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15民初3570号原告：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安徽省合肥市。法定代表人：沈维国，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龚恩炳，男。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颜，上海建纬(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马吉路XXX号XXX楼。法定代表人：LUCAMAINARDI，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琦，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卢妍，女。原告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安徽凯和公司)诉被告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以下至判决主文前简称凯斯中国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4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于2019年4月18日依法转为普通程序，于2019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颜、龚恩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琦到庭参加2019年4月8日的庭审，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张颜、龚恩炳、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宗琦、卢妍到庭参加2019年5月20日的庭审。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安徽凯和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解除原、被告之间2018年安徽及江苏地区《经销商协议》及授权经销关系；2、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人民币(以下币种同)4,291,970.50元(安徽地区损失：2,688,611.50元，江苏地区损失：1,603,359元)；3、判决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及保全费用。事实和理由：被告凯斯中国公司系2013年1月11日设立，由CNHIndustrialN.V.公司控股，为其母公司及关联公司提供服务。原、被告签订了2017年安徽地区经销商协议。因双方合作良好，原、被告又于2017年7月25日以邮寄合同方式签订了凯斯品牌挖掘机系列在江苏区域的经销商合同。此后，原告为建设江苏地区凯斯品牌销售点，投入大量装修及推广资金，但凯斯集团在原告筹备江苏区域代理期间就擅自授权其他公司进入江苏市场，严重打击原告经营，原告多次向被告投诉无果，后在双方正常合作的2018年，被告突然于2018年4月及9月单方面发函终止原告在江苏及安徽地区的经销商权，给原告造成经济损失。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2018年经销商代理合同实际履行，被告突然终止原告授权系严重违约，双方多次协商无果，故原告诉至本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凯斯中国公司辩称：2018年安徽区域的合同解除是约定解除，原告没有完成销售指标52台。2018年被告没有授权原告江苏区域，2017年下半年原告指标是15台，原告没有销售达标，属于双方合同到期自然终止，2018年4月10日的警告函指出的是终止授权后的后续事宜，而不是违法解除。被告不存在违约行为，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没有依据。经销商协议2.2条规定，协议期满任何一方均无权就本协议终止导致的利润及其他损失要求获得补偿，故原告要求江苏区域的损失更无依据。原、被告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一、双方经销商协议的签订及相关往来情况。1、2014年，原告与被告签订《经销商协议》，约定：1.1条，被告在此指定原告，且原告在此同意成为协议附件1所定义之产品在本协议附件2所定义之地区内的公司授权经销商，以便原告在地区内销售产品，并为产品提供服务和保修。1.2条，被告同意非排他性地供应产品给原告在地区内转售，被告保留在地区内指定一个或多个其他经销商的权利。2.1条，协议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一俟期限届满，本协议即自动终止，如果原告希望续展期限，应在期限届满前至少60天以书面形式通知被告，表明其希望续展经销商协议的意愿，被告将自行决定是否同意与原告签订新的经销商协议。2.2条，一俟本协议期满，任何一方均无权就本协议终止所导致的利润或其他损失要求获得补偿。3.3条，原告在被告可能不时合理规定的期间在地区内销售的每种产品应达到最低数量，以满足本协议附件7中规定的最低销售计划，或者双方可能在书面协议中约定的数量，或者(如此等协议在相关销售期限开始之前并未达成)被告根据其对原告在相关销售期间在地区内销售每种产品之潜力的预测而可能合理确定的数量。16.2条，如果出现下列情形，被告经书面通知经销商后，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iii)如果原告违反了第3至第13条中的任何规定；……。18.6条，被告不因本协议终止而有责任承担经销商的继发性损害，包括但不限于当前或预期利润和销售额损失所造成的损害赔偿，或者与之有关的费用、投资或承诺。附件2约定地区为“安徽省”。附件7“最低销量”约定，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产品最低销售数量分别为小挖4台，大挖25台，备用件900元；上述最低数量根据双方预期并书面约定的s.c.行业需求总量(“预期行业需求总量”)计算。2、2016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经销商协议》，约定：1.1条、1.2条、2.2条、3.3条、16.2条、18.6条、附件2的内容与2014年《经销商协议》协议一致；2.1条，协议有效期至2016年12月31日；附件7“最低销量”约定，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间，产品最低销售数量分别为小挖4台、大中挖20台，合计24台，其中第一季度为小挖1台、大中挖7台，第二季度为小挖1台、大中挖4台，第三季度为小挖1台、大中挖3台，第四季度为小挖1台、大中挖6台；上述最低数量根据双方预期并书面约定的s.c.行业需求总量(“预期行业需求总量”)计算。3、2017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经销商协议》，约定：1.1条、1.2条、2.2条、3.3条、16.2条、18.6条、附件2的内容与2014年《经销商协议》协议一致；2.1条，协议有效期至2017年12月31日；附件7“最低销量”约定，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间，产品最低销售数量分别为小挖8台、大中挖45台，合计53台，其中第一季度为小挖2台、大中挖10台，第二季度为小挖2台、大中挖12台，第三季度为小挖2台、大中挖11台，第四季度为小挖2台、大中挖12台；上述最低数量根据双方预期并书面约定的s.c.行业需求总量(“预期行业需求总量”)计算。4、2017年4月至2017年5月，原、被告双方通过电子邮件，就原告在江苏区域经销的相应事宜进行了往来沟通。2017年6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经销商协议》，约定：1.1条、1.2条、2.2条、3.3条、16.2条、18.6条的内容与2014年《经销商协议》协议一致；2.1条，协议有效期7个月，直至2017年12月31日；附件2约定地区为“江苏省”。附件14“筹备期考核条款”约定：被告授予原告江苏省区域挖掘机系列产品的经销权，协议生效时间为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共7个月，2017年6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为筹备期，期限为7个月，被告给原告设定的全年指标为15台，筹备期内指标为15台，原告在江苏省的销量将以服务部提供的原告在江苏省的交机报告为准；具体销售指标为，第三季度小挖2台、大中挖6台，第四季度小挖1台、大中挖6台；原告作为新经销商必须完成以下所列的任务和指标并通过被告考核，如原告未能完成筹备期内约定的指标和任何，被告有权单方面终止《经销商协议》，任务指标包括，完成筹备期内销售指标，完成基本投入、业务团队组建、销售和产品培训、经营场所装修、专用服务工具购置等任务。5、2017年12月，原告向被告发送电子邮件，要求作为安徽和江苏地区代表参加被告的经销商大会。2017年12月21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邮件，载明“欢迎参加2018年凯斯纽荷兰工业中国工程机械经销商大会”。2018年1月17日，被告通过电子邮件，向原告发送经销商授权牌，该授权牌载明，原告系“2018年凯斯工程机械授权经销商”。2018年1月30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被告在该电子邮件中告知原告其将与原告签订经销商协议，且协议已经寄出。二、关于经销商授权的终止。1、被告于2018年4月10日向原告发送《关于终止安徽凯和在江苏省的凯斯品牌挖掘机授权的后续事宜》，该文件载明：被告自2017年6月1日起将江苏省的挖掘机代理权授权给原告，其中2017年6月1日至12月31日为新经销商考核期，考核期指标为15台，原告在江苏省的销量以服务部提供的原告在江苏省的交机报告为准，但经过半年的运行，原告在江苏省的零售总台数仅为5台，远远低于考核期指标的15台，未通过被告的新经销商筹备期考核，因此，被告决定自2018年1月1日起，终止对原告在江苏省的挖掘机授权。2、被告于2018年9月1日向原告发送《关于终止安徽凯和在安徽省的凯斯品牌挖掘机授权的通知》，该文件载明：2018年已经过去8个月，原告1-8月累计批发仅3台，其中进货7台，退货4台，远远低于全年52台的销售指标，同时，安徽省上半年外资品牌大中挖产品的全行业销量为2591台，位列全国第三大市场，原告的销售业绩完全无法满足凯斯品牌对当地市场的覆盖要求，被告决定，终止对原告在安徽省的挖掘机授权。三、关于原告2018年安徽地区的实际销售情况。1、原告于2018年2月5日出售序列号为DAC130J6NHSFD1160的型号为CX130C的挖掘机，售价624,400元；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该设备后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显示设备价格为60万元。2、原告于2018年3月6日出售序列号为DAC210J6NHSFH1391的型号为CX210C的挖掘机，售价96万元；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该设备后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显示设备价格为88万元。3、原告于2018年3月31日出售序列号为DAC350J6NHSFP1135的型号为CX350C的挖掘机，售价172万元；案件审理中，原告确认其实际开票价格为168万元，低于合同价格172万元，故按照较低的发票价格计算该设备售价。原告2017年10月20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7-476的《购销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显示设备价格为151万元。4、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出售序列号为DAC380J6NHSFR1217的型号为CX380C的挖掘机，售价178万元；原告2018年1月30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8-052的《购销合同》显示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该设备的价格为162万元，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显示设备价格为1,619,999.99元。5、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出售序列号为DAC210J6NHSFH1374的型号为CX210C的挖掘机，售价95万元；原告2017年11月9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7-511的《购销合同》显示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该设备的价格为86万元，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显示设备价格为860,000.01元。6、原告于2018年5月3日出售序列号为DAC210J6NHSFH1438的型号为CX210C的挖掘机，售价951,200元；原告2018年1月30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8-034的《购销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显示设备价格为88万元。7、原告于2018年5月3日出售序列号为DAC210J6NHSFH1437的型号为CX210C的挖掘机，售价935,000元；原告2018年1月30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8-034的《购销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显示设备价格为88万元。8、原告于2018年4月19日出售序列号为DAC130J6NHSFD1140的型号为CX130C的挖掘机，售价65万元；原告购买该设备后的增值税发票出具方为案外人福建国重机械有限公司，发票金额为62万元，庭审中，原告称该挖掘机系从其他经销商即福建国重机械有限公司处调货。9、原告于2018年5月15日出售序列号为DAC075K3NJS3A7654的型号为CX75SR的挖掘机，售价447,230元；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该设备后被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显示设备价格为42万元。10、原告于2018年5月26日出售序列号为DAC380J6NJSFR1262的型号为CX380C的挖掘机，售价190万元；案件审理中，原告确认其实际开票价格为180万元，低于合同价格190万元，故按照较低的发票价格计算该设备售价。原告2018年5月21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8-250的《购销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显示设备价格为1,510,954元。11、原告于2018年6月1日出售序列号为DAC210J6NHSFH1432的型号为CX210C的挖掘机，售价98万元；原告2017年12月29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7-632的《购销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显示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该设备的价格为87万元。12、原告于2018年6月8日出售序列号为PS03-07859的型号为CX58C的挖掘机，售价321,180元；原告2017年11月30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7-562的《购销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显示设备价格为294,000元。13、原告于2018年7月30日出售序列号为DAC210J6NHSFH1429的型号为CX210C的挖掘机，售价976,800元；原告2017年12月29日与被告签订的编号为CNHI-CN-SAL-2017-632的《购销合同》及被告向原告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均显示原告自被告处购买该设备的价格为87万元。四、关于2018年安徽地区的销售奖励情况。2018年8月23日，被告向原告发送电子邮件，载明2018年上半年度的置换业务支持为27万元，全款销售利息支持为52,430元，并告知原告向被告出具《红字增值税专用发票通知单》以便被告安排货款冲抵事宜。案件审理中，原告确认，关于2018年安徽地区的销售利润中的销售奖励金额，按照置换奖励21万元及全款奖励补贴35,430元的金额标准进行主张。另查明，庭审中，原告主张最低销量按照其实际销售给最终客户的数量计算，其中2017年在安徽地区的销量为23台，2018年1月至8月在安徽地区的销量为13台；2017年在江苏地区的销量为10台，2018年在江苏地区的销量为4台。被告主张最低销量按照原告自被告处购买的产品数量计算，其中原告2017年在江苏地区的销量为5台，2018年1月至8月在安徽地区的销量为3台。以上事实有原告提供的2014年至2017年安徽地区《经销商协议》、2017年经销商厂家对接联系表邮件、2018年经销商大会邀请函邮件、经销商授权牌邮件、2018年经销商协议签订告知函邮件、《关于终止安徽凯和在江苏省的凯斯品牌挖掘机授权的后续事宜》邮件、《关于终止安徽凯和在安徽省的凯斯品牌挖掘机授权的通知》邮件、江苏地区经销商筹备授权往来邮件、凯斯工程机械业务筹备期考核条款、2017年江苏地区《经销商协议》、2018年安徽地区销售合同及发票、购机发票、2018年上半年度置换和利息补贴结算邮件、《折让说明》、2018年安徽地区销售交机报告及附件，被告提供的用户保修登记卡、2017年度及2018年度购销合同、2018年度退货退款协议等证据及原、被告庭审陈述在卷佐证。经质证，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提供的2014年至2017年安徽地区《经销商协议》、2017年经销商厂家对接联系表邮件、2018年经销商大会邀请函邮件、经销商授权牌邮件、2018年经销商协议签订告知函邮件、《关于终止安徽凯和在江苏省的凯斯品牌挖掘机授权的后续事宜》邮件、《关于终止安徽凯和在安徽省的凯斯品牌挖掘机授权的通知》邮件、江苏地区经销商筹备授权往来邮件、凯斯工程机械业务筹备期考核条款、2017年江苏地区《经销商协议》,被告提供的用户保修登记卡、2017年度及2018年度购销合同、2018年度退货退款协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供的2018年安徽地区销售合同及发票、相应购机发票、2018年安徽地区销售交机报告及附件，经质证，被告对2018年安徽地区销售合同及发票、相应购机发票的真实性无法确认，对2018年安徽地区交机报告及附件中的序列号为DAC130J6NHSFD1140的设备交机报告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经审查，鉴于(1)原告已提供了其2018年安徽地区出售设备的销售合同原件，(2)原告提供的2018年安徽地区销售合同及发票、购机发票、2018年安徽地区销售交机报告及附件在内容上可以相互印证，并与被告提供的2017年度及2018年度购销合同亦可基本印证，(3)原告提交的交机报告及附件来源于被告的经销商系统，原告已就序列号为DAC130J6NHSFD1140的设备交易情况作出合理解释，且该等解释与原告提交的购入该设备时的发票、出售该设备时的合同及发票可相互印证，该设备的交机报告中的《用户保修登记卡》的经销商确认处亦显示经销商为原告，而被告未提出相反证据，故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关于原告提供的2018年上半年度置换和利息补贴结算邮件及《折让说明》，经质证，被告对其真实性不予确认，本院经审查，被告与原告之间定期进行相应奖励金额的确认系双方合作过程中的一贯操作，原告提供的邮件及《折让说明》原件在内容上可相互印证，被告未提供相反证据，故本院对原告该部分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被告解除与原告之间的《经销商协议》是否具有合同及法律依据。对此，本院分析如下：一、关于安徽地区。被告2018年9月1日通过电子邮件发函解除与原告之间2018年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协议》缺乏合同依据。庭审中，原、被告对于双方已经签订了2018年度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协议》的事实不存在争议，因此，原、被告之间2018年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协议》已经依法成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现被告主张其系依据该合同关于最低销量以及解除合同条款的相关约定，以原告2018年1月至8月未达到最低销量为由，解除了2018年的《经销商协议》，对此，被告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首先，被告提供的2018年《经销商协议》文本并无原告的签章，原告亦不予认可，故无法证明原、被告双方在该《经销商协议》中约定的“最低销量”的具体内容；其次，根据原、被告历年签订的《经销商协议》，本院注意到，“最低销量”在原、被告合作过程中，每年都存在变化，从数量上并无固定的变化规律可循，从方式上部分年份仅约定全年总销量，部分年份在全年总量外还约定了各季度销量，亦无固定方式；最后，被告亦未就“最低销量”的计算过程及确定方法作出合理解释，故难以依据双方历年《经销商协议》确定2018年的“最低销量”数额。综合上述理由，本院认为，被告主张2018年的最低销量为52台，尚缺乏证据支撑，本院难以采信，被告2018年9月1日发函解除与原告之间2018年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协议》缺乏合同依据，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关于2018年安徽地区《经销商协议》解除的损失赔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原告的主张为2,688,611.50元，包括2018年安徽地区的预期利润2,688,611.50元和2018年安徽地区的成本投入1,952,449元，两者综合后，合计按照2,688,611.50元进行主张。对此，本院基于以下考量确定原告损失：1、原告提供的关于成本投入的证据与其主张的损失并不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原告因被告的解除行为客观受有经营损失。原告主张其为2018年安徽地区的经销工作进行了门店运营、人员聘用、广告宣传等相应投入合计1,952,449元并提供了劳动合同、租赁合同、装修合同及支付凭证等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该些证据反映的均为原告运营公司所产生的经营成本，既不等同于原告的经济损失，亦无法反映与被告解除合同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故原告凭借上述证据材料主张损失尚显证据不足。但本院注意到，在被告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原告在经营投入上的损失客观存在，从原告的角度分析，其举证确存在难度，若因原告举证不充分即判令原告自行承担全部经营损失有违客观公正，故本院将酌情考量原告因被告解除合同而产生的经营投入损失。2、衡量合同解除后原告的预期利润应当依据2018年1月至8月的实际销售情况酌情确定。原告主张按照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对于2018年上半年挖掘机市场销量同比增长50%的统计数据，以2017年安徽地区的销售利润的1.5倍确定2018年预期利润，再扣除2018年1月至8月的实际销售利润后，主张剩余预期利润为2,688,611.50元。对此，本院认为，商事主体作为个体，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并不必然与市场趋势相吻合，从原告提供的2017年及2018年其在安徽地区的销售情况看，并不能体现2018年销量同比增长50%的趋势，因此，本院确认按照2018年1月至8月原告的实际销售情况作为依据，计算解除合同后2018年剩余的预期利润金额。3、原告主张的销售利润均为毛利润，尚未扣除经营成本。原告主张的销售利润为销售价格与整机购入价格的差额，加上被告给予的销售奖励，该利润为毛利润，并未扣除原告的经营成本。综合上述考量因素，鉴于原告主张的销售利润系尚未扣除经营成本的毛利润，而原告因被告解除合同的行为而客观受有的经营损失亦应获得酌情赔偿，故本院酌定，以原告2018年1月至8月的平均毛利润，确定合同解除后2018年9月至12月原告的预期利润及经营损失总额。据此，原告已举证证明其2018年1月至8月的实际销售额合计13,055,810元，设备购入价格为11,814,954元，销售奖励为245,430元，2018年1月至8月的毛利润为1,486,286元(实际销售额-设备购入价格+销售奖励)，月均185,785.75元。因此，合同解除后，原告2018年9月至12月的损失总额为743,143元。至于被告辩称双方合同约定被告不因协议终止而有责任承担经销商的继发性损害，包括预期利润和其他损失，对此本院认为，该等约定针对的系被告有权解除合同或其他依法终止合同的情况，并不能对抗被告违约解除合同情况下原告向被告主张损失的法定权利。二、关于江苏地区。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已经就2018年江苏地区的经销权达成合意，理由包括：原告已经作为江苏地区代表参加了2018年的经销商大会，会议上被告管理人员口头承诺原告为江苏地区唯一代理商；2018年1月17日的邮件中被告向原告发送了经销商授权牌，按照合理理解，该授权牌包括了安徽和江苏地区的授权；2018年原告已经实际销售了4台被告的凯斯品牌挖掘机。被告对此不予认可，主张原、被告双方未就江苏地区的授权达成一致。本院认为，原告主张原、被告双方已经就江苏区域的授权达成一致，应举证予以证明。原告代表江苏地区参加2018年的经销商大会并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就《经销商协议》达成了协议，且根据双方邮件，双方于2017年12月对2018年经销商大会参会人员进行了邮件沟通，此时2017年的江苏地区《经销商协议》尚在期限内，原告仍是被告的经销商，被告同意原告参与经销商大会亦属合理，不能因此认定双方存在经销商协议的合意。被告2018年1月17日向原告发送的授权牌邮件中，授权牌上并未显示授权范围，不能就此推定被告同时授予了江苏和安徽两个地区的经销商授权。即使存在原告2018年实际销售了4台被告的产品的事实，也仅能认为被告认可了原告就该4台设备的销售，并不能就此推定原、被告就2018年全年的经销商授权在事实上已经形成。综合上述理由，原告证据不足以证明原、被告双方就2018年江苏地区的经销商协议达成合意，原、被告双方就江苏地区在2017年后未再签订新的《经销商协议》，原告主张被告违约解除经销商授权并要求被告赔偿预期利润及经营损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原告解除合同的诉请，本院认为，对于2018年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协议》，原、被告之间关于安徽地区的经销商授权期限已届满，且双方当前对于合同解除已无异议，故本院予以支持。对于江苏地区，鉴于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就2018年的经销商授权达成合意，故原告主张解除合同或经销关系，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解除原告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与被告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之间2018年安徽地区的《经销商协议》；二、被告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赔偿损失743,143元；三、驳回原告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1,135.80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46,135.80元，由原告安徽凯和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负担38,070.80元，被告凯斯纽荷兰(中国)管理有限公司负担8,06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黄 鑫审 判 员  徐劲草人民陪审员  赵传伟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六日书 记 员  王 迪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第一百零七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被执行人未按判决、裁定和其他法律文书指定的期间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支付迟延履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