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皖0122民初23号 原告：安徽超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经济开发区荷花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568994263Q(3-3)。 法定代表人：卢青松，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平勇，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天柏，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告：成都智达威路特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红瓦寺书香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6909390142。 法定代表人：刘光丽，董事长。 被告：北京四通智能交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002171123。 法定代表人：李武，董事长。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田大鹏，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娜，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安徽超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超清”）诉被告成都智达威路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达威路特”）、北京四通智能交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四通”）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安徽超清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殷平勇及肖天柏、被告智达威路特和北京四通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娜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安徽超清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依法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7235299元，退还已付货款1800000元，承担本案律师代理费1000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9140299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自2010年起，被告智达威路特与原告及原告关联公司即安徽海生超清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生超清）、超清（北京）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超清）就有长期合作的业务往来。2011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智达威路特签订一份《购销合同》，约定由被告智达威路特向原告提供DAD05/200万、DAD05/500万电子警察系统共计300套及智达威路特高清数字视频检测系统软件一套，合同价款750万元。《购销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智达威路特）承诺提供的设备满足电子警察系统功能要求，并保证所提供电子警察设备通过验收，因乙方设备原因造成系统无法通过系统验收，乙方赔偿给甲方（安徽超清）带来的相应损失。上述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1年6月1日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通公司”）签订了一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价款1684.90万元。此后，原告按照皖通公司的要求提供了被告智达威路特所供给的电子警察系统产品和软件，安装在合肥滨湖智能化安全管理设施上。安装完毕后，谁知经检测，该批设备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主要表现在：1、过车抓拍功能会将路面阴影识别成有车经过；2、后台存储系统无法调试；3、现场电子警察主机死机严重等。为此，施工单位与原告、被告智达威路特多次协调，被告智达威路特也多次派人维修，但该批设备一直无法通过验收。2016年12月，皖通公司的合作单位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向原告全部退还了DAD05/200万、DAD05/500万电子警察系统。另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支付给被告智达威路特设备款180万元。 2013年3月，原告安徽超清对之前该公司及关联公司与被告智达威路特合同往来账目进行结算，双方自2010年以来共签订合同12份。其中，海生超清7份，合同金额为796.60万元。北京超清1份，合同金额为29.90万元。原告4份，合同金额为2126.90万元。其中包括本案诉争的合同在内；双方当时还签订了一份《结算函》，双方对签订合同的主体、合同金额、已付款、欠款等作出明确的确认，截止2013年3月，海生超清只欠智达威路特货款391.10万元。《结算函》同时明确了上述款项不包括因智达威路特产品质量给原告带来的损失，并明确“因智达威路特产品质量问题，给安徽超清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被告北京四通与被告智达威路特公司也是关联公司，而且与原告也有业务往来，为了方便几方之间的结算，2016年7月7日，原告与被告北京四通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约定由被告北京四通从与原告之间的业务往来款项中按照20%代收原告《结算函》中的尚欠智达威路特设备款项682.4886万元。但由于被告智达威路特公司提供的设备一直未经验收，再加上2016年12月份发生的退货事件，所以，原告与两被告一直进行协商，想解决此事。但被告北京四通却于2019年5月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原告虽提出上述欠款由于2016年12月份的退货原因发生了变化，但北京仲裁委员会仍裁决原告向被告北京四通支付设备款及利息、律师费、仲裁费合计6755502.44元及此后应承担的利息。2020年3月5日，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以（2020）皖0122执112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拨了原告银行存款7235299元。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申请保全，同时支付了保全费5000元。 上述事实，有《购销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相关函告、处理协议、结算函、仲裁申请、协议书及附件、裁决书等为证。由于被告提供的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造成施工单位全部退货，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现两被告又恶意串通，通过仲裁形式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智达威路特辩称：一、原告诉称其损失系智达威路特引起，缺乏事实依据。1、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的被退货设备是我方供应的设备。我方与原告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我方向原告提供设备，此后，我方向原告履行了供货义务。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与案外人皖通公司签订的产品购销合同真实且实际履行，亦不能证明其向皖通公司提供的设备为我方提供，且原告提交的退货函、退货照片等证据也不能证明该批设备为我方供应。2、原告未能完成验收，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包括设备原因、安装原因等。原告是设备安装的义务人，其未提交证据证明设备未通过验收的原因系我方提供的设备质量问题所致。二、原告诉请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1、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原告因购销合同受有实际损失，原告主张其受有损失，但未说明实际发生了那些损失，也没有提交其受有损失的具体证据，无法证明其确因购销合同受到了实际损失。2、原告诉请的损失金额缺乏依据。原告起诉时要求我方赔偿6755502.44元，后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我方赔偿损失7235299元，理由是北京仲裁委员会基于协议书裁决其向北京四通支付设备款及利息、律师费、仲裁费合计6755502.44元及此后应承担的利息。2020年3月5日，肥东法院以（2020）皖0122执1123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划拨了原告的银行存款7235299元。但原告与北京四通之间的仲裁裁决与购销合同并无关联，原告向北京四通支付的款项也不是基于购销合同产生的。原告是基于购销合同产生的纠纷提起本案诉讼，但却以与购销合同毫无关联的事实为由诉请赔偿金额，缺乏依据，法院应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三、原告对我方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已超出诉讼时效。原告与我方签订购销合同的时间为2011年5月31日，根据原告在诉状中的主张及其提交的证据，原告在设备安装完成后就知道有质量问题，即其于2012年8月1日就知道权益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的规定，下列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2）、出售产品质量有问题。即截至2013年7月31日，诉讼时效已届满，原告提起本案诉讼，明显超出诉讼时效。或者即便是根据民法通则第135条适用两年诉讼时效，原告的诉讼也已超出诉讼时效，应依法予以驳回。综上，恳请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我司的诉讼请求。 被告北京四通辩称：一、我司并非购销合同签订主体，与我司和原告签订的协议书没有关联，不是本案的当事人。1、我司不是购销合同的签订主体，基于该合同产生纠纷与我司没有任何关系。2、我司与原告签订的协议书，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我司与原告基于10个项目互负债权债务。二是原告同意向我方承担海生超清所负债务，案涉项目不是协议书中约定的项目，基于购销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也不是协议书中海生超清所负债务。我方与原告提起的诉讼没有关联关系，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二、我方与超清公司在协议书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双方纠纷已经北京仲裁委员会裁决，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三、原告诉请的损失缺乏事实依据，理由同被告智达威路特的答辩意见。 原告为证明其诉请的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下列证据： 证据一、营业执照、企业登记信息。证明原告以及两被告诉讼主体身份。 证据二、购销合同。证明原告向被告购买的电子产品的型号、数量、价格；被告对产品的承诺；损失的承担方式。 证据三、产品购销合同。证明原告向皖通公司提供的产品型号、技术参数、数量、价款。 证据四、设备调试函件、承诺函、协调会记录、处理协议。证明由于被告智达威路特的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施工单位和原告、智达威路特多次商讨，被告智达威路特也多次维修，但仍无法通过验收的事实。 证据五、退货函及清单、退货的照片。证明由于被告智达威路特提供的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造成施工单位退货的事实。 证据六、结算函。证明1、2013年3月，原告及关联公司与智达威路特就自2010年起的合同进行结算，其中包含本案诉争的合同在内；2、原告就本案诉争的合同已付款180万元的事实。 证据七、协议书。证明原告与被告四通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书中，被告智达威路特公司应收的800万元设备款中包含本案合同的款项。 证据八、仲裁申请书、确认书、裁决书。证明两被告恶意串通，通过仲裁要求原告支付设备款的事实。 证据九、委托代理合同、发票。证明原告为本案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用。 证据十、案件受理通知书、裁定书。证明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于2019年8月26日向肥东县人民法院起诉的事实。 证据十一、执行裁定书两份。证明原告被法院划拨款项的数额。 证据十二、专用收据。证明原告交纳的保全费用。 两被告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无异议；对证据三，三性均不认可；对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认为均系原告单方或者与第三方共同出具；对证据五，不认可其真实性和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证据六无异议；对证据七、八、九，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对证据十，认可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对证据十一、十二，不认可其真实性、关联性和证明目的。 被告智达威路特未向法庭提供证据。 被告北京四通为证明其辩称的事实，向本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北京四通与安徽超清签订的《协议书》。证明北京四通是与安徽超清签订协议书的合同相对人，不是原告提交的购销合同的相对人。北京四通不是案涉买卖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 证据二、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3033号裁决书。证明北京四通与安徽超清的纠纷已经生效裁决书裁决，根据一事不再理的原则，原告基于同一纠纷对北京四通的起诉应予驳回。 原告发表质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因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协议书，实际上是被告智达威路特委托被告北京四通收取设备款项，其中包含了案涉的购销合同款项。对证据二，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北京仲裁委的裁决，是将协议书作为收取款项的事实依据，而本案是因为买卖合同项下的产品质量问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要求的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因此，原告诉请的因购销合同引起的赔偿，完全符合法律规定。 依据上述证据并结合本案的庭审调查，本院查明的事实如下： 原告安徽超清原企业名称为安徽超清信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安徽海生超清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生超清）、超清（北京）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超清）系关联公司。2011年5月31日，原告与被告智达威路特签订购销合同一份（合同编号AHCQ-110519），约定原告购买被告智达威路特生产的DAD05/200万、DAD05/500万电子警察系统共计300套及智达威路特高清数字视频检测系统软件一套，合同价款750万元。合同第二条约定：乙方（被告智达威路特）负责完成本合同所涉及设备调试工作，并对甲方（原告）安装人员进行指导培训。合同第四条约定：乙方承诺提供的设备满足电子警察系统工程要求，并保证所提供电子警察设备通过验收，因乙方设备原因造成系统无法通过系统验收，乙方赔偿给甲方带来的相应损失。合同还对付款方式、质保期、交货期及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年6月1日，原告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皖通公司）签订《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原告向皖通公司提供DAD05/200万、DAD05/500万高清电子警察系统及相关配制，合同总价款16849000元。双方还对设备标准及要求、交货方式、付款、产品验收及提出异议期限、售后服务、知识产权、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约向皖通公司供货。合肥滨湖交通一期电子警察工程由皖通公司和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合作建设，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具体负责施工，原告安徽超清和被告智达威路特分别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2012年8月1日，皖通公司向原告发函，函告湖滨智能交通一期工程所用原告供货的电子警察设备存在现场电子警察主机死机严重、误抓拍率很高等问题，并要求原告整改。 2013年7月10日，原告和被告智达威路特项目负责人张庆代表被告智达威路特共同向皖通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在2013年7月23日前全部安装调试完成，达到合肥市交通警察支队验收标准。如未按期按要求完成，我公司承担业主单位对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切处罚责任以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 2013年9月4日，在原告安徽超清C201会议室，召开了“关于保障滨湖项目顺利验收”的协调会，原告单位法定代表人、被告智达威路特项目负责人张庆、皖通公司等人员参会，议题为“保障滨湖项目2013年9月30日顺利验收”，会议内容为：“为保障皖通公司滨湖智能交通一期项目于2013年9月30日顺利验收，智达威路特与安徽超清、皖通公司进行紧密配合，对目前现场所有200万电警主机和部分500万电警主机进行更换并进行调试，本项工作由张庆总负责，……。智达威路特委派3名技术人员对本项目进行负责，安徽超清委派4名技术人员，皖通公司委派2名现场负责人进行配合，共同进行项目调试。如未能在9月30日前完成工作，由安徽超清与智达威路特共同承担业主单位对皖通公司的一切处罚责任及后果”。后原告又与北京百联智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都威路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关于合肥滨湖新区智能化交通安全管理设施一期电警项目产品维护问题处理协议》，想着力解决上述问题。 2016年12月19日，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作为滨湖智能交通一期工程电子警察设备的承建单位，向原告提出退货，其理由为“截止到2016年11月18日，现场设备未达到规定的功能需要，工期严重滞后。……，截止到2016年12月19日，贵单位提供的电子警察设备没有达到规定的功能，给我方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我方坚决提出退货”。同日，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将DAD05/200万电子警察系统及配置252套、DAD05/500万电子警察系统及配置91套所及设备退至原告仓库。原告安徽超清将退货情况告知了被告智达威路特，并要求其解决，但被告智达威路特一直未予处理。 2020年4月24日，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出具情况说明，载明合肥滨湖交通一期电子警察工程系该公司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完成的工程，由该公司具体施工。由于安徽超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电子警察设备没有达到规定的功能，经过多次调试，仍无法通过验收，该公司于2016年12月份将从原告处订购的不合格电子设备退回给原告。 另查明：2013年3月，原告与被告智达威路特对2010年以来前期合作未能结算的项目进行清算，并签订《结算函》一份，结算主要内容如下：自2010年以来共签订合同12份，其中海生超清7份，欠款427.90万元；北京超清1份，欠款14.95万元；安徽超清4份，欠款883.78万元；以上计算方法未包含安徽超清因智达威路特产品质量问题应支付的更换、借用测试、维修、维护费用及商务损失费用；因智达威路特产品质量问题，给安徽超清造成的经济损失金额，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安徽超清承诺将承担海生超清、北京超清的全部欠款。从该结算函附表一即被告智达威路特与北京超清、安徽超清、海生超清的合同对账单显示，依据与被告智达威路特签订的涉案购销合同，原告已经支付被告智达威路特涉案合同设备款180万元。 2016年7月7日，原告与被告北京四通签订《协议书》约定，鉴于2014年1月17日，北京四通、海生超清、智达威路特三方签署的《委托收款协议》的约定，智达威路特委托北京四通向海生超清收取设备款800万元，安徽超清同意代海生超清向北京四通偿还《委托收款协议》中约定的所有海生超清应付债务。双方关于款项支付方式约定：1、管理费用，业主向北京四通支付相关项目款项后，北京四通按照项目合同签订的管理费率扣除安徽超清应付北京四通的管理费用。2、智达威路特设备款，北京四通有权在项目回款中扣除智达威路特设备款（按项目回款金额的20%比例扣除），直至智达威路特设备款全部结清为止。但北京四通收回该笔智达威路特设备款的期限不超过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两年，如期限届满项目回款不足以抵扣该笔款项的，安徽超清应在期限届满之日起10日内立即向北京四通偿还全部剩余部分。协议书签订前，原告安徽超清已支付北京四通设备款1175114元。协议签订后，通过北京四通在项目回款中扣除610980.70元，尚有设备款6213905.30元未予支付。2019年5月，被告北京四通以此为由，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2019年9月2日，被告智达威路特出具确认书，确认智达威路特和北京四通商定，由北京四通以北京四通的名义向原告收取安徽超清方面欠付智达威路特的应收设备款800万元及违约金、利息等各项费用，具体收取方式，由北京四通依法确定。上述款项原属海生超清及其关联方欠付智达威路特的债务。后各方经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将数额结算折让为800万元，并最终确定由安徽超清承担全部债务。 2019年11月27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作出（2019）京仲裁字第3033号裁决书，裁决：（一）安徽超清向北京四通支付设备款6213905.30元；（二）安徽超清向北京四通支付暂计算至2019年5月18日的设备款利息368950元，并向北京四通支付自2019年5月19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之日止，以6213905.3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贷款利率上浮50%后的标准计算的利息；（三）安徽超清向北京四通支付律师费10万元；（四）本案仲裁费72647.14元，全部由安徽超清承担（此款已由北京四通垫付）。后北京四通申请本院执行该生效裁决，本院于2020年3月11日，裁定扣划了原告的银行存款7235299元。 同时查明：2019年8月26日，本院立案受理了原告安徽超清与被告智达威路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9年12月25日，原告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本院于2019年12月26日，以（2019）皖0122民初624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原告撤回起诉。2020年1月2日，原告安徽超清再次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 再查明：原告因提起本案诉讼，于2019年8月20日与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一份，约定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指派殷平勇律师作为原告上述纠纷的一审代理人，原告应于合同签订后五日内向安徽华腾律师事务所交纳案件基本代理费1万元，标的费9万元，合计10万元。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了上述费用。 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原、被告营业执照副本及企业登记信息，《购销合同》、《产品购销合同》，相关函件、协调会记录、处理协议，退货函及清单、退货照片，结算函、协议书及附件，仲裁裁决书、确认书，案件受理通知书、本院（2019）皖0122民初6247号民事裁定书，执行裁定书，保全费票据；被告北京四通提供的北京四通与安徽超清签订的协议书、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3033号裁决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载卷证明。 本院认为，综合双方举证、质证及诉辩意见，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的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二、原告要求被告四通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有无依据；三、本案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限。 一、原告诉请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与被告智达威路特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应予保护。双方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中，原告将从被告智达威路特所购设备出售给皖通公司，并由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具体施工。因被告智达威路特供应设备存在主机死机严重、误抓拍率高等问题，经被告智达威路特多次派人调试，仍无法通过验收。安徽庐峰交通工程有限公司遂将设备退回原告，原告已通知被告智达威路特处理，但被告智达威路特一直未予解决，此举给原告履行与皖通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造成了实际损失。由于被告智达威路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设备调试及对安装人员进行指导培训的义务，因所供设备不能满足电子警察系统工程要求，造成系统无法通过验收，被告智达威路特公司应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原告举证已达到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因此，原告主张损失赔偿，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智达威路特虽对涉案设备未通过验收是否为其所供设备不符合质量要求所致提出异议，但既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也没有向本院申请其所供设备是否存有质量问题的鉴定，因此，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根据原告与被告智达威路特签订《购销合同》约定的价格及退货清单，200套DAD05/200万电子警察系统，单价按照13000元/套计算，损失为2600000元；91套DAD05/500万电子警察系统、单价按照19000元/套计算，损失为1729000元；应用软件3000000元；合计损失7329000元。上述损失数额，系原告基于全部退货数量并结合购销合同的价格计算得出，较为合理。现原告按照7235299元主张损失赔偿，系其对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本院不持异议；鉴于原告采购被告智达威路特的大多数设备没有达到验收规定的标准被退回，且原告已将被退回的设备，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作为其实际损失要求被告智达威路特赔偿，因此，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智达威路特退还其已经支付的设备款1800000元，应不予支持；原告诉请的律师代理费，确系因本案产生的实际损失且已实际支付，应予支持。对两被告辩称的原告诉请缺乏事实依据的意见，因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 二、原告诉请要求被告四通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有无依据。原告与海生超清系关联公司，且海生超清已经注销。2013年3月，原告与被告智达威路特就前期合作未结算的项目进行清算。从双方盖章确认的合同对账单显示，含本案诉争的合同在结算范围内，此后双方包括海生超清在内，再无业务往来。同时，海生超清欠付被告智达威路特货款仅为391.10万元。《结算函》第六条虽明确了安徽超清承诺承担海生超清、北京超清的全部欠款，同时也明确了上述费用未包含原告因智达威路特产品质量问题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及商务损失，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即意味着原告如因智达威路特提供的产品质量问题产生的相关费用、商务损失及经济损失，可以在原告应承担的除自身欠付智达威路特设备款外，还包括海生超清、北京超清在内的全部欠款中予以处理。2014年1月17日，由于海生超清与两被告签订的《委托收款协议》表述为智达威路特委托北京四通向海生超清收取应收设备款为800万元，但未明确该800万元系安徽超清、海生超清和北京超清三家公司共欠智达威路特设备款。所以，在2016年7月7日即案涉设备退货之前，原告与被告北京四通签订的《协议书》中同样表述为，安徽超清代海生超清向北京四通承担《委托收款协议》所列全部应付债务800万元。上述《委托收款协议》明显掩盖了800万元设备款系安徽超清、海生超清和北京超清三家公司共同所欠智达威路特的客观事实。鉴于两被告未能举证证明海生超清在结算函形成时欠款为391.10万元，但在后期签订的委托收款协议以及智达威路特委托北京四通代收款协议书中均载明海生超清欠款为800万元中差额款项的来源，也未能举证证明自2013年3月即原告与智达威路特清算以后，海生超清与智达威路特仍有业务往来的事实，结合智达威路特向北京仲裁委员会出具的确认书中明确以北京四通名义向原告收取的设备款800万元原属海生超清及其关联方欠付智达威路特债务的表述，可以认定，原告主张该应付债务800万元包含了原告应向被告智达威路特支付的涉案设备款。案涉设备发生退货之后，被告北京四通以应收取原告的设备款800万元为基本事实，向北京仲裁委提起仲裁，北京仲裁委也支持了被告北京四通的仲裁请求。被告北京四通同时也申请本院执行生效的仲裁裁决。但鉴于仲裁裁决中的款项包含了案涉设备款，被告北京四通只是从应付原告的项目回款中按比例代为收取，该代收款的所有权仍属被告智达威路特所有，非北京四通所有。基于两被告在业务上的关联性，北京仲裁委已仲裁由原告向北京四通支付相应款项，所以，被告北京四通可在代为被告智达威路特收取原告款项范围内，对被告智达威路特因本案所造成的原告的损失承担给付责任。如果被告北京四通不承担相应责任，与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相悖，既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也会产生当事人利用关联公司逃避债务的不良社会后果。因此，被告北京四通关于其非购销合同签订主体及案涉项目不是协议书中约定的项目、一事不二理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三、本案原告起诉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期限。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自2017年10月1日施行，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本案原告向被告智达威路特采购的设备被退回的时间发生在2016年12月19日，在2017年10月1日未达到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原告于2019年8月26日以智达威路特为被告向本院提起诉讼，此时，诉讼时效中断。现原告再行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因此，被告智达威路特关于原告本次诉讼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辩称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信。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成都智达威路特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安徽超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损失7235299元； 二、被告成都智达威路特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安徽超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100000元； 三、被告北京四通智能交通系统集成有限公司在北京仲裁委员会（2019）京仲裁字第3033号裁决书确定的债权范围内对被告成都智达威路特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的本判决第一、二项债务承担给付责任； 四、驳回原告安徽超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75747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0747元，由原告安徽超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4925元，由被告成都智达威路特科技有限公司负担65822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内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鲁 青 人民陪审员  张振华 人民陪审员  许星梅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 培 附：本案所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