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25236号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法定代表人：呙临海，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玟，江苏凡创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泽亮，男，1976年6月27日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江阴市，现住重庆市。第三人：卢补堂，男，1973年7月15日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XXX弄XXX号XXX室，现住江苏省XXXXXXXXXXXXXXXX。第三人：陈朝阳，男，1968年11月12日生，汉族，住浙江省XXXXXXXXXXXXXXXX。第三人：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法定代表人：刘柯言。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公司)与被告蒋泽亮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经被告蒋泽亮申请，本院依法追加卢补堂、陈朝阳、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瑞公司)为本案第三人。后因本院无法向第三人陈朝阳、星瑞公司送达诉讼文书，遂采用公告送达，并依法将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光华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韩玟、被告蒋泽亮、第三人卢补堂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陈朝阳、星瑞公司在本院通过公告形式向其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后，仍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进行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光华公司诉称，2016年4月28日，原、被告及第三人卢补堂签订了一份《业务咨询服务协议》，约定被告帮助原告承接施工项目(以签订施工合同为准)。后原告分别于2016年5月4日、6月27日汇款给被告300,000元、700,000元，作为承接项目的前期准备费用，如被告未能在协议签订后6个月内协助原告承接到施工工程，按照约定上述1,000,000元服务费被告按借款使用，到期后(2016年12月27日到期)应一次性退还原告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借款利息，逾期(借款超过6个月)需按月利率2%支付超期借款利息。事实上，协议签订后6个月，被告未能协助原告承接到任何施工项目，但被告只陆续还款500,000元给第三人卢补堂(其中400,000元为网银转账，100,000元为支付宝转账)，该款项原告也确认同期收到，但目前仍有500,000元本金及所有借款利息未付，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原告多次催讨未果。为此，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并支付利息(以5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要求被告支付利息损失38,882元(以被告已归还的500,000元为基数，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要求被告支付律师费30,000元。被告蒋泽亮辩称，本案案由为服务合同纠纷，但被告并未收到过原告按照双方签订的《业务咨询服务协议》所支付的业务咨询费，被告收到原告转账的1,000,000元系借款，与本案所涉合同关系不同。被告在与原告签订《业务咨询服务协议》后，即引荐原告与第三人星瑞公司签署了借款协议，原告同意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提供借款3,000,000元。嗣后，被告于2016年6月27日收到原告转账的700,000元当日，即按照第三人卢补堂(系原告的股东之一)的要求，将其中500,000元作为原告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提供的借款转至第三人星瑞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某的个人账户，并因第三人卢补堂一再声明所有原告对外提供的借款均为其本人房产向原告抵押后的资金，故第三人星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即第三人陈朝阳才与第三人卢补堂于2017年6月30日重签了总额为1,300,000元的借款合同，该笔借款的组成包括第三人卢补堂个人支付的800,000元及被告代原告支付的上述500,000元。因此，在被告经由第三人卢补堂归还原告500,000元并代原告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支付500,000元之后，应当视作已全额归还了原告1,000,000元借款。时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从未收到原告或第三人卢补堂催讨借款本息的请求或书面文件，反而应第三人卢补堂的要求于2019年2月17日提供了款项说明文件，作配合原告或第三人卢补堂起诉第三人星瑞公司或第三人陈朝阳之用，且原告和第三人卢补堂对此均未提出异议。由于原、被告之间并未签订借款合同，亦未约定过利息和律师费等，故原告的主张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卢补堂述称，第三人卢补堂系原、被告之间发生借款关系的介绍人和担保人，一开始如直言借款，被告是借不到钱的，原告也不肯出钱，双方才会约定由被告为原告承接项目，项目成功就算介绍费等。当时，原告提供了1,000,000元借款给被告，第三人卢补堂作为担保人有权了解借款去向，被告称其中500,000元自用，剩余500,000元则转给第三人星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陈某某。虽然第三人卢补堂并不认识陈某某，但推测因被告与陈某某的父亲即第三人陈朝阳有经济往来，两人自2013年相识，曾在深圳开展合作，被告的设计院也挂靠在第三人陈朝阳处，第三人陈朝阳在公司运营中遇到经济困难等情况就由被告向第三人卢补堂提出借款，在取得借款后就转给陈某某，而且此后被告与第三人陈朝阳还合作运作了两个项目。然而，上述行为是被告的个人行为，当时第三人卢补堂对此并不知情，第三人卢补堂和原告均未授权或指令被告转账给陈某某。此前原告之所以同意借款给被告，也是因为第三人卢补堂为被告提供担保，并将自有房屋进行了抵押，且第三人卢补堂与原告的董事长、被告都是朋友关系，出于朋友关系借款给被告使用，并在转账时备注了借款，但并未约定借款用途。综上，第三人卢补堂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第三人陈朝阳、星瑞公司未到庭陈述。经审理查明，2016年，由原告光华公司作为委托方(甲方)，被告蒋泽亮作为服务方(乙方)，第三人卢补堂作为担保方(丙方)，三方签订了一份《业务咨询服务协议》，约定甲方愿委托乙方进行工程业务承接服务工作，丙方愿对甲乙双方的合作全过程进行担保工作；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的2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总额为300,000元的业务咨询服务费作为乙方的前期准备费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的30日内，甲方再向乙方支付总额为700,000元的业务咨询服务费作为乙方的前期准备费用；在项目施工合同签订并在合同执行过程中，甲方按所收取的进度工程款并结合本协议约定的取费比例，在扣除上述前期准备费用后同期向乙方支付相应服务费，遵循多退少补的原则；如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的6个月内协助甲方承接到施工工程(以签订施工合同为准)，乙方无条件一次性退还上述前期准备费用并向甲方按银行同期利率支付相应的利息，如乙方未能按期足额返还此款项，则每延迟1个月，乙方应向甲方支付应付额的2%/月的利息且延迟不得超过3个月；本协议在三方签字盖章后即时生效；等等。在该协议落款处有“本协议于2016年4月28日签订”的字样，原告在甲方落款处盖章但未签署落款日期，被告在乙方落款处签名但亦未签署落款日期，第三人卢补堂在丙方落款处签名并签署落款日期为2016年5月1日。签约后，原告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6年5月4日向被告转账300,000元，于2016年6月27日向被告转账700,000元，上述两笔转账的摘要均显示为“借款”。被告于2016年6月27日收到原告转账的700,000元后，即于当日将其中500,000元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付案外人陈某某(系第三人星瑞公司的股东)。嗣后，被告未能协助原告承接到施工工程，遂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于2017年1月23日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250,000元，于2017年1月26日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150,000元，后又通过支付宝转账的方式于2017年7月20日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25,000元，于2017年8月18日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20,000元，于2017年9月2日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15,000元，于2017年12月16日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20,000元，于2018年3月4日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20,000元，上述款项原告均已确认收到。然而，因原告认为被告尚有本息未还，故而致讼。另查明，2016年6月1日，由第三人星瑞公司作为甲方，原告作为乙方，被告作为丙方(担保人)，三方签订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甲方将深圳市基钰理工高新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基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石岩北环路两侧的项目及广东省中山市“大锦中心”项目的建筑工程中的桩基、基坑围护、地基加固专业分包工程介绍推荐给乙方，促成乙方与上述工程的总承包方签订该项业务的工程合同；甲方向乙方借款5,000,000元，不计利息；乙方于2016年6月30日前给付甲方借款1,500,000元，于2016年7月30日前给付甲方借款1,500,000元，余款2,000,000元甲乙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商定支付时间；该借款在乙方与工程总承包方签订正式工程合同并正常实施完成后，在乙方或总承包方给予甲方3%的业务费中抵扣；如乙方与上述项目中的其中一个合作成功，双方按照业务费与借款实际金额相互结算；如乙方与上述项目一个都没有合作成功，甲方须在2016年10月31日前向乙方归还借款；等等。2017年6月，被告与第三人卢补堂微信聊天，第三人卢补堂向被告发送了其2016年向陈某某等转账的截图，还发送了第三人星瑞公司和陈朝阳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12日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载明向原告借款1,100,000元)、第三人陈朝阳落款日期为2016年12月29日的《借条》(载明向第三人卢补堂借款200,000元)以及第三人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2017年6月30日的《借贷合同》(载明第三人卢补堂已于2016年5月、7月、8月、12月分次通过转账及现金借给第三人陈朝阳共计1,300,000元用于第三人星瑞公司的经营活动)的照片，并称“以上70万是我建行卡转账，还有10万就是现金及通过微信和支付宝余额转的。我直接给了他80万，你那100万是直接从光华公司帐户转到你卡上的”。2019年1月，第三人卢补堂又通过微信聊天要求被告提供相关银行转账流水，并称“去银行打印转陈的流水帐了吗？要有银行盖章的。陈朝阳电话都把我拉黑了，你真把我害惨了”，还提供了收件地址“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XXX号新联大厦北楼16楼”。嗣后，被告回复称会将相关材料寄出，并于2019年2月18日通过微信聊天向第三人卢补堂发送了由被告书写的《款项说明》的照片，其内容为“本人于2016年5月4日及2016年6月27日分别收到苏州光华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借款30万元及70万元，共计人民币100万元(壹佰万元整)，依据苏州光华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的协议及光华岩土原股东卢补堂的要求，将其中50万元(伍拾万元整)转给了星瑞控股股东陈某某，转帐时间为2016年6月27日，另外50万元借款，本人已分批次转给光华岩土原股东卢补堂由其代还借款，其中，2017年1月23日转帐25万元，2017年1月26日转帐15万元，2017年7月20日支付宝转帐2.50万元，2017年8月18日支付宝转帐2.00万元，2017年9月2日支付宝转帐1.50万元，2017年12月16日支付宝转帐2.00万元，2018年3月4日支付宝转帐2.00万元，以上共计50万元整”。第三人卢补堂收到后，要求被告将书面的寄出，被告表示已经寄出。审理中，针对上述情况，被告称其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某500,000元系按照第三人卢补堂的口头指示，根据原、被告和第三人星瑞公司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约定向第三人星瑞公司交付借款；第三人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载明的借款1,100,000元即包含该笔500,000元在内；此后第三人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的《借贷合同》载明借款金额共计1,300,000元，从第三人卢补堂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第三人卢补堂只提供了其中的800,000元，剩余借款即该笔500,000元。原告则认为被告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某500,000元系其与陈某某或第三人陈朝阳之间另行发生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第三人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没有原件且未经原告盖章确认；第三人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的《借贷合同》系个人之间的借贷关系，没有证据可证明借款1,300,000元的组成；原、被告和第三人星瑞公司于2016年6月1日签订《借款协议》后，第三人星瑞公司曾要求原告提供借款，但因原告对第三人星瑞公司的财务状况审查结果不理想，就未及时按约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提供借款，更不会要求被告向第三人星瑞公司转付借款，第三人卢补堂提供给第三人星瑞公司、陈朝阳的钱款有转账记录的共计729,500元，系第三人卢补堂的个人投入，此后递增借款金额至1,100,000元、1,300,000元系上述转账加上现金支付、利息、逾期利息及第三人卢补堂去深圳的个人开销所组成；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又以其委托第三人卢补堂向第三人星瑞公司出借729,500元，对方只还款300,000元，剩余款项未还为由，另案起诉第三人星瑞公司等，第三人卢补堂则表示放弃依据其与第三人陈朝阳、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的《借贷合同》向第三人陈朝阳等人提出主张的权利，该案由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审理，原告在该案中的诉讼请求并不包括被告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某的500,000元在内。第三人卢补堂一开始陈述其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支付钱款并未提前告知原告，事后也未及时沟通，一直到2017年下半年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问起才告知，且其与原告就相关钱款作为哪方提供给第三人星瑞公司的借款一事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至于借款的金额，其实际向第三人星瑞公司、陈朝阳支付了800,000元，第三人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载明借款金额为1,100,000元，其中还包括第三人卢补堂的个人花销近200,000元和利息100,000元，后第三人卢补堂、陈朝阳和星瑞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签订的《借贷合同》载明借款金额为1,300,000元，则是加上了第三人陈朝阳于2016年12月29日出具的《借条》所载200,000元借款；后又改称对原告另案起诉第三人星瑞公司等的理由无异议，而第三人星瑞公司、陈朝阳于2016年8月12日出具的《借款收据及还款承诺书》之所以载明借款金额为1,100,000元，是意图将第三人卢补堂提供的钱款和被告于2016年6月27日转账给陈某某的500,000元一并计算，但因第三人卢补堂不同意而撕毁作废。此外，原告和第三人卢补堂还一致确认被告于2017年1月至2018年3月期间向第三人卢补堂转账的合计500,000元第三人卢补堂并未实际转交原告，而是与原告拖欠第三人卢补堂的业务费用等进行了冲抵，但目前双方尚未进行最终的结算。又查明，原告委托律师参与本案诉讼，并为此支出律师代理费30,000元。庭审中，被告表示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和标准无异议，如被告败诉则同意承担律师费。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业务咨询服务协议一份、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浦发苏州吴中支行)借记/贷记通知(借记)二份、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五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一份、委托代理合同一份、律师代理费发票一份、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二份、借款协议复印件一份、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复印件四页、支付宝账单截图复印件三份、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复印件五份，被告提供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二页、微信聊天记录截图三十八份，第三人卢补堂提供的个人账户交易明细清单二页以及原、被告和第三人卢补堂在审理中的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和第三人卢补堂于2016年签订的《业务咨询服务协议》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效力规定，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按约履行。在上述合同履行过程中，原告已分两次向被告支付了合同约定的作为前期准备之用的业务咨询服务费合计1,000,000元。被告虽然承认收到过原告转账的1,000,000元，但辩称该款项系原、被告之间另行发生的借款，原告并未按照上述合同约定向被告支付过业务咨询服务费。然而，因被告并未举证证明其与原告之间除上述合同之外，同期还另行存在借贷关系，原告向被告支付上述款项的笔数和金额均与上述合同的约定相符，且被告在庭审中称其认为上述合同没有强制效力，故从未向原告催讨过上述合同约定的前期准备费用，亦明显不符合常理，因此本院对被告的上述答辩意见不予采信。被告收到上述业务咨询服务费后，已于2016年6月27日收款700,000元当日将其中500,000元转账给第三人星瑞公司的股东陈某某，而从原、被告和第三人星瑞公司于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以及原告和第三人卢补堂就本案所涉款项往来的关系、被告和第三人卢补堂之间的微信聊天内容、第三人卢补堂向被告发送的一系列借款材料、被告向第三人卢补堂发送的《款项说明》内容、到庭当事人在审理中的陈述来看，应可认定被告的上述转付行为系受原告和第三人卢补堂的指示所为，可视作被告已提前向原告归还了业务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庭审中，原告和第三人卢补堂均主张被告向陈某某转账500,000元系被告与陈某某或第三人星瑞公司、陈朝阳之间自行发生的经济往来，并非受原告和第三人卢补堂的指示所为，但因原告就其是否按照2016年6月1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提供借款一节的陈述前后不一，其在本案审理期间就相关问题提供的书面回复与其同期另案起诉第三人星瑞公司等所依据的事由存在相悖之处，第三人卢补堂先后关于其自行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提供款项与原告之间的关系以及第三人卢补堂向被告发送的一系列借款材料中借款金额的构成等情节的陈述亦自相矛盾，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且从第三人卢补堂与被告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其不但将其自行向第三人星瑞公司提供的款项800,000元与被告收到的1,000,000元相提并论，而且其在收到被告发送的《款项说明》照片中有明确记载被告“依据苏州光华岩土工程有限公司与深圳南方星瑞控股有限公司的协议及光华岩土原股东卢补堂的要求，将其中50万元(伍拾万元整)转给了星瑞控股股东陈某某”内容的情况下，亦未就此提出异议，而只是敦促被告寄出书面材料，反观被告在庭审中就第三人卢补堂向被告发送的一系列借款材料中借款金额构成的陈述，前后一致，能够与在案证据相互印证，具有合理性，故本院对原告和第三人卢补堂的上述主张不予采信。至于被告自行收取的剩余业务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因被告未能协助原告承接到施工工程，按约应向原告全额返还。此后，被告已于2017年1月23日至2018年3月4日期间陆续分七笔向第三人卢补堂还款500,000元，且原告已确认收到上述还款，并无不可，本院对此予以认定。鉴于被告的实际还款日期晚于合同约定的还款期限，原告诉请要求被告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利息损失，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根据被告的还款情况分段按照月利率2%计付利息损失，有合同依据，且被告对原告主张的利息计算方式和标准亦无异议，故本院对此予以支持。原告还诉请要求被告返还咨询服务费500,000元，并支付该笔未还款项的相关利息，如上文所述，缺乏相关事实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此外，针对原告主张的律师费损失，虽然双方并未就此加以约定，但因被告在庭审中已表示如其败诉则同意承担律师费，而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已得到本院支持，相关律师代理费亦为原告的实际支出，故本院酌情认定被告赔偿原告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本案第三人陈朝阳、星瑞公司在本院通过公告形式向其送达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后，仍未到庭应诉，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依法不影响本案的审理。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蒋泽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8年3月4日止的利息损失(其中自2016年6月27日起至2016年12月26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6年12月27日起至2017年1月23日止以5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月24日起至2017年1月26日止以25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月27日起至2017年7月20日止以10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7月21日起至2017年8月18日止以7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8月19日起至2017年9月2日止以55,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9月3日起至2017年12月16日止以4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自2017年12月17日起至2018年3月4日止以20,000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2%计算)；二、被告蒋泽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律师代理费损失2,000元；三、驳回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250元，由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11,428元，被告蒋泽亮负担822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苏州光华岩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572元，被告蒋泽亮负担428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万 里人民陪审员  马素琴人民陪审员  卫银龙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七日书 记 员  章欣贝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