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7)苏民终2129号上诉人(一审被告)：葛中华，男，1962年8月2日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英，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原告）：韦国珍，女，1978年12月23日生，汉族，住江苏省溧阳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为民，江苏天目湖律师事务所律师。一审被告：江苏弘博新材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溧阳市南渡镇旧县工业集中区16号。法定代表人：蒋旭明，该公司董事长。上诉人葛中华因与被上诉人韦国珍、一审被告江苏弘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博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4民初27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2月1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葛中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马丽英，被上诉人韦国珍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为民、一审被告弘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蒋旭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葛中华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韦国珍对葛中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1、韦国珍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时，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依法不享有胜诉权。2、李自华是本案的实际借款人，与本案的审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葛中华申请追加李自华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院未予同意错误。3、葛中华只是涉案借款的形式上的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及用款人为弘博公司，葛中华与韦国珍、李自华之间无借贷意愿，且葛中华亦未用款，葛中华不应承担还款责任。4、涉案2000万元借款已由弘博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2012年6月7日归还，并于2012年11月30日作了账务处理，减少了弘博公司对韦国珍的2000万元欠款，韦国珍、李自华在此后的每年对账时也未提出异议。5、一审法院仅凭对账结果得出“显然无法推定涉案2000万元借款已还清”的结论，无任何依据。6、刘学根借给蒋旭明的3000万元与本案无关，此系蒋旭明个人借款，与弘博公司及韦国珍均无关，该款并未归还。7、退一步讲，若诉争的2000万元借款弘博公司未归还，根据一审法院对韦国珍与弘博公司之间款项往来的对账结果，弘博公司对韦国珍享有33669607.14元债权。在双方互负同类到期债务的情况下，弘博公司完全可以用减少相应债权的方式来抵销其结欠韦国珍的2000万元借款，且不需要得到韦国珍的同意和认可。8、再退一步而言，即使认定葛中华是诉争借款的借款人，且弘博公司也未代其归还，但2014年6月7日李自华与弘博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旭明，对包括诉争借款在内的13991.082901万元借款进行了签字确认，诉争借款发生债权债务转让，债权人由韦国珍变更为李自华，债务人由葛中华变更为蒋旭明，故韦国珍也无权再向葛中华主张该债权。被上诉人韦国珍辩称：1、本案韦国珍起诉未超过诉讼时效。韦国珍2014年5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交诉状，2014年5月29日交纳诉讼费，一审法院迟至2014年8月19日寄送受理通知书与韦国珍无关。2、本案法律关系明了，事实清楚，葛中华向韦国珍借款，韦国珍将款项汇入葛中华指定的银行账户，葛中华向韦国珍出具了借条，双方建立借款合同关系。韦国珍的款项来源以及葛中华所借款项的用途均不能改变借款合同主体。3、葛中华抗辩称涉案2000万元借款已归还与事实不符，也无证据证明。具体而言：1）2013年5月30日蒋旭明、弘博公司向韦国珍出具的担保函中明确反映涉案借款未归还。2）2015年7月葛中华与李孝保的通话录音中，葛中华仅反复强调其未向韦国珍借款，并未提及涉案借款已归还。涉案借款已归还的说法应系葛中华与蒋旭明事后串通的结果。3）韦国珍与弘博公司、蒋旭明之间有很多往来，与葛中华亦无关。2012年5月15日、2012年6月7日归还2000万元时，弘博公司是记在与韦国珍的正常往来账上的，但到2012年11月30日弘博公司未经韦国珍同意，单方面调整为代葛中华归还借款。在债权人韦国珍与债务人葛中华未明确约定，也没有征得韦国珍同意的情况下，由弘博公司私自伪造或单方面更改记账为归还了葛中华欠韦国珍的2000万元，葛中华以此作为第三人代为履行的抗辩不能成立。4）从韦国珍与弘博公司（蒋旭明）之间资金往来核对的情况看，也不能得出弘博公司存在代替葛中华偿还借款的实际行为。此外，从蒋旭明以及刘学根的陈述可知两人均不相识，刘学根汇给蒋旭明的3000万元均是李自华、韦国珍操作，故将此3000万元列入韦国珍与弘博公司（蒋旭明）的资金往来亦符合情理。综上，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被告弘博公司述称：2000万元是由葛中华出面借的，实际借款人和用款人是弘博公司，而弘博公司账务记载该笔2000万元借款已经归还。韦国珍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葛中华归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并承担自2012年4月27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借款利息和律师费554400元。2.弘博公司对葛中华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葛中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4月26日，韦国珍通过招商银行向江苏龙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昌公司）账户转账2000万元。同日，葛中华出具给韦国珍一份借条，载明：今借到韦国珍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小写：￥2000.00万元整）；将于2012年5月31日前按时归还；自借款之日起月息按国家标准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四倍，向葛中华（书写并加压手印）计收利息。如到期未还，按欠款金额每日千分之三的标准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直至付清之日。由于未按时还款而发生的诉讼，由出借人所在地法院受理，因催讨借款而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评估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以及其他一切合理的开支，均由借款人承担。该借条备注部分还载明：2000万元已由出借人韦国珍从招商银行汇入借款人指定的龙昌公司32001626348052500868账户，并自愿放弃一切抗辩权。该借条担保人签字处有李孝保的签名和手印。2013年，弘博公司出具了一份担保函，载明：基于葛中华于2012年4月26日向韦国珍借款2000万元，归还日期为2012年5月31日，且葛中华向韦国珍出具了书面《借条》。因葛中华没有如期归还，经催要，现弘博公司愿意为葛中华就该借款本金、利息、违约金及实现债权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评估费、鉴定费、律师费、差旅费等）的归还向韦国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期限为本担保函出具之日起二年。蒋旭明在该担保函上签名。一审另查明：韦国珍主张支出律师费554400元。为此，韦国珍提供了委托代理合同、现金解款单、律师费发票予以证明佐证。审理中，蒋旭明提及：除其这一方向李自华一方借款外，双方间无其他关系；其单独向刘学根借过一次钱，到目前还未还。关于涉案款项往来发生的原因，韦国珍陈述：其相信李孝保，经李孝保介绍并提供担保，其于2012年4月26日向李孝保提供的账号汇款2000万元，并派人与李孝保一起到葛中华办公室办理了借款手续。借款过程中，未见过葛中华，也没见过蒋旭明。对葛中华说的与弘博公司相关的事宜不清楚。葛中华、弘博公司则称：2011年10月26日，龙昌公司向银行申请了1900万元承兑汇票，由弘博公司实际使用。2012年4月26日，承兑汇票到期，需要过桥资金，蒋旭明就联系借款。涉案款项到账后，归还了银行资金，并重新向银行申请了1900万元承兑汇票。为此，葛中华提供了相关承兑协议、转账凭证、汇票、溧阳锦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委托付款证明。韦国珍对相关证据均表示不清楚。关于担保函形成过程，韦国珍陈述：葛中华没有偿还涉案借款，其通过李孝保向葛中华催要，李孝保于2013年5月30日后提供了该担保函，称葛中华让弘博公司担保，可以放心。弘博公司则表示：担保函形成于2013年，是蒋旭明填写的。当时是李孝保拿来要求签字的。因为想扩大李自华的债权，这样破产时可以多分点钱。葛中华则认为：对担保函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担保函的内容与弘博公司财务帐反映的内容相矛盾，是虚假的。关于弘博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支付给韦国珍1000万元和2012年6月7日支付给韦国珍1000万元是否是归还涉案的2000万元借款问题，葛中华、弘博公司认为：2012年5月15日和2012年6月7日各支付的1000万元就是用于归还涉案的2000万元借款。为此，葛中华提供了2012年5月15日和2012年6月7日汇款凭证、转账凭证、弘博公司2012年11月30日记账凭证、供应商（韦国珍）明细。韦国珍则认为：2012年5月15日和2012年6月7日发生的款项往来是韦国珍与弘博公司间的往来，与本案和葛中华无关。对弘博公司将该2000万元在财务上是否进行调账的真实性有异议，且即使真实，也是弘博公司单方面的，未经其同意。关于韦国珍是否在保证期间内向弘博公司主张过权利问题，韦国珍认为：在（2014）常民初字第51号案件审理过程中其曾申请追加弘博公司为被告，但法院未予回复。为此，韦国珍提供了追加申请、特快专递回执、特快专递查询单。葛中华、弘博公司质证认为：以上情况在（2014）常民初字第51号案件卷宗中无任何反映，对真实性有异议。关于韦国珍与弘博公司间的款项往来情况，经对账，双方对如下款项往来没有争议：一、2012年4月26日前，韦国珍共支付给弘博公司79733892.86元（其中不含2012年1月17日刘学根支付给弘博公司的3000万元），弘博公司则共支付给韦国珍67403500元。二、2012年4月26日后，韦国珍共支付给弘博公司500万元，弘博公司则共支付给韦国珍5100万元（其中含弘博公司分别于2012年5月15日和2012年6月7日各支付给韦国珍1000万元）。另外，2012年4月26日，韦国珍支付给龙昌公司2000万元（即涉案的2000万元）。双方对韦国珍与弘博公司间的款项往来情况存在的争议是：刘学根于2012年1月17日支付给弘博公司的3000万元是否应计入韦国珍、弘博公司间的往来？韦国珍认为：弘博公司将还刘学根3000万元的钱汇到其账户，其于2012年5月5日汇给刘学根2000万元，于2012年5月15日汇给刘学根1150万元，已还清刘学根的3000万元。因此，该3000万元也应计入其与弘博公司间的款项往来。为此，韦国珍提供了银行汇款回单和2012年12月25日财务往来说明、2012年12月25日说明。2012年12月25日财务往来说明载明：1、蒋旭明于2012年1月17日向刘学根借款3000万元，本金已经于借款到期日前2012年5月16日通过弘博公司汇付给韦国珍账户，利息200万元也于借款到期日后通过弘博公司汇付给韦国珍账户。上述借款本息弘博公司已结清。2、蒋旭明于2012年7月2日向韦国珍借款500万元，于2012年9月6日前已经通过弘博公司汇付给韦国珍账户。3、蒋旭明、弘博公司与韦国珍账户发生的所有借款往来至2012年9月6日止所产生的利息已经全部通过弘博公司结清。2012年12月25日说明则载明：蒋旭明于2012年1月17日向刘学根借款3000万元，已通过弘博公司汇付给韦国珍账户，上述借款由刘学根与韦国珍结算。蒋旭明不再负责结算。弘博公司、葛中华质证意见为：2012年12月25日财务往来说明上的公章不清楚；韦国珍与刘学根间的款项往来与本案无关；对2012年12月25日财务往来说明、2012年12月25日说明均不认可，该说明的内容与弘博公司的财务记载不符。弘博公司为此还申请对该两份说明的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审理中，刘学根向一审法院反映：其与李自华、韦国珍均熟悉。经李自华介绍和担保，其于2012年1月17日汇给蒋旭明3000万元。2012年5月5日，韦国珍汇给其2000万元。2012年5月15日，韦国珍又汇给其1150万元。这样，借款本息就还清了。后来，其财务人员提醒，3000万元是汇给蒋旭明的，还钱是韦国珍。到年底，李自华就给了其2012年12月25日说明。李孝保则向一审法院陈述：葛中华通过其向李自华借款2000万元，其还提供了担保。李自华与韦国珍是做资金生意的，李自华做主，韦国珍经办。借款到期后，李自华、韦国珍都打电话向其催款，其也向葛中华提过。大概是下半年，葛中华告诉其钱借给了蒋旭明。涉案借款一直没还。其从没有控制过弘博公司的公章。2013年开始，所有往来全是以李自华名义发生的。2012年年底，形成了2012年12月25日财务往来说明和2012年12月25日说明，对韦国珍的事情小结一下。至于担保函，是其一直向葛中华要，葛中华让蒋旭明写的。葛中华、弘博公司对此认为：刘学根与韦国珍有特殊关系；刘学根的陈述有许多矛盾和不真实、不准确之处；李自华、韦国珍在溧阳的事均由李孝保负责，李孝保还是担保人，有利害关系，李孝保的陈述均是维护韦国珍的利益。为此，葛中华还提供了其与李孝保谈话的录音资料，以此证明李孝保向法院所作陈述是虚假的。韦国珍则认为葛中华就录音资料的理解是断章取义。一审法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葛中华以自己名义向韦国珍出具了涉案借款的借条，韦国珍也按约定将涉案款项汇入了葛中华控制的龙昌公司的银行账户，葛中华就应依法承担还款付息的法律义务。至于韦国珍出借款项的来源和葛中华收取涉案借款后如何处置，此属韦国珍、葛中华分别与他人间的其他法律关系，本案中无需涉及、处理。现韦国珍按约要求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利息，符合双方间的约定，并无不妥，但不得超过年利率24%。葛中华还应按借条约定承担韦国珍由此产生的律师代理费。葛中华、弘博公司主张“弘博公司已于2012年5月15日、2012年6月7日各支付给韦国珍1000万元，用于还清了涉案借款”。韦国珍对此并不认可，葛中华、弘博公司应负举证义务。葛中华、弘博公司仅提供了弘博公司的财务调账记录，韦国珍对此并不认可，葛中华、弘博公司未能提供韦国珍同意调账的材料，应承担相应的不利法律后果。另一方面，对担保函的真实性，葛中华、弘博公司并无异议。葛中华、弘博公司虽认为“出具该担保函是为了扩大李自华的债权，担保函的内容与事实不符”，但未能就以上抗辩提供任何证据。根据该担保函的内容，2013年时，弘博公司（蒋旭明也在上面签字）还承认未归还涉案款项，这显然与葛中华、弘博公司现主张2012年5月、6月已还清涉案款项相矛盾。审理过程中，法庭对韦国珍与弘博公司间的款项往来情况组织双方经过核对、确认。剔除双方有争议的刘学根3000万元和涉案2000万元外，韦国珍共支付给弘博公司84733892.86元，弘博公司共支付给韦国珍118403500元（其中含葛中华、弘博公司主张的用于归还涉案借款的2000万元）。如果按韦国珍的意见（即应计入刘学根的3000万元，且涉案2000万元未归还），仅从往来金额看，弘博公司多付了3669607.14元。如果按葛中华、弘博公司意见（即不应计入刘学根的3000万元，且涉案2000万元已归还），仅从往来金额看，弘博公司多付了13669607.14元。根据以上对账结果，显然无法推定涉案的2000万元已还清。需要说明的是，2012年12月25日财务往来说明和2012年12月25日说明如果真实有效，确对判断涉案借款尚未还清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基于上述分析，该节事实已经可以作出判断，再对2012年12月25日财务往来说明和2012年12月25日说明形成时间进行鉴定，已无必要。故对弘博公司的相应申请不予准许。至于弘博公司保证责任问题，应由韦国珍对其曾在保证期间内依法主张过权利负举证义务。韦国珍虽提供了追加申请、特快专递回执、特快专递查询单，但葛中华、弘博公司并不认可，且（2014）常民初字第51号案件卷宗中无任何相关反映，应由韦国珍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对韦国珍的诉讼部分请求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葛中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给韦国珍借款本金2000万元，并承担该款自2012年4月27日起按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以不超过年利率24%为限）至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二、葛中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韦国珍律师费554400元；三、驳回韦国珍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197437元，诉讼保全费5000元，合计202437元，由葛中华负担。各方当事人对于一审查明的事实，均表示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二审另查明：2014年5月28日韦国珍提起本案诉讼，一审法院向其出具收到起诉材料收据，并于当日通知其交纳诉讼费用。2014年5月29日，韦国珍交纳了诉讼费。一审法院于2014年6月3日立案。本案二审期间，葛中华提供以下证据：1、2017年11月27日弘博公司股东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蒋旭明向刘学根所借3000万元系其个人借款，与弘博公司无关，弘博公司也未委托韦国珍代蒋旭明归还刘学根此3000万元。韦国珍质证认为，情况说明内容不真实。2、弘博公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证明弘博公司的股东为蒋旭明、溧阳锦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韦国珍质证认为，认可该证据的真实性。3、“蒋旭明与李自华借款往来确认函”复印件、借条、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租金收益权质押通知书、动产权属统一登记信息、民事诉状、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商初字第00990号民事调解书，证明即使诉争借款弘博公司未归还，该借款也已发生债权债务转让，韦国珍不再是债权人，葛中华不再是债务人，韦国珍无权再向葛中华主张还款。并且2014年6月7日李自华与蒋旭明对账确认总借款139910829.01元不实，实际仅欠款24308829.01元，后又将尚未发生的借款利息2815万元也计入借款本金，得出1.68亿元借款。双方虚构借款的目的是因弘博公司经营不善，无力支付到期巨额债务，为保护李自华权益而为之。韦国珍质证认为：“蒋旭明与李自华借款往来确认函”系复印件，不具有证据效力。从该复印件的内容看，2014年6月7日蒋旭明也单方面确认涉案2000万元借款未归还，更强化了一审判决认定借款实际并未归还的事实。租金收益权质押合同、租金收益权质押通知书、动产权属统一登记信息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没有关联性。至2012年年底韦国珍与弘博公司（蒋旭明）之间单独发生的往来全部结清。自2013年开始，由李自华出面与弘博公司发生往来。民事诉状与民事调解书的真实性认可，此系李自华向溧阳锦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张租金质押权，与本案无关联性。4、一审法院2016年10月13日听证笔录，证明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李自华。韦国珍质证认为，其陈述仅说明2000万元借款中有1700万元来源于李自华，资金来源只涉及韦国珍与李自华的内部结算问题，与葛中华无关。资金来源不改变借条载明的借款当事人的主体地位，不能以韦国珍不认识葛中华而否定借条，也不能以韦国珍与李自华之间的内部关系而否定葛中华向韦国珍出具的借条。5、龙昌公司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韦国珍民间借贷一案的民事诉状、韦国珍的答辩状、证据交换笔录、（2018）沪0107民初11308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2015）溧速初字第00678号民事调解书及庭审笔录，证明本案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涉案借款已由弘博公司归还，并且韦国珍认可其与李自华是一体的，韦国珍仅是李自华的财务。韦国珍质证认为，葛中华所提供的上述证据与其证明目的之间无关联性，不否认韦国珍和李自华合伙借贷。对蒋旭明、弘博公司借款，2012年12月底前以韦国珍名义出面，从2013年开始以李自华名义出面，但这仅针对蒋旭明一方，不针对葛中华。6、李自华在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起诉蒋旭明、弘博公司民间借贷一案的（2015）溧速民初字第00678号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第678号案件）、李自华起诉溧阳锦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质押合同一案的（2015）溧商初字第00990号民事调解书，上述两笔款项均是“蒋旭明与李自华借款往来确认函”中的款项。在第678号案件卷宗中，还有本案葛中华出具给韦国珍的涉案借条、对账单、担保函以及“蒋旭明与李自华借款往来确认函”，证明实际出借人李自华与借款人蒋旭明签订确认函后，债权债务已经发生转移，李自华已经向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行使了债权人权利，韦国珍已不是债权人，不是适格原告，葛中华也不是适格被告，债务人已经确认为蒋旭明。韦国珍质证认为，从第678号案件庭审笔录中可以看出，确认函、本案借条、担保函等证据均不是李自华提供给法院的，蒋为民律师作为该案李自华的代理人没有提供上述材料。葛中华本案中提供的“蒋旭明与李自华借款往来确认函”是复印件，不认可真实性。葛中华之前抗辩本案借款已经归还，现又主张借款发生债权债务转移，前后意见矛盾，反而证明涉案借款未归还。经双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韦国珍提起本案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二、韦国珍与葛中华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本案是否需要追加李自华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三、涉案2000万元借款是否已经偿还。关于争议焦点一，葛中华出具给韦国珍的借条中载明涉案2000万元借款的还款日期为2012年5月31日。韦国珍于2014年5月28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葛中华归还借款。一审法院于2014年6月3日立案系因立案审查之需要，不应据此认定韦国珍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并且本案一审中葛中华亦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二审中虽提出有关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但并无新的证据证明韦国珍的起诉已超过两年的诉讼时效期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关于“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的规定，本院对葛中华所提出的韦国珍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不予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葛中华以其个人名义向韦国珍出具借条借款2000万元，韦国珍将2000万元款项汇至葛中华指定的龙昌公司账户，一审法院认定韦国珍与葛中华之间成立借款合同关系正确。该借款合同系双方自愿所签订，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关于是否应追加李自华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的问题。一审中，葛中华以涉案借款的实际出借人为李自华，本案的审理结果与其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申请追加李自华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对此，本院认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涉案借款合同关系建立于葛中华与韦国珍之间，韦国珍所出借的2000万元中即使存在来自李自华的部分款项，亦不影响韦国珍依据借条向葛中华主张权利，且葛中华亦无证据证明李自华对韦国珍提起本案诉讼持有异议。由于李自华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一审法院未采纳葛中华的申请追加李自华作为第三人参加本案诉讼，并不构成程序违法。葛中华上诉再次提出追加申请，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对借款实际使用人的认定是否影响还款责任承担的问题。葛中华主张其并非涉案借款的实际使用人，涉案款项均由弘博公司使用，应由弘博公司承担还款责任。对此，本院认为，葛中华自愿向韦国珍出具借条借款2000万元，其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悉借款风险。至于其收到借款后如何使用，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不改变其作为涉案借款人的主体身份，更不能免除其偿还责任。故对于葛中华主张其仅为名义借款人，并非款项的实际使用人，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三，本院认为，葛中华所提出的涉案借款已由弘博公司代为偿还，其不应承担还款责任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理由是：首先，涉案借款法律关系成立于葛中华与韦国珍之间，作为借款人葛中华明确其并未还款给韦国珍，其所言之还款是指弘博公司代为还款。弘博公司虽于2012年5月15日、2012年6月7日归还韦国珍合计2000万元，但弘博公司与韦国珍之间尚有其他业务往来，葛中华及弘博公司并无证据证明韦国珍认可弘博公司所付的上述款项系代替葛中华偿还的本案借款。从弘博公司2012年的账册记载情况来看，2012年4月26日涉案2000万元借款发生时，弘博公司与韦国珍之间的款项往来账册中并未记载。2012年5月15日和2012年6月7日弘博公司各支付给韦国珍1000万元，该账册中也未记载系偿还本案借款。2012年11月30日，弘博公司才在账册中将葛中华（龙昌公司）所借韦国珍的涉案2000万元以调账方式记入，并在弘博公司与韦国珍的往来款中进行冲抵，而上述调账冲抵系弘博公司内部行为，对韦国珍不发生法律效力。葛中华、弘博公司主张2012年年底弘博公司与韦国珍对账时，韦国珍未提出异议，但并未提供对账记录或韦国珍对此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实。其次，葛中华主张涉案借款已经归还，但借条原件仍由韦国珍持有，并未收回，双方之间亦未形成款项归还、债务消灭的其他证据。借条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为2012年5月31日，葛中华主张弘博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汇给韦国珍的1000万元即为偿还本案借款，虽然不排除有提前偿还借款的可能，但该事实与合同约定存在一定矛盾，且葛中华对于提起还款亦未作出合理的解释。再则，涉案借条中约定葛中华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支付借款利息，但本案中，葛中华对于借款利息如何偿还的事实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第三，弘博公司诉讼中虽主张涉案借款已由其归还，但弘博公司于2013年5月30日出具担保函，明确涉案借款并未归还，并愿为该笔借款的还款向韦国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担保函不仅加盖了弘博公司公章，亦由弘博公司法定代表人蒋旭明签字，弘博公司对该担保函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虽辩称出具该担保函是为了配合李自华，扩大李自华对弘博公司、蒋旭明的债权，但弘博公司对此辩解意见并无充分证据证明，亦与常理不符，本院对此不予采信。因此，在现有证据已明确涉案借款并未归还，而刘学根非本案当事人的情况下，对于刘学根与蒋旭明、弘博公司以及韦国珍、李自华的有关债务往来，本案亦无需审查。第四，关于葛中华提出的弘博公司对韦国珍享有33669607.14元债权，可以债务抵销的方式冲抵结欠韦国珍的2000万元借款的问题。本院认为，首先，韦国珍否认弘博公司对其享有33669607.14元债权，而经一审法院组织对账，韦国珍共支付给弘博公司84733892.86元，弘博公司共支付给韦国珍118403500元，上述对账结果仅能反映双方资金往来的情况，尚不足以就此认定弘博公司对韦国珍享有33669607.14元债权。其次，弘博公司系担保人，非借款人，因韦国珍未能举证证明其在保证期间内对弘博公司主张过权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在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和前款规定的保证期间，债权人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的规定，弘博公司的担保之债已消灭。可见，本案不符合债权人韦国珍与债务人葛中华互负到期债务的情形，葛中华不能在本案中行使债务抵销权。葛中华所提出的不经韦国珍同意即可以通过债务抵销方式冲抵涉案借款的上诉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第五，关于葛中华提出的涉案借款发生债权债务转让，债权人由韦国珍变更为李自华，债务人由葛中华变更为蒋旭明，韦国珍无权再向葛中华主张该债权的问题。本院认为，葛中华所提供的“蒋旭明与李自华借款往来确认函”为复印件，未能提供原件予以核对。此后，葛中华虽再次提供自（2015）溧速初字第00678号李自华诉蒋旭明、弘博公司、溧阳锦汇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民间借贷一案卷宗中调取的“蒋旭明与李自华借款往来确认函”，主张该证据在该案中系李自华提供，故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同为该案李自华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为民律师否认该证据系其提供，且从该案的庭审笔录记载来看，李自华一方所举证据并无该确认函，故无法认定该确认函系由李自华提供。鉴于韦国珍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亦不予认可，故该证据不应作为认定本案事实的依据。且即使如葛中华所言，李自华与蒋旭明之间确认葛中华欠韦国珍的2000万元由蒋旭明偿还给李自华，葛中华一方亦无证据证明韦国珍对此予以认可，也无证据证明韦国珍就此同意放弃向葛中华主张涉案借款，免除葛中华的还款责任。因此，在葛中华就上述债权债务转让的事实并无充分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其该项上诉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所述，一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上诉人葛中华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7437元，由上诉人葛中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葛晓明审判员  王 芬审判员  陈 皓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朱亚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