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左派】
中国新左派是中国大陆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左翼政治理念的多元化。由于运动的多样性，新左派一词存在歧义，一般来说，新左翼可以应用于拥护植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变化的左派理论、理想和传统的人，以及其他批评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人。新左派与毛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关系均较为复杂。尽管一些学派认为新左派希望回归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政治运动并放弃资本主义，但还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新左派将资本主义的开放市场与社会主义元素（特别是在中国农村）结合起来。
== 词源 ==
崔之元是最早被称为中国“新左翼”的人
据李扬考证，中国“新左派”的称谓最早出现在1994年7月21日，这一天的《北京青年报》上，杨平在评价崔之元的文章“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法学·中国现实”时表示中国出现了“新左派”。随后，汪晖在《天涯》上发表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拉开了新左派与自由派的论战。
一些被认为属于中国新左派阵营的人曾拒绝使用这个词描述自己，或对这个词抱有负面态度。汪晖本人一开始反对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来描述知识界的论战，表示这是“给别人戴帽子的方式”。崔之元、甘阳、王绍光一开始都不使用这个词描述自己的立场。
==起源==
在1980年代民主化运动失败、1992年邓小平南巡和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学者和媒体人物开始对市场化及其后果采取更为批判的立场——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和沿海和内陆地区、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根据新左派理论，市场经济的挑战源于中国经济改革下的市场经济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将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领域。
中国新左派的发展与邓小平时代在世界舞台上低调存在后中国民族主义的增强有关。它被视为对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的回应，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导致了沿海和腹地之间以及贫富之间的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有学者认为，基于20世纪独特而剧烈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中国不能采用许多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模式。中国新左派关注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有学者认为，虽然运动尚不成熟，但很可能在下个世纪嵌入中国社会（假设两极分化继续下去）。罢工、静坐、温和的公民不服从等行动，由于政府镇压而零星出现，并且可能随着新左派的发展而变得更有组织。
中国新左派对现行资本主义体系大体均持怀疑态度和批评态度，但在政治和经济观点上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分野。一方面，崔之元、汪晖等新左派支持者对自由主义和民主资本主义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根据张旭东的说法，“中国学术界提倡新政式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学者在1980年代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但到20世纪末又被认为是‘新左派’的。” 这种流变表明，部分新左派提出的理想与1980年代的民主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
==理论==
===经济===
经济学在中国新左派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发展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密切相关。许多新左派的支持者普遍认为，应该找到一种左翼经济模式来解决中国对出口和储蓄的依赖，缩小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差距，并通过公有制和国家计划刺激私营企业。在大多数社会民主计划中应用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模式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没有挑战和改革现有的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民主，而是试图缓和结构分裂和等级制度的社会后果。一个合适的、可持续的市场模式对中国的左翼运动至关重要。例如，新左派经济学家崔之元认为，基于詹姆斯·米德和约翰·凯恩斯的劳资合伙关系可以为劳动力市场引入一些灵活性：外部股东持有股权证书；工人拥有劳动证和股票证，取代了固定工资，减少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任何改善一个群体的决定（通过提高其股票的股息）都会自动提高另一组股票的股息。同时，许多新左派知识分子对集体计划经济充满信心，期待农村工业化。
新左派学者对于中国农村的情况同样存在不满，他们视市场经济改革对农村造成的破坏为其最大缺陷，并引其为论据。
===政治===
中国新左派的政治观点存在不同分野。一些中国新左翼优先考虑政治民主与普遍人权，例如，胡平认为最重要的人权是言论自由，其以三年大饥荒的信息不透明为例，认为言论自由事关人民福祉，而并非是对知识分子而言的某种特殊价值:
那时候，饿死的人是不允许喊饿的。许多公开这样做的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允许提及……数以百万计的死于饥饿的人。许多向上级报告饿死人的官员被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标签。今天，一提到言论自由，有人认为，这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不甘于现状的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价值。（然而）三年大饥荒的悲惨事例就是对这种观点最有力的反驳。
另一部分中国新左派自次贷危机以来倾向于拒斥人权和普世价值等海外被认为具有重要地位的概念，这些理论家主张建立一个与西方知识传统分开的威权主义政府。
===中国传统文化===
与1960年代海外新左派反传统文化、提倡国际主义的情况不同，1990年代的中国新左派运动与新儒家产生了一定的交集，后者主张恢复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如孝道。这两种意识形态都出现在1990年代后期，均是由于当时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占主导地位而产生的民族主义产物，这导致部分新左派和新儒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互惠。2015年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写道，中国网民倾向于聚集成两个阵营，自由市场派倾向于国际主义和民主，而社会主义派倾向于亲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这与海外保守派倾向于民族主义、进步派倾向于国际主义的现象相反，且中国网民的每个阵营都表现出高度的思想统一。
==社会运动==
据《金融时报》报导，2016年，几位专家估计，如果中国举行自由选举，新毛主义候选人将获胜。这场毛主义复兴运动先于习近平上任，他自己在表面上复兴毛时代元素似乎是为了向新毛主义妥协。人们认为，新毛主义的日益流行是由于市场改革和全球化下日益严重的经济错位和不平等。海外观察认为，新毛主义者首先在胡锦涛时期声名鹊起，当时他们通过乌有之乡等网站对中共政策进行毛主义角度的攻击。他们通过与太子党出身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联系扩大为政治运动，并成功地在镇压中幸存下来。相信中共领导层不愿铲除这些团体，因为他们与中共历史和意识形态有关。
=== 江泽民时代 ===
2000年，张广天导演的《切·格瓦拉》话剧在北京上演，不久后便被称为新左派话剧。
=== 胡锦涛时代 ===
2004年12月，张正耀、张汝泉等四名毛派在河南郑州散发了指责共产党抛弃工人阶级、严重腐化，呼吁回到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道路”的传单，并在随后不久因此被逮捕并被秘密审判。该案随即引起轰动，中国全国各地的左派纷纷来到郑州抗议裁决结果。
一群工人和学生于2008年成立了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这是一个地下的、未被承认的政党，反对执政的共产党政府。
=== 习近平时代 ===
北京清华南路的涂鸦，上写“毛主席万岁！贡萨罗主席万岁！持久人民战争！”，摄于2021年12月6日
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后，毛主义和新毛主义在千禧一代和中国贫困人口中越来越受欢迎，外国媒体对他们的报导也越来越频繁。由于中共对无产阶级运动和抗议的镇压，党与新左派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
2015年2月，来自中国全国各地13个省的毛主义者在洛阳召开会议，呼吁人民群众发动革命，扭转“修正主义上台所造成的资本主义复辟”，并声称得到了党内元老的支持。不久后许多参与会议的毛派被逮捕。
2017年11月，毛派学生张云帆等人和一些工人因组织毛派沙龙在广州被捕。
2018年文革开始52周年之际，来自中国各地的数十名新毛主义者聚集在香港举行纪念活动，称他们的活动在中国大陆被禁止。他们身著毛泽东时代的蓝色军装，挥舞著镰刀旗。这些毛派团体高度批评中共的市场经济，他们声称这是造成不平等和腐败加剧的罪魁祸首。
一些毛派学生参加了2018年7月至8月的佳士事件，支持工厂工人的权利。学生们组成了佳士工人声援团，其中包括＃MeToo倡导者岳昕。10月11日，五十名学生权益倡导者被捕；他们下落不明。
习近平当局在对企业实施政治控制的同时，还推动了深圳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深圳随后被视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典范。2020年9月，深圳市前市长、市委书记厉有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警告说由于左翼讨论阶级斗争的抬头，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十字路口。2021年6月，《纽约时报》报道称，受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和996工作制影响，毛泽东思想正在中国的Z世代青年中复兴，他们呼吁打倒资本家、“用路灯吊死资本家！”，甚至直接挑战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
在2022年反对动态清零政策运动中，部分新毛主义者参与示威并表达诉求。
==批评==
对中国新左派的批评主要集中于部分派别在发展过程中带有的民族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成分是否有悖于左翼意识形态体系，以及以此引申出的是否真正存在新左派的质疑。
2010年，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在被问及中国新左派和西方新左派之区别时回答说，“中国根本就没有新左派。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又说，“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赵敦华在2019年时认为，中国语境中的“左”和“右”与西方大不相同，甚至相反，必须打引号。例如，“列奥·施特劳斯和卡尔·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在美国被用于强化传统宗教价值和国家权威，属于右派，但转口中国后，与批判现代性和反对启蒙主张相结合，成为“新左派”重要的西学资源”。西方“新左派”把中国打着同样旗号的人引以为同道，乃“滑天下之大稽”。媒体人郭宇宽主张区分“左派”和“中国新左派”，因为“秦晖、艾未未等如果在西方的话，应被划为纯正的左派”，而法国极右翼勒庞的政治纲领放在中国一定会被当作“新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