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行 政 裁 定 书（2019）黔03行终233号上诉人（一审原告）：刘小季，男，1980年8月8日出生，汉族，住遵义市汇川区。上诉人（一审原告）：赵洁敏，女，1980年10月17日出生，汉族，住习水县。上诉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长勇、吴芸倩，贵州文熙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一审被告）：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办事处（下称：高坪街道办），住所地：遵义市汇川区高坪街道办事处海龙大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5203037753122535。负责人王胜，党工委书记。上诉人刘小季、赵洁敏与被上诉人高坪街道办因不履行合同义务一案，不服遵义市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8号行政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5日，被告与案外人甘才红签订《国家级遵义技术开发区高坪工业园区项目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协议约定甘才红自愿选择集中还房安置，安置点在国家级遵义经济技术高坪工业园区建设规划2号（吴家坝）还房小区。还房面积332.25平方米。过渡费按24个月，每月4元/平方米计算一次性支付甘才红。两年过渡费满后若不能按期还房，过渡费按国家政策和区政府的补助标准执行。2013年10月31日，原告刘小季、赵洁敏（乙方）与案外人甘才红、熊万岭（甲方）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协议约定：“1、甲方所售房屋属于自己在拆迁安置中的房屋，还房安置协议书载明的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坪工业园区建设规划2号还房小区中的一套，面积100平方米；2、房屋价格：每套160000元（大写：壹拾陆万元整）；3、根据甲方的还房安置，该房屋需约两年时间才能得到房屋，甲方现已领取所售房屋过渡费24个月归甲方所有，今后的过渡费归乙方完全所有。按照协议书上所定的还房时间，还有过渡费24个月，金额为9600元，该X个月的考虑到政府只针对甲方进行兑现，所以，该款乙方在购房款中扣除，政府兑现的由甲方领取。如两年后不能还房的过渡费由甲方领取支付给乙方；4、……”，该协议签订前后，原告及甘才红、熊万岭未将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一事通知被告。2017年9月12日，二原告向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原告刘小季、赵洁敏与甘才红、熊万岭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2、甘才红、熊万岭立即向原告交付位于高坪工业园区建设规划的2号还房小区内面积为100平米的房屋一套，并协助办理相关的过户手续；”2017年12月14日，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黔0303民初43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确认原告与甘才红、熊万岭于2013年10月31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有效。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是否具有主体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该法条规定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扩大理解为所有直接或者间接受行政行为影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谓“利害关系”仍应限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宜包括反射性利害受到影响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有主观公权利，即公法领域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行为影响，存在受到损害的可能性的当事人，才与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才能形成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才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本案中，与被告签订《国家级遵义技术开发区高坪工业园区项目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人系案外人甘才红、熊万岭，而原告系基于与甘才红、熊万岭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才与拆迁安置房屋有了一定的关系。很明显，这是间接利害关系，非直接利害关系，且属于私法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原告不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原告刘小季、赵洁敏的起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退还原告。刘小季、赵洁敏不服，以一审认定上诉人不具有原告主体资格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播州区人民法院（2019）黔0321行初8号行政裁定书；改判或指令播州区人民法院继续审理。主要理由为：一、本案被上诉人因实施征地拆迁与案外人甘才红签订《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甘才红已经履行协议约定的交付被拆迁房屋的义务，被上诉人依约对甘才红夫妇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有效。因此，上诉人因甘才红的转让行为而取得安置的权利，已经通知被上诉人，从而对被上诉人形成了权利。至于原审法院认定签订协议前后没有通知被上诉人的问题，因法律规定是未经通知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从通知后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而不要求转让时必须通知。二、被上诉人与甘才红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财产权益的转让而非物权转让，该权利转让协议自双方签字后生效，被上诉人与上诉人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上诉人成为该权利的接受主体，有权请求被上诉人履行合同义务。被上诉人高坪街道办在法定期限内未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各方当事人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证据已随卷移送本院。经审查，本院确认一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根据前述规定，原告必须是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指与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即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者将会产生实际影响，所谓实际影响，指行政行为实际上处分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或者导致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弱化。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本案中，被告在2013年10月15日与案外人甘才红签订《国家级遵义技术开发区高坪工业园区项目建设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时，上诉人与甘才红并无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征收房屋和补偿安置房屋的财产关系，作为行政行为存在的补偿安置协议并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与上诉人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之后，上诉人与甘才红夫妇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约定将安置补偿协议中甘才红应得安置房屋332.25平方米中的100平方米一套房屋出卖给上诉人，房屋买卖协议第3条还载明：“…考虑到政府只针对甲方（指甘才红）进行兑现，所以，该款乙方在购房款中扣除，政府兑现的由甲方领取。如两年后不能还房的过渡费由甲方领取支付给乙方。”第4条：“在政府交付房屋时，如乙方在过户中，需甲方提供的资料及到现场签字时，甲方必须提供及到现场签字。”第7条：“违约责任：如有一方违约，由违约方支付总交易额（每年）30％的违约金。”也就是说，上诉人因与甘才红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甘才红不尽协议义务才导致上诉人与行政行为产生利害关系，但这是一种反射性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前述法律规定的被行政行为所侵害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不能作为原告起诉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履行选房义务；2、被告将原告所选房屋交付给原告；3、向原告支付从2015年10月15日起至交房之日止的过渡费。上诉人与甘才红双方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已经判决确认有效，如果协议约定的交房条件已具备，应当向甘才红主张履行协议交房并完善相关手续，如甘才红违约，还可依协议主张违约金，即上诉人的权益可依据双方的房屋买卖协议和民事诉讼程序得到保护。上诉人称甘才红联系不上就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代甘才红履行交房及支付过渡费，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双方协议精神，一审驳回起诉并无不当。综上，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结果并无不当，依法应予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审判长  黎光勇审判员  方 兵审判员  王 伟二〇一九年七月十八日法官助理唐华书记员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