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31114号原告：罗安军，男，1966年6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原告：余远波，男，1985年1月2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上海市华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蒋辉慧，男，1981年9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被告：潘传伟，男，1983年9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茜，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梅少纲，男，1977年6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龙泉市。原告罗安军、原告余远波与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被告梅少纲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0月15日立案后，因被告梅少纲无法送达，本院采用公告形式向其送达起诉状副本等相关法律文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9年4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罗安军、原告余远波及两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叶剑，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茜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梅少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庭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两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所签订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解除日为2018年6月16日；2、判令三被告返还原告转让费人民币310,000元(以下币种相同)、押金200,000元,房租85,000元,合计595,000元；3、判令三被告以595,000元为本金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向原告支付利息(自2018年6月13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4、判令三被告赔偿损失100,000元。庭审中，两原告撤回诉请4。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8年4月24日签订《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约定三被告原承租的位于上海市闵行区航中路XXX号华园宾馆转让给两原告经营。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将宾馆2018年5月1日至2021年6月16日的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共计30万元整”。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自签订之日乙方应首付甲方人民币10万元整(拾万元整),甲方需在协议起始日期向乙方上交该宾馆经营权。乙方接手经营之日需向甲方支付人民币40万元整(肆拾万元整)如有反悔,概不退还(包括押金20万元)。”第九条约定“如租赁方(房东)不允许乙方继续经营,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如不履行甲方无条件全额退款给乙方。”原告方于2018年4月14日向三被告代表人暨被告梅少纲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汇款110,000元,2018年4月24日向被告梅少纲账户汇款440,000元、45,000元,其中300,000元为约定转让费,200,000元为押金,85,000元为截止到2018年6月15日的房租,10,000元为被告方额外要求增加的转让费。协议签订后,两原告即正式接手经营。然而2018年6月13日案外人梅1向原告发出书面通知声称被告无权将宾馆转为原告经营,并于2018年6月16日强行收回宾馆经营权。原、被告协商无果,无奈诉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共同辩称，不同意两原告全部诉请。关于诉请1，对合同解除没有异议，但被告蒋辉慧称两原告是知晓被告蒋辉慧与案外人梅1之间承包合同的存在，也知道该承包合同的内容，故最终讼争合同的解除原、被告都是有责任的；关于诉请2，两被告认为两原告将钱款都打给被告梅少纲，所以两被告对具体金额均不知情，且其中一笔110,000元的款项的打款行为发生在双方签订协议之前，故认为该笔款项与讼争合同无关。另，两被告认为两原告主张退还房租85,000元的理由不成立，两原告在该期间实际占有使用讼争房屋并进行经营，故认为该笔款项不应退还。关于诉请3，被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的协议最终解除无法继续履行是两原告的经营选择，风险应由两原告自行承担，故不同意该诉请。被告梅少纲未作答辩，亦未向本院提供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6月16日，案外人陈某、案外人梅1作为甲方(出租方)与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案外人林某作为乙方(承租方)就华园宾馆(具体位置：上海市闵行区航中路XXX号XXX楼、XXX号XXX-XXX楼、XXX-XXX号XXX楼，一楼大厅楼梯的南面归甲方使用，北面归乙方使用)签订《承包合同》。合同第4条约定，甲、乙双方约定承包期为五年，自2016年6月16日起至2021年6月15日，该宾馆承包金第一至三年每年为600,000元整，第四年租金为620,000元第五年第五年租金为650,000元。合同期满，赠送一个月免租期。合同第8条约定，乙方不得私自转让或转租该宾馆经营权。合同另约定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双方遂于落款处签名。2018年4月24日，原告罗安军、原告余远波作为乙方与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被告梅少纲作为甲方就上海市闵行区航中路XXX号华园宾馆(面积600平方米)签订《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协议第二条约定，甲方将宾馆2018年5月1日至2021年6月16日的经营权转让给乙方。共计300,000元整。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按印之日起，该宾馆的经营权归乙方所有，宾馆内的设施使用权归乙方所有。宾馆内一切设施，乙方无权变卖，如有违约等价赔偿。协议第六条约定，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订，自签订之日乙方应首付甲方100,000元，甲方需在协议起始日期向乙方上交该宾馆经营权。乙方接手经营之日需向甲方支付400,000元整如有反悔，概不退还(包括押金200,000元)。协议第八条约定，双方签订本协议后，乙方向甲方(金额)支付500,000元，有银行凭证为准，甲方承诺乙方可实际经营到2021年6月16日止。协议第九条约定，如租赁方(房东)不允许乙方继续经营，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如不履行甲方无条件全额退款给乙方。协议另约定双方其他相关权利义务，双方遂于落款处签名、捺印。2018年4月24日，被告潘传伟出具《收条》一张。上载：“今收到罗安军华园宾馆房租押金转让费共计585,000元伍拾捌万伍仟元正(整)。”，被告潘传伟并于《收条》落款处签名。2018年6月13日，案外人梅1发出《通知》。《通知》上载：“蒋辉慧、潘传伟、林少青，我今正式通知你三人(原华园宾馆承包人)无权将我的华园宾馆私自转让他人经营(承包合同中有约定)另罗安军、余远波，我通知你无权经营华园宾馆，本人于2018年6月16日收回宾馆自己经营。请罗安军于2018年6月15日，撤出华园宾馆。”案外人梅1于《通知》落款处签名。2018年6月16日，案外人梅1从两原告处接收讼争房屋。另查明，案外人林某原系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就华园宾馆的共同承包人，后案外人林某退出并由被告梅少纲加入该华园宾馆的经营。又查明，2018年4月14日原告罗安军向被告梅少纲转账110,000元并备注生意。2018年4月24日原告罗安军向被告梅少纲转账440,000元并备注转让华园宾馆，同日原告罗安军再次向被告梅少纲转账45,000元。对于上述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由两原告提交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承包合同》及两原告、两被告的庭审陈述予以佐证，本院核对原件并予以确认。对于两原告提交的有争议证据：1.银行转账凭证以及原告罗安军的银行明细单，两原告旨在证明原告罗安军向被告梅少纲支付所有钱款的情况。两被告则认为其不知情，对于110,000元的钱款，是被告梅少纲和原告罗安军个人的经济往来与本案无关，故两被告只确认2018年4月24日的两笔款项，合计为485,000元。对此，本院认为对该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原告罗安军总计向被告梅少纲转账合计为595,000元；2.《通知》，两原告旨在证明案外人梅1向三被告以及两原告寄送《通知》，明确三被告无权将讼争房屋转租并将于2018年6月16日将讼争房屋收回。两被告则称没有收到过该《通知》，且认为该《通知》应该仅寄送给三被告，两原告无理由收到该《通知》，故不认可真实性。对此，本院认为该《通知》内容不仅仅针对三被告亦提及要求两原告搬离讼争房屋，故两被告抗辩该《通知》不真实的理由并不成立，再结合2018年6月16日案外人梅1确收回讼争房屋的事实，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3.《收条》，两原告旨在证明被告潘传伟向两原告出具《收条》，认可共计收到585,000元。两被告则对真实性不认可且被告潘传伟称不是其所书写。对此，经法庭初步比对两原告提供的证据原件《宾馆经营转让协议》、《收条》上被告潘传伟的字迹后认为两者字迹初步吻合，故要求由两被告承担进一步举证责任。当庭两被告代理人表示申请笔迹鉴定并于2019年4月15日向本院寄送《笔迹鉴定申请》，此后又于2019年4月24日向本院寄送《撤回鉴定的申请》。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据此，本院对两被告的抗辩理由不予采信并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予以认可。本院认为，原告罗安军、原告余远波与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被告梅少纲签订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协议。双方的协议之所以未能履行，是因为案外人梅1作为三被告的上家不认可三被告将讼争房屋擅自转租给两原告经营的行为并实际在2018年6月16日收回讼争房屋。据此，针对两原告之诉请1，本院予以确认。针对两原告之诉请2：两原告认为讼争协议解除的责任在于被告且依据协议第九条约定三被告理应“无条件全额退款”故主张要求三被告返还595,000元。而两被告则认为，两原告在签订协议时便知道三被告是从案外人梅1处承租的讼争房屋，故对于案外人梅1可能存在收回房屋的情形提前已经知晓，两原告理应承担一定合同解除后的责任。另，两被告仅认可收到两原告就讼争房屋的相关款项合计485,000元，两被告认为即便存在返还也应仅在该合计金额项内按双方过错责任予以返还。对此，本院认为，仅凭两被告的抗辩意见无法推翻被告潘传伟出具的《收条》之证明效力。虽然两被告坚持对该《收条》真实性不予认可，但两被告向本院提出笔迹鉴定申请后又撤回该鉴定申请的行为导致两被告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本院认为根据双方协议的约定两原告就讼争房屋租赁事宜应向三被告支付的款项为585,000元，虽然两原告在庭审中称三被告在协议签订后实际要求两原告多支付10,000元转让款，但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佐证，再结合被告潘传伟出具的《收条》载明的金额，本院认定两原告就讼争房屋租赁事宜向三被告的支付金额应为585,000元。另，两原告主张要求三被告返还的金额中还包括了自2018年5月1日起至2018年6月15日止的租金85,000元，而该期间讼争房屋由两原告掌控并实际经营。虽协议于2018年6月16日因讼争房屋被案外人梅1收回而实际解除，但对于两原告已使用期间的租金仍应向三被告支付，故对于两原告主张要求三被告返还的诉请2中85,000元的租金部分金额不予支持，故三被告应返还的款项为500,000元(包括转让费300,000元以及押金200,000元)。针对两原告之诉请3：在案外人梅1发出《通知》并收回房屋时，两原告即联系三被告、告知相关事宜，且被告潘传伟还与两原告至派出所解决纠纷。由此可见，三被告在2018年6月16日便已获知讼争协议无法履行且已实际解除，理应按约及时向两原告返还已收款项，但三被告却长期在两原告多次催讨下仍不予返还，理应承担相应利息。但本院认为两原告主张的本金金额与计息起算时间应作相应调整，本金调整为500,000元，而计息起点调整为2018年6月16日。被告梅少纲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系其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款、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有关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罗安军、原告余远波与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被告梅少纲于2018年4月24日签订的《宾馆经营权转让协议》于2018年6月16日予以解除；二、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被告梅少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安军、原告余远波返还转让款人民币300,000元、押金人民币200,00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500,000元；三、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被告梅少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罗安军、原告余远波支付以人民币500,000元为本金，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8年6月16日起至实际返还上述本金之日止的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计人民币9,750元、公告费人民币1,270元，以上合计人民币11,020元由被告蒋辉慧、被告潘传伟、被告梅少纲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钱 洁人民陪审员  邓红霞人民陪审员  石定伟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三日书 记 员  瞿思沁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第九十七条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