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政府主义】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雏形可以追溯至先秦的道家思想，而近现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则源于早期的反清活动，这种思潮在20世纪初中国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清朝被推翻之前和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真正的革命并非只是政治性的，即不能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是必须推翻传统文化并创造新的社会制度，特别是要推翻中国的家庭结构。
留学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学生热切地学习无政府主义学说，以先了解自己的祖国，然后再改变它；19世纪后期俄罗斯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运动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造成了主要影响。尤其中国革命人士里的部分秘密组织提倡将暗杀作为一种工具，类似于俄罗斯反沙皇组织的自杀式恐怖袭击。然而，到了1920年代，随着中国国民党决心在在中国镇压无政府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共产主义和毛主义的兴起，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失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些无政府主义倾向开始在中国蔓延，从文化大革命延续至改革开放直至21世纪之交。
==起源==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可上溯于哲学上的道家，道家最早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发展起来，并被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奉为其无政府主义态度的来源。道家圣人老子和庄周的哲学是基于“反政治”的立场，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运动或组织，并在《庄子》和《道德经》中发展了一种“无为而治”的哲学，许多道教徒因此过着无政府式的生活p=1。关于劝告统治者无为而治是否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范畴，一直存在着争议p=20。在混乱的魏晋时期，出现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新一代道教思想家。道教的原则更类似于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试图将国家的权力下放并质疑其道德实质。道教和新道教是和平主义的思想流派，与几个世纪后的许多西方无政府主义同行形成对比pp=45–46。
==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开端==
洋务运动期间，与欧洲人直接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欧洲列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产生兴趣pp=47-49。一种国族认同和世界主义意识开始发展，主张将中国从一个帝国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以确保其在面对外国侵略时在未来得以生存p=48。自此中国民族主义得以兴起，它实际上主张一种人民主权的形式，但却不被执政的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清廷所接受，他们保守地希望保留帝国的固有体制，因此在1880年代将许多民族主义者赶下台。这导致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围绕着革命共和主义的理想进行重组，呼吁结束清朝的统治p=50。
清初的思想家谴责将私利置于公利之上的君主p=55，第一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在其影响下将目标定为将中国社会和国家有机地结合起来，梁启超等改革者主张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更大的政治参与p=54。与民族主义者们的意图相反，他们通过探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与国家的对立问题，以及个人自治与政治集体的对立问题，事实上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p=54。这些日益增长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可以从梁启超自己的话语中看出，他指出他所信奉的民族主义“不允许别人侵犯我的自由，也不允许我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p=47，并主张通过消除所有政治和社会限制来培养市民的自觉性pp=55-56。
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洋务运动瓦解，催生了兴中会等一批新的革命民族主义组织，以及公车上书运动等有组织的政治改革运动。与此同时，光绪帝进行了百日维新，但也被保守派政变所击败，慈禧太后软禁了具有一定改革意识的光绪皇帝，并下令公开处决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如“戊戌六君子”。
清朝支持的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终于被迫开始实施改革，以试图保持王权。正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首先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受到俄国虚无主义运动的启发，开始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p=67。随后发生了多次反清起义，但最终都没有成功。一些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作品是在这一时期和随后的几年中出版的，例如《俄罗斯大风潮》，由马君武根据托马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章翻译扩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著作2pp=23–28。
==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发展==
豆腐公司夜班，李石曾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创办的夜校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许多富裕家庭的子女在满清政府新设立的留洋计划下出国深造，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便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里进一步成长。到了1906年这个计划已经送出约500—600名学生至欧洲、约10000名学生至日本。日本的东京由于地理上较接近中国、相对而言花费也较低，同时两个国家也较为类似，成为当时最多留学生前往的地方。在欧洲，巴黎成为特别多中国留学生前往的地方，也是因为相对而言较低廉的费用，法国政府也协助补贴学生的花费，同时法国也被视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依据一些说法，满清政府进行留洋计划的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将这些激进的学生送离中国，而最激进的学生被送往欧洲，较为温和的学生则送往日本。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满清政府的做法显然是非常无知的，在欧洲的学生很快便接触到了当地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将那些意识形态和做法完全带回中国社会。相当有趣的是，无政府主义很快便成为两地学生吸收最多的西方意识形态，到了1906年左右，巴黎和东京两地都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团体pp=41、48。两个不同的地点、也或许当初所分隔的两种不同倾向的学生，最后导致两地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1961。
===巴黎派===
新世界社的领导人吴稚晖、张静江和李石曾
依据当时参与运动的李石曾所言，对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团体的影响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激进社会主义（Socialist Libertarianism）与无政府主义、达尔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古典的中国哲学。比起东京的留学生团体，巴黎的留学生们更不愿接受老子以及古时的井田制度思想。李石曾描述当时巴黎团体里的成员都是一些曾在中国受过良好文言教育的年轻学生，也都坦承这些教育对他们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排斥、甚至主动反对将任何中国传统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扯上关系的行为2001。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法国巴黎市区达庐街25号创办了“世界社”，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国无政府主义组织pp=60–72；同时发行《新世纪》周刊，在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随后这几人加入了中国同盟会p=75 。但是，与同盟会的同伴们不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主张从下向上的推动社会革命，建立共和制和立宪制以彻底重组社会，并最终进入无政府主义社会2p=62。他们观察到，在欧洲，通过政治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制被用来维护资本主义利益并使工人阶级贫困化，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根本上仍需要采取根本性的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的理念p=87。
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对一般性政治革命的反对态度，这招致了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因为民族主义当时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足够对抗帝国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无政府主义对这一目标不利。正如一位读者在给《新世纪》的一封信中所写：
===东京派===
刘师培和何殷震
相较之下，东京的学生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却有不同的倾向。巴黎的学生们推崇西方的科学和文明，东京的学生们则将无政府主义的根基建立在亚洲政治的传统上，东京无政府主义者极大地借鉴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例如被他们视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老子，以及许行，其农业主义哲学深深地启发了日本无政府主义学生的农业乌托邦理念2pp=135-136。
1903年，刘师培和何殷震结婚，迁居上海。在这里，这对新婚夫妇加入了光复会，刘在其中发展了“国粹”学说并编纂了《国粹学报》杂志，而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蔡元培则在爱国女子学校监督何殷震的教育。该协会在上海的活动很快遭到政府打压，这对夫妇被迫流亡东京，在那里他们加入了一群向他们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革命者pp = 32-33。这对夫妇继续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推动结合了反现代主义和农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p=12。在刘师培看来，近代儒家和道家对自由放任政府的倡导遏制了中国封建帝制对社会的干预，这使得中国在短期内比那些短期内通过中央集权建立的民族国家更可能实现无政府主义p=95。因此，他认为保留旧政权比建立新政权更可取，因为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只会加剧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pp=96-97。
=== 清政府的应对 ===
1904年，无政府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清政府就已开始着手应对。包括《浙江潮》、《20世纪之怪物》、《社会主义广长舌》等反满革命期刊均被查禁。1907年，《天义报》、《新世纪》等刊物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惧。外务部庶务司在致各地将军的信中称这些刊物“革命排满，畅言无忌，荒谬狂悖，专事煽惑”、“散布各行省，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实足为地方治安之害”p=68。军机处也要求沿海各省份的官员查禁相关刊物，阻止其在中国流通pp=68-69。1907年7月，清政府照会各国使馆要求协助查禁无政府主义资料流通p=69。除查禁、禁止流通外，清政府还派遣官员前往各国使馆监视留学生动向，阻止他们参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出版无政府主义刊物p=70。
===暗杀团===
尽管巴黎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和东京组织都没有积极参与暗杀活动，但他们对那些参与暗杀活动的组织抱有好感：受行动宣传理论的启发，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通过自我牺牲进行暗杀可以促进革命事业p=83。
1905年，刘师复加入同盟会，开始从事暗杀活动，他曾试图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不过不仅计划失败，自己还失去左手、入狱约三年2p=73；汪精卫早年作为左翼民族主义者活动时，也曾受革命党中无政府主义的暗杀之风影响，谋划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但计划同样失败，于1910年3月在北京被捕pp=31、33。此后，刘师复和陈炯明建立了支那暗杀团，该组织的行事风格深受民意党和黑手党的影响。该组织曾在广州特别活跃，参与了该地在20世纪之交经历的各种起义pp=117、160。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人民公社中的大锅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许多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逃往香港或台湾，有些甚至远走法国或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选择留在中国大陆pp=268、269。比如巴金，在加入中国作协后，他的作品受到了审查，避免出现任何提及无政府主义的内容，他也因此基本上停止了写作。在反右运动中，巴金还被指责为“右倾作家”。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随着大跃进的开始，人民公社随之建立，这一组织形式设立是为了“行使国家权力职能”，它在毛看来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键一环，被视为“国家自行消亡”的第一步。这种结束国家主义的承诺对许多中国农民特别有吸引力，他们被公社所吸引，因为他们渴望从官僚手中获得自由p=205。但毛本人在评论公社的状况时认为，“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过多、快了一些，造成混乱”p=99。在一系列党的会议之后，官僚权力在农村干部身上得到重申，国家对公社的集中控制得以建立，纯粹的按需分配被抛弃，私有制和按劳分配重新被引入pp=206-207。随后的官僚管理不善，再加上自然灾害，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pp=213、216、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