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河民二初字第220号 原告：邹江，男，1972年6月23日生，汉族，系河口国际旅行社职工，住河口县。 委托代理人：徐天云，云南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李红梅，云南海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被告：河口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河口县政府”）。 法定代表人：邓进秀，职务：县长。 住所地：河口县北山行政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01521107-0。 被告：河口瑶族自治县旅游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河口县旅游委员会”，原名称为“河口瑶族自治县旅游局”(以下简称“河口县旅游局”)]。 法定代表人：周学兵，职务：主任。 住所地：河口县北山行政中心**。 组织机构代码：01521070-5。 被告：河口瑶族自治县财政局（以下简称“河口县财政局”）。 法定代表人：刘旭勇，职务：局长。  住所地：河口县北山福生路/div> 组织机构代码：01521039-3。 被告：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 法定代表人：张祖惠。职务：总经理。  住所地：河口县商贸街延伸段**/div> 组织机构代码：21815282-4。 上述四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磊，力远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原告邹江与被告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游委员会、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10月2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2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邹江及其委托代理人徐天云、李红梅，四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张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在此说明，原告在向本院提起诉讼时，在民事起诉状上将河口瑶族自治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列为本案被告。庭审时，经本院核实查明该局系河口县财政局的内设机构，原告邹江遂撤回对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的起诉。 原告邹江诉称：1993年，经被告河口县政府发文成立了河口国际旅行社，作为被告河口县旅游局（现已更名为“河口县旅游发展委员会”）的下属企业，成立时的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1998年，根据国家政策，经被告河口县旅游局和河口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报经被告河口县政府批准，进行了改制。将原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资产进行了评估，由当时包括原告邹江在内的31名职工购置后作为注册资本金，投资成立了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口国旅公司”）。此时，邹江等31名职工依法成为该公司的股东，依法享有公司100%的股权。公司改制后，2000年6月15日，公司增加注册资本至1,560,000元，股东增加了一名。原告邹江持有公司的股份为3.59%。2002年5月，公司出资287,299.5元购置了位于河口县商贸街延伸段20号一栋房屋作为办公室，添置了新的办公用品。但在2002年6月26日，被告河口县旅游局在与河口国旅公司无任何隶属关系的前提下，违法向被告河口县政府要求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名称。而被告河口县政府未经核实，即违法批复同意。对此，原告认为，河口国旅公司作为一家由32名自然人出资持股的公司，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享有自治权利，而两被告与该公司无任何股权关系，无权对该公司的经营事项等做出任何决定。该两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等32名股东的合法权利。更为恶劣的是，被告河口县旅游局强行要求河口国旅公司的部分职工在一份内容为“注销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并依据该份决议到当地工商局违法办理注销手续。2002年7月22日，被告河口县财政局违法作出了“河口县国际旅行社清产核资报告”，强行将河口国旅公司的财产直接划拨给河口县旅游局，并将河口国旅公司的财产直接作为出资，以1,560,000元的注册资本注册成立了河口国际旅行社（现名称为“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该1,560,000元的注册资本，完全是强行占有河口国旅公司的财产。对上述违法侵权行为，原告及其他股东多次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多次与四被告交涉，要求停止侵权、返还财产、恢复公司，但均没有结果。综上所述，原告认为，四被告的行为已经严重侵害了其权利，给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其特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72,944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庭审时，原告邹江增加了两项诉讼请求：一、认为2002年5月9日河口国旅公司向王丽玲所购买的河口县房屋属于全体股东所有，现在为被告违法侵占，应返还给全体股东；二、认为向云南省旅游局所上交的1,000,000元质量保证金，其也享有该保证金以其所交股金所占注册资本3.59%的权益，要求被告予以支付。 被告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游委员会、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辩称：一、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超出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不应得到支持。原告认为2002年6月河口国旅公司注销时，被告方侵占了其应当分得的公司资产，应予以赔偿。据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权利人的权益受到侵害要求赔偿，必须在法定的期间内行使权利，否则丧失胜诉的权利。实际上2002年6月的注销行为，是基于原告自愿申请的结果，且公司在注销时，原告及其他股东已领取了对应的股金。原告等股东对于公司注销时资产的处置是完全清楚的，当时原告及其他股东并未提出异议。现公司资产处置完成已时隔13年之久，原告才提出诉请，完全不符合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二、原告诉称的原河口国旅公司资产，实际为国有资产，原告不具有处分权。河口国旅公司的前身为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只是在1998年过改制后才成立的。1998年12月28日经河口县财政局确认，改制之前的河口国际旅行社国有资产额为2,763,811.51元，按当时改制政策，原告及其他股东在享受各种改制优惠后，还应当共同向国家上缴国有资产购置款359,527.65元。但原告等各股东并未缴纳该款项，且未按改制方案缴纳应缴股金1,006,759.66元，实际原告及各股东总共才出资163,175.92元，就成立了公司。鉴于此，被告方认为，原告和其他股东能处分的财产仅限于其实际出资的部分，而对于改制前的原国有资产并没有处分权。三、河口国旅公司的注销，是基于原告和其他股东的自愿行为，且办理了注销手续，符合法定程序，并非被告方违法办理。2002年6月，河口国旅公司注销，是经过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确认，且当时所有股东领取了股金，同时股东大会指定一名股东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公司注销手续，这些事实工商部门有资料可查。被告对公司的注销清算等事宜只是提出指导性意见，并没有强迫、胁迫原告等股东办理公司注销。四、原河口县旅游局依法申请恢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同时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1998年，原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不彻底也不完善，改制后国有资产没有得到保护，企业改制股金缴纳不到位，改制之后的河口国旅公司一直在利用国有资产进行经营管理，故在2002年原告等股东申请注销该公司，原河口县旅游局依法向河口县政府申请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并恢复企业资产国有性质时，原告等股东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且还与恢复后的河口国际旅行社签订了劳动合同。综上所述，被告方在河口国际旅行社的发展历程中，始终遵循政策法律规定，代表国家充分保证国有资产权益，尊重保证职工股东的意愿和权利，并不存在侵犯原告权利的行为。原告的诉讼请求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人民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归纳原、被告双方的诉辩主张，双方争议的矛盾焦点是：一、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期间；二、1998年改制后，河口国旅公司所管理的资产，其中国有资产和股东所享有的权益是否能予以区分，各为多少？三、被告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河口国旅公司的自主经营权，以及侵害了原告及各股东的合法权利，原告及各股东的诉讼请求及增加的诉讼请求是否应当得到法律的支持。 针对双方争议的焦点，原告邹江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证明其诉讼主张： 第一组：1、原告身份证复印件；2、河口国旅公司章程。欲证明原告系河口国旅公司股东及享有的相应股权份额。 第二组：1、关于河口国际旅行社要求改建设立河口国旅公司的报告；2、关于河口国际旅行社要求改建为河口国旅公司的批复；3、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4、河口国旅公司董事会决议；5、河口国旅公司章程。欲证明：1、河口国旅公司于1998年由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合法改制成为自然人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2、原告依法成为河口国旅公司的原始股东。 第三组： （一）1、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2、股东会议决议；3、指定证明、注销申请。欲证明：1、河口国旅公司被违法注销；2、注销所依据的股东会决议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决议上签名的股东所持股权未达到2/3，注销程序违法。 （二）1、关于将河口国旅公司恢复原企业名称的请示；2、对县旅游局关于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名称请示的批复；3、河口县旅游局向工商局申请撤销河口国旅公司的申请书。欲证明：1、河口县旅游局违法申请撤销河口国旅公司，河口县政府违法同意撤销河口国旅公司，侵害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2、河口县旅游局、河口县政府以“恢复”为名，违法处置属于自然人持股的河口国旅公司的资产和经营资格。 （三）1、河口县国际旅行社清产核资报告；2、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3、验资报告；4、河口县财政局出具的证明。欲证明：河口县旅游局、河口县财政局直接侵占河口国旅公司的原有资产，以公司的原有注册资本违法“出资”，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5、河口县旅行社并无任何国有资金投入，完全是侵占原告等持股的河口国旅公司全部财产所设立。 第四组： （一）清产核资报告。欲证明河口国旅公司与2002年被违法注销核资时的净资产为2,031,854.18元，但不包含本组证据（二）、（三）项证据中的房屋及河口国旅公司缴纳的1,000,000元质量保证金。 （二）1、房屋买卖公证书；2、申请办理“河房权证2002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3、申请办理“河房权证2002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所有权登记申请书”；4、“河房权证2002字第××号”《房屋所有权证》。欲证明：河口县房屋是河口国旅公司2002年5月9日出资265,000元购买，属于公司资产；5、被告河口国际旅行社以公司变更名称为名，申请将河口国旅公司的合法房产变更为河口国际旅行社所有，侵占了公司的合法资产。 （三）1、国际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即河口国旅公司改制前的经营许可证；2、中国工商银行电汇凭证（电汇保证金）；3、行政事业单位往来款项统一收据；4、国际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被告河口国际旅行社2002年取得的经营许可证）。欲证明：1、被告河口国际旅行社违法侵占河口国旅公司的质量保证金1,600,000元；2、上述保证金当中的1,000,000元未包含在“清产核资报告”所确认的公司资产中。 第五组：1、关于要求解决河口县国际旅行社暂停业务期间有关问题的请求；2、关于对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方案的意见；3、关于对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问题情况反映；4、河口县委政府信访局来访事项交办单。欲证明原告等多名股东一直在向河口县政府等政府部门反映情况，主张权利，并不存在时效问题。 经质证，被告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游委员会、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对原告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第2份证据“河口国旅公司章程”只能证实是各股东出资的一个约定，不能证实股东实际出资。 对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提交的该组证据证实河口国旅公司成立之初，31位股东认缴出资才是379,528元，但各股东实际交付的款项才有163,175.92元，出资额并没有交足，说明有限责任公司中所谓资产绝大部分是原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资产，而不是各股东的资产。 对第三组第（一）项证据真实性未提出异议，该组证据不能证实违法注销的问题。尽管当时如开股东会时没有全部股东参加，但已实际执行，且经过工商部门的注销。原告故意遗漏了退股金的证据，对原告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对第三组第（二）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注销手续是由股东会指定的代理人办理的注销手续，被告只是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对第三组第（三）项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的证明目的。因河口国旅公司的资产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是股东实际投入的，剩余的资产是河口国际旅行社的国有资产。在改制过程中，股东并未完全履行交纳股金之义务，在注销河口国旅公司时，退还了全部股金，恢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名称后的资产是国有资产。 对第四组第（一）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清产核资报告说明原告还负债100余万元。原告不认可清产核资报告，却又以该报告的数据作为标准，自相矛盾。另外，原告所说的1,000,000元质量保证金不存在，没有反映谁来收取，与被告无关。对第四组第（二）项证据的真实性未提出异议。公司注销与房屋买卖的时间相差一个月，那么在公司注销之后，才变更了房屋的手续。有限公司的股东从2002年至今未提出异议，所以产权变更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对第四组第（三）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质量保证金不是公司资产，且该1,600,000元是汇给云南省旅游局，不是交给被告。其中600,000元是原河口国际旅行社成立时就已经上交。第二笔1,000,000元是河口国际旅行社向河口旅游局借资交纳。在清偿核资报告中，公司还是负债，不可能有1,000,000元交纳保证金。 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原告反映情况是2013年9月，原因是河口县政府将河口国际旅行社与文投集团签订重组协议。该年9月22日开会时，股东才提出意见。过去11年的时间，没有哪位股东向政府部门反映过问题。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为准。原告诉请的房产在2002年就已经登记在河口县国际旅行社名下。 本院认为：对原告邹江提交的证据，经四被告进行质证，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原告邹江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针对双方的争议焦点，被告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游委员会、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第一组：1、河口县旅游局关于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请示；2、“转报河口县旅游局《关于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请示》的报告”、关于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的通知；3、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4、1996年“企业法人年检报告书”；5、1998年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欲证明河口国际旅行社从成立时起，就是经政府批准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截止1997年2月，河口国际旅行社登记资产总额为1,845,700元，净资产额1,033,800元，1998年3月登记注册资金为1,670,000元。 第二组：1、1998年“关于河口国际旅行社要求改建设立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报告”、“关于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复”；2、河口县财政局“关于对国有产权界定出售的批复”；3、河口县国旅公司营业执照。欲证明1998年经河口县人民政府同意，批准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按照要求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资产进行评估界定，办理改制相关手续。 第三组：1、2002年原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退股金清单、指定证明、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2、“关于撤销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对县旅游局“关于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名称请示的批复”、“关于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恢复原企业名称的通知”、申请书；3、河口县财政局证明。欲证明2002年6月起，经原河口国旅公司股东会申请恢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确认退回股金及股息，并报经河口县政府同意，经河口县工商局登记办理注销河口国旅公司，恢复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 第四组：1、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2、企业法人登记章程。欲证明2002年9月，经河口县工商局核资登记，河口国际旅行社重新登记注册开业，企业性质为国有经济。 第五组：2013年12月10日的审计报告，欲证明原告及各股东实际投资是160,000多元，但应当缴纳资本应当是1,550,000多元。 经质证，原告邹江对被告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游委员会、河口县财政局、云南河口国际旅行社提交的上述证据发表了如下质证意见： 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不认可被告的证明目的。当时成立时只是一个注册资本，公司资产不能以核资报告来说明。因1996年的核资报告不能正常反映公司资产，之后资产发生了变化，不能以1996年的为准，只有之后的审计评估等材料才能反映证实情况。 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认可。“关于对国有产权界定出售的批复”，可以看出当时明确了公司的资产是80多万，不是被告所说的里面包含国有资产。国有资产一次性优惠30%。企业资产出售是出售给股东，应由股东交纳给财政局。股东交的35.9万，到现在还没有追缴，诉讼时效已过，整个旅行社的资产就全部是股东的资产，不存在有国有资产。 对第三组证据：1、对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的部份股东签名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未召开全体大会，只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找了几个股东开会，签字的股东只占公司股份的61.7%，未达到公司法规定的需2/3以上的股东决议；2、对退股金清单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合法性。退股金是对公司清算核资，对剩余资产进行分配；3、指定证明也没有2/3以上的股东签字，不认可合法性；4、对注销登记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认可；5、“关于撤销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是河口国际旅行社恢复后才要求撤销有限公司，该公司的全部资产并入了河口国际旅行社，侵权行为一直在持续中；6、对“关于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名称请示的批复”、“关于河口国旅公司恢复原企业名称的通知”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认可。另外，申请书也证实了旅游局的行为对股东的权益构成了侵害；7、河口县财政局的证明印证了被告没有经过合法手续，将私营企业变更为河口国际旅行社，剥夺了股东的权益。 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认可合法性。登记开业的地点就是原有限公司的地点，证实河口国际旅行社在被告的安排下，分割了有限公司权益。 第五组证据是2013年才进行审计的，审计1998年至2002年6月27日这段期间债权债务关系的财务报表。但这段时间财政局已经提供了清产核资经报告，原告方认为财政局所做的比较客观。审计报告未将2002年4月至6月的重大资产265,000元的房屋，及1,000,000元的质量保证金做进去。 本院认为：对四被告提交的证据，经原告邹江质证，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四被告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采信。 根据原告的陈述、被告的辩解以及双方对对方所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本院确认如下案件事实： 1992年9月24日，被告河口县旅游委员会的前身原河口县旅游局向被告河口县政府提交一份“关于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请示”。1993年1月9日，被告河口县政府发出“关于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的通知”，主要内容有“经研究决定，成立‘河口国际旅行社’，旅行社属县旅游局主管下的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该通知下发后，河口县旅游局作为组建单位，以“河口国际旅行社”的名称向河口县工商局申请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注册，确定经济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当时注册资金为300,000元。1998年2月，河口国际旅行社向云南省旅游局交纳质量保证金600,000元。到1998年3月16日，旅行社注册资金达到1,670,000元。1998年10月20日，经河口国际旅行社申请，河口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向河口县政府提交了一份“关于河口国际旅行社要求改建设立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报告”，随后，被告河口县政府批复，同意将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建为河口国旅公司。经河口县财政局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国有产权界定资产总额为2,763,811.51元，负债总额1,929,945.9元，出售的国有净资产确定为833,865.61元。作出该界定后进行优惠30%一次性整体出售，改制后的河口国旅公司还应上交国资局359,527.65元。当时包括原告邹江等31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职工作为购买人和出资人，其职工身份转化为了河口国旅公司的股东，后又增加了一名新股东张祖惠。按照河口县财政局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国有资产界定的情况，32名股东应以359,527.65元购买国有资产，但包括原告邹江在内的32名股东并未向国家缴纳该笔购置款。另按照32名股东所制定的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为1,560,000元。据该注册资本，原告邹江认缴出资额为56,005.50元，占公司资本的3.59%。后来原告邹江实际缴纳的股金仅为6,682.24元，包括原告邹江在内32名股东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仅为163,175.92元。2000年5月9日，河口国旅公司出资265,000元，向王丽玲购买了位于河口县建筑面积为150.402平方米的房屋，作为办公用房。2002年6月份，为了扩大旅游经营业务范围，享有护照经营权，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升格，需要向国家旅游局报批。但河口国旅公司担心如果如实将原河口国际旅行社从表面上已改制为私营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上报难予审批。同年该月28日，包括原告邹江在内的18名股东作出“股东会议决议”，决定注销河口国旅公司，并委托指定张祖惠办理公司注销登记手续。同时以河口国旅公司的名义向原河口县旅游局递交了“关于将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恢复原企业名称的请示”。原河口县旅游局将该请示呈报被告河口县政府。当日，被告河口县政府予以了批复，同意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名称。同年同月30日，原河口县旅游局向原河口国旅公司下发了通知，按被告河口县政府的批复意见，同意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企业名称。同年7月20日，原告邹江领取了退还的其原来缴纳出资的股金4,000元，其他股东同样也都领取了退还的其原来所缴纳出资的股金。2002年7月29日，恢复原名称的河口国际旅行社工作人员在未变动的情况下，河口国旅公司向河口房管所申请，将原以河口国旅公司名义向王丽玲购买的河口县房屋在河口县房管所变更登记所有权人为“河口国际旅行社”，注明产权性质为“公产”。据被告提交的2002年9月10日“企业法人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恢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名称后的注册资金仍为1,560,000元。另外，原河口国际旅行社恢复后，原告赵有龙等股东与恢复名称的河口国际旅行社签订了劳动合同，又由原河口国旅公司股东的身份转变为了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职工。另外，在河口国旅公司恢复名称为河口国际旅行社前的2002年6月24日，河口国旅公司向云南省旅游局又交纳了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2014年7月9日，原告邹江与原河口国旅公司的其他23位股东向河口县政府”国旅改制领导小组提交“关于对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方案的意见”，才提出对2002年6月份将原“河口国旅公司”恢复为“河口国际旅行社”，由私营性质改为国有性质的异议。经向政府相关部门反映未果，原告邹江及其他另外19名现河口国际旅行社职工提起诉讼，认为四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原告邹江请求判令四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人民币73,147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需要说明，庭审中，原告邹江增加了曾以河口国旅公司名义向王丽玲所购买的房屋，为被告所侵占，要求被告予以返还的诉讼请求，以及增加向云南省旅游局交纳的质量保证金1,000,000元，其享有按认缴注册资本比例要求四被告一并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因庭审时原告邹江未说明具体金额，本院释明其于庭审后提交写明具体增加诉请标的的书面材料，以及补交相应的诉讼费。庭审后，原告邹江对该增加的诉讼请求未提交书面材料，也未补交诉讼费。 本院认为：国家财产属于全民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同时，对公民的合法财产权益同样也给予平等保护。河口国际旅行社从1992年9月份由河口县旅游局组建，1993年2月8日以企业法人身份申请登记注册成立时，经济性质就属于全民所有制的国有性质，当时注册资金为300,000元。到1998年3月16日，旅行社注册资金已达到1,670,000元。当年10月份，根据当时国有企业进行改制的形势，经河口国际旅行社申请，河口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向河口县政府提交报告，并经河口县政府批复，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建为私营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当时经河口县财政局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国有产权进行界定，出售的国有净资产确定为833,865.61元。作出该界定后进行优惠30%一次性整体出售，改制后的河口国旅公司还应上交国资局359,527.65元。当时包括原告邹江等32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的职工作为购买人和出资人，其职工身份转化为了河口国旅公司的股东。但改制后的河口国旅公司及各股东到2002年6月份恢复河口国际旅行社时，都一直未向国家缴纳359,527.65元的购置款。据公司法的规定，要成为股东，就要按公司章程的注册资本按各自认缴比例进行出资。据包括原告在内的各股东制定的公司章程载明1,560,000元的注册资本金，原告邹江认缴出资额为56,005.50元，占公司资本的3.59%。但后来原告邹江实际缴纳的股金仅为6,682.24元，各股东缴纳的出资额合计仅为163,175.92元，远未达到1,560,000元的注册资本，也未达到我国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百分之二十”的标准。根据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虽然从名称的形式上由国有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转变为了私营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但包括原告邹江在内的各股东未向国家缴纳购置款，相关政府责任部门对各股东也未追偿该款项，变换名称后的河口国旅公司从本质上并不能想当然的就成为了私营性质，原国有资产也不能因名称的改变就必然变成了私有财产，这要看改制的情况是否严格依相关法律法规完成全部改制工作。从事实上分析，河口国旅公司并不是严格按公司法的规定条件和要求所设立的，而是由国有企业身份顺应当时的形势转变而设立。按庭审中原告邹江及各股东所陈述的情况，从原国有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改制为私有性质的河口国旅公司，再恢复为国有性质的河口国际旅行社这一整个过程中，作为最初的内部工作人员，不论是由职工身份转变为股东身份，还是再由股东身份转变为职工身份；不管是企业经营模式，还是原河口旅游局作为主管部门行政化色彩的管理体制，一直没有改变过，并未体现出作为私有性质有限公司享有自主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只是名称的变换而已。结合我国公司法第十二章规定的“法律责任”的立法精神，对河口国旅公司当时的设立，各股东实际认缴出资才有163,175.92元，与注册资本1,560,000元严重不符的情况，河口国旅公司的存在实质上并不具有当然的合法性，河口国旅公司及其各股东对原国有资产的占有、管理、使用同样也不具有当然的合法性。故本院认为，对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当时的改制，能认定为是不彻底、不完备的，其国有性质的地位实际上也并未改变过。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七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其次，在2002年6月份，为扩大旅游经营业务范围，享有护照经营权，进行形象升格，是经包括原告邹江在内的过半数以上的股东，以股东会议决议的形式并签名认可后向河口旅游局申请，河口县政府进行批复，才将河口国旅公司恢复原名称“河口国际旅行社”。虽然当时在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的股东按公司章程未达到三分之二，但后来所有的股东都认领了退还的原认缴股金，说明当时未签名的股东对股东会议决议是认可的。原告邹江诉称，被告河口县旅游局强行要求河口国旅公司的部分职工在一份内容为“注销河口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议决议”上签名。从所有股东认领退还的股金情况分析，原告该诉称不具有可信度，也无证据证实，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为原河口县旅游局、河口县政府的上述行为在程序上并不违法。 再次，从法律层面上讲，私营企业转变为国有性质的企业，法律并无禁止性规定不可为、不能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形出现时，只要是遵循平等、自愿原则，不影响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符合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道德，都是可行的。退一步讲，即便2002年6月份，河口国旅公司恢复原河口国际旅行社名称时，确实侵害了各股东的财产权益，从2002年6月至2014年7月份提出异议时，时间已间隔12年，远远超过了民法通则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至于原河口国旅公司于2002年5月份向王丽玲购买的房屋作为办公用房，没有证据证实各股东各出资多少，且房屋于同年7月29日已完成了所有权人的变更登记手续。该房屋所有权人的变更系原河口国旅公司的自愿申请行为所完成。如果房屋是通过变更所有权人登记时，被侵占构成侵权，主张权利的诉讼时间是从房屋完成变更登记时起算。另外，原告邹江庭审时增加的诉讼请求，未依法补交诉讼费，本院对原告邹江增加的诉讼请求依法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原告邹江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且已经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原告邹江无充分证据证实被告河口县政府、河口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原河口县旅游局）、河口县财政局、河口国际旅行社有违法行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邹江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1,620元，由原告邹江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张跃兰 审判员  张盛军 审判员  龙兵权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书记员  朱 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