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27519号原告：邓学平，男，1982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江苏省苏州市。原告：杨海燕，女，1989年5月4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安徽省滁州市。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汪倩玉，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被告：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法定代表人：唐兵，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女。委托诉讼代理人：苏荣城，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XXX号XXX号楼XXX室。法定代表人：范敏，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敏琴，上海铭富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邓学平、杨海燕与被告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航空公司”)、第三人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携程公司”)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后因案件复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邓学平及两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璐，被告联合航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扬、苏荣城，第三人携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敏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邓学平、杨海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联合航空公司分别返还两原告退票费人民币604元(以下币种相同)。诉讼中，两原告表示因购票时享受会员折扣共计12元，故实际被告应分别返还两原告退票费598元。事实和理由：第三人携程公司系航空运输销售代理企业，名下运营“携程旅行网”，为包括被告联合航空公司在内的航空公司代理销售机票。原告邓学平通过“携程旅行网”为自己及原告杨海燕购买两张被告的机票，航班号为KN2317(石家庄-上海)。原告邓学平在享受12元会员折扣外共计向第三人支付1,364元，上述费用包括机票费、机建费、燃油费和航空意外险。两原告原计划6月13日出行，但原告邓学平误将6月13日机票勾选成6月20日。2018年6月13日当日，邓学平发现购票日期错误，登录“携程旅行网”进行改签操作时，网站弹出“特价机票，不可改签”的告示，同时“携程旅行网”告知退票需扣费1,208元，包含1,196元的退票费及12元会员权益，最终实际退还原告邓学平的费用仅为机建费、燃油费及航空意外险共计168元，实际未退还费用为1,196元。原告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两原告与第三人携程公司之间订立的客运合同应当直接约束两原告与被告，两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客运合同关系依法成立。而被告应当在客运合同中约定可以办理退票或变更手续的合理期间，但被告违反上述规定，未在客运合同中约定前述期间，还擅自将机票价格作为两原告是否可以办理退票、变更手续以及如何扣除相关费用的依据，正是被告的违法行为，导致原告在申请改签时被拒。第三人制定的《机票预订须知》以及被告制定的《旅客须知》、《中国联航国内运价适用条件表》均是其单方格式条款，无论从内容的公平性或是从格式条款的提示要求，被告及第三人均未履行相关法律义务，故被告及第三人关于退票费用的格式条款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另原告认为原告购买机票选择日期错误，属重大误解，因之订立的合同依法可撤销，而两原告提前七天退票，被告实际不需要履行承运义务，完全可以将机票转卖他人，不会有任何损失，因此被告拒绝改签的行为无法律依据且显失公平。庭审中，两原告向本院明确其请求权基于合同退票条款无效，而非可撤销。被告联合航空公司辩称，两原告与其司分别成立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不应当在本案中以共同原告身份起诉联合航空公司，故诉讼主体不适格。原、被告之间订立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合法有效，涉案机票的退改签规则属于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虽然退改签规则对两原告的权利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该限制是基于机票对应的折扣及价格，故其司并未加重原告责任或排除原告主要权利，两原告在订票时可以选择不同航空公司不同价格机票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与联合航空公司就涉案机票订立合同，表明两原告主动接受涉案机票的退票规则，不违背公平原则。同时其司及第三人携程公司在订票页面对上述退改签规则多次进行提示，两原告在已经接受退改签规则的情况下要求被告返还退票费于法无据，请求法院驳回两原告的诉请。第三人携程公司辩称，其司系携程旅行网的运营方和管理方，而非被告联合航空公司的代理方，本案中两原告订购的机票是由携程公司的关联公司上海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提供购票服务，故两原告与携程公司未形成合同关系。在原告邓学平通过携程旅行网订购涉案机票时，上海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已经将上述机票的退改签政策多次明确提示原告，且该退改签政策与被告联合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政策一致，原告在确认机票信息及退改签政策后进行操作并支付款项，上海华程西南国际旅行社在提供票务服务的过程中无过错，不同意两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基于庭审查明如下事实，第三人携程公司系携程旅行网及手机应用程序“携程旅行”的运营方及管理方，被告联合航空公司与第三人携程公司签订有《国内航空旅客运输销售代理协议》，协议中约定由携程公司代理联合航空公司向旅客填开客票、退票单和其他业务凭证等。2018年6月10日，原告邓学平通过手机应用程序“携程旅行”为自己及本案另一原告杨海燕购买了被告联合航空公司于2018年6月20日15时40分由石家庄飞往上海的KN2317次航班机票两张，共支付费用1,364元，该费用包含机票价格1,196元，机建费100元，燃油费20元，航空意外险费用60元，同时原告邓学平使用会员权益优惠12元。2018年6月13日，原告邓学平发现订票日期选择错误，其本欲订购当天机票，却错误选择为6月20日起飞之机票，遂登录“携程旅行网”进行改签操作。此时网站弹出“特价机票，不可改签”提示，原告邓学平仍选择退票后共收到退款金额168元，实际被扣除退票费用为1,196元。2018年7月16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二)航空公司要合理确定客票退改签收费标准，退票费不得高于客票的实际销售价格。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即根据不同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等，设定合理的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本案审理过程中，第三人携程公司向本院提供了相关订票操作流程页面截图。根据第三人提供的截图显示，在“携程旅行”手机应用程序搜索2018年6月20日从石家庄飞往上海的航班后，程序页面提供包含原告邓学平购买的联合航空公司KN2317航班在内的多个航班可供选择，该页面中对不同航班的价格、机票折扣、起飞时间、降落时间、航班号及飞机机型等信息均进行了直接显示，在该页面联合航空公司KN2317航班价格598元下方显示“经济舱5折”字样。在上述页面点击选择KN2317航班后，随即进入航班价格选择页面，在该页面中用户可选择预订该航班三种不同价格的机票，598元价格机票下方对应信息为“经济舱5折、仅退机建燃油”，其中“仅退机建燃油”内容为橙色字体显示；900元价格机票下方对应信息为“经济舱7.5折、退改￥180起、无免费托运行李额”，其中“退改￥180起、无免费托运行李额”内容为橙色字体显示；1,200元价格机票下方对应信息为“超级经济舱全价、提前退改免费、托运行李额30KG”，其中“提前退改免费、托运行李额30KG”内容为橙色字体显示，同时在该界面中能够通过点击退改签字体内容浏览详细信息，以原告购买的598元价格机票为例，点击价格下方“仅退机建燃油”字样，在转入页面中显示“成人退改签说明”，该说明中载明“退票费：598元/人，同舱更改条件：不得更改，签转条件：不得签转。”在前述机票价格选择页面选择原告购买的联合航空公司KN2317航班598元档位机票，点击“预订”后，即可进入乘机人信息填写页面，妥填相关信息后即可点击“下一步”进入支付页面完成机票预订。针对第三人携程公司提供的上述截图，原告表示不能确定截图的真实性及合法性，携程公司在事发后已多次对手机应用程序“携程旅行”进行修改升级，截图中展示的页面详情与原告起诉时页面不同，故不予认可。被告联合航空公司对上述截图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予认可。以上事实，由原告提供的购票订单、机票支付凭证、退改签操作界面截图、退款情况截图、客服通话记录、“携程旅行网”机票预订须知、联合航空公司《旅客须知》及《中国联行国内运价适用条件表》、《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被告联合航空公司提供的旅客订票记录、联合航空有限公司《关于差异化服务的请示》及批复、《联航公司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中国联航(国内)运价使用规则》、《国内航空旅客运输销售代理协议》，第三人携程公司提供的原告订票操作流程页面截图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并均经庭审质证所证实。本院认为，原告邓学平通过第三人携程公司运营的“携程旅行”手机应用程序为自己及原告杨海燕购买被告联合航空公司出售的机票，被告联合航空公司于2018年6月10日对原告所购机票进行出票，故两原告及被告联合航空公司之间的航空旅客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第三人携程公司作为“携程旅行”手机应用程序的运营商，提供的仅仅是网络平台服务，并非航空旅客运输合同订立主体。原告于庭审中明确其请求权基于要求确认相关条款无效，故其诉称重大误解等可撤销事由，不属本案审查范围，当事人争议焦点即在于系争航空旅客运输合同中关于约定“不得退改签”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对此本院认为，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本案中两原告购买的系争机票“不得退改签”条款属于上述格式条款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就本案而言，根据第三人携程公司提供的订票操作流程网页截图显示，原告订购涉案机票时，携程公司在机票价格选择页面内原告订购的598元档位机票下方以橙色字体标注了“仅退机建燃油”的内容，同时订票人只需点击上述字样即可浏览详细退改签说明，上述方式足以使普通消费者在订立机票时注意到机票退改签的重要提示，故可以认定被告联合航空公司已经通过合理方式履行了《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提请注意义务。两原告在购买机票时选择被告联合航空公司KN2317航班598元档位机票，在“携程旅行”应用程序订票操作过程页面中多次显示该档位价格为“经济舱5折”，根据一般交易经验及习惯，商品价格的折扣可能伴随着一定的权利限制，被告联合航空公司在机票价格页面共提供三种不同价格的机票，其中定价为1,200元的全价经济舱机票标明“提前退改签免费”，而两原告在能够自主选择机票价格的情况下自愿选择购买598元档位机票，应视为其同意在享受优惠价格的同时接受一定的交易限制，上述限制并未剥夺两原告的自主选择权，也未使合同在订立时产生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且就限制退票事宜，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并未作出导致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订票时应对退票所应承受的合同风险明确了解，购票后应依照诚实守信原则恪守合同义务，对自己选择的后果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现原告因其自身原因无法成行，其选择退票后以相关格式条款无效为由要求要求被告联合航空公司返还退票费，该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两原告对携程公司提供的订票操作流程页面截图真实性存在异议，未能提供相反证据予以佐证，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六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邓学平、杨海燕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收取50元，由原告邓学平、杨海燕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杨建勇审 判 员  陈 龙人民陪审员  杨 立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书 记 员  张恺翔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四十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对已尽合理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第十条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并具有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格式条款无效。第十四条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