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4民初8426号原告(反诉被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住所地天津市。法定代表人：姜东，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元武，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反诉原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佛山市。法定代表人：张焕。被告：张焕，男，1983年2月15日生，汉族，住湖北省。上述两被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丘考婷，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余赞才，男，1989年9月24日生，汉族，住广东省茂名市。原告(反诉被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恒通”)诉被告(反诉原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银盘”)、张焕、余赞才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19年10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天津恒通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元武，广东银盘、张焕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丘考婷到庭参加诉讼。被告余赞才经本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照缺席程序进行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天津恒通向本院提出本诉诉讼请求：1.判令广东银盘、张焕对余赞才应支付款项127,565.76元(其中租金119,565.76元、律师费8,000元)共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判令余赞才就上述款项与广东银盘、张焕承担共同支付责任。诉讼中，天津恒通撤回第2项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5日，天津恒通与广东银盘签订《代理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约定广东银盘作为天津恒通融资租赁业务的代理商，代理其在郑州、合肥等地的融资租赁业务。同日，天津恒通与广东银盘、张焕签订《连带责任保证合同》(以下简称“《保证合同》”)，约定广东银盘与张焕对主合同项下所有承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等。2018年11月2日，经广东银盘代理，天津恒通与余赞才签订《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约定余赞才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天津恒通融资租赁牌号为粤KRXXXX现代牌汽车，融资总额为102,360.45元，共36期，每月还款租金为3,856.96元等。余赞才确认将剩余购车款92,080元委托天津恒通一次性支付至广东银盘公司账户。此后，天津恒通按约支付购车款，取得车辆所有权后出租交付余赞才使用。余赞才已付2期租金，共计7,713.92元。自2019年2月5日起，余赞才未再付租金。截止2019年4月5日，余赞才已拖欠到期3期租金及未到期的28期租金，合计剩余租金119,565.76元。因余赞才未按期支付租金，天津恒通基于《保证合同》，要求广东银盘、张焕对余赞才应负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广东银盘、张焕针对本诉共同辩称，一、系争主合同名为汽车融资租赁合同，实质为借款合同。从合同目的分析，余赞才为车辆所有权人，其与天津恒通签订合同目的仅在于获得资金，并不具有融物属性。从债权的保障分析，融资租赁合同中的出租人在解除合同的情况下，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而天津恒通在车辆上设置抵押权，违约责任约定的重点在于“租金加速到期”，保障的是借款的本金及利息。从合同履行的情况分析，天津恒通与余赞才未进行车辆所有权转移变更登记，双方无实际的交车行为。余赞才为涉案车辆所有权人，其无法对自己的车辆产生租赁关系。主合同约定的融资总额本就低于转让价款，而天津恒通实际放款金额又低于融资总额，故其未取得全车的所有权，未履行支付融资款的义务。二、天津恒通无放贷资质，为规避法律规定，抓住借款人急需资金的心理，虚构付款购车的事实，以租金形式骗取借款人高额利息，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之行为。三、《保证合同》所担保的主合同为合作期内的融资租赁合同，即客户基于融资租赁合同所生债务。因《保证合同》早于主合同的签订，故广东银盘对主合同实质为借款合同并不知情，主合同无效，保证合同亦无效，广东银盘无需承担保证责任。广东银盘后期察觉到“融资租赁模式”有问题后，及时终止合作。关于张焕，合同签订时，其并不在场，名章系张焕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广东银盘员工加盖的，盖章仅代表公司法定代表人行使职务行为，并非个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保证合同》约定最高债权为1亿元，张焕根本没有提供担保的经济实力，其不可能同意承担担保责任。《保证合同》文末“保证人二”处明确要求“签字”，张焕未签字，也未授权他人以任何形式签字，故《保证合同》对张焕不发生效力。此外，天津恒通未举证证明本案在最高债权数额1亿元范围内。四、即便主合同有效，同一债权既有人保，又有物保的，保证人对物保以外部分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责。天津恒通放弃行使抵押权，广东银盘、张焕无需对余赞才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余赞才自己提供了物保，天津恒通应当就物保实现债权，如天津恒通先行使人保，广东银盘履行保证责任后，还需向余赞才进行追索，增加讼累。五、租金起止计算及加速到期的主张均缺乏依据。天津恒通与余赞才不存在交车事实，无法确定租金的起算日期；租金应计算至停止租赁之日；余赞才停止租赁的，天津恒通无权主张未使用期间的租金。本案应按实际情况计算余赞才应付的本息，而本金数额应以实际放款金额为准，利息从拖欠之日起算。如余赞才已支付的“租金”超出法定利息的部分应当先抵扣本金。六、天津恒通违反了《保证合同》的约定，广东银盘无须承担责任。天津恒通从未向广东银盘发送过债务人清单，且早已经关闭合作系统，广东银盘无法核实合同履行情况。经了解，天津恒通起诉后，部分债务人仍继续还款，部分债务人的车辆已由天津恒通收回处置，其债务已得到满足，再向广东银盘、张焕主张权利，存在双重获利。现天津恒通仅提交单方制作的还款信息表，无法证明债务人余赞才的违约行为。综上，本案不存在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广东银盘、张焕无需对主合同中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请求驳回天津恒通全部诉讼请求。余赞才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广东银盘向本院提出反诉请求为：1.判令天津恒通支付拖欠的佣金报酬5,118.02元及该款利息(自提起反诉之日起至付清之日止，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判令天津恒通支付律师费。诉讼中，广东银盘明确律师费金额为2,000元。事实和理由：2018年1月15日，天津恒通与广东银盘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广东银盘为天津恒通提供推介汽车融资租赁客户等融资租赁代理服务，天津恒通根据广东银盘提供的融资租赁申请的服务涉及的具体数量、质量和类型等情况向广东银盘支付佣金报酬。同日，为担保《合作协议》项下承租人的债务，双方签订了《保证合同》。之后，经广东银盘介绍代理，余赞才与天津恒通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专用条款)》、通用条款等，上述合同约定了承租人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天津恒通融资租赁汽车。此后，天津恒通依约支付融资款，天津恒通与承租人成立合同关系。至此，广东银盘已履行《合作协议》约定的义务，天津恒通应根据协议及商务政策规定支付佣金报酬9,212.44元。经广东银盘多次催告，天津恒通仍未按约支付报酬，尚欠5,118.02元未付。因承租人存在严重逾期支付租金的行为，天津恒通提起本诉，向广东银盘主张全部剩余租金，应视为承租人已向天津恒通支付全部租金，故广东银盘有权向天津恒通主张一次性支付全部佣金报酬。《合作协议》、《保证合同》系天津恒通预先拟定，未经双方充分协商，条款基本都约定了天津恒通的权利，属格式合同。起初，双方约定一次性支付佣金，但后期商务付款政策多次被改动。因上述合同为格式合同，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提供方的解释，天津恒通应一次性支付佣金报酬。天津恒通针对反诉辩称，佣金报酬支付条件未成就，律师费主张没有依据，不同意全部反诉请求。天津恒通该支付的佣金已支付完毕，债务人未还款或者提前结清的，天津恒通是不给予返利的。庭后，天津恒通提交书面意见，同意支付佣金5,118.02元。经审理查明，2018年1月15日，天津恒通与广东银盘签订《合作协议》，约定广东银盘适当、有效地向天津恒通递交融资租赁申请书及履行相关义务，其不仅将为促成融资租赁合同的签署而提供协助提交每一项融资租赁申请、配合安装GPS、协助客户提车和购买保险、办理抵押和解押手续等租赁合同相关服务，还将为每个经营场所配备一定的工作人员、办公设备，协助天津恒通依约收回的租赁车辆处置、提供车辆仓储保管服务等；鉴于广东银盘需向天津恒通提供前述义务，天津恒通将参考其提供的递交融资租赁申请服务涉及的具体数量、质量和类型等情况，向其支付一定金额报酬，具体的报酬金额及发放方式，租赁公司将视实际情况不时地以书面公告的方式通知代理商，代理商在此同意按本协议和租赁公司的相关公告获取相应的报酬；与租赁公司通过代理商实际发放融资款直接相关的融资租赁合同服务费用的结算标准为按实际融资金额的一定比例结算或按约/季结算，在融资款放款后付款，具体的费用结算比例根据租赁公司不定期发布的商务政策为准；协议有效期自签订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等。同日，天津恒通与广东银盘、张焕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就《合作协议》项下天津恒通的“放鑫融”汽车融资租赁产品，广东银盘有权按约获取较高的服务费用，并同意按本合同约定提供担保，张焕作为广东银盘的法定代表人，经债权人要求，也愿意同广东银盘按本合同要求承担连带责任；所担保的主合同为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止，由广东银盘提供融资租赁申请的债务人与天津恒通就“放鑫融”产品所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无论融资租赁合同中是否包含保证人)；本合同项下，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1亿元；债权人以邮件发送通知的方式，每月向保证人发送截止到发出通知之日为止由保证人提交的并且通过天津恒通放款的债务人中违约债务人清单；在收到债权人发出的通知当月底前，就保证人核实的所有违约债务人，保证人须代为提前结清其在融资租赁合同下所有剩余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融资租赁本金及利息、租赁公司在实现融资租赁合同及抵押合同项下的债权和抵押权时所发生的费用等)；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或将要设定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等)，亦无论该等担保是否有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保证人承诺不以存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担保、本合同存在多个保证人或以其他理由进行抗辩或向债权人提出任何先决或后续的条件或要求；每笔主合同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自每笔主合同约定的起租日至每笔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两年；本合同自保证人、债权人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等。2017年4月28日(《合作协议》签订之前)，天津恒通向广东银盘发送邮件，载明“5月起我司将调整放鑫融(高息产品)返佣政策，36期返利由20%下调至18%，24期返利14%保持不变；首期返佣：次月结算，一次性结清；还款返佣：客户每还一期款给SP结算一期返佣，直至客户到期或者提前结清为止……客户一旦决定提前结清，则还款返佣停止发放。”2018年11月2日，天津恒通作为出租人与余赞才作为承租人签订主合同(包括专用条款、通用条款)，约定承租人将其自有车辆(现代牌小型轿车、牌号为粤KRXXXX、车架号为LBELFAFC7GY080229)以回租为目的，向出租人出售；租赁车辆转让价款总额为115,100元、融资总额为102,360.45元(包括车款、账户管理费、GPS费用等)；租赁期限为36个月，自出租人支付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起算；每期租金3,856.96元；实际支付车辆转让价款时，各方同意将首付租金23,020元抵销后的剩余车款92,080元支付至广东银盘账户；承租人逾期不支付租金或不足额支付租金，出租人有权主张租金加速到期；承租人违反合同约定的，出租人还有权向承租人主张损失，包括律师费在内的实现债权等费用；通用条款、专用条款、抵押合同一并构成对各方当事人之间达成的汽车融资租赁合同交易的约束等。天津恒通于2018年11月7日向广东银盘支付了92,080元，并办理了抵押登记。此后，余赞才支付2期租金，合计7,713.92元。自2019年2月5日该期起，余赞才未再付款，尚欠34期租金131,136.64元。2019年4月，天津恒通分别向三被告发函催款。天津恒通催款不着，提起诉讼，要求保证人广东银盘、张焕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天津恒通在本案诉讼中主张31期租金119,565.76元，并产生律师费8,000元。另查，广东银盘已收到天津恒通支付的月度返佣4,094.42元。以上事实，由《合作协议》、《保证合同》、《汽车融资租赁合同》、账户管理费银行回单、付款回单、车辆登记证、催收记录、还款信息、律师函、《委托律师代理合同》、律师费发票、律师费付款清单、邮件、商务政策及当事人陈述等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一、关于主合同性质，承租人将自有车辆出售于出租人后回租，体现了承租人对资金以及车辆的使用均存在需求，兼具融资、融物特性，故讼争主合同性质为融资租赁合同。承租人与出租人约定租金加速到期、在融资车辆上设置抵押权等约定，符合融资租赁合同相关法律规定。依反诉状“事实与理由”的记载，广东银盘对于承租人与天津恒通存在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其与天津恒通存在代理合作关系，以及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之事实均表示确认。广东银盘、张焕于庭审中对合同效力提出抗辩，与反诉状记载相悖，且未提供主合同存在合同无效情形之依据，故本院对该辩称意见不予采信。二、关于广东银盘、张焕提出天津恒通未全额支付转让款一节，依主合同有关租赁车辆转让价款，实际支付时各方同意须扣取或抵销首付租金之约定，天津恒通已按约支付相应融资款，其已取得车辆所有权。三、关于天津恒通主张剩余租金及律师费之请求，依主合同约定，余赞才逾期不支付租金的，天津恒通有权主张租金加速到期，并要求其承担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天津恒通认为余赞才自2019年2月5日该期之后未支付租金，主张31期租金119,565.76元。余赞才未到庭，未辩驳，故本院对天津恒通该两项主张予以确认。四、关于保证责任。1、张焕认为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广东银盘员工将其个人名章加盖在《保证合同》落款处，系代表公司行使法定代表人职务行为，并非其个人愿意承担保证责任。首先，《保证合同》形成于《合作协议》同日，两份合同均加盖了张焕个人名章，《合作协议》加盖于“法人代表”处，《保证合同》加盖于“保证人二”处，而非加盖于广东银盘公章旁。其次，合同首部记载了广东银盘与张焕愿意承担连带责任的背景情况，广东银盘基于其与天津恒通的《合作协议》项下可获取较高的服务费之考虑，张焕则作为广东银盘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第三，合同生效条款记载自保证人、债权人三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故合同落款处加盖张焕印章亦符合合同约定。张焕将个人名章交于本公司员工使用的行为应视为向他人的授权。综上，张焕应依《保证合同》之约定向天津恒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基于前述分析，广东银盘提出主合同无效导致《保证合同》无效之意见，本院无法采信。广东银盘提到《保证合同》成立于主合同之前，其对后续“融资租赁模式”的实质无法预判之意见，并不可信。广东银盘作为反诉证据提交的邮件，显示发送日期为2017年4月28日，内容为调整佣金返还比例，可见至少在保证合同签订前半年，广东银盘已开始为天津恒通代理融资租赁业务，与其上述意见不符。3、广东银盘提出同一债权上并存债务人提供的物保及第三人提供的保证一节。《保证合同》记载“保证方式与保证担保范围”中约定保证人确认无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是否设定其他形式的担保，亦无论该等担保是否由债务人提供，债权人均有权直接要求保证人先承担本合同项下的连带保证责任，该约定于法无悖，天津恒通径行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之请求，本院予以支持。4、《保证合同》约定保证人对主合同下所有承租人的全部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故天津恒通有权要求广东银盘、张焕支付未到期全部租金及律师费。五、关于反诉请求，天津恒通同意向广东银盘支付5,118.02元，故本院对于广东银盘要求天津恒通支付佣金及自反诉之日起算利息之请求予以支持。广东银盘主张律师费并无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天津恒通与余赞才融资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余赞才未按约支付租金，经催告仍未支付，构成违约，应承担支付全部未付租金及赔偿律师费的民事责任。天津恒通与广东银盘、张焕签订《保证合同》合法有效，在余赞才违约情形下，天津恒通径行向广东银盘、张焕主张连带保证责任之请求，符合约定，于法无悖，可予支持。广东银盘、张焕履行保证责任后，有权向余赞才进行追偿。广东银盘要求天津恒通支付欠付的佣金及相应利息，符合约定，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反诉原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张焕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对被告余赞才欠付原告(反诉被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全部未付租金119,565.76元及律师费8,000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反诉原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被告张焕履行上述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余赞才追偿；三、原告(反诉被告)天津恒通嘉合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被告(反诉原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佣金5,118.02元及该款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的利息；四、驳回被告(反诉原告)广东银盘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本诉受理费2,851元，财产保全费1,157元，合计诉讼费4,008元，由广东银盘、张焕共同负担(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本案反诉受理费25元，由天津恒通负担(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付本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上海金融法院。审 判 长  徐 健人民陪审员  朱小平人民陪审员  宗冬明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法官 助理  陈 君书 记 员  周敏杰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第三十一条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