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6民初43877号原告：杨代友，男，1972年6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原告：蒋仁校，女，1974年4月9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原告：覃天友，男，198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原告：覃浩然，男，2013年2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法定代理人：覃天友(系原告之父)，男，198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中城镇田坝村委会田坝四组14号。原告：覃梦婉，女，2016年7月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法定代理人：覃天友(系原告之父)，男，1984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中城镇田坝村委会田坝四组14号。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四川万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五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四川诚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叶扣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上海尊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杨代友、蒋仁校、覃天友、覃浩然、覃梦婉与被告上海中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客运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刘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普通程序审理期限六个月，后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期间本院就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五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五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被告赔偿五原告死亡赔偿金1,251,9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丧葬费42,000元、处理丧事家属误工费4,200元、住宿交通费3,000元(起诉时主张6,000元)、被抚养人生活费613,408元(包括儿子274,976元和女儿338,432元)。事实和理由：原告杨代友、蒋仁校、覃天友、覃浩然、覃梦婉分别系受害人杨尚秀的父亲、母亲、配偶、儿子、女儿。2018年1月15日,杨尚秀与案外人肖强兵欲乘车从江苏吴江前往四川宜宾。两人找到路边商户(“黄牛”)表明乘车意图，并向其支付了每人450元的车费，后两人在“黄牛”安排下于吴江上车，搭乘本案所涉沪牌大客车。该沪牌大客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登记于被告中山客运公司名下。该车于2018年1月15日由案外人蒋某某、白某1驾驶，自上海发车开往重庆；次日下午，该沪牌大客车抵达重庆，案外人蒋某某、白某1在重庆高速公路空港东收费站外将车上17名乘客转至案外人严某某驾驶的渝牌小客车(核载6人)，由严某某将该17名乘客送往四川。后在G93成渝环线高速公路536KM+400M(重庆往泸州方向)处，严某某驾驶的渝牌小客车与案外人白2驾驶的重型载货作业车发生追尾，造成严某某、杨尚秀死亡，其他乘客受伤。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管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严某某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白2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蒋某某、白某1亦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原告认为，沪牌大客车车身有明显的中山客运标识，杨尚秀向“黄牛”支付的是吴江到四川宜宾的车费，“黄牛”又将该钱款当场交给了大客车司机，大客车司机在重庆安排转运系职务行为，故认为杨尚秀与被告中山客运公司之间形成了吴江到宜宾的旅客运输合同，现杨尚秀在运输过程中死亡，被告中山客运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事故发生前，杨尚秀系城镇户口，并育有一子一女，故按照城镇标准主张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中山客运公司承认原告所主张的事实，但认为杨尚秀与被告之间不构成旅客运输合同，因为杨尚秀并未向被告支付票款，未与被告达成合同合意，且沪牌大客车的行车路线为“上海—潼南”，车上也明显悬挂了该路线标识，杨尚秀应当知晓大客车的路线与其目的地并不相同，仍选择乘坐，其实际知晓需要进行转运，并配合转运，系其与“黄牛”的约定，与被告无关。同时，经其他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如下事实：沪牌大客车的实际车主为案外人覃翼员,该大客车系挂靠于被告处，大客车的司机案外人蒋某某、白某1由实际车主覃翼员雇佣，与覃翼员形成劳务关系。故两名司机并非被告雇员，且根据通常认知，长途大客车是不允许中途上下客的，杨尚秀的起点和终点与大客车的路线均不一致，即使司机允许，也不能认为两司机的行为系代理被告实施运输行为。综上，被告认为未与杨尚秀形成旅客运输合同，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五原告与受害人杨尚秀的身份关系；杨尚秀的乘车经过以及支付票款情况；本案所涉事故的事发经过且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了责任认定；沪牌大客车悬挂“上海—潼南”的路线标志且车身有明显的中山客运标识；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沪牌大客车的实际车主为覃翼员,该大客车挂靠于被告处，司机蒋某某、白某1与覃翼员形成劳务关系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旅客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本案属于长途客车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纠纷。通常情况下，长途客车运输的线路是固定的，相应的票价也是固定的，承运人通过向社会公众公布运输线路和票价发出要约邀请，旅客通过指定的购票途径购买车票为要约，承运人交付旅客客票为承诺，自此承运人与旅客之间成立客运合同。也就是说，旅客运输合同的成立，旅客与承运人之间首先应就运输的起点和终点、票价达成一致。但在本案中，首先，杨尚秀并未通过正规途径购买车票，原告方亦自认杨尚秀在上车之前对将搭乘何车并不知情，即杨尚秀在上车之前并不知道合同相对方是谁，与被告形成合意无从说起。其次，就合同内容来说，杨尚秀仅向“黄牛”表示其目的地为四川宜宾，票款也是与“黄牛”进行约定并实际支付给“黄牛”，再由“黄牛”交付给大客车司机，由此可见杨尚秀并未就合同内容即运输目的地以及票款与被告达成合意。退一步讲，原告方认为杨尚秀被允许乘坐大客车，即与被告形成事实合同关系，但沪牌大客车上明显悬挂了车辆的路线为“上海—潼南”，杨尚秀的同伴案外人肖强兵也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表示其坐的是上海到重庆潼南的大巴车，因此杨尚秀对沪牌大客车的路线以及终点站应当是知情的，故即使杨尚秀与被告之间成立事实运输合同关系，也仅限于吴江到潼南路段。关于原告主张大客车的司机安排杨尚秀等人在重庆进行转运系职务行为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生效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大客车的两名司机蒋某某、白某1系与实际车主覃翼员形成劳务关系，而非被告的雇员。而原告方认为沪牌大客车车身上有被告公司标识，所以司机的所有行为均应视为被告的指示，属于职务行为。但是，认定职务行为应当在履行职务的范围之内，现大客车上明显悬挂了行车路线牌为“上海—潼南”，杨尚秀应当知道，即使是被告指示，司机履行职务的范围也就是将乘客从上海送至重庆潼南，转运行为明显已经超出了职务范围，不应属于司机的职务行为。杨尚秀不通过正规途径购票，不在指定站点经检票上车并配合转运的行为，本身就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法律保护的应当是依法享有的权利，而根据合同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应当是对等的，现杨尚秀未按照合法途径履行合同义务，却要求享有相应对等的权利，本院对此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杨尚秀与被告之间未就重庆至宜宾的行程成立旅客运输合同。现杨尚秀在重庆至宜宾的转运过程中受害，五原告选择依据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五原告可以另行通过侵权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杨代友、蒋仁校、覃天友、覃浩然、覃梦婉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22,507元，由原告杨代友、蒋仁校、覃天友、覃浩然、覃梦婉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薏审 判 员  李 丁人民陪审员  施立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