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7民初1995号原告：李爱玉，女，1953年2月1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东，上海市震旦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王恒，男，1974年7月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被告：仇春兰，女，1953年9月25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莲芳，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阮晶莹，女，1978年11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告：阮晶磊，男，199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被告：陈彩兰，女，1928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委托诉讼代理人：阮晶磊，男，1991年9月23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原告李爱玉、王恒与被告仇春兰、阮森阳(已去世)股权转让纠纷一案，案号(2018)沪0107民初25147号(以下简称“25147号案件”)，本院于2017年10月10日受理，后于2018年4月8日裁定驳回两原告起诉。两原告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中院”)，案号(2018)沪02民终5928号,二中院于2018年4月8日裁定撤销原审裁定，指令本院继续审理。后本案立案，因阮森阳于2018年9月17日去世，本院依法追加其继承人阮晶莹、阮晶磊、陈彩兰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于2019年7月23日、同年8月27日两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爱玉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李继东，原告王恒，被告仇春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傅莲芳、陈凌，被告陈彩兰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即被告阮晶磊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阮晶莹经本院传票传唤仍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李爱玉、王恒共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将侵害两原告利益故意违约股权转让(实质转让了两原告10.5亩土地使用权)所得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330万元(以下币种同)的50%即165万元本息(含两原告支付的土地使用转让费退款27.5万元及利息)归两原告所有，并由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赔偿两原告因擅自处分两原告土地等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2、诉讼费由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承担。事实和理由：两原告系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已注销，以下简称“丹萍公司”)的原始股东，该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原为原告李爱玉。2002年8月2日，原告李爱玉与案外人上海娄塘工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娄塘公司”)签订《使用土地协议书》，又依据该协议经双方协商后变更为丹萍公司实际占用土地21亩。2002年11月，丹萍公司取得建设厂房立项批复。为办理后续土地出让手续，原告李爱玉于2003年1月向娄塘公司支付土地出让使用费55万元。2003年6月1日，两原告与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签订《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合同》)，两原告将所持的丹萍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同日，两原告与被告仇春兰签署《补充协议》，该协议确认丹萍公司除股权变更外，该公司实际仅有资产即正在进一步办理土地出让手续并实际处于交付使用状态的21亩土地由原告李爱玉与被告仇春兰双方各自拥有50%的使用权，并实质以丹萍公司作为平台共同开展联营活动。协议签订后，两原告配合丹萍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并继续协助丹萍公司办理后续土地出让手续，丹萍公司于2004年2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此后，被告仇春兰和原告李爱玉相继在丹萍公司所获规划许可证范围土地上南北划分搭建厂房等临时建筑。期间，2007年10月23日，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将丹萍公司全部股权及尚在办理后续审批手续的21亩土地权属等以丹萍公司股权转让的形式作价330万元转让给案外人陈某1、余某某，后余某某将己方持有的丹萍公司股权转让给了案外人陈某2。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恶意转让股权导致原、被告及案外人陈某1、余某某之间矛盾激化，严重影响办理正常的土地出让手续；被告仇春兰恶意举报原告李爱玉违章搭建导致原告李爱玉在丹萍公司北侧土地上投入建设价值246.7余万元的建筑物被政府强制拆除；加之国家宏观调控，导致后续丹萍公司申报土地出让手续无法继续办理。最终2008年4月7日，娄塘公司以拆迁为名，经与丹萍公司的股东陈某1、陈某2协商，由丹萍公司将21亩土地退还给娄塘公司，娄塘公司以拆迁包干补偿的形式支付368万元给陈某1、陈某2，其中包含本应归还给两原告土地出让金55万元的一半即27.5万元。审理中，两原告明确本案请求权基础是违约，具体为在丹萍公司名下21亩土地出让手续申报过程中，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违反了2003年6月1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合同》、《补充协议》和2004年3月14日签订的《补充协议(二)》中关于规划土地使用利益约定，对外转让丹萍公司全部股权，导致两原告按约享有的丹萍公司名下50%土地使用利益丧失；但若法院最终认定原告李爱玉与被告仇春兰在《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二)》中所作有关丹萍公司土地利益的约定无效，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对此具有过错，则要求四被告共同赔偿因约定无效导致两原告的损失。关于损失计算方式，两原告表示实际损失超过诉请第1项，包括两原告基于《补充协议》和《补充协议(二)》的约定在丹萍公司北侧10.5亩土地上搭建建筑物造价310万元，以及原告李爱玉向娄塘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55万元，北侧10.5亩土地价值95万元等，但在本案中两原告仅主张165万元，计算方式为按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对外股权转让款的50%计。故两原告相应变更诉请为：1、四被告连带赔偿两原告损失165万元；2、诉讼费由四被告承担。被告仇春兰、阮晶磊、陈彩兰共同辩称，要求驳回两原告全部诉请。理由：1、双方所谓土地使用权各自享有50%的约定无效，且主要过错在两原告。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定法院”)作出的(2015)嘉民三(民)初字第359号(以下简称“359号案件”)民事判决书已确认丹萍公司未办出后续建造厂房的手续，也未享有系争21亩土地使用权，本案所涉《股份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中土地权益分配的约定是无效的。该约定无效系由两原告造成，原告李爱玉通过与镇办企业签订协议以期获得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做法违反规定，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基于对两原告的信赖而签署相关《股份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两原告应就签订协议非法处理还未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承担主要过错。两原告主张因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恶意转让股权导致双方矛盾激化，严重影响丹萍公司办理正常的土地出让手续，但未能提交证据证明。两原告也自认后续因国家宏观调控导致丹萍公司21亩土地出让手续无法继续办理，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没有任何过错。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由此产生了损失，同样无法按照约定获得50%土地使用权，也未获得系争21亩土地的拆迁补偿款或退款，故双方理应损失自负。2、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对外转让股权的行为合法有效，不存在恶意串通或擅自处分。自受让丹萍公司股权后，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投入资金置办服装、物料、机器设备及雇佣生产人员，积累及获得一定业务和市场客户。后因经营环境不佳，生产压力较大，才于2007年10月23日将丹萍公司股权全部转让给案外人陈某1、余某某，股权受让人根据丹萍公司的厂房设备、业务量、客户资源和经营发展情况，支付股权转让合理对价，双方不存在恶意串通。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股权转让标的是丹萍公司名下合法财产，两原告主张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非法恶意转让股权中包含两原告的土地使用权，没有依据，未被法律承认的权利无法成为转让标的。另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对外转让股权在先，丹萍公司与所在地政府部门、代表企业协商拆迁补偿在后，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无从知晓和参与。3、嘉定法院359号案件另案处理结果不能支持两原告本案诉讼请求。嘉定法院359号案件审理范围为两原告起诉丹萍公司、陈某1等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案件，涉及到的是丹萍公司拆迁补偿是否侵害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嘉定法院生效文书并未支持两原告向丹萍公司主张侵权损害赔偿的请求，本案也不应支持两原告向已合法转让股权的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的继承人追责的主张。4、两原告本案诉请已过诉讼时效。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在2007年10月23日已将所持丹萍公司股权对外转让。两原告自认在2012年已知晓本案所涉争议土地出让手续办理进展、丹萍公司股权转让及拆迁补偿等事实，该事实与嘉定法院359号民事判决书查明事实相符，故两原告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最迟应自2012年起算诉讼时效2年。两原告诉称连续多年向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主张权利，但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多位出具证言的证人未到庭，证人王某所作证言不予认可。后两原告在2013年、2014年将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诉至本院，先后两次提起股权转让纠纷，本院于2014年11月作出394号案件民事调解书，协商方案为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向两原告再行支付12万元股权转让款。该394号案件审理范围已经二中院(2018)沪02民终5928号民事裁定书认定，系争50%土地使用权争议基于不告不理原则未有涉及。两原告除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外，从未向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发出任何足以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函件或数据电文等。被告阮晶莹未作答辩。针对三被告提出的时效抗辩，两原告表示双方自2007年起产生股权转让争议，两原告一直与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进行沟通，两原告采取在21亩土地上建造南北分界线、报警起诉、向土地执法部门及维权部门反映情况、向政府部门信访和上门催讨等方式，有证人沈某某证言、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询问笔录、陈某3证言、催款邮寄凭证、宦某某和王某承诺书、刘某某证明、法律服务委托协议、律师事务所证明等为证。另在2015年嘉定法院359号案件中两原告也曾向仇春兰主张权利，故该案民事判决书载明：“至于原告与仇春兰签订的保留50%土地使用权益的补充协议无效后的处理，系当事人间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范围，故本案中不予处理”，故本案诉讼时效应当从359号民事判决书生效次日起算2年，该判决书落款日期为2015年10月24日，至前述25147号案件起诉日2017年10月10日，并未超过诉讼时效。经审理查明，2002年8月2日，娄塘公司(甲方)与原告李爱玉(乙方)签订《使用土地协议书》，载明：“……甲方以乙方在娄塘镇注册公司的名义向嘉定区房土局申请工业用集体土地使用权……数量约17.0亩……乙方一次性支付甲方人民币5.3万元/亩，该费用90.10万元人民币分四期支付……土地使用期限为自土地批复之日起50年……”。落款处，双方签章确认。2002年10月22日，两原告设立丹萍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原告李爱玉。2002年11月12日，上海市嘉定区发展计划委员会向娄塘镇人民政府出具《关于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建造厂房立项的批复》(嘉计投2002第1611号)，主要内容有：“……你镇建办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我委同意该单位按你镇建设规划要求……建造厂房6500平方米……”。2003年，原告李爱玉以转账方式支付娄塘公司土地定金55万元。2003年6月1日，两原告(出让方)与被告仇春兰、阮森阳(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合同》，主要内容有：“……由于该企业成立以来资金缺乏未按期建造……同意将丹萍公司股份转让给仇春兰、阮森阳……一、丹萍公司以总价玖拾伍万元人民币全额转让给仇春兰、阮森阳；二、原丹萍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爱玉变更为仇春兰……三、丹萍公司股份转让后，原由李爱玉与上海娄塘镇工业发展有限公司在二〇〇二年八月二日签订的使用土地协议书变更为丹萍公司与上海娄塘镇工业发展公司签订使用土地协议书，该变更手续由李爱玉负责办理。四、丹萍公司股份转让后，由仇春兰负责实施上海市嘉定区发展计划委员会所发的嘉计投(2002)第1611号文件的全部内容……六、玖拾伍万元人民币支付办法(1+2+3=95万元)：1、在丹萍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期间由仇春兰先行支付定金叁拾万元人民币(本定金在二〇〇三年五月三十日已履行)；2、丹萍公司企业营业执照变更后取得执照时仇春兰支付肆拾柒万元人民币；3、李爱玉给付房地产权证仇春兰负责支付最后拾捌万元人民币……八、违约责任……2、如仇春兰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定金没收，并赔偿李爱玉因此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同日，原告李爱玉(乙方)与被告仇春兰(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一份，主要内容有：“一、双方就上海市嘉定区规划管理局关于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使用土地地块位置图纸中，所确定的面积双方各使用50%。如乙方今后在使用50%土地时甲方应全面配合。二、另外仇春兰支付给李爱玉50%的土地使用转让费每亩9.5万元人民币，最后结算以实际丈量的面积为支付标准……”。落款处，两人签章确认。为履行上述协议，被告仇春兰、阮森阳于2003年5月30日支付两原告股权定金30万元，2003年11月14日支付股权转让款10万元。2003年11月25日，丹萍公司相应办理了股权变更和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2004年2月27日，上海市嘉定区规划管理局向丹萍公司颁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用地项目建造厂房，用地面积14,181平方米。2004年3月14日，原告李爱玉(乙方)与被告仇春兰(甲方)签订《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有：“甲乙双方就二〇〇三年六月一日签订的《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第六条、第二款及《补充协议》第一条之内容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一、甲方应给予乙方人民币肆拾柒万元，扣除已付十万元，还应付乙方叁拾柒万元。二、乙方应向上海娄塘镇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叁拾伍万壹仟元(包括甲方未支付的十八万在内正确金额以有关主管部门通知为准)。三、甲方有义务将有关主管部门的付款通知以书面形式三天内通知乙方，由乙方在通知上签收为准。四、如乙方有到期不履行本协议第壹款之内容，由甲方向上海娄塘镇工业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叁拾伍万壹仟元，则乙方对二〇〇三年六月一日的《补充协议》第一条中的该土地的50%使用权全部丧失，无条件由甲方使用。五、如因乙方的不配合造成甲方不能如期造厂房，则甲方的全部损失由乙方承担”。落款处，两人签章确认。2004年2月至2005年12月期间，被告仇春兰在丹萍公司申报出让手续的南侧10亩土地上搭建了近2000平方米建筑物。2006年11月22日，丹萍公司(甲方)与陈某1(乙方)、余某某(丙方)签订三方协议，内容为：“由于甲方在嘉定区娄塘工业园区的厂房、围墙等已建造完毕(包括已安装好的200KV电力，水已申请好，厂房面积1680平方米等)……一、乙方和丙方各出资人民币50万元给甲方作为该土地使用权的预付款。二、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用地14181平方米中的土地指标由乙方和丙方申请办理，费用三方各承担3分之1。三、在土地指标申办过程中，乙方和丙方拥有对该土地的使用权。四、待该土地指标办理成功后，甲方必须转让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3分之2的股权给乙方和丙方。公司按资产评估后的资产价值人民币330万元重新股权分配，甲方占3分之1股权……乙方占3分之1股权……丙方占3分之1股权……”。2007年10月23日，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将其在丹萍公司全部股权转让给陈某1、余某某，股权转让价330万元，后余某某将其所持股权转让给了陈某2，丹萍公司均办理了相应的股权变更登记。2008年4月7日，丹萍公司与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区公司”)签订《企业拆迁经济补偿包干协议书》，约定丹萍公司在21亩土地上于2003年自行建造厂房2000平方米左右属于未批先建工程；工业区公司对丹萍公司约21亩土地、2000平方米厂房进行动迁，工业区公司给予丹萍公司经济补偿包干费368万元，包含丹萍公司支付的土地定金55万元(已支付娄塘公司)、被拆除房屋的建造安置价及二次装潢补偿费、附属物及地面设施补偿费、丹萍公司停业损失补偿费及职工就业安置费、设备货物运输搬迁及安置费、不可搬迁和无法恢复使用设备资产补偿费。2015年6月，丹萍公司登记注销。另查明，2007年5月8日，原告李爱玉与案外人刘情义、上海康洁腌腊制品厂(以下简称“康洁厂”)签订《土地有偿使用协议》，约定刘情义、康洁厂租赁涉案土地中的11亩用于建造厂房、仓储。此后，刘情义、康洁厂在丹萍公司申报出让手续的北侧11亩土地上建造厂房和办公楼。2007年5月13日,原告李爱玉写给丹萍公司时任法定代表人仇春兰一份《承诺书》，载明：“李爱玉在丹萍公司注册地北侧工地上建造厂房，以围墙为界限，如有政府部门前来干涉，一切法律经济责任由李爱玉承担，与仇春兰无关。”2007年5月20日，刘情义与案外人河南省鼎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基公司”)签订建筑工程合同，约定由该公司为刘情义在北侧土地上建造厂房、办公楼。2007年5月25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曾向原告李爱玉及丹萍公司发出“责令停止土地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李爱玉及丹萍公司立即停工。2007年11月27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行政执法总队向嘉定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作出《消除违法用地通知书》，载明：“……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李爱玉非法占用嘉定工业区北区金兰路北侧……集体土地约11亩新建工业厂房及办公楼等建筑物和其他设施，该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现将上述违法用地案件通知嘉定工业区管理委员会，望尽快采取措施，组织力量予以制止和消除”。2007年11月29日，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行政执法总队就丹萍公司股权转让等事宜向被告仇春兰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内容有“……问：你们为什么约定是95万元的转让价款，定这个价格的标准是什么？答：当时，上海各工业区都能以7-10万元每亩的价格取得工业用地。我们以李爱玉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土地为前提，以每亩9.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们，转让以我们取得100%股权，其中50%公司土地，约10亩，以李爱玉付土地款后可以使用的形式确定。问：《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合同》其实质是否是土地的转让？答：我们实际是为了办企业，通过转让股份的形式，来使用这10亩土地……问：据李爱玉称她以转让公司股份的名义，作价99万元转让给你10亩土地，是这样的吗？答：我们是在其能取得合法用地手续的前提下，获得100%股权，并承诺50%土地在李爱玉付款后可以使用，以这种形式获得这10亩土地。如果没有合法使用土地手续，别说99万，就是一万元一亩，我也不会要……问：目前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所使用的厂房是谁出资建造的？答：是我仇春兰以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名义建造的，李爱玉没有出资。问：什么时候建造的？什么时候完工的？答：2004年2月开始，陆陆续续造，到2005年12月完工……问：现在你们厂区内，围墙一分为二，南北各约10亩，这是怎么回事？答：中间的分割围墙是李爱玉强行建造的，南北各10亩是李爱玉强行划分的，但是我们有前提条件的，即在取得用地手续合法及李爱玉可入股我们公司。问：目前，在你厂区北侧，约占地11亩土地上正在建造的厂房，是怎么回事？答：李爱玉认为，根据我们与她的协议，她可以使用一半的土地，我可以造违章建筑，她也可以。问：你认为这11亩土地是属于你的，还是李爱玉的？答：是国家的，还不是我的，也不是李爱玉的。我们只取得了土地规划用地许可证，根据目前政策，我们还没有完全使用权。问：你们采取过制止措施吗？答：我们也制止过，报过警……问：2007年10月23日，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仇春兰变更为陈某1，你是怎么考虑的？答：我个人投资，由于是服装生意，生产经营压力太大，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指标一直不下来，就想退出投资生产……问：公司股份转让中，涉及哪些财产的转让？答：就是我们投入到企业中的资金，包括临时厂房、围墙、机器设备及21亩土地的有关文件等。问：转让后，你实际收到多少转让金？答：实际上收到280万元，还有50万没收到……”。2007年11月，在丹萍公司北侧10.5亩土地上由鼎基公司施工的厂房、办公楼完工。2007年12月27日,刘情义、康洁厂所建造厂房、办公室后被执法大队责令拆除。2008年，刘情义、康洁厂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起诉，案号(2008)嘉民三(民)初字第95号，要求两原告和丹萍公司支付工程款等。审理中，法院委托上海百盛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厂房价值进行评估，结论为尚未拆除厂房价格41万元，已拆除厂房、办公楼价格为2,695,152元。后嘉定法院作出判决，原告李爱玉提出上诉，二审案号(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54号，至2009年3月19日，二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原告李爱玉赔偿刘情义、康洁厂240万元。2012年6月6日，原告李爱玉委托案外人宦某某、王某代为催讨，宦某某、王某向原告李爱玉出具《承诺书》，载明：“郑重承诺在法律范围内处理李爱玉女士与仇春兰关于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欠款及仇春兰转让该公司上海市嘉定区金兰路地块本人50%土地权利事宜，在处理债务欠款过程中，不使用非正常手段……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及法律责任由本人负全部责任。如无法收回欠款，李爱玉无须支付任何报酬。”审理中，原告李爱玉申请证人王某到庭，证人陈述称其与宦某某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多次前往原告李爱玉提供的被告仇春兰所在地址进行催讨，并与阮森阳当面沟通，阮森阳拒付全部款项。2013年7月30日，原告李爱玉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由将被告仇春兰诉至本院，案号为(2013)普民二(商)初字第847号。该案中，原告李爱玉诉请被告仇春兰支付股权转让款59万元及相应的逾期利息。后该案以原告李爱玉撤诉方式结案。2014年3月26日，两原告以股权转让纠纷为案由，将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诉至本院，案号为394号案件。该案中，两原告诉请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支付股权转让款59万元及相应逾期利息，并在诉状中“事实和理由”部分提及“现两原告知悉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厂房已被动迁，政府补偿也已到位，两被告应向两原告支付股权转让剩余款项59万元。”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该案辩称双方之间股权转让实质为转让相应地块50%土地使用权，计算10亩共95万元，其已向两原告支付了其中的60万元，由于两原告无法办理上述土地的用地手续，故其拒绝支付剩余款项，并向本院提交了反诉状，请求确认《股份转让合同》第一、三、四、六、七条、《补充协议》第一、二条和《补充协议(二)》无效，以及两原告返还已支付的土地使用转让费60万元等。该案在2014年11月27日进行调解，被告仇春兰、阮森阳应支付原告李爱玉、王恒120,000元补偿费，并撤回反诉。2015年，原告李爱玉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为案由将丹萍公司、陈某1、余某某、工业区公司诉至嘉定法院，案号为359号案件。原告李爱玉诉请包括：一、该案四被告共同支付退还的土地使用费的一半即27.5万元及土地使用补偿100万元；二、工业区公司向原告李爱玉赔偿经济损失440万元(包括设计费平整费30万元、开工损失100万元、厂房造价310万元)。审理中，法院追加仇春兰作为第三人、陈某2作为被告参与诉讼。丹萍公司辩称确实拿到了动迁补偿款，与原告李爱玉无关。陈某2、陈某1、余某某辩称从仇春兰处受让丹萍公司股份，转让时原股东承诺所有土地和房屋丹萍公司享有完全权利，对原告李爱玉陈述的其与仇春兰之间的关系不清楚。工业区公司辩称原告李爱玉诉请的基础法律关系为四被告共同侵权，但事实上四被告不存在侵权行为。仇春兰未到庭陈述。2015年10月23日，嘉定法院作出359号民事判决，其中“原告诉称”部分载明：“……2012年，原告得知丹萍公司与被告工业区公司签订拆迁协议，被告陈某1、余某某代表被告丹萍公司将其使用的土地还给了被告工业区公司，被告工业区公司则将土地使用费55万元归还。从2012年起，原告多次向被告工业区公司提出质疑，要求被告丹萍公司和工业区公司赔偿原告损失，但未果……”。“经审理查明”部分载明：“……2008年4月7日，丹萍公司与工业区公司签订《企业拆迁经济补偿包干协议书》，约定工业区公司对丹萍公司约21亩土地、2000平方米厂房进行动迁，工业区公司给予丹萍公司经济补偿包干费368万元，其中包括土地定金55万元(已支付娄塘工业公司)、被拆除房屋的建安重置价及二次装潢补偿、附属物及地面设施补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费、不可搬迁资产补偿。被告工业区公司确认上述2000平方木厂房不在原告陈述归其使用的10亩土地之内……”。“本院认为”部分载明：“……《使用土地协议书》的用地人应当是丹萍公司，丹萍公司虽然与娄塘公司之间关于使用土地具有协议，但之后并未能与相关土地使用管理部门办理相应的土地使用手续，故其未能取得涉案土地的使用权……丹萍公司不得转让、转租该土地，因此，即便仇春兰代表丹萍公司确认原告李爱玉可以保留50%土地的使用权益，该约定也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故原告并未取得涉案50%土地的使用权益。三、基于上述分析，对于无效的约定，双方应当互相返还，恢复原状。原告虽然在2007年将12亩土地出租给案外人建造房屋，但该行为被执法部门制止，房屋被责令拆除，此后原告未在使用过该土地，其本就应将土地返还丹萍公司。由于丹萍公司才是用地人，工业区公司与丹萍公司签订《企业拆迁经济补偿包干协议书》主体适格。在上述补偿协议中，工业区公司将土地转让费55万元返还丹萍公司，并给予丹萍公司地上物补偿，而丹萍公司则将全部21亩土地交付工业区公司，该协议于法不悖，双方也已实际履行，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原告对涉案土地并不具有合法权益，其主张损害赔偿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至于原告与仇春兰签订的保留50%土地使用权益的补充协议无效后的处理，系当事人间合同纠纷，不属于本案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范围，故本案中不予处理……”；“判决如下”部分载明“驳回原告李爱玉的全部诉讼请求。”审理中，两原告为证明2007年起已向被告仇春兰和阮森阳持续主张权利，提交了多份书面证言。包括：1、案外人沈某某向本院出具《证明》，内容涉及：“……曾于2007年5月11日上午在上海市昌化路长寿路口云庐咖啡参与李爱玉与仇春兰夫妇就嘉定区娄塘镇用地股权争纷谈判事宜。仇春兰夫妇曾明确表示，如果土地股权卖掉后，会把属于李爱玉的50%土地权益利润给予李爱玉。此后，李爱玉不断找寻仇春兰夫妇索债无果，也曾恳请本人找朋友代为索债均无果……”。2、案外人陈某3向本院出具《证明》，内容涉及：“……仇春兰和李爱玉合作的土地当时请我帮他们建造厂房……仇春兰担任董事长时利用公司股权转让作价330万元(实际公司就是只有土地资产)同时也就实际李爱玉所有的10亩土地侵权私下卖给了第三方，至今没有给李爱玉应得的265万元(即公司实际转让50%款项应归李爱玉所得)，李爱玉为讨回公道追到仇春兰胶州路的家，仇春兰夫妻害怕了出逃，李爱玉将她家门踢坏了也没有结果……”。3、案外人刘某某向本院出具《证明》，载明：“……李爱玉女士于2014年8月向我反映其与仇春兰和嘉定工业园区关于嘉定区土地权利及股权纠纷一事，并经由我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反映此事及递交材料，情况属实。”4、2013年2月6日，两原告与案外人上海德载中怡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载律所”)签署《法律服务委托协议》，约定律所接受委托代理两原告与被告仇春兰关于丹萍公司股东权益纠纷(可能涉及股权转让款、土地使用权、厂房拆迁补偿)案件的一审、二审、执行阶段进行诉讼等内容，故案外人德载律所向本院出具《证明》，载明：“李爱玉与王恒在2012年至2015年间委托本所律师处理其与嘉定工业园区和仇春兰关于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和土地使用争议事宜……在律师的要求下，工业园区提供了与丹萍公司的土地收回协议和付款凭证。看到协议后，才得知李爱玉已经没有了丹萍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益。此后，李爱玉和王恒又委托本所王小咪律师(现在职)……作为代表与嘉定工业园区土地所高峰所长和仇春兰当面交涉，并要求工业园区和仇春兰对属于李爱玉和王恒的11.5亩土地被擅自处理给与补偿……”。审理中，两原告为证明被告仇春兰、阮森阳对外股权转让丹萍公司资产涉及北侧10.5亩土地权益，提交了陈某1、余某某签署的《证明材料》，载明：“陈某1和余某某签订的2006年11月22日上海丹萍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土地转让协议复印件属实。双方转让时，包括了李爱玉的土地(10亩)，仇春兰和李爱玉的土地和其他债权债务由仇春兰负责与我们无关，另外公司转让给我们的，除了土地没有别的资产(有1680平方米是简易房)”。审理中，被告仇春兰、被告阮晶磊、被告阮晶莹对上述多份证明不予认可，理由为证人未到庭，书面证言不实。再查明，阮森阳已于2018年9月17日去世，两原告及四被告确认其继承人为仇春兰、被告陈彩兰、被告阮晶磊、和被告阮晶莹。审理中，被告阮晶磊、被告阮晶莹明确表示放弃对阮森阳财产的继承权，被告仇春兰和被告陈彩兰未放弃继承权。以上事实，由两原告提供的工商信息、《使用土地协议书》、建造厂房立项批复、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股份转让合同》及《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三方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书》、询问笔录、《企业拆迁经济补偿包干协议书》、民事调解书、民事判决书、承诺书、证人证言、证明，被告仇春兰提交的证据交换笔录、调解笔录、谈话笔录、民事起诉状及证据目录、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等证据，以及谈话笔录、庭审笔录为证。本院认为，两原告与被告仇春兰、阮森阳于2003年6月1日签订《股份转让合同》后，被告仇春兰兼具丹萍公司80%股权受让人及法定代表人身份，其先后两次与李爱玉签署系争《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确认李爱玉享有丹萍公司正在申报出让手续的21亩土地中50%土地使用权益，虽然该土地使用权益约定经由嘉定法院359号生效判决认定为无效约定，无效理由为丹萍公司尚未办出土地出让手续，但关于该约定无效的责任承担问题，双方各执一词。本院认为，鉴于《询问笔录》和本院394号案件中，双方确认2003年股权转让之时丹萍公司的主要资产为正在申报出让手续的土地可期待利益，故双方作为理性商事主体，缔约之初理应尽可能谨慎了解丹萍公司建房所需手续而为之,且依据双方对后续出让手续办理方式的约定，可知双方在明知丹萍公司不具备系争土地出让手续的情况下，即约定对丹萍公司仅获规划许可范围内21亩土地使用权各半分配，双方对于该约定无效均存在过错，本院对于被告仇春兰辩称其因轻信原告李爱玉而签约并无过错的抗辩无法采纳。在签约之后，因原告李爱玉与被告仇春兰客观上均从事了建房行为，被告仇春兰是以丹萍公司名义在2004年即在南侧10.5亩土地上建造房屋2000平方米，该2000平方米建筑物后虽被拆除并经工业区公司认定为未批先建工程，但仍计入丹萍公司所获经济补偿包干费用中；但李爱玉为履行系争土地使用权益约定，在2007年使用北侧10.5亩土地对外租赁所建造房屋被违章拆除后已转化为相应的损失，该损失根据二中院(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54号生效判决，由原告李爱玉赔偿案外人刘情义等所建房屋损失。关于该损失，因李爱玉使用北侧10.5亩土地对外租赁所建造房屋在2007年5月25日收到行政部门寄送的停工通知后仍未停工，相应扩大的损失应由原告李爱玉自行承担；但在此之前，原告李爱玉所为履约行为产生的损失应由双方按过错比例承担。虽然原告李爱玉曾向被告仇春兰出具《承诺书》，但该文书系双方对于行政执法部门处罚的责任分担，不改变双方之前关于丹萍公司约定土地使用权益分配的约定，考虑到被告仇春兰以丹萍公司名义在南侧10.5亩土地上所建建筑物同被作为违章建筑拆除后仍计入丹萍公司所获经济补偿包干费用范围中，故本院以原告李爱玉履约所受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双方履行情况、过错程度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酌情认定被告仇春兰应赔偿原告李爱玉损失17万元。而原告王恒、阮森阳因并未在《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二)》上签名，原告王恒也并非赔偿刘情义等建房人损失的赔偿义务人，故均与系争丹萍公司土地使用权益约定无效损失赔偿无涉，阮森阳的继承人也无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关于诉讼时效，因系争土地使用权益约定无效是嘉定法院359号生效判决所认定，故原告李爱玉基于约定无效主张损失赔偿请求权应当自该判决生效次日起算诉讼时效，鉴于359号判决是于2015年10月23日作出，原告李爱玉已在2017年10月10日经本院25147号诉讼向被告仇春兰主张权利，故原告诉请尚未超过时效。客观上，原告李爱玉与被告仇春兰自2007年5月产生争议来，双方多次涉讼、报警、土地执法部门询问、委托王某上门催讨等方式沟通，可知原告李爱玉并非怠于行使己方权利，相关事实也相应产生时效中断的效力。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仇春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爱玉损失人民币170,000元；二、对原告李爱玉、原告王恒其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9,650元(两原告已预付)，由原告李爱玉、原告王恒承担人民币17,625元、被告仇春兰承担人民币2,025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龚 婕人民陪审员  蔡湘群人民陪审员  王俊英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书 记 员  徐 红附：相关法律条文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六十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