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粤1972民初13683号原告：王敬，女，1993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太康县，原告：李某1，男，2009年10月14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内乡县，原告：李某2，男，2012年2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内乡县，原告：王玉英，女，1951年11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南省内乡县，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悦，广东广健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方映天，广东广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李长鸿，男，1987年6月22日出生，汉族，住江西省赣州市全南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维秀，系被告李长鸿的配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赟，广东三环汇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刘平，男，1973年4月25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被告：刘峰，男，1979年3月4日出生，汉族，住湖北省石首市，原告王敬、李某1、李某2、王玉英与被告李长鸿生命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3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案情复杂转为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后依照四原告的申请追加刘平、刘峰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4月3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王敬及其与李某1、李某2、王玉英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玲悦、方映天，被告李长鸿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曾赟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刘平、刘峰经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敬、李某1、李某2、王玉英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819,500元、丧葬费46,784.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2.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被抚养人生活费455,486.5元；3.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交通费3,000元、误工费5,000元、住宿费2,000元；4.三被告共同赔偿原告鉴定费及检查费13,306元；5.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8年5月10日17时30分左右，死者李某3与三被告及其朋友在东莞市××大道河南烩面馆吃饭、喝酒。李某3于当晚饮过量白酒（当时三人喝每瓶规格为500ml的牛栏山牌白酒共三瓶），以致处于醉酒（酩酊）状态。酒后，李某3由被告李长鸿驾车送回李某3的工厂。当晚20时55分左右，被告李长鸿并未将已醉得不省人事的李某3安全送回原告处，而是在距离死者工厂尚有100多米的偏僻小路上将李某3独自一人放下后驾车离开。2018年5月11日早上7时左右，原告王敬发现医护人员在马路边对一名人员进行抢救，后才发现该人员系李某3，当时李某3已经死亡。原告认为，三被告及其朋友与死者李某3共同饮酒吃饭且在喝酒期间三被告没有尽到对死者李某3提醒、劝阻喝酒、照顾的义务，在李某3已经饮酒过量并大醉的情况下，被告李长鸿在护送死者李某3回其工厂过程中将其置于偏僻小路不顾，三被告及其朋友应当预见到李某3已经失去或者即将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能力，在无人照顾的情况下存在危险，因此，被告李长鸿应当将李某3安全送达却没有尽到安全护送义务，且没有及时通知李某3家属，直接导致李某3的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八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及第十七条等法律规定，三被告应就李某3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四原告特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李长鸿辩称，一、被告李长鸿对李某3的死亡表示遗憾，双方之前是朋友及客户关系；二、被告李长鸿在与李某3吃饭期间及饭后均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被告李长鸿在饭后将李某3送至其工作地点楼下的位置，并反复与李某3确认住址，但李某3一直拒绝告知其住址。被告李长鸿在无奈之下只能将其送至被告李长鸿之前所知的死者住址的楼下，李长鸿已尽到了应尽的义务；三、从公安机关的相关材料可知，李某3是自杀身亡，其死因与被告李长鸿的吃饭、喝酒、护送行为无关，被告李长鸿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四、四原告提交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是原告单方委托所作出，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应被认可，在公安机关已出具了相应结案报告的情况下，该司法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远低于公安机关所出具的结案报告，本案应当以公安机关出具的结案报告为准；五、与死者李某3一同饮酒的除了本案的三被告外，还有一自然人没有被列为被告，如果本案三被告均被认定需要承担责任，那未列为被告的自然人也应分摊相应的责任。被告刘平、刘峰均没有提出答辩意见，亦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任何证据及提出任何质证意见。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被告李长鸿与死者李某3系朋友及客户关系，被告刘平与死者李某3系朋友关系。2018年5月10日，被告李长鸿与刘平一起送货给死者李某3，当天下午17时30分左右，死者李某3邀请被告李长鸿、刘平一起到东莞市××大道河南烩面馆吃饭，被告刘平遂邀请其堂弟即被告刘峰以及刘峰的同事覃某1一并过去吃饭。在共同用餐期间，被告刘平、刘峰及案外人覃某1与李某3共喝了约1250毫升的酒，被告李长鸿则因为需要开车故并未喝酒，各方也并未存在劝酒行为，饭局最后由李某3付账。饭后，被告刘平、刘峰及案外人覃某1各自离开，被告李长鸿则护送李某3。但因李某3未告知李长鸿其住所具体地址，李长鸿也没有李某3的妻子即原告王敬的电话，故被告李长鸿仅将死者李某3送至其所知道的李某3的原住址楼下后离开。当天21时03分左右，死者李某3致电给原告王敬，王敬问李某3在何处，李某3并未告知王敬地址，并说若王敬再问，李某3就会把手机摔了。之后，王敬听到李某3说了一句“勒死我了”后便没有继续说话，王敬遂挂掉电话。当天22时左右，因李某3一直未回家，王敬遂与李某3的哥哥一起去到工厂附近及饭店找李某3，未果。2018年5月11日早上7时左右，原告王敬发现医护人员在马路边对一名人员进行抢救，走近才发现系李某3，当时李某3已经死亡。2018年5月16日，原告王敬委托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李某3的死因进行鉴定。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6月8日出具《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为死者符合醉酒（酩酊状态）并颈项部长时间受压（颈项部索沟）机械性窒息死亡，其中醉酒及颈项部长时间受压与死亡的发生两者兼而有之，独立存在则不可能造成现有后果，两者作用难以区分主次，构成协调作用（同等因果关系）。庭审中，四原告确认放弃追究案外人覃某1的民事责任。另外，四原告主张三被告在与死者李某3共同饮酒吃饭且在喝酒期间没有尽到对死者李某3提醒、劝阻喝酒、照顾的义务；而在李某3已经饮酒过量并大醉的情况下，被告李长鸿在护送死者李某3回其工厂过程中将其置于偏僻小路不顾，没有尽到安全护送义务，三被告对李某3的死亡均应承担赔偿责任。被告李长鸿则主张李某3的死亡是其自杀导致，与被告李长鸿的吃饭、喝酒及护送行为无关，且被告李长鸿曾反复向李某3确认住址，但李某3一直拒绝告知，其只能将死者李某3送至其所知道的李某3原住址楼下，其已尽到了应尽的义务。另查，死者李某3于1980年6月9日出生，事发时年满37周岁，属于居民家庭户口。四原告主张李某3已在城镇连续居住满一年，并提交了《厂房租用协议书》，房租、水、电费收据及其名下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证明该主张。《厂房租用协议书》显示李某3租用案外人冯某1位于东莞市××镇××村永茂小组31号铁棚一栋，租赁期限为2016年7月15日至2018年7月15日。死者李某3与原告王敬共生育两名子女，长子李某1，2009年10月14日出生；次子李某2，2012年2月12日出生。死者李某3母亲王玉英，1951年11月12日出生，王玉英育有包括李某3在内的三个子女，其中儿子为李某5，1970年3月7日出生，女儿为李某6，1985年2月15日出生。死者李某3的父亲已故。四原告还主张其为处理李某3事故事宜而支出了交通费3,000元、误工费5,000元、住宿费2,000元、广东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13,000元、东莞曙光医院检查费306元。本院认为，本案为生命权纠纷。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一、三被告对李某3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二、四原告诉请的赔偿项目及数额是否合法。关于焦点一，首先，我国法律只是限制、禁止公民酒后从事某些特定的工作或行为，对成年人饮酒、多人聚饮、善意劝饮等行为并没有禁止性规定。若共同饮酒人因饮酒而出现伤亡并引发赔偿，应根据共同饮酒人在饮酒期间及酒后对伤亡人的伤亡结果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判定，但共同饮酒人的人身安全是以自我保护为主，以其他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为补充。本案中，李某3作为召集人，邀请三被告及案外人覃某1进行聚餐，其应尽必要的注意义务以避免自己以及受邀请人员的损害结果发生。其次，四原告作为死者李某3的近亲属，并无证据证明三被告在吃饭期间曾对李某3进行劝酒或强迫其喝酒的行为，李某3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和酒量，并应认识到喝酒的潜在危险。再者，被告李长鸿在李某3喝酒后能及时履行护送其回去的义务，但由于李某3未能告知其确凿住址，以致只能送往其知晓的原住址楼下。最后，在事发当天21时03分左右，李某3曾致电给原告王敬，从李某3与王敬的通话内容显示其存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但王敬并未及时前往寻找。可见，李某3本人的行为对其自身的死亡后果具有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存在重大的过失，李某3应对其自身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而原告王敬也存在一定的过错。对于被告李长鸿的责任，被告李长鸿主张李某3一直拒绝告知其住址，且无法电话联系原告王敬而将李某3送至其知晓的原住址楼下处。虽然被告李长鸿上述护送行为已尽到了一定的注意义务，但其在未核实清楚李某3住址的情况下，放任已饮酒过量的李某3在原住址楼下自行回家，以致事故的发生，被告李长鸿对此也存在一定的过错。鉴于李长鸿并非本次饭局的组织者，在吃饭期间也并未有劝酒行为，结合死者李某3、原告王敬及被告李长鸿各自的过错，本院酌定被告李长鸿承担5%的责任。至于被告刘平、刘峰的责任，刘平、刘峰作为受邀参与聚餐人员，四原告并无证据证明其在吃饭期间曾对李某3进行劝酒或强迫其喝酒的行为，刘平、刘峰在自身也有喝酒的情况下应先行保障自己安全才能照顾他人，且未喝酒的被告李长鸿已表示其护送李某3回家，被告刘平、刘峰作为共饮人已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本院对四原告认为被告刘平、刘峰对李某3的死亡存在过错的主张不予采纳。关于焦点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原告诉请的各项赔偿数额应参照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统计年度即广东省2018年度人身损害赔偿标准（2017年统计数据）计算：1.死亡赔偿金819,500元：死者李某3属于居民家庭户口，四原告亦提交的《厂房租用协议书》，房租、水、电费收据及李某3名下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已证明李某3死亡前已连续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事实，故死亡赔偿金数额为819,500元（40,975元/年×20年=819,500元）。2.丧葬费26,722.98元：根据受诉法院所在地东莞市2017年东莞市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4,453.83元/月（53,446元/年÷12个月/年=4,453.83元/月），以六个月总额计算，计得丧葬费为26,722.98元（4,453.83元/月×6月=26,722.98元）,本院对原告该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3.被抚养人生活费365,748.11元：四原告提交的《厂房租用协议书》，房租、水、电费收据及李某3名下的借记卡账户历史明细清单已证明李某3死亡前已连续在城镇居住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事实，计算其被扶养人生活费时应按城镇标准计算。201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30,198元/年。李某3母亲王玉英事发时为66周岁，应扶养14年，扶养人为3人，年赔偿额为10,066元（30,198元/年÷3=10,066元/年）；李某3长子李某1及次子李某2由死者李某3及其配偶王敬共同抚养，李某1及李某2分别需要抚养9年5个月、11年9个月，年赔偿额均为15,099元（30,198元/年÷2=15,099元/年）。前9年5个月，死者李某3的被扶养人为3人，合计年总赔偿额超过2017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30,198元（以下简称“基数”），故以基数30,198元为准；其后2年4个月，死者李某3的被扶养人为母亲王玉英及次子李某22人，合计年总赔偿额为25,165元；其后2年3个月，死者李某3的被扶养人为母亲王玉英1人，年总赔偿额为10,066元。根据上述情况，计得被抚养人生活费为365,748.11元（30,198元×9年5个月＋25,165元×2年4个月+10,066元×2年3个月=365,748.11元），本院对原告该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4.交通费1,500元：根据李某3的死亡情况，虽然四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关的交通费票据，但处理李某3的死亡事宜必然会产生相关的交通费用，本院酌定交通费为1,500元。本院对原告该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5.处理事故人员的误工费3,000元：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虽然四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处理事故人员的实际工资收入情况及误工天数，但处理李某3的死亡事宜必然会产生相关的误工费，本院酌定误工费为3,000元。本院对原告该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6.住宿费1,000元：根据李某3的死亡情况，虽然四原告并未向本院提交相关的住宿费票据，但处理李某3的死亡事宜必然会产生相关的住宿费，本院酌定住宿费为1,000元。本院对原告该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7.鉴定费及检查费13,306元：四原告为确定李某3的死因，支付鉴定费13,000元、检查费306元，共计13,306元，并提供相关的发票予以证明，本院对此予以确认。8.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本次事故确实给四原告造成一定的精神损害，根据城镇当地的生活水平以及各方的过错程度，本院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本院对原告该主张超出部分，不予支持。以上1至7项合计1,230,777.09元：结合被告李长鸿承担5%的责任即61,538.85元，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被告李长鸿应向四原告赔偿71,538.85元。原告主张超出上述部分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对超出部分予以驳回。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限被告李长鸿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王敬、李某1、李某2、王玉英各项损害赔偿金共计71,538.85元；二、驳回原告王敬、李某1、李某2、王玉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7,806元，由原告王敬、李某1、李某2、王玉英共同负担16,925元，原告王敬、李某1、李某2、王玉英申请免交，本院予以准许，被告李长鸿负担881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林健华人民陪审员  高学亭人民陪审员  黄畅昌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书 记 员  黄丽英附：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第十八条第一款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第二十七条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六个月总额计算。第二十八条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第二十九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第三十五条本解释所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按照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经济特区和计划单列市上一年度相关统计数据确定。“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