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行 政 赔 偿 判 决 书 (2018)浙06行赔初43号 原告高立均，男，1952年8月17日出生，汉族，原住嵊州市**,现住嵊州市。 委托代理人殷玉航，北京京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住所地嵊州市三江街道领带园五路**。 法定代表人严钢，市长。 委托代理人冯飞飞，女，嵊州市人民政府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裘沙泓，浙江三惟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立均不服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作出的(2018)嵊州不予赔偿字第1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于2018年10月29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8年11月5日立案后，在法定期限内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立均及其委托代理人殷玉航，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冯飞飞、裘沙泓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高立均诉称，原告在嵊州市拥有合法房屋，2015年嵊州市(社区)被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拆迁时该集体土地并未有合法的批准征收文件，但被告还是违法直接将原告的房屋予以征收。2018年4月10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浙行终1304号行政判决书，维持了一审判决确认被告所作征收原告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之判决。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于2018年7月5日向被告申请国家赔偿，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嵊州不予赔偿字第1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对原告的赔偿请求予以驳回。原告提起的行政赔偿就是被告的违法给原告造成损失的赔偿，而安置补偿是针对合法行为进行的。两者有本质的区别，被告在故意混淆概念、规避自身的法律责任。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基于被告的违法行政具有明确的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故原告提起诉讼，请求：1.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18)嵊州不予赔偿字第1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赔偿金925.9004万元。 原告提供的证据和依据： 1.(2016)浙06行初160号、(2017)浙行终130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经法院审理，被告对原告房屋进行征收这一行政行为违法，因此原告有提出行政赔偿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2.(2018)嵊州不予赔偿字第1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拟证明经过原告申请，被告作出了不予赔偿的决定，由此形成了本案的诉讼； 3.国家赔偿申请书，拟证明原告在行政程序中向被告提出申请，要求被告对违法征收原告房屋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 4.赔偿清单及附件(按碧桂园双联排屋房价赔偿计算明细单：①房屋拆迁赔偿明细、②销售的排屋现状图、价格表及居家会客层图、③天水-黄金水岸交房通知书及计算所得的应缴购房税款、④装修附属物补偿清单、⑤房屋租赁合同及搬运费收据)，拟证明原告向被告申请赔偿所计算的公式及相关依据。 被告嵊州市人民政府答辩称：1.被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程序合法。原告于2018年7月8日向被告提出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的(2018)嵊政不予赔偿字第1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决定不予赔偿并送达至原告，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三条之规定。2.原告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依据。经查明，2015年嵊州市被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2015年10月25日高立均代表该户与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委托的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署《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其后领取拆迁安置补偿，并腾空房屋移交城中村改造实施单位拆除。按照2015年嵊州市城中村改造安置补偿政策，原告户已获得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奖励、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安置补偿款共计3512790元。3.原告提请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法律依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构成行政赔偿以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存在违法侵权行为，且该行为已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条件。被告虽在未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涉案集体土地之前即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直接对涉案房屋进行拆迁安置补偿，但涉案土地事后基于公共利益需要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亦已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告并予以实施。同时，原告作为该户户主已通过签订《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方式获得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等拆迁补偿。且已领取全部补偿款。上述安置补偿款已经充分保障了其权益，客观上也未减损原告所在户的合法权益。综上，被告未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其提出的行政赔偿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被告于法定期限内提交的证据和依据： 1.国家赔偿申请书、信封和不予赔偿决定书、EMS回单，拟证明被告对原告提出的国家赔偿申请依法作出不予赔偿决定的事实； 2.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确权表、结算清单、评估表、支付凭证，拟证明原告户户主已签订安置补偿协议且协议已履行完毕，被告并未造成原告合法利益受到损害的事实； 3.(2017)浙行终1304号行政判决书，拟证明对涉案房屋征收安置时经过依法确权、评估以及对结果进行公示等一系列程序的事实，且行政判决确认的是征收违反法定程序，但征收系基于城中村改造的公共利益而作出。 被告明确，其不予赔偿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嵊政(2015)16号文件。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被告符合法定程序，系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不予赔偿决定书；证据3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关联性有异议，认为赔偿请求项目是否合法应进行评审调查才能判定；证据4系原告单方面制作，涉案房屋已经按照城中村房屋拆迁相关政策进行补偿，无需再行赔偿。房屋赔偿明细也恰恰表明原告户已经获得补偿，没有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排屋现状图、价格表、居家会客层图、购房税款计算均系复印件，无法核实真实性，且国家赔偿的是直接损失，开发商的房屋和被拆迁的房屋不同、区位不同、造价及环境亦不同，故无可比性；装修附属物补偿清单由被告提交的评估报表和确权表可以确认，且已对此进行了补偿，不存在赔偿问题；房屋租赁合同及搬运费收据无法核实其真实性，3份房屋租赁合同都是格式合同，原告多次进行房屋租赁，并无此必要，且拆迁时已予补偿，无需另行补偿。 原告对被告提交的证据1的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合法性有异议；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目的有异议，认为该补偿安置协议书是针对原告房屋进行违法征收而达成的安置协议，且按照房屋重置价计算，不能适用；确权表等的合法性、关联性的真实性予认可，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证据3的三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不认可。 本院对上述证据认证如下：因原告提供的证据1-3及被告提交的证据双方就其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均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4因系原告单方面制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当返还的财产损坏的，能够恢复原状的恢复原状，不能恢复原状的，按照损害程度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本案中，因涉案房屋已按涉案《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拆除灭失，虽对涉案房屋予以征收的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但因事后涉案房屋所涉土地已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征收土地方案和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亦已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告并实施。故对涉案房屋的拆除效力仍需保留，不存在恢复原状的可能，即使被告诉请赔偿，亦应以直接损失给予。因该证据中的①、④已经证明涉案房屋拆除已按《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约定进行补偿并履行完毕，故该证据与本案并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 经审理查明，2015年，嵊州市(社区)被列入城中村改造范围。2015年10月25日，原告高立均与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委托的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署《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就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的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奖励、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各项安置补偿事宜进行了约定。所涉款项合计3512790元均已履行完毕。本院(2016)浙06行初160号行政判决书及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浙行终1304号行政判决以被告未经在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征收涉案集体土地之前，即以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形式直接征收涉案房屋为由，确认被告征收原告房屋的行为违法。后原告向被告提起行政赔偿申请，被告于2018年8月20日作出(2018)嵊政不予赔偿字第19号不予赔偿决定。原告对该不予赔偿决定不服，遂成讼。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1.被告作出的涉案《不予赔偿决定书》是否应予判决撤销；2.原告高立均的赔偿请求是否成立。 1.关于涉案《不予赔偿决定书》问题。本案中，原告的第一项诉请是“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2018)嵊州不予赔偿字第19号《不予赔偿决定书》”。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就当事人之间的行政赔偿争议进行审理与裁判”之规定，鉴于行政赔偿案件是解决是否应予赔偿、如何赔偿的争议，人民法院系针对赔偿请求能否成立进行审查，故行政赔偿处理决定并非行政赔偿案件的审理对象。为此，涉案《不予赔偿决定书》并不属于本院直接审理的范围，亦不属于本院裁判的对象。原告的该项诉请，本院不予支持。 2.关于原告诉请赔偿925.9004万元是否成立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三）项以及该法第三十六条第（一）项、第（四）项、第（八）项等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承担以相关行政行为被确认违法并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损害为前提。本案中，被告征收原告所在户集体土地上房屋的行政行为虽已被确认为违法，但就涉案房屋的征收补偿事宜，原告高立均于2015年10月25日与嵊州市三江街道办事处委托的嵊州市城镇房屋拆迁有限公司签订了《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约定的安置面积折算金额、房屋和装修及附属物评估净值、搬迁补助费、奖励、临时安置补助费等各项安置补偿费用合计3512790元已依约履行完毕。原告因征收而享有的补偿安置权益已通过签订涉案《城中村改造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的方式得以实现。被告虽然在完成案涉土地征收的各项审批手续前即作出对涉案集体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违法，但因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的上述程序违法给其造成的人身权、财产权损害等。因此，原告的赔偿请求不具备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高立均的赔偿请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王 建 审判员 蒋 瑛 人民赔审员马雅萍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书记员 孟树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