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皖0403刑初19号 公诉机关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元利，男，1969年10月1日出生安徽省怀远县，身份证号码3406021969********，汉族，安徽省怀远县人，中专文化，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滨湖蓝鼎翰林苑2—3207室。被告人刘元利因涉嫌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于2017年6月21日被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7年8月18日经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淮南市看守所。 辩护人陈多武，系安徽安铎律师事务所律师。 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以田检刑诉（2017）73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元利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于2018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8年5月17日以田检刑追诉（2018）1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追加指控被告人刘元利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维玥、武珍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元利及其辩护人陈多武到庭参加诉讼，期间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延期审理二次，经报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公司）系国有公司，被告人刘元利自2005年起任“淮化”公司的财务总监、董事会董事等职，2014年起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被告人刘元利在任职期间分管公司财物，并分管徐勇负责的物流贸易工作。 朱建国（已判决）系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和”公司）和湖北开元实业公司淮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2012年11月6日，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与乙方“信诚和”公司、甲方“淮化”公司三方签订编号为（2012）鄂F银厂授协字第1号《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广发银行为“信诚和”公司提供银行承兑额度授信，专项用于“信诚和”公司向“淮化”公司支付货款，授信额度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5000万，“信诚和”公司每次申请开出收款人为“淮化”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时，逐笔向广发银行交存的保证金比例最低不低于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30%。合同中还约定乙方每次提货时，应提前3个工作日向丙方提出申请，向乙方在丙方开立的账户追加相当于每次提货金额扣除保证金比例部分的票款，并将票据传至承兑保证金账户后，丙方才为乙方开具《提货通知书》，乙方凭且仅凭《提货通知书》向甲方提货。2013年11月21日，“淮化”公司与“信诚和”公司、广发银行签订《厂商银预付款三方合作协议》，将最高敞口金额修改为40%，敞口最高额修改为4000万元，保证金比例修改为40%。 协议签订后，刘元利未能尽到作为财务总监的职责，在广发银行仅出具部分《提货通知书》的情况下，违反《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约定，进行错误审批，在信诚和公司的要求下，将广发银行开具的40份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19575万元，其中的17份汇票背书给开元公司，另7份汇票退给信诚和公司。后因信诚和公司未向广发银行履行票号分别为20671196、20671198、20671199、20671197、20671220、20671221、20671219、20671446、20671447、20671448、20671478（上述11张汇票票面总金额为5625万元）还款责任，造成广发银行垫付的银票资金高达3242.10333万元。广发银行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淮化”公司，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10月2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以（2015）鄂民二终字第00087号和90号终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淮化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6年3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淮化”公司划扣2000万元。被告人刘元利的失职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2000万元的损失。 二、受贿罪 2008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资金收付、代付工资、往来流水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刘培军、宋家曦等人所送贿赂款物共计11．2万元人民币、1万元港币。 1、2005年至2007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建设银行淮化支行行长赵川所送购物卡共计2000元。 2、2008年至2009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两次收受中信银行合肥金寨路支行副行长俞大鹏所送购物卡共计4000元。 3、2008年至2010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建设银行淮南分行客户经理刘培军所送购物卡共计5000元。 4、2008年至2010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淮南国合工贸的吴怀典所送购物卡共计9000元。 5、2008年至2013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淮南通商银行客户部总经理樊宏洲所送人民币共计24000元。 6、2008年至2013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淮南分公司的客户经理钱恺所送购物卡共计18000元。 7、2010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安徽省怀宇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刁建全所送人民币20000元。 8、2010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两次收受河南特种反腐工程公司的高志林所送购物卡共计6000元。 9、2010年8月，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淮南联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连福军所送港币10000元。 10、2010年至2013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上海浦东五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宋家曦所送购物卡共计24000元。 三、挪用公款罪 2011年至2013年期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将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公款挪用给安徽贯日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及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使用，总额共计4600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1年底，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公款300万元给安徽贯日工贸发展有限公司使用，2014年10月该笔款项返还给淮化集团。 2、2013年6月、9月，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分别挪用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公款2500万、900万共计3400万元给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使用。 3、2013年10月，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公款900万元给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使用。 针对上述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营业执照、协议、汇票、刘元利简历、任职经历、民事判决书、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文件、请款单及转账凭证、归案经过、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朱建国、徐勇、苏宏琴、隋杨、朱霞、田刚、刘培军、赵川、高志林、刁建全、钱恺、朱立波的证言；被告人刘元利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材料，据此指控：被告人刘元利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的损失，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之规定，应当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元利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之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元利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不退还，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元利一人犯有数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应实行数罪并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追加起诉，请依法判处。田检刑诉[2017］737号起诉书仍然具有法律效力，田检刑诉[2018]221号起诉书作废。建议对被告人刘元利以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4-6年，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2-14年。 被告人刘元利对起诉书指控的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挪用公款罪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提出没有见到信诚和的委托付款函，信诚和委托付款是找部门办理，且是总经理先审批，其次是我，财务部长赵斌最后签字，没有严重不负责任，不是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没有挪用公款，是正常的业务付款的辩解意见。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关于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一、刘元利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的主体，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是依照《公司法》设立的非国有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国家出资企业，也不是国有公司和国有控股、参股有限公司，而是国有公司（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控股的非国有的有限公司，因此刘元利作为“淮化”公司的工作人员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的主体。二、刘元利没有严重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刘元利和总经理杨自军的“连签”审批行为只是审批流程的需要，是受徐勇的有意欺骗蒙蔽，财务部长未对公司所有支出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对于不真实、不完整、不相关合同的支出进行辨别并拒绝支付，致使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刘元利仅负领导责任，不是严重不负责任，不构成失职犯罪。 关于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一、被告人不存在将公款供本人、亲友和其他自然人使用情形。首先，上述公司均是公司企业法人，不是自然人。即使该款最终被三家私营公司转为他用，也不能认定被告人构成挪用公款罪。二、被告人不存在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问题。三、被告人不存在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问题。四、有关2011年至2013年期间，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将公款4600万元支付给安徽贯日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及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使用，实际上只是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正常的煤炭买卖业务贸易付款中的几笔，是正常的业务支付。刘元利作为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总监及煤炭经营部的分管领导在请款单上签字同意，也是正常履行自己职责的行为。综上，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元利犯挪用公款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经审理查明：一、国有公司人员失职事实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公司）系国有公司，被告人刘元利自2005年起任淮化公司的财务总监、董事会董事等职，2014年起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被告人刘元利在任职期间分管公司财物，并分管徐勇负责的物流贸易工作。 朱建国（已判决）系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和”公司）和湖北开元实业公司淮南分公司（以下简称“开元”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负责人。2012年11月6日，丙方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与乙方“信诚和”公司、甲方淮化公司三方签订编号为（2012）鄂F银厂授协字第1号《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内容，广发银行为“信诚和”公司提供银行承兑额度授信，专项用于“信诚和”公司向淮化公司支付货款，授信额度最高限额（不含保证金）为5000万，“信诚和”公司每次申请开出收款人为淮化公司的银行承兑汇票时，逐笔向广发银行交存的保证金比例最低不低于承兑汇票票面金额的30%。合同中还约定乙方每次提货时，应提前3个工作日向丙方提出申请，向乙方在丙方开立的账户追加相当于每次提货金额扣除保证金比例部分的票款，并将票据传至承兑保证金账户后，丙方才为乙方开具《提货通知书》，乙方凭且仅凭《提货通知书》向甲方提货。2013年11月21日，淮化公司与“信诚和”公司、广发银行签订《厂商银预付款三方合作协议》，将最高敞口金额修改为40%，敞口最高额修改为4000万元，保证金比例修改为40%。 协议签订后，刘元利未能尽到作为财务总监的职责，在广发银行仅出具部分《提货通知书》的情况下，违反《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约定，进行错误审批，在信诚和公司的要求下，将广发银行开具的40份银行承兑汇票，总金额为19575万元，其中的17份汇票背书给开元公司，另7份汇票退给信诚和公司。 后因信诚和公司未向广发银行履行票号分别为20671196、20671198、20671199、20671197、20671220、20671221、20671219、20671446、20671447、20671448、20671478（上述11张汇票票面总金额为5625万元）还款责任，造成广发银行垫付的银票资金高达3242.10333万元。广发银行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淮化公司，要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2015年10月2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分别以（2015）鄂民二终字第00087号和90号终审民事判决书，判决淮化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2016年3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淮化公司划扣2000万元。被告人刘元利的失职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2000万元的损失。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刘元利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实当时我是淮化公司的财务总监，又是煤炭贸易的分管领导，在信诚和公司的要求下，主要存在两处失职情形：一是同意将信诚和付款给淮化公司的银行汇票又背书退回给信诚和公司；二是同意在没有收到广发武汉分行开具《提货通知书》的情况下，将信诚和公司付款给淮化公司的银行汇票以支付煤款的名义背书转让给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当时淮化公司进行煤炭贸易时，需要从淮化公司办公系统进行资金支付的电子流程审批。首先是煤炭贸易部发起请款单流程，第一块是业务审批：包括部门领导审批，财物人员查询被支付方的账面欠款情况，我作为分管领导审批、总经理审批；第二块是财务审批，包括我作为财务总监审批、财务部负责人审批，财务人员具体经办。资金支付的电子流程审批不需要书面手签，就是电子流程，是我本人审批。有七张信诚和公司汇入的银行承兑汇票以支付煤款的方式返还，金额共计四千万元，我作为业务分管领导、财务总监经过两次审批，将信诚和公司汇入的银行承兑汇票以支付煤款的方式又返还给信诚和公司了，有失职责任。另外在广发武汉分行没有开具《提货通知书》，而信诚和公司仅仅出具了一份委托付款函的，将信诚和公司汇入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湖北开元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我作为业务分管领导、财务总监经过两次审批，有失职责任。 2、证人朱建国的证言证实，根据信诚和公司财务凭证，2013年淮化公司向信诚和公司退款4100万元，不是一次性退的。这些退款主要是我要求淮化公司直接退回出票人为信诚和公司，收款人淮化公司，付款银行为广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共涉及银行承兑汇票7张，总出票金额4000万元，这些汇票退给我后，我安排公司会计朱霞去贴现，贴现所得款项主要是用于归还在广发银行武汉分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敞口，以方便再次从广发银行武汉分行开出汇票。因为我公司资金紧张，我们要求淮化公司退还的。2013年9月份之后共计开出12份汇票，一份淮化直接退回给信诚和公司，贴现了。其他11份汇票淮化公司背书给开元公司淮南分公司，又贴现了，贴现所得款项用于归还我欠其他银行贷款。 3、证人徐勇的证言，证实在淮化公司与信诚和公司一开始合作时，都是按照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履行，信诚和公司如期偿还了广发银行欠款，后在信诚和公司朱建国不断催促和欺骗下，我违反了厂商银合作协议约定，在未见到提货通知书就发送煤炭，朱建国共计涉嫌利用合同诈骗淮化公司3725.4万元，该损失额目前已经由广发银行通过法院向淮化集团主张了3725.4万元的连带责任，淮化集团因此被武汉法院冻结了相关财产。 4、证人张树立的证言，证实淮化公司自2012年6月与信诚和公司及开元公司签订煤炭购销合同，至2012年11月和2013年11月，信诚和公司、广发银行、淮化公司在淮南签订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约定广发银行提供银行承兑汇票，专项用于信诚和公司和淮化购销合同约定的煤炭出产厂家。2012年11月以来，淮化公司共接受广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的银行承兑汇票40份，其中信诚和公司要求背书给开元公司17份，金额为10075万元，背书给信诚和公司7份，金额为4000万元，信诚和公司没有归还银行敞口，广发银行起诉，要求淮化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5、证人苏宏琴的证言，证实在2013年淮化公司向信诚和公司退款4100万元。一般经办人在发起请款单流程时，会有一个业务描述，比如“付某某公司某某款”，还会在业务栏注明资金支付方式，比如：某某公司汇入承兑汇票等内容。证人隋杨的证言，证实淮化公司和信诚和公司、开元公司存在购销业务关系，在2013年淮化公司向信诚和公司退款4100万元。 6、证人朱霞的证言，证实信诚和公司、淮化集团、广发银行三方存在厂商银三方授信合作关系，广发银行为信诚和公司共开具出票人为信诚和公司，收款人是淮化公司，付款行是广发银行武汉分行的承兑汇票40份，其中17份汇票淮化公司背书至开元公司淮南分公司，有7份汇票直接交给了信诚和公司，这些汇票朱建国都安排我贴现了。证人田刚的证言，证实7份汇票已贴现。 7、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厂商银预付款三方合作协议、煤炭购销合同、提货通知书证实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与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三方于2012年11月6日签订的编号（2012）鄂F银厂授协字第1号《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2013年11月21日签订的编号为（2013）鄂F银广授协议第1号《厂商银预付款三方合作协议》，证实三方的债权债务关系。 8、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鄂民二终字第00087号、00090号民事判决书，二审终审判决认定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对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差欠的银行承兑汇票款及逾期利息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2015）田刑初字第00856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湖北信诚和工贸有限公司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朱建国犯骗取票据承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执150、152号执行通知书、银行凭证、标准回单证实2016年3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从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扣划2000万元。 9、广发银行银行承兑汇票、转账凭证、付款委托书、请款单、关于淮化集团财务审批权限的说明、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文件淮化集团[2012]49号关于发布《管理制度汇编》的通知、请款办法证实被告人刘元利违反《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约定，将信诚和公司汇入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给湖北开元公司或退还给信诚和公司，无论是其作为直接分管领导进行业务审批，还是作为财务总监进行财务审批均在请款单中予以签字同意。 二、受贿事实 2005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资金收付、代付工资、往来流水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刘培军、宋家曦等人所送贿赂款物共计11.2万元人民币、1万元港币。 1、2005年至2007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建设银行淮化支行行长赵川所送购物卡共计2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赵川的证言证实，其在任中国建设银行淮化分理处负责人期间，因为淮化集团在淮化分理处业务量比较大，为了维护与淮化集团之间的业务关系，在2005、2006、2007年中秋节、春节期间四次送了价值2000元的购物卡给刘元利。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建设银行淮化支行行长赵川等人在年节期间来淮化股份公司走访客户。其中就有人来办公室送购物卡，具体哪个人来记不清了，有时候是赵川，有时候是刘培军，春节是2000元购物卡，中秋节是1000元购物卡。收受购物卡是事实，具体细节可能会因为时间间隔的太久的关系，记忆不是很清楚，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为准。 2、2008年至2009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两次收受中信银行合肥金寨路支行副行长俞大鹏所送购物卡共计4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俞大鹏的证言，证实中信银行为了争取淮化集团业务，在2008年中秋和2009年春节，二次送给刘元利共计4000元购物卡。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中信银行合肥金寨路支行副行长俞大鹏，在春节和中秋节，送给其购物卡，淮化股份公司在中信银行金寨路支行开的有账户，其当时担任财务总监，想处好关系，让公司在年末、季末等时间点在银行账户多留一些存款，尽可能多放一段时间。收受购物卡是事实，具体细节可能会因为时间间隔的太久的关系，记忆不是很清楚，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为准。 3、2008年至2010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建设银行淮南分行客户经理刘培军所送购物卡共计5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刘培军的证言，证实自己在建行淮南分行任客户经理期间，为稳定淮化集团这个大客户，2008年到2010年三年期间，分别在中秋节、春节在刘元利办公室送给他共计5000元的购物卡。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08年至2010年，建设银行淮南分行的客户经理刘培军等人在年节期间来淮化股份公司走访客户。其中就有人来办公室送购物卡，具体哪个人来记不清了，有时候是赵川，有时候是刘培军，春节是2000元购物卡，中秋节是1000元购物卡。收受购物卡是事实，具体细节可能会因为时间间隔的太久的关系，记忆不是很清楚，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为准。 4、2008年至2010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淮南国合工贸的吴怀典所送购物卡共计9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吴怀典的证言，证实自己在国合工贸公司工作期间，为了能及时和刘元利分管的财务部门结算运费，在2008年至2010年期间，在中秋节、春节到刘元利办公室共计送给他9000元购物卡。 （2）2008年至2010年期间，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国合工贸公司的业务员小吴（吴怀典）来办公室送购物卡，春节是2000元购物卡，中秋节是1000元购物卡，三年一共送了9000元购物卡。送购物卡的目的淮化股份向外销售液氨，需要国合工贸公司运输，想和我处好关系，在支付运费上予以优先照顾，及时批付。 5、2008年至2013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淮南通商银行客户部总经理樊宏洲所送人民币共计24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樊宏洲的证言，证实其原在淮南通商银行担任客户部经理，2008年到2013年期间，为了通商银行业务，每年中秋和春节都到办公室送给刘元利4000元现金，六年一共送了24000元现金。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08年至2013年期间，淮南通商银行客户部经理樊宏洲为和其处好关系，在承兑汇票授信、贴现等方面照顾通商银行，2008年至2013年每年春节和中秋节到淮化股份公司走访客户，每次送给其2000元现金，六年共计24000元。 6、2008年至2013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淮南分公司的客户经理钱恺所送购物卡共计18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钱恺的证言，证实其在太平洋保险公司任职期间，为了维持业务关系，2008年至2013年期间，每年中秋节、春节共六年送给他18000元购物卡。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08年至2013年每年的春节、中秋节，太平洋保险公司淮南分公司的客户经理钱恺都送给他购物卡，春节是2000元，中秋节是1000元，六年共送给18000元购物卡，目的是想处好关系，希望淮化集团和淮化股份公司的车辆保险都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淮南分公司来承保。 7、2010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安徽省恒宇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法人刁建全所送人民币20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刁建全的证言，证实他们公司想参与淮化公司食品级二氧化碳项目，为了请刘元利帮忙，在2010年中秋节前，在刘元利家中送给刘元利2万元现金。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10年中秋节前，安徽恒宇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刁建全在其合肥家中送20000元，是装在月饼盒里的。刁建全的公司想参与淮化股份公司开展建设十万吨食品级二氧化碳项目，想处好关系，帮他讲讲话，在投票时多支持他一下。 8、2010年春节、中秋节，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两次收受河南特种反腐工程公司的高志林所送购物卡共计6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高志林的证言，证实大约2009年10月份，其所在的公司在淮化做防腐保温业务，为了结账方便，就先和财务总监刘元利处好关系，在2010年春节和中秋节在刘元利办公室送给他6000元购物卡。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河南特种防腐工程公司为淮化股份公司做防腐工程，为结算支付工程款，项目经理小高在2009年和2010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分两次到办公室，每次3000元，一共送了价值6000元的购物卡。 9、2010年8月，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淮南联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法人连福军所送港币10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营业执照（副本）、连岗村码头承包协议、证明、煤炭水陆联运合同补充协议、发票等书证，证实连福军承包连岗村码头，与淮化股份有限公司有运输业务往来。 （2）证人连福军的证言，证实淮化集团因为从事煤炭贸易经常使用其承包的连岗码头，淮化集团欠装卸费和运输费，为了感谢刘元利在付款上帮忙，在2010年8月到办公室送了1万港币给刘元利。 （3）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10年8月份淮南联利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老总连福军在办公室，送给其10000元港币，连福军的公司和淮化股份公司有业务往来，送钱的目的是想处好关系，在支付相关费用方面能尽快审批，及时拨付。 10、2010年至2013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上海浦东五新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宋家曦所送购物卡共计24000元。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证人宋家曦的证言，证实其在上海浦东五新保险经纪安徽分公司工作期间，通过保险经纪业务认识了刘元利，2010年至2013年期间，代表公司每年送给他6000元购物卡，共计24000元购物卡。 （2）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09至2013年，上海五新保险经纪公司客户经理宋家曦，每年春节和中秋节，每次都送给他3000元购物卡，希望上海五新保险经纪公司一直都是淮化股份公司的保险经纪人。收受购物卡是事实，具体细节可能会因为时间间隔的太久的关系，记忆不是很清楚，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为准。 三、挪用公款事实 2011年至2013年期间，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将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公款挪用给安徽贯日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张敬文、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使用，总额共计3700万元。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1、2011年底，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公款300万元给安徽贯日工贸发展有限公司张敬文使用，2014年10月该笔款项返还给淮化集团。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11年底的一天，当时淮化集团董事长谢绍颖让我到他办公室，在他办公室贯日公司的法人张敬文也在，谢绍颖对我说“张总的生意上资金周转遇到一些问题，你想办法安排下从集团公司里借个300万元给他用一段时间，具体用什么方式你们再商量下看看怎么搞”。我答应之后，就和张敬文到我办公室，把当时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赵斌也叫到我办公室一起商量这个事情。赵斌讲如果是借款，签订借款合同不合适，不如以煤炭预付款的方式，把这300万元付给他们，我当时就同意了。因为签订借款合同明显违反公司财务制度，我就安排煤炭贸易部的徐勇填写300万元煤炭预付款的请款单，赵斌和我分别签字后，把这300万元给了贯日公司。2014年10月份左右张敬文陆陆续续把这笔钱归还了，正因为不符合财务制度，所以我们才会以煤炭预付款的方式将这笔钱借给贯日公司。 （2）证人张敬文的证言，证实2011年11月份的一天，我到淮化集团董事长谢绍颖的办公室，跟他讲资金周转不开，有缺口，能不能从淮化集团借点钱应急一下，谢问贯日公司和淮化集团之间是否有贸易往来，我说有，谢绍颖就通知刘元利来他办公室。谢绍颖当我的面跟刘元利讲张总在资金上有点困难，想从淮化集团公司借点钱，你来安排一下。刘元利答应之后，就和我到他办公室，把当时集团公司财务部部长赵斌也叫来商量这个事情。赵斌也讲借款签订借款不合适，不如就以煤炭预付款的方式，把这300万元付给我。过了几天刘元利打电话给我讲购煤合同已经起草好了，我就安排杨理民去办的。后来这笔钱到公司账上了，就安排公司财务把钱转到我侄子张超的个人账户里，再从张超账户上转到我个人工行的账户里。后来因为公司经营业务的需要，我给上海天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分几次转款500万，这其中就有淮化集团公司转来的300万。淮化集团转过来的300万没有用于煤炭贸易，我当时向淮化集团公司借钱，是为了我自己在其他生意上应急使用。淮化集团公司领导谢绍颖、刘元利提出直接从淮化集团公司借款不合适，以煤炭贸易的形式转款给贯日公司更方便一点。刘元利是淮化集团公司分管煤炭贸易的财务总监，没有他办理这件事，淮化集团公司不可能把钱转给贯日公司使用。当时我和上海天彬公司共同出资收购淮化股份公司的股份。2014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归还了这300万元。 （3）证人张超的证言，证实自己是张敬文的侄子，2011年期间曾经在张敬文的公司里临时上过班，不知道自己工商银行卡里打钱的事。这张卡是2011年办的，办好后没怎么用，平时就放在办公桌上，张敬文知道卡的密码。 （4）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付款委托书、付款申请单、银行凭证、安徽贯日工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记账凭证、支付系统专用凭证，中国建设银行进账单、徽商银行进账单、工商银行汇款凭证、个人业务凭证、支取明细，安徽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记账凭证收款回单、产权交易合同证实2011年12月6日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将300万元转至安徽贯日工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同日安徽贯日转款300万元至张超工商银行账户，12月7日由张超账户转入张敬文账户300万元。后张敬文和上海天彬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收购了淮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5）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材料证实2014年10月份安徽贯日工贸公司归还淮化集团300万元。 2、2013年6月、9月，刘元利利用职务之便，应徐勇之托，分别挪用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公款2500万、900万共计3400万元给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使用。 上述事实，经庭审调查，公诉机关举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质证，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被告人刘元利在办案机关的供述，证实2013年6月份，徐勇到办公室跟我汇报，宁波远泽公司贷款迟迟没有下来，他请求我想办法转两千五百万给朱立波的宁波远泽燃料公司，让贸易先转起来，之后他想办法再把钱还上。2013年6月底，我安排以淮化集团的名义从淮化股份公司借了两千万，再加上湖北信诚和给淮化集团公司五百万煤款，一并转给了宁波远泽燃料公司。淮化集团公司不可能同意徐勇以公司名义向宁波远泽燃料公司借款的。当时我让他和当时淮化集团财务部部长赵斌、以及股份公司财务部部长林英商量一下。后来赵斌和林英分别给我打电话确认贸易部借款2000万元支付宁波远泽的事情，我和他们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你们借这个钱支付给宁波远泽吧，后来没多久，集团财务部的工作人员苏宏琴就拿来一张请款单让我签字，内容就是淮化集团从股份公司借款2000万元，我就在财务总监一栏签字同意了。第二天煤炭贸易部的工作人员隋杨就在我们集团办公系统内提交了一份金额为2500万元的请款单，由徐勇、赵斌和我逐一在网上审批同意支付，这2500万就支付给宁波远泽了。借款给宁波远泽900万元在2013年9月份，借款的情况和流程与第一笔借给宁波远泽的情况类似。都是徐勇找到我，问我能不能从股份公司借款再转给宁波远泽周转一下，毕竟我们和宁波远泽也是长期的贸易合作伙伴，他们使用这笔钱的时间也不会太长，后来我也就同意了。借款流程也是按照徐勇提供的请款数字，由集团财务部部长赵斌安排苏宏琴经办从股份公司财务部借到这笔钱，徐勇再安排隋杨作为经办人请款支付。当时每一次借款，淮化集团财务部部长赵斌和股份公司财务部部长林英都会向我确认这个事情，得到我的确认，他们才会按照徐勇的要求去做。 （2）证人朱立波的证言，证实2010年以朱磊的名义成立了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我是实际控制人和经营者，主要从事煤炭贸易业务。2012年底和淮化集团的王晓峰结识，后来淮化集团的徐勇主动找我洽谈煤炭贸易业务，就开始和淮化集团之间做煤炭贸易，做了好多笔，一直到2014年中旬。2013年6月底淮化集团贸易部曾经转到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2500万元，这个钱收到了，但付的不是煤炭款，淮化集团与远泽没有这笔2500万元的贸易，付的当然不是煤炭款，之前徐勇个人从远泽拿了2000多万元私自做贸易，出了问题，钱没回来，导致远泽的一些贸易转不起来，这2500万元就是他还我公司的钱，不清楚这笔钱从哪来的，但这笔钱确实是徐勇通过预付煤炭款的名义还给我公司的，后来我都背书转给安徽铁鹏了，我们欠铁鹏公司煤款，与淮化集团无关。2013年9月28日淮化集团900万元的承兑汇票也收到了，是徐勇之前个人用过我约900万元，后还我的，也没有对应的贸易或合同，900万元到账后全部贴现后用于公司正常经营和偿还债务了。 （3）证人隋杨的证言，证实自己在淮化集团贸易部工作，主要是跑公司财务部门和资金管理站办理贸易部付款流程，2013年900万元的请款单借款转账的业务是其经办的。办理过程是徐勇安排我去淮化集团财务部去申请付款，并告知我他和财务部都沟通好了我就去淮化集团财务部找会计苏宏琴，苏宏琴再填请款单向淮化股份公司财务借款，借款到位之后，我再填请款单去找淮化集团财务部申请付款转给宁波远泽等收款单位。刘元利作为集团财务总监肯定也是知情的，因为无论是集团公司从股份公司借款，还是贸易部把借款支付出去，都需要刘元利签字同意。2500万元借款业务不是我具体办理的，是其他人用我的账号密码办理的这项业务。 （4）证人苏宏琴的证言，证实第一笔借款是在2013年6月，当时的淮化集团财务部长赵斌找到我，让我填一个请款单，到淮化股份公司借款2000万，当时他也没有和我说这2000万的用途，赵斌是我的部门领导所以我也没有具体问。这2000万的请款单我填写好之后就找到我们集团的财务老总刘元利签字，刘元利也没讲什么，拿过去就签字同意了。然后我就拿着这个请款单到淮化股份公司的财务部找他们的部长林英签字，林英问我这笔钱就是给淮化集团贸易部做贸易的吧，我当时看到贸易部的徐勇在等这笔钱，我估计就是借给贸易部做贸易用的。林英签过字之后，我就接着找淮化股份公司的会计做会计凭证，然后再找股份公司主任会计师皇甫硕审核，再找出纳开付款申请单，我再到资金结算站把2000万承兑汇票领出来，领出来之后，我再填写淮化集团银行承兑汇票交接表，把汇票再交回资金结算站。我的这些流程走完之后，贸易部的隋杨就拿着集团的请款单就来找我了，我就给他做付款的转账凭证，他拿着凭证到我们出纳开具付款申请书，然后到资金结算站去拿这2000万元的承兑汇票。同样的流程，在2013年的9月和12月，淮化集团还从淮化股份借了3笔钱，金额分别是900万、900万和800万元。隋杨请款单借的金额是2500万元，另外500万元是湖北信诚和公司的承兑汇票。在我们公司账面上宁波远泽欠淮化集团7300多万元，既然分管领导赵斌和财务老总刘元利都在前面签字要求支付了，就按领导要求办理了。付宁波远泽的900万元都是赵斌安排我从淮化股份借出来的钱，然后直接被隋杨申请付走了，付的不是铁鹏公司的回款。 （5）2013年6月28日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2500万转账凭证，2013年6月28日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结算站2500万元承兑汇票付款委托书，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2000万元请款单（2013年6月27日由财务总监刘元利签字），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2500万元请款单（开户行、合同号、账号均为空白），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转账凭证、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结算站2500万元承兑汇票付款委托书（2013年6月28日，收款单位为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付款单位为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淮化资金结算站承兑汇票交接明细表（湖北信诚和公司500万元承兑汇票），2013年9月28日900万元转账凭证、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9月28日900万元请款单（由财务总监刘元利签字），2013年9月28日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结算站900万元承兑汇票付款委托书（收款单位为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付款单位为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请款单（已办理付票据900万，见附件）证实2013年6月28、9月28日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付款2500万元和900万元给宁波远泽燃料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江苏银行等银行协助查询回执证实上述承兑汇票已使用。 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说明》证实“我公司财务账面显示于2013年6月28日付宁波远泽煤款期票2500万元，2013年9月28日付宁波远泽煤款期票900万元。我公司与宁波远泽签订的900万元标的有合同，2500万元无合同。宁波远泽开的发票数额与我公司付款数额不是一一对应。但900万和2500万发票包含在对方开具的发票中”。 本案还有以下综合证据： 1、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出具《刘元利同志简历》证实刘元利2005.04－2007.12任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2007.12－2008.06任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8.06-2009.12任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淮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9.12－2011.12任淮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1.12－2014.10任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 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文件淮化股份董字[2007]05号关于刘元利等同志工作职务的通知证实聘任刘元利为财务总监；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文件淮化党委[2009]35关于转发《关于刘元利等同志工作职务的通知》的通知，证实经淮南市委组织部淮组干字[2009]90号文件通知，经市委组织部决定：刘元利同志为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文件淮化集团[2011]140号《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证实刘元利负责公司目标管理，成本核算，绩效考核，监察审计等工作，分管公司审计法务部、财务部、国盛物流公司、安徽和平航空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文件淮化集团[2013]43号《关于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工作分工的通知》，证实刘元利协助集团公司总经理工作，负责公司目标管理，成本核算，绩效考核等工作，分管集团公司财务部、国盛物流公司及股份公司财务部、企业管理部。联系皖北煤电集团资金管理中心淮化资金结算站。 2、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信息、章程证实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系由安徽皖北煤电集团有限公司、淮南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和淮南市软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其中股权比例分别为78.7%、15.95%和5.35%。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由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中合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皖北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其中股权比例分别为4.995%、8.89%、16.6499%和69.4751% 3、抓获经过、户籍证明证实刘元利系被抓获归案，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元利身为国有公司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且不能退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对公诉机关指控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受贿犯罪事实及罪名，挪用公款罪主要犯罪事实及罪名，本院予以确认。对起诉书指控刘元利挪用淮化集团公款900万元给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使用一节，经查，中国铁路物资西安有限公司分别与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签订煤炭买卖合同，期间中国铁路物资西安有限公司曾两笔付给淮化集团51480000元，三方均互有巨额资金往来，并签有三方抵账协议，该协议反映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欠中国铁路西安有限公司25802500元，该900万元汇票最终被中国铁路物资西安有限公司扣下冲抵淮化集团欠款，现认定该900万元系刘元利挪用给江苏国邦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使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对辩护人就该笔指控提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对辩护人提出刘元利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的主体的辩护意见，经查，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资本控股公司，是国家出资企业，刘元利身为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其身份符合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的主体构成要件，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刘元利提出没有见到信诚和公司的委托付款函，信诚和公司委托付款是找部门办理，且是总经理先审批，没有严重不负责任，不是造成公司资产流失的主要原因，不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的辩解意见和辩护人提出刘元利没有严重不负责任的失职行为，刘元利和总经理杨自军的“连签”审批行为只是审批流程的需要，是受徐勇的有意欺骗蒙蔽，财务部长未对公司所有支出，进行严格审核、把关，对于不真实，不完整，不相关合同的支出进行辨别并拒绝支付，致使公司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刘元利仅负领导责任，不是严重不负责任，不构成失职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淮化公司进行煤炭贸易时，违反厂商银协议，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退还给信诚和公司或背书转让给开元淮南分公司，刘元利身为单位财务总监，应当按照规章制度及签订的合同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广发银行武汉分行没有开具《提货通知书》，仅有信诚和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付款函的情况下，在请款单上先后作为分管领导和财务总监进行错误审签同意，截止案发造成淮化公司实际经济损失2000万元，公诉机关指控其构成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并无不当，对此辩解和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对刘元利及其辩护人提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的辩护意见，经查，1、刘元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300万元给安徽贯日工贸公司使用，表面上该款转入安徽贯日工贸公司账户，但当日即转入张超个人账户，第二天又转入张敬文的个人账户，最终被张敬文个人使用用于营利活动；2、认定是否属“以个人名义”，不能只看形式，要从实质上把握。刘元利身份为淮化集团财务总监，逃避财务监管，在与宁波远泽公司没有真实贸易的情况下，甚至在2013年6月付宁波远泽公司2500万元请款单上开户行、合同号、账号均是空白的情况下，仍然予以签批，挪用公款3400万元给该公司使用，这一事实，有被告人刘元利的供述、证人朱立波、隋杨、苏宏琴的证言，请款单等相关财务单据予以证实，虽然缺少徐勇的供述，但上述证据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法定构成要件，对此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刘元利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受贿犯罪事实，可依法对犯受贿罪从轻处罚，对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元利犯国有公司人员失职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一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6月21日起至2031年11月26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对被告人刘元利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苏 莉 审 判 员  轩 毅 人民陪审员  张怀德 二〇一九年五月九日 书 记 员  王玲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八十四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九条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执行有期徒刑。数罪中有判处有期徒刑和管制，或者拘役和管制的，有期徒刑、拘役执行完毕后，管制仍须执行。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七十六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被判处管制的，监视居住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第十九条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