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陕08民初197号 原告：李发源（曾用名李发元），男，196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修安，陕西王东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住所地：陕西省榆林市。 负责人：纪勋，该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敏，陕西文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高克勤，该出版社社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申荣，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朱灏，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李发源诉被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委员会著作权纠纷一案，本院作出（2018）陕08民初170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李发源的起诉。李发源不服，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陕民终137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审理本案。后本院重新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重审中，经李发源申请，本院追加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古籍出版社（以下简称古籍出版社）为共同被告。李发源还申请追加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为共同被告，因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备案登记和执行事务的主体均是其办公室，故本院变更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为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古籍出版社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作出（2019）陕08民初19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了其管辖权异议。后古籍出版社提出上诉，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陕民辖终25号民事裁定，裁定驳回古籍出版社的上诉。之后，本院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发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修安、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敏、古籍出版社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申荣、谢朱灏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李发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并停止发行、销售、再版《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收回、销毁相关纸质、电子版《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2、判令被告在《陕西日报》、《华商报》、《三秦都市报》、《榆林日报》上刊登经法院认可的致歉声明，以消除其侵权影响；3、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4、判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已垫付的律师费、调查取证费、交通、住宿等因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6万元；5、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事实和理由：原告为了撰写《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两本书，从1980年开始就购买了录音、摄像、放像、VCD、DVD、打印、电脑等设备，耗资4万多元，历时22年，收集、整理、改编、创作陕北歌谣一万多首，并于2002年12月出版了《陕北情歌》一书。该书中，原告第一次将陕北民歌分为五大类，将陕北民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得到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认可和肯定，是对陕北民歌研究的一大贡献，其成果完全由原告独创；于2004年11月又出版了《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一书。该书内容95%属于原告原创。截至目前，《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两本书自出版后，被横山区委、区政协作为文化名片对外交流、馈赠，广受读者喜爱，社会反响很好，市场前景广阔，并被国内二百多所大学收藏。2017年下半年，原告发现《榆阳文库》在榆林《读者书屋》、《古旧书店》、网上等公开销售。其中《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中有原告上述两本书中大量内容。经过调查取证，原告发现被告编撰的《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中“生活歌谣”部分，94%以上的内容属于剽窃，其编排体系、编排创意、歌谣分类、目录顺序、歌谣内容、注释文字与原告2002年出版的《陕北情歌》一模一样，包括99处错误的地方都与原告《陕北情歌》中的防伪标志一模一样;《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中“民俗歌谣”部分88%以上的内容与原告《陕北民俗歌谣精选》的编排体系、编排创意、歌谣分类、目录顺序、歌谣内容、注释文字一模一样，包括10处错误的地方都与原告《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中的防伪标志一模一样。原告于2002年12月正式出版的《陕北情歌》共收录情歌205首，总字数为924512字，其中的193篇情歌被被告编撰的《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使用，侵权字数为856512字，侵权比例高达94.3%。在该书中被告隐去原告的书名、姓名，并将原告《陕北情歌》的书名变更为《榆林市民间文学集成精选》，署名为马永生主编。其目的就是为了掩盖其侵权的事实。原告于2004年11月正式出版的《陕北民俗歌谣精选》共收录民俗歌谣291首，总字数为719283字，其中的256篇被被告编撰的《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使用，侵权字数为592283字，侵权比例高达88%。为此，原告于2017年10月开始多次与第一被告有关人员当面交涉，均承认侵权的事实，但在如何处理侵权的问题上，双方分歧较大，未达成一致意见。第二被告在出版时未尽到合理注意和审查义务，将《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出版发行，同样构成对原告享有的《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著作权的侵权。综上所述，原告认为，第一被告编撰的《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未经原告许可，擅自使用原告享有著作权的《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两本书中的大量内容，事后也未支付稿酬，其行为严重侵犯原告的著作权，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给原告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 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辩称：一、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并非适格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在《榆阳文库》版权中无署名，既不是《榆阳文库》文化工程的决议者，也不是编纂委员会成员。该文化工程编纂委员会为榆阳区委、榆林市档案馆、文化局、教育局、财政局等相关人员。因此，法律后果不应由政协榆阳区委员会或者委员会办公室承担。二、李发源的材料集属于抄录已有陕北名歌集，内容与表达形式均不具有独创性，非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其请求无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1、陕北民歌属于民间文学作品，是由特定的陕北民族内不特定的成员集体创作和世代传承，并体现陕北人民传统观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学艺术的表达。陕北民歌现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故对于陕北民歌，不能固化的适用著作权法对于一般作品的规定，应该充分考虑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形成的特殊性、传承的重要性，对其最好的保护即为更有利于陕北民歌的记录留存与传承。2、陕北民歌的整理、汇编、注释、集成工作于1985年已经完成，被答辩人李发源非早期整理者与创作者，对其不享有著作权。3、被答辩人资料集完全属于抄录在先陕北民歌作品集，表现形式不具有独创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通过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榆林市民间文学集成精选》等作品集比对可知，被答辩人的材料全部从上述作品集抄录汇总，歌词内容全部或部分、完全或实质性与原作品相同、相似，内容与表现形式均不具有独创性，只是付出了劳动，非著作权法规定的智力成果，因此也非汇编作品，不享有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之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被答辩人提起著作权侵权之诉的前提不存在，无著作权法规定的属于保护范畴的合法作品。4、答辩人的编排和被答辩人的编排不具有相似性，故二者不构成实质性相似，不属于侵犯其编排目录的著作权，且其编排也不具有独创性。5、编撰《榆阳文库》使用资料属于合理使用范围。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七条之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常委会为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有关收集、整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于2014年7月30日决定实施《榆阳文库》文化工程具体工作，故编纂《榆阳文库》是依法执行法定公务，目的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出售、不获利，属于合理使用的范围。6、编纂委员会在编纂说明中注明了被答辩人李发源的姓名及其材料名称。三、被答辩人请求的各项赔偿费用无法律依据。1、答辩人未出售《榆阳文库》，亦未获利，对被答辩人未造成实际性影响，赔偿损失无依据。被答辩人所述的“作品”实为内印资料，非由出版社合法出版，依法不能上架销售。2、答辩人并未侵犯被答辩人的人格权，且未造成被答辩人严重精神后果，依法不应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费用的请求。3、合理开支费用无法律依据。被答辩人作为教育工作者，可以轻易接触到《榆阳文库》，且《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价格仅为178元。原庭审时，被答辩人并未提交任何合理开支的合法税票。因此，实际并无合理开支费用的产生。综上，应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请。 古籍出版社辩称：一、原告并未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作为其享有著作权的有效证明。原告提供的材料并非法律规定的合法出版物，其作为印刷品依法不得公开发行销售。因此，不得作为原告享有相应著作权的依据。二、即便原告材料系《著作权法》所称作品，其亦应属于特殊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于相应单位。原告材料为内印材料，依据规定，申请内印资料《准印证》应为相关法人单位，自然人并无权申请《准印证》。内部资料之目的也应为在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内部用于指导工作、交流信息。因此，内印资料应为相应单位为完成工作目的而形成的内部材料。鉴于原告系横山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干部，原告完成上述资料并可申请获得《准印证》的，应为完成工作任务。且原告系文史工作人员，其搜集整理上述民歌亦应系以职务之便利，依赖单位提供的物质条件。被告有理由认为上述材料若具有著作权则也是职务作品。三、原告材料实质上不构成《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原告主张其具有著作权的作品系对陕北民歌的收录集，其中收录的民歌皆系在先既有作品，并非原告所创。原告材料中的民歌全部为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榆林市民间文学集成精选》等作品中抄录，原告并无对上述民歌收集、整理的过程，其内容与表现形式不具有独创性。原告之材料系从前述作品中汇总得出，亦不具有作为汇编作品的独创性。在原告的材料出现前，已经有相关专家进行搜集整理并汇编成册。原告仅仅是从前述民歌的汇编中摘录了部分作品，并没有独创性的表达。对于同一名称的多首民歌，原告仅仅依据编号顺序罗列，并未有其他的编排或独立创作，故蕴含的智力创作过程也是极其有限的，不能认定为汇编作品。四、涉案图书与原告之材料具有本质性区别。原告只是用民歌曲目做分类，涉案图书采用歌词内容的方式分类，二者有明显差异。涉案图书中，又分为“生活歌谣”“爱情歌谣”“民俗歌谣”，这是原告材料中不具有的分类方式。原告使用的作品与被告使用之作品并非完全一致。原告材料中所涉的民歌仅仅占据涉案图书中民歌的部分。榆阳民歌的数量有限，对榆阳民歌进行汇编整理，显然会产生大量的重复内容。五、被告使用案涉材料之行为系法定的合理使用行为。案涉原告材料表现的内容系陕北民歌，体现的系陕北特有的人文文化景象。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作为榆林的国家机关，基于公益宣传需要，在执行公务行为中使用所在区域的人文作品，突出其地域性特征，目的为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规定》，是展示榆林区域文化风采之善举。且被告出版的图书数量有限，受众有限、范围固定，行为目的具有公益正当性，理应被认定为基于完成公务的合理使用行为，并未侵害原告之合法权益。六、古籍出版社作为出版单位，其在出版案涉图书时，已经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1、被告古籍出版社对涉案图书的内容及权利来源进行了审查。2、因原告材料影响力的有限性及地域局限性，古籍出版社无合理可能获知原告的内印材料及其内容。3、古籍出版社有合理理由相信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出版案涉图书系合理使用行为。七、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显著过高。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共向本院提交五组证据。第一组：1、榆林市文化精品项目审批表；2、《西夏研究》2018年第2期目录；3、政协榆林市委员会《荣誉证书》；4、政协横山县委员会《聘书》；5、横山县委、县政府《证书》；6、榆林市黄土地文化研究会《荣誉证书》；7、中共横山县委、县政府《荣誉证书》；8、政协横山县委员会《荣誉证书》；9、李发源参加陕北历史文化研讨会进行学术交流活动照片，与《榆阳文库》主编马永生就使用作品进行协商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目的：李发源写的《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等有关陕北文化研究论文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和表彰，并与《榆阳文库》主编马永生就使用其作品进行协商的事实。第二组：1、编纂《榆阳文库》的公告；2、关于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榆阳文库》出版项目单--来源采购公示；3、榆阳区召开《榆阳文库》市级专家评审座谈会。证明目的：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系《榆阳文库》著作权所有人。第三组：1、《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原书各一册。2、《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防伪标志清单一份。证明目的：1、李发源系《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的著作权所有权人；2、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出版的《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大量使用了《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中的内容，构成侵权。第四组：《榆阳文库》在网上书店销售截图。证明目的：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利用《榆阳文库》进行营利的事实。第五组：1、《榆阳文库》主编马永生发给李发源短信两条；2、因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清单一份；3、律师代理费发票；4、购买《榆阳文库》发票；5、打印材料发票；6、住宿、租车发票；7、自用车加油费发票；8、寄EMS费用发票。证明目的：1、马永生与李发源就《榆阳文库》侵权一事进行过多次协商处理的事实。2、李发源因维权而支出代理费用的事实。 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质证意见：对第一组证据中照片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第一组证据中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所有《荣誉证书》均与本案无关，相关单位对原告的认可并不能证明其资料属于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也不能排除原告资料侵犯在先《陕北民歌集》的著作权。关于照片，是在开交流会时，马永生之前的作品有被原告抄录的行为，因此原告同意他的一些资料集马永生也可以使用。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该组证据能够证明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并非《榆阳文库》的著作权人，被告作为政协机关是为执行公务，使用资料属于合理使用。根据相关的证据规则，第二组中所有的网站信息应提交原始载体。对第三组证据三本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防伪标志的真实性不认可，对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原告的资料属于内印资料，在每一本书的最后写“陕内资图批”，该文号是否真实，原告没有提供相关证明，并不能排除只是印刷厂的印刷。其内容均抄录于1990年之前编纂的《陕北民歌集》，其内容表现形式均不具有独创性，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电子证据应核对原始载体，并且其中证据的第41页显示榆林市古旧书店，因此可以证明被告未许可任何第三方或合法销售的书店销售《榆阳文库》，至于其他人在二手书店倒卖文库与被告无关。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电子证据要核对原始载体，该信息如是真实的，也是李发源与马永生的谈话，与第一被告无关，第一被告也没有授权马永生与李发源商谈，对于费用清单也只是原告自己列出来的，没有任何合法票据予以佐证，不能证明实际产生了合理开支费用。被告古籍出版社质证认为：对第一组第一份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存疑，关联性无法发表质证意见，电子证据应在网上查询。对第三组证据的三本书和防伪标志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不认可，内印资料不应该公开定价，不允许公开发行。对第四组证据的质证意见同政协办公室一致。对第五组证据质证意见同政协办公室一致，没有具体发件人的信息，律师代理费没有合法发票和委托合同来证明。 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提交六组证据。第一组：1、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2、负责人证明一份；3、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备案登记与处理事务的主体为办公室，因此政协榆阳区委员会非本案适格被告。第二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榆林市民间文学集成精选》、《民间歌谣》、《信天游》等10本陕北民歌作品集。证明：1、原告整理的资料歌曲均来自历年整理的陕北民歌作品，均从上述作品中抄录汇总，经比对，该资料与其他作品完全或实质性相同，非原告创作，内容与表达方式均不具有独创性，非著作权法所规定的作品，依法不受法律保护；2、陕北民歌于1984年已有分类记载，原告的分类不具有独创性，且原告以歌名分类，被告以歌词分类，不构成侵权。第三组：提案单、决议。证明：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常委会为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规定，于2014年7月30日决定由被告负责编纂《榆阳文库》；被告编纂《榆阳文库》是依法执行公务，按著作权法规定，属于合理使用，无需经过原告许可，无需向其支付报酬。第四组：学术研讨会合影。证明目的：2015年8月3日在党项史迹与陕北历史文化学术探讨会休息期间，原告口头许可《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主编马永生使用其相关材料，且已在涉案书籍中注明，被告并未侵犯其著作权。第五组：赠书名单。证明：为发扬传承陕北文化，《榆阳文库》全部赠送给图书馆、文化馆、各地行政机关及文化学者人士，从未出售，也未许可任何第三人销售，因此未获利。第六组：再版图书《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证明：《榆阳文库》编撰委员会已用其他陕北民歌集材料再版《民间歌谣卷》，不再使用原告抄录的陕北民歌。 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委员会是实体存在，办公室是内设机构，委员会和办公室都是适格主体。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其中陕西情歌部分都是原告提交的，《民俗歌谣精选》和被告提交的书的内容没有关系，李发源的两本书享有著作权。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榆阳文库》为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编写，但明显超过合理使用的限度，应承担侵权责任。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马永生没有被授权，双方确实谈过这个事，但是书已出版。即使李发源授权也应注明李发源的名字。对第五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榆阳文库》有赠书事实，但不能证明其所有出版的书没有赢利的事实。对第六组证据证明的《榆阳文库》再版的事实，原告不了解，但是第一版已经构成侵权，故对证明目的不认可。被告古籍出版社对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的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 被告古籍出版社向本院提交四组证据。第一组：1、《图书约稿出版合同》；2、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订施工单；3、图书、期刊印刷委托书。证明：1、涉案图书系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授权委托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在签订合同时，古籍出版社已要求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保证其具有涉案作品的完整著作权利。2、涉案图书发行数量仅为2000册，为出版发行涉案图书，被告承担了大量成本，未获得相应利益。第二组：上海古籍出版社审稿单，证明：涉案图书中具有较多陕西地方方言及错字、别字，花费了大量精力予以修正。也因方言性质及文字问题，进一步限制了古籍出版社对市面上是否具有类似或相同作品进行核查的可能性。第三组：涉案图书封面、封底、版权页复印件。证明：涉案图书系合法出版物。第四组：采购公示。证明：涉案图书系古籍出版社投标后，与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签约的，古籍出版社有合理理由相信出版涉案图书系为公共目的。 原告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认可，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即便公开获得出版，能不能达到公共目的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委员会不是适格被告。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陕北方言是固定的，原告所谓的防伪标志并非其独创。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原告的两本书无此二码，非合法出版物，为内部资料，不能定价销售，没有实际损失。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目的均认可，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的第五组证据可以印证这个证据，所有涉案图书均为赠送，没有赢利销售，是为公共目的。 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至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李发源收到各机关表彰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对第三组、第五组、第六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定，对其他证明目的不予认定。对被告古籍出版社提交的四组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目的均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李发源对陕北民歌进行收集、整理后，于2002年12月整理完成并印刷了《陕北情歌》一书，书号为陕内资图批字（2002）EY50号。该书共分为五部分，按照绣荷包、掐蒜苔、走西口、拉手手、蓝花花的顺序对已有陕北民歌进行了排列。2011年11月，原告李发源又完成了《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一书,书号为陕内资图批字（2004）EY47号。该书共分为八部分，按照婚嫁、满月、祝寿、丧葬、修建、酒曲、巫词、谚语的顺序编排，并在书中列明了所参考的书目。 另查明，为了系统地挖掘、收集、整理榆阳有史以来的历史文献、典籍、文化遗产、文学艺术成果等资料，以促进榆阳文化的保存和传承，2014年7月29日，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向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常委会议提出关于编纂出版《榆阳文库》的提案。2014年7月30日，经中共榆林市榆阳区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原则同意由榆阳区政协牵头组织编纂《榆阳文库》，所需费用由榆阳区财政按进度据实安排。2016年5月，榆阳文库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榆阳文库·历史文化名城卷》、《榆阳文库·地名卷》、《榆阳文库·榆林县志卷》、《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等共计15卷图书。涉案的《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共分为三部分，按照生活歌谣、爱情歌谣、民俗歌谣的顺序编排。其中生活歌谣与民俗歌谣部分，大量使用了原告李发源《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中整理的歌谣，歌谣的排列顺序与李发源图书中的排列顺序基本相同。同时，该卷在编纂说明中指出，编纂时除了选用了《榆林市民间文学集成精选》的民间歌谣部分外，还节选了李发源编著的《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中的部分歌谣。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是否是适格被告？其编著《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是否对李发源的著作权构成侵权？ 关于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是否是适格被告的问题。因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是《榆阳文库》编纂工作的提案人和牵头组织人，是政协榆阳区委员会的备案登记和处理事务主体，政协所有事务均是以办公室名义作出，故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为本案适格被告。 关于对李发源的著作权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首先，根据书号可知，《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属于内印资料。因书中的民歌和歌谣系其整理和收集已有民歌、歌谣而来，故李发源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属于正式的汇编作品且其享有著作权。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规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因《榆阳文库》系经中共榆阳区委批准决定、由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牵头组织编纂的大型地方文化丛书，故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的行为系公务行为。因在《榆阳文库•民间歌谣卷》编纂说明中明确提到了李发源的名字和部分作品名称，故即便李发源对《陕北情歌》《陕北民俗歌谣精选》享有著作权，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在《榆阳文库》中对书中相关资料的使用亦符合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合理使用情形。该使用行为有利于对陕北民歌文化的传承与发扬，符合国家对有关民间艺术文化的相关规定和精神，故不构成侵权。在被告政协榆阳区委员会办公室未构成侵权的情况下，被告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行为当然不构成侵权。 综上，原告李发源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李发源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原告李发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冯佑贤 审判员  魏 霞 审判员  张彩莲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杨 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