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民 事 裁 定 书(2015)海民初字第3368号之一原告：刘兴华，女，1974年12月28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杰，福建方与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胡东杰，男，1987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双进、廖加雅，福建友通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陈国富，男，1984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第三人：谌小宁，男，1991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红、林慕清，福建闽台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兴华与被告胡东杰、第三人陈国富、谌小宁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本案的审理须以其他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于2015年10月28日裁定中止诉讼，于2016年7月1日恢复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月9日、3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第一次庭审时，原告刘兴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杰，被告胡东杰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颜双进、廖加雅，第三人陈国富，第三人谌小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红、林慕清到庭参加诉讼。第二次庭审时，原告刘兴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春杰，被告胡东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廖加雅，第三人谌小宁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秋红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国富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兴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胡东杰立即返还刘兴华25万美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全款付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2、判令第三人陈国富、谌小宁对胡东杰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胡东杰与刘兴华系网络认识的朋友。胡东杰自称是“凯基证券”的VIP客户经理，劝说刘兴华在其处投资可获得较大收益。胡东杰让刘兴华在“凯基证券”网站下载申请表格并传真给他，并要求刘兴华将款项汇到宇鑫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宇鑫公司）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账户：16×××38/SA-USD。刘兴华先后于2014年5月16日及2014年5月21日通过“BANKWEST”银行转账25万美元到该公司账户。刘兴华将款项汇出后一段时间，胡东杰还不时向刘兴华报告收入情况，可于2014年6月20日起却无法联系。胡东杰也是宇鑫公司的客户，其向宇鑫公司称其朋友要将资金转到内地家庭。宇鑫公司凭客户胡东杰的指示，于2014年5月15日将刘兴华的资金12.5万美元汇入陈国富在厦门建行嘉禾支行开立的、账户号为62×××89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5月23日将刘兴华资金12.5万美金汇入谌小宁在厦门建行开立的、账号为62×××70的银行账户。现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胡东杰辩称，一、刘兴华主张其与胡东杰之间存在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与客观事实不符。1、胡东杰从不认识刘兴华，也没有与刘兴华有过任何联系，更没有以“凯基证券”VIP客户经理的名义向刘兴华介绍过投资项目。在刘兴华起诉所称的转款的一系列过程中，其对于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如此信任，对于所谓的投资项目仅凭电话沟通，未加调查核实就直接付款，明显有违生活常理。刘兴华未提供任何关于其与胡东杰之间建立金融委托理财合同关系的证据，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刘兴华主张的法律关系不能成立。2、胡东杰并非是宇鑫公司的客户，并未向宇鑫公司提供过身份证复印件及详细资料，也未和宇鑫公司签订过任何合同，更没有通过电话方式向宇鑫公司的员工刘慧娜作出过任何指示。刘慧娜在所谓证词中陈述仅凭胡东杰的电话指示就收款并转账，也与生活常理不符。二、胡东杰名下账号为32×××78的建行账户，是应案外人ＸＸ清的要求于2013年2月28日开设的。当时ＸＸ清称自己的身份证未带在身上，请求胡东杰帮忙开设一个银行账户用于外汇交易。胡东杰开设前述银行账户及网银后，就将银行卡和网银盾借给ＸＸ清使用，至今ＸＸ清仍未返还。从前述银行账号的交易明细可见，在收到二名第三人的银行转账后，相应款项均于当日就全部转账至ＸＸ清名下的账户。因此，即使刘兴华的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的款项流转顺序，由于款项最终流向了ＸＸ清，胡东杰自然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综上，请求驳回刘兴华的诉讼请求。第三人陈国富述称，案外人ＸＸ清是陈国富的表哥。ＸＸ清说要一张银行卡，陈国富就办了一张给他。银行卡是建行的，卡号忘记了，是两年前的事情。当时办出来直接寄给ＸＸ清了。其他的事情都不知道。第三人谌小宁述称，一、谌小宁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刘兴华对谌小宁的起诉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应予以驳回。二、尾号为3710的银行卡的实际使用人不是谌小宁本人。该银行卡开卡后，谌小宁的老乡李小涛要用卡，谌小宁便将该银行卡借给李小涛使用。因此关于这期间银行的流水记录、资金往来，谌小宁不知晓。同时，根据该卡的银行流水，可以知道转入的所有的款项均于当天转至被告胡东杰的银行账户。此外，从该卡的银行流水看，与刘兴华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资金往来。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本院组织了证据交换及开庭质证。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根据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刘兴华于2014年5月16日汇出澳元135795.76元，于2014年5月21日汇出澳元137211.86元。刘兴华陈述，前述澳元款项共折合25万美元，均汇入了宇鑫公司账户。就前述汇款，刘兴华庭审陈述：刘兴华是通过网络认识一个自称是“柯国权”的人，双方交流后熟悉，有些感情恋爱的因素，但其实没有见面。双方交流后，刘兴华就相信“柯国权”，“柯国权”称“凯基证券”投资可以挣钱，刘兴华因信任“柯国权”，把钱转到了宇鑫公司的账户。二、刘兴华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起诉“柯国权”及宇鑫公司（案件编号：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诉讼编号2014年第1337号）。刘兴华陈述，其在该案起诉就是要求“柯国权”及宇鑫公司返还案涉款项。在该上述案件审理中，宇鑫公司的职员刘慧娜代表宇鑫公司作出誓词，陈述：1、指示作出两次相关汇款的人士是现居于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东孚镇角美村五组的胡东杰，其为中国身份证）的持有人；胡东杰自大约2013年5月起即为宇鑫公司的客户。2、宇鑫公司的货币服务运营商执照允许宇鑫公司在无特定运营场所的情况下运营货币活动，例如：（1）上门服务；（2）在客户办公室会见客户；或（3）使用移动电子装置进行交易。宇鑫公司主要通过使用移动电子装置进行交易的方式运营货币服务。3、于2014年5月7日当天或前后，刘慧娜接到来自胡东杰的电话，询问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并将款项汇转至中国内地的外汇和汇款服务的相关事宜。胡东杰告诉刘慧娜，胡东杰的朋友想将两笔美元款项汇转至中国内地，并将该等款项兑换为人民币。刘慧娜向胡东杰询问了汇款来源和金额，胡东杰告诉刘慧娜，该等款项是他在海外工作的朋友的收入，而他的朋友想将该等收入汇转回中国内地的家中。4、于2014年5月15日当天或前后，胡东杰通过电话告知刘慧娜，他的朋友已将一笔金额大约为125000美元的款项汇到宇鑫公司的账户，并让刘慧娜查看确认。2014年5月16日，宇鑫公司确认，一笔金额大约为125000美元的款项（扣除银行收费后，实际金额为124964.60美元）已付至宇鑫公司的账户。刘慧娜通过短信告知胡东杰此情况。胡东杰向刘慧娜发送了一条短信，并指示宇鑫公司将款项汇转至陈国富在厦门建行嘉禾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89”的银行账户中。汇率大约为6.24，因而一笔金额为人民币779779元的款项根据胡东杰的指示被安排付至陈国富的上述账户中。5、于2014年5月23日当天或前后，胡东杰打电话让刘慧娜确认，宇鑫公司是否已收到另一笔金额大约为125000美元（扣除银行收费后，实际金额为124964.60美元）的汇款。在刘慧娜向胡东杰确认收到所述款项后，胡东杰向刘慧娜发送了一条短信，并指示宇鑫公司将款项汇转至谌小宁在厦门建行开立的、账号为“62×××10”的银行账户中。汇率大约为6.23，因而一笔金额为人民币778530元的款项根据胡的指示被安排付至谌小宁的上述账户中。6、在两次汇入汇款通知中均有明确提述“汇给家庭”。7、如上所述，第一笔汇款的受益人是现居于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界山镇东张村东张1号的陈国富，其为中国身份证（号码：）的持有人。第二笔汇款的受益人是现居于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湛田乡新田村新田二组的谌小宁，其为中国身份证（号码：）的持有人。陈国富，以及谌小宁，在过去的所有关键时间并且现在仍与宇鑫公司和/或YanYoumei女士不熟，亦不以任何方式与宇鑫公司和/或YanYoumei女士有关联。陈国富、谌小宁的身份证复印件仅就此交易供宇鑫公司作记录。8、鉴于有外汇限制，上述两笔汇款须通过第三方中介机构安排。就第一笔汇款而言，于2014年5月19日金额为124964.60美元的款项通过网上银行被汇转至中介机构的账户，即宏太商业有限公司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开立的账户。宏太商业有限公司继而安排将金额为人民币779779元的款项付至陈国富的上述账户。经前述中介机构口头确认款项已付后，刘慧娜向胡东杰核实，胡东杰向刘慧娜口头确认陈国富已经收到上述款项。就第二笔汇款而言，金额分别为74926.60美元和50000美元的款项通过网上银行分别被汇转到两个中介机构的账户中，即CaibaotongTradingCo，Limited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开立的账户及江阴海澜嘉烨国际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开立的账户。CaibaotongTradingCo，Limited和江阴海澜嘉烨国际继而安排将总额为人民币778530元的款项付至谌小宁在中国内地的所述账户中。经上述中介机构口头确认款项已付后，刘慧娜向胡东杰核实，胡东杰向刘慧娜口头确认谌小宁已收到所述款项。9、就中介机构向陈国富和谌小宁所作的汇款而言，由于该等汇款行为由中介机构进行，因而宇鑫公司没有该等汇款的付款记录。但是，如上所述，胡东杰向刘慧娜确认，上述两位中国人均已收到所述款项，因此刘慧娜充分相信中介机构已适当执行了指令。三、刘慧娜在作出的上述誓词中提述了有关证物，包括胡东杰的身份证复印件及胡东杰详细资料截图、陈国富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谌小宁的身份证复印件。四、宇鑫公司在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开立的、账号为16×××38/SA-USD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5月16日收到刘兴华汇入的款项124964.60美元（指令金额124973美元，手续费8.40美元），于2014年5月21日收到刘兴华汇入的款项124964.60美元（指令金额124973美元，手续费8.40美元）。该两笔汇款所附的“附加说明”均载明“汇给家庭”。陈国富在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嘉禾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89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5月19日收到案外人施双雅汇入的款项人民币779729元，前述款项进入陈国富账户后，随即于当日分两笔（金额分别为人民币500000元、279729元）转账至胡东杰账户。谌小宁在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同安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10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5月23日收到案外人蔡艺敏汇入的款项人民币778530元，前述款项进入谌小宁账户后，随即于当日转出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00000元、478500元）至胡东杰账户。胡东杰在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城市建设支行开立的、账号为62×××78的银行账户于2014年5月19日收到陈国富汇入的两笔款项，金额分别为人民币500000元、279729元；同日，该账户转出两笔款项给案外人ＸＸ清，金额分别为人民币500000元、279700元。2014年5月23日，胡东杰的前述账户收到谌小宁汇入的四笔款项，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00000元、478500元、2000元、10元；同日，该账户转出两笔款项给案外人ＸＸ清，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60500元、420000元。五、关于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起诉“柯国权”，刘兴华庭审陈述，“柯国权”是一个在网络上交流的人名，实际是谁不清楚；刘兴华在香港起诉后，根据宇鑫公司的陈述，认为“柯国权”就是胡东杰。胡东杰庭审陈述，不认识刘兴华，从来没有与刘兴华联系过；不认识一个叫“柯国权”的人，也没有以“柯国权”的名义对外交往；胡东杰不是宇鑫公司的会员，与宇鑫公司从来没有业务关系，本案之前从来没有联系过；本案发生后，刘慧娜有来厦门当面询问胡东杰款项的去向，只有那次联系；此前没有打过电话、发过短信给刘慧娜。六、谌小宁主张根据刘兴华的陈述及有关证据，本案已达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请求将本案移送厦门市公安局经侦部门侦查。本院认为，刘兴华虽然以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本院，但其并未举证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其与胡东杰之间成立或存在委托合同关系。刘兴华自认是与自称“柯国权”的人交流后汇出款项“投资”，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显然不存在所谓的“投资”项目，“柯国权”或以“柯国权”名义促使刘兴华汇出款项的人员存在诈骗嫌疑，可能涉嫌构成犯罪。而是否确实存在“柯国权”此人或者何人以“柯国权”名义让刘兴华汇出款项以及有关款项的最终去向等都有赖公安机关予以侦查查明。因此，本案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综合上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刘兴华的起诉。如不服本裁定，原告刘兴华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胡东杰、第三人陈国富、谌小宁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基周人民陪审员  张 伟人民陪审员  黄定妹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许 晔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