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简称公知，其定义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分子，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会公义。这个称谓在中国大陆兴起自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栏目。
== 定义 ==
=== 一般语境 ===
公共知识分子一词一般用来描述那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讨论的知识分子，尤其指那些具有一定学术学位的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被认为需要定位和回应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并有望成为真正的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应当“唤起大众对真理、审判和品味的评判”；在“知识分子的代表”演说中，爱德华·萨义德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并一直做一个社会外部的人，过自我放逐的生活并保持位于社会边缘。”
事实上，知识分子常具有某种意识形态或哲学思想。例如英国工党安东尼·纪登斯的第三条道路。捷克知识分子瓦茨拉夫·哈维尔认为：“政治与知识分子是连结的，而且那些由政治家拥护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思想事实上还是属于知识分子。另外最好应该避开那些乌托邦主义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普遍见解’以免伤害到公民社会。”
== 知识分子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
知识分子往往并不处于一国的权力阶层，但指以从事思想、著作以及精神生活等方面职业为主的人士；第二种定义主要来自从事教学、律师、新闻等职业的人员，这种定义在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第三种定义指文化知识分子，主要指具有文化、艺术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因其才能获得某种话语权，从而能够以这种话语权影响公众和其它事物的人士。一般居于工人群体之上，较容易获得进入权力阶层，并掌握一定政治经济资源。
根据欧洲与外交政策基金会（Hellenic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and Foreign Policy）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成。括号内，为一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影响力系数，数值越大，影响力越大：
* 影响力极大：丹麦（74）
* 影响力大：挪威（66）、新加坡（64）、美国（64）
* 影响力较大：加纳（57）、澳大利亚（56）、以色列（54）、匈牙利（54）、英国（54）、科特迪瓦（51）、日本（51）
注：
* 美国——1980年代后，发达国家中知识分子群体影响力最大的国家
* 新加坡——1990年代后，知识分子影响力增幅最大的国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系数为31
* 印度——影响力系数为36
==中国大陆语境下的公共知识分子==
部分说法为公知群体针砭时弊，对社会净化、反腐倡廉等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在中国大陆部分公知主张对政府和体制反抗，对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观点不加辨别的盲从，其中更有甚者故意捏造虚假信息攻击官方主流或持不同意见者的行为，也受到批判。2013年后，“公共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名声逐渐变差，甚至成为部分中国大陆网民的讽刺对象。
===南方人物周刊50公知名单事件===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刊登「影响中国公共知识份子50人」。其中包括：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沈志华、易中天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包刚升、刘瑜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周孝正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文章一出，方舟子快速发文表示「辞去网路意见领袖」一职，其认为调查发现整篇文章非常可笑，属于一种现代「捐官派」作品，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到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却有了捐学者文人现在还能捐公知领袖，方舟子还抓到王怡在网上说漏嘴，这次名单是王怡朋友们弄出来的，目的主轴为了帮他抬身价，推出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神话，然而网路没所谓领袖更无人有资格加冕评定谁是领袖、谁不是。
=== 正面评价 ===
* 新疆异议漫画家变态辣椒于2014年8月遭遇全网封锁。变态辣椒的漫画作品，以对领导人的针砭时事为主。对于官方形塑他为叛国「精日」，他在2016年2月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采访时感到遗憾，并分享在习近平于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前公知蓬勃发展的情况。
*香港异议人士陈冠中指出：「『公知』作为一个缩略的名词，是不会被污名化的行为所玷污的。一个要污名化知识分子的社会，正是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也肯定会让很多人不快。」
=== 负面评价 ===
2015年2月14日，香港专栏作家卢麒元认为，在中国，右派公知多发，与世界常见的左派公知现象不太一样：「在人类文明中（无论东方或西方），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社会主义情怀，他们大多数是归属于左派的优秀知识分子。中国公知具有鲜明的反社会主义倾向，他们大多数应归属于右派或极端右派。」
2012年11月27日，搜狐专题《是谁搞臭了“公知”》认为，公知群体有以下特征：
* 宣传“自由、民主、人权、体制、宪政、选票、普世价值”。
* 贬低对手。
* 表面为公民代言，私下占尽体制的利益和便宜。
*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 更换体制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
2006年3月4日，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讲座教授王绍光在《南风窗》的专访中说：「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2011年10月30日，被认为是“公知大本营”的《南方都市报》也发文抨击，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开始自我感觉良好地转向，自我升华、乃至自我真理化了，俨然一副‘青年导师’的面貌自居，以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在指点江山、点拨众生”；特别是在社会有重大的事件发生时，特别是自焚、暴力行动等，更是他（她）们最佳的语言演练时刻，“他们或是应用逆向思维，或是使用学术理论，或是生僻与惊悚名词（如‘改良’与‘革命’等）。总之，在说话的时候，他们像极了不食人间烟火、不谙人间疾苦的理性帝，永远理性、永远真理在握，永远觉得他们会有更好的指导办法、可惜都没听他的。”
2013年1月18日，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唐柏桥说：「『公知』在中国是个虚幻的概念，中国根本就没有媒体上所大肆宣扬的那种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有的是良心人士或异议人士——这些人在专制制度下是遭到打压的。而那些被媒体捧出来的所谓公知，大多数称不上是良心人士或异议人士；因为他们不仅很少遭到打压，而且很多还是中共党媒的热捧人物。当局不过是想用所谓公知来代替传统概念上的良心人士或异议人士，将后者的道义资源转嫁到他们自己认可甚至栽培的人头上，将长期为民众的权益奔走呐喊的人权民主人士彻底边缘化。……其实，他们不过是一群中共精心挑选的、用来冒充社会良知的声音的假冒伪劣品，其目的是抢夺真正的社会良知人士的话语权。……根据媒体对公知的定义，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公知非高智晟莫属，可是他的名字从来没有上任何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
2020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网路名人、中国中央电视台长期特约评论员金灿荣总结认为，现在所谓「公知」基本习性有点像苍蝇，他们路线在于整天围著或挖掘中国负面的事，找到一件事后拿出跟美国的正面的事比，显示对比后说中国做得不好、和做得不好的原因，接下来就拖出他们那一套一成不变的药方，也不敢拿中国的客厅和美国的客厅比，因为这类比较会陷入不利境地；而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整天爱绕著垃圾堆转的心理健康度是有问题，可能是人生受了什么挫折和现实生活的失败，应该去看心理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