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505民初2143号 原告：陆牛喜，男，1949年7月21日生。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鑫康，江苏公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汤秋生，男，1953年6月30日生。 被告：葛锦妹，女，1975年1月8日生。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前，江苏安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牛喜与被告汤秋生、葛锦妹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9日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艾罗伟独任审理，并于2019年8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牛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鑫康，被告汤秋生、葛锦妹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前到庭参加诉讼；其后由于案情复杂，故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陆牛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周鑫康，被告汤秋生、葛锦妹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赵向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陆牛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返还人民币500000元及偿付利息（自2015年2月16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付，暂计至2019年5月15日止为92437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陆牛喜与被告汤秋生曾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两被告系夫妻。2012年7月，被告汤秋生称其已到泰兴市黄桥镇祁巷村考察过租赁土地进行苗木种植并设想要同几个朋友共同投资成立公司种植经营苗木，两被告当时曾邀请原告去了趟祁巷村，希望原告一起共同投资。2012年11月28日，被告称其已找到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戴某某等其他四个共同投资人，要原告作为共同投资人。自此，至2015年2月15日，原告己陆续将75万元资金交给被告汤秋生。原告曾多次要求被告汤秋生召开共同投资人会议，认识一下其他投资人，但被告以种种借口不让原告和其他“共同投资人”见面。2015年8月31日，原告接到苏州市虎丘区公安经侦察大队以涉嫌祁巷村苗木种植项目诈骗的传唤电话，两被告得知后于当天晚上到原告家坦白：泰兴市祁巷村苗木种植真实的共同投资人仅只有汤秋生和刘某某、张某某和颜某某等四人，并按照四方合作投资协议运作，原告还没有进入到合作投资中去。原告曾于2016年7月22日和2016年11月24日旁听了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与汤秋生有关祁巷村苗木种植经营的合伙协议纠纷的庭审。2017年3月，原告看到己生效的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与汤秋生的合伙协议纠纷的判决书复印件，四方合作投资协议已被解除。原告确信两被告对原告隐瞒了许多真实情况，两被告欺骗原告出资。原告曾多次与被告汤秋生协商返还祁巷村的出资款，被告汤秋生多次承诺尽快返还，但至今未返还。2019年3月8日，被告汤秋生书面确认原告在泰兴市祁巷村的出资款为50万元。原告认为：两被告隐瞒真实情况，欺骗原告出资，套用原告的资金，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此特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处理。 被告汤秋生辩称：原告曾经在公安机关的笔录中很明确的向公安机关表示自己当时与汤秋生成立的是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明确自己只负责投入，不参与经营管理，全权委托汤秋生处理各项事务。笔录中原告明确了自己多次将合作社的投资资金转给汤秋生，明确在合作社成立后多次到合作社所在地去。所以，即使原告指出被告在签订协议中有不实的地方，后来原告在公安的笔录中也明确表示其已看到了合作社的工商登记，所以补签了关于合作的东西。原告投入的50万对应其在合作社中所占股份，原告在公安的笔录中表示其看到合作社的工商登记有他就放心了，这意味着他对于合作社投资的追认。综上，我方认为原告对于合作社的加入是明知的，其诉请不能得到法律支持，请求驳回诉请。 被告葛锦妹辩称：两被告的婚姻是重组家庭，两人的经济是互相独立的，被告汤秋生的经济行为与被告葛锦妹无关，所以被告葛锦妹不具备被告资格。 经审查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12年11月18日，案外人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与被告汤秋生签订了一份《合作投资协议书》（简称四方协议），约定：一、案外人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与被告汤秋生四名自然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共同出资、从事经营苗木经营和种植，现已租赁泰兴黄桥祁巷村约500亩土地；二、公司名称：“有限责任公司（筹）”；三、暂由被告汤秋生以个人名义负责经办公司设立前的各项工作。……六、出资暂按480万元，上述四人各出资120万元、各占25%，上述四人按其出资比例分享公司利益、分担公司风险，以后如公司扩大种植规模，各出资人按以上比例向公司追加投入……八、公司成立后，制作股东名册并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上述四方协议签订后，因案外人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不同意被告汤秋生增加投资人，汤秋生拟定了第二份《合作投资协议书》（简称六方协议），载明案外人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戴某某、被告汤秋生以及陆元喜六名自然人决定共同出资，从事经营苗木种植和经营，出资暂按600万元，分别有汤秋生出资150万元、占25%，陆元喜出资60万元、占10%，颜某某出资120万元、占20%，戴某某出资60万元、占10%，张某某出资120万元、占20%，刘某某出资90万元、占15%。六方协议其余内容与四方协议相同。关于该六方协议，被告在庭审中认可其中“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戴某某”均系被告自行代签，原告亦表示其后来才知道该六方协议中其余四人签字均为被告代签，其系被被告欺骗了。 其后被告汤秋生向其委托的案外人何某某提供了原告陆牛喜、被告汤秋生、案外人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的身份信息，办理投资实体农民合作社的工商登记。办理过程中，汤秋生指令农民的份额随意象征性填写，合伙人的占股份额适当缩水。 2013年10月28日，经泰州市泰兴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准许设立“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法定代表人为汤秋生，成员出资总额1680万元。该合作社工商备案的章程载明：汤秋生出资400万元、刘某某出资300万元、张某某出资300万元、颜某某出资300万元、陆牛喜出资300万元，其余另有107名自然人以农民成员名义出资若干。截至2015年，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已向被告交付了投资款479.5万元，分别为刘某某159.5万元、颜某某160万元、张某某160万元。 关于原告陆牛喜的投资款，被告汤秋生于2016年11月8日出具了书面说明，载明原告“总投资75万元，其中祁巷村苗木合作社伍拾万元正，果园苗木公司投入贰拾伍万元正”。在庭审中，原告表示其中65万元系自2012年12月8日至2015年2月14日期间交付给被告汤秋生（2012年12月8日5万元，2013年4月22日10万元，2013年8月12日10万元，2013年10月26日5万元，2014年5月5日20万元，2015年2月2日10万元，2015年2月14日5万元），还有10万元系原、被告2011年合作的泗阳苗木项目中的苗木转至祁巷村所得20万元中原告应得的10万元。 2014年3月16日，案外人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还与被告汤秋生签署备忘录，约定：汤秋生为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刘某某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资金管理，汤秋生每年工资5万元、每年车损补贴2.5万元，刘某某每年工资3万元，刘某某应将精力放在祁巷苗木基地，每月不少于2次到祁巷基地，车贴根据实际发生费用报销，每月招待烟为3条中华、2条玉溪，共1900元。 其后，刘某某、张某某、颜某某发现被告汤秋生实际上设立了合作社而非有限责任公司，故于2015年8月14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诉至我院，要求解除2012年11月18日签订的四方协议，并返还三人的出资款各160万元，并要求汤秋生承担相应违约金，案号为（2015）虎民初字第2880号。其后我院于2016年12月26日作出判决，判决解除了四方协议，并判决汤秋生向上述三人分别归还159.5万元、160万元、16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损失。该判决书目前已生效。 另查明，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经侦大队于2015年9月1日、9月7日向原告陆牛喜做了调查询问笔录，并于2015年9月1日、9月11日向被告汤秋生做了调查询问笔录。 在公安机关2015年9月1日所做的笔录中，原告陆牛喜表示：我和汤秋生在泰兴黄桥做树苗生意，有一个合作社，名字叫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有一次汤秋生和我说泰兴黄桥那边有人介绍他做买卖树苗的生意，叫我一起去看看，我就跟他过去了，看完现场之后，我说我最多入股10%，我出钱，但我不管事。之后没多久，汤秋生约我在一个咖啡馆碰头，刘某某也在，当时我当着刘某某的面说我最多入股10%，我不管事情，只是按照比例出资。碰面之后汤秋生就在泰兴黄桥注册了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但是这个合作社具体情况我都不清楚，应该都是汤秋生在那边办理的，合作社成立后，每次要出钱的时候，汤秋生都会打电话给我，我就按照10%的比例将我那份钱转账到汤秋生的工商银行卡上，每隔一段时间，汤秋生就会不定时的将合作社的资金报表给我，我核实一下自己出的钱和报表上的总支出占比情况差不多就好了，现在这个合作社还在运行中。关于合作社当时工商注册的办理、具体的管理都是汤秋生在负责，我只出资，不管事情，所以不清楚。但是到了2013年的时候，有一次汤秋生根我说起，他们这个合作社有四个股东，我的10%是在他的25%里面，我就问汤秋生“那我的钱在哪里”？在那之后，汤秋生就跟我补签了一份“协议”，协议约定汤秋生在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里占股25%，其中汤秋生占股15%，我陆牛喜占股10%，签订的日期写的好像是2012年，具体我记不清了。汤秋生说的四个股东，我只知道其中两个分别是汤秋生和刘某某，其他两个人我就不知道了，也没有见过。从合作社成立到现在，我一共出资了75万元，其他股东实际出资情况我不知道的，我只是按照比例来出我那份钱。 在公安机关2015年9月1日所做的笔录中，被告汤秋生表示：陆牛喜之前就跟我一起合作花木种植，所以这一次我也想带他一起弄，陆牛喜对于这次合作是感兴趣的，愿意参与的，我在签四方协议之前，提出来要再带两个人一起弄，其他三个人不同意，所以当时的四方协议上就没有其他人的名字。我是想和陆牛喜一起弄，所以之后就和陆牛喜一起签订协议，我们两个人共同占有我的25%股权，我占15%，陆牛喜占10%。我之前和陆牛喜在泗阳也弄了一块地种植苗木，后来我们把泗阳那边的苗木卖到泰兴这个项目上来，所以把陆牛喜带到泰兴这个项目上来。泗阳那个地方我俩每个人投资了10万元左右，那边地方不大，也只弄了一年多。 在公安机关2015年9月7日所做的笔录中，原告陆牛喜表示：我和汤秋生九几年就认识了，是多年好友，2011年我与汤秋生在泗阳一起合作种植苗木，之后2012年底汤秋生又弄了泰兴的一块地，泗阳那边的树全部挪到泰兴的项目上了。当时泰兴的那块地汤秋生带我去看过，经过我和汤秋生商量，我同意参与投资泰兴的项目，我的投资比占10%。项目的合作人还有刘某某、徐某某、一个姓戴的律师、还有一个姓张的苏州人。当时我以为这些其他股东都同意我参与这个项目，因为汤秋生2012年底给了我一份六方协议，约定共同投资泰兴市黄桥祁巷村土地用于苗木种植及经营，对于股东比例也写的很清楚，这个协议汤秋生是给我第一个签字的，共有六份，签好后我拿给汤秋生，之后汤秋生给我一份，上面六个股东都签字的。我在泰兴这个项目上实际一共投入了75万元。后来到了2014年底，我提出召开股东会，汤秋生就拿了一份新的合作协议以及一份四方协议，我一看，当初四方协议时他们并没有把我纳入股东，我意识到我被汤秋生骗了。而汤秋生给我的另一份协议上说，汤秋生出资的25%的股份是由我和他共同投资，我占总投资比的10%，汤秋生占总投资的15%，并且汤秋生还拿了工商资料给我看，上面股东中有我的名字，且出资比例是17%，我才放心在这个新的协议上签字，汤秋生提出来日期签2012年12月28日，我就按照他说的写了。 在公安机关2015年9月11日所做的笔录中，被告汤秋生表示：办理工商登记时，将陆牛喜加为股东，其他三位股东是不知情的，是我自己要加进去的，因为当时其他三位股东不同意再带其他人一起弄，而陆牛喜想要和我合作，我也想带他一起弄，就私下在工商注册的时候将陆牛喜加进去。之前的六方协议是用来给陆牛喜看的，因为他要参与，但是其他股东不同意，所以我只能弄了一份假的协议来给他签，让陆牛喜先签，他签好后其他股东的签字都是我自己签的。大概2013年底至2014年左右，工商注册办好了，我主动找陆牛喜说清楚这个事情，告诉他其他股东不同意他加入，但是工商注册上有他，我们又签了第二份协议。 又查明，原告陆牛喜与被告汤秋生之间确实签订了一份落款日期为2012年12月28日的《合作投资协议书》（二方协议），约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四方合作协议中汤秋生占总投资的25%），汤秋生、陆牛喜决定共同出资，汤秋生占总投资的15%，陆元喜占总投资的10%，从事经营苗木种植和经营，现已租赁泰兴黄桥祁巷村约500亩土地…… 在庭审中，原告明确其要求被告退还50万元的依据系：“我们是按照六方协议的出资比例汇款给汤秋生的，在2015年8月31日汤秋生坦白这个协议是假的，协议没有六人签字，所以六方协议没有生效，所以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收取我方的款项，所以要求被告退还50万元”。在庭审中，本院明确向原告释明，询问其“是否是认为要从泰兴市某某合作社退伙从而退50万元”？对此原告明确表示不是。 以上事实，由《合作投资协议书》（四方协议）、《合作投资协议书》（六方协议）、《合作投资协议书》（二方协议）、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材料、书面说明、（2015）虎民初字第2880号民事判决书、苏州市公安局虎丘分局经侦大队询问笔录4份以及本院庭审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在本案中，纵观六方协议、原被告在公安机关询问笔录中的陈述，以及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合作投资协议书》（二方协议）可知，原告与被告就泰兴市黄桥镇祁巷村的苗木投资合作于2012年即已达成了初步合意，虽然六方协议中其余四位股东的签字系被告汤秋生自行签署，但其后在被告明确告知其“六方协议”的真相后，且在被告已明确向其展示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工商登记材料后，原告依然选择与被告于2014年签署“二方协议”，约定了原告与被告之间在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中的实际占股比例，且原告亦持续向被告交付相应合伙投资款项直至2015年2月14日。综上，本院认为原告对于双方在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的共同投资及合伙关系是明确知悉且认可的，且对于双方在该合作社中所占股比的实际分配比例亦有明确的约定，原告的50万元投资款亦已实际用于双方共同认可的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的运营中，原告在2015年9月1日的公安询问笔录中亦表示该合作社依然还在运作中。因此，原告所诉求的50万元投资款，早已并非如原告所言系源于“六方协议”而做的投资，而已在经过原告追认后，系原告在与被告就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的合作中所做的投资，故本院对于原告坚称的“六方协议没有生效，所以被告没有法律依据收取我方的款项，所以要求被告退还50万元”的意见不予支持。此外，由于原告在经本院释明后依然表示其并非系因要从泰兴市某某专业合作社退伙而要求被告退还50万元，故原告在本案中要求被告退还50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诉讼请求，本院实在碍难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陆牛喜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9724元，由原告陆牛喜自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向该院（户名：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苏州苏福路支行，账号：10-555301040017676）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 判 长  艾罗伟 人民陪审员  金洪培 人民陪审员  邢雯芝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四日 书 记 员  曹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