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京0108民初17628号原告：马方，女，1981年5月26日出生，苗族，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林（马方之夫），住山东省高唐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吕春辉，北京君途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高洪，男，1937年6月19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北京冠楠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张艳华，女，1970年2月16日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海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芝，北京六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马方与被告高洪、第三人张艳华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2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马方之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海林、吕春辉，被告高洪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刚，第三人张艳华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美芝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马方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要求判决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号房屋二分之一所有权份额归我所有；2.判令高洪协助我办理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号房屋的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3.高洪承担本案的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高洪是高景民的父亲，高景民于2018年4月28日死亡。我与高景民于2003年6月13日登记结婚，于2013年4月8日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在我与高景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高景民隐瞒我从高洪处购买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东路×号房屋，并登记在高景民名下。我在与高景民离婚时并不知道高景民购买涉案房屋的情况。2019年1月6月，高洪联系我，要求我协助办理涉案房屋的继承过户手续，我方得知涉案房屋为我与高景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离婚时未进行分割。我认为，涉案房屋为我与高景民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但高景民的隐瞒，导致双方在离婚时未进行分割，我依法享有涉案房屋二分之一的所有权份额。因高景民已死亡，高洪作为高景民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依法有权继承涉案房屋相应的所有权份额，但双方无法协商处理，为此我诉至法院。高洪辩称，一、马方在产权变更登记时是知情的，且做过书面承诺，承诺高景民房屋产权的取得与其无关。因为马方是外地人，且马方与高景民差距较大，高景民担心婚姻发生风险，所以签署的这份承诺。二、马方已丧失诉权，离婚后有财产争议的应当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马方已经超过一年，无法提起诉讼。三、高景民取得房产的性质是赠与，现在我要求撤销赠与。故我不同意马方的诉讼请求。张艳华述称，一、马方没有与赠与人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并非涉案房产赠与合同的受赠人。根据马方诉状所述及另案自述，马方在赠与合同签订及赠与房屋过户的事情均不知情，而是在赠与房产过户十二年才知情。按照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本案赠与人未对马方作出赠与意思表示，马方当然也无机会作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故赠与合同中马方并不是受赠人。二、与本案相关的证据全部表明赠与人赠与房产给高景民，而不是赠与马方。2008年9月14日，赠与人开家庭会议时达成的赠与合同中明确写明房产归二儿子所有，没有写归二儿子夫妇所有；2008年10月，涉案房产赠与过户时只写了二儿子高景民一个人的名字，赠与合同履行完毕；赠与房产过户后，2008年10月28日赠与人高洪与受赠人高景民一起签订了《房产协议书》，再次写明房产已过户给高景民，是赠与人赠送给儿子的。故以上证据均可表明涉案房产的赠与人没有赠与马方的意思表示。三、赠与房产属受赠人高景民的个人财产。本案中赠与合同中写明了赠与房产的初衷，是为平衡三个儿子从父母处得到的给予，赠与合同明确写明该房产赠与二儿子高景民，并未写赠与马方。而在赠与合同的开始到结束都是赠与人让受赠人高景民一个人得益。故我不同意马方的诉讼请求。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高洪与董淑贤系夫妻关系，双方生育三子高景新、高景民、高景钟。1992年，高洪夫妇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西三旗转盘西×号房屋（以下简称×号房屋）。2003年，高景民与马方结婚。董淑贤于2005年9月27日去世。2008年9月14日，高洪与高景新、高景民、高景钟签订《房产归属协议书》，内容为：“1.说明：1号楼×号两居是老人的房产。我健在时，把房产归属问题解决好，免得以后出现不必要的麻烦。2.家庭背景：1）老大高景新，工作早，存的钱买房够用（单位内部房，二居）；2）老二因某种原因，至今无房，现住的是老人的房；3）老三因工作晚，房款基本上是老人的（单位内部房，二居）。3.因上述情况：我想尽力作工作平衡一点。出入就是老大和老二、老三相比，占用老人的财产不怎么平衡。为解决这一问题：我想老大前后用老人的钱四万元。我现在无力补给老大。所以叫老二拿出5万元补给他大哥。这样我看就基本平衡。老人的房产归老二所有。这是我的想法，谁也没提出过任何要求。（钱已付清）此书是高洪写，由高景新、高景民、高景钟签字。”2008年10月10日，高洪与高景民签订《北京市存量房屋买卖合同》，高洪将×号房屋转让给高景民，成交价格为306600元。2008年10月28日，高洪与高景民签订的《房产协议书》，内容为“我这套房产，已过户到儿子高景民手里，以买卖的形式办理的，这只是走的形式。实等于我赠送给儿子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需要父子写一份协议书。有我在，永久占用一间房，等终年为止。”当日，×号房屋过户至高景民名下。×号房屋过户后，马方与高景民搬至该房屋内居住，高洪搬出×号房屋。2013年4月，高景民诉至本院要求与马方离婚。双方在笔录中均称没有婚后共同住房；关于共同财产不需要法院处理，已经协商一致。本院于2013年4月8日出具（2013）海民初字第12352号民事调解书，双方自愿达成一致协议：一、马方与高景民离婚；二、双方无财产及其他争议。离婚后，马方搬出×号房屋。2015年9月28日，高景民与张艳华登记结婚。2018年4月25日，高景民去世。2019年，高洪将张艳华为被告、马方为第三人诉至本院，要求1.确认高洪与高景民房屋交易关系为赠与；2.撤销该房屋赠与。本院于2020年5月15日出具（2019）京0108民初35095号民事判决书，确认高洪与高景民就北京市海淀区清河西三旗转盘西300米处1号楼2层6门×号房屋的转让行为为赠与；驳回高洪要求撤销赠与的诉讼请求。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有以下两点:1.×号房屋是赠与高景民与马方、还是赠与高景民之个人财产。婚姻法规定，赠与合同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财产。本案中，高景民在世时，接受高洪的赠与，并与其他家庭成员达成协议，取得×号房屋的所有权。因在《房产归属协议书》、《房产协议书》中，并没有明确写明×号房屋是赠与给高景民个人的，故该赠与的取得应系马方与高景民的夫妻共同财产。高洪称赠与时，马方写过承诺书，承诺房屋产权的取得与马方无关，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故本院不予采信。2.马方是否知晓×号房屋含有其财产权益，马方是否有权利再行对×号房屋提出主张。2008年，高景民与家人达成《房产归属协议书》时，马景民与马方已结婚多年。虽然马方否认高景民与家人达成协议时其在场，但过户后，马方与高景民即搬入×号房屋居住。故马方称高景民有隐藏财产的行为，并不符合常理。马方与高景民离婚时，明确约定双方没有婚后共同住房；关于共同财产不需要法院处理，已经协商一致。该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马方称对于×号房屋的权属并不知晓，但其明确表示知晓高洪配偶去世后，高景民对于×号房屋已享有八分之一份额。马方陈述其希望快速离婚，故签署了相关条款，意味着马方放弃了×号房屋的相关权利。且马方与高景民离婚后，随即搬出×号房屋，至今亦已七年时间。故上述事实能够证明马方与高景民就×号房屋的处理达成协议，马方自愿放弃对×号房屋提出权利分割的主张。现马方提出诉讼，再行要求分割×号房屋的产权，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判决如下：驳回马方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马方负担，已交纳。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郝 蓬人民陪审员  王小微人民陪审员  贾玉英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书 记 员  秦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