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拉特旗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内0621民初4328号 原告：问某1。 原告：张某。 原告：李某。 原告：问某2。 原告：王某1。 原告：问某3。 六原告共同委托代理人：王某2，内蒙古首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达某。 负责人：王某3。 委托代理人：苗某，内蒙古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戴某，内蒙古文盛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问某1、张某、李某、问某2、王某1、问某3诉被告达某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6年4月5日立案受理后，达旗法院作出（2016）内0621民初第1220号民事判决书，原告不服该判决书，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内06民终490号民事裁定书，将该案发回重审。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问某1、李某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原告张某、问某2、王某1、问某3的委托代理人王某2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达某的社长王某3及委托代理人苗某、戴某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问某1、张某、李某、问某2、王某1、问某3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撤销原被告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原告为大坝壕社村民，2011年原告为了进行农牧业规模化经营，先后与本社村民曹存儿、张永胜、张四挨、袁关小等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书》，原告承包了其拥有经营权的五荒地。承包期限为50年，承包地亩数为500余亩（详细亩数以四至界限测绘结果为准）。被告处村民都在《土地承包合同书》后签字同意，被告社集体组织负责人（社长）均签字并加盖社集体经济组织印章。原告承包土地后，便开始投资改造土地，2013年向达拉特旗人民政府申请进行种植、养殖规模化经营，2014年11月9日，原告和案外人曹某后签订了《租种土地合同》，由案外人租种经营原告承包他人的土地和原告原拥有使用权的土地种植土豆。2014年12月底，原告设立的达拉特旗金河湾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在打1#备用井过程中遭到被告的阻拦，给原告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原告对部分村民提起侵权诉讼后，被告召开村民会议，联名称其行为为集体行为，后法院于2015年3月30日做出裁定，以原告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原告公司的起诉。2015年4月初，被告社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社长）苏飞、张永以原告土地承包及审批手续虚假为由，以给村民发钱和分地为诱饵，煽动村民抢种原告承包土地，并阻拦案外承包人进行耕种，期间，为了避免给案外承包人造成损失，原告迫于无奈，按被告要求制作的《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上签字，被迫承诺将自己拥有承包经营权的200亩土地无偿退还给被告，并按被告的要求，原告代表家庭成员也在该决定上签字。原告认为，该决定是在被告胁迫之下，致使案外承包人面临巨大损失的情况下签订的，该决定的签订，使原告被迫无偿放弃200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也使原告的巨额投入化为乌有，严重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现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的相关规定向贵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达某辩称：1、原告的诉讼请求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其提起诉讼的行为违反了诚实守信的帝王条款，属于滥用诉权的行为。2、本案的案由应为撤销合同之诉，而非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3、涉案的土地200亩所有权和使用权本身属于被告所有，在其涉案的合同和补充协议中连续和反复使用返还这一词就可以看到涉案土地权属明晰，不存在争议。即物归原主，被告所有。4、西河槽总计土地850亩，原告在原一审中向法庭所举的材料充其量也只能证明其所谓的承包土地为424亩，而且地理位置在最南侧，而涉案的土地200亩在最北侧。二者不重叠不交叉，由此可见，原告退还的土地与其所谓承包的土地无关。5、原告返还涉案土地200亩，其自身未受到实际损害，并不是受损害方，即返还的200亩土地本身不属于原告所有。涉案土地200亩是在总的850亩土地的最北侧，与所谓承包的土地不具有关联性。原告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6、2015年签订的决定不存在胁迫，被告所属村民追索属于自己使用权的土地是其合法权益，向侵占者要求返还财产，是法律赋予其的权利，不存在违法性，该协议的签订经乡、村、派出所多次调解，双方达成的一致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且协议第一条有约定甲乙双方互不干涉，或者以任何理由向对方索要土地，协议均为原告起草、拟定，在商谈的过程中原告还请被告所属村民吃饭，所以不存在胁迫，在原告所说的2015年4月21日签订的《决定》直至2016年4月5日提起诉讼，已经达到撤销权的临界点，此时提起诉讼涉及到原告按协议第二条约定在使用一年期限届满就应当归还被告土地的时间节点，很明显其提起诉讼意在拖延履行返还、交付土地的义务，属于恶意诉讼。7、胁迫针对的对象是合同相对人，而非与所谓的受损害方没有直接关系的亲属人员，特别是案外人如果受到威胁。胁迫并不存在合同相对人在紧迫情况下做出的意思表示，其可以通过其他救济途径、包括报警、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此观点，原一审法院的判决予以明确的认定。综上，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同时，在二审开庭时作为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涉及一万元收条并非新证据。是原告占用土地期间给被告经济补偿的费用。由此可见，本案原一审法庭审理建立的事实根据和相应的法律依据没有实质性变更，而且在所谓的刑事案件中涉嫌敲诈勒索所依据的同样是作为原告向法庭提供的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公安机关进行调取的询问笔录。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请求驳回原告的诉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双方当事人提供了以下证据证实各自的主张： 一、原告提供以下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证据一、原告与袁林霞、王三良等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2份、原告与张永胜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1份、原告与张四挨、张飞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1份、原告与曹存儿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2份、原告与袁关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1份。证明1、原告共支出170.29万元承包了本社村民开发的五荒地424亩（具体面积以四至界限为准）；2、原告系被告社村民，和其他村民承包五荒地是合法承包。因为：①发包方有权发包，符合五荒地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②原告承包时，社集体经济组织在协议上加盖印章，负责人签字，大多数村民代表签字。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被告质证称，对于第一组材料的三性均不认可，特别是其明确的土地424亩是在整个西河槽土地的最南端，与涉案200亩土地在最北端，没有关联性。且全部为耕地不存在荒地一说，且850亩土地由社全部分配给社员。对其以上证明观点不认可。且合同后村民签名经司法鉴定其中王某3签字并非本人签字，证据系伪造。证据二：达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达水发（2013）145号文件，即《达拉特旗水务局关于同意达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有限公司在罕台河堤外新建养殖场的批复》、达拉特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建设养殖场的申请2份、树镇发【2013】52号文件即《树林召人民政府关于批准达拉特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实施种养殖建设项目的请示》、达政法（2013）185号文件即《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达拉特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种养植项目用地的批复》。达发改字（2014）56号。证明1、原告承包土地后进行投入，为进行农牧业产业化经营，依法成立了公司；2、该地原属河道范围内的土地，原告建设养殖场进行经营获得了水利部门的授权。原告经营具有合法性；3、原告将承包土地用于种养殖项目经营经过了合法的审批程序：（1）被告社集体、村集体负责人签字盖章向树林召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2）树林召镇政府批准并向旗政府请示；（3）达旗人民政府批准了原告的建设项目。被告质证称，原告向法庭提供的材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主体不同，1、原告是自然人，其提供资料为法人；2、金河湾按照其提供的材料占用的土地是355.7亩，位于最南侧，与涉案土地200亩没有任何交集。证据三、原告与案外人曹某后于2014年11月9日签订的《租种土地合同》、达旗公安局《接处警登记表》、达拉特旗公安局第四派出所于2015年3月31日对土地承包人曹某后的《询问笔录》，证明1、案外人向原告承包土地850亩，租期为3年，租赁费为第一年27万元。合同约定如果承包人不能正常经营，原告须赔偿其巨额的经济损失。（见《租种土地合同》中四违约责任部分）。2、案外人曹某后的投入情况。被告处部分村民阻拦时已投入92.6万元左右。3、2015年3月底，被告处村民阻拦（抢种）案外人曹某后承包土地后，原告报警的事实。被告质证称，1、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曹某后如作为证人应该出庭作证，原告未申请。2、作为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来源不具有合法性。3、作为公安机关针对涉案属于经济纠纷，不在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内，其进行的笔录不具有合法性。4、询问笔录中作为询问人，其并没按照法定程序签署自己的姓名，形式不具有合法性。从其内容来讲，不能证明曹某后受到威胁，不存在紧迫性。更不存在对于原告的直接威胁。对于原告的威胁是来源于对曹某后的威胁，不符合法律规定胁迫的特点。证据四、2015年11月20日，原告向达拉特旗公安局报案的《报案材料》、达拉特旗公安局刑警大队于2016年1月30日对土地承包经营人曹某后的《询问笔录》、2015年4月22日，被告处村民给原告出具的收条一支。证明1、原告于2015年11月20日以被告处部分村民涉嫌犯罪向达拉特旗公安局报案。2、原告在村民的胁迫之下，为了避免给自己的财产造成更大损失在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无奈于2015年4月21日与被告签订了《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被迫承诺放弃200亩土地的经营权和给被告处村民“补偿”10000元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曹某后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不认可。1、2016年1月30日是在2015年4月21日双方签订了决定将近8个月之久，原告反悔所签决定的时间点。2、曹某后与原告有直接的利害关系。3、与2015年3月31日曹某后的询问笔录中称，当地社员拦路，我就让司机停了……。关于拦路的整个事实就这一段，但是在间隔将近10个月之久，曹某后的陈述与2015年3月31日的陈述前后对比，2016年1月30日的询问笔录完全是为了迎合证明胁迫的内容，其不具有真实性，属于伪造和虚构事实。收条的真实性不确认，涉及张二奴无法核实，其证明观点中明确10000元为原告占用涉案土地期间给予村民的经济补偿费，从时间节点看，其交付款是和双方签订的退还200亩土地同时进行的，而非签订了决定后，被迫又交付了10000元。由此条可以看到不存在胁迫的情形。证据五、达拉特旗公安局刑警大队于2016年1月27日对被告处村民王二旦的《询问笔录》，达旗公安局刑警大队于2016年1月26日对被告处村民杜某1的《询问笔录》，达旗公安局刑警大队于2016年1月29日对被告处村民杜金狗的《询问笔录》（2006年-2013年任社长）。达拉特旗公安局于2016年1月27日对被告处村民曹真的《询问笔录》（2005年-2010年任社长），2016年6月7日达旗公安局刑警大队树林召镇靴铺窑子村支部书记杨某的《询问笔录》。证明，1、被告处村民对案外人承包经营原告土地过程中进行阻拦的事实和阻拦原因：①原告曾对部分村民阻拦原告打井提起诉讼；②被告处部分村民想免费用自来水；③“眼红”（荒漠变良田、成立自来水公司、盖别墅）2、原告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由于被告乘人之危阻拦案外人生产经营使原告面临赔偿巨额损失的情况下被逼无奈与被告签订了《决定》，答应被告再不阻拦的情况下无偿送给被告土地200亩由被告经营。并给被告阻拦人员支付了10000元“补偿费”3、当地的村规民约“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4、部分村民给原告转包土地是合法的，因为时任社长和大部分村民代表都签了字。5、原告对承包土地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如改造、打井、上喷灌等）。6、公认被告处部分村民阻拦无理。被告处其他村民开发土地2000-3000余亩的事实。被告质证称，对于王二旦等人的证人证言雷同，在关键情节均表述问某1没有办法让出200亩土地，很明显，此与双方签订的决定返还200亩土地是矛盾的，证言不具有真实性。2、证言均带有感情色彩，且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证言中使用了眼红等词，不符合证人证言陈述客观事实的标准。3、证人中曹真是原告的外甥，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王二旦、杨某均明确了西河槽土地在2001年给各自村民进行了承包，也就是说包括涉案土地在内的整个西河槽土地已经承包给了整个村民，不属于五荒土地，且在二轮土地承包期间，作为社集体也没有对涉案土地进行调整，在决定第三条全社社员377余人参与分地的307人，证人均不在实际参加分地的307人中，即70人不在分地范围中。作为原告返还的土地200亩是针对307人返还，而不是针对张二奴个人，同时证明200亩土地及补偿10000元，张二奴是代表的集体行为而非个人行为。涉及本案中到底涉案土地在2001年是否已经进行了分配是关键。2001年河槽地全部被分配完，属于二轮土地承包的范围。证据六、（2019）内0621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书（详见判决书P10-22和P34-36）。证明目的即该判决所列证据确认了以下事实：（一）经审理查明的事实（P10-11）。（二）被告处涉案村民因犯有敲诈勒索罪被判处刑罚，证明民事胁迫的事实当然存在。《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恐吓、威胁、要挟的方法，非法占有被害人公私财物的行为。被告社集体相关人员组织村民阻拦原告方承包人曹某后经营并迫使原告与被告签订《决定》，胁迫原告返还被告土地200亩，同时给付被告抢种麻子费用10000元的行为，现已被司法机关判决犯敲诈勒索罪，举重以明轻，能够证明既然被告处部分村民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就肯定存在对原告恐吓、威胁、要挟的胁迫行为。（三）该判决所列证据证明了以下事实：1、原告对《决定》所涉200亩土地拥有合法经营权。说明如下：①判决书中第2、23号和被告社村民认可的事实的相关证据确认了案涉200亩土地的来源系原告合法取得并拥有使用权。②判决书中第3、4、5号证据确认了200亩土地的位置。③判决书中第8、9、10、11、12、13、14、16、17、18、19、21、23、24号证据确认了被告社开发荒地的原则即村规民约为“谁开发，谁经营，谁受益”。原告对向他人发包的土地拥有使用权。2、被告社集体负责人组织部分村民对原告实施了胁迫行为，原告是在被逼无奈之下与被告签订的《决定》，该《决定》应予撤销。其事实依据为：判决书中第7、8、9、10、11、12、13、14、15、16、20、21、22、23、24、25、26、27、28、29号证据。这些证据确认了下列事实：（1）阻拦曹某后经营的原因。A、被告处部分村民“眼红”。B、对原告起诉被告要求赔偿损失不满。（2）阻拦曹某后经营的目的：向原告勒索土地。（3）胁迫方式。A、阻拦承包人经营。B、强行耕种麻子（4）胁迫特点：持续时间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5）胁迫的过程中土地承包人曹某后及原告的行为表现。A、曹某后要求原告承担违约责任，向原告索要巨额赔偿。B、原告方的行为：a、为避免巨额赔偿曾给刑事被告人磕头，请求其让步，但并不让步。b、杀羊请刑事被告人吃羊肉但其不答应。（6）胁迫的结果。原告为了减少损失被迫与被告于2015年4月21日签订了让出200亩承包地的《决定》。同时支付被告勒索的10000元“补偿费”。至此被告便暂时停止阻拦，中止对原告的继续勒索。当然胁迫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人即敲诈勒索的各被告人最终被判处刑罚。三、说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3条规定即“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故该刑事判决书的判决内容认定的事实及证据具有证明效力，能够证实原告的主张。被告质证称，对其三性均不予认可，特别是合法性方面。具体讲：作为原告在刑事案件中作为被害人身份出现。作为该案被告人的辩护人均为首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刑事案件事实与本案民事案件的指向性同一。从主体方面：六位被告人属于涉及本案关于位与大坝壕社307为当事人之一，另一方当事人就是本案原告，也是刑事案件中的所指向的被害人；原告代理人和本案被告当事人之间，存在直接的利益冲突关系，但其又在涉及刑事案件中作为辩护人进行提供辩护；从刑事判决书中，其6人的辩护人辩护观点完全一致，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涉嫌敲诈勒索罪以及寻衅滋事罪均认可，特别是6位被告人自身明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涉嫌犯罪不予认可的前提下，作为辩护人仍然支持公诉机关指控。作为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本案中止过程中，等待刑事判决过程中，又接受委托向6位被告人进行辩护，并认可公诉机关指控。我们认为违反了《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本案明显违反利益冲突审查机制。从程序来讲，该刑事判决书程序违法，不具备法律效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证据七、《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证明该决定为受胁迫签订的，应依法撤销。被告质证称，1、对《决定》三性均认可；2、主体方面；甲方大坝壕社307人，属于自然人，并非属于村集体，起诉主体不适格。3、《决定》第1、2、5条均使用的“返还”一词。涉案土地与案外人曹某后承包的土地无关联性。4、《决定》中表明：双方协商一致，不得反悔。对胁迫提起的撤销之诉应当及时提起诉讼，或其他维权行为。实际是一年之久才提起诉讼，有悖常理。 被告提供以下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第一组证据：大坝壕社307人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2001年大坝壕召开村民大会，决定对西河槽按照人口进行承包到户，并非原告称的五荒地。第二组证据：第一审案件中袁关小2016年1月7日出具的书面证明复印件一份；一审案件中张五仁出庭作证笔录一份，张蛆旦的证人证言。证明袁关小等人将西河槽的土地卖给原告以外的第三人，且卖地时没有取得社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他社员的同意，所使用的群众签字是袁关小因此前其他事情所取得的群众签字，因此，原告所称的向袁关小等四人承包土地与事实不符。第三组证据：涉案的处理决定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侵害其他社员土地承包经营权，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协调下，原告将侵占的土地其中的200亩返还307名社员，该《决定》合法有效，系原告真实意思表示，其无权要求撤销。第四组证据：司法鉴定意见书复印件一份；原告提供的《土地承包协议书》及后附群众签名均系伪造，与事实不符。《土地承包协议书》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原告质证称，对被告提供第一组证据真实性及所证明的问题均不认可。理由1、不符合事实。与刑事判决书中陈述不一致。2、利害关系。3、没有出庭。4、形式不合法。对被告提供第二组证据：对三性均不认可。理由：1、河道的地是国有土地，村民无权分配。2、没有出庭。3、不符合事实。刑事判决书中很多人陈述没有分过地，且国有土地不能分。4、问某1在承包涉案土地和转包涉案土地时都有村民和社领导签字。对被告提供第三组证据：对三性均不认可。刑事判决书中都予以确认。对被告提供第四组证据：1、一人签字的鉴定不能否定整个合同效率，四份合同效力，已被刑事判决书所确认。 对于原、被告提供的以上证据，本院认证如下：对于原告提供的与袁林霞、王三良、张永胜、曹存儿、袁关小签订的《土地承包协议书》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达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145号文件、申请、52号文件、185号文件，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本院对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与曹某后提供的《租种土地合同》、《接处警登记表》、询问笔录，内容真实，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提供的《报案材料》、《询问笔录》，内容真实，对真实性本院予以认定，对于收条、《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处理决定》在本院认为中分析、认定。对于刑事判决书，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本院予以认定。 对于被告提供的村民证明，村民并未出庭作证，本院对该证明不予采信；对于被告提供的证人证言，在本院认为中综合分析；对于《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在本院认为中分析、认定；对于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合法性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及本院对以上证据的认证意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问某1为被告达某村民，其开发、经营位于大坝壕社罕台河东岸荒地400余亩。2011年，原告问某1先后与大坝壕社村民袁林霞、王三良、张永胜、张飞、张四挨签订《土地承包协议书》，承包了424亩村民开发、经营的大坝壕社罕台河荒地。2013年，原告问某1为法定代表人成立达拉特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种植、养殖。住所地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靴铺窑子村，并以公司名义申请建设养殖场。2014年11月9日，达拉特旗金河湾农牧业开发公司、问某1为出租方，曹某后为承租方。双方签订了《租种土地合同》一份，约定出租方自愿将坐落在达旗树林召镇靴铺窑村大坝壕社罕台河东岸约850亩土地，以出租的方式用于承租方发展农业种植。四至为：东至罕台河旧坝，南至曹三祥地界，西至罕台河新坝，北至大坝。约定租赁期限为三年等内容。问某1、曹某后在该合同上签字。2015年3月至4月，承租人曹某后在备耕土地期间，苏飞、张永红作为达某社长，组织该社部分社员召开会议，以给全体社员分问某1的土地为由，组织社员阻拦曹某后耕种土地，并由社员张二奴购买了麻子种子，由社员在曹某后承包的土地内抢中了200亩麻子，致使曹某后在较长时间内无法正常备耕土地。2015年4月21日，大坝壕社土地所有人（307人）为甲方，大坝壕社问某1全家为乙方，签订《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约定问某1全家同意返还200亩土地由大坝壕社土地所有人307人长期所有权利，大坝壕社问某1返还的200亩土地2015年由乙方大坝壕社问某1全家经营耕种1年，秋收后交由大坝壕社土地所有人307人经营。2015年种植期如甲方大坝壕社任何人出现干涉阻拦乙方大坝壕社问某1全家经营，此决定无效。全社社员共377人，实际参加分地307人，其余70人不在分地范围。甲方代表张永、苏飞签字，307人签字，并由问某1向大坝壕社补偿因社员抢种麻子产生的费用10000元。2015年4月22日，该款由大坝壕社社员张二奴收取并给问某1出具收条一张。签订上述《决定》至今，涉案200亩土地未实际交付大坝壕社，一直由问某1经营、收益。 另查明，2019年12月10日，达旗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内0621刑初187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该判决中认定，根据达拉特旗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国家水利、防洪工程养护用地确权定界的通知》（达政发【1991】51号）、达拉特旗公安局出具的说明，证实达某罕台河东岸土地系位于河道附近的滩涂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该通知中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矿藏、河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我旗黄河防堤坝以外的河头地均属水流范围，所有权属于国家。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根据法律规定，河头地可确认给沿河各有关村社继续适用，但不允许随意改变国有土地所有权……）。该判决书同时对证人杨某、杜某1、杜某2、张某2等人的证言证明效力予以确认。以上证人均陈述，大坝壕社的惯例就是荒沙地、河槽地谁开发、谁受益、涉案问某1所经营的荒地一部分是自己开发的、一部分是向本社社员承包的。2015年问某1将850亩土地承包给曹某后后，村民为了向问某1要地，由社长组织社员开会决定以阻拦曹某后种地的方式向问某1要地，曹某后遭到阻拦后向问某1索要损失。问某1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与社员商议，签订了《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并给付10000元费用。该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被告人苏飞、张永红作为达拉特旗大坝壕社社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组织该社部分社员召开会议、阻拦他人种植土地、强行扣押他人的机械、抢种麻子的方式，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被告人张二奴、张三生、张海光、张七仁在被告人苏飞、张二奴实施上述行为过程中积极参加，六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并判决追缴被告人苏飞、张永红、张二奴、张三生、张海光、张七仁违法所得10000元，返还被害人问某1。 本院认为，原告于2016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2015年4月21日其与被告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大坝壕社签订的《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称该决定在被告社村民威胁之下，为避免给案外承包人造成损失，迫于无奈签订了该协议，请求撤销该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本案受胁迫终止之日应当为签订上述决定之日2015年4月21日，故2016年4月5日提起诉讼，撤销期间未过。根据（2019）内0621刑初187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告达某的社员苏飞、张永红等人因阻拦种地、强行索取他人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故原告问某1、张某、王某1、问某2、问某3、李某与被告达某签订的《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系原告方在其利益受损时，在被告方胁迫下，违背真实意思所签订的合同。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属于可撤销合同。原告方请求撤销上述决定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被告达某辩称，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本院认为，经证人证言审理查明，阻拦案外人种植土地的行为系大坝壕社开社员会后所作出的集体决定，属于社集体行为，并非社员个人行为，故本案被告主体适格。被告辩称，涉案的土地200亩所有权和使用权本身属于被告所有，决定不存在胁迫，被告所属村民追索属于自己使用权的土地是其合法权益，向侵占者要求返还财产，是法律赋予其的权利，不存在违法性。本院认为，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原、被告签订的《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中的200亩土地根据《关于国家水利、防洪工程养护用地确权定界的通知》系位于河道附近的滩涂地，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根据法律规定，河头地可确认给沿河各有关村社继续使用，但不允许随意改变国有土地所有权。又根据证人证言查明，大坝壕社的惯例是谁开发、谁经营、收益，案涉土地为原告方开发、经营和向本村村民承包后经营、使用。故被告方并无权强迫原告方签订涉案决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原告问某1、张某、王某1、问某2、问某3、李某与被告达某签订的《关于位于大坝壕社西河槽土地纠纷处理决定》于判决生效之日撤销。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达某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周 娜 审 判 员  刘振平 人民陪审员  李 娜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日 书 记 员  郝良飞 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条：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2、第一百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当事人受胁迫，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三）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放弃撤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