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3445号原告：湖南恒铭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五一东路87号金色华庭汇福轩3189室。法定代表人：李哲安，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代理人：魏晓雷，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临港管理服务中心A楼428室。法定代表人：杨志坚，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周琦，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李恒尧，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湖南恒铭进出口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8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因原告需补交相关材料，故本院待原告补齐材料后于2019年11月7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2020年1月6日，因案情复杂，本院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2月26日组织原、被告进行证据交换。2020年4月20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魏晓雷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周琦律师、李恒尧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5月，原告进口的1个40尺高箱的货物由被告自美国长滩海运至中国上海，因该批货物需要退运，被告自2018年7月起多次要求原告支付退运押金。原告通过被告放箱代理人上海港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利公司）陆续向被告支付了人民币27万元押金。现涉案集装箱货物已经退运，被告已向原告退回了人民币146350元的押金，理应将剩余尚未退还的押金予以退还。据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押金人民币12365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被告辩称，原告于2019年8月提起本案诉讼已经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规定的诉讼时效期间；港利公司并非被告的放箱代理，其接受的系原告或者原告代理人的委托，向被告的代理人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远集运）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并最终申请以支付押金的方式结算费用，可以认为原、被告已就涉案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不存在撤销或者变更的理由。据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为证明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海运单、进口集装箱货物提货单，用以证明原告为涉案海运单项下的收货人，依照提单使用被告的涉案集装箱。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认为该提货单可以证明原告已经换单提货。鉴于被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原告的待证事实。2、上海瀚业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业公司）向港利公司支付押金的付款凭证、港利公司向上海中远集运支付押金的付款凭证，用以证明原告通过其货运代理人向被告支付押金人民币27万元。被告对瀚业公司向港利公司支付押金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不予认可，认为付款凭证上并未显示该押金针对的系涉案货物；对港利公司向上海中远集运支付押金的付款凭证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确认被告通过其代理人上海中远集运从港利公司处收到涉案押金人民币27万元。本院认为，该组证据材料内容之间可以相互印证，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瀚业公司向港利公司支付押金的付款凭证显示的总金额仅为人民币21万元，原告陈述其余款项系通过现金支付，经本院向港利公司询问，港利公司确认收到瀚业公司支付的押金为人民币24万元，原告在庭审中对此予以确认，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结合被告确认已收到港利公司支付的押金人民币27万元的事实，可以证明针对涉案集装箱的押金的支付过程。3、瀚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港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原告通过其货运代理人瀚业公司将人民币27万元支付给港利公司，港利公司将该款项转交给被告。被告对该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认为瀚业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原告向瀚业公司支付了押金，港利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仅能证明港利公司系被告的放箱公司，不能证明港利公司系被告的放箱代理。鉴于被告对该两份情况说明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该两份情况说明与上述原告提供的证据2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针对涉案集装箱押金的支付过程。4、涉案集装箱退运提单及相关文件，用以证明涉案集装箱货物已经退运，退运提单的签发日期为2019年7月10日。被告对退运提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没有异议，确认涉案货物于2019年7月10日退运；对退运相关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鉴于被告对退运提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涉案货物的退运情况；关于退运相关文件，本院认为原告未提供材料原件，且该些文件与本案争议亦不具有关联性，故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5、40尺高箱网络报价的网页截图，用以证明40尺高箱的网络报价为人民币24000元左右。被告对该网页截图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集装箱的价格根据板材厚度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该报价不足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的价值。本院认为，该网页截图系相关网页显示的信息，尚不足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的新箱价值，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被告为证明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1、退费申请书、付款委托书、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用以证明港利公司申请以押金结算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并退还剩余押金，上海中远集运已将剩余押金退还港利公司，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与原告委托的用箱代理港利公司进行了结算。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不能证明港利公司系原告或者原告代理人的代理人，港利公司与被告的结算系基于双方之间的用箱协议，不能以此认为原、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达成一致。鉴于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认为可以证明港利公司与被告之间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结算情况。2、《集装箱使用协议书》及《集装箱使用协议书补充协议》，用以证明港利公司系作为用箱人的代理人向被告及被告的代理人申请办理集装箱放箱、还箱手续，并承担相关费用的支付和赔偿责任。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中除集装箱使用协议书附件以外的其余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系上海中远集运作为被告的代理人与港利公司签订，相关约定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不能证明港利公司系原告或者原告代理人的代理人，相反协议书中的条款恰恰可以证明港利公司系被告的放箱代理。鉴于原告对该组证据材料中除集装箱使用协议书附件以外的其余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附件系该协议书的一部分，故本院对该组证据材料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港利公司与上海中远集运曾签署过该两份协议书及协议书内容。3、《外贸代理协议书》，用以证明上海中远集运系被告的代理人，负责为被告收取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原告对该协议书除附件以外的其余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被告与上海中远集运的关系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鉴于原告对该协议书除附件以外的其余材料的真实性没有异议，而附件系该协议书的一部分，故本院对该协议书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上海中远集运与被告曾签署过该协议书及协议书的内容。4、集装箱全损赔款标准，用以证明涉案40尺高箱的全损赔偿标准为5100美元。原告对该赔款标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该标准系由被告单方制作，不能约束原告。鉴于原告对该赔款标准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但该赔款标准系被告自行制作，尚不足以证明涉案集装箱的新箱价值，故对其证明力不予确认。为查明案件事实，本院于2020年4月10日至港利公司，对港利公司员工陆锦花进行了询问并调取了港利公司将剩余押金退还原告方的付款回单及对账记录。陆锦花在询问笔录中陈述，港利公司系被告的放箱代理，货主或者货主的代理人如直接去港口无法提取集装箱，只能通过港利公司办理提箱手续；被告共收取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人民币123660元，剩余押金被告已退还港利公司，港利公司也已退还瀚业公司指定的上海钟海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钟海公司）；瀚业公司实际向港利公司支付了人民币24万元，港利公司支付给被告人民币270010元，其中人民币30010元的差额系港利公司替瀚业公司垫付。原告对该询问笔录、付款回单及对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被告对该询问笔录、付款回单及对账记录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没有异议，但认为陆锦花的部分陈述与事实不符，港利公司并非被告的放箱代理。本院查明：2018年4月，原告进口的1个40尺高箱的货物自美国长滩运抵中国上海。被告作为上述货物的承运人，出具了编号为COSU8018795060的海运单，其上载明收货人为原告。涉案货物于2018年4月28日到港，原告凭海运单向上海中远集运换取了提货单。原告陈述，后涉案货物因被海关扣押查验，一直无法提取，造成集装箱一直无法返还。2018年7月2日、7月31日、9月12日、10月22日、12月4日、2019年2月15日、3月11日、4月24日，瀚业公司分八次向港利公司支付人民币21万元，付款回单记载用途为代理服务费、代理滞箱费或代理超期费。原告与港利公司均确认，瀚业公司向港利公司支付的押金的实际金额为人民币24万元。2018年7月2日、7月30日、9月11日、10月23日、12月4日、2019年1月11日、2月14日、3月12日、4月24日、6月6日，港利公司分十次向上海中远集运支付人民币270010元，付款回单记载用途为押金、提单号为8018795060。2019年7月10日，涉案货物办理退运，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出具了提单。原、被告均确认涉案集装箱在货物退运后已经返还。2019年8月14日，港利公司向上海中远集运发送退费申请书，称港利公司自2018年7月起分十次向上海中远集运支付了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人民币270010元，因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最终确定为人民币123660元，故请求用押金进行结算，余额人民币146350元申请退还港利公司。2019年9月20日，上海中远集运向港利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显示金额为人民币123660元。2019年9月24日，上海中远集运将人民币146350元退还港利公司。2019年9月25日，瀚业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系原告的货运代理人，代理原告向港利公司办理进口集装箱的提箱事务，瀚业公司已将原告支付的押金人民币27万元全额转交给了港利公司。2019年10月1日，港利公司出具情况说明，称其系被告海运进口集装箱的放箱公司，港利公司收到原告指定货代瀚业公司支付的押金人民币27万元，该款项港利公司已全额转交给了被告。2019年10月21日，港利公司将人民币116340元退还钟海公司。港利公司陈述其系根据瀚业公司的指示将该款项退还至钟海公司。港利公司同时表示，港利公司向上海中远集运支付的押金为人民币270010元，但瀚业公司实际仅向港利公司支付了押金人民币24万元，另有人民币30010元系港利公司替瀚业公司垫付，故最终港利公司向钟海公司退还的押金为人民币116340元。原告陈述钟海公司系其与瀚业公司的中间人，确认收到港利公司退还的押金为人民币116350元。在庭审中，原告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的价值以人民币30000元计算予以确认，被告亦未提出异议。另查明：2017年1月1日，上海中远集运与港利公司签订《集装箱使用协议书》，双方就集装箱的提箱交接、使用、保管照料和费用结算等事宜达成协议。后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延长原合同有效期至2018年12月31日。港利公司陈述，其系被告的放箱代理，货主或者货主的代理人如直接去港口无法提取集装箱，只能通过港利公司办理提箱手续。2018年7月24日，被告与上海中远集运签订《外贸代理协议书》，约定被告委托上海中远集运作为被告在中国大陆地区集装箱的业务代理，代理包括凭正本提单、提货单等相关单据向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发放重箱、代理收取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等事宜。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与上海重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终审民事判决书[（2019）沪民终253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部分记载，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在上述案件的二审庭审中确认，港利公司系其放箱和收款代理。本院认为：本案系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原、被告对双方之间成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原告系收货人，被告系承运人的事实均无异议。根据原、被告的诉辩主张，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应否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二、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三、原告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四、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关于原告应否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问题。本院认为，集装箱属于海上货物运输的工具，原告作为收货人和实际用箱人，负有及时归还集装箱的合同义务，其未及时归还集装箱给承运人造成损失，应予赔偿。故就涉案集装箱，原告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关于原、被告是否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的问题。原告主张，在原告提起本案诉讼前，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尚未明确，在原告提起诉讼后被告将部分押金予以退还的行为不能认为系原、被告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被告主张，港利公司接受的系原告或者原告代理人的委托，向被告的代理人上海中远集运支付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并最终申请以退还部分押金的方式结算费用，可以认为原、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本院认为，首先，就港利公司的身份问题。港利公司与上海中远集运签订有《集装箱使用协议书》，在本院向港利公司询问时，港利公司明确其系被告的放箱代理。同时，在另案[（2019）沪民终253号]中，被告确认港利公司系其放箱代理和收款代理。被告并未说明港利公司在该案中与在本案中的业务操作模式有何不同，亦未对其在两案中就港利公司的身份问题所作不同陈述给出合理解释。据此，本院认为，在涉案业务中港利公司应被认定为被告的放箱和收款代理，港利公司与被告的代理人上海中远集运结算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行为不能被认定为原、被告已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其次，目前并无证据显示原、被告已就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事实表明，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时间是2019年8月，被告的代理人上海中远集运开具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发票并将费用结算后剩余的押金退还给港利公司的时间是2019年9月，港利公司将剩余的押金退还原告方的时间是2019年10月。因此，在被告主张的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最终确定前原告已提起本案诉讼，在案也并无其他证据显示原告在起诉后对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予以认可。同时，被告收取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是以直接扣除押金的方式，并非事后出具账单向原告收取，故不能因此认定原、被告对涉案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达成一致。关于原告应向被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的问题。本院认为，原告未及时归还集装箱给承运人造成损失主要是因集装箱被占用导致承运人用箱周转发生困难，此情形通过购置一个同类型新箱即可消除，故承运人的损失至多为新箱购置价格，原告向被告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金额应以此为限。庭审中，原、被告对一个40尺高箱新箱价值以人民币30000元计算均未提出异议，故本院确定被告有权向原告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应为人民币30000元。原告实际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押金为人民币24万元，原告确认收到退还的押金为人民币116350元，故被告应向原告返还人民币93650元。关于原告的起诉是否已经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的问题。被告主张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规定，就海上货物运输向承运人要求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一年，自承运人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被告主张，涉案货物于2018年4月到港，到港后原告凭海运单向上海中远集运换取了提货单，此时货物已具备交付条件，故原告于2019年8月提起诉讼超过了法律规定的一年诉讼时效期间。本院认为，本案原告所主张的并非要求承运人赔偿损失，而是要求承运人返还超额收取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关于时效的规定并不适用于本案。同时，因集装箱超期使用费在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时尚未产生，故如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自交付或者应当交付货物之日起计算，并不合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未对此作出规定的情况下，本案应适用三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本案中，被告方与港利公司、港利公司与原告方就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结算在2019年9-10月间，此时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金额方才确定，而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系发生于各方结算费用之前，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未超过法定诉讼时效期间。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湖南恒铭进出口有限公司返还人民币93650元；二、对原告湖南恒铭进出口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773元，由原告湖南恒铭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673元，被告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2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蕾审 判 员  陈 磊人民陪审员  计文闻二〇二〇年五月六日法官 助理  朱元达书 记 员  朱元达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