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宁03民终24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宁夏现代壹加壹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490号银川IBI育成中心二期3号楼1501室。   法定代表人：王振和，系该公司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涛、杨院院，系北京大成（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蔡东红，男，1985年1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继辉，宁夏天纪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代理。   原审第三人：王文力，男，1981年2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农民，住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   上诉人宁夏现代壹加壹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壹加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蔡东红及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2018）宁0303民初192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壹加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涛、杨院院，被上诉人蔡东红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继辉，原审被告王文力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壹加壹公司的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2.由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事实和理由：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被上诉人提供的证人证言证实王文力本人或代表被上诉人向分包人多次支付青贮款，且交付青贮时，过磅单上发货单位登记为王文力，被上诉人应知但一直没有提出异议，据此可以推断王文力和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合伙关系或转包关系，一审没有查清该部分事实；2.一审判决认定登记在王文力名下的青贮款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被上诉人虽然持有发货单位登记为王文力的青贮过磅单，但不能据此认定该笔青贮款支付对象为被上诉人。被上诉人一审中提供青贮制作情况表，欲证明其诉讼主张，但该表前后盖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印章，同时该制作表也没有写明制作人和制作时间，依法不应作为定案依据。上诉人与王文力于2017年签订《牧草基地经营管理协议》，但不能据此认定上诉人向王文力支付的4861782.72元是发生在该协议项下，更无法推断出记录在王文力名下的青贮是被上诉人承包上诉人的地里收获的，即便王文力交付的青贮是被上诉人地里收获的，也不能据此推定青贮款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上诉人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在王文力向上诉人交付青贮，上诉人依据过磅单记录，向王文力支付相应货款并无不当；3.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于法于理于情均不应得到支持。在履行承包合同过程中，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出借、垫付的费用及被上诉人欠付的承包费等已远超出应付被上诉人的青贮款。合同签订后，被上诉人仅交了1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又将土地分包给其他种植户，并收购青贮赚取差价获利，对欠付上诉人的款项至今分文未付。本案中登记在王文力名下的青贮款总额为4861782.72元，一审认定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的货款为3980470.35元，与被上诉人主张的货款3938371.1元严重不符，可见被上诉人的账目混乱，货款数额不清，其诉讼请求不应得到支持。   蔡东红辩称，1.本案法律关系认定正确，主要涉及承包合同项下的买卖关系，就合同履行而言，耕种等已付的费用是从被上诉人蔡东红的总数里面扣减，青贮费就应当支付给被上诉人蔡东红；2.被上诉人蔡东红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为何要将青贮款登记在王文力名下，是上诉人公司内部管理问题，现对账单和过磅单由被上诉人蔡东红持有，蔡东红没有授权王文力收取青贮款，上诉人在一审开庭之前向王文力支付的200万元是为了应付本案，王文力与本案争议的款项无关；3.关于青贮制作情况表上的印章问题，上诉人既没有提出鉴定，被上诉人也不知道上诉人公司到底有几个印章；4.应当从合同的签订、履行、交付等方面综合认定青贮款应当由谁领取，不能仅仅以登记在王文力名下予以认定；5.对于上诉人提出已经超付被上诉人款项的问题，上诉人不予认可，综上，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文力辩称，其与被上诉人蔡东红系表兄弟关系，2016年从蔡东红处承包土地2600亩，但是关系较好没有签订书面的承包协议，口头约定每亩地含水费、管理费、承包费等共计450元。王文力自己向上诉人壹加壹公司送苜蓿并自行结算，壹加壹公司向其支付的486万元与蔡东红没有关系，其也从未代表壹加壹公司向蔡东红支付过苜蓿款。   蔡东红作为原告一审时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壹加壹公司支付原告货款3938471.1元，逾期付款利息718780元（自2016年11月1日计算至货款付清之日），共计4657251.1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壹加壹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4月15日，原告蔡东红与被告壹加壹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一份，被告将位于孙家滩基地定武高速两侧15000亩土地租赁给原告种植农作物。双方约定承包经营期限为一年，自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承包费为300万元。承包费分为现金及上交农作物折价两种方式。原告向被告交付的农作物被告按照青贮520元/吨、第一茬苜蓿2300元/吨、第二茬苜蓿2000元/吨的价格进行结算，原告负责运输至被告在红寺堡指定的库房。被告收到原告所交农作物之日起15日内完成结算，30日内支付90%货款，60日内支付剩余10%货款。被告同意原告将承包的土地进行转包，原告应该与转包户签订相应的转包合同，可以折价购买农作物。被告为原告正常经营垫付水费、电费、人工费，原告可以在被告资金充裕时向被告申请经营借款，借款年利率为10%，不包括人员工资及水电费。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原告结算款，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金额万分之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2016年9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全株青贮玉米收购合同（土地承包补充协议），将青贮的收购价格变更为480元/吨，并约定由原告向天宁牧业交售约8000吨青贮。原告将承包的土地自己种植一部分，转包给其他案外人种植一部分。原告及转包的种植户将种植的农作物交付给被告及天宁牧业。原告向被告交付玉米青贮过程中，被告将其中一部分青贮过磅单发货单位记录为第三人王文力名字，共10128.714吨，4861782.72元，其余部分记录为原告的名字。被告支付原告、原告转包的农户及扣除原告的费用共计10553732.52元，其中被告支付原告2779720元、支付党文昌190万元、支付张亮20万元、支付贺治安64万元、支付王振杰44万元、支付吉波10万元，扣除被告代原告支付水电费、化肥款、固定人员工资、社保伙食费等共计1426093.71元、扣除产生的利息67918.81元、扣除合同约定的土地承包费300万元。被告向第三人王文力支付了2016年青贮款200万元，2017年3月17日被告与第三人签订了牧草基地经营管理协议，经营管理费为375万元，被告用2016年青贮款扣减了第三人王文力的经营管理费286万元，第三人向被告签署了一张收款确认单和一张结算确认单，确认收到被告青贮款共计486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蔡东红与被告壹加壹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约定被告将其有经营权的15000亩土地承包租赁给原告种植农作物，承包期限为一年，承包费300万元，承包费支付方式分为现金支付及原告向被告上交农作物折价两种方式。原、被告之间既有土地承包合同关系，又有买卖合同关系。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原告将其承包的土地又给案外多人转包了一部分，自己种植一部分，所收获的苜蓿和玉米青贮交给了被告，被告向原告及其他案外种植户出具了过磅单，被告将其中一部分青贮过磅单发货单位记录为第三人王文力名字，共10128.714吨，4861782.72元，其余部分记录为原告的名字，被告合计应付货款为14534202.87元，被告已支付原告和原告转包的其他种植户货款加上被告扣除原告应向被告支付的费用共计10553732.52元，对已付货款，被告无异议，下余3980470.35元未支付。被告称其已将本案款项全部付清，第三人王文力名下的10128.714吨玉米青贮共4861782.72元，也已向第三人王文力支付，并提供证据证明已向第三人王文力支付了486万元。本案争议焦点是原告是否有权向被告主张第三人王文力名下的10128.714吨玉米青贮共4861782.72元青贮款，该笔青贮款支付对象为原告还是第三人王文力。原告将其从被告处承包的土地自己种植一部分，转包给其他案外人种植一部分，但没有向第三人王文力转包，第三人王文力2017年才与被告签订牧草基地经营管理协议，种植农作物，2016年未签订，未种植农作物，那么记录在第三人王文力名下的青贮是原告承包被告的地里收获的，被告辩称原告向第三人王文力等人转包了部分土地，但原告否认向王文力转包的事实，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此其一；其二，被告称原告与第三人王文力有合伙或其他关系，原告予以否认，被告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第三人王文力经传票传唤拒不到庭，未提出该笔款项应向其支付的主张或答辩意见；其三，记录在第三人王文力名下的青贮过磅单现由原告持有，而非第三人王文力持有；其四，被告向第三人王文力付了款却没有基础的买卖合同的关系。综上，被告应当向原告支付下余货款3980470.35元，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货款3938371.1元，予以支持，其余部分视为原告自愿放弃。被告向第三人支付的486万元，属其他法律关系，本案当事人未要求处理，在本案中不予审理。关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718780元的诉讼请求，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甲方应于收到乙方所交农作物之日起15日内完成结算，30日内支付90%货款，60日内支付剩余10%货款”，同时约定“甲方如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乙方结算款，每逾期一日，应按应付金额万分之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原告提交的过磅单不全，被告已支付了大部分货款，且已支付的货款中包含被告扣减的原告应付被告的承包费等费用，已支付的是那些过磅单上的款项，无法查清，故对原告主张的利息从原告起诉之日2017年11月2日按年利率6%计算至重审开庭之日2018年12月11日，判决确定付款之日3938371.1元×6%÷365天×404天=261551元，2018年12月1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综上所述，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二百四十条规定，判决：一、被告宁夏现代壹加壹牧业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支付原告蔡东红货款3938371.1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61551元，2018年12月11日之后产生的利息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决确定付款之日；二、驳回原告蔡东红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4058元，由被告宁夏现代壹加壹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40399元，由原告蔡东红负担3659元，保全费5000元由原告蔡东红负担。   二审期间，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壹加壹公司提交的证据为：证据一、蔡东红个人工资明细一份、中国农业银行电子回单四份，证明2014年6年至2017年6月，被上诉人蔡东红为上诉人公司员工，上诉人为被上诉人发工资的事实。同时能够证明被上诉人作为上诉人公司的员工，应当知道上诉人将部分过磅单上的发货单位登记为王文力却没有提出异议，现又主张王文力的青贮款系违背客观事实；证据二、辞职报告一份、员工离职交接清单一份、微信聊天记录一份，证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原为上诉人公司员工，已于2016年3月9日离职，被上诉人称王文力现为上诉人公司员工与事实不符，同时能够证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不可能将属于蔡东红的青贮登记在自己名下；证据三、结算确认单一份、收款确认单一份、电子回单两份，证明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之间的青贮款已经全部结清，登记在王文力名下的青贮款，上诉人不再承担付款责任。   被上诉人蔡东红质证认为，对证据一、二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蔡东红属于上诉人公司员工与本案的合同履行没有关联性；对证据三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但在一审庭审后法庭收集的证据能够证实王文力在收到上诉人公司的付款后随即又将款项存入上诉人公司。对收款确认单和结算确认单系上诉人与原审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上诉人不予认可。   原审第三人王文力质证后认可上诉人壹加壹公司提交的证据。   被上诉人蔡东红二审期间未提交新的证据。   原审第三人王文力提交五份电子回单，证实其向被上诉人蔡东红缴纳土地承包费119万元的事实。   上诉人壹加壹公司质证后对原审第三人王文力提交的证据没有异议。被上诉人蔡东红质证认为对该五份电子回单的真实性、合法性没有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有异议，电子回单中载明的费用不是承包费而是包含在上诉人向被上诉人已支付的2779720元青贮款中。   鉴于被上诉人蔡东红对上诉人壹加壹公司提交的电子回单有异议，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法庭就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调取的三张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组织各方进行质证。上诉人壹加壹公司认为该份证据在一审时并未作为证据组织各方质证，另外，该证据系上诉人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被上诉人蔡东红没有任何关系。被上诉人蔡东红认为，该份证据能够证实上诉人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之间的付款行为是为了应付本案诉讼。原审第三人王文力认为该清单中显示的200万元与被上诉人蔡东红无关，该笔款项是其种植的青贮交付给天宁公司，天宁公司委托壹加壹公司支付，后为了走账又将款项退回到壹加壹公司账户，该200万元天宁公司已经全部支付完毕，但壹加壹公司没有支付完。   对于上述证据的证据效力，本院审查后做如下认定：   上诉人壹加壹公司提交的证据均为书证，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中证据一、证据二虽能够证实被上诉人蔡东红、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均曾在上诉人公司工作过的事实，但与本案争议的青贮款登记情况没有必然的关联性，对该证明目的不予确认，证据三结合全案证据来看，收款确认单及王文力与壹加壹公司签订的牧草基地经营管理协议均载明王文力应缴纳的经营管理费为375万元，再从收款确认单和结算确认单的内容看，壹加壹公司收购王文力的青贮款为486万元，扣除经营管理费后应当支付111万元，而不是电子回单中载明的200万元，另外，一审庭审结束后调取的银行卡明细清单显示王文力在收到该200万元后随即退回壹加壹公司账户，王文力对此作出的解释与收款确认单相互矛盾，故该三份证据不论是从时间、内容、金额还是实际履行情况都存在不一致之处，对其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原审第三人王文力提交的证据为书证原件，对其真实性予以确认，按照王文力的当庭陈述，其是2016年承包蔡东红的土地，但从电子回单的时间来看，交付承包费的时间为2017年1月至3月，明显不合常理，且电子回单中并未反映出支付款项的用途为缴纳土地承包费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不予确认。   一审法院在庭审结束后调取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本院依法组织各方进行了质证，该清单能够证明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将200万元青贮款转账支付给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后，王文力又将该笔款项存入壹加壹公司账户的事实，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依法予以确认。   一审认定事实有各方提交并经质证确认的证据在卷佐证,二审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守诚实信用原则。被上诉人蔡东红作为上诉人壹加壹公司的土地承包户和青贮供应者，依据双方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和收购合同及过磅单等证据向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主张青贮款，上诉人壹加壹公司认为蔡东红主张的青贮款登记在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名下，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已经向王文力支付了青贮款，不应再承担付款义务。本院认为，判断被上诉人蔡东红是否有权向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主张登记在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名下的青贮款，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认定：   从各方签订的合同及履行情况进行审查。经核，本案上诉人壹加壹公司（甲方）与被上诉人蔡东红（乙方）分别于2016年4月15日和2016年9月1日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及《全株青贮玉米收购合同（土地承包补充协议）》，其中《承包经营协议》对承包经营的范围、期限、费用的核算和付款进行了明确约定，在协议第五条双方权利义务部分载明，甲方应及时为乙方正常的经营垫付基地水费和电费和人工费，并同意乙方转包土地，乙方应与转承包户签订相应的转包合同，约定承包土地的性质及用途并折价购买农作物，乙方有权决定种子、肥料及其他消耗品的供应商和采购价格，有权在甲方公司资金宽裕时申请经营借款。通过该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与被上诉人蔡东红之间不仅存在着土地承包合同关系，还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这两种关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包含，具体表现为被上诉人蔡东红为涉案土地的总承包人，其在承包期间有权转包土地并折价收购农作物，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则为被上诉人蔡东红垫付正常经营所需的相关费用。在《全株青贮玉米收购合同》中对青贮的收购标准、交付时间和地点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约定，其中第5条结算与付款部分载明，甲方以乙方交付的质量合格的货物按批结算，双方签署《结算确认单》签署之日为结算日。鉴于乙方承包甲方土地，则在乙方交付全部货物后的30个工作日内与甲方进行承包费和甲方为乙方垫付的水电费、人员工资、借款等费用与青贮玉米货款的抵账核算，最终确定向乙方支付款项金额，并签署《货款确认单》。第6条载明，乙方在青贮玉米收割、运输期间，应有组织、有规律的进行，确保人员车辆绝对安全，并负责向天宁牧业交售约定的3200亩，约8000吨青贮，如由于此项业务造成损失，由乙方负全部责任。通过该收购合同的内容亦印证了买卖合同关系与土地承包合同关系的包含性，即因双方之间承包合同关系的存在，买卖合同亦由被上诉人蔡东红负责履行，双方在对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垫付的相关费用进行抵账核算后确定应支付的款项金额，故只有被上诉人蔡东红才是本案青贮买卖合同关系唯一的相对方，在蔡东红没有授权他人进行结算或收取货款的情况下，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只能将涉案青贮款支付给被上诉人蔡东红。   从本案各方提交的主要证据及陈述进行审查。被上诉人蔡东红提交的《土地承包合同书》、《农作物收购清单》、《青贮制作情况表》、《过磅单》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证实被上诉人蔡东红在与上诉人壹加壹公司签订承包经营协议及收购合同后，将涉案土地转包给其他农户种植，在从其他农户处收购农作物后统一运输交付给上诉人壹加壹公司，然后其他农户将过磅单交付给被上诉人蔡东红，由蔡东红负责结算的事实。上诉人壹加壹公司虽认为《青贮制作情况表》前后的印章不一致，但因该印章系上诉人壹加壹公司的印章，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亦未申请通过其他形式对该印章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故其抗辩不能成立。原审第三人王文力虽认为其与被上诉人蔡东红之间在2016年存在土地转包关系，但其并未提交书面的土地承包合同，其在二审时提交的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也不能证实向被上诉人蔡东红支付2016年承包费的事实，在法庭询问为何登记在其名下的过磅单由被上诉人蔡东红持有时，王文力关于将作为涉案青贮款的结算依据，过磅单丢失或被承包户借走的陈述明显不合常理。再审查，上诉人壹加壹公司提交的电子回单和收款确认单、结算确认单虽能证实公司向原审第三人王文力支付200万元款项的事实，但一审法院调取的银行流水清单能够证实王文力在收到该款项后立即存入上诉人壹加壹公司账户，王文力解释是因天宁牧业委托从壹加壹公司走账，但在法庭询问具体的合同履行细节时，王文力又称壹加壹公司的帐未付完，其陈述存在矛盾之处。结合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签订的经营管理协议来看，协议签订时间为2017年3月17日，双方约定经营管理费为375元，在协议生效后10日内先支付60万元，但在王文力2017年3月20日出具的收款确认单中即同意从青贮款中先行扣减286万元经营管理费，本院认为，从时间上判断，每年3月份正值种地需要大量投入资金，作为一个种植大面积土地的承包户，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不仅没有要求公司缓缴经营管理费，反而在公司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和金额扣减大额经营管理费给其带来资金压力时没有提出异议，既不符合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交易习惯。通过上述证据的审查判断及当事人的陈述来看，在2016年，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之间并不存在青贮买卖合同关系，被上诉人蔡东红与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之间也不存在转包关系，被上诉人蔡东红亦未授权原审第三人王文力代为结算或领取青贮款，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向原审第三人王文力的付款缺乏事实依据。   从本案双方的结算情况进行审查。被上诉人蔡东红提交的过磅单显示登记在被上诉人蔡东红和原审第三人王文力名下的青贮款数额共计14534202.87元，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在扣除被上诉人蔡东红应承担的费用后已支付青贮款数额为10553732.52元，下欠3980470.35元。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对于青贮款的结算总数额予以认可，对付款数额有异议，认为已经向被上诉人超付青贮款，但并未提供相关的付款凭证予以证实，被上诉人蔡东红当庭陈述是因双方对上诉人壹加壹公司欠付的青贮款没有结算而导致诉请数额与过磅单所载数额存在出入，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亦当庭认可双方没有算账的事实。本院认为，在双方没有进行结算的情况下，被上诉人蔡东红诉请的数额与作为结算依据的过磅单载明的数额有出入合情合理，按照不告不理的审判原则，一审法院以被上诉人蔡东红的诉请为限判决上诉人壹加壹公司向被上诉人蔡东红支付青贮款3938371.1元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不能以双方没有结算为由拒绝履行付款义务。   综上所述，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与被上诉人蔡东红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及《全株青贮玉米收购合同（土地承包补充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均为有效协议，双方均应按照上述协议的内容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在被上诉人蔡东红作为合同相对方履行交付青贮的义务后，上诉人壹加壹公司亦应遵循诚信原则，向被上诉人蔡东红支付相应的青贮款。壹加壹公司在本案中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4058元，由上诉人宁夏现代壹加壹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坤                      审 判 员   王祺祺                      审 判 员   马 媛   二0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苗晓荣    附：本案引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七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裁定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