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粤01民终14382号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美华，女，1962年1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上诉人（原审原告）：徐翠珍，女，1969年7月16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白云区。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杰，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徐志林，男，196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男，1964年10月2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由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村民委员会推荐。原审第三人：徐美仪，女，1967年5月17日出生，汉族，住广州市花都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财，广东粤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第三人：吴细妹，女，1938年11月16日出生，台湾省居民，住台湾省台中市西屯区。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徐志林因与原审第三人徐美仪、吴细妹返还原物纠纷一案，不服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2017)粤0114民初154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及其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振杰，上诉人徐志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军，原审第三人徐美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国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共同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查明事实后改判，本案诉讼费由徐志林承担。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徐啟廉于1994年4月14日所立的遗嘱《我的遗言》合法有效是错误的。遗嘱代书人没有签字，没有与遗嘱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立遗嘱人签名不真实，故涉案遗嘱不符法定形式，不具遗嘱的形式生效要件。2、一审判决在无遗嘱代书人签名、无两名无利害关系见证人签名的情况下仍然认定涉案遗嘱合法有效，认为代书人未在代书遗嘱上签字不影响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而不影响代书遗嘱效力是法律适用错误。上诉人徐志林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因徐美华、徐翠珍没有证据证明其具有相应物权而驳回其全部诉求，判令徐美华、徐翠珍承担一审、二审的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徐美华、徐翠珍起诉的前提是其必须是相应不动产的权利人，但其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2、在徐美华、徐翠珍既无请求确权也无提出继承之诉的情况下，一审判决违反不告不理的民事诉讼原则，径直进行继承法律关系的审理，违反了法律规定。3、徐翠珍、徐美华的丈夫黄伟文、徐志林、徐美仪、吴细妹均在遗嘱上签字见证，说明各方当事人对徐啟廉处分涉案房屋的情况均明知，但二十多年来各利害关系人均未以权利被侵犯为由提起过继承之诉，故以上各利害关系人关于涉案财产继承问题的争议均已超过了法律予以保护的期限，也即各利害关系人均已丧失了继承之诉的胜诉权。4、即便一审法院有权对涉案房屋的继承法律关系进行审理，其评议和认定过程也存在程序违法和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1）一审法院未通知有权继承涉案房屋的徐啟端（徐志林的父亲）参加诉讼；（2）代书人签名是代书遗嘱生效的法定形式要件，一审判决一方面认定代书人并未在遗嘱上签字，另一方面又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属于适用法律错误。（3）涉案的代书遗嘱只有遗嘱人自己的签名，没有见证人，更谈不上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就应认定涉案遗嘱无效，但一审判决却认定遗嘱合法有效。原审第三人徐美仪述称：1、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徐志林在一审中均认可徐禄权是涉案遗嘱的代书人，故徐美华、徐翠珍提供的涉案遗嘱合法有效。2、黄伟文、徐志坚虽是近亲属，但并非利害关系人，一审判决认为黄伟文、徐志坚均可作为见证人是正确的。综上，同意一审判决。原审第三人吴细妹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2017年2月13日，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共同向一审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判令：1、依法判令徐志林立即搬离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18队，地号为花335地上房屋，并将该房屋归还给徐美华、徐翠珍。2、依法判令徐志林自起诉之日起每月支付2000元房屋占用费给徐美华、徐翠珍至徐志林搬出涉案房屋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徐志林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涉案房屋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18队，所在的土地地号为戊335，建筑占地面积为40㎡，于1990年8月25日办理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证号：花府集建字「90」第0318016号），该土地证同时记载了戊18号土地，建筑占地面积为80㎡，该土地证登记的权属人为徐啟廉。徐啟廉于1994年4月20日办理死亡户口注销手续，徐啟廉父亲早于徐啟廉去世，徐啟廉与毕玉琼婚后育有徐美华、徐翠珍、徐美仪三个女儿，徐啟廉与毕玉琼于二十世纪70年代离婚，后徐啟廉与吴细妹共同居住生活，吴细妹及徐美仪表示徐啟廉与吴细妹已登记结婚，但未提交相关婚姻登记予以佐证，徐美华、徐翠珍及徐志林认为其二人只是同居关系并未办理婚姻登记，徐志林与徐美华、徐翠珍、徐美仪是堂兄妹关系。徐美华、徐翠珍、徐美仪表示涉案房屋的第一层在徐啟廉与毕玉琼结婚时所建，第二层由徐啟廉与徐美华、徐翠珍、徐美仪所建，至今未进行加建或改建。徐志林则认为涉案房屋是徐啟廉的父亲在二十世纪70年代所建，涉案房屋及戊18号地上房屋均是祖屋，当时口头约定徐啟廉及徐志林的父亲两兄弟各占一间，后来两间房屋所在的土地均登记在徐啟廉名下，徐志林通过接受遗赠的方式获得涉案房屋之后对房屋的门窗进行过修葺。一审诉讼中，徐志林提交一份《我的遗言》，载明：我因病危入院，不知病势如何，更不知健康与否？现委托我叔代写如下处理意见：我生前遗下房屋两间，此外并无财产，更无实业。为防止姐妹争吵，特提出现有两间房屋处理：新圩那一间，为属徐美仪所有。原在细巷那一间为属我续妻所有。如我续妻离开徐家，由徐志林继承此屋，但要付回二三千元代价。我续妻终身在徐家，由同胞姐妹负责抚养终身。特此遗言，以此为据。不得争议。落款处：签名：徐啟廉，徐志林、吴细妹；姐妹签名：徐翠珍、徐志坚、黄伟文、徐美仪；1994年4月14日立，代笔人：徐禄权，1994年4月14，并盖有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村民委员会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西华经济合作社的公章。徐美华、徐翠珍对上述遗嘱不予确认，提交一份内容一致，但落款处缺少代笔人徐禄权签字、日期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村民委员会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西华经济合作社的盖章。各方当事人均确认遗嘱中的续妻是指吴细妹，而新圩那一间即地号戊18的地上房屋由徐美仪一直占有使用。徐美华表示当时其丈夫黄伟文在遗嘱上签字，徐翠珍表示其当时是受威逼情况下签订的，认为上述遗嘱并非是徐啟廉的真实意思表示，关于涉案房屋的后续使用情况均不知情。吴细妹确认徐美华、徐翠珍提交的遗嘱，表示虽然徐禄权没有签字，但当时该遗嘱确由徐禄权代书，由徐啟廉本人签字，并由上述签字人员见证，吴细妹认为根据遗嘱内容其享有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徐志林表示徐啟廉在1994年4月17日去世，当时吴细妹居住在地号为戊18的80㎡房屋，徐志林向吴细妹支付了两千元，吴细妹后来离开了三华村，而涉案房屋由徐啟廉的母亲黄苏居住，在1994年7月黄苏去世后涉案房屋由徐志林占有使用至今。吴细妹表示在徐啟廉去世后，徐志林将吴细妹赶走，当时徐志林并未向吴细妹支付任何款项，徐美仪确认吴细妹的陈述。徐美华、徐翠珍认为在1994年徐啟廉去世后一直不清楚涉案房屋的占有使用情况，直至2017年徐美仪提供了当时的遗嘱才清楚房屋的现状，徐美华、徐翠珍认为作为涉案房屋的法定继承人有权继承涉案房屋，但各方协商不成，徐美华、徐翠珍遂诉至一审法院成讼。一审另查，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在2005年更名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道办事处。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徐美华、徐翠珍是否对涉案房屋享有权利？对此，一审法院分析如下：徐志林提交的“我的遗言”上有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村民委员会及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西华经济合作社的盖章，而花都区新华街的名称是在2005年之后才更名，故徐志林提交的“我的遗言”中村委会及经济社的公章并非是遗嘱签订时1994年所盖，在徐志林对其提交的“我的遗言”与徐美华、徐翠珍提交的“我的遗言”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未能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采纳徐美华、徐翠珍提交的“我的遗言”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该份遗嘱显示有黄伟文、徐志坚等人签字，遗嘱人徐啟廉的签字，并注明年、月、日，符合遗嘱的基本要件，虽然代书人并未在遗嘱上签字，但并不影响该遗嘱作为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形式，故该遗嘱合法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故即使吴细妹与徐啟廉未登记结婚，亦不影响徐啟廉将涉案房屋赠给吴细妹的效力，虽然吴细妹后来离开了徐家，但徐志林未能举证证明其按遗嘱的要求向吴细妹支付相应的款项，吴细妹亦认为未收到徐志林支付的款项，故徐志林占有使用涉案房屋没有合理有据，故在徐啟廉已通过遗嘱方式将涉案房屋赠与吴细妹的情况下，徐美华、徐翠珍无权通过法定继承的方式要求继承涉案房屋，因此，徐美华、徐翠珍要求徐志林搬离涉案房屋、交还涉案房屋并支付占有使用费，依据不足，均不予支持。徐美华、徐翠珍认为该遗嘱并非徐啟廉的真实意思表示，但对此未能提出相反证据予以反驳，故不予采纳。一审法院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于2017年5月4日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徐美华、徐翠珍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5元，由原告徐美华、徐翠珍负担。二审中，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提交了以下证据：1、上诉人徐美华与黄伟文婚姻登记档案材料，拟证明上诉人徐美华是涉案房屋合法继承人，黄伟文是其丈夫，与其有利害关系，黄伟文不能作为涉案遗嘱的见证人。2、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村民委员会《证明》，拟证明上诉人徐志林是涉案房屋的受遗赠人，其与徐志坚是亲兄弟关系，有利害关系，徐志坚不能作为涉案遗嘱的见证人。上诉人徐志林质证确认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且属新证据。原审第三人徐美仪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不属新证据，且黄伟文、徐志坚均不能单独主张涉案房屋的权利，并非利害关系人。经审查，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徐志林及原审第三人徐美仪、吴细妹均确认涉案的徐啟廉《我的遗言》是代书的遗嘱，在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与上诉人徐志林双方均将上述《我的遗言》作为己方证据提交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关于采纳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提交的《我的遗言》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的理据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如前所述，本案各方当事人均确认涉案《我的遗言》是代书的遗嘱。上诉人徐美华在一审庭审中虽曾表示对该遗嘱完全不知情，但其后在同一次庭审中又承认其清楚该遗嘱的签订情况，当时是由其丈夫黄伟文来签订的；上诉人徐翠珍在一审中抗辩其是在受胁迫情况下在该遗嘱上签字，但其对此未能举证证明。因此，在该遗嘱显示有黄伟文、徐志坚等人签字，遗嘱人徐啟廉的签字，并注明年、月、日，符合遗嘱的基本要件的情况下，虽然代书人并未在该遗嘱上签字，但并不影响该遗嘱作为遗嘱人以及本案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形式。此外，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在一审庭审中明确其第1项诉讼请求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在明知徐啟廉生前已立下上述涉案的《我的遗言》、后徐啟廉已于1994年4月去世的情况下，直至2017年2月13日才提起本案诉讼，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第八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要求上诉人徐志林搬离涉案房屋、交还涉案房屋并支付占有使用费的依据不足而均不予支持正确。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300元，由上诉人徐美华、徐翠珍负担150元，上诉人徐志林负担1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韩志军审判员  郭东升审判员  刘 卉二Ｏ一七二Ｏ一七年九月五日书记员  党春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