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沪0115民初28057号 原告：赵荣高，男，1982年6月29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江苏省淮安市。 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双惠路XXX号XXX幢2-2-13。 法定代表人：孙汉武，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上海市海华永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宇昊，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赵荣高与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受理，因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分别起诉至本院，本院以赵荣高为原告，以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为被告，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8月21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赵荣高，被告法定代表人孙汉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罗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赵荣高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人民币(以下币种同)51,000元(17,000元×1.5个月×2)；2.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工资14,597.70元(按10,000元/月的标准计算)；3.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岗位津贴43,678.16元(按8000元/月的标准计算)；4.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通讯补贴437.93元(按300元/月标准计算)；5.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奖金15,826.48元(按照4,000元/月标准计算)；6.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7月至2018年10月差旅费22,394.50元；7.被告支付原告招待费61,600元；8.被告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报销款16,307元；9.被告支付原告垫付款2,000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7年7月份经招聘进入被告处工作，双方签订了履行期限为三年的劳动合同，约定：由原告担任被告处的江苏省苏北区域经理；原告月工资的构成为基本工资10,000元、岗位津贴3,000元、通讯补贴300元、奖金2,000元、季度奖金6,000元、差旅费6,000元(超出或不足的按实际发生报销)，当月工资以及相关报销费用于次月20日发放。2018年6月1日，被告派遣原告至案外人四川省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作。由于工作地点的改变，被告承诺原告原本的薪资结构不变，另增加5,000元/月的津贴，在当地提供住房或全额报销租房费，另配备机动车一辆，后由于被告缺乏资金购买车辆，原、被告协商后，由原告驾驶自有车辆到攀枝花工作。2018年10月27日，案外人四川省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通知原告返回被告公司工作，并约定原告驱车回程的交通费一共报销3,000元。2018年10月31日原告回到被告公司后向上级主管报到并咨询薪资、奖金等款项何时支付。被告随后不但未支付原告上述款项，还在2018年11月13日发函通知原告双方的劳动合同于2018年10月30日解除。2018年11月14日，原告收到被告发出的解除劳动合同通知后，于2018年12月4日前往被告位于上海的临时办公地点沟通。沟通未果后，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在仲裁阶段，原告才获悉被告在未通知原告的情况下停缴了原告的社保费和住房公积金。原告不服仲裁裁决，故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 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答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讼请求。首先，被告从未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关系，双方劳动关系仍未解除，故不同意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即便计算赔偿金，也应该按照每月实发金额即11,015元为基数来计算。其次，原告在被告处实际工作至2018年10月27日，每月税前工资10,300元，故只同意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0月27日的工资。原告岗位津贴的标准是3,000元/月，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27日的岗位津贴。原告的通讯费标准为300元/月，原告的奖金基数是2,000元/月，并且需要进行考核，原告2018年7月奖金1,797.55元在2018年8月22日已经发放，原告在2018年8月至2018年10月考核不合格，故不同意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上月14日期间的奖金。再次，原告主张的差旅费、招待费、报销款、垫付款等诉讼请求，被告认为均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而且上述请求也不属于劳动争议案件处理范围。 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1.被告无需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00元；2.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工资13,218.29元；3.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岗位津贴42,574.71元；4.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通讯补贴396.55元；5.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的奖金差额15,419.81元；6.被告无需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22日的报销款差额11,016元。事实和理由：第一，被告并未单方解除与原告的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在原告提起仲裁裁决之前，原、被告双方一直在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事宜，但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原告未单方解除与被告的劳动合同。第二，原告自2018年10月28日就未经被告允许，未到被告公司出勤上班，故被告无需再支付原告2018年10月27日后的工资。原告之前曾向被告公司预支了60,000元未归还，故原告可从该笔预支款中扣除应付的工资等款项，被告无需另行支付。第三，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原告的工资构成中并不包含岗位津贴、通讯补贴、奖金，原告也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存在应发而未发的岗位津贴、通讯补贴、奖金。此外，2018年10月27日后原告并未到被告处上班，被告也无需支付相应的岗位津贴、通讯补贴、奖金。第四，原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的报销款差额11,016元，且报销款并不属于劳动争议范围，不应一并处理。第五，原告在职期间共向被告公司预支了借款60,000元，这笔借款扣除被告应支付原告的款项，多余部分原告应予以返还。被告不服仲裁裁决，为维护被告合法权益，故被告诉至法院。 原告赵荣高答辩称，不同意被告诉讼请求。请求法院驳回被告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案外人深圳思萨科技股份有公司和案外人陈某系被告股东。孙汉武系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深圳思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案外人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系案外人张某，孙汉武曾系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曾系该公司股东。 2017年7月19日，原告与被告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合同履行期为2017年7月19日至2020年7月18日；从事与销售相关的工作；工作地点为苏北区域，月工资为10,000元/月。2017年7月17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录用通知函，载明：每月工资为10,000元/月；岗位津贴3,000元/月；通讯补贴300元/月；月奖金2,000元/月，季度奖金6,000元/季度，其中月奖金和季度奖金根据销售达成及执行达成予以发放；差旅报销标准为6,000元/月，根据当月差旅发票按实报销。汽油费按0.5元/公里标准报销。 2018年6月，被告将原告及案外人杨轶派驻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原告驾车前往。2018年6月1日，案外人吕某某签署员工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将原告每月的岗位津贴从3,000元/月调整为8,000元/月。案外人吕某某以部门负责人和总经理的名义在该审批表上签字，并手书：“经请示陈某总同意，考虑岗位调整后的辛苦，同意每月增加5,000元岗位津贴”；“同意每月增加岗位津贴5,000元，其他薪资不变。”员工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中人资行政中心审批一栏为空白。吕某某与被告亦存在劳动争议。 2018年10月27日，案外人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出具人事调动函一份，载明：“2018年6月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入股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海森公司管理团队需要重新组建，因此由昌达公司派遣赵荣高和杨轶两人入驻海森公司，截至2018年10月9日杨轶的工作已经完成，10月27日赵荣高的工作也全部完成，两人在海森公司的工作已经交接完成，现两人可返回上海昌达公司，凭此函会回昌达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2018年11月14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按照公司于您沟通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标准，我们已整理成《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请您收到协议并确认无误后将此协议打印签字后快递回公司。”同日，原告回复电子邮件，载明：原、被告并未就劳动合同解除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希望被告支付2018年6月份起拖欠的奖金、津贴和报销费用，即便被告要求解除劳动合同，解除劳动合同的日期也应该是2018年11月13日，而不是2018年10月31日。被告向原告邮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载明：“您自2018年6月外派至攀枝花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工作，截止2018年10月27日，您在海森农业的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因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整体经营亏损，团队编制收缩，暂无合适岗位可以安排。2018年11月5日，公司已与您协商一致：自2018年10月30日起，双方解除期限为2017年7月19日至2020年7月18日的劳动合同，但您至今未与公司签署《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并办好工作移交及其他离职的相关手续。请您在收到此通知后，三个工作日内于公司联系并办理相关的离职手续。”该通知落款日期为2018年11月9日。2019年11月14日后，原告未为被告提供劳动，被告也未曾向原告安排过工作内容或支付劳动报酬。 2018年11月15日，案外人刘某某以深圳思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资行政中心总监的名义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并抄送陈某、张某、曾某、车力华，载明：“1.你在调入海森工作期间，公司并没有收到有关于你工资待遇、收入结构调整的文件，因此，薪资标准及结构按照原昌达同标准执行；2.6月奖金、第二季度奖金已经正常支付，7-10月在海森工作期间你提交的销售目标达成率均足60%，即没有达到发放奖金的基本标准，因此这期间没有奖金；3.津贴部分按照我们沟通意见，需要你个人提供津贴支付凭证后公司方可按流程支付；4.费用报销：你在海森工作结束，离开时已经与海森执行董事张总、常务副总曾总确认并签字，我们会按照正常流程支付；5.你在公司有两笔借支，合计50,000元，需要在你的报销中冲抵扣减。对于超出公司相关制度、政策的解除劳动合同条件，公司无法满足。” 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被告合计向原告实际发放劳动报酬158,438.14元。被告向原告实际发放2018年6月份劳动报酬15,121.80元。被告向原告实际发放2018年7月份月奖金1,797.55元。2018年6月至2018年11月，被告每月为原告代扣社保费个人部分1,050元，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被告为原告每月代缴公积金个人部分800元。2018年6月被告为原告代扣个税835元，2018年7月至2018年9月被告为原告每月代扣个税435元。 原、被告均确认原告曾向被告预支60,000元。 2018年10月至2018年11月，原告多次向案外人张某、陈某、刘某某主张支付欠发的奖金、津贴、报销款等款项，并提交相应的数据表格。 经案外人张某签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原告垫付招待费49,160元(34,709元+14,451元)，差旅费22,394.50元(3,000元+24,685.50元-5,291元)，其他费用报销款17,307元(10,344元+16,307元-8,706元-560元-78元)。 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被告：1.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1,000元；2.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工资20,000元；3.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岗位津贴共计43,000元(其中异地津贴为25,000元)；4.支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通讯补贴1,800元；5.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奖金18,000元；6.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的差旅费27,685元、招待费61,600元、垫付款2,000元及报销款16,307元。2019年2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一、被告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51,000元；二、被告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工资13,218.29元；三、被告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岗位津贴42,574.71元；四、被告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通讯补贴396.55元；五、被告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9日期间的奖金差额15,489.81元；六、被告于裁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22日期间报销款差额11,016元；七、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工资的请求，不予支持；八、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岗位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九、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通讯补贴的请求，不予支持；十、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11月10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奖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十一、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期间差旅费27685元、招待费61,600元、垫付款2,000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原、被告均不服该裁决，诉至法院。 上述事实，由原告提供的仲裁裁决书、人事调动函、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协议书、工资条、电子邮件、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水单、员工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报销费用明细表、费用报销单、工商登记信息、借支款确认单、仲裁庭审笔录，被告提供的劳动合同、电子邮件、新员工薪资核定表、社保公积金缴纳明细及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法定代表人孙汉武当庭提交的案外人李某某、张某、曾某、刘某某、陈某的微信号和原告提交的与上述人员微信聊天记录对应的微信号一致。庭审过程中，孙汉武向名为曾某的人发送微信称：“你跟张某说一下，按照书面写的说；如果问你，也一样说；很多不知道的就不认；如果法院打电话问，只说文件部分内容；其他无关的不用讲；不用展开；张某签的文件内容；可以直接否认”。对方回复称，“知道了；好的，简单的说。就是。跟报销无关的，我们都不提，也不扩展，告诉其他问题。除非。除非你们这边给出了意见，希望我们告知什么事。” 案外人曾某和张某未出庭作证。 原告称，原告的工作内容是销售，工作地点是苏北区域，在被告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工位。2018年10月底原告从攀枝花市回上海后，发现被告办公地点已经搬迁，新的地址被告公司的领导和其他员工均未告知原告，故原告只能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与被告公司的领导联系。虽然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上落款的时间是2018年11月9日，但原告在2018年11月15日才收到这份文件，故原、被告双方解除劳动关系的时间应该是2018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14日后被告再未支付原告劳动报酬，也未为原告安排工作内容。2018年12月4日，原告获悉被告在上海的办公地址后曾前往催讨欠薪。被告称，双方曾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但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故目前双方的劳动关系并未解除。根据被告的员工手册，调薪需要被告总经理吕某某和陈某联名申请后，经过人力资源部审核后报法定代表人孙汉武核准通过，故原告的增加5,000元/月的津贴并未通过审批。月奖金和季度奖金都需要考核后确定金额，2018年7月至10月，原告的工作并未通过考核，不应支付相应的奖金。报销明细单无法核定经过张某的审批，而且即便是经过张某审批，也不代表被告公司对这些报销款的确认。 本院认为，劳动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均应当得到保护。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本院对双方的争议焦点确定并分析如下； 第一，被告应否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工资。根据本案的在案证明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被告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以双方已经协商一致为由向原告发送落款时间为2018年11月9日的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要求原告到被告处办理离职手续，故双方劳动关系由被告单方解除。由于被告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该份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送达原告的时间，并结合双方提交的电子邮件等证据的内容和形成时间以及原告自述收到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故本院确认原、被告双方劳动关系于2018年11月15日由被告单方解除。在没有证据证明原告在此期间拒绝被告合理的工作安排的前提下，被告应支付原告相应的劳动报酬。扣除被告为原告代缴的2018年10月和2018年11月社保费个人部分2,100元以及2018年10月住房公积金个人部分800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工资11,645.45元。 第二，被告应否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岗位津贴。本院认为，如上所述，原、被告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15日，且被告自认自2018年6月起未向原告支付岗位津贴，故本院认为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岗位津贴。对于岗位津贴的支付标准，本院认为，虽然案外人吕某某作为原告上级签署了员工职务或薪资调整审批表，将原告每月3,000元的岗位津贴调整为8,000元/月，但此调薪未经过被告公司人资行政中心审批通过，加之被告从未实际按照8,000元/月向原告发放岗位津贴，且案外人吕某某与被告亦存在劳动争议，故本院确定原告岗位津贴的支付标准为3,000元/月，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岗位津贴16,363.64元。 第三，被告应否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通讯补贴。如上所述，原、被告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15日，且被告自认自2018年10月1日起未向原告支付300元/月的通讯补贴，故本院认为被告应支付原告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通讯补贴436.36元。 第四，被告应否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奖金。如上所述，原、被告双方劳动合同解除日期为2018年11月15日。在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被告并未对原告的工作进行考核并将相应的考核结果告知原告，只发放原告2018年7月份奖金1,797.55元，其余月奖金和季度奖金未曾发放。虽然在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被告称原告工作未曾达到发放奖金的标准，但原告对此不予确认，而被告亦未拿出相关的依据予以证明，故本院对被告的意见不予采纳。原告主张被告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奖金差额15,826.48元的诉讼请求符合双方约定，本院予以确定。 第五，被告应否支付原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以及赔偿金的金额如何确定。如上所述，被告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以双方已经协商一致为由向原告发送办理离职手续通知书，并要求原告到被告处办理离职手续，被告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显然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认定为违法解除。结合原告的薪资水平以及工作年限，本院认为。原告主张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为51,000元的诉讼请求未超过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 第六，被告应否支付原告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根据本案在案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可以确定原告被派驻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期间为开展被告公司业务产生了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在离开攀枝花市前攀枝花市海森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签字确认被告尚欠原告2018年6月至2018年10月原告垫付招待费49,160元(34,709元+14,451元)，差旅费22,394.50元(3,000元+24,685.50元-5,291元)，其他费用报销款17,307元(10,344元+16,307元-8,706元-560元-78元)。原告拿到张某签署的报销明细表后，多次通过微信和陈某等人沟通，向被告公司主张欠款，但被告公司始终未与原告进行结算，亦未否认原告曾为被告垫付招待费、差旅费和其他费用报销款的事实。本院认为，上述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均系原告为被告业务开展所花费，被告理应予以支付。至于被告认为原告主张的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不属于劳动争议的范围，不应在本案中予以处理，本院认为，原告之所以为被告支付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是为了更好的履行劳动合同，促进被告的业务开展，故原告主张的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可以在本案中一并处理。同时，原告在职期间曾向被告预支60,000元用于出差和开展业务，在此一并予以冲抵。综上，本院认为，被告应支付原告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合计28,861.50元。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期间的工资11,645.45元； 二、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荣高2018年6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岗位津贴16,363.64元； 三、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荣高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的通讯补贴436.36元； 四、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荣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11月14日奖金差额15,826.48元； 五、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荣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51,000元； 六、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赵荣高招待费、差旅费以及其他费用报销款合计28,861.50元； 七、驳回原告赵荣高的其余诉讼请求； 八、驳回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10元，减半收取5元，免于收取，保全费1,760元，由被告上海昌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倪 春 人民陪审员 董 鹏 人民陪审员 葛惠萍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罗 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