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浙0603民初3515号 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齐贤街道梅林居1幢1楼。 法定代表人：孔海媚，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琴，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伯仁，绍兴市平水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男，1961年8月31日出生，大韩民国公民。 被告：南媛，女，1967年6月27日出生，汉族，住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飞，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林洲，北京汉鼎联合（绍兴）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与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南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4月8日立案受理。在答辩期间内，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南媛提出管辖权异议申请，本院经审查后作出驳回被告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南媛对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出上诉。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7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于2018年9月11日组织证据交换，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孔海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根、李伯仁，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飞、林洲到庭参加。诉讼过程中，原告将委托诉讼代理人**根变更为公司员工邵晓琴，并办理变更手续。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法定代表人孔海媚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邵晓琴、李伯仁，两被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黄亚飞、林洲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朴贤一、南媛支付货款448361.42元人民币及该款自起诉之日起至判决确定支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2、若被告朴贤一、南媛不按照判决支付款项，请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事实和理由：2016年4月，原告与被告南媛经人介绍成为朋友，经被告南媛陈述，被告南媛与被告朴贤一是共同做布料生意。2016年5月开始，被告朴贤一、南媛要求原告提供涤纶面料布，自2016年5月7日起至2016年8月15日止共发货27批，计1164954.32元人民币，被告朴贤一、南媛共计付款716592.89元人民币，尚欠货款448361.4元人民币。 被告朴贤一辩称，1、被告朴贤一未向原告采购布料，被告朴贤一介绍案外人韩国金昌物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韩国金昌公司）向原告采购，被告朴贤一仅出于朋友关系帮忙沟通事务，并非合同相对方，亦未提供担保。2、被告朴贤一询问韩国金昌公司，其称与原告的货款已结清。3、被告朴贤一与被告南媛系夫妻关系，但被告南媛从未参与相关事务，并不知情。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南媛辩称，1、被告南媛及被告朴贤一未向原告采购布料，被告南媛之前并不知道被告朴贤一介绍韩国金昌公司给原告，被告南媛从未参与其中，亦未提供担保。2、原告提交的证据存在伪造，不应作为证据采纳。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为支持其诉请，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1、2018年1月3日至4日期间，原告法定代表人孔海媚与被告南媛的微信聊天内容，拟证明被告南媛、朴贤一系合伙关系，被告南媛愿意承担责任的事实。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并不能证明两被告欠款的事实，恰恰可以证明两被告仅是韩国金昌公司的介绍人并非合同相对方。 2、原告自制的收款明细及发货清单一组，拟证明原告共计发货1163186.50元人民币，已收货款716592.89元人民币，尚未收回货款446593.61元人民币的事实。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第一份收款明细中的付款并非两被告支付，但两被告有知晓付款的情况，但具体付款多少并不知情，其中四笔美元付款是韩国金昌公司付款给原告的，被告南媛付款5万元人民币是代韩国金昌公司支付的；第二份发货清单三性均不予确认，且与原告自行提交的发货单未能予以对应。 3、被告朴贤一签字的发货单（第一联）49份，拟证明每次发货都由被告朴贤一亲自到原告仓库验货，并由被告朴贤一在发货单上签字，发货单载明品名、克重及价款的事实。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真实性有异议，该组证据系原告伪造，被告朴贤一在发货单上签字时并不存在“金额”内容，而且实际约定的货物价格也不是发货单上记载的金额，原告以发货单所载金额主张货款，没有事实依据。另原告陈述金额是在仓库核对后填上去的也是谎言，根据原告于2017年12月19日发送给被告的司法函所附的49份码单复印件，该码单复印件尚未载有金额，足以证明原告为提起诉讼故意做的伪证。同时部分码单除了被告朴贤一的签字外，有韩国金昌公司法定代表人朴宰奭签字，足以证明合同相对方系韩国金昌公司。此外，原告亦陈述被告朴贤一的签字仅是验货，并不能证明货物的交付也不能证明欠款。 4、被告朴贤一、南媛结婚证复印件一份，拟证明两被告系夫妻关系，结合被告朴贤一在发货单上签字，被告南媛支付了货款5万元人民币的情况，两被告系合同相对方的事实。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真实性及合法性无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两被告并非合同相对方，被告南媛是代韩国金昌公司支付5万元人民币。 5、银行电子回单9份，拟证明被告朴贤一、南媛的付款情况及案涉货物被告不仅仅销售给一家公司而是销售给多家不同公司的事实。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关联性有异议，与被告朴贤一、南媛没有关系，恰恰可以说明韩国金昌公司系案涉贸易合同相对方的事实。 6、原告员工邵晓琴与被告朴贤一微信聊天记录一组，拟证明证据3所载货物金额的真实性。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首先该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系合同相对方，聊天记录中多次提到韩国方，且聊天内容体现被告朴贤一仅是韩国金昌公司与原告之间的联络人；其次，微信聊天内容不能证明单价，因为每个品种的货，价格及克重都是不一样的，而且码单的计价单位是公斤，商业发票的计价单位是码；再次，货物的单价是韩国金昌公司的朴宰奭与原告法定代表人孔海媚面对面洽谈的，被告朴贤一仅为翻译；最后，聊天内容所载单价以人民币计价，并非美元。 7、商业发票24份（传真件）及翻译件，拟证明证据3所载货物金额的真实性且被告系实际购买人的事实。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原告未能提交原件，三性均有异议。 8、网上银行电子回单2份，拟证明原告曾有两次汇款给被告朴贤一，款项是被告朴贤一销售货物的差价。被告南媛、朴贤一共同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其中一份82912元人民币系因货款结算需要美元结算，故将所收的人民币退还给韩国金昌公司，但因朴宰奭没有人民币账户，故将款项交由被告朴贤一代收；另一份10000元人民币如原告所述，系原告给被告朴贤一的佣金，因为被告朴贤一给原告介绍了客户韩国金昌公司，同时也证明了被告并非合同相对方的事实。 被告南媛、朴贤一为支持其辩称，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材料： 9、中国农业银行即期实时结汇通知书复印件4份，拟证明该四笔美元款项由韩国金昌公司向原告支付，韩国金昌公司系合同相对方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于被告的证明目的不予确认。 10、原告法定代表人孔海媚与被告朴贤一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4页及微信内容公证书（附发票）一份，拟证明原告明知合同相对方系韩国金昌公司并非被告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无异议，但任何对话都有前因后果，原告一直认为被告系合同相对方，但被告开始说是介绍人，后来又说是担保人，所以原告法定代表人才表述“哪怕你是担保人，我也得找你算账”。 11、韩国金昌公司出具文书的公证书（未认证）一份，其中仅就公证书第一页作为证据提交，拟证明合同相对方系韩国金昌公司，被告仅作为朋友将韩国金昌公司介绍给原告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三性均有异议，首先，原告从未和韩国金昌公司谈过生意，只知道被告向原告购买坯布后，有一部分转手卖给了韩国金昌公司；其次，该份文书未有原告的盖章确认，故原告不予认可，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12、被告朴贤一签字的发货单（第二联）21份，拟证明被告朴贤一签字时，发货单上并未记载金额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每次发货都由被告朴贤一到原告仓库看货发货并在发货单上签字，但原告仓库人员并不知道价格，所以原始发货单上只有数量并没有单价及金额。 13、原告庭前寄送给被告的司法函及其附件、邮寄面单一组，拟证明原告曾于2017年12月19日向被告寄送的发货单上亦未记载金额，且司法函所载金额与原告起诉金额不一致的事实。原告经质证认为，真实性没有异议，首先，金额不一致是因为计价单位由美元转换成人民币的原因；其次，虽司法函所附的发货单没有金额，因原告在起诉前，为方便计算，根据发货单记载数量和当时约定的单价，把价格和总金额写在发货单上，不是伪造证据，只是为了方便计算，原告没有改变原始的数据。 另，被告朴贤一申请证人曹某出庭作证，拟证明被告朴贤一并非合同相对方（以下简称证据14）。证人曹某陈述通过被告朴贤一介绍且由被告朴贤一面试后成为朴宰奭公司员工，但未与朴宰奭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也记不清朴宰奭的公司名称，工资是朴宰奭转给被告朴贤一，再由被告朴贤一支付给曹某，曹某至始至终没有单独与朴宰奭联系或见面。曹某曾代表朴宰奭去原告仓库验货，同时被告朴贤一是作为朋友出面帮忙验货，但曹某对货物具体发往哪里并不清楚。曹某于2016年7月底前离职，并于2017年年初至被告朴贤一处工作，曾见原告法定代表人到被告朴贤一公司处要求被告朴贤一去韩国替原告要钱。原告对证据14经质证认为，证人曹某连工作的公司名称都无法陈述，劳动合同也没有签订，工资也由被告朴贤一支付，故对其陈述替朴宰奭打工的事实，原告不予认可。被告南媛、朴贤一经质证认为真实可信，被告并非案涉贸易合同相对方。 被告朴贤一申请证人刘某（YOUDONGKON）出庭作证，拟证明刘某曾打款5万元人民币给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系受朴宰奭委托的事实（以下简称证据15）。证人刘某陈述其系被告朴贤一的朋友，也是朴宰奭的朋友，朴宰奭是韩国金昌公司的老板，朴宰奭曾因付款问题当面请求刘某帮忙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汇付5万元人民币，刘某不清楚汇付5万元人民币款项的具体性质，仅受朴宰奭当面请托而为的行为，且已通过现金方式收回垫付款。原告对证据15经质证认为，证人所述情况没有相应书面材料，不予认可。被告南媛、朴贤一经质证认为真实可信，被告并非案涉贸易合同相对方。 本院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经审查后认为：原告所举证据1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孔海媚与被告南媛的微信聊天，被告南媛、朴贤一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2系原告自制的收款明细及发货清单，收款明细系原告自认已收回的货款，对其自身具有约束力，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原告自制的发货清单，被告南媛、朴贤一对其三性不予认可，本院亦不予确认。证据3系发货单，其中一份编号为0002771（7月25日）发货单未有客户签名，本院不予认可；其余48份发货单经庭审确认其上所载“总米数”及“总金额”项下内容在被告朴贤一于“客户签名”栏签字前并未有记载，故对于原告后期自行补具形成的“总米数”及“总金额”项下内容，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5、6、8，被告对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7系传真件形式，被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故本院不予确认。被告南媛、朴贤一所举证据9实与原告所举证据5一致，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0系原告法定代表人孔海媚与被告朴贤一的微信聊天内容，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至于公证费发票，被告并未有相应的诉求主张，仅是与公证书一并提交，故本院不作评判。证据11系未经认证的文书材料，原告对其三性均有异议，本院认为，首先，材料落款处未有签字仅有一枚圆形印鉴章印，被告陈述系朴宰奭的私章，但本院无法认定其形成过程及出处，故其相应材料内容的证明力亦存疑；其次，该材料未有相关出具人的身份信息材料，虽被告提交的翻译件中附有一份翻译为朴宰奭的护照信息，但已过护照有效期限；故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证据12与原告所举证据3实系由同一份发货单复写方式形成（发货单一式三联），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3系原告寄送给被告朴贤一的司法函及其附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4系曹某的证言，原告对其所述内容不予确认，本院认为，首先曹某自述身份情况为其从朴宰奭公司离职后曾就职于被告朴贤一处，现已离职，故可知证人曹某与被告朴贤一存有利害关系；其次曹某陈述“通过被告朴贤一介绍，且经过被告朴贤一面试曾受雇于朴宰奭的公司，但已记不清就职公司名称，任职期间工资都是由朴宰奭转给被告朴贤一，再由被告朴贤一转给曹某，任职期间从未与朴宰奭独自联系或见面”等内容可知，证人曹某虽自述曾受雇于朴宰奭公司，且是朴宰奭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唯一职员，但却从未独自与老板朴宰奭存有业务上的联络、交流或会面，该情况不符合常理，且对证人曹某所述曾代表朴宰奭公司前往原告处验货之事实，亦无其他证据相佐证，故本院不予采信。证据15系刘某的证言，被告予以证明刘某系受朴宰奭委托指示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汇付5万元人民币，结合证言，刘某陈述系受朴宰奭当面委托才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汇款，一周后通过现金收到还款，整个过程未有微信或其他书面痕迹，故本院仅能对“刘某向原告法定代表人汇付5万元人民币”之事实予以确认。 根据以上认定的证据和当事人的陈述，本院认定本案事实如下： 2016年5月14日，原告员工邵晓琴加被告朴贤一（微信号：×××）为微信好友，双方就案涉贸易事项进行沟通。原告员工曾将原告公司开票详细资料发送给被告朴贤一，并就发货数量、发货时间、空运单与提单等单据内容是否准确等事项要求被告朴贤一予以确认，同时被告朴贤一将发货详情资料、提单、出货进度安排等资料发送给原告员工。微信内容中被告朴贤一还多次发出“发越南的空运”“空运印尼”等指示。其中，2016年5月23日被告朴贤一陈述“船已经到了，没有产地证拿不出来，快点吧”“产地证出来了吗”“发传真给韩国吧”，2016年6月1日被告朴贤一陈述“产地证出来的话自己发给韩国吧，我邮箱打不开的”并将韩国邮箱告知原告员工。2016年7月22日，被告朴贤一陈述“25号发货鸡皮绒”“这次很重要的”“做好就每个月50万到100万米的订单下来”“这次最关键时候呢，多帮下……” 2016年5月至8月期间，有关案涉货物发货单“客户签名”栏均由被告朴贤一签名，其中2016年5月7日及9日两份发货单在“朴贤一”签名右方还载有“朴宰奭”字样。现有上述发货单共计48份，但其上载有的“总米数”及“总金额”在被告朴贤一签字前并未填写。 2017年6月5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给被告朴贤一（微信号：×××）发微信语音，因该证据系被告以公证方式予以固定提交，未将语音予以播放记录，无法得知详情，被告朴贤一针对语音回复“我回去就下个星期回去，先安排你的10万，我这里等钱呢”。其后原告法定代表人多次询问付款安排，被告朴贤一回复“再等2-3天时间，必须给你10万后回去”“我也自己工作都放弃在这里解决你的事情”“我真的努力的，反正你的钱我要找他拿”“我必须找他拿钱还给你，我给你们介绍，我中间帮你们翻译而已，布料不是我拿的。现在发生问题，你找我拿钱。我反正找他拿钱，找他还给你钱”“我也帮你尽力找他拿钱，上次也我找他拿钱还给你59000了，我在中间帮你跟他要钱，我介绍了出现这个问题才我帮你要钱的”“我也好意思给你们介绍的，我也没有什么利润，你也知道你们沟通不了我才给你们忙的，晚上验货也是我帮你们出汗，我得什么了？实际上你和我现在一帮合起来找办法找他拿你的钱”……原告法定代表人回复“我最后再信你一次”“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那你自己看，我给你的时间也真够了的，下个礼拜律师会到你那里，你不要怪我，我也没有办法，我也要还给别人的，不是你没有给我，我就可以不用还的”“你们怎么拿是你们的事，如果不是你我不可能给他欠，你当初给他担保你就要想好，现在他跑了，我肯定找担保人”“我没有时间给你了，你慢慢找他，我的钱你必须马上给我，一个礼拜律师会来找你的”。 2017年12月，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被告朴贤一、南媛寄送邮政快递一封，内含司法函、发货单及原告自制汇总表，司法函载明：绍兴市平水法律服务所**根作为原告的常年法律顾问，朴贤一、南媛尚欠原告55136.87美元（尚欠64080.19129美元-2017年支付59000元人民币），原告要求付清货款，请收到本函之日起15天内付清上述款项，否则只有诉请至法院…… 2018年1月3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向被告南媛（微信号×××）发送“司法函”一份。次日，被告南媛回复“我看了，昨天晚上回去跟老朴也说了，这个事既然这样子的，我尽快安排，我们俩一起回去一趟，然后有什么事我们再联系”…… 2018年1月2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给被告朴贤一发微信文字内容如下“64080.19美元*6.6一共422928元人民币，422928元减去59000元还有363928元打8折还有291100元，但是一定要在面前付钱……”。 另查明以下事实，1、被告朴贤一与被告南媛系夫妻关系。 2、原告自述收到案涉货款共计809505.61元人民币。 另，2016年7月29日、31日，原告法定代表人向被告朴贤一分别汇付82912元人民币、1万元人民币，未备注交易用途。 现原告以被告朴贤一、南媛作为案涉贸易共同合同相对人为由，要求两被告共同偿付积欠的应付货款；被告朴贤一主张其并非合同相对方，其仅作为实际贸易相对方韩国金昌公司的朋友帮忙沟通处理，不应承担付款责任；被告南媛主张其并未参与案涉贸易，亦未提供担保，不应承担付款责任，现各方意见不一，故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被告朴贤一系大韩民国公民，故本案为涉外商事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应当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本案原告住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故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就法律适用而言，原、被告之间未有书面约定，但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一致选择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符合法律规定，故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本院认为，本案原告主张的贸易往来真实存在，原告作为供货方，收取货款既是法律所许，也是自然之理。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在于被告朴贤一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对此，本院持肯定态度。第一，被告朴贤一干涉贸易之行为内容符合合同相对方的大量特征，较大可能构成合同相对方。根据现有证据可知被告朴贤一全程介入案涉贸易具体事项，行为包括在发货单“客户栏”签字，安排出货数量、时间及发货方式，核实提单等贸易详单等，超出其自述的介绍人身份。第二，交涉过程中，在原告法定代表人多次催款情况下，被告朴贤一有付款之意思表示，被告朴贤一曾微信回复“我回去就下个星期回去，先安排你的10万，我这里等钱呢”“再等2-3天时间，必须给你10万后回去……”。第三，从涉外贸易特性出发，跨国追索难度大，尤其是各国对公司责任要求不一，具化到贸易过程中亦对实际交道的个人存有信赖利益，本案中被告朴贤一即是该情况。而且被告朴贤一提出应向韩国金昌公司或朴宰奭追偿，但又未提出有效证据予以证明，且对于原告而言实际操作难，后续救济困难。结合本案的交易实际过程，被告朴贤一明显更具备向下家追索货款的能力。综上，本院认定被告朴贤一需承担付款责任。虽被告朴贤一曾通过微信表述“我也自己工作都放弃在这里解决你的事情……我必须找他拿钱还给你……”，但原告法定代表人亦提出反驳“你们怎么拿是你们的事……我没有时间给你了，你慢慢找他，我的钱你必须马上给我……”且原告法定代表人就案涉欠款多次向被告朴贤一催要。庭审中被告朴贤一辩称韩国金昌公司系案涉贸易合同相对方，并申请追加韩国金昌公司为被告，本院认为，被告朴贤一申请系依据韩国金昌公司的付款行为及朴宰奭出具的书面材料，但案涉贸易项下的已付款主体不仅仅为韩国金昌公司一方，不能仅就已付款主体界定合同相对方；另被告朴贤一提交的朴宰奭出具的书面材料未就出具人的身份予以认证，无法认定其形成过程及出处，故难以认定材料内容。另被告朴贤一并未就其仅作为韩国金昌公司朋友出面帮忙处理案涉贸易事宜提供相应的书面材料，故本院不予认定。 至于欠款金额，一般情况下，应为货物总值扣除已付款，但原告提交的发货单所载有“单价”“总金额”等明细系事后补具，对被告朴贤一无约束力，现本案无法通过货款总额与已付款额的差额来厘定货款金额，但原告曾就欠款总额向被告朴贤一邮寄“司法函”亦通过微信催款。落款为2017年12月19日的“司法函”所载欠款金额为55136.87美元（64080.19129美元减去2017年支付的59000元人民币），该金额计算方式与2018年1月27日原告法定代表人通过微信表述的欠款金额“64080.19美元*6.6一共422928元人民币，422928元减去59000元还有363928元……”基本一致，仅存在换算人民币还是换算美元的差异，因本案原告诉请主张人民币，但诉请金额又高于上述催款金额，原告未能就诉请金额高于部分作出合理解释，故以2018年1月27日催款人民币金额为认定依据。同时关于原告在2018年1月27日微信中所提的8折处理方案，虽原告主张系起诉前愿意接受的调解方案，但本案已认定被告朴贤一作为付款主体，且原告在向被告朴贤一催款时亦自愿作出8折的付款方案，故本院宜以该付款方案之金额为准予以支持。 至于被告南媛是否应承担付款责任，原告以被告朴贤一与南媛系夫妻关系，共同合伙做布料生意为由主张被告南媛的付款责任，并提交原告法定代表人与被告南媛的微信聊天及被告南媛的付款凭证，但未能推出被告南媛系案涉贸易合同相对方且被告南媛未就其本人愿意承担案涉欠款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对于原告主张合理部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货款291100元人民币及该款自2018年4月8日起至判决确定履行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二、驳回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对被告南媛的诉讼请求； 三、驳回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25元人民币，由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负担2815元人民币，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负担5210元人民币。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应负担部分款项，限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原告绍兴市柯桥区帝贸纺织有限公司、被告南媛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被告朴贤一（PARKHYUNIL）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张 琴 人民陪审员  董德君 人民陪审员  周正羊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刘思洋 附：相关法律条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八条第一款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协议选择或者变更选择适用的法律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十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三十条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 第二百五十九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 第十八条合同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对履行地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争议标的为给付货币的，接收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即时结清的合同，交易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 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