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0）浙01民辖终277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1288号海创科技中心4号楼4楼40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7WBG89H。法定代表人：吴桐。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高新南一路飞亚达大厦5-10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08461136T。法定代表人：马化腾。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一路腾讯大厦35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1526726XG。法定代表人：马化腾。 上诉人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不服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243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上诉称：杭州铁路运输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应将本案移送至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理由如下：首先，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对于原审法院在裁定书中“未审先判”的表述方式表达公司的抗议。原审法院在本院经审查认为中表述“本案中，根据……公证书表明…购买和使用被告提供的微信爬虫工具……成功为杭州市上城区用户提供微信数据的爬取服务和微信数据包产品……”，而本案涉争的三个API功能模块中，在API的本质以及其是否是爬虫工具都没有定性的情况下，原审法院即直接以“认定”的口吻进行表述，显然欠妥且有失公允。其次，原审法院不当扩大解释“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结果发生地”的范围，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4条、第25条的规定“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和最高院司法观点集成及司法实践认定“侵权结果发生地应当理解为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本案原审法院认为“杭州市上城区用户可以在神箭手网站……购买和使用被告提供的…并且被告可以通过神箭手网站后台系统…成功为杭州市上城区用户提供……因此，杭州市上城区属被诉侵权行为的发生地。…上城区作为网站后台系统登入使用地和软件下载运行地，属本案被诉侵权行为直接产生的结果发生地。”在该等系列行为中的行为主体均是本案的两被上诉人，其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并不是原审法院所称的“杭州市上城区用户”，因此，上城区是被上诉人‘人为制造’的侵权管辖连接点。如被上诉人的管辖连接点能成立的话，全中国只要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一审审理权限的法院，均可以受理本案，如此，民诉法关于地域管辖的意义何在!其次，上城区用户可以基于互联网下载全中国范围内公开的网页、程序、客户端，甚至是全世界的网站，基此，原审法院是否可以在符合级别管辖范围内受理全世界范围内的涉网侵权争议?其三，两被上诉人在诉状中诉称的侵权行为系“删除并停止向用户提供针对微信的获取数据的产品和服务等”，原审被告的被诉行为和行为后果可以说是同时产生。原审法院以杭州市上城区用户可以购买和使用等认定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将上城区作为网站后台系统登入使用地和软件下载地作为侵权结果发生地。姑且不说原审法院是如何查明“网站后台系统登入使用地”的，关于侵权行为地的该等表述显然违反最高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25条等规定的限定网络侵权的管辖地法院的立法本意，按原审法院的逻辑，只要涉侵权相关网页是在上城区能购买、使用、登入就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如此能成立的话将会导致管辖法院的随意性，原告可以根据自身需要任意选择管辖法院。从管辖制度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出发，结合民事诉讼法所确定的“两便”原则，人民法院也应当对“侵权行为地”作限制性解释。再从最高院《关于审理侵害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规定》第二条的规定的精神看也是对侵权行为地作限制性规定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只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而本案诉称的侵权行为系发生在境内，原被告的住所地信息均是非常明确的，因此，本案没有扩大解释侵权行为地的事实基础。同时，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也注意到最高院2012年6月26日作出的《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奇智软件(北京)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管辖权异议二审民事裁定书》【(2012)民三终字第3号】，该份裁决书对本案管辖已经没有任何参考价值，理由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实施日是2015年2月4日，该解释第24、25条已经明确对侵权行为地作出明确限定，同时该司法解释第552条也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不再适用。”而最高院在近年作出的涉网侵权案管辖裁定中，均态度鲜明的表示“在网络环境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的销售行为地，原则上包括不以网络购买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网络销售商主要经营地、被诉侵权产品储藏地、发货地或者查封扣押地等，而网络购买方可以随意选择的网络购物收货地通常不宜作为网络销售行为地，不能作为该类侵权案件的侵权行为地并以此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还注意到本案被上诉人在(2018)京0108民初31159号案中提出管辖权异议，主要理由为“软件下载地不应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因为互联网具有广泛联结、任意联结的特性，在互联网环境下发生的侵权行为，其侵权行为地、侵权结果地具有扩散化的特性，如果将涉案信息可以到达的地方均视为侵权行为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就会导致管辖权的不确定和不稳定，与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地域管辖原则相悖。”并获得北京一审、二审法院的支持，将该案管辖从软件下载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移送至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综上，请求撤销原裁定并将本案移送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审理。 本院审查认为，经对起诉事实及证据的审查，本案争议为涉及计算机信息网络侵权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因侵权行为提起的纠纷，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第二十五条“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息设备所在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的规定，原审法院对本案二被上诉人起诉时提交的公证证据（公证地点为杭州市上城区）审查后，认定“杭州市上城区”为本案的“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地及侵权结果发生地”与上述法律确立的管辖原则不符。首先，对于上述涉及计算机信息网络侵权行为法律已明确规定了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作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或者在境外的，原告发现侵权内容的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可以视为侵权行为地”的规定，该细化规定与上述法律规定实质上并不冲突。表明只有在侵权行为地和被告住所地均难以确定的情形下，“发现侵权内容地”才作为侵权地。其次，对于二被上诉人在杭州市上城区所作的公证行为，如果将“公证”地点均视为侵权行为地或侵权结果发生地，就会导致任意一地均可成为管辖连接点，造成管辖地随意性和管辖权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本案争议已有法律明确管辖原则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定杭州市上城区为作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及侵权结果发生地有误，本院予以纠正。第三，本案亦不属于杭州铁路运输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指定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跨区域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批复》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杭州铁路运输法院跨区域管辖一般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通知》集中管辖的知识产权案件，原审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本案应依据上述民事法律规定，由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即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管辖。综上所述，上诉人杭州快忆科技有限公司要求将本案移送管辖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一、撤销杭州铁路运输法院（2019）浙8601民初2435号民事裁定； 二、本案由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管辖。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判员  缪蕾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书记员  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