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津0105民初4668号原告：蒋松林，男，1974年3月8日出生，汉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胜，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崔仲起，男，1953年1月16日出生，汉族，天津液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退休工人，住天津市南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荧（系崔仲起妻子），女，天津市皮箱厂退休工人，住天津市红桥区。第三人：曾煜，女，1978年12月2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原告蒋松林与被告崔仲起及第三人曾煜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8月1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蒋松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景胜、被告崔仲起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荧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曾煜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蒋松林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确认登记在被告崔仲起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市××911804房屋归原告蒋松林与第三人曾煜共同所有；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蒋松林与第三人曾煜系夫妻关系，被告崔仲起是曾煜的姨夫。2011年原告与第三人决定在天津购买居住用房一套，被告自愿协助购房事宜，原告随后卖掉婚前财产转化来的位于北京市××天乐园小区房屋一套，分两个波段于2011年4月份先将购房款打入第三人账户，后又于2011年4月份由第三人的账户将购房款直接打入开发商的账户，购买了坐落于天津市××911804房屋，房产证登记在被告名下。现原告因房屋权属发生争议，故提起诉讼。崔仲起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讼争房屋当时购买时是“限价房”，限价房的购买条件是要求购买者提供收入证明、现居住面积证明，并到区房管局登记、备案、在今晚报公示，在无异议情况下房管局通知被告可以买房，购买讼争房屋是有条件限制的。被告取得购买“限价房”资格证时间是在2010年，在原告讲的2011年之前。2010年12月11日被告与开发商签订了购买地下停车使用权认购协议，在此协议之后的2011年4月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原告和第三人没有让被告协助买房，原告和第三人没有借用被告名义购买讼争房屋。被告是2011年4月交的购房款，购房款是第三人的父亲曾某和母亲周某交的钱，购房款中没有被告的钱，是刷的第三人曾煜的银行卡，银行卡上的钱的来源是曾某、周某在2011年4月15日取的工资和定期存单，大约有30万元左右。当天曾某把现金存到了曾煜银行卡上。另外，曾煜的银行卡里还有一部分钱几十万元，购房款除定金以外是一次性交付的，是50多万元不到60万元，不包括购买地下停车使用权费用6万元。在协商购买房屋过程中因为涉及购买房屋必须同时购买地下停车使用权，所以总房款数额增加，且由于房屋坐落地点太偏僻，距离被告子女住的地方远，照顾不方便，被告资金不足，被告就把购房资格私下转让给第三人的父母二人，是以被告名义给第三人父母购买房屋。在2011年10月被告与第三人父亲曾某签订《限价房购买权转让协议》，转让协议可以证明被告已经将讼争房屋转让给曾某，不是给原告和第三人。原告诉状上讲购房款是原告婚前财产不对，原告与第三人是在2002年3月22日登记结婚，原告诉状上讲的北京市××天乐园小区房屋购买时间是2005年，天乐园房屋是原告与第三人婚后购买的房屋，不是原告婚前购买的房屋。原告起诉不正确，无法律依据，应该由原告自行承担诉讼费。要求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曾煜提供书面陈述意见，认为本案中的位于天津市××911804单元的房屋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原告在“事实与理由”中称，“2011年原告与第三人决定在天津购买居住用房一套。被告崔仲起自愿协助购房事宜。原告蒋松林随后卖掉了婚前财产转化来的北京市××天乐园小区房屋一套。”针对这一段话，有五点不符合事实：1.天乐园房屋是本人（指第三人曾煜）和原告于2005年购买，有购房合同为证。原告与本人于2002年3月结婚，何来诉状中“婚前财产”一说，原告不诚实。即使后来变更诉讼请求，针对这样一个基础事实的出尔反尔，也说明原告诚信有问题。2.本人和原告当时在北京有多处住房，无论从投资角度、自住角度及管理成本方面考虑，都没有任何理由去天津购房，更没有理由卖掉升值快得多的位于北京奥运村的天乐园的物业，去天津河北区购房。3.北京天乐园房屋是2008年就交给中介开始出售了，并于2010年夏天卖出，根本不存在2011年想在天津买房，“随后”卖掉天乐园房屋的事情。时间上是错误的，因果关系也是不存在的，可见原告所述并非事实。4.据本人所知，涉案房屋是天津“限价房”，在2010年就需要办理诸多资格审核手续，而且在2010年就已经被“抢购一空”。2011年再“决定”买房也赶不上了。5.崔仲起是我的娘家二姨夫。崔仲起和蒋松林根本未曾谋面几次，并不熟络，并没有协助蒋松林购房，跟他没有足够亲近的关系。综上，“事实与理由”中摘录的这一段话充分显示了原告蒋松林对涉案房屋的购买情况，包括房屋性质、购买程序、购买时间都不知情，也没有参与购买。其所述漏洞百出，和事实完全不符。以下陈述本人所了解的涉案房屋产权相关情况。1.房产证是崔仲起的，但崔仲起和本人父亲曾某之间签署有“房屋购买资格转让协议”。事情梗概是XX房子公布以后，崔仲起和本人二姨嫌贵，地点也偏。二姨、二姨夫和本人父母本来平日沟通就非常多，聊到此事，因为本人父母以前做生意，有些闲钱，就想买下这个房子。都是老辈人之间的事情。如果当时不是老一辈的至亲，崔仲起申请下来的指标估计就放弃了。在2010年、2011年本人父亲曾某和崔仲起就房屋转让商讨过多次，并签下购买权转让协议，期间没有蒋松林的任何参与。因为此房毕竟是有指标的，在办理过程中有一些开销，所以协议中约定两万元补偿款给崔仲起，钱也是曾某亲手交给崔仲起的。2.关于购房款：是本人父母的钱。因为本人父母当时在北京帮助本人看外孙，特地为缴纳房款请原告蒋松林在交款当日开车从北京送本人父亲回到天津家中取了现金和各银行折子，包括死期的。再开车跑了几个银行陪本人父亲取出现金，统统交给蒋松林，当天交付给房产公司。因为老人不灵光，是蒋松林帮助操作的而已。当时本人和原告感情没有破裂，本人又是独生女，全家对原告没有丝毫戒心，认为是一家人，不用分彼此，所以把现金交给他来操作的。如果不是本人父母的钱，那根本就不用回天津办理。蒋松林在起诉状里面故意隐瞒了关于曾某提取现金购房款的事实，可见其为达到骗取房产的目的，其陈述完全没有可信度。3.总结：蒋松林在起诉状中所述内容漏洞百出，关于购房意图、购房行为、购房款来源的陈述都不符合事实。根据物权法，这个房子目前无疑是属于崔仲起的。崔仲起和曾某之间有转让协议，而双方并未就此房屋物权产生任何分歧。此房屋和原告蒋松林显然没有任何关系。此案为确权纠纷，如涉及任何债务纠纷应另案起诉。原告蒋松林为支持其主张提供如下证据：证一、曾煜和蒋松林结婚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与第三人系夫妻关系，应享有讼争房屋所有权）。证二、中信银行卡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1张（客户名曾煜，卡号62×××40，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曾煜用曾煜银行卡通过银行分三笔转给开发商购房款共687597.13元，2011年1月7日转6万元，2011年1月19日转5万元，2011年4月15日转577597.13元）、交易明细复印件2张（蒋松林名下账号71×××53，证明2011年4月8日蒋松林的银行卡通过银行转给了曾煜22万元，另外还有汇款，原告现在没有找到材料。证明原告与第三人为购买讼争房屋通过银行向开发商转款，原告向第三人的银行卡转款，讼争房屋购房款中有原告个人钱款）。证三、崔仲起常住人口信息表复印件和曾煜个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崔仲起和第三人曾煜的信息）。证四、落款为2015年5月的曾煜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起诉状（证明原告与第三人正在离婚诉讼中）。被告崔仲起提交证据：证一、限价房购买权转让协议（复印件，甲方曾某，乙方崔仲起，证明在2011年10月被告与第三人父亲曾某签订限价房购买权转让协议，约定一旦该房可以出售，被告就把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曾某，现在不具备出售条件，出售条件是房产证下来五年以后，讼争房屋房产证下来是在2016年，所以现在讼争房屋的所有权还是被告的，需要解释的是当时被告考虑不周，将来是否卖给曾某还需要再协商）。证二、商品房买卖合同复印件和曾煜、蒋松林结婚证复印件（商品房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是蒋松林，合同约定房屋地址是在北京市××××北辰居住区C2区，房号为第1幢6单元502号，证明该房屋是在2005年购买的，而原告与第三人结婚是在2002年，所以该套房屋不是婚前财产，这套房屋后来被原告卖了）。证三、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京0114民保令2号民事裁定书（缩印复印件，证明经法院确认禁止蒋松林对曾煜实施家庭暴力）。经原告申请，本院调取天津市不动产登记簿查询证明（显示天津市××911804房屋，权利人崔仲起，登记日期2016年3月2日，建筑面积79.28平方米）、天津市限价商品住房买卖合同（显示甲方出卖人天津市信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乙方买受人崔仲起，合同生成日期2011年4月15日，房屋价款615213元，建筑面积79.28平方米）、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办证联（复印件，显示付款方崔仲起，总房款615213元）。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被告对法院调取证据均无异议，同时原告指出原告需要说明的是法院调取的材料中反映出崔仲起是付款人，与事实不符，崔仲起不是讼争房屋的房款付款人，崔仲起没有出资。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中证一、证三、证四无异议，对证二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当时原告与第三人是夫妻关系而且关系还好，所以原告与第三人的钱是怎么回事让他们自己说清楚，当时交房款时是第三人的父母取了工资和存单的钱然后把取的现金30多万元存到曾煜银行卡里，曾煜银行卡里应该自己还有钱，是否是蒋松林把钱打到曾煜的银行卡上被告不清楚，具体购房款的钱是谁的，让原告、第三人及第三人的父母去弄清楚。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中证一有异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有异议，不认可。庭审中，被告称该转让协议是后补的，时间也能反映出来，转让的是购买权，说明被告没有出房款，房款不是被告出的，也不是被告妻子出的，转让协议中第二条反映曾某为房屋的购房人、实际产权人，包括享有占有、使用、租赁、转让等权利，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被告在庭审中讲有一部分购房款不知道从何而来，说的是曾煜银行卡上原来就有钱，不排除原来有蒋松林的钱，但是在转让协议中又排除了蒋松林，这是不对的。转让协议第三条中，还是排除了蒋松林的权利，这是不对的，从另一个角度讲是讼争房屋将来可以由出资人购买，这是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对证二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目的有异议。结婚证无异议。对证三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与本案无关，且对此裁定书原告正在申诉。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蒋松林与第三人曾煜系夫妻关系，坐落于天津市××911804房屋于2016年3月2日登记在被告崔仲起名下。2011年4月15日被告崔仲起与天津市信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天津市限价商品住房买卖合同》，约定出卖人即甲方天津市信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买受人即乙方崔仲起，建筑面积79.28平方米，单价7760元，房屋价款615213元，约定甲方于2013年9月30日前交付房屋，乙方应于2011年4月15日前一次性付款615213元。发票代码212001192029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办证联显示付款方崔仲起，总房款615213元，开票日期2011年4月15日。现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登记在崔仲起名下的坐落于天津市××房屋（××于天津市××911804房屋登记在崔仲起名下，讼争房屋是“两限房”，即限制收入和户籍，被告符合买房条件，2011年4月原告和第三人分多次共出资58万元借用被告名义购买讼争房屋，买房协议和购房发票都是写的被告崔仲起名字，当时在开发商天津市房地产信托集团公司交纳房款58万元是用的第三人曾煜名字的银行卡62×××40通过银行卡转账给开发商的，开发商账号为72×××32，因购房时是原告和第三人婚姻存续期间）归原告与第三人共同所有，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所有权确认纠纷。坐落于天津市××911804房屋登记在被告崔仲起名下，购房款是以崔仲起名义交付，该讼争房屋为限价房，原、被告均认可崔仲起符合讼争房屋取得的限制条件。根据法律规定，该讼争房屋所有权人应为崔仲起。原告提出被告自愿协助原告和第三人购买讼争房屋，被告对此不予认可，现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讼争房屋所有权人为原告与第三人，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对于原告提出的购买讼争房屋有其出资问题，因与本案非属同一法律关系，应另行解决。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400元、保全费30元，以上总计9430元，由原告蒋松林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常春丽审 判 员  吴 昊人民陪审员  吕正明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书 记 员  张金改附：本判决适用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第十四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十七条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不动产权属证书记载的事项，应当与不动产登记簿一致；记载不一致的，除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