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苏0582民初2870号原告：平春芳，女，1978年1月2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斌、任志勇，江苏剑桥颐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苏越洋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社区（合兴路）****。法定代表人：钱金才，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君，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航，江苏君桥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第三人：钱强，男，1976年2月26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原告平春芳与被告江苏越洋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越洋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25日受理后，为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根据被告越洋公司的申请，依法追加案外人钱强为本案第三人，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6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平春芳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慧斌、被告越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钱金才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明君、周航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钱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平春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返还原告股东借款1545万元；2.判令被告以借款本金1545万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原告自起诉之日起的利息；3.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系2012年4月18日成立的从事房地产开发的企业，注册资本2000万元，原告作为被告公司股东之一，占股40%、认缴出资800万元。原告按照公司章程规定，在公司设立后不足2个月时间即依法缴足原告认缴的出资800万元，但原告未实际参与公司日常经营。被告公司成立后，由于被告开发龙庭华府商业住宅小区项目，需投入大量款项，用以支付土地出让金、房屋建设工程款，被告作为公司股东，在公司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为便于公司运营，只得多次借款至公司用于公司经营。自2012年5月至2013年2月，原告共计分6次转账公司2345万元，扣除认缴800万元出资以外，实际借款至公司1545万元（其他借支公司的款项暂不主张，保留后续主张的权利）。小区楼盘销售后，原告本以为可以收回之前的股东借款，但公司并无偿还借款的意思，由于原告不参与公司经营，也不能实际控制被告公司，被告公司财产现处于不断流失过程中，原告只得通过诉讼方式，要求被告返还原告借至公司的款项1545万元。被告越洋公司辩称：原告诉请中提及的2345万元款项，其中只有200万元是增资款；655万元系另一股东钱金才所出；1490万元是原告与其前夫钱强的共同投资款，用于公司项目建设。综上，该款项不可能是借款，且除了上述所说的200万是增资款外，其他超出金额的款项都已返还。本案表面上是民间借贷纠纷，实际是原告和钱强为了从钱金才处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引发的家庭财产纠纷之争，原告并无真实借款，却利用单纯的银行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之诉，实际上是典型的虚假诉讼，恳请法院在查实后驳回原告诉求。第三人钱强未作陈述。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平春芳提供了以下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1.原告身份证、被告企业基本信息资料，证明原、被告主体资格情况。2.被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被告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证明被告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原告系被告公司股东，占股40%，原告应缴纳出资额800万元。但在公司运营过程中，原告实际向被告公司账户转账的资金数额远超该800万元，超额部分资金被告无法律依据占有，原告有权要求被告返还。3.原告转账2345万元至被告公司的款项清单（2012年5月14日1270万元、30万元；2012年6月21日200万元；2012年6月26日190万元；2121年12月26日340万元；2013年2月1日315万元）及该6笔银行交易回单，证明原告实际转账2345万元至被告公司，超过其认缴出资额800万元的金额为1545万元。原告转账至被告的资金数额实际远超2345万元，但是原告起诉时发现被告资产数额有限，所以暂提起1545万元的诉请。第一笔、第二笔提供回单原件，后面四笔只有回单复印件。经质证，被告越洋公司对原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原告的诉讼目的。其中，证据2被告公司章程证明原告系被告公司股东，持有40%股份，原告应根据公司章程承担相应的出资及投资义务；证据3原告转账2345万元至被告公司的凭证仅能证明转账的日期和金额，不能证明转账的性质，即不能证明其中1545万元是被告向原告的借款。被告越洋公司就自己的答辩意见提供以下证据：1.被告公司的5份记账凭证，证明原告所述2345万元除了200万元系出资款，其余财务记账明确系投资款，且原告所说2345万元中有800万元系原告投入的注册资金为虚假陈述。记账凭证1：2012年5月31日，即对应原告诉请当中第一笔和第二笔款项合计1300万元（1270万元和30万元）。记账凭证明确写明是项目投资款，投资人钱强是原告的前夫即被告公司另一股东钱金才的儿子，记账凭证后附有相应的银行进账凭证。记账凭证2：2012年6月30日，即对应原告诉请当中第四笔款项190万元。记账凭证同样明确是项目投资款，投资人是钱强。记账凭证3：2012年12月31日，即对应原告诉请当中第五笔款项340万元。当时记账凭证同样明确是项目投资款，投资人是钱强。需要说明的是，该笔款项在2016年做了调整，款项实际是钱金才所出。记账凭证4：2013年1月26日，即对应原告诉请当中第六笔款项315万。当时记账凭证同样明确是项目投资款，投资人是钱强。需要说明的是，该笔款项在2016年做了调整，款项实际亦是钱金才所出。记账凭证5：2012年6月30日，即对应原告诉请当中第三笔款项200万元。该200万元是原告的个人资本用于被告公司从注册资本1500万到2000万时原告所需的增资款200万元。记载的是增资款，而不是原告所称的借款。2.2016年6月30日记账凭证及“关于投资人钱金才、钱强之间投资款1455万元调整确认书”，证明原告所述2345万元中655万元实际是钱金才的投资款。原告前夫钱强对此已书面确认，且财务亦作相应调整，原告并不是其主张的340万元及315万元两笔款项的实际出资人。3.2012年4月16日原告用于验资的600万元银行凭据，证明原告当初用于验资的600万元实际上是其向钱金才所借，且并不包含在其诉状中所述的2345万元中。4.《股东钱强、平春方投资款往来明细账》及被告的两份财务审计报告（2015年及2018年），证明原告所述的2345万元中的1490万元以及其余她本人及钱强以长期应付款入账的投资款截止至本案诉讼时已全部收回并超额。关于上述举证第2项中315万元款项的来源被告越洋公司申请法院调查，该款项实际是公司另一股东钱飞虎用自己上海的房子向银行抵押贷款350万元，银行将350万元汇到上海则泰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再汇到平春芳账上，平春芳截留35万元后将其余315万元以平春芳的名义转到被告公司；并要求查明原告和第三人钱强离婚的时间，证明原告与钱强在本案所有往来发生时系夫妻关系。另，为查明本案事实，被告越洋公司并申请其公司主办会计龚某,4出庭作证。本院根据被告越洋公司的申请，调查了关于315万元款项相关账户的交易情况。根据所查询的账户交易历史记录反映，上海庄琅贸易有限公司（曾用名上海则泰贸易有限公司）2013年1月18日进账350万元，同年1月24日支付350万元，对手账号无显示。证人龚某,4到庭陈述如下内容：其自2012年4月越洋公司成立时在该公司直到现在，是主办会计。记账凭证1-5记载的都是项目投资款，投资人注明是钱强。原告的1300万元是分两笔1270万元、30万元打到被告公司账上，进账单上有钱强写的“投资款”三个字。原告账户上打进来的钱记到钱强账上，是因为公司有四个股东，原告和钱强是夫妻，财务上认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当时钱飞虎还没有成家和钱金才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做账时就按两个利益共同体做账。这样记账后，从2012年开始直到本案起诉前，他们四个股东从来没有提出对这样记载有不同意见。在这么多年中，投资款一直是钱金才、钱强和财务对账，原告和钱飞虎没有和财务对账过。关于记账凭证2016年6月30日有一份“关于投资人钱金才、钱强之间投资款1455万元调整确认书”，其作为财务就是如实记录，这个凭证就是调整了340万元和315万元，当初通过原告转账到被告公司，财务就是认定是原告的投资，但是钱金才就提出是其自己的投资款并作了说明，财务要改过来是需要依据的，所有有了这样一份调整确认书。2016年一期已做好，二期做不下去想要交给政府，政府请了会计师事务所来认定。对2012、2013、2014、2015年其中的账都对了下，钱强对其中的账、往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钱强、钱金才一直都是有投资款回来的。可以参考5号凭证，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调整书上的签名都是他们本人自己签名。公司设立时注册资金1500万元中按照章程原告的出资认定是600万元，其也是按照这个来记账的，当时钱强说自己的135万元他自己出，原告的600万元是向钱金才借的。这笔600万元是钱金才打到原告账上后，再从原告账上打到公司账上的，其按照章程记载。财务上对于四位股东的股份以投资款记录，投资款最高数额达7167万元（贷方余额），在2013年以后2014年、2015年都没有变动，2016年开始2017年、2018年包括原告和钱强凭证的调整、他们投资款的陆续收回，2018年出现借方余额457876元，借方余额在财务上讲就是付过头，到2019年借方余额变为2817563.48元。所作的往来明细账和公司的年底审计报告都吻合，就是有时披露的程度不是完全一致。被告公司正式建账是在2012年5月，从那时起其就正式到被告公司上班。公司法定代表人是钱金才，其主要是服从法定代表人的意志工作，钱强是公司总经理，具体负责公司的管理，其也服从他的管理。对于四位股东划分为两个利益共同体无书面材料，但他们都没有异议。对钱强和钱金才各自与公司的款项一直在对账，但是没有书面的签字确认。其房地产公司有两个科目，一个叫长期贷款费用，一个叫长期应付款，超过一年的就叫长期。龙庭华府的投资总额是7个亿，注册资本2000万，数额很悬殊。长期应付款记录公司项目投资款，项目全部开发完成后理论上应该还给股东，叫收回投资。钱强的投资已全部收回、钱金才的投资也部分收回。这个项目是亏损的。经质证，原告平春芳表示没有实际参与公司日常管理，对于公司日常财务管理以及财务账册均不是特别清楚。由于被告举证的相关款项交易记录的时间比较久远，所以这些证据原告需要庭后仔细查阅，另行发表书面质证意见。当庭质证意见如下：1.被告举证的证据中会计、财务人员所作款项性质的定性或者将投资款的归属人进行调整没有法律依据。如果被告公司认为原告所有超出注册资本以外的款项是属于增资款或者股东会决议变更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导致原告法定义务的出资数额超过800万元，应当由被告就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进行举证，而不能够仅凭公司会计记账中的随意调整和进行分类变更款项的实际性质。2.本案争议的主体双方是被告公司以及被告公司的股东之一。如果被告认为被告公司的股东个人之间有相应的经济纠纷，因与本案的诉讼主体不相同，应当另案起诉，不能全部混合在一起进行处理。3.被告举证的证据3证明目的是要证明原告向钱金才借款600万元，但并没有相应的借款凭证。证据4明细账和两份财务审计报告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均是由被告自行整理和调整。4.被告公司股东共四名，除了目前起诉的原告以外，还有本案的第三人。原告与第三人离婚时间是2018年11月7日，投资款发生时间确实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但并不代表第三人与原告除了夫妻关系以外没有其他关系，在本案中他们是被告公司的两名股东，享有各自的股东权利。至于第三人与被告公司之间到底是谁占用谁的资金，应当由被告公司作为公司法人主体去向其股东进行结算或主张权利，而不应当以原告与第三人在2018年11月前存在夫妻关系来混淆本案股东与公司间超额注册资本返还的纠纷问题。另，对本院调查的315万元款项相关账户的交易情况，原告平春芳表示不清楚，需要回去核实；原告平春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对本院调查出示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没有显示该315万元资金的流向。被告越洋公司对本院调查出示的上述证据无异议。被告越洋公司法定代表人钱金才并补充陈述，上海则泰贸易有限公司和被告没有关系。在上海招商银行谈贷款时，用其二儿子钱飞虎在上海的房子做抵押，原告和上海则泰贸易有限公司是认识的，这样操作也是银行工作人员和其说的。该贷款于2018年1月连本带息全部还清，是其打款打到钱飞虎账上后还款的。原告平春芳在庭后向本院提交了诉讼请求调整说明，认为之前提交的原告转入被告公司的6笔款项中，第5笔340万元和第6笔315万元经原告庭后核实，系当时各股东之间的其他融资行为，不应计入原告个人转入公司的款项，故原诉请中2345万元应当扣除该两笔合计655万元，为1690万元。另，原告整理银行记录时，发现因当时被告公司运营缺少资金，原告于2013年3月27日转入250万元至被告公司，被告公司用以支付土地款；2013年4月10日转入30万元至被告公司，被告公司用以支付工程人防费。该两笔款项在被告提供的会计账册中也均有记录。综上，原告共计转入被告公司款项1970万元，扣除原告认缴的800万元出资，被告应向原告返还1170万元。补充提供如下证据：1.2018年11月7日平春芳与钱强离婚协议书，证明原告与钱强离婚时就被告公司股权及债务的承担进行了约定，股权收益归属于原告，债务由钱强承担。2.被告提供的2013年1月-12月《长期应付款明细表》（来源于被告举证），证明被告收到原告调整诉讼请求中的250万元及30万元的款项，并且被告将此款项列入“长期应付款”。3.原告2013年2月27日转账250万元至被告账户的银行回单，证明原告该日转给被告250万元。4.原告2013年4月10日转账20万元到被告账户的银行回单，证明原告该日转给被告30万元款项中的20万元。5.被告提供的2015年审计报告（来源于被告举证），证明在该报告资产负责表中也明确将“长期应付款”项目列为长期负债，说明被告认可双方出资额以外的资金往来属于债务关系，双方之间具有明确的借贷合意。6.被告2012年6月30日和2016年6月30日的记账凭证（来源于被告举证），说明被告在记录股东转入公司的款项时，明确区分了缴付的注册资本和借入的股东资金，借入股东的资金列为长期应付款，也说明双方具有借贷的合意。被告越洋公司经质证，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但认为：证据1反映离婚协议约定股权、房产等全归原告，房贷及债务全归钱强，不符合常理。钱强在经营其个人公司期间，因信誉不佳导致诉讼缠身，被提起财产保全次数频繁，两人协议离婚显然是为了躲避共同债务。离婚前双方在被告公司始终是利益共同体，被告退还钱强投资款实际上是退还原告与钱强的投资款，由钱强签字的股权调整确认书实际上也是原告的意思表示，原告在明知其在被告的投资款已被钱强全部超额拿回，却提起民间借贷之诉，有恶意诉讼之嫌。对证据2、3、4需要说明的是，“长期应付款”不等同于借款，这是股东应尽的后续投资义务，记账凭证上均写明“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被告举证的证据4《股东钱强、平春方投资款往来明细账》清晰记载了从2012年开始至今双方的资金往来，原告确实有投资款项汇入，但同时被告亦有多笔大额资金转出给原告与钱强，完全覆盖其投资额，早已超出原告与钱强的投资金额（注册资金都已被抽走200余万元）。原告补充的证据2、3、4在被告出具的证据中均有所体现，但原告片面截取该明细账目，避而不谈其转入金额（比如2013年11月20日被告向平春芳账户转入500万元），将其作为股东实际投资款片面曲解为双方之间的借款。证据5会计事务所出具的2015年审计报告将“长期应付款”项目列为长期负债，并不等于该笔款项就是借款。被告主要投资房地产，因为房地产项目的特殊性，股东后续仍然需要投入不少的资金，最终根据项目审计结算，有盈余才会按投资比例发放给股东，有亏损就由各股东按照投资比例补齐，但该投资款对应的项目目前还未经审计。对证据6再次强调长期应付款不是借款，更不能说明双方有借贷合意。第三人钱强于庭后到庭接受调查，称：原告是其前妻，被告法定代表人是其父亲，夹在中间比较尴尬，不便出庭，所以未到庭。根据其掌握的情况，从2012年成立到现在，被告公司就做了龙庭华府一个项目，房子就剩下几套房屋和地下车库没卖掉，其他都卖了，公司总体上是盈利的，但是盈利不多。其父亲已经将他个人投到公司的钱全部抽回，所以原告诉讼要求相应款项和其父亲的款项一样处理，应当收回。其父亲和钱飞虎包括注册资本在内共投资公司4000或5000万元，据其了解该款项其父亲和钱飞虎已经全部收回，因为当时公司的银行贷款是其在对接的，从银行反馈信息看，这些钱全部到其父亲个人账户（农业银行）上了。关于投资关系，其和原告离婚前两人共同投资4000多万元，其中原告投资1970万元左右，余款是其投资。原告1970万元投到公司账上至今没有归还，其的投资也是这样。公司开始设立时，其父亲的意思股东就其父亲和其两个人，其前妻不同意，认为这样没法区分各自经济往来，要求她自己作为单独一个投资主体。其父亲提出要求将钱飞虎也作为一个单独主体，股份和其一样，即两个儿子各占9%，前妻和其父亲两个大股东是独立的。在龙庭华府项目之前，其和前妻在江苏徐州做项目有8年，在上海做项目2年，其投资的钱都是项目上的钱，前妻投资的钱也是徐州项目的钱，还有她炒股的钱，另外还做过餐饮。2018年11月其与前妻在上海黄浦区协议离婚，共同财产都归前妻，因为三个孩子都跟她。这次起诉都是前妻自己的份额，不含其的份额，其的份额另外和其父亲处理。从公司成立开始其都在处理公司的事。其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向父亲商量，财务章、公章都在其父亲那里。其父亲个人的事情其不同意，其父亲照样做。在开设公司之前其与父亲的关系马马虎虎，开设公司后诸多事情累计起来，关系就不好了。从2012年公司注册开始其都没有拿到工资，投进去的钱本都没有拿回来，不要说利润了。前妻投进去的钱，每个月其父亲给她发5000元左右的工资，钱飞虎也是每月5000元工资，其和其父亲是没有的。原告从2012年投资到现在，除了工资以外，分红、利润都没有分配过，财务上有审计的，但是没有分配。现在原告坚持注册资本的钱留在公司清算处理，超出注册资本以外的钱要拿回来。因原、被告双方对对方提供的书证的真实性均不持异议，仅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故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供的上述书证均予以采纳。对于证人龚某,4当庭提供的证人证言，其作为被告公司主办会计，具有多年会计从业经验，结合其当庭提供的会计原始凭证，对于其陈述与相关会计凭证一致的内容本院予以采纳。本院据此认定以下事实：越洋公司于2012年4月成立，法定代表人钱金才系该公司执行董事，注册资金2000万元，股东分别为：钱金才、钱强、平春芳、钱飞虎，持股比例分别为：42%、9%、40%、9%，钱强系越洋公司总经理。钱强和钱飞虎分别是钱金才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钱强与平春芳原系夫妻关系，双方于2018年11月7日协议离婚，协议离婚时在双方共同财产分割及债务承担中约定相关房产、婚后所有存款、股票、现金、越洋公司股权、经营权及收益等全部归平春芳所有，剩余房贷、越洋公司债务、婚后共同债务、双方各自名下的债务等均由钱强承担。2012年5月14日，平春芳从其建设银行账户转账越洋公司江苏银行账户1270万元、30万元。在该1270万元、30万元进账单（原件即平春芳此次诉讼中举证的六笔转账中的第一笔和第二笔的进账单）上右下方开户银行签章栏内备注“投资款”，下方空白处有“原件抽出事由：钱强与兴港（总）公司上海分公司结账，收原件人签名：钱强，收件（原件抽出）日期：2018.9.10”内容。该进账单后所附江苏银行业务凭证左下方有“凭证种类：进账单，平春芳投资款”，最后一行备注“平春芳投资款”。2012年5月31日记账凭证两条摘要为“平春芳建行账户汇入（购地款），会计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贷方金额1270万元和30万元”。2012年6月21日，越洋公司江苏银行账户收到款项200万元，在该200万元现金缴款单上备注“平春芳增资款”，交易摘要信息为对公活期存款，资金来源待销账。2012年6月26日，平春芳从其建设银行账户转账越洋公司江苏银行账户190万元。2012年6月30日记账凭证摘要为“平春芳建行账户汇入（购地款），会计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贷方金额190万元”。2012年12月26日，平春芳从其建设银行账户转账越洋公司江苏银行账户340万元。2012年12月31日记账凭证摘要为“平春芳账户转入（购地款），会计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贷方金额340万元”。2013年2月1日，平春芳从其建设银行账户转账越洋公司江苏银行账户315万元。相应的特种转账贷方凭证左下方备注“补制20130124回单”。2013年1月26日记账凭证摘要为“平春芳账户转入公司建行账户（购土地款），会计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贷方金额315万元”。上述2012年5月至2013年2月期间，平春芳6次转入越洋公司款项合计2345万元，现原告平春芳认为根据被告越洋公司章程规定，其作为该公司股东，持股40%，认缴出资800万元，因此2345万元转账到被告公司后扣除其中的800万元出资，其余1545万是被告公司向其的借款，为此起诉要求被告越洋公司归还该借款。本案经过开庭审理，原告平春芳庭后向本院提交诉讼请求调整说明，认为第5笔340万元和第6笔315万元经庭后核实，系当时各股东间的其他融资行为，不应计入原告个人转入公司的款项，故原诉请中2345万元应当扣除该两笔款项合计655万元；同时庭后发现原告于2013年3月27日转入250万元至被告公司、2013年4月10日转入30万元至被告公司，要求在原诉请中增加该两笔款项合计280万元。即，原告调整后的诉讼请求为：原告共计转入被告公司款项1970万元，扣除认缴的800万元出资，被告应向原告返还借款1170万元。上述事实，有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及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越洋公司章程、进账单、转账凭条、现金缴款单、入账通知书、特种转账贷方凭证、离婚证、自愿离婚协议书、记账凭证以及开庭笔录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另查明，2012年越洋公司设立之初，原注册资本1500万元，股东为钱金才、钱强、平春芳、钱飞虎，出资额分别为：630万元、135万元、600万元和135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2年4月16日。2012年6月15日，经上述全体股东参加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增加注册资本500万元，由钱金才出资210万元、钱强出资45万元、平春芳出资200万元、钱飞虎出资45万元；变更后越洋公司的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即钱金才合计出资840万元、钱强合计出资180万元、平春芳合计出资800万元、钱飞虎合计出资180万元，并通过修改后的《越洋公司章程》，出资时间均为2012年？月？日。2012年4月16日，钱金才转给平春芳账户400万元、200万元，转给钱飞虎账户135万元，对应的400万元、200万元和135万元进账单票据种类栏内均备注“验资”。在越洋公司长期应付款明细账（会计期间2013年1月-12月）“明细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平春芳）”记载中，2013年2月28日摘要“27日，平春芳账户转入贷方金额250万元”，2013年4月30日两条摘要“10日，平春芳转入贷方金额20万元、10万元”。2013年12月31日摘要结转下年贷方余额为7167万元。2018年12月31日摘要结转下年借方余额为457876元。2019年12月31日摘要结转下年借方余额为2817563.48元。2016年1月至12月，越洋公司长期应付款明细账明细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平春芳）显示：2016年5月31日摘要“31日，调整13年7月20#凭证、21#凭证转入：退还投资款，借方金额45万元”。2018年1月至12月，越洋公司长期应付款明细账明细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平春芳）显示：2018年7月31日摘要“11日，转支-27707558#，退钱强投资款，借方金额100万元”；2018年9月30日摘要“17日，转支-21641161#，退还钱强投资款，借方金额150万元”。2019年1月至12月，越洋公司长期应付款明细账明细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平春芳）显示：2019年1月31日摘要“31日，转支-27739135#，退还钱强投资款，借方金额100万元”。2016年6月10日，钱金才与钱强签订《关于投资人钱金才、钱强之间投资款1455万调整确认书》，确认：记入钱强投资款钱金才投资款明细（2012年12月26日平春芳汇入340万元、2013年1月8日平春芳汇入600万元、2013年1月10日平春芳汇入200万元、2013年1月24日平春芳汇入315万元）合计1455万元进行账户调整，原因为：340万元是钱强应还给钱金才的借款300万元、在如皋为垫付阮林的保修金40万元；600万元、200万元系上海自有房产商铺抵押的贷款；315万元系上海自有房产斜土路1703号住房抵押的贷款，上述款项都是从平春芳（钱强的妻子）的账户汇入本公司账户，钱金才与儿子钱强、儿媳平春芳没有说明款项所属的书面证明材料，所以按实际凭证记入钱强（平春芳投资款账户）。投资人签名后进行账户调整：调增钱金才投资款1455万元，调减钱强投资款1455万元。钱金才和钱强分别在该确认书下方签名。2016年6月30日越洋公司记账凭证显示，两项调整冲减：“摘要退钱金才投资款，会计科目2121011应付账款-兴港建设集团锦丰分公司（龙庭一期），借方金额-6700万元”、“摘要退钱强投资款，会计科目2121011应付账款-兴港建设集团锦丰分公司（龙庭一期），借方金额-1913.9万元”；两项调整转入：“摘要从2121011应付账款-锦丰分公司账户调入，会计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金才，贷方金额-6700万元”、“摘要从2121011应付账款-锦丰分公司账户调入，会计科目2321001002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贷方金额-1913.9万元”。2016年6月10日、6月19日，钱强、钱金才分别在相应的审计调整确认书上签名确认。其中，钱强的1913.9万元投资款调整中含2013年11月20日越洋公司付平春芳账户的500万元。上述事实，有《越洋公司章程》、《越洋公司章程修正案》、股东会决议、取款凭条、记账凭证、进账单、长期应付款明细账、《关于投资人钱金才、钱强之间投资款1455万调整确认书》、审计调整确认书等证据材料予以证实。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原告平春芳与被告越洋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原告平春芳认为，1.原告就本案主张的借款事实，双方之间虽无书面借条或借款协议，但对于原告转入被告账户资金超出认缴出资的事实没有争议。原告转账至被告的超出认缴出资以外的款项，被告如认为不应归还原告，应当由被告举证或说明，被告基于何种法律关系导致其可以使用和占有原告超出注册资本以外的款项而不用归还，或被告认为其已足额返还。2.原告诉求的核心是物权，要求被告返还原告享有所有权的资金。返还的基础法律关系，原告认为是基于被告经营过程中的资金短缺，原告提供资金供被告使用，在公司运营处于收尾和结束的时候，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将超出认缴出资以外的资金予以返还，该资金的返还不以双方一定要形成借贷合意为前提。3.原告是被告公司的股东，被告作为法人主体，基于公司章程的前提，对原告交付的认缴出资享有所有权，该部分资金依据公司章程发生了所有权的转移，但对于认缴出资以外的款项，被告没有所有权，所有权人仍然是原告。4.除被告的财务记账方式说明该部分款项系一种债务、应当返还以外，通过被告提供的证据均能说明被告已在实际地向股东返还部分超出认缴出资的款项。如被告提供的证据4中有多处财务记账“退钱金才投资款”“退钱强投资款”，明确说明该部分超出认缴出资的资金是在分批逐笔退还给股东的。另，根据庭审中被告提供的财务账册、被告要求出庭的证人主办会计证言均说明被告作为法人主体，在记录原告及其他股东转入资金时明确区分了缴付的注册资本和超出注册资本以外的款项。如2012年6月30日记账凭证将各股东转入的资金在各股东认缴出资以内的款项记录为“实收资本（或股本）-个人资本”，将股东转入的注册资本以外的款项记录为“长期应付款”。被告提供的2015年审计报告的资产负债表中也明确将“长期应付款”项目列入“长期负债”之中，说明被告也认可双方在出资额以外的资金往来属于债务关系，双方之间具有明确的借贷合意。由此说明，从被告角度来看，在款项转账发生之时，被告本身就将认缴的注册资本和向股东的借款各自分开记录，分别用实收资本和长期应付款来区分，长期应付款本身就属于企业的负债，被告认可该款项属于负债，是向股东借支的款项。被告越洋公司认为，1.原告提供所谓出资及出借款项的来源和性质与客观事实不符。（1）原告提供支付凭证证明并主张共计2345万元包括出资及出借的款项，陈述其中800万元为其注册资本出资，被告在庭审中已证明原告的600万元出资实为被告法定代表人钱金才借给原告用于其出资，故仅有200万元是增资款。原告对该600万元出资实际为钱金才出借给原告只字未提，仅依据转账凭证意图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要求被告返还借款明显与事实不符。（2）原告庭后变更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偿还借款1170万元仍没有任何依据。原告新提到280万元证据来源说是被告提供的证据4，但原告只注意到该笔转入款，却忽略了被告转入原告及其前夫的更多款项。如2013年11月20日被告转入原告个人账户500万元，原告选择性忽略只字未提。相反，被告所述与证人主办会计龚某,4的证言、第三方审计报告完全吻合。（3）不管是以原告还是第三人钱强名义向被告投入的项目投资款已被钱强以各种名目超额取还，被告历年提供的财务报告及《股东钱强、平春方投资款往来明细账》可以清晰证明。在诉讼前的每一年，钱强与钱金才及公司会计都会进行对账，原告及钱强对此也从未有过异议，钱强还在相关调整文件上签名认可。庭后原告也认可被告提供的《关于投资人钱金才、钱强之间投资款1455万调整确认书》的真实性，并说655万元是股东的融资行为。该调整确认书系钱强签名，等同于原告及钱强的共同意思表示，不论是钱强还是原告的汇入款还是收到款都应视为双方共同行为。2.原告的诉讼行为主观上存在一定恶意。（1）被告股东为钱金才、钱强、钱飞虎以及原告，钱金才与钱强、钱飞虎为父子关系，钱强与原告在被告成立、增资及投资运行期间系夫妻关系。原告个人无经济来源，其名下资产全部系因与钱强夫妻关系而共同所有，只因钱强个人有其他纠纷而由原告登记持有40%的份额。本案原告持有被告40%股权实际应与钱强9%股权及原告和钱强的其他出资款项作为夫妻共同投资款合并计算。证人龚某,4的证言、相关公司记账凭证及调整确认书都能证明上述事实。（2）原告主张涉案款项是民间借贷，却无任何借据、收据、欠条等证据，不合常理。从庭审查明事实来看，本案明显不属于民间借贷纠纷。3.原告行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公序良俗。（1）从原告提供的离婚协议内容可以看到，协议离婚时间2018年11月7日，从财产分割中全部财产包括股权等全部归原告，所有债务归钱强，显然是为了逃债假离婚。从时间上看，原告及钱强出资设立被告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说什么其汇入款项为对公司的借款，而对钱强的收款行为却不认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2）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钱金才实为家庭事业和资产的创始人和拥用人，其早年开始创业，经过打拼积累财富，将先前创办的建筑公司留给长子钱强经营，而自己在年过60岁后于2012年与子女一起创办被告公司。在公司经营过程中，所有房产项目也由钱强进行总承包。钱强利用与钱金才之间系父子这种特殊的股东关系，通过各种手段侵吞被告利益。原告当初向钱金才所借用于注资的600万元至今未还给钱金才。在公司项目建设需要资金时，各股东本应按出资比例继续出资用于项目开发，但钱强及原告所投入的远不够其持股份额。相反是钱金才通过各种方式将自有或借贷资金投入被告公司。因父子关系，很多资金往来没有写下法律文书。如本案中的340万元及315万元在2012年发生往来时，双方就没有写下协议，以致被告公司会计只能依据会计规则记账，将这655万元及另外的800万元记在钱强名下，后钱金才与钱强于2016年对该笔投资款进行调整确认。综上，原告诉请中只有200万元是用于增资的注册资金，其余款项有的是公司其他股东钱金才的投资款，有的是原告与钱强后期的项目投资款，且原告与钱强的所有投资款已全部超额收回，要求驳回原告诉请。本院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认定应当符合两个要件，一是双方具有借贷合意，二是具有款项的实际交付。原告主张与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仅提供了相关转账凭证、被告长期应付款明细账等，在被告抗辩不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从原、被告间款项的记账凭证来看。在原告起诉时主张的2012年5月至2013年2月期间6笔转入被告公司款项合计2345万元中，2012年5月14日的转账1270万元和30万元、2012年6月26日的转账190万元、2012年12月26日的转账340万元、2013年2月1日的转账315万元5笔转账对应的记账凭证摘要均为原告账户转入（购地款），会计科目均为“长期应付款-项目投资款-钱强”，显然不能反映双方之间的转账是基于借贷关系；另1笔2012年6月21日的200万现金缴款单上备注“平春芳增资款”，结合被告公司股东会决议对被告增资的时间和金额，该款项的性质亦可认定为增资款，而非借款。而原告在庭后调整诉讼请求时亦确认2012年12月26日的转账340万元、2013年2月1日的转账315万元系当时各股东之间的其他融资行为，不应计入原告个人转入公司的款项，故原诉请中1545万元应当扣除该两笔合计655万元。另，原告在庭后调整诉讼请求时又增加2013年3月27日的转账250万元、2013年4月10日的转账30万元，该两笔款项在被告提供的会计账册中虽有记录，但亦未能反映是基于双方之间的借贷合意而进行的交付。从原告转给被告公司款项的来源来看。根据工商登记和越洋公司的章程，被告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钱金才出资840万元、钱强出资180万元、平春芳出资800万元、钱飞虎出资180万元。原告是被告公司的股东，出资800万元。但原告出资的800万元，其中600万元据本案的证据反映是2012年4月16日由钱金才账户分400万元、200万元转入原告账户后再转入被告公司账户，结合《关于投资人钱金才、钱强之间投资款1455万调整确认书》中对部分通过原告账户汇入被告公司款项所作的投资款调整情况，存在原告转入被告公司的款项并非均为原告本人自有资金、而是其中相当部分来源于被告法定代表人钱金才的情况（且汇入公司的相应款项为“验资”或投资款，亦并非借款），即不能证实其转账给被告款项均为其本人出借或投资给被告的款项。从原告与第三人离婚协议约定的内容来看。原告在与第三人钱强协议离婚时约定被告公司股权、经营权及收益等全部归原告所有，被告公司债务由钱强承担，上述内容体现原告及第三人钱强对被告公司享有股权、经营权及收益，并对被告公司的债务承担予以明确，但却并未提及原告及第三人对被告公司有任何借款或是其他债权，而本案原告主张的借款金额高达上千万元之巨，如确存在该借款，离婚协议内容中应当会予以明确。另，从被告公司记账和实际款项的处理来看，原告转入被告公司的款项或是被告公司转入原告的款项，均发生在原告与第三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且大多记载于第三人名下，即使初始记录在原告本人名下后期也调整到了第三人名下，并得到了被告法定代表人和第三人的确认，即确实存在原告与第三人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在被告公司参与相关投资款处理的情况。据此情况，原告虽可依离婚协议约定由其个人来主张相关权利，但无论其主张被告返还借款还是返还投资款，均应当全面提供其、第三人与被告的往来凭证，而非仅提供部分其个人与被告的往来凭证来提起本案民间借贷诉讼。综上所述，原告主张被告返还借款1170万元，仅提供了转账凭证等支付证据，未能提供证明双方间存在借贷合意的证据，故本院对原告该诉请难以支持。而且，从庭审查明的情况来看，原告系被告股东之一，原告的转账更多是基于股东身份对被告公司出资或追加投资，原、被告间的纠纷实际为股东投资款返还纠纷，但目前原告主张被告返还该部分投资款，无论是在具备返还投资款的前提条件方面还是应返还投资款数额方面亦均缺少相应证据支持。第三人钱强系为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根据被告申请由本院通知参加诉讼，对本案诉讼标的无独立请求权，其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平春芳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450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119500元，由原告平春芳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76）。审 判 长  黄海燕人民陪审员  季惠惠人民陪审员  施玉芳二〇二〇年八月十日书 记 员  郭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