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1080号上诉人（原审原告）：邓甫惠。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娟，广东韬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宝公司）。法定代表人：张靖，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海涛，广东润科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邓甫惠因劳动争议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法院（2019）粤0117民初488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邓甫惠在原审的诉讼请求：1.确认邓甫惠与万宝公司2014年3月至起诉之日存在劳动关系；2、万宝公司立即支付邓甫惠2014年3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共478666元。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审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邓甫惠提交以下证据：1、劳动合同；2、购销合同2份；3、证明；4、销售出库单24份；5、与王某的微信工作记录；6、仲裁裁决书；7、送达证明；8、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任职重庆售后主任花名册。万宝公司提交以下证据：1、重庆高宝电器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2、结婚证；3、身份证信息；4、社保记录；5、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6、购销协议书2份；7、关于与经销商签订购销协议书流程的说明。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原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万宝公司于2004年12月24日依法成立，邓甫惠于2012年9月由万宝公司安排至重庆工作，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载明邓甫惠工作是市场营销，工资构成是底薪+业务提成，次月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上月工资。2014年3月起万宝公司停发邓甫惠工资，2014年7月起停缴邓甫惠的社会保险。万宝公司认为邓甫惠在2014年1月份因业务量不达标已经离职；邓甫惠则表示其没有提出离职报告，公司没有书面的离职证明，其一直在履行业务员职责。因公司更换领导，一直打压刁难老员工，对公司停发工资停缴社保的行为跟直接领导无法沟通，考虑是在国企工作，一直没有向仲裁机构反映情况，仅在内部沟通。公司对邓甫惠冷处理，基本上不承认邓甫惠的身份，也没有实际安排工作，后来重庆业务量减少，业务没有销售订单，邓甫惠一直负责处理售后协商工作。邓甫惠提交万宝公司与案外人重庆高宝电器有限公司于2014年12月1日、2016年1月1日签订的《购销协议书》，合同落款处有“邓甫惠”的签名，但万宝公司存档的原件中则无邓甫惠的签名，邓甫惠对此明确是在2017年左右借取重庆高宝电器有限公司的原件添加上自己的名字，并在本案作为证据提交。邓甫惠提交“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的销售出库单，显示从2014年12月至2017年4月期间销售给重庆高宝电器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均为“邓甫惠”，最后一张销售单载明打印日期为2017年4月21日。万宝公司对此主张是因工厂搬迁，新的跟单员没有到位，导致新系统没有变更。邓甫惠提交其与万宝公司在四川地区售后人员王某从2015年8月26日至2019年8月2日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聊天内容均与售后有关，无销售有关记录。其中：2017年8月14日的记录内容显示“王某：在这件事件上，这都是多久的机器了，如果下面客户都是这样，万宝公司是不是都要承担呀！你之前也是万宝公司的，别的品牌有哪个客户能把多年前的机器、放到现在还没有卖的，你直接问肖部长，我这边没有办法保修”；2017年8月28日的记录内容显示“王某：这个钱不能以公司的名义给他，以你们的名义给他，你懂了没有呀”。邓甫惠于2019年7月5日向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请求：1、确认与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自2014年3月至2019年7月5日存在劳动关系；2、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支付自2014年3月至2019年6月工资478666元。2019年9月9日，广州市从化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从劳人仲案﹝2019﹞1248号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邓甫惠所有仲裁请求。邓甫惠不服上述穗劳人仲案﹝2019﹞1248号仲裁裁决，向原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万宝公司未提起诉讼。原审法院认为，邓甫惠起诉要求确认其于2014年3月至起诉之日与万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并提供了《购销协议书》、《销售出库单》、《与王某的微信工作记录》作为证据，万宝公司抗辩认为邓甫惠于2014年1月已离职，邓甫惠起诉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已超过法律规定的一年仲裁时效，对此，原审法院依邓甫惠提交的证据审查认定如下：邓甫惠提交的《购销协议书》原件与万宝公司存档的不一致，且邓甫惠已确认是其在2017年左右在合同相对方重庆高宝电器有限公司的原件上补签自己的名字，对该证据原审法院不予采信。邓甫惠提交的《销售出库单》是由万宝公司出具给重庆高宝电器有限公司的，单中载明业务员为邓甫惠，万宝公司仅以跟单员未到位，新系统未变更为由进行抗辩，未提交证据予以反驳邓甫惠的主张，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审法院确认该《销售出库单》的证明力，《销售出库单》最后出具日期为2017年4月21日。邓甫惠提交《与王某的微信工作记录》，根据2017年8月14日、2017年8月28日王某的聊天内容“你之前也是万宝公司的”；“这个钱不能以公司的名义给他，以你们的名义给他”，从字面可理解为王某明确其与邓甫惠交谈时不是在同一公司，且在2017年8月14日交谈时邓甫惠已不是万宝公司的员工。综上，邓甫惠提交的证据可证明其与万宝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期间至2017年8月14日前，其与万宝公司劳动关系终止至申请仲裁之日即2019年7月5日已超过一年，且邓甫惠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仲裁时效中断或因不可抗力和其他正当理由存在仲裁时效中止的情形，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其申请已过一年的时效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据此，原审法院依法驳回邓甫惠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甫惠的诉讼请求。原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邓甫惠负担。判后，邓甫惠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确认邓甫惠与万宝公司自2014年3月至起诉之日存在劳动关系；判令万宝公司立即支付邓甫惠2014年3月至2019年6月的工资共478666元；2.一、二审诉讼费由万宝公司承担。主要上诉理由：一、原审法院错误适用法律，将邓甫惠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错误适用了诉讼时效的规定，导致错误判决。本案中，邓甫惠第一项诉讼请求为确认邓甫惠与万宝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是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这一法律关系的确认，属于确认之诉，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讲，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审法院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驳回邓甫惠要求确认与万宝公司存续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是错误的。二、原审法院错误适用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定，将原本应由作为用人单位的万宝公司的举证责任强加到邓甫惠身上，由邓甫惠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导致本案的判决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本案中，邓甫惠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证明邓甫惠与万宝公司存在了劳动关系，而万宝公司主张双方已经解除了劳动关系的，应当由万宝公司举证证明双方的劳动关系已解除，但万宝公司提交的认为邓甫惠已经于2014年1月离开公司、双方的劳动关系已经解除的证据，显然不能成立，也没有被法院采纳。故万宝公司应继续提交证据证实双方已经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否则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三、原审法院也对邓甫惠提交的证据断章取义，偏袒万宝公司，片面采信部分内容而错误认定案件事实。万宝公司因企业改制和2013年起直接领导为外聘领导，对在广州万宝近30年的老员工邓甫惠进行打压刁难冷处理，不愿意承认邓甫惠的员工身份，对邓甫惠的诉求一直回避，但邓甫惠一直与万宝公司负责售后工作的员工王某处理重庆市场的售后工作，这从双方长达多年的微信工作记录可以看出。而王某作为万宝公司的新员工，其不一定清楚邓甫惠与万宝公司的关系，不排除其听信万宝公司外聘领导的说法，认为邓甫惠已离开公司不属于万宝公司的员工，因而在微信上说出“你之前也是万宝公司的”的话。且不说王某这话是否是事实，原审法院仅凭这句话的字面理解便片面地认定交谈时邓甫惠已经不是万宝公司的员工了，以邓甫惠无法证明双方2017年8月14日后仍存在劳动关系而驳回了邓甫惠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原审法院也免除了万宝公司就劳动关系解除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偏袒万宝公司，作出了对邓甫惠不公平公正的判决。万宝公司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万宝公司停发工资及停止购买社保之后，邓甫惠从未向万宝公司提出异议，也未进行沟通，因此原审判决是正确的，请法院驳回邓甫惠的请求。原审查明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万宝公司与邓甫惠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双方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关于邓甫惠与万宝公司的劳动关系存续时间问题。双方当事人对劳动关系存续时间存在争议，邓甫惠主张双方的劳动关系存续至本案起诉之日，万宝公司则主张邓甫惠于2014年1月已离职。对此，原审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提交的证据认定邓甫惠与万宝公司的劳动关系存在至2017年8月14日前，合法合理，且理由阐述充分，本院予以确认。邓甫惠虽上诉称其在万宝公司工作至本案起诉之日，但本院审理期间，邓甫惠既未有新的事实与理由，也未提交新的证据予以佐证自己的主张，故本院认可原审法院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即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关于邓甫惠的诉请是否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条及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因确认劳动关系及拖欠劳动报酬发生的争议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应适用仲裁时效的规定，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因此本案应以邓甫惠与万宝公司终止劳动关系之日作为仲裁时效的起算点。如前所述，邓甫惠与万宝公司至2017年8月14日前存在劳动关系，邓甫惠2019年7月5日才申请仲裁，已超过一年的时效期间，且邓甫惠未举证证明存在时效中断或中止的法定情形，因此其申请仲裁已过仲裁时效，一审据此驳回邓甫惠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邓甫惠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上诉人上诉无理，本院予以驳回。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上诉人邓甫惠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何慧斯审判员  叶嘉璘审判员  何润楹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庄武衡梁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