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2民初25841号原告：宋志伟。原告：袁鸣芳区。上列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上海申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立君。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宇，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海东，浙江沁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宋志伟、袁鸣芳与被告刘立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7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宋志伟、袁鸣芳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峥，被告刘立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金明宇、王海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宋志伟、袁鸣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被告于2019年1月1日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房屋租赁费155,000元和押金20,000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以155,000元为本金自2019年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9年1月1日签订《商铺租赁合同》，被告将其名下位于本市闵行区七莘路XXX号XXX区XXX号XXX室的店铺(以下简称七莘路店铺)租赁给原告开办餐馆。合同约定：租期五年，自2019年1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租金为每年155,000元，一年一付。合同签订后原告履行了向被告支付房屋租赁费和支付押金的义务，但由于被告与之前该房屋的承租人存在纠纷，使原告无法进入该房屋，无法经营。原告多次要求被告解决，但被告一直解决不了，原告不得不与被告解除租赁合同。因协商不成，故诉至法院，恳请判如所请。刘立君辩称，案涉房屋原系被告出租给施某某用于经营饭店，后施某某因资金原因找到被告协商，告知被告其找到两原告一起经营饭店，自2019年起由两原告出面向被告承租房屋，之后由施某某与两原告共同使用房屋。被告知道并向两原告确认后，与施某某解除原先的合同，与两原告重新签订了合同。被告认为，基于施某某与两原告的合伙关系，被告在签订合同当天已经向两原告交付了房屋。两原告主张因被告与施某某存在纠纷导致房屋无法交付是不存在的，是原告自身与施某某的合伙纠纷，本质上是原告自身原因导致的，与被告无关，不属于被告违约。本案中被告没有违约行为，原告不得单方解除租赁合同。故要求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刘立君系七莘路店铺所有人。被告将该店铺出租给施某某用于经营“某某某食府”饭店。双方约定租赁期限至2019年12月底。原告宋志伟、袁鸣芳与施某某系朋友关系。原告袁鸣芳、宋志伟共同经营上海之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之某公司)，袁鸣芳还雇佣施某某一起经营该公司。2018年底至2019年1月期间，两原告与施某某多次在之威公司办公室协商合伙经营“某某某食府”饭店事宜。2019年3月，被告(作为出租方、甲方)与两原告(作为承租方、乙方)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1份，约定：“第二条：租赁用途：商铺使用。甲方将位于七莘路XXXX弄X区X号XXX室在可租赁的状态下租给乙方作为餐饮。第三条：租赁期限1.租期五年：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第四条：租金和支付方式及租金交纳期限：1.租赁金额：每年155,000元。2.付款方式：……甲乙双方自签订本合同之日，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全年的房租。3.乙方必须按照约定向甲方交纳租金。到期不交视同违约……补充协议：押金20,000元整。”被告在该合同上还手写注明“补充：之前与施某某所签订合同，在施某某本人同意之下已作废。”该合同甲乙双方落款处的日期倒签为“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4日，原告袁鸣芳通过其女儿微信转账20,000元给施某某，施某某又转账20,000元至被告账户。同年3月10日，原告宋志伟支付被告租金142,500元。同年3月16日，原告袁鸣芳又通过其女儿转账20,000元押金至被告账户。2019年4月8日，原告至“某某某食府”饭店，发现有施某某等人在经营，无法进入，各方产生争执后报警。2019年6月10日，原告向被告邮寄了《解除合同通知书》1份，载明：“……因你与该房屋前承租人存在未了纠纷，致使袁鸣芳和宋志伟无法进入更无法使用该房屋，这是你违约所造成，同时也使继续履行上述合同失去了意义，故袁鸣芳和宋志伟现通知你：在你收到本通知当日，上述《商铺租赁合同》解除，由此产生的后果应由你承担责任。”同年6月12日，该邮件由被告家人代收。证人施某某到庭陈述，2016年起，其经营“某某某食府”饭店。其与被告的房屋租赁期限至2019年年底。2018年其离婚，不想再经营该饭店。后于2018年3月开始与顾某合作经营。2018年底，顾某表示不想继续合作。原告是经营传媒公司的，让其去帮忙。当时原告表示想再找个事做，其就与原告谈合作开饭店。当时原告袁鸣芳表示让其弟宋志伟将房屋抵押贷款来出资，第一年赚的钱用来还贷款，第二年每人三分之一分成。关于合作，(三方)没有书面协议，是在办公室协商的。因为原告这边需要房屋抵押，其就与被告协商晚点付租金。2019年3月底贷款下来。房租162,500元中，其出了20,000元(多付部分是晚付房租给被告的补偿)，原告出了142,500元。支付142,500元时，其与原被告均在场。关于其与原告合作事宜，在三方均在场时，其告知过被告，但具体合作细节被告并不清楚。因其前妻在饭店隔壁经营，以其名义签订租赁合同怕尴尬，就用两原告名义与被告签订合同。后来原被告签合同时其不在场，原告跳开其去签订的租赁合同。因为其与原告是合作，故没有与原告谈转让费的事。合同签订好之后，原告称饭店与其无关了，其就要求原告支付转让费。一般此类店铺转让要八到十万元。该饭店中的装修、设备是其与顾某添置的，其要将该设施、设备搬走，原告不同意，故双方都在饭店门上各上了一把锁。另外，2019年3月原告方转给其的20,000元是归还其的借款，不是房租。证人谢某某、潘某陈述，其曾是之某公司员工，2019年1月前后，其在之某公司的施某某办公室听到施某某与两原告谈“某某某食府”饭店合作事宜。谢某某还陈述其听到施某某有厨师，袁鸣芳有资金，两方各出一部分资金；宋志伟将房子抵押借款用于饭店运作；两原告还向施某某借款。以上事实由两原告提供的房屋产权证照片、《商铺租赁合同》、转账记录、录像、报警回执、《解除合同通知书》、快递单，被告提供的证人施某某、谢某某、潘某的证言等有效证据所证实。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商铺租赁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有效，原被告均应恪守履行。现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交付案涉租赁商铺，存在重大违约而要求解除合同一节，被告抗辩两原告与施某某合伙经营案涉商铺，而该商铺一直由施某某使用和经营，故已完成租赁物的交付，不存在违约行为。关于两原告与施某某合伙经营案涉商铺与否，系本案争议焦点。因本案两原告与施某某并无书面合伙协议，是否存在合伙关系应当根据三方的具体行为认定是否存在合伙之合意。本案中，两原告与施某某在案涉纠纷产生前一同经营之某公司。证人谢某某、潘某关于施某某与两原告于2019年初在之某公司办公室商谈合作经营案涉饭店的证言能与施某某的相关证言相互印证。据此可认定两原告与施某某均有合伙经营案涉饭店之意思表示。两原告与被告于2019年3月签订书面《商铺租赁合同》，而约定的租赁期限自2019年1月开始，而2019年3月前案涉商铺一直由施某某租赁经营之事实两原告均明知。结合该合同中对于租赁商铺的交付方式及交付日期等重要事项未作约定以及原告支付了一年租金(含2019年1至3月)之事实，可推知两原告对于施某某租赁使用该商铺期间之后果亦予以追认并由该两原告承担。故两原告与施某某就合伙经营案涉饭店已实际履行。据此，两原告与施某某有合伙经营案涉饭店之意思表示且已实际履行，故双方存在合伙经营关系。两原告认为案涉商铺租赁中施某某仅系介绍人一节，本案中施某某与被告间的商铺租赁期间未届满而提前终止，该商铺中施某某添置的设施设备以及铺位转让过程中之商业价值等重要事项，在两原告、施某某与被告订立合同过程中均却未予明确，有悖常情。对此原告亦未作出合理解释。故原告主张施某某仅为介绍人，本院难予采信。现案涉商铺已由合伙人之一的施某某占有使用，已完成租赁房屋的交付，故两原告主张被告未履行租赁房屋交付义务而违约，无事实依据。两原告无权解除《商铺租赁合同》，故其要求被告返还租金、押金等诉讼请求，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之规定，本院难以支持。据此，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宋志伟、袁鸣芳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800元，由宋志伟、袁鸣芳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秉璋审 判 员  庄玲玲人民陪审员  樊 燕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法官 助理  熊亚娜书 记 员  姜晓婷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