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81行初51号 原告何涛，男，197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江油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男，197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系原告何涛所在单位四川星河建材有限公司推荐。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犀浦派出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校园路555号。 法定代表人李江，任该所所长。 出庭负责人钱宇，男，1984年1月9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系该所副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晨涤，男，1984年7月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系该所民警。 原告何涛诉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犀浦派出所（以下简称犀浦派出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犀浦派出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何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被告犀浦派出所的出庭负责人钱宇、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晨涤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何涛诉称，2018年11月28日9时许，原告何涛被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以下简称郫都区公安分局）强制传唤至办案中心。传唤过程中，工作人员强行索要原告手机开机密码、不许原告上厕所。后被告犀浦派出所以原告何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为由，给予原告警告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犀浦派出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被告犀浦派出所作出的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犀浦派出所辩称，针对原告何涛提出被告犀浦派出所不许原告何涛上厕所、不给饭吃等问题，被告民警在办案区合法合规办案，并无原告所称的行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起诉状；2.《庭审同步直播申请》；3.《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11号），载明：被告犀浦派出所对何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给予其警告的行政处罚；4.原告何涛的身份证复印件；5.违法行为人为赵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7号）、违法行为人为何小梅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6号）、违法行为人为杨代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9号）、违法行为人为蒋继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10号）；6.证人出庭申请书及书面证人证言、张志香的《司法鉴定意见书》；7.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被告处录音录像证据的申请书；8.《申请》，《郫县规划局关于君临天下楠林轩39号改建房屋的函》，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行初76号、（2018）川0181行初77号《行政判决书》，张志香《入院记录》，《公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9.四川电视台的报道视频资料及绿化效果图,其中视频资料载明：君临天下业主向四川电视台反映该小区存在多处违法、违章搭建行为，并没有被拆除；绿化效果图载明：君临天下小区宣传的公共绿地部分；10.询问笔录；11.证人王某、李某当庭出庭作证的证言。 被告犀浦派出所的质证意见是，1.证5的真实性有异议；2.证6中书面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均有异议；《司法鉴定意见书》关于张志香的，与本案无关；3.证7三性不予认可；4.证8中君临天下小区楠林轩15号和39号批复系复印件，真实性、合法性不予认可；该证据中判决书与本案无关；5.证9与本案无关；6.证10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7.证11王某和李某与本案原告系同事，且均系被行政处罚的人员，对证人出庭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有异议。 被告犀浦派出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到案经过》；2.《受案登记表》；3.违法行为人分别为赵某、何涛、何小梅、张志香、韩得华、蒋继蓉、杨代林的《行政处罚决定书》；4.违法行为人分别为赵某、何涛、何小梅、张志香、韩得华、蒋继蓉、杨代林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何涛在笔录中陈述：我老婆周某有腰伤及其双脚痛，在退出警戒线时我协助退出，其他无异议，不陈述申辩；5.《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6.《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练刚的询问笔录、《四川省行政执法证》；7.《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黄智刚的询问笔录；8.《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罗勇的询问笔录、《四川省行政执法证》；9.《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被告犀浦派出所分别对赵某、何涛、张志香、韩得华、杨代林、何小梅、蒋继蓉的询问笔录，何涛在笔录中陈述：我是星河建材有限公司的电工，昨天公司的人说要拆经理**的房子，今早7点钟，公司的一个司机在寝室外面喊我到君临天下去，我和老婆周某一起上了那辆黑色奔驰商务车，车上还有四个男的，我不认识，到了君临天下，我就在屋子旁边的亭子里面耍，后来城管执法人员及警察都来了，城管用喇叭宣布**的房子是违章建筑，警察让无关人员离开现场，并让把屋子下面的车子挪走，出纳何小梅把钥匙给我让我去挪川Ａ×××××黑色奔驰商务车，我刚去开车，警察就把我钥匙拿走说他过去开车，然后我看见我老婆周某在拿手机照相，警察拉我老婆，我就上去拦，我也被带上警车；10.现场指认照片及现场照片；11.《君临天下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案现场平面图》；12.《规建行政执法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决定书》（编号：郫规责停[2017]第52号）及送达回证、《规建执法行政处罚（处理）事先告知书》（郫规建罚告[2018]第2号）及送达回证、《规建行政执法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编号：郫规建责拆决[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执法履行规建行政决定催告书》（编号：郫规建执催[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郫规建强拆决[2018]第2号）、《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公告》（郫规建执拆公[2018]第2号）、《成都市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关于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违建处理报告》、《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依法对周兴和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的请示》、《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收文批办单》、周兴和违法建筑现场照片、执法人员现场照片、下达自行拆除决定书现场及当事人签字张贴照片、下达自行拆除催告书当事人签字照片及文书照片、送达时的现场照片、召开专题会的照片风险评估调查照片、拆除前车辆停放照片；13.君临天下强制拆迁现场视频资料三份及说明，一份为民警钱宇的执法仪视频，一份为民警孟韬执法仪视频，一份为视频集合。视频集合21分载明：周某坐在地上，拒不离开现场，何涛在周某身边拒绝让执法人员将周某强制带离现场，并与执法人员发生抓扯，后被执法人员强制带离现场。 原告何涛的质证意见是，1.证1-2合法性有异议，程序不合法，《受案登记表》并未记载何涛的违法行为；2.证3对何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真实性有异议，何涛没有违法行为；3.证5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形式上的合法不能掩盖事实上的违法，实际询问时间超过延长时间，未载明具体违法事实及阻碍事实，审核意见及领导批示均为打印体；4.证6-8不具备合法性，练刚询问笔录显示犀浦镇派出所副所长钱宇的名字进行两次修改，对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这三个人均未指出何涛、赵某存在阻碍执法行为，该证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5.证9对周某的询问笔录能证明被告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对冯勇军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笔录不是真实的；对何涛询问笔录的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明确属于强制传唤且无手续，笔录中未注明原告等人的休息时间、饮食时间；扣押原告手机、强行索要原告手机开机密码、删除手机照片，均未依法登记；6.证10现场图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建筑内阻碍执法，现场照片也不能显示原告在周边阻碍执法；7.证12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犀浦街道办具有执法资格，对于该执法群体是否具有执法权，原告已经另案起诉，对该组证据三性有异议；8.证13视频资料说明没有针对何涛是违法行为的描述，只是在视频集合里面有何涛违法行为的描述，但是视频集合来源不明，存在剪辑拼接情形，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周某曾经受过伤，何涛处于对周某的保护上进行阻止，就被认为阻碍执法，被告认定事实不清。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1起诉状系本案审理的诉讼标的，并非该诉讼标的所依据的事实证据。2.证2庭审直播申请与本案待证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3.证6、7中原告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书及调取证据申请书，不能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本院对其不予确认；《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的对象是张志香，与本案无关。4.证8-9与本案案件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5.证10原告提交的询问笔录只有一页，并不完整，且其来源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6.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查明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关于被告提交的视频集合，被告辩称：其提供的视频资料已经记录违法行为人现场的违法行为及犀浦派出所民警、郫都区城管部门的执法活动，因当日现场有多名违法行为人且分散在违建各处，因此被告除了民警佩戴执法仪对现场记录外，还组织多部摄像机对现场摄像。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视频集合”就是多部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取证的现场情况，因需要将多部摄像机的内容刻录在一张光盘上，所以会出现视频中不连贯或镜头重复出现的情况，但这真实的记录了现场情况。法律并未对现场视频要求不间断录音、录像，且当日案发时参与违法行为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任何摄像器材的存储均有限，不能做到全程不间断录像，目前提交的视频资料系现场全部录音录像。被告辩称具有合理性，且其载明的内容中关于“周某坐在建筑区周边的地上，执法人员劝阻仍不起身离开现场，何涛称周某系其妻子，并站在周某身边，阻挠执法人员强制带离周某离开”的这一段视频资料真实、连贯，与本案有关，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2.证2《受案登记表》中未记载何涛的名字，被告辩称由于当天人数较多，在制作《受案登记表》时没有记录何涛的行为系制作瑕疵，并未对原告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3.证3《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告载明执法主体为犀浦镇政府，违法行为系“集合在该建筑内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本院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为治安管理机关，并无实质审查执法主体资格的职权。且事发当天，建筑内或建筑周边聚集人数较多，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的描述不准确系履职过程中的笔误，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4.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向本院提交网络直播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电话告知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本院将按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依法公开审理。 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于2019年5月30日申请该案相关执法人员、证人到庭说明情况并就案件法律事实、违法行为定性等问题接受原告询问。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该案待证事实，原告要求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显无必要，且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执法人员姓名及人数并不明确，故本院不予准许。 原告于2019年6月6日申请本院调取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在案发当日的全部录音录像、及针对原告在内的所有违法人员在办案中心的全部询问录音录像。本院通过电话方式告知被告调取。被告陈述：1.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询问时，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资料的完整性。”因本案中对大部分违法行为作出警告或者罚款的处罚，只有四人使用较轻的行政拘留处罚，故被告并未对询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2.被告在办案区依照相关规定设置监控系统，且案发后监控系统录像被保存。但至2019年4月15日原告提起诉讼时，监控录像已超过四川省公安厅规定的监控录像强制保存三个月的时间期限。且冯勇军虽在处罚告知笔录中表示“视情况确定是否诉讼”，并要求被告保存同步录音录像，但处罚决定作出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原告等人既未提出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至原告起诉时，被告保存的监控超过保存期限被覆盖，故无法提交监控录像。 原告于2019年6月6日申请十名违法行为人出庭作证，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以电话形式进行回复，告知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其中四名证人分别是冯勇军、何涛、赵某、周某，均系2019年6月18日开庭审理的四个案件当事人，均会作为原告参加到庭审中，如再到其他当事人的庭审中出庭作证，证言易受影响，不易作为证人当庭作证。其余六人可以申请一至二名证人代表出庭作证，其余人员以书面形式陈述。庭审中，原告申请王某、李某出庭作证，并提交其余人员签名的书面证言。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采信的证据，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业主周兴和系四川星河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何涛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勇军均系该公司职工。 原成都市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于2018年3月23日对周兴和作出《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郫规建强拆决[2018]第2号），载明：“……经查，你在郫都区××浦街道××路××天下花园别墅××香××号使用新型装配式建筑材料修建房屋，面积约500㎡，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属违法建设……现本机关决定如下：将于2018年9月23日后依法对你所修建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报批后，决定于2018年11月28日进行对案涉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2018年11月27日，何涛听公司的人说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的建筑要被拆除，其于次日（即2018年11月28日）7时许与周某一道前往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 当日上午，执法人员在现场用喇叭告知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的违法建筑要被强制拆除；被告接报警后，到现场处警并用高音喇叭告知无关人员离开现场。但周某坐在案涉建筑物周边的警戒线内，经执法人员劝说，仍拒绝起身离开现场。何涛称周某系其妻子，并站在周某身边，阻挠执法人员带周某离开。导致多名执法人员滞留现场劝说，致使拆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同日，被告将何涛带至犀浦派出所对其进行询问。并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何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法定职权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及九十一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告对在其所辖地区发生的治安违法行为依法具有警告及五百元以下罚款的管辖权。 二、被告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秩序，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扰乱这些单位正常工作秩序的，将受到处罚。 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系国家机关，承担强制拆除违法、违章建筑的行政处罚职权。当事人如对其拆除案涉建筑的行政处罚不服，应依法行使相关权利以获得救济。 本案中，原告何涛明知道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于2018年11月28日将被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强制拆除，仍滞留在即将被强拆的建筑区周边，当周某坐在建筑区周边的地上，执法人员劝阻仍拒不起身离开时，何涛称周某系其妻子，并站在周某身边，未对周某的行为进行劝阻，反而对执法人员带周某离开的行为进行阻扰。其站在即将被拆除的建筑区周边的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经劝告后仍不离开现场并对执法人员带周某离开的行为进行阻扰，导致多名执法人员滞留现场劝说，致使拆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被告经调查，结合何涛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对其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称犀浦街道办不具备现场执法主体，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点的认定错误，且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桂香庭12号是违法拆除，被告的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本院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为治安管理机关，并无实质审查执法主体资格的职权。且事发当天，建筑内或建筑周边聚集人数较多，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的描述不准确系履职过程中的笔误，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被告在今后的行政行为中尽到审慎义务。 三、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是否正当。 一是被告口头传唤是否正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人民警察证，可以口头传唤，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违反治安管理、出境入境管理的嫌疑人以及法律规定可以强制传唤的其他违法嫌疑人，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传唤。强制传唤时，可以依法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本案中，事发当天，君临天下小区桂香庭12号建筑物内及周边聚集人数较多，且该建筑物前停放多辆用阻挡器拴住的汽车。被告在接到报案后到达现场，身着制服并佩戴警号，副所长钱宇通过扩音器表明其身份及接报警到现场处警的事由。被告在本案特殊现场，虽未出示警官证，但其使用扩音器告知的方式已达表明身份的目的，并未影响原告的实际权利，不构成程序违法。且被告在询问笔录中已经注明传唤方式系口头传唤。 原告诉称，被告系强制传唤，没有使用传唤证。本院认为，传唤方式包括口头传唤和书面传唤，在口头传唤或者书面传唤过程中，违法嫌疑人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可以采用强制方式传唤。强制传唤不影响口头或者书面传唤方式的实施。本案中，现有证据能证明被告对将采取强制传唤方式已尽到告知义务。原告不仅不离开现场，并对执法人员带周某离开的行为进行阻挠。被告对其阻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采用强制措施并口头传唤至办案区域的方式并无不当。且本案中，事发当天犀浦派出所行政负责人均在现场，其当场批准并告知的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诉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是传唤时间是否合法。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何涛系口头传唤，应在对原告的询问笔录中注明其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但被告并未注明。且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传唤原告的确切时间，其传唤程序违法。 三是告知方式是否合法。被告辩称，何涛妻子周某系违法嫌疑人一直在现场，故当场对何涛的传唤口头告知其家属。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四十三条“……实施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应当当场告知当事人家属实施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理由、地点和期限……”，被告当场口头告知原告家属并未违反法律规定。故，被告该辩解理由具有合理性，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第4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反法定程序，应当被撤销。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分局犀浦派出所作出的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1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犀浦派出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蓉 人民陪审员 肖 星 人民陪审员 牟庆伟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唐 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