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川0191民7169号原告：连正满，男，汉族，生于1971年8月28日，住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可，四川凯盈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四川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汉市湖南路7号。法定代表人：朱智洪。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成都高新创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高新区天晖中街65号1幢1324、1325号。法定代表人：朱智洪。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智洪，男，汉族，1963年1月18日出生，住成都市青羊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上海段和段（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连正满诉被告四川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翔公司”）、成都高新创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兴公司”)、朱智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7年6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连正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可、被告鸿翔建设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被告创兴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正渊、被告朱智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连正满向本院提出以下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鸿翔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借款利息（利息按年利率24%以8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2日起计算至2015年11月9日；以55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2015年12月4日；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5日起计算至借款全部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创兴公司、被告朱智洪对第1项诉讼请求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2月2日，原告与被告鸿翔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1202的《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约定被告鸿翔公司可一次性或多次在1000万限额内向原告申请拆借资金，拆借期间为2014年12月2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被告朱智洪作为被告鸿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自愿为《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提供担保。同日，被告创兴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承诺若被告鸿翔公司不能按时足额偿付原告所借资金的本息，其担保对所欠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于2014年12月2日按约向被告一指定的账户支付了借款800万元。借款到期后，在原告的多次要求下，被告于2015年11月9日偿还借款本金250万元，于2015年12月4日偿还借款本金50万。之后再未偿还过相应的款项。被告鸿翔公司辩称，对《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的真实性有异议。被告鸿翔公司并未收到800万借款。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共同辩称，在主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作为担保人亦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此外，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14年12月2日，被告朱智洪以被告鸿翔公司的名义（乙方）与原告（甲方）签订了《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协议编号为：拆借2014—1202）。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在最高额资金拆借额度范围内给乙方提供资金融通。协议第一条约定“协议约定的拆借期限内，最高拆借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该最高拆借限额可由乙方一次或多次申请拆入。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的申请及拆借条件和甲方的实际状况，决定向乙方一次或分次拆出资金。约定的最高拆借限额拆出期间自2014年12月2日起至2015年8月31日止。在上述约定的拆借资金拆出期间和最高拆借限额内，双方不再逐笔签订拆借协议，具体拆借的每笔资金的金额、期限和还款方式等以相应的拆借资金凭据（包括电子银行、网上银行汇款凭据及其附件，下同）记载为准，每笔拆借资金期限不低于7天，乙方对此无异议。账户确认函及或资金汇转凭据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协议项下拆借的资金，其到期日不得超过本条第三款约定的资金拆借期间的截止日。若乙方还本付息的时间超过截止日，则利息翻倍。”协议第二条约定：“1、具体拆借的每笔资金利息清算应按实际的资金拆出额和实际用款时间及按月利率1.7%计算，按日计息，利随本清。利息由乙方归还拆借本金时，一并主动划付甲方。2、甲方应根据本协议项下议定的每一笔借款时间将款项于借款起始日，汇转至乙方账户并起息；乙方应于借款到期日用同样方式还款并止息。双方汇转款时均应派人员到开户银行督办。如发生资金在途，属于拆出方或该方银行的延误，由拆出方承担在途利息；反之，由拆入方承担。”协议第三条约定：“本协议在执行期如遇国家调整利率，仍按本协议约定利率执行。”协议第四条约定：“每一笔拆借资金款项甲方划入乙方账户后，汇转款凭证即成借据。同样还款凭证即成收据。”协议第九条约定：“乙方首先用乙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财产对所拆借的资金进行担保；如乙方不履行协议条款时，其第三方担保单位要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原告在该份协议的“甲方”处签字并捺印。被告朱智洪在协议的“乙方（盖章）：四川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字）”处签字并加盖了印章。同日，被告创兴公司出具《担保承诺书》载明：“创兴公司愿意为连正满（资金拆出人甲方）和四川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资金拆入人乙方）所签《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协议编号：拆借2014—1202号）所涉及的拆借资金安全提供担保。创兴公司承诺若乙方不能按时足额偿付甲方所借出资金的本息，创兴公司担保将乙方所欠本息偿付给甲方连正满，否则本公司共同和乙方承担法律责任。甲方借出资金到乙方账户后，本承诺生效；乙方将所借资金本息按时足额归还给甲方后，本承诺终止。”被告创兴公司在该份《担保承诺书》的“担保人”处加盖了公司的公章。被告朱智洪在该份《担保承诺书》的“法定代表人（签章）”处签名。上述协议签订后，原告与被告鸿翔公司于同日出具《拆借资金账户确认函》载明：“拆入人与拆出人于2014年12月2日签署了编号为2014—1202号的《最高额拆借资金协议》。现拆入人向拆出人提供账户如下：开户行：交行成都曼哈顿支行。户名：王素琼。账号：62×××70，拆借金额：800万元。”原告连正满在该份确认函的“拆出人”处签字并捺印。被告鸿翔公司在确认函的“拆入人（公章）”处加盖了公司的公章。被告朱智洪在确认函的“代表人（签字）”处加盖了印章。同日，原告按照《资金确认函》的约定向王素琼尾号为970的账户转入800万元。2016年3月3日，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向原告连正满出具《还款承诺书》载明：“我公司于2014年12月2日与贵方签订了编号为拆借2014-1202的《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以下简称“原协议”），现我公司尚欠贵方借款本金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故我公司针对应向贵方偿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做出如下还款承诺：一、我公司于2016年4月1日起逐月向贵方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于2016年9月1日之前偿还所有本金。二、我公司于2016年9月1日之前向贵方结清所有利息。三、原协议继续有效。”被告创兴公司在该份承诺书的“还款承诺人”处加盖了公司的公章。被告朱智洪在该份协议上签字并捺印。就还款的情况，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分别于2015年11月9日、2015年12月4日偿还了借款本金共计300万元。此外，2015年11月1日之前的利息被告已支付清结。被告尚欠原告借款本金500万元及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其实际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此外，庭审中被告创兴公司提交了《委托付款书》及转账凭证拟证明被告创兴公司已偿还了借款本金20万元。经审查，该份《委托付款书》载明创兴公司于2016年2月6日委托案外人李苑祯向原告连正满的账户支付20万元。同日，案外人李苑祯向原告连正满账户转账20万元。庭审中原告认可其已收到了20万元，但主张该20万元系被告偿还的借款利息。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担保承诺书》、《拆借资金账户确认函》、《还款承诺书》及被告朱智洪提交的《证明》及被告创兴公司提交的付款委托书及转款凭证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一、原告要求被告鸿翔公司偿还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被告朱智洪以被告鸿翔公司的名义与原告于2014年12月2日签订的《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被告创兴公司出具的《担保承诺书》及被告创兴公司与朱智洪出具的《还款承诺书》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合同义务。庭审中被告朱智洪提出上述协议中加盖的朱智洪的印章系虚假的抗辩。本院认为，被告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同时，被告朱智洪本人在协议上签字进行了确认。庭审中被告鸿翔公司、创兴公司及朱智洪均认可上述协议朱智洪签字及公司盖章的真实性，故本院对被告的上述抗辩不予支持，本院认定上述协议真实有效。原告按约向被告鸿翔公司出借了800万元借款，原告已履行了出借义务。庭审中原告陈述“被告分别于2015年11月9日、2015年12月4日偿还了借款本金共计300万元。此外，2015年11月1日之前的利息被告已支付清结。”本院对原告自认的事实予以确认。因案涉借款已于2015年8月31日到期，因被告鸿翔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的情况，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本院认定被告鸿翔公司未按约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告鸿翔公司归还借款本金500万元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其次，关于利息的计算问题。庭审中原告明确其所诉请的利息是逾期利息，且原告认可被告已将2015年11月1日之前的利息支付清结。现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自2015年11月2日起被告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本院认为，依据《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约定“具体拆借的每笔资金利息清算应按实际的资金拆出额和实际用款时间及按月利率1.7%计算，按日计息，利随本清。本协议项下拆借的资金，其到期日不得超过本条第三款约定的资金拆借期间的截止日。若乙方还本付息的时间超过截止日，则利息翻倍。”原告主张按照年利率24%计收利息未超过合同的约定和法律的规定。因此，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的利息一共分为四段计算：第一段，即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5年11月8日止以借款本金8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为37333.3元；第二段，即自2015年11月9日起至2015年12月3日止以借款本金55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为88709.7元；第三段，即自2015年12月4日起至2015年12月27日止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为74193.5元。以上利息共计200236.5元。又因被告提交了《委托付款书》及转账凭证证明被告创兴公司于2016年2月6日向原告偿还了20万元。庭审中原告认可其已收到了20万元，故本院对该事实予以确认。原告主张上述20万元系被告归还的借款利息，被告主张系偿还的借款本金。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一条：“债务人除主债务之外还应当支付利息和费用，当其给付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时，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顺序抵充：（一）实现债权的有关费用；（二）利息；（三）主债务。”之规定，本院认定被告向原告偿还的20万系其归还的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5年12月27日止的利息。因此，被告尚欠原告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5年12月27日的利息共计236.5元及自2015年12月28日起至被告实际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而原告要求被告鸿翔公司按年利率24%以800万元为基数支付从2015年11月2日起计算至2015年11月9日；以55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1月10日起计算至2015年12月4日；以500万元为基数从2015年12月5日起计算至2015年12月27日止的利息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二、原告要求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对被告鸿翔公司的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支持的问题；首先，《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第九条约定：“乙方首先用乙方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的财产对所拆借的资金进行担保；如乙方不履行协议条款时，其第三方担保单位要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因被告朱智洪作为被告鸿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认可在该份协议上签字的真实性。被告创兴公司在《担保承诺书》中承诺对被告鸿翔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创兴公司亦认可其在上述协议其所加盖的公章的真实性，故被告创兴公司及朱智洪均按约对案涉借款承担保证责任。因《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及《担保承诺书》中并未约定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承担责任的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之规定，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提出其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本院认为，《担保承诺书》中并未约定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本案《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5年8月31日。原告应在2016年2月前向被告创新公司、朱智洪主张权利。因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限内向被告创新公司、朱智洪主张权利，故被告创兴公司和朱智洪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已过。庭审中原告提交了一份形成于2015年8月27日的补充协议拟证明案涉借款已延期至2016年1月10日。该协议为手写体与打印体组成。协议上部分用手写体载明“经甲乙双方和第三方担保单位协商决定，甲方连正满和乙方所签拆借2014—1202号协议拆借时间延至2015年11月2日，其他约定不变。”该协议的“拆入人（公章）、代表人（签章）、拆出人（签章）、签署日期”均为打印体。被告鸿翔公司及朱智洪分别在协议的“拆入人（公章）”及“代表人（签章）”处加盖了公章。案外人唐大健在协议的“拆出人”处签字。在该签字下部分用手写体备注“连正满电话委托由唐大健代签。”被告创兴公司在协议的“拆出人（盖章）”处加盖了公司财务专用章。协议下部用手写体书写“第三方担保单位”。被告创兴公司在该“第三方担保单位”处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协议下部分手写体备注“经甲乙双方和第三方担保单位协商决定，甲方连正满和乙方所签拆借2014-1202号协议拆借时间延至2016年1月10日，其他约定不变。”协议“签署日期”下用手写条书写“2015年12月4日还150万，2015年12月10日前还400万。”案外人张琨及被告朱智洪在协议上签字并捺印。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该份协议不具备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理由为：首先，该证据为裁剪页，形式上为手写体与打印体组成。打印体占据了协议的主要篇幅。手写体为事后添加，且位于打印体文字上方。其次，手写体与打印体的称谓无法对应。手写体内容载明“甲乙双方和第三方协商决定，甲方连正满和乙方所签拆借2014-1202号协议拆借时间延期”但打印体载明“拆入人（公章）”、“拆入人代表人（签章）”“拆出人（盖章）”字样。此外，打印体“签署日期：2015年8月27日”上页为打印体“拆入人（公章）”、“拆入人代表人（签章）”“拆出人（盖章）”但“签署日期：2015年8月27日”下页用书写体载明“第三方担保单位”。再次，被告创兴公司及案外人唐大健分别在“拆出人（盖章）”处加盖了公章并签字。案外人张坤在协议上签字并捺印。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案外人唐大健、张坤与本案的关系。综上，原告提交的该份协议不具备真实性，本院不予采信。虽被告创兴公司及朱智洪依据《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及《担保承诺书》所负担保责任因保证期间已过而免责。但因被告创兴公司、朱智洪于2016年3月3日又向原告出具了一份《还款承诺书》，被告创兴公司承诺于2016年4月1日起逐月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并于2016年9月1日之前偿还所有本金，于2016年9月1日之前向原告结清所有利息。原协议继续有效。本院认为，被告创兴公司依据《担保承诺书》所承担的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虽已过，但因被告创兴公司对《还款承诺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其出具《还款承诺书》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应认定被告创兴公司与原告形成了新的债务履行协议，属于债的加入。故被告创兴公司应当按照承诺书的约定偿还借款本息。庭审中被告创兴公司提出“该份《还款承诺书》系原告与被告创兴公司所形成的新的保证合同，应当适用保证期间的约定。而《还款承诺书》并未约定保证期间，故原告应在约定的利息还款日即2016年9月1日起6个月内向被告创兴公司主张权利，而原告并未提出证据证明其已在上述期间主张权利，故保证期间已过。”的抗辩。本院认为，被告创兴公司在《还款承诺书》中系向原告承诺归还借款本息，而非承诺对案涉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本院认定被告创兴公司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行为视为债的加入，而非形成新的保证合同。因此，《还款承诺书》应适用诉讼时效，而非保证期间。被告创兴公司承诺2016年9月1日前归还借款利息。故诉讼时效应从2016年9月1日起计算至2018年9月1日。因此，原告要求被告创兴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的主张未超过诉讼时效，应当予以支持。此外，关于被告朱智洪应否承担责任的问题。被告朱智洪虽未在上述《还款承诺书》上直接体现其有还款的意思表示，但《还款承诺书》载明：“原协议继续有效。”本院认为，原协议即指《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在该份协议中被告朱智洪对案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而被告朱智洪在《还款承诺书》上签字的行为视为其认可其在《最高额资金拆借协议》项下的担保责任继续有效。因此，被告朱智洪向原告出具《还款承诺书》的行为视为与原告成立了新的保证合同。因《还款承诺书》未约定被告朱智洪继续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之约定，被告朱智洪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自其出具《还款承诺书》之日六个月内，即2016年3月3日起至2016年9月3日止。因原告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上述期间内向被告朱智洪主张权利，故被告朱智洪的保证责任免除。原告要求被告朱智洪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四川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连正满借款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分两段计算：第一段，即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5年12月27日的利息共计236.5元；第二段，即自2015年12月28日起以借款本金500万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计算至被告实际偿还借款本金之日止的利息。二、被告成都高新创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项所负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连正满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9805元，保全费用5000元，以上共计34805元，由被告四川鸿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创兴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益西措二〇一七年八月四日书记员  廖 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