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闽0211民初2875号 原告（反诉被告）：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住所地厦门市集美区杏前路173号（一期厂房）一层之一。 法定代表人：刘珍红，职务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卢江雄，福建汇丰联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反诉原告）：戴斌，男，1983年2月6日出生，汉族，住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涂志文，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反诉被告）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方广源公司）与被告（反诉原告）戴斌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6月22日立案受理，被告戴斌于2018年8月6日提出管辖权异议，并于2018年9月28日提出反诉。本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闽0211民初2875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戴斌的管辖权异议。戴斌不服本院裁定提起上诉。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7日作出（2018）闽02民辖终695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反诉被告）中方广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军、被告（反诉原告）戴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梦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中方广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戴斌向中方广源公司立即偿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2.判令戴斌向中方广源公司立即支付违约金110000元；3.判令戴斌承担本案的所有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7日，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经协商一致，签署1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方广源公司将其持有的厦门联传标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以11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戴斌。戴斌同意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将转让费1100000元分二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中方广源公司。协议签订后，中方广源公司随即履行了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义务。联传标识公司依法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但时至今日，戴斌仍未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将股权转让款支付给中方广源公司。上述协议第六条对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即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10%的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而给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于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中方广源公司为此提起本案诉讼。 戴斌辩称，其不需要向中方广源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戴斌与中方广源公司于2018年1月13日签订的《股东合作协议》以及戴斌提交的谈话录音都可以证明，中方广源公司将其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30%的股权授予戴斌，该股权未出资的部分由戴斌承担。若后期戴斌退出公司，应以零元的价格将公司授予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按照协议约定，联传标识公司的股权只是中方广源公司暂时登记在戴斌名下而已，一旦不再合作或戴斌退出公司，该些股权是需要返还给中方广源公司的，该些股权是不需要支付对价的。 签署案涉《股权转让协议》是因为戴斌属于技术性人才，且拥有丰富的工厂管理经验，中方广源公司为了引进戴斌合作并激励戴斌。中方广源公司当初承诺将其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赠与戴斌，并向戴斌说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需要。 中方广源公司、戴斌在《股东合作协议》中约定：“中方广源公司将持有厦门联传标识有限公司30%股份（包含中方广源公司起诉的22%部分）授予戴斌，该股权未出资的部分由戴斌承担。”中方广源公司起诉主张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对应22%的股权），按照《股东合作协议》约定，该些股权未出资的部分由戴斌承担，则意味着戴斌不仅需要向中方广源公司支付1100000元的股权转让款，而且还需要履行1100000元的出资义务。并且，《股东合作协议》约定：“若后期戴斌退出公司，应以零元的价格将公司授予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意味着戴斌在支付1100000元股权转让款并履行完缴纳出资款1100000元的义务后，还应当以零元的价格将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明显不合理不公平。何况，中方广源公司自2015年联传标识公司成立以来，一直未实际出资。因此，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该份《股权转让协议》明显属于欺诈。鉴于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之间合作不顺畅，戴斌愿意按照协议约定以零元的价格将所有股权返还给中方广源公司。 因此，中方广源公司主张戴斌支付股权转让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驳回中方广源公司的全部诉求。 戴斌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1.判令撤销戴斌与中方广源公司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2.判令反诉的诉讼费由中方广源公司承担。事实与理由：2017年7月7日，戴斌与中方广源公司为了合作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戴斌属于技术性人才，且拥有丰富的工厂管理经验，中方广源公司为了引进戴斌合作并激励戴斌，承诺将其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赠与戴斌，并向戴斌说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只是办理工商变更手续的需要。为了避免纠纷，双方于2018年1月13日又签订1份《股东合作协议》，约定中方广源公司将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30%股权授予戴斌，该股权未出资的部分由戴斌承担。若后期戴斌退出公司，应以零元的价格将中方广源公司授予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 按照约定，联传标识公司的股权只是中方广源公司暂时登记在戴斌名下而已，一旦不再合作或乙方退出公司，该些股权是需要返还给中方广源公司的，该些股权是不需要支付对价的。况且，中方广源公司原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的股权并没有实际出资。按照中方广源公司的请求，戴斌不仅需要支付该股权转让款，还要承担该部分股权实际出资的责任，在戴斌退出公司时，还要以零元的价格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因此，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于2017年7月7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明显属于欺诈。同时，联传标识公司从未收到实际出资，也不具有相应的资产，以1100000元的对价购买该“空壳公司”的股权也是显失公平的。 综上所述，该《股权转让协议》是中方广源公司在欺诈戴斌的情况下签订，并且对戴斌是显失公平的。因此，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该《股权转让协议》。 中方广源公司针对反诉辩称，戴斌的诉求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撤销权期间。《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7月7日签订，而戴斌提起反诉的日期在2018年9月28日，已超过一年的撤销权期间。戴斌作为合同的签订者、备案者和公司的股东，应当这些知道情况。戴斌主张撤销《股权转让协议》的理由是欺诈和显失公平，但是合同签订过程中并不存在欺诈，在合同签订前后及股权变更登记过程中以及戴斌担任总经理期间对相关情况都知晓。公司的资产不包括有形资产也包括无形资产，有品牌，也有商业发展的潜力价值，戴斌在联传标识公司担任总经理期间知道该公司有场所、有人员、有办公条件，只是公司在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时没有把这些写上。实际上戴斌是知道公司有资产的，联传标识公司经营的数年期间也做过几个项目。戴斌如果支付1100000元入股公司，诚信经营，戴斌或许会收益更多，所以戴斌主张显失公平是不成立的。 中方广源公司针对本案本诉及反诉依法提交《股权转让协议》、章程修正案作为证据。戴斌针对本诉及反诉依法提交《股东合作协议》、联传标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方广源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谈话录音作为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进行了质证。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本院经审查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 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对本案事实认定如下： 中方广源公司成立于2004年12月20日，现股东为刘珍红与案外人刘桂生，分别持股80%、20%。 联传标识公司于2015年3月25日成立，成立时股东为中方广源公司（持股95%）和案外人张坚（持股5%），实缴出资均为零元，刘珍红任法定代表人。2015年6月15日，张坚持有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案外人何骏名下。2017年2月27日，何骏持有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刘桂生名下。2017年6月21日，刘桂生持有的5%的股权变更登记至刘珍红名下。 2017年7月7日，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1份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中方广源公司将其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1100000元，实缴注册资本0元）以110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戴斌，所转让的股权中尚未到资的注册资本1100000元由戴斌按章程规定到资。戴斌同意在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将转让费1100000元分两次以现金方式支付给中方广源公司。该协议还约定，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该协议项下的义务或保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格10%的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而给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于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 同日，联传标识公司制定1份《章程修正案》，将联传标识公司章程载明的中方广源公司持股95%、股东刘珍红持股5%修改为中方广源公司持股63%、戴斌持股27%、唐红历持股10%。 2017年9月11日，中方广源公司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10%的股权转移登记至唐红历名下、22%的股权转移登记至戴斌名下，刘珍红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5%的股权转移登记至戴斌名下。 2017年11月7日，唐红历分别与中方广源公司、戴斌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7%的股权以3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3%的股权以150000元的价格转让给戴斌。同日，联传标识公司制定1份《章程修正案》，将联传标识公司章程载明的中方广源公司持股63%、戴斌持股27%、唐红历持股10%修改为中方广源公司持股70%、戴斌持股30%。2017年11月20日，联传标识公司进行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变更登记后，中方广源公司持股70%，戴斌持股30%。 2018年1月13日，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1份《股东合作协议》，载明：戴斌拥有丰富工厂管理经验，并愿意加入中方广源公司事业生态团队中，共同推进集团事业发展。联传标识公司为中方广源公司全额投资的公司，并划入中方广源公司集团中央工厂板块。作为合作激励，中方广源公司愿意将持有的联传标识公司30%的股权授予给戴斌，该股权未出资的部分由戴斌承担。若后期戴斌退出公司，应以零元价格将全部股权转让给中方广源公司。戴斌担任公司的总经理，负责公司的运营。总经理应对中方广源公司集团及中方广源公司负责，包括业绩考核及集团整体产品推进，必须坚定执行中方广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 2018年5月21日，戴斌与刘珍红、刘桂生在中方广源公司进行商谈。在谈话过程中，刘桂生有以下表述：“所以我会还存在一个股东合作协议给你写，因为你没拿一分钱进来，我赠送给你的30%。你有赢你就有30%。”“我赠送给你30%股权。”“我们两个人去买一个东西十块钱，结果这个东西十块钱，结果按股份比例摊分我7块，你3块，你要拿三块钱出来，这东西才拿着走。”“你没出钱，别人赠送给你的，给你的，又给你签了一个协议，你如果不干你退出去，你要零元还给别人，这是合法合情合理的。”“至于说走彻底清算，OK，是我的资产，你一分钱没出，全是我的。这个股权我有签了一个零元你还给我，如果说我没签这个零元，那你可以来清算我的设备，我给你那么主要成为我的设备给你，那就30%给你了。”“为什么我赠送给你，我给你的股权，不是你实际拥有的股权，你如果实际要拥有股权，可以，那你拿钱来，你钱投资进来，那就不是我一个人亏……”另外，在谈话中，刘珍红多次提到要戴斌按30%来承担债务和亏损。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转让给戴斌的联传标识公司22%的股权是否包含在案涉《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的联传标识公司30%股权中？ 中方广源公司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与《股东合作协议》基本特征和本质不同：一是签订时间不同，前者是2017年7月，后者是2018年元月。二是主体身份不同，前者是公司原股东与公司外部的第三方之间达成的转让协议，后者是两个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的合作。三是标的物不同，前者是转让公司22%的股权，后者是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公司另外的30%的股权，等于给到戴斌52%的股权，以此来扩大戴斌的实际分红。四是合同性质不同，前者是股权转让关系，后者是合作合同关系。五是目的与对价条件不同，前者是中方广源公司出让22%的股权，戴斌应支付转让金1100000元，而且明确戴斌是要分两次现金支付；后者是为了提供内部股东激励也是为了提高戴斌实际操盘的积极性，中方广源公司提供的条件是在此前已经转让的22%的股权并且早已完成变更登记之后，再另外多给予戴斌30%的股权，实际上就是戴斌在经营好的情况下分红会达到52%，目的是增加戴斌的业务积极性。六是在登记要求上不同，前者是要依法登记，具有公示效力，而后者只是两个股东内部的合作，无需登记。七是具体权利义务不同，前者是要办理变更登记，且戴斌要支付转让款1100000元；后者只是赠与戴斌30%的股权，戴斌不需要支付这30%股权的转让金，只需要承担将来需要出资的部分。综上，中方广源公司认为案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未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 戴斌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均是中方广源公司为了引进戴斌进行合作而赠与给戴斌的股权，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仅是为了办理工商登记的需要。 本院认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30%股权中，主要理由如下：1.联传标识公司通过多次股权变更登记后，目前联传标识公司企业登记信息载明戴斌持有的股权比例为30%，与《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30%的股权相符。2.在戴斌与刘桂生、刘珍红的商谈过程中，刘桂生多次提到赠与戴斌30%的股权，以及戴斌未实际出资，但自始至终未提到转让22%的股权及戴斌未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问题。并且，刘珍红多次提到让戴斌按30%的比例承担债务，未提及52%或60%的比例问题。3.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支付转让价款的期限为该协议签订之日起1个月内，也即2017年8月7日之前，而相应的22%的股权变更登记的日期为2017年9月11日。如果戴斌确实负有支付该价款的义务，则中方广源公司系在戴斌逾期1个多月未支付转让价款的情况下向戴斌交付了股权，且中方广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刘珍红、刘桂生在与戴斌就双方之间的经济纠纷进行商谈过程中完全未提及该情况，与常理不符。4.《股东合作协议》约定戴斌作为总经理要对中方广源公司负责，坚定执行中方广源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由此可见中方广源公司仍是联传标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但如果如中方广源公司所述，戴斌的股权达到52%，则戴斌为实际上的大股东，按照前述约定，大股东要绝对服从小股东，也不符合常理。综上，可以认定，《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的30%的股权包含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该30%的股权之外不存在另外的22%的股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系股权转让纠纷。如前所述,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包含在《股东合作协议》约定的中方广源公司授予戴斌的30%的股权中，而从《股东合作协议》的约定以及刘珍红、刘桂生与戴斌的谈话中可以看出，该30%的股权系中方广源公司赠与戴斌，无需支付对价。股权转让协议虽然约定股权转让价款为1100000元，戴斌需要分两次以现金方式支付该价款，但双方真实的意思是股权的赠与，戴斌无需支付股权转让款。股权转让协议体现的关于股权买卖的意思表示属于双方虚假意思表示，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股权赠与的民事法律行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合法有效。因此，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之间就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22%的股权存在股权赠与法律关系，不存在股权买卖法律关系，故中方广源公司主张戴斌支付股权转让款1100000元及违约金110000元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如前所述，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在性质上不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况且，戴斌未提交证据证明中方广源公司在该股权转让协议签订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中方广源公司与戴斌之间并未依据该股权转让协议成立股权买卖法律关系，故也不存在显失公平的情形。另外，股权转让协议于2017年7月7日签订，若有可撤销事由，戴斌应于签订当日即知晓。戴斌于2018年9月28日提起反诉主张撤销该协议，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1年的除斥期间。因此，戴斌主张撤销其与中方广源公司于2017年7月7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反诉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条、第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一项、第一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驳回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驳回戴斌的全部反诉请求。 本案本诉案件受理费15690元，减半收取7845元，由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14700元，减半收取7350元，由戴斌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缴纳。保全费3020元，由厦门中方广源广告有限公司负担（已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乐 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法官助理杨超岚 书记员杨巧雯 附：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第一百四十六条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六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权消灭： （一）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二）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一百八十五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