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作战】
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简称「认知战」，亦可称为影响作战（influence operation）、认知域作战（cognitive domain warfare）、认知领域作战，是一种结合多元领域技术企图制造冲突的手段，聚焦心理意识之攻防，旨在影响个人、团体或国家对某一问题、事件或局势的思考方式。28认知作战的目的，在于透过释放资讯，影响并破坏社会既有、互相信任的网络，并加深对立。
==概念==
=== 定义 ===
学界对「认知作战」（Cognitive warfare）的定义，目前尚未完全取得共识。哈佛大学贝尔佛中心的 Oliver Backes 与 Andrew Swab （2019）将认知作战定义为「一种旨在改变目标人群的思维方式的战略，并借此改变其行为方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Alonso Bernal 等人（2020）则定义认知作战是「外部实体对公众舆论的武器化，其目的是影响公众与（或）政府政策，或破坏政府行动及（或）政府机构的稳定」。9-10国防大学教授林政荣表示「认知作战」一词最早来自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一份报告，当中定义认知作战是一个新型竞争领域，超越传统的陆、海、空等空间，属于「一种非常规的作战方式，利用每一个人的心理偏见与反射性思维，透过科技网路，操控人类思维，引发思想改变，因而产生负面影响。」；前United States Army War College院长Robert H. Scales少将曾总结北约的作战理念谈及：「胜利将更仰赖掌握精神文化、而非占领地理上的制高点加以定义」。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梁晓波认为，认知作战是以现代理论和科学为基础，进行舆论宣传、心理劝服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形式，以获得人们在思想、信仰和价值观等方面的主动权。
对于这类型的作战，亦有「影响作战」（influence operation）、「认知领域作战」3，或使用「认知域作战」等称呼（cognitive domain warfare）。
=== 与其它类型作战的关系 ===
有学者认为「认知作战」是灰色地带或混合战的下位概念。28有观点主张，认知作战是「资讯战」（Information warfare）的一环，而资讯战是混合战的一环；也有学者主张，资讯战是认知作战的下位概念。认知作战可能包含传统宣传战、心理战、思想战以及法律战等多元领域。「认知战」和「资讯战」两者相较，资讯战可透过线上社群媒体和实体人际网路，对已成为锁定目标的决策者发动（Ventre 2016; Libicki 2020; Prier 2020; Di Pietro, Caprolu, Cresci 2021），亦可误导扭曲选民的认知和情感（de Buitrago 2019; Serrano-Puche 2021）；而认知战除了聚焦媒体操作，同时著重延伸至「影响大脑运作」的神经科学领域，不限于一般大众传播媒体领域。在各种类似概念中，目前只有「认知作战」将神经科学做为武器投入各种实务应用，致力于影响目标对象的大脑认知运作。
资讯在认知作战中，是作战的武器。28认知作战中，资讯也可以是真实或半真半假的，不需全然是「假新闻」，从政府内部流出的文件、政治人物的不当言行，就足以引起社会分裂。对于认知作战与资讯战的区别，Rajesh Tembarai Krishnamachari（2004）认为「认知作战」是一种以影响敌方的意识和行为为目的的作战方式，它包括使用多种手段，如媒体、社交媒体、文化、政治等，以操纵和影响公众与敌方的意识；「资讯战」是认知作战的一种组成部分，专注于使用信息和技术，如媒体、社交媒体、网际网路、电子和数位技术，以影响敌方的意识和行为。梁晓波等论者则提出认知作战主要也仰赖语言作为媒介以发挥作用。
== 目标 ==
「破坏稳定」（destabilization）和「影响」是认知作战的基本目标，其作用则是在社会中散播不满情绪或鼓励特定的信仰和行动，让敌人从内部摧毁自己，使其无法抵抗、阻止或转移攻击者的目标。3-4, 11认知作战除了尝试改变人们的想法，也诉诸改变受众的思维、情绪和行为方式；如果成功，将可能塑造与影响个人或群体的信仰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攻击者的战术或战略目标。最极端的情况下，可能让整个社会分崩离析，不再有集体意志来抵抗攻击者，进而让攻击者在不诉诸公然武力威胁下，制服一个社会。
=== 破坏稳定 ===
认知作战的首个基本目标，在于透过「负面情绪动员」等途径破坏社会上既有的团结与信任，以动摇目标人群（攻击对象）的社会稳定12，造成其不断纠结于内部问题，生产力下降、拒绝合作，不再致力于达成共同的目标。破坏的方式有：加速群体中已有的分裂，或引入新的想法、概念，以使不同群体相互对立，加剧两极化；过程中所选择使用的议题应于平时持续收集准备，聚焦现实社会的各种重要面向和数据，可以涉及宏观的国家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或者微观的个人或事件所反映的社会缺陷及黑暗面，微观题材有时也可能转化为涉及宏观面的重大议题，而相关题材皆应配合整体军事行动，使认知作战能满足当下宏观政治和外交整体局势的需求。
=== 影响===
认知作战的第二个基本目标：影响目标人群。攻击者操纵目标群体对周遭事物的认知与理解，以有利于自身目的的方式，促使目标群体行动，最终让目标群体在某件事上引发共鸣。19-20影响的目标对象包括特定或不特定的一般民众、军队、军事、政治或商业等领域的领导人或指标性人物，其中涉及目标的认知偏好或习惯、认同、价值观、信仰、态度和情感等，有观点认为最有影响力的武器是足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理论」。
根据脑神经科学家发现，由于影响人类判断的是大脑负责掌管情绪的神经网路区块，因此人类在感到压力和恐惧的情形下，其感知和决策容易受到扭曲（Barrett and Simmons 2015）。就传播效果而言，根据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和国防安全研究院发表于牛津大学出版期刊《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的共同研究，认知作战的影响效果复杂，即便受众的大脑未采信虚假资讯，仍增加大脑的认知处理成本；在虚假讯息反复曝光、重复刺激之下，受众将降低接受的心理成本，对于公共事务缺乏足够认识者可能更依赖相关外部讯息而易受影响，但由于现实环境中的其他条件，研究显示受众接收假新闻后实际引起的政治效果相当有限（Hjorth and Adler-Nissen 2019; Jones-Jang, Kim and Kenski 2021），阅听众可能不会直接接受获得的讯息。亦有学者认为认知战传递的各类讯息未必能达成预期效果，而资讯正确与否亦无法保证认知作战结果，即便能达成心理效果亦相当隐晦。
==作战方式==
===常见类型===
常见的认知作战方式包括：
*媒体宣传：通过媒体或相关的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缩写：KOL），如新闻报导、广告、电影和电视节目、出版品，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社交媒体操控：通过社群媒体平台，如推特、脸书、Instagram、抖音等，以及相关的关键意见领袖，试图操纵、影响大众观点和行为。有观点认为是否能确保网际网路、社群媒体或软体的安全，是影响国家认知领域安全的关键，亦已成为国际间认知作战的主战场。
*情报操纵：通过篡改、伪造和散布虚假或不实的资讯、情报，以影响敌人的决策、行动或公众领域的舆论，达到分化、煽动、恫吓等效果12。
*文化影响力：通过语言和文化，如音乐、电影和艺术，影响敌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观点谈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心理认知和思考模式皆有差异，有时国家内部的多元民族之间也存在认知上的分歧、差异甚至敌意，因此建构并掌握不同国家或目标群体的文化认知模型，尤其是加强对于敌方军事人员基本文化特征和认知行为，以及目标群体的不同社群、包括一般人民和非政府组织对于常见的重要敏感议题之基本认知和态度等相关研究，是进行认知作战的关键措施。
*政治宣传：通过政治宣传，如演讲、宣言、示威游行、公共关系、公共外交、政策报告和竞选广告等途径，影响目标受众的意识和行为。
===科学技术===
在人工智能（AI）发展之下，认知作战可以透过大数据分析运用和计算能力、智慧型手机、社群媒体平台等基础，对不同目标群体以及特定个体进行各类型资料和讯息的广泛收集分析，以尝试模拟计算目标对象的大脑思维、心理和情感认知、社会行为和舆论等面向，以便于和对手展开认知领域攻防；Burke等人（2020）对此亦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赢得认知作战的战略指导方针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发挥关键作用。此外，可运用「剑桥分析」技术作为手段，透过收集个人资讯与政治倾向后，归纳出不同态度、偏好、立场的群体，分别投放提供不同资讯，将相同偏好的目标群体联结在一起，形成「同温层」；同时，将不同偏好的人群隔离，减少相异群体间资讯交流的机会，再分别投其所好，影响相关群体的行为，以成为可能引导大众舆论风向和心理情绪的指标，达成特定政治目的。
== 传播途径 ==
===媒介===
认知作战是由攻击者透过管道，向被攻击对象提供内容以达成。借由被攻击对象（被攻击对象若为团体，则是团体中的个人）的心理思维改变其思想与行为进而造成影响，其传播媒介多元，如古代战争时散发文宣就是一种，而现代认知作战经常透过Twitter、YouTube等社群媒体。学者沈伯洋认为，传播媒介并非研究认知作战的重点，而应以传播过程分类较有意义。2022年，台湾学者提出认知作战的讯息传播节点可能已由原先包含的特定人员、网路意见领袖、组织或其他管道，扩大至国家，并且已有研究证明「在地协力者」或是网红等类型的讯息传播节点是关键途径。
===过程===
以传播过程与攻击动机分类，认知作战的方式可以分成人流、金流与资讯流，其应对方法各有不同。人流的动机是驱动意识形态，攻击者组织传播资讯的人（例如社群媒体的使用者），协助将特定资讯（可能，但未必由攻击者产生）传播给受众，或进行网路宣传与攻防。金流的动机是间接投资，是指攻击者只提供资金赞助传播资讯者，而资讯的产生到散布都透过「外包」由传播资讯者自行为之，通常以「阴谋论」、「故事型」的形式传播。资讯流则是指从资讯产生到散布，都由攻击者自行执行，通常透过建立节点后，产制假新闻，或者制作便于网路社群传播的影音、图文、懒人包，以节点传播吸引大量受众，动机在于达成直接的讯息操弄。
若进行国际间的跨国传播，涉及文化和语言差异，梁晓波认为应借由多媒体管道，将目标对象的语言和文化与本国的文化和思想内涵结合，同时由国家和民间的专家学者、意见领袖、一般民众等途径，将设定完成的议题「多点、多位、多维」同时发声、散布传播；这些协助发声传播的人员应熟悉外语、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互动，平时可以借由各式议题在公众领域提供观点、建立人脉、累积粉丝或支持者，在关键时刻则可影响他们的支持者，达成传播效果。
== 应对措施 ==
===揭露规管与培训宣导===
有观点认为，由于网路资讯传播快速，可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且常难以辨别来源与讯息真伪，对于标榜「言论自由」的国家或地区较难以法规直接限制规范、控管网路意见领袖或掌握网路舆情，可透过立法规管科技巨头，或要求网路平台揭露直播等网路传播形式的赞助金流，让受众了解收益来源以及可能的影响，而实务上建立追查个人金流来源的法规亦具一定难度，因此如澳洲政府会定期公开报告「境外势力」的活动情况，也有学者如Silverstein（2019）主张政府应该对神经科学被作为武器运用进行道德监管。此外，被攻击的对象需要知道认知作战正在进行；在决定采取行动前，需要有能力观察与调适（OODA循环）。
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已禁止公务人员于政府机关的电脑和公务手机使用特定社群软体，或者考虑研议修订法规以规范公务机关所使用的资讯设备，同时使企业配合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增加业者的资讯安全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透过大众媒体对民众进行宣导，并成立专责调查单位和讯息澄清机制。而国防军事和国安单位对于「认知作战」相关疑虑则可透过情报侦搜掌握状况，以及资讯判读教育训练、适当的应处态度加以反制。同时，有观点认为政府权责单位应主动以「揭露」和「打击节点」的策略采取反制行动，并提升民众的「数位公民意识」。
若进行国际间的跨国传播，政府可协调专责机关培育专业及外语人员，透过宣传管道聚焦柔性的价值诉求，以寻求外界支持认同。
===媒体识读与公民参与===
在社会公众领域，为提升民众的资讯识别和认知能力，可持续透过教育提升社会各界的「媒体识读」素养和批判性思维，建立受信赖、具公信力的「第三方组织」，以及由公民团体发动澄清资讯的事实查核机制；同时，尝试建立各种表达不同立场、多元观点的小众媒体，让互异的价值观得以发声表达。
== 实际案例 ==
早期认知作战研究文献，多是探讨集权政府的网军对内维稳制造的假象，后来则逐渐有探讨网军对敌国作战的研究。
=== 俄罗斯 ===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俄罗斯的讯息战系统包括五个部分：政府发布消息的通讯平台、由国家资助全球讯息发布管道、培养代理人资源、武器化社群媒体以及运用网路假讯息。Silverstein（2019）认为，俄罗斯透过认知作战，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而根据 Connell 和 Vogler的研究（2017），俄罗斯进行的网路战将认知操纵作为其中的关键要素。而沈伯洋认为，俄乌战争中，俄罗斯运用了认知作战。
=== 中国大陆 ===
====运用手法====
中国共产党运用认知作战手法，影响目标国家人民，主要类型有：军事恐吓、以双边交流施加影响力、透过宗教影响力进行干涉，以及网际网路上的虚假信息和内容农场等，当中的共同模式可概括为：直接或间接的威胁，并且对反抗其政策者施加心理压力；吸引目标族群；以及分散注意力。比如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认知作战，美国官员博明公开表示中国大陆已投入庞大经费，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且可能已有所成效；日本防卫省智库「防卫研究所」于2022年发布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提及，中国大陆一年内对台湾发动超过14亿次的网路攻击，并试图策反跨国企业及军队相关人员。而 Kelton 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对澳大利亚与纽西兰也有实行认知作战。对于解放军研究中，使用的「超限战」一词，大致等同混合战，而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三战」都可以包含在资讯战范围中，学者沈伯洋（2021）提出使用上述分类无法涵盖中共政府后来的数位极权（如华为向外输出）、海外个资搜集（输入）等作为。。另外，学者郑惪应（2022）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认知作战没有平时与战时之分别，亦已无所不在。
在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认知作战中，并非由单一机构执行，而是透过由分散在党、政、军部门，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单位构成的宣传组织体系进行。此外，中共对台认知作战的人流（传播者），通常透过统战方式招募，如台湾的村-{里}-长扮演重要角色，黑道亦然。金流如中共长期资助台湾艺人，或是一些直播主、网红，在特定时刻则要求其表态。资讯流则如中共透过官媒发布消息，再由具有官方背景的微博帐号分享、散布。
由于透过网路的关键意见领袖以及网红直播可能影响年轻族群，媒体报导中国共产党在台湾招募网军与网红，购买台湾具一定规模的脸书粉丝专页、针对台湾青年举办网红和直播主培训活动，或者赞助刚踏入业界的YouTuber或网红，使新进网红倾向收集来自中国大陆的资讯加以传播，以持续获得赞助，因此吸引业界的其他关键意见领袖为商机而同步跟进，使网路言论市场更可能朝特定立场倾斜。
====网路讯息====
中华民国国军曾分析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散布的争议性讯息，内容类型主要包含：制造「武统」的心理氛围、打击中华民国政府的威信、企图扰乱军队和民众的士气，其中以扰乱士气占多数。而中华民国国安单位亦觉察「网路水军」影响网路舆论的「散播谣言四阶层」手法：首先运用「抛弃式」的社群媒体假帐号发文，其次透过由中华民国境外人士管理的脸书粉丝专页将文章内容截图分享后，接著再运用第三层的大量人头帐号扩大转传，最后则是大量人头帐号分享至较具知名度的公开脸书社团，以增加曝光，并诱导民众进一步于常用的社群媒体持续传转。2020年3月，脸书披露其已关闭60多个伪装成台湾用户、向台湾散布关于新冠病毒虚假讯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路部队帐号。此外，法务部调查局曾于2022年破获此类透过社群平台投放内容争议、不实讯息，企图影响民众认知之案件。
王立与沈伯洋认为台湾欲建立足以自我防卫与吓阻入侵者的力量，「首先要国民拥有基本且实际的军事认知。要能够客观理性评估我方与敌方的优缺点，才可以在铺天盖地的谣言恫吓认知作战下，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协助全民了解台海军事常识，更能具备该有的正确认知战力。
====讨论个案====
就案例而言，学者洪敬富与罗承宗认为中共擅长舆论宣传战，2021年在台湾的COVID-19疫情上升时，制造台湾内部的社会对立，并与「国内统派人士、第五纵队、亲中媒体里应外合」，形成「话语一致性的轰炸」，企图借由挫伤台湾的政府防疫指挥系统，将时任指挥官陈时中拉下台，瓦解民众对民进党政府领导抗疫的信任；若台湾媒体不警觉，直接引述中共的新闻及评论，将成为对方的传声筒。他们也认为，有的媒体在当中扮演在地协力者齐声配合散布虚假讯息，妨碍台湾团结。
另一方面，学者余宗基、何嘉耀（2022）研究提出，在COVID-19疫情期间，中共透过操纵疫苗供应，将疫苗变成台湾政治议题，涉及制药商、科技巨头和当地政治人物等多方，旨在影响台湾公众对蔡英文政府及台湾自主研发疫苗的信任，向台湾公众灌输对蔡英文公共卫生政策的怀疑和困惑，并更广泛地破坏政府的信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作战与信息安全研究所所长曾怡硕（2021）认为由于疫情期间具高度不确定性，诸多谣言流窜，中共的目的是借机让台湾民众对政府产生怀疑并逐渐不信任民主政体，造成社会内耗，最终导致体制崩塌；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竞则认为疫情发展有自身脉络，中共亦难以依据疫情状况预先规划舆论宣传攻势，或许过度高估其预估台湾疫情变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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