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20民初10457号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住所上海市。负责人：徐志民，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惠兰，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法定代表人：相鏐晨，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宇，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反诉被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与被告(反诉原告)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蜂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在法定答辩期内，被告珠蜂公司提出管辖异议，本院经审理后作出裁定：驳回被告珠蜂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被告珠蜂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中院)经审理后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2019年10月11日，被告提起反诉，本院依法予以受理，并于2019年11月14日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后本院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并于2020年4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均申请庭外和解延长审限一个月。原告负责人徐志民到庭参加证据交换、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陆惠兰到庭参加公开庭审，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浩宇到庭参加证据交换及公开开庭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1,700,000元(以下币种同)。事实和理由：2018年10月8日，被告与原告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约定被告委托原告作为其向一中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一案的委托代理人，并约定一中院支持被告的异议申请、将钱款返还给被告的，被告按照其取得的钱款的5%支付原告报酬。合同签订后，原告代理被告向一中院提出了关于五个民事执行案件的执行异议，并经与法院沟通，最终一中院认可了原告提出的异议理由，同意将34,000,000元返还给被告。2019年4月16日，原告请求被告实际控制人在收到返款后支付律师报酬。2019年4月18日，一中院将34,000,000元返款汇至被告建设银行上海桃浦支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XX2)账户。被告于次日收到该返款，同日，原告向被告发出催款函，告知被告在2019年4月24日前按照《聘请律师合同》约定支付原告律师费1,700,000元。诉讼中,一中院又向被告发还款项,合计发还金额35,604,385.18元。但被告至今仍未向原告支付应付的律师费，故原告提起诉讼。被告珠蜂公司辩称，1.根据双方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第三条，原告收取律师费的前提是要通过执行异议的程序，执行异议的前提是执行有问题，但实际并未有错误的执行程序，2015年法院已通知被告去领款，当时被告和案外人还在诉讼，就没有领取，该笔款项由法院上交财政局代管。因此，合同约定承诺给予5%律师费前提是基于有法院的执行错误，提出执行异议，依法支持异议申请发还钱款。就34,000,000元法院并未执行错误，就不存在执行异议程序，这个前提并不存在，所以不需向原告支付本案律师费。2.律师费收费标准与律师服务内容不成正比，本案中律师服务内容较简单，根据《律师费收费标准》，要根据案件疑难程度、律师花费工夫等收取律师费，本案收费违反收费标准确立的第九条原则。3.原告在代理过程中，出现代理过失，放弃了被告的股权转让款，并且给被告造成实际损失，被告提起了反诉。后一中院在2019年底返还了95万余元到被告账户。因原告存在代理过失，即使一中院退款了，仍产生了利息损失。综上，请求驳回原告诉请。反诉原告珠蜂公司提起反诉请求：请求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经济损失1,659,728.78元。证据交换中，反诉原告变更诉请为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利息合计3,760,900元。庭审中，反诉原告将反诉请求明确变更为：判令反诉被告赔偿反诉原告以1,659,728.78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8日起算至2019年12月23日止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之后则按照LPR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和理由：反诉原告、上海安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格公司)与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开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判决，固定了如下事实：1)2002年9月城开公司将61,295,000元股权转让款放进以“万源公司”名义在工行徐汇支行开立的共管账户中；2)2007年12月城开公司将73,253,882元股权转让款提存于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3)按照转让股权的比例，以上两笔股权转让款中的22/90*100%(约为24.44%)应属于反诉原告所有，余下部分属安格公司。由于上述两笔资金在账上搁置多年，故各自产生数额巨大的利息。第一笔款项本息共计64,548,512.61元，最终于2014年11月划入一中院银行账户。第二笔款项本息共计81,332,277.85元，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划入一中院银行账户。以上两笔股权转让款在划入一中院账户时算上利息金额总计为145,880,790.46元，按法院判决比例属于反诉原告的金额应为145,880,790.46*24.44%=35,659,748.78元。由于反诉原告并不是上述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故执行法官认为该部分资金应当返还反诉原告，然法院只认定其中34,000,000元属反诉原告，两者之间的差额1,659,748.78元被错误认定属安格公司的股权转让款而被错误执行，对1,659,748.78元差额部分，反诉被告指派的徐志民律师理应据理力争，并根据情况针对性地提出执行异议程序，以帮助反诉原告追回被法院错误执行的上述资金，履行律师的代理职责，然徐志民律师却擅自撤回执行异议申请，认可法院错误的计算，放弃了应属反诉原告的1,659,748.78元权益,使反诉原告遭受该巨大损失,故原告原先提出该反诉请求。审理中,反诉原告发现，2015年一中院已通知反诉原告去领取，当时反诉原告和案外人还在进行诉讼，反诉原告就没有领取，所以该笔款项由一中院上交财政代管，至返还日应产生利息2,166,000元。反诉原告按照24.4%比例计算属于反诉原告的转让款金额应为35,594,900元，加上利息2,166,000元减去已发款项34,000,000元，得出损失合计3,760,900元，故反诉原告提出变更后的反诉请求。诉讼中，经本院向反诉原告释明一中院的执行案款上交财政代管期间并无利息，又因本案审理中一中院将差额部分转让款发还反诉原告，故反诉原告明确放弃上述差额转让款和上述代管期间利息，仅主张延迟退款产生的利息损失。反诉原告认为，本案属于服务合同性质，反诉被告作为提供专业法律服务一方应当按约以及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履行合同义务，然而反诉被告却不作认真的事实核对及精确的计算，也未向法院指出错误，擅自放弃本属反诉原告的相关权益，反诉被告并未尽到职责，其行为显然属于代理过失，致使本应一次发还的代管款延迟八个月到账，产生了相应的利息损失，根据民事诉讼法51条、律师法54条请求反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反诉被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辩称，反诉请求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钱款发放是一中院的程序，不是反诉被告造成，反诉被告不存在过失，反诉原告主张缺乏依据。请求法院予以驳回反诉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均予以认定并在卷佐证，具体包括：原告提供的《聘请律师合同》、谈话笔录(2018.12.13)、执行异议申请书两份，反诉原告提供的(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执行裁定书、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回执、协助执行通知书、证明、一中院谈话笔录(2015.06.17)。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本院认定如下：对反诉被告提供的(2003)沪一中刑初字第93号刑事判决书、安格公司及孙凤娟刑事案件审计报告、(2003)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61号、205号民事判决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205号民事裁定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134号民事判决书、(2004)沪高民二(商)终字第152号民事判决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166号民事判决书、(2003)沪一中民三商初字第201号民事判决书、上述五个案件执行情况汇总表、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情况、(2008)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24号、(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2016)最高法民再71号、安格公司股东情况、珠蜂公司股东情况，鉴于反诉原告对真实性无异议，本院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基于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如下事实：1999年，安格公司、珠蜂公司为开发上海市顾戴路万源地块房地产项目共同成立了上海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金1亿元，股权结构为安格公司占68%、珠蜂公司占32%。城开公司欲通过收购安格公司、珠蜂公司拥有的万源公司90%股权的方式参与万源地块开发，为此，安格公司、珠蜂公司与城开公司于2002年6月24日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以《合作开发协议书》为主协议，其余为附属协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城开公司受让安格公司持有的万源公司68%股权，受让珠蜂公司持有的万源公司22%股权。三方共同指定在工商银行徐汇支行以万源公司名义开设共管账户。此后,安格公司、珠蜂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确认《合作开发协议书》、《股权转让协议书》及《合作总价支付方式协议书》已解除,城开公司提起反诉请求,一中院作出(2008)沪一中民二(民)初字第24号,对本诉及反诉均予以驳回。双方均不服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2年4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维持原判，并明确各方当事人应当继续按约履行上述相关协议。该案明确了涉及城开公司已付安格公司、珠蜂公司转让万源公司股权转让款有两笔，第一笔，2002年9月，城开公司将61,295,000元股权转让款放进以“万源公司”名义在工行徐汇支行开立的共管账户中，该资金存入后被公安冻结；第二笔，2007年12月，城开公司将73,253,882元股权转让款提存于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之后，安格公司、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生效裁判被一中院强制执行。2013年3月19日，一中院作出(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执行裁定书，责令两被执行人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即向申请执行人偿还154,554,310元及利息，被执行人还应当承担执行费156,554元，并依法支付迟延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但被执行人至今未能履行。经查，被执行人安格公司股权收益款存于上海万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本市工商银行华山路支行的银行账户金额为64,548,512.61元。据此裁定如下：一、冻结、划拨被执行人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格公司银行存款154,710,864元和利息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一中院根据上述执行裁定书，将城开公司已付安格公司、珠蜂公司转让万源公司的两笔股权转让款予以冻结并划入(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账户下。2015年6月17日，一中院执行法官王胜军就(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等对被执行人上海中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安格公司委托代理人徐志民进行谈话，将5案的执行情况进行沟通：……安格公司可分配金额的来源为安格公司与珠蜂公司出让万源公司股权收益，珠蜂公司22%(保留10%)，安格公司68%，共计收益款14,568.07万元，其中珠蜂公司22%股权收益为32,049,600元，其余部分为安格公司。徐表示对以上情况已记录了解。同年，一中院通知珠蜂公司领取上述款项，珠蜂公司因申请再审(2012)沪高民一(民)终字第19号，在分配时未领取(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其应得款项，后一中院上交财政代管。2016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对上述再审案件作出了(2016)最高法民再71号民事判决书，维持高院判决。2018年10月8日，被告(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了《聘请律师合同》，合同约定：一、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派，指派徐志民律师为甲方向一中院提出的执行异议申请一案中异议人即甲方的委托代理人；二、乙方的代理权限为：递交执行异议申请书；提供相关证据；参加听证；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等。三、一中院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将钱款返还给甲方的，甲方按照其取得的钱款的5%支付乙方报酬。四、乙方在办案过程中发生的差旅费及行政收费等由甲方承担。五、有关乙方的义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六、甲方保证乙方提供的所有与本案事实有关的材料、证据真实可靠。七、本合同有效期限为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至本案终结之日止。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庭审中，双方均确认原告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原告接受委托后，原告所指派徐志明律师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以异议人珠蜂公司名义向一中院提交《执行行为执行异议申请书》，对于(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中扣押执行行为不服，提出请求一中院将异议人的32,049,773.90元返还异议人。事实和理由：2015年，一中院因(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执行案件和其他四个执行案件从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将上述城开公司交由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提存的转让款73,253,882元及其孳息共计81,132,277.85元强制划入了一中院的银行账户。同时一中院还将城开公司汇入万源公司的转让款本息共计64,548,512.61元强制划入了一中院的银行账户，两笔款项总额为145,680,790.46元，属于异议人的为35,546,112.87元(总额的24.4%)。异议人获悉42,780,376.46元依然在一中院的银行账户，其中35,546,112.87元属于异议人。该申请书异议人落款的处上有珠蜂公司盖章确认。2018年12月13日，一中院执行法官王胜军(以下简称“执”)对徐志民律师(以下简称“徐”)作关于珠蜂公司提交的有关股权转让款异议问题的谈话。执问：今天谈话主要珠蜂提交的有关股权转让款异议的问题，珠蜂有何证据证明争议款项系股权转让款？，徐答：判决书有提到，部分在徐汇公证处提存。执告知：判决书并未明确争议款项系股权转让款，跟安格公司款项有混同，接着让徐陈述股权转让款的比例问题。徐答：原来股东组成由68%安格公司，32%系珠峰所有,成立上海万源房地产公司。02年6月份90%转让给城开公司。安格将68%转让,珠峰转让22%,珠峰仍保留10%万源公司股权。1.4亿根据法院提供的表中数额计算。执告知：目前计算有差额，以法院计算为准，珠峰是否有同意？。徐表示：同意。执问：珠峰所应取得的转让款取整3400万(计算方法：22%/90%=24.44%)。珠蜂是否有异议?，徐答：无异议。执告知徐：当初该款项在15年分配时，通知珠峰，珠峰明确表示拒绝领取。目前该款已按规定上交财政代管，现根据你方申请法院将申请取回。徐最后表示：珠峰公司就目前争议款项无其他诉讼，对珠蜂异议撤销，安格异议不撤销。2019年4月18日，一中院将(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下34,000,000元款项发还至被告账户。本案审理中，一中院执行法官对涉案款项主动核查，发现(2004)沪一中执字第217号案件下珠蜂公司尚有未发还代管款1,604,385.18元。继而，2019年12月31日，一中院再次向珠蜂公司账户发还代管款957,840.08元，另有646,545.10元被本案原告申请予以冻结，仍在一中院账户，即将发还被告。截止目前，一中院已确认发还金额35,604,385.18元。关于珠蜂公司在涉案转让款中的应得款项，本院已经查明：1.珠蜂公司在转让款中占比为22/90*100%，余下部分属安格公司所有。2.关于转让款金额，双方对其中一笔为64,548,512.61元均无异议，对于上海市徐汇区公证处将提存本金73,253,882元与利息(扣除公证费)划入一中院银行账户的金额双方存在异议。本案审理中，经被告向公证处调取该笔提存款划入一中院本息金额，被告发现2015年3月徐汇公证处将上述款项的本息共计81,332,277.85元划入一中院，被告据此认为，以上两笔股权转让款在划入一中院账户时算上利息金额总计为145,880,790.46元，珠蜂公司按照24.44%应分得其中的35,659,748.78元。原告认为应以一中院认定金额为准，第二笔金额应为81,132,277.85元，两笔合计金额为145,680,790.46元，珠蜂公司按照24.44%分得其中的35,604,385.18元。3.在珠蜂公司作为异议人提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中原告及被告当时均确认属于珠蜂公司股权转让款金额为35,546,112.87元。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律师费支付条件是否已经满足？如果付款条件满足，被告应支付原告的律师费数额。二、反诉被告应否赔偿反诉原告利息损失？关于争议焦点一，原、被告订立的《聘请律师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按照合同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原、被告签订的《聘请律师合同》第三条对律师费付款作了如下约定：一中院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将钱款返还给甲方的，甲方按照其取得钱款的5%支付乙方报酬。本院认为，律师费支付条件已经满足，原告有权向被告主张律师费。理由如下：第一，从合同履行看，原告按照约定已完成以下受托事项：向一中院调查了解涉案款项情况、与该院执行法官进行沟通、制作执行异议申请书并交被告盖章确认、向法院递交被告确认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参加执行法官通知的谈话、签署相关笔录等。通过原告上述履行合同行为，被告异议申请被一中院认可并根据其申请向财政部门取回相关案款。在本案起诉前，一中院已经根据原告提出异议及陈述向被告发还案款34,000,000元。在本案审理中，一中院再次向被告发还案款957,840.08元，并且确认发还被告案款总额应为35,604,385.18元。第二，根据合同条款，其一，从文义解释上看，“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并未明确为法院判决支持其异议，亦可指异议申请被法院认可的其他方式。而且，提出“支持甲方的异议申请”是为了合理解释“将钱款返还给甲方”这个结果的原因，应以原因及结果结合进行判断。其二，从目的解释上看，之所以原、被告约定采用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是因为被告想通过原告的代理服务从而最大化地取得法院发还的案款，故聘请律师合同的目为能顺利取回案款，不管是法院判决支持其异议请求，还是异议申请被法院认可后撤回，只要是被采纳了，发还了案款，就满足了合同目的。故本院从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角度加以评析认为，法院认可异议申请并发还被告案款即符合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条件。第三，被告关于双方合同约定的支付律师费的条件未成就的观点有违约定、有悖常理，本院难以采信。被告辩称，该34,000,000元在2015年已经由法院向被告明确只需要申请领回，并不需要申请执行异议，所以这个付款前提并不存在。本院认为，首先，该辩称与双方签订聘请律师合同约定不符，双方合同并未约定34,000,000元无需提出异议申请，亦未约定被告不应就34,000,000元支付相应的律师费，故不能对原告产生约束力。其次，被告在执行异议申请书上已经确认异议款为35,546,112.87元，被告应明知以收到法院发还异议款金额作为支付律师费的条件。被告若认为可以直接申请领回款项，则无需委托原告提出异议申请，故被告以34,000,000元可直接申请领取为由拒不支付律师费显然有悖常理。综前所述，本案聘请律师合同对原、被告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履行了合同义务，一中院认可由原告代为提出的异议申请并已经发还款项，故律师费付款条件已经满足。原告主张的律师费基数为原告履行代理服务之后法院发还的34,000,000元，并不包含本案审理中一中院主动发还的案款，对此本院予以肯定性评价。被告现在认为原告提供服务内容简单，与其收费不匹配，这些观点都是事后回顾性的认识，不应以此为由对约定的报酬进行随意调整。根据合同约定，被告按照其取得的钱款的5%支付原告报酬，故对于原告主张律师费1,700,000元，本院予以支持。关于争议焦点二，本院认为，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原告在履行《聘请律师合同》约定的代理职责时存在不可忽视的瑕疵。首先，在提出执行异议时，原告和被告均明确了属于珠蜂公司的异议款项金额为35,546,112.87元(执行异议申请上的反复确认金额)，而在一中院对原告徐志民律师的申领谈话笔录中，徐志民律师明知属于珠蜂公司款项应为35,546,112.87元，但是作为特别授权代理人，其仍疏忽大意地向执行法官表明应以1.4亿元为股权转让款基数，而不是准确无误地按照执行异议申请书上的145,680,790.46元主张，导致一中院返还被告款项不足。其次，徐志民律师当时同意由一中院向珠蜂公司发还34,000,000元，此后未再向执行法官提出差额部分的异议。关于原告辩称，珠蜂公司与安格公司是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故两公司是一个利益主体，不存在款项产生损失的问题。对此，本院认为，合同具有相对性，原告即便同时代理珠蜂公司和安格公司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即使两公司确实为同一利益主体，原告仍应按照各委托方确认的执行异议内容来执行，就珠蜂公司委托事项而言，原告履行存在瑕疵。对上述履约瑕疵，被告提起反诉，本院认为，由于反诉被告未精确主张执行异议申请书上的应得款项，之后反诉被告对于未发还的差额部分既未提出异议申请又未和反诉原告进行沟通，造成被告于2019年4月18日收到34,000,000元后迟迟未收到剩余款项，最后经过一中院执行法官主动审核并于2019年12月23日向被告再次发还案款，反诉原告损失了该期间的利息，应由反诉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故反诉原告向反诉被告主张利息损失，本院予以支持。但是反诉原告主张以1,659,728.78元为基数，并无相应依据，一中院审核确认剩余发放款项金额为1,604,385.18元，故本院认定应以1,604,385.18元为基数计算该期间的利息损失。综上，被告应按约支付原告律师费1,700,000元，反诉被告应偿付反诉原告因履约瑕疵造成的利息损失。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律师费1,700,000元；二、反诉被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反诉原告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1,604,385.18元为基数，自2019年4月18日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照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2019年12月23日止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诉案件受理费20,100元，保全费5,000元，合计25,100元，由被告上海珠蜂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反诉案件受理费475元(已减半收取)，由反诉被告上海徐志民律师事务所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江敏超审 判 员  王文霞人民陪审员  季 国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书 记 员  方晨晨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