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京民终30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法定代表人：戴皓，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谢晨，北京道宁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明芳，北京道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住所地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负责人：徐红霞，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辉，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丑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3月2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合众公司的原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风利、李文强，被上诉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光辉、原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小顺到庭参加诉讼。本院根据合众公司的申请于2017年11月1日裁定本案中止诉讼，于2020年6月24日恢复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合众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二项，依法驳回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承担。事实及理由：一、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京中院）已裁定解除对涉案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下关支行（以下简称江苏银行下关支行）的3亿元委托资金的查封、冻结，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起诉要求合众公司支付3亿元委托资金本金及利息的依据已经不存在。二、合众公司已严格履行了编号为合众公司2014专户92号《委托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92号资管合同）项下的资金管理义务，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法按期提取委托资金完全是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的保全错误和违约行为所造成。根据合同约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权要求合众公司承担责任。（一）合众公司严格履行了92号资管合同，并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了委托资产的独立性和安全性，不存在任何违约或过错。1．合众公司严格执行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投资指令。合众公司根据投资指令在江苏银行申请开立定期存款账户，并预留了印鉴卡。2014年5月27日，委托资产3亿元已自托管账户划入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2014年5月28日，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开立的存款账户户名为“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户92号”（以下简称合众公司92号专户），并将获取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原件交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保管。2．合众公司严格执行了合同约定和保监会关于受托资金独立的规定。本案中，合众公司始终以专户的形式对3亿元受托资金进行管理，与自有资金相独立。合众公司在银行办理受托管理资产的存款业务时，开户证实书中会明确记载户名为“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户XX号）”，严格区分于合众公司办理自有资产存款业务时的户名，即“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无“专户XX号”字样。专户92号的存款系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将委托资产直接存入以合众公司名义在92号资管合同约定的托管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开立的托管户，合众公司依据投资指令将委托资产直接划入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开立的委托资金专户。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受托资金通过托管行（广发银行）直接划转至江苏银行，从未经过合众公司的自有账户，与合众公司的自有资金相混淆。3．合众公司严格执行了及时报告及采取合理措施的义务。合众公司自南京中院获悉，南京中院根据江苏银行的申请对合众公司受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存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的账户资金计3亿元予以查封、冻结，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送《关于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专户92号业务的告知函》。2014年12月23日，合众公司向南京中院提交《财产保全裁定复议申请书》，主张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的账户资金3亿元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存入的专户资金，不应列入保全范围，上述资金不应被冻结。2015年5月27日，合众公司到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提取《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3亿元委托资金，但被江苏银行以相关款项被法院冻结为由予以拒绝。合众公司已然妥善履行了合同明确约定的此种情形下的“采取合理措施并及时通知甲方”的义务。（二）因江苏银行保全错误，根据92号资管合同约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应自行承担投资损失，无权向合众公司追偿。1．根据92号资管合同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约定，因合众公司执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投资指令造成投资损失的，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自行承担。2．根据92号资管合同第八条约定，因存款银行无法按时兑付存款等存款银行原因导致的委托资产损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向合众公司追偿责任。本案中江苏银行在明知92号专户存款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委托财产的情况下，恶意申请法院冻结，合众公司没有任何过错。根据合同的上述约定，存款行无法按时兑付时，合众公司不承担任何违约及损害赔偿责任。3．根据92号资管合同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约定，因超出合众公司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风险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造成的损失，合众公司免于承担责任。本案中92号专户存款因江苏银行恶意申请法院冻结导致存款到期无法兑付，属于超出合众公司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因素，而且合众公司也按照合同约定告知法院委托资产的独立性，及时通知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并采取保全复议等合理措施。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权要求合众公司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三）从92号资管合同第四条（五）约定来看，委托资产无法变现时，合众公司也仅负有将无法变现的部分移交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义务。92号专户内3亿元委托资金已经特定化，不属于合众公司的自有资产，法院可以在本案中依法确认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是92号专户内3亿元委托资金的实质权利人，合众公司可以配合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向江苏银行办理92号专户及专户资金的移交手续。三、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应直接向江苏银行主张权利，江苏银行应作为第三人加入本案诉讼。本案中，合众公司只是名义上的存款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才是真正的存款人，而且，根据合众公司发送至江苏银行的《业务问询函》，江苏银行明确知道委托资产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资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该3亿元委托资金的存款人和所有权人可以直接向江苏银行主张该3亿元的所有权。江苏银行作为最终的责任承担方，与本案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应加入到本案诉讼中。四、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将对我国资产管理行业和金融秩序造成巨大震动。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经过十多年发展，截至目前，资产管理第三方被动业务规模已达10万亿人民币，其中保险资管涉及的规模就有超过1万亿人民币。资产管理人为名义管理人，并不承担因为该项投资的任何损失和风险。这点在所有资产管理合同中都有明示，所有参与该业务的金融机构也都知晓。鉴于该类业务项下委托人和第三人合意在先，管理人介入在后，委托人的法律诉求应直接约束该“第三人”，并由其承担委托人的全部损失和风险。一审法院在本案中支持对方诉请，判决由资产管理人承担委托资产投资的损失，必将对中国整个资产管理行业产生巨大震动，资产管理行业将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一、合众公司称南京中院已裁定解除对案涉3亿元委托资金的冻结，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已可以自由提取3亿元委托资金及利息，起诉本案的依据已不存在，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严重不符。本案中，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起诉合众公司请求支付委托资金本金3亿元及利息并赔偿损失的主要事实依据为：92号资管合同及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等约定，定期存款期满合众公司应按照约定支取存款本息并按照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要求办理提取事宜。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于2015年5月25日向合众公司发出关于提取合众公司（专户92号）项下委托资产的告知函，要求合众公司到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支取存款并按照提取通知书办理提取事宜，但合众公司违反合同约定至今未办理支取及提取事宜，已经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前述，委托资金被冻结仅是定期存款期满合众公司未能依约办理支取及提取事宜的原因之一，并非合众公司所谓的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起本案诉讼的根本依据和理由。况且，委托资金被冻结是因合众公司未依约采取合理、有效措施确保委托资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导致委托资金因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之间的另案纠纷被当作合众公司的固有资产予以冻结造成的。据了解，2016年12月21日，江苏银行以“有意与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和解方式解决双方争议”为由，申请解除对案涉委托资金的冻结。南京中院据此做出了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2日的（2014）宁仲保字第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解除了对委托资金的冻结。2017年1月16日，按照合众公司要求，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指派人员配合合众公司到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支取存款，但因与合众公司之间的纠纷，江苏银行已将委托资金本息全部扣划，合众公司未能成功办理支取事宜。合众公司作为存款人尚无法支取存款，故合众公司关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已经可以自由提取3亿元委托资金及利息的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也就是说，虽然南京中院已经裁定解除对委托资金的冻结，但仍因合众公司的原因，合众公司至今未能支取委托资金及其利息，更未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任何款项。另外，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委托资金本息于2015年5月27日到期未能支取系合众公司原因被南京中院冻结所致，否则到期可以正常支取，将不会出现2016年12月被江苏银行扣划的情形。所以，委托资金本息被扣划是因合众公司原因导致，合众公司应当承担责任。退一步讲，即使委托资金冻结被解除，也只是导致合众公司违约的原因情形发生了变化，不影响合众公司已经构成违约的事实，更不影响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就合众公司的违约行为向合众公司主张权利。二、合众公司关于已经严格履行了92号资管合同项下的资金管理义务，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法按期提取委托资金完全是江苏银行保全错误及违约行为所造成，合众公司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1．合众公司违反了92号资管合同的约定，未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委托资产的独立性和安全性。根据约定，合众公司应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保证所管理的案涉委托资产与管理的其他委托资产以及与合众公司的其他固有资产相互独立。合众公司债权人不得对委托资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和其他权利。但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合众公司违反前述约定，未建立相关制度、机制保证委托资产与其固有资产相互独立，未保证合众公司债权人不得对委托资产行使请求冻结的权利，导致委托资金因为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因合同编号为合众资产2014专户82号《委托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以下简称82号资管合同）产生的纠纷，被当作合众公司的固有资产被冻结。2．合众公司未履行及时通知及采取合理措施的义务，违反了合同约定。本案中，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因82号资管合同产生的债务属于合同中约定的“非因委托资产本身承担的债务”，委托资产因该债务被冻结对委托人权益产生了重大影响，合众公司应在获悉相关信息后立即通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但在本案中，合众公司于2014年12月17日获悉委托资金被冻结，并于2014年12月22日收到南京中院的裁定，直到2014年12月31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才收到合众公司邮寄的告知函。对于如此重大的事项，合众公司获悉委托资金被冻结后近半个月才通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且拒绝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告知查封的具体原因及细节，更未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提供民事裁定书、保全结果通知书等。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收到合众公司告知函当日即复函合众公司，要求提供查封的细节并提供民事裁定书等，但经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反复催告仍拒绝提供，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及时通知义务。对因合众公司原因产生的“非因委托资产本身承担的债务”，应由合众公司自行解决并以其固有资产承担，不应由委托资产承担。合众公司此时应采取的合理措施应是与江苏银行达成和解或者提供担保申请解除对委托资金的冻结，而非仅仅向南京中院提出复议。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在给合众公司的复函中明确要求合众公司以提供担保等方式解除对委托资金的冻结，但合众公司明确予以拒绝，故其未采取合理措施。3．合众公司未按照恪尽职守、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存在过错。委托资产被南京中院冻结后，合众公司作为受托人应当依约严肃认真地向南京中院提出复议。但根据合众公司一审提交的证据，合众公司在复议中出现错误，完全将92号资管合同等同于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另行签订的82号资管合同，足以证明合众公司在受托管理委托资产过程中未能恪尽职守、谨慎勤勉，存在过错。另外，因合众公司违反了案涉合同的约定，即便合众公司不存在过错，无法提取委托资金系因江苏银行保全错误和违约行为所造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一条关于“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在本案中合众公司也应当承担责任。4．合众公司以合同约定主张违约免责，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客观事实不符，且有违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本案中，92号资管合同仅在第十六条对违约免责作出了约定，故合众公司不能依据92号资管合同的其他条款主张违约免责。92号资管合同第十六条第（一）款约定的“超出乙方（合众公司）自身控制能力之外的因素”，是指非合众公司原因造成的合众公司无法控制的因素。本案中，委托资金于2015年5月27日到期无法提取系因为合众公司原因被南京中院冻结所致。在被南京中院冻结后，合众公司依法可提供担保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委托资金的冻结，再行处理与江苏银行之间的纠纷。也就是说，合众公司自身能够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申请南京中院解除对委托资金的冻结，但经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多次要求，合众公司均予以拒绝。所以委托资金被冻结不属于92号资管合同第十六条第（一）款约定的超出合众公司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因素，合众公司无权以该条款为由主张免责。92号资管合同其他条款约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向合众公司追责均是以“非合众公司原因”，合众公司没有过错为前提，而本案中，合众公司违反约定，未能确保委托资金的独立性和安全性，是因合众公司原因导致，不能适用该合同条款。本案中，亦不存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违约、单方面提前终止委托合同等情形，广发银行北京分行遭受的损失系因为合众公司的原因委托资金无法收回产生的，并非合众公司正常执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投资指令造成的。对比92号资管合同及合众公司提交的82号资管合同可知，92号资管合同系合众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关于“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即便对92号资管合同条款有两种以上的解释，也应当作出不利于合众公司的解释。退一步讲，如果前述条款约定合众公司可以违约免责，因合众公司在签订92号资管合同时未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注意前述条款且合众公司在前述条款中免除其责任，合众公司也不能依据前述条款主张违约免责。合众公司称其仅负有将无法变现的部分委托资产移交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义务也与事实不符，是对合同条款的恶意曲解，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三、合众公司主张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应当向江苏银行主张权利，江苏银行应当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本案系委托合同产生的纠纷，合同主体及诉讼请求均不涉及江苏银行。在92号资管合同项下，合众公司违约，也是因合众公司的原因导致定期存款不能支取。虽然是江苏银行申请仲裁保全所引发的，但在92号资管合同范围内属于因合众公司的原因造成的，应由合众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江苏银行不是92号资管合同的当事人，不应成为本案当事人。且江苏银行与合众公司因82号资管合同产生的纠纷应当按照该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进行解决，不应成为本案的审理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该条规定的是隐名代理中委托人的介入权，既然是委托人的权利，委托人有权行使，也有权不行使。故此，即便存款合同关系可以直接约束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江苏银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以合众公司为被告提起委托合同纠纷表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行使合同介入权，在此情况下，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之间的存款合同仍然仅约束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案一审诉讼前，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曾与江苏银行接触，希望妥善解决相关问题，但江苏银行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是存款人为由明确予以拒绝。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向南京中院提起的保全异议申请中，江苏银行再次明确表示“对于作为存款行的江苏银行而言，该笔资金的所有权人为合众资产公司，广发银行与存款行无法律上的联系，存款行对广发银行并不负有义务”。故此，合众公司主张江苏银行应作为本案第三人不应得到支持。四、一审判决未对资产管理行业及金融秩序造成冲击，相反却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保障了我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及金融秩序的稳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合众公司立即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3．09亿元；2．合众公司赔偿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利息损失（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照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至付清前述第1项款项之日止），暂计算至2015年8月18日数额为3436337．5元；3．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由合众公司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4年5月，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甲方、委托人）、合众公司（乙方、管理人）、广发银行（丙方、托管人）签订92号资管合同，约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并将委托资产存入在广发银行开立的托管专户内。该合同第二部分“声明与保证”部分约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保证委托资产的来源及用途合法，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声明合众公司有权基于对委托资产的运作和管理而与第三方签订相关合同、协议、函件等其他法律文件，其中约定的权利、义务、责任均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以其委托资产承担，因第三方违约、破产等导致的委托资产损失，合众公司没有过错的，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向合众公司追偿责任并以委托资产承担损失；合众公司保证遵守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关规定，遵循公正、公平原则，并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委托资产，坚持公平交易，避免利益冲突，禁止利益输送，保护客户合法权益。合同第三部分“当事人及权利义务”部分约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权按照合同规定追加或提取委托资产，可以直接向合众公司发送具体的投资指令，同时，按合同规定缴纳资产管理业务的管理费、托管费，并自行承担委托资产的投资风险；合众公司有权依照合同规定，及时、足额获得资产管理费报酬，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查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合同项下的委托资产与其管理的其他委托资产和合众公司的固有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投资，承担因自身违约或合众公司单方面提前终止本合同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和/或广发银行造成的损失。合同第四部分“委托资产”部分约定，（一）委托资产的管理、保管与处分。1．合众公司、广发银行应建立必要制度、机制保证委托资产独立，委托资产由广发银行保管。合众公司、广发银行不得将委托资产归入其固有资产。3．合众公司、广发银行以其自有财产承担法律责任，其债权人不得对委托资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和其他权利，合众公司、广发银行因依法结算、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算的，委托资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4．非因委托资产本身承担的债务，合众公司、广发银行不得主张其债权人对委托资产强制执行。上述债权人对委托资产主张权利时，合众公司、广发银行应明确告知委托资产的独立性，采取合理措施并及时通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二）委托资产相关账户的开立和管理。2．合众公司应为本资产管理专户在广发银行开立财产专户作为托管账户。托管账户户名以合众公司92号专户名义开立。3．在使用委托资金办理存款业务时，相关银行账户将以专户名义开立，账户名称为“合众公司（专户92号）”，包括定期存款和协议存款账户等。合同第五部分“投资范围、限制、政策及变更”约定，（二）委托资产的投资政策。4．合众公司仅根据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送的投资指引/指令进行投资操作。因执行投资指令造成投资损失的，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承担。合同第八部分“投资交易安排”约定，委托财产投资定期（协议）存款，合众公司应与存款机构签订定期（协议）存款协议，该协议作为划款指令附件，明确“存款资金来源为合众公司‘专户92号’项下的委托资产，存款证实书不得被质押或以任何方式被抵押，并不得用于转让和背书，本息到期归还或提前支取的所有款项必须划至托管专户，不得划至其他任何账户”。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认可并同意合众公司根据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投资指令与投资指令指定存款银行签订存款相关协议并同意协议内容。如出现存款银行无法按时兑付存款、破产、违约或者其他欺诈违法手段导致的委托资产损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向合众公司追偿责任并以委托资产承担损失，合众公司不承担任何违约及损害赔偿责任。第十五部分“本合同的生效、变更与终止”部分约定，本合同经三方当事人加盖公章以及各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字之日起成立，自委托资产运作起始日起生效。第十六部分“违约责任”约定，因本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由违约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损失、律师费、诉讼费等）。合同同时对投资范围、限制、政策及变更等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但是发生下列情况，当事人可以免责：2．合众公司由于按照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意愿、投资指令或本合同的投资原则等而行使进行或不行使其进行投资权而管理活动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资产等造成的损失等。4．法律法规或监管政策的变化、市场波动、金融市场危机、行业竞争、代理机构违约等超出合众公司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因素导致合众公司违约并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造成的损失。92号资管合同亦对其他内容进行了约定。2014年5月21日，合众公司向江苏银行发出业务问询函称，就2014年5月21日签订的92号资管合同拟存入江苏银行3亿元一年期定期存款业务，问询江苏银行是否知晓并同意江苏银行下关支行通过合众公司与广发银行叙作定期存款投资业务，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是否直属总行。2014年5月22日，江苏银行在上述业务问询函回执处勾选“是”选项，并盖章确认。对于该业务问询函，江苏银行在南京中院审理的（2014）宁保仲字第35号案件中，针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提出的异议答辩称，其针对业务问询函出具的回执内容，仅仅表明江苏银行知晓合众公司拟在该行存款3亿元的资金来源是广发银行，其回函目的是审查合众公司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不能改变存款所有人是合众公司的事实。2014年5月27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依据92号资管合同约定，将3亿元资金存入广发银行开立的托管账户即合众公司92号专户，广发银行跨行所记账借方传票“摘要”载明，该笔款项系投资他行定期存款。同日，合众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出具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称委托人已将委托资产转入托管账户，委托资产已经具备正式投资运作条件，本期委托资金的管理费率按0．2％执行，托管费率按0％执行（均为年化费率），委托人自委托资产运作起始日起12个月后，有权提取该期委托资产。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向合众公司发出投资指令，指令合众公司根据92号资管合同于2014年5月27日将委托资金3亿元投资于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定期存款，投资指令附件载明存款期限1年、存款利率3％、付息周期利随本清。2014年5月27日，3亿元资金从托管账户合众公司92号专户划转至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款项用途为合众公司（专户92号）定期存款。2015年5月28日，江苏银行出具户名为合众公司（专户92号）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现该存款证实书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持有。本案审理期间，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明确表示，如合众公司履行交付3．09亿元委托资金义务，其同意将上述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交与合众公司办理取款事宜。另，据合众公司提供的证据显示，2014年4月16日，江苏银行（甲方、委托人）、合众公司（乙方、管理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丙方、托管人）签订82号资管合同，约定江苏银行委托合众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并将委托资产存入在邮储银行开立的托管专户内。该资管合同约定内容与上述92号资管合同内容基本一致，约定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南京。2014年5月27日，江苏银行将3亿元资金存入邮储银行开立的托管账户，即“合众资产-江苏银行专户82号”。江苏银行向合众公司发出投资指令，指令合众公司根据82号资管合同于2014年5月27日将委托资金3亿元投资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定期存款，投资指令附件载明存款期限1年、存款利率3．3％、付息周期利随本清，不提前支取、不挂失、不质（抵）押、不转让、不开通网银。2014年5月27日，3亿元资金从托管账户“合众资产-江苏银行专户82号”划转至合众公司（专户82号），款项用途为转开定期存款。合众公司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发出指令函，称在该行开户名称为合众公司（专户82号），在2014年5月27日将该账户内资金人民币3亿元转存为一年期定期存款。2015年5月27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出具户名为合众公司（专户82号）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2014年11月29日，济南市公安局作出济公（经）字[2014]00013号立案决定书，对张承康等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案立案侦查。2015年1月30日，合众公司向济南市公安局出具刑事控告信称，张承康2014年5月27日为合众公司办理的开户证实书系伪造，证实书所载账户并不存在，张承康未为合众公司办理定期存款业务，3亿元资金被张承康用转账支票（以伪造的合众公司财务章、法人章购买）直接划至德州市临邑县桦超化工公司（以下简称桦超公司）在天津银行开立的账户，故控告张承康、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并请求依法追究上述人员、单位的刑事责任。2014年12月16日，江苏银行以合众公司为被申请人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主张合众公司违反82号资管合同的约定，未按照江苏银行的指令将3亿元资金投资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系伪造，3亿元资金被违法转出，合众公司存在重大过错和责任，导致江苏银行资产损失，故请求仲裁裁定合众公司返还人民币3亿元现金资产，并支付委托资产投资收益。江苏银行据此向南京中院申请财产保全。2014年12月17日，南京中院做出（2014）宁仲保字第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的账户资金人民币3亿元。2014年12月22日，合众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出合众资产函[2014]4号关于合众公司（专户92号）业务的告知函，称其于2014年12月22日收到南京中院的民事裁定书、保全结果通知书，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的3亿元定期存款被南京中院查封、冻结，期限自2014年12月17日至2015年6月16日。鉴于该笔存款属于委托资金，合众公司拟就该财产保全裁定向南京中院提请复议。2014年12月31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向合众公司复函，诚请合众公司在2015年1月5日前以书面形式进一步告知上述存款被冻结的具体原因和相关情况，提供民事裁定书、保全结果通知书等相关文件，明确告知南京中院经办人员的姓名及联系方式等具体情况；并于2015年1月8日前以提供其他担保等方式解除对该笔资金的冻结，并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于2015年1月4日收到上述函件。2014年12月23日、2015年1月8日，合众公司、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分别针对南京中院保全事宜向南京中院提出异议，要求南京中院解除对合众公司（专户92号）内定期银行存款的查封、冻结。2015年3月16日，南京中院分别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出具驳回仲裁保全异议申请的通知，认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关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系该院依法冻结的存款账户及其款项的所有权人的主张，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无充足证据证明该院依法冻结的账户及款项系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所有，该院保全裁定并无不当，故驳回双方的异议申请。2015年5月25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向合众公司发出关于提取合众公司（专户92号）项下委托资产的告知函，称委托存款于2015年5月27日到期，请合众公司到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提取存款并附委托资产提取通知书一份。2015年5月26日，刘小路在委托资产提取通知书下方注明于该日收到上述告知函和通知书。另查，2015年5月18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以下简称北京银监局）针对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以下简称山东银监局）《关于协助核查合众公司信访举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关问题的函》（鲁银监函[2015]42号）出具《关于协助核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关情况的复函》（京银监函[2015]62号），该复函中，北京银监局核查了如下内容：2014年5月27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广发银行签订协议，成立92号资管合同资管计划，投资江苏银行下关支行一年期定期存款3亿元，利率3％；同年5月28日，桦超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广发银行签订三方协议，成立民生证券理财22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民生证券22号资管计划），广发银行作为托管人收取托管费1126万元，民生证券作为管理人收取管理费10万元。北京银监局核查结论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合众公司成立资管计划投资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定期存款的交易模式，将同业存款转化为一般存款，存在配合对方虚增存款规模、调节监管指标的嫌疑；广发银行托管桦超公司委托民生证券成立定向资管计划的交易，存在以收取托管费的方式弥补投资合众资管92号中获得投资收益较低的情况。2015年7月30日，山东银监局向合众公司做出《关于合众公司反映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相关问题的答复函》（鲁银监函[2015]65号）称，该局联动北京银监局、江苏银监局对合众公司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的业务进行了核查，其中向北京银监局核查结果为上述京银监函[2015]62号内容，江苏银监局核查情况为：2014年5月27日，合众公司在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开立单位定期存款账户，存入3亿元资金，期限1年，利率3％，同日，江苏银行将3亿元资金存入合众公司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支行开立的托管账户，并向合众公司发出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委托资金3亿元投资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定期存款，存款期限1年，利率3％；当日下午17点左右，合众公司人员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办理了存款事宜，江苏银行派员现场从合众公司接收了天津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原件，户名为合众公司（专户82号），并办理了交接手续；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称江苏银行保留的存款证实书系伪造，不是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出具；山东银监局经调阅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存款证书分户明细账，发现该行当日开出存款证实书，领取单位均不是合众公司。江苏银监局反馈，2014年5月26日，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收到桦超公司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路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北京建国路支行）划转的172．5万元，计入“投行其他高端顾问手续费收入”，江苏银行解释为，该行参与交易可以获取30个bp的固定利差，但不能覆盖其资本等成本，因此要求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等交易对手增加交纳通道费，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自身无法解决相关费用问题，经其协调由第三方交纳了通道费。合众公司主张，92号资管合同、82号资管合同以及民生证券22号资管计划均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设计、安排的交易步骤，其理由如下：1．山东银监局复函（鲁银监函[2015]65号）中，江苏银监局反馈，江苏银行收取桦超公司由广发银行建国路支行转来的“投行其他高端或手续费收入”172．5万元，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是实际存款人，却向江苏银行支付172．5万元是不符合常理的，那是因为江苏银行从交易中获得的固定利差0．3％，不能弥补其资金成本，要求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交纳通道费172．5万元，从“通道费”字样可以看出江苏银行是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和天津银行交易的通道，侧面可以反证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设计和安排了92、82号两份资管合同；2．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冻结了广发银行收取桦超公司1126万元高额贴息，表明该款项是赃款；3．桦超公司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高额贴息1126万元，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将其中172．5万元给了江苏银行作为通道费，最终付款人是桦超公司，92、82号两个资管合同所涉钱款最终流向桦超公司，表明桦超公司是为了取得3亿元的款项而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了1126万元的高额利息。一审法院认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合众公司签订的92号资管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其内容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根据92号资管合同及合众公司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出具的委托资产起始运作通知书的约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将3亿元资金委托合众公司进行资产管理，并以合众公司名义存入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委托资产起始日起12个月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权提取委托资产。现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合众公司未能依约提取3亿元存款，亦未将存款及利息交付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有权向合众公司主张权利。合众公司抗辩称，本案系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设计、安排的融资交易，并引发了一起刑事案件、两起民事案件，相关事实需等待刑事、民事案件审理结果，应中止本案审理。一审法院认为，合众公司抗辩意见中涉及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无论是合同内容抑或是合同主体，均与本案不同，合众公司并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本案系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设计、安排的融资交易环节，亦未有相关刑事或者民事判决或者公安、检察机关对此事实进行认定，合众公司的该项抗辩并无依据。合众公司抗辩称，对于本案委托资产系经由合众公司存入江苏银行的事实，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均是明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关于“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的规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应直接向江苏银行主张权利，江苏银行应作为第三人加入本案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江苏银行在南京中院审理的（2014）宁保仲字第35号案件中，针对业务问询函已经明确表示，其回执内容仅仅表明江苏银行知晓合众公司拟在该行存款3亿元的资金来源是广发银行，其回函目的是审查合众公司资金来源的合法性，不能改变存款所有人是合众公司的事实。故，无法据此认定江苏银行在与合众公司订立存款合同时，知晓合众公司、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委托存款合同关系。合众公司亦未能提供其他有效证据证明江苏银行知晓92号资管合同及委托存款的事实。故对合众公司的该项抗辩，法院不予采信。合众公司抗辩称，根据92号资管合同约定，合众公司作为受托人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对3亿元资金不能提取的后果不应承担支付委托资金本息的责任。一审法院认为，92号资管合同第四部分第（一）条第3款约定，合众公司债权人不得对委托资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和其他权利；第4款约定，非因委托资产本身承担的债务，合众公司不得主张债权人对委托资产强制执行。上述约定表明，合众公司接受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管理的资产具有独立性，不能作为合众公司的资产被采取强制措施。根据本案审理查明的事实，涉案3亿元资产系被南京中院作为合众公司资产予以冻结，冻结原因是江苏银行基于与合众公司针对82号资管合同仲裁纠纷申请对合众公司资产采取保全措施。因合众公司与案外人纠纷，导致委托资产被冻结，至今无法提取，且合众公司未采取合理、有效措施确保委托资产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导致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未能及时提取资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要求合众公司返还委托资产，有事实及合同依据，法院予以支持。对于3．09亿元存款逾期提取产生的利息损失，一审法院酌定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关于合众公司主张，依据92号资管合同约定，合众公司仅根据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指令进行投资操作，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应自行承担委托资产的投资风险，而本案委托资金被冻结是第三方江苏银行违约导致，系存款行无法兑付存款，属于92号资管合同约定的“超出合众公司自身直接控制能力之外的因素导致的违约”，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应向合众公司主张委托资产损失等意见，一审法院认为，上述约定系双方当事人针对投资本身的风险以及存款行不履行兑付义务等导致委托资产损失问题而作出的约定，上述条款并不构成合众公司因自身债务问题导致委托资金被冻结、无法提取的免责事由。92号资管合同已明确约定，合众公司债权人不得对委托资产采取冻结措施，合众公司对于非因委托资产本身承担的债务应采取合理措施，避免委托资产被强制执行，合众公司仍以自身无过错为由进行抗辩，无事实及合同依据，法院对合众公司的该项抗辩意见亦不予采信。综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合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3．09亿元；二、合众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驳回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二审诉讼中，合众公司提交如下证据：1．南京中院（2014）宁仲保字第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2．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47号撤案决定；3．江苏银行对公账户对账单；4．江苏银行业务专用凭证；5．合众公司对江苏银行的起诉状及立案材料。证明内容：案涉委托资产是因为江苏银行的原因无法兑付，根据合同约定，因存款银行无法按时兑付存款等存款银行原因导致的委托资产损失，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向合众公司追偿责任，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无权要求合众公司承担责任。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不同意合众公司所述的证明目的。撤案决定说明双方的争议尚未解决，双方仍存在争议。江苏银行的对公账户对账单、业务专用凭证，只能证明委托资金因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间的纠纷，被江苏银行自行扣划。起诉状及立案材料，证明合众公司亦认为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间的存款合同纠纷约束的是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二审诉讼中，合众公司、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均向本院提交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高院）（2015）鲁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合众公司以本案涉及刑民交叉、刑事案件尚未审结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案中止审理期间，合众公司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1．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2．山东高院（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书；3．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34号民事裁定书；4．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苏高院）（2017）苏民初32号民事裁定书；5．山东高院（2019）鲁民初100号民事判决书。本案恢复审理后，本院组织各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合众公司主张，上述证据证明，1．本案涉及多方主体，本案委托合同关系是刑事犯罪相关的复杂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相关刑事案件已由山东高院于2019年6月3日做出（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被告人张承康等人均犯票据诈骗罪，该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根据上述裁定所确定的事实，本案所涉的92号资管合同产生的委托合同关系为刑事案件被告人张承康等人设计安排的为其刑事犯罪服务的复杂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亦知晓该复杂交易链条的相关安排。2．与本案相关的合同（包括本案委托合同）是多方主体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共同构成了与刑事犯罪相关的复杂交易链条，应属无效。3．鉴于本案所涉复杂交易链条为刑事案件被告人张承康等人设计安排的统一方案，本案委托合同关系不宜从刑事犯罪相关的复杂交易链条中割裂出来。本案不宜单独处理，应驳回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诉讼请求。在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的事实为同一事实的情况下，刑事案件与民商事案件应当统一考察判断事实情况。由于本案所涉案件事实是刑事案件事实的一部分，二者为同一事实，处理本案应当遵循先刑后民的原则，而不应分别审理。在刑事案件已对相关事实作出认定的情况下，不宜割裂出本案，单独对部分事实予以再次审理及认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因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未参与该刑事判决、裁定所涉刑事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程序，所以对该刑事判决书及裁定书的内容真实性无法核实。但该裁判文书可以证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及合众公司人员均未参与张承康等人的票据诈骗犯罪。第二，该证据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上述裁判文书，张承康等刑事案件被告人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支票，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以票据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未参与张承康刑事犯罪一案，也从未见过张承康等人伪造的支票，客观上不能成为张承康等票据诈骗罪的被害人。张承康等被告利用伪造的支票自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将合众公司存入的3亿元违法转至桦超公司，诈骗的对象系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才是张承康票据诈骗犯罪一案的被害人，张承康票据诈骗一案的案件来源也是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报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侦查机关扣押冻结的财物应当返还给被害人，也就是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所以张承康刑事犯罪一案的一审刑事判决及二审刑事裁定裁判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还，没有事实依据，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第三，两刑事裁判文书可以证明，合众公司及江苏银行均系谢天联系的，并非陈晨联系的，该案一审法院关于“谢天、陈晨与江苏银行下关支行行长助理郑涛及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青商定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再由江苏银行将上述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认定，与事实严重不符。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没有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存入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该判决引述的证人证言足以证明陈晨从未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等协商沟通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存入资金之事，更谈不上商定。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也未设计安排82号资管计划，与82号资管计划及票据诈骗犯罪无关。第四，江苏高院（2017）苏民初32号民事裁定书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首先，该裁定在张承康等人的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该案不属于经济纠纷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情况下，便错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驳回合众公司起诉，损害了合众公司的合法权益，应当予以纠正。根据该裁定，合众公司作为受托人在要求江苏银行兑付定期存款被拒后，经委托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多次催告，直到事发后两年多的2017年5月才以江苏银行为被告提起民事诉讼。起诉被驳回后，有权提起上诉，但未依法提起上诉，导致错误的民事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合众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损害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其次，该裁定系以“本案系多方主体复杂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且有涉及刑事犯罪的嫌疑”为前提，认为“在目前证据条件下尚不宜把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割裂出来，通过本案单独处理”，附条件地从程序上驳回了合众公司的起诉，并未做任何实体审理。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不涉及刑事犯罪，在此情况下，合众公司目前仍可以起诉要求江苏银行兑付存款。再次，该裁定的主要依据为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34号民事裁定书，但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终334号民事裁定书从未认定合众公司向江苏银行定期存款的行为系刑事犯罪的一个环节，所以该裁定无事实及法律依据，存在严重错误。第五，在山东高院（2019）鲁民终第100号民事判决做出后，合众公司有权提起上诉但未提起上诉，才导致错误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法通过提起上诉的方式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法纠正该错误的判决。该判决不能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均未参与张承康票据诈骗犯罪的情况下，该判决认为包括本案委托合同关系在内的民事交易“并非普通民事交易行为，而是张承康、谢天等人通过预谋操作‘非阳光业务’实施诈骗刑事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没有任何事实及法律依据。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没有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或者桦超公司融出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也明确从未参与向桦超公司融出资金。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主张没有向桦超公司融出资金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该判决与事实严重不符，缺乏证据支持。本院根据二审诉讼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查明如下事实：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查明，被告人张承康自2013年5月为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介绍联系存储业务，经常出入该行，对该银行营业场所及工作人员较为熟悉。被告人谢天曾在大唐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财富公司）工作，2014年3月从大唐财富公司离职。被告人崔世林亦曾从事资金介绍、投资咨询等业务，因此与张承康认识。2013年10月，马玉芳经人介绍与谢天取得联系，经谢天介绍，马玉芳与大唐财富公司财富管理师魏欣取得联系。魏欣让马玉芳联系可以操作“非阳光业务”的人、银行及联系、考察该业务所需的用款企业。魏欣所称的“非阳光业务”，即用款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中间人可以联系资金存入指定的银行，并要求资金方出具“不提前支取、不质押、不抵押、不挂失、不查询、不开通网银”的“六不承诺”，指定的银行向资金方出具定期存款证实书，然后由银行工作人员将该款违法转给用款企业使用，用款企业不仅向资金方支付高额利息，还要向中间人支付高额费用。存款到期后用款方偿还不了本金，资金方可以找银行要钱，把风险转嫁给银行。2014年2月，马玉芳经人介绍，与自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的张承康见面，张承康称可以操作“非阳光业务”，马玉芳将此事告知魏欣，魏欣遂安排谢天到济南与张承康见面，开始预谋由谢天联系资金，共同操作所谓的“非阳光业务”，以获取巨额好处费。其间，魏欣在一次与马玉芳通话时，要求定期存款证实书必须是真的，马玉芳让张承康与魏欣通话，张承康向魏欣表示该证实书不可能是真的。2014年3月，谢天以给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介绍存款名义与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建国路支行副行长陈晨联系，拟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资金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但因广发银行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之间无同业授信额度，谢天、陈晨与江苏银行下关支行行长助理郑涛及合众公司副总经理于青商定，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再由江苏银行将上述3亿元资金通过合众公司存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同年3月底，经于青安排，合众公司财务部会计王志刚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开立了活期存款账户，谢天还要求合众公司出具了“不提前支取、不挂失、不质（抵）押、不转让、不开通网银”的“五不承诺书”。同时，张承康、崔世林私刻了合众公司的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及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业务专用章、业务经办人名章等印章，伪造了天津银行济南分行3亿元的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张承康与用款单位桦超公司取得联系，谢天考察后将该公司确定为用款单位，谢天、张承康与该公司总经理魏传平等人商定，桦超公司同意支付所使用资金总额的18．2%的高息，其中，总金额的8．9%（2670万元）、6%（1800万元）分别支付给资金方（实际支付给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及谢天等人）、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实际支付给张承康个人），剩余的3．3%一年到期后支付。桦超公司根据谢天的要求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开设了托管账户，于2014年5月20日共计存入该账户2670万元，准备用于3亿元资金转入桦超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账户后，按照谢天的要求支付上述约定的2670万元。在谢天的策划下，自2014年4月23日至5月28日，桦超公司还分别与北京华宇旭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广发银行等单位签订了一系列用于掩盖转款真相的协议。2014年5月27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依据92号资管合同出具的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委托其管理的3亿元投资于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同日，江苏银行依据82号资管合同出具的投资指令，要求合众公司将上述3亿元资金投资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该日下午1时许，张承康、崔世林指使崔世林的女朋友韩林林假扮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工作人员，在该行VIP室内将事先伪造的天津银行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交给受合众公司委托前来领取证实书的合众人寿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财务部工作人员郭燕。该日下午5时许，上述3亿元资金划转至合众公司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开立的活期账户。后谢天赶到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张承康指使韩林林又冒充合众公司财务人员，在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柜台前购买转账支票，加盖私刻的印鉴后，将合众公司账户内的3亿元资金转账至桦超公司账户。桦超公司根据与谢天、张承康的事先约定，将2670万元分别汇入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建国路支行提供的账户1136万元、江苏银行下关支行提供的江苏春江防汛物资配送有限公司账户172．5万元以及北京华宇旭日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账户1361．15万元，另将1800万元汇入张承康提供的账户。后谢天支付给魏欣297．5万元，谢天个人得款859．775万元，张承康与桦超公司支付给崔世林共计135万元。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鲁01刑初3号刑事判决认为，被告人谢天、张承康、崔世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支票，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韩林林为上述行为提供帮助，四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票据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谢天积极联系、协调资金来源及通道、确定用款单位及高息的支付方式，张承康利用其熟悉银行的便利，具体实施伪造印章、转账支票和非法转款活动，二人在整个作案过程中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均系主犯，应依法惩处。据此，判决：张承康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四十五万元；谢天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四十万元；崔世林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三十万元；韩林林犯票据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侦查机关扣押、冻结的人民币90322856．37元、查封的房产两套、扣押的汽车四辆，以上财物价值共计97746417．61元，发还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后发还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张承康、谢天不服上述刑事判决，向山东高院提起上诉，山东高院做出（2019）鲁刑终158号刑事裁定，对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另查明，2014年12月，江苏银行作为申请人以合众公司为被申请人以82号资管合同关系为由向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返还3亿元现金资产及相关投资收益。2016年12月23日江苏银行提交“撤回仲裁请求申请书”。2017年3月10日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做出（2017）中国贸仲京裁字第0347号撤案决定，撤销江苏银行与合众公司之间的DX20141223号资产管理及托管合同争议仲裁案，终止该仲裁程序。2015年5月，合众公司作为原告，以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为被告、江苏银行为第三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为第三人，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为由，向山东高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向合众公司返还存款本金3亿元，并支付3亿元存款的利息（一年期内的利息为990万元，之后的利息按年利率3．3%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2016年12月23日山东高院做出（2015）鲁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判令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合众公司存款本金3亿元；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合众公司支付存款利息（以3亿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8日至实际支付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合众公司与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均不服该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江苏银行、合众公司、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以及案外人桦超公司之间的系列交易究竟是普通民事交易，还是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上述主体对犯罪活动造成的损失是否具有过错以及过错大小等，均需要结合案外人张承康等人的刑事判决结果来认定。因上述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本案事实尚未查清。据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9日做出（2017）最高法民终334号民事裁定，撤销了（2015）鲁商初字第39号民事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2017年5月，合众公司作为原告以江苏银行为被告，以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为由，向江苏高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江苏银行向合众公司支付3．09亿元以及逾期利息损失（以3．09亿元为基数，自2015年5月28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2018年12月21日江苏高院做出（2017）苏民初32号民事裁定，裁定认为，该案系多方主体复杂交易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且有涉及刑事犯罪的嫌疑，在目前证据条件下尚不宜将合众公司与江苏银行之间储蓄存款关系割裂出来、通过该案单独处理。据此驳回了合众公司的起诉。本院认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依据其与合众公司签订的92号资管合同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合众公司履行合同义务，支付3．09亿元及利息损失。对此，本院认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上述主张的请求权基础是否成立是判定本案其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的核心问题。从表面现象看，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桦超公司之间分别形成相对独立的委托资产管理、存款等不同关系，但涉张承康、谢天等人刑事案件的生效判决所查明的一系列事实则表明，涉案合同的签订目的、该3亿元资金的流转，以及相关主体为此支付高息及通道费等交易过程并非依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所主张的委托合众公司向江苏银行下关支行进行存款的委托资管关系。3亿元资金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合众公司、江苏银行下关支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桦超公司之间的流转交易行为，系张承康、谢天等人通过预谋操作“非阳光业务”实施诈骗刑事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案涉3亿元资金的相关主体之间实质上是资金提供方与使用方及资金通道方之间的关系，即广发银行北京分行的3亿元资金在张承康、谢天等人的运作下，通过多个合同签订、多层法律关系形成的“非阳光业务”方式，以合众公司、江苏银行、天津银行济南分行为通道，出借给桦超公司使用，并由桦超公司向资金提供方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支付高息，对此案涉生效的刑事案件已做出向受害人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还侦查机关已扣押的赃款赃物、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后向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发还的判决处理。上述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及刑事案件的追赃处理均已经穿透包括本案在内的以相关合同关系所表现的事由，即本案实质并非正常的资管合同行为，而是张承康、谢天等开展“非阳光业务”进行诈骗犯罪活动的组成环节之一。据此，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在本案中起诉主张委托资管合同所依据的事实与已生效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符，广发银行北京分行与合众公司之间名为委托资管合同法律关系，实为案涉3亿元资金提供方流转至使用方的资金通道关系。故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基于委托资管合同请求判令合众公司返还3．09亿元及利息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请求权基础不成立。综上，广发银行北京分行基于委托资管合同的请求权基础不成立，其在本案中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本院对合众公司的上诉意见予以采纳。本院依据二审诉讼中生效的刑事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纠正，不属于一审法院认定错误。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一中民（商）初字第1766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1603982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担，保全费5000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594171元，由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陈 丰审判员 夏林林审判员 魏 欣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杜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