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运输第一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7）粤7101行初625、627、631、633、634号原告（625号案）：王志平，男，汉族，1954年10月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增城市。原告（627号案）:汤泽均，男，汉族，1955年9月14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增城市。原告（631号案）：周灶森，男，汉族，1955年11月29日出生，住址广州市增城区。原告（633号案）：何民裕，男，汉族，1955年4月3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增城市。原告（634号案）：杨振华，男，汉族，1955年7月6日出生，住址广东省增城市。五原告诉讼代表人：王志平。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广州市增城区挂绿路25号。法定代表人：许志忠，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小珍，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贺从华，广东民诚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志平、汤泽均、周灶森、何民裕、杨振华不服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关于王志平等五位同志信访问题的函复》，于2017年1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年2月3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3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王志平、汤泽均、周灶森、何民裕、杨振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副调研员黄志雄作为负责人、委托代理人陈小珍、贺从华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志平的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函；二、要求被告给予原告在增城区二轻金属制品厂的19年工龄计算为退休工龄，与原告自购15年工龄合并计算34年工龄养老保险待遇。原告汤泽均的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函；二、要求被告给予原告在增城区二轻金属制品厂的19年工龄计算为退休工龄，与原告自购15年工龄合并计算34年工龄养老保险待遇。原告周灶森的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函。二、要求被告给予原告在增城区二轻金属制品厂的20年工龄计算为退休工龄，与原告自购15年工龄合并计算35年工龄养老保险待遇。原告何民裕的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函。二、要求被告给予原告在增城区二轻金属制品厂的20年工龄计算为退休工龄，与原告自购15年工龄合并计算35年工龄养老保险待遇。原告杨振华的诉讼请求：一、判令撤销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函。二、要求被告给予原告在增城区二轻金属制品厂的17.9年工龄计算为退休工龄，与原告自购17.5年工龄合并计算35年工龄养老保险待遇。事实与理由：原告因被告对原告在增城区（原称县）二轻金属制品厂的工龄不予计算，给予退休养老保险待遇的少计了工龄。原告在增城县劳动局的安排下，到县属集体所有制增城县二轻局力车厂当学徒工人，一直在同一岗位工作了20余年。在此工作期间，听从领导安排，在厂车间岗位技术高超，刻苦耐劳，每月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听从领导安排派遣，特别在防洪捡险、扑灭山火、修筑水库、下乡支农、填海造河等方面表现出色。80年代后，由于体制改革，由原来的力车厂改为金属结构厂，其业务由原来制造力车产品改为市场承接金属制品工程，由于市场金属结构工程竞争激烈，工程量减少，工人开工不足，后来开大会时厂长宣布大部分工人在家待工，待工期间原告是没有工资和福利的。此外，工厂还要原告交纳每月30元的社会统筹金，并告知如三个月内拒缴社会统筹金的作除名处理。原告在大海茫茫求生存已经是非常艰辛，还要向单位交纳30元的社会统筹金，当时30元数额等于在职时月工资五分之二。原告起初交了几个月，后来无法承受每月30元而中断交纳统筹金，就这样工厂简单地将原告多人除名了。原告被被告知除名后，作为底层工人，无力抗争，加上除名不除名都是无工资无福利，所以当时就没有抗争，厂里的一帮人将原告等多人简单除名是违法和没有理由的。就这样，原告把人生中的第一个20年献给了企业和社会。在待工无望，又被除名后，原告只好再重新社会中寻找工作，维持生计，在后段工作时，根据国家社保政策，原告王志平、汤泽均、周灶森、何民裕自购养老社保15年,原告杨振华自购养老社保17.5年工龄。原告到60周岁办理退休时，社保局不承认原告轻金属结构厂的工龄，原告退休金就变得少得可怜了，扣除医保等费用470元后就剩下无几。在这物价奇高的时代，这微薄的退休金，不够原告基本生活费。原告等人年老体弱，加上病痛缠身，风烛残年，生活十分艰苦。4、原告坎坷的经历和不多余的话：原告的年代经历了文革后期，上山下乡、晚婚晚育、计划生育、企业体制改革、自由职业。党中央和政府每一次号召，原告都是无怨无悔的，但每一次改革原告都总是受伤者，社会边缘者和社会遗忘者。值得注意的是，（1）当年原告被劳动局安排入工厂工作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被安排入工厂工作时，原告的兄弟姐妹都要上山下乡务农，生活比原告还要艰苦，所以原告所发工资时都要拿一点来资助弟兄。（2）党和政府号召晚婚晚育和计划生育，原告听从党和政府的话，如实做到了。可是企业体制改革，原告被除名了。有了开放改革的成果，党中央和政府不能遗弃原告。（3）为妥善和公平对待原告此类孤寒困苦的人类，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关于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及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若干政策规定》。这规定是根据国家规定，广东省规定、广州实际作出的政策，也就是法律法规的结论，有关部门应依照该法律法规将原告青壮年时为社会贡献的年限计算为退休工龄，加上原告自购工龄，合并计算原告的退休养老保险待遇。（4）但被告无视上述法律政策规定，运用了自相矛盾的推理逻辑，用逻辑思维判断社会问题，不管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也不会去考虑社会是否能够接受，被告明知道不对，却也不在乎。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辩称，5名原告是在1992年7月之前被二轻金属厂除名的。根据劳动部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问题的请示”的复函（劳办发[1995]104号)第3点明确指出：关于除名职工连续工龄计算时效的溯及力问题，我们的意见，应从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费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原告在养老保险规定实施之前就已经被除名，其在二轻金属制品厂的工作时间不应当计算为连续工龄。被告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的函复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经审理查明，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为市属国有企业。原告王志平，1970年3月进入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工作，1989年6月8日被该厂除名。原告王志平于2011年8月9日申请办理早期离开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人员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审核，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11年8月30日作出审核意见，确认王志平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为18年10个月，原告王志平于2011年10月8日办理了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3年5个月。原告汤泽均，1971年10月进入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工作，1990年10月8日被该厂除名。原告汤泽均于2007年11月11日申请办理早期离开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人员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审核，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07年12月6日作出审核意见，确认汤泽均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为19年，原告汤泽均于2008年1月15日办理了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15年。原告周灶森，1971年10月进入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工作，1991年11月20日被该厂除名。原告周灶森于2007年11月11日申请办理早期离开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人员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审核，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07年11月12日作出审核意见，确认周灶森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为20年，原告周灶森于2007年11月26日办理了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15年。原告何民裕，1970年3月进入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工作，1990年12月被该厂除名。原告何民裕于2008年1月24日申请办理早期离开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人员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审核，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08年1月24日作出审核意见，确认何民裕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为19年8个月，原告何民裕于2008年1月25日办理了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7年。原告杨振华，1971年10月进入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工作，1989年6月8日被该厂除名。原告杨振华于2007年11月19日申请办理早期离开市属国有集体企业人员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审核，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2007年11月22日作出审核意见，确认杨振华在企业的工作年限为17年9个月，原告杨振华于2007年11月26日办理了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年限17年9个月。原告王志平、汤泽均、周灶森、杨振华及原告何民裕分别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12日向被告递交材料，要求补计退休工龄。被告的信访部门分别于同日受理该申请并出具《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2016年11月28日，被告出具《关于王志平等五位同志信访问题的函复》，认定原告王志平、杨振华、汤泽均、周灶森、何民裕分别于1989年6月8日、1989年6月8日、1990年10月8日、1991年11月20日、1990年12月被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除名，其在该厂工作期间的工作年限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五原告不服，提起本诉。被告对该函复的送达情况未能做说明，亦未能提交送达资料。五原告称2017年1月16日收到上述函复。另查明，五原告曾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履行对其前述信访事项作出处理的法定职责。本院依法立案受理。后五原告向本院申请撤诉，本院依法准许。以上事实，有五原告的原始档案资料、增人社函[2016]479《关于王志平等五位同志信访问题的函复》、信访事项受理告知单等证据证实，原、被告亦当庭陈述在案。本院认为，涉案《关于王志平等五位同志信访问题的函复》虽名为信访函复，实质是被告对五原告申请的五原告在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工作期间是否计算为连续工龄及视同缴费年限的审核与确认，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原告不服该函复提起本诉，属于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纠纷。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负责辖区公民社会保险办理与保险待遇支付的行政机关，具有对原告工作年限是否确认为连续工龄及视同缴费年限的法定职权，为本案适格被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1998年7月1日前（不含本日），被保险人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年限计算为缴费年限。国有和县级以上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原干部和固定职工，在当地实施《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前，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粤府[1993]83号《广东省职工社会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第十一条规定：“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按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积累计算，不按规定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或中断缴费的时间，不计算为缴费年限。本规定实施前已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年限计算为缴费年限。全民所有制和县以上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职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前按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同缴费年限。”劳办发[1995]104号《劳动部办公厅对“关于除名职工重新参加工作后工龄计算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第3条规定：“关于除名职工连续工龄计算时效的溯及力问题。我们意见，应从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因此，能够认定为视同缴费年限的必须是能够按照国家原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且被除名职工的连续工龄的起算时间应以各地实行职工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作为除名职工计算连续工龄的起始时间。本案中，五原告均在本地实行职工个人缴费时间之前已被原工作单位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除名，其在原工作单位的工作年限未能符合计算连续工龄的要求。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前述规定认定五原告在广州市增城县金属制品厂工作期间不能计算为连续工龄无法视同缴费年限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五原告对其除名事实予以认可，但主张被除名并非其个人过错，应适用辞职或辞退认定为连续工龄，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行政程序的合法性问题，被告分别于2016年8月22日、2016年9月12日收到五原告的申请材料，于2016年11月28日作出《关于王志平等五位同志信访问题的函复》。五原告主张被告是在原告起诉被告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后，才作出的案涉函复，且五原告是在2017年1月16日才收到函复。因被告在诉讼程序中未提交案涉函复的送达回证或其他送达资料，未能举证证明其行政程序的合法性，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应当认定为程序违法。考虑到被告程序违法轻微，该违法不影响实体处理的合法性，对原告实体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故本院不予撤销被告作出的案涉函复，但对该函复确认违法。五原告要求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给予原告在增城区二轻金属制品厂的工龄计算为退休工龄，与原告自购工龄合并计算养老保险待遇的主张，属于被告依职权审核的范畴，不属于行政审查的范围，本院不予处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确认被告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增人社函[2016]479号《关于王志平等五位同志信访问题的函复》违法。（2017）粤7101行初625、627、631、633、634号案件诉讼费各50元，由广州市增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审 判 长  汤 倩人民陪审员  周小燕人民陪审员  李月桂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书 记 员  余 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