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拜月教少主，後繼位拜月教教主，華蓮、明澈之女。以燁火身分用計騙取青嵐信任潛入沉沙谷，於盜取機關地形圖後，使拜月教得以攻滅沉沙谷。能以蕭聲操控紅蝠，善於用蠱，手段毒辣，作惡多端，喜歡迦若（青嵐）。為了不想失去迦若而決定不告訴他真相，最後在拜月教最終戰役中與迦若在月宮同歸於盡。
三大飛仙之一，江湖人稱血魔，舒靖容之父，在與華蓮一戰中身中血蠱，為保護女兒，自殺而亡
三大飛仙之一，沉沙谷主，青嵐、青羽、青冥之師，拜月教攻入沉沙谷一戰中，於火藥爆炸中而亡。
三大飛仙之一，南楚、蕭憶情、池小苔之師，於幻花宮中毒針而死。
蕭憶情之父，雪紋之夫，聽雪樓先樓主兼創立者
拜月教前占星師，占星預言無不應驗。華蓮師妹，蕭逝水之妻，蕭憶情之母，為保護丈夫孩子，回到拜月教，後被囚於紅蓮幽獄中。在拜月教一戰中被明河困住，死於拜月教中。
謝冰玉/江千媚
謝家千金，出嫁時遭天理會劫殺，被舒靖容救下後加入聽雪樓嵐雪閣，改名為「江千媚」，喜歡昊天（青崖）。
南海霸主龍家主人，受龍夫人所迫，以醜陋面容測試新娘對龍家的忠誠，紅塵的雙生哥哥，喜歡千媚。
幻花宮宮主，拜月教教主華蓮之夫，明河之父，明吟的養父，深愛華蓮。當年因妻子鍾情蕭逝水，明河尚且年幼時便孤身離開拜月教，與幻花宮前任宮主織情相好，在宮主死後繼承其位成為幻花宮宮主。因思念華蓮刻意將幻花宮改成有如拜月教一樣的宮閣。幻花宮一役被打成重傷武功盡失，死於高夢非的劍下。
幻花宮少宮主，明澈的養女，潛入龍家取得淺碧躑躅花花種，殺死龍家老夫人嫁禍蕭憶情。與江南第一劍客碧落有一段感情糾葛，幻花宮一役被池小苔所刺，亡於碧落懷中。
拜月教左護法，蕭憶情的好友，冰凌之夫，喜歡冰凌，沉沙谷一役後被蕭憶情所救，後為聽雪樓所策反，終帶領拜月教向善。
拜月教中的占星女使，蕭憶情的好友，孤光之妻，多次遭明河的威脅，是明河控制孤光的籌碼。
秦家養女，有著高超的醫治能力，江湖人稱薛神醫，受南楚所邀加入聽雪樓，喜歡蕭憶情。
於殷家滅門時唯一倖存者，也是唯一能鑄造出國色劍之人，情繫南宮無垢無果。得聽雪樓相助揭破南宮無垢及拜月教計謀，殺死南宮無垢家仇得報後自殺身亡。
南宮家少主，與殷流硃情投意合，覬覦國色劍而與拜月教聯合將殷家滅門，計謀敗露後為殷流硃所殺。
雷家霹靂堂主，雷楚云之父，因利益所驅販賣火藥給敵國，且與拜月教勾結為其提供火藥，並收受官員賄賂，終因聽雪樓查明真相而遭全門流放邊疆，途中遭拜月教滅門。
雷楚云/秋謢玉
雷震天之子，雷家收賄在發配邊疆途中拜月教殺光全家，被舒靖容所救。後練成雷家絕學焚天龍陽訣，成為風雨組織首領。於拜月教一戰中死於血薇劍下
武器：淚痕劍訓練聽雪樓吹花小筑殺手，與任飛揚結義，惟高家與任家上代有血海深仇，後帶葉風砂離開聽雪樓被拜月教所殺，喜歡葉風砂。
武器：問情劍憧憬闖蕩江湖快意恩仇，與高歡結義，並將佩劍問情劍與其佩劍淚痕交換，被高歡下毒讓秋護玉救起後加入風雨組織，後來離開入了聽雪樓，被拜月教所圍死于秋護玉之手。
碧落之師妹，石明煙之姑姑，與高歡離開聽雪樓之後被拜月教所殺，喜歡高歡。
怡紅院婢女，喜歡任飛揚，為了挑撥拜月教與聽雪樓，不惜用花盆打斷雙腿。最後悔改並加入聽雪樓
麗妃/霍青嵋
鎮南王最寵愛的側王妃，金刀霍家的千金。
2019年希臘羽毛球國際賽為2019年度的希臘羽毛球國際賽，屬世界羽聯未來系列賽級別，亦是2019年歐洲羽聯巡迴賽的其中一站。本屆賽事於2019年5月2日至5月5日在希臘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內的National Athletic Center舉行。
Katrin Neudolt
維多利亞·阿達梅克 維多利亞·達布琴斯卡
米洛什·博哈特 馬格達萊納·斯維爾琴斯卡
美國法律總匯，是通過編年體的方式，由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自1937年開始編輯的官方法律匯編。總匯中有所有美國建國以來通過的法律，至今已經有125卷總匯出版。所有經由國會通過的法律以單行法的形式發布，每次國會會議結束后，再被統一收錄在總匯中。這些法律會被分類為私法和公法，經過編號后發布，再編入總匯，最后編入法典。
1845年，在美國國會聯合決議案的規定下，一家私人出版社承擔了出版國家法律匯編的權利。私人承包期間，一共有過三位總編輯，分別是第1-8卷的總編理查德·彼得斯，第9-11卷的總編喬治·米諾，第11-17卷的總編喬治·桑格。
1874年，依據國務卿的指令，國會將出版的權利移交給了美國政府出版局。
1947年7月30日，在公法Pub.L. 80–278的規定下，匯總、編輯及出版權屬于國務卿。
1950年9月23日，在公法Pub.L. 81–821的規定下，上述權利移交于行政事務管理局。
自1985年至今，總匯的編撰和出版由美國聯邦公報局和美國國家檔案總署一同負責。
在1948年之前，所有美國參議院通過的條約和國際協定也被收錄在總匯中，現在這些內容從總匯中去除，單獨出版為《美國條約和其他國際協定》，簡稱UST。總匯中還包含了自由宣言、邦聯和永久聯合條例、憲法及憲法修正案和總統聲明。國會一些比較冗長、內容繁復的法案會單獨成為總匯的附錄，例如總匯第68卷App.A-美國1954年國內稅收法。
很大一部分公法是作為美國法典的修正案立法的，當一法案通過后，它會被編入總匯，并對現有的美國法典中的相應內容進行添加、修改或刪除的處理。當對公法的修訂中只有制定語句、有效日期以及相似內容時不一定會被法典化。通常私法也不會被法典化。
美國法典有一部分不是作為實在法立法的，因此當美國法典中非實在法的條款和總匯中的條款起沖突時，以總匯的文本為優先選擇。
*  How Our Laws Are Made, by the Parliamentaria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 PDF).
*  我們是如何立法的, 眾議院制作 ( PDF).
*  法律總匯第1-18卷（1789-1875年） ，由國會圖書館開放瀏覽。
*  法律總匯第1-64卷（1789-1951年），由 Congressional Data Coalition通過  LEGISWORKS.org開放瀏覽。
*  法律總匯第65-125卷（1951-2011年），由國家出版局和國會圖書館通過聯邦電子系統開放瀏覽。
*  法律總匯第1-124卷，由Constitution Society開放瀏覽。
*  自1995年（第104屆國會）至今的公、私法匯總 由國家出版局以單行法的形式用總匯的頁碼注釋發布。
*  法律總匯第1-44卷（1789-1927年），含有DjVu和PDF格式可選，也有OCR選項。
*  美國法令和法規：歷史脈絡、注釋、名單、表格和來源，來自于華盛頓特區法律圖書館管理員社會。
*  美國修訂制定法第二版（1878年）
大臺南公車70路（又稱臺南捷運藍線先導公車、中華環線）為大臺南公車第20條市區公車，亦為全市第113條公車路線，由興南客運營運。以永華市政中心（府前路）為起訖點，分為左環線及右環線，70左先行駛健康路，70右則先行駛於中華北路。路線大多停靠未來臺南捷運車站的附近，部分則停靠在人口密集較多之地區，可讓民眾熟悉捷運位置，以便利學生與上班族通勤。全線主要以電動公車行駛，於2019年3月5日正式通車。
根據2019年運量統計，本線運量為27萬6360人次，在全臺南市公車路線運量排第23名。
*2019年1月14日：首批9輛營運用車陸續交車。
*2019年3月4日：於永華市政中心舉行啟航典禮。
*2019年3月5日：正式上路營運。
*2019年9月6日：新增「二二八公園」、「南臺別院」、「市政中心（永華路）」招呼站。
*2019年11月30日：配合南鐵C211標小東路地下道施工，小東前鋒路口禁止左轉而改道行駛東豐路，70右暫時取消停靠「成功大學」及「小東路」站，臨時停靠「成大醫院（勝利路）」站。
*2020年10月18日：南鐵C211標小東路地下道施工完成開放大型車左轉及行駛，70右恢復停靠「成功大學」及「小東路」站，不再停靠「成大醫院（勝利路）」站。
*全程行車里程數：約18.9公里
*全程行車時間：尖峰約60～80分、離峰約50～60分
*行經行政區域：安平區、北區、永康區、東區、南區、中西區
*依一段票計費：全票18元，半票9元。
*2018年12月 9輛GOLDEN DRAGON XML6125JEV：EAA-727~EAA-729、EAA-731~EAA-737
* 大臺南公車70線路線圖&時刻表
云南貨幣史是指中國云南省流通使用貨幣的歷史。早在公元前4世紀，云南就和中原及東南亞產生了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聯系，貨幣發展深受兩地影響。云南地區從春秋晚期到明末清初主要使用貝幣，不過早期海貝是否為貨幣仍有爭議。清朝時期，云南主要使用銅錢和銀兩等金屬鑄幣，而且云南所產的銅供應了全國多地的鑄錢局。民國初年，云南地區流通最主要的貨幣是本為五角銀輔幣的“半開銀元”，銅元和紙幣也有流通。抗戰時期，云南推行法幣，紙幣才最終成為主流。由于云南本省各地區之間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貨幣流通曾長期呈多元化，在人民幣完全占領云南全省市場之前，即使某一貨幣占據主要地位，也總伴有其他貨幣同時流通。
云南地處中國西南邊陲，自古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早在公元前4世紀，云南就通過蜀身毒道與中原地區、東南亞及南亞地區產生聯系，古代除受中原影響外，也深受南亞和東南亞的影響，因此貨幣制度與中原相比，有著極為獨特的一面。
從春秋晚期到明末清初，貝幣一直是云南地區最主要的實物貨幣。秦代，由于原屬楚國的莊蹻割據一方，秦朝的半兩錢未能進入云南。漢代，五銖錢曾隨著王朝的統治一齊進入云南，但由于后來中央對云南的控制被削弱，貝幣又成為主流。南詔國和大理國時期，其通用貨幣都是貝幣，內地的銅錢僅在茶馬古道干道沿線流通。據《新唐書·南詔》里記載：“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這也是云南貨幣最早的史料記載。明代《瀛涯勝覽》在述及榜葛剌國（今孟加拉國）貨幣單位時與其他資料中云南貝幣的相同，彭信威也曾推測云南用貝與孟加拉沿岸的印度、緬甸同屬一個貨幣體系，是受印度等地影響。王大道《云南出土貨幣初探》一文中分析認為，云南海貝出土主要沿滇西向東的騰沖—大理—楚雄—祿豐—晉寧—昆明—曲靖—大關一線呈軸狀分布，該線正是云南古代對外聯系最重要的交通路線。海貝被認為最早是作為商品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引入，其后隨海貝在沿海地區成為交換媒介，而成為引入的外國貨幣。
元明時期，民間仍然通行貝幣，以至于百姓繳納賦稅、發放官員俸祿和兵士餉錢都可以用貝幣支付。元代，蒙古人征服了云南，云南已被納入中央王朝的管理之下，但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贍思丁在貨幣政策上允許云南繼續使用貝幣，規定“云南賦稅，以金為則，以貝子折納”，并規定黃金與貝幣的兌換比率為“每金一錢，直貝子三十索”，一索為80個貝幣。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在攻下云南后，實行了移民屯墾政策，大量漢族人口移居云南，并首次超過了當地的少數民族人口。但在貨幣問題上，出現了與元朝時類似情況，大明寶鈔流通有限，銀兩只能用于大宗交易，不僅民間在用貝幣，給政府繳稅也用貝幣。明朝末年，大西農民軍進入昆明并建立新政權，為解決財政問題，利用云南的銅礦大量鑄錢，并強行廢貝行錢，在云南流通了兩千多年的貝幣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晉寧石寨山6號墓出土的海貝
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劍川鰲鳳山、呈貢天子廟、晉寧石寨山、大關岔河、曲靖珠街八塔臺等地春秋至兩漢時期的古墓葬中發掘出土古代海貝。其中，1955年至1958年在滇池附近及石寨山滇國墓葬中出土貯貝器35具，海貝約25萬枚，重1.5噸；1972年在江川李家山墓葬群中出土海貝11.2萬枚，重量超過300公斤，均出土于墓主人頭端，且多為堆放，每堆約8千枚。云南早期墓葬中出土的海貝主要是屬于腹足綱寶貝科的環紋貨貝和貨貝兩個種，同時虎斑寶貝等其他海貝也有少量出土，它們均為廣泛分布于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沿岸的物種。對于深處內陸的云南來說，這些海貝均為外來品。
對于云南使用貝幣的起始時間，古代文獻中多有涉及。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雖然明確說云南在漢武帝時期“貿易用貝”，但同篇文中有很多說法明顯不符合史實，被認為是“穿鑿附會”。明代萬歷年間成書的《云南通志》認為云南自先秦時期便開始使用貝幣，正德年間張志淳《南園漫錄》則認為云南使用貝幣是保留了中國先秦的“前古之制”，但根據《史記·西南夷傳》記載，建立滇國的楚國將領莊蹻在滇池地區“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而并未將當地移風易俗，且當時楚國的流通貨幣為金版等金屬鑄幣而非貝幣，因此莊蹻入滇雖促進了當地的經貿發展，但云南出現海貝并非受中原所用貝幣的影響。由于云南早期海貝僅見于考古發掘材料，而不見于同時期的文獻記載，學界對其具體用途仍有較大爭議。特別是1955年石寨山古墓群中出土多件貯貝器和大量海貝之后，學術界對云南早期海貝的用途出現了“貝幣論”、“貝飾論”、“寶貝論”、“錢貝同行論”等多種觀點。
“貝幣論”最早由云南考古學家李家瑞提出，他在1956年發表的《古代云南用貝的大概情形》一文中稱石寨山古墓出土的海貝為西漢貝幣，并由海貝的數量和盛放容器推斷“云南用貝作貨幣，已早在西漢以前了”。此外，李家瑞還從語言角度分析，認為白族、納西族等民族有關財富和賭博等詞語的讀音、寫法均與“貝”有關，也說明云南先民是以貝為原始貨幣的。出土的滇國青銅器上有大量人物形象，但均無佩戴貝飾的，因此汪寧生在《云南考古》一書中認為石寨山和李家山出土的大量無孔海貝“似作交換媒介解釋為妥”。汪寧生在《云南簡史》第二章中稱海貝對滇人來說是用作貨幣的“外來交換品”。
楊壽川1981年發表的《云南用貝作貨幣的起始時代》一文中同樣認為云南出土的早期海貝為貝幣，認為這些海貝無論是在物種上，還是在殉葬方式上均與中原地區的貝幣相同，而且戰國時期的云南已經具有使用貨幣的條件。他認為云南當時存在近地交換和遠地交換兩種貿易方式，海貝是進行遠地交換時作用的貨幣。同時，他還將云南使用貝幣的起始時代定為戰國時期。
湯國彥《云南歷史貨幣》認為云南滇池一帶在春秋至漢代時期已經處于青銅時代，手工業也有較高的發展水平，不僅當地農業與手工業的商品交換達到了一定的規模，還形成了與中國東南沿海、西域、南亞、東南亞等地的貿易商道，海貝應當是流通貨幣，而不僅僅是裝飾品。由于地形限制造成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漢代之前的云南仍處于物物交換與多種貨幣并存的局面，貝幣主要流通于滇池附近地區，并沿“蜀身毒道”向周圍擴展。
方鐵主編的《西南通史》指出在云南與川西南地區青銅時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海貝，僅滇池附近的26座東周中晚期至西漢中期的大墓中就出土了26萬余枚，其中曾發現滇王之印的末代滇王墓中出土的海貝高達3萬余枚。這些海貝絕大部分產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的環紋貨貝，出土時或成堆放置在墓主頭一段的墓底，或放置在貯貝器和倒置的銅鼓中。該書認為這些海貝主要是作為貨幣來使用的，是在本地區以及與南亞等地貿易時的中介物。
云南出土的春秋至兩漢時期的海貝很少有人為加工痕跡，僅個別墓葬曾出土當有穿孔的海貝，如1980年在劍川鰲鳳山81號墓出土的43枚海貝便帶有穿孔。王大道認為僅穿孔的少數海貝為裝飾品，眾多無孔的應為貨幣。而且擁有大量海貝的墓葬中，海貝層層堆疊，并不能起到美化裝飾作用，而貯存動輒幾萬枚的海貝作裝飾品也不合理。
陳征平《戰國秦漢時期云南的商品經濟與貨幣形態發展》認為春秋時期，云南已經出現農業與手工業的社會分工，以及財產私有制，具備使用貨幣的社會經濟基礎，但云南各地所用貨幣不同，滇東北與內地相連，使用漢朝貨幣，滇中、滇西的大理至騰沖一線則屬于中原錢幣與貝幣兩種貨幣體系的交匯地帶，但從出土數量上看，貝幣使用基礎更為深厚。
方國瑜認為早期海貝屬于裝飾物，理由包括同時期墓葬中罕見仿制貝，不同于明代墓葬中出土的帶孔貝幣，出土的早期海貝少有帶孔的。另外，云南各地有大量的漢晉時期中原貨幣出土，甚至昭通曾出土有五銖錢范，云南在漢晉時期應當通行中原貨幣，同時期的海貝則不被用作貨幣。同時根據樊綽《云南志》等典籍的相關記載，直至南詔早期，海貝仍僅為裝飾品而非貨幣。
熊永忠《云南古代用貝試探》、張炳才《漢晉時期云南貨幣初探》和王東昕《西漢及以前滇貝非“幣”與“裝飾品”論》則認為早期海貝及非貨幣也非裝飾品，而是一種財富的標志、一種極少數特權人物的珍藏物，理由包括：早期海貝僅見于貴族、奴隸主墓葬，如為貨幣應該各個階層的墓葬中均有分布；裝飾品應帶有穿孔，而早期海貝絕大多數無孔，不符合裝飾品的特征。
廖坤和、楊華星《試析云南早期墓葬中貝的功能》認為貝幣在云南各地的用途可能不同，如在滇池附近經濟發達，海貝出土量大，可能曾作為一般等價物流通，而洱海附近經濟落后，海貝出土量也少，可認為不曾為一般等價物；1988年在中甸的M5號墓中的7枚海貝，與帶穿孔的綠松石和珠管等同墓出土，可能為裝飾品；而1979年大理出土一罐內同時放有中原錢幣和石仿貝，石仿貝的貨幣功能則顯而易見了。
秦朝，始皇帝曾派人修建從四川宜賓至云南曲靖的五尺道，開始了中原王朝對云南的正式統治，但秦王朝不久便滅亡，秦半兩錢可能未能流入云南，也可能流入過少以致未能發現。漢武帝時在云南設立郡縣，云南漢族人口增多，促進了當地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五銖等內地錢幣隨之流入云南。明代諸葛元聲《滇史》中便稱云南“漢時錢貝常兼行”。滇池附近出土的滇青銅文化第三期墓葬為西漢中晚期遺存，有半兩和五銖等西漢貨幣出土；第四期墓葬為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遺存，有新莽錢幣及東漢五銖出土。例如，1964年在大關岔河崖墓的出土文物中不僅有海貝，還有貨泉7枚，大泉五十22枚和東漢五銖300余枚。據萬歷《云南通志》記載1535年曾在昆明玉案山出土“大布黃刀”（大布黃千）錢幣，天啟《滇志》有1624年出土五銖錢的記載，阮福《滇南古金石錄》有1826年出土2000余枚貨布的記載，李印泉《雪生還鄉吟詩》注中有1938年在騰沖寶峰山下發現千枚五銖錢的記載，袁嘉谷《滇釋》中有光緒年間在昭通出土數枚直百銅錢的記載，張希魯《西南古物記》有昭通出土五銖錢范的記載，1975年在昭通出土三枚大布黃千。昭通出土的直百五銖錢背有一“為”字，可能為犍為鑄造，而五銖錢范的出土則直接證明云南當時已有鑄錢。此外，云南漢代墓葬中還出土有帶有錢幣裝飾的墓磚，以及掛滿五銖錢的青銅搖錢樹等，反映了當時云南人的思想中已經產生了對金錢的崇拜和占有欲。在云南，漢代銅錢主要出土于蜀身毒道所經過的鹽津、曲靖、昆明、大理、保山一帶，應僅流通于商道沿途地區，且出土地點多為開發較早的平壩區。據不完全統計，截至1988年，云南全省有11個縣的20個地點有兩漢和新朝貨幣出土，共計5135枚。
云南昭通朱提山生產的朱提銀在漢代為享譽全國的優質白銀，曾為新朝發行的“銀貨二品”之一。《南中八郡志》中有蜀漢時期云南開采銀礦的記錄，魏晉至隋朝時期云南雖臣服于中原王朝，但事實上由當地大家族統治，白銀雖有開采，所采白銀主要被用于制作器物裝飾和給中原王朝上貢，當地流通不多，僅在朱提、永昌城等少數幾處有流通。
三國時期，云南鑄錢不多，銅錢流通量不足，舊朝錢幣多被沿用，兩漢和新朝的貨幣與蜀漢新鑄錢幣共同流通，昭通《孟孝琚碑》旁曾同時出土漢代五銖錢和蜀國直百五銖，滇東北和滇東的梁堆墓葬中也常見兩漢與蜀國貨幣同時出土，但蜀漢錢幣仍主要在交通要道和商貿發達地區流通。魏晉南北朝時期出土物中罕見貝幣，也無相關的文獻記載，但繆坤和《魏晉南北朝時期云南的貨幣》認為，既然之前的漢代有貝幣流通，之后的南詔也有貝幣流通，云南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應當也有貝幣流通。同時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均衡，云南仍存在以實物充當一般交換物的情況。南朝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所建爨龍顏碑碑文有“束帛戔戔，禮聘交會”一句，張炳才認為“戔戔”指的應是銅錢，反映當時束帛與銅錢同為貨幣，但繆坤和予以反駁，“束帛戔戔”一句出自《易經》，“戔戔”意為眾多。
公元730年代，南詔政權統一云南全境，其勢力向北可達今四川西昌，東到今黔桂交界，南抵今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一帶，西至今緬甸境內，是當時中國西南一帶最強大的政權。南詔時期，云南地區的經濟文化取得大幅發展，農業、手工業均取得顯著的進步。南詔與其他政權、地區，尤其是東南亞地區及印度和波斯等國的貿易往來頻繁，海貝作為東南亞一帶的通用貨幣通過境外貿易不斷輸入南詔國內。因此，南詔雖完全有鑄造金屬貨幣的能力，卻最終采取提高貝幣地位、擴大貝幣流通范圍的措施。《新唐書·南詔傳》記載南詔國“以繒帛及貝市易”，“貝者大若指，十六枚為一覓”。唐朝樊綽所著《蠻書》記載南詔“本土不用錢，凡交易繒帛、氈罽、金銀、瑟瑟、牛羊之屬，以繒帛冪數計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冪”，“帛曰冪，漢四尺五寸也”。喬曉金認為“覓”和“冪”均為“緡”的轉音。樊綽《云南志》被認為記錄的是南詔早期的情況，其中提及了南詔以繒帛、鹽和黃金為貨幣，但未提及貝幣，方國瑜認為到南詔晚期才同時使用繒帛與海貝為貨幣，而“覓”和“冪”并無關系。當時唐朝以繒帛與銅錢為貨幣，繒帛在南詔是一種重要的大宗商品，成為貨幣可能是受中原地區影響。公元937年，大理國建立，云南地區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商貿活動繁盛，滇池、洱海一帶出現了繁榮的城市經濟，與東南亞等地的貿易也進一步擴大。貝幣流通更加普及，成為整個云南地區的主要通貨。
同時，南詔、大理時期，與唐朝、東南亞、大秦以及波斯等地之間的大宗貿易，常以白銀交易；南宋的銀鋌曾通過茶馬互市流入云南；經中印半島同海外的貿易也存在以黃金為媒介的。另一方面，由于漢代以后中原王朝與云南的聯系被削弱，唐宋時期的銅錢僅開元通寶、天禧通寶等曾在云南有少量出土。1976年，維修南詔晚期所建崇圣寺千尋塔時，曾從塔剎和基座中清理出海貝和開元通寶錢。此外，自南詔以來，中國西南各地小額貿易中還曾廣泛使用鹽塊計價，這一習俗到清代已局限在部分產鹽地區，而滇西南民族地區甚至延續到民國時期。
元明時期，云南主要流通貨幣仍為海貝，當時資料中多稱之為“海”、“海”、“子”、“子”、“子”、“蚆子”或“巴子”。《新唐書·南詔傳》稱貝幣“十六枚為一覓”。元代《混一方輿勝覽》記載云南貝幣“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明代洪武年間僧無極《朝天集·貝生賦》記載“獨貝呼莊，手為二對，八十成索，二十索為袋”。王圻《續文獻通考》稱雲南海貝“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四苗為槖”。朱國楨《湧幢小品》則稱“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明代醫學家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稱“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檀萃《滇海虞衡志》記載“五苗曰索，以索貫之，則八十貝”。元明時期的記載，又將莊記為妝的，手有作首的，苗或記作緡，索或記作卉。方國瑜認為，“覓”與“苗”源自同音，貝幣在南詔與元明時期的計數單位相同。《職林》記載“參軍之俸，月百八索，名曰念珠曹，是其證矣”，結合《滇海虞衡志》“以索貫之”、《稗史類編》“二十手則索以貫之”等記載，方國瑜認為元明時期用貝是以繩索穿著使用的，每串八十枚為一索。不過，元明火葬墓中出土的穿孔貝幣并無繩索穿系痕跡，也無成串貝幣發行，楊壽川推測清人記載可能是貝幣退出流通成為裝飾品后的穿系現象被附會到明代之前。元明時期，民間貨物及田宅買賣也多以貝作價，稱若干索，僅極少數以紙鈔作價。元明時期，印度、孟加拉和東南亞諸國仍以海貝為貨幣，作為南方絲綢之路途徑地的云南長期使用貝幣，也可視為經濟文化交流的產物。
+云南貝幣單位
1253年，忽必烈征服云南，設行中書省，委派賽典赤·贍思丁治理云南。至元初年，元政府曾在云南推行鈔法，發行“至元寶鈔”紙幣，但民眾并不習慣，紙鈔流通有限，賽典赤向元政府反映后，準許云南繼續使用海貝。《元史·世祖本紀》記載，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規定云南稅賦以黃金為標準，用貝幣折算繳納，貝幣三十索合黃金一錢，也就是黃金一錢值貝幣2,400枚。《元史·食貨志》記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規定，花銀一兩價值等于元鈔二貫，赤金一兩則等于二十貫，金銀比價為十比一，但因為云南產金，金價較低，根據《馬可波羅行紀》記載，押赤城（今昆明）為八比一，哈剌章（今大理）為六比一，金齒（今保山）為五比一，因此在全國行鈔的情況下規定云南按黃金繳稅，可征得更多的稅賦。同時因云南產金，云政府曾專門設置官員進行管理，《元史·世祖紀》記載至元十九年（1282年）曾委任孛羅為打金洞達魯花赤。《元史·劉正傳》記載大德元年，云南行省官儲海貝二百七十索，到大德四年，增加至一千七十萬索。庫存如此之多的貝幣，可知市面上流通量之大。同時為穩定貝幣價值，元政府嚴禁外地商人隨意運輸海貝至云南，將私運的海貝稱為“私??”。大德九年（1305年），元政府撥給云南行省萬錠紙鈔，用以與海貝共同流通，并規定非本地海貝等同偽鈔。《元典章·戶部·雜例》記載當時各處關隘盤查到私自販運者需押解上級部門定罪，私巴則由政府沒收。元朝時期，白銀主要用于繳納賦稅，民間使用并不廣泛，解送京師前銀錠需按照朝廷規定鑄造為元寶型；黃金除上繳中央的金錠外，大宗貿易中有使用金箔的情況。元代已經出現以銀兩購買田宅、捐建廟宇的記載。元朝行鈔，鑄錢不多，在云南也未曾推行銅錢。終元一代，貝幣仍為市面主要流通貨幣。同時，鹽幣和繒帛等實物貨幣也仍有流通，并受政府認可。趙小平《元政府給云南特殊幣政的原因探析》一文分析認為，元政府曾試圖限制貝幣流通量，并推行紙鈔來統一幣制，在云南實施允許貝幣流通、不限制金銀流通等特殊貨幣制度屬于針對云南特殊省情做出的讓步，究其原因，包括元代云南經貿大幅發展，尤其是與南亞、東南亞的貿易更為繁榮，貝幣的市場需要非常穩定；云南金價比內地要低，政府以貝幣兌換金銀有利可圖，因此允許云南以貝幣納稅；而不限金銀流通則因為云南產金銀，且對外大宗貿易使用金銀，對金銀的需求量大。
明太祖朱元璋派兵派兵入滇后采取了移民屯墾、改土歸流的政策，大量江西、南京的漢族人口被前往云南充實邊境，云南地區的社會生產力大幅提升。與元代時類似，明朝的云南，仍是紙鈔、銀兩和海貝同時流通。大明寶鈔曾在云南局部地區少量流通。云南的商品經濟在明代隨礦冶的發展而進一步發展，民間大宗交易開始逐漸使用銀兩。永樂九年（1411年），云南溪處甸長官司以該司每年繳納海貝七萬九千八百索，但當地并不產海貝，需從臨安府購置，請求折算成銀鈔繳納，戶部以繳納海貝為洪武時的定額為由，不準其折算繳納，而永樂帝稱“取有于無，適以厲民，況彼遠夷，尤當寬恤”，將其免除。王圻等編撰《續文獻通考》時查證認為，這只是一個特例，實際上雲南慣用海貝，并非用錢鈔更多。方國瑜認為溪處甸缺少海貝是因為當地經濟不發達，輸入貝幣太少導致的。《明太宗實錄》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賜予居住于大理的汝南王朱有勛寶鈔二萬錠，海??十萬索。正統二年（1437年），戶部曾奏請在雲南官俸時，除折鈔外，也發放海貝等物，如果各司缺海貝時，可從南京庫領取。正統三年（1438年），云南每石俸糧折海??三十索。其后因麓川戰事，米價上漲，改為每石折七十索。正統十年（1445年），戶部曾奏請將雲南俸米每石改折一百索。正統十四年（1449年），戰事結束，米價回落，改為每石折六十索。成化十七年（1481年），雲南在收繳戶口商稅課時，因錢鈔不足，奏請改為折收海貝，戶部準許收七成海貝。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貝幣逐漸無法適應市場需求，開始出現貶值，在嘉靖年間開始逐漸衰落。而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紀初開始參與東南亞沿海地區的政治經濟，不斷挑起各國戰爭，破壞了當地與云南之間的傳統貿易，加速了貝幣從市場上的退出。早期貝幣價值稍高，有人從中國東南沿海販運還比，后貝幣貶值，販運無利可圖，至17世紀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壟斷泰國、緬甸的商業活動，云南的海貝來源徹底無法維持。
背云字天啟通寶錢兩枚
明朝時期，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云南較大城鎮的貿易已流行用銀。至嘉靖年間，明政府規定白銀為法定通貨，無論是納稅，還是大宗支付已大量使用銀錠。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云南開設寶泉局，以兩萬兩增稅收入為鑄本，開鑄“嘉靖通寶”制錢，是為云南首次鑄造方孔圓錢，但這批錢并未在當地使用，全部輸往北京。后因運輸困難，而當地流通不暢，鑄錢都積壓在庫，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停鑄。明末清初史學家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記述萬歷四年（1576年），明政府批準云南布政司開鋳萬歷通寶，與海貝同時流通。然而云南民間仍習慣用貝幣，鑄錢再次積壓。胡我琨《錢通》記載，云南巡撫饒仁侃上奏稱云南民眾不習慣用錢，奏請準許云南民間繼續使用貝幣，后明政府頒令停鑄云南銅錢，將鑄造的銅錢運至貴州充當軍餉。萬歷六年（1578年），云南再次鑄錢，同年八月在昆明宣布正式行用制錢，每八文抵銀一分，不久改為十文抵銀一分，舊錢則十二文抵銀一分。萬歷八年（1580年）停鑄。萬歷年間，因緬甸東吁王朝襲擾，云南喪失了從東南亞獲取貝幣的途徑，轉而從中國東南沿海運輸海貝，至萬歷末年貝幣貶值，販運利潤下降，不再有人轉輸。根據《明熹宗實錄》記載，天啟五年（1625年），云南再次開始鑄錢，至天啟七年已廣為流通；而云南巡撫閔洪學《條答錢法疏》中稱天啟鑄錢計劃于天啟五年，而從天啟六年夏正式啟動，首鑄“天啟通寶”七十余萬文，于七月初十日在省城發行。貝幣雖未被禁止，但已趨于消亡。崇禎年間，云南再鑄行“崇禎通寶”，與貝幣在省城附近共同流通，并有背“四手”的“崇禎通寶”傳世，但可能僅為試鑄錢。楊壽川《論明清之際云南“廢貝行錢”的原因》一文分析認為，貝幣在明朝末年沒落與云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關，幣值過小的貝幣已經不適應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但同時云南當時以銅錢為主、白銀為輔的貨幣市場也反映出其與以白銀為主、銅錢為輔的內地相對在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上仍存在差距。
明朝末年，明政府被農民起義軍推翻。1647年，孫可望等人率領大西農民軍余部由貴州進入昆明，當年秋天占領云南全省，建立新政權。大西政權在云南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幣制改革。1647年4月，大西政權宣布廢除明朝錢鈔，熔鑄寺廟、王府的銅像、銅器鑄造“大順通寶”錢。云南版大順通寶背鑄“工”字，色澤金黃，每枚重一錢四分。根據崇禎十七年（1644年）修撰的《鄧州州志》記載，明末一兩白銀可兌換貝幣三百五十索，而根據康熙《澄江府志》記載至永歷元年（1647年）每兩已可兌換七百索。1648年，孫可望受封秦王，改鑄“興朝通寶”錢，分三種版式：大的重六錢四分背鑄“一分”，中的重二錢六分背鑄“五厘”，小的重一錢五分背鑄“工一厘”，均為權銀錢。同時宣布廢貝行錢，禁止海貝流通，違令者將被處以刑罰，通行云南多年的貝幣正式被方孔錢取代，海貝成為單純的裝飾品，但部分偏遠地區貝幣直至清末民初仍在使用。1655年，李定國將南明永歷帝朱由榔護送至昆明，停鑄興朝通寶，改鑄永歷通寶。云南所鑄永樂通寶分背“工”小平錢、“五厘”和“一分”三個版式，以一分鑄造最多。另外，還曾補鑄崇禎、弘光和隆武等年號的銅錢。清朝滅亡南明永歷政權后，在1757年將大西、南明貨幣定為偽號錢，限期收兌熔鑄。僅大順通寶因被認為寓意吉祥，在云南一些農村常用作新建房屋時的吉語錢而大量留存下來。
云南采金歷史悠久，元代時大量開采，產量名列各省第一，每年向朝廷繳納金錠9,000兩，占全國的37.8%。明代，云南除繳納金課以外，還需繳納貢金，到天啟三年（1623年）才暫停貢金。金錠并不作為貨幣流通，僅充作皇室庫存。貨幣方面，云南自元代開始制造金葉用于國內外貿易支付。
咸豐重寶背寶云當十大錢
明朝中期到清朝末年，中國多以鉛鋅黃銅鑄錢，云南冶銅歷史悠久，清代滇銅產量在全國各省名列第一，清政府在云南設鑄局建錢爐，鼓鑄大量制錢，供應北京和缺錢省區。順治十六年（1659年），平西王吳三桂率軍入云南，消滅南明政權。順治十七年（1660年），吳三桂奏請在云南府（今昆明）開設錢局獲準，在寶成門（今錢局街）設錢局，初稱“寶泉局”，鑄爐七座，每年鑄造量為0.26億枚，僅相當于京城戶部寶泉局的1%。康熙年間，清王朝完成全國統一，社會穩定，各地商貿活躍，加上對外貿易出超，白銀內流，產生“銀賤錢貴”的現象，并平抑錢價，制錢鑄量大幅增加。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云貴總督蔡毓榮上疏要求擴大采礦，增加鑄錢。清政府采取任由銅礦開采，官府僅負責收稅的政策，滇銅產量迅速提高；同時，增設大理府、蒙自和臨安府鑄錢局，增加錢爐48座，年均鑄造量上升到1.8億枚，相當于寶泉局同期的62%。隨著鑄錢增多，出現銀貴錢賤現象，云南各錢局在1688年開始停鑄。雍正年間，云南恢復鑄錢。雍正十二年（1734年），除省局和臨安府局的36座鑄爐外，由新增東川府局28座，廣西府局（位于今瀘西縣）94座，全省年鑄錢5.8億枚，超過寶泉局同期鑄量。但清政府改變了對云南銅業的管理，實行“預防工本，余銅官賣”的政策，滇銅產量大幅減少，北京錢局開始從日本進口銅料，云南的鑄錢量也隨之驟減，每年僅鑄錢1.6億枚。乾隆年間，洋銅進口減少，清政府調整滇銅政策，鼓勵礦民開采，云南粗銅年產量恢復到5,330至6,650噸，1772年，全省建爐142座，年鑄錢量為12.7億枚，每年僅鑄錢余利便可達白銀16萬兩。嘉慶年間，由于市面上的制錢過量，再次控制云南制錢鑄量，產量再次減少。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運動爆發，滇銅京運路線被阻斷，清政府下令鑄造虛值大錢，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云南雖不缺銅，但也隨中央命令鑄造了當十、當五十的大錢，但僅在省城昆明附近分批發行，造成的通貨膨脹遠小于內地。咸豐六年（1856年），杜文秀在蒙化發起云南回變，最盛時占領了云南一半的地區，動搖了清政府對云南的統治。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杜文秀自殺，戰亂綿延了十多年，加之其他的天災人禍，云南鑄錢量急劇減少，而且從“同治通寶”錢開始鑄造質量愈來愈差。文山縣曾鑄咸豐、同治、光緒年號的鐵錢，供應周邊流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寶云局因銅鉛價格上漲，鑄錢虧損嚴重，停止鑄錢。寶東局也僅鑄造少量的光緒、宣統年號錢供應本省使用。
云南各縣流通的制錢以清朝制錢為主，少有前朝古錢。清代制錢大體分為三類，順治至道光朝的制錢稱大制錢、老錢或金刀錢，每串重8斤左右，大約可兌白銀8錢，民間最為喜用，一般用作饋贈、送禮、完糧納稅等；嘉慶至宣統朝的官鑄制錢稱小制錢或薄錢，每串6斤左右，大約可兌白銀6錢，多用于市場交易；最后一類稱毛毛錢，多為光緒初年的私鑄小錢，通常與小制錢摻搭使用，單獨使用時需要交易雙方提前議明。制錢每千枚為一串，俗稱一吊，書面多稱一貫，市面上，一串多不足數稱虛錢，有以九百八十枚為一串的“九八錢”和以八百枚為一串的“八扣錢”；足數的稱足錢。此外，存在越南銅錢通過國際貿易進入云南后流通的情況。
清朝沿襲了明朝的銀錢并行制度，銅錢與銀兩均為民間交易的支付手段，通常“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云南流通的銀錠，主要包括省內銀廠自產自鑄銀錠，中央及各省撥給的銅款，清末四川和湖北提供的新軍餉銀，以及鴉片銷售款。由于來源各異，云南最初的銀錠種類繁多，平色不一，為日常交易帶來很多麻煩。由于外地銀錠和本地生銀需要銷熔改鑄為本地通用銀錠，因此自元明時期中國各地便存在以此為業的銀爐或爐房，在云南稱“兼銷”。嘉慶以后，云南產生一種被稱為“三槽??銀”的銀錠，很快便通行全省。三槽??銀不斷改進完善，最終在光緒年間，由云南省兼銷業同業公會創造出發展成為形制、重量、成色均基本一致的牌坊錠。牌坊錠是用方??鑄胚之后，兩側趁熱壓扁，并以鋼印打上兼銷鋪名或銀匠名，并打上同業公會、公估或官公估的鑒定印，因形似牌坊而得名，國外也稱之為馬鞍銀。清朝末年為鞏固邊防，清政府在云南成立新軍陸軍第十九鎮，軍餉由內地省份調撥銀兩發放，史稱“協餉”，因此曾有大量外省銀兩作為協餉流入云南。云南兼銷業為私人經營，通常自購原料銷鑄銀錠，同時也接受來料加工，后來兼營商業、金融業務。由于各地向藩庫、鹽道繳納稅賦必須繳納標準銀錠，因此常需兼銷鋪熔鑄。直至辛亥革命后，云南軍都督府宣布廢兩改元，以銀元完稅，兼銷業才逐漸被淘汰。
“滇”字當制錢十文銅元
鴉片戰爭后，外國列強靠鴉片貿易使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產生了銀貴錢荒的現象。云南地處邊疆，東南亞國家相繼淪為歐洲列強殖民地，云南的河口、蠻允、蒙自、思茅、騰越等地相繼被開為通商口岸，外國機制銀元通過緬甸等鄰國大量流入，有法國貿易銀元、墨西哥銀元、英國貿易銀元、英屬印度盧比等。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湖北鑄造的龍洋作為協餉運至云南，為云南市面上最早行使的本國銀元。不久，云南的鴉片商人又從四川運回一大批四川龍洋。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云貴總督錫良委托四川、湖北兩省鑄造龍洋，運回昆明后開始銀元局向民眾兌換。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冬，清政府在天津設立戶部造幣總廠，鑄造“光緒元寶”和“大清銀幣”銀元。同年，云南總督丁振鐸奏請在云南設立分廠。云南造幣分廠位于昆明錢局街原寶云局內，機器從德國進口，技術工人則從四川調撥，祖模由天津總廠配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分廠建成投產，開始鑄造銀元。宣統二年（1910年），清廷發布《國幣則例》，正式將銀元定為法定貨幣，按規定主幣一圓重庫平七錢二分，含純銀六錢四分八厘。宣統三年（1911年），清政府開始著手統一貨幣樣式，試鑄“大清銀幣”。清代云南造幣分廠共鑄造一元銀主幣（云南稱“大元”）2,891,539枚，半元銀輔幣（云南稱“半開”）5,432,274枚，二角銀輔幣（云南稱“雙毫”）74,304枚。此時銀兩的使用習慣仍在，且銀圓數量有限，交易時往往銀兩與銀元搭配使用，大宗交易往往銀元僅用三成。
十九世紀末，由于銀貴錢賤，云南鑄錢減少，劣錢充斥市面。光緒三十年（1904年），鴉片商人趁市面制錢不足，從四川、湖南、湖北等省販入新式銅元，這些銅元以制錢作價，面額分當制錢十文和二十文兩種，與制錢相輔流通。盡管之后云貴總督丁振鐸曾鑄造一批優質制錢，但仍不能解決錢荒問題，銅元持續流入。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云南政府從四川起運大量銅元，并設局兌換，才使市場活躍起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云南停鑄制錢，丁振鐸奏請開設云南造幣分廠。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分廠開鑄“大清銅幣”銅元，八月開始投入市場流通。這批銅元為紫銅制作，按照戶部頒發版式制作，以“云”或“滇”字記局，也是當制錢十文和二十文兩種面額。清代云南造幣分廠共鑄造當十銅元167萬枚，當二十銅元50余萬枚。
咸豐五年滇藩司鈔貳千文
元明兩代，中央政府發行的紙鈔均曾在云南部分地區少量的流通，清初順治年間曾發行以制錢為本位的鈔貫，但消滅南明后便停止發行。咸豐年間，因太平天國運動對清朝財政帶來的巨大沖擊，在咸豐三年（1853年）再次發行紙幣，次年從北京運到云南10萬兩紙鈔，在省城昆明發行，規定可在繳稅、課鹽時搭用。云南最早發行本地紙幣是咸豐五年（1855年）云南布政使司印制發行的“滇藩司鈔”，有200文、2000文、5千文、20千文、50千文和100千文等面額，最初可兌換為大錢、制錢各半的銅錢，后期不再兌換。光緒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停鑄大錢，各類紙鈔也停止發行。
宣統元年（1909年），大清銀行云南分行在昆明三牌坊原滿經歷署設立開業，發行銀元票和銀兩票兩種大清地鈔，銀元票是以光緒三十二年張家口地區流通的大清戶部銀行兌換券改制，印有云南大清分銀行字樣，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和一百元五種面額。宣統二年（1910年）發行銀兩票，有庫平銀一兩、五兩、十兩、五十兩和一百兩五種面額。截至宣統三年（1911年）閏六月，共發行銀元票33萬余元，銀兩票22萬余兩。同年，重九革命爆發，革命政府要求大清銀行云南分行停業清理，紙幣被收回銷毀。
除了官方紙幣，鴉片戰爭后，山西百川通、寶豐隆票號，浙江乾盛亨、盈泰興等票號相繼在云南開始分號；同治年間，云南本土票號同慶豐開業，辦理匯兌，包銷川鹽，并發行銀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干崖宣撫司傣族土司刀安仁建立新城銀莊，發行銀兩票，有一兩、五兩和十兩三種面額。光緒末年，錢莊興起，昆明城內開設多家錢莊，除兌換銀錢外，也發行莊票；此外典當業也有發行莊票的。
19世紀末，地處邊疆的云南因臨近英國和法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成為英法殖民者覬覦的對象。1876年，中英簽訂《煙臺條約》，英國取得進入雲南的特權。1885年，中法兩國為結束中法戰爭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法國取得在中國西南諸省通商和修筑鐵路權。1889年之后，蒙自、思茅、騰越先后開口通商。1895年，法國借口“三國干涉還遼”有功，與清政府簽訂《中法續議界務商務專條》，取得將越南鐵路延伸修入中國境內的修筑權。1903年，中法簽訂《中法會訂滇越鐵路章程》，清政府同意法國在云南境內修筑鐵路。1904年，滇越鐵路中國段開工，1910年滇越鐵路全線通車。期間，英法兩國不斷向云南傾銷商品，收購礦產，兩國殖民地貨幣大量流入云南，包括英屬香港港幣、法屬印度支那貿易銀圓（云南俗稱“法元”、“扳樁”）、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紙幣（云南俗稱“法紙”）、英屬印度盧比、英屬緬甸盧比等。
富滇銀行1元券
1911年10月30日，滇軍將領蔡鍔、唐繼堯在昆明舉行武裝起義，宣布云南脫離清朝政府統治。1912年，云南軍都督府宣布廢兩改元，為繼四川之后第二個確定銀元本位的省份。軍都督府接管云南造幣分廠，后改稱云南造幣廠，還為維持地方財政成立富滇銀行，自鑄半開銀元150萬元做準備金，并發行紙幣。為慶祝重九起義的勝利，開鑄一仙紀念銅元，但有試鑄幣，公開發行的仍為晚清舊模銅元。最早的自鑄銀幣為“擁護共和”紀念銀幣，該幣為重庫平三錢六分的半開銀元，正面印鑄有唐繼堯肖像，老版為側身像鑄量不大，新版為正面像，與清代半開成色一致，共鑄發200萬枚。因“擁護共和”紀念銀幣含銀量較高，后來多被銷熔改鑄。據不完全統計，自1912年至1931年間，云南造幣廠所鑄半開銀元13,674萬元，在各類銀幣中占76.73%，而一圓主幣在僅占0.12%。富滇銀行所發行的紙幣后被稱為“老滇票”，有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等面額，滇票3元等于半開銀元1元。1916年，開鑄“擁護共和”銅元，有紫銅和黃銅兩種，面額為當制錢五十文。滇票共發行有八版主幣券和兩版輔幣券，主要為云南本省的云南官印局印制，但1917年版為財政部印刷局印制，1918年版為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的5元和10元券，1921年版由美國鈔票公司印制。1917年，云南靖國軍出征川黔，成立軍用銀行，發行面額為1元、5元和10元的軍用兌換券，出征失敗后由富滇銀行收回。
1915年，中國殖邊銀行云南分行成立，后與北京總行脫離關系，改組為官商合辦云南殖邊銀行，發行殖邊銀行兌換券，有1元、5元、10元和50元四張面額，共發行80萬元，流通于昆明、蒙自、箇舊等地區，1928年停業收回。個碧鐵路銀行成立于1918年，至1926年發行兌換券400萬元。1927年滇軍內亂，7月蒙自道尹陳鈞以“防匪防盜，保境安民”為旗號組織迤南民眾保安會，令個碧鐵路銀行發行1,000多萬兌換券充當軍費。1936年該行被云南政府勒令停業，所發紙幣在1939年被收回焚毀。個碧鐵路銀行兌換券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和100元六種面額，流通于個碧石鐵路與滇越鐵路沿途各縣。1928年，個舊錫務公司引發儲蓄券，至1935年發行473萬元，流通于個舊、蒙自、石屏、建水等地；其昆明分部還曾在昆明發行本票。1929年，益豐當發行面額一千元的本票，也屬于變相的紙幣。
半開銀元本為庫平三錢六分的五角銀輔幣，但此后便成為云南地區的本位貨幣。滇幣的發行標志著相對獨立的云南地方貨幣金融系統再次建立，至1931年共發行9,200萬元。盡管大元仍為本位貨幣，但半開銀幣實際上成為云南市面上的最主要的貨幣。1919年至1920年，國際金幣大跌，云南政府鑄造發行“擁護共和”紀念金幣，包括重庫平二錢五分當銀元十元的和重庫平一錢二分五厘當銀元五元的。1922年，金價回漲，紀念金幣多被商人熔鑄后販運出省或被東方匯理銀行收兌。唐繼堯在1920年滇軍內訌后逃亡香港，1921年印制軍用儲蓄券15萬元攜往柳州等地滇軍駐地發行，1922年率部打回云南，為發軍餉鑄造當銀幣十元和五元的軍用金幣，比紀念金幣要輕很多。1923年，云南開始制造機制鎳幣，包括一毫和半毫兩種面額，至1926年共發行鎳幣380萬元，主要在滇西和滇東北的部分地區。
東川“民國通寶”制錢
唐繼堯從1913年開始主政云南，期間連年戰爭，省政府不斷向富滇銀行借債，富滇銀行隨之不斷增發滇幣，最終造成嚴重通貨膨脹。期間，以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力量全面滲入云南。盡管半開銀幣的成色也在不斷下降，一度降至不到四成，但相比紙幣貶值有限，流通越來越廣，甚至流入貴州、廣西和四川的部分地區。同時，外省銀幣也在云南流通。由于紙幣貶值，銅元供不應求，云南商人從外省購入大量銅元。1913年，官商合辦的東川礦業公司曾在東川鑄造發行“民國通寶”當十銅錢，每串重10斤，可兌毛毛錢10串，發行后遭大量仿鑄，被迫禁用；之后又改鑄“民國通寶”小錢，發行流通。除此之外，其他地區的制錢很快便被銅元取代，但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麗江等少數民族地區的小額交易中仍有制錢流通。
富滇新銀行10元券
1927年，唐繼堯在二·六政變后下臺。1929年，老滇票徹底崩潰，富滇銀行停業清理，云南政府決定整理金融，規定從1930年1月1日起稅收以現金（既半開）為本位。1932年8月31日，云南省主席龍云重組富滇新銀行，籌集半開銀元1,600萬元為準備金，發行新紙幣，被稱為“新滇票”，并規定其為全省通用貨幣，與半開同時流通，每元等值兌換半開銀元兩枚；并規定公私單位一律以新滇幣計價，正式確定了半開銀幣為本位貨幣。從晚清《幣值則例》到民國《國幣條例》，都規定主幣使用不受限制，而輔幣則僅能有限使用，云南半開成為本位貨幣，主要原因有：當地商品經濟不發達，更需要小額貨幣；云南地方政權為保持其半獨立性故意與周邊省份區分；民族地區文化落后，識別紙幣價值能力差。新滇票仍由美國鈔票公司印制，有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種面額，并發行銅元券作為輔幣。1932年，云南發行新版銅輔幣，不同于舊時的銅元，新輔幣不再以制錢作價，分一仙、二仙和五仙三種，其中一仙銅幣發行61萬枚，二仙250萬枚，五仙294萬枚。鎳幣方面，自1927年至1935年，云南共鑄造一毫鎳幣1.55億枚。富滇新銀行成立后，云南政府提出統一幣制，授權富滇新銀行以每5元折新幣1元的比率陸續將老滇票回收銷毀，限制其他各類貨幣的流通，將增稅的大部分收入專辦銀條，鑄造2,500萬半開銀幣投入市場，加強對云南金融的宏觀管理，奪取了金融外匯市場的主動權，使云南的經濟和金融擺脫了東方匯理銀行等外國勢力的控制進入相對穩定時期，在抗日戰爭前出現短暫繁榮。
1937年版中國銀行1元法幣
1935年11月4日，南京國民政府進行法幣改革，規定全國各地不再使用銀元，以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發行的紙幣為法定貨幣，并收兌銀元和生銀，白銀歸國家所有，云南停止鑄造發行半開銀元。各省原本的地方紙幣僅能作為輔幣使用，云南的新滇票按2元折法幣1元的比率與法幣同時流通，鎳幣均成為法幣輔幣。1936年，中國農民銀行也成為法幣四大發行銀行。云南政府盡管口頭表示擁護法幣政策，但實際上卻多次借故拖延，直到1937年春，財政部才與云南省達成一致，同意四大銀行到云南開設分支機構。1937年4月，滇黔綏靖公署與云南省政府發布公告，將自5月起推行法幣政策，并搶發2,500萬元滇幣收兌銀幣和白銀。1937年8月，第一批78萬法幣由上海運抵昆明，由富滇銀行發行。至1937年底，法幣已在云南很多地區被廣泛使用，市場計價逐步以法幣為主。1937年12月，中央銀行在昆明設立分行，之后其他三大發鈔行也相繼在云南設立發行，進一步擴大了法幣的流通，不過直到1939年上半年，仍有很多地方以半開銀元為主要流通貨幣。1939年，云南造幣廠改為中央造幣廠昆明分廠，鑄造一分、二分銅輔幣共計5,538萬枚，鑄造鎳幣30余萬枚，當年法幣貶值銅幣停鑄，1940年至1942年間，制造鎳幣8,779萬枚，有五分、十分、廿分、半圓等面額，最后也因通貨膨脹而停鑄。抗戰期間，法幣幣值大幅降低，為維護法幣的地位，財政部于1942年要求云南在兩年內收回新滇幣。富滇新銀行于1944年4月開始回收新滇幣，并規定將在兩年內全數回收。1945年，中央政府武力重組云南省政府，龍云下臺，滇幣被最終廢止。法幣成為云南省唯一的流通貨幣，云南的地方金融體系被中央政府統一。不過在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仍主要流通半開銀幣，而與緬甸的大宗貿易則需金葉、金條支付。由于法幣貶值，昆明在1948年的生活指數比1937年上漲了267萬倍。
100元金圓券
1948年8月19日，中華民國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規定以金圓券為本位幣，并限期收兌法幣、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幣。金圓券由中央銀行發行，券面分為伍佰元、壹佰元、伍十元、拾元、伍元、壹元以及用銅、鎳、銀鑄造的分、角輔幣。規定法幣300萬元兌換金圓券1元。同年8月23日，中央銀行昆明分行開始發行金圓券。1949年2月12日，一小販拿一張從外省流入的50元金圓券到位于南屏街的中央銀行昆明分行兌換，由于該票是在香港印制的，與中央銀行發行局寄給昆明分行的上海版本票樣不同，被銀行職員誤認為假幣，蓋上了“偽鈔作廢”圖章。消息傳開后，當地市民擔心金圓券不能兌換，紛紛涌到中央銀行昆明分行擠兌，并發生哄搶打砸事件，軍警憲兵將昆明分行包圍并抓捕200余人，云南省主席盧漢驅車到達現場后親自“審案”，當場下令槍殺21人，造成昆明“南屏街血案”。由于金圓券貶值太快，最終被民眾拒用。1949年3月4日，云南省政府宣布準許半開銀幣在全省自由流通，4月1日又決定實行貨幣改革，恢復使用硬幣。1949年7月4日，成立云南省銀行，和發行定額半開本票，有10元、20元、50元和100元四種；并成立云南銀幣鑄造所鑄造大洋、半開和五兩、十兩金條投入市場。1949年5月至1950年1月間，云南銀幣鑄造所共鑄造各種銀幣5,642,997枚，合半開360萬元，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最后一批滇鑄銀幣，也是中國鑄造時間最晚的銀質流通貨幣。隨著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人民紛紛購置黃金保值，除官方發行的各類金條，以及本省金店、銀兩鑄造的各種塊金外，印度的金拖拉、泰國的泰京金聯盛足金條等也有流通。
民國時期，云南流通的外國紙幣包括法國紙幣、英印盧比和美元等，以及在日本占領騰沖和龍陵期間發行的軍用盧比；滇西北的迪慶藏區曾流通西藏銅幣。中國工農紅軍長征途徑云南時曾留下少量自鑄銀元。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曾成立邊區貿易局，在其控制地區發行革命公債券和流通券，均以半開銀元計值。
1949年12月9日，時任中華民國云南省主席盧漢通電全國，宣布“云南起義”，投向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其后，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進軍云南，陳賡、宋任窮率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第4兵團于1950年2月與滇桂黔邊縱隊在云南省宜良縣會師，中國人民銀行總行調撥云南省的人民幣資金隨二野四兵團隊伍在2月20日正式進入昆明。1950年3月4日，西南軍區昆明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3月8日，中國人民銀行云南省分行成立，接管云南銀幣鑄造所。1950年3月，昆明市軍管會發布了“關于使用人民幣及禁用偽幣外幣的規定”、“關于半開本票之處理規定”、“關于處理銀元債權債務之處理辦法”，宣布取消外商銀行特權，禁止外國貨幣及民國貨幣的流通，人民幣成為唯一合法貨幣。昆明市自1950年5月首先獨行人民幣之后，曲靖、沾益、宜良、楚雄、個舊、開遠、下關、蒙自等城鎮也相繼宣布僅行人民幣。同時考慮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準許半開銀幣等繼續流通，并利用庫存白銀鑄造了最后一批半開銀幣，并積極推廣人民幣建立混合流通市場。至1951年底，全省112縣禁行銀幣占84.8%，完全使用人民幣的占76.4%。同時加強緝私，打擊黑市，使半開、銀元價格不斷降低，市場日漸縮小。在不同的邊疆地區采取不同的措施，最終統一全省幣制，人民幣占領全省市場。不過在個別邊疆民族地區，銀幣仍有流通，如在思茅的大勐龍等地，直到1976年仍有銀幣流通，比價為第三套人民幣每3元合半開1元。
1955年3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開始發行第二套人民幣，以新幣1元等于舊幣10,000元的比率收兌第一套人民幣，第一套人民幣于1955年5月全面停止流通。第二套以后，人民幣雖多次改版，但未再次改值。目前市面主要流通的人民幣版本為第五套人民幣，于1999年10月1日開始發行。第二套人民幣除分幣外的各類紙幣于1999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紙分幣于2007年4月1日起停止流通，硬分幣仍處于流通狀態，但由于物價上漲，在1990年代以后，分幣就很少使用。第三套人民幣已經于2000年7月1日全面停止流通。第四套人民幣除1角、5角紙幣和5角、1元硬幣外的其他幣種于2018年5月1日停止流通。
天皇制廢止論是廢除天皇制的一種主張。狹義上指廢除大日本帝國憲法之下的天皇制，廣義上包含廢除日本國憲法之下的象徵天皇制。相當於其他國家的共和主義。
最早的天皇廢止論是在自由民權運動中提出的共和主義主張。中江兆民、幸德秋水都是著名的天皇廢止論者。幸德大逆事件之後，天皇制的是非成為禁忌話題。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美國總統杜魯門宣稱天皇制度的存廢由日本人民的民意決定，這引起日本國內的廣泛討論。最後在1947年頒佈的日本國憲法中確定了象徵天皇制，天皇僅是國家和國民的象徵。不過日本新左翼大半支持廢止天皇制，發動了多次，著名的事件有（1971年）、（1972年）、1974年暗殺昭和天皇未遂事件、（1975年）、沖繩姬百合之塔事件（1975年）、（1975年）、1989年昭和天皇崩御時的恐怖爆炸事件等。
1986年亞足聯青年錦標賽于1986年12月1日至10日在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舉行。 這場比賽由沙特阿拉伯在對陣巴林的決賽中獲勝，首次獲得冠軍。
* 沙特阿拉伯，巴林有資格參加1987年國際足聯世界青年錦標賽。
黃宇琳，表演藝術自由工作者，復興劇校國劇科第24屆宇班(現為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系畢業，主修青衣花旦，師承兩岸流派名師，能戲頗多。2010年拜入臺灣京劇大師顧正秋老師門下學習，持續精進傳統。曾獲：中國文藝協會第51屆文藝獎章國劇表演獎，為臺灣第一位「傳藝金曲獎最佳新秀獎」的獲得者。
近年來將表演觸角延伸至影視、現代戲劇、崑曲、歌仔戲、相聲曲藝等不同領域，累積並探索各種表演面貌，於此同時也積極投入旦角身段與戲曲表演指導工作，透過教學相長的經歷與實踐分享，盼以對表演有更多思考和回饋，有「臺灣京劇小天后」之稱。
*臺灣：白明鶯老師、王鳳雲老師、趙復芬老師、李中芳老師、郭錦華老師、顧正秋老師
*大陸：葉芳老師、崔榮英老師、佟熙英老師、李喜鴻老師、李文敏老師、劉秀榮老師、蔡英蓮老師、孫明珠老師、王英姿老師、陸儀萍老師、劉長瑜老師
*1997-1998 國立復興劇校京劇科基本功訓練兼任老師
*1998-2000 救國團主辦大專青年暑期自強活動之國劇研習營指導助教及歌仔戲研習營身段動作指導老師
*2002 永和社區大學戲曲社專題講師
*2007 板橋真善美舞蹈社身段表演老師
*2007 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戲劇系畢製《鳶家路窄》身段指導
*2007 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京劇科分科身段兼任老師
*2010 果陀製作國片電影《走出五月》京劇身段指導
*2010 國片電影《花漾》身段指導
*2015 國片電影《終極舞班》女主角京劇身段指導
*2015 王小棣Q place表演學堂第一屆傳統戲曲表演課堂老師
*2015 非常林奕華《紅樓夢What is sex？》身段指導
*2015 王小棣Q place表演學堂第二屆傳統戲曲表演課堂老師
*2016 一心戲劇團《青絲劍》旦角身段指導
*2017-2019 高雄文化局少年歌仔培訓計劃《少年靈界偵查組》表演身段指導
*2018 春美歌劇團《聶彩霞的心》旦角身段指導
*2018-2019 春美歌劇團 駐團指導
*2019-2020 當代傳奇劇場《傳統戲曲人才駐團演訓計畫-育成聯合展演》藝生導師
*2019 春美歌劇團《兵臨城下》、《甲你攬牢牢》旦角身段指導
*2020 春美歌劇團《傳統戲曲人才駐團演訓計畫-育成聯合展演》藝生導師
*2021 春美歌劇團X金枝演社《雨中戲臺》身段指導
*2021 Studio Q表演教室【專題課程 京劇基礎入門】
1998年和吳興國、曹復永兩位大師合作演出《羅生門》；2016年出演臺灣電視劇《紫色大稻埕》；2019年參與臺灣戲曲藝術節-旗艦製作《當迷霧漸散》。
*2018  春美歌劇《咫尺天涯》
*2020  春美歌劇《陽關雪》
*1993 第一屆復興劇藝金獎大賽，以《斷橋》獲第三名。
*1995 第三屆復興劇藝金獎大賽，以《活捉》獲第一名。
*1996 北京兩岸五校藍島盃新苗獎大賽，以《活捉》獲一等獎。
*2005 中央電視臺第五屆京劇青年大賽花旦組熒屏獎《活捉》《辛安驛》。
*2010 中國文藝協會第五十一屆文藝獎章國劇表演獎。
*2013 第二屆北京青年京劇擂臺賽新星獎《春草闖堂》。
*2013 獲頒北京京劇院榮譽演員
*2014 第25屆傳藝金曲獎「最佳個人表演新秀獎」《知己》。
*2016  第51屆金鐘獎-戲劇節目 「新進演員獎」《紫色大稻埕》。
*2018  第29屆傳藝金曲獎-戲曲表演類「年度最佳演員獎」《栢優群伶之楊瑞宇演活扈三娘、黃宇琳做癡夢一場》
*2020  第31屆傳藝金曲獎-戲曲表演類「最佳演員獎」《千年》
*1998戲曲傳承編導班《魯齋郎》
*1998國立復興國劇團(現為臺灣崑劇團)《羅生門》
*1998兩岸六校少兒京劇聯演《四郎探母》、《香羅帕》、《活捉》、《掛畫》
*1998辜公亮文教基金會《曹操與楊修》
*臺北戲棚：《秋江》、《盜草》、《掛畫》、《白蛇傳》、《盤絲洞》、《李慧娘》、《降龍記》、《梁紅玉》
*新老戲：《活捉》、《醉酒》、《癡夢》、《寫狀》、《飛飛飛》、《拾玉鐲》、《櫃中緣》、《辛安驛》、《花田錯》、《鳳還巢》、《慶頂珠》《十五貫》、《一捧雪》《趙匡胤》、《四郎探母》、《雙姣奇緣》、《春草闖堂》、《紅鬃烈馬》、《牛皋招親》、《失子驚瘋》、《昭君出塞》、《霸王別姬》、《楊門女將》、《試妻大劈棺》、《孫臏與龐涓》、《斷密澗風雲》
*新編京劇：《弄臣》、《原野》、《知己》、《雲羅山》、《巴山秀才》、《樂璇上海》、《仙姑廟傳奇》、《舞與武之秋江》、《胭脂虎與獅子狗》、《白雪公主與七矮人》
*2009《鬼?瘋系列-活捉》臺北城市舞臺
*2011《春草闖堂》國家戲劇院
*2012《百花公主》臺北新舞臺
*2013《王魁負桂英》臺北城市舞臺
*2019《快雪時晴-菁英版》臺中國家歌劇院 大劇院
*2019《夢紅樓~乾隆與和珅》國家戲劇院
*2021《狐仙》臺灣戲曲中心-大表演廳
*2021《快雪時晴-菁英．起手式》高雄衛武營歌劇院
*2008 《孫悟空大戰鐵扇公主》
*2009 《水滸?誰唬》、《孫悟空大戰鐵扇公主》
*2010 《拾玉鐲》、《大表花名》
*2011 《孫悟空大戰鐵扇公主》、《栢優群伶之我愛黃宇琳》、《京劇小學堂》、《大表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