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粤0606民初3019号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有限公司，住所地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锦龙路118号11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231930934Q。法定代表人：龙金成。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振辉，广东常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黄吐昌，男，1977年2月26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希敏，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林敏玲，女，1976年7月27日出生，汉族，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有限公司与被告黄吐昌、林敏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2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7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争议较大，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9日进行了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5月2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欧阳振辉、被告黄吐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潘希敏两次开庭均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黄吐昌第二次开庭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林敏玲经本院传票通知两次开庭均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黄吐昌立即返还200万元及利息（月息按2%，自2014年1月2日起暂计至起诉之日为人民币243.6万元，并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判令被告林敏玲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2014年1月2日，被告黄吐昌向原告称需支付中介费,随即原告按照被告的要求，向被告黄吐昌给付了200万元，拟用作被告黄吐昌所称的中介费，同日被告黄吐昌向原告出具了付款凭证。随后经原告查账时发现，被告黄吐昌拿取了原告该200万元后，并没有相关费用的单据与原告进行财务对账核销。随即原告多次向被告黄吐昌催促归还，但时至起诉之日，被告黄吐昌却以各种理由推托，甚至以威胁等手段拒绝归还。被告黄吐昌的行为已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上述所产生的事实发生在被告黄吐昌、林敏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此被告林敏玲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综上所述，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具状至法院，望判如所请！被告黄吐昌提交书面答辩状称，一、原告未完成证明义务，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原告移花接木手段虽高，实无证据支持。本案中，原告以一张《收款凭据》为基础，编造故事，看似煞有其事，实则含糊其辞，施展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段，意图欺骗法官、浑水摸鱼，从而获得不正当利益。但是，任凭其手段高明，相信最终并不能欺瞒法律和法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因此，原告主张对被告黄吐昌享有返还200万元的请求权，则应该对该请求权成立的事实要件，比如委托合同的成立、内容（包括委托事项是出售御苑酒店股权等）、款项支付（包括案涉200万元的性质为预付款），终止事由等事实负有证明义务；但原告并未完成证明义务，比如；原告是如何证明200万元与御苑酒店有关的？是如何证明与碧桂园相关的，是如何证明200万元是未促成交易就预付的中介费？即使不强求原告提供委托合同或其他书面材料，那么有微信、短信、录音等证明吗？或者在双方之后的多次书面文件中有只言片语证明吗？什么都没有，所以只好指使几名亲信去“作证”了，但是，由于该证人证言不应当被采信，所以原告的主张仍然缺乏证明支持。（二）原告的主张与本案中的证据相冲突。原告主张的事实，不但缺乏证据的支持，反而与本案中的证据《付款凭证》（2014年1月2日）及常理相互冲突，愈加证明其主张的不可信。比如：1.原告称200万元与所谓的御苑酒店、碧桂园相关，为什么《付款凭证》的收款单位栏记载为“波业务”而非“御苑酒店”或“碧桂园”？2.《付款凭证》左上角记载“代付金成贸易行”，显然金成贸易行是真正的支付义务人，但金成贸易行却并不是御苑酒店的权属人，原告主张的200万元真的与御苑酒店有关吗？3.原告称200万元是未促成交易之前的预付的中介费，为什么《付款凭证》上记载是“付中介费”而不是“预付中介费”？而且，中介费的交易习惯是促成交易才支付，预付200万元中介费可信吗？4.200万元的支付方式为现金而非银行转账，这可能是在预付御苑酒店的中介费吗？5.如果被告黄吐昌真的应返还200万元，为什么原告在事隔5年后连诉讼时效都经过了才提起本案？且在2014年1月2日之后未在任何文件上提及？如果原告提交的与案外人陈雅静相关的证据是真实的，那么将更加印证被告黄吐昌的上述质疑。因为，与案外人陈雅静相关的《付款凭证》清晰地记载收款单位为：陈雅静、用途为“付御苑项目中介费”，交易方式也是促进交易之后才支付款项，付款方式也是银行转账。（三）原告意在浑水摸鱼。被告黄吐昌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龙金成交往多年，被告黄吐昌签字的《付款凭证》甚多，本案的《付款凭证》只是其中之一。原告以真实的《付款凭证》（2014年1月2日）为基础，嫁接不相关的事实，移花接木、真中带假、真真假假，从而试探法院，意在浑水摸鱼。如果能够侥幸得逞，则下一步就会拿出更多的类似的《付款凭证》来。对其伎俩，被告黄吐昌实在防不胜防，还望法官能够识别出其险恶用心。原告之所以移花接木、编造事实提起本案诉讼，是由于原告的法定代表人与被告黄吐昌交恶而引起。龙金成与被告黄吐昌积怨颇深，以致相互起诉，目前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顺德区人员法院、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均有案件在审理中。二、被告黄吐昌对取得200万元的法律根据不应当承担证明义务。对于收到案涉200万元的事实，无论在何时何地，被告黄吐昌一直都坦然承认，从未否认过这一事实。这是被告黄吐昌一贯秉持的正直的态度。但对于200万元的用途，被告黄吐昌并非有意回避或刻意隐瞒，而是有所考虑，还望法庭能够体谅和明察；（一）被告黄吐昌并不负证明义务。证明义务是一种法定程序规定的义务，需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才能使诉讼参与人承担证明义务。本案中，令原告承担证明义务，就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外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根据上述规定，如果要求被告黄吐昌承担证明义务，则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因为被告黄吐昌并非主张法律关系存在、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所以也不应当就法律关系存在、变更、消灭或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证明义务。由于原告所称200万元系御苑酒店有关费用不实，被告黄吐昌予以否认，那么原告应当继续完成证明义务，以证明其请求权成立。在原告完成证明义务之前，被告黄吐昌不负有反证义务的：既无义务证明200万元不与御苑酒店有关，也无义务证明与何事有关；是原告应当证明200万元与御苑酒店有关。请法院明察本案的举证责任，依法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原告。（二）200万元涉及隐私，不便公开。虽然被告黄吐昌不负有证明义务，但是如非特别原因，出于配合法院调查的应有态度，被告黄吐昌也会解释其中原由的。但是，本案所涉及的200万元涉及隐私（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既然并非被告黄吐昌的证明义务，而被告黄吐昌又不便公开，所以在庭审中才三缄其口。其中苦衷，还请法院体谅，莫使对方落井下石之计得逞。被告林敏玲提交书面答辩状称，其与被告黄吐昌已经于2016年10月25日离婚，离婚前因感情不和已经分居，其对所谓的“中介费”并不知情，更没有使用该款项。无论被告黄吐昌是否应返还该款项，均与其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对其提出的诉讼请求，维护其合法权益。原、被告均围绕诉辩提交了相应证据，本院依法组织了证据交换，被告林敏玲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对证据放弃质证的权利。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证据，无争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事实查明之依据；对于有争议的证据，本院认证如下：1.原告所提交的二被告的结婚证复印件一份，被告黄吐昌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本院认为，如本案被告黄吐昌所负债务成立的，则债务是否系夫妻共同债务亦属于本案审查的重点，故对于该结婚证复印件，本院予以采纳，作为本案事实查明之依据。2.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2014年1月2日）原件一份，被告黄吐昌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本案所涉款项仅是诸多业务中的一笔，非原告所称的委托事项相关的款项。本院认为该《付款凭证》作为本案款项性质审查之主要依据，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3.原告提交的二份顺德农商银行客户回单原件，被告黄吐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有异议，认为款项的提取是案外人龙金荣，其无法核实该证据的合法性及真实性，更无法判断该证据是否与本案有关。本院认为，因该款项的提取金额及《付款凭证》的支出金额相一致，且龙金荣向本院提交了《关于案涉200万元权属的说明》，表示案涉的200万元款项的权属人为原告，故本院对该两份客户回单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4.原告提交的报警回执原件，被告黄吐昌对其真实性及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认为报警所涉诈骗与本案委托合同关系无关。本院认为，经本院调取该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报警事实为《付款凭证》所涉的款项问题，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5.被告黄吐昌提交的（2018）粤0606民初21014号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应诉材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律师函，因原告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仅对其关联性有异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成讼具有关联性，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6.原告提交的（2018）粤2071民初24669号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及生效证明，因被告黄吐昌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7.原告提交的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付款凭证及结算业务委托书、陈雅静出具的收据、平安银行银行卡复印，因该些证据相互印证，故本院对该些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8.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日期为2017年8月17日），因被告黄吐昌无法举证证明该证据存在不真实和不合法的情况，故本院对该证据的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9.被告黄吐昌提交的佛山市顺德区光晓阳商贸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龙辉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集胜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市安澳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公示信息，证明龙玉仪、崔文卓代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持有公司股权，其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原告对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没有异议，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10.被告黄吐昌提交的民事起诉状，因其未向原告送达亦未向有关法院递交并立案，在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的前提下，本院不予审查。11.被告黄吐昌提交的申请执行书，因该执行书未向原告送达，且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审查。12.本院调取的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被告黄吐昌、龙玉仪、谭绮雯、崔文卓所作的《询问笔录》，因该些《询问笔录》为有权机关形成的文件，故本院对其形式真实性予以确认。根据双方诉辩意见及本院采纳的证据，查明如下事实：2019年1月22日，原告向本院提起本案诉讼，要求被告黄吐昌将其收取的200万元返还原告，该200万元的款项支出记载于2014年1月2日的《付款凭证》，该凭证显示，被告黄吐昌作为“收款人”收取了2000000元现金，该款项“用途”标注为“付中介费”、“收款单位”标注为“波业务”，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收款人“黄吐昌”依次签字确认。上述2000000元分别是在2014年1月2日当天从龙金荣名下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13628202356528、01618603223024的两个账户中提现1300000元、700000元。对于上述款项的性质，龙金荣向本院出具了《关于案涉200万元权属的说明》，称：于2014年1月2日从其本人账号取现的该200万元的权属人是原告，并表明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是其亲生哥哥。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设立于1997年7月23日，2017年6月14日，该公司核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由龙金成变更为郭伟权。2018年1月30日，股东由深圳市招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龙金荣、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公司变更为深圳市招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独资企业。2018年1月4日，原告向案外人陈雅静支付了1000000元，该《付款凭证》显示的款项“用途”为“付御苑项目中介费”，“收款单位”为“陈雅静”，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依次在该《付款凭证》签名。当日，案外人陈雅静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中书写了《收据》，该款项是通过案外人龙俊豪的顺德农商银行账户转至陈雅静平安银行账户，该笔《结算业务委托书》附加的用途标注为“御苑项目中介费”。2018年6月21日，案外人陈雅静再次收取原告支付的4478113元，《付款凭证》显示“用途”仍为“付御苑项目中介费（尾款）”，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仍依次在该《付款凭证》签名，陈雅静也在“收款人”处签名。该笔款项与第一笔1000000元的汇款方式一致，案外人陈雅静在其身份证复印件中书写了《收据》。2017年8月17日，原告向被告黄吐昌支付500000元，款项“用途”为“付广州加怡项目車马费（现金支付）”，收款单位为“黄吐昌”，主管“龙金成”、核准“吴嘉丽”、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依次在该《付款凭证》上签名。诉讼中，原告明确该笔费用的性质为含少部分的工资、奖励及茶水费，该款项是出于照顾被告黄吐昌的心态，且基于其曾管理过该项目的事实，故向其支付了上述“車马费”。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就本案所涉200万元于2018年12月14日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报案，原告于2018年12月19日向本院撤回（2018）粤0606民初21014号原告诉被告黄吐昌、林敏玲委托合同纠纷一案的起诉，并于2019年1月22日重新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8）粤2071民初24669号民事调解书显示，被告黄吐昌代龙金成持有46处房产，双方同意在2019年5月15日前由被告黄吐昌协助龙金成将该46套房产完成过户。后因过户税费问题，双方暂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黄吐昌向该院申请强制执行。（2018）粤01执3439号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显示，被告黄吐昌因作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的广州浩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而被限制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消费行为。被告黄吐昌与被告林敏玲于2000年4月27日登记结婚，于2016年10月25日离婚。本院依法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调取了《询问笔录》，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被告黄吐昌、龙玉仪、谭绮雯、崔文卓分别就本案所涉200万元的款项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作出了陈述，《付款凭证》上的“主管”龙金成、“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崔文卓分别向民警中队陈述案涉200万元款项是出售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的中介费用，而被告黄吐昌认为该200万元是龙金成支付给其的业务费用及酬劳。经法庭询问，龙金成确认上述人员仍在原告公司任职，上述部分人员有代其持有股权的情况，但具体是谁代其持有股权，其不记得了。佛山市顺德区集胜商贸有限公司、广州市安澳商贸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龙辉建筑装修工程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的股东均登记为佘云端及崔文卓两人。庭审中，龙金成仅确认其为佛山市顺德区集胜商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佛山市顺德区光晓阳商贸有限公司登记的股东为沈钦龙、龙玉仪。诉讼中，原告明确其要求被告黄吐昌返还2000000元的基础关系为委托合同关系。本院认为，原告主张本案系委托合同关系，而被告黄吐昌否认存在该委托合同关系的情形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本案委托合同是否成立并生效为本案审查的重点。综合原告所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委托合同关系的成立、亦不足以证明案涉200万元款项系用于支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理由如下：1.原告所提交的《付款凭证》上的“收款单位”为“波业务”、用途为“付中介费”，无法对应原告主张该款项是用于支付出售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中介费用，甚至《付款凭证》所记载的全部内容均无法与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产生关联；2.案涉款项支付时间是2014年1月2日，至原告第一次主张权利之日即（2018）粤0606民初21014号起诉之日，长达四年多，而本案所涉金额高达200万元，四年多的时间里，原告并无任何的书面催收记录，明显与常理不符；结合案涉款项经“主管”龙金成、“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签名确认，款项支出经过多层审核，从常理推断，该款项的支出已经征得原告的同意；3.原告明确2017年8月17日《付款凭证》所涉款项系出于照顾被告黄吐昌的心态，基于其曾管理过广州加怡项目而向被告黄吐昌支付“广州加怡项目車马费（现金支付）”，该款项的支出亦未要求被告黄吐昌提供相应的入账凭据，且该款项的支出同样经“主管”龙金成、“会计”谭绮雯、“出纳”龙玉仪签名确认，经过多层审核，这侧面说明，原告款项的支出存在不需入账凭据的情形，原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形成了款项的支出均需入账凭证及付款需凭证核销的交易习惯。4.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龙玉仪、谭绮雯、崔文卓向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大良分局云桂社区民警中队所作的询问笔录显示案涉《付款凭证》上所涉200万元款项是用于支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但根据查明的事实显示，上述人员仍任职于原告公司，且部分证人确有为原告法定代表人龙金成代持股权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九条“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的规定，仅通过证人证言无法证明案涉款项是用于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中介费用；综上，基于原告要求被告黄吐昌返还中山市御苑酒店有限公司股权及资产转让的中介费用200万元的主张不成立，故其要求被告林敏玲承担共同清偿责任的主张，理据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有限公司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22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7288元，由原告佛山市顺德区金成房产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张红月审 判 员  李彩萍人民陪审员  陈倩仪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黄金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