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永济市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晋0881民初70号原告：杜建社，男，197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永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艳学，永济市法学会驻会理事。被告：赵月琴，女，1983年5月19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永济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卫海鹏，永济市城西街道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原告杜建社诉被告赵月琴离婚后财产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1月6日立案受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被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杜建社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应分割的共同财产25000元；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事实及理由：原、被告原系夫妻关系，2017年经人民法院判决离婚。双方在婚姻存续期间，曾于2016年8月到北京开饭店，当时要接手一家饭店，需支付租金43000元，还需购置若干经营用品，因当时没有钱，便向别人借款5万元，具体为屈军峰2万元，杜英峰2万元，屈海江1万元。杜英峰2万元是用微信转的账，其他两人的借款是现金。借款到手后，原告遂于2016年8月4日通过微信给房主转账43000元，剩余7000元用于了饭店其他用品的购买。由于双方经常发生口角，导致饭店无法经营，原告于2016年10月份末即将饭店盘出，共得款5万元，随即于11月2日用微信分别归还了屈海江、屈军峰各1万元。当年阴历腊月，我回到永济后，分别用现金将剩余的3万元还清。（2017）晋0881民初22号判决书本院认为部分将出售饭店而得到的5万元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判决部分第四条也将该笔款项作为共同财产原、被告双方各半分割，但由于审理时出借人在外地开饭店未能出庭作证，法庭对他们的证言未予采信。现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将原告2016年开饭店的借款5万元认定为共同债务，由原、被告双方各半承担，以彰显法律的公平正义。被告赵月琴辩称，在上次离婚判决中，认定没有共同债务，原告也没有提起上诉；本人从来也没有与原告共同向屈军峰、杜英峰、屈海江借过款，原告没有给被告说过，屈军峰、杜英峰、屈海江也没有向被告要过钱；我和原告双方经营饭店期间一直收入稳定，根本不需要向别人借钱。原告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驳回。原告杜建社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1、永济市人民法院（2017）晋0881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2、提供银行流水（杜建社陈述是杜英峰之妻张爱叶向杜建设转款）；3、提供转账记录一张（杜建社陈述钱是交给饭店房主，用于饭店经营）；4、提供手机转账照片一张；5、证人杜英峰出庭作证；6、屈海江出庭作证；7、屈军峰出庭作证；8、原告杜建社给屈海江、屈军峰微信转款凭证。被告依法提供了下列证据：永济市人民法院（2017）晋0881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庭审质证，根据庭审质证情况，本院认定本案所涉事实如下：本院在2017年8月处理赵月琴和杜建社离婚纠纷案件作出且已生效的（2017）晋0881民初22号《民事判决书》确认：赵月琴和杜建社于2002年农历十一月举行婚礼并同居生活，同年腊月补办结婚登记（见该判决书第2页第3、4行）。赵月琴主张，2014年投资150000元在北京市北坞家园东小街开办了一家饭店，2016年赵月琴离开北京市后杜建社将饭店以50000元价格转让（见该判决书第3页第2-4行）。原、被告均认可杜建社将北京市的饭店以50000元的价款出售，本院予以确认（见该判决书第5页第14、15行）。杜建社出售福特福克斯轿车所得价款63000元，应认定为共同财产……上述两项杜建社处理共同财产合计113000元。杜建社应给付赵月琴56500元（见该判决书第5页第21-24行）杜建社主张共同债务有向杜英峰、屈军峰、屈海江借款，但未提供证据证实、赵月琴否认，本院不予采信（见该判决书第6页第10、11页）。赵月琴主张在杜建社表姐处赊购化妆品，欠其3000元（见该判决书第4页第8、9行）。本院认定：欠杜建社表姐的3000元化妆品钱应为共同债务（见该判决书第6页第11、12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第一款“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之规定，以上事实，本案无需当事人在本案中再进行举证。庭审中，证人杜英峰出庭作证：2016年8月杜建社在北京向我借2万元钱，我没有钱，钱都在我媳妇名下呢，我媳妇从北京农商银行给他转过去。我让我媳妇转的。借钱时，我知道他们夫妻闹矛盾，被告在她爸那停着。借钱之后是否和好，不清楚，我没有关心他俩和好与否。我家的事我不当家，原告的钱是向我借的，腊月份杜建社用现金给了我2万。被告方的质证意见：我们认为借贷关系不成立：杜英峰无法证实其与原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其也无法证实与张爱叶系夫妻关系。证人屈军峰出庭作证：杜建社是我朋友，给饭店交房租，2016年8月份他来我饭店，向我借款2万元，我饭店就有现金，现金交付，他给我出了手续。条子上没有被告。之后杜建社就还给我了：11月2日还了1万元，年底又还了1万元。他们离婚时要我作证，我因开饭店没有回来。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借了多少钱?杜建社给房东付款你知道吗？房费交了之后，饭店经营了吗？所有借钱还钱的过程赵月琴知道吗？杜建社向你借钱开饭店之后，你去过吗？见过被告吗？房费交了之后，饭店还经营了？证人屈海江出庭作证：2016年8月份，杜建社交北京饭店房租，我也在北京开饭店，我借给他1万元现金，当时赵月琴不知道这个情况。2016年11月还的钱，当时转的账，当时饭店停了，给我还的一万元。被告方的质证意见：杜建社借1万元干什么？这个事从头到尾，赵月琴知道吗？原告提供出原告给屈海江、屈军峰微信转款凭证。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我方不认可。无法证实转账是给屈海江和屈军峰的，无法核实真实性。结合庭审质证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之规定，本院认为：杜英峰当时明知原、被告闹矛盾，并且被告离家，但却说，借钱之后他们是否和好，我不清楚，我没有关心他俩和好与否。此与常理不符；证人一方面说“我家的事我不当家”、“我没有钱，钱都在我媳妇名下”，再一方面又说“我让我媳妇转的”：既然没有钱、不当家，怎么能指派家人向别人转款2万元？另一方面，原告明知钱是张爱叶转账的，有何缘故不提供办理转账手续的张爱叶出庭，接受质证，反却安排“不当家”、且根本没有参与办理转账手续的人作为证人到庭？况且此证人连其与张爱叶的夫妻关系都不能证实。所以，此证人无法证实其与原告之间有借贷关系，故本院对此宗债务不予确认。而另两位证人本人出庭，接受了开庭质证，针对被告的疑问进行了回答。再结合原告提供的原告给屈海江、屈军峰微信转款凭证，虽然被告质证时提出，无法核实转账的真实性。但原告提供的微信转账凭证上即载明转账双方的标识，是能够对其真实性予以核实的。原告提供的关于后两宗债务的几方面证据可以相互印证。故本院对原告杜建社向屈军锋借款2万元、向屈海江借款1万元，并已经由杜建社向债权人予以偿还的事实予以确认。至于被告提出的“我和原告双方经营饭店期间一直收入稳定，根本不需要向别人借钱。”对此，被告没有提供出证据。相反，本院在处理双方离婚纠纷还确认了赊购化妆品3000元的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对被告上述主张本院不予确认。本院认为，赵月琴主张，2014年投资150000元在北京市开办了一家饭店，2016年赵月琴离开北京市后杜建社将饭店以50000元价格转让。本院在处理原、被告离婚纠纷对杜建社转让饭店所得判决给双方分享。说明饭店是双方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经营的。虽然2016年赵月琴离开北京市，并且赵月琴与杜建社分居生活后，主要是由杜建社一人经营，最后杜建社将饭店以50000元价格转让。这些事实并不能引起个体工商户法律地位及性质的变化：因为分居可因一方的单方意思所发生，也可因双方的合意而形成。分居是夫妻生活状态或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是夫妻婚姻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即使分居满两年，也只是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一个情形。双方开办的饭店作为夫妻分居之前成立的个体工商户，因个体工商户有其特殊性，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日常生活与个体经营行为经常交织在一起，二者难以严格区分，故为了正常的经营所负债务，尽管夫妻事先或事后没有共同借贷的合意，一般还是应认定为家庭经营需要所负债务。也就是说，个体工商户只需满足用家庭共有财产投资或者收益的主要部分供家庭成员享用的中的两条件之一的就可认定该责任应由夫妻共同承担。至于被告提出的借款当时被告自己并不知情的辩解，即便属实：原、被告事前事后并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但也并不能否认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为虽然“共签”必然是“共债”，但“共债”未必“共签”；即“共签共债”是必然、而“共签”并不是“共债”的必要条件，而是充分条件。更何况本院在处理原、被告离婚纠纷过程中，在作出准予原、被告离婚的同时，还判决杜建社转让饭店所得50000元由双方分享。这进一步说明，双方虽然有事实上的分居，但在法院判决离婚之前双方之间的夫妻关系还是存续的。故原告杜建社以自己名义给饭店的借款，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借款。本院当时在处理原被告离婚纠纷一案中，杜建社主张共同债务有向杜英峰、屈军峰、屈海江借款，但因杜建社对此未提供证据证实、赵月琴否认，本院不予采信；并不是被告辩解的“离婚判决中，认定没有共同债务”。因而本院在处理双方离婚纠纷时对此未予认定和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离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的规定，又考虑到被告赵月琴作为妇女，由于受先天生理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生活中其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在判决分担债务数额时，要充分体现照顾妇女的原则。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五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四）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赵月琴向原告杜建社支付其原夫妻共同债务中的一部分，数额为13000元。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诉讼费用150元，由被告杜建社负担100元，由原告赵月琴负担5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侯满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书记员  赵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