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0111民初3774-3782、3784-3785、3787号 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 法定代表人：王雅芝，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梁洁怡，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邢海婷，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被告：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法定代表人：张勇，董事长兼总经理。 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李巍，执行董事兼经理。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捷文，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张兆明，广东洛亚律师事务所实习人员。 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被告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侵害其他著作财产权纠纷十二案，本院于2019年1月2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泉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梁洁怡，被告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和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渡石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刘捷文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称：原告为音乐专辑《东方韵》共十二首歌（1．《边疆的泉水清又纯》、2．《采茶舞曲》、3．《兰花花》、4．《绒花》、5．《我爱你塞北的雪》、6．《珊瑚颂》、7．《人说山西好风光》、8．《谁不说俺家乡好》、9．《数九寒天下大雪》、10．《浪迹天涯》、11．《清粼粼的水蓝蓝的天》、12．《雁南飞》）的著作权人，依法对该专辑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在其经营的“阿××球”音乐平台上未经原告合法授权，违法向公众提供涉案专辑，被告的该违法提供行为已严重侵害原告对涉案专辑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对原告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被告淘宝公司是涉案“阿××球”音乐平台网手机客户端开发及运营者，被告水渡石公司是涉案“阿××球”音乐平台网主办单位，二者应承担连带责任。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1、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对《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采茶舞曲》、《兰花花》、《绒花》、《我爱你塞北的雪》、《珊瑚颂》、《人说山西好风光》、《谁不说俺家乡好》、《数九寒天下大雪》、《浪迹天涯》、《清粼粼的水蓝蓝的天》、《雁南飞》共十二首歌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2、被告向原告赔偿经济损失，每首歌10000元（含公证费、律师费等合理费用），共计120000元；3、被告承担本案所有诉讼费用。庭审中，纬泉公司确认被控侵权歌曲已删除，并撤回第一项诉讼请求。 被告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阿××球”平台的备案登记主体是水渡石公司，淘宝公司不是涉案APP或软件的运营者，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根据现行法律规定，经营性网站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网站的相关信息均在工信部中进行备案登记。经在工业和信息化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中对域名ttpod.com进行查询未能查得备案信息。根据原告提交的证据2018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查询结果是水渡石公司为该网站的运营商。二、原告认为淘宝公司是“阿××球”开发者提起本案的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首先，软件的开发者不必然就是软件的运营者。从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可知，原告主张的侵权平台“阿××球”为一款智能手机应用软件，即俗称“手机APP”，而大部分手机APP都是软件开发与软件运营相分离，软件的开发者不必然是软件的运营者。其次，APP开发者并非内容传播的行为人，以开发者为被告提起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之诉，缺乏事实依据。具有内容传播功能的手机APP的开发者，仅是在技术上开发软件程序编码，并不是该软件所传播内容的提供者，无法对使用该软件传播内容的运营者的传播行为进行监管。只有利用软件程序传播相关的内容的手机APP运营者才应该对其所传播内容具有审核注意义务，对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原告提起本案诉讼的被控侵权行为是涉案歌曲的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应当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该作品的行为人为被告，即软件的运营者。原告认为软件开发者，就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人，是未能清晰区分软件程序开发者与运营者的概念。三、原告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淘宝公司与“阿××球”有关。代理人分别使用了品牌为“华为荣耀”、“联想”的手机，在手机自带的应用软件中搜索“阿××球”，所显示的开发者为“北京××××音乐科技有限公司”；手机中分别下载、安装并登入了“安卓市场”、“应用宝”、“手机360助手”等手机软件，搜索“阿××球”，所显示的开发者为“北京××××音乐科技有限公司”。由此说明，不同的软件应用开发市场，对同一款手机APP信息内容的表述各不相同。淘宝公司不是该软件的开发者。四、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淘宝公司是“阿××球”的经营者，也没有证据证明淘宝公司对涉案歌曲实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经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浙01民终××××号民事判决中，已经查明了“阿××球”实际运营商是水渡石公司。综上，淘宝公司并没有使用“阿××球”从事涉案音乐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也不是“阿××球”平台主办单位和APP的运营者，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如下：一、涉案音乐平台“阿××球”早已停止音乐服务，原告在公证时播放的音乐不是由水渡石公司提供，水渡石公司不是涉案作品的侵权主体。因业务发展的需要，涉案平台“阿××球”自2016年12月11日起停止音乐服务，仅保留了交友、粉丝互动、娱乐讨论等互动功能。平台也由过去的商业化运营，转变成为粉丝明星娱乐互动交友平台。涉案平台上播放的音乐内容均由“××音乐”平台提供，“阿××球”是“××音乐”平台的端口之一；水渡石公司不是涉案作品的侵权人，不是本案适格的被告。原告认为相关作品权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音乐”的运营主体杭州××××音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音乐公司）主张权利。二、涉案平台仅为用户提供音乐检索服务，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并非内容提供者，依据避风港原则，也无需承担责任。如前述，涉案平台在2016年已停止音乐服务，仅保留了音乐播放器功能。相关的音乐内容，均由“××音乐”平台提供，涉案平台仅提供音乐检索服务。原告认为水渡石公司存在侵权行为的，可通知水渡石公司，要求水渡石公司删除相关的内容或链接。如果原告在提起诉讼前，没有向平台方进行任何的投诉或通知的，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二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阿××球”平台不应当承担责任。三、原告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其出版物是合法出版，无法确定其是涉案录音制品的权利人。根据2001年起开始实施的《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出版物”封面和封底图片，经水渡石公司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www.nlc.cn）、中国版本图书馆（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www.capub.cn）等查询ISBN号，但未能查得对应音像出版物；在中国标准录音制品编码（ISRC）中心（××）也未能查询到相应的音像制品制作信息。原告提供的“出版物”在公开渠道也没能查得相应的ISBN和ISRC，无法确认合法出版物的情况下，也没有提供著作权登记证、出版许可证明文件、出版合同等其他权利证明文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就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具有涉案音像制品的著作权和邻接权。四、作为证明被控行为的公证文书存在重大记录错误，不应当作为证据采纳。经水渡石公司核对原告提交的公证文书发现，公证词表述内容与录制视频展现的内容有多处不一致的地方，公证词均系相同模板制作，部分取证过程没有进行清洁电脑；公证时也没有查询当前日期时间，公证时间无法确定。作为证明被控侵权行为的唯一证据，取证环境处于不清洁状态，拟证明的事实存疑；公证词均系套取模板，与视频展现情况不符；可见整个公证取证过程严重违反了公证规则，不能作为被控侵权行为存在的证据使用。五、原告主张每一首歌赔偿金额，明显与其损失不符。（一）涉案歌曲作品是年代久远的翻唱版歌曲，传唱度极低。涉案的歌曲多是五六十年代或更老旧的歌曲，在互联网的主要使用人群中（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八零后九零后占互联网使用者的80%以上）传唱度已经极低；且该歌曲更是由听众接受程度不高的表演者进行翻唱或弹奏，受众人群范围更小。根据原告提供的下载视频显示，歌曲的点击数为零，在被控平台上基本无发生传播。（二）原告没有提供任何相应歌曲因被控侵权行为受到损失的证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损失的计算应该以复制品发行减少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发行该复制品单位利润乘积或者市场销售量确定。原告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涉案歌曲复制品市场销量或者发行减少以及利润的证明材料。部分涉案歌曲制品的封面显示时间为十多年前的音像制品了，在当前文化产品活跃的时期，十多年前的音像制品基本没有销量。原告本次批量诉讼中，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复制品的现时销量和利润，酌定起诉的金额完全没有说服力，法院不应当支持。（三）“阿××球”平台没有因为涉案的歌曲获得利益。“阿××球”是一个免费给用户使用的音乐播放平台软件，提供了网络检索服务。相关的音乐内容均由“××音乐”平台提供，平台自身没有上传涉案的歌曲。六、原告是出于商业诉讼牟利的目的，并非为保护涉案歌曲而提起诉讼。本案的证据显示，原告是在2016年底、2017年初期间与案外人签订《音乐作品合作协议》，签订协议后即在各大音乐平台进行批量取证、发起大批量诉讼。原告并没有对涉案歌曲进行商业推广，仅仅以诉讼方式进行牟利，完全不是出于对著作权保护的合理目的。七、涉案歌曲在批量诉讼中被判赔的金额应以版权使用费为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只有在权利人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情况下才能按照侵权人获利进行赔偿，两种计算方式均不能确定情况下才能由法院运用自由裁量权进行裁判。本案中，原告提交的《音乐作品合作协议》显示，其仅仅取得网络信息传播权及相关维权内容。原告应当提供其有关网络传播权合作的商务协议，佐证因网络信息传播权被侵害受到的损失额。但原告没有提供相应的商务协议进行佐证，且在本批量诉讼所提交的证据中均刻意掩盖其签订《音乐作品合作协议》中有关版权使用费条款，目的就是不愿意向法院和水渡石公司公开其向第三人取得涉案歌曲权利所支付金额的真实情况，故意隐瞒损失金额，希望法院自由裁量判决。如前所述，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对涉案歌曲进行推广，仅为批量商业诉讼牟利。因此，原告因被控行为所致的损失额应当仅限于版权使用费的金额和取证费用。水渡石公司请求人民法院责令原告公开版权使用费的条款，并责令原告提供其向第三人支付的版权使用费发票。综合原告对各大平台提起批量诉讼的情况，对每一涉案歌曲的总判赔金额不超过该歌曲对应的版权使用费。综上所述，请求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一、纬泉公司主张的权利作品的相关情况。 纬泉公司出示的《东方韵》音乐专辑封底显示“广州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出版社出版发行”、“ISBN7-7989-4426-5”、“ISRCCN-F18-06-614-00/A.J6”等信息，该音乐专辑收录了《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采茶舞曲》、《兰花花》、《绒花》、《我爱你塞北的雪》、《珊瑚颂》、《人说山西好风光》、《谁不说俺家乡好》、《数九寒天下大雪》、《浪迹天涯》、《清粼粼的水蓝蓝的天》、《雁南飞》共十二首曲目。该音乐专辑内有一张CD光碟以及附有一份曲目介绍，显示表演者为“金某玲”。 金某玲为涉案专辑的表演者，其出具的《录音协议书》载明金某玲将涉案专辑所有歌曲的著作权归伍某骏所有。该《录音协议书》的附件载明了《东方韵》专辑的歌曲曲目，包括涉案《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采茶舞曲》、《兰花花》、《绒花》、《我爱你塞北的雪》、《珊瑚颂》、《人说山西好风光》、《谁不说俺家乡好》、《数九寒天下大雪》、《浪迹天涯》、《清粼粼的水蓝蓝的天》、《雁南飞》十二首歌曲。 伍某骏为涉案专辑的录音制作者，其于2016年4月17日出具的《证明》载明伍某骏永久独家授权广州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行使涉案歌曲的录音制作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所有的著作权利。该《证明》的附件载明了《东方韵》专辑的歌曲曲目，包括涉案十二首歌曲。 ××公司与纬泉公司在2017年1月5日签订《音乐作品合作协议》，约定将授权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独家授权给纬泉公司；××公司出具的《证明》确认纬泉公司在2017年1月10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独家享有《东方韵》音像制品内附歌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被控侵权事实的相关情况。 2017年4月5日，纬泉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公证处申请办理保全证据公证，并支付了公证费用。同年7月17日，公证员在该公证处对华为手机进行清洁性检查，并在公证员现场监督下，由纬泉公司委托代理人汪某在该手机上进行如下操作并同步录像：首先，对华为手机的内部存储空间进行格式化操作并恢复出厂设置，再重启手机，通过公证处的无线网络连接互联网，进入百度网站首页，在百度网站搜索栏输入“阿××球”，进入阿××球网，下载安装并运行“阿××球”手机客户端软件。通过“阿××球”手机客户端软件顶部的搜索栏搜索“金某玲”，在搜索结果页面点击名称为金某玲的头像链接，进入到金某玲的个人页面，该页面分为首页、成绩、社区、资源区、心情五大版块，点击资源库版块后，页面显示有《东方韵》音乐专辑，点击该音乐专辑，即以列表形式显示出该音乐专辑收录的包括涉案歌曲在内的十二首同名歌曲，上述歌曲均可正常播放。 通过比对，上述在线播放的涉案歌曲与纬泉公司提交的音乐专辑《东方韵》收录的同名歌曲在歌曲名称、演唱者以及词曲内容方面均一致，但水渡石公司表示每个专辑的剪辑音乐节奏风格的不一样会导致涉案歌曲出现不同的音乐版本，水渡石公司无法通过简单的试听对权利歌曲是否与取证歌曲相一致进行确认和对比。 三、被控侵权“阿××球”音乐平台及手机客户端的相关情况。 水渡石公司系于2008年5月9日登记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音乐娱乐产品等业务。根据纬泉公司提交的《工业和信息化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显示“阿××球”网站（网址：××）的主办单位是水渡石公司。 水渡石公司确认其是涉案“阿××球”音乐平台及手机客户端的运营方，并表示“阿××球”仅提供搜索服务，无论是网页端还是手机端仅是“××音乐”平台的一个端口，相应的音乐作品均由“××音乐”平台提供，由“××音乐”平台提供存储空间，“阿××球”并无存储空间；“阿××球”APP访问音乐时，直接链接到××音乐库的PAI端口，通过服务器端内跳转的形式，检索“××音乐”的数据库，“阿××球”只提供检索的网络服务，并未提供具体的音乐内容，但其亦确认被访问的音乐内容无需跳转到第三方“××音乐”平台而是在“阿××球”直接显示并播放该歌曲；其并未对涉案歌曲进行编辑、修改，且因其不是音乐内容的提供者，故并未对相关歌曲进行权利审核。同时水渡石公司表示，虽然“阿××球”APP显示的开发者为淘宝公司，但该显示内容系由相应的手机APP应用市场编辑，并非淘宝公司、水渡石公司编辑或提供相应的内容。 水渡石公司为证实其主张，提交了如下证据： 1、网页新闻截图，拟证实“阿××球”音乐平台在2016年12月11日起已停止收藏、歌单、本地音乐服务，与音乐相关内容将由“××音乐”平台提供。经质证，纬泉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该证据只显示“阿××球”音乐平台以及水渡石公司的商业运营模式，与侵权行为无关。 2、公证视频截图，拟证实被控侵权歌曲播放页面下方显示“音乐内容由××音乐提供”，水渡石公司仅提供检索服务，在该字样旁边有用户协议，该协议可显示音乐来源于“××音乐”，因“阿××球”已经不再运营，故无法提供该用户协议，但其确认“音乐内容由××音乐提供”字样是由其自行编辑。经质证，纬泉公司对该证据的客观性和合法性予以认可，但认为仅说明水渡石公司提供涉案歌曲的方式以及侧面反映了其作为运营者在提供案涉歌曲时没有对权利进行审查，以至发生侵权；该“音乐内容由××音乐提供”字样为水印，并无用户协议的链接。 3、《关于阿××球音乐链接情况说明》，该说明由××××音乐公司出具，载明：“‘阿××球’APP上的有关音乐链接至‘××音乐’的存储空间。××××音乐公司是‘××音乐’的运营者，特此说明”。经质证，纬泉公司对该证据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认为该证据只能反映水渡石公司提供案涉歌曲的方式，与其自身侵权的行为无关。 四、其他查明事实。 就水渡石公司运营的“阿××球”APP与“××音乐”平台的关系，水渡石公司明确表示其与“××音乐”平台运营商之间并无签订相关的合作协议，其是免费使用“××音乐”平台的数据，无需向“××音乐”平台运营商支付费用，亦无需获取“××音乐”平台运营商的许可和授权即可访问“××音乐”平台，故水渡石公司申请追加“××音乐”平台运营商××××音乐公司为本案被告。纬泉公司不同意追加，理由如下：“阿××球”音乐平台的运营者是淘宝公司、水渡石公司，纬泉公司仅向本案的两被告主张侵权，若纬泉公司发现××××音乐公司存在侵权行为，其将另案主张。本院审查后认为，“××音乐”平台运营商就本案涉及的有关链接服务问题仅提交了情况说明，但未提供其他证据佐证相关链接的情况，其可能存在的侵权事实亦是独立的侵权行为，不影响本院对“阿××球”音乐平台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的认定。“××音乐”平台运营商并非本案的必要共同诉讼人，且纬泉公司也不要求追加其在本案中承担责任，故就水渡石公司追加被告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 纬泉公司确认其并未向淘宝公司、水渡石公司发出删除链接的相关通知，被控侵权歌曲现均已删除。 以上事实，有光盘、录音协议书、身份证复印件、证明、音乐作品合作协议、时间戳证书、ICP备案截图、公证书、公证费发票、网页新闻截图、情况说明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一、纬泉公司是否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二、淘宝公司、水渡石公司是否构成侵权，是否能免除侵权赔偿责任；三、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一、纬泉公司是否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当事人提供的涉及著作权的底稿、原件、合法出版物、著作权登记证书、认证机构出具的证明、取得权利的合同等，可以作为证据。在作品或者制品上署名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著作权、与著作权有关权益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本案中，纬泉公司提交的《录音制作者证明》、《表演者证明》、《证明》、《音乐作品合作协议》等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证实××公司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著作权，而纬泉公司取得了该公司的授权，在无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可以证明纬泉公司享有涉案音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有权就侵犯涉案音乐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提起诉讼。水渡石公司抗辩纬泉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享有涉案作品的独占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因其未提交相反证据，本院不予采纳。 二、淘宝公司、水渡石公司是否构成侵权，是否能免除侵权赔偿责任。 结合公证书和封存光盘的内容，可以证明网络用户可通过“阿××球”手机客户端在线播放被控侵权歌曲。经比对，被控侵权歌曲与纬泉公司主张权利的同名歌曲的名称、演唱者、歌词、旋律均一致，鉴于纬泉公司已明确表示没有授权或许可水渡石公司使用涉案音乐作品，故可以认定水渡石公司所运营的“阿××球”手机客户端上播放的诉争歌曲系侵权歌曲。 水渡石公司抗辩“阿××球”只提供检索、链接的网络服务，并未提供具体的音乐内容，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虽然“阿××球”手机客户端歌曲播放页面下方显示“音乐内容由××音乐提供”，但并未于显著位置明确公开提供网络服务者的名称及联系方式以为著作权人提供便利维权途径，不能认定水渡石公司在行为发生时履行了标识和注意义务。而且，从上述提示语句的文义来看，不能证实涉案歌曲并未储存在“阿××球”音乐平台的服务器中，也无法证实水渡石公司仅仅向公众提供了链接服务。事实上，水渡石公司并未提交证据证实链接服务的具体实现方式或演示链接过程，亦未提交证据证实其与“××音乐”平台运营商之间的具体合作形式，其所陈述“××音乐”平台系向其提供免费音乐资源也不符合商业惯例。其次，即使水渡石公司仅提供了链接服务，但从公证视频显示，网络用户通过“阿××球”手机客户端可以搜索到涉案歌曲的演唱者，之后进入演唱者个人的主页后，再通过该页面的资源库版块访问涉案音乐专辑，最后才能播放涉案歌曲。上述访问过程可见，水渡石公司以逐层递进的方式引导用户进行选择，并对涉案歌曲进行了有意识的分类排列，通过上述访问方式，水渡石公司实质上是将涉案歌曲作为自己网站的内容提供给用户。最后，整个访问过程均在“阿××球”手机客户端的界面中实现，没有跳转到第三方的网络平台，对网络用户而言，其只能感知到涉案歌曲是储存在“阿××球”平台服务器中，其可以通过“阿××球”平台直接访问涉案歌曲，而不会也无须关注“阿××球”手机客户端后台的具体访问方式，这与水渡石公司直接向网络用户提供涉案歌曲的行为并无实质区别。综上分析，水渡石公司在自己运营的“阿××球”音乐平台上向公众传播歌曲，其主观存在过错，客观上侵犯了纬泉公司就涉案音乐作品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水渡石公司的行为并不符合“避风港原则”的适用条件，其抗辩免除赔偿责任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淘宝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淘宝公司作为“阿××球”手机客户端的开发者，一般而言，淘宝公司只是负责“阿××球”手机客户端软件程序的开发，提供各项应用功能以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包括提供播放、上传、下载等功能，但所播放、上传、下载的内容并非由淘宝公司提供，纬泉公司对此亦未举证证实，其要求淘宝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三、侵权人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关于损失赔偿的数额，鉴于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及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益的具体数额均无足够证据证实，本院综合考虑涉案歌曲的类型、知名度、侵权行为的主观过错、侵权行为的性质、影响范围、为制止侵权所应支付的费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及本案为关联案件之一等因素，酌情确定赔偿数额为每首歌曲2500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四）项、第四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款、第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每案赔偿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含合理费用）2500元，合计30000元； 二、驳回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每案受理费50元，共计600元，由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预交的受理费本院无须退回，被告上海水渡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迳付原告广州纬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600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审 判 长  罗晓华 审 判 员  王家勇 人民陪审员  张魁跃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麦逸纯 钟细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