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7）新民申1511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杨军伟，男，1978年9月9日出生，汉族，无固定职业，现住乌鲁木齐市。委托诉讼代理人：吴仲勇，新疆国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新民路2号。负责人：文德明，该分行营业部总经理。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长春路支行，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长春路1118号。负责人：潘伟东，该支行行长。以上二被申请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玉琳，女，该分行法律部职员。以上二被申请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柴俊，男，该分行法律部职员。原审第三人：谭明敏，男，1985年5月23日出生，回族，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原职员，住乌鲁木齐市。再审申请人杨军伟因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工行新疆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长春路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长春路支行）及原审第三人谭明敏借记卡纠纷一案，不服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民初17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军伟申请再审称，原审法院认定”在本案借记卡内资金的交易过程中，未见被告存在违规操作或审核验证客户身份存在过错及疏漏问题，原告涉案的所有交易内容均系正常网上银行交易的结果。因此，在本案原告自行掌握网银登录名称、密码、U盾及电子密码器等信息识别手段的情形下，其要求被告承担正常资金转账所产生的资金损失无事实依据。”系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一）2014年6月30日，杨军伟向工行长春路支行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卡号×××），并签订了《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远程委托范围协议》和《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专享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同时，工行长春路支行出具《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权益须知》，双方建立存储合同关系。合同约定，第三人谭明敏为杨军伟的财富顾问。2014年9月23日第三人谭明敏向杨军伟推介理财产品，称该产品为工行内部的理财产品，保本保息，钱不转出银行，随时支取，并于当日从杨军伟账户中转出500万元。第三人谭明敏又于2014年12月12日、2015年2月7日、2015年3月13日、2015年3月24日，分别从杨军伟账户中转出500万元、1400万元、500万元、76万元（上述金额在《理财账户历史明细清算单》中均载明为”银转”）。截止2015年6月29日，第三人谭明敏从杨军伟账户中转出金额累计3660万元，转入15994029.5元，给申请人杨军伟造成本金损失共计20605970.5元。第三人谭明敏的推介、承销、资金划转行为代表工行新疆分行，应视为工行新疆分行、长春路支行的行为。第三人谭明敏代表工行新疆分行、长春路支行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保证客户资金安全和信息保密的义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六条”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中国工商银行（评价、网点）借记卡章程》第十七条”发卡银行依法对持卡人的信息承担保密义务，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向任何单位或个人披露。.....”的规定、郑国军的证人证言及《证明》、昌吉市金荣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证明》等证据可以证实，工行新疆分行为了控制客户资源，收取高额交易费，由第三人谭明敏在杨军伟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昌吉市金荣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荣公司）以杨军伟的名义开立了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亚公司）账户（账户预留的电邮、手机号等联系方式均为第三人谭明敏个人的，以下简称泛亚理财账户）。杨军伟在工行长春路支行的银行账户资金中转入泛亚理财账户中的3660万元的所有交易指令均由第三人谭明敏在其不知情情况下向泛亚公司的授权机构（ID:0671）金荣公司发出。第三人谭明敏认可未经杨军伟同意以其名义开立泛亚理财账户，且也认可开户后的账户密码、资金密码、协议书、风险告知书未交给杨军伟。第三人谭明敏通过掌握杨军伟的网银登录密码，将杨军伟的资金从工行账户中转出违反了保证客户资金安全和信息保密义务，直接给杨军伟造成了资金损失。另，杨军伟开通的网银的单笔支付限额为500万元。但是2015年2月17日，第三人谭明敏将其账户中的1400万元转出，显然超出杨军伟网银的单笔500万元支付限额，明显表明工行新疆分行在资金转出中保护客户资金安全中存在漏洞，亦是造成资金损失的主要原因。（二）第三人谭明敏代表工行新疆分行在推荐泛亚理财产品时在客观上违反推介义务及信息披露、风险揭示义务。1.依据《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三十三条”对于市场风险较大的投资产品，特别是与衍生交易相关的投资产品，商业银行不应主动向无相关交易经验或经评估不适应购买该产品的客户推介或销售该产品。客户主动要求了解或购买有关产品时，商业银行应向客户当面说明有关产品的投资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基本知识，并以书面形式确认是客户主动要求了解和购买的产品。”、2014年6月30日双方签订《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权益须知》第四条第二款”保守型：指无投资经验，风险偏好极低，能承受很低风险的投资者，适合投资以保本为主的投资工具。”、《工商银行产品风险评级说明》中”PR1级，产品保障本金，针对经工商银行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为保守型的客户。”及《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商业银行应按照符合客户利益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原则，审慎尽责第地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等规定可以看出，即使双方成立泛亚理财产品推介事实成立，也因将”不保障本金，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产生较大影响，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复杂性。”的泛亚理财产品推销给杨军伟，违反谨慎的推介义务。2.依据《商业银行理财产品销售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及2014年6月30日双方签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私人银行客户专享理财产品销售协议书》第五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银行在推荐理财产品时，除应将该产品的实际投资资产种类、投资品种、投资比例、销售额、托管费、投资管理费和客户收益等信息予以充分披露外，还应将风险揭示给购买人，并送达书面的《产品说明书》和《风险告知书》，但第三人谭明敏在推介时未将上述信息予以披露，且未将《产品说明书》、《风险告知书》等送达，违背了信息披露及风险揭示义务。（三）第三人谭明敏为违法理财产品（泛亚理财产品）提供承销、划转服务，是造成杨军伟资金损失的又一重要原因。依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的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为违法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提供承销、开户、托管、资金划转、代理买卖、投资咨询、保险等服务；已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要及时做好自查自清，做好善后工作”。泛亚贵金属理财属于未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门批准的理财产品，属于违法的理财产品。在银监会已经通知要求各商业银行停止泛亚交易、提示风险的情形下，工行新疆分行仍为泛亚贵金属理财产品提供承销服务，提供资金划转，并收取手续费。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第六项规定，申请再审。工行新疆分行及中行长春路支行提交书面意见称，（一）杨军伟未对一审法院的判决进行上诉，其对一审判决提出的再审申请应不予审查。（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杨军伟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1.杨军伟的借记卡内各项交易均是杨军伟在网上银行自助完成，作为开户行的工行长春路支行已履行审核义务，属于正常交易行为。2.工行新疆分行已经按照理财合同尽到必要的告知义务，杨军伟明确知悉交易内容。从杨军伟的银行卡明细与95588短信明细中可以看出，杨军伟长期在工行新疆分行购买理财产品，对理财产品的购买流程以及方式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杨军伟购买工行发行或代理的理财产品，会收到工行短信。购买工行理财产品在95588短信提示中，标注”私理”、”理财购买”的字样，而杨军伟于2014年9月23日收到的95588短信提示的内容为：”你尾号4555卡23日13：14工商银行支出（银转）500万元，余额19550.49元。”并未有私理或理财购买，杨军伟应该知道该业务不属于理财产品。对此，工行新疆分行已经进行了告知，履行告知义务。杨军伟在工行新疆分行明确告知的情况下，将前两笔500万元资金转出后，三个月后均”出金”，且获得了受益，说明杨军伟清楚地知道涉案交易用于购买了第三方金属交易所的产品。在2014年9月23日和2014年12月12日，杨军伟在工行信使告知其交易信息的情况下，仍多次反复进行银转和出金交易，证明杨军伟仍在不断验证投资的回报，亦证明杨军伟明确知晓资金的投资方向，即该产品非银行理财产品。杨军伟自主投资产品，应自行承担投资行为的后果。3.杨军伟与工行新疆分行及长春路支行之间未形成委托理财关系，工行新疆分行及长春路支行并未对涉案产品进行推介，更不存在违反适当推介义务。涉案理财产品中涉及的涉案资金仅是从银行账户中转移到了其在第三人所开立的户名为杨军伟的资金账户中，由杨军伟进行自主交易，并未委托工行进行经营和管理，双方不存在委托理财的法律关系，亦不存在推介的问题。涉案的银商银权业务发生时，相关金属交易所的业务经过政府批准。该结算业务并未被事发机关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属于正常业务范围。工行长春路支行按照杨军伟的电子指令对其账户资金进行结算不违反法律规定。（三）杨军伟所谓损失与工行新疆分行及长春路支行无关，其主张的损失应归于泛亚事件专案统一处理。1.涉案资金转出后全部投入泛亚公司，投资后的资金管理方为泛亚公司。工行无法参与和控制杨军伟在第三方的投资行为。杨军伟投资泛亚产品，仍有份额存在，有对应的质押物存在，没有证据表明其出现损失，即使有损失也与工行无关。2.杨军伟涉案的银商银权业务发生时，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的交易业务系经政府核准，该资金结算业务并未被司法机关认定为违法犯罪行为。现由于泛亚公司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对泛亚公司进行立案侦查，法院暂不受理该类民事诉讼，相关纠纷正在公安部的统一安排下进行集中处理。因此杨军伟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申报权利，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通过合法途径挽回损失。3.非法集资案件所涉的赔偿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范围。2014年3月25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第七条规定，”案发后涉案财物由查封、扣押、冻结机关予以处置，有关单位和个人就此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执行的，法院不予受理。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线索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进入实体审理阶段的，应当驳回诉讼请求。”综上，杨军伟的再审申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依法驳回。本院经审查认为，《中华人民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两审终审制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当事人如认为一审判决错误的，应当提起上诉，通过二审程序行使诉讼权利。即当事人首先应当选择民事诉讼审级制度设计内的常规救济程序，通过一审、二审程序寻求权利的救济。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可能出现的重要错误而赋予当事人的特别救济程序。如在穷尽常规救济途径之后，当事人仍然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的，其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这充分说明，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救济机制的力度应与救济的必要性相适应。对于无正当理由不利用（不上诉）或未有效利用（上诉撤回含按自动撤回上诉）通常的救济机制时，一般不应再为其提供特殊的救济机制，否则将变相鼓励或放纵不诚信的当事人滥用再审程序，超越处分权的正当性边界，从而使得特殊程序异化为普通程序。这不仅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和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严重损害了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及法律关系的稳定，更是与两审终审制基本原则相悖。只有在当事人确系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能获得二审救济程序，且满足法定再审事由时，才允许对该生效裁判进行再审审查认定。本案中，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后，杨军伟虽在法定时间内提出了上诉，但其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间预交上诉费，说明其接受一审裁判认定的事实及结果。在放弃了通过二审的正常程序寻求救济后，杨军伟不得再次通过再审程序获得救济。故本院对杨军伟的申请再审事由依法不予审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杨军伟的再审申请。审 判 长 彭英琪审 判 员 张 斌审 判 员 伊 利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法官助理 邵 颢书 记 员 黄玲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