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9民终528号上诉人（原审被告）：王多安，男，1955年11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兰宁，男，1965年8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上诉人（原审被告）：田居正，男，1958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敬小菊，四川浩典律师事务所律师。三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一般授权）：张杰，北京德恒（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文家华，女，1976年12月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胡贤国，四川兴蓉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邓林，男，1968年7月1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原审被告：佘国兰，女，1951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上诉人王多安、兰宁、田居正因与被上诉人文家华、原审被告邓林、佘国兰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6）川0903民初270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5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兰宁、田居正、王多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敬小菊、张杰，被上诉人文家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胡贤国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邓林、佘国兰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王多安、兰宁、田居正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第一、二项，改判上诉人不对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被上诉人承担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在认定2012、2013、2014年三份借款合同债权的实际享有人为实际出资人，为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基础上，对2012年借款合同认定为实际出借人因债权得以实现而与邓林的债权债务关系消除，但对2013年借款合同却认定为文家华作为出借人代表和合同相对人代邓林偿还实际出借人借款本金的行为是出借人内部债权的处分，文家华对邓林仍享有债权，即合同的债权债务关系没有消除。一审法院认定的上述事实相互矛盾，对相同的法律事实，采用完全相反的认定标准，与案件客观事实不符。2013年借款合同实际出借人的款项已由文家华代为偿还而获得清偿，主要合同目的已经实现，该合同已履行完毕，被上诉人基于已履行的2013年借款合同提起诉讼没有事实依据。文家华在代为清偿债务后向借款人邓林主张权利系新的民事法律关系，并非基于原借款合同，上诉人作为原借款合同的担保人，并不对新的民事法律关系负有担保责任。2014年借款合同已经以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了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该合同成立并生效，上诉人未在合同中作为担保人签字，不应当承担担保责任。按照一审法院对借款合同生效的法律适用，2014年借款合同签订后需要对已获清偿的债务再次进行清偿，明显与合同目的相违背，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文家华辩称，1.一审认定事实正确，前后观点并不矛盾。2012年、2013年、2014年三份借款合同是独立的法律关系，2012年、2013年借款合同均依法成立并生效，2014年借款合同成立未生效。2012年借款合同以2013年借款合同借新换旧的方式履行完毕，债权债务关系消除，2013年借款合同因2014年借款合同未发生借款、没有实际履行，无法实现合同约定的借新还旧的借款目的而使合同相对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未消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和融资公司民间借贷中资金来源于民间出资人以及与实际出资人的交易习惯，文家华和邓林对外签订合同，是借款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实际出资人不是合同当事人。为保证民间出资人的利益，融资公司会想方设法筹资代为清偿民间出资人，再向借款人追偿主张权利。文家华与邓林于2014年10月8日签订的《确认书》中明确约定2014年借款合同汇款全部到合同指定账户后，2013年借款合同债务才全部还清，但实际并未按此约定汇款，文家华在借款人邓林明确表示无力偿还的情况下筹集资金偿还实际出资人不等于邓林履行了偿还义务，也不能证明借款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2013年借款合同的借款人邓林没有履行债务，债权人文家华也没有免除借款人还款义务，邓林的债务未偿还；2.一审适用法律正确。2014年借款合同虽成立但未按照合同约定实际借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的规定，未生效。2013年借款合同当事人文家华没有接受法律专业教育培训，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其依据2014年借款合同约定要求邓林找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属正常现象，该行为并未排除2013年借款合同债务的免除，也未改变2013年借款合同债务未履行的事实和法律对民间贷款成立并生效的法定条件，不能仅凭当事人的主张改变对合同法律关系成立并生效的认定，上诉人认为文家华以2014年借款合同为由向借款人邓林主张权利，因此该合同成立并生效的观点是错误的。综上，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文家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邓林向文家华偿还借款本金1000000元，并从2013年12月18日起以年息24%为标准支付利息及违约金；2.兰宁、田居正、王多安、佘国兰对上述借款本息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诉讼费由邓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10月17日，文家华（系三宜公司员工）作为共同贷款人代表（乙方），代表实际出借人罗建、张应伟等12人与借款人邓林（甲方）、居间人三宜公司（丙方）签订借款合同[遂三宜借字（2012）第011号]，约定由实际出借人向邓林共计出借借款1000000元，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2年10月17日起至2013年10月16日止；合同项下借款利率按月息1.7%计算，甲方应支付丙方的居间费的费率为每月借款额的0.2%，按月支付利息及居间费，到期还本。同日，王多安、田居正、兰宁与共同债权人代表文家华签订了《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本息、违约金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合同签订后，实际出借人罗建、张应伟等人向邓林转账交付了借款本金1000000元。借款出借后，邓林按约支付了借款利息，借款到期后，邓林未偿还本金。2013年10月18日，借款人邓林与出借人代表文家华、居间方三宜公司签订《确认书》，约定因2012年借款已到期，借款人明确表示因资金短缺无法按期偿还，借款人邓林再次委托三宜公司向民间出借人代表文家华融资1000000元，用于偿还借款人遂三宜借字（2012）第011号借款合同的1000000元债务，三方签订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确认书还约定了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1000000元，由各实际出资人直接汇入出借人代表文家华指定的户名为孙媛琳（系三宜公司员工）账户，并由出借人代表划转至各出借人后，遂三宜借字（2012）第011号借款合同的借款债务全部结清。同日，三方签订借款合同[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约定实际出借人出借借款本金1000000元，转入借款人邓林指定账户孙媛琳账户，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3年10月18日起至2014年10月17日止；合同项下借款利率按月息1.6%计算，借款人应支付居间人的居间费的费率为每月借款额的0.1%；若借款逾期，借款人除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外，还应按利息的80%支付违约金。兰宁、田居正、王多安再次与文家华签订了《保证合同》，为该笔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为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且王多安还代佘国兰在保证合同的保证人配偶栏签字。同日，邓林向兰宁、田居正、王多安出具承诺，称“担保人兰宁、田居正、王多安，该借款到期后由邓林负责偿还，如到期未偿还，一切法律责任由邓林本人承担，与担保人无任何关系”。借款合同签订后，实际出借人王玉兰、柴文玉等向借款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孙媛琳账户交付了借款本金1000000元，文家华按约定将上述款项用于偿还了2012年借款本金。款项出借后，邓林按合同约定向文家华支付利息至2013年12月17日，后未再付息还本。但文家华按合同约定按月向实际出借人支付利息至借款期满。除文家华于2014年3月12日因实际出借人柴文玉急需资金，先行向柴文玉偿还了借款本金，及于2014年10月16日向实际出借人蒋志光偿还了部分借款本金外，文家华均于2014年10月17日（借款合同到期当日）向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王玉兰、梁从容等人偿还了借款本金共计1000000元及利息。2014年10月18日，文家华与邓林及三宜公司签订了确认书，称“依据2013年10月18日借款人（邓林）与出借人代表文家华签订的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借款人应于2014年10月17日向出借人代表文家华归还本金人民币1000000元及利息费用人民币249000元，现还款期限届满，借款人明确表示因资金短缺无法按期偿还。为确保出借人代表能按合同约定及时向各实际出借人划转偿还出借资金，借款人与出借人代表现决定采取以下方案：1、借款人邓林再行委托遂宁市三宜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向民间出借人代表文家华融资1250000元用于偿还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项下的1000000元借款和249000元利息及费用。三方签订遂三宜借字（2014）第010-3号《借款合同》。2、遂三宜借字（2014）第010-3号《借款合同》的1250000元，由民间实际出借人直接汇入出借人代表文家华指定的账户（孙媛琳账户），汇款全部到账后，由出借人代表向借款人出具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的还款凭据，并由出借人代表分别向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的各实际出借人划转出借款。至此，借款人邓林的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的借款债务全部还清。3、遂三宜借字（2014）第010-3号《借款合同》项下的1250000元借款债务由借款人邓林按《借款合同》、《借款居间服务合同》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付息、还本义务。”同日，三方再次签订借款合同[遂三宜借字（2014）第010-3号]，约定借款本金为1250000元（该本金金额由原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2013年12月18日至2014年10月17日欠付的利息、居间费共计250000元组成），其余事项约定与前次借款合同相同。合同第6.2条约定：邓林有义务协助文家华与兰宁、田居正、王多安、佘国兰签订保证合同。借款合同签订后，担保人未与文家华签订保证合同，文家华亦未再向新的实际出借人筹措1250000元汇入孙媛琳账户。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文家华、邓林以及三宜公司分别于2012年、2013年、2014年共计签订了三份《借款合同》，该三份合同从形式上看均是三宜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签订方亦一致，但文家华在签订三份《借款合同》时，均是出借人代表的身份，其不是实际出资人，三份合同债权的实际享有人应是实际出资人，而不是文家华。故从三份合同的形成过程来看，因合同的实际权利人并不相同，而构成独立的债权债务关系。关于2012年10月17日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债务是否消除的问题。该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后，因邓林未能偿还，其与文家华及三宜公司再次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由文家华向新的债权人筹措资金，并将该资金用于偿还了邓林2012年借款本金。该约定履行后，2012年《借款合同》中的实际出借人因债权得以实现，其与邓林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消除。关于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履行完毕的问题。2013年《借款合同》约定的借款期间，邓林未按约支付利息，借款期限届满后，亦未偿还本金。文家华代邓林履行了按月付息义务，并于2014年10月17日（合同期限届满之日）代邓林偿还了实际出借人借款本金。文家华作为出借人代表和该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其代偿行为是出借人内部债权的处分，文家华对借款合同的相对人邓林仍享有债权，有权要求邓林按照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本付息。2014年10月18日，虽经文家华、邓林协商，双方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和《确认书》，但合同签订后，文家华并未按约向新的出借人融资，亦未按合同约定将款项转入合同约定账户，双方于2014年10月18日所签借款合同和确认书成立，但未生效。故对文家华要求邓林按2013年10月18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还本付息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文家华、邓林在《借款合同》中既约定了利息，亦约定了逾期违约金，二者之和超过了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利率的最高限制性规定，对超出部分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关于2014年借款合同是否生效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从文家华、邓林前两次的交易习惯来看，文家华作为出借人代表，其在与邓林签订合同的同时或者之后，会联系实际出资人将款项转入合同中约定的指定账户。2014年借款合同签订后，文家华并未按约寻找到实际出借人，并将款项按约转账到合同或确认书指定的账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2014年《借款合同》成立，但因贷款人未提供借款而未生效。在2013年10月18日签订《借款合同》的同时，文家华与兰宁、王多安、田居正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由兰宁、王多安、田居正、佘国兰对《借款合同》项下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限为借款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文家华在保证期限内向保证人主张权利，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予以支持。但因佘国兰在保证合同上的签字并非本人签字，文家华亦未举证证明佘国兰知晓保证事宜并授权其他人代为签字，故对文家华要求佘国兰承担保证责任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不予支持。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可以向债务人追偿。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第二百一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判决：“一、邓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文家华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利息。利息的计算方法：以借款本金1000000元为基数，从2013年12月18日起至2014年10月17日止，以月利率1.6%为标准进行计算；从2014年10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止，以月利率2%为标准进行计算。若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偿还借款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王多安、兰宁、田居正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王多安、兰宁、田居正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邓林追偿；三、驳回文家华对佘国兰的诉讼请求；四、驳回文家华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7940元，由邓林负担。”本院二审期间，被上诉人文家华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以下新证据：第一组，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2016）川0903民初341号、343号、351号民事判决书和相关执行文书；第二组，《债权转让协议》。用以证明文家华在借款人未还款的情况下，代为履行还款义务后向借款人主张了权利，法院支持了文家华的诉讼请求；2013年借款合同的十二位实际出借人在文家华代偿和一审判决之后，将十二位出借人享有的全部债权权利转让给文家华，文家华是实际债权人。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上诉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文家华代表三宜公司是出资人代表，在代为清偿前没有签订债权债务概括性转让协议，不经债务人同意而单方偿还，导致担保人免责；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无法证实是债权人本人亲自签字捺印，且该协议形成于2014年文家华单方代为清偿之后，与本案无关，不能达到被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对本案当事人二审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本院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予以确认，但该组证据与本案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第二组证据上诉人虽然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但没有提供反驳的证据，并且文家华已向实际出借人支付了借款本息，该证据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经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为：1.遂三宜借字（2014）第010-3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014年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2.遂三宜借字（2013）第018号借款合同（以下简称2013年借款合同）是否履行完毕，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其利息是否得以偿还；3.上诉人是否应对2013年借款合同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1.关于2014年借款合同的效力问题。2014年借款合同因邓林、文家华和遂宁市三宜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达成合意且签字盖章而成立，但在合同签订后，文家华未依约联系到实际出借人和筹集到借款并转账至合同确定的指定账户，虽然文家华已向2013年借款合同的实际出借人按月支付了利息并偿还了本金，但该行为发生在签订2014年借款合同之前，说明文家华对实际出借人的偿付行为不是履行2014年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的规定，2014年借款合同因出借人没有提供借款，该合同未生效。2.关于2013年借款合同是否履行完毕，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其利息是否得以偿还问题。借款人邓林与共同出借人代表文家华、居间人遂宁市三宜融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签订的2013年借款合同以及保证人王多安、兰宁、田居正与文家华签订的遂三宜借保字（2013）第018号保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合同签订后，出借人向邓林出借了借款，而邓林仅支付利息至2013年12月17日，未再还本付息，邓林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偿还借款本金及支付所欠利息义务。虽然文家华依照合同约定按月向王玉兰、柴文玉等十二位实际出借人支付了全部利息，并在合同到期之前或者到期当日偿还了所有实际出借人的借款本金，该行为仅是文家华作为出借人代表与实际出借人之间对出借人内部债权进行处分，并非替邓林履行还款义务，文家华作为借款合同的相对人对邓林仍享有债权，有权要求邓林按照2013年借款合同的约定还本付息。实际出借人与文家华补签的《债权转让协议》，也印证了文家华有权作为债权人向邓林以及上诉人主张权利。3.关于上诉人是否应对2013年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1000000元及其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由于2013年借款合同、保证合同分别由文家华与邓林以及上诉人签订，合同中并未披露实际出借人，文家华是该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的相对人，在债务人邓林未按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情况下，既有权要求债务人邓林依约履行向其还本付息的义务，也有权要求上诉人王多安、兰宁、田居正作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由于保证的性质为连带责任担保，上诉人应当对2013年借款合同中邓林未偿还部分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王多安、兰宁、田居正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7940元，由王多安、兰宁、田居正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姚梓佳审判员  杨 玲审判员  魏 星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三日书记员  李 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