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豫01民初1125号原告：刘建辉，男，1970年4月10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郑喜艳，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杜炳富，北京大成（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张玉峰，男，1968年1月18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被告：河南道得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郑州市管城区东明路52号附1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468712480XP。法定代表人：张玉峰，公司总经理。被告：卫靖，女，1968年1月24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金水区。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宋铎，河南远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裴昊宇，河南远恒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刘建辉诉被告张玉峰、河南道得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道得居酒店）、卫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刘建辉于2019年3月20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刘建辉委托代理人郑喜艳、杜炳富，被告张玉峰、道得居酒店、卫靖共同委托代理人宋铎、裴昊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刘建辉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张玉峰、道得居酒店、卫靖共同偿还原告刘建辉借款本金19430000元及2093467元欠付利息（截至2016年11月30日）；2、判令被告张玉峰、道得居酒店、卫靖以本金1414万元为基数年利率22.5%的标准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的利息；以本金281万元为基数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的利息；以本金248万元为基数年利率24%的标准自2016年12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偿还本金之日的利息（暂计算至2019年3月15日为10311715元）；3、判令被告张玉峰、卫靖、道得居酒店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全责任险保险费。事实和理由：原被告系朋友关系，被告因资金周转困难向原告借款，原告自2013年至2016年期间向被告借款3390.8万元，约定月息2%，按月付息。被告张玉峰向原告出具借据、欠条或对账单，被告道得居酒店向原告出具了加盖财务印章的借据，2016年10月6日双方对账后签订了《协议书》，约定1566万元本金于2019年10月10日前偿还，年利率15%；355万元本金于2017年10月10日前偿还，年利率24%；300万元本金于2017年10月10日偿还，年利率18%，三笔款项的利息均于每月5号前支付，违反约定的利率上浮50%，利息拖欠两次的原告有权要求提前偿还全部借款并结清利息。2018年3月20日原被告对本金及利息进行核对，被告再次向原告出具对账单，就本金及利息再次进行确认，并称会及时还款。期间原告多次向被告催要本金及利息，但被告均以各种理由推诿，至今未能偿还，被告张玉峰、道得居酒店作为共同借款人向原告出具了借据，原告实际提供了借款，二被告应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被告张玉峰与卫靖为夫妻关系，卫靖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基于以上事实，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张玉峰、道得居酒店辩称，原告与道得居酒店之间存在多年的经济往来，涉案的经济往来原告与道得居酒店之间因为该款项没有签订借款合同。最早是道得居酒店出具的借据，应当以出具借据的主体为准。虽然后边张玉峰与原告签订了协议，但是仍然是在履行道得居酒店和原告之间的经济往来的行为并不能改变道得居酒店使用该款项的属性。被告张玉峰是道得居酒店的法定代表人，其行为是履行公司职务的业务行为，该行为的后果应当由道得居酒店承担。原告起诉的金额不实，原告依据的三笔借款的明细，仅与其提供的银行流水相比对，有些款项并没有银行流水。请求法庭就已查明的涉案款项予以认定。被告卫靖与张玉峰虽然是夫妻关系，但该债务不是张玉峰的个人债务，该债务主要用于生产经营，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卫靖不应当承担本案的还款责任。综上所述，原告对被告张玉峰和卫靖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驳回，对道得居酒店的诉讼请求，请求合议庭查明客观真实的金额，予以合法认定。卫靖辩称，卫靖是郑州银行工作人员，没有参与张玉峰企业的经营，也不清楚道得居酒店与刘建辉之间经济往来。案涉借款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卫靖不应承担责任，请求依法驳回刘建辉对卫靖的诉讼请求。原告为支持其诉讼主张，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银行交易流水、委托转款说明、电话录音、借据、协议书两份、欠付利息说明等，证明双方借贷关系成立；第二组证据：惠济区黄河滩地委托经营协议书一份、协议书一份、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一份、土地承包合同书一份、转让协议一份、河南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出租）合同一份，证明被告及被告道得居酒店控股的绿逸洲公司向原告提供约1800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证明其具有偿债能力，原告据此提供借款；第三组证据：结婚档案一份，证明张玉峰与卫靖系夫妻关系，以上债务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被告卫靖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四组证据：微信截屏9张、小企业额度借款支用单、借条、借款合同及承诺书、借款条两份、裁定书一份，证明原告多次催要借款，被告未能偿还借款致使原告债台高筑，甚至被起诉；第五组证据：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刑事判决书、聊天截屏、企业信息公示报告，证明被告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羁押，从看守所释放后即开始着手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在本案诉讼期间仍在转移资产，导致原告债权无法得到清偿。被告对原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第一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与被告道得居酒店从2011年开始存在长期经济往来，该款项几经变化，最早是借款，2015年以后开始变为投资款，然后2016年10月6日又变成借款，从投资款变为借款的过程中，没有对原告作为投资人就合伙经营期间的亏损以及共同债务进行清算，该证据充分说明原告为了盈利对被告道得居酒店借款也好，投资也好均用于生产经营，并没有用于张玉峰个人或家庭生活，因此本案涉及的款项应当属于原告与被告道得居酒店之间的经济往来或者是债务。对于第二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原告正是见到道得居酒店投资项目的良好前景才把自己前期的借款转为对绿逸洲农业公司的投资，并且自己经营了一年。在其经营期间有借款有亏损。然后到2016年4月6日坚决要求退出投资，把股本转为借款，这就是2016年10月6日协议出台的真实背景。因此该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于证明目的有异议。对于第三组证据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虽然张玉峰和卫靖是夫妻关系，但是涉案的款项不是张玉峰的个人借款，也没用于到家庭生活。根据婚姻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卫靖不应当对涉案的款项承担任何责任。第四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系。第五组证据被告张玉峰犯组织领导传销罪是客观事实，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状况，才导致了道得居酒店、绿逸洲农业公司经营困难，也是本案原告起诉的真正原因。如果张玉峰不遇到此案件，恐怕没有今天的案件。至于说原告在张玉峰案件侦办期间实施的一些行为。原告出示的五张道得居酒店出具的收据，时间从2013年一直延续到2015年，金额达1500万。原告和被告无论是道得居酒店还是张玉峰没有签订借款协议只是出具了借据。那么按照民间借贷的惯例，借款主体应当是出具借据并且加盖公章的道得居酒店。至于说后来2016年10月6日签的协议。张玉峰说了一些说明，事实上仍然是针对道得居酒店的借款事项，是这种借款行为的延续。因此该案的借款主体应当是道得居酒店，而不是张玉峰更不是共同借款。被告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第一组证据：道得居酒店企业信息公司情况，证明张玉峰系道得居酒店法定代表人，常海峰是该公司监事，其行为是履行公司的职务行为，行为后果应当由公司承担；第二组证据：银行流水9份，证明被告共计向原告支付相关款项29867223元。原告对于被告提交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因流水太多需要双方进一步核对，对方对此没有异议。但就性质方面的问题有异议，张玉峰借款签订协议足以证明他是借款人，被告的主体适格。至于说法定代表人身份，道得居酒店本身就是张玉峰一人的独资公司，而且借款的时候也说的是要用于公司的经营，包括后来提供的这些农业项目，跟农业项目有关是因为道得居酒店又是绿逸洲农业的绝对控股股东，这只是在证明他的借款用途否定不了借款主体，他们是共同借款，而借款在实际操作当中也进一步印证被告是共同借款人，因为借款的收款主体、收款账号，是按照张玉峰的指示提供由原告去汇款，而且出具手续的时候道德居酒店打的收据借据，也有张玉峰自己签的手续。所以说他们是共同借款人，这个事实在本案当中应该是清晰而明了的。至于说它的法定代表人身份以及常海峰的工作人员身份，其实从常海峰的通话记录也能证明他不只是道得居酒店的工作人员，他同时也是绿逸洲公司财务人员，有些款项都是汇到他的账号上。对这个金额被告方也没有什么异议，所以他出具手续也是一会公司出一会个人出。但是最终确认这个事情的时候，张玉峰对这些债务的借款的属性是清晰明了给予确认。尽管过程当中双方发生过一些意思表示上的讨论。但这不意味着是一种最终的客观事实。所以在他起草的协议草本上也能显示说这个股本金变为个人借款，而且自始至终对于借款的利息都给予确定。如果是股本金的话，应该变为公司的股东，而至今没有见到被告将收到的款项转化为注册资本金，并把原告注册为公司的股东。所以说这种讨论不是双方最终的合意。而张玉峰自身签订的这些书面的文件充分印证它属于借款不是投资款，而且张玉峰事后还去确认这种利息的支付。所以足以证明双方不存在投资过程当中什么损失款的分担问题。至于被告卫靖因为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张玉峰借的款项，并且用于张玉峰独资公司的经营。随后了解的情况，他这些款项未必都是用于道得居酒店，基于我们调查能力受限，无法查询张玉峰自己的账号。如果查到流水的话，应该可以澄清他这些借款并不是都用于了公司。至于说被告卫靖是在什么地方上班不妨碍她对共同借款的债务承担问题。所以说我们认为被告关于事实的抗辩是不成立的。就我们与张玉峰沟通交流过程当中其表达借款款项还有投资于房地产项目。所以说这个款项未必都用于道得居酒店。更不能否定借款的主体不是张玉峰。根据原告被告双方起诉、答辩及举证质证，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一、原告刘建辉提交浦发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交易流水共计20页，载明转款21笔，分别为：1、刘建辉于2011年12月2日、2012年2月25日、2013年1月5日、2013年6月26日通过浦发银行账户（76×××42）向张玉峰账户（76×××78）分别转款340万元、70.8万元、750万元、600万元；2、郑州凌海商贸有限公司于2013年5月8日通过浦发银行账户（76×××68）分别向郑州方大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常海锋转款300万元、200万元；3、刘建辉分别于2014年4月8日、2015年8月26日、2015年10月12日、2015年12月2日、2016年1月4日、2016年1月15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1月18日、2016年2月1日、2016年5月25日、2016年6月29日、2016年7月1日、2016年7月28日通过兴业银行账户（62×××16）向常海锋、张玉峰转款300万元、10万元、60万元、320万元、10万元、40万元、30万元、80万元、100万元、90万元、6万元、4万元、10万元；3、刘建辉于2015年11月18日、2015年11月19日刘建辉通过平安银行郑州分行向常海锋转款42万元、28万元，以上共计3390.8万元。二、2013年6月26日，道得居酒店向刘建辉出具借据一份，显示“今借到刘建辉人民币壹仟万元整，月息20‰”，道得居酒店在借据上加盖印章，张玉峰在借据右上角签名，常海锋在收款人处签名。2、2014年4月8日，道得居酒店向刘建辉出具借据一份，显示“今借到刘建辉人民币三百万元整，月息20‰”，道得居酒店在借据上加盖印章，张玉峰以担保人身份在借据右上角签名。3、2015年6月15日，道得居酒店向刘建辉出具借据一份，显示“今借到刘建辉人民币八十万元整，月息20‰”，道得居酒店在借据上加盖印章，常海锋在收款人处签名，赵杰在会计处签名。4、2015年6月26日，道得居酒店向刘建辉出具借据一份，显示“今借到刘建辉人民币二十四万元整，月息20‰”，道得居酒店在借据上加盖印章，常海锋在收款人处签名，赵杰在会计处签名。5、2015年7月25日，被告道得居酒店向刘建辉出具借据一份，显示“今借到刘建辉人民币一百万元整，月息20‰”，道得居酒店在借据上加盖印章，常海锋在收款人处签名，赵杰在会计处签名。三、2016年10月6日，刘建辉与张玉峰签订《协议书》一份，双方确认三笔借款（内容见附件表），其中附件一为《2016年11月30日暂借刘建辉款转绿逸洲股本金说明》，该说明显示，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1566万元（差额689576.63元）；附件二为《截至2016年11月底应付本金及利息明细》，该明细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底的本金及利息数额为347万元；附件三为《截至2016年11月底应付本金及利息明细》，该明细显示截至2016年11月底应付本金及利息数额为308万元。2018年3月20日，张玉峰向刘建辉出具借条，该欠条载明今欠刘建辉利息伍佰零陆万壹仟柒佰伍拾元，截止日期为2018年3月底（之前欠息条均作废）。四、还款情况：对还款的数额，双方存在争议。被告主张自2012年1月12日至2015年5月26日分52笔共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9384463元，偿还利息的数额为2162824元，原告认可被告偿还款项的总数额为12775333元。对于被告开庭时提交的还款共计52笔流水中，被告认为其中2016年11月30日之前的50笔流水双方在2016年10月6日签订的协议书中已经确认扣除。对于流水中第51、52笔还款时间为2017年8月3日、2017年12月8日，金额为1060000元，原告认为应当按照先冲抵费用和利息。被告认可2013年至2016年刘建辉向其出借款项为3390.8万元，并对协议书附件显示2013年6月26日1000万元中的400万元、2014年6月26日的24万元、2015年6月15日的80万元、2015年7月23日的100万元，因无银行流水故对款项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另查明，道得居酒店成立于2009年3月20日，系一人公司，注册资本100万元，张玉峰为股东、法定代表人，常海峰为监事。再查明，张玉峰、卫靖于1990年9月8日登记结婚，目前婚姻存续状态。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法律后果。本案双方存在较长期的借贷、投资转借贷，再行借贷的事实，双方对于责任主体的认定、欠款的数额、利息的支付均存在争议，应当根据借款过程、还款情况、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对争议事项作出认定。一、关于还款责任承担。刘建辉主张道得居酒店、张玉峰、卫靖均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其理由是张玉峰、道得居酒店系共同借款人，且涉案债务发生在张玉峰、卫靖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关于借款主体的认定，本院认为从款项的出借和接收看，诉争款项除两笔由刘建辉委托案外人支付外，其余均由刘建辉本人支付，收款人为张玉峰和常海锋，道得居酒店出具借据，法定代表人张玉峰及收款人常海锋签字确认。尤其2014年4月8日借款金额为300万元的借据上，注明张玉峰系担保人，说明刘建辉、张玉峰明确认知借款人为道得居酒店。同时，从款项偿还看，先后以汇款的方式还款52笔，汇款人为张玉峰、常海峰、赵杰、马乐毅等，并非只有张玉峰本人还款或其委托他人还款。虽然张玉峰与刘建辉于2016年10月6日以协议方式对欠款的数额进行确认，没有加盖道得居酒店的公章。张玉峰为道得居酒店法定代表人，常玉锋为公司监事，刘建辉与常海峰的通话录音显示，常玉锋收款、还款无是履行职务。综上，道得居酒店是诉争款项的借款人，张玉峰收款、还款、签订协议书、出具欠条均属于职务行为。刘建辉主张张玉峰为共同借款人，依据不足，本院认为不予支持。但是，道得居酒店为一人公司，张玉峰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个人财产与道得居酒店不存在混同，实际上张玉峰多笔大额代道得居酒店收款、还款，二者财产混同。故张玉峰应当对道得居酒店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道得居酒店为诉争款项的借款人，借款债务属于公司债务，而非张玉峰的个人债务，卫靖没有参与借款款项的往来，也不存在刘家辉、卫靖家庭财产与道得居酒店财产混同，刘建辉请求判令卫靖对诉争借款债务承担还款责任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二、关于借款数额的认定。刘建辉与道得居酒店自2013年起开始发生借贷关系，双方数十笔借款、还款，后双方于2016年10月6日对之前所有欠款本金及利息进行清算，签订协议书。协议书的三个附件详列明2016年11月30日前每笔转款的金额、借款日期、利率、欠息数额。同时也列明其他冲抵事项，合计出所欠借款本金数额、利息数额。协议书根据三个附件归纳为三笔借款，重新约定借款期限、利率、违约责任等。由此可见，三个附件是刘建辉与张玉峰对2016年11月30日前全部借款、还款详细对账结果，协议书根据三个附件确定欠付借款本金、利息，重新确定三笔借款，刘建辉、张玉峰在协议书及三个附件上签字，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已清算款项利率及协议书约定的借款利率符合法律规定，协议书应当作为认定欠付借款本金、利息的依据。附件一、二、三的本金数额分别为1414万元、281万元及248万元，合计1943万元，利息分别为833467元、66万元及60万元，合计2093467元。道得居酒店共还款52笔，因双方已对2016年11月30日之前的款项往来完成清算，只有此后的还款三笔共计1175600元才能冲抵协议确定的借款本息。综上，至2017年12月8日，道得居酒店最后一笔还款，道得居酒店仍欠刘建辉借款本金1943万元、利息917867元。三、关于借款利息。2016年11月底，刘建辉与道得居酒店所签协议约定，如逾期支付本息，按照约定借款利率上浮50%支付违约金。道得居酒店没有按期还本付息，应当向刘建辉支付违约金。但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不得超过法律规定最高限额，对刘建辉诉请利息不超过法定最高限额的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刘建辉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河南道得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刘建辉借款本金1943万元及利息（2016年11月30日前的利息为917867元，自2016年12月1日，以1414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2.5%，以52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本息清偿之日）；二、被告张玉峰对河南道得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借款债务承担连带清责任。三、驳回原告刘建辉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00976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05976元，由原告刘建辉负担10049元，由被告河南道得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张玉峰共同负担195927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一式十五份，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石红振审判员  李文兵审判员  马常有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书记员  郭富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