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5）粤高法行终字第423号上诉人（原审原告）：丘小军，男，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委托代理人：张世文，男，汉族，住广东省平远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梅州市人民政府，地址：梅州市梅江区。法定代表人：谭君铁，市长。委托代理人：李秀萍、郑永源。上诉人丘小军因行政复议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梅中法行初字第6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涉案房地产即兴宁市兴城神光路10号、19号、50号（宁江西堤地段）和兴城河唇街（宁江东堤地段）是原兴宁市早晨毛巾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毛巾厂）的房地产。2000年11月21日毛巾厂以上述房地产向中国银行兴宁支行抵押贷款158万元，办理了他项权利登记。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兴宁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以下简称信达公司）。2006年兴宁市宁江河堤东堤、西堤部份地段进行加固改造建设，毛巾厂的上述房地产在征收拆迁范围内。兴宁市房地产管理局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对该工程内的被征收房屋发布了拆迁公告，至2009年12月已全部征收拆迁完毕。期间，由于毛巾厂的上述房地产已经办理了抵押登记，兴宁市城市房屋拆迁办公室于2006年7月12日向毛巾厂的债权人信达公司发出《关于兴宁市宁江东堤河唇街门牌房屋拆迁有关工作的函》，该函告知信达公司“位于兴城河唇街门牌属于宁江东堤拆迁改造范围……请贵公司接函后，于2006年7月24日之前派员与毛巾厂协调抵押债务问题，并与拆迁单位兴宁市宁江河道堤防管理所办理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手续”。至2009年11月信达公司没有来函来人协调处理抵押债务问题，亦没有对上述房地产的拆迁补偿提出异议。2009年11月18日丘小军通过拍卖受让信达公司对毛巾厂的债权。2009年12月10日毛巾厂经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丘小军以债权人的身份申请变更其为毛巾厂破产案的申请执行人，2009年12月24日兴宁市人民法院裁定变更丘小军为申请执行人。之后丘小军参加了毛巾厂破产案共三次债权人会议，在2010年3月10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会议主席告知债权人：毛巾厂的厂房土地在破产申请前已被政府征收拆迁，无须变现处理，由管理人与政府按拆迁标准进行结算，取得拆迁补偿款后，依法拟定财产分配方案，交由债权人会议表决。丘小军表示无异议。在2011年1月28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上，丘小军表示不同意财产分配方案，提出其是抵押权人，但对抵押物变卖款多少全然不知，程序不合法。在2012年6月20日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上，丘小军表示其对拆迁补偿协议及补偿标准不知情。2012年9月5日兴宁市人民法院裁定毛巾厂经破产清算，在支付破产费用、部分清偿职工工资和基本养老保险后，已无财产可供分配，破产程序终结。2015年1月27日丘小军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兴宁市人民政府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程序违法，并判令对涉案房地产的征收行为行政赔偿。2015年4月2日，梅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梅府行复（2015）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主要内容是：申请人丘小军在2010年3月10日已经知道被申请人兴宁市人民政府对涉案房地产进行了征收拆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的规定，其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但其未在法定的60日行政复议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直至今年1月27日才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不符合受理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驳回申请人丘小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审法院认为，涉案房地产兴宁市兴城神光路10号、19号、50号和兴城河唇街的所有权人是毛巾厂，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所有权人并不因为抵押权的设定而丧失对抵押物的处分权，抵押权人仅能就抵押物的变价款主张优先受偿。2006年兴宁市人民政府因加固宁江河堤改造而征收涉案房地产，抵押权人对拆迁补偿款在债权范围内有优先受偿权，但对征收涉案房地产无权干涉。更何况在征收拆迁时，拆迁人已书面通知了当时的债权人信达公司，信达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2009年11月丘小军受让的是信达公司对毛巾厂的债权和抵押权，而不是抵押物，即丘小军也仅能对涉案房地产的拆迁补偿款在债权范围内主张优先受偿。且在2009年12月10日毛巾厂进入破产程序后，丘小军作为债权人参加了毛巾厂破产案共三次债权人会议，在2010年3月10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丘小军就被告知毛巾厂的房地产在破产申请前已被政府征收拆迁完毕，直至2015年1月27日丘小军才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请求确认兴宁市人民政府对国有土地上房屋的征收与补偿程序违法并提出行政赔偿，明显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的60日申请复议期限，且其逾期申请行政复议的“正当理由”不成立。综上所述，梅州市人民政府作出梅府行复（2015）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丘小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并无不当，依法应予支持。丘小军诉请撤销梅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该《行政复议决定书》，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丘小军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丘小军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本案焦点应是丘小军知道《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对被拆迁人补偿”的实施时间，就是丘小军知道拆迁款具体到帐的时间。从2010年3月10日笔录上，可知丘小军当时不知道对被拆迁人补偿的具体行政行为已实施。从2011年1月28日的笔录上，黄志胜称只是接收了部分折迁补偿款，并不是指丘小军抵押物的拆迁补偿款。从2012年6月20日的笔录上，可知丘小军并不知道涉案具体行政行为。二、兴宁市人民政府在明知被拆迁涉案房屋是抵押物的情况下作出拆迁补偿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行政相对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权利。且兴宁市人民政府于2015年1月19日作出的兴府办公开答【2015】1号《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答复》，明确不存在相关政府信息，致使丘小军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复议申请，属于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情形。因此，丘小军申请行政复议，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情形。梅州市人民政府作出复议决定，认为丘小军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期限，驳回丘小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属于适用法律错误。请求：1、撤销梅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梅府行复（2015）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判决梅州市人民政府于60天内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被上诉人梅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一、丘小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已经超过法定时效。根据兴宁市人民政府提供的兴宁市人民法院的《毛巾厂债权人会议记录》可以证明，丘小军在2010年3月10日已得知其涉案房产被政府征收拆迁，应最迟在得知后60日内即2010年5月10日前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但丘小军直至2015年1月27日才申请行政复议，已经超过法定时效。二、丘小军逾期申请行政复议的理由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2款规定的“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的情形。三、梅府行复（2015）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经审查，原审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清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涉案房地产兴宁市兴城神光路10号、19号、50号和兴城河唇街的所有权人是毛巾厂，毛巾厂向中国银行兴宁支行贷款158万元并以上述房地产作抵押担保。2004年6月25日，中国银行兴宁支行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信达公司，该房地产作为抵押物。2006年兴宁市人民政府因加固宁江河堤改造而征收涉案房地产，在征收拆迁时，拆迁人已书面通知了当时的债权人信达公司，信达公司未提出任何异议。2009年11月丘小军受让了信达公司对毛巾厂的债权和抵押权。2009年12月10日毛巾厂进入破产程序后，丘小军于2010年3月10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被告知毛巾厂的房地产在破产申请前已被政府征收拆迁完毕。因此，梅州市人民政府认为丘小军直至2015年1月27日向梅州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明显超过了上述法律规定的60日法定申请期限，并作出梅府行复（2015）11号《行政复议决定书》，驳回丘小军的行政复议申请。原审法院予以维持被诉行政复议决定，并无不当。丘小军上诉主张其不知道拆迁补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未超过法定期限，请求撤销被诉行政复议决定，由梅州市人民政府重新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等，理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原审判决正确，本院予以维持；丘小军上诉请求改判的理由不当，本院予以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丘小军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 判 长  彭 静代理审判员  方丽达代理审判员  戴剑飞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书 记 员  邓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