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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规划史今天的主题是从规划史的角度来介绍台湾地区的一些经验。规划史（Planninghistory）是都市史（Urbanhistory）的一部分。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言词与物理的空间都不能脱离社会来对待，这和台湾一般的官方看法及被官方接受的学院看法是不同的。如果脱离了社会看城市，城市是什么？难道城市真是砖头、石头、柏油马路吗？这种观点不知道“破产”多少年了，但仍然是现在的官方说法，也是主流学院的看法，技术官僚和封闭的学院昧于现实，所以规划成为了一套浅薄的技术，那些规划完全看不到全球化的脉络，导致规划报告才制作诞生就只是“墙上挂挂”的过时文件。另外要指出的是，讲座题目里的“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在当下专业知识片段化的语境里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把它们放在一起？其实，这两者的差别在历史中并不大，以柯布西耶为例，城市规划对他而言，就是现代建筑（Modernarchitecture）的一部分。社会剧烈改变，导致现代建筑与规划的范式转移，一套话语、价值观、系统分离为两套不同的专业话语。当都市问题浮现，为什么会导致现代建筑与规划的失败呢？这是因为支持它们的现代理性主义模型崩解了，这是整个现代主义的大危机。而研究“为什么会失败”的都市研究与批判性思维崛起，1968年巴黎大学学生运动是象征性的里程碑。学院派的想法被改变，独尊现代主义的规划也被打破，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研究百花齐放，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专业变革。而这些变化直接关系着台湾的规划。因为台湾的规划就是制度内的现代性移植，也是战后美利坚强权维持世界和平（PaxAmericana）历史局势下的技术性移植，台湾技术官僚和学院派接受了这一套之后产生的问题，也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规划。当后来市民社会崛起，规划已无能面对。美国这时开始出现社区参与、反省性以及人文主义取向的城市设计，规划师的角色也开始改变。但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还有一重历史陷阱，那就是民粹主义对刚浮现的市民社会的致命吸引力，要过一关，需要对自身有反省性的认识能力。不只是台湾如此，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分裂社会和分裂城市，已成为全世界的共性问题。镶嵌的场景与历史的移植过程因此，要分析台湾的规划史为何与“失败的现代性”相关，还需要将其放置在历史移植的政治、经济脉络中探讨。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想象，以及新国际分工形势下的经济发展追求，使得“爱拼才会赢”成为了中小资本的价值观以及劳动者的身体表现。当时台湾劳动者吃槟榔，刺激身体发热，透支熬夜，增强干劲，年轻的身体似乎可以暂时承担伤害，外在环境的问题也可以忽视不见，因为当时的体制似乎许诺了明天的财富，类似的情境也可以在改革开放后大陆的珠三角地区看到。急剧都市化过程中的政治角力如果说1950年代的台湾城市，是冷战年代“国族国家”重构下的政治基地，土地改革则是“政权”与地主阶级之间政治妥协的结果。农村土地改革中的“三七五减租”与“耕者有其田”政策~-~（注：“三七五减租”条例于1947年公布，佃农应缴耕地地租按正产物1000分之375计算；“耕者有其田”条例于1953年公布，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余由政府用征收补偿方法交佃农承租耕种）的经济与社会效果在于，提供了台湾工业发展的基础，创造了“自耕农阶级”，但也因此挑动了地主阶级的政治反对力量。台湾都市化过程并非基于过去研究中常见的“强政府VS弱社会”假设，而更多是现实的政治考虑。高层决策者与技术官僚，在台省精英与地主阶级的压力下，被迫对农地改革做出了政策妥协——临近城市的部分农地可作为潜在的城市建设用地，地主的地值钱了，社会压力随之释放，但也使得台湾社会的基础变成了“农村自耕农与都市地主的复合体制”。都市土地改革的“都市平均地权”主张，也并未在农村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执政者发现，通过“实施都市计划”使农地向市地变更后，可获取都市发展的利润，虽然这与孙中山的理想——都市平均地权、涨价归公的相关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可以说这是一套妥协的、溃败的市地改革。日后，在台湾都市人口进一步集中的趋势下，私有土地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而地方的势力过于强大，也使都市计划成为“地方政治”土地投机的工具。这些社会政治脉络不但塑造了执政当局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权力联盟的特征，甚至成为日后都会治理的危机。市民城市的浮现1960年代后，台湾的城市开始成为世界市场里的加工出口基地，而城乡移民为台湾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世界市场里的主要廉价劳动力。因此，特殊的社会与性别结构决定了台湾空间生产的社会组织，“强大而没有自觉的”性别歧视城市也随之形成。例如，在交通政策上，在没有地铁的时候，公车的主要乘客多为学生和女性，私家小车的驾驶则多为一家之主的男性，不见得必然会带上之后同样要出门的妻子；而在住宅政策上，住房只提供给“正常家庭”，最需要房子的单亲妈妈因被界定为“不正常家庭”而委屈于有限的平价住宅分配的末尾。同时，非正式经济（informaleconomy）的弹性生产网络成就了台湾城市的都市性（urbanity），这是台湾城市最核心的力量。竞争力与环境品质恶化在台湾同城并存，譬如说，下班时站在台北街头，可以看到大量喷着尾气的摩托车开往台北市的边缘，一方面的确是体现了城市的活力，但对行人的安全和环境都有很大影响。另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台湾的夜市，虽然现在夜市已经成为陆客必去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政府看来，它是非法的、脏乱的代表。后来，曾有国外建筑师想把士林夜市引到新设计的歌剧与音乐厅的下面，同城并存，市政府也无法理解，当然反对。可正是这些非正式经济，才是台湾都市特色不可或缺的元素。“正式”与“非正式”之别是官方界定的，历史上并没有这些界限，就像清明上河图、东京梦华录里的各种商业街，都是这种形态。当时，台湾整个西海岸都等待着让农民加入制造业的大军，除了正式的工厂外，就是非正式经济的弹性生产网络。这些人们求生存的方式展现出中小资本的活力，由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相关服务设施不足，都市非正式部门无所不在，由此也聚集了一批非正式聚落。相比经济政策，权力机构从未真正重视过空间规划。但在1989年，市民城市在投机城市的炒作所催动的住宅运动中浮现。在一场名为“无壳蜗牛”的住宅运动中，百对新人在中正纪念堂办婚礼，并以“爱情、土地、家是不可炒作的商品”为口号，召唤起市民的共鸣。与此同时，首要城市（primatecities）现象与不平衡的都市网络逐渐产生：1990年代后，“北台一极化”现象形成，但政府还是以行政划分来统计人口，对此浑然不知。很长的时间里，是台北和高雄形成经济高速发展的两极，而中间的城市不断萎缩，形成了不平衡的都市网络。最近这些年，高雄的经济也萎缩了，北台一级化因此固定。2007年的高铁通车，台湾西海岸都会区域形成，乡村与城郊边界不再清晰，都被联结了起来，而且和大陆东莞、昆山以贸易的形式紧密联结，越界的生产网络表现出活力，台商比技术官僚对此要了解得多，这也是全球化中台湾的新都市空间形式。失败的故事不同于二十世纪初欧洲城市现代运动的建构，战后的台湾城市的发展版本，是“美利坚盛世”下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的移植，也对台湾的自然与建成环境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这种“创造性破坏”也恰恰是现代性最大的力量。当时流行的“机能主义言辞下的建筑形式主义建构”、“技术与结构伦理取向下的建筑形式主义建构”，都包含了一种现代建筑的机器隐喻——机器是理想的代表，但是对身体却是束缚。因此也被称为冷战时代的“零度建筑”。这些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论述，多是美学与工程导向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潜藏的价值观未经检验，却被专业社群当作基本的规范，以维持其权力运作。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虽是一心追求形式的创新，却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先进文化形式的模仿。当战后美式的、简化的实用主义工程技术教育，成为台湾建筑与规划教育的核心，粗暴的技术力量改变了台湾的一切地景。最后，改变了台湾自身。举例而言，水利工程进入台湾工学院，关系着美军经验移植给台湾工程师水文学应用上的数学模型，能够最快地将雨水排入台湾海峡，却把台湾的河床彻底沟渠化了，带来生态环境与地景的彻底改变。联合国派来帮助台湾的两个北美学院里的“专家”与退休教师，他们移植到台湾的，就是形式化的规划——现代都市计划的理性与抽象坐标系统，在日本殖民城市的基础上，看齐巴黎、追随纽约，都市计划往往等于开马路，想用都市发展来解决所有社会、经济问题，即使是已经简化的公共设施派放，土地征收与开辟也跟不上现实里都市发展的步伐。柯布西耶式的现代都市元素，成为台湾技术官僚们再造一个新加坡、香港的幻想——功能分区、超大街廓、摩天楼、封闭的购物商场、私人小轿车、高架桥、快速道路……都是营造的现代都市元素。而台湾自身并没好好实施这一套“形式规划”。因为官方的真正决策上层对此并未真正重视，蒋经国时代掌握发展方向的技术官僚大多是大陆出色的工程师，因此延续了大陆失败的教训，经济发展才是关键，住宅与城市规划相较而言则是次要的公共事务。与此同时，当时国际上大量的福利国家与战后重建的英国新城镇的社区自给自足政策、欧洲社会住宅的平等主义，都因为台湾政治历史的特殊性而被“消音”了。以田园城市（Gardencity）为例，这个中产阶级的都市改革运动，希望为工人阶级提供在绿色郊区的独户住宅。这一诉求经由战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新城镇政策”得以实现，英国规划师认为新镇政策中自给自足的社区主张，是市场力量支配的美式都市蔓延之外的另类选择。台湾也有一个移植了田园城市的“新城镇（newtown）”计划——1950年，以防空为名，将“台湾省政府”迁至中部唯一不靠海的南投县乡村地区，称为“中兴新村”。这个政治上的疏散计划，正是出于对新城镇的模仿构想。但政治与历史的复杂，使得具有社会城市性格的“新城镇”在移植到战后台湾的过程中遭遇了性质的改变。首先，当局好似不用担心空袭反而留在台北市中心；其次，新城镇的细部规划操作者被送往美国学习，所以在中兴新村真实空间的布局中，见到的是美式城郊住宅尽端式囊底道路与防空洞。种种此类，可以说是规划史上的有趣错置。后现代主义“小确幸”的台湾城市台湾的现代主义城市经过几十年的执行之后，没有像新加坡一般实现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却产生了一种类似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再现的城市。现代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一种断裂——时间与空间在房地产炒作中被商品化，经济发展下环境的品质却日益恶化，现代性的许诺落空了一半。而在文化上，现代性是西方的浮现。于是，历史的悖论是，台湾，经历了现代化过程，已经不是过去的台湾，由建筑与城市都无法辨认自身，在世界市场中的产品——MIT(MadeinTaiwan)，就是不能像台湾。而一味模仿追求西方现代性的建筑，开始在台湾出现“水土不服”。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外观设计和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几乎一样，这真是建筑师的屈辱。在现代都市计划不能面对现实中的期望时，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文化认同价值”开始凸显——但其实是早在台湾移植现代主义之初就一直存在的线索。就这一点而言，或许在被破坏前的东海大学校园设计中有所体现，贝聿铭、陈其宽、张肇康的团队为此做出了专业贡献。贝聿铭的同班同学王大闳在台大校园里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可以作为一个说明的例子。台大校园里的大学生活动中心是在哈佛接受严格而正统的现代主义建筑教育的王大闳先生的作品。建筑是大跨距混凝土折板屋顶，底下是混凝土的方柱，营造了一个像现代工厂与机器一般的建筑类型，这个作品体现了战后现代主义的空间形式和混凝土模仿钢结构的作法。但是，现代建筑师却不能忘情文化的认同，轴线主入口与内庭、朱红色的大门与门环、门窗开口与木格子窗棂，是传统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再现空间。有意思的是，这些却是现代主义瓦解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追求。19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建筑论述的范式转移，后现代主义开始质疑现代主义的教条，一批对历史脉络、社会动力，甚至是空间体验比较敏感的建筑师出现。然而很快地，后现代建筑为商品和消费的欲望淹没，成为流行的俘虏。在台湾，更特殊的脉络是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例如“无壳蜗牛运动”要求都市正义与市民的居住权利，保存运动对抗着发展计划，环境运动对抗着生态破坏。草根社区因都市问题被动员起来，市民城市在这一过程中浮现。城市混乱的现状，既表现了官方与民间的紧张关系，也表现出官方规划对都市干预的无能与社会的欲望流动。虽然政治认同在某个层次上分裂了浮现中的台湾市民社会——它以后更要能跨过民粹主义致命的吸引力，这几乎是社会自律能力的考验与历史反思能力的挑战——但都市运动确实提供了社区参与的机会，赋予城市与建筑一种空间的使用价值，一种“都市价值”的意义表现，让建筑与城市由现代主义的废墟里重新获得生命，成为活的地方(place)。社区营造（communityempowerment）的尝试或许是台湾的规划与设计专业者，在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处于官方-民间关系改变的过程中，所累积的最重要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台湾的市民城市的空间与社会特征，就像是赵传的歌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公共建设质量普遍显得粗暴，政府能力确实有些不足，城市与建筑都没有什么特色，然而，在身体步行的经验中，却有未能预期到的小处可让你惊艳。城市的小处惊艳，包括一些旅游地与民宿，或者在都市校园的开放空间里经常可以见到不畏惧人的黑冠麻鹭。在这些“不好看”的人造框架里，还余留着一些未经破坏的地方，或是用心市民的经营角落，建成环境支持着可见的市民活动，流露出“小确幸”，正是这种微小但确切的幸福，累积着城市的温度。正如村上春树所说：“如果没有小确幸，人生只不过像干巴巴的沙漠而已。”（夏铸九系台湾建筑学家，都市规划、设计及都市研究者，建筑、都市史及遗产保存者，都市社会学者，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所长。本文根据夏铸九2018年9月25日于同济大学举办的《近现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系列讲座：失败的现代性？现代建筑与都市计划在台湾的失败以及市民城市的浮现》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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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在台湾实施现代主义城市数十年后，他们没有像新加坡那样意识到现代主义的价值，而是建立了一个类似于后现代主义价值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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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文学报谈到中国话剧，不得不提北京人艺；而谈到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于是之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忆及前辈时，演员濮存昕说：“于是之先生无论如何是我们这行、我们这个专业系统中至高无上的一个典范。”从《龙须沟》里的程疯子到《茶馆》里的王利发，从《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到《丹心谱》中的丁文中，他一生视表演艺术为生命，创造了多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于是之凭借表演天赋和超出常人的努力，成为了人们心中一位艺术标杆式的演员。他的遗孀、现年94岁的夫人李曼宜记录下了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25日，这部回忆录作品《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在北京发布，正式与读者见面。青年时代的于是之（右）与他的夫人李曼宜作品起笔自1949年于是之与夫人李曼宜的相识相知相爱，有爱情和家庭生活的甜蜜忧伤，更有于是之此后60余年里在话剧表演事业和个人命运上的艰难跋涉，道出了风光无限的演员生活背后那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在质朴平实，细腻动人的文字中，可看到这对伉俪贯穿一生的深爱和相互信任。节选自《我和于是之这一生》李曼宜/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10月版-作品选读-是之的好友黄宗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解放后不久，他（是之）邀我去他家，并细声说道：‘我有个家了！’时为平房，尚非楼房。”宗江指的正是当年组织上分配给我们的那间小房。宗江认为屋子虽不大，却别有情调，“大概还是蜜月或蜜年期间吧”。那时都是公家给分房，同时给配点家具。我们这间小屋是由一大间屋子隔开的，中间有一堵很薄的墙将两家人分开。小屋里只有一双人床、一书桌、一凳、一椅，再加上一个装有烟筒的小炉子。没有书架，更没有衣柜，只有两个蓝帆布包盛放我俩换洗的衣服——这也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们被安放在床底下的一块木板上。这，就是我们的“家”。看起来虽有些简陋，但我俩都很喜欢它。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就成了“一家人”了。可多年过惯单身生活的我俩一时还真有些不适应。这就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才能逐渐真正地融合到一起。譬如，他爱看书，这我是知道的，但他读起书来那股执着专注的劲头儿，我没见到过。开始时，我回家后看见他也在家，就兴冲冲地想把我这一天想到的事情告诉他，可得到的反应却很冷淡，他像是听进去了，又像是没听见。我很纳闷，难道他对我说的话不感兴趣？甚至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怎么刚结婚人就变了？”后来，我慢慢才发现，就是在他认真读一本书时，或是在想一个问题时，尤其是在揣摩一个角色时，最怕人打搅他。这我就明白了，我想这是必要的，应该尊重他这个习惯，有什么事，等他休息时再说。谈恋爱那会儿，他能常找我来聊天，是他有意安排的时间呗，我想。于是之在阅读间隙还有，我发现他有时为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爱自己跟自己生闷气。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供给制刚改成工资制时，每个人都按自己评的级别领到了一笔钱，大家都纷纷上街去商店里置办些东西。我们俩也揣上钱（像穷人乍富）出去了。因为过去手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也很少进商店，所以也不知要买什么东西。事先我俩并没有什么计划，到了商店转来转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一人买一块“英格”牌的手表（那时也算是奢侈品了）。买完表还剩了不少钱，我们就回家了。一路回来，他就有些不高兴，也没怎么说话。到了家，一个人就唉声叹气，嘟嘟囔囔地说：“有了钱，都不会花！”一会儿就用拳头捶桌子，一会儿又捶自己的胸口。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劝他，又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才慢慢缓解了。于是之（右）在《太平湖》中饰演老舍他“生闷气”这个毛病发展到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有时就摔茶杯了。这毛病剧院的同志都知道，严重时还摔过暖水壶，这就是他发的最大的脾气了，他是不会跟人大吵大闹的。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这是我逐渐才对他理解的。1954年，我们有了儿子。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人艺的另一个宿舍去了——在东单北大街路西的一个院落（剧院的人俗称那里为“小旅馆”）。那里住的都是剧院中家里有孩子或老人的家庭，大约有十几户人家。靠南头的房子上边还搭起了二层小楼，上边只有两间房。我们被安排在靠里边的那间，屋子的面积比原来住的那间大多了。我们没添什么新家具，只为孩子买了个四周有栏杆的小木床。屋里地面虽说是地板，可那地板走上去，若是有分量的人或是走得急些，就会感到颤颤悠悠的，好像一跺脚就能杵到楼下去似的。我们在屋里只能轻轻地走。有了孩子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件大喜事，但没想到却出现了麻烦事。大约就在我产后三天，医院背着我把家属请来了。是之很紧张，不知有什么事，请黎频大姐陪他一起到的医院。大夫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先天脑积水，可能活不长，即便长大了也是白痴，所以劝他们就把孩子留在医院，不用带回家了。是之一听就蒙了，他们只得跟医生说，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这两个人正在医院楼道里商量怎么跟我说时，我无意中从病房里看见了他们，我就叫住他们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你们怎么来了？”他们只好进到病房里，也没瞒我便把刚才大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这当然是意外打击，可我想，我还没看清儿子是什么模样就叫我“扔”掉，这说什么也不行。我们决定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家去。我说，等我的伤口一拆线马上带着孩子出院。他俩说“好”，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果断的决定。于是之在《茶馆》中饰演中年王利发和老年王利发（1979）出院的当天下午，是之就请来了当时儿童医院的诸福棠院长。大夫检查了孩子的情况，主要发现孩子头顶囟门没长好，前囟和后囟是通的，用手放在头顶上感觉是软软的，在跳动。大夫只嘱咐说，孩子头骨还没长好，千万不要叫孩子大声哭闹。又说，不可能这么早就诊断是脑积水。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着我们便精心护理。我的奶水很好，按时喂奶，每天洗个温水澡。孩子夜里睡得很踏实，很少哭闹。在快要满月时，还是黎频大姐和是之带着孩子去了当时的中苏友好医院（今友谊医院），请苏联专家会诊，大夫也没确诊是什么问题，只给了维生素D滴剂，一次只吃一小滴（当时这药只有这个医院才有），要求每月去检查一次。记得还要给孩子注射父母的血，他们并不问我们的血型，只是皮下注射，每次量极少，共注射了七次。是之那时很忙，他只去了两次，其余都用的是我的血。每次都由一位苏联护士来注射。她的动作非常熟练，从我这里抽了血，马上就注射到孩子的小屁股上（因怕血凝固），孩子甚至都没感觉。很有趣的是，当护士把针拔出来之后，孩子才哭，他是以为要打针了，其实人家已经都注射完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治疗，大夫才确诊孩子为“严重软骨”，提出治疗的方案及护理应注意的事项，让我们心里都有了底。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里的大夫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他们与原来叫我们扔掉孩子的庸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的产假期满就要上班了，托朋友介绍请了一个保姆。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想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彼此搞好关系。开始我们请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小阿姨，她的妈妈也曾在剧院里给人看孩子，大伙反映还不错。这个女孩子叫世荣，长这么大还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干活很仔细认真。我们想应当帮助她学习文化，那时国家也正宣传并开展扫盲运动。当时我们了解到我家附近有个夜校，每周晚上有两三次文化课。于是我们就建议世荣去上学，她和她妈妈一说，妈妈也特别同意，于是她妈妈就主动提出，世荣上课时她来上班。这样就成了她们母女二人来看这个孩子。我们称她妈妈为“于大娘”。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那时就怕孩子将来是个傻子，所以想的都是什么“聪明”“伶俐”“聪颖”之类的字。最后，乳名决定叫“小伶”。入学后，是之给孩子起的名字叫“于永”。世荣母女知道孩子从小体质较弱，所以照顾得特别精心，总是换着样儿地做饭做菜，还经常包各种馅儿的小饺子，孩子可爱吃了。那时我和是之还是吃食堂，儿子基本就交给这母女俩了。她们对小伶真是有感情，儿子入托时，她们哭得比我都厉害。到现在我都感谢她们娘儿俩！我们的儿子，虽然开始时叫人有些担心，但我们却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照顾。儿子后来成长得很好，给我们这个家增添了欢乐，带来了生气，使我们这个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于是之（右）在《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1980）是之一般不大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从我们的通信中能看出他对儿子深深的爱。1955年我去天津演出，他6月13日来信说：……儿子表现极好，对我极亲。只脸上被咬了一个包，已敷药。我有些咳嗽，我咳一声，他学一声。两天来儿子净学人，我叫“世荣”，他也叫。于大娘母女自加薪送礼后，表现积极，常常俩人俱来，今天于大娘还花一毛钱为儿子买一玩具，艾蒲编的公鸡，挂之墙上，儿子吹之，大悦。6月17日他又来信，说：小伶今天去红十字，九公斤半（去皮），一切均佳，阎大夫几乎没发表意见，只教多吃水果蔬菜，并嘱咐鱼肝油因天热易坏可不吃了。最后叫下月再去。就诊时儿子对听诊器兴趣甚浓，阎大夫听他肋下时，他以为人家胳肢他，便笑出声来。……儿子已学走步，可走一公尺，但状极紧张，如履薄冰。6月27日的来信提到：走路已有大进步，边走边歇几可横贯全屋，不扶东西。距离大约与我游泳能力相等。给买傀儡两个，小桶小铲一份，按肚子可响的小娃娃一个，但最爱玩的却是那把破铁壶，常持壶屋中漫步。10月25日他出差去河北一带搞调查，接到我信后回信提到：儿子情况，写得有趣，读时泛出他的小样子，兀自笑出声来。只“身体不错”一语，引我担心，你为什么不写“身体很好”呢？莫非又病了？小汽车已经买了，买时细一看才觉有趣，原来下面还有小轱辘四个，铁的。这样我就买了两个。……他在外地一个人时就想儿子了。他在来信中说：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孩子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下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原来我觉得是之对孩子的感情一般，并不是很关心，后来，尤其是看了他这些信以后，我觉得他对孩子的感情是很深的。那时我俩都很忙，顾不上孩子。小伶在1955年底便被送进托儿所了，接着再大些就进了歌剧院的幼儿园。他小学上的是香山慈幼院小学，还是住校，就一直没在家住过。“文革”开始时于永已上五年级了。那里的学生多为干部子弟，当时有的孩子也要跟着闹，已经跑出去一次了，老师也管不了。而我和是之的情况更是自顾不暇，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学校很不放心，于是我们决定让于永转学到我母亲家附近的小学去了。从那时起，他就住在外婆家了，直到初中毕业。我们这一家三口住在三个地方：是之因为要“交代问题”，被集中住在史家胡同；我有时住在首都剧场，有时住在电台。偶尔一个周末，我们仨能在首都剧场聚会一次也不太容易，平时的沟通多靠在日历上留言。于永由于父亲的“问题”，初中毕业后一直推迟到1970年年底才被分配到北京齿轮厂当学徒工。从那时起，于永就住在工厂了，只周末可以回来住。如果我们仨能碰到一起，有时也想“犒劳”一下自己，吃什么呢？就是买上一斤排骨，清煮以后蘸酱油吃，吃得那香啊……三人在一起主要是听于永谈工厂的事情，是之很关心儿子的成长，也爱听工厂的生活，就这样边吃边聊，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于是之1984年，我们家有了第三代——于永和叶京的儿子苗苗出生了。是之特别高兴，忙着查字典要给孙子起个学名。他想，那年是鼠年，又是天亮前出生的，说，就叫“昊明”吧。“昊”——广大的天的意思，又与鼠——耗子的“耗”谐音，既表明了出生的时间，又记下了孩子的属性。为此，他自己非常得意。1985年，文化局分给人艺剧院几套房子，应该分到房的人嫌离剧院太远，都不要这房子，我们捡了个漏。这房子的地点在海淀区紫竹院那边，分给我们的是四室一厅。这一回，是之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了。他说：“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西山的景色。”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可惜的是，他那时太忙，工作太多，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新家”没待多少时间。1992年，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经过再三申请，领导终于批准是之离休了。除了有时还要到剧院开会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他总算可以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了。我们常常迎着朝阳走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公园散步、锻炼；我练太极拳，他也学了一些。孙子上小学了，放学时，是之有时会去接，祖孙边走边聊，享受天伦之乐。是之在他的书房里写了不少篇散文，如《祭母亲》《我和祖国剧团》《演长征》等等。他在这里还写了一篇最长的文章，那就是在他参与主编的《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中第四章的那篇——《论民族化（提纲）诠释》。那时他的病情正不断地发展，文章写得非常吃力，且没有了往常写作的自信。他每写出一部分，总要请他们一起写这本书的朋友来看看，把把关。他们肯定了，他才放心。这本书是在1995年年底出版的，书出版后，他的这些朋友并没有马上分开，而是决定要给是之出本书，除了把他已经发表过的文章集结起来，他们每个人还要写些文章“说说是之”。这就是那本《演员于是之》。此书于1997年出版。是之非常高兴，也很感激这些朋友。《演员于是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在1995年9月，他还为剧院的院刊创刊号写了篇发刊词，题目是《寄同志》。这也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那时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可能再为剧院做什么事了。他认为要“保持人艺的兴旺发达，就要有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应该是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摒弃低级趣味，志于献身舞台艺术；同时，还要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这就要求我们勤奋学习，全面地提高自身素质，跟上时代的要求”。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后的心愿吧。1999年，我因护理是之腰部受了伤，无奈我俩一起住进了医院。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当我们出院时，家里多了两个成员，即经市委批准，为是之请的两位护工——小胡和小焦。她们在我家住了十多年，直到把他送走，真像我们的亲人一样。紫竹院的房子两面都临街，刚搬来时这里还人烟稀少，没过几年便逐渐繁荣起来，到处盖楼，每天运货的大卡车往来不断，不仅声音嘈杂，空气污染也特别厉害。叶京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跑了好多地方去看房，最后发现朝阳区百子湾那处房子比较理想，于是我们再一次下决心搬家了。于是之题赠友人书“寿而康”当我们准备搬家收拾东西时，我在是之用废了的一些宣纸中发现了他写的一幅字。纸不大，只有三个字——“学无涯”，很完整，尤其是落款的几个字触动了我。落款是：“八三仲秋以残墨抒真情”。这让我想起了他的一段话。他早年失学，对有真才实学的同行们总是由衷地尊敬，并以博学为荣。“学无涯”，确确实实是他抒发的真情。我很爱这幅字，就请人把它裱好并配上镜框，搬家时就把它挂在了我们新家的书房里。我想，我们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权把这幅字当成我家的“传家宝”吧。我们是从2006年6月开始陆续搬到新家来的。那时，是之又一次住进医院。2007年，他在这个新家里过了八十岁的生日，市里为他出了一本相册，剧院着手准备给他拍摄一套录像集作为纪念。遗憾的是，他没能在新家楼前的小花园里坐一坐，享受一下宁静的生活。从2008年起他就又住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回来，直到2013年1月彻底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他人虽已走向远方，但他那真诚的为人、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忘我地读书学习的精神，却留在了我们的家里，我们会牢牢地记住这些并传承下去。他写的那幅字——“留得清白在人间”，也正可以说是文如其人。晚年于是之与夫人李曼宜现在于昊明和崔硕在2016年10月间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孩儿，我们家有了第四代了，全家人非常高兴。“就叫‘可心’吧！”她奶奶（叶京）说。学名叫什么呢？可心的爸爸妈妈和全家人商量了之后决定取名为“于皛月”。“皛”原为是之（可心的太爷爷）最初的学名，这里沿用下来，就作为我们家的传承吧。新媒体编辑傅小平文学照亮生活公号：iwenxuebao网站：wxb.whb.cn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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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在忆及他的前任时，演员濮存昕说：“于是之先生无论如何是我们这行、我们这个专业系统中至高无上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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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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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那个动荡的年代除了战争之外还留下玫瑰的话，那么，“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赵一荻无疑是其中最绚丽的一对。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倜傥的少帅；但是，能够没名没分地陪伴着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几十年寂寞的幽禁生涯，这世间便只有赵四小姐一人。1912年，她出身于香港一个书香官宦世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加之从小天资聪颖，故得三千宠爱于一身。如果没遇到风流倜傥的少帅，她的一生许会和历史上那诸多的名媛一样，生活得安稳富足，而不会有那么多惊涛骇浪。只是，人世间的事全然是宿命。那年她16岁，他27岁，两人于舞会上初初相见，便被彼此吸引不可忘记。于是，相互纠缠一生的情缘便以决绝的姿势蔓延开来。16岁，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爱情在她的梦里宛如蓝天白云般干净。为了心中梦幻般的爱情，她弃自己富家小姐的身份于不顾，不惜违背父命，毅然决然地跟着他私奔。可是，那多情少帅在北国的冰城已有一妻一妾，她为之牺牲亲情的良人，并不能够给她想要的婚礼。然而，爱情至上的她却仍是不要名分地相伴跟随。只因她是个要爱，为爱梦一生的女子。什么俗世的名分、婚姻于她而言都比不上和良人长相厮守来得重要。所以，她才那么心甘情愿没名没分地跟随少帅走过36个颠沛流离的年头。直到52岁，她才得以和63岁的少帅结婚，为有爱的红尘写下了一出“白首鸳盟”的爱情传奇。梨花海棠1964年7月4日，对于赵一荻和张学良来说，是个终生难忘的幸福日子。他俩历经30多年坎坷岁月之后，终于向世人宣布——结成伉俪。彼时，张学良64岁，赵一荻53岁。那天，年过花甲的张学良穿上藏青色长褂，炯炯的目光和不凡的气宇中仍透出一种飒爽英姿。此时的赵一荻虽已过知天命之年，但透过那素雅的装束、温婉的容颜，依然光彩照人。在台北投温泉附近的一座基督教堂里，他们举办了一场别致新颖的“兰花婚礼”。原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都特别喜欢兰花，在被“幽居”的长久岁月中，他俩把养兰花当成是一种享受。婚礼在优雅的音乐声和淡淡的兰花幽香中庄严地进行。当牧师唱到“交换饰物”时，手指颤抖的张学良深情地把那兰花的戒指，戴在了双眸满溢幸福泪水的赵一荻的手上。至此，这对患难与共的悲情爱侣终得以真正携手，有了那名分的证明。张、赵两人的兰花婚礼，堪称千古绝唱。豪门名媛1925年，以张学良少帅为首的东北军打败孙传芳后，首次进入十里洋场的上海，风流倜傥、英姿飒爽的少帅立时成为这十里洋场之中最光彩夺目的花花公子，什么名媛，什么明星，都团团围着他一个人转。当时的上海滩，最能吸引媒体小报眼球的就是他和宋美龄。他们一个英气逼人，一个美若天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一对璧人。只可惜，少帅当时已有妻于凤至。然，相见恨晚的两人终忍受不住彼此之间的吸引，遂频频约会、跳舞、游玩。因此，他们的绯闻亦闹得满城皆知，小报上亦不乏他们一起的合照。赵一荻便是从这些小报上，看到这个传奇中的少帅张学良。只是，她还不知道这个可远远仰望的男子会和她有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爱之纠缠，但是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最初的悸动——少女懵懂的心，只为照片上的少帅而偷偷地且狂欢地悸动着。那一年，赵一荻14岁，天生丽质、聪明灵慧的她，已是天津有名的名媛，亦是《北洋画报》上令人惊艳的封面女郎。1912年出生在香港的赵一荻有着显赫的身世，其父赵庆华，号燧山，是晚清监生出身，任过九广铁路督办、交通银行上海行经理、津浦铁路及京（南京）沪——沪杭甬两路局局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交通部次长、参议院议员，是个典型的老派人物。交通系最初是在晚清及民国初年随着兴办铁路而形成的一个金融财团。经办铁路在当时确实是一个肥差，赵庆华又主管几处重要铁路局，无疑有敛财的大好机会，他在京津两地购置了多处房产，并在京郊八大处修建了西式的西山饭店和两处自用的小别墅。所以，当时的赵家可谓是典型的豪门。有着这样显赫家世，又接受过天津教会学校教育的赵一荻，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便混迹流连于天津上流社会的交际圈。彼时，她亭亭玉立、身材颀长、体态婀娜，虽论漂亮只能属于中上等，但她的气质和风度绝佳，爱打扮也会打扮，故很快成为天津有名的豪门名媛。由于她在家中排行老四，家人亲友都唤她赵四，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她为赵四小姐。其实，她本名叫赵绮霞。据说，在她出生时，天空突然出现了一道霞光，因此而得名。后来大家常叫的赵一荻是她少女时代的英文名字Edith的音译。一见钟情1927年5月的一个夜晚，在天津的蔡公馆举行着一场别开生面的家庭舞会，15岁的赵一荻紧紧地跟在姐姐身后来到蔡公馆。摩登、妖娆，幅如华盖半偏，裙如夏荷怒放，胭脂红唇的她，立时成了舞池里的焦点。而那天，年轻的少帅也在其间，初见赵一荻的他，顿被这乱世中“艳不惊人死不休”的女子所折服。不知是哪个好事者，匆匆过来给二人做了介绍，于是两个人便不由得相拥着滑向了人影暧昧的舞池。舞池之中，两人都心怀情愫万千。他知她是名满津城、惊艳世人的封面女郎，她亦知他是威震沙场、叱咤风云的少帅将领。一曲毕，惺惺相惜亦相见恨晚的两人却还不知返，于是便一曲接一曲地跳下去。想他本是多情郎，在如此娇艳动人的佳人面前，便忘了自己已是别人的夫君，竟在临别时，偷吻了佳人。名媛和少帅的情缘还没结束，故事还在继续。1928年6月3日是这段故事的转折点，我们都知道这一天发生了震惊历史的一个大事件，那就是军阀张作霖因不和日本人合作，在返回奉天的专列上被日本人炸死。当时，身在天津的张学良得知噩耗后，自是痛苦不堪，于是，他决定回沈阳老家去为父亲办丧事。他亦深知自己作为一个军人，作为奉系首领、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儿子身上的重任，这一次别去将不知何时才能与佳人再相遇。于是，在离开的前一天，他找到赵一荻欲向其告别，却不承想，道别的话没说出，却忍不住道出了相思之苦及那浓浓的爱慕之情。望着眼前这个深陷于哀痛之中且深情的男子，多情的佳人更是不能自控，泪眼蒙眬之中，她与之相拥在一起痛哭。这一场离别竟无端演绎成一段牵绊一生的情缘。为爱“私奔”很快这郎情妾意的事情便被人知晓，瞬时间，津城上下顿时流言四起，小报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把这段乱世中的错爱情缘渲染到极致。真真是寂寞苍白的乱世经不起这点滴艳事的渲染，竟被闹得众人皆知、满城风雨。想那老学究赵庆华，在得知自己宠爱的小女儿与有妇之夫张学良的私情时，会是怎样的怒火攻心、暴跳如雷，他用最笨的法子将女儿软禁在家中，满以为这样的“休克疗法”能够奏效。然而，赵四小姐得到兄姐的暗中相助，得以成功逃脱。1929年秋天，时年16岁的赵四小姐逃离出天津，不管不顾地走出山海关毅然决然地搭乘上开往奉天（沈阳）的火车，去追随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张学良了。至此，她笃信江山有义、良人有靠，走上了一条遍布荆棘的不归路。赵四小姐的私奔，立时在赵家掀起轩然大波。而小报记者得此爆料，更是忙得不亦乐乎，把“赵四小姐失踪”的悬疑新闻作为头条登在了各大版块。20世纪20年代，封建礼教的罗网虽被一些追求个性自由的年轻人不断冲破，但也有人随破随补，依然十分严密。私奔即为淫奔，不但玷辱门户，而且为社会所不容。赵庆华受人指戳嘲笑，面子上早挂不住了。面对如此不堪的情况，他的愤怒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勃然大怒的他即时在报上登了一则“兰溪赵燕翼堂启事”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则启事在报上连登了5天，把断绝父女情分的决绝表露得淋漓尽致。赵家父女从此成了陌路。据说，耿直的赵庆华直到1952年病逝于北京时都不肯饶恕这个小女儿。这也成了赵四小姐心底永远的痛。与此同时，少帅府内也不平静。那原配夫人于凤至并不是传统观念里的小女子，面对丈夫带来的光鲜惊艳的美佳人，她亦不会做出一哭二闹三上吊那样的蠢事。她有谋有识，有胆有魄，并深知少帅对赵四小姐的情深义重。于是，她给自己立了个大度宽容的形象，使其免遭鹊巢鸠占的命运。张学良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了她一个秘书的身份，连姨太太的名分都没打算给她。然，赵一荻就是赵一荻，她奉行的是爱情至上主义，只要能陪伴在张学良左右，怎样的牺牲她亦无所谓。其实，她不是不知道情人角色的悲苦，可是唯有这样才可和自己深爱的人在一起，所以，不管面对什么，她都能决绝而义无反顾，即便屈尊做个小秘书，她亦心满意足。1930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出生。面对赵四小姐的隐忍和知书达理，温柔贤惠的于凤至终被打动，在同情和谅解的基础上，她力主为赵四小姐在少帅府东侧建了一幢小楼。从此，于凤至与赵一荻姊妹相称，二女共侍一夫，赵四小姐虽无名分，但是得以和心爱的人朝夕相处，心亦欢喜。上海的日子海纳百川充满传奇的上海滩，是赵四小姐心底最痛的烙印。因为，在这里她经历着生命里两段痛得不愿再忆起的往事。张学良自1933年后，曾三次来上海居住，其中两次有赵四小姐陪伴。然而，也是这两次陪伴留给她最痛的记忆。第一次是1933年3月，张学良从北平来沪，宋子文为他安排住在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81号。在这里，赵四小姐度过了如地狱般的七天七夜。她此次来沪，是为了帮年轻的少帅戒毒。我们知道，年轻的少帅在情场得意之时，军旅生活却并不是很顺，父亲的惨死、战事的纠葛，促使他染上了吸毒的恶习。为了让他彻底戒掉毒品，她联合德国名医史密勒博士一起对他进行治疗。治疗的过程尤为残酷，医生将他的手脚都给捆绑住，犯了毒瘾的少帅因无法动弹，就用牙齿来撕扯衣服，并且发出惨烈的哀号声。其状，真的是不忍目睹。随行的人都欲冲进去解救少帅。这时，一向温顺的她便拿起了枪，死死地守护在门口。人们畏惧了，她却痛苦难抑。不过，结局总算是好的，经过一番死去活来，少帅终于戒掉毒瘾。窗外是繁华十里洋场的热闹喧嚣，窗内却是看不见底的深渊暗黑，这惹人恨的对比让多年后的她还记忆深刻。再一次，1934年张学良差使他的副官谭海租下高乃依路（今皋兰路）一号的花园洋房，作为他和她在上海的居处。这洋房，便是现在还端在的“张学良公馆”。在这个“张学良公馆”里，她度过了她人生中最惶恐的一段时光。起先的日子是好的，她常常伴在英姿飒爽的少帅身侧，心是欢喜异常的。然而，幸福总是短暂如烟火，璀璨绚丽后便瞬间消失无影踪。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张学良联合杨虎城一起以兵谏这一最激烈的方式逼迫蒋介石掉转枪口，全力抗日。“西安事变”收到了奇效，使全国抗日力量得以重新聚合。事变之后，愚直的张学良决意担当全部责任，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飞机刚刚降落在金陵机场，张少帅就沦为阶下囚。对张学良恨之入骨的蒋介石，决意用软刀子来凌迟年轻的少帅，他立即让特务头子戴笠把张学良软禁起来。其实，久经战场的张学良在送蒋介石夫妇回南京前，就意识到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为防止不测，他吩咐参谋长在他离开西安后，立即将赵四母子送往香港。可是她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上海。就这样，她在处处留有他气息的空房间里，惶恐地等待着他的消息。据说，那时的赵四小姐非常孤单，既不能与张学良见面，又不能投奔天津赵家，她孤身一人带着儿子闾琳在上海过着一段如履薄冰的艰难时光。幽禁岁月张学良能度过如此漫长的幽禁生涯，还能健康长寿，这与赵一荻息息相关。他们相濡以沫70余载，忠贞的爱情生活经受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真可谓千古绝唱。诚然，这样的赞誉亦是真切的。少帅遭囚后，她携着幼子在上海孤独守候，直到于凤至从国外回来，她才于1937年1月11日携幼子张闾琳去南京，后转赴香港。然而，她的内心一刻没有平静过，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被软禁的张学良。1940年，张学良转移到贵州修文阳明洞，于凤至因病去美国就医。于是，她便像16岁那年一样挺身而出，忍着万般心痛将年幼的儿子送到美国托付给张学良的一个朋友，然后千里迢迢跑到贵州陪伴深陷荒凉之处的张学良。从此，她成为他漫长幽禁生涯里不离不弃的伴侣。1945年抗战胜利，原本以为会得到自由的张学良，又被辗转幽禁到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这个与世隔绝潮湿寒冷的深山成了他们最后的幽禁之地。她和他在这度过了那十多载与世隔绝的囚居岁月。井山温泉山间的一座和式旧木屋，就是张、赵寄身的园囿。自由，到院子篱笆处便被割断。院角立哨岗，出院门需请示。外围哨所林立。蒋介石派来的监视头目是特务刘乙光，此人整日虎视眈眈地跟踪着张、赵的行迹。曾经叱咤风云的烈性男人，在失去了他视如生命的自由后，就快速衰老，曾经的桀骜不驯早已不知遗失在哪段时光里。深山与世界的距离，杳然不知深处，两岸人们已久不闻世间有她和他的消息。山中岁月，寒来暑往。除了木叶纷纷开落，便是无涯的寂寞。将军麾下的千军万马，如今变成了他锄头下一畦畦整齐排列的瓜果花草。养鸡鸭，逗小猫，让赵四不时换上新衣裳为她拍照，成了他排遣苦闷的日常消遣。幽禁生活尽管艰苦，赵四小姐却仍然保持着名门淑女爱美的天性。修指甲，涂指甲油，梳妆严整，鬓发一丝不苟。自己打毛衣，做裁缝。春日里的一件花式毛衣，配上山中桃花，依稀间，依然的人面桃花相映红，美人如花隔云端。夏日里新做的一条洁白连衣裙，衬着山间绿枝，束出一身的窈窕依旧。白首鸳盟1957年10月，张学良终于获得了自由，结束了10多年的山中幽禁岁月。在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中，始终陪伴在侧的赵四小姐是张学良生活上最大的支柱，他们之间的爱情也越发浓烈。1964年，远在美国的于凤至感念于赵四小姐的至情至性，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同年7月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终于在台北市正式结为夫妻。在经历了36年遭人非议的同居生活后，赵四小姐终于获得了一个对任何女子而言都至为珍贵的名分。有人说：“在张学良、于凤至和赵一荻三人之中，没有感情的失败者。”此言不虚。于凤至的“禅让”行为十分高尚，单凭这一义举，她的灵魂就能升入天堂。然而，赵四小姐的牺牲，亦是世间绝无仅有的。想，那个一世风流的少帅，此生拥有了这两个奇情女子，该是无憾了吧。人常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他何止得到了一个，而是得到了两个世间少有的红颜知己。永恒的传奇有人曾感叹，赵四小姐真是深爱张学良，她撑着沉疴的病体，死死吊住那口悠悠长气，只为看着丈夫快乐地度完百岁华诞。此情此景让人在泪眼蒙眬之余，亦让人唏嘘不已。于是，被她爱了一生相伴了一生的良人便在生日宴会上动情地对采访的记者说：“我太太非常好，最关心我的是她！”末了，还当着众人的面，紧握着她的手并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亲昵地说：“这是我的姑娘！”只可惜，此时的一荻已病入膏肓，走到了生命的终点。2000年，夏威夷时间6月22日上午11时11分，赵四小姐停止了呼吸。在病床的另一侧是她挚爱的张学良。他坐在轮椅上，始终握着她的右手，久久地深情凝望着陪伴他一生的女子，不发一言。就这样，心已随赵四小姐而去的张学良久久地守在她身边，就像她当初始终守在他身边一样决绝。直到最后，他的眼中都没有泪水。人家说，伤心到极致便是没了泪水可流，因为泪水已流到了心底。在夏威夷神殿之谷的一块墓碑上，镂刻着这样的诗句：“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那是赵四小姐生前叮嘱镂刻的诗句，是《圣经》中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中的诗句。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去世。他留下遗嘱：“与夫人合葬于神殿之谷。”于是，这对爱情传奇的主角在小别一年多后，终会合于天堂之中。茵茵绿草，漫漫岁月，绵绵情怀，属于她和他的一个时代的传奇结束了。本文摘录自《民国女子》，桑妮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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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如果说20世纪动荡的年代除了战争之外还留有玫瑰花，那么“少帅”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无疑是最美丽的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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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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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JulieZhuo罗博深数学作者|JulieZhuo翻译&编辑|胡珅文5696字阅读时间约8分钟作者简介JulieZhuo,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作者JulieZhuo，美籍华裔商人、作家（著有畅销书TheMakingofaManager）、计算机技术科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现任Facebook产品设计副总裁。JulieZhuo(中),图片来源于网络1在我小时候生活的大房子里，有一个美国梦。我的父母对此深信不疑，所以他们买下了单程机票、带着几百美元的钞票和一口糟糕的英语、毅然决然地离开中国来到了这里。实现美国梦要靠一个公式：好好学英语，考全班第一名，数学水平至少比同学领先一到两个年级，积极参加学术比赛（科学竞赛、数学竞赛等）并取得好名次，拿下SAT考试，作为毕业生代表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上台讲话，上常春藤名校，读医学或法律专业，一辈子过上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日子。遗憾的是，这个公式对我的父母来说已经不管用了，他们来得太晚，第三轮才加入比赛的人是没有资格奢望赢得冠军的。他们在这里经历了无数个难捱的日子，白天去餐馆做服务员、晚上回到家夜夜失眠、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生活妥协，才最终挤进了中产阶级。但我不一样。我还小，我的声带还没有开始发育，养成一口地道的英语是迟早的事；我的眼睛足够敏锐，感受和消化美国文化并不难。这一切于我而言是种希望，而我也像盖茨比一样，愿意穷极一生去追求这束遥远微弱、却富有力量的绿光。我的记忆中有无数个遇到红灯停在路口的场景：衣衫褴褛的卖报人走过来，轻拍着我们的车窗，“要买报纸吗？要买报纸吗？”，每到这时，父母都会非常严肃地对我说，“ZhuoLi，看到了吗，如果你不努力学习、不考高分，将来就会像他这样到大街上卖报纸。”这个公式很神奇，它在亚裔的圈子里似乎屡试不爽。每天都会有成功的消息传来：“文芳阿姨的女儿Sophia的SAT考了1590分，刚被哈佛录取。”“涛的儿子Frank进到了陶氏化学(DowChemicalLab)实习，还在科学展览会上拿了第一名。”“教会的Pam前一阵子登台演奏，得了钢琴表演州奖。”这些荣誉听起来是如此轻而易举，就像日程表上的安排一样被有条不紊地完成着。每一项成就的达成，都意味着这些孩子的履历上又将多一行文字，而说不定哪一行字最终就能换来一张梦寐以求的藤校入场券。年复一年，家里陈列奖杯的架子渐渐被摆满，除了妈妈每周末做家务时会打扫一下上面的灰尘以外，平时根本就不会有人多看一眼。在我父母眼里，“完美”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实现“完美”的方法也总是固定的。换句话说，100分就是完美，99分就是不完美。图片来源于网络2我在高中时读过柏拉图的《对话录》。在书中，我了解到了“形式”这个概念。这个词非常吸引我。苏格拉底提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物，小狗、优雅、友谊……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有一种真正理想的形式。然而，真正理想的形式是凡人无法看到的。我们像囚犯一样被困在洞穴里，眼前是光秃的灰色洞壁，身后是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影子在洞壁上乱舞——小狗摇晃着尾巴，芭蕾舞者扭动着曼妙的身姿，三五好友随着歌曲节奏摇摆。如果这是囚犯所看到的画面，他们会不会认为影子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洞壁上晃动着的影子真的能代表狗、优雅、友谊的本质和魅力吗？但所幸，我们住在洞穴之外，与洞穴相距遥远。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立体的，我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实实在在可以触碰得到的，远比影子的世界丰富多彩。我太理解这个洞穴之喻了。它描述的就是我的生活：我一直在计算美国梦的公式给多少人带来了荣誉和掌声，却从未意识到，这个公式其实从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国梦值得吗？我一点一点地远离洞穴，每走一步，就离真实的世界又近了一点儿。图片来源于网络3今天阳光真好，会议室里暖洋洋的，而此刻我的心脏却在砰砰直跳。又到了绩效评估季，经理马上就会把我的评估表带过来。过去的这几年里，这样的场景每隔六个月就会上演一次。我坐在这把椅子上，重复着同样的复杂情绪：激动、恐惧、期待。这时的我是一个等待着圣诞礼物的孩子，满心欢喜地想着“他会不会带来一份非常出色的业绩表？等会儿我一定特别兴奋！我就说过你很棒吧？！”，却又是一个惴惴不安的罪人，一边等待原告的指控，一边焦虑地思考着“我做人怎么这么失败”？门被推开了。经理在我对面坐了下来。他微笑着递给我一沓纸。我迅速扫了一眼标题文字：我做得很好，超出了预期目标！我突然松了口气，用了5秒钟的时间来放空自己，感受着这个瞬间——我做到了！我通过了考试！第一页纸是对我的肯定，写着我的各种优势、以及同事们对我的好评，我草草翻过。第二页纸写着我的提升空间。说白了就是没有达到业绩要求的项目、和我在工作中出现过的马虎和失误。经理看出了我的心思，说：“你太在乎自己的不足之处了，其实真正能让你走得更远的是你的优势。”“当然，你说的对，”我不走心地嘟囔了一嘴。他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这一分钟里，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弥补欠缺，让自己表现得更好。我始终没能明白他的这句话，直到好多年以后。图片来源于网络4在一次教会活动上，我的妈妈了解到了一个让她心生羡慕的世界——数学夏令营。唱完最后一首圣歌之后，一群妈妈们聚到一起。其中的一位妈妈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她的女儿：她的女儿每年都会到外州去参加夏令营，一同参加的都是数学能力很高的孩子，这些孩子们聚到一起探讨着很高深的数学知识。夏令营结束后，孩子们会不舍地告别彼此、各自回到家中。但他们不会就此断了联系，他们辗转于全国各地，追随着各种数学竞赛，说不定在哪场比赛上就会再次重逢。在座的妈妈们都叹了口气，她们想象着夏令营小屋里迸发的智慧、和颁奖典礼上奖牌碰撞发出的悦耳叮当声。妈妈给我讲这些的时候，无奈地摇了摇头。“人家从10岁就开始了！”，她嚷嚷着。我下意识地耸了耸肩。的确，我已经读高中了，我的数学还不错，但是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拿出来炫耀的成绩。我很向往妈妈提到的夏令营，和其他小伙伴一起过暑假听起来真有趣。而我知道，妈妈的脑子里正想着完全不同的一些事情。她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公式其实是有漏洞的，这个公式从来没有计算过错误的成本，一旦酿成错误，我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图片来源于网络5高中毕业典礼上，我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座位上。坐在这个主座上，舞台上的一切都能尽收眼底。我戴着毕业帽，穿着一件皱皱巴巴、大得离谱的蓝色长袍，既兴奋又急切。我知道毕业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意味着人生的这一段旅程即将画上句号。我知道父母和朋友们现在正坐在观众席中，近乎哽咽，看到我们终于迈入成年，他们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我也在感受着每一分每一秒——等待进入会场、听校长讲话、意识到自己在这所学校的时间所剩无几，即将踏上通往未来的那艘船。大概在此半年前，我收到了梦校的录取通知书。当时是春天，学校发来了为期三天的“准新生”周末体验活动的邀请。我独自一人坐上飞机，决定去看看大学的样子。在那里，我第一次跟素不相识的人聊了一整夜。从喜欢的电影，到未来的生活计划，我们随心所欲地说着各自的心里话。这种自由的感觉太刺激了——学长们谈论着下学期准备修什么课程，纠结着明天早餐吃华夫饼还是煎蛋卷，他们现在已经可以自己定义生活的公式了，真好。我突然感到神清气爽，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了有色彩的世界，恨不得马上飞奔而去，去抓住每一个瞬间，去以主角的身份重新开始一段故事。你一定以为从此以后我就会跟变了个人似的——懒散地过完高中最后几个月，彻底摆脱对学习、分数的执念。但是，当我坐在毕业典礼观众席的第一排第一个座位上时，我满脑子想的却都是，我为什么没有被选为上台发言的毕业生代表，我还是不够完美。我并不是第一名。图片来源于网络6我丈夫说过一句话，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那说明你过去所做的决定都是正确的。我却不以为然。我们聊过数十次这个话题。我说，“人都会犯错的，而且总是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一些东西的。要是我早点知道现在所知道的东西的话，我肯定会换种做法来做某些事情。”“比如说呢？”他接着问我。“我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度过大学四年。我肯定不会为了简历好看而去上那些我很讨厌的课，我一定会选一些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学。”他笑了笑，说：“但我们俩就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啊。如果你选的都是书法课这类‘鸡肋’课程，我们可能也就没有机会认识了。”很难说服他，我明白。我知道他的意思——就算有机会重新来过，我也并没有改变过去的勇气。我看过那么多的旅行电影，自然明白蝴蝶轻轻一拍翅膀，世界的另一侧就可能爆发海啸。但我还是反驳了他：“我的意思并不是改变过去，而是下次有机会的话我要改变！”他翻了个白眼。说“难道还能有第二次上大学的机会吗？”他知道我的意思。回想起来，大学也是一个充满了条条框框的世界，它给我们的束缚远比现实世界多。四年里，我们还是需要没完没了地上课、参加活动，期中、期末考试丝毫不敢松懈，按部就班地朝着“毕业”努力。但是现在，在硅谷工作了十多年以后，我终于知道，任何公式都是不可靠的。把过去的假设用到未来总是会出现差错的，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完美可言呢？图片来源于网络千奇百怪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着。有人押上了全部资产投资一个很有前景的项目，结果石沉大海；有人选了一个并不被看好的领域，却意外赚了一大笔。有人在四年的时间里投入了全部心血、汗水、眼泪，结果一切化为乌有，有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策划方案，却足足等了两年时间才见到成效。有人原本是个小混混，现在却在各种会议上作为主讲嘉宾侃侃而谈，而有人明明很出类拔萃，却常常为想不出新点子而焦虑不堪。完美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社会影响力？是财富？是优雅的举止？是光鲜亮丽的穿着？是孩子、父母、丈夫崇拜的目光？是跻身知名人士的圈子？是社交平台的粉丝数量？是某篇文章的转发人数？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还是克服痛苦的毅力？是实现奢侈品自由？是保证自己潇洒过活的资本？是真切地感受到自己一直在进步、而没有退后？一把尺子对应着一种完美。完美这种东西其实并不稀罕。但是，没有人能够满足全部的完美标准。我回头看看父母的美国梦。他们想要的是安稳、舒适的生活——我早就实现了这个梦，我得到的东西远比这些多。但是我的梦是什么？图片来源于网络7我做妈妈了，宝宝依在我的臂弯里。看着她纤细的睫毛、软软的小拳头，我恍惚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竟然能把一个完整的小人儿带到这个世界上。她的到来填补了我生活里的罅隙。但带孩子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一日如一年。我的宇宙已经超负荷，我的心已经悄无声息地爆发了。又到了喂奶的时间。我的身体轻轻地靠近她的小嘴巴，她本能地躲闪了一下，然后便开始咕哝咕哝地吮吸。原来为人母就是这样的画面。我想到了我的妈妈和婆婆，她们都为我终于加入了母亲的队伍而感到高兴不已。我从妈妈那里得知，我就是吃母乳长大的。母乳喂养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医院推出了母乳喂养试行计划，我的妈妈加入到了其中。她告诉我，医院把所有婴儿都放在看护室里，每隔几个小时让母亲母乳喂一次，“我很紧张，不知道哪个是我的孩子，每次我都是等别的妈妈都找到了自己的孩子以后再去找你，没人认领的那个一定就是我的。还好，你越长越像我，我渐渐可以认出你了。”我问她，为什么不让婴儿和妈妈在一起，就像我生完孩子后那样，转过头就能看见小宝宝躺在床边的摇篮车里？妈妈回答说，“不不不，医院不是不让，他们只是希望妈妈们能多休息。”我的婆婆也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她后面生的几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长大的。她说：“老大出生的时候还不流行喂母乳。”“后来听说母乳很好，大家就都跟着学了起来。”很难相信，不过几十年的时间，喂孩子这件事竟然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60年代的育儿常识显然已经行不通了。多年以前，丈夫等在候诊室抽着烟，女人们在产房里照样分娩。而现在，这样的做法极可能对产妇造成生命危险。多年以前，老人们都提倡婴儿趴着睡觉。而现在，这种姿势却成了婴儿猝死的元凶。我们对复杂的人体知之甚少。而说到底，我们真正了解的东西又有多少呢？完美的规则总是在变化着的。图片来源于网络8几个月前，我买了一张蜂蜜色的柚木桌子放在家里的露台上。它的颜色太温暖了，就像夏天的阳光一样。但过了几个月以后，桌子变成了暗褐色，桌面布满了污渍和食物残渣——黄油玉米粒、三文鱼肉渣、和小坨的沙拉酱。上周的某一天，从桌子旁边经过的时候，我翻了个白眼——桌上的污渍实在太难看了。我想，“我应该把它擦干净。”于是便开始在Youtube上看各种擦桌子小妙招的视频，又去亚马逊买了一些清洁用具。我觉得自己应该把这张柚木桌子拯救出来。阳光真好，我终于动起手来。令我欣慰的是，几次擦拭过后，虽然我手里的刷子已经变成了煤烟色，但桌子上的暗褐色的斑点确实变浅了一些。“加油！”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别停下来。反复擦几次后，原来的蜂蜜色终于显现出来了。但是污渍还是顽固地浸在里面。我改用更强力的刷子，开始专攻一块形状像墨西哥地图一样的深色污渍。所幸，它终于也渐渐褪去了。但抬头一看，桌子的另一侧还有几块大的污渍。我干劲十足——我觉得我可以把它们都解决掉。我有能力把过去留下的所有脏东西都清理干净，把它变回一张新桌子。我抻了抻胳膊，准备着下一轮清洁。“妈妈，你在做什么？”女儿的小脸蛋从露台的门外探了出来。我居然都没有注意到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的时间，女儿已经放学了。“我正在打扫桌子，宝贝。”可想而知，她对这个任务一点都不感兴趣。“妈妈，给你看看我今天画的这张画！”她自顾自地挥着手里的蓝色画纸，说。我回头看了看那张斑驳的桌子，本想告诉她，妈妈再用二十分钟就可以擦好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完美”应该是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的崇高真理吗？它是不是一种控制的幻觉？蒙蔽了我们的双眼？我脱掉手套，把刷子扔在角落里。生活总会有污渍的。但那也许就是完美的另一种形式。JulieZhuo,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经作者JulieZhuo授权译自medium.com，原标题TheCurseofPerfect。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翻译内容属罗博深数学及其母公司Expii,Inc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罗博深数学团队，未经授权请勿转载。文章内容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有不同见解请在评论区留言。欢迎转发本文与全世界的朋友分享数学、教育的乐趣。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我一直在计算“美国梦”的公式带来了多少荣誉和掌声，但从未意识到这个公式始终超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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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民国时期的浙籍文人群体，在当时几乎每一个学术和文学领域以及很多高校中都占据重要甚至领军地位，自然引人注目甚至遭人妒忌，最常用之讽刺性称呼就是“某籍某系”。大凡读过鲁迅杂文的人，当对这个“某籍某系”不会陌生，因为在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中，不止一次提到这个词。“某籍”指的是浙籍，“某系”自然是指北大的国文系。其实在浙籍文人群体中，还可划分出几个小群体，除却影响最大且势力最大的章门弟子外（章门弟子也可分为很多小群体，如周氏兄弟就各有自己的弟子群），至少还有几个浙籍文人群体值得关注，例如以李叔同、丰子恺等为代表的群体，以马一浮及其弟子为代表的群体，以及以施蛰存、穆时英和戴望舒等为代表的现代派群体等。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在促成民国初年浙籍文人形成群体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蔡元培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一个相当长时期，蔡元培都是浙籍文人的领袖人物，而章太炎则更多扮演浙籍文人精神导师的角色。蔡元培从少年时代就决心通过科举进入上流社会，相对那些人数众多的失意者，他属于幸运者。1872年，虚岁六岁的蔡元培入私塾学习，并开始使用“蔡元培”之名。因为家境不好，蔡元培的求学之路较为艰辛，但科举应试之路倒比较顺利。十七岁那年蔡元培考中秀才，具备了进入更高层次竞争的资格。这一时期，蔡元培无论所读之书还是所接触之文人，基本还是限于传统范围，但他已对主张变通的今文经学产生兴趣。1889年，在两次乡试失败后，蔡元培终于考中浙江省第23名举人。而且他不仅博得主考大人李文田的赏识，其风格奇特的“怪八股”文也引起很多学子的竞相模仿。在北京做高官的浙籍文人李慈铭查阅该年浙籍文人举人榜单时，曾特意将蔡元培的名字录入日记，说明蔡元培已经引起京城一流学者的关注，这也为他进入更高等级的文人圈子打下一个初步基础。1890年蔡元培入京参加会试，又顺利考中第81名贡士，并在1892年考取为第34名进士。短短四年间，蔡元培就完成了很多文人需要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实现的目标：乡试、会试成功并得以进入翰林院。这样的成功自会引起京城文人领袖的关注，最好的例证就是翁同龢在蔡元培登门拜访后，将其姓名、籍贯和简历记入日记，且给予“隽才也”这样的佳评。身为“帝师”的翁同龢有如此评价，也对蔡元培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产生一定影响。科举之路成功后，蔡元培趁机游历国内名山大川，不仅对晚清时国内局势有了更深刻了解，而且由于开始接触廖平和康有为的著作，对其今后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观念也产生深刻的影响。1894年，蔡元培结束游历回到绍兴，随即从绍兴到北京参加散馆考试，这是对翰林院庶吉士进行甄别决定如何任用的考试，之后他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与此同时，他应同乡李慈铭的邀请担任其家庭教师，现存蔡元培日记就是从这一年农历六月开始。在那个时代，担任名人高官的家庭教师，往往是得以进入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子的起点，而“同乡”这一因素对于蔡氏获得此种机会作用很大，且这种因素还会继续产生影响——不但使蔡元培被迅速接纳为京城最优秀文人群体的一员，而且对蔡元培形成自己的文人圈子产生潜在影响，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和周作人等浙籍文人的被蔡氏纳入麾下，就是例证。查蔡氏1894年六月（现存第一个月）的日记，非常清晰地显示出刚刚开始“京官”生涯的蔡元培如何利用同乡、同门、同年关系，为自己顺利进入京城文人圈子奠定基础。根据蔡氏日记统计，仅仅这个月，蔡元培就与汤蛰先、王止轩等十几位同年聚会达十一次，形式有饮酒、品茗、登门拜访和相约游山玩水等，其中与同年吃饭饮酒之处就有大名鼎鼎的“广和居”。此为以南方菜为特色之餐馆，也是晚清民国时期文人墨客以及政府文职官员常常聚会之所，鲁迅日记中多有在此聚会的记载。此外，蔡元培还外出拜访师友九次，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江建霞（标），此人当时正在北京，但不久即去湖南，与陈宝箴、陈三立、梁启超等在湖南从事创办时务学堂等维新变革活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至于该年七月后日记，也多见蔡元培的师友交往活动极为频繁。之后数年，蔡元培得以结识晚清重臣张之洞、浙籍同乡张元济以及一些赞同维新变法的人士，并在好友刘树屏影响下学习日语。受友人以及在翻译日文著作中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蔡元培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意识到在中国实行变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遗憾的是，戊戌变法的失败给蔡元培以极大打击，多位参与变法的好友受到迫害，使蔡元培对京官生活极为失望，也对政治改革丧失信心。他决定回绍兴办教育，走教育救国道路。但数年的京官生活，已经使得蔡元培进入了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圈子，这对其之后的事业乃至日常生活，都会持续而深刻地产生影响。1898年，是维新变法之年，此年蔡氏在京。虽然他赞同维新变法，但在京数年，他已深知保守势力的顽固和改革的艰难，基本上采取置身事外的旁观态度。从蔡元培1898年在京时日记中，可以大致看出蔡元培此年与京城文人交往的基本情况。在该年正月八日日记中，蔡元培特意将“己丑、庚寅、壬辰乡、会、殿试同年生及浙江同乡住址单”录入，说明他对建构自己的同学、同乡关系网络已有明确的意识。也是从这个月的日记中，我们得知蔡元培特意“进城贺年数十家，皆附致乙斋刺，城外百余家，皆托乙斋投刺”。“乙斋”是沈曾植的号，沈曾植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中进士，历任训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晚号寐叟，卒于1922年。沈氏在京城早已是名流，且与张之洞等人往来密切，所以蔡元培借沈氏之名结识京城文人，联络情感，自然可以有很好的效果。此外，从该年日记中，发现蔡元培热衷于参加同乡和同年举行的各种活动。仅在正月和二月，蔡元培就参加了“同乡京官公宴”一次和壬辰、庚寅、己丑“同年团拜”各一次，前面所述之蔡氏日记中所录同乡、同年资料看来已经有了实际应用。显而易见，这样的聚会对于蔡元培建立自己的师友交往圈子极为重要。对于沈曾植这样浙籍文人中的重量级人物，蔡元培更是一直保持密切交往，仅在该年二月份的日记中，有关“乙斋”的家庭情况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就出现八次之多。至于另一位浙籍名流李慈铭，因蔡元培早在1894年六月就成为其家庭教师，此时关系早已密切。显然，蔡元培在京期间，必然有意无意地借助李慈铭和沈曾植的声望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此外，蔡元培在1894年和文廷式等人联名上奏，以及甲午之战结束之后，他也与张之洞等有所交往，以上种种足以表明他此时已经进入中国文人群体的最高层次。自然，蔡氏建立自己的师友关系网络并没有多少特殊之处，是那个时代文人差不多都会做的事情。但由于蔡氏后来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对其科举中式后的师友关系之建立过程和具体情况，应该给予格外关注。可惜由于蔡氏这一时期日记往往不全，很难在统计学意义上进行研究，不过，仅从现有材料也可看出，蔡氏对于建立师友关系网络一事还是比较自觉。如果说1898年之前，蔡元培所建构的师友关系是以传统文人和在京任职者为主的话，则戊戌变法失败后，蔡氏回到绍兴直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就开始了他与那些主动学习和接受西方文化、立志教育救国之新式文人的交往过程。而且，他更加自觉和主动，这对他后来参与新文化运动和掌管北大，产生了较之与传统文人交往更加巨大的影响。目睹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蔡元培逐渐坚定了“以教育挽彼沦胥”的信念，随即在回绍兴一个半月后，就接受绍兴知府熊再莘和乡绅徐树兰的邀请，出任绍兴中西学堂的校长一职。熊再莘赞同变法维新，思想较为开明。徐树兰是绍兴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曾授兵部郎中，后因母病告归。他曾与罗振玉等在上海创办农学会及《农学报》，不过他一生中最突出贡献，是捐资创办中西学堂和古越藏书楼。1897年，中西学堂成立后，他自任校董，设文学、译学、算学、化学等科，是地地道道的中西兼通学者。此后他又捐银33960余两，于1902年在绍兴城古贡院内创建古越藏书楼，将历年家藏书籍和为建书楼而新购置的书籍共7万余卷全部捐献，对外开放，也因此古越藏书楼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在中西学堂的教师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杜亚泉、马用锡等人。据蔡元培自撰年谱，“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其中尤以杜亚泉最为重要，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一派之间所展开的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战，曾对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深远影响。1900年，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虽然最终没有结果，却因此结识不少浙江文化教育界人士，如养正书塾的教师林白水、陈介石、陈叔通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该书塾的学生汤尔和、马叙伦等。后面我们会提到，这两人对于蔡氏掌管北大以及在北大的从政方针等均产生极大影响。也是在此期间，蔡元培结识另一位浙籍文人的精神领袖章太炎并曾登门拜访。1901年，蔡元培又到上海，进入南洋公学担任教员。而在此期间结识的学生有邵力子、胡仁源、谢无量、李叔同、黄炎培等，这些人均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蔡氏与他们的交往无疑会对此后的事业产生影响。例如，胡仁源不仅与蔡氏同为绍兴老乡，且在蔡氏之前担任北大校长，则他的意见对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在决定是否让蔡氏入主北大方面，自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至于蔡元培在入主北大后，更是在很多重大问题的决策上，直接受到浙籍同乡的影响。请看蔡氏自己的回忆：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正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结束四年留学生活，于当年12月返回祖国。正是由于早年与孙中山的交往，使得后者在酝酿教育总长人选时，在多位候选人中最终选定蔡元培。蔡元培上任后，就将许寿裳、周树人等浙籍老乡聘为教育部职员。蔡氏担任教育总长一职虽然仅有半年多，却对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有积极影响。1912年4月，蔡元培担任唐绍仪政府的教育总长一职，湘人范源濂为其副手。本来他们两位的教育理念有很多不同，如在兴办教育的重点为何方面，蔡氏坚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而范氏以为应先发展初等教育。范源濂的理由是：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好。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好。不过，教育理念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的真诚合作，范源濂在后来担任教育总长后，就力荐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并在其任职北大期间给予坚定的支持。当然，在蔡氏出任北大校长一事上，蔡氏当年在浙江兴办教育时所结识的老乡陈介石、马叙伦等人的鼓吹推荐也起到很大作用。此外，如果考察鲁迅进入文坛的过程，可以发现以“同乡”为纽带的人际关系，为鲁迅提供了得以进入教育部和进入文坛的历史机缘，其中蔡元培起到关键性作用。鲁迅于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由于周作人结婚，家庭经济紧张，他“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于是经老乡许寿裳向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举荐，得以“一荐成功”。1912年2月初，又经许寿裳向时任南京临时政府的老乡蔡元培推荐，鲁迅得以在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蔡元培北上，在北京教育部就职。许寿裳早在1902年以浙江官费派往日本留学时结识鲁迅，后来又同鲁迅一起拜于章太炎门下，两人结下深厚友谊。而蔡元培是在德国留学读到《域外小说集》时，就开始关注这位同乡。其日记中第一次出现鲁迅的名字，是在1911年4月3日的日记中：“寄《中央文学报》（四月一日出）于周豫才”。在此之前，蔡氏日记中也曾出现“豫才”之名，当为他人，非指鲁迅。而周作人进入北大，更是与蔡元培的大力支持有关，对此早有很多史料证明，不赘。至于直接推动鲁迅开始白话小说创作者，是他的老乡钱玄同。钱玄同为浙江吴兴人，与鲁迅相识于东京留学时期，也是章太炎的弟子。由此可见，如果没有蔡元培、许寿裳、钱玄同等浙江人际关系的援助，鲁迅可能不会在新文学发生期就得以名扬天下，而民国时期的“浙江潮”可能也会较晚才出现，或者根本形不成后来那样的浩大声势。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蔡元培在学术界的领袖地位自其掌北大后既已确立，尽管外界一直视他为浙籍文人的“掌门人”，但在浙籍文人内部，对他有意见者并不少。这是因为浙籍文人群体中以留学日本者居多，而他们大都奉另一位浙籍文化大师章太炎为师。蔡元培和章太炎之间，虽然有过和孙中山共同反清的合作历史，但也有过论争。例如，在20年代初，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就与孙中山担任大总统的广东军政府要员章太炎、张继等人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而浙籍文人的代表人物周氏兄弟，也曾在书信中表示对蔡氏不满。但从整体上看，浙籍文人对于蔡元培之领袖地位还是承认的，或者说也正因为他居于领袖地位，才会因其某些做法的可能不当遭到一些浙籍文人的不满。纵观20世纪以来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就是对日常生活和日常交往活动的关注。笔者以为，日常生活之所以值得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潜藏有审美的种子和诗意的空间，更是因为它就是构成现实人生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就在于它对世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影响无时无处不在。按照《日常生活》一书作者赫勒的说法，人总是带着一系列给定的特质、能力和才能进入世界之中，他最为关切的往往是他在直接的共同体中的生存（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家庭以及他成长于其中的家族或团体的生活空间），他对自己的世界的理解和建立往往是以他的自我为中心，也因此，他特别注意培养那些有助于他在既定的环境中生存的特性与素质，这些特性包括特殊的禀赋、排他主义观点、动机与情感。显然，如果要对文人的艺术生活进行深刻的阐释，不可不注意其日常生活状况，不可不研究文人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微妙而细腻的心理波动。赫勒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的结构和图式本身具有抑制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实践的趋势，即具有一种抵御改变的惰性。显然，把握这一点对于理解和研究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文人更加重要，特别是由于文人的日常交往和其写作等创造性活动交织在一起，这一惰性也就必然对其创作和学术研究等产生更加复杂深刻的影响。因此，如何通过主体自身的改变去改造现存的日常生活结构，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再生产由“自在存在”转为“自为存在”，使得每一个个体得以实现由自发向自由自觉的提升，是人类在面对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状况时所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作为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职业特点的文人群体，作为一向以超越现实生活和对现实生活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应该对做出这样的转变负有更大的责任。在笔者看来，最理想的对文人之日常生活的研究应该是这样，通过对一个个富有鲜明个性和富于生命力之文人个案的解读，在逐渐明晰和逐步走进文人内心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希冀能够不断地接近对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把握，以及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变革进程的把握。书名：《民国学风》出版：九州出版社内容简介：本书充分利用日记、书信、自传等史料，引领读者进入民国时期一群文化大师的书房和客厅。旨在通过对他们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生涯以及日常琐细趣事的描述、通过对他们如何建构“朋友圈”的叙述，逐步揭示大师们深邃而感人的内心世界，最终有助于在这个日渐嘈杂和浮躁的世界保持一份定力、坚持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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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长期以来，蔡元培一直是浙江文人的领袖，而张太炎则更多地扮演了浙江文人的精神导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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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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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媒体吹风会。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主要活动包括：4月25日，举行12场分论坛和一场企业家大会；4月26日，举行开幕式、高级别会议；4月27日，举行领导人圆桌峰会。习近平主席将出席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全程主持领导人圆桌峰会，会后，习主席将向中外媒体介绍峰会成果。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还将为各国领导人和嘉宾举行欢迎宴会。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框架下最高规格的国际合作平台。这次会议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国际盛会。关于这次论坛，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一是方向明确。本届高峰论坛主题是：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各方将围绕“推进互联互通，挖掘增长新动力”、“加强政策对接，打造更紧密伙伴关系”以及“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落实联合国2030年议程”等议题展开讨论。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的重要理念，反映了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普遍愿望，树立起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将以此为引领，开启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的新阶段。二是基础扎实。“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来成绩斐然、硕果累累，已成为当今世界广泛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和普受欢迎的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这一黄金法则得到广泛认同，“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格局基本成型，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成功落地。中国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投资超过800多亿美元，中国同沿线国家共建的82个境外合作园区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给各国带去了满满的发展机遇。普通民众也有了明显的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这是我们主办第二届高峰论坛的坚实基础。三是反响热烈。自宣布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以来，很多国家积极要求来华参会，截至目前，37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等国家领导人将出席第二届论坛圆桌峰会，按照英文字母排序，分别为：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文莱、柬埔寨、智利、塞浦路斯、捷克、吉布提、埃及、埃塞俄比亚、希腊、匈牙利、印度尼西亚、意大利、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马来西亚、蒙古、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葡萄牙、俄罗斯、塞尔维亚、新加坡、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同时，联合国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也将与会。加上中国，共有40位领导人齐聚在燕山脚下，雁栖湖边。此外，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日本、韩国、欧盟也将派出领导人委托的高级代表与会。就论坛整体而言，将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位外宾确认出席，其中包括360多位部长级官员，100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还有4100多名中外媒体记者已注册参会。与会的外方代表涵盖了全球五大洲各个地区，涉及政府、民间组织、工商界、学术机构等社会各界。各方的积极反响说明，“一带一路”正在落地生根、惠及各方。四是安排务实。在延续首届高峰论坛成功做法基础上，第二届高峰论坛对会议作出了创新安排，分论坛数量扩大到12场，比首届增加一倍。除继续举行以“五通”和智库交流为主题的分论坛外，增加举行以廉洁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地方合作、境外经贸合作区为主题的分论坛。这些分论坛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将注意力聚焦在务实合作上。本届高峰论坛还将首次举办企业家大会，邀请有关国家、企业和商协会代表出席，规模约800人，目的是为各国工商界对接合作搭建平台，共享“一带一路”合作机遇。五是成果可期。领导人圆桌峰会将发表一份联合公报，展示各国领导人共建“一带一路”的政治共识，这将是本届高峰论坛最重要的成果。作为东道主，中方还将汇总论坛期间各方达成的具体成果，集中对外发布，其中既有一系列政府间合作协议，也有各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大量投资类、融资类务实合作项目。中方还将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报告。企业家大会期间，各国工商界人士将签署一批合作项目协议，很多企业都对此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核心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首届高峰论坛上，习主席同各国领导人一道，擘画了共建“一带一路”的美好蓝图。两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正在成为造福各国人民的合作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共赢之路和廉洁之路。事实证明，这一倡议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契合各国追求开放、联动发展的共同愿望。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作为东道主，我们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秉持开放包容透明的办会理念，同与会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共同做好高峰论坛筹备工作。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与各方一道，总结经验、规划未来、凝聚共识，切实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迈向更高质量发展。本届论坛将有以下几方面重要意义：一是勇立潮头，坚定支持多边主义。坚持多边主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是国际社会应对当前挑战、实现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形势下，坚持这一立场更为重要。“一带一路”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体现了多边主义精神；“一带一路”奉行的开放包容理念，诠释了多边主义内涵；“一带一路”追求的互利共赢目标，反映了多边主义实质。我们相信，在本届高峰论坛上，各方将发出支持多边主义、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共同声音。二是与时俱进，丰富合作原则理念。我们将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等行之有效、广受欢迎的理念和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形势发展和具体实践，进一步丰富“一带一路”的理论内涵。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平台，深化政策对接和经济融合。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推动务实合作进一步向民生领域倾斜。要打造更紧密的伙伴关系网络，坚持开放、包容，注重绿色、廉洁，开展文明互学互鉴。要与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和最佳实践对接，实现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携手同行，构建伙伴关系网络。目前，已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郑重地向这一合作倡议投下信任票，“一带一路”的朋友圈继续扩大。本届高峰论坛期间，各方还将签署更多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一些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将同中方签署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已经呈现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和多边合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良好态势，为构建更加广泛、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我要强调的是，这种伙伴关系不是地缘工具，而是合作平台，欢迎各方平等参与和共同投入；不是另起炉灶，而是现有合作机制的补充，追求形成优势互补的合力。四是面向行动，打造有力支撑体系。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各方已初步发起成立了一些合作机制与平台，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必要保障。本届高峰论坛上，我们希望同合作伙伴一道，在完善并发展现有机制的同时，创建更多符合高质量发展需求的机制安排，更好地服务于务实合作项目的推进与落实，确保已签署的合作文件渗透落实到具体项目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基础更坚实、对接更便捷、保障更有力。五是内外联动，释放改革开放红利。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推进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决心，而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举措又为共建“一带一路”注入了新的动力。“一带一路”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本届论坛期间，中方将对外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效和举措，进一步与世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也必将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各国共同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古代丝绸之路积淀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平等合作精神，是各国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相信，通过举办第二届高峰论坛，大家一定能重振丝绸之路精神，建设广泛伙伴关系，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强劲动力，为各国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我愿借此机会，感谢国际社会对第二届高峰论坛筹备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各国驻华使馆的同事们与中方工作团队的合作，感谢记者朋友们积极传播共建“一带一路”的好声音。相信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第二届高峰论坛一定会取得成功。谢谢大家！答问部分：问：中方提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请问这是基于哪些方面的考虑？又如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答：去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是下阶段基本要求。我的理解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和包容增长的现实需要，是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自然延伸，是“一带一路”建设从“大写意”到“工笔画”的必然选择。我们所说的高质量，是明确一个根本性的思路，不是简单化的一些指标，关乎顶层设计和系统性要求。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体现共同发展的方向。“一带一路”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我们绝不搞单边主义，从不说“中国优先”，而是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通过互联互通网络，各施所长、共同发力，把各方的优势转化成共同发展的合力。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在国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共建“一带一路”进程中也坚持以民生为导向的国际合作，致力于打造更多惠及老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三是兼顾各参与方的实际需要。合作要坚持发展视角，符合东道国国情。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而言，在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前提下，首先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要确保各类基础设施抗风险、可持续、价格合理、广泛受益。四是积极对接国际规则和最佳实践。规则标准对接是互联互通的应有之义。我们一贯主张，共建“一带一路”应遵守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标准，对标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最佳实践，让绿色环保成为基本底色、廉洁高效成为必由之路、开放包容成为共同理念。总之，我们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是坚定的，行动是脚踏实地的，未来也必然是光明的。问：当前，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支持是主流，世界银行、联合国及一些国家领导人为“一带一路”点赞。但与此同时，总是有一些负面言论。请问您怎么看那些批评的声音？答：对一个新生事物如何认识和评价，应当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常识，那就是用事实来说话。——事实是，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近40位外方领导人、共150多国的代表参加本届高峰论坛。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对“一带一路”投出了信任票、赞成票。——事实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6年来，务实合作已结出丰硕成果，一大批互联互通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因为参与“一带一路”，有的国家拥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和第一条高速铁路，有的国家拥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有的国家建立起自主产业体系。——事实是，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联合国秘书长多次明确表示，“一带一路”对联合国削减全球贫困人口的目标有重要意义。世行报告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全球货运时间平均减少1.2%-2.5%，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至2.2%。——事实是，“一带一路”给各国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统计显示，中国企业参与共建的经贸园区为当地贡献了近30万个就业岗位。塞尔维亚斯梅戴雷沃钢厂项目起死回生，还使整座城市的人口出生率由减转增，重新点燃了当地老百姓追求幸福的梦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发展振兴的普遍愿望，“债务陷阱”等帽子扣不到“一带一路”头上，也不会得到任何当事国的认同。实际上是自己做不到，也不让别人做，自己做不好，也不希望别人做得好，这种心态和做法既损人又不利己。当然，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避免会有一些发展中的烦恼。我们欢迎各方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应有之义。中国举办高峰论坛，就是希望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我们还成立了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据我所知，咨询委员会将向高峰论坛提交一份政策建议报告，为“一带一路”建言献策。我们欢迎更多这样的“一带一路”好声音。问：2017年的首届高峰论坛上，美国对有的国家的参加发表了批评意见。美国政府好像没有派出高层代表来参加论坛。中方和美方是否有过沟通，他们有没有解释为什么不愿参加？谢谢。答：“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合作倡议，我们欢迎任何感兴趣的国家参加。美国什么时候参加，是由美方来决定的事情。我要告诉大家的是，美方上次还是派政府代表来出席了首届论坛。来的都是客。就我们目前了解，美国的外交官、地方州领导人以及不少企业家代表已确认参加第二届高峰论坛。至于其他国家，我刚才也谈到了，一共有150多个国家的代表会参加论坛，遍及世界各个地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议，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任何国家都有参与的自由，但没有阻止其他国家参加的权利。我们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能够更积极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当中，因为这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谢谢。问：所有37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您都已经宣布，但是印度好像不在其中，请问他们不参加会不会对武汉会晤的精神有所减损呢？答：中印领导人武汉会晤非常成功，特别是加深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同时共同规划了中印关系改善和发展的前景。武汉会晤之后，我们看到中印关系在各领域都在顺利向前发展，我们对中印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今年我们也在筹备两国领导人的下次会晤。中印是两个大国，也是邻国，我们之间有各方面的交往，难免会有一些分歧和不同，这也很正常。我记得莫迪总理多次表示，印方不能把分歧升级为争端。也就是说要把印中之间的一些分歧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使它不影响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的进程。我认为这是符合印度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当然也是中方乐见的。在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上，印方有一些关切，中方也是了解的。我们已经多次公开表示过，“一带一路”，包括中巴经济走廊，是经济合作项目，一开始就不针对第三方，也同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的领土主权争端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更不影响各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我认为还是要把历史遗留问题跟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人民谋得更多福祉这两件事分开来。这样既不影响当事方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又可以使印方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助力印度现代化的进程。（原标题：《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王毅国务委员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外媒体吹风会上的讲话和答问》）
摘要:

Answer: 首脑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最高级别国际合作平台。这次会议是今年中国最重要的家庭外交，也是标志性的国际盛事。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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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后来，他成为一名驯鲸师，并在海洋世界两家分馆就职。好景不长，与虎鲸的相处愈深，哈格罗夫的负罪感愈加沉重，他开始怀疑，在狭窄昏暗的混凝土水池中生活，会不会造成虎鲸的精神失常、心理扭曲，以至导致身体溃疡，背鳍塌萎，却还要日复一日进行单调的表演。因不满海洋世界对虎鲸的囚禁，他选择离开，转而投身于虎鲸的保护工作，并在2012年参与纪录片《黑鲸》的拍摄，揭露提利库姆攻击多恩·布兰彻背后的真相，其影响力已经超越这部获奖纪录片本身的概述。在与虎鲸共处的14年中，哈格罗夫有了很多体悟，最深的体悟就是：人与动物之间，可以产生很多的爱和信任，但这个爱和信任之间有一道墙，这道墙，是“自由”，是长期囚禁下的失控，是深厚感情也无法挽救的失控。因为，当我们向往自由的时候，它们同样在渴望着自由。1弗蕾娅（Freya）拒绝执行我发出的每一个指令。它并非不明白指令，只是单纯地不愿合作，甚至也不想要我手中拎着的小鱼。它用头顶我的身体，用吻部推着我向前。自始至终，它的嘴巴一直紧紧闭着，只是用它那近7000磅重的身体推着我向水池的中央、向着远离安全边界的地方，前进。我扔掉手中的小鱼，任由这本会成为它奖赏的食物沉入池底。然后，我试着用空出的双手和身体使自己转向，以和弗蕾娅拉开距离，但全然无效。它就像一位技艺娴熟的足球运动员，完美地对抗着我的每一个动作——而我则成了它这场驾轻就熟的游戏中的那粒“足球”。它的嘴唇紧闭，吻部——头前的尖端——像一只大型的鸟喙，推我向着它想去的地方，向着水池的中央，向着远离池岸和有其他驯鲸师援手的地方前进。突然，与我一个擦身后，它打着筋斗翻到水下，消失在我的视线里。然而仅仅几秒过后，它又从水下游了上来，动作缓慢却明显带着故意的成分，侧身撞击我身体左侧。它先是用胸膛贴近我，然后用肚子、外阴、鲸叶和它大大的尾鳍擦过我。擦身过后，它又突然停住，将右侧的鲸叶沉入水中，左侧伸出水面。鲸叶离我的脑袋只有一两英尺远，它要用鲸叶撞我的脸吗？倘若如此，凭它的力量和体重，能轻而易举地撞碎我的脖子，将我置于死地。但它似乎决定要多戏弄我一会儿，它用脸对着我，在我的四周盘旋，蓝色的眼睛似要瞪裂，眼珠似乎都要突出眼眶，眼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我佯装镇定，但心里却十分明白，弗蕾娅听觉敏锐，我突突的心跳声恐怕早已被它听在耳里。它依旧拒绝执行我的指令，岸边的驯鲸师打开的五音节水下紧急音也不再起作用，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在血管中沸腾。它准备冲锋了——我的命运已完全由它掌控。我急切地希望它的脑中还剩有一点与我、与其他驯鲸师们合作的意识，但这一次，它绝非在演戏。它双眦似裂，眼神绝望，蓝色的虹膜上布满了红色的血丝，背上的肌肉紧绷着，嘴里不断发出声响——我听得出，这正是攻击前的呼号。冲至我身前3英尺的地方时，它再次沉入水中。水体混浊，但因游水日久，我仍然能从自己漂浮的地方辨认出它的位置。我死死地盯住它的眼睛。水下，它的眼睛里依旧充满绝望。我明白，暴风雨要来了。我尽力保持冷静，向岸上离得最近的一位驯鲸师喊道：“快叫医护。”正在这时，一股强大的吸力把我朝水下拉去。弗蕾娅已翻过身来，张开它的血盆大口，向我冲了过来。水下真空把我紧紧地吸住。它咬住我的臀部，透过潜水服，我能感到臀骨上的强大压力，我的整个身体中部似乎都要被它吞进嘴里。我就像是一节被狗衔住的脆嫩的树枝，只要它的力气稍一用错，我就会粉身碎骨。它把我拉到水下，却并没想要用牙齿咬穿我。它松开了压在我身上的森森白牙，我又浮到水上，与它相对而视，并把双手撑在它身上。但是它再次回到了水下，翻过身来，然后冲向我，用牙齿咬住我，将我往水下拖，接着，它又松了口，任由我上浮。我知道它一定会重复这个过程，以前每当有鸟儿降到池面上时，群鲸都会如此戏弄它们，现在该轮到驯鲸师了。它一定会再冲过来，把我一次又一次地拖到水下，直到我被溺得不省人事为止。不过，我还未放弃生的希望。我浮在水上，竭力保持冷静，呼叫岸边的一位驯鲸师再次拉响紧急音。这种五音节声音本是为紧急情况而设的，声音发出后，群鲸就会停止所有动作，离开水中的驯鲸师，向岸边靠拢，然后全神贯注地望着岸上的驯鲸师，把下颌搭在岸边，等待下一组指令。弗蕾娅虽然无视了第一次紧急音，但这一次，它听从了。我示意岸边的驯鲸师准备使用口哨，同时把手放入水中。接着，我又让她准备一桶鱼在身边，一旦弗蕾娅响应了指令，就立刻奖励它。这样的奖励程式群鲸再熟悉不过：哨声是奖励的先兆，而驯鲸师放进水里的那只手是一个它们必须注意的象征。这一次，弗蕾娅接下了小鱼。最终，它还是向奖励屈服了。我望着它的双眼，它的眼球依旧突出，眼中闪着明显的攻击意味。尽管它身体向着岸边的驯鲸师游去，但视线从未离开过我。虎鲸的眼部肌肉非常灵活，不论它们朝哪个方向游动，眼睛都能向后或任一方向张望。危险并未过去。弗蕾娅虽然接受了奖励，但尚未打算放过我。我知道，一旦我有任何向岸边游动的举动，它就会以惊人的速度，一瞬间冲向我，赶到我身边，再一次抓住我。它一定会因我逃跑的举动而大发雷霆，那时，它就不仅仅是戏弄我了。我决定孤注一掷，呼叫岸边的驯鲸师，并指令弗蕾娅再次回到我身边。“什么？”她惊疑地叫道。我大声地重复了一遍。时间就是生命，倘若驯鲸师指挥的速度太慢，弗蕾娅依然处于被奖励的状态中，那么它会以为刚才所做的是有益之事，一定会再次回来攻击我。倘真如此，它的行为将很可能升级，我亦将无能为力，那时的后果我再明白不过。我游到水池中央，向它清楚地示意我并未有任何逃跑的打算。弗蕾娅遵从了指令，向我游来。它的神态冷静，我指令它做出3个曾训练过的简单动作，它完美地完成了。然后，在我的指令下，正如在之前环节所学过的那样，它推着我穿过了水池。我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它的头下，双臂紧紧地抱住它的下颌，双脚则踏在它的胸鳍上。它推动我，向着岸边，向着拿着鱼桶的另一位驯鲸师游去。一到岸边，我出水上岸，就飞快地把所有的鱼——约15磅——都喂给了她，作为它合作的奖励和放过我的补偿，同时也作为它用胸鳍把我推回岸边的奖赏。整个事件虽持续了不到15分钟，但当我望向池中，望向那曾可能成为我27岁生命终点的地方，我的双膝仍忍不住打颤。©MelissaHargrove2忧惧、惊叹，在与虎鲸相处的过程中，这两种心情我兼而有之。与弗蕾娅相处的这段惊险插曲已过去十多年，在那之前和之后，我还和其他的虎鲸有过不少交集，它们都同样地令人恐惧和惊叹。这些经历曾是我生活的期望，鲸是我人生的动力之源。2012年，当我的驯鲸生涯正式画上句号时，我已是这颗星球上经验最丰富的驯鲸师之一。1993年，我20岁，以学徒的身份在海洋世界圣安东尼奥分馆开始驯鲸生涯，两年后在圣迭戈分馆成为驯鲸师。2001年到2003年，我曾到法国南部，短暂驯过一群从未与人类在水中合作过的鲸。之后五年，我怀着全部的热情转投了其他行业，直到2008年3月，我再度受聘于海洋世界圣安东尼奥分馆，回归驯鲸——这个我最爱的行业，我在那儿一直工作到2012年8月。在多年的职业生涯里，我曾与20头鲸合作过，与其中的17头同游约二十载，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健在。这些魅力非凡、复杂多变的生物让我疯狂，我甚至无法以“动物”来称呼它们，因为它们正如你我一样，它们是与我们同等的存在。在我的生命中，我同它们甚至比人类更为亲密。正如英格丽德·菲瑟博士对我说的：“了解虎鲸的时候，只要把它想象成一般人类即可。”她说，以这样的方式得到的结果通常都惊人地相似。曾经，为成为一名驯鲸师，我努力健身，奋力达到自己体格的极限。与它们相处的每天，我都感到分外荣幸，我会永远珍惜这些回忆。这种感情，我想是几乎每一位海洋世界的顶级驯鲸师都有的吧！我们曾坚韧地献身于驯鲸工作与表演，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事业于它们最为有益。我们将自己的生活与鲸紧密交织，我们与鲸的情感甚至息息相通。我们运用行为心理学的科学理念，发明出一整套虽不完善但却十分严谨的交流模式，用一类特殊的语言，指挥它们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表演。世界上没人敢放言懂鲸，唯有我们可以。这是一项伟大的特权，是鲸赋予我们的特权。每天，每只被圈养在这里的鲸都可以选择是让我们走进它们的内心，还是把我们拒之门外。在海洋世界50多年的历史里，任一时期内，顶级的驯鲸师大概都不曾超过20人。我们就像一群相亲相爱的兄弟姐妹。我们彼此同处，相处的时间绝不短于与鲸相处的时间；我们也相互竞争，推动彼此的事业更上一个高峰；同时，我们也为着鲸的利益一起奋斗。我不是科学家，尽管本书会对鲸的演化历史，对它们的自然生活做浅显的探讨，但我将更多着眼于海洋世界驯鲸师眼里的虎鲸生活。我们曾与它们同游，曾照顾它们的身体，曾看护它们生育。望着它们痛苦，我们与它们同痛。我们直视它们的眼睛，窥见它们的灵魂，有时，那里满是欢欣，有时，那里是一片可怖。©MelissaHargrove32010年2月24日，多恩·布兰彻——我们这个小小家庭中技艺最精湛、经验最丰富的姐妹之一——在奥兰多被一头重约12000磅的雄性虎鲸提利库姆（Tilikum）杀害，那以后，海洋世界就禁止任何驯鲸师与鲸下水表演。这一可怖和可悲的事件是2013年名噪一时的纪录片《黑鲸》的讨论焦点。多恩死后，海洋世界立即要求三个分馆内所有的驯鲸师上岸，其中不仅有事件发生地佛罗里达分馆，还包括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分馆以及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分馆。不久，美国人民职场安全的“保护神”——职业安全与健康署，以违反安全条例为由传讯海洋世界，并警告海洋世界，今后要想避免处罚，驯鲸师和虎鲸就不得再像多恩与提利库姆那样近距离接触。职安署在2010年8月发出的传讯书认为，佛罗里达分馆“有意”违反安全条例，必须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禁止驯鲸师与虎鲸一同工作……除非驯鲸师已接受物理防护，或已有甲板系统、供氧系统以及其他工程设备和管控条例的保护……”要与鲸建立紧密联系，就必须与它们在水中同游，这也是虎鲸馆万众瞩目的中心所在。但2014年，在与职安署持续了四年的法庭争斗并主动将虎鲸馆内所有的驯鲸师撤到岸上之后，海洋世界最终被迫接受了“驯鲸师永不得从事水中工作”的规定。从此，所有的人鲸交流必须在池边的安全区域或池边的浅水区内完成。驯鲸师的双足从此被牢牢地锁在陆地上。因此，和那些从此被禁足在陆地上的前同事们一样，我也许是最后一批曾与虎鲸在水中表演过的驯鲸师了。但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看上去独一无二的称号，却让我心中五味杂陈。与鲸同游的那些日子，我很开心，鲸也一样，那些时光是它们无聊的被圈养生活里为数不多的点缀。但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我们都不过是以残酷盘剥鲸和人为基础的公司体制的一部分，这不禁让我心生忐忑。海洋世界的市场战略从商业的角度出发，在表象上，把虎鲸变成了“海洋熊猫”，而全然未考虑过它们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圈养生活可能带给它们的种种影响。在他们的驯养和公关下，可怖的巨兽成了娱乐的噱头，成了一群让全家同乐的剧场演员。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公司的运营思想在起作用：不讲感情，讲求实际，万事以经济收益为先。在这群管理者的眼里，虎鲸之所以会如此表演，完全是出于对驯鲸师指令的反应和重复行为后的心理强化。公司为驯鲸师制定的官方原则就是：禁止将虎鲸当人看，禁止施予它们任何感情。你可以喜爱它们，但喜爱不能成为妨碍工作的理由。它们不过是公司的账面资产，也许无可取代，但终究只是计算机里某个下拉列表中的一项而已。但我坚持认为，在它们对指令的响应中，应有更伟大、更深刻的东西存在。每当望着它们的眼睛时，我能看到，那里有智慧的剪影，有情感的光辉。它们身上有一种专属于它们物种的神秘，一种似乎渐渐在望但又终不能及的思想，引人入胜但又深不可测。如今，虎鲸于我而言只剩记忆。它们从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变成了我相簿中的一张张照片，变成了视频里的一帧帧镜头。2012年8月，在从事多年的危险工作后，身体的疼痛终于让我无法继续担任驯鲸的工作，我不得不从海洋世界辞职。但是，除了上述原因，我还有思想上的转变。自孩提时代，我就是海洋世界坚定的追随者，我沉迷在这以物种间互动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相谐的美丽里难以自拔，多年来参与鲸的生活，更是让我倍感欢欣。但是，我最终还是意识到，我对它们生活的占据，于它们而言是地狱。因为，囚笼的狱卒再有人性，也改变不了囚笼生活的事实。而我的人类同事们更是让我心里五味杂陈。自我从海洋世界离职并公开声讨它开始，留任的同事们大多都远离了我。我明白他们的尴尬处境，也理解他们抛弃我的缘由。我也是在经过多年的挣扎之后才选择发声的，这并不容易。海洋世界体量庞大，所触及的权力部门众多，从法律界、政界到媒体界都有所涉及。面对着这样一头“庞然大物”，你会感到孤单和无助。当被一头发狂的鲸围困时，你尚能盯住它的眼睛，指望更正它的行为；但在海洋世界这里，你找不到可以窥见的灵魂。现在，但凡还圈养着曾与我一同工作过的鲸的海洋公园，我都再也无法踏足，其中不仅包括海洋世界在美国的三家分馆，也包括海洋世界参与运营的西班牙鹦鹉公园，以及我曾工作过两年的那家法国海洋公园。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对待虎鲸的残酷方式让我不忍，还因为我和鲸在感情上已疏远，即使我踏进那里，我也无法再靠近它们了。曾经，无论是在身体还是灵魂深处，我都与它们如此亲近。在海洋世界现有的30头鲸中，有12头曾与我一同工作过，这12头中，有10头曾与我一同下过水。想到回到那儿，我像个游客一样望着它们奋力表演，而它们一副完全不记得我的样子，我的心就痛苦得难以承受。曾经，如魔术一般，这儿实现了我的童年梦想，那一幕幕就像是从童话里走出的场景。但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这些场景只是童话的一部分，而那个更大的“童话”，无论是对我还是对鲸来说，都更像是一场噩梦。终于，我失去了这些鲸，它们不再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这令我心如刀绞。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为自己的心痛找到了新的出路。我会永远记得这些可爱的鲸，并与你们一同分享我曾经的快乐。我希望把自己的领悟告诉你们，这样，我们就能齐心协力去拯救它们！-END-（选自《深海之下：虎鲸，海洋世界以及黑鲸背后的真相》）（本篇题图©MelissaHargrove）-相关阅读-【Aboutus】真诚讲述世间每个平凡人的职业和人生故事带你遇见“一千零一种人生”本文原载于我们是有故事的人（微信ID:wmsygsdr）｜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官方故事平台转载请邮箱联系，并注明出处与作者姓名，侵权必究。投稿/转载/商务合作/咨询邮箱：wmsygsdr@163.com本平台现已新增故事音频栏目，请关注懒人听书、喜马拉雅“我们是有故事的人”
摘要:

Answer: 在我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与20条鲸鱼一起工作，与其中17条鲸鱼一起游泳大约20年，其中大多数还活着。在我的生活中，我比人类更亲密。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9月18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北京出席蓟门法治金融论坛，以《终结“牛市情结”——从2015年股市危机中学到了什么？》为题进行了长达100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肖钢对中国的“牛市情结”进行剖析，指出长期以来A股“牛短熊长”的多方面原因，包括上市公司质量总体不佳，A股投资功能比较薄弱，市场缺乏做空力量，政策目标频繁转变，中小市值股票估值长期偏高等。同时，他也以一位曾经的监管者的身份，反思监管部门行政干预过多，政策“宽多严空”等问题。回顾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肖钢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杠杆资金的入市，在泡沫破裂之后，杠杆盘被迫斩仓，造成恐慌盘、盈利盘的共同出逃，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果断出手，避免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在此过程中，肖钢也坦言看到了监管层的很多问题，例如存在监管空白，监管人员按规定从未操作过股票，所以并不熟悉股票买卖等情况。展望未来的监管，肖钢建议，要完善应急处置的法律规定，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危机应对机制，更重要的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纠正监管上的“父爱主义”。澎湃新闻记者将100分钟的演讲录音梳理成16个要点，供投资者参考。要点一：中国全市场都有牛市情结肖钢坦率地说，大家都希望有牛市，肯定是要牛市，但是要一个过度的、不是很正常的牛市，这种情结可能就会影响监管者的行为、心理，这种行为如果不恰当，对牛市就没有好作用，可能就会造成牛短熊长。牛市情结的根源在哪里？肖钢说：“为什么大家都希望有牛市，希望股市涨？这是有道理的。从社会来讲广泛存在着这样的情结。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股市涨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股市不是零和博弈的游戏，所以股市上涨大家都高兴，对上市公司肯定有好处，规模扩张、企业增值；商业银行也希望股市涨，因为股票值钱了；个人投资者有赚钱效应；机构投资者也是，股市涨了稳赚不赔；做研究工作的也希望有牛市，媒体也愿意；早期投资者更愿意，牛市来了IPO退出渠道就快了、多了。”要点二：监管政策宽多严空肖钢在讲话中坦言：“正因为有这种情结，监管部门把这种股市上涨看成政绩，这是牛市情结所不应该要有的。监管部门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所以从心理因素上讲，一开始到现在，监管部门都希望股市涨，甚至把这个作为政绩来看。”他指出，对于股市上涨，政府也乐见其成，因为当股市一直不涨的时候，舆论会对政府形成一种隐形的压力，甚至会有说法称，股市表现是执政能力的体现。当然，另一方面看，股市上涨确实有产出效应，对投资有刺激，同时也增加税收。“股市涨的时候财税最多一天收10亿，还不算交易所和证券公司收的佣金手续费，光进财政国库的就有10亿，所以政府当然乐见其成了。”问题随之而来，当监管部门也出现牛市情结以后，政策往往以宽松为主，整个股市呈现出刺激政策比较多，控制政策比较少的特征，导致股票市场的发展呈现政策驱动的特征。肖钢说，从1990年到2018年，影响股市的政策总体来讲，行政干预政策还是比较多，“闲不住的手”情况还是比较严重，比如控制新股发行、印花税的调节等。“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宽多严空，对于要做多的市场措施很多，对于要做空的是很难的。监管者想促进这个市场的发展，但有时候适得其反。由于这个市场多空平衡的机制没有建立，所以盲目上涨的时候没有制约力量，这样就涨不上去或者涨上去了很快就掉下来，就形容了牛短熊长的特征。”要点三：媒体已经成为股票的定价因素之一肖钢特别提到了媒体在股票市场中的作用，他表示，媒体传递信息、助推情绪的特质使媒体的作用在股票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复杂，媒体已经成了股票的定价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新闻报道容易使市场形成一致预期，造成投资者大规模的一致行为。“道理很简单，媒体是影响人们的预期的，人的预期、思想、意识会影响投资行为，中外都是如此。从我们的情况来看，媒体在股市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现在由于媒体的高度发达，也更容易导致热点事件暴发性地传播，也使得一致性预期更容易形成，这是当今媒体的一个特点，过去几十年媒体对股市的影响也一直存在，但现在的媒体很容易在全球范围内瞬间对事件形成一致性预期，要不看多，要不看跌，所以好像这个组织的能力是超乎想象的，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主导的。”肖钢表示，在2015年时，中国股市和世界上主要股票市场的联动关系非常明显，那个时候股市开放程度还没有现在高，比如中国和美国股市，在资金上根本不存在联系，但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海内外投资者就能够达成一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媒体的全球传播使得投资者容易形成大规模的一致行为，因为预期一致了，要么就都抛，要么就都买。要点四：不要股市涨了一点就说牛市来了在谈到媒体对股市影响时，肖钢举了一些新闻舆论影响市场走向的案例，例如1999年爆发的“519行情”，以及2015年4月“四千点才是A股牛市的开端”等报道。肖钢开玩笑地说：“4000点才是开端，那不到5000点才怪了对吧？”现场观众发出一片笑声。2019年年初，A股在经历了2018年的持续低迷之后终于迎来一轮强势反弹，肖钢称，他注意到在这一阶段市场上出现了很多类似前几年的舆论，比如“牛市又来了”。他坦言：“我们希望牛市来，但过多的鼓吹不是很有利。”肖钢透露，在4月份政协会议时，他发言提议，不要过多地鼓吹牛市要来，特别是作为官方的媒体，对股市的报道要客观、中性，不要一边倒，好的当然要报道，但是风险也要提示，不要股市涨一点就说牛市来了。要点五：过去30年A股牛短熊长肖钢援引数据表示，过去30年来，牛市持续的平均时间大概是10个月左右，而熊市平均持续的时间是22.6个月，熊市是牛市时间的两倍多。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2008年和2015年的两次牛熊市更加表现出快涨快落的情况，而且落的幅度比原来还要高。相比境外市场，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和韩国的股市曾经出现过牛短熊长的情况，但是时间不长，其他国家，包括新兴市场比如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度等，以及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等，基本上都是牛市的时间比熊市长。肖钢分析，A股牛短熊长的原因有至少五大方面，包括上市公司的质量总体不佳；A股投资的功能比较薄弱；缺乏做空、制约的力量；政策目标频繁转变；中小市值股票长期估值偏高。要点六：中国股市不是宏观经济晴雨表肖钢认为，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质量总体不佳，特别是，有一部分不具备长期稳定经营能力的企业，这是制约A股出现长牛的一大因素。”落后、业绩差的企业出不去，有潜力的企业就进不来，这是一个因素。而且我们国家上市公司重规模扩张，不重质量发展。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中国股市为什么不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股市表现和GDP表现不太匹配？原因很复杂，但其中一个原因是，股指的上涨和GDP的增长速度没有必然联系，而和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是有必然联系的。”要点七：机构投资者散户化肖钢指出，A股投资的功能比较薄弱，价值投资的理念很难推行，使得趋势投资的投机交易成为主流，股市换手率特别高，即使市场上有公募基金，有机构投资者，但是参与的基民也是反复赎回，所以也使得机构投资者散户化。“有研究显示，偏股型公募基金过去20年来的平均年回报达到16%，按这个数据看，回报应该是很高了，但基民拿到的回报只有平均5%左右。为什么基民拿不到高回报呢？因为就像买股票一样，散户买卖股票很频繁，基民申赎基金也很频繁，快进快出，享受不到这个回报。”要点八：过去不太喜欢发表负面评价的研究报告“我在证监会工作几年有这个体会。比如说，上市公司如果有一个舆论，或者研究报告，说这个上市公司发生什么问题了，我们是很不高兴的。市场做空的手段其实是保障市场稳定发展的手段，但我们往往把它看成是负面的，所以不太喜欢对上市公司发表负面评价的研究报告。”可见的是，在各大券商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几乎没有给出“看空”“卖出”这类投资评级的报告。在2019年3月，华泰证券罕见地发布了两份看空报告，竟引起了市场的轩然大波。而对比海外市场，甚至有如浑水公司这类专门的做空机构，可见中国市场的做空力量相当薄弱。肖钢认为，负面评价的研究报告其实也是一种制约的力量，当然，故意造谣是要打击的，但应该让市场上各种声音对上市公司进行评论，让买方有所约束。当市场一致性预期形成的时候，如果没有做空的约束，就会涨得过快，往往跌得也就过快。要点九：监管政策有时朝令夕改肖钢在分析“牛短熊长”成因时，提到了政策目标频繁转变的问题。他说：“确实，我们的监管政策缺乏连续性、稳定性。这方面例子比较多，政策经常摇摆，目标也很多元，就使得我们的政策确实有些短视，甚至有时候朝令夕改，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要点十：中小市值股票长期估值偏高肖钢表示，这主要是历史原因造成的。“最早要制定融资规模的额度，那时候上市权利是交给地方的，有些地方想让更多的企业上市，就推荐小企业上市，因为每个省额度是固定的，有些可能不是很符合条件。后来发现不行，所以改了指标管理，不管你额度了，但每个省要上市几个企业要管控。这段历史对于形成今天的情况是很重要的。之后还有个重要的改革，虽然还是核准制，但是由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来推荐上市，改为证券公司推荐公司上市，就是保荐制，改为是市场化的，不要小看这个改变。过去地方政府来推荐上市，不是看质量的，很多公司是为了上市才去做了股份制改革，这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市场是先天发育不足的。”在那样的背景下，股票发行是完全用计划经济那一套来完成，造成了股票的稀缺性，一年就上市几只股票，而股民又有很多，所以供求严重失衡，就造成估值偏高。要点十一：注册制一定要稳妥推行肖钢在演讲中也提到了近期资本市场推行的重点改革内容——注册制改革。按目前的估值水平看，上海市场按市盈率计算估值是低于香港等其他市场的，因为上海市场大盘蓝筹股比较多，但是如果看中国所有的指数，看中小市值的股票，不光是今天，就算是历史上股市低迷的时候，中小市值股票的估值仍然是很高的。正是由于A股市场供求失衡，导致股票尤其是中小盘股估值长期偏高，所以A股的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为什么注册制改革推行起来有一定困难？这就是一部分原因。”肖钢表示，对于原来高估值的股票来说，如果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而不是稳步推进，那么它的估值肯定会下来，说白了，高估值就是有泡沫，就一定要做出纠正，把原来扭曲的市场再扭回来，一定会对市场有影响。“所以我们在推注册制改革的时候，一定是稳妥地推行，而不是一下子就推，为什么要试点？也是这个原因。”要点十二：2015年的股市泡沫有客观必然性怎么防范经济转型中的资产泡沫？肖钢说，经济转型不一定导致股市的泡沫，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股市的泡沫往往发生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因为在经济转型时期，实体经济的回报比较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产能过剩，结构不合理，回报可能就会趋于一个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也会采取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这个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资产的泡沫。从我们国家30年的历史来看，大体上有过七次股市的泡沫，都是处于货币比较宽松的时期，其中有三次是处于经济较快增长，四次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不是那么高，但是经济在转型的这样一个时期。肖钢指出，2015年的股市危机，说白了就是一场股市泡沫，股市自身体制机制的完善并不是股市上涨的必要前提条件，2015年的泡沫绝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他表示，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在经济转型时期，实体经济回报率比较低的时候，很容易冲击资产的市场价格，包括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期货市场等。要点十三：2014年牛市主要来自杠杆资金入市回顾上一轮牛市的全过程，肖钢认为，主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4年7月开始上涨，第二个阶段是2014年11月开始加速上涨，各类杠杆资金快速入场，第三个阶段是非理性上涨，一直持续到2015年6月。究其原因，与资金有关。此前，影子银行的资金主要还是流入到实体经济中，但到了2014年出现了转折点，房地产市场价格出现下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开始清理整顿，对信贷的需求减弱，随之而来，影子银行的资金不再更多进入实体，而是通过银行和信贷、证券公司、基金子公司等机构的合作，资金由委外投资的形式进入二级市场。所以，2014年7月启动了所谓的这一轮牛市的拐点。肖钢说：“那时候说加杠杆，杠杆的钱从哪里来？主要还是来自于商业银行。当时的利息一般是8%左右。在商业银行看来，他认为，他的资金委托给外部投资机构，通过银信、银保、银证合作，他的钱是高收益，低风险的。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站在全市场来看，哪有那么多低风险、高回报的资产？没有的。所以就是催生了资产泡沫。”他总结，2014年牛市拐点主要来自杠杆，其来源还是来源于居民储蓄，居民的储蓄转化为银行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又作为优先级的资金进入到证券、信托、保险等资产管理机构，最后流到二级市场。要点十四：2015年巨震是杠杆资金导致的股市踩踏肖钢认为，2015年和股市30年历史上之前的6次暴跌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有杠杆资金的参与。“前六次很少有杠杆资金，就是自己的钱，而2014年、2015年是全民借钱炒股。在股市下跌的时候，如果不是杠杆资金，是自己的资金，那么本身会有一个内在的止跌机制。”肖钢解释，比如股民在买股票的时候，如果股票价格跌到马上要亏损了，一般是不愿意割肉的，会想要等一等，这是一种很理性的反应，那么股票价格调整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越来越趋于稳定，这就是止跌机制。但是，杠杆资金没有这项功能，只有加速的功能，由于设置了平仓线，平仓的权利不在投资者自己手里，所以达到平仓线就必须要平仓，产生类似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发生踩踏。要点十五：2015年政府出手避免了金融危机肖钢表示，2015年当股市的稳定机制被完全破坏之后，在这种情况下，靠市场本身来恢复已经不可能，政府应该果断出手，否则很可能会酿成一个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他回忆：“当时的紧急情况，比如说流动性的枯竭，当时叫千股跌停，最严重的时候一天有1700家公司跌停，说白了就是没人来买了，公募基金当时也出现了挤兑的苗头，当时除了杠杆资金陷入恐慌以外，其他的资金也慌了，跟着要跑。我们当时说，杠杆资金是必须要斩仓，恐慌情绪带来的也要平仓，有的是前期赚了钱的，更要抓紧卖，要把赚的钱兑现，所以是盈利盘、恐慌盘、杠杆盘叠加在了一起，使得市场流动性枯竭。”肖钢同时指出，当时如果不进行果断处置，受损失最大的会是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国际市场上当时出现了很多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甚至有说法称A股波动就是中国全面进入经济危机的开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果断出手进行了救市。要点十六：要纠正监管上的父爱主义肖钢对于未来的证券市场监管提出了不少建议。例如，要完善应急处置的法律的规定，要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危机应对机制，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纠正监管上的“父爱主义”。同时，在监管工作中，要发挥交易所的一线监管职能；既要讲究规模，也要讲究结构和质量并重；监管方法要从事前审批向加强事中事后全程监管转变；监管的取向要从注重融资，向注重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均衡，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转变；同时，要开展监管绩效评价，探索建立监管评价体系等。
摘要:

Answer: 9月18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肖钢出席在北京举行的Jimen法律金融论坛，并作了100分钟的演讲，以分析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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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当下的实体经济形势本来就比较严峻，疫情的突如其来，又给举步维艰的实体经济增加了许多困难。不过，说到困难，谁遇到的困难比华为更大？但中国做得好的企业里，华为就算一个。华为是被认可的新实体经济的代表。华为2019年以来遇到了十分巨大的危机，国际竞争、中美贸易战、世界经济的变化等形成众多严峻挑战，造成很多国家在5G方面的投资项目延期。面对危机，华为2019年在转型、资源调整和业务配置方面都下了功夫。结果呢？华为2019三季报收入数据为6100亿，同比增长24%，徐总非正式宣布2019年预计收入超8500亿，非常鼓舞人心！我们有理由相信，华为在严峻的形势下，2020年依然会做出不错的业绩，保持增长。所以说，每个企业，在思考外部环境对自己的挑战时，如果能按照华为的这种应对方向、策略、思路去做，任何时期，都应该有很不错的前景。2月19日（上周三）晚8:00-9:00，中信读书会特别邀请《新实体经济》的作者，华软资本创始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董、吉林大学校董——王广宇博士，在“大咖直播”栏目帮大家重新审视实体经济面临的巨大困境与机遇，帮助中小企业实现快速发展。以下是直播主要内容：大纲一、疫情下的困境。二、企业高成长的主导逻辑。三、新实体经济是未来。四、自救与变革的四点思考。王广宇一、疫情下的困境1疫情对我们的挑战有五个方面：一、复工率过低，对生产秩序和供应链有一些挑战。二、疫情对物流和交通体系的影响造成物价波动，需预防通胀的发生。三、政策调整导致整个社会债务固化，造成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四、疫情对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应变提出新的要求，外部环境形成新的变化。五、疫情造成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改变，所产生的影响较难评估。各地政府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救助型政策，救助型的政策短期内对营商环境和企业有一定的帮助。假如疫情蔓延更长的时间，救助型的政策需变成补偿型的政策，才可能解决问题。政策的变迁对企业来讲是营商环境的变化，但最终发展要靠提高自身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自身竞争力。2旧实体经济举步维艰中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发展之后，传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急剧下滑，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力TFP增长率在2010年前后到达底部，始终在低位徘徊。中国工业企业资本收益率也非常低，实体经济经营者都在给银行打工。传统企业运作方式是全要素生产率太低，造成投资在里面没有边际效益，回报率是不及预期的，使得金融资本、企业家很少投实体企业。如果不转变传统实体运营模式，投资依旧没有前景。实体企业还必须要面对社会“多赢”的期待。传统实体企业产能过剩，同时形成很多环境污染，直接带来负的外部影响。合规性方面，很多企业依靠不合规的运营、逃税偷税提高自己的利润率。这些形式和负的外部性使企业在这个时代难以适应环境变化，也不适宜企业发展壮大。二、特殊时期深思“主导增长”的逻辑1特殊时间也要重新讨论一个话题：增长。成长性是衡量任何一个企业投资价值最核心的指标，抓住了成长性就抓住了企业未来价值最核心的指标。即使在这样特殊的时期，主导增长逻辑是没有变化的，每个企业必须要重视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深入思考几个问题：我们从事的生意还是一个真生意吗？我们的团队和人力资源是否符合未来的发展？如何资源配置能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对于想实现转型、实现超越的企业来讲，怎样结合今天的形势确定更高远的目标？这些都是未来主导增长的核心问题。2高成长企业的驱动力何在？第一类是技术驱动，谁掌握了核心的技术，谁掌握了最尖端的科研和最基础性的技术，就会得到更快速的发展。第二类是企业消费升级，过去受消费升级驱动的企业，必须重新思考增长驱动因素。第三类是商业模式的变化，通过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链条形成新的商业模式。第四类受政府型的驱动，企业家必须要思考自己的增长动力是哪个源泉。3科技型、创业型企业估值难？所以贵！科技型企业估值非常难，不确定性因素很大，但未来的获利性高，使得对科创型、初创型企业估值难成为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几年流行讲“越白越贵”，我看应该是“看不懂的最贵”，因为真正的创新就是多数人看不懂的，特别是真正有核心技术和初创型高价值的公司，很难得到很多人的认可，这是科技型、初创型企业的挑战。大家要花更多的精力，在专业、行业、技术评估这方面投入，才能真正发现最有价值的投资标的。4企业生命周期与估值密切相关。每个新技术出现会经历若干轮变化。最开始是概念的导入期，此阶段我们意识到导入的技术离应用和成熟期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到高峰期后很快进入衰退阶段。但是进入衰退阶段，可能又受到很多微看好，到了底层就无人问津。我们要避免投资方进入衰退阶段，所以在企业行业生命周期中间，这两个周期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做趋势投资，对很多投资来讲是非常关键的。5企业家要学习与权益金融者共舞。我想给今天的所有企业家提一个建议：企业家要多学习金融和财务的知识，要有与投资者和权益金融从业者共舞的心态。过去的实体经济的企业家都研究技术、专业、产品和核心资源配置，但中国的经济、金融进入到了高质量的时点，在重新思考企业资源配置方式。同时，金融从业者一定要从理解实体经济、理解技术的价值、理解企业的发展生命周期、市场运作等角度，提升金融服务。我们也一直提倡中国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发展权益金融，权益金融能够使企业的股东和企业家共担风险。只有权益金融才能够支持科学研究，才能够支持企业的创业行为，所以有更多的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出现，能帮助企业更快的发展。三、新实体经济是未来1新实体经济是高质量增长的推动器。最近几年我一直在研究的“新实体经济”主要有四个特点：一是新实体经济必须有新产品、新服务，推出能够有效满足客户真实需求的、高性价比的、高质量的商品服务。二是新实体经济必须掌握和突破核心技术，做科技密集型企业。三是新实体经济必须容纳新型的人才就业。四、新实体经济必须能够做到生态环保可持续。当然，发展新实体经济，必须要出现新一代的领袖级的新实体企业家，因为企业家精神对于整个社会、企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当前的形势下，更多传统产业在转型。只有一大批的新实体经济的出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才能实现。2怎样转型为新实体企业？第一，新实体经济企业一定要把突破新技术当作第一动力。新型技术本质上都是对未来的竞争，在新型技术，包括新能源电池、机器人、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装备、数字技术、生命科学技术等方面核心技术的突破，才能使企业行业得到非常快的发展。第二，建立、迭代并发展自己的商业模式。找到自己的发展逻辑，建立全新的商业模式对每一个实体企业都极其重要。第三，每个新实体经济的企业都要努力适应走全球化的道路。今天许多企业都是天生全球化的，企业怎么样适应全球化的竞争，怎样在全球配置资源，是对新实体企业的重要挑战。四、自救与变革的几点思考1首先要深度思考，拒绝与他人一起奔向悬崖。对每个企业来讲，做好自己在特殊形式下的预案。凡事预则立，只有做出来预案的企业，才能想出应对的措施。预案只有自己想得到。在做预案时要想这几个问题：我们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下一步疫情的性质如果发生变化，自己的企业所处的行业是否会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关键措施？每个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同，增长逻辑不同，所以措施需量身定制，转型也需要量身定制。只有企业家在形势下冷静深入思考，做好预案，才是最重要的自救决策。企业家不能把命运依赖于政策的变化。政策总体上影响的是营商环境，企业的发展不能仅靠政府救市。2其次，要学习重新瞄准。每个企业都在思考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发展逻辑，通行的商业模式，是在一个企业市场中间找到自己的微笑曲线，争取在微笑曲线进入到高附加值领域。今天是快速变化的时代，未必要先瞄准再开枪，也可以先开枪，发现机会。特定的形势下，只有在行动中间，才能发现自己的问题，开一枪才发现林子哪里有鸟，从而用更多的子弹、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资源去攻克，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成绩。对企业家来讲，重新瞄准举措包括什么？第一、企业要尽可能用各种方式提高自己的现金储备，作为下一步发展的动力。第二、供应链的优化精简，发现供应链最牢靠的力量来自于哪里，供应链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不断优化自己的供应链。第三，广泛应用信息技术。把信息技术和自己的业务流程和企业运营逻辑更深入更紧密结合在一起，精简流程、节省成本、改变过去交流沟通的方式、提高协作的效率。第四，发现企业真正关键的岗位和人才，包括组织模式，如何思考人才和关键岗位必要性、价值以及组织行为模式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五，企业需想清楚如何平衡好利益相关者。未来的利益相关者不仅是股东和管理层，包括员工、客户、社会方方面面。新实体企业只有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定位都想清楚，找到平衡，这个企业才能得到好的发展。3再次，挖护城河、打持久战。对新实体企业来说，要把提升竞争力当做最核心的问题。对投资者来讲，意味着能够找到那些挖更长、更深、更有价值的护城河的企业。我特别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公司叫吉尔德科学。他们有一个药品，被称为神药，被网友翻译成“为人民服务”，就是瑞德西韦。《新英格尔医学杂志》在2月1号发表一篇临床论文，美国有一个新型肺炎患者病情恶化，医生通过静脉注射了瑞德西韦，患者机能迅速得到改善，在此之前这个药主要用在埃博拉病毒研发上。这个药2月4号进入中国，中日友好医院牵头进入双盲的临床试验，到4月份才会出现结果。从好的初衷来讲，希望这个实验赶快出结果。这个公司在此之前并不出名，我自己看了很多资料，把他成功的要素分为这样几点：快速扩张、重视研发、产品专注、资本助力和使命谨慎。首先是使命谨慎：大家会看到这个公司在国内引起很多的媒体关注，人们的初衷是希望这个药有用，尽快投入临床治疗。国内媒体把瑞德西韦对于新型肺炎治疗效果吹到天上的时候，这个公司在公司网站上发了一个声明，说得通俗一点像泼冷水：通篇意思是说这个药物还没有上市，还处于研发阶段，有效性是未知的，而他们还没有拿到专门针对新冠状肺炎病毒研究的数据，疗效不确定，有风险。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呢？表明这个企业在践行使命上是非常非常慎重的，抱着对健康和生命负责任的态度，考虑自己每一项商业行为！这是企业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条，所以我选择第一点说。快速扩张：这个企业1987年成立时是一个很小的公司，但在2019年财富500强排到139位，收入大概220亿美金，有55亿美金的净利润，已经变成一个大的跨国企业。30多年的历史，进入到世界500强，我们看中国的制药企业，还是有很长的对标路线。重视研发：业界非常著名的医药创新排行榜，吉利德2019年打败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型制药公司：礼来、辉瑞、默克、赛诺菲、诺华、葛兰素史克，在知识产权创新指数排行全球第一。吉利德全球有11000名员工，研发人员有6000名，市场销售人员只有不到3000名，对标中国很多医药公司60、70%都是市场销售人员，可以看出吉利德对研发方面的投入有多重视。吉利德2019年前九个月研发投入70亿美金，每年利润有55亿，持续推出很多的新药，最近几年的收入60%都是来自于新药收入。产品专注：吉利德主要做抗病毒药物。为了做好抗病毒药物，把自己发展的另外一些产品卖给了同行。专注在艾滋病、乙型肝炎等各类传染病领域开发产品，提供了十几款非常重要的药物。通俗的讲这个公司做过什么呢？他们努力让艾滋病变成慢性病，让患者寿命完全不受影响；他们推出第二款新药，让乙肝病毒控制在非常低的水平，几乎没有耐药性；他们推出新药把丙肝直接消灭了；他们推出了长效艾滋病药物，使得患者能够用一个月打一针甚至更长效服药；他们推出了重要的抗流感病毒药物达菲；他们现在正在临床试验，争取攻克乙肝。应该说吉利德在研发上超级专注，这正是有持久竞争力的原因。资本助力：这个企业并不是科学家创造的企业，相反是投资者创造的企业。33年以前，企业创始人迈克尔·瑞沃丹在霍布金斯大学拿到博士，华盛顿大学拿到化学硕士，后来在哈佛读了MBA。他读完书去了风险投资公司工作，几年后才创办了吉尔德科学。1992年，公司新药还没有上市，他就推动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融了八千多万美金，用这笔钱撑着这个企业持续发展。从1999年开始公司完成了十几次重要的并购，1999年收购了一个药物公司NeXstar，2003年收购Triangle拿到艾滋病畅销药，2019年花了14亿美金收购了心绞痛的药物，2011年收购了做丙肝的药物公司，2015年收购2家公司，2016年、2017年分别收购不少实验室和研发型企业。正是得益于一系列的资本运作和收购，才使得吉尔德科学完成重要领域的布局，有了今天的成功。总之，这个案例给我们非常重要的启发，不管我们做生物医药，还是做其他的领域，一个企业必须要找到自己成功核心的原因，去打造自己的竞争力，市场才会给你回报。4最后，提升自我、再造梦想。我们很难看到任何一家有价值的企业是仅靠外部环境的支持发展起来的，每个企业的长期策略、长期努力、长期资源优化配置，都需要企业家带领团队长期不懈的努力。对企业家来讲，要不断迭代自己的梦想，努力把自己的策略、理想、发展思路、企业资源和合作伙伴和团队结合在一起，将这些思考变成行动。只有自我变革才能够保护我们的实力，并且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才更有机会在下一轮竞争中成功。投之以资本，报之以科技、成之以人文。我经常讲，金融和资本应该说是新实体经济最好的朋友。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过，所有长期增长都来源于技术创新。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讲，任何工业革命都不得不等候一场金融革命。都是说，科技和金融资本是相得益彰的。美国有全球最为发达的科学技术，同样也有权益金融资本市场最为发达的体系，这两个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科学和人文是现代社会的基础，权益资本可以追逐和推动科研创新，企业能够重新配置资源，促进落后产能升级，投资者给予新兴技术型企业更多的估值。面向认知科技，面向未来，只有打造出更多的新实体经济的企业，中国真正走向新实体经济的时代，才会让老百姓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消费者得到更多的福利，劳动者得到更多的收入，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才有更好前景。原标题：《中小企业自救与变革——新实体的高成长逻辑》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政策变化是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但最终的发展取决于提高自身能力，优化资源分配和增强自身竞争力。


Instruction: 请为下列新闻写一个摘要。

Input:
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对于许多历史学家来说，近十年来最重要的学术事件之一，是《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HistoricalReview）于二〇一五年刊登一篇对布朗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乔·古尔迪（JoGuldi）和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系主任的戴维·阿米蒂奇（DavidArmitage,1965-）共同撰写的《历史学宣言》（TheHistoryManifesto）的尖锐书评，以及这俩位作者的回应。毕竟，作为世界顶级、学术影响因子居全球首位的专业历史学期刊，书评向由该刊编辑部指定，再向专家约稿，还须经过同行的匿名评审。然而，这篇书评自行投稿，没有经过匿名评审，编辑部的“引言”称：这是一次“规则总有例外”（Exceptionsproverules），为创刊一百二十年以来的首次破例。此前一年，即二〇一四年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张扬激越，撼动视听。该书效仿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热情呼唤无产阶级积极参与共产主义革命，先是疾言厉色地批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史家沉溺于研究个体行为、个别事件的细枝末节和某个短暂时刻，致使史学不断“内敛化”（inwardturn）；接着高调鼓动历史学家关注气候变化、不平等，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这些影响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大问题。就像马、恩当年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该书结尾也豪情满怀地声称：“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撰写这篇书评的俩位作者，在英美史学界颇有影响。一是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德波拉·柯恩（DeborahCohen,1966-），另一位则是剑桥大学现代文化史教授，时任英国皇家历史协会主席（RoyalHistoricalSociety）的彼得·曼德勒(PeterMandler,1958-)。这篇批评文字犀利尖刻。该书的俩位作者在回应中称，短短数千字中不乏“欺骗”（“deceptive”）、“不负责任”（“irresponsible”）、“过热”（“overheated”）、“幻想”（“fantasy”）、“盲目”（“blind”）、“神秘”（“mystic”），“崩溃”（“debacle”），“歪曲”（“travesty”）和“惊慌失措”（“panic”）的负面性词汇。这俩位批评者最为不满的，是该书犹如一份气势汹汹的战斗檄文，咄咄逼人。英文的“宣言”（Manifesto）一词来自拉丁语，最初出现在一六四〇年代的意大利，意指公开声明，解释已实现的规划和号召采取新的行动。二十世纪以来，“宣言”频繁见于各种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颇具竞争性、冲突性和对抗性。这篇书评称，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是被调派至一个战线作战的士兵。在这俩人看来，该书“或许还真有些目光偏狹和轻微的独裁主义（one-eyedandjustalittleauthoritarian）”。需要说明的，此书评没有诘难该书倡导的“历史长时段”，以及可能影响未来人类文明发展的气候变化、不平等和社会、国家乃至全球治理的三个大问题。这就可以让我们稍稍放心地做点学术史的梳理。就治理而言，这在中国从《春秋》、《左传》，在西方则从希腊罗马之后，就已形成的政治史、经济史乃军事战争史的一个叙事传统。它的重点关注如官制、疆域、律令、武备、外交、田亩、贸易等等，只不过随着一九八〇年代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史学转向了关注话语、想像和意念的新文化史研究而稍显冷落。再就气候来看，自蕾切尔·卡逊（RachelCarson,1907-1964）于一九六二年出版了在春天听不见鸟鸣的《寂静的春天》之后，环境生态恶化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焦虑。重点研究气候和生态变化的环境史学，先在美国，后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逮至今天，该研究不仅拥有众多的专业学会和专业期刊，且还被全球越来越多的高校列入教学和人才培养规划。概言之，这两个议题在史学界可谓大家众众、成果颇丰。相比之下，不平等问题此前似没有太多学者予以关注，也没有多少专门著述问世。这是因为自上个世纪的二战结束以后，学术界深受哈佛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1901-1985)的影响，相信在贫穷国家，经济增长扩大贫富差距；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缩小贫富差距。这个被称之谓“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认为随着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展开之后，不平等会扩大；再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也会得到相应增长。用国人耳熟能详的比喻，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把经济增长的这块蛋糕做大，社会自然会趋向平等。一项颠覆性的论述，是法国新锐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Piketty,1971-)于二〇一四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该书的简体、繁体中文版，分别于当年九月、十一月问世，同样也引起了中文世界的极大关注。皮凯蒂直接挑战了西蒙·库兹涅茨的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和科技，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财富正愈来愈集中在极少数经济精英的手中。再至二〇一八年，由皮凯蒂等人主持、全球经济学家众多参与的《世界不平等报告2018》出炉，称当下百分之一的富豪，掌握了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七。简言之，这些年里经济增长的蛋糕，在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发达经济体实行了较为公平的分配。中产阶级大量减少，财富向少数人迅速集中，在英国脱欧、川普当选，以及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中都被充分证实。这在历史学界也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同年稍后出版的《历史学宣言》对不不平等就有大段评述。毕竟，与众多经济学家不同，皮凯蒂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太多采自经济学原理、法则和定律；而是跨学科地援借了历史学家的方法。他从法国自十九世纪以来的税收与遗产纪录着手，搜集整理横跨二十几个国家、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大数据，藉此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财富分配动态。可能受其鼓舞，二〇一六年当选的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的帕特里克·曼宁(PatrickManning,1941-)，在以“不平等：历史学与学科方法”（“AHAPresidentialAddress,Inequality:HistoricalandDisciplinaryApproaches,”）为题的就职演说中，号召历史学家对该议题应当高度关注，并声称如果有效利用历史大数据，就可以更深入地展开这项历史研究。他详细介绍了自己所在大学于二〇一一年开创的数据库（TheCollaborativeforHistoricalInformationandAnalysis,CHIA）。或能反映这项研究正蓄势待发，是一些大学设立了相关的研究项目和课程。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近年来享誉全球史学界的《棉花帝国：全球历史》（2014年）一书作者的斯文·贝克特（SvenBeckert），自二〇〇五年来合作主持了该校“资本主义研究”（theProgramontheStudyofCapitalism）的项目，关于“恶化的不平等危机”（crisesofworseninginequality）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剑桥大学历史系则开设了“不平等：一项全球史”（Inequality:AGlobalHistory）的研究生课程。课程主持者希望能够采取全球视野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研究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历史。该课程讨论的问题，涉及历史上的财富分配和经济发展，关于平等和不平等的思想之互动，以及关于性别、种族和宗教的不平等如何演化，等等。二〇一七年，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沃尔特·谢德尔（WalterScheidel,1969-）出版了一部颇引人注目的专题著述，题目是《均富利器：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不平等的暴力和历史》（TheGreatLeveler:Violenceandthehistoryofinequalityfromthestoneagtothetwenty-firstcentury）。如果说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是从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开始，那么该书鸟瞰了数千年的大历史。作者指出经济或物质的不平等，源自于对超越维持生存所需“剩余”资源的掌握；早在人类狩猎采集的时代，对“剩余”资源的不均等分配就已普遍存在，只是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而没有那么严重罢了。在他看来，逮至农耕文明的出现，由于生产力的提高和更多“剩余”的出现，再以国家建立权力等级制度及不断伸展的强制性力量，致使不平等的现象愈演愈烈。于前近代的不平等，该书以探讨古罗马和中国这两个不同类型而展开。前者，由古罗马帝国首创，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分封土地，不平等体现在延续至中世纪欧洲盛行的贵族封建庄园制度。后者，则是自秦汉以来，通过建立中央专制皇权，不平等基于担任官职（officeholding）而非私人经济活动所致。该书就中国历史关于不平等的陈述，撷取的案例有自秦汉之时“富者田连阡陌”的豪强，清乾隆之时富可敌国的和坤，再一脉相承和千年未变的，竟然还有据他说财富排在二〇一五年福布斯世界富翁榜上第五十五位的周永康。可能并非危言耸听，是该书认为迄今为止的历史显示，要想大面积地消除贫富悬殊，只有通过他所谓“均富利器”的“四骑士”（fourhorsemen）——灾难性大瘟疫、大规模战争、剧变型革命和政权崩溃。简要说来，上个世纪风起云涌的流血政治革命，以及今天“失败国家”（failedstate），秩序崩圮之后而留下来的普遍贫穷。至于灾难性大瘟疫，如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两次世界大战，都导致了财富大幅缩水，致使社会不得不趋向平等。如果反观该书没有详细谈及的中国史，虽没有多少历史大数据作为支撑，古人却留下了太多凄苦悲凉的相关倾述。诸如“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以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等等——不早就深深地契入到我们的心髓和血脉中？实际上，与中世纪欧洲还有不同，即“均富利器”在中国催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次数的农民战争。一九三九年，毛泽东与范文澜合作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这个惨烈的历史脉络，可以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东汉黄巾提出的“人无贵贱、皆天所生”，北宋王小波、李顺的“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绵延至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太平天国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就此“贫富不相齐”的历史逻辑，龚自珍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撰写的《平均篇》，总结得最让人涕泗横流：“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谯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与之相应，一九五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居于中国史学主流，农民战争史和农民运动史的研究是重点之一。该研究与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形成，并称中国史研究的“五朵金花”。那时几乎所有参与者，虽都认为这些农民战争的爆发，归因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极度不平等，重心却试图论证如果没有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领导，旧式农民战争是无法取得彻底胜利的。一九六〇年代初，当时史学领军人物的翦伯赞稍微偏离主题，提出了统治阶级在大灾大难之后，从休养生息计，通常会采行“让步政策”的观点。翦伯赞及其追随者们认为，那些“轻摇薄赋”、“减轻刑罚”、“选用廉吏”、“抑制豪强”和“招抚流亡”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化解或减轻相关不平等的危机。那时除了中国之外，英美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颇关注不平等和民众反抗。开创性的研究，如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JohnErnestHobsbawm,1917-2012）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以及一九六九年出版的《匪徒》（Bandits）。他率先使用了“原始叛乱”（primitiverebels）、“社会匪徒”（socialbandit）这两个基本概念，生动地描述了绿林好汉、黑手党、各种农民千禧年运动、都市暴民、以宗教为凝聚力的劳工运动，以及诸如共济会和兄弟会这类反对不平等的社会抗争。一九七五年，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1924-1993），出版了《辉格党和猎人：黑匪法的起源》（Whigsandhunters:theoriginsoftheBlackAct），讲述了十八世纪初在温莎森林区，众多面部涂黑的盗猎者与当局之间对抗和冲突的故事。毋庸赘述，关于“原始叛乱”（primitiverebels）、“社会匪徒”（socialbandit），全都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迄今为止的人类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历史的理念。然而，自一九七〇年代以来，一些基于扎实历史档案的学院派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这些“原始叛乱”、“社会匪徒”的面目和实际所为，与通常所认定的“犯罪”界限十分模糊。一方面，他们是局外人、叛逆者、拒绝接受常规贫困的绿林好汉；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是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盗匪和罪犯。这些历史学家检视相关科西嘉岛、中国、希腊、马来西亚、意大利和巴西等地的底层反抗，并没有发现能与霍布斯鲍姆的到理论模型相匹配的历史人物（JamesA.Inciardi,AlanA.Block,andLyleA.Hallowell,HistoricalApproachestoCrime:ResearchStrategiesandIssues,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1977）。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过于强调经典理论的指导，当年那些马克思主义农民战争史的研究确实不同程度地拔高、美化，乃至乌托邦化了这些底层民众反抗。霍布斯鲍姆承认自己那本开创性的著作，连二手资料都未曾予以详尽地搜罗整理，因为“本书并不意在成为一本详尽性的学术著作”（《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页）。更生动的一个事例，是二战后在日本治中国明清社会经济史，也是重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东京大学教授的田中正俊，对学生说自己熬夜撰写有关明代农民斗争的论文时，睡梦中时常听见那些农民的鼓励：“我们能够依靠的只有你了！”有趣的是，他梦中的农民们不是说中文而是法语。田中教授向来讨厌行为举止粗鲁之人，尤其无法忍受有人随地吐痰。有学生开玩笑地打趣道：“不过，邓茂七（明代农民起义的首领）那群人肯定常常随地吐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令人佩服和赞叹的，是那些虔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被剥夺者和被剥削者寄予的恳恳挚爱和拳拳同情。不过，在悲天悯人的情感之上，还有作为历史学家的永恒知识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普适原则，方能有效避免“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剧重演。就如本文开始时提及《美国历史评论》破例刊发对《历史学宣言》的书评，编辑部撰写的“引言”称，该书命名为“宣言”，目的在于以不可逆的权威性和神召般的特质，“让人们在黑夜中保持清醒（“keeppeopleawakeatnight”）”。然而，这出自著名英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教授的西蒙·沙玛爵士（SimonSchama,1945-）一段访谈。它的完整意思是勉励历史学家不必想着如何叩响权力的大门，其职责是应努力保持夜晚的清醒，“让人们不要酣睡过去”。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天历史学家又为不平等而怆然动容，首要之举或许真应如上述编辑部“引言”的最后一句所说：“我们必须躬身自问：我们就此做什么，如何做，以及这对我们的时代意味着什么？”（weareobligedtointerrogatewhatwedo,howwedoit,andwhatitmeansforourtimes？）（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原题《让史家怆然动容的“不平等”》，载《读书》2019年第11期）原标题：《讲稿|“不平等”，为何又让历史学家怆然动容？》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自20世纪以来，《宣言》在各种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中屡见不鲜，具有相当的竞争性，冲突性和对抗性。书评指出，历史学家不需要被领导，也不需要部署士兵在前线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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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编者按】2019年退场的脚步声还未消逝，2020年已然登台。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全球经济增速放缓，而单方面制裁而非双边协商正越来越频繁地被用于贸易争端的解决，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考验着人们对经济形势的信心；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治理相关会议的波折和成果的乏善可陈，WTO上诉机制的停摆，也让我们看到了全球治理遭遇的挫折，面对共同的未来，人类将向何处去，令人心生迷茫。这一年，我们看到了席卷欧洲、中东、拉美等地区多国的抗议示威浪潮，其中既有民生、治理的问题，也有民粹主义与建制派的博弈，还有发展道路的左右之争，这其中的乱象不禁再次让人确信历史远未“终结”，不同的人类社会面对自身当下的问题正在做着不同的尝试、抗争和思考；我们也看到了旧有国际秩序的引领者正在继续摇动其自己参与缔造的架构，而国际社会的新兴力量的影响则在不断上升，大国竞争、地缘博弈、利益纠葛之下，国际格局的动荡变化，不同阵线、各方力量的分化组合尘埃未定。世事如棋局局新，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值此新年旧岁的交界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国际部推出“2020鉴后瞻前”系列报道，邀请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权威学者复盘2019年风云激荡的全球大势，前瞻2020新局。2018年至2019年，西起阿尔及利亚，东至伊拉克，一股前所未有的抗议示威浪潮席阿拉伯世界，数位纵横政坛数十载的政治强人在民众抗议声中黯然退场。一年过去，有的国家已完成权力过渡，抗议平息，而有的国家仍深陷抗议示威的漩涡之中，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一幕幕的场景似曾相识。这不禁让人们的视线回到2010年的那个冬天。2010年12月，突尼斯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迫于生计压力，在街头抗议自焚，点燃了“阿拉伯之春”的燎原之火。数月之内，埃及、利比亚、也门、巴林、叙利亚等国纷纷爆发民众示威游行，其中，突尼斯、埃及基本实现了政权和平更迭，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抗议运动最终演变为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武装冲突。时至今日，当外界已经“宣判”了8年前那场“阿拉伯之春”进入了“寒冬”之时，新一波抗议潮又让中东再次燃烧。这究竟是不是另一场“阿拉伯之春”？还是，那场漫长的“阿拉伯之春”从来就没结束，2018到2019年的抗议只是“长阿拉伯之春”的又一波浪潮？在过去一年多里席卷中东多国的动荡，在新的一年里又将如何发展？错峰的“革命”，缺席的“干预”在2018年至2019年的抗议潮中，率先让人们想起数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的，是2019年4月执掌阿尔及利亚20年的时任总统布特弗利卡下台的那一幕（详见《布特弗利卡辞职后：阿尔及利亚青年们的等待和希望》）。某种程度上，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之春”从未结束过。“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突尼斯的抗议席卷全国，愤怒瞬间也蔓延到了邻国阿尔及利亚，但阿尔及利亚却在这场地区性运动中“独树一帜”。2011年2月，布特弗利卡解除了实行19年的国家紧急状态法，成功化解了一场危机，也进一步赢得了民心。“革命”在2019年错峰爆发，与阿尔及利亚上世纪90年代的“黑色十年”有关。经历了十年的血腥内战后，那一代阿尔及利亚人对待政治的态度早已趋向理智。然而，彼一时也，此一时也。8年后，国家的主人翁们变成了对历史感触甚少的“新新人类”，抗议遂一触即发，年轻的民众齐心协力，推翻了在位20年的老总统，国家的全面变革也在酝酿中。苏丹人民看到了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果实”，受到了某种精神鼓舞。2019年4月11日，在一场军事政变中上台的时任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Omaral-Bashir）最终在30年后的另一场军事政变中下台（详见《动荡中的苏丹：军民谈判破裂，民众期盼稳定和平》）。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后，埃及、伊拉克、黎巴嫩都爆发了大规模民众抗议。埃及的抗议者们在政府的严厉镇压下偃旗息鼓，而伊拉克、黎巴嫩的抗议则持续至今，并有升级之势（详见《大型蹦迪现场？黎巴嫩狂欢式抗议背后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僵局》）。无独有偶，这些国家在2010年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都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即便是错峰爆发的“革命”，一种不同于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现象是，2018年至2019年的抗议背后基本没了大国的影子，阿拉伯国家的民众也十分理智地打出了“反对外国干涉”的旗帜，在黎巴嫩和伊拉克，美国大使馆都成了抗议者围攻的目标。“人们已经看到了，作为一种策略，外国干涉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失败。”法国国际和战略关系研究所（IRIS）所长帕斯卡尔·博尼法斯（PascalBoniface）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在2003年的伊拉克，还有2011年英法对利比亚的干涉都造成了混乱，酿成了惨剧。对于全世界来说，外国干涉并不是一种解决方案”。“娜拉走后怎样”在2018年至2019年的抗议潮中，无论是阿尔及利亚还是黎巴嫩、伊拉克，抗议者的诉求基本都是一致的：根除腐败、提振经济、改变不平等的状况。“不同的抗议中，人们都认为不平等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大的国际经济形势没有发生改变，人们并没有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顶层的人享有了绝大部分经济发展的红利，而底层的人却无法分一杯羹。”博尼法斯对澎湃新闻表示，“他们也认为，腐败现象太严重，而这恰好能够解释不平等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是抗议发生的根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阿尔及利亚、苏丹、黎巴嫩、伊拉克的国家领导人被迫下台之后，抗议仍在继续，人们不满足于某个领导人下台，而是希望整个政治体制的改变，社会、经济状况实现根本的变革。在阿尔及利亚，人们似乎已经对政客失去了信心。原定于2月22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两度取消并推迟，直至12月12日才正式举行。然而，据法新社消息，大选期间，由于五位候选人与前总统关系密切，民众担心此次大选只会巩固执政集团，遂继续抗议，呼吁抵制当权派操纵的大选，坚持当权派必须先下台。结果本次大选投票率仅为39.93%，创下阿尔及利亚总统大选投票率新低。事实上，在率先走出“阿拉伯之春”、被西方誉为“民主模板”的突尼斯，也一直面临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详见《人物｜突尼斯老总统任上离世，阿拉伯之春发源地留下模糊未来》。编注：在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的结尾，追求自由的女主人公娜拉离家出。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提出了娜拉获得自由后如何生存的问题）。“在突尼斯，民主并未能够带来经济上的表现。”博尼法斯指出，“突尼斯的经济在革命之后陷入了停滞，又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突尼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利比亚也陷入了内战，不可能再为突尼斯带来经济上的进步。因此在突尼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民主体系的成功和经济状况的停滞不前，人们要求的是提振经济，民主并没有解决问题，他们需要的是更多经济发展成果。”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吉尔伯特·阿卡（GilbertAchcar）则认为，多年来，阿拉伯国家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未能给该地区带来快速发展，这种思路也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这位来自黎巴嫩的学者在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著有多部剖析阿拉伯国家社会变革的著作，其中包括2013年的《人民想要：阿拉伯起义的激进探索》（ThePeopleWant:ARadicalExplorationoftheArabUprising）、以及2016年的《病态症状：阿拉伯起义中的旧病复发》（MorbidSymptoms:RelapseintheArabUprising）。吉尔伯特·阿卡也认为近一年多来席卷中东多国的抗议是由于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此次的抗议潮与“阿拉伯之春”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相隔8年的两次抗议浪潮又有着哪些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诉求，这意味着事情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这一波抗议潮在未来又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于2019年年底与吉尔伯特·阿卡进行了电话对谈，以下为部分对谈实录。未结束的“革命”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从2018年到2019年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发生的新一轮抗议潮？西方一直以“阿拉伯之春”的叙事来概括2011年起的抗议活动，在你看来，“阿拉伯之春”结束了吗？吉尔伯特·阿卡：你如果说这是一场春天也可以，是一个季节也可以，一开始有人说是“阿拉伯之春”，后来又进入了“阿拉伯之冬”，总之这场革命并未结束。不管是2010年到2011年，还是2018年到2019年，人们上街抗议的原因根本上是一样的。根源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是因为多年来，阿拉伯世界一直未能走出极低的经济增长率。这与在该地区实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有关，即私人资本主义能够带来快速发展。但这种思路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没有私人资本愿意在这个地区发挥这种作用。问题就在这里，而这导致了更加低迷的经济增长，也让阿拉伯国家成为了世界上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这就是真正的根源，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种体系发生根本的社会、经济变革之前，所有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的原因。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这场运动就像阿拉伯人自己说的那样，是一场“革命”（Al-Thawra）？也有人不这么认为，比如一些法国人会把突尼斯2010年到2011年发生的事件称为“民主过渡”（Latransitiondémocratique）。吉尔伯特·阿卡：并非如此，突尼斯人自己还是会称之为“革命”。但是一场社会、经济的根本变革还没有发生，突尼斯目前只实现了政治体系的过渡，这没错，现在它比2011年之前更加民主了。可是同样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仍摆在那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说这才是运动的根源。只要这个根源没有解决，就不会有真正的变革。我们也看到了，在2011年之后突尼斯又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运动，一直到2018年还有，这就是因为社会和经济问题没有被解决。澎湃新闻：我们看到，这一轮抗议潮中，阿尔及利亚、苏丹的总统都已经下台了，而黎巴嫩、伊拉克的总理也辞职了，但抗议并不像2011年那样，没有因为政府的妥协而结束。吉尔伯特·阿卡：这还不够，在阿尔及利亚还有苏丹，整个政权都应该回归平民政权，而不是军事独裁。在伊拉克和黎巴嫩，人们不是为了推翻某一位总理而战斗，而是在与一个系统，一个政权在做斗争。他们想要摆脱按照宗教、宗派权利分配的政权体系，尤其是，他们想要摆脱一种剥削性的、高度腐败的政权，在这种体系下，只有极小部分的人能够踩着大多数人的肩膀实现自我。这就是人们想要彻底改变的原因，他们不满意只推翻某一个人。从2011年开始，阿拉伯国家的抗议，也就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口号，就是“人民要推翻政权”。而这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更加严肃的方式，因为他们意识到，整个系统都应该改变。传统政治力量出局澎湃新闻：突尼斯作为率先爆发抗议的国家，从2010年到现在，基本平稳实现了政权过渡，也被西方媒体认为是“民主模板”。但在最近的大选中，突尼斯人选出来了一位“非典型”的教授总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吉尔伯特·阿卡：不，绝对不是这样的。如果你去看大选结果，去看看投票率，你就知道（不是这样）。他们不是选出了一位“非典型”总统，而是选了一位从来不搞竞选活动的总统。人们投票给他只是因为他们不想选另外一位。但是在大选的第一轮，他仅获得了9%的合格选民选票，还不到10%，因为投票率都不到50%，他最后获得了18%的选票。这算不上什么。但是在第二轮的时候，他当选了，这是因为人们不想给他腐败的对手投票。澎湃新闻：你认为阿拉伯人为什么厌倦了传统的政治力量？吉尔伯特·阿卡：我一开始就说过，因为社会和经济状况在不断恶化，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的人跻身富人阶级，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年轻人没有工作，他们一无所有，看不到未来，他们有无数愤怒的理由。有时候，触发因素可能是政治的，但是，整个地区发生大的动荡的根本原因，首先是经济问题。澎湃新闻：在黎巴嫩和伊拉克，是不是也会发生和突尼斯同样的事？吉尔伯特·阿卡：我们很难看到改变，因为（伊拉克的）抗议是一场无领导的运动。没有领导，也就意味着没有组织。阿尔及利亚也是一样，（抗议活动）没有领导。唯一一个有领导的抗议发生的国家是苏丹，并且已经卓有成效。但在这一波抗议活动中，苏丹是一个例外，因为在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还有其他国家，抗议都是无领导的，这是个缺陷。当没有领导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和现有政权有效地谈判。所以正如我们所见，没有领导意味着停滞不前。不过，现在出现了这种方式的抗议，也许会带来一次重大改变，未来也许会出现新的政治力量。但是这种政治力量现在还不存在，他们在努力创建一些类似于“自由与变革宣言力量”（苏丹反对派组织）、“苏丹专业人士协会”的组织，想要在黎巴嫩和伊拉克复制这种模式。澎湃新闻：2011年，一些西方国家在阿拉伯国家抗议期间，采取积极干预措施。而此轮抗议潮中，西方国家基本上没有采取干预手段，抗议地区的人民也不想看到大国的干涉。对此你怎么看？吉尔伯特·阿卡：不仅仅是西方国家，还有俄罗斯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很多力量都在采取干预措施，他们也有不同的目标。但这次抗议基本是反对干涉的，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也没看到外国力量真正支持任何一场运动。与2011年不同，那时美国曾试图让自己成为（民主的）代言人，试图“劫持”那场运动，但失败了。到目前，没人会再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信任，特朗普是一个鲜少对阿拉伯世界表示支持的人。变革需要时间澎湃新闻：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另外一些现象，比如伊朗，它不属于阿拉伯地区，但是也和阿尔及利亚、苏丹一样，因为政府取消了对能源的补贴而爆发大规模抗议（详见：《观察丨汽油价格涨了5美分，时隔两年伊朗多地再现大规模抗议》）。吉尔伯特·阿卡：原因是相似的，但是伊朗非常特殊。它是由宗教上的最高领袖——也就是伊朗人所说的代表穷人的“最高领导人”（supremeleader）统治的（编注：1989年4月伊对宪法进行部分修改，突出伊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和制及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不容更改）。但是（抗议）原因是一样的——缺乏经济增长、高企不下的失业率，人民变得越来越穷了，但是与政权有联系的一些人却变得越来越富了。还有一点就是，人们看到自己国家花了很多钱去扩大在地区的影响力，伊朗人民不希望看到在自己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很差的时候，政府还在海外“撒钱”。澎湃新闻：所以伊朗抗议爆发的根源与阿拉伯国家是一样的。吉尔伯特·阿卡：是的，根源是相似的。但是它的政治动力（politicaldynamics）是不同的，因为这是一个不同的政权。另一方面，迄今为止我们在伊朗看到的还仅仅只是人民愤怒的爆发，还没有发生像伊拉克或者黎巴嫩那样的大规模起义。原因之一是政府的压制，这也类似于今年9月底（编注：采访时还是2019年）发生在埃及的抗议，也是抗议初始就被压制下去了。澎湃新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阿拉伯之春”的概念扩大？吉尔伯特·阿卡尔：当然。无论如何，“阿拉伯之春”只是一个地区版本的“春天”，由于阿拉伯国家政权的性质，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版本。但是，这也是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全球危机的一部分，这场危机肇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那时候就已经有迹象表明这种模式行不通，陷入了危机。就像我们在历史上的类似事件中看到的，例如一战和二战之间发生的经济危机。在智利、厄瓜多尔、法国……我们已经目睹一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危机。但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当然你也可以加上伊朗，这种危机无法通过现有政治体系下政策的改变而解决。澎湃新闻：有人认为，当今阿拉伯世界面临的挑战是，建立在石油和“蛮力”基础上的旧的阿拉伯秩序已经结束，而建立在善治和生产力基础上的新秩序又遇到了麻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吉尔伯特·阿卡：是的。这也是我一开始说的，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法国大革命，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所以变革是需要时间的。我相信，在阿拉伯世界，从2011年开始的变革会延宕几十年，最关键的条件是领导层的出现。如果没有能够引领变革运动的有组织的领导，那么只会造成混乱和悲剧，不会有太多积极的结果。我刚刚也说了，苏丹是唯一的一个例外。苏丹的实践仍在进行中，但没有结束，苏丹目前还处在过渡阶段。苏丹现在有两股力量，有军人政权，还有民粹运动，这两者之间还需要进行斗争。（澎湃新闻记者胡甄卿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摘要:

Answer: 在阿拉伯世界，从2011年开始的变化将延迟数十年。如果没有能够领导变革运动的有组织的领导，那只会造成混乱和悲剧，不会有太多积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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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编者按】医学的历史，一直是人类为生存和健康而战的历史。从古代到今天的医生们，在治愈疾病、保持身体健康的道路上，留下了无数充满惊奇趣味的冒险故事和鼓舞人心的伟大尝试。史前时代的巫医将疾病视作对灵魂的诅咒，东方的古老医学则用针灸和艾草，调节体内的“行气”平衡。中世纪医生曾把水蛭吸血当成万能的良方，而科学的血液循环理论，要等到17世纪的人体解剖之后才确立。在消毒、止血和抗生素等基础知识问世之前，外科手术曾是一门行走在死亡边缘的“理发”手艺，伴随着科学观念的发展，未来的基因编辑、组织工程，将带来全面改善人体健康的新浪潮。《DK医学史：从巫术、针灸到基因编辑》图文书以时间为线索，用几百幅插图、年表和解说，呈现从史前时代到21世纪的世界医学历史进程。本文摘自该书的《与癌症做斗争》一章，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人们对疾病的态度，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20世纪中叶，癌症一词令人讳莫如深。在公众观念和感觉上，意味着会意的眼光和窃窃私语，仿佛诊断等同于宣判死刑。然而这远非事实，在今天更是如此。70年代中期的美国，患所有类型癌症的成年人，其五年生存率（相对于其他人群，并考虑到可能并非死于癌症的情况）大概在50%左右。三十年后，这一群体的五年生存率接近70%。对于儿童，这两个比率分别是60%和80%。其他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提升。今天的趋势是：一些地区的五年存活率每年提升超过一个百分点——尽管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影响未来的数据。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医学界对癌症认识水平大幅提高，对其病因有了突破性发现，早期诊断的开展以及更广泛的治疗手段都取得了很大进展。2012年，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CancerSociety）声称：“科学家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对癌症的认识，超过先前几千年全部认识的总和。”癌症有200多种不同的类型。其本质都是细胞生长失控后不断繁殖，从而形成恶性肿瘤（肿块），它们具有向其他地方侵袭的能力，因此肿瘤有可能扩散至身体的其他部位。在健康人的体内，每种细胞以可控的、有组织的方式，持续分裂生成更多相同的细胞。小肠黏膜上皮细胞更新以数天来计算，皮肤的表皮细胞约为一个月，胰腺上皮细胞则需要一或二年。当细胞发生癌变，它们将突破这些限制，更快地进行增殖，这会对周围的细胞产生影响，扰乱它们的功能。癌变的细胞可能无法执行它们特定的功能，而是看起来更像是非特异性干细胞。不像良性肿瘤（非癌）细胞，癌细胞会侵犯邻近的组织。它们会脱离原来的部位，通常经血液和淋巴系统迁移到身体其他部位继续增殖，开始继发性生长。这个过程称为转移，是癌症的特性之一。~-~脊柱转移性肿瘤，这张图像显示：在两块胸椎之间的椎间盘上可见一个恶性继发性肿瘤（用粉色标注）。癌症的分类方法，一种是根据它们的原发部位，如骨骼、皮肤和肝脏等等，另一种是根据肿瘤细胞的类型，因为大多数器官是由几种不同类型的细胞、组织构成。淋巴瘤起源于一种被称为淋巴细胞的白细胞；上皮癌由上皮细胞转化而来，这些上皮细胞衬覆在身体和各种器官的表面；肉瘤起源于结缔组织，如骨头、软骨和肌肉等；黑色素瘤则起源于皮肤的色素细胞。在显微镜发明之前，癌症的这些细节无从知晓；19世纪中叶，显微镜的使用才使研究细胞和组织成为可能，于是诞生了细胞病理学。在此之前，人们对于“癌症是什么？”以及“癌症是如何产生的？”只有模糊的概念。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们认为癌症同大多数疾病一样，是身体四种“体液”的失衡所引起的。“癌症”一词（cancer，即拉丁语中的“螃蟹”）即出现在这一时期，这样命名或许是因为，希波克拉底和其他人将肿瘤的外观（即致密的瘤体和周围放射状分布的血管）分别比作螃蟹的身体和腿的形状。多数癌症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人们的寿命并不长，因此癌症并不像今天这么多见，也鲜有关于癌症的较为完整的文献记录。由于缺少对癌症一般特征的认识（即不受控制的细胞增殖），几乎找不到理由将不同种类的肿瘤联系在一起。18世纪，人们首次发现了癌症病因的迹象。意大利医生贝纳迪诺·拉马齐尼（BernardinoRamazzini）凭借《工人的疾病》（DiseaesofWorkers）一书，成为职业病学的先驱，他在1713年发现：相比其他女性，修女更容易罹患乳腺癌。他推测，这与缺少性生活有关。今天，乳腺癌的病因仍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降低其罹患风险的因素包括生育孩子、早育而不是晚育。相对于未生育的女性，生育过孩子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一般来说会降低约30%。18世纪70年代，伦敦圣巴塞洛缪医院的外科医生珀西瓦尔·波特（PercivalPott）在扫烟囱的工人身上，发现了阴囊癌（阴囊是容纳睾丸的皮囊）——后来被归类为皮肤癌的一种，也就是鳞状细胞癌。这是首个关于致癌物的经典医疗报告，致癌物是导致或触发癌症的物质，在本病例中即为煤烟。19世纪以来，随着与外科相关麻醉和消毒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外科医生可以用时间更长、更复杂的手术切除肿瘤。外科医生们发现，如果仅仅切除肿瘤，它常会复发；而连带切除癌旁组织，特别是淋巴腺（淋巴管和淋巴结），会减少肿瘤复发的概率。于是，出现了根治术——切除癌肿，外加周边的血管、淋巴结和癌旁组织。19世纪80年代，在美国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外科教授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WilliamStewartHalsted）开始实施乳腺癌根治术［虽然早在一个世纪前，法国的外科医生贝尔纳·佩里亚克（BernardPeyrilhe）就已经完成了首例这样的手术］。约1900年，伦敦外科医生桑普森·汉德利（SampsonHandley）发现，淋巴管是乳腺癌扩散的主要途径。~-~癌症治疗的新希望。1958年《生活》（Life）周刊的封面刊登：放射疗法被誉为治愈癌症的曙光。针对乳腺癌及其他类型癌症的根治术，一直延用到20世纪中期。在50年代的欧洲和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精密成像技术辅助下的肿瘤单纯切除，辅以相应的化疗和放疗。这种更为保守的手术开始成为癌症治疗的首选。放射疗法是指将癌变组织暴露于X射线、γ射线或类似形式的能量下。如今，放射疗法已成为治疗癌症的主要方法之一。这种治疗方法可以追溯到1895年底，威廉·伦琴（WilhelmRontge）发现了X射线。医生们发现，用X射线检查骨骼的病人，在数周之内，其某些皮肤肿瘤似乎缩小或消失了。因此，医生们迅速地改装出新的X射线机用于癌症治疗。刚一开始，放射疗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它也带来了可怕的副作用，包括皮肤灼伤、口鼻流血、疼痛、炎症、意识模糊、脱发和疲乏，统称为放射病。更糟的是，X射线照射后会出现新的癌症。人们逐渐意识到，X射线是一把双刃剑——治疗的同时也会造成损害。X射线会破坏细胞内的分子，包括含有DNA的基因，在细胞分裂时DNA会发生复制。通常，癌细胞分裂的速度比正常细胞快，所以它们受到的影响更大，但是暴露在放射线下的正常细胞也会受到损害。在20世纪头20年，放射疗法的先驱——法国医生克劳迪于斯·勒戈（ClaudiusRegaud）的动物实验及随后的人体实验表明：一系列短时间、小剂量的X射线脉冲，能在减少副作用的同时起到有效的治疗作用。另一位法国医生亨利·库塔尔（HenriCoutard）继续克劳迪于斯·勒戈的工作，并于30年代建立了分级放射治疗的原则——定期、定量的应用低剂量射线，该原则在今天仍在使用。勒戈对使用放射性金属镭用于放射治疗也发挥了力量，1898年，法国物理学家玛丽·居里（MarieCurie）发现了镭。镭变得流行起来，且不仅仅用于癌症治疗。镭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产品中：从浴盐、牙膏，到手镯、腰带。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治疗”的最好的结果就是不起任何作用，而最坏的结果则是夺人性命。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震惊世人的“镭女”（RadiumGirls）事件。在美国新泽西州一座工厂内，给手表、钟盘涂抹含镭夜光涂料的妇女，通过舔沾满涂料的刷子，或用嘴唇和牙齿捋直刷子毛，来保持细节之处的精美。许多妇女相继得了嘴唇、牙齿以及口腔疾病和癌症，并饱受多种放射病的折磨。到了30年代，镭和类似物质的破坏性作用，已是众所周知。镭在放射疗法中的使用受到了更多限制，变得更加专门化，并且受到了更严格的控制。今天，人们使用同样的原理进行放射治疗：使用物质产生辐射（而非X射线），最经常使用的物质是铯-137、铱-192和碘-125。人们将小颗粒（放射源容器）植入肿瘤的周围，用于抑制肿瘤生长，并使其缩小。这就是所谓的内部放射疗法，或者近距放射疗法。其他方法包括：将放射源封入胶囊或金属丝，以吞咽或注射含放射性物质液体的方式，使其在靶组织上自然积累。在20世纪中期，利用X射线的放射疗法也得到改善，可以针对癌组织使用更加可控的剂量。70年代，影像引导放疗（IGRT）这种方式使放射疗法得以迈入无须手术的新时代，利用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CT）、磁共振成像（MRI）等技术，可以显示出肿瘤的位置、形状和大小。适形放疗（CRT）使三维的癌肿分析成为可能，放疗机器利用多页准直器（multi-leafcollimator）将多道光束“塑造”成肿瘤的形状，从而避开周围健康的组织。最近研发的调强放疗（IMRT），能更加精确地调节辐射能和目标，从而保护附近正常的细胞。除了X射线，放射疗法还包括质子疗法。质子疗法使用的是质子束（带正电荷的核子），但需要极其昂贵、复杂的设备来产生质子——实际上是一台粒子加速器，因此，即使是现在，这种治疗方法也没有得到广泛应用。癌症治疗的第三个支柱是化疗（用化学药物治疗）。在历史上，该术语曾指多种疾病的药物治疗。1909年，德国科学家保罗·埃尔利希研制出第一种现代化学治疗药——抗梅毒药物胂凡纳明。今天，化疗这一术语用于抗癌剂，抗癌剂具有毒性，这意味着它们会损害、破坏甚至杀死细胞。化疗的方法包括：破坏细胞DNA，封闭它们的细胞膜（外膜），以及诱导细胞凋亡（细胞程序性死亡）——实际上就是使细胞自杀。化疗必须非常谨慎，要在快速破坏正在分裂的癌细胞的同时，尽可能使正常细胞不受损害。癌症化疗有着不同寻常的源起。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具有破坏性的化学毒气芥子气，会减少骨髓中血细胞的产生，而正常血细胞以每秒数百万的速率倍增。1943年，科学家们研究芥子气型化合物，用于化学武器的制造与防御，也开始探究它们抑制快速增殖的癌细胞的可能性。在美国耶鲁大学，科学家们合成了一种物质—氮芥（mustine，即双氯乙基甲胺）。1943年，科学家们将氮芥实验性地注入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体内，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对氮芥化合物的医学研究仍在继续。这些化合物能阻止细胞分裂时DNA的自我复制。过去的50年里，出现了多种氮芥化学疗法，其中一类包括苯达莫司汀（bendamustine）、白消安（busulfan）、苯丁酸氮芥（chlorambucil）、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异环磷酰胺（ifosfamide）和美法仑（melphalan）。另一类是最早于60年代提出的铂类衍生物。虽然铂经常与汽车尾气催化转换器联系在一起，但在癌症治疗中，它也用于引起细胞死亡。医学界在70年代开发出顺铂（cisplatin），在80年代又引入了广泛使用的第二代铂类抗癌药物——卡铂（carboplatin）。~-~现代化疗之父。1947年，病理学家西德尼·法伯给白血病患儿们服用的新药物氨基蝶呤，能有效治疗急性白血病，暂时缓解了某些患儿的病情。美国哈佛医学院的儿科病理学家西德尼·法伯（SidneyFarber），探索了化疗研究的新路线。1947年和1948年，他一直在寻找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种侵袭白细胞的癌症）的方法。新发现的叶酸提取物（一种B族维生素），能使小鼠的乳腺肿块缩小，但法伯发现，它们反而会加速白血病的病程。另一方面，低叶酸饮食似乎能减少癌细胞的增殖。因此，法伯试着研制出一种能干扰叶酸作用的药物——氨基蝶呤，以及氨甲蝶呤，他希望这种药物能抑制异常白血病细胞的增殖。结果是鼓舞人心的。法伯的推论，不仅引领了化疗药物发展的新方向，而且开创了一种寻找化疗药物的合理方式。现代化疗从此发展起来。氨甲蝶呤（如今称为甲氨蝶呤）仍是一种对抗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其他疾病的关键药物。20世纪下半叶，化疗迅速发展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出现了针对癌细胞的特异性靶向化疗，不再不加选择地任意破坏身体组织。生物疗法，使用的是人体自然产生的物质或类似的合成物质。这些物质能更好地有针对性地破坏癌细胞。免疫疗法是一种生物疗法，它利用了身体自身免疫系统的特性。以细菌为例，特定的白细胞能使抗体黏附在“外来”物质（抗原）上，并将其破坏。一些癌细胞含有其他身体细胞内没有的特异性抗原。单克隆抗体由克隆（基因完全相同）细胞产生，这些克隆细胞全部来自一个单一的原始白细胞，单克隆抗体经过加工，可以对抗这些特异性抗原。20世纪70年代，人们使用由多发性骨髓瘤（一种癌症）产生的白细胞，首次研制出了单克隆抗体。它们的功能是与癌细胞结合，并破坏癌细胞，或将癌细胞标记为免疫系统的攻击目标，却不损害正常细胞。每一批次的单克隆抗体都是相同的，因此它们能非常精确地选择目标。除了对抗癌症，单克隆抗体还用于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诊断和研究。激素疗法，是癌症治疗的另一个扩展领域。20世纪60年代，人们首次研制出他莫昔芬（tamoxifen，即三苯氧胺），这种化合物已成为治疗雌激素依赖性乳腺癌的主要方法。三苯氧胺能封闭癌细胞表面的雌激素受体，阻止雌激素的附着，从而阻止癌细胞的生长。~-~生物制药行业正在研究作为蛋白质药物的单克隆抗体，以降低药物生产的成本。随着癌症专家（肿瘤学家）们研究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致癌物名单变得越来越长，从烟草到工业污染物，不一而足。现在，同遗传因素一样，生活方式、饮食、肥胖和职业，都与癌症密切相关。引发或促成癌变的相关基因被称为癌基因，这个术语可以追溯到1969年；而抑癌基因能产生防止细胞癌变的物质，因此，如果细胞内的抑癌基因出了问题或不能工作，细胞就可能发生突变和癌变。60年代，人们在伯基特淋巴瘤中发现了EB病毒（Epstein-Barrvirus）——这是人们发现的第一种人类肿瘤病毒（引发癌症的病毒）。80年代初期到中期，德国病毒研究者哈拉尔德·楚尔·豪森（HaraldzurHausen）发现了人乳头状瘤病毒（HPV）对宫颈癌的影响，并于2008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现代医学认为，大约3/4的宫颈癌是由HPV引发的。现在，HPV是美国大型疫苗接种活动（始于2008年）的项目。其他国家也广泛使用HPV疫苗。今天，癌症研究的主要动力是：通过寻找癌症的致病原因，以及探究癌症发展的生物学机制，获得更好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癌症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们寿命更长，而年龄是癌症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癌症的发病率也会增加。《DK医学史：从巫术、针灸到基因编辑》，[英]史蒂夫·帕克著，李虎译，林悦祯审校，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11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摘要:

Answer: 随着癌症专家研究和知识水平的提高，致癌物质的清单越来越长，从烟草到工业污染物。现在，就像遗传因素一样，生活方式，饮食，肥胖和职业都与癌症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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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原创毒眸编辑部毒眸文|龙承菲编辑|江宇琦在刚刚结束的2019年里，我们见证了中国科幻、动画的崛起，看到了国剧、国综的发光发热，经历了流媒体和短视频平台进一步的爆发……但与此同时，越发成熟的观众也给整个文娱行业带来了不少挑战，怎么持续输出令他们满意的内容，都会是今后一段时间的“主旋律”。告别2019、迎来新的十年，毒眸将用一系列文章去回顾过去与展望未来。这是盘点2019的第四篇文章，综艺篇。2019年的综艺市场，没有诞生出具有全民知名度的明星。一年前毒眸的2018年综艺盘点中曾提及（详见毒眸往期文章《综艺造星，蔡徐坤杨超越出道|2018年盘点④》），各类综艺已经成为最大的造星舞台，凭借两部热门偶像选秀，一举将蔡徐坤、杨超越推向大众视野，成为热度、话题度颇高的新星。然而这股造星浪潮在2019年却戛然而止。2019年综艺市场的高光时刻，是本就国民度极高的男演员黄晓明在《中餐厅》里的“明言明语”；除此以外，肖战、王一博、李现三位2019新晋流量，全都出自大热剧集；而去年6月才从《创造营2019》出道、近期在《吐槽大会》担当主咖的周震南，最为“出圈”的高光时刻居然是李佳琦的直播间——要说2019年最有流量的明星，或许是从直播中脱颖而出的李佳琦和薇娅。周震南最为“出圈”的高光时刻是在李佳琦的直播间在Sir电影和毒眸联合举办的“后浪拍岸·Sir电影2019文娱大会”上，新浪娱乐事业部剧综副主编、微博明星短视频运营总监张本也曾明确提及，2019年“没有一个新人从综艺里面脱颖而出成为现象级明星”。这种变化，一方面是因为2019年是一个“综艺小年”，整个综艺行业内容产量减小、总体表现平平；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大众消费需求的分散和对内容质量要求的提高，而创新的垂直类综艺大多未能突破固有圈层，导致全民级综艺越来越少。但即便并未诞生出新的“顶级流量”，2019年综艺市场的“平静无波”之下，也埋藏着可能影响未来整个行业发展的“暗流”：观察类综艺呈现“井喷”之势，职场观察等新题材出现；“乐队”重回大众视野，成为小众垂类的又一次“拓圈”；综艺付费产生了新的玩法……从今往后，“全民爆款”是否会就此消失？圈层综艺努力破圈是否还存在必要？综艺行业里是否还有诞生下一个全民偶像的可能？下一个“爆款”的综艺题材该如何押宝？在看似平平的2019年综艺市场之下，综艺行业正在经历一场过渡式的革新。“全民爆款”的消失2019年的综艺行业不够“精彩”。首当其冲的，便是综艺市场整体产量的缩小——《2019腾讯娱乐白皮书·综艺篇》显示，2019年各平台（台网）共播出综艺184档，较2018年的217档、2017年的219档，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图源《2019腾讯娱乐白皮书·综艺篇》而在数量不及过往的同时，质量似乎也并没能有所突破，2019年综艺市场“不够精彩”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整整一年，综艺市场都没能诞生出像《中国有嘻哈》《创造101》这样达成社会各圈层突破的“全民爆款”，头部综艺的播放量与话题度都不及前年。骨朵数据显示，2019年综艺热度指数排行榜冠军《奔跑吧第三季》，单年播放量达到60.7亿，不及2018年同系列的《奔跑吧第二季》（单年播放量82.6亿）；去年暑期促成全民“明学”的《中餐厅第三季》，似乎也仅仅引发了大众对于娱乐话题的讨论，而非对于节目本身的兴趣——《中餐厅第三季》的CSM全国网收视率始终未曾破1%，豆瓣评分也仅有4.7分。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播放数据上。根据艺恩数据统计，2018年合作品牌最多的综艺是《中餐厅第二季》（14个），合作10个以上品牌的综艺有2档；2019年合作品牌最多的综艺《青春的花路》合作品牌虽然多达12个，但合作10个以上品牌的综艺仅有这1档，而《向往的生活》《中餐厅》等综艺，合作品牌数量都出现了骤减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情况。《青春的花路》这种乍起的“冷清”，给前几年热到“烫手”的综艺行业泼了一盆“冷水”，也让一些唱衰行业的声音开始出现。但毒眸认为，仅2019年一年的波动，无法形成某种趋势，所以对于行业衰退的判断，自然也无法成立。爆款综艺的缺失，并不代表用户对于综艺这一内容品类丧失了兴趣。《2019腾讯视频年度指数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指数报告》”）显示，2019年腾讯视频上线节目216部，较2018年减少36档，但与此同时综艺频道的人均观看时长为35.19分钟，反而比前年增加了1.55分钟——爆款和总数虽然都在减少，但观众花在综艺上的时差却更多了。在毒眸看来，这意味着“全民爆款”在2019年的“缺席”，不是离开综艺领域，而是更为分散——换言之，这种变化背后是愈发细分化、垂直化的大众审美趋向。用户审美趋势的变化，和用户构成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年度指数报告》显示，在腾讯视频综艺频道中，24岁以下的“Z世代”用户占比，由2018年的51.11%攀升至2019年的53.29%，占比进一步提升。而在很多从业者看来，这批年轻用户群体表现出了强烈的表达欲与参与感，同时在内容喜好上比80后、90后更为垂直细分。图源《2019腾讯视频年度指数报告》《年度指数报告》中提到，综艺节目存在“三期之痒”定律，即第三期成为综艺节目播出后的明显拐点——内容缺乏吸引力的节目将在三期之后流失30%-50%的观众，而优质节目在三期后用户增长可达5成以上，真正的优质节目最终能够保持85%以上用户留存率。在这样的用户留存规律之下，综艺节目必须做出优质内容，以免被观众抛弃的结局。腾讯视频副总裁王娟曾在接受毒眸专访时：“用户爱憎分明，只喜欢自己偏好的，喜欢符合自己当下心态和价值观追随的、口碑真正出圈的精品内容。尤其90后用户，他们‘为爱买单’的意愿和能力也会更强。”而受众群体的变化，也导致了“综艺造星”本身将面临更多挑战。2005年李宇春的诞生，离不开《超级女声》背后的“全民关注”，有特色的选手很容易成为新星，而观众的“分流”，自然会让“综艺造星”本身增加难度。正因为观众审美存在细分化趋势，毒眸认为在未来的综艺市场上，“全民爆款”的诞生会越来越难。想要做出全民化的“爆款”，在注重热点传播效果之前，首先应当继续深耕综艺内容的品质化，形成足够优质的内容，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和更为广泛的讨论。网综上扬，台综创新问题迫切“2018年网台综艺影响力趋平，网综已经迎头赶上台综”——在去年今日的综艺盘点中，毒眸曾经如此总结2018年的网台综艺对比。从2019年的台网数据对比来看，乍看之下台综似乎仍在坚守着最后的阵地：根据骨朵数据统计，2019年骨朵热度指数综艺年榜TOP10中，共有六部上星综艺，《奔跑吧第三季》《王牌对王牌第四季》《快乐大本营2019》三大台综甚至包揽了TOP3。在常年积累的国民度和品牌价值的助推之下，老牌台综仍然有在综艺市场驰骋的“底气”。但如果从总体的创新能力上来比较，网综已然完成了对台综的全面超越：云合数据统计显示，2019年网络综艺共上新162部（含衍生综艺30部），电视综艺共上新93部；上述位列热度指数年榜TOP10的六部台综，均为“综N代”，并没有新节目；《2019艺恩文娱数据白皮书》也显示，2019年季播综艺TOP50中，台综的“综N代”占比远大于网综。数据源于《2019艺恩文娱数据白皮书》更重要的是，这些台综虽然仍然占据着热度指数年榜TOP10中的多数席位，但“王座”也坐得并不稳当。毒眸将往年头部台综的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一些头部台综的热度正在悄然消退。从收视上看，根据酷云数据统计，与往年相比，2019年并没有直播关注度破2%的卫视综艺；从网播量上看，除了数据全面下滑的《奔跑吧第三季》外，挤入2019年榜TOP10的《歌手2019》单年播放量24.6亿，比《歌手2018》减少了5.1亿；2018年能够挤入综艺年榜TOP10的《极限挑战》，在2019年单年播放量骤减20.7亿，名次也下滑至第13名……毒眸认为，这背后是对台综创新能力敲响的一次警钟。面对网生综艺的冲击，“坐吃山空”并不是“长久之计”。无论是对老牌“综N代”的改造，还是对新生综艺内容的创作，台综都应该加强创新能力，巩固自身的品牌价值。实际上，经过几年的发展和多部爆款网综的积累，网综的价值其实已经得到了市场的进一步认可。根据九合数据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中国综艺节目广告营销白皮书》，2019年上半年网络综艺节目广告同比上升15%，引领视频广告市场的增长。此外，网络综艺开始加大对台输出的步伐。网综上星、台网联合制作综艺节目早就已经不是“新闻”，但在此前几年间，上星的网综播出平台以湖北卫视等二级卫视为主，并且在时间上往往会有所延缓。而到了2019年，不仅“先网后台”已经变得较为常见，播出平台里也开始更多的囊括湖南卫视、东方卫视等重点卫视。其中，芒果TV自制的《哈哈农夫》《女儿们的恋爱2》等多档综艺成功登陆湖南卫视，成为2019年网综上星的“主力军”。在台网综艺统一备案、审核标准的导向之下，网综上星的难度在减小。同时，进入“大片时代”的网络综艺也已经摆脱了过去小成本的廉价印象，转而进行优质原创内容的探索。2019年输出卫视的网综，如《忘不了餐厅》《一本好书第二季》等，以豆瓣高分的高口碑文化、情感类综艺为主，审查难度较少，节目调性也在电视观众的审美范畴以内。《忘不了餐厅》《一本好书第二季》豆瓣评分高达9.2除了长视频以外，网生平台的“微综艺”也逐步出现在综艺观众的视野之内。今日头条、西瓜视频、新世相出品的微综艺《人生选择题》主打明星访谈，“周冬雨看自己假料看哭”等话题登上热搜；抖音联手张艺兴打造的、极具粉丝向的《归零》，也成为明星竖屏微真人秀的“试水”一步……虽然目前微综艺并未能做到对长视频进行大规模冲击，但微综艺灵活易传播、易提炼热点的特质，也恰好契合现阶段大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未来可能会成为被加码的方向之一。偶像“失灵”，乐队“重归”，观察“井喷”聚焦小众圈层文化的垂类综艺，仍然是2019年头部综艺市场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垂类综艺有成为“爆款”的资质。它会向观众展示小众的全新领域，勾起受众天然的好奇和兴趣；而一旦垂类综艺走俏，能够助推整个垂直领域发展。以2018年的《这！就是街舞》为例，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报告中提到，2018年街舞题材综艺走红让参赛的街舞舞者收获了关注、粉丝和公开表演的机会，舞蹈演出票房的收入也较2017年增长了1.31%。类似的成功2019年依然在被复制。2019年，“乐队”成为新的关键词。以《乐队的夏天》《一起乐队吧》为代表的综艺，虽然并未能成为新一代“全民爆款”，但确实让“乐队”这一小众品类重归大众视野，拉动了“乐队”行业的发展。《乐队的夏天》结束后，节目后续巡演“乐队的夏天HOT”武汉站的预售票在1分钟售罄，参加的新裤子、Click#15、刺猬等乐队的演出费也随着节目播出水涨船高，很多乐队还被邀请去参加各类跨年演出。新裤子乐队但相比其他题材的综艺，垂类综艺更容易受到原有圈层体量较小、选手不足的困扰，更需要制作方不断进行创新和对新的垂类领域的挖掘开发——作为2018年综艺市场关键词的“偶像选秀”，便在2019年上半年遭遇了滑铁卢。开年相继在三个视频平台播出、被寄予厚望的三档偶像男团选秀《以团之名》《青春有你》《创造营2019》，虽然仍是上半年综艺市场的“流量担当”，但最终表现可能只是限于粉圈内部的“狂欢”。从成团出道的人选来看，分别在《青春有你》《创造营2019》以第一名出道成团的李汶翰和周震南，百度搜索指数要远低于去年《偶像练习生》第一名的蔡徐坤。优爱腾三家平台在同一赛道的同时加码，让上半年整个综艺市场呈现出男团选秀“拥堵”的情况，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审美疲劳。“看300个男人选秀”或许不仅仅是粉圈自嘲的调侃，也是过度挖掘粉丝热情的体现。而偶像市场的不完备，则让向行业“深挖”的手体会到了“竭泽而渔”的窘况。在《青春有你》《以团之名》的初评级中，都出现了练习时长不足的选手。行业缺乏可持续人才供给、“新人”的不足也催生了《创造营2019》中被粉丝称为“回锅肉扎堆”的无奈局面：最终出道的11人团体R1SE中，有6人原先都归属于其他偶像团体，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粉丝的新鲜感和积极性。为了弥补成团过程中热度不足等问题，一些团体也试图借助团综的方式来扩圈。与往年针对性、粉丝向的低成本团综不同，2019年播出的火箭少女101团综《横冲直撞20岁》、乐华七子NEXT的《少年可期》和R1SE团综《十一少年的秋天》，都不再将视角聚焦于偶像的日常生活，而是向真人秀模式靠拢，谋求原本粉丝向内容的大众化，以期待进一步出圈。不过，偶像选秀热度的衰退，并不意味着2019年的综艺市场缺乏特色。毒眸观察发现，2019年综艺市场在题材上的最大亮点，是观察类综艺的“井喷”式出现。根据《2019今日头条白皮书》，观察类综艺从2018年的3档增长至2019年播出的19档，涨幅533%，成为新晋的热门类型。图源《2019今日头条白皮书》观察类综艺的题材类型，决定了它适合展开情感衍生话题、收获大众共鸣的营销扩圈路线，更易收获热度；并且观察类综艺的情感话题往往较为大众，审查难度较小。所以，观察类综艺似乎成为了“综艺小年”之中的“保底选项”。但是，观察类综艺的“井喷”，也意味着这一品类的“题材撞车”问题出现。与竞技类、音乐类综艺相比，观察类综艺制作难度、成本相对较小，而受到大众关注的又多是两性情感、代际关系话题，节目模式相同，题材又易雷同，很容易引发观众的审美疲劳，分不清几档类似节目的区别。因此，观察类综艺的“爆发”之下，在题材、模式上的创新探索也不能停下。2019年的综艺市场中，《做家务的男人》在情感观察的品类下另辟蹊径，关注家庭生活中的“家务”小事，在云合数据显示的市场占有率榜单中稳居同期网综第一；《令人心动的offer》脱离情感观察，将节目背景搬进职场，在观察类综艺的大类下做出了题材的创新……其实，无论什么题材、什么类型，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原创能力，永远是内容立于不败之地的“王道”。观众永远欢迎优质内容，而不断生产优质原创内容、不断探索新领域，也是让整个行业“保鲜”的秘诀。2020年，我们对优质综艺内容的出现保持期待。原标题：《2019年，综艺行业为什么没有诞生下一个“蔡徐坤”|盘点2019④》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在2019年看似平淡的综艺节目市场下，综艺节目行业正在经历过渡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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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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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渊源上海老底子19路电车微历史前世1926年12月30日，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简称英电）开辟19路无轨电车，由三洋泾桥（延安东路江西路口）至小沙渡路（西康路）宜昌路。其走向自三洋泾桥至劳勃生路（长寿路）与16路相同，劳勃生路后沿小沙渡路向北至路底。沿江西路穿过南京路的无轨电车1929年英商与法商电车联营，19路电车南延伸至民国路（人民路）吉祥街（江西南路），线长增至7.372公里。1934上海市指南：16、19路票价表1936年11月2日，英电21路无轨电车开驶，自平凉路兰路（兰州路）至麦根路（淮安路）戈登路（江宁路），经平凉路、大连路、华德路（长阳路）、保定路、塘山路（唐山路）、新记浜路（新建路）、汉璧礼路（汉阳路）、吴淞路、天潼路、北四川路（四川北路）、北京路、卡德路（石门二路）至麦根路。1938年因抗战爆发，3月4日，英电21路无轨电车缩线为四川路桥至麦根路戈登路。3月21日，西端终点调整，改为四川路桥至宜昌路。后又改为四川路桥至大自鸣钟，最终停驶。30年代上海21路无轨电车1946年英电19路、21路两路电车停驶。今世1948年5月15日，英电再辟19路无轨电车，自昆明路下海庙至淮安路，经唐山路、汉阳路、吴淞路、天潼路、河南路桥、北京东路、北京西路、淮安路、江宁路，线长3.7英里（5.955公里），与原英电21路线路大部分走向相同。1950上海指南：19路电车站名1954年19路电车东端终点自昆明路海门路延伸500米至提篮桥；西端自西康路宜昌路缩线至江宁路宜昌路。50年代的2000型无轨电车1956上海指南：19路电车站名1960公交手册：19路电车票价表1972年4月，19路电车宜昌路终点调整至江宁路澳门路。1974公交指南：19路电车信息表1982年19路电车提篮桥终点站由东大名路迁至昆明路下海庙门口，站名仍维持“提篮桥”。下海庙山门东侧的19路电车，配车SK561GF型1983年19路电车自泥城桥路口起双向改走新闸路、泰兴路，回康定路原线。泥城桥路口的19路电车，配车SK561GF型1983交通手册：19路电车信息表1985年19路电车往澳门路方向自汉阳路改行塘沽路、乍浦路，回天潼路原线；往提篮桥方向自新闸路改行西藏中路、西藏路桥、西藏北路、曲阜路，回天潼路原线。1987年为缓解泥城桥路口（北京路西藏路口）交通拥堵情况，19路电车往提篮桥方向自新闸路改行乌镇路桥、乌镇路、新疆路、国庆路、曲阜西路，回曲阜路原线。1988年地图：19路电车泥城桥周边走向1990乘车手册：19路电车信息表长沙路上的19路，配车SK561GF型1992年因江宁路车流量增大，19路电车澳门路终点站迁移至普陀路江宁路（纺织局第一医院南侧），站名仍维持为“澳门路”（后随站名“标准化”后更名为“普陀路江宁路”）。1994年19路电车往澳门路方向自汉阳路改行吴淞路，回天潼路原线；往提篮桥方向废弃乌镇路桥迂回线路，恢复原西藏路桥走向。长沙路上的19路电车，配车SK5105GP型（电子显示路牌）新闸路上的19路电车，配车SK5105GP型2003年6月17日，配合西藏路桥施工，19路电车双向改道，自新闸路经北京东路、河南中路、河南路桥，回天潼路原线。新闸路上行驶的19路电车，配车SK5105GP-1型2004年11月12日，19路电车延伸至17路通北路终点站东侧，自唐山路经保定路、周家嘴路，至唐山路通北路，回程经通北路、周家嘴路、保定路，回唐山路原线。原昆明路下海庙终点站由155路汽车（原746路区间车）使用。公交长治场（电车二场）门口，19路配车SK5105GP-3型（张渊源摄）2007年3月31日，因康定路改为西向东单行道，19路电车往澳门路改经武定路。位于普陀路终点的19路电车，配车SWB5105KGP-3型（张渊源摄）正经过汉阳路桥的19路电车，配车HZGWG100G型（张渊源摄）2019年12月28日，因天潼路拓宽工程施工影响，19路电车改道四川路桥。普陀路终点站处的19路，配车JNP6120BEV1型（张渊源摄）19路电车沿线地标下海庙1987年下海庙山门（徐喜先摄）位于昆明路73号。曾称夏海庙、义王庙，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庙分为前殿、后殿和东殿，是著名的佛教修道场。但这里既有弥勒佛（佛教），又有妈祖（民间也称为“天妃娘娘”，道教），属佛道共奉。1995年，住持法师昌修主持下海庙重修、扩建的规划，于1999年7月开始动工改扩建。2005年10月，配合昆明路改造，重新修建庙正门和两边围墙。2006年1月，虹口区政府公布下海庙为区级文物纪念地。该庙山门旁曾长期为19路终点站所在地。虹口老街虹口老街近貌（张渊源摄）即东汉阳路219弄。又名沙虹老街、里虹口老街，简称老街。嘉庆《上海县志》已有虹口镇之名，19世纪末上海地图已标注虹口老街。当年虹口镇以虹口老街为中心，东侧纵向有沙虹旧街（今梧州路），横向有东街（亦称东栅街，今梧州路10弄、11弄）。虹口老街南起东汉璧礼路（今东汉阳路），北迄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长百余米。据老居民回忆：抗战前此处商铺云集，沿街有豆腐店、肉铺各3家，酒店、切面坊各2家，饭店、面馆、茶楼（下午兼作书场）、糟坊、盐号、面筋店、咸鱼行、香烛铺、花带铺各1家，另有小学一所。据称，百余年前此地市面繁荣程度仅次于十六铺。1937年九十月间，老街遭日机轰炸，全街除3幢结构较坚固的建筑外，其余均化为瓦砾灰烬。现有房屋大部分是之后新建的。1949年后初期，此处尚挂有老街路牌，不久除去。现两侧均为居民住房，已无商店，与一般里弄无异，老街之名也仅在老一辈中口耳相传。里虹桥正经过里虹桥的19路电车（张渊源摄）即汉阳路桥。桥约建于清乾隆年间，原称里虹桥。1967年改建为钢筋混凝土钢梁架桥，桥名根据所在道路改为汉阳路桥。该桥东堍南侧西安路原有虹口区环卫所一分所，沿东汉阳路南侧系2层砖木结构房屋，至今尚在，北侧原是汉阳路小学和保泰百货店；桥西堍南首九龙路为旧式里弄房，北首有供电所。现沿汉阳路两侧旧屋或已拆建为高楼，或正处拆迁中，尽管地境变化巨大，但里虹桥的称呼在老虹口心目中始终是根深蒂固的。三角地80年代三角地菜场汉阳路、峨嵋路、塘沽路之间，地形呈三角形，面积近7000平方米。这一带早于光绪十六年（1891）已有肩挑蔬菜小贩设摊经销，逐渐形成菜市，名虹口菜场。公共租界当局于1915年前在此间三角处建成钢筋混凝土平台一层菜场，嗣后复将西部和北部改建为3层，以地形特征命名为虹口三角地菜场。当时又为全市牛肉批发处，后以菜场为中心，汉阳路和塘沽路上有百货、绸布、服装、五金、刀剪、医药、粮油、南北货、食品、水果、烟酒、陶器、竹器、饮食等店，形成能满足附近居民生活需要的商业网点，闻名于市。临近菜场四周的汉阳路、峨嵋路、南浔路、塘沽路、吴淞路一带，因而习称三角地。20世纪90年代，菜场拆除建为商务楼宇，但三角地之称至今仍有沿用。现今虹口区标准化菜场多属三角地集团，三角地菜场分场遍布全区各处，也另三角地之名在虹口人心中始终烙下深深印记。新亚大酒店新亚大酒店今貌（张渊源摄）位于天潼路422号（四川北路口西北转角）。1928年创立于广州，后在香港设总店，股东大多为海外华侨、港澳商人，1933年来沪设分店，1934年1月开业。主楼占地1733平方米，副楼133平方米，建筑面积为1.59万平方米。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立面采用竖线条装饰，外墙下为棕色剁斧面，上为棕色面砖，顶层为塔楼。底层设餐厅，2—7层为旅馆客房，共300余间，8楼为露天花园，1949年后将8楼平台加顶改建为餐厅。“新亚”是上海最早由中国人自己集资、自行设计、自己兴建和管理的大型综合饭店，在东南亚、港澳及闽粤一带享有盛誉。现经改造后以锦江都城经典新亚外滩酒店为名对外营业。河南路桥80年代河南路桥鸟瞰原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设的渡口，名为三摆渡。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工部局建造木桥，名为三摆渡桥。1883年又将原木桥拆除另建新桥，新桥仍为木结构。因清末桥北新建天后宫一座，故又俗称“天后宫桥”。1927年原木桥拆除，改建一座长64.46米，宽18.2米的3孔混凝土悬臂挂孔桥，并命名为河南路桥。泥城桥90年代泥城桥路口俯瞰1853年，西人在周泾以北向苏州河筑护界河，称泥城浜，先后在河上筑有三座木桥，其一在西藏路福州路口附近，叫“南泥城桥”；一在南京路口，为“中泥城桥”；另一在北京路口，呼作“北泥城桥”。1912年公共租界开始填泥城浜筑路，因泥城浜东南沿河有一条以中国行政省名取名的“西藏路”，填浜后即与西藏路合为一体。因填泥城浜工程自南向北，当南、中泥城桥相继拆除后，北泥城桥尚存。后略去“北”字直呼“泥城桥”。当北泥城桥拆去后，此处形成了西藏中路、北京东路、北京西路、新闸路、芝罘路六路相交的交通要道。这里北倚苏州河水路，南近南京路闹市中心，人流车流川流不息，泥城桥遂演变为区片地名，沿用至今。需注意的是：由于临近西藏路桥（新垃圾桥），不少人会将泥城桥与西藏路桥混为一谈，实则为相邻的两地。新闸桥90年代新闸桥铁桥雄姿连接新桥路和大统路，以吴淞江（苏州河）上原有新闸得名。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吴淞江金家湾（今乌镇路桥西侧）建新闸，并建浮桥，此为吴淞江上首座浮桥，成为嘉定、太仓、宝山诸县陆路通上海的要道，后在新闸南北形成市集，嘉庆《上海县志·市镇》载：时称新闸市。新闸以北的老街位于今曲阜西路和长安路东段，是粮食、建材、地货、柴草集散地。吴淞、江湾、真如、大场、上海诸镇商贩来此贸易。光绪廿六年（1900年）闸北开辟商埠后，新闸市逐渐城市化，称新闸镇。大统路与光复路交接处成为米行米店集中地，光复路成为竹木行集中的一条街，有42家竹木行，还有四行仓库，长安路有缫丝厂14家。旧镇与城市已无可分辨，区片形成。宣统时期仍称新闸镇。1916年跨吴淞江建成跨河钢桥即以新闸命名为新闸桥。现曲阜西路和长安路东段均已拆迁。大王庙如今的大王庙印记（陈寒松摄）在成都北路、南苏州路交会处及以南一带。原是寺庙名，在吴淞江老闸旁，清嘉庆年间迁新闸西，即成都北路苏州河边。相传五代钱氏建国时，即有此庙。北宋叶清臣浚盘龙汇，祷神有应，重刻祭文于石。明隆庆年间，海瑞开浚吴淞江并筑闸时，重建庙并奉为金龙四大王。清顺治三年正式敕封金龙四大天王庙，乾嘉间又敕名广利安民和惠孚等字。清末至民国间，庙旁成都北路曾名“大王庙路”，附近相继建有救生外局、沪北栖流公所等赈济机构。公共租界扩展后，城市化加快，大王庙香火渐衰，但周边地区商业日渐繁荣，虽是城市一角，但各种商店竞相开张，尤以制鞋原材料销售为主，成为一度闻名的专业市场——大王庙皮货市场，一般民众通常称这个商业地区为“大王庙”。在90年代以前，16、19路电车的老乘客一般都会听闻售票员以“大王庙”来称呼“新闸路成都北路”这一站。如今，在大田路南苏州路以南原菜场门头仍留有“大王庙”招牌标志，使地名流传至今。蝴蝶湾绿地泰兴路康定路口远望蝴蝶湾，电车架空线的曼妙弧线（张渊源摄）东起恒丰路桥，南沿康定东路逶迤蛇形，西抵泰兴路，占地面积约16000平方米。因整个绿地平面轮廓好似字母“W”，形如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2007年通过专家评议，将此命名为“蝴蝶湾绿地”。该绿地建成于2008年5月，是一个绿地景观结合市政设施建设的典范，绿地地下为市政排水泵站和雨水调蓄池，地表是丰富的植物、景墙、廊架、叠瀑、亲水平台，成为苏州河畔一个标志性景点。玉佛寺玉佛禅寺安远路山门夜景（张渊源摄）位于安远路170号。因寺内主要供奉玉佛而得名。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江湾车站之侧始建。辛亥革命期间，因遭兵乱，寺屋被占，玉佛被搬至公园内。后将玉佛移至麦根路（今淮安路），租屋供奉。1918年，该寺住持可成法师募得槟榔路（今安远路）地基7000多平方米，另建新寺，历经10年，佛殿、楼庑、斋厨、浴室等相继落成，至1928年完工。因可成法师属禅宗临济宗，改称玉佛禅寺。玉佛寺虽地处繁华的市区，却又闹中取静，被喻为闹市中的一片净土。纺一医院纺一医院旧景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在江宁路1291号，19路电车普陀路终点站旁。前身为创办于1933年的日商内外棉水月医院。抗战胜利后改名中国纺织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医院。解放后曾二次易名。1958年改为上海纺织工业局第一医院（简称纺一医院）。1999年，在企业医院体制改革中，实行属地化管理，划归普陀区人民政府，更名为普陀区人民医院。2016年，“同济大学附属普陀人民医院（筹）”揭牌，开启了战略牵手同济大学的新征程。参考资料[1]上海公用事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公用事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1[2]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编：《上海市街道和公路营业客运（量大的公共交通）史料汇集》：第5辑，上海：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1982[3]MikeDavis：FAREASTBUSESTRAMSANDTROLLEYBUSESSHANGHAIFROM1908，DTSPublishingPOBox105,Croydon,Surrey，2010[4]沈伯经、陈怀圃编著：《上海市指南》，上海：中华书局，1934.9[5]上海市虹口区志编纂委员会编：《虹口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6]上海市静安区志编纂委员会编：《静安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12[7]上海市普陀区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9[8]普陀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普陀区志（1991—2003）》，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6[9]杨嘉祐：《上海老房子的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0[10]网络资料撰文·编辑张渊源摄影张渊源陈寒松审校陈寒松上海老底子每天为侬送上精彩文章一组打开尘封的记忆，寻觅往昔的岁月叙上海老底子事忆上海老底子人诉上海老底子情以史明志，以启未来原标题：《图说19路电车的前世今生及沿线地标》阅读原文
摘要:

Answer: 1926年12月30日，英国商业上海有轨电车公司开通了19条无轨电车，从三阳井大桥（延安东路与江西路的交汇处）到小沙渡路（西康路）和宜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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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新华社华盛顿1月30日消息，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开幕式在美国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等出席。本轮磋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进行。（原题为《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在华盛顿开幕》）
摘要: 当地时间1月30日上午，新一轮中美高层经贸磋商开幕式在白宫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楼举行。此轮谈判将于30日至31日在华盛顿举行。

新闻: 1924年是日美关系的转折之年。是年4月，美国参议院通过针对日本的移民修正法案，几乎完全禁止日本人入境和取得美国市民权。消息一出，日本举国哗然。东京、大阪等地召开国民大会，并进行游行抗议，发表强硬宣言，督促美国反省。在东京国技馆举行的一次国民大会，听众达6万人，馆内毫无隙地，不能入场的群众，则环绕于馆外周边。日本政府当局还算克制，设法避免引发大规模冲突。这也是考验知识分子的时刻：是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对民众进行引导，还是顺应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情绪，对民众进行煽动？一位知识分子在《国民新闻》上发表文章说，移民法是“对我大日本帝国的侮辱”，其“不在于利害，而是与我国的脸面相关”。他煽动说，这个排日法案的出台，揭穿了美国“正义人道”之假面，暴露出“帝国主义”之真实本质，“国际关系的结果是力与力的角斗”。在那个民众情绪高涨的时刻，发表这种火上浇油言论的，就是著名的思想家德富苏峰，一位从自由主义滑向法西斯主义，最终扮演了日本帝国“宣传部长”角色的知识分子。变节汉德富苏峰出生于1863年，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自由民权运动。他23岁离开家乡熊本，来到东京，创立民友社，创办《国民之友》杂志，因此而参与舆论界的角逐。他主张全面“欧化”，提倡“纯粹泰西主义”，迅速成为言论界的新星。后来，他又创办《国民新闻》杂志，攻击藩阀专政，宣传自由民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确立了他在舆论界的主导地位。德富苏峰苏峰认为，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日本国民才能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的地位。他提倡“平民主义”，反备”社会，主张依靠生产来获取生活的自由，建立近代市民社会秩序。因其言论的巨大影响力，他被誉为继福泽谕吉之后的第二大明治思想家。但是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个本来呼唤和平主义的言论家却突然转向，狂热地鼓吹战争，提出“大日本膨胀论”。在他看来，这场战争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日本一旦取胜，“可促使朝鲜改革，可订立北京城下之盟，可获得几个亿的赔款，我日本确立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些岂不都是在此一举吗”。从此，他从平民主义走向帝国主义，而且毫不掩饰地以“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自命。“我的意见从和平主义进化到帝国主义，这是比较显著的事实!”德富苏峰在给一个友人的信中这样坦然写道。他还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思想发展，“从个人的平民主义到国家的平民主义，从自由和平的理想家到‘力的福音’的信者，最终作为帝国主义者而成为东洋自治的倡导者”。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不再以思想启蒙为己任，而是转向以政治为主，他本人也开始向政界靠近。为追求政治权力，他出任松方正义内阁的内务省敕任参事官，为山县内阁的扩充军备政策辩护，成为藩阀政治家的智囊，时人骂他为“变节汉”。可是“笑骂自由他人”，苏峰得到了实际好处。1911年8月，他被选为贵族院议员，跻身权贵阶层。1912年9月13日，明治天皇殡葬之日，乃木希典大将剖腹殉死。明治维新后，武士为主人殉死的做法已经被取缔，文明开化也有近半个世纪了，竟然还有如此愚忠之举，当然招致许多知识分子的批判，称其为愚蠢之举，不足为训。可是，苏峰却写文章《心事分明》，为乃木希典大唱赞歌，令知识界侧目。作为舆论界的重要角色，德富苏峰早就从思想解放的启蒙家变为保守主义者。不过，他竟然走到为天皇殉死者唱赞歌的地步，仍然令人震惊。20多年前，苏峰在驳斥复古主义时曾说，“今日提倡复古，岂非痴人说梦？欲变明治人民而为封建臣民，可行乎？吾闻三尺小儿可变为六尺男儿，然未闻六尺男儿变回三尺小儿”。这些话用于讽刺苏峰本人，不也是十分恰当吗？以第一次护宪运动为开端，日本社会进入了风云激荡的大正时代。社会求变，人心思变，实现了“强国梦”的日本开始重新选择国家发展方向。于是，各种学说竞起，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苏峰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思想多元化意味着“精神界的土崩瓦解”，大正时期处于“国家无理想，国民无志向”的所谓混乱状态，“我日本国民的现状是惰性十足，不思政事。其可忧患之处在于奢侈淫逸、荒唐无度”。“今日日本青年是世界所有危险思想的储藏所”，因为他们的国家观念和爱国观念已很淡薄。苏峰认为，这是明治时期“思想中毒”带来的直接恶果。在苏峰笔下，明治初期引进和吸收的西方现代思想就是“毒”。它们带来日本思想界的混乱，导致国民思想的根底发生动摇，大正时期的青年实际是明治维新社会改革的最大受害者，“父母的因果，报应在子女身上”。在他看来，日本有日本的国情，也应该有与日本国情相适应的思想主张，不应盲目追随西方思想。想当初，青年时期的苏峰大力主张“纯粹泰西主义”，现在他却将国民吸收“泰西思想”视为“思想中毒”，两相比较，判若两人。这标志着，他与自己的思想出发点彻底脱离，彻底抛弃了现代思想。煽动仇美在社会转型期，极力诋毁外来思想，往往是为了回归传统。苏峰也是如此。他提出“皇室中心主义”思想来对抗现代思想。他说，“我日本社会变为世界思潮的汇合地，一切新奇思想、危险思想、破坏思想正在酝酿。但根本思想仍然是皇室中心主义”。德富苏峰鼓吹说，“皇室中心主义”是“顶天立地的”，“以它统一大和民族、振兴大和民族，以它在平时与非常时期鼓舞国民之斗志。因此，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以它来发挥日本帝国之国威”。他把“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的内核“忠君爱国”奉为“宗教之上的宗教，哲学之上的哲学，学问之上的学问”。苏峰不但以“皇室中心主义”来强调日本国体的特殊性，也把“皇室中心主义”作为整合民族、鼓舞国民斗志的思想工具。他提倡所谓“积极的忠君爱国”。他说，“我对大正青年的期望不只是忠君爱国，还应当是积极的忠君爱国、膨胀的忠君爱国、进取的忠君爱国。忠君之第一义就在于把皇威布于四海，把皇泽披及八荒。爱国之第一义在于把大日本帝国建成世界第一等强国、雄国及正善之国”。这样，“皇室中心主义”自然地与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连接起来。德富苏峰自称是日本帝国主义思想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不过，这种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质疑和批评。一战结束以后，“国际和平”“国际协调”成为调整国际关系的新取向。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人们憧憬着战后国际新秩序。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应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如何学会与世界和平相处？各种思想激烈角逐，国际上的和平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国民的思想意识。可是，德富苏峰不承认普遍正义和人道主义等超越国家的价值存在，只把国家的存在和膨胀作为目的。他把国民思想受影响的种种迹象概括为“美化(美国化)作用”“赤(苏联)化作用”。比起来，他更警惕“美化”。在他看来，“所谓美化作用是指在精神上变成美国人。即把美国作为日本人的理想故乡......美化作用有种种倾向。或醉心于美国的富强，或以美国为理想之国度，或以美国为文明之发源地。总之，即崇拜美国”。他担心在“美化作用”的影响下，日本会丧失固有的“皇室中心主义”的观念。早在一战之前，苏峰就别出心裁地提出要打破“白阀”。他把白种人视为与日本“藩阀”同样的专权势力，是阻碍日本追求世界一等国的国际地位的障碍。他提倡“尚武之精神”“国民皆兵”，对内打破“藩阀”，对外打破白种人对世界的“专制”，重建有利于日本的国际秩序。显然，德富苏峰以打破国际上的“白阀”作为与欧美列强对抗的理论，作为日本国进一步走向“膨胀”的理由。从1919年的巴黎和会到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一套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起来，曾经动荡的世界开始稳定下来。苏峰却宣称，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签署条约，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与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具有相同的性质。他在《国民新闻》上煽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借助1924年美国参议院通过排日提案做蛊惑性宣传，声称“美国化会给日本带来危险”。苏峰不遗余力地鼓吹帝国主义，宣称大日本帝国“担负着一种特别的天职。这种天职就是给东洋及南洋带去政治组织的恩惠”。他以罗马在上古史上的天职为比喻，来说明日本在近世史上的天职，“我们一点也没有侵略其他领土之念。然替天行道，相信于布大义于天下之精诚决不可自限。不安于小成、不贪小康，四千余万勠力协心，发挥此坚忍不拔之大精神，以为冠绝千古之历史的一大事功”。无论他对帝国主义如何进行粉饰打扮，都不能掩盖其侵略扩张的思想实质。所谓“大事功”，就是对外扩张。用他自己的话说，“日本今天的问题，不是帝国的独立，而是帝国的扩张”。日本的“戈培尔”1926年昭和天皇即位，被民主自由活动家高度评价的“大正民主”渐行渐远。这时苏峰已经年过六旬，但仍然不遗余力地向大众宣传“皇室中心主义”，试图以此来整合国民的思想意识，以“国家认同”理念来追求日本的国际地位。如果说吉野作造和北一辉是体制外的思想家，那么苏峰则是一位体制内的思想家，因为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得到政府的赏识，越来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到来，日本社会充满了动荡：经济大恐慌、社会矛盾、军事扩张、政坛暗杀不断，这一切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生态，独立政党、商人团体、工会、佃农协会等社会组织通通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控制社会的各种国家大型机构。军部越来越成为国家的主导力量，整个国家急剧向极右翼发展。德富苏峰仍然对国民进行教化，宣扬他的“皇室中心主义”及“国家认同理念”。他特别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处于教育的第一阶段，军队教育是第二阶段。接受这两个阶段教育的大和人民“和平时是忠良的市民”，“一旦有缓急，在至尊的军旗下，则为护国之干将”。就这样，作为战争的舆论制造人，苏峰和军部步调一致地推动国家沿着战争的轨道前进。1931年6月，大日本国史会成立，德富苏峰任会长。九一八事变令他兴奋不已，年已68岁的他声称这是日俄战争以后他最愉快的时刻，“相信这一事件是实现我的主张的最好机会”。七七事变爆发后，他发表《皇道日本的世界化》，把日本侵华美化为日本“皇道”世界化的标志。他认为，以前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就像蝾螈和蓑虫一样闭守在日本诸岛，并非命运注定如此，相反，“日本民族本来是雄飞世界的人种，不幸机会没有成熟。换言之，雄飞的训练所需要的时间过于漫长”。“进入”中国是日本“以国运做赌注”，日本“在大陆经营上不止走出了一步，而是走出了数步，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所谓背水一战，就是今天的情形”。在报界一片黑暗中，苏峰依旧活跃异常。他积极组织策动全国的文化人、学者、文学家为侵略战争效力，美其名曰“文学报国”“言论报国”。同时他倾全力宣扬日本的军国主义，笔耕不辍，先后写了《昭和国民读本》《满洲建国读本》《国民必胜读本》等畅销书。其中的《昭和国民读本》，三个月销售量超过50万本。这些书的主题都是宣扬对外侵略扩张的。德富苏峰鼓吹与德国、意大利结盟。在《昭和国民读本》中，他指出，“我国既有敌人又有朋友，我同行国之德国与意大利都具有伟大历史，都具有与本民族相应的特殊文化。我们不仅在防共这一点上相互合作，而且还以三国特殊的文化为基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斟酌，以求各自文化的发展与提高......因此，三国防共协定在世界历史上具有伟大的意义”。德富苏峰的“国民皆兵”“把军人之教养普及到民众中间去”等言论主张，被输入到政治体系之中，更加完善了军部体制，使其沿着超越政府而独自决断走向战争的方向迈进。随着日本滑入与中国全面战争的困境，这个国家日益军国主义化，“皇室中心主义”成为新的公式化的表述。1940年12月偷袭珍珠港后，德富苏峰为天皇起草了宣战诏书。在战争期间，苏峰是军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和文化统制管理的急先锋。他出任日本新闻界最大团体“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该组织是日本法西斯战争体制在思想统制上的主要组成部分。他在言论界进行蛊惑宣传，调动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大部分民众盲从军部法西斯战争体制。他因对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的“贡献”而被授予文化勋章。在二战期间，德富苏峰把“皇室中心主义”规定为“日本学”的基本格调，把《神皇正统记》作为“日本学”的首选教科书。由于该书阐述了日本之国体，明确了“皇室中心主义”之要领，所以德富苏峰把它尊为“日本精神的结晶”。同时，他还把传统医学中的“和”的思想与“皇室中心主义”思想结合起来，酝酿出他的“八纮一宇”思想。他认为，“日本国家性格的特殊性就在于一‘和’字......‘和’之一字，如将其扩充则变为八纮一宇之皇谟、天业恢弘之圣猷、开拓万里之波涛、置国家于富裕安泰的圣诏”。所谓“八纮一宇”与“大东亚共荣圈”同出一辙，成为正当化、合理化日本海外侵略的标语。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还没有学会极权主义的做法，不知道应该成立“宣传部”。不过，在战争期间，德富苏峰恰如尽职尽责的“宣传部长”，他就是日本的“戈培尔”。因此，他本人的地位也直线上升。据一位日本记者的战时日记记载，“‘不敬罪’在日本有几个，皇室，东条首相，军部，德富苏峰——不允许国民对他们进行丝毫的批判”。由此可见，德富苏峰的地位几乎与皇室、首相、军部等同。难怪战后他被指控为甲级战犯，他的著作也被收缴焚烧。化为泡影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德富苏峰痛感“我毕生的辛苦，一切都化为泡影，即我在此作为公众方面完全死去了”。当天他辞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会长”“大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结束了自己60余年来的新闻记者、公众言论人的“操觚者”生涯。一年以后的8月15日，德富苏峰在日记中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说，“在过去84年的生涯中，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之中，除了为使日本冠绝于世界而效力之外，一无所有”。尽管“一切都化为泡影”，但是德富苏峰仍然坚持，“我在今天仍然确信皇室中心主义是日本唯一的或最善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他失望地说，“或者有人以此嘲笑我等为白日做梦、空中楼阁等，但我等确实是以全部身心投入其中，而这些形迹全无，连根除去了，我等的理想完全化为了泡影”。苏峰认为，这场战争是国民的战争，不能只是将责任归之于军部，“谁也不会说自己从心里反对战争，只是力所不及而被卷了进来。在胜利的时候作为国民的胜利来欢迎，而在失败了的时候，则作为军部的私斗来攻击，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悲哀的是，苏峰没有任何反省。虽然他承认这场战争“使日本国民的父母失去其子、妻子失去其夫、子女失去其父，蒙上了如同日本人杀害日本人一样的罪行”，但是他认为欧美各国对这次战争要负首要责任，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次要的。因此，他“决无丝毫悔悟”。就是抱着这样顽固不化的观念，他又活了11年，直到1957年去世。德富苏峰一生横跨幕府末期、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期，著书300余册，长期处于日本言论界的核心地位。从“平民主义”转向“皇室中心主义”与“帝国主义”，从标榜独立到向权力靠近，从主张和平到推动国家走向战争，他的思想轨迹与日本民族走向歧途的道路重合。他声称自己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至上利益而思索与行事，可是，他的思想正是将民族引向歧途的一股重要力量。社会转型需要精英做时代的引领者，可是如果他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就有可能把国家引向灾难。“德富苏峰现象”永远值得人们警惕和深思。（本文收录自马国川著《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中信出版社2020年3月出版）(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摘要:

Answer: 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当日本的民族情绪高涨时，曾倡导军国主义的著名日本思想家德夫苏风从自由主义滑向法西斯主义，并最终扮演了日本帝国的“宣传部长”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