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5民初94863号原告：戴晓昀，女，1983年8月17日生，汉族，住浙江省杭州市。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隽瑶，上海市晨升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璐佳，上海市晨升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XXX号XXX室。法定代表人：李栋，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雅丽，女。委托诉讼代理人：宋文超，男。被告：维和斯服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太路XXX号第三层17部位。法定代表人：李牧，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涛，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夏露露，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戴晓昀与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外服公司)、维和斯服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为维和斯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因戴晓昀与外服公司对同一仲裁裁决均不服，先后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以先起诉的戴晓昀为原告，后起诉的外服公司为被告，将双方的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本院于2018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2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晓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隽瑶、被告外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雅丽、宋文超、被告维和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涛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依法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并于2019年4月11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戴晓昀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胡隽瑶、被告外服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龚雅丽、宋文超、被告维和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洪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戴晓昀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外服公司足额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的工资共计人民币43,351.15元(原告离职前十二月平均工资18,671.04元为基数计算)；2.判令被告外服公司支付原告2017年度10天以及2018年1月1日至9月7日期间7天共计17天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差额共计28,928.25元(按离职前十二月平均工资18,671.04元为基数计算)；3.判令被告外服公司支付原告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1,361.76元(6.5个月×18,671.04元)；4.判令被告外服公司支付原告自2018年3月26日起至2018年9月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141,642.37元(以18,671.04为基数计算165天，每月工作日21.75天)；5.判令被告维和斯公司对被告外服公司上述请求金额承担连带责任。事实和理由：一、仲裁裁决按照不到13,000元/月的标准核算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工资不符合法律规定。原告每月实际到手工资为13,000元，如果加上公司每月足额为原告缴纳社保费，则原告每月的应发工资应为18,671.04元(含个税及社保费)，而且外服公司在仲裁中也认可原告的税前工资为14,826.67元，加上被告方主张的社保实扣数791.50元以及个税缴纳基数的规定，原告的应发工资至少也是15,618.17元/月。二、仲裁仅裁决支持原告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3,633.72元，而不认可原告2018年1月1日至9月7日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系错误。首先，未休年休假工资应按原告上述计算的应发工资为基数，因此2017年10天的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为17,168.77元，也并非裁决认定的金额。而原告向被告提出辞职的原因系因被告方拖欠工资长达两个月，故仲裁以原告主动终结双方劳动关系使被告无法安排原告年休假为由不支持原告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有违法律规定。三、原告与外服公司以及维和斯公司之间是劳务派遣关系，原告工资的支付主体是外服公司，而并非维和斯公司。仲裁认为维和斯公司以微信方式告知企业经营困难缓发工资并不存在恶意故原告不符合主张经济补偿金的条件于法无据。外服公司作为发放工资的主体并未告知原告缓发工资，且其也不存在经营困难的情况；而且被告也并无证据证明原告同意缓发工资。故仲裁不支持原告经济补偿金的请求显然错误。四、虽然原、被告劳动合同于2018年3月25日到期时原告正处于哺乳期内，但劳动合同期限的法定顺延情形并不能免除被告方与原告续订劳动合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仲裁裁决认定被告无需支付原告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也属错误。被告外服公司辩称，原告是由外服公司派遣至维和斯公司工作，并由维和斯公司负责具体的管理和考勤。原告工资是由维和斯公司支付给外服公司后，再由外服公司代为发放给原告。在原告诉请1所主张的期间，外服公司并不清楚其考勤情况，维和斯公司也没有将相应的工资支付给外服公司，故外服公司未向原告支付工资。但外服公司不认可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原告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原告税后月工资为11,500元，因此即便原告要主张工资，也应以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为计算基础，不同意原告的诉请1。由于原告的管理都由维和斯公司具体负责，因此对于原告已休年休假的情况外服公司并不清楚。原告2017年法定年休假不应按10天计算，而应按其在外服公司的工作年限计算，因此该年度原告只有5天的法定年休假。原告在2018年9月7日以没有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辞职也导致单位无法安排其年假，况且外服公司也不认可原告的辞职理由，因此不同意支付原告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对于原告诉请3，因没有支付原告工资的原因并不在外服公司，外服公司也不清楚原告的出勤情况，故外服公司并不存在恶意拖欠原告工资的情况。而且原告产假期间公司都是全部足额发放原告工资，且所支付的工资数额也多于原告诉请1中所主张的工资数额。因此，原告诉请3并没有依据。对于原告诉请4，2018年3月9日外服公司已经寄送书面劳动合同给原告，之后也多次以短信等方式告知原告需续签劳动合同，因此外服公司已经尽到了诚信告知及磋商义务。因此没有续签劳动合同的责任并不在外服公司，原告收到通知后也没有主动与外服公司联系续签劳动合同事宜。而且原告上一份劳动合同期满时其处于哺乳期，该期限本身就属于劳动合同法定顺延的情形，因此也不存在应签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问题。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维和斯公司辩称，原告的工资都是由维和斯公司支付给外服公司，再由外服公司支付给原告。由于维和斯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确实没有把原告诉请1中所涉期间的工资支付给外服公司并再支付给原告。但该工资不应以原告主张的工资标准计算，而应以原告合同约定的税后月工资11,500元为基数计算。对于原告诉请2，原告是其个人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所以2018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不应再支付。而2017年的未休年休假工资，维和斯公司也不同意支付。因为原告在2017年7月开始就不再实际到维和斯公司上班。根据微信记录显示，2017年7月和8月原告都没有到公司上班，但维和斯公司也没有实际扣发原告工资，所以2017年原告不再享有休年休假的条件。对于原告诉请3，维和斯公司并不是恶意拖欠原告工资，而是由于经营不善，导致公司没有及时将原告2018年7月到9月的工资支付给外服公司并予以代发给原告。因此原告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没有依据，不应当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原告诉请4也没有事实依据，外服公司也确认，原告当时处于哺乳期，其劳动合同的顺延是合理合法的。原告劳动合同到期时间是2018年3月25日，而原告于2018年1月3日生育，故原告从2018年1月4日至2019年1月3日处于产后产期及哺乳期，因此在劳动合同的法定顺延期间用人单位无需续签劳动合同。另外，根据原告的劳务派遣协议及原告与外服公司签订的协议约定，原、被告三方如果没有异议的，派遣协议是可以自动延期，延期的最长时间是不超过劳动合同约定期限，因此原告劳动合同期限也可再延期最多不超过两年。综上，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外服公司向本院提出以下反请求：1.判令外服公司不支付原告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税后工资28,954.55元；2.判令外服公司不支付原告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3,633.72元。事实和理由：原告的用工单位系维和斯公司，并由维和斯公司对原告进行具体管理，原告的工资也是由维和斯公司支付给外服公司后，再由外服公司支付给原告。由于维和斯公司并未将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工资支付给外服公司，外服公司也不清楚原告的实际出勤及年休假使用情况，且仲裁裁决所认定的工资标准也与原告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不符，故外服公司对仲裁裁决的内容不予认可，故提出上述两项请求。针对被告外服公司的上述反请求，原告戴晓昀辩称，2016年3月原告所签订的期限到2018年3月25日止的劳动合同，确实约定原告税后月工资为11,500元，但自2016年6月开始原告的工资调整为税后13,000元，一直到2018年9月原告辞职前，外服公司都是按税后月工资13,000元标准发放原告工资，故2018年7月到9月的工资，外服公司应按原告所计算的税前18,000余元的标准发放。外服公司所发放的原告产假期间的工资与2018年7月至9月的工资并无关联，两者无法互相替代。原告2017年12月中下旬开始休产假，2018年1月3日分娩，一直休息到2018年4月中下旬回公司上班，产假是128天。之后原告并没有休哺乳假，一直正常上班到9月7日辞职。原告从2005年开始工作，到2017年1月1日前累计工龄达11年10个月，因此原告2017年的法定年休假应按10天计算。2017年7、8月份期间原告有请过几次病假，7月请了四、五天病假，8月初到8月二十几号期间也请了病假，在此期间公司也是按全勤工资标准发放原告工资。但2017年原告并没有旷工或缺勤，因此应享有该年度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综上，不同意外服公司的反请求。针对被告外服公司的上述反请求，被告维和斯公司表示由法庭依法裁决。而且原告承认了2017年7、8月份其有未到公司出勤的情况，且当时原告并没有提交请病假的资料和手续，应按自行缺勤未到岗处理。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基于本院确认的证据及原、被告的庭审陈述，本院依法确认以下事实：原告戴晓昀与被告外服公司签订自2012年3月26日起的劳动合同及派遣协议书，约定外服公司派遣戴晓昀至用工单位维和斯公司(即被告)工作。后戴晓昀与外服公司多次续签劳动合同及派遣协议书，均约定外服公司将戴晓昀派遣至维和斯公司工作。戴晓昀与外服公司签订的最后一份劳动合同及派遣协议书的期限为2016年3月26日起至2018年3月25日止，并约定派遣期限届满，用工单位实际工作需要继续使用戴晓昀的，派遣期限可以续延0月，戴晓昀在用工单位期间的月工资为税后11,500元，并由外服公司以人民币支付等。在上述劳动合同及派遣协议履行过程中，外服公司于每月月初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戴晓昀支付其上月的工资；自2016年6月开始，外服公司每月按税后13,000元的标准向戴晓昀支付工资。外服公司未按时发放戴晓昀2018年7月1日起的工资。2018年9月7日，戴晓昀通过电子邮件以及书面信函的方式向外服公司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表明因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的劳动报酬，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于2018年9月7日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后外服公司向戴晓昀回函，确认收到上述解除通知，但不认可其中的解除理由。2018年9月10日，戴晓昀又通过手机短信将上述解除劳动合同的内容告知给了维和斯公司负责人。2018年9月20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了戴晓昀的仲裁申请。戴晓昀仲裁请求：1.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工资43,351.15元；2.外服公司支付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16天未休年休假工资28,912.21元；3.外服公司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21,361.76元；4.外服公司支付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未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141,642.37元；5.维和斯公司对上述请求承担连带责任。2018年11月19日，上述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裁令外服公司支付戴晓昀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税后工资28,954.55元、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13,633.72元，并由维和斯公司承担连带责任，而对戴晓昀其余请求未予支持。戴晓昀及外服公司对此均不服，遂先后提起本诉讼。另查明，1.2018年7月初，有员工在维和斯公司工作微信群中询问维和斯公司管理人员公司能否发工资；2018年9月初，该微信群中有员工又询问公司何时发放工资，且7月份工资也没发，已拖了2个月了，并要求公司明确发放工资的具体时间等；维和斯公司的管理人员于2018年9月6日在微信群中表示“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工资还会延期发，望各位多多理解……”。2018年7月至9月期间，维和斯公司的管理人员在包含戴晓昀在内的员工微信群“爱笑会议室”中曾告知，(公司)目前资金周转困难，工资要晚点发等内容。2.2017年7月，戴晓昀曾与维和斯公司负责考勤的王朋在微信聊天中表示，自己因孕吐利害没法上班，并向王朋提供了假条等；2017年8月，戴晓昀在微信中还向王朋提交过两次病休证明单。2018年1月，戴晓昀分娩生育，并在产假结束后回维和斯公司上班。3.根据戴晓昀通过外服公司工资查询APP中所收到的工资明细显示，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戴晓昀每月税前应扣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数额共计为791.50元，个人所得税为1,826.67元；2018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戴晓昀每月税前应扣的社会保险费及公积金数额共计为787.50元，个人所得税为1,826.67元。4.根据戴晓昀基本养老保险历年参保证明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戴晓昀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年限累积为141个月。5.2018年3月9日，外服公司将戴晓昀的续签劳动合同文本快递给维和斯公司人事员工丁晔馨。2018年3月9日以及3月22日，外服公司还通过手机短信告知戴晓昀，(续签的)劳动合同已寄出，请尽快核实签名后递交服务网点，及时与外服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等，并告知了联系电话。2018年4月8日，外服公司客服人员又通过电话告知戴晓昀，公司已将制作好的劳动合同寄至延安西路XXX号上海世贸商城10C64、66，并询问戴晓昀是否收悉。戴晓昀在电话中表示上述地址是维和斯公司的地址，其从2018年1月开始休产假，并没有收到上述劳动合同文本等。本院认为，劳务派遣关系中，用人单位或用工单位应当按照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本案戴晓昀与外服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及劳务派遣协议中明确约定，劳务派遣期间戴晓昀的工资由外服公司按月支付。虽然外服公司及维和斯公司均称戴晓昀的工资实际系由维和斯公司支付给外服公司后再由外服公司“代发”给戴晓昀，但上述操作流程系外服公司与维和斯公司之间的约定，并不能替代戴晓昀劳动合同中所约定的工资支付主体。据此，外服公司以维和斯公司未将戴晓昀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工资转给其公司为由，故其不应支付戴晓昀上述期间工资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鉴于戴晓昀与外服公司签订的派遣协议中约定的戴晓昀的工资标准为税后工资标准，且外服公司实际自2016年6月起亦按税后工资13,000元/月的标准支付戴晓昀工资，故本院仍按该标准来确定戴晓昀上述期间的税后工资数额。戴晓昀主张按其自行推算的月税前工资18,671.04元为标准支付其上述期间工资数额的请求，并无相应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为此，经核算，外服公司应支付戴晓昀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税后工资数额为29,250元。关于本案所争议的应休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因外服公司及维和斯公司并未举证证明戴晓昀2017年度具有不应享受年休假的法定事由以及该年度其已休年休假的事实，因此根据戴晓昀此前的累积工作年限，戴晓昀主张2017年度其有10天法定年休假未休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故外服公司应支付戴晓昀该年度未休年休假的折算工资。而对于该折算公司的计算基数，本院根据戴晓昀2017年度工资明细中所载明的其税后工资数额加上税前应扣除的社保费、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确定为15,618.17元，并核算出戴晓昀2017年度10天未休年休假的折算工资数额为14,361.50元。外服公司不予支付戴晓昀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请求，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同理，戴晓昀主张按其自行推算的工资标准计算其2017年度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的意见及请求，本院不予采纳，并难以如数支持。而关于2018年应休未休年休假，虽然戴晓昀系以拖欠劳动报酬为由向外服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但这也确实在客观上导致外服公司或维和斯公司不能安排其休当年度的年休假，且戴晓昀也并未证据证明其曾向外服公司或维和斯公司申请年休假而遭拒的事实。据此，戴晓昀要求支付2018年应休未休年休假的折算工资的请求，于理不合，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如上所述，因外服公司确实未能按月及时支付戴晓昀2018年7月1日以后的工资报酬，故戴晓昀于2018年9月7日以外服公司拖欠劳动报酬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做法，符合我国《劳动合同法》中所规定的用人单位应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情形，故戴晓昀的该请求，本院可予支持。至于维和斯公司所称的因其公司经营困难故而延缓发放员工工资且已告知戴晓昀的辩解主张，并不能成为不予支付戴晓昀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有效理由，本院不予采纳。对于经济补偿金的金额，本院根据戴晓昀与外服公司及维和斯公司建立劳动派遣关系的年限，以及戴晓昀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前十二个月其工资明细中所载明的税后工资数额加上税前应扣除的社保费、公积金及个人所得税等核算的月平均工资15,615.50元为基础，确定为101,500.80元。同理，戴晓昀按其自行推算的工资标准主张的经济补偿金数额，本院难以如数支持。关于未签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从本案查明的事实看，外服公司在戴晓昀劳动合同到期前已将续签的劳动合同文本寄给了维和斯公司，并通知了戴晓昀及时续签劳动合同事宜。虽然戴晓昀表示其在产假期间并未实际收到劳动合同文本，但其亦并未就此向维和斯公司及外服公司了解和询问续签劳动合同事宜，且当时其确实处于产期、哺乳期这一劳动合同的法定顺延期限，故戴晓昀要求支付2018年3月26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的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由于维和斯公司确认，戴晓昀在劳务派遣期间的工资实际由其公司先支付给外服公司，且对戴晓昀进行实际的用工管理，故戴晓昀要求维和斯公司对外服公司应承担的上述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本院可予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晓昀2018年7月1日至2018年9月7日期间的税后工资共计29,250元；二、被告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晓昀2017年度10天未休年休假折算工资14,361.50元；三、被告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戴晓昀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01,500.80元；四、被告维和斯服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对被告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的上述第一、二、三项履行义务向原告戴晓昀承担连带责任；五、驳回原告戴晓昀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元，免予收取。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程小勇人民陪审员  金 辉人民陪审员  董 鹏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书 记 员  李 平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第五十八条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第六十五条被派遣劳动者可以依照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与劳务派遣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