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9）沪0106民初16154号原告：上海锦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静安区。法定代表人：阮玉林，执行董事。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明，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山西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太原市。法定代表人：常学峰，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建军，北京大成(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第三人：李润方，男，1965年7月1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南内环街XXX号南8号楼4单元11号。第三人：张月珍，女，1962年12月18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地址上海市徐汇区江安路58弄桂花园XXX号XXX室。原告上海锦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诉被告山西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1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后转为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经被告山西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申请，本院依法通知李润方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出于案件审理需要，本院依法通知张月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本院于2020年5月2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王鑫明、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裴建军及第三人李润方、第三人张月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借款35万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利息损失(以35万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1.5倍，自2015年1月8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从2019年8月20日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事实与理由：2013年，因原、被告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设立之初被告通过其工作人员即本案第三人李润方向原告表达了因资金紧张，希望向原告临时借款用于垫付分支机构设立时缴纳的质量保证金，当时原告的经办人是本案第三人张月珍。2013年11月11日，原告向被告汇款35万元用于支付开办被告上海分社的质量保证金。2013年11月26日，被告在上海成立分社暨山西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胜锦旅游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分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及经理为李润方。被告当时表示仅系临时借款，上海分公司设立后会立即归还，但上海分公司设立后被告并未兑现其立即还款的承诺，并许以双方业务合作请求延期。上海分公司设立并经营一年多以后业绩不佳，2015年1月8日，上海分公司向原告出具《山西东方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胜锦旅游分公司清算明细》以下简称“《清算明细》”，确认原告代付质量保证金35万元，汇款到被告账户，且尚未归还。该《清算明细》经上海分公司盖章及负责人李润方签字确认。《清算明细》签订后，原告公司负责人张月珍一直向被告及李润方讨要，李润方也在微信中反复确认应当归还原告出借的质量保证金，但截至原告起诉之日止仍未收到该笔款项。2018年年底，原告从公开渠道查询得知，被告在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于2016年10月21日将上海分公司注销，而被告及其上海分公司负责人也不再与原告积极协商。原告认为，原、被告的借款事实真实有效，被告未履行按期还款的义务，应承担返还本金并支付利息的责任，故提起本案诉讼。被告辩称，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涉案的35万元是原告代李润方向被告交纳的质量保证金，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借款合同关系。一、原、被告从不相识，也无任何业务往来，且远隔千里，双方之间不存在产生借贷关系的基础。二、涉案35万元系质量保证金，原告代李润方交纳在前，李润方担任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在后，因此，李润方对原告的还款义务与被告无关。(一)李润方借用被告资质成立上海分公司，案涉的35万元系原告代李润方支付的。(二)原告付款时，李润方不是被告的员工，李润方向被告借款的行为是个人行为而非职务行为。(三)被告与上海分公司是独立经营关系，不清楚上海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而上海分公司与原告存在业务混同、财务混同的情况，故《清算说明》不具有真实性。(四)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任何书面或口头的借款事实，也不存在借款合意，因而双方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三、从35万元的资金流向来看，被告已经将从旅游主管部门退还的35万元质量保证金全部返还给了上海分公司注销前的实际开办人，该实际开办人已将35万元保证金代表被告退还给李润方，被告并未实际利用和享有案涉35万元的利益，该资金流向亦佐证了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从本案基本事实来看，原告打款是在2013年11月，而其直到2018年12月才通过工作人员向被告打电话主张该笔款是借款，有违真实借贷关系的常理。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请。第三人李润方述称，其于1992年至2004年期间在被告处工作，于2004年举家搬到上海。李润方与原告总经理即本案第三人张月珍是好朋友，2013年两人想开展游轮业务，因为原告没有开展该项业务所需要的出境旅游业务的资质，故想通过被告成立一个上海分公司。李润方与张月珍约定各出资50%，借用被告的资质共同经营，故李润方和被告订立了协议成立上海分公司。成立上海分公司需向被告支付35万质量保证金，由被告向旅游主管部门备案，李润方和张月珍约好各承担17.5万元，当时由于李润方资金不到位，故由张月珍代付。而张月珍是原告的实际控制人和负责人，原告的一切日常事务都是由张月珍操作的，故其安排由原告代付。上海分公司成立后，实际经营过程中经营场地、办公设备、财务等均是与原告共用的，存在混同，上海分公司的财务就是原告的财务阮伍林。后来生意开展的不好，2015年1月，张月珍和阮伍林出具了一份清算明细，盖了上海分公司的公章，出于对张月珍的信任，李润方没看清楚就签字了，但是现在发现里面的内容不符合事实。应付款35万元不应当是上海分公司应付给原告的，应当是由李润方和张月珍各自承担17.5万元，李润方向张月珍返还17.5万元。2015年7月，案外人杨慧凯希望接手上海分公司，愿意代被告向李润方返还35万元，李润方并向其开具了收据。后杨慧凯在2015年7月至2017年5月期间陆续将35万元支付完毕，李润方收到后陆续将钱款给了阮伍林30万元左右，这笔钱就是给原告的质量保证金。综上，案涉35万元不是原、被告之间的借款，原、被告之间也没有业务往来，原告的起诉不符合事实。第三人张月珍述称，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张月珍是原告法定代表人的妻子，也是原告的员工。原告与李润方并不认识，张月珍和李润方曾一起工作过，听其他人说李润方开办了被告公司，故以为李润方是被告的员工，当时原告借款给被告是张月珍经办的。当时李润方想来上海工作，希望找一个有出境旅游资质的旅行社办分公司，希望张月珍提供帮助；双方没有面谈，是李润方打了一个电话给张月珍，自称是代表被告借款，要求把钱付至被告公司账户；因为张月珍没有这么多钱，因此和原告讲了希望原告代付，原告遂将35万元转至被告的账户；当时双方没有约定利息，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李润方表示之后会还给原告；后来原告一直通过张月珍向李润方催讨。张月珍认为，上海分公司是张月珍和李润方合作经营的，但是没有书面的合作协议，35万元是原告出借给被告的，被告应当归还。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供了相关证据，本院经审查并结合当事人陈述，对当事人就真实性无异议且与本案有关联的证据予以采纳，并在卷佐证。对各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本院认定如下：原、被告均是从事旅游业务的公司，双方没有业务往来。张月珍在原告处任经理职务，与原告股东暨法定代表人阮玉林系夫妻关系。2013年11月11日，张月珍指示原告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被告分别支付20万元及15万元，摘要均为“开办上海分社质量保证金”。同日，被告与中国民生银行太原水西关支行订立《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载明被告因设立上海分公司增存质量保证金35万元，由中国民生银行太原水西关支行进行管理，该协议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2013年11月22日，上海分公司办理注册登记，负责人为李润方。上海分公司成立后，由张月珍与李润方共同经营。2015年1月8日，上海分公司出具《清算明细》一份，主要内容为对李润方与张月珍合作经营情况的记载，在该明细的尾部，另列“应收账款”一栏，载明项目为质量保证金，金额为35万元，应付单位为原告，并备注“此款由上海锦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代付，汇到山西东方国际旅行社公司账户(目前尚未归还)”，另注“流动资金30万元，此款暂借上海锦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已逐步归还。”李润方在该明细上签字确认。该《清算明细》由原告保管。2015年7月29日，上海分公司负责人变更为杨慧凯。2016年10月21日，上海分公司注销。2016年10月31日，张月珍通过微信向李润方表示“想和你说那个山西分社的事”“不知你那个朋友到底啥意思，如果不想做的话，请他把所有的证件等资料还给我吧，我自己来处理这个事”“因为分社的账上还欠锦之旅将近27万，35万的保证金也是帮我们代付的。款不到位财务无法处理这个事，所以和你商量下，分社的事我们自己处理，那个欠款也是要还给锦之旅的。”“因为当初这个分社说好是我们2人的，其他人是没有份的。因此这个亏损只好我们2人承担，不能让锦之旅的其他股东来承担这笔亏损。”等。李润方回复“我知道您的难处，我尽全力”。2017年11月13日，张月珍通过微信向李润方表示，“不知你最近怎么样了，好久都没有联系。”“那个分社的事到现在还没解决的，不知你是怎么想的。”“所有的钱都是我垫付的”“亏损的钱也是我在扛着”“你难道就这样了无音讯吗？”李润方回复“张姐，你好。抱歉，很久没有联系。我在山西。您不要误会。我不会不承认，也不会不承担我答应的和我应该分担的费用。”张月珍回复，“不单单是你该承担亏损的问题”“还有那个押金至今没有结清”“再这样下去的话就请把分社的东西还给我，我自己来解决。”李润方回复，“是的，押金欠的我也会追回来的。”2018年3月，张月珍又通过微信向李润方催款。2018年底，原告通过电话联系被告，要求归还35万元，被告认为35万元不是借款。原告遂提起本案诉讼。另查明：李润方原系被告股东，2005年3月19日，李润方将股权转让给他人，被告于2005年3月22日申请了变更登记。2013年11月，李润方与被告订立《分公司经营权特许经营合同》，约定被告特许李润方经营上海分公司并担任上海分公司负责人。2015年7月23日，李润方与被告订立《提前终止协议书》，约定双方协商同意解除于2013年11月至今分别签署的《担保保证承诺书》《保密合同》《分公司经营权特许经营合同》等文件，双方应于2015年8月3日前办理交接手续，李润方承诺于2015年8月31日前向被告及被告指定的第三方杨慧凯，办理完上海分公司经营所需的全部手续等。又查明：原告于2019年3月27日向上海市静安公证处申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该公证处当日就张月珍与李润方自2016年10月31日至2018年3月30日的微信聊天记录进行保全，并于2019年3月29日出具公证书。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交张月珍与李润方2017年11月13日之后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屏作为证据，以证明原告负责人张月珍向被告催讨代付的35万元。因新冠病毒疫情原因，本院主持各方进行线上证据交换，本院询问原告“之前的聊天记录是否提到质量保证金”，原告回复“没有提到”；且原告陈述其直至2018年与被告联系才知晓上海分公司转手给杨慧凯一事。该次证据交换之后，本院传唤原告及张月珍到庭对证据进行审查，发现原告隐瞒了2017年11月13日之前的微信聊天记录，且该部分聊天记录中，张月珍明确表示35万元质量保证金是原告代张月珍个人与李润方支付，且张月珍已知晓上海分公司已由他人经营。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成立借款合同关系，现根据查明的事实及各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分析如下：首先，张月珍在本案中具有双重身份，即原告向被告支付35万元款项的经办人，以及张月珍个人。根据各方陈述，当时系张月珍与李润方达成付款合意，并由张月珍安排原告付款，故张月珍、李润方二人最清楚合意的内容。张月珍在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35万元保证金是原告代其和李润方付的，李润方亦未提出异议，结合二人曾合作经营上海分公司的事实，本院有理由相信“原告代张月珍和李润方付款”就是付款之时双方达成的真实合意。其次，对于《清算明细》，从形式上看，该明细将35万元列为对原告的应付账款，并加盖上海分公司公章；但从内容上看，该明细中记载“此款由上海锦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代付，汇到山西东方国际旅行社公司账户”，意思表示明确，即该款并非代被告支付，只是在款项的走向上汇到被告账户；原告转账时，上海分公司尚未成立，故该笔款项亦不可能是代上海分公司支付；同时，该明细的主要内容是对张月珍、李润方合作经营业务的结算，结合二人在聊天记录中的陈述，该明细中的“代付”的对象应当是张月珍与李润方，而不能仅凭形式当然认定为系上海分公司或被告对借款关系作出了确认。最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如按原告主张35万元系借款，双方并未约定利息，未就还款期限作出明确约定，摘要中未注明借款而是记载为“开办上海分社质量保证金”，不合常理；相反，被告主张原告系因开办上海分公司而代为交纳质量保证金，故注明款项用途，更合乎逻辑。综上，本院认为，原告的主张缺乏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告在明知其经办人张月珍自认原告系代张月珍与李润方付款的前提下，仍向被告主张返还借款，应自行承担相应诉讼风险。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本案诉讼过程中，原告存在隐瞒证据、在法庭询问下做不实陈述等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客观上妨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浪费了司法资源，本院特予以告诫。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告上海锦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8,547.50元，由原告上海锦之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担(已预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吴 晶审 判 员  陈家旭人民陪审员  王萱平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法官 助理  施剑飞书 记 员  陈欣宜附：相关法律条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