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11民初925号原告：吴某1，女，2011年8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吴某3，男，198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原告吴某1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雄，男，195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原告吴某1的祖父。原告：吴某2，女，2013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法定代理人：吴某3，男，1983年3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原告吴某2的父亲。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雄，男，1956年10月12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原告吴某2的祖父。被告：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社区筹建委员会，住所地在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宏聚地中海对面。法定代表人：唐建国，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穆天洪，男，1980年3月17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系该社区筹建委员会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灿，湖南仲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某1、吴某2（以下简称二原告）诉被告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社区筹建委员会（以下简称被告）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转为普通程序，于2020年3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志雄、被告的工作人员穆天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灿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二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原告吴某1、吴某2依法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股份配置权益；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任何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群体结构中都包含有未成年人群体人员，本案二原告为未成年人，属于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一，二原告在本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前就已经是牛头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二原告与村集体财产之间具有法定所有权属利害关系，依其身份和法律规定应享有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股份配置权益。二原告已依据父母双方都是牛头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户籍成员，以法定原始取得的方式，经长沙市公安局洞井派出所登记注册为牛头村的农业家庭户籍成员。第一、依据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是规范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和保障自然人获得各种法定权益的重要措施，是把我国公民户口规范注册为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的一项基本的国家行政制度，是规范农业户口群配置的社会资源，是以农村集体土地作为基本生存条件保障的一项法律制度。据此，推定二原告具有在牛头村生活的合法性，被告应保障二原告在牛头村获得各项法定权益。对本案而言，被告应保障二原告有权获得本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股份的配置权益。第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劳动群众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集体成员所有”；第九十四条规定：“按份共有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份额享有所有权”；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据此，推定二原告与本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财产具有法定所有权属关系。被告应保障二原告获得本次参与本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股份配置的权益。二、按照2016年12月26日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二原告具备享有本次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股份配置的构成要件。原告吴某1、吴某2分别于2011年9月14日、2013年3月27日以法定原始取得的方式登记注册为牛头村农业家庭户籍成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于2016年12月26日才颁发，意见中就关于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关于配置集体经济股的节点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即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新增人口，通过分享家庭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据此，从二原告登记为牛头村户籍成员时间节点和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该意见的生效时间节点差别上分析认定，二原告不属该意见发布和生效后所应认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对象。二原告符合该意见规定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份股权配置对象构成要件。三、按照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2017年2月26日颁发的湘发（2017）24号《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规定，二原告符合该实施意见规定中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权股份配置对象的构成要件。该实施意见在关于应如何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原则中规定：“确认成员身份应坚持有法依法，有政策按政策，没有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的由成员民主协商解决。采取以原始取得，依法取得……等方式进行”；并且还对通过本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后，今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的新增人口应如何分享集体资产份额提出了明确的实施意见，即“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的新增人口，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据此，二原告是属于该实施意见中规定的有法依法，有政策按政策，以原始取得方式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象，不属于没有法律法规和没有政策规定需要经由成员民主协商解决确认的特殊成员对象，属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须进行股权股份配置的对象。四、按照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2017年11月28日颁发的雨发（2017）11号《关于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二原告属于符合本次确认成员身份时间节点上应当配置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的成员数的构成要件。该通知明确规定：改革集体产权制度的本质是将农村集体资产“人人共有制”改为“成员按份额占有制”；确认成员身份的基准日是指这一时间节点上配置集体经济股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对今后的新增人口，提倡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据此，如前所述，二原告属于符合这一时间节点上应当配置集体经济股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的构成要件。五、按照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2017年2月13日颁发的雨农林水发（2017）3号《关于印发（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指导性意见）的通知》，二原告符合该文件规定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构成要件和股权配置构成要件。该文件规定在开展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时，应坚持遵守法律法规的原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常住户籍为主，以长期生产、生活在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其他条件为辅，综合认定。据此，二原告符合该文件规定的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基本条件，符合依本文件规定确认的集体经济配股成员数的构成要件。六、被告违背前述四个政策性文件和相关法律规定，侵害二原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股权配置权益的事实。1、被告于2018年2月27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其中第十—条规定：我社筹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基准日期为2011年5月31日24时。2、被告于2018年12月24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其中第七条中规定：本社以2011年5月31日24时为配股基准日期。3、被告于2018年12月26日公示《牛头社区筹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股权配置的汇总表》，其中公示二原告不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配置成员。综上，二原告认为该三项规定，第一是民主议事决定程序违法，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关于必须依照法定程序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相悖；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关于必须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决定的事项相悖，均与前述的四个政策性文件规定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按民主程序进行，由成员大会讨论决定，群众认可的原则相悖。第二是该三项涉案决定的实体内容与我国户籍制度同时也是—项法律制度的功能是规范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和保障自然人获得各种法定权益的重要措施相悖。二原告早在5-7年前就以法定的原始取得的方式成为被告的户籍成员，不属于需要由被告以任何形式界定确认是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配股成员对象或范畴的事项，也就是说被告无权将任何一个以法定原始取得方式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确认不是集体经济股权配置的对象。第三是涉案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第九十三条关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自治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之规定，被告将本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本质是将“人人公有制”的村集体财产改革为“成员按份占有制”的决定截止期追溯到7年前与本案毫无关联性的对生产安置分配截止日期2011年5月31日24时止，作为本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配置基准日期。依据我国《立法法》的第九十三条规定，被告的涉案决定不具有追溯到2011年5月31日24时的效力。第四是涉案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十六条关于“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九条“以公告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公告发布时生效”的规定。依据前述两条法律规定，推定牛头村的产权制度改革，确认集体成员配置股权的基准日期不得超过被告的改革工作方案或章程的制定时间，或发布集体资产和人口汇总表公示之前的时间，该日期之前凡事具有以法定原始取得方式的牛头村在册登记的农业人口都必须是属于本次集体经济股权配置时间节点的对象。只有经本次改革配股完成后的新增人口，才是前述政策性文件规定所指的“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才是属于通过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的对象。”涉案决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一款关于“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规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所有”的规定；违反了前述政策性文件不要农民集体财产所有权属的权利改虚了，改没了的规定。第五是涉案决定违背了2011年5月31日24时截止日期所作决定的客观事实，7年前的2011年5月31日24时的决定是针对牛头村享受生产生活安置人口的生产安置截止基准日期，证据显示根本没有就关于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事项进行讨论表决为2011年5月31日24时为截止日期。关于这一事实的真实性问题，有2011年3月16日《牛头村村民代表会议记录》和《牛头村民委员会的公告》可以证明该事实的真实性；有2013年2月1日洞井街道办事处信访办公室主任邹科军、洞井街办事处政法委书记王金柱、牛头社区筹建委员会书记彭永其、村主任王伏红共同参加的《牛头社区筹建会新增人口问题情况调查记录》载明，王金柱问：“股改的方案是否开会讨论通过？”王伏红答：“现在还没有开会。”可以证明。七、二原告已通过行政救济无门。二原告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请求洞井街道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洞井街道人民政府于2018年9月3日出具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办事处《信访事项不予受理通知》推诿责任，不予受理，将行政救济大门关闭。综上所述，本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事关依法改革，依政策改革的大事，事关未成年人民生根本。被告把二原告具有法定所有权属的村集体财产权利改虚了，改没了，使二原告丧失了在社会主义国家法制体系治理下，基本生存权力得不到保障的权利。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请求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辩称，一、被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遵照相关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进行村民自治，这是法律赋予的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的规定,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遵守并组织实施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执行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决议，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接受村民监督。可见，被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照国家政策管理公共事务，依照村民会议的决议或决定等进行村民自治，是法律赋予的职责。二、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依法依程序通过的决议或决定合法有效。1、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依法依程序通过的《洞井镇牛头村征地、拆迁、安置方案》、《牛头社区筹委会生产安置用地回报分配方案》等决定或决议合法有效。2000年开始，长沙市实施60号征地拆迁安置政策，被告从2002年李洞路（时代阳光大道）南幅开始进入拆迁。为统筹推进全村征地拆迁安置工作，2005年5月11日，被告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洞井镇牛头村征地、拆迁、安置方案》。2010年11月2日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改居及相关问题，与会代表举手表决通过牛头村按60号令拆迁的生活安置人数截止日为公历2010年12月31日24时止。2010年11月13日，被告就60号令人口生活安置砍断日期通过张贴公告进行了公示。2011年3月16日，牛头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举手表决通过牛头村享受生产安置分配的人数截止日期为2011年5月31日24时止。会后被告对生产安置砍断日期通过张贴公告进行了公示。2012年11月份，被告分组召开村民户主会，对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表决通过的牛头社区筹委会享受生产、生活安置人口数砍断时间进行签字表决，表决结果为：全牛头社区418户参与表决，其中同意两项砍断时间的为350户，不同意的为67户，弃权的为1户，会议所作决定到会人员通过率超过三分之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被告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召开村民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已超过全村总户数的三分之二，村民会议所作决定也已超过到会人员半数通过。通过以上合法程序，牛头社区筹委会最终确定将60号令拆迁人口生活安置人口砍断时间为公历2010年12月31日24时止，全村生产安置人口截止时间为2011年5月31日止。2、二原告曾向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办事处、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进行信访，请求确认两项砍断时间的决定和决议无效，请求新增人口享有两安分配及同等村民的一切待遇……但相关部门均作出了不予支持或驳回请求的处理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长沙市洞井街道办事处、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就二原告反映的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分别作出了答复。3、二原告曾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被告的部分决定和决议无效，但法院均作出了驳回起诉的判决，且判决已生效。二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部分决定和决议，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5）雨民未初字第00398号民事裁定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2016）湘01民终6238号民事裁定书、（2018）湘01民再37号民事裁定书，均裁定驳回二原告的起诉，且已生效。三、二原告是生产和生活安置截止日期后的新增人口，应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即按照“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的原则，实行户内共享。因此，二原告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权益分配安置条件，被告对二原告不予分配集体资产权益（包括二原告诉请的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股份配置权益），没有侵害其合法权益。1、被告已对二原告家庭中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权益分配安置条件的人员进行了分配。被告提交的牛头经济合作社股权配置户型确认表（新塘组）和二原告家庭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载明，吴志雄家庭中，吴志雄、王翠娥、吴某3、潘利辉和刘湘均获得了股权分配。其中潘利辉虽已死亡，但并未减少其家庭股权数，而按照“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的原则，实行户内共享。2、二原告是生产和生活安置截止日期后（时间砍断之后出生）的新增人口，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权益分配安置条件。3、原告吴某2出生于2013年3月2日，原告吴某1出生于2011年8月2日。根据前述村规民约确定：牛头村60号令拆迁人口生活安置人口数砍断时间即公历2010年12月31日24时止，生产安置人口数砍断时间即公历2011年5月31日24时止，吴某2和吴某1是在前述两个时间砍断之后出生的新增人口，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权益分配安置条件，其要求参与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集体资产权益分配安置的要求既不合法也不合理。4、二原告作为新增人口，应按照“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的原则，实行户内共享，即应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根据中发（2016）37号文件和湘发（2017）24号文件的规定，“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雨发【2017】11号文件规定“三、主要任务（二）科学确认成员身份：确认成员身份基准日期是指在这一时点上配置集体经济股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数，对保留身份有待确认的作留置成员处理，对今后的新增人口，提倡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第十一条规定：“由于我村已于2012年11月5-13日分组召开村民大会经全体村民签字表决确定2011年5月31日24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口砍断时点，因此本次集体产权改革确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配股基准日期仍是2011年5月31日24时，在这一时点上符合《雨花区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意见》（2017）3号文件要求的人员，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配置股权的成员数。”第十三条规定，对基准日之后（砍断之后出生）家庭新增人口，按照“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的原则，实行户内共享。即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所以二原告是2011年5月31日24时后出生的新增人口，应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其诉求应予以驳回。综上，被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照国家政策管理公共事务，依据村民会议的决议或决定对不符合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安置条件的人，不予分配集体资产权益（包括股权股份权益），没有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益，应驳回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二原告均系被告新塘组村民，其父亲为吴某3，祖父为吴志雄，原告吴某1出生于2011年8月2日，原告吴某2出生于2013年3月2日，二原告的户籍登记在被告处。2010年11月2日，被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被告按照60号令拆迁的生活安置人口截止日为公历2010年12月31日24时止的决定。2010年11月13日，被告将该决定的内容进行了公示。2011年3月16日，被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被告生产安置享受人口截止日为公历2011年5月31日24时的决定，并于当日将该决定的内容进行了公示。2012年8月22日，被告再次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对前述两项关于生活安置以及生产安置人口截止日的决议进行签字确认，与会人员中，45人同意、3人不同意、1人弃权。同年11月，被告将该两项关于生活安置以及生产安置人口截止日的决议在全体户主中进行签字表决，被告共计472户，其中418户参与签字，350户签字同意，67户签字不同意，1户弃权。2018年2月27日，被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应到58人，实到49人，其中47人签字同意，2人弃权。该工作方案中“三、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第十—条：根据中央、省、市、区工作部署和安排，为保障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原已经过全体村民签字确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口砍断时间点在本次产权改革中继续确定为集体经济组织股权配置基准时点。由于我村已于2012年11月5-13日分组召开村民大会经全体村民签字表决确定2011年5月31日24时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人口砍断时点，因此本次集体产权改革确认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配股基准日期仍是2011年5月31日24时，在这一时点上符合《雨花区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指导意见》（2017）3号文件要求的人员，作为本集体经济组织配置股权的成员数；第十三条：对基准日之后家庭新增人口，按照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的原则，实行户内共享。即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2018年12月24日，被告通过《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其中第七条规定：本社以2011年5月31日24时为配股基准日。2018年12月26日，被告将《牛头社区筹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股权配置汇总公示表》进行了公示，其中（新塘组）吴志雄一家的股权配置成员为吴志雄（二原告的祖父）、王翠娥（二原告的祖母）、潘利辉（二原告的曾祖母，已去世）、吴某3（二原告的父亲）、刘湘（二原告的母亲）。被告于2019年11月6日为吴志雄一家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证》，吴志雄未领取。二原告认为其属于被告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配置成员，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于201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1、确认二原告为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2、判令二原告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股份配置权益。本院于2019年8月12日作出（2019）湘0111民初915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受理。二原告不服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6日作出（2019）湘01民终1183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9）湘0111民初9156号民事裁定，指令本院立案受理。二原告于2020年1月10日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另查明，2015年9月，二原告及谢一尔等29人向本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撤销被告上述生产生活安置砍断时间的决议、确认二原告等人享有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等。本院于2016年8月11日作出（2015）雨民未初字第0039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二原告及谢一尔等29人的起诉。二原告及谢一尔等29人不服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3月31日作出（2016）湘01民终623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二原告仍不服，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17年12月15日作出（2017）湘民申2914号民事裁定，指令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3日作出（2018）湘01民再3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维持该院（2016）湘01民终6238号民事裁定。还查明，2017年7月27日，吴志雄等人到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办事处信访，要求确认二原告等人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权益，该办事处作出了《关于吴志雄等人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对吴志雄等人的该项诉求不予支持。以上事实，有常住人口登记卡、《对享受生产、生活安置人口数砍断时间决议的认可表决》及汇总表、户主签字表、公告、《洞井镇牛头村征地、拆迁、安置方案》、会议记录、《洞井街道牛头社区筹委会村民代表大会决议》、《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牛头社区筹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股权配置汇总公示表》、《牛头经济合作社股权配置户型确认表（新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股权证》、中共长沙市雨花区委、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政府雨发[2017]11号《关于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长沙市雨花区农业林业水利局雨农林水发(2017)3号《关于印发（雨花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指导性意见）的通知》、本院（2015）雨民未初字第00398号《民事裁定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01民终6238号《民事裁定书》及（2018）湘01民再37号《民事裁定书》、长沙市雨花区洞井街道办事处《关于吴志雄等人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在卷作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二原告主张其享有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股权股份配置权益，被告辩称二原告是在被告两项关于生活安置以及生产安置人口截止日期后即两个时间砍断之后出生的新增人口，不符合被告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资产权益分配安置条件，从原、被告的诉辩称来看，二原告的主张实际上是主张被告作出的《雨花区洞井街道牛头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决定违法，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二原告主张上述决定违法，应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故二原告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吴某1、吴某2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80元，由原告吴某1、吴某2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战胜人民陪审员  周仲泉人民陪审员  庞昌阳二〇二〇年五月七日书 记 员  王晓纯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二条召开村民会议，应当有本村十八周岁以上村民的过半数，或者本村三分之二以上的户的代表参加，村民会议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通过。法律对召开村民会议及作出决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召开村民会议，根据需要可以邀请驻本村的企业、事业单位和群众组织派代表列席。第二十四条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一）本村享受误工补贴的人员及补贴标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三）本村公益事业的兴办和筹资筹劳方案及建设承包方案；（四）土地承包经营方案；（五）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六）宅基地的使用方案；（七）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八）以借贷、租赁或者其他方式处分村集体财产；（九）村民会议认为应当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涉及村民利益的其他事项。村民会议可以授权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前款规定的事项。法律对讨论决定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和成员权益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二十五条人数较多或者居住分散的村，可以设立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村民会议授权的事项。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五分之四以上，妇女村民代表应当占村民代表会议组成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由村民按每五户至十五户推选一人，或者由各村民小组推选若干人。村民代表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村民代表可以连选连任。村民代表应当向其推选户或者村民小组负责，接受村民监督。第二十六条村民代表会议由村民委员会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每季度召开一次。有五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提议，应当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组成人员参加方可召开，所作决定应当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第二十七条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