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72民初1090号原告：上海志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虹口区新建路******。法定代表人：杨莉达，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刘轶，上海恒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宣城市祥升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住所地：。住所地：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双桥街道双溪路办事处综合楼**-3v>法定代表人：王乐天，该公司总经理。委托代理人：陈劼，上海金沪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志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为与被告宣城市祥升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一案，于2019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同年6月13日，本院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并于同年7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委托代理人刘轶律师，被告委托代理人陈劼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2018年3月至7月间，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为其办理了六票货物的出口货运代理事务，前述货物分别以编号为HTEXP1803013SH、588092679、588093786、588096546、COSU6053219880、EGLV142851905040的提单装船出运。但被告至今仍拖欠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115279.55元未付。为此，原告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115279.55元及利息（以人民币115279.5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1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和诉讼保全申请费由被告承担。庭审结束后，原告以放弃主张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项下海运费用人民币22680元为由，申请将第一项诉请金额减少为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92599.55元及利息（以人民币92599.5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1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被告辩称，1、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项下货物一直未运抵提单所载目的港圣玛尔塔，国外收货人也未收到货物，原告未完成其受托货运代理事务，被告不应支付该票货运代理费用；2、同意向原告支付其所主张的另外五票货运代理费用。为此，被告请求驳回原告对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项下货运代理费用的诉请。原告为支持其诉请所提交的证据及被告质证意见如下：1、出口订舱委托书六份，以证明被告委托原告办理涉案六票订舱、报关、拖车等出口货运代理业务。2、提单六份，以证明原告已依照被告要求完成委托事务。3、出口货物报关单六份，以证明被告是涉案六票货物的出口方，也是六票货运代理业务委托人。4、费用确认单十一份，以证明原告完成委托事务后，与被告确认的货运代理费用金额。5、发票十一份，以证明原告根据被告确认的金额向被告开具货运代理费用发票。6、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查询的箱货信息，以证明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所载集装箱已于2018年4月5日装船出场。7、原、被告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被告确认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项下海运费金额是人民币22680元。8、原、被告工作人员就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信息及报关资料进行沟通核对的QQ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完成了被告委托的该票货运代理事务。9、原、被告工作人员的微信聊天记录，以证明原告已将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全套正本交给被告。被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于证据2-4中编号为58802679的提单及该票货物报关单、费用确认单的真实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货物下落不明，原告未完成该票委托事务，对于其余五票业务所涉单证的真实性均无异议；认可证据5的真实性，确认该些费用发票均已收到；对证据6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无异议；对证据7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内容是双方对该票货物费用金额的确认，并不代表对支付义务的确认，原告未完成委托事项，无权请求被告支付该笔费用；对证据8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这是双方在该票货物出运前对相关信息的沟通核实；对证据9的证明目的予以认可，确认被告相关工作人员业已收到该票提单。本院认为，对于证据1，被告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均予认可，本院认定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对于证据5，被告认可其真实性，确认曾收到发票，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证据6的箱货信息可以在公开网站查询得到，且被告认可其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证据7，被告对真实性以及双方确认海运费金额的事实予以认可，本院对其证据效力和证明力予以认定。对于证据8，被告认可其真实性，本院对其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该证据能够证明在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项下货物出运前，原告就报关、装箱、提单确认等事项与被告进行沟通联系。对于证据2-4，被告对除编号为58802679的提单外五票业务所涉单证的真实性均予认可，本院对该些单据的证据效力予以认定；对于编号为58802679的提单项下业务所涉提单、报关单、费用确认单，虽然被告不认可其真实性，但确认曾委托原告办理该票出口货运代理事务，且曾就该提单信息确认、装箱、报关等内容与原告进行沟通，并已收到原告交付的该票提单，此外，该提单、报关单所载信息与原告订舱委托书中的收发货人、货物信息相吻合，提单所载集装箱号、船名、装船出运时间与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查询得到的集装箱流转信息亦可相互印证，证据7中双方就该票海运费金额通过微信进行确认的时间恰在提单项下货物出运后几天，结合在案相关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认证，能够认定原告为该票货物出运办理了订舱、报关等委托事务，且该提单项下集装箱已于2018年4月5日装船出运，本院对该票业务项下提单、报关单所载信息的真实性和证据效力予以认定；至于费用确认单，据原告所述，系由其单方制作后发送给被告，结合证据5中原告所开具的发票，能够证明原告曾要求被告确认货运代理费用的事实，至于该费用金额是否为被告所确认，尚需结合在案其他证据和当事人陈述进行综合判断。对于证据9，被告认可其证明目的，确认已经收到该票提单，本院对该证据的证据效力和证明力均予认定。被告未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查明：2018年3月至7月间，被告先后向原告发送五份出口订舱委托书，委托其办理五票货物的订舱、报关、拖车等出口货运代理事务。原告依约完成委托事项后，五票货物先后于2018年3月17日、5月3日、5月17日、6月13日、7月23日以编号为HTEXP1803013SH、588093786、588096546、COSU6053219880、EGLV1428190****的提单装船出运。随后，原告向被告发送费用确认单，并于2018年4月11日开具编号为34190851的发票，向被告收取编号为HTEXP1803013SH的提单项下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1628.55元；于同年5月8日开具编号分别为34190896、34190897的发票，向被告收取编号为58803786的提单项下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23620元；于同年5月24日开具编号分别为40622231、40622232的发票，向被告收取编号为588096546的提单项下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19021元；于同年6月20日开具编号分别为40622276、40622277的发票，向被告收取编号为COSU6053219880的提单项下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20470元；于同年8月13日开具编号分别为03410582、03410583的发票，向被告收取编号为EGLV1428190****的提单项下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22510元。除前述五票货运代理业务之外，2018年3月份，被告还曾向原告发送一份出口订舱委托书，委托其代办一批纺织品从上海港出口到哥伦比亚圣玛尔塔的出口货运代理事务。2018年3月30日，原、被告工作人员通过QQ方式就货物出口所涉报关、装箱、提单信息确认等货运代理事项进行沟通。原告工作人员应被告工作人员请求，向其发送了名为“588092679提单确认”的文件，后者核对后提出修改提单样本的要求。2018年4月5日，该票货物以编号为58802679的提单装船出运，提单载明目的港圣玛尔塔（SANTAMARTA），船名航次为CLIFFORDMAERSK1807，集装箱箱号为MSKU8585345，装载有2484件毛重26000公斤的尼龙布和涤纶布。根据在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查询的箱货信息，箱号为MSKU8585345的集装箱于2018年4月1日出口重箱进场，并于2018年4月5日装船出场，载于“CLIFFORDMAERSK”轮。同年4月11日，被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与原告工作人员确认该票货物海运费金额是人民币22680元。同日，原告向被告开具编号为34190852、34190853的两份发票，分别收取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5350元、22680元，发票备注栏中注明“CLIFFORDMAERSK1807;588092679”。2019年7月24日，原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询问被告工作人员，该票货物所涉的三张正本提单是否已全部寄给收货人，被告工作人员回复表示已全部寄给收货人。原告明确，就该票提单仅向被告主张人民币5350元的杂费，对海运费人民币22680元不再主张。原、被告在庭审中述称，编号为58802679的提单项下货物是原告委托拖车公司从被告处运至码头堆场；就涉案六票货物出运，被告委托原告操作的都是国内货运代理事务，原告在将船公司的提单交给被告后即完成其受托事项；在双方的长期合作中，凡是为目的港在哥伦比亚的货物代办出口货运代理事项的，原告均向被告收取货运代理杂费人民币5350元。关于货运代理费用支付时间，双方并无书面约定，原告称，根据双方的交易惯例，被告应在收到原告开具发票的第二个月月底之前付款；被告则表示，其一般是在货物出运以后一到两个月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用。被告庭审中表示，原告未曾向其交付编号为58802679的提单，其在该票货物出运后也未向原告索要过提单，但在庭后2019年8月23日向法庭书面确认，经核实被告工作人员业已收到此提单。本院认为：本院为海上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就涉案编号为HTEXP1803013SH、588093786、588096546、COSU6053219880、EGLV1428190****的五票提单项下的货物出运，原告接受被告的委托办理了订舱、报关、拖车等货运代理事务，双方成立相应海上货运代理合同关系。现该五票货物已经出运完毕，原告依约完成了委托事务，被告作为委托人应依约履行付款义务。现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收取前述五票货运代理费用共计人民币87249.55元，被告对该付款义务和费用金额均予确认，故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前述五票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87249.55元，并应承担迟延付款的违约责任。就涉案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项下的货物出运，被告委托原告办理出口订舱、报关、拖车等货运代理事务。该提单载明货物已于2018年4月5日装船出运，相应集装箱流转信息也显示装载前述货物的集装箱已经于2018年4月5日装船出场，原、被告工作人员在货物出运六天之后（2018年4月11日）就该票海运费金额进行确认时，被告工作人员并未就货物出运情况提出任何要求或者异议，综上，可以确认涉案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项下的货物已经出运完毕。因被告委托原告处理的仅为国内货运代理事项，现原告依约完成了出口订舱、报关、拖车等委托事务，并已向被告交付提单，其已完成货运代理合同项下的委托事务，被告作为委托人亦应依约履行付款义务。至于货物装船出运以后的运输、境外目的港的收货情况，并不属于原告受托处理的事务范畴，本院对被告以货物未运抵提单所载目的港、国外收货人未收到货物为由拒绝支付货运代理费用的抗辩不予采纳。现原、被告均认可在双方的长期合作中，凡是为目的港在哥伦比亚的货物代办出口货运代理事项的，原告均向被告收取货运代理杂费人民币5350元。涉案编号为588092679的提单所载目的港也是在哥伦比亚，故依双方的交易惯例，被告应向原告支付该票货运代理杂费人民币5350元。关于利息损失，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1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本院认为，利息损失系因被告迟延支付造成的法定孳息损失，利息起算点应为被告迟延付款之日，亦即被告债务履行期满的次日。就被告应支付货运代理费用的时间，双方的陈述存在差异，原告称，根据双方的交易惯例，被告应在收到原告开具发票的第二个月月底之前付款；被告则表示，其一般是在货物出运以后一到两个月向原告支付货运代理费用。因原告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何时向被告交付涉案发票，且被告自认的付款时间亦无悖于货运代理行业的惯常付款模式，故本院采纳被告关于付款时间的主张。涉案编号为HTEXP1803013SH、58802679、588093786、588096546、COSU6053219880的五票提单项下货物出运时间在2018年3月17日至2018年6月13日之间，按照被告所称的付款时间，被告至迟应于货物出运后两个月付清前述五票货运代理费用，因此，就前述五票货运代理费用共计人民币70089.55元，原告主张被告逾期付款的利息自2018年9月1日起计算，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涉案编号为EGLV1428190****的提单项下货物出运时间为2018年7月23日，按照被告所称的付款时间，被告至迟应于2018年9月23日支付该票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22510元，则逾期付款利息应自2018年9月24日起算。至于利率标准和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原告主张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于法不悖，本院对此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四百零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七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宣城市祥升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上海志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支付货运代理费用人民币92599.55元及利息（以人民币70089.55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1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以人民币2251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18年9月24日计算至被告实际支付之日止）；二、对原告上海志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宣城市祥升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如未按本判决规定的时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115元，因适用简易程序减半收取计人民币1057.50元，诉讼保全申请费人民币1096元，由被告宣城市祥升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原告上海志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被告宣城市祥升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王金凤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书记员  龙 亭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第四百零五条受托人完成委托事务的，委托人应当向其支付报酬。因不可归责于受托人的事由，委托合同解除或者委托事务不能完成的，委托人应当向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货运代理企业按照概括委托权限完成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请求委托人支付相关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第七十四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