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3民初26246号原告：上海雨怡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法定代表人：刘观平，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金良，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尹凯铭，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鑫陛利(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法定代表人：陆海空，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晗，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维能，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雨怡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鑫陛利(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鑫陛利技术公司)其他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金良、尹凯铭，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高晗、周维能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雨怡贸易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对鑫陛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鑫陛利商贸公司)欠付原告的债务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3,156,292.12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事实与理由：2019年5月，原告因鑫陛利商贸公司拖欠货款向本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调解确认鑫陛利商贸公司应付原告货款及律师费合计3,500,176.37元，前述款项分期支付，如未按约履行，则鑫陛利商贸公司还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万元、案件受理费17,9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但原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达成前述调解方案后，鑫陛利商贸公司除当日付款15万元外，仅于2019年7月、8月又向原告各支付了10万元，之后未再付过任何款项。鑫陛利商贸公司系案外人SIMPLEX(PRIVATE)LIMITED(以下或简称S公司)于2012年6月27日独资设立的一人公司。2019年6月21日，S公司和案外人益某(上海)商业设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益某公司)作为股东共同设立被告。随后，鑫陛利商贸公司即将其原有的业务、资产、合同权利义务等全部转移给被告，两公司存在人员、业务、财务等高度混同，各自财产已无法区分。因此，原告认为鑫陛利商贸公司滥用其法人独立地位，通过与被告公司的关联关系躲避债务，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利益，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鑫陛利(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辩称：一、被告不是适格主体，原告的债务人鑫陛利商贸公司是S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S公司是鑫陛利商贸公司的唯一股东，也是实际控制人，而被告的股东是益某公司和S公司，且益某公司是被告的控股股东，故被告并非鑫陛利商贸公司股东，至多是关联公司；二、被告人格独立，认定公司人格与股东人格是否存在混同，最根本的判断标准是公司是否有独立的意思及财产，最主要的表现是公司财产和股东财产是否混同且无法区分，被告与鑫陛利商贸公司不构成人格混同，被告从未无偿使用鑫陛利商贸公司的资金和财产，鑫陛利商贸公司资产从未记载于被告公司名下，也从未由被告公司使用；被告的账簿、收益完全独立；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业务虽有部分重合，但也有一部分差异，并不完全相同；被告与鑫陛利商贸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员工完全不同，被告有自身财务人员，并未与鑫陛利商贸公司共用过财务人员；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的住所地不同；三、被告不存在过度支配和控制行为，鑫陛利商贸公司对原告的债务始于2013年5月1日，2019年5月5日原告提起诉讼，且进行了财产保全，同年6月3日本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就该案出具民事调解书，而被告于2019年6月21日才成立，此时鑫陛利商贸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仍结欠原告约350万元款项，不存在鑫陛利商贸公司还有利益向被告转移的可能。鑫陛利商贸公司既未与被告进行过利益输送，实际上也无利益可以进行利益输送；被告与鑫陛利商贸公司也未进行过收益归被告，损失却由鑫陛利商贸公司承担的交易；被告公司注册资本尚未实缴，股东S公司尚未实际出资，前期运营成本均由股东益某公司承担，故也不存在S公司抽走鑫陛利商贸公司资金，再成立被告以逃避原告债权的事实；鑫陛利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是S公司，而S公司仅是被告的小股东，并非实际控制人，被告与鑫陛利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同，也不会发生过度支配和控制的其他情形。综上，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与鑫陛利商贸公司各自人格独立，且被告对鑫陛利商贸公司不存在过度支配和控制的情况，故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对相关证据的审核认定及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院查明以下法律事实：一、2019年6月3日，原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就原告诉鑫陛利商贸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自行达成和解，本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就该案出具了(2019)沪0105民初9680号民事调解书，确认：一、鑫陛利商贸公司确认应付原告货款3,450,176.37元、律师费50,000元，共计3,500,176.37元；于2019年6月3日支付150,000元(已履行)，于2019年7月至2022年3月期间每月15日前支付100,000元，于2022年4月15日前支付剩余50,176.37元；二、若鑫陛利商贸公司有任何一期未按上述第一项履行付款义务，则原告有权就剩余未付款项连同案件受理费17,9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违约金200,000元一并申请强制执行；三、双方就本案无其他争议；四、案件受理费35,868元，因调解减半计17,93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负担。审理中，原告确认鑫陛利商贸公司就前述调解书确认的付款义务已由被告及鑫陛利商贸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陆海空在调解当日指示其员工以现金形式支付了15万元；之后，原告向鑫陛利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海空催要款项，鑫陛利商贸公司分别于2019年7月16日、8月27日各转账了10万元；原告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后，经法院从鑫陛利商贸公司账户内扣划到款项216,818.25元，故鑫陛利商贸公司尚欠原告3,156,292.12元。被告鑫陛利技术公司表示对于原告陈述的前述调解书履行情况并不清楚，故无法确认。二、鑫陛利商贸公司成立于2012年6月27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股东为S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广杰任执行董事，住所地本市长宁区法华镇路XXX号C座(4幢)501室。被告鑫陛利技术公司成立于2019年6月21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股东为S公司和益某公司，持股比例分别为30%、70%，法定代表人陆海空任董事长，住所地本市宝山区蕰川路XXX弄XXX号XXX幢XXX室。被告鑫陛利技术公司的股东益某公司成立于2014年9月16日，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为陆海空、上海韵寒投资有限公司等，其中陆海空持股比例为0.04%、上海韵寒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2.39%，法定代表人陆海空任董事长，住所地本市静安区江场三路XXX号XXX室。益某公司的股东之一上海韵寒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7月7日，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股东为陆鸣、陆海空，持股比例分别为5%、95%，法定代表人陆海空任执行董事，住所地本市静安区江场三路XXX号XXX室。原告根据前述事实认为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的名称中均有“鑫陛利”字样，股东均有S公司，实际控制人均是陆海空，经营范围和主营业务相同，且被告成立于2019年6月21日，原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达成调解的时间是同年6月3日，可见成立被告的目的即是转移资产、逃避债务，两公司存在人格混同。被告则认为根据前述事实，可以发现S公司虽然同时是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的股东，但被告公司由益某公司控股70%，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不构成人格混同，被告亦不存在对鑫陛利商贸公司过度支配和控制，两者住所地、账簿、资产、收益、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均各自独立，即便部分经营业务重合，也不能否认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各自有独立的意思及财产。三、2019年7月30日，鑫陛利商贸公司和被告共同向百胜中国服务商伙伴发出一份《公司业务变更通知函》，其上记载：承蒙贵公司长期以来对鑫陛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与厚爱，为了适应市场和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我公司业务由原来的“鑫陛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变更为“鑫陛利(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原鑫陛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的业务到2019年7月31日止结束，自2019年8月1日起启用鑫陛利(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所有后续服务。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公司业务变更后，业务主体和法律权利义务关系变更为鑫陛利(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原签订合约继续有效，原有的业务关系和服务承诺保持不变。因公司主体和法律权利义务变更给贵公司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衷心感谢贵公司一贯的支持和关怀，我们将一如既往和贵公司保持愉快的合作关系，并希望继续得到贵公司的关心和支持！本公司业务变更通知函的内容，仅对贵公司、鑫陛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及鑫陛利(上海)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之间产生法律效力。原告认为从上述业务变更通知函可以看出鑫陛利商贸公司和被告存在业务混同，被告成立后承接了鑫陛利商贸公司的业务和应收账款，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被告表示鑫陛利商贸公司和“百胜”的合作变更为由被告与“百胜”合作属实，之所以变更是因鑫陛利商贸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人员严重流失，无力继续履行其与“百胜”的合同义务，在此种客观情况下发生的业务交接是正常的商务合作方式。以上事实，可由民事调解书、银行交易明细、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司业务变更通知函等书面证据，以及各方当事人的相关陈述予以证实。本院认为：法人人格独立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人格否认是公司制度的例外。个案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须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之规定，具体到本案，认定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是否构成公司人格混同，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判断：一、鑫陛利商贸公司是案涉债务的债务人，其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其系S公司独资，被告并非鑫陛利商贸公司的股东。在两者是否构成关联公司方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被告并不持有鑫陛利商贸公司的股份，不能通过行使股东权利控制鑫陛利商贸公司；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从工商登记材料显示并不重合，且原告虽提交了他案的调解笔录、案外人邵某的微信聊天记录及谈话录音、鑫陛利商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广杰的电话录音及微信聊天记录等，但均不能印证原告关于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均是陆海空、财务人员存在混同的陈述；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共同向百胜中国服务商伙伴发出《公司业务变更函》，告知自2019年8月1日起鑫陛利商贸公司和“百胜”的业务关系变更为由被告承继，此函仅是对相关业务合作伙伴告知后续业务主体和合同权利义务的整体变更，并未对之前鑫陛利商贸公司和“百胜”之间业务关系所涉的权利义务进行处置，仅凭此函不足以证明也不构成对鑫陛利商贸公司法人行为的控制或导致公司利益的转移，据此，被告既不是鑫陛利商贸公司的股东，也不是其关联公司。二、公司人格混同情况下，最为常见的行为表征是公司与股东或关联公司互相之间财产混同、业务混同和人员混同。被告不是案涉债务人鑫陛利商贸公司的股东和关联公司，统观本案原告提交的证据，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证明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之间存在前述三方面的混同，就业务混同和人员混同问题已在前一段落予以了分析，不再赘述，而关于财务混同，原告认为(2019)沪0105民初9680号案件调解时当场给付的调解款15万元系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实际控制人陆海空所付，之后在其向陆海空催要调解款项后，鑫陛利商贸公司又分两次各付款10万元，从原告提交的该案调解笔录、银行转账记录、案外人邵某的谈话录音等可以反映出(2019)沪0105民初9680号案件调解时陆海空并不在场，而鑫陛利商贸公司在该案中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某对于当场支付的调解款15万元的来源在本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荣金良律师和其谈话时所作的表述为“荣：19年6月份，你们在法院调解的时候，我看当时调解那一次给了一个七万，一个八万是吧。其中八万是现金，是不是？邵：是的。荣：那个现金是谁带过去的？邵：是那个叫汪志勇的，……荣：这个汪志勇他带八万块钱，是谁让他带过去的？邵：这总归是陆海空让他带过去的咯。……”可见对于款项8万元的来源，邵某并未直接经手，其描述语气亦带有部分猜测，且即便该款项确是来源于陆海空，也不能仅凭此推断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由陆海空一人实际控制，存在财务混同，而之后的两笔10万元付款更是直接由鑫陛利商贸公司转账支付给原告，故原告的相关证据完全不能证明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存在财务混同。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和鑫陛利商贸公司并不构成公司人格混同，本案依法不属于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情形。原告主张被告与鑫陛利商贸公司相互之间构成人格混同的理由不充分,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原告所主张的鑫陛利商贸公司的案涉债务，应由鑫陛利商贸公司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雨怡贸易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2,05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37,050元由原告负担(已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同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按上诉状请求金额预缴上诉受理费，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双幸审 判 员  张庆刚人民陪审员  朱建平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法官 助理  翟 爽书 记 员  王晓霞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第二十条……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