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4民初253号原告：贺鹏（HE,Peng），男，1961年8月25日出生，汉族，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北京市朝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林，北京市亿达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被告：杨承忠(Yeung，ShingChung)，男，1948年12月29日出生，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住香港特别行政区。被告：广州泛基亚影视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从化经济开发区明珠路2号。法定代表人：杨承忠，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镇慧，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以上二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丽碧，广东启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贺鹏与被告杨承忠、广州泛基亚影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基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贺鹏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彦、刘林，被告杨承忠、泛基亚公司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镇慧、黄丽碧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贺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杨承忠、泛基亚公司向贺鹏支付借款本金38770820.67元。事实与理由：杨承忠于2001年个人独资注册成立广州影龙电影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影龙公司）,任影龙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是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因影龙公司运营需大量资金周转，自1999年起至2013年，杨承忠、泛基亚公司陆续向贺鹏借款总计38770820.67元。由于双方关系不错，并未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只有口头协议。贺鹏指示弟弟贺权，将出借款项通过贺权银行卡转入杨承忠指定的陈玉生银行账户中，转账银行所在地在北京市海淀区。陈玉生是影龙公司的负责人，跟随杨承忠多年，负责公司的管理。接受转入借款的银行卡为陈玉生所有，但银行卡一直被泛基亚公司的财务人员伍思英和杨承忠实际控制，转入的资金由杨承忠指示财务人员伍思英进行各种支出，包括杨承忠的个人支出和泛基亚公司支出。2015年，影龙公司变更公司名称为泛基亚公司。贺鹏多次要求杨承忠、泛基亚公司偿还借款，但杨承忠、泛基亚公司以各种理由百般推诿，不愿履行还款义务，已给贺鹏带来巨大的损失，故诉至法院。杨承忠、泛基亚公司共同辩称，杨承忠、泛基亚公司与贺鹏之间均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贺鹏作为香港先力电影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先力公司）在北京开设的北京先力电影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先力公司）的股权代持人和聘任的法定代表人，根据其职责和香港先力公司每年的资金调拨指令而汇出或支付的有关款项，均为北京先力公司应支付给香港先力公司的货款、租金和利润等收入，并非民间借贷款项。贺鹏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予以驳回。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1.杨承忠、泛基亚公司与贺鹏之间均不存在任何口头形式的民间借贷关系。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始终不存在向贺鹏借款的事实基础，客观上也无需向贺鹏借款。贺鹏客观上在1999年至2013年期间也明显不具备高达3800多万元的能力。贺鹏称双方存在口头借款协议的说法也完全不合常理。贺鹏提供的银行转账一览表显示累计共有97笔（其中一笔1999年4月26日的400000元为现金交付），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13年，每年均有，金额不等，涉及金额有38770820.67元之巨。贺鹏在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还款担保的情况下，都是通过“口头协议”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提供借款，且在上年度的“借款”没有归还的情况下，又通过“口头协议”每年再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出借巨额款项，贺鹏这种说法完全违背民间借贷的基本特点和日常生活的常理，是不成立的。即使如贺鹏所说“双方关系不错”，但贺鹏每年不断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提供如此巨额的借款，双方却没有依法签订书面借款协议，共同就民间借贷的数额、用途、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基本内容作出约定，也完全不符合民间借贷的基本特征和日常生活的常理，其说法也是不成立的。如果双方之间存在所谓的“口头协议”，但在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没有归还过任何“借款”的情况下，贺鹏岂有可能还在长达10多年期间每年不间断地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提供巨额借款，其行为也是完全不合常理的。贺鹏自1999年至今近20年期间从没有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主张过债权，也从没有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催过还款，甚至连本次诉讼也没有要求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支付任何利息，其主张也明显不合常理。其在诉状中称“多次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纯属信口开河，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其主张。不仅贺鹏没有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出借过款项，相反，贺鹏因办理加拿大移民急需用钱，还曾于2006年5月和2008年7月共计向杨承忠借款600000元加币约合人民币400多万元，且至今未还。现杨承忠已就双方的借款纠纷于2018年12月依法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起诉，要求贺鹏偿还借款。这从另一方面证明贺鹏明显不具备向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出借巨额款项的事实和能力。即使贺鹏诉请的38770820.67元的数额属实，那也是其受香港先力公司的指令而先后汇给香港先力公司指定员工陈玉生的，故与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无关；陈玉生收到款项后如何支配使用，是香港先力公司与其职员陈玉生内部之间的关系，概与杨承忠和泛基亚公司无关；2.就贺鹏所诉请的38770820.67元款项，不管数额是否属实，都是贺鹏作为北京先力公司股权代持人和受聘担任法定代表人期间根据香港先力公司的资金调拨指令而履行的职务行为，与民间借贷无关，也与泛基亚公司无关。陈玉生的行为后果应该由香港先力公司来承担，而杨成忠作为个人和其在广州开办的泛基亚公司，根本与本案所涉及的所谓民间借贷款项毫无关系。我方提交的材料和对方所提交的材料，都能证明陈玉生并非泛基亚公司的员工。他从90年代初就已经受聘于香港先力公司。由香港先力公司每月向他支付费用，包括在2014年双方关系闹僵，劳动雇佣关系解除的时候，都是由香港先力公司支付赔偿金。贺鹏当庭提交2012年2月至2014年的2月期间的社保登记记录，是因为陈玉生在香港先力公司服务了十几年的时候，为了将来在广州生活居住时享受医保，他要求到国内享有医保，泛基亚公司考虑他的情况，从2012年的2月开始，在广州为他购买了大约两年的社保。贺鹏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贺权出具的《情况说明》、陈玉生出具的《情况说明》公证书、陈玉生社保缴费历史明细表、贺权向陈玉生转账的银行流水和转账、汇款回单、陈玉生的银行流水、泛基亚公司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等证据。被告杨承忠提供了香港先力公司的《公司资料证明》，贺鹏给杨承忠的信件，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发出的杨承忠起诉贺鹏的传讯令状、北京先力公司向香港先力公司报送的流动现金每周报表（2018年5月至2013年9月30日）、贺鹏与香港先力公司的职员梁子年（Johnny）的微信记录等证据。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贺权系原告贺鹏之弟。2019年6月3日，贺权出具《申明书》，主要内容为本人系香港居民贺鹏的弟弟，知悉香港居民杨承忠向贺鹏借款的经过，现对该事实作以说明。杨承忠因所从事行业和经营的公司需大量资金周转，自1999年起至2013年，陆续向贺鹏借款，借款金额总计约3800多万元。贺鹏安排本人将上述借款，将通过本人的银行卡转入杨承忠指定的香港居民陈玉生在内地的银行卡中，陈玉生追随杨承忠多年，系杨承忠所有的泛基亚公司的负责人。上述借款金额共计3800多万的借款关系实际发生在贺鹏与杨承忠之间，与本人无关。因上述借款是由贺鹏实际出借给杨承忠及泛基亚公司，出借款项并非本人所有，本人只是依照贺鹏安排，负责向杨承忠转账，故本人对杨承忠及泛基亚公司不享有债权。本人承诺，就该笔借款，本人不再另行向杨承忠及泛基亚公司主张权利。2019年8月8日，陈玉生向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公证处申请对本案的相关情况做出的陈述即《情况说明》进行保全证据，《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我从1998年起跟随香港公民杨承忠从事影视器材维修工作。杨承忠于2001年作为实际出资人成立影龙公司，杨承忠让我担任该公司的负责人，全面负责该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并且杨承忠要求我以本人名义开具以下五张银行卡（银行卡信息略）。1999年至2013年间这五张银行卡均由影龙公司的财务人员伍思英及杨承忠实际控制，这五张卡里面的款项来往我并不知情，2014年这五张银行卡被该公司相关人员陆续注销了。我仅知从事影视行业需要大量资金周转，因此杨承忠联系北京贺权先生帮忙，1999年至2013年间贺权先生应杨承忠的要求，陆续向我名下的前述五张银行卡转账合计人民币3800多万。我不清楚杨承忠与贺权针对上述款项有没有签订借款协议和有没有约定还款时间。贺鹏在本案中主张的债权总金额为38770820.67元，其中38370820.67元系在2000年至2013年间通过贺权银行账户直接汇往陈玉生账户，另400000元系贺鹏于1999年带到广州直接给付杨承忠。关于上述银行汇款事实，贺鹏提交了2000年至2013年间的银行流水情况，系由贺权名下的存款单或银行卡中转入到陈玉生的银行卡中。具体情况为：2000年三笔共计600000元，2001年五笔共计1050000元，2002年十一笔共计2600000元，2003年共计八笔2121599.6元，2004年共计十一笔5000000元，2005年共计八笔3500000元，2006年共计十笔4800000元，2007年共计八笔2800000元，2008年共计六笔2100000元，2009年共计十二笔6100000元，2010年共计九笔3300000元，2011年共计五笔3400000元，2013年共计两笔999221.07元。另查，1994年8月，杨承忠同意贺鹏为香港先力公司工作，后香港先力公司向贺鹏汇款，1995年9月26日，北京先力公司成立，贺鹏为北京先力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1996年8月，贺鹏给杨承忠的信中称，事实上您就是北京先力公司的大老板，有权对公司事务作出任何决定，我受您的委托代表您在北京先力公司负责……。根据北京先力公司的流动现金每周报表、现金日记帐记载，2008年5月至2013年9月期间，北京先力公司汇给陈玉生的款项数额及汇款时间，与贺鹏在本案中所主张的通过贺权汇给陈玉生的款项数额及汇款时间是完全一致的。另外，贺鹏提交了陈玉生在2012年及2013年的社保缴费明细，显示缴费单位为泛基亚公司。本院认为：本案系民间借贷纠纷，原告贺鹏及被告杨承忠均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故本案为涉港商事案件，应当参照涉外程序进行审理。本案诉讼程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该编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关于本案管辖问题。本案相关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未约定管辖，故本案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之规定确定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相关当事人对合同履行地未做明确约定，故应以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即原告贺鹏住所地作为合同履行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二十五条规定，“自然人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居所为住所；经常居所与住所不一致的，经常居所视为住所”，贺鹏的港澳居民居住证显示其住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且案件标的额在人民币2亿元以下，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2018年修订），本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关于本案的准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本案中，当事人未共同选定适用的法律，故本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本案准据法。鉴于本案争议的主要履行事项发生在北京市，故本院决定在本案中适用内地法律。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贺鹏与杨承忠之间是否形成实际借款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贺鹏主张杨承忠在1999年至2013年间共计向其借款38770820.67元，有99笔之多。贺鹏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从案外人贺权的银行账户多次汇往案外人陈玉生账户的银行流水以及贺权、陈玉生所做书面证言。贺权在证言中虽然认可实际债权人为贺鹏，但是能够直接指向实际收款人为杨承忠的证据仅有案外人陈玉生的证言。陈玉生证言的主要内容为：因从事影视行业需要大量资金周转，因此杨承忠联系北京贺权先生帮忙，以陈玉生名义开户的银行卡实际被杨承忠及伍思英控制，实际用款人应为杨承忠。陈玉生的证言仅能表明贺权和杨承忠之间可能存在经济往来，但是不能直接证明贺鹏和杨承忠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此外，贺鹏强调他和杨承忠各自代表的公司在业务往来中从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且一直采用“赊购赊销”的模式，这是双方的合作模式和交易习惯决定的，因此双方的借贷关系中也是延续口头协议的模式。对此，本院认为，贺鹏主张借款的跨度长达14年，现无证据表明这一期间贺鹏向杨承忠主张过债权及收到过杨承忠支付的任何利息，在借款人没有出具借条或者借款人没有偿还过利息的情况下，出借人仍十几年持续不断地向同一借款人出借大额款项，贺鹏所主张的借款模式亦不符合民间借贷的交易习惯和生活常识。此外,根据北京先力公司的流动现金每周报表、现金日记帐记载，2008年5月至2013年9月期间，北京先力公司汇给陈玉生的款项数额及汇款时间，与贺鹏在本案中所主张的其通过贺权汇给陈玉生的款项数额及汇款时间是完全一致的。综上，贺鹏主张其与杨承忠之间形成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事实依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贺鹏要求杨承忠承担还款责任的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泛基亚公司是否承担责任问题，贺鹏认可其主张的借贷关系的相对方为杨承忠个人，但认为泛基亚公司系杨承忠成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且该公司也是借款实际使用人，故泛基亚公司亦应当承担还款责任。贺鹏的该项主张亦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贺鹏在本案中的全部诉讼请求，依据不足，本院均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九十一条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贺鹏（HE,Peng）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5654元，由贺鹏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冀 东人民陪审员  李冬英人民陪审员  李志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官 助理  王 静书 记 员  王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