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03民初229号 原告：杨友凤，女，1949年5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舒城县，系刘兆林妻子。 原告：杨晓，女，1979年5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系刘兆林长女。 原告：刘扬（曾用名刘杨），女，1974年3月8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系刘兆林次女。 上述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晖，安徽龙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400004850003071。 负责人：许戈良，该院院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常青，男，安徽省立医院胸外科医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代光敏，男，安徽省立医院法律顾问。 原告杨友凤、杨晓、刘扬与被告安徽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杨晓、刘扬及原告杨友凤、杨晓、刘扬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晖，被告安徽省立医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柳常青、代光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杨友凤、杨晓、刘扬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安徽省立医院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13501元（赔偿清单：医药费33047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800元、护理费6944元；死亡赔偿金343930元、丧葬费37189元、治丧人员误工费2万元、交通费、2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86092元、精神抚慰金8万元、鉴定费15000元，共计627002元，按照同责划分为313501元）；2.本案诉讼费由安徽省立医院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5月27日，患者刘兆林（以下简称患者）因中段食道癌入住安徽省立医院进行治疗，6月5日下午进行了手术，手术比较成功，患者身体逐渐恢复。6月9日凌晨1点50分许，陪护人员发现患者出现严重不适情况，陪护人员立即呼叫了医院人员。医务人员到场后未立即采取抢救措施，直至2点03分患者胸腔大量进气，呼吸心跳骤停，医护人员才开始抢救，之后才发现胸引管出现I°漏气。至2点50分，刘兆林脑部受损严重，全身气肿、气胸，陷入深度昏迷，后转入ICU病房。2017年7月21日15时50分，患者刘兆林死亡。以上事实，杨友凤等认为安徽省立医院存在以下严重过错：1.医疗行为严重失职，造成胸引管出现I°漏气；2.6月9日凌晨1点50分患者陪护人员反映患者不适，院方至2点03分才开始抢救，未及时发现胸引管I°漏气情况，且严重延误治疗时间；3.抢救及后续措施不当，患者出现气胸、昏迷等症状，最终导致患者死亡；4.安徽省立医院赔存在篡改病历的嫌疑，6月9日凌晨1点50分许呼叫义务人员至2点03分抢救存在记录空白。综上所述，杨友凤等认为安徽省立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其过错导致患者刘兆林的死亡，为维护杨友凤等的合法权益，诉至法院，望判令所请。 安徽省立医院辩称，1、本案中，患者刘兆林因中段食管癌于2017年5月27日入住安徽省立医院，完善术前检查，手术指征明确，未见明显手术禁忌,术前充分沟通并发症风险后于2017年6月5日在气管内全麻下行“胸腹腔镜联合IvorLewis食管癌切除术”,手术顺利，术后恢复良好,已能下床清动。术后留置腹腔引流管，及时观察，因此安徽省立医院在术前已充分预计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并已采取预防措施，且手术操作严谨、规范。2、2017年6月9日凌晨在夜班护士巡视病房时,患者家属按铃呼叫，值班护士立即至床边查视患者,患者神志清楚,诉胸闷、呼吸困难。查体:呼吸急促、触之脉搏108次份/分,呼吸32次/分,面部及双上肢可触及皮下气肿,胸引管可见I°漏气，值班护士予以吸氧及心理安慰，返回取心电监护仪给予心电监护血压、血氧饱和度,心电监护示：心率119次/分，律齐,血压168/100mmHg,SPO295%,患者各引流管在位、通畅,胸引管仍I°漏气，监护过程中呼吸困难症状迅速加重,值班护士立即呼叫值班医生，护士返回病房途中,患者家属出门呼叫，约2：03两名值班医生立即奔赴至床边，患者呼吸急促,呼之不应，皮下气肿进行性加重，血氧饱和度、血压、心率进行性下降,约2:05，出现呼吸心跳停止。遂予以床边胸外心肺复苏，切口撑开排气，请ICU及麻醉科急会诊，紧急床边气管插管。经积极抢救，患者心跳恢复，但意识未恢复，带气管插管转转ICU继续治疗。在ICU治疗期间，安徽省立医院积极协助ICU进行治疗，并由ICU组织全院进行讨论，患者病情逐渐趋于平稳，因此，安徽省立医院整个治疗及抢救过程符合规范，由于患者早期症状不典型，病情进展迅速，给诊疗工作带来较大的困难，安徽省立医院诊疗行为无任何过错之处。3、法院委托的司法鉴定意见中指出引流管漏气属于并发症范畴，在临床实践中，针对该并发症的防范方面应当早发现早处理，并认为安徽省立医院在病案记录中未见医院及时给予患者引流处理情况记载，提示医院亦存在不足，安徽省立医院认为，该鉴定意见不能成立，因为在6月8日23：00指测血糖时，患者未诉不适，说明当时并不存在引流管漏气情形，即便按照患者提出6月9日凌晨呼叫医务人员时，院方护理人员也是及时赶到，并予以吸氧及心理安慰，返回取心电监护仪给予心电监护等一系抢救措施，患者所述的2:03予以抢救指的是值班医生到达予以抢救，不能与之前护理人员的抢救混为一谈，因此，杨友凤等诉称的严重延误治疗时间根本不能成立，鉴定机构认定的医疗机构不足没有任何依据，且该不足根本成为认定同等程度原因力范围的判断依据，本案中不能认定医方存在医疗过错。同时，本案中患者在ICU抢救治疗过程中，由于患者亲属拒不配合治疗，与患者病情恶化有着密切关系，且在治疗过程中恶意拖欠医疗费用，至今以种种理由不予交纳，本案应当一并处理患者亲属拖欠的医疗费用，安徽省立医院应当支付拖欠的各项医疗费用。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鉴定机构自身也认为本案患者系高龄，且罹患中段食管癌，且患者病情变化迅速且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在患者亲属拒绝尸检的情况下却认定医方存在同等原因力责任程度，该鉴定结论严重违背医学规律，不符合鉴定的专业及科学原则，认定结论不能成立，应当予以重新鉴定，以维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和法律的正确实施。 杨友凤等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杨友凤、杨晓、刘扬身份证、户口本、刘兆林身份证、安徽省立医院病程记录、预缴费凭证、死亡通知书、鉴定费发票、司法鉴定意见书；安徽省立医院围绕辩称依法提交了病案材料一套；针对上述证据，杨友凤、杨晓、刘扬、安徽省立医院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故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5月27日，患者刘兆林因“进食梗阻2月余”入安徽省立医院治疗，诊断为中段食道癌、高血压病、2型糖尿病、肾囊肿（后天性）。6月5日，安徽省立医院与刘兆林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给与其行腹腔镜联合IvorLewis试管切除术，术后留置引流管。6月9日2点03分，刘兆林胸闷不适，颜面部及全身可触及大量的皮下气肿，胸引管出现I°漏气。2点05分，刘兆林呼之不应，呼吸心跳骤停，意识丧失，全身青紫，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医护人员抢救至2点50分，刘兆林脑部受损严重，全身气肿、气胸，陷入深度昏迷，后转入ICU病房。2017年7月21日15时50分，刘兆林突发病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安徽省立医院向死者家属出具死亡通知书，告知如对死亡原因有异议，应在患者死亡48小时内向合肥市卫生局提出尸检的书面申请，杨友凤作为家属在死亡通知单上签署“拒绝尸解”。 杨友凤、杨晓、刘扬认为安徽省立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故于2018年8月31日诉至本院[案号为（2018）皖0103诉前调622号]，要求安徽省立医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依据杨友凤、杨晓、刘扬以及安徽省立医院的申请，本院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以下事项进行鉴定：安徽省立医院对刘兆林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损害后果与安徽省立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及参与度。 2019年8月20日，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出具(京)法源司鉴[2018]医鉴字第762号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安徽省立医院对被鉴定人刘兆林的诊疗过程存在过错，与被鉴定人出现病情变化结果及最终死亡结果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医院医疗过错与被鉴定人损害结果的原因力程度，从技术鉴定立场分析建议为同等程度范围。杨友凤、杨晓、刘扬为此预缴鉴定费15000元。2020年1月7日，本案转立正式案号。 另查明：刘兆林出生于1947年4月3日，其与杨友凤系夫妻关系，两人生育长女杨晓、次女刘扬，刘兆林的父母均已去世。 本院认为，刘兆林到安徽省立医院接受治疗后死亡，与安徽省立医院形成了医患关系。安徽省立医院在对刘兆林的诊疗过程中，刘兆林于6月9日2点03分出现颜面部及全身皮下气肿，提示引流管漏气发生一段时间，但在送检护理记录中6月8日23:00至6月9日2点03分无护理内容记载，因刘兆林术后护理等级为一级护理，因此反映医方位尽到相应护理等级的护理观察义务；刘兆林在出现引流管漏气后，未及时给与患者引流管处理情况登记，安徽省立医院存在不足。关于刘兆林死亡后未经尸检的责任归属问题。《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本案中，杨友凤作为家属在死亡通知单上签署“拒绝尸解”，说明安徽省立医院已履行告知尸检的义务。根据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的鉴定意见，综合考虑安徽省立医院诊疗行为的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由安徽省立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 对于杨友凤、杨晓、刘扬的损失，本院认定如下： 1、住院伙食补助费。刘兆林住院56天，按照50元/天的标准计算，确定住院伙食补助费为2800元（50元/天×56天）。 2、护理费。刘兆林住院56天，杨友凤等主张6944元（124元/天×56天），本院按照2019年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123.48元/天标准，经计算确定护理费为6915元（123.48元×56天） 3、死亡赔偿金。刘兆林死亡时年满70周岁，即死亡赔偿金应当计算10年。杨友凤等主张按照安徽省2019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93元的标准计算刘兆林死亡赔偿金，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确定死亡赔偿金为343930元（34393元/年×10年）。被抚养人生活费，杨友凤等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被抚养人无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故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4、丧葬费。本院按照安徽省2018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74378元的标准，计算6个月，符合法律规定，经计算确定丧葬费为37189元（74378元/年÷12个月×6个月）。 5、交通费。刘兆林住院56天，本院酌定交通费1120元。 6、近亲属办理丧葬事宜误工费。杨友凤等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为办理刘兆林丧葬事宜而实际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及误工费的具体数额，本院酌情确定为2000元。 7、鉴定费。关于诊疗过错鉴定费15000元，系杨友凤等在本案在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预缴的费用，本院予以确认。 上述费用合计为408954元，安徽省立医院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为204477元。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因刘兆林的死亡使杨友凤、杨晓、刘扬精神上遭受到巨大伤害，结合安徽省立医院的过错程度及当地生活水平，本院酌定安徽省立医院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万元。综上安徽省立医院应向杨友凤、杨晓、刘扬赔偿244477元（204477元＋4万元）。杨友凤等提交的医药费收据系预交金收据，不能证明医药费实际发生数额，故对于杨友凤等要求支付医药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安徽省立医院辩称要求对刘兆林尚未结算的医药费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因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反诉并缴纳反诉费用，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徽省立医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杨友凤、杨晓、刘扬支付赔偿款244477元； 二、驳回原告杨友凤、杨晓、刘扬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3020元，由杨友凤、杨晓、刘扬共同负担536元、由被告安徽省立医院负担2484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胡玲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 书记员  缪妍 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第六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第二十二条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七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第十九条医疗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额确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确定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已经发生的医疗费一并予以赔偿。 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 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十条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明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