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20民初5885号原告：陈静，女，1976年6月3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中华，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夏，上海众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富洋云网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许桂珍，总经理。第三人：许桂珍，女，1950年6月15日生，汉族，住上海市沂南路****。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江，上海金仕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及第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怀刚，上海金仕维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陈静诉被告上海富洋云网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洋云公司)、第三人许桂珍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3月29日组织各方证据交换，被告上海富洋云网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提起反诉，本院于2019年4月11日作出驳回反诉的裁定，并于2019年6月19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光夏、被告法定代表人暨第三人许桂珍、被告及第三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泽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陈静享有被告富洋云公司5%的股权(价值暂估人民币1,000,000元)；2、判令被告富洋云公司、第三人许桂珍自判决生效之日起15日内将上述股权变更至原告陈静名下。事实与理由，被告富洋云公司曾用名上海富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洋科技)，第三人系被告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2014、2015年原告作为被告的投资顾问，为被告提供咨询服务，2015年2月2日，第三人以其持有富洋科技5%股权赠与原告，作为原告提供劳务的报酬，成为公司股东，并由原告和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股权转让形式进行股权变更。原告和第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富洋科技召开股东会，同意进行股权变更，但被告一直未履行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经商讨，被告与第三人要求原告投资公司100万元，作为工商变更登记的条件，2015年5月12日，原告向公司支付100万元，被告收到款项后仍未作工商变更。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遂起诉来院。庭审中，原告确认股权转让协议实为股权赠与协议。被告答辩，1、原告并非本案的适格原告，股权转让协议的双方为案外人上海静善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原告陈静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和被告，2、被告公司无权处分系公司股东所有的股权，3、涉案协议未生效，因协议约定需经过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但公司股东未同意，4、本案所涉的股权赠与，已依法撤销，5、原、被告之间也未达成以100万元对价作为股权变更的条件，100万元仅是按原告的要求代为走账，并已按原告指示转入原告控制的案外人账某，6、本案已过诉讼时效。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第三人述称同被告答辩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就原、被告及第三人对真实性无异议的证据(企业信用信息报告、股权转让协议、财务顾问服务合同、财务顾问服务合同解除协议、付款通知、函件及EMS送达回执)，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作证。对于原告提供的债转股协议、银行流水、法律服务合同，本院认为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供的短信往来截屏，被告及第三人对部分内容有异议，且原告未当庭提供手机进行核实，故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提供的律师函，因未提供送达情况，故本院对其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被告提交的微信截图、三方往来账款结算协议、银行回单，与本案无关联性，不予采纳，对于严湧的证人证言和公司股东的确认书，因证人未到庭作证，股东未出庭说明，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无法核实，故本案中不予采纳。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1月初，案外人静善公司与被告签订财务顾问服务合同，约定由静善公司作为被告公司三板上市、三板市场做市交易商和再融资计划的的财务顾问，服务费用共计400,000元，签约后十个工作日支付首笔100,000元，合同还对其他事项作了明确约定。2015年2月4日，被告向静善公司支付服务费用100,000元。在签署财务顾问服务合同后，陈静与许桂珍于2015年2月2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抬头甲方为富洋科技，乙方为陈静。协议第1条约定：“双方同意，因乙方对公司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占公司总股本的5%的股权赠予乙方。(经所有股东同意。)”第2条约定：“甲乙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办理股权转让的相关变更备案手续。”第3条约定：“股权转让交割日以本次股权转让在工商变更备案完成之日为准。自股权交割日起，乙方作为公司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甲方落款处盖有富洋科技公章和许桂珍签名及身份证号码，乙方落款处盖有静善公司公章和陈静签名及身份证号码。2015年9月17日，静善公司与被告达成财务顾问合同解除协议，一致同意终止履行财务顾问服务合同，对于已支付的100,000元服务费用，不再收回，确认服务合同的所有条款对双方不再具有约束力。又查明，2019年3月18日，第三人许桂珍向原告寄送两份函件，一份通知人为富洋云公司，内容为：“上海静善投资有限公司及/或陈静女士：2015年2月2日，贵我双方签订了一份《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将我司持有占公司总股本5%的股权赠与贵方。事实上，该份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并未成立生效，后又在贵我双方清理《财务顾问服务合同》时予以解除，故该协议对贵我双方早无拘束力。现因贵方又向我方主张权利，为避免对贵我双方产生误解/歧义，故无论《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成立/生效/已被协商解除，如贵方坚持认为该赠与意思表示仍然存在，则我司现明确撤销上述全部股权赠与。”另一份通知人为许桂珍，内容基本相同。再查明，富洋科技的法定代表人为许桂珍，富洋科技于2015年10月30日更名为富洋云公司，上海静善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6日更名为上海静善投资有限公司。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股权转让协议》暨赠与协议的双方主体是哪二方，原告是否是本案的适格主体；二、《股权转让协议》暨赠与协议是否已成立并生效，如已成立或生效，赠与方撤销权是否受除斥期间约束。对此，本院分述如下：一、对于涉案协议的双方主体，原告认为，涉案协议的赠与方为第三人许桂珍，受赠人为原告陈静，理由是涉案协议抬头主体虽然写明甲方是富洋科技，乙方为陈静，但在协议落款甲方签名处既有富洋科技盖章，也有第三人许桂珍签名并标注身份证号，乙方盖章处有静善公司盖章及陈静签名加身份证号。富洋科技本身不能持有自己公司的股权，而许桂珍是富洋科技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结合协议落款处许桂珍签名，应理解为是第三人许桂珍与原告陈静之间的赠与关系，公司盖章确认。被告及第三人则认为，出让方为被告富洋公司，受让方为静善公司，涉案协议是被告与静善公司财务服务合同项下的协议，由静善公司为被告上市提供服务，后财务服务合同已协议解除，该服务合同项下的涉案协议一并解除。本院认为，对于涉案协议，应根据合同文义结合双方目的作全面适当的解释，协议上抬头甲方和乙方虽指向明确，为富洋科技和陈静，但协议落款处甲方既有富洋科技盖章，亦有许桂珍签名并注身份证号，乙方落款处亦一并有静善公司盖章和原告陈静的签名加身份证号，在涉及赠与或转让时，赠与的主体虽有重叠，但第三人许桂珍在签约时同意赠与的意思表示是明确的，被告公司也同意赠与，许桂珍的股东身份决定了其有权作出赠与，如仅有被告公司盖章行为，则被告关于公司无权处分的抗辩意见成立，但在许桂珍签名并加注身份证号时，本院认定双方的协议主体为原告和第三人许桂珍更为适当，不能因合同抬头甲方单位是富洋科技而简单认定赠与方为富洋科技，故原告陈静为本案的适格主体。另，被告关于涉案协议随财务顾问服务合同的解除而解除的抗辩，缺乏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信。二、涉案协议已成立但未生效，理由是，协议第1条约定：“因乙方对公司发展起了非常重要作用，甲方自愿将其持有的占公司总股本的5%的股权赠予乙方。(经所有股东同意。)”。此约定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因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和资合性，故对于股东向股东以外人的转让股权，公司法规定，应当经过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而涉案协议，名为股权转让协议，实为股权赠与协议，双方协议中赠与经所有股东同意的条款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本案原告未提供已经其他所有股东同意的证据，属条件未成就，且股权实际也未交割及变更登记。故协议成立但未生效。又对于赠与合同，《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据此，法律赋予赠与人在赠与合同履行过程中享有任意撤销权。本案中，在股权实际交割之前，无论被告富洋公司亦或第三许桂珍均已发函通知撤销赠与，故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因撤销权之行使而被撤销，被告富洋公司或第三人许桂珍均不负有继续履行赠与股权的合同义务。被告关于所涉的赠与行为已依法撤销的抗辩意见成立。原告认为，赠与人的撤销权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属法律认知错误。另，本案原告所选择的请求权基础系先行确认原告陈静系被告富洋公司的股东，继而要求被告富洋公司配合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但该请求权基础系以原告实际享有股权为前提，在协议成立未生效、股权尚未交割、原告已被公司名册登记成为公司股东、股东会决议通过原告成为公司股东等之前，其诉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更何况，被告及第三人在股权变动前均已撤销赠与。综上，对原告陈静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陈静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800元，减半收取计6,900元，由原告陈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阮瑜斌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书记员  方晨晨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才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