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粤01民终5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苏某1，男，1956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区向东，广东浩瀚明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郸，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苏某2，男，1952年9月6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之一。翻译人员：林某，广州译语言翻译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手语翻译。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某1，女，1955年2月2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述两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毅文，女，1979年12月5日出生，汉族，身份证住址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上诉人苏某1因与被上诉人苏某2、梁某1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3民初623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20年1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苏某1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广州市荔湾区某房由苏某1一人继承。事实和理由：1.一审仅凭法官的主观推断，作出“梁某2在被害妄想等××性症状支配下重新订立遗嘱的可能性极大”，从而认为第一份遗嘱更具有证明效力，没有具体的事实依据支持。法院不是司法鉴定部门，梁某2在订立第二份遗嘱时是否处于××状态只有司法鉴定部门才能作出结论，纵使梁某2在立第二份遗嘱之前曾入院治疗，但因××是有可能间歇性的，一审推断梁某2当时处于病发状态没有依据。梁某2在立第二份遗嘱时在公证处作的笔录同样对答切题、陈述清晰，为了顺利撤销第一份遗嘱，更将第一次遗嘱笔录中说买房的钱是苏某2、梁某1变成自己，由此看出，梁某2在作出第二份遗嘱时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此外，按照我国的民间习俗，一般情况遗产都是传子不传女，梁某2名下有两套房屋，分别给儿子继承更符合我国的传统习俗。2.一审认定梁素某2在1999年才第一次入××院与事实不符。根据广州市××医院的病历证明，梁某2在1973年、1975年均曾因精神分裂入住该院，是长期××患者。1999年、2000年梁某1送梁某2入院时病历载明也是“疑被害12年余”“精神异常13年”。基于以上事实，一审认定2001年梁某2的遗嘱是在其病发时作出的，那么1997年时梁某2作出的遗嘱也是无效的，梁某2遗下的房屋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处理。3.一审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一审在苏某2、梁某1没有提出反诉的情况下，自行判决302房由苏某2、梁某1共同继承，违反法律规定，也直接剥夺了苏某1作为反诉方的答辩权和提出反驳的权利。事实上苏某1在一审时只是认为1997年的遗嘱被撤销了，至于该遗嘱是否有效并未涉及，苏某1答辩权被剥夺了。综上，请求二审依法予以纠正。被上诉人苏某2、梁某1共同答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无误，2001年8月10日梁某2所作的《声明书》《遗嘱》均属无效。梁某2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是在1999年，并非之前。2000年1月12日，梁某2再度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妄想仍顽固存在。在没有治愈的情况下，2001年5月28日苏某1为梁某2办理“请假”手续外出。此时患病中的梁某2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200l午8月10日，患病中的梁某2作出《声明书》《遗嘱》。苏某1在上诉状中并没有否定1999年梁某2才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这一事实，所以，苏某1认为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患病中的梁某2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声明书》《遗嘱》均属无效。2.一审程序无误。本案是继承纠纷，一审根据本案证据和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对某房的继承事宜作出判决，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苏某1在上诉书中指控“一审判决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却没有对这一指控提出法律依据，显然，苏某1的指控依法无据。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无误，适用法律正确，判决合法、合理，苏某1的上诉理由不成立，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的二审受理费由苏某1负担。苏某1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某房由苏某1一人继承。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梁某2与第一任丈夫苏某2于××××年××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儿子苏某2、女儿梁某1和儿子苏某1。1966年3月23日，梁某2和苏某2经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年××月××日，梁某2与第二任丈夫胡某登记结婚，婚后没有生育子女。胡某于1998年4月22日报死亡。梁某2于2014年9月23日死亡。某房登记在梁某2名下，是1996年6月向荔湾区落实侨房办公室购买的房改房。1997年6月24日，梁某2和胡某前往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和《遗嘱》。其中，《夫妻财产约定书》的内容为：“我们，胡某与梁某2是夫妻关系，以梁某2名义登记的座落在广州市某房屋，是我们婚后所得的夫妻共有财产，现我们约定，上述房屋归梁某2一人所有，与胡某无涉。”1997年7月7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97）穗荔证内字第3999号证明书，证明胡某、梁某2在前述《夫妻财产约定书》上签名。《遗嘱》的内容为：“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97）穗荔证内字第3999号《夫妻财产约定书》，我，梁某2是座落在广州某房屋的产权人。现我决定在我去世后，上述房屋留给子女苏某2、梁某1继承，各占二分之一，其他人不得争议。”1997年7月7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97）穗荔证内字第4000号证明书，证明梁某2在前述《遗嘱》上签名。办理公证期间，公证人员与两人进行了谈话，谈话期间，两人陈述：胡某的前妻是陈某，已于1990年死亡，继妻是梁某2，梁某2的前夫是苏某2，已于1963年离婚，后夫是胡泽某；胡某与陈某、梁某2均无子女，苏某2、苏某1、梁某1是梁某2与前夫所生的子女；因为上述房屋的购房款是由苏某2、梁某1两人支付的，而苏某1已另有房屋居住，因此只留给苏某2、梁某1继承。1999年3月15日至1999年12月24日期间，梁某2在广州市某医院住院，入院诊断为：精神障碍原因待查：1.脑器质性精神障碍？2.偏执性××。入院时情况：因疑被害12年余，疑女儿谋夺家产，情绪易激动半年，加重3月，首入院，查体无明显异常，精神检查存被害妄想，情感协调，计算力稍差，无自知力。现病史：12年多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怀疑附近的人害她，不敢出门，半年前出现明显精神异常，认为女儿害她，讲女儿要谋夺她的家产，借帮她领退休金之便贪她的钱，情绪易激动，常因小事与儿媳、女儿等家人吵架骂人，近3月来病情日渐加重，讲女婿指使女儿害她，把她的证件、钱财等统统拿去，不还给她，要霸占她的房屋，易发脾气，大声骂人，行为怪异，平日关紧门窗，不敢出门，顽固坚持要多装一道铁闸，女儿制止则认为她拿了自己装门的钱，乱语，讲有人偷她的东西，偷听她的电话，近5天来病情严重，失眠，整日大吵大闹，情绪暴躁骂家人，自言自语，讲有人害她，睡觉时有人用激光枪射她，扬言要检举揭发害她的人，要离家出走，2周前曾突然离家1次，称去探亲，故家人怕她再次走失，2天来把她锁在家中，患者大发脾气，打烂玻璃窗，杯碟，灯泡等，用斧头砍烂家门，欲外逃，影响邻里休息，今由我院医护人员强行关入院治疗。住院经过：住院初情绪焦虑，3个月后妄想基本消失，7月初又查得被害妄想，经治疗妄想消失，但自知力难进一步恢复。出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出院时情况：情感协调，无被害妄想，行为略孤僻，自知力不全。疗效：好转。出院医嘱：定期门诊治疗。2000年1月12日至2001年6月14日期间，梁某2再次在广州市某医院住院，入院诊断为：精神障碍原因待查：1.精神分裂症偏执型；2.偏执性××。入院时情况：接触好，情感适切，存被害妄想，病理性意志增强，自知力缺。主诉：精神异常13年，加重伴疑女儿谋夺房产，行为古怪，失眠12周余。现病史：患者于13年前无明显诱因渐起怀疑附近的人害她，不敢出门，98年10月起认为女儿害她，要谋夺她的家产，情绪易激动，常因小事与儿媳、女儿吵架、骂人。99年初病情加重，讲女婿指使女儿害她，把她的证件、钱财夺去，还要霸占她的房屋，易发脾气，行为古怪，平日关紧门窗，不敢出门，坚持要再装一道铁闸，女儿制止她则认为女儿拿了装门的钱，乱语讲有人偷听她的电话，有人偷她的东西，连日失眠吵闹，骂人，离家出走，到远亲家躲避，后来家人把她锁于家中，遂大发脾气，砸烂家物，于1999年3月15日－12月24日首次住我院，好转出院，出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出院后患者拒服药，称自己没有病，12月26日起病情加重，平日在家呆坐不语，多次与女儿吵架，责骂女儿狠毒，逼她住××院，想霸占她的两套房屋，并说房契上业主的名字已被改成女儿的名字，有一次洗澡时热水器熄了火，水不够热，立即大骂保姆害她，想冷死她，行为古怪，不敢一人独处，一定要有人陪伴，频繁打电话请朋友们来家中，并打电话请律师来查询房屋的产权归谁，日夜关紧门窗，不准人开窗，曾对保姆说有人会从窗户爬进来，以致影响防火安全，家人及派出所人员劝之不听，反而骂人，失眠，夜里常2点才睡，整夜开灯，有时不睡，踱来踱去，今由我院医护人员送入院治疗。精神检查：有原发性被害妄想，自知力缺失。住院经过：入院后于2000年3月2日确诊为偏执性××，住院期间妄想仍顽固存在，未消失，因家属要求请假十五天，无明显异常，经家属要求，办理出院。出院诊断：偏执性××。出院时情况：被害妄想仍存，情感适切，自知力部分，意志较前改善。疗效：好转。出院医嘱：坚持服药，定期门诊。住院期间，苏某1在2001年5月28日向广州市某医院为梁某2申请请假外出，申请请假外出的时间为2001年5月28日至2001年6月11日。2001年8月10日，梁某2前往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声明书》，内容为：“我（梁某2）曾于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了编号为（97）穗荔证内字第4000号遗嘱公证。现因情况变化，我决定撤销该公证遗嘱。自即日起上述公证遗嘱内容无效”。同日，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出具（2001）穗荔证内字第3585号《证明书》，证明梁某2在前述《声明书》上签名。另梁某2同日还在该公证处办理两份《遗嘱》，第一份内容为：“我（梁某2）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97）穗荔证内字第3999号公证书，占有坐落在广州市某房屋的产权人。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留给我的儿子苏某1一人继承。与苏某1的配偶无关。任何人不得争议。”第二份内容为：“我（梁某2）根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95）穗荔证内字第6187号公证书，占有坐落在广州市海珠某2房屋二分之一产权。现我自愿立下遗嘱，在我去世后，将上述房屋留给我的儿子苏某2一人继承。与苏某2的配偶无关。任何人不得争议。”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也于同日出具（2001）穗荔证内字第3586号、3588号《证明书》，证明梁某2在前述两份《遗嘱》上签名。办理公证期间，公证人员与梁某2进行了谈话，梁某2在谈话时陈述：302房屋购房款不是苏某2、梁某1支付，是其本人支付的。一审法院认为，302房购买于1996年，此时是梁某2与第二任丈夫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1997年6月24日，梁某2和胡某前往广州市荔湾区公证处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约定该房屋归梁某2一人所有，与胡某无关。同日梁某2订立第一份《遗嘱》，指定该房屋由苏某2和梁某1继承，各占二分之一。审查梁某2和胡某在办理上述《夫妻财产约定书》及《遗嘱》时的谈话笔录，两人对答切题，陈述清晰，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公证员据此为其办理公证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虽然广州市××医院第一次住院病案记载梁某2“疑被害12年余”，但经检查，梁某2的智能并未见异常，虽然早期在日常生活中存有怀疑附近的人害她的思维内容，但直到1998年10月后才固定、系统地妄想女儿梁某1加害她。梁某2因疑心女儿梁某1谋夺家产情绪激动发生于第一次入院前半年，病情加重发生在第一次入院前三个月，均未溯及到1997年6月24日。而且梁某21997年6月24日是和丈夫胡某一同前往公证处，胡某也没有对梁某2作出夫妻财产约定、订立遗嘱的能力提出异议。综上，在没有证据证明梁某2在1997年6月24日已经患上精神疾病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梁某2当天在公证处签订的《夫妻财产约定书》以及订立的《遗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梁某2在广州市××医院第一次住院284天，出院时病情好转，无被害妄想。2000年1月，梁某2再次住院，2000年3月2日被确诊为偏执性××。偏执性××以较固定的持续性妄想为主要临床症状，患者在妄想等××性症状影响下，其民事行为能力可能受到影响。梁某2第二次住院时间长达519天，住院期间妄想仍顽固存在，且是经家属要求办理出院的，因此相比较前一次住院，梁某2第二次住院期间病情相对加重。梁某2在2001年6月14日出院时并未痊愈，结合出院时“被害妄想仍存”、出院医嘱“坚持服药、定期门诊”等情况进行分析，梁某2在出院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思维内容中仍应存在固定、系统的被害妄想。梁某2于2001年8月10日前往公证处撤销其前一份遗嘱并重新订立遗嘱，此时距离其出院尚不足两个月，由于偏执性××患者除妄想行为、态度和情感外，其他社会功能不一定受损，若妄想不暴露，其智能、意识、情感等也可能与常人无异，因此在梁某2没有主动向公证人员披露其曾患病住院的情况下，无疑会影响公证人员对梁某2遗嘱行为能力的判断。而从遗嘱内容来看，梁某2原本以“购房款是由苏某2、梁某1两人支付的，而苏某1已另有房屋居住”为考虑，在第一份遗嘱中指定302房由苏某2、梁某1继承，这种考虑符合我国大多数老年人订立遗嘱时的思维逻辑。而在2001年8月10日公证人员与其谈话时，梁某2否定了之前的陈述，改称购房款是其本人支付，并且，梁某2重新指定苏某1为302房的继承人，指定苏某2为广州市海珠某房2二分之一产权的继承人，反而对于第一份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梁某1，却不再分得任何遗产。综合梁某2自1998年10月开始长期、系统的妄想梁某1对其进行加害，妄想梁某1谋夺其财产，且第二次出院时尚未痊愈、被害妄想仍然存在等情况进行分析，梁某2在被害妄想等××性症状支配下重新订立遗嘱的可能性极大。相比较梁某2于1997年6月24日就302房订立的《遗嘱》与2001年8月10日作出的《声明》以及重新订立的《遗嘱》，认为前者更具证明效力，因此，采信1997年6月24日订立的《遗嘱》，梁某2名下的302房应由苏某2、梁某1共同继承，各占二分之一产权份额。对于2001年8月10日的《声明》以及重新订立的《遗嘱》，不予采纳，故对苏某1主张房屋由其一人继承的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于2019年10月31日判决：一、被继承人梁某2名下的302房由苏某2、梁某1共同继承，各占1/2产权份额；二、驳回苏某1的诉讼请求。二审中，苏某1提交广东诚开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发票一张，金额为600元，交款人梁某2，项目是代查费，时间为2001年8月13日，拟证明梁某2在做公证前，做出周密思考，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其做公证的相关事项，当时梁某2心理与智能状态与常人无异，第二天做出的公证书是在正常行为能力做出的。苏某2、梁某1不同意质证，认为该证据没有在一审提交。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被继承人梁某2所立遗嘱的效力问题。梁某2与胡某于1997年6月24日在公证处办理《夫妻财产约定书》及《遗嘱》，约定302房归梁某2一人所有，梁某2遂立下遗嘱指定302房由苏某2、梁某1各继承二分之一。当时梁某2未被诊断患有精神疾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该行为有胡某予以见证，胡泽欧当时无异议，因此，梁某2于1997年6月24日所立的公证遗嘱合法有效。1999年3月15日至1999年12月24日，梁某2被诊断为偏执性××，在广州市××医院住院治疗。2000年1月12日至2001年5月28日，梁某2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及偏执性××，再次在广州市××医院住院治疗。2001年5月28日，苏某1向广州市××医院请假将梁某2带出医院，出院诊断显示梁某2治疗效果好转，但并未康复。2001年8月10日，梁某2前往公证处立下《遗嘱》，撤销其于1997年6月24日所立的公证遗嘱，并将302房指定由苏某1一人继承。综合本案证据，梁某2长期患有××，包括被害妄想症及精神分裂症，其从请假出院到前往公证处办理遗嘱前后不到三个月，精神状态未能康复，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但其未告知公证人员，导致公证人员为其办理了公证，其于2001年8月10日所立《遗嘱》将某房指定由苏某1一人继承应属无效。苏某1上诉主张某房由其一人继承，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苏某1上诉主张病历记载梁某2曾于1973年和1975年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梁某2在1997年立第一份遗嘱时已患有精神疾病，由于该病历并未载明是梁某2本人于1973年和1975年因精神分裂症住院医治，且该内容是在家族病史查询表中记载的，并载明痊愈出院，未再复发，而苏某2、梁某1亦主张是梁某1于1973年和1975年因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的，因此，苏某1仅凭此主张梁某2在1997年立遗嘱时患有精神疾病，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至于苏某1上诉主张一审程序存在严重瑕疵，由于本案系继承纠纷，是处理各方争议的某房的继承问题，一审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最终认定某房由苏某2、梁某1各继承二分之一，同时案件受理费亦由苏某2、梁某1负担，一审处理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苏某1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上诉人苏某1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苗玉红审判员  黄文劲审判员  任 慧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一日书记员  黄坚鑫陈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