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安市清江浦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苏0812行初140号 原告刘士红（曾用名刘某），女，汉族，××年××月××日生。 委托代理人蒋宁，男，汉族，住盱眙县,系原告丈夫。 被告盱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盱眙县工业园区企业服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向阳，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杨金昌，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安勇，该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公职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明军，江苏衡胜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士红与被告盱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盱眙县人社局”）不予工伤认定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受理后，向被告盱眙县人社局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等应诉材料，被告盱眙县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了答辩状及证据材料。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刘士红的委托代理人蒋宁，被告盱眙县人社局的出庭负责人杨金昌、委托代理人张安勇、李明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6年2月25日，被告盱眙县人社局作出盱人社工不认字（2016）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被淮安市人社局以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予以复议撤销。 2017年8月1日，被告继续用相同实体，对原告作出盱人社工不认字（201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被盱眙县法院判决撤销。 2018年9月14日被告仍然用相同实体，又再次对原告作出相同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认为，原告自2003年申请工伤认定至今，被告连续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实体认定均相同，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2018年9月14日作出的盱人社工不认字（2018）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被告重新作出认定。 原告刘士红为支持其诉讼主张，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2018）6号不予认定决定书、（2016）1号不予认定决定书、（2017）3号不予认定决定书，证明三份不予认定决定书所依据的主要事实基本相同；2、淮安市人社局（2017）6号复议决定书、盱眙县法院（2018）苏0830行初4号行政判决书、盱眙县法院（2014）盱行初字第9号行政判决书，证明相关的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均被复议决定或行政判决所撤销。 被告辩称：一、原告诉称被告以相同实体再次作出相同行政行为的事实和理由不能成立。原告刘士红为原盱眙县政府招待所（事业单位）编制内合同制工人。1996年5月4日，刘士红在上班期间搬运物品时跌倒，当天去县医院看病，被县医院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阻滞等病症后住院治疗，同月28日转南京军区总院治疗。在县医院及南京军区总院治疗期间，医院均建议安装永久性心脏起搏器。出院后，刘士红在家调养近一年时间。之后，考虑到刘士红的身体状况，单位给其安排了较为轻松的打印文件、接听电话工作。1999年8月9日，刘士红突发胸闷、心悸到县医院治疗，县医院再次建议其安装永久性心脏起搏器。2002年4月13日，刘士红被单位安排到洗衣房上班的第一个半天，在和同事到1楼抬床单到洗衣房洗时，走到二楼突然晕倒，再次被送往县医院治疗，医院同样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阻滞（与1996年5月4日诊断名称相同），并建议尽快安装永久性心脏起搏器。 二、《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第六十七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原告于2004年1月日前发生疾病，2018年尚未完成工伤认定，根据《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和《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的相关规定，原告工伤认定事宜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586号）的规定执行。刘某被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阻滞、阿斯综合征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 三、本次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所适用的法律规定与之前的均不同，故不属于再次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 综上，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盱眙县人社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2、刘士红身份证复印件；3、户籍证明；4、授权委托书；5、劳动合同书；6、1996.5.28盱眙医院出院记录；7、盱眙县医院疾病诊断书；8、1996.6.22南京军区医院《出院通知书》；9、南京军区总院诊断证明书；10、1999.8.12盱眙县人民医院出院记录；11、2002.4.18盱眙县医院出院记录；12、2002.4.30南京鼓楼医院出院记录；13、2002.4.30南京鼓楼医院疾病诊断书；14、2010.10.27江苏省人民医院出院记录；15、调查笔录；16、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卡（刘士红）；17、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退职审批表（刘士红）；18、2017.8.1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19、送达回执；1-19证明刘士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向我局申请工伤认定，经我局了解核实情况并进行必要的调查以后，认定刘士红不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于2017.8.1日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20、2018.7.17盱眙县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1、《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通知；22、江苏省人事厅苏人通【1999】169号；23、2003版《工伤保险条例》；24、2010修订版《工伤保险条例》；25、关于废止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亡）认定的暂行办法的通知；26、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性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27、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执，证据20-27证明盱眙县人民法院作出行政判决撤销了我局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后，我局重新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是不予认定工伤，理由以及适用的法律依据与上一次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中的理由及适用法律是不同的，原告要求再次撤销做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经庭审质证，结合当事人的陈述、辩论意见，本院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原告刘士红因申请工伤认定事宜于2003年10月13日信访要求工伤认定。盱眙县人事局接到盱眙县信访局交办函后，于2003年10月20日书面委托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参照企业职工待遇对刘士红是否工伤进行认定。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接受委托后，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委托盱眙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鉴定小组，对原告刘士红的病与劳动强度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进行鉴定。2004年1月20日该鉴定委员会作出了“该病与劳动强度无直接因果关系”的鉴定意见。2004年6月20日原告经淮安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2004年12月20日江苏金盾司法鉴定所鉴定意见为：应认定其长期工作过度劳累为其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传导阻滞等疾病的根源。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依据盱眙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鉴定小组的鉴定意见，参照劳部发（1996）266号《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江苏省城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规定》，于2004年2月5日将刘士红不符合企业职工工伤认定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的意见，复函给盱眙县人事局。盱眙县人事局接到复函后，依据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复函意见，先口头告知原告刘士红不能认定为工伤，2005年7月25日又书面复函告知原告不符合企业职工工伤认定的规定，不能认定为工伤。 原告刘士红不服盱眙县人事局的复函，于2006年4月3日向盱眙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2006年5月29日盱眙县人民政府作出维持盱眙县人事局关于对刘士红工伤认定问题的复函。2006年6月26日，原告刘士红向盱眙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同年8月14日该院判决维持人事局的复函，原告不服提起上诉，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盱眙县人事局在认定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实体上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遂于2006年11月17日判决撤销盱眙县法院判决及人事局复函，责令人事局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2009年10月27日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第二次作出刘士红不符合工伤认定的结论，并将结果函告盱眙县人事局，盱眙县人事局于2009年10月27日函告刘士红，刘士红不服提起行政复议，盱眙县人民政府复议决定维持盱眙县人事局作出的工伤认定的复函。刘士红不服向盱眙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期间盱眙县人社局撤销该复函，刘士红撤诉，盱眙法院作出（2011）盱行初字第0035号行政裁定书，准许原告刘士红撤诉。 2012年1月9日，被告重新受理了原告刘士红申请工伤认定材料，于2012年7月11日第三次作出盱人社工认字（2012）第17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收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后，即向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起行政复议，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2年10月8日作出维持决定。原告于2012年11月5日向盱眙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盱眙县人社局作出盱人社工认字（2012）第176号《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2012年12月18日，盱眙县法院作出（2012）盱行初字第0036号行政判决书，撤销盱眙县人社局作出（2012）第176号《不予认定决定书》。 原告刘士红仍要求被告盱眙县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2013年4月17日，被告盱眙县人社局第四次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原告刘士红不服向盱眙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盱眙县法院于2013年7月20日作出（2013）盱行初字第0024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盱眙县人社局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判决被告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刘士红又要求被告予以认定工伤，被告于2013年12月10日第五次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对刘士红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同时判定，刘士红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四日所患的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传导阻滞和2002年4月13日旧病复发，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情形。原告刘士红不服，再次向盱眙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4年7月24日作出（2014）盱行初字第0009号行政判决书，判决撤销被告盱眙县人社局于2013年12月10日作出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被告盱眙县人社局对刘士红的申请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此后，因被告未履行法定职责，原告申请盱眙县法院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被告第六次作出盱人社工认字（2014）第489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向盱眙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于2015年12月16日作出（2015）盱行初字第00038号行政判决书，撤销被告盱眙县人社局盱人社工认字（2014）第489号的不予工伤认定决定书;被告盱眙县人社局对刘士红的申请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盱眙县人社局于2016年2月25日第七次作出盱人社工不认字[2016]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于2016年5月18日向淮安市人社局申请行政复议和复议听证申请。2016年5月23日，淮安市人社局作出受理决定，于2016年7月8日对该案进行了听证，后作出（2016）淮人社复（决）字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盱眙县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刘士红不服于2016年8月9日向盱眙县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淮安市人社局（2016）淮人社复（决）字第5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及盱眙县人社局于2016年2月25日作出的盱人社工不认字（2016）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请求法院依法对原告工伤予以裁决。2017年2月3日，盱眙县法院作出（2016）苏0830行初43号行政判决，判决被告淮安市人社局于本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对原告刘士红的行政复议申请重新作出行政行为。2017年6月9日，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2017）淮人社复（决）字第6号《行政复议决定》，决定撤销盱眙县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盱人社工不认字[2016]第1号）。 盱眙县人社局于2017年8月1日第八次作出盱人社工不认字（201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原告不服，向盱眙县法院再次起诉，盱眙县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行政判决书，认为该次工伤认定与前一次的工伤认定是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的，判决撤销（2017）3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2018年9月14日，盱眙县人社局第九次作出盱人社工不认字（2018）6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申请的工伤事项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执行，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原告被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阻滞、阿斯综合征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也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决定不予认定工伤。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2010年，盱眙县人事局和盱眙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合并为盱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一、本案诉争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是否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二、原告申请的工伤认定是否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 对争点一，《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被告重新作出的行政行为与原行政行为的结果相同，但主要事实或者主要理由有改变的，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不受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限制。在行政复议法中亦有相类似的规定。本案中，对于原告刘士红工作经历、疾病诊断及治疗经历，原、被告均没有异议，相关事实是确定的。被告盱眙人社局在之前多次的工伤认定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依据确有不同，分别有《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江苏省城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规定》，苏人通[1999]169号《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亡）认定的暂行办法》、苏劳社医[2005]6号《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等，本次诉争的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是《工伤保险条例》，故本院认定其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 对争点二，关于原告所患疾病是否构成工伤，作如下分析： （一）原告的职工身份。案件的证据材料显示，原告是原盱眙县人民政府招待所（事业单位）的劳动合同制工人，于2004年7月办理了事业单位退职审批手续，当时原告年龄为42岁，以事业单位工人身份退职，退职后当月领取的待遇是934.50元。 （二）原告申请工伤的事项。原告申请工伤的事项是1996年5月4日在工作岗位跌倒，经医院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阻滞、阿斯综合征。2002年4月13日，在工作过程中疾病复发，诊断同前。 （三）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范。 《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于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标志着我国建立了工伤保险制度，其适用的范围是企业及其职工。《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375号）于2004年1月1日起施行，其适用的范围是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令586号）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其适用的范围是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队、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从上述规定的演变可以得知，工伤保险的适用范围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在国家行政法规层面上2011年才将事业单位正式纳入到工伤保险的保障范围。 在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江苏省人事厅于1999年8月16日颁发的苏人通[1999]169号《江苏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亡）认定的暂行办法》是我省首次明确提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的规范性文件。《江苏省城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规定》（江苏省政府第162号令）于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该两份文件出台的时间较为接近，也说明事业单位工伤与企业单位工伤在当时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 2005年12月29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民政部、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工伤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36号），其中明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其工伤范围、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标准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执行。2006年6月9日，江苏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人事厅、民政厅、财政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贯彻落实的意见》，结合本省实际，就上述四部委的意见予以贯彻落实，亦明确了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本条例施行前已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尚未完成工伤认定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本案中，原告刘士红申报工伤的事故发生在1996年，首次申请工伤认定在2003年，之后多次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或者不予受理决定均因各种原因被撤销。本院认为，结合《工伤保险条例》以及上述有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伤的文件规定，本次对原告是否符合工伤的情形应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判断。工伤保险条例的宗旨是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原告于1996年经诊断为病毒性心肌炎、Ⅲ度房室传导阻滞、阿斯综合征，是心脏方面的疾病，不属于因工作遭受的事故伤害，也不属于因工作罹患的职业病，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故被告不予认定工伤并无不当。 原告主张适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江苏省城镇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规定》中“在生产工作的时间和区域内，由于不安全因素造成意外伤害的，或者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的规定，认定原告所患疾病为工伤。本院认为，如上所述，原告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本身并不适用上述规定。另外，原告在1996年患病经住院治疗后，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也不符合经第一次抢救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形，对原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刘士红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刘士红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提起上诉，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收款人：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清江浦支行，帐号：62×××31）。 审 判 长  方 向 审 判 员  蒋同一 人民陪审员  袁少鹏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书 记 员  袁 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