳务协议》等其他与原告证据不一致对证据，因为均未提供原件，真实性无法核实，来源的合法性与无法证实，所以对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关联性均不认可。 对证据四的三性均不认可。 对证据五中刘凤娟给孔某2018年7月5日的汇款单无异议，对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该证据恰恰能够证明刘凤娟认可原告的工地负责人孔某是案涉项目施工人员之一，间接证明了原告就是案涉项目实际施工人的客观事实。对证据五中其他证据的三性均不认可。 对证据六的三性均不认可。 被告崔勇的质证意见： 1、对证据1合同无异议，但是终止协议是伪造的，因为我没有签过终止协议，签字没有刘凤娟对签字，当时有王学林、郝荣宽、孔某、李国勇、史严硕，当时李国勇打印的，打印的内容是崔勇不再是中通公司溪山小镇项目对负责人，当时李国勇是我招聘去的，李国勇问我是不是不负责了，我说不是，我说是因为应付上访，6月18日在郝荣宽爱人账户转钱，就是为了开工人工资，终止协议是6月15日，我与中通向父子人工作内容关于溪山小镇的工作内容的聊天记录有记录。包含合同上面没有日期，与原条件不符终止协议当时是中通的项目章，不需要刘凤娟签字，让我签署一个解除崔勇现场管理协议，这个字不是我签的，手印不是我摁的，当时签的内容没这么多，并且这个内容是虚无的。 2、建设工程预算书，不可认，只是单方的。 3、劳务分包合同与邓腊生签过合同，但是这份合同不予认可，当时签署的是不到1万平方米，并且没有原件，不认可，这份合同写的2.5万千米，所有的数据都不对。 4、与董泽田的这份合同没有原件，与董泽田签署的2万平方千米，合同上签的是3万平米，并且合同是复印件。 5、汇款的证明认可，但是时间是2008年7月19日，解除施工合同写的是6月15日，但是现在工作内容的收回证明是6月15日后的，所以与上面解除合同是不一致的。 6、郝荣宽证明的楼号及实际楼号不一致，与合同不符，缺少38、39、50。 7、李国勇的证明只是一个工程量的结点无异议。 被告中通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刘凤娟证据一、二组三性及证明目的对均认可。 第三组均予以认可，该证据也与中通公司所提交等劳动监察大队所证明等事实相印证。 第四、五证据三性均认可。 被告绿地公司的质证意见： 为刘凤娟证据无异议。67-70四栋楼实施工人是邓腊生，2018年7月1日开始农民以工资问题开始上访，并且7月10日下午邓腊生爬塔吊恶意讨薪，白鹿泉乡派出所、鹿泉区消防大队均出警，白鹿泉派出所以扰乱社会治安行政拘留10天，实际施工人是邓腊生，不是崔勇陈述陈述的事情。溪山小镇西区开工比东区晚，所以西区实际施工人是董泽田，关于董泽田和中通的纠纷在鹿泉法院在处理中。 被告中通公司提交证据如下： 证据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证明中通建工承包了西部长青小镇X8#、9#、10#、15#、16#、17#、D67#、68#、69#、70#联排住宅建筑施工项目中通建工将所承包的西部长青溪山小镇X8#、9#、10#、15#、16#、17#、D67#、70#联排住宅建筑工程，中通建工为该项目总承包人，原告提交的证据四是虚假、不真实、伪造的。中通与绿地集团签订的合同及约定的施工时间为2018年4月1日。 证据2：《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及承诺书刘凤娟份包了西部长青小镇X8#、9#、10#、15#、16#、17#、D67#、68#、69#、70#联排住宅建筑工程，刘凤娟自负盈亏。中通建工将所承包的西部长青小镇X8#、9#、10#、15#、16#、17#、D67#、68#、69#、70#联排住宅建筑工程发包给刘凤娟，刘凤娟为该工程实际施工人，该项目由刘凤娟自负盈亏。 证据3：解除合同通知书董泽田与崔勇解除合同关系董泽田通知中通建工，其与崔勇解除合同，要求中通建工将劳务费直接支付给董泽田，西区实际施工人为董泽田而非尹敬康。 证据4：申请书，崔勇不能按时拨付劳务费，董泽田请求中通建工按照崔勇与董泽田签订的协议内容直接签署劳务协议。西区实际施工人为董泽田而非尹敬康。 证据5：劳动监察大队证明西部长青溪山小镇项目东区实际施工人是邓腊生。西区实际施工人是重庆市京都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而非尹敬康。 证据6：《西部长青溪山小镇建设项目扩大劳务分包合同》及授权委托书，重庆市京都劳务有限责任公司对该项目西区劳务部分进行承包。中通建工将该项目西区X8#、9#、10#、15#、16#、17#、劳务部分分包给重庆市京都劳务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授权董泽田为该项目代理人，负责现场管理，重庆市京都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代理人，而非尹敬康。 证据7：关于张某反映中通公司欠薪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证明张某的工资已经解决，原告却重复主张属于恶意拼凑工程款数额，不应得到法庭支持，该答复意见书也与被告刘凤娟提交的证据5中2019年3月4日鹿泉区和社会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里面的内容是相印证的。 原告尹敬康的质证意见： 1、对证据1的三性均不认可，该证据是绿地公司和中通公司签订的，该二公司完全可以随时签订和变更合同，所以不具备参考价值。 2、对证据2的三性均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刘凤娟代理律师当庭承认转包给了崔勇，崔勇又当庭认可转包给了原告，而且相互之间还有合同。再者，崔勇将项目转包给原告和转包给邓腊生、董泽田是没有区别的，崔勇没有必要和动机作虚假陈述，所以实际施工人就是原告而非刘凤娟。 3、对证据3的三性均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崔和董之间的合同客观上以及按照崔勇所说本就是无效的，也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只是为了应付上访事宜而为。 4、对证据4的三性均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 5、对证据5的三性均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 6、对证据6的三性均不认可，对其证明目的也不予认可。 7、对证据7，该证据为复印件，对三性均不认可，对中通公司证明目的不认可，但是根据中通公司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中通公司认可张某是案涉项目的施工人之一。 被告崔勇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1建设施工工程施工合同上面的楼号跟我和刘凤娟签署的不符； 对证据2不认可，我没有见过这个合同； 对证据3项目实际负责人是尹敬康，西区在2017年12月份尹敬康一直在西区负责和省四建作为一个项目部； 对证据4申请书不清楚； 对证据5劳动监察大队的证明不清楚； 对证据6不予认可，我不知道这个劳务公司是怎么来的；对证据7不太清楚，张某是原告这边的施工人，其他的我不清楚。 被告刘凤娟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一没有异议，该证据恰恰说明37、38、50号楼不在中通公司的承包范围内，自然也不在刘凤娟、崔勇的承包范围内，进而证明尹敬康的评估报告是虚假的； 对证据二没有异议； 对证据三证据五没有异议，同时该组证据能够与刘凤娟的陈述及证据相互印证，证明尹敬康并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对证据六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中所涉工程的工程款，重庆京都已经向鹿泉区法院提起诉讼，该证据能够说明尹敬康不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 对证据七无异议，该证据中还有一张领取明细，上面有孔某等人领取的签名，该证据能够证明原告存在重复举证以达到获取工程款的事实。 被告绿地公司的质证意见： 对证据无异议，37、38、50在2017年年底、36、37、38、39、50五栋洋房分别承包给河北四建和中通，当时37、38、50是中通，但是2018年绿地对项目没有图纸没有到位暂时停工，所以38、39、50因项目停工，也就不在合同范围内。 被告绿地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案诉讼中，被告崔勇对被告刘凤娟提交的《施工分包合同》终止协议书中乙方落款处“崔勇”之名是否崔勇本人所签写进行鉴定。本院依法委托河北盛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落款时间2018.6.15的中“乙方”处签有的“崔勇”之名是崔勇本人所签写。 原被告各方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 经审理查明：绿地公司与中通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将西部长青溪山小镇X8#、9#、10#、15#、16#、17#和D67#、68#、69#、70#发包给中通公司施工建设；中通公司与刘凤娟签订《项目施工内部承包协议书》将上述工程发包给刘凤娟施工建设；刘凤娟与崔勇签订《施工分包合同》，将上述工程发包给崔勇施工建设；崔勇又分别与尹敬康、邓腊生、董泽田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再次将案涉工程进行分包。 另查明：重庆市京都建筑劳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京都公司）与中通南宫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绿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冀0110民初2345号，以下简称2345号案），由本院受理并于日前作出判决。2345号案查明绿地公司将西部长青溪山小镇西区建设项目工程交由中通公司施工，中通公司将其工程劳务分包给京都公司，京都公司于2018年5月26日进场施工，因该项目未取得相应的合法手续，被相关管理部门责令停止施工，于2018年12月9日停止施工。中通公司在2018年11月5日、11月12日、11月29日向京都公司共支付1206690元，2018年9月2日京都公司工作人员董泽田从中通公司支取20万元，京都公司被停止施工后，民工向中通公司索要余下的全部工资被拒，向鹿泉区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鹿泉区劳动监察大队进行处理，被告绿地公司向鹿泉区劳动监察大队支付200万民工工资，中通公司支付30万。判决中通公司再行支付劳务工程款1393310元；板子、方子款、钢管、塔吊租赁费用、房租费用、零星建设费用、钢筋、机械等费用共计1990620元；违约金200000元。 本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禁止承包人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给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或者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本案中，涉案工程的发包人为绿地公司，总承包人为中通公司，尹敬康、崔勇、刘凤娟均为无施工资质、劳务分包资质的自然人，本案中，以上述三位自然人为合同当事人所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无效。原告诉称其与被告崔勇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一份，并进行了施工，据此要求四被告支付工程款。但被告刘凤娟、中通公司、绿地公司对此均不予以认可，三被告均认可将涉案工程分包给崔勇，崔勇再分包给董泽田、邓腊生，涉案工程的西区部分先由董泽田施工，后由董泽田所属的京都公司继续施工，东区部分系由邓腊生施工的事实。由此，原告尹敬康是否为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本案审理的核心问题。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施工人主张工程款时即应提交证明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成立的证据，还应提交证明建设工程合同履行情况的证据。本案中，原告尹敬康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是案涉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一、庭审中被告刘凤娟、中通公司、绿地公司对原告尹敬康与被告崔勇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不予认可，该合同约定乙方在地下室工程完成后，付给乙方劳务费的50%，但涉案工程的地下室工程量仅占全部工程的10%左右，剩余劳务款不按工程节点而是按月支付等等明显不符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付款约定习惯，同时通过对比被告崔勇分别与邓腊生、董泽田的《劳务分包合同》和中通公司和绿地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被告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中来看，总包合同与分包合同的付款节点约定基本一致，再将原告与被告崔勇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与崔勇分别与邓腊生、董泽田的《劳务分包合同》、中通公司和绿地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被告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来看，不仅本案诉争劳务分包合同中的付款方式与邓腊生、董泽田不同，也与总包合同的付款节点明显不一致，诉争劳务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原告与被告崔勇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付款方式明显不符合常理；而对比崔勇分别与邓腊生、董泽田的《劳务分包合同》和中通公司和绿地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被告刘凤娟与崔勇签订的施工分包合同中来看，付款节点的约定基本一致，鉴于上诉事实本院对被告刘凤娟、中通公司、绿地公司的质证意见予以采纳；二、从劳务分包合同关系来看：原告为证明其实际施工人的身份提交了其与被告崔勇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为西部长青溪山小镇建设项目，地，地点家庄是鹿泉区梁庄村。被告刘凤娟提交了被告崔勇分别与邓腊生、董泽田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约定工程名称也为西部长青溪山小镇建设项目，地，地点石家庄是鹿泉区梁庄村告崔勇当庭认可刘凤娟提交的该两份劳务分包合同的真实性。同时根据本院(2019)冀0110民初2345号案查明的事实，中通公司与京都公司签订的《西部长青溪山小镇建设项目扩大劳务分包合同》中的约定，工程名称也为西部长青溪山小镇建设项目，地，地点石家庄是鹿泉区梁庄村泽田系京都公司的工作人员。从上述四份劳务分包合同的合同当事人来看，尹敬康、邓腊生、董泽田、京都公司均为案涉溪山小镇项目的劳务分包人。原告提交的证据五中邓腊生出具的多笔劳务款收条能够证明邓腊生实际参与了涉案工程东区67-70#楼的施工；本院2345号案查明的事实能够证明董泽田、京都公司也是涉案工程的实际施工人，其施工的范围是溪山小镇项目西区15-17#楼的施工；而从原告提交的证据十的证明内容及目的来看，原告所主张的是67-70#、15-17#、37-38#、50#楼的劳务款，从原告申请的证人证言来看，原告的施工范围还要包括该项目的8-10#楼，上述施工范围已经涵盖了溪山小镇项目中邓腊生、董泽田、京都公司的施工范围，尹敬康、邓腊生、董泽田、京都公司的施工范围明显存在交叉，鉴于此，原告的证据也无法排除其他实际施工人的存在，不能证明原告所诉称的其是溪山小镇项目的唯一实际施工人。三、从建设施工合同的履行角度看：首先，原告提交李雪娇、武兵的银行流水以证明其工程款的支付情况，被告刘凤娟对此不予认可，并提交了崔勇给刘凤娟出具的收据。李雪娇、武兵的证明仅在其与尹敬康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对本案其他当事人均不发生效力，不能视为是对劳务分包合同的履行，同时原告提交的所有银行流水中未见通过其个人账户直接向民工、材料商等支付过相关款项的证据，也明显不符合常理；相反崔勇出具的收据恰恰是对刘凤娟与崔勇之间《施工分包合同》的履行。其次，原告提交《结算单》、《出库单》《发货单》、《收款收据》、发票、《工程材料报审表》、《材料进场验收记录》《检验报告》等施工材料以证明其合同履行情况，但按照尹敬康与被告崔勇的《劳务分包合同》的约定，上述施工材料应该由被告崔勇组织、持有，不应由原告持有；不能基于原告持有该部分证据便认定其为实际施工人，同时上述材料均不能直接证明原告系实际施工人。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尹敬康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7800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6份），上诉于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递交上诉状之日起7日内预交上诉费67800元（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的，按规定处理。 审 判 长  李霞 人民陪审员  王乾 人民陪审员  王媛 二〇二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樊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