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11100号原告：王某2，男，1975年11月19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牟某2(系原告王某2配偶)，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现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刘玉存，上海新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江某1，男，1991年10月5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温岭市。被告：温岭市某某合作社，住所地浙江省温岭市。法定代表人：江某2，社长。上述两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丹琳，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志愿，浙江咨道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某2诉被告江某1、温岭市某某合作社(以下简称某某合作社)产品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1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6日、2019年4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2019年5月9日，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王某2及其委托代理人牟某2、刘玉存，被告江某1、被告乐某合作社之共同委托代理人陈丹琳、陈志愿及被告乐某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江某2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六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王某2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购某种苗款28,765元；2、判令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西瓜损失100万元；3、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1日，原告承租了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前锋村42亩土地用于种植大棚长季西瓜。原告因以前向被告江某1购某瓜苗认识，2017年12月向江某1订购了42亩的带土的“早佳8424”嫁接瓜苗26,150棵。江某1分别于2018年1月16日送第一批“早佳8424”嫁接瓜苗80箱，一箱55棵，一共4,400棵，1.1元/棵，共计货款4840元，原告当场现金支付给江某14,840元；2018年2月2日送第二批“早佳8424”嫁接瓜苗140箱，每箱55棵，共7,700棵，1.1元/棵，共计货款8,470元，原告当场现金支付给江某18,470元；2018年2月5日送第三批“早佳8424”嫁接瓜苗105箱，每箱55棵，共计5,775棵瓜苗，共计货款6,352.50元(另外又送了25棵瓜苗，该25棵不计算入货款)，原告当场现金支付给江某13,930元，2月6日微信支付给江某12,800元；2018年2月22日送第四批“早佳8424”嫁接瓜苗65箱，每箱55棵，1.1元/棵，共计货款3,932.50元，江某1同意抹去零头，原告当场现金支付给江某13,930元；2018年3月8日送第五批“早佳8424”嫁接瓜苗85箱，每箱55棵，共计4,675棵，1.1元/棵，货款共计5,142.50元，江某1同意抹去零头。因瓜苗不好，未当场支付货款，事后于3月底付清货款5,140元。上述瓜苗均是送货至原告的田间。被告江某1没有提供植物检疫证明。2018年4月底、5月初左右，头批瓜上市前，原告发现西瓜切开后瓜瓤呈干裂、絮状、水渍等特征，销售400至500斤后被全部退回。之后收购西瓜的商户均拒绝收购原告的西瓜，原告未再售出过西瓜。原告与被告江某1联系后，江某1表示是因为缺钙导致，让原告加强管理。到2018年6月初，二批瓜准备上市前，原告又发现二批瓜也呈现同样的情况。与江某1联系时，江某1说上海市还有几家农户也有同样的情况，让原告去检测。经与多家同样购某江某1和温岭市某某合作社瓜苗的其他种植户联系，发现其他种植户的西瓜也呈现同样情况，而且这些种植户不限于上海市，福建省福州市等地都有，上海市的种植户土地也不在同一个乡镇。多次与江某1沟通无果后，原告于2018年6月11日开始多次向浙江省温岭市农业部门、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部门投诉和反映情况。2018年7月初，上海市浦东新区农委执法大队会同有关专家多次到原告及其他种植户田间查看情况，初步怀疑为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疫情，采集原告西瓜样本后于2018年7月13日送检，并口头告知原告暂时不要外运西瓜等待检验结果。2018年8月8日，南京农业大学植物检疫研究所出具检验报告，确认为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疫情。2018年8月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植物检疫站向原告发出“告知书”，明确要求严禁将西瓜果实、藤蔓等外运。2018年8月31日，区镇两级植物检疫人员组成的处置工作组在镇、村有关人员见证下，对原告的所有西瓜、瓜藤、瓜蔓、地膜等进行了处置和填埋。至此，原告所种植的42亩西瓜最终颗粒无收，损失惨重。根据被告江某1陈述，其售卖的瓜苗是乐某合作社培育的。被告江某1是销售者，被告乐某合作社是生产者，在销售和生产中两被告均有严重过错，根据有关法律，两被告应该共同承担赔偿原告损失的责任。原告种植西瓜的总面积是42亩，其中用被告江某1出售的西瓜秧苗种了40亩，另外2亩是用其他人的秧苗。种植密度为700棵/亩。该40亩地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出产4批西瓜，头批瓜6,000斤/亩，按平均价格3.6元/斤计算，损失86.40万元；二批瓜8,000斤/亩，按平均价格2.2元/斤计算,损失70.40万元；三批瓜6,000斤/亩，按平均价格1.5元/斤计算，损失36万元；四批瓜4,000斤/亩，按平均价格1.5元/斤计算，损失24万元，上述合计损失216.80万元，原告就主张两被告赔偿100万元损失。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故提起诉请。被告江某1、某某合作社共同辩称，1、向原告出售西瓜秧苗的是被告某某合作社嫁接培育，并出售给原告。被告江某1是被告乐某合作社的员工，是负责运输的，向原告运送西瓜秧苗是职务行为，江某1口头向原告声明过售货主体是被告乐某合作社，并向原告给过乐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江某2的名片，被告乐某合作社对被告江某1的行为是认可的，故被告江某1不是适格被告，不应承担法律责任。2、原告种植的西瓜苗不是全部向被告乐某合作社购某的。原告实际只购某了两批“早佳8424”嫁接瓜苗。第一批：2018年1月16日，80箱，每箱55棵，计4,400棵，1.1元/棵(含运费0.1元/棵)，共计货款4,840元，原告未付该批货的货款。第二批：2018年2月5日，47箱，每箱55棵，计2,585棵，1.1元/棵，共计货款2,843.50元，去掉零头，收原告2,800元货款，原告于2月6日微信转账至江某12,800元。原告所述的其他三批货没有送过、也没有销售过。原告自己在录音中陈述过曾向他人购某过西瓜苗。3、被告乐某合作社销售的西瓜苗是没有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的，原告的西瓜苗是后期感染该病毒的。(1)该病毒感染后会导致西瓜苗早期就会有明显的感染特征，瓜苗叶子会有花斑、黄叶，果实会畸形或者长不出，瓜瓤呈絮状等症状。1月种植的瓜苗，4月就能上市，原告实际上于6月4日才联系被告江某1的，被告江某1就提出是否是有缺钙等情况。原告于2018年7月10日将瓜苗送检。如果是早期感染的，原告无法种植出这种品相的瓜，原告瓜苗的生长状况就说明是已经结果之后才感染的，属于后期感染。头批西瓜应该是4月底5月初上市，原告7月份送检的应该是第三批瓜。(2)西瓜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的原因多样，且各个时期都是可以感染该病毒的。原告的西瓜外形都是正常的，里面的瓤肉异常。2018年6月气温相当高，气温高也会导致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原告自称种西瓜7至8年了，又说不知道怎么处理，导致大面积感染病毒，是原告自己造成的。如果感染病毒，摘掉就好，进行隔离；如果瓜苗感染了，接触过的物品、农具、衣物、风雨都是可以传染的，所以与感染瓜苗接触的东西全部都要消毒，被告方认为原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了其自己的损失。(3)被告江某1送到上海的其他种植户的瓜苗，都是没有感染该病毒的。2018年各个地区都是有疫情的，不仅仅是原告的西瓜感染，是地域性的疫情。其他种植户感染病毒的都不是向被告方购某的瓜苗。(4)被告用来培育瓜苗的种子是有专门的检疫证书的，种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被告方从2017年底开始培育西瓜苗了，到2018年5月期间，西瓜都是正常的。如果瓜苗感染了病毒，被告自己的西瓜也会出现问题。原告投诉后，被告所在的温岭市检疫局将西瓜嫁接苗送到浙江省农业厅，于2019年1月初检疫了被告的西瓜苗，结果是西瓜苗没有问题。如果感染了病毒，病毒是有潜伏期的，土地受感染了，土地3-5年是不能种植的。否则的话2018年的瓜苗也是有感染的。4、关于原告主张的损失，其计算没有依据、不合理。被告并不清楚西瓜被退回以及一个瓜也没有卖出去的情况。西瓜的种植密度为500-700棵/亩，4批西瓜总共亩产10,000斤/亩，2018年上海西瓜平均价一元多一点，不认可原告主张的损失数额。综上，原告的损失不是被告造成，且原告尚有部分货款尚未支付给被告。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原告王某2与案外人田某某签订《农田种植租赁合同》，约定：原告王某2向案外人田某某租赁位于曹路镇前锋村，东部中横圩，西邻A30，南邻金海路，北邻东方畜牧场，面积42亩。租赁期为一年，自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止。原告王某2租赁上述约定的土地42亩后用于种植西瓜。被告江某1居住于浙江省温岭市。2018年1月16日，被告江某1从浙江省温岭市运输“早佳8424”嫁接西瓜苗80箱至原告租赁的土地处，每箱55棵，计4,400棵，1.1元/棵，共计货款4,840元。2018年2月5日，被告江某1从浙江省温岭市运输“早佳8424”嫁接西瓜苗47箱至原告租赁的土地处，每箱55棵，计2,585棵，1.1元/棵，共计货款2,843.50元，双方约定去掉零头，故货款应为2,800元。原告于2018年2月6日通过微信转账至被告江某1微信账户2,800元。原告在租赁土地中的40亩上种植了“早佳8424”嫁接西瓜苗，另外2亩种植了向案外人购某的西瓜自发苗。2018年5月初，第一批西瓜可以上市时，原告发现种植的西瓜切开后瓜瓤呈干裂、絮状、水渍等特征。2018年6月4日，原告与被告江某1电话联系交涉西瓜问题未果。原告遂于2018年6月向浙江省温岭市农委投诉西瓜秧苗的发病问题。2018年6月29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委托曹路农业服务中心人员陪同浙江省温岭市的农业专家前往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原告种植西瓜的土地查看西瓜种植情况。当天下午，浙江省温岭市的专家初步判断为病毒病。2018年7月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植物检疫员赴原告种植西瓜的田间实地调查，采摘西瓜，发现瓜瓤呈絮状、水渍等特征。7月1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人员到原告的西瓜种植现场进行实地取样。7月1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人员将上述样品送至南京农业大学委托检测病毒。8月9日，南京农业大学出具检测报告，结论为：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呈阳性。8月3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植物检疫站向原告王某2发出《植物检疫监管告知书》：确认你的瓜田内已经发生植物检疫对象，应划为疫情发生点(GPS定位：N31°16′53″，E121°42′16″)。要求种植户：1、对西瓜疫情发生点内的西瓜藤蔓、果实、地膜等不得运出田块，必须集中进行深埋处理。2、选择生石灰对已发病的田块做好棚室的土壤消毒处理。3、三年内不得种植葫芦科植物。8月3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植物检疫站出具《情况说明》：8月31日，向曹路镇前锋村7队王某2种植户送达了《植物检疫监管告知书》，处置小组共计处置面积42亩，GPS坐标为：N31°16′53″，E121°42′16″等内容。8月31日至9月3日，原告种植的西瓜、瓜藤瓜蔓、地膜等全部进行疫情处置和消毒填埋。同时期，上海市浦东新区的航头镇等其他区域种植的西瓜也爆发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亦作为疫情进行消毒填埋。2018年8月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有14名西瓜种植户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反映西瓜发病情况，并由种植户填写《发病西瓜田种植户清单》，瓜苗来源一栏均填写来源于温岭市松门镇乐某果蔬合作社，其中有：序号1、王某2，种植地点曹路前锋7队，种植面积40亩，瓜苗数量26,150棵；序号4、牟某1，种植地址下盐路红地家庭农场，种植面积5亩，瓜苗数量3,600棵；序号6、蔡某某，种植地址下盐路红地家庭农场，种植面积5亩，瓜苗数量3,600棵等内容。现原告认为被告江某1出售给原告的西瓜秧苗存在病毒，导致原告经济损失，被告乐某合作社是上述西瓜秧苗的培育、生产者，故两被告均应承担赔偿责任，故提起诉讼请求，要求判如所请。另查明，原告王某2从外省市购某西瓜秧苗，其作为种植户没有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植物检疫站申请备案。两被告均未向原告提供系争秧苗的出省植物检疫证书。被告乐某合作社的成员名册为：江某某、张某某、江某某、江某某、江某2，法定代表人为江某2，系被告江某1父亲。审理中，两被告确认被告某某合作社未向被告江某1发放聘书；江某2系江某1的父亲；江某2不定期给被告江某1生活费。又查明，2018年5月22日下午13：10，被告江某1报警“110”，在“110”接处警(案事件接报)登记表中记载：接报地址为下盐路林海路向右300米；实际案由：纠纷；接报案情简要描述：蔡某某，XXXXXXXXXXXXXXXXXX，T：XXXXXXXXXXX等内容。再查明，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前锋村村民委员会于2018年10月23日出具证明：王某2在2018年租用浦东新区曹路镇三队农田，该区域农田在2018年前5年没有种植过西瓜等葫芦科植物，没有出现过绿斑驳花叶病毒等内容。该村委会又于2019年3月1日出具书面证明：王某22018年在我前锋村种植西瓜，其承包的土地属于前锋三队，王某22018年未在我村其他区域租赁土地种植西瓜等内容。审理中，原告确认其租赁42亩土地中的2亩土地种植的是向案外人购某的西瓜自发苗，向被告江某1购某的5批“早佳8424”嫁接西瓜秧苗全部用于种植40亩土地，并提供被告江某1向原告销售提供的中国移动通信详情单予以证明购某5批货的情况，该详情单显示：2018年1月16日、2018年2月2日、2018年2月5日、2018年2月22日、2018年3月8日的当日及其前后，原告的手机(号码：XXXXXXXXXXX)与被告江某1的手机(号码：XXXXXXXXXXX)有多次通话记录。经质证，两被告表示上述证据仅证明双方2018年1至3月的通话时间，不能证明原告购某了5批西瓜秧苗。原告称：原告一直都是与被告江某1个人联系，且货款也都是付款给被告江某1，始终认为售货主体是被告江某1。被告江某1从未向原告披露过其是被告乐某合作社的员工、代表乐某合作社送货，也没有提供过乐某合作社法定代表人江某2的名片。2018年6月，原告因西瓜有问题到浙江省温岭市农委投诉，才知道西瓜苗来源于被告乐某合作社。故西瓜苗的销售者是被告江某1，被告乐某合作社仅是培育秧苗的生产者。原告提供2018年6月4日原告与被告江某1的电话录音，予以证明被告江某1承认与原告发生买卖关系。该录音中，原告说：“瓜秧全部是你送来的，你是知道的。”被告江某1说：“你家瓜秧全部我送的，我知道……”；原告说：“你说你卖出去的没事对吧，你卖出的我给你叫几户，人家倒完没倒完？”，被告江某1回答：“上海我知道，上海几户我知道的。”、“他们说头批没事，二批坏掉。”；原告又称：“我跟你起诉，我没跟种子公司发生关系，我跟你直接发生关系。”被告江某1回答：“你跟我发生关系是的，你跟我起诉等于跟种子公司起诉。”等内容。经质证，两被告表示：确认是原告与被告江某1的通话。被告江某1说瓜苗都是他送的，而不是说向江某1买的，不提及被告乐某合作社是因为双方默认某某合作社。录音内容里面存在较多引诱式的发问，被告江某1的回答是为了缓和双方对立情况的敷衍。审理中，原告又称：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发布的感染病毒的种植户名单，这些种植户的瓜苗都来自于被告。这些种植户不在同一村、同一镇。村委会证明原告租赁中西瓜的5年内没有种植过西葫芦科作物，5年都是种水稻的，排除土地感染病毒的情况，故西瓜秧苗出售给原告时就已经感染病毒，不是原告后期种植过程中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病毒。原告提供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登记的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农户清单。经质证，两被告认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农委执法大队的种植户清单，是种植户自己反映的情况，并不是查明事实后出具的一个证明，没有核实过瓜苗是否来源于被告。被告不认识清单上的这些种植户，连电话号码也没有，没有向清单上的种植户销售过西瓜秧苗。原告又申请证人蔡某某、牟某1到庭作证。证人蔡某某到庭陈述：2018年2月11日，我向江某1联系购某“早佳8424”西瓜秧苗3600棵，每棵1.1元，其他人送货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没有合同、送货单、发票。我在浦东新区航头镇牌楼村的土地上种植西瓜。2018年5月，我种植的西瓜里面的瓜瓤像棉花一样，就让江某1来看，让其赔偿，他不同意，双方发生冲突。2018年6月，我向浦东新区农委执法大队反映西瓜问题，执法大队来取样送检。2018年9月17日给我告知书，并把西瓜都掩埋了。我和执法大队的人员一起去原告王某2的地里看到全部都是里面像棉花一样的西瓜，执法大队把原告的西瓜埋了。经质证，两被告表示证人的证言倾向性非常明显，对其证词有异议，证人与被告江某1有纠纷，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其证词无法证明西瓜秧苗的销售主体。证人发现西瓜发病时间与事实不符合，证人反映问题瓜的时间是2018年7至8月，前期不反映，是因为西瓜是正常的。2018年5月22日，江某1至该地区送秧苗的，但不是送货给蔡某某，蔡某某及其他人堵住江某1的车，江某1报警的。证人牟某1到庭陈述：我与蔡某某的西瓜地在一起的，是蔡某某帮我联系江某1的。我向江某1买了3,600棵“早佳8424”西瓜秧苗，1.1元/棵，2018年的农历12月26日江某1把苗送过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秧苗钱付清了，但无合同、送货单、收条、发票。2018年5月，我发现西瓜打开来像棉花一样，大约于2018年6月向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反映过情况，经检验，是感染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就把西瓜丢在田里，不管了。江某1来田里看过，我叫江某1赔偿损失，江某1就报警了。经质证，两被告表示：证人与原告是老乡，有利害关系，证人作证的内容与原告的证明目的无关，故不予认可。两被告为证明被告某某合作社的瓜苗没有携带病毒、西瓜感染病毒后的特征、2018年浦东新区与上海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申请证人王某1、杨某某到庭作证，王某1陈述：2018年1月16日，我向温岭某某合作社老板汪连方打电话购某天山西瓜苗10,000多棵，葫芦嫁接的是1.1元/棵，南瓜嫁接的是1.2元/棵。他就将货送到田头，我给的是现金，无收据、无发票、无送货单。我种植的西瓜都是正常的，已经都卖掉了。第一批西瓜没有疫情，第二批西瓜有黄心的，但是无感染病毒的情况。西瓜感染该病毒后，叶子小，不会结果，不是瓜瓤有什么问题。外表看得出来病症的。看到感染病毒了，拔掉就好，再种新苗不会受到影响。经质证，原告表示：该证人的证言无任何证据予以佐证。证人陈述的西瓜感染病毒症状与农业部门的材料不一致，不予认可。证人杨某某到庭陈述：2018年1月16日，我向江某2购某“早佳8424”西瓜秧苗2,800棵。无合同、无收条、无送货清单，都是田头交易的。2018年我的瓜有1棵、2棵感染病毒，发现感染病毒，就拔掉，扔到远处去，然后其他秧苗不会再感染的。感染病毒看得出来的，叶子比正常的小，结不出果的。即使结果，也是歪瓜，里面的瓜瓤有白的，不能吃。经质证，原告表示：对证人陈述有异议，无任何证据证明证人向江某2购某瓜苗。陈述的感染病毒症状与农科专家陈述的症状完全不一样的。2019年3月21日，本院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调查，该中心工作人员陈述：浦东新区地区每亩地可以种植“早佳8424”嫁接西瓜秧苗600至700株，2018年浦东新区地区春季亩产西瓜2,508公斤，每亩产值10,421元；夏秋季亩产2,140.24公斤，每亩产值5,400.27元。经质证，原告认为每亩产值偏低。两被告认为：西瓜秧苗的种植株数应该是500至550棵，关于亩产量是合理的。原告是6月才向温岭方投诉的，与原告所述的4月发生疫情不相符。被谈话人应该作为证人到庭作证，仅仅凭借农业执法大队人员的所述，不足以证明本案事实。2015年3月20日，本院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调查，该中心工作人员答复：目前无法区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是西瓜秧苗自带还是种植过程中感染，感染的阶段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关于该病毒的感染途径，可能种子种苗自身就感染了，在种植过程中通过农事操作也可能感染。无法用肉眼判断西瓜是否感染了上述病毒，需要通过检测的。该病毒在西瓜上隐藏性很强，不会出现幼苗叶子斑驳、生长受阻、果实畸形或长不出，如果是黄瓜感染，则会出现上述症状。西瓜感染该病毒要打开西瓜看瓜瓤状态或通过检测才能发现。该病毒的爆发需要达到一定条件，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才会爆发。如果秧苗是从外地购某的，本地的种植户需要向浦东新区植物防疫站备案，并提供当地出具的该批次的植物检疫证书。一般本地区于5月份就可以上市头批西瓜。当时王某2和浦东地区航头镇的6户种植户的西瓜感染了该病毒，同期进行了处理，都是就地掩埋。该6户种植户和王某2都说秧苗来源于温岭市某某合作社的江某1，但没有提供相关凭证。2019年7月18日，本院再次向本院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调查，该中心工作人员答复：若西瓜秧苗不携带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也无外界感染，只有高温高湿的气候原因，西瓜不会爆发该病毒的，除非土壤中携带病毒。若西瓜种子和砧木都没有感染该病毒，在嫁接育苗的过程中，如果工人没有消毒农具，会有感染病毒的风险。2018年王某2种植的地块(曹路镇前锋村)附近没有其他西瓜种植户感染该病毒。《发病西瓜田种植户清单》是种植户自己填写，当时尚未证实清单中的种植户西瓜是否感染了该病毒。王某2是第一批去做检测的，蔡某某、牟某1的西瓜确实也感染了该病毒，他们是第二批进行检测的。若一大片种植西瓜的土地中有个别西瓜感染该病毒，到4、5月份时采取处置措施已经来不及了。王某2是4、5月发现西瓜有问题，但不知道何原因造成，到7月专家到王某2瓜田现场，西瓜外表、瓜叶都没有发现异常，需要检测才能知道。这时候采取任何措施都来不及了。经质证，原告对此无异议。两被告表示：有异议，“7月专家到王某2瓜田现场，西瓜外表、瓜叶都没有发现异常”是不客观的说法。原告提供的种植户清单是种植户自己填写的，里面罗列的瓜苗来源是填写了被告乐某合作社，但不是经过农委去核查过的，而是种植户自己填写的，故不能证明这些种植户的瓜苗就是来源于本案被告某某合作社。审理中，原告称：农委执法大队登记的时候将原告的种植西瓜地点是前锋村七队，实际上是前锋村三队，是地址表述上的笔误，原告只在前锋村三队种植西瓜。并表示：如果法院不支持其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则要求销售者即被告江某1承担赔偿责任。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农田种植租赁合同、微信付款记录、原告与被告江某1通话记录、瓜苗照片、原告与被告江某1通话录音及文字整理、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出具的发病西瓜田种植户清单、南京农业大学种植检疫研究所检验报告、浦东新区植物检疫站植物检疫监管告知书、执法部门现场检查处置照片、受害西瓜照片、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编制的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危害与防控、110接警报警登记表、前锋村村委会证明二份、京研益农(北京)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北京研益农科技发展中心)网页资料、上海市农业及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编制的“长季节西瓜大棚栽培技术”、种业商务网对新疆哈密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对早佳8424秧苗的介绍、上海农委网站发布的上海价格、浙江省植物保护局网站网页、农业部办公厅文件一份、被告乐某合作社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公示信息以及证人蔡某某、牟某1的到庭陈述；两被告提供的微信截图照片、种子植物检疫证书、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介绍、《西瓜上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的症状及防治措施》、《棚栽嫁接西瓜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发病动态及其田间扩展研究初报》、江某2的名片、检测报告、劳动报对上海2018年西瓜相关报道、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官网对于早佳西瓜的介绍、证人王某1的到庭陈述；本院向浦东新区农委执法大队的谈话笔录二份、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谈话笔录以及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本院认为，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一，原告向被告江某1购某西瓜秧苗还是向被告乐某合作社购某？从买卖双方达成买卖合意的情况看，原告是向被告江某1发出购某西瓜秧苗的要约，从而达成买卖的合意；从履行情况看，是被告江某1向原告供货到田间，且是被告江某1个人收取货款，故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的客观情况，是被告江某1与原告形成了买卖关系，被告江某1应承担卖方的相应义务和法律责任。至于两被告辩称，被告江某1是被告乐某合作社的员工，其送货、收货款的行为是履行职务行为，售货主体是被告乐某合作社。但两被告没有提供聘用被告江某1的合同或聘书，亦无发放工资等凭证；仅由江某2不定期打给江某1生活费，双方是父子关系，发生活费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帮助，不属于发工资性质，况备案登记的被告乐某合作社的成员名册中没有被告江某1，本院难以认定被告江某1是被告乐某合作社的员工，且两被告亦无证据证明被告江某1向原告供货时明确告知被告乐某合作社是卖方，其代表该合作社履行相应的义务。故本院对两被告的上述辩称意见不予采信。本案的争议焦点之二，西瓜秧苗的供货数量多少？原、被告之间的西瓜秧苗交易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亦无送货单、收据。根据原告的租赁土地合同，其租赁曹路镇前锋村42亩土地，其自认其中2亩地的西瓜秧苗向案外人购某，其余40亩均种植了向被告江某1购某的西瓜秧苗。现有证据证明了原告向被告江某1购某了“早佳8424”西瓜嫁接苗，除原告自认的2亩地向其他人购某，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余40亩地种植的“早佳8424”西瓜嫁接苗来源于被告江某1以外的其他人。参考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工作人员陈述的浦东新区地区每亩地可以种植“早佳8424”嫁接西瓜秧苗600至700株情况，则40亩地可以种植24,000至28,000棵嫁接西瓜秧苗，中间值26,000棵与原告主张的5批秧苗数量26,150棵基本相吻合。且根据原告与被告江某1电话通话记录显示的时间节点与原告主张的5批秧苗供货时间相吻合。综合上述证据和调查情况，原告主张购某了5批西瓜秧苗的数量26,150棵有相应的依据，本院予以认定。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原告是否付清货款？现有证据证明原告通过微信支付被告江某12,800元，原告未提供支付其余货款的付款凭证，两被告对此亦否认收到其他货款，仅确认原告微信支付了2,800元货款。故原告主张已经付清所有货款缺乏依据，本院难以采信，本院认定原告仅支付了被告江某1货款2,800元。本案争议焦点之四，被告江某1出售给原告的西瓜嫁接秧苗是否已经带有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从而导致原告种植的西瓜受害。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向农业技术部门咨询的情况，西瓜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的途径：1、西瓜种子、种苗自身已经感染了病毒；2、在育苗和种植过程中，农具、水或通过接触感染了病毒，通过农民的农事操作，也会感染至西瓜秧苗；3、在没有外界感染的情况下，西瓜秧苗在高温高湿等环境中并不会自己产生病毒。第一，两被告没有提供涉案西瓜秧苗的出省植物检疫证，以证明该秧苗不存在病毒。第二，原告种植西瓜地处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2018年该镇没有其他农户反映种植的农作物有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的情况。根据曹路镇前锋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王某2租用的农田在2018年前5年没有种植过西瓜等葫芦科植物，没有出现过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鉴于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是感染葫芦科植物，在5年内没有种植过葫芦科植物的土地上残留该病毒的可能性较小。现无证据证明涉案的农田土壤存在该病毒或原告在种植过程中通过农事操作接触并侵染了该病毒。第三，虽然被告乐某合作社提供了西瓜种子的检疫证，但西瓜种子没有感染该病毒，不能排除在嫁接育苗的过程中感染该病毒的可能。第四，根据原告申请的证人蔡某某、牟某1的证词，该两位证人均称于2018年向被告江某1购某了“早佳8424”西瓜秧苗，且均在浦东新区航头镇种植西瓜，该地域距离原告种植西瓜的曹路镇较远，没有接触的情况下，不存在相互感染的可能性。该两位证人种植的西瓜都感染了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病，2018年5月22日，即头批西瓜开始上市的时节，在证人蔡某某的西瓜田间，蔡某某为种植的西瓜出现问题之事与被告江某1发生了冲突，并报警。如果双方没有西瓜秧苗的纠纷，两证人与被告江某1素不相识，双方没有必要在证人的田间相遇，并发生争执。虽然两被告辩称江某1送货给他人，但未提供送货给何人、何地、何货物的证据，且对于其为何在该时点、该地点与蔡某某发生冲突没有做出合理解释。根据原告与被告江某1的电话录音内容，被告江某1承认卖给上海其他农户的西瓜秧苗结出的西瓜头批没事，二批坏掉。说明其销售他人的西瓜秧苗亦存在问题，证人蔡某某的陈述与此情况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采信。第五，两被告未提供出省检疫证证明其秧苗不感染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原告的西瓜感染该病毒来源于他处或是原告种植过程中感染。虽然两被告申请了证人王某1、杨某某到庭作证，以证明其所销售的西瓜秧苗没有感染病毒，但证人杨某某陈述其向被告购某的西瓜秧苗，在种植中亦发现1、2棵感染病毒的秧苗。两位证人的陈述缺乏其他证据相印证，本院难以采信。在原、被告的证据无法达到确实充分的情况下，综合上述因素和相关证据，原告提供的本证证据比被告提供的反证证据更具有说服力、可信度，对原告主张的待证事实已经达到高度盖然性，故本院认定被告江某1出售给原告的西瓜秧苗携带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本案争议焦点之五，原告的西瓜损失后果。原告种植40亩西瓜在第一批瓜可以上市时即发现西瓜果实发生问题而未能销售成功，后经检验查实西瓜感染了病毒，被作为疫情处理，全部被掩埋，两被告亦未提供原告有售卖西瓜收益的证据，故本院认定原告的40亩西瓜全部受损，没有收益。经本院向事发地区即浦东新区农业部门调查，2018年浦东新区地区春季亩产西瓜2,508公斤，每亩产值10,421元；夏秋季亩产2,140.24公斤，每亩产值5,400.27元。审理中，原告认为上述的西瓜亩产以及产值偏低，但未提供相应的证据，故本院对于原告的上述异议，不予采信。本院综合考虑原告种植地区西瓜的种植情况、亩产和产值情况以及原告40亩西瓜无收益的情况，酌情确定原告的损失为632,840元。本案争议焦点之六，在本起西瓜感染病毒受损的事件中，原被告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程度、赔偿责任主体。首先，被告江某1作为秧苗的销售者，应当保障其出售的秧苗的质量，不应存在任何病毒，尤其标的物是农作物的秧苗，一旦存在病害引发疫情，会发生农作物绝收的严重后果，给农民带来重大损失，且又是向外省市出售，更应尽到谨慎义务，按照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区的温岭市农业部门申请出省植物检疫证，以确保其销售的秧苗不存在病害，杜绝跨区域引发疫情的隐患。但被告江某1没有对其出售的秧苗申请出省植物检疫证，未经检测，就将秧苗直接运送到原告的田间，因其销售的秧苗存在病毒导致原告种植的西瓜遭受疫情、毁损的后果，被告江某1存在重大过错。其次，原告作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种植户向外省市(浙江省温岭市)的销售者购某秧苗，应当按有关规定向浦东新区植物防疫站进行备案，并提供供货所在地区出具的该批次的植物检疫证书。但原告未向本地植物防疫站备案，亦未向被告审查秧苗的出省植物检疫证书，就贸然种植西瓜，导致未能及时发现秧苗感染病毒，最终西瓜受损的后果，原告亦存在一定的过错。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定原告西瓜感染病毒受损，原、被告均有过错，根据原、被告各自过错程度,本院酌情确定原告承担30%责任，被告江某1承担70%的责任。关于两被告辩称，瓜苗感染了病毒，原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了其损失。本院认为，根据本院向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执法大队的工作人员调查，黄瓜绿斑驳花叶病毒在西瓜上具有隐蔽性，在秧苗及西瓜的外观上难以发现异样，在结西瓜果实后，打开西瓜才会发现问题，故原告在种植过程中，从外观上难以发现该病毒，以便及时采取处置措施，在西瓜即将上市时发现存在问题，再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已经来不及阻止病毒的传播，故对于被告上述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信。第三，关于赔偿主体。根据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故受害者应当选择其中之一承担赔偿责任。所谓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本案所涉的西瓜秧苗属于种子范畴。本案所涉西瓜秧苗系被告乐某合作社育苗嫁接，故被告乐某合作社系生产者。原告主张销售者即被告江某1与生产者即被告乐某合作社共同赔偿原告损失，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审理中，原告表示如果法院不支持其要求两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请，则要求销售者即被告江某1承担赔偿责任。故本院确定被告江某1应当赔偿原告损失。被告某某合作社在本案中不承担赔偿责任。按照法律规定，种子使用者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损失。原告购某西瓜秧苗的货款以及西瓜收益的损失均是原告的损失，属于赔偿额的范围，被告江某1应当按照其过错程度予以赔偿，故被告江某1应当赔偿原告西瓜损失442,988元、货款1,960元。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种子法》第二条、第四十六条、《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江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王某2损失442,988元；二、被告江某1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王某2货款1,960元；三、驳回原告王某2的其余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058元，由原告王某2负担6,084元，被告江某1负担7,97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薛桂蓉人民陪审员  刘鼎康人民陪审员  钱芬英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书 记 员  曹 静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三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属于产品的生产者的责任，产品的销售者赔偿的，产品的销售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追偿。属于产品的销售者的责任，产品的生产者赔偿的，产品的生产者有权向产品的销售者追偿。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一条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违约责任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受损害方根据标的的性质以及损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选择要求对方承担修理、更换、重作、退货、减少价款或者报酬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二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种子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品种选育、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等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种子，是指农作物和林木的种植材料或者繁殖材料，包括籽粒、果实、根、茎、苗、芽、叶、花等。第四十六条种子使用者因种子质量问题或者因种子的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不真实，遭受损失的，种子使用者可以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要求赔偿。赔偿额包括购种价款、可得利益损失和其他损失。属于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责任的，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追偿；属于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责任的，种子生产者或者其他经营者赔偿后，有权向出售种子的经营者追偿。四、《植物检疫条例》第七条调运植物和植物产品，属于下列情况的，必须经过检疫：（一）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的，运出发生疫情的县级行政区域之前，必须经过检疫；（二）凡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料，不论是否列入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名单和运往何地，在调运之前，都必须经过检疫。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