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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爾·戈登·柴爾德（，），澳大利亞考古學家，主要研究歐洲史前史。雖然是澳大利亞人，但他一生主要在英國渡過，先后在愛丁堡大學和任職。柴爾德對考古學理論做出了巨大貢獻，早年持的觀點，被看作這一考古學派的開創者；后來他又改持的觀點，成為這一學派在西方最早的代表人物；他甚至對他死后產生的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后過程主義考古學也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他的一生著作等身，著書二十六部。
柴爾德出生于悉尼的一個中產階級英國移民家庭。他曾在悉尼大學學習古典學，之后前往英國牛津大學學習。他在牛津開始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參加反對一戰的活動，認為一戰是帝國主義之間因損害歐洲工人階級利益的競爭而引發的沖突。1917年，25歲的柴爾德回到澳大利亞，但因為他有社會主義傾向，而被禁止進行學術工作，于是他開始為工作，成為了的私人秘書。但他漸漸的對工黨感到不滿，于是開始寫書分析他們的政策、加入了極左翼組織：世界產業工人。1921年他搬回英國，來到倫敦，在當圖書管理員，期間他游歷歐洲，繼續研究歐洲大陸的史前史，在學術期刊、書籍上發表了他的研究發現。這段日子里，他把考古學文化的概念（通過反復出現的來界定不同的群體），從歐洲大陸介紹到了英國考古學界。
1927-46年，他在愛丁堡大學擔任考古學教授、1946-57年在當所長。這三十年間，他負責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通過發掘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時代的聚落遺址、梅肖韋古墓和來研究新石器時代的奧克尼社會，發表了大量文章，出版了許多發掘報告、期刊論文和專著。1934年，他和和共同創辦了，并擔任第一任主席。作為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不再用歷史-文化的方法，而改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考古資料的解釋框架。他成為了蘇聯的同情者，去了4次，但匈牙利1956年革命后，他開始懷疑蘇聯外交政策。雖然柴爾德多次被受邀到美國演講，但他的信仰導致他在法律上被禁止進入美國。退休后，他回到澳大利亞的藍山，在那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柴爾德是20世紀最知名、被引用最廣泛的考古學家之一；是將局部的區域研究，同整個近東-歐洲史前史的大背景相結合的集大成者。他還強調革命性技術和經濟發展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例如新石器革命和，反映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展的思想對他的影響。雖然他的許多論斷后來都被推翻了，但他在考古界仍倍受尊重。
1892年4月14日，柴爾德出生于澳大利亞悉尼。他的父親是斯蒂芬·亨利·柴爾德神甫（1844年－1923年），爺爺是聖公宗的神甫；母親叫哈麗特·伊麗莎（1853－1910），是他父親的第二任妻子，他們都是中產階級，戈登·柴爾德是他們唯一的孩子。柴爾德父親在劍橋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后，1867年加入了英格蘭教會，之后成為了一名教師，與第一任妻子瑪麗·艾倫·拉奇福德在1871年結婚，并育有五子。他們于1878年移居澳大利亞，之后瑪麗在澳大利亞去世。1886年，柴爾德的父母結婚。他母親生于英國的富裕家庭，從小就定居在澳大利亞。柴爾德父親在西悉尼藍山的溫特沃斯瀑布小鎮有一件富麗堂皇的鄉間別墅：豐特奈爾木屋（the Chalet Fontenelle），柴爾德就與五個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一起在那里長大。柴爾德父親曾在圣托馬斯教區做牧師，但他其實并不怎么受歡迎，他總與教徒們爭論，還經常休計劃外的假。
柴爾德小時候體弱多病，因此在在北悉尼接受私立學校教育之前，他在家接受了幾年的教育。1907年，他進入，1909年通過初等入學資格考試（Junior Matriculation），1910年通過高等入學資格考試（Senior Matriculation）。他在學校學習了古代歷史、法語、希臘語、拉丁語、地理、代數和三角學，各科成績都很優異，但他卻總因為相貌和體弱多病被欺負。1910年7月，他的母親去世后，他的父親很快就又再娶了。柴爾德與他父親的關系很不好，母親去世以后兩人的關系更是雪上加霜。而且，父子倆的宗教和政治觀點不同，他父親篤信基督教和社會保守主義，但他卻是一名無神論和社會主義者。
1911年，柴爾德在悉尼大學攻讀古典學學位。雖然他主攻文獻，但也通過考古學家海因里希·施利曼和阿瑟·埃文斯的工作，接觸到了。大學時，他加入了辯論社，積極參加活動，主張“社會主義合情合意”。隨著對社會主義越來越感興趣，他開始閱讀馬克思、恩格斯乃至黑格爾（發明了辯證法、深刻影響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的著作。他在學校結識了伊瓦特（后來成為法官、政治家），兩人成為了畢生摯友。1913年柴爾德完成了學習，并在第二年帶著各種榮譽和獎金畢業，包括教授的哲學獎金。
畢業后，柴爾德打算繼續深造。他獲得了200英鎊庫珀古典學研究生獎學金，這使他能夠支付英格蘭牛津大學王后學院的學費。1914年8月，一戰爆發后不久，他乘坐遠洋郵輪前往普利茅斯。在王后學院，柴爾德先攻讀古典考古學文憑（diploma），之后又攻讀學位（degree），雖然他最終沒有完成前者。在那里，他和和阿瑟·埃文斯學習，后者成為了柴爾德的論文指導老師。1915年，他在《》上發表了第一篇學術文章：《的年代和起源》，次年發表了論文《印歐人對史前希臘的影響》，表現出了他對結合語言學與考古學證據的學術興趣。
他在牛津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對抗保守的學校權威。1915年他加入了牛津大學費邊社 （左翼改良主義社團，1915年改名為牛津大學社會主義社團，脫離了費邊社）。他的室友是一名狂熱的社會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二人十分要好，經常一起半夜出去喝酒，互相提問歷史知識。隨著英國卷入一戰，盡管，許多社會主義者還是拒絕為英軍戰斗。他們認為，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發動戰爭，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這些社會主義者認為階級斗爭是他們惟一需要關心的。杜特就因拒絕服役被捕，柴爾德參加了要求釋放他和其他社會主義者以及其他信奉和平主義的良心拒服兵役者的運動。可能是因為他糟糕的健康狀況和視力，柴爾德從來沒有被要求入伍。然而他的反戰情緒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情報機構軍情五處打開他的文件，截獲他的郵件，一直監視他。
1919到1921年，柴爾德擔任左翼政治家約翰·斯托里的私人助理
1917年8月，柴爾德回到澳大利亞。作為一名著名的社會主義鼓動者，他被安全部門置于監控之下，郵件也受到監視。1918年，他成為悉尼大學的高級住校教師，并加入了悉尼的社會主義和反征兵運動。1918年復活節，澳大利亞民主監督反戰聯合會組織召開第三屆州際和平大會反對總理比利·休斯提議的征兵計劃，柴爾德在會上進行了發言。大會給人以強烈的社會主義的印象，大會報告認為結束世界大戰的最好辦法就是“放棄資本主義”。柴爾德參加這次會議的事情傳到了圣安德魯學院院長的耳朵里，于是他勒令柴爾德辭職，但遭很多員工反對。
在同事們的安排下，柴爾德轉到輔導教學部門擔任古代史教師，但是校監怕他給學生們傳播社會主義思想，于是開除了他。左翼團體認為這是對柴爾德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粗暴干涉，中間偏左政治家和T·J·史密斯把這個問題提交到了澳大利亞議會，史密斯發表演講支持柴爾德，演講非常詳盡且富有感染力，但仍是徒勞無功。1918年10月，柴爾德搬到昆士蘭州馬里伯勒，在找了一份教拉丁語的工作，就是他那時的學生。在這里人們也都知道他的政治傾向，所以他遭到了來自當地保守組織與《》的反對，導致他受到一些學生的辱罵。他很快就辭職了。
柴爾德意識到大學當局會禁止他從事學術職業，于是他開始尋找左翼運動的工作。1919年8月，他成為了政治家（中間偏左的的顯赫人物，該黨是當時的新南威爾士的民族主義黨政府的反對黨）私人秘書和演講撰稿人。1920年，斯托里在新南威爾士立法會代表悉尼的郊區，工黨獲得選舉勝利后，他成為該州州長。工黨的工作使得柴爾德可以更深入的了解它的運作方式；他越是了解的深入，越是批評工黨，認為這些人一旦當選，就會背棄社會主義理想，轉為中間派、親資本主義的立場。他加入了當時被澳大利亞禁止的極端左翼組織的世界產業工人。1921年，斯托里將柴爾德派往倫敦，讓英國媒體了解新南威爾士的最新發展。但斯托里12月去世后，新南威爾士重新選舉，州政府回到了領導下的民族主義黨。福勒覺得柴爾德的工作沒有什么必要，于是在1922年解雇了他。
由于在澳大利亞找不到學術工作，柴爾德回到了英國，在中倫敦布盧姆茨伯里租了一間房，大部分時間都在大英博物館和圖書館搞研究。柴爾德是倫敦社會主義運動的活躍成員，與倫敦蘇豪區的左翼分子有聯系。他結識了許多大不列顛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成員，并為他們的出版物《》做出了貢獻，但他還沒有公開接受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名史前史學家，他獲得了良好的聲譽，被邀請到歐洲其他地區研究史前文物。1922年，他應邀去奧地利維也納研究了自然史博物館史前部收藏的未發表的材料（來自布科維納的新石器時代的彩陶），次年在《》上發表了他的發現；柴爾德還順便參觀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博物館，在《》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使它們引起了英國考古學家的注意。同年回到倫敦后，柴爾德開始給和等三名國會議員當私人秘書，他們都是中左的自由黨成員。此外，柴爾德還在羅德里奇出版社做翻譯，偶爾也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史前史講座，兼職賺錢貼補收入。。
1923年，倫敦工人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工黨是如何執政的》，考察了澳大利亞工黨和它與的聯系。這本書反映了柴爾德的對工黨的失望，認為這些政治家一旦當選，就會背棄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而尋求個人享受。寫柴爾德傳記的作家莎莉·格林注意到，《工黨是如何執政的》在當時意義非凡，因為它出版時，正是英國工黨成為英國政治的主要參與者、威脅保守黨和自由黨兩黨的統治地位的時候（1923年英國大選工黨組成了）。柴爾德計劃出版續集以擴展他的想法，但未曾發表過。
1923年5月，他又前往參觀了洛桑、伯爾尼和蘇黎世的博物館，研究他們的史前文物收藏，同年他成為皇家人類學學會會員。1925年，他當上了學會圖書的管理員，那是全英國少數幾個考古學工作之一，期間他與全歐洲的學者鞏固了聯系。他的工作使他在英國考古界的小圈子里很出名；他和地形測量局的考古人員成了很好的朋友，并影響克勞福德向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邁進。
1925年，基根·保羅，特倫奇，特魯布納公司（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出版了柴爾德的第二本書：《歐洲文明的曙光》，在書中他綜合了這些年他發掘的關于歐洲史前史的資料。在當時全歐的職業考古學家都很少的情況下，這本書的出版十分重要。當時大多數博物館都只關注自己的地區，而《曙光》則是在當時罕見得綜合研究了整個大陸的整體。這本書的重要性還在于，它把考古學文化的概念從大陸介紹到了英國，并因此推動了的發展。柴爾德之后稱該書“試圖從考古文物中提取出人類在發明文字以前的政治軍事史。這些傳統的政治軍事史以文化而非政治家為主導，以人類遷居取代戰爭在文明史上的作用”。1926年，他又出版了《雅利安人：印歐人起源的研究》，提出了一個理論：文明是從近東經由（一個印歐語系族群）的。之后，由于德國納粹黨把“雅利安人”用作種族主義用途，導致柴爾德后來總是避開提到這本書。在這些著作中，柴爾德采取了一種適度的傳播論，認為文化發展從一個地方擴散到其他地方，而不是在許多地方獨立發展。不過相比于格拉夫頓·史密斯的極端傳播論，柴爾德認為盡管大多數文化特征都是從一個社會傳播到另一個社會的，但也不排除在不同地方發展出相同文化特征的可能。
1927年，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請柴爾德擔任“阿伯克羅比”考古學教授（為紀念史前史學家而設立的新職位），雖然他不想離開倫敦，但還是接下了工作，在9月搬到了愛丁堡，35歲的柴爾德成為了蘇格蘭唯一一個教史前史的學者。然而許多蘇格蘭考古學家并不不喜歡他，認為他是外地人，不懂蘇格蘭史前史，柴爾德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住在仇恨和嫉妒的氣氛里。”不過柴爾德還是在愛丁堡交了許多朋友，比如考古學家華威·林賽·斯科特、、J·G·卡倫德、沃爾特·格蘭特等等。也有不是考古學家的，如物理學家，柴爾德還當了他小兒子的教父。一開始他住在，后來就搬到了愛格林頓新月樓的半長期旅館德維爾酒店。
在愛丁堡大學期間，柴爾德更加專注于研究而非教學。據說他對他的學生都很好，但不擅長面對大量的聽眾；許多學生認為他的理學學士學位課程在考古學上是反年代學的，先講更近的鐵器時代，然后再講更早的舊石器時代。他成立了愛丁堡史前史聯盟，帶著他充滿熱情的學生進行發掘，并邀請客座講師來參觀。他很早就支持，還讓學生參與實驗，1937年用這個方法研究了幾座英國北部鐵器時代。
柴爾德經常去倫敦拜訪朋友，比如（另一個有影響力的英國考古學家、接替柴爾德擔任愛丁堡大學阿伯克羅比教授的）、，柴爾德對克拉克很好，也很鼓勵他的研究，他們三人入選了東英吉利史前學會委員會。在克拉克的建議下，1935年他們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將委員會發展為全國性的組織：，柴爾德被選舉為主席。之后學會成員迅速增多，1935年時成員只有353名，1938年時就發展到了668名。
柴爾德大部分時間都在歐洲大陸，參加了許多會議，學習了多種歐洲語言。1935年，他第一次來到蘇聯時，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待了12天，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了深刻印象，對蘇聯考古學的社會角色產生了濃厚興趣。回到不列顛后，他成了蘇聯的同情者，并如饑似渴地閱讀英共的《晨星報》，盡管他對蘇聯的某些政策持批評態度，尤其是和納粹德國簽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因為他信仰社會主義，所以他是最早譴責歐洲法西斯主義的一批人，對納粹利用史前考古學來強行美化他們發明的“雅利安人種族遺產”這一概念十分反感。他支持英國政府在二戰中打擊法西斯勢力，而且認為自己很有可能在上，于是決心一旦納粹攻陷英國就投河自盡。雖然他反對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但也批評英國和美國的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政府：他反復將后者形容為充滿了“又討厭又陰險貪婪的法西斯主義者”。不過他1936年還是去了美國，在哈佛大學建校300周年的藝術科學大會上發表了演講，哈佛還授予了他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39年第二次去美國時，他在哈佛、加利福尼亞大學柏克萊分校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做了講座。
奧克尼斯卡拉布雷的新石器時代遺跡，柴爾德于1927－30年發掘
柴爾德在大學的工作，要求他負責一定的考古發掘工作，但有些發掘工作他并不想做，也做的不到位，自己和學生們也承認，但學生們同時也說他是“解釋證據的天才”。他和許多當時的人不一樣，在寫作、發表成果時一絲不茍，幾乎每年都會在《》發表一篇新報告，并向每一位提供幫助的發掘者致謝。
他最出名的一次發掘工作，是1928-1930年間在奧克尼發掘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時代遺跡。此次工作發掘出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新石器時代村莊，并在1931年出版了發掘報告《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但柴爾德錯誤地把遺址年代劃為鐵器時代。發掘期間，柴爾德與當地人相處融洽；在當地人看來，他則是那種外貌、舉止都頗為詭異的“不折不扣的教授”。1932年，柴爾德與人類學家合作，在伯立克郡海岸的恩斯休（Earn's Hugh）發掘了兩座鐵器時代的丘堡；1935年6月，他又在北愛爾蘭諾克斯凱（Knocksoghey）附近的拉里班（Larriban）發掘了一座。柴爾德與另一個蘇格蘭古物學會的同事華萊士·霍尼戈夫一起，1933-34年在蘇格蘭安格斯、1936-37年在阿蓋爾郡拉霍伊（Rahoy），發掘了兩座玻璃化的鐵器時代堡壘。1938年，他和沃爾特·格蘭特主持了新石器時代聚落的發掘；他們的調查在二戰期間停止了，于1946年恢復。
在愛丁堡大學柴爾德繼續寫作、出版考古學著作，繼續《歐洲文明的曙光》和《雅利安人》的工作，編譯整合整個歐洲的資料。先是《遠古東方》（1928年），結合了美索不達米亞和印度的資料，為了解農業和其他技術向歐洲的傳播奠定了基礎；之后，《史前時代的多瑙河》（1929年）一書，繼續探討了多瑙河流域的考古學，認為它是將近東和歐洲分開的天然邊界，認為新技術是通過多瑙河向西傳播的。雖然柴爾德在他早期著作中就運用了文化-歷史的方法，但《多瑙河》一書中，他第一次明確給出了考古學文化概念，徹底改變了英國考古學的方法。
《青銅時代》（1930年）討論了歐洲青銅時代，書中更多的將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解釋社會運作、變化原因的方法。他認為金屬是最早的必不可少的商業產品，因此金屬匠是專職工匠，依靠社會剩余生活。1933年，柴爾德前往亞洲旅游，他去了伊拉克，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他還去了印度，覺得“很可恨”，因為天氣很熱而且印度特別窮。游覽了這兩個國家的許多考古遺址后，他覺得7年前寫的《遠古東方》里很多東西都過時了，就又寫了《關于遠古東方的新線索》（1935年）一書，他在書中運用了他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經濟思想。
《蘇格蘭史前史》（1935年）出版之后，柴爾德又出版了他學術生涯中的另一部經典著作：《人類創造了自身》（1936年）。受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影響，柴爾德認為傳統上的史前（前文字）和歷史（文字）時期的二元劃分是錯誤的，他認為人類歷史是通過一系列的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而推進的：新石器革命，狩獵采集者開始在永久農業社區定居；一直到，社會開始從小城鎮變為大城市；再一直到近代，第一次工業革命改變了生產的性質。
二戰爆發后，柴爾德不能繼續在歐洲旅行，于是就專心寫下了《不列顛群島的史前社會》（1940年）。柴爾德對戰爭的結果感到悲觀，認為“歐洲文明，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斯大林主義，都會不可避免地走向黑暗時代”。在這種心態下，他出版了《人類創造了自身》 的續集：《歷史發生了什么》（1942年），概述了人類從舊石器時代一直到羅馬帝國衰亡的歷史。雖然牛津大學出版社提出要出版這部著作，但他還是讓企鵝出版集團出版了，因為他想讓這本書低廉一些，他覺得這更有利于知識普及。之后他又寫了兩篇較短的作品：《進步和考古學》（1944年）和《工具發展小史》（1944年），后面這本是寫給青年共產主義聯盟的馬克思主義作品。
新石器時代奧克尼主島的梅肖韋古墓，1954–55年柴爾德發掘
1946年，柴爾德離開愛丁堡大學，前往（IOA）擔任所長和歐洲史前史教授。由于急著回首都，他對不贊成的政府政策保持了沉默，以免影響找工作。回倫敦后他住在漢普斯特德附近的。
研究所創立于1937年，主要由莫蒂默·惠勒創立，位于攝政公園內圓環里的，但1946年以前一直都主要依靠志愿者講座。柴爾德和保守的惠勒性格迥異，關系不好：惠勒十分外向，追求矚目，是訓練有素的管理員，對他人的缺點不寬容；但柴爾德缺乏管理技能，待人寬容。柴爾德在研究所的學生中很受歡迎，學生們認為他是和藹的怪人，從那給他訂制了個半身像。但是他不是很擅長講課，總是含含糊糊，講課時總是去隔壁屋子找東西。提到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時，總喜歡講全名來難為學生；提到城市時，也總講它的斯拉夫語名字而不是大家更熟悉的英語名字。他更善于給出指導和研討會，在這里他花了更多時間與學生互動。作為所長，柴爾德不需要負責發掘，不過他還是主持了奧克尼新石器時代的1951年和1954-55年梅肖韋古墓的發掘工作。
1949年，他和克勞福德退出了倫敦古物學會，以抗議（倫敦塔軍械庫負責人）當選學會的會長，他們覺得惠勒作為一個專業的考古學家是更合適的人選。柴爾德加入了《》（1952年，霍布斯鮑姆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創立的期刊）編委會。50年代早期，他加入了《》（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季刊》）董事會，和他最好的朋友、牛津時的室友一起工作。他偶爾也會給杜特的社會主義期刊《》寫文章，但他們在匈牙利1956年革命上意見相左；杜特支持蘇聯武力鎮壓革命的做法，但柴爾德和大多數西方社會主義者一樣，強烈反對這一做法。這一事件讓柴爾德放棄了對蘇聯領導層的信仰，但并沒有放棄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他多次到訪蘇聯，保持了對蘇聯的熱愛；他還加入了大不列顛共產黨的衛星機構：蘇聯文化關系學會，并從1950年代初開始擔任其國家歷史和考古學部門主席，一直到去世。
鑒于對考古學的貢獻，1956年4月，柴爾德獲得了古物學會金獎章（Gold Medal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他多次受、和萊斯利·懷特邀請前往美國講座，但是由于他的馬克思主義信仰，美國國務院禁止他入境美國。在研究所工作期間，柴爾德一直在撰寫和出版考古學書籍。《歷史學》（1947年）闡發了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并再次重申了柴爾德關于史前史和有文字記錄的歷史必須一貫看待的觀點；《史前移民》（1950年）展現了他的適度傳播論（moderate diffusion）觀點；1946年，他在《》上發表了《考古學和人類學》一文，提出研究中應同時應用考古學和人類學方法，這一論斷影響了他死后數十年。
1950年代，歐洲考古學迅速發展，專業化程度不斷提高，這讓以綜合研究見長的柴爾德研究起來越來越困難。1956年夏天，柴爾德提前一年退休。同年，研究所搬到了布盧姆斯伯里的戈登廣場，柴爾德想讓他的繼任者在新的環境中重新開始。為了紀念他的成就，在他卸任的前一天，《》出版了一本，由來自世界各地的他的朋友和同事編纂而成，讓柴爾德大為感動。退休后，他告訴朋友，他計劃返回澳大利亞探親，然后自殺。他恐懼衰老，害怕成為社會負擔，還懷疑自己得了癌癥。后人認為，他自殺的一個核心原因，是匈牙利革命和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之后，對馬克思主義失去了信心，不過反駁了這個解釋，他注意到在柴爾德批評蘇聯外交政策時，他從來沒有把國家和馬克思主義視為同義詞。
從柴爾德了卻生命的戈維特斷層眺望。
柴爾德將自己的大部分圖書和全部財產都捐贈給了研究所。1957年2月假期，他參觀了直布羅陀和西班牙的考古遺址后，回到了澳大利亞，到悉尼時恰是他65歲生日，曾經開除他的悉尼大學授予了他榮譽學位。他花了六個月周游全國，走親訪友，但對澳大利亞的社會并沒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認為它是反動的，越來越郊區化，受教育程度很低。他在研究澳大利亞史前史時，發現這個領域大有可為，于是就向考古學和左派團體講授了這些主題，還通過電臺批評了對原住民的學術種族主義。
柴爾德給很多人都寫過信，其中有一封是給格萊姆斯的，并交代他1968年再打開。信中描述了他對衰老的恐懼，希望自己了卻生命的想法：“生命在快樂而堅強時結束是最好的。”1957年10月19日，柴爾德來到了藍山，這是他長大的地方。他爬上戈維特斷層，把帽子、眼鏡、指南針、煙斗和常穿的麥金托什雨衣放在懸崖頂上，縱身躍下300米高的懸崖。死因裁判官裁定他死于意外，直到1980年代他寫給格萊姆斯的信出版，才被認定是自殺。他的尸身在火化，姓名被刻在火葬場紀念園的一個小小的家族匾牌上。他去世后，考古學界舉行了“空前”規模的悼念活動，足見他是歐洲“最偉大的史前史學家和一個杰出的人”。
傳記作家莎莉·格林（Sally Green）注意到，柴爾德的觀念從不教條、一向獨特，且在他的一生中不斷變化。他把馬克思主義、傳播論和結構功能主義結合起來，形成了自己的理論。在19世紀的學界占統治地位，柴爾德批判了這種理論，認為進化考古學的擁躉者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器物上，而不是制造器物的人上。像當時西歐、美國的大部分考古學家一樣，柴爾德認為人類并不是天生就善于創造、容易改變；因此他認為，社會的變化是出自擴散、遷徙，而非自發產生或是通過文化演化。
在柴爾德的年代，大多數考古學家都堅持著丹麥古物學家C·J·湯姆森提出的三時代系統，基于進化年代學，將史前時代分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但柴爾德強調，當代仍有許多在技術上仍然處于石器時代的社會。盡管如此，他仍把三時代系統和馬克思主義框架結合起來，視為一個有用的分析社會經濟發展的模型。因此，他采用技術標準把史前分為了三個時期，而采用經濟標準把石器時代再細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摒棄了中石器時代的概念。私底下，他仿照恩格斯的框架，將歷史上人類的各個社會分類為“蒙昧”、“野蠻”和“文明”。
柴爾德在其學術生涯早期支持，后世學者將他看做這個概念的發明者和代表人物之一。文化-歷史考古學圍繞著人類學中“文化”的概念，是學科史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此后考古學家不再局限于僅在時間上回溯過往，而是從空間、時間的角度綜合性研究歷史。波蘭考古學家與柴爾德關系密切，柴爾德很可能是通過他，間接地從德國語言學、考古學家那里引入了“文化”的概念。然而崔格爾認為，柴爾德在使用這個基本概念時，并不了解科辛納賦予它的種族主義內涵。
柴爾德在《歐洲文明的曙光》（1925年）、《雅利安人》（1926年）和《遠古東方》（1928年）三部著作中，都清楚地表現出了對文化-歷史模型的堅持。但在這幾本書中他都沒有給“文化”下定義，直到在《史前時代的多瑙河》（1929年）一書中，柴爾德才給了“文化”一個明確的考古學概念。在這本書中，他將“文化”定義為物質文化中的一組“規則、關聯的特征”，如相似的“陶罐，工具，裝飾品，葬禮，房屋形式”在一個特定區域反復出現。他指出，從這個角度看，“xx文化”在考古學上等同于“xx人”。不過，柴爾德對該術語的使用并不是種族主義的，他指出“xx人”是指一個社會團體，而不是一個生物種族，他反對像當時歐洲的民族主義者那樣，將考古學文化與生物種族聯系起來。他抨擊納粹利用了考古學，他認為猶太人不是一個獨特的生物種族，而是一個社會文化群體。他在1935年指出，文化更像是一個“存活的功能性生物體”，并強調物質文化的潛在適應性；他的這些觀點受到了人類學結構功能主義的影響。柴爾德相信，考古學家定義的“文化”是基于物質標準的主觀選擇，后世諸如倫福儒等考古學家廣泛地采用了這種觀點。
在他學術生涯后期，柴爾德放棄了文化-歷史考古學。1940年代后期，他開始質疑“文化”一詞作為一個考古學概念的使用，以至開始懷疑整個文化-歷史考古學方法的正確性。麥克奈恩（McNairn）認為，這是由于各個社會科學都開始用“文化”指代所有習得的行為模式，不再拘泥于柴爾德所定義的物質文化。到了1940年代，柴爾德開始懷疑，一個特定的考古學組合，或者說“文化”，是否真的可以對應一個有其他共同特點（如使用同一種語言）的社會群體。到了1950年代，柴爾德認為，文化-歷史考古學之于史前時期的史學家，就像政治-軍事的方法之于歷史時期的史學家。
現在人們通常認為柴爾德屬于，是西方第一位在考古工作中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考古學家。1929年蘇聯考古學家發表一篇題為《關于蘇維埃物質文化史》的文章，標志著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在的蘇聯形成。拉夫多尼卡斯在報告中批評說，考古學本質上是一門中產階級的學科，因此屬于反社會主義陣營；他希望在斯大林統治的政府對學術界進行的改革中，采用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指導考古學發展。1930年中葉，柴爾德第一次去蘇聯后，開始在自己的學術工作中直接引用馬克思主義。
其實許多考古學家都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政治思想的深刻影響。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強調物質比意識更重要，一個時期的社會條件是當時的物質條件或生產方式的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的闡釋會更加注重科技發展、變化的社會背景。馬克思主義還強調學術的偏見，即每個學者都有他們自己深信不疑的信仰、對階級的執念；因此馬克思主義認為知識分子無法將自己的學術思考從政治動機中割裂開來。格林認為，柴爾德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模型，因為馬克思主義觀點提供了“對經濟學、社會學、意識形態的結構性分析，以及經濟推動文化發展的原則”；麥克奈恩注意到，馬克思主義是“柴爾德思想的主要智力力量”；崔格爾也認為柴爾德“在情感上和理智上都”認同馬克思的理論。
柴爾德稱自己在詮釋歷史時采用馬克思主義“是因為這方法行得通”；他也批評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在落實這一社會政治理論時過于教條。柴爾德的馬克思主義總是與當時的馬克思主義不同——他會選擇性地參考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原文，而不是透過后人對他們作品理解去感悟。麥克奈恩把柴爾德的馬克思主義看作與“主流、正統”馬克思主義不同的“個人理解”；崔格爾稱他為“一個有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加瑟科爾（Gathercole）則指出，雖然柴爾德“對馬克思心懷感激”，但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有時很模棱兩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邦說柴爾德是“從我記事時起英國最為原汁原味的馬克思主義者”。
柴爾德知道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可能會在冷戰期間招來危險，所以在自己的寫作中盡可能讓馬克思主義更親和讀者一些。在他的著作中，他很少直接引用馬克思。他后半生發表的著作中，有的直白地引用了馬克思的思想，有的則寫得更隱晦些。但他的許多英國同事都沒有認真對待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認為那只是他為了博眼球的手段。
柴爾德受到蘇聯考古學的影響，但仍然批評它，批評蘇維埃政府鼓勵考古學家在分析數據前結論先行。他還批評蘇聯考古學粗糙的方法。柴爾德支持適度的傳播論，十分反對蘇聯考古學流行的“馬爾主義”（格魯吉亞哲學家尼古拉·馬爾的理論，反對傳播論，支持單線進化論）。在他看來，通過傳播論來理解動植物馴化和觀念的傳播，是“不可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柴爾德并沒有公開發表這些對他蘇聯同行的批評，可能是為了不冒犯他的共產黨朋友，或是為了不給右翼考古學家以口實。相反，他公開稱贊了蘇聯的考古和遺產管理系統，并將其與英國進行了對比，因為它鼓勵了考古學家之間的合作而不是競爭。1935、45、53和56年，他四次到訪蘇聯，結識了眾多蘇聯考古學家，但是在自殺不久前，他給蘇聯考古界寫了一封信，稱他對他們的方法論落后于西歐和北美感到十分失望。
其他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如和），他們認為柴爾德的考古工作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因為他沒有用階級斗爭來解釋社會變化，而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核心思想。雖然階級斗爭不是柴爾德思考他的考古工作的一個因素，但他同意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通常會通過自己的階級興趣來解釋過去，指出與他同時代的研究者的研究大都具有先天的資產階級議程。柴爾德在方法論上沒有采用辯證法，這使他進一步偏離了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他還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有預測未來人類社會發展的能力，也不像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那樣認為人類的社會進步會必然進入純共產主義，反而認為社會可能會僵化或者直接滅亡。
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柴爾德認為，社會曾在相對較短的一段時間內經歷過大范圍的變化，現代的工業革命就是一例。不過他的早期作品中并沒有這個想法，《歐洲文明的曙光》等專著中，談到社會變化時，他用的更多是“變遷”（transition）而不是“革命”（revolution）。1930年代之后的著作，像《關于遠古東方的新線索》，他開始用“革命”一詞來形容社會變化，盡管這些想法還沒有完全成熟。這個時候，由于受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革命”一詞會使人們產生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聯想。柴爾德在一次1935年的史前學會的主席致辭上介紹了他關于“革命”的概念。他將這一概念作為他對三時代系統的功能-經濟的解釋的一部分，他認為新石器時代始于“新石器革命”，青銅和鐵器時代始于“”。1936年，他在《人類創造了自身》一書中把青銅和鐵器時代的革命合二為一，稱之為“城市革命”，大致可以對應到人類學家摩爾根“文明”的概念。
柴爾德認為，新石器時代革命是一個巨變時期，這時期的人們從狩獵采集向通過種植植物和馴化動物獲得食物轉變，使食物供應更充足，人口增長。他相信，城市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青銅冶金的發展，在1950年的一篇論文里，他提出了他認為存在于最古老城市的10個特征：規模大于早期聚落；擁有專職工匠；剩余產品被集中起來供給神或國王；建有紀念性建筑；社會剩余產品分配不平等；文字發明；科學發展；自然主義藝術發展；貿易范圍增大；國家組織依賴地緣而非血緣。柴爾德認為城市革命具有消極的一面，它導致了社會階層進一步分化為不同階級，導致了權力精英對大眾的壓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考古學家都認為柴爾德理解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框架是一些列的變革性的“革命”，許多人認為“革命”一詞具有誤導性，因為農業和城市的發展是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
在柴爾德去世后幾十年里，英、美考古學界發展起了兩個主要的理論：過程主義考古學和后過程主義考古學，而柴爾德對這兩個理論都有貢獻。過程考古學出現于1950年代晚期，提出了考古學應是人類學的分支的觀點，致力于尋找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認為考古學可以客觀且確切地了解過去的信息；后過程考古學則出現于1970年代，反對考古學可以客觀的了解過去的信息，認為一切闡釋都有其主觀性。
英國過程主義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基于柴爾德“在史前經濟和社會主題上的發展”，稱他為“過程主義思想之父之一”，也這么認為。崔格爾認為，柴爾德從兩方面成為了過程主義思想的先導：一是強調社會發展中的變化，二是堅持嚴格的唯物的觀點看待過去，而這兩點都來自他的馬克思主義觀。盡管如此，大多數美國的過程考古學家對柴爾德的工作都不感興趣，認為他是歷史特殊論者，與他們研究的人類社會行為的普遍規律不相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柴爾德認為這些普遍規律是不存在的，社會行為不是普世的，而是由不同的社會經濟因素決定的。（UCL考古研究所所長，柴爾德的繼任者）強調，柴爾德承認考古學解釋的主觀性，而過程考古學家們堅持認為考古解釋可以是完全客觀的，這是截然相反的。也基于此，崔格爾把柴爾德看做“最早的后過程主義學家”。
制作的柴爾德的半身銅像，1958年起一直保留在考古研究所。柴爾德覺得這個長得像尼安德特人。
撰寫柴爾德傳記的作家莎莉·格林發現，沒有證據表明柴爾德正式談過戀愛，但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是同性戀；但格林的學生卻認為他是同性戀。柴爾德的男性、女性朋友都有很多，但他本人則“又難于相處又粗魯，毫無禮節“。柴爾德盡管不善交際，但還是很喜歡和學生交流互動，經常邀請學生一起共進晚餐。他十分內向，經常將個人情感深藏不露。布羅斯威爾認為這些個性特點可能意味著柴爾德患有從未診出的亞斯伯格癥。
柴爾德相信，以史為鑒可知興替，歷史研究可指導人類在現在和未來的行為原則。他的極左思想人盡皆知，本科時就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加入過一些左翼團體的委員會，雖然他會避免在共產黨內部參與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爭論，并且除了《工黨是如何執政的》一書，沒有出版任何非考古學著作。因此，許多他的政治觀點，只能通過他在個人信件中的評論，才能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倫福儒注意到，柴爾德在面對社會問題上思想開放，但盡管如此，雖然柴爾德譴責種族主義，但他還是不能完全避免19世紀普遍認為不同人種有明顯差異的時代局限性。崔格爾也相似地在一些柴爾德的文化歷史寫作中觀察到種族主義元素，包括認為北歐人種具有“體質優越性”，雖然柴爾德之后否定了這些觀點。在一封柴爾德寫給考古學家的個人信件中，他表達了反猶的思想。
柴爾德是一個無神論者和宗教批評者，他將宗教視為一種基于迷信的虛假意識，為統治階級的經營的利益服務。在《歷史學》（1947年）一書中他評論道：“魔法使人相信自己能得到所需要的東西；而宗教使人相信自己應該需要所得到的東西。”不過他還是認為基督教比他認為的原始宗教要更高級，稱“基督教是愛的宗教，它比其他宗教都更鼓勵人向上。”在一封1930年代的信件中他寫道：“我只在感到極為生氣時才會去中傷人們的宗教信念”。
柴爾德喜歡開車，享受從中得到的那種“力量的感覺”。他經常和別人講他是如何在凌晨三點純粹為了爽而在倫敦皮卡迪利街飆車卻被警察逼停的故事。他喜歡開玩笑，據說口袋里經常放來戲弄扒手。一次，他在史前學會（Prehistoric Society）的一次會議上開玩笑，講新石器時代的巨木陣可能是一位暴發戶酋長模仿巨石陣建的，但笑話太冷，有的聽眾并沒有聽懂他的這個。柴爾德會講多種歐洲語言，是早年間周游歐洲大陸的時候自學的。
柴爾德還喜歡在英國的山坡上散步，聽古典音樂會，打橋牌。他還愛好詩歌，他最喜歡的詩人是約翰·濟慈，但最喜歡的詩是威廉·華茲華斯的《》和羅勃特·白朗寧的《一個文法學家的葬禮》。他不特別喜歡看小說，不過他最喜歡大衛·勞倫斯的《》（1923年），反映了很多柴爾德自己對澳大利亞的感受。他喜歡美食，常去餐館。他不修邊幅，著裝隨意，常戴著他在中倫敦傑明街買的寬邊黑帽子，打一條領帶，通常是紅色的，來象征他的社會主義信念；有時會穿一件黑色麥金托什雨衣，通常是搭在胳膊上，或者像披風一樣搭在肩膀上。夏季，他經常穿短褲搭襪子、帶襪吊和一雙大靴子。
柴爾德去世時，他的同事斯圖爾特·皮格特（Stuart Piggott）贊稱他是“英國乃至世界最偉大的史前史學家”；美國考古學家評價他“大概是二十世紀最知名的、被引用次數最多的考古學家”，布魯斯·崔格爾（Bruce Trigger）同樣這么認為；芭芭拉·麥克奈恩（Barbara McNairn）稱他是“學科內最杰出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英國考古學家則稱柴爾德在考古學史中具有“關鍵歷史地位”，“無論哪種意義上，柴爾德都稱得上著述等身”。學術生涯中，柴爾德出版了20余本書，約240篇學術論文。另一位英國考古學家稱柴爾德的書“簡單易懂、文采飛揚”，是“1930-60年代考古學界的加農炮”。到1956年，他的著作已經被譯為中文、捷克文、荷蘭文、法文、德文、印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日文、波蘭文、俄文、西班牙文、瑞典文和土耳其文，是歷史上被翻譯最多的澳大利亞作家。南非考古學家和大衛·皮爾斯（David Pearce）認為，柴爾德可能是歷史上被人撰寫過最多的考古學家，并且認為對于這個學科的學者而言，他的書至今（2005年）仍然是必讀。
人們尊稱柴爾德為“集大成者”，主要是因為，在其他考古學家還在只關注個別地區的遺址和事件時，柴爾德就已經把歐洲和近東的史前史進行綜合研究了。但他去世后，隨著放射性碳定年法的發明，他的研究框架被大幅地修正了，解釋也已經被大部分拋棄了，許多關于新石器和青銅時代歐洲的解釋被證明是錯誤的。但柴爾德認為自己對考古學的主要貢獻在于解釋框架，艾莉森·拉維茲（Alison Ravetz）和彼得·加瑟科爾（Peter Gathercole）也這樣認為。謝拉特寫道：“在他的解釋中，最具深遠價值的，是他詳盡的寫作水準，關注所描寫物質的圖像的識別。這些圖像現在已經成為了史前歐洲研究的經典問題，盡管他對它們的解釋現在看來已經不合適了。”柴爾德的理論工作，在其一生中乃至死后的數十年，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直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重新得到重視。柴爾德的理論在拉丁美洲最為人所知，在整個20世紀后期，馬克思主義一直是考古學家們關注的核心理論潮流。
盡管柴爾德在全球都很有影響力，但他的工作在美國卻鮮為人知，他關于歐洲史前史的著作從未廣為人知。結果就是，在美國他被錯誤地認為是近東專家，并和斯圖爾德、懷特一起被認為是的創始人，盡管他的方法比他們的“更精妙”。斯圖爾德一再在其著作中錯誤地稱柴爾德是單線性進化論者，這也許是試圖將自己的“多線”進化論方法與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區分開來的一種表現。崔格爾認為，與美國的這種忽視和失實陳述形成對比的是，恰恰是一個美國考古學家：，最大程度的追隨和發展了柴爾德“最具創新的思想”。1940年代，還有一小批美國的考古學家和人類學家追隨柴爾德，希望將唯物論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帶到研究中，而當時博厄斯的特殊論在該學科中占主導地位多年。柴爾德還出現在了2008年的美國大片《奪寶奇兵4》中。
在柴爾德去世后，出版了一系列研究他對考古學的影響的著作。1980年，布魯斯·崔格爾的《戈登·柴爾德：考古學革命》出版，研究柴爾德的考古學思想延伸出來的影響；同年芭芭拉·麥克奈恩的《戈登·柴爾德的方法和理論》問世，研究了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論。次年，莎莉·格林出版《史前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傳》，書中她稱他為“二十世紀歐洲史前史最杰出、最有影響力的學者”。彼得·加瑟科爾認為崔格爾、麥克奈恩和格林的工作“極其重要”；魯思·特靈厄姆（Ruth Tringham）認為這都是“讓我們更好的認識柴爾德”運動的一部分。
1986年7月，墨西哥城開展了紀念柴爾德《人類創造了自身》出版50周年的座談會。1990年9月，昆士蘭大學的澳大利亞研究中心在布里斯班紀念了柴爾德百年誕辰，講座研究了他的學術工作和社會主義工作。1992年5月，倫敦和史前學會（Prehistoric Society）共同舉辦了紀念柴爾德誕辰一百周年的會議，這兩個機構都是他生前所領導過的。會議論文集由該研究所所長編輯，1994年出版，題為《戈登·柴爾德的考古學：當代觀點》。哈里斯說，這本書旨在“證明柴爾德思想的活力，學術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以及他的工作與考古學當代問題的持續聯系”。1995年，加瑟爾科爾等人主編的另一個會議集出版，題為：《柴爾德和澳大利亞：考古學，政治與思想》。在之后的幾年中，關于柴爾德的主題出現了更多的論文，著眼于他的個人信件和最后的安息之地。
''How Labour Governs: A Study of Workers' Representation in Australia''
工黨是如何執政的：澳大利亞工人代表制研究
The Labour Publishing Company (London)
歐洲文明的曙光
Kegan Paul (London)
雅利安人：關于印歐人起源的研究
遠古東方：歐洲史前史的序幕
史前時代的多瑙河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kara Brae: A Pictish Village in Orkney''  斯卡拉布雷：奧克尼的一個小村莊
北歐的森林文化：關于進化和傳播的研究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不列顛新石器時代陶器的大陸親緣關系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The Oriental Prelude to European'' ''Prehistory''
關于遠古東方的新線索：歐洲史前史的序幕
Kegal Paul (London)
蘇格蘭史前史
''Man Makes Himself''  遠古文化史/人類創造了自身
1936，1941年略有修改
Watts (London)
''Prehistoric Communities of the British Isles''  不列顛群島的史前社會
1940，1947年第二版
Chambers (London)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歷史發生了什么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工具發展小史
Cobbett (London)
''Progress and Archaeology''  進步和考古學
''History''  歷史學
''Social Worlds of Knowledge''  知識的社會世界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Prehistoric Migrations in Europe''  歐洲的史前移民
Aschehaug (Oslo)
''Magic, Craftsmanship and Science''  魔法，手工與科學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Liverpool)
''Social Evolution''  社會演化
Schuman (New York)
''Illustrated Guide to Ancient Monuments: Vol. VI Scotland''
古代古跡插圖指南：卷5 蘇格蘭
Her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 (London)
''Society and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Human Traditions''
社會和知識：人類傳統的成長
Harper (New York)
''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eological Data''
歷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闡釋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Muller (London)
歐洲史前社會
Penguin (Harmondsworth)
柴氏的著作被翻譯成各種語言版本。漢語譯著最早是在1951年由群聯出版社引進，翻譯了《遠古文化史》和《工具發展小史》；2008年，上海三聯書店又引進了5部柴爾德的作品：《歐洲文明的曙光》、《人類創造了自身》、《歷史發生了什么》、《歷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闡釋》、《考古學導論》，其中《人類創造了自身》是《遠古文化史》的重譯譯名。
希伯來文學（Hebrew literature）包括了古代、中古以及現代使用希伯來語的文學作品。希伯來文學是猶太文學的主要形式之一，不過也有一些希伯來文學作品是由所寫。中古時期及近代的希伯來文學出現在許多地區，而現代的希伯來文學主要是。
薩繆爾·約瑟夫·阿格農在1966年以混合了聖經文學、塔木德文學及現代希伯來語的小說及短篇故事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也是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希伯來語作者。
希伯來文學開始於的口頭文學，從非常早期就開始了，其中也包括亞伯拉罕的教導，亞伯拉罕是以色列中的第一位，約在公元前2000年。古希伯來文學中最重要的就是塔納赫（希伯來聖經的猶太教正統版本）。
米書拿成書在公元前200年，是從妥拉（摩西五經）衍伸，猶太教經典之一，將猶太教口傳傳統口傳妥拉（Oral Torah）書面化後集結而成。是以寫成，但主要的解釋革馬拉是以亞拉姆語所寫。許多經典的米書拿是用希伯來文所寫的。
原作是韓國Channel A於2017年開始製作的綜藝節目《Heart Signal》，是騰訊視頻於2018年製作的綜藝節目，由姜思達、張雨綺、朱亞文、官鴻、楊超越、姜振宇及飛行嘉賓柳巖等人主持，主軸以製作組尋找8位年輕男女於「信號小屋」（位於上海）中合宿一個月，並於其中彼此之間出現的信號進行推理愛情。若主持人猜測正確，則可獲得偵愛原石（糖）一顆。
*合宿期間不能向異性參與者直接告白。
*參與者每天僅可向心儀的一人發送簡訊，但不得公開自己身分
更新設計創始人兼CEO,室內設計師
1986年11月28（31歲，射手座）
江銘亮（奧斯卡）
1995年生（23歲，天蝎座）
1989年生（29歲，水瓶座）
第四集新入住信號小屋的房客。
17Hi App 創始人兼CEO
1989年8月17日（29歲，獅子座）
證券公司產品銷售
1993年4月21日（25歲，金牛座）
1994年3月18日（24歲，雙魚座）
上海戲劇學院戲劇影視專業大四學生
1994年8月1日 (24歲，獅子座)
第五集新入住信號小屋的房客。
*  中天綜合臺《心動的信號》官方網站
新井優香（，），日本的AV女優，現為「PREMIUM」專屬女優。
2018年8月，成為日本AV片商「PREMIUM」的專屬女優AV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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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列表為葡萄牙駐中國（大清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任大使名錄。
1864年，葡萄牙開始派遣駐華公使。1913年10月6日，葡萄牙承認中華民國。1949年以后，葡萄牙不再派遣駐華公使。1975年1月6日，葡萄牙新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斷交。
José Rodrigues Coelho do Amaral
1864年6月
José Maria da Ponte e Horta
又譯“阿爾達”，澳門總督兼，兼駐暹羅、日本
António Sérgio de Sousa
Visconde de S. Januário
José Maria Lobo d'ávila
Carlos Eugenio Correa da Silva
Joaquim José da Gra?a
Tomás de Sousa Rosa
1883年5月31日
1886年10月
Firmino José da Costa
1888年10月
Custódio Miguel Borja
1891年4月15日
1893年11月23日
José de Sousa Horta e Costa
1897年3月11日
Eduardo Augusto Rodrigues Galhardo
José de Azevedo Castelo Branco
首任駐北京公使
Gabriel de Almeida Santos
1907年12月2日
Martinho de Brederode
1907年12月4日
1908年4月25日
Bar?o de Sendal
1910年5月3日
J. V. Jorge
Henrique O’Connor Martins
1913年5月19日
José Batalha de Freitas
Jo?o António de Bianchi
Luís Esteves Fernandes
1930年12月30日
Armando Navarro
Jo?o Maria da Silva Lebre e Lima
1938年10月14日
Joao Rodrigues Simoes Affra
Jo?o de Barros Ferreira da Fonseca
1975年1月6日，葡萄牙新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79年2月8日，兩國建交。
若昂·德德烏斯·拉莫斯
Jo?o de Deus Pereira Bram?o Ramos
安東尼奧·雷薩諾·加西亞
António Eduardo de carvalho Ressano Garcia
安東尼奧·萊亞爾·達科斯塔·洛博
António Leal da Costa Lobo
奧塔維奧·內圖·瓦萊里奧
Octávio Neto Valério
若澤·曼努埃爾·德維拉斯·博斯
José Manuel Peixoto de Vilas Boas de Vasconcelos Faria
若澤·曼努埃爾·杜阿爾特·德·熱蘇斯
José Manuel Duarte de Jesus
佩德羅·卡塔里諾
Pedro Manuel dos Reis Alves Catarino
安東尼奧·努內斯·德卡瓦略·桑塔納·卡洛斯
António Nunes de Carvalho Santana Carlos
魯伊·夸爾廷·桑托斯
Rui Quartin-Santos
若澤·塔德烏·蘇亞雷斯
José Tadeu da Costa Soares
若熱·托雷斯·佩雷拉
Jorge Torres Pereira
José Augusto Duarte
王弘贄，家世不詳。后唐武將。
因原本散佚，《舊五代史》中的已失傳。《新五代史》有其列傳。
王弘贄曾參與后唐滅前蜀之戰，充中軍右廂步軍都指揮使。
后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長興元年（930年）九月，上言：“一州主客戶才及千戶，并無縣局，臣今檢括得新舊主客已到了三千二百之多，想按舊額設立將利、福津二縣，請求設置令佐。”獲準。十一月，王弘贄隨明宗女婿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伐叛亂的東川節度使董璋，與前鋒京兆尹王思同及瀘州刺史馮暉、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從利州取山路出劍門關外，殺敗董璋守關兵士三千余人，收復劍州，但因為石敬瑭的主力未到，只能焚燒房屋，帶著糧食和錢財退回劍門關，后來這場討伐戰也不了了之。后罷官，三年（932年）六月，受任為左千牛上將軍。后又任衛州刺史。
后唐閔帝年間，其養兄鳳翔節度使潞王李從珂起兵，擁兵東到陜州。閔帝懼，夜間率百余騎出奔。應順元年（934年）四月，到衛州東七八里，遇到將入朝的時任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哭著求助。石敬瑭指出王弘贄是宿將且多知時事，請求去找他一起商量。于是石敬瑭騎馬前去見王弘贄。王弘贄得知閔帝出奔情況后感慨：天子出奔是自古就有的，但如今閔帝以百騎出奔，而將相大臣無一人跟隨，可見六軍將士人心都在潞王，而閔帝身邊沒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只有五十騎跟隨，即使有忠義之心，又能如何？建議石敬瑭囚禁閔帝，擁戴李從珂。石敬瑭以為然。于是王弘贄就隨石敬瑭去驛舍謁見閔帝。石敬瑭把王弘贄的話告訴閔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上前指責石敬瑭如此態度是不思報國、與李從珂同謀作亂，抽佩刀刺石敬瑭，石敬瑭親將陳暉抵抗，沙守榮與陳暉相斗而死，奔弘進也自刎，河東牙門都校劉知遠部下御士石敢也被閔帝隨從殺死。石敬瑭于是在劉知遠及劉知遠親將也是妻弟李洪信等人協助下殺盡閔帝隨從士兵五十余人，只將閔帝留在驛舍而離去。王弘贄奉閔帝住在本州辦公的地方，并奏報李從珂閔帝到了衛州。
王弘贄子王巒為殿直。當月，李從珂登基后，廢閔帝為鄂王，遣王巒持鴆酒去毒死閔帝。《新五代史》作：王弘贄起初令市中酒家向閔帝獻酒，閔帝見了，大驚，突然昏倒在地，久后醒來，王弘贄說：“這是酒家所獻，希望獻酒以慰無聊。”閔帝接受了，從此王弘贄每天獻上一觴。王巒持鴆酒到后，就派酒家獻上，閔帝不生疑心將其飲下，于是駕崩。而《資治通鑒》作：王弘贄數次上酒，閔帝知道有毒沒有喝，于是王巒縊殺閔帝。
石敬瑭建立后晉后，王弘贄效力后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開運三年（946年）二月卒，贈太常卿，又贈太傅。
茲維.扎米爾，（；拉丁轉寫：Zvi Zamir，），以色列政治人物，情治系統領導人。
在1968至1974年時，任以色列情報特務局（The Mossad，俗稱摩薩德）局長，他也是以色列X委員會的主要成員。
天誅行動與不老泉行動在他的領導下，摩薩德成功獵殺了黑色九月十名參與慕尼黑慘案主要的幕後黑手。但由于利勒哈默爾暗殺事件導致摩薩德受到國際社會的批評，扎米爾因而下臺，同年梅爾夫人也宣布卸任以色列總理。
*  "Preventive measures"  Zamir interview in 2006.
* ''One Day in September'', (1999), a documentary by Kevin Macdonald.
* Raviv, Dan and Melman, Yossi. ''Every Spy a Prince: The Complete History of Israel'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0.   p.&nbsp;179
開源授權是電腦軟體和其他產品的一種授權類型，此種授權允許其源碼、藍圖、或設計基於明文規定或明示條件下，被所有人使用、修改而且/或分享。這個授權允許終端使用者和商業公司，在其客製化、好奇、除錯等需求下，對源碼、藍圖、或設計等瀏覽及修改。開源授權軟體絕大部分是免費且自由的，雖然免費並不一定是開源授權的必備條件。通常來說，只允許個人對源碼的重製或散布等使用，此類的授權通常不被視為開源授權。然而，開源授權可能有一些限制，特別是尊重軟體原創，例如：要求在原始碼裡，保留作者姓名權和版權聲明；或是要求必須給予同樣的授權條件等，才能重製已授權的軟體（如著作傳授權）。開源軟體授權裡，其中較普遍的授權方式，是開放原始碼促進會基於其開源定義下所認可的授權。
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或MSMQ微軟公司實現的一種消息隊列，始于Windows NT 4與Windows 95。Windows Server 2016與Windows 10仍然包含這種組件。1999年起，Microsoft Embedded平臺以及Windows CE 3.0也開始支持這一組件。
MSMQ作為一種消息協議，允許多服務器/多進程通信，即使不總是保持互聯。而sockets與其他網絡協議要求直連總是成立。
MSMQ從1997年開始可用。
MSMQ是可靠分發消息。分發失敗的消息保存在隊列中直到目標可達時重發該消息。還支持安全與優先級的消息機制。可以創建用于調試。
MSMQ支持可持續性與不可持續性消息，使得性能與消息是否寫到磁盤的一致性上可以權衡。不可持續性消息只能用于向非事務性隊列發送快速消息。
MSMQ支持事務處理。允許多個動作發給多個隊列中包裝為單個事務。微軟分布式事務協調器 (MSDTC) 支持對MSMQ或其他資源的事務訪問。
MSMQ使用下述端口:
* RPC: 135, 2101*, 2103*, 2105*
* UDP: 3527, 1801
* 這些端口可能增加11，如果RPC端口的初始選擇被使用。端口135用于查詢2xxx端口。
* Version 1.0 (1997年5月). 支持Windows 95, Windows NT 4.0 SP3, Windows 98 與 Windows Me.
* Version 2.0, 包含在Windows 2000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