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398号原告：江苏中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营业场所：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院前路89-9号楼1-1810、2-1810室。代表人：沈雪健，该分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时晶，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蒙丹梅，江苏田湾（连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连云港飞扬物流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连云港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西路99号6-127号。法定代表人：刘广山，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戴徽，江苏蓝昊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江苏中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为与被告连云港飞扬物流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2月1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经审查，本院依法作出（2019）沪72民初398号民事裁定，驳回其异议。被告不服一审裁定并提起上诉。经审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同年5月20日依法作出（2019）沪民辖终126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并维持原裁定。本院于同年6月5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审理。原告委托代理人时晶律师、蒙丹梅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戴徽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6年6月，其与被告签订进出口集装箱运输协议，约定至2017年6月期间，概括委托被告办理海运进出口集装箱陆路运输业务。2017年1月，原告委托被告就涉案2个运输至不同目的地的集装箱（提单号PLYJIB1611229项下货物应运往吉布提，对应集装箱号PCIU3174367/铅封号Y0498443；提单号PLYADE1611230项下货物应运往亚丁，对应集装箱号PCIU1054151/铅封号Y0498442）进行装运及填单，但被告将箱号填错，致使货物被运输至错误的目的地，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赔偿目的港关税及港口费12500美元，改港费539美元，电放费用人民币800元，货值损失11970美元（上述美元按照2017年5月18日汇率标准1:6.8773计，扣除被告已支付的人民币30000元），共计人民币142794元及利息（按照同期人民币贷款利率标准计息，自2017年5月18日起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被告辩称：被告已将正确的提单号、集装箱号发送给原告，装箱单上的箱号并非被告填写，而涉案货物发生错运系工厂装货错误所致，且原告主张的赔偿并无相应证据加以证明。为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请主张，向本院提供了如下证据：1及2．进出口集装箱运输协议、QQ聊天记录，用以证明原、被告间存在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告委托被告办理海运进出口集装箱陆路运输业务，包括按照原告要求正确填写装箱单等。被告对上述证据效力无异议，但认为其已将涉案正确对应的提单号、集装箱号及铅封号告知原告。本院认为，上述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而应予认定。3．派车通知，用以证明原告委托被告办理涉案海运出口集装箱陆路运输事宜，用以证明原告将涉案业务信息准确告知被告（现场交付给被告指派的集卡驾驶员），造成涉案货物发生错运系被告过错所致。被告对该证据效力有异议，认为被告未在派车通知上签字，且合同约定的是运输委托单、工作联系单而非派车通知，且派车通知下方所载“箱号和提单号一定保持一致，如有箱号错误导致货装错、装反，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和费用车队自行承担”明显系为涉案诉讼而事后添加的；经核实，被告确认原告系通过QQ聊天软件联系要求派车的。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且无在案其他证据可印证原告委托被告办理涉案货代业务的具体方式确系向集卡驾驶员当面交付该派车通知，故对该证据效力不予认定。但基于被告自认，原告确实已将涉案货代业务委托信息告知其，故对被告自认事实，本院予以确认。4．装箱单，用以证明被告将涉案2个集装箱的装箱单填写错误，导致货物错运至相反目的地。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装箱单正本不应在原告处留存；且装箱单上盖有原告公章（实为业务专用章），故集装箱号及铅封号并非被告指派的集卡驾驶员填写；装箱单上“驾驶员签收”栏、“堆场签收”栏均为空白，明显不是涉案原始装箱单。本院认为，装箱单可与原件核对一致，在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其证据效力应予认定。关于手写集装箱号及铅封号是否由集卡驾驶员填写，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5．出口货物报关单，用以证明涉案货物价值、运输目的港等相关信息。被告认为该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故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在目前普遍适用电子通关方式的情形下，举证方无法提供传统纸质出口货物报关单已成为常态，在原告未提供其他电子数据信息对打印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加以印证的情形下，其理应依法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在本案中，考虑到被告曾提出管辖权异议并提起上诉，本院亦在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后依法重新给出额外的举证期限后才安排庭审；但在法定期间，原告从未提出前述调查取证申请；在庭审中，经本院提示，原告才当庭提出口头申请。对此，本院依法不予准许。由此，本院认为，该证据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对其证据效力不予认定。6．费用凭证，包括销售确认书（打印件）、发往亚丁货物在当地折价销售的凭证（手机截屏打印件），电放费发票（打印件）及发往吉布提货物关税及港口费描述（手机截屏打印件），用以证明因被告过错给原告造成的经济损失。被告对上述证据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认为无法与原件核对一致，且未经翻译。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无法与原件或原始电子数据信息核对一致；从记载内容来看，销售确认书并未记载任何货物买方信息，手机截屏打印件亦无法核实制作、发送人身份及与涉案纠纷关联；原告确认销售确认书系国内卖方与国外买方通过电邮方式签订，但未提供相关电邮加以印证；就证据形式合法要件而言，手机截屏打印件所反映的折价销售凭证及对关税及港口费描述，均形成于境外，原告并未依法办理公证认证手续，在案亦无其他证据可加以印证。综上，本院对上述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7．情况说明，用以证明原告接受国内卖方张家港市沙洲纺织印染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洲纺织）委托办理涉案货物代理出运事宜，其已就涉案货物错运通过应收账款抵扣方式向沙洲纺织赔偿25009美元及人民币800元。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原告应提供费用转账凭证及相应票据，同时沙洲纺织与涉案纠纷具有利害关系，故其出具的情况说明不能彩信。本院认为，该证据效力因被告认可真实性而应予认定。关于原告因涉案货物错运所致损失，本院将另行综合认定。被告为支持其抗辩主张，向本院提供了箱站管理系统记录（电脑截屏打印件）、货运码头系统记录（打印件），用以证明被告提取空箱及装货完毕进入码头时，提单号与箱号对应均无误。原告对上述证据效力均不认可，同时认为表面单据信息无误不能免除被告责任。本院认为，上述证据均无法与原始电子数据信息核对一致，故对其证据效力均不予认定。有鉴于原、被告双方在庭审中认可，（除装箱单外）涉案运输单证所载提单号、集装箱号及铅封号均对应无误，涉案货物错运系装箱错误所致，本院对双方认可的事实予以确认。本院查明：2016年6月6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进出口集装箱运输协议，由原告委托被告承运海运进出口集装箱陆路运输业务；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被告向原告提供装箱单副本，并负责现场信息的跟踪，被告还应保证在提箱后及时将箱号告知原告。2016年12月30日，原告通过QQ聊天软件联系被告，询问下月3日需至射阳装货出运两个小柜，有无集卡可予派遣。随后，原告将涉案货代业务委托信息（包括提单号、船名航次、目的港、箱型箱量及装货地点等）告知了被告。其中，提单号PLYJIB1611229项下货物应运往吉布提，提单号PLYADE1611230项下货物应运往亚丁。2017年1月3日上午8点48分，被告通过QQ聊天软件回复原告，告知其两票货物对应的提单号、集装箱号及铅封号。其中，提单号PLYADE1611229项下货物，对应集装箱号PCIU3174367/铅封号Y0498443；提单号PLYADE1611230项下货物，对应集装箱号PCIU1054151/铅封号Y0498442。被告还注明了承运集卡车牌号“苏G2115E”及驾驶员联系电话。当天，驾驶员提取上述两个空箱后，驾驶车牌号为苏G2115E的集卡赴射阳指定地点装货。涉案两套装箱单打印载明，船名/航次为XINHAIYUE/7005，装港为连云港；其中，提单号PLYJIB1611229项下货物卸港为吉布提，提单号PLYADE1611230项下货物卸港为亚丁；装箱单下方均加盖了原告业务专用章。在两套装箱单右上方，均有手写填入的集装箱号及铅封号，其中，与提单号PLYJIB1611229对应的填写为PCIU1054151/Y0498442，与提单号PLYADE1611230对应的填写为PCIU3174367/Y0498443。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确认，（除装箱单外）涉案运输单证所载提单号、集装箱号及铅封号均对应无误，涉案货物错运系装箱错误所致。2019年2月28日，沙洲纺织出具情况说明称，其曾于2016年12月30日委托原告办理涉案货物代理出运至吉布提、亚丁事宜，提单号分别为PLYJIB1611229、PLYJIB1611230；因原告委托的车队（车牌号“苏G2115E”）将集装箱箱封号填反，致使货物被运往相反的目的港；后原告通过业务往来应收账款抵扣方式，已向其赔偿25009美元及人民币800元。本院认为：基于原、被告签订的进出口集装箱运输协议，以及原告就涉案海运出口集装箱货物陆路运输事宜的具体委托，双方存在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原、被告均应按约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就在案现有证据而言，涉案货物出运所涉提单号并不明确。原告主张提单号为PLYJIB1611229、PLYADE1611230（可与装箱单相印证），被告通过QQ聊天软件回复所提及的提单号为PLYADE1611229、PLYADE1611230，而沙洲纺织出具情况说明称提单号为PLYJIB1611229、PLYJIB1611230，可见相关方对待货代业务乃至法院诉讼缺乏应有的谨慎态度。但基于原、被告双方确认，（除装箱单外）涉案运输单证所载提单号、集装箱号及铅封号均对应无误，涉案货物错运系装箱错误所致，对此本院予以确认。关于涉案货代业务中，因装箱错误导致货物错运的责任归属，基于货运代理人的过错推定归责原则，在被告未行有效举证其履约并无过错的情形下，其依法应被认定存在过错，并应承担相应责任。货运代理实践中，集卡驾驶员提取空箱后携装箱单至工厂装货，并根据实际提箱情况在装箱单上填写集装箱号及铅封号，符合业界惯常做法。故在被告未行提供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合理推定装箱单上手写集装箱号及铅封号由集卡驾驶员填写。在装货现场，集卡驾驶员虽不负责具体装箱事宜，但其应正确指示工厂将货物装入对应的集装箱内。本案中，装箱单上错填的集装箱号及铅封号显示，被告指派的驾驶员驾驶车牌号为“苏G2115E”的集卡，装载所提取的两个空箱至射阳指定地点装货时，未正确指示与各票货物对应的集装箱而导致了货物错装。事实上，按照原、被告双方在进出口集装箱运输协议中的约定，被告所指派的集卡驾驶员，亦应负责现场信息的跟踪，故被告应对集卡驾驶员现场指示信息错误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业已查明的事实显示，被告确实曾在集卡驾驶员提取空箱后，将提单号及与之对应的集装箱号及铅封号通过QQ聊天软件告知原告。现场信息跟踪虽应由被告负责，但涉案装箱单需在货物装箱完成后，流转至原告处用以办理货物出口报关手续。理论上而言，在涉案货物装船开航前，原告应核对装箱单信息并能发现现场装箱环节发生的错误，或可通过采取修改单证方式阻止错运损失进一步扩大。当然，是否存在此种成功止损的可能性，需被告举证加以证明。在被告未行有效举证证明的情况下，不能减少其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关于原告因涉案货物错运所致损失，其作为主张要求赔偿一方，依法应对损失存在及其具体合理金额负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证明责任。在原、被告双方确认涉案货物确已发生错运的前提下，应当认定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合理损失。事实上，在本案成讼前，被告已就错运事件向原告支付了人民币30000元。原告如认为该笔费用尚不足以弥补其实际损失，即应对损失具体合理金额进一步举证加以证明。本案中，原告仅证明其通过与沙洲纺织抵扣业务往来应收账款方式，对25009美元及人民币800元的赔偿作出了安排。如前所述，沙洲纺织在情况说明中所陈述发生错运而致损的货物，与原告主张的涉案货物，提单号并不完全相同，故关联性存疑。即便沙洲纺织所述错运货物即为涉案货物，原告亦未有效证明其赔付所涉各项损失均已真实发生且金额合理，依法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换言之，原告自愿在缺乏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放弃合理抗辩并对外赔付，相关法律及诉讼风险应由其自行承担。由此，被告依法应对其开展涉案货代业务中履约过错所致货物错运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但在原告已就此获得部分赔偿，且无法有效证明损失具体合理金额的情况下，本院对其诉请主张无法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江苏中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15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人民币1578元，由原告江苏中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江苏中熠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被告连云港飞扬物流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汪 洋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书记员 仲海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委托人以货运代理企业处理海上货运代理事务给委托人造成损失为由，主张由货运代理企业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货运代理企业证明其没有过错的除外。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五条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与待证事实无关联、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或者其他无调查收集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