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5）沪一中民四(商)初字第S22号 原告：丁育，男，1963年3月15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秋，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波，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香港第一大陆有限公司（HONGKONGFIRSTMAINLANDCOMPANY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德辅道中71号永安集团大厦12楼1203室。 代表人：涂永强，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宪，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珏敏，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汇兆集团有限公司（BILLIONWAYHOLDINGSLIMITED）。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环皇后街1号帝后华庭1座55楼E室。 代表人：苏小萍，公司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宪，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珏敏，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丁钢，男，1965年7月16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宪，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珏敏，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桦园石桥路33号。 法定代表人：苏小萍，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颖，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丁育诉被告香港第一大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汇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汇兆公司）、丁钢及第三人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巴鼎公司）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一案，本院于2015年5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8年11月23日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原告丁育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少秋律师、韩波律师，三被告之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江宪律师、高珏敏律师，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唐勇律师、孙颖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丁育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撤销被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和被告香港汇兆公司之间有关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2.确认原告丁育为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股东权益（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的实际所有人；3.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审理中，原告丁育变更上述第1项诉请为：确认被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与被告香港汇兆公司之间有关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事实和理由：原告丁育于1993年创立上海A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并于2000年通过改制成为A公司的股东，原告同时还通过其它两个记名股东（上饶市B有限公司和苏小萍）拥有A公司的剩余股东权益。因此，原告实际拥有A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1997年，原告通过A公司与Z公司合资成立了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原告成立第三人的目的是为了开发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地区X1-7地块上的XX集团大厦项目，该地块系由原告通过A公司从上海C有限公司受让取得。第三人成立后，原告安排A公司将该地块投入第三人，并通过A公司支付该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以此作为对第三人的出资。项目开发过程中，第三人的境外投资者逐渐退出投资，原告通过一系列商业安排，最终于2006年由被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其创始股东为丁育和丁某）持有第三人的全部股权，第三人也由此变更成为一家外商独资企业。第三人的全部注册资本均是由原告所投入，其中第三人原外方投资者的投入注册资本也是由原告出资购买，并由原告安排其实际拥有和控制的关联公司来持有第三人的相关股权。其后，原告基于商业原因考虑，同意并安排由被告丁钢和丁某作为记名股东的澳门D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门D公司）受让及代持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全部股份（但并未实际支付任何对价），从而使丁钢和丁某实际上代原告间接持有第三人的股东权益。因此，原告是第三人全部股东权益的实际拥有人。但是，丁钢违反其与原告和丁某之间有关代持股权的约定以及原告的意愿，利用其是澳门D公司的记名股东和董事以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董事、而澳门D公司又是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之唯一记名股东的便利条件，与香港第一大陆公司、香港汇兆公司恶意串通，促使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与香港汇兆公司于2014年签订了有关第三人的股权转让协议，据此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将其所持有的第三人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了丁钢实际控制的香港汇兆公司（但并未实际支付任何对价），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等有关法律规定，原告有权请求确认该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确认第三人的全部股东权益归原告所有。 被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香港汇兆公司、丁钢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请。第一，原告和本案没有任何关联，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和香港汇兆公司的股权非常清晰，原告不持有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任何股权，这一事实已经经过澳门、香港法院的判决认定，故原告主体不适格。被告丁钢不是适格的当事人，不应成为被告。第二，原告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没有依据，原告在第三人公司中没有任何权益，系争股权转让协议在香港签订，根据香港法律股权已经变更至香港汇兆公司名下，原告以相同理由在香港法院起诉，已被驳回。第三，原告要求确认第三人为其所有没有依据，原告所说的80年代的相关公司大多已经消亡，而第三人公司股权在10年内非常清晰。原告的诉请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予驳回。 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陈述，同意三名被告的意见。第三人股东在香港实施的股权转让是合法有效的，该股权转让在中国内地已经过政府部门批准并完成了变更登记，股权转让已经实际发生，且协议的签订、履行都在香港，如果原告有异议，应当在香港提出诉请。第三人所有控制权归属于丁钢，公司决策都由丁钢进行。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且与本案争议直接有关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包括内地各家公司的工商登记及变更资料、政府批复、香港及澳门公司的注册文件、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银行进帐单、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香港法院民事判决书、澳门法院民事判决书等。据此，本院认定如下事实： （一）A公司于1993年11月19日注册成立，由上海D公司独资建办，系全民所有制企业，后于2000年6月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丁育。公司股东包括：上饶市B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510万元；丁育，出资人民币250万元；苏小萍，出资人民币240万元。 上海E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公司）于2000年6月1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苏小萍。公司股东包括：上饶市F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苏小萍，出资人民币500万元。 上海G有限公司（以下简称G公司）于2000年7月24日注册成立，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奕某。公司股东包括：上饶市F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3,750万元；丁钢，出资人民币1,250万元。 上海巴鼎公司于1997年7月14日注册成立，系中外合资企业，注册资本为2,000万美元，其中A公司占股40%，Z公司占股60%。1998年7月，Z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50%股份转让给香港H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A公司占股40%，Z公司占股10%，香港H有限公司占股50%。1999年4月，Z公司和香港H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共计60%股份分别转让给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占股20%，A公司占股40%，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占股40%。1999年10月，上海XX股份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20%股份转让给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A公司占股40%，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占股60%。2000年9月，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20%股份转让给G公司，股权转让后A公司占股40%，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占股40%，G公司占股20%。2001年4月，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15%股份转让给E公司，股权转让后A公司占股40%，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占股25%，G公司占股20%，E公司占股15%。2001年7月，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25%股份转让给XX（澳门）公司，股权转让后A公司占股40%，XX（澳门）公司占股25%，G公司占股20%，E公司占股15%。2005年7月，XX（澳门）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25%股权转让给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权转让后A公司占股40%，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占股25%，G公司占股20%，E公司占股15%。2005年9月，A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40%股权转让给香港第一大陆公司，E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15%股权转让给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权转让后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占股80%，G公司占股20%。2006年7月，G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20%股权转让给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权转让后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持有上海巴鼎公司的100%股权，企业类型变更为外商独资企业。 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于2004年9月1日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截至2005年9月1日，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法定股本为10万港元，已发行股份10万股，丁某持股95,000股，丁育持股5,000股；公司董事为丁某、丁育。2006年7月，丁某、丁育将其持有的上述全部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份转让给澳门D公司。截至2006年9月1日，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法定股本增至500万港元，已发行股份500万股，全部由澳门D公司持有；公司唯一董事为丁某。截至2014年9月1日，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法定股本增至5,000万港元，已发行股份5,000万股，澳门D公司持有500万股，Y公司持有4,500万股；公司董事为丁钢、刘某、涂永强、余某。截至2018年9月1日，香港第一大陆公司5,000万股股份全部由Y公司持有，公司董事为丁钢、涂永强、余某。 澳门D公司于2006年1月23日在澳门开业，公司资本为2,000万澳门元，股东为：丁钢（持股1,700万澳门元）、丁育（持股100万澳门元）、苏小萍（持股100万澳门元）、丁某（持股100万澳门元）；公司董事为丁钢、丁某。2006年7月12日，苏小萍将其所持100万澳门元股权、丁育将其所持100万澳门元股权、丁某将其所持80万澳门元股权分别转让给丁钢，转让后丁钢持有澳门D公司1,980万澳门元股权，丁某持有20万澳门元股权。2010年6月，丁某解任澳门D公司董事职务，公司唯一董事为丁钢。 香港汇兆公司于2014年2月13日在香港注册成为有限公司。截至2015年2月13日，香港汇兆公司股本总数为1,000万港元，已发行股份1,000万股，全部股份持有人为XXLIMITED；公司唯一董事为苏小萍。截至2018年2月13日，香港汇兆公司董事为苏小萍、丁钢。 （二）1997年3月25日，上海C有限公司（转让方）与A公司（受让方）共同签订一份《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上海C有限公司将其拥有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富都世界X1-7地块的土地使用权转让给A公司，总转让金为2,772万美元。A公司已于同年3月10日向上海C有限公司支付第一笔定金人民币200万元。上海巴鼎公司成立后，获政府批准在富都世界X1-7地块开发建设房产项目，即现在的XX集团大厦。 A公司与香港H有限公司、Z公司于1997年12月1日共同签订一份《协议书》，A公司与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于1999年9月9日、2000年8月共同签订两份《协议书》，上述三份《协议书》中均明确，对于A公司为购买富都世界X1-7地块土地使用权前期付出的一切费用，已由Z公司于1997年5月13日予以一次性补偿，相关股权转让后，香港H有限公司、香港XX集团有限公司均确认上述补偿并承担。 （三）2010年5月19日，丁某以澳门D公司董事名义将澳门D公司持有的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100%股权分别转让至丁育（95%）及丁某（5%）名下。澳门D公司为此于2010年8月16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起诉丁某、丁育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原讼法庭案件编号为“2010年第992号”。澳门D公司认为上述2010年5月19日的股权转让是不恰当及不合法的，要求撤销该股权转让，或要求法庭作出声明，目前登记在丁育和丁某名下的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份属于澳门D公司信托他们持有；针对丁某，澳门D公司认为她违反信托责任，并以基本上无对价的方式剥离了澳门D公司的唯一资产；澳门D公司称丁某违反了禁止受托人向自身出售委托资产的自我交易规则，因受益人的原因导致交易无效。丁育在该案中对丁钢及澳门D公司提出反诉，丁育主张存在一份协议或信托安排，丁钢、丁某及苏小萍根据该协议或安排代表丁育持有澳门D公司的股份。丁育要求法庭发出声明，称丁育是澳门D公司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唯一实益股东；丁钢作为丁育的挂名人及/或受托人持有澳门D公司的股份；在存疑转让之前，澳门D公司作为丁育的挂名人并受其委托持有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份。丁育请求命令丁钢将澳门D公司股份转让给丁育。 原讼法庭欧阳桂如法官于2014年8月20日颁发判决书，判决书中总结的主要理由包括：1.由于缺少协议/信托安排证据，丁育不能证明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信托和澳门D公司信托的存在。香港第一大陆公司配股、2006年转让以及丁育辞去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董事职务也排除了存在任何信托可能性。信托主张也在法律上违背了各自损失原则，因此不能成立。2.丁育对实益所有权的主张在事实上不能成立。对于丁育将A公司的控制权移交给丁钢之后丁育对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澳门D公司和所有中间公司的100%实益所有权，丁育未能满足举证责任要求。丁钢是澳门D公司的最终实益所有人。据此颁发判决如下：1.澳门D公司于2010年5月19日转让其所拥有的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份至丁某和丁育名下为无效，并特此作废；2.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登记在丁某和/或丁育名下的股份分别由其作为澳门D公司的信托人持有；3.丁某和丁育应采取必要措施并签署所有必要文件，将登记在他们各自名下的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股份转给澳门D公司或者澳门D公司正式任命的挂名人；……8.丁育的反诉被驳回；等。 就原讼法庭的上述判决，丁育及丁某于2014年9月16日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提出了上诉，案件编号为“2014年第190号”。由于丁育及丁某没有能力支付法庭判定的诉讼费用共计31,493,041.94港元，香港高等法院分别于2016年9月21日、12月7日向丁育及丁某颁布破产令。2017年10月26日，上诉法庭朱芬龄法官颁发命令：丁某及丁育（反诉的原告人）的上诉被驳回；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上诉被驳回。 因丁某及丁育在向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提出上诉时，均没有提出搁置执行原讼法庭判决的申请，故原讼法庭的判决于2014年8月20日颁发后，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全部股权已恢复至澳门D公司名下。 （四）2013年10月9日，丁育、丁某作为原告向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起诉丁钢、苏小萍及澳门D公司，澳门特别行政区初级法院案号为CV1-13-0080-CAO。丁育、丁某在该案中主张，丁育在1990年代赚取财富，取得上海浦东一地块并建造了XX集团大厦，此大厦属于由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全资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澳门D公司为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股东，丁钢只是澳门D公司公司的挂名股东，因为所有一切都属于丁育。因此，丁育、丁某请求：1.宣告因丁钢的不履行而解除无代理权的委任；倘不是如此理解，则2.宣告无代理权的委任被废止，根据委托人之意愿，以任何方式终止上述之委任；3.在上述1及2的情况下，判决丁钢向丁育返还在澳门D公司的股份，票面价值1,700万澳门币，并作出判决以替代被告的声明为登记的效力。倘不是如此理解，则补充宣告丁育、丁某与丁钢、苏小萍之间签订之公司合同无效，因而将转为虚伪法律行为；4.以法定形式签订，则资本的分派将应由以下作出：丁育，2,000万澳门币；5.命令按上述方式将该出资登记在商业及动产登记局。 澳门初级法院经审理后，于2016年1月19日作出判决，判决诉讼不成立。判决书中认定：1.有关丁育财富的历史，根据证据资料显示，仅证实丁育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事钢材生意，直至2003年为A公司股东；2.有关取得不同公司的股份，根据证据得出与丁育、丁某主张相反的结论，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购买了上海巴鼎公司中由XX公司、上海A公司、上海G公司、上海H公司持有的股份，并未证明这是受到丁育或其命令或代表丁育而作出；3.有关澳门D公司的设立、股东和行政管理机关，丁育的主张未获得证实；4.有关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转让其股份拥有权给澳门D公司，仅证明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持有上海巴鼎公司的100%股份，丁某按照丁钢的命令，将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股份转让给澳门D公司，其他事实未获得任何证实；5.有关丁育、丁某与丁钢的关系以及谁命令谁的内容，未获得任何证据，允许法庭对有关内容作出结论。 丁育、丁某针对上述判决向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案号为第845/2016号。澳门中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理由不成立，并于2017年2月23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确认被上诉之裁判，但是不判处丁育、丁某为恶意诉讼人。 2017年11月2日，苏小萍向本院申请认可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第845/2016号民事判决。本院经审理后，于2018年6月1日作出（2017）沪01认澳1号民事裁定，认可澳门特别行政区中级法院第845/2016号民事判决。 （五）2014年10月8日，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将其持有的上海巴鼎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香港汇兆公司，股权转让后香港汇兆公司持有上海巴鼎公司的100%股权。该股权转让于同年11月经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审批同意。此即为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丁育主张该次股权转让无效，故诉诸本院。 对双方有争议的其他证据，本院认定如下： 1.原告丁育提交的涉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澳门D公司相关注册信息的《证明书》，被告方虽对证据真实性提出异议，但《证明书》所附注册文件与双方确认无异议的证据内容基本相同，可以认定其真实性，因该证据的事实内容已在前文中认定，故不再重复； 2.原告丁育提交的其本人及案外人的声明书、证明、陈述书、誓词等证据，均属证人证言性质，证人均未出庭作证，同时本院注意到，这些证人均已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香港高等法院经审理对证人的陈述内容及证明效力均已作出认定，并最终以判决形式体现，因香港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的证据效力更高，故上述证据无有效证明力，本院均不予采纳，原告要求被告同意从香港高等法院调取上述证据原件的申请亦无必要，本院不予准许； 3.原告丁育提交的涉及A公司、E公司、G公司及相关上饶系公司的出资凭证、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方对凭证真实性提出异议，原告未能提供凭证原件，真实性无法认定；同时从证据内容来看，第一，即使存在原告直接向这些公司付款的行为，亦无法据此直接认定原告系这些公司的实际出资人，第二，上述证据仅涉及原告对A公司、E公司、G公司及相关上饶系公司的前期出资，根据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最终全部由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收购的事实，上述证据对于原告主张其是上海巴鼎公司的实际股东一节亦无有效证明力。因此，本院对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具体分析理由在下文中阐述）； 4.原告丁育提交的其他证据，部分无原件，真实性无法认定，其余证据内容对于原告的主张均不具有有效证明力，故不予采纳； 5.被告方提交的证据中由其自行制作的多份一览表，均不属事实证据，不予采纳； 6.被告方提交的证据中部分无原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定，均不予采纳； 7.被告方提交的多份案外人声明书，虽然形式上办理了公证手续，但均属证人证言性质，证人未出庭作证，同时这些证人亦已在香港高等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出庭作证，其证言的证明力已被香港高等法院民事判决书取代，故上述证据均不予采纳； 8.被告方提交的其他证据内容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性，证明力较低，或内容被其他证明效力较高的证据覆盖，均不予采纳； 9.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中部分无原件，原告对其真实性提出异议，证据真实性无法认定，均不予采纳； 10.第三人提交的其他证据内容与本案争议无直接关联性，证明力较低，或内容被其他证明效力较高的证据覆盖，均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本案系具有涉港因素的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因本案争议的是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的股份及股东权益，且上海巴鼎公司系注册于我国内地的法人，故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本案纠纷适用我国内地法律。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1.丁育主张其与丁钢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关系是否成立；2.在此基础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与香港汇兆公司有关第三人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转让是否无效，丁育是否享有上海巴鼎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从各公司的股权登记关系来看，本案争议的股权转让发生之前，上海巴鼎公司的100%股权由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持有，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100%股权由澳门D公司持有，澳门D公司的股权由丁钢持有99%、丁某持有1%。丁育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其与丁钢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关系，再加上丁某的股权亦为代丁育持有，故丁育实际持有澳门D公司的全部股权，再通过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进而持有上海巴鼎公司的全部股权。根据丁育的上述主张，丁育与丁钢之间存在委托代持股关系是其诉请成立的基础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丁育应对该事实负举证责任。 本院认为，丁钢并不直接持有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从股权登记来看丁钢系持有澳门D公司99%的股权，故丁育的主张如要成立，首先应证明丁钢持有的澳门D公司股权系代丁育持有。因澳门D公司系注册于澳门特别行政区，针对澳门D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争议，应适用澳门法律的规定进行判断。丁育、丁某已经于2013年10月向澳门初级法院起诉，主张丁钢是澳门D公司的挂名股东，丁育才是公司的实际股东，并要求丁钢向丁育返还澳门D公司的股份。澳门法院经过一、二审审理后，终审判决认定丁育的主张不成立，并对丁育的诉请未予支持。上述澳门法院判决已经本院认可，依法具有生效判决的效力。因此，根据澳门法院的上述判决，可以认定丁钢是澳门D公司99%股份的实际持有人，丁育与丁钢之间并不存在股份代持关系。丁育在本案中并未举证证明其实际向澳门D公司进行过出资，或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或实际享受过股东权益，显然无法推翻澳门法院生效判决对于双方间不存在代持股关系的认定。 既然丁育委托丁钢代持澳门D公司股权的事实不成立，则丁育主张其通过澳门D公司实际持有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股权，继而通过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实际持有上海巴鼎公司的股份，亦不能成立。同时，本院注意到，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系注册于香港，针对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实际出资人的争议，应适用香港法律的相关规定进行判断。就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实际股东的争议，已由澳门D公司于2010年8月16日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丁育在该案中提起反诉，同样主张其与丁钢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丁育是澳门D公司及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唯一实益股东，并据此要求丁钢将澳门D公司的股份转让给丁育。香港高等法院经一、二审审理后，生效判决对丁育主张其与丁钢之间存在代持股关系以及丁育是澳门D公司、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实益股东的诉求均未予支持，并认定丁钢是澳门D公司的最终实益所有人，最终判决要求丁育、丁某将香港第一大陆公司的股份回转至澳门D公司名下。上述香港法院判决虽未经内地人民法院认可，但比较双方提供的证据，被告方提供的香港法院判决具有更高的证据效力，故可以认定丁育与丁钢或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之间均不存在委托代持股关系，丁育主张其是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实际股东的事实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争议焦点2，本院认为，丁育主张其是上海巴鼎公司及XX集团大厦项目的实际所有人，则应当证明其有实际出资及实际经营的行为。从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变更过程来看，中方股东最初为A公司，后E公司、G公司曾经加入，外方股东也经过几次变更，最终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于2006年7月全部被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收购。本院认为，第一，丁育主张A公司、E公司、G公司（还包括其他上饶系公司）均为其实际出资和拥有的公司，但工商登记材料反映，这些公司并非丁育的全资公司，即使丁育在其中有过部分出资，但并未持有A公司、E公司、G公司的全部股权，且目前没有有效证据证明这三家公司的其他登记股东与丁育之间有代持股关系，这三家公司亦未正式确认过丁育作为实际股东的身份，故丁育主张其实际出资并拥有A公司、E公司、G公司的事实，本院难以认定。第二，丁育主张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及澳门D公司均由其出资设立，并由其安排参与上海巴鼎公司股权收购及项目出资的事实，均无有效证据证明，无法认定。第三，丁育主张其安排A公司支付了花旗大厦项目的土地出让金，但根据A公司与外方股东签订的几份《协议书》中均明确，A公司为购买项目地块前期付出的一切费用，已由外方股东于1997年5月予以一次性补偿，说明A公司对于项目地块的前期投入已经收回，则丁育通过A公司实际向花旗大厦项目出资的事实亦无从谈起。丁育还主张项目进行中由其安排项目资金，但从其提供的证据来看，相关资金均是以A公司或上海巴鼎公司名义进行的融资，是公司的对外债务，并不能将此视作是丁育对上海巴鼎公司的出资。第四，香港第一大陆公司自2005年7月开始陆续收购上海巴鼎公司的股份，至2006年7月最终持有上海巴鼎公司的100%股权，如前所述，丁育与丁钢或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代持股关系，则香港第一大陆公司收购上海巴鼎公司股权系其自身行为，并非由丁育安排，即使丁育前期曾向上海巴鼎公司的中方股东有过出资，或者在花旗大厦项目中有过投入，但在所有股权转让给香港第一大陆公司之后，也不再享有上海巴鼎公司的任何股东权益。至于经营行为方面，丁育和丁钢都有参与上海巴鼎公司的经营活动，丁育称是其委托丁钢实施经营行为，但并未举证对存在委托的事实予以证明，其主张无法认定。丁育列举的一些其代表A公司或上海巴鼎公司参与合同签订、员工招聘、项目活动等，均无法认定其是以实际股东的身份实施的，故丁育主张其以上海巴鼎公司实际所有人身份对公司实际经营管理的事实，本院亦难以认定。据此，丁育认为其享有上海巴鼎公司全部股东权益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此基础上，丁育主张香港第一大陆公司向香港汇兆公司转让上海巴鼎公司的股权系无效行为的观点亦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本案审理过程中，案外人丁某向本院申请参加本案诉讼，本院认为，本案处理的是丁育与丁钢之间的代持股纠纷，丁某如认为其在目标公司中享有权益，可以自己的名义另行主张，故本院对丁某的申请不予准许。 综上所述，原告丁育的诉请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丁育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11,800元、财产保全费人民币5,000元，共计人民币816,800元，由原告丁育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原告丁育、被告丁钢及第三人上海巴鼎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均于十五日内，被告香港第一大陆有限公司、汇兆集团有限公司均于三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黄 英 审 判 员  任明艳 人民陪审员  陈幸学 二〇一九年三月一日 书 记 员  张立扬 附：相关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