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20）鲁1091民初507号原告：威海宏远起重装卸队，住所地威海田村办事处黄家沟路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06232524B。经营者：孙忠洋，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欢，北京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鹏起，北京盈科（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孙忠强，男，1972年8月1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彬，山东天昂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毕崇伟，山东天昂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孙波，男，1970年5月2日出生，汉族，住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原告威海宏远起重装卸队与被告孙忠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3月19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诉讼过程中，原告申请追加孙波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威海宏远起重装卸队之经营者孙忠洋、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欢、张鹏起、被告孙忠强之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剑彬、毕崇伟、第三人孙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威海宏远起重装卸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判令由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庭审中，原告向法庭释明违约金包括应在合同履行期间被告使用车辆不当而产生的车辆维修保养费和竞业禁止违约金。事实与理由：被告系原告之员工，2011年原告将起重装卸队整体承包给被告，双方签订了《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自有装卸、起重设备、车辆、场地等整体转包给被告经营使用，被告每年按约定交付相应的租金给原告，双方按照此方式合作友好多年。直到2020年1月初，被告告知原告在合同到期后不再继续租赁原告的器械、车辆等。被告借用原告之资质经营多年，将原告资源占为己有，获取了相关利益，被告的行为不仅给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也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及公平正义原则。原告认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受法律保护，《租赁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被告应依法信守，原告与被告多次协商希望友好解决上述事宜，但被告置之不理。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孙忠强辩称，一、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租赁物是起重机设备等，合同并没有约定违约金，被告按时支付了每年的租金，在履行合同期间不存在违约，原告要求支付违约金100万元无依据。关于本案诉讼费和保全费等由人民法院依法裁判，其他费用包括律师费合同未做任何约定，原告该项请求无依据。二、合同中第九条的约定，应认定违法无效，因为条款限制了被告就业和劳动权，直接影响了被告一家人的生计，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中，只有劳动法和公司法规定了竞业禁止，劳动法中竞业禁止使用的前提是单位对劳动者进行了充分合理的补偿，在没有获得补偿之前，企业竞业禁止规定无效，公司法中只是对公司高管在任职期间进行竞业禁止，但董事高管在公司获得报酬，本合同第九条的规定，尽管有竞业禁止，但是原告并没有依法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对被告进行补偿，因此该款是违法而无效，另外，原告与被告签订合同，合同条款都是原告提前准备的，且不允许被告进行变更，从该合同条款的角度，该条款应认定为格式条款，也应认定无效。三、被告在2020年1月书面通知原告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租，并要求原告将租赁设备取回，但原告至今仍未取走合同所涉租赁物，被告当庭提出反诉，要求原告支付自2020年2月1日至实际取走租赁物之日止的场地占用费，按照每天100元计算。庭审中，被告表示反诉部分另行主张。孙波述称，从2011年起我与被告一起合伙承包原告的设备，到2017年1月，由孙忠强个人承包，我就退出来了。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甲方（原告）与乙方（第三人、被告）最初于2010年1月31日签订起重机租赁合同，第三人于2017年1月退出后，原、被告续签租赁合同。起重机名称（合同中部分车牌有笔误）：吊车徐工25E一台（鲁Ｋ×××××）、徐工16A一台（鲁Ｋ×××××）、徐工12A一台（鲁Ｋ×××××）、徐工8A一台（鲁Ｋ×××××）、大连6吨叉车一台（鲁Ｋ×××××）。合同第9条约定，合同到期后非经甲方同意，乙方及家属不得从事与甲方相同的行业，如有违约，乙方包赔甲方人民币100万元。所有合同除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期限外其他条款相同，租赁期限、租金及支付期限分别为自2011年2月1日至2012年1月31日，年租金20万元人民币，乙方在每个租赁季度末向甲方支付租金5万元人民币；自2012年2月1日至2013年1月31日，年租金贰拾肆万元人民币，乙方在每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贰万元人民币；自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1月31日，年租金20万元人民币，乙方在每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2万元人民币；自2014年2月1日至2015年1月31日，年租金20万元人民币，乙方在每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2万元人民币；自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1月31日，年租金壹拾贰万元人民币，乙方在每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壹万元人民币；自2016年2月1日至2018年1月31日，年租金壹拾贰万元人民币，乙方在每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壹万元人民币；自2017年2月1日至2020年1月31日，年租金贰拾伍万陆仟元人民币，乙方在每月20日前向甲方支付租金壹万叁仟元整人民币。原告提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一份，证实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被告通过其账户62×××98向孙忠洋妻子张晓丽账户62×××16转账109750元，余款以现金方式支付，说明这期间被告并未将起重设备返还给原告，合同实际履行。2020年1月6日，被告向原告及孙忠洋发出告知函，内容为：2017年2月1日我与贵队签订《租赁合同》，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至2020年1月31日，到期后我与贵队不再续签租赁合同；租赁合同项目的租赁物现在停放于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世昌大道313号华田工业园院内，贵队有其他停放地点请及时告知；见函后请及时与孙忠强联系（136××××8547）并索要车辆行驶证及钥匙，起重机名称为1、吊车徐工25E一台（鲁Ｋ×××××），2、徐工12A一台（鲁Ｋ×××××）、徐工8A一台（鲁Ｋ×××××）、大连6吨叉车一台（鲁Ｋ×××××）；双方的合同租金孙忠强已经按约定履行完毕，如有异议请在见函后7日内提出，否则视为无异议；为维护车辆的有效使用及双方的亲情，特此函告，请贵队及时、正确对待，避免无效的损失。另查，1998年7月9日，孙忠洋成立威海宏远起重装卸队，经营范围为大型货物装卸，2011年9月30日，原告在威海道路运输管理处进行了货物运输服务项目登记备案。2016年6月23日，孙忠强成立威海宏强起重装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强装卸”），经营范围为货物装卸。原告认为被告在合同履行期间内成立与原告经营范围一致的宏强装卸，将以原告名义揽到的活转到宏强装卸名下，并对外宣称原告已变更为宏强装卸，违反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属违约应按合同赔偿原告违约金100万元。为证实其主张，原告提交：中国联通原告名下固定电话525×××7办理信息，证实孙忠强将该固话办理呼叫转移至其名下手机号155××××4237，实现其转移业务的目的；两份公证书及车辆行驶证四份，证实原告及孙忠洋名下车辆现因被告维修保养不利存在各种问题无法通过年审正常使用。原告提供孙忠洋与孙波的通话录音，“桥头”指孙忠强，孙忠洋讲“唉，我寻思那个么事，桥今年我也不包了，原来说是你们在那干的，你看说一说怎么弄，11年我管么都大包给你们了，一切的社会资源和活都给你们了，是不对你说？你是不承认？包括设备等一遭都给你们用了……原来我在宝生院，连设备、电话、社会资源管么都你们使了，到这一天桥头弄成这么样，怎么办，你是不承认孙波，你说是不对。你说咱弟兄俩原来管么都你们使了，你是不承认孙波”。孙波“承认，这样事有么道的”……。原告提供孙忠洋与孙忠强的通话录音，孙忠洋讲“以前你忘了就是你那会扫码为了方便出去，要个公章、签个合同、年审，一拿拿好几个月，没乱盖什么东西吧”，孙忠强“我去盖么呐哥，我顶多那会使你公章签个合同，我再去签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不能去弄贷款么东西”，孙忠洋“就说没有更好，抵押什么的”，孙忠强“没没，没有哥，那么这些年，那么你兄弟（还是）弄此歪七六八的人么”，孙忠洋“就说没有更好，有了要是乱盖得负责任，公章代表我个人，怕你乱盖不是么”，孙忠强“没有没有”。原告提供李百海与孙忠洋的通话录音，在被告经营原告业务期间，一直找代账会计李百海代为完成原告财务税费代缴工作，孙忠洋“这不我宏远起重这些年打包给桥你也知道，以前都是代征税，后期这不是从交税一直是你给他报的哈”，李百海“啊啊啊”，孙忠洋“那桥头打发票的机子在他家里吧？”，李百海“对啊对啊”，孙忠洋“每月报税，你去他家还是他给你”，李百海“我把盘拿来报就行”，孙忠洋“咱那个税盘叫什么名来着”，李百海“金税盘，每年280的服务费”。经质证，第三人对上述证据没有意见，对与孙忠洋的通话录音没有异议，认可承包的时候相关业务也给了。被告质证意见为：合同均为设备租赁合同，而非企业承包合同，因我国经营的现实情况，个人从事经营开具发票不方便，需要借用原告单位的户头开具发票交税等，故签订上述合同，被告及第三人已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已经履行了合同的全部义务；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与本案争议无关，被告与第三人自2011年2月1日至2017年1月30日一起租赁设备，被告自2017年1月30日至2020年1月31日单独租赁；对告知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可证实在合同到期前，被告依法通知原告合同到期不再续租，并要求原告将相关租赁物取走；对原告及宏强装卸的营业执照等信息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被告因个人租赁设备不方便开展经营，所有的业务客户均需要发票，被告为了合理的使用租赁设备正常经营，注册了宏强装卸，宏强装卸的成立不影响被告履行与原告的租赁合同（按时交付定金）；被告对固定电话办理信息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原告租赁给被告的车辆上本就喷有“525×××7”的电话号码，在被告租赁车辆的过程中，他人均可通过车辆看到该号码，并进行业务联络，为方便业务联系并经原告、孙忠洋同意，被告将该固话绑定到自己的手机号上，所以这并不代表通过该号码联系被告进行业务洽谈的客户就都是原告的客户资源，被告绑定号码仅是为方便业务联系，并未对原告造成任何的损害或者使其利益受损；对公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该证据证实了被告租赁的是车辆，且该车辆停放在世昌大道313号华田工业园，该停放场地是被告向田村经济股份合作社租赁的经营场地，由此也可以看出被告仅仅是租赁原告的车辆，而并非企业承包；对车辆行驶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经被告核对，租赁合同中车牌信息都存在笔误，可证实合同均由原告自己制作，也可证实在合同到期后孙忠洋于2020年3月2日到设备存放现场，被告将车辆有关手续交付给了孙忠洋；被告对孙忠洋与孙波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有异议，因为孙忠洋与第三人系亲兄弟，有利害关系，且孙波参与的合同早在2017年已经完毕，即使存在违约也应超过法定诉讼时效；对原告与孙忠强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被告在2016年6月23日设立宏强装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对外经营起重业务、开具发票，2017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车辆租赁合同后，即使偶尔使用过原告的公章，也是需要经过被告的同意，并且仅是用于车辆年审以及补充宏强装卸发票额度的时候使用，从2017年2月1日，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第七条“配合义务：乙方在经营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以甲方的名义签订合同、收款、开发票，甲方对乙方的经营不承担实际的义务”的内容看，该条款的含义是：假设被告经营过程中“如果”使用了公章，原告不承担任何责任，但被告是否使用并不是确定和必然的，这与完全以公司的资质、名义、对公账户等对外经营的“企业承包经营”关系存在明显的不同，双方之间纯系起重车辆租赁合同关系；被告对孙忠洋与李百海通话录音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该证据从证据法角度属于证人证言，原告认为需要李百海进行作证，依法应要求其出庭作证。被告提供两份租赁合同，证实被告自2017年至今的经营场地是从田村经济股份合作社租赁的，地点在华田工业园，也可证实原告是以设备独立经营，不存在所谓的承包经营。原告对该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租赁合同的起止时间是2018年8月20日至2020年8月19日，而原、被告间的合同关系早在2011年就已经开始，在当时原告进行起重装卸业务的场地是田村华田车队院内，后期由于车队拆迁问题，在被告承包期间，又由其自行与田村华田工业园签订合同，故该合同不能证明原、被告双方关于场地移交事宜，所有一切都是被告自行经营。本院认为，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的强制性规定，为有效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均应依约履行。合同第9条约定“合同到期后非经甲方同意，乙方及家属不得从事与甲方相同的行业，如有违约，乙方包赔甲方人民币100万元”，此条款内容亦系双方在签订合同过程中达成的合意，其目的是约束被告在履行合同中不得从事相同行业，亦系对原告合法权益的保护，为有效条款，被告辩解此条款无效的理由不成立。被告于2016年成立了威海宏强起重装卸有限公司，从事相同行业，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但原告主张的违约金数额，应结合合同的签订期限、租金支付、履行情况及原告的实际损失等方面综合考虑，本院酌定被告应支付的违约金为40万元。综上，本院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孙忠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威海宏远起重装卸队违约金40万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为6900元、申请费5000元，共计11900元，由原告负担7140元，被告负担476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高爱华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张爱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