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115民初63388号 原告：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 负责人：杨国胜，高级合伙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军，上海市汇业(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雪红，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负责人：胡罡，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马铭蔚，上海虹桥正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中山东二路XXX号。 负责人：谢亮书，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萍，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剑峰，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汇业律所)与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诉讼代理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中追加第三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上海分公司)参加诉讼，并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树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马铭蔚，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夏晓萍、刘剑峰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1、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代垫的诉讼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及利息(以5,000元为基数，按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计，自2016年5月4日起算至实际支付日止)；2、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代垫的诉讼保全责任保险费99,000元及利息(以99,0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6年4月28日垫付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3、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代理费760万元及利息(以760万元为基数，按照同期贷款利率计算，自2018年6月26日被告收到和解款项之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3年9月15日起，原告接受被告委托提起针对22个借款人，共24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系列诉讼。因没有保全到借款人有价值的财产，原告重点调查了保证人上海融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真资产公司)的资产情况，发现融真资产公司存在恶意转移资产的行为。2015年5月，原告代理被告就融真资产公司对外转让融真置业股权的行为向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之诉。2016年4月，原告与被告就上述债权人撤销权之诉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约定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部分的20%支付律师费。在一审代理过程中，原告多次催促中信银行支付诉讼保全保险费用对展升贸易持有的剩余33%融真置业股权进行冻结无果的情况下，原告主动垫付了9.90万元诉讼保全保险费用，冻结了展升贸易持有的融真置业股权，防止股权被全部转移，为后续一审作出有利判决奠定了基础。2016年5月10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作出了(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742号一审民事判决书。2016年5月，融真资产公司、展升贸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原告继续代理被告参加二审庭审。2017年10月，各方当事人在法院组织下形成了书面的和解方案，并且针对第三人科寰公司担心的股权解除冻结和完成过户有时间差存在风险的问题，原告协调了相关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承诺同意在办理解除冻结的同时完成股权过户变更登记，各方当事人对和解方案已无异议，也不存在技术障碍。至此，原告认为，原告的代理工作成果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只要被告同意便可顺利和解并收取款项。之后，被告多次要求降低律师费，未得到原告同意。2018年4月24日，被告书面通知解除与原告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且于2018年6月自行达成和解。原告认为，其自2015年接受委托的3年期间，一直勤勉尽责从事收集证据、排查难点、诉讼保全、庭审、解决和解方案的技术难点等代理工作，直至2017年10月书面和解方案的提出，律师代理工作的成果已经得到充分体现，并且与被告顺利和解收取款项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被告任意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并拒付律师费系过河拆桥，有违诚信，故原告起诉来院，诉请如前。 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理由是：对诉请1，同意承担5,000元的保全费，但对资金占用利息认为没有依据，不同意支付；不认可原告诉请2的金额及计算方式，根据合同第3.1条约定，除了法院的诉讼费保全费外，其它费用都由原告承担。对诉请3，不同意律师费的计算方式，认为没有合同依据，其他意见同第三人。 第三人华融上海分公司述称，同意诉请1保全费，但不同意承担利息。对诉请2，不同意承担保险费的本金及利息，认为没有相应的合同依据，因为第三人没有同意购买责任保险，也没有同意以此作为保全担保方式，且被告作为一个金融机构，可以用资信提供担保，是不需要购买保险的，属于增加额外成本，故不同意。 对诉请3，不同意原告主张律师费的计算方式，认为没有合同依据。系争的律师代理合同的签订背景是源于原告所代理的24个借款案件，系被告为尽快获得回款与原告签订的，代理合同中约定的高比例计费方式是有明确的有效期的。合同约定：(1)风险代理收费方式的有效期直到2017年3月1日就结束了；(2)若是在2017年3月1日之前原告已经获得可以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的，那么系争合同约定的风险收费方式延期到2018年10月29日，若在2017年3月1日之前原告未取得可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被告有权终止原告的代理行为，并且合同约定的律师费方式也不再适用，相应的代理费应由原告与委托人另行协商；(3)本案因原告未取得可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故不存在延期至2018年10月29日的前提，本案的高风险高收益的收费条款也不能被延期适用。(4)如果被告没有满足2017年3月1日前取得可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期满后若被告不书面通知原告代理工作的，原告应继续工作。(5)基于原告代理行为的发生，我们认为即便法院认为被告应向原告承担律师费，认为律师费的标准不应超过原合同执行回款的1%，因为执行回款需要做执行工作。(6)原告就24个借款案件工作到现在已经收到了律师费45万元，所以后期对于执行回款是风险代理方式，不以原告的工作量为准，而是以最终的实际效果来确定。(7)因为原告在后期不仅没有恪尽职守，且为了高额回报，向被告和第三人传达了不专业且错误的法律判断意见，迫使被告及第三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来接受3,500万元的和解方案，导致第三人后期和解难度大大增加，后期第三人将3,500万元的和解金额提高到了3,800万元，最终回款的法律服务方案与原告没有任何关系。 经审理查明，2013年9月15日，原、被告双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汇业律所接受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委托，指派律师代理被告与上海孟昊钢铁有限公司等8个借款人(10笔借款)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执行，委托事项包括拟定清收方案、申请执行证书、代理一审、二审的诉讼或者仲裁、执行，双方协商同意单个案件律师费采取结案付费的方式，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金额的1%计算，最高不超过10万元，其他相关费用被告不再支付等。 2014年4月15日，原、被告双方又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原告汇业律所接受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委托，指派律师代理被告与上海铂辉物资有限公司等14个借款人及相应担保人、其他责任人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执行，委托事项包括拟定清收方案、申请执行证书、代理一审、二审的诉讼或者仲裁、执行，双方协商同意单个案件律师费采取结案付费的方式，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金额的1%计算，最高不超过10万元，其他相关费用被告不再支付等。 2015年5月，原告汇业律所指派律师代理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一案，起诉融真资产公司等。同月11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案号为(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742号。该案中，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以其自2012年5月起与上海孟昊钢铁有限公司等22家企业签订24份金融借款合同，融真资产公司对各笔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融真资产公司未在借款到期并进入强制执行借款后承担担保责任，却将持有的融真置业公司50%股权转让给展升公司，造成自身偿债能力不足为由，诉请要求撤销融真资产公司与展升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将股权恢复登记至融真资产公司名下等。 2016年4月28日，原、被告再签订《聘请律师合同》一份，约定：乙方(原告)接受甲方(被告)委托，指派律师李源、张奇代理甲方与融真资产公司为甲方所担保的上海孟昊钢铁有限公司、上海铂辉物资有限公司等22名借款人及相应担保人、其他责任人的合计24笔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执行，自本合同成立生效之日，双方已经就上述24案签署的《聘请律师合同》不再履行；合同第一条委托事项约定，甲方委托乙方对上述24案进行尽职调查，查明上述24案借款人、保证人、抵押人及其他责任人，并查明所有可追索的财产线索，通过金融借款纠纷、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和非诉讼措施进行追索，乙方负责代理有关的所有诉讼(含一审、二审、再审等)、执行、破产等司法程序的代理工作；合同第二条代理权限约定，委托权限为特别授权代理，即代理诉讼、仲裁、申请执行证书、调查事实、提交证据、参加庭审、申请执行、代收法律文书等；合同第三条代理方式及律师代理费约定，上述24案在原《聘请律师合同》中约定了单个案件律师代理费结算方式，双方经协商，同意原单个案件的立案律师代理费和胜诉律师代理费的约定继续履行，单个案件的回款律师代理费按照下列约定履行：1、对于起诉主债权以外的其他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由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甲方因清收需要，起诉主债权以外的其他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甲方均不再支付立案律师代理费和胜诉律师代理费。2、单个主债权金融借款案件或者起诉主债权以外的其他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案件中，甲方依据胜诉判决书、调解书、裁决书等法律文书最终得以全部或部分现金收回的，按照下列约定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1)自本合同签订日或自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八个月内甲方收到回款的，甲方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部分的20%向乙方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2)自本合同签订日或自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八个月后十六个月内甲方收到回款的，甲方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部分的15%向乙方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3)自本合同签订日或自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之日(以较迟者为准)起十六个月后二十四个月内甲方收到回款的，甲方按照现金收回欠款本息部分的10%向乙方支付回款律师代理费；(4)如甲方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全部或者部分获偿的，甲方按照上述比例以抵债金额的80%计付回款律师代理费，以相应房产、股权、基金份额或其他财产过户至甲方名下为准；(5)如相关任何诉讼或者执行案件需甲方另外聘请代理人代理或者协调的，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回款律师代理费按照以上标准减半支付；合同第七条约定，1、本合同有效期限为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7年3月1日止，如届时乙方已完成相关的撤销权诉讼、追究股东责任诉讼及其他一切可采取的诉讼措施并取得可供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的，则本合同自动延期至2018年10月29日止。2、合同期满后，甲方未书面通知乙方不再履行合同的，乙方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至收回全部本息、费用之日止。合同期满后，甲方书面通知乙方不再履行合同的，本合同不再履行，乙方应将涉案的整套材料以书面和PDF格式的扫描件返还甲方。3、合同期内，若一方要求解除本合同的，应提前一个月书面通知对方。解除行为对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合同另对其他事项作了约定。 同日，原告汇业律所代理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就该案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提起财产保全，申请查封展升公司持有的融真置业公司价值3,300万元的股权，并提供了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单保函作为保全担保。原告为此于2016年4月27日向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保险费9.90万元，同日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抬头为“汇业律所”、险种为“诉讼保全责任保险”的发票一张。 2016年5月4日，原告汇业律所代理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就该案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支付财产保全费5,000元。 2016年5月10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对(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742号一案作出判决如下：一、撤销融真资产公司与展升公司于2014年4月2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融真资产公司与展升公司、案外人上海柏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8日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中涉及融真资产公司与展升公司相对应部分内容；二、融真资产公司、展升公司于判决生效十日内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将展升公司名下的融真置业公司16.50%的股份恢复登记至融真资产公司名下，科寰公司予以协助。 嗣后，融真资产公司、展升公司、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均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于2016年9月7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16)沪02民终7366号。 2016年10月31日，原告汇业律所律师张奇在与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沟通的电子邮件中表示，“(融真资产撤销权案)保全费应为5,000元”，“除了保全费，我处还垫付了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9.90万元(因为银行申请财产保全不愿意支付担保费，也不愿意出具担保函，所以经银行同意由我处向平安保险为本案保全购买了诉讼保全责任险，并垫付保险费9.90万元)”。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则表示，“保全费、诉讼保全责任险保险费由贵所负担”。 2018年1月30日，在原告汇业律所、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第三人华融上海分公司工作人员的微信群聊中，原告汇业律所的指派律师王树军表示，“面对我们现在的选择就是，1，百分之九十的可能3,500万到手，和2，几年后百分之九十的可能零清偿”，“请各位领导思考决定”，同年3月4日又表示，“由于华融公司内部其他评委对律师取费20%超出总公司规定，无法对律师聘用合同审核通过，会导致整个和解协议无法达成一致，希望我们想想办法或能否降低律师收费一事，我征求了我所参与的合作律师意见……”。次日，第三人华融上海分公司人员表示，“我分公司在审核过程中目前有两个核心点，其一接受和解与不和解继续执行尚有分歧、没有定论；其二是律师代理费率必须满足总部标准”。同年3月20日，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人员表示，“我们银行还是希望华融公司能考虑同意目前3,500万的和解方案”。同年4月23日又表示“即日起正式解除汇业所在该案项下律师代理合同”，“来不及今日发出书面解除函”。 2018年4月24日，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发《关于终止聘请律师合同的通知》给原告汇业律所，内容为，根据双方2016年4月28日《聘请律师合同》第7条约定，合同已在2017年3月1日到期，故被告通知原告自发函之日起终止该合同，要求原告在收函以后5个工作日内将所涉的案件材料全部返还。 同日，在(2016)沪02民终7366号一案的审理笔录显示，当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征询各方对前期形成的调解方案的态度时，融真公司、展升公司均表示同意按调解方案处理，科寰公司表示倾向于调解，而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磊、陈一痕)表示，“到目前为止，我行审批意见是不同意前期调解方案，原因是这笔债权……华融资产审批未通过，可能对方案本身有意见”。 2018年6月20日，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第三人华融公司上海分公司、融真公司、展升公司、科寰公司和上海虹桥正翰律师事务所达成《和解及资金监管协议》，内容为，各方在(2016)沪02民终7366号审理期间达成和解方案，并共同委托上海虹桥正翰律师事务所对和解款项支付进行监管，具体内容包括：丙方(展升公司)同意委托丁方(科寰公司)向甲方(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和解款3,800万元；在各方作好股权工商变更过户手续(包括甲方拟解除对丙方名下融真置业33%股权冻结措施等)的准备工作，且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核可同一天办理完毕后，丁方将3,800万元支付至戊方(上海虹桥正翰律师事务所)账户；在丙方名下的融真置业16.50%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到丁方名下，法院收到甲方提交的撤回原审起诉申请后，甲方即有权向戊方发出划款通知；甲方收到监管资金后三个工作日内将本息付至已方(第三人华融公司上海分公司)账户。审理中，被告和第三人确认已经收到上述和解款3,800万元。 2018年6月26日，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交《撤诉申请书》，内容为，因被告与科寰公司、融真公司、展升公司达成和解协议，且各方按和解协议完成融真公司16.50%股权的过户手续，科寰公司已按和解协议将和解款3,800万元划付至监管账户，故被告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撤回一审起诉，要求法院予以准许，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 当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沪02民终73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一、准许融真公司撤回上诉；二、准许科寰公司撤回上诉；三、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上诉请求按自动撤回处理；四、撤销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5)杨民五(商)初字第742号民事判决；五、准许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撤回起诉。 以上事实，由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撤诉申请书》、案卷材料、《和解及资金监管协议》、《关于终止聘请律师合同的通知》、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发票等证据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在案予以佐证。 本院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于2016年4月28日重新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被告将其对24案的保证人等相关责任人，包括其向案外人融真资产公司通过债权人撤销权纠纷一案在内，进行调查、追索、诉讼等所有司法程序的代理工作委托给原告，并约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方式，其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背有关法律规定，合法有效。 关于合同有效期限。合同明确约定有效期限至2017年3月1日止，同时约定如原告已完成相关诉讼措施并取得可执行的生效裁判文书的，则有效期自动延至2018年10月29日。因为原告在2017年3月1日前未能取得可执行生效裁判文书，因此本案情形明显不适用自动延期的条款。同时，合同还约定了合同期满后，如被告未书面通知原告不再履行合同的，原告应当继续履行合同至收回全部本息、费用之日止，如被告书面通知原告不再履行合同的，则合同不再履行。本案原、被告在2017年3月1日合同期限届满后，原告继续行使代理工作，被告亦未提出异议，直至2018年4月24日书面通知原告自发函之日起终止合同，故合同有效期亦至该日为止。 关于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根据合同约定，该合同对收费方式，根据起算期限不同，分别约定了以合同签订日为起算日起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和以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日后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两种情形下的两种计费方式。本院认为，本案情形不适用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这两种计费方式。 (一)合同签订日为起算日起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的情形。合同约定，在合同签订日，即2016年4月28日起8个月内，即至2016年12月27日止，按照现金回款的20%收费，合同签订日起的16个月内，即自2016年12月28日起至2017年8月27日止，按现金回款的15%收费，自签订日起的24个月内，即自2017年8月28日起至2018年4月27日止，按现金回款的10%收费。本案被告实际回款是在2018年6月份，已经超过上述约定的期限，故不适用该计费方式。 (二)法律文书生效并可执行后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的情形。该计费方式适用条件包括两点，其一是生效并可执行的法律文书，其二是一定期限内现金回款，但其隐含的前提条件是原告应在合同有效期内取得生效并可执行法律文书。因为本案原告在直至2018年4月24日合同终止前，一直未取得满足条件的法律文书，亦不存在适用该条款计收费用的问题。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对于本案不适用上述约定计费方式的情形，被告并没有主观恶意。因为合同明确约定了有效期限和被告有权在合同到期后随时书面通知终止履行的权利。且根据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和第三人不接受前期调解方案是“接受和解……尚有分歧”、“律师代理费率”两项理由，因为本案情形不适用双方约定的两种计费方式，且终止合同后调解最终结果从最初的3,500万元金额提高到了3,800万元，故被告依据约定终止合同履行，不存在恶意或者故意阻止条件成就的情形，也就不存在视为条件成就而适用上述条款的问题。 另一方面，对于被告所称的原告存在不专业、不尽职和法律判断错误等情况，本院认为，在采用风险代理收费方式的案件中，衡量作为受托人的律师事务所及委派律师是否适当、尽职的履行代理义务的标准，应为最终裁判或执行结果对委托人的诉讼主张的支持程度，综观双方长期合作过程，合同到期后原告继续履职，合同终止后未违背委托人利益和最终调解结果与原协商结果相差比例并不巨大的情况，原告并无明显不尽职的情形。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委托人应向受托人支付相应报酬。因为涉案合同对本案情形下应付报酬约定不明，本院根据合同目的、情势、诚实信用等合同解释方法，考虑到双方的长期合作关系，和本案合同签约、履行和终止的情况，再考虑到合同中回款费用、期限的相应比例关系，同时参考政府指导价，确定按原告在代理期间促成调解方案的初始金额3,500万元的5％，即175万元支付律师代理费，予以支持。原告主张自被告收到和解款项之日起算相应的逾期付款利息损失，具有相应法律依据，亦予以支持。 最后，对于原告诉请的保全费、保全担保保险费。因为合同明确约定保全费由被告承担，对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保全费5,000元及相应逾期付款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对保全担保保险费及利息，因双方明确约定了风险代理收费方式，且合同明确约定“由法院收取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公告费用均由甲方承担，其他相关费用均由乙方承担”，保全担保保险费并非法院收取，也不在上列费用当中，应属于“其他相关费用”，故不予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四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175万元及利息(以175万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6月26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二、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支付垫付的保全费5,00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以5,0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6年10月31日起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的其余诉讼请求。 负有给付金钱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5,728元(原告已预交)，由原告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负担45,133元，被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担20,59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斌 人民陪审员  崔志兴 人民陪审员  吴慈新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书 记 员  陆燕军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