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6民初234号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金山区。法定代表人：王琪，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某某，男。被告：上海南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法定代表人：郁子超。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冬傲，上海通佑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与被告上海南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被告在答辩期间提出管辖权异议，本院依法裁定驳回，于2019年3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傅某某、被告上海南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柏冬傲到庭参加诉讼。经原、被告双方同意，本案进行庭外和解一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被告支付原告货款205,051.99元及该款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是长期的供需业务关系，原告按约履行送货义务，2012年至2016年12月28日，根据原告财务账册和向被告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显示，双方交易总额3,117,244.49元，被告累计付款2,912,192.5元，目前共计拖欠货款205,051.99元，原告曾经多次去电，并派人多次催款，被告总以种种不能成立的理由拒绝付清所欠货款。被告违反合同法规定，给原告的生产经营带来极大困难，为维护原告合法利益，请法院依法判决。根据发票双方每年交易金额为：2012年1,808,390.05元、2013年430,904.18元、2014年776,856.06元、2015年85,956.6元、2016年15,137.6元。根据原告账簿，被告每年付款情况为：2012年1,405,748元、2013年602,731元、2014年512,583.5元、2015年225,650元、2016年161,070元、2017年240元、2018年4,170元。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诉请。确认原、被告之间存在业务关系，但已经终止合作。被告没有拖欠原告货款，双方款项已经结清。原告认为与被告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及原告向被告供货金额高达300万元，应当举证证明。确认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合计3,117,244.49元，被告也已经抵扣认证。原告主张的诉请金额是基于52份增值税发票，其中51份发生在2015年12月25日之前，即使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合同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大部分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被告经统计，2012年至2016年付款合计1,979,353.5元，被告的付款方式有承兑汇票、贷记凭证(银行转账、有流水记录)及支票代付三种，被告通过承兑汇票支付货款总计2,688,794.5元、贷记凭证支付407,948元，每年的付款金额分别为，2013年394,530元、2014年500,903.5元、2015年215,650元、2016年168,270元。确认2013年的1,595元没有付款凭证，2014年2月14日的1,700元没有付款凭证。被告不认可于2017年支付240元及2018年支付4,170元。被告认为2016年累计付款168,270元，不同意原告账簿中的退款7,200元。除去上述金额外，被告认可原告统计的被告已付款金额，并认为该已付金额即双方交易总额，且已经结清。原告系南洋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与被告于2015年有过货款纠纷并诉至法院，原、被告之间不可能在此后又频繁的买卖关系。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成立后即结算货款。被告的业务联系人是蒋娅馨。对于发票与交易金额不符的情况，因时间久远，具体原因不清楚，可能是被告的账目比较混乱，在原告开票后，被告没有核实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的情况下就进行抵扣了。针对被告的答辩意见，原告认为，经查阅原告财务账簿，原、被告之间在2011年之间的交易金额已经结清，原告主张的是2012年至2016年期间的交易款项，被告法定代表人郁子超母亲蒋娅馨曾为原告公司的工作人员，原告因此与被告熟悉并形成交易关系，双方没有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通常是按照蒋娅馨等人的指示进行送货，有些是蒋娅馨提货，有些是原告委托物流公司送货。双方是长期交易关系，进行滚动结算，被告最后一次付款是在2018年，原告主张没有超过诉讼时效。2017年240元、2018年4,170元，不是被告直接支付原告，该两笔费用是原告按照之前双方口头约定应当支付给被告业务员的服务费，因被告拖欠货款，原告没有支付，并直接用于抵扣了被告欠付的货款。虽然被告不认可原告制作的财务账簿上前述两笔费用，但原告认为财务账簿是真实正确的，对于240元、4,170元，被告不认可是抵销款，但是原告坚持要求减去，并且按照原诉状中的诉讼请求金额主张权利。对于被告制作的付款清单，不认可2013年支付1,595元，不认可2014年2月14日支付1,700元，按照财务账簿，应当是180元，对于2015年退款7,200元，同样是服务费，原告财务账册中显示是退还被告，有预支单和付款凭证作为证据，故应当扣除。本案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于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原告提交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院予以认定并在卷作证。对于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原、被告各自制作的明细清单，双方对清单中部分金额是否支付及扣除有异议，本院认为，对于被告制作的清单，原告对其中1,595元、1,700元有异议，被告表示没有付款凭证，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其余金额，原告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原告制作的清单，被告对于发票金额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对于2016年付款金额被告主张实际付款168,270元，而原告根据会计账簿显示退款7,200元，扣除后清单所列为161,070元，被告对退款不予认可，原告提供证据也不足以证明7,200元退款已返还被告，本院不予认定，对于2016年付款金额认定为168,270元；对于2017年240元、2018年4,170元，原告称是应付被告业务员的服务费，没有支付而直接抵扣被告欠付货款，被告不予认可，原告无证据证明双方就此达成合意，本院不予认定；对于原告清单所列被告其余付款金额，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会计账簿记录，证明原、被告双方在2011年之间的交易已经结清及2012年至2016年双方交易总额、被告已付款情况，本院结合双方制作的明细清单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部分送货凭证，证明原告已实际履行供货义务。被告对蒋娅馨身份予以确认，认为不能证明原告全部履行送货义务，本院结合发票、会计账簿等，予以认定。原告提交的其余证据，因系单方制作，被告不予可，真实性难以核实，本院不予认定。根据上述采信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原、被告之间存在电线、电缆买卖合同关系。2012年至2016年，原告向被告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2份，其中：2012年1,808,390.05元，2013年430,904.18元，2014年776,856.06元，2015年85,956.6元，2016年15,137.6元，金额合计3,117,244.49元。被告向原告付款情况如下：2012年1,405,748元，2013年602,731元，2014年512,583.5元，2015年225,650元，2016年168,270元。合计2,914,983元。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02,261.49元。原告庭后表示要求减掉其制作的财务账册记载的2017年240元和2018年4,170元，坚持诉请货款金额。本院认为：对于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买卖合同关系、被告是否结欠原告货款及货款金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对于交易总额，原告提供清单显示2012年至2016年向被告开具发票金额合计3,117,244.49元，被告付款金额达2,912,192.5元，被告抗辩称原告提供清单中扣除2016年原告扣款7,200元、2017年240元及2018年4,170元后原告统计的付款金额即为双方交易总金额，双方已经结清货款。纵观被告所述，被告在庭审过程中虽然抗辩双方货款均已结清，但确认无法明确交易金额、付款情况，庭后提交了书面说明，在法庭组织双方进行对账后，又再次对金额进行调整，最终被告明确扣除前述三笔款项后以原告统计的付款金额为准并认为该金额就是交易总额，但是分析原、被告清单中每年的发票、付款情况，除2016年发票和付款金额相差无几外，2012年至2015年发票与付款金额均存在不合理差异，如2012年发票金额达180余万元，付款仅140余万元，2013年发票仅43余万元，付款却达到60余万元，2015年发票85余万元，付款仅22余万元，如果被告所述每年交易金额即为付款金额属实，那么双方进行了五年的长时间交易往来，在发票金额远超过付款金额情况下，被告财务人员不经核实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关系即进行抵扣显然不符常理，对于被告该项意见，本院难以采信。双方交易时间在2012年至2016年，最后一次交易距原告起诉也有较长时间，原告仅提交了个别送货单，但是原告为证明其主张，将所制作的财务账簿作为证据提交，本院认为，结合送货单、原告向被告开具发票、被告进行抵扣认证且从未提出异议及被告持续付款的行为，可以认定原、被告之间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原告向被告的供货总金额为发票合计3,117,244.49元。对于付款金额，原告账簿统计为2,912,192.5元，被告对其中2016年原告扣款7,200元、2017年240元及2018年4,170元有异议，而原告未能举证2016年向被告退还过7,200元，也未能举证原、被告双方就原告应当支付被告的业务员服务费及服务费不予支付而直接抵扣被告所欠原告货款达成合意，故本院对统计的付款金额中该三笔予以排除，经统计，被告向原告付款合计2,914,983。两相扣减，被告尚欠原告货款202,261.49元未付，鉴于原告庭后表示其制作的账册真实准确，要求减掉2017年240元和2018年4,170元，系对自身权利的处分，本院予以扣减后，被告应支付原告货款197,851.49元，原告诉请超过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还抗辩本案已经超过诉讼时效，而双方并未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亦未约定付款期限，而被告最后一次付款在2016年12月30日，据此计算原告诉讼也未过时效，该项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自2016年12月31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的主张，原告并未举证在本案诉讼前向被告进行过催讨，本案立案为2019年1月2日，已超过原告主张的利息损失截止日，对于原告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南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货款197,851.49元；二、驳回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368元，保全费1,720元，合计4,088元(已由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预交)，由原告上海南洋电缆有限公司负担164元，由被告上海南伍电线电缆有限公司负担3,924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唐旭田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宋春燕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九条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或者报酬的，对方可以要求其支付价款或者报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法庭辩论终结，应当依法作出判决。判决前能够调解的，还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出卖人仅以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款抵扣资料证明其已履行交付标的物义务，买受人不认可的，出卖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证明交付标的物的事实。合同约定或者当事人之间习惯以普通发票作为付款凭证，买受人以普通发票证明已经履行付款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