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19）川0181行初53号 原告冯勇军，男，1973年3月27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三台县。 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政府路22号。 法定代表人王之琳，职务：局长。 出庭负责人曾邦建，男，1973年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系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真，男，1982年11月28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郫县，系该局民警。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子剑，男，1985年2月15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系该局民警。 原告冯勇军诉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以下简称郫都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行政处罚一案，本院于2019年5月5日受理后，依法向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冯勇军，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的出庭负责人曾帮建，委托诉讼代理人罗真、张子剑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冯勇军诉称，原告冯勇军于2018年11月28日在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对接、围观犀浦镇政府执法过程中，被郫都区公安分局强制传唤至办案中心。传唤过程中，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强行索要原告手机开机密码、不许上厕所等。后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以原告冯勇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为由，给予原告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原告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严重违法，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撤销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的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辩称，1.针对原告冯勇军称莫名其妙被传唤至公安局，被告有确切证据证实原告在案发现场，反复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法职务，证据确实；2.针对原告冯勇军提出被告将其传唤到办案中心，强行索要手机开机密码、不许原告上厕所等问题，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在办案区合法合规办案，并无原告所称的行为。故，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起诉状；2.《庭审同步直播申请》；3.《行政处罚决定书》（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5号），载明：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对冯勇军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给予其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4.原告冯勇军的身份证复印件。 原告当庭提交以下证据： 1.违法行为人为周某、李某、王某、赵某、何某、何小梅、杨代林、张志香、韩得华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证人出庭申请书及书面证人证言、被鉴定人为张志香的《司法鉴定意见书》；3.申请法院依职权调取被告处录音录像证据的申请书；4.《申请》，《郫县规划局关于君临天下楠林轩39号改建房屋的函》，四川省都江堰市人民法院（2018）川0181行初76号、（2018）川0181行初77号《行政判决书》，张志香《入院记录》，《公证书》、《司法鉴定意见书》；5.四川电视台的报道视频资料及绿化效果图,其中视频资料载明：君临天下业主向四川电视台反映该小区存在多处违法、违章搭建行为，并没有被拆除；绿化效果图载明：君临天下小区宣传的公共绿地部分；6.询问笔录；7.证人王某、李某当庭出庭作证的证言。 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的质证意见是，1.对原告在举证期限内提交的证1-3中对冯勇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系复印件，三性均不予认可；2.原告当庭提交的证1中《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其提交的复印件三性不予认可，对其提交的原件真实性无异议，但关联性和合法性有异议；3.原告当庭提交的证2《司法鉴定意见书》三性不予认可、证人证言三性不予认可；4.原告当庭提交的违建批复和判决书、公证书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且与本案无关；5.原告当庭提交的证6，真实性无法确认，关联性和合法性不认可；6.原告当庭提交的视频资料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到案经过》；2.《受案登记表》；3.违法行为人分别为周某、冯勇军、李某、王某的《行政处罚决定书》；4.违法行为人分别为周某、冯勇军、李某、王某的《执行回执》；5.违法行为人分别为周某、冯勇军、李某、王某的《行政处罚告知笔录》，冯勇军在告知笔录中陈述：我要陈述和申辩，视情形确定是否要诉讼……；6.《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7.《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8.《行政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练刚的询问笔录、《四川省行政执法证》；9.《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黄智刚的询问笔录；10.《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对罗勇的询问笔录、《四川省行政执法证》；11.《行政案件权利义务告知书》及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分别对周某、冯勇军、李某、王某的询问笔录；冯勇军在询问笔录中陈述：2018年11月27日下午我去过现场，大概呆了40分钟左右，今天我是自己去的君临天下小区现场，因为前几天**房子涉嫌违建，听说要拆她的房子，**委托我去综合执法大队处理此事，今天我是自己去现场配合执法，我在现场就拿了一个扩音器在宣讲反对暴力执法，支持依法强拆，一直在和执法工作人员沟通，试图指出他们程序上的瑕疵，警察到达现场后有告知，告知完了很短的时间我就被带离警戒区……；12.现场指认照片及现场照片，其中一张照片载明：冯勇军手拿扩音器站在清障车上；13.《君临天下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案现场平面图》；14.《规建行政执法责令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决定书》（编号：郫规责停[2017]第52号）及送达回证、《规建执法行政处罚（处理）事先告知书》（郫规建罚告[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行政执法责令限期自行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编号：郫规建责拆决[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执法履行规建行政决定催告书》（编号：郫规建执催[2018]第2号）及送达回执、《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郫规建强拆决[2018]第2号）、《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公告》（郫规建执拆公[2018]第2号）、《成都市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关于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违建处理报告》、《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依法对周兴和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的请示》、《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收文批办单》、周兴和违法建筑现场照片、执法人员现场照片、下达自行拆除决定书现场及当事人签字张贴照片、下达自行拆除催告书当事人签字照片及文书照片、送达时的现场照片、召开专题会的照片风险评估调查照片、拆除前车辆停放照片；15.君临天下强制拆迁现场视频资料三份及说明，一份为民警钱宇的执法仪视频，一份为民警孟韬执法仪视频，一份为视频集合。视频集合第14分起载明：冯勇军站在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建筑区周边被警戒线拦起的范围内，执法人员要求其离开现场，冯勇军拿者扩音器要求提异议但并未离开现场……后在该视频17分许，冯勇军与何小梅一道站在警戒线旁的清障车上，阻挡清障车进入现场。 原告冯勇军的质证意见是，1.到案经过合法性有异议，对记录内容的真实性有异议，到案经过与事实不符，当天是被强押上车，且该到案经过无负责人签字，程序违法；2.《受案登记表》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达到被告证明目的，该《受案登记表》明确载明冯勇军等人的姓名，显然是询问在前，受案在后，程序违法，且未制作受案回执，该表领导签名均为打印体，不符合要求；3.《行政处罚决定书》合法性有异议，该决定书事实认定不清，犀浦街道办不具备执法资格，原告并未在建筑内阻碍执法，被告超越职权、程序违法、滥用职权，传唤时间超过24小时；4.《呈请公安行政处罚报告书》查询不到审核意见里签名为王圣言的身份资格、《呈请延长询问查证时间报告书》合法性不予认可，原告认为形式上的合法不能掩盖事实上的违法，签名人的姓名与受案登记表的办案人姓名不一致，实际询问时间超过延长时间，未载明具体违法事实及阻碍事实，审核意见及领导批示均为打印体；5.对练刚、黄智刚及罗勇的询问笔录，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6.对周某的询问笔录证明被告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对冯勇军询问笔录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被告提供的该笔录不是真实的，原告及另案当事人赵某都没有在笔录上签字，且在笔录上添加原告的个人意见，但被告将冯勇军的笔录全部撕毁；对李某和王某的询问笔录，二人均不在现场，事实与被告记录的不一致；7.现场图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不能达到被告的证明目的，该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在建筑内阻碍执法，现场照片也不能显示原告在周边阻碍执法；8.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行政执法文书，来源不合法，不能证明犀浦街道办具有执法资格，对于该执法群体是否具有执法权，原告已经提起另案诉讼，原告对该组证据的三性均有异议；9.视频资料来源不合法，视频中只有冯勇军跳上清障车的视频，但没有跳下清障车的视频。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原告提交的证1起诉状系本案审理的诉讼标的，并非该诉讼标的所依据的事实证据。2.证2庭审直播申请材料与本案案件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3.原告当庭提交的证人出庭申请书及调取证据申请书，不能证明案件待证事实，本院不予确认；《司法鉴定意见书》及《入院记录》中记载的鉴定和入院对象均是张志香，与本案无关。4.原告当庭提交的证4-5与本案案件事实无关，本院不予确认。5.原告冯勇军当庭提交的证6询问笔录只有一页，并不完整，其来源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本院对该组证据不予确认。7.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查明事实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对被告提交的证据作如下确认：1.关于被告提交的视频集合，被告辩称：其提供的视频资料已经记录违法行为人现场的违法行为及犀浦派出所民警、郫都区城管部门的执法活动，因当日现场有多名违法行为人且分散在违建各处，因此被告除了民警佩戴执法仪对现场记录外，还组织多部摄像机对现场摄像。被告向法院提交的“视频集合”就是多部摄像机从不同角度取证的现场情况，因需要将多部摄像机的内容刻录在一张光盘上，所以会出现视频中不连贯或镜头重复出现的情况，但这真实的记录了现场情况。法律并未对现场视频要求不间断录音、录像，且当日案发时参与违法行为的人数多、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任何摄像器材的存储均有限，不能做到全程不间断录像，目前提交的视频资料系现场全部录音录像。被告辩称具有合理性，且其载明的内容中关于“冯勇军在案涉建筑周边警戒线拦起的范围内，拿着扩音器大吵大闹，执法人员劝其离开现场，冯勇军不但不离开现场，反而拿着扩音器宣称其要提出异议，并反复向建筑区前行，甚至站在警戒线旁的清障车上拿着扩音器宣传”的这一段视频资料真实、连贯，与本案有关，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2.《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告载明执法主体为犀浦镇政府，违法行为系“集合在该建筑内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本院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为治安管理机关，并无实质审查执法主体资格的职权。且事发当天，建筑内或建筑周边聚集人数较多，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的描述不准确系履职过程中的笔误，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结合本案其他证据，本院对该证据予以确认。3.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合法，与本案具有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 原告冯勇军向本院提交网络直播申请，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电话告知其本院将按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依法公开审理。 原告冯勇军于2019年5月30日申请该案相关执法人员、证人到庭说明情况并就案件法律事实、违法行为定性等问题接受原告询问。本院认为，原、被告提交的证据足以证明该案待证事实，原告要求执法人员出庭作证显无必要，且原告申请出庭作证的执法人员姓名及人数并不明确，故本院不予准许。 原告于2019年6月6日申请本院调取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在案发当日的全部录音录像、及针对原告在内的所有违法人员在办案中心的全部询问录音录像。本院通过电话方式告知被告调取。被告陈述：1.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询问时，可以全程录音、录像，并保持录音、录像资料的完整性。”因本案中对大部分违法行为作出警告或者罚款的处罚，只有四人使用较轻的行政拘留处罚，故被告并未对询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2.被告在办案区依照相关规定设置监控系统，且案发后监控系统录像被保存。但至2019年4月15日原告提起诉讼时，监控录像已超过四川省公安厅规定的监控录像强制保存三个月的时间期限。且冯勇军虽在处罚告知笔录中表示“视情况确定是否诉讼”，并要求被告保存同步录音录像，但处罚决定作出后，长达五个月的时间原告等人既未提出行政复议也未提起行政诉讼。至原告起诉时，被告保存的监控超过保存期限被覆盖，故无法提交监控录像。 原告于2019年6月6日申请十名违法行为人出庭作证，本院于2019年6月17日以电话形式进行回复，告知原告，其中四名证人分别是冯勇军、何某、赵某、周某，均系2019年6月18日开庭审理的四个案件当事人，均会作为原告参加到庭审中，如再到其他当事人的庭审中出庭作证，证言易受影响，不易作为证人当庭作证。其余六人可以申请一至二名证人代表出庭作证，其余人员以书面形式陈述。庭审中，原告冯勇军申请王某、李某出庭作证，并提交其余人员签名的书面证言。 根据原、被告的陈述及本院采信的证据，审理查明以下事实： 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业主周兴和系四川星河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原告冯勇军均系该公司职工。 原成都市郫都区城乡规划和住房建设局于2018年3月23日对周兴和作出《规建行政执法强制拆除违法建设决定书》（郫规建强拆决[2018]第2号），载明：“……经查，你在郫都区××浦街道××路××天下花园别墅××香××号使用新型装配式建筑材料修建房屋，面积约500㎡，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属违法建设……现本机关决定如下：将于2018年9月23日后依法对你所修建的违法建设实施强制拆除……”。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报批后，决定于2018年11月28日进行对案涉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原告听公司的人说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的建筑要被拆除，于2018年11月28日前往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 当日上午，执法人员在现场用扩音器告知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的违法建筑要被强制拆除；被告接报警后，到现场处警并用扩音器告知无关人员离开现场，拒不离开将采取强制措施。但冯勇军在案涉建筑物周边警戒线拦起的范围内，拿着扩音器大吵大闹，经执法人员劝说，拒不离开现场，甚至与何小梅一道跳上清障车，拿着扩音器大吵大闹，阻碍清障车清理停放在建筑物前被上锁的汽车。致使拆除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同日，被告将原告带至犀浦派出所对其进行询问。并于2018年11月29日作出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4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原告不服，遂诉至本院。 本院认为，一、法定职权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对在其所辖地区发生的治安违法行为依法具有管辖权。 二、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及适用法律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职能，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秩序，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违反这些义务，扰乱这些单位正常工作秩序的，将受到处罚。 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系国家机关，承担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处罚职权。当事人如对强制拆除违章建筑的行政处罚结果不服，应依法行使相关权利以获得救济。 本案中，冯勇军明知道君临天下桂香庭12号于2018年11月28日将被拆除，仍滞留在即将被强拆的建筑区域周边警戒线拦起的范围内，拿着扩音器大吵大闹，在执法人员劝阻下，仍未离开现场，反而跳上清障车，阻碍清障车清理停放在建筑区周边的车辆。其站在清障车上的行为及站在即将被拆除的建筑区域周边的行为本身具有危险性，经劝告后仍不离开现场，导致清障车不能正常进行清除工作，扰乱拆除工作不能正常开展。被告郫都区公安局受案并经调查后，结合冯勇军违法事实、性质、情节、动机和危害程度，对其作出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决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原告称犀浦街道办不具备现场执法主体，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点的认定错误，且成都市郫都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桂香庭12号是违法拆除，被告的行政行为无事实依据。本院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为治安管理机关，并无实质审查执法主体资格的职权。且事发当天，建筑内或建筑周边聚集人数较多，被告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执法主体及违法行为地的描述不准确系履职过程中的笔误，未对原告的实体权利产生影响，在今后的行政行为中尽到审慎义务。 三、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是否正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对现场发现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人民警察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询问笔录中注明。公安机关应当将传唤的原因和依据告知被传唤人。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人，可以强制传唤……”、《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六十七条规定：“需要传唤违法嫌疑人接受调查的，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使用传唤证传唤。对现场发现的违法嫌疑人，人民警察经出示人民警察证，可以口头传唤，并在询问笔录中注明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违反治安管理、出境入境管理的嫌疑人以及法律规定可以强制传唤的其他违法嫌疑人，经公安派出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办案部门或者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传唤。强制传唤时，可以依法使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 本案中，事发当天，君临天下小区桂香庭12号建筑物内及周边聚集人数较多，且该建筑物前停放多辆用阻挡器拴住的汽车。被告在接到报案后到达现场，身着制服并佩戴警号，副所长钱宇通过扩音器表明其身份及接报警到现场处警的事由。被告在本案特殊现场，虽未出示警官证，但其使用扩音器告知的方式已达表明身份的目的，并未影响原告的实际权利，不构成程序违法。且被告在询问笔录中已经注明传唤方式系口头传唤。 原告诉称，被告系强制传唤，没有使用传唤证。本院认为，传唤方式包括口头传唤和书面传唤，在口头传唤或者书面传唤过程中，违法嫌疑人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可以采用强制方式传唤。强制传唤不影响口头或者书面传唤方式的实施。本案中，现有证据能证明被告对将采取强制传唤方式已尽到告知义务。原告不仅不离开现场，导致执法人员滞留现场进行劝阻，致使拆迁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被告对其阻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行为采用强制措施并口头传唤至办案区域的方式并无不当。且本案中，事发当天犀浦派出所行政负责人均在现场，其当场批准并告知的方式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原告诉称，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 二是传唤时间是否合法。被告辩称，违法行为人冯勇军与周某等人均是同一时间到达传唤场所，并在《行政处罚告知笔录》中填写收到时间，该时间能证明其已经离开传唤场所，且违法行为人周某的到达时间为2018年11月28日11时，据此证明原告到达和离开传唤场所并未超期。且原告冯勇军拒绝在询问笔录中到达和离开的时间上签字。本院认为，即便原告拒绝签字，但被告也应在对原告冯勇军的询问笔录中注明其到案时间和离开时间。且被告提交的其他证据亦不能证明其传唤原告的确切时间，其传唤程序违法。 原告称，被告给予其两次陈述申辩，在最后一次陈述申辩完的同一时间就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并未实质听取其陈述申辩。本院认为，被告郫都区公安分局在原告冯勇军第一次陈述申辩后，已经在告知笔录中对其异议内容做出修改，并给予其第二次陈述申辩权利。原告第二次陈述申辩并签字的时间是11时28分。虽原告称第二次陈述申辩完成后就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并写上时间为12时58分，就此推断被告未听取其陈述申辩，不具有合理性，对其诉称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被告郫都区公安局作出的成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第4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传唤程序违法，但因不具有可撤销的内容，故不撤销该行政行为。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七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确认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分局作出的郫公（犀）行罚决字[2018]第420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冯勇军行政拘留五日的行政行为违法。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成都市公安局郫都区分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胡 蓉 人民陪审员 肖 星 人民陪审员 卜伟召 二〇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唐 洁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超越职权的； （五）滥用职权的； （六）明显不当的。 第七十四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但不撤销行政行为：（一）行政行为依法应当撤销，但撤销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二）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需要撤销或者判决履行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违法：（一）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具有可撤销内容的；（二）被告改变原违法行政行为，原告仍要求确认原行政行为违法的；（三）被告不履行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判决履行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