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织金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0524民初2141号原告：织金县亮光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双堰街道玉屏路6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47952514513。法定代表人：江芳，女，该公司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马志贵，男，该公司员工。被告：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新华路199号17层2号[新华社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10256504123X2。法定代表人：王佳勋，男，该公司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柒海，男，贵州印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玉春，男，贵州印鼎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原告织金县亮光广告装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亮光广告公司）与被告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睿宝公司）合伙协议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4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亮光广告公司的诉讼代理人马志贵及被告金睿宝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柒海、李玉春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亮光广告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退股费及合作分红，合计金额40000元；2、要求被告以40000元为基数，从2016年9月21日起每天以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欠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被告于2014年8月11日签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为，每年需交房屋租金50000元、制作户外媒体三面翻的成本为60000元、制作画面的成本为10000元，共计需合伙资金120000元，由原、被告各投资60000元，所有投资款交给被告，由被告制作、安装、出租和经营，原告只负责出资，制作户外媒体所获取的租金在除去成本后由双方平分利润，每年分红一次，合作期限暂定三年即2014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7日，合同期满后，双方再共同协商确定是否还继续合作；双方签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后，原告已按协议约定于2014年8月13日向被告支付合伙投资款60000元，但被告从未向原告支付分红利润；2016年8月初，原告通过电话向被告的法定代表人王佳勋提出终止双方的合作协议，经协商，王佳勋同意终止合作协议，双方还在电话里对终止协议所约定的相关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同时，王佳勋告知，他会安排相关人员来与原告签订终止协议；双方通话后的约第3天，即2016年8月9日，曾利就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曾利来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时告知原告，她是王佳勋的助理，是代表被告公司与原告签订终止协议；原、被告签订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由双方各持有一份，在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时，原告将持有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复印一份保留后，就将《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的原件交给被告员工曾利带走，但现在原告找寻不到该复印件，故原告无法向法庭提交《户外媒体合作协议》；根据《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应于2016年9月20日前一次性向原告支付退股费60000元及合作分红5000元，合计金额65000元，若被告在2016年9月20日前未向原告支付退股补偿费，应按每天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支付违约金直至支付完毕为止；但被告于2016年9月21日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原告支付退股费和合作分红共计25000元后，剩余款项40000元至今未支付，原告多次催要未果，遂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金睿宝公司辩称：原告所述双方签订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由双方各持有一份及合作协议的约定、被告收到原告投资款60000元、被告向原告支付25000元的事实属实。但原告所称在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时，原告持有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原件已交由被告员工曾利带回，因我公司未与原告签订过《终止合作协议书》，故不清楚原告所述是否属实。我公司原来持有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因时间久远，现已无法找寻，故无法向法庭提交《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的原件或复印件。我公司的印章有两枚，一枚为登记备案的公章，另一枚为合同专用章，但《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甲方处所载明的“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既不是被告登记备案的公章，亦不是被告的合同专用章。《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甲方代表人处虽载明有曾利的签名，但我公司从未授权或指示曾利代表公司去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我公司不清楚曾利是受何人指派或是从何处得到公章去签订该终止协议。曾利虽曾系我公司员工，其在工作期间是担任业务员，主要从事对外拉业务、拓展广告，但其已于2016年6月离开我公司，因曾利与我公司未签订过劳动合同，其在上班期间也未履行签到、签退手续，我公司每月以现金的方式发放其工资，发放工资时，我公司亦未要求曾利出具收据，故我公司提供不了曾利在我公司工作起止时间的相关证据材料。因《户外媒体合作协议》还约定了双方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双方签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后，制作户外媒体对外出租的经营时间只有两年即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初，此后，因被告与承租广告位的用户对出租价格未达成一致意见，广告位未再对外出租，一直处于闲置状态，故未再获利润。《户外媒体合作协议》虽约定每年分红一次，但广告位在对外出租经营的两年时间内本应获取的广告位租金即利润50000元，系在广告位处于闲置状态后承租户才支付给被告（被告提供不了证据证明50000元系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初产生的利润，在广告位处于闲置状态后才收取），故被告在收到该款后于2016年9月21日分红25000元给原告，被告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25000元给原告时，虽未要求原告出具收据明确确认该款系收益分红，但该款确系分红款而非基于《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支付的款项。《户外媒体合作协议》虽约定合作期限为三年，但因广告位出租的经营时间只有两年，合作协议约定的第三年（即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17日）因广告位闲置没有产生收益，因此该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已履行届满，合作协议已自然解除。因我公司未与原告签订过《终止合作协议书》，故该终止协议对我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应由我公司承担，因此，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支撑，请求驳回。经审理查明：2014年8月1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约定，原、被告各出资60000元以用于户外媒体制作出租，原告只负责出资，所有投资款交给被告，由被告制作、安装、出租和经营，制作户外媒体出租所获取的租金在除去成本后由双方平分利润，每年分红一次，合作期限为2014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7日。2014年8月13日，原告向被告支付合伙投资款60000元。2016年9月21日，被告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原告25000元。原告以双方于2016年8月9日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应于2016年9月20日前支付原告退股费60000元及合作分红5000元共计65000元，但被告于2016年9月21日支付其25000元后，至今尚欠40000元未支付为由向本院起诉。诉讼中，原告提供的落款日期为2016年8月9日的《终止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金睿宝公司与乙方亮光广告公司于2014年8月11日签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约定，甲、乙方双方各按50%的比例投资建设位于雨洒金桥旁边的户外广告（含房租费，三翻屏建设），合作期限为3年，协议有效期为2014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7日，现经甲、乙方双方协商一致同意于2016年8月9日提前终止协议，甲方应于2016年9月20日前一次性向乙方支付退股费60000元及合作分红5000元，合计65000元，若甲方在2016年9月20日前未向乙方支付退股补偿费，应按每天千分之五的标准计算支付违约金直至甲方支付完毕为止。庭审中，双方均陈述，签订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由原、被告各持有一份，但现无法向法庭提供，故不能对《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及《终止合作协议书》中载明的“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进行比对。另，经本院释明，被告明确表示，若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支持，其认为《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要求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认定上述案件事实的证据有：原、被告的陈述；原告提供的载明甲方为金睿宝公司、乙方为亮光广告公司于2016年8月9日签订的《终止合作协议书》，载明甲方为韦满祥、乙方为金睿宝公司于2014年7月28日签订的《媒体资源合作协议》（主要内容：甲方向乙方承租乙方位于织金县委侧面、新民路101号的房屋外墙以用于建设三翻屏，期限为2014年8月23日至2017年8月27日，每年租金为50000元），落款日期为2014年8月13日的收据及银行转账付款凭证（载明：原告于2014年8月13日向被告支付60000元）；本院依原告申请向曾利询问的笔录（主要内容：我曾于2016年约7月至同年12月在金睿宝公司工作，双方签订有劳动合同，但签订的劳动合同保存在金睿宝公司，我未持有；我在该公司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职责是协助总经理王佳勋工作；在工作中，公司涉及金额比较小的合同，一般都是由公司总经理王佳勋委派我带着公司印章去签订，但都只是口头授权，从未出具委托书；我在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期间，受王佳勋委派，我带着金睿宝公司的印章及由该公司拟写好的《终止合作协议书》去与亮光广告公司签订；经法院出示《终止合作协议书》给我看，我确认，该协议末尾甲方处载明的“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系我所盖，甲方代表人处的签名“曾利”系我本人所写；另外，我在去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之前，王佳勋还交代我，说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时要将以前金睿宝公司与亮光广告公司签订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收回，故我与亮光广告公司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后已将亮光广告公司持有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收回，但双方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后，我不清楚金睿宝公司是否向亮光广告公司支付过款项）在卷证实，并经庭审质证核实，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能相互印证本案待证事实，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约定双方各投资60000元以用于户外媒体制作出租，原告只负责出资，所有投资款交给被告，由被告制作、安装、出租和经营，每年分红一次，合作期限暂定三年，即2014年8月11日至2017年8月17日，故双方形成合伙关系。合作协议签订后，原告向被告支付了合伙投资款60000元，原告已按协议约定履行完毕义务。原告以双方于2016年8月9日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提前终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按终止协议约定，被告应退还原告合伙投资款60000元及合作分红5000元共计65000元，但被告于2016年9月21日支付其25000元后未再支付剩余款项40000元为由向本院起诉。但被告辩称，《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已约定双方共享利润，共担风险，双方签订《户外媒体合作协议》后，制作户外媒体出租的经营时间只有两年，即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初，两年共获利润50000元（即收取的广告位租金），且该款系广告位处于闲置状态后承租广告的用户于2016年9月才将租金交付给被告，故被告于2016年9月21日支付给原告25000元系按合作协议约定履行分红义务而非基于终止协议约定履行支付义务；《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甲方盖章处虽载明有“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印章，但该印章既不是被告登记备案的公章，亦非被告的合同专用章，该终止协议的甲方代表人处虽载明有曾利的签名，但曾利已于2016年6月离开该公司，被告不清楚曾利是受何人指派或是从何处得到公章去签订终止协议，故被告不认可与原告签订过《终止合作协议书》，原告提交的用以证明被告应退还其合伙投资款60000元及合作分红5000元的《终止合作协议书》对被告不产生法律效力，该终止协议所约定的权利义务不应由被告承担。结合双方的陈述、原告提供的《终止合作协议书》及本院询问曾利的笔录，可以综合认定，曾利系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被告虽辩称曾利已于2016年6月离开该公司，其未授权曾利与原告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但被告未举证证明签订该终止协议时曾利已离开该公司。被告虽辩称该终止协议载明的甲方处的印章非被告公司印章，但作为合同相对人的原告没有审核被告公司印章真伪的义务，无论该印章真或伪，原告均有理由相信被告公司员工曾利代表被告与原告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被告辩称，在广告位出租经营期间（即2014年9月至2016年9月初）本应获取的租金即利润50000元系在广告位闲置后才收取，其在收取租金50000元后才向原告分红25000元，故其于2016年9月21日支付给原告的25000元系合伙分红而非基于终止合作协议履行支付义务，因原告对被告的该辩称予以否认，结合双方陈述的《户外媒体合作协议》约定每年分红一次及《终止合作协议书》于2016年8月9日签订、《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被告应于2016年9月20日前退还原告合伙投资款60000元和合作分红5000元，本院对被告的该辩称理由不予采信。因此，根据《终止合作协议书》的约定，被告应退还原告合伙投资款60000元及合作分红5000元共计65000元，扣减被告已支付的25000元后，被告还应支付原告40000元。对原告主张的逾期付款违约金，因双方在《终止合作协议书》中约定被告应于2016年9月20日前支付原告退股补偿费，逾期，应按每日千分之五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诉讼中，原告将主张的违约金计算基数变更为35000元，被告以《终止合作协议书》约定的违约金计算标准过高为由向本院申请对违约金的计算标准予以调整。结合原告公司的经营性质及本案实际，被告未及时向原告付款给原告造成的损失相当于银行贷款利率损失，故本院对违约金予以调整为以3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欠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被告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织金县亮光广告装饰有限公司40000元，并以35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1.3倍计算自2016年9月21日起至欠款支付完毕之日止的违约金。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450元，减半收取计2225元，由原告织金县亮光广告装饰有限公司负担1825元，被告贵州金睿宝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4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则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权利人可在二年内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审判员  陈英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记员  潘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