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江中法民二终字第42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标琪布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定代表人：吴逊标。委托代理人：胡振国，广东国龙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罗永坤。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鹤山市德顺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鹤山市。法定代表人：刘德强，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梁立云，广东法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李宝国，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桥镇江，公民身份号码：×××3233。原审被告：吴逊标，男，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上诉人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标琪布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琪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鹤山市德顺纺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顺公司”）、原审被告李宝国、原审被告吴逊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鹤山市人民法院（2015）江鹤法龙民初字第16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德顺公司与标琪公司之间一直有棉纱纺织业务往来，德顺公司为供方，标琪公司为需方，双方交易一般为德顺公司与标琪公司的股东李宝国协商交易，由标琪公司向德顺公司下订单，德顺公司把棉纱送往均安正巧染厂，由均安正巧染厂代收后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再由均安正巧染厂交付给标琪公司。德顺公司出具《送货单》和《送货合同单》由均安正巧染厂代收，标琪公司不在《送货单》和《送货合同单》上签收。在2014年2月19日前，标琪公司以标琪公司的银行账户支付了180万元给德顺公司，标琪公司以其股东李宝国的银行账户支付了85万元给德顺公司。合共支付了265万元。2014年2月19日，德顺公司与标琪公司进行结算，并签订《协议书》一份，协议书订明：“标琪公司欠鹤山市德俊纺织厂有限公司制造加工费125786.97元及德顺公司棉纱货款2442240.78元，合计总欠款2568027.75元。双方经协商，达成协议：1、标琪公司同意补偿2013年11月至2014年1月的延迟还款利息20000元。2、2014年2月内支付68027.75元。3、剩余款项2500000元，由2014年2月起，按总欠款1%的利息支付，直到付清所有欠款。4、2014年7月起，标琪公司每月还款625000元给德顺公司，即不超过2014年10月30日还清所有款项。5、标琪公司每月25日前统一支付利息与本金给德顺公司。”等条款。德顺公司与鹤山德俊纺织厂有限公司在《协议书》上盖章确认，标琪公司的股东李宝国在《协议书》上签名并按指模。上述协议签订后，标琪公司于2014年2月24日通过银行转账偿还了88027.75元给德顺公司。后标琪公司以李宝国的账户于2014年9月7日偿还了200000元，同年10月8日偿还了200000元给德顺公司及鹤山德俊纺织厂有限公司。余款标琪公司一直没有偿还给德顺公司。德顺公司遂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标琪公司立即支付拖欠德顺公司的棉纱货款2100000元，利息从2015年3月开始计算，按每月1%计算，至全部偿还清之日止，利息为人民币63000元，利息加本金合共2163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标琪公司负担。德顺公司起诉后，于2015年6月29日向原审法院申请追加吴逊标及李宝国为本案被告，请求判令吴逊标和李宝国承担连带责任。另查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标琪布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吴逊标，投资者为：李宝国、吴结华、吴逊标。原审法院审理认为：德顺公司与标琪公司一直有棉纱业务来往，德顺公司因标琪公司拖欠其货款，诉至原审法院，故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一、关于标琪公司是否需偿还棉纱货款210000元给德顺公司的问题。德顺公司提供了《协议书》一份及《出仓单》、《送货合同单》各21份，证明标琪公司拖欠其2100000元货款。标琪公司否认2014年2月19日签订的《协议书》是其委托李宝国签订的，亦对德顺公司提供的其中各7份《出仓单》、《送货合同单》有异议。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协议书》是否有效。首先，李宝国经原审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又无提出答辩，也无出庭辨认德顺公司提供的证据，故视为其放弃答辩、举证、质证、辩证的权利，故对《协议书》上李宝国的签名及指模的真实性，原审法院予以确认。其次，李宝国是标琪公司的股东，标琪公司在2014年2月19日前委托李宝国通过李宝国的银行账户分4笔偿还了850000元给德顺公司，在签订《协议书》后亦委托李宝国通过李宝国的银行账户偿还了488027.75元给德顺公司，可见标琪公司一直有委托李宝国与德顺公司进行业务往来的交易习惯。再次，在签订《协议书》后的2014年2月24日标琪公司通过银行转账偿还了88027.75元，标琪公司对该笔转账没有异议。该笔转账的金额88027.75元，正好与《协议书》中的还款协议的第1条和第2条的总金额是相一致的，证明标琪公司以其实际行动履行了《协议书》中的还款协议的第1条和第2条的约定。最后，经原审法院核算，德顺公司提供的《出仓单》、《送货合同单》的总金额为5092240.83元，减去2014年2月19日前标琪公司偿还的2650000元，余款2442240.83元，与协议书中的标琪公司欠德顺公司棉纱货款2442240.78元基本一致。综上，李宝国身为标琪公司的股东，标琪公司一直有委托李宝国付款的交易习惯，德顺公司有理由相信李宝国是有代理权的，李宝国在《协议书》上签名的行为符合表见代理的特征，李宝国代表标琪公司在《协议书》上签名的行为有效。标琪公司在签订《协议书》后亦已在当月履行了《协议书》还款协议的第1条和第2条的约定，可见《协议书》是李宝国代表标琪公司签名的，《协议书》合法有效。现标琪公司在签订协议后仅支付了488027.75元，减去《协议书》中第1条约定的利息20000元，标琪公司实际还款468027.75元，减去偿还给鹤山德俊纺织厂有限公司的125786.97元，即标琪公司实际偿还给德顺公司342270.78元。标琪公司在《协议书》上确认欠德顺公司2442240.78元，故现尚欠德顺公司2100000元（2442240.78元-342270.78元=2100000元）。德顺公司请求标琪公司支付2100000元货款，理据充分，原审法院予以支持。至于德顺公司请求标琪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的问题，德顺公司请求标琪公司按每月1%支付逾期付款利息，未超过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四倍，《协议书》上也约定按总欠款1%支付利息，原审法院予以支持。逾期付款利息应以各期欠款金额为基数自2014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还清款日止，按每月1%计付，原审法院予以支持。二、德顺公司请求吴逊标、李宝国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德顺公司诉称吴逊标和李宝国为标琪公司的股东，标琪公司与吴逊标、李宝国的财产混同，标琪公司的法人人格已丧失，故吴逊标及李宝国应当对拖欠德顺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规定，本案中德顺公司应就吴逊标和李宝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德顺公司利益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综观德顺公司提供的《协议书》、《出仓单》、《送货合同单》及银行转账记录等证据，仅为证明标琪公司拖欠其货款，标琪公司也承认是其委托李宝国支付货款给德顺公司，该行为符合双方的交易习惯，故德顺公司未能证实吴逊标和李宝国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德顺公司的该诉讼请求理据不足，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六十条、第一百六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标琪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德顺公司支付货款2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各期欠款金额为基数自2014年3月1日起至本判决规定的还清款日止，按每月1%计付）。二、驳回德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052元（已减半收取），保全费5000元，合共17052元，由标琪公司负担上诉人标琪公司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上诉称：一、涉案《协议书》不是标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判决未全面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协议书》标琪公司从不知情，作为法定代表人的吴逊标亦从未授权任何人对外代表标琪公司签署任何协议书。从《协议书》的内容看，标琪公司或标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无签字或盖章，标琪公司公司亦从未授权任何人对公司货款进行确认。根据《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没有代表权、超越代理权的，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标琪公司一直与德顺公司协商，要求德顺公司提供采购合同及送货签收但进行对账，在此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授权任何人未经对账确认就签署任何文件。一审判决仅以涉案《协议书》上签有标琪公司股东的名字即认定属于标琪公司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明显属于认定事实的错误。二、德顺公司与标琪公司合作多年，期间标琪公司一直与德顺公司对账确认的是吴逊标，而非他人，并且德顺公司明知吴远泉并非标琪公司公司员工的情况下，仍要求他人在其单方拟好的《协议书》上签字，明显不符合善意的情形。从德顺公司提交的所有《细码单》中可以看出，其领货单位一栏均是标琪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逊标进行签名确认。由此可见，与德顺公司一直联系并且对账的是标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吴逊标。对此，德顺公司与标琪公司合作多年，完全知情。而李宝国从来没有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另外，吴远泉并非标琪公司公司员工，而是中山市文田纺织有限公司西樵办事处的业务经理。据了解，自2008年起到《协议书》签订的这段期间，其以中山市文田纺织有限公司西樵办事处业务经理的身份与德顺公司发生棉纱交易，而德顺公司则按照中山市文田纺织有限公司西樵办事处的指示发货。这也足以说明，即德顺公司至少同时与标琪公司以及文田公司发生棉纱交易，而吴远泉则是文田公司的代表而非标琪公司员工。德顺公司在明知上述情况下，仍然故意绕开标琪公司以及吴逊标，要求从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的李宝国，以及与自己存在第三方交易的吴远泉进行对标琪公司货款的确认，并在事先拟好的《协议书》上签名，主观上明显存在过错。三、一审判决忽略标琪公司提出的并无任何人签收确认的四张送货单的抗辩，直接认定全部送货单的真实性，属于严重的事实认定错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以及其他相关证据，对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作出认定。一审判决认定“标琪公司向德顺公司下订单，德顺公司把棉纱送往均安正巧染厂，由均安正巧染厂代收后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再由均安正巧染厂交付给标琪公司”（原审判决第3页第15行至第18行）错误。首先，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6—证据26共21张送货单，其中的证据13至证据18并无任何人签收。既然一审法院认定“由均安正巧染厂代收后交付给标琪公司”，那么该送货单应当有正巧染厂人员签收《送货单》为德顺公司单方制作，在没有任何人签收，亦无其他证据佐证证明标琪公司接收了该棉纱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却径行确认全部的《送货单》。那么以此逻辑，是否说明出卖人可以单方随意开具送货单据，不论交易是否实际发生也能同样承认交易事实？其次，德顺公司一审陈述只与标琪公司进行交易，并没有送货给第三人，但是从德顺公司的证据13至证据18显示，2013年7月16日的送货单据编号为0000440，接下一次送货的时间是2013年7月19日，但送货单号为0000447，如果只为标琪公司送货，为何前后的送货单号相差了6张？甚至2013年7月23日送货后到紧接的第二次送货，单号却相差了21之多？事实上，德顺公司并非只与标琪公司一方进行棉纱往来，至少《协议书》上签名的第三人吴远泉所代表的文田公司就与德顺公司发生多次棉纱往来，甚至相当一部分同样送至均安正巧染厂。第三，德顺公司所提交的证据6到证据26的送货单中，证据13到证据18的送货单，虽然与其他送货单的开出时间相隔不远，但其纸张质地、新旧程度于其他送货单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而且收货人一栏均无人签名。四、证据13至证据18的送货单期间，标琪公司只从均安正巧染厂收到一次货物，标琪公司与德顺公司货款已经全部结清，标琪公司并无拖欠德顺公司货款。标琪公司向德顺公司下订单，德顺公司把棉纱送往均安正巧染厂，由均安正巧染厂代收后进行加工处理，然后再由均安正巧染厂交付给标琪公司。这一交易过程事实上存在三方的单据，即标琪公司本身传真给德顺公司的采购单、德顺公司回转给标琪公司确认的发货单，以及均安正巧染厂提供的代标琪公司签收的确认单，标琪公司与德顺公司就是根据三方的单据来确认标琪公司实际接收的棉纱的。事实上，标琪公司早已经足额支付德顺公司全部货款，德顺公司主张的涉案货款根本就没有实际发生，标琪公司从来没有接收过涉案棉纱。标琪公司提交的证据13至证据18期间，标琪公司仅从均安正巧染厂收到过一次货物，标琪公司不应支付未收到过货物的货款，即标琪公司无需支付428652×5=2143260元货款。此外，德顺公司提交的证据64中，标琪公司实际支付的货款为88027.75元，但德顺公司将其中20000元当作利息无扣除，按68027.75元货款计算。故此，德顺公司主张的未支付货款应为2163000-20000=2143000元。需要法院注意的是，德顺公司要求标琪公司支付的货款与证据14至证据18所述货款一致，两者相差的金额仅是汇款手续费。即事实上德顺公司请求标琪公司偿还的货款为证据13至证据18所述其中的五张但的款项。遂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2、驳回德顺公司的诉讼请求；3、本案全部费用由德顺公司负担。被上诉人德顺公司答辩称：标琪公司的上诉请求和事实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另，一审法院有笔误，一审时德顺公司没有书面同意标琪公司负担的受理费在其支付款项时一并支付给德顺公司，希望二审法院进行裁定。被上诉人吴逊标未作答辩。被上诉人李宝国未作答辩。二审审理期间，标琪公司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正巧洗染服装有限公司浆染部进仓单复印件，证明正巧洗染服装有限公司收到德顺公司的货物后，会将所有货物的重量、纱织等内容传真给标琪公司，标琪公司凭该单与德顺公司结算。而德顺公司起诉的7月23日与7月25日的相同货款、相同型号、相同重量的送货单的货物，标琪公司实际上只收到过一批货物也就是7月25日这批。2、银行流水、购销订单，证明吴远泉到2014年6月都是中山文田的业务经理，这是公司给他的工资记录。他在任职期间与德顺公司和德俊纺织都有业务往来，协议书上的货款金额不排除是文田公司采购货物的未付款金额。针对标琪公司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德顺公司经质证认为：1、该进仓单没有正巧洗染服装有限公司的盖章，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都不予确认，这是标琪公司与其客户的交易往来，与德顺公司没有关联。2、对购销订单的真实性不予确认，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无异议，对两者的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而且吴远泉是吴逊标的父亲，吴远泉与李宝国是表亲关系，德顺公司一直与吴远泉与李宝国有买卖关系。本院对标琪公司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经审查认为：上述证据均是在一审审理期间可以提交而未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一条关于二审程序中新证据的规定情形，本院对上述证据不予采纳。经二审审理，本院对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依法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属买卖合同纠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三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的规定，结合当事人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是：标琪公司是否应当向德顺公司支付尚欠货款2100000元。标琪公司上诉称2014年2月19日的《协议书》并非真实的，因德顺公司提交的《细码单》显示领货人是吴逊标而非其他人，故德顺公司要求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的股东李宝国对账签名，并非标琪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此，本院认为，首先，《细码单》是鹤山德俊纺织厂有限公司与标琪公司的交易单据，并非德顺公司与标琪公司的交易单据，不能据此推定与德顺公司联系对账的人即是吴逊标。其次，标琪公司一、二审均确认李宝国是其公司股东，李宝国在《协议书》上签名的行为属于履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归属于公司。并且，结合案件查明的事实，在签订涉案《协议书》之前以及签订之后，德顺公司均有收到通过李宝国的银行账户支付的标琪公司的货款共计1338027.75元。故在《协议书》上签名的另一人吴远泉是否为标琪公司的员工并不影响李宝国签名确认这一行为的性质。因此，原审法院认定涉案《协议书》合法、有效正确。标琪公司称在德顺公司提交的送货单中2013年7月13日至7月25日的送货单无人签收，而其只收到其中一笔货物，故其与德顺公司货款已结清，无需再支付货款。因涉案《协议书》载明的标琪公司尚欠德顺公司2442240.78元货款是对涉案交易的所有送货单经对账后减去标琪公司已支付的款项而形成的，该数额已包含上述无人签收的送货单的数额，德顺公司主张的货款并非是标琪公司所称截取其中某一阶段的送货单计算出的数额；且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标琪公司的该项主张，故其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标琪公司关于涉案《协议书》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以及其与德顺公司已结清货款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法院判决标琪公司应当向德顺公司支付尚欠货款2100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正确，本院予以维持。综上所述，上诉人标琪公司的上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处理恰当，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4104元，由佛山市南海区西樵标琪布业有限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李 海审 判 员  刘邦中代理审判员  刘 蕊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记 员  陈月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