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川0703民初4372号 原告：唐洪，男，1952年10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 原告：李春燕，女，1968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 原告：**阿美，女，1965年12月2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岗，四川仁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莹，四川仁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陶文龙，男，1953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绵阳市。 第三人：绵阳华鑫包装有限公司，住所地：绵阳市涪城区城郊乡新观寺村一社。 法定代表人：陶文龙，该公司执行董事。 被告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隽，四川睿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及第三人委托诉讼代理人：严照萍，系公民代理。 原告唐洪、李春燕、**阿美与被告陶文龙，第三人绵阳华鑫包装有限公司（简称“华鑫公司”）损害公司利益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23日立案后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唐洪、李春燕、**阿美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敖岗、陈莹，第三人华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告陶文龙及该二人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隽、严照萍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三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陶文龙依法返还第三人华鑫公司财产120万元（具体以查证金额为准）及利息（利息自每笔诉争款项转出或收取之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其全部清偿时止）；2.判令被告陶文龙支付第三人华鑫公司的承包费38.76万元及违约金10万元，并返还其所承包使用的全部资产（无法返还或拒不返还的按资产实际价值赔偿）；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费用由被告陶文龙承担。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三原告明确诉讼请求第一项中的返还财产金额为2,034,702.38元，包括：a、工行：2019年4月1日转款198,000元、180,000元、200,000元，2019年4月2日工行转款200,000元、200,000元；b、农行，经三原告整理，转入到被告陶文龙账户607,859.65元（已品迭被告陶文龙数次向第三人华鑫公司转账的346,300元），转入到陶波账户53,612.2元、转入陶敏账户185,297.51元，三人共从第三人华鑫公司农行账户转走了846,769.36元。被告陶文龙擅自将第三人华鑫公司的设备在2019年4月5日处置给了案外人，收取价款209,933.02元，以上共计2,034,702.38元。三原告对于第二项诉讼请求的补充：被告陶文龙已付第三年承包费49,200元，第四、五年的承包费，已付清第一、二年的全部承包费。要求返还承包使用的全部资产在承包协议附件上予以载明，返还不能赔偿金额按照资产盘存汇总表上载明的金额2,900,574.08元。 事实与理由：第三人华鑫公司由股东被告陶文龙、原告唐洪、李春燕、**阿美等六位股东共同出资，于2010年3月29日成立，被告陶文龙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执行董事。第三人华鑫公司成立后一直由被告陶文龙经营管理。 2012年10月9日，被告唐洪等其他五位股东代表第三人华鑫公司与被告陶文龙签订《资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约定第三人华鑫公司拥有和控制使用的全部资产承包给被告陶文龙经营，承包期5年（2012年9月25日-2017年9月30日），前两年资产使用费为10万元/年，第三年度起按上年度标准递增20%，被告陶文龙在合同每满一年后十个工作日内支付给第三人华鑫公司。合同签订后，第三人华鑫公司将资产交付给了被告陶文龙，但被告陶文龙未按约支付资产使用费，且合同到期后未按约返还资产，严重侵害了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合法权益。 2019年3月7日，被告陶文龙擅自代表第三人华鑫公司与案外人肖建春签订《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书》，约定拆迁补偿款3,354,154.49元中第三人华鑫公司应得160万元，拆迁款到账后，第三人华鑫公司搬迁腾空厂房。 2019年3月13日，被告陶文龙擅自代表第三人华鑫公司与公司厂房用地的所有者案外人肖建春一起作为乙方同绵阳市涪城区金家林街道办事处作为甲方签订《创业大道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协议》，约定因创业大道建设项目征地，对乙方总计补偿3,354,154.49元。 前述两份协议签订后，被告陶文龙不但未向第三人华鑫公司其他股东告知相关事宜，还擅自变卖了第三人华鑫公司机器、设备等资产。拆迁款到第三人华鑫公司账户后，被告陶文龙擅自将部分拆迁款转至其私人账户并擅自收取设备处置款，其行为严重侵害了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为维护三原告及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合法财产权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请求支持原告的全部诉请。 被告陶文龙辩称：一、诉请第一项不能成立。原因是诉请的事实与理由与客观事实不符。创业大道建设项目需要拆迁第三人华鑫公司，包括三原告在内的所有人都是知道的，原告唐洪还是答辩人委托与拆迁办谈判的主要代表，只是原告唐洪要求拿走100万元，且不管第三人华鑫公司债权债务清算事宜，被告陶文龙未予同意。这是原告唐洪故意隐瞒事实真相。 实际情况是2016年第三人华鑫公司被正式纳入涪城区金家林创业大道的拆迁范围，在前期主要是由原告唐洪代表第三人华鑫公司与拆迁办商谈，同时与房东肖建春协商。2018年12月原告唐洪告知被告陶文龙因第三人是承租的肖建春的厂房，不属于拆迁主体，不能获得拆迁款，按照政策只能获得15%的搬迁费，同时肖建春以第三人华鑫公司拖欠房租为由要求第三人华鑫公司立即搬走。在此情况下，被告陶文龙介入原告唐洪共同协商搬迁事宜，有微信往来，通过多次努力争取，拆迁办同意了第三人华鑫公司以第三方利害关系人参与本次拆迁事宜，并且多次做肖建春工作，达成了合适的分配比例。被告陶文龙作为第三人华鑫公司法定代表人对外签订合同是履行法人职责，拆迁合同签订后是原告给被告陶文龙办理的转账手续，全部走的公账，不是三原告诉称的擅自收取，转出的款项也是用于补发拖欠工资和部分还款。 三原告要求返还财产2,034,702.38元。第一笔：在工行转款的97.8万元中，支付给被告陶文龙个人的只有18.4万元，这18.4万元用于支付拖欠被告陶文龙的部分工资款和三原告商请为第三人华鑫公司垫付的部分借款。其中2017年9月-2019年1月拖欠工资为11.7万元，三原告与被告陶文龙协议和商情垫付的借款为46万元。 第二笔：农行转给被告陶文龙、陶敏、陶波的84.67万元。其中被告陶文龙60.78万元（品迭被告陶文龙向第三人华鑫公司转款34.63万元后），陶敏转款18.5万元，陶波转款5.36万元。1.进入拆迁后，被告陶文龙在原承包期2016年3月30日-2017年9月30日期间以现金方式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为38.52万元，长期借款的房贷48万元、车贷10万元，共借第三人华鑫公司96.52万元。2.承包期结束后，2017年9月30日-2019年2月25日期间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其他应付款42.79万元。以上合计96.52+42.79=139.31万元。三原告主张的农行转款84.67万元中一部分是上述借款第三人华鑫公司应该还款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实际为第三人华鑫公司往来款之间的转账，第三人华鑫公司运输费还款（用于第三人华鑫公司往来款的被告陶文龙个人账户由原告**阿美单人掌控）。 第三笔：被告陶文龙并非擅自将设备处理，收取价款20.99万元。并非擅自的理由：1.之前被告陶文龙通知开股东会进行清算处理被拒绝。2.原告唐洪人在成都只有5天的搬迁时间，按拆迁要求不允许拖延。3.有其他两位股东兼会计、出纳共同参与，并非被告陶文龙背着三原告独立处理，而且处置价款高于设备残值，最大限度维护了第三人华鑫公司和股东利益，价款也在原告手中。4.事后，并得到原告追认。如果三原告主张还有股东李春燕、张友娟不知情，我方从未与他们见过面，也不认识这两人，也无对方联系方式，平时都由原告唐洪转达。收取价款20.99万元，审计结果表明，承包时承包表上设备残值为8.6215万元，拆迁时处置了9万余元（涂膜机器6万元，自动切缝机1万元，八色印刷机和拉丝机卖为废铁，汽车600元，变压器0.7万元），其余余额为承包期间个人购买的设备处置款。处置款还有一部分在原告手中，该20.99目前尚未进行清算入账。 二、三原告诉请第二项不能成立。1.关于第三人华鑫公司成立的情况。第三人华鑫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租用的是涪城区金家林新观村二社肖建春的厂房进行包装袋生产加工，注册资本230万元，有6名股东，其中被告陶文龙、原告唐洪、**阿美、**阿英共同参与经营管理，原告李春燕、案外人张友娟是原告唐洪引进的出资人，未参与经营管理，原告李春燕对应的实际控制人是案外人**，案外人张友娟对应的实际控制人是案外人何映泽。被告陶文龙担任法人负责生产和销售，原告唐洪负责财务，被告**阿美负责会计，案外人**阿英是出纳，被告**阿美和案外人**阿英是亲姐妹。2.关于承包费与事实不符，承包合同已经履行完毕。被告陶文龙已将承包费38.76万元付清，并被分配。3.第三人华鑫公司的设备处置过程均是股东共同参与，至今第三人华鑫公司设备处理的款项仍在三原告手中，设备的金额确实是209,933.02元。其中在2016年，被告陶文龙、原告唐洪、**阿美、**阿英的共同参与下，已经将第三人华鑫公司成立时置办的机器设备（三原告提交汇总表上载明的2,900,574.08元）等变卖处置了15,700多元，原告唐洪还开走了第三人华鑫公司福田皮卡汽车一辆卖给了4S店，这辆车也是2,900,574.08元中的一部分。处理的车款至今仍在原告唐洪处，尚未交还给第三人华鑫公司。2019年1月28日，被告陶文龙电话通知原告唐洪拆迁期限已近，希望其参与内部资产的盘存清理，以免撤离时太仓促，原告唐洪说他在成都，没有时间回来，无法处理这些事情。被告陶文龙再次微信通知先内部清理对相应准备，原告唐洪对此不予回应。2019年1月30日，第三人华鑫公司正式停产歇业，生产及管理人员全部解散，签订拆迁协议后，按政府要求第三人华鑫公司承诺拆迁款到账之日起5日内要搬离完毕，在拆迁款到账第二日，被告陶文龙就找来搬迁队准备将设备物资搬迁到新租赁的场地，搬迁队现场看后报价搬迁费用需要8万元，并且搬迁时间需要8-10天，有报价明细，第三人华鑫公司已经歇业准备解散，设备残值也只有10多万元，搬迁成本过高且不能按照政府要求的期限搬离，为了股东利益最大化，所以由被告陶文龙、会计原告**阿美、出纳案外人**阿英将能够卖出的设备分别出卖，卖出了20余万元。原告唐洪以在成都为由没有参与相关工作，但其对此事是知晓的。4月10日被告陶文龙约原告唐洪谈拆迁款到账和公司解散事宜，详细告知设备处理款明细，拆迁款和设备处理款共计181万元，原告唐洪表示满意并且微信表示辛苦了，对于另外被告陶文龙提及的拆迁款缴税一事，也传达了咨询的结果是不缴税，可见原告唐洪并非不知，也不是被告陶文龙擅自处理。综上，不存在需要返还和赔偿的问题。 三原告的诉请均不成立，请求驳回其全部诉请。 第三人华鑫公司述称：同意被告陶文龙的意见。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据此，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第三人华鑫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29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为230万元。被告陶文龙系第三人华鑫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执行董事。原告唐洪任总经理，**阿英任监事。原告**阿美从第三人华鑫公司成立到2019年4月左右均系公司会计，**阿英系出纳。庭审中，被告陶文龙称与**阿美系亲戚关系，因信任，故将其个人所有银行卡交**阿美保管直至2019年4月10日，还主张案外人**系隐名股东，对应李春燕，何映泽系隐名股东，对应张友娟。 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公司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行驶下列职权：（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定期会议应当每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由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的董事，或者监事提议方可召开；股东会会议由执行董事召集，执行董事主持，执行董事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责时，由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不召集和主持的，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2010年12月31日的《股东出资证明书》显示：股东有被告陶文龙，出资84万元，出资方式为实物折价，持股30.61%；原告唐洪，出资58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持股20.41%；原告李春燕，出资58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持股20.41%；原告**阿美，出资12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持股4.08%；案外人张友娟，出资58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持股20.41%；案外人**阿英，出资12万元，出资方式为现金，持股4.08%，六位股东合计出资282万元，出资时间均为2010年3月24日。其上还载明：本股权数与工商注册股权数不一致，以本股权数为准。 2012年10月9日，第三人华鑫公司（甲方）与被告陶文龙（乙方）签订《资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一份，约定：一、承包方式。1.甲方将公司拥有和控制使用的全部资产（详见2012年9月25日的资产盘点表为准）承包给乙方进行合法有偿经营。2.乙方以持有公司股权为质押的方式为其资产承包作保证。（即：承包结束，有效资产增值部分归乙方，有效资产减值部分用乙方等值股权补足，若再不足部分由个人其他资产补足）。二、承包期限及起止时间。1.承包期为5年。2.从2012年9月25日起至2017年9月30日止。资产使用费及支付的时间与方式。1.资产使用费：前两年基数为10万元，从第三年度起按上年度标准20%递增（该使用费用由除乙方外的其他股东享有）。2.支付的时间与方式：合同每满一年后十个工作日内，乙方以现金或转账方式分别支付甲方。3.乙方在承包期内，不再参与上缴的资产使用费的分配。四、特别约定。1.乙方在承包期内，享有对甲方资产的合理使用权和相对应的收益权，但无所有权。故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处置资产或将其转包。更不得以公司财产进行任何形式的抵押、担保。2.乙方在承包期内，享有完全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和对“公司”财务及人事的决定权，同时完全承担其相应的风险和责任。3.乙方在承包期内，“公司”的印章，基本账户等由乙方管理和使用，并完全承担相应的经济及法律责任。4.乙方在承包期内，现行的“公司”会计核算制度不变，法人结构对外不变。5.乙方在承包期内，承担原“公司”厂房年租金5万元并按时支付给租赁方。6.乙方在承包期内，要以对“公司”的厂房及设备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对设备的维护保养，确保设备的完好率。不得损毁、丢失。7.乙方在承包期内，劳动用工风险及损失、税务风险及损失、发生的任何安全事故等，乙方均承担全部责任。8.乙方在承包期内，必须积极，主动地做好“公司”的应收款的清理、催收工作。9.甲方在乙方承包期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乙方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管理事务，也不得擅自处理资产。10.甲方在乙方承包期内，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乙方报销任何费用。11.本合同期内，如遇公司的特殊情况（如需资产整体转让，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或有利于公司发展的项目需解除承包、经代表公司股东1/2以上表决权同意等），甲乙双方无条件终止合同。五、合同到期后的交接。1.本合同到期，如继续承包，甲乙双方协商解决，乙方并有优先的权利。2.本合同到期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必须按照2012年9月日止，并经甲、乙双方确认的“资产盘点表”所列资产向甲方移交。3.乙方在承包期内要严格控制物资库存，所有品种的库存材料移交时不得突破甲乙双方年月日认可的库存数量，若库存材料超出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4.乙方在承包期内因自己经营所发生的应收账款的呆、坏账，由乙方承担。5.按照“无物有钱、无钱有物”的原则，甲乙双方应以“友好、求实”的态度去处理，解决移交中的善后事宜。6.若乙方继续承包，新一轮合同签订，可不办理移交事宜。六、违约责任的追究。本合同是股东内部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甲乙双方必须信守合同。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任何一款，均构成违约，违约方必须承担守约方依据合同相关条款提出的合理诉求的责任。并承担5-10万元违约金。七、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签订补充协议，作为本合同副本，同具法律效力。八、应支付甲方的借款利息乙方保证在2012年10月内支付。应还李春燕借款50,000元，应还张友娟借款50,000元，乙方保证在2013年春节前支付。合同落款处，原告唐洪、李春燕、**阿美，案外人张友娟、**阿英在甲方处签字，被告陶文龙在乙方处签字。庭审中，被告陶文龙、第三人华鑫公司质证称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合同书的首部（第三人华鑫公司）和尾部（股东名字）不一致；“李春燕”、“张友娟”并非本人所签，故该合同不具合法性。被告陶文龙还主张：1.该合同于2016年2月底或者3月已经解除；2.三原告以承包费的名义侵占第三人华鑫公司资产34.929万元；3.该34.929万元系原告**阿美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的承包费；4.承包费已经付清，最后认可该34.929万元系其支付的承包费。庭审结束后，三原告向法庭补充提交《情况说明》确认被告陶文龙支付的承包费为34.929万元，尚欠28.751万元。本院认为，被告陶文龙、第三人华鑫公司关于签名并非本人所签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故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而且即便并非原告李春燕本人签字，但其提起本案诉讼，足以说明其认可《资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 被告陶文龙、原告**阿美，**阿英在《华鑫公司资产盘存汇总表》签字确认。该表显示：第三人华鑫公司的资产共3,718，878.5元（含1.现金，2.银行存款，3.其他应收款4.设备，5.库存材料、配件及废旧物资，6.应收账款，7.厂房建设投入资金，8.电费保证金，9.收员工生活费，10.公司未用柴油、汽油），债务共818，304.42元（含1.应付账款，2.应付职工9月份工资、1-9月工资中扣职工养老金，3.其他应付款，4.购设备股东借款，5.2011年应分红未付款，6.应付未付利息，7.付公司流动资产借款，8.电费），品迭后净资产为2，900,574.08元。庭审中，被告陶文龙主张：1.其单方委托四川兴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绵阳华鑫包装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陶文龙2010年3月1日至2019年2月28日会计期间对公司投资收支情况的专项清理审理报告》，证明承包资产的实际价值仅为37.12万元；2.承包资产未移交过，故其无返还义务，并陈述**阿美、**阿英跟了其几十年，其信任两人，当时仅从账面上进行了盘存，未对实物进行清点；3.承包的资产早已被三原告掏空，并提交了证据。 2018年7月9日，原告唐洪手写了《关于公司因拆迁过程中部分问题的处理意见》一份，其上载明“二、考虑到2017年度因拆迁及公司……等因素的影响，同意免除陶文龙2017年度应缴而未缴的2017年度承包费用10万元；三、考虑到陶文龙五年承包期在2017年9月30日止已到期，从2017年10月起房屋租金由公司承担……”。庭审中，原告唐洪称虽系其起草，但被告陶文龙一直未签字，故该协议未生效。 2019年3月7日，案外人肖建春（甲方）与第三人华鑫公司（乙方）签订《拆迁补偿款分割协议书》，显示：甲方应得补偿款1,754,154.49元，乙方应得补偿款1,600,000元；乙方保证在所有款项到账后15日内搬迁腾空厂房，经甲方确认，旧房由甲方拆除，乙方无条件配合。 2019年3月13日，案外人绵阳市涪城区金家林街道办事处作为甲方与案外人肖建春、第三人华鑫公司共同作为乙方签订《创业大道建设项目拆迁补偿协议》，显示：乙方可获得的拆迁补偿金总共为3,354,154.49元；甲方拨付全部拆迁款之日起，同意给予15日过渡时间。 2019年4月5日，第三人华鑫公司（甲方）与案外人金洪春（乙方）签订《协议》，显示：甲方因政府拆迁处理厂内设备，就相关事宜与乙方达成如下协议……处置设备款共计209,933.02元。该协议甲方处有被告陶文龙、“**阿英”的签名。庭审中，三原告称并不清楚“**阿英”是否是其本人所签。庭审中，被告陶文龙主张设备是由原告**阿美、**阿英与其共同处置的，实现了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存在其擅自处置且收取了20.9933万。其为此提交了：1.原告唐洪于2019年1月12日向被告陶文龙微信发送的2018年12月24日的《绵阳市涪城区城郊乡人民政府城市新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拆迁通知》，显示要求肖建春在借到该通知后及时与第三人华鑫公司了断租赁合同关系、及时对接拆迁事宜、落实人员配合拆迁工作人员认真清点物品资产。2.被告陶文龙于2019年1月28日向原告唐洪发送微信称“关于内部清理：拆迁在即，如果有结果就马上搬离，年底又是结账阶段，与你商量这么大一个摊子事情那么先内部清理作相应准备到时不至于仓促，很意外你怎么这么态度。今晚的确不愉快，我们都冷静一下，再好好想想……”，被告陶文龙称此系通知原告唐洪召开股东会、对物资进行盘点，清理准备搬离，原告唐洪予以拒绝。3.2019年1月30日，原告唐洪、被告陶文龙、肖建春、拆迁办工作人员的通话录音，并称可以证明拆迁办工作人员告知了原告唐洪入场施工时间为2019年4月。4.2019年3月13日被告陶文龙作为承诺人出具的《房屋拆除搬迁承诺书》，显示其承诺在领取到房屋拆迁补偿款后5日内，将第三人华鑫公司设施搬迁完毕。5.2019年4月2日案外人母贤勇出具的《搬迁报价单》，显示拆除、运输、安装大概13.4万元，被告陶文龙称第三人华鑫公司设备残值仅为10万元左右，而搬迁费就要10余万元，且搬迁时间为10天，就地处置公司设备是保证公司利益最大化。6.2019年4月9日原告唐洪与被告陶文龙的微信截图，显示被告陶文龙问：“在绵阳吗？明天我们谈谈拆迁的事情”，原告唐洪回复：“在成都，今天下午回绵阳。明天可以”，被告陶文龙称处置设备时，原告唐洪人在成都，未参加。7.2019年4月12日原告唐洪与被告陶文龙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被告陶文龙将2019年4月5日的金洪春签订的《协议》拍照发给原告唐洪看，原告唐洪回复：“收到。辛苦了！何局长说拆迁款不缴税！”，被告陶文龙称原告唐洪对设备处置结果表示满意。8.处置第三人华鑫公司设备废旧物资的《协议》，被告陶文龙称系有其与原告**阿美、**阿英共同进行处置。9.《说明》、《重量单》，被告陶文龙称原告**阿美、**阿英将第三人华兴公司的面包车作废铁变现600元。10.2019年4月8日，案外人金洪春的《说明》，被告陶文龙还举出主张**阿英收取6.5万元设备处置款。庭审结束后，三原告补充提交《情况说明》称**阿英已经于2019年4月11日将6.5万元存入被告陶文龙农行尾号为1511的账户，并提交了2019年4月11日的现金存款业务凭证一份，其上显示当日有人向被告陶文龙尾号1511的银行账号存入6.8万元。被告陶文龙质证称该款系自己存入，用于第三人华鑫公司做账，与6.5万元设备处置款无关。 2019年4月25日，原告**阿美、被告陶文龙在《财务交接单》上签字，交接物品为农行卡、农行公户U盾、公司记账电脑、被告陶文龙农行尾号2077的银行卡和U盾。 2019年5月6日，原告**阿美、被告陶文龙出具《说明》一份，载明：第三人华鑫公司因政府拆迁于2019年1月30日停产，因公司经营结束准备解散，自公司成立以来由**阿美单独保管并使用的财务及公司资料已作如下交接：……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人代表私章……公司农行公户仅单人就可操作的网银一个。双方约定仅以农行陶文龙尾数2077、1511和彭玉华尾数1610私人账户用于公司业务款往来并开户起卡折网银全由**阿美单独保管、使用，现相关卡折网银已移交（移交日期为1077的在2019年4月，1511、1610的在2017年）。公司应收款单据已经移交部分（详见另外的交接单），剩余应收、应付款票据目前暂未移交。公司成立之日起到经营结束期间由**阿美独自处理的财务和税务方面的账簿凭证双方已当面封存5箱并在2019年4月已移交给被告陶文龙。 关于承包费的情况。庭审中，被告陶文龙主张承包费已经付清，提交了：1.2013年10月10日的《承包费分配表》，2014年的《承包费分配表》，2015年10月10日的《承包费分配表》，分别证明2012年9月25日至2013年9月25日期间、2013年9月25日至2014年9月25日期间、2014年9月25日至2015年9月25日期间承包费分别为10万元；2.原告唐洪手写后拍照发给被告陶文龙的《关于公司因拆迁过程中部分问题的处理意见》，其上显示“同意免除陶文龙2017年度应缴而未缴的2017年度承包费10万元”，证明2017年度承包费为10万元。本院认为，《承包费分配表》仅能证明承包费如何分配给股东，原告唐洪手写的意见仅是当时其单方意思表示，无其他股东及被告陶文龙对比予以认可的情况下，不能视为双方形成了新的合意，故被告陶文龙的证据均不能证明减免承包费或承包费的金额进行了变更。 关于第三人华鑫公司账户的资金转出情况：2019年4月1日，第三人华鑫公司工行账户向被告陶文龙账户转账198,000元、180,000元、200,000元。2019年4月2日，第三人华鑫公司工行账户向被告陶文龙账户转账200,000元、200,000元，工行账户共计转账97.8万元。第三人华鑫公司农行账户向被告陶文龙账户转账607,859.65元（已品迭被告陶文龙向第三人华鑫公司农行账户转账346,300元），向陶波（被告陶文龙侄儿）账户转账53,612.2元，向陶敏（被告陶文龙之女）账户转账185,297.51元。庭审中，被告陶文龙主张：1.其向第三人华鑫公司转账的346,300元，系其出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2.第三人华鑫公司向其女、其侄儿转账均为归还欠其女、其侄儿的借款，并非其个人擅自支取占用；3.虽然转款无股东会决议，但从股东的行为中可以推定股东是知晓转款一事的；4.第三人华鑫公司工行转走的97.8万元用于合理支付；5.第三人华鑫公司农行转走的846,769.36元系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往来款，并非其个人拿走。关于第三人华鑫公司工行转走的97.8万元，被告陶文龙提交了：1.第三人华鑫公司工行的开户记录，显示由其与原告**阿美共同办理了工行的网银，原告**阿美有网银的基本权限，被告陶文龙有网银的授权权限。2.2019年4月1日、2日原告唐洪与被告陶文龙的微信聊天记录。3.原告唐洪与被告陶文龙的通话录音。4.2019年4月1日原告**阿美与被告陶文龙的微信聊天记录。5.2019年4月12日**阿英与被告陶文龙的通话录音。6.被告陶文龙农行尾号为2077账户在2011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25日期间流水，并称2077账户系其用于第三人华鑫公司往来款账户。7.被告陶文龙建设银行尾号1996账户在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8月23日期间的流水（其中2019年5月21日的交易附言为“付原料款”、2019年5月24日的交易附言为“华鑫包装公司还个人借款”），并称其中14.117万元系用于第三人华鑫公司支出。8.向案外人严以满的银行账户存款的业务凭证，并称系为第三人华鑫公司支付严以满工伤费0.5万元。8.被告陶文龙于2019年7月22日向四川兴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支付的2.6万元审计费的现金交款单，并称系支付审理费、财务资料移交见证费5.8万元。9.数据恢复与备份协议，收据7张，并称系第三人华鑫公司支付财务费0.96万元。10.2018年7月9日原告唐洪与被告陶文龙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有原告唐洪手写的《关于公司因拆迁过程中部分问题的处理意见》，并称原告唐洪代表第三人华鑫公司的意见表明：拆迁期间应支付给被告陶文龙补贴款、垫付款为33万元。11.原告唐洪与被告陶文龙于2013年10月9日签订的《部分园织机更新及厂房维修协议》、2015年6月5日的记账凭证、被告陶文龙农行尾号2077账户于2015年6月5日向案外人郑松柏转账1.78万元的交易查询明细、2015年8月21日的记账凭证、被告陶文龙农行尾号2077账户向郑松柏转账0.58万元的转账凭证、2015年9月24日的记账凭证、被告陶文龙尾号2077账户向郑松柏转账4.5万元的转账凭证、2014年9月2日及2014年9月19日的记账凭证，并称第三人华鑫公司应付被告陶文龙厂房维修费和新购设备费11.885万元。12.原告唐洪手写的《关于罗顺孝手腕伤事故分析及处理纪要》，并称系2012年6月28日原告唐洪对案外人罗顺孝的工伤处理意见。13.2015年11月1日罗顺孝出具的《说明》、被告陶文龙的银行账户转账记录，并称承包前罗顺孝工伤费用1.1万元由被告陶文龙垫付至今。14.2011年5月1日第三人华鑫公司加盖印章、原告唐洪签字的《关于公司向个人借款支付利息的决定》，并称原告唐洪签署的第三人华鑫公司向股东借款支付利息1%的决定。15.会计凭证，并称其他股东的借款第三人华鑫公司已经连本带息还清。16.案外人幸玉华与被告陶文龙于2011年1月15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并称被告陶文龙从幸玉华处借款10万元后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17.2019年4月18日、2019年5月6日原告**阿美、被告陶文龙签字的《说明》2份，并称被告陶文龙于2013年将其名下两套房屋办理抵押贷款后将贷款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18.案外人与被告陶文龙签订的借款协议及银行流水，并称案外人均系被告陶文龙亲友，向第三人华鑫公司借款。关于第三人华鑫公司农行转走的846,769.36元，被告陶文龙提交了：1.被告陶文龙农行尾号2077的流水，并称该账户系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往来款账户，该该账户上的资金系公司的往来款，并非被告陶文龙个人拿走。2.被告陶文龙建设银行尾号为2488的流水，并称该账户系为公司运输车辆、ETC、购油等费用的报销专用卡，前述开支先从该卡上支取，再报销还款至该卡上。3.2019年7月25日，案外人康召强、王明芳出具的《说明》，显示：第三人华鑫公司成立初期在2010年4月29日购买的福田汽车，因使用时间较长，车顶朽烂已无维修价值，在2016年由原告唐洪开走进行变卖处理，变卖费用不明，至今尚未入公司账。4.被告陶文龙称系原告**阿美手写的《贷收资料》，并称公司车辆被原告唐洪开走后，新购车辆每月还贷到被告陶文龙2799的账户，这不属于被告陶文龙拿走公司的款项。5.2011年9月28日陶敏向被告陶文龙转账28.9万元的银行流水，并称系第三人华鑫公司向陶敏的借款。6.2019年4月20日，出借人被告陶文龙、收款人为原告**阿美的《借条》2份，显示陶敏向第三人华鑫公司借款现金11万元、现金5万元。7.陶敏中国银行尾号6471的账户从2014年5月29日至2019年5月29日的银行流水，显示2016年4月13日，陶敏收到了11万元，2016年4月20日，陶敏转出了5万元，未显示收款人信息。8.被告陶敏尾号0352账户从2015年9月1日至2016年4月5日的明细清单，并称陶敏将其名下房屋抵押贷款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11万元，从平安小贷贷款5万元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故由第三人华鑫公司每月还款至陶敏账户。9.原告**阿美、被告陶文龙于2019年4月18日签字的《说明》，显示被告陶文龙为了第三人华鑫公司的生产经营，在不同阶段个人向公司出借的情况。10.被告陶文龙称由原告**阿美手写的《说明》，并称原告**阿美经办了被告陶文龙两套房屋抵押贷款后要求48万元贷款指示交付给原告**阿美的儿子、儿媳，后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10.2016年6月12日的凭证，并称第三人华鑫公司已经收到被告陶文龙出借的48万元。11.被告陶文龙华夏银行尾号为2845账户的银行流水，并称该卡就是尾号9158的账户，由第三人华鑫公司每月向该账户支付应还贷款。12.2019年4月22日，原告唐洪与被告陶龙文的通话录音，并称该录音表明原告唐洪知晓被告陶文龙给第三人华鑫公司借款一事。13.被告陶文龙平安银行尾号5233账户从2016年12月19日至2017年12月18日期间的银行流水，并称原告**阿美将被告陶文龙名下的车辆抵押贷款，并将10万元贷款借入第三人华鑫公司，再由第三人华鑫公司每月还款至被告陶文龙尾号5233的账户。14.收据，并称原告**阿美将被告陶文龙尾号8129、7147的信用卡套现后，将款项借入第三人华鑫公司，然后第三人华鑫公司每月还款。15.被告陶文龙尾号7043账户的银行流水，显示2017年10月18日其有一笔8万元的业务。16.2018年12月1日**阿英出具的《收条》，《收条》显示今收到第三人华鑫公司2018年12月1日赔严以满工伤款8万元，并称8万元系支付严以满的工伤赔偿款。17.2018年3月10日案外人任湖与被告陶文龙签订的《借款协议》，2018年3月18日原告**阿美作为收款人，被告陶文龙作为出借人签订的《借条》，《借条》显示被告陶文龙出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现金10万元。18.2018年6月3日案外人王明芳与被告陶文龙签订的《借款协议》，原告**阿美作为收款人、被告陶文龙作为出借人出具的《借条》，《借条》显示被告陶文龙出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现金10万元。19.被告陶文龙尾号4764银行账户向**阿英账户转款10万元的银行流水，并称该10万元系被告陶文龙出借给第三人华鑫公司。庭审中，第三人华鑫公司对被告陶文龙证据的三性均无异议。三原告对被告陶文龙以上证据的证明目的均有异议，对部分证据的真实性有异议。 三原告主张被告陶文龙损害了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利益，故起诉来院，请求判如所请。 另查明：2019年5月10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中心支公司出具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购买方的名称为三原告及案外人张友娟，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金额为5400元。 2019年5月28日，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绵阳中心支公司出具四川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购买方的名称为原告唐洪，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金额为2250元。 庭审中，被告陶文龙陈述：1.第三人华鑫公司尚有含三原告在内的其他已知债权人，但三原告的债权已受清偿；2.三原告起诉的真实原因并非是其损害了公司利益，并提交了证据；3.因为其信任原告**阿美，故将其私人银行卡交给原告**阿美，便于第三人华鑫公司转款。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的，前述股东还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或者董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害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原告唐洪、李春燕、**阿美作为第三人华鑫公司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 本案系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审理的范围仅是被告陶文龙作为承包合同相对人在履约过程中是否损害了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利益以及被告陶文龙作为第三人华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其在履职过程中，公司的2个银行账户向其个人账户、陶敏、陶波账户上转款是否存在损害公司的利益的行为。被告陶文龙、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冯一隽律师及严照萍反复强调：1.被告陶文龙向第三人华鑫公司出借了款项且仅部分受偿，尚有大量借款未能收回；2.被告陶文龙筹集出借款项不易，包括向亲友筹集资金、抵押名下不动产等；3.其他股东（包括本案三原告）向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借款已经被清偿完毕；4.三原告提起诉讼的真实原因；5.三原告存在侵犯第三人华鑫公司利益的行为，并为此举出了大量的证据，这些均与本案的审理无关，故真实性、合法性本案不予审查。 被告陶文龙在《资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的附件《华鑫公司资产盘存汇总表》上签字，其对此辩称实际承包资产的价值不足2,900,574.08元，是其基于对原告**阿美的信任才签字，并提交了第三人华鑫公司委托的审计。首先，鉴于系其单方委托，三原告对此不予认可，故审计报告的结论本院不予采信。退一步讲，即便审计报告的结论真实，因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第三人华鑫公司资产的客观价值低于当事人议定的价值，也不能否认当事人议定的价值就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综上，被告陶文龙的证据不足，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本院认定《资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华鑫公司资产盘存汇总表》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资产内部承包经营合同书》及附件内容并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被告陶文龙、第三人华鑫公司也未明确该合同内容违反了哪条法律法规，故该合同具有合法性。关于原告陶文龙、第三人华鑫公司主张合同书的首部和尾部不一致，这与该合同是否合法无关，故本院对其辩称不予采信。 被告陶文龙主张该承包合同于2016年2月底或者3月已经解除，同时又主张原告唐洪同意免除其2017年度的承包费用，并举出了原告唐洪于2018年7月9日微信发送的其手写的《关于公司因拆迁过程中部分问题的处理意见》为证。但若2016年2月底或者3月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则被告陶文龙本此时不负有支付承包费的义务，谈不上需要由承包合同相对人免除2017年的承包费，故被告陶文龙关于案涉承包合同在2016年3月之后的效力的主张相互矛盾。 承包合同约定“本合同期内，如遇公司的特殊情况（如需资产整体转让，股东对外转让股权，或有利于公司发展的项目需解除承包、经代表公司股东1/2以上表决权同意等），甲乙双方无条件终止合同”，被告陶文龙未提交有“代表公司股东1/2以上表决权同意”的相关证据来证明承包合同已经解除，其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有鉴于此，本院对被告陶文龙主张的承包合同提前在2016年2月底或者3月已经解除的辩称不予采信。 根据承包合同的约定，经法庭计算，第一、二年的承包费为10万元、10万元，第三年的承包费为12万元（10万元×120%），第四年的承包费为14.4万元（12万元×120%），第五年的承包费为17.28万元（14.4万元×120%），五年共计63.68万元。三原告认可被告陶文龙支付了承包费34.929万元，故被告陶文龙尚欠28.751万元。三原告超过该部分的诉请，无事实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被告陶文龙拖欠承包费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承包合同约定，违约方应当承担5-10万元的违约金。庭审中被告陶文龙未主张约定的违约金高分高于损失，亦未提交约定的违约金高分高于损失的证据，故三原告要求被告陶文龙承担10万元违约金的诉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 承包合同约定本合同到期后的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必须按照2012年9月日止，并经甲、乙双方确认的“资产盘点表”所列资产向甲方移交。根据该表统计，第三人华鑫公司的净资产总计为2,900,574.08元。被告陶文龙在承包合同到期后，未返还第三人华鑫公司资产，被告陶文龙系公司资产的实际占有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占有人占有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及其孳息，但应当支付善意占有人因维护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支出的必要费用”之规定，被告陶文龙负有返还原物的义务。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第三人华鑫公司的资产已经被处置，客观上已经返还不能，故被告陶文龙应当按照2,900,574.08元予以赔偿，三原告的相关诉请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被告陶文龙是否应当向第三人华鑫公司返还2019年4月5日协议约定的设备处置款209,933.02元。鉴于第三人华鑫公司资产应由被告陶文龙全部赔偿，三原告的该项主张系重复主张，故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关于被告陶文龙辩称**阿英收取了6.5万元赔偿款，故该6.5万元不应当由其向公司支付。若**阿英占有6.5万元设备处置款属实，被告陶文龙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主张向**阿英追偿，但这并不免除或转移被告陶文龙应当向第三人华鑫公司承担的责任。 关于被告陶文龙作为第三人华鑫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在履职过程中，第三人华鑫公司的2个银行账户向被告陶文龙、陶敏、陶波账户上转款的一事是否损害了公司利益。被告陶文龙提交了大量证据用以证明其个人账户用于公司的资金往来，且原告**阿美作为会计是知情并具体操办。根据被告陶文龙的陈述，私人银行卡交给原告**阿美，便于第三人华鑫公司转款，应当理解为原告**阿美系被告陶文龙的委托代理人，其使用被告陶文龙银行卡行为产生的后果应当由被告陶文龙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被告陶文龙使用私人银行卡用于公司资金往来，导致其个人银行账目与公司账目难以区分，应当由其承担公司权力机构同意使用个人银行卡用于公司资金往来的证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九十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本案中未见被告陶文龙提交相应的股东会决议，其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故本院认定被告陶文龙转款并非是为了第三人华鑫公司的资金往来，其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应予返还[金额为：（第三人华鑫公司账户向被告陶文龙账户转账198,000元+18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200,000元）+（第三人华鑫公司工行账户向被告陶文龙转账607,859.65元+第三人华鑫公司农行账户向案外人陶波转账53,612.2元+第三人华鑫公司农行账户向案外人陶敏转账185,297.51元）=1,824,769.36元]。被告陶文龙未及时返还，给第三人华鑫公司造成了损失，应予赔偿。三原告虽主张按照每笔款项转出之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息，但未进行明确说明，考虑到被告陶文龙从第三人华鑫公司账户转款以后又有将款项转回公司账户的行为，本院酌定被告陶文龙从2019年5月23日（即起诉之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的标准承担利息，此后按照LPR的标准承担利息。 关于保全担保费5,400元。双方对此无单独约定，三原告的该项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予以驳回。 为此，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一百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陶文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第三人绵阳华鑫包装有限公司支付欠付承包费28.751万元、违约金10万元、返还承包财产不能的赔偿款2,900,574.08元。 二、被告陶文龙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第三人绵阳华鑫包装有限公司返还1,824,769.36元，并承担利息。计算方式为：以欠付的返还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5月23日始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计算；以欠付的返还款本金为基数，自2019年8月20日始至本判决确定的返还款本金给付之日止，按LPR为标准进行计算。若未按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给付返还款本金，上述利息计算至返还款付清之日止。 三、驳回原告唐洪、李春燕、**阿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67元，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陶文龙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杨 佳 人民陪审员  王晓红 人民陪审员  敬永鞠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吴 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