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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编者按：一个四海为家的童年是怎样的体验？来自广州的郭伽5岁跟随父母移居瑞士，然后定居美国。12岁前，他曾在三个大洲六座不同城市生活，学习三种语言，上过七所学校。如今，郭伽已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认知科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他讲述斯坦福大学博士生活的《“研”磨记》（ThePh.D.Grind）一书曾引起了国内外博士生的广泛共鸣。而在2007年出版的回忆录《天涯童踪：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OntheMove:AnImmigrantChild’sGlobalJourney）中，他则讲述了自己作为移民孩子的漂泊经历，并以童真视角观察了美国教育、种族、阶层等社会议题。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郭伽的父母郭南、周敏将此书译成中文，“镜相”栏目经其授权转载译文。译文首发于公众号“启蒙大侠”，版权归作者所有，文字及图片未经原作者允许，不得转载使用。文｜郭伽（PhilipGuo）翻译｜郭南、周敏编辑｜薛雍乐我们从瑞士移居到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市后，妈妈带着我在巴市的近郊租了一栋房子安顿了下来。我们的邻居是一对年青的白人夫妇，有两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儿，是一个笃信基督教的中产阶级家庭。男主人上班打工挣钱，女主人在家相夫教女，两个小女孩长得胖嘟嘟的，披着一头金色的长发，蓝色的大眼睛忽闪忽闪，操着一口浓重而悦耳的南部口音，说起话来像唱歌似的，好听极了。他们一家四口十分热情好客，对我感到新鲜好奇，总有问不完的问题，他们十分友善，彬彬有礼，很乐意帮助我们，还经常邀请我上他们家去玩。他们家的摆设是很典型的美国家庭的摆设：客厅里摆着古色古香的家具，墙上挂着古典和现代的西方油画，橱柜里摆着讲究的瓷器餐具，桌上和房间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家庭照片。家里还有辆电动的粉红色的芭比娃娃车，可以在屋里开来开去。后院有烧烤炉，休闲桌椅，还有一张摇摆绳床。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任天堂（Nintendo）游戏机。相比起来，我们家就显得寒酸多了。家里只有两张床，一张沙发，一张饭桌和几张旧凳子，全都是妈妈从旧货店买来的二手家具。外加一台小电视，就这么多了。我们的邻居很关心我们，对我们母子总是有求必应，我们搬到巴市的头半年能顺利地过渡，得益于他们的热心帮助。时至今日，我们离开路州也有十多个年头了，我们仍与他们保持着联系，每年的圣诞节都互相寄送圣诞卡和问候信。不过，下面要讲的是我们另外一个邻居的故事。1半年以后，爸爸也到了巴市，我父母存够了买房子的首付，在离我们这栋租来的房子不远的街区买下一栋房子，实现了美国梦的第一步，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们的新邻居是一对黑人夫妇，泰勒先生和太太，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德，比我大两岁，女孩叫安，比我小两岁。从我们搬到新家，直到我们搬离巴市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跟他们和睦相处，不但成为和谐的邻居，而且成了知心的朋友。虽然我们很感激从前的邻居对我们的友善和帮助，我却隐约感觉到泰勒夫妇跟从前的邻居有些不一样。我们从前的邻居处处表现出典型的美国南方人的热情好客，不时请我们到家里喝喝茶，吃吃小点心。泰勒夫妇却很实在，接人待物的方式跟从前的邻居不同，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热情和友善。泰勒先生年龄较大，身体不太好，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他不时帮我们修理房子，有时我父母不在家，他会照看我。泰勒太太很年青，是州政府的高级职员，她跟我妈妈一样，全职工作。她不像许多南部的白人家庭主妇，整天在家里忙活。每当泰勒一家人全家出外度假，泰勒先生就会把钥匙交给我，让我负责照看他们的房子，给他们喂金鱼，遛狗，收邮件，拿报纸等等，责任相当的重大。那时我老觉得是我在帮他们的忙，也十分乐意的为他们做点事。后来我才明白他们的另一番用心，其实他们是想给我一些机会，通过做这些具体的事情，培养我的责任心。还有，他们从没把我当成小孩，对我像对大人一样，十分信任和放心。与泰勒一家为邻，应该说是我们的一种幸运。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不少有关融入美国社会的实际知识，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美国。假如我们是与一家白人为邻，也许会体验到南部独特的生活方式，但也许我们不会有这种近距离的亲密无间的体验，我们在路州的四年也许不会有如此丰富的收获。应该说，我们从前的白人邻居对我们也同样地十分友好，但我总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他们对我们像对客人一样的客气，我们之间的交往总缺少某种亲密之感，总觉得有些说不出的距离感。我猜也许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我们有所顾忌，生怕不小心会说错话，做错事。因此跟我们这些新移民打交道，总是小心翼翼。我们和他们之间好像总有一道无形的鸿沟，双方都不知道如何跨过。还有一些红脖子的老美非常无知，总担心外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就业饭碗。而我们和泰勒一家就完全没有这种隐形的种族和文化隔阂。可能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两家在这个小区里是唯一的“少数民族”家庭——他们是唯一的非洲裔黑人家庭，而我们是唯一的亚裔黄种人家庭。尽管我们的肤色和文化背景不同，一条“少数民族”家庭的纽带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地跟泰勒一家讨论种族或文化差异等敏感的问题，我们可以毫无忌讳地讲述自己的经历，无需担心他们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他们对我们故事听得津津有味，也真诚地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回想起来，我更加感到他们的真诚和善良。而我们跟从前的白人邻居讨论种族和政治等敏感问题时，就会下意识地要比较小心，有所保留，也许我们之间的确缺少某些共同的生活基础。当然，不管白人黑人，大多数邻居对我们都亲善友好。只可惜，除了泰勒一家，许多邻居的名字我现在都记不起来了。自从我们离开了路州以后，就再也没机会回去看望过这些可爱的邻居们了。泰勒一家从没有把我们当作外国人来看待，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相处和生活。不过，在学校里我就不得不小心一些。我妈那时老提醒我，要我在同学面前尽量少提我从前的事。当时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小心翼翼，不让我告诉同学我在中国和瑞士的经历。后来我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她是怕别人会有偏见，认为我是外国人，会欺负我，更何况我本来就长得不像其他的小白孩。但如果我少说话，不去提及过去那些独处空屋的事，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自然就会相安无事。我就可以跟其他同学无拘无束地大谈任天堂游戏，快活地在一起玩耍。这样大家也就不会把我看成是异类的新移民。2无论是在格兰特小学还是在戴维斯小学，都有为数不多的亚裔孩子。我们大家之间可能因为是同族和人数少的缘故，都挺合得来的，从来不会闹矛盾。我们这几个东方小孩都跟其他美国孩子打成一片，和睦相处，基本上没什么隔阂，很少碰到像大人不时说起的种族歧视之类的麻烦事。最糟糕的事也不过是个别调皮小白孩的恶作剧：如偶然用双手把眼睛往两边拉开再向上提，扮作小眯眯眼或小吊眼的样子来嘲笑亚裔小孩。还有就是对着亚裔同学不时嗷嗷地怪叫几声，模仿功夫片中李小龙的功夫比划几下。再就是故意歪曲模仿中国人的口音，唱些怪怪的英语顺口溜，如“中国佬，像奶酪”，我到现在还挺纳闷的，中国人怎么会像块奶酪？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学生食堂排队打饭时，有些小白孩会突然插在你的后面，大叫一声：“中国式排队”，然后其他小孩一起起哄。这“中国式排队”说法可真是无解的，我到现在还闹不明白这个说法是从哪来的，跟排队沾什么边。总之这个说法肯定是带贬义，用来嘲弄东方人的。不过，这些小孩只是调皮捣蛋而已，没什么恶意，跟种族歧视沾不上边。孩子就是孩子，喜欢小恶作剧。我从来没感到要制止他们，一是没这个必要，二来我也不想把关系搞僵，跟大伙不合群。说真的，我们大家还是很合得来的，我很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友情，要小心翼翼的维持这种和谐的关系。其实，我们小天才班的白人同学从来没有因为我是中国人而对我另眼相看，对班里的几个黑人同学，他们也一视同仁。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他们与黑人相处，却显得要更加小心谨慎一些，注意不要不留神说出一些冒犯黑人的话。这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要接受历史教育，学习美国历史中的黑奴制度，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以及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黑人平权运动等等。所以谁也不敢轻易地拿黑人开玩笑。奇怪的是，美国人很少提到欧洲人对亚洲国家殖民主义政策和侵略的历史，也很少提到美国早期白人移民对印第安原住民的残酷镇压和剥削的历史，更少提及1882年美国国会针对中国移民所通过并实施的联邦《排华法案》，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把日裔美国人赶进集中营圈禁起来等等对亚裔不公的残酷历史。由于无知，白人小孩对亚裔孩子也就没多少禁忌，可以随意做小眯眯眼和小吊眼，弄点怪声怪气来开玩笑，而从不觉得这样做会冒犯亚裔同学。我觉得在当代的美国社会和大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宣扬种族主义或提倡种族隔离已经比较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下意识的隐形而含蓄的玩笑和动作，这些下意识的言行举止仍会在无意识地流露出来。打个比方，如果两个种族在世界上某个地方长期冲突打仗，我很怀疑任何一个种族的父母会教他们的孩子要无条件地爱护对方种族的孩子。即使大人可能不会公开教育他们的孩子去憎恨对方，甚至会教他们的孩子要学会容忍和大度，但他们十分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把对另一方的敌对和憎恨，通过日常的言谈语吐和举止行为无意中传给了下一代。这种影响往往是很微妙的，有时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一个轻蔑的手势就足以表现这种负面的情感，而小孩子们却很容易能体察到大人种种不经意的信息，不知不觉地中了种族偏见的毒而不自知。事实上，很多白人都会说他们有不少黑人朋友，跟黑人有很多的交往，但他们很少邀请黑人朋友上门与自己的家人共聚晚餐，也很少去黑人朋友家串门。与泰勒一家为邻，使我学到了不少这方面的社会知识，因而对美国南部的微妙的种族问题比较敏感。我跟班上的同学讲我上邻居家串门，从来不必刻意地解释邻居是黑人还是白人，我觉得说明去黑人朋友家玩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就像我从来不用说明我去白人同学家玩一样。强调有黑人朋友或跟黑人朋友交往本身就已经不是平等待人而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了。我从跟各种各样朋友的交往中学会了如何平等待人，而不仅仅是从学校或电视的说教中理解种族歧视如何违背社会道德。我觉得铲除种族偏见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要跟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人去打交道、交朋友，把他们当作实实在在的有不同个性的个人，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他们归为白人、黑人或拉美人等等的族群，然后以族群的刻板形象判断个人。对于我来说，我始终觉得我不是跟一家黑人为邻，我是跟泰勒一家为邻。黑和白对于我来说并不是邻居的属性，唯一重要的是他们是很好的邻居和朋友。我们家和泰勒家相连，后院的两块草地之间虽然有一道低矮的铁丝网作为分界，但那两家相通的那扇小门从不上锁，总是敞开着，两家人随意走动，经常串门。我父母还把家里的一条备用钥匙放在泰勒那里。就算我独处空屋，父母也不那么担心，因为他们知道泰勒先生就在隔壁，如果真的发生什么意外，泰勒先生一定会出手相助。他们对泰勒家人对我的关照十分感激。3三年多很快过去了。1994年春天，我们家准备搬迁到纽约，要把房子卖掉。那时爸爸刚刚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在找工作。他在商学院曾上过有关房地产的课，对房地产买卖略懂一二，便跃跃欲试，要一显身手，准备当自已去卖房子，这样就省下一笔昂贵的房地产买卖手续费。说实话，我们的房子位于很好的社区和学区，房子使用面积很大，有200平米，两厅四房。后院很宽敞，有三株百年老树，一个篮球场。我们的房子也保养得很好，干干净净，没有怪味，没有裂缝。我们开的价位也十分合理，不高不低，在两个月之内把房子卖掉，一般不成问题。难怪爸爸信心十足，要亲自上阵，自己来卖房子。于是，他在前院的草坪上插了一块“房屋自售”的牌子，算好了房子出售的价钱并打印好有关房子的具体信息，就自己做起房地产经纪人了。真是个新移民实用主义的典范。果然，一开始就有不少人来看房子，有好几家人很快就表示有兴趣，有的还来过两三次。我父母都很兴奋，以为很快就会有结果了。但是，两个月过去了，看房子的人源源不断，但正式还价的人却一个都没有。渐渐地，我父母有些困惑，也有些疲倦了。他们搞不懂为什么许多人兴致勃勃而来，随后就打退堂鼓了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他们从一个看房子的人身上，才终于找到答案，恍然大悟。那人是个机械工人，来过两次看我们的房子，每次他都兴致勃勃，看得很仔细，问了许多问题，并表示很有兴趣要买。他每次来都是接近中午时分，小孩子上学，大人上班，街区邻里基本没有人走动。他对我们家的里里外外的环境，前院后院和面积大小都很满意，价钱也觉得合理。他对妈妈说，还得再来一次，下次来的时候会带上仪器和工具，检查一下我们的空调机和房子电器设施，如果没大问题就会正式还价。看来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几天后，他果然如约来了。这次他是下午放工以后来的。他来的时候，我正在和小泰勒们在后院玩，泰勒先生在一旁给儿子修自行车。看房子的人一到后院查看空调机时，妈妈就注意到他的目光往泰勒一家扫了一眼，然后很快就收拾起工具，一言不发地离开后院。道别时，他仍然像前两次的那样有礼貌地道谢，但对房子的兴趣和热情以及肯定的态度却完全消失了，既没有说再来，也没有说要还价。他后来再也没来过了。这位买主对我们的房子和环境都十分满意，我们的空调机电器设施也是好端端的。据妈妈的猜测，他的态度大拐弯的原因，很可能是发现了我们的邻居是黑人。这件事使父母联想起当初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也有人曾经友好地提醒过我父母，要我们当心，如果与黑人为邻，日后可能会在卖房子时遇到麻烦。父母那时刚刚进入美国社会，还没意识到种族问题与房地产之间的社会联系和种族主义的不良效应，因而也就不以为然了。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叫种族偏见的影响。其实前面有几家对房子兴趣浓厚但最后突然改变主意的买主，很可能是因为黑人邻居的缘故。我父母从那位蓝领机械工人见到泰勒家人的反应中，总算搞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多年以前，白人大多聚居在城里，随着黑人的移入，白人逐渐迁移到近郊。在社会学上，这种现象叫“白人逃离”。白人不但不喜欢与黑人为邻，他们连与黑人住在同一个社区也感到不舒服，生怕黑人的移入会致使他们的房产贬值。不幸的是，现实也基本如此。两个月多过去了，妈妈很快就要到纽约工作。由于他们的努力徒劳无功，父母不得不面对现实，把房子交给房地产经纪人来代卖。那位经纪一来，首先建议我们在两家的后院之间筑起一栋两米高的木围墙。他的解释是买家通常喜欢安静，保持隐私，不喜欢跟邻居直接面对面的接触。其实他在暗示，买家通常不喜欢与黑人为邻。有了高墙，人家就不容易发现邻居是白还是黑，而我们的房子在白人区，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比较快地卖出房子，价钱还可能会高些。虽然建起封闭的高墙有可能达到这个目的，但我父母觉得这个建议不仅荒唐，而且带着浓厚的种族偏见色彩，所以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倒不是他们不想要卖高一些价钱，而是他们很痛心地感觉到这种隐形的种族偏见对人格的侮辱和对人性的践踏。人世间，钱的价值是有限的，感情和人性不是钱能衡量出其真正价值的。他们不愿意为了钱就断送了跟泰勒一家的真挚的感情。我因此很为父母感到自豪，他们的道德情操和纯朴情感，战胜了功利的利己主义。如果有人因为不愿意与泰勒家人为邻，那是他们损失，这是一家多么好的人家啊！我父母很坚定地保留原状，宁愿再等，宁愿降价，也不砌高墙。于是，看房子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人来人往，始终无人愿买。又过了两个月。老天不负有心人，最终，一位新来任职的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的教授买下了我们的房子。我想，他们应该会对房子和邻居都很满意的。本文选自OntheMove:AnImmigrantChild’sGlobalJourney，PhilipJiaGuo著，WhittierPublications,Inc.于2007年出版。中文版《天涯童踪：一个移民孩子的故事》由郭南、周敏翻译，首发于公众号“启蒙大侠”，略有删改。本文版权归作者所有，文字及图片未经原作者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摘要:

Answer: 许多白人说他们有很多黑人朋友，但是他们很少邀请黑人朋友一起吃饭，他们很少去黑人朋友的房子里。与泰勒一家成为邻居使我学到了很多社会知识，所以我对美国南部细微的种族问题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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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今年距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在晋察冀去世，已有80年了。作为一个在中国接受教育的“80后”，我对他的事迹从小就略知一二，但也止于一二，我想许多人也都是这样。大约在十年前，我无意中看了一篇他在去世当年写于晋察冀的文学作品《创伤》，这篇散文像一个光口，使已经固化得有些封闭的白求恩形象，突然新鲜起来。《创伤》有一个效果非常强烈的表现主义开头，语言构造出的画面具有直观的艺术感染力，白求恩的外科医生才华，似乎毫无障碍地转化成对伤口的文学呈现：伤口就像干涸的小池塘，结成了一块黑褐色的土；伤口边缘裂开，四周有一些黑色的蛆了；整洁的伤口的深处隐藏着脓肿，脓肿就像一条决堤的河，在坚硬的大块肌肉中奔流，像一条温泉，在肌肉周围和中间流淌；伤口向外扩大，把令人恐怖的肉质兰花和麝香石竹分别地腐蚀和碾碎。黑色的血块从伤口中喷出，混杂着令人恶心的气泡，在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飘浮。这段描写，复杂且精细。如果白求恩不是外科医生，可能不会对大型创伤的形态、层次、变化，甚至温度有这么致密的感受。但使它分外迷人的，是白求恩的语言，它带着浓郁的波德莱尔的味道，散发出基于解剖学的对人的肉体肌理的现代性审美。此后我读到更多白求恩的文章和他的传记，主要是拉瑞·汉纳特（LarryHannant）编纂的白求恩文集《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ThePoliticsofPassion:NormanBethune’sWritingandArt，李巍等翻译，齐鲁书社2005年出版），和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莎郎·斯图尔特撰写的《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柳青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出版）。书中材料和故事带出的感受，与初读《创伤》时发生的现代性体验很相似。在最实的层面上，白求恩是成功的医生，同时他有明显的文艺才华，在一生中的险要时刻，他都用了文学或艺术来为自己做一番交代。并且，白求恩对古典风格毫无兴趣，文艺的感觉指向当下和未来，弥漫着我们常说的“现代性”。这个特点不是学来的，一种激烈的反抗程式化的倾向让他的文字带上了天然的性格，而这又与他很强的社会意识、工作能力和生命能量捆绑在一起，生发出白求恩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医疗社会化和战争的种种表达。我阅读到的这些表达，在效果上加剧了他个人并不太以为意的漂泊，也让他的漂泊成为20世纪的一个典型形象，充满了加速寻求解决的动荡感。一白求恩在中国的地位，由毛泽东的《学习白求恩》（建国后改为《纪念白求恩》）一文一举奠定。这篇文章写在白求恩逝世后的第二个月，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他的工作技术和态度，以及整个人之人格的高尚。确如毛泽东所说，白求恩在晋察冀表现出了超凡的工作能力，比如1938年的9月，他同时为松岩口模范医院的转移、两本关于手术和药理学的书、编辑一份前线医学期刊，以及150个手术忙碌；1939年4月齐会战役中他带领医疗队连续做了69个小时115例手术。这些都可以说明他在工作上的热忱、体力和能力，超出一般人的经验范围。有些区别的是，毛泽东的文章一方面是称赞白求恩，另一方面也要升华出白求恩的精神以教育干部，而白求恩个人关于工作意识的自我解剖，有一种内在的复杂。在一封私人信件里，他说：我今天做了一天的手术，很累，10个病号中有5个非常严重……我的确很累，但我已好长时间没有这么高兴了……我有一份重要的工作，它占据了我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9点的每一分钟。这里的人们需要我，更重要的是，人们表达了对我的需要，满足了我庸俗的虚荣心。这几句话说出的心态颇有几分曲折。似乎只有一种密度极高的工作才能让医生身体的能量得到完全释放，精神也由此获得愉快，而且这个工作必须具有价值。白求恩从事的是战地医疗，这个救人性命的工作是否一定生产价值感，很难说。来中国前，白求恩在西班牙战场上就没有获得类似的喜悦体验。从他在战地生活中依然忙于撰写论文来看，专业上的新发现是白求恩关心的东西，他也还保持着在医学学科中分享和贡献的习惯。但他的愉快，正如其自述，并不来自上述专业领域，而是自己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需求”感的满足。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医生和一个人，白求恩需要自己的价值在“社会”中得到实现。这是某一种特定的“社会”，晋察冀符合了。宽泛地说，白求恩在这里描述的感觉，已经跟马克思设想的解放之后人和社会在彼此依赖中获得无限完满的情形，很相像了。当然，我们追踪不到白求恩有基于研读原典的理论来源，也不能说他去过苏联、加入了共产党，就必然有上述观念。白求恩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图景的亲近，更多源自直接经验，他大约从1920年代开始就有了天然的偏左的观点，这些观点不是受哪个具体人物的影响产生的，而是在他蒸蒸日上的外科医生职业中，长出来的。白求恩36岁时得了肺结核，在当时（1926年）这是一个危及生命的病，主要的治疗方法是在环境好的疗养院里采用尽量少干预的疗法。静养疗法没有治好他，白求恩最终通过积极干预的“人工气胸疗法”和“隔神经切断术”治愈。白求恩当时已接受肺结核在经济学和病理学上的关联：富人治好，穷人病亡；他也很快地在《加拿大医学会学报》上提出了一个明显为更多不富裕的普通人考虑的肺结核治疗方案。这个方案的态度务实：推进手术干预，而不是单纯依赖在疗养院里花更多的时间和钱，因为这能最快、最有效地帮助大多数人和他们的家庭。1930年代的经济危机似乎让全世界认识到资本主义存在系统性的症结，这个症结最著名的一幕是：成千上万人忍饥挨饿的时候，大量牛奶被倒进下水道。白求恩发现医疗领域与这个场景完全是一样的：“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接受医疗是高消费。我们正在以珠宝的价格出卖面包。占我们人口50%的穷人买不起，正在挨饿，而我们医生卖不出去，也在蒙受损失。人民没有健康保护，而我们没有经济保障”。1930年代中期他的兴趣大规模转向讨论医药的政治经济学和医疗社会化的前景。他表达的一些见解，精辟透彻：慈善事业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和正义。慈善事业贬低了捐献者，也使接受者堕落。诸如有限的健康保险计划这样的医疗改革都不是社会化医疗，它们是社会主义的冒牌形式，出自于过时的人道主义和博爱主义。当今世界的争论是在两类人之间展开的：一方相信古老的生死关头时的利己主义，另一方相信合作的力量可使所有人过得更好。尽管白求恩是专业精英，但他对“专业”在面对整个世界时的重大匮乏非常敏感，他说“我们不需要在医学界有这么多杰出的内、外科医生，而是需要更多的对社会问题具有远见卓识和想象力的政治家”。这一时期，白求恩期待整个社会的总体制度能有全面的调整，他不懈地呼吁实施“社会化医疗”，并表示：“25年前，被称作社会主义者是一件不齿的事情，如今，不是社会主义者才是荒谬的”。二1936年10月白求恩离开魁北克前往西班牙。从此时到去世，他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先是在欧洲，然后在亚洲，在世界被剧烈撕裂的伤口地带挽救生命。作为医生，白求恩在两个方面是天才：一是发明，比如他发明过各种各样的医疗工具，其中的一款肋骨钳至今仍在使用；二就是手术，白求恩的身份准确说是外科医生（Surgeon），手术是他的专长。据说他初入医行时，就在手术上展现出很高的天才，特别是速度；当然，他也追求天才的效果，比如计时测试手术的敏捷程度。这两种天才都被他带到了战场上，并且天意般地平分给了西班牙和中国。谈及西班牙战场上白求恩医学活动的英文文献中，常常出现“输血”（Transfusion）一词，它连带起的是白求恩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一段重要贡献。白求恩到达马德里时，这里正在成为内战中最危急的地方，他判断马德里将对血液有巨大的需求，提高输血效率是迫切的事业。这个判断用白求恩文章编纂者的话来说，是“天才超然于随即而来的混乱之上”才能有的眼光。此时，西班牙医生弗雷德里克·杜兰·约尔达（FredericDuránJordà）刚刚建立了医疗史上的第一个基于捐献-血库的输血服务站。在此之前，除了俄国人使用过取用尸体上的血液的技术外，外科手术中的输血都采用献血者在场，直接把血液输给病人的方法。1938-1939年白求恩在晋察冀用的就是这种输血法。在一战的某些战役中，发生过收集血液后用抗凝血剂柠檬酸钠保存以用于手术的例子，但战后这种方法没有得到普及和推进。白求恩的方法与约尔达医生相似，特殊之处是约尔达医生的血站在巴塞罗那，而白求恩主持的加拿大输血服务队就在马德里前线，且这是一个流动输血站。白求恩从伦敦买来需要的仪器和药品，把它们装置在一辆改装过的面包车上，输血队由此便可在城市里灵活地收集血液。这个输血队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医学实践，这套在西班牙内战中逐渐成熟的输血方法，在不久之后就要到来的世界大战中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但是，白求恩的西班牙之行注定不止有职业活动，因为他精力充沛，心灵也更躁动、更外露、更风光。除了指挥输血队，他还策划和参与了一部反映流动输血的纪录片《西班牙之心》（HeartofSpain），片子的主角是他本人；他也善于曝光自己，在募集资金上表现出不俗的能力。在马德里，白求恩还谈了一场恋爱，恋爱的对象被描述为一个高大健壮、有着一头金黄泛红长发的瑞典女性，这个女性是马德里国际左翼圈子里一个相当显眼的存在，但很快，她被认为疑似间谍。事实上，西班牙战场上左翼一边的内部有着超乎想象的复杂，这既是政治的、权力的，也是情绪上的，白求恩只是卷入了一些边缘地带的小旋涡，就已足够让他被召回。总体来说，白求恩在西班牙的状态与后来在晋察冀非常不同。经过了那么多年，他在西班牙的经历还是泛着刺激、风潮和不羁的光亮，而据说他个人性格中的冒险、炫耀和不稳重在马德里都表现出来了，这加剧了他身上反映出的动荡。白求恩对此动荡很有意识。在西班牙的最后几天，他谈起了文学艺术，谈到了狂乱、陈旧、冲动和创造。他说：文学艺术就是要打破平静……他（艺术家）来过之后，我们感到不安，对太轻易接受的真实变得不确定了。他使那些静态的、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动摇不定。在一个害怕变革的世界里，他宣扬革命这一生命主题……他敏锐、急躁、果敢、坐立不安也令人不安。他是在人类灵魂里发挥效用的那种生命的创造精神。这里讲的只是文艺吗？这封信让我们感觉到，他为自己安排了与文学艺术的命运相同的人生。这其实不好表述为一种文学化的人生，因为他不是受到了文学的影响才塑造起人生的态度，也不好说他对人生有一种文学化的处理。上面这段话能看出，白求恩很知道文艺的宿命是什么，而他的天性与文艺的宿命那么相似，充满反抗程式化的要求，40多岁了依然如此。一些奇特的例子可以佐证。他在参加一次富裕阶层的聚会时，极其反感富人刻意重视洗澡热爱干净，表示“人散发出动物气味更迷人”，并对一位询问他不洗澡如何保持干净的女士说：“可以互相帮对方把身体舔干净”。又或者，白求恩把一个妓女带到正式的聚会上，向众人介绍她的职业，一顿好吃好喝后宣布要把妓女送回“肮脏堕落的街道”。这些愤世嫉俗的例子，都说明白求恩对资产阶级和他们讲究的生活，抱有深重的敌意。他讨厌文化或文明中某些制度性约束的部分，尤其是等级，一个更自然的环境，会让白求恩舒服、安宁，一个大多数人接近平等的社会，会让他反抗的冲动平静一些。在某种程度上，晋察冀是这样一个地方。三在晋察冀，白求恩把他高超的手术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之前经历过的任何一个环境，都不会比晋察冀更能释放他在手术的敏捷、决断和拯救生命效率上的欲望与能量。抗战期间，援华外国医生的数量不少，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去了贵阳图云关，在林可胜主持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工作。白求恩不同，在前往中国前，他就有了很明确的帮助共产党的意志，他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了，你们要让世人知道诺尔曼·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去西班牙前，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在一位画家朋友的工作室设计了自己的墓志铭：“生是资产阶级，死是共产党员”（Bornabourgeoisie.DieaCommunist.）。这些话是白求恩坦诚态度，但更微妙的层面是，他用了一种具有魅惑力的语言表达出关于共产主义的一派迷人气质，包括对死亡的豁达和光荣感。白求恩从不匮乏这类塑造语言的魔力，在上面提到的谈论文艺的信里，他一点不掩饰对日常性叙述（无论是苦难，还是良好状态）的厌恶，他反感那些平凡，因为他总是一下子就能看到词的陈腐带着一大堆让他烦躁的毫无用处。这可以说是一种抗拒世俗生活某些部分的天性，这也与他讽刺爱洗澡的资产阶级，以及用一种传奇性的态度观赏自己的生命，是一回事。从他的传记看，白求恩的世俗生活的几个核心部分——存钱、守财、家庭——过得比较不羁，在他那个阶级里算不上成功；其他几个侧面，喝酒、恋爱和享乐等，他可算是有几分沉溺。晋察冀使他发生了变化。白求恩在这里写的文章、发出的信，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动荡、冒进和反抗的气息，他忙于手术，也花了很多时间设想通过自己的渠道为八路军筹集药品和钱。他没有失掉那种表现主义的、现代性的语言能力，在晋察冀写就的某些文章里，这些语言仍然神气，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创伤》，或在一封信里他描写“巨大的粉红色睡莲犹如已发福的中年贵妇，在一顿丰盛的午餐之后，有气无力地将大如足球的头垂在灰色陶盆的边缘”。第二个例子让我们发觉，白求恩始终有一种资产阶级的审美能力以及对它的强烈反叛。什么改变了他？我想，晋察冀让白求恩看到了一种接近理想的社会：虽然物质上落后，但这是一个“建设”着的社会，就连白求恩认为最无法把握的东西——“生活”，在这里也有“建设”，这使他在讲述党、军队、农民和这里体现的人类未来时，流露出散发着阳光香气的信心和幸福。其实，白求恩有一个重要的、不是大多数人能体会的特征。他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和生命活力，这是需要充分的、有价值的事业去释放的，否则会表现为捣蛋。与北美和西班牙相比，晋察冀对他的需要是那么彻底、纯粹、简单。白求恩的工作在自然和依托自然的建筑空间（比如村舍和庙宇）里展开，太行的山脉和河流为一切提供了极其平静的形式。我们不仅能在这一时期白求恩的相片里感觉到这种形式的意义，与白求恩同样为晋察冀军区工作的燕京大学教授林迈可和班威廉，都在他们的文字作品和照片里见证了环境带来的情感的平和。白求恩说过自己“生性漂泊、变化无常”，但在晋察冀不满两年的时间里，生活环境的自然、工作的价值感和建设性确实安慰了他，使他的灵魂和身体得到过很长的安宁。意外血液感染去世前，白求恩有短暂回到北美筹集物资的打算。这可能是他想做些调整，因为他的语言能力弱，一直学不会用中文交流，在根据地时间长了还是感到孤独。他期待这个调整。在最后几封信里，他用开朗的语调谈到了局势、与世隔绝、天气、回北美的计划，以及对西方的生活里那些享受的快乐的敏感。然而，就像很多戛然而止的生命一样，事情的推进是没有下文的。但也就是在最后的文字材料里，我们能感到他的敏感依然存在主义却也纯真，“你们还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躺在铺着洁白床单的软床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女人们还渴望被人爱吗？”白求恩一以贯之的底色依然，但太行山区似乎真实有效地化解了他的动荡感，多了几分安宁中对生活要素的敏感，这一点，曾经是他害怕的，也是寻求缓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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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大约十年前，我不小心读了他去世后在金叉记写的一部文学作品《创伤》。这个散文就像张开嘴巴，使白求恩的形象变得坚硬并有些封闭，突然变得新鲜。。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原创程南意我们是有故事的人-疫情之下-直到1月27日，我院发出接受社会捐赠的公告时，我才知晓，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也没有防护物资了。年初一晚上去支援的我，在桌子边看见的防护用具，就是余下的所有物品。12020年1月25日，年初一下午，我接到护士长通知，晚上去发热门诊支援大夜班。此时，距离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一个星期左右，市里刚刚通报发现确诊病例4例。我所供职的医院，在武汉往东600多公里的县城里，是这座不大的县级地区唯一一所公立二甲医院，承担着全县的疾病防治工作。1月21日，年二十七，武汉疫情开始在网上发酵，省里已经有确诊案例，铺天盖地的消息传来，让人心神不宁。1月22日，年二十八，我接到通知，作为应急小分队成员，我的手机需要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没有人想到这次疫情会迅速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状态。早在前一个星期，科里同事还在商量过年排班的问题，两名刚刚新婚的同事不凑巧地排到了年三十的夜班，捶胸顿足哀叹自己运气不好，但也只能咬牙调整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按时到科室接班。初一下午接到通知时，我正在上白班。放下电话后，我迅速与同事交班，同事得知我夜里要去支援发热门诊，叮嘱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下班前，我绕去独立在住院部外的感染科，为晚上工作提前做好准备。感染科设在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里，与住院部隔开一条河，很多戴着口罩的人朝着发热门诊的方向走去。在发热门诊诊室门口，一名穿着白色防护服、戴着手套和护目镜的护士正喊着患者名字，安排就诊。诊室内，两名“全副武装”的医生正在看诊。我挤上前，护士正好在喊一个名字，她问我：“是你吗？”我说不是，“我是晚上来支援夜班的护士，我该在哪里换衣服？”她急忙起身，领着我往里走，让我沿着楼梯去二楼，“找护士长。”在二楼护士站，我没见到感染科护士长，倒是看到了护理部主任。主任只戴了一层口罩，见我去了，连忙让来支援白班的康复科护士长领我去认路。护士长带着我认了一遍路，送我出门时还不忘叮嘱我，这段时间病人多，晚上一定要穿好防护措施，千万保护好自己。在回去的路上，络绎不绝的戴着口罩的人群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我远远望着发热门诊前源源不断的人流，心里终于一沉，情绪瞬间低落。疫情爆发后，我抱有的侥幸心理在这一刻荡然无存，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危险真的就在身边。2发热门诊刚开诊的时候，医护都是感染科的人，一天下来，接诊量大到出乎想象，值班医生超过30个小时未合眼，医院紧急从各个科室调动人手支援感染科。护士长在群里发信息：新型冠状病毒比我们想象中要严重，我们需要随时待命，听从组织安排，我科已经出了第一波支援的护士，下面还有一场持久战，后续若再调人，是备班去还是个人积极报名？备班是为了防止各班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支援时第一梯队的人选，通常白班的备班是大夜班护士，夜班的备班是下夜班休息的护士。我在群里说：“就我去吧，我单身，没负担，心理素质也还行。”质控护师晓燕说：“不可能，你都已经去过了，下一个我去。”小陶说：“你回来后好好休息，后面我们去。”小林说：“我去吧，你们有孩子的往后靠靠。”小君说：“你们没孩子的才往后靠靠，我去。”闹得都快翻天了，最后护士长拍了板，短期先备班去，若是长期，她再选人，让我们都服从安排。另一个群里，主任发来一段聊天记录，是科里的贝医生主动请缨去发热门诊支援，在值完年初二住院部的这一轮班后，就要驻扎在医院，随时听从调遣。贝医生去支援，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他在科室以脾气好著称，经常有病患大老远跑来找他看病。有一位五保户老人，只要贝医生帮他治病，他说贝医生人好，为病人着想，解释得还详细，他帮自己看病放心。在护士群里，贝医生也很受欢迎。小君说：“我第一个夜班时特别忙，贝医生还帮我给病人量体温。”贝医生在群里说，后续科里的值班只有大家辛苦一点了，科里本来就缺人，这下更缺了。不用面对面，群里的气氛都让人感觉有些凝重，贝医生开了个玩笑：我会想大家的，要等我回来啊。小君迅速在下面回复：等你回来，我请你吃食堂的蛋炒饭。小陶调侃：不加肉的蛋炒饭贝医生不吃。气氛刚刚活跃起来，有人紧跟着发了一句：那不知道下个月底还吃不吃的到啊。群里瞬间凝固，半天没人回复，我想了想，回了一个“等你回来”，底下瞬间被“等你回来”刷屏。我放下手机，抓紧时间休息。3为了不耽误接班，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感染科。半夜三更，冷风裹着细雨，在这冰凉的夜里淅淅沥沥地落下，显得格外清冷。我穿着雨披，戴着硕大的头盔，沿着下午探好的路径直到了更衣室。换上护士服的时候，出门前为了保暖贴上的暖宝宝掉在了地上，我纠结半天，还是将它扔进了垃圾桶。护士站里，两名“全副武装”的护士正在交班，她们给了我一套防护服，让我穿好后到楼下门诊去拿口罩。我问她们，穿了防护服是不是不能上厕所。她们说，没法上。我面带纠结，那怎么办。她们说，穿衣服之前先上一次厕所，穿上后只能憋着，下班后再上。按她们的说法，不吃不喝憋八个小时到下班，应该不会太困难。我只有照做。下楼后，诊室里灯火通明，依旧有很多患者排队，让人欣慰的是，几乎所有人都戴了口罩。值班医生在耐心问诊，护士在门口登记患者的详细信息，包括具体住址、身份证号和发热日期，有无武汉旅居史或者人员接触史成了信息采纳的重中之重。小夜班护士正在安排患者就诊顺序，包裹得严实，我也认不得是谁，就凑到她跟前说：我是来接班的。她抬起头，我看见她的护目镜里被蒙上了一层白雾，有细小的水滴聚集淌落在一边。她说：到十二点了呀，时间真快，你快来，我给你口罩。我当时还戴着普通的医用口罩，她急急忙忙领我到了另外一个房间，从上层柜子里掏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下层锁上的抽屉，当着我的面数了两遍放置在里面的N95口罩，“数量有限，要班班交接，给谁都要登记。”她递给我一个，当着面用笔写下我的名字，再写下数量。一旁的桌子上放了几套防护服，还有一次性帽子、鞋套，整齐摆放在凳子上，“这里有手套、帽子、鞋套、防护服，可以用。”点完物品，我戴好口罩和护目镜，跟着她又回到诊室，“你就负责收集病人资料，询问基本病史，安排病人就诊顺序，若有留观病人，打这个电话。”她递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串电话号码。交待完毕，她拿起登记本往隔壁走，“排队的人太多，刚才有个发热的病人觉得等的时间太长，自己走了，我要打电话把他喊回来。”我在诊室等了半晌，她抱着登记本回来了，又递给我一张纸，“他不肯回来。我把名字、电话记下来了，你明天跟白班交班，一定要追踪他的情况。”我点点头，表示明白。她挥手跟我再见，“我要赶快去上厕所，拜拜，我先走了。”4诊室里不比白天那样喧闹，排队的发热患者多数聚集在门口，时不时来翻一下摞成摞的病历，算算还有多久能轮得到自己。整个人封闭在防护服和护目镜之后，我感觉呼吸有些困难，雾气将眼镜镀上一层白雾，眼前朦胧一片，我艰难地从窄小的清晰之处辨认眼前的患者，帮助他们算着等候时间，安排新来的患者在外等候。时间并不好把握。有一次，我算着前面的患者大概还有2分钟结束，便喊了下一名患者的名字。后面的患者在等候的时候，前几个化验了血和拍了胸片的患者又插进来复诊，一群人将医生围得水泄不通，以致后面的患者又等了十多分钟。后来我吸取经验，将复诊患者的化验单收在手中，跟初诊患者一起交叉喊号，诊室里瞬间空出来一块地方。一旦有患者往里走，我都跟他们说，在外面通风的地方等吧，诊室里人多，危险系数更高。他们都会自觉退出去。也有想提前看诊的病人。有位60多岁的大伯从门外到门内进进出出好几遍，五分钟内翻了病历本三次，犹豫半晌终于开口提出，能不能提前给他的老伴看一下。老人缩坐在走廊的座椅上，穿着厚厚的棉衣，带着棉纱口罩。我翻开她的病历，右上角记录下了她在急诊量的体温：38.8℃。经过询问，我得知老人有高血压和慢性支气管炎等病史，今日晚上七点多在家里自觉浑身无力，一摸额头像是发热，这才赶紧送了过来。到了急诊，护士一量发热，就让她先来这边排查，两人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有些为难，围在诊室等待的病人，都有或高或低的发热情况，且等待时间都很长。再三考虑后，我给老人复测了体温，并跟她交谈几句确定老人精神尚可，于是决定请她再等待一会。老人通情达理，有些窘迫地跟我说“谢谢”。老人之前还排着四名患者，二十分钟后，医生即将看诊老人时，一名年轻患者复查后拿着报告单进入了诊室。我与他商量，能否让老人先看诊，年轻人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退到了门外。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门口等待的病人数在缓慢减少，我发现，赶来看病的患者当中，70%都是40岁之下的中青年人，且普遍低烧，基本不超过38℃。登记时询问有无武汉旅居史或有无接触过相关人员时，都非常迅速给予回答，配合度非常高。有陪同的家属与我交谈，神秘兮兮压低嗓音，问我县里面有没有发现确诊病例。当时我并不知晓就在当天上午，我院发现了一名高度疑似病例，已经送往了市内定点医院，便跟他摇摇头，表示暂时没听说。他笑着跟身边的妻子说，家里还是很安全的。不止是他，身边的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疫情刚刚开始蔓延的时候，都认为家里是安全的。51月21日，年二十七，我和从外地回来的朋友聚会，几人聊起武汉的肺炎，都是一脸轻松。我们坚信家乡是一片净土，03年的非典，14年的禽流感，都没有发病病例，没道理今年就有。年二十八，在接到要求我24小时备班的电话后，我和她们发信息：还是注意点吧，医院要求我随时待命了。青青上街去买口罩，跑了三家店买到20枚。她在群里说：现在口罩都抢不到了，医院里有口罩吗？医院里口罩供应更紧张。由于感染科和急诊科物品用量大增，供应室优先提供给一线科室，住院部只能靠库存支撑。护士长从年初一开始，每天给上班的人员发口罩，一只都不能浪费。从“口罩断货了”的消息在各个群内疯转，到“谁知道哪里能买到酒精”的信息出现，仅仅隔了24小时。1月23日，武汉封城的消息如炸雷一般响在耳边，有人发消息称，大润发已经被搬空了，米、面、油都没有了，连方便面都是整箱整箱往购物车里装。我问母亲：家里还有米有菜吗？母亲说：多得是，够你吃一个月。我稍稍放下心来，下班后，没忍住好奇，去了趟小区门口的超市，发现员工正一袋一袋往店里搬大米，货架上也是满满当当，这才彻底安心。1月26日，年初二，市里发布了确诊病人的详细情况，我这才知晓县里已经有一例了，同时又从主任口中得知，病人是从武汉回来的务工人员，CT影像一扫出来就基本确认，直接被隔离在检查室内。好在他进入医院后没碰到别的人，唯一可能被感染的接诊医生已经被隔离了。不同的微信群内，时不时有某个小区被整体隔离的消息爆出，对照着官方发布确诊病例的信息，每一条都是真的。关注官方消息成了我每日必做的事情，但却没有真切的紧张感受。直到朋友圈疯传一张“确诊病人在21日去逛了金鹰”的官方图片时，我这才实实在在慌了神，努力回想着自己最近一次去金鹰是在哪一天。确保自己没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后，我决定彻底贯彻医院、家两点一线的方针，养精蓄锐。朋友圈内不停有人转发钟南山院士的倡议，提醒大家春节期间不要串门，不要聚餐。朋友李李独自从上海回家看爸妈，在微信群里被我们骂得狗血淋头，拒绝出门与她相见，在家凄惨度过两天没有奶茶和米线的日子后，连夜赶回了上海。1月27日，年初三，县里各个小区开始封门，社区干部和物业工作人员穿着志愿者的红马甲，戴着口罩，在唯一开放的大门前，登记每辆进出的车辆，劝说每个人都戴上口罩。父亲每日需到祖父家做饭，回家时习惯进入超市买点蔬菜。从年三十开始，我一直让他戴口罩出门，他反而振振有词说我大惊小怪。年初三回家后，他一副吃瘪的样子，声情并茂地讲诉了超市工作人员拒绝他入内的场景。我心情大好，笑了五分钟，给了他一只口罩，叮嘱他每日出门一定要戴，“不然小区都不给你进。”科室里的张老师，原本每年年初四都要请家人吃饭，之前她想要跟我换班，“若是你初四休息就帮我上个班。”我等到初五上班时碰见她才想起来这件事，急忙去问她。张老师说，初二那天就将订的酒席退掉了，定金全退，饭店亏完了，都在门口卖菜了。初五那天，同事小陈开车回乡镇上的娘家去拿冻排骨，在小区门口被拦了下来，她马上说：我不进去。她将车掉头在路口等着，父亲骑着小电瓶将排骨送了出来。从县城到乡下，自觉呆在家中已经成为人们最新的道德规范，不给国家添乱也成了最新的道德标准。从21日那天逛街，街上几乎无人戴口罩到现在几乎全员戴口罩，转变只有短短几天时间。-6-自1月23日开始，武汉多家医院向社会发布求援信息，请求援助。我打开链接后发现，武汉一线医务人员几乎所有必备的物质库存都告急，很难想象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挣扎在病房内。直到1月27日，我院发出接受社会捐赠的公告时，我才知晓，远在千里之外的我们，也没有防护物资了。年初一晚上去支援的我，在桌子边看见的防护用具，就是余下的所有物品。由于没有防护服，贝医生只带着口罩与帽子，坐完了年初三一天的班。回病房后心有余悸，庆幸今日没有疑似病例，勉强躲过一劫。说不害怕是假的，说不辛苦也是假的。年初一夜里，在发热门诊值班的医生，是感染科的住院医师，姓容。从发热门诊刚刚开诊就坚守在岗位上，病房门诊两头兼顾，精力与体力都达到极致。凌晨六点十五分，她看完最后一名发热患者，趴在桌子上好一会才撑着起身。从前一天晚上六点接班开始，她就没有挪动过位置，闷在防护服里那么长时间，一直不停地在电脑上开具医嘱，到后半夜，她几乎将脸凑在屏幕上，才能看清楚跳出来的汉字。初二早上，当接班的同事出现在门口，我几乎欣喜若狂，飞速交接完毕后，第一时间去了厕所。只有经历过一次之后，我才更能体会远在武汉的同行们，身处在怎样的炼狱里面，经受着怎样的折磨。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援鄂医疗队进驻武汉医院，替换下早已筋疲力尽的前线医务人员。虽身处千里之外，但同抗病毒的心情不变，1月28日，我在按满了鲜红指印的“请战书”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份，期望能尽一点绵薄之力。若是真的抽中了你，你怕吗？怕，也不怕。谁都怕死，这是人之常情，但理智告诉我不用怕，因为我的身后有全国的力量在支撑。那去吗？肯定去。往小往大了说，都去。往小了怎么说？职责所在，性命相系。往大了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文中出现人物均为化名。）原标题：《武汉600多公里外，我在县城医院抗疫》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害怕，不害怕。每个人都害怕死亡，这是人的本性，但是理性告诉我不要害怕，因为在我身后得到了整个国家的力量的支持。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我们在台湾，属于标准的‘外省第二代’，1949年我父亲从河北景县来到台湾，所有的一切都保留着大陆的习惯。我们家吃的醋，都是台北眷村里的山西同胞自己做的醋，我们本来就是中国人。”我好奇地听着我的朋友台商孙国维讲述他家的传奇往事。孙国维穿着笔挺的灰色格子西装，胸口侧袋插着雪白的手绢，一副老派绅士的派头。他在上海时尚餐饮界有着“外滩一哥”的名头，经历了来到魔都十几年的创业洗礼，原本年轻俊俏的他这几年略显老态。我没有想到的是，说起他家和他父亲的往事，孙国维的眼眶开始发红。因为谁也不会想到，在乐观开朗时尚的孙国维身上，挖出了一段跨越六十多年历经两代人的跌宕故事。“我的父亲叫孙明轩，1949年被我大伯孙明远拉上了美制C40运输机去了台湾。到台湾后，我父亲勤工俭学读完大学，成了一名教师，后来担任台湾北部一所知名学校的校长，桃李满天下。我父亲在2017年去世了。”孙国维的父亲临终前，孙国维告诉他：“爸，大伯的‘蓝天鹅’飞机找到了。”因为，孙国维的父亲从1958年开始一直在寻找带他去台湾的大哥孙明远，1958年，这位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失踪了，人间蒸发了。为此孙明轩和孙国维两代人找了孙明远近六十年。“我父亲去世前，这件事情终于有了结果。老天爷总算给了他一个结果，给了我们家一个结果。”孙明远是谁？在2015年8月18日于台北中山堂首映的抗战中国空军纪录片《冲天》中，在影片播放到62分58秒时，出现了这位传奇飞行员的影像，这也是孙明远为数不多的历史影像之一。一个镜头，是他穿美式空军制服和战友在美国Arizona空军基地用餐，一个镜头是他躺在行军床上，面对镜头轻松微笑。孙明远的眉目间和孙国维有些相像，具有中国华北人种轮廓分明的五官和高大魁梧的身材。孙明远（1919—1958），1919年生于河北省景县，1939年在昆明加入中国空军，毕业于中国空军军校第十二期，1942年后赴美国Arizona空军基地集训，参加对日空战。孙明远，是残酷的抗战对日空战中存留下来的优秀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关于孙明远在抗战时期对日空战的记录，军事史上有详细的记录。在《中国空军抗战史》中记录的1945年3月至5月的抗战正面战场的豫西鄂北会战史中，出现了孙明远的名字。“3月31日，中国空军第十一大队集结在北线前方阵地，由李继武中队长带队，率孙明远、黄振清、毛履武等为先头部队，于中午出发，飞向西峡口，攻击敌军阵地。”“4月1日上午，中国空军第十一大队出击……在马蹬浦附近击毁敌车辆90辆，在西峡口附近炸死敌军官兵300余人，并将督战的敌第110师团长炸伤。”“4月17日，中国空军第十一大队孙明远分队长率队对西峡口袁家湾附近敌长达2.5公里之骡马运输队进行轰炸、扫射，予敌以重创。”在1937—1945年的抗战中，正面战场的中国空军从1937年的305架飞机打到1940年仅剩65架，再重建空军，飞机增加到抗战胜利前的500多架，全面夺回制空权。期间，中国空军在空战中击落敌机592架，炸毁地面敌机540架敌。同时，在八年中，中国空军有4321位将士杀身成仁，为国捐躯。其中，孙明远就是在1942年中国空军重建后，在美国受训战斗机飞行员的行列中，脱颖而出。“我们家是河北景县人，抗战时期，大伯在中国空军驾驶美制P40战斗机。他早先驻扎在西安，后来又驻扎在重庆。我妈妈结婚前与我外婆她们在重庆逃难时，住在机场附近，还见到过他。所以，我的堂哥一个叫孙庆来，一个堂哥就叫孙长安。大伯的飞行技术非常好。后来到台湾，大伯还进行过飞行表演，他驾驶战斗机俯冲后低空穿过了台北的一座吊桥桥洞，机身紧贴水面而过。”孙国维回忆。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撤退台湾前，孙明远受命驾机撤离。他把二弟、三弟留在了大陆，把一个十五岁的小弟弟拉上飞机远去台北，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就是孙国维的老爸孙明轩。离奇失踪孙明远带着弟弟孙明轩在台北安家。孙明轩生于1933年，四岁时，卢沟桥事变爆发，河北沦陷，他便跟着哥哥们逃难从西安到重庆，又从重庆回到陕西，结果又去了台湾，孙明轩少年时颠沛流离的生活终于在台湾结束了。他勤奋读书，考入台北建国中学，三年后考入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到建国中学成为一位教师。他的大哥孙明远，1951年后随他的老上级和老朋友传奇飞行员陈文宽，从国民党空军外调加入台湾复兴航空公司，承接国民党当局的军用、“外事”和商用、邮政等包机飞行，担任复兴航空总飞行师。孙氏兄弟在台湾的生活也逐渐稳定下来，一家其乐融融。“因为大伯的飞行技术好，当时就安排他飞一些重要的‘外事’飞行。我听老爸说，当时蒋公（蒋介石）就指定要大伯驾机带外宾从台北飞台中参观日月潭。”孙国维说。在一张黑白照片上，可以看到孙明远担任专机驾驶，接待到台湾访问的前伊朗国王巴列维。期间最著名的一次任务，就是陈文宽和孙明远驾驶老旧的美制PBY“蓝天鹅”水上飞机救出七名美军顾问的事情，堪称当时飞机海上搜救的经典案例。1955年3月18日上午，一架美军C119飞机在从美军关岛基地飞往台北松山基地的航程中，飞机引擎发生故障，机上七名美军被迫跳伞落于太平洋中。事发后，美军派出两架HU16“信天翁”水上飞机前往搜救，在发现遇难者后，但由于海面风浪过大无法降落，随即向台湾国民党当局求助。台湾当局派出经验丰富的陈文宽、孙明远机组驾驶老旧的PBY“蓝天鹅”水上飞机前往施救，在浪高风急的海面，于当日傍晚以高超的技术和无畏精神，救出落水幸存的六名美军。为此，美国军方为孙明远颁发了嘉奖令称：“对孙明远先生非凡的勇气予以表扬”。但是，在海中救起六名美军的三年之后，孙明远自己却成了被寻找的对象。195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九周年国庆日。台湾国民党当局连江县长王绪、国民党马祖守军副参谋长钮英、张德臣少校及美军顾问布鲁姆少校、皮奇尔上尉、士兵白尔德、无线电兵杜纳七人包乘复兴航空的美制PBY“蓝天鹅”水上飞机从马祖回台北。由于原先的专机驾驶员陈文宽去香港出差，他临时安排经验丰富的老同事孙明远驾驶，机组人员包括正驾驶孙明远、副驾驶陈蔚文、飞航机械员严惠群、飞航通信员罗昭明。飞机于1958年10月1日下午5时45分自马祖起飞，至6时10分，机上通信员罗昭明向台北地面塔台通报：“高度一千尺，距离台北80里。”这个无线电发出后，孙明远驾驶的这架“蓝天鹅”水上飞机和机上十人就在雷达荧幕上永远地消失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事发后，在台湾海峡游弋的美海军第七舰队对相关海域进行了72小时的搜寻，无果。在马祖岛附近的国民党海军马祖北巡支队与国民党空军也派出军舰和飞机搜索，也无果。孙明远驾驶的“蓝天鹅”水上飞机彻底消失了。据陈文宽晚年的回忆录：事发后，他实在想不通“蓝天鹅”飞机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让经验丰富的孙明远无法处理。他表示，据当时在马祖的雷达管制员回忆，当时的雷达显示，在飞机起飞后不久，雷达屏幕上出现有个光点紧随飞机之后，一同前进，随后两个光点一同消失。陈文宽认为唯一能解释两个光点一起消失的情形，就是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其次的可能是飞机在瞬间被摧毁，机上的通讯员没有时间向地面汇报，比如机舱内有爆炸物。但是，事发后，又在附近海域找不到任何的飞机残骸碎片。当时的复兴航空总经理蔡克非认为，“蓝天鹅”有两个引擎，所以假设一个引擎出故障的前提下，另一引擎仍可安全返回。作为水上飞机，即使因故障落于海上，也不可能沉没。所以他认为飞机是因中弹油箱爆炸、机身粉碎坠海，最大可能为解放军飞机攻击所致。“各种猜测都有，但是事实是飞机没有了，失踪了。”孙国维说。孙明远失踪后，孙家陷入了悲苦中。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架飞机在两岸间敏感的台湾海峡失踪，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联想。六十年后，孙明远在美国的次子孙长安在被问及父亲失踪后的全家的状态时，他在回复采访的邮件中写道：“难过至及，又怀抱一丝希望，直到无尽失望后重新生活。”孙长安回忆，当时全家顿时失去了依靠，他的母亲向台湾国民党空军申请军职抚恤金，由于孙明远属于“失踪”而非“阵亡”，且孙明远为国民党空军外调复兴航空的民航人员，已有民航公司之抚恤，国民党空军拒绝再予抚恤。“荒谬至极！”孙长安在邮件中写道。孙明远的这次飞行，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十月一日国庆日，而飞机上有两个敏感人物，国民党当局连江县长王绪、国民党军马祖守军副参谋长钮英。飞机失踪后，谣言四起，“阴谋论”扩散，最大的“阴谋论”是王绪劫机或被人劫机飞往大陆福建。据一位台湾网友发现的《马祖通讯》合订本中一篇《军管机构密档案？县长王绪劫机“投匪”》一文中，有一段摘自当时《万岁评论丛书》的记载：“‘蓝天鹅’下午3时起飞，到了5点左右，传来消息，‘蓝天鹅’被劫到‘匪区’（指大陆）去了，钮英和美军顾问都成了中共的俘虏，而王绪为‘人民立下了大功’。”特殊时期、敏感人物、信息不畅、神秘失踪导致出现各种阴谋论的谣言。“我母亲后来和我说，堂哥孙庆来和我父母说，大伯失踪后，堂哥孙庆来被带到蒋公（蒋介石）面前，蒋公摸着他的头，关心安慰孙庆来，又询问大伯孙明远的事情。”孙国维说，“后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堂哥在台湾陆军军官学校读到第三年后，退学了。他之后卖掉了大伯母在台北双城街的公寓去美国发展。具体什么原因，有说是被他的朋友游说一起去美国做生意，也有说是其他什么原因。”踪迹成谜孙明远和“蓝天鹅”失踪后，孙家失去了顶梁柱，养家糊口的责任落到了他弟弟孙明轩的肩膀上。1960年，孙明轩从台湾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回到母校台北建国高中，成了一个教师。1965年，四十余位前河北景县的天主教神父出资创办桃园县私立振声高中，聘请有一定教学经验的景县老乡孙明轩老师担任教导主任，后来担任校长。孙校长爱校如家，殚精竭虑，投身教育，在三十多年时间中，把这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办成了桃园县久负盛名的综合中学。“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我父亲平时投身办学，养活全家，我两个堂哥最初都住在我家里。他每天骑车送我上下学，如果我有翘课（逃学），就用大棍子追着我打。因为他是在战乱时代颠沛流离，吃过很多苦的人，知道一个小孩子要接受教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其实我是知道他有很多的话，很多的苦，藏在心里。”孙国维说，“你想嘛，本来是相依为命的两兄弟从大陆来台湾，现在一个找不见了，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政治解严，两岸往来逐步恢复，社会自由度开放。在孙国维父亲的努力下，振声高中也风生水起，他也多次被台湾当局评为优秀教育工作者，受到时任当局领导人接见。经过三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孙国维父亲从一个来自外省的难民小孩成长为台湾的社会精英，融入在这片孤悬海中的土地上。但是，他心中寻找大哥孙明远的努力却没有停止。孙国维父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以个人名义向国民党当局、委托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委托友人向美国政府询问1958年孙明远及“蓝天鹅”号失踪的讯息。他致函国民党当局察查“蓝天鹅”飞机失踪信息，又前往美国委托美国友人致函美国政府和美国前陆军部长察查飞机失踪信息。但是，都没有结果。“当时的谣言说，有人在美国看见了失踪的几个美军顾问，我父亲可能是怀有希望的，可能大伯真的没有死呢。后来，这些和大伯一起失踪的美军顾问的家属提出悬赏一百万美金征询失踪飞机信息。也是没有结果”。“1991年左右，我父亲到了美国又委托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馆询问“蓝天鹅”飞机失踪事件在大陆这边的信息。大陆这边给了答复，是‘没有记录’，也就是大陆这边完全没有飞机的线索消息。”之后，孙明轩让儿子孙国维前往美国留学学习酒店管理。而他的两个侄儿，孙明远之子孙长安和孙庆来已在此前去美国发展。“大堂哥孙庆来，早年卖掉了在台湾的房子，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做生意。他作为一个国民党的官二代，在美国干起了最基层的中餐馆生意，自己烧菜，自己端盘子，很辛苦。我到了美国后，就想办法联系他。”孙国维说。经过了多次联系，孙国维终于从电话的一头听到了孙庆来的声音。但是，会面的情况却有些出乎意料。孙庆来没有安排孙国维去他的餐馆或者家里，而是让孙国维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一个公路加油站边的十字路口和他见面。在一个雨天的下午，孙国维按照约定到了凤凰城公路加油站的路口等他的堂哥。两位堂兄弟见面时间没有超过半小时，孙庆来简单的问候了下孙国维和在台北的叔叔孙明轩一家的情况便匆匆而去。“我和他见面的二十多年后，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我也无法联系到他了。”孙国维无奈地说，“有一次他从美国打电话给我母亲，神神叨叨地自称他在美国还受到了一些台湾去的人的骚扰，当然我们都认为他说的是真是假我们就不知道了”。浮出水面抗战王牌飞行员孙明远到底到哪里去了呢？2015年春节，孙国维从微信上突然给我发了一条报道。据台湾《联合报》报道，2014年春，一艘台湾渔船在马祖海域捕捞作业时，从海里打捞出一个铁疙瘩，原来是个飞机螺旋桨。这个锈迹斑斑，长满了海底水生物的螺旋桨被渔民拖到马祖福澳渔船码头。经确认，此一螺旋桨为美制PBY“蓝天鹅”水上飞机的螺旋桨。此一物证证明为1958年10月1日于马祖海域失踪的，由时年39岁的抗战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孙明远驾驶的复兴航空“蓝天鹅”水上飞机，包括副驾驶陈蔚文、飞航机械员严惠群、飞航通信员罗昭明、国民党当局连江县长王绪、国民党军马祖守军副参谋长钮英、张德臣少校及美军顾问布鲁姆少校、皮奇尔上尉、士兵白尔德、无线电兵杜纳六人因不知原因的飞行事故，机毁人亡，永远安息在台湾海峡之中。“大伯找到了，飞机掉海里了。”2015年春节，孙国维回台北看望他父亲，拿出手机上的报道给他父亲看。他父亲看完，终于平淡地说了一句：“哦”。2017年，孙明轩在台北因病去世。“作为老国民党时代的悬案，我父亲在台湾唯一的亲人消失不见半个世纪，几位优秀空军军官不明不白地消失，家属也默默承受了半个世纪。我父亲为了大伯的事情，找了五十多年，现在终于有了答案。我感觉，老爸是安心了。”孙国维对我说，“大伯找到了，历史谜团有了一个结果。不管怎么说，大伯也是尽职捐躯，我们也只是希望获得一个安慰体恤。”“我们家也为我大伯这样的抗日英雄，深感荣耀和光荣”。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如果要假设孙明远没有去接1958年10月1日的这次飞行，会如何呢？或许他也会和他弟弟在四十年后一起回到大陆，到河北景县转转，叶落归根。虽然，孙明远没有机会回到大陆，他的侄子孙国维却在大陆生活和工作了近二十年，完成了孙明远回家的愿望。毕竟，两岸的血脉相连，是任何政治和人为的原因不能切断的。任何想阻断大陆与台湾的相连，试图切割台湾与大陆的意图与人事物，也是走不远的，也是历史无法阻挡的。“本来大家都是中国人，两岸统一，不要分离，一切都是平平安安的。像我父亲和大伯这样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故事，再也不要发生了啊。”孙国维说。（本文相关文献资料和图片由孙长安先生和孙国维先生搜集提供）
摘要:

Answer: 自1958年以来，孙明轩就一直在寻找哥哥孙明远：1958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孙明远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失踪了。为此，孙氏家族的两代人寻找孙明远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中国唯一的P4生物安全实验室所在地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近日卷入了“新冠病毒源头”风波。该研究所的石正丽研究员率领的团队是蝙蝠病毒研究领域的权威，也是中国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病毒的源头攻克团队。然而，随着疫情的进展，“实验室病毒泄漏”、“人为制造新病毒”等流言开始笼罩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及石正丽等人身上。2月2日下午，石正丽在朋友圈回应：“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和实验室没有关系。”石正丽曾经的合作伙伴、美国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Alliance）疾病生态学家PeterDaszak在接受《科学》杂志（Science）采访时也表示，每当新疾病、新病毒出现时，都会产生诸如实验室泄漏或者生物工程制造一类的“阴谋论”，“这令人羞耻！”对于目前的诸多猜测，一名接受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采访的生物领域学者表示，“我的观点是基于已有数据做的合理推测、学术研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科学研究不能凭空假设”。他认为新冠病毒并不是源自石正丽实验室，但他同时提到，“不能‘我用生命担保’，这不是科学的态度。”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专业从事病毒学基础研究及相关技术创新的综合性研究机构，拥有我国首个投入正式运行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官网显示，石正丽现任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四级）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主任等。长期从事新发病毒的病原学研究，在野生动物传播的病毒的病原学、分子流行病以及病毒的感染机理方面有丰富的研究经验。石正丽也是此次湖北省“2019新型肺炎应急科技攻关研究项目”应急科研攻关研究专家组组长。1月23日，石正丽团队在bioRxiv预印版平台上发表文章《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发现及其可能的蝙蝠起源》。2月3日，研究内容经同行评议后正式发表于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石正丽团队将2019-nCoV基因组与实验室早期检测的冠状病毒的部分基因序列进行比较，发现该病毒与来源于中国菊头蝠样本的一株冠状病毒（RaTG13）的基因相似，两种病毒序列一致性高达96.2%。研究团队确认了2019-nCoV进入细胞的路径与SARS冠状病毒一样，即通过人类血管紧张素转化酶II（ACE2）细胞受体。《自然》当天同时上线了两篇新冠病毒相关论文，除石正丽团队外，另一篇为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兼职教授张永振等人完成的另一篇成果。新冠病毒2年前已出现？其实感染的是猪新型冠状病毒从哪来？什么时候开始感染人？这些问题出现科学定论之前，社交媒体的猜测已经先行一步。石正丽等人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成为网友猜测的“依据”之一，认为早在2年前就已经出现。2018年4月5日，《自然》在线发表了一项研究，该研究的通讯作者除武汉石正丽外，还包括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新发突发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王林发、美国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Alliance）主席PeterDaszak、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童贻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马静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曾详细报道了该成果，当时的确发现另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但并非此次的新冠病毒。这篇论文的线索是，2016年10月28日起，广东清远的一处养猪场开始爆发致命的猪疫情。该地距离2002年首例SARS爆发地广东佛山仅100多公里。研究团队最后破解了这场猪疫情为猪急性腹泻综合征（SADS），致病的SADS冠状病毒或为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患病仔猪小肠中收集到的SADS冠状病毒基因和HKU2冠状病毒有95%的序列一致性，HKU2首先发现于香港和广东的中华菊头蝠中，不过两者刺突蛋白基因序列的一致性仅86%。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周鹏彼时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冠状病毒都是用刺突蛋白（spikeprotein）来入侵细胞，就像‘钥匙’和‘锁’一样，它依赖于刺突蛋白和细胞表面的受体结合，然后才能进入细胞，成功感染，但如果这个刺突蛋白变异很大的话，它就不能利用受体了。”周鹏当时强调，“基于这样的原因，86%一致性这样的数据，我们认为SADS冠状病毒和HKU2冠状病毒关系还不是最直接的。我们之前有做SARS经验，最终发现和SARS的刺突蛋白一致性达到97%、98%这个样子，才能够直接利用人的受体，感染成功。”基于上述原因，研究团队继续寻找来源，筛选了团队在2013年至2016年从广东省的7个不同地点采集的591个蝙蝠肛门拭子。其中58（9.8%）个蝙蝠肛门拭子样本显示出阳性，且都来源于中华菊头蝠。高通量测序则得出，这种来源于中华菊头蝠中的冠状病毒（暂时称“SADSr冠状病毒”）和SADS冠状病毒在大小（27.2kb）上近似，总体序列一致性在96%-98%之间。更重要的是，两者刺突蛋白（样本分别为162149和141388）的序列一致性超过了98%。周鹏当时提到，“我们目前的结论是，后来在蝙蝠中发现SADSr冠状病毒可能是病猪中发现的这个新病毒SADS冠状病毒的祖先，但同样直接来源于蝙蝠中的HKU2冠状病毒和SADSr冠状病毒可能来源于一个祖先。”研究团队当时在论文中还将SADS和SARS联系在了一起。两者起源地不远、源头均为菊头蝠，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发现在同一只菊头蝠中同时携带了SARS样冠状病毒和这次猪病的病毒。而冠状病毒重组很厉害，就像搭积木一样，我的模块放在你那里，你的模块放在我这里，说不定将来重组成什么。”不过，不同于SARS的是，研究团队新发现的SADS冠状病毒截至论文发表时并未发现会致人死亡。论文中当时提到，为调查可能存在的人畜传播，研究团队用抗体检测方法分析了35名近距离接触病猪的养猪场工作人员的血清样本，结果没有人呈SADS冠状病毒阳性。值得一提的是，周鹏接受采访时同样提到冠状病毒“善于重组”，这就暗示SARS样冠状病毒和这次猪病的病毒或有发生重组的几率。“就冠状病毒的重组历史来说，完全有这种可能。并且如果是在同一只蝙蝠中或是在同一个山洞里的蝙蝠同时携带两种病毒，也会增加重组的可能性。”石正丽当时也表示，“通过这项工作想提示一下，无论是养殖业还是公共卫生，我们都要提前去预防由这些野生动物传到人类社会的这些病原。其实这些病原在自然界是长期存在的，只要我们对这些病原进行早期的隔离、预防，或是早期诊断技术，是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传染病大规模爆发的。”她提到，“尤其在SARS爆发以后，我们国家、包括全球，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希望把新发传染病的战线往前移。”实际上，包括石正丽等团队在内的病毒学家们，他们历年的学术论文，不仅体现出在马不停蹄应对各地新发的传染病，也体现出他们试图找出更多关于病毒的规律，为下一场未知的疫情做准备。尽管这样的准备在实战时往往被认为收获甚微，因为病毒的“狡猾性”至今让人类处于下风。印度论文称病毒是人为拼接并有HIV病毒片段，遭同行恶评已撤稿如果说“新冠病毒早就出现”的猜测只是出于部分没有专业知识的群体，那么生物预印本网站bioRxiv在1月31日上线的一篇论文则引发了一波学术界讨论。bioRxiv是一个免费的在线档案和分发服务，用于生命科学中未经发表的预印本，由非营利性的知名研究实验室——美国冷泉港实验室（CSHL）运营。一般而言，预印本是科研论文的完成草稿，由作者上传到公开的资料库，如果论文后续还有经过修改，也可以继续上传，但旧的版本会继续存在，在预印本发表后的论文依然可以向期刊投稿。值得注意的是，bioRxiv在线发布预印本之前，文章不经过同行评审、编辑或排版。这篇论文出自印度德里大学和印度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他们对比了新冠病毒和SARS的刺突蛋白序列，发现新冠病毒的刺突蛋白比SARS病毒的同源蛋白上多出来了4个独立的短肽段（6-12个氨基酸左右）。作者由此指出，多出来的4个短肽段是新冠病毒独有的，其他冠状病毒没有。在数据库中比对搜索之后进而得出结论：这4段多出来的短肽段和HIV-1中的gp120和Gag蛋白高度相似。作者认为这一切并非偶然，通过一些结构3D模拟，他们猜测这些多出来的短肽段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与其受体的结合有关。尤其引发外界猜疑的是，印度团队在论文摘要中指出“这不太可能在自然界偶然发生”，在结论部分再次写道，“新冠病毒棘突蛋白与HIV-1gp120和Gag蛋白不寻常的相似性不太可能是偶然现象”。这篇论文令外界的一些阴谋论者直接认为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但这篇文章很快被其他专业学者批驳。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系和基因组科学系副教授、Fred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生物信息学专家TrevorBedford在推特上公布了自己重复比对的结果，他确认这些短插入序列确实存在于新冠病毒中，但是这些插入序列与相当多物种的序列都能匹配，其中大部分甚至不是病毒。印度学者声称独有的HIV病毒蛋白根本不在序列对比排名的前列。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薛宇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他不认为新冠病毒来源于实验室。2月5日下午，薛宇在科学网博客上也详细阐述了其个人观点。薛宇认为，在各种各样的质疑新冠病毒可能源自实验室的文章，水准最高的是美国纯净和应用知识研究所（InstituteforPureandAppliedKnowledge,IPAK）的创立者及首席执行官Dr.JamesLyons-Weiler在网上贴的两篇英文的技术贴。薛宇称，“他猜测源自实验室，最主要的证据是发现了一段仅在新冠病毒中存在，而其他病毒中不存在的长度为1378bp的插入片段，也就是他定义的INS1378。他后面所有的推测，都基于这个前提。”“我做的事情，是把他提供的这段序列提交到数据库里，发现INS1378在许多的冠状病毒里都存在相似片段，那就表明这段序列不是新冠专属的，James根据这个片段做得所有推测就都不成立了。”薛宇表示。薛宇还着重提到一点，如果新冠病毒源自实验室泄漏的RaTG13，这个泄漏事件应当至少在6.6年之前，且野外必须能够找到大量的、介于2019-nCoV和BatCoVRaTG13之间，且与2019-nCoV具有更高相似度的病毒菌株。当然，也有人提出实验室培养条件下或会加快病毒突变速率。薛宇对澎湃新闻再次强调，“关于新冠病毒的突变速率，比较严谨的估算约为我使用的突变速率的1/3，所以我已经尽可能高估新冠的突变速率，就是防止别人在这个地方做文章。”他还表示：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的分析表明，2019-nCoV的进化速率比较低，有研究者估算2019-nCoV的突变率是2.067×10^-4个碱基/位点/年（http://virological.org/t/temporal-signal-and-the-evolutionary-rate-of-2019-n-cov-using-47-genomes-collected-by-feb-01-2020/379），换算之后大约是每年全基因组6个碱基突变，远比我假设的突变率要低。另外，也有学者使用不同的模型，估算2019-nCoV的突变速率约为0.42x10^-3–1.89x10^-3，这个数字也比我使用的要小。因此，我们估算2019-nCoV每年大约突变90个碱基位点，这个数字可以认为是上限。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圣安东尼奥医学中心微生物和免疫系终身教授项焰在一份评论中也指出，结合其他冠状病毒的假定突变率估计，RaTG13和nCoV-2019这两种病毒可能在25到65年前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印度团队已撤下了上述引发风波的论文。论文的作者之一在BioRxiv平台上留言称：这是初始研究。我们无意于为阴谋论提供原材料。尽管我们尊重科研同行在BioRxiv及其他地方的批评与评论，但这个故事已经在社交平台和新闻媒体上以不同的方式阐释和分享了。为避免在世界范围内造成进一步的误解和混乱，我们决定撤回预印本，并在重新分析后提交修正版。石正丽本人在2月2日发布的那条朋友圈也特地提到，“印度学者已经决定撤回这篇预印本文章”。研制SARS转基因病毒？石正丽只是第14作者，实验在美国进行围绕石正丽实验室是“病毒源头”的“依据”之一还包括其2015年11月参与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Medicine）上的另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中，研究团队选取了与SARS冠状病毒序列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SHC014毒株来进行病毒改造，随后用于一系列研究。正如前述周鹏所说，冠状病毒感染人的主要“钥匙”刺突蛋白能否利用受体ACE2取决于其是否进化变异到能感染人的能力。同样，虽然SHC014冠状病毒与SARS冠状病毒同源性很高，但SHC014棘突蛋白与SARS的序列不同，因而据推断其不能感染人的细胞。研究团队对SARS冠状病毒使用反向遗传学系统，生成并鉴定除了一种小鼠适应的SARS冠状病毒骨架中表达SHC014刺突蛋白的嵌合病毒。反向遗传学是通过定点突变某基因，研究其表型来确定该基因的功能的遗传学研究方法。结果表明，在SARS冠状病毒骨架中编码SHC014刺突蛋白的2b组病毒可以有效利用SARS受体ACE2的多个直系同源物，在原代人呼吸道细胞中有效增殖。通过感染小鼠模型的动物实验，研究团队发现，SARS病毒和改造后的嵌合病毒表现出了明显差异。SARS病毒很快引起小鼠体重下降，并在感染后的4天死亡。而在相同病毒滴度条件下（104PFU），SHC014-MA15虽然能引起小鼠体重下降，但并不致死。和SARS病毒相比，嵌合病毒对呼吸道的感染也远比SARS弱。这说明改造后的SARS病毒毒力下降了很多。另外，对于ACE2缺失的小鼠，改造后的SARS病毒无法诱发任何症状，这说明ACE2对于SARS病毒的感染是必须的。论文内容明确之后，武汉病毒所的石正丽研究员具体负责了哪些工作？实际上，该论文共有15名作者，石正丽排在第14位，且非通讯作者。论文最后的“作者贡献”部分明确了个人分工，石正丽仅提供了SHC014棘突蛋白序列，并未参与实验或撰写论文。除了石正丽以外，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另一名科研人员葛行义负责假型实验（一种预实验）。论文的第一作者、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医学分校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VineetD.Menachery负责设计、协调和执行实验，同时完成分析并撰写手稿，实验的设计和实施也都是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实验室进行。研究团队的这项研究曾让外界质疑，改造后的新病毒是否会从实验室泄漏？《自然》资深记者DeclanButler在2015年撰写的一篇报道也被截取部分内容用以佐证类似质疑。例如，法国巴黎巴斯德（Pasteur）研究所的病毒学家SimonWainHobson指出，“如果病毒逃脱，那么谁也无法预测它的传播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就目前病毒由人工设计改造的流言，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实验室主任RichardEbright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明确表示反对。“病毒已经完成基因组测序，没有可靠证据表明该病毒是人工设计的。”不过，他说目前也不能排除疫情通过实验室事故进入人群的可能性。对于人为泄漏这一点，项焰在前述评论中也指出，RaTG13是石正丽他们几年前在云南省的蝙蝠中检测到的，但他们在此之前并没有RaTG13的活病毒和全序列。他认为，2019-nCoV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的新病毒，在实验室目前也没有和2019-nCoV最接近的蝙蝠冠状病毒RaTG13的活病毒，说2019-nCoV是实验室泄漏出来的是没有根据的。而石正丽本人在回应财新网时则表示，“阴谋论者不相信科学。我希望国家专业部门来调查，给我们一个清白。”实际上，前述病毒学家Hobson被认为是站在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GOF）的批评阵营。所谓的病毒“功能获得性研究”是指在实验室中增加病原体的毒力、易传播性或宿主范围，以研究病毒的特性及评估新兴传染病。这一研究方法在美国科学家中褒贬不一。Ebright也持类似观点，他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蝙蝠冠状病毒监测和蝙蝠冠状病毒功能获得研究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如果这些研究资金被用于开发冠状病毒疫苗和抗病毒药物，而不是被错误地用于监测冠状病毒和功能获得性研究，那么现在就有可能有疫苗或抗病毒药物来应对当前的疫情。”不过，上述发表在《自然-医学》上的这篇论文在最后部分也特别指出，必须注意该研究进行的背景：美国政府强制暂停了“功能获得性研究”，但嵌合病毒如SHC014-MA15的产生预计不会增加致病性。2013年10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暂停了对所有此类研究的资助，但上述实验始于禁令之前，NIH也认为该实验的风险并没有达到令其暂停的程度，允许其在该机构审查期间继续进行，最后得以发表。对于该论文的目的，摘要部分即明确提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ERS-CoV）的出现，突显了病毒跨物种传播事件的威胁，更是导致了疫情在人类社会中暴发。研究者研究了目前在中华菊头蝠中流行的SARS样病毒SHC014-CoV成为人类疾病的潜在可能。(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摘要:

Answer: 石正丽说：“尤其在SARS爆发以后，我们国家、包括全球，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希望把新发传染病的战线往前移。”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最近，光圈基金会出版了由策展人马文·海费尔曼主编的新书《看见科学：摄影如何揭示宇宙》，该书呈现了富有洞见又平易近人的一系列照片和文章，探讨了摄影在科学视觉化和人类积累知识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摄影与科学一直以来都有着深厚渊源，它们共同塑造着我们对于世界以及自身的看法。看见科学撰文：周仰图片提供：光圈基金会（ApertureFoundation）本文首发于《城市画报》2019年12月刊2019年4月的一场在全球六地同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让许多并不习惯于仰望星空的人突然间关注起天文来，那便是人类史上首张黑洞照片的公布，这一由200多名科研人员历时10余年、从四大洲八个观测点“捕获”的视觉证据，虽然比想象中模糊许多，却有望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在极端条件下仍然成立。同时，这一事件再一次让人想起来，摄影曾经以及现在都还可以为科学服务。160年前，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写下一篇颇为偏激的评论，认为摄影将会毁掉艺术，他写道，“现在是摄影回去履行自己义务的时候了，即作为科学和艺术的仆人，但是，它是地位十分低下的仆人，就像印刷和速记，它们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取代文学……让它去装饰自然主义者的图书馆，放大显微镜中的动物吧；甚至让它去提供信息，确证天文学家的假说吧。”所幸，后来的发展并不如波德莱尔所愿，在众多摄影师和理论家的推动下，摄影这一新生媒介终究步入了美术馆。不过这一发展带来了副作用，就是从20世纪后期至今，绝大多数摄影史的书写都坚决地着眼于这一媒介的艺术企图，从而将其他的类型——用于商业、科学或私人留念的摄影——都变成了某种幽灵。摄影在科学方面的应用，由于距离日常生活最为遥远，如今尤其鲜被讨论，“用摄影呈现科学”这种可能性于是只有在特殊的场合才回到人们的视野之内，比如最近的黑洞照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摄影在平时与科学毫无瓜葛，恰恰相反，摄影与科学的“缘分”早在其诞生之初就已确定——不要忘记，最早渴望用某种方式将大自然或暗箱投影仪中影像永久固定下来并为了这种目标进行实验的那些人，他们不仅有着艺术家的敏感，更是活跃的科学家：比如，公认的两位“摄影之父”，法国人路易·达盖尔（LouisDaguerre）是一位化学家，英国人亨利·塔尔博特（HenryTalbot）则是数学家与化学家。一方面，摄影的发明以及每一次工艺改进都离不开科学的推动；另一方面，摄影则能够予以肉眼难以捕捉的现象凝固且永久的形态，供人们检视研究，或验证假说。例如，19世纪70年代一个普遍的争论是，马在小跑时是否会出现四腿同时离地的动作，在疾驰时又会如何？我们的肉眼无法将自然运动状态下的马的动作分解看清，因而此前的艺术家画马小跑时总留有一条腿着地，而飞奔的马则表现为前腿往前伸而后腿向后伸。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英国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Muybridge）发明了用多个相机拍摄运动物体的方式，终于在1878年成功地拍摄了马匹在小跑和飞奔的状态，证明这两种情况下马的四腿都会同时离地，但与艺术描绘不同，离地时马的四条腿实际上紧缩于腹部之下。埃德沃德·迈布里奇于1878年成功地拍摄了马匹在小跑和飞奔的状态，证明这两种情况下马的四腿都会同时离地，但与艺术描绘不同，离地时马的四条腿实际上紧缩于腹部之下另一些时候，摄影提供的不仅为科学提供视觉证据，更为公众带来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一种罕见的美。1968年的圣诞夜，美国阿波罗8号航天飞船正绕着月球飞行，突然，宇航员威廉·安德斯（WilliamAnders）发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并匆匆用飞船上配备的相机拍了下来：地球似乎正从粗糙的月亮表面上方缓缓升起。飞船回到地球之后，安德斯将照片冲洗出来，它立刻在全球得到了传播，看到的人无不为之震撼，前景是浅灰色的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它后面的黑暗宇宙中，似乎散发着蓝白色微光的地球浮现出来，它呈弦月的形状，半透明的质感使它显得脆弱而珍贵，在大片的黑暗中，又如此渺小。就科学摄影来说，这张照片带来的不是排除感情的客观性，而是唤起了人们的敬畏之心，其效应无异于顶尖的艺术作品。面对科学摄影最令人震撼与惊艳的那些影像，正如科学史学家洛兰·达斯顿（LorraineDaston）所写，“不是你感到震惊，而是震惊摄住了你。”不仅为了图像带来的知识，也为了不断体验这种惊叹与敬畏，我们持续在科学中运用摄影，并持续去看这样的影像。宇航员威廉·安德斯拍下地球从月亮的地平线上“升起”的照片2019年5月，光圈基金会出版了由策展人马文·海费尔曼（MarvinHeiferman）主编的新书《看见科学：摄影如何揭示宇宙》（SeeingScience:HowPhotographyRevealstheUniverse），探索了摄影自诞生至今与科学的渊源，也揭示了我们为什么愿意去看这些科学影像，正如海费尔曼在书的引言中写道，“科学摄影让我们在地球上或在太空中的探险更显脚踏实地，而当它揭示人类视觉、想象力和控制范围之外事物时，又使我们大吃一惊。通过令人震惊的显像和美，科学摄影告诉我们，人类在宇宙中并不占据优势地位……”或者可以说，与常见的那些致力于个人表达或创造消费主义梦想的摄影比起来，科学摄影最能令人清醒。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书中这些照片吧～安娜·阿特金斯，“英国藻类植物”英国植物学家安娜·阿特金斯（AnnaAtkins）在1843年10月到1853年间用蓝晒法（cyanotype）拍摄了389幅影像，这些照片最终被编成世界上第一本摄影书《英国藻类植物：蓝晒法影像》（PhotographsofBritishalgae:CyanotypeImpressions），这也是摄影第一次作为系统性科学数据收集和图示手段展现在世人面前，即便该书仅有17个副本留存于世。阿特金斯与父亲约翰·乔治·奇尔登（JohnGeorgeChildren）都与早期进行摄影实验的几位英国人熟识，包括塔尔博特和约翰·赫歇尔（SirJohnHerschel），后者于1842年公布了蓝晒法摄影工艺，并第一时间给奇尔登寄去了相关论文。这一工艺使用柠檬酸铁铵和铁氰化钾溶液制作出永久性的接触印相照片，即将藻类植物标本直接与经过感光处理的相纸固定在一起，通过日晒曝光和定影处理，得到蓝调的物影照片，而植物部分则由于标本遮挡了光线，而呈现白色。对阿特金斯来说，这是最理想的摄影工艺，可以获得与植物标本形态完全一致的复制品，纤毫必显。同时，这个项目的视觉体验也十分令人愉悦，她精心将植物影像置于相纸中央，使它们看起来好像漂浮在一片宜人的蓝色海洋中，每张照片底部，阿特金斯都手写了拉丁文植物名称。可以说，《英国藻类植物》是一次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尝试。托德·福斯格伦，“鸟类学照片”美国摄影师托德·福斯格伦（ToddForsgren）与一些鸟类学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拍下这个“鸟类学照片”（OrnithologicalPhotographs）项目。乍一看，白色背景前各种鸟儿纠缠于黑色细网之中，观看者的第一反应常常是震惊和愤怒，以为福斯格伦记录的是类似海豚被渔网缠住的生态悲剧。事实上，照片传达的信息更为复杂与微妙。鸟类学家在野外假设这种“雾网”（mistnets）以便捕获、辨认、测量并给鸟戴上追踪环，然后放生。福斯格伦捕捉的则是科学家将鸟从网中取下之前的独特瞬间，通常在15分钟内完成背景布架设、布光和拍摄，这一过程中，有些鸟保持静止，有些则会在网中挣扎。福斯格伦不会拍那些显出痛苦样子的鸟，但据他说，所有在研究中捕获的鸟都在事后放飞，且未曾明显受伤。福斯格伦本科学习生物学，之后转向艺术史研究，他的摄影创作关注生态和环境问题，希望在自然历史和艺术史之间取得平衡。“我希望展现当代科学研究实践的一些方面，同时对观看者带来心理的震撼。”福斯格伦说，“我希望这些照片能让人们直面生物研究过程中的争议……这些照片既美丽又让人难以直视，然而从这些鸟身上得到的数据却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物种的生存状况。”某种程度上，福斯格伦的照片也让观看者思考自然摄影和生物研究的伦理，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干涉。奥利弗·沃素，“描绘科学”对公众来说，“科学”一词包罗万象，代表了对理解宇宙万物运转规律的专业追求，让普通人充满敬仰又望而却步。探索流行的视觉文化如何描绘“科学”所包含的各种实践，这也是《看见科学》这本书的议题之一。艺术家奥利弗·沃素（OliverWasow）应邀为本书创造了一系列名为“描绘科学”（PicturingScience）的作品，他从网络上找到各种表现与科学有关的刻板印象的图片，将它们下载之后按主题排成网格状。这些主题包括“推销科技产品的女性”、“疯狂的科学家”、“边境控制技术”等，来自广告、科幻故事或者新闻的图片被抽离出原始语境，由艺术家编排在一起，期间的相似性和细微差别突出了公众对于“科学”的想象还停留在表面。詹姆斯·鲍尔，“电脑指南”这台充满旋钮、拨盘和按键的机器看起来好像谍报电影中的道具，而事实上它是1962年的电脑，这一图像来自英国摄影师、创意总监及修图师詹姆斯·鲍尔（JamesBall）的摄影项目“电脑指南”（GuidetoComputing）。鲍尔一直对电脑科技十分着迷，他甚至为自己起了“记录字节”（Docubyte）的笔名，在这个项目中，他去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寻找早期的电脑，以归档般的方式拍摄下来——将拍摄对象置于画面中央，正面拍摄，均匀的光线——这样的视觉让我们想到早年的动植物图谱，不过背景中的鲜艳色彩为项目增添了摩登的感觉。另外，即便保存在博物馆中，这些近半世纪前的机器依然显出老态，为了更好地突出它们的美感，鲍尔通过大量的后期修饰让这些古老的计算机器恢复往昔的荣光。跟随鲍尔的镜头，我们见证了1945年至1979年的电脑发展史，作为现在位于我们生活核心的那些数码产品的祖先，它们无疑是重要的，但鲍尔的呈现还给它们增添了一种带有年代的美感。当然，画面中的“原始电脑”最让人惊讶之处还是在于，它们竟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中便从这些笨重繁复的机器进化成我们案头轻薄的笔记本，电脑在改变自己形象的同时也改变了当今世界的面貌。詹姆斯·巴洛格，“极端冰川调研”詹姆斯·巴洛格，“极端冰川调研”“气候变暖”、“冰川消退”等词汇对很多人来说只是抽象概念，因为这些以“年”计的漫长过程很难让人一目了然，更不用说冰川通常都位于遥远的地方。为了直观地向人们传达地球面临的环境风险，地貌学家詹姆斯·巴洛格（JamesBalog）开始采用摄影的手段来记录自己的考察。2007年，巴洛格发起了“极端冰川调研”（ExtremeIceSurvey），集合了科学家、视频记录者和极端气候专家，一同追踪全球变暖的后果。这两张英属哥伦比亚布里奇冰川（BridgeGlacier）的照片分别拍摄于2009年与2017年，这样的对比将冰川消融现象直接呈现在观看者眼前。但这只是项目的冰山一角，“极端冰川调研”团队在格陵兰岛、冰岛、喜马拉雅等各处冰川前架设了延时相机，在白天，它们每隔一小时就会自动拍下一张照片，近十年来，通过这一方式产生的数万张照片被团队合成为惊人的延时视频，向我们展示了气候变暖正在迅速地改变我们的环境。大卫·法蒂，“沃尔夫冈”奥地利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欧内斯特·泡利（WolfgangErnstPauli）在量子力学研究上做了许多非常重要的贡献，于194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研究上泡利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敏锐、谨慎和挑剔使他具有一眼就能发现错误的能力，因此物理学界笑谈存在一种“泡利效应”（Paulieffect）——泡利出现在哪，那里的理论推导就会出岔子、机器会停止运转、实验设备都会遭殃的奇特现象。奇闻逸事式的二手叙事给这位科学家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法国艺术家大卫·法蒂（DavidFathi）曾经学习数学和计算机科学，他的作品探索事实和虚构的边界。在“沃尔夫冈”（Wolfgang）这个项目中，法蒂利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实验室（theEuropeanOrganizationforNuclearResearch）的摄影档案，讲述了关于这位物理学家亦真亦假的故事。在法蒂为该项目制作的书中，一些照片是原封不动的历史影像，另一些则被艺术家二次加工，而由于档案照片常常没有图片说明，法蒂便在文字上自由发挥，最终，艺术、摄影、历史和科学相互碰撞，读者被拽入紧张的探秘游戏之中，不断怀疑，总是不确定——这种时候，我们也会想起泡利的好友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Feynman）曾经说的，“科学家对无知、怀疑和不确定性很有经验，我认为这些经验很重要”。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欧洲空间局（EuropeanSpaceAgency）和加拿大太空局（CanadianSpaceAgency）合作建造的哈勃望远镜继任者：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JamesWebbSpaceTelescope），原计划耗费5亿美元并于2007年发射升空，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项目严重超支，发射时间数次推迟，最新预估总耗费高达96.6亿美元，发射时间改为2021年3月30日。该望远镜名字取自于NASA第二任局长詹姆斯·韦伯，他领导了阿波罗计划等一系列重要空间探测项目。1990年发射的哈勃望远镜转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看法。但这位战功赫赫的“老将”视野终究有限，也限制了我们回溯宇宙历史的程度。哈勃望远镜无法探测到130亿年前由第一批恒星发出的光线。而相比之下，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反射镜直径达6.5米，收集光线的面积多达哈勃望远镜的7倍，且仪器均经过精心调试，能够在红外线波段内接收到这些古老恒星发出的光线。詹姆斯·韦伯望远镜的最初发射时间预估为2007年，但由于人们并未意识到该望远镜各元件的组装和测试要花多长时间——其中很多元件都是全新研发的，此前从未进入过太空——发射时间一再推迟，迄今已经比原计划晚了十年多。尽管如此，NASA方面还是认为，“詹姆斯·韦伯望远镜不会让我们的等待白费。”
摘要:

Answer: 正如科学史学家洛林·达斯顿（LorraineDaston）所面对的那样，面对科学摄影中最令人震惊和令人惊叹的图像，“不是你感到震惊，而是震惊摄住了你。”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编者按：罗恩1953年生于俄克拉荷马州埃达镇，当他因棒球事业受挫而不得不回到家乡后，岁月对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1982年，一个年轻女孩遇害，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警方联手将他定罪，他在死囚区惊恐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他被夺走了一切，仅存的是家人的支持以及无法证实的真相：他是无辜的。这个真实事件中极为沉痛的一点是，罗恩是一个严重的双向情感障碍患者，这意味着他对现实缺乏正确的认知，但即便在失去理智的时候，他也一直在监狱昼夜不停地呐喊自己无罪。据此，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悬疑小说大师约翰·格里森姆撰成《无辜的人》一书，这也是约翰·格里森姆首部非虚构作品。格里森姆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访问罗恩的家人、棒球教练、和他一起入狱的朋友，以及冤案涉及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作为有十年执业经验的律师，格里森姆试图揭示出一幅误判的图景，在美国，每个州每个月都在发生误判，原因大同小异：侦查工作不当、垃圾科学、说谎的目击证人、不负责任的辩护律师、傲慢的检察官。世界各地的读者之所以关注《无辜的人》，是因为它不仅仅讲述了一个人的悲剧，更令人反思如何避免这一类悲剧。紧接《无辜的人：一个美国小镇上的谋杀与冤案》连载2,本文系《无辜的人》第四章节选，还原了曾经的棒球明星罗恩案发前后的经历。在黛比·卡特遇害三个月后，丹尼斯·史密斯和迈克·基斯威特警探来到威廉森家，第一次询问了罗恩。朱厄妮塔也在家，参加了这次会面。调查员问1982年12月7日晚上他在什么地方，罗恩说不记得了——毕竟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是的，他经常去马车灯酒吧，也经常去埃达的其他夜店。朱厄妮塔找出了自己的日记，翻找日期，告诉两名警探那天晚上十点她的儿子待在家里，并把12月7日的日记交给他们查看。警探又问罗恩，他是否认识黛比·卡特。他回答说，不确定。他当然听说过这个名字，因为在谋杀案发生后，小镇上的所有人除了黛比就很少谈论什么别的。史密斯拿出受害人的照片，罗恩认真地看了看。也许见过她，也许没有。之后，罗恩又把照片要来看了一眼。她看上去有些眼熟。他断然否认知道谋杀的事情，却说自己认为，凶手可能是个跟踪她回家的精神病，这个人闯进了她家，在犯了罪之后就逃出了小镇。约三十分钟后，警察问罗恩是否愿意提供指纹和毛发样本，他表示同意，并在询问结束后跟他们去了警察局。三天后，1983年3月17日，警察又来了，问了同样的问题。罗恩再次声称自己与谋杀半点关系也没有，1982年12月7日那天晚上他在家。警察还询问了一个名叫丹尼斯·弗里茨的人。弗里茨与谋杀案调查唯一的关联是，他是罗恩的朋友。根据警方早前制作的一份报告，弗里茨是“卡特谋杀案的嫌疑人，或至少是其中一个嫌疑人的熟人”。丹尼斯很少去马车灯酒吧，在案发时，已经几个月没去过那里了。那天晚上没有人在马车灯酒吧见过他，事实上，在1983年3月前，也没有任何证人提到过他的名字。他刚搬到这个地区，镇上的人对他也不熟悉。他不曾开车送罗恩去马车灯酒吧。他不认识黛比·卡特，也不确定以前是不是见过她，更不知道她住在哪里。然而，既然警探现在正在调查罗恩，并下意识地认为是两名凶手作案，那么他们还需要一个嫌疑人。弗里茨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丹尼斯·弗里茨在堪萨斯近郊长大成人，在那里上了高中，1971年在东南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获得生物学学位。1973年，他的妻子玛丽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孩子伊丽莎白。那时，他们住在俄克拉荷马州杜兰特市。玛丽在附近一所大学里工作，丹尼斯在铁路上有一份很好的工作。1975年圣诞节那天，丹尼斯在城外工作，玛丽被一个十七岁的邻居谋杀。她坐在自家书房的摇椅上，头部中枪而死。接下来的两年，丹尼斯无法工作。他感情上受到了创伤，除了照顾伊丽莎白之外，什么也做不了。1981年，伊丽莎白开始上学，他终于振作起来，在科纳沃镇寻得一份初中科学教师的工作。几个月后，他在埃达租了间房子，离威廉森家和黛比·卡特的公寓都不远。他的母亲万达也搬到埃达，和他同住，帮他照顾伊丽莎白。丹尼斯换了工作，在诺布尔镇教九年级生物课，兼任篮球教练。诺布尔镇距埃达一个小时车程。校方允许丹尼斯住在校园中的一个小房车里。每到周末，他会回埃达去陪伊丽莎白和母亲。诺布尔镇没有夜生活，丹尼斯偶尔会在工作日的晚上开车回埃达看望女儿，然后出门喝一杯或者找个姑娘。1981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丹尼斯在埃达待得无聊，想喝杯啤酒，就开车去了便利店。罗恩把母亲名下的老别克车停在门外，正坐在车的前座上，弹着吉他，看着人来人往。丹尼斯也会弹吉他，吉他正巧就放在后座上。两人聊起音乐，罗恩说自己家距离这儿几个街区，还邀请丹尼斯一同回去来一场即席演奏会。两个男人都需要朋友。罗恩的公寓又逼仄又肮脏，弗里茨想，这真是个可悲的地方。罗恩解释说，他和母亲一起生活，而母亲忍受不了烟酒。他没有工作，丹尼斯问他整天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自己一般就睡觉。罗恩很友好，有亲和力，时不时大笑，但弗里茨还是觉得有距离感。罗恩会久久盯着别处，然后看着丹尼斯，好像他根本就不在那里。丹尼斯想，这真是个奇怪的家伙。但他们一起弹吉他聊音乐的时候，非常开心。经过几次交往，弗里茨发现罗恩喝酒喝得厉害，情绪波动极大。罗恩喜欢啤酒和伏特加，他的习惯是下午醒来后，一离开母亲的视线范围就开始喝酒。他在喝酒之前，无精打采，情绪压抑，一旦喝了酒，他就恢复了生气。两人成了酒吧和酒廊的常客。一天下午，丹尼斯顺道来到罗恩家，比平时早。罗恩还没有喝酒。丹尼斯与朱厄妮塔闲聊了一会儿。她是一个好人，但灵魂一直饱受折磨，她没说很多话，显见已受够了自己的儿子，聊了一会儿，她就走了，丹尼斯在卧室里找到了罗恩，他正直勾勾地盯着墙壁看。这个房间让罗恩紧张，他平时很少进来。墙上贴着他的前妻帕蒂和身着各种棒球服的他本人的大幅彩色照片。“她很漂亮。”弗里茨看着帕蒂的照片说。“我曾拥有一切。”罗恩言语中饱含悲伤和苦涩。他才二十八岁，却已对人生彻底放弃了希望。年轻时的罗恩酒吧之行通常是一次冒险。罗恩从来不会安分地走进夜店，他总是要成为焦点人物。他最爱的套路之一是西装革履，自称是富有的达拉斯律师。1981年，他在法庭上待的时间足以让他掌握法言法语，学会律师的行为举止。他在诺曼和俄克拉荷马两市的几乎所有酒吧都扮演过他曾聘请的律师坦纳。弗里茨通常坐在台下欣赏罗恩的表演，他给了罗恩极大的空间，却也逐渐厌倦了这种“冒险”。晚上出去，两人经常会闹些矛盾，不欢而散。1982年夏日的一天，他们在酒吧过了一夜后返回埃达。罗恩说他想去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弗里茨讲过在那儿出海捕鱼的故事，罗恩说他一直想去体验一下，弗里茨后悔自己讲了那个故事。他们两人都已喝醉，计划外的八小时车程，此刻在他们看来，也并非离谱透顶。现在他们坐到了丹尼斯的皮卡上。和以往一样，罗恩没有车，没有驾照，也不付油钱。学校已经放假，弗里茨口袋里有些钱，为什么不去钓钓鱼？他们又买了些啤酒，向南进发。在得克萨斯州的某个地方，丹尼斯需要打个盹，于是罗恩接过了方向盘。丹尼斯醒来后发现，皮卡的后斗里多了个陌生的黑人。“捎上了个搭便车的。”罗恩一脸骄傲地说。在休斯敦的某个地方，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停下车，去便利店买了点啤酒和吃的，回来后发现，车没了，被那个搭便车的人偷走了。罗恩说忘了拔车钥匙，又想了一下，他承认，自己不仅没拔车钥匙，可能也没熄火。他们又喝了几瓶啤酒，抱怨为何这么不走运。弗里茨坚持要报警，而罗恩却不太同意。他们又吵了一架，丹尼斯最终还是拨通了电话。警察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当场就笑出了声。那是小镇不太繁华的地段，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一家必胜客，吃了些比萨，喝了几扎啤酒，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傍晚时分，他们路过一家乡村酒吧，罗恩决定进去玩玩。这是个疯狂的主意，但弗里茨很快就意识到，在酒馆里比在外面要安全一些。丹尼斯啜饮一瓶啤酒，祈祷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罗恩故态复萌，大声谈笑，吸引别人的注意。他现在穿着西装，摇身变为成功的达拉斯律师。丹尼斯还在为那辆皮卡忧心忡忡，在身边那位伙计大谈密友雷吉·杰克逊的轶事时，他只能祈祷他们不会被人谋害。酒馆的要人名叫科特斯，他和罗恩马上就称兄道弟。罗恩讲了弄丢皮卡的事，科特斯大笑不已。酒吧打烊后，罗恩和丹尼斯坐科特斯的车一同离开。科特斯的公寓就在附近，但床铺不够，两个白人大男孩只能睡地板。醒来后，宿醉的弗里茨想到皮卡的事就来气，打算赶快安全返回埃达。他推醒罗恩，花了一点钱说服科特斯开车带他们去银行，这样他可以取点钱。在银行，罗恩和丹尼斯进去后，科特斯在车里等着。丹尼斯拿到了钱，在他们将要离开的时候，十几辆警车呼啸着从四面八方包围了科特斯。全副武装的警察把他从车上拽了出来，扔到了一辆警车的后座。罗恩和丹尼斯躲回了银行，在快速评估了停车场上的突发情况后，就急忙从另一边逃走了。他们买了巴士车票。回家的路程显得漫长而痛苦。弗里茨受够了罗恩，怪罪他弄丢了皮卡，发誓短时间内不再见他。一个月后，罗恩打电话给丹尼斯，想约他出去。休斯敦的那次冒险经历之后，两人的友谊降温了不少。弗里茨喜欢出门喝点啤酒、跳几支舞，但他不会失控。罗恩在公寓里喝酒弹吉他的时候，一切还好，但一进酒吧，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丹尼斯接上了罗恩，一同去喝酒。弗里茨解释说这次待不了很久，因为他约了一个年轻姑娘晚些时候见面。他正在积极地找寻爱情。妻子已过世七年，他渴望一段稳定的爱情关系。而罗恩的想法则不同，女人对他来说只意味着性，别无其他。结果，丹尼斯发现，那天晚上很难甩掉罗恩，当他去见女朋友的时候，罗恩也跟了过去。罗恩终于发现自己并不受欢迎，就气愤地离开了，只不过不是步行离开的，他偷了丹尼斯的车，开着去了布鲁斯·莱巴的家。弗里茨当晚和那个姑娘待在一起，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车不见了。他打电话报了警，做了笔录，然后打电话给布鲁斯，问他是否见过罗恩。布鲁斯答应开车把罗恩和他偷的那辆车送回埃达，当他们到达时，两人都被警察拦下。案件撤销了，但丹尼斯和罗恩好几个月没说话。悬疑小说大师约翰·格里森姆弗里茨在埃达的家中待着，忽然接到了丹尼斯·史密斯警探的电话。警探希望他来警察局一趟，回答几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弗里茨问。“你到了就知道了。”史密斯回答。弗里茨极不情愿地去了警察局，他没什么可隐瞒的，但这样和警察打交道终究让他不安。史密斯和加里·罗杰斯询问了他和罗恩·威廉森的关系。他回答说，一个老友，好几个月没见过了。询问一开始像是例行公事，后来逐渐变得像是指控。“1982年12月7日晚上，你在哪里？”丹尼斯一时想不起来，他需要一点时间去回忆。“你认识黛比·卡特吗？”不认识。如此等等。一个小时后，弗里茨走出了警察局，竟然被牵连进了这次调查，他隐隐有些担忧。丹尼斯·史密斯再次打电话给弗里茨，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测谎。凭借已有的科学知识背景，弗里茨知道测谎仪非常不可靠，他不想参加这种测试。另一方面，他从未见过黛比，很想向史密斯和罗杰斯证明这一点。他极不情愿地同意了，测试将在俄克拉荷马市的州调查局办公室进行。随着日期临近，弗里茨越来越紧张，为了舒缓紧张的神经，他在测试之前服用了一片安定。测试由州调查局的拉斯蒂·费瑟斯通警官主持，丹尼斯·史密斯和加里·罗杰斯守在旁边。测试结束了，两名警察急着凑上来看测试图表，在得到坏消息后轻轻地摇头。警察告诉弗里茨，他的测试“严重不合格”。他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可能”。“你在隐瞒些什么？”警察说。弗里茨承认自己很紧张，最后也承认自己服用了安定。这让警察很失望，他们坚持要再进行一次测试。弗里茨感到，自己并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星期后，费瑟斯通带着测谎仪来到了埃达，在警察局地下室安装完毕。弗里茨比上一次更紧张，但还是如实回答了问题，没遇到什么困难。但结果仍是“严重不合格”，据费瑟斯通、史密斯和罗杰斯说，这次情况更糟。测谎后进行的询问带上了怒气。罗杰斯扮白脸，他又是咒骂又是威胁，说“你在隐瞒些什么，弗里茨？”而史密斯则扮演弗里茨的“真朋友”，但他表现得很幼稚，也很老套。罗杰斯的穿衣打扮走牛仔路线，穿着皮靴什么的，他的风格就是在屋子里耀武扬威，怒气冲冲，骂街，出言威胁，大谈特谈死囚区和注射死刑，然后突然扑到弗里茨面前，当胸一击，让他坦白。这样做很吓人，却不怎么奏效。弗里茨一遍遍地重复：“从我面前滚开。”罗杰斯最后指控弗里茨犯有强奸和谋杀罪。他越来越恼怒，他提到弗里茨及其死党威廉森的话也越来越恶毒。他说他们闯进姑娘的房间，奸杀了她，而现在，他，罗杰斯，正在要求他们坦白罪行。没有证据，只有口供，也可以结案，所以，警察拼命想从弗里茨那里榨出点东西。弗里茨没有退让，他没什么好坦白的，但经受了两个小时的污言秽语，他还是决定说点什么。他告诉他们，去年夏天，他和罗恩开车去诺曼，一天晚上，在吵闹的酒吧里，他们寻找女孩下手。其中一个被丢在了车后座上，丹尼斯不让她出来，她变得歇斯底里。最终女孩跳出来跑掉了，还报了警。为了躲避警察，罗恩和丹尼斯把车停在停车场，在车上过了一夜。女孩并未提起诉讼。弗里茨讲的这个故事似乎让警察平静了一些，至少在讲完后几分钟之内是这样。警察的目标显然是威廉森，现在掌握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他和弗里茨是酒友。弗里茨与卡特谋杀案的关系还不清楚，但警察到那时为止的大多数话都是无稽之谈。弗里茨知道自己是无辜的，如果史密斯和罗杰斯追查他，那真正的凶手就可以逍遥法外了。警察狂轰滥炸了三个小时，最后放弃了。他们认为弗里茨也参与其中，但没有口供不能结案。警察要好好做点功课，他们开始监视弗里茨，在镇上跟踪他，毫无理由地截停他。好几次，弗里茨一醒来就看到警车停在他家前面。弗里茨自愿提供了毛发、血液和唾液样本。何不把所有东西都给他们呢？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找律师的想法一闪而过，但为什么要费那个功夫？他完全是无辜的，警察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一点。史密斯警探调查了弗里茨的背景，发现他1973年曾因在杜兰特种大麻被判有罪。有了这个信息，埃达警方联系了弗里茨执教的诺布尔镇初中，告诉管理层，弗里茨不但正在接受谋杀案调查，而且有毒品犯罪前科。弗里茨在申请教职时不曾披露这些信息，他立即被解雇了。本文摘选自《无辜的人：一个美国小镇上的谋杀与冤案》作者：[美国]约翰·格里森姆，译者：于霄，译林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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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去酒吧旅行通常是一次冒险。罗恩从来没有和平地走进一家夜总会，他一直想成为焦点。他最喜欢的套路之一是西装和皮鞋，他自称是一位富有的达拉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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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原创：导筒directubeDIRECTUBE导筒导筒系列专访导演张琦张琦导演的《夜以继夜》提名2019年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DIRECTUBE导筒」为读者带来《夜以继夜》导演张琦专访。影片简介片名：夜以继夜SINGLECYCLE曾用名：在流放地导演：张琦制片国家／地区：中国类型：剧情、家庭语言：普通话、重庆方言时长：95分钟剧情简介：姚宏离婚后带着6岁的女儿姚晔离开银川，到重庆生活。十余年过后，当姚宏的男友刘红波搬进宏家来三个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女儿姚晔却因为对原生父亲姚峰的思念而无法接受这件事。同时，刘红波对姚晔的态度更让姚晔无法分辨是关心还是暧昧，使她变得焦虑。这可能存在的暧昧让姚晔一次次的回溯到过往的生活中去验证、发泄，游走在支离破碎的现实生活和梦境中。直到姚宏连同刘红波都一起离去，种种情绪、对父亲的思念，现实与往昔混杂在一起，让姚晔决定像姚宏一样逃离现实的生活，渴望回到故乡，却发现故乡早在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就消失了……导演简介张琦，1992年出生于中国河北。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年执导个人首部电影短片《昼短夜长》。2015年执导短片《思不见》。2015年赴蒙古国拍摄纪录片《呼麦艺术探寻》。2017年参与纪录电影《大河唱》拍摄。2018年执导电影长片处女作《夜以继夜》（原名：《在流放地》）。2018年拍摄纪录片《长夜漫游》。执导话剧《灵魂拒葬》获得第五届北京大学生戏剧节优秀导演奖。电影短片《昼短夜长》获得澳门国际电影节短片星火奖。电影《夜以继夜》（原名：《在流放地》）入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WIP导演自述我相信《夜以继夜》的故事并不是一个个例，但总是吸引我的是在情感中的僭越，又像恐高患者对于深渊却还有窥视的欲望。这一切都十分的美丽、诱人。我欣赏自不量力，因为其中也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兴奋。感情里的悸动和僭越像极了一只“不祥之鸟”，浑身长满了美的夸张的羽毛，让人有种难以抑制的想要据为己有的冲动，即便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隐匿在影片中人物心中的冲动便是窥见这只“不祥之鸟”，充满着期待走向塞壬歌唱的深处。采访正文导筒：最初是如何喜爱和接触到电影创作的？张琦：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新生入校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招新，我就面试了国标、相声和话剧，初试都过了之后我记得他们的复试时间都是冲突的，记忆里是这样的。我只能选择一个去复试，更多是偶然地原因我选择了话剧，这就跟电影很接近了，至少和我原来的专业工业设计相比。大概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结束的时候我就很清楚的知道我做不了设计，我就去新闻与传播学院读了双学位，当时是出镜记者方向，那会儿我很抗拒站在摄影机前面，于是我就开始拍纪录片，但是深入的了解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我又很容易移情，我就开始了故事片创作。大三的时候我就完成了我的第一部短片创作。《夜以继夜》剧照导筒：影片之前入围过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单元，当时还叫《在流放地》，这个剧本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构思的？张琦：从我大三的时候开始写，开始我写了一个短片的剧本叫《雪和父亲》，然后拿给现在的制片人韩天看，他也是我新闻学院和话剧队的同学，看完我们也没多说什么，决定把它做出来。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中力影业，剧本也就写完了并改名《在流放地》，然后就一直在修改，拍摄的时候也在修改，但那会儿基本上都是以添加场次为主。拍摄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故事片，是因为那会儿就想做一个纯粹的故事片，剪辑的时候想法变了，但是我很庆幸那会儿我是以一个纯粹的故事的剧本来拍摄的，这样在后期剪辑，这种完整的故事逻辑能支撑我做任何结构上的尝试。美术指导彭维民的美术组，图为他在展示自己手绘的场景图拍摄：吴郑鸥导筒：本片的剧本故事涉及到重庆和银川这两座城市，你对它们之前有怎样的相关经历或背景了解？张琦：最初我对银川不了解，我只是去过重庆。重庆的雾和阴霾，在雾笼罩下城市的烟火气让我很喜欢，还有高低错落的地势和一些城市化进程的特征，让我觉得很符合剧本当中姚和宏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那种反差，那种南方城市特有的样貌。从文本上讲，“重”是重峦叠嶂的感觉，而“川”是一马平川的状态，“庆”是喜庆的、饱和的，而“银”是素气的。后来拍摄纪录片《大河唱》的时候正好就去了银川，红花渠令我印象深刻。重庆、银川的反差符合我影片中对这两个空间的意义设定，于是就选择了这两个城市。导演张琦在拍摄《夜以继夜》银川部分的时候，手绘了一张近两米的场景示意图图为导演给主演张一卓和刘陆讲戏拍摄：吴郑鸥导筒：李屏宾的摄影风格非常独特醒目，你们是如何沟通摄影方面的想法的，与他合作是怎样的体验？张琦：拍摄之前但凡能找到的宾哥的作品，我都看了，我想我是了解宾哥的影像在成片后的感觉的，但是因为剧本的内容不一样，后期剪辑、调色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宾哥的摄影并不只是呈现出来一种状态，所以在现场我都是尽量完善的把我的内容想法和镜头想法表达出来，宾哥很快也就能给出他的判断和实现，我们的工作特别高效也很愉快。我记得在开机仪式上宾哥语重心长地说“让我们共同完成一部能留下来的电影”，这可能是我们对于这部电影最大的期待。这是李屏宾第一次和90后年轻创作团队合作拍摄：吴郑鸥后期的时候我反复看了宾哥拍摄的素材，发现我的观影经验失效了，这是我跟宾哥合作遇到的第一个障碍，但这个障碍出现在后期阶段。我发现每一个镜头起承转合有力得让你难以下手剪辑，然后在剪辑的一年半时间当中我不断重复地看素材，素材的节奏开始清晰的浮现出来，慢慢地我发现宾哥的摄影厉害之处在于——一条素材就像一块大的磁铁，当你分开若干份，每一份都能自洽成为独立的具有正负极的素材，这只是在影片单条素材的意义上，而这种自洽性又很好的隐藏在整个影片大的逻辑里，我不清楚宾哥在拍摄的时候是在思考什么，我也是后知后觉，只能觉得庆幸。摄影师李屏宾为实现导演所需画面，铺设了160米的轨道，打破了他拍《挪威森林》时单个画面铺设120米轨道的记录拍摄：吴郑鸥导筒：本片的叙事并不是完全的线性的，你在结构上有怎样的考虑？张琦：在整个结构上还是线性的，只是影片中的人物开始出神了而已，一件事情的发生你要允许人物思考，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所以影片看起来就像是难以推进，不在事件的线性逻辑上。影片是线性的，人物是非线性的，在我的个人经验里人物本身就不是线性的，甚至前思后想之后的决定也是偶然的。《夜以继夜》剧照影片一旦拍摄完成，最终的剪辑节奏早在你喊的“Action”的同时决定了，最优的剪辑方案并没有太多，但是想要抵达素材本身决定的那种剪辑节奏是很困难的，每天看素材像是在面壁，你也不知道开悟的那天什么时候到来，后来我读到布朗肖的《在适当时刻》，喜欢的要命，主要是书中的情绪和我想在影片里漫无目的地寻找的情绪达到了一种惊悚般的一致，我决定也用一种类似《在适当时刻》的结构，当我看到剪辑的初版时就感觉这样剪是对的，我们团队对内容进行了反复的推敲，最终还是一致的觉得这种方式是正确的，所以有了现在这个剪辑的版本。《在适当时刻》Aumomentvoulu作者:[法]莫里斯·布朗肖／译者:吴博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2015导筒：本片几位主要的演员都是怎样选择的？张琦：选角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演员，每个演员都能给你一种不同的想象，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环节，而刘陆、宋宁峰、张一卓能给大家的就是现有的这种可能，并且完成的很好。我们对于女儿和母亲的角色进行了很长选角和思考，基本上把符合年龄的演员都碰了一个遍，母亲和女儿的年龄差距实际上是剧本中就已经确定的就是不到20岁的一个年龄差，刘陆是制片人后来推荐过来的，我们见了面之后觉得她本身就带有一种孤独和困惑，很符合片中年轻母亲的气质。刘陆推荐了宋宁峰，他的外形和身上的那股劲儿也很符合我对一个漂泊的人的理解，片中他略小母亲几岁。斯坦尼康摄影师邓璐在《夜以继夜》里使用SONYF65在山地里完成了一条长达7分钟的斯坦尼康镜头拍摄：吴郑鸥然后女儿张一卓是我们定的比较晚的一个角色，起初这个角色有一个人选，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没能合作，当我们定下造型指导邢妮娜老师的时候，她读完剧本眼眶湿了，说这像极了她和她的女儿，于是我们马上见了她的女儿张一卓，见了一面我就觉得这女孩虽然没有演过戏，但是有性格，于是就定下了她。因为《夜以继夜》本身故事的原因，尤其需要母亲的角色是年轻的，母亲男朋友小她几岁，女儿又是一个成长期的设定，这样故事的一切才有发生的可能，才会暧昧，才会有可看性。导演张琦在拍摄现场给主演宋宁峰讲戏，教他如何用烟盒弹出烟圈。拍摄：吴郑鸥导筒：配乐大师裴曼·雅茨达尼安为本片创作了配乐，为什么会选择与他合作？你们是如何沟通配乐上的想法？张琦：处女作其实谈不上什么选择，我们也没有碰很多配乐，裴曼老师能来做我们的音乐是件幸运的事。起初，制片人韩天和裴曼老师取得沟通后讲了我们片子的基本情况，裴曼老师表示还是蛮有兴趣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看了下片子，看完之后大家就确立了一个合作意向，那会儿还只是初剪，很多事情还没有定下来，后来制片人就一直有在保持沟通，但是因为后期缺钱，我们迟迟没有做下决定。裴曼老师和其国内团队对我们的项目很关切，能看得出他对于片子的喜欢，后来因为剪辑一直在做，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自己关起来不与外界沟通，实际上我们在剪辑靠后的阶段才跟他们最终确定，也感谢裴曼老师和他的团队的理解和支持。电影配乐大师裴曼·雅茨达尼安PeymanYazdanian，曾参与娄烨《颐和园》《浮城谜事》《春风沉醉的夜晚》，万玛才旦《气球》，李睿珺《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的音乐创作有一次我在星巴克喝咖啡，我转头认出了李睿珺，我忐忑了半天决定还是打个招呼，主要还是想问问他是怎么跟裴曼一起工作的，然后他告诉我，“因为我从小就是学音乐的，所以就很简单“。然后我就想我也没学过音乐，我只能极尽可能的描述《夜以继夜》的抽象内容，最主要的是影片本身没有表达出来的内容我想能在音乐上有所体现，我跟裴曼说我对于影片还有一个蛮重要的感受就是那种对于既定规则的僭越，这种冲动就像一只“不祥之鸟”长满了美丽的羽毛，隐匿在人物心中的冲动就是窥见这只鸟，梦寐以求的将它占为己有。基本上就是类似的沟通，具体的音乐出来之后大体上就是现在的状态了，那是一种我没有想象过的感觉，很美妙，在混乱的梦魇里开始有清凉的泉水流了出来，于是人物不再是单纯的痛苦和纠结，同时我想要的，但是没有在镜头层面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也真的开始趋向于一种“美丽“而又难以启齿的状态。《夜以继夜》剧照导筒：影片中有一个邮轮缓慢驶上陆地的特效镜头，聊聊这个部分的制作的背景和在剧作中的用意？张琦：很早的时候我跟马灯电影的CEO包包姐聊这个剧本的想法，她说剧本里应该出现比如船上岸的镜头。开始我听到这个想法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因为在当时那个剧本里是不成立的，我就只是把这个想法当成一个开脑洞的产物，不过船上岸的画面就一直停留在我的意识里了，在剧本修改的过程中我发现这种不合逻辑的想法很逻辑的疏通了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一个在长江流域，一个在黄河流域，无论如何想要抵达，“路上行舟”都是无可避免的。导筒：片中有很多女主角的梦境段落，你希望为影片营造虚实不明确的气氛还是有其他的思考？张琦：我不想失去梦与现实的暧昧性，所以就模糊了梦与现实的边界，虚实不明也确实是《夜以继夜》故事情节得以往下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大概也给一部分观众造成了观影障碍。但是这种模糊是必要的，是对于我们身处梦中而不自知的一种模仿，在《夜以继夜》中只有以一种不自知的状态才有可能触摸到某种东西，像是俄耳甫斯的故事一样，你没有办法直视。《夜以继夜》剧照导筒：聊聊本片的声音设计，例如片中时不时会出现的某种颗粒物撞击地板的声音。张琦：很小的时候我一度执着于从楼上传下来的弹球声，我就在楼下等着，有声音响起我就往楼上跑，楼上一个人都没有，看着空的房间也是我记忆里强烈感受到惊悚的一个瞬间。但是时间太久也就忘了，直到剪辑的那段时间，弹球声再次在楼顶上响起，我想在那个瞬间剪辑的框架就已经有了，但是我得完善它。也是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在声音上做些文章，然后剪辑完我就把片子给到丹枫了，我觉得我得一些基本想法都在片子里，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用过多得沟通，他便懂我想要的感觉，我们都觉得这个片子留给声音创作的空间很大，所以聊得比较多得是创作深层的部分。过了大概半个月我听到第一版声音设计，影片有了一定的悬疑感，我明白这种感觉对于片子有多重要，我特别的兴奋。丹枫说这次做声音他感觉他在参与剧本的创作，声音的选择和运用在现实的场景下开始有了完整的逻辑和主动性。声音指导李丹枫在拍摄现场监听现场的声音状态拍摄：韩天导筒：你之前拍摄过几部纪录片，你觉得纪录片的创作对剧情片的拍摄会有什么帮助吗？张琦：在创作的形式上纪录片始终在给我提供新鲜的想法，因为纪录片的拍摄严格意义上是不可逆的，加上纪录片的拍摄条件一般都较为简单，需要一些后期的想法来弥补前期的遗憾。去年9月我在帆船上拍纪录片，还没有出海我的摄影机就进了海水，海水的腐蚀性特别强，摄影机的录音的功能就完全不能工作了，我只能用录音设备单独录，回来之后对声音的工作量太大了，我就放弃了，于是帆船离岸前往海参崴之后声画就不对位了，帆船上重心不稳，大家很容易晕船，基本上大家也就不再盯着对方的眼睛交谈了，都在看着远处的海平面，一边保持着平衡一边聊天，很有趣，在此基础上我修改了我的第二个长篇剧本，在故事发展到一半，声画就分离了，不是什么新鲜想法，但至少在我身上以一种很具体的方式发生了。王兵的《方绣英》在剪辑上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长时间的凝视一个人，然后我发现居然很快的认识了她。王兵《方绣英》(2017)导筒：拍摄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张琦：就是拍摄之前和拍摄之后我自身发生了一些变化。25岁，第一次真正拍电影，我们的制作周期也不短，从前到后我认为我还是在学习，我需要客观的面对这种变化，然后想尽办法来弥补前后产生的沟壑。导筒：第一部剧情长片能合作这么多业界优秀幕后工作者非常难得，而你自己作为新人与他们合作，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张琦：以一种异常快速、异常专业的方式进入到了电影创作和电影制作的状态里，这一切真的要感谢我们的出品和我们的制片团队，能集结这么多的优秀幕后工作者应该都归功于他们，很厉害。最大的收获肯定还是这样的学习和成长经历。导筒：后面还有什么新片计划？张琦：我的第二部长片《长夜漫游》会在各个创作方面更加极致，也有更强的悬疑感。现在初稿剧本已经完成，接着打算继续修改和打磨剧本，然后去堪景调研，然后再反复修改剧本。第二部片子还是会更多的考虑创作上的尝试，我们想要在明年的10月底开拍。原标题：《李屏宾为本片完成160米轨道横移长镜头》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张琦执导的《夜与夜》被提名为2019年第三届平遥国际电影节《卧虎藏龙》中最受欢迎的电影。《DIRECTUBE》带给读者《夜与夜》导演张琦的采访。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原创李伟晓川喵喵棱镜作者|李伟江晓川许文苗编辑|杨颢出品|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从私人关系到平日工作，这些人多和武汉没太多直接关系。和你我一样，他们是通过手机、电视关注着这个叫新型冠状病毒的疾病，在家祈祷着疫情赶紧过去。但整个社会又是一个有机体，每个企业、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是这其中的一个个小小细胞。牵一发动全身，即使身体仍健康，他们也都与这场疫情有了丝丝缕缕的联系。从餐饮到旅游，从制造业到进出口，企业经营压力正在显现。2月2日晚间，苏州市率先公布了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为他们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减轻负担。上海、北京等地亦跟进，出台新规救扶企业。银行业也在行动：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多家银行表示不抽贷、不断贷、不压贷；对湖北省内普惠性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在现有利率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在这个最特殊的开年，不煽情也不批判，不盲目乐观也不过分悲观，我们听听这些中小企业创业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他们与这场疫情的真实“对抗”。令人鼓舞的是，尽管现在大家或多或少有些损失，但他们都能理解并坦然接受，也都在积极寻求出路。安全第一，“创业者总得乐观一些”。徐鸿飞，上海，鲜蛋产业25年300万只鸡眼看要断粮，各机构紧急支援鸿轩生态农业养殖场我是1996年到上海，在国营蛋品企业做销售；2001年出来创业，创立了徐鸿飞小鲜蛋，到现在创业快20年了，一直做鲜蛋产业。我们公司（江苏鸿轩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营销总部在上海，生产总部在南通；因为是上海市第一批民生必备物资生产企业，正月初六就被允许复工了。2月1号，我们往武汉送了14.4万个鲜蛋，9万个捐给武汉协和医院，5.4万个捐给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今天（2月3号）正好我过生日，我们夫妻俩两大家人商量着说就算了，今年就别聚餐了，各自在视频问候了一下。我在这行25年了，今年是第一年遇到有钱也买不到货的情况。以往不管是碰到什么行情，或是一些疫病，都不会影响到上游玉米、豆粕的供给。我们是养殖行业，每天都是需要饲料的，现在即使你有钱，货物流也成问题。举个例子，我们河北、河南的玉米供应商，很积极地把车开到自己家仓库里，结果村委会拦住不准发车。饲料对我们是硬需求，我们本来已经算是准备充足的了，备了半个月的饲料，从腊月二十六到正月初十的，仓库当时爆满了。在南通，我们有300万只鸡，每天消耗300吨饲料，到现在（2月3日）只剩两天的库存了，几乎就要空仓了。每天每只鸡需要105克饲料，这是雷打不动的。所以我们面临的情况就是打仗一样，要想办法多搞饲料，几百万只鸡一旦饿肚子，就麻烦了。给它饿一两天，产蛋效率马上从现在的90%（100只鸡里90只产蛋）锐减为70%，而且蛋鸡身体恢复要三个月。断粮十天八天它死不了，但是鸡体损伤了，就很难恢复了。我们昨天（2月2日）紧急开会协调，上海光明集团帮忙，从上海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配一些玉米和豆粕，估计能撑几天。江苏省农发行也在帮忙，给我们寻找可以用的玉米供应商；河南、河北也通过当地农业办公厅在协调。还有就是资金流的问题，我们也非常着急，业务款回款基本要等到2月9号上班以后。我们是年销售额近20亿的企业，一个月不回款就是一两个亿现金，春节前还买了一大批饲料，没有回款，账上储备现金不够的。真没意料到节后会这么长时间不能回款。这些天各方也都在协调，像上海市政府、南通市政府。我们这边应该政府比较开明，金融办、发改委等部门帮忙，像车辆绿色通道证件很快办下来。很期待各地出台防疫期间的信贷扶持政策，我也仔细研究了苏州出台的10条政策，其实作为民营企业来说，一个共识的诉求是减免税收。（备注：“苏十条”其中第八条就是减免中小企业税费。规定：因疫情原因，导致企业发生重大损失，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重大影响，缴纳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申请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困难减免。）下游鸡蛋销售我不担心，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超市卖场的销售还提升了50%以上。现在鸡蛋批发价格比放假之前跌了50%，从4.5块/公斤，跌到2.4-2.5块/公斤。这种批发价下滑是短期的，因为学校、工厂什么的还没开学、开工，后面鸡蛋价格应该会迅速上涨。除了我们捐赠给武汉几家医院，现在当地好多医院也给我们发了函，要求援助，之前那里的鸡肉、鸡蛋供应严重不够。我们计划捐助100万个鲜蛋。接下来吧，期盼疫情尽快稳定，同时，让民生物资流动起来。老徐，广州，二房东号召租户，推迟返工，一起熬过14天大概5年前，经老乡介绍，我来到了广州天河区城中村，成为一名二房东。广州是一座很包容的城市，城市村就像海绵一样，容纳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我这边的租户形形色色，有做淘宝生意的、有在餐饮店打工的，有在公司上班的小白领、也有一家老小一起租住的。因为城中村距离市区近，周围有超市、商场、地铁的配套，所以基本上每个月可以出租95%以上的房间。二房东的工作，就是从广州本地房东手中盘下房子，每个月给房东交固定房租，我再把房间分租出去，进行统一管理，赚取中间的差价。一般而言，我的房租出租率要达到90%以上才能保本，所以整体风险还是非常大的。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然爆发，武汉很快就实施了封城。初期，我并不担心，临近春节，广州人有逛花市的习惯，距离我的楼不远处的大街上，经常有花商摆摊位卖花，形成一个临时的花市。人流密度很大，但是大家基本都不戴口罩。过完除夕，我感觉情况不太对了，新闻报道中的感染人数越来越多，广州的案例数也在明显增加。不久，政府就号召大家居家隔离，企业推迟开工时间。按照往年的情况，大年初七左右，我这边的租客基本上都应该返穗了。这次，大家因为隔离要求、担心感染等原因，回来的人数很少。到初十左右，大概只回来了20多家租户。这几天，我每天都会戴着口罩守在门厅，让租户做好登记注册，提醒他们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勤洗手！基本上，年轻人的自我防护意识都比较强，但是老年人还是不行。我已经提醒一位婆婆好几次要戴口罩，但是这位婆婆说超市、药店都买不到口罩，她也没办法。我现在特别担心电梯会发生传染，因为Sars期间好像就有电梯间感染的案例。我每隔两个小时都会向电梯间喷84消毒液消毒。本来年前，我还买了75%浓度的酒精，但是电商显示“受国家假期政策调整及交通管控影响，订单略有延迟”，一直收不到货。现在只能希望电商能够赶紧发货，我把电梯更加彻底消毒一下。新闻里面说要减少人和人的直接接触，我想外卖和快递也是隐患，于是赶紧找了一个闲置的柜子，放在门口，要求所有外卖和快递小哥都放在这个柜子里，不要进入楼里，增加感染风险。最近几天，有租户微信问我，能不能减免租金，我想了很久，最后只能在朋友圈说“对于大家的要求，我真的无能为力”，还加了三个大哭的表情包。这个问题真的是无解的难题，在我这个小生意里，涉及到的三方：本地房东、二手房东、租客，大家都很难。首先是租客，大多数是外地的，因为疫情大家推迟春节返城，收入可能减少，所以有些人希望能够减免部分房租。其次是房东，很多本地房东其实是贷款建这些出租屋的，每个月都要向银行还贷。我这边租金交不上去，本地房东的贷款也还不上。最后我也很难。我每个月都要给房东交一大笔房租。因为春节原因，我1月份的房租还没收齐，随着疫情的发展，感觉2月份的房租也有点悬。我的中间利润其实很薄弱，如果真的减租，那么只能自己承担亏损。老徐在朋友圈发的图片我其实很担心租户大量回来，人一多，感染的几率就大。现在我每天都在朋友圈里面号召租户，响应政府要求，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推迟返工就推迟返工。电视里面说，这种病毒的潜伏期是14天，我想把这14天熬过去就好了。我现在经常对自己说，心态放轻松，不要总是搞的那么紧张，只要努力保证大家健康，现在的情况总会过去的。志超，重庆人，创业3个月教开源节流的课更火爆，我准备找工作了我是1990年的，刚刚创业。我现在在重庆，很不幸的是我们小区有被确诊的了，整个小区全部管控，在家不敢出门了。疫情打乱了我所有的安排，现在我突然觉得在公司上着班、有一份稳定工作挺好的。比如今天（2月3日）是我前公司开工的第一天，做游戏直播的公司，他们日子很好过的。我现在的心情……就感觉自己一手好牌打烂了。我后来算了一下，大概今年犯太岁了，哈哈。这次是我第一次创业。毕业后，我回了老家重庆，在地方媒体呆过一阵子；后来因为女朋友在广州，就也去了广州，那是2014年年底，之后一直在移动互联网公司做事。我有几年是在做直播，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我跟一些前辈聊，他们说做教育很有前途。这其中线上教育挺痛苦、赚不到钱，我们就商量着一起做线下培训，把线上流量导到线下变现。告诉你，那些培训公司很赚钱的，随随便便的上两天课就刷个五六万块。我2019年国庆节提了离职，年终奖也没要。本来是该有十四薪的。之后，我们几个人合伙人一起研发课程，也找好了渠道合作方，计划春节后就开课。结果这几天渠道合作方给我们反馈，“大家半年内都别想这事了”。我最大的庆幸是没有招一堆人、租大办公室，那样的话我们肯定完蛋了。我们的课程内容是关于怎么做营销的，销售对象主要是企业老板，他们带着团队来听。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发生疫情后）他们都很焦虑，不会要听我们的课程的，我们是教别人如何花了钱之后，赚更多钱。有一家同行的课程现在异常火爆，他们是讲如何开源节流的……我和合伙人商量，先把这个项目搁置吧，等经济回暖了再启动。说实在话，没有让我亏进去更多的钱，我已经很庆幸了。现在，我准备重新找工作了。这三个月创业是我人生的插曲，回想起来，经历也是难忘和值得总结的。廖沙，北京，贸易我计划好了，现在要做三件事我是哈尔滨人，现在在北京，留学回国以后就创业了；主要做贸易，组装美容仪器出口，公司叫MBTLaser。上个星期开始，物流不能走货了。我发往俄罗斯的一批货滞留在路上或者海关，对我来说，这情况突如其来。我们做国际贸易，每年90%的利润都来自俄罗斯市场。现在，客户汇款什么的可以，但就是货物发不出去了。我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有仓库，我把库存都发给客户了。往常我们交货周期是7天左右，现在至少一个半月。我们跟俄罗斯对接的大市场叫留布里诺，虽然算是在欧洲，但是里面有很多咱们东北人、浙江人在做生意，还有中东人，那里货物、仓储、零售全在一起。我现在天天跟俄罗斯朋友视频。留布里诺市场你知道吗？那边都开始抢口罩了。我问俄罗斯的朋友能不能买到口罩，结果他说我还想从中国买点儿呢。今天（2月2日）早上五六点，我跟乌克兰的哥们聊天，他说有口罩，一下子发来好几种型号，还有防毒面具。他说找到一两千口罩没什么问题，立马让他下单了，是3M比N95还高一个级别的口罩。三天前他打开电脑看到的口罩价格是1.2美金，我们聊完那会儿就变成2.4美金了，翻了一倍。我准备自己留一点儿，给同事、朋友都分一分。我们公司在这边是十多个人，我算了下，折合每天的硬性成本支出是10万左右。没算房租，因为房租我是直接年付的。具体就是，社保我得给按时交，销售和科研人员的工资都不低，1600多平米工厂的各种支出。别的不说，就这个工业用网络，一年20万、加一个主机（费用）。反正耽误一个月是真“流血”。间接损失呢，就是公司员工会担心这个市场会如何变化。咱小微企业10来个人，一年就这么点业绩，抗风险能力特别差，包括资金上、供应链上。我的同行比我更困难，有些四五十号人的公司，别说停一两个月，你就停一天，他脑袋都疼！以前我们是纯贸易公司，2019年年中筹划着，开始陆陆续续小规模生产了，到2020年布局好了，人员、技术也配备上了，产品也定型了，马上就要开整、准备大干一场。但现在，我们都在等整个产业链的重新开工、运作。我们出口型中小企业，真是顶着风冒着雨。去年公司营业额挺可观，但到我们小业主手里不算多。还好，国家也支持，给退税，不同种类的商品、出口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税务补贴政策，我们这里在6%-7%左右，差不多能抵个增值税。好在我还没有贷款，是用自己的钱扩产的。我计划好了，现在要做三件事。第一，我们继续谈业务，通过网络办公，只是咱把交货时间跟客户说清楚。你能等我一两个月，我给你打折，咱们两好并一好（互惠互利）。第二，每天开个电话会议，跟大家伙鼓舞下士气。北京这面说2月10号复工，我绝对不让他们2月9号赶回来，我宁可给他们钱。假如有一个人回来感染了，你怎么办？莫不如再休息几天，大家都敞亮的，安全第一。第三，我年龄不大，但是吃的盐还不少。这次以后，像公司卫生环境的管理，意识就要提高。陈远河，连续创业者，如匠酒创始人幸好有两轮融资，我有信心把企业运转下去我是陈远河，如匠酒业的创始人。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之前在教育行业做，最近一年在福建本地做一个酱香型白酒品牌。之前我花了大概一年时间，走遍了茅台镇附近好几十家酒厂，联合当地酿酒商一起合伙创立了“如匠”这个品牌。合伙人世代酿酒，技术很成熟，我要做的事情是拓展销售渠道和做品牌营销。刚刚发布两个月，如匠就卖了1000多万的流水，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利润。自福建龙岩起家，我希望2020年把如匠扩展到全省，销售额做到3个亿。但现在，肺炎疫情给我的计划造成了很大影响。幸好之前我还拿了两笔上千万的融资，能撑一阵子。如匠在贵州的酿酒基地，一缸缸酱香酒正在发酵。春节本来是酒类的消费高峰，第一个人们串门要送礼，第二个春节有聚会，大家多少会喝点。疫情一来，这两块儿基本都没有了。之前，为了抓住春节的商机，我们提前制作了一批礼盒，把酒和酒具配在一起，礼盒单价是五百多块钱，总值五六百万。在年前，有一部分礼盒已经给到经销商渠道了，我们不做赊销，经销商拿货给现款，但他们手里的货没消化出去，会影响后续进货的节奏。我们现在还剩两百多万的货在自己手里，得后边再消化。差不多是在1月21号，我们才发现市场情况有巨大的变化，太突然了，根本没有做好准备。一季度的经营目标肯定会做调整，至少会影响半年的收益。我这次创业，从第一个月开始就在挣钱，净利润过百万。如果没受到疫情的影响，至少得挣个两三百万。我手下的人也都要9号之后才上班，整个2月上旬也基本浪费掉了。接下来工作重点是拓展经销渠道，得去跟经销商面对面聊、沟通。因为是酱香型的酒，客单价稍高一点，没有100元以下的酒，大家还得倚赖线下渠道。现在如匠线上和线下渠道的比大概在2:8。本来，为了拓展线下渠道，我们还计划举办更多活动，发布会、品酒会之类的，但现在都没法做。有些钱注定要打水漂了。我们在一些要扩展的地方开了分店，预计年后开业，现在开不了业，物业成本得付吧。还有年前定下要开发布会的场地，广告投放，都是钱。我一个月还得付个四五十万，员工的薪水。现在唯一感觉比较幸运的，是延迟了年前招人的计划。业务拓展比较快，我本来计划年前招人的，当时没来得及，这为我省了一笔钱。创业者遇到这样的状况，当然很不开心，但也没办法，及时调整吧。想一想，所有行业的人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只有我们一家。还好创立企业不久，我就已经拿了两轮上千万的融资。疫情即使暂时不好转，我也有信心把企业继续运转下去，至少得再撑一年。新闻上讲，那些比较有良心的房东，也会适当减少业主的房租。我们也会对经销商的目标任务做出调整，给他们减负。另外疫情结束后，如匠会多做一些营销活动，来帮助经销商拉动销售。现在虽然有困难，但创业者嘛，总得乐观一些。（文中廖沙、老徐、志超为化名。）本文版权归“腾讯新闻”所有，如需转载请在文后留言，经允许后方可转载，并在文首注明来源、作者及编辑，文末附上棱镜二维码。第571期实习运营编辑：陈诗雨黄贺原标题：《中小企业“抗疫”：安全放第一；创业者总得乐观一些|棱镜》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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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从平日的人际关系到工作，许多人与武汉没有直接关系。像您和我一样，他们正在通过手机和电视观看被称为新冠状病毒的疾病，并为这种流行病在家里迅速传播而祈祷。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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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王楠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微信ID:sanlianshutong『生活需要读书和新知』每个人都声张着自己的利益、权利和信仰,每个人自己的欲望、意志和意见,仿佛都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人人彼此争斗不休,贪婪、虚伪、骄傲和狂热席卷整个社会。每个人似乎都绝对自由,却又想得到别人的承认、做支配别人的主人。但每一个这样的人,其实都受着自己内心澎湃无休的激情、变幻莫测的幻象和强力意志的奴役。没有面孔的人们不断伸出苍白的双手,试图抓住一点东西来充实自己,在荒芜的此世中徒劳寻找着可以安息的家园。洛克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代,想要教育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孩子。*文章节选自《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渠敬东王楠著三联书店2019-12）。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AttheMoulindelaGalette，Renoir培育自由：洛克的教育哲学读解引言文｜王楠“年轻人早早地就腐化了,近来成为一句常见的怨言。”洛克在《教育漫话》(SomeThoughtsConcerningEducation)的献词中这样写道。(STCE,献词)对于他所处的国家和时代而言,这样的说法并未夸大其词。其时的英国,与今日的中国有些相似,经历了内战、清教革命、复辟和光荣革命的洗礼,英国可谓是“翻天覆地”(theworldturnupsidedown,克里斯托弗·希尔语)。旧的传统已经毁弃,但新的传统尚未建立。原本由国王和议会共同构成、和谐统一的混合政体已不复存在,信仰的冲突虽未爆发为公然的战争,却仍然在暗中延续。在这一时期,各种著作和小册子漫天纷飞、各色人等“百家争鸣”,却越发显出人们在思想上找不到方向,处于彷徨无依的状态。因此,一种借助绝对主权者的强力来维持社会表面秩序的观点大行其道。查理二世师从霍布斯,将其教诲奉为圭臬,这样的说法虽未必符合事实,却足以表明当时人们的普遍心态。与霍布斯学说类似的费尔默的观点广受托利党人的支持,更是不争的事实。后者正要在貌似更为合乎宗教传统的基础上,树立起利维坦的权威。不过,利维坦这个巨兽仍然要由无数个人构成它的存在,仍要基于至少国家的领导阶级在最基本方面的一致同意和自我约束。可是,“在内战、革命及没收产业的不良势力之中,英国政客的品格大见腐化,即有田绅士阶级的全体亦有同样的倾向,纵无政客之甚。”一方面,清教共和国的幻灭,宗教道德的缺失,使世俗的欲望失去了约束,在没有神的无根的此世,不及时行乐又如何?“此时在国内乘胜驰驱、顾盼自豪的少年王党乡绅亦因缺乏相当的教育之故,不知如何而可以做他们应做之事。......清教徒的得势及衰落,一方使他们恨世嫉俗,觉世上一切之事尽为虚伪,一方又使他们深信人生行乐之为真理所在”。另一方面,精神越是深陷于此世的昏暗无光,找不到出路,就越发急于获得上帝的光明。关于教义和仪式的争论如火如荼,想要摆脱一切束缚的狂热(enthusiasm)不断高涨。许多人自许受着启示之光的庇护,在心醉神迷的状态下自欺欺人、专断独行。依靠这样一些人,无法建立起任何秩序。英国社会陷于彻底分裂,战争状态的火焰恣意蔓延。每个人都声张着自己的利益、权利和信仰,每个人自己的欲望、意志和意见,仿佛都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人人彼此争斗不休,贪婪、虚伪、骄傲和狂热席卷整个社会。每个人似乎都绝对自由,却又想得到别人的承认、做支配别人的主人。但每一个这样的人,其实都受着自己内心澎湃无休的激情、变幻莫测的幻象和强力意志的奴役。没有面孔的人们不断伸出苍白的双手,试图抓住一点东西来充实自己,在荒芜的此世中徒劳寻找着可以安息的家园。洛克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代,想要教育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孩子。洛克常被人斥为霍布斯的秘密追随者,认为他的道德学说是一《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中的某些段落,似乎颇能支持这样的观点。(ECHU,2.20.2-3)许多人也用这样的视角来解读《政府论两篇》(TwoTreatisesofGovernment),将其视为政治享乐主义的市场化社会版本。但细加审视洛克的思想就能看到,他本人十分清楚,不可能在变幻莫测的个人利益上建立道德和政治秩序。只是追求享乐的自利自爱之人,绝对无法担负领导国家的重任。因此,要调和在洛克著作中呈现出的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要搞清楚洛克对人性和道德的真正观点到底为何,才能真正理解洛克的政治理想到底是什么,依赖什么样的公民。归根结底,秩序的基础在于组成它的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秩序。要理解思想家对人性和道德的观点,其教育学说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人是教育的对象,为何教育、如何教育、想教育出什么样的人,都要以理解人性和道德为基础。《教育漫话》正是洛克生前署名出版的三部著作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纳坦·塔科夫教授(NathanTarcov)尝试从洛克的教育学说入手来说明,洛克的政治依赖的公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Locke’sEducationforLiberty)一书中他指出,虽然从表面上看,洛克的教育著作与《政府论两篇》之间缺乏联系,但在教育著作中,洛克想培养的具有德性和智慧的绅士,正是代议制国家中的政治领导阶层,他们承担着治理国家的使命。在《政府论》中洛克认可的父权,本质上是父母应承担的教育子女的义务。在全书中,他以逐段疏解的方式详细说明,洛克教育的真正意图绝不是要培养享乐主义者,而是要培养有道德的治国之公民。他指出,洛克的教育正是借助风俗(custom)和习惯(habit)的本原(principle),以及人性中固有的对自由的欲望,以求驾驭自身渴望支配和占有的本性,塑造出彬彬有礼、德才兼备的绅士。这样的人才是作为自由政治之基础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ment)的公民。塔科夫正确地看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对人性的讨论,较他别的著作更为丰富和具体,有助于我们理解洛克对人性的整体观点。在其教育思想中,人性中某些并非理性的本原,如对名誉(reputation)的重视、习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教育作为一种人为(manmade),正是要借助风俗和外在环境,树立起貌似合乎“理性和自然”的品质。但是,他对洛克教育思想的解释仍然存在着某些缺陷。过分集中于《教育漫话》本身来讨论,使他的解释太偏重人性中非理性本原和人为风俗的作用。他为我们描绘的绅士,能将自己的自由限制在风俗的范围内,用习惯去约束激情,熟悉世情、注重名誉、彬彬有礼、重视自己和他人的权利,但似乎也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形象相去不远,只是对为人处世之道理解得更精明透彻而已。上帝似乎确已远遁,世俗利益的正当性不言自明,精打细算的自我治理和国家治理之间有着内在的统一。这样的绅士形象,跟自由主义的批评者们反对的布尔乔亚形象相去不远。但是,洛克的教育是否就是要塑造这样的“市民”呢?毫无疑问,塔科夫从教育的角度入手来理解洛克,强调往往被研究者忽视的《教育漫话》的重要性并对之加以详细解读,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选取《人类理解论》中的只言片语,再佐以对《政府论两篇》的任意解读,是许多洛克研究的缺陷。将《教育漫话》加入讨论,有助于对洛克更丰满的理解。但是,同样有必要在塔科夫教授的努力方向上更进一步,将理解洛克教育观的视野,从《教育漫话》扩大到其他著作,以彼此合观、相互参照的方式求得充分理解洛克的教育思想,这样才能看清楚他想培养的人的形象。实际上,洛克的教育著作不是一部而是三部。《人类理解论》和他身后出版的《论指导理解力》(OftheConductoftheUnderstanding),同样应当看成教育著作。前者既是对人的理解力和能获得的知识范围的讨论,也是以“历史的、浅显的方法”写就的人的心智(mind)成长的自然史。(ECHU,1.1.2)在这本书中,洛克想描述心智如何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获得合理的观念和知识,而《论指导理解力》则更为明确地教导人们如何正确运用理解力。如果不能将几部著作合而观之,势必难以看到,洛克眼中的人性并不只限于一两种固定的本原,而是内在蕴含着力(power)的存在,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的人。人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其本原和力的展开不同,教育的侧重点也不同。不同的阶段前后相继,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打下基础。在情感和意志之间、习惯和理性之间、风俗和自由之间,又有着极为复杂的关联和配合。因此,不能完整地理解洛克的教育体系,极易造成对其观点的理解失之偏颇,或以为他的著述充满前后矛盾。另一方面,要理解洛克的教育观,也不能只停留在这几部著作上,因为洛克对人性和道德的理解,无法脱离其整体的世界观。如果不能把握洛克对上帝、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观点,就极易错失他在教育著作中的某些篇幅不大却极为重要的环节。如果不能把握“社会”在洛克思想中占据的位置,就不容易理解洛克的礼貌教育,而将其误解为工具性的“人情练达”。如果不理解洛克的自然权利论和有关社会历史的思想,就极易从俗地认为,洛克想要培养的绅士,不过是不劳而获的地主阶级。可洛克心目中品德优异的理想绅士,与整日辛勤工作的农夫和工匠相比,只是分工不同,并无本质差别。他们虽身为脑力劳动者和社会领导阶层,也同样是行使自身自然权利的劳动者。这样的人格并非“阶级意识”的产物。所以,要理解洛克的教育思想,不能只局限于某一本书、某一观点,而应对洛克的思想有充分的理解和整体的把握。理解洛克的教育哲学,为什么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从某种角度来说,生存在现代社会的我们的孩子,同样是霍布斯笔下描绘的“无主之人”,充满着自我意志和欲望,却又不知自己是谁,不知自己的界限何在。与霍布斯一样,洛克也面对着现代人的危机。但与霍布斯不同,在诉诸人的激情和利维坦的强力之外,他想为现代人寻找驯服内心无限膨胀的欲望和意志的可能性,在新的人性观的基础上培养自由的品质。他不认为人必须依赖强力主权者的他治,而认为真正的人能够实现自我治理。洛克著作中表面呈现的享乐主义人性观其实是起点而不是终点,那是他对陷于高度观念论状态的人的描述。这种观念论的唯我主义,正是教育者需要面对的人性的出发点。洛克在自己时代的孩子身上看到,他们和任何成人一样想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自由行动,这是我们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也能看到的、难以摆脱的现代人的本性。正是在其中蕴藏着人的生机与活力,包含着实现善的可能。可是,易于趋向无限和抽象的纯粹自我意志,同样也是潜藏在现代人心中的最大威胁。为避免人的无限自由,用唯一主权者的意志取代所有人的意志以确保社会的和平,这样的社会和政治结构,虽然表面看来稳定,其实有着无数的缝隙和裂痕。它越表现得无比强大,就越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为这样的社会里,只有专横、任性的主人与毫无责任心与道德感的奴隶。洛克的教育是针对现代人的教育。认识到人内在的力蕴含的这种张力,绝对自由与专制的两个极端,洛克想要探寻一条中庸之道。洛克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足以在现代世界立足的理性自由人。他要教人摆脱自我的抽象和空洞的不安(uneasiness)状态,学会驾驭和运用自身内在的力,通过现实的实践(practice)和行动(action),在此世中获得自我的规定性。运用心智和身体,创造属于自己和社会的财产(property),获得理性自由的独立人格,做自己的主人。洛克教育的根本,是要塑造人运用自由的形式禀性(disposition),让孩子学会正当运用自己的自由(liberty),在合理范围内,真正自由施展内在的力。另一方面,自由的人不是唯我独尊的存在,他生活在具神圣性的自然之中,应当过符合自然的生活。洛克的自然权利论并不是掩饰的修辞,而是对自由之人在世界中位置的界定。自然权利,不仅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也意味着神圣的正当。在洛克看来,理性自由地劳动和实践,也是人在此世中自然的生活方式。上帝创造出自由的人和人之外的自然界,正是要求人运用天赋的自由作用于外界对象,创造出产品来满足需要。这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自然权利,也是此世的人对造物主负有的义务。洛克对人的自由形式的肯定,同时含有一套实质性的神创自然观。借助洛克的教育思想我们能够看到,他为现代的自由之人描绘了什么样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理解,对我们自己来说也不无意义。另一方面,如果不了解洛克基本的神创自然观,也无法理解洛克为理性设定的范围和任务。从《教育漫话》到《论指导理解力》,洛克的教育哲学描述了理性的自由人完整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一个最初缺乏自我克制能力、毫无理性的孩子,通过不断实践来培养良好的习惯,在身心两方面逐渐培植起良好的本原,进而能够在合理的限度内,自主地行使自己的意志。在确立对造物主的信仰、建立探索世界之真理的求真意志之后,通过不断的学习,将经验观察与理性思考相结合,最终能独立运用理性来获得知识,做出合理判断,指导欲望和意志,支配自己的行动。只有将《教育漫话》和《论指导理解力》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洛克想要培养的理性自由人是什么样的。因此,笔者试图以详细解读洛克的《教育漫话》和《论指导理解力》为基础,结合《人类理解论》和洛克的其他著作,呈现洛克教育学说的完整面貌,刻画他想要培养的理性自由人的真正形象。如果说《教育漫话》可以丰富和纠正我们对于洛克“理性主义倾向”的片面理解,那么《论指导理解力》反过来可以纠正我们对《教育漫话》中风俗和习惯肯定性的过分强调。洛克绝不是要培养在社会中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人,而是要培养既懂礼貌又具独立思考能力的有良知的人。他正是要利用风俗和教育来教孩子超越风俗和教育,学会用理性来审察意见,避免风俗和教育容易造成的偏见和不良影响。而原本打算作为《人类理解论》最后一章的《论指导理解力》,正是要具体说明,如何培养良好的理解力,充分发挥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来探索真理、创造知识。理性(reason)是人的心智中最高贵的能力,也是将人引向真理和神意的道路。(STCE,122)洛克想要培养和塑造的,既不是过度依靠自身理性的孤独个体,也不是受社会和风俗摆布的傀儡。虽然他的目标是培养绅士,并希望绅士能够通过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来领导国家,使符合神意的理性自由通行于公民社会。但在根本上,他的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有道德、有理性、有信仰、有自由的人。这样的普遍之人,才是真正的现代人。渠敬东1970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毕业于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和哲学系，199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教育》、《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主编《涂尔干文集》（共10卷）、《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并译有《社会分工论》、《启蒙辩证法》、《图腾制度》等。王楠1982年生，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10年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英国思想、经典社会理论。主要著作有《劳动与财产：约翰·洛克思想研究》,译有《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论人文教育》等。自由与教育：洛克与卢梭的教育哲学渠敬东王楠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12ISBN:9787108066978定价:49.00元原标题：《“年轻人早早地就腐化了,近来成为一句常见的怨言。”》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每个人都在宣称自己的利益，权利和信念。每个人的欲望，意愿和见解似乎都具有绝对合法性。每个人都在无休止地战斗，贪婪，虚伪，骄傲和狂热席卷了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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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著名社会理论家、政治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被誉为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构建的公共领域、交往理性、作为未竟事业的现代性、欧洲整合与后民族结构等思想都是人文学科的重要理论，其跨越语用学、社会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等诸多学科界限的理论体系也令他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和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在2019年6月18日是哈贝马斯的九十周年诞辰之际，两位著名的哲学系教授就哈贝马斯的哲学遗产展开了一场笔战。1.康德版自由主义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清洗”首先，剑桥大学哲学系荣誉教授雷蒙德·格斯（RaymondGeuss）试图质疑哈贝马斯的哲学成就，在《观点杂志》（Pointmagazine）网站上发表了“祝文”《讨论的共和国：九十岁的哈贝马斯》。《观点杂志》的编辑在介绍这篇文章时特地指出，早在1981年出版的《批判理论的观点》一书中，格斯就将哈贝马斯引入了英语国家的主流哲学，暗示着格斯对哈贝马斯哲学的反驳是有理有据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社会应该通过不受权力关系约束的自由讨论以实现伦理学习的理想，但是在格斯的“祝文”《讨论的共和国：九十岁的哈贝马斯》中，通过分析讨论这一行为本身的价值，格斯认为哈贝马斯的理想是不连贯的，也是关乎意识形态的。格斯开篇明义，假设了讨论或沟通不存在的情况。从英国退出欧盟一事来看，仅仅10%左右的“欧洲恐惧症患者”之所以能够实现退欧公投的胜利，是因为核心人物在公共讨论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许多投赞成票的人相信，是布鲁塞尔的官僚机构造成了英国的种种缺陷。英国的脱欧者不愿意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因此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不再是中立而富有逻辑性的，而是关乎“身份认同”的问题。在格斯看来，哈贝马斯所谓的“更好的论证的力量”（thepowerofbetterargument）在脱欧这一现实事件面前是无力的，在脱离欧盟与维持欧盟共同体的辩论中，不可能营造出在理想环境下的无限期讨论以修正双方的认知偏差和道德错误。另外，对于自身“身份”的诉求，让平等的良性讨论变得更加困难。为了质疑“讨论”的必要性，格斯追溯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在这本书中，阿多诺既批评了政治自由主义，也拒绝将“沟通”作为哲学的基本组织原则。但这两方面的批评都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抛弃了——第二代的继任者哈贝马斯在1970年代就开始恢复康德版的自由主义计划了，他求助于高度规范化的“话语”概念来构建“交往行为理论”。格斯指出，哈贝马斯的计划在三个层面上是“新康德主义”的：第一，哈贝马斯和康德都认为哲学中心问题是一个关乎“合法性”的问题；其次，哈贝马斯也认为历史上存在能够产生规范性的不变结构（康德的哲学体系中的“理性”与哈贝马斯理论中的“交往”）；最后，康德痴迷于清晰对立的二分法，并且对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可能遭到侵犯一事深感焦虑，这种先入为主也反映在哈贝马斯的话语和工具行为的对立概念中。与阿多诺截然相反，哈贝马斯采用“自由主义+（先验的）交往/传播”作为其理论的合法性标准。格斯进一步分析了哈贝马斯学说中“交往”一词的语用学。对哈贝马斯来说，交往并非简单的日常经验，而是将语言理解和道德契约相联系——与人交谈就是承诺与对方达成（理想的）道德一致，在这种道德契约中完成的交往才是本真意义上的“交往行为”。因此哈贝马斯区分了真言语和伪言语，并强调真正的话语是一种不受任何形式的社会支配的言语行为方式。格斯认为这种理论与传统自由主义的非常相近，高度重视自由讨论的理想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惯用手段，哈贝马斯的困扰在于自由主义者预先（理想地）假定自由讨论是可能且有益的，有助于解决和澄清各种疑难问题，且原则上是有可能达成共识的。但在现实世界中这些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即便合理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讨论也不一定能够启发、澄清或者有助于形成共识，而往往是加剧争论、怨恨和分裂。格斯继续以英国脱欧为例，认为讨论的时间越长、越激烈（如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语情境”所假设的那样），情况就越糟糕。格斯认为哈贝马斯的“不存在支配关系的话语”概念不再重要，因为交流并没有稳定不变的结构，也没有普遍有效的（被参与者认可的）、预先假定的规范标准。通过回归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考察，格斯指出，自斯宾诺莎和洛克以降，不再以神学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者的成功实际上取决于殖民大国（大英帝国及其仿效者）的强力保护。正是在强大的帝国背景下，言论自由、意见多样性和公民权利才得以可能。在一战的道德崩溃和二战的灾难之后，只有美帝国的保护下尚且保留着所剩无几的自由空间，而即便是美国的自由也正在特朗普的带领下缓慢地崩溃。哈贝马斯在80年代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就是将一种准先验的哲学/“话语”神圣化为公共理性的中心媒介，并通过将英美的强大自由主义传统和德国的康德主义相结合，在意识形态上为进一步的西方一体化提供了掩护。格斯还在字里行间暗示接受了康德-自由主义的哈贝马斯拒绝了直接的介入行动，只停留在话语批评的意识形态上，从而将社会和经济结构问题转移到个人伦理和言语问题上。2.威权主义崛起的当下，自由主义批判的边界格斯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耶鲁大学政治学与哲学系教授塞拉·本哈比迅速对格斯的文章做出了回应，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的九十岁生日》一文中，本哈比首先质疑了《观点杂志》对格斯的介绍，认为格斯1981年的著作《批判理论的观点》中就已经充满了对哈贝马斯的不屑，而且并没有实现英语与德语哲学之间的有效交流——相反，托马斯·麦卡锡（ThomasA.McCarthy）的著作《尤尔根·哈贝马斯批判理论》(1978)和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J.Bernstein）的《重构社会和政治理论》（1976）才真正引发了哈贝马斯的著作与英美哲学之间的严肃对话。本哈比认为，格斯否认“沟通/交往”的可能性，却还要写作甚至发文攻讦哈贝马斯，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为了驳斥格斯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抨击，本哈比首先解释了哈贝马斯言语行为中的种种假设前提，即四种有效性命题：真理性、根据某种规范的适当性、可理解性和真实性。哈贝马斯已经声明了单凭预设分析不能确定某种必然性，所以求助于社会语言学、语义学以及社会化理论来建构他的理论体系，像维特根斯坦一样，对于哈贝马斯来说，语言也成为我们表达和解决哲学带来的词汇和困惑的媒介。本哈比认为，格斯将“交往行为”的概念简化为“理解和道德一致”并指责哈贝马斯将“理解和道德一致”混为一谈明显是因没有认真阅读哈贝马斯才犯下的错误。因为哈贝马斯早已声明，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在我们生活世界的共同假设中行动，我们传递关于我们传统的文化知识，我们协调我们的行动，表达我们的愿望等。只有当交流中断，我们不能再相互理解、信任或同步行动时，才有必要进行被称为“话语”的特殊辩论实践，才有必要在道德和政治上寻求“妥协”，也就是说，必须就眼前的冲突和有争议的局势达成某种协议。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如果指导我们生活世界的确定性被破坏和撕裂，并且不能再通过交流来恢复，我们的社会将会处于危机——我们在政治、经济和管理方面实现社会协调的能力将越来越弱，可能陷入混乱、孤立和孤独。本哈比认为，格斯之所以将语言分析、社会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相结合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复杂结构简化为一系列简单命题，是因为他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哈贝马斯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公共领域理论，也忽略了《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对民主宪政的精妙辩论。本哈比承认，虽然格斯的结论“讨论不一定启发、澄清或有助于促进共识”是时常发生的，但这并不能否认讨论的重要性——民主和议会制度建基于此。针对格斯关注的英国脱欧的社会现实，本哈比将视角转向了普京——据称俄罗斯政府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以煽动英国脱欧、资助法国的勒庞和意大利的民粹主义者。当前世界，一种新的威权主义正在席卷全球，它旨在摧毁民主宪政、自由包容的多样性文化以及基于公民和社会契约的和平政体。在当前的环境下，无论是批评罗尔斯还是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我们都有责任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在自由民主宪政主义批判和专制权威主义批判之间的界限。3.建立在许多先验假定之上的“交往”是可疑的格斯也对本哈比的文章做出了回应。在《本哈比教授和哈贝马斯》的开篇，格斯承认自己并非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而本哈比教授在这一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随后，格斯开始为自己的著作《批判理论的观点》辩护——第一，这本书的副标题（哈贝马斯和法兰克福学派）来自出版商的想法（格斯还在括号中注明了，发表于《观点杂志》的文章也被编辑修改了论证结构）；第二，这本书旨在讨论“意识形态”的概念及其带来的困惑；第三，这本书试图提出，可能存在某种与科学/知识无关的“启蒙行为”。格斯还坦白道，自己从1980年代之后就很少阅读哈贝马斯的著作了，来自于朋友的邀稿而写就的祝文中，他赞扬了杜威开放式的交流思想（认为交流是一个具有潜在变化规则的经验过程），也赞扬阿多诺对真理交流具有普遍性的自由主义主张的批判，并将他们的观点与哈贝马斯进行了对比，哈贝马斯认为交流具有不变的、普遍的规则，但这些规则将预先强加于所有的说话者，所以建立在许多先验假定之上的“交往”是可疑的。格斯指出，认为公共秩序过分依赖共同观点和共同目标也是潜在的危险，近期的罗尔斯式的自由主义思潮就强调了建立在差异之上的良好社会的必要性，即构想不同人和群体可以和睦相处的制度，尽管他们对良好的最终概念存在差异。另外，格斯认为哲学界目前有一股偶像崇拜的趋势——本哈比和哈贝马斯的情况就是如此——而崇拜是一种不恰当的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态度，公众哲学家不应该免受公众的批评甚至异议。对哲学观点的批评论战优于不加选择的表扬，哈贝马斯的90岁高龄并不是可以令他免于争论的通行证。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形成了"学派"并进行论战；哲学家们特别重视他们老师的观点，在批评老师的观点时三思而后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为构想了一套高度复杂、困难的系统性观点的哲学家辩护是一种完全值得称赞的做法，但不应该对特定哲学家产生过于强烈的认同以至于将学术批评视为对个人的冒犯。4.格斯没有将言语行为理论与交往行为理论区分开来本哈比随后发布了文章《反对格斯：再驳》，希望对“新一代的学生和学者澄清一些事实”。本哈比认为格斯自从1980年代之后就很少关注哈贝马斯的作品，这导致他对哈贝马斯的理解存在不少谬误。格斯对哈贝马斯的主要批判是，寻求"交往的先验条件"的方案是一种哲学上的失败。本哈比承认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哲学分歧，但是格斯并没有准确地陈述这个问题，所以本哈比重新阐释了交往行为理论的基础：哈贝马斯不是在寻找交际的先验或准先验条件，而是在言语行为理论的传统中分析能够让我们的话语能够相互理解的条件。言语行为是生活世界中的交际行为，哲学家J.L.奥斯汀的言语分析理论对话语产生的背景条件进行了制度分析（institutionalanalysis），人们可以用语言“做事”（“dothings”withwords），比如夫妇在婚礼上说“我愿意”（Ido），因为这些词语是在特定生活世界的语境中说出来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对“交流”有理所当然的假设。但是哈贝马斯在分析交往行为的假设时比奥斯汀挖掘得更深，揭示了四个有效性主张（真理性、根据某种规范的适当性、可理解性和真实性），格斯的错误在于没有将言语行为理论与交往行为理论区分开来。交往行为理论的重点在于行动与交往以及与现代性逻辑的合理化之间的关系，理解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和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的区分是重要的——"言外行为"是指一个说话者为了协调他们的行为而直接与另一个说话者交流的行为;而"言后行为"则是指一个说话者希望另一个说话者以某种方式行事，而不是交流明显的意图和分享相互的理解。而格斯将这一复杂理论的一部分误解为关于沟通本身的先验论，并就此摒弃了整个交往行为的结构。本哈比还提到德里达/福柯与哈贝马斯的根本争论在于言外行为/言后行为的区分是否有意义，他们认为言语行为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并且在权力关系中受到影响，这种区分毫无意义，因为所有的言语都是言后行为。这些哲学中的关键问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之间关于权力、说服力和正义的对话。本哈比希望争论者能够像哈贝马斯的“讨论”那样，试图用最好的论据来说服对方，而非用"个人崇拜"和"对哲学学派的忠诚"来含沙射影。5.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的贡献不容质疑就在本哈比的《反对格斯：再驳》一文之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历史系教授马丁·E·杰伊也在《观点杂志》上回应了格斯的祝文。在《“自由主义的观点已经过时了”——普京，格斯和哈贝马斯》一文中，杰伊特地指出格斯发表祝文的那一天，普京在与特朗普的会面中声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了，特朗普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民主党，而普京的目标则是试图以威权/民粹主义挑战自由民主制度。杰伊明显赞同本哈比教授的警告（要“更清楚地说明我们在自由民主宪政主义批判和专制权威主义批判之间的界限”），认为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民主宪政的贡献不容质疑。尽管杰伊承认了自由民主国家当代的政治话语（英国退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实践中与哈贝马斯的理想言论环境还有漫长的距离，但不能因为理想尚未实现就否定其作用。何况，哈贝马斯自己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研究也遗憾地得出了结论，即20世纪后期，当媒体操纵压倒了更好论证的力量（thepowerofbetterargument）时，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制度突破正在失去优势——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障碍表现出了非常现实的态度，交往理性的重点也一直是一个调节性的理想。针对格斯援引阿多诺来反对哈贝马斯，杰伊指出了阿多诺写作时的精英主义文化背景：《最低限度的道德》写于阿多诺流亡期间，阿多诺始终坚持深奥的写作风格和审美意识，不愿意向中产阶级的“可交流性的拜物教”妥协，反对把哲学或文学语言简化为日常对话或简单观点。但是，阿多诺从未否认交往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他试图以公共讨论去揭露并坦率地面对被掩盖的纳粹历史。6.待续这场争论并未结束，格斯表示会继续回应。也许，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哲学如今已经是一种寄生之物了，需要依赖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为生；但正是这种次要位置使哲学得以不断反思现实与社会，并做出批判性的考察。这场关于哈贝马斯思想遗产的争论，又何尝不是哲学在面对如今略显混乱与局部动荡的世界时的某种自我反省和修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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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面对当今稍微混乱和部分动荡的世界，这场关于哈贝马斯的思想遗产的辩论难道不是一种自我反思和对哲学的修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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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原创界弟医学界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它的感染者病死率仍不清晣，但几项研究提示，感染者病死率可能远低于公开的数字！2009年，H1N1大流行时，早期病例病死率估值被夸大10倍以上。即使在流行病爆发的10周内，各国间的估值也相差很大，在0.1％到5.1％之间。之后当医护人员有机会查看病例文档并评估病例时，实际的H1N1病例病死率要低得多，仅为0.02％。这正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如果现在比较全球病死率排名前十位和后十位国家的数据，会发现差距非常大。全球病死率前十名国家的数据/丁香园全球病死率后十名国家的数据/丁香园在大流行期间，评估一种传染病的病死率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数据统计路径、筛查程度都会极大的影响最后的结果。但是数据又如此重要——新冠病的病死率、无症状感染者占总感染者的比例，它们或许将决定我们如何制定科学的防控对策。钻石公主号透露的两个关键信息对流行病学家来说，邮轮是能排除许多外部因素的理想观察对象：相对于开放流动的人群，邮轮能够清楚地掌握人数，也可以对每一个人进行检测和追踪。因此，邮轮的群聚感染事件能帮助我们窥探关于新冠病毒的一些重要问题——传染性、病死率，以及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2020年2月7日至23日，中国大陆以外最大的COVID-19病例群，发生在日本横滨港被隔离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根据美国疾控中心3月26日发表的关于“钻石公主号”的调查报告，在3711名钻石公主号乘客和机组人员中，有712名（19.2％）病毒核酸检测检测阳性，其中331（46.5％）在测试时无症状。截止到3月16日，381名有症状患者中，有37名需要重症监护，有9人死亡。钻石公主号确诊病例的变化曲线图/来自美国CDC报告截图因为病毒有一定的潜伏期，46.5％的阳性病例在检测时没有症状，并不代表之后一直不会出现症状。根据3月12刊发在《Eurosurveillance》上的一项针对“钻石公主号”无症状感染者比例的研究，研究者估计，钻石公主号的确诊病例中，约有18％的阳性病例是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从未出现症状。参与本研究的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的数学流行病学家GerardoChowell认为，18%是一个很高的数字，考虑到钻石公主号乘客和船员的平均年龄为58岁，船上大多是容易出现症状的老年人，因此全体人口确诊病例中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应该比18%高不少，而病死率则会低不少。“无症状感染的比例很高，可以部分解释邮轮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高发病率。在钻石公主上的机舱被腾空后但未进行消毒程序之前的长达17天里，在有症状和无症状感染旅客的机舱的各种表面上，都发现了SARS-CoV-2的RNA。”美国CDC的报告中写道。尽管CDC认为，无法使用这些数据来确定受污染的表面是否是病毒传播的重要途经，但是钻石公主号仍然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是：病毒的传染性、无症状感染者的比例被低估了。钻石公主号透露的第二个关键信息则是：COVID-19的病死率可能没有想像中那么高。邮轮上的乘客多是老年人，并发症的发生率较高，并且众多的受感染者在同一个封闭空间中，很可能暴露于较高的病毒载量。由于这些原因，相比“正常暴露”的较年轻人士的死亡风险更大。3月26日，《Eurosurveillance》上刊发了一篇分析钻石公主号“病死率”(CFR)与“感染病死率”(IFR)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英国流行病学家TimothyRussell和其团队以钻石公主号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数理模型对年龄等因素进行了校正后，估计钻石公主号的全年龄IFR为1.3％（95％CI：0.38-3.6），CFR为2.6％（95％CI：0.89-6.7）。病死率到底是多少？根据钻石公主号上的数据建立起来的传染病数理模型，研究者对中国报告的病例进行分析，估算出中国境内的CFR约1.1%，而IFR则约0.5%，这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估算的3.8％，和简单用死亡病例数除以确诊病例数计算出来的结果。截止到4月12日上午，根据腾讯新闻的疫情实时追踪数据，如果仅仅用死亡病例数除以确诊病例数，中国的病死率（CFR)是4.0%（3349/83482），中国以外的病死率是6.2%(105458/1692698)。也就是说，这些数字显然被夸大了，因为有很多感染个案，或者因为症状轻、无症状，或者因为医疗卫生系统检测能力有限并没有得到测试。对“钻石公主号”的数据建模得出的估算结果，和3月30日《柳叶刀》刊发的《2019年冠状病毒病严重程度估计：基于模型的分析》结果相近。在《柳叶刀》的上述研究中，研究者收集了截止到2月8日湖北地区报告的所有确诊病例数据。在建模时，研究人员将病例的总体分布和累积死亡人数相关联，假设各年龄层的发病率相同，根据人口统计学以及基于年龄和基于位置的不确定性进行调整，获得了按年龄分布的病死率估算。研究发现，中国大陆的所有实验室确诊和临床诊断的病例中（n=70117），估计的粗病死率（经调整）为3.67％（95％CI3.56-3.80）。但是，在对人口统计学和不确定性进行进一步调整后，研究者得到的中国病死率的最佳估计值为1.38％（1.23-1.53）。而老年人群的病死率要高得多，小于60岁人群的病死率为0.32%(0.27–0.38)，≥60岁人群为6.4％（5.7–7.2），而80岁以上的人群高达13.4％。此外，研究人员估计中国的总感染病死率为0.66％（0.39-1.33），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可以看到，《柳叶刀》得出的两个数据（1.38％和0.66%）和基于钻石公主号建模得出的数据（1.1%和0.5%）基本吻合，出入不大。冰岛和意大利小镇的启示除了钻石公主号，冰岛因为广泛的检测，也可以作为理想样本进行分析。美国华盛顿大学流行病学助理教授克里斯蒂安娜·阿斯比约恩斯多蒂尔就认为，冰岛的数据“很可能真正反映疫情流行情况”。冰岛总人口数约36.4万，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小的国家之一。截至冰岛时间4月9日，该国累计检测32623人，占总人口数近9%。同期，美国约完成110万次测试，约占总人口数0.34％。而同样是在大规模免费普筛的韩国，检测量占总人口数的0.9%。截至4月9日，冰岛累计确诊新冠肺炎患者1648例，累计死亡6例，确诊病例中，无症状感染者高达50%。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粗略可以计算出冰岛的病死率为0.36%，目前，“医学界”尚未找到针对冰岛感染、确诊、病死数据的建模分析研究，因此无法给出一个经过校正后的CFR和IFR数据。但是冰岛依然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本——在人口密度最小、采取了一系列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并且医疗体系尚未遭受严重挤兑的国家，新冠病毒的病死率可能要低得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计算方法可能导致夸大病死率，但另一个因素又会让病死率被低估。意大利伦巴第区的小镇嫩布罗（Nembro）就是一个例子。据统计，在疫情暴发初期，嫩布罗官方途径的统计，只有31人正式死于新冠病毒。但一项研究发现，可能有更多人死于新冠病。因为嫩布罗今年的总死亡率（不仅是新冠病毒的病死率，而且是所有原因的死亡率）比去年同期高出四倍。通常在上半年，嫩布罗大约有35人死亡。今年有158人登记死亡。研究人员推测，骤升的死亡人数源于未经检测和未被诊断就不幸去世新冠病患者。计算病死率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在传染病大流行期间，计算病死率会如此困难？各国的数据差异又如此之大？首先，“病死率”的定义就存在争议。如前所述，探讨“病死率”涉及到两个概念——病死率（casefatalityratio，CFR)）与感染病死率（infectionfatalityratio，IFR）。前者指的是“确诊个案中的死亡比例”，后者则是指所有被感染者中死亡的比例，两者的差异在于“感染却未被检测出来”的这群人是否被纳入分母计算。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截至4月12日上午的数据，意大利的粗病死率高达12.8%（19468/152271），国家卫生保健系统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不堪重负，老龄化严重，可能是导致意大利病死率高的重要因素。但是最不能忽视的，是检测基数。韩国确诊病例（10480例）不到意大利的10%，但检测次数却是意大利的1.5倍，而韩国的粗病死率为1.9%（211/10480）。德国乌尔姆大学流行病学和医学生物统计学研究所所长迪特里希·罗滕巴赫（DietrichRothenbacher）接受BBC采访时说，“实际上，大多数国家缺乏广泛系统的测试，这是造成国际上病死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他说，目前各国的数字“根本没有直接可比性”。因此，感染病死率（IFR）的数据至关重要。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传染病流行病学专家马克·利普西奇（MarcLipsitch）说，IFR是帮助公共卫生官员了解疾病严重程度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的重要指标。目前感染病死率的数据主要靠科学家建模估算。这些数据到底和现实情况有无出入，只能等到大规模的血清抗体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出来，才能相互佐证。但是，据英国《每日电讯报》4月9日报道，德国在最早暴发疫情的“震中”——莱茵斯贝格县冈格尔特镇的一项研究，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研究者称，这是欧洲第一项有关新冠病毒对整个社区影响的研究。德国波恩大学的科学家对来自400个家庭的大约1000人进行抗体检测以及当前感染征兆的筛查。根据近一半检测所得出的初步结果显示，该镇有2%的居民目前存在感染，14%的居民具有该病毒的抗体。考虑到重叠的部分，这表明该镇15%的居民现在具有免疫力。研究者计算，根据这一结果，新冠病毒在德国的感染病死率仅为0.37%。值得注意的是，检测基数不一定是目前大多数国家病死率存在差异的根源，因为很多国都普遍缺乏检测，以同样的方式计算死亡人数。数据差异和死亡数据的统计口径同样有关。根据BBC的报道，意大利所有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的死亡视为由新冠病毒引起的死亡，德国和香港也是如此。但是在美国，医生拥有更多的自主决定权：当他们向疾控中心报告新冠死亡病例时，他们被要求记录患者是否“由于这种疾病而死”。因此，一些并发症死亡患者可能未被统计进来。英国国家统计局死亡率分析负责人莎拉·考尔（SarahCaul）在博客中分析死亡统计方法不同时写，“不存在对错之分，每种数据源各有优劣”。病死率和群体免疫世界各国的学者们和卫生官员如此关注病死率是因为目前仍然缺乏对新冠病毒的全面了解，但是病毒造成疾病的严重程度——病死率的数据，却对采取何种防控策略至关重要。此前，就有一项大型的流行病学研究曾受到了广泛关注，并一度被认为改变了英美等国的防疫策略。3月16日，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非药物干预措施（NPI）对降低COVID19病死率和医疗需求的影响》提出，在缺乏抑制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情况下，疫情将加速发展，且潜在病死率很高。论文截图研究发现，最佳的缓解措施（结合疑似病例的居家隔离，与疑似病例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居家观察，以及老年人和其他最有可能患上严重疾病人群的社会隔离）可将高峰期的医疗需求减少2/3，死亡人数减半。但是，缓解后的疫情仍然可能导致数十万人死亡，以及医疗保健系统（尤其是重症监护病房）的超负荷运转。因此，研究者认为，有能力的国家应该采取“抑制策略”，即对整体人口采取社会隔离。在此之前，英国曾提出了饱受争议的群体免疫策略。分析认为，这项研究是英国和美国改变防控策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牛津大学近期的一篇论文则预测，病毒的传播可能更广泛更温和，在较短时间内可实现群体免疫。该团队通过SIR模型预测，在缺乏干预措施的情况下，英国和意大利两国的疫情从发生到结束会持续大约2-3个月。截至3月19日，英国可能已经有36%-68%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而意大利到3月6日可能有60%-80%的民众感染新冠病毒。到底哪种模型更接近实际情况，缺少轻症和无症状病例数据仍然是关键。目前，科学家们寄希望于未来几周内可能会进行广泛的抗体筛查。这将有助于回答多少人已经受到感染，进而回答病毒导致疾病的严重程度到底有多高。在德国莱茵斯贝格县冈格尔特镇进行的抗体筛查结果（15%的居民已经具有免疫力）或许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这项研究的一位带头人贡特尔·哈特曼教授说：“15%与我们实现群体免疫所需的60%相比并非遥不可及。”参考文献：(1)Estimatingtheasymptomaticproportionof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casesonboardtheDiamondPrincesscruiseship,Yokohama,Japan,2020，Mizumoto,K.,Kagaya,K.Zarebski,A.&Chowell,G.EuroSurveill.25,2000180(2020)(2)Russell,T.W.etal.PreprintatmedRxivhttps://doi.org/10.1101/2020.03.05.20031773(2020).(3)Mizumoto,K.&Chowell,G.Transmissionpotentialofthenovelcoronavirus(COVID-19)onboardtheDiamondPrincessCruisesShip,2020Infect.Dis.Model.5,264–270(2020).(4)RobertVerity&LucyCOkel，Estimatesoftheseverityofcoronavirusdisease2019:amodel-basedanalysis，Lancetinfectiousdisease(5)Whatthecruise-shipoutbreaksrevealaboutCOVID-19?NatureNews(6)肺炎疫情：为何各国死亡率差异这么大,BBC中文网相关阅读来源：医学界作者：朱雪琦校对：臧恒佳责编：郑华菊原标题：《新冠病死率到底有多高？我们都估计错了！》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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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在大流行期间，评估传染病的死亡率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数据统计路径和筛选程度将极大地影响最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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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3月31日，一群特殊的孩子和上海城市交响乐团一起进行了一场公益演出。10年前，这群患孤独症（也叫自闭症）的孩子还有严重的症状，社交障碍严重，兴趣狭隘、行为刻板。但音乐改变了他们。其中包括17岁的小树，他是一名小号手。当天，身着燕尾服和浅蓝色领结，他和伙伴们一起完成了铜管合奏、五重奏。他们甚至还能参与合唱、舞蹈、打击乐、弦乐演奏。摸索着一条音乐之路，曹小夏推动着这群孤独症孩子走了12年。除了音乐，她开办了有针对性的课堂，创办“孤独咖啡馆”作为孤独症孩子融入社会的试验场。哈佛心理学博士岳晓东评价，这可能是走在国内孤独症群体最前沿的一群人。“他们确实可能代表了这一群体融入社会的一个较大可能性。”用音乐叩开心门64岁的曹小夏是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团长，也是国家一级指挥家曹鹏的长女。2008年，第一个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她萌生了用音乐抚慰孤独症家庭的想法。同年，孤独症儿童公益项目“天使知音沙龙”成立，每周为家长们组织一次音乐活动，舒缓情绪。有耳朵不会听，有眼睛不会看，有嘴巴不会说。第一次见到孤独症孩子，曹小夏发现他们大部分很躁动，一不高兴，就跺脚大哭，甚至砸东西、用头撞墙。“正常孩子听到响声会自然去看，但他们不会。”然而，当弦乐四重奏响起，孩子们安静下来，有的甚至面露笑容。半年后，大多数孩子会用耳朵听音乐了。音乐能否打开孤独症孩子的世界那扇紧闭的门？父亲鼓励曹小夏：“‘听’的繁体字’聼’，耳的旁边有心。英文耳朵ear，加一个h变成hear（听见了），再加一个t，就是heart（心）。中、英文的耳朵都与心在一起，就用音乐打开他们的耳朵。”她决定一试，带领中国首个非职业交响乐团——上海城市交响乐团的200多名青年志愿者组成义工队，成为了孤独症儿童一对一的音乐老师。“志愿者都是蹲着手把手教。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三个老师喉咙都喊哑掉。”好在，虽然教得累，但孤独症孩子们一旦学会也不容易忘记。就这样，十多年里，她跟100多个孤独症孩子打过交道，和志愿者一起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从学发音、看五线谱，甚至逐步教他们学会合奏乐器。有五个孤独症孩子顺利加入了上海城市青少年交响乐团。凭借音乐的钥匙，曹小夏似乎摸索出了一条叩开孤独症患者心门的路径。2018年4月，在国家大剧院，“天使知音沙龙”的孤独症孩子们与上海城市交响乐团同台演出。至今，他们已在国内外参加过近百场正式演出，足迹踏过英国、意大利、美国、爱丁堡、日本等多个国家。“耳朵打开之后，你看他们可以多棒。”曹小夏语气骄傲。曾有两个孤独症患者家长来旁听小乐队训练，泪流满面，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相信这些孩子从未经过筛选而且是零基础。“练习中，孩子思想很集中。每一次乐队训练都是提高。”参加沙龙的圆圆母亲说。“他们平时容易紧张，可在音乐里多高兴啊。”回想起儿子空下来在家弹奏喜欢曲子的时刻，小树母亲嘴角上扬，“那时候，他真的是非常放松地在享受音乐。”针对孤独症人群的课堂“上课咯。双脚并并拢，双手放腿上，嘴巴闭闭拢，眼睛（看过来），耳朵听老师。”3月19日，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三楼的教室内，5个孤独症孩子在上生活语文课。教室里，有的不打招呼就离开了座位；有的一直大声读单个字音；有的不怎么看黑板，低头只管自己。由于个体学习能力差异大，一头银发的志愿老师不得不一边教学，一边抽空重申课堂纪律。考虑到不论在辅读学校，还是普校融合班，专门针对孤独症的文化课程教学内容很少。近期，“天使知音沙龙”在政府相关机构及爱心捐款下，开设出公益“爱课堂”低龄班。班里唯一的女孩可可，因受不了拥挤的车厢，家人只好每天带她坐清晨6点半的地铁来教室等待开课。那天，她的一个不经意，把绘画老师阿源弄“崩溃”了。画图形时，可可画得很好，可骤然，她就乱七八糟地涂鸦起来。“不是达不到要求，而是做不到听话。”“非常理解老师的感受。我们也是从每天崩溃中走过来的。”下课了，家长围在一起安慰。“我家孩子6岁时发了一次脾气，维持了6个月，把双层玻璃都打穿了。”相比而言，隔壁平均十七八岁的大龄班情况就好多了。不仅坐得定，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也没有太大的偏差。只是，不能打破常态。一支笔突然掉到了地上，淙淙高喊起来：“笔掉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没事的，先用新的好了。我们等一下再找。”教数学的孙老师立刻耐心安抚。“安静一点”“别着急”“坐回位子上去”“对了对了”“棒极了”是爱课堂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语句。2017年开始，从周一到周五，曹小夏给孤独症孩子们安排了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绘画、英语、阅读、跳舞、语言等各种课程。她意识到，缺乏社会交往能力是孤独症孩子融入社会的核心阻碍之一。培养个人观点是走出孤单的必要条件，“不学文化，脑子永远是空的。”而每周三，愿意提供一天场地的上海商贸旅游学校还为两个班开设了社交礼仪、计算机编程、电子琴、烹饪等职业培训课程。3月20日，黄燕的编程课上有6个孤独症孩子。田田正襟危坐，两手交叠放在桌前，笔记记得认真。想发言时，就把手举得老高。似乎正处在青春叛逆期。这个学期，他拒绝了母亲的陪读。“可能是渴望独立。”黄燕觉得不一定是坏事。“孩子需要空间，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愿，对他的成长可能又往前跨了一步。”三年的授课让黄燕感到，对孤独症孩子来说，课堂最大的意义是营造了一个集体的氛围。“原来他们大多一个人在家，无法体会自尊心、骄傲、勇敢、友爱这样抽象的词。但在课堂，他们自然会互相影响，互相竞争，取长补短。”基础小车编程，黄燕已经在这个班教了一个学期，真正能独立拆装的却只有一半人。教普通孩子3次课的内容，这里要20次。并且，所有内容都要单独备课，每个细节需要手把手教，反复纠正。怎么把术语转换成形象的比喻让孩子理解，也是她一直在琢磨的。“带得很累。”她坦言。有一段时间，她困惑，自己的课对这些孩子到底有多大意义？“我是希望他们真正能学到东西。”但从课堂反应中，黄燕能看到孩子们像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波浪性地在进步。好比，重度孤独症的凯凯从原来只能用一根手指拿材料，到看着图片在母亲指导下拼装完了整部小车。现在，她把这每周一次的约会当成是一种陪伴。“至少在这个课堂，孩子是愉快的，每节课结束时，是有收获的。”她期待，也许教育的意义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开出花来。曹小夏形容“爱课堂”是在“补缺”。多年以来，她和父亲最大的心愿是，为孤独症孩子创办一所属于他们自己的学校，进行专业的干预与教育。或者，特教学校能专门针对孤独症设置课堂，而不是与智力障碍者混读。在普通学校，由于教师无法放慢进度，孤独症孩子能学到的技能十分有限，多名孩子在学校还遭到了欺负、辱骂，甚至挨打而无法应对。不久前，在普校上学的正正被同学抢饭勺，还被打了头。正正回家跟母亲说，自己只能把勺子护在胸口，抱着头蜷缩身体。看着一米八的儿子回忆自己躲避的样子，正正母亲气急：“太没有尊严了！”她去学校理论，老师解释，对方小孩功课很好，是在跟正正闹着玩。正正给曹小夏写了一封信：“曹老师，我真的读不下去了。我一定要来（爱课堂）上课了。”而特教学校对于智力正常的孤独症孩子来说，有时候效率又过低了。有孩子在特教学校四年只学到数字20，但在爱课堂一个月就数到了100。更重要的是，年龄超过义务教育阶段的多数孤独症孩子面临无学可上的窘境。27岁的圆圆就十分珍惜现在上学机会。“他已经大了，学校不收了。只有这里有适合他学习的机会。”圆圆母亲羡慕低龄班的孩子，小时候就遇到了具有针对性的课堂。曹小夏也有体会，“低龄班教起来容易太多了，有大孩子摸索出的经验在，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每个礼拜，都有外来的孤独症孩子的父母在教室外徘徊，想寻一条出路。可惜由于师资、场地、资金等不足，爱课堂暂时无法扩大规模。“教室容量有限，我们也在想办法。”曹小夏说。“提前预演社会”“孤独咖啡馆”则是另一种尝试。码粉量足而均匀，奶泡打完再敲击平整。3月19日下午，当值的咖啡师是小树和田田。做咖啡时，小树神情专注，有条不紊。办咖啡馆是曹小夏的主意。两三年前，眼看着“天使知音沙龙”里以前齐腰高的小孩长成了要抬头才能对话的小伙子，曹小夏考虑起了未来。她多次走访、考察国内外大龄孤独症患者就业情况后发现，绝大部分只是做一些简单程式化的工作，依然缺乏与外界的交流。“不能融入社会，心还是孤独的。”她相信孩子们还能变得更好，生活得更有质量，而不仅是活着。她想，让孤独症孩子毕业后直接工作风险太大，需要一个包容性更强的实习基地来过度。而咖啡馆具有互动性，是个开放又相对有保护的空间，机械性的工作也适合孤独症刻板的特点。做咖啡不是目的，创造一个可以独立跟陌生人打交道、学习与人建立正常的联系、熟悉社会行为规则的环境才是。同时，公益团队也希望普通人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更了解孤独症。2018年4月2日，酝酿已久的孤独症社会实践基地“爱•咖啡”（”A-coffee”）馆开张。曹小夏从沙龙里选出行为问题较轻、有一定交流能力的8位孤独症患者担任咖啡师和服务生。咖啡可以免费喝，但不向公众开放，志愿者先培训再通过预约进入，陪孤独症咖啡师聊天。一时间，这家不要钱只要陪聊的“孤独咖啡馆”走红。此后，因场地原因短暂闭门一个多月后，2.0版本的咖啡馆在新址重新开放。店里放着一架钢琴，咖啡师们空下来就能弹奏一曲，中间的平板电视播放着孤独症乐队去意大利演出的视频。比起屏幕里的形象，小树瘦了不少。3个月前，几个孩子听曹小夏的话，开始瘦身。小树对自己最严格，妥妥掉了30斤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孩子克制食欲的毅力让公益团队的老师们惊讶。“姐姐，我认识你。你还记得我吗？”小树主动跟志愿者打起了招呼。他最近迷上了方言，喜欢拉着人讲上海话。“来咖啡馆之后，孩子交流的渴望很强，但没有技巧，一直是自己在滔滔不绝。”回去后，小树母亲就对儿子指出来，“你这样不行，变成单行道啦”。志愿者柳香是第三次来咖啡馆了，她会细心留意每个店员的变化。“今天圆圆好像话不多，是怎么了？”快要结束营业时，她找到圆圆母亲交流。正因为有着志愿者的陪伴，少年咖啡师们身上的孤独感淡了不少。“上班”带来的价值感，也让他们更自信，常常露出幸福的笑容。生活是最好的课堂。一年下来，店员与人沟通的能力显著提升。圆圆母亲说，儿子1年的语言进步，比之前26年的总和都要好。最近一次圆圆母亲生了病，孩子倒了一杯水给母亲。夫妇两人激动得不得了——孩子有感情了，会照顾人了。“这一刻他们等了足足27年，度日如年”，曹小夏说。“我要比他晚一天死。”这句原来小树母亲一直挂在嘴边的话现在不再提了，因为小树和其他几个孩子一样，已经能自己坐地铁上下班，自己料理生活了。一次，小树单独外出，替母亲拿回了外婆的药。小树母亲高兴坏了，打电话给曹小夏，“要不是沙龙和咖啡馆，孩子到现在还关在家里挨日子，永远也没有伙伴。”可是，遇到情绪压力或突发状况，这群孩子难免还会失控。有一阵子，负责咖啡馆日常管理的庞抒红对圆圆很有信心：步骤清楚，质量稳定。但最近圆圆工作时又容易走神，莫名反复出错。“就像一下子回到了旧社会。”这种搞不懂原因的回旋，让庞抒红叹了一口气。不过，她也习惯了“走两步退一步”。去年，圆圆有次没带饭勺，一下冲出门外，要打电话请母亲送来。庞抒红拉他回来，带他从店里挑一把用，圆圆才慢慢平复，不过吃饭时还是不停喃喃自语。又有一次，遇上萨克斯背带没带，圆圆又着急起来。庞抒红急中生智，把斜挎包的背带扣在乐器两端，这次他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在基地里不断出现状况，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不断发现问题，才能不停地修正，不断前进。”庞抒红说。迄今，已有超过4000多人报名来当“顾客”。公益团队要求志愿者把店员当作普通人来对待，不能过分宽容迁就，还需引导店员多讲新话题，适当设置些障碍，以防失去“提前预演社会”的意义。对外，庞抒红也呼唤社会对孤独症群体多一些包容与谅解。她带圆圆出门就餐时，孩子几句奇怪的表达就引起了周身的侧目，一些不友善的目光像飞来的钢针。再向前一步“我们很幸运。”和这群孩子的其他家长一样，圆圆母亲脸上的明朗笑容格外让人印象深刻。沙龙、演出、排练、咖啡馆、爱课堂，看着孩子一步步学会了沟通和自理，让这些曾经饱受生活艰辛的普通孤独症家庭微光渐亮。“我们不再是独自对抗。在这些地方，我们找到安慰、找到同伴、找到出路，心情和生活状态有了极大的提升。”圆圆母亲感慨，以前自己和其他母亲一样，常在深夜垂泪，“现在不会憔悴了，孩子几乎每天都在变化，不再是单向，而是变成了互相陪伴，给我也带来了许多乐趣。”在帮助孤独症孩子融入社会的尝试上，曹小夏团队和其他爱心人士所付出的还远不止这点。为了减少陌生环境带来的焦虑感，除了各地演出，曹小夏还领着孩子到外企办公室参观，去养老院里慰问，请世界冠军教滑冰，离开父母住在寺庙学习，去服装店营业，到特警学校观摩，学做网红青团，外加博物馆、音乐会、话剧、电影院、超市等等。有一次去海洋馆，孩子们还把海豚“亲感冒了”。一次次感知、适应、学习、挑战中，孤独症孩子从逃走或大闹，到安静端坐。如今，即使演出时间有变也能够耐心等待；独自外出可以自己点餐，吃完主动收拾纸盒、筷子、纸巾，直接带走丢弃。这让曹小夏感到欣慰，也给了她更多信心。她相信，大多数中等以上智力的孤独症患者是能够被干预并产生效果的。但她认为，改变孤独症群体，家长才是扭转的关键力量。“很多家长的观念和心态很成问题。最凸显的是，没有真正接纳自己的孩子，带有自知或不自知的歧视，或走向纵容的另一端。”这12年来，她和公益团队摸索着用音乐、咖啡和教育，温暖了孤独症患者的心。“如果没有人帮助也做不下去。”她说。而她身后首先站着的是家人的全力支持：95岁的指挥家父亲曹鹏、曾任大学声乐系副教授的母亲夏惠玲、知名小提琴家的妹妹夏小曹以及毕业后直接到沙龙和乐团帮忙的儿子石渡丹尔，都是没有二话的志愿者。2018年末，石渡丹尔作为导演的影片《我和他们一起成长》斩获了第四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最佳公益影片”一等奖和“最佳公益导演”奖。影片用镜头记录了他母亲沙龙里的这群孤独症孩子近10年在音乐中的成长轨迹。今年，曹小夏决心再向前一步——启动她的“大社会”计划。她了解到，在美国，就有孤独症患者做服务员且对外营业并营利的咖啡馆。目前，“爱•咖啡”已与15家社会咖啡馆达成合作，为孤独症学员建立升级版实习基地。在不同类型的社会咖啡馆，孩子们可以学习不同设备的操作方法，适应不同经营模式与更多人交流，真正走向社会、面向市场。4月开始，3位少年咖啡师们将轮流在一家高端酒店的咖啡馆工作一天。曹小夏打算今年让孩子陆续到每个实习基地都尝试一次，“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的锻炼”。如今，这群少年正以“做自食其力的普通人”为目标努力。据公开报道，上海市实现全职就业的孤独症患者仅有一人。曹小夏知道这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急不得。她相信，每个孩子都拥有成长的力量。“退一万步讲，就是以后只做个咖啡师，有时间了能拿起乐器，守着小伙伴们一起，到老了，也能互相陪伴。这样有温度的生活不是也蛮好嘛。”（文中小树、圆圆、正正、阿源、田田、旺旺、淙淙、凯凯、柳香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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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哈佛心理学博士岳晓东评论说，这可能是一群处于家庭自闭症研究前沿的人。“他们确实可能代表了这一群体融入社会的一个较大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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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近年来，艺术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启发着新的对话和实践，而我们思考艺术和社会的方式正被二者愈来愈紧密的交织所塑造。而当代艺术实践者往往身兼多重身份，他们同时是艺术家、文化和社会科学学者、写作者、摄影师、独立机构运营者，在语汇的往复互搏中讨论社会介入性艺术、艺术介入社会、社会实践、社会实验。围绕社会介入性艺术的概念，空间、社群、学科等关键词进入了讨论的视野。当代艺术或许提供了思考社会的创造性方式，在对多重实践的回顾和讨论当中，跨学科的效力、田野实践的伦理、实践者身份的转换、社会空间的生产等话题，则出现意义丰富的迭变。从上述问题出发，艺术策划人、影像作者宋轶，社会学教授严飞，于2018年6月21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四位跨学科背景的年轻艺术家、写作者和影像作者进行对话，共同探讨面对当下社会的情境与事件，他们如何根据各自的学科视角和创作兴趣营造出不同的实践与学理路径。宋轶（艺术空间“激发研究所”联合运营者，“新工人影像小组”联合发起人）：我们的讨论和当代艺术的社会介入有关，我想分享一下自己在做艺术的社会介入过程中的一些感受。我平时在北京东五环外的皮村参与、组织“新工人影像小组”这样一个工作团队。皮村是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众多城中村中的一个，一些聚集在这里的打工者发起了一个自我组织叫“工友之家”，并且陆续建立了博物馆、影院、商店和小学。其实对于生活在皮村的打工群体来说我是一个外来者，而因为我美术学院毕业的背景，严格来说对于工友之家的这个组织，也是外来者。之前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去到“工友之家”，认识了他们机构的发起人之一王德志。他跟我聊到了他对电影的看法。这其中很多电影我都看过，但从来没有从这样一个打工者的视角去看这些电影。他能够注意到的细节可能我之前都是忽略掉的，所以那次交谈让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很兴奋。后来每一次再去皮村，也会有意识地跟他去聊，每每能收获一些不一样的认识角度。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一种自然的、平等交流的关系（形成）。这是2013年（发生的），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在这里做一些事情？后来我也会带一些朋友去皮村和工友们聊天，差不多经过两到三年，大家逐渐建立起信任和友情。2016年，王德志告诉我，大约在2004年的时候“工友之家”就开始制作一些影像，包括剧情片、纪录片。但是一直以来都是他一个人（组织），因此力量单薄。他说我们能不能一起成立“新工人影像小组”来延续这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时机，因为我本来也有这样的意愿一起工作。我们当时设想拍摄一些影像来反映新工人的状态，不仅仅是生活和经济状况，也包括他们自身各方面的探索。我和王德志在工作过程中也有一些磨合，包括理念、工作生活的时间安排，等等。这里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就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友情，让我们两个人的理解角度能够达成平衡。刚刚开始计划的拍摄时，很多问题我自己是第一次接触，拍摄之后的反响也并不是特别好。2017年由于资金问题，拍摄工作还有一段中断。那么我在想，如果现在没有一个合适的条件继续拍摄，我们能不能先将之前的素材整理起来做一个影像资料库，也为未来的合作机会做准备。当我把这个资料库整理完毕之后，我发现它们有很明显的五个分类：工作、生活、儿童、斗争和感情（家庭居住）。我发现，目前似乎没有合适的机会让这些影像在美术馆中展览，但可以把它们放回到打工博物馆作为一个长期的陈列。这样也就丰富了博物馆原有的收藏类别（文字资料）。目前为止，“新工人影像小组”工作路径出来的成果还不是特别完善，但是资料库的整理工作我个人比较满意。这样的一种“介入”包含了我自己的工作和判断，以及和工友们探讨的成果。如果有一点反思的话，我觉得影像资料库对于打工博物馆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可能对工友的实际生活上的影响是不够的，工作中还有一些潜力和能量没有被发挥出来。对我而言，社会介入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和挑战性在于它会让我不断寻找我自己的定位，即我的长处能够做些什么，怎样做会比较合适。这也就形成了将项目进行下去的动力。任越（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现就读于芝加哥艺术学院艺术史研究生项目）：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介入”虽然有非常多非官方的定义和解释路径，但它很大程度上是在寻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本质上在“介入人”，探索人和人之间有没有合作、共事的可能性。并且刚才的介绍当中，宋老师提到和您的合作者沟通去完成项目的过程，看起来，您的身份已经不仅仅“艺术家”，而是在向一个策划者、组织者和合作者转换。我自己的背景是从社会学转入艺术史学习，所以我一度十分好奇：从一个比较固定的学科范式，转换到艺术家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往一些更具创造性的表达方式靠近的时候，他会不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学术领域的影响，从外界的学科去寻找一些支撑，从而经历一些学科思维之间的转换和自己工作、思考方式的转换？我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交流，我渐渐觉得艺术家的好处在于他可以通过艺术家这个“头衔”去有效规避一些学科可能给予他的界限，而去采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视角来做自己的一些东西，来“为我所用”。因为我有一个艺术家的头衔，我就可以做“我的艺术”。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原则上是不能这样的。虽然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直觉和创造性，但是最终在进行产出的时候，是一定要避免“枝蔓”，把目光聚拢来思考某个具体的问题，回应某个具体的方面。苗天元（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生）：谈到学科交叉的话题，我刚刚结束的毕业设计有一部分涉及了社会干预；我的项目通过编程设计了一个网页，模拟苹果手机的界面，但是做一些轻微的改变。我把这个系统投放给用户，记录他们使用之后的反应。这里需要解释一下：这些改变是基于我们使用手机过程中的身体记忆，例如我们有时闭着眼都可以把闹钟关掉；我的设计就是要尝试反抗类似这样的身体记忆，比如重新设计的计算器的界面，在这个系统中用户每点一次，它的按键位置就会发生改变。我也做了一些影像来记录这些变化。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虽然这是一个美术学院的设计课程作业，我是能够在它背后找到一些理论支撑的。在两个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也有很危险的一点，就是说，它并不是一条“坦途”，有的时候可能会跌落深渊。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有些时候会有强行解释的倾向，就是说我希望我的观众来帮我完成这个作品，让我之前的观察变得更有解释力。任越：你刚才分享的例子让我想到两点。第一是学科之间的渗透能带来什么；最初进入（当代）艺术史领域的时候，我自己有一种困惑，就是和文化批判、和视觉分析相比，艺术史似乎涵盖更广，牵涉了社会科学、哲学、美学的概念，那么当它什么都在谈论时，它到底在谈论什么?但是当我回头去看一些社会学的理论时，我发现自己所关心的方面和所接触的知识，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理路。或者是作为艺术家，这些知识形成你感知事物、处理事物的方式，进而成为你自己的“语言”。因此就我的理解，艺术家可以不必考虑在某个知识领域的“专业性”，他要做的是一个理解、运用和创造的工作。如果从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来讲，则需要收束目光，和既有的理论进行对话，最后可能会形成你自身的方法论。第二点是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去寻找作为艺术家的主体性和你的研究对象、或说你的观众反应之间的“边界”。那么其实在一些在地实践项目中，艺术家在进入“田野”的时候也有这样一个伦理边界。包括宋老师刚才提到的和工友如何去合作，我们的主体性和他们的诉求之间如何达成一个平衡，都是这样的体现；因为我们最后要做一个作品出来，那么我们的观察对象甚至是项目中的合作者，会不会在作品当中被“对象化”？苗天元：对，我也有过这种顾虑。我的本科毕业设计现在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我是希望能够弱化观众“被观测”的身份体验。而和真正进入当地的艺术实践相比，我觉得我可以更加客观，因为我是不在场的。在设计中，我通过作品的前置摄像头捕捉使用者的面部数据，并在撤展之后进行获取。通过艺术家的“不在场”，可能我可以看到更加客观的结果。任越：我觉得你是在幕后的一个角色。这个让我想到，是否艺术家不在“现场”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形成对观众的作用力？因为没有直接沟通的过程，但是研究对象会根据你之前设计的程序去走，而你做了一个终端收集的工作。苗天元：做作品的过程当中，这些期待虽然会有，但它的结果往往也是无法预料的。我装作一个观众在展览现场时，发现很多人对自己面部的关注程度非常高，他们只是把展览当成一个自拍的场景或者奇观。很多观众关注自己在场的过程，而不是艺术家要表达什么，因此会有一个落差在这里面。宋轶：我也回应一下刚才有关学科渗透的话题。我常常和朋友聊天会提到两种说法，就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艺术应该成为最后一个没有被社会分工所驯化的领域。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艺术最应该成为的是一个基础学科，和我们学语言、学数学一样。那么艺术就既不会是非常形而上，也不会过于具体、物质化，它一定是在这两个方向之间运动，而关键在于做艺术的人本身的往返，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他能够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去做作品、去推进他的项目。赵昊阳（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现为纪录片作者、独立出版人）：我从我今年春节去陕北拍摄社火的经历出发，回到宋老师刚才讨论过的艺术家作为个体、拿着相机进入另外一个不属于你的身份的新的场景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体验。我认为拿着相机本身就预示了“所拍摄之物将要被观看”的事实，被拍摄者是必然会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很有趣的一点是，当地人真的对外来者的进入习以为常。每年都会有一些摄影师来到当地拍摄民俗，大家也会去表演扭秧歌、跳舞。但这些对我而言似乎并不是那么有吸引力，我更感兴趣的是“地方”本身和当地人之间的互动。当时的社火表演只有三天，但是我会多花一些时间跟他们（村民）相处，帮他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一起拍一张照片；这些虽然会被拍摄，但可能并不符合我原本的意图，也不会在最终的作品中呈现。但是我觉得这种相处过程可能是一个更加公平的方式，它将我的对象放在一个更加平等的位置上来达成互动，对我来说是解决（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紧张感（tension）的一个策略。张瀚文（就读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摄影、摄像及相关媒介研究生项目）：昊阳和宋老师的分享让我第一时间想起上一届卡塞尔文献展的一个项目叫做emergencycinema。我们可以回到影像的生产当中去讨论观看和被观看的权力问题。这个项目（技术上）由叙利亚当地人“自发”地完成，我们知道叙利亚处在一个战乱的状态，所以一些影像的生产是很艰难的。在叙利亚和皮村的语境当中，如果没有一些艺术家和研究者的介入，如果想要留存下来一些影像应该是不太可能的。那么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告诉当地人，只要你有图像摄影设备，你就去拍，然后我们把这些影像发送到我们的Facebook或Twitter的账号上，来这样去做一个影像收集的工作。因此这全部都是来自民众的影像，而不是新闻机构、摄影记者主导的报道性的图像。我认为这样从社群当中采集的影像是非常有价值的。宋老师刚才提到说影像资料库的建立没有对工友们的生活产生实际的影响，而我觉得把影像留存下来已经是一种实际影响了。严飞（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意义上“社会介入”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理解。第一个层次是微观的、个体的、从个人身份（individualidentity）切入的社会介入。苗天元做的毕业论文是要打破每个人身体的惯习，即打破福柯所谓的对身体的规训，打破对个体身份、身体记忆和个体生活的路径依赖。第二个层次是中观的。它或者是一个特定的群体、特定的社区，研究者会通过和社区中的人们发生持续的互动，来影响他们原本的行为模式。这一点上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做了大量实际的社区介入。海淀区的清河实验、前门大栅栏的社区营造，都是这样的例子。这些社区原本来自不同地区的居民和老师、学生一起合作，做了两个层次的改变。第一个层次是在空间上改变原有老旧、逼仄的空间，创造新的邻里格局。第二种是人和人关系的改变，例如我们会有意识地、创造性地让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本地居民聚集在一起，进行协商式民主的讨论，来激发他们在讨论过程当中的主体性，并且产生其中的能人、领导者。这种邻里关系的改造是社会学研究当中社会介入的一种表现，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了促进、改变整个小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是特定社区层面的社会介入。那么第三种层次的社会介入，就是在非常宏观的、社会政治转型层面的社会介入。例如我们发生的于洋案件、孙志刚案件，那么社会学家会来评析这些案件在我们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和意义。社会学系的孙立平老师，曾经很明确地提出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断裂”，而这种“断裂”发展到今天，又变成了整个社会的“溃败”。在社会转型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需要思考如何通过社会学的关怀、研究和行动，让这个社会向着良性的、友善的和善治的方向去发展。这是我认为三个不同层次的社会介入。如果说到艺术家的社会介入，其实我自己对香港这座城市有一些长期的观察和记录。香港在大家印象中是一座非常讲究务实、经济利益至上的城市，那么整个社会对于一些公众事件的关心程度，实际上我觉得并没有北京，甚至是广州、上海这样的城市积极。然而我发现一件特别好玩的事，就是在2005、2006年左右，香港政府是想要拆除天星渡轮码头，那么这个决定实际上相当于拆除了整个社会的一场集体记忆。香港的一些市民在这种情况下跑到码头上来进行抗议，呼吁城市需要这样的一个集体记忆的承载物。其实让我有些惊讶的是，在这样一场运动当中走在最前面的，不是普通的民众，而是城市里的艺术家：诗人、音乐家、舞蹈家和漫画家。他们在将要拆除的天星码头前进行艺术表演，他们的基本想法和逻辑，就是通过自己擅长的媒介和形式来进行社会批判，从而寄希望于社会改变的可能性。我把这一类的艺术家归为“culturalelites”，文化精英。这样的文化精英必然有两个面向：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用自己的技术和媒介对社会现象进行描绘、折射，但无论如何，他们认为艺术品最终会超出普通公众的理解层次，达到艺术的成效。但是同时，他们的文化产品触及了更广泛的受众，因而和观众建立了联系的纽带，因此会带来更大层面的冲击，给社会造成一种影响。任越：我顺着严老师的思路说。我自己在社会学系转入艺术史系时，有一种比较强烈的感觉，我把它叫做当代艺术的“社科化”。从取材上来说，一些当代艺术的实践者会越来越将目光投射到现实层面，把一些当下发生的事件作为自己创作的灵感、素材、切入点；在组织和展示方式上，也出现越来越多的所谓“参与式艺术”以及“社区艺术”，例如在美术馆，我们不仅仅能看到展览，也会听讲座、参加公共活动和教育活动，而一些社区把自己的公共文化活动做成了社区的名片，等等。我就会想当代艺术似乎在更加强调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人和作品之间的沟通。刚才严老师所说的香港的情况加强了我的这种感觉：社会学家在通过一种关怀的方式，向人文、人际的层面去靠近，而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会成为他们自身艺术创作当中的一条线索。在瀚文在讲的时候我还想到一点。如果我们考虑艺术家和学者做研究、创作的初衷，然后从结果层面去回溯，那么艺术家在做的可能更多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例如我们进入当地之后想要把它的现实状况、面貌呈现出来，但也会经过自身的艺术加工。拿纪录片的制作来说，就是会剪辑我们的素材、技巧性地运用一些对话，等等。这让我想到艺术创作和社会学研究相比较，会不会对“结果预设”有强弱程度的分别？例如宋老师在做皮村的项目过程当中会有他自己对创作过程的反思，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艺术家所期待的表达是带有一种精神性、一种不确定性；而社会学家的研究在初始阶段，是否有一种预设，即我要对现象做出解释，要把我拿到的素材和资料归纳到规范的学科框架当中来，并且对我的研究对象产生短期或长期的实际影响？
摘要:

Answer: 艺术家可以有效地规避某些学科可能赋予的界限，并利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观点来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专注于特定问题并响应社会科学研究等特定方面。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Keyhole是一家数字地图测绘公司，2004年10月被谷歌收购，2005年员推出了谷歌地图和谷歌地球。Keyhole的创始人约翰·汉克，以及营销总监比尔·基尔迪在《谷歌方法》中，回忆了收购前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起因：谢尔盖的投影十几位高管在谷歌开会，对公司的照片编辑软件Picasa进行产品评审。会议中途，出生于苏联、才华横溢的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穿着人字拖走进会议室，他刚从公司总部Googleplex正中的沙滩排球场打完球回来。他打开他的笔记本电脑，很快就被一个东西吸引住了。Picasa的产品经理没讲多久，就发现其他人也被谢尔盖的屏幕上的东西分散了注意力。埃里克·施密特中止了会议，问谢尔盖能不能分享一下究竟是什么比会议还重要。于是，谢尔盖跳起来，关闭了产品经理的投影，开始投影他电脑上的东西：KeyholeEarthViewer。黑暗的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着了迷。谢尔盖在地球上随意打开了一些地点。Picasa的评审已经被遗忘了，这次会议被EarthViewer劫持了。本来感觉百无聊赖的高管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他们被迷住了，有几个人甚至站到了椅子上，恳求谢尔盖输入他们的家庭地址。不久，喧闹平静了下来。谢尔盖只说，“我们应该买下这家公司”，没有提到任何商业策略来支持他这个结论。谷歌的高管们环顾会议室，没有人不同意。这就是故事的起因。接触：谷歌的财报令人震惊2004年，约翰接到了谷歌企业发展部负责人梅甘·史密斯的电话。她告诉约翰，谷歌非常真诚和迫切地希望收购Keyhole。对约翰来说，这个前景非常令人兴奋：谷歌的资本和技术资源远超任何一家潜在风险投资公司注入的资源。谷歌是一个发射台，一个可以推动Keyhole这样的服务无限增长的平台。但事情也有点奇怪，谷歌不做地图，它对Keyhole有什么计划？说实话，约翰和梅甘都不知道答案。约翰决定去谷歌开一次会，他会见了拉里、谢尔盖和埃里克，讨论谷歌对Keyhole的计划。约翰先是在两个创始人共用的办公室里见面。肮脏的运动服、曲棍球护具、零散的玩具散落在地毯上，曲棍球球棍靠墙立着。（谢尔盖是轮滑曲棍球的狂热爱好者，他经常组织在谷歌的停车场上进行激烈的轮滑曲棍球比赛。）隔壁是埃里克的办公室。会谈在旁边的一个公用会议室举行。“你们认为我们这个地球三维模型的概念未来会怎么发展？”约翰问。“我认为它可能会成为谷歌的核心。”拉里说，“似乎很多类型的数据都可以围绕地图和地理来组织。”埃里克补充说：“我向你保证，我们会给你们提供更多图像数据，比你们团队处理过的数据更多。”会议结束后，在40号楼二楼的零食箱附近，梅甘把约翰拉到一边。“嘿，我想给你看点东西。”她说，“一个不该给你看的东西。”到目前为止，约翰和很多人一样，只能猜测谷歌到底是不是赚得像人们推测的那么多。它会不会只是又一家财务状况脆弱的互联网公司？有人点击过那些小小的文字广告吗？由于谷歌是一家私人公司，公司之外没有人知道真实情况。梅甘翻开她的笔记本电脑，向约翰展示了过去三年谷歌的财务报表。“天哪！”他从来没想到一家私人公司能创造这么高的收入，利润这么丰厚！约翰惊呆了。收购：29名Keyhole员工都被雇用了一个星期五下午，约翰终于准备把收购的事告诉整个团队了。我们一共29个人，这是我们这家小公司有史以来保守得最差的秘密，不过仍有少数人不知道这笔交易。“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我还是打算向公司的所有人正式宣布这个消息。”约翰笑着说，“我们已经同意被这条街上的一家小公司收购了。”整个团队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被谁收购？微软吗？”“不对！谷歌！”约翰回答，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微笑。又一轮欢呼声席卷了会议室，大家纷纷互相击掌庆祝。约翰告诉大家，我们还需要去谷歌面试。他向我们保证，面试多半是走个形式，重点在于工作“评级”（意思是：决定我们以何种级别进入谷歌工作）。作为一个团队，我们不会受到标准的谷歌面试流程的影响，而众所周知，只有顶尖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才不会被谷歌的面试淘汰。约翰把聘用整个Keyhole团队作为与谷歌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在科技收购的世界里，这是闻所未闻的。普遍的情况是：大量的员工被弃用，新公司只给股权，不给工作。当梅甘·史密斯第一次告诉约翰谷歌的收购意向时，约翰回答道：“那太好了，但我要先说清楚，你们必须承诺雇用我们整个团队。如果不行，那我们就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了。”这不是我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认识到，约翰·汉克是人们值得期待的最忠诚的老板和朋友了。当时，Keyhole一共有29名员工，包括想辞职的马克·奥宾。约翰只对他说：“现在别辞职。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别辞职。”在一个微风吹拂的夏日午后，我走过八个街区，来到谷歌园区里的41号楼。我当时肯定很紧张。但是走上通往谷歌崭新园区的那条桉树成荫的街道之后，我感到神清气爽，心情放松。陪同我们的谷歌人力资源员工带我们进入双层玻璃门，走入一楼一间设备齐全的会议室。在我的面试中，我见到了四位谷歌员工：戴维·克兰（公关主管）、道格·爱德华兹（市场营销总监）、黛比·贾菲（营销主管，即将成为我顶头上司的人）以及克里斯托弗·埃舍尔（首席设计师）。我是一个常年记笔记的人。当我在戴维旁边坐下，并将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时，我跟他开玩笑说，我需要谷歌扫描我不断增加的旧笔记本，好让我在电脑上检索它们。“哦，有一天会实现的。我们正在使用书本扫描机器人扫描图书馆里的书。”他说。我笑了，后来才意识到他不是在开玩笑。在面试中，道格和克里斯托弗对Keyhole在谷歌会做什么更感兴趣，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谷歌有人知道为什么要收购Keyhole，那么他一定没有告诉戴维、道格、黛比和克里斯托弗，他们知道的比我还少！在Keyhole，大家度过了一个紧张的面试周。每过30分钟左右，就会有人走进我们的办公室，向约翰报告他们的面试。约翰总是问他们同样的问题：“谁面试的你？”“他们问你什么了？”“你觉得顺利吗？”每位应试者都放心地回到了我们的办公室。8月25日，梅甘·史密斯来到Keyhole的办公室，带来了29封聘用书。所有29名Keyhole员工都被雇用了，正如约翰所承诺的。迎新：谷歌的41号楼就在当周，谷歌在40号楼开了一次会，着重讨论隐私问题。来自一个跨部门工作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希望更详细地了解隐私和航拍图像。与航拍有关的各种律例表明，Keyhole的运营安全、合法。但是从谷歌的角度来看，公众的看法更为重要。我们被明确告知，用户对谷歌品牌的信任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搞砸。在所有这些预备性的会议中，我很惊讶几乎没有人谈定价、销售和收入预测。对于谷歌的许多人来说，产品收费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实际上，在它的各个团队中，创造收入似乎并不重要。相反，谷歌员工追求的是“让用户快乐”“用技术改变世界”这一类目标，赚钱这件事很少被提起。迎新会那天，Keyhole团队在9点钟来到样子古怪的公司总部Googleplex报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北加州的早晨，天空中薄雾状的云还未完全消散。保安让我们先停在专门的访客车位上，直到拿到我们的谷歌工作证。与此同时，无数谷歌员工到达停车场，然后涌入园区的各个建筑物里。Keyhole团队和当天入职的另外六名新员工一起聚集在摆了很多熔岩灯的41号楼大厅里。一个列出了多种语言的实时搜索结果的滚动列表被投影到了两位年轻接待员背后的墙上。（我们了解到，这里使用了一个特殊的过滤器，确保大厅墙上不会显示任何冒犯人的词语。）约翰和梅甘·史密斯在大厅里等待大家。我们从各种糖果、薯片和坚果罐子里拿东西吃。我们在41号楼里的第一站是领正式的工作证。之后，我们走进楼里的多个微型厨房中的一间稍事休息，吃点儿点心，喝杯咖啡。“在这里能领到免费的谷歌T恤衫。”梅甘告诉我们，“我们要求每个人要有谷歌的做事风格，第一天只拿两三件，别多拿。”她继续介绍：这里是健身房。这里是游泳池。那边是谢尔盖正在里面打球的沙滩排球场。那边有一场极限飞盘比赛正在进行。这里有可以在园区里骑的自行车、滑板车、电动平衡车。在这里可以搭乘穿越湾区的免费班车。通勤车站那里有一个咖啡果汁吧。当然，班车上有Wi-Fi（无线局域网）。这里是41楼的按摩室。来，吃点M&M豆吧。我得说，我们全然忘记了Keyhole办公室的一切，那里的从克雷格列表网站上淘来的台球桌、漏水的屋顶以及放满牛皮纸袋装的简单午餐和各种吃了一半的好市多蘸料的冰箱。接下来是41号楼的“科技站”。每栋谷歌办公楼上都有一个这样的商店，门口挂着花哨的停车站标志。店里有两三名网络管理员或IT支持专家，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确保谷歌员工拥有他们所需的所有性能最好的设备。在41号楼的科技站，我们受邀给自己装备任何想要或需要的技术设备。这个小店差不多就是一个免费的微型苹果零售店。每个人都拿了笔记本电脑包、充电器以及装了谷歌的安全软件、能在家连上谷歌服务器的Wi-Fi路由器。（谷歌负担了员工家中的互联网接入费用，但需要员工使用装有特别安全软件的路由器。）我注意到工作人员正把一台蓝色的Linksys路由器交给员工，型号和我最近给家里买的一样。“嘿，我家里有台跟这个一样的路由器。我可以拿过来让你们装上带谷歌安全软件的固件吗？”我想给公司节省55美元。科技站的工作人员从他的两台30英寸显示器后面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一眼他的同事，他的同事似乎觉得我的问题太搞笑了。“不了，就拿个新的吧。”这种事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习惯。之后，我们开始拆我们搬家用的纸箱子，并装饰我们的新办公室。坐在色彩鲜艳、配备了赫曼·米勒（HermanMiller）的椅子和两台30英寸显示器的工位上，大家都显得很兴奋。我找了一架梯子，想挂上我定制的印有Keyhole和谷歌标志的十字路口指路牌，但我刚一开始挂，谷歌设施团队的两名成员就出现了。他们带着麻绳、尼龙扎带、卷尺和工具箱。挂好后，这两名工人要求我检查路牌，以确保高度、位置、角度以及麻绳缠绕的方式是否符合我的要求。等我回到办公桌前，我收到了谷歌设施问题跟踪系统发来的一封邮件，请我给互动情况打分。一位人体工程学顾问走访了41号楼，严谨地将每个人的桌子、椅子和显示器的高度校准到了最佳位置。我们还获得了免费现场按摩券，以防这些设备高度设置得不够完美而引起身体不适。未来：要1000万美元，还是1000万用户？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约翰通知我们，Keyhole团队将参加一个会议。这是一个连梅甘也感到惊讶的会议。它被宣传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出席的官方迎新会。由于不了解情况，我以为他们会出席任何收购活动，但显然情况并非如此。“你们会见到拉里和谢尔盖吗？”其他谷歌员工一早上都在反复问我们。谷歌在这次收购中充分展现了其在业界的威望，许多高管都注意到了拉里和谢尔盖对Keyhole的浓厚兴趣。谷歌到底会如何使用这个小小的地图团队？他们也在寻找答案。在2004年10月我们入职的第一天，谷歌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拉里和谢尔盖已经成为国际科技名人，尽管从一开始就可以确定，他们对名气和物质财富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在谷歌上市时，股票的发行价达到了85美元，这让时年30岁的他们有了67亿美元的财富。但拉里仍住在帕洛阿尔托的一间小公寓里，而谢尔盖不久前才买了他的第一辆车（通用汽车的EV1电动车）。在拉里和谢尔盖来到会议室之前，谷歌产品战略副总裁乔纳森·罗森伯格先与我们会面。乔纳森是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很爱讲笑话。我非常想听听谷歌对Keyhole的计划。“从现在起一年后，”我问乔纳森，“如果展望一下前景，Keyhole是创造1000万美元的收入好呢，还是获得1000万用户好？”这是一个有点离谱的问题，但我抛出这些大数字，是想从他那里套出些方向性指导——是赚钱还是获得用户。我们的支付条件节点，即作为收购交易的一部分而制定的目标，是Keyhole获得50万用户。我说的数字是支付条件目标的20倍。“你问拉里和谢尔盖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我猜他们更喜欢1000万用户，但你还是应该问他们本人。”会议在园区外围一栋偏僻建筑中的一个很像大学研讨室的房间内举行。这个会议室是专为各种谷歌培训课程而设计的。谢尔盖穿着轮滑鞋滑进房间，笨拙地从会议室前面的几节阶梯上走下来。拉里紧随其后，对谢尔盖的入场报以微笑（显然，他之前看过这个特技表演）。约翰上前问候他们并与他们握手，而我们其他人仍坐在椅子上。然后他们在会议室里走了一圈，由约翰向他们介绍每一个人。拉里和谢尔盖对我们在创办Keyhole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从一开始就很明确的是，他们都只关注创建全球地图数据库模型背后的技术和数学。“你们一米的分辨率内覆盖的是全球的百分之几？”“来源是什么？”“分辨率是多少？”“给我们讲讲卫星的事吧。”“卫星是谁造的？”“他们发射花了多少钱？”“卫星是对地同步的吗？”“传感器的尺寸有多大？”“每个图像文件有多大？”“你们现在有多少台服务器？”“卫星飞行的速度有多快？”拉里和谢尔盖辩论一颗卫星需要多长时间来捕捉整个地球的图像，他们考虑到了光线明暗、云层覆盖、大陆块的百分比、每张照片的大小、卫星的速度、地球的旋转、引力、燃料、天气以及其他因素。“如果你用一米分辨率的细节覆盖整个地球，数据库会有多大？”谢尔盖最后问约翰。我确信谢尔盖在开玩笑。这个问题就好比问在西斯廷教堂画了四年壁画的米开朗基罗：“你的画太棒了。给意大利的其他地方都画上壁画怎么样？”约翰转过来，抬头看着坐在我旁边的迈克尔·琼斯。“迈克尔，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大约会是一个PB吧。”迈克尔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PB这个词。一个PB等于100万GB。“我觉得不对。”谢尔盖拿出自己的计算结果反驳道，“应该是500TB。”我们快没时间提问了。谢尔盖继续质疑迈克尔的计算。他不相信这个结果。经过几分钟的辩论后，迈克尔用盖棺定论的语气说：“相信我，谢尔盖，就是一个PB。我稍后去你办公室给你演算一遍。”拉里和谢尔盖准备离开会议室了。“拉里，谢尔盖，1000万美元或1000万用户，你们选哪个？”他们转向我，一脸疑惑。“我不明白你的问题。”拉里冷冷地回答。“如果让你展望一下我们的前景，也就是Keyhole团队的前景，假如说一年之后吧，你是希望增加1000万用户还是希望多赚1000万美元呢？”拉里和谢尔盖互相看了一会儿，好像在无声地交流谁应该回应我的问题。拉里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说：“我认为你们应该把目标定得再大一些。”他盯着约翰，以示强调。整个房间都沉默了。随后，拉里和谢尔盖离开了会议室，谢尔盖仍穿着他的轮滑鞋。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7月新书《谷歌方法》，比尔·基尔迪著。
摘要:

Answer: Keyhole是一家数字地图公司，于2004年10月被Google收购。创始人约翰·汉克（JohnHank）和市场总监比尔·基尔迪（BillKildy）回忆了收购前后在“GoogleMethod”中鲜为人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