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冀0104民初7880号 （2019）冀0104民初1968号 原告：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又为被告，以下简称原告），住所地石家庄市新石中路377号B座22-23层。 法定代表人：郑宏，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琛，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苗立新，河北冀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鲁曦（又为原告，以下简称被告），女，1983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三诺集团员工，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 原告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鲁曦劳动争议纠纷两案，本院分别于2018年12月24日、2019年3月13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两案合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家琛、苗立新，被告鲁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决原告不支付被告2017年第二笔年终奖人民币307200元；二、判决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与被告的劳动争议案件，已经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深劳人仲案[2018]12126-12127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原告需向被告支付2017年第二笔年终奖奖金307200元，原告不服该裁决，向贵院提起诉讼。理由如下：首先，原告于2018年2月份给每个员工额外发放了1.5倍的月薪，其中也包括被告，该1.5倍的月薪即为2017年的年终奖，原告已给被告发放完毕。该事实有原告股东海航资本集团公司《关于2017年年终奖发放标准的批复》以及给被告的发放凭证予以证明。其次，原告与被告所签订劳动合同中，并未对年终奖的具体数额以及如何计算发放有约定，公司也没有相关的制度规定。年终奖不同于基本工资以及加班费，发放多少、如何发放法律没有硬性规定，这是用人单位的自主行为。综上，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八条“劳动争议案件由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劳动合同履行地不明确的，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规定，特向贵院起诉，望判如所请。 被告鲁曦辩称，一、渤海信托主张已向被告支付2017年的年终奖即1.5倍月薪，实际上是在玩弄文字游戏，混淆概念。被告就职于渤海信托期间，劳动报酬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固定月薪+奖金。奖金作为被告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渤海信托在劳动者按照规定完成公司工作任务的情况下，必须足额向劳动者支付，劳动者合法的劳动报酬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被告要求渤海信托支付年终奖，就是要求渤海信托足额向劳动者支付2017年的劳动所得。虽然渤海信托未向员工明确过奖金规章制度，但渤海信托作为金融机构，历年有发放奖金的惯例。被告入职渤海信托后的2014年、2015年、2016年，渤海信托除支付固定月薪外，渤海信托曾向被告支付奖金，且上述奖金均于次年1月至7月期间分多笔发放。在渤海信托内部，无论是在人力资源部就职的员工还是其他员工，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一直将奖金统称为“年终奖”。无论把奖金叫做年终奖或是业绩激励奖，均是2017年奖金的一部分，均是被告的合法应得劳动所得。2018年2月，渤海信托向被告发放第一笔2017年年终奖，并在被告离职时告知被告，如将来继续发放2017年年终奖，也会向被告支付。后渤海信托在2018年按照往年惯例多次向员工发放2017年度奖金，但均未向被告支付。渤海信托以所谓的2017年年终奖1.5倍工资已向被告发放为理由拒绝向被告发放剩余部分奖金，实际上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偷换概念。所谓的1.5倍年终奖，既不符合继往管理，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且被告与渤海信托已就奖金的叫法在仲裁审理中进行过辩论，仲裁庭已对年终奖金的实质进行了认定。再次重申，被告要求渤海信托支付年终奖，就是要求渤海信托足额向劳动者支付2017年的劳动所得。彼此对“年终奖”是什么心知肚明，请渤海信托不要浪费司法资源耍无赖！是不是被告把奖金改成渤海信托的叫法，渤海信托就可以痛痛快快的把被告的劳动所得支付给被告？二、渤海信托主张在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并未对年终奖的具体数额以及如何计算发放有约定，也没有相关制度规定，如何发放、发放多少是用人单位的自主行为为由拒绝向被告发放剩余奖金，不仅是对劳动法的错误理解，而且是对客观事实的粗暴无视，更是对劳动者劳动报酬的肆意侵犯。奖金是被告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许任何人侵犯。被告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渤海信托工作期间，勤恳工作，保质保量完成工作任务，遵守用人单位的管理制度，应当获得与之对应的劳动报酬。2018年，渤海信托在向员工发放第一笔奖金后，按照往年惯例陆续又向员工发放了2017年奖金的剩余部分。2017年被告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且考核合格，渤海信托应支付被告全额劳动对价即工资+奖金，渤海信托存在向员工发放2017年剩余奖金的客观事实，按照规定应当支付被告剩余的劳动报酬。综上，渤海信托所主张请求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纯属偷换概念、胡搅蛮缠，浪费司法资源，恳请法院驳回渤海信托诉讼请求。 被告鲁曦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事项：1、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2、要求原告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2772.96元；3、要求原告支付被告2018年年终奖自2018年1月1日至4月20日折算金额226162.47元；4、要求原告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时应支付的代通知金一个月工资32000元；5、要求原告支付被告实际被削减的正常工资收入17600元；总计：1000031.22元。二、基本事实：（一）入职时间：2014年4月21日。（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首次签订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4月20日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3月19日，续签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止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三）工作岗位：董事会办公室公司治理总监（后调岗为董事会事务秘书）。（四）工资情况：1、实际发放的月工资数额：32000元（注：税前月基本工资）。2、工资发放形式：银行转账。3、离职前十二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不足十二个月的按实际工作时间平均计算）：税后34609.55元/月（注：被告离职前十二个月为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被告在这十二个月内，总工资包括：2017年4月至2018年3月的每月基本工资；第四笔2016年年终奖金；第五笔2016年年终奖金；第六笔2016年年终奖金；第七笔2016年年终奖金，第一笔2017年年终奖金。上述金额总和为税后415314.6元，除以12个月，约为税后34609.55元/月）。（五）离职情况：1、是否已离职：已离职。2、离职时间：2018年4月20日；最后正常工作日：2018年4月20日。3、离职原因，事实经过：渤海信托原董事长李光荣于2017年5月11日辞职后，渤海信托在没有与包括被告在内的原董办的所有员工提前沟通的情况下，于2017年8月16日以邮件的形式，以提升整个董办的办公水平为理由，通知包括被告在内的原董办所有员工由深圳调至石家庄长期工作，且所有人必须于2017年8月21日在石家庄职场报到。因包括被告在内的原董办所有员工均为渤海信托在深圳招聘的深圳户籍员工，且与渤海信托签订的劳动合同所约定的工作地点均为深圳，一直在深圳办公，因此，原董办所有员工对此安排均表示难以接受。此后，在渤海信托领导许诺此次调动仅仅为暂时向渤海信托股东及渤海信托所属海航集团有所交待，待“李光荣事件”淡化后，渤海信托会在深圳为被告在内的原董办的所有员工重新安置岗位后，出于对公司领导的信任，包括被告在内的原董办的所有员工于2017年8月21日在石家庄职场按时报到。但是，自包括被告在内的原董办所有员工暂时迁至石家庄办公后，原董办所有员工的工作和处境完全陷于被动状态，自2017年8月21日至被告离职的2018年4月20日期间，被告多次向公司领导提出了调回深圳的要求未果。2018年4月，时任渤海信托办公室副主任的杨昕代表综合办公室主任张辰昊、总裁马健军与被告协商，给出两套解决方案：1、长期留在石家庄工作。2、以渤海信托支付被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并向其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被告同意指导、帮助渤海信托接任人员完成2017年年度三会、年报披露等工作为条件，渤海信托与被告协议解除劳动合同。被告权衡后最终接受第二种方案，并于2018年4月20日与渤海信托协议解除劳动合同。三、请求事项所依据的事实、理由、证据及计算方式：诉求一，1、事实及理由：(1)原告应按照《劳动法》、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被告全额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1)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工资总额由下列六个部分组成：（一）计时工资；（二）计件工资；（三）奖金；（四）津贴和补贴；（五）加班加点工资；（六）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国家统计局在《若干具体范围的解释》第二条中进一步明确奖金的范围包括年终奖。因此，年终奖纳入工资总额，属工资性质。根据被告提供的工资卡账户历史明细可知，2015年、2016年除月工资外，渤海信托曾向被告支付奖金(2015年奖金名称为业绩奖，2016年奖金名称为年终奖，被告统称为年终奖），分别为151704.6元、163125.28元、412857.80元。因此，渤海信托员工事实上的薪酬结构为基本工资加年终奖金，且年终奖金金额在员工薪酬中占较大比重，是员工工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被告自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在渤海信托正常从事工作，保质保量完成2017年度工作任务，参加了渤海信托2017年度绩效考核，故渤海信托应依法向被告支付其2017年工作的对价，即2017年全额工资：基本工资加年终奖金。2017年年终奖金作为被告的2017年工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容原告以任何借口欠发、克扣，这是相关法律法规赋予被告的不容被原告恣意侵害的合法权利。2)《工资支付暂行规定》（劳部发[1994]489号）第九条规定，劳动关系双方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用人单位应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时一次付清劳动者工资。基于2017年年终奖金属于被告的2017年工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渤海信托本应在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时一并结清。虽在办理上述手续时，渤海信托因尚未计算出2017年年终奖金总额等原因无法一次性向被告支付，但渤海信托仍负有向被告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的义务，该义务不因被告的离职而解除，且被告离职时，渤海信托相关负责人也曾承诺，渤海信托将来继续发放2017年年终奖时，也会向被告支付。因此。一旦渤海信托面向全员发放2017年年终奖金，渤海信托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欠发、克扣被告的2017年年终奖金。(2)被告已发放2017年年终奖。被告已通过多种途径掌握证据，证明原告已向员工发放2017年年终奖的事实客观存在，具体证据详见被告提供的其他员工奖金发放银行流水记录（职位从高往低排序：被告、李紫阳、王子初和董梦星平级）。(3)海航集团和海航资本集团关于原告发放2017年年终奖金的相关文件。1)海航集团《2017年度绩效年薪及年终奖发放指导意见》的通知，指导意见第2.2款明确指出集团成员单位2017年年终奖金发放对象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在岗的正式人员。渤海信托属于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成员公司，且被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为渤海信托在岗的正式人员。因此，根据海航集团有限公司的公开文件，渤海信托应按照该文件向被告全额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2018年2月12日，被告收到渤海信托支付的第一笔2017年年终奖奖金33375.71元（税后）。根据渤海信托的操作，渤海信托认可向被告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2)海航资本集团《关于渤海信托2017年员工年终奖可发放上限的批复》第2.5条的规定后期如兑现2017年业务激励奖金，须扣除本次核定的年终奖额度。该条可以证明年终奖属于业务激励奖金，后续渤海信托存在继续发放2017年业务激励奖金的可能。(4)原告的承诺。1)2018年4月9日，杨昕副主任代表渤海信托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时，明确告知被告渤海信托2017年年终奖金按照渤海信托2017年在岗人头计算，渤海信托不会因被告2018年4月份离职而不计算被告的2017年年度奖金份额。同时杨昕副主任在协商过程中一再表示，渤海信托总裁马健军承诺即便被告离职，在渤海信托随后统一发放2017年年终奖金时，也会向被告发放2017年年终奖金。2018年4月13日，杨昕副主任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时，多次重申上述承诺。被告也在上述多次的协商中，一再确认公司领导的承诺，才最终与渤海信托解除劳动合同。因此，要求渤海信托在被告离职后继续向其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是双方最终协议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之一。(5)其他。原告与被告签署的《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仅约定双方解除劳动关系时，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是特定的法律概念，是在劳动合同解除或终止后，用人单位依法一次性支付给劳动者的经济上的补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附随义务，旨在通过经济补偿金的给付减少劳动者的损失，使劳动者在失去原有工作和找到新工作之间有一个良好的经济过渡，起到接续生计的作用。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行为是依法履行法定补偿义务，并不能免除其向被告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的法定义务。2、证据：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被告的绩效考核成绩、被告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工资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流水、被告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工资和奖金明细、被告2016年年终奖公司系统通知短信、被告社保明细、2018年4月13日谈话录音（杨昕、李刚、鲁曦，电子版和文字版）、原告已向员工发放2017年年终奖的证明资料、某员工与原告签订的劳动合同、李刚与王子初和渤海信托副总裁及人力工作人员聊天截图、渤海信托2017年年报、2017年度绩效年薪及年终奖发放指导意见、关于渤海信托2017年员工年终奖可发放上限的批复、深劳人仲案[2018]12126-12127号裁决书。3、计算方式：(1)被告2016年基本工资为23800元/月，2016年年终奖金约为550000元，550000元除以23800元约为23.1092倍，即被告的2016年年终奖金约为23.1092倍2016年月薪；(2)根据渤海信托公布在公司官网的《2017年年报》，渤海信托净利润由2016年的6.74亿增涨至2017年的12.64亿，同比增幅达87.54%;(3)在渤海信托2017年净利润较2016年净利润正增长，奖金计算方式未进行调整的情况下，被告的2017年年终奖金应为23.1092倍2017年月薪，即32000元乘以23.1092等于739495.79元；(4)2018年2月12日，渤海信托已发放2017年年终奖第一笔奖金48000元(32800乘以1.5等于48000元）;(5)2017年年终奖未发放金额为739495.79元减去48000元，等于691495.79元。诉求二，1、事实及理由：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当事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准则。但是，渤海信托在与被告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过程中，因双方地位、掌握资源等各方面的差别，导致处于弱势的被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被告在离职前给渤海信托的领导提出的离职申请，以及签署的离职面谈记录单，均是在杨昕副主任安排并授意内容的结果。2018年4月13日，渤海信托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杨昕在电话中告知被告，渤海信托拟向被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56987.04元，被告当即提出与本人计算的数额差额较大。杨昕副主任强调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赔偿金是出于公司领导格外关照，公司本可以不向其支付经济赔偿金，如果被告纠结经济赔偿金的金额，必然会影响到2017年年终奖金的发放，被告作为弱势员工，为了不影响奖金，接受了56987.04元经济赔偿金。渤海信托充分了解被告的劳动合同履行地为深圳、社保缴纳地为深圳，但渤海信托知法枉法，利用被告的弱势，以2017年年终奖金作为要挟，使被告作出非真实的意思表达，按照石家庄2017年社平工资标准向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恶意违反《劳动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侵害被告的合法权益。被告有权利要求渤海信托按照《劳动法》第四十七条以及深圳市2017年社平工资标准足额补齐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差额。2、证据：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被告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工资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流水、被告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工资和奖金明细、被告社保明细、2018年4月13日谈话录音（杨昕、李刚、鲁曦，电子版和文字版）。3、计算方式：(1)被告于2014年4月21日入职，2018年4月20日离职，渤海信托应向被告支付4个月的经济补偿。(2)被告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月薪税后为34609.55元/月，2017年深圳社平工资为7480元，被告2017年月薪高于深圳社平工资三倍，按照深圳社平三倍数额计算，即7480元乘以3乘以4等于89760元。(3)89760元减去56987.04元等于32772.96元。诉求三，1、事实及理由：《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劳动关系解除或者终止时，员工月度奖、季度奖、年终奖等支付周期未满的工资，按照员工实际工作时间折算计发。被告与渤海信托于2018年4月20日解除劳动关系，因此，被告2018年在渤海信托的实际工作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20日。如上所述，根据被告提供的工资卡账户历史明细可知，渤海信托员工事实上的薪酬结构为基本工资加年终奖金，且年终奖金金额在员工薪酬中占较大比重，是员工工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渤海信托应按照《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向被告支付按照其2018年工作时间为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20日折算计发的2018年年终奖金。2、证据：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被告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工资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流水、被告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工资和奖金明细、被告社保明细。3、计算方式：(1)建议以2017年年终奖金作为2018年年终奖金折算部分的计算参考标准；(2)被告2017年年终奖金为739495.79元，分摊到每个月为61624.65元；(3)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4月20日，相当于3.67个月；(4)61624.65元乘以3.66等于226162.47元。诉求四，事实及理由：根据《劳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在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因2018年9月中旬前，原告一直将被告任职的董事会办公室工作地点设置在深圳，因此被告与原告首次签订劳动合同及续签劳动合同时，双方约定的劳动合同履行地均为深圳市。2018年8月21日，因原告强制将被告调至石家庄市工作，随后又将董事会办公室部门编制取消，截止到2018年4月20日前被告多次要求返回深圳工作未果。由此可知，原告与被告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又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原告应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与被告解除劳动合同。被告于2018年4月20日离职，但是在2018年3月19日前，被告并未收到原告的书面形式的解约通知。因此，根据上述《劳动法》第四十条第三款规定，原告应向被告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32000元。证据：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被告2014年5月8日至2018年4月25日工资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银行流水、被告社保明细。计算方式：月工资32000元。诉求五，1、事实及理由：自2017年8月21日起至2018年4月20日止，渤海信托既没有给被告在石家庄安排住宿，也没有给其发放过住宿津贴等驻外补贴，实际上削减了被告的工资收入。被告有权利要求渤海信托偿还该部分被削减的工资收入。2、证据：被告租金支付证明。3、计算方式：2200元/月乘以8等于17600元。综上所述，被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据《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等法律法规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辩称，一、鲁曦主张渤海信托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首先，根据鲁曦《离职面谈记录单》记载，鲁曦系因其“个人原因”离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之规定，因劳动者本人提出并与用人单位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因此，渤海信托在不负有向鲁曦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定义务及约定义务的前提下以额外补偿56987.04元为条件，与鲁曦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于2018年4月16日出具《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鲁曦也在“本人已阅读并同意上述内容”处签名确认。2018年4月24日，渤海信托向鲁曦实际支付56987.04元。劳动合同解除后，鲁曦出具亲笔签名确认的《离职人员保密责任确认书》，明确确认“已与甲方（即渤海信托）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存在任何劳动纠纷、劳动争议或经济纠纷等”。上述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及书面确认内容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足以证明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且渤海信托依约支付经济补偿后，双方劳动关系即终止，渤海信托也不再向鲁曦负有任何经济责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鲁曦不仅仅是普通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及智力发育正常的自然人，更是具有法律方面专业知识取得硕士学历，并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的法律专业人员，能够正常理解和判断所签署文件的含义，也清晰的知晓签署文件的法律后果，充分证明其是在自愿表达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签订的上述文书，其实施的该民事法律行为具有法律效力。其次，本案所争议的“年终奖”并无《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强制性规定，“年终奖”的具体数额在《劳动合同》中也未做约定。根据《关于渤海信托2017年度员工年终奖可发放总额上限的批复》渤海信托2017年员工年终奖可发放总额上限为员工月度工资标准的1.5倍，即渤海信托2017年年终奖的计算方法及发放标准具体明确。而渤海信托已按照上述批复将鲁曦2017年度的年终奖于2018年2月向其发放完毕，不存在鲁曦所谓的年终奖余额部分。鲁曦以渤海信托存在继续发放2017年业务激励奖金的可能性为由主张所谓的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缺乏事实依据。二、鲁曦主张渤海信托支付2018年年终奖折算金额226162.47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如前所述，本案当事人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渤海信托不再对鲁曦负有任何经济责任。此外，鲁曦主张该项费用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三、鲁曦主张渤海信托支付解除劳动合同时代通知金32000元，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鲁曦与渤海信托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鲁曦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不属于《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鲁曦的该项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四、鲁曦要求渤海信托支付其实际削减的工资收入17600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劳动法》等法律、法规未将房租规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双方在劳动合同中亦无此约定，鲁曦此项主张不应支持。五、鲁曦要求渤海信托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2772.96元，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鲁曦与渤海信托劳动关系的解除系由鲁曦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双方签署的《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依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鲁曦要求支付高于《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所载金额的经济补偿，于法无据，对此项主张不应予以支持。综上所述，鲁曦已通过书面方式明确确认与渤海信托解除劳动合同后不存在任何劳动争议或经济纠纷，其全部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应予以支持。请求依法驳回鲁曦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认定事实如下：一、被告鲁曦于2014年4月21日入职到原告处，双方首次签订了自2014年4月21日起至2017年4月20日的劳动合同，2017年3月19日双方续签了自2017年4月20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的劳动合同，2017年9月前担任公司治理总监，2017年9月起担任董事会事务秘书。2018年4月20日经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确认了原告向被告支付经济补偿金共计56987.04元。被告鲁曦离职前月工资为32000元。 上述事实，有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证明、离职面谈记录单、离职人员保密责任确认书及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二、关于被告鲁曦主张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及2018年年终奖金自2018年1月1日至4月20日折算金额32772.96元。关于被告主张2017年年终奖金。被告鲁曦称，劳动报酬由固定工资和奖金组成，被告入职原告公司后，2015年、2016年的奖金曾于次年1月至7月向被告多笔发放过，2018年2月12日原告向被告发放了第一笔2017年年终奖，在被告离职时，原告告知被告将来继续发放2017年年终奖时也会向被告发放，但未发放。关于被告主张2017年年终奖差额，按照2016年年终奖与月工资之间倍数（即2016年年终奖÷2016年月工资标准）乘以2017年月工资标准计算出2017全年年终奖，扣减2018年2月12日已发放的2017年第一笔年终奖。被告就其主张提交以下证据：银行流水，证明员工工资结构是基本工资加年终奖金；李紫阳、王子初银行流水，证明原告在2018年8月份发放了2017年业绩激励奖，王子初的银行流水有奖金二字，且李紫阳一笔钱有十几万，不可能是月薪。原告质证意见，对银行流水关联性有异议，不足以证明被告主张的2017年年终奖金；对李紫阳、王子初银行流水中未显示款项发放原因是2017年年终奖或业绩激励奖，不能证明被告主张的事实，另外被告在离职过程中已经书面确认与公司不存在任何经济纠纷。原告主张年终奖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劳动合同也没有约定，是根据公司年度整体盈利情况经各部门及员工业绩、考勤、岗位、职责等因素综合考虑是否发放或发放标准，被告以其前一年收入状况推算并主张2017年年终奖余额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且2017年年终奖已向被告发放完毕，标准是被告月工资的1.5倍。原告就其主张提交关于原告2017年度员工年终奖发放总额上限的批复，证明发放的标准，另外被告提交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年终奖已发放。被告质证意见，对文件本身无异议，但对内容补充说明，我主张的年终奖包括批复中的业绩激励奖金。关于被告主张2018年年终奖金。被告称，我在原告处工作至2018年4月20日，原告应该支付2018年1月至4月20日间的年终奖，依据公司的惯例，计算标准为参考2017年年终奖金约730000元的三分之一。原告称，自2017年8月21日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期间被告的工作地点及原告所在地均为河北石家庄，法律行政法规及河北省地方性法规的均无发放奖金折算金额的法律规定，其主张没有法律依据。 三、被告要求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2772.96元之诉请。被告称，其于2014年4月入职，2018年4月20日离职，原告应支付4个月经济补偿金，劳动合同的履行地在深圳，所以公司的补偿应按深圳的标准而不是石家庄的标准，深圳的社平工资为7480元，因其工资超过深圳社平工资三倍，所以按深圳社平标准三倍计算，我在公司工作了4年，计算标准为7480乘以3乘以4个月。原告称，被告提出与原告解除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按照法律规定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且被告出具了书面的无经济纠纷的文件，自2017年8月21日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期间工作地点及用人单位所在地均为河北石家庄，即使计算也不应按深圳标准进行计算。 四、关于被告鲁曦主张原告支付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实际被削减的工资收入17600元之诉请。被告称，该项主张是被告在石家庄工作期间的租房费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工作地点为深圳，且被告一直在深圳工作，2017年8月21日，原告要求被告在石家庄工作。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我在石家庄工作期间，承租了房子，月租金为2100元，租金共17600元，该费用为不必要的额外支出，因此实际收入减少17600元。被告就其主张提交转账记录及与房东聊天记录，证明交纳了房租。原告称，自2017年8月21日双方通过行为变更了劳动合同履行地，法律法规未将房租规定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也没有合同约定，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作为原告应支付房租的依据。 五、被告主张原告支付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而需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代通知金）32000元之诉请。被告称，我是被公司变相威胁辞职的，不是所谓的自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要求支付32000元。被告就其主张提交录音光盘及资料。原告称，劳动关系的解除是由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此项主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对录音光盘及资料不足以证明被告所称的胁迫等行为。 原、被告发生争议后，被告于2018年10月25日向深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1、支付2017年年终奖金余额691495.79元；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差额32772.96元；3、支付2018年年终奖自2018年1月1日至4月20日折算金额226162.47元；4、支付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实际被削减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收入17600元；5、支付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而需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代通知金）32000元。该委于2018年12月10日作出深劳人仲案[2018]12126-12127号裁决：一、原告支付被告第二笔奖金人民币307200元；二、驳回被告其他仲裁请求。原、被告均不服，诉至法院。 本院认为，关于年终奖问题。原告与被告就年终奖没有明确约定，原告亦没有年终奖规章制度。根据双方确认的海航集团于2018年1月出具的关于下发《2017年度绩效年薪及年终奖发放指导意见》的通知，结合原告的陈述以及被告以往年度年终奖发放情况，每年年终奖发放政策系由股东批复，年终奖金额并不固定。以往年度年终奖发放金额不能直接作为被告要求2017年年终奖的依据，且被告主张2018年年终奖参照2017计算标准推算出的2018年年终奖的数额，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已向员工发放了2018年年终奖的事实。年终奖的支付应属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范畴，原告有权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予以调整，而双方未对年终奖进行约定。故，被告主张年终奖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2772.96元之诉请。2018年4月16日，原、被告双方确认核算《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所载鲁曦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月工资基数为石家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现被告鲁曦主张按深圳社平标准三倍计算。原告称，被告与原告的劳动关系解除是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而解除，按照法律规定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且被告出具了书面的无经济纠纷的文件，自2017年8月21日至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期间工作地点及用人单位所在地均为河北石家庄，即使计算也不应按深圳标准进行计算。根据原告提交的《离职面谈记录表》明确载明离职原因系“个人原因”，且原告同意并向被告鲁曦支付了经济补偿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支付工资报酬、加班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的应当认定有效”。《劳动合同协商解除通知书》已载明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额，落款原告加盖了公章，被告在“本人已阅读并同意上述内容”处签名。该通知书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也无证据证明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情形，该通知书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综上，被告主张原告支付高于通知书所载金额的经济补偿金之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未提前三十天通知解除劳动合同而需额外支付的一个月工资（代通知金）3200元之诉请。被告称，我是被公司变相威胁辞职的，不是所谓的自己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要求支付32000元。对此，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实。被告称，劳动关系的解除是由被告提出，双方协商一致 解除，此项主张没有法律及事实依据。经查，被告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的劳动合同，非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因此，被告该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被告主张原告支付2017年8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实际被削减的正常工作时间工资收入17600元之诉请。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被告的工作地点为深圳，后工作地点由深圳变更为石家庄。被告称，其在石家庄工作期间导致增加了房租，属于不必要的额外支出，要求原告承担其在石家庄工作期间的房租。房租不是用人单位应承担的法定义务，双方就租房事宜也未进行约定，因此，被告该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三十六条、第四十条、第四十六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被告鲁曦（又为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0元（原、被告各10元），由原告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又为被告）负担10元，由被告鲁曦（又为原告）负担1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期限届满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费10元并提交缴费收据原件（收款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62×××47，开户银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逾期不交也不提出缓交申请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赵江云 人民陪审员  王海丽 人民陪审员  李洪民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 代书 记员  包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