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75973号原告：谢晶晶，女，1985年3月2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注册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XXX号XXX-XXX室。负责人：陈炜，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亮辉，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于春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谢晶晶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劳动合同纠纷一案，因谢晶晶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均不服同一仲裁裁决，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以先起诉的谢晶晶为原告，以后起诉的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为被告，于2018年10月1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8年11月8日、12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晶晶，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亮辉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2月28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谢晶晶，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聂亮辉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原、被告双方曾申请过庭外和解期，但最终和解未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谢晶晶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1.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人民币54,224.50元(18,074.83元*3)；2.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工资差额241,580元[具体包括：(1)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基本工资差额32,200元(应发322,221.40元，已发290,021.40元)；(2)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交通通讯补贴49,520元(应发118,700元，已发69,180元)；(3)2016、2018年年假补贴3,000元(5*300元*2)；(4)2016、2018年高温补贴1,000元(200元*5，2016年4个月，2018年1个月)；(5)2017、2018年年度慰问金(2017年3,800元、2018年7,000元)；(6)年终奖奖金差额145,060元(2015年应发76,500元，已发38,250元、2016年应发125,000，已发66,190元、2017年应发15,000元，实发0元、2018年应发33,000元，实发0元)]；3.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期间双休日加班工资5,769.40元(共计双休日加班26小时，具体包括：2016年5月15日加班8小时、2016年12月18日加班7小时、2017年1月15日加班11小时)、延时加班工资2,662.80元(共计延时加班16小时，具体包括：2016年4月27日加班3小时、2016年10月19日加班2小时、2016年11月17日加班3小时、2016年11月23日加班3小时、2017年1月19日加班1小时，按照19,305/21.75/8=110.95元的标准计算)；4.2018年全年1/2的福利[具体包括：(1)2018年1,000元的年电影券/卡；(2)2018年1,000元的文化演出/展览票；(3)2018年全年1/2的健康体检卡、2018年全年1/2的劳防用品；(4)2018年全年1/2的书报券(卡)；(5)2018年市值300元的生日蛋糕券(原告生日为3月24日)]。事实和理由：原告于2015年7月1日入职被告处担任一级业务员，双方签订期限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约定每月基础工资3,521元、绩效工资4,500元、交通通讯补贴4,200元、年终奖由公司按照级别决定发放金额。原告工作期间，因举报被告领导存在违规违法行为，遭被告无故克扣各项工资及福利待遇。2018年6月29日，双方劳动合同期满终止。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提出仲裁申请，但原告认为仲裁裁决认定的工资基数错误，交通通讯费非实报实销，是被告假以报销名义，集体购买发票而发放的部分工资性收入，属于工资收入范畴。根据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原告的银行交易明细，被告存在未足额发放交通通讯补贴的情况，而非被告所称的足额发放各项薪资。被告有向离职员工发放年终奖的先例，被告单方面终止劳动合同，却以离职不发放年终奖拒绝向原告提供年终奖及慰问金等并不合理。原告认为，原告已每月支付了相应的工会费，却不得享受工会福利，反倒未付工会费的人员得以享受，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因不服仲裁裁决，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辩称，首先，对于终止劳动合同补偿金，双方的劳动合同是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被告给原告发出的离职通知中表明了愿意支付经济补偿金32,599.50元(10,866.50*3)，由于原告离职前没有按照通知将洗衣卡的折算费用退还被告，原告没有履行交接义务，故被告尚未支付该笔经济补偿金。其次，针对原告主张基本工资差额，实系其所称绩效工资部分，被告不存在欠付情形。就2015年绩效工资部分，因原告入职时前3个月的绩效工资在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的约定，被告无约定或法定义务支付试用期的绩效工资。就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期间所谓的绩效工资部分18,000元，实际上是由于被告公司考虑到业绩完成及经营情况，下调了该期间被告处所有员工的绩效工资，并非针对原告一人。2017年12月的绩效工资也不存在差额，该期间被告因自身的经营情况，下调了所有员工的绩效比例。原告主张2018年1月至6月期间的工资存在差额，并未提供证据，且经被告核查，从工资明细可见被告已足额向原告发放了该段期间的工资，原告所谓的调整薪酬也没有依据。针对交通通讯补贴，原告的请求超出了仲裁阶段的请求金额及范围，超出部分应经仲裁前置。被告已经足额向原告支付了所有的交通通讯的报销款，原告所提出的2015年7月至9月的交通通讯补贴是其通过现金的方式进行领取。2016年7月也是同样的情况。原告主张的其他月份的交通通讯没有任何依据，不能仅凭同工同酬要求被告支付相应款项。针对年假补贴，被告已安排原告享受了法定年休假，原告再要求支付年假补贴无法律依据。被告自成立至今仅在2017年向员工报销过年休假费用，其余年份均未报销，且报销与年休假不挂钩，年休假补贴不是法定未休年假折薪。针对高温补贴，原告主张的2016年高温补贴已超过仲裁时效，且原告的岗位不是高温岗位。被告未向全员发放2018年高温费，不存在单独向原告发放高温费的情形。针对慰问金，被告从未有员工获得过2017、2018年度的年度慰问金。2018年度的总裁慰问金被告至今没有发放。针对年终奖差额，年终奖是被告额外给予员工的报酬，且被告从未承诺过支付原告年终奖的金额。年终奖本身带有激励性质，各员工有差异。2015及2016年的年终奖金，被告早已发放，原告在职期间从未提出异议，均已超过一年时效。由于原告2017年考核结果为“不称职”，故没有发放其年终奖。原告申诉后，被告也进行详细答复，并维持“不称职”的考核结果，故被告未发放原告2017年度年终奖。2018年度的年终奖因该年度尚未结束，该年度是否发放年终奖不确定，且被告公司规定考核年度内离职或没有参加考核的员工不符合发放年终奖的条件，故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8年年终奖无依据。再次，对于加班工资，原告未能证明其存在加班的事实，仅是口头陈述。被告对原告工作期间没有考勤，工作强度也非原告陈述的强度。按照被告的加班管理制度，原告若加班需事先申请，经被告审批批准后才视为有效加班，原告该期间从未申请过加班，故不存在被告支付其加班工资的情形。最后，对于原告请求的2018年全年二分之一的福利，至今为止，被告没有向员工发放过2018年福利，且该福利是被告公司所在工会发放的福利，发放主体非被告公司。综上，被告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向本院提出反请求：1.判令被告无需补发原告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12月基本工资差额20,250元；2.判令被告无需支付原告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3,162元。事实和理由：对于基本工资差额，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12月，被告根据自身的公司经营情况和利润完成度，下调了所有员工的绩效比例，该期间绩效工资的调整并非针对原告一人，故被告无需向原告补发该期间的基本工资差额20,250元。原、被告签订的劳动合同第五条明确约定，“绩效工资按乙方工作业绩并经公司绩效考核后确定执行”，即原告的绩效工资系基于被告公司绩效考核后方确定，并非固定不变。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被告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和利润完成度，下调了所有员工的绩效比例，与原告同级别员工的绩效工资均由4,500元下调至3,000元。2017年12月，被告公司因业绩完成不理想，同样下调了所有员工的绩效比例，与原告同级别员工的绩效工资均由4,500元减半至2,250元。被告已向原告足额支付了绩效工资，无需再向原告补发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12月绩效工资差额。对于经济补偿金，因2017年12月被告公司业绩完成不理想，下调了所有员工的绩效比例，与原告同级别员工的绩效工资均由4,500元减半至2,250元，被告无需向原告支付2017年12月的绩效工资差额，故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工资性收入为130,398元，而非132,648元，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为10,866.50元，而非11,054元。被告应向原告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2,599.50元。综上，被告也不服仲裁裁决，现诉至法院，要求判如所请。针对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的诉讼请求，原告谢晶晶的辩称意见与其诉请意见基本一致，认为被告发放的薪资金额中存在差额，故导致计算其经济补偿金工资基数有误，故原告不同意被告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原告谢晶晶于2015年7月1日进入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工作，同日，双方签订期限至2018年6月30日止的劳动合同。该合同约定，原告试用期至2015年9月30日止。合同约定月基础工资3,521元(薪酬将随岗位调整进行变动)，绩效工资按原告工作业绩并经公司绩效考核后确定执行，其中试用期间工资为2,816.80元/月。原告原在被告综合管理部工作，自2017年5月起调整至投资投行部工作，级别均为一级业务员。工作期间被告未对原告实行过考勤制度。2018年6月29日，被告为原告开具《上海市单位退工证明》，明确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6月30日期满终止。2018年7月25日，原告向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原告：1.支付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54,024.51元；2.支付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基本工资差额32,200元；3.支付2017年度、2018年度慰问金差额10,800元；4.支付2016年6月至8月高温费900元、2018年6月高温费300元；5.支付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交通通讯费差额45,200元；6.支付2016年年休假补贴1,500元、2018年年假补贴1,500元；7.发放2018年1月至6月价值1,000元的电影消费卡、价值1,000元的观摩演出消费卡；8.发放2018年体检卡一张；9.发放2018年1月至6月价值1,000元的书报订阅券；10.发放2018年价值300元的生日蛋糕券；11.支付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延时加班工资2,662.80元、休息日加班工资5,769.40元；12.支付2015年年终奖差额38,250元；13.支付2016年年终奖差额58,810元；14.支付2017年年终奖15,000元；15.支付2018年1月至6月年终奖金33,000元。2018年9月5日，该仲裁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裁令被告支付原告：1.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33,162元；2.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基本工资差额20,250元。对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未予支持，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仲裁裁决，先后诉至本院。另查明，仲裁审理过程中，1、被告提供了原告2016年7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工资明细，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仅认为以报销名义支付的交通通讯补贴也应计入工资。根据该期间工资明细所载，2016年7月至2017年3月原告绩效工资为3,000元/月，2017年4月至2017年11月原告绩效工资为4,500元/月，2017年12月原告绩效工资为2,250元/月，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原告绩效工资为4,500元/月。2、原告确认，工作场所调整后，在办公室内有安装空调。审理中，(一)原告在2018年11月8日的庭审中，明确其诉讼请求中所主张的“基本工资差额”即指“绩效工资差额”，在2019年2月28日庭审过程中原告又称“基本工资差额”除绩效工资差额外还有基础工资，基础工资包括岗位工资和地区生活费津贴，还有一些杂项，原告具体也不清楚。另，原告该项诉讼请求金额由下列部分组成：1、2015年7月至2015年12月期间，原告在试用期内，被告未规定不发放绩效工资，故7月至9月试用期3个月每月均少发放3,600元，共计10,800元；2、2016年度自4月起被告单方降低1,500元/月，当年度共计少发13,500元；3、2017年度1月至3月每月少发1,500元，12月少发2,250元，当年度共计少发6,750元；4、2018年上半年自2月起被告向员工增资，每月少发原告230元，至2018年6月共计少发1,150元。前述金额共计32,200元。(二)就交通通讯补贴问题，原告称，该部分为员工购买发票予以充抵的额度，并非实报实销，实系员工工资的组成部分。其标准2015年7月至2017年5月均是4,200元/月，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均为1,700元/月。被告则认为交通通讯补贴为实报实销，相应标准实际为报销限额，超过限额部分按照上限报销，低于限额部分据实报销。其标准2015年至2016年6月为4,200元/月，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均为2,100元/月，2017年1月至6月为2,000元/月，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为1,700元/月。相应调整均系由部门经理直接通知，无其他规定等依据。原告明确，该部分诉讼请求主张的差额包括：1、2015年6月至12月期间，试用期三个月未发交通通讯补贴，共欠发12,600元；2、2016年度全年应发50,400元，其中4月、7月、11月、12月未发放，8月少发100元，9月少发2,100元，10月少发20元，实发共计31,380元，差额为19,020元；3、2017年度，少发1月4,200元，2月2,900元，11月1,700元，12月1,700元，共计10,500元；4、2018年上半年，其中1月、2月欠发各300元，4月至6月未发放，共计欠发7,400元。(三)2018年12月10日的庭审过程中，被告当庭向法庭出示了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及2017年12月的原始财务账册，根据原始财务账册中所载原告工资结构，其中2015年7月至2015年9月期间岗位工资2,128.80元/月，地区津贴688元/月，绩效0元，应发合计2,816.80元/月；2016年4月至2016年6月绩效为3,000元/月；2017年12月，包括证人陈立彬、原告在内的6名员工绩效均为2,250元，朱益匀当月绩效为3,600元。被告表示不同意给原告阅看除原告及证人以外的其他员工工资情况，如向原告出示原始账册，需做相应遮挡。原告不同意遮挡，原告认为其诉求基础为同工同酬，故要求阅看被告原始账册内所有员工信息，现被告表示做相应遮挡出示原始账册的方式，原告不认同，因此不再阅看。(四)原告为证明其主张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2015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的银行流水，证明原告的工资、年终奖、交通补贴等发放情况。2、原告实名举报的相关材料，证明原告就被非法调岗不安排工作、导致后续情况的原因、工资发放存在差额向中纪委、上海市纪委、国家信访局等有关机关举报。3、原告关于2017年终考核的申诉结果之再申诉，证明原告认为被告考核机制的不合理，仲裁机制的不合理，仲裁结果不合理。打分的人员参与仲裁。4、原告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基本收入、交通补贴、高温费、年假补贴福利等的计算明细、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工资收入总额明细及社保公积金缴存详单，证明计算明细。5、支付宝交易被告员工交通补贴信息、附件说明，证明原告通过支付宝转账其他员工交通补贴。6、2018年3月至6月交通补贴已提交但未支付的票据情况，证明原告该3个月已经提交了合格的交通发票，但被告未支付，发票共计5,600元。7、2018年年假补贴已提交但未支付的发票、短信，证明原告年假补贴已经提交，但被告未同意支付。8、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公积金及补充公积金的缴费明细，证明原告倒算得知被告所认可的工资基数。9、原告支付转账记录、微信朋友群、微信聊天记录等及补充说明，证明原告实际收到交通补贴的费用，实际系被告将原告作为转发渠道，安排原告转发给了其他员工。另外，2018年2月1日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及报销1月的交通通讯补贴费用，明确一级业务员交通费1,400元，通讯费300元，因此交通及通讯补贴不是实报实销，是定额发放。2017年12月18日的9时20分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被告要求赶紧报休假费。2017年10月26日微信聊天群中反映了公司认定原告考核不合格，体现为陆逊及沈立峰的微信陈述。11月2日下午微信通知开会，因原告实名举报，被告表示对原告年终会打不合格。10、公证书，证明证据9的材料均经过公证。被告对上述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2015年试用期应发工资是按照合同约定3,521元*80%发放，税前2,816.80元。对证据2真实性无法认可，与本案无关。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针对2017年的考核结果不称职，原告申诉后，被告仍维持不称职。对证据4的计算明细不符合证据形式，是原告单方陈述。工资收入总额明细及社保公积金缴存详单与本案无关。对证据5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不认可。对证据6真实性无法确认，被告没有收到。对证据7真实性不认可，被告在2018年未向员工发放年假补贴。对证据8真实性无异议，证明内容不认可。对证据9支付宝转账记录真实性不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无异议(除原告朋友圈的发布的内容)，其中可见原告在2017年度结果考核为不称职，员工互评的分数较低，原告与其所在部门的同事相处不融洽。微信群恰只能反映2017年年假可补贴。2016、2018年均不能发放。通过原告举证，被告始终要求员工以提交发票的形式进行实报实销，不存在发放定额交通补贴的情形。对证据10真实性无异议，内容的质证意见同前。被告则还提供了如下证据：1、被告公司员工陈立彬2018年9月20日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陈立彬职级是一级业务员，其于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的月绩效工资由4,500元下调至3,000元，其于2017年12月的绩效工资由4,500元下调至2,250元。与原告的同期下调比例相同。2、陈立彬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工资条明细，证明陈立彬2016年4月至12月的月绩效工资3,000元。2017年12月的绩效工资2,250元。3、被告公司员工朱益匀于2018年9月20日出具的《证人证言》，证明朱益匀2016年4月至6月职级是一级业务员，2016年6月8日调整为当前职级业务副主管，其于2016年4月至6月的月绩效工资由4,500元下调至3,000元。其于2017年12月的绩效工资由7,200元下调至3,600元。4、朱益匀2016年4月至2017年12月的工资条明细，证明朱益匀2016年4月至6月绩效工资3,000元，2016年6月至2017年3月的月绩效工资为4,800元，2017年12月的绩效工资为3,600元。以上共同证明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以及2017年12月，被告公司根据自身的经营情况和利润完成度，下调了所有员工的绩效比例，相同职级员工的绩效工资下调幅度完全相同。绩效工资的调整并非专门针对原告一个人，不存在被告应向原告补发绩效工资差额的情况。鉴于被告无义务向原告补发2017年12月的绩效工资差额2,250元，故原告离职前12个月的工资性收入应为130,398元。被告需向原告支付的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为32,599.50元。5、被告申请了证人陈立彬与朱益匀出庭作证，两位证人出庭发表的证言与其书面证言基本一致。6、被告对原告2017年度的考核表、考核申诉的结论及建议，证明原告2017年度考评不称职，原告不享有2017年度的年终奖金。考评分为管理者评价(50%，4.1分)、工作协助(45%，1.35分)、自评(5%，9.8分)。7、被告的支出证明单【2015年8月4日的2张(发放的是7月份的费用)7,109元交通费、4,600元通讯费；8月10日的9,043元通费、4,950元通讯费；9月22日的4,400元交通费、2,300元通讯费；2016年7月7日的2,300元交通费、7月8日的2,900元通讯费】，原告签字或盖章确认的2015年7月至9月交通费补贴报销统计表3份及通讯费补贴报销统计表3份,证明原告2015年7至9月、2016年7月报销的交通通讯费补贴，均载明现金付讫，2016年7月7日、7月8日发放是7月份的，原告实际领取了交通费1,600，通讯费500元。2015年7月份原告实际领取了交通费3,195元，通讯费900元。8月10日发放的是8月份的，原告实际领取了交通费3,205元，通讯费1,100元。2015年9月22日发放的是9月份的，原告实际领取了交通费3,200元，通讯费1,000元。8、原告2017年度年终考核评分表26份，包括2017年度员工考核总经理评分表1份、2017年度员工考核副总经理评分表2份、2017年度员工考核员工互评分表23份，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2017年度年终考核的事实客观存在，考核评分表的汇总结果与年终考核结论相一致。原告对考核事实仲裁阶段认可，但是不认可考核结果。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1至5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证人与被告存在利害关系，故认为证人证言也不应被采纳；对证据6真实性均不认可，本人述职的内容是原告书写的，自评表的内容原告认可。考核结果不认可。最终结论及建议原告收到过，但此后原告又申诉了，但被告没有回复；对证据7真实性不认可，其中领款人的签字是原告所签署的，但领款人与实际经办人是无关的。8张单子都是以原告为通道转给原告所在部门的其他人员。对分配表真实性也不认可，其只是统计表，并非真实情况，其中8月4日有签名的是原告本人所签，但加盖名章的不是原告本人加盖，相应印章在被告处，不知道被告如何加盖。对证据8真实性均不认可，本人述职的内容是原告书写的，自评表的内容原告认可。考核结果不认可。最终结论及建议原告收到后原告申诉了，但被告没有回复。结合原告的质证意见，被告出示了2015年8月3日至8月7日期间有关报销材料的财务原始账册一本，经当庭翻阅4,600元通讯费后，所附发票均为100元的定额发票，7,109元交通费发票包括部分出租车发票，其余也均为定额发票。就原告签收的现金付讫部分，并无其他员工签收的材料，该数据均由部门内勤自行掌握，但总的钱款被告已经支付给原告。被告还称，被告报销实际操作是以部门为单位进行报销，故没有员工个体的申请报销单。原告对该账册真实性亦不予认可。(五)原告称其主张的2017年年度慰问金是总经理慰问金，一般在2018年春节前发放，标准为3,800元，每年会涨200元。其主张的2018年7,000元包括总经理慰问金4,000元，总裁慰问金3,000元。原告又称，虽然其在2015年及2016年发放过年终奖，但要求按照同工同酬的标准予以补足差额。对2017年年终奖，原告不认可被告考评其不称职，15,000元为被告2017年年度公司最低发放年终奖金的金额，故以此为标准要求被告支付该金额。被告公司向除原告外的其他离职员工发放过年终奖金，故应当发放2018年年终奖。原告还称，原告在职期间被告安排过加班，在相应邮箱当中留有记录。被告对此均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未能提供证据或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就原告主张基本工资差额的问题。首先，就2015年7月至2015年9月试用期期间，双方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试用期期间月工资为2,816.80元/月,未明确另外享有绩效工资。原告现主张该3个月也应按照3,600元即正常月份4,500元的80%计发绩效工资，被告对此不予认可，本院不予采纳；其次，试用期满后，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每月对原告按照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方式进行绩效考核，实际每月发放的绩效工资金额均固定发放。被告虽称因公司业绩完成及经营情况，下调了所有员工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的绩效工资及2017年12月全员绩效工资减半，其虽提供了两位证人证言，但仍并未就相应阶段公司业绩情况变化、绩效调整本身的合理性加以举证，因此，对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2017年12月阶段未足额发放原告的绩效工资所致差额20,250元应予补足，对被告要求不支付相应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原告主张被告自2018年2月起对所有员工月增资230元，遭被告否认，原告对此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不予采纳,故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2015年7月至2015年9月，2018年2月至2018年6月欠发的基本工资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原告主张的交通通讯补贴问题。原告主张该金额并非实报实销，实际为员工的工资组成部分，被告不予认可。对此，一方面，原告提供了经公证的微信聊天记录，在2018年2月1日的微信聊天记录中系根据员工级别不同，明确固定金额，被告对公证书内的聊天记录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另一方面，被告虽称相应报销为实报实销，但其出示的原始财务账册中并无员工的报销申请单，所附大量发票为定额发票，无法体现员工个人差异性的报销金额，不符合报销的常理。故本院对原告所称该部分金额实为其固定津贴，属其工资组成予以采纳。审理中，原、被告双方确认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交通通讯补贴标准为4,200元/月，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期间为1,700元/月，但对2016年6月至2017年5月的交通通讯补贴标准存在争议。原告主张该期间未发生调整，仍为4,200元/月，被告则认为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降为2,100元/月，2017年1月至5月降为2,000元/月。被告相应调整均由部门经理直接通知，对其调整理由等均无证据加以证明，对原告要求补足的交通通讯补贴标准，本院采纳原告观点。原告还主张2015年7月至9月，2016年4月、7月、11月、12月，2017年1月、11月、12月，2018年4月至6月漏发当月补贴，2016年8月、9月、10月，2017年2月，2018年1月及2月期间当月少发了相应补贴，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被告提供了2015年8月、9月及2016年7月的支出证明单，证明2015年7月至9月、2016年7月的交通及通讯补贴均以现金形式向原告足额支付。原告对此虽不予认可，然亦确认相应支出单中领款人一栏是其本人签字。被告还提供了2015年7月至9月的费用统计表，相应表格显示制表人一栏加盖有原告姓名章或由其本人签字。原告对其签字真实性认可，但认为其名章在被告处，不知加盖情况。本院对比该三月的费用统计表，7月交通通讯补贴共计金额4,095元，8月为4,305元，9月4,200元。一方面，结合被告所述该期间月标准4,200元，2015年7月低于该标准的部分，在8月予以补足，亦可佐证该金额标准实为固定发放。另一方面，原告虽未收到相应金额，并未提供充分反证，本院对被告提供的该组证据真实性予以确认，对原告该4个月未领取到相应补贴不予采纳。对其余月份的补贴，被告作为用人单位，主张相应月份款项已正常支付，应对此承担举证责任，然被告并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院采纳原告主张。经计算，被告应支付原告2016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交通通讯补贴差额34,820元，对原告主张其他交通通讯补贴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已休完当年度法定年休假的员工，还可以享受300元/天乘以法定年休假天数的补贴，但并未提供被告处有相关规章制度规定，被告对此亦不予认可。原告虽提供了2017年的相应短信，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2016年及2018年被告处也有相同福利年休假政策规定，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逾期申请仲裁，其权利要求将不能通过仲裁及民事诉讼的途径获得保护。原告主张2016年的福利年休假补贴，也超过了相应申诉时效。故对原告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同理，原告主张2016年高温费的请求已超过申诉时效。自2017年5月起，原告已调整岗位无需出外勤，办公场所内安装有空调降温设备，故对原告主张2016年及2018年高温费、2016、2018年年假补贴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用人单位对年终奖金的发放具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原告现未提供证据证明曾与被告约定总经理慰问金及总裁慰问金等相关奖金的发放，现要求被告支付相应慰问金，遭被告否认，原告未能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对该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就年终奖金的问题，原、被告双方对发放标准及发放条件均未有明确约定，原告虽对2017年考核结果不予认可，但被告已从考核机制、考核流程、考核得分方面，对原告提出的申诉要求给予详细的书面解释，并明确回复维持考评等级。被告提供了原告2017年度的考核材料，证明考核情况，原告虽对此不予认可，但未能提供充分反证，被告认定根据考核结果行使经营自主权，不予发放当年度年终奖金，并无不妥，对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该年度年终奖金差额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另，就2015年及2016年年终奖金的问题，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相应年终奖金发放完毕后，其曾向被告提出异议，现仅以同工同酬为由要求补足2015年及2016年年终奖金，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就2018年年终奖，因原、被告双方劳动合同于2018年6月已终止，未至惯例发放时间，且被告亦尚不明确发放与否及发放标准，对原告要求被告依其估算金额发放该部分年终奖金的诉讼请求，本院亦不予支持。劳动者主张加班费的应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原告虽主张工作期间存在加班情形，但并未就加班事实提供初步的举证，对其要求被告支付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延时及休息日加班工资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被告存在发放电影消费卡、观摩演出消费券、体检卡、劳防用品、书报订阅券，生日蛋糕券的福利，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处有关福利制度的规定，且遭被告否认，对原告的该项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法律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劳动合同期满终止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结合被告应当补足原告相应绩效工资、交通通讯补贴的情形，经计算，被告应当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35,862元，对被告要求不支付原告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第四十六条第五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谢晶晶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2017年12月工资差额20,250元；二、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谢晶晶2016年4月至2018年6月期间内交通通讯补贴差额34,820元；三、被告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谢晶晶经济补偿金35,862元；四、驳回原告谢晶晶的其余起诉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沈 雯人民陪审员  朱凤娟人民陪审员  邹 敏二〇一九年五月十日书 记 员  王亚楠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一）劳动合同期满的；……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五）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