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6)苏12民终247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振昌金属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工业全区金石路505号A3幢。法定代表人：崔四荣，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陆韶华，江苏伟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丁增。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祖文，江苏创业者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上海振昌金属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振昌公司）因与被上诉人丁增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法院(2015)泰姜商初字第0068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海振昌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主文第一项，改判驳回丁增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事由：1、一审判决认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2010）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619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上海二中院619号民事判决）生效后，我公司仍负有向丁增履行交付股权转让款的先合同义务的观点错误。我公司认为，上海二中院的上述判决生效的法律后果是丁增应当履行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山法院）（2008）宝民二（商）初字第1580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判决），即须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25%的股权以665万元转让给我公司，我公司向丁增给付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义务并非先合同义务，因为该义务并不符合先合同义务的法律特征，也不符合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一审法院认为我公司负有向丁增履行交付股权转让款的先合同义务没有法律依据。2、一审法院认为我公司通过申请强制执行的方式将丁增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的25%的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实际已就履行顺序进行了实质变更，且未对我公司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期限进行明确约定，丁增可以随时向我公司主张，一审法院的上述认定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履行判决义务的内容应当是严格按照法律文书所确定的内容来进行，宝山法院的民事判决内容是丁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内将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的25%的股权以665万元转让给我公司，丁增应当履行判决义务。丁增在不履行该义务的情况下，我公司申请强制执行，该申请执行也是一种履行义务的方式，并没有实质改变履行顺序，况且宝山法院的民事判决只判决丁增履行义务，并未涉及我公司履行义务。因此我公司通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行为是一种由人民法院强制丁增履行义务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实质变更履行顺序。其次，丁增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我公司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而不是如一审法院认为的可随时向我公司主张。我公司认为丁增的代理人朱安山已于2010年9月21日收到上海二中院的民事判决书，自当日起该民事判决书立即生效，丁增应当按照该判决书判决的内容履行义务，因此丁增已经知道其应履行转让股权义务的内容及期限，也已经知道其在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的同时亦享有向我公司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故丁增向我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权利的起始时间为2010年9月22日，终止时间应是2012年9月21日，而非一审法院认为的随时向我公司主张。3、丁增已放弃了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从我公司一审提交的2010年1月28日宝山法院对丁增所做的谈话笔录及判决书看，丁增明确表示不接受我公司支付的665万元股权转让款，放弃自己的权利，且不接受我公司股权转让款的理由是因为我公司未到公安机关撤销对其的刑事控告，而非一审法院所称的是基于丁增认为股权转让协议已经解除的基础之上的。即使丁增未放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因其未能在法律规定的两年诉讼时效期限内向我公司主张权利，人民法院也不应再对其权利进行保护（具体理由见上述第2点），且本案不存在诉讼时效中断和中止的情形，因此一审法院不应作出我公司给付丁增665万元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的判决。被上诉人丁增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海振昌公司的上诉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具体答辩意见同一审意见。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丁增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上海振昌公司立即支付股权转让款665万元；2、支付股权收益63万元；3、支付违约金200万元；4、承担逾期付款利息2232664.51元；5、支付自立案之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1、2006年9月8日，丁增向上海振昌公司出具书面承诺书，承诺在合作之前，泰州市沪俞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沪俞公司）对外债权债务均由丁增承担。2、2006年10月17日，丁增、上海振昌公司签订协议书一份，主要内容：（1）丁增同意于2007年10月1日将其持有的泰州沪俞公司25%的股权以人民币665万元无条件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2）在2007年9月30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丁增、上海振昌公司共同前往原姜堰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股权交割手续，上海振昌公司应于股权交割前将股权受让款支付完毕；（3）丁增在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债务问题的前提下，上海振昌公司支付丁增股权转让款；（4）自2006年10月1日起至2007年9月30日止，无论泰州沪俞公司盈亏，上海振昌公司保证丁增保底收益133万元，上海振昌公司每季度的最后一周内支付332500元；（5）上海振昌公司在受让股权前，清偿丁增为泰州沪俞公司运作所借的、担保的债务或促使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新的借贷协议，以解除丁增的债务风险和担保风险；（6）任何一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不履行以上的转让或受让义务，如有违约，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200万元。3、2006年11月11日，丁增、上海振昌公司签订确认书一份，双方一致确认根据2006年7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丁增在泰州沪俞公司场地上存放的原材料作价500万元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等。4、2006年12月5日，泰州沪俞公司名称变更为泰州市振昌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振昌公司）。5、2007年5月22日，丁增向上海振昌公司出具收据一张，内容：今收到上海振昌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现金70万元（崔总同意泰州振昌公司股金分红款）。6、2008年11月14日，丁增向上海振昌公司发出了解除双方于2006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的通知。同年11月20日，上海振昌公司向丁增发函，坚持要求丁增履行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希望丁增配合办理股权变更手续。7、2008年12月2日，宝山法院受理上海振昌公司与丁增股权转让纠纷一案，该院在审理过程中于2010年1月28日对丁增制作询问笔录一份，该院询问：如果本院支持上海振昌公司的诉请，判令你方将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上海振昌公司也愿意将股权转让款665万元支付给你方，你方是否愿意在本案中接受上海振昌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丁增回答：如果上海振昌公司能够到公安机关撤销对我的刑事控告，我愿意接受上海振昌公司在本案中的意见，接受上海振昌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如果上海振昌公司不能到公安机关撤销对我的刑事控告，我就不同意上海振昌公司的意见，不愿意在本案中接受上海振昌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该院于2010年3月1日作出1580号民事判决，该判决中认定：对上海振昌公司尚未按约支付的63万元保底收益金，其行为显然违反了合同约定，上海振昌公司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该行为并不足以达到丁增行使解除协议的条件。在此情况下，丁增可采取要求上海振昌公司继续履行合同，或追究上海振昌公司迟延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而不应以此作为理由，拒绝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更不应直接行使法定解除权……丁增在合同履行中，首先未能履行自己的合同义务，即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对外的债务。致使上海振昌公司向丁增履行支付665万元转让款的条件未成就，上海振昌公司有权拒绝丁增的履行要求。该判决同时认定：上海振昌公司基于丁增因涉嫌职务侵占罪和合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及上海振昌公司实际已向泰州振昌公司投资数亿元的事实，不再坚持要求丁增先彻底解决泰州振昌公司的债务，而直接要求履行股权转让义务，系上海振昌公司放弃自己的合同权利，且并未加重丁增的民事责任。鉴于丁增在该院对其进行了充分释明的情况下，仍然明确表示不接受上海振昌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65万元及尚余63万元保底收益金，故对上述费用，该案中不予处理。该院最终判决：丁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将持有泰州振昌公司25%的股权以665万元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8、丁增不服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判决，上诉于上海二中院，该案中丁增委托朱安山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委托权限包括代签法律文书。该院于2010年9月16日作出619号民事判决，该判决认定：虽然上海振昌公司对133万元未予完全履行，但股权转让协议并未约定上海振昌公司不支付保底收益款，丁增即有权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且保底收益款是上海振昌公司独立支付的，不取决于丁增是否彻底解决了泰州沪俞公司的债务，也不直接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继续履行……丁增认为，截止2006年10月17日泰州沪俞公司尚余500余万元债务，其已将属其所有的1500余吨生铁、毛铁和场地剩余物资作价500万元抵偿给上海振昌公司，作为抵销泰州沪俞公司对外的债务，其已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的债务问题。而上海司法会计中心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明确，丁增动用了泰州振昌公司资金归还泰州沪俞公司债务3212336.08元，该鉴定结论明显与丁增所称泰州沪俞公司仅有500余万元债务，且其以场地物资作为抵销的说法有矛盾。现丁增涉嫌犯罪，虽尚未经刑事判决认定犯罪是否成立，但鉴定意见书是由有资质的、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所作，有其客观性、真实性。丁增认为该鉴定意见书不能作为案件的主要事实进行认定的意见，该院不予采纳。丁增认为其已将泰州沪俞公司债务彻底解决的事实依据不足，该院不予采信。该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院按丁增特别授权代理人朱安山确认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邮寄送达民事判决书，朱安山于2010年9月21日签收。后上海振昌公司向宝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10年10月28日要求原姜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协助执行，将被执行人丁增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25%的股权转让给申请人上海振昌公司。另查明：1、2009年3月，丁增向本院起诉上海振昌公司，要求确认双方于2006年10月17日所签的协议已经解除，后该案移送至宝山法院，丁增于2009年5月26日向宝山法院申请撤回起诉，该院于2009年6月16日作出（2009）宝民二（商）初字第76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丁增撤回起诉。2、丁增因涉嫌犯挪用资金罪于2009年4月28日被刑事拘留，于2009年6月2日因涉嫌犯职务侵占罪被逮捕。宝山法院判决丁增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抗诉，丁增上诉，上海二中院于2014年12月9日作出（2014）沪二中刑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审理中，丁增陈述其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2232664.51元具体构成为：以股权转让款665万元为基数，自2010年10月28日起按年利率5.35%计算至2015年9月23日；以保底收益金63万元为基数，自2007年9月30日起按年利率5.35%计算至2015年9月23日，超出2232664.51元部分予以放弃。本案一审中的争议焦点是：1、丁增是否放弃主张股权转让款的权利；2、上海振昌公司是否构成违约；3、丁增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1，一审法院认为，在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案件中，宝山法院就上海振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问题与丁增制作询问笔录，且在该案审理中进行了充分释明，丁增明确表示不接受上海振昌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65万元及尚余63万元保底收益金，但丁增在该案中系认为与上海振昌公司于2006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已解除，其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的25%的股权不应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故而拒绝接受上述款项。该案经宝山法院一审、上海二中院二审最终确认双方于2006年10月17日签订的协议书不应解除，而应继续履行，并据此判决丁增将其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25%的股权以665万元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且判决生效后已通过执行程序将上述股权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鉴因判决生效后丁增未明确表示放弃主张股权转让款及保底收益金的权利，故其有权主张。上海振昌公司辩称丁增已放弃权利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关于争议焦点2，一审法院认为，按照协议书的约定，上海振昌公司应自2006年10月1日起至2007年9月30日止，无论泰州振昌公司盈亏，保证丁增保底收益133万元，于每季度的最后一周内支付332500元。但上海振昌公司仅支付丁增70万元，尚余的63万元保底收益金未按约支付，上海振昌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合同约定，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判决、上海二中院619号民事判决中亦是上述意见。故上海振昌公司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关于双方其他权利义务的履行，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在丁增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债务问题的前提下，上海振昌公司支付丁增股权转让款。丁增认为，截止2006年10月17日泰州沪俞公司尚余500余万元债务，其已将其所有的1500余吨生铁、毛铁和场地剩余物资作价500万元抵偿给上海振昌公司，作为抵销泰州沪俞公司对外的债务，其已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的债务问题。丁增为证明其该观点，向一审法院提交了确认书。对于丁增的该观点及所涉证据，上海二中院619号民事判决书中有明确的阐述，并最终认定丁增认为其已将泰州沪俞公司债务彻底解决的事实依据不足。而本案审理中，丁增未能提交新证据推翻上述结论，故上海振昌公司在此过程中并不存在违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丁增据此要求上海振昌公司支付违约金200万元不应支持。关于争议焦点3，一审法院认为，诉讼时效是指民事权利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在法定的时效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当时效期间届满时，人民法院对权利人的权利不再进行保护的制度。本案所涉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丁增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关于丁增主张的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认为，丁增与上海振昌公司均确认，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顺序是丁增先将泰州沪俞公司的对外债务清理完毕，上海振昌公司支付665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双方到相关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虽然上海振昌公司不再坚持要求丁增先彻底解决泰州振昌公司的债务，但上海振昌公司的该免除对方义务的行为不当然免除自己向丁增支付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合同义务，宝山法院释明后丁增明确表示不接受上海振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金665万元是建立在丁增认为协议书已经解除的基础之上的，后经上海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协议书须继续履行。在判决生效后上海振昌公司仍负有向丁增履行交付股权转让款的先合同义务，上海振昌公司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其在判决生效后要求向丁增履行股权转让金，亦未能将股权转让款提存。上海振昌公司通过申请强制执行的方式将丁增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的25%的股权变更至自己名下，实际已就履行顺序进行了实质变更，且未对上海振昌公司履行股权转让款的期限进行明确约定，丁增可以随时向上海振昌公司主张。故丁增要求上海振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665万元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丁增以起诉的方式主张权利，其有权主张利息损失。丁增主张股权转让款及起诉后的利息损失并未超出诉讼时效，上海振昌公司辩称超出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信。丁增主张起诉之前的利息损失无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关于丁增主张的保底收益金，从协议书看系上海振昌公司独立支付，不以丁增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对外债务为前提。宝山法院在（2008）宝民二（商）初字第1580号案件审理中确认协议书继续履行，上海振昌公司有义务向丁增支付保底收益金，经该院释明后丁增明确表示不接受上海振昌公司支付尚余的63万元保底收益金。上海二中院亦在619号案件审理中确认协议书应继续履行，该院于2010年9月16日作出终审判决，丁增特别授权代理人朱安山于2010年9月21日收到该判决书。从该日起即应视为丁增应当知道其享有主张保底收益金的权利，且该权利自该日起受到侵害，诉讼时效应自该日起向后计算二年。丁增认为，本案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刑事案件进入审理阶段，诉讼时效期间从刑事裁判文书生效之日起重新计算”之规定，诉讼时效中断，自（2014）沪二中刑终字第81号案件生效之日即2014年12月9日重新计算。对此，一审法院认为，上述法律规定涉及的是民刑交叉案件中诉讼时效中断问题，即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民商事纠纷和刑事犯罪嫌疑的情形下方适用上述规定，本案中丁增作为主张保底收益金权利的权利人仅就民商事纠纷提起诉讼，并未有证据证明其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上海振昌公司涉嫌犯罪，不应适用该法律规定致使诉讼时效中断，且本案中丁增未有其他证据证明存在诉讼时效中断的情形，故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中断。本案关于保底收益金诉讼时效亦不存在中止的情形，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尽管丁增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但其可依法委托代理人主张权利。事实上，在宝山法院1580号案件和上海二中院619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丁增均委托他人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其未被非法控制或者被非法剥夺委托权。故丁增关于主张保底收益金及依附于保底收益金的相应逾期利息的诉讼请求超过了诉讼时效，上海振昌公司该部分的辩称理由依法成立，予以采信。综上，丁增在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二年内未能行使要求上海振昌公司支付保底收益金及逾期利息的权利，现时效期间届满，一审法院对丁增的上述权利不再进行保护。上海振昌公司在取得股权时未能支付对价665万元，应负继续支付之责，丁增要求上海振昌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665万元及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丁增其余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经一审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判决：一、上海振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丁增支付股权转让款665万元及利息（自2015年9月23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二、驳回丁增其他诉讼请求。如上海振昌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0876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95876元，由丁增负担40496元，上海振昌公司负担55380元（丁增预交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中应由上海振昌公司负担部分一审法院不再退还，由上海振昌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直接向丁增支付）。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本院经审理，一审查明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二审中的争议焦点是：一、丁增有未放弃向上海振昌公司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二、如未放弃权利，丁增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有未超过诉讼时效。关于争议焦点一，上诉人上海振昌公司认为丁增放弃了向其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其主要依据是根据宝山法院对丁增所做的谈话笔录及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判决中的相关内容。本院认为，宝山法院对丁增所做的谈话笔录，宝山法院询问丁增：“如果本院支持上海振昌公司的诉请，判令你方将持有的25%股权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上海振昌公司也愿意将股权转让款665万元支付给你方，你方是否愿意在本案中接受上海振昌公司的股权转让款”。丁增回答：“如果上海振昌公司能够到公安机关撤销对我的刑事控告，我愿意接受上海振昌公司在本案中的意见，接受上海振昌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如果上海振昌公司不能到公安机关撤销对我的刑事控告，我就不同意上海振昌公司的意见，不愿意在本案中接受上海振昌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判决认定：“鉴于丁增在本院对其进行了充分释明的情况下，仍然明确表示不接受上海振昌公司支付的股权转让款665万元及尚余63万元保底收益金，故对上述费用，该案中不予处理。”上述事实表明，丁增在宝山法院1580号案件中，接受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是要求上海振昌公司到公安机关撤销对其的刑事控告，否则在该案中不接受665万元股权转让金，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判决书中对此也加以认定，即对665万元股权转让金在该案中不予处理。但丁增并未放弃向上海振昌公司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金的权利。上海振昌公司认为丁增放弃了665万元股权转让金的权利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即丁增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有未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上诉人上海振昌公司认为丁增的代理人朱安山已于2010年9月21日收到上海二中院619号民事判决书，自当日起宝山法院1580号民事判决生效，依据生效的民事判决，丁增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将其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25%的股权以665万元转让给上海振昌公司，自2010年9月22日起丁增享有向我公司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权利，故丁增向我公司主张股权转让款权利的起始时间为2010年9月22日，终止时间应是2012年9月21日，丁增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定：“未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不能确定履行期限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宽限期届满之日起计算，但债务人在债权人第一次向其主张权利之时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债务人明确表示不履行义务之日起计算。”本案中，上海振昌公司与丁增签订的协议中约定在丁增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债务的前提下，上海振昌公司支付丁增股权转让款。上海二中院619号民事判决亦认定，丁增与上海振昌公司均确认，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履行顺序是丁增先将泰州沪俞公司的对外债务清理完毕，上海振昌公司支付133万元保底收益款、665万元股权转让款，之后双方到工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且认定丁增认为其已将泰州沪俞公司债务彻底解决的事实依据不足。虽然上海振昌公司在宝山法院1580号案中不再坚持要求丁增先彻底解决泰州沪俞公司的债务，而直接要求丁增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且依据法院生效的民事判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丁增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25%的股权变更为上海振昌公司，该行为实际上变更了双方权利义务履行的先后顺序。上海振昌公司取得丁增持有的泰州振昌公司25%的股权后，未与丁增重新约定何时支付665万元的股权转让款，故按照我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丁增可以随时向上海振昌公司要求履行，现丁增以诉讼的方式向上海振昌公司主张665万元股权转让款，符合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综上所述，上诉人上海振昌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二审案件受理费58350元，由上诉人上海振昌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俞爱宏审判员  周红梅审判员  陈霄燕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书记员  黄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