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391民初1547号原告：深圳前海元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入驻深圳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邹全，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欢，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彬，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住。住所地：深圳市南山区北环路与深云路交汇处智慧广场**708织机构代码689440742。法定代表人：黄婷，执行董事兼总经理。被告：涂国身，男，汉族，1965年9月27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大鹏新区。被告：李志群，女，汉族，1970年9月20日出生，身份证住址深圳市大鹏新区。上列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上列三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永敬，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深圳前海元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汇志公司）、被告涂国身、被告李志群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在2017年6月1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10月25日、2020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期间还在2019年10月12日进行了一次专项听证。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欢、武彬，三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王永敬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赔偿原告信托本金损失5000万元（为人民币，下同）；2、判令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赔偿原告信托收益损失1419444.44元（以50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4%，自2017年3月21日计算到2017年6月2日，实际计算到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支付原告从2017年6月5日起逾期付款违约金（以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欠付的信托本金、收益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到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令被告涂国身、李志群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6年10月26日，原告作为委托人与案外人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宝信托）签订了《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计划信托合同》（以下简称《信托合同》），原告作为一般受益人认购该信托合同下第4期5000万元份额，投资于招商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定向资管计划。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以其持有的1139万股中安消股票（ST中安，股票代码：600654）限售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形式进行融资。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融资金额1.75亿元，期限24个月（自从2016年10月27日到2018年10月27），预警线为120%，最低线为110%。同时，原告作为委托人，授权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资管公司）与资金融入方即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签订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以下简称《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该协议第29条约定：待购回期间，交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交易履约保障预警线和最低线时，被告中恒汇志公司须按约定采取履约保障措施，提前购回或补充质押交易。为确保投资安全，原告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2016年10月26日另行签订了《差额补足协议》，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承诺作为《股票质押回购协议》融资人无条件承担补仓责任，同时承诺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为原告在信托合同项下作为一般受益人的预期信托利益提供差额补足。其中协议第1条约定的是补仓时间；第2条约定的是提前进行股票解质押的触发条款；并约定如果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没有按照约定的方式和金额承担补仓责任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应赔偿原告为此造成的损失，且每逾期一日按未付款的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赔偿金。此外，被告涂国身在2016年10月26日出具《保证函》，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差额补足协议》项下全部义务的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被告李志群作为被告涂国身的配偶委托被告涂国身在《保证函》上签字，承诺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承担共同保证人责任。2017年4月28日，中安消发布了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其将在2017年5月3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但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没有按照《差额补足协议》约定，自2017年4月28日起三个交易日内履行提前购回标的证券的义务，在标的证券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时，明确拒绝履行相应的补仓义务，致使原告的信托利益出现重大损失。原告认为，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没有按约回购标的证券及进行补仓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合同约定，应支持原告要求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赔偿损失、被告涂国身、李志群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请求判如所请。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将其诉讼请求进行了明确，要求依法判令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支付原告差额补足款61394445元，即将原第一、二项诉讼请求进行合并。理由：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第1条第2款“若在每一信托利益计算日各期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原告未能按照《差额补足协议》获得对应的现金形式的信托利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应当无条件的不可抗辩以现金形式补足原告所应享有的预期信托利益，原告应当享有的预期信托利益为以原告认购的信托单位总份数加上原告在信托单位存续期间以年利率14%计算的信托利益，扣减原告已经获得的信托利益作为最终的差额补足款。”计算方法为：5000万元×（1+14%×731天（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10月27日）/360）—1069444.45元—175万元（后两个数据来源于华宝信托在2016年12月22日和2017年3月22日支付原告的信托利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涂国身、李志群共同辩称：1、《差额补足协议》应属无效合同。1）根据合同独立性和相对性原则，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的权利人是招商资管公司，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只需基于《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向该协议项下的债权人承担债务，而原告的权利人是华宝信托，原告只能基于信托受益权向华宝信托主张分配。2016年10月26日，原告作为一般受益人与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信托合同》，认购该信托合同项下的第4期5000万元份额，投资于招商资管公司质押式回购业务定向资管计划，信托资金规模1.75亿元，其中优先信托资金规模为1.25亿元，一般信托资金规模为5000万元，信托预期存续期为2016年10月27日到2018年10月27日。华宝信托与招商资管公司签订《招商资管浦发尊融宝3号定向资管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产管理合同》），华宝信托将1.75亿元信托资金委托管理人招商资管公司在被告持有的1139万股中安消限售股股票质押式回购，期限24个月，融资利率8.22%。招商资管公司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约定融资期限为24个月（2016年10月27日到2018年10月27日）。可见，原告主张的5000万元信托本金及其收益的合同依据是《信托合同》，原告应当依据基于该信托合同的约定主张其权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1.75亿元债务的合同依据是《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只需依据该协议履行债务。2）《差额补足协议》没有适格的受益人（担保权人），应属无效。合同双方主体适格是合同合法有效的基本条件，本案涉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的主债权债务关系是招商资管公司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构建的融资（借贷）关系。依据担保法第六条、第三十三条、第二百零八条规定，保证、抵押、质押以及回购、差额补足、收益补偿等典型或非典型保证担保的设定，应以债权人为担保权人（受益人），方为有效的担保。而《差额补足协议》属于担保合同中的保证合同，原告并不是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的债权人，不是适格的担保合同主体，因此双方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没有法律效力。3）《差额补足协议》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当属无效。根据双方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原告要求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为其在信托合同项下作为一般受益人的预期信托提供差额补足。但根据信托法第三四十条“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该条规定明确，信托公司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以外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作出了强制性法律规定。另外，在《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八条也有相同规定，即不得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根据《信托合同》关于风险提示条款的约定、认购风险申请书等内容，本案信托计划也不承诺信托财产本金不受损失、不承诺最低收益。因此《差额补足协议》通过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对原告作为一般受益人的预期信托利息提供差额补足，已经违反了信托法的强制规定，当属无效。2、本案涉及的多份合同均未到期，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被告最终不能偿还债务，原告的信托份额利益也没有实际损失。3、原告主张的损失并非实际损失，系其在信托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安排，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无关，也不是被告所造成。根据合同约定，应是实际到期且法律追偿措施执行完毕时，才能最终确定信托利益是否受损以及具体受损金额等。在此之前原告与华宝信托之间自愿协商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原告作为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信托利益，这是原告与华宝信托之间的合约安排和弃权行为，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无关，更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该损失应由原告自行承担。而原告根据其与华宝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项下关于原告作为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其全部信托利益触发条件的条款安排，不能衍生出原告向被告主张差额补足权益的权利。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本院经审理查明如下案件事实：一、本案涉及的当事人及其关系：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原为上市公司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原沪市老8股飞乐股份，股票代码600654，简称中安消）的控股股东，而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为被告涂国身、李志群夫妻两人开办的有限责任公司（涂国身占股99.0984%、李志群占股0.9016%），因此被告涂国身原为上市公司中安消的实际控制人。2016年期间，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以其持有的中安消限售流通股作为质押物，向他人借款。在这笔借款的安排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通过与招商资管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以12498万股中安消限售股作为质押物，共向招商资管公司借款约18.14亿元。而招商资管公司支付给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的款项，并非其自有资金，而是来源于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与招商资产公司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取得了资金的运作和管理权。而信托公司支付给招商资管公司的资金，来源于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者，原告等投资者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参加信托计划，投资方向为上述定向资管计划。招商资管公司给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出借的约18.14亿元共分六笔交易支付，其中原告参与是其中一期的5000万元的劣后信托计划。二、签订的合同及其约定（一）信托合同：为2016年10月26日由原告作为委托人、华宝信托签订的《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合同编号12016007300011004），此合同包括四个部分，分别是《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第【4】期信托单位认购/申购风险申明书》、合同条款、两个合同附件（附件1《投资于证券公司或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投资指令（模板）》、附件2《预留印鉴样本》）及《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说明书》。此合同条款共有27个部分42页，包括前言、释义、信托目的、信托关系主体、信托计划的基本情况、信托财产的保管、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权利义务、风险揭示、违约责任等。其中第三部分“信托目的”章节中明确本案信托投资于证券公司或证券资产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项下交易所场内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第四部分“信托关系主体”、第七部分“认购信托单位的条件”章节中明确在本案信托计划中受益人与委托人是同一人，受托人为华宝信托，保管人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第十三部分“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章节中约定了一般收益权项下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的时间，其中对于投资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如果定向资管计划项下对应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在触发预警履行保障比例或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之后，资金融入方没有履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约定的义务，自违约之日起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其全部信托利益，信托利益全部归当期优先受益人所有，各方无需另行签订任何协议。《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4】期信托单位认购/申购风险申明书》对原告认购情况说明为：原告作为一般委托人/受益人认购/申购信托单位份数5000万份，认购/申购金额金额5000万元；而作为一般委托人/受益人第【4】期预期年化收益率为“无”（相对比优先委托人/受益人第【4】期预期年化收益率为5.6%/年）；风险揭示条款中表示关于“预期年化收益率”的表述，不意味着受托人保证优先受益人取得相应数额的信托收益，也不意味着受托人保证信托资金本金不受损失。受托人对受益人的收益进行任何承诺和保证。第【4】期信托资金中规模为1.75亿元，其中优先信托资金为1.25亿元，一般信托资金规模为5000万元。第【4】期信托预期存续期为2016年10月27日到2018年10月27日（不含该日）。如果第【4】期信托资金投向的定向资管计划项下对应的第【4】期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在触发预警履约保障比例或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之后，资金融入方未履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约定的义务，自从违约之日起第【4】期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其全部信托利益，该信托利益全部归当期优先受益人所有，各方无需另行签署任何协议。（二）资产管理合同：2016年9月由华宝信托作为委托人、招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管理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行天津分行）作为托管人签订的一份《招商资管浦发尊荣宝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合同编号：招资-尊融宝3号201601号），此合同包括合同主文（共计21个部分31页）及九个附件。其中在第四部分“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章节中委托人华宝信托的义务为及时、足额向管理人、托管人交付委托资产等；而管理人权利包括按照合同规定，对委托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及管理等；托管人权利为根据合同约定，托管委托人的委托资产，提供账户开立、会计核算、资金清算、资产估值、资产保管、办理资金收付事项、监督管理人投资行为等。根据合同附件《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委托人投资指令》，华宝信托在2016年10月27日给招商证券发出投资指令，将《招商资管浦发尊荣宝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合同》的委托资产1.75亿元，作为定向资产管理计划项下第【4】期交付委托给招商资管公司，投资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资金融入方）持有的1139万股中安消（股票代码600654）限售股股票质押式回购，同时授权招商资管公司代表“招商资管浦发尊融宝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与资金融入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签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投资指令中确定资金融入方为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融资金额为1.75亿元，期限24个月（2016年10月27日—2018年10月27日），质押股数1139万股（股票性质为限售股），融资利率8.22%/年，利息支付方式为每自然季度末月21日付息（遇节假日顺延），本金到期一次性偿还，预警履约保障比例（预警线）为120%，最低履约保障比例（最低线）为110%。（三）股票质押式回购合同：此合同于2016年10月19日由甲方（融入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与乙方（融出方）招商资管公司、丙方（证券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合同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合同编号G001498933820161017），此协议包括两个部分，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风险揭示书》、《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协议》。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协议》中乙方明确其身份为根据相关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代表融出方签署协议，以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委托资产履行出资义务，相关法律后果由定向资产管理客户承担。合同中第一章“释义与定义”对“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确定的概念是“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指符合条件的资金融入方以所持有的股票或其他证券质押，向符合条件的资金融出方融入资金，并约定在未来返还资金、解除质押的交易”。第六条第一款约定“乙方的权利：1、乙方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客户为融出方的，初始交易交收完成后取得相应标的证券及孳息的质权。2、依据本协议的约定收取利息及与甲方协商一致收取的其他相关费用。3、购回交易交收完成后按照约定取得返还资金。4、甲方违约时，有权就丙方按照协议约定处置相应质押标的证券优先受偿。5、向丙方查询股票质押回购交易情况。……”。第十五条约定“本协议是甲乙丙三方开展股票质押回购交易业务的主协议，甲乙丙三方可在本协议项下开展多笔股票质押回购交易。对于每笔具体交易的交易要素由甲乙丙另行签订《交易清单》进行约定”。第二十九条约定“待购回期间，交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交易履约保障预警线和最低线时，甲方须按约定采取履约保障措施”。第三十条约定：“甲乙丙三方可以采取的履约保障措施有以下两种：（一）甲方提前购回；（二）甲方向乙丙双方申请进行并完成补充质押交易。当标的证券履约保障低于预警线时，乙方以本协议约定的形式于T+1日中午11:30前通知甲方履行补仓义务，甲方须在T+3日13:00前完成补仓，恢复履约保障至预警线以上，否则乙方、丙方有权拒绝执行甲方的委托指令，并在T+3日13:00开始按照甲方违约向交易所提交违约处置申报，进入证券处置流程。但标的证券履约保障低于最低线时，乙方、丙方有权拒绝执行甲方的委托指令，并在T+1直接进入证券处置流程。”。第四十九条约定“甲方违约时，甲方须自违约之日起每日按照初始交易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直至三方完成购汇交易或场外结算完毕……”。第五十一条约定“待购回期间发生或出现下列情形时，乙方或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前购回标的证券：……（七）交易履约保障比例低于本协议约定的预警线和最低线，且未按约定完成补充质押；……”。第五十二条约定“出现前条所述情形的当日，乙方或丙方有权向甲方发出通知，要求其备足资金，在乙方或丙方指定的购回期限内按乙方或丙方指定的日期前申请提前购回。甲方接到乙方或丙方前述通知后，必须按通知要求履行购回交易义务。甲方没有按乙方或丙方指定的条件在乙方或丙方指定期限内完成有关申请或因甲方资金账户上资金不足导致资金划付失败的，属于甲方违约情形，按本协议约定的有关违约处置方式处理”。（四）差额补足协议：在上述协议之外，原告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2016年10月26日签订了一份《差额补足协议》，在此协议“鉴于”部分，明确了原告通过与华宝信托签订《信托合同》，作为一般受益人认购了第【4】期5000万元份额，而华宝信托与招商证券通过签订《资产管理合同》，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与招商证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等合同，为了确保原告投资安全，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承诺作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的融资人无条件承担补仓责任，同时承诺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为原告在《信托合同》项下作为一般受益人的逾期信托利益提供差额补足。合同约定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差额补足有两种方式：其一为当标的证券履约担保比例低于预警线时，招商资管公司在T+1中午11:30前通知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履行补仓义务，被告须按约完成补仓，恢复履约担保比例至预警线以上；其二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承诺原告应获得预期收益率，按照合同约定的计算公式为年化14%（合同公式为：信托计划项下第i期一般信托单位预期信托利益=第i期一般信托单位总份数×14%×第i期一般信托单位当期的计算天数÷360），支付时间是各期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由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信托利益计算日起3个工作日之内将补足金额划入原告指定的账户。合同还约定如下内容：1、如果信托合同存续期内，如果中安消股票被实施特别处理的，则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应在上市公司发布公告日三个交易日提前购回标的证券。2、如果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的方式和金额承担补仓责任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则需赔偿原告因此造成的损失，每逾期一日按未付款的万分之五向原告偿付违约金。（五）签订保证函：2016年10月26日，被告涂国身给原告出具了《保证函》，其内容是其作为保证人为原告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签订《差额补足协议》项下的全部义务履行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如果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没有按照《差额补足协议》约定在还款日偿还借款的，原告有权要求涂国身作为保证人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保证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同时被告李志群给被告涂国身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内容是其作为被告涂国身的配偶，知悉并同意涂国身作为中恒汇志公司与原告及其指定其他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委托涂国身代表其本人以共同保证人名义在上述融资项目相关合同或保证函等文件上签名。同日，被告涂国身以被告李志群的名义在另外一份《保证函》上签名。三、合同履行情况2016年10月27日，原告通过其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创智天地支行12×××02账户将5000万元转账到华宝信托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77×××71账户。2016年10月27日，华宝信托给原告出具了《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四期成立通知》，通知原告该信托计划已在该日成立。2016年12月16日，华宝信托给原告出具了《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四期）份额确认单》，内容是确认原告申购5000万元，确认信托份额为5000万份。2017年4月28日，中安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关于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其内容是该公司2016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见对中安消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为2017年5月3日，股票简称变更为*ST中安，日涨跌幅限制为5%，并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该公司董事会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告知公司股票可能被暂停或终止上市等事项。2017年6月2日，华宝信托给原告发出了一份《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4】期已触发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信托利益之约定情形的通知》，内容是该公司收到管理人招商资管公司电子邮件通知，标的证券中安消履约保障已低于最低线，根据信托合同约定，由于在2017年6月1日资金融入方没有按照《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约定进行补仓，原告作为第四期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对应信托单位全部信托利益。该通知附件是一份管理人招商证券工作人员给华宝信托发出的一份电子邮件，内容是《招商资管浦发尊荣宝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合同》五笔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第一笔剩余融资本金51895万元（质押股票3575万股）、第二笔融资本金6.3亿元（质押股票4340万股）、第三笔融资金额3.5亿元（质押股票2411万股）、第四笔融资本金1.75亿元（质押股票1207万股）、第五笔融资本金1.4亿元（质押股票965万股），合计181395万元】，标的股票中安消收盘价15.73元，均已低于5笔交易的最低线，根据法律协议的约定，上述交易已构成违约，但由于标的证券为限售股，无法通过交易所提交处置申报，无法在二级市场进行卖出操作，质押标的有不能及时处置变现的风险，因此建议华宝信托与融资人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协商处理，如果协商不成功的，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四、已进行的诉讼情况本案于2017年6月5日立案。2017年10月24日，招商资管公司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案由证券回购合同纠纷，案件号（2017）粤民初78号。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本案第一次庭审之后，随即以该案审理结果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为由，申请本案中止审理。本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中止审理理由成立，随即作出民事裁定中止本案审理。2019年6月11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2017）粤民初78号作出一审民事判决，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因本案审理周期过长，本院于2019年10月12日就是否应恢复审理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了一次专项听证，听证后经合议庭决定恢复审理。后因2020年初新冠疫情等情况，而本案不适合网络线上开庭，经多次沟通后才确定第二次开庭时间。第二次开庭时，双方当事人均确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2017）粤民初78号案件二审已经终审，为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11月1日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1518号民事判决。现将招商资管公司起诉中恒汇志公司一、二审情况分述如下：（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初78号案件审理情况招商资管公司提出诉讼请求为：1、要求中恒汇志公司支付购回交易本金18.1395亿元，2017年3月21日—2017年9月27日期间的利息75240891.94元，并要求从2017年9月28日至实际清偿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2、要求中恒汇志公司支付违约金107023050元（2017年6月1日到2017年9月27日），自2017年9月28日起每日按照初始交易金额的万分之五向招商证券支付违约金直至完成购回交易或场外结算完毕；3、要求对中恒汇志公司提供的标的证券（中安消，12498万股）享有质押权，以其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查明，2016年10月19日，招商资管公司、中恒汇志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2016年10月19日-27日期间，招商资管公司与中恒汇志公司签署了六份《交易清单》（分别为《交易清单》A、《交易清单》B、《交易清单》C、《交易清单》D、《交易清单》E、《交易清单》F），招商资管公司累计支付了初始交易额本金18.2亿元，中恒汇志公司质押中安消限售股11698万股（限售股解禁日均为2017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被告提前偿还本金605万元，被告并为六份《交易清单》补充质押800万股，实际总质押标的证券12498万股。2017年5月31日，标的股票中安消收盘价为16.56元，招商资管公司向中恒汇志公司发送邮件，通知中恒汇志公司在6月5日完成补仓或提前购回。2017年6月1日，标的股票中安消收盘价为15.73元，招商资管公司向中恒汇志公司发送邮件，认为股票质押交易项目已低于最低线，中恒汇志公司构成违约，要求中恒汇志公司与资管计划实际出资人尽快协商确定处理方案。2017年6月2日，招商资管公司再次向中恒汇志公司发出与前一日相同的邮件内容。2017年10月24日，招商资管公司向法院起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招商资管公司与中恒汇志公司签订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交易清单》是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合法有效。招商资管公司是适格原告，中恒汇志公司应提前回购标的证券并支付利息、违约金，违约金应从2017年6月1日起算，但招商资管公司不得同时主张违约金与利息，违约金开始计算后，利息停止计算。另外，对于中恒汇志公司在审理期间提出的案外人上海懒财公司诉中恒汇志公司（2017）京03民初243号案及深圳前海元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中恒汇志公司（2017）粤0391民初1547号案（注：即本院本案）标的存在重合，可能造成中恒汇志公司重复追偿，要求合并审理或追加两案外人为第三人的情况，高院认为两案外人非合同相对方，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对中恒汇志公司的申请不予支持。如果中恒汇志公司认为上述案件裁判结果存在重复追偿等情形，应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该案判决为：1、中恒汇志公司支付招商资管公司本金1813950000元及2017年3月21日到2017年5月31日期间利息28512338元；2、中恒汇志公司支付招商资管公司违约金（从2017年9月28日起按照初始交易金额日万分之五至完成购回交易或场外结算完毕止，暂计至2017年9月27日为107023050元）；3、招商资管公司就中恒汇志公司提供的中安消12498万股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驳回招商资管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二）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1518号案件审理情况中恒汇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请求为：1、对原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予以改判，其中第一项利息应计算到2017年6月4日，第二项违约金计算起点为2017年6月5日，因此利息、违约金应调减2439885.92元；2、原审未追加第三人径行判决，属于程序错误，请求对原审程序进行审查。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认为，原审判决认定利息、违约金正确。对于原审法院没有追加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程序错误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招商资管公司提出本案诉讼以及本案审理的依据是中恒汇志公司、招商资管公司以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订的《股票回购协议》，上海懒财、前海元泉、浦发天津分行并非《股票回购协议》的当事人，也不是招商资管公司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客户，根据已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辖终298号生效民事裁定认定，三案分属不同的合同法律关系，三案的法律事实有一定关联性，但并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驳回了中恒汇志公司要求将三案合并审理的管辖权异议请求。现中恒汇志公司并没有提出反证推翻上述生效裁判，因此上海懒财、前海元泉、浦发天津分行对案涉《股票回购协议》既无独立请求权，也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非本案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原审法院未同意中恒汇志公司追加第三人的申请，并无不当。中恒汇志公司以此主张原审法院程序错误不予采信。终审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五、本案其他情况1、本案在第二次庭审时，原告明确其第一、二项诉讼请求为61394445元，计算方法是：5000万元×（1+14%×731天（2016年10月27日至2018年10月27日）/360）—1069444.45元—175万元（后两个数据来源于华宝信托在2016年12月22日和2017年3月22日支付原告的信托利益）。原告并提交了交易流水，证明华宝信托在2016年12月22日和2017年3月22日根据双方签订的《信托合同》支付了信托利益1069444.45元和175万元，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对此无异议。2、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本院依法作出民事裁定书，在执行过程中查封了被告涂国身、李志群的房产12处（详见查封清单）以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持有的*ST中安9000000股（证券代码600654，证券类别为限售流通股）及孳息。本院认为：本案实际为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中安消限售股作为质押标的物向包括原告在内的投资者进行质押借款的一种投融资安排。其中涉及原告投资的部分共签署了四份合同，分别是：1、原告与华宝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计划信托合同》）；2、华宝信托、招商资管公司、浦发行天津分行签订的《资产管理合同》（《招商资管浦发尊荣宝3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定向资产管理合同》）；3、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与招商资管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4、原告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被告涂国身、李志群给原告出具的《保证函》。四个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包括借贷法律关系、证券回购合同关系、信托法律关系、资产管理合同关系、投资补偿法律关系、担保法律关系等。其中原告作为投资者，其投资的5000万元资金是依据《信托合同》支付给华宝信托，原告与华宝信托之间为信托法律关系；而华宝信托将信托资金交由招商资管公司进行管理，双方为资产管理合同关系；招商资管公司将管理的资金投向资金融入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双方为借贷法律关系。另外，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就借款提供的质押物为上市公司限售股，其与招商资管公司之间还构成证券回购合同关系；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与原告签订《差额补足协议》，提供投资“保底保收益”承诺，双方为投资补偿法律关系；被告涂国身、李志群为原告提供保证，为担保法律关系。原告认为，原告作为《信托合同》一般受益人已无条件放弃其全部信托利益，而其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合法有效，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应依约补偿其损失。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认为，上述四份合同属于嵌套金融产品，被告违约后，不仅要依据《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赔偿招商资管公司损失，而且还要依据《差额补偿协议》赔偿原告损失，被告实际进行了双重赔付；而原告作为信托资金的份额持有者，其既可以依据《信托合同》结算条款获得补偿，又可以依据《差额补偿协议》获得补偿，原告实际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还认为《差额补偿协议》属于保底或刚兑合同，合同无效。针对上述争议焦点，本院作出如下认定：一、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辩解本案属于嵌套金融产品，按照金融学通说，“嵌套金融”是两个以上理财产品相互投资的情况，这仅为投资方式的一种，其本意并不违法，我国依法纳入规管的为多层嵌套金融产品，因为多层嵌套金融产品违反了金融机构同业业务，设计多层嵌套金融产品目的为了躲避监管，增加业务环节，是违规加杠杆、违规使用多通道，将底层资产投资设计多层嵌套，是为了对依法监管增加难度。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资产管理多层嵌套视为违规，并严加管理。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在2018年4月27日作出的银发〔2018〕106号《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第一条第四项规定“一、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四）坚持有的放矢的问题导向。重点针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严重、投机频繁等问题，设定统一的标准规制，同时对金融创新坚持趋利避害、一分为二，留出发展空间。……”；国务院办公厅《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国办发〔2016〕21号）第二条第三款规定：“金融机构不得依托互联网通过各类资产管理产品嵌套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规避监管要求”；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7〕6号）第（十八）条规定：“规范银行理财产品设计。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简单、透明、可控”的原则设计和运作理财产品，在资金来源、运用、杠杆率、流动性、信息披露等方面严格遵守监管要求；严控嵌套投资，强化穿透管理，切实履行自身投资管理职责，不得简单将理财业务作为各类资管产品的资金募集通道；严格控制杠杆，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得使用自有资金购买本行发行的理财产品。”。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金融监管机构作出的上述规定，主要是为了防止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设计多层嵌套，违规将金融资产、资金投入到风险较大的投资领域。而本案中，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实际投入到被告中恒汇志公司5000万元资金来源于金融机构，而华宝信托通过招商资管公司投入给被告中恒汇志公司18亿多元质押借款，相关证据清晰表明招商资管公司仅为受托管理资金，并非其自有资金，因此也没有证据证明款项来源于金融机构，因此即使本案原告投资的5000万元被设计成多层嵌套金融产品，亦不能证明违反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辩解本案属于嵌套金融产品而无效的意见本院不予支持。二、《差额补足协议》性质如何认定。从本案中涉及的四个合同内容来看，原告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与其他三份合同签订主体不同，合同内容不同，应属于独立合同，这是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特定情况下对原告做出直接补偿的承诺，与《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项下的债权债务关系无关。理由在于：1、从合同主体和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看，原告与涉案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在合同安排上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因为招商资管公司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的合同依据是《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该协议是由资金融入方中恒汇志公司与招商资管公司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客户作为融出方签订，其合同主体是中恒汇志公司与招商资管公司管理的定向资产管理客户（即华宝信托公司作为委托人与招商资管公司作为管理人签订的《招商资管浦发尊融宝3号定向资产管理合同》设立的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原告并非《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的合同主体，与股票质押交易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招商资管公司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争议的法律关系性质是股票质押式回购法律关系。原告在本案起诉的依据是其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之间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二者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请求权基础也不同。2、《差额补足协议》不属于保证合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保证构成要件。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从上述法律规定看，保证合同属于从合同，其成立的前提是应有明确具体的主合同，通过主合同设立一个明确具体的债权，当主合同债权得不到保障时，由保证合同确保主债权的实现。而本案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主合同、主债权。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庭审中认为“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构建了涉案的主债权法律关系，原告与中恒汇志公司签订的《差额补足协议》是为该主债权关系提供保证，是围绕整个交易进行的，性质属于整个交易的保证合同，因此属于是从合同而非独立合同。对此本院认为，首先《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虽然事实上整体构成一个融资市场交易的链条，但三者之间合同主体、法律关系的性质、权利义务的内容均不同，三者是三个分别独立的合同。对此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粤民初78号一审判决，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终1518号二审判决，也均认为上述合同属于独立的合同。上述三份合同中，其中《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项下的债权人华宝信托并不能依据《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享有债权；同样，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也不需要对《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作为《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的当事人，仅对依据《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设定的债务向债权人即招商资管公司承担责任。其次，虽然《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整体上构成一个投融资市场交易的环节、链条，但并不代表构成了一个超越三个合同关系之上的独立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因为：（一）《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三个合同的所有当事人并没有认可有一个形成并独立于三个合同之上的意思表示，形成一个共同约束三个合同项下所有当事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二）若存在一个独立于三个合同之上的合同关系，其权利义务的内容是什么，如何确定？（三）并没有如任何一个合同发生诉讼，所有合同当事人均应参加诉讼的约定。因此，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认为“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构建了涉案的主债权法律关系，《差额补足协议》是为该主债权关系提供保证的主张，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从保证的法律构成要件而言，《差额补足协议》并没有对应的主债务，不符合担保法关于保证的规定，不属于保证合同。从《差额补足协议》的内容来看，其仅系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对原告做出直接补偿的承诺，应为独立合同。因此，基于《差额补足协议》的独立性，原告据此提起本案诉讼,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初78号案件的诉讼依据不同，讼争款项也非同一笔款项,不存在款项重复的问题。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虽未重复得到原告的二笔款项，但依据不同协议作出了二份承诺，分别约定承担相应义务。因此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称原告无权重复主张款项以及《差额补足协议》属于保证合同的答辩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原告有权依据《差额补足协议》提起本案诉讼。三、《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问题。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中称，《差额补足协议》属无效合同，理由除了上述属于嵌套金融产品及属于担保合同从合同外，另外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违反了信托法和证券法“禁止保本保收益”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刚兑或托底合同，因此合同无效。对此本院对于《差额补足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作出如下分析认定：(一）如前所述，本院认定《差额补足协议》为一份独立合同，并不是保证合同的从合同，不涉及其他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不应按担保法规定处理。（二）《差额补足协议》不违反信托法、证券法的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因为信托法、证券法关于禁止“保底保收益”的规定清晰明确。在信托法及信托行政法规、规章方面，其中信托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受托人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中国银监会制定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信托公司开展信托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三）承诺信托财产不受损失或者保证最低收益……”；中国银监会指定的《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里办法》第八条的规定：“信托公司推介信计划时，不得有以下行为：（一)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或者以任何方式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另外，《信托合同》关于风险提示条款，《风险申明书》等内容也载明“受托人不对受益人的收益进行任何承诺和保证”。在证券法及证券管理行政法规、规章方面，其中证券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证券公司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客户证券买卖的收益或者赔偿证券买卖的损失作出承诺”；国务院制定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证券公司从事证券资产管理业务，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向客户作出保证其资产本金不受损失或者保证其取得最低收益的承诺”；中国证监会制定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第三条规定：“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相关销售机构不得违规销售资产管理计划，不得存在不适当宣传、误导欺诈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三)与投资者私下签订回购协议或承诺函等文件，直接或间接承诺保本保收益……”。从上述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可以看出，不得“保证本金和收益”是针对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开展信托业务、证券业务的明确规定，而本案合同关系中，涉及的信托公司华宝信托，证券公司招商资管公司应当依法履行上述法律规定，不得为投资者即原告等人作出“保证本金和收益”的承诺。而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并不是《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的当事人，也不是与华宝信托/招商资管公司有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只是信托资金的实际使用者，当然不能依据上述规定来认定《差额补足协议》的效力。（三）《差额补足协议》没有违反金融监管规定，不涉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差额补足协议》是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与原告之间签订的协议，且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的签订与履行只对原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之间产生影响，不涉及合同之外其他不特定人员。综上，本院确认《差额补足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当事人均应按照协议约定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四、《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的差额补足条件是否成就问题。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认为，《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应当在实际到期且法律追偿措施执行完毕时，才能最终确定信托利益是否受损以及具体受损金额等，而在此之前，原告与华宝信托之间自愿协商按照《信托合同》约定，原告作为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信托利益，，这是原告与华宝信托之间安排的弃权行为，因此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此认为，因其持有的一般信托单位已经终止，因此依据《差额补足协议》的相关规定，要求中恒汇志公司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本院对此认为，（一）《差额补足协议》中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的差额补足义务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项下融资人无条件承担补仓责任；其二是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为原告在《信托合同》项下一般受益人的预期信托利益（实际约定利益年利率为14%）提供差额补足。《差额补足协议》第一条第2款第（1）项第①点约定“于除各期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外的信托利益计算日，甲方可获得按以下公式计算的信托利益……”，但《差额补足协议》中并没有对“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进行释义。由于《差额补足协议》的“鉴于”约定该协议签订以《信托合同》、《资产管理合同》、《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的签署为基础，因此《差额补足协议》中相关用词的释义，需要根据这三份合同的内容来确定。根据《信托合同》第十九部分“信托计划的终止、清算与信托财产的归属”的第四条第1款约定：“发生下述情形之一的，受托人有权提前终止第i期信托单位：……（3)第i期信托单位信托目的已经实现或者不能实现。……”；《信托合同》第三部分“信托目的”约定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拥有合法支配权的资金委托给受托人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的约定将信托利益分配给受益人”。由此可见，受益人获取信托利益,是信托合同的委托人将资金委托给受托人，进行信托的根本目的，如受益人无法获取信托利益，委托人的信托目的将不能实现。在《信托合同》第十三部分“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第（三）款“一般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的计算与分配”中约定：“3、第i期信托财产投资于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的，如果定向资管计划项下对应的第i期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在触发预警履约保障比例或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之后，资金融入方未履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法律协议》约定的义务，自违约之日起第i期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其全部信托利益，该期信托利益全部归当期优先受益人所有，各方无需另行签署任何协议”。《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第九章“违约与处理”第四十六条“违约情形”约定：“（一)出现以下情形时，视为甲方（即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违约：……3、本协议项下交易的履约保障比例低于预警线和最低线，且甲方未根据本协议约定进行补充质押交易，也未根据本协议约定进行提前购回。”上述约定表明，如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在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触发预警履约保障比例或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之后，没有补充质押或提前购回的合同义务，原告作为信托计划的一般委托人，应当依照《信托合同》无条件放弃全部信托利益。因此“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可以理解为华宝信托告知原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违约之时，差额补足的条件即已成就。华宝信托在2017年6月2日给原告发出《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4】期已触发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信托利益之约定情形的通知》，告知原告由于2017年6月1日资金融入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没有按照《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约定进行补仓，原告作为第四期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对应信托单位全部信托利益。因此可以认定，2017年6月2日为涉案信托计划中原告持有的一般信托单位已届终止日，符合《差额补足协议》约定的差额补足条件。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股票质押式回购协议》融资期限已届满，招商资管公司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就该合同进行的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质押股票已被拍卖、变卖或以物抵债，以及招商资管公司主张的18.13亿多元及利息已全额执行完毕的证据材料，因此无法认定原告与华宝信托签订的《信托合同》原告已足额或部分取得信托利益。依照《信托合同》的约定，本院确认《差额补足协议》的差额补足条件已成就。根据2017年6月2日华宝信托给原告的通知，华宝信托告知了原告无条件放弃涉案信托计划中的信托利益。合同中“无条件放弃涉案信托计划中的信托利益”是否代表原告就信托利益已全数丧失，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与原告对此作出不同的理解。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二审生效判决，其需要支付招商资管公司全部融资款18.13亿多元，因此当其如数付款后，原告可以取回相应信托利益，而原告认为其作为一般受益人已丧失了全部信托利益，招商资管案件是否执行到位与其无关。本院对此认为，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合同第【4】期信托单位共募集资金1.75亿元，原告认购其中5000万元为一般受益人即劣后受益人，根据《信托合同》第十三部分“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第（二）、（三）款“优先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一般受益权项下信托利益的计算和分配”条款的约定，优先受益权认购人是有预期年收益的认购权人，每一笔信托利益分配过程中，在扣除信托费用和其他负债后的剩余现金将首先分配给优先受益权人，只有在支付给优先受益人仍有余额后，才继续向一般受益人进行分配。在第（四）款“信托财产原状分配”条款中约定，“若第i期优先受益人信托利益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获得足额现金分配的，非现金形式的信托财产以原状的形式将全部归属于第i期优先受益人，此时第i期一般受益人信托利益为零，一般受益人对此不持异议。受托人于第i期信托单位延期之日起算满70个自然日内以信托财产分配通知书形式书面通知第i期信托优先受益人，尚未变现的信托财产于信托财产分配通知书送达日当日归属第i期优先受益人。……信托财产分配通知书送达之日视为受托人已完成非货币形式的信托财产的分配……”，第（四）款明确规定，即使质押股票如果没有以拍卖、变卖方式进行处分，也可以以信托财产原状分配的方式进行分配，在此情况下，一般受益人的信托利益为零。《信托合同》中“无条件放弃涉案信托计划中的信托利益”所表达的意思明确，即原告作为一般信托人在被告中恒汇志公司违约的情况下，无论作为现金分配还是非现金形式分配，原告均无法获得任何信托利益。因此，原告有权依据《差额补足协议》要求中恒汇志公司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而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相应的答辩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当然，如果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有证据证明其足额履行了对招商资管公司的全部付款义务，而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对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后，原告依据《信托合同》又获得了信托计划清算后的信托利益，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有权另案起诉原告，要求原告将获得的信托利益返还给被告中恒汇志公司。五、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差额补足具体金额核算问题。《差额补足协议》对差额补足计算公式约定明确，共有两个公式，分别是：1.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外的信托利益计算日的信托利益=第i期一般信托单位总份数×14%×第i期一般信托单位当期的计算天数÷360；2.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的信托利益=第i期一般信托单位总份数×（1+14%×第i期一般信托单位实际存续天数÷360）。协议还约定，如果原告未能按照上述两个公式足额获取对应的现金形式的信托利益的，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将无条件地、不可抗辩地以现金方式补足原告所应享有的预期信托利益，其中各期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外的每一信托利益计算日，补足金额为=公式（1）计算的原告所应获得的预期利益金额—原告在各计算期间当期实际获得的信托利益金额；其中于各期一般信托单位终止日的补足金额=公式（2）计算的原告所应获得的预期利益金额—原告已获得第i期信托利益金额。本案中，《信托合同》期限为2016年10月27日到2018年10月27日，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根据华宝信托在2017年6月2日给原告发出《华宝信托—安心投资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4】期已触发一般受益人无条件放弃信托利益之约定情形的通知》，即《信托合同》实际履行时间为2016年10月27日到2017年6月2日共计为218天，原告与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又认可在2016年12月22日和2017年3月22日收到华宝信托支付了原告信托利益1069444.45元和175万元，因此根据上述补足金额计算公式，原告应得补足金额为：5000万元×（1+14%×218天÷360天）—1069444.45元—175万元=51419444.44元。根据《差额补足协议》第三条“违约条款”约定，如果被告中恒汇志公司没有承担补仓责任及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则应赔偿原告的损失，每逾期一日按未付款的万分之五向原告偿付违约金。此约定有效，因此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向给原告支付的赔偿损失违约金，应从2017年6月2日起计算，但由于原告的第三项诉讼请求要求从2017年6月5日起算违约金，这是原告对诉权的合理处分，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有效，因此违约金应从2017年6月5日起以本金51419444.44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六、关于《保证函》的效力问题。被告涂国身、李志群给原告出具的《保证函》是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差额补足义务的保证，依前述意见，《差额补足协议》为单独合同且合法有效，而《保证函》为《差额补足协议》的从合同，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是被告涂国身、李志群的真实意思表示，本院确认《保证函》合法有效，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涂国身、李志群对被告中恒汇志公司的涉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深圳前海元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差额补足款51419444.44元，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二、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原告深圳前海元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赔偿损失的违约金（违约金以51419444.44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5日起按日万分之五为计算标准，计至本金付清之日止），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付清；三、被告涂国身、李志群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的给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涂国身、李志群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深圳市中恒汇志投资有限公司追偿；四、驳回原告深圳前海元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897元（原告已预交），原告负担48563元，三被告负担250334元，保全费5000元，由三被告共同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吕豫军人民陪审员  林竞华人民陪审员  苏 峰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五日法官助理王重阳（代）书记员吴育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