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6民初4056号原告：上海骋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被告：上海璞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上海骋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璞物科技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5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因案情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9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亮、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兵到庭参加庭审。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骋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以下币种同)1,776,526元及该款自2019年4月2日至清偿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合作伙伴关系，被告向其客户提供电动车租赁业务，2018年1月起被告为客户提供的电动车实际由原告采购、供应，被告将其客户支付的货款再转付给原告。现原告已向被告开具金额为3,160,294元的增值税发票，但被告仅支付部分货款。双方于2019年3月26日对账，剩余货款被告拖欠至今未付。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表示与被告间系合作合同关系，合作模式为被告客户将车辆需求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给被告法定代表人，被告法定代表人将邮件转发给原告，原告据此发送车辆、配套电池，车辆保险费用、维修均由原告负责，原告的主要义务为以被告的名义提供车辆等、主要权利为获得货款，被告的主要义务为将从客户处收取的货款支付给原告、主要权利为通过双方合作维持其作为客户供应商的地位。被告上海璞物科技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所述，原告对于双方间权利义务的陈述不清楚且不符合常理，被告亦未曾收到原告所述货物；原告关联企业上海赛峰助力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峰公司)系被告供应商，2017年底原告提出收购被告和赛峰公司以整合业务，2018年1月1日起被告的员工均转入原告公司为原告开展业务，讼争业务系被告员工以原告名义开展，均与被告无关；被告股东金剑以原告副总经理身份为原告开拓业务、个人垫付费用150余万元，因原告不同意支付垫付费用致纠纷产生；因2018年1月1日后被告客户就之前的交易向被告付款、要求被告开具发票，被告为了抵扣的需要要求原告开具了讼争发票，故发票系虚开，被告已付款系支付配件费，与原告所开发票无关；如法庭支付原告诉请，则被告要求抵扣垫付费用693万余元。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即原告提交的增值税发票、付款凭证、谈话录音、电子邮件，被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的出货单明细，涉及到本案主要争议事实的认定，本院结合查明事实对该部分证据予以论述；原告提交的其法定代表人冯承恺与金剑间的微信聊天记录，被告未对真实性提出异议，且聊天内容与讼争纠纷存在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保险费、电池更换费、库房费用、电动车款、出差费用等支付凭证，难以认定系为原告垫付相关费用即与本案的关联性，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金剑与冯承恺微信聊天记录、张亚平与冯承恺微信聊天记录、原告销售部工作群聊天记录、金剑与原告行政人员刘佳燕微信聊天记录、原告向金剑和张亚平转账记录、商业告知函，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与讼争纠纷相关联，本院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张立辉与赛风公司间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受理相关材料，与原告及本案讼争纠纷无关，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董冬冬与原告间劳动争议仲裁案件受理相关材料，仅能证明双方间存在劳动争议纠纷，不能证明被告所述劳动关系的存在，本院不予采信；被告提交的商业告知函，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且能够反映讼争纠纷经过，本院予以采信。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依职权向原、被告法定代表人询问讼争交易模式。原告法定代表人冯承恺陈述：被告原与赛峰公司间存在业务往来，原告原名为上海赛峰助力车销售有限公司，张红涛原系赛峰公司及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冯承恺任职的融顿(上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成为原告股东之一，原告法定代表人亦于2019年3月变更为冯承恺；2017年10月张红涛和被告法定代表人张亚平找到冯承恺商谈电动车租赁业务的合作，确定合作模式为2018年前的老业务均属被告，之后被告以原告名义开拓新的业务，被告股东根据实际订单可到原告处领提成，年底结算如有利润可分得20%的利润，如到2018年年底可完成10,000辆电动车租赁量，则原告收购被告，且被告股东张亚平、金剑可以上海璞旅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名义持有原告20%的股份；按照双方商量的操作模式，被告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变更，只是对外以原告名义开展业务并在原告处领取业务提成，合同的签订、履行、开票、收款等均应以原告名义，车辆系租赁给客户使用2年，租金由张亚平、金剑等人负责自客户处收取、交给原告，但原告于2018年6、7月份发现已向客户发货的车辆仅少部分系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绝大部分仍以被告名义签订合同，双方自此产生纠纷，张亚平、金剑与原告商量将劳动合同转到原告处，并推荐新员工进入原告公司，2018年9月因双方矛盾激化不再继续开展业务；2018年7月前讼争业务均由金剑、张亚平等人接单后转发邮件给张红涛，张红涛将订单发送原告和赛峰公司各一份，再由原告将车辆发送给订单对应客户，与客户洽谈、沟通、售后等均由金剑、张亚平等人进行，直至2018年7月原告委派了一名会计和一名内勤清理账目；已付款对应款项系由内勤根据送货单与金剑、张亚平等人沟通确定，尚未付款部分均对应盒马公司(包括深圳盒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订单，2018年6月前的发票系根据实际发货量开具，之后发现被告开给客户的发票是每40辆车配备1辆备用车，原告此后开具给被告的发票亦按照此标准；因被告员工于2018年9月起已处于不配合状态，原告于2019年3月找到金剑沟通，金剑表示要么业务算原告和客户间的、原告支付金剑等人工资报酬、垫付费用等，要么业务算原告卖车给被告、原告支付垫付费用，两种方案结算下来均为原告需倒付给被告200余万元，故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认为既然被告以自己名义与客户建立合同关系，客户亦认为系与被告间发生业务，故原告直接将发票开具给被告，讼争车辆算作原告租给被告、被告再租给客户，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租金，原告收到租金后仍可按照原约定给被告股东个人提成、利润分红和达到销售额后的股份，也可以给被告一定比例提成，被告垫付费用如有证据提供且确与讼争业务相关的部分原告同意支付；涉及到提供给盒马公司的车辆本应由原告上牌、买保险，因被告直接与客户签订合同，部分车辆由被告购买保险，但车牌系由原告上牌，同意扣除被告购买保险的费用。被告法定代表人张亚平陈述：被告与原告关联企业赛峰公司存在车辆、电池配件采购业务，经赛峰法定代表人张红涛介绍与原告法定代表人结识并洽谈收购事宜，原告表示将投资5000万元收购被告企业、被告员工全部转职至原告处，2018年1月1日前的老业务仍属被告，之后开拓的新业务归属于原告，但原告直至2018年6月份方与被告部分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且未将合同交给员工；其收到盒马公司等客户发送的电子邮件后直接转给张红涛，后续发货情况不清楚，但2018年收到的款项均系原来老业务的费用，新业务的款项由客户直接支付给原告；本案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系由其转发给张红涛，后续履行情况不清楚，双方亦未明确该些邮件系算老业务还是新业务，但其个人认为系作为原告员工向公司反馈客户订单需求；被告与盒马公司间于2016年12月6日签订有期限为2年的框架协议，约定由被告为盒马公司提供电动车租赁，讼争电子邮件所涉订单其未曾与盒马公司对合同主体、权利义务等进行重新沟通，不清楚原告是否与盒马公司签订协议；被告所支付的款项系用于支付之前采购的车辆、配件等价款，与原告间不存在业务关系，但因原告与赛峰系关联企业，开票和支付账户均由对方指定；讼争发票系因被告老业务售后需要向赛峰公司采购配件，被告要求原告预先开具的发票；金剑既是被告股东也是原告员工，不认可金剑谈话录音中所作陈述系代表被告，其认为2018年后被告只做老业务的售后，即使老客户在2018年发送新订单也算作原告的业务，新业务系以原告名义与客户对接，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书面合同，讼争电子邮件所涉业务其本人未曾与客户重新商谈签订合同，只是将收到的订单邮件转发给张红涛，转发邮件时其已系原告员工，因原告直至2018年6月方才提供新邮箱给其使用，故用被告企业邮箱转发邮件；2018年1月起的新业务均是以原告名义与客户对接，每笔业务都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对于2018年1月1日后被告员工以原告名义开展业务所涉车辆数量、金额等均不清楚，但其个人经手的业务除电子邮件所涉订单外，其余均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并已将合同交给原告。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原名为上海赛峰助力车销售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为张红涛，于2019年3月变更为现法定代表人冯承恺。原告关联企业赛峰公司与被告间原存在电动车供应关系。2017年11月，被告股东金剑、原告原法定代表人张红涛、原告现法定代表人冯承恺进行沟通，原告向被告提出收购意向，双方商定自2018年1月1日起被告不再开展新的业务，被告员工以原告名义开展电动车租赁业务，以原告名义签订并履行合同、收回相应价款，原告按照订单给予对应员工一定提成和利润分成。2018年1月至6月间，被告股东张亚平、金剑等人陆续将收到的客户订单转发给原告，原告按照订单将电动车、电池、充电器等发送至对应客户，部分订单所涉交易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部分订单未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2018年1月12日，被告法定代表人张亚平将收到的案外人所发电子邮件转发给原告时任法定代表人张红涛，邮件主要内容为北京车辆租赁需尽快补充车辆120辆、要求尽快安排生产并确认具体交车日期，另春节后起租140辆、要求先安排生产。2018年3月15日，张亚平向张红涛转发客户电子邮件二封，一封邮件主要内容为租赁140辆两轮车(一车两电一冲)、最晚于3月25日交车至北京，另一封邮件主要内容为成都温江店新租电瓶车需求为100辆电瓶车+100组电池+100把U型锁+100份保险、车辆及车牌3月28日前到位。除转发客户邮件外，张亚平所发两封邮件均包含“上海璞物科技有限公司部门：销售部”及张亚平电话、地址以反映其身份信息的内容。2018年5月4日，张亚平向张红涛转发客户电子邮件，邮件主要内容为成都西村店和建设路店新租电瓶车需求为140辆电瓶车+140组电池+140份保险、车辆及车牌于5月28日至5月30日间到位。2018年5月27日，张亚平向张红涛转发客户电子邮件，邮件主要内容为成都西村店和建设路店新租电瓶车需求为170辆电瓶车+170组电池+170份保险、车辆及车牌于6月14日至6月15日间到位。2018年3月30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14份，合计总金额为1,506,000元，发票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经营租赁＊电动自行车租赁”、规格型号为“黄金甲/12个月”，或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经营租赁＊电池租赁”、规格型号为“60V20AH/12个月”。2018年4月25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3份，一份金额为85,128元，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经营租赁＊电动自行车租赁”、“＊经营租赁＊电池租赁”、“＊经营租赁＊充电器租赁”，规格型号为“黄金甲/12个月”、“铁皮车/12个月”、“60V20AH/12个月”，一份金额为105,000元、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交通运输设备＊赛峰电动自行车”、规格型号为“街跑”，一份金额为25376元、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交通运输设备＊赛峰电动自行车”、“＊交通运输设备＊电池”，规格型号为“街跑”。2018年6月28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2份，总计金额为157,680元，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经营租赁＊电动自行车租赁”、规格型号为“铁皮车”。2018年8月30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8份，总计金额为783,960元，记载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经营租赁＊电动自行车租赁”、“＊蓄电池＊电池”，规格型号为“小力鹰”、“铁皮车”、“18寸黄金甲”。2018年10月30日，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发票6份，总计金额为498,950元。上述发票金额合计为3,162,094元，被告均已办理发票抵扣认证手续。2018年4月27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51,000元，付款摘要为“货款”。2018年5月15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3,988元，付款摘要为“货款”。2018年5月18日，被告向原告转账44,100元，付款摘要为“35辆街跑裸车租金”。2018年5月2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36,000元，付款摘要为“15辆车15份保险”。2018年6月1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2,300元，付款摘要为“货款”。2018年6月5日，被告向原告转账122,500元，付款摘要为“货款”。2018年7月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11,400元，付款摘要为“货款”。2018年8月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03,000元，付款摘要为“其他费用”。2018年8月21日，被告向原告转账32,760元，付款摘要为“其他费用”。2018年9月25日，被告向原告转账6,480元，付款摘要为“采购款”。2018年9月29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3,040元，付款摘要为“其他费用”。2018年10月12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84,000元，付款摘要为“往来款”。2018年10月26日，被告向原告转账43200元，付款摘要为“货款”。2019年1月24日，被告向原告转账200,000元，付款摘要为“其他费用”。上述付款金额合计为1,383,768元。2018年6月28日，金剑通过微信与原告行政人员刘佳燕联系，发送拟入职原告的人员包括张亚平、金剑、王海龙、张思会、吴华东身份证复印件。2018年7月9日，刘佳燕通过微信询问金剑：“你这边的人员计划什么时候入职？一共几个人？”2018年7月10日，刘佳燕通知金剑填写“骋峰信息入职员工履历表”。其后，双方对于欲入职原告的员工再次通过微信沟通。2018年7月24日，刘佳燕问金剑“报到时间要填吗？填什么时候”、“2018年﹏月”，金剑回复“8.1”。2018年9月18日，刘佳燕向金剑发送2018年8月工资表。2018年9月17日，原告向金剑、张亚平各转账4,106.25元，转账用途为“8月工资”。2018年11月20日，原告向金剑、张亚平各转账2笔，一笔为4,106.25元、用途为“7月工资”，一笔为5,000元、用途为“10月工资”。2018年12月29日，原告向金剑、张亚平各转账5,000元，转账用途为“11月工资”。2019年1月24日，原告向金剑、张亚平各转账8,922.50元，转账用途为“12月工资”。2019年4月25日，被告原员工董冬冬以2018年6月至2019年4月在原告处任维修工被拖欠数月工资为由提起劳动争议仲裁。2019年3月26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员工与被告股东金剑就讼争交易沟通，要求就原被告间往来账款进行对账，金剑表示：“先谈我们之间的事情，员工和公司之间的事情”、“我们从2018年1月1日过来产生的所有费用和工资薪酬这一块先清算一下是多少钱”，原告法定代表人表示：“工资的账款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这批是你的还是我的，你的话是你自己出，我的话是我自己来出……”，金剑说：“如果那批车子归我，这笔费用我们就不清算了”，原告：“你说的A套你处理，B套我处理，你把数字报给我”。原告要求金剑就以被告名义所做业务涉及车辆数量、金额等进行对账，金剑表示“客户资源是我的，如果算你的，你把我所有垫下去的费用给我就行”、“如果是说车子给我，我是给你的车子采购款再打个折”。就金剑提出的垫付费用，原告方要求金剑列出明细并提供凭证，金剑则称部分系现金支付无凭证，双方未能形成一致的对账结论。谈话过程中，原告员工表示：“璞物帐我已经理好了……骋峰发给璞物多少车，现在是按两年期，你说是一年期你自己去减……”，谈到已开发票问题，金剑表示发票很多不是实账，并举例与赛风公司间交易时并未完全按实际金额开票，原告员工对此表示：“你是买卖对吗？”“骋峰又没说卖给你，骋峰是租给你”，金剑答：“你是租给客户的”，原告员工：“是通过你璞物租给客户的”，金剑“当时是通过我璞物走账的”，原告员工“走账的是不是租给璞物的啦？走账你现在也没把璞物的帐拿出来”。2019年4月2日，原告以被告未能支付已开票部分货款为由提起本案诉讼。2019年7月11日，原告以双方间涉及各地盒马公司业务未开票部分尚欠货款3,388,954元为由向本院提起另案诉讼，案外人深圳盒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该案第三人，本院依法立案受理，案号为2019沪0116民初9235号。原、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一致认可两案所涉交易同一，同意该案审理中各方所作陈述亦适用于本案。原告在该案中表示原合作模式下口头商定应给予业务员租金4%的提成，现应按此标准给予被告提成；第三人在该案中陈述仅与被告间存在电动车租赁合同关系，且双方均已按约履行完毕，第三人与本案原告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确认：本案讼争纠纷对应未付款订单均涉及客户为盒马公司，所涉未付款的660辆车对应保险费用132,000元由被告垫付，故原告诉请应扣除保险费132,000元；2018年3月30日发送至北京盒马处的70辆电瓶车中包含20辆备用车，该批货物为10辆备用车购买了保险，原告诉请中该笔订单租金系以50辆车计算，现原告确认应以40辆车计算租金，故诉请中货款金额应扣除27,000元，另2018年5月27日、2018年6月3日送货至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0辆车的对应货款各下调5,000元，2018年3月28日送货至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62辆车的对应货款下调3,720元，2018年4月1日送货至成都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38辆车的对应货款下调2,280元。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在于：第一、本案讼争纠纷所涉法律关系性质、交易主体的界定；第二、本案讼争所涉交易数量、款项性质和交易金额如何确定。关于争议焦点一，原告主张与被告存在由原告提供车辆给被告客户、被告将自客户处收取的费用全额支付给原告以维持被告供应商地位的合作合同关系，被告则主张系被告员工入职原告处后以原告名义对外开展的电动车租赁业务、原被告间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因原告未能提交书面协议证明与被告间合作合同关系的存在及双方对于各自权利义务的约定，且原告所述合作模式显然不符合合作关系共同投资、共享收益、共担风险的基本要件和特征，而本案诉讼的提起亦系因相关各方对于权利义务的约定未能明确，故本院只能结合各方陈述及讼争交易的实际履行情况对于所涉法律关系和权利义务进行推断。首先，从各方当事人陈述来看，尽管对于被告员工是否入职原告处，双方法定代表人陈述存在差异，但对于2018年1月1日起被告员工以原告名义对外开展电动车租赁业务、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将承接到的订单转发给原告后由原告发送相应车辆至客户处的操作模式约定，双方陈述一致。涉及各地盒马公司的订单，被告张亚平一方面陈述所有交易均应以原告名义与客户签订合同，一方面又表示盒马公司与被告间在订单发送时处于租赁框架协议存续期间、其本人未曾与盒马公司商议重新签订合同、不知晓原告是否与盒马公司签订合同，盒马公司在(2019)沪0116民初9235号案件中明确系履行与被告间所签租赁合同，且盒马公司提交的租赁协议、付款凭证、发票均存在于盒马公司与被告间，故至少涉及到客户为盒马公司的订单系由被告与客户间建立租赁合同关系。其次，关于被告员工与原告间的关系，原告称被告员工不改变与被告间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况下以原告名义开展业务、在原告处领取业务提成，被告则表示自2018年1月1日起被告员工即入职原告处、与原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而以原告名义开展业务的确既可能系以与原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员工身份，也可能不改变与被告间劳动合同关系但对外以原告名义承接订单并从原告处提成，被告现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金剑办理了自2018年8月1日在原告处入职的手续、和原告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原告向金剑、张亚平支付的工资从时间上推断应为建立劳动合同关系后所发放的2018年8月至12月工资，而讼争交易发生的时间段为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被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在此时间段相关员工与原告间劳动关系的存在。2019年3月原告法定代表人等人与金剑间的谈话录音亦能够反映双方对于讼争交易时间段双方间关系的界定并未明确，对于被告所述讼争交易系相关人员作为原告员工身份的履职行为，本院难以采纳。另，尽管本院根据双方法定代表人所作陈述能够确认讼争交易源于原告对被告的收购意向，但至今双方未能形成意思表示一致的投资协议，故讼争交易应系原、被告作为独立法人主体间的交易。最后，尽管原告未能提交书面协议证明双方间权利义务的约定，且原告提交的证据确实未能明确清晰的反映交易事实、造成本案事实查明的困难，但其提交的部分送货单、电子邮件与盒马公司的陈述相互验证，能够证明原告按照被告员工转发订单发送电动车及配件事实的存在，而被告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于收取原告所开具发票并办理抵扣认证、向原告支付1,383,768元的原因所作陈述一直在变化，所述抵扣发票、付款的原因不符合常理亦无相应证据予以证明，对此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本院认定原告所述按照被告提供的订单向被告客户发送车辆及配件的事实属实。鉴于双方间既无书面合同，亦未严格按照双方法定代表人口头商定的交易模式实际操作，相关操作并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所规定的有名合同的典型特征，现有证据亦不足以判断双方对于权利义务的约定，而原告已开具发票多载明为“租赁”、被告已付款部分付款用途载明为租金、保险，被告接收原告开具的发票并已办理了抵扣认证手续，本院依据公平原则推定该些发票的开具和抵扣系双方间形成原告出租车辆及配件并办理保险、被告应支付相应数额费用的合同关系的体现，同时，被告有权要求原告支付垫付费用和提成。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提交了出货单、签收单欲证明总供货金额，但上述单据涉及签字人众多且身份不明，尽管第三人表示与被告间所签租赁合同已履行，不能据此推定原告所提交的送货单均系被告直接与客户建立租赁关系的交易，即该些送货单的关联性本院难以判断。而原告提交的电子邮件既未完整反映被告方所下订单数量及所涉金额，亦无双方对于全部实际交易量的确认，原告对于发送给被告客户的车辆数量、费用金额亦在庭后数次通过提交情况说明的形式一直在变化，本院难以仅凭原告提交的送货单及统计表对于双方间实际供应车辆数量及金额作出认定，对此原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鉴于原告举证已能够证明向被告方供货事实的存在，且被告已接受原告开具的发票并办理抵扣认证，足以推定双方对于已开票所涉金额即3,160,294元的交易行为已确认，被告对此应支付相应的价款，原告确认已收到被告方付款1,383,768元，另原告认可132,000元保险费由被告垫付应予扣除，并自愿扣减部分订单所涉价款43,000元，故被告尚欠款项金额为1,601,526元。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尚欠价款或者报酬。原告供应车辆及配件，被告未能及时支付价款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尚欠价款及自起诉日起的逾期利息，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应予支持，但尚欠金额应以本院认定为准，且自2019年8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标准已取消，相应日期的逾期利息计算标准本院调整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上海璞物科技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骋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尚欠价款人民币1,601,526元及该款自2019年4月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清偿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804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上海骋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1,590元、被告上海璞物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4,21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建国审 判 员  谢荣华人民陪审员  王 霞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沈 奕附：相关法律条文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条：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四款：买卖合同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