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湘0302民初783号原告：金珈伊，女，汉族，1969年10月14日生，住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文永康，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静，湖南湘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周崇明，男，汉族，1965年5月30日生，住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浙江海群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傅亚萍，女，汉族，1958年1月19日出生，住浙江省义乌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厚盛，男，汉族，1955年1月20日出生，住浙江省义乌市，系被告傅亚萍的丈夫。被告：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法定代表人：周雪英，系公司执行董事。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中幼公司）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9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金珈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静、被告周崇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被告傅亚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金厚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浙江中幼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进行了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金珈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二、判令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共同返还原告合作投资款350万元，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利率支付利息，自2018年1月2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三、判令被告浙江中幼公司对第二项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由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系朋友关系。为解决案外人陈慧齐、原告金咖伊、被告周崇明、被告傅亚萍相互之间的债权债务问题，2017年12月1日，在被告周崇明的主导下，原告金珈伊、被告周崇明、被告傅亚萍三人签订了《合作收购协议》，协议约定：原告金珈伊出资350万元、被告周崇明出资500万元、被告傅亚萍出资350万元，共计投资1500万元，收购案外人陈慧齐名下杭州蓝盟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杭州蓝萌公司）（实为资产）。其中，部分资金由三方对案外人陈慧齐的债权转为股份，部分资金由三人另行出资。同时协议约定原告金珈伊和被告傅亚萍的股份由被告周崇明实际控制的被告浙江中幼公司代持，被告周崇明负责将代持股份一年内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所共同投资的项目约定为三方共同管理、共同经营。《合作收购协议》生效后，原告依约将投资款150万元在2018年1月19日打入被告周崇明指定的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中幼公司）账户，另200万元投资款为各方确认的债权转股权，至此，原告的投资款（350万元）支付义务已全部履行完毕。然而，原告的全部投资款到位后，在其履行该协议的一年多时间内，被告周崇明和被告傅亚萍却违反《合作收购协议》约定，一不让原告参与共同经营管理，而是由二被告共同经营；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并分红。甚至在原告多次提出要求对经营期间的业务和财务状况进行了解、查阅财务帐目时二被告明确予以拒绝，致使原告对所有的经营状况一概不知，导致原告自始至终无法也没有参与项目的合伙经营管理，更谈不上分红。另据原告调查，被告周崇明系被告浙江中幼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浙江中幼公司系杭州中幼公司的一人股东，因周崇明与浙江中幼公司人格混同，浙江中幼公司应对周崇明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鉴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的行为已构成根本性违约，原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同管理的合伙目的已无法实现，现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特诉至本院。被告周崇明辩称：1、本案所涉《合作收购协议》在签订后因存在关于合同主体表述错误、收购资产与事实不符的情况，没有实际履行，也无法履行。在各方协商本案所涉《合作收购协议》时，被告周崇明实际系被告浙江中幼公司的代理人，其代表的是浙江中幼和各方签订合同，所以在《合作收购协议》中以其个人身份签署是不符合事实，也非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中表述“由甲方独资公司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事实不符；在《合作收购协议》中各方约定收购杭州蓝盟公司80％的股份，该收购目的主要基于其名下有“蒋村西溪人家”和“山水人家”两个教学点的资产，但协议签订后才发现前述两个教学点实际属于浙江蒙元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蒙元公司）。故本案所涉《合作收购协议》并非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根本无法履行，也没有实际履行。2、原告和被告傅亚萍、被告浙江中幼等签订《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系对前述无法实际履行的《合作收购协议》中错误主体及内容的变更和取代，原告出资的时间是2018年1月19日100万、2018年1月2日50万，而《合作收购协议》的签订时间是2017年12月1日，《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的签订时间是2018年1月18日，所有原告的出资行为显然系履行《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的义务。且被告傅亚萍和被告浙江中幼均据此进行了出资，按约定成立杭州中幼公司，且实际已收购浙江蒙元公司名下的“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后因案外人陈慧齐（浙江蒙元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个教学点的实际经营者）的失踪导致各投资人没有能够按原计划进行第二期出资并收购“山水人家”教学点。3、原告所谓的被告周崇明存在“一不让原告参与经营管理，而是由二被告共同经营；二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并分红”的违约行为，答辩人认为原告的说法既不符合事实，也根本不能成立。首先、在本案所涉设立杭州中幼公司后，被告没有不让原告参加经营管理，原告实际也是积极参与经营管理活动的，具体由以下内容可以证实：其一，根据协议原告任公司副董事长；其二，原告参加了2018年7月19日的公司股东会；其三、原告提供的其与被告周崇明的电话录音证明被告周崇明（代表被告浙江中幼）对公司经营中的重要事项是及时通知原告的；其四、原告提供的其与王静娟的电话录音证明原告要求对公司业务和财务行使监督权，事实上也派了相关人员去查账；其五、原告在庭审中陈述自己曾对“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的消防问题进行处理、为公司收购新的教学点在杭州滨江区进行考察等。其次、《合作收购协议》因为前述原因被《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所取代，且被告周崇明并非合同主体，因此原告所谓被告周崇明没有按合同约定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用于归还原告的投资款并分红系被告周崇明的违约行为根本无法成立。退一步讲，即使《合作收购协议》生效并实际履行的话，其中第4条约定“甲方争取在一年内将代持的股份，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如二年内不能出售，三方再共同商定如何退出代持或出售等”中对于该合同目的也只是甲方争取达到，如果实现不了需要三方共同商定解决方案。原告不能以此要求被告周崇明承担违约责任，何况合作至今尚处于亏损状态，何来以“利润10倍估值出售”的可能！4、从各方投资款的流水来看，原告诉称被告周崇明侵吞原告的投资款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原告（现金出资150万元）和被告傅亚萍（现金出资175万元）、被告浙江中幼（现金出资250万元）的投资款共计575万元人民币均打入杭州中幼公司账户，其中的4633562元大部份款项最终又通过杭州中幼公司直接和代付的方式汇入原告个人账户，其余部分款项均用于“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的经营，故原告所谓被告周崇明侵吞其投资款的说法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综上，《合作收购协议》签订后并没有实际履行，实际已经被《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所取代，原告出资系履行后一协议的行为；且被告周崇明并非本案所涉真正履行合同的合同主体，也没有收到和侵吞原告的任何投资款项，原告所谓的被告周崇明的违约行为均不能成立。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返还350万元是没有任何依据的，请求依法驳回。被告傅亚萍辩称：一、原告金珈伊诉称的“合资收购协议”，与事实不符。据原告金珈伊称，2017年12月1日，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傅亚萍、周崇明签署了合作收购协议，注明原告金珈伊和被告傅亚萍每人各出资350万元，各占股23.33%，周崇明出资500万元，占股33.33%。三方共出资1200万元收购杭州蓝盟公司80％的股份。三方股权由甲方即被告周崇明的独资公司浙江中幼公司代持。但是，这个合同并没执行，仅是意向而已。事实上：（一）浙江中幼公司并没有代持原被告的股份，（二）原、被告三方根本没有收购杭州蓝盟公司80％的股份，（三）由于没有发生收购行为，原告根本没有出资350万，也不存在原告金珈伊23.33%，被告傅亚萍、周崇明23.33％和33.33％的股权。为此，原告拿这样一份连收购主体、股权比例、投资金额都不清楚的“合资收购协议”来起诉，实属事实不清，证据不明，于法无据，请法院予以驳回。二、2018年1月，由于案外人陈慧齐欠了原被告三方的债务，而陈慧齐与原告金珈伊又是同学，在陈慧齐和原告金珈伊的多次要求下，原、被告三方加上股权出售人陈慧齐一起商议收购陈慧齐持有的经营实体事宜。随后，经多次商议，达成了由杭州全人教育集团、陈慧齐、原告金珈伊、被告傅亚萍、浙江中幼公司等5方合作收购陈慧齐持有的杭州蒋村西溪人家启蒙学堂、杭州山水人家启蒙学堂等二家经营实体，并成立了由上述股东组成的“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订立了“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章程”，写明原告金珈伊出资350万元，其中200万债转股，被告傅亚萍、浙江中幼公司各出资350万元、500万元。但是，由于收购是分期进行的，因此出资也按二次进行。2018年1月19日，被告傅亚萍出现金175万，汇入杭州中幼公司账号内。实施并完成了对第一家经营实体——杭州蒋村西溪人家启蒙学堂的收购事务。第一次收购完成后，由于发现陈慧齐在帐目中存在着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情况，于是按排了帐物核对工作。准备核对完成后再作第二次收购。但是，核对工作快完成时，2018年春节过后，股权出售人陈慧齐突然下落不明，联系不上，同时要收购的实体——杭州山水人家启蒙学堂在天目山路396号也消失不见，不知所踪。后经过了解，山水人家启蒙学堂已被关停，陈慧齐己逃债躲了起来。鉴于此，原被告就中止了第二家的收购计划，另一半出资也就中止执行。鉴此，由于原定收购二家的实体只收了一家，所有股东也就不再出资，只出了章程上写的一半资金，而金珈伊实际出资也只有一半，即175万。其他175万的债务，由于陈慧齐并没有将山水人家的股权出卖给我们，因此还是由陈慧齐欠着，应向陈慧齐追讨。三、如果原告金珈伊坚持认为自己出资350万元，请出具杭州中幼公司的股权证。2017年12月1日，在周崇明、傅亚萍、金珈伊三方签署的合作收购协议中，第三条明确规定：浙江中幼公司代持乙丙方（即金珈伊和傅亚萍）的股权后，应马上出具股权证，载明出资人及金额等。2018年1月18日签订的《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第五章附则中规定：“股东出资完成后由公司及时出具股权证明，并在2018年6月30日前办理工商变更。”现在，金珈伊既没有股权证明，又没有办理工商办更手续，从中证明原告金珈伊根本没有350万元出资额。四、原告金咖伊在诉状中提出要退回出资额，但根据《杭州启蒙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章程》7.3条第三款之规定“股东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不得退股。”请原告金珈伊提出具体的退股理由，交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五、原告金珈伊在诉状中称，“被告周崇明、傅亚萍违反《合作收购协议》，在一年多时间内，不让她参与共同经营管理，而是由二被告共同经营”不符合事实。事实情况是，根据《杭州启蒙科技有限公司合伙章程》分工，王静娟为董事长，由浙江中幼公司派出，金珈伊为副董事长，傅亚萍派出纳。根据工作需要，王静娟主持管理公司全面工作，而出纳也必须随时在西溪启蒙学堂上班，不可能离开。这都是经过金珈伊签字同意过的。在具体经营中，有关人事、工资、规章制度等安排，傅亚萍也从未参与管理，从未过问。但是，金珈伊身为副董事长，应该过问，也可以过问。但她平时不但不关心、过问公司的运营情况，现在还倒打一耙，指责这一机制为“不让原告参与共同经营，由二被告共同经营”，这是不符事实的。反之，董事长王静娟曾多次通过建立的公司股东微信群向她汇报工作，要求解决有关问题，她还反问“你是谁”，最后她干脆退出了公司股东微信群，以后董事长多次通知她开会要么打电话不接，要么不理不睬。而根据原被告共同订立的《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7.9条规定：股东经通知后既不参加股东会又没有书面委托他人参加的，视为自动放弃表决权。这说明原告金珈伊故意拒绝参与管理，实际上是想制造一个没有参与管理的借口，为今天的起诉作准备。六、原告之诉主体不符，理由如下：1、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原告排在第二，被告第三，可以说明签约的地位，原告优于被告。2、被告于2018年1月19日向杭州中幼公司汇款175万元，履行了合作收购协议约定的义务。3、由于此次合作因不可抗力原因，致使合作造成亏损，给被告造成了较大损失。原告和被告是投资方，一起向陈慧齐购买了股权且与陈慧齐订了合同，承诺从2018年起到2020年三年内实现利润1080万元。而被告周崇明作为实际的管理方控制人，承诺在“一年内将代持的股份，以利润的10倍的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现在承包人逃的逃，管理的亏的亏，被告傅亚萍和原告金珈伊一样，一分钱分红都没得到，都是受害者。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原告要告，应该去告合同承包人、债务人、及相关责任人。综上所述，原告金珈伊只完成出资175万，原告将傅亚萍立为本案被告是错误的，被告应是本案杭州中幼公司而不是傅亚萍。原告金珈伊诉被告傅亚萍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贵院查清事实，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以维护答辨人的合法权益。被告浙江中幼公司未应诉，未作答辩。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供了证据，基于双方提交的证据均属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的证据以及银行转账凭证、双方认可的电话、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故本院对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定。根据本院采信的证据及到庭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2017年11月28日浙江中幼公司（周崇明、傅亚萍、金珈伊）作为甲方与乙方陈慧齐签订了一份《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筹）合资决议书》，此决议书约定甲乙双方合资成立“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由王静娟担任董事长，邱斌担任法定代表人和经理，金珈伊担任副董事长，金厚盛担任出纳，特聘王向儒担任业务总监，陈慧齐担任教学总监。新公司注册资金1500万元，甲方出资1350万元（先到位1280万元，后到位70万元，其中浙江中幼公司先出资580万元，傅亚萍先出资350万元，金珈伊先出资350万元），乙方出资150万元。公司成立后分期分批以750万元从浙江蒙元公司购买下属所有的山水人家教学点的所有权和各类权属，包括教师和学生等。另外以750万元从杭州蓝盟公司购买下属所有的蒋村人家教学点的所有权和各类权属，包括教师和学生等。第一次各方先按比例出资460万元，先解决金珈伊房子还贷款和湘潭园股份转让给傅亚萍和浙江英伦公司，后续再出资解决其他债务。对赌人陈慧齐、王向儒做出业绩承诺，承诺两个教学点每年产生300万元结余利润。其他事宜双方再协商解决。同日对于陈慧齐债务双方签订了重组解决方案。其中浙江中幼公司出资的580万元、傅亚萍出资的350万元、金珈伊出资的350万元共计1280万元均用于偿还陈慧齐的债务。该方案第4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金珈伊支付对价转让款200万元，用以偿还金珈伊贷款及利息、律师费及诉讼费等。第5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金珈伊支付对价转让款460万元，用以偿还陈慧齐在义乌上海浦发银行460万元贷款，以解压贷款时金珈伊房屋抵押担保。第6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周崇明支付168万元。第7条约定，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向金厚盛支付30万元。剩余款项用于偿还陈慧齐其他债务。上述合资决议书及方案签订后，周崇明作为甲方，金珈伊作为乙方，傅亚萍作为丙方，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一份。三方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精神，为优化杭州蓝盟公司股权配置，早日进入资本市场三方协议约定如下：经评估杭州蓝盟公司总股份1500万元，其中浙江蒙元公司占20%股份，甲、乙、丙三方收购80%股份（出资比例按甲方500万元，乙、丙双方各出资350万元），并由周崇明独资公司浙江中幼公司代持。浙江中幼公司代持后应马上向乙、丙双方出具股权证，载明出资人及金额等。甲方周崇明争取在一年内将代持的股份以利润的10倍估值的价格转售给上市公司。如两年内未能出售，三方再共同商定如何退出代持或出售等。如有第三方收购时，三方应协商同时将股份公开、公正、公平地按比例或者全部出售，不得厚此薄彼。三方约定共同管理，甲方选派专职人员驻管理，乙方担任副董事长，可随时监督管理，丙方选派专业出纳。业务收入每年3月20日、9月20日进行分红，由杭州蓝盟公司两个教学点出纳直接打入三方指定账户内。公司章程、规章制度等重大经营决策，应由三方共同商定，每年上、下半年各召开一次股东大会，通报公司重大决策及经营风险等。代持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借口损害乙、丙方利益，保证乙、丙方的合法权益。未经乙、丙双方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各种担保类等经济用途。合作收购协议签订后浙江中幼公司分别于2018年1月11日支付了投资款50万元，于2018年1月18日支付了投资款200万元至杭州中幼公司名下，傅亚萍于2018年1月19日支付了175万元投资款至杭州中幼公司名下，金珈伊分别于2018年1月19日支付了投资款100万元，于2018年1月22日支付了投资款50万元至杭州中幼公司名下。另查明杭州中幼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注册成立，成立时根据杭州中幼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的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为浙江中幼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邱斌，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将于2037年1月1日前到位。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一人，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非职工代表担任，设立时执行董事由邱斌担任。2018年1月12日注册资本变更为1800万元，法定代表人由邱斌变更为周拨群。杭州蓝盟公司成立于2016年6月3日，注册资本为500元，浙江蒙元公司为杭州蓝盟公司大股东，认缴出资为255万元，占股51%。被告周崇明于开庭之日向本院提交了一份2018年1月18日的《杭州中幼启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合伙章程》，该章程载明杭州中幼公司系浙江中幼公司、傅亚萍、金珈伊、杭州全人教育集团、陈慧齐等股东共同投资创办的有限责任公司。为达到高效、快捷之目的，创立时暂登记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邱斌，该合作各方将在各股东实收资本到位并验资完毕后，向工商部门进行股东身份备案。章程规定了公司的名称、性质、宗旨、住所地、股东权利义务、股东会的召开等。公司股东出资情况及投资比例规定为：公司实收资本1800万元，用于购买蒋村西溪人家启蒙学堂校区100%股权及山水人家启蒙学堂100%股权。各股东出资及股份比例如下：浙江中幼公司出资500万元，占股27.778%，傅亚萍出资350万元，占股19.444%，金珈伊出资150万元和债转股200万元，占股19.444%，杭州全人教育集团债转股300万元，占股16.667%，陈慧齐出资150万元，占股8.334%，机动暂未分配150万元，占股8.333%。首届董事长由王静娟担任，副董事长由金珈伊担任，傅亚萍任董事，由邱斌担任公司法人代表。公司在支出各项费用后的利润，前3年即2018年1月18日至2021年1月18日止，分别以2018年320万元，2019年360万元，2020年400万元的利润，按对赌协议向陈慧齐收取。并在每年度的3月30日、9月30日前进行分红。但该章程仅有陈慧齐、金珈伊、傅亚萍签字，浙江中幼公司、杭州全人教育集团等未签字盖章。金珈伊、周崇明、傅亚萍于2018年1月份注资后，杭州中幼公司正式收购了浙江蒙元公司名下的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该教学点由周崇明派出王静娟进行管理，由傅亚萍之夫金厚盛派出出纳主管财务事宜。杭州中幼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至25日通过银行转账或代付的方式支付了460万元给金珈伊。2018年7月19日杭州中幼公司由王静娟召集由金厚盛主持召开了关于蒋村点合法性问题的股东会，参会人员为金厚盛、金珈伊、周崇明、王静娟。但被告周崇明未提交此次会议的会议纪要。后因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经营恶化，原告金珈伊派出会计查账，遭到王静娟的拒绝。后金珈伊多次与王静娟、周崇明电话沟通亏损事宜。2019年8月12日被告周崇明通过微信与原告金珈伊沟通蒋村西溪人家停业整顿的事宜，其中周崇明称，该教学点在运营两年多时间一直发展不错，但由于公司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导致学校收支无法正常运行，故开始停业整顿。本院认为：本案中要解决原告主张的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是否能够解除，及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是否违约的问题先要解决此收购协议与被告周崇明提交的2018年1月18日杭州中幼公司股东合伙章程效力的问题。首先，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签订的收购协议本质上系一个发起人协议，因为杭州中幼公司的注册日期为2017年12月26日，且其股东为浙江中幼公司一人股东。此举明显系根据合作收购协议来履行，而不是根据杭州中幼公司成立后的2018年1月18日的章程来履行的。理由是合作收购协议中约定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三人在杭州中幼公司的股份由周崇明的独资公司浙江中幼公司代持，而2018年1月18日的章程中的股东则为浙江中幼公司、傅亚萍、金珈伊、杭州全人教育集团、陈慧齐。其次2018年1月18日的章程并非公司登记机关备案的章程，且该章程仅有傅亚萍、金珈伊、陈慧齐的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故此章程缺乏生效要件。再次，根据公司法理论，发起人协议是明确各发起人（投资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而公司章程是指公司必备的，规定其名称、宗旨、资本、组织机构等对外事务的基本法律文件。二者调整对象、制定目的均不同，不能相互取代。故被告周崇明、傅亚萍辩称的双方并未按2017年12月1日的合作收购协议履行，而是按2018年1月18日的章程履行的抗辩理由不成立。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均应当按2017年12月1日的合作收购协议履行相应义务。对于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是否未按合作收购协议履行及被告周崇明、傅亚萍造成根本违约的问题。首先，根据双方的证据可以证实，原告金珈伊现金出资150万元，浙江中幼公司（周崇明）现金出资250万元，傅亚萍现金出资175万元。其中浙江中幼公司现金出资250万元，根据合作收购协议中出资人为周崇明个人，且载明原告金珈伊、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的股份由周崇明的浙江中幼公司代持。该合作收购协议中周崇明以其个人名义签字，并写明了身份证号码，故被告周崇明抗辩的合作收购协议的签订系代表浙江中幼公司理由不成立。再根据2017年11月28日的合资决议书中第4条约定，第一次各方先按比例出资460万元，先解决金珈伊房子还贷款和湘潭园股份转让给傅亚萍和浙江英伦公司的约定。结合同日的“陈慧齐债务重组解决方案”中第4条约定，向金珈伊支付对价转让款200万元，用以偿还金珈伊借款及利息、律师费及诉讼费。第5条约定，向金珈伊支付对价转让款460万元，用以偿还陈慧齐在义乌上海浦发银行460万元贷款，以解压贷款时金珈伊房屋抵押担保。一系列约定可看出杭州中幼公司于2018年1月24日及25日支付给原告金珈伊的460万元并非被告周崇明抗辩理由中杭州中幼公司按合作收购协议或其他公司文件支付原告金珈伊的利润。另“陈慧齐债务重组解决方案”中第4条中的200万元杭州中幼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明已支付给原告金珈伊，故此200万元符合原告金珈伊诉称的以200万元债转股、现金150万元，共计350万元的出资约定，且也印证了被告周崇明提交的2018年1月18日章程中“金珈伊出资150万元和债转股200万元”的规定。故本院认定原告金珈伊按合作收购协议于2018年1月22日履行了出资义务，而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未按约定履行足额出资义务，构成违约。其次，对于原告金珈伊的身份认定问题。根据合作收购协议第2、3条约定：为方便管理，尽快推动上市，三方同意该股份由甲方（被告周崇明）独资公司浙江中幼公司代持。浙江中幼公司代持后应马上出具股权证，载明出资人及金额等。故根据该协议，杭州中幼公司成立后，浙江中幼公司为杭州中幼公司的名义股东，而原告金珈伊、被告周崇明、傅亚萍作为部分实际出资人。公司法规定股东是指向公司出资、持有公司股份，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人。而在本案中，原告金珈伊虽然履行了出资义务，但被告浙江中幼公司未按约定向金珈伊出具股权证。根据2019年1月12日原告金珈伊与王静娟的通话中，王静娟说：“这个行业不一样，只有收支，不出利润表，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对教育局报的都不是真的。”金珈伊说：“我作为股东，可以来查账，而你不让，说明是周崇明授意你了。”王静娟说：“要怪就怪你那个会计妹子，态度不好且没有经我同意就拍照。我知道金厚盛的出纳在这里，每一分钱都是从她那里出来的。本身会计就可能给报表给他看。我在这里，也知道怎么来控制帐。现在办不下去了我也写了辞职报告了。”2019年8月10日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的通话中，金珈伊说：“王静娟是代表你的，毛会计是代表金厚盛的，你们拿了我的钱，什么都不告诉我，现在说这个幼儿园办不下去了。”周崇明说：“我们都没有管。”金珈伊说：“你怎么没有管？王静娟是你派出的，她敢不听你的？我去杭州，多次打你电话不接，没有把我当股东。”周崇明说：“王静娟能办下去我也不想管，我公司投了250万元，也没指望挣钱，亏了也就算了。金厚盛也丢了170多万，也算了，这个事情我们都被陈慧齐骗了。”之后周崇明认可金珈伊、周崇明、傅亚萍（金厚盛）为杭州中幼的主要股东。金珈伊又说：“我打电话给你，发短信给你，你都不接或不回信，股东会也可以采取电话沟通方式。金厚盛来来去去你都知道，但就是没有通知过我。”周崇明说：“不接电话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没管，这个教学点都交给王静娟管理，她弄不下去，要停了。我个人不可能出这个钱，我现在也没钱。”金珈伊说：“王静娟做假账，不是辞职就能脱掉干系的。她为了坚持你的意见，把我拒之门外，帐都不肯看。”周崇明说：“王静娟做事可能考虑不周。”从以上录音可以证实原告金珈伊未参与蒋村本溪人家教学点的经营管理，该教学点是由周崇明（浙江中幼公司）派出王静娟管理，由金厚盛（傅亚萍）派出出纳。杭州中幼公司股东之间在2018年年初至2019年均未召开过股东会及进行分红。另根据被告周崇明向本院提交了2018年7月19日杭州中幼公司股东会会议签到表，但未提交各方签字的股东会会议纪要，不能达到原告金珈伊参与管理的证明目的。且根据杭州中幼公司的企业公示信息，原告金珈伊一直未担任副董事长。故本院认定原告金珈伊未参与杭州中幼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虽然其履行了出资义务，但没有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也未依法持有杭州中幼公司股份，成为杭州中幼公司的实际股东（实际出资人）。再次，本案中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是否在履行合作收购协议中构成根本违约而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情形及被告浙江中幼是否承担责任的问题。本院作如下评析：一、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均认可在实际收购过程中杭州中幼公司仅收购了陈慧齐（浙江蒙元公司）名下的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山水人家教学点由于陈慧齐于2019年1月份（2018年春节）后下落不明而无法收购，故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方才只按合作收购协议出资一半。作为原告金珈伊已按合作收购协议全额出资。根据合作收购协议中出资500万元，占股33.33%的义务人应当为被告周崇明，而事实上支付一半投资款250万元的主体为浙江中幼公司。被告浙江中幼公司未按合作收购协议及2018年1月18日章程约定向原告金珈伊出具股权证。也未在杭州中幼公司备案章程中聘任原告金珈伊为副董事长。被告周崇明在合作收购协议中确认其为浙江中幼公司独资公司。故足以认定被告周崇明与浙江中幼公司人格混同。且被告认可山水人家现已无法被收购，已经达到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形，故被告浙江中幼公司与被告周崇明应当返还原告金珈伊投入的未收购山水人家教学点的投资款175万元并自2018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利息；二、对于原告金珈伊已经投入的175万元用于购买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的款项，被告是否应当返还的问题。该教学点由被告周崇明选派王静娟入驻管理，被告傅亚萍选派出纳入驻。前述论证对于该教学点原告金珈伊未参与实际管理。根据通话记录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时的陈述，被告均认可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已停业整顿，而根据被告周崇明发给原告金珈伊的微信显示“蒋村本溪人家运营两年多一直发展不错”，但一直没有给原告分红。综上故本院认定合作收购协议因被告周崇明、傅亚萍在实际经营蒋村西溪人家教学点过程中，未按合作收购协议履行相关义务，构成违约，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应当依法解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的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故被告周崇明应、浙江中幼公司应当返还原告金珈伊投资款175万元，并自2018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浙江中幼公司应当赔偿原告金珈伊损失175万元并自2018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利息至清偿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金珈伊与被告周崇明、傅亚萍于2017年12月1日签订的《合作收购协议》；二、被告周崇明、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返还原告金珈伊款项175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7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赔偿原告金珈伊损失175万元支付利息（利息以175万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22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清偿之日止）；四、驳回原告金珈伊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34800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39800元，由被告周崇明、傅亚萍、浙江中幼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李育君人民陪审员  金 梅人民陪审员  江跃建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代理书记员  钱素霞附法律条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经营者对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