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镇远县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黔2625民初73号原告：石开燕，女，1982年6月9日出生，苗族，贵州省镇远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镇远县。原告：胡振炜，男，1969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上海市人，大学本科文化，企业管理人员，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普陀区，现住镇远县。二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昌军，镇远法律援助中心法律援助律师。代理权限为特别授权。被告：冯文光，男，1968年8月17日出生，汉族，贵州省平塘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平塘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朝辉，贵州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文奇丽，贵州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为一般授权。原告石开燕、胡振炜诉被告冯文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14日立案。由本院审判员母绍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石开燕、胡振炜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万昌军、被告冯文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杜朝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石开燕、胡振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257036.2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二原告共同生产红薯销售，2018年10月下旬，被告通过朋友介绍，通过微信、电话的方式向原告订购15万斤红薯，单价1.85元/斤，由被告到原告指定的地点（镇远县舞阳镇沿河村七间房组农户家中）取货包装上车运回，约定12月5-8日首次取货，以后，每隔3天取货1次。原告根据双方约定，于12月5日前准备了15万斤红薯租房存放在沿河村七间房组农户家中，并按被告的要求进行大小分堆存放。被告于2018年12月8日从原告处取货17548斤后，剩余的132452斤，被告未按约取货，原告经多次催被告及时取货，被告仍然借故迟迟不予取货。因红薯属于鲜活产品，不能长时间存放，原告虽然对剩余的红薯进行保温等方式进行储存，但是被告延迟取货时间已超过1个多月仍然未取货，导致剩余的红薯变质，部分已腐烂，不能使用。因被告违约，造成原告以下损失：1、货物（红薯）损失132452斤×1.85元/斤=245036.20元；2、租金损失6000元；3、变质货物清运损失6000元。共计损失257036.20元。为此，特起诉请求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冯文光答辩称：一、被告与二原告之间的买卖合同一案，被告通过微信和电话等方式所订购的红薯款项已付清。对于原告诉中提及的15万斤的红薯损失系原告无法销售后准备强卖给被告的货物，因此其诉中所提及的货物损失以及租金、清运损失等费用系其单方行为，与被告无关。被告与原告双方通过微信等方式被告向原告订购了一万多斤红薯，本想着用该批货物试下市场，若市场较好被告就继续与其订购，但原告提供的货物拉到市场后就有大量损坏及发霉的现象，损失较严重；因损坏严重导致被告订购的红薯在销售过程中非常困难，最后只有亏本处理。在此期间，被告虽然与原告通过微信及电话聊天的方式就原告的红薯有过磋商，双方在磋商过程中被告也提到了原与其购买的第一车货有出现损坏及发霉现象不好销售，因此打算再选一些好的红薯再进行销售，而原告误以为被告会与其大量订购红薯，因此其在销售红薯过程中对于无法销售的红薯就准备强行卖给被告，对于原告诉中提及的货物总量、单价的计算以及相关的损失均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据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应予以驳回。二、原告在本案中虚构事实，编造理由，企图讹诈被告钱财。在双方接洽红薯买卖合同一案中，被告从未与原告明确所购货物的具体数量，也未跟原告就货物的多少及运输、存放等达成一致协议，双方仍只存在货物买卖的协商阶段，本案中的买卖合同并未达成，更不存在违约行为，因此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因双方有过第一次购买红薯的合作事宜，被告也是如约按照双方约定的价格和数量交付了货款，双方在后来的聊天过程中原告称其有很多货，由于被告向原告购买的第一批货亏损了，被告打算继续再购买部分质量较好的红薯以便把第一次亏损的钱赚回来，但被告从来没有向原告承诺过要购买15万斤货物。据此，双方并没有对于订购大量的红薯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未达成。如果被告与原告达成了购销红薯的合意，被告也会参照第一次与原告购买红薯前向原告支付一定的定金，而现由于市场经济的原因及原告自己保管不善导致其红薯发霉及无法销售后就准备强卖给被告没有事实依据，应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就本案起诉的15万斤红薯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双方并未达成订购协议，双方的买卖合同并未成立；被告也没有向原告支付订购货物的定金，其诉中提及的订购数量及损失均与被告没有任何关系，据此，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原告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1、证人何某1的证言，拟证明原告租其房屋存放红薯，大概存放有四、五万斤。被告在证人房屋处装箱拉过红薯，还听被告说要来第二次，听他们说定金之类的话，但具体事情不清楚。原告租其房屋的租金是2500元。原告的红薯霉变以后，证人去帮忙拉了三、四车丢掉，原告承诺支付6000多元。2、证人何某2的证言，拟证明原告租其房屋存放红薯，租金2000元，大约存放了二万多斤，后来大概坏了一万多斤，是原告请人来拖出去倒土里面了。3、证人何某3的证言，证明原告租其房屋存放红薯，租金1000元/月，2018年农历9月存放的红薯，后面红薯坏掉了。大概存放了十多万斤红薯。4、身份证复印件，拟证明原、被告的身份情况。5、聊天信息、录音资料，拟证明被告通过朋友介绍，通过微信、电话的方式向原告订购15万斤红薯，单价1.85元/斤，由被告到原告指定的地方取货包装上车运回，约定12月5-8日首次取货，以后，每隔3天取货一次。被告按约定取货17548斤红薯后，对剩余红薯未按约定取货；原告多次催促被告取货，被告均未按约取货，导致原告准备的货物变质，部分已腐烂。6、图片复印件，拟证明原告为被告准备的红薯情况，因被告未按时取货，造成剩余的红薯变质，部分腐烂。7、收条5张，拟证明原告支出了货物的出场费、清运费共计1.2万元。8、红薯储藏的相关资料，拟证明红薯储存的失水率。9、图片，拟证明红薯部分损失的情况。对于原告方出示的上述证据，被告提出下列质证意见：证人何某1证明的内容是原告的行为，和被告没有关系。证人何某2证明的内容和被告没有关系。证人何某3的证明内容和被告没有关系。证人何某3说原告存放红薯在他那里是在2018年农历9月，这个时间早于被告与原告联系买红薯的时间，证明这个地方是原告自己租来用的，不是为了卖红薯给被告才租的。对第4份证据不持异议。第5份证据录音资料中并没有体现出被告承诺3-4天发一次货，并且该录音资料不符合证据的形式要件，没有时间，没有文字材料，没有经过有资质的第三方鉴定是否经过剪接，所以该份录音资料既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也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聊天信息的图片也无法证明原、被告之间有3-4天发一次货的约定。被告拉过一次货是付过定金的，后面再没有付过定金，不能证明被告承诺过3天拉一次货。第6份、第7份证据所产生的损失费用与被告无关。第8份证据恰好能证明原告没有按照规定储藏红薯，红薯霉变是因为原告储存不当，并且合同法中有规定，买卖合同中，交易物未交付之前毁坏应该由出卖人承担，该红薯没有交付给被告，坏了不应该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为反驳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1.身份证复印件，证明被告的身份情况；2.（1）微信聊天记录1-25页，拟证明被告与原告通过微信聊天后与原告订购了一车货，被告在2018年11月28日支出了10000元定金，2018年12月8日装完一车货17000多斤左右发车后才支付了余款22460元给原告；（2）微信聊天记录25-35页，证明被告向原告告知拉到香港的货出现质量问题即红薯发生霉变，在此期间被告也只是要求原告发货的样品（31-33页）到深圳，并没有向原告支付订货定金，也没有向原告订购过15万斤红薯。对于被告出示的上述证据，原告提出以下质证意见：对第1份证据没有异议；第2份证据中（1），原、被告之间订购的货物是15万斤，17000多斤是部分履行；（2）聊天记录显示的是被告的货发生霉变，而不是原告的货，聊天记录不能证明被告的证明内容，反而综合录音材料能够证明被告承诺三天发一车。对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上述证据材料，本院作如下认证：原告方申请的证人何某1、何某2、何某3拟证明的租金及清运费的问题，与原告提交的收条能相互印证，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采信。对于原告提交的图片及红薯储藏的相关资料亦能反映出红薯损坏的情况，本院予以认可。对于被告提交的身份证复印件，本院予以采信。对于本案的关键性证据，即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电话录音及被告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经综合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本院对其真实性予以认可，但结合聊天内容及通话录音，原告所称被告向其订购15万斤红薯及三天提货一次的情况，均是由原告胡振炜提出，并未有被告冯文光明确的认可和其他的证据予以认证，为此，本院对原告拟要证明的目的不予采信。同时，依原告的申请，本院对已损坏并迫待处理的红薯进行了证据保全及估量，原、被告双方对本院证据保全的结果不持异议。被告提出这些红薯是因为原告自己储存不当坏掉的，故不管红薯有多少，坏掉多少，都与被告无关。本院经审理认定以下事实：原告石开燕、胡振炜合伙在镇远县租赁土地种植红薯并销售。2018年10月21日，原告胡振炜与被告冯文光经朋友介绍互加了微信。原、被告双方通过微信洽谈了合作事宜，被告冯文光在微信中谈到“如合作好，你几十亩不多，好的全部要”，原告胡振炜给被告冯文光的红薯报价为3700元/吨。同时，双方还通过电话、见面等洽谈了合作事宜。双方约定好由被告自己负责包装运货，为此，被告冯文光订购了二千个包装箱邮寄到原告处。2018年11月28日，被告冯文光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给原告胡振炜定金10000元，2018年12月5日，被告冯文光到原告处打包运货17548斤，并于2018年12月8日通过微信转账支付货款22460元给原告胡振炜。2018年12月13日，被告冯文光通过微信给原告反映此次发到香港的货有好多烂的情况。此后，被告冯文光未到原告处运过货，因原告的红薯发生损坏，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另，原告花费租金6000元用于租房堆放红薯，花费6000元将坏掉的红薯清运处理。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以及原、被告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及收条、图片等证据在卷佐证。本案争议焦点：一、原、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成立，被告是否违约，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二、本案标的物灭失的风险应由谁承担。本院认为，原告石开燕、胡振炜生产红薯并销售，本欲靠此赚钱，却不想发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实属双方都不愿发生的事实，故对于原告的无奈之举予以理解。但本院的裁决，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作出。争议焦点一。本案中原、被告双方并未订立有书面合同，从原、被告双方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来看，能明确双方成立买卖关系的只有已完成交易的17548斤。至于原告诉称的15万斤红薯的买卖关系，从双方的聊天记录中并未体现出达成买卖15万斤红薯的一致意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十二条的规定，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合同的内容包括标的、数量、质量等。由于双方没有订立书面合同，仅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及通话录音，无法确定双方买卖标的的数量。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的有关规定，双方未能就不明确的数量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且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及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标的的数量，故本案中原告主张买卖15万斤红薯的合同不成立。在合同不成立的前提下，便不存在违约及承担违约责任的情形。争议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规定：“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到本案中，原、被告双方未约定买卖关系中标的数量，原告诉称的15万斤红薯的买卖合同未成立。且根据双方已完成的17548斤红薯的交易习惯来看，是由被告负责到原告存放红薯的地方打包运货。故对于原告损坏的红薯，在合同未成立亦未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的情况下，由原告自己承担毁坏灭失的风险。综上所述，原告石开燕、胡振炜以被告冯文光违约为由要求其赔偿损失的诉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石开燕、胡振炜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154元，减半收取2577元，由原告石开燕、胡振炜自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还应在上诉期限届满后七日内预交上诉费用，上诉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母 绍 先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书记员 王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