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辽11民终257号上诉人（原审原告）：杨红英，女，住辽宁省盘山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旭，辽宁泰庆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盘山县坝墙子镇人民政府，住所地辽宁省盘山县。法定代表人：王天娇，该镇镇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帆，辽宁双兴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杨红英因与被上诉人盘山县坝墙子镇人民政府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法院（2019）辽1122民初4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9年2月21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杨红英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洪旭、盘山县坝墙子镇人民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帆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杨红英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或依法改判，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1、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合法有效，被上诉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向我支付环境卫生承包费，四份合同是相互独立的，不互相影响，我的合同与袁海波、鹏翔公司的合同无关。2、一审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存在错误。3、袁海波或鹏翔公司领取的环境卫生承包费与上诉人无关，各领各的。盘山县坝墙子镇人民政府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1、上诉人、袁海波、鹏翔物业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合同时，袁海波与上诉人婚姻关系处于存续状态，上诉人2013年10月1日与袁海波签订合同，就标志着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合同终止履行，被上诉人2013年11月16日与鹏翔签订合同就标志被上诉人与袁海波签订的合同终止履行，因为被上诉人不可能将同一区域的同一项物业项目，既发包给上诉人提供物业服务，又发包给袁海波提供物业服务，还发包给鹏翔公司提供物业服务。被上诉人履行的与杨红英、袁海波、鹏翔公司合同的过程中，物业费都是上诉人和袁海波经手在被上诉人单位支取，上诉人所述的被上诉人尚欠物业费与证据证明的事实违背。鹏翔是袁海波出资发起成立的公司，原审在审理被上诉人与鹏翔另一起物业合同纠纷的过程中，上诉人是鹏翔的诉讼代理人，职务是公司员工。2、《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上诉人与袁海波是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经营所得依法应归上诉人和袁海波共同所有，袁海波在被上诉人单位支取物业费，属于民事家事代理行为，等同于上诉人在被上诉人单位支出物业费，故原审适用法律正确。杨红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给付拖欠的卫生服务挂账款545,539元及延期支付的利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2年5月1日，被告盘山县坝墙子镇人民政府（甲方）与原告杨红英（乙方）签订《环境卫生承包合同》，约定被告将环境卫生绿化承包给原告，原告负责的物业区域范围为政府机关办公楼、镇区、工业园区整体环境及路面，被告每年支付承包费30万元，合同期限为2年。合同履行至2013年5月1日，被告决定将环境卫生绿化事业永久性承包给原告，另行与原告签订《环境卫生承包合同》，承包区域仍然为政府机关办公楼、镇区、工业园区整体环境及路面，承包费为每年40万元。2013年10月1日，被告与袁海波签订《环境卫生承包合同》，承包范围为政府机关办公楼、镇区、工业园区、市场、各村整体环境及主要路面，承包费为每年50万元。合同履行至同年11月16日，因政策需要，合同乙方袁海波发起成立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环境卫生承包合同》，双方承包区域及承包费均未变更，其中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将解除于2012年5月1日所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以后按本合同执行。”其公司股东为袁海波和杨红华。2015年7月14日，公司股东由袁海波、杨红华变更为杨红英、杨红华，其持股比例分别为51%、49%。同年11月10日，公司股权发生变化，杨红英、杨红华将其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李淑伟和李忠，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淑伟。2016年12月21日，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解除环境卫生承包协议。2012年7月3日，袁海波在被告处领取承包费10万元；2013年5月14日，袁海波领取10万元；2014年1月30日，袁海波领取3万元；2014年3月26日，鹏翔物业公司领取5万元，经手人为袁海波；2014年7月10日，袁海波领取10万元，用于偿还法院执行款；2014年11月20日，杨红英领取3万元，袁海波领取7万元；2015年2月15日，杨红英领取7万元；2015年2月17日，袁海波领取5万元；2015年5月27日，杨红英领取3万元；2015年7月9日，杨红英领取11万元用于偿还顾云春欠款；2016年1月7日，被告付承包费6万元，用于袁海波支付法院执行款；2016年11月4日，鹏翔物业公司领取552,962元，经手人为杨红英；2016年11月10日,鹏翔物业公司领取44,500元,经手人为杨红英;2016年11月22日,鹏翔物业公司领取394,683元,经手人为杨红英;2017年7月17日,鹏翔物业公司领取413,105元,经手人为杨红英;2017年8月2日,鹏翔物业公司领取6万元,经手人为杨红英;2017年11月22日,袁海波因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被强制执行在被告盘山县坝墙子镇人民政府尚未支取的工程款373,366.03元。另查明，原告杨红英与袁海波于2006年6月14日登记结婚，于2015年6月24日离婚。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是否终止；2、杨红英与袁海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被告处互相支取承包费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家事代理行为，被告应否支付原告承包费。关于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是否终止的问题。本案中，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5月1日及2013年5月1日所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均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013年10月1日，原告丈夫袁海波与被告签订《环境卫生承包合同》，其承包区域范围与原告杨红英的服务范围一致。该合同履行至同年11月16日，因政策需要，袁海波发起成立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签订《环境卫生承包合同》，双方承包区域及承包费均未变更，其中合同约定：“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将解除于2012年5月1日所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以后按本合同执行。”该合同只是从形式上完备手续，是对2013年10月1日所签订合同的延续，并未改变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因合同签订时，基于原告杨红英与袁海波身份的特殊关系，双方才在协议中明确解除2012年5月1日所签订的合同，以后一合同为准。事实上该合同已取代了原告之前所签订的合同，原告所签合同已处于终止履行的状态。关于原告杨红英与袁海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被告处互相支取承包费的行为能否认定为家事代理行为，被告应否支付原告承包费。本案中，无论杨红英还是袁海波在承包期间均有互相支取承包费的行为，因二人系夫妻关系，双方支取的承包费具有明显的共益性，其利益的最终受益者亦为夫妻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生产、经营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据此，原告与袁海波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互相支取承包费的行为应认定为家事代理行为。自2012年5月1日至2015年6月24日，原告杨红英与袁海波婚姻关系处于存续状态，按照2012年5月1日、2013年5月1日及2013年10月1日、2013年11月16日，原告杨红英及袁海波与被告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中的约定，被告应给付杨红英承包费469,999.99元（300,000元+400,000元÷12个月÷30天×153天）；被告与袁海波及鹏翔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履行至2016年12月21日，应给付其承包费1,549,999.99元（500,000元×3年+500,000元÷12个月÷30×36天）,两项合计为2,019,999.98元。自2012年7月3日至2017年11月22日，原告杨红英与袁海波从被告处共支取承包费2,165,511.03元,其中2017年7月17日支取的413,105元及8月2日支取的60,000元系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取,该公司的法人及股东为李淑伟,并非原告杨红英和袁海波,故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已支取给原告杨红英和袁海波。本案原告主张的承包费期间为2012年5月1日至2014年1月1日，其承包费为572,222.22元（300,000元+400,000÷12个月÷30天×245天），原告的合同履行至2013年10月1日时已终止，超出部分的承包费已归入袁海波的承包费中，也就是截止2013年10月1日，被告已全部将承包费支付给原告杨红英，双方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故被告不应再承担给付承包费的义务。综上所述，原告的诉求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条一款（二）项、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杨红英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9255元，由原告杨红英负担。二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上诉请求均未提供新证据。除一审查明事实外，二审另查明，2016年11月10日，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向被上诉人交款4.45万元，而非原审认定的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从被上诉人处领取款项。2016年12月22日，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领取391，905元，经手人为杨红英，同日杨红英领取2778元，而非原审认定的2016年11月22日,鹏翔物业公司领取394,683元,经手人为杨红英。自2012年7月3日至2017年11月22日，被上诉人总计向杨红英、袁海波、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承包费用2,594,116,03元，其中杨红英认可的其本人收到的承包费数额为202,778.00元（2012年7月3日袁海波支取10万+2014年11月20日杨红英支取3万+2015年2月15日杨红英支取7万+2016年12月22日杨红英支取2778元）。本院认为，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2012年5月1日签订了《环境卫生承包合同》，于2013年5月1日又签订了一份《环境卫生承包合同》，该合同内容与2012年5月1日签订的合同内容中双方责任的约定基本一致，对承包费的数额进行了变更，故双方履行的应是变更后的合同，2012年5月1日签订的合同不再履行。2013年10月1日，袁海波与被上诉人又签订了一份《环境卫生承包合同》，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承包范围与2013年5月1日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的合同基本一致，对主体和承包费用进行了变更，承包人变为袁海波，承包费变更为50万。因上诉人与袁海波系夫妻关系，婚姻是夫妻生活的共同体，在处理家庭事务范围内夫妻互为代理人，袁海波签订合同的行为对上诉人有效，视为上诉人认可合同变更，故2013年5月1日签订的合同从2013年10月1日起不再履行。2013年11月16日，因政策需要，袁海波发起成立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签订了《环境卫生承包合同》，双方承包区域及承包费均未变更，并在合同中约定：“甲乙双方在签订本合同之日起，将解除于2012年5月1日所签订的环境卫生承包合同，以后按本合同执行。”该合同对袁海波2013年10月1日签订合同的主体进行变更，该合同已取代了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合同，2013年10月1日签订的合同不再履行。综上，被上诉人将同一环境卫生工程发包给不同的主体，不合常理，上诉人所提出的四份合同相互独立，每份合同都在履行的主张不成立。上诉人有权主张的承包费范围为2012年5月1日至2013年11月15日以其本人名义以及以袁海波名义签订的承包合同中约定的承包费，数额为530,555.56元（300,000元+400,000元÷12个月×5个月+500,000元÷12个月÷30天×46天）。2013年11月16日至2016年12月21日的承包费应由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主张，数额为1,549,999.99元（500,000元×3年+500,000元÷12个月÷30×36天）。且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已于2017年4月25日起诉至法院要求给付上述期间的承包费，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法院已于2017年6月5日作出判决，判决被上诉人给付盘锦坝墙子鹏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物业管理服务费473,105.00元及利息，被上诉人于分别于2017年7月17日及2017年8月2日支付了判决款项及利息。关于是否尚欠上诉人承包费的问题，上诉人有权主张的承包费数额为530,555.56元，其认可收到承包费的数额为202,778.00元。另其分别于2015年5月27日和2015年7月9日为被上诉人出具3万元和11万元的借据，该两笔款项应认定为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的承包费用。另扣除上诉人认可的2012年7月3日袁海波支取的10万元其本人收到外，袁海波另从被上诉人处支取783,366.03元。其中与上诉人婚姻存续期间支取350,000.00元，上诉人与袁海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在被上诉人处支取承包费的行为具有共益性，其利益的最终受益者为夫妻双方，故袁海波支取承包费的行为应认定为家事代理行为，对杨红英发生法律效力。综上，杨红英已经收到承包费692,778.00元（202,778.00元+30,000.00元+110,000.00元+350,000.00元），被上诉人已不再欠其承包费用，上诉人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杨红英的上诉请求不成立。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案审件受理费9255元，由上诉人杨红英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杨敏审判员李宝明审判员王丹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书记员 赵      燕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