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 事 判 决 书（2018）沪0112民初5833号原告：博朗(上海)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法定代表人：MatthewStuartPrice(马睿思)，董事长。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极，上海市捷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王文学，男，1966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户籍地上海市松江区，现住上海市松江区。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邱博，上海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博朗(上海)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文学劳动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2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博朗(上海)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黄磊、陈极，被告王文学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程邱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博朗(上海)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原告无需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33,384.34元；2、原告无需支付被告2017年7月4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延误办理退工的经济损失5,132.64元。事实与理由：被告原系原告公司员工，双方签订有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2017年5月28日被告擅自加班，期间于工作场所内睡觉，且擅离工作岗位两个半小时，虚报加班时间，以期获取双倍加班工资。在对加班费的审核过程中，因部门经理对被告前述加班并不知情，且对被告工作情况有疑惑，遂调取监控视频后，发现上述事实。被告上述行为违反了原告公司员工守则之规定，为此原告于同年7月3日予以被告B类及C类过错处罚，解除了双方劳动合同并为被告办理了退工手续。后原告自行发现，因社保系统中被告社保档案核算缺失而未能办理成功，故再次为被告办理相关手续，并于同年9月6日办理完成。电脑系统中不存在被告社保档信息并非原告过错。但后被告就系争事项申请劳动仲裁并获得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诉至法院，请求判如所请。被告王文学辩称，原告处有加班申请手续，被告就2017年5月28日的加班填写了加班申请单，且是领班让被告提前填写的，并不存在被告未经许可擅自加班的情况；被告的工作性质决定可以自行调整工作时间，且被告年纪较大，又于前一日刚上完15时至23时的中班，故2017年5月28日加班当日被告于午休时间趴在桌上休息了半个小时左右，此行为并未构成严重违纪。原告陈述的社保档案信息缺失的问题被告无法核实，而原告为被告延迟办理退工手续达2-3个月确属事实，导致被告无法及时领取失业金而产生损失，原告应承担赔偿责任。其不同意原告诉请，要求按照仲裁裁决履行。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被告于1996年10月23日进入原告处工任电工，双方于2007年8月16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原告每月25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支付被告当月全月工资及上月加班工资。2017年7月3日，原告向被告出具两份B类过错警告，分别内载，“王文学在接受加班情况调查时表明，5月28日的加班单是在5月26日就已全部填写完整，并且在实际加班完后并没有根据之实际加班时间调整加班单。该行为不符合公司加班申请流程：加班前获得直接经理的批准，并且在加班完成后根据实际加班情况填写加班记录。此行为违反了宝洁公司《员工守则》规定的B类过错第4条：违反公司的标准操作程序或相关规章制度”以及“2017年5月28日上午10：30-11：00在车间工作岗位睡觉，此行为违反了宝洁《员工守则》B类过错第2条：在工作时间或工作区域从事禁止的事，包括但不限于喝酒、在工厂生产相关区域、实验室、仓库睡觉；……”。同日，原告向被告出具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内载，“……博朗(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决定从2017年7月3日起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具体来说，您严重违反了宝洁公司《员工守则》的规定，犯了C类过错，包括但不限于：3、违反诚实正直原则，包括但不限于：(1)弄虚作假骗取公司或他人财物或骗取公司假期、福利、商业保险等(包括但不限于虚报费用等情况)；(2)伪造、篡改数据、材料或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真实反映实际情况，不真实填写生产记录、生产报告、事故报告、财务数据等)；4、提交虚假、不真实的数据、材料、票据、文件等，或有其他造成公司账目、数据、资料、记录不真实、不准确的行为；17、犯B类过错后12个月内再次发生可以处以B类过错的行为，或同时犯两个可以处以B类过错的行为。同时，您还犯了宝洁公司《员工守则》规定的B类过错，包括但不限于：2、在工作时间或工作区域从事禁止的事，包括但不限于喝酒、在工厂生产相关区域、实验实、仓库睡觉；……4、违反公司的标准操作程序或相关规章制度；基于以上原因，公司决定与您希望解除劳动合同。”2017年10月24日，被告向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原告支付其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017年7月4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的延误办理退工的经济损失。仲裁庭审中，原告陈述，按照其公司规定，员工应在加班之后填写加班申请表，得到批准后上报获得加班工资，加班申请表中注明“员工加班前需填写此表”系因该表为旧的申请表；被告2017年5月28日的加班申请表系领班吴某某于当月30日根据被告口述填写后由被告签字确认的。同年12月28日，该会作出沪劳人仲(2017)办字第1267号裁决书，由原告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33,384.34元、延误办理退工的经济损失5,132.34元，对被告的其余仲裁请求不予支持。原告不服该裁决而向本院提起诉讼。关于解除一节，庭审中原告陈述，原告公司规定加班需要申请，2017年5月28日被告擅自加班，当天在工作场所睡觉、擅自离岗达2.5小时以上，并虚报加班以多获得加班工资。原告公司发现后，依据员工守则判定被告有擅自加班、擅自加班当天在工作场所睡觉等两个B类过错以及一个C类过错即虚报加班时间，故给予被告警告处分并解除劳动合同。为证明被告存在严重违纪行为，原告提交证据如下：1、监控光盘及私家车进出表，其中以光盘记录证明被告于5月28日10时40分至11时05分在岗位上睡觉，醒来后即离岗，直至13时30分左右才返回岗位。私家车进出表则用于证明其中记载被告车辆离开时间为18时20分，但被告加班申请表中填写的下班时间为19时；2、原告的2017年5月加班表，内容为，原告于2017年5月28日7时至19时加班，加班原因为“保养机器”；吴某某(领班)在该加班申请表上签字并签署时间为2018年5月28日。原告称经与吴某某核实，该加班申请单为被告事后填写，不符合原告公司关于加班需提前申请的规定，且原告申请单中填写的加班时间与实际加班时间不符；3、2017年6月19日原告分别与被告及吴某某的谈话笔录各1份，其中原告与被告的谈话记录内容为，被告陈述，同年5月28日申请加班12小时，工作内容为喷雾打印机保养、马达测试机保养、合并机保养及更换了脚踏开关等，被告于当日10时半至11时多在工位上睡觉的原因为有点累；当日11时被告到食堂吃饭，排队约20分钟，吃饭约半小时，剩下时间其在公司内未外出，想不起来做了什么了；当日加班单中加班时间12小时等内容系吴某某于周五填写的，被告签字确认大概也是在加班之前，等实际加完班之后由于加班申请单已上交就没有对加班时间进行修改；事后原告打电话问加班时间是否这么久其回答了是。原告与吴某某的谈话笔录内容为，吴某某陈述，其在原告处任D12手工线领班之职，原告处周末加班流程应为先询问员工是否愿意加班，同意并加班之后再填写加班单，待加完班再让员工确认，再将加班单上交至公司；加班不能事先填单。原告以此证明2017年5月28日的被告加班单填写不符合加班申请流程；4、闵行工厂考勤及加班申请审批管理标准化流程、邮件，其中标准化流程规定，员工加班需提前报经理认可，然后加班并填写加班申请单，加班申请单得到相关批准后由考勤员基于批准的表格录入考勤系统，最后员工得到正确的加班工资；2013年4月27日的电子邮件显示，当日原告将闵行工厂加班管理指引下发至各部门；2014年1月的邮件显示，原告要求各部门自当月起使用更新版的加班申请表。原告以此证明其已经将加班管理规章制度下发至员工处，而被告2017年5月28日的加班违反了这一规定；5、员工守则节选、被告的签收回执，其中员工守则内载，“……三、错误行为的分类：……员工的错误行为可分为三类：……B类过错：……2、在工作时间或工作区域从事禁止的事，包括但不限于喝酒、在工厂生产相关区域、实验室、仓库睡觉；……4、违反公司的标准操作程序或相关规章制度；……C类过错：……3、违反诚实正直原则，包括但不限于：(1)弄虚作假骗取公司或他人财物或骗取公司假期、福利、商业保险等(包括但不限于虚报费用等情况)；(2)伪造、篡改数据、材料或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不真实反映实际情况、不真实填写生产记录、生产报告、事故报告、财务数据等)；……4、提交虚假、不真实的数据、材料、票据、文件等，或有其他造成公司账目、数据、资料、记录不真实、不准确的行为；……四、违纪处理程序：……第三步：解除劳动合同：当员工犯C类过错时(包括第一次犯)，或在12个月内同时或累计犯两个B类过错，公司将依据本员工守则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原告以此证明其公司员工守则的相关规定及被告知晓并承诺遵守上述规定。被告对上述证据3中吴某某的谈话记录及证据4中的电子邮件真实性不予认可，称其未收到该份邮件，对其余证据真实性均不持异议，并陈述，2017年5月26日时领班吴某某告知其本周日加班，并由吴某某填写了证据2的加班申请单，其只是在吴某某填写完毕后签了名。而被告处加班并不需要事先审批，直接经理都只是在事后签字确认，原告所称的加班申请流程与实际操作情况不符，原告于仲裁期间提交的加班申请表可印证该事实。被告提交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间的“博朗上海有限公司加班申请表(综合计时制员工)”、仲裁庭审笔录等一组证据以印证上述主张。其中2016年7月的加班申请表显示，原告当月共有4天加班，其中最后一次加班时间为7月31日，领班签字确认时间为当月30日，直接经理签字确认时间为同年8月1日；2017年1月的加班申请表显示，当月原告加班9天，其中最后两次加班分别为当月23日及24日，领班签字确认时间为当月22日，直接经理签字确认时间为同年2月9日；2017年3月加班申请表显示，当月共填写加班记录9次，其中补填同年2月25日及26日加班各一次，领班与直接经理分别于同年4月1日签字确认；2017年4月的加班申请表显示，当月原告共加班8天，其中最后一次加班时间为当月30日，领班签字确认时间为当月29日，直接经理签字确认时间为同年5月5日。另外，上述加班申请表与被告提交的2017年5月28日加班申请表格式相同，在打印的告知条款中有“注意：员工在加班前，需要填写此表，并交由您的直接经理签字同意后方可加班”之内容。原告对上述加班申请表真实性无异议，确认系原告于仲裁期间所提交，但称该批“加班申请表”实际为统计表而非事先申请表，是每月末由领班统计员工加班时间的汇总表，故其中领班确认时间均为当月底。原告又称，其公司并没有加班申请表，只有此以“加班申请表”为名的统计表；其提交的2017年5月“加班申请表”实质也是统计表，除此表之外其处别无与系争同年5月28日加班有关的书面材料；被告作为技术岗位人员，加班方式应为自己向领班(原告自述，应为直接经理)王某某申请加班，而涉争当日被告属于自行安排加班；当日被告加班未事先向王某某申请，且未经王某某知晓或许可。庭审中，原告申请证人吴某某、王某某出庭作证。证人吴某某陈述，其于1999年进入原告处工作并担任领班至2017年9月，此后在被告新厂址担任普通员工。其曾与担任技术员的被告同在oc车间工作，被告由王某某管理，其与被告无关联。oc车间的加班、考勤由其负责统计。原告处加班流程分两种，一种是由公司安排，另一种由员工自己申请。员工自己申请加班需向王某某申请。原告处的加班表是月底用于统计加班时间以计算加班费的。涉争的2017年5月加班申请表是其于当月31日填写签字的，该表格中除被告签字及累计加班时间统计数之外的内容均由证人填写，被告的加班日期、具体加班时间及加班内容都系其按照当日被告所述填写的，填写完毕后交予被告签字，再将表格交上去，由相关人员计算加班时数，最后交予王某某签字确认。被告加班应当先向王某某申请，经同意之后加班，然后由证人填写加班表，最后交予王某某签字确认。其制作2017年5月加班表之前听被告说加班已经过直接经理王某某同意了，其遂制作了加班申请表，反正最后加班情况都需由王某某签字确认。而被告处发放加班费的流程为：领班制表并经员工本人签字确认后，交由文员统计加班时数,再交予直接经理审批。若直接经理王某某认可加班的话就会签字同意并发放被告加班费，如果王某某不同意的话就不签字，也不会发被告加班费的。其不清楚被告的同年5月份加班工资发放情况。在向其出示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间加班申请表后，证人吴某某确认，上述加班申请表确为原告公司制作，至于其中部分月份加班申请单中领班制表落款时间在前，被告加班时间在后之情况，证人称可能系因为其会在月底前即对当月加班情况进行统计，但之后会补充统计新的加班，而2017年2月的两次加班来不及统计就做进了同年3月的加班申请表中。证人王某某陈述，其于2015年8月进入原告处担任oc车间生产经理，被告是该车间唯一的技术员。被告由其直接管理。除有突发状况下生产任务紧急需临时加班之外，被告要加班须先向其申请。被告2017年5月28日的加班事先未征得其同意，直至看到被告的加班申请表后其才知晓。其对被告该日加班产生疑问一方面是因为未同意过被告加班却看到了加班单，另一方面是有人称生产机器维护的不好，其遂通过监控发现了被告的不良行为。而被告的工作为解决设备故障以及计划性的保养，保养工作应当有记录，其事后并未找到2017年5月28日当天的保养记录。后证人王某某又称，其于2017年5月方调任oc车间生产经理，成为被告的直属领导；其在其他车间任生产经理时，均要求技术人员在事先向其申请并经同意或由其安排的情况下才能加班。其并未向被告明确过该加班流程，但原告公司对加班是有规章制度的。原告对两名证人证言不持异议，被告则认为，两名证人均为原告公司员工，吴某某的证言避重就轻，且吴某某明确未经直接经理确认的情况下原告不会支付被告2017年5月份加班工资，但原告已经支付了被告2017年5月的加班工资；而王某某在涉争事项发生当月才调任被告所在车间经理，其并不清楚被告此前一贯的加班情况。被告对两名证人证言均不予认可。至于其对被告2017年5月28日加班存在异议但已发放被告当日工资一事，原告称由于公司系统过于复杂，其亦不清楚发放原因，可能是由于员工工资是由菲律宾方面发放，而发工资者在看到电脑数据之后就发掉了。关于迟延退工损失一节，原告陈述，正常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网上办理退工。2017年7月3日其在解除双方劳动合同当天发现，因网上显示无被告记录而无法为被告办理网上退工，故先给被告开具了退工单。同年7月15日被告至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办理此事，得到的答复为2012年之前为纯手工档案，2012年之后信息虽输入电脑但存在遗漏，被告的档案无法找到，故让被告先重新办理招录被告的手续，然后再办退工。但因被告系1999年的老员工，需要一段时间收集资料，故同年9月8日其才将被告的材料收集好建档，为被告办理了招、退工手续。被告则称，其在被辞退当月至相关部门办理申领失业金手续，得知被告未为其办理退工致其无法领取失业金。后其再次查询原告仍未为其办理，其遂多次找原告要求办网上退工，但原告一直未予办理。仲裁时被告就称于同年9月8日后被告才为其办理了退工，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直至同年11月原告方为被告办理了网上退工手续。庭审中，原告陈述，其对于仲裁裁决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及迟延办理退工损失之计算方法及计得金额本身不持异议，但基于其所主张的理由认为无需支付。以上事实，由仲裁裁决书、劳动合同、加班申请表、私家车进出表等相关证据材料以及当事人的庭审陈述所证实，并均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按照相关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等决定而引发争议的，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本案原告于2017年7月3日发出解除通知，以被告犯有两个B类过错及犯有违反诚信原则的C类过错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首先，对于原告所称被告加班违纪之B类过错：原告称被告于2017年5月28日未事先申请擅自加班，且事后未按照实际加班时间对申请表进行修改，并提交了20107年5月的加班申请表、加班管理制度及电子邮件等一组证据以支持其主张。然而，原告提交的加班表抬头为“博朗上海有限公司加班申请表”，且原告处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期间的加班申请表格式一致，其中均特别注明“员工在加班前，需要填写此表，并交由您的直接经理签字同意后方可加班”。原告仲裁时称此系其沿用了旧版表格，在使用新的规章制度后未作删改所致，然原告自行提交的证据显示，其于2013年底启用现行加班管理制度，并于2014年1月起启用更新版的加班申请表，原告表述与证据相矛盾。原告称该表格并非事先申请而系事后统计表，然原告自述加班单应于员工加班后据实填写，却又称待加班之后员工应按实际加班时数对事先填写的加班单内容予以修改，本身相矛盾；即使按照原告关于此系加班事后统计表的表述，然在原告提交的2016年5月至2017年5月加班申请表中，多次出现了被告加班时间在领班签字之后的情况，此亦与原告该主张相矛盾。原告申请证人吴某某及王某某出庭作证，然而吴某某关于2017年5月加班申请表的填写时间与原告仲裁期间自述不一致，且其在该加班申请表填写问题上与被告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本院对其所称的加班申请及填表流程之陈述难以采信；至于王某某，本院注意到，其自述于2017年5月即本案系争加班发生当月刚调任被告所在车间直接经理，其系认为被告加班流程有问题系根据在其他车间的经验得出，即王某某对于被告所在车间于2017年5月之前的加班申请流程并不知晓。综上，原告处虽然对自加班申请直至加班费支付的流程作出了相关规定，然而，上述事实证明，起码在被告所在车间内原告公司的加班管理制度并未得以按章执行。在此情况下，2017年5月被告所在车间更换了直接经理且未对加班管理制度进行梳理重申，原告即径行以当月28日加班中被告违反申请流程为由处以B类警告处罚，显失公平。其次，对于原告所称被告违反诚信原则之C类过错一节：2017年5月28日被告填单加班时间为7时至19时，而被告于18时20分离开公司，加班时间与填单时间确实存在一定出入。然而，与前同理，原告未举证证明其所述加班申请流程按章执行，亦未就其所述先填单待加班后员工应按实际加班数对加班单内容予以修改一节举证予以证明；自在案证据及事实来看，前述情况不足以认定被告行为属其员工手册中关于违反诚信原则之C类过错。应当指出的是，制订公司内部规章制度以对员工进行劳动管理系用人单位的权利，然，用人单位并不能将此权利扩大化，对员工行为随意套用，否则将侵害劳动者的正当权利。综上，本院认为，原告未能证明其解除与被告劳动关系的做法充分合理之理由，理应支付被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原告对仲裁裁决金额本身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关于原告要求判令无须支付被告迟延办理退工损失的诉请，本院认为，对劳动者进行包括用工信息在内的管理系用人单位职责。被告于1996年即已进入原告处工作，即使如原告所述，2012年时员工信息录入保管方式发生变更，原告亦应及时对包括被告在内的用工管理信息进行核实与确认。原告以其未能及时为被告办理网上退工之责任不在于其自身作为抗辩支付迟延办理退工经济损失的理由，不能成立。仲裁裁决原告支付被告2017年7月4日至2017年10月31日期间迟延办理退工经济损失5,132.64元，原告对该裁决金额本身不持异议，本院对此予以确认。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八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原告博朗(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王文学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233,384.34元；二、原告博朗(上海)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王文学迟延办理退工经济损失5,132.64元。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博朗(上海)有限公司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  王 纳人民陪审员  黄讚美人民陪审员  毛秀清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书 记 员  赵文卓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第四十七条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第八十七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二倍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