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闽02民终331号上诉人（原审被告）：范小军，男，1980年2月1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欢勇，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邵峰，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林莉，女，1982年12月3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何欢勇，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黄邵峰，福建开元大同律师事务所实习律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吕志伟，男，1980年7月14日出生，汉族。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福来、韩楚楚，福建旭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第三人）：马惠玲，女，1982年9月9日出生，汉族。上诉人范小军、林莉因与被上诉人吕志伟、马惠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2016）闽0205民初236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20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上诉人范小军、林莉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二项，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吕志伟对上诉人的诉讼请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吕志伟承担。事实和理由：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以下简称《法释》第十七条），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垫资”款而不是“借款”，本案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吕志伟垫资的对象是纳澜公司，不是范小军；范小军承诺的“还款”义务是归还“垫资”款，不是借款，更不是个人借款；被上诉人未能证明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一审将所有诉讼费都要求上诉人承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依法改判。一、本案不适用《法释》第十七条，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法释》第十七条适用的付款依据为“原告依据金融机构转账提起民间借贷”，被告抗辩的理由为“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贷款或其他债务”，而本案原告提起诉讼的付款依据是“现金”（原告公司的财务交给被告公司的财务），不是“金融机构转账”；同时，被告抗辩理由是“款项是付给公司”（原告与被告间存在合作关系的公司），不是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贷款或其他债务”，抗辩理由是付款主体不同，而不是款项的事由不同。总之，本案的付款依据、抗辩理由都不是《法释》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况，不适用该规定，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二、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垫资”而非“借款”，本案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1、吕志伟自述“垫了100万”，证明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垫资”而不是“借款”。吕志伟向范小军催款时说“然后我垫了100（万），说句实在话你这资金也就几十万而已”。“垫了100万”证明款项的性质是“垫资”而不是“借款”，否则吕志伟应当说“然后我借给了你100（万）”。2、上诉人范小军与被上诉人吕志伟间在款项的来往中没有提到过一个“借”字，印证了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垫资”而不是“借款”。付款时出具收条中没有提到是借款，被上诉人催讨款项时，也没有提到“借款”，上诉人范小军对款项的称呼是“你这个100”、“这个钱”，被上诉人对诉人范小军反复提到的“这个钱”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或声明说是“借款”，本案无论是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款项时还是催讨款项时没有提到一个“借”字，可见案涉款项不是借款。总之，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垫资”而不是“借款”，本案不存在贷款法律关系，一审适用法律错误。三、吕志伟垫资的对象是纳澜公司，不是范小军。1、被上诉人吕志伟向范小军催款时说：“说句实在话，百宏欠你170（万）嘛”，“然后我垫了100（万），说句实在话你这资金也就几十万而已”，证明吕志伟付款时的意思表示的收款对象是纳澜公司，不是给范小军。1）“百宏欠你170（万）嘛”证明吕志伟出的100万不是给范小军，而是给纳澜公司。百宏公司是纳澜公司的大客户，因吕志伟的原因造成百宏公司不付170万给纳澜公司，导致纳澜公司经营困难，所以吕志伟才出资100万用以解决公司资金困难，付款的前提已说明是“百宏欠你170（万）嘛”，百宏公司欠款的对象是纳澜公司而不是范小军，所以吕志伟这句话中的“你”显然不是范小军，而是纳澜公司，可见吕志伟出资100万的付款对象是纳澜公司，不是范小军。2）“垫了100万”证明吕志伟出的100万不是给范小军，而是给纳澜公司。吕志伟说“然后我垫了100（万）”。百宏公司欠款的对象是纳澜公司而不是范小军，“垫了100万”的垫资对象也相对应的是纳澜公司而不是范小军个人。3）“你这资金也就几十万而已”证明吕志伟出的100万不是给范小军，而是给纳澜公司。百宏公司共欠纳澜公司170万，扣除吕志伟垫付100万，纳澜公司资金缺口为70万（170万100万），所以吕志伟说“你这资金也就几十万而已”。有几十万资金缺口的是纳澜公司而不是范小军，所以吕志伟垫资100万后，纳澜公司的资金缺口压力只有了几十万了，可见吕志伟出资100万的对象是给纳澜公司，不是范小军。总之，100万的垫资对象是公司，不是范小军个人，也许是因为范小军是纳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所以吕志伟在对话中总是用“你”（范小军）来代称纳澜公司，同时，合同行为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吕志伟付款时的意思表示是将款项给公司而不是个人。2、100万款项采用财务人员现金交接方式，不符合民间借款交易习惯，符合给公司垫资的交易要求。1）不采用银行直接转账而采用财务人员现金交接，私人借贷难以解释。吕志伟在诉状中自称与范小军是多年的朋友，如果是借款，只要将款项打入范小军的银行账户就行，就可适用《法释》第十七条初步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但本案款项都是通过双方公司的财务进行交接，而且交接了两次（60万、40万），没有一次通过银行直接转账，完全不符合正常交易习惯，吕志伟经商多年，如果对此不能做出合理解释，不能认定款项是给范小军个人。2）因为款项是给纳澜公司而不是给范小军，所以才要双方财务人员进行交接。公司间如果直接转账，必须有相应的交易合同，否则税务机关外难以解释款项情况，要交大笔税收，所以双方通过财务用现金往来，避免税务上的问题。3、马惠玲收到第一笔60万款项后，立即存入纳澜公司40万（还剩20万公司用于现金支付），证明款项是给公司不是范小军个人，符合吕志伟垫资时双方的约定。四、吕志伟利用纳澜公司与范小军合作经营之事实，在《录音笔录》中已经证明，否则吕志伟也没有“垫资”义务。《录音笔录》中被上诉人吕志伟说“清单我给你了，121月份清单也给你了吧”；“2/3/4（月份）一共就170多万能有多少票”，合作经营中，相关货物的清单由吕志伟提供给范小军，所以才有“清单我给你了”；“2/3/4（月份）一共就170多万能有多少票”，证明吕志伟对纳澜公司的经营情况一清二楚，符合被上诉人述称的双方是合作经营关系，否则请被上诉人说明如何会对上诉人公司经营情况一清二楚，又为何有“垫资”义务？而且吕志伟提出1月到4月的清单及经营情况，目的是向范小军收取这几个月经营中他要的分成，一审对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的事实认定错误。五、“代范小军收到100万”中的“范小军”实际是纳澜公司，收款不等于借款，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吕志伟总是用范小军个人代称纳澜公司，“代范小军收”实际是代纳澜公司收。录音中吕志伟总是用“你”（范小军）代称纳澜公司，证明吕志伟习惯上总是用范小军个人代称公司。同时，范小军是纳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范小军收”的收款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公司，结合100万是垫资给纳澜公司的事实，100万的收款人不是范小军。2、“收到100万”不等于是借款，款项性质是垫资。六、范小军在录音中反复说“还款”，不等于存在借款，更不等于是个人还款。吕志伟自认案涉款项性质是垫资，不是借款，垫资也存在归还，一审用“还款”而认定为存在“借款”，推定错误。同时，案涉款项是垫资给公司，范小军公司的是法定代表人，范小军说我会还款是代表公司承担还款义务，不是说个人还款。七、被上诉人至今没有证明其与上诉人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被上诉人至少应当证明两点：一是其与上诉人间存在借款与贷款的意思表示，二是借款的对象是上诉人。但被上诉人没有证明这两点中的任何一点，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八、一审将所有诉讼费都要求上诉人承担，适用法律错误。一审驳回了被上诉人的部分诉讼请求，应当按法律规定要求被上诉人吕志伟承担部分诉讼费，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本案争议焦点是款项性质是垫资，收款人为纳澜公司。这两点在录音笔录里有体现，在第一页有反复强调：公司盈利情况怎么样，也不是小数目。是要通过公司盈利偿还。即第二页10行，吕志伟说的话明确钱给了公司，其也明白每个月的经营情况。第二页的19行，吕志伟说“那时躺着赚钱，现在肯定要靠自己。”结合这些录音，可以看出是给公司的钱。以及再往下，双方的录音对话说明这钱是借给范小军做生意，是给公司的钱，是垫资给公司，不是给公司的借款。双方存在生意上的合作关系。综上，本案不适用《法释》第十七条，一审适用法律错误；案涉款项的性质是“垫资”而不是“借款”，本案不存在借款法律关系；吕志伟垫资的对象是纳澜公司，不是范小军，吕志伟系因其在与纳澜公司合作中造成公司资金困难，自愿承担“垫资”义务。“代范小军收到100万”的实际收款人是纳澜公司，收款不等于借款，范小军说“还款”是归还垫资款，不等于存在借款，更不等于是个人还款；被上诉人至今没有证明其与上诉人间存在借贷法律关系，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审将所有诉讼费都要求上诉人承担，适用法律错误。被上诉人吕志伟辩称：一、被上诉人吕志伟提供给上诉人范小军的100万元款项性质为“借款”，而非上诉人所谓的“垫资”上诉人对被上诉人吕志伟一审提交的2016年6月23日对话录音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在这段录音中被上诉人吕志伟要求上诉人范小军“欠债还钱”，上诉人多次回答“钱我一定会给足，我一定会还”、“我一定会还，还清这笔钱”、“钱我一定会还足你”，可见，讼争100万元的款项性质明显系“借款”。上诉人在一审中亦提交了一段录音，但上诉人既未提供该录音的原件，又无法说明其形成时间，且该录音进行了剪辑处理，不具有完整性，因此该录音不具有客观真实性。而从内容来看，该录音与本案亦不具有关联性，不能证明被上诉人吕志伟与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下简称纳澜公司）存在合作关系，更不能证明讼争100万元的性质为“垫资”。另外，从纳澜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来看，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上诉人范小军，而股东为上诉人范小军和林莉。被上诉人吕志伟既不是纳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股东，不可能无缘无故为纳澜公司垫资100万元。上诉人的抗辩主张毫无事实根据的。二、讼争100万元的收款人、借款人系上诉人范小军，而非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案涉100万元系分两笔由上诉人范小军指派马惠玲代为收取。第一笔60万元，马惠玲出具的《收条》写明“代范小军收到吕志伟陆拾万元整”，对于第二笔40万元，马惠玲当庭确认“40万元有跨行存到范小军的账户”。并且，马惠玲亦确认“范小军知道这两笔款一事，范小军让我去取”。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系范小军在借款。如果是因吕志伟与纳澜公司合作经营，第一笔60万元就应当在《收条》上确认“代纳澜公司收到吕志伟陆拾万元”，第二笔借款40万元也不可能跨行存入范小军的个人账户。另外，在被上诉人吕志伟一审提交的对话录音中范小军多次回答：“钱我一定会给足，我一定会还，要不然我闪人就是了”、“反正我看看我的···还款能力大概到多少”，范小军一再向被上诉人吕志伟保证其本人会还清欠款，整段对话并没有体现纳澜公司是借款人，也没有体现纳澜公司与本案有任何关系。如果吕志伟与纳澜公司存在合作经营的事实，那么双方应当共担经营风险，范小军或纳澜公司又何须返还这100万元，范小军也从未称“我公司”或“纳澜公司”会返还吕志伟100万元。被上诉人吕志伟提交的证据及马惠玲的当庭陈述均证明100万元案涉借款的收款人、借款人系上诉人范小军个人，上诉人称“吕志伟总是用范小军个人代称纳澜公司”、“‘代范小军收到100万’中的‘范小军’实际是纳澜公司”系上诉人的主观臆断，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三、被上诉人吕志伟针对主张的法律关系已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示明上诉人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适用法律正确。被上诉人吕志伟一审提交的银行交易明细、《收条》、对话录音、证人证言证明被上诉人吕志伟已向上诉人范小军实际提供了100万元借款。被上诉人吕志伟与上诉人之间虽然没有正式的书面借款合同，但被上诉人吕志伟提交的对话录音已经初步证明了被上诉人吕志伟与上诉人范小军之间系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上诉人辩称被上诉人吕志伟与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借贷关系，案涉100万系被上诉人吕志伟基于合作关系而提供给纳澜公司用于资金周转。因此，一审判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精神，示明上诉人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是完全正确的，也和《民事诉讼法》中“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相符合。上诉人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被上诉人吕志伟与纳澜公司间存在合作关系，无法证明案涉款项为垫资，上诉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一审判决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上适用法律是正确的。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故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吕志伟恳请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被上诉人吕志伟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马惠玲未到本院陈述答辩意见，亦未向本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吕志伟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范小军、林莉立即返还借款本金100万元；二、判令范小军、林莉立即按中国人民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其中，6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5年5月25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暂计至2016年7月10日为37767元；40万元本金的利息自2015年6月26日起计至实际还款之日，暂计至2016年7月10日为23222元）；三、判令范小军、林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保全费。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5年5月25日，范小军指派马惠玲向吕志伟取款。当日，马惠玲与吕志伟指派的案外人魏秋凤一同到中国银行取款。魏秋凤从吕志伟账户中（卡号62×××95）提现60万元后交给马惠玲，马惠玲出具了内容为“2015.5.25代范小军收到吕志伟陆拾万元整”的《收条》。2015年6月26日，范小军再次指派马惠玲向吕志伟取款。当天，魏秋凤从吕志伟账户中（卡号62×××95）提现40万元后交给马惠玲。马惠玲通过跨行转账方式转存到范小军的账户。范小军又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到马惠玲的账户，马惠玲取款后存入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的账户。2016年6月23日，在吕志伟与范小军的对话中，对于吕志伟提出的“欠债还钱”的要求，范小军表明“我可能没办法一次性给你，我就每个月都拿一些，一次性肯定没有办法，你也知道，半年（还），没这个能力”、“你这个100（万），说实话，我从来没有不给你的念头……虽然可能有方式让你不喜欢，但是这个钱到时候一定会还给你的，不管怎么样，可能会拖一点时间，但是钱一定会给足，我一定会还，要不然我闪人就是了”，被告范小军还多次表明“这个钱我一定会给，可能会慢一点，但我一定会还，还清这笔钱”、“顶多两年吧，实话实说，顶多两年吧，不会给你超过两年时间，钱我一定会还足给你”、“反正我会还足你这个钱，一定会还足一百这个数，一定还足你”、“这个钱我一定会还给你，这一百”。一审法院另查明：一、范小军与林莉系夫妻，于2008年9月28日登记结婚，现夫妻关系仍存续。二、范小军是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系公司法定代表人。林莉也是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的股东。三、范小军提供其与吕志伟的通话录音（片段），并表明从1个多小时的录音中剪切的。录音体现吕志伟陈述的部分内容：“说句实在话百宏欠你170（万）吗”、“然后我垫了100（万），说句实在话你这资金也就几十万而已，这个运作也没什么差啊”、“清单我给你了，12月、1月份清单也给你了吧”、“2、3、4一共就170多万能有多少票”。被告拟证明1、吕志伟吕志伟利用被告设立的公司共同经营，从中获利；2、案涉100万元是吕志伟用于支付给被告经营公司的，并非借款；3、案涉100万元是用于经营公司活动，不是借给被告范小军，非夫妻共同债务。吕志伟质证认为录音是经过切割的，非原始音频，范小军也未能提供原始载体，对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认可，同时表明不申请对录音是否存在剪辑进行鉴定。四、本案在一审审理过程中，一审法院依吕志伟的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查封了登记在被告范小军、林莉名下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园山南路208号301室的房屋，吕志伟因此支出保全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认为，吕志伟主张其与范小军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则其作为出借人应当对借贷合意及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100万元款项是分二笔由马惠玲经手收到的，但款项均系范小军指派马惠玲领取，且第一笔60万元由马惠玲出具“代范小军收到”的《收条》，马惠玲收到第二笔40万元后即存入范小军账户。据此，应认定案涉100万元系吕志伟支付给范小军。至于范小军收到案涉100万元后是否存入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用于何种用途，系范小军对款项的处分行为，范小军、林莉主张案涉100万元系吕志伟支付给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吕志伟举证证明范小军收到案涉款项的事实后，就其主张的法律关系，已完成初步举证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范小军、林莉否认存在借贷关系，抗辩称案涉款项系吕志伟基于与范小军设立的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因而提供给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用于资金周转，范小军、林莉应就其抗辩主张承担举证责任。范小军、林莉为此虽提供了范小军与吕志伟的通话录音佐证其主张，但就通话录音范小军、林莉未提供原始录音载体，且根据该通话录音记载的内容，不能证明吕志伟与范小军存在合作经营的事实，应当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结合吕志伟提供的谈话录音中范小军多次确认还款的陈述，吕志伟主张与范小军存在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予以采纳，应认定案涉款项100万元系范小军向吕志伟借款。吕志伟诉请范小军返还借款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因双方未约定利息及还款期限，故利息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吕志伟起诉之日起计算为宜。根据范小军、林莉提供的“中国银行现金缴款单”，案涉100万元款项中的40万元，范小军存入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账户，该款显然不是用于与林莉家庭共同生活或家庭经营，吕志伟诉请林莉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案涉100万元中的60万元，林莉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不是用于与范小军家庭共同生活或家庭经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的规定，应认定该部分款项系范小军、林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林莉应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另外，吕志伟诉请范小军、林莉承担因诉讼保全支出的申请费5000元，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一、范小军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吕志伟借款本金100万元并支付利息（以1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6%的标准自2016年7月19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日止）；二、林莉对上述第一项确定的60万元的本息部分承担共同还款责任；三、范小军、林莉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吕志伟吕志伟保全费5000元；四、驳回吕志伟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14349元，减半收取7174.5元，由范小军、林莉共同负担。本院审理中，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本院审理中，上诉人范小军、林莉主张，吕志伟为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垫款系基于范小军和吕志伟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吕志伟利用范小军开立的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合作经营货代，因为百宏公司拖欠纳澜公司100万不给，造成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经营困难，故吕志伟为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代垫了本案款项。上诉人范小军称，其主张的合作经营关系在上诉人范小军于一审期间提交的录音记录中有明确体现。被上诉人吕志伟对上诉人范小军、林莉的上述主张予以否认，认为本案讼争借款即为范小军向其借款，双方之间并不存在范小军主张的合作经营关系。上诉人范小军一审中提交的录音记录，没有录音原始载体，且存在剪辑的问题，一审法院不予认定是正确的。本院审理中，上诉人范小军、林莉还陈述称，马惠玲收取第一笔款项60万元后，将40万元存入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账户，剩余20万元交付给了范小军。被上诉人吕志伟认为其不清楚该款项此后的走向，无法发表是否予以认可的意见。本院认为，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的，应当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本案中，上诉人范小军、林莉主张范小军和吕志伟之间存在合作经营关系，被上诉人吕志伟支付的本案讼争款项系为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垫款，但被上诉人吕志伟对此予以否认。上诉人范小军、林莉一审中提交的据以证明其上述主张的录音记录，一审法院经质证后以范小军、林莉未能提供原始录音载体，且根据该通话录音记载的内容不能证明吕志伟与范小军存在合作经营的事实等为由，认定不足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并无不当。鉴于上诉人范小军、林莉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的上述事实，其这一上诉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马惠玲在接受委托前往收取被上诉人吕志伟提供的第一笔款项时，向吕志伟出具了内容为“2015.5.25代范小军收到吕志伟陆拾万元整”的《收条》，该《收条》记载的内容足以表明其收取上述款项的行为系代范小军个人所为。上诉人范小军、林莉主张马惠玲上述收款行为系为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收取，即负有提供足以推翻上述证据的相反证据以支持其主张。鉴于上诉人范小军、林莉未能提供充分反证以推翻上述证据，其这一上诉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上诉人马惠玲是否存在违背其代理权限或委托人指令的情形，属于范小军与马惠玲之间代理法律关系的内容，在范小军未能举证证明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与吕志伟之间存在借款合意的情况下，不足以作为向吕志伟提出抗辩的事由。货币作为一种动产和种类物，其归属以当事人对货币的占有为标志。马惠玲收取吕志伟提供的第二笔款项40万元后直接存入范小军的个人账户，足以表明该款项系由范小军个人收取。至于范小军在此后向何人支付该笔款项，属于范小军对其财产的处分。在范小军未能举证证明吕志伟与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借款合意且该款项存入范小军个人账户的情况下，其关于该款系吕志伟对厦门纳澜物流有限公司的借款的上诉主张，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上诉人范小军、林莉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以维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4348元，由上诉人范小军、林莉共同承担。一审案件受理费按原审判决承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叶炳坤审判员  王 池审判员  胡 欣二〇一七年三月三日书记员  杨璐屹附：本案适用相关法律、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