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鄂01民终3299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刘向丽，女，汉族，1968年3月1日出生，住武汉市黄陂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星，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梅华，女，汉族，1964年10月14日出生，住武汉市江岸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子君，湖北筑予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张奕强，男，汉族，1968年12月28日出生，住武汉市江汉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龚建星，湖北云开正泰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刘向丽因与被上诉人张梅华，原审被告张奕强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不服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1067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3月4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不开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向丽上诉请求：一、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张梅华的一审诉讼请求；二、张梅华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一、张梅华的诉请已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二、本案所涉汇款是各方在处理合伙事务中的往来款，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三、由于当事人发起投机性诉讼，且双方均有不诚实或不正确面对诉讼的侥幸行为，导致一审认定事实错误。一审中张奕强所谓的“自认”不能作为确定本案案涉汇款性质的依据。四、刘向丽不是（2015）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1421号案的当事人，张奕强在该案中所谓的自认对刘向丽没有法律约束力，一审法院将其作为确定汇款性质的依据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五、刘向丽二审中提交新证据《费用报销单》。张梅华辩称，一、根据一审中提供的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的庭审笔录可知，2015年12月7日，张奕强承认第一笔27万元已还清，张梅华至少是从2015年12月7日才知晓本案应为不当得利。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6年1月才出具了民事裁定书，这两个时间点都未超过当时的两年诉讼时效，故现在应适用三年诉讼时效，张梅华的诉请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一审中刘向丽并未对诉讼时效提出异议，在二审中提出该异议无法律依据。二、张梅华不认可《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是自己签署，且另案中张梅华已申请笔迹鉴定。三、《送货单》一式四联，只有第一联是手写，后面都是复写，而刘向丽仅提供了复写件，该证据不属于原始证据。四、张梅华在送货单中的签名很模糊，其上出现了多个主体，该送货单有伪造和篡改的嫌疑。刘向丽提供的新证据不能证明张梅华与刘向丽、张奕强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或者合伙关系，不能证明刘向丽获得七万元具有合法依据。五、《报销单》中张奕强和刘向丽的签名是后期补的。张梅华和张奕强是亲属关系，张梅华在案外公司从事采购员期间确实帮助张奕强采购过物品，故张奕强手中可能存在张梅华签字的一些材料，这并不能说明双方有合伙办企业的行为。六、刘向丽一审中的委托代理人是张奕强，故不能推翻张奕强一审中的陈述。七、张奕强在2015年和2018年相应的诉讼中对本案基本事实进行反复的变更，其严重的不诚信行为导致本案从2015年到至今尚未解决，故张梅华提供的新证据不应予以采信。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张奕强述称，请求支持刘向丽的上诉请求。刘向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张奕强、刘向丽向张梅华返还7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从付款之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按年息6%暂计占用费为21158.33元，实际计算至清偿之日）；二、张奕强、刘向丽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返还责任；三、诉讼费由张奕强、刘向丽承担。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张梅华与张奕强系亲戚关系，张奕强、刘向丽系夫妻关系。2012年4月28日张梅华向张奕强账户转款100000元，2013年6月4日张梅华向张奕强账户转款170000元。2013年7月11日，张奕强从自己建设银行名下账户向张梅华转款130000元，从汉口银行名下账户向张梅华转款140000元。嗣后张梅华又于2013年7月31日向刘向丽给付了40000元，8月15日向刘向丽给付了30000元。2015年张梅华以张奕强差欠其借款270000元起诉至一审法院。在2015年12月7日的庭审中，张奕强认可双方系借款关系，对向张梅华借款270000元无异议，但是认为2013年7月11日的两次汇款行为已经还清了全部借款，且该次庭审中张奕强否认妻子刘向丽收到张梅华的70000元款项。张梅华后向一审法院申请撤回该案，一审法院于2016年1月8日作出（2015）鄂江汉巡民初字第01421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张梅华撤回起诉。本案一审诉讼中，张奕强为证明张梅华、张奕强系合伙关系向一审法院提交了一份2012年4月13日的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复印件），载明张梅华现金出资270000元，张梅华对该会议记录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没有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且上面签名并非自己所签。张奕强、刘向丽还提交了发货单一组（复印件），载明收货单位为盛龙顶新公司，部分收货单位及经手人为张梅华，张梅华对发货单的真实性有异议，认为系没有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且盛龙公司与张奕强无关，不能证明双方曾合伙开办企业。一审法院认为，张奕强在2015年12月7日的庭审中承认与张梅华之间存在借贷关系，并称自己汇款的270000元系偿还张梅华全部的借款，该事实属于其在法院已经明确承认的事实，一审法院予以确认。现张奕强又反悔称张梅华给付的270000元系双方合伙投资款，自己向张梅华汇款270000元并非偿还借款，其中200000元系委托张梅华偿还他人款项，剩余70000元是委托张梅华给刘向丽，且张奕强提交的股东会议记录及发货单均系复印件，不能证明双方系投资合伙关系；张奕强称自己不知道可以跨行转账，故委托张梅华向妻子刘向丽支付款项，但其从汉口银行向张梅华的汇款亦系跨行转账，故张奕强陈述的委托转账理由亦明显与常理不符。因张奕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推翻其之前的自认，故对张奕强的辩称意见一审法院不予采纳。因张奕强庭审中认为270000元均系还款，而非张梅华以为的委托付款，故张梅华基于错误的认识向刘向丽支付了款项70000元，刘向丽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了上述款项应予以返还。对张梅华主张刘向丽返还70000元，并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张梅华要求张奕强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因本案的不当得利之债并非是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故对张梅华要求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张奕强承担连带还款责任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刘向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张梅华70000元，并向张梅华支付资金占用费（以年利率6%为标准，以4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30000元为本金从2013年8月16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驳回张梅华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减半收取一审案件受理费1039元，由刘向丽负担（该款张梅华已预付一审法院，刘向丽随上述应付款项一并给付张梅华）。二审中，刘向丽提交了以下四组证据，证据一、《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原件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案外人王恩滔所做的《询问笔录》，证明张奕强与张梅华等人存在合伙关系。证据二、《送货单》原件27张，证明张梅华执行了合伙事务，系合伙人之一。证据三、《送货单》原件1张，证明刘向丽系合伙体员工，与张梅华有被管理和管理的关系。证据二《送货单》27张与证据三《送货单》1张，部分来源于盛龙公司的供货商，部分是刘向丽手上找到的。证据四、《费用报销清单》原件，证明刘向丽与张梅华存在管理和被管理的隶属关系。张梅华诉称分次给付刘向丽的7万元系合伙的正常财务往来，不属于不当得利。张梅华经质证认为，一、对于证据一中的《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也不认可其上张梅华的签名。《询问笔录》系单方制作，对真实性不予认可。二、证据二和证据三的《送货单》全部是复写件，没有原件且字迹模糊，对真实性不予认可，考虑到张奕强不诚信的行为，认为复写件有被篡改的可能。《送货单》中的主体反复变化，认为刘向丽很有可能用其他的单据修改以后冒充盛龙鼎新公司的单据。不能证明刘向丽获得7万元有合法依据。三、对于证据四《报销单》上张梅华签名的真实性认可，但《报销单》上明显有涂改痕迹，张奕强的字体和刘向丽的字体应该是后期加上去的。张梅华原来帮张奕强买过东西，所以张奕强手上留存有张梅华签字的一些单据，《报销单》有可能是张奕强通过手上留存的一些采购单据伪造。该证据并不能说明张梅华与刘向丽之间有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张奕强对刘向丽提交的证据无异议。本院经审查认为，证据一中的《第二次股东会议记录》虽提交了原件，但张梅华对其上本人的签名不予认可，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对该证据的证明目的无法直接予以采信。从刘向丽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向案外人王恩滔的陈述所制作的《询问笔录》的内容来看，应为证人证言，而案外人王恩滔一、二审均未到庭作证，对《询问笔录》的证明目的不能予以采信。证据二与证据三的《送货单》均为复写件，无法直接证明张梅华与张奕强系合伙关系，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张梅华对证据四《报销单》上本人的签名虽无异议，但仅凭该《报销单》亦无法证明刘向丽与张梅华间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张梅华及张奕强二审中没有提交新证据。经审理，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刘向丽收款70000元的行为是否构成不当得利及张梅华的诉请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是本案二审争议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本案中，张梅华主张其向刘向丽的转款70000元系不当得利，要求刘向丽予以返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其应当首先就主动向刘向丽转账70000元款项的原因和目的承担举证责任。二审中，张梅华陈述涉案70000元与另一笔20000元款项均是受张奕强的委托要其帮忙向刘向丽与案外人分别转款，该陈述已明确涉案70000元应系委托付款的性质，并非给付型的不当得利，也即张梅华并非基于错误认识向刘向丽转款，故张梅华主张涉案70000元款项系不当得利没有事实依据。刘向丽一审中并未就诉讼时效提出过抗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时效的司法解释》第四条的“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规定，刘向丽二审中提出张梅华的诉请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不能成立。综上，刘向丽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一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但对于涉案款项性质的认定有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2018）鄂0103民初10675号民事判决；二、驳回张梅华的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039元，由张梅华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078元，由张梅华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潘 捷审判员 万 军审判员 汤晓峰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书记员 朱 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