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民终214号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海林，男，1970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跃明，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沛，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显勇，男，1965年2月3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安义县。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西洪安化工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工业园区，社会统一信用代码360123210011350。法定代表人：袁显勇，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以上两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北京大成（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胡海林与被上诉人袁显勇、江西洪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安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5日作出（2016）赣01民初1号民事判决，袁显勇、洪安公司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2017）赣民终141号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一审法院于2019年2月2日作出（2017）赣0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胡海林不服该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1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胡海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吴跃明、李沛，被上诉人袁显勇、洪安公司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国华到庭参加诉讼。经审理后，本院依法将本案案由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胡海林上诉请求：1、撤销（2017）赣0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并改判支持胡海林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即判令袁显勇立即向胡海林归还借款745737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全部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2.5%计算)；洪安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及财产保全费用全部由袁显勇、洪安公司共同承担。事实与理由：胡海林与袁显勇之间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已解除，2015年4月6日《承诺书》系双方于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后经清算达成的将胡海林已付股权转让款自始转作借款之债权债务协议。本案依法应按民间借贷审理，袁显勇应当按照承诺偿还借款本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以及适用法律均有错误。2012年12月6日、7日及2013年5月30日，胡海林出于从袁显勇处受让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的目的，向袁显勇及其指定的袁显刚账户支付了1050万元。但袁显勇一直拖延拒不转让股权，直至2014年5月4日，袁显勇才安排其代持人谌广志（一审判决已查明代持关系）就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的转让与胡海林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承诺安排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此后，袁显勇一直没有明确告知胡海林股权转让是否已经成功，胡海林也一直未能在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享有资产收益权,参加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基本权利。时至今日，胡海林从未收到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任何一次股东会参会通知，更未行使过股东表决权（但有被代签现象）。鉴于袁显勇没有全面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一直未让胡海林真实享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权利），故而胡海林提出解除股权转让关系即将股权退还被袁显勇。袁显勇同意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并同意胡海林已付股权转让款自始转作借款。2015年4月6日《承诺书》系胡海林与袁显勇双方于解除股权转让关系后经清算就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转作为借款达成的合意，且事实上这一合意在此前的2014年下半年就已经达成，需知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2月15日，袁显勇就委托其弟袁显刚向胡海林支付了200万元、300万元还款，并于2015年4月6日《承诺书》签订之前就按月息2.5%支付了多期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关于股权转让关系解除及转作借款的合同，我国法律并不要求一定要采取书面形式，完全可以是口头形式。本案中，袁显勇正是在就股权转让关系解除与胡海林达成口头合意后，方才出具《承诺书》明确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清算转作借款。并且，袁显勇于《承诺书》出具之前，就已经开始实际履行将胡海林已付股权转让款自始转作借款后的借款偿还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即对于法律规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的合同，只要当事人实际履行了且对方接受的，都可以成立。那么，本案中法律对股权转让关系的解除及清算合同形式并无要求，双方有《承诺书》且有实际履行证明，则完全可以认定双方股权转让关系的解除及应返还的转让价款清算转作借款这一解除清算合同关系的成立。股权转让的解除清算合同关系非常简单，已付的股权转让款作为借款全额返还，那么自然的，相应的股权亦应返还。本案中，《承诺书》虽然没有对股权何时返还的变更登记作出约定，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二条“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的相关规定，袁显勇有权随时要求胡海林将股权恢复登记至原状即其代持人谌广志名下，如要登记至其它人名下，则要袁显勇协调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同意，但这不是胡海林的义务。由于胡海林与袁显勇已经就股权转让关系解除以及股权转让价款清算转作借款达成事实上的债权债务协议，故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本案应当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1、一审法院“本院认为”部分认定本案有两次股权转让属于事实认定错误。本案事实上只有一次股权转让，即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一次袁显勇将10%股权（由谌广志代持）转让给胡海林，而并不存在一审判决认定的第二次股权转让。一审判决所谓的第二次股权转让，实际上是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解除项下恢复原状的法定后果，而绝非一次新的股权转让合同。关于双方已达成解除并恢复原状（其中已付股权转让款转作借款返还）合意之事实，有《承诺书》、还款事实、袁显勇在原二审庭审笔录佐证，事实清楚。袁显勇在原二审庭审笔录第7-8页，明确主张胡海林的股权是其转给胡海林的（通过代持人谌广志代为履行），并承认当时的合意是退还股权，即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对此双方并无争议，且袁显勇已实际履行解除清算后转作借款的还款义务。2、一审判决关于“双方未就股权转让解除后的清算达成一致意见”之认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需厘清的是，本案涉及的清算实质系合同解除后的清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即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是法定的。本案双方当事人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实际上达成了股权退还、应返还的转让款结算作借款的清算合意。借款利息已经覆盖了胡海林多年来资金被占用的损失，故而双方已经清算清楚，并不存在采取其他补偿措施、要求赔偿损失的适用余地。至于股权何时恢复登记，那是履行问题，并不需要另行对“如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作出约定。公司经营损失依法应由公司承担，无需股东承担，即便是胡海林登记持股期间的股权对应之所有者权益损益，由于胡海林不曾实际享有股东权益、不曾参与公司经营，双方清算时同意原付股权转让款作为借款加利息全额返还，即说明双方均放弃对该处损益的主张。综上，双方关于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解除后的清算结果其实非常简单明确的。一审法院所谓“并不能代表双方对于整个股权转让进行了清算并达成了一致意见”“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对如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作出了安排，以及对公司经营损失的承担、其他股东利益的保障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等认定系人为的在混淆是非，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然道非要胡海林倒过来向袁显勇付钱才是双方就清算达成了一致意见？实际上，一审判决给读者的感觉是，不是双方清算没达成合意，而是一审法院对清算结果不满意！3、一审判决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认为双方没有依照该法律规定保障其他股东合法权益，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本案涉及的是合同解除后的已过户股权恢复原状问题，并非股权转让问题，恢复原状持有公司股权的本就是公司股东（本案完全可以恢复原状至袁显勇的代持人谌广志名下），并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之适用余地。此外，即使假设是股权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影响的亦仅是股权转让合同项下股权转让、过户的履行，股权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及价款支付义务均不受影响。综上所述，胡海林认为本案所涉股权转让合同关系解除后，双方同意将应返还的股权转让价款清算转作借款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承诺书》项下关于清算后的借款本息偿还及担保义务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且袁显勇已部分实际履行。胡海林一审诉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支持。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针对胡海林的上诉请求，袁显勇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胡海林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驳回。具体理由如下:一、本案“累诉不结”，经由原一审、二审、发回重审后一审、直至本次再次启动二审程序，完全是由于胡海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基于普通思维而非法律思维，错误地理解案件客观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诉讼过程中又缺乏诚信，隐瞒与歪曲案件事实，以及原一审程序严重违反法律规定所致。1、原一审（2016）赣01民初1号案件中，胡海林仅以被依法撤销的《承诺书》主张借款纠纷，拒绝承认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实。同时该案审理过程中，有关证据未经质证程序即作为判决依据，故原一审（2016）赣01民初1号民事判决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赣民终141号民事裁定以“基本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依法撤销。2、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2017）赣民终141号案件过程中，胡海林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一份《情况说明》，承认了本案股权转让、欠付股权转让款（入股出资）与抽逃出资的客观事实，并没有民间借贷的书面协议，也没有提供借款的事实。3、胡海林在上诉状中的相关陈述与说理仍然是不诚信地隐瞒与歪曲案件事实，一知半解与片面地理解与适用法律。二、本案事实只有股权转让纠纷，全案过程中有两次股权转让，第一次已经依法成立与生效，第二次尚未依法成立，更谈不上生效。发回重审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袁显勇享有（由案外人湛广志）的10%股权转让给胡海林，已经依法生效，且胡海林多次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尽管期间胡海林有450万元转让款（入股出资）未支付到位。2012年4月18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该份文件系关于胡海林受让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2014年12月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该份文件系关于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变更）、2014年12月2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等文件上胡海林均有签名，表明其行使了股东权利。2014年5月29日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作出洪金办复【2014】12《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核准胡海林股权受让生效。2014年6月18日股东变更登记后，胡海林已经是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合法的显名登记股东。胡海林受让10%的股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也符合银监发（2008）23号《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的强制性规定，并按照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制度进行了公示登记，该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胡海林已经成为合法注册登记的公司股东。至于胡海林上诉状中载明“袁显勇一直没有明确告知胡海林股权转让是否已经成功，胡海林也一直未能在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享有资产收益权,参加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股东基本权利。时至今日，胡海林从未收到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任何一次股东会参会通知，更未行使过股东表决权（但有被代签现象）”的内容，无论所涉的客观事实真相如何，胡海林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其自身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但与本案胡海林以民间借贷为由提出的诉讼请求并无关联。2、第二次股权转让尚未依法成立，更谈不上生效。由于尚欠450万元股权转让款（入股出资）无法实际支付到位，胡海林欲将其名下的10%股权转让回袁显勇，但双方无法就转让款的支付、股权变更登记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时至今日仍未达成一致），更未订立生效协议。双方交涉期间对相关事项的协商与理解明显存在错误与违法的情形，因而产生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在袁显勇并非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现任股东的情况下，其受让胡海林的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没有证据表明双方依照该法律规定保障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更何况，未经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行政批复，无论胡海林与袁显勇口头还是书面如何协商退股事项，均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胡海林单方的退股意愿仍未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强制执行程序转让股东的股权时，应当通知公司及全体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其他股东自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满二十日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中关于“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与“优先购买权”等强制性“转让形式”的规定是当事人任意协商不能更改和超越的，否则应认定为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的强制性“转让形式”就是“其他形式”，股权转让如不满足该转让形式，相关协议不能成立，也无法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公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退股的相关股权转让合同未经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的行政批复，也无法进行工商登记公示。因此，一审判决认定“胡海林有意退出股份，而袁显勇以安排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实际行为回应了胡海林股权转让的邀约，虽然尚有剩余款项未支付，但并不能否认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已形成共同意思表示。胡海林现仍持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对如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作出了安排，以及对公司经营损失的承担、其他股东利益的保障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是对客观事实的正确表述，对法律的准确适用。三、本案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回重审后一审判决对此作出的相关事实认定是正确的。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之规定，在胡海林出资1050万元受让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的情况下，结合胡海林至今仍是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合法股东的事实，应当认定1050万元的性质是出资款，而不是胡海林提供给袁显勇的出借款项。因此，袁显勇与胡海林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据此，针对胡海林的委托人王国强律师撰写的《承诺书》，袁显勇多次作出撤回或撤销的意思表示，在本案二审审理阶段再次依法明确表示撤回或撤销的主张。3、在发回重审后一审审理阶段，2018年7月19日上午庭审时，对于2015年4月6日《承诺书》，胡海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通华律师发表质证意见时作出如下陈述：“袁显勇对胡海林说咱们是兄弟，不搞那么复杂，知道吧？你算的账我认可，大不了金额有误的话，我们再去纠正”。由此可以证明：其一，该《承诺书》所涉相关金额及所表述的法律关系是胡海林的单方计算、单方表述与单方书写，并非是袁显勇自己明确与真实的意思表示；其二，胡海林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通华律师作为现场见证人，承认了袁显勇当时的明确态度是“金额有误的话，我们再去纠正”，即保留了对于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再行结算的权利；其三，综合全案事实，本案不只是金额有误，而是对于法律关系理解有误；其四，2015年12月30日至2016年1月1日期间，袁显勇委托律师发出《律师函》，明确撤回或撤销《承诺书》，符合《承诺书》订立时“金额有误的话，我们再去纠正”的共同意思表示，因此，案涉2015年4月6日《承诺书》已经被撤回而无法律效力。总之，本案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有关“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不适用前款规定”的情形，本案不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发回重审后一审判决认定的相关事实是正确的。胡海林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二审庭审时口头陈述认为本案属于股权转让合同的解除问题，而不是民间借贷纠纷问题，与原二审第一次休庭前胡海林所持的观点完全不一致。原二审第一次休庭前，胡海林一直认为只有民间借贷问题，不涉及股权转让问题，足见，胡海林在诉讼过程中有失诚信。袁显勇、洪安公司一直主张本案应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处理。综上所述，胡海林至今仍然是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东，胡海林与袁显勇之间既未签订借条与借款协议，也未发生实际提供出借款项的客观事实，更无经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何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可言？恳请二审法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驳回胡海林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切实维护袁显勇、洪安公司的合法权益。胡海林向一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袁显勇立即向胡海林归还借款7457375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自2015年1月1日起至实际全部偿还之日止，按月利率2.5%计算)。2、判令洪安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用由袁显勇、洪安公司共同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16日成立。本案原二审期间，胡海林曾向本院提交一份《情况报告》，载明：胡海林在2012年年底与袁显勇接洽，欲入股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双方并达成受让10%股份的协议，但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无法办理股权转让登记手续，最后在胡海林的多次要求下，袁显勇与胡海林经过协商对账，袁显勇出具2015年4月6日的《承诺书》。2012年12月6日、7日，胡海林向袁显勇指定的袁显刚账户分六次汇入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合计600万元。2013年5月30日，胡海林向袁显勇账户汇入450万元。2014年10月27日、12月15日，袁显勇委托袁显刚分别向胡海林转账支付200万元、300万元，合计500万元。胡海林自认截至2014年12月30日止，袁显勇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洪安公司共向其归还927.5万元（含2014年10月27日和12月15日的500万元）。2015年2月7日，袁显勇委托袁显猛向胡海林转账支付186400元。2015年2月9日、4月3日，袁显勇委托洪安公司分别向胡海林转账支付186400元、186400元，合计372800元。2015年4月6日，袁显勇出具一份《承诺书》，载明：本人截止2015年1月1日尚拖欠胡海林本息人民币7457375元，现承诺三个月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洪安公司于同日在该《承诺书》上载明：本公司自愿对上述借款本息7457375元承担连带担保责任。2015年5月8日，袁显勇委托张优向胡海林转账支付186400元。2015年6月4日，袁显勇委托袁东向胡海林转账支付186400元。另查明，2014年4月18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通过章程修订案，胡海林受让湛广志10%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份。袁显勇及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均认可湛广志该10%股份系代袁显勇持有。根据工商登记资料，该10%股份于2014年6月18日登记至胡海林名下并延续至今。一审法院认为，关于胡海林能否依据2015年4月6日《承诺书》要求袁显勇支付款项及利息的问题。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胡海林欲入股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而与袁显勇接洽，袁显勇安排其代持人湛广志转让10%股份至胡海林，其后胡海林又欲退出，与袁显勇协商，袁显勇同意并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给胡海林并出具《承诺书》。该事实包括了两次股权转让：第一次是袁显勇将10%股份（由湛广志代持）转让给胡海林，并于2014年6月18日办理了变更登记；第二次是胡海林将该10%股份转让回袁显勇，袁显勇已在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权仍登记在胡海林名下。一审法院认为，结合本案现有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胡海林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袁显勇，要求袁显勇支付剩余款项及利息，不应予以支持。理由如下：首先，胡海林与袁显勇之间往来款项系围绕股权转让进行。2012年12月6日、7日以及2013年5月30日，胡海林转账给袁显勇及袁显刚的款项共1050万元，自2014年10月27日起，袁显勇安排转账款项给胡海林，双方资金往来均系围绕股权转让而进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民间借贷，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有民间借贷的合意。胡海林于2017年4月20日提交给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情况报告》中已详细说明了本案的来由，胡海林是以投资入股为目的成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东，并非以取得借款利息收益为目的。只不过，胡海林认为袁显勇于2015年4月6日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代表双方已经进行了清算，表明双方股权转让关系的性质已转变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依据《承诺书》载明的内容，只能表明袁显勇对于尚欠股权转让款及其利息进行了确认，并不能代表双方对于整个股权转让进行了清算并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证据表明双方对股权如何转让作出了具体的安排，双方甚至都不能清楚说明双方之间的行为是解除原来的股权购买行为还是胡海林重新将股权转让给袁显勇，《承诺函》上的内容没有反映出其所依据的基础事实。其次，股权转让应当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并保护案外人利益。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自2014年6月18日起一直登记在胡海林名下，胡海林仍然是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合法的股东，而股权受让人袁显勇并非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现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在袁显勇并非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现股东的情况下，其受让胡海林的股权，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没有证据表明双方依照该法律规定保障了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再次，如前所述，胡海林有意退出股份，而袁显勇以安排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实际行为回应了胡海林股权转让的邀约，虽然尚有剩余款项未支付，但并不能否认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已形成共同意思表示。胡海林现仍持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对如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作出了安排，以及对公司经营损失的承担、其他股东利益的保障等事宜达成了一致意见。对此，双方应进一步协商或依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在此不作处理。袁显勇关于其安排支付给胡海林的款项系单方赠与并已撤销赠与的主张，没有有效证据证明，不予采信。综上，胡海林依据《承诺书》作为结算凭证，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要求胡海林履行还款义务并支付利息，既无法律依据，也与查明的客观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胡海林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2205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87205元，由胡海林负担。根据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为：1、在胡海林将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退还给袁显勇的情况下，2015年4月6日的《承诺书》是否系股权转让双方就股权转让的相关问题通过调解、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即本案应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2、袁显勇应否支付剩余款项？如应支付，则剩余款项及利息的具体金额是多少？二审中，胡海林提供五组新证据：第一组证据：2015年2月4日结算单一份（仅提供复印件，无法提供原件）。证明目的：袁显勇与胡海林就解除股权转让、退股还钱达成合意后，于2015年2月4日对退股所应归还的钱的具体金额如何计息、如何归还进行了结算。清算过程按每笔进资的实际占用天数，按月利率2.5%计算利息，计至2014年9月底，本息合计1556.5万元。而后从2014年10月起按1556.5万元作为本金计息（仍按月利2.5%计算），算至2014年12月底，本息合计为1673.2375万元。在此基础上扣减：（1）转洪安化工的投资款427.5万元（以2013年5月30日投入的450万元中300万元为本金，按月利2.5%计算至2014年10月）；（2）袁显勇于2014年10月27日、2014年12月15日已向胡海林支付的500万元。扣减该两项资金之后，截止2015年1月1日，袁显勇欠胡海林7457375元，这一金额就是2015年4月6日借款还款《承诺书》上的金额，完全一致。结算单上双方还约定以7457375元为本金，自2015年1月开始计利息，月利率2.5%，每月刚好是18.64万元，当年1至3月按月付息，双方约定2015年3月30日归还本金745.7万元。后因袁显勇未能按时在当年3月底还款，遂此后有了2015年4月6日借款还款《承诺书》。也就是说，《承诺书》与2015年2月4日结算单相互之间完美印证，结算单能证明双方结算（清算）的事实以及双方将应返还的股权转让款转作借款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二组证据：2017年4月12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庭审笔录。其中第7页尾部：“审问：现在由法庭发问。上诉人，在对方还差450万，你们认为出资额没有到位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要出具承诺书，要还这么多的本息？袁显勇答：就是因为他说他不入股了，要退，我个人就同意了。……”第8页上中部：“审问：那你为什么要出具承诺书？袁显勇答：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具体付了多少。……审问：你当时的想法是什么？袁显勇答：我很信任他，我就想着三个月把这笔钱退给他，同时他应该把股权给退给我。审问：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在承诺书上写清楚什么时候办股权变更？袁显勇答：当时说的是一起办。……审问：你信任胡海林会在你付好钱的时候，就把这个股权转让给办了？袁显勇答：是的。”第9页首部：“审问：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后，胡海林有没有实际付给谌广志1500万元的股权转让款？袁显勇答：我可以肯定他没有付。谌广志的股是（为）我代持的，谌广志没有出过钱的，胡海林要付也是付给我的。……审问：你现在认为合理的做法就是你把钱退给他，他要把股份还给你？袁显勇答：是的。但是我不应该还他那么多……他只转了1050万元（给我）”。证明目的：1、该等庭审笔录，并结合袁显勇此前通过其代持人谌广志向胡海林转让股权的事实，可以充分说明袁显勇当时之所以还钱给胡海林并出具还清借款本息《承诺书》，系因为双方就解除股权转让以及退股还钱（计息）达成了合意。这里的退股显然是自然人之间股权转让关系解除的意思，而非自然人股东从公司减资，二者有本质不同，不能混淆。本案的退股是袁显勇承诺三个月把这笔钱计息退给胡海林，同时胡海林把股权退给袁显勇。2、袁显勇出具《承诺书》的原因是不记得或不知道此前已经付了多少，所以《承诺书》是在对已付金额清算或结算的基础上，对应付未付金额的再确认，以解决袁显勇不知道付了多少金额的问题。3、写《承诺书》的时候，双方是有说好一起办股权变更登记的，袁显勇相信在自己付款之后，胡海林会把股权变更给自己（含其代持人）。本案并不存在约定不明，只是履行顺序有先后。4、袁显勇对退股即解除股权转让关系并无异议，只是此后认为胡海林付给他只有1050万元，而他根据《承诺书》要退给胡海林的太多了。其本质是结算之后付款义务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反悔行为。第三组证据：胡海林原受让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的工商登记材料（含变更登记审核表、股权转让协议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各一份。证明目的：胡海林所登记持有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受让自谌广志（袁显勇代持人），且股权转让之前，该等股权已经完成1500万元的实缴（验资报告显示2012年12月11日之前已完成实缴）。不存在胡海林通过增资向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入股，或者胡海林还欠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450万元出资款的适用余地。相应的，本案所说的胡海林退股，也不是胡海林从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减资退股，而是胡海林与袁显勇之间解除股权转让关系，胡海林退还股份给袁显勇，袁显勇归还股权转让款给胡海林，二者法律性质完全不同。第四组证据：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赣求司［2019］文鉴字第0329号《文检鉴定意见书》。证明目的：经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从安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调取的2014年12月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股东签字（盖章）处“胡海林”、2014年12月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股东签名（盖章）处“胡海林”、2014年12月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选举报告》股东签名（盖章）处“胡海林”、2014年12月2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股东签字（盖章）处“胡海林”，与胡海林2019年3月22日在江西求实司法鉴定中心提取的书写笔迹样本以及提供的其本人确认的其他与被鉴定检材同时期样本，均不是出自同一人笔迹。即胡海林被登记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后，从来不曾行使股东权利，工商登记材料中所谓“胡海林”的签字均为袁显勇安排人代签（除个别签字因为手印全覆盖无法鉴定，袁显勇答辩状中提及的其余签字均已被鉴定证实不是本人所签），事实上，胡海林系另一个“谌广志”，仅是袁显勇的代持人而已。第五组证据：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安义县鸿勇染料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南昌鸿业染料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各一份。证明目的：1、安义县鸿勇染料有限公司持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40%股权，南昌鸿业染料有限公司持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持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2、安义县鸿勇染料有限公司由袁显勇的儿子袁东持股60%控股，南昌鸿业染料有限公司由袁显勇的弟弟袁显猛持股100%，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由袁显勇的弟弟袁显刚持股100%。袁显勇经营的系一家家族企业，其通过儿子袁东、弟弟袁显猛、袁显刚等人间接控制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60％股权，加上胡海林代其持有的10%，实际上其控制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高达70％。如袁显勇要求将胡海林持有的10%股权过户登记至其自身名下或其他代持人名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很容易获得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并无操作上的障碍。袁显勇、洪安公司质证：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理由是：该份结算单是复印件，胡海林也不能提供原件进行核实，对其真实性有异议。其证明目的中陈述的情况都不是真实的法律事实，有关行为是袁显勇与胡海林双方都错误地理解“袁显勇、胡海林、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三方法律关系”基础上的错误想法、错误说法与违法做法。同时，胡海林的委托人王国强律师起草的《承诺书》，不符合双方真实的法律关系，也违背袁显勇的真实意思表示，已由袁显勇委托的律师依法撤销，此前相关的系列错误行为与错误说法也一并被撤销。对于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理由是：1、袁显勇小学毕业，不能理解特定用语在法律上真实含义，这些是袁显勇错误理解“袁显勇、胡海林、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三方法律关系”基础上的错误说法，相比较比胡海林在原一审中拒不承认存在股权转让关系的虚假陈述而言，袁显勇的错误理解并无主观恶意。2、同时，人民法院的判决应是以“法律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不是当事人的“错误理解与错误表述”为依据。3、无论胡海林所举证的笔录中相关陈述是否真实、合法，与本案没有证据法上的关联性，不属于本案审理与裁判范围。一审判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告知胡海林就股权转让纠纷另行起诉是正确合法的。对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第四组织证据，即江西求是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法鉴定中心赣求司［2019］文鉴字第0329号《文检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该份《文检鉴定意见书》系受胡海林单方委托，委托程序违法，属于无效鉴定结论。对第五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无法确认，关联性有异议。根据“同事、同案、同判”的原则，恳请二审法院对于涉及股权转让纠纷的相关问题不予审理与裁判，告知胡海林另行依法起诉。本院认为，由于第一组证据2015年2月4日结算单，因胡海林无法提供原件进行比对核实，且袁显勇又对该份结算单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故对于该份结算单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确认。第二组证据系本案原二审程序中庭审笔录的部分节录，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对其证明目的则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第三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对其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则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第四组证据系胡海林单方面委托鉴定的《文检鉴定意见书》，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应结合本案其他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综合予以评定。第五组证据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故对于其反应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安义县鸿勇染料有限公司、南昌鸿业染料有限公司、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二审中，袁显勇、洪安公司提供一组补强证据：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的（洪金办复【2014】12号）《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证明目的：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洪金办复【2014】12号）《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申请，原自然人股东湛广志所持的1500万元股份转让给自然人股东胡海林。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作为小额贷款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股权变更是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才能生效。所以无论胡海林与袁显勇口头还是书面如何协商退股事项，均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胡海林单方的退股意愿仍未生效。胡海林质证：对于该份《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与证明目的有异议。理由是：1、该份证据不是新证据，一审诉讼中曾经举证，并装入一审卷宗。2、根据相关规定，转让小额贷款公司股权需要审批，但是解除转让、恢复原状并不要求审批。3、转让小额贷款公司股权需要审批的相关依据不是法律、行政法规，而是地方性规章，地方性规章不能够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本院认为，对于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于2014年5月29日作出（洪金办复【2014】12号）《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确认，但对袁显勇、洪安公司提供该份证据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理由如下：江西省人民政府制定、颁布并自201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第六条规定：“设区市金融办主要职责：…(四)对小额贷款公司设立、股权变更、增扩股等申请事项提出审核意见，及时报省政府金融办审批；…”，第二十一条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县（区）监管机构应当约见其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谈话、并限期改正；限期未整改的，县级监管机构应当逐级报请上级监管机构对其采取调整高级管理人员、责令停业整顿、暂停试点资格等监管措施；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应予处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六）公司股东抽逃或变相抽逃资本金，未经批准转让股权或增资扩股的；…”。由此可见，涉及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变更、股权转让行为应经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政府金融办审批等法定程序，否则小额贷款公司及其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行政乃至刑事法律责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制定、颁布的《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其性质属于地方性规范文件和规章，并非是法律、行政法规。《江西省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的前述相关规定，从其内容分析应属于管理性规定而非效力性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才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因此，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股权转让合同还是应该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评判其效力，而非仅仅是由于未经设区市金融办审核，省政府金融办审批等程序的原因，就必然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本案二审过程中，胡海林向本院提交《司法鉴定书》一份，请求对于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工商档案中2014年12月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选举报告》以及2014年12月22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等文件上“胡海林”签名字样是否为胡海林本人亲笔书写进行笔迹鉴定。胡海林主张，前述系列工商文件上的签名均非其本人亲笔书写，而系袁显勇安排他人代签。至今胡海林表面上虽然仍持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但是实际上股权早已退还给袁显勇，仅仅是未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而已。对此项笔迹鉴定申请，袁显勇、洪安公司则认为，胡海林认可受让10%的股权，且至今仍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的事实，只是胡海林将股东权利受到侵害的事实（假定被他人代签相关公司文件的事实成立）等同于已将股权退还给袁显勇。因此，即使胡海林存在被他人冒充签名的情形，也仅是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与本案胡海林诉请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不同法律关系，对于该项鉴定申请应当予以驳回。况且，在发回重审后一审过程中，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申请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袁显勇也提出反诉，要求胡海林承担欠缴与抽逃出资造成的利息损失50万元，但被一审法院作出的（2017）赣01民初436号之二民事裁定、（2017）赣01民初436号之三民事裁定以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赣民终537号民事裁定予以驳回。根据“同事、同案、同判”的司法裁判原则，亦应当对于涉及侵害公司股东权益的事宜另案处理，故在本案中对于胡海林签名真实性的司法鉴定并无实施之必要。本院认为，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和已查明的事实，对于胡海林提出的笔迹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理由如下：胡海林认可其受让袁显勇所有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已查明袁显勇的股权由案外人湛广志代持），并依法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至今仍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的事实，故在胡海林出任公司股东期间即使存在其他人代签公司工商备案文件的情形，也仅是胡海林作为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遭受到了侵害，与本案胡海林诉请的民间借贷纠纷属不同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胡海林通过司法鉴定欲证明的事实即使存在，也与本案胡海林诉请的民间借贷纠纷以及本案经二审审理认定的股权转让纠纷均属于不同法律关系，不宜与本案一并处理，胡海林可依循法律途径另行主张。根据一、二审过程中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二审查明，在袁显勇的安排运作下，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18日、4月20日通过《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股东湛广志将在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货币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转让给胡海林。2014年5月4日，湛广志（甲方）与胡海林（乙方）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1500万元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2014年5月29日，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作出（洪金办复【2014】12号）《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申请，原自然人股东湛广志所持的1500万元股份转让给自然人股东胡海林。根据安义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关于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企业变更信息记载：2014年6月18日，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湛广志（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占10%，实缴出资1500万）变更登记为胡海林（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占10%，实缴出资1500万）。另查明，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系于2012年12月16日登记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注册资本为15000万元。目前，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及占股比例情况如下：1、自然人股东2名：刘秋香（占股10%）、胡海林（占股10%）；2、法人股东5名：安义县鸿勇染料有限公司（占股40%）、南昌鸿业染料有限公司（占股10%）、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占股10%）、安义县付达彩瓦有限公司（占股10%）、安义县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占股10%）。其中，安义县鸿勇染料有限公司由袁显勇的儿子袁东持股60%控股，南昌鸿业染料有限公司由袁显勇的弟弟袁显猛持股100%，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由袁显勇的弟弟袁显刚持股100%。对一审法院查明、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其他事实，二审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经一、二审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胡海林欲入股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而与袁显勇接洽，袁显勇安排其代持人湛广志转让10%股份至胡海林（对应出资额为1500万元）。虽然胡海林陆续仅支付了1050万元（尚不足1500万元），但在袁显勇的安排下还是将胡海林登记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自然人股东（占股10%）。其后，因种种原因，胡海林又欲退出，与袁显勇协商，袁显勇表示同意，并陆续支付股权转让款给胡海林，并就尚欠款项的金额和支付期限问题于2015年4月6日出具《承诺书》,洪安公司对于尚欠款项的归还提供了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此后，双方围绕该份《承诺书》的法律性质、效力、履行与撤销等相关问题发生争议，遂成诉讼。分析前述事实过程，包括了两次股权转让：第一次是袁显勇将10%股份（由湛广志代持）转让给胡海林，胡海林虽仅陆续支付1050万元（尚不足1500万元），但在袁显勇的安排下，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18日、4月20日通过《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股东湛广志将在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货币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转让给胡海林。2014年5月4日，袁显勇的代持人湛广志（甲方）与胡海林（乙方）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1500万元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2014年5月29日，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作出（洪金办复【2014】12号）《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2014年6月18日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第二次是胡海林将该10%股份转让回袁显勇，袁显勇陆续支付了股权转让款，但未办理股权变更登记（10%股权仍登记在胡海林名下），双方就股权转回给袁显勇的事宜并未订立书面的协议书。一、关于在胡海林将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退还给袁显勇的情况下，2015年4月6日的《承诺书》是否系股权转让双方就股权转让的相关问题通过调解、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的问题。这是涉及本案处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本案应否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对于2015年4月6日的《承诺书》的法律性质以及相关的法律适用问题，胡海林与袁显勇、洪安公司持不同意见：一方面，胡海林认为相关案件事实表明，胡海林与袁显勇之间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经双方协商达成合意已解除。2015年4月6日《承诺书》系双方于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后，经清算达成的将胡海林已付股权转让款自始转作借款从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而另一方面，袁显勇、洪安公司则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并无民间借贷之合意，更无实际提供出借款项的事实，仅仅是因股权转让引致的纠纷。全案过程中有两次股权转让：第一次是袁显勇将10%股份（由湛广志代持）转让给胡海林，已经依法成立并生效；第二次是胡海林将已经取得的10%股权转回给袁显勇（或其指定的代持人）。现有的证据仅能证明后一次股权转让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已形成共同意思表示，但胡海林至今仍持有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双方对如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何承担公司经营损失以及如何保障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等事宜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故第二次股权转让合同尚未成立。围绕胡海林将已经取得的10%股权转回给袁显勇（或其指定的代持人）的相关事宜，双方应进一步协商或依循法律途径解决，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按已查明的基础法律关系即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审理。本院认为，首先，一、二审已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胡海林欲入股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而与袁显勇接洽，袁显勇安排其代持人湛广志转让10%股份至胡海林（对应出资额为1500万元）。虽然胡海林陆续仅支付了1050万元（尚不足1500万元），但在袁显勇的安排下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分别于2014年4月18日、4月20日通过《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同意股东湛广志将在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的股权（货币出资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10%）转让给胡海林。2014年5月4日，袁显勇的代持人湛广志（甲方）与胡海林（乙方）签订书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甲方同意将所持有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1500万元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受让。2014年5月29日，南昌市人民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作出（洪金办复【2014】12号）《关于同意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2014年6月18日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由此可见，虽然第一次股权转让的受让方胡海林尚欠少量股权转让款未支付，但是其已实际交付了绝大部分股权转让对价，并已办理变更登记，正式成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显名股东，对外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本案所涉的第一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安排已基本实施，各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已基本实现，股权转让合同基本履行完毕，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股权转让合同解除的问题。故在无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胡海林上诉提出，自2014年10月27日起袁显勇安排转账款项给胡海林的行为以及2015年4月6日出具《承诺书》表明双方达成了解除第一次股权转让合同关系的合意，该主张于法无据，有违促进与保护交易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且与本院查明的客观事实不符，不予支持。其次，胡海林与袁显勇之间往来款项系围绕股权转让进行。2012年12月6日、7日以及2013年5月30日，胡海林转账给袁显刚及袁显勇的款项共1050万元，自2014年10月27日起，袁显勇安排转账款项给胡海林，双方资金往来均系围绕股权转让而进行，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并非民间借贷，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双方有民间借贷的合意。胡海林于2017年4月20日提交给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情况报告》中已详细说明了本案的来由，胡海林是以投资入股为目的，欲成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东，而并非以取得出借借款本金获取利息收益为目的。故本案不属于以登记享有公司部分股权作为出借借款担保的情形。只不过，胡海林认为，袁显勇于2015年4月6日出具《承诺书》的行为代表双方协议解除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后，经清算达成的将胡海林已付股权转让款自始转作借款从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本案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按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但是，审查该份《承诺书》载明的内容：“本人截止2015年1月1日尚拖欠胡海林本息人民币7457375元（柒佰肆拾伍万柒仟叁佰柒拾伍元整），现承诺三个月内还清全部借款本息”，双方并未对于如何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如何承担公司经营损失以及如何保障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等事宜作出详尽的交易安排，《承诺书》并非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指的“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指的“清算”是当事人根据约定或者法律的规定，为终结某种法律关系，而对于业务、财产或者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处分的行为。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无论当事人之间此前的基础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均可直接根据通过该债权债务协议确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反观本案《承诺书》的内容，仅涉及胡海林将股权转回给袁显勇（或其指定的代持人）的情况下，尚欠款项的金额和支付期限，对于股权转让的其他问题（诸如何时、以何种方式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承担公司经营损失以及保障其他股东利益等）并未作出明确的交易安排，甚至对于案涉股权转让的基础事实也未予以陈述与披露。也就是说，仅仅凭借该份《承诺书》无法厘清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故一审判决认定，案涉2015年4月6日《承诺书》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所指的“当事人通过调解、和解或者清算达成的债权债务协议”，本案不能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审理，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在行使释明权告知胡海林变更诉请，而胡海林拒不变更的情况下，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至于，袁显勇关于其安排支付给胡海林的款项系单方赠与，且已通过律师函的方式撤销赠与，以及2015年4月6日《承诺书》也一并予以撤销的主张，因没有有效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关于袁显勇应否支付剩余款项以及如应支付，则剩余款项及利息的具体金额是多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原告以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为依据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依据基础法律关系提出抗辩或者反诉，并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纠纷非民间借贷行为引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审理”。虽然本案是胡海林以《承诺书》为凭据提起的民间借贷诉讼，但从诉讼经济的原则出发，为避免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的诉累（本案已经过两级法院的四次审理，历时近4年），结合各方当事人均表达出在本次诉讼中全面彻底解决纠纷的真实意愿，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基础法律关系即股权转让法律关系审理，妥善处理双方争议，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因此，二审将本案案由从“民间借贷纠纷”变更为“股权转让纠纷”。现已查明，胡海林有意退出股份，而袁显勇以安排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实际行为回应了胡海林股权转让的意思表示，虽然《承诺书》表明尚有剩余款项未支付，但并不能否认双方对于股权转让已形成共同意思表示。况且，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所涉股权转让合同并非以书面形式以及经相关行政部门审批作为其生效要件。故在胡海林将股权转回给袁显勇双方虽无书面协议但有充分证据证明双方达成一致意思表示的前提下，对于此次股权转回的相关对价、逾期利息以及股权登记变更等问题，应当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依法进行公平合理的处理，一审判决将该争议交由当事人自行协商或另行诉讼寻求救济途径，并未实质解决纠纷，确有不当，应予纠正。从《承诺书》的有关内容以及《承诺书》出具前后袁显勇安排向胡海林转款的行为可以推断，案涉第二次股权转让交易安排的内容是：胡海林将其名下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转回给袁显勇（或其指定的代持人）；袁显勇向胡海林支付一定金额的股权转让款（除返还第一次股权转让的10%股权的对价款1050万元外，加上一定方式计取的回报）。已查明，2018年7月19日庭审笔录中，胡海林的委托诉讼代理律师（同时也是2015年4月6日《承诺书》出具时的现场见证律师之一）发表质证意见：2015年4月6日《承诺书》是胡海林委托的王国强律师拟写的，当时袁显勇对胡海林说“咱们是兄弟，不搞那么复杂，知道吧？你算的账我认可，大不了金额有误的话，我们再去纠正”。由此可见，对于第二次股权转让款的具体金额，《承诺书》上所载明的款项7457375元具有不确定性和非终局性，双方均同意需要进一步核算。对此，袁显勇及洪安公司委托律师以出具《律师函》的方式对于《承诺书》作出予以撤销的意思表示亦可印证。另外，从袁显勇安排连续5个月向胡海林支付18.64万元（按照《承诺书》上所载明的款项7457375元，以月利率2.5%计算）的行为表明，双方同意股权转让款的月回报率为2.5%。因此，胡海林将其名下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转回给袁显勇（或其指定的代持人）时，袁显勇向胡海林应支付一定金额的股权转让款，该股权转让款包括返还第一次股权转让的10%股权的对价款1050万元，另外再加上一定方式计取的回报（月回报率为2.5%）。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自1050万元款项转给袁显勇（或其弟弟袁显刚）之日起截至2014年4月18日袁显勇安排形成《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案》之日止，股权转让款的回报应为3709166.67元（5000000×2.5%÷30×499天+1000000×2.5%÷30×498天+4500000×2.5%÷30×324天=3709166.67）。自2014年4月19日始至今，胡海林一直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股东，2014年6月18日还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成为显名股东，具有公示效力。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在胡海林成为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期间，其前期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不应再计算回报，而应基于股东身份主张利润分配。当然，经公司清算后也有可能因经营亏损并无利润可言，但无论是否有利润可供分配，胡海林就其出任股东期间的投资回报主张权利的相对方是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而非袁显勇个人。直至2015年4月6日袁显勇出具《承诺书》时，袁显勇已陆续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为983.42万元（200+300+427.5+18.64×3=983.42），具体如下：2014年10月27日、12月15日，袁显勇委托袁显刚分别向胡海林转账支付200万元、300万元，合计500万元。一审中，胡海林自认截至2014年12月30日止，袁显勇及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洪安公司共向其归还927.5万元（含2014年10月27日和12月15日的500万元）。虽然袁显勇提供了2014年12月30日洪安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函》，欲证明胡海林代杨玉兰在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持有的450万元股本金转入到了洪安公司，但是对此，胡海林仅认可其中的427.5万元。对于有争议的22.5万元（450-427.5=22.5），袁显勇、洪安公司除单方制作的《出资证明函》外，无法提供其他转账凭证或单据予以证明，故本院认定2014年12月30日袁显勇安排洪安公司归还的金额为427.5万元。2015年2月7日，袁显勇委托袁显猛向胡海林转账支付18.64万元。2015年2月9日、4月3日，袁显勇委托洪安公司分别向胡海林转账支付18.64万元、18.64万元。因此，在2015年4月6日出具《承诺书》时，尚欠股权转让款金额为4374966.67元（10500000+3709166.67-9834200=4374966.67）。《承诺书》约定尚欠款项3月内全部还清，也就是说，袁显勇承诺于2015年7月6日前全部支付完毕。但事实上，袁显勇仅分别于2015年5月8日、6月4日，委托张优以及袁东向胡海林各转账支付18.64万元。故截至2015年7月6日止，尚欠股权转让款金额为4002166.67元（4374966.67-186400×2=4002166.67）。根据《承诺书》的约定内容，结合袁显勇出具《承诺书》后连续2个月付息的相关行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借贷双方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但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未约定逾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一）既未约定借期内的利率，也未约定逾期利率，出借人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6%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之规定，自2015年7月7日起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袁显勇应当以尚欠股权转让款4002166.6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向胡海林支付资金占用期间利息。根据《承诺书》中洪安公司自愿为袁显勇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有关内容，洪安公司应当就尚欠股权转让款及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向胡海林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公平原则，在胡海林实际收取了上述全部股权转让款项后，应当将其名下的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10%股权转回给袁显勇（或其指定的代持人），并配合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二审已查明，袁显勇通过儿子袁东、弟弟袁显猛、袁显刚等人控股或持股的企业（安义县鸿勇染料有限公司、南昌鸿业染料有限公司、广州市鸿勇纺织印染原料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安义县广骏小额贷款有限公司60％股权，如袁显勇要求将胡海林持有的10%股权过户登记至其自身名下或其他代持人名下，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其完全可以实施股权转让交易安排，在保证其他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获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的相关规定。综上，胡海林的上诉理由部分成立，对其上诉请求，本院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赣01民初436号民事判决；二、袁显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胡海林支付股权转让款4002166.67元以及利息（自2015年7月7日始至清偿之日止，以尚欠款项4002166.67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6%计算）；三、江西洪安化工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二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江西洪安化工有限公司承担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袁显勇追偿；四、驳回胡海林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2205元，保全费5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122474.56元，共计209679.56元，由袁显勇、江西洪安化工有限公司共同负担112529元，由胡海林负担97150.56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汪少华审判员  廖志坚审判员  刘伟伟二〇一九年四月九日法官助理李平书记员张英附：本案适用的有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三）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四）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原审人民法院对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不得再次发回重审。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