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内06民终22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崔某1，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男，汉族，个体，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上诉人（原审第三人）：崔某2户，现住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三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内蒙古振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某，个体。   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内蒙古善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崔某1、张某、崔某2因与被上诉人李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2018）内0621民初38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12月11日，李某申请撤回对崔某1、张某、崔某2的上诉，本院予以准许。2019年12月16日，本院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崔某1、张某、崔某2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丁某，被上诉人李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魏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崔某1、张某、崔某2上诉请求：1.撤销原判，改判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即由崔某1、张某及第三人崔某2给付李某1279200元，驳回李某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的诉讼费由李某承担。事实和理由：一是原审法院认定李某与案外人廉长才各占合伙份额50%，既没有证据证实，也没有事实依据，明显违反程序，侵犯了未参加诉讼合伙人的财产权利。本案中2011年6月20日的《协议书》，虽有李某和廉长才（廉二）的共同签名，上诉人也认可李文才与廉长才是合伙人，但李某与廉长才之间的合伙份额究竟各占多少，没有证据证实。李某自己口头陈述其占51%，廉长才占49%的份额，无证据证实。因此，需要李某通过诉讼方式、审查资金投入数额来确定其在《协议书》中所占的合伙份额。但原审法院却在为审查资金投入数额的情况下，推定二人各占50%的份额，侵犯了廉长才继承人的财产权利，也造成了本案错误判决。确定合伙比例属于重大财产诉讼，现廉长才已去世，法院在其继承人不能参加诉讼的情况下随意确定合伙比例，明显属于严重程序违法，二审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二是原审法院认定李某及廉长才因购买14号煤场向三上诉人支付了7258400元，明显不符合常理，也与证据互相矛盾。其一，按照李某的主张，2011年6月20日至2011年9月14日之间，廉长才就支付了购14号煤场款578万元，早已付清了全部转让款470万元。而后廉长才还又多次支付购煤场款，与李某证据所主张的事实矛盾，充分证明1-7号证据中的款项是重合的，即收条与银行汇款凭证是重复计算的，不能简单的相加计算。计算李某与廉长才之间的付款情况，一种是依据收据，一种是依据银行汇款凭证。依收据计算，共有7支收条，即原审中李某举证的付款证据1、7、10、11、13、15、16，合计收款3748400元；后期所付的6万元没有打收条，共计收款3808400元；依汇款凭证计算，共有12支银行凭证，即原审中李某所举证的付款凭证2、3、4、5、6、8、9、12、14、17、18、19，合计收款未351万元。对于李某未提供银行汇款凭据的第一笔定金30万元，也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故银行凭证共计381万元。综合而言，银行凭据与收条基本吻合，充分说明廉长才的前期银行汇款，上诉人均出具了收条，因此收条和银行凭据是不能重复计算的。其二，2012年1月8日，廉长才出具结算单，确认欠上诉人本利1239200元；2012年3月1日，廉长才与李某在《供货合同书》中确认仍欠上诉人债务120万元。以上两份证据均可证明，廉长才、李某一直拖欠上诉人购煤场款，上诉人不可能多收被上诉人的钱款。三是一审审理查明与判决结果互相矛盾。一审查明，2012年1月8日崔某2出具的20万元的收条一支，与2011年12月4日的银行汇款为同一笔，最终却将两项款额进行了相加计算；2012年2月12日崔某2出具9万元的收条一支，与2012年2月11日的7万元汇款凭据重合，最终却将两项款额均进行相加计算。四是一审“本院认为”错误。一审法院擅自认定廉长才、李某之间的股份比例错误，如按不当得利的规定，李某只能主张自己多交付的份额，无权主张廉长才多交付的数额，一审法院将廉长才交付的款额返还给李某，明显不合法。在原审两次庭审中，上诉人均明确提出收据与银行凭据是重复计算的，但原审法院歪曲事实，认为上诉人认可十九支付款依据，这明显违法办案。一审中，上诉人提供了2012年1月12日廉长才出具给崔某2的20万元的借据及廉长才现场管理人员李文兵2011年12月出具的上煤炭款6300元的欠据，证明上诉人与廉长才之间还有其他经济往来，但未被采信。五是一审适用《民法通则》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六是一审判决结果与“本院认为”相互矛盾。一审判决送达后于2019年8月28日，又向上诉人送达了补正裁定书，将本院认为中的1129200元补正为1279200元，而判决结果显然与本院认为中补正内容相互矛盾。   被上诉人李某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是李某与廉长才的合伙确实没有各占多少股份的书面证据，故同意上诉人的第一个事实与理由，但合伙人共同投资借款及购买14号煤场是事实。二是李某及家人和廉长才确实支付了上诉人7258400元，一审各上诉人对款项的真实性是认可的，有通过银行汇划的、支付现金的银行收款凭证和上诉人亲笔书写的收据为凭。一审时李某已向法庭陈述现金来源：第一，李某与廉长才共同经营的38号煤场卖掉了的回款；第二，征地补偿款；第三，自有资金。这三部分用黑色塑料袋一起交给上诉人的，上诉人打的收到现金272万元，不是分数次。银行汇划款项与收到现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支付渠道。上诉人所说的所谓“对应关系”无事实依据，且找不出272万元的对应收据予以证明。此外，《供货合同》中的120万元与本案无关，且被自治区高院判决所否定了。三是所谓的本利1239200元的字据也与本案无关，且与本案的数据也不符，即便是上诉人所说的这两个数是一个意思，1239200元和120万元，相差39200元。四是一审认定事实基本正确，但判决数额错误，即只让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50%，无事实依据。根据合伙的法律关系，合伙人是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虽然廉长才已死，但其生前没有购买和经营煤所借的款项，目前的债务人是向李某索要，现在已有三位债权人向李某索要，如果一审判决50%，那么上诉人占有50%的份额就属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反而是违法的。五是本案应依法改判上诉人返还多支付的255.84万元，或发回一审法院重审。   李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张某、崔某1以及第三人崔某2返还其购买14号煤场多支付的2558400元。2.张某、崔某1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6月20日，李某、案外人廉二（甲方）与崔某1、张某（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14号煤场转让一事，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一、乙方自愿将14号煤场转让给甲方，甲方自愿接受。二、总价款：肆佰柒拾万元整￥4700000元。三、付款方式：1.签订协议时付定金叁拾万元￥300000元。2.试机期限为7天，7天内洗煤机乙方负责，7天后洗煤机由甲方负责。试机完毕后15天以内付总款额的50%。3.其余款项两个月付清，若付不清欠款按3%的利息付给乙方。四、煤场设施：洗煤机一套、地磅一个、选煤台设备一套、50装载机一台、场内存煤数吨，315变压器一台、化验设备一套。四、签订协议之日乙方清理场内一切设施，甲方进入整理，准备试机，以前一切债务由乙方承担，甲方一概不管，待交清总款后办理转让手续。五、此协议一式两份，签字之日生效具有法律效益。李某、案外人廉二在协议的甲方处签字，崔某1、张某在乙方处签字。协议上崔某1的签字是由第三人崔某2代签，但是崔某1予以认可。李某诉称其与廉长才为合伙关系，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并诉称其占合伙份额的51%，廉长才占49%，未提供证据证明。张某、崔某1、崔某2对于李某与廉长才的合伙关系予以认可，但认为廉长才占大部分的合伙份额。签订协议后，李某提供其与案外人廉二（廉二又名廉长才、连长才）向崔某1、张某及第三人崔某2的付款情况如下：1.2011年6月20日，崔某2出具收到廉长才现金30万元的收条一张；2.李某提供内蒙古农村信用社的回单一张，要证明廉长才于2011年6月29日通过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15万元；3.李某提供内蒙古农村信用社的回单一张，要证明廉长才于2011年7月7日通过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100万元；4.李某提供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的回单一张，要证明廉长才于2011年7月27日通过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100万元；5.李某提供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回单一张，要证明廉长才于2011年8月30日通过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40万元；6.2011年9月14日，廉长才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21万元；7.2011年9月14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廉长才现金贰佰柒拾贰万元整（2720000元）”；8.2011年9月15日，廉长才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12万元；9.2011年11月8日，陈丽荣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30万元，陈丽荣为李某的女儿；10.2011年11月14日，王斌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荣通14号煤张某修理机器现金贰仟肆佰元整，连长财代付”，该笔款项是张某欠王斌修理费，廉长才代张某偿还；11.2011年12月2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今收到14号煤场廉长才现金肆拾贰万元整。”12、2011年12月4日，陈丽荣通过中国农业银行向崔某2的账户中转入20万元；13.2012年1月8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廉长才现金贰拾万元整（200000元），收款时间为12.4号”，该笔款项与2011年12月4日的银行汇款为同一笔；14.李某提供内蒙古农村信用社的回单一张，要证明李某于2012年2月11日通过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向崔某1的账户中转入7万元；15.2012年2月12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14号煤场廉长才现金90000元，玖万元（崔某17万元，萨拉齐2万元），其中包括2012年2月11日李某通过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向崔某1汇款7万元；16.2012年3月12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14号煤场现金结利壹万陆仟元整”。17.李某提供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的回单一张，要证明原告于2012年8月15日通过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向崔某2的账户转入2万元；18.李某提供内蒙古农村信用社的回单一张，要证明原告李某于2012年9月2日通过内蒙古农村信用社向张某的账户中存入2万元；19.李某提供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的回单一张，要证明李某于2012年9月8日通过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向张某的账户中存入2万元。张某、崔某1以及第三人崔某2对上述转账及收条的真实性均认可，但认为李某及案外人廉长才的给付款项包括其他经济往来，不只是买煤场的钱。李某对廉长才与张某、崔某1以及第三人崔某2之间存在其它经济往来不认可。张某、崔某1以及第三人崔某2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也未能提供李某给其利息的证据。   另查明，廉长才去世后，其继承人有其母亲李在儿、大女儿廉海霞，二女儿廉海英，儿子刘平。经一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几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不参加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与案外人廉长才口头合伙向崔某1、张某及崔某2购买14号煤场，双方约定价款为470万元。李某诉称其与廉长才的合伙份额为李某占51％，廉长才占49％，因李某与廉长才之间未签订书面的合伙协议，崔某1、张某及崔某2认可李某与廉长才之间存在合伙关系，对合伙份额不予认可，故一审法院推定李某与廉长才之间的合伙份额为每人占50％。因案外人廉长才已去世，其继承人明确放弃继承，故本案仅对李某在合伙中享有的50％的份额进行审理。李某提供购买煤场协议书及十九支付款依据，崔某1、张某及崔某2均认可是事实，故李某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即购买煤场470万元实际支付了7258400元，多付2558400元，李某占50％，即崔某1、张某及崔某2应返还李某2558400×50％＝1279200元，崔某1、张某及崔某2主张多付的是利息及三方还存在其他经济往来，因在庭审过程中让其提供相应的证据，崔某1、张某及崔某2未能向法庭提供证据来证明其主张，故一审法院对其主张不予采信，另与案外人郇雷签订供货合同的内容与崔某1、张某及崔某2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与本案购买煤场有关，故其主张不予支持，其与案外人郇雷的债权债务可另行主张。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三条、第八十七条、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崔某1、张某及原审第三人崔某2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李某1279200元。二、崔某1、张某及原审第三人崔某2对以上给付内容相互承担连带给付责任。案件受理费28707元，由李某负担12394.2元，由被告崔某1、张某及第三人崔某2负担16312.8元。   二审期间，上诉人崔某1、张某、崔某2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证据一、法庭审理笔录（2017年11月20日）第14、15页，及法庭审理笔录（2019年6月21日）第9页，拟证明：在两次法庭审理中，李某就所主张的272万元的款项来源、支付方式等陈述相互矛盾，且该272万元的收条是针对前期四笔银行汇款出具的，给付的不是现金，也不是李某所说的分数次给付的。证据二、收条5支（一审李某所举证的付款证据1、7、10、11、13），拟证明：截止2012年1月8日，廉长才和李某共付款3642400元，仍欠购煤场款1057600元。故结算时，廉长才给崔某2出具了连同延迟付款利息本利共计欠1239200元的手续。证据三、银行凭据8支（一审李某所举证的付款凭据2、3、4、5、6、8、9、12），拟证明：截止2012年1月8日，通过银行转帐汇款数额为368万元，包含第一笔定金30万元，且银行凭据与收条基本可以吻合，说明对于廉长才的前期银行汇款上诉人均出具了收条，因此收条与银行汇款不能重复进行计算。收条与银行凭据的对应关系如下：（1）上诉人2011年9月14日所出具的272万元的收据中，包含的银行汇款凭据为：2011年7月7日的100万元、2011年7月27日的100万元、2011年8月30日转入的40万元、2011年9月14日转入的21万元；（2）上诉人2011年12月2日所出具的42万元收据中包含的银行凭据为：2011年9月15日的12万元、2011年11月8日的30万元；（3）上诉人2012年1月8日出具的20万元的收据的银行汇款凭证为：2011年12月4日的汇款20万元；（4）上诉人2012年2月12日出具的9万元的收据包含的银行汇款凭证为：2012年2月11日李某给崔某1所汇的7万元、条据中注明还有萨拉旗的2万元。证据四、廉长才与崔某2的结算手续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物证鉴字（2017）606号《物证鉴定书》，拟证明：2012年1月8日，廉长才仍确认欠买卖合同价款连本带利1239200元，从而证明并不存在多付款的事实。经鉴定机构鉴定，结算手续上廉长才的签名系本人所签。证据五、《供货合同书》1份，拟证明：2012年3月1日，李某和廉长才在《供货合同书》中确认，欠崔某1等人债务120万元，该债务就是指购14号煤场所欠债务。崔某1参加签订三方协议，是因廉长才和李某未付清煤场转让款，即崔某1没有把煤场的手续转至廉长才名下，这才要求崔某1在三方协议中进行签字。证据六、询问笔录4份，李某的询问笔录（案卷1的81-90页），拟证明：廉长才和李某在合同约定的两个月付款期限内并未付清合同价款，在2012年3月份仍支付未付款的利息，不存在多付款的事实；崔某1、崔某2、张某3人的询问笔录（案卷1的118-157页），拟证明：崔某1、崔某2、张某在公安机关始终陈述，廉长才、李某一直未付清煤场转让款，对于收条和银行汇款凭据，只能依照一种进行计算，要么依收条进行计算，要么依照银行汇款进行计算，不能进行相加计算，因为隔一段时间对银行汇款出具一支收条；证人张在小的询问笔录（案卷1的112页），拟证明：张在小作为知情人，在2012年5月份的时候，分别从崔某2和廉长才处知道，廉长才还欠崔某1一方煤场转让款100来万元；证人郇雷的询问笔录（案卷1的159-169页），拟证明：2012年3月份时，郇雷与廉长才、崔某1均核对过，廉长才、李某还欠崔某1等人煤场转让款120万元。证据七、《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1份，拟证明：公安机关查明，廉长才生前于2012年1月8日出具了结算明细，还欠崔某1等人123.92万元，因此，崔某1等人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双方的纠纷属于民事经济范畴，因此不予立案。   针对二审中上诉人提供的证据，被上诉人李某质证称，对证据一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问题。理由为2012年1月8日的欠条与本案无关，该欠条是上诉人断章取义，因为一审时上诉人只提供了该欠条的第2页，第二次一审时上诉人提供了该欠条的全部2页，而第1页的初始日期正好是李某购买煤场协议书刚生产的日期，第1页第1行中写明了欠对方约40万元，2011年9月20日起还剩崔某2156万元，4分钱的利开始计算，根据买煤场协议书，还没有支付剩余50%的款项开始的，不可能欠下156万元。而且在一审时崔某2也向法庭明确说明其除了给崔某1计帐外，其与廉长才还有另外的煤炭买卖关系，这个欠条与本案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且庭审时一审书记员是外地人，不能理解李某所述，如果依汇总表序数号265万元数额是之后272万元的重复，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收到265万元的汇款，而写收到272万元的现金。对证据二收条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问题。理由为所有收款中没有表明是收到的利息，这个表述是错误的，本案不涉及123万元。对证据三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问题。理由为对于履行协议书的还款既可以是银行汇款也可以是现金支付，没有重复，如果是对汇款的汇总，那么应该在收条上写清楚是汇总款，如果没有写清楚，上诉人所谓的汇总没有依据。对证据四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问题。理由为鉴定意见是履行买卖合同的欠款，这1239200元借款本利与履行买煤场的协议书是两码事，不是一个法律关系，与本案没有关系。对证据五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问题，理由为这个合同与本案没有关系，且该合同已被高院以判决书的形式撤销了。对证据六的真实性认可，不认可证明问题。理由同证据四的质证意见。在公安机关所作的证据及陈述与本案无关，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并且在该笔录122页张在小的询问笔录也只是听说，是传来证据，不足为证；对郇雷询问笔录第159-169页陈述是虚假的，当时签供货合同时李某并不在场，崔某1也不在场，有一审庭审笔录为证，郇雷也是认可的，其自己承认是后补的。这120万元也虚假的，是不存在，已被高院撤回。对证据七的真实性及证明问题均认可。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李某向法庭提供证据如下：证据、判决书3份，拟证明：廉长才在与李某共同经营14号煤场过程中前后共计欠众多债权人的借款，其中有部分债权人起诉李某承担其合伙期间向外借款的连带责任，法院都判决李某承担付款责任，其中一份判决中高俊杰仅起诉了李某，但是借款是廉长才和李某共同所借，一审判决仅判决上诉人支付50%的多付款，剩余的50%多付款法院没有支持，属于上诉人的不当得利，而廉长才这50%的多付款债权人仍然在向李某追偿。   针对被上诉人二审提供的证据，上诉人质证称，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其证明目的，理由为与本案无关联性。   对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以上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证据一，因李某在笔录上签字确认，且前后对该272万元还款事实的陈述确有相互矛盾之处，故予以采信。对证据二、三、四，因李某对收条、银行汇款凭证以及廉长才与崔某2的结算手续、《物证鉴定书》的真实性认可，经核算截止2012年1月8日经收条计算，上诉人共收款3642400元；经银行汇款凭证，被上诉人共计汇款368万元。上述事实与廉长才与崔某2于2012年1月8日的结算手续上“老廉从2011年9月20号起还剩崔某2156万元起4分钱的利开始计算”“结至2012年1月8日，本利结算欠1239200元”的陈述能够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条，且与所要证明的事实基本吻合。虽李某以结算手续第1页廉长才并未确认、结算手续两页是否连续、利息4分超法律保护、欠156万元等事实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反驳，且案涉法律关系非属民间借贷纠纷，综合两页结算手续的记载情况以及廉长才的签名，可以认定案涉2012年1月8日廉长才、崔某2的结算手续2页是连续的、真实的，故本院对上述证据予以采信。对证据五，虽《供货合同》已经法定程序撤销，但就合同中的“乙方（廉长才、李某）欠丙方（崔某1）的120万元的债务消灭”的陈述因李某对其合同的真实性认可，故予以采信。对证据六，公安询问笔录的被询问人实际为本案上诉人，该笔录中记载的对己方有利的陈述的证明力较低，故不予采信。对证据七，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得出的结论，且双方当事人均认可，故予以采信。   对被上诉人二审期间提供的以上证据，本院认证意见如下：对李某提供的证据，虽上诉人对其真实性认可，但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故不予采信。   经本院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2011年6月20日，李某、案外人廉二（甲方）以合伙的方式与崔某1、张某（乙方）签订了《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就14号煤场转让一事，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一、乙方自愿将14号煤场转让给甲方，甲方自愿接受。二、总价款：肆佰柒拾万元整￥4700000元。三、付款方式：1.签订协议时付定金叁拾万元￥300000元。2.试机期限为7天，7天内洗煤机乙方负责，7天后洗煤机由甲方负责。试机完毕后15天以内付总款额的50%。3.其余款项两个月付清，若付不清欠款按3%的利息付给乙方。四、煤场设施：洗煤机一套、地磅一个、选煤台设备一套、50装载机一台、场内存煤数吨，315变压器一台、化验设备一套。四、签订协议之日乙方清理场内一切设施，甲方进入整理，准备试机，以前一切债务由乙方承担，甲方一概不管，待交清总款后办理转让手续。五、此协议一式两份，签字之日生效具有法律效益。李某、案外人廉二在协议的甲方处签字，崔某1、张某在乙方处签字。协议上崔某1的签字是由第三人崔某2代签，崔某1予以认可。签订协议后，李某、案外人廉二（又名廉长才、连长才）以银行汇款、转账及现金的方式向崔某1、张某及第三人崔某2支付购买煤场款，收款人崔某2则以出具收条的方式确认收款情况。具体银行汇款、转账及现金给付情况如下：1.2011年6月20日，廉长才向崔某2支付定金30万元；2.2011年6月29日，廉长才通过以银行汇款方式向崔某2支付15万元；3.2011年7月7日，廉长才通过以银行汇款方式向崔某2支付100万元；4.2011年7月27日，廉长才通过以银行汇款方式向崔某2支付100万元；5.2011年8月30日，廉长才通过以银行汇款方式向崔某2支付40万元；6.2011年9月14日，廉长才通过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崔某2支付21万元；7.2011年9月15日，廉长才通过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崔某2支付12万元；8.2011年11月8日，李某的女儿陈丽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崔某2支付30万元；9.2011年12月4日，李某的女儿陈丽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崔某2支付20万元；10.2012年2月11日，李某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崔某1支付7万元；11.2012年8月15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崔某2支付2万元；12.2012年9月2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张某支付2万元；13.2012年9月8日，通过银行汇款方式向张某支付2万元。崔某2出具收条情况如下：1.2011年6月20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30万元；2.2011年9月14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272万元；3.2011年11月14日，王斌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廉长才给付张某修理机器现金2400元；4.2011年12月2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42万元；5.2012年1月8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20万元，此款给付时间为2011年12月4日；6.2012年2月12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9万元（崔某17万元，萨拉齐2万元）；7.2012年3月12日，崔某2出具收条一张确认收到14号煤场现金结利16000元。其中，2012年1月8日，廉长才与崔某2的结算手续中确认：廉长才于2011年9月20号欠崔某2156万元；截至2012年1月8日，本利结算共欠1239200元。   另查明，崔某1、崔某2为兄弟关系，张某为崔某1、崔某2的妹夫，崔某1、张某为合伙关系，崔某2为崔某1、张某办理案涉14号煤场款的收受以及出具收条等事宜。   再查明，廉长才去世后，其继承人有其母亲李在儿、大女儿廉海霞，二女儿廉海英，儿子刘平。经一审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几人均明确表示放弃继承不参加诉讼。   本院认为，就李某、案外人廉长才（已死亡）给付张某、崔某1煤场款是否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李某主张没有重复计算且已多给付2558400元，而张某、崔某1认为每次收到银行汇款后崔某2均向廉长才出具收条予以确认，存在重复计算情况。首先，根据已查明事实，截止2011年9月20日廉长才通过银行汇款、转账方式共向崔某2支付288万元，加2011年6月20日签订协议书时给付的定金30万元，共计给付购煤场款318万元，还欠煤场款152万元；按照出具收条计算，2011年6月20日给付的现金30万元，2011年9月14日出具的收条272万元，共计给付购煤场款302万元，还欠煤场款168万元；而按照2011年6月20日给付的现金30万元、2011年9月14日出具的收条272万元以及2011年9月15日以银行转账方式给付的12万元计算，共计给付购煤场款314万元，还欠煤场款156万元。该156万元的计算结果与廉长才、崔某2于2012年1月8日结算手续上“老廉从2011年9月20号起还剩崔某2156万元起4分钱的利开始计算”的表述相互吻合。如按照李某主张以银行汇款、转账及现金、收条方式计算，截止2011年9月20日，共计给付购煤场款590万元，就已多付120万元，这与廉长才、崔某2结算手续上起算利息以及之后给付款项的事实不符。其次，就272万元收条中的款项，李某在三次法庭审理笔录中对其来源、还款形式等事实陈述前后矛盾、含糊不清，且不能提供足够证据予以证明其还款事实存在，结合上述已查明事实，可以认定该收条存在与银行汇款、转账等方式支付买受款重复计算的情形。第三，双方当事人认可2011年12月4日李某的女儿陈丽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崔某2支付20万元就是2012年1月8日，崔某2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的20万元，为同一笔款项；双方当事人亦认可2012年2月12日，崔某2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9万元，其中有2012年2月11日，李某以银行汇款方式向崔某1支付的7万元。上述两笔款项在一审法院计算合计共支付7258400元中并未予以核减。第四，从廉长才、崔某2于2012年1月8日结算手续上看，廉长才已写明2011年9月20日起欠崔某2156万按4分钱的利开始计算利息，之后记录的是本金、利息结算具体情况。其中2011年11月8日支付的30万元、2011年12月4日支付的20万元均为李某的女儿陈丽荣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崔某2支付的并记录在结算手续中。结合上述已确认2011年12月4日支付的20万元与2012年1月8日崔某2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20万元为同一笔款项。如按照李某主张以银行汇款、转账及现金、收条方式计算，2011年12月2日崔某2出具收条确认收到廉长才现金42万元，结合该收条的42万元与银行转账20万元前后相差2天，且还款数目不小，即便李某主张自己以现金方式给付的事实的存在，亦应告知廉长才此次还款情况以便及时进行结算，但该笔款项廉长才并不知晓即未列入此结算手续中，在未提供足够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可以认定该42万元的收条是重复计算的，应当予以核减。总的来看，按照李某所主张以银行汇款、转账及现金、收条方式计算给付的煤场款，明显存在重复计算的情形。一审法院未对事实部分进行明确认定，且对已查明属重复计算款项未予以核减，作出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结合已查明的截至2012年1月8日，本利结算共欠1239200元的事实，以及之后的支付情况，在未提供足够证据的情形下，应认定李某并未存在多给付煤场款的情形，故对李某的原审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崔某1、张某的上诉请求成立，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2018）内0621民初3837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李某的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8707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6313元，由李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乌 宁   审判员 苏 晨   审判员 郝 蓉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书记员 刘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