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鲁02民初542号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住所地：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经三路293号。主要负责人：陈正斌，总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坤，山东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孙家磊，山东环周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10号TOP颐和国际A2808室。法定代表人：董平，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武国安，男，1970年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系该公司员工。被告：董平，男，1962年10月2日出生，汉族，户籍所在地：山西省侯马市。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山西省侯马市大李村。法定代表人：吴晓年，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宗，男，1969年5月1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侯马市，系该公司工作人员。委托诉讼代理人：李力，山东天雅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赵君红，女，1968年2月25日出生，汉族，住青岛市市北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山东省分行）诉被告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建邦公司）、董平、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建邦集团）、赵君红信用证纠纷一案，本院于2014年11月6日受理，案号为（2014）青金商初字第776号。在该案审理过程中，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山东分公司）向本院提交变更原告申请，本院于2016年8月19日作出（2014）青金商初字第77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信达山东分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退出诉讼。2017年6月30日，本院作出（2014）青金商初字第776-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原告信达山东分公司的起诉。原告不服该裁定，上诉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鲁民终177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本院（2014）青金商初字第776-4号民事裁定书，指令本院继续审理。本院于2018年3月27日立案后继续审理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魏建坤、孙家磊与被告山西建邦集团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宗宗、李力到庭参加了诉讼。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董平、赵君红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信达山东分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青岛建邦公司偿还原告授信本金余额26062127元及至清偿之日的利息（暂计算至2014年11月5日的利息为115542.1元）；2、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作为质押权人对青岛建邦公司的质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3、董平、山西建邦集团、赵君红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4、青岛建邦公司、董平、山西建邦集团、赵君红承担律师费；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青岛建邦公司、董平、山西建邦集团、赵君红承担。庭审时原告明确其第二项诉讼请求，对应的证据是证据十三2014鲁中银司抵字4010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原告主张撤回第四项诉讼请求，理由是律师费原告尚未支付，待支付后另行主张。事实和理由：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2013年鲁中银司协字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及补充协议，授信金额为3亿元。后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总授信额度为1亿元。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董平、山西建邦集团、赵君红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本金余额为1亿元，担保范围包括本金及基于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以及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及其他所有应付费用。基于上述《授信额度协议》，中行山东省分行依青岛建邦公司的申请，于2014年3月25日为该公司开立编号为LC1065714001076的国际信用证，金额为49946760元。2014年3月26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年鲁中银司质字6043-9号《质押合同》，约定以国际信用证项下的货物作为质押担保。后青岛建邦公司向中行山东省分行提出进口押汇申请，押汇金额为26810111.95元，该行依约履行了义务。截至2014年11月5日，青岛建邦公司尚有本金26062127元及利息115542.1元未偿还。2015年11月30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信达山东分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协议，并于2016年2月15日在《山东法制报》进行了公告。涉案债权依法转让，信达山东分公司已成为合法债权人。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被告董平、被告赵君红未发表答辩意见。被告山西建邦集团辩称，本案山西建邦集团依法不应承担保责任，并分析如下：1、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履行的主合同《授信额度协议》，存在重大瑕疵和风险问题。本案中个人的保证及质押担保不能对青岛建邦公司的《授信额度协议》产生3亿元的担保效力，进而也不能对青岛建邦公司所开立信用证以及进口押汇产生担保作用。基于上述无效担保，2014年3月26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为青岛建邦公司开立受益人为建邦国际（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信用证号为LC1067514001076号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信用证开出后，中行山东省分行收到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并根据监管协议的约定，将出质通知书交由监管人进行监管，因始终无质物可供监管，2015年3月23日，监管人将出质通知书退回。中行山东省分行为青岛建邦公司两次授信，明知均无有效“物”，仍然签定抵、质押以及授信合同，且与青岛建邦公司共同进行虚假抵押登记；中行山东省分行在为青岛建邦公司开立信用证时，与其共同虚构用于担保的《质押合同》中的“质物”；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两份授信额度协议是统一整体，但与山西建邦集团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故意不出示和隐瞒第一份《授信额度协议》；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监管人处始终“无货”，也仍与青岛建邦公司签定第二份《授信额度协议》，在明知“无货”的情况下，应当中止支付，但中行山东省分行仍于2014年7月18日，信用证最后付款日、也即青岛建邦公司申请日，当天完成付款。对此，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定、履行主合同中存在重大瑕疵和风险。2、中行山东省分行与山西建邦集团签定从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三方协议》时中行山东省分行有重大过错问题。2014年7月18日，中行山东省分行所持其已盖章的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及《三方协议》来到山西建邦集团处。中行山东省分行称，青岛建邦公司信用证已到期不能承兑，为避免青岛建邦公司有不良，需要押汇，为此，请给以帮忙担保。同时，签定《三方协议》作为防范山西建邦集团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风险的条件。根据中行山东省分行提交全部证据以及贵院调取证据证实，本案提单系伪造其交易基础虚假，中行山东省分行处并没有销售合同。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自始知道无质押、无抵押物，而故意曲解“融货达”规则，签定相关抵、质押合同。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是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事实，以及明知监管人处自始无货等等，却在与山西建邦集团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均予以隐瞒，更甚者，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恶意串通，共同欺诈山西建邦集团与之签定《三方协议》，将子虚乌有的货物卖给山西建邦集团，最终骗取山西建邦集团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现中行山东省分行又拒不提交所持有的《三方协议》，进一步说明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为骗取山西建邦集团保证早有预谋。综上，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恶意串通，双方或单方构成对山西建邦集团欺诈。3、山西建邦集团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问题。根据《担保法》第三十条、担保法司法解释第4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68条的法律规定，本案主合同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或者中行山东省分行（债权人）与青岛建邦公司故意隐瞒合同事实，双方或单方构成欺诈，或者青岛建邦公司（债务人）故意隐瞒或者虚构合同事实，欺诈山西建邦集团（担保人）且青岛建邦公司的欺诈行为中行山东省分行是明知也是应知的，为此，山西建邦集团依法均不承担民事责任。4、《三方协议》是否与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4010B《最高额保证合同》相互关联以及山西建邦集团是否承担保证责任问题。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第十五条第8款约定，“赊销模式下由下游客户山西建邦公司对单笔业务提供担保，同时落实甲方在乙方授信项下的应收账款质押”；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附件2.4中，对“赊销模式”又进一步作了约定；2014年7月18日签定《三方协议》中约定，“中行山东省分行将质押青岛建邦公司货物出售给山西建邦集团，再由山西建邦集团将货款付至青岛建邦公司在中行山东省分行处设立监管账户内”，为此，上述三者构成了统一整体，中行山东省分行在没有向山西建邦集团供货的情况下，山西建邦集团不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5、该案是否应由法院主管。本案系信用证纠纷，一方面，现有证据充分证明，信用证项下提单虚假，根据我国《刑法》第195条规定，青岛建邦公司已涉嫌信用证诈骗。另一方面，由于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共谋，先共同签订以虚构的抵、质押物的抵、质押合同，为青岛建邦公司授信3亿元提供虚假担保，其后，再以虚假的授信，为青岛建邦公司骗取信用证创造了充要条件，信用证开立后，中行山东省分行伙同青岛建邦公司，共同签署无任何财产保证的《最高额证合同》、以及虚假的《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为满足本案押汇，做好了流程上的准备。本案从前述担保、授信、开立信用证、第二次授信、山西建邦集团保证、签订《三方协议》、押汇、付款的整个过程中，中行山东省分行始终参与其中，没有中行山东省分行的自始配合，青岛建邦公司单方无论如何是无法完成的。为此，本案系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共同涉嫌实施信用证诈骗，在同一事实的情况下，本案不应由民事法律关系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中，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值得注意的是，本案如只有青岛建邦公司涉嫌经济犯罪，则不影响本案管辖和继续审理，现本案有充分证据证明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共同涉嫌同一事实的经济犯罪，因中行山东省分行具有国有主体身份，依法应将本案裁移检察机关主管。综上，本案山西建邦集团依法不应承担保证责任。望贵院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依法驳回原告对山西建邦集团诉讼请求或驳回原告起诉，将本案移送主管机关。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原告信达山东分公司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2013年鲁中银司协字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及《补充协议》。证明：2013年6月19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中行山东省分行向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提供3亿元的授信额度，用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进口开证及进口押汇业务，并由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平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责任担保，由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提供最高额动产抵押担保。证据二、2013年鲁中银司保字604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3年6月19日，被告董平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董平作为保证人对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签署的2013年鲁中银司协字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订的单项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告赵君红书面同意以其与董平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该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证据三、2013鲁中银司抵字6043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证明：2013年6月19日，被告青岛建邦公司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约定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自愿将其现有以及将有的价值不少于人民币50000万元的铁矿石为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债权设定抵押担保，并已办理抵押登记。中行山东省分行对设定抵押的铁矿石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四、外运编号SD-13037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证明：2013年7月15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以及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运山东公司）签订《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质押给中行山东省分行的货物由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监管，并约定了法律关系、质物、有关单据、报关报检服务、监管期间、质物监管、违约责任等条款。证据五、2014年进开证字1076LC号《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不可撤销的跟单信用证申请书（英文）、信用证（英文）、铁矿石销售合同（英文），证明：（1）2014年3月25日，被告青岛建邦公司依据2013年鲁中银司协字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向中行山东省分行申请开立国际信用证，并提交了铁矿石销售合同；（2）中行山东省分行于2014年3月26日，根据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的申请，开立了受益人为建邦国际（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信用证单据金额为人民币49946760元（+/-10%）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信用证号为LC1065714001076号。证据六、2013年鲁中银司质字6043-9号《质押合同》，证明：2014年3月26日，被告青岛建邦公司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质押合同》，约定被告青岛建邦公司以信用证项下的93185吨铁矿石向中行山东省分行提供质押担保，中行山东省分行对设定质押的铁矿石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七、LC1065714001076号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项下正本提单、发票、重量证明、分析证明、原产地证明及到单通知，证明：（1）中行山东省分行于2014年4月18日收到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向被告青岛建邦公司发出到单通知，且享有提单项下的相关权益；（2）信用证项下进口铁矿石重量为93,185吨，金额为人民币51,954,800.85元。证据八、出质通知书，证明：2014年5月12日，中行山东省分行在收到全套单据后，根据SD-13037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将全套正本单据交给质物监管人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并通知监管人按照监管协议的约定对进口的93,185湿吨铁矿石进行提货及质押监管。中国外运山东有限公司已收到全套单据。证据九、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证明：（1）2014年7月18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签订《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中行山东省分行给予被告青岛建邦公司1亿元进口押汇业务授信额度，仅用于目前存量授信业务叙做进口押汇，期限不超过2个月，押汇比例不得高于80%；（2）截至本协议生效日，基于此前有效的《授信额度协议》或类似协议及其单项协议，被告青岛建邦公司在中行山东省分行处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在本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3）对于依据本协议和单项协议发生的债务由被告董平、被告赵君红、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证据十、2014年鲁中银司保字4010A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2014年7月18日，被告董平、被告赵君红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董平、被告赵君红作为保证人对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签署的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订的单项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证据十一、2014年鲁中银司保字4010B号《最高额保证合同》，证明：（1）2014年7月18日，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对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签署的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订的单项协议项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项下之主债权；（3）所担保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亿元；基于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权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4）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5）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6）保证人声明并承诺：保证人具备签署和履行本合同所需的民事行为能力；保证人具备履行本合同项下保证责任的财务能力；保证人完全了解主合同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保证人向债权人提供的所有文件和资料是准确、真实、完整和有效的。（7）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本合同在其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前不得终止。证据十二、（2013）侯证经字第15号《公证书》，证明：（1）2012年12月31日，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公司及法定代表人吴晓年出具《授权委托书》，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常崇斌代表其在各金融机构融资及担保协议上签字，授权有效期为2012年12月3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并确认上述授权为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其本人及山西建邦集团公司全部承担。（2）山西省侯马市公证处对上述《授权委托书》依法进行了公证，并于2013年1月9日出具（2013）侯证经字第15号《公证书》。证据十三、2014鲁中银司抵字4010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证明：2014年7月21日，被告青岛建邦公司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约定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自愿将其现有以及将有的价值不少于人民币50,000万元的铁矿石为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债权设定抵押担保，并已办理抵押登记，中行山东省分行对设定抵押的铁矿石享有优先受偿权。证据十四、2014年进押汇字1430AB号《进口押汇申请书》，证明：（1）2014年7月18日，被告青岛建邦公司依据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向中行山东省分行申请进口押汇，信用证号码：LC1065714001076号，信用证单据金额人民币51954800.85元，押汇金额为人民币26810111.95元；（2）押汇期限60天，自中行山东省分行对外付款之日起连续计算；（3）利率为固定利率，年利率7.20%，结息方式到期利随本清，如未按约定期限偿还押汇款项，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4）本申请书项下债务由被告董平、被告赵君红、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公司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证据十五、中国银行财务系统凭证，证明：2014年7月18日，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押汇款金额人民币26,810,111.95元。证据十六、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欠款台账，证明：截止2014年11月5日，被告青岛建邦公司在2014年进押汇字1430AB号《进口押汇申请书》项下欠款本金人民币26,062,127元及利息人民币115,542.10元，合计人民币26,177,669.10元。证据十七、债权转让协议(编号：省-2015-07)，证明：2015年8月份，中行山东省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信达公司”)签订上述《债权转让协议》，中行山东省分行向信达公司转让其对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的涉案主债权25689856.45元、利息1928170.16元、债权人实现权利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等)；同时转让的还有主债权之从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该主债权对应的保证、抵押、质押等一切从权利，随主债权一同转让；因主债权及从权利产生的其他相关权利和权利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依法可向债务人追索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随主债权一同转让。协议生效后，信达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债权人地位。证据十八、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证明：2016年2月15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信达公司在山东法制报第2版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中行山东省分行公告通知借款人被告青岛建邦公司及被担保人被告董平、赵君红、山西建邦集团公司、青岛建邦公司等，中行山东省分行与信达公司达成债权转让安排，将其对上述借款人及担保人所享有的涉案主债权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信达公司。信达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公告要求上述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信达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证据十九、承兑电文，证明：2014年4月18日，中行山东省分行通过SWIFT(全球银行间金融电讯协会)系统对LC1065714001076号信用证项下款项金额人民币51954800.85元进行了承兑。证据二十、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公示登记材料(网络打印件)及青岛建邦的工商登记信息查询资料一组，证明：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股东吴建邦系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监事张锐同时也是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有关联关系。青岛建邦的股东发起人有三人，包括董平、吴建邦、董春森。2004年公司设立时该三股东的出资额分别为120万元、60万元、20万元，分别占出资比例的60%、30%、10%。后来青岛建邦于2005年增加注册资本，上述三股东的出资额分别变为600万元、300万元、100万元，出资比例不变。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对上述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对原告提交的证据复印件与（2014）青金商初字第776号案件的复印件一致无异议。认为对原告的证据除证据九外都是诉讼发生后才了解。对证据一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事项异议如下:1、该证据第五条，证明2014年鲁字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是其组成部分，也即是证据一的“补充协议”。中行山东省分行在与山西建邦集团签定2014年鲁中银保字4010B号《最高额保证合同》时，恶意隐瞒，未出示该证据一。2、该证据第十五条，第7款约定，“质押合同签订及质物监管等参照融货达业务操作规程”。而“融货达”第四条，对该项业务进行了明确约定，适用“融货达”规范，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质押，必须要有现实的质物。3、该证据第二条、第三条、第十五条的约定，证明证据一与证据九2014年《授信额度协议》附件2、《三方协议》（山西建邦集团提交）相互关联。中行山东省分行在与山西建邦集团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和《三方协议》时，故意隐瞒该证据一及相关事实以及原告未提供青岛建邦公司与上下游客户签定的具有真实交易合同的约定。对证据二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只是对证据一的程序、形式上的保证，其保证人没有相应财产，原告也没审查其相应财产。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认为该证据第四条约定的抵押物不符合“融货达”的规范，该证据第六条约定，债权人应对抵押物检查，但其明知自始没有抵押财产，明知并无“权利凭证”交付；根据该证据第五条约定，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共同办理抵押登记，但从工商登记的2013年鲁中银司抵清字6043号抵押物清单显示，所有权/使用权归属（权利凭证号码）一栏，均无填写，故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共同进行虚假登记。对证据四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事项异议如下:该协议于2014年7月15日签定，因无质物使得该协议至今没有质物交付，并未实际履行且因无质物，质押无效。中行山东省分行于2014年7月18日办理发放本案押汇款前，多次通知中行山东省分行无质物可供监管，2015年3月23日在一直无质物可供监管的情况下，将出质通知书原件退回（中行山东省分行）出质人。中行山东省分行在办理进口押汇（融资借贷）业务时，对质物的是否存在、是否完好等当然具有审查、监督的权利义务，只不过该权利义务是按《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由监管人代为中行山东省分行履行。并非只作单单、单证的形式审查。以上合并证明，在2014年7月18日同日签定《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三方协议》、青岛建邦公司同日申请押汇、中行山东省分行同日放款，以及本案青岛建邦公司于2014年8月18日当日申请押汇，中行山东省分行当日放款前，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无质物，质押无效，青岛建邦公司没有任何有效担保。对证据五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根据证据一及相关规定，中行山东省分行持有基础交易关系销售合同的原件，为证实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原告必须提交。作为诉讼材料依法应提交中文翻译件。值得注意的是，如原告拒不提交对其不利的销售合同原件，应依法推定原告自始知道交易基础虚假。对证据六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该证据是为证据五开立信用证所提供的担保。与证据五开立的信用证，两者都是2014年3月26同日。1、该《质押合同》的质物，以信用证项下附件“质押物清单”显示的，93185吨铁矿石为中行山东省分行提供质押担保。根据证据七，中行山东省分行于2014年4月18日，才收到信用证项下全套单据，因此，2014年3月6日签定证据六，因质物虚假，该证据虚假，担保虚假。2、该清单所列质物（适用“融货达”规则）因无货而虚假，故《质押合同》无效。3、该证据第五条明确约定，质押物由中行山东省分行占有和保管，但其自始没有占有、保管。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证据六不可能为证据五提供担保，证据六的签定只是为掩饰其非法目的而已。对2014年3月26日签订的证据六附件质押清单中体现出2014年4月18日到单的提单所记载的内容充分说明，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串通作假的事实。对证据七认为该证据经青岛中院调查提单系伪造。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该证据显示，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该提单，于2014年4月3日签发并由澳大利亚德兰港装船，至2014年7月18日三个半月时间，货物未到港，受益人未交付货物，已构成恶意不交付货物，应依法中止支付，但中行山东省分行于当日继续签定证据九并放款。中行山东省分行至为青岛建邦公司办理进口押汇而签定证据九时，明知无货，故意隐瞒，欺诈山西建邦集团签定保证合同及《三方协议》。对证据八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1、该证据是中行山东省分行根据证据七，将本案信用证项下包括该出质通知书全部正本单据，按证据四监管协议约定，交由监管人对该证据内容进行的监管；中行山东省分行办理融资借贷业务，将审查、监管质物的权利义务根据证据四委托给监管人，监管人向中行山东省分行如实报告了自始无质物的情况。该证据显示监管人2014年6月6日签收，至2014年7月18日签定《授信额度协议》、《最高额保证合同》《三方协议》期间，监管人曾多次告知原告无质物，2015年3月23日因自始无质物监管人将该证据退回；质押合同无效；出质人和质权人（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无质物，但中行山东省分行仍与青岛建邦公司签定证据九，并与山西建邦集团签定《最高额保证合同》、《三方协议》，故意隐瞒，构成欺诈。对证据九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根据该证据第七条的规定，基于前述原告提交的全部证据包括此后的证据十、证据十三证实，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在无权利凭证、无质物、共同进行虚假抵押登记、单证不符、监管人无货监管、共同伪造信用证项下出质通知书、抵押质押合同均无效等情况下，恶意串通于2014年7月18日签定该证据。对证据十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该证据十与证据二，实质上都是无任何财产保障的保证（包括青岛建邦公司等所有保证）。对证据十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1、该证据与山西建邦集团所提交的同时签订的《三方协议》是统一整体，证明了按证据一第十五条、证据九附件2相关赊销担保的内容，中行山东省分行在无货出售山西建邦集团时，则不发生以支付货款作为偿还青岛建邦公司押汇款的保证；2、中行山东省分行所持有的《三方协议》（已填写内容）是对其不利的证据，如原告拒绝提交法庭，依法应推定山西建邦集团主张成立。3、该证据是基于中行山东省分行隐瞒证据九重要组成部分证据一及相关事实所签定的。现仅从证据一及相关材料表面，山西建邦集团亦能看出诸多破绽，因中行山东省分行当时故意隐瞒，造成山西建邦集团错误认识，中行山东省分行构成欺诈。对证据十二的真实性及证明事项无异议。对证据十三的真实性不能确定，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2014年7月21日签订的该合同号及内容出现在2014年7月18日签订的证据十四中，充分证明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串通。1、根据该证据第四条，中行山东省分行明知应适用“融货达”规则，其抵押物及价值子虚乌有。2、根据该证据第六条:抵押财产的权利凭证应交由抵押权人保管。但青岛建邦公司因无抵押物，不可能有权利凭证，因而，中行山东省分行是明知的。3、该证据抵押物清单中，所有权使用权归属（权利凭证号码）登记显示的:青工商南抵消字2014第0014，并非权利凭证号码，只是动产抵押登记书的登记编号。4、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共同在工商局，对虚构的抵押物进行了虚假抵押登记。对证据十四真实性无法确定，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1、该证据显示，押汇申请日为2014年7月18日，与证据九、证据十、证据十三、证据十一、《三方协议》、信用证最后付款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付款日，均为同一天。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当天均在山西，在骗取证据十一和《三方协议》后，却火速办理押汇放款，其相互串通明显。2、在明知却故意隐瞒主合同事实，为串通或单方欺诈，在能拒付或可以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且足额为青岛建邦公司放款，其目的是转嫁自身信用证无任何保证的付款风险，抑或共同诈骗山西建邦集团财产。对证据十七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对象异议如下:本案原告前手虽然已冻结山西建邦集团银行巨额资金，但自知后果十分严重，在诉讼中破例将已有保证的债权低价转让。对证据十五、证据十六、证据十七、证据十八均无异议。对证据十九真实性无法确认，从文义表达上不难看出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兑付日期为2014年8月18日，由此可得出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在2014年8月18日进行申请并办理押汇是满足到期还款的要求。对证据二十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证明事项有异议，该证据只是截取的一部分工商登记材料，并不是完整的工商登记材料。青岛建邦与山西建邦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人，不存在关联关系。青岛建邦在创立之初，山西建邦董事长吴建邦就不是青岛建邦的股东，因为青岛建邦的法定代表人董平原来是山西建邦驻山东办事处的负责人，后董平出来单干，成立了青岛建邦。在成立之初董平为了借助山西建邦在行业里的影响力，注册了青岛建邦，目的就是为了让别人误以为青岛建邦与山西建邦存在关联关系。吴建邦从来未参加过青岛建邦的股东会，也没有参与过他的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只是在本案发生后，山西建邦集团经过对工商登记查询才知道吴建邦仍然被青岛建邦登记为股东，张锐被登记为监事。在青岛建邦数次增资的过程中，股东会决议中吴建邦的签名均是伪造的。在青岛建邦最后一次增资，上面还有吴建邦上的签字，而吴建邦早已去世。另外，张锐也数次向青岛建邦提出不要登记其为监事，事实上张锐与青岛建邦没有任何关系，也从未参加青岛建邦生产经营或管理活动，但是青岛建邦对此置之不理。原告提交的证据二十试图证明青岛建邦与山西建邦存在关联关系，是与客观事实严重背离的，如果法庭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检材进行笔迹鉴定，也可以提供吴建邦的死亡证明。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三方协议及两份函件，证明：2014年鲁中银司保字第4010B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签订的依据是依据三方协议签订的，被告山西建邦集团为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提供担保，也是基于三方协议中约定的双方会有货物交易才达成的。证据二、提单项下货物的发货方向山西建邦集团提供的证明，此提单为伪造的证据。该证据的真实性已经被公安机关（五四派出所）确认，因此申请法院向公安机关调取。证据三、山西建邦集团所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山西建邦集团已在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确认无效之诉，本案应中止审理。证据四、融货达规则，证明关于货物质押的操作规范。原告信达山东分公司质证称，1、对《三方协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该协议与《最高额保证合同》系相互独立的两个合同，两种法律关系，此协议不是《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否履行的前提条件。《三方协议》进一步约定青岛建邦公司与山西建邦集团的商业纠纷或争议不影响青岛建邦公司对中行的付款，更不影响山西建邦集团对涉案借款的保证责任，如该集团不遵守上述约定，应对中行信用证项下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故《三方协议》并非交易合同，而是中行山东省分行为收回债权而采取的进一步保障措施；2、原告对中行山东省分行是否收到两份函件无法确认。2014年8月5日的函件确认合同尚在履行期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前不得终止，且《三方协议》是否履行并非山西建邦集团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该集团无权要求提前终止合同。从两份函件可看出，山西建邦集团对业务的数额、品种均清楚。根据UCP600，中行山东省分行在办理信用证业务中处理的是单据而非货物，山西建邦集团认为信用证贸易背景不真实，完全系主观推测。对证据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且内容与本案无关，根据UCP600跟单信用证的统一惯例规定，银行在国际信用证业务中处理的是单据，而并非货物，并且对相关单据的真实性不负责。根据UCP600第5条、第34条的规定，原告发表的上述意见系假设三方协议是真实的，被告有原件的情况。证据二仅是一份书面材料，根据显示并非发给山西建邦集团的，表述不明确，从字面内容看，体现的只是可能是伪造的，无法证明山西建邦集团的主张。认为证据三是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在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起诉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关于要求确认最高额保证合同效力问题的诉状、案件受理通知书及缴费的票据，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主张，该案件的受理并不影响本案的审理，且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时间为2016年8月26日，而本案的立案时间是在2014年，特别是本案涉及的事实、证据材料，完全可以覆盖山西建邦集团在市南区人民法院另行提起的诉讼相关事实及案件相关法律关系，因此山西建邦集团要求中止审理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山西建邦集团提起的诉讼违反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该诉讼应当予以驳回，更不能影响本案的审理。证据四系复印件，看不出是中国银行的规范，本案不是融货达业务，与本案无关。根据山西建邦集团的申请，本院办案人员前往BHPBILLITONINTERNATIONALTRADING(SHANGHAI)CO,LTD[必和比拓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和比拓公司]对上述提单的真实性进行调查，该公司企业对外事务中国区负责人欧阳军在调查笔录中称，该公司与必和比拓集团新加坡公司系同属于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必和比拓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必和比拓公司系必和比拓集团在中国的唯一一家子公司；必和比拓公司对该提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提单中的货物是否真实存在该公司需进一步落实；该提单系由船运公司发出，真实贸易关系该公司不清楚，从提单中看不出货物的收货方，提单中的印章是否系必和比拓集团新加坡公司的印章，该公司须向新加坡公司进行核实；提单签发处的印章系船运公司的船长加盖，是否真实须向承运船舶的船长核实，该公司无法确认其真伪。必和比拓公司在核实后给本院的书面回复函中称，BHPBILLITONMARKETINGAG（SINGAPOREBRANCH）（必和比拓集团新加坡公司）告知该公司，从未见过或保有过上述提单，亦从未在该文件签字或盖章；必和比拓集团新加坡公司曾于2014年4月3日向“IRONPILBARA”轮交运143315湿吨的扬迪粉矿，此系该公司当日向该轮交运的唯一一票扬迪粉矿货物；必和比拓集团新加坡公司向必和比拓公司提供的对应提单在提单编号、货物数量、“卸货港”栏目记载、“通知方地址”栏目记载、船长姓名及签字以及背书章签字等处均存在明显不同。山西建邦集团据此主张，青岛建邦公司提交给中行山东省分行的提单系其伪造的，该公司欺诈中行山东省分行而签订一系列合同，包括授信额度协议等；中行山东省分行对青岛建邦公司信用证业务项下根本无货物进港的状况应是明知的。原告质证称：1、该公司对法院所作的调查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必和比拓公司接受调查时第一时间明确提出其对上述提单的真实性无法确认，提单第一页的印章系船运公司船长加盖，是否真实需向承运船长核实，该公司无法确认其真伪，该意思表示真实、合理且可信；2、对必和必拓公司函件内容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此函系该公司出具，而该公司并非涉案提单所记载的托运人，通过该份证据无法核实涉案提单托运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该公司与托运人同属一个集团下属的子公司，具有利害关系，故必和必拓公司查证核实提单真实性而出具的函件不具有证明力，不能证明提单不真实；3、该证据与本案无关联，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管理UCP600号第5号第34条规定，中行山东省分行在信用证业务中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货物，对任何信用证项下单据的形式、充分性、准确性、内容真实性、虚假性或法律效力，或对单据中规定或添加一般或特殊条件，对任何单据所代表的货物的描述概不负责。因此，中行山东省分行对涉案单据货物的真实性等问题无核实义务，也没有能力进行核实。此外，本案系国际信用证项下的进口押汇业务，中行山东省分行用押汇款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也属于信用证业务的一部分，故相关单据的真实性亦与本案无关。根据山西建邦集团的申请，本院依法向青岛市公安局市南分局调取了该局工作人员对董平所作的讯问笔录。董平在笔录中称：青岛建邦公司系山西建邦集团在青岛的销售部，董平作为青岛建邦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参加山西建邦集团的各项会议，每年该集团会给青岛建邦公司下达各项指标；这个货（涉案抵押的铁矿石）只是个概念性的东西，其听说过这件事；青岛建邦公司无力偿还信用证时，董平协调了山西建邦集团总经理张锐，张锐答应帮忙，后来资金上没能帮上。根据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建议，由山西建邦集团为青岛建邦公司提供担保，就不会有不良记录。董平与张锐沟通后，山西建邦集团同意为青岛建邦公司担保，最后在该集团的担保下，青岛建邦公司就可以再次授信了；在信用证到期时，青岛建邦公司的货物（涉案铁矿石）还没有到港，中行山东省分行办理押汇时知道该货物未入港；青岛建邦公司在办理押汇业务时，董平通知了山西建邦集团的张锐和常崇斌，当时此二人均口头同意了，说在担保额度内，让该公司自己做这个业务。当时办理完第一笔押汇后，董平联系张锐，时值铁矿石的市场价格每吨下跌了40多美元，张锐让其抓紧时间处理掉，后来其将这批铁矿石转售给了香港的一外资企业，具体名称其记不清了；两次押汇到期后，中行山东省分行未提出用质押的物品进行偿还，质押只是个程序；山西建邦集团董事长吴建邦（2013年去世时60岁）常驻青岛时，为方便业务，曾刻了一枚“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的公章，2014年底该集团通知将该公章收回而统一管理了。山西建邦集团质证称，一、该集团对笔录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对内容有异议，董平所述因价格下跌而将铁矿石处理掉，而全套提单均在原告处，该集团不知董平拿什么处理的货，也不可能处理货，故该陈述显然虚假；二、董平称山西建邦集团原董事长吴建邦领导青岛建邦公司，吴建邦于2012年去世，不可能领导青岛建邦公司，事实上其也从未领导过该公司，与客观事实严重不符；三、关于董平为何被青岛市公安局五四广场派出所提审，原因系董平涉嫌信用证诈骗，被山东省邹平市警方逮捕并羁押，故五四广场派出所在接到山西建邦集团报案后前往邹平看守所对其进行询问。董平系犯罪嫌疑人，在回答警方讯问时避重就轻、推卸责任进行了虚假供述，但从其供述中不难看出，青岛建邦公司与信用证项下外贸业务的外商有关联关系，建邦国际新加坡公司系董平为法定代表人的境外公司，中行山东省分行未尽审查义务，对关联关系置若罔闻，冒巨大风险为青岛建邦公司办理没有实际动产质押担保，没有真实贸易关系的信用证业务及押汇业务，山西建邦集团怀疑该行与青岛建邦公司串通，而该集团纯属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为掩盖其信用证业务的违法事实而进行欺诈的替罪羊。原告则质证称，该笔录可证实山西建邦集团对青岛建邦公司的领导关系，青岛建邦公司的股东吴建邦系山西建邦集团原董事长；涉案提单是真实的，因铁矿石价格下跌较大，山西建邦集团总经理张锐要求董平将青岛建邦公司进口的铁矿石抓紧时间处理掉。庭后，青岛建邦公司向本院提交证据如下：证据一、吴建邦投资款进账单，与山西建邦对账资料。证据二、吴建邦购房发票和收据一套。证据三、从山西建邦集团购货的部分发票。证据四、山西建邦集团年会表彰青岛建邦相关资料。证据五、与山西建邦集团领导活动的相关照片。证据六、山西建邦集团给青岛建邦公司下达年度经营目标书。证据七、山西建邦集团代理人刘宗宗系法院干警的部分资料。证据八、董平与张锐借款协议有关的判决书。证据九、胡士泰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侵犯商业秘密案件判决书。证据十、挂历一份。上述证据一至十共同证明：青岛建邦公司以前是山西建邦集团的办事处，后来在吴建邦的投资下成立了青岛建邦公司。青岛建邦公司成立后主要和山西建邦集团发生业务，山西建邦集团每年都给青岛建邦公司下达经营目标，双方往来密切。青岛建邦公司所有的国际业务包括借款都是山西建邦集团同意的。山西建邦集团每年给青岛建邦公司下达销售任务及回款目标，不允许销售山西建邦集团公司以外其他公司的产品，大量利润截留到山西建邦集团，确保山西建邦集团无论市场价格上涨下跌利润不受影响，并且保证青岛建邦公司长期预付给山西建邦巨额款项。为了融资便利，山西建邦集团和山西通才工贸有限公司先后在青岛深圳发展银行（现平安银行）和青岛招商银行都有开户，并授权青岛建邦公司使用山西建邦集团和山西通才工贸有限公司印鉴各一套，方便办理融资等相关业务。原告对青岛建邦公司提交的上述全部证据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青岛建邦公司所证明的青岛建邦公司隶属于山西建邦集团的事实没有异议，同时，原告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之前原审法官到公安机关调取的董平的讯问笔录中，关于山西建邦集团与青岛建邦公司关系的陈述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实青岛建邦公司的业务受山西建邦集团领导和安排。山西建邦集团与青岛建邦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是事实，而且对外山西建邦集团将青岛建邦公司也作为其下属单位，对内青岛建邦公司也将山西建邦集团作为上级单位。山西建邦集团对青岛建邦公司下达相关的年度业务目标，青岛建邦公司将相关的工作向山西建邦集团按时汇报。此外，该证据与原告提交的证据十一、十二、二十及被告董平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相结合，充分证明本案中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完全了解和掌握青岛建邦公司的融资业务、贸易业务，并自愿为青岛建邦公司本案授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被告山西建邦集团质证称，山西建邦集团和青岛建邦公司往来密切是2012年之前，在之前庭审中多次强调，青岛建邦公司原来是山西建邦集团设在山东半岛销售生铁外派的机构，不叫青岛建邦公司，后来董平单干，有了青岛建邦公司，该公司在青岛港是有名的贸易公司。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青岛建邦公司是受山西建邦集团意思表示指导工作、处理问题的。青岛建邦公司是独立核算和经营的法人，青岛建邦公司在2012年之前每年销售额度就达60亿美元以上，远远超出山西建邦集团的营业额，山西建邦集团不仅领导不了青岛建邦公司，甚至需要向青岛建邦公司寻求合作开展业务。正是基于山西建邦集团和青岛建邦公司有合作的基础，才导致山西建邦集团基于对中行山东省分行和青岛建邦公司信任而被欺骗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导致本案发生。正是因为山西建邦集团曾经向青岛建邦公司买受铁矿石，才导致山西建邦集团与中行山东省分行及青岛建邦公司签署三方协议买受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谎称存于港口的本案所涉铁矿石。三方协议的履行也是山西建邦集团担保的前提。对证据一，对吴建邦个人投资300万元给青岛建邦公司这个事实没有异议。从2008年9月12日的往来账核对备忘可以看出双方的关系，山西建邦集团和青岛建邦公司独立核算、独立经营。山西建邦集团通过青岛建邦公司出口生铁，并且对吴建邦个人借款向青岛建邦公司投资的事宜进行了财务处理。对证据二，2009年购房发票与本案无关。对证据三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存在贸易往来。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并不能说明有法律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山西建邦集团对客户的鼓励，每年对与山西建邦集团合作好的客户都会有相关奖励，也会开年会发出邀请。对证据五，这份证据正说明了青岛建邦公司与山西建邦集团有合作前期基础，这些都是2010年前的。对证据六，同证据四的质证意见。对证据七，是代理人个人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系。代理人确实在法院工作过，但是已经办理退休了。对证据八，对该裁定书无异议，但该案件是有由来的，关于本案的押汇业务，因山西建邦集团没有看到任何货物，三方协议无法履行，故要求撤销山西建邦集团的担保，但董平和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工作人员说该押汇业务必须做，这种情况下董平为了安慰山西建邦集团，提议因董平曾经在山西建邦集团（通过张锐的卡支付的）借过3000多万元，让张锐起诉并查封董平的房产。该案起诉后，董平反悔，该案撤诉了。认为证据九与本案无关。对证据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是山西建邦集团出于宣传需要，给相关客户送达的节礼，有相关的广告资料。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被告董平、被告赵君红未对原告、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及本院调取的证据发表质证意见。根据当事人陈述和经审查确认的证据，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2012年12月31日，山西建邦集团及其法定代表人吴晓年共同出具《授权委托书》，载明：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常崇斌代表该公司在各金融机构融资的相关决议、手续等签字事宜，及该公司为他公司在各金融机构融资提供担保的签字，授权有效期为该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上述授权为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因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及山西建邦集团全部承担。该《授权委托书》于2013年1月9日经山西省侯马市公证处公证。二、2013年6月19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年鲁中银司协字6043号《授信额度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中行山东省分行向青岛建邦公司提供3亿元的授信额度，用于进口开证及进口押汇，该额度使用期限至2014年6月3日止；由董平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由青岛建邦公司提供最高额动产抵押担保，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三、2013年6月19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董平签订编号为2013年鲁中银司保字6043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担保上述《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即主合同），董平自愿向该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3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保证范围为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主债务在本合同之外同时存在其他物的担保或保证的，不影响债权人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及其行使，债权人有权决定各担保权利的行使顺序，保证人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不得以存在其他担保及行使顺序等抗辩债权人；保证期间为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合同另约定了其他事项。同日，董平的配偶赵君红向该行出具《同意函》，同意以其与保证人董平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该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四、2013年6月19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年鲁中银司抵字6043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约定：青岛建邦公司自愿以其评估价值不少于5亿元的铁矿石为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最高本金余额3亿元的动产抵押担保；担保范围为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合同另约定了其他事项。2013年6月25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南分局申请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中行山东省分行取得编号为青工商南抵登字2013第0022号《动产抵押登记书》（载明抵押物为青岛建邦公司存放于青岛、日照、唐山等港口的价值不低于5亿元约67万吨的铁矿石）。五、2013年7月15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案外人外运山东公司签订外运编号为SD-13037号《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约定：在质物监管期间，中行山东省分行为质权人，青岛建邦公司为出质人，外运山东公司为监管人，由青岛建邦公司向中行山东省分行提供质押担保并交由外运山东公司监管；当中行山东省分行向外运山东公司签发《出质通知书》，外运山东公司依据协议的约定，根据通知书的要求核查青岛建邦公司交付的货物后，外运山东公司向中行山东省分行签发《收到质物通知书（代质物清单）》，质物完成转移占有。实际转移交付占有的质物以《收到质物通知书（代质物清单）》列明的为准，如质押合同对质物的约定不明，或者约定的质物与实际移交的质物不一致的，以实际交付占有的质物为准；青岛建邦公司将装箱单、检验单（包括质量检验单和重量检验单）、发票等报关报检所必需单据的原件交给中行山东省分行，由该行将正本提单及上述单据一起交付外运山东公司；报关时，外运山东公司发现实际货物与有关单据记载不符，应立刻通知中行山东省分行和青岛建邦公司；合同另约定了其他事项。六、2014年3月25日，青岛建邦公司向中行山东省分行递交编号为2014年进开证字1076LC号《开立国际信用证申请书》及《铁矿石销售合同》。次日，中行山东省分行开立了受益人为建邦国际（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金额为49946760元的不可撤销跟单信用证，信用证编号为LC1065714001076。2014年3月26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3年鲁中银司质字6043-9号《质押合同》，约定：为担保双方签署的编号为2014年进开证字1076LC号《开立国际信用证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项下债务的履行，青岛建邦公司自愿将其享有合法处分权并列入《质押物清单》的93185湿吨的铁矿石为该行的债权设立质押担保；合同另约定了其他事项。七、2014年4月18日，中行山东省分行在收到全套单据【正本提单[载明：货物为散装扬迪矿石（毛重93185湿吨），托运人为BHPBILLITONMARKETINGAG（SINGAPOREBRANCH）（必和比拓集团新加坡公司），船舶为IRONPILBARA,收货人及通知人均为凭指示，装货港为澳大利亚黑德兰港，卸货港为中国大陆的主要港口，签名处的代理和代表船长为GodferyCottonIronPilbara,签发地点为中国上海，签发时间为2014年4月3日]、发票（载明价值51954800.85元）、重量证明、分析证明及原产地证明】后，对本案信用证进行了承兑。于2014年5月12日，根据《动产质押监管协议》的约定，发出《出质通知书》（载明铁矿石为93185湿公吨），并将全套正本单据交给外运山东公司。2015年3月23日，外运山东公司因一直未收到货物而将全套正本单据送回中行山东省分行。八、2014年7月18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约定：中行山东省分行向青岛建邦公司提供1亿元的授信额度，用于目前存量授信业务叙做进口押汇，期限不超过2个月，押汇比例不得高于80%；该额度使用期限至2015年7月16日止；基于此前有效的《授信额度协议》或类似协议及其单项协议，青岛建邦公司在中行山东省分行已发生的授信余额，视为本协议项下发生的授信；由董平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山西建邦集团提供最高额保证，并签订相应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另约定了其他事项。九、2014年7月18日，董平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编号为2014年鲁中银司保字4010A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担保上述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即主合同），董平自愿向该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1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其他内容同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赵君红作为保证人配偶在该最高额保证合同上签字。十、2014年7月18日，山西建邦集团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编号为2014年鲁中银司保字4010B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为担保上述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及依据该协议已经和将要签署的单项协议及其修订或补充（即主合同），山西建邦集团自愿向该行提供最高本金余额1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其他内容同前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相关约定。十一、2014年7月18日，青岛建邦公司向中行山东省分行递交《进口押汇申请书》，载明：信用证号码为LC1065714001076，单据金额为51954800.85元，押汇金额为26810111.95元，押汇期限60天，自中行山东省分行对外付款之日起连续计算；利率为固定年利率7.20%，结息方式为到期利随本清。如未按约定期限偿还押汇款项，就逾期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按照逾期罚息利率计收利息直至清偿本息为止，并约定了计算标准；担保方式为董平、山西建邦集团提供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青岛建邦公司提供最高额动产抵押担保。同日，中行山东省分行的财务系统显示青岛建邦公司的押汇款为26810111.95元。十二、2014年7月21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编号为2014年鲁中银司抵字4010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约定：青岛建邦公司自愿以其评估价值不少于5亿元的铁矿石为4010号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最高本金余额1亿元的动产抵押担保；其他内容同前述《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的相关约定。2014年8月14日，双方向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南分局申请办理动产抵押登记，中行山东省分行取得编号为青工商南抵登字2014第0014号《动产抵押登记书》（载明抵押物为青岛建邦公司存放于青岛、日照、唐山等港口的价值不低于5亿元约67万吨的铁矿石）。十三、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山西建邦集团于2014年7月18日签订的《三方协议》（适用于进口信用证）主要内容为：根据青岛建邦公司在中行山东省分行开立的(此处为空白)号、期限90天的信用证，山西建邦集团确认已收到青岛建邦公司为执行(此处为空白)号合同/订单下与山西建邦集团交易而出具的第(此处为空白)号商业发票，现向青岛建邦公司、山西建邦集团确认该商业发票上所载内容与第(此处为空白)号合同/订单的要求一致，青岛建邦公司已按合同/订单要求正常履约，山西建邦集团已收到上述货物，且该集团对货物无异议，并保证将于2014年月日之前无条件将(此处为空白)号发票项下款项人民币以汇款方式（列明在中行山东省分行的账号21×××40）付至青岛建邦公司，并按中行山东省分行要求实施监管；山西建邦集团承诺不行使其与青岛建邦公司之间的债务抵消权，对于第(此处为空白)号商业发票项下的款项将足额支付至约定账户。十四、根据原告提交的青岛建邦公司、山西建邦集团的企业信用信息显示，山西建邦集团的股东兼总经理张锐同时系青岛建邦公司的监事，山西建邦集团原董事长吴建邦系青岛建邦公司的股东。截至目前，青岛建邦公司登记中依然载明吴建邦系该公司股东。在山西建邦集团的光荣册中，青岛建邦公司多次被评为年度先进单位。2006至2014年间，山西建邦集团吴建邦、张锐与青岛建邦公司董平多次共同出国考察、参观、座谈并合影。2008年山西建邦集团与青岛建邦公司对往来账核对备忘，对双方的往来款项进行了核对，对于青岛建邦公司成立时吴建邦出资的300万元做了安排。在2013年，山西建邦集团印制的新年挂历中，对青岛建邦公司进行了介绍。自2007年至2014年，青岛建邦公司与山西建邦集团之间往来生铁交易频繁。十五、截至2014年11月5日，青岛建邦公司尚欠中行山东省分行本金26062127元及利息115542.10元。2014年12月22日，中行山东省分行通过扣划青岛建邦公司的保证金偿还本金372270.55元，尚欠本金余额25689856.45元。十六、2015年8月25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信达山东分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约定：中行山东省分行将其对青岛建邦公司共计2笔主债权（截至该日共计本金为74772071.06元、利息4963078.31元、债权人实现债权的各项费用473748元）转让给信达山东分公司；主债权之从属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主债权对应的保证、抵押、质押等一切从权利），因主债权及从权利产生的其他相关权利和权利文件（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项下依法可向债务人追索的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债权），随主债权一同转让给信达山东分公司，信达山东分公司成为新的债权人，取代中行山东省分行的债权人地位；前述债权自2015年8月25日起产生的孳息及中行山东省分行收回的现金及非现金资产归信达山东分公司所有；协议另约定了其他事项。在债权转让项目分户清单中，显示截至债权转让基准日，本案债权本余额为25689856.45元，利息为1928170.16元，以及其他应收费用。十七、2016年2月15日，中行山东省分行与信达山东分公司在《山东法制报》第2版刊登《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将债权转让事宜通知青岛建邦公司、董平、赵君红、山西建邦集团，让债务人及担保人向信达山东分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2016年8月19日，根据信达山东分公司的申请，经审查相关债权转让的材料，本院作出（2014）青金商初字第776-3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信达山东分公司作为本案原告参加诉讼，中行山东省分行退出诉讼。本院认为，本案系信用证纠纷。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的2014年鲁中银司协字4010号《授信额度协议》、2014年进押汇字1430AB号《进口押汇申请书》均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中行山东省分行依约为被告青岛建邦公司开立了编号为LC1065714001076的信用证，依约为被告青岛建邦公司叙做进口押汇融资业务，履行了合同义务。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未按期清偿信用证项下进口押汇款本息，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中行山东省分行有权根据其与被告青岛建邦公司的合同约定，要求被告青岛建邦公司清偿全部所欠进口押汇款本息。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被告董平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依据上述最高额保证合同的约定，被告董平应当在最高额本金1亿元以及相应的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履行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追偿。关于被告赵君红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在中行山东省分行与董平签订编号为2013年鲁中银司保字6043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赵君红以董平配偶身份，向该行出具《同意函》，同意以其与保证人董平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该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在董平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编号为2014年鲁中银司保字4010A号《最高额保证合同》中，董平作为保证人签字确认，赵君红则是在保证人配偶处签字；在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均签字确认的《进口押汇申请书》中，在担保方式部分仅列明了董平、山西建邦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未列明赵君红提供担保。因此，赵君红并无为本案债务提供保证的意思表示，仅是同意以与保证人的夫妻共同财产承担《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故董平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保证责任及于董平与赵君红的夫妻共有财产。因赵君红在合同中未作出保证的意思表示，其不是独立的保证人，不应对本案债权承担独立的保证责任。关于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是否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问题，本院认为，山西建邦公司与中行山东省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是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主张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首先，本案是否存在其他有效的担保并不影响山西建邦集团的担保责任的承担问题。山西建邦集团为青岛建邦公司提供保证，应当是基于山西建邦集团对青岛建邦公司履约能力的了解而独立作出的判断。青岛建邦公司与山西建邦集团在管理人员、股东及经营方面存在一定的关联关系，且双方往来密切，青岛建邦公司在本案中及董平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中均自认其经营及融资均由山西建邦领导和安排，且不论青岛建邦公司与董平的陈述是否属实，山西建邦集团应当对青岛建邦公司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较为了解，故其对青岛建邦公司的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其次，在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时山西建邦集团有无见过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之间签订的其他文件，并不影响其与中行山东省分行之间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效力。且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山西建邦集团作为保证人声明，“保证人完全了解主合同的内容，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基于保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第三，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签订《三方协议》是双方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前提条件。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无证据证明中行山东省分行在与山西建邦集团签订保证合同的过程中实施了欺诈或者其他足以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作为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法人，被告山西建邦集团应对自己在合同上的签章行为负责。中行山东省分行依据青岛建邦公司的申请，基于青岛建邦公司与建邦国际（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签订铁矿石买卖合同，开立了受益人为建邦国际（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的信用证，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中行山东省分行并无义务审查货物进口之后予以销售的下游合同。故山西建邦集团要求原告出示相关合同于法无据。第四，信用证是独立于基础交易关系的，开证行具有独立审查单据的权利和义务，有权自行作出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在表面上相符的决定。本案中，中行山东省分行在对单证、单单相符作出决定后，对信用证进行了承兑，开证行对信用证进行承兑后便承担了第一付款义务。因此，中行山东省分行按照信用证条款履行付款义务并无不当，山西建邦集团要求调取外运公司山东公司的相关证据不影响本案判断，故对调取证据的申请本院不予准许。综合以上几点，本院对被告山西建邦集团不应当承担责任的抗辩，不予支持。关于山西建邦集团提出的本案涉及刑事犯罪应当移送有关机关的主张，本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实施了犯罪行为，故对山西建邦集团提出的应当移送有关机关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保证人履行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青岛建邦公司追偿。关于原告提出的中行山东省分行与青岛建邦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合法有效，原告作为质押权人对青岛建邦公司的质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本院认为，根据原告庭审中明确的诉讼请求，其该项主张对应的合同是编号为2014鲁中银司抵字4010号《最高额动产抵押合同》，系动产抵押合同，且对设定抵押的动产进行了抵押登记。而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故原告据此合同要求确认双方质押合同有效并对质押财产行使优先受偿权的主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中行山东省分行与本案原告信达山东省分公司之间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合法有效，原告受让涉案债权后在报纸上发布了债权转让公告，履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通知义务，因此中行山东省分行与本案原告信达山东省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协议对债务人青岛建邦公司以及保证人已经发生债权转让的法律效力，应予以确认。根据债权转让协议，原告受让的涉案债权，截止到2015年8月25日的本金余额为25689856.45元，原告亦明确起诉之后原债权人已经扣划了青岛建邦公司的保证金款项372270.55元用于支付本金，因此本案应当支持的本金数额为25689856.45元。关于利息，应当按照本金数额分段予以计算。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本金人民币25689856.45元及利息（计算至2014年11月5日的利息为115542.1元，自2014年11月6日至2014年12月22日的利息，以本金26062127元为基数，自2014年12月23日至实际清偿之日的利息，以本金25689856.45元为基数，均按照1430AB号《进口押汇申请书》确定的利率计算）；二、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董平对本判决第一项确定的给付义务在最高额本金1亿元及相应利息、罚息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董平承担保证责任的财产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其与被告赵君红的夫妻共有财产）。保证人履行了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追偿；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2688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由被告青岛建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被告董平负担。证据保全费30元，由被告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王颖颖审判员  张晓华审判员  于 梦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  祁 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