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川1303民初3390号 原告：陆松柏，男，汉族，生于1970年5月1日，住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波，四川鑫中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强雨潇，女，汉族，生于1987年11月20日，住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特别授权）：丁磊，四川锐思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高春，男，汉族，生于1985年2月13日，住南充市高坪区。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林，四川鑫中云律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陆松柏因与被告强雨潇产生合同纠纷于2018年10月10日来本院起诉，本院立案受理后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本案于2018年11月6日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陆松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波律师、被告强雨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磊律师到庭参加诉讼。案件审理中，根据被告强雨潇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12月12日依法追加刘高春为本案共同被告，同时本院发现本案案情比较复杂，于2018年12月18日裁定本案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本案于2019年1月4日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陆松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波律师、被告强雨潇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磊律师、被告刘高春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林律师到庭参加诉讼。又于2019年1月28日第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陆松柏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波律师、被告强雨潇及委托诉讼代理人丁磊律师、被告刘高春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秋林律师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陆松柏原诉称：原告与被告强雨潇于2017年3月4日签订《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约定原告将天井沟村大山岭山庄及果林转让给被告，被告支付转让费26万元。原告依约定将山庄转让给被告，并提供了技术指导，但被告仅支付了5万元转让费，并明示拒付余款。原告来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强雨潇向原告支付山庄转让费21万元，并按日万分之五计付滞纳金；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案件审理中，法庭发现前述大山岭休闲山庄的修建没有任何审批手续，不能成为转让的客体，《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依法应确认无效。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庭于2018年12月5日向原告作了释明，并告知其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2019年1月5日原告陆松柏向法庭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法庭予以接受。原告诉讼请求变更为：1、确认原告陆松柏与被告强雨潇（并代表被告刘高春）2017年3月4日签订的《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无效；2、被告刘高春立即向原告返还大山岭休闲山庄及附属设施、果林（占地面积约120亩）；3、被告强雨潇、刘高春立即向原告赔偿以下损失：2017年度土地租金33000元；2016年冬季果林生产投入资金75000元，其中修枝人工费10000元、施肥人工及肥料费用25000元、除草人工及农药费用15000元、施农药人工及材料费25000元；损毁兔场应赔偿20000元；2017年度山庄及附属设施使用费8000元，合计136000元，减去被告已支付的50000元，二被告还应连带赔偿86000元；4、被告刘高春立即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山庄及附属设施使用费8000元，果林经营权使用费12000元；5、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原告等人自2002年租用本村二、三社部分农户大山岭110余亩山地用于种植桃树、枇杷等六千余株，经营果业。2006年本地桃花渐成胜景，原告等人又花费10余万元修建了约250平方米的休闲山庄，兼营赏花、餐饮等，效益较好。因近年原告等人家中人手短缺，有意转让，经与被告刘高春、强雨潇（当时二人系恋人关系）于2017年初协商，双方于2017年3月4日签订了《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该协议尾部受让人一栏仅由强雨潇签字，当时原告及合伙人要求刘高春签字，但刘高春坚称强雨潇签字即同时代表其意思，因刘高春系本族本村人，原告等未作强求。协议约定转让价26万元，受让人定于当年6月30日前分期支付。协议签订后，原告向二被告交付了山庄及果林，但被告仅只支付了5万元转让费。该山庄、果林2017年度由刘高春、强雨潇共同经营，2018年度由刘高春单独经营，刘高春并在2018年上半年为山庄挂牌“刘家小院”。由于原告等租地至2017年底期满，原告等将租金付至2017年度，2017年底刘高春与相关村民另行签订了土地租用合同。经法庭释明，前述《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无效，依法应恢复原状，被告赔偿损失，原告故变更诉讼请求如前。原告提交的核心证据只有前述转让协议。 被告强雨潇辩称，转让协议的受让人是被告刘高春，我与他当时是恋人关系，我当时接受他的指示代表他在协议上签字，我不是合伙人，但我愿意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原告明知山庄并无修造手续而行转让，导致转让协议无效，原告依法应对其损害后果承担80％的责任；原告主张的某些金额过高，比如山庄的年使用费宜确定为3000元，兔场价值4000元至6000元；我在2017年上半年协助刘高春经营时曾为刘高春垫资向原告支付50000元，请求法院在判决时明确此款为我个人付款。总之，请求法院公正判决。 被告刘高春辩称，转让协议的受让人一栏只有被告强雨潇的签字，强雨潇是山庄唯一受让人及经营人，我是介绍人，我无需对原告2017年的损失承担责任；因原告租地至2017年底届满，山庄及附属设施、果林自2018年已经属于农户，我自2018年接手经营，无需支付原告所谓2018年年度使用费，也无需向原告返还山庄、果林等。总之，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己方的诉讼请求。刘高春提交了其与大山岭休闲山庄及果林范围内农户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流转合同书，合同载明承包经营自2017年12月31日始，为期三十年。 法庭特于2018年12月13日就相关事实询问了刘高春，问答片段如下：问：你说你现在经营山庄，又说山庄的受让人是强雨潇，你和强雨潇之间就如何衔接、如何划分权责是否有过协商？答：有过，是在2017年6、7月份的时候。问：协商内容是什么？答：去年6、7月份强雨潇跟我说她不想做了，谁要做可以接着做。我是天井沟本村人，也是交易介绍人，经反复考虑，我从2018年2月份自己做下去，但是当时没有考虑山庄转让费的事。问：你和强雨潇什么时候恋爱分手的？答：大概去年10月份左右。问：分手以后有联系吗？答：今年2月份还见过面。问：双方见面时关于山庄的善后有无协商？答：说起过，强雨潇说她不管。问：山庄上的“刘家小院”的牌子是什么时候挂上去的？答：今年6月份左右。 在当日法庭组织的询问中，法庭重点关注了《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中26万元转让价款的构成问题。其中强雨潇陈述该26万元就是山庄及附属设施等的卖价，其中兔场作价2万元。强雨潇嗣后当庭认可二被告已于2017年拆除兔场。陆松柏则陈述该26万元由三部分构成：2017年土地承包费33000元、果林2016年冬季投入近8万元、山庄及附属设施卖价15万元。 2018年12月27日原告的合伙人、天井沟村党支部书记刘高强到庭陈述：2017年初刘高春回乡找到我，提出希望在家乡发展农业产业，当时我爱人生重病，缺人手，我就和妹夫陆松柏商量把正在经营的大山岭休闲山庄及果林转让给刘高春；刘高春说他要跟女朋友强雨潇一起做，他们两个人后来就和我们协商转让条件；签合同的时候，我们要求他们两个人都要签字，但刘高春说强雨潇一个人签字就行了，我们没有强求，结果就成了合同尾部受让人处只有强雨潇一人签字。此次会见中，法庭重点询问了《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中26万元转让价款的构成问题，刘高强所作陈述与前述陆松柏陈述一致。 2019年1月11日，法庭工作人员到天井沟村走访，有关村民陈述，大山岭土地多年由刘高强、陆松柏承包，租金每亩每年230元，刘高强、陆松柏已经将土地租金付至2017年底；2018年起刘高春接续承包大山岭土地，租金涨到每亩每年300元，刘高春已支付大部分租金。原告及二被告对此走访笔录内容无异议。当日法官又电话询问了在天井沟村另处承包大面积土地种植经营桃林的业主李建林，主要了解桃树生产中冬季除草、施肥、施农药、修枝等的资金投入问题，李建林陈述为保证第二年挂果，每株桃树冬季资金投入不低于10元。原告及二被告对此说法无异议。 本院对原、被告上列书面证据、本院调查走访笔录内容、刘高春2018年12月13日陈述片段、刘高强2018年12月27日到庭陈述内容等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本案原、被告争议的核心事实在于：大山岭山庄、果林2017年由何人受让经营？原告主张由二被告受让经营，二被告则相互推诿，本院认为由二被告合伙经营，其理由是：1、被告强雨潇自述大专文化程度，又长期从事经营活动，应当知道在合同尾部受让人栏签字的确切含义，其不仅参与了合同条件谈判，还在协议尾部受让人栏作唯一签名，且参与了2017年山庄管理，应当认定为合同当事人。其虽一再辩称系受刘高春的指示签字、协助经营，但没有提交证据，不足为信。2、被告刘高春虽然一再辩称自己只是交易介绍人，不是合伙人，但是原告的合伙人、天井沟村党支部书记刘高强到庭陈述刘高春是合伙人；现有证据表明，刘高春至迟于2017年底与农户签订了土地接续承包合同，又自2018年单独经营山庄，支付土地租金，并陈述与强雨潇之间就如何衔接、如何划分前后经营权责并无协商结果，应当推定其是合同当事人、合伙人，而且起主导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陆松柏与刘高春在诉讼中存在故意歪曲事实、意欲使强雨潇单独承担责任，法庭对其多次提示、劝勉、批评、制止。诚信乃人我立身行事之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希望二人忏其前愆，永无贰过。 基于上列证据及核心事实分析，本院对原告变更诉称的基本事实予以确认。另查明，原告支付租金为每亩每年230元；协议签订后，被告方由强雨潇出面向原告支付5万元；山庄原建有兔场一座，二被告经营期间拆除该兔场；目前该山庄仍由刘高春经营；桃树已于2017年左右进入衰产期。 本院认为，案涉休闲山庄修建在集体所有土地上，没有任何用地及建设等审批手续，依法不能成为转让的客体，原告陆松柏与被告强雨潇（并代表被告刘高春）签订的《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无效。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被告强雨潇认为原告明知山庄系非法建筑而行转让，存在重大过错，应当自担80％的责任，本院认为双方签订无效合同缘起法律认知水平较低，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过错，二被告应当补偿原告的损失并向原告支付山庄及附属设施使用费。首先，二被告应当补偿原告三项损失，即2017年度土地租金支出、2016年冬季果树生产资金投入和兔场修建成本。其中第一项支出原告主张33000元，实为25300元（230元／亩.年×110亩×1年）；关于第二项支出原告主张支出75000元，自述转让价款26万元包含此项支出，但被告强雨潇否认，本院酌定二被告适当补偿。考虑到此时果林已经渐次进入衰产期，大量资金投入似无必要，酌定二被告补偿此项支出45000元；第三项损失即拆除兔场的价值，原告与强雨潇陈述一致，酌定二被告补偿20000元。其次，二被告应向原告支付山庄及附属设施2017年度使用费，原告主张8000元，本院酌定6000元。以上合计96300元，扣除被告已经支付的5万元，二被告还应连带向原告支付46300元。关于被告强雨潇提出的已支付五万元系其个人支付一节，依个人合伙原理，合伙人之一的行为于外观即为全体合伙人之行为。该项请求涉及追偿权问题，民法通则第三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如强雨潇将来偿还合伙债务超过其应当承担数额，其有权另案向刘高春追偿。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刘高春立即向原告返还大山岭休闲山庄及附属设施、果林，因原告租用土地至2017年底届满，果林按理应归于各农户所有，地上建筑物、构筑物的收益权原则上应继续属原告及合伙人享有，故被告刘高春应限期向原告返还大山岭休闲山庄及附属设施。考虑到生产周期等因素，返还期限应当宽松，但刘高春应继续支付相关使用费。当然，因刘高春自2018年即单独经营山庄并有意继续经营，建议其与原告（或者包括山庄及附属设施占地范围内土地承包经营户）协商，另订山庄租用合同，而不必返还山庄。关于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刘高春立即向原告支付2018年度山庄及附属设施使用费8000元、果林经营权使用费12000元，本院酌定被告刘高春支付前项使用费6000元。案经多次调解无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十条、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陆松柏与被告强雨潇（并代表被告刘高春）于2017年3月4日签订的《大山岭休闲山庄转让协议》无效； 二、被告刘高春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三个月内向原告陆松柏返还大山岭山庄及附属设施； 三、被告刘高春、强雨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向原告陆松柏补偿2017年度土地租金支出25300元、2016年冬季果林生产资金投入45000元、兔场修建成本20000元，计90300元； 四、被告刘高春、强雨潇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向原告陆松柏支付大山岭山庄及附属设施2017年度使用费6000元； (注：以上三、四条合计96300元，扣除已经支付的50000元，被告刘高春、强雨潇还需支付46300元。) 五、被告刘高春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陆松柏支付大山岭山庄及附属设施2018年度使用费6000元； 六、驳回原告陆松柏的其他诉讼请求。 被告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支付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56元，由原告陆松柏负担1556元，被告刘高春、强雨潇负担1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陈 志 审判员 蔡爱民 审判员 周小兵 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杨康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