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6791号原告：孙继光，男，1992年2月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美，上海德禾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美丽，女，1961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芬，上海高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孙继光与被告高美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孙继光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新美、被告高美丽(仅参加第一次庭审)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敏芬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孙继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2018年6月18日出借的借款本金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30,000元；2.判令被告以30,000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支付自2018年6月18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3.判令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3,000元；4.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通过北京人人信科技有限公司设立的“今借到”网贷平台签署《借款协议》，被告分三次向原告借款共计80,000元，分别为2018年6月18日30,000元(即本案所涉借款，约定于2018年12月14日归还)，2018年6月27日20,000元(约定于2019年6月22日归还)，2018年10月11日30,000元(约定于2019年10月5日归还)，约定年利率24%。原告于当天通过“今借到”平台将借款支付给被告，平台扣除手续费后到账29,699元。被告未按期还款，理应承担本案还本付息的责任。另根据《借款协议》约定，双方发生纠纷的诉讼费及律师代理费等因追索权利而发生的合理费用均由败诉方承担，故被告另应支付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000元。根据“今借到”平台流程，当事人首先需要在平台上进行注册并实名认证，借款人可在平台上发布需求信息，出借人可点击借款信息，双方若有合意，可在再次实名认证后签订电子协议，出借人将借款打至平台，平台会向借款人发送验证码，借款人输入正确后平台会将款项打至借款人注册时提供的银行账户。因是网络借贷，没有签字，仅是点击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合法的借贷关系，被告系实际借款人，原告将借款打到了被告账户，电子合同的形式亦符合合同法规定，被告还曾于2018年10月11日向原告转账支付过3,600元、于2018年11月14日向原告转账支付过4,700元及5,000元三笔利息，已经偿还了一部分借款，说明被告对借款的认可。且被告在“今借到”平台上进行了身份信息的实名认证，原告有理由相信通过平台进行交易的对方就是被告，原告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核查被告的实名认证是否存在被他人欺骗的情形，原告在交易上不存在任何过错，被告未保管好身份证及银行卡，相应后果应由被告自行承担。案外人陈某某在本案所涉借款之前曾通过“今借到”平台向原告借款，尚未还清，被告向原告借款也是陈某某介绍的。无论陈某某涉嫌盗窃还是诈骗均与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无关，即使陈某某构成诈骗，也是诈骗被告的财物，且盗窃或诈骗都是发生在借款汇入被告的账户之后，被告的损失可以向陈某某主张。借贷关系发生在原、被告之间，被告不得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否认双方的借贷关系。陈某某的犯罪行为与本案借款不是同一事实，本案不适用先刑后民。故要求判如所请。被告高美丽辩称，原、被告之间无借款合意，无上述借贷关系，被告从未向原告借款。被告不会使用支付宝，案外人陈某某向被告谎称帮其绑定支付宝，借机盗用被告手机，使用被告手机号、银行卡等信息，虚构被告需要借款的事实，假借被告名义在“今借到”平台上向原告借款。根据“今借到”平台的借款流程，出借人和借款人应是好友关系，如果需要借款，可以发出借款要求，如果有闲钱，可以发出出借要求，好友可以根据情况出借或借款，但原、被告互不相识，也不是好友。本案所涉借款确于2018年6月18日汇入被告银行账户，到账金额为29,699元，但当天即由陈某某通过拉卡拉套现，被告对于款项到账及转出均不知情。陈某某还通过操作被告支付宝账户于2018年10月11日向原告还款3,600元、2018年11月14日向原告还款4,700元及5,000元。被告也未收到借款或催款信息。除了上述借款，陈某某还私自转走被告银行卡中其他钱款，被告已于2018年11月16日就此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以陈某某涉嫌盗窃立案，案件侦查过程中发现陈某某还存在上述假借被告名义向原告借款的行为，该行为涉嫌诈骗，现刑事案件处于侦查阶段，原告作为受害人应向公安机关报案来保护自身权益。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案外人陈某某利用为被告办理支付宝注册、银行卡绑定等事宜之际取得被告的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人脸识别认证、支付宝账号及密码等个人信息，并擅自使用被告上述个人信息在“今借到”平台上进行注册，于2018年6月18日假借被告名义在“今借到”平台上签订电子《借款协议》，向原告借款30,000元，平台在扣除手续费后于当日将29,699元汇至登记在平台上的被告银行账户内，陈某某随即于当日通过拉卡拉套现的方式自被告银行卡中取得款项。后陈某某又擅自通过操作被告支付宝账户于2018年10月11日向原告还款3,600元、于2018年11月14日向原告还款4,700元及5,000元，原告发送的催款信息亦由陈某某实际收取。被告对进行平台注册、向原告借款、所借款项到账并转出及后续的还款均不知情。原告于2019年1月17日就其所称的三笔借款诉至本院,要求被告还本付息并支付律师代理费，本院以三案分别立案受理，现该三笔借款均由公安机关处理中。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就本案相关情况询问案外人陈某某并制作笔录一份，主要内容为：其与被告高美丽系邻居，高美丽曾委托其进行网上购物，需要用到支付宝，为此其拿到了高美丽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用于注册支付宝，期间还按注册流程要求高美丽进行了人脸识别认证，但未成功绑定支付宝与银行卡，其也将此情况告知了高美丽，并归还了身份证及银行卡。其与原告孙继光在2017年即相识，并曾向孙继光借款，因其需资金周转归还向孙继光的到期借款，故萌生了假借高美丽名义向孙继光借款的想法。其向孙继光表示有个邻居即高美丽需要借款，但高美丽不善于使用手机，故由其代为操作。其又向高美丽表示可以再次帮助高美丽绑定支付宝与银行卡，但仍需要高美丽的身份证及银行卡，高美丽遂又将身份证及银行卡交给其，其帮高美丽成功绑定支付宝及银行卡，同时直接使用高美丽的身份证、银行卡及手机号在“今借到”平台上进行注册借款，并向高美丽谎称支付宝需要再次进行人脸识别认证，高美丽遂予以配合，当时实际是在进行“今借到”平台上的人脸识别认证，但高美丽并不知晓，由此其成功以高美丽名义在“今借到”平台上完成了注册，且只需在平台注册时输入高美丽信息，后续借款无需重复输入，随后其将身份证和银行卡均归还了高美丽。其同时也掌握了高美丽的支付宝账号及密码。其共通过“今借到”平台分三次以高美丽名义向孙继光借款，分别是2018年6月18日借款30,000元(平台扣除手续费后到账29,699元)、2018年6月27日借款20,000元(平台扣除手续费后到账19,799元)、2018年10月11日借款30,000元(平台扣除手续费后到账29,699元)。孙继光的三笔借款均通过平台汇至注册登记在平台上的高美丽银行卡号内，其随后便寻找借口再次取得高美丽的银行卡，并通过拉卡拉套现前两笔借款，第三笔借款则直接通过高美丽支付宝账户转至其银行卡。另其在向孙继光借款时曾用自己及家人的手机号以高美丽等人的名义注册了微信号，并告知了孙继光用于发送催款信息，由于该部分微信号并不使用，孙继光还曾向其抱怨为何发送催款信息后没有回音，其向孙继光表示直接发给其即可，故催款信息实际由其接收。虽平台上的《借款协议》约定了年利率24%，但实际其与孙继光按月利率12%计算利息，其按期以自有资金通过自己的支付宝、微信及ATM机等方式支付孙继光利息，其向孙继光表示系高美丽把现金交给其，由其转给孙继光。期间其还通过操作高美丽支付宝于2018年10月11日向孙继光还款3,600元、2018年11月14日向孙继光还款4,700元及5,000元，之后其又用自有资金向高美丽的支付宝账户归还了这三笔款项。其不仅向孙继光支付利息，且已经归还了所有到期借款。高美丽对于整个借款还款过程均不知情。上述事实，由《借款协议》、银行卡交易明细、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讯问笔录、谈话笔录及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根据民法总则及合同法相关规定，有效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有效合同应以双方真实合意为必要。本案中“今借到”平台的注册信息、通过该平台签订的借款协议、所借款项的汇入账户等，均显示借款人为被告，但根据陈某某的陈述笔录及公安处理情况，涉案款项实际由案外人陈某某假借被告名义通过“今借到”平台向原告所借，款项也实际由陈某某取得，被告对借款及后续还款等情况均不知情，故被告并无就涉案款项向原告借款的意思表示，原、被告之间并无成立借贷关系的合意，钱款也并未由被告取得，故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还本付息及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孙继光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713元，由原告孙继光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唐墨华审 判 员  吴美英人民陪审员  金小云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书 记 员  范肇宇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第四十四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