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19468号原告：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太田雅弘，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龙，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徐晓磊，男，1980年3月31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巍，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原告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徐晓磊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11日、5月15日、7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戴晓龙、张磊，被告徐晓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巍到庭参加第一次及第三次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磊，被告徐晓磊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陆巍到庭参加第二次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财产损害人民币(以下币种同)2,348,200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被告2005年入职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担任营业本部软件实施经理；后于2011年转入原告处担任医疗网络产品开发部开发经理。2011年至2015年，沧州市人民医院、泊头市医院、沧县医院、沧州市妇幼保健院、肃宁县人民医院、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吴桥县人民医院、东光县中医医院等8家医院通过河北明远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远公司”)、北京时达宇业网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时达公司”)，向被告购买放射科工作站系统(软件正式名称“富士医疗图像存档和通信系统”，英文简写“PACS/RIS”)。其后，相关医院因工作需要增加工作站点，由明远公司、时达公司继续向原告采购。被告利用担任原告医疗网络产品部技术支援组及软件产品组经理的职务便利，未经原告许可，擅自将原告放射科工作站系统软件，连同其自行购置的其他方软硬件设备以原告名义出售给明远公司，同时安排下属员工到相关医院安装、调试及维护，并将应支付给原告的软件费用非法占为己有。虽被告经刑事审判被认定构成职务侵占犯罪，且已退赔判决认定的犯罪金额，但经原告核算，仍有部分工作站系统的费用被被告非法占有，相关医院放射科工作站系统新增登记工作站13个、诊断工作站24个，临床浏览工作站约920个、其他工作站1个。原告认为，被告将应支付给原告的费用非法占为己有，侵犯了原告的财产权益，应依法予以赔偿，故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徐晓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被告已经承担了职务侵占的刑事责任，刑事判决已经明确涉案金额是按照公司实际受到的损失计算，被告已经及时赔付，原告现再次起诉，应当依法裁定驳回起诉。且原告认为医院增设的工作站点比刑事判决所认定的多，没有事实依据。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原告为证明自己主张，提供如下证据：1、工作站点汇总表，证明刑事判决所认定被告侵占金额41.03万元的依据；2、刑事判决书与刑事裁定书，证明被告侵占原告财产的事实，且依据合同差额认定了41.03万元的犯罪金额；3、上述8家医院与案外人的项目合同，证明代理商和医院约定的数目；4、费某的访谈笔录，证明8家医院工作站点的安装都是被告直接联系并负责；5、庞某访谈笔录，证明被告指示其去相关医院扩增工作站点；6、刘天竹访谈笔录、沧州地区客户端软件版本安装情况调查、相关医院出具的工作站安装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侵犯原告财产权益的具体情况。沧州市人民医院实际登记工作站8个、诊断工作站21个、临床浏览工作站600个；沧县医院登记工作站1个、诊断工作站8个、其他工作站1个；沧州妇幼保健院登记工作站1个、诊断工作站4个；吴桥县人民医院登记工作站2个、诊断工作站5个、临床浏览工作站80个；东光县中医医院登记工作站2个、诊断工作站5个、临床浏览工作站10个；泊头市医院登记工作站3个、诊断工作站8个、临床浏览工作站200个；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登记工作站2个、诊断工作站4个；肃宁县人民医院登记工作站3个、诊断工作站7个、临床浏览工作站30个。7、原告与授权代理商之间的销售合同，证明原告与销售代理商约定的站点数量；8、原告新增工作站报价单，证明原告工作站点单价及销售模式。被告对证据1真实性不予认可，认为系原告单方制作，且与刑事判决认定事实不符；证据2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不认可原告证明目的，认为刑事判决书已经就8家医院的扩增站点数量予以了明确；证据3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认为8家医院与其代理上签订的合同与原告主张的扩增站点的事实并无关联；证据4、5真实性不予认可，应当由相应的证人出庭作证；证据6中刘天竹的访谈记录真实性不予认可，应当由其出庭作证，对沧州地区客户端软件版本安装情况调查、相关医院出具的工作站安装情况说明真实性不予认可，系原告单方面调查，数据系估算，且刑事判决并未予以认定。对证据7、8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原告证据认证如下：证据1系原告单方制作，但该证据中数据来源于证据6，系对证据6调查数据的汇总统计，证据6中刘天竹的访谈记录系原告制作，刘天竹并未经原告申请出庭作证，故对刘天竹访谈记录真实性不予确认，对沧州地区客户端软件版本安装情况调查，系原告委派员工所作调查，本院无法确认其真实性，相关医院出具的工作站安装情况说明，部分仅有医院盖章而无负责人和经办人签字，部分有签字人员但无法核实其身份，亦未到庭接受核实，故对相关医院出具的工作站安装情况说明的真实性亦不予确认。因本院对证据6的真实性不予确认，故对证据1的汇总表亦不予采信。证据2、3、7、8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对证据4、5，因被访谈人并未到庭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被告为证明原告与相关医院存在直接的业务往来，提供电子邮件打印件作为证据：1、本溪中心医院考察通知和报告、河北京东中美医院全院PACS考察申请，证明原告相关工作人员知道沧州市人民医院作为PACS推广示范项目，多次安排相关客户到该院参观；2、公司拜访报告，证明原告相关工作人员和费某有直接业务接触；3、沧州市人民医院合同、软件采购合同，证明医院代理商直接向原告采购过软件和保修服务，进而证明沧州市人民医院涉及原告的相关货款均支付给了原告，被告并未侵占原告的财产。原告对邮件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但对软件采购合同真实性予以认可，并同意将合同所涉12个临床浏览工作站(单价2,800元/个)及1个诊断工作站(单价5,500元/个)的价款在原告诉请金额中予以扣除。因被告并未提交电子邮件原文，故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确认。综上，经过当事人举证、质证以及本院认证，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2001年4月，富士公司成立，公司住所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XXX号XXX室，富士公司系外国法人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3月至2015年7月，被告在富士公司医疗网络产品部工作，先后担任该部门产品开发GP经理兼技术支持GP经理、开发GP经理、软件产品GP经理，主要负责公司产品开发，包括产品开发的计划、项目、质量及相应技术支持体系、团队人员的管理等。2010年至2015年，沧州市人民医院、沧县医院、沧州市妇幼保健院、吴桥县人民医院、东光县中医医院、泊头市医院、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肃宁县人民医院先后向富士公司采购了PACS医学系统软硬件，被告代表富士公司在上述8家医院负责PACS系统的安装、调试等具体实施及相应的售后技术支持等工作。2011年至2015年，被告利用上述职务便利，在代表富士公司在上述8家医院安装、调试PACS系统时，未按照富士公司的销售合同实施，擅自增加工作站点，并收取了应支付给富士公司的扩增站点的费用合计328,300元，被告将其中的2,280元支付给富士公司，余款326,020元占为己有。具体分述如下：2011年至2013年，沧州市人民医院通过时达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3个、报告工作站12个、临床医生工作站20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了安装于沧州市人民医院的PACS软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2个、报告工作站8个；被告擅自扩增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4个、临床医生工作站20个。期间，时达公司经营者费某将该院扩增站点的钱款支付给了富士公司的代理商。2013年至2014年，沧县医院通过时达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2个、报告工作站5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安装于沧县医院的PACS软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4个；被告擅自扩增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1个。2014年，沧州市妇幼保健院通过明远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4个、其他管理类工作站8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安装于沧州市妇幼保健院的PACS软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4个；被告擅自扩增其他管理类工作站8个。2011年至2014年，吴桥县人民医院通过明远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18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安装于吴桥县人民医院的PACS软硬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5个；被告擅自扩增报告工作站13个。2014年至2015年，东光县中医医院通过明远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2个、报告工作站5个、临床医生工作站6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安装于东光县中医医院的PACS软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4个；被告擅自扩增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1个、临床医生工作站6个。2012年至2015年，泊头市医院通过明远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18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安装于泊头市医院的PACS软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4个；被告擅自扩增报告工作站14个。2011年至2013年，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通过明远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5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安装于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的PACS软硬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5个。2011年至2014年，肃宁县人民医院通过河北诺华医疗器械贸易公司向富士公司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采购且已安装的登记工作站5个、报告工作站5个、临床医生工作站20个、其他管理类工作站10个；富士公司向代理商销售安装于肃宁县人民医院的PACS软硬件系统，销售的登记工作站1个、报告工作站5个；被告擅自扩增登记工作站4个、临床医生工作站20个、其他管理类工作站10个。上述8家医院扩增的工作站点，按照富士公司的销售价格计算总计金额为41.03万元。2012年至2015年，明远公司、时达公司的经营者费某向富士公司的代理商及被告个人支付了上述医院采购PACS系统软硬件的费用，其中，支付给被告个人钱款共计436万余元，被告将其中2,280元汇给富士公司，余款被其划转给他人或其本人其他账户，部分用于网上支付等。2015年7月，富士公司以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等为由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报案，同年9月，浦东分局以被告涉嫌职务侵占立案侦查；同年10月12日，被告向公安机关投案，当日被取保候审；2017年9月28日被逮捕。被告到案后辩称没有损害富士公司利益。在该案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费某和庞某作证。1、证人费某的证言，费某陈述我是明远公司和时达公司的法人，明远公司主要是经营医院信息化系统；我和富士公司有业务往来，富士公司的徐晓磊和我对接相关业务，我们在2010年开始合作医疗设备的软硬件应用，一共涉及8家医院，分别是沧州市人民医院、沧州市妇幼保健院、沧县人民医院、东光县医院、泊头市医院、吴桥县医院、孟村县医院、肃宁县医院；我公司是富士公司的三级代理商，所有的软硬件购销合同都是我公司和富士公司、以及富士公司的二级代理商富士菲林公司和久圣桓康公司以及子秋公司签订的，包括上述8家医院的合同；我已经支付了全部的费用，其中绝大部分钱款扣除我的利润后都打给了徐晓磊，其中我和富士公司、久圣公司、富士菲林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所支付的软硬件钱款是通过公司账户支付的，这部分钱款不经过徐晓磊的个人账户；合同内的软硬件架设和维护的费用，我是支付给富士公司及二级代理商以及采购商；合同之外的站点架设的钱款我都付给了徐晓磊(合同之外的站点，当时徐晓磊给了我富士公司、久圣公司的授权书，我当时怀疑授权书是伪造的，徐晓磊答应合同日后再补)；我采购了子秋公司的电脑配件，子秋公司是徐晓磊指定的采购商，购买电脑配件的钱款都是根据徐晓磊的指示打入“仝凤凤”的个人账户。费某还陈述，经我统计我总共支付给徐晓磊430多万元，这钱都是通过我、我妻子张红梅以及明远公司的账户转给徐晓磊的，这些钱都是我代表沧州8家医院购买富士公司软硬件所支付的钱款，这些软硬件的购买都没有合同，徐晓磊答应后补的，但一直未补，我一般都是先将钱打给徐晓磊，然后徐晓磊再把硬件发到医院，再安排人员到医院实施验收；8家医院多架设的站点应支付的PACS软件费用，我也已经全部支付给徐晓磊了。费某在2017年9月19日还陈述，沧州地区的医院软件采购我中标后，徐晓磊以我公司没有经营医疗器械资质为由，不能直接与富士公司签合同，所以大都是与富士公司的代理商久圣桓康、富士菲林、上海子秋等公司签署采购协议。在中标后，我先后以河北时达公司、河北诺华公司、河北明远公司、北京时达公司等名义与沧州的8家医院签署了PACS系统购置意向协议，后续的维护服务也是由富士公司负责；然后与富士代理商签的合同，大都是徐晓磊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沧州，我盖章后给富士公司的徐晓磊，我没有见过代理商方面的人员。合同价款的支付是按照徐晓磊指定的账户汇款的，而且大部分汇到了徐晓磊个人账户，钱款到账后，徐晓磊会安排人员来沧州安装系统；有合同的，徐晓磊会向我提供相应的发票，但也有些没有合同的，徐晓磊提供给我的就是些与项目无关的其他单位的发票。沧州8家医院的放射、超声、内窥镜、医学影像、病理的软硬件系统以及医院登记工作站、报告工作站、临床浏览工作站及其他工作站的系统，都是向富士公司采购的；医院需要增加工作站会通知我，我通过徐晓磊向富士公司购买，并把钱支付给徐晓磊，由徐晓磊安排工程师到医院安装；医院增加的工作站软件系统必须是富士的，尤其是放射系统只能富士做，其他公司不生产；关于新增站点的购买，有的有合同，有的没合同，新增工作站一般都是软硬件打包销售的，8家医院共计新增站点大约40个左右。2010年沧州市人民医院在安装了20个临床调阅点后，又要增加站点，徐晓磊报价35万元，但医院不愿出资，我当时为了继续做医院方的生意，所以决定自己出资向徐晓磊采购，我大概付了25万元或30万元的钱款，合同是与久圣桓康签署的；还有在2012年4月吴桥县医院需要安装全员临床调阅点，我将价款8万元汇入徐晓磊个人账户；2015年4月，泊头市医院需要安装全员调阅点，后我将7万元扩点货款汇入徐晓磊账户。2、证人庞某的证言，庞某陈述我在富士公司工作，派驻沧州市担任实施工程师，2011年10月至2012年7月，公司开始在河北省8家医院实施架设医疗设备，我没有见过相应的销售合同；徐晓磊安排我到上述8家医院架设医疗设备其中一部分是没有经过公司授权的，数量要比派出单上记载的多，徐晓磊告诉我是医院要求增加的，先架设再补合同；徐晓磊尾号为“1333”银行卡汇给我的钱，一部分是我在当地采购配件的钱款，一部分是维护服务费，也就是因为我帮徐晓磊做了公司派出单之外的“活”，所以徐晓磊支付给我的费用；徐晓磊在河北的这8家医院多架设了工作站点，这些工作站点都是未经富士公司授权的，多架设的医疗站点必须是向富士公司支付专利费用的，我不清楚徐晓磊是否支付；涉及富士公司的系统软件必须在公司购买，但是硬件方面公司没有硬性规定；徐晓磊还在各站点以富士公司名义销售硬件。法院经审理判定，被告作为富士公司负责技术的产品经理，代表富士公司在涉案医院安装调试富士公司的医学系统时，利用了职务便利，也利用了富士公司特殊的销售模式，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在富士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未按照公司的销售合同履行，擅自增加工作站点，谋取私利，侵害富士公司利益，应以职务侵占罪论处。关于侵占金额的认定；第一、根据相关的付款凭证可以证明医院方采购商费某汇给被告430余万元，费某陈述这些钱款包含了部分富士医学系统的软硬件货款及增加架设的站点费用；第二、被告账户的资金流水情况显示在收到430余万元后，其中250余万元汇入了于嵩、盛万春等个人账户，于嵩、盛万春的证言显示应被告要求将收到的钱款220余万元用于为沧州医院采购硬件及富士医学系统的辅助软件系统等；同时在审计报告中反映被告网上支付34万余元用于购置电脑软硬件设备；在没有证据进一步来证明上述所采购的软硬件设备确实安装于涉案的8家医院的情况下，遵循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费某方汇给被告的430余万元中尚有100余万元的钱款被被告占为己有，但是考虑到富士公司的销售模式、富士代理商的收付款情况不明以及医院方代理商费某方账款往来的具体情况，不宜将这100余万元全数认定为被告的犯罪数额；第三、现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医院方与被告之间就涉案医院扩增站点费用的具体结算情况，但是富士公司就其所销售给涉案医院的站点是明确的，而医院方根据其采购合同所安装的站点数也予固定并已安装完毕，医院方已向被告支付了扩增站点的费用，现有证据无法确定院方就扩增站点所支付的具体金额，但在案的证据显示院方支付的采购价高于富士公司的销售价，且富士公司未收到相应的扩增站点费用，富士公司相应的销售损失客观存在，故检方以富士公司的销售价来认定差异站点的金额，从而来确定被告的犯罪数额并无不妥；第四、现有证据表明涉案8家医院中，孟村回族自治县医院采购的站点与富士公司销售的站点没有差异，沧州市人民医院涉及富士医学系统的相关货款均支付给了富士公司的代理商，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该院所扩增的站点费用支付给了被告个人或者被告知晓相应的扩增费用支付至其他个人或单位，故沧州市人民医院扩增站点的费用不宜计入被告的犯罪金额。故以富士公司的销售价确定相关的差异站点的费用，扣除沧州市人民医院的差异站点金额以及被告汇给富士公司的2,280元，余款32万余元认定为被告的犯罪金额。另，关于涉案工作站点的统计，销售、采购清单中约定的关于富士医学系统的软件安装均是明确固定的，且富士公司所销售的PACS系统软件具有唯一性、不可替代性，本案所计算的站点差异数即是富士PACS系统软件，并未将冒充“富士”标志的其他软件系统计入被告所涉及犯罪的站点数量。被告不服一审刑事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28日作出(2019)沪01刑终114号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载明：关于原判认定的犯罪金额是否有误的问题，法院查明富士公司和沧州8家医院合作的模式是以软件模块及站点数量分块报价,超出合同明确的站点数量使用PACS软件系统的要收取相应的使用费用。经富士公司到沧州8家医院调查统计和依据医院向警方出具的证据清单，富士公司知道了上述医院多架设了站点，但公司并未收到多架设站点的软件使用费。在沧州8家医院多架设站点的PACS软件使用费用都支付给了被告。同时认为以富士公司的销售价格确定相关差异站点的费用，并且遵循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扣除了存疑的数额，确定了被告的犯罪金额为32万元余元，并无不当。本院认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在于：1、本案是否属于重复起诉；2、原告主张被告侵权事实是否成立。关于第一项争议，本院认为，诉讼标的即案件审理范围，应当依起诉方主张之事实予以确定。原告起诉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为：刑事判决认定的犯罪金额为8家医院与代理商预定的站点数与原告通过代理商销售的站点数差额所计算得出。但8家医院所实际安装使用的PACS数量远大于8家医院与各自代理商所约定的站点数，并提供了医院盖章确定的书证作为证据，该部分仍属于原告所应当取得的利益，原告的实际损失为全部实际使用的数量与原告与授权代理商销售数量之差额，扣除刑事认定的部分，即为本案实际诉请金额。根据原告主张的事实，被告的侵权事实与刑事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并非同一事实，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为被告在原告与销售代理商签订的合同之外，医院与销售代理商签订合同之间的差额，而原告主张在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之外，医院仍有刑事判决认定范围之外的实际使用站点的事实，故该原告主张的事实，并未经刑事判决处理和认定，故原告起诉并非重复起诉，被告辩称应当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并无法律依据，本院应当受理。关于第二项争议，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为此，原告应当举证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的以下要件事实：1、医院在刑事判决认定的站点使用范围之外仍有其他归属于原告的站点；2、医院实际使用的上述站点财产利益归属于原告；3、被告主观上存在过错；4、被告过错与原告财产损失存在因果关系。为此，原告所提供证据须与本案事实具有关联性，且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就原告提交证据而言，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与本案原告主张的事实并非同一事实，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所依据的书证、证人证言等拘束力应当限于刑事判决书所认定的事实，现原告主张在刑事处理范围以外被告仍存有侵权行为，应当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予以举证，而刑事判决书并未确认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的被告侵权事实，相关证人证言也无法达到能够证明原告在本案中所主张事实的证明标准，原告在本案诉讼中所提供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达到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的证明标准，故本院认为，原告所主张被告侵权的事实不成立。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要求被告徐晓磊赔偿财产损失2,348,200元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586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12,793元，由原告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原告富士胶片(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吴智永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  韩春琴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一百零八条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第二百四十七条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