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皖15行初9号原告舒城县春秋乡俊友养殖场。经营者张俊友。委托代理人李法明，安徽人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舒城县人民政府，住所地安徽省舒城县城关镇梅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425003238882D。法定代表人张秀萍，该县县长。委托代理人宗志松，舒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袁浩，安徽继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舒城县农业农村局（原舒城县农业委员会），住，住所地安徽省舒城县城关镇桃溪路中路一社会信用代码1134142578492426XG。法定代表人宗志松，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袁浩，安徽继宏律师事务所律师。舒城县春秋乡俊友养殖场（以下简称俊友养殖场）诉舒城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舒城县政府）、舒城县农业农村局（以下简称舒城县农业局）不履行关闭养殖场经济补偿职责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30日立案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俊友养殖场经营者张俊友、委托代理人李法明，两被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宗志松、袁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5年5月，原告与方仁周签订一份《猪场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租赁方仁周的猪舍养猪，租期5年，原告已经支付租金至2019年4月30日。2018年8月2日，舒城县农委畜牧兽医局向原告送达了一份《舒城县养殖场粪污治理和利用指导登记表》，通知原告的养殖场“位于禁养区”，要求原告“停止从事畜禽养殖，若继续饲养，将依法予以关闭。”原告接此通知后，自行关闭了养殖场。养殖场的关闭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根据《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第25条的规定，原告多次向舒城县农业委员会畜牧兽医局、舒城县农业委员会、舒城县政府提出补偿申请，但是收到的答复均是不予补偿。请求：1、判令两被告对关闭原告养殖场造成的经济损失约80万元。2、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舒城县政府辩称，1、原告起诉主体错误，被告县政府不是适格主体。舒城县政府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制定了《舒城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舒城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该方案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具有可诉性。2、舒城县政府针对合法养殖户出台补偿政策，但并不是具体实施者，也没有对原告实施关闭行为，原告的权益未受到影响。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舒城县农业局辩称，1、舒城县农业局不是本案适格被告。舒城县政府制定了《舒城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舒城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文件规定舒城农业局配合相关工作，乡镇具体负责。2、原告非禁养区内合法养殖场，没有要求搬迁补偿的权利。在舒城县春秋乡实行关闭或者搬迁的养殖户名单中，没有原告的养殖场。且原告经营的养殖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属于非法养殖场。3、本案不具有可诉性。舒城县农业局并未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未对原告的权益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原告的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俊友养殖场起诉时，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1、营业执照、居民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原告主体身份信息；原告是合法的养殖经营户。2、《舒城县养殖场粪污治理和利用指导登记表》，证明舒城县农委畜牧兽医局于2018年8月2日向原告送达了关闭通知；实施关闭行为的单位是原县农委畜牧兽医局。3、视频、证明，证明原告已经按照通知要求关闭了养殖场；原告在养殖场投入的设施和设备；制作视频人员的身份。4、《猪场租赁合同》，证明张俊友是原告合法的经营权人。5、《猪场改建清单》、给付租金收据，证明原告因养殖场关闭产生的实际损失。6、请求补偿申请，证明原告向关闭养殖场的行政主体提出了补偿申请。7、舒农函（2018）45号，证明舒城县农委拒绝补偿的答复。8、复查申请，证明原告向舒城政府提出补偿请求。9、县信访局《不予受理告知书》，证明舒城政府给予的答复。舒城政府质证认为，对证据1，真实性无异议，但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原告兴办养殖场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但并不是向原告下达关闭决定，该通知是要求原告进行粪污治理达到规定的标准。对证据3，该视频没有拍摄时间、拍摄人的说明，不能说明拍摄的内容就是原告经营的养殖场，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4，真实性有异议，系书面收条和单方出具的租赁合同，原告经营的猪场并非关闭目录上所列明的养殖场。对证据5，真实性不予认可，这是原告单方作出的损失清单及建设的投入，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损失情况，不具有真实性。对证据6，无异议。对证据7-9，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原告不是目录上规定的养殖场，且请求补偿的主体错误。补偿是由乡镇负责而非两被告。舒城县农业局的质证意见同舒城县政府。舒城县政府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摘录条文，证明划定禁养区及搬迁或关闭养殖场的法律和政策依据。2、《舒城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舒城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证明禁养区内的划定方案及养殖场关闭的补偿及各部门职责。3、舒城县禁养区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工作领导组文件，证明春秋乡养殖场关闭或搬迁名单中无原告。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对三性及证明目的无异议。对证据2，真实性无异议，张俊友租赁万善猪场经营养殖，被认定为在禁养区内的养殖场，依据该两份文件，原告应该要自行关闭，同时也应该享受关闭补偿。对证据3，对文件本身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万善猪场正是原告的养殖场，原告的养殖场在被告的文件中虽然是万善猪场，但同时也是应该关闭的养殖场。实际存在的只有俊友养殖场。舒城县农业局对舒城政府所举证据的三性及证明目的没有异议。舒城农业局在法定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国务院《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摘录条文，证明划定禁养区及搬迁或关闭养殖场的法律和政策依据。2、《舒城县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舒城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证明禁养区内的划定方案及养殖场关闭的补偿及各部门职责。3、《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摘抄，证明兴办养殖场需要办理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否则不能兴办养殖场，无证饲养属于非法。本案原告没有办理动物防疫条件许可证。原告质证认为，对证据1-2，质证意见同舒城政府证据1-2质证意见。对证据3，原告是为温氏畜牧有限公司养殖合同猪，有关饲养的检疫、防疫、收购均由温氏畜牧有限公司负责，被告的证明目的不能成立。舒城县政府对舒城县农业局所举证据的三性和证明目的没有异议。经庭审质证，上述证据与本案有一定的关联性，可以综合认定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经审理查明，2015年5月，原告与案外人方仁周签订一份《猪场租赁合同》，合同约定原告租赁方仁周的猪舍养猪，租期5年，原告已经支付租金至2019年4月30日。合同签订后，原告对原猪场的设施设备进行了改建、新建。2016年6月，舒城县政府根据国务院2015年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制定了《舒城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方案》，确定了舒城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范围；又于2017年7月制定《舒城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了关闭或搬迁工作的程序、补偿奖励标准及各行政部门的职责。其中，该方案明确“对在2017年10月31日前主动拆除的，根据被拆圈舍面积另奖补50元/㎡；在2017年11月30日主动拆除的，根据被拆圈舍面积另奖补25元/㎡；逾期未主动拆除的，不予奖励。”同年9月，舒城县政府发布《关于春秋乡禁养区内关闭或搬迁养殖场（户）名单的批复》，公布了两家养殖场关闭的名单，其中不包括原告经营的俊友养殖场。2018年8月2日，舒城县农业委员会畜牧兽医局向原告送达了一份《舒城县养殖场粪污治理和利用指导登记表》，通知原告的养殖场“位于禁养区”，要求原告“停止从事畜禽养殖，若继续饲养，将依法予以关闭。”原告接此登记表后，自行关闭了养殖场。养殖场关闭后，原告以关闭养殖场给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为由，向舒城县农业委员会畜牧兽医局、舒城县农业委员会提出补偿申请，舒城县农业委员会答复称原告应该通过民事诉讼主张自己的权益。原告对此答复不服，又向舒城县政府申请复查，舒城县政府做出申请复查不予受理告知书。原告仍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诉讼。另查明，《关于春秋乡禁养区内关闭或搬迁养殖场（户）名单的批复》附件的名单中，批复关闭或搬迁的养殖场之一万善养猪场，即是案外人方仁周经营的养殖场。《舒城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实施以来，春秋乡政府多次要求万善养猪场自行关闭或搬迁，但其所有人方仁周均以补偿标准低为由拒绝按期关闭或搬迁，也未停止在禁养区的养殖行为。直至2018年7月，由于省、市防控非洲猪瘟政策的实施，万善养猪场才不得不停止饲养行为，全部的生猪均销售完毕，但其养猪粪污等仍未进行有效处理，舒城县环境执法大队多次送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舒城县政府、舒城县农业局是是否实施了关闭原告养殖场的行为、有无对原告进行补偿的法定职责。其一、为抓好污染防治、规范禁养区关闭或搬迁养殖场（户）工作，舒城县政府制定了《舒城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决定由县政府成立禁养区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领导组，负责全县禁养区畜禽规模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的统一指挥、统筹协调工作。县农委牵头做好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的指导和协调工作，指导畜禽养殖场做好废弃物综合利用，收集相关信息、通报工作情况、组织展开督查。乡镇政府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具体负责辖区内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组织实施，做好辖区禁养区养殖场（户）的摸底、登记、核实，关闭或搬迁养殖场的确权登记和张榜公布；加强养殖场的拆除施工安全监管以及养殖场关闭验收和兑现资金补助等工作。从上述规定看，两被告并不具体负责实施对养殖场进行关闭、补偿的工作，而是由属地的乡镇政府组织实施。在本案中，并没有证据证明两被告有实施关闭原告养殖场的行为。经当庭询问，原告称是接到舒城县农业委员会畜牧兽医局的通知后自行关闭养殖场，亦没有其他任何行政机关对其采取强制关闭的措施。原告诉称两被告对其实施了关闭行为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其二、《舒城县禁养区畜禽养殖场（户）关闭或搬迁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了对关闭养殖场（户）的补偿奖励标准，根据该方案的规定，在2017年11月30日前未自主拆除养殖场的，不予奖励。本案中，原告是在2018年8月2日自行关闭养殖场，故不符合方案规定补偿奖励的条件，两被告认为原告养殖场不属于应获关闭补偿的情形，并无不当。综上，原告诉请两被告履行关闭养殖场的补偿职责，因未能举证证明两被告实施了关闭行为，亦未能证明两被告具有补偿职责的依据，其诉请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舒城县春秋乡俊友养殖场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舒城县春秋乡俊友养殖场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张有春审判员  颜 凯审判员  张西湖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  牛 婧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