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06民初43876号原告：刘文香，男，1956年2月18日出生，汉族，户籍地四川省。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四川万盛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君，四川诚沐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中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叶扣林，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上海尊源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刘文香与被告上海中山交通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山客运公司)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刘君，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到庭参加诉讼。审理中，本院发现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并经本院院长批准，延长普通程序审理期限六个月，后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期间本院就本案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红霞，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剑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3,929.55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60元(起诉时主张690元)、残疾赔偿金338,018.4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误工费6,635.60元、护理费2,300元、交通费1,000元(起诉时主张2,000元)、鉴定费1,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5日,原告刘文香一行9人均通过同行人刘学生的儿子向案外人(“黄牛”)购买上海到四川筠连的车票，每人480元，由“黄牛”安排9人从上海市彭浦机械厂附近乘小巴至中山客运站，在站内搭乘本案所涉沪牌大客车从上海出发。该沪牌大客车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均登记于被告中山客运公司名下。该车于2018年1月15日由案外人蒋某某、白某1驾驶，自上海发车开往重庆；次日下午，该沪牌大客车抵达重庆，案外人蒋某某、白某1在重庆高速公路空港东收费站外将车上包括原告在内的17名乘客转至案外人严某某驾驶的渝牌小客车(核载6人)，由严某某将该17名乘客送往四川。后在G93成渝环线高速公路536KM+400M(重庆往泸州方向)处，严某某驾驶的渝牌小客车与案外人白2驾驶的重型载货作业车发生追尾，造成严某某等人死亡，原告等其他乘客受伤。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管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严某某承担本次事故主要责任，白2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蒋某某、白某1亦承担事故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被送往合江健欣医院，被诊断为外伤性脾破裂，在该院住院治疗后，于同年2月8日出院。原告为此支出医疗费23,929.55元。2018年7月4日，泸州正光司法鉴定所出具鉴定意见书，认定刘文香腹部损伤的致残程度属于XXX伤残。事故发生前，刘文香系城镇户口。原告认为，沪牌大客车车身有明显的中山客运标识，原告支付的是上海到四川筠连的车费，该钱款后来也交给了大客车司机，大客车司机在重庆安排转运系职务行为，故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形成了上海到筠连的旅客运输合同，现原告在运输过程受伤，被告中山客运公司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综上，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中山客运公司辩称，除了不认可原告在中山客运站站内上车外，承认原告主张的其他事实，但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不构成旅客运输合同，因为原告并未向被告支付票款，未与被告达成合同合意，且沪牌大客车的行车路线为“上海—潼南”，车上也明显悬挂了该路线标识，原告应当知晓大客车的路线与其目的地并不相同，仍选择乘坐，其实际知晓需要进行转运，并配合转运，系其与“黄牛”的约定，与被告无关。同时，经其他法院生效判决已经确认如下事实：沪牌大客车的实际车主为案外人覃翼员,该大客车系挂靠于被告处，大客车的司机案外人蒋某某、白某1由实际车主覃翼员雇佣，与覃翼员形成劳务关系。故两名司机并非被告雇员，且根据通常认知，原告的目的地与大客车的终点相隔数百公里，即使司机安排转运，也不能认为两司机的行为系代理被告实施运输行为。综上，被告认为未与原告形成旅客运输合同，故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关于原告支付票款的情况；本案所涉事故的事发经过且事故经交警部门作出了责任认定；沪牌大客车悬挂“上海—潼南”的路线标志且车身有明显的中山客运标识；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沪牌大客车的实际车主为覃翼员,该大客车挂靠于被告处，司机蒋某某、白某1与覃翼员形成劳务关系的事实，当事人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对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原告主张其在被告的客运站站内上车，提供司机蒋某某的询问笔录予以证明。该询问笔录中记载：“问：2018年1月15日，在中山客运站发车时，车上有多少乘客，是否购票？答：车上有11个乘客，当时是我在站上买的票，总共925元，写的11个人，是个收据形式的票……”被告对证据真实性不持异议，但认为这种买票形式不合规，票价更是严重低于实际票价，是不会被允许在站内检票上车的。原告陈述，当时是由司机带领进站上车，原告没有票也未经检票。本院认为，根据一般的长途客运车乘坐流程，乘客在客运站站内需经过安检，出示车票后检票上车。现原告陈述其站内上车的经过与正常流程不符，且其仅提供司机的询问笔录，该笔录中亦无法直接体现原告在站内上车，故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的主张，本院对原告主张其在被告客运站站内上车的事实不予确认。本院认为，旅客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本案属于长途客车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纠纷。通常情况下，长途客车运输的线路是固定的，相应的票价也是固定的，承运人通过向社会公众公布运输线路和票价发出要约邀请，旅客通过指定的购票途径购买车票为要约，承运人交付旅客客票为承诺，自此承运人与旅客之间成立客运合同。也就是说，旅客运输合同的成立，旅客与承运人之间首先应就运输的起点和终点、票价达成一致。但在本案中，首先，原告并未通过正规途径购买车票，原告亦自认在上车之前对将搭乘何车并不知情，即原告在上车之前并不知道合同相对方是谁，与被告形成合意无从说起。其次，就合同内容来说，原告与案外人“黄牛”约定目的地为四川筠连，票款也是与“黄牛”进行约定并实际支付给“黄牛”，再由“黄牛”交付给大客车司机，由此可见原告并未就合同内容即运输目的地以及票款与被告达成合意。退一步讲，现原告主张其在被告车站站内上车，即与被告形成事实合同关系，但首先原告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站内上车的事实，且沪牌大客车上明显悬挂了路线牌表明车辆的起点和终点为“上海—潼南”，原告一行9人，现无证据表明一行人均不识字，因此原告一行人对沪牌大客车的起点站及终点站应当是知情的，故即使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事实运输合同关系，也仅限于上海到潼南路段。关于原告主张大客车的司机安排原告等人在重庆进行转运系职务行为的意见。本院认为，首先根据生效判决书确认的事实，大客车的两名司机蒋某某、白某1系与实际车主覃翼员形成劳务关系，而非被告的雇员。而即使原告认为沪牌大客车车身上有被告公司标识，所以司机的行为应视为被告的指示，属于职务行为。但是，认定职务行为应当在履行职务的范围之内，现大客车上明显悬挂了行车路线为“上海—潼南”，原告应当知道，即使是被告指示，司机履行职务的范围也只是将乘客从上海送至重庆潼南，转运行为明显已经超出了职务范围，不应属于司机的职务行为。现原告不通过正规途径购票，未经检票上车并配合转运的行为，本身就是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法律保护的应当是依法享有的权利，而根据合同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应当是对等的，现原告未按照合法途径履行合同义务，却要求享有相应对等的权利，本院对此不予认可。综上所述，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未就重庆至筠连的行程成立旅客运输合同。现原告在重庆至筠连的转运过程中受伤，选择依据合同关系向被告主张违约赔偿责任，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可以另行通过侵权诉讼维护自身权益。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对原告刘文香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案件受理费7,143元，由原告刘文香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刘 薏审 判 员  李 丁人民陪审员  施立富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王 信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第二百九十三条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