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40598号原告：章武，男，1985年11月18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增明，上海市君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邹春香，女，1968年4月2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辰，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金宝，男，1970年2月1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辰，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桐弘服饰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法定代表人：金美珠，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辰，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香。原告章武与被告邹春香、王金宝、上海桐弘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弘公司”)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0月16日立案受理，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增明、被告邹春香(暨被告上海桐弘服饰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王金宝及被告邹春香、王金宝、上海桐弘服饰有限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曹树辰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章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撤销原告与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签订的《合作意向书》;2、判令被告桐弘公司及被告邹春香共同向原告返还人民币26,000元(以下币种同)；3、判令被告桐弘公司及被告邹春香共同向原告支付自2016年9月1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按月利率10%的标准计算；4、判令被告王金宝对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的上述还款义务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原告是在微信群中认识被告邹春香的，被告邹春香与被告王金宝系夫妻关系，被告邹春香是被告桐弘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因被告邹春香向原告称被告桐弘公司是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上文交所”)众申艺术品运营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众申平台”)的席位会员，可向上述平台进行投资，并向原告承诺保本保息，投资十个月后原告可无条件要求被告回购相对应的收益权，回购价格=总投资额*1.10-已收到回款，后原告与被告邹春香、桐弘公司于2016年9月11日签订《合作意向书》。被告方同时又向原告承诺，若募集不到1,300万元，就由被告邹春香个人十个月还本付息。为此，原告向被告邹春香个人账户转账支付26,000元。后据原告了解所知，被告方募集的资金并没有达到意向书所述的1,300万元，最终实际募集资金总共只有200多万元，且被告方所谓的投资项目亦根本就不存在，被告方对原告隐瞒了上述情况，更甚者，被告桐弘公司与被告邹春香公私财产不分，被告邹春香和被告王金宝财产混同，且被告方有将钱款挪作他用的情况。现原告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至法院。被告邹春香、王金宝、桐弘公司共同辩称，被告邹春香系被告桐弘公司的前法定代表人，被告王金宝系被告桐弘公司的工作人员，被告邹春香与王金宝系夫妻关系。当时被告邹春香系代表被告桐弘公司履行职务，其行为的后果应由公司承担，邹春香个人不应在本案中承担责任。即便邹春香的财产与被告桐弘公司的财产发生混同，也不能等同于公司财产和邹春香与王金宝的夫妻共同财产发生混同。被告认可《合作意向书》是原告和被告桐弘公司签订，但本案的基础法律关系并非原告所主张的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合作意向书》是有理财性质的合作投资关系。对原告主张撤销《合作意向书》，被告认为本案不符合撤销的法定情况，第一，原告在签《合作意向书》时已知其投资的项目是***邮票，况且原告本人亦是在众申平台注册的个人会员，因此原告与桐弘公司属于众申平台的平级会员。第二，原告认为募集不到1,300万元就无法继续该项目，是基于原告个人的认知错误。被告即便募集不到1,300万，但只要众申平台同意进行上票、组权交易，即视为募集成功，且之后众申平台亦借给了被告桐弘公司部分钱款，达到了1,300万元的上市条件，现“套票”已上线运作7个多月，新票上票后由众申平台指定四个自然人账户(分别为金美珠、邹东香、张蝶艳、龙皓)作为操盘账号，操盘要按照众申平台相应的规则，“套票”上市后由会员在众申平台上买与卖，也有涨停限制。“套票”目前全部收藏妥当，存于众申平台安排的一托管处，现场领货。包括买邮票的钱，被告桐弘公司总的现金进去800万元左右，所余500万元由众申平台随时调用给被告桐弘公司，被告桐弘公司支付相应利息，因此可以确定被告募集资金上票运作已然成功。第三，根据《合同法》第55条规定，原告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为一年，而本案的意向书已签订三年之久，早已过了该期限。第四，被告桐弘公司已明确将投资风险在《合作意向书》的风险提示中已经明确告知该项目有获得利润与亏损的可能，被告桐弘公司不对获利金额作任何保证。综上，在双方《合作意向书》的签订及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解的事实和理由。事实上，被告在履约过程中及时将原告转给被告邹春香的26,000元转入了众申平台，按照约定投资了新票即“套票”。因此，原告不具备撤销合同的法定条件，三被告亦毋需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要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9月11日，被告桐弘公司(甲方)与原告章武(乙方)签署《合作意向书》一份，载明：甲乙双方为上文交所众申平台的经纪会员，桐弘公司有资格参与上文交所众申平台九月下旬新票的转让发行，项目总投资1,300万元。《合同意向书》中约定：“二、股份及利润计算办法：投资13,000元可获得对应该项目收益的千分之一，利润按照向上文交所众申平台出金回款计算，即每份对应回款额的千分之一(利润测算方法另有说明)；三、风险提示：投资人明确知道该项目获得利润与亏损的可能，甲方不对乙方获利金额多少作任何保证；四、双方的权利与义务：1、……；2、甲方全面负责该项目的事务处理，并且全心全意为投资人的利益服务；3、甲方负责投资回款的收回，严格按时按照份额汇入乙方指定账户。具体的出金方式依据上文交所众申平台的规定执行；4、……；5、在本项目上票10个月后，乙方可以无条件要求甲方回购相对应的收益权，回购价格=总投资额*1.10-已收到回款……”。另，该意向书尾部补充条文(双方同意的条文)中注明章武-XXXXXXXX为2股，意向书尾部载明法人账号为邹春香个人的农业银行上海闵行区虹桥支行XXXXXXXXXXXXXXXXXXX的账号。2016年9月12日原告章武依据《合作意向书》向邹春香账户转账26,000元。另查明，2016年4月11日，上文交所向上海众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申公司”)发布“沪文交(办)字【2016】第36号”文件，载明：通知众申公司可以“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众申)艺术品交易服务中心”名义对外开展业务，同意众申公司在上文交所“全国文化产权(金融)登记交易清结算服务系统”管理下试点开展文化邮币卡产品的交易运营。2016年4月28日，被告桐弘公司与众申公司签订《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艺术品交易中心经纪会员合作协议书》，由被告桐弘公司作为众申公司的经纪会员，协助众申公司发展会员，对会员介绍众申公司线上交易的相关情况，正确揭示风险和收益，不得作虚假宣传，不得作获利保证或各种不切实际的承诺；被告桐弘公司依协议代理众申公司从事相关活动后，可通过结算系统收获相关收益；协议期为一年，到期后经考核合格，双方无异议则自动顺延。2016年9月6日，被告桐弘公司与众申公司签订《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众申艺术品本平台服务协议》，约定众申公司提供艺术品转让鉴证服务，被告桐弘公司对以下艺术品申请挂牌转让，包括托管、鉴定、入库。众申公司为被告桐弘公司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标准为挂牌评审服务费20万元、系统维护服务费20万元、渠道推广服务费40万元、会员管理服务费30万元、清算结算服务费10万元、平准基金费用3万元以及其他增值服务费。协议签订前后，于2016年8月31日、2016年9月9日，被告桐弘公司向众申公司支付协议约定的服务费共计113万元。2016年9月22日，众申公司通过上文交所众申平台在互联网发布上文众申公【2016】0056号关于《包公小型张》等标的物原始持有人征集和首次登记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包公小型张”及“***同志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套票”等在内的七种艺术品邮票。鉴定登记地点为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华徐公路XXX号中国梦谷3号楼11楼。2016年9月23日，在上述网络又发布“***同志诞生一百一十周年套票”组权信息，载明组权代码：XXXXXXX，挂牌参考价：12元/枚，纪念邮票发行量为7,500万枚，发行日为2014年8月22日，面值四张总价5.40元。信息又对该组权的特点与价值进行了分析。在此期间，被告桐弘公司在收到原告等人的投资款后,以每套12元价格购得333,476组套票，将套票实物依上述公告进行保存。2016年10月12日，网络信息显示上海聚投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公司、上文交所众申平台、文金所、上海文交所中国文化资产登记中心发布公告，对包括本案所涉套票在内的八项组合产权登记确权及挂牌转让，本案所涉套票艺术品代码为XXXXXXX，单价12元/枚、总入库数333,476套、供申购数量16,676套等信息，并公告上述艺术品于2016年10月13日正式挂牌转让。“套票”在众申平台上线交易，被告桐弘公司向众申平台提供“金美珠、邹东香、张蝶艳、龙皓”四个自然人托管账户对持有的套票进行转让、买卖等交易。众申公司于2019年3月出具的情况说明载明：根据上文交所四级分离和托管要求，各托管人在申请托管时需向平台提供几个主账户进行托管，当时邹春香作为主力托管，向平台提供了上述四人托管账户，组权代码为XXXXXXX。2017年6月15日，上文交所发布文件，于2017年6月16日起对邮币类组权实行保护性停牌。停牌期间转让系统中邮币类组权转让功能(包括手机客户端)将暂停服务，经批准资金仍可正常出入，标的物可以正常提取。截至众申平台被保护性停牌，被告桐弘公司提供清单显示，“金美珠、邹东香、张蝶艳、龙皓”四个托管账户现持有套票220,099份，另有质押40,000份，现价为32.36元，上述总价为8,416,803.64元。又查明，2018年4月25日，原告以邹春香、王金宝、桐弘公司为被告向本院提起(2018)沪0112民初14019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三被告连带返还本案所涉26,000元及支付相应利息，本院经审查认为该案可能构成经济犯罪，应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并将相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故于2018年9月14日裁定驳回章武的起诉。该案中章武上诉，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撤销原裁定，由本院继续审理，该案案号为(2018)沪0112民初37148号，本院于2019年3月11日再次做出裁定，认为可能构成经济犯罪，应先移送公安机关进行刑事侦查而驳回原告起诉。该案生效后，本院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2019年6月14日，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向本院复函认为本案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故将上述案件退回我院。2019年7月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2019)沪0112民初24953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要求确认《合作意向书》无效，并要求三被告连带返还26,000元本金及支付相应利息等项诉讼请求。本院于2019年9月26日出具民事裁定书认为：《合作意向书》约定原告投入资金给有参与新票转让资质的被告桐弘公司，获得相应股份，桐弘公司在众申平台进行新票的挂牌转让，双方合作投资，依股份获得相应利润，并无违反相关法律规范中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原告明确知晓项目获得利润和亏损的可能，被告桐弘公司未对原告的获利金额进行保证。双方约定的回购收益权的条款明显属于投资回购条款，并非原告所称的双方约定的借款利息，该案事实与原告诉称的民间借贷纠纷不符。实践中，被告桐弘公司亦已按约将原告投入的资金进行了项目投资，双方合作投资行为符合委托理财合同的法律特征。在本院向原告释明后，原告仍以民间借贷为由主张权利，故本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现该案已生效。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合作意向书》、银行明细、法庭审理笔录、证明、结婚登记申请书等及被告邹春香、王金宝、桐弘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文件、会员申请表、经纪会员合作协议书、众申艺术品本平台服务协议、网络信息、情况说明、证人证言、(2019)沪0112民初24953号民事裁定书等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并均经庭审质证所证实。本院认为，民间委托理财是委托人将其资金交给一般企事业单位等非金融机构或自然人，由非金融机构作为受托人的委托理财形式。原告认为本案所涉《合作意向书》仅为缔约意向，属于预约合同，双方仍需签订正式书面合同，但本院认为双方对此并无约定，且本院审查《合作意向书》的条款后认为，该《合作意向书》已对委托理财事项作出较为明确的约定，故原告相应之观点本院不予采信。至于《合作意向书》效力问题，诚如本院已生效的(2019)沪0112民初24953号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认定的双方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公安机关对相关事实的认定，并基于本案相关事实的审查与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可以确认双方之间形成委托理财合同关系，《合作意向书》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当为有效，双方理应按约全面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是否属于可撤销的合同。本案中原告以显失公平等为由主张撤销《合作意向书》之意见，本院认为，首先，是否显失公平应以缔约当时原告做出的意思表示来判断，而非以该合同履行时作为判断的时间标准；其次，通过本院查明的事实可知，相关套票的发行有其一定程序，也有公开网络的公示，原告本人也为众申平台的会员，故其完全有知晓套票上市交易的条件，因此双方对于购买、发行***邮票均为明知，在被告募集资金后亦确实在平台上发行了该邮票，且对该邮票进行了多次操作，现因平台暂时关停，原告即以显失公平等为由提出撤销该合同，于法无据，本院难以支持。至于原告认为被告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合作意向书》所约定之1,300万元存在欺诈等意见，本院认为，原、被告双方合同的目的为新票发行，现新票发行目的已达成，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未补足的投资款将致使不能实现合同之目的，故对此本院不予采信。对于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连带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利息之主张，就目前而言，由于众申平台已被保护性停牌，被告桐弘公司所控制的二十余万组套票确实无法进行交易，依牌面市价也有一定金额，现阶段即无法清算，亦无法进行任何操作，故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章武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50元，由原告章武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方 敏审 判 员 薛 靓人民陪审员 杨 立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五日法官 助理 徐旻琰书 记 员 张 安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