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0）冀0925民初177号 原告：潘佳云，女，1988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杰，河北腾讯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于国治，男，1990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 被告：刁凡，女，199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 二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磊，河北铭鉴（盐山）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潘佳云与被告刁凡、于国治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20年2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潘佳云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丽杰、被告刁凡及被告于国治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磊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潘佳云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返还原告不当得利1236246.35元及利息（利息以1236246.35元为本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人民币贷款计算自2018年10月16日至实际返还为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庭审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标的额为1184066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0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返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7年3月，原告因资金紧张向被告借款，并口头约定了利息，后被告转账给付原告资金后即催促被告进行还息。期间原告宽裕时即不断地向被告进行还款。后原告累计向被告还款2792020元，经计算远远超出了被告的出借本息。原告多次找到被告要求被告返还。但被告始终不予答复。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刁凡、于国治答辩称，第一，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第二，在2017年年初，原告自称有意向投资项目，利润可观，邀请被告刁凡进行投资，由原告代为操控。原告在盈利中抽取30%作为其操盘费用。后在2017年3月至2018年10月份，被告刁凡通过自己及被告于国治的卡向原告陆续支付了1970000元投资款项，期间原告按日向刁凡结算投资利润，同时抽取提成。在2018年10月份被告刁凡要求原告退还投资本金，不再同意原告为其进行投资，但原告一直未退还；第三，被告刁凡及于国治于2018年7月27日离婚，于国治没有参与潘佳云与刁凡之间的任何市场活动，仅是刁凡利用于国治的银行卡有过向潘佳云的转账行为，综上请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潘佳云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支行原告向被告转款往来明细。2、潘佳云与被告刁凡（微信名：泽露baby）双方自2017年至2018年的微信转账，该微信转账表明潘佳云向刁凡转账合计为369762元，支付宝转账合计35000元（记录到了银行的那张表里面）。3、通话录音两份，一份是潘家云与于相祝的录音，于相祝是于国治的父亲，于相祝说实际出资本金为60万左右，后还有一份潘佳云与刁凡的录音内容，双方约定的利息是70到100元左右。以上三份证据证明：2017年3月10日截止到5月16日当时实际向二被告借款453446元，事实上存在借贷合同关系，双方曾口头约定借款及利息，但双方约定的利息过高，高达年息360%，明显超出法律相关规定，首先应查清被告实际出借的本金，然后再按法律规定进行计息。截止2017年5月16日原告累计转款96544元给被告，截止5月16日被告只给付原告转款549990元，所以被告实际出资本金仅为453446元，截止2017年5月16日，利息应为1038.96元。借款的具体时间从2017年3月10日到2018年9月21日大概是分46笔，被告向原告累计转款1642990元。其中自2017年3月13日至2017年9月18日，原告也几乎是每一两天向被告进行还款，每日还款额为2000元至几万元不等（详见表格）。自2017年9月10日至10月31日原告累计转款给被告178010元，自2017年9月19日至10月31日期间被告未曾向原告给付转款，从以上15笔原被告转款交易显示被告出借资金后，被告后续的11笔转款都是原告转账给被告，被告又转回给原告。被告于2017年5月16日后根本没有再出借本金，而是把原告转给被告的款项又部分转回原告，然后又继续向原告计息催款，该部分金额为169000元（2017年5月17日至9月17日被告向原告的转款），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因此该部分金额不能作为被告的出资，也不能作为被告的出资继续向原告计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的相关规定，该453446元出资数额，法定利息即便按年息24%计算，该部分利息为1038.96元，那么被告自2017年3月10日至5月16日出资本金和利息为463764.96元。而2017年5月17日至9月18日，因被告向原告的转款合计169000元，该部分款项不能再次当做被告的出资催收计息。所以，自2017年5月17日至9月18日被告的上述出资减去原告每笔还款后的利息合计应为18535.70元。所以，被告的出资本金加利息应为482300.66元。而截止2017年8月16日原告累计转账给被告483401元，则此时原告依然将被告出资的本金481233元全部偿还完毕。后自2017年9月19日至11月12日原告累计转款给被告222162元，而被告于11月12日给付原告转款14000元。后自2017年8月17日截止2017年11月12日原告累计向被告转款374375元，而被告向原告转款69000元，所以实际此时该转款之差为305375元，既是原告向被告的转款（详见书面材料）。被告于2017年11月12日后的所有转款结合清单不难发现2017年11月12日被告转款给原告14000元的时候，其实此时原告已经偿还完被告本金与利息后，又多给付被告305375元，被告转给原告14000元其实是被告把原告的钱转回给原告而已。2017年11月13日至2018年10月22日原告累计向被告转款1957691元，被告累计向原告转款1079000元。两数相减为878691元，该数额加上前期原告多转账给被告的305375元，则被告应该返还原告的款项应为878691加305375等于1184066元（详见书面材料）。上述1184066元，是原告在给被告还完借款及利息后，多次转账给付被告的，对于上述款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条等相关规定……（详见书面材料最后两页）。双方曾口头约定借款利息为10000元每日100元，借款用途不太清楚。就是因为当时每日还款，被告出借完本金后即不停的向原告催息，每次偿还的是本金和利息。没有那么频繁，借完这一笔钱，每两天一还。是当日借当日还，然后再借再还累计到450000多元。4、银行卡转账记录，同时分成三个表格（详见表格一、表格二、表格三）。5、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山支行明细清单共计146页，该转账记录记载了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10月4日潘佳云向潘永红、李延琴、王琳琳、李苗苗、于杰等进行借款，然后还款刁凡（详见二次质证意见）。 刁凡、于国治对原告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后的意见为，对工商银行的流水没有异议。对于原告提交的双方微信名称被告认可，是原告以及刁凡。对于微信潘佳云给刁凡的银行流水需要庭后予以核实，同时对于微信和支付宝中潘佳云给刁凡的庭后予以核实。对与潘佳云同于相祝的录音，发生在刁凡与于国志离婚后，同时刁凡与潘佳云之间的账目往来明细，于相祝为案外人，同本案没有关联系，对方是否为于相祝也不清楚。对于潘佳云同刁凡的录音其文字整理材料为截取部分，不符合证据形式要件。潘佳云在通话中故意模糊概念将利息同其使用刁凡的款项所获得的盈利分成进行混淆，所以不具有真实性。对此被告有证据提交，同时需要原告明确以下其在银行流水中潘佳云给刁凡的几千元每笔转款中，每笔的金额是怎样得来的，以及支付的款项性质是什么。对于证据四银行明细的真实性认可，但该银行明细原告抽出了其关键的部分页，不连贯，尤其涉及到被告提到所举证微信涉及到的日期，全部予以刻意回避。例如，在2018年5月4日潘佳云发给被告的计算明细中其所提交的银行卡号，第11页为5月2号，后第14页为5月5日，从15页跳到20页，全部与被告提交的证据所涉及到的日期回避，所以被告要求原告提交页码连续涉及所有人的全部交易明细；第二，原告代理人在陈述时一直说被告在第一次庭审是主张合伙和联营并以此反驳被告观点，对此被告进一步说明，被告在第一次庭审中从来没有说过是合伙或联营方式，被告对该关系的描述为潘佳云所称有一项目要求刁凡投资，潘佳云进行操作，在所得利益中由潘佳云盈利手续费，并每天向被告进行盈利结算。二被告不承担任何风险，其更像股票、期货等项目的操盘手，而不是具有双方合作关系；第三，原告主张其所提交的流水反应了原告以及案外人潘永红、李延琴等人进行联营的资金拆借行为，但是通过其整理的内容，其所称的向案外人借款行为，借款金额不固定，有零有整，甚至精确到分，而其所称的向案外人借款行为，却大多为几千几万这样的整数，同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规律完全相反。同时，原告称向他人借款系为了向被告进行还款，这与明细流水反应的内容不相符，例如表格一中第一条，其借款116298，而支付刁凡2400元，这明显不是原告所称的为了偿还刁凡而进行的拆借，因为他不是整数。表格二中，其反应的也并不符合向案外人借款的基本规律。例如第一条，李延琴支付原告62622元，当日原告支付李延琴17000元，且每次表格中所整理的借款金额，要大于其后面还款金额。同样表格三，原告主张向刁凡借款用于偿还案外人款项，但是通过其表格中也可以反应出，其自刁凡处所获得的款项要大于其支出。所以，如果原告所陈述的多方资金拆借属实，其应当入不负出，而流水和表格所反应出来的事实，扣除了其中原告自行消费的款项外，原告所收取的款项大于其支出的款项，这也是与其所称的民间借贷的规律相矛盾；第四，原告所提交银行流水仅可以证明其同被告以及案外人之间存在频繁的资金往来，该资金往来行为是否为民间借贷只是原告自己陈述，而没有第三人的证明或者是借款凭据等其他证据进行佐证；第五，原告解释其微信聊天记录中的计算方式为随意编造，被告要求原告补齐银行流水中缺页部分，与其聊天时间金额进行比对。 刁凡、于国治围绕诉讼请求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刁凡、于国治、孙金胜银行账户向潘佳云转账记录各一份，证明在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之外，于国治在2017年5月5日转款200000元，17年5月8日转款99990元、5月16日转款50000元、18年5月22日刁凡通过孙金胜转款是40000元（银行转款记录及聊天）；2、刁凡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向潘佳云转账记录14页，证实通过微信及支付宝刁凡转账给潘佳云是：2018年10月22日转款5000元、7月11日转款10000元、2017年11月12日转款一笔是9500元、一笔4500元，2018年8月1日转款5000元、2018年1月19日转款9900元和10000元，2017年7月28日转款2000元、2017年7月27日转款3000元、2017年6月10日转款5000元、2017年5月23日转款两笔各10000元，2018年9月20日转款3000元、2018年8月18日转款70000、2018年6月25日转款10000元，以上款项系在原告提交证据之外的。刁凡（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转给潘佳云的是296000元，通过亲属孙金胜转款40000元，于国志转款349990元，通过银行2017年3月10日至2018年9月21日转给1284000元，共计196999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同原告提交证据是一致的。这个钱转给潘佳云是潘佳云代为其投资，具体潘佳云操作的项目不清楚；3、提交自2018年5月3日潘佳云同刁凡的微信聊天记录，2018年5月3日之前的因为手机维修证据丢失。在聊天记录中潘佳云每天将其所投资项目的盈利进行明细计算，扣除当时约定的30%的盈利费用将所剩余的金额转至刁凡的银行账户。这些金额同原告提交的银行流水一一对应，用于证实原告所主张的借贷关系是不成立的，同时证明原告向被告的每笔转款都是由原告每日经过精密的计算得出来，因为每天所获得利润不同，所以转款金额也不同，而且至今被告所投资的本金原告也一直没有退还，进行了侵占。 潘佳云对被告提交的以上证据质证后的意见为，对于转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是于国治转账的金额349990元包含在本金453446元内，该金额已计算在所主张的相关表格中。微信截图庭下和当事人进行核实，银行转账真实性认可，微信聊天真实性认可。 根据当事人陈述及提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潘佳云于2020年2月19日起诉称，其自2017年3月起多次向被告刁凡、被告于国治借款，并不定期偿还借款，截止2018年10月16日，原告共计多支付二被告1184066元，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的1184066元及利息。 本院认为，原告潘佳云称被告刁凡、于国治取得的1184066元系基于原被告之间之前形成的民间借贷关系而原告多支付给二被告的款项，但被告不认可原被告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故原告潘佳云负有举证证明其主张事实的义务。根据原告提交的原被告间的银行流水、微信转账记录，虽然证明了原被告之间有资金往来，但其提交的录音不能证明原被告之间的资金往来系因借贷关系而产生，即原告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其向二被告借款的事实。另外，被告提交的原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双方均认可其真实性，根据聊天记录内计算所得的数额，每次计算的数额与原被告之间银行流水和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的数额比对具有一致性，而根据聊天记录显示原告转账给被告的数额并非根据人们日常借贷习惯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所得，而是根据一定的计算方式而得来，且连续数天内该计算方式的计算本金也不相一致。对此原告未能合理说明计算方式的标准也未能提交证据予以证实原告向被告的转款系偿还被告的借款及利息。综上所述，原告潘佳云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二被告取得的款项不具有合法依据，并给原告造成损失，即原告潘佳云提交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证据链证明其主张的二被告不当得利的事实，故本院对原告的主张不予支持。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潘佳云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7963元，保全费5000元，共计12963元由原告潘佳云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白洪港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七日 法官助理 陈亚楠 书 记 员 张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