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5民初876号原告：鹰普(中国)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无锡市。法定代表人：余跃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祖龙，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佳迪，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负责人：戈向阳，主任。被告：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负责人：张圣怀，主任。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锦标，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一麟，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鹰普(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天银上海所)、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为天某某)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中，因本案案情复杂，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裁定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本院于2019年2月25日、2019年7月29日组织各方召开庭前会议，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祖龙、刘佳迪，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锦标参加了上述庭前会议。2019年10月30日，本院对本案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霍祖龙、刘佳迪，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葛锦标、周一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鹰普(中国)有限公司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判令：1.被告天银上海所返还原告8,000,000元；2.被告天银上海所赔偿原告自2018年7月3日起至清偿日为止的利息损失(计算方式为以8,000,000元为基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利率按天计算)，暂计至2018年12月18日的利息金额为163,366.67元；3.被告天某某对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中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69,970元；5.两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申请费等相关费用。原告于2019年8月12日撤回其上述第4项诉讼请求。后原告又于2019年10月30日该次庭审中，变更其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为，要求判令被告天某某对上述第1、2项诉请中被告天银上海所的支付义务承担补充责任。事实和理由：2014年6月3日，原告与案外人仇某某等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原告购买仇某某等股东持有的案外人南通市申海工业技术科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南通申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申海工业)等三家公司100%股权。整个股权转让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正常履约。2015年3月进行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时，原告发现申海工业等三家目标公司的资产状况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情况不符，因此与仇某某就第二阶段股权转让价款的具体金额发生分歧。2015年5月29日，因协商不成，原告将全部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款总计104,640,302.85元向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提存。提存完成后，原告与仇某某、仇某某的代理人案外人沈2继续协商。2015年8月初，双方就第二阶段股权转让价款协商一致，并在2015年8月7日签署了相关交割文件，确认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款是104,640,302.85元。同时，沈2与被告天某某葛锦标律师一同到原告办公场所，要求根据签署的交割文件办理提款手续。沈2向原告出示一份经公证处公证的委托书，委托书载明仇某某委托沈2办理104,640,302.85元的提款手续，其中88,640,302.85元付至仇某某的个人账户，其余16,000,000元不指定账户及收款人。沈2指示将104,640,302.85元中88,640,302.85元付至仇某某的个人账户，5,469,679.14元用于代扣代缴仇某某个人所得税，其余16,000,000元中8,000,000元付至沈2个人账户，另外8,000,000元付至被告天银上海所账户。据此，原告于2015年8月7日安排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8,000,000元，向沈2支付8,000,000元。然而，仇某某却在2016年7月25日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以原告少付16,000,000元为由要求原告向其再支付16,000,000元。仲裁庭在2018年1月19日作出仲裁裁决。仲裁庭认为，原告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的8,000,000元，以及向沈2支付的8,000,000元，均不构成对仇某某的清偿，因此裁决原告再向仇某某支付16,000,000元，但释明原告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另行追索。裁决作出后，原告于2018年3月1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裁定驳回原告申请。2018年7月3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仇某某申请执行，从原告账上扣划16,735,940元。原告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生效仲裁裁决已认定原告可以向被告天银上海所追索8,000,000元，并且两被告也已经另案起诉仇某某和申海工业要求支付原告追偿的8,000,000元，说明两被告本身也认为应当向原告返还8,000,000元。同时，原告对外只有支付16,000,000元的付款义务，但原告已对外支付了32,000,000元，显然受到重大损失。因此，原告认为有权基于上述规定要求被告天银上海所返还8,000,000元并支付占有资金所产生的孳息利息。而就被告天某某，《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律师事务所应当依法对其分所的债务承担责任。被告天银上海所是被告天某某在上海设立的分所，按照该规定及相关法律规定，被告天某某应对被告天银上海所的返还8,000,000元和相应孳息的付款义务承担补充责任。原告据此诉至本院，要求判如所请。原告围绕诉讼请求提交证据材料如下：1.2015年8月10日的交通银行回单，证明原告于2015年8月10日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8,000,000元；2.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2018]沪贸仲裁字第039号(以下简称为039号案件)裁决书，证明原告诉称事实已经仲裁查明；3.江苏省海门市公证处于2015年7月31日作出的(2015)通门经内字第395号《公证书》，证明2015年7月31日仇某某向沈2出具委托书，委托沈2作为代理人到公证处办理提款手续，其中16,000,000元不指定账户和收款人；4.关于南通市申海工业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事宜情况说明，证明两被告授权律师葛锦标与沈2在2015年8月7日造访原告，要求办理16,000,000元提款手续的事实；5.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的(2018)沪02民特59号民事裁定书，证明原告于2018年3月1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但该院于2018年3月28日裁定驳回了原告的申请；6.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2执425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证明2018年6月25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仇某某申请执行立案，裁定扣划原告银行存款16,735,940元；7.2018年7月3日的交通银行回单，证明2018年7月3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原告银行存款16,735,940元，其中含仲裁裁决主文第一项16,000,005.99元、律师费150,000元、仲裁费143,480.40元和强制执行程序所发生的金额442,453.61元；8.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的(2018)苏02执425号案件执行结案通知书，证明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扣划款项后，执行案件执行完毕，原告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9.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DXXXXXXXX《终止合同》争议仲裁案的仲裁通知与仲裁申请书，证明2018年10月15日，被告天某某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被告天某某认为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且原告已经向被告天某某提出返还8,000,000元的要求，因此两被告要求仇某某向其另行支付8,000,000元；10.(2018)沪02民特59号案件2018年3月14日审理笔录、关于南通市申海工业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事宜情况说明，共同补强上述证据4的真实性；11.被告天某某在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DXXXXXXXX《终止合同》争议仲裁案中提交的证据清单和《终止合同》，证明解除委托代理关系后约定由仇某某与两被告进行律师费结算，与申海工业无关，故不存在原告代偿的基础和可能；补充证据1.录音光盘及文字稿节选，证明两被告知晓《委托代理协议》项下律师费应由仇某某支付；补充证据2.2015年8月7日原告与仇某某、仇莉莉、申海工业签订的《补充协议》，证明该日协议签署主体约定保险赔款诉讼有关律师费由仇某某、仇莉莉承担，申海工业无需承担该律师费，原告更不可能替申海工业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律师费。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共同辩称，不同意原告的所有诉请，理由如下：1.本案涉及的法律关系是典型的代为清偿以及三人不当得利。仲裁裁决原告对仇某某等支付股权转让款是合理的，但与本案无关。2.2015年8月7日，两被告、申海工业、仇某某签订《终止合同》，该合同并未否定或者确认两被告的债权人主体地位和债权范围，只体现申海工业与仇某某之间是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以及债务承担的范围，所以两被告是债权人的基础法律关系是明确的，这即为原告向两被告的给付行为。3.关于原告与申海工业、仇某某之间的关系。原告是申海工业的唯一股东，《终止合同》是原告起草的，原告与仇某某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的债权债务关系，原告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8,000,000元，无论是否取得申海工业或仇某某的授权，也无论原告取得授权是否无效，其主观是非常明确的，即支付8,000,000元以清偿仇某某或申海工业对两被告所负的债务，故原告应向仇某某或申海工业行使求偿权。4.关于不当得利，其核心要点是受益人的受益有无法律根据。本案中两被告没有受益，原告虽然支付了8,000,000元，但是两被告对仇某某或申海工业8,000,000元的债权消灭了，所以两被告从债权人角度看没有获得利益。两被告取得8,000,000元是有合法依据的，不构成不当得利。5.退一步说，即便构成不当得利，原告的诉请存在诉讼时效的问题。不当得利的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不当得利是事实行为，发生于2015年8月7日，诉讼时效二年已过。在2019年7月29日该次庭前会议中，两被告补充答辩如下：两被告认为，其已勤勉履行与申海工业签订的《委托代理协议》，现因两股东之间出现争议而将两被告陷入诉讼，两被告深感遗憾。两被告收取8,000,000元有合法依据，并且因此消灭了申海工业和仇某某之间的债权。同时，因两被告认为原告上述诉请1不成立，故放弃对原告其余诉请的答辩，同意由法院依法裁判。在2019年10月30日该次庭审中，两被告经本院反复释明，其仍表示对原告诉请2中主张的计算方式、标准，以及诉请3中主张的责任方式不做具体答辩，同意由法院依法裁判。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为支持其主张共同提交如下证据材料：1.申海工业工商信息网络查询页，证明申海工业原名为南通市申海工业技术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6月30日，经履行法定变更程序后，原告持有申海工业100%股份；2.《关于南通申海工业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事宜情况说明》，证明两被告与申海工业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两被告为债权人，申海工业为债务人，申海工业、仇某某与两被告签订《终止合同》后，两被告的债权人主体资格及其债权内容不变，原告系申海工业唯一股东，且由其起草该《终止合同》，原告向被告给付8,000,000元与该《终止合同》的签署同时履行，故无论原告向两被告给付8,000,000元是否获得债务人授权及授权是否有效，均发生代为清偿的法律效果；3.仲裁请求变更申请及其邮递单，证明两被告对仇某某、申海工业8,000,000元律师费的债权部分，因原告的代为清偿而消灭，两被告并未因原告的给付而获得不当得利。经质证，两被告对原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三性无异议，实际支付日为2015年8月7日；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和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支付行为发生代偿效果，应行使追索权；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对证据5至8的真实性、合法性均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对证据9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但与本案无关，现两被告已变更了请求，认为债务因原告清偿而消灭；对证据10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证据11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补充证据1的证明内容有异议，两被告享有债权，至于债务由谁承担与两被告无关；对补充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有异议，认为律师费的计算方式系明确的，且两被告并非该协议签署方，协议内容不约束两被告。原告对两被告提供证据的质证意见为：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原告支付行为并非代为清偿债务；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内容不予认可；对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原告并未收到且是否允许变更请求要以仲裁庭意见为准。2019年10月30日该次庭审中，两被告当庭提供如下参考材料：1.《委托代理协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证明两被告对申海工业享有债权，申海工业应向两被告支付律师费30,000,000余元；2.两被告出具的工作报告，证明两被告于2015年6月向申海工业主张债权，债权金额及计算方式均已明确，但申海工业对此提出异议时两被告方知晓申海工业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已由原来的仇某某变更为案外人程道广；3.广发银行客户回单，证明原告拒向仇某某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后，仇某某来找两被告协商，仇某某表示若不终止《委托代理协议》原告就不支付股权转让款，仇某某遂与两被告商定先行支付12,000,000元律师费，其中4,000,000元由仇某某委托的沈2指令其胞弟案外人沈1于2015年7月9日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4.增值税发票一组，证明被告天银上海所为配合仇某某抵税，于2015年7月31日向仇某某开具了律师费发票共计11,300,000元，因当月开票额度用完，又于2015年8月10日向仇某某补开了律师费发票共计700,000元；5.授权委托书、《终止合同》，证明其中并无两被告减免律师费的意思表示，只涉及律师费的债务转由仇某某承担；6.裁决书，证明8,000,000元系2015年8月7日支付的，且原告在仲裁案件中自认其支付8,000,000元系代仇某某清偿；7.委托公证书、询问笔录，证明仇某某向沈2出具公证的授权委托书，并在公证处制作的询问笔录中确认16,000,000元不指定账户及收款人。两被告未提供上述参考材料原件。对于两被告提供的上述参考材料，原告表示，除参考材料5、6外，原告也从未看到过相关材料的原件，故对该部分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另原告表示，仇某某在办理公证时虽在公证处表示16,000,000元支付律师费，但未明确支付对象，也未明确两被告应获多少，故不能以此证明被告天银上海所有权收取8,000,000元，以及两被告主张的其与仇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真实。另两被告提供的发票与两被告此前庭审陈述相矛盾。此前两被告曾表示该款项系原告代申海工业支付，但本次庭审及所提交的参考材料均显示两被告明知律师费应由仇某某承担，发票亦开具给仇某某。然而，原告对两被告与仇某某之间关于律师费和开票行为的约定均不知情。两被告表示律师费应按照《委托代理协议》支付，但各方已签署《终止合同》，此与两被告关于《委托代理协议》未被变更或终止的主张系矛盾的。原告对于《委托代理协议》终止后，两被告与仇某某关于律师费另行协商的结果并不知晓。原告于2015年8月7日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款项不代表原告知悉两被告与仇某某之间的债权债务，而是基于沈2向原告提供了被告天银上海所的账号，原告只是为了支付仇某某股权转让款，至于沈2为何要求原告支付至被告天银上海所及其个人的账户，原告不需要知晓。为进一步查明事实，本院于2019年7月23日向仇某某进行调查，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宋羽、章炜佳律师持授权委托书及律师函代表仇某某到院接受调查。该次调查中，宋羽、章炜佳律师代仇某某表示，当时仇某某未收到申海工业应该支付的16,000,000元并对此提出异议，原告表示已付款但未提供支付凭证，仇某某遂提起仲裁。仲裁中，原告表示其中8,000,000元支付给了两被告，而仇某某从未要求原告或沈2将股权转让款中的8,000,000元向两被告支付，仲裁阶段也未有证据显示系沈2要求原告向两被告支付，因此仇某某认为系申海工业欠两被告律师费，故该8,000,000元系原告替申海工业支付给两被告的，仇某某未欠两被告8,000,000元律师费。时任申海工业法定代表人程道广就相关事实问题向本院出具《情况说明》一份。程道广表示，因发现仇某某隐瞒申海工业对原股东债权10,000,000元，且不愿意归还属于申海工业的原股东个人借款，原告与仇某某无法在2015年4月底达成一致。5月，原告将应支付的股权款存入公证处提存账户后双方继续谈判。5月中旬，葛锦标律师至申海工业出示《委托代理协议》并要求申海工业支付天价律师费，原告向仇某某索要该代理协议时，仇某某未提供，但口头承认有该份协议。就此，双方就个人借款归还及律师费问题多次谈判，沈2作为仇某某代表与其交换意见，直至2015年7月达成一致，双方确认《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被告天银上海所的律师费由仇某某支付，由沈2受仇某某委托提存款项。2015年8月7日，沈2、葛锦标律师至原告处，先由葛锦标律师阅看并同意《补充协议》中约定被告天银上海所律师费由仇某某支付并解除《委托代理协议》的安排以及《终止合同》；后由沈2电话联系由仇某某确认所有协议没有问题可以签署。仇某某签署了所有协议，并向其发送了邮件；之后，葛锦标律师代表两被告、其代表申海工业在《终止合同》上签字；此后，沈2依据《公证书》向原告指示分别分三笔付款，其中8,000,000元支付给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日期为2015年8月10日。本院于2019年10月19日向沈2进行调查，其表示原告与仇某某之间存在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因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时意见不一致，故原告未直接向仇某某支付而是在公证处提存款项，并将提存结果书面通知仇某某。当时因仇某某健康原因急于去英国，不能等在国内，遂委托其去支取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并出具了经公证的委托书。办理提存时，系仇某某向其发出指令要求将其中8,000,000元支付给被告天银上海所，该笔款项系仇某某依据律师费承担的协议由仇某某个人支付给被告天银上海所的。办理提存当天，葛锦标律师(代表两被告)、原告、其本人(代表仇某某)就相关事宜进行商议，后其将细节及协议内容告知仇某某，由仇某某签字确认后三方才去公证处办理提存手续。因此，一定是先三方签署协议，再去办理提存的，如未签署协议原告是不会同意支付的。也因为签署协议已时间较晚，故当天款项并未到账。至于为何提存款会退回原告账户再对外支付的细节记不清了，但确系因分账户打款而导致提存遇到障碍。款项支付完毕后其向仇某某进行了告知，此后直至仇某某提起仲裁申请前，仇某某从未就支付方式、金额向其提出过任何异议。且此后其再无法联系仇某某本人。对于原告提供的2018年3月12日对其本人的《律师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完整性均予以认可。对于两被告作为参考材料提供的2015年7月31日的《询问笔录》的完整性无法确认，但确认该询问笔录系在办理公证时做的，当时其本人和仇某某均在场，公证处确实向仇某某做了询问笔录。审理中，本院向原告、两被告出示了上述调查笔录、《情况说明》。针对本院对仇某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该份调查笔录，原告阅看后认为，仇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所陈述内容与事实多有不符，仇某某当初系明确知晓16,000,000元去向的，对于该款项的打款指令亦系仇某某通过其代理人沈2向原告作出的。根据《终止合同》的约定，应由仇某某向两被告承担费用，至于承担的金额为多少，是否仅为8,000,000元，原告无法确认。但提请注意，仇某某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该次调查中亦表示，仇某某不认可原告系代仇某某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8,000,000元。两被告阅看后表示不发表意见。针对程道广提交的《情况说明》，原告阅看后表示无异议。被告阅看后表示，程道广时任申海工业法定代表人，原告又系申海工业全资股东，基于该利害关系，程道广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采纳。至于2015年8月7日，各方系先签署相关协议再付款，还是先付款再签署相关协议，两被告已记不清楚了。针对本院对沈2的该份调查笔录。原告阅看后表示，沈2陈述与原告方了解的事实基本一致。同时，原告提请注意，沈2明确8,000,000元应由仇某某支付，而非申海工业支付。2015年8月7日，各方系先签署相关协议再办理付款手续的。两被告阅看后表示，沈2陈述客观。两被告与沈2一样均不认可裁决书的结论，但裁决书业已生效。裁决书既然认为原告欠付仇某某8,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即表明2015年8月7日当日原告支付被告天银上海所的款项肯定不是股权转让款，否则裁决书不会要求原告另行向仇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5日，仇某某(第一申请人)、仇莉莉(第二申请人)作为申请人以原告为被申请人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原告向仇某某支付股权转让价款16,000,005.99元及逾期付款损失等。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1月19日作出039号案件的《裁决书》。该份《裁决书》查明与本案有关事实如下：“2014年11月27日,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就申海工业的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就股权转让的交割及先决条件、交割后事项、陈述保证等事项再次进行了明确。同日,当事人之间还签署了该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了股权转让的对价及支付、托管金的托管期限及调整等事项。同日，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案外人樊健、黄炜就申海投资的股权转让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2015年5月29日，被申请人在将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款扣除2015年3月30日支付的款项、托管金、两申请人向申海工业的借款、保险理赔款等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27,958,564元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被申请人通过顺丰速递的方式向两申请人告知了上述提存的情况。2015年7月31日，第一申请人向案外人沈2出具委托书，委托沈2作为代理人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2015年8月7日，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及申海工业共同签署了《补充协议》，就协议履行过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补充，……2015年8月7日，第一申请人、申海工业及案外人天某某签署了终止《委托代理协议》合同。2015年8月10日,被申请人向第一申请人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72,041,915.80元、向第二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1,414,385.96元；同日,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沈2及天某某分别支付人民币800万元。”基于上述查明事实，该份《裁决书》针对争议焦点形成意见如下：“1、关于被申请人在2015年5月29日提存行为的性质。……被申请人于2015年5月29日在将第二阶段股权转让款扣除2015年3月30日支付的款项、托管金、两申请人向申海工业的借款、保险理赔款等的款项共计人民币127,958,564元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同日，被申请人通过顺丰速递的方式向申请人寄送了提存金额告知书，载明‘鉴于你们二位未能依约履行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补充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你们二位应对其他原股东未按约履行合同而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在前述事项未了结之前，为履行我司的合同义务并保护我司的合法权益，我司特将如下的款项予以提存。’在该等告知书中，被申请人还将提存账户告知两申请人。……提存分为清偿提存和担保提存两种。而基于被申请人在告知书中主张两申请人尚未能完全履行《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被申请人在提存时的付款条件尚未成就，故从被申请人进行提存的本意来说，其进行提存时并未有进行清偿的意愿，其提存的行为应是以保证将来符合条件的债务的履行，故是一种担保提存，其行为不能构成清偿的法律后果。仲裁庭进一步注意到，……在2015年8月7日从公证处受领提存物时提存受领人是本案被申请人，受领提存物证明材料包括‘提存款项支付申请、委托书、营业执照、身份证复印件’,提存受领人处签字人为孙琰舒，是被申请人的工作人员，可见2015年8月7日被申请人作为提存人取回了提存物，而不是两申请人或其委托人……综合上述意见，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的提存行为自2015年5月29日至2015年8月7日产生担保提存的效力，自2015年8月7日之后该提存公证不再具有法律效力。……3、关于被申请人向案外人沈2及天某某的支付是否构成对第一申请人的清偿。……仲裁庭注意到，第一申请人于2015年7月31日向案外人沈2出具了公证委托书，载明‘我与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因有股权转让纠纷,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已将有关款项(共壹亿零肆佰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因我要外出，现委托沈2为代理人，代为到上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所提款项中捌仟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打入我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X)，其余壹仟陆佰万元人民币不指定账户及收件人。’……对此仲裁庭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上述付款行为作出分析：(1)沈2是否具有代理权。仲裁庭认为，本案之所以会产生第一申请人委托沈2提款手续是因为被申请人告知两申请人其对第二次股权转让款进行了提存，如果不存在提存，则在付款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被申请人可以直接向第一申请人付款而无需通过他人办理相关手续。故仲裁庭认可两申请人的主张，即第一申请人给予沈2的授权仅限于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正如前述仲裁庭对本案提存性质的认定，在提存款项由被申请人取回时，提存即失去法律效力，而第一申请人给予沈2的授权即告终止，被申请人无需通过沈2可以直接向第一申请人付款。(2)沈2是否构成表见代理。……仲裁庭认为，本案涉及人民币1,600万元支付款项金额较大，作为债务人的被申请人理应尽到合理审慎的义务。就应该支付天某某的律师费，申海工业、天某某及第一申请人于2015年8月7日签署了终止《委托代理协议》的合同，在此份合同中，申海工业的签字人为程道广，根据申海工业的工商信息显示，程道广系被申请人委派至申海工业的董事长，可见被申请人对于该份终止《委托代理协议》合同的内容是知情的。在该份合同中，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代理费由第一申请人承担，但是尚未明确具体金额，故被申请人理应知晓第一申请人应付天某某的代理费系金额尚未明确的债务，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仅凭沈2的口头指示向案外人天某某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款项，其显然没有尽到一般商事主体应该尽到的合理审慎义务。而就被申请人向沈2支付的费用，仲裁庭认为基于沈2同时是收款人，是利害关系人，并无任何申请人方明确的向沈2付款或负有债务的意思表示，被申请人在付款前理应尽到更为严格的审查义务。综合上述因素考虑，仲裁庭认为基于被申请人未能尽到合理审慎的义务，而主张沈2行为构成表见代理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故仲裁庭对于沈2的表见代理不予认可。进而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已经向案外人沈2及天某某的支付不能构成对第一申请人的清偿，如果因为被申请人认为该项支付造成了其损失的，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案外人进行追索。”据此，仲裁庭于2018年1月19日裁决：“(一)被申请人应向第一申请人支付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6,000,005.99元；(二)被申请人应向两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50,000元；(三)驳回两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四)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04,972元由被申请人承担70%，即人民币143,480.4元，两申请人自行承担30%，即61,491.6元，鉴于两申请人已经全额预缴本案仲裁费，故被申请人应向两申请人支付人民币143,480.4元。”2018年3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与仇某某、仇莉莉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2018)沪02民特59号裁定，驳回原告申请。2018年6月25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向原告发送《执行通知书》，责令原告履行支付义务。2018年6月27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苏02执425号《执行裁定书》，并据此分别于2018年7月3日、2018年7月6日扣划原告款项16,293,486.39元、442,453.61元。2018年7月26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8)苏02执425号《执行结案通知书》，通知原告、仇某某、仇莉莉案件执行完毕。还查明，2015年8月7日，申海工业、仇某某与两被告签订《终止合同》约定，各方决定终止申海工业与两被告于2012年11月5日签署的《委托代理协议》，并将该合同项下所涉事务经充分友好协商，达成本合同如下：两被告确认并同意，截止本合同签署之日，《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申海工业所有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由仇某某承担；《委托代理协议》项下所有申海工业未付款项及其他可能的责任皆由仇某某承担，申海工业无需再承担任何责任；申海工业所有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因逾期付款而产生的违约金、损失等皆由仇某某承担，申海工业不再对两被告承担任何付款义务，也不对两被告承担任何其他责任；两被告同意，《委托代理协议》终止后，申海工业不再参与《委托代理协议》的结算，经结算后任何本应由申海工业承担的法律责任均由仇某某承担，与申海工业无关，两被告同意与申海工业不再有任何争议；各方同意因本合同引起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均提交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进行仲裁。据交通银行回单显示，原告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支付8,000,000元时摘要备注为“提存款支付”。另查明，葛锦标律师代表两被告于2018年2月5日出具《南通市申海工业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事宜情况说明》。其表示，“2015年6月8日，本所向申海公司发送《南通市申海工业技术科技有限公司与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间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工作报告》。申海公司收到该工作报告后，因当时该公司已由鹰普(中国)有限公司收购，申海公司对本所的上述工作报告提出异议。根据申海公司当时法定代表人程道广先生以及申海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仇某某先生介绍，申海公司要求其原股东和法定代表人仇某某先生处理该律师费事宜，否则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将拒付应向仇某某先生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仇某某先生认为，其已不是申海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特别是6,000多万元保险赔付款也由申海公司实际取得和享有，故此，本所律师费应由申海公司按约支付，其没有负责处理和承担本所律师费的义务和责任。但是，为及时取得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应向其支付的第二笔股权转让款，其要求本所配合其根据鹰普(中国)有限公司要求签订终止前述《委托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同时，其承诺由其履行《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律师费支付义务。为此仇某某先生于2015年7月9日委托沈2女士向本所先行支付律师费400万元；并表示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向其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款时，支付律师费800万元；其余律师费由其另行支付。鉴于仇某某先生的上述承诺，本所同意配合其签订终止《委托代理协议》的补充协议。同时，为妥善处理转让股权所涉税务事宜，仇某某先生希望本所向其先行提供1,200万元的律师费发票，本所于2015年7月31日向仇某某先生开具面额为1,130万元的上海增值税普通发票(律师费)，因当月度发票不够，又于2015年8月10日补开面额为70万元的发票。2015年8月7日，因仇某某先生出国，其通过公证方式授权的沈2女士、本所授权的葛锦标律师、申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道广先生、鹰普(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陆菊平先生在鹰普(中国)有限公司位于无锡市的办公室，共同签署相关文件以及办理款项支付事宜。其中，本所授权的葛锦标律师与申海公司法定代表人程道广先生、仇某某先生共同签署《终止合同》。该合同文本由鹰普(中国)有限公司起草，仇某某先生事先签字后由沈2女士带至现场。该合同第2、3条明确约定，《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申海公司所有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由仇某某先生承担。签署该合同之同时，沈2女士根据仇某某先生授权指令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向本所支付800万元。”2018年10月8日，被告天某某作为申请人以申海工业、仇某某作为被申请人针对《终止合同》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起仲裁申请(案号为SDXXXXXXXX)。被告天某某申请仲裁时提交的《仲裁申请书》中请求仇某某支付律师费21,000,000元，申海工业对仇某某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上述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提及：2015年8月7日，两被告与申海工业、仇某某签订《终止合同》。根据该合同第2、3条的约定，《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申海工业应付未付的服务费用及其他可能的责任皆由仇某某承担。在被告天某某已收取的律师费中，包含2015年8月7日，仇某某委托沈2指定原告向被告天某某支付的8,000,000元。而2016年7月25日，仇某某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不认可其授权沈2指令向被告天某某支付的8,000,000元的合法性，并得到了仲裁裁决支持。鉴于该裁决具有法律效力，且原告已向被告天某某提出返还其辅助仇某某履行的该8,000,000元的要求，故此，除申海工业支付的200,000元外，仇某某实际支付的律师费仅为7,000,000元，尚余21,000,000元未支付。审理中，两被告于2019年2月25日该次庭前会议中表示，原告支付涉讼款项的主观系明确的，是代申海工业或仇某某清偿对两被告的债务，原告代偿后应向申海工业或仇某某求偿。在2019年10月30日该次庭审中，两被告又表示，原告对于仇某某与两被告间关于律师费的债权债务关系、律师费金额系明知的，故原告支付涉讼款项系代仇某某清偿对两被告的债务。但同时，该次庭审中，两被告又确认，2015年8月7日前关于12,000,000元及此后关于3,000,000元律师费的支付均仅与仇某某本人沟通，关于剩余律师费的金额及支付期限问题截至目前尚未与仇某某本人达成一致。故在本案诉讼发生前，被告天某某已先于2018年10月8日就剩余律师费的支付向仇某某、申海工业提出仲裁申请。本院经向原告、两被告了解，本案诉讼发生后，被告天某某变更了其仲裁申请，且被告天某某的仲裁金额需视本案判决结果而定，故该仲裁案件暂搁置中。两被告另确认，被告天某某与被告天银上海所系总分所关系。以上事实，有2015年8月10日的交通银行回单、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039号案件裁决书、江苏省海门市公证处于2015年7月31日作出的(2015)通门经内字第395号《公证书》、关于南通市申海工业技术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事宜情况说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8日作出的(2018)沪02民特59号民事裁定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苏02执425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2018年7月3日的交通银行回单、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26日作出的(2018)苏02执425号案件执行结案通知书、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SDXXXXXXXX《终止合同》争议仲裁案的仲裁通知与仲裁申请书、《终止合同》、调查笔录，以及原告、两被告的庭审陈述为凭，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结合已查明事实及原、被告庭审陈述，各方当事人对两被告收到原告账户汇出款项8,000,000元均无异议。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起诉是否已过诉讼时效；二、两被告是否应向原告返还涉讼款项。关于争议焦点一。本院认为，关于诉讼时效，两被告认为，即便其构成不当得利，根据打款行为发生时(即2015年8月7日)起算，原告起诉已过诉讼时效。对此，原告认为，其当初打款系受仇某某代理人沈2的指示，直到2018年1月19日仲裁结果出来时方知道支付错误，故应从该日计算诉讼时效。对此，本院认为，本案所涉事实涉及多个主体及多层法律关系，原告打款及两被告收款的意图均因039号案件中仇某某的陈述及该案裁决书的认定发生改变。结合上述情况，按照法律关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原告至(2018)沪02民特59号民事裁定书维持039号案件裁决对涉讼行为的认定时，原告方确认自身利益受损。因此，原告的起诉并未超出诉讼时效期间。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为一方取得利益，另一方受损；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一方获利没有法律依据。就本案而言，首先，涉讼款项性质为原告意欲支付给仇某某的股权转让款，被告天银上海所取得该股权转让款缺乏法律依据。审理中，两被告曾反复强调，其对于申海工业或仇某某在《委托代理协议》及《终止合同》项下拥有债权，故其取得涉讼款项存在法律依据。而后，两被告又表示，其系对于仇某某在上述两份协议项下拥有债权。在此，且不论两被告作为专业律师事务所，其对于债权相对方的理解和表态前后游移，仅就两被告所主张的法律依据，其可主张的相对方已由039号案件予以明确，即根据《终止合同》约定“就应该支付天某某的律师费，……各方当事人均确认《委托代理协议》项下的代理费由第一申请人承担”。因此，就两被告所称的法律依据，其实质为律师费支付请求权，债权相对方为仇某某，与股权转让款及原告均无关联。同时，本院注意到，虽两被告认为其对仇某某的债权系确定、合法、有效的，但仇某某在前述仲裁案件及本案调查中均否认了沈2当日指令原告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打款系经其授权，也否认其个人与两被告之间存在包括涉讼8,000,000元在内的债权债务。两被告对仇某某的上述意见早已通过仲裁案件知晓，并因此在仲裁案件之后即自行向仇某某提起仲裁申请，要求仇某某支付包括8,000,000元在内的律师费。虽两被告称在本案诉讼发生后，其向仲裁中心申请变更了仲裁申请，暂将8,000,000元从仲裁申请中去除，待本案诉讼结果再定。但本院认为，结合已查明事实以及对于两被告专业背景的综合考量，两被告在先行向仇某某主张8,000,000元支付之后，又在本案辩称8,000,000元应由原告代仇某某履行，属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难以采纳。且就两被告主张的律师费的债权债务关系及债权金额，无论是基于各方间关于律师费纠纷的管辖约定，还是两被告已提起相关仲裁申请的客观事实，尚待仲裁机构作出进一步认定。其次，结合两被告现有举证，其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原告在按照沈2指令向被告天银上海所账户打款时存在代仇某某清偿律师费的意思表示。按照《终止合同》及各方有关事实部分的陈述，原告在16,000,000元打款前及打款时，与两被告及沈2均无任何债权债务关系。至于原告为何会按沈2指令分账户打款，原告、两被告、沈2均确认系因当日沈2持有并出示了经公证的《委托书》，原告、两被告均基于该《委托书》对沈2的代理权产生了信赖。该信赖，还因当日沈2代表仇某某参与协商并完成签署《终止合同》而更进一步。虽039号案件认为，“沈2的代理权在提存款项由被申请人取回时即告终止”，但该份经公证的《委托书》及经原告、两被告确认的沈2的陈述仍可体现涉讼款项打款当日各方当事人对相关行为性质的认定。根据该份《委托书》记载：“我与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因有股权转让纠纷,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已将有关款项(共壹亿零肆佰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提存至江苏省无锡市锡城公证处,因我要外出,现委托沈2为代理人,代为到上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所提款项中捌仟陆拾肆万零叁佰零贰元捌角伍分人民币打入我名下的招商银行卡(卡号XXXXXXXXXXXXXXXX),其余壹仟陆佰万元人民币不指定账户及收件人。”可见，无论《委托书》还是沈2自述，仇某某、沈2当日从未有要求或指令原告代为清偿的意思表示。对此，039号案件裁决书亦有相应的认定，即“第一申请人给予沈2的授权仅限于到公证处及指定银行办理提款手续”。原告方面，本院注意到，第一，如两被告庭审陈述，其2015年6月向法定代表人变更后的申海工业提交工作报告后，程道广随即提出异议，原告遂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提存。后仇某某为取得股权转让款，便与两被告协商签订《终止委托代理协议》。事实上，当日打款前，原告、两被告、仇某某确实签订了《终止合同》，并约定两被告同意《委托代理协议》终止后，申海工业不再参与《委托代理协议》的结算，经结算后任何本应由申海工业承担的法律责任均由仇某某承担，与申海工业无关，两被告同意与申海工业不再有任何争议。有鉴于此，当日在仇某某一方并无代偿指令和代偿要求的情况下，原告没有主动代偿的理由。第二，打款当日，因公证处拒绝分账户提存，包括涉讼款项在内的提存款系先行回到原告账户，再按沈2指令打款的。即便如此，原告在涉讼款项打款时仍注明为“提存款支付”。而关于“提存款”的性质，039号案件裁决书业已明确，即股权转让款。因此，原告当日无论是向沈2还是向被告天银上海所的打款，其行为目的均为向仇某某支付股权转让款。综上，就两被告关于原告系代仇某某清偿债务的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第三，关于被告天银上海所是否因此取得利益，原告是否因此受损，以及因果关系。两被告辩称，其未从中获益，其系债权得偿，且如原告支付的系股权转让款，前述仲裁案件便不会裁决原告另行向仇某某支付16,000,000元股权转让款。对此，本院认为，基于前文论述，本院已认定原告并不构成代偿。同时，两被告主张的债权，无论是基于各方间的协议管辖，还是基于两被告早已提起相应仲裁申请的客观事实，均尚待两被告自行提起的仲裁案件予以进一步认定。在此情况下，被告天银上海所就涉讼款项的占有构成获益。另039号案件的裁决依据已明确阐述，该裁决从未否认原告支付款项的目的及性质，仅认为“在提存款项由被申请人取回时,提存即失去法律效力,第一申请人给予沈2的授权即告终止，……被申请人理应知晓第一申请人应付天某某的代理费系金额尚未明确的债务,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仅凭沈2的口头指示向案外人天某某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款项,其显然没有尽到一般商事主体应该尽到的合理审慎义务。”对于原告是否因此受损，以及两被告获益及原告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问题，039号案件裁决亦有表态，即“仲裁庭认为,被申请人已经向案外人沈2及天某某的支付不能构成对第一申请人的清偿,如果因为被申请人认为该项支付造成了其损失的,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向案外人进行追索”。鉴于两被告对原告另有16,000,000元款项被执行之事实不持异议，故现原告损失已实际发生，原告可基于自身损失向被告天银上海所提出主张。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有权向被告天银上海所主张返还不当得利。现原告已举证证明另有16,000,000元款项于2018年7月3日被执行扣划，并主张由被告天银上海所返还自该日起至清偿之日止，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对此，两被告经本院多次释明后，明确表示对原告上述关于利息以及利息计算方式、计算标准的主张不作具体抗辩，同意由本院依法判决。基于此，本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返还的不当得利，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息属于孳息的一种，且原告的利息主张于法不悖，本院予以支持。考虑到被告天某某与被告天银上海所系总分所关系，且原告要求先由被告天银上海所承担返还义务，不足以承担的部分由被告天某某承担，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二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鹰普(中国)有限公司8,000,000元；二、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鹰普(中国)有限公司利息(以8,0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7月3日起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三、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不足以承担上述第一、二项返还义务的部分，由被告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承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1,51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北京天银(上海)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陈宇琦人民陪审员  李 萍人民陪审员  王伟芬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书 记 员  周梦远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十四条法人可以依法设立分支机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支机构应当登记的，依照其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先以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第一百零八条非法人组织除适用本章规定外，参照适用本法第三章第一节的有关规定。第一百二十二条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31.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所生的孳息。利用不当得利所取得的其他利益，扣除劳务管理费用后，应当予以收缴。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