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81行初19号 原告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喜安村四组18号。 法定代表人鲜思应，男，系该公司经理，1974年6月14日出生，汉族，住成都市金牛区。 委托代理人包游，四川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刘长江，四川淳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锦城大道366号。 法定代表人苏鹏，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刘康学，男，系郫都区人社局副局长，1970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 委托代理人梁国钊，四川永辅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江兴郭，男，1986年7月3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中江县。 委托代理人何显贵，中江县兴隆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原告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通达公司）诉被告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成都市人社局）、第三人江兴郭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确认一案，原告新通达公司于2018年12月3日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指定本案由本院管辖。2019年2月18日，本院受理此案后，依法向被告成都市人社局、第三人江兴郭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过程中，经原告申请，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新通达公司委托代理人刘长江，被告成都市人社局的分管负责人刘康学、委托代理人梁国钊，第三人江兴郭及其委托代理人何显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成都人社局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编号：〔2018〕17-204号），主要内容为：经调查核实，2017年7月25日上午9时许，江兴郭受厂长安排拆除厂区住宿楼玻璃时被玻璃划伤。经医院诊断为：左前臂开放性多发性血管神经肌腱断裂，左前臂皮肤软组织撕脱伤，右足背开放性血管神经肌腱断裂，右足背皮肤软组织撕脱伤，左前臂屈指肌腱及屈腕肌腱滑车断裂，右足趾长伸肌腱滑车断裂。江兴郭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原告新通达公司诉称，2018年6月29日，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2018〕17-2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在被告作出工伤认定之前，原告已就劳动关系提出异议并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确认原告与江兴郭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在没有经法院判决确认属于劳动关系的前提下，被告不能认定是否属于工伤。虽然江兴郭提供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书和郫都区人民法院判决书，但是这并不是生效的仲裁裁决书或者判决书。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8年10月份才确认了劳动关系，但是被告却在6月份就认定了工伤，因此，被告作出的〔2018〕17-2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依法应予撤销。故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的〔2018〕17-2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新通达公司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17-204号）；2、（2018）川0124民初1296号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3、（2018）川01民终12539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被告成都人社局对原告新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刚好证明第三人因工作原因而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对证据2、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被告已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告知原告举证，但原告未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此两份证据。 第三人江兴郭对原告新通达公司提交的证据1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2的三性认可，认为证明了原告与第三人自2013年4月22日起，存在劳动关系；对证据3，认为原告在该判决书下发时未向成都中院申请复议，且原告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不合法。 被告成都人社局辩称，1、原告新通达公司称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10月确认其与江兴郭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在2018年6月份认定江兴郭工伤错误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是否具有劳动关系确认权请示的答复》明确“根据《劳动法》第九条和《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八条的规定，劳动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认定受到伤害的职工与企业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职权。”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通过工资表、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询问笔录等证据足以证明原告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同时，原告未在工伤认定程序提交证据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也未提交其他任何材料，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成都中院的终审判决，也确认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2、工伤认定程序中的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江兴郭2017年7月25日在原告新通达公司的工作地点、工作时间因工作原因而受伤，应认定为工伤，事实清楚，证据充分。3、第三人江兴郭2017年7月25日在原告新通达公司上班，当日上午九点左右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工作原因而受伤，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被告成都人社局认定第三人江兴郭为工伤，适用法律正确。4、原告新通达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提交证据证明“第三人江兴郭不是工伤”，其就“江兴郭不是工伤”的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依法不能成立，原告新通达公司的诉求应依法予以驳回。5、市人社局依法履行职责，依法履行了受理、告知、送达等行为，案涉工伤认定程序合法。综上，原告新通达公司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对劳动关系提出异议，应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的〔2018〕17-204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并无不当，请法院依法维持案涉工伤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请。 被告成都人社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工伤认定申请表复印件、工伤认定证据材料清单复印件、江兴郭身份证复印件、郫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送达回执、成都新通达万通贸易有限公司职工工资表复印件、中国民生银行江兴郭个人账户对账单两份复印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出院证明书复印件、申请复印件；2、郫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及被调查人身份证复印件（黄绿芬、唐中才）；3、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018]17-121号）复印件、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告知书（[2018]17-30号）复印件、认定工伤决定书（〔2018〕17-204号）复印件、送达回证复印件、EMS邮寄底单两份复印件及妥投单、申请复印件、工伤认定决定更正通知书（〔2019〕17-001号）复印件、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成）登记内名变核字[2014]第002498号）复印件、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复印件；4、《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工伤认定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七条；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鲜思应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材料。 经庭审质证，原告新通达公司对被告成都人社局提交的证据1中的工伤认定申请表复印件、工伤认定证据材料清单复印件、江兴郭身份证复印件、工伤认定申请表复印件、郫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的三性无异议，对其他的证据合法性、真实性无异议，对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这些证据证明的是第三人申请工伤的事实，与本案无关，且仲裁裁决书可以证明工伤认定时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还处于诉讼中；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理由同证据1；对证据3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据4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属于法律法规，不是证据；对证据5的三性无异议，但认为当时原告提交的时候只是为了履行原告的告知义务，并不说明原告认可其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 第三人江兴郭对被告成都人社局提交的证据均认可。 第三人辩称，1、原告诉状中所诉事实多系不实之词，原告为达到撤销〔2018〕17-204号工伤认定决定的目的，编造虚假事实，无理无据。2、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真实合法。郫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郫都区人民法院（2018）川0124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书均确认原告与第三人自2013年4月22日起存在劳动关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01民终125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2018）川0124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原告在该终审判决书下发前未提出复议申请。成都人社局作出的工伤认定事实清楚，真实合法，具有法律效力。3、原告在郫都区仲裁委庭审、郫都区法院庭审、成都中院庭审时均未提供任何证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复印件；2、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章程及营业执照复印件；3、鲜思应名片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4、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职工工资表复印件、中国民生银行江兴郭个人账户对账单三份复印件；5、江兴郭考勤卡复印件；6、郫劳人仲委裁字（2019）第13号仲裁裁决书及庭审笔录复印件；7、郫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复印件，证明第三人与原告存在劳动关系；8、郫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及被调查人身份证复印件（黄绿芬；9、录音记录两份复印件；10、（2018）川0124民初1296号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庭审笔录复印件；11、（2018）川01民终12539号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及调查笔录复印件。 经庭审质证，原告新通达公司对第三人江兴郭提交的证据6、7、10、11的三性均无异议，认为可以证明被告在作出工伤认定时，原告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尚处于司法程序中；对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可。被告成都人社局对第三人江兴郭提交的证据6、7、10、1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但认为与本案无关，该几项证据不能否认第三人和原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被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通过各种证据确认原告和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对第三人江兴郭提交的其他证据的三性均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虽原告当庭提交证据2、3存在迟延举证的不当行为，因两份证据与本案事实相关，本院准予举证质证并当庭训诫原告。原、被告及第三人提交的证据均真实、合法，且与本案有关联，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江兴郭系原告新通达公司的员工。2017年7月25日，第三人江兴郭在工作中受伤，并被送至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住院治疗。《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出院证明书》载明：“入院日期：2017年7月25日12时19分，出院日期：2017年8月8日，损伤的外因及时间地点：患者于2017年7月25日09:00时因在公司上班时被玻璃割伤左前臂及右足。” 郫都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8年2月8日作出郫劳人仲委裁字（2018）第18号仲裁裁决书，载明：“结合被申请人从2015年12月开始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申请人支付薪资至2017年9月和申请人2017年7月25日受伤后被申请人支付了申请人住院的全部医疗费用的事实，本委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23日作出（2018）川0124民初1296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判决如下：一、驳回原告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原告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江兴郭之间自2013年4月22日存在劳动关系。”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川01民终12539号民事判决书，载明：“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告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作出工伤认定前知晓案涉劳动关系仍处在诉讼当中。 第三人江兴郭于2018年4月18日向被告成都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被告成都人社局于2018年6月29日作出〔2018〕17-2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第三人江兴郭的受伤性质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故对其予以认定为工伤。原告新通达公司不服该《认定工伤决定书》，故起诉至本院，请求判令：1、依法撤销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的〔2018〕17-2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之规定，本院对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出的〔2018〕17-2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其法定职权、程序、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进行合法性审查。 关于法定职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之规定，被告成都市人社局作为履行社会保障职责的行政机关，有权对辖区内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认定。 关于程序。被告成都市人社局在收到第三人江兴郭的工伤认定申请后，依据职权进行调查，在法定期限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依法送达《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定程序。 关于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司法机关尚没有对本案的劳动关系确认前，被告作出的工伤认定是否合法。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在工伤认定程序中，用人单位不认为职工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被告成都人社局在受理第三人的工伤申请后，依法向原告送达告知书，告知原告如果认为第三人不是工伤的，应当进行举证。原告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未向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其认为第三人不是工伤，也未向被告提交证据证明其与第三人的劳动关系尚处于诉讼中。同时，司法权与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不同的组成部分，司法程序与行政程序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程序。当某一待证事实在司法机关没有作出认定或随后作出认定前，有权的行政机关依照行政程序，可以独立地对该待证事实予以认定。因此，被告在不知晓本案劳动关系处在司法程序的情况下，独立地按照行政程序，作出工伤认定并无不当。 综上，被告成都人社局作出的〔2018〕17-20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原告新通达公司的诉请，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成都新通达复合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田彦涛 人民陪审员  韩 燕 人民陪审员  康 华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书 记 员  李林芳 附本案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或者原告申请被告履行法定职责或者给付义务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