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沪0112民初17990号原告：高建，男，汉族，1982年7月20日出生，住上海市奉贤区。原告：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沈培君，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翠兰，北京德和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河南静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郑州市。法定代表人：刘虹，该公司总经理。被告：孟凡志，男，汉族，1972年11月12日出生，住河南省商丘市。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银三，河南钟秀律师事务所律师。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彦超，河南振山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高建、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公司)与被告河南静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静安公司)、孟凡志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5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张文星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8月2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国兴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孟翠兰，原告高建，被告静安公司和被告孟凡志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银三、王彦超到庭参加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高建、国兴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二被告退还原告国兴公司支付的货款人民币(币种下同)397,500元；2.请求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国兴公司支付违约金39,750元(397,500元×10%)；3.请求判令二被告偿付原告国兴公司以397,500元为本金，自2020年2月21日(即2020年2月20日收货后24小时)起按照4.35%利率为标准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损失(暂计至起诉之日止为2,795元)；4.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2020年6月3日庭审中，二原告增加如下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的《防护服采购协议》(以下简称《采购协议》)；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国兴公司偿付运费6,094元。事实和理由：2020年2月13日，高建和孟凡志协商采购医用防护服事宜，双方协商约定的防护服生产厂家为河南省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裕公司)。但因防护服为医用物资，双方均没有相关资质从事经营行为，故2020年2月14日，孟凡志借用了静安公司的资质，高建借用了国兴公司的资质，签订了《采购协议》，约定向国兴公司采购防护服1,500件，单价265元/件，总货款397,500元。国兴公司于2020年2月17日向静安公司账户一次性支付了全部货款。2020年2月20日，货物到货后，原告发现被告发来的并非医用防护服，且为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以及无生产厂家，来路不明的“三无产品”。原告要求被告方退货，而被告方拒接电话。由于被告利用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紧缺，骗取原告信任违法销售三无产品，给原告造成了严重损失，故涉诉。由于二原告采购货物后已与客户达成了销售意向，确定了销售价格为330元一套，尚未达成书面协议，故产生了可得利益损失，应以违约金弥补，利息损失是二原告的实际损失。被告静安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首先，合同的相对人是国兴公司和静安公司，货款也系由国兴公司向静安公司支付。孟凡志未向静安公司借用过资质，静安公司也未向孟凡志出借资质，不认可高建和孟凡志是合同相对人。孟凡志仅是业务的联系人和介绍人，并非静安公司的员工，也并非对外业务负责人，孟凡志与高建约定了生产厂家，但是静安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不能以此增加静安公司的合同义务。其次，静安公司并未违反合同约定。国兴公司采购的是防护服，但并非医用防护服。《采购协议》系由二原告制作后发送给静安公司，其中并未约定生产厂家，也未约定为医用防护服。孟凡志和高建的聊天记录内容，并未最终成为系争合同中约束性内容，对静安公司并无约束力。防护服分为一般防护服和医用防护服。一般防护服无须单独特殊备案，服装厂均能生产，可以用于保安、保洁行政人员、后勤人员等隔离使用，故也称作隔离衣。医用防护服才需要特殊备案，并标明“医用”，用于手术室等特殊场所。因此，防护服不等同于医用防护服。若国兴公司采购的是医用防护服，应在买卖合同中标明“医用防护服”，合同中仅约定防护服，不能特指医用防护服，故静安公司提供了一般的防护服。静安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量发送了货物，2020年2月20日国兴公司收到系争货物，并未将货物退还静安公司，静安公司不存在需退还货款的情形，以及支付违约金、利息的义务和责任。第三，静安公司未销售三无产品或不合格产品，静安公司提供的防护服是由爱义达(厦门)医护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义达公司)生产的、合法合规产品，并非三无产品。2020年2月20日下午，静安公司也已经将爱义达公司的产品合格证、备案证、营业执照、检测报告、出货单等发送给了国兴公司，国兴公司也于2020年2月24日签收。高建已就静安公司销售三无产品向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郑州市场监管局)进行了投诉，但郑州市场监管局并不认为系争货物为三无产品。另外，即使二原告诉请成立，二原告主张的违约金也过高，请求法院按照原告实际损失的30%调整，且二原告应提供存在实际损失的相关证据。被告孟凡志辩称，同意静安公司的答辩意见。孟凡志不是合同相对人，不应承担合同义务和责任。孟凡志也没有借用静安公司的资质，《采购协议》系由静安公司签订并履行。由于孟凡志和静安公司的法人代表刘虹是朋友，故在此次业务中，介绍了原告和静安公司签订协议。系争货款和货物均由静安公司收取和发送，与孟凡志无关。孟凡志与高建的聊天内容并不构成《采购协议》内容。原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高建与孟凡志的聊天记录、《采购协议》、电子回单、货物照片、高建与上药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伟总的聊天记录、爱义达公司2019年的年度报告、高建与爱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聊天记录、运费单据、华裕公司的网页、高建与华裕公司人员之间的电话录音、孟凡志向高建发送的华裕公司信息、许可证、出厂报告、产品介绍、《授权书》等。被告向本院提交了高建与孟凡志的微信聊天记录、静安医院出具的证明、《采购协议》、防护服及合格证等顺丰快递单一组，李卫卫的在职证明、郑州市场监管局责令整改通知书、防护服采购汇款单、证明、一般防护服和医用防护服国家标准等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当事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提供的货物照片一组，证明被告发货的货物为三无产品。被告认为，不能证明是被告向原告供的货，故对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将照片中的货物在庭审中当场开箱，货箱外观与照片中的一致，且被告确认箱体上的快递编号与被告提供的一致，箱中物品也与被告陈述的普通防护服一致。被告不认可原告处的货为被告提供，但被告也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向原告的供货。因此，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确认。2.原告提供的高建与客户的聊天记录一组，证明原告的客户指定要华裕公司的防护服。二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系争买卖合同关系建立在原、被告之间，被告是否违约和原告客户的要求无关，故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本院不予采纳。3.原告提供的爱义达公司的价目表，证明爱义达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原告发送了隔离衣的价格，显示被告提供给原告的隔离衣价格为30元。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爱义达公司的价目表系由爱义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丁继喜通过微信向原告发送，原告也能提供该微信聊天记录的原件，被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但也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4.原告提供的华裕公司的网页、高建和华裕公司人员的电话录音一组，证明华裕公司并不生产一般防护服。被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华裕公司为案外人，其是否生产一般防护服与本案无关。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华裕公司的网页与因特网上显示一致，华裕公司并无一般防护服的相关宣传，本院对该证据予以采纳。但是，本院无法核实电话录音中人员的身份，故对电话录音不予采纳。5.被告提供的防护服采购汇款单、孟祥宇的身份证明一组，证明静安公司以228.33元/件的价格采购了系争防护服。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静安公司不能提供采购系争防护服的合同，且汇款凭证也不能显示款项的收付发生在静安公司与爱义达公司之间，仅凭汇款金额本院也无法判断采购的数量，故本院对该组证据的关联性无法确认，故对该证据不予采纳。6.被告提供的郑州市场监管局的整改通知书，证明市场监管局并未认定系争产品为三无产品。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该证据记载：静安公司销售未按要求标明产品名称、厂名和厂址的防护服。仅是客观描述静安公司生产产品的情况，与原告提供的系争防护服的情况一致。因此，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7.静安医院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孟凡志不是静安医院的工作人员，也非对外开展业务的项目负责人，没有向其出借过营业资质。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该组证据系静安医院的单方面陈述，并不符合证据的形式，原告对该组证据记载内容亦不予认可，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采纳。8.被告提供的爱义达公司合格证、资质证明文件的顺丰快递单、李卫卫在爱义达公司的任职证明一组，证明被告向原告寄送了合格证、资质证明文件等。原告对该证据不予认可，未收到快递。本院认为，快递面单上记载“文件”字样，且寄件地址等与防护服的寄件地址一致，不能排除被告确实向原告寄送过系争防护服的合格证、资质证明文件，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9.被告提供的郑州市金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通知书一份，证明系争货物并非三无产品，而是未按要求标明产品名称、厂址等。原告对该组证据不予认可。本院认为，被告能提供该证据的原件，原告虽不予认可，但又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予以采纳。经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认证，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事实如下：(一)2020年2月13日，孟凡志请求添加高建的微信，之后双方聊天记录如下：高建：不需要客套话，直接说正题。孟凡志：证照先发给你吧。(发送华裕营业执照、带蓝色封条样式防护服的产品说明等)……高建：供货周期还是有现货。孟凡志：现货，当天款！当天货。高建：175/180/185有现货么这个尺寸孟凡志：有。高建：好的价格，麻烦从新报一下。发货地到上海多久？孟凡志：270一套！高建：发货地址。孟凡志：今天发，后天到，长垣县厂子所在地。高建：好的。二〇二〇年二月十四日孟凡志：(向高建发送静安公司的营业执照)你电话发一下！……打款后发截图！高建：好的。这家公司是你的吗？孟总孟凡志：不是，刘虹的，我朋友的！高建：能否搞个协议？签约……2020年2月17日高建：盖章(向孟凡志发送《授权书》样板)孟凡志：好的！明天吧！……2020年2月19日高建：防护服的货号和成分含量帮忙问下。孟凡志：好的！我也不懂。高建：问下资料、授权书呢？孟凡志：我催他几次了！一直没发过来！我再催！！！……高建：授权书。孟凡志：(向高建发送华裕公司出具的《授权书》，记载：兹授权国兴公司作为援外物资的项目，并负责该项目的销售及售后服务，我公司对其经营的产品质量予以保证。)2020年2月20日高建：(向孟凡志发送防护服图片)为什么这么薄啊感觉。孟凡志：(笑脸)高建：没有条子的么？(发送防护服样图)孟凡志：带密封条的太贵！高建：我们那个价格不带封条啊，270不便宜了。领导说这个价格那个品质不合理啊。孟凡志：给我还280一套呢！带密封条的。我才挣5元钱，为了咱们长期合作！！高建：不是钱的问题，你应该事先告诉我啊！孟凡志：我没隐瞒什么啊！高建：我不知道有两种规格。孟凡志：现在厂子里就不生产带胶条的！高建：好吧，你也没有给我看看防护服的照片。……2020年2月21日高建：把我害惨了，兄弟。孟凡志：正协商！因为是政府征收企业！没敢放。等会儿。高建：市卫计委要求退货，说我不合格东西。哎，我这边是否牵涉卖假货了。孟凡志：绝对不会！！是假货，原则上只要有检验报告，不需要合格证。查也不怕。高建：哎……医用防护服采购的，结果这边箱子里什么都没有。孟总。孟凡志：别慌！一定有结果，货先退回你们公司吧！……2020年2月27日孟凡志：我们正在走程序！听我的消息！……孟凡志：说，完全是按合同发货！只有走正式手续！！高建：完全按合同发货吗？你这边提供的华裕公司的资质，你这边发了那家的货物了？授权书也是华裕公司的，那请问你发的货是哪里发来的。孟凡志：等我消息！别急。……孟凡志：1.静安公司标明态度，已按合同履约，没有违约！2.合同中并没约定华裕品牌！我尽力协调。……(二)2020年2月14日，国兴公司作为甲方，静安公司作为乙方，共同签订《采购协议》，约定：买方向卖方采购防护服。1.产品名称、规格和数量。产品名称：防护服。规格：尺码175的80%；180的20%。数量1500件；单价：265元/件。2.产品总价款。共计397,500元，买方需在2020年2月17日前支付全款，卖方需在收到款项后当天发出所有的产品。……5.违约责任。(1)若卖方提供产品与合同约定、或协商型号约定不同，则属于违约，需在24小时内退还买方货款，并赔偿买方当期订单合同额的10%作为赔偿款。若经双方沟通确认的品牌则不属于违约。……落款甲方处加盖了国兴公司的印章，并有沈培君的签名；乙方处加盖了静安公司的印章，并有刘虹的签名。2020年2月20日，国兴公司收到防护服，快递费用为“到付”，费用合计6,094元。快递发货地为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同安工业集中区。2020年2月24日，国兴公司收到快递一份，记载“文件”。快递发货地为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同安工业集中区。2020年5月14日，静安公司收到本案诉状副本。另查明，《一般防护服国家标准》记载，一般防护服为“防御普通伤害和脏污的各行业穿用的工作服”。每件成品须有厂名、商标、号型和检验合格证。外包装上应有厂名、商品名称、货号、数量及出厂日期。《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记载，医用一次性防护服适用于“医用务人员在工作时接触具有潜在感染性的患者血液、体液、分泌物、空气中的颗粒物等提供阻隔、防护作用”。又查明，华裕公司的注册地位于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市里乡方西创业园001；华裕公司官网并无一般防护服的出售信息。爱义达公司的注册地为厦门市同安区工业集中区同安园65号415室。2020年6月1日，爱义达公司向原告报价：医用防护服单价为60元，一般防护服又名“隔离衣”，价格为30元。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的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以及因被告违约导致原告对原告客户产生违约金、仓储费、利息损失；原告并未与原告的客户签订书面合同，违约金也并未实际发生；一般防护服在非疫情期间的价格在20至30元，医用的大约为60至70元；疫情期间一般防护服的价格为150元左右，医用防护服在270元左右；疫情期间行业内会在QQ、微信群内就当时的防护用品价格进行交流，高建和孟凡志也是通过QQ群内认识的，疫情后QQ群也解散了，原告已无法获取当时的聊天记录。孟凡志参与了整个买卖过程，与静安公司作为防护服共同的卖方；当时的合同是由高建起草的，发送给孟凡志的。第一次庭审中，被告陈述，静安公司的宋斌通过孟凡志获取了采购信息，第二天孟凡志将合同给了宋斌，合同没有指明何种防护服，价格也是一般防护服的价格，宋斌对于国兴公司与孟凡志之间的约定并不知情，也未询问采购的何种防护服；系争货物是由被告的业务员宋斌采购、联系爱义达公司发货的，爱义达公司向被告提供了快递单，其通过三次快递(两次发送货物，一次发送合格证、资质文件)向原告交付了货物。高建和孟凡志除了防护服还有洗手液等其他医疗器械，最后原告也没有采购，故孟凡志向原告发送了华裕公司的资质和授权。静安公司并未在官方网站作产品宣传，在朋友圈里发送防护服和医疗用品的信息，只在熟人之间传递。第二次庭审中，被告陈述，订货是中间人介绍给刘虹的，刘虹通过孟凡志与高建联系，合同由高建传给孟凡志，再由孟凡志给刘虹，但通过什么媒介传递不清楚；疫情期间供货比较着急，静安公司向爱义达公司下单后，并未签订书面合同，爱义达公司提供了系争防护服的样品，并由爱义达公司直接从厦门向原告发货，静安公司没有见过货物的实物，爱义达公司也未向被告提供快递单号和凭证，只是电话告知静安公司已经发货了。本院认为，本案有如下争议焦点：一、关于本案合同相对人。二原告认为，高建借用国兴公司的资质购买系争防护服，故高建和国兴公司为系争合同的共同买受人，孟凡志和静安公司为共同卖家。二被告认为，系争合同的相对人为国兴公司和静安公司，孟凡志仅为中间人。本院认为，二原告虽主张高建系借用国兴公司的资质采购防护服，但二被告不予认可。从双方往来聊天记录显示，高建也并未披露系借用国兴公司的资质采购的事实；《采购协议》系由国兴公司和静安公司共同签订，并未将高建列为共同买受人。并且，系争货款也由国兴公司向静安公司支付，二被告也认为合同相对人为国兴公司和静安公司。目前，并无确实证据证明高建和孟凡志也为合同相对人。因此，本院确认《采购协议》系国兴公司和静安公司真实意思表示，合同依法成立，且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属有效。该合同受法律保护，双方应当按照约定、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至于，二原告之间借用资质或共同购买防护服的约定，系二原告内部关系，与本案买卖合同纠纷无关。二、静安公司是否存在违约情形。二原告认为，高建曾向孟凡志表示要求采购华裕公司生产的防护服，由于华裕公司仅生产医用防护服，且《采购协议》约定“若卖方提供产品与合同约定、或协商型号约定不同，则属于违约”，从系争防护服价格为265元/件来看，也应为医用防护服的价格，而原告收到的并非医用防护服，且系争货物为三无产品，故二被告存在根本违约。静安公司认为，《采购协议》中并未特别约定为医用防护服，故按照通常理解向国兴公司提供了一般防护服，静安公司也以228.33元/件的高价采购了系争防护服，也已向国兴公司交货，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不存在违约情形。本院认为，判断静安公司是否违约的关键在于，双方交易时约定的标的物种类与交付的标的物是否一致。《采购协议》中确实未明确记载交易产品为“医用”防护服。诉讼中，静安公司表示，孟凡志仅为业务的联系人和介绍人，孟凡志和高建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静安公司并不知情，不能作为系争协议的内容来约束静安公司。但是，系争协议的违约责任条款中明确记载“若卖方提供产品与合同约定、或协商型号约定不同，则属于违约”。该协议虽为原告方起草，但在原告方在合同中披露双方就型号曾进行协商后，静安公司也未对此提出异议，且签订了系争协议。因此，静安公司在《采购协议》上盖章的行为，表示静安公司认可双方签订合同曾前就产品型号存在协商的事实。根据双方庭审中的陈述，静安公司在合同签订过程中，除孟凡志外，并无经办人或其他授权代表直接与国兴公司就交易进行沟通和磋商。所以，高建与孟凡志之间协商采购华裕品牌防护服的内容，应作为系争协议的组成部分。退一步讲，即使静安公司对孟凡志与高建之间的聊天内容并不知情。本案交易的时间为2020年2月14日，是我国疫情最为严重的期间，故国兴公司向静安公司采购防护服的目的为采购抗疫物资，应予以确认。而国兴公司和静安公司均为具有经营医疗器械资质的公司，静安公司作为交易相对人，在明知有多种规格防护服，且系争合同未明确约定是“医用”还是“一般”防护服，也未询问孟凡志关于国兴公司采购货物型号内容的情况下，就默认国兴公司以265元高价采购的即为一般防护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被告虽主张系争防护服的进价为228.33元/件，但未能向本院提供确实证据。结合双方交易的价格，《采购协议》约定的单价为265元的防护服，但原告收到的是在非疫情期间售价为30元/件的一般防护服，且从产品及外包装上也无法明确防护服的生产、销售等信息，故在品质和档次上均相去甚远，难以实现原告的合同目的。综上，国兴公司收到的防护服，与双方约定的防护服种类严重不符，静安公司已构成根本违约，故国兴公司要求解除《采购协议》并退货的请求，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本案中，原告于2020年6月3日的庭审中明确提出解除《采购协议》的请求，解除通知已到达静安公司，《采购协议》已于当天解除，本院予以确认。三、关于静安公司是否应向国兴公司偿付违约金、利息和运费损失。如上文所论述，静安公司已构成违约。根据《采购协议》约定，“若卖方提供产品与合同约定、或协商型号约定不同，则属于违约，需在24小时内退还买方货款，并赔偿买方当期订单合同额的10%作为赔偿款。”现国兴公司请求被告偿付违约金，并无不妥，本院予以支持。但静安公司认为，违约金应不超过损失的30%，故请求法院调整。本院认为，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国兴公司主张，因静安公司违约造成了违约金、仓储费、利息、律师费、运费等损失，但在诉讼中不能提供全部损失的确实证据。然而，国兴公司系具有经销医疗用品的企业，其在疫情期间采购防护服即为进一步销售，静安公司应予以明知。现国兴公司违约，原告的预期利益损失必然存在。由于，双方约定的违约金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违约金金额也仅为合同总价的10%。因此，本院综合考虑国兴公司的损失、静安公司的违约情形、违约的时间等，确认国兴公司主张的违约金并不存在过高的情形。对于国兴公司请求偿付违约金39,750元，本院予以支持。相应地，国兴公司请求静安公司偿付利息、运费损失，系对其实际损失的主张，但因国兴公司未向本院提供确实证据证明全部损失高于违约金约定，故对国兴公司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第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确认原告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被告河南静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签订的《防护服采购协议》已于2020年6月3日解除；二、被告河南静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货款397,500元；三、被告河南静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违约金39,750元；四、被告河南静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有权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前往原告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处取回《防护服采购协议》项下1,500件防护服；五、驳回原告高建、原告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计7,900.68元、财产保全费2,720元，共计10,620.68元，由原告高建、上海国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负担211.61元，被告河南静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负担10,409.0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茅建中审判员张文星人民陪审员童钢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法官助理朱任书记员朱任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六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