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赣08民初34号原告：九鼎企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工业园****6-9轴与A-B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50469756H。法定代表人：刘跃根，该公司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孔维辉，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特别授权。被告：吉水县人民政府，住所地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万**大道与春阳路交汇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61022051644797K。法定代表人：陈克龙，该县县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委托诉讼代理人：李亚兵，江西人民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授权。原告九鼎企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公司）与被告吉水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吉水县政府）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1月24日立案受理后，2019年3月中止，2020年4月恢复审理，依法适用普通程序，于2020年5月2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九鼎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廖素芳、孔维辉与被告吉水县政府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高翔、李亚兵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九鼎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吉水县政府向其赔付租金损失10731376.6元（56185.2元/月×191个月，自2003年1月1日起暂计算至2018年11月30日；自2018年12月1日起按照56185.2元/月计算应赔付的租金损失）；2．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为主张租金损失而产生的费用全部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九鼎公司于1997年4月16日签订《吉水县丝绸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出售合同》（以下简称《出售合同》），约定吉水县政府将吉水县丝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丝绸公司）部分资产（以下简称案涉资产）出售给九鼎公司，该合同约定土地出让范围包括公司现有生产区、办公区和生活区所占全部土地，面积约38亩，土地出让期限为50年；资产出售范围包括：上述出让土地范围内除缫丝生产专用设备外的所有厂房、办公楼、宿舍等生活用房及附属建筑物（含围墙），厂区内水、电设施；出售总价为人民币450万元（含与此交易有关的税费）。《出售合同》约定在九鼎公司付清第一期购买款后三天内，吉水县政府应向九鼎公司提供相应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九鼎公司于1997年4月21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主房建筑面积为10404.67平方米），于1997年4月29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工业用地性质），九鼎公司已成为案涉资产的产权人。九鼎公司在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后，依托所购买资产开设江西吉水九鼎生物食品有限公司并投入生产经营。此后，九鼎公司及江西吉水九鼎生物食品有限公司由于自身经营需要，未再依托案涉资产进行经营。2002年10月28日，吉水县政府在《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中作出了“国资局负责通知九鼎公司尽快付清所有欠款，否则我县将对原丝绸公司资产进行监管直到强行接管”的决定。此后，吉水县政府在未与九鼎公司进行协商的前提下，单方决定监管、接管案涉资产，并将案涉资产对外出租，收取租金。根据《出售合同》第八条，九鼎公司已成为案涉资产权属人，九鼎公司对接受的土地和所购房屋、设备等财产，有依法自主管理、经营、处置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和损坏。吉水县政府擅自接管案涉资产的行为，既严重违反合同约定，也侵害了九鼎公司作为案涉资产产权人的合法权益。吉水县政府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擅自接管九鼎公司名下案涉资产，并收取全部租金且未将租金交予九鼎公司。由于案涉资产产权人为九鼎公司，吉水县政府自2003年1月1日起至今擅自收取案涉资产租金，造成九鼎公司租金损失，因此，吉水县政府应偿付租金损失。案涉资产周边现工业厂房租金约为6元/平方米/月，综合物价、租金上涨及资金利息等因素，九鼎公司租金损失统一按该租金标准计算，即使按九折计算，也要5.4元/平方米/月，故案涉资产的每月租金损失为56185.2元，自2003年1月1日起至2018年11月30日，合计15年11个月即191个月。吉水县政府辩称，1．《出售合同》第三条、《补充协议》第四条均明确约定，九鼎公司未按期付款，吉水县政府有权收回土地，因此在九鼎公司不按期付款、一再违约的前提下，吉水县政府是完全有权收回土地的。更何况，九鼎公司签订合同后于2003年5月20日将整个企业迁入深圳，导致合同盘活资产、创收、创税、收取资产转让款的目的全面落空，因此吉水县政府2002年作出监管直至接管的决定并于2003年由案外人丝绸公司接管案涉资产是完全合法、合约、正当的。2．案涉资产2003年被接管后，双方合同已经事实上解除，合同解除也得到了吉水县人民法院（2018）赣0822民初2251号判决书的认定。自合同解除之日起，九鼎公司即负资产返还义务，而丝绸公司正是实际接管人，也是资产的权利人，因此，原告起诉被告吉水县政府赔偿的权利基础不存在。3.案涉资产的实际接管人为丝绸公司，由丝绸公司接管，政府并没有参与案涉资产的出租，更未获利。如果原告基于侵权的法律关系起诉，则政府非适格被告，应当驳回原告的起诉。4.案涉资产本身是负担企业319名职工的安置问题的，97年资产出售的目的也是为了盘活资产，用资产转让款、税收等解决319名职工的安置问题，在出售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出租只是权宜之策，不可能扭转丝绸公司的亏损现状，更不可能有任何获利。5.据核实，吉水县丝绸公司作为案涉资产的接管人，2004年至2018年期间对外出租所得租金远未覆盖其成本，一直处于亏损状态。6.案涉资产的接管发生于2003年，原告起诉状的日期为2018年12月24日，接管行为至起诉之日时隔1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请求法院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而且九鼎公司的请求权也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情形，因此九鼎公司时隔十五年起诉已经超过诉讼时效。如果九鼎公司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起诉，既没有任何事实法律依据，也超过了诉讼时效，应当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原告九鼎公司围绕其诉讼请求提交了十一组证据：1.企业迁入通知单，拟证明原告曾用名为江西九鼎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吉安地区九鼎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西吉安迁至深圳；2.《出售合同》及《补充协议》，拟证明九鼎公司与吉水县政府于1997年4月16日签订《吉水县丝绸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出售合同》，约定吉水县政府将丝绸公司案涉资产出售给九鼎公司，该合同约定土地，面积约38亩，土地出让期限为50年；资产出售范围包括：上述出让土地范围内除缫丝生产专用设备外的厂房、办公楼、宿舍等生活用房及附属建筑物（含围墙），厂区内水、电设施；出售总价为人民币450万元（含与此次交予有关的税费）；约定在九鼎公司付清第一期购买款后三天内，吉水县政府应向九鼎公司提供相应的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3.房地产买卖书，拟证明九鼎公司于1997年5月5日与丝绸公司交易房地产成交，建筑面积为10404.67平方米；4.房屋所有权证，拟证明九鼎公司于1997年5月5日取得房屋所有权证；5.国有土地使用证，拟证明九鼎公司于1997年4月29日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工业用地性质），九鼎公司已成为案涉资产的产权人；6.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拟证明2002年10月28日，吉水县政府在《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中作出了“国资局负责通知九鼎公司尽快付清所有欠款，否则我县将对原县丝绸公司资产进行监管直至强行接管”的决定。此后，吉水县政府在未与九鼎公司进行协商的前提下，单方面决定监管、接管案涉资产，并将案涉资产对外出租，收取租金，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7.关于解决吉水县原丝绸有限公司遗留问题的报告，拟证明2009年6月21日九鼎公司向吉水县政府提交《关于解决吉水县原丝绸有限公司遗留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及“我公司尚欠购厂款220万元，建议双方共同约定时间，我公司一次性全部支付结算。县政府2003年接管之后，已收取了该厂租金，以及接管之后该厂遭受较大的损失等情况”；8.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拟证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递交《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9.关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的情况汇报，拟证明2009年9月27日，吉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的情况汇报》，提及由于九鼎公司拖欠转让款230万元，吉水县政府将案涉资产收回出租；10.关于解除《吉水县丝绸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出售合同》和《补充协议》的通知，拟证明吉水县政府2018年9月13日作出的《关于解除及的通知》中载明吉水县政府于“2002年10月28日在《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中作出了解除合同并对原县丝绸公司资产进行监管直至接管的决定”，与《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作出了“国资局负责通知九鼎公司尽快付清所有欠款，否则我县将对原县丝绸公司资产进行监管直至强行接管”的决定不符；11.租金证明资料和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拟证明按照当前市场价格，吉水县工业园区租金约为6元/平方米/月，即使按照九折计算租金，案涉资产租金约为5.4元/平方米/月，故案涉资产主房建筑面积10404.67平方米每月资金约为56185.2元。被告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其拟证明九鼎公司由吉安迁往深圳，迁走时间是2003年5月20日，恰恰证明原告在2003年用其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履行与被告签订的合同。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都不持异议，对证明目的持异议，作为出售方的吉水县政府和丝绸公司，其签订该合同的本意是招商引资增加地方财税收入，增加就业岗位，而原告的签订该合同的目的是炒卖房地产。对第三组证据，是九鼎公司与丝绸公司的交易买卖书，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持异议，原告在起诉的证据材料里面都出具了买卖合同，丝绸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七十三条是必要的共同诉讼参与人，被告认为应追加丝绸公司为本案的当事人。对第四组证据的真实性不持异议，其合法性存疑，对关联性持异议，该组房产证均没有对栋号、房号、间数进行登记，属于有严重瑕疵的情形，这些房产证办理时间均为1997年5月5日，而按照买卖合同约定到5月5日原告应该付至100万元，事实只付了50万元。对第五组证据土地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其关联性持异议，原告向法院诉请的是租金损失，与土地没有关系，该土地证证明本案所涉及的合同当中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的土地面积居然达到24866.52平方米，跟本案没有关联性。对证据六纪要的真实性、合法性不持异议，对关联性持异议。对第七组证据没有原件，真实性无法确定，也就不存在合法性和关联性的问题。对第八、九组证据，主体都是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与本案没有法律关系，我国实行独立法人制，该主体与本案没有关联。对第十组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关于合同是否解除不是本案的审理范围，而是另案正在审查的内容。对第十一组证据，原告的自述不属于证据，深圳市版权协会电子证据固化报告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案涉的房地产在吉水县城在东南角，所举证涉及的房地产在西北，该证据出具的单位是一个协会，无法达到对方的证明目的。本院认为，对第一、二、三、四、五、六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认，可以证实原、被告双方签订出售合同、补充协议，九鼎公司先后于1997年4月29日、5月5日办理了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2002年10月28日吉水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载明因九鼎企业集团公司拖欠购买原县丝绸公司的款项，故对原县丝绸公司资产进行监管直至接管；第七组证据系复印件，且被告都不予认可，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第八、九组证据，虽系复印件，但可以相互印证，且第九组证据系吉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向市政府所作的《关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的情况汇报》，首页上端空白处还有时任有关领导签署的意见和签名，内容还涉及吉州区、泰和县等国有资产，文末加盖了吉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印章，予以采信；第十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实吉水县政府于2018年9月13日制作并送达了《关于解除及的通知》；第十一组证据与本案无关联，不予采信。被告围绕其辩称提交了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是《出售合同》《补充协议》、县政府第八次县长会议纪要、原告证据目录，拟证明：1.原、被告双方于1997年4月16日签订《吉水县丝绸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出售合同》，该合同第二条规定第四期（付款）：“在99年4月底前付清全部余款”。原告截至2001年8月2日，仅支付120万元，未付金额为330万元，未付金额占合同总金额73.3%，构成严重违约。2.2001年8月2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该协议第四条约定：“乙方必须在2002年7月30日前如数付清330万元款项。否则甲方无权收回出售给乙方的所有资产（含土地）。”《补充协议》签订后，原告仍有220万元未付清，再次严重违约。3.基于原告一再违约的行为，根据《出售合同》第三条、《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原告于2002年10月28日作出对案涉资产监管直至接管的决定，并最终由案外人丝绸公司对案涉资产进行了接管，接管行为合法、合约、正当。第二组证据为江西九鼎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决议（2003年4月24日）、企业登记受理回执、江西九鼎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企业工商信息、吉安晚报2012年9月7日B8版面刊登的吉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未参加年检企业名单公告，拟证明：1.原告于2003年4月将企业迁往深圳，人员也全部撤走，依托本合同资产成立的江西九鼎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也未实际生产经营，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再继续履行合同，主动放弃收购案涉资产；2.被告盘活存量资产的合同目的因原告的违约行为完全落空，对案涉资产的接管既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无奈之举。第三组证据为（2018）赣0822民初2251号民事判决书，拟证明吉水县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16日作出判决，确认原、被告双方的合同已于2003年事实解除，且判决原告向案外人丝绸公司返还资产。第四组证据为丝绸公司营业执照及企业变更信息表、出售标的物的申请及审批表、丝绸公司2004年度-2020年4月收入、支出一览表，拟证明：1.案涉资产的原所有权人为案外人丝绸公司；2.案涉资产的接管人为案外人丝绸公司；3.被告并未对外出租案涉资产；4.案外人对外出租案涉资产并未获利。原告质证认为，对第一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对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被告已违反出售合同第八条的约定，合同签订后九鼎公司对接收的土地和所购房屋、设备和财产有依法自主管理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预和损害，其是案涉资产的产权人，吉水县政府损害了产权人获取收益的权利，这两份证据的签订主体均为九鼎公司、吉水县政府而非丝绸公司，该会议纪要只证明县政府强制接管了案涉土地，而非丝绸公司接管，是县政府损害了原告的权益；对第二组证据的真实性目前无法确定，证明目的不予认可，进一步证明在2002年被告做出了强制接管的会议纪要后，原告迫于无奈，只能迁往深圳；对第三组证据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证明目的和关联性不予认可，该份判决为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不能作为本案租金案件的判案依据；对第四组证据，营业执照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与本案无关，出售标的物的申请及审批表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可以证明九鼎公司是合法产权人，资产已经转移至九鼎公司名下；丝绸公司2004年度-2020年4月收入、支出一览表，根据对方之前提出的反诉状中与现在当庭提交的收入支出一览表上的数据前后矛盾，真实性无法确认，租金是否由丝绸公司收取，是政府自行安排，但案涉主体是吉水县政府而非丝绸公司。本院认为，对被告提交的第一、三小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双方签订出售合同和补充协议并且在一审法院另案诉讼已经判决的事实；对第二组证据，企业登记受理回执与股东会决议与原告提交的一致，也与工商登记信息相印证，对真实性予以确认，江西九鼎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企业工商信息与吉安晚报2012年9月7日B8版面刊登的吉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未参加年检企业名单公告及网上可查询到的2002年10月29日大江网刊载的“江西九鼎摩托车制造公司于2000年8月开始生产、销售……”的内容可以相互印证，可以证明九鼎公司在案涉资产所在地开办过江西九鼎摩托车制造公司并经营了至少2年；对第四组证据营业执照、出售标的物的申请及审批表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可以证明丝绸公司一直存续，根据吉府办发[97]17号文件及出售合同九鼎公司办理了案涉资产的土地证和房产证，契税和交易费全免；吉水丝绸公司2004年度-2020年4月收入、支出一览表所载2004年至2020年的厂房租金收入（含水电盈余）共计3812845.1元，支出为6350562.34元，故收入部分可认定为被告吉水县政府自认2004年至2020年的厂房租金收入（含水电盈余）共计3812845.1元，其中2004年至2018年的租金收入为3463376.4元，但被告于2019年3月4日递交的反诉状上所载的“反诉人2003年接管原丝绸公司后，派驻5名工作人员对厂区进行监管，自2003年1月至2018年9月每人工资支出为962372元，还不包括反诉人由此所承担的五险一金等其他用人成本。五名看管工作人员工资支出共计达4811860元”，现被告又主张系丝绸公司接管租金，与反诉状所述明显相悖，且该表所列支出与反诉状所载内容不一致，故支出部分的真实性存疑、不予采信，且不能达到系吉水县丝绸有限责任公司为接管人的证明目的。综合以上证据的分析与认定并结合当事人的陈述，本院确认本案的法律事实如下：1997年4月16日，吉水县政府作为甲方与吉安地区九鼎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乙方（涂国身为法定代表人）签订《出售合同》。该合同第一条约定：土地出让范围、资产出售范围、出售总价，出售总价为450万元（含与此次交易有关的税费）。第二条约定了付款方式和期限：第一期在合同签订后一星期内付50万元人民币，1997年5月5日清点财产后再付50万元人民币；第二期在97年12月底前付150万元人民币；第三期在98年12月底前付100万元人民币；第四期在99年4月底前付清全部余款，即人民币100万元。第三条约定：若乙方延期付款，则每月按延期付款总额的2%罚延期滞纳金；延期超过半年，甲方有权收回所有出售给乙方的土地和资产，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由乙方赔偿，并承担法律责任。第九条约定：乙方对所购资产，应加强管理，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签订合同后，第一年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应超过一千万元，上交税金50万元；第二年工业产品销售收入超过二千万元，上交税金100万元。如达不到以上要求，作违约处理。还就其相关问题作了约定。1997年4月29日和1997年5月5日，根据吉府办发[97]17号文件及《出售合同》，吉水县政府为九鼎公司办理了出售资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契税和交易费全免。九鼎公司在取得权证后，依托案涉资产开设江西吉水九鼎生物食品有限公司并投入生产经营。但九鼎公司在支付了120万元后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欠款330万元。2001年8月2日，吉水县政府作为甲方与九鼎公司作为乙方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第一条约定：乙方要求甲方对所欠的款再延长一年付款期限，甲方表示同意。乙方尚欠甲方的300万元款必须在本补充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2002年7月30日前）分期付清，即2001年8月2日前付10万元；2001年9和10月各付10万元；2001年12月底付30万元；2002年4月底前付100万元；2002年7月30日前付清全部余款。第四条约定：乙方必须在2002年7月30日前如数付清330万元款项。否则，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出售给乙方的所有资产（含土地），原已收取的120万元款项不予返还并作为违约金处理，用于弥补乙方违约给甲方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时，乙方还应从1998年1月起每月按延期付款总额的2%计算承担违约责任。《补充协议》还就其相关问题作了约定。签订《补充协议》后，九鼎公司支付了110万元，之后未再付款。吉水县政府于2002年10月28日在《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中作出了由“国资局负责通知九鼎公司尽快付清所有欠款，否则该县将对原县丝绸公司资产进行监管直至接管”的决定。依此决定，之后，吉水县政府接管案涉资产，并派驻人员监管。2004年至2018年，案涉厂房的租金收入（含水电盈余）为3463376.4元。2009年7月14日，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向吉安市政府出具一份《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载明：“其公司下属子公司九鼎公司响应当地政府及领导号召，积极参与国有企业改制，受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的邀请，先后购买了原泰和联合收割机厂、原吉安市赣中电子器件厂和原吉水县丝绸有限公司；未能支付结清部分购买丝绸公司的购厂款，尚欠220万购厂款，自03年已由吉水县政府接管并对外招租，工厂设施方面也有不同程度损害。我公司于05年提出一次性支付结清220万购厂款，但吉水县政府提出解决问题需要与投资项目挂钩，否则不好解决。我公司认为参与购买吉水丝绸有限公司是应当时吉水县领导要求参与的，没有及时支付购厂款也是由于企业当时内外环境不当造成的，希望政府给予体谅，并提出请求吉水县参照吉州区解决同类问题的办法；我公司愿一次性支付所欠220万，结清购厂款，也可将此厂还给吉水县政府，吉水县政府退还我公司已支付的购厂款230万”。2009年9月27日，吉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的情况汇报》，其中关于丝绸公司的情况及意见中提到吉水县政府的意见：“两种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一种办法是九鼎公司按照合同规定，按每月延期付款总额的2%加罚延期滞纳金计算，一次性付清本金和滞纳金总额后，将资产移交给九鼎公司；另一种办法是吉水县在已收款中退还一部分资金给九鼎公司，同时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从九鼎公司收回，并办理好过户手续。”2018年9月13日，吉水县政府向九鼎公司发出《关于解除及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以下内容：1.合同签订后，九鼎公司未按期支付资产出售款，到2001年8月止，只支付了120万元，尚欠330万元。2001年8月2日，双方就剩余款项支付问题签订了《补充协议》；2.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后，九鼎公司只支付了110万元，仍未按约定支付资产出售全部价款。经催收，九鼎公司未付清购买资产款项，鉴于九鼎公司依托该购买资产开设的江西吉水九鼎生物食品有限公司早已因未按期年检被工商行政部门注销营业执照，九鼎公司工作人员早已全部撤离，吉水县政府于2002年10月28日在《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中作出了解除合同并对丝绸公司资产进行监管直至接管的决定；3.丝绸公司的留守人员在2003年对其公司被出售的资产全部进行了接管，九鼎公司在2009年6月1日向吉水县委、县政府递交的《关于解决吉水县原丝绸有限公司遗留问题的报告》中确认“县政府2003年接管后，已收了该厂租金”的事实。4.吉水县政府出售的资产已全部收回并进行自行经营管理，对双方签订的资产出售合同及补充协议已行使了解除权。5.吉水县政府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合同》第三条和第十九条以及《补充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向九鼎公司发出解除通知。自通知到达九鼎公司之日起，双方签订的《合同》及《补充协议》解除。该通知以邮寄方式送达给了九鼎公司。2019年3月，九鼎公司向吉水县政府发出《债权债务抵销通知》，主要内容为：九鼎公司已支付230万元，剩余购买款为220万元，其已取得标的资产产权证；2003年，吉水县政府占有该资产，将资产对外出租，至2018年11月30日租金不低于1000万元，吉水县政府没有将租金交付给九鼎公司；九鼎公司主张剩余购买款220万元与吉水县政府应交付的租金等额抵销。2018年10月30日，吉水县政府要求判令解除《出售合同》《补充协议》并要求九鼎公司返还依据《出售合同》取得案涉资产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等诉至吉水县人民法院，吉水县人民法院判决案号为（2018）赣0822民初2251号。九鼎公司不服吉水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上诉至本院，本院经二审后作出（2020）赣08民终251号民事判决，认定九鼎公司与吉水县政府签订的《出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8年9月原告九鼎公司收到解除通知后解除。另查明，1998年6月30日，涂国身作为法定代表人在吉水县城工业区登记成立了江西九鼎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江西吉安地区九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1998年6月15日变更名称为江西九鼎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于2003年4、5月左右迁往深圳。江西九鼎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后变更登记为九鼎公司。一审中，九鼎公司陈述，其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系涂国身。本院认为，根据诉辩双方的意见，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如下：1.吉水县政府是否为本案适格被告；2.九鼎公司要求吉水县政府支付租金损失的诉请是否超过时效？如未超过时效，应否获支持；3.九鼎公司诉请吉水县政府负担律师费的主张能否成立。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出售合同》、《补充协议》、2002年10月28日吉水县政府《县政府第八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2009年9月27日吉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中国安防技术有限公司请求协调解决有关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的报告的情况汇报》，吉水县政府系案涉资产的卖方、接管方、实际决策人，系本案适格被告。吉水县政府辩称系丝绸公司接管并收取租金，但该辩称意见与被告吉水县政府于2019年3月4日递交的反诉状上所载的“反诉人2003年接管原丝绸公司后，派驻5名工作人员对厂区进行监管，自2003年1月至2018年9月每人工资支出为962372元，还不包括反诉人由此所承担的五险一金等其他用人成本。五名看管工作人员工资支出共计达4811860元”的内容明显相悖，也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而且，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1997年4月16日是吉水县政府与九鼎公司签订的《出售合同》，丝绸公司不是案涉合同的当事人，依法亦无权将吉水县政府已出售的资产收回接管并收取租金。因此，对吉水县政府该辩称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争议焦点二。原告九鼎公司已于1997年依法办理了涉案资产的土地和房屋的权属凭证，系案涉资产的土地所有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2018年9月被告吉水县政府才向原告九鼎公司发出解除合同通知，原告九鼎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起诉要求被告吉水县政府支付租金损失，并未超过诉讼时效。本院（2020）赣08民终25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原告九鼎公司与被告吉水县政府签订的《出售合同》及《补充协议》于2018年9月原告九鼎公司收到解除通知后解除。根据上述判决，2018年9月前《出售合同》及《补充协议》尚未解除，九鼎公司作为案涉资产的所有权人，有权收取在合同解除前案涉资产所产生的孳息即租金收入。被告吉水县政府在接管后至2018年9月前基于案涉土地和厂房所取得的租金收益，给案涉资产的合法权利人九鼎公司造成了损失，依法应予赔偿。鉴于被告吉水县政府在接管期间确需支出相应的管理费用，结合被告吉水县政府接管案涉资产的原因和所举证的租金收入情况等因素，本院酌定被告吉水县政府向原告九鼎公司支付租金损失170万元。关于争议焦点三。原告九鼎公司虽诉请要求被告吉水县政府承担律师费，但在开庭中其明确表示无法明确具体金额，也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原告该诉请依法不予支持。另，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吉水县政府提起反诉后又在开庭前递交书面申请撤回反诉，经本院审查，被告的撤回反诉申请不违反法律规定，予以准许。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第一百一十六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吉水县人民政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告九鼎企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支付租金损失170万元；二、驳回原告九鼎企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188.26元，由原告九鼎企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负担66088.26元，被告吉水县人民政府负担201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陈 晨审判员 陈治美审判员 杨思铭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二日书记员 戴 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