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5)穗中法民二终字第489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周培升，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陈奕荣，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梁绮敏，广东穗南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甘兆祥，住广州市越秀区。委托代理人：张华，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倪向阳，住广州市。委托代理人：张华，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莫诗韵，广东法丞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广州红馆体育策划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越秀区。法定代表人：宋良。原审第三人：宋良，住江苏省吴江市。原审第三人：李海君，住湖南省岳阳市。上诉人周培升因与被上诉人甘兆祥、倪向阳，原审第三人广州红馆体育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馆策划公司）、宋良、李海君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105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1月14日，周培升（受让方、乙方）与红馆策划公司及甘兆祥、倪向阳（转让方、甲方）签订《股份转让合同》，第一条股权转让价格与付款方式约定，甲方三股东同意将持有红馆策划公司共100%的股份转让60%的股份给乙方，按照总股价200万元的60%股份折合120万元转让给乙方，其中甘兆祥转出55%给乙方，倪向阳转出5%股份，转让后公司的股东为周培升持有60%股权，倪向阳持有35%，宋良持有5%的公司股权；乙方在协议签订之日当天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给甘兆祥及倪向阳，余款20万元在工商行政机关办理股权变更及税务登记手续完毕三天内支付完毕，乙方将股权转让款转入甲方指定的倪向阳名下的银行账号。第二条权利保证部分约定，甲方转让其股份后，其原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随股份转让后甲乙双方按股权比例共享权利与承担义务；合同生效后甲方协助乙方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第三条债权债务部分约定，在乙方入场经营前（协议生效后的第二天，即2013年11月16日乙方入场经营）的所有债权债务（包括但不限于租金、工人工资、水电费用、税收、外欠债务等等）由甲方股东负责，与乙方无关，协议生效并变更后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股东依法承担；如因乙方入场前的债务问题第三方追索到乙方受让股权后的公司的，则乙方可向甲方追偿。第四条双方的权利义务部分约定，甲方必须负责把原公司的场地租赁合同变更到乙方（或公司）名下并办理备案手续（如需备案的），如变更合同需产生费用的则由甲方承担；协议生效当天，甲方必须将公司的印鉴、资质、证书等公司的法律文件交付给乙方，并和乙方核算、清点公司重要资产，办理资产、文件的相关交接手续。上述《股份转让合同》签订后，周培升于2013年11月15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00万元，于2013年12月4日支付股权转让款20万元至倪向阳的银行账户，并确认股权转让后其为实际经营人。甘兆祥、倪向阳确认按照转让的股权比例，各自收取了股权转让款。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越秀区分局2013年11月28日出具的红馆策划公司的《准予变更（备案）登记通知书》显示，红馆策划公司变更前股东情况为倪向阳（持股比例40%）、宋良（持股比例5%）、甘兆祥（持股比例55%），变更后股东为李海君（持股比例24%）、倪向阳（持股比例11%）、宋良（持股比例5%）、周培升（持股比例60%）。甘兆祥、倪向阳表示，倪向阳后来又将红馆策划公司24%的股权转让给李海君，并提交了复印自工商管理部门的档案材料：1、时间为2013年11月20日的股东会决议显示，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宋良、甘兆祥、倪向阳，列席会议新增股东周培升、李海君，载明红馆策划公司于2013年11月20日召开股东会，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人，代表公司股东100%的表决权，所作出决议经股东表决权的100%通过，决议事项为同意甘兆祥将注册资本55%出资转让给周培升，同意倪向阳将注册资本24%出资转让给李海君，同意倪向阳将注册资本5%转让给周培升等，该决议有宋良、倪向阳、甘兆祥、周培升、李海君字样的签名。2、时间为2013年11月20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显示，转让方为甘兆祥、倪向阳，受让方为周培升，就红馆策划公司出资转让事宜订立如下协议，甘兆祥将占公司注册资本的55%部分全部转让给周培升，倪向阳将注册资本的5%转让给周培升，倪向阳将注册资本的24%转让给李海君，从2013年11月20日起，周培升、李海君成为公司股东，该协议有甘兆祥、倪向阳、李海君、周培升、宋良字样的签名。3、2013年11月20日的公司章程显示，股东为宋良、倪向阳、周培升、李海君，持股比例与2013年11月28日的工商登记相同，并有宋良、倪向阳、周培升、李海君字样签名。周培升对上述档案资料的真实性无异议。2013年7月15日，红馆策划公司（承租人、乙方）与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出租人、甲方）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甲方将坐落在广州市越秀区迎园路34、36号首层夹层等物业租给乙方作办公用途使用。2013年9月2日，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向红馆策划公司发出《关于催告恢复办公用房的函》，该函载明，“我场2013年7月11日与贵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租赁物业的用途仅限办公用房使用。经我场检查发现，贵公司自2013年7月11日起至2013年9月1日，仍在经营娱乐场所……现请贵公司接到本函后立即停止经营娱乐场所，将租赁房屋恢复至合同约定的办公用途。否则，我场将依照合同法及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追究贵公司的违约责任……”后2013年12月，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就上述函件所涉争议，作为原告在原审法院向红馆策划公司提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要求解除租赁合同、收回场地并追究违约责任等，案号分别为（2014）穗越法民三初字第60、61、62号。后上述案件判决解除房屋租赁合同，红馆策划公司迁出、保证金不予退还等。周培升和甘兆祥、倪向阳均确认，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后，并未变更《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的租赁主体。2014年2月19日，广州市春汇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在原审法院对红馆策划公司提起（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709号诉讼，认为红馆策划公司拖欠其货款，该案中广州市春汇贸易有限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显示拖欠的包括2013年3、4、5、6月以及11月16日至30日货款，总计718813元未付。后该案判决红馆策划公司清偿货款718813元及利息给广州市春汇贸易有限公司。该案在广州市春汇贸易有限公司的申请下，对红馆策划公司的财产进行了诉讼保全。周培升为证实甘兆祥、倪向阳在该事宜上存在隐瞒的情况，提供了广州市春汇贸易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2013年11月发出的催收货款的函件，甘兆祥、倪向阳质证后认为，确认收到上述函件，但只能证实对于欠款事宜曾经接到过第三方的函告，并不能证实甘兆祥、倪向阳存在隐瞒。另，周培升主张甘兆祥、倪向阳拒不进行经营核算，周培升被迫代为垫付入股前甘兆祥、倪向阳所拖欠的租金、管理费、水电费、清洁费、液化气费，并提交时间为2013年11月、12月的红馆策划公司的缴税回单、自来水缴付款凭证、支付证明单等。甘兆祥、倪向阳表示，2013年11月周培升已经掌握了公司财务控制权，周培升已经接管了公司财务，这些款项都是公司名义支付，并非是周培升个人支付；至于上述费用的负担，双方在合同中也已经进行了约定，可以另案处理。甘兆祥、倪向阳主张已经将公司的经营资料全部交接给周培升，但表示并无书面交接资料，没有书面的债权债务的核算资料；交接方式为，签订合同当天下午，在公司开会通报来了大股东，所有的材料都是放在公司；同时认为红馆策划公司主要的债务即为拖欠酒商的货款，并提交2013年11月16日的酒吧日报表，认为双方进行了资产的盘点。周培升确认甘兆祥、倪向阳所述上述交接方式，但表示甘兆祥、倪向阳并未将全部材料给周培升，也没有进行债权债务的核算；同时对酒吧日报表有异议，仅为日报表不能证实对资产进行了盘点。周培升庭审中明确，主张撤销《股份转让合同》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中关于欺诈的规定。甘兆祥、倪向阳认为上述《股份转让合同》真实有效。周培升原审诉讼请求为：1.撤销周培升与甘兆祥、倪向阳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2.甘兆祥、倪向阳共同返还周培升股权转让款120万元；3.案件诉讼费由甘兆祥、倪向阳承担。原审法院认为：周培升主张甘兆祥、倪向阳存在欺诈的行为，从而主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诉请撤销《股份转让合同》，故该案争议的焦点为甘兆祥、倪向阳转让红馆策划公司的股权给周培升是否存在欺诈。上述《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协议生效当天，甘兆祥、倪向阳必须将公司的印鉴、资质、证书等公司的法律文件交付给周培升，并和周培升核算、清点公司重要资产，办理资产、文件的相关交接手续。周培升主张甘兆祥、倪向阳未履行与周培升就红馆策划公司进行核算、清点的合同义务，但涉案《股份转让合同》签订于2013年11月14日，周培升也已分两次于2013年11月15日、2013年12月4日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故如周培升所述未核算清点的情况，与周培升本身所为前后矛盾，故周培升该主张不能成立。具体分析来说，关于周培升认为甘兆祥、倪向阳未将红馆策划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告知周培升，红馆策划公司存在拖欠货款被起诉，财产被查封影响经营，以及周培升被迫代垫款项的事宜，从而认为甘兆祥、倪向阳存在欺诈的主张。在《股份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在周培升入场经营前的所有债权债务与周培升无关，协议生效并变更后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股东也即周培升承担，如因周培升入场前的债务问题第三方追索到周培升受让股权后的公司的，则周培升可向甘兆祥、倪向阳追偿。由此可知，周培升与甘兆祥、倪向阳已经对红馆策划公司股权转让前后可能会涉及的债权债务的处理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如出现债权债务也应当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进行处理。关于周培升认为甘兆祥、倪向阳经营红馆策划公司时存在擅自变更物业用途导致租赁合同根本违约，从而认为甘兆祥、倪向阳存在欺诈的主张，涉案《股份转让合同》约定，甘兆祥、倪向阳必须负责把原公司的场地租赁合同变更到周培升（或公司）名下并办理备案手续，由此可知，周培升是知悉红馆策划公司所签订的《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的存在，在《股份转让合同》约定有上述关于变更租赁主体约定的情况下，周培升是应当清楚租赁合同内容如何约定，现周培升主张甘兆祥、倪向阳就场地租赁问题存在欺诈的主张也不能成立。况且，周培升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应当为一个理性缔约方，应当具有与从事商业行为相匹配的判断能力、注意义务和交易能力，应视为周培升在与甘兆祥、倪向阳立约时已对履约成本、风险、盈利进行了充分估算与预期，并对可能产生的履约风险自愿承担责任。综上分析，周培升在该案主张甘兆祥、倪向阳存在欺诈的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要求撤销《股份转让合同》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驳回周培升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5600元、公告费1000元（周培升已预付）由周培升负担。判后，周培升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在《股份转让合同》签订前，甘兆祥、倪向阳已于2013年9月2日收到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关于催告恢复办公用房的函》，红馆策划公司的主营业务也是唯一业务已处于随时停业状态，但在《股份转让合同》签订时恶意对周培升隐瞒上述事实，使周培升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受让股份，构成欺诈。2013年7月15日，红馆策划公司与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分别签订《广州市房屋租赁合同》，2013年9月2日，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向红馆策划公司出具《关于催告恢复办公用房的函》，要求红馆策划公司立即停止经营游乐场所，否则将收回房屋并追究红馆策划公司的违约责任。红馆策划公司在接到《关于催告恢复办公用房的函》之后，并没有立即进行停业，而是继续进行违约经营，由于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没有及时采取法律行动，使红馆策划公司的违约经营得以继续进行。甘兆祥、倪向阳在与周培升洽谈股份转让时，甘兆祥、倪向阳已经明确知悉红馆策划公司的主营业务也是唯一经营业务已处于随时停业状态并承担赔偿责任。甘兆祥、倪向阳同时隐瞒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已于2013年10月11日申请广州公证处公证人员到上述场所就红馆策划公司经营娱乐项目的消费场景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并向周培升强调红馆策划公司在该场所的营业期限还剩下将近5年。以上事实使周培升作出误判，错误认为广州越秀山体育场许可红馆策划公司在上述场所可以继续经营至租赁合同期满。如果周培升知悉以上事实，是不会与之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受让其股权的。甘兆祥、倪向阳的抗辩也与常理相悖，其在签订股权转让合同时主观上存在欺诈的故意。原审判决简单认定甘兆祥、倪向阳不存在欺诈是错误的。二、甘兆祥、倪向阳恶意隐瞒红馆策划公司的重大债务，而该重大债务导致红馆策划公司的全部财产及账户被法院查封，导致红馆策划公司已处于崩溃状态，构成欺诈。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红馆策划公司因尚有债务本金718813元及利息未付，由于该债务被第三方追索导致红馆策划公司的全部财产及账户被法院查封。红馆策划公司也因此立即崩溃，无法经营。原审判决没有区别该债务是否会导致红馆策划公司资不抵债，是否会导致红馆策划公司无法经营，是否会影响周培升的合同目的落空。因此，原审认定甘兆祥、倪向阳的行为不具有欺诈性质是错误的。三、退一万步讲，即使甘兆祥、倪向阳的上述隐瞒行为不构成欺诈，也构成违约，应赔偿周培升的全部损失。（一）甘兆祥、倪向阳违反《股份转让合同》中约定，造成周培升合同目的落空，构成根本违约。《股份转让合同》第四条第1项约定的实质不是合同主体的变更，而是约定甘兆祥、倪向阳必须把场地租赁合同内容进行变更备案，否则将导致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收回场地，也导致红馆策划公司通过特种行业主管部门的备案。甘兆祥、倪向阳违反《股份转让合同》的约定，根据《合同法》规定，应该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全部损失。（二）甘兆祥、倪向阳没有履行披露债务的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股权转让方最大诚信是披露目标公司对外负债。目标公司的净资产是影响股权转让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知悉目标公司的对外负债对于受让方来说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由于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具有商业秘密属性，股权受让方一般无法直接获得目标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通常依赖于股权转让方的提供。股权转让方应全面、及时、准确地向股权受让方提供目标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本案中，由于甘兆祥、倪向阳不履行其诚信披露的义务，不但导致周培升无法作出真实的意思表示，也使公司客观上处于资不抵债和停业状态。《股东出资转让合同书》第三项约定：“至2013年11月20日，本公司的债权债务已核算清楚，无隐瞒，双方均已认可。”虽然《股份转让合同》约定如出现第三方进行债务追索，周培升有向甘兆祥、倪向阳追偿的权利。但该约定是针对债务的出现在红馆策划公司可控范围内，不会导致红馆策划公司出现资不抵债及停业状态。四、本案中存在两份转让合同，即《股份转让合同》和《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两份合同内容出现冲突，由于《股东转让出资合同》签订时间在后，并经过登记备案，因此出现冲突的约定应当以《股东转让出资合同》的约定为准。也即甘兆祥、倪向阳必须返还周培升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90万元。综上，周培升上诉请求：1.撤销原审判决；2.撤销周培升与甘兆祥、倪向阳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3.判决甘兆祥、倪向阳共同返还周培升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20万元；4.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甘兆祥、倪向阳承担。被上诉人甘兆祥、倪向阳共同答辩称：一、我方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方同意原审判决。二、我方认为周培升的上诉事实理由均不成立。就本案所涉股权转让的几点事实来看，周培升在受让股权前多次实地查看，十分清楚当时公司的经营状况，甘兆祥、倪向阳也向周培升明确陈述了租赁合同及公司当时所负债务的情况，双方就上述两个问题明确在股权转让合同中做了约定。周培升是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当日及甘兆祥、倪向阳将公司全权交付给周培升经营以后，分两次向甘兆祥、倪向阳付清股权转让款，故从周培升的付款行为也可证明周培升受让股权的真实意思表示及对整个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十分清楚的。此外，在双方交付给工商局的股权出资转让合同也明确约定了，公司的债务已核对清楚。甘兆祥、倪向阳对其无任何隐瞒。故这些事实均可证明甘兆祥、倪向阳对周培升不存在任何的欺诈和隐瞒。周培升也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被周培升对其存在欺诈，应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三、周培升在上诉状称甘兆祥、倪向阳构成违约应赔偿其损失。这一上诉主张前提应是合同有效，在合同有效的情况下才涉及违约的问题。而周培升原审诉讼请求是要求撤销合同，合同撤销后的法律后果是合同自始无效，故周培升请求甘兆祥、倪向阳承担违约责任的主张，与其诉讼请求是相矛盾的。另外，周培升上诉请求判令甘兆祥、倪向阳归还90万元，与原审诉请不一致，且从周培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行为，可清楚证明真实的股权转让价格是120万元，故周培升的这一上诉主张也是不成立的。四、周培升要求甘兆祥、倪向阳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没有法律依据，甘兆祥、倪向阳是分别转让各自所持有的股权，同时也是各自收取股权转让款，甘兆祥、倪向阳之间并无共同返还的法律依据和义务。因此周培升这一上诉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故我方请求驳回周培升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原审第三人红馆策划公司、宋良、李海君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经审理，本院对原审已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关于涉案股权转让，本案存在两份合同。一是甘兆祥、倪向阳和周培升于2013年11月1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一是甘兆祥、倪向阳和周培升、李海君于2013年11月20日签订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其中，《股份转让合同》系约定周培升以120万元的价格分别受让甘兆祥55%和倪向阳5%的股份；《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则约定周培升以30万元的价格分别受让甘兆祥55%和倪向阳5%的股份，李海君以12万元的价格受让倪向阳24%的股份。之后，各方当事人系以2013年11月20日的《股东转让出资合同书》办理的工商变更登记。诉讼中，各方当事人都确认周培升实际系按照2013年11月1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20万元。又查明：红馆策划公司自2005年起向广州越秀山体育场承租涉案场地用于经营卡拉OK。该份场地租赁合同已经履行完毕。2013年，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对涉案场地重新招标，将租赁用途改为办公。红馆策划公司重新承租该场地后继续经营卡拉OK。再查明：广州市春汇贸易有限公司诉红馆策划公司的（2014）穗越法民二初字第709号案已进入执行阶段，倪向阳、甘兆祥明确表示无法清偿债务，只能等到法院拍卖了已查封的设备后，其再设法向周培升进行清偿。本院认为：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是甘兆祥、倪向阳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构成欺诈，周培升要求甘兆祥、倪向阳共同返还股权转让款120万元理据是否充分。周培升主张甘兆祥、倪向阳欺诈，主要指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甘兆祥、倪向阳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未向周培升披露越秀山体育场要求红馆策划公司将涉案经营场所的用途恢复为办公用途、否则将收回场地的情况；二是甘兆祥、倪向阳恶意隐瞒红馆策划公司存在巨额债务的情况。关于第一个方面，双方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第四条明确约定：“甲方必须负责把原公司的场地租赁合同变更到乙方（或公司）名下并办理备案手续。”从该约定可知，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周培升已经清楚的知晓红馆策划公司经营场地系租赁而来。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事主体，不要求查看公司经营场所的租赁合同，以确定场地使用的基本情况，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因此，本院采信甘兆祥、倪向阳的陈述，认定在股权转让合同签订时，周培升已经看过涉案场地的租赁合同，已经了解到涉案场地的用途在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为办公用途。周培升在了解到涉案场地用途的情况下，仍基于自己的商业判断决定受让红馆策划公司的股权，理应承担相应可能发生的不利后果。周培升认为，如果甘兆祥、倪向阳向其披露越秀山体育场要求变更场地用途的函件，其就不会受让涉案场地。对此，本院认为，无论甘兆祥、倪向阳是否向其披露越秀山体育场的函件，周培升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事主体，应当清楚任何一方超越合同以外的承诺在发生纠纷时都不可能对抗合法有效的合同条款；在进行投资决策时，理应对可能存在的商业经营风险进行相应的预估和判断；在明知租赁合同已明确约定经营场地的用途只能作办公用途的情况下，就应当预见到将该场地用作娱乐用途已构成违约，进而预测到如继续在该场地上经营卡拉OK随时会面临被解除合同无法继续经营下去的风险。因此，在租赁合同明确约定了涉案场地用途的情况下，无论甘兆祥、倪向阳是否有向周培升出示过越秀山体育场的函件，都不构成对周培升的欺诈。周培升理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关于第二个方面，《股份转让合同》第三条债权债务部分约定了债务的承担方式，第四条约定了协议生效当天，甲方必须将公司的印鉴、资质、证书等公司的法律文件交付给乙方，并和乙方核算、清点公司重要资产，办理资产、文件的相关交接手续。合同签订之后，周培升分两次，将股权转让款全额支付给了甘兆祥、倪向阳。如果甘兆祥、倪向阳未与周培升依约进行相应的资产核算、清点工作，周培升仍全额支付股权转让款显然不合常理。由此可见，在签订《股份转让合同》进行股权转让时，周培升对于红馆策划公司股权转让前所负的债务是清楚且不持异议的。周培升基于自己的商业判断受让红馆策划公司的股权，理应承担相应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周培升现以甘兆祥、倪向阳隐瞒债务为由主张股权转让过程中存在欺诈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但是，周培升可依据其与甘兆祥、倪向阳之间关于债务承担的约定，另案向甘兆祥、倪向阳主张相应的合同权利。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周培升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5600元，由上诉人周培升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许东劲审 判 员  陈舒舒代理审判员  唐佩莹二〇一五年九月六日书 记 员  谢佩君蔡嘉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