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1民终2389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张凯凌，女，1974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敬汉，广东南天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吴盛河，广东益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伟生，男，1949年6月1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玩珍，女，1954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国棠，广东丞洛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骆鼎，男，1961年12月1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原审第三人：刘志权，男，1969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原审第三人：高怀德，男，1970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张凯凌因与被上诉人张伟生、刘玩珍、原审第三人骆鼎、刘志权、高怀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4民初211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张凯凌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张伟生、刘玩珍归还欠款552.5万元，并支付从2011年8月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日止为240万元），以上共计792.5万元；2.本案受理费由张伟生、刘玩珍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1.张伟生、刘玩珍提交的《转让合同书》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股权转让合同书。该合同并未涉及广州市润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基装饰公司）的股份，也没有明确转让多少股份。如果转让润基装饰公司100%的股份，但转让方只有一个股东张某3，所以很明显该合同不是股权转让协议。2.无论该合同是股权转让协议还是土地转让协议，都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签订后，张伟生并没有按约定付款，张伟生支付的100万元也并非该合同的定金。《转让合同书》第四条明确约定“甲方每收到乙方款项，将开具收款收据给乙方，收款凭证是履行本合同交易的依据”。按该条款的约定，如果张伟生支付的100万元是《转让合同书》约定的定金，那么张伟生应该提供转让方张某3出具的收款收据，但张伟生并未能提供收款收据，可见该100万元并不是该《转让合同书》所述的定金。3.张伟生也没有在签订《转让合同书》后3个月内付款500万元。《转让合同书》第五条约定“付款期限为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逾期乙方未能内向甲方付清款项，则作违约处理，原付的前期款项归甲方所有，则本合同作废，甲方有权将上述土地另行处理”。按该条款的约定，由于张伟生没有在签订合同3个月内支付500万元，已属违约，《转让合同书》作废，原付的前期款项归张某3所有。即使张伟生支付的该100万元是《转让合同书》所述的定金，张某3也有权没收。由于按《转让合同书》的约定，因为张伟生违约，该合同已经是作废的，如果张伟生认为转让方张某3不追究张伟生的违约责任，同意继续履行《转让合同书》的，应提供证据证明。4.《转让合同书》没有实际履行，张伟生没有按约定付款，润基装饰公司的股份及公司名下的土地权属也没有变更登记在张伟生的名下，张伟生没有也不能依据《转让合同书》取得润基装饰公司的股份和土地，所以张伟生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上作为担保人签名时也没有任何异议。5.润基装饰公司股权转让前的登记股东是张某3和张某2，实际上润基装饰公司是张某3全部出资，张某2仅是挂名股东，是代张某3持有股份。张某2称是代张伟生持有，这不是事实，也没有证据支持。6.张伟生提交的《转让合同书》等证据，是在一审开庭前当庭提交的，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举证期限，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7.关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关系及张伟生应支付利息的计算，张凯凌已提供了证人张某1予以证实，证人张某1的证言是客观的，也是合情合理的。8.张某3在去世前的2014年1月17日，曾经向张凯凌出示一张说明，证明张伟生曾经向张某3借款的事实。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应予改正，张伟生应归还张凯凌欠款并支付利息。张伟生、刘玩珍辩称：请求法院驳回张凯凌的上诉请求，并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1.本案中，2011年由张伟生及张某3签署的《转让合同书》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均是在张某3清晰的情况下，并在广东合誉律师事务所见证下签署，相应的权利及义务已明确记载。而且从《转让合同书》及相应的证明、声明可知，本案中张伟生具有润基装饰公司的股权，并以张某2的名义代为持有，因此2011年的《转让合同书》及《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的款项是由张伟生及张某3两个账户分别收取，金额双方予以确定，由此更能证明润基装饰公司的股权是张某3及张伟生共同持有。2.《转让合同书》所记载的事项及张某3在《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确认由张伟生收取552.5万元的记录相互印证，可以证明张伟生已经履行了《转让合同书》中的义务，并且从2011年至2018年张某3去世时，均未发生任何的股权及债权债务争议，而张凯凌却在其父亲张某3去世后，通过虚假手段骗取张某2签署文书而提起了本案的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诉讼时效及证据规则，均可认定张凯凌的上诉请求并不合理，也不合法，应当转交公安机关予以侦查。3.通过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庭审获悉，张某2当庭确认其作为张伟生的股权代持人，同时有邓某作为见证人，已确认了润基装饰公司的股权情况，一审法院未在判决书中予以记载，并称张某2的陈述没有证据证明，而不认定张伟生的股权结构，由此导致张凯凌提出张某2的股权是张某3实际持有，一审判决存在漏洞及错误。根据张凯凌的陈述，其应当举证证明张某2是张某3的挂名持有人，否则其上诉的依据和陈述应予驳回。4.花都市花东润基商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基商业公司），与本案的润基装饰公司并非同一家公司，双方的主体资格并不一致，注册的资本也不相同，因此润基商业公司出资比例的情况与本案并不相关。而且根据张伟生持有的材料可以证明，无论是润基装饰公司，还是润基商业公司，所涉及的土地征收款所要支付的款项均是由张伟生单独支付，因此张伟生持有润基装饰公司股权是客观的。5.张凯凌二审所提交的说明，该说明上的签名并非张某3所签署，同时该说明并不能证明张某3及张伟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因此张凯凌要求二审法院支持张某3、张伟生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缺乏事实及证据，应当予以驳回。骆鼎、刘志权、高怀德未到庭亦未作陈述。张凯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张伟生、刘玩珍归还欠款552.5万元，并支付从2011年8月起至清偿日止的利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暂计至起诉日止为240万元），以上共计792.5万元。2.判令张伟生、刘玩珍承担本案的受理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死者张某3于2018年9月16日因病死亡，余催大是张某3的妻子，张凯凌、张振忠、张骏荣、张凯茵、张凯莉是张某3的子女，陈健楚是张凯凌的丈夫。张某3的父母均已故。润基装饰公司是由股东张某3占公司股份66.67%、股东张某2占公司股份33.33%成立的有限公司。2011年，股东（转让方）张某3、张某2与第三人（受让方）骆鼎、刘志权、高怀德及担保方（案外人）张普文、广州市伟源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张某3、张某2将润基装饰公司的全部股权以1102.5万元价款转让给第三人骆鼎、刘志权、高怀德，受让方收取转让款的账户为：开户银行广州银行沙河支行，户名张某3，账户10×××02，收取550万元；开户银行：广州银行沙河支行，户名张伟生，账户62×××06，收取552.5万元。协议签订后，第三人分别对上述两个账户支付550万元、552.5万元。2011年1月14日张某3与张伟生签订《转让合同书》，约定：张某3将润基装饰公司及花东保良村14162.34㎡土地【国土证编号：花国用（2006）第721537号】以6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张伟生；合同签订后，张伟生于合同签订日支付100万元给张某3作为合同定金。合同还约定：“签订合同之日起3个月，张伟生支付张某3500万元，张某3收到张伟生所付600万元后，润基装饰公司和伟源公司归张伟生所有，与张某3无关。”张凯凌的证人张某1（男，汉族，住花都××××号。公民身份证号码）陈述：我的二伯张伟生欠我大伯张某3的钱。我爸是他们的堂弟，我是他们的堂侄子。2011年的时候因为我的堂兄弟张普文找过我一次借款，我跟他说贷款要抵押，我就跟我的同学说明了，但我的同学贷不了款，我就知道二伯张伟生家里缺钱。他们之间本来关系挺好，但是到我们清明的时候就他们分开吃饭了，之间是有点纠纷。我大姑张秀琼说他们因为钱的事情闹翻了。我问过我堂哥张振忠，他说是因为卖地的事情。听说是二伯卖了地没有给钱给大伯。在2017年4月、5月左右，我去全球通大厦喝茶的时候见到我大伯去打个招呼，当时聊起，大伯就说是二伯欠他的钱。我在2012年清明的时候，听张振忠说张伟生欠张某3500万元。张伟生、刘玩珍的证人邓某（男，汉族，1956年10月7日出生，住广州市荔湾区允贤坊6号之一。公民身份号码：）陈述：在2011年我的两表哥张某3与张伟生，要见证一下他们之间签的润基装饰公司的转让合同，由张某3转让给张伟生，具体转让什么我不清楚。2011年1月14日股权转让合同，以及其合同后附件有声明，是张某3、张伟生的签名，上面的证明书有我的签名。张伟生、刘玩珍的证人张某2（男，汉族，1948年6月1日出生，住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七庄村田心庄北一巷14号。公民身份号码：）陈述：对于张凯凌让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因我不认识字，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就签了。里面写的什么我不知道。除了我签名外，当时这份东西用笔写的内容都是空白的。另张凯凌提供了张某3于2012年诊断证明、出院记录、以及2017年至2018年入院单据（证明了张某3生病的情况）、伟源公司工商登记情况和张某1出具的书面证明。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为民间借贷纠纷，张凯凌认为张伟生、刘玩珍应清偿欠其父亲死者张某3的借款552.5万元及利息，但应依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张伟生与张某3存在借贷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一、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问题；二、张凯凌的父亲张某3与张伟生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焦点一，关于原告的主体资格问题。张伟生、刘玩珍认为张凯凌、陈健楚擅自使用余催大、张凯莉、张凯茵、张骏荣、张振忠的身份并冒充其签名对本案进行诉讼。对此，一审法院要求原告方到庭予以确认起诉的真实性，但余催大、张凯莉、张凯茵、张骏荣、张振忠向一审法院书面表示放弃本案纠纷可能获得的权益，也不承担纠纷可能产生的义务，对此一审法院予以确认。故视为余催大、张凯莉、张凯茵、张骏荣、张振忠放弃了作为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张凯凌到庭确认诉讼属实，故张凯凌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焦点二，死者张某3与张伟生是否存在借贷关系。首先，张凯凌认为张伟生收取的转让款552.5万元是借取死者张某3的，为此，张凯凌提供《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佐证，该证据证明了润基装饰公司股东即死者张某3与另一股东张某2将润基装饰公司的全部股权以1102.5万元转让给第三人骆鼎、刘志权、高怀德，其中死者张某3收取转让款550万元，张伟生收取了552.5万元。但双方对张伟生收取的552.5万元，并未形成借贷合意，张凯凌并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张伟生收取该款是借取死者张某3的。张伟生亦抗辩认为双方不存在借款关系，其收取的552.5元是其应当收取的款项，因为死者张某3将润基装饰公司位于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保良村花都大道旁地块一宗土地（国土证编号：花国用（2006）第721537号，占地面积14462.34㎡）及公司以600万元的价款转让给自己，其于合同签订日已支付张某3100万元；之后，死者张某3与张某2在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后又收取了转让款550万元，死者张某3合计收取650万元，并提供《转让合同书》、广州银行业务凭证和邓某的证人证言佐证，故张伟生、刘玩珍抗辩有理，一审法院予以确认。对于张凯凌提供张某1的证人证言，因张某1只是听说张伟生有向死者张某3借款，该证据只是传来证据，并不能直接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借款的数额及时间，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对于张伟生、刘玩珍提供张某2的证人证言，由于张某2并没有文化，且其认为张凯凌让其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故一审法院不采信。另张某2认为代持有润基装饰公司的股权是张伟生的股权，因其并未提供证据佐证，张伟生亦也未提供证据佐证，故一审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张凯凌主张张伟生、刘玩珍应清偿借款552.5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张凯凌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67275元，由张凯凌负担。二审时，张凯凌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储蓄存款利息清单、出资明细，拟证明张某3出资80万元，张伟生出资18.8万元，成立恒达、伟源、润基三间公司，其他人属挂名法人和名义股东，一审时张伟生代理人及张某2先后确认1994年张某3出资80万元，其他不到20%由张伟生出资。证据2.收据，拟证明张某3出资50万元，以润基、恒达、伟源三间公司名义购入花东镇保良村地块。证据3.润基、恒达、伟源三间公司保良村地块四置图，拟证明1995年，张某3以恒达、伟源、润基三间公司名义购买花都区花东镇保良村二万多平方米土地，向花东镇房地产开发公司支付50万元征用保良村地款，同时赠送11.2万元给张伟生，让张伟生全资拥有伟源公司。证据4.记账凭证、现金送款单、银行开户申请书，拟证明张某3是润基公司的独立出资人。证据5.恒达、伟源、润基公司年审收据，拟证明1994年至2004年恒达、伟源、润基三间公司的年审费用，账税经费均由张某3支付，以及张某3在此期间对张伟生的付出和多年经营支持。证据6.国有工业用地价格表，拟证明2011年广东山区优惠招商土地价格每平方米在2000元到3000多元之间，以此对照，位于广州市白云机场花东保良村的润基装饰公司14000多平方地块，2011年该地块市值不少于5000万元。证据7.润基装饰公司《土地证》复印件，拟证明2004年6月，恒达、伟源、润基三间公司资产重组时，张伟生借机劝张某3注销恒达公司，把恒达公司保良村地块纳入伟源公司，张某3忍痛同意张伟生无理要求，再注资10万元注册润基装饰公司。证据8.说明，拟证明张伟生确实于2011年借张某3552.5万元。证据9.管理人员取款记录，拟证明1998年起张某2在张某3公司任职管理人员，因他管理能力强，有技术有文化，深得张某3信任，1994年至2011年张某3让张某2为润基公司兼任17年名义股东，张某2明知无权处置张某3遗产给张伟生，才在2018年9月26日，把润基装饰公司33.3%的名义股权转让给陈健楚，让陈健楚协助张某3亲属向张伟生追讨该款。证据10.广州市司法局便笺，拟证明1983年张某3带领亲弟张伟生，堂弟张润成往广州市司法局工地承建宿舍工程，一直提携呵护张伟生，张某3对张伟生充分信赖，且毫无防备地在2006年把润基装饰公司所有资料交付给张伟生保管，2011年7月，张伟生劝说张某3把保良村地块转让给第三人，以银行贷款利息借552.5万元给他应急，张某3答应了胞弟张伟生苦求，将保良村地块以不对等价格1102.5万元转让给第三人，委托第三人划汇552.5万元给张伟生。证据11.知照函及签收记录，拟证明张某3家属在起诉张伟生前，于2018年10月3日经顺丰快递发函，催促张伟生还款，张伟生不予理会，张凯凌迫不得已才提起本案诉讼。证据12.建筑工程内部分包合同、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填土工程计算表，拟证明涉案的40亩土地，并不是张伟生支付征地款所得来，而是张某3与案外人抵扣工程款所得来。证据13.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拟证明涉案的40亩土地当时的状况，以及张某3曾经赠送了其中10亩土地给伟源公司，张某3所持有的润基和恒达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面积是29.569亩。证据14.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拟证明当时张伟生为了合法占有恒达公司8.3亩土地使用权，将土地纳入伟源公司的经营需要，所以让张某3注销了恒达和润基两间公司。证据15.银行送票回执，拟证明涉案的润基商业注销之后，相关资料转交张伟生保管且尚存有31万元的注册资本。张伟生、刘玩珍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储蓄存款利息清单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储蓄存款利息清单里面既有张伟生、张某2的存款记录，也有张某3的存款记录，但与润基装饰公司的设立并没有关系，更与本案当中交易情况没有关联。证据1中的出资明细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因为上面没有任何人的签字，无法核查其真实性，同时该证据并没有反映本案的借款关系及润基装饰公司的出资情况。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关联性不予认可，该证据原件在张伟生手上，因为该款项是张伟生支付的，与张凯凌无关，而且也与本案的借款合同无关。证据3是复印件，与本案也不存在关联性，因为地块虽然是公司转让的资产之一，但本案是借款合同关系，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对证据4的三性不予认可，同时该证据是在一审庭审前已经存在的，本案的借款合同关系与该证据没有必然关联性，而且该证据与张凯凌所提交的证据1里面的银行存款利息清单是相互矛盾的，因为张凯凌称张伟生、张某2等出资与张某3之间的出资是不相等，但共同为出资人，而证据4说张某3是独立出资人，证据1和证据4之间关于润基商业公司的股权结构相互矛盾。证据5也是在庭审前十多年前就存在了，不能作为二审提交的证据，对于该证据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于证明内容不予认可。润基商业公司在2004年已经注销了，而本案的股权过户及张凯凌主张的借款关系发生在2011年以后，无论主体和时间都与上述证据没有任何关系。证据6三性不予认可，与本案的自由买卖和借款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润基装饰公司的资产及土地的价格已经由股东张某3、张伟生共同确认的情况下出售，而张某3和张伟生是符合民事主体资格的，其定价并非由其继承人提出异议就可以推翻。证据7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但是该土地证及土地的价格是由张伟生支付的，与本案的借贷关系也没有关联性。证据8的三性不予认可，如果是借款合同关系，应当有借款人的签名，而本说明中并没有张伟生签名确认。同时对于说明中的立据人张某3的笔迹不予认可，且该证据属于一审前已存在的客观证据，而在二审中才提交，违反了证据规则。证据9的三性不予认可，张凯凌所主张的是张某2有管理能力、有技术、有文化等，可以申请张某2出庭并提交其学历证明，上述张某2所写的文字也并非张某2进行签署，同时该本中存有着大量的涂改。证据10的三性不予认可，没办法确认是谁书写的，而且在二审时提交也违反了证据规则。证据11的三性不予认可，该知照函是张某3火化以后才被告知情况，而且该知照函并没有证明与本案相关联的内容，当时张某3离世时张伟生也在其身边，如果双方之间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之前已经发生了诉讼纠纷，因此自2011年到2018年之间，张某3及张伟生之间并没有任何的诉讼和争吵。证据12的三性不予认可，本案是借款合同纠纷，张凯凌至今无提交任何证明张某3及张伟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证据13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证明目的及关联性不予确认。证据14的三性不予认可，张某3在2011年1月14日已经与张伟生签订了《转让合同书》，明确了双方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借贷或债权债务关系。证据15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确认。二审时，张伟生、刘玩珍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证据1.收据、票据、进账单、发票、工程结算表，拟证明张伟生为润基装饰公司的实际股东，张某2为张伟生代持公司股份；证据2.借据、收据，拟证明张某3、张伟生两人发生的借款均需签订借据或收据等凭证。张凯凌对上述证据发表质证意见：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关联性不认可，相关款项涉及润基、伟源、恒达三间公司，不能证明张伟生对润基商业公司有实际出资，张伟生提供的证据也足以证明现今的润基装饰公司跟其前身润基商业公司具有关联性。证据2的三性不予确认，因为张某3已去世，无法确认该两张收据是否由张某3所书写，而且该两张收据与本案无关。张伟生向本院提交《笔迹鉴定申请书》，申请对张凯凌二审时提交的2014年1月17日《说明》中张某3的签名进行鉴定。经二审审理查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另核，张伟生在一审提交的其与张某3于2011年1月14日共同签署的《声明》载明“张某3与张伟生在日常生活、交往过程中彼此各有贷款、欠款等多年旧账，现为达成转让广州市润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转让合同书》，双方达成共识，于《转让合同书》完成后，双方过去的历史欠账相互抹消，任何一方不许有散布对方欠债和损害对方的言论……”。邓某于同日出具《证明》，内容为“兹张某3和张伟生在我面前签署双方《声明》和《转让合同书》是双方自愿真实，有效的”。张某3、张伟生、邓某于同日在《资料清单》上签字。张某2于2011年1月16日出具《声明》，内容为“本人张某2于2004年11月份受张伟生的委托入股广州市润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入股广州市润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期间的所有资金都是张伟生出资的。现本人愿意将本人所持有的广州市润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33.33%股权归还给张伟生，待下次股东会议时再去工商局变更登记，如在变更期间发生公司转让利益归张伟生所有”。本院认为，二审案件的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张某3与张伟生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的规定，张凯凌应就其提出的张某3与张伟生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首先，张凯凌未能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证明张某3与张伟生之间存在借款意思表示的债权凭证。张凯凌所提交的有关借贷合意的证据仅有张某1的证言及署名为“张某3”的《说明》，但张某1只是听说张伟生向张某3借款，其证言属于传来证据且无其他证据印证，缺乏证明力；而署名为“张某3”的《说明》在一审时并未提交，真实性无法确认，即便属实，也仅属单方陈述，并不具有证明力。其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签订时间及第三人向张伟生转账的时间均为2011年，而张某3的死亡时间是2018年，没有证据显示张某3在此期间曾向张伟生主张过偿还借款。再次，就《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由张伟生收取第三人支付的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的原因，张伟生已经提交了与张某3签订的《转让合同书》、与张某3共同签署的《声明》、张某2出具的《声明》等一系列证据，证明在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时，张伟生是润基装饰公司的实际所有人，有权收取股权转让款。同时，第三人关于股权转让协商过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签订情况及股权转让款支付情况的陈述，与张伟生的陈述一致。因此，张伟生关于其有权收取股权转让款552.5万元的主张合理且有相应的证据证实，应予采信。综上，张凯凌未能举证证明张某3与张伟生之间存在借贷合意及案涉款项属于借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对其上诉主张不予支持。张凯凌在二审时提交的《说明》是否为张某3本人签署，不影响案件事实的认定，故对张伟生提出的鉴定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上所述，张凯凌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67275元,由上诉人张凯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舒舒审判员  王泳涌审判员  李 杰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曾 正邝俊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