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皖0124民初3515号原告：吴新生，男，1983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安徽潜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朱国梁，男，1982年8月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庐江县。被告：胡顺，女，1979年12月7日出生，汉族，居民，住安徽省庐江县。被告：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庐江县高新区苏河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24MA2RLRG643。法定代表人：朱国梁，该公司总经理。上述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艮，安徽天德律师事务所律师。三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淑伟，安徽天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吴新生与被告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5日立案受理。根据原告申请，本院依法作出（2019）皖0124民初3515号民事裁定书，冻结三被告在银行存款计36万元。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吴新生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凯、被告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国梁及三被告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学艮、王淑伟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吴新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决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支付原告300000元及违约金60000元（自2018年11月1日起，以300000元为基数，按照2%每月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要求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2019年4月1日起按照2%/月支付原告违约金至实际支付全部款项之日止；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与朱国梁系熟人关系，朱国梁系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国梁与胡顺系夫妻关系。2018年4月11日，原告（占股25%）、朱国梁（占股25%）、朱登科（占股25%）、高冬生（占股25%）作为股东注册成立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10月16日，原告、朱国梁、胡顺、朱登科、高冬生签订《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该份协议第三条约定，原告将持有公司的25%股权转让给胡顺，胡顺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400000元；协议第四条约定，胡顺应当在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后三日内支付原告全部股权转让款；协议第十条约定，如胡顺未能按时给付转让款，应当按照一天千分之五支付原告违约金。2018年10月25日，原告协助胡顺等人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2018年12月14日，胡顺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给原告100000元股权转让款。2018年12月21日，朱国梁、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欠条一份，自愿表示愿意承担胡顺差欠原告剩余的300000元股权转让款的债务。但截止起诉之日，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仍没有支付原告剩余300000元股权转让款。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辩称。一、被告朱国梁、被告胡顺诉讼主体不适格。首先，案涉欠条是公司出具给原告的，朱国梁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案涉欠条上签字系履行职务的行为，原告无权要求朱国梁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原告所述的30万元系公司投资款并不是所谓的股权转让款，原告并未实际转让股权给胡顺，从公司出具的欠条也能够体现。而胡顺并不是出具欠条的主体，原告主张胡顺承担责任亦无法律依据。二、原告在公司剩余30万元股金情况属实，该30万元一直是原告在公司的投资款项。1、原告所述2018年4月11日朱国梁与朱登科、高冬生及原告成立了公司与事实不符，公司当时仅是朱国梁与朱登科、高冬生三位股东出资成立的。原告是在2018年5、6月份共计向公司出资40万元后，才于2018年7月10日将股东变更为朱国梁与朱登科、高冬生及原告，四位股东当时共计出资160万元，各占25%股份。2、原告与朱国梁系熟人关系且均是公司的股东，其与章春生、朱洪波、朱建国打算和朱国梁、胡顺一起入股经营该公司，让朱登科、高冬生退股。于是上述六人商议吴新生出资30万元、章春生40万元、朱洪波40万元、朱国梁40万元、朱建国30万元、胡顺20万元的情况下共计出资200万元。但因朱登科、高冬生与上述人员均系同村熟人，为避免闲话便决定先将朱登科、高冬生及原告的股份暂时转在胡顺名下，等到各股东实际全部出资到位时再考虑变更事宜。于是2018年10月16日，朱登科、高冬生将股权转让给胡顺，并需向朱登科支付退股本35万元、向高冬生支付退股本15万元。而胡顺也仅是暂接该股权，之后的退股金也是朱建国、章春生和朱洪波的部分投资款支付的。而吴新生假意将股权转让给胡顺，将其40万元的股金仍存于公司账上，但其中30万元继续作为入股公司的投资款，剩余10万元胡顺已支付给原告，吴新生仅是在工商登记中由显名股东变为隐名股东。三、原告自2018年7月10日出资变更后一直是公司的股东并建立股东微信群对公司经营管理事宜进行安排、讨论和决策等。首先，根据案件事实及三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明显看出原告一直是公司的股东，虽然签订了所谓的《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但实际上原告并未退出公司，其与签订协议之前的身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仍是公司股东参与着公司的经营管理。这些通过原告作为公司股东对公司费用报销单进行审批、微信聊天记录中与其他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事宜进行安排、讨论和决策等均能体现。其次，之所以没有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系因朱洪波，章春生两位股东认缴的投资款未能按约足额出资，而且是否进行工商登记仅是一种对外公示作用，并不影响原告的股东身份。四、原告作为股东主张公司返还投资款，无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原告在向公司出资后，该款项亦成为公司的财产，原告要求返还无疑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抽逃出资行为；其次，作为股东应当承担经营风险、共负盈亏，公司财产的分割在未经过清算的情况下，原告要求返还公司财产亦无法律依据。五、案涉欠条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首先，根据上述第四点，原告主张返还投资款应进行清算程序，不应由公司直接返还。其次，案涉欠条系公司出具给作为股东的原告，按照法律规定该欠条实为“股权回购”协议，然而根据《公司法》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份，而且本案亦不属于例外情形。所以该欠条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六、原告主张违约金更没有任何依据。原告系公司的股东，该款项是原告的投资款项，在公司未经清算的情况下不应进行返还，故原告主张违约金亦无任何依据。而且，原告的计算标准也是错误的。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载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提交：1、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一份，用以证明原告与胡顺2018年11月16日签订协议，协议内容是原告将其在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处的股权转让给胡顺，胡顺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40万元，以及对相关违约责任的约定；2、银行转账记录一份，用以证明胡顺在2018年12月14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同时证明原告和胡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按照该份转让协议履行的；3、欠条一份，用以证明朱国梁、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愿承担胡顺差欠原告下剩的股权转让款30万元的事实。2018年10月25日吴新生持有公司25%的股权变更到胡顺名下，案涉股权转让款是发生在原告和胡顺之间，朱国梁、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愿承担还款责任。三被告质证认为：1、对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本身并无异议，对协议内容真实性有异议，该协议并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事实上原告并未退出公司，而是作为股东继续经营管理公司；2、对银行转账记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能够证明股权转让并不是各方的意思表示，也能够证明原告在公司有30万元的投资款；3、对欠条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欠条名为欠条，实为股权回购协议，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同时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欠条出具主体是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并不是朱国梁，朱国梁仅是作为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行为，该款项也不是股权转让款，该款是公司回购款，且与胡顺无任何关系，能够证明上述股权转让并非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也能够证明原告在公司有30万元投资款。本院认为，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是2018年10月16日由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原所有股东吴新生、高冬生、朱登科、朱国梁和胡顺共同协商签订、共同签字确认,是对股权转让以及相关的事宜作出的约定，且后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胡顺也向原告支付了部分股权转让款，因此，该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合法有效。三被告提交：1、公司股东微信群聊天记录（群成员：吴新生、章春生、朱洪波、朱国梁、胡顺、朱建国），用以证明原告入股公司并作为股东参与经营管理并与其他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事宜进行安排、讨论和决策等；2、费用报销单，用以证明原告作为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对公司相关的费用报销进行审批；3、企业信用信息查询记录，用以证明原告、章春生、吴新生、朱洪波、朱建国共同另外成立公司，四人具有密切的利害关系，同时能够佐证上述四人与朱国梁、胡顺共同投资入股经营管理公司。原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达不到被告的证明目的。本院对三被告提交以上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以上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性,因为公司股东可以参与公司经营也可以不参与公司经营,原告与他人另成立公司与本案没有关联。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18年4月11日，朱国梁系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国梁与胡顺系夫妻。2018年10月16日，原告（占股25%）、朱国梁（占股25%）、朱登科（占股25%）、高冬生（占股25%）、胡顺经共同协商签订《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原告、朱登科、高冬生分别将持有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的25%股权转让给胡顺，胡顺分别支付原告、高冬生、朱登科股权转让款400000元、150000元、350000元，胡顺自愿受让以上三股东的所有股份；股权转让款在原股东配合公司办理完相关工商备案手续确认生效后三日内支付完毕；本协议正式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约定条款的即构成违约，若受让方不能按时给付转让款应当按照一天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若转让方不能按约定履行转让义务应当按转让款一天千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并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受让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协议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原告、朱国梁、朱登科、高冬生、胡顺均在协议上签字。2018年10月25日办理了股权转让变更手续，现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为朱国梁（25%）、胡顺（75%）。2018年12月14日，胡顺支付原告100000元股权转让款。2018年12月21日，朱国梁、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欠条，欠条载明：现欠朱洪波人民币八万（滤网磨具二套归朱洪波所有，发票税点扣除），吴新生人民币三十万元，章春生二十五万元，于3月31日前全部付清。如果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有新股东入股后，以前三人欠款于3日内付清。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在欠款人处盖章，朱国梁在欠款人处签字，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在欠条上落款“2018年12月21日星期五”、朱国梁在欠条上落款“2018年12月21日”。后经原告催讨，三被告没有向原告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本院认为，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应受法律保护。案涉《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是由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原所有股东与新股东共同协商一致签订,是各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合法有效。案涉欠条发生在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并已办理相关股权转让变更手续且胡顺已支付部分股权转让款以后，是对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股权转让款及给付时间的进一步明确和变更，其内容仍然是关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故对三被告关于原告所述的30万元系公司投资款、该欠条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胡顺未按约定时间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仍欠原告股权转让款300000元，且经原告催讨后仍未予支付，显然违约，故原告要求胡顺给付股权转让款300000元，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对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股东股份转让协议》中约定：如胡顺未能按时给付转让款，应当按照一天千分之五支付原告违约金，故现原告要求按照月利率20‰支付，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但因2018年12月21日朱国梁、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出具欠条时，已经协商对付款时间进行了变更，故支付违约金的起算点应自2019年4月1日开始，对原告超出部分违约金的主张不予支持，对三被告关于原告主张违约金没有任何依据的辩称理由亦不予采信。由于2018年12月21日朱国梁、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向原告出具欠条，朱国梁在欠款人处签名且再次落款，并没有以法定代表人的名义签字，且其是公司两股东之一又与另一股东胡顺系夫妻，应认定朱国梁与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自愿对胡顺所欠原告股权转让款承担共同给付责任，故原告要求朱国梁、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与胡顺共同给付股权转让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本院予以支持，对三被告关于欠条是公司出具给原告、朱国梁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欠条上签字系履行职务行为，被告朱国梁、胡顺主体不适格、不应承担责任的辩称理由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吴新生股权转让款300000元及其利息（以30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0‰的标准自2019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二、驳回原告吴新生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000元减半收取3350元，由原告吴新生负担650元，被告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负担2700元，诉讼保全费2320元由被告朱国梁、胡顺、安徽晟众五金科技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何 凡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李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