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 判 决 书（2019）湘行再22号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傅林，男，1983年5月15日出生，汉族，住湖南省浏阳市。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小区。法定代表人：何军，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梁刚，该局工作人员。委托代理人：贺特，湖南通程律师事务所律师。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万家丽中路一段269号。法定代表人：胡岳龙，该局局长。委托代理人：陈颖彬，该局工作人员。再审申请人傅林与被申请人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市交通执法局）、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以下简称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一案，芙蓉区人民法院2018年2月6日作出(2017)湘0102行初251号行政判决。傅林不服，提起上诉。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11日作出（2018）湘01行终136号行政判决。傅林仍不服，申请再审。本院于2018年11月30日作出（2018）湘行申631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8月31日10时59分，市交通执法局行政执法人员在长沙火车站附近实施城市公共客运监督检查时，发现傅林驾驶牌号为湘Ａ×××××宝骏牌轿车涉嫌非法运营，市交通执法局2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上前进行现场调查取证。在调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向傅林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告知执法人员身份，并通过询问车上乘客，查明乘客欲搭乘傅林所驾车辆到浏阳市，傅林与乘客互不认识，乘客有到目的地后支付运费的意思表示。傅林不能提供《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等有效证明文件，市交通执法局当场作出《公共客运管理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决定对傅林现场所驾车辆实施暂扣的行政强制措施。2017年9月12日，市交通执法局对傅林作出《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并依法送达给傅林。傅林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但因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市交通执法局未予采纳。2017年9月19日，市交通执法局作出行政处罚［2017］10517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傅林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或者其他有效证明，从事非法营运，违反了《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傅林作出罚款贰万元的行政处罚。傅林不服该处罚决定，于2017年9月22日向市交通运输局申请行政复议。市交通运输局于2017年9月25日受理后，依法向傅林送达了《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并向市交通执法局送达了《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和《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市交通执法局于2017年9月30日提交了书面答复，并提交了作出该行政处罚决定的证据、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经过审查，市交通运输局案件承办人认为该案案情比较复杂，经市交通运输局法制机构负责人审核和分管领导批准，决定延期处理。2017年11月23日，市交通运输局将《延期审理通知书》送达给傅林，由傅林委托朋友李奔代签。经全面审查，市交通运输局于2017年12月20日作出长交复决［2017］第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市交通执法局作出的［2017］10517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决定维持市交通执法局对傅林作出的处罚决定。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于2017年12月22日送达傅林。傅林不服，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撤销市交通执法局作出的［2017］10517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2.责令市交通执法局就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向傅林赔礼道歉；3.承担傅林的经济损失（交通、误工、诉讼、车辆扣留费5000元）。一审判决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和长沙市机构编制委员会长编委发［2012］19号文件规定，市交通执法局具有对非法运营的车辆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执法职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长政办发［2011］69号文件的规定，市交通运输局具有对市交通执法局的行政行为作出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本案中，市交通执法局提交的《询问笔录》《关于湘Ａ×××××宝骏轿车非法运营经过》、视频资料等证据能够证实傅林所驾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傅林有按照乘车人的要求，拟将乘客送至目的地，乘客有达到目的地后支付运费的意思表示，傅林以营利为目的搭载乘客的行为属于非法运营行为。关于傅林诉称其系受朋友瞿某之托，去火车站接瞿某的亲戚，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因此不构成运营行为的意见以及提交的瞿某及乘客沈细娇的证人证言。就此，首先，瞿某在证言中称其与傅林是朋友，委托傅林去火车站免费顺路接其大姨沈细娇及表弟回家，根据生活常识，瞿某应当将免费顺路接其回家情况告之沈细娇，但沈细娇在证言中明确表示当时对此并不知情，并称事后才知道是免费顺路接其回家，有悖于生活常理。沈细娇的证言与市交通执法局提供的现场视频资料中沈细娇陈述“车是其侄女喊的，肯定要给车费”等的证言相悖，其第一时间提供即现场证言更具可信度；其次，证人瞿某系傅林的朋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一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二）与一方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有利的证言，或者与一方当事人有不利关系的证人所作的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证言；……”瞿某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傅林未从事非法营运的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真实性：（一）证据形成的原因；（二）发现证据时的客观环境；（三）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四）提供证据的人或者证人与当事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五）影响证据真实性的其他因素。”傅林提供的瞿某、沈细娇的证人证言，不予采信。傅林诉称其未从事非法营运的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据查明的上述事实，可以确认傅林的上述行为构成非法营运，故市交通执法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市交通执法局依据《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对傅林作出罚款贰万元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市交通执法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听取了傅林的陈述、申辩意见，履行了受理、查证、作出决定、送达等行政程序，行政程序合法。市交通运输局在受理傅林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审查，听取了市交通执法局的答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长交复决［2017］第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给当事人。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行政程序合法，适用法律、行政法规正确。综上，傅林诉称的事实与理由不能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傅林的诉讼请求。傅林不服，上诉称：市交通执法局所作涉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1.现场录像视频资料不完整；2.执法过程中存在欺诈、威胁、诱导、利诱，非法取证，所取证据没有效力；3.处罚过程中没有调查事实的真相；4.现有证人证明傅林未从事非法营运。综上，一审认定事实错误，导致作出不公正、不合法的判决，请求：1.撤销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行初251号行政判决；2.撤销市交通执法局[2017]10517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3.由被上诉人承担经济损失6000元。市交通执法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傅林存在非法运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涉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市交通运输局辩称：其对该案有法定的复议权；涉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傅林的上诉请求。二审判决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二审判决认为：本案主要审查市交通执法局作出的［2017］10517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市交通运输局行政复议决定的合法性。本案中，市交通执法局调查取证的《询问笔录》《关于湘Ａ×××××宝骏轿车非法运营经过》、视频资料等证据能够证实傅林所驾车辆未取得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傅林有按照乘车人的要求，拟将乘客送至目的地，乘客有达到目的地后支付运费的意思表示，傅林以营利为目的搭载乘客的行为属于非法运营行为。关于傅林诉称其系受朋友瞿某之托，去火车站接瞿某的亲戚，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不构成运营行为的主张，因傅林提交的证人证言不足以证明该主张，对该主张不予支持。市交通执法局听取了傅林的陈述、申辩意见，履行了受理、查证、作出决定、送达等行政程序，依据《长沙市城市公共客运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的［2017］10517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行政程序合法。同时，市交通运输局在受理傅林的行政复议申请后依法进行了审查，听取了市交通执法局的答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长交复决［2017］第1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并送达。市交通运输局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亦符合法律规定。综上，原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傅林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傅林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判决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一）项的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诉讼费50元，由傅林负担。傅林不服原一、二审判决，申请再审称：一、被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1.执法现场录像视频资料不完整。执法记录仪已完整记录了整个执法过程。但行政机关只提供了对其有利的视频片断，没有提交傅林本人及在场其他人员对傅林有利的视频资料。2.询问笔录系执法机关造假。傅林从未承认自己是非法营运。3.视频中乘车的阿姨不是直接叫车人，不了解情况，执法人员应与叫车人核实而未核实。4.傅林本人在现场时被隔离，根本不知道执法人员当时和乘车人说了什么，否则会要求向叫车人核实。二、执法过程中存在欺诈、威胁、诱导、利诱，执法人员语言粗暴，不文明执法，非法取证，所得证据应无效。乘车的阿姨刚开始一直称没谈价钱，后因执法人员称“送派出所”，被诱导、威胁，才称是到了目的地如她侄女不付她本人会付钱。三、处罚过程中没有调查事实的真相。执法机关应向叫车人核实而未核实。乘车人及叫车人都出具了视频、证词，叫车人复议时还去了执法机关，都证实是朋友免费帮忙，不是非法营运。四、傅林未从事非法运营，只是帮朋友忙，朋友的亲戚目的地“龙伏”即傅林家所在地。其是免费顺路帮朋友带亲戚回家，只是乘车人不知情；傅林与朋友的亲戚（乘车人）并没有谈论收取任何费用；乘车人是在执法人员诱导、恐吓、威逼情形下称“到达目的地支付费用”，只是单方意向并未与傅林达成协议。五、傅林有正当职业，从事净水器销售及售后服务。请求：撤销原审判决，撤销涉诉处罚决定和复议决定，由被申请人承担经济损失8000元（含交通费、误工费、二审费用等）。市交通执法局答辩称：原审判决认定傅林存在非法运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涉诉行政处罚决定适用法律正确，内容适当，程序合法。综上，傅林申请再审理由与事实不符，于法无据。请求驳回再审申请，维持原判。市交通运输局答辩称：涉诉行政复议决定程序合法，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傅林的再审申请，维持原判。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本院另查明：1.案涉女“乘客”自称是由新疆来长沙，是侄女替其喊的车。市交通执法局未向案涉女“乘客”的侄女核实。市交通执法局提交的执法视频载明：女“乘客”一直称没谈价钱，是其侄女喊的车；执法人员对女“乘客”说，到龙伏会不会给钱？不如实讲，就要带派出所，今天就回不去了。女“乘客”称“如果她（侄女）没给付，那我肯定要付，等一下我肯定要打个电话吧，对不对”。2.市交通执法局提交的其于2017年9月12日对傅林所作询问笔录载明：“傅林：我驾驶该车辆搭载乘车人要从长沙火车站送至浏阳市，乘车人讲到目的地支付运费，我与乘车人不认识。”该笔录“被询问人签名及时间”处载明“傅林拒签”。对此，傅林称该询问笔录系造假，根本没有该询问笔录；并称自己在2017年8月31日的交通执法局《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中，在“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处明确写明了“本人并没有非法营运”。本院认为，本案再审争议的焦点为涉诉行政处罚决定及复议决定是否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涉诉处罚决定证据不足，主要理由：（一）本案中，涉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傅林非法运营的主要证据有两个：一是对傅林的询问笔录；二是一位“乘客”的录音录像资料。其一，关于询问笔录。该笔录载明了“傅林承认自己非法运营”，但签字处载明傅林“拒签”。傅林质证时称执法机关并未进行该次询问，该询问笔录系造假；如询问笔录记载内容属实，他就不会拒签。在没有其它证据证明该询问笔录中“自认非法运营”的内容是傅林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对该询问笔录不予采信。其二，关于“乘客”的视频。女“乘客”沈细娇在视频中称系其侄女为其喊的车，并非其本人喊的车。该视频显示沈细娇并非约车人，也与傅林间没谈过车费问题。约车人是她侄女。故她侄女与傅林间到底是何种约定，乘车人沈细娇并不知情。执法人员在对沈细娇询问时，所说“今天回不去了”“送派出所”等话语，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一位普通的中年女同志造成一定的心理紧张。故，乘车人最后说“如侄女不付，她也会付”，是否包含了乘车人当时已明知“确定要支付车费”这一意思表示，不甚明了。且结合前述询问内容，也表明乘车人与傅林间一直未谈车费事宜，其当时对“付多少车费”不知，根据生活常识，则其当时对“要不要付车费”，也不一定得知。（二）执法机关未与约车人核实。乘车人沈细娇的侄女瞿某是约车人。在乘车人不甚了解约车情况时，市交通执法局理应第一时间与其侄女即约车人核实而未核实，错失固定证据的最好时机。市交通运输局在复议时，瞿某出面证明自己与傅林间是朋友，傅林系顺便帮忙，沈细娇那次坐车无需支付车费。由此，因市交通执法局未在第一时间与约车人核实，不仅错失固定证据的最好时机，导致查明客观事实的难度增加；亦导致市交通运输局复议中对约车人瞿某的证言是否采信时，陷于尴尬。（三）乘车人与约车人提供证据称无需付车费给傅林。乘车人沈细娇与约车人瞿某后均出具证词与视频。在证词与视频中，沈细娇称开始不知情，后来听她侄女讲“是朋友免费顺路带她回家”；瞿某则一直称“无需付费”。（四）乘车人目的地与傅林住址一致，均是“龙伏”。乘车人沈细娇要去的目的地，与傅林身份证所载住址均为“龙伏”，故傅林存在顺路带人回家的可能。综上，执法机关本可与约车人联系核实而未核实，致使错失固定证据的最好时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中“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的规定，现有证据表明，涉诉行政处罚决定认定傅林非法运营的证据不足。同理，涉诉行政复议决定亦证据不足。至于傅林要求承担经济损失8000元（含交通费、误工费、二审费用等）的请求，因傅林的涉诉车辆不属于运营车辆，该有关车辆的损失及其它损失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直接损失，故其赔偿损失的请求，依据不足，不予支持。综上，傅林申请再审的理由部分成立，对其诉讼请求予以部分支持。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处理结果不当，依法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二）项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1行终136号行政判决和芙蓉区人民法院(2017)湘0102行初251号行政判决；二、撤销长沙市交通运输局长交复决[2017]第10号行政复议决定和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2017]105170221号行政处罚决定；三、驳回傅林的其它诉讼请求。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100元，由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长沙市交通运输局各承担5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  周婷婷审判员  余旭东审判员  向黎丽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法官助理邹志斌书记员刘海涛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第一百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认为原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在撤销原生效判决或者裁定的同时，可以对生效判决、裁定的内容作出相应裁判，也可以裁定撤销生效判决或者裁定，发回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重新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