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湘0112民初316号 原告：国建忠，男，1961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宣武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怡，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金山桥社区湖南海利泵业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仲长，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乔，湖南九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长沙永昌实通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望城，住所地湖南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普瑞大道南侧金桥国际营销售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志刚。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毅，湖南平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国建忠与被告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湘商公司，下同）、长沙永昌实通商品交易有限公司（简称永昌公司，下同）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因被告永昌公司去向不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德怡、被告湘商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乔、被告永昌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国建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国建忠在被告湘商公司交易系统中的全部交易无效；2、被告湘商公司赔偿原告交易资金3377392.68元；3、被告永昌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事实与理由：被告湘商公司设立后，未经合法批准，在网络上开展“湘商油”合约交易。就被告湘商公司组织的交易行为的性质，2017年9月29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作出《关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认定湘商公司开展的湘商银、湘商油等交易活动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允许投资者以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行为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湘商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从事以上行为，涉嫌构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被告湘商公司并不直接开发客户，而是通过授权会员单位的方式，利用会员单位招揽不特定投资者到其平台进行对手交易。被告永昌公司系被告湘商公司的会员单位。2015年10月，被告永昌公司经过欺诈和虚假宣传，诱骗原告到被告湘商公司平台开户入金炒“湘商油”；原告按被告湘商公司设立的开户要求提供了身份证和银行卡信息，被告湘商公司为原告分配了交易账号：6092××××0018，并提供了初始密码。为完成交易资金出入，原告需开通网上银行，将交易账号绑定原告农业银行卡号6228××××1773。之后，可以下载湘商公司的交易系统，存入保证金后，可在交易系统内进行合约交易。自2015年10月30日至2017年8月15日，原告通过网上银行向被告湘商公司银行卡号1807××××9274入金22笔，共计4000002元，出金8笔，共计622609.32元。出入金相抵，原告亏损的资金为3377392.68元。被告湘商公司与永昌公司恶意串通，分工合作，组织并从事非法期货交易，原告开户后在交易系统内的全部交易应当归于无效；因此导致原告的交易资金损失，依法应予以全部赔偿。 被告湘商公司辩称：1、原告在被告湘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上并未开展湘商油的商品交易，其陈述在湘商公司炒作湘商油并非事实；2、湘商公司并未和会员单位永昌公司恶意串通，其组织的交易活动不属于原告所称的非法期货交易；3、永昌公司是湘商公司的会员单位，原告是和永昌公司在湘商公司的交易平台互为交易对手即原告和湘商公司没有合同关系，其仅与永昌公司存在商品电子交易合同关系；4、原告的损失应当由原告自己承担责任，如能证明永昌公司在与原告发生合同关系过程中存在违法或涉嫌欺诈等行为，原告应当向永昌公司主张权利。同时，原告作为一个成年人，应当知晓任何投资都存在市场风险，原告对自身投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承担责任。 被告永昌公司辩称：1、原告诉称永昌公司存在欺诈、虚假宣传、诱骗原告，该陈述与事实不符，永昌公司是依法登记注册的，且按照注册范围从事经营；2、原告诉称两被告恶意串通组织从事非法期货交易，两公司都是依法注册的，按照经营范围工作，都是依法合作，采取会员制，不存在恶意串通和分工合作。本案并非刑事案件，系民事纠纷，原告过于夸大事实；3、永昌公司的行为并无过错，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为支持其诉讼请求,原告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证据2分别为湘商公司、永昌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能证明两公司经营范围等相关信息，本院予以采信；证据3系原告中国农业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能证明原告自2015年10月30日至2017年8月15日向湘商公司平台投入资金情况，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系交易系统截图，系原告在被告湘商公司交易系统关闭之前保存在手机中的图片，因交易系统现已关闭，无法登陆系统予以核对，被告亦未提交交易记录等资料予以反驳，该份证据与本院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印证，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标准，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相关交易信息，本院予以采信；证据5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终10398号民事判决书，该案情况与本案存在相似性，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湘商公司为支持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证据1系现货交易电子协议、证据2系风险揭示书、交易商确认函，上述证据均由湘商公司提供在交易平台上，原告虽在湘商公司交易系统对现货电子协议等进行了确认，但现货市场未经批准不得组织期货交易系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以风险提示等方式免责，故对该项证据的证明目的，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系交易明细，能证明原告在湘商公司交易平台资金投入情况，本院予以采信。 被告永昌公司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本院查明案件事实如下： 2014年5月6日，湘商公司由长沙市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注册资本5000万元，经营范围是从事文化艺术品、邮票、钱币收藏品、古玩、玉器互联网销售；电子交易平台的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平台的开发建设等。湘商公司登记设立后，经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准许备案,投资建设了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在网络上开展“湘商油”、“湘商银”、“湘商铜”等交易。2014年7月18日，湖南省商务厅发出湘商函【2014】254号《关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规范经营有关事宜的函》，要求湘商公司按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经营范围依法经营，严禁以集中交易方式开展标准化合约交易，所开展的大宗商品交易应按照明确的交易对象和交易方式守法经营、诚信经营。 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上交易商品的名称、规格、数量、价格、操作数据、报表等由湘商公司提供，商品交易价格由湘商公司通过交易系统实时报出，实时波动。投资者根据交易平台客户端看到的价格下订单，选择时间买入或卖出，如果“行情”判断准确，投资者存在获利机会，否则就会亏损。永昌公司系湘商公司的会员单位，2015年10月29日，国建忠通过网络在湘商公司平台上签订《现货电子交易协议》，协议甲方为永昌公司，协议中注明永昌公司为湘商公司注册授权服务机构，具有开展交易业务的必要条件，能够成为乙方现货电子交易业务的入市交易对手。之后，国建忠在湘商公司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上开设6092××××0018交易账户、绑定银行卡，自2015年10月30日首次将资金转入湘商公司控制的资金结算中心账户，通过该账户在交易平台入金出金即买入卖出，至2017年8月15日共计“入金”4000002元、“出金”622609.32元，产生交易差额（亏损）3377392.68元，并无任何实物交割。2017年1月1日，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被关闭。 另查明，湘商公司不具有原油、成品油仓储、批发、销售经营许可资质。根据原告提交的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终10398号民事判决书查明，本院在审理（2017）湘0112民初1906号原告方金鲧诉被告湘商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于2017年9月29日向本院发出《关于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经营行为性质认定的复函》，主要内容为：湘商公司开展的湘商银、湘商油等交易活动采用保证金制度，以集中交易的方式进行，交易合约标准化，不以实物交收为目的，允许投资者以对冲平仓的方式了结交易。依据《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国发[2011]38号、国办发[2012]37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行为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湘商公司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擅自从事以上行为，涉嫌构成《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该案经本院判决方金鲧与湘商公司在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交易行为无效，湘商公司不服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6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有：一、本案交易行为的性质及效力。期货交易是指采取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进行的以期货合约或者期权合约为交易标的的交易活动，其主要特征为交易对象为标准化合约、交易方式为集中交易。本案中，国建忠交易时根据湘商公司提供的实时报价，多次进行买卖，可以买入或卖空，交易的目的是在某一时间节点交割一定数量的标的物合约或现金，买卖的目的不是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其下单交易的对象是标准化合约，且湘商公司设立交易平台，接受众多投资者的交易，明显符合集中交易的模式。被告湘商公司、永通公司均未提交证据证明已向投资者进行实物交割或及时履行通知实物交割义务，国建忠与方金鲧同是在湘商公司开设的湖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开设账户，绑定银行卡，投入资金买进、卖出湘商公司公布的相关产品并产生亏损,整个交易过程包括开户流程、交易方式、交易商品种类、手续费收取标准、结算方式等，均具有极大的相同性或相似性，二者从事的应属同一性质的交易行为，因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针对方金鲧案中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的性质认定，应可适用于本案，国建忠与湘商公司开展的交易行为符合期货交易的基本特征，应属期货交易。本案交易系统由湘商公司提供，湘商公司应妥善维护系统并保存交易记录，湘商公司辩称其开展的交易模式不属于期货模式，属于现货挂牌交易模式，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对被告湘商公司的该项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期货交易依法应当在国家有权机关批准设立的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任何单位未经批准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湘商公司未经批准组织进行期货交易，违反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国建忠在被告湘商公司交易系统中的交易行为应为无效。 二、湘商公司、永昌公司应否承担国建忠的交易损失。湘商公司未经批准组织期货性质交易活动，原告交易的标的物是由湘商公司提供，其资金是进入湘商公司控制的结算账户。湘商公司不仅是交易平台提供方、管理方，更是直接参与交易标的的确定、交易价格的披露、交易价款的收取支付等具体交易活动。永昌公司经湘商公司授权，享有对湘商公司平台投资者进行管理的部分权限，湘商公司违法组织期货交易，永昌公司违法开展期货交易，永昌公司、湘商公司属于利益共同体，系导致交易无效的主要过错方，两被告基于不同内容的法律关系产生同一损害后果，两者之间成立不真正连带责任。原告国建忠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决定投资方向及投资产品种类时，应当具备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本案所涉交易行为及交易模式并不涉及实物买卖与交割，具有极大的风险性，原告国建忠仍多次操作造成损失，其自身亦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部分损失，其主张返还的款项即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损失。因此，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大小，本院酌定由湘商公司、永昌公司连带承担80%即2701914.14元（3377392.68元×80%）的赔偿责任，剩余损失20%由原告国建忠自行承担。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国建忠与被告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在湖南湘商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交易行为无效； 二、被告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长沙永昌实通商品交易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赔偿原告国建忠交易损失2701914.14元，在上述任一当事人已履行赔偿义务的范围内，其余当事人免除赔偿责任； 三、驳回原告国建忠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3819元，由原告国建忠负担5404元，其余28415元由被告湖南湘商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长沙永昌实通商品交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剑波 人民陪审员  黄军良 人民陪审员  叶兆丰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代理书记员  金 莹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第四条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本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 禁止在前款规定的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 第六条设立期货交易所，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审批。 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任何形式组织期货交易及其相关活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