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沪0120民初8690号 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项力，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佳，上海昱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滁州市。 法定代表人：李尾娇，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益龙，江苏臣功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朱升进，男，1960年8月24日生，汉族，住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龙山头村。 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境公司”)与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城公司”)、第三人朱升进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仲其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樊益龙、第三人朱升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人民币5,913,633元(以下币种同)；二、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出借之日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按年利率18%标准支付的利息。事实与理由：原告是一家注册于上海市奉贤区的建筑设计公司，被告是一家注册于安徽省滁州市的房地产公司。原告与被告曾有业务合作关系。原告曾经向被告支付过大量款项，分别为：2011年4月1,200,000元；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0,000元；2011年10月17日支付的200,000元；2014年7月1日支付的3,173,633元。以上款项合计7,173,633元。2018年3月16日原告与被告、第三人三方签订协议，协议明确：7,173,633元中的5,913,633元(款项组成：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0,000元中的2,540,000元部分；2011年10月17日支付的200,000元；2014年7月1日支付的3,173,633元)，作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利息以每笔借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8%标准，自每笔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算，分段累计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被告应于2018年4月5日前归还上述款项及利息。上述协议，有原告盖章及代表签字，被告盖章及代表签字，时任被告法定代表人的朱升进签字。截止起诉之日，被告未能还清本息。故原告诉讼来院，请求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款项属于投资款，理由如下：1、2017年7月21日原告向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诉称，所交付给被告的7,173,633元，作为原告在被告公司所持股份6.3%，而股份投资款是不可以撤销或撤回的，必须经过法定程序。2、原告与被告签订了投资协议、增持协议书，所有协议均认定7,173,633元为投资款或股份款。3、涉案款项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投资款，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确认该协议的调解书审查后，没有对该调解协议予以认可，相反明确认定该协议为投资款，该判决书是终审判决，具有法律效力，其既判力不容置喙。故此，原告以该投款为借款与生效法律文书互相矛盾，应该以生效法律文书认定法律关系。4、原告所依据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行为，且参与签署调解协议的被告方人员没有经过股东会或者董事会授权；按照原告此前投资过程中签署协议的一贯做法，原告是会要求被告方股东签字，尤其是变更注册资金需要股东会决议的，而此次却因为恶意串通没有做，或者做不到。从该协议的行文、逻辑、格式上可以看出，这个调解协议是专业法律人士所拟定的，专业法律人士是不可能不知道股份变更的法律程序的。5、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原告提供的汇款票据中，除债权转让的款项外，其余均明确载明系“投资款”和“股本金增持”，故提请法院特别注意该证据中的用途。原告本案所主张的本案所谓借款，就是投资款。且原告本来投入7,173,633元，作为6.3%的股份，而达成的协议居然维持持股比例不变，但7,173,633元中只用1,260,000元作为股份，而余款5,913,633元作为借款，并且承担年利率18%，20日内即2018年4月5日归还，不符合社会日常经验法则。6、原告要求的6,300,000元占股权6.3%，而涉案金额为7,173,633元，差额873,633元，此差额实为应到投资款而未实际足额缴付，按公司规定所应补交的利息。7、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一事，系公司股东谢玉华、朱升进、倪斌、董炎与原告串通所为，且再审的我方代理律师由谢玉华个人聘请，代理费、诉讼费均由谢玉华支付，再审申请书也是由该律师撰写，足以证明涉案款项与其他股东在其他法院诉讼之款项性质一致，即利益同盟。8、股东董炎、倪斌案件，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通过调查后已驳回，证明没有认可被告与第三人及案外人董炎、倪斌私自签订的所谓再审的调解协议。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就原、被告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被告工商信息、农业银行结算申请书、农业银行客户回单、农业银行客户收(付)款入账通知、电子银行交易回单、确认承诺函、(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书、再审申请书、调解协议、(2018)皖11民申7号民事裁定书、(2018)皖11民再11号民事调解书、(2018)皖11民监2号民事裁定书、庭审笔录、(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等，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 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 被告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13日，工商登记股东有王振爽、倪斌、谢玉华、朱升进、董炎、李本钦，共六位自然人。2011年1月，被告(甲方)法定代表人朱升进与原告(乙方)签订《投资协议》，约定：“1、甲方为房地产公司，乙方为建筑设计公司，甲方准备进行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塔山东路南侧(宗地号：YXXXXXXXXXXX)’即原棉麻公司、电池厂及周边地块的房地产开发；2、经甲方原股东会一致同意，为鼓励乙方为甲方做贡献，提供良好的建筑设计产品，甲方同意乙方投资甲方，投资比例为3%，即乙方持有甲方3%股权……6、乙方首次出资为1,200,000元，为该项目土地竞买保证金比例出资部分，如甲方未取得该土地项目开发权，则甲方在政府退换该款项7日内，将投资款归还乙方；7甲方取得土地后，即表明该项目成立，甲方即按照最终确定的投资比例变更工商注册登记，若股份小于等于3%，则不再变更。”2011年1月24日，原告通过案外人上海凌境建筑设计事务所向明城公司账户汇款1,200,000元。同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收条并加盖公司公章。2011年2月10日，由第三人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就开发来安县实际广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达成如下协议：……二、乙方投资方式与计划：2.1乙方以现金方式向该项目投资，乙方投资比例为来安世纪广场项目总投资的4%，即持有4%的股权，该股权从甲方在明城公司在来安世纪广场项目总投资的股份中享有……三、项目的管理和财务制度：……3.2乙方有权获取甲方在来安县世纪广场项目的公司财务报表，了解甲方来安项目的经营状况，但仅限于来安世纪广场项目公司各股东发送的相关财务报表或其他统计材料；3.3甲方应将乙方投入的资金全部用于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不得用于与本工程无关的其他工程，不得将本工程无关的开支在本工程列支；四、利润分配：乙方按投资比例享有分享该项目利润的权利，但须以公司向甲方分配利润为前提……”，第三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原告分别于2011年4月25日、2011年10月17日汇款2,600,000元、200,000元至被告账户。2012年1月24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收条并加盖公司印章。 2014年6月30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被告全体股东(丙方)、第三人朱升进(丁方)、王振爽(鉴证方，被告公司大股东)签订《股权及增持协议书》，约定：“甲方开发来安县世纪广场项目，项目股本金为人民币1亿元，实到资本9770万元，因种种原因尚有股本金230万元未到位，乙方是甲方的股东，乙方已经投资400万元，原来占有甲方4%的股份(按照1亿元股本金计算)。根据全体股东丙方的意见，未到位股本金由乙方增持，乙方承担未到位股本金及按照出资延宕时间计算的股本金利息，甲方也有较大金额设计费支付延宕，因此，综合考虑二者因素股本金利息按照优惠年息12%计算。各方友好协商达成以下协议：1、乙方增持甲方股份：1.1乙方以现金的方式增持甲方股份2.3%，经双方确认，增持股份折合人民币317.3633万元，其中本金230万元，利息873,633元；1.2乙方原来持有明城公司4%股份，增持以后乙方持有股份变更为6.3%；……1.4乙方支付增持股份本息后，甲方应在10日内在股东名册中对乙方股份予以变更并载明；1.5经丁方同意，项目分红款由甲方直接支付乙方……1.7甲方分红后乙方回本以后拿到本金以外的分红款后十日内，乙方支付其增持2.3%股份对应分红款的15%(比例)给丁方，作为乙方对丁方工作支持的感谢……3、项目的财务制度：……3.5甲方应将乙方投入的资金全部用于给项目的开发建设，不得用于与本工程无关的其他工程，不得将于本工程无关的开支在本工程中列支；……5.3本协议签字盖章后即生效，一式五份，未尽事宜由五方另行协商，”原、被告及第三人在协议书上签章署名，股东倪斌在鉴证方一栏签名。2014年7月1日，原告将XXXXXXX元汇入原告账户。 2017年4月17日，第三人向原告出具《确认承诺函》：“本人朱升进对下列事项予以确认，承诺并特此通知，一、确认原告通过现金出资拥有明城公司6.3%的股权，之前该股权由本人朱升进代持，本人承诺从本承诺作出之日，原告股权实名登记至被告股东名册，股权权利由原告直接享有；二、本人承诺在明城公司进行资产分配(包括但不限于现金、房产、债权等)及清算时，原告的权益实现，不得通过本人朱升进进行分配和享有，按照被告分配方案按照6.3%的比例直接向原告进行分配，未经原告授权，任何人不得代表原告参与该部分6.3%被告分配之权益”，被告及股东王振爽、谢玉华、董炎签章确认。 2017年7月21日，原告向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起诉被告及第三人，要求：“1.确认其系被告的股东，持有被告6.3%的股权；2.判令被告按6.3%的持股比例，向其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其记载于被告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3.判令第三人配合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 被告在该案中辩称，“本案名为股权代持，实为借贷，本案中原告分三次向被告累计支付7,173,633元，而被告原始股东朱升进，已经自行完成了出资义务，在被告公司仅持股200万元，占股10%。原告将三次款项直接支付给了被告，且双方在协议中都表述为项目投资而非对被告的股权投资，因此本案中原告诉讼的款项应该是借贷。2、即使本案属于股权纠纷，但所谓的股权代持，实际是因股权转让而产生的，即原告以7,173,633元购买了朱升进6.3%的股权。根据公司法的相关规定，被告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应当由原告或第三人向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股东履行法定通知义务，由股东行使相应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原告及第三人至今没有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故其认为本案的诉请没有相应的法律和事实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请。” 第三人在该案中述称，“原告是给被告做设计的，因为当时被告搞旧城改造，原告想要投资，其当时说可以投资一点。第一笔原告投资了好像300多万，当时原告投资也都是从其这里分出去的，后来干了一年多，其这边200多万没到位，原告知道之后，表示想要再投资，一共是投资了600多万左右，但是原告做事比较细致，认为向被告公司投资，应该享有股权，其表示投资是项目投资，公司后面还会有别的项目，不是股权转让。因为股东都在外地，而且还有别的原因，原告要求跟其签署一个协议，其当时也没有仔细看里面内容，就与原告签订了协议。原告又让其签一个承诺，承诺后期的分红，承诺书其签字了，但是内容并没有看，其确曾承诺原告，投资以后的分红归原告。 被告其余股东表示，如果系股权转让，他们享有优先购买权。一直认为原告是项目投资，并不是股权转让，故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判决：“一、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系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的股东，持有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6.3%的股权；二、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6.3%的持股比例，向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将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记载于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三、第三人朱升进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案件受理费62,015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67,015元，由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朱升进负担。” 2018年1月15日，被告提出再审申请，其在《民事再审申请书》中认为：“原审法院仅依据《投资协议书》中约定上海联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向被告缴纳260万元，以及2011年1月24日其向被告公司付款120万元便推定上海联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取得了被告公司的股份，此推定是不符合客观事实，也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该投资约定仅为对单独项目的投资，而非对法人股权的投资。上海联境工程设计有限公司与被告存在项目合作关系，其转款行为在本质上属于投资借贷行为，不因此取得股权；……”。 2018年3月16日，原、被告及第三人朱升进在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内签署《调解协议》，协议内容如下：“三方一致确认以下事实：一、被告于2010年8月13日成立。目前工商登记的股东为王振爽(占50%)、倪斌(占10%)、谢玉华(占10%)、朱升进(占10%)、董炎(占10%)、李本钦(占10%)六人。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二、2011年1月24日原告通过上海凌境建筑设计事务所银行账户向被告付款120万元；2011年4月25日原告向被告付款260万元。2011年10月17日原告向被告付款20万元。2014年7月1日原告向被告付款3,173,633元。原告共向被告付款7,173,633元。被告确认收到以上款项。三、原告诉被告、第三人股东资格确认一案，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已经于2017年12月6日作出(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三方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一致意见：一、根据三方所举证据，确定被告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元。二、上述7,173,633元中的126万元(款项分别为2011年1月24日支付的120万元；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6万部分)作为原告应缴纳的注册资本。原告占股份比例为6.3%，一直由朱升进代持，朱升进实际持股比例为3.7%，本协议生效十天内被告为原告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按6.3%的持股比例，向原告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将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记载于被告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三、第三人协助被告办理以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上述7,173,633元中的5,913,633元(款项组成：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254万元部分；2011年10月17日支付的20万元，2014年7月1日支付的3,173,633元。)作为原告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利息以每笔借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8%标准，自每笔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算，分段累计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被告应该于2018年4月5日前归还上述欠款及利息。五、此前各方口头或者书面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为准。非经书面约定，不得变更本协议内容。六、除本协议约定内容外，三方无其他争议。七、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一式四份，三方各持一份，另一份交人民法院备案。” 2018年3月27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1民再11号民事调解书，内容记载如下：“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调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根据三方所举证据，确定明城公司注册资本金为2000万元。二、上述7,173,633元中的126万元(款项分别为2011年1月24日支付的120万元；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6万部分)作为联境公司应缴纳的注册资本。联境公司占股份比例为6.3%，一直由朱升进代持，朱升进实际持股比例为3.7%，本协议生效十天内被告为联境公司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被告按6.3%的持股比例，向联境公司签发出资证明书、将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记载于明城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机关登记。三、朱升进协助明城公司办理以上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四、上述7,173,633元中的5,913,633元(款项组成：2011年4月25日支付的260万元中的254万元部分；2011年10月17日支付的20万元，2014年7月1日支付的3,173,633元。)作为联境公司出借给被告的款项。利息以每笔借款金额为基数，按年利率18%标准，自每笔款项实际出借之日起算，分段累计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明城公司应该于2018年4月5日前归还上述欠款及利息。五、此前各方口头或者书面约定与本协议不一致的，均以本协议为准。非经书面约定，不得变更本协议内容。六、除本协议约定内容外，三方无其他争议。七、本协议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成立并生效。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2018年11月27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皖11民监2号民事裁定，认为该调解书确有错误，应予再审。 2019年4月23日，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一、撤销本院(2018)皖11民再11号民事调解书及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2017)皖1122民初1941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的起诉。……本裁定为终审裁定。”(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中，该院再审认为：“联境公司与明城公司、朱升进签订的《投资协议》、《投资协议书》、《股权及增持协议书》约定：联境公司以现金方式对明城公司来安县世纪广场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若明城公司未取得该项目开发权则在政府退款7日内返还投资款；明城公司开发来安世纪广场项目实行独立的财产核算及管理，不得将联境公司投入的资金用于工程无关的其他项目；联境公司自来安县实际广场项目分红，按投资比例分配项目利润；名为股东‘出资’，实为项目投资。联境公司原审主张由第三人朱升进代持明城公司6.3%股权，诉请确认股东资格，没有事实依据，联境公司因此不具有所主张法律关系之权利。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而再审程序是针对既判力案件而事后适用的复核审理程序。当事人超出原审范围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不属于再审审理范围，故在再审程序无法通过法院释明、原审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方式予以处理。综上，该院认为，原审判决及再审调解书确认朱升进代持股权无事实基础，应予纠正。联境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不一致，根据‘不告不理’民事诉讼原则，对联境公司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予作出实体判决。”后被告拒绝按照《调解协议》履行，致涉讼。 本院认为，涉案《调解协议》是原、被告及第三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中借贷部分的约定内容合法，原、被告仍应恪守。 被告辩称调解协议无效，其理由有两点：第一，认为争议款项的性质属于项目投资款，在(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书中也确认为项目投资款，故按照借贷方式处理明显错误；第二，《调解协议》是原告及第三人与被告其他小股东之间恶意串通所形成，违背被告公司意志，损害被告的利益，当属无效。对于上述两项抗辩意见，本院依次阐释如下： 关于款项性质问题，本院认为，涉案款项属于项目投资款与将部分款项作为借贷方式处理并不矛盾，首先，被告及第三人在(2019)皖1122民初1941号案件审理中及该案第一次再审过程中，均认为涉案款项是投资借贷行为，应当按照借贷关系处理；其次，项目投资款的结算方式存在多样性，现实中大量存在按照固定收益的方式获得投资回报的投资方式，且被告于本次诉讼中亦自述原、被告之间未约定结算方式。再者，按照项目投资的路径，《调解协议》中的按借款并加算利息的方式给付原告，也可视为撤资的一种表现形式。 关于原告与第三人是否存在恶意串通，违背被告公司意志，损害被告利益的问题？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情况，理由如下： 首先，被告对于上述抗辩意见没有提供有证明力的证据；其次，第三人虽当庭承认与原告及其他被告的小股东存在合谋的事实，但其认为合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己及其他被告小股东的利益，本院未见两者有何关联性。如第三人于审理中陈述，“《调解协议》将投资款转化为借款，目的是让原告能够更快的拿到钱”，但按被告及第三人的陈述，在调解协议达成之后到该案第二次再审程序启动之前，被告公司系由第三人及其他小股东实际控制。但在此期间，未见第三人有任何配合原告的行为，相反，原告在民事调解书的执行过程中，仍是一无所获。再者，如前所述，被告及第三人在(2019)皖1122民初1941号审理过程中及该案第一次再审过程中始终坚持涉案款项是投资借贷行为，而《调解协议》正是按照被告及第三人的观点所达成的方案，未见有何违背被告公司意志的情况，亦无法理解被告所称的恶意串通之所在？最后，被告于审理中辩称，公司的大股东对于第三人及时任被告代理人的行为均不了解，但被告在自己向本院提交的《答辩意见》中明确写到：“原告起诉至安徽省来安县人民法院后，公司(即被告)决定由第三人朱升进与原告协商处理是借款还是投资购房款事宜……”。综上，被告认为《调解协议》存在恶意串通损害被告利益的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认可。本院须指出的是，法律行为有内外之分，内部行为的瑕疵一般不影响外部行为的效力，因此，倘若被告认为第三人及时任被告代理人在行使代表及代理行为过程中存在违反公司意志的行为，可启动相关追责机制，但不应影响与原告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本院在审理中注意到其他可能影响调解协议效力的因素，被告虽未以此提出抗辩，但本院认为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阐释：第一，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9)皖11民再3号民事裁定中对撤销民事调解书所给出理由是“……联境公司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该院根据案件事实认定不一致，根据‘不告不理’民事诉讼原则，对联境公司未予主张的法律关系本院不予作出实体判决”(详见前述事实认定部分)。但该理由不是调解协议无效或可撤销的理由。并且在法理上，倘若调解协议存在可撤销事由，法院同样可以撤销该调解协议，但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未撤销调解协议。 第二，调解协议与民事调解书不具有同一性，调解协议是民事主体对自身权利义务磋商一致的合意结果，而民事调解书是对调解协议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确认，两者具有显著的区别。正如涉案民事调解书中载明：“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调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现实中亦大量存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因可执行性等问题不能写入民事调解书的情况，因此两者显然不具有同一性。另涉案调解协议亦非法律规定签字即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原因是：首先，审理中原、被告及第三人均确认，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为原、被告自行协商完成；其次，该调解协议未约定签署即发生法律效力，其仅约定“签字即生效”；最后，调解协议中没有法官和书记员的签名。 第三，本案之所以会引起一些错误认知，是因为绝大多数民事调解书的撤销是因为违反了调解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即调解协议本身的效力瑕疵影响调解书的效力，而本案恰恰不属于此种情况。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中阐述调解与判决的区别时认为：“……人民法院的判决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作出，不允许超出或者遗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而和解、调解中，当事人之间可能会有多个纠纷，在协商解决其中一个纠纷时，他们也会对各项法律关系的解决一并予以考虑和协商而超出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综上，本院认可《调解协议》中借贷部分相关约定的效力，对于原告基于上述约定提出的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现被告提出该利率标准过高，但未提供任何证据，故本院不予认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欠款5,913,633元； 二、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联境建筑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借款利息(以2,54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11年4月2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200,000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11年10月1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3,173,633元为本金，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14年7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6,941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滁州明城置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阮瑜斌 审 判 员  李 楠 人民陪审员  金 超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罗嘉铭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 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二）约定了借期内的利率但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借期内的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一百五十一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调解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九条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