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富宁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云2628民初1816号原告：卢占隆，男，壮族，1977年7月10日出生，住富宁县。被告：农绍祥，男，壮族，1963年11月6日出生，住富宁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恩远，云南圆合圆（广南）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代理。原告卢占隆与被告农绍祥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2月4日立案受理，2018年12月18日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列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卢占隆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解除2017年12月30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口头土地租赁合同；2.判令被告立即将厕所拆除，把原告出租给被告的土地退还原告，并恢复原状；3.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2月29日原告与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委托协议，公司将其所有的位于富宁县仁和片区高速公路两侧的9941.54平方米商业用地由原告管理。管理期间，原告对公司的土地有经营权，如公司使用该地时，公司有权随时收回，并没有任何补偿费用。原告进入管理经营后，将警务站高速公路边的空地9541平方米出租给被告经营，当时约定由被告每月给付3000元租金给原告。协商一致后，被告在原告出租给的土地上建盖厕所和停车场。近几个月来，每天有400元至500元的收入。2018年7月初，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通知收回土地，原告收到通知后已及时告知被告。2018年7月13日,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亲自通知被告搬迁，7月20日被告写了一份保证书给公司，保证于2018年7月31日前搬离，将土地退还公司，如不按时退还土地，被告愿意承担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但期限到期后，被告不按约定履行，未返还租赁土地。至今原告一直未收取被告的租金，现在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要使用土地，因原告在管理期间，将公司的土地出租给被告，为此公司多次催促原告收回出租的土地给公司。原告催促被告退还土地，被告不予理睬，表示待公司实际使用土地时才退还租赁土地。公司人员也多次到被告的停车场要求被告搬走，但被告以种种借口至今未搬出去。现向法院起诉，恳请法院判决以达到诉讼请求。被告农绍祥辩称，一、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理由是：被告从来不得和卢占隆协商租赁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土地，卢占隆是谁，至今被告不认识。二、现在被告使用的土地是富宁县公安局于2017年11月16日租赁给的，当时那来是一个小山坡，是被告和合伙张某泽、邓应标刘某明共同投资开挖平整出来使用的。综上，望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庭审中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质证，对以上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和事实，认定如下：1.原告卢占隆提交的证据：3号证据：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富国用（2012）第1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共4张，证明富宁县仁和片区高速公路两侧9941.54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人是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4号证据：《土地管理委托书》，用以证明位于富宁县仁和片区高速公路两侧9941.54平方米的土地，公司委托管理期间，原告无偿使用。但公司使用该地时公司随时无偿收回，不支付任何费用；5号证据：《通知书》，证明2018年7月13日公司通知原告收回土地；6号证据：被告农绍祥写的《保证书》，用以证明2018年7月20日被告向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出具《保证书》，承诺在2018年7月31日前将其占用的土地退还给公司。经质证，被告代理人对原告提交的3号证据有异议，认为原告提交的是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不予认可；4号证据的三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没有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也没有出具人的签名或盖章，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15条之规定，且委托书的签发日期与委托日期不同，委托期限也不定期。原告现在是否还有权利管理该土地无法确认，该证据不能证明原告方的待证事实和诉讼主张；对原告的5号证据，不认可其合法性，没有出具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签名或盖章；原告提交的6号证据是复印件且字迹模糊，被告租用的土地是向富宁县公安局租用的，其租用的土地与原告所说公司的土地范围上不清楚，同时，该保证书是写给公司的，原告没有流转土地的资格，故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3号至6号证据，证据的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能够证明待证事实，予以采信。2.被告农绍祥提交的证据：《土地租赁协议书》（4页，复印件），用以证明2017年11月16日，富宁县公安局将享有使用权的国有15亩的空闲土地租赁给被告，与本案原告起诉的土地是否是同一块地界限不明确。经质证，原告认为，被告说其与富宁县公安局租赁土地是事实，被告现在建盖有一个厕所上的那块土地是被告向原告租用的，也就是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土地，旁边的那块土地是被告向公安局租的，即被告说的那块土地和我起诉说的那块土地不是同一块土地。本院认为，2017年11月16日，被告租赁富宁县公安局享有使用权的空闲土地是事实，该地块与租赁的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土地相邻，不是同一地块。故对证明被告与原告卢占隆没有土地租赁关系的待证事实，不予采信。3.被告申请证人刘某、张某、邓应标出庭作证，证人刘某陈述：我和被告是合伙关系，今天到庭证明，当时开挖土地是富宁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卢占兴叫我们开挖的，他在现场指使我们开挖，我们不认识卢占隆。证人张某陈述：我和被告原来是朋友关系，现在是合作关系，被告拿到他和富宁县公安局签的租赁合同后没有资金，我就跟被告一起出钱合作建停车场。我不知道被告和原告谈租赁合同的事情，在平整土地时，是富宁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卢占兴来工地现场指认开挖的界限。证人邓应标陈述：我和被告是合作关系，一起投资建停车场。我们租赁使用的那个场地跟原告没有关系，被告和原告从来都不认识，跟卢占兴有关，我不知道土地是谁的，但合同是跟富宁县公安局签的，合同上有卢占兴签的字，卢占兴在现场指认我们开挖。经质证，原告认可证人所说的，认为其委托哥哥卢占兴代办委托管理的公司土地对外出租事宜，所以其本人不认识证人。本院认为，证人刘某、张某、邓应标的证言中，对证明“当时是富宁县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卢占兴来工地现场指认开挖界限”的证言予以采信，其他证言的证明内容，部分采信。根据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本院确认本案如下法律事实：（一）2012年1月30日,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富国用（2012）第1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享有位于富宁县仁和片区高速公路两侧的9941.54平方米商业用地使用权，2017年12月29日原告卢占隆与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签订《土地管理委托书》一份，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将其在富宁县仁和片区高速公路旁的土地委托原告进行管理。该《土地管理委托书》载明，“我公司现委托卢占隆作为我单位代表人，对公司在富宁县公安局警务站旁边的土地进行管理，确保我公司的土地不受侵占和破坏，公司不支付任何费用给卢占隆，卢占隆可以对管理的全部土地进行经营，经营土地期间，与他人产生的任何纠纷均与委托方无关，……。委托方有权随时收回土地使用权，委托方在收回时不对受委托方在土地上的投资做任何补偿，……。”委托期限为不定期委托。（二）原告卢占隆是卢占兴的兄弟，因其经常外出务工，在与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土地管理委托书》后，2018年1月6日，两人签订《授权委托书》，卢占隆委托卢占兴代办委托管理的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土地对外出租事宜。2017年11月16日，被告农绍祥与富宁县公安局签订一份《土地租赁协议书》，租赁使用富宁县公安局已征用的国有空闲土地约15亩，该地块位于富宁县公安局警务站旁，与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享有使用权、委托原告管理的土地相邻。期间于2017年12月30日，被告农绍祥与原告卢占隆的委托人卢占兴经协商，达成土地租赁的口头合同，约定由原告将警务站高速公路边的空地9541平方米出租给被告经营，租期不确定，由被告每月给付租金3000元（租金至今未支付）；同时卢占兴已将公司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土地、委托方有权随时收回土地使用权等情况告知被告。口头合同订立后，由卢占兴在工地现场指认界限，被告农绍祥等人出资对租赁土地进行平整，之后在租赁地块边上建盖了一个厕所，其它场地用于经营停车场。被告经营停车场至2018年7月初，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因工程建设需要使用土地，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通知原告及租赁土地用户收回土地。原告也多次通知被告终止租赁合同，退还土地。2018年7月20日，被告农绍祥向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出具《保证书》一份，承诺10日内将占用的土地交还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该《保证书》载明：“……，现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需要开发土地，公司要收回占用土地，公司于2018年7月13日发出收回占用土地通知，经双方协商，本人承诺十日内（从2018年7月21日至7月31日）清除占用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土地的所有租户及本人占用的土地交还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如不按期交还土地，本人及合伙人将承担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因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和法律责任。”《保证书》规定的期限到后，被告未将厕所拆除，将土地交还，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催促原告将土地交回公司使用，原告也多次找到被告要求被告搬离，但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未搬离。2018年12月4日，原告诉至本院。本院认为，本案主要争议焦点是：1、原告卢占隆是否具备起诉主体资格。2、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关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取得富国用（2012）第145号《国有土地使用证》，依法享有位于富宁县仁和片区高速公路两侧的9941.54平方米商业用地的土地使用权。根据原告卢占隆与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土地管理委托书》约定，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将其在富宁县仁和片区高速公路旁的土地委托原告进行管理，双方形成委托管理合同关系；原告在履行合同，对管理的土地进行经营时，以口头订立土地租赁合同的形式，将管理的土地租赁给被告农绍祥，双方形成土地租赁合同关系，在租赁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争议，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作为出租方有权向法院主张权利，故卢占隆作为原告起诉，具备起诉主体资格。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问题，在被告农绍祥租赁土地时，原告的委托人卢占兴已将委托方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有权随时收回土地使用权等情况告知承租人，根据双方的口头协议，土地使用权人因工程建设需要使用土地时，承租人应将租赁土地退还。本案中，在出租方和土地使用权人多次通知租赁土地用户收回土地、被告出具《保证书》，承诺10日内将占用的土地交还富宁东旭经贸发展有限公司的情况下，被告农绍祥以土地平整等投资回收不能为由，拒绝将租赁土地退还，其行为不当且侵害了土地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现原告关于判令解除口头土地租赁合同，由被告退还租赁土地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2017年12月30日卢占隆与农绍祥订立的口头《土地租赁合同》。二、由农绍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租赁地块上修建的厕所拆除，将土地退还卢占隆使用。案件受理费100.00元，减半收取50.00元，由原告卢占隆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黄慈宁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刘 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