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0114民初7555号原告：广州市聚科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华村西华经济社区内第14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347380954D。法定代表人：梁嘉冕，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家文、周澎，均系广东联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宁波星洋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市江北区北岸财富中心4幢（3-1）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56684876723。法定代表人：叶云，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如春、王箴若，均系浙江元甬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福州恩赐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坡下新村2座102单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782183728N。法定代表人：杨敏。原告广州市聚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聚科公司）诉被告宁波星洋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星洋公司）、第三人福州恩赐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恩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6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聚科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倪家文、周澎，被告宁波星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许如春、王箴若到庭参加了诉讼，第三人福州恩赐公司经本院邮寄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作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州聚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3694988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以4000410元为本金，从起诉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上浮5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被告是原告的客户，由原告向被告供应相应型号的液晶电视机，2016年4月、5月期间被告与原告签订五份《购货合同》，具体如下：（一）2016年4月25日签订编号为NCXY20160627号《购货合同》，订购四种型号液晶电视机共1248台，价款合计989000元，2016年6月30日由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二）2016年4月25日签订编号为NCXY20160704号《购货合同》，订购五种型号液晶电视机共1253台，价款合计1048450元，2016年7月8日由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三）2016年5月25日，签订编号为NCXY20160714号《购货合同》，订购液晶电视机共400台，价款合计480000元，2016年7月15日由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四）2016年5月25日，签订编号为NCXY20160714号《购货合同》，订购液晶电视机共700台，价款合计560000元，2016年7月15日由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五）2016年5月25日，签订编号为NCXY20160905号《购货合冋》，订购液晶电视机共1232台，价款合计922960元，2016年9月10日由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上述合同约定的合同价款均为含税价，由被告收货后以电汇的方式向原告支付相应的货款。合同签订后，原告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被告订购的相应型号液晶电视机运送至被告指定仓库，由被告负责人确认无误后签收。但是，被告在收到原告供应的货物后，未能及时向原告支付相应货款，截止至2018年6月15日被告仅向原告支付货款305422元，尚拖欠3694988元未支付。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拖欠货款，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予以推诿，至今仍未支拖欠款项。综上，被告的违约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拖欠的货款，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特依据我国《合同法》及《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如所请。宁波星洋公司答辩称：一、本案基础法律关系并不存在，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不存在其他任何法律关系，原告起诉没有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被告系一家进出口公司，从事外贸出口代理业务，从2014年起与第三人福州恩赐公司开展代理出口业务合作，福州恩赐公司委托被告代理出口商品并办理出口退税，被告作为福州恩赐公司的代理人从事业务，涉及的商品包括抛光砖以及涉案的液晶电视机等，具体业务由福州恩赐公司与生产产品的厂商（本案中为原告）协商好出口产品种类、型号、数量及价格，被告再根据福州恩赐公司的指示及提供的信息准备相关报关材料办理出口报关，相关的货款由福州恩赐公司支付给被告后，被告再按照福州恩赐公司的指示支付给工厂（原告）。期间，被告未曾与原告及任何原告人员发生任何联系，一切材料的准备、所有的出货、开票、付款行为，均是被告依据福州恩赐公司的指示进行，被告仅收取一定的代理费作为报酬。原告的诉称与事实完全不符，被告并不是原告客户，也未曾向原告采购过任何产品，而原告所称的合同签订后将相关货物运送至被告指定的仓库，由被告负责人确认无误后签收也纯属无稽之谈，被告公司在宁波，原告公司在广州，试问原告是与被告公司何人洽谈的采购合同事宜？又是依据被告公司何人的指示出货？同时又是将货物运送到哪里的“指定仓库”？而被告负责“确认无误”的负责人又是谁？本案中，原告据以起诉的相关购货合同、送货单，系办理出口退税使用的专用文件，并非原被告之间基于买卖货物的意思表示而订立的买卖合同。原被告之间没有买卖合意，也没有买卖行为，更不存在原告送货至被告指定仓库的事实，一切的交易均在原告和福州恩赐公司之间发生，被告只是代理公司，而且仅仅是依据福州恩赐公司的指示办理出口报关及出口退税业务，不是代理购货。被告完全不掌握原告与福州恩赐公司的交易内容，如果原告认为其权益受损，应当直接向福州恩赐公司主张相关权利。因此，原告对被告的起诉毫无事实依据，也无法律依据，属于恶意捏造事实基础提起的虚假诉讼。二、原告起诉的金额也与福州恩赐公司实际未付款的金额严重不符。被告已经依据委托人福州恩赐公司的指示，将229.1222万元货款支付至原告账户（详见付款回单），本案中总共的合同货值为400万余元，扣除已经支付的货款，尚余金额为170万余元，而原告起诉的金额为369万余元，显然严重脱离事实，被告对此也十分不解。就该剩余款项而言，也应由福州恩赐公司支付至被告后，再由被告按照福州恩赐公司的指示支付给原告，即该剩余款项的付款责任人应当为福州恩赐公司。三、原告一直是与恩赐公司发生业务往来，其不可能不知道涉案交易的相对方为福州恩赐公司而被告只是福州恩赐公司的代理公司，并且只是代理出口和办理退税，而非代理购货。在这种毫无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原告依然强行起诉被告，已然违背诉讼诚信的原则，涉嫌虚假诉讼，必须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同时原告还罔顾事实，严重夸大了诉讼标的，并根据夸大的诉讼标的恶意对被告的财产申请了保全，查封了被告的账号，造成被告公司资金无法运转，银行授信无法使用，目前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经济损失。鉴于此，被告已经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被告也将依法追究原告恶意保全的法律责任，要求其赔偿被告因此案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综上所述，本案纯属原告捏造事实，夸大标的提起的恶意、虚假诉讼，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故被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解除对被告财产的查封，并对原告欺骗法院获取立案和保全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被告还将进一步追索原告恶意保全给被告造成的经济损失。福州恩赐公司未作答辩、未提供证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本案有关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广州聚科公司、宁波星洋公司对涉案交易货物交易金额合计为400041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该金额与广州聚科公司开具给宁波星洋公司的43张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4000410元相符。对广州聚科公司已收到货款的情况，广州聚科公司、宁波星洋公司各执一词，广州聚科公司称已收到的货款305422元，未收到的货款3694988元，宁波星洋公司则称广州聚科公司已收到的货款为2291222元，未收到的货款1709188元。涉案5份《购货合同》的版式基本一致，甲方（委托方）为宁波星洋公司，乙方（供货方）为广州聚科公司，内容为：甲方委托乙方加工液晶电视机产品，货送买方指定仓库，送货费由买方承担，乙方完成加工任务后先进行自检并出具检验报告，然后通知甲方进行复检，验收合格后安排出货，付款方式电汇，合同价格为含税价，合同经双方代表确认签字后生效，并回传双方等。每份合同均分别记载有合同编号、日期、品名、数量、单价、金额，具体如下：1、购销合同号：NCXY20160627，日期：2016-4-25，32寸液晶电视机823台，单价800元/台，金额658400元；39寸液晶电视机87台，单价1200元/台，金额104400元；43寸液晶电视机91台，单价1400元/台，金额127400元；24寸液晶电视机247台，单价400元/台，金额98800元，合计金额989000元；2、购销合同号：NCXY20160704，日期：2016-4-25，32寸液晶电视机921台，单价800元/台，金额736800元；39寸液晶电视机206台，单价1200元/台，金额247200元；43寸液晶电视机11台，单价1400元/台，金额15400元；24寸液晶电视机54台，单价400元/台，金额21600元；26寸液晶电视机61台，单价450元/台，金额27450元，合计金额1048450元；3、购销合同号：NCXY20160714，日期：2016-5-25，液晶电视机400台，单价1200元/台，金额480000元；4、购销合同号：NCXY20160714，日期：2016-5-25，液晶电视机700台，单价800元/台，金额560000元；5、购销合同号：NCXY20160905，日期：2016-5-25，液晶电视机33台，单价480元/台，金额15840元；液晶电视机394台，单价480元/台，金额189120元；液晶电视机620台，单价800元/台，金额496000元；液晶电视机185台，单价1200元/台，金额222000元，合计金额922960元。上述5份《购货合同》中，合同号为NCXY20160627、NCXY20160704、NCXY20160714的合同上均加盖宁波星洋公司合同专用章和广州聚科公司公章，合同号为NCXY20160714、NCXY20160905的合同上则双方均未盖章。广州聚科公司对此解释为其将该两份合同盖章后寄给宁波星洋公司，但宁波星洋公司没有盖章回寄，因此没有该两份合同的原件。广州聚科公司称宁波星洋公司已收取了涉案5份《购货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经对广州聚科公司提供的4张送货单与涉案5份《购货合同》进行核对，合同号为NCXY20160627、NCXY20160704、NCXY20160714（货款金额480000元）的合同所涉货物的3张送货单收货单位（盖章）、收货人签名处均加盖有“宁波星洋进出口有限公司NINGBOSTAROCEANIMPORT&EXPORTCO.LTD”及“屠汉军”的印章，供货单位（盖章）处则加盖有广州聚科公司公章。对应合同号为NCXY20160714的送货单上，收货单位（盖章）、收货人签名、供货单位（盖章）处均无盖章或签名。合同号为NCXY20160905项下货物，广州聚科公司则未提供相应的送货单。对于涉案《购货合同》的签订经过及涉案货物的交付经过，广州聚科公司陈述为由其销售经理吴文弘与宁波星洋公司的员工陈钰蕾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进行沟通联系之后签订，合同履行则由林爱莲负责，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广州聚科公司所在的广州花都工厂，宁波星洋公司委托运输公司前往其工厂提货后，再由宁波星洋公司在安排在深圳港口进行货物出口，广州聚科公司为此提供了与陈钰蕾沟通的手机截图及顺丰快递单，拟证实开具发票的资料由陈钰蕾提供，并邮寄给宁波星洋公司。对于为何编号为NCXY20160714的合同相对应的送货单没有签收记录、编号为NCXY20160905的合同没有送货单，广州聚科公司未作出解释。宁波星洋公司则反驳称林爱莲并非其公司员工，而是福州恩赐公司的员工，涉案货物都是由广州聚科公司直接按照福州恩赐公司的要求交到深圳仓库，其从未安排人员上门提货，涉案5份《购货合同》和送货单均是为了办理出口退税而制作，并非双方真实权利义务的体现，且其在送货单上加盖的印章亦为单证章，故送货单并非用于现场交货、验货的凭证，而是为了办理报关手续所制作，陈钰蕾仅是其公司的单证员，其从未授权陈钰蕾代表其公司与广州聚科公司洽谈合同。2016年8月5日至2017年3月20日期间，宁波星洋公司通过公账分9笔向广州聚科公司支付货款合计2291222元。庭审中，广州聚科公司口头述称其收到上述货款后，又按照宁波星洋公司的要求向杨菊芬个人账户退还了1275800元、向林爱莲个人账户退还了150000元、向叶云个人账户退还了560000元，合计退还1985800元，并提供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为证，扣除退还金额后，宁波星洋公司真正支付的货款为305422元，广州聚科公司另称上述三人的个人账户均系由林爱莲向其提供的。宁波星洋公司则称已支付的2291222元，是其在收到福州恩赐公司的款项后，按照福州恩赐公司的委托付款指示及提供的账号代付给广州聚科公司，其从未指示广州聚科公司将已收到的货款转付给他人。至于为何会在未全额收回涉案货款之前反而按照宁波星洋公司的指示向案外人付款，广州聚科公司解释为宁波星洋公司购买涉案货物是为了出口，办理出口和退税申请需要其开具相应发票并且有相应的付款流水，因此其才按照宁波星洋公司的要求将前述款项支付至其指定的个人账户上，至于退款行为与宁波星洋公司办理申请退税有何关系，广州聚科公司表示不清楚。宁波星洋公司对广州聚科公司的陈述予以否认，称从未要求广州聚科公司将货款转给他人，广州聚科公司的陈述不符合一般常理和逻辑，同时，宁波星洋公司表示认识杨菊芬，但杨菊芬与本案无关联，应该是代福州恩赐公司收款，林爱莲是福州恩赐公司的员工，而叶云则是其公司的现任法定代表人，之前为公司员工，也是代福州恩赐公司收款，至于为何福州恩赐公司会要求广州聚科公司进行上述转款，宁波星洋公司表示不清楚。另查明，2016年6月24日，宁波星洋公司作为出口方（甲方）与福州恩赐公司作为委托方（乙方）签订《代理出口合作协议》，约定内容包括：乙方委托甲方出口商品，品名、数量以出口报关单为准。乙方须在商品出口之前对外商的资信、经营状况进行调查并告知甲方，且有责任和义务向境外客户和供货工厂披露甲乙双方仅为代理关系，一切出口事项均由乙方与境外客户商定后，根据乙方要求以甲方名义与外商签订外销合同，并与供货方（乙方）签订购销合同，甲方有权在上述合同中披露乙方的委托人身份。出口所需的各类外贸单证均采用甲方提供的资料，但出口商品的生产、货物备运、单证制作、商检、报关以及货物的质量和数量保证均由乙方负责。甲方代乙方以两个月承兑汇票的形式付款给出货工厂。甲乙双方约定买断代理费如下：壹美金收取陆分人民币等。宁波星洋公司提供的9份《付款委托书》（复印件）记载，委托人为福州恩赐公司，内容为福州恩赐公司委托宁波星洋公司向广州聚科公司支付电视机款项，委托付款金额合计2291222元，并载明以上款项支付后，所有责任均由福州恩赐公司负责，与宁波星洋公司无涉，传真件及复印件亦有效，该9份《付款委托书》载明的付款金额与宁波星洋公司支付给广州聚科公司的9笔金额、收款人全称、开户行、账号等信息均一一对应。广州聚科公司对该9份《付款委托书》真实性不予确认。福州恩赐公司向宁波星洋公司出具加盖公章的《星洋结算单》，结算单中载明了合同号、出口日期、报关单号、提单号、报关金额、代理费用、开票金额、退税金额、汇率差等内容，并载明了宁波星洋公司收取福州恩赐公司支付的款项后，支付给广州聚科公司款项的情况。宁波星洋公司称与福州恩赐公司的结算尚未全部完成，而涉及广州聚科公司的款项中，除了有262222元尚未结算外，其余均已结算，且已将福州恩赐公司支付的货款全部代付给广州聚科公司。2018年8月10日，福州恩赐公司向宁波星洋公司出具《证明》，内容为：“林爱莲系我司单证员，我司与贵司的代理业务由我司职员林爱莲联系并代表我公司发出指示，所有的操作行为均属公司行为，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公司承担。林爱莲的QQ号为43×××00，昵称蓝色水晶，QQ账号ｌｉｌ×××＠ｑｑ.ｃｏｍ，邮箱为：ｌｉｌ×××＠163.ｃｏｍ。我司与广州聚科电子有限公司液晶电视出口事宜系我司委托贵公司代理出口，贵公司仅系代理公司，相关的权利义务由我公司承担。特此证明！”庭审中，宁波星洋公司提供了《报关单》《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拟证明其仅为福州恩赐公司的出口代理商，为恩赐公司的涉案货物办理出口报关手续。经梳理后发现，《报关单》与《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为一一对应关系，并且与涉案5份《购货合同》项下的货物名称、数量相吻合。庭审中，宁波星洋公司提供了由浙江省宁波市永欣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两份、福建省福清市玉融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一份，通过该三份公证书拟证明2016年涉案业务发生期间，其工作人员与福州恩赐公司的工作人员林爱莲就有关业务进行沟通交流的全过程，林爱莲与广州聚科公司工作人员吴文弘之间就货物买卖、发货、开票等内容进行沟通的过程，以及广州聚科公司提起本案诉讼后，其与福州恩赐公司实际控制人阮存赐进行沟通往来，阮存赐确认福州恩赐公司才是合同买方，宁波星洋公司仅是代理公司。诉讼中，本院依法向广州聚科公司释明：如其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广州聚科公司是否坚持诉讼请求。广州聚科公司表示其是基于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的买卖合同关系提起本案诉讼，其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只存在买卖合同关系，故坚持民事起诉状中的诉讼请求，不作变更。诉讼中，本院根据广州聚科公司的提出的财产保全申请，依法作出（2018）粤0114民初8559号民事裁定，冻结宁波星洋公司银行存款共3694988元或查封等值的其他财产。本院认为，广州聚科公司认为买卖合同关系发生在其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与福州恩赐公司并无关联，并为此提供了部分加盖宁波星洋公司合同专用章的《购货合同》、部分盖有宁波星洋公司单证章的送货单、宁波星洋公司向其付款的银行凭证以及由其向宁波星洋公司公司开具的广东省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宁波星洋公司则认为相关合同和单证仅是用于办理货物出口报关手续的用途，其向广州聚科公司付款也只是按照福州恩赐公司的指示进行，其与广州聚科公司之间不存在货物买卖关系。故本案查明当事人立约的真实意思以及合同实际履行情况，是确定广州聚科公司与宁波星洋公司公司之间是否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以及宁波星洋公司是否应向广州聚科公司支付货款的关键。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确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除需要审查契约形式外，还应结合当事人的立约本意以及实际履行情况综合分析判断。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本院认为，广州聚科公司所举证据证据及所作陈述，不能充分证实其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存在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评析如下：首先，从双方签订涉案《购货合同》的情况来看，涉案5份《购货合同》中，其中的3份合同加盖了宁波星洋公司合同专用章、广州聚科公司亦加盖了公章，另外2份合同则双方均未盖章。广州聚科公司对此解释为其安排吴文弘、宁波星洋公司安排陈钰蕾通过邮件、电话等方式对合同内容进行沟通，但并未提供相应的邮件往来佐证，广州聚科公司提供的向陈钰蕾寄送文件的快递单，亦无从反映其二人是否在对签订合同的事宜进行协商，导致广州聚科公司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是否具有买卖合意并真正签订《购货合同》的事实存疑。相反，从福州恩赐公司提供的多份公证书的内容上看，与广州聚科公司员工吴文弘进行业务沟通的为林爱莲，福州恩赐公司亦出具了证明确认林爱莲为其公司员工，广州聚科公司虽对公证书的内容不予认可，但未提供证据进行反驳，故对广州聚科公司关于与宁波星洋公司签订涉案合同过程的陈述，本院不予采信。其次，广州聚科公司称其已向宁波星洋公司交付了涉案5份《购货合同》项下的全部货物，但广州聚科公司提供的4份送货单中，前3份加盖宁波星洋公司的单证章，并非公章或收货专用章等一般常用印章，另1份送货单则没有加盖任何印章，不能完整反映涉案货物是否已实际交付给宁波星洋公司的情况，且除了送货单外，广州聚科公司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其所陈述的宁波星洋公司安排运输公司亲自上门提货的事实，故对广州聚科公司称已将涉案全部货物交付给宁波星洋公司的陈述，本院难以采信。再次，涉案交易总金额为4000410元，广州聚科公司前期共收到了货款2291222元，在尚有1709188元未收回的情况下，反而按照宁波星洋公司的指示将1985800元的巨额款项转付给他人，其陈述明显不符合常理，广州聚科公司称杨菊芬、林爱莲、叶云的账户均由林爱莲提供，而林爱莲代表宁波星洋公司，但本案中并无证据显示林爱莲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存在代理关系或其他关系，广州聚科公司对为何在尚未收回全部货款反而按照宁波星洋公司的指示付款的行为未能作出合理解释，更加使得双方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关系的事实存疑。最后，进出口代理法律关系涉及供方、需方和外贸代理商等三方当事人，既可以存在供方与代理商签订出口代理合同的情形，亦可以存在需方与代理商签订进口代理合同的情形，即是说，供方与代理商之间未签订出口代理合同，并不等于进出口代理关系不存在，因为该关系还可以基于需方与代理商之间签订进口代理合同而建立。宁波星洋公司提供的与福州恩赐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合作协议》中亦记载作为出口方的宁波星洋公司需按照福州恩赐公司的要求以自己的名义与供货方签订购销合同，不能排除宁波星洋公司与广州聚科公司签订的涉案《购货合同》系办理报关退税所需。结合报关单、《通关无纸化出口放行通知书》、付款委托书、福州恩赐公司出具的证明、结算单以及经公证的广州聚科公司员工吴文弘与福州恩赐公司的员工林爱莲之间的聊天往来记录、宁波星洋公司员工陈钰蕾与福州恩赐公司的员林爱莲的聊天往来记录，以上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明了宁波星洋公司是福州恩赐公司的出口代理商，按照福州恩赐公司的要求代福州恩赐公司支付货款。因此，广州聚科公司提供的《购货合同》、送货单、付款凭证、广东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宁波星洋公司存在真实的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广州聚科公司主张其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关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本案广州聚科公司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经本院释明后，广州聚科公司仍认为其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并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根据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判不应超出当事人主张的权利范围的原则，广州聚科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宁波星洋公司之间构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广州聚科公司要求宁波星洋公司清偿货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福州恩赐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其放弃自身的诉讼权利，本院依法缺席判决。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广州市聚科电子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636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均由原告广州市聚科电子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徐韵琪人民陪审员  黄序洲人民陪审员  黄承裕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五日书 记 员  庾健敏杜晓嘉骆雪玲附本判决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五条第一款、第二款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