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05民初1932号 原告：龚陈忠，男，1963年9月21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菲，上海驷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舟，上海驷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向阳路558号第2幢101-108室。 法定代表人：陈炬。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上海信冠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吕巧，系被告公司员工。 第三人：王进跃，男，1958年10月9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晓，上海王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龚陈忠与被告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阳公司）、第三人王进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2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艾罗伟独任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吕巧到庭参加诉讼。其后本院依法追加王进跃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20年3月6日组织原、被告及第三人进行听证，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吕巧，第三人王进跃到庭参加听证。其后，本院又于2020年3月17日、2020年3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沈舟，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霞、吕巧，第三人王进跃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人民币956921.5元、撤诉案件诉讼费人民币26900元和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系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水电部分的实际施工人。该工程发包方为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总包方为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分包方为被告。2012年4月5日，原、被告签订《内部责任承包协议》，约定该工程所有水电安装由原告实际施工。2014年5月8日，发包方确认水电部分已经全部完工。因被告拖欠工程款，原告曾于2016年4月25日向贵院提起诉讼，在贵院开庭前，被告与原告协商，要求原告撤诉，经协商一致，双方于2016年7月22日签订《撤诉协议书》。该协议书约定，被告应当在2016年底前将拖欠的全部工程款一次性支付完毕，原告已经缴纳的诉讼费人民币26900元由被告承担。如果被告逾期仍未履行义务，则承担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但被告至今未履行结清工程款的义务。综上所述，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予以支持。 被告红阳公司辩称：1、案涉的项目系红阳公司委托给公司员工王进跃承包经营，红阳公司与龚陈忠也就是原告没有直接的合同关系和结算关系。原告龚陈忠与王进跃系亲戚关系，跟着王进跃做事，后王进跃欠付红阳公司巨额的债务。本案涉嫌王进跃虚构龚陈忠实际施工的事实，从红阳公司转移资产；2、即使按照原告诉请的金额，从王进跃提交的财务账册数据显示，除原告自认的已付款1081万之外，另有已付工程款120余万元。即使按照原告的诉请，工程款也已经支付完毕，并且原告诉请是没有任何的结算依据的。 第三人王进跃述称：1、案涉工程红阳公司是总包给红阳建安七分公司，虽然七分公司没有工商注册，但是它有公章，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王进跃是红阳七分公司的负责人，七分公司所有工程由王进跃总负责，由他对上向被告结算，对下七分公司也有专门的项目经理或副总作为负责人，比如案涉工程就交由赵某某在总负责做。但赵某某系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内部责任承包协议》，相应工程款的付款义务应由被告公司承担。2、被告就案涉工程确实尚结欠原告工程款956921.5元；3、被告辩称的另有已付工程款120余万元系被告向原告支付另一个工程“中化项目外部装饰装修工程”中水电安装的工程款。 经审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1年7月10日，被告红阳公司（乙方）与案外人某某上海建设有限公司（甲方）签订了一份《合作项目管理合同》，约定双方就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进行合作，工程范围为图纸范围内桩基、基础、结构、维护、装修、给排水安装等内容。工程开工日期暂定2011年5月，竣工日期暂定2012年3月。合同第二条约定合作模式为：甲方现场代表负责对项目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总体控制协调以及对合同、财务资金进行管控；乙方负责组织劳务施工，并筹资组织项目正常施工所需生产资料进行项目施工，按照“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诚实信用”的原则合法经营。合同第五条约定利益分配原则为：甲方以技术及管理作为出资，按甲方与业主签订的主合同规定的工程结算价款，收取3%固定回报；乙方收入的最终确定为以甲方和业主确认的工程结算价款为基数扣除甲方固定回报后的价款，超额利润及风险均由乙方收取和承担。合同第六条约定甲方派李卫祥为项目经理兼技术负责人，乙方杨某某为副经理同时作为乙方现场代表。合同第八条约定：“甲方在收到本工程进度款后，按当期实收工程进度款的8%扣除营业税、个税及印花税等税金、甲方固定回报、质量安全结算保证金和预留部分资金后，一般于十日内根据审批的支付计划支付到相应分供方和乙方账户上。本工程垫资资金由乙方负责筹措，工程垫资款的回收风险由乙方承担。”合同第十一条约定“本工程严禁转包，未经得甲方同意，乙方不得自行分包，经甲方同意的分包工程，应将分包合同报甲方审批后签订。”对于案涉的上述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被告红阳公司表示该工程的建设单位为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工程的总包单位为某某上海建设有限公司。 另查明，2011年5月26日，被告红阳公司作为甲方与第三人王进跃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约定：鉴于乙方对甲方与建设单位某某上海建设有限公司签订的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合同中所有内容及产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已明确了解，为履行甲方与建设单位所签订的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甲方将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项目委托给乙方组织施工，工程名称为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承包范围为土建及安装，承包方式为包工包料，工程总造价为10350万元，工期自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合同第六条约定：实行项目经济责任承包制，根据工程规模、性质及质量目标等参考系数，甲方向乙方预征工程结算总造价的2%作为目标项目的工程管理费。对于应上缴给政府部门的各种规费，及总承包单位所收取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费）全部由乙方及时予以支付，将来该工程所发生的其他一切费用也全部由乙方承担。双方共同承诺，本合同所涉工程项目实行全额包干，由乙方自负盈亏。合同第七条约定：公司签约项目的所有工程款收入均属于公司所有，乙方是受公司委托对其进行使用，在使用过程中乙方必须接受甲方对于资金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 2012年4月5日，原告作为项目工程承包责任人，与“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作为发包方签订了一份《内部责任承包协议》，约定“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将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中图纸范围内及清单内的所有水电安装交由原告承包，施工工期自2011年5月至2012年5月，合同价款为942.1765万元。在该合同项下发包方处盖有“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苏州某某药品新厂项目部”章，相应委托代理人签字为赵某某；承包责任人处有原告龚陈忠的签字。 对于原告系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中水电安装的实际施工人，原告举证了两份情况说明以及《关于龚陈忠催款函的回函》。其中落款为2014年5月28日的情况说明，盖有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载明：“兹证明本公司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中，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所承包工程中的所有水电安装工作的实际施工人为龚陈忠，工程现已完工”。其中落款为2015年12月23日的情况说明，盖有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有限公司字样的公章，载明：“龚陈忠，你本人致我司的催款函，我司已收悉，经我司了解，在苏州中化项目中，你本人是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包方，你本人956921.5元的工程欠款，应要求红阳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其中落款为2019年8月28日的情况说明，盖有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工程部字样的印章，载明：“本公司新厂建设工程项目分为土建安装和内外部装饰装修两部分，其中，土建安装工程由某某上海建设有限公司总包、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包（工期2011年5月至2012年3月），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由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包（工期2012年12月至2013年5月），两部分工程中的水电部分都由龚陈忠实际施工完成”。对于上述证据，被告红阳公司并不认可，并表示根据民诉法司法解释，单位证言应由单位负责人或材料制作人员签字再加盖公章，故上述证据不符合单位证言的要求，且原告是否系实际施工人也非上述单位通过书面的证言即可证明。在庭审中，原告亦举证了其他证人出具的书面证言，但经本院释明，原告并未申请相应证人出庭作证或接受法院的相应核实与调查。 在庭审中，原告自认被告红阳公司已向其支付的工程款总金额为10817024.8元，对此原告举证了一份支付清单列明相应付款情况，根据该清单所记载，大部分款项的付款方均为被告红阳公司，另有部分款项付款方为“总包中建五局”。 关于被告向原告的付款，被告表示系由于其与第三人王进跃之间存在内部承包合同，故被告会根据王进跃的申请，将相应款项付至王进跃指定的账户内。第三人王进跃亦表示如果实际施工人有请款需求，那么我方就向被告请款，然后被告按照我方的请款直接打给实际施工人。 在庭审中，原告还举证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4年6月3日的《苏州中化项目水电安装决算单》，载明“甲方应付工程款合计11773946.3元，甲方已付工程款10817024.8元，甲方未付工程款为956921.5元”。在该决算单下方有原告的签字，并有“范某某”字样的签字。对此，原告表示“范某某”系被告红阳公司的员工，但并未举证予以证明，且被告红阳公司对此亦不认可。而第三人王进跃则对于该决算单予以认可，并表示：“范某某”的名字实际应系“范某甲”或“范某乙”，其系“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的员工，相应的社保好像是上海东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为其缴纳的。 2016年5月24日，原告曾起诉被告红阳公司要求其支付工程款人民币956921.5元，案号为（2016）苏0505民初2260号。被告红阳公司收到应诉材料后，于2016年7月20日向第三人王进跃致函，载明“现红阳公司收到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案件传票及诉状，原告龚陈忠诉称，您内部承包经营的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项目欠付其工程款956921.5元，要求红阳公司支付该款项，后您也曾承诺将积极与龚陈忠联系，令其撤诉。但至今该案仍未撤诉，已给公司的信誉造成恶劣影响，故现就该案书面函告如下：请您在收到本函后积极与龚陈忠联系，处理相关事宜，避免给公司造成进一步损失，如若因您未及时处理该纠纷，致使产生相关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公司将直接从您交至公司的600万元风险保证金中进行抵扣”。 2016年7月22日，原告作为甲方与“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一份《撤诉协议书》，载明“甲方系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水电部分的实际施工人，因乙方拖欠工程款956921.5元，故甲方向虎丘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现乙方确认甲方债权，但请求甲方撤诉，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1、乙方确认甲方诉请均属实，总计拖欠甲方工程款人民币956921.5元；2、因该工程实际承包人赵某某在外以乙方和上海某某工程有限公司名义承接苏州某某药品新厂、明园三期和武警水电总包的工程，上述工程均有工程款可以收取，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订后第一笔工程款到位即将拖欠甲方的工程款一次性结清；3、如果上述工程款不能按时收取，则乙方承诺在2016年底前将拖欠的全部工程款人民币956921.5元一次性支付完毕；4、甲方为本次诉讼支付诉讼费人民币26900元，由乙方承担；5、如果乙方逾期仍未履行全部义务，则应当承担包括逾期利息在内的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在上述协议书项下，有原告龚陈忠与第三人王进跃的签字确认。在庭审中，第三人王进跃表示该协议书载明的欠款956921.5元即系源于2014年6月3日的《苏州中化项目水电安装决算单》所载明的欠付工程款金额。对于该协议书，被告红阳公司表示不予认可，并表示被告仅系要求王进跃处理好龚陈忠的这一事宜，并未授权王进跃对该事宜进行调解。 关于被告红阳公司与第三人王进跃之间的关系，被告与第三人均表示：被告红阳公司确有一个内设机构为“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但该“第七建安分公司”并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并非一个独立的法人，第三人王进跃系该“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的负责人，也确系被告公司的员工，双方之间有劳动合同，被告公司亦为其缴纳社保。 对于案涉工程的流转情况，被告表示：案涉的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建设方为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总包方为某某上海建设有限公司，被告与某某上海建设有限公司合作该工程，其后被告与王进跃签订了内部承包协议，将案涉工程内部承包给王进跃。被告与王进跃之间存在一个内部授权的关系，但是该授权是有范围的，以双方之间的内部承包协议为准。至于案涉的工程的实际施工人是否为原告存疑，原告与第三人王进跃系亲戚关系，不排除王进跃利用原告来获取相应利益。 对于案涉工程的流转情况，原告表示：案涉的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项目是由中建五局总包，再转包给红阳公司，红阳公司总包给赵某某，赵某某再把水电部分交给我做。我方认为由于我方举证的和我方签订的《内部责任承包协议》盖章系红阳公司中化药品项目部的章，所以我方认为案涉合同的主体就应该是由被告红阳公司。 对于案涉工程的流转情况，第三人王进跃在2020年3月6日的听证时表示：我与被告红阳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确实是我签署的，但该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据我了解被告红阳公司下属的子公司上海东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赵某某签署过一份内部承包协议，红阳公司将本案所涉的工程全部交由赵某某承包，赵某某系工程的总承包人，所以后来由赵某某与原告签订本案的内部承包协议，赵某某也是被告的员工，我认为赵某某也能代表被告。 第三人就其所述的东某公司代表红阳公司将案涉工程总包给赵某某事宜，举证了一份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复印件，该复印件载明上海东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将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中的劳务分包给赵某某，工程总价为2115万元。对于该证据，原告予以认可，但被告表示不予认可，并表示被告与上海东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系互相独立的法人，东某公司的合同与被告红阳公司无关，且从合同内容来看，第三人举证的该份合同系劳务分包，合同总价也不一样，故与本案诉争的工程无关。 关于第三人所述的东某公司代表红阳公司将案涉工程总包给赵某某，经本院释明后，第三人并未再行提供任何证据对于其说辞予以佐证。且经本院释明，原告与第三人均表示无法将赵某某叫至法院来核实情况，且原告亦明确表示其在本案中不向赵某某主张工程款，也未向发包方和总包方主张工程款，仅向被告主张工程款。 其后，第三人王进跃在2020年3月20日的庭审中又表示：被告红阳公司将案涉工程承包下来以后，又总包给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虽然七分公司没有工商注册，但是它有公章，我们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王进跃是红阳七分公司的负责人，七分公司所有工程由他总负责，由他对上向被告结算，对下七分公司也有专门的项目经理或副总作为负责人，赵某某是七分公司的副总，本案所涉工程是赵某某在负责做。 在庭审中，原告龚陈忠与第三人王进跃均确认两人系亲戚关系，原告龚陈忠系第三人王进跃的小舅子。在庭审中，原告亦表示即使法院认定王进跃系原告的合同相对方，也不向王进跃主张工程款。 关于已付款情况，被告红阳公司表示在原告自认的已付工程款10817024.8元之外，被告红阳公司还向原告汇款支付了1651500元，其中2012年6月30日10万元，2012年7月6日30万元，2013年9月5日65万元（附言“安装工程款”），2013年11月11日54万元（附言“安装工程款”），2014年4月11日61500元（附言“安装款”）。故即使在本案中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工程款，那根据上述付款情况，被告亦已超额支付。对此被告举证了5份电汇凭证予以证明。 对此，原告和第三人均表示：2012年6月30日的10万元与2012年7月6日的30万元分别对应原告举证的支付清单中2012年5月30日的10万元以及2012年6月28日的30万元，故该两笔共计40万元的汇款已经包含在原告自认的已付总金额10817024.8元之中。而剩余3笔汇款系被告红阳公司支付给原告的另一个工程“中化项目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款。 原告对此举证了一份《协议书》复印件，载明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将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厂前区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发包给被告红阳公司，约定的开工日期为2012年12月，竣工日期为2013年5月，金额为2230万元。第三人王进跃对此予以认可，并表示被告红阳公司承包该装修工程后，又将该装修工程内部承包给了第三人，而第三人又将该装修工程中的水电部分交由原告龚陈忠施工，所以被告所述的后三笔汇款系用于支付该装修工程的工程款。 对此，被告表示认可第一笔10万元确系包含在已付总金额10817024.8元之中，但其余陈述均不认可。被告还表示：原告举证的该份《协议书》属实，而且被告在承包该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后，也确实内部承包给了第三人王进跃，但据被告了解，该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其后系王进跃交给上海汉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进行施工，而非交给原告，鉴于该装修工程涉及案外人汉某公司，故不能仅凭第三人王进跃的口述就认定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系原告实际装修，也不能以此认定被告的后三笔转账系支付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款。对此被告举证了一份《协议书》复印件，载明“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将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厂前区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转包给上海汉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约定的开工日期为2012年11月，竣工日期为2013年3月，金额为2230万元。该协议书项下有“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的与上海汉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盖章确认。 对于被告举证的该《协议书》，第三人表示予以认可，并表示：该协议书确实为第三人王进跃签署，杨某某系上海汉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协议书签署后，杨某某又将该装修工程中的水电安装部分分包给原告施工，且由于杨某某同时又是代表被告红阳公司在施工，所以工程款还是应该被告公司支付给原告。对此，原告表示：虽然是杨某某叫我做二次装修工程的，但杨某某也是红阳七分公司的副经理，所以也应该是红阳公司给我钱。 对此被告则表示：我方不认可原告和第三人的上述陈述，杨某某个人与汉某公司是有区别的，合同相对方应该是汉某公司，而不是个人，不能混同。如果汉某公司把水电安装分包给原告，那么这是原告与汉某公司之间的关系，与我司无关。此外，即使杨某某在我司与中建五局的《合作项目管理合同》中有签字，但该合同系关于土建工程，杨某某在关于土建的合同上签字不代表其可以在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的合同上也代表被告公司。 经本院释明，原告及第三人均未进一步举证证明被告所述的后三笔汇款系被告用于向原告支付关于“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款。 以上事实，由《合作项目管理合同》、《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内部责任承包协议》、两份情况说明、《关于龚陈忠催款函的回函》、支付清单、《苏州中化项目水电安装决算单》、被告2016年7月20日发函复印件、《撤诉协议书》、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复印件、5份电汇凭证、两份《协议书》复印件以及本院谈话笔录、听证笔录、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第一个争议焦点为：就案涉的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第三人王进跃与被告红阳公司之间，系内部承包关系？挂靠关系？还是转包关系？ 对此，本院认为，鉴于被告与第三人王进跃均确认王进跃系被告红阳公司内设机构“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的负责人，双方之间有劳动合同，被告亦为其缴纳社保。而就上述工程，被告红阳公司与第三人王进跃已签订了相应的《内部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在上述内部承包合同的实际履行中，亦系由被告红阳公司进行垫资，依照王进跃的申请，将相应工程款直接打入王进跃指定的实际施工人龚陈忠的账户中。综上，本院认为就案涉工程，王进跃与红阳公司之间应系内部承包关系，因此双方对外应系同一主体，故王进跃就案涉工程对外的行为应由被告红阳公司承担。 至于第三人王进跃2020年3月6日听证时所述其与被告红阳公司之间的内部承包合同并未实际履行，鉴于其并未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且该陈述与本案所查明的事实并不相符，本院对此不予认可。 至于第三人王进跃2020年3月6日听证时所述被告红阳公司将本案所涉的工程全部交由赵某某承包，由于其举证的上海东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赵某某之间的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复印件并非原件，且合同相对方系上海东某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而非被告红阳公司，合同内容也系劳务分包，故该工程项目责任承包合同复印件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均不予认可，故本院对于第三人王进跃的这一述称意见不予采信。 本案第二个争议焦点为：2012年4月5日原告签订的《内部责任承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是谁？ 对此，本院认为，结合该合同载明甲方为“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相应委托代理人签字为赵某某，再结合第三人王进跃系“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负责人的事实，以及王进跃于2020年3月20日庭审中自述“被告红阳公司将案涉工程承包下来以后，又总包给红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建安分公司，对下七分公司有专门的项目经理或副总作为负责人，赵某某是七分公司的副总，本案所涉工程是赵某某在负责做”，故本院可以认定赵某某系代表第三人王进跃与原告签订相应的《内部责任承包协议》。而如上所述，王进跃就案涉工程对外的行为应由被告红阳公司承担，故该《内部责任承包协议》的合同相对方应为原告龚陈忠与被告红阳公司。鉴于原告作为个人并无相应建筑施工企业资质，故该关于水电安装的分包合同应为无效。但结合本案案情可知，原告施工的工程业已完工且已由发包人实际使用，第三人王进跃亦已代表被告对于案涉工程和原告进行了结算，其确认了案涉工程的总价款为11773946.3元、被告已付工程款为10817024.8元、被告未付工程款为956921.5元，故对于被告在案涉工程中彼时的欠款金额本院亦予以认可。 本案的第三个争议焦点为：第三人王进跃是否有权代表被告红阳公司向原告承诺支付诉讼费及相应违约金？其是否有权代表红阳公司确认被告支付的后3笔工程款系用于向原告支付“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款而非用于支付本案工程款？ 对此，本院认为，王进跃向原告在诉讼过程中承诺支付诉讼费及相应违约金确已超过了工程内部承包的权限范围，结合第三人自行举证的被告于2016年7月20日向其所发函件可知，被告彼时仅系要求王进跃尽快处理原告索要工程款的事宜，并未授权王进跃可在该案件中进行调解并作出相应诉讼费及违约金的承诺，且原告及王进跃在本案中亦未举证证明其彼时得到了被告的相应授权，故本院认为王进跃无权代表被告红阳公司向原告承诺支付诉讼费及相应违约金。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诉讼费、违约金的诉求不予支持。 至于第三人王进跃表示被告红阳公司于2013年9月5日、2013年11月11日、2014年4月11日向原告支付的65万元、54万元、61500元，共计1251500元的款项系被告用于支付“中化项目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的工程款，本院认为，1、结合被告举证的《协议书》复印件可知，虽然王进跃依然向被告公司内部承包了该装修工程，但其又将该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转包给上海汉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而非转包给原告；2、即使被告需要就该装修工程向原告支付款项，结合原告自行举证的苏州某某药品工业有限公司工程部2019年8月28日的情况说明可知，本案所涉的土建安装工程完工早于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工期，故相应的付款在无相应反证的情况下，理应视为归还前期债务；3、上述3笔款项的电汇凭证附言均载明为“安装款”，而案涉工程亦系原告分包了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中的水电安装工程，故相应附言内容亦可对应案涉工程中原告的工程款；4、被告红阳公司作为款项的付款方，在无相应反证的情况下，其有权选择确认其相应付款对应何笔债务。而若原告今后确有足够证据证明被告就“中化项目内外部装饰装修工程”尚欠其工程款，原告亦可另案向被告红阳公司主张相应权利。综上，本院认为王进跃无权代表被告红阳公司确认被告支付的上述3笔工程款并非用于支付本案工程款。 综上，虽然本案所涉的“苏州某某药品新厂建设工程的水电安装工程”中被告之前尚欠原告工程款956921.5元，但在原告自认的工程款10817024.8元之外，被告尚有3笔共计1251500元的款项支付给了原告，且被告在本案中表示该款系用于向原告支付本案工程款，故被告的已付款已超过了原告所主张的欠款金额，故本院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至于超付后剩余款项的结算，可由原、被告自行处理，本案不再理涉。 据此，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龚陈忠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4554元，由原告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5553010400176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艾罗伟 人民陪审员  金洪培 人民陪审员  邢雯芝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曹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