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湘0181民初350号原告：陶飞平，女，1974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原告：蒋菊英，女，1942年5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上述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会材，浏阳市弘扬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告：范友水，女，1972年2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现住湖南省浏阳市。被告：李飞，男，197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浏阳市，现住湖南省浏阳市。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人民路支行，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人民中路33号。负责人：方佳，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雯，女，1990年6月12日出生，苗族，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吉首市，现住湖南省长沙市，系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人民路支行主管部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的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春林，湖南声威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集里营业所，住所地湖南省浏阳市金沙北路32号门面。负责人：文拥军。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武，男，1976年1月20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系被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集里营业所主管部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浏阳市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陶飞平、蒋菊英与被告范友水、李飞、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人民路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集里营业所（以下简称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民间借贷纠纷（立案案由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陶飞平、蒋菊英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会材，被告范友水、李飞，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龙雯、宋春林，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先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陶飞平、蒋菊英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190000元并支付自2019年11月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各被告相互承担连带责任；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被告范友水辩称，本案中的190000元系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所借，被告范友水在原告陶飞平的见证下出具了借条，借款行为系其个人行为，与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无关；愿意向原告蒋菊英偿还借款本金190000元，因资金周转困难只能尽量偿还利息。被告李飞辩称，直至2019年11月6日接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站中路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车站中路支行）行长的电话后才知晓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借款一事，此前一直不知情。被告李飞与被告范友水已于2019年11月1日登记离婚。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所借款项并未用于家庭开支，家庭开支包括小孩学费、保险开支等一直是由被告李飞负担。被告李飞不应就本案中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辩称：本案案由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而非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作为金融机构本身的主要功能是“存款”与“贷款”，其具有正规的资金来源，向自然人借款并且超过银行正常利率借款，显然不符合常理和事实；被告范友水向原告出具借条的时间是2019年5月9日，且相关的还款承诺也是被告范友水于2019年11月11日作出的，显然该借款是原告与被告范友水双方之间的民间借贷行为，与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无关；原告与被告范友水之间是否具有真实的借贷以及在何处发生的借贷不清楚也无法体现；被告范友水向原告的借款并未进入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账户，若是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行为或其授意的行为，则会有正规的凭证；原告每月收到的利息都是由被告范友水支付的，并非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汇入；被告范友水向原告出具的借条上未约定利息。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不应就本案中的借款承担偿还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诉讼请求。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辩称，客户存款取款自由，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根据法律规定及银行内部规定在2018年8月27日为原告蒋菊英办理了60000元的定期存单业务，至于原告蒋菊英与被告范友水之间的借贷关系，与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无关，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不应承担还款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原告对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范友水原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浏阳市支行（以下简称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的劳务派遣工作人员，其先后在该行各分支机构的柜台为客户办理各项交易业务，至2019年11月6日辞职。原告蒋菊英去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办理业务时认识了当时在该支行上班的被告范友水。原告蒋菊英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存有1笔100000元的定期存款，在存款到期后，原告蒋菊英于2014年2月去银行办理转存的过程中，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提出可以将该笔存款借给其个人，并承诺按月息1分支付利息。原告蒋菊英答应后于2014年2月7日以其女儿原告陶飞平的名义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开立了账号为60×××77的账户，被告范友水将原告蒋菊英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定期存款100000元取出来借为己用。被告范友水当时经手向原告蒋菊英出具了借款100000元的借条。之后，被告范友水又以同样的方式将原告蒋菊英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定期存款50000元取出借为己用，并在收回之前出具的100000元借条后重新出具了借款150000元的借条。就上述借款，被告范友水均按月息1分每月将相应的利息支付至原告陶飞平账号为60×××77的账户。2018年8月27日，原告蒋菊英在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办理了40000元和20000元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约定存期1年。2019年2月15日，被告范友水陪同原告蒋菊英到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办理了该2张存单的挂失及销户手续，上述手续办理过程中银行需原告蒋菊英签名的资料均由被告范友水代为签署。办理销户手续后，该60000元又由被告范友水借为己用。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出具了借款60000元的借条。原告蒋菊英称其原意并不是要将该60000元借给被告范友水，上述2张存单也一直放在原告陶飞平处无需挂失，在所有的手续办完后才反应过来，但当时并未想到被告范友水不会还钱，故未向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提出异议。之后，原告蒋菊英将被告范友水又向其借了该60000元一事告知了原告陶飞平，并将60000元借条交给了原告陶飞平，让原告陶飞平找被告范友水出具总借条。2016年5月9日，被告范友水出具了1张借款210000元的借条交付给原告陶飞平。借条的具体内容为：“借条今借陶飞平贰拾壹万元整2019.5.9范友水”。被告范友水针对上述借款一直按月息1分支付利息至2019年10月，自2019年11月开始逾期。在被告范友水未按约支付利息后，原告蒋菊英、陶飞平找到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经领导出面调解，被告范友水于2019年11月11日向原告蒋菊英偿还了借款本金20000元，并就剩余的190000元承诺了还款期限。被告范友水在其于2019年5月9日向原告陶飞平出具的借款210000元的借条上载明“承诺2019年11月30号4万到月底还清2019年阴历12月初十全部还清范友水2019.11.11”。但之后，被告范友水并未按约偿还借款本息。另查明：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于1996年6月6日登记结婚，于2019年11月1日登记离婚。《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及债务问题约定如下：1.位于浏阳市房屋一套（未办理房产证）归被告李飞所有，该房产在邮政储蓄银行的按揭款由被告李飞偿还；2.各自名下的存款归各自所有；3.名爵牌小车一辆（车牌号：湘Ａ×××××）归被告李飞所有；4.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除上述已明确的房屋按揭外，其他所有债务由被告范友水偿还。债权归被告李飞所有。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向本院提交了以原告陶飞平名义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0×××77的存折账户明细及账户交易明细，拟证明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每月向原告蒋菊英、陶飞平的账户存入利息及本案中的190000元存款至今仍存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被告范友水称利息系由其个人支付，不是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汇入，190000元存款亦未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而是由其个人借用用于投资。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认为存折中的流水明细不能证明是由其向原告蒋菊英、陶飞平支付的利息，而账户交易明细中显示汇款账户正是被告范友水的账户，账户交易明细并不能证明190000元存款仍一直存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经审核，账号为60×××77存折账户显示摘要为“利息”的交易日期分别是2017年3月21日、6月21日、9月21日、12月21日……是按季度结算支付，而金额为1500元、2100元的摘要信息为“转账汇入”。账号为60×××77的账户交易明细中显示摘要为“汇入”、金额为1500元的对方账号62×××99系被告范友水所有，摘要为“转账汇入”、金额为2100元的对方账号62×××66亦系被告范友水所有。被告范友水向本院提交了部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拟证明其向原告蒋菊英支付利息的事实。其中大部分入账汇款业务凭单上显示的汇款人姓名为“李飞”，收款人的姓名为“陶飞平”，汇款金额为1500元的收款人账号为“60×××77”，汇款金额为1600元的收款人账号为“60×××48”。被告范友水另陈述实际上所有的汇款都是由其本人操作，是其拿着被告李飞的卡在使用。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足以证明被告李飞对本案中的债务知情，本案中的债务发生在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飞认为上述汇款都是现金汇款，不能证明是从其个人账户转到了原告陶飞平的账户。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并认为上述证据进一步说明原告蒋菊英、陶飞平与被告范友水之间是一对一的关系，本案中的款项系被告范友水的个人借款行为。被告李飞向本院提交了缴纳物业服务费以及小孩学习辅导费用、医疗保险费用、伙食费、校服费、配眼镜费用的收据，拟证明家庭开支均由被告李飞负担。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向本院提交了挂失申请书、银行内部业务凭证、办理上述业务时给原告蒋菊英所拍的照片，拟证明原告蒋菊英于2019年2月15日到该行办理了2018年8月27日在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办理的40000元和20000元存单的挂失及销户手续。并陈述按照银行内部业务办理规定，需要原告蒋菊英本人到场并签字，但因监控视频无法保存几年的时间，无法还原当时的具体操作过程，但该业务的办理是由其银行的工作人员完成，而非被告范友水完成。原告蒋菊英陈述因之前并不认识被告李飞故未将被告范友水向其借款一事告知过被告李飞。直到2019年10月，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因被告范友水未按时还款找到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向其告知了被告范友水、李飞的电话号码及工作单位。原告蒋菊英、陶飞平打电话给被告范友水要求其到家中就借款一事进行协商，被告范友水在原告蒋菊英、陶飞平的要求下打电话将被告李飞叫来。当时，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并未离婚，被告李飞称其直至2019年11月6日才得知被告范友水与原告蒋菊英、陶飞平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属实。被告李飞承认其到过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家门口就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借款一事进行过协调，但时间是在2019年11月6日之后。被告范友水陈述其与被告李飞结婚后一直在邮政银行上班，并投资了浏阳市集里衡利丰陶瓷工厂店，因该工厂店需要资金才向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借款；所有的借款均系其个人行为，不代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意思，在借款时也向原告蒋菊英明确表示了上述意思；被告范友水向被告李飞告知过其在外有借款，只是未特别说明向原告蒋菊英、陶飞平的借款。被告李飞陈述其一直在浏阳市林业局上班，与被告范友水结婚后两人经济独立，家庭开支均由被告李飞负担；被告李飞并不知晓被告范友水投资了浏阳市集里衡利丰陶瓷工厂店，只知道其在外面做生意，不清楚具体的业务；婚后双方共同添置了房产和车辆，其中房产的首付来源于湖南浏阳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100000元和公积金账户中提取的63000元，按揭贷款是以被告范友水的名义办理的，但被告李飞也偿还了部分借款本息，车辆是在变卖老房子后购买的，登记在被告李飞名下，亦办理了按揭贷款，贷款由被告李飞偿还。原告蒋菊英、陶飞平明确其向各被告主张权利是基于合同中的请求权，而非侵权责任中的请求权。原告蒋菊英与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之间形成的是储蓄合同关系，原告蒋菊英系基于对被告范友水系邮政银行工作人员的信任才将150000元存入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60000元存入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并由被告范友水代为办理了各项业务，故被告范友水的所有行为都应认定为系代表邮政银行的行为，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原告蒋菊英认可系被告范友水向其借款，但不清楚具体借款用途。原告陶飞平陈述其系原告蒋菊英之女，本案中的债权实际上系原告蒋菊英个人所有，只是因被告范友水出具的借条上载明的债权人为原告陶飞平，原告陶飞平才作为本案原告起诉；原告陶飞平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所开立的账号为60×××77的账户上的所有交易实际上都是原告蒋菊英的交易。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有：1.本案法律关系的认定；2.被告范友水的行为是否代表了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3.被告李飞对涉案债务是否应承担共同偿还责任？根据《储蓄管理条例》第3条的规定，储蓄是指个人将属于其所有的人民币或者外币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折或者存单作为凭证，个人凭存折或者存单可以支取存款本金和利息，储蓄机构依照规定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的活动。根据上述规定，储蓄存款合同是指存款人与储蓄机构之间订立的客户将资金存入储蓄机构，储蓄机构开具存单或存折给存款人，存入资金由储蓄机构支配，存款人按约定到储蓄机构支取利息，储蓄机构有义务按照约定无条件支付本息给存款人的协议。实务中，储蓄存款合同一般表现为存折、存单或其他储蓄存款凭证。原告蒋菊英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8月27日在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办理的40000元和20000元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2张，虽然上述2张存单可以证明原告蒋菊英与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但通过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向本院提交的原告蒋菊英于2019年2月15日办理2张存单挂失及销户手续的资料可知，上述60000元已经实际由原告蒋菊英支取并出借给被告范友水，亦包含在了被告范友水于2019年5月9日出具借条中的210000元借款中。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向本院提交的账号为60×××77的存折账户载明的交易往来及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打印的该账户交易明细并不能直接证明原告蒋菊英、陶飞平与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之间形成了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原告蒋菊英、陶飞平向各被告主张权利的基础证据是被告范友水于2019年5月9日向原告陶飞平出具的借款210000元的借条，而非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向其出具的存款凭证，原告蒋菊英、陶飞平亦是基于其与被告范友水之间关于利息的约定要求支付利息，其请求权基础来源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故本案的案由不应确定为储蓄存款合同纠纷，而应确定为民间借贷纠纷。在原告蒋菊英到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办理定期转存业务时，被告范友水身为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工作人员主动向原告蒋菊英提出可将定期存款从银行转出并承诺按月息1分支付利息，在原告蒋菊英同意后将原告蒋菊英的存款取出借为己用并向原告蒋菊英出具借条，虽然被告范友水的上述行为是其在履行工作职务过程中所为，但其向原告蒋菊英提出借款并承诺按月息1分支付利息显然超出了其正常的工作职责范围，不应认定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3条规定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的表见代理制度不仅要求代理人的无权代理行为在客观上形成具有代理权的表象，而且要求相对人在主观上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合同相对人主张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不仅应当举证证明代理行为存在诸如合同书、公章、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而且应当证明其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原告蒋菊英、陶飞平虽提出系基于对被告范友水是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工作人员的信任才同意将定期存款从银行转出，但其并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被告范友水在向原告蒋菊英提出要约时存在授权委托书、印鉴等有权代理的客观表象形式要素，且账号为60×××77的存折账户中载明的“转账汇入”的交易时间及金额明显不同于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结算“利息”的交易时间及金额，账户交易明细中的转账汇入1500元、2100元的对方账户均是被告范友水的个人账户，而非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的账户。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作为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金融机构不存在需要向客户借款或者授权柜台工作人员代为办理借款的情形，更不存在随意调整存款利率标准及存款利息支付时间，原告蒋菊英对被告范友水向其提出借款的行为未向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核实，未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而从被告范友水为原告蒋菊英将定期存款取出后原告蒋菊英接受了被告范友水向其出具的借条并从出借款项之日起按月收取按月息1分计算的利息的行为分析，原告蒋菊英对被告范友水的行为不存在善意信赖的基础。因此，被告范友水的上述行为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行为，不能代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真实意思表示，而只能代表被告范友水的个人意思表示。被告范友水为原告蒋菊英办理取款业务后借用原告蒋菊英所得款项共计150000元，向原告蒋菊英出具借条并按约向原告蒋菊英支付利息，原告蒋菊英接收借条并收取利息，应认定为双方就上述150000元达成了借贷的合意，双方之间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2018年8月27日，原告蒋菊英在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办理了40000元和20000元的整存整取定期储蓄存单，双方之间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而原告蒋菊英就上述2张存单办理挂失和销户手续是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被告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对此并无过错，原告蒋菊英要求其承担付款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在办理挂失和销户手续过程中，被告范友水系陪同原告蒋菊英到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办理，此时被告范友水并非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工作人员，该笔业务亦非被告范友水办理，被告范友水的行为不能代表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的意思表示，而只能代表其个人的意思表示。虽然业务凭证上原告蒋菊英的签字均系被告范友水代为签署，但原告蒋菊英明知银行业务需本人签字确认的情形下仍同意被告范友水代其签字，且在业务办理后被告范友水就上述60000元向原告蒋菊英出具了借条，原告蒋菊英在此时虽有异议但仍予以了接受和默认，并在其女儿原告陶飞平的帮助下，由被告范友水就包含上述60000元在内的所有借款共计210000元重新出具借条，应认定为原告蒋菊英与被告范友水就该60000元亦达成了借贷合意，形成了真实、合法、有效的借贷关系。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在为原告蒋菊英办理定期存单挂失和销户手续过程中未核实原告蒋菊英的签字是否为其本人所签，存在一定的瑕疵，但原告蒋菊英未对此立即提出异议，相反接受了被告范友水出具的借条并收取了被告范友水支付的利息，且在2019年11月11日经邮政银行浏阳市支行组织被告范友水与原告蒋菊英、陶飞平调解时，也仅是要求被告范友水就还款期限作出承诺，并未要求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邮政银行集里营业所在该借条上盖章或作出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思表示，应视为原告蒋菊英已认可被告范友水代其签字的行为，故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亦不应对本案款项承担支付责任，原告蒋菊英要求被告邮政银行人民路支行支付款项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借款有其出具的借条为证，被告范友水应当按约及时向原告蒋菊英偿还借款。虽然被告范友水于2019年5月9日出具借款210000元的借条时，双方未书面约定利息，但之后被告范友水每月均向原告蒋菊英支付利息2100元，与以210000元借款为基数按月息1分计算的利息一致，且原告蒋菊英与被告范友水均认可双方口头约定了月息1分，故应认定双方约定借款月息1分。该标准未超出法律规定的年利率24%，本院予以认可。因被告范友水未按约定及时偿还所欠的借款，故还应向原告蒋菊英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与借款期限内双方约定的利率一致，即月息1分。虽然被告范友水出具借条的时间为2019年5月9日，但结合原告蒋菊英与被告范友水陈述的双方往来经过可知，本案中的借款发生在2014年2月至2019年2月期间，即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被告范友水向本院提交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入账汇款业务凭单可知，被告范友水多次以被告李飞的名义向原告蒋菊英支付利息，虽被告范友水称是其以被告李飞的名义操作的，但对原告蒋菊英而言，完全有理由相信被告李飞在当时即已知晓被告范友水与其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且被告范友水表示虽未就涉案借款进行特别说明，但告知过被告李飞其在外有借款，故被告李飞称其在婚后才知晓被告范友水与原告蒋菊英之间的借贷关系的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李飞称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所借款项未用于家庭开支，但其所提交的各项费用的收据不足以证明上述事实。本案借款金额并不属于特别巨大，被告范友水、李飞婚后共同添置了房产及车辆，亦需共同抚养两个小孩，被告李飞亦认可房产的按揭贷款系以被告范友水的名义办理，故本案借款金额并未超出其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被告李飞对被告范友水经营生意知情，只是不清楚具体经营内容，被告李飞亦未提交证据证明借款系由被告范友水用于了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故被告范友水向原告蒋菊英所借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产经营存在较大的可能性。而从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书》中关于财产及债务问题的约定分析，被告范友水在房产及车辆中未享受任何权益，而除房贷外的其他所有债务均由被告范友水负担，债权归被告李飞享有，上述约定明显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虽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现已离婚，但本案借款仍应认定为被告范友水与被告李飞的夫妻共同债务，被告李飞仍应承担共同偿还借款本息的责任，其关于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的抗辩观点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范友水于2019年5月9日出具的借条中载明的出借人虽系原告陶飞平，但根据本院查明的案件事实，借条中的所有款项实际上均系原告蒋菊英所有，原告陶飞平对此亦予以确认，故本案中的债权应认定为系原告蒋菊英所有，原告蒋菊英要求被告范友水、李飞支付190000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原告陶飞平并非涉案款项的债权人，故本院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均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范友水、李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共同偿还蒋菊英借款190000元及自2019年11月1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蒋菊英的其他诉讼请求；三、驳回陶飞平的全部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00元，减半收取计205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1570元，合计3620元，由范友水、李飞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银辉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九日法官助理谢君影书记员谢君影(兼)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一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第一百七十二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二百零六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第二百零七条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第二百一十一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