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鲁1091民初43号 原告：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工业新区草庙子镇威泉路13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672200099A。 法定代表人：王学军，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佩良，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凯，山东齐鲁（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威海亨利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住所地威海市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沈阳路10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61898580L。 法定代表人：刘海洋，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婷，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云龙，山东恺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澄公司”）与被告威海亨利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利公司”）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海澄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高佩良，被告亨利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婷、徐云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海澄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款480万元及利息（以480万元为本金，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2、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被告负担。事实和理由：原告系一家专门从事污水处理的企业，2008年通过承接政府BOT项目在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并运营污水处理厂，原法定代表人为吴某甲，2014年6月18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学军。被告自2011年至2015年期间承揽原告污水处理厂的多项建设工程的施工。2018年1月底经双方核对，确认原告尚欠被告工程款517万元，双方于2018年2月10日签订了一份《还款协议书》，但在上述《还款协议书》签订后，在2018年年底原告委托审计部门对原告所有财务账册及原始凭证进行审计时，发现原告在2011年12月8日通过银行向被告支付了480万元款项，付款用途载明为“预付工程款”。但双方在2018年2月10日签订《还款协议书》时，该笔480万元款项并没有计算在原告已付工程款中，原告遂要求将该480万元工程款从欠付被告的工程款中扣除。被告提出该笔480万元款项系被告受原告的原法定代表人吴嫁祥的委托代原告向第三方支付的款项，与其承揽的工程无关，原告要求被告提供与此有关的证据，但被告一直未能提供，双方为此发生争议。被告依据《还款协议书》在环翠区法院起诉原告，要求原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环翠区法院经审理后做出（2019）鲁1002民初2340号一审判决，认定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这480万元是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工程款，因而未采纳原告要求将480万元作为工程款予以扣除的主张，判令原告按《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向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原告不服该判决向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威海中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19）鲁10民终3409号判决，驳回了原告的上诉，维持原判，理由是该480万元与被告承揽的工程无关，不应认定为原告向被告已付工程款。原告认为，上述案件的审理法院既然未能认定这480万元的付款系原告支付给被告的工程款，双方之间又无其他民事法律关系涉及这480万元款项的往来，被告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收取这480万元款项具有合法的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返还不当利益。”原告认为被告收取原告的这480万元款项属于不当得利，被告应当返还给原告并支付该笔资金在被告占有使用期间的利息。 被告亨利公司辩称，原、被告系常年施工合同关系，原告时任负责人为程某某。2011年12月8日，原告在给被告支付部分工程款30万元的同时要求借用其账户转款450万元，次日被告即将该款转至原告指定的单位即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2011年12月31日，原、被告因工程款纠纷在环翠区法院达成调解书，被告尚欠原告工程款95万元。后期被告继续施工，原告又长期拖欠工程款，双方于2018年2月10日对账原告尚欠517万元，同时签订还款协议书，后被告多次催要未果，故提起诉讼。 一、本案的诉讼请求已经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审理，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出具终审判决书，对本案的事实进行了认定，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原告此次变更案由再次诉讼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应依法驳回起诉。理由：1、被告诉原告合同纠纷一案，经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终340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书明确写明：“本院认为，……海澄水务公司原公司相关人员有将480万元中的450万元交由亨利水处理公司代为转付的意思表示。综上，本院认定本案现有证据认定诉争480万元中的450万元系亨利水处理公司代海澄水务公司转付款具有高度可能性”。上案原告两审均败诉后，此次又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的诉讼请求不能否定（2019）鲁10民终3409号案件法院认定的被告代原告转付款的事实；2、关于480万元中的30万元的认定问题，（2019）鲁10民终3409号案件判决书认定“应认定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已将30万元计入已付款”。该判决书已经明确480万元中的30万元计入原告已付被告工程款，并非原告事实与理由中陈述的，与工程无关，不应认定为原告已付被告工程款，原告的所述事实及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了（2019）鲁10民终3409号案件的判决结果。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24条第五项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本案与（2019）鲁10民终3409号案件当事人相同，有争议的诉讼标的480万元相同，原告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2019）鲁10民终3409号案件法院认定的被告代原告转付450万元及已经明确480万元中的30万元计入原告已付被告工程款的事实，原告已构成重复起诉，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起诉。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请法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理由如下：1、被告代原告转付款的时间是在2011年12月8日，原告转给被告480万元，其中30万元为原告支付被告的工程款，次日即2011年12月9日将450万元转给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根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应当适用《民法通则》之规定。原告将450万元巨额的款项支付给被告，原告如认为被告不当得利，诉讼时效应当从2011年12月9日起算至2年即2013年12月8日，在此期间原告从未向被告主张，所以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过了诉讼时效期；2、原告主张2014年变更法定代表人，2018年掌握账目发现转账480万元，无非是在故意回避诉讼时效。原告的诉求明显属于知法而故作不懂法，偷换概念，原告要求被告代转款，原、被告双方都是公司行为，法律规定公司不因为股东、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影响权力的行使，也不会因为股东的变更影响权力的主张、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这里的当事人是指的是法人，而不是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如何变更，单位如何做账，账目如何交接，是单位的内部事宜，对外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以此为理由主张权利，不应得到支持。 三、被告与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从无任何业务往来，但原告与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存在经济往来，被告代原告向原告关联公司转款，然后原告向被告主张不当得利，存在欺诈行为。理由如下：1、经查询在2011年12月8日转账时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的股东是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占股54.55%）、深圳市某水业科技有限公司（占股45.45%），吴某甲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吴某甲、吴某乙，王某甲为执行董事经理，吴某乙为监事，公司地址北京西城区。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某智能地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吴某乙，吴某乙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7月28日前公司地址北京西城区。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吴某丙、王某乙，吴某丙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公司地址北京西城区小绒线胡同4号。综上可以看出上述四公司存在股东、董监高、公司地址混同，属于关联公司，被告代原告在其与关联公司之间的转账往来完全符合常理，原告利益并没有受损；2、原告与被告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在上案庭审时当庭表示与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无经济往来，本次案件庭审前被告调取了原告的工商档案，在其档案第28页、第29页显示：“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会计报表附注（2011年度3月）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北京某地暖159万元、北京某240万元、北京某水务270万元、王某乙350万元”，这份会计报表终于将原告一直隐瞒的事实真相一览无余。这其中应付款中简称的北京某即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经各种企业信息查询均无北京某公司，只有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应付款中的北京某水务即北京某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应付款中的王某乙，在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拥有80%股权，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占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56.25%股权，应付款中的北京某地暖的负责人也是王某乙。该份会计报表时间为2011年3月份前，被告代原告转账时间为2011年12月9日，能够表明原告存在应付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款项的事实，原告借被告账户向其欠款单位付款也属于事实，原告存在虚假陈述；3、被告与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素无任何经济往来，如无原告指示，2011年12月9日被告不可能将如此巨额款项转至和原告息息相关的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且被告将450万代转后也没有获得任何利益。退一步而言假如原告所诉，该款系被告不当得利获得，那么如此大的一笔巨款，原告在七八年的时间既不索要，也不用以冲抵工程款，被告在此期间起诉、重新签订还款计划，原告承认欠款的事实，均有悖常理。 四、原告主张的480万元，经（2019）鲁10民终3409号案件将其中30万元认定为工程款，450万元认定为被告代原告转款，原告利益没有受损，被告没有获得利益，原告的行为存在虚假诉讼。理由如下：1、原告转给被告的480万元，其中30万元为工程款，450万元为被告代原告转款，在（2019）鲁10民终340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认定，且被告在该案提交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1）、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终3409号民事判决书，其中判决书明确写明“现有证据认定诉争480万元中的450万元系亨利公司代海澄公司转付款具有高度可能性”。480万元中的30万元计入原告已付被告工程款；（2）、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2012）威环民初字第1402号民事调解书证明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原告共欠被告工程款95万元，证实被告实际并没有收到480万元预付工程款（其中30万元属于工程款），按照常理原告主张被告在2011年12月8日获得不当得利480万元，被告不可能收到480万元后起诉原告支付工程款，然后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原告还欠付被告工程款95万元，因为被告只是代原告转款，原告也是明知的，所以才签订了（2012）威环民初字第1402号民事调解书；（3）、2018年2月1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书》明确约定，截止2018年2月10日，原告欠被告工程款517万元。即便是按原告所称2014年6月18日公司工商股权变更，其工商变更后，根据会计规则，也必然对账目进行审核。2018年2月10日，被告与原告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原告已经明知2011年12月8日转账的事实，并进行了对账，由其现任污水厂负责人赵某某经办签订《还款协议书》，原告也从未向被告主张该款项为工程款或不当得利；（4）、程某某2010年至2014年在原告处担任总经理，程某某出具证明及视频能够证实，原告借用被告账户转账至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450万元整，该款项与原告拖欠被告工程款无关；（5）、2017年11月23日，在涉及原告另案的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鲁10民终2120号作出的民事判决书中载明：“2011年8月30日，海澄公司出具关于对程某某、于某某通知的任命文件，载明程某某被任命为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威海全面工作；于某某则被任命为海澄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协助程某某工作，主管资金运作，分管办公室，协助监督工程和财务”。从该份判决书也可以看出程某某同时担任原告处总经理及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资金运作，其借用被告账户向其应付款公司及关联公司付款；2、原告在此前的诉讼中一直坚持称该款是工程款，在一审的环翠区人民法院没有得到认定，上诉又提出要行使抵销权被二审中级法院当庭否决并判决驳回其请求后，现又变更案由为不当得利重复起诉，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虚假诉讼行为应予惩罚。 综上，该案从原告原负责人程某某提供的证明情况、2012年环翠区法院的第1402号调解书、原被告双方签订的还款协议书以及原告的工商档案和一审，二审的法院判决书等综合来看，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从而证明450万元系代转款行为，也已认定30万为工程款项的事实。因此，无论是诉讼时效还是重复起诉亦或是事实方面，原告的诉讼请求都不能得到支持，请求法院依法裁定驳回起诉或驳回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3年10月2日，原告海澄公司（发包人）与被告亨利公司（承包人）签订了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该合同约定：承包人施工工程名称为威海市工业新区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工程地点为威海市，工程内容为建设综合池一座，合同价款为6500000元。原、被告均在上述合同中盖章确认。2018年2月10日，原告海澄公司作为甲方与被告亨利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一份《还款协议书》，协议约定：“2013年10月，甲、乙双方签订了《建筑工程施工合同》一份，……截止本协议签订之日，甲方尚欠乙方工程款伍佰壹拾柒万元整（5170000元整），……甲方承诺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付清所有款项，计伍佰壹拾柒万元整（5170000元整），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当向甲方开具与付款金额相同数额的工程款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暂缓付款，而无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如甲方逾期付款，则乙方有权就剩余全部款项向甲方追偿，届时，甲方不仅应当偿付工程款本金，还应向乙方支付自2018年2月10日至甲方实际付清欠款之日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利息……”。原、被告均在上述协议中盖章确认。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工程款20万元，尚欠工程款497万元未付，后原告诉至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该院以（2019）鲁1002民初23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海澄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亨利公司工程款497万元及利息（利息以497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2月9日起计算至工程款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原告海澄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上诉，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鲁10民终34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争议焦点问题是原告海澄公司于2011年12月8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给被告亨利公司480万元款项是否为不当得利。原告主张涉案480万元款项构成不当得利，并针对该主张提交了付款凭证、银行流水、环翠区人民法院（2019）鲁1002民初2340号及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终3409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辩称涉案款项中450万元是受原告委托代原告向其关联公司转付的款项，30万元为原告向被告已付工程款，并针对该辩称提交了被告于2011年12月9日转账给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45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原告的工商内档材料、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及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企业信用报告等。原告的工商内档记载：“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会计报表附注（2011年度3月）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北京某地暖159万元、北京某240万元、北京某水务270万元、王某乙350万元”。内档及企业信用报告记载：原告海澄公司的股东是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占股54.55%）、深圳市某水业科技有限公司（占股45.45%），吴某甲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吴某甲、吴某乙，王某甲为执行董事经理，吴某乙为监事，公司地址北京西城区。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某智能地暖工程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吴某乙，吴某乙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年7月28日前公司地址北京西城区。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吴某丙、王某乙，吴某丙为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公司地址北京西城区。另外，就涉案480万元款项认定的问题，已生效的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鲁10民终34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认为如下：1、关于450万元是否系转付款问题。首先，双方当事人自2011年至2015年存在多个工程施工合同关系，二审诉讼中，虽双方均确认2018年2月10日还款协议书系对2011年至2015年所有工程的核算对账，但业已生效的（2012）威环民初1402号民事调解书显示截止2011年12月31日海澄水务公司欠付亨利水处理公司工程款95万元，海澄水务公司已实际履行该民事调解书确定的付款义务，表明截止2011年12月31日的工程款已处结，不存在欠付款事实；且现有证据表明，截止2011年12月31日，亨利水处理公司施工工程总价款不到480万元，而诉争480万元款项支付时间为2011年12月8日，如果该480万元中的450万元视为涉案工程拨付款，则存在海澄水务公司超付工程款的可能，不符合常理。且海澄水务公司亦不可能在1402号案件中承认欠付款95万元，并履行该调解书确定的义务；其次，海澄水务公司经办人赵某某证实，海澄水务公司经查账后签订的2018年2月10诉争还款协议书，确实欠付亨利水处理公司该协议中的款项；第三，亨利水处理公司收到诉争480万元的次日即将其中的45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给案外人，海澄水务公司亦未将该480万元入账，结合亨利水处理公司于诉讼中提供的程某某证人证言，表明海澄水务公司原公司相关人员有将480万元中的450万元交由亨利水处理公司代为转付的意思表示。综上，本院认定本案现有证据认定诉争480万元中的450万元系亨利水处理公司代海澄水务公司转付款具有高度可能性；2、关于480万元中的30万元在签订2018年2月14日还款协议时是否计入已付款问题。不争的事实系双方在还款协议书中明确约定尚欠付工程款为517万元，亨利水处理公司主张其已将该30万元入账并计入已付款。海澄水务公司则主张对账时未包括该30万元，依法应提供证据证明，但其未能提供双方该次对账的相关依据及对账明细，亦未能提供其他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未将该30万元计入已付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据此，应认定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已将30万元计入已付款。 上述事实，由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相关证据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取得480万元款项没有法律依据，构成不当得利，应当返还，但被告辩称该480万元款项中，450万元是受原告委托代原告向关联公司付款，30万元系原告支付被告已付工程款，并针对上述辩称提交了相关证据，原告对被告提交的原告工商档案材料及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等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等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根据上述证据以及已生效的的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涉案款项中的30万元在原、被告双方签订还款协议书时已计入已付款中，故该30万元不构成不当得利；另外450万元款项为被告代原告转付款的情形具有高度可能性，结合被告提交的工商内档及工商企业信用报告等证据可以证实，原告的会计报表中应付款名录里有被告转款的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作为应付款方的记载，且北京某商贸有限公司与原告以及北京某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某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均为关联公司，综合上述事实，涉案的450万元应认定为被告代原告向其关联公司所转款项，而非原告主张的不当得利。原告称于2018年年底发现涉案款项没有入账，并在之后的纠纷中对涉案款项提出了相应的主张，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且原告的本次诉讼不构成重复起诉及虚假诉讼。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不当，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辩称，理由正当，证据充分，本院予以采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威海海澄水务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威海亨利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返还不当得利款480万元及利息（以480万元为本金，自原告起诉之日起至被告实际返还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5200元，减半收取计226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张红雨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二日 书记员  阎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