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9）闽民申1350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庄丹红，女，1983年6月29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炜，福建炜杰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彦军，福建炜杰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高西华，男，1976年10月8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 原审被告：泉州和语鞋材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建省南安市洪濑镇福林村。 法定代表人：陈维忠。 原审被告：陈维忠，男，1982年3月20日出生，汉族，住福建省晋江市。 再审申请人庄丹红因与被申请人高西华及原审被告泉州和语鞋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语公司）、陈维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闽05民终195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庄丹红申请再审称，（一）一二审判决认定高西华与和语公司、陈维忠系名为合作、实为借贷，该认定事实错误，双方的行为并不符合借贷的构成要件。双方签订的《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真实有效，后来签署的《借款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为投资入股。高西华与和语公司实际签订和履行的皆为投资协议，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合法有效。首先，《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在签署时，双方的合意就是由高西华投资入股和语公司。双方在《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了投资金额、投资用途、双方的合作方式、利润分配方式、财务报表及经营购销账目公布等。由于双方对法律并不专业，所以在分红等条款上的约定可能并不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规定，但这并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其次，《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在履行时，高西华也符合股东的特征。高西华有实际向和语公司出资。高西华作为名义投资人，但其代表的实际投资人王向东还为和语公司提供了经营场所。高西华作为和语公司的高管参与了和语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并在和语公司领取劳动报酬。所有这些实际行为和合意都表明双方的合同目的是为了投资合作。即使有程序上的瑕疵，也不能否定高西华投资入股和语公司而成为和语公司的股东。再次，《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不符合“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情形。在双方签订的《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中约定了分红时“效益好时适当上浮”、“每月公布财务报表及公开购销账目”，完全可以说明双方的真实意思就是由高西华参与和语公司的投资入股。另外，协议中未约定收回投资款或返还本金，也未约定担保等，并不符合借贷的特征。只是约定在通常情况下获得固定投资收益的条款可能损害公司的利益，亦可能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和语公司不应直接向高西华支付投资收益，而应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对投资人进行利润分配。从合同的签订和履行情况来看，双方的合意并非借款，不符合借贷的构成要件。最后，本案的《借款合同》应为无效。《借款合同》的签订是在高西华、王向东处于强势地位、显失公平和欺诈的情形下签订的，损害了和语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应为无效。以高西华名义投资的实际投资人王向东作为部队的领导干部，为和语公司提供了部队的场所进行经营，也是因为王向东作为实际投资人为给和语公司经营提供便利，在全国整顿部队驻地作为经营性用地的活动中，王向东提前获悉相关政策后，承诺只要和语公司和陈维忠出具《借款合同》，其保证和语公司可以在部队驻地继续经营。但在出具《借款合同》后不久，和语公司就被住所地的部队查封，致使和语公司至今都无法经营。原审认定“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是错误的，原审的认定和判决实际上是过分保护了高西华的投资行为，而损害了和语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投资就应承担风险，公司的经营停顿陷入困境并亏损的情况下，高西华就应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不应以“借贷”的名义收回投资款。故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应为无效，高西华的诉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投资协议的法律后果应由和语公司来承担，庄丹红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首先，《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是和语公司与高西华，其法律后果应由合同的相对方来承担。《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的签订和履行，与庄丹红没有关联，不应由庄丹红承担相关义务。原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按照借款合同的基础法律关系来认定《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但《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的合同相对方是和语公司和高西华，应由和语公司和高西华来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即使《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被认定为无效或者被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形，也应由和语公司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陈维忠、庄丹红无关。其次，无论基于何种法律关系，高西华都不应获得如此高的股息或利息。和语公司支付给高西华的利息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前，应按照“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来处理。在2015年9月1日之前和语公司向高西华支付的股息皆为月利率3%（高西华当庭认可支付的利息），对于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给和语公司或者抵扣投资本金。再次，退一步来说，陈维忠的债务加入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是陈维忠在被胁迫签订《借款合同》之时，《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已经得到和语公司及高西华的履行。高西华所投款项已经交付给了和语公司，和语公司也支付高西华股息等分红。高西华所投的款项并没有用于陈维忠夫妻的共同生活，庄丹红也并没有因此而受益。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是以日常家事代理理论为法理基础，夫妻一方举债须不违反法律及公序良俗。该条规定的另一法理基础是夫妻一方举债之目的通常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生产经营，夫妻另一方因一方的举债直接或间接获益，故可推定此类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14年对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4]民一他字第10号答复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2015年对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2015]民一他字第9号复函的规定，如果举债人之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则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其配偶不应承担偿还责任。夫妻一方对外承担的是担保之债，则该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在本案中，陈维忠的举债并非因借款而产生，而是源于其个人的债务加入行为，未因此而获利。该行为特点与担保行为相同，均没有金钱取得，仅有义务承担，依婚姻法原理，不能认定陈维忠因其债务加入的举债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当时陈维忠的债务加入并未与庄丹红进行过任何商议，仅为其个人行为，二人没有共同举债的合意，此情形与担保责任之债完全相同。由于陈维忠没有因其债务加入获利，所以庄丹红自然也没有从债权人处取得过金钱利益，该债务之发生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因此原审判决庄丹红承担本案的共同清偿责任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纠正。综上，庄丹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申请再审本案。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讼争款项系投资款还是借款；陈维忠是否系《借款合同》主体；本案应还款数额是多少；庄丹红是否承担本案还款责任。 （一）讼争款项系投资款还是借款的认定 案涉2016年1月15日签订的《借款合同》载明“经结算”欠高西华“借款100万元”，对讼争款项由来和性质有明确约定。虽然高西华与陈维忠于2013年12月18日曾签订《入股分红合同协议书》，但协议书中只有高西华享有收益而无负担投资风险的约定，同时案涉银行流水体现的陈维忠一方的还款情况，与高西华向陈维忠转账交付的包含协议书所涉220万元，共计250万元款项为基数，以及高西华主张的《借款合同》签订前后分别约定月利率3%和2.5%的情况能够相符。故本案的法律关系符合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特征，原判决对本案基础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并无不当。 （二）陈维忠是否系《借款合同》主体的认定 案涉《借款合同》载明和语公司和陈维忠“共同尚欠”高西华借款，合同落款处“借款人”一栏有和语公司盖章和陈维忠签字，讼争款项亦是汇入陈维忠的银行账户由陈维忠收取，故原判决认定陈维忠系《借款合同》主体并应承担本案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三）本案应还款数额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于2015年9月1日实施，高西华于2016年11月21日上述规定实施之后向一审法院起诉，故一二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本案并无不当。该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庄丹红主张2015年9月1日之前和语公司系按月利率3%向高西华还款，还款中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的利息应作为不当得利返还和语公司或充抵本金的主张于法无据。 （四）庄丹红是否承担本案还款责任的认定 讼争借款发生于陈维忠与庄丹红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庄丹红并未在案涉合同上签字，但高西华于二审期间提供的证据证实庄丹红的银行账户用于本案还款，能够初步证实庄丹红参与本案还款。在庄丹红未能进一步提供反证证明其对讼争借款不知情及实际未参与的情况下，原判决认定讼争借款属陈维忠与庄丹红的夫妻共同债务，庄丹红应承担本案共同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庄丹红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庄丹红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建阳 审判员  杨 扬 审判员  林峥峥 二〇一九年四月三十日 书记员  尤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