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民终111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秦艳，女，1973年4月16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仲国，男，汉族，1971年2月23日出生，系秦艳之夫。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疏影，四川豪俊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丽，女，1985年8月30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其贵，四川戎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吴保华，男，1971年10月1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珙县。 秦艳与李丽、吴保华合同纠纷一案，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6日作出（2014）宜民初字第185号民事判决，秦艳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9月12日作出（2017）川民终521号民事裁定，发回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7日作出（2017）川15民初129号民事判决，秦艳仍不服，再次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0月2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2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秦艳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疏影、吴映兵，李丽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其贵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吴保华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审理。庭审后，秦艳将其原委托诉讼代理人之一吴映兵变更为罗仲国。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秦艳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法院（2017）川15民初129号民事判决；2.驳回李丽对秦艳的全部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李丽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认为“‘两金’不在双方所签转让合同约定的资产和总价款之内”，系事实认定错误。1.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以下简称“两金”）既不是债权债务，也不是合同涉及的“安全”，而是财产所有权，属于《兴文县仙峰乡德友硫铁矿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范围内。相关规定也强制要求“两金”需一并转让，李丽未履行环境恢复义务，说明李丽默认“两金”包含在转让范围的约定。李丽出具《收条》的内容明确了“两金”在转让范围内。本案中，支持李丽主张的唯一证据是吴保华出具的《承诺书》，其与事实不符，不具有真实性。秦艳未对吴保华进行任何授权，吴保华签署任何文书的后果不及于秦艳。《承诺书》存在不符合事实和逻辑的陈述。《承诺书》载明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数额为24.6万元，实际保证金数额为27.2万元；《承诺书》载明“矿山风险安全保证金于2013年5月25日支付给李丽”，实际该保证金在《承诺书》出具五天前已支付给李丽，李丽亦出具了《收条》；吴保华本人并未出庭接受质询，《承诺书》是否为其本人所签也无法核实。同时，《承诺书》中仅提到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未提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一审法院依此推断转让范围也不包括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不当。2.一审法院举证责任分配不当，应由李丽承担双方除《转让合同》外另有付款约定的举证责任。秦艳、李丽均认可双方仅有《转让合同》关系，并无其他往来，双方发生的金钱往来应是履行该合同的行为，李丽主张双方某部分金钱往来有其他事由（如支付约定的“两金”），应由李丽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应适用证据优势规则，采信秦艳的证据及主张。二、一审法院认为2015年5月20日李丽向赵建军出具的两张《收条》上记载的款项（以下简称“两金”收条款项）与2013年4月24日、5月20日秦艳向李丽银行转账的款项（以下简称两笔转账款项）是同一笔，系认定事实错误。该四次支付款项的支付主体、金额、方式、时间、用途备注均不相同。前两次支付主体为赵建军，后两次支付主体为秦艳；前两次支付金额为27.2万元、27.675万元，后两次支付金额为30万元、25万元；前两次为现金支付，后两次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等。三、一审法院判决秦艳向李丽支付“两金”款项，超出了李丽的诉讼请求范围，属程序违法。李丽的诉讼请求是要求支付转让款余款101.875万元及相应利息、违约金，其仅就转让款提起本案诉讼。“两金”若不在《转让合同》约定转让范围内，李丽主张的“两金”则应另行提起诉讼。请求撤销原判，支持其上诉请求。 李丽答辩称，一、《转让合同》约定的矿山转让价款458万元不包含“两金”，“两金”应归李丽所有。1.《转让合同》第一条约定转让范围“不包括甲方在硫铁矿交付之日前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安全”，第六条也对矿山交接前后的债权、债务及安全责任承担作了明确区分，而“两金”属于债权范畴，转让款是对矿山资源、采矿资格的对价，“两金”不在转让价款的范围内。2.李丽将矿山交付给吴保华、秦艳之日起，没有被安监和环境保护部门处罚，说明李丽在经营该矿山期间，未发生安全事故和破坏环境的情况，故“两金”应归李丽所有。3.案涉2012年7月4日的六张“移交清单”证实李丽没有移交“两金”发票给秦艳、吴保华，秦艳和吴保华同日出具的《承诺书》重申移交前的债权、债务以及安全事故由李丽承担、享有，也证实“两金”归李丽所有。4.2013年5月25日吴保华、赵建军出具的《承诺书》，将“两金”与转让款单独写明，说明吴保华、赵建军、秦艳在当时均认可“两金”归李丽所有，若“两金”包含在458万元价款中，则转让款仅欠47万元，与该《承诺书》记载欠李丽转让款余款108万元和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24.6万元不符。5.2013年4月14日、3月6日，李丽分别向兴文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兴文县国土资源局申请退还两金；2013年5月25日赵建军写给李丽的《收条》载明，收到李丽交付的安全风险金票据五张，金额348750元，也说明“两金”不在转让价款中，是赵建军（秦艳）代表李丽以矿山名义去退还“两金”交给李丽。二、秦艳、吴保华二人未支付过现金给李丽，李丽出具的两张《收条》是对两次银行转款补的收据。1.秦艳对“两金”收条款项说法不一，不应当采信。此前数次开庭时，秦艳称系赵建军支付给李丽54万元现金，其后又改称现金分多次支付，其中案外人陈某1收20万元，陈某2收“打井费”1万元，自相矛盾。2.秦艳、吴保华未申请对2015年5月20日李丽出具给赵建军的手写收条书写时间进行鉴定，即应当认定为当时所写。3.李丽提交的秦艳、吴保华二人六次转款凭证原件及前四次出具给秦艳、吴保华二人的收条原件，表明李丽分别对每次转款均打了收条，证实“两金”收条是对两笔银行转账出具的收条。4.若“两金”收条款项与两笔转账款项不是同一笔款项，则截止2013年5月20日，秦艳、吴保华二人已向李丽付款465.875万元（399.5万元+6万元+5.5万元+54.875万元），已多付7.875万元，不合情理。吴保华、赵建军出具的《承诺书》载明，截止2013年5月25日，秦艳、吴保华二人尚欠李丽108万元转让款及24.6万元安全风险保证金，与前述付款情况矛盾，故秦艳、吴保华二人未支付李丽54.875万元现金，2013年5月20日出具的收条是补打银行转账后的收条，只不过是对应“两金”金额出具的而已。三、秦艳对吴保华的委托符合表见代理的要件，李丽相信其可以代表秦艳。四、一审法院没有超出诉讼请求审理、判决，程序合法。同时，陈某1、陈某2不能作为本案证人出庭，其欲证事实与本案无关，且与本案上诉人多次陈述相矛盾，并已超过举证期限，不是新证据。请求驳回上诉，依法判决。 秦艳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吴保华、秦艳支付转让款108万元；2.吴保华、秦艳承担违约金150万元；3.吴保华、秦艳承担未支付欠款108万元的利息56.16万元（利息计算方式为：以108万元为本金，从2013年7月24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照月利率2%计算）；4.诉讼费由吴保华、秦艳承担。在案件原一审审理中，李丽即将前述第一项诉讼请求的金额减少为101.875万元，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利息的计算基数减少为101.875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兴文县仙峰乡德友硫铁矿是李丽个人独资企业。2012年5月26日，秦艳、吴保华与李丽就该企业转让事宜签订了《转让合同》，约定：李丽（甲方）向秦艳、吴保华（乙方）转让该硫铁矿，转让价款458万元；转让范围为硫铁矿的企业产权，包括甲方所拥有的硫铁矿的全部资质证照、资源、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即财产所有权、采矿经营权（挂靠硫铁矿没有在硫铁矿使用的捷达车、皮卡车除外），但不包括甲方在硫铁矿交付之日前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安全；转让款支付方式为2012年5月28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50万元，乙方第二次付款时该50万元同时转为首付款；合同签订7日内，乙方第二次付款100万元，乙方进场后7日内，第三次付款200万元；企业的全部资质证照变更登记为乙方或者乙方指定人员后7日内，乙方付清余款108万元；乙方应付的转让款由乙方转入甲方指定银行卡为准，乙方付款后，甲方出具书面收据给乙方。该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条款为：1.除本条特别约定外，本合同违约金为150万元；2.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时间结清合同款项，乙方承担每月每元2分利息，或者甲方收回硫铁矿；甲方收回硫铁矿时，甲方除退回乙方已经支付的转让价款本金外，乙方在硫铁矿的所有投入，甲方不予返还，投入损失乙方自负，并支付甲方违约金150万元。该合同第十四条第一款约定：秦艳不在，乙方签字以吴保华签字为准，秦艳由此提出异议造成的一切责任由吴保华承担。 2012年6月14日，李丽（甲方）与秦艳（乙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2012年6月20日支付李丽150万元，7月4日支付50万元，余款108万元甲方将所有执照过户给乙方后7日内支付；如乙方未按时支付，乙方将支付甲方违约金150万元，之前所付款项不予退还；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矿上矿下的所有资源、物品归乙方所有；甲方在2012年5月26日之后所卖的硫精砂价值6万元，在剩余的108万元应付款中扣除。 2013年5月25日，吴保华向李丽出具《承诺书》，其主要内容为：合同中未约定的交到兴文县安监局等的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24.6万元于2013年5月25日交付给李丽，余款108万元于采矿权等手续变更登记为本人或本人指定人员赵建军后7日内一次性支付李丽；如未按时支付，本人承诺支付每月每元2分利息，李丽有权收回该矿，不退还转让款，并支付李丽违约金150万元。赵建军也在该《承诺书》上签字。 2013年7月23日，四川省国土资源厅批准案涉采矿权转让给兴文县德丰矿业有限公司。秦艳认可于2013年9月4日变更了安全生产许可证。 2013年4月24日，秦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丽付款30万元，2013年5月20日，又通过银行转账向李丽付款25万元。2013年5月20日，李丽出具《收条》两张，分别载明：“今收到赵建军代兴文县德丰矿业有限公司交来人民币二十七万贰仟元整（小写272000元），此款系支付李丽（原兴文县德友硫铁矿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转让款”“今收到赵建军代兴文县德丰矿业有限公司交来人民币二十七万陆仟七百五十元整（小写276750元）此款系支付李丽（原兴文县德友硫铁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转让款”。 除上述两次转账及两张《收条》记载的款项外，各方认可秦艳、吴保华已支付转让款344.5万元，秦艳、吴保华代李丽支付的5.5万元住宅补偿款及6万元硫精砂款应在剩余转让款中扣除。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争议问题，一是“两金”是否在双方所签《转让合同》约定的资产和总价款之内，二是“两金”收条款项与两笔转账款项是否是同一笔。 针对争议焦点一，即“两金”是否在双方所签《转让合同》约定的资产和总价款之内，一审法院认为其不在合同约定的资产和总价款之内。理由为：在约定转让范围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中，均未对转让款458万元是否包含“两金”进行约定，现秦艳主张转让款458万元包含了“两金”，应对其主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秦艳提交的能直接证明其主张的依据仅有李丽向赵建军出具的两张《收条》，该两张《收条》记载李丽收到的既是“两金”又是转让款。李丽为反驳秦艳的主张，提供了吴保华和赵建军于2013年5月25日出具的《承诺书》，该《承诺书》中吴保华陈述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未包括在《转让合同》中，吴保华、赵建军的《承诺书》使秦艳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关于“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的规定，应认定“两金”不在双方所签《转让合同》约定的资产和总价款之内。《转让合同》第十四条约定，秦艳承诺其不在，以吴保华的签字为准，即是对吴保华承诺的授权，且吴保华在《承诺书》中关于“两金”是否在转让范围的陈述，只是对客观事实的表述，不涉及秦艳合同权利的变更，吴保华该陈述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不因为吴保华是否得到秦艳授权而受到影响，故秦艳称吴保华未经其授权，《承诺书》对其无约束力的理由不能成立。 针对争议焦点二，即“两金”收条款项与两笔转账款项是否是同一笔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是同一笔款项。理由为：秦艳主张“两金”收条款项系支付的现金，但秦艳对此大额支出未提供款项来源、款项交付的依据，李丽对秦艳交付现金的事实不认可，故对秦艳陈述该款项系以现金支付的主张，不予采信。 两次转账的“附加信息及用途”处虽记载支付的是转让款，但这是秦艳在转账时的单方记载，对李丽无约束力。两张《收条》形成的时间在2013年5月20日，与第二次转账系同一天，与第一次转帐时间也接近。两者金额相差1250元，李丽对金额差异解释为因秦艳、吴保华尚有欠款，此次转整数待以后一并结算，具有合理性。 因秦艳未提供交付《收条》上两笔款项的依据，李丽认为《收条》上的两笔款项就是秦艳转账的两笔款项，而转账的两笔款项与《收条》上记载的两笔款项时间与金额均相近，故一审法院认为两笔转账与两张《收条》的款项系同一笔款项。 综上，秦艳、吴保华应向李丽支付的款项为512.825万元（458万元+27.675万元+27.2万元），扣除已支付的款项399.5万元（344.5万元+55万元），再扣除住宅补偿款5.5万元和硫精砂款6万元，秦艳、吴保华尚欠李丽101.875万元。根据《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秦艳、吴保华应于证照变更后7日内支付余款，现转让矿山的证照已于2013年9月4日变更完毕，秦艳、吴保华应于2013年9月11日向李丽履行支付剩余款项的义务，故李丽主张秦艳、吴保华支付尚欠转让款101.875万元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秦艳、吴保华至今未向李丽支付剩余转让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关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的规定，李丽主张秦艳、吴保华向其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成立，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转让合同》对逾期付款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约定为：秦艳、吴保华按每月每元2分支付利息，或者李丽选择收回硫铁矿时，秦艳、吴保华支付李丽违约金150万元，即双方约定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要根据李丽是否选择收回硫铁矿，选择适用利息或违约金，而非利息、违约金条款同时适用。李丽既主张秦艳、吴保华按月利率2%支付利息，又主张支付150万元违约金，不符合合同约定，一审法院不予支持。因李丽未主张收回硫铁矿，一审法院认定违约金以101.87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9月11日起按年利率24%向李丽支付资金占用利息。 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秦艳、吴保华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李丽转让款101.875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资金占用利息计算方式：以本金101.875万元为基数，从2013年9月11日起计算至判决指定的给付之日止，以月利率2%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本金付清之日止；二、驳回李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二审中，秦艳围绕其上诉请求提交了一张《收条》、其夫罗仲国向案外人陈某1转账的凭证、陈某2的书面证人证言，并当庭申请陈某2出庭作证。以上证据的提交时间均在本院二审庭审后，已超过本院限定的举证期限。为尽可能查明本案相关情况，本院对秦艳申请证人陈某1、陈某2出庭作证仍予以准许，但陈某1拒绝出庭，并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下列证据进行了质证： 1.李丽于2013年5月20日出具的一张《收条》，载明“今收到秦燕交来转让款现金4000（大写：肆仟元整）”。秦艳拟以此证明：2013年5月20日，秦艳除支付“两金”收条款项之外，还用现金支付了转让款4000元； 2.罗仲国于2013年12月2日向陈某1转款20万元的银行流水凭证。秦艳拟以此证明：“两金”收条款项中，包含罗仲国代李丽向陈某1支付的合作赔偿款20万元，“两金”收条款项已实际支付； 3.陈某2于2019年2月27日出具的一份《证明》，主要载明：因德友硫铁矿修建矿井井口，占用其土地，李丽承诺赔偿其1万元损失费，该款已由秦艳代为支付。陈某2出庭作证称：其是当地村民，2002年、2003年在矿山打工；唐德友（李丽之夫）当硫铁矿山老板时，建洗选池、打砂场、修建矿井井口占用其土地，唐德友承诺赔偿其1万元；2013年在兴文县古宋镇，罗仲国转账付给其村书记陈某11万元，其后陈某1将该笔款项取出将现金通过陈某1的兄弟交给他，一直没有打收条；罗仲国转账1万元的情况是陈某1告诉他的；2012年，罗仲国还发放了2011年唐德友应向周围群众发放的煤炭。秦艳拟以此证明：“两金”收条款项包含罗仲国向陈某2支付的1万元土地占用赔偿款及其代李丽发放的煤炭等。 秦艳质证称：证据3中涉及的赔偿款1万元现金，系陈某1从罗仲国转账的20万元中取出后支付给陈某2的。 李丽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收条》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其属于李丽原手写给赵建军的三张收条之一，是手写的三张收条换成了打印的两张收条，与打印收条记载的款项重叠，且该证据不能作为新证据采信；对证据2罗仲国向陈某1转账20万元凭证的关联性不予认可，其不能证明该款是代李丽支付的赔偿款，且不属于新证据；对证据3陈某2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秦艳应提供罗仲国在2013年转给陈某11万元的转账记录，且应证明该1万元赔偿款、煤炭与本案有关联性，以及与“两金”收条款项发生关联，而秦艳在此前的历次庭审中，均称“两金”收条款项是通过现金支付的，现在又变成代付，应该说明该款是怎么组成、何时支付的。 本院认为： 关于证据1，双方当事人对《收条》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该《收条》显示,2013年5月20日李丽收到秦艳交来转让款现金4000元，双方对该款系李丽转让案涉矿山过程中所支付款项无异议；李丽虽提出系其原出具的、已被替换的三张收条之一，但并无依据，本院对该证据的关联性亦予以确认； 关于证据2，罗仲国向陈某1转账的凭证显示，其的确于2013年12月2日通过银行转款方式向陈某1付款20万元，但该款是否属于罗仲国（秦艳）代李丽支付的所欠陈某1的赔偿款，并属于“两金”收条款项之一部分，乃至李丽是否拖欠陈某1赔偿款等关键事实，在李丽不予认可，收款人陈某1亦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仅凭该转账凭证均不能证明。秦艳未提供证据证明该款与李丽转让案涉矿山过程中相关款项之间的关联性，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 关于证据3，陈某2的证言涉及1万元赔偿款事宜，但该款系现金支付给中间人转付还是转账支付，系包含在前述20万元转款中还是另行支付等付款内容，与秦艳的陈述和主张存在矛盾，而陈某1拒绝出庭作证，本案又无其他证据佐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同时，秦艳亦无证据证明该款与本案李丽应收款项之间存在关联，本院对其关联性亦不予认可。关于罗仲国代发煤炭问题，秦艳未提供证据证明该部分煤炭已实际发放以及发放的主体、对象、时间、数量及价值等，亦未提供证据证明煤炭发放与本案李丽应收款项之间存在关联，本院对该部分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本院对陈某2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 李丽未提供新的证据。 对一审判决查明的当事人无争议的案件事实，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本院另确认以下事实： 1.《转让合同》第三条“转让款支付及硫铁矿交付方式”第5项约定：经李丽书面委托同意，受让方可代李丽支付处理硫铁矿交付前其应承担的债务，处理完毕后，可抵扣转让款金额； 2.《转让合同》签订后的2012年，秦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丽支付了五笔款项，即5月29日转账50万元，6月2日转账48万元、52万元，6月18日转账150万元，7月6日转账44.5万元。同年8月22日，李丽出具收条，确认收到5月29日、6月2日、6月18日四笔转账款共计300万元。就7月6日转账的44.5万元，双方一致认可系扣除了李丽应当偿付的5.5万元住宅（房屋）补偿款，李丽亦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但未出具收据。2013年，秦艳通过银行转账向李丽付款两笔，即4月24日转账30万元，5月20日转账25万，共计55万元，其与“两金”收条款项是否为同一笔款项，系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2013年5月20日，秦艳另向李丽支付现金4000元，有李丽出具的收条为证。 3.2012年7月4日，吴保华、罗仲国（代秦艳）共同出具《承诺书》，主要载明：双方已完成所有证照、公章、协议、矿山资产等相关资料、资产的交接；因采矿权人、工商执照等手续在变更或等待变更期间，故吴保华、秦艳于2012年7月4日进场后新产生的债权债务、安全事故等，全部由吴保华、秦艳承担。该次交接过程中，没有移交“两金”发票。2013年5月25日，赵建军收到李丽交来的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票据五张。 4.吴保华、赵建军于2013年5月25日出具的《承诺书》的相关内容原文为：“……合同中未约定的交到兴文县安监局等的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24.6万元（大写：贰拾肆万陆仟元）于2013年5月25日以现金方式或转账的方式交付给李丽。转让矿山设备、固定资产等余款108万元于采矿权等手续变更登记为本人或本人指定人员赵建军后7日内以转账或现金的方式一次性支付于李丽……”。关于该《承诺书》中记载的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为24.6万元，是否与实际数额27.2万元存在矛盾的问题。李丽陈述称：双方同意将“两金”合并成55万元计算；2013年4月24日，秦艳转账30万元后，告知其已支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要求李丽交付“两金”发票，其则提出必须出具《承诺书》才能交付剩余发票，吴保华、赵建军遂出具该《承诺书》，作出将剩余保证金于2013年5月25日通过现金或转账方式交付给李丽等承诺；李丽收到《承诺书》当日，即将安全风险保证金发票五张交予了赵建军；后李丽被告知秦艳此前即已于2013年5月20日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剩余的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请其查账确认。李丽还称：其出具《承诺书》时，自认为秦艳仅支付了30.4万元，包括秦艳已转账的30万元，现金支付的4000元。如依此计算，案涉矿山受让方尚欠“两金”款项金额应为24.6万元，此与《承诺书》记载“两金”余额为24.6万元即可相互印证。 本院认为，根据秦艳的上诉主张和理由，以及李丽的答辩意见，本案二审争议的主要问题，一是一审判决是否超出了李丽的诉讼请求范围，一审审理程序是否违法；二是“两金”是否包含在《转让合同》约定的458万元转让价款之内；三是秦艳、吴保华实际已付款金额应如何认定，其是否尚欠李丽款项并应予偿付。 关于争议问题一。李丽提起本案诉讼的主要诉请之一，为判令秦艳、吴保华支付尚欠的转让款101.875万元。根据其在起诉及庭审中的主张和理由，该101.875万元的计算依据和构成为：《转让合同》约定的价款本身并不包括“两金”，“两金”属于合同约定的“债权、债务和安全”而被排除在合同价款之外，属于李丽享有的债权性质并应由秦艳、吴保华偿付；秦艳、吴保华应当支付《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458万元以及“两金”款项54.875万元，扣除秦艳已支付的344.5万元、秦艳两笔银行转账55万元、李丽同意冲抵的硫精砂款6万元以及村民房屋赔偿款5.5万元，尚欠101.875万元。据此，李丽在本案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已明确纳入“两金”款项的支付问题，且是其计算欠款基数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因其认为“两金”已通过秦艳两笔银行转账予以实际支付，故在具体请求数额中作了相应扣减。对本案一审原告李丽提出的诉请及其涉及的相关事实，一审法院理当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裁判。同时，在本院就本案作出的（2017）川民终521号民事裁定书中，已明确载明本院之所以将该案发回重审，正是由于一审法院原一审判决认定李丽未就“两金”事宜提出诉请，要求当事人另行起诉解决，属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现一审法院在李丽诉讼主张的范围内，针对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审理程序合法，不存在超范围审判的问题。秦艳就此提出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问题二。根据相关规定，“两金”是国家或地方在一定时期，要求矿山开发、经营主体向相关主管部门缴纳的用于矿山环境治理、生态恢复和安全事故处理的专项资金，是在发生特定事由后，涉矿企业能够切实履行义务的金钱保证，其性质不同于企业的一般债权，也不能简单等同于企业自身的财产权或采矿经营权，不能由缴款企业自由支配或随意要求退还。本案中，李丽已缴纳“两金”无疑。从案涉《转让合同》来看，其约定的转让范围及转让价款中并未直接提及“两金”问题，“两金”是否包含在458万元价款之内，特别是受让方吴保华、秦艳是否应当另行向李丽支付该“两金”，仅凭该约定难以明确，需综合审查合同约定内容、履行情况和本案其他证据予以判断。 首先，该合同第一条、第六条约定，在矿山移交前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包括税费、工伤）及安全系由李丽享有和承担，移交之后的债权、债务和安全，则由受让方自行负责。虽然“两金”不能简单等同于企业债权，但根据合同关于转让范围以及将矿山移交前的“一切债权、债务及安全”排除在转让范围之外的约定内容，结合“两金”的用途并基于当事人对“两金”性质的认知，至少能够认定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对应的转让范围中，不应当包括矿山移交前已由李丽缴纳的“两金”。 其次，2012年7月4日，当事人双方确认已完成所有资产、资料等移交时，并未移交“两金”票据，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双方认为案涉矿山转让范围也并不包括“两金”，“两金”不属于李丽履行《转让合同》移交事项的内容。根据本案现有证据，结合李丽的陈述，在其径行向相关部门要求退还“两金”未果后，作为《转让合同》受让人之一的吴保华和另一合伙人赵建军于2013年5月25日向李丽出具《承诺书》，也明确表示“两金”中的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不在约定之内，并对其支付问题作出承诺，李丽据此将相关票据交付受让方，可以印证合同约定的458万元转让价款中，不包括“两金”在内。 再次，截止2012年7月6日，案涉矿山受让方就458万元的《转让合同》对价已支付了350万元（含李丽认可抵扣的5.5万元房屋赔偿款），余款108万元依约应在矿山证照变更登记之后7日内支付。2013年4月24日、5月20日，秦艳又通过两笔银行转账共支付55万元，而此后吴保华出具的前述《承诺书》中，仍记载《转让合同》项下待付余款仍为108万元，并未将该55万元予以扣减，表明该两笔银行转账并非支付的《转让合同》项下约定的矿山转让范围内对应的价款。同时，秦艳支付该55万元时，所涉矿山证照并未予以变更登记，《转让合同》《补充协议》约定的付款时间尚未满足，无证据表明其系提前支付的《转让合同》项下的对价，故该55万元转款的目的，应系用于支付“两金”，据此进一步印证“两金”并未包含在《转让合同》约定的对价中。 据此，“两金”并未作为合同约定的企业资产进行转让，不在《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范围和转让价款之内。根据双方当事人关于矿山移交前“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和安全均由李丽承担”的约定，该“两金”的权利应由李丽享有，涉及矿山移交前发生的环境、安全等问题导致的赔偿责任，亦应由李丽以包括“两金”在内的财产自行承担。这应符合当时双方约定的本意。综观合同履行情况，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和历次开庭的陈述，李丽已实际收取“两金”的事实足以认定，其也已承担了矿山移交前发生的相关赔偿责任。本案当事人诉讼中争议问题的实质，是李丽已收取的“两金”款项，应否从秦艳、吴保华应付的458万元转让款中扣减。对此，本院认为，一方面，基于前述认定结论，458万元转让价款中不包括“两金”款项，已付“两金”款项不应抵扣秦艳、吴保华依约应付的转让款；另一方面，基于“两金”的性质、用途，结合《转让合同》关于矿山移交后所发生的债务和安全责任由受让方承担的约定，在李丽未能向相关部门径行退款、受让方因此无需再另行向相关部门缴纳相应“两金”的情况下，由受让方将该款直接支付给李丽，不增大受让方的额外负担，既符合公平原则，也契合当事人的实际履行行为。换言之，李丽在本案中关于秦艳、吴保华应付款总额应为《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价款加上“两金”款项的主张成立。本案诉讼中，秦艳提出吴保华无权代表其作出承诺。对此，一审判决认定吴保华关于“两金”是否在转让范围内的陈述，只是对相关客观事实的表述，不涉及秦艳权利义务的变更，并无不当，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同时，吴保华与秦艳系内部合伙关系，且是秦艳《转让合同》的签约代表，对于受让、经营案涉矿山中的相关情况，特别是涉及款项支付等重要事项，合伙人之间应当是清楚地。而在本案涉诉前，并无证据表明秦艳曾对吴保华签约、承诺等相关行为提出过异议，并告知李丽。综上，秦艳关于“两金”已包括在合同约定转让458万元内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 关于争议问题三。根据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对于《转让合同》项下转让价款和“两金”的实际支付情况，秦艳、吴保华负有举证责任。本案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能够确认的已支付款项共计356.4万元，即：截止2012年7月6日秦艳通过银行转账支付的344.5万元，房屋赔偿款5.5万元，李丽同意冲抵的硫精砂款6万元，加上前述秦艳于2013年5月20日支付的现金4000元。对于2013年4月24日秦艳转账支付的30万元，以及2013年5月20日转账支付的25万元，共计支付55万元的事实，双方亦无争议，但对于该款与“两金”收条款项是否为同一笔款项，当事人存在争议。 秦艳主张在转账的同时，其又于2013年5月20日支付款项共计54.875万元，依据是2013年5月20日李丽出具的前述两张《收条》，其分别载明收到赵建军支付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转让款）27.2万元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转让款）27.675万元。对于该两笔款项的支付方式等，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秦艳的陈述本身和提供的证据之间均存在矛盾。在一审法院（2014）宜民初字第185号案件、本院（2017）川民终521号案件，本案一审庭审以及秦艳本次上诉提交的上诉状中，秦艳均主张该款系直接以现金支付的，但其未提供款项来源、款项交付情况等证据予以佐证，并提出过其是“一笔一笔支付的”，不存在大额现金问题；在本次二审庭审中，其又改称该款系多种方式支付的，包括向案外人陈某1转账支付20万元以及代李丽向陈某2支付占用土地赔偿款1万元、以煤炭偿债等。除金额不能吻合外，要么因证人拒绝出庭作证而无法确定其真实性，要么因无必要证据佐证而难以确定与本案存在关联性，证人证言与秦艳的陈述也不尽一致，均不足以证明其是否清偿了债务以及所清偿的债务确为李丽所负债务，且李丽对此予以认可并从中受益。一般而言，当事人由于记忆的原因对相关客观事实的描述出现偏差，尚属情有可原，但如果先后观点不一、陈述的事实自相矛盾，且均无充足的证据支持，则很难获得理解认可。同时，案涉《转让合同》第三条第5项明确约定：经李丽书面委托同意，受让方可代李丽支付处理硫铁矿交付前其应承担的债务，处理的债务可抵扣转让款金额。可见，本案当事人并不排除受让方代为偿债的付款方式，但需经李丽书面委托同意。而本案中，秦艳不能提交李丽书面委托的依据，李丽也始终否认其在经营硫铁矿期间还有需要偿付的外债，也不认可秦艳实际为其偿付了外债。秦艳关于其为李丽代为偿付了部分债务、“两金”收条款项已由此实际支付的主张，缺乏证据支持。 案涉《转让合同》第三条第6项“付款方式”约定：受让方应付的转让款以转入李丽指定银行卡“为准”，李丽出具“书面收据”。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无争议的转让款均由秦艳依约通过转账方式支付，除前述2012年7月6日转账支付的44.5万元外，李丽也均依约出具了收款收据，表明双方大体上是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在履行。按照李丽的陈述，两笔转账款项对应的收款收据，就是“两金”收条；对于其中存在的时间、金额等差异，李丽作了解释说明。对此，本院认为，李丽的前述陈述与两笔转账款项的发生时间、《承诺书》的内容、赵建军出具的收讫矿山安全风险保证金票据的《收条》等证据，以及转账后由李丽出具收款凭据的合同约定大致能相互印证，相较于秦艳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其更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 据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关于“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款关于“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之规定，秦艳就其主张在两笔转账款项之外，另行向李丽支付了54.875万元“两金”收条款项的这一待证事实提供的证据明显不足，本院对该事实不予认定。综合前述能够认定的事实，秦艳、吴保华支付款项的金额合计411.4万元。 综上所述，“两金”不属于《转让合同》约定的转让范围，“两金”款项亦不在合同约定的458万元转让价款之内；李丽应收款项为《转让合同》确定的对价458万元以及“两金”54.875万元，合计512.875万元；扣除秦艳、吴保华已支付的411.4万元，秦艳、吴保华尚欠李丽101.475万元。上诉人秦艳的上诉请求，事实及法律依据不足，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对于一审判决确定的未付款项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即时间自2013年9月11日起算、月利率按2％计算，秦艳未提出异议，李丽虽在答辩中提出“对该101.875万元应自2013年7月24日矿山过户之日起按年息24％计算利息到付清时止”，但因其并未提起上诉，故本院对一审判决就未付款项违约责任的计算方式予以确认。鉴于二审中，上诉人秦艳新提交了一份已付款依据，并可对此予以确认，本院据实将吴保华、秦艳的欠款金额及违约金计算基数相应变更为101.475万元，并对一审判决的判项依法作相应处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川15民初129号民事判决； 二、秦艳、吴保华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李丽偿付欠款101.475万元及相应利息（利息以101.475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自2013年9月11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三、驳回李丽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31933元，按一审判决确定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23752元，由秦艳负担23652元，李丽负担100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何学敏 审 判 员 许 静 审 判 员 邓长玉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彭 芳 书 记 员 向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