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公元175年，在聽到假消息稱馬可·奧勒留重病將死后，卡西烏斯宣布自己為皇帝，聲稱奧勒留帶領的，在潘諾尼亞的軍隊（準備參加馬科曼尼戰爭）已推舉他為皇帝。有些說法認為卡西烏斯是被奧勒留的妻子福斯蒂娜欺騙或說服了，因為她擔心奧勒留會在他們的兒子康茂德還年輕時就去世，這種情況下，很可能會有人出來篡位。福斯蒂娜因此欺騙或說服了卡西烏斯發起叛亂，以確保下一位皇帝是她所選擇的。叛亂的確切日期尚不清楚，根據一份文件，他至少在5月3日前就叛亂了。但中的紙莎草紙記載表明，卡西烏斯早在4月甚至3月就對埃及對他的支持充滿信心。
奧勒留起初試圖隱瞞叛亂的消息，但這個消息很快就廣為傳播，于是他在公開演講中予以回應。演講的確切措辭尚不清楚，因為卡西烏斯·狄奧給出的記錄被認為是他自己創作的作品，僅遵循了奧勒留真實演講的大綱。在記錄中，奧勒留為一個朋友的背叛而感嘆，并說他愿意在元老院和陸軍之前，將自己和卡西烏斯之間的問題“解決”。如果元老院和陸軍認為他是更好的領袖，那么帝國就交給卡西烏斯。他還說希望卡西烏斯不會被殺或自殺，如果真的被殺，他會憐憫卡西烏斯。《羅馬帝王紀》則記錄了奧勒留在他的顧問中組成了和平委員會。
卡西烏斯在一個很好地時機發動了叛亂。由于他的王室血統，他在帕提亞戰爭和田園戰爭中的勝利，他得到了東部省份的大力支持，尤其是他的敘利亞故鄉。他得到了埃及，敘利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和佩特拉阿拉伯等行省的支持，使他有七個軍團的實力：三個在敘利亞，兩個在敘利亞巴勒斯坦，一個在佩特拉阿拉伯，一個在埃及。卡修斯以埃及為大本營，埃及以外的兩個重要據點是安條克和庫爾胡斯，它們都是重要的軍事中心。埃及總督蓋烏斯·喀爾維西烏斯·斯塔提安努斯命令埃及人民慶祝卡西烏斯的登位。
盡管控制了羅馬帝國東部一些重要的地區，尤其是羅馬城重要的谷物供應地埃及，但卡西烏斯未能為他的叛亂贏得廣泛支持。元老院迅速宣布卡西烏斯為公敵；卡帕多細亞總督堅決反對叛亂，號召公眾支持奧勒留。卡修斯的親家來自利基尼家族，時為執政官。的地位很高，但卡西烏斯的女婿克勞迪烏斯·德律蒂安努斯在叛亂中扮演何種角色尚不清楚，有人認為他是卡西烏斯的同謀。后來他和卡西烏斯的女兒阿維狄婭·亞歷珊德拉被奧勒留赦免，不過死后財產被沒收。
整個帝國中的許多人物都反對叛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赫羅狄斯·阿提庫斯，據記載他給卡西烏斯寫了一封只包含“emanes”一個單詞的信，意為“你瘋了”。盡管叛亂遭到廣泛的反對，羅馬城還是陷入了恐慌，迫使奧勒留派遣下潘諾尼亞的總督帶著軍隊去保衛羅馬。奧勒留被迫結束與伊阿居格人、馬科曼尼人的戰爭。幾個蠻族部落提出要援助奧勒留，但都被拒絕了。奧勒留聚集了部隊，準備出發前往東方。很明顯，奧勒留處于更有利的地位，他控制的軍團多于卡西烏斯，當奧勒留計劃進攻的消息傳到埃及后，一個百夫長殺死了卡西烏斯，將他的頭顱交給了奧勒留，奧雷留斯拒絕觀看，下令將其埋葬。他可能在175年7月底被殺，因為埃及于175年7月28日宣布忠于奧勒留。卡西烏斯的叛亂持續了三個月零六天，在此期間沒有硬幣鑄有他的頭像。
卡西烏斯死后，卡帕多細亞總督普布利烏斯·馬爾提烏斯·維魯斯迅速控制了敘利亞，燒毀了卡西烏斯的所有信件。雖然卡西烏斯已死，但奧勒留仍決心巡視東部。他與一群顧問一起出發，他的妻子福斯蒂娜途中在卡帕多細亞南部的小村哈拉拉去世，該地后來被重命名為福斯蒂娜以紀念她。之后奧勒留寫信給元老院，要求他們提交一份關于卡西烏斯支持者的報告，但他明確表示他不希望以流血方式懲罰他們，因為已有幾項流血處罰已被執行；包括處死了卡西烏斯的長子。奧勒留下令放逐卡西烏斯的另一個兒子，而他的女兒和她的丈夫被置于一位姻親的保護之下，據信是呂基亞人元老克勞狄烏斯·提提安努斯。
卡西烏斯·狄奧給了卡西烏斯很高的評價，說他是一個“好人”，唯一的缺點是他的父親赫利奧杜魯斯僅僅因為演講能力就被授予了埃及總督的職位。在擔任第三高盧軍團司令期間，他被認為是一個嚴格執行紀律的人。
卡西烏斯娶了盧基烏斯·沃盧西斯·邁基安努斯的女兒沃魯西婭·維蒂亞·邁基阿娜 并育有至少三個孩子（《羅馬帝王紀》暗示他可能有更多的孩子）：
* 阿維狄烏斯·赫利奧多魯斯——卡修斯的長子，被皇帝下令驅逐。
* 阿維狄烏斯·邁基安努斯——次子，在叛亂被平息后被殺。
* 阿維狄婭·亞歷珊德拉——女兒，她和丈夫一起被迫在叔叔的保護下生活。
1820年許昌地震，是指發生在1820年8月4日（清嘉慶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國河南許州（今許昌）的6級地震。《清宣宗實錄》有記載當時的災情。
據《清宣宗實錄》記載：城內尚輕，唯東北一帶，其勢較重，計被災處所大小169村，內周家店等20余村房屋，全行震塌，被災尤重，通計共震塌瓦房9140余間，草房16920余間。壓斃男婦大小及受傷續斃者，共430余人，被災受傷及刨出養傷者，共男婦593名。
突出角色是指系列化的文藝作品（比如連載小說、漫畫）和影視作品（比如電視連續劇、動漫等）中因為形象塑造成功而獲得超出最初預料的受眾好評和關注度的常規角色或配角。根據受眾反饋的程度，突出角色可能會在作品之后的故事線中被追加更多的劇情份量，甚至可能獲得獨立的外傳作品而成為主角。
劉玉江，男，漢族，山東廣饒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訴訟法學專業，研究生學歷，法學博士。1994年7月參加工作，199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系經濟法專業學學士、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碩士、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訴訟法學專業博士。學士畢業後任職於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2006年，發表博士論文取得法學博士學位，並到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任職。2014年11月，任中央統戰部機關黨委常務副書記。2015年11月，獲任中央統戰部三局（負責港澳臺事務）局長。2018年10月，轉任中央統戰部九局（負責新疆事務）局長。2020年6月，成為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觀平路，全程由廣東省深圳市龍華區松元廈路口先向東南再往東，止于新田路口與龍平路連接。
觀平路現屬廣東（西寶線）其中一段。
歌仔戲圖書館，位於中華民國臺北市萬華區，是由財團法人臺北市歌仔戲推廣協會與臺北市政府文化局於龍山文創基地所合作開設的圖書館。該館於2020年5月31日由歌仔戲演員陳亞蘭舉辦開幕式，曾因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而導致開幕式延期。
館藏內容主要收藏了歌仔戲的相關書籍外，也收藏了臺灣俚語和臺灣俗語的相關書籍，亦會展出歌仔戲演員的演出作品和節目冊。
*  歌仔戲圖書館所在地 龍山文創基地官方網站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朝乾隆年間官窯燒制的瓷器大瓶，屬于清宮舊藏，因其集各種釉彩于一身而著稱，有“瓷母”的美譽。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的故宮底賬名為乾隆款多色地青花斗彩什錦雙耳大瓶，全國館藏文物數據庫登記名稱為各色釉彩大瓶，1995年出版的《故宮珍藏》一書稱之為各色釉大瓶，該瓶還被稱為多色彩釉大瓶、各種釉彩大瓶等。該瓶有“瓷母”之稱，該名最早出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文物鑒定專家耿寶昌所著的《明清瓷器鑒定》一書。
該瓶高86.4厘米，口徑27.4厘米，足徑33厘米。洗口、長頸、長圓腹、圈足外撇。自上而下共有15個裝飾層，彩釉間以金彩圈線相隔，頸部有兩個金彩螭耳。該瓶匯集各種高溫、低溫釉彩于一身，有包括金彩、琺瑯彩、斗彩、青花、仿哥釉、仿官釉、仿汝釉、窯變釉、松石綠釉、粉青釉、霽藍釉、醬釉等17種不同的釉彩。
大瓶腹部為主題紋飾，霽藍釉描金的色地，上有十二幅長方形粉彩開光吉祥圖案，寫實圖案及紋飾各半，間隔排列。六幅寫實圖案為“三陽開泰”、“吉慶有余”、“丹鳳朝陽”、“太平有象”、“仙山瓊閣”和“博古九鼎”。六幅紋飾為蝙蝠、卍字、花卉、蟠螭、靈芝和如意。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釉彩說明
紋飾為胭脂紫地纏枝寶相花
紋飾為松石綠地纏枝蓮
紋飾為纏枝蓮。具有明顯的乾隆時期青花風格
青花層處設有兩個螭龍耳
因顏色與綠松石相似而得名
仿鈞窯的窯變釉
高溫釉下彩 + 低溫釉上彩
紋飾為纏枝寶相花
貼塑凸皮球花
霽藍釉、金粉
大瓶腹部為主題紋飾，霽藍釉描金的色地，上有十二幅長方形粉彩開光吉祥圖案
紋飾為纏枝蓮。仿明代永宣風格的青花
綠地覆變形蕉葉紋
珊瑚紅釉、金彩
金彩為卷草紋
瓶內及圈足內
外瓶底署有青花篆書“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
該瓶被認為制作于乾隆晚年，是督陶官唐英在任時，由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的工匠燒造而成。由于釉彩種類繁多，燒造難度極高，《國家寶藏》節目中稱其需要反復入窯燒制17次，假使每次燒制成功率為70%，最終成功率僅有0.23%。不過根據《故宮辭典》和《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等書中記載，該瓶為分段燒制后粘合而成。若按頸、肩、腹、足等部位分段燒制，每個部位最多有五種釉彩，若仍按每次燒制成功率為70%計算，每段燒制成功的概率將提高至16.8%。
清乾隆各種釉彩大瓶是故宮博物院參加綜藝節目《國家寶藏》的三件文物之一，由王凱擔任明星守護人。節目中該瓶被調侃體現了乾隆皇帝“農家樂”審美品位，且該瓶展示了中國古代工匠高超的燒造技藝而稱為網友熱議話題。
故宮所藏各種釉彩大瓶曾長期被認為是存世孤品，如故宮博物院研究員、陶瓷專家葉佩蘭就曾在采訪中稱故宮所藏各色大瓶為孤品。然而，2014年9月17日，一件幾乎相同的大瓶出現在美國波士頓“亞洲藝術品”拍賣上，并最終為中國買家以2200萬美元（約合1.35億元人民幣）競得，加上傭金的成交價為2472.3萬美元（約合1.51億元人民幣）。
放射性碳定年法，亦作放射性碳測年、測年方法、放射性定年法等，是一種利用碳的同位素的放射性來對含有有機物質的物品進行的方法。
威拉得·利比于1940年代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發現了放射性碳定年法，并因此在1960年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這種方法基于大氣中的氮與宇宙線反應不斷在大氣中產生放射性碳，這些與大氣中的氧結合形成具有放射性的二氧化碳，又通過植物的光合作用進入生物圈，然后再被動物進食攝入體內，故此所有的生物終其一生都不斷地與大自然交換著，直至死亡。這個交換在死后會停止，的含量就會透過放射衰變逐步減少。通過測量死去動植物樣本的含量，例如一塊木頭或者一段骨頭，就可以推算出動植物死亡的時間。樣本越古老，可檢測到的含量就越少。因為的半衰期（一個樣本的一半衰變的時間周期）大約是5730年，所以這種方法可以可靠地測量的最古老的樣本大約是五萬年左右，不過特殊的制備方法有時可以準確分析更古老的樣本。
1960年代以來，科學家一直在研究過去的五萬年里大氣中的比例，研究結果的數據形成了一條校準曲線，可以通過樣本中放射性碳的測量值來估計樣本的絕對年代。不過，不同類型的生物中的含量不同（即同位素分餾），加之環境因素亦會影響生物圈中的含量（即碳庫效應），因此計算時必須要進行額外的校準。化石燃料（如煤和石油）的燃燒和50、60年代在近地的核試驗使事情變得更復雜。因為生物體變成化石燃料所需要的時間遠遠比其含量降低到可檢測值以下所需的時間要長，因此化石燃料幾乎沒有，結果就是自19世紀末期開始，大氣中的比例大幅下降。反過來，核試驗大大提高了大氣中的含量，在1960年代中期達到了最大值，是核試驗之前含量的兩倍。
放射性碳的測量最早使用β粒子計數器，計算樣本中原子衰變時放射出的β粒子。而現在人們一般使用加速器質譜法，這個方法能統計樣本中全部的原子數量，而不是只統計少量在測量時發生衰變的，所以這種方法可以應用在更小的樣本上（如植物種子），結果出的也更快。放射性碳定年法的發展對考古學有著深遠的影響——相較之前的方法，除了可以更準確地給考古遺址斷代，還可以比較距離很遠的地方的兩個事件的發生時間。考古學史上常稱之為“放射性碳革命”。地質學上，放射性碳定年法可以確定史前時代大事件的年份（如末次冰期的結束時間）。
1939年，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和開始進行實驗，以確定是否有機物中常見的任何元素都具有半衰期足夠長的同位素，從而在生物醫學研究中有價值。他們用實驗室的回旋加速器合成了，很快便發現這種原子的半衰期比之前設想的長的多。之后，在費城富蘭克林研究所供職的塞爾日·科爾夫預測，大氣層上空的與熱中子反應會產生。二戰期間，伯克利的威拉得·利比了解到了科爾夫的研究后，產生了可以利用放射性碳來定年的想法。
1945年，利比來到芝加哥大學，開始著手進行放射性碳定年法相關的研究。隔年，他在一篇論文中指出，生命體中同時含有和非放射性碳。他又和其他幾名研究員一道，從巴爾的摩下水道收集了些甲烷并對其進行同位素分離。分析結果表明，這批樣品中含有。與此相對的是，那些從石油中收集得到的甲烷因年代久遠根本檢測不到放射性。1947年，這些結果被發表到了《科學》上，文中闡明這意味著人們可以對含碳有機物進行年代檢定。
利比隨后與一道，選了一批年代已知的樣品來檢驗放射性碳定年理論。比如，他們從兩位埃及法老左塞爾和斯尼夫魯的墳墓中取樣并測算，歷史學家認為這些樣本年代在公元前2625±75年，而放射性碳測得公元前2800±250年。這些結果在1949年發表到了《科學》上。到了1960年，世界各地已建立了20多所放射性碳定年實驗室。該年，利比為此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在自然界中，碳存在兩種穩定且無放射性的同位素，即碳-12和碳-13，還有一種放射性的同位素碳-14，又被稱為“放射性碳”。 的半衰期（給定量的中的半數發生衰變所耗費的時間）大約是5,730年，因此如果沒有外部的影響其在大氣中的濃度會在數千年間逐漸減少，但是來自外層空間的宇宙射線會在平流層下部和對流層上部不斷產生，這些宇宙射線主要來自銀河系，還有少部分是來自太陽。宇宙射線會產生中子，當中子撞擊氮-14原子時又產生。這個核反應是產生的主要途徑：
: n +  →  + p
其中，n表示中子，p表示質子。一旦產生就會快速與大氣中的氧氣結合形成一氧化碳，最終形成二氧化碳：
:  +  →  + O
:  + OH →  + H
通過這種方式產生的二氧化碳擴散至大氣中，溶解在海洋里，然后通過光合作用被植物所吸收，動物再吃掉植物，放射性碳最終會分布到整個生物圈中。與的比例大約是1.25比1012。另有約1％的碳原子是穩定同位素。
的放射性衰變方程為：
:  →  +  +
通過釋放一個β粒子（即電子，e?）和一個中微子，核中的一個中子變成質子，的核恢復為穩定的（非放射性）同位素。
生物在存活期間會通過呼吸、進食等方式與其周圍的自然環境不斷交換碳元素，并維持一定的平衡。因此，它體內的占比與周遭的大氣或海洋的是一致的。生物死亡后會停止攝入。然而，在原生物體內的會繼續衰變，導致/比值降低。透過這一比值和已知的半衰期得知的減少量（樣本越老就越少），最後就可以推得此生物的死亡時間。不過，受各種因素影響（見下文），測量出的/比值通常需要校準后才能得到準確結果。直接用/比值計算出的結果被稱為“表觀年齡”。
放射性同位素的衰變方程如下：
其中''N''0是原始樣本中同位素的原子數量（即時間''t'' = 0處，該生物組織死亡的時刻），''N''是經過了時間''t''后樣本中剩余的原子數量。''λ''是一個常數，取決于具體的同位素；對于一個給定的同位素，''λ''等于該同位素原子衰變平均所需時間的期望值（即平均壽命）的倒數。的平均壽命是8267年，因此上面的方程也可以寫作：
人們假設，被測樣本中的/原始比值應與當時大氣環境中的比值相同。由于樣本質量已知，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樣本中的原子數量來推出''N''0（原子的數量）。隨后再對當前樣本中的原子數量進行測算得到''N''，再將''N''0、''N''代入上文中的公式，即可求得樣本年代''t''。
相比于平均壽命而言，公眾對于放射性元素“半衰期”（寫作''T''1/2）的概念更為熟知，因此人們通常引入的半衰期作為上文公式中的常量。目前普遍認為的半衰期是5,730±40年。也就是說，約5730年后，一份樣本中將會只剩下一半；過了11460年后則會剩下四分之一；過了17,190年后則只剩下八分之一。
這里介紹的計算方式以多個假設為前提，只給出了理想狀態下的結果。在實際應用中，的含量在各個年代會有較大區別，因此以上方程計算出的結果還需要輔以其他數據進行修正。這個過程中會用到校準曲線（見下文），會將樣本中的含量轉化為樣本的歷法年齡。計算分幾步進行，當中會產生一個名為“放射性碳齡”的值。放射性碳齡是指未經校準、假設大氣中/比值固定不變的前提下計算出來的樣本年代。其數值也不用普通的歷法時間來表示，而是用“放射性碳年”為單位。
計算放射性碳齡還要用到的半衰期。利比在1949年的論文中取的是5720±47年，該值由安托瓦內特·恩格米爾等人的研究得來。這一數值與現代科學界使用的半衰期值頗為相近，只是在利比發表論文后不久，該值被修改為5568±30年，并沿用了十余載，又在1960年早期被改為5,730±40年，導致大量此前發表的論文所得出的結論出錯，畢竟這里所用的半衰期的誤差達3%。為了與這些早期文獻保持一致，1962年英國劍橋的放射性碳大會規定了一個新數值“利比半衰期”，取5568年。現如今，人們在計算放射性碳齡時用的依然是利比半衰期，計算出的結果被稱為“慣用年齡”。現代使用的大氣含量校準曲線——IntCal，也使用了慣用年齡，因此任何使用IntCal計算出來的數值都是校正過的準確時間。在學術論文中，習慣上會將未經校準的放射性碳年用雙引號括起來，以防讀者混淆——一來這個值計算時用的是錯誤的半衰期，二來該值未經大氣含量曲線進行校準。
碳庫的交換示意圖，顯示了各個碳庫的儲量比例以及互相之間的碳交換活動
大氣、生物圈、海洋中都含有碳元素，合稱為“碳交換庫”。各個碳交換庫所貯的碳含量不同，與宇宙射線所產生的充分混合的時間也不一樣。這些因素會影響到各個碳庫中同的比例，因此不同碳庫中產出的樣本需要被區別對待。大氣儲有占全體碳庫1.9%的碳元素。它是產生的地方，這些同位素只需要花不到七年的時間就能與其他碳元素充分混合。大氣中對的比值被用作其他碳庫的基準值。如果其他碳庫的比值更低的話，要么這些碳元素年代久遠導致已衰變，要么這批碳元素并非來自大氣。比方說，海洋表面的碳元素占了全體碳庫的2.4%，但其中的占比只有大氣的95%。固然，大氣和洋面之間的碳交換只需幾年光景，但洋面自身又與深海海水反復交融，其中后者的碳元素占了全體碳庫的90%有余。深海海水需要花1000年的時間才會回流至海洋表面，因此洋面的海水算是含量較低的“舊”海水和含量較高的“新”海水混合而來，同大氣中的碳元素呈動態平衡。
活躍在海洋表面的生物，其體內的含量與其所居住的水層相近。由于海洋表面的/比值較低，海洋生物的放射性碳齡通常在400年左右。相比之下，陸地上的生物和大氣之間的碳交換更為頻繁，因此其/的比值會與大氣的保持一致。這些生物的碳元素占了碳庫的1.3%；全體海洋生物的總質量只有陸地生物的不到1%，因此圖表中并未列出。動植物尸體形成的有機物，其質量是現有生物圈的三倍有余，由于它們不再與所處環境交換碳元素，其/比值比生物圈的要低。
各碳交換庫的/比值不盡相同。如果計算過程中只考慮樣本的含量，那么計算結果常常不盡如人意。科學家通常會將以下額外四大類因素也納入考量范圍：
* 大氣中/比值的變化，包括時間因素和空間因素；
* 碳庫不同部分的/比值變化；
南北半球的大氣含量變化，縱軸為當年含量同比核彈發明前時期含量，超出部分的百分比。1963年10月10日，《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正式生效。
在放射性碳定年法（以下簡稱“碳定年法”）剛剛發明的一段時間里，人們一直假設大氣中/比值維持了幾千年不變。為了驗證碳定年法的準確性，人們找來了幾樣年代已知的文物。起初，碳定年法得到的結果還和這些文物的實際年代差不多。可后來，在測算埃及已知最古老的王朝出土文物的年代時，碳定年法給出的結果和人們預估的古埃及年代之間開始出現偏差。在當時，人們還無從判斷碳定年法和預估埃及年代之間孰是孰非，但后來科學家意識到/比值并非此前所想的那般一成不變。在研究樹木年輪后，人們對這個比值的變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人們在測算年輪的成分、年齡后，繪制出了長達8000年的年輪數據表。1960年代，利用樹木年輪計算得出，埃及學家預估的年份和碳定年法給出的結論實際上是一致的。一年生植物（如玉米）的/比值和其生長年份的大氣比值保持一致。而樹木則不同，每一年都會在外表長出一圈新年輪，新的并不會影響到樹干里層，反而是里層的會逐漸衰變。因此，每一圈年輪都會記錄下其生長的那一年中大氣/的比值。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家整理出了碳定年法所需的大氣/比值：給定樹木樣本，已知樹木年齡、樣本中的原子數量''N''，人們可以套用衰變公式計算出年輪生長年份的原子數量''N''0，進而求得當年大氣的/比值。利用這些數據，人們得出了碳定年法所需要的各年大氣/比值校準曲線（見下文）。
19世紀，人們開始大量焚燒煤和燃油。這兩種化石燃料深埋于地下、年代久遠，它們的基本上都消耗光了。結果，它們焚燒產生的大大降低了大氣中/的比值。若直接照搬碳定年法對20世紀早期的物品進行測定的話，結果會比實際年代要久遠得多。基于類似的原理，大城市附近的濃度也會低于大氣平均值。這一化石燃料效應，也被稱作“修斯效應”（Suess Effect，因漢斯·修斯在1955年首次報告這一問題），對大氣中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如果給予充分時間讓這些多出來的碳元素在各碳庫中充分交換的話，的活度只會減少0.2%。但由于深海海水需經多年才會與表層海水循環融合的緣故，的活度實際減少了3%。
地上核試驗造成的影響更大，每次核試都會釋放大量中子并產生大批。從1950年開始，至1963年大氣核試驗被禁止這段時間內，據估算產生的有好幾噸。假若這批新立刻均勻分布至全體碳交換庫的話，大氣的/比值只會增長寥寥幾個百分點。但現實情況卻是大氣中的含量幾乎翻了一番，其中南、北半球分別在1966年、1964年達到峰值，被稱作“”。自那時起，碳元素逐漸交換環流至碳庫的其他部分，大氣含量也一直在下降。
光合作用是碳元素從大氣流入生物圈的主要方式。在光合作用時，比更好吸收，后者又比更容易吸收些。這三者的吸收率不同，導致大氣和植物的/和/的比值不盡相同，這一現象被稱為“同位素分餾”。
要確定一株植物的分餾程度需要同時測量和兩個同位素的原子量，再將所得的/比值與基準線“PDB”進行比較。之所以用/而不是/，是因為前者更容易測量，而且后者的比值也很容易推導出來：相對于的貧化現象與它們的原子質量之差成正比，因此的貧化是的兩倍。的分餾，也稱作，是這樣計算的：
: &#x2030;
其中“‰”代表計算結果用千分率表示。由于PDB基準中的含量非常高，大部分測算的值為負數。
北羅納德賽島的沙灘上的群。這些羊靠吃海草過冬，而海草的比草高。這些羊的值達到了?13‰，高于只吃草的羊群。
海洋浮游生物
?22‰ － ?17‰
?30‰ － ?22‰
?15‰ － ?9‰
?32‰ － ?13‰
人們對海洋生物的光合作用細節了解的不夠深入，目前已知它們的值取決于水溫。溫度較高時，不易溶于水，意味著參與光合作用的更少，分餾作用也會減少。溫度高于時，的值會更高。溫度較低時，易溶于水，也就更容易為海洋生物獲取。動物的值取決于它吃什么，要是食用高的食物，其體內的也自然會更高。動物自身的生物化學過程也會影響到結果。比如，骨質和骨膠原的含量通常會比該生物飲食的含量高（不過二者的成因不同）。骨骼中的這一富集現象也暗示了動物排泄物中的比它們吃進去的要少。
鑒于通常會占樣本碳元素總量的1%，/的比值可通過質譜法準確量出。目前，人們已通過實驗測量出了許多動植物的，但在使用碳定年法測算年代時最好不要援引這些數據，而應直接測量樣本的值。
大氣和海洋表面的碳酸鹽也會有同位素分餾的現象發生，大氣比更易溶于海洋之中。因此，海洋的/比值比大氣的要高1.5%。這一的濃縮現象與海底涌上來的“舊”海水（含量低）互相抵消，導致輻射的直接測量值與生物圈的其他地方大體一致。在將數據用同位素分餾校準后，人們測得海洋表面海水的表觀年齡約為400年。
在利比原先的假設中，全球的各個碳庫的/比值始終保持一致，但后來人們陸陸續續發現了會改變碳庫比值的若干因素。
大氣的能溶于海洋表面的海水中形成碳酸根、碳酸氫根離子，從而將碳元素融進海洋中。同時，海水中的碳酸離子也會以的形式重返大氣。這一交換過程將大氣的帶到海洋表面，但要讓分散到整個水體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深海海水和海洋表面的海水要花很久才會混合，而且就算如此各個海域的混合程度也參差不齊。深海海水主要通過上升流回到海洋表面，這一機制在赤道地區更常見些。此外，上升流也會受到海床和海岸線形狀，以及氣候、風場等因素的影響。總體看來，碳元素從大氣交換到洋面海水要比從洋面交換到深海中要快上許多，導致某些深海水體的海水的表觀放射性碳齡能有數千年。上升流將這些“舊”海水與洋面的“新”海水混合，導致人們測得洋面海水的表觀年齡為幾百年（經過同位素分餾校準）。海洋碳庫效應并非均勻分布——平均表觀年齡是400年上下，但也有地理位置相近的水域的表觀年齡差距能達數百年。這些差距可以用CALIB等軟件進行人工校準。海洋碳庫效應也適用于各種海洋生物（如貝殼、鯨、海豹等），它們的放射性碳齡也通常有數百年。
南、北半球的大氣環流各自相對獨立運作，因此兩個半球的空氣充分混合要花費不少時間。南半球的/比值比北半球的低，計算出的表觀年齡也比北半球的多40年左右。這是由于南半球的海洋面積更大，導致大氣與海水之間的碳交換更為頻繁。受海洋效應的影響，海水中貧化得更嚴重些，導致南半球從大氣中流失的速度更快。在南極附近，海水上升流更加強烈，也進一步加劇了南半球的流失。
如果淡水中混有年代久遠碳元素（比如巖石中的碳）的話，水中的/比例會降低。比方說，石灰巖主要由碳酸鈣構成，流經石灰巖的河水會混入碳酸根離子。類似地，地下水也會攜有其流經巖石中的碳元素。這些巖石十分古老，其幾乎不含任何可檢測到的。任何經過這里的水流的/比值都會下降，表觀年齡甚至會拔升至數千年，并影響到生長在水中的生物的檢測結果。這一現象被稱作“硬水效應”，因為這些水中通常含有鈣離子，是硬水的的特點。此外，腐殖質中的碳也能產生類似的影響，如果它們產生的時間比樣本的要晚的話，腐殖質可以反過來降低淡水樣本的表觀年齡。硬水效應的影響不一，其偏差沒有統一的校準值。研究人員在面對這種情況時需要進行額外的操作來確定如何校準樣本測量結果，比如分析比較淡水的沉積包覆和其相關有機物的放射性碳齡。
火山爆發時會噴射出大量的碳。這些碳元素原自地底，不含任何可檢測的，因此火山附近的/比值會下降。休眠火山也會噴發一些含量極低的物質。那些通過光合作用吸收這些碳元素的植物，其檢定的/比值就會更低些。比如，亞速爾火山口附近的植物測得表觀年齡在250年—3320年之間。
向樣本中添加任何含碳物質都會對樣本造成污染，導致測算結果不準確。樣本中混入表觀年齡低的“新”碳會導致碳定年法測算結果偏小，樣本年齡越大則偏差越嚴重。如果一個17,000年的樣本中混入了1%的“新”碳，其測算結果會減小600年；若是換成34,000年的樣本，同樣的樣本污染會造成4000年的偏差。反之，如果樣本中混入沒有任何殘留的“老”碳，會導致碳定年法測算結果偏大，其偏差值不受樣本年齡的影響。比方說，任何年代出土的樣本中如果混入了1%的“老”碳，會導致其碳定年法測算結果增大80年。在選定、保存、測算非常古老的樣本時需要額外小心，因為樣本受污染物的干擾非常大。2014年，等人表示，受“新碳”污染，許多文獻中有關尼安德特人文物的日期過于新近。
用來測量年代的樣本首先需要移除污染物等任何不良成分。這包括移除任何可見的污染物，比如樣本入土之后貫入的支根。酸液、堿液可用來洗去樣本上的腐植酸和碳酸污染物，但需注意不應移除含有待測碳元素的部分。在此基礎之上，樣本需要被轉化為適合測量含量的形式，可以是氣體、液體、固體的任何一種形式，具體取決于測量方法。
* 木質樣本常常在測量之前被轉化為只剩纖維素的形式，但鑒于這一步驟可能會將樣本的體積縮小至原先的20%，科學家也常常對整塊木材進行檢定。人們還會檢定木炭中的放射性碳，但也經常需要移除當中混雜的污染物。
* 未被火燒過的骨骼樣本也可用來檢測，一般人們會用膠原蛋白來確定骨骼的年代，這部分蛋白在清洗掉骨頭的結構材料后仍然能保存下來。在過去人們一般用羥脯胺酸，這是骨骼的構成成分氨基酸。人們一度認為羥脯胺酸很可靠，以為它只會在骨骼中出現，不過后來又在地下水中檢測到了這種氨基酸。對于燒過的骨骼，其檢測的準確度取決于骨骼樣本被燒的程度。如果骨骼只是在下被加熱的話，骨骼本身可能被碳化了，這一前提下樣本通常可用碳定年法檢定。
* 海洋、陸生生物的外殼通常完全由碳酸鈣構成，形成霰石、方解石或二者的混合物。碳酸鈣極易溶解、再結晶，而再結晶生成的物質會融入其生成環境中的碳元素，這些碳元素可能來自地底。如果人們不得不檢定再結晶生成的外殼的話，有時可以通過一系列測定找出外殼的原始材料。此外，人們還可以檢定，但這種蛋白只構成了外殼的1%至2%。
* 泥炭的三大成分是腐植酸、和，其中腐植素不溶于堿、不易被樣本環境污染，因此檢定結果更為可靠。-{zh-cn:干; zh-tw:乾掉的;}-泥炭檢定的一大障礙是移除支根，這些根須很難從樣本材料中區分出來。
* 土壤中富含有機物，但很容易被新形成的腐植酸污染，因此很難用作碳定年法的樣本材料。通常的做法是從土壤中篩出有機物，再用適合小樣本容量的檢定方法進行測算。
* 其他成功用碳定年法測出年代的材料有象牙、紙、紡織品、種子顆粒與谷物、泥磚中的禾稈和陶罐中食物焦痕。
在剔除污染物后，樣本需轉化成適合測量的形式。如果需要氣體的話，科學家通常會用。用處理的樣本需要轉化為液態形式（通常是苯）。用加速器質譜法處理的樣本，處理之前通常會轉化為固體石墨靶，但有時也會用氣態。
取樣大小也取決于樣本類型和碳定年法具體實施技術。目前有兩種技術：能測量放射性的β計數器，和加速器質譜儀。β計數器通常需要至少的樣本。加速器質譜法則更為靈敏，只需要0.5毫克的碳即可。此外，年代較久的樣本可考慮在檢定前先用熱擴散塔（thermal diffusion column）等設備富集。這個制備過程需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而且還需要將取樣大小擴大到原先的十倍，但可以提高/比值的精度，擴大放射性碳定年法的適用年代范圍。
目前通常用加速器質譜儀測量
在利比首次進行放射性碳定年法實驗后的數十年中，測量樣本含量的唯一方法是監測單個碳原子的衰變。這個方法測量的是樣本每單位質量每時間段中發生衰變的次數。這個方法也被稱作“β計數法”，因為它測量的是衰變的所放出的β粒子。1970年代晚期，人們發明了一種新的計數法——加速器質譜法（，常簡稱），可直接測量給定樣本中的和的原子個數。AMS可以直接給出/比值，不需要測量樣本的放射性活度（不過這兩者可以互相換算）。β計數法的準確度曾一度領先于AMS，但現在AMS經過不斷改善已比β計數法更為準確，因此是放射性碳定年法的首選測量法。AMS還有兩大額外優勢：對小樣本它也能給出準確的測量值，而且它出結果的速度更快——AMS只需幾分鐘即可將結果控制在1%的準確度，是從前的技術遠遠無法比擬的。
利比用的首個粒子衰變探測儀是一臺他自制的蓋革計數器。他先是將樣本中的碳元素轉化成煤煙，然后找來了一個柱形體，將其內表面涂滿了樣本制得的煤煙。隨后，他設法把蓋革計數器的蓋革管塞入這個柱形體中，盡量避免樣本和線圈之間夾雜任何其他材料。任何摻雜的物體都可能影響到放射強度的探測結果，因為衰變產生的β粒子十分微弱，只需10微米的鋁箔即可過濾掉一半β粒子。
利比的方法很快被氣體正比計數器取代。這種計數方法受“炸彈高峰”（見上文）的影響較小，其工作原理是探測樣本中產生的β粒子所制造的電離脈沖。電離脈沖與粒子能量呈正比，因而背景輻射等帶來的其他電離源能夠被辨識出來并直接濾掉。正比計數器會用鉛或鋼包裹起來，減少背景輻射、宇宙線所帶來的干擾。此外，人們還會用到探測儀，這些儀器安裝在正比計數器外部，與計數器本身同時運作。這樣一來，同時在內部和外部出現的波動就會被識別為外部干擾并過濾掉。
液體閃爍計數儀是另一常用來測量的儀器。它雖在1950年發明，但人們直到1960年代早期、發明了高效的苯合成方法之后才算將它真正派上用場。1970年后，這種液體計數儀成為新成立的測年實驗室的寵兒。液體閃爍計數儀的工作原理是讓產生的β粒子與加到苯里的熒光劑發生反應，這個過程會產生閃光并被計數儀探測到。和氣體計數器類似的是，液體閃爍計數儀也會在四周安裝外殼并加裝反符合探測儀。
氣體正比計數器和液體閃爍計數儀都是在測量給定時間內樣本產生β粒子的數量。鑒于樣本質量已知，二者的測量結果都可以表示成“次數每分鐘每克碳”（記作cpm/g C），或者“貝克勒爾每千克碳”（記作Bq/kg C，此為國際單位制）。另外，這兩種測量方法都需要測量一個空白樣本的放射性活度。空白樣本是指“老”碳構成的樣本，這些碳元素年代久遠，不應帶有任何放射性。這樣一來科學家就能獲知背景輻射的強度，再將此值從先前樣本中測得的值減去，就能獲知該樣本自身的活度。此外，人們還會測定一個標準樣本的活度作為基準線。
加速器質譜儀測碳同位素的工作原理示意圖
儀器可清點樣本中和的原子數量，從而直接得出/比值。樣本通常會被制成石墨以發射C-（帶一個負電荷的碳離子），并打入粒子加速器中。經過加速的碳離子會經過剝離器，失去若干電子變為陽離子（1—4個正電荷，即C+ — C4+）。隨后，取決于粒子加速器的結構，這些離子會經過磁場用以彎曲其行進路徑，較輕的離子比較重的離子的路徑偏折得更遠，因此碳離子會按其同位素種類分成一股股離子束。隨后，粒子探測器會統計離子束中離子的個數。不過，鑒于（和用于校正的）的離子束通量過大、來不及一個個探測，人們會用法拉第杯測量和離子束的電流大小。剝離器會產生大量正電荷，能夠斷裂掉與質量相近的分子（如）的化學鍵，從而排除雜質的干擾。絕大多數AMS儀還能測量樣本的，用來計算樣本的放射性碳齡。AMS相較于一般的質譜法，其優勢在于可以精準區分、等質量極為接近的粒子。
和β計數法類似，AMS也要用到空白樣本和標準樣本。AMS會用到兩種空白樣本。一種是未經過任何化學處理的“老”碳，用來檢測任何儀器背景噪音；另一種被稱作“處理空白樣本”，也是老碳構成的空白樣本，但會用和被測樣本相同的化學手法處理。背景噪音樣本上出現的信號通常要么來自和，要么就是有的離子在探測器中未按照預期的路徑行進。處理空白樣本上的信號則能夠檢測在預處理樣本時造成的污染。這些信號在后續的計算中會用到。
測得的、和會用來計算''Fm''（，現代碳分數）。''Fm''是指樣本/比例除以當代碳中/比例。其中，當代碳指排除化石燃料效應的前提下在1950年測算的/比例。
放射性碳定年法的計算步驟取決于之前的測量方法——β計數法測量的是樣本的放射性，AMS測的是碳的三個同位素的比例。二者的測量值均需在同位素分餾效應的基礎上轉化為同時期的木質樣本的測量結果——木質樣本的已知，為?25‰。隨后將轉化后的測量值代入以下公式，即可計算得到放射性碳齡：
注意這里的計算使用的是利比平均壽命8,033年。此值由利比半衰期5,568年算出，而非出自更準確的現代測量值5,730年。這個偏差會在之后的校準中糾正回來。
放射性碳定年法通常只能測算5萬年內誕生的樣本，超過這個時間的樣本中極低，難以測量。一些碳定年法測得的更古老的樣本用到了特殊的樣本制備方法、大樣本容量，并進行了長時間的測量。這些方法加在一起可以測定距今6萬年甚至7.5萬年的樣本。延長測量時長、控制樣本容量大小能夠提高結果的準確度——如果用β計數法測量某個樣本需要250分鐘才能讓結果誤差有68%的幾率落在±80年之內，那么花上500分鐘測量但是的樣本容量減少一半也可得到同樣的置信區間。
碳定年法的測定精度通常為平均值附近一個標準差（記作1σ）內。然而，1σ只有68%的置信水平，因此樣本的實際真實年代可能超出測量結果給定的年代范圍。1970年，大英博物館放射性碳實驗室進行了一項實驗，在6個月之內每周對同一個樣本測算一次年代。測算結果服從正態分布，但彼此間差異極大，有不少測量結果的1σ年代范圍互相之間不重合。比如有一個結果落在4250年—4390年，另一個落在4520年—4690年。
樣本制備步驟中的失誤會導致結果出錯。如果用作參考的現代碳樣本中的苯揮發了1%，液體閃爍計數儀的結果就會比正常值少80年。
一株古老的刺果松留下的樹墩。人們在這些樹墩中對三個年輪取樣，與其他樣本綜合分析后制成了放射性碳定年法的校準曲線。
上文中的計算假設歷史上/比值一成不變，計算結果以“放射性碳年”表示，而非真正的歷法年份。利比本人在1955年時就已經指出/比值很可能一直在變化，但直到后來已知歷史年份和碳定年法測出來的結果分歧越來越多，人們才開始意識到測算結果需要校準才能得到真正的結果。
為了確定放射性碳年所對應的歷法年份，人們需要一批真實年代已知的樣本，并測定這批樣本的放射性碳齡。人們首先將目光投向了樹木的年輪。隨著每年旱季、雨季的交替，樹木會生長出一圈圈薄厚不一的年輪。氣候會影響局部地區的全體樹木，因此科學家得以對各個樹木的年輪橫向比較，確定有哪些年輪的年代范圍互相重合，由此進一步確定從古至今各年代對應的年輪。發表了首個年輪測算序列表，用的是刺果松的年輪。漢斯·修斯在1967年用弗格森的數據發表了首個放射性碳定年法的校準曲線。校準曲線顯示了兩種不同的變化，一個種是在九千年間的趨勢走向，另一種是更局部的波動，通常只持續數十年。修斯說這些局部波動顯示了“宇宙的動蕩”（cosmic ''schwung''），即這些波動很可能受來自地外力場的影響。不過，當時人們不清楚這些波動是真實的還是修斯杜撰的，但現在人們對宇宙線的影響已經有了更完善的認識。這些局部波動現在被稱作“德弗里斯效應”，以荷蘭科學家命名。
使用校準曲線時，科學家需要在縱坐標上找到實驗室中測算結果給出的放射性碳齡，然后確定該縱坐標在曲線上所對應的橫坐標。這一步驟與上文描述的校準曲線生成過程剛好相反。生成曲線時是給定歷法年份，標出年輪等年份已知的樣本的放射性碳齡；而使用曲線則是給定放射性碳齡，求出真實歷法年份。
北半球的校準曲線，基于IntCal20生成，是最新發表的標準校準曲線。圖中的對角線代表“放射性碳年等于歷法年代”所在的直線。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里，科學家又陸陸續續發表了許多不同的校準曲線，用了多種不同的技術和統計學方法。后來，人們整合出了IntCal系列校準曲線。IntCal系列在1998年首次出版，后分別在2004年、2009年、2013和2020年進行過更新，使用了來自年輪、、珊瑚、植物的、和有孔蟲的新數據。考慮到半球效應，IntCal20將北半球、南半球的數據分開羅列。南半球的校準曲線SHCAL20由獨立數據匯總而來，缺少直接數據的時候會補入北半球的數據，再外加平均偏差值。此外，人們還發表了海洋校準曲線MARINE20。
在需要對多個樣本測算結果進行校準時，人們會用到貝葉斯統計方法對結果進行分析。譬如，從不同地層中提取的一系列樣本，通過其他間接的的考古學證據可以獲知其產生的先后次序，這時人們便可以用貝葉斯分析來推測出異常值，還可以更精確地計算概率分布。貝葉斯分析最開始只能在大型計算機上進行計算，但現在人們已經可以運行OxCal等程序在個人電腦上計算日期了。
多個樣本的時間間隔如果已知，人們會用這些時間間隔和校準曲線互相比較，以此精準匹配樣本的誕生年代。這一過程也被稱作“波動匹配”，其準確度比對樣本單獨測算的準確度要高。波動匹配在校準曲線較為平緩時比截距法（intercept method）或概率法更為有效。這一技術也不一定非要用到年輪。新西蘭層狀火山噴發碎屑產生于人類登島以前，科學家通過波動匹配后確定其確切年代為公元前1314±12年。曲線的波動也意味著校準曲線可能給出多個年份——曲線上下搖擺會導致有兩點縱坐標相同，但橫坐標不同。
自首個樣本的測算日期被發布以來，學界在報告樣本日期時使用過多種日期格式。，《》期刊規定的日期格式如下：
未經校準的日期應當以這個格式列出：“:  ±  BP”。其中：
* 包括進行檢定的實驗室名稱，以及樣本編號
* 是實驗室測得的樣本年份，單位是放射性碳年
* 是實驗室對放射性碳齡誤差的估計，置信水平為1σ
* BP指“距今”，此處“今”指公元1950年
舉例來說，未經校準的日期“UtC-2020: 3510 ± 60 BP”表示樣本在烏得勒支·范德格拉夫實驗室受檢，樣本編號2020，其中檢定年份是距今3510年（即公元前1560年），誤差±60年。此格式有時會有一定的變化，比如“10 ka BP”指距今10,000放射性碳年（即公元前8050年），人們有時還會明確列出“ yr BP”，以便與其他定年法（如熱釋光測年法）區分。
經過校準的年代一般會冠以“cal”以示區分。《放射性碳》指定了兩種校準日期格式。較為常用的格式是“cal  ”，其中：
* 表示指定置信區間對應的年代
比方說，“cal 1220–1281 AD (1σ)”表示此日期經過校準，結果落在公元1220年—1281年間，置信水平為一個標準差。校準日期還可以寫成BP、BC的形式，此處BP依然從1950年算起。用于校準日期的曲線應當使用最新的IntCal。此外，研究人員還應指出計算中使用了哪一計算機程序。2014年，《放射性碳》上的一篇有關報告放射性碳日期慣例的文章建議研究人員列出對樣本的處理方法，包括樣本材料、預處理、質量管理方法、校準軟件的版本號、校準模型、校準選項等，此外還應給出各個年代范圍所對應的概率大小。
放射性碳定年法有助于人們進一步理解一個關鍵概念——文物間的，即考古遺址出土的多樣文物之間的關系。多數情況下人們可以從文物上直接取樣、鑒定，但不是所有的文物都可以進行檢測。金屬陪葬品就無法用碳定年法測定年代，但同一陵墓中的其他文物，像是棺槨、木炭等，一般可以假設是在同一時間入土的。這種情況下，棺槨或木炭測出來的年代就可以反映出陪葬品的年代，因為這幾樣物品之間存在直接功能性關系。有的樣本之間的功能性關系并不強烈，但存在著其他聯系，比如垃圾場里的木炭層年代與垃圾場本身的年代范圍應當大體一致。
樹木在生長期間只有最外層的年輪會與環境之間交換碳元素，因此木質樣本測定的年代取決于取樣地點。這也就意味著木材樣本的放射性碳齡可能比樹木被砍伐的年代要久遠。此外，如果木材在入土前曾多次輾轉用作其他用途的話，在考古遺址中取得的木材樣本所測出的年代與文物實際入土的時間差得會更遠。這一現象通常被稱作“”。人們在英格蘭維西·貝德矮林曾發現過青銅時代的一條，用來鋪路的木材有曾用于其他用途的痕跡。河岸發現的漂流木也可能曾經用作建材。但不是每次都能發現木材被反復使用的痕跡。其他材料也有類似的問題：比如在新石器時代，有的人會用柏油對水桶作防漏水處理。任何年代出產的柏油的放射性碳齡都遠遠超出實驗室儀器的測定范圍，因此如果研究人員不謹慎的話很容易被水桶的測定結果誤導。另一個與再利用相關的問題是對材料的長時間使用，或使用完畢后很久才報廢，這種情況下測出的樣本年代會比實際入土年齡要大。
除了考古學外，放射性碳定年法還可用于地質學、沉積學、湖泊研究等多個領域。古植物學家和古氣候學家可以通過AMS對小容量樣本進行檢定，從而確定沉積物序列中的花粉、少量植物材料和木炭的年代。在研究一個特定的地層時，科學家可通過地層中的有機物從而確定該地層的年代，還可以將該地層的數據拓展應用到另一地層上。
放射性碳定年法還可用于測定生態系統中釋放的碳元素的年代，從而可以用來監測因人類活動、氣候變化從土壤中釋出的碳。最新的野外數據采集技術還能讓科學家檢定甲烷和二氧化碳的年代，二者皆為重要的溫室氣體。
更新世是一個大約始于260萬年前的地質年代。當前的地質年代是全新世，始于約11,700年前、更新世結束之際。20世紀的地理學家一直在確定這兩個地質年代的準確界限（此處界限被劃定為全球氣候驟然變暖的時刻）。美國威斯康星州有一座化石森林（現在的）。研究認為森林在瓦爾德斯（Valders）冰川重新發展時被毀，這是更新世結束時該地區最后一次冰川南移。在放射性碳定年法發明之前，科學家一直在試著將圖克里克斯提取的沉積物與斯堪的納維亞的樣本序列進行比對，估算出森林的年代范圍在距今24,000年至19,000年之間，并認定這是在徹底消退前的最后一次發展的年代，標志著更新世在北美洲的完結。
1952年，利比從圖克里克斯化石森林和附近其他情況類似的兩地提取了樣本并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測算，求得樣本年代為距今11,404±350年。當時人們對放射性碳了解得不夠深入，導致這一結果未經過校準。在接下來的十年里，科學家陸陸續續發表了若干結果，平均值為距今11,350年，其中較為準確的一組數據的平均值為距今11,600年。古植物學家曾研究過斯堪的納維亞紋泥，以他為代表的一眾學者曾對放射性碳定年法求得的結果持異議，但最終其他地質學家決定不再采信安蒂夫斯的反對觀點。1990年代，科學家將這批樣本用AMS重新測了幾遍，結果落在距今11,640年—11,800年間（未經校準），標準差皆為±160年。隨后，從圖克里克斯化石森林取得的樣本被送往70多個實驗室進行檢定，測算結果的中位數為距今11,788±8年（2σ置信水平），校準后得到距今13,730年—13,550年。圖克里克斯化石森林的放射性碳定年年代讓現代科學家獲益匪淺，對人們了解更新世末期時北美洲冰期情況至關重要。
大以賽亞卷軸（Great Isaiah Scroll）局部。大以賽亞卷軸是死海古卷之一。
1947年，科學家在死海附近的一個洞穴中發現了用希伯來語和亞拉姆語寫成的死海古卷，大部分可能是猶太小眾教派艾賽尼派所作。這些卷軸中包含了希伯來圣經已知的最早版本，因此對圣經文本的研究意義非凡。這些卷軸被亞麻布包裹著。1955年，利比對裹著的亞麻布取樣分析，估算年代為大約距今1,917±200年。古文字學家根據書寫風格的分析估算了21個卷軸的年代。1990年代，人們從這21個卷軸中選了一大半進行取樣，再加上剩下沒有經過古文字學分析的卷軸，一同送往兩所AMS實驗室測定。年代結果分布在公元前4世紀早期到公元4世紀中期。送檢的卷軸中除了2個卷軸外，大多數卷軸測定的年代與古文字學分析的相差都不到100年。大以賽亞卷軸也在這批送檢樣本中，但由于對應時間段的校準曲線出現波動導致人們測算出兩個年代范圍：卷軸年代落在公元前355年至公元前295年的概率為15%，落在公元前210年至公元前45年的概率為84%，二者的置信水平均為2σ。但也有批評指出，在卷軸送檢之前，人們用現代生產的蓖麻油對這些卷軸進行過處理以方便閱讀，結果在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測算時沒能將這些蓖麻油清干凈，導致樣本污染，測出的年代也過晚。支持和反對這一批評的論文都不少。
有時，放射性碳定年法也會拿來用來檢定一些大眾感興趣的東西，比如都靈裹屍布（一塊亞麻布，有人認為是耶穌基督十字架受難后的殮布）。1988年，三所實驗室，結果顯示樣本出自14世紀，而非此前以為的1世紀。
在利比1949年發表那篇《科學》論文后不久，世界各地的大學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放射性碳定年法實驗室。在1960年時，全世界運作中的研究實驗室超過了20所。人們很快意識到放射性碳定年法背后的原理很經得起推敲，雖然在那時人們也有留意到碳定年法給出的結果和樣本實際年代有所出入，但當時人們并不清楚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
放射性碳定年法的發明對考古學意義重大，常被稱為“放射性碳革命”。人類學家R·E·泰勒評價道：“數據展示出的時間跨度打破了各地、各區域、各大洲的界限，為人類打開了通往史前世界的大門。”在此之前人們只能通過分析地層或石器、陶罐的類型來確定考古遺址的年代，放射性碳定年法對日期的測算能得到比這些方法更加精確的結果。此外，放射性碳定年法的結果還讓科學家得以橫向比對發生地點很遠的兩個事件，也讓考古界實地數據采集方法更上一層樓（因待測樣本與出土文物間的關聯性變得更強）。有時候，這些實地考察方法之所以能有改善，是因為有學者希望推翻碳定年法得出的結論。放射性碳帶來的另一大好處，泰勒表示，便是考古學家終于從推定文物年代的重活中解放出來，可以把精力放在那些他們真正感興趣的研究話題上。比如，1970年代開始，考古界開始將興趣轉移到了人類行為的進化史上。
放射性碳定年法還改變了人們對史前歐洲新發明傳播方式的看法。此前研究人員曾認為，新發明是通過陸路傳播逐漸滲透到各地的，或者是被侵略者帶入到被入侵的一方。但放射性碳定年法逐漸否定了這一看法，現在人們相信這些新發明是從當地社會內部自發地出現的。這一變革也被稱作“第二次放射性碳革命”。考古學家揶揄放射性碳定年法對史前英國研究的沖擊，稱其為給“逐漸惡化的入侵主義”的“放射……療法”。更廣泛地說，放射性碳定年法成功激起了考古學家對考古數據進行數理分析與統計的興趣。泰勒也將AMS所帶來的沖擊、對小樣本的精準測定形容為第三次放射性碳革命的前奏。
研究人員還研究過其他元素由宇宙線產生的放射性同位素，以期這些元素能在考古學中發揮作用。目前，人們研究過的同位素有、、、和。隨著AMS在1980年代的發展，人們現已能夠準確測量這些同位素，并將其應用到碳定年法的實戰之中，目前主要是在測量巖石的年代。天然產生的放射性同位素也可以用來定年，如鉀－氬年代測定法、和等。考古學家常用的年代測定技術還有熱釋光測年法、、電子自旋共振和。另還有依靠每年生成的一層新物質來確定年代的，如樹輪年代學、和年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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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料戰斗是1835年11月26日得克薩斯革命期間的小規模戰斗，墨西哥陸軍和德克薩斯陸軍在墨西哥屬德克薩斯圣安東尼奧貝克薩爾附近交手，以德克薩斯獲勝告終。得克薩斯革命已于同年10月2日正式拉開帷幕，月底德克薩斯人已開始圍困整個德克薩斯領地墨西哥駐軍最多的貝克薩爾。戰事膠著之下，許多德克薩斯軍人離隊回家，少數美國冒險家取而代之。
11月26日，德克薩斯偵察兵聾子史密斯得知約50至100名墨西哥軍人帶著運貨的騾子一起前往貝克薩爾，騾子馱有用于支付軍晌、購買軍需的金銀。愛德華·伯勒森命令詹姆士·鮑依上校帶領35到40名騎兵攔截，一同前往的還有100名步兵。戰斗開始后，墨方馬丁·佩費托·德·科斯將軍從貝克薩爾派兵增援。多輪進攻均被德克薩斯人打退后，墨西哥軍人撤回貝克薩爾。德克薩斯人準備收取戰利品時才發現騾子身上根本沒有金銀，馱的都是新割的草料，準備喂食駐軍馬匹。共有四名德克薩斯軍人受傷，歷史學家阿爾溫·巴爾認為墨方有三人陣亡，鮑依和伯勒森起初聲稱的敵軍傷亡人數更要高得多。
阿拉莫駐軍統帥馬丁·佩費托·德·科斯將軍
1835年10月2日，德克薩斯殖民者主動攻擊墨西哥駐軍，正式拉開得克薩斯革命序幕。戰役結束后，憤怒的殖民者繼續在岡薩雷斯集結，期望早日結束墨西哥對當地的統治。10月11日，缺乏組織的志愿軍選出史蒂芬·奧斯丁擔任部隊統帥，他曾在德克薩斯建立第一個英語殖民定居點。數天后，奧斯丁帶領剛剛成立的部隊朝圣安東尼奧貝克薩爾進軍，當地駐守的墨軍統領是墨西哥總統安東尼奧·洛佩斯·德·桑塔·安納的妹夫馬丁·佩費托·德·科斯將軍，負責監督阿拉莫駐軍。十月下旬，德克薩斯軍隊開始圍困貝克薩爾。
11月26日上午十點，德克薩斯偵察兵聾子史密斯趕回營地報稱，約有50至100名墨西哥軍人同一隊騾子或馬正朝貝克薩爾行進，距離不足八公里。此前，德克薩斯人一連多日聽到傳言，稱墨西哥駐軍正在等待一批用于支付軍晌、購買軍需的真金白銀。德克薩斯人沒有軍晌，大多數人都希望去把這批金銀劫走。愛德華·伯勒森要求大家冷靜下來，然后命令詹姆士·鮑依上校帶35到40名騎兵先行偵查，如無必要切勿交戰。鮑依選出的先鋒隊包括部隊槍法最好的12人，毫無疑問，他肯定會故意找理由進攻。為了制止蠢蠢欲動的眾人，伯勒森派威廉·杰克率100名步兵前去增援。
詹姆士·鮑依在草料戰斗中統領德克薩斯騎兵
鮑依帶領的騎兵在距貝克薩爾約1.6公里處（很可能是在阿拉贊河、阿帕奇河與圣佩德羅河交匯處附近）發現正穿過干燥山溝的墨西哥人。騎兵發起沖鋒，驅散騾子，雙方騎兵短暫交火后下馬在干燥的河床中找掩護，墨方反擊被打退。發現戰斗打響后，科斯將軍派50名步兵并帶一門加農炮前去支援，希望能掩護騎兵和物資抵達貝克薩爾。德克薩斯步兵聽到槍聲后也急速趕往戰場，一度從齊腰深的水中渡過。步兵逼近時戰場非常安靜，難以確定敵我位置，結果德克薩斯步兵意外走進墨西哥騎兵和步兵陣地。墨方開火后，德克薩斯步兵馬上臥倒，托馬斯·魯斯克率15人把距離最近的墨西哥騎兵逼退，為步兵爭取找掩護的時間。
德克薩斯騎兵和步兵匯合，伯勒森的父親詹姆斯·伯勒森率騎兵向墨方陣地沖鋒并高呼：“弟兄們！人這輩子要死也只有一次！他們都躲在溝里呢！沖啊！”墨方共打響三炮，迫使敵方退卻。墨西哥騎兵三次進攻，試圖為大炮爭取更好的攻擊位置，但均被擊退。接下來墨西哥步兵開始進攻，據魯斯克記載：“面對我們的猛烈火力，這些人極其冷靜并勇敢前進……秩序井然，毫不混亂。”但在發現詹姆斯·斯威舍帶領騎兵企圖奪取加農炮后，步兵放棄進攻，墨西哥人撤回貝克薩爾。
托馬斯·魯斯克上校也曾參與草料戰斗
四名德克薩斯人在戰斗中負傷，另有一人臨陣脫逃。伯勒森的報告聲稱墨方15人陣亡，七人受傷，鮑依稱敵軍死亡人數高達60人。歷史學家阿爾溫·巴爾的著作《德克薩斯人起義：1835年圣安東尼奧戰役》認為墨軍有三人死亡，14人負傷，傷亡人員主要集中在騎兵連。伯勒森肯定所有軍官的表現，其中鮑依所獲贊譽最多。
德克薩斯軍人俘獲馬和騾共40匹，但出乎意料的是，馬鞍袋里沒有金銀，而是準備喂食貝克薩爾駐軍馬匹的新割草料，這場戰事因此獲名“草料戰斗”。是役雖被歷史學家··埃德蒙森斥為“荒唐”，也沒有奪得有價值的戰利品，但依然起到團結德克薩斯軍隊的作用。數天前，這支部隊陷入嚴重分裂，許多人不愿冒險參加曠日持久的圍城戰或突擊戰，有些已經回家。但在贏得草料戰斗后，許多人變得更有信心，相信即便寡不敵眾，他們依然能夠戰勝貝克薩爾駐軍。德克薩斯人還堅信，派兵離開安全的貝克薩爾前來支援，正是科斯將軍走投無路的表現。
12月1日，幾名美國人說服科斯同意他們在貝克薩爾自由通行。塞繆爾·馬維里克等人一開始信誓旦旦地聲稱會離開德克薩斯，實際上卻馬上加入德克薩斯叛軍，提供城內布防信息，還告訴眾人墨軍士氣低落。在草料戰斗獲勝的鼓舞下，德克薩斯人于12月5日進攻貝克薩爾，科斯同月9日投降。墨軍最終接受假釋條件撤出德克薩斯，殖民者獲得全盤控制權。
*  1835年11月27日威廉·杰克寫給愛德華·伯勒森的信，談及草料戰斗 ，德克薩斯州圖書館和檔案館網站提供。
*  1860年羅伯特·漢考克·亨特講述草料戰斗
*  1874年11月28日，朱利安·迪亞斯養恤金請愿書，其中就有介紹草料戰斗
塔爾諾波爾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原波蘭塔爾諾波爾（今烏克蘭捷爾諾波爾）建立的猶太人隔都，由黨衛隊建立于1941年。
根據，塔爾諾波爾的民族構成多樣，其中猶太人占44%.  塔爾諾波爾擁有該地區最大的猶太人社區，其中大多數猶太人以波蘭語為母語。蘇聯入侵波蘭前夕，城市中的猶太人口達到了1.8萬人。
納粹德國入侵蘇聯（巴巴羅薩行動）伊始，德軍占領塔爾諾波爾，幾天后開始了首次屠殺猶太人的行動。為期一周的殺戮中，有1,600至2,000名猶太人遇害。兩個月后，隔都正式建立。，德意志國防軍占領塔爾諾波爾。數百名猶太人和蘇聯人一同倉皇逃往東方。不久后，納粹在塔爾諾波爾監獄發現了1,000名的尸體，接著又在附近的城鎮發現了1,000具尸體。依據納粹的猶太布爾什維主義虛假宣傳，德國人宣布猶太人應為蘇聯的這些暴行負責。
兩天后城中爆發了一場反猶騷亂，從一直持續到。住宅被毀壞、猶太會堂被焚毀、猶太人遭遇無差別殺害。根據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估計，共有1,600名猶太人在騷亂中遇害。他們有的死在監獄中、有的死在學校、還有的死于后來的猶太會堂大火。約有1,000名猶太人被C別動隊下屬的黨衛隊4b特遣隊殺害。部隊由京特·赫爾曼（Guenther Hermann）指揮，此前他剛剛從現場返回。另有600名猶太人被殺害。這支民兵由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建立，一個月后更名為。他們殺害的猶太人幾乎全是男性。約有500名猶太人在塔爾諾波爾市郊的公墓被殺害，殺害他們所用的武器由國防軍分發。根據的天主教司鐸帕特里克·德布瓦神父在烏克蘭的采訪，有些受害者慘遭斬首。
德國當局下令成立一個60人的猶太委員會。委員會主席由教師馬雷克·戈特弗里德擔任。猶太人被召集到警察總部聚成一組，用卡車拉出城，在臨近的Zagroble的一處秘密地點處決。1941年8月初，塔爾諾波爾的猶太人被要求佩戴大衛星，并在上面標明自己的住址。納粹在屠殺行動之后不久組建了新的猶太委員會，原來委員會的成員下場未予公布；當局要求支付150萬盧布的贖金。古斯塔夫·菲舍爾（Gustaw Fischer）被任命為新委員會的主席。ref name="sztetl.org"/>
1941年9月，Gerhard Hager治下的德國占領當局宣布在城內建立專門的猶太隔都，范圍在舊廣場和小市場廣場附近的棄置區域，僅占市區面積的5%. 隔都內的人口密度提高了兩倍，容納了1.2萬至1.3萬名猶太人。非法離開隔都會被處以死刑；隔都內實行食物配給制。隔都內的條件在年內急劇惡化：1941年末至42年初的冬季，由于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和對于衛生條件的考慮，猶太委員會開始將尸體埋到萬人坑中。德國當局為猶太奴工在Kamionka、Podwo?oczyska、Hluboczka以及Zagroble建立了附屬于隔都的勞動營。
Staroszkolna街上的塔爾諾波爾猶太會堂被毀
隔都的首次清場行動發生在，距離最終解決方案啟動過去不久。當時，塔爾諾波爾西北的貝烏熱茨滅絕營已經在全力運作。約有三四千名猶太人在圍捕后被鎖在沒有水喝的牲畜車廂里。運輸車在車站滯留兩天，車上的受害者不斷呼救；此時，另一趟列車裝載著茲巴拉日隔都和米庫林齊隔都的猶太人開進車站。兩班列車在車站連為一趟大屠殺列車，向貝烏熱茨開去。車上至少有6,700人死于窒息和干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