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川0603民初514号 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滨江西路**。 负责人：王进元，该分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仕建，四川恒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兴佳，四川恒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德阳市区黄河西路**。 法定代表人：贺建华。 委托诉讼代理人：朱虹潘，北京市中银（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成都融洲新能源有限公司，住，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曙光路********/div> 法定代表人：鲁治国。 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以下简称大连银行成都分行）与被告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机公司）、第三人成都融洲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洲公司）质权纠纷一案，本院已依法立案受理。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就融洲公司对被告的应收账款享有质权，并优先受偿；2.被告在应收款质押担保范围内向原告支付本息，本息暂计19144007.41元（暂计至2017年8月31日）。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融洲公司分别于2015年4月8日、4月9日、4月10日签订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并办理了公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融洲公司向原告借款共计人民币1600万元，借款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15年10年7日，年利率7.2225%，逾期利率为借款利率上浮50%。原告分别于2015年4月9日、4月10日按约定向融洲公司发放了贷款共计1600万元。2015年4月8日，原告与融洲公司签订《最高额质押合同》及《补充协议》并就《最高额质押合同》办理了公证。《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融洲公司作为质押人以其对被告的应收账款为原告在2015年4月8日至2016年4月6日期间对融洲公司享有的债权，在人民币2160万元的最高额内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利息、复利、罚息等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就应收款质押事宜，融洲公司于2015年4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应收款质押通知书》，被告于当日出具了《回执》。被告在《回执》上确认截止2015年4月8日，被告尚欠融洲公司25869139.66元，付款期限为2015年10月7日前，并承诺付款期限内将应付款支付至融洲公司在原告处开设的指定账户内。2015年4月9日，原告与融洲公司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应收款质押登记。根据上述《最高额质押合同》约定，原告与融洲公司签订的三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属于最高额质押担保的债权。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多次催收，融洲公司未能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被告也未向指定账户支付过任何费用，未对融洲公司的还款义务在应收账款质押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遂诉至法院。 被告东方电机公司辩称，一、经公司财务核实，本公司对外并无质押，也未曾收到质押通知书；二、本公司与第三人融洲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已经完全结清，此案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请求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第三人融洲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举证、质证及答辩的权利。 本院围绕双方争议事实组织了证据交换。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提交如下证据： 1.原、被告身份信息，拟证明双方主体资格。 2.《流动资金借款合同》3份、《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3份，拟证明原告与出质人融洲公司借贷关系合法有效并办理了相应公证。 3.《最高额质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质权文书公证书》、《补充协议》、《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产权属统一登记—查询证明》，拟证明原告对出质人针对被告的应收账款质权合法有效，且应收账款经被告确认。 4.《2014年度产品买卖协议》（编号为DFRZ14-1）、《发票》、《大连银行借款借据、进账单》，拟证明原告对融洲公司应收账款的质权的真实性尽到了审查义务。 东方电机公司对上述证据的质证意见如下：对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以下简称三性）均无异议；第二组证据中《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本应为大连银行工作人员填写，但通过比对，《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和《回执》疑似同一人所写，明显不符合常理，本公司对编号为DFRZ14-1号的《2014年度产品买卖协议》所涉及的发票进行逐一排查，发现和原告所提交的编号同样为DFRZ14-1号的《2014年度产品买卖协议》合同中的货物有很大的差异；针对第三组证据，对《最高额质押合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质权文书公证书》、《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产权属统一登记—查询证明》三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但本公司确实对此事不知情，也从未对外订立过质押合同；第四组证据三性无异议，但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提交的产品买卖协议只确认了货物单价，不能确定合同金额，但却约定了付款时间，本公司的同编号买卖协议中并未约定付款时间，签字盖章的位置也不同，本公司备案的同编号协议最后一页下方是有小签字的，足以说明原告提交的该份产品买卖协议系公司员工串通银行工作人员伪造的；综上，请求公安机关介入本案。 东方电机公司提交如下证据： 1.《2014年度产品买卖协议》、《采购订单13份》、《付款凭证》29张，拟证明2014年2月13日，其与第三人签订框架性年度买卖协议，协议编号为DFRZ14-1，协议约定了被告向第三人购买和相关产品的名称、材质、型号、规格及价格，具体交货数量和交货时间由被告依据本协议提出采购订单确认；根据被告与第三人签订的《2014年度产品买卖协议》，被告与第三人签订采购订单13份，货款总金额14057491.50元,而本公司已于2015年2月6日前将所有该份合同项下的货款全部支付完毕；东方电机公司另外提交了《对账清单》、《买卖合同》3份、《付款凭证》7张、《增值税专用发票》3张，拟证明其与第三人于2015年7月3日确认，截止2015年6月30日，第三人在被告处的应付款金额为1163202.85元，被告与第三人分别在2014年12月19日、2015年1月14日、2015年3月3日签订三份买卖合同，三份合同于2015年5月29日支付191501.52元，余下1163202.85元，于2015年11月30日支付，三份买卖合同在6月30日前未支付的1163202.85元即为2015年7月3日对账清单中显示的应付款，被告与第三人其他的买卖合同货款已经支付完毕。 2.《2015年度合同印章登记簿》、《东电司企字（2013）83号公司文件》、《东电司企字（2012）115号公司文件》，拟证明其对公章的管理制度，原告所提交的《回执》上的签章系被告印章被盗盖。 大连银行成都分行对东方电机公司所提交证据作如下质证：对第一组证据三性均不予认可，相反，被告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与第三人之间买卖合同的真实性，被告与融洲公司系长期的供货关系，原告提交的付款凭证不能具体到哪一份合同，不能证明已经结清案涉的《2014年度产品买卖协议》的货款，被告提交的另外几份买卖合同与本案无关；针对第二组证据，原告认为恰好证明被告拥有完善的印章管理制度，作为印章管理者对印章进行保管，也应对印章加盖文件的行为负有法律责任。 融洲公司未提交证据。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申请对原告所提交下列证据材料进行鉴定：2015年3月23日、2015年4月8日的两份《回执》上以及《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骑缝上加盖的东方电机公司合同专用章与其公司的样本印章是否属于同一枚；对前述时间两份《回执》上加盖的印章和落款书写笔记是否属于同一时间形成以及形成的时间进行鉴定；对前述时间两份《回执》上加盖印章与书写、打印重合部分，形成的先后顺序（先盖章还是先打印或书写）进行鉴定；原告亦申请对2012年5月18日、2012年11月6日、2013年4月16日、2013年10月11日、2014年10月11日的《回执》上以及《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回执》骑缝处加盖的东方电机公司合同专用章与样本印章是否属于同一枚进行鉴定。 经原、被告一致同意委托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对以上鉴定事项进行鉴定，得出以下鉴定意见：1.标注时间分别为2012年5月18日、2012年11月6日、2013年4月16日、2014年10月11日、2013年10月11日的《回执》原件上东方电机公司合同专用章以及各自对应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原件上的印章骑缝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2是同一枚印章所盖；2.标注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2015年4月8日的《回执》原件上东方电机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及其各自对应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上的骑缝印文与供检的同名样本印文1是同一枚印章所盖；3.不能确定标注日期分别为2015年3月23日、2015年4月8日的《回执》原件上加盖的东方电机公司合同专用章与手写字迹是否同一时间形成；4.标注时间分别为2015年3月23日、2015年4月8日的《回执》原件上加盖的东方电机公司合同专用章印文形成于同部位书写字迹以及打印字迹之后；5.标注时间为2015年3月23日的《回执》原件上所有手写字迹与2015年4月8日《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上“付款日期”、“账号”、“成都”、最下方落款日期共四处字迹为同一人书写；2015年3月23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上的所有字迹与2015年4月8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上“合同号”、“合同标的”、“合同金额”栏填写字迹是同一人书写；不能确定2015年4月8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第一个落款日期书写字迹与上述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 经质证，原、被告对以上鉴定意见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本案中，双方诉争的编号为DFRZ14-1号的《2014年度产品买卖协议》，原、被告均各自向法院提交了一份原件，经审查，两份原件内容并不一致，签字盖章也具有很大差异，除此之外，被告申请鉴定的2015年3月23日、2015年4月8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与对应日期的《回执》时间完全一致，明显不符合商事交易常理。根据鉴定意见:2015年3月23日的《回执》原件上所有手写字迹与2015年4月8日《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上“付款日期”、“账号”、“成都”、最下方落款日期共四处字迹均为同一人书写；2015年3月23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上的所有字迹与2015年4月8日的《应收账款质押通知书》原件上“合同号”、“合同标的”、“合同金额”栏填写字迹亦是同一人书写。应收账款通知书按照常理本应由原告工作人员书写，回执应由被告工作人员书写，但出现字迹相同的情形，有相互串通伪造的嫌疑。另外，原告提交的被告与融洲公司之间的结算凭据与被告所提交的其与融洲公司之间的结算凭据严重不符。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所涉质权在应收账款质押通知及回执确认过程中，相关单位或个人存在涉嫌犯罪的情形，根据东方电机公司的申请并根据现有证据情况，本案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大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的起诉； 本案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李 松 审 判 员  林小萍 审 判 员  周章琳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法官助理  温 怡 书 记 员  邓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