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7）湘0102民初8755号 原告湖南某律师事务所。 代表人欧阳某，主任。 委托代理人彭锐，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江华，湖南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北京某（长沙）律师事务所。 代表人马某某，主任。 委托代理人邓佑良，北京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湖南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北京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人欧阳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彭锐、刘江华，被告北京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代表人马凌云及其委托代理人邓佑良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律师事务所诉称：2014年9月20日，案外人湖南新物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物产集团）因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被上海中色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色公司）诉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南省高院）。我所受该集团委托，完成了书面答辩和相关证据的收集工作。因新物产集团要求该案必须与入选湖南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备选库的律师事务所共同办理，我所鉴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符合上述条件，且总部位于北京，有相对便利的资源，故选择与其进行合作。2014年11月18日，我所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订立《代理合作协议》，约定共同参与上述案件的代理工作，并明确约定了各自的权利义务及收益分配。后我所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按约共同完成了该案的一审代理工作。新物产集团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院）。我方协调新物产集团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就一审订立的《委托代理合同》予以变更调整，订立了《补充协议》和《委托代理合同》，尽心尽职地参与了该案二审期间的法律事务，并多次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相关人员前往北京，还承担了许多实际开支。2016年4月25日，该案以调解方式结案，新物产集团向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支付了律师代理费3736400元，但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却未按合作协议的约定向我所支付2802300元的律师代理费。故起诉，判令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支付合作办案的律师代理费28023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 被告某（长沙）律师事务所辩称：某律师事务所与我所订立的《代理合作协议》，是为了逃税和规避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是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故属无效。《代理合作协议》所对应的是2014年11月21日我所与新物产集团订立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我所已将依据该合同向新物产集团收取的40万元律师代理费中的75%即30万元支付给某律师事务所。2015年11月16日，我所与新物产集团订立《补充协议》，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解除。同时，新物产集团又与我所和案外人北京某律师事务所重新订立了一份新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委托我所和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共同代理其二审诉讼，但并未委托某律师事务所代理二审诉讼。该合同是一个新的合同，并非基于某律师事务所与我所订立的《代理合作协议》而产生，也非其促成，与其无关，因此其无权根据《代理合作协议》请求分配二审代理费。同时，某律师事务所未实际参与二审的代理工作，其要求分配二审律师代理费既不符合《律师法》的规定，也不符合《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内容。综上，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14年9月20日，新物产集团因补偿合同纠纷被上海中色公司诉至湖南省高院。 2014年11月18日，某律师事务所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订立《代理合作协议》一份。协议约定，上海中色公司诉新物产集团补偿合同纠纷一案，因某律师事务所在前期为新物产集团提供了大量有效的法律服务工作，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作为湖南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备选库成员，资源丰富，专业力量雄厚，故双方决定就上述案件的代理工作进行合作。由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与新物产集团订立代理合同，但仅负责出庭事宜和开具律师代理费发票，而因订立代理合同所产生的风险由某律师事务所承担，并由该所负责承办代理工作的全部具体事务。律师代理费中的25%归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所有，剩余的75%归某律师事务所所有。该75%的费用由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在收到律师代理费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年11月21日，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与新物产集团订立《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合同约定，新物产集团委托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担任其与上海中色公司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的委托代理人，委托事项为一、二审程序的诉讼代理及对方的诉讼请求如被驳回或其撤诉后，与对方就还款和补偿事项进行的非诉讼代理。新物产集团需先向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支付基本律师代理费40万元，之后需根据案件审理结果确定的由该集团承担的金额来支付律师风险代理费，其中该集团承担金额在2亿元至1.9亿元（含1.9亿元）之间的，按减少金额的1%支付；承担金额在1.9亿元至1.8亿元（含1.8亿元）之间，按减少金额的1.5%支付；承担金额在1.8亿元至1.7亿元（含1.7亿元）之间，按减少金额的2%支付；承担金额在1.7亿元以下，按减少金额的4%支付；但承担金额超过2亿元的，则无需支付该部分代理费；若上海中色公司撤诉，则仅需再支付律师代理费10万元。合同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合同订立后，新物产集团委托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江华和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凌云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与了上述案件一审程序的全部诉讼活动，并将40万元的基本律师代理费支付给了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收到后，将其中的75%--30万元支付给某律师事务所。 2015年6月15日，湖南省高院作出（2014）湘高法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判决上海中色公司与新物产集团订立的《联合开发合作协议》（含合同第三条第5项等全部条款）和订立的《补充协议》合法有效且已生效；新物产集团向上海中色公司支付违约金500万元；驳回上海中色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99700元，由上海中色公司承担119880元，新物产集团承担179820元。 判决作出后，新物产集团不服，遂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2015年11月16日，新物产集团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订立《补充协议》一份。协议约定，现新物产集团已就与上海中色公司之间的补偿合同纠纷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鉴于2014年11月21日订立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之委托代理阶段包括该案的一、二审，故拟委托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共同代理该案的二审诉讼。二审程序中的诉讼代理以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为主，由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和某律师事务所全力协助配合。解除前述《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律师风险代理费的约定，新物产集团无需再依据该代理合同支付任何费用，并无需承担其他责任。该代理合同的其他条款如与《补充协议》和另外订立的《委托代理协议》内容相冲突的，以后两者为准；不冲突的，继续有效。协议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日，新物产集团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及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共同订立《委托代理协议》一份。协议约定，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共同接受新物产集团委托，指派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保华和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凌云担任该集团与上海中色公司补偿合同纠纷一案的二审诉讼委托代理人。新物产集团先支付前期基础代理费120万元，之后根据二审的不同审理结果，支付相应的后期律师风险代理费，其中经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调解结案的代理费为660万元。协议分别就其他可能出现的审理结果约定了各自不同的收费标准，同时还就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 2016年4月25日，最高法院作出（2015）民一终字第29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的主要内容为：新物产集团与上海中色公司自愿解除《联合开发合作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新物产集团向上海中色公司返还借款本金9700万元，并依据原合作协议向上海中色公司支付调整容积率补偿费990万元；由于政府政策变化，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给上海中色公司造成损失，新物产集团同意补偿7310万元；上述款项共计1.8亿元，由新物产集团于调解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付清:调解书送达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500万元，余款1.75亿元在完成涉案土地招拍挂（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四个月内完成涉案土地招拍挂）并于土地成交款付至该集团账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优先支付。一审案件受理费299700元，由上海中色公司承担119880元，新物产集团承担1798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99700元，减半收取149850元，由新物产集团负担。 北京市某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保华和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凌云以新物产集团委托代理人的身份参与了二审程序的全部诉讼活动。 之后，新物产集团在2016年7月至同年12月1日期间，共分四次共向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付款373.64万元。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向新物产集团开具了360万元的律师代理费发票。新物产集团亦将前期基础代理费120万元支付。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在收到代理费过程中，于2016年10月14日向北京市某师律师事务所转款13.64万元。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对此解释称，其与北京市某师律师事务所约定，调解结案的律师代理费660万元中，360万元由其收取，300万元由北京市某师律师事务所收取，故其将373.64万元中的13.64万元转给了该所。 某律师事务所参与新物产集团案件二审诉讼的具体工作为：一、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江华分别于2015年7月20日和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两次向某（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马凌云发送了《民事上诉状》；在同年10月28日至同年11月9日期间，刘江华与新物产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多次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委托代理协议》和《补充协议》进行了修改；在同年10月28日至同年11月13日期间，刘江华与马凌云多次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对《委托代理协议》进行了修改并定稿，其中马凌云于同年11月13日向刘江华发送的《委托代理协议》，与新物产集团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和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订立的《委托代理协议》内容基本一致；在同年11月9日至同年11月13日期间，刘江华与马凌云多次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对《补充协议》进行了修改并定稿，其中马凌云于同年11月13日向刘江华发送的《补充协议》，与新物产集团和某（长沙）律师事务所订立的《补充协议》内容一致；撰写并向湖南省高院提交民事上诉状；协助新物产集团向最高法院缴纳上诉费；配合新物产集团，与马凌云两次前往北京市考察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上述工作均发生在2015年11月16日的《委托代理协议》和《补充协议》订立之前。二、2016年3月7日，刘江华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马凌云发送《关于切实维护我公司诉讼权利的报告》，意在向最高法院反映情况，维护新物产集团的权利；同年3月22日，刘江华又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两次向马凌云发送《关于上海中色公司与我集团合同纠纷案的诉讼风险分析及建议》，认为上海中色公司提出的调解方案与新物产集团的调解方案比较接近，而调解可控制诉讼风险，故建议调解，该文件内容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向新物产集团提交的调解建议主要内容大致相同。上述工作均发生在2015年11月16日《委托代理协议》和《补充协议》订立之后。某律师事务所主张，一审判决作出后，新物产集团遂即委托了其所的律师刘江华继续代理二审诉讼，并提供授权委托书两份和该所的公函一份。该组证据的落款时间均在2015年11月16日之前，某律师事务所也无证据证明已向最高法院递交。其还主张，刘江华律师还前往北京准备旁听了二审庭审。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抗辩称，刘江华律师系因迟到而未能参加旁听。其又主张，曾向最高法院递交了证据调查申请。 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参与新物产集团案件二审诉讼的具体工作为：该案的上诉立案、开庭、调解、执行工作，以及二审诉讼费的退费，向最高法院赠送锦旗等。 双方对新物产集团二审委托给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原因解释为：一审判决作出后，刘江华律师遂代表新物产集团通过湖南省高院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并提交了上诉状，但迟迟未接到最高法院的上诉费缴费通知。后经多次反复沟通询问得知，最高法院曾给新物产集团的法定代表人打电话通知缴费，被拒接电话后认为属拒绝缴费，故欲决定按撤回上诉处理。但如按撤回上诉处理后，原一审判决将生效，新物产集团则会面临巨额赔偿和省国资委的严厉追责，故该集团委托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利用其资源促使最高法院受理该上诉案件，并在受理后继续委托该所代理了二审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中约定的前期基础代理费120万元，即是为北京某律师事务所解决上诉立案的问题而支付。 某律师事务所主张，对方应按年利率4.75%的标准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损失。 上述事实，有最高法院作出的（2015）民一终字第290号民事调解书一份、湖南省高院作出的(2014)湘高法民一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一份、长沙公证处作出的(2017)湘长市证民字第15942号公证书一份、《代理合作协议》一份、《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一份、收条两张、《补充协议》一份、《委托代理协议》一份、中信银行客户回单一份、广发银行客户回单一份、中国光大银行电子回单一份、客户回单一份、《收据》一张、转账凭证一份、授权委托书两份、某律师事务所的公函一份、民事上诉状一份、中信银行（大额支付）电子转账凭证一份、湖南新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集团本部大楼土地处置进展情况的报告一份、请求退回部分诉讼费的申请一份、微信聊天记录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某律师事务所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在订立的《代理合作协议》中并未明确约定合作进行代理工作的范围是否包括湖南省高院与上海中色公司纠纷的二审代理，但约定由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与新物产集团订立代理合同，故应将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与新物产集团订立的《民事委托代理合同》视为《代理合作协议》的组成部分，应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为一、二审程序的诉讼代理，故应认定合作范围包括二审代理。之后，新物产集团虽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订立了《补充协议》，委托该所与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共同代理二审诉讼，但仅解除了《民事委托代理合同》中关于律师风险代理费的约定，并未解除该合同的其他条款，反而强调其他无冲突的条款继续有效，尤其强调二审的诉讼代理需由某律师事务所协助配合。现并未发现《民事委托代理合同》的其他条款与《补充协议》和《委托代理合同》之内容相冲突，故某律师事务所与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合作范围及于二审代理的约定继续有效。但因二审的主要代理工作系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与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完成，某律师事务所从事的仅为辅助性工作，如继续按《代理合作协议》约定的75%∶25%比例分配律师代理费将显失公平，故本院酌定某律师事务所应获得的律师代理费为100万元。同时，根据《代理合作协议》的约定，某（长沙）律师事务所应在收到律师代理费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向某律师事务所支付相应的代理费。新物产集团已于2016年12月1日将360万元律师代理费全部支付，某（长沙）律师事务所本应在同月6日前向某律师事务所支付，但其至今未付，故应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现某律师事务所要求按年利率4.75%的标准支付，未超过法定标准，应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北京某（长沙）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某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00万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期间的利息（按年利率4.75%的标准，自2016年12月6日计付至清偿款之日）； 二、驳回原告湖南某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30377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35377元，由原告湖南某律师事务所负担17377元，由被告北京某（长沙）律师事务所负担18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闫 静 人民陪审员 陈 芳 人民陪审员 佘 鸥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曹瑷君 适用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六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第六十一条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第一百二十五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