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303民初23007号原告（反诉被告）：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东七道2号中兴产业基地5号楼3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55949921X0。法定代表人：翟卫东，公司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强，男，汉族，系该公司员工。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林之，广东华途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0611675119。被告（反诉原告）：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北省汉川市城隍镇北正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984770793641F。法定代表人：胡慧宇，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刚，湖北高照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201200510730824。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红艳，上海市建纬（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证号14403201311092623。上列原告（反诉被告）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利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子强、李林之，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刚、刘红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剩余回购款3,438,465.75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6月5日，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在深圳市签订《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合同约定由合创公司以人民币2,000万元的对价获得方利公司所持有的成长基金全部出资份额所对应的财产分配权，合创公司需于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2,000万元支付至户名为“博润”的银行账户（该账户为武汉长江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且合创公司有权要求方利公司于2015年2月28日回购合创公司已受让的出资份额的财产分配权，回购价额计算方式为：2000万+2000万*16%*（签约日至实际回购日的实际天数／365）。合同还约定，陈少波以其持有的武汉长江博润置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为被告在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提供质押担保，胡会才、胡会静、肖伟作为保证人为被告在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提供保证担保。合同签订后，合创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将人民币2,000万元付款至武汉长江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后合创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20日收到回购款800万元、2016年8月12日收到回购款700万元、2016年9月20日收到回购款200万元、2016年9月27日收到回购款300万元、2017年4月25日收到回购款320万元，共计收到方利公司支付的回购款2,320元。但依据合同约定，方利公司应当支付合创公司回购款共计26,638,465.75元，现方利公司仍需支付合创公司回购款3,438,465.75元，但直至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起诉之日，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仍为支付上述款项，违反合同约定，严重损害原告的权益。综上所述，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裁决。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答辩称：一、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属于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为企业间借贷，本案应为借款合同纠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行为人与相对人仅仅造成订立某项法律行为的表面假象，而实际上不想使有关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产生的情况下，应当根据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定判断行为的效力。首先，从《协议书》的内容来看，原告作为投资方不参加共同经营，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投资本金和提取收益，属于“名股实债”，并由担保人、保证人对此提供连带责任的质押担保、保证担保等约定，不符合投资行为共负盈亏、共担风险的构成要件而符合借款合同的构成要件。其次，从操作过程来看，涉及该案的多笔往来款项以“借款、还款”作为备注，并且双方从未办理份额变更手续和有限合伙内部的合伙人变更手续。因此，本案《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的性质应为借款合同。二、《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作为借款合同属于无效合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十九条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或者从事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属于法律，该规定中明确禁止未经批准的放贷行为，属于强制性规定。原告的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咨询”，并不包括借贷等银行业金融服务，涉案合同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款的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此外，原告向被告所贷资金并非来自其自有资金而是向深圳市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借得又对外转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二）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涉案合同应被认定为无效。三、涉案合同为无效合同，原告主张的回购款属于借款利息，原告无权基于无效合同要求被告支付款项；其已收取的部分依法应当返还被告。《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为无效合同，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因此，原告主张的剩余回购款不应得到支持，其就涉案合同取得的财产（即被告已支付的320万元借款利息）应当予以返还。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反诉请求：一、请求判令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向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退还人民币2,205,677.5元及资金占用费（自2019年12月3日起算，以3,200,000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二、本案的诉讼费由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天津投资公司是私募基金企业“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和执行事务合伙人。注册资金1,000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2013年3月11日天津投资公司与胡会静、肖伟签订《出资份额转让协议书》和《出资份额回购协议书》进行虚拟回购形式的借贷2,000万元。2014年6月5日，反诉原、被告签订《深圳市中兴创业成长基金（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协议及回购协议书》进行借款，2014年6月13日天津投资公司从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借款2,000万元后直接转借给湖北方利公司。后湖北方利公司陆续向天津投资公司返款共计23，200，000元。反诉原告认为天津投资公司采取转让出资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并强制回购只是形式，其实质是借款，该借款行为应当依法确认无效，按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处理，反诉被告应当退还反诉原告在反诉中所请求的费用。原告（反诉被告）答辩称：关于涉案的出资财产份额转让不是合伙份额的转让，而是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的一个转让及回购。我们认为财产分配权属于一种财产性质的权利，以其作为标的进行交易，因为转让还有再次购买时间的不同，必然导致两次交易存在一定的价格差异，但不应理解为两次交易存在的价格差异，可以实现资金融通就定义为借贷合同，而并非涉及资金融通的交易，均应定性为借贷合同。而且根据争议的协议约定，财产分配权会发生两次转移，但不排除财产分配权最终未能回购而只发生一次转让的情况，所以不能以全部交易完成，有资金融通的效果，就定义为借贷合同。我们认为协议合法有效，原被告为有效存续的法律主体，具有签订民事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收益权的转让以及回购的模式，在实务中比较普遍。财产分配权性质上与普通的债权无差异，法律并不禁止其转让，可以作为标的单独进行转让。至于回购的价格，也是双方平等协商意思一致的表示，不违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各方无异议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案佐证。经审理，本院认定以下事实：2014年6月5日，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作为乙方、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作为甲方、案外人陈少波为丙方、胡会才作为丁方、胡会静作为戊方、肖伟作为已方在深圳市签订《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合同约定：由乙方以人民币2,000万元的对价获得甲方所持有的成长基金全部出资份额（即人民币3,000万元，合计占成长基金的全部出资比例为4.115%所对应的财产分配权；乙方需于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将人民币2,000万元支付至户名为“博润”的银行账户；甲乙双方同意，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于2015年2月28日（“回购日”）回购乙方已受让的出资份额的财产分配权。回购价额计算方式为：2000万+2000万*16%*（签约日至实际回购日的实际天数／365）；丙方以其持有的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50%的股权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提供质押担保，丁方、戊方、己方为保证人为甲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回购义务提供保证担保；在协议期间，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前履行回购义务，甲方同意提前履行回购义务：1、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财产状况严重恶化。2、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转移财产、逃避回购义务或保证义务。3、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回购能力或履行保证能力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卷入或即将卷入重大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及其他法律纠纷，足以影响其履约能力，或出现甲方、保证人或者湖北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任何一方资产被查封等可能危害乙方债权的情形。4、如甲方从戊方、已方受让的出资份额3000万人民币权利存在瑕疵，则戊方、已方作为权利人，向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履行回购义务。丙方、丁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合同还约定了其他事项。合同签订后，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于2014年6月13日将人民币2,000万元付款至武汉长江博润置业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20日收到回购款800万元、2016年8月12日收到回购款700万元、2016年9月20日收到回购款200万元、2016年9月27日收到回购款300万元、2017年4月25日收到回购款320万元，共计收到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支付的回购款2,320万元。依据合同约定，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应当支付原告回购款共计26,638,465.75元，现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仍需支付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回购款3,438,465.75元。本院认为，本案为合同纠纷。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依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中，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签订的《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合同，各方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各自义务。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应依约履行回购义务，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主张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应支付拖欠的回购款3,438,465.75元，有证据予以证明，依法应予以支持。关于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答辩及反诉称，本案应为民间借贷纠纷，且双方签订的协议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规定，应认定为无效合同，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团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案中涉及深圳市中兴合创成长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财产分配权转让及回购协议书》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并未证明将财产分配权作为标的，通过合同约定转让及回购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其他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应认定为有效合同。且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已经按照约定支付了大部分回购款，并未提出异议。即使如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所称，本案认定为民间借贷纠纷，但原告（反诉被告）获取的收益也在民间借贷法律规定允许范围，被告（反诉原告）仍应履行还款义务。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称，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行为违反《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属未经批准放贷行为，但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的上述主张与其本案应认定为民间借贷的主张矛盾，而法律是允许企业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借贷行为的。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认为，原告（反诉被告）出借资金系向其他公司借得又对外转贷，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但被告（反诉原告）提交的银行转账记录虽证实案外人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转款2,000万元事实，但仅该凭证并不足以认定，原告（反诉被告）合创公司与深圳市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构成借贷法律关系，被告（反诉原告）方利公司上述主张也不能成立。综上，被告（反诉原告）的举证不能证明，本案具有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因此其主张认定合同无效，并请求判令原告（反诉被告）退还已经支付的款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该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反诉被告）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回购款3,438,465.75元；二、驳回被告（反诉原告）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全部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4，308元、保全费5，000元（均已预缴），均由被告（反诉原告）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向原告（反诉被告）中兴合创（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迳付；反诉案件受理费24，445元（已预缴），由被告（反诉原告）湖北方利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自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苏 宏人民陪审员  詹淑青人民陪审员  王亚茹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朱秋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