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皖1002民初2424号原告：占英军，女，汉族，1972年9月26日出生，住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民峰，安徽经盾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海东，安徽经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住所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昱城路60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1000713945135B。主要负责人：胡剑，行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郑明继，安徽。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安徽。第三人：汪东红（曾用名汪冬红），女，汉族，1968年1月27日出生，户籍地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现于安徽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原告占英军与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以下简称农行昱城支行）、第三人汪东红存单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9月2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经审理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分别于2018年11月14日、2019年3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占英军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汪民峰，被告农行昱城支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洪伟，第三人汪东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占英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农行昱城支行向占英军返还存款20万元，并支付利息20800元（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1日之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暂算至2018年9月15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农行昱城支行承担。事实和理由：占英军与汪东红系多年好朋友，汪东红向占英军口头承诺农行昱城支行有内部存款，月息5%。2014年3月31日，占英军到农行昱城支行处进行存款，在农行昱城支行工作人员汪东红引导下将银行卡插入ATM机，并输入密码，将20万元款项汇入汪东红指定的收款人和账户，存款期限为6个月。次日，汪东红将2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皖）存款凭条交付给占英军。存款到期后，占英军要求汪东红支付存款本息，汪东红出具26万元的收条，之后占英军一直与汪东红联系，未向农行昱城支行主张兑付存款。汪东红与占英军的陈述可以印证案涉款项发生是基于汪东红承诺银行内部有高息存款，占英军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案涉20万元是银行存款业务，且农行昱城支行出具了存款凭条，进一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存款关系，而非借款。占英军前两笔存款的利息确实是月息5分，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已支付超过月息3%的部分请求法院根据本案客观事实予以认定，其他已付利息与本案无关，不应在本案中抵扣。汪东红是农行昱城支行工作人员，吸收存款并出具存款凭条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汪东红的行为构成犯罪并不能够抵销银行对储户的兑付责任。占英军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农行昱城支行辩称，占英军陈述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不符。农行昱城支行的业务系统中未发现占英军于2014年4月1日办理存款业务记录。若客户与银行之间建立储蓄合同关系后，客户手中持有的应是活期存折或定期存单，空白的存款凭条是一种要约，客户应当在该空白的存款凭条上填写相关要素，而占英军持有的存款凭条既没有存款账号、存期、利率等基本要素，也没有占英军签字确认。存款凭条作为会计凭证由银行永久保存，不可能交付给客户。银行对所有产品的利率、期限等要素均公示，没有一种产品月利息达到5%。从交易明细来看，案涉款项是转入案外人账户，结合占英军陈述足以说明在办理该笔业务时，占英军是明知汪东红将20万元款项转到其他人账户，而非到农行昱城支行办理存款。占英军与农行昱城支行不存在存款合同关系，存款凭条实际上是汪东红实施集资诈骗的一种手段。汪东红与占英军约定月利率5%，以及超过月利率3%部分的不予返还，是对民间借贷规定，不能适用银行与储户之间存款关系，占英军收取的利息应当扣除。占英军对该问题观点说明占英军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不存在储蓄存款关系。汪东红刑事案件已认定占英军为受害人，其主张系汪东红的犯罪行为造成的，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程序向汪东红主张。占英军要求农行昱城支行兑付存款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院依法驳回。汪东红述称，其与占英军关系较好，是以个人的名义与占英军发生关系，和农行昱城支行无关，占英军知道汪东红在农行昱城支行工作性质。汪东红以银行有高息理财产品的名义向占英军揽储，口头承诺月息5%，并要求占英军将存款转入汪东红掌控的账户。前两次存款汪东红都会以个人的名义向占英军出具收条，前两次借款到期后汪东红从其掌控的账户将借款本息转给占英军。第三次存款是个人名义揽储的，由汪东红带占英军到银行的ATM机办理的，银行卡的密码是占英军输入的，收款人是汪东红指定的，汪东红向占英军出具收条和存款凭条，到期后将利息计入本金重新出具收条，但未想到向占英军收回存款凭条。在存款凭条上加盖印章是汪东红为了让占英军放心，该印章仅作为收讫使用而不是银行存款凭条。占英军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占英军身份证，证明占英军诉讼主体资格；2.2014年4月1日《中国农业银行（皖）存款凭条》，证明农行昱城支行收取占英军20万元存款，双方之间形成合法的储蓄存款合同法律关系；3.银行流水，证明占英军于2014年3月31日从银行卡支取了20万元款项，以及该笔20万元存款去向的事实。农行昱城支行围绕抗辩意见依法提交了下列证据：1.定期存款操作流程（2009版）节选，证明农行昱城支行办理定期存款业务交付给客户的是存折或存单而非存款凭条；2.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10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占英军系汪东红集资诈骗罪一案的受害人，占英军本次主张的案涉存款已经包含在汪东红的犯罪数额当中，且被汪东红非法占有，其损失应当通过刑事追赃程序予以解决；3.询问笔录两份、收条，证明占英军与汪东红之间是借款关系；4.案涉尾号3478银行卡交易明细，证明本次案涉20万元款项是通过ATM机完成交易，交易对手系案外人胡光辉而并非占英军所陈述的事实；5.取款凭证，证明案涉20万元存款是由占英军本人完成交易的。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双方提交的证据认证如下：汪东红对占英军提交的证据均无异议，认为收款账户是其指定的；农行昱城支行对占英军提交的证据1、3三性均无异议，认为2014年3月31日交易的资金20万元是占英军通过ATM机转给了胡光辉，而不是存入银行。对证据2真实性有异议，认为存款凭条的印章不清晰，无法判断印模是农行昱城支行的，该印章是用于给储户办理业务时使用；如果是储户本人办理存款，应当在存款凭条背面由本人签字认可本次交易。本院认为，农行昱城支行对占英军的证据1、3三性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占英军持有瑕疵的存款凭条，案涉20万元款项是占英军亲自输入银行卡密码转入汪东红指定账户，而未存入银行，农行昱城支行与占英军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对证据2予以采信，对证明目的不予采信。占英军对农行昱城支行提交的证据1-5真实性无异议，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储蓄存款合同是否成立并非只有存单或存折，还包括对账单、存款凭条等债权凭证；刑事判决并不包含责令汪东红退赔被害人损失，说明占英军可以通过民事途径来主张权利，两者不矛盾；汪东红与占英军的陈述与庭审查明的事实基本一致，包括时间、金额、款项的支付以及款项的性质，并非是借款而是存款；占英军的三笔存款均是农行昱城支行工作场所办理完成交易，并且农行昱城支行向占英军出具存款凭条，说明当时占英军是以存款的方式到农行昱城支行处办理业务，进一步佐证双方是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至于款项的去向，并不影响双方的储蓄存款关系的成立。本院认为，占英军存款的目的是为了取得高息，在存款过程中未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存在过错。汪东红作为农行昱城支行员工，农行昱城支行在内部管理存在漏洞，应对占英军的损失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能因汪东红承担了刑事责任而免除农行昱城支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对证据1-5予以采信，对证据2的证明目的不予采信。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占英军与汪东红认识多年，关系较好。案涉款项发生时占英军系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汪东红以银行揽储任务为诱饵，取得占英军的信任。占英军于2012年12月4日向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申请开设62×××78银行账户（卡号为62×××17）。同日，吴美伦转入占英军62×××17银行卡内17万元；郝龙驹62×××18银行卡转入占英军62×××17银行卡内3万元。占英军于同日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一笔20万元取款业务，并填写了银行卡取款凭条；凭条载明“日期为2012年12月4日，金额为20万元，户名为占英军，卡号为62×××17，转入户名为叶美兰，占英军在客户签名处签名”。次日，占英军将郝龙驹转入的3万元归还汪东红。2013年6月4日，汪海峰转入占英军62×××17银行卡内26万元（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2年12月4日起按月利率5%计算至2013年6月4日止）。占英军于2013年6月25日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一笔25万元取款业务，并填写了银行卡取款凭条；凭条载明“日期为2013年6月25日，金额为25万元，户名为占英军，卡号为62×××17，转入户名为郝龙驹，占英军在客户签名处签名”。2014年1月2日，郝运、郝龙驹转入占英军62×××17银行卡32.50万元（以25万元为基数，自2013年6月25日起按月利率5%计算至2013年12月25日止）。2014年3月31日，占英军到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在汪东红陪同下，将62×××17银行卡插入ATM机，并输入密码，将20万元款项转入汪东红指定的胡光辉尾号4331账户内。次日，汪东红向占英军交付存款凭条一张，凭条载明“户名占英军，存款金额20万元，存期半年，身份证号码，存款凭条加盖“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业务专用章”。2014年10月1日，占英军向汪东红提出取款请求，汪东红与占英军协商后，占英军同意20万元续存，随即汪冬红向其出具收条，收条载明“今收到占英军26万元，期限半年”。另查明：中国农业银行定期存款业务流程规定，一是客户办理存单业务应填写存款凭条，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提交现金或转账凭证；二是银行对客户填写的存款凭条各要素是否齐全、身份证件是否符合实名制要求进行审核；三是银行核对客户提交的现金并当面清点，与存款凭条上金额是否相符进行核对；四是银行对交易进行处理；五是银行核对存单打印的户名、金额、币种和期限与存款凭条上客户填写的内容、存单实物是否相符，核对无误后，存款凭条交客户核对、签字确认后加盖收讫章或转讫章，存单加盖专用章和个人名章；六是柜员将身份证件原件、存单交客户，并提醒客户核对。胡光辉证实其未在农行昱城支行开设尾号4331账户，未收到占英军转入的20万元款项，其与汪东红之间也无债权债务关系。汪东红对胡光辉陈述的事实予以认可，是借用胡光辉的身份证开设尾号4331账户，该账户的资金是由汪东红实际使用。再查明：2018年6月11日，汪东红因犯集资诈骗罪被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查明，汪东红系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原大堂经理，从2007年底开始，汪东红利用对公账户累计资金的时间差，挪用对公账户资金用于购买基金，导致亏损。为偿还挪用的资金，汪东红开始高息向他人借款。随着高息借款越来越多，资金漏洞越来越大，汪东红又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条件，编造完成银行揽储任务、高息理财、高息为他人做“过桥”业务等借口，向不特定人集资借款，并以后面借款偿还前期借款的利息和本金。汪东红还私自使用部分借款人或其近亲属的身份证在银行私自开立活期存折，并私自设置密码，随后让借款人将钱款汇入此类账户，并将无折存款回单交给借款人，让借款人误以为将钱存入银行，骗取借款人信任。随后，汪东红将其掌控的私自开立的活期存折中的钱款转账或直接提现，用于归还他人的借款。至案发时，汪东红实际从30名被害人处集资诈骗1722.9774万元。其中2012年12月，汪东红以月息5分的揽储任务为借口，向占英军集资借款65万元，除归还58.5万元外，其余6.5万元被其非法据为己有。上述事实有书证、搜查笔录及扣押物品清单、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汪东红供述与辩解予以证实。其中占英军（无业）陈述证明：其与汪东红是多年朋友。2012-2014年，汪东红以揽储任务为由三次让其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存款，月息5分，其分别存款20万元、25万元、20万元，每次存款后汪东红都给其一张盖过章的存款凭条。其中第一次20万元那笔系其从其母亲存折里转了17万元到其卡上，其准备从其他银行卡取款3万元凑20万元，后汪东红说她先转3万元给其，让其几天内还给她，两人就到柜台上先由汪东红给其银行卡转账3万元，再办理转存手续，第二天，其将3万元现金还给汪东红。前两次存款本金已收回，并分别收到利息6万元和7.5万元，第三笔存款未收到本息，汪东红在到期后因续存，于2014年10月1日向其出具了26万元的收条。汪东红供述，其1987年到农行工作，最终成为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的大堂经理，大堂经理的职责是负责分理处的柜台外面的服务工作，维护储户存取款的秩序，帮来办理业务的人排队叫号，另外每个网点每年都有存款任务，网点工作人员都有责任去揽储，任务不是硬性规定。从2014年开始，借给其钱的人本金都没有拿走，其还想借钱也很难借到了，还有那些到期的本金和利息仍然需要支付，于是其想到一个新的办法，其找到一些朋友告诉他们银行存款有任务，希望他们能帮忙把钱存到其上班的分理处来，等到他们同意将钱存进来的时候，其又对他们进行宣传，一种是钱存到银行里面可以帮他们做过桥转贷业务，另外一种是银行内部有相对高利息的理财产品，这两种宣传其当时都跟他们承诺月息1-2分不等。随着其能够及时兑现承诺，大家愿意把更多的钱拿来购买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又通过前面这些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把钱拿来做高息的理财产品，其再又把这些钱用来还别人的本金和利息。这些人借款给其都不是打入其自己的账户，因为其是银行职员，担心自己账户上资金流水过大，所以其用方静、曹霞、汪海峰、郝丽娟、吴光辉、郝运、郝龙驹等人的银行账户和他人之间进行借款还款及支付利息，利息支付基本上是转账到对方名下的银行账户里面。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汪东红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以“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的方法集资，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并造成巨额募集资金无法返还的严重后果，汪东红的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还查明：占英军于2015年6月8日在公安机关称，2012年底汪东红打电话给我说，农行内部有一种存款，是高息理财，十万元每个月有5000元利息，存款期限是6个月。因为汪东红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我就相信了。2012年12月4日，我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开了一张银行卡，将我妈妈存折里的17万元转到我的银行卡上，另外我准备从我的其他银行卡上取款3万元凑20万元，之后汪东红就说她先转给我3万元，让我几天内还给她，然后我和汪东红一起在银行柜台上办理业务，并将银行卡和身份证交给汪东红，汪东红帮我办理转存手续，具体转给谁我不知道，我就是输入密码和签字，之后汪东红给了我一张盖过章的农行存款凭条。6个月后汪东红给我的银行卡打款26万元。半个月后我就再存25万元，是在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办理的，也是汪东红在柜台上帮我办的手续，并给我一张盖过章的存款凭条；6个月后汪东红给我的银行卡转账32.50万元。到了2014年3月汪东红让我帮她完成存款任务，而且还给月息5分，我就到汪东红的单位，把农行卡给她，她在ATM机上将我卡里的钱转至其他银行卡上，当时我看见汪东红在转账时有一个男的站在边上。第二天汪东红给了我一张农行20万元的存款凭条，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并盖有汪东红单位的业务专用章，时间是2014年4月1日。6个月后我向汪东红提出取钱，汪东红说这个是内部存款，要我继续存款，我同意了，汪东红就写了一张26万元的收条给我，20万元是本金，6万元是利息。汪东红在公安机关称，占英军从2012年12月存了20万元在我这里，月息5分，她每次都是存6个月，利息是到期付，第一次20万元到期后我本息一起打给她26万元。之后占英军以同样的方式存了25万元，第两次到期后我给她本金和利息32.50万元。最后一次是2014年3月，占英军又在我这里存了20万元，存期半年，月息5分，是我自己填了银行的存单和打了一张收条给她。到2014年9月，她自己说连本带利26万元一起存我这里，原来的20万元的银行单子也没有换，我给她打了26万元收条，继续存半年。之后就一直没有资金来往了。总的我已经给占英军13.5万元利息，占英军都是通过她自己的农行账户与我掌控的账户往来的。本院认为，依占英军和汪东红的陈述，占英军在汪东红虚构银行有高息存款前提下，于2014年3月31日将20万元存款转入汪东红指定账户，次日汪东红向占英军交付了一张加盖农行昱城支行印章的20万元存款凭条。从上述陈述来看，占英军真实意思表示是将存款存入银行以获取高额利息，现占英军持该存款凭条向本院提起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二条规定，本案案由应为存单纠纷。本案争议焦点之一占英军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是否存在真实存单关系的问题。农行昱城支行认为，案涉存款未在银行业务系统中记载，占英军持有的存款凭条有瑕疵，双方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本案中，占英军持有的存款凭条在样式、印鉴、记载事项上有别于农行昱城支行按正常业务流程办理后向客户交付的存单等真实凭证。占英军虽对该瑕疵凭证的取得进行了相应的陈述，但从占英军尾号7117银行卡的交易流水、占英军和汪东红的陈述来看，案涉20万元存款系占英军为取得高额利息，自愿通过ATM机转入汪东红指定的账户，从而被汪东红占有使用，上述事实能够证明占英军未向农行昱城支行交付20万元存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占英军与农行昱城支行之间不存在存款关系。本案争议焦点之二双方是否存在过错，农行昱城支行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问题。依据占英军和汪东红的陈述，占英军于2014年3月31日持案涉银行卡至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在汪东红引导下将银行卡插入ATM机，自行输入密码后将20万元存款转入汪东红指定的账户，次日汪东红向其交付了一张存款凭条，凭条盖具银行业务专用章，之后20万元被汪东红占有使用。到期后，汪东红将借款本息向占英军出具一张26万元收条，期限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本案中，占英军作为出资人直接将案涉款项汇入用资人汪东红掌控的账户，汪东红向占英军交付了盖具银行业务专用章的存款凭条，占英军是为了从汪东红处取得了高额利息，存款到期后汪东红将利息计入本金转入后期借款本金重新向占英军出具了收条，占英军和汪东红对该事实予以认可，故本案是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如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行为确已发生，即使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的存单、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的存款合同存在虚假、瑕疵，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超越权限出具上述凭证等情形，亦不影响人民法院按以上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本案中，占英军持有的存款凭条虽有瑕疵，但是借贷行为确已发生，存款凭条是否存在瑕疵不影响农行昱城支行的责任承担。占英军认为，其是基于案涉存款是银行内部存款，业务是在银行营业场所办理，存款凭条的印章虽不清晰，但无证据证明该印章不是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的业务专用章。汪东红的行为使占英军有理由相信案涉存款是银行正常业务。刑事判决认定，汪东红系原农行昱城支行前园路分理处大堂经理，利用其在银行工作的便利条件，编造完成银行揽储任务、高息理财、高息为他人做“过桥”业务等借口，向不特定人集资借款。汪东红还私自使用部分借款人或其近亲属的身份证在银行私自开立活期存折，并私自设置密码，随后让借款人将钱款汇入此类账户，让借款人误以为将钱存入银行，骗取借款人信任。占英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主张，案涉存款是银行的正常业务，而该条规定目的是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市场交易安全。本案中，占英军在与汪东红商谈存款事宜过程中，在以下方面存在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的过失。一是，对汪东红的权限未经核实即轻信。双方是多年好朋友，占英军明知汪东红系在银行担任大堂经理，占英军共三次按照汪东红要求将存款转入指定账户，并收取汪东红指定账户转入的高息，既未对收款人的身份提出过质疑，也未对汪东红不符合常规的做法产生怀疑，显然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二是，占英军对存款过程存在的诸多不合常规操作未产生怀疑。占英军作为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应当知道银行对在ATM机上办理的业务不可能于次日再向客户出具存款凭条，即使银行需要向储户出具债权凭证，也应当在业务办理的同时一并交付给储户，而占英军却在次日收到存款凭条。占英军应当知道存款到期后由银行出具新的存单等债权凭证，而占英军持有的收条，是汪东红以个人名义出具的，其没有注意到收条的不合常理之处。三是，占英军主观上具有违规追求高额利息的故意，其确认案涉存款每月5%的高息，换算成年息为60%，占英军对如此高的利息未产生怀疑，亦未向农行昱城支行核实，主观上并非善意。另外，占英军也无证据证明农行昱城支行与汪东红共谋骗取存款，或农行昱城支行事先知道汪东红利用银行骗取存款。因占英军不符合善意无过错的表见代理构成要件要求，汪东红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占英军应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属典型的账外循环，非正常存款业务，占英军的诉请已作为汪东红集资犯罪处理，可通过刑事追赃来挽回损失，但刑事追赃并非是一种诉讼程序，且追赃仅限于本金而不保护利息，仅通过追赃不能最大限度实现救济，不能排除民事诉讼的救济手段。本案中，占英军虽有过错，汪东红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农行昱城支行的意思表示，但依据现有的证据，并结合占英军、汪东红的陈述来看，汪东红在农行昱城支行工作期间，利用其工作身份，编造高息理财或内部集资的谎言，诱使占英军将案涉款项汇入其指定账户；汪东红私自违规自行填写存款凭条，并将盖有业务专用章的存款凭条交给占英军，使占英军误认为其20万元存款系农行昱城支行内部存款。案涉款项被汪东红占有，导致案涉款项损失。这些严重违规的事实，直接引发本案诉讼。以上事实能够证明农行昱城支行没有尽到严格内部管理的义务，致使内部管理出现漏洞，对汪东红存在监管过失，占英军可通过民事诉讼方式主张。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因本案中农行昱城支行在用人及管理等方面有明显过错，应当对占英军的损失承担一定责任。本案争议焦点之三占英军收取的利息是否应在本案中予以抵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依照金融机构的指定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资人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金融机构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本案中，占英军共三次向汪东红指定账户汇款65万元，汪东红归还借款45万元，并另行支付利息13.50万元，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属于违法借贷，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息应抵充借款本金。同时，刑事判决认定占英军的损失为6.50万元，根据农行昱城支行在本案中的过错，其应当对占英军6.50万元本金中不能偿还的部分，承担百分之二十的赔偿责任。综上所述，本院对占英军的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占英军13000元损失；二、驳回原告占英军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642元，由占英军负担4517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山昱城支行负担1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程巧云审判员  王 晶审判员  张 怡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冯昱翔书记员刘倩附相关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存单纠纷案件的案由人民法院可将本规定第一条所列案件，一律以存单纠纷为案由。实际审理时应以存单纠纷案件中真实法律关系为基础依法处理。第六条对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一）认定在出资人直接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或通过金融机构将款项交与用资人使用，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从用资人或从金融机构取得或约定取得高额利差的行为中发生的存单纠纷案件，为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但符合本规定第七条所列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除外。（二）处理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属于违法借贷，出资人收取的高额利差应充抵本金，出资人，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因参与违法借贷均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可分以下几种情况处理：１、出资人将款项或票据（以下统称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并将资金自行转给用资人的，金融机构与用资人对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责任；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２、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依照金融机构的指定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资人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金融机构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３、出资人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出资人再指定金融机构将资金转给用资人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四十。４、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自行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给出资人出具存单或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存款合同的，首先由用资人返还出资人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计算至给付之日。金融机构因其帮助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不能偿还本金部分的百分之二十。本条中所称交付，指出资人向金融机构转移现金的占有或出资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注明出资人或金融机构（包括金融机构的下属部门）为收款人的票据。出资人向金融机构交付有资金数额但未注明收款人的票据的，亦属于本条中所称交付。如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行为确已发生，即使金融机构向出资人出具的存单、进帐单、对帐单或与出资人签订的存款合同存在虚假、瑕疵，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超越权限出具上述凭证等情形，亦不影响人民法院按以上规定对案件进行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