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鍾昇霖（Chung Sing Lam，），生於香港，香港足球運動員，司職中堅。現時效力澳門甲組足球聯賽球隊聯樂。
鍾昇霖生於香港，出身於廣州恆大青年軍，直到2015/16球季完結後，鍾昇霖與數名隊友隨流浪總監李輝立轉會至新組成的港超聯球會標準灝天，並於2017年4月2日對傑志的聯賽，正選登場，首度為灝天上陣，至75分鐘被換出，結果流浪以1–5落敗，而他於職業生涯第二季內在各項賽事上陣1場，還於季尾協助標準灝天於11支球隊中獲得第9，護級成功，可是最終球隊因交還管理權問題而解散，
直到球季完結後，鍾昇霖再隨總監李輝立重返標準流浪，並於2017年12月10日再對傑志的聯賽，後備入替，首度為流浪上陣，結果流浪以0–6落敗，到12月17日，對飛馬的菁英盃分組賽，首度為流浪正選上陣，結果流浪以0–3落敗，
隨著同位置的隊友徐宏傑在第40屆省港盃表現出色，並在1月10日加盟中甲球會梅州客家後，鍾昇霖獲流浪給予更多機會。結果流浪在4月22日主場不敵R&F富力後，宣告護級失敗。
2022年加盟澳門甲組足球聯賽球隊聯樂。
* 預備組聯賽冠軍（2015–2016年）
* 預備組聯賽冠軍（2016–2017年）
伊斯蘭教是埃及的主要宗教。
埃及宗教常見的場景：清真寺和基督教堂比鄰而居
埃及主要宗教是伊斯蘭教，2017年穆斯林人口約佔埃及總人口的90％。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的研究，94.8％的埃及人是遜尼派穆斯林，5.1％是基督徒，不到0.1％的人口是猶太教、佛教或其他宗教信徒。基督徒在埃及人口中所佔比例正在下降，上個世紀最高的人數是1927年，當時人口普查有8.3％的埃及人是基督徒。在隨後的七次人口普查中，基督徒佔人口的比例逐漸縮小，1996年為5.7％。然而，大多數基督徒反駁了這種估計的人口普查，他們聲稱人數不足。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資料，埃及穆斯林（主要是遜尼派）佔90％，基督徒（主要是亞歷山大科普特正教會，其他基督宗派包括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羅馬天主教、馬龍尼禮教會、正教會和聖公會）佔10％（2015年）。.
2016年調查基督宗教是埃及第二大宗教，佔埃及總人口的10.3％。
根據邁克爾?伊薩迪（Michael Izady）的研究，埃及人中有86.8％是遜尼派穆斯林，2.9％是什葉派穆斯林，10.2％是基督徒，其餘的0.1％屬於其他信仰。
根據“埃及憲法”，任何新的立法都必須至少隱含地同意伊斯蘭教法。“埃及憲法”第45條將宗教自由延伸到三個亞伯拉罕諸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和猶太教），但也只有這三個宗教有信仰自由。
在一神教（亞伯拉罕諸教）被引入埃及後，原來的古埃及宗教已經在埃及消失了。愛資哈爾清真寺（Al-Azhar Mosque）在公元940年法提瑪朝時建立，是埃及第一所伊斯蘭大學，它的前身也是聖馬可於公元1世紀中期建立的亞歷山大科普特東正教教堂。
在埃及，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共同生活，分享共同的歷史、國家認同、種族、文化和語言。
自1980年埃及憲法第二條修正以來，伊斯蘭教成為為埃及的國教；在此之前，埃及為世俗國家。絕大多數埃及穆斯林是遜尼派，其餘的穆斯林屬於什葉派中的十二伊瑪目派和伊斯瑪儀派。許多遜尼派穆斯林也遵循蘇菲派的傳統。埃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遜尼派學府，艾資哈爾大學是伊斯蘭教歷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機構（成立於公元 970 年左右），被許多人認為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大學。
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使埃及成為帝國的中心，訂定開羅為王朝的首都。埃及的各種社會團體和階級在日常生活中對伊斯蘭教應用不同。艾資哈爾的文學神學家們普遍反對受到蘇菲主義影響的農村宗教傳教士和農民所實賤的伊斯蘭教。自伊斯蘭教傳入埃及以來，蘇菲主義在埃及蓬勃發展。大多數上層和中產階級的穆斯林認為，宗教表達是每個人的私事，或者伊斯蘭教應該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長期以來，伊斯蘭宗教復興運動在大多數城市和許多村莊都存在，呼籲貫穿於整個階層。
根據埃及的憲法，任何新的立法法律都必須至少隱含地同意伊斯蘭教法。埃及遜尼派伊斯蘭教的主流哈乃斐學派主要由國家控制，通過埃及宗教事務部（Ministry of Awqaf (Egypt)）控制。宗教事務部掌管埃及所有清真寺並監督穆斯林阿訇（伊瑪目），艾資哈爾大學培育了不少伊瑪目人才；此外宗教事務部受予伊斯蘭教令對伊斯蘭教問題的判決權力。
約有10％至15％的埃及人信奉基督宗教
開羅懸空教堂（聖母瑪利亞教堂）
亞斯文的米迦勒亞歷山大科普特東正教教堂
約95％的埃及基督徒是亞歷山大科普特正教會的信徒，科普特人是西亞和北非地區最大的基督徒社群，根據不同的統計數據，科普特人約佔埃及總人口10％-15％。其他埃及本地基督徒屬於科普特禮天主教會、埃及福音教會和各種基督新教教派的信徒。非埃及本地基督徒社群主要分佈在開羅和亞歷山大港，屬於亞美尼亞使徒教會、普世聖公宗（耶路撒冷及中東教省）、羅馬天主教（默基特希臘禮天主教會、亞美尼亞禮天主教會、馬龍尼禮教會、加色丁禮天主教會、敘利亞禮天主教會）和敘利亞東方正統教會。
根據1948年的人口普查埃及有65639個猶太人，包括猶太教卡拉派。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大批猶太人被賈邁勒·阿卜杜勒·納瑟驅逐。他們的埃及公民身份被撤銷，他財產被沒收。之後，埃及猶太人不斷向外移民，到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達到高峰。截至2016年，埃及共有6名猶太人。
埃及的阿赫邁底亞穆斯林多達5萬名信徒，阿赫邁底亞在1922年傳入埃及。到了21世紀，阿赫邁底亞派被埃及政府壓制和主流伊斯蘭歧視越來越多。
*  El Islam en el Egipto contemporáneo - revista ''Alif N?n'' no 66, diciembre de 2008.
*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for 2014. Egypt''
帕爾拉體育聯合會是一家位于馬德里自治區帕爾拉地區的足球隊。它成立于1973年，如今正參加馬德里業余優選聯賽。帕爾拉主場位于草地體育場，有5000個座位。
* 5?個賽季參加西班牙足球乙二級聯賽
* 29個賽季參加西班牙足球丙級聯賽
* 22x22像素?拉法埃爾·貝尼特斯
* 22x22像素?Sergio Pachón
* 22x22像素?Roberto Rojas
*  Futbolme球隊信息?（西班牙文）
荔枝酒，是由100%荔枝果實製成的濃郁中國甜點酒，酒身呈金黃色，具豐富果甜香氣。通常冷凍後飲用，或加入冰塊。通常配合貝類食物或亞洲菜，不宜配肉類。
格魯伯神經科學獎成立于2004年，是由格魯伯基金會頒發的三個價值500000美元的國際獎項之一。格魯伯基金會是總部設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的非營利組織。
格魯伯神經科學獎的獲獎人由神經科學學會提名。
埃里克·克努森
羅杰·尼科爾
大坂生物科學研究所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
布蘭代斯大學
洛克菲勒大學遺傳學實驗室
羅伯特·H·武爾茨
國家眼科研究所感覺運動研究實驗室
Huda Zoghbi
邁克爾·格林伯格
哈佛大學大腦神經科學中心
National Eye Institute/NIH
*  彼得和帕特里夏·格魯伯基金會的Facebook主頁
茂名港高速公路屬于汕湛高速公路云湛段的支線高速公路，粵高速編號：S61，起點位于茂名市電白區黃嶺鎮，線路逞東南走向，終點位于茂名市電白區馬踏鎮，接茂名港大道。全長33.36公里，設計時速為100公里/小時，雙向4車道。項目于2015年12月28日動工，已于2017年12月28日通車。
優護平臺股份有限公司（Ucarer Inc.）為臺灣一家照護服務媒合平臺公司，平臺品牌為「優照護」，創立於2015年，總部位於臺北市。共同創辦人為陳宏益、劉詩瀚。陳宏益目前擔任公司董事長，劉詩瀚為總經理。
公司以開發行動應用程式連結照顧服務員和照顧需求者，提供照顧服務業的分享型經濟服務。以電子商務的媒合模式，藉由App解決尋找居家照護人員的不便，讓有照護需求的使用者透過網際網路，找到符合條件的照顧者，並預約服務。不僅雙方資訊透明，還可即時溝通，縮短了流程並避免許多問題的發生。
「優照護」的行動應用程式在2016年於臺灣地區推出，支援iOS和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提供居家照顧服務員的媒合服務。
2016年參加科技部「創新創業激勵計畫」(FITI)比賽，入選該年度第二梯次前20名。
2017年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公益科技創新應用」提案競賽優勝。
2018年入選科技部「預見新創」(Vision Program)計畫，前往美國矽谷Plug and Play進行海外培訓與資源拓展。
* 問問：需求者與照顧者可透過「問問」通訊功能，溝通受照顧者的狀況，並讓照顧者評估是否合適接案，可大幅減少資訊落差造成的困擾，提升照護的服務品質。
* 客戶評價：來自電子商務的評價機制，可提供客戶客觀的服務評鑑，並透過評價優劣的排序，協助優質人員獲得額外的收入。
* GPS定位打卡：照護服務人員到居家服務時，常遭遇簽到簽退是否準時的爭議，過往大都雙方各執一詞，無法判斷實際狀況，「優照護」採用GPS衛星定位輔助簽到簽退，記錄實際服務的時間地點，減少這類問題產生的爭議。
* 數位工作排程：短期居家照護需求者，有不同時間、地點、對象等狀況，個案管理常造成傳統照護業者的龐大行政負擔，「優照護」提供數位排程管理機制，大幅減輕人工作業的負擔。
* Android行動應用程式下載
德意志帝國海軍法（，“艦隊法”）是德意志帝國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進行擴張的法律基礎。在戰前一共有五條海軍法，分別于1898、1900、1906、1908和1912年經德意志帝國國會通過。這些由德皇威廉二世和海軍大臣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大力支持的行動致力于使德意志帝國建立一支能夠與英國皇家海軍相抗衡的海軍。
身著海軍制服的德皇威廉二世及其家人，攝于1896年。
德皇威廉二世長久以來一直想建立一支龐大的海軍力量以確保他對德國人民所承諾的“”。一支強大的帝國海軍能夠有效助力于獲取殖民地，并且能進一步擴大德國在世界的經濟和貿易利益。他決心使德國在非洲及太平洋地區成為殖民大國，并且他的軍國主義傾向也使得他希望增加德軍的實力，尤其是建立一支能夠與英國皇家海軍相匹敵的海軍，正如他在自傳中所寫道：
“我對海軍有一種不尋常的熱情。我的英國血統激發了它。年少時期我便欽佩驕傲的英國艦隊。直到有一天，建立屬于自己的艦隊的希望在我心中燃起，令我決定等我成人之后定要建立一支與英國不相上下的海軍。”
德意志帝國海軍之父——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1849-1930）
盡管威廉二世著迷于海軍，但他最初并不確定德意志帝國海軍將發展為以巡洋艦等小型水面艦艇所組成的巡洋艦隊或是主要以戰列艦組成的大型艦隊。他最初被巡洋艦的全球航行能力所吸引，希望德意志帝國國旗能夠展現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而這是因其過于龐大而將停泊在北海與波羅的海的戰列艦所無法完成的；德意志帝國海軍大臣腓特烈·馮·霍爾曼（Friedrich von Hollmann）也贊成此觀點，認為售價低廉的巡洋艦更加適應德國注重海防的海上戰略。但建造戰列艦的主要支持者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則認為，由于德意志帝國并沒有大量海外殖民地與海外煤礦產地，注重巡洋艦作戰是沒有意義的；相反，德意志帝國海軍需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打造一支僅次于世界最強海軍的戰列艦隊上，因為這將會是德國與世界領先的殖民帝國英國競爭并爭取成為世界主導力量的唯一途徑。提爾皮茨更進一步宣稱，盡管戰列艦的航行范圍有限，大型戰列艦的存在將間接保護德意志帝國在全球的殖民地和商業利益。最終這場辯論以提爾皮茨以接任海軍大臣宣示了戰列艦隊支持者一方的勝利。
在1897年6月15日，提爾皮茨公布了一個改變歐洲歷史的計劃。他在這份文件中闡述，一支戰列艦隊是擊敗世界最強海上力量所必不可少的。之后他亦指出了此計劃的風險：如果戰列艦是必要的，擁有世界最強海上力量的英國必將成為德國的敵人。提爾皮茨的計劃是建立在“風險理論”之上的，也就是說即使德國艦隊在噸位上小于英國，它也必須有能力對其造成重大損害，使德國艦隊有足夠威脅英國海上霸權的力量；并且這種損失將會使另一個潛在德國盟友或英國的敵人的海上力量對英國殘余艦隊發動突襲并一網打盡。由此，為了避免與德國艦隊對抗所帶來的巨大損失，英國的外交政策將會對德國今后的殖民和經濟上的前進政策顯得更加寬容。提爾皮茨認為，這樣一個龐大的造艦計劃只有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才能運作；這將會使海軍提前建造一定數量的船舶從而確保艦隊能夠不斷地建立起來，亦可避免在國會上為了每一艘船只的建造而撥款。因此，這個階段的首要目標就是制定一系列促使英德關系轉變的法律。
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英國保持所謂的“雙倍標準”：皇家海軍的力量必須等于世界第二加上世界第三海軍噸位的總數。這個長期被非正式接受的標準是由1889年出臺的“海防法”公布的，并將法國和俄國艦隊定為公海上的最大潛在對手；但提爾皮茨所倡導的德意志帝國海軍法卻在此時開始威脅此標準的安全性。
德意志帝國國會于1897年引入的第一條海軍法規定了艦隊船級的構成和需要在1904年前建造完畢的艦艇的數量，以及費用限額。它批準了一個不會被國會投票所更改的固定艦船數量，意圖在未來三年內建造16艘艦船。此計劃于1898年3月26日壓過了國會內保守黨與社民黨反對在海軍上花費巨額資金的聲浪并順利通過。此計劃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立竿見影，因為計劃中將要建造的7艘戰列艦并不足以與英國甚至是法國海軍交戰。
德意志帝國海軍對皇家海軍的真正威脅始于第二條海軍法。在第二次布爾戰爭（1899-1902）期間，德國人對布爾人顯示了巨大的同情，認為身為荷蘭人后裔的布爾人與德意志人具有種族與文化的相似性。1900年1月，于公海上巡邏的英國巡洋艦隊在非洲海岸扣留并搜查了3艘德國郵輪，懷疑他們有攜帶物資予布爾人之嫌。盡管英方對此事迅速道歉，德方卻被此事激怒；海軍上將提爾皮茨更在此時引進了一個新海軍法案，并且于同年6月20日在國會內以極少的反對票通過。此法案將在1901至1917年這17年內使艦隊規模乘以二倍：從19艘戰列艦增加至38艘戰列艦，其中包括2艘旗艦，4個每個包含8艘戰列艦的中隊和4艘預備戰列艦。這項法案明確指出，德意志帝國海軍的目標絕不僅僅是為了打破僅限于海防的規模而建造一支強大的戰列艦隊（德意志帝國海軍也在此擴張中成為世界第二的海軍）；它更是要以英國皇家海軍作為擴張的主要針對者。
在接下來的12年中，德意志帝國國會分別于1906，1908和1912年通過了三項海軍法；在各種情況下，提爾皮茨都利用德國的危機感和恐懼感來確保立法的成功。1906年6月，由于德國未能在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打破英法俄三國協約，新出臺的第三條海軍法規定建造六艘大型巡洋艦。在1908年4月，被英王愛德華七世和英國海軍試圖封鎖德國的危機感所激發而通過的第四條海軍法則將德意志帝國海軍戰列艦的退役年齡從25年削減至20年；1911年，由于德國在摩洛哥危機中的失敗，第五條海軍法于次年6月通過，并將在屆時再增加3艘戰列艦。
約翰·費舍爾男爵。
英國在整個19世紀90年代都以法俄兩國艦隊而非德國艦隊為潛在目標而大規模造艦，德國則更多的被視為英國的盟友而非敵人。但是隨著德意志帝國海軍的擴張，第二條海軍法開始讓聯合王國憂心忡忡。德意志帝國海軍的擴張威脅到了英國對海洋的控制，而這不僅是維護大英帝國，更是維護英倫三島安全的必要，因為英國的海上霸權早已阻止了任何入侵其本島的可能性。正如1901年11月15日，第一海軍大臣塞爾伯恩爵士通知總理索爾茲伯里勛爵和其他英國內閣成員所說的：
“德國的海軍政策是明確且持久的。德皇認為德國的力量將在全球被用以促進德國的商業及財產利益；因此他們必須提高海軍力量，以便在這之后擁有比現在更利于他們的英德海軍實力比較。這個政策的結果在于，德國將會在我們可能會與法國或俄國進行的戰爭中處于外交霸主地位.....在這政策出臺之后，那些目睹過德國海軍的海軍軍官們都擁有這種想法。”
在1902年10月的一份內閣文件中，塞爾伯恩爵士詳細闡述了德意志帝國海軍對英國的威脅：
“德國對新型艦隊計劃的審批越多，德國艦隊是為了與英國艦隊對抗而設計的事實就越清楚。它不可能被設計為在未來可能與俄法進行的戰爭中扮演主角，因為這場戰爭的結果只能由陸軍決定；而德國在海軍上的巨大支出則是德國蓄意削弱德國在與俄法對抗中所能獲得的軍事實力。”
由此，英國開始轉變外交和海軍政策來應對德國的威脅。從1902年起，英國海軍部在其所主張的“雙倍標準”的推動下另興建了6艘戰列艦，使其戰列艦數量超過了俄法兩國海軍的總數，讓英德海軍造艦競賽開始發展起來。在外交上，于1902年成立的英日同盟和兩年后與老對手法國人所簽訂的兩國協約徹底結束了英國長久奉行的“光榮孤立政策”。隨著1907年英俄協約的簽署，德國對海上封鎖的恐懼成為了現實。
在于1904-1910年擔任第一海務大臣的約翰·費舍爾爵士的推動下，皇家海軍進行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自1902年秋伊始，費舍爾爵士把德國看成英國的主要海上敵人，并重組艦隊使得最強大的戰艦將被分配至與德意志帝國海軍作戰。本土艦隊被改名為海峽艦隊，并被派指至英吉利海峽附近執行任務；而位于直布羅陀的前海峽艦隊則被重新制定為大西洋艦隊。4艘來自地中海艦隊和4艘來自中國艦隊（位于英屬香港）的戰列艦將被派指至海峽艦隊，將其擴充至17艘戰列艦的規模；而來自大西洋艦隊的8艘戰列艦則隨時可以北上調遣至英吉利海峽或者東進至地中海。
國王號戰列艦于1913年3月1日下水。
腓特烈大帝號戰列艦于1911年6月10日下水，在戰爭期間長期作為公海艦隊的旗艦。
艦隊將達到以下規模：
1艘艦隊旗艦；
2個中隊，每個擁有8艘戰列艦；
2個分隊，每個擁有4艘海岸鐵甲艦；
6艘重型巡洋艦和16艘輕型巡洋艦擔任家園艦隊的偵查任務；
3艘重型巡洋艦和10艘輕型巡洋艦用以執行海外任務。
額外艦船儲備：
2艘戰列艦；
3艘重型巡洋艦；
4艘輕型巡洋艦。
艦船退役年齡：
戰列艦與海岸鐵甲艦役期25年；
重型巡洋艦役期20年；
輕型巡洋艦役期15年。
總計（將在1903年前完成）：
19艘戰列艦（現有12艘，另外7艘計劃建造或在建）；
8艘海岸鐵甲艦（現有8艘）；
12艘大型巡洋艦（現有10艘，另外2艘計劃建造或在建）；
30艘輕型巡洋艦（現有23艘，另外7艘計劃建造或在建）。
本土艦隊將要到達以下規模：
2艘艦隊旗艦；
4個中隊，每個包含8艘戰列艦；
8艘重型巡洋艦；
24艘輕型巡洋艦。
海外艦隊將要到達以下規模：
黑爾戈蘭號戰列艦（SMS Helgoland）于1908年11月11日下水。
10艘輕型巡洋艦。
4艘戰列艦；
戰列艦役期25年；
重型巡洋艦役期20年。
（維持1898年海軍法中的規定）
總計（將于1920年完成）：
38艘戰列艦（另有11艘計劃或在建）；
14艘重型巡洋艦（另有2艘計劃或在建）；
38艘輕型巡洋艦（另有8艘計劃或在建）；
96艘魚雷艇，分為16支中隊，每支中隊含有6艘魚雷艇。
戰列艦與海岸鐵甲艦合并。
無較大變動，在1900年版的基礎上給海外艦隊新增5艘重型巡洋艦，給艦船儲備增加1艘重型巡洋艦，另增加48艘魚雷艇。
無其他變動，在1906年版的基礎上將戰列艦役期從25年削減至20年，以推動更現代化戰列艦的建造；同時命令以戰列巡洋艦代替計劃或在建的重型巡洋艦。
5支中隊（3支隨時待命，2支備用），每支包含8艘戰列艦；
10艘重型巡洋艦（8艘待命，2艘備用）；
30艘輕型巡洋艦（18艘待命，12艘備用）。
驅逐艦隊將具有以下規模：
3艘向導艦；
108艘魚雷艇；
54艘潛艇。
36艘魚雷艇；
18艘潛艇；
1艘向導艦。
41艘戰列艦（3艘計劃或在建）；
18艘重型巡洋艦；
40艘輕型巡洋艦（2艘計劃或在建）；
4艘向導艦；
144艘魚雷艇；
72艘潛艇（役期12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軍備競賽
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
電子游戲平行進口貨品，俗稱電子游戲水貨，是指非官方渠道進口其他區域的電子游戲產品。早期中文區域因游戲機尚未正式進口，水貨成為游戲機玩家的唯一選擇。西方玩家群也會進口游戲游玩。
玩家進口水貨的原因不一，常見原因包括以下幾類：
* 游戲數量多。并非所有游戲都在全球發行，很大一部分日本作品更僅在國內發行。許多視覺小說和動漫改編游戲很少在海外發行，日本外玩家想玩就只能進口。歐洲的英語用戶為玩到更多游戲，也常進口北美版作品；可見即便是對西方而言，日本是最常見的進口來源，但并唯一來源。在中文區域，特別是中國大陸，因長期鮮有行貨游戲，玩家只能從其他區域進口游玩。
* 本地化問題。許多玩家不喜歡翻譯版的各種改動，如修改對話、名詞改名、本地配音、刪除/審查內容等，從而游玩進口游戲。
* 收藏價值。一些系列死忠粉在本地版推出的情況下，也會同時購買本地版和日本版作品。日本游戲經常在本地推出豪華版，內含插畫等追加相關產品，其他地區玩家選擇進口獲得追加產品。
* 語言因素。進口玩家中不乏語言學生，他們會為提升語言能力游玩原版游戲，居住在外國的母語者也會進口游戲。
* 先行游玩。有些玩家等不及游戲在本地發行，就會通過進口先玩到日版游戲。英語國家（即英國和澳洲）也常有這種情況，因歐洲/澳洲版游戲常晚于美版發售，他們就會從美國進口游戲。游戲機也有類似情況，如商店先行銷售水貨PlayStation Portable，從而導致索尼采取了措施。
* 價格原因。由于價格較高，玩家會在暢銷游戲“剛推出”階段過后購買日版。而且，由于國際匯率的變動和國際游戲市場的需求，即便將運費和進口稅考慮在內，原版游戲依然比本地版游戲便宜。而且由于本地化延期因素，二手的進口游戲也比剛發行的本地版游戲便宜。不過在歐元啟用前，新的進口游戲一般比歐洲本地化游戲貴40%。美洲和亞洲市場也存在這種價格差異。
權力歸人民是意大利的一個左翼政黨聯盟（擁有注冊政黨地位）。該聯盟成立于2017年12月17日，在2018年意大利大選中提出共同的選舉名單。 該聯盟的意識形態是共產主義、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南方主義 和世俗主義。該聯盟的全國發言人和政治領袖是維奧拉·卡羅法洛。
*  Potere al Popolo! - Noi ci stiamo, chi accetta la sfida?  – 官方網站
*  Potere al Popolo  – Facebook頁面
格魯伯遺傳學獎設立于2001年，是由格魯伯基金會頒發的三個價值500000美元的國際獎項之一。格魯伯基金會是總部設在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的非營利組織。
格魯伯遺傳學獎獎勵在遺傳學研究的任一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科學家。?
戴維·博特斯坦
瑪莉-克萊爾·金
羅伯特·H·沃特斯頓
梅納德·奧爾森
艾倫·C·斯普拉德林
卡內基科學研究所/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杰拉爾德·芬克
羅納德·W·戴維斯
道格拉斯·C·華萊士
德國感染研究亥姆霍茲中心
邁克爾·格倫斯坦
洛克菲勒基金會
斯蒂芬·埃利奇
哈佛大學醫學院
索爾克研究所
埃利奧特·邁耶羅維茨
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普林斯頓大學/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斯圖爾特·H·奧金
哈佛醫學院/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
*  彼得和帕特里夏·格魯伯基金會Facebook主頁
2017年武隆地震是2017年11月23日17:43:33發生于中國重慶市武隆區的一場地震，震中位于東經107.94度，北緯29.40度，震級為Ms 5.0級，震源深度約為10千米。截至23日21時，地震共導致6人輕傷，直接經濟損失超4000萬元，造成武隆區、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縣1.1萬人受災，近3800間房屋不同程度損壞。發生地震的重慶市武隆區距離重慶主城區近200公里。四川達州、南充等地，重慶市主城區、合川區等地震感明顯。
重慶市地震局啟動應急救災三級應急響應，重慶市地震應急救援隊做好了赴災區準備。11月26日，重慶市地震局終止地震三級響應。重慶市民政局派出工作組前往武隆區查看災情，檢查指導當地開展救災工作，調撥救災帳篷500頂、大衣500件、棉被1000床。國網重慶武隆區供電公司啟動應急響應預案，搶修受到地震影響而停電的240戶居民的電力供應，11月24日7時40分，已恢復供電。
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有限公司緊急采取措施，封鎖受影響線路區間，受影響的旅客列車車次包括：重慶北至廣州K775次，重慶北至汕頭K687次，成都至廣州K191次，上海南至重慶北K74，湘潭至成都Y74。
重慶市武隆喀斯特旅游（集團）有限公司稱武隆地震未對世界自然遺產天生三橋、芙蓉洞、仙女山等武隆主要景區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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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大帝號戰列艦是德意志帝國的一艘德皇腓特烈三世級前無畏艦，建于20世紀之交。它是在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的海軍擴張計劃下，由德意志帝國海軍訂購的首批戰列艦之一。該艦于1898年1月開始在基爾的日耳曼尼亞船廠進行，1899年6月下水，至1901年5月完工。其主炮為安裝在兩座雙聯裝炮塔內的四門，最高速度為。
德皇威廉大帝號于職業生涯的前七年都在德國主力艦隊——練習艦隊及后來的公海艦隊服役，曾數次參加艦隊的訓練巡航和演習，主要在北海及波羅的海。它在和平時期的生涯相對平淡，沒有遭遇任何意外。該艦于1908－10年間退役以進行重大重建，之后，它連同四艘姊妹艦被分配至預備役支隊。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于1914年爆發時，德皇威廉大帝號及其姊妹艦被動員至第五戰列分艦隊，負責北海的岸防工作。它們也曾被短暫部署至波羅的海，但沒有參與任何行動。1915年，這些艦只被再度撤出現役，并退居擔任次要職責。其中德皇威廉大帝號在基爾作使用，并最終成為一艘魚雷。戰爭結束后，《凡爾賽條約》大幅縮減了德國海軍的規模。該艦遂被售予一家德國拆船商，并于1920年拆解報廢。
在德意志帝國海軍于1889年訂購了四艘勃蘭登堡級戰列艦后，由于受到預算限制、帝國議會反對以及缺乏連貫艦隊計劃的相結合影響，導致進一步購買戰列艦被推遲。前國家海軍辦公室國務大臣列奧·馮·卡普里維于1890年就任德國總理，而海軍中將則成為海軍辦公室的新任大臣。霍爾曼在1892年請求訂購第一艘德皇腓特烈三世級戰列艦，但前一年締結的法俄同盟卻使得政府將注意力集中在擴大陸軍的預算上。議會的反對迫使霍爾曼將計劃推遲至第二年，當時卡普里維對該項目表示支持，他指出俄國近期的海軍擴張威脅到了德國在波羅的海的海岸線。1893年末，霍爾曼提呈海軍對1894－1895預算年度的估計，此時議會批準了這艘新艦；同級的第二艘艦跟隨在1896年初獲得通過，而第三艘艦——德皇威廉大帝號則獲準使用下一年度（1897年）的預算進行訂購。
德皇威廉大帝號的全長為、為，有的前吃水和的后吃水。艦只所設計的標準排水量為，滿載排水量則達。其推進是通過三個三缸立式三脹蒸汽機以驅動三副螺旋槳來實現。蒸汽由四臺和八臺筒形鍋爐供應，均為燃煤式。德皇威廉大帝號動力裝置的額定功率為，最高速度達。
德皇威廉大帝號的主炮為四門，它們安裝在分居中央艦艛一前一后的兩座雙聯裝炮塔內。則包括十八門和十二門。它還搭載有十二把37毫米機炮。六具450毫米魚雷發射管則安裝在船體水上部分的旋轉支架上。艦只的裝甲帶厚度從不等，甲板裝甲的厚度為。司令塔和主炮炮塔裝有厚的的裝甲板，副炮則受到150毫米厚的裝甲保護。
末代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認為，強大的海軍是國家在歐洲大陸以外擴張勢力的必要條件。他在19世紀80年代末發起了一項海軍擴張計劃；并根據該計劃建造了首批四艘勃蘭登堡級戰列艦。緊隨其后的是五艘德皇腓特烈三世級戰列艦，其中德皇威廉大帝號為同級的第三艘艦。它于1898年1月22日在基爾的日耳曼尼亞船廠開始，工程編號為22。該艦是以“威廉國王號替艦”作為合同名稱進行訂購，以取代年邁的鐵甲巡防艦威廉國王號。它原計劃于1899年4月29日下水，但由于船廠發生的大火損毀了船臺，致使下水日期被推遲至6月1日。在下水儀式上，巴登大公夫人作為艦只得名者——德皇威廉一世的女兒，主持為艦只命名。威廉二世皇帝則為這艘紀念其祖父的艦只發表下水演講。在結束了舾裝工作后，艦只于1901年2月19日開始船廠，隨后于3月18日進行試航驗收。這些工作于5月5日完成，德皇威廉大帝號遂于5月19日正式入役。而埃里希·雷德爾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戰爭海軍總司令，此時則已在該艦升任。
在1901年入役后，德皇威廉大帝號追隨其姊妹艦加入了練習艦隊的第一戰列分艦隊。在姊妹艦德皇腓特烈三世號因擱淺而必須返廠修理期間，德皇威廉大帝號取代它成為第一分艦隊旗艦，受威廉二世皇帝的胞弟、海軍中將海因里希親王指揮。它擔任這一職位直至10月24日，即德皇腓特烈三世號重返現役后止。在此期間，德皇威廉大帝號出席了6月的以及為基爾樹碑的落成典禮。7月下旬，它又率領分艦隊巡航前往西班牙水域，并在駐泊于加的斯時與從東亞水域返航的勃蘭登堡級戰列艦會合。第一分艦隊于8月11日返抵基爾，但勃蘭登堡級艦只的晚歸使得該分艦隊推遲了參加年度秋季艦隊演習。演習以在的演練作為開端，隨后對易北河下游的防御工事進行模擬攻擊。在艦隊于9月15日駛向但澤灣結束演習之前，還在基爾灣進行了炮擊訓練。12月，德皇威廉大帝號及分艦隊余部展開了前往挪威的常規冬季訓練巡航，當中包括從12月7日至12日在奧斯陸作停留。
1902年，新戰列艦維特爾斯巴赫號在附近擱淺，由德皇威廉大帝號將其拖回港口。第一分艦隊隨即在波羅的海西部進行簡短的巡航，然后開始了在不列顛群島周邊的大規模巡航，從4月25日持續至5月28日。單獨和分艦隊訓練于6月至8月進行，當中僅在7月被前往挪威的巡航所中斷。年度艦隊演習于8月在波羅的海啟動、至北海結束，并在進行了一次海上閱兵。演習期間，德皇威廉大帝號隨其幾艘姊妹艦被分配至“假想敵”部隊。“假想敵”部隊的首要任務是阻止“德國”分艦隊穿越波羅的海的大貝爾特海峽。而德皇威廉大帝號和其它幾艘戰列艦的任務則是強行進入易北河河口，以便控制威廉皇帝運河和漢堡。“假想敵”區艦隊在三天內便完成了這些任務。定期的冬季訓練巡航隨后于12月1－12展開。
1903年，僅由一個分艦隊組成的練習艦隊被重組為“活動戰列艦隊”。德皇威廉大帝號及其姊妹艦、連同最新入役的維特爾斯巴赫級戰列艦被留在了第一分艦隊，而老式的勃蘭登堡級艦只則作儲備安置以進行重建。1903年的第一季度遵循慣常的訓練模式。分艦隊在波羅的海進行了一次訓練巡航，隨后從5月7日至6月10日展開西班牙之旅。7月，第一分艦隊又展開去往挪威的年度巡航。秋季演習則包括在北海進行封鎖演練，整個艦隊首先進入挪威水域，然后于9月初到基爾，最后是對基爾實施一次模擬攻擊。演習于9月12日結束。11月23日開始的冬季巡航則是前往波羅的海東部，并于12月1日繼續進入卡特加特海峽。
第一分艦隊于1904年1月11－21日在斯卡格拉克海峽進行了同年的首次演練。進一步的分艦隊演練隨后3月8－17日進行。5月在北海舉行了一項大規模的艦隊演練，而第一分艦隊和第一偵察集群于7月共同出訪英國，其中包括7月10日在普利茅斯停留。德國艦隊于7月13日啟程前往荷蘭；翌日，第一分艦隊在弗利辛恩拋錨。荷蘭女王威廉明娜于此訪問了這些艦只。第一分艦隊在弗利辛恩停留直至7月20日，然后與艦隊余部共同前往北海北部進行巡航。7月29日，該分艦隊系泊在挪威的莫爾德，別的部隊則分別去往其它港口。艦隊于8月6日重新集結駛回基爾，于8月12日對當地的港口實施模擬攻擊。隨后，艦隊又開始準備從8月29日起在波羅的海舉行的秋季演習。9月3日，艦隊進入北海參加一項大型的登陸行動；之后，這些艦只將參加演習的的地面部隊帶到阿爾托納，以接受威廉二世皇帝的檢閱。9月6日，皇帝在黑爾戈蘭島外圍單獨對這些艦只進行了檢閱。三天后，艦隊經由威廉皇帝運河返回波羅的海，與第九軍和進行了進一步的聯合登陸演習。演習于9月15日結束。從11月22日至12月2月，第一分艦隊繼續參加冬季訓練巡航，這次是前往波羅的海東部。
不倫瑞克級艦只領頭
在1905年1月9－19日和2月27－3月6日期間，第一分艦隊的艦只參加了兩次訓練巡航。隨后則是進行單獨和分艦隊訓練，重點是炮擊操練。7月12日，艦隊開始在北海進行大型的訓練演習。然后，艦隊巡航穿越卡特加特海峽，并在哥本哈根和斯德哥爾摩作停留。夏季巡航于8月9日結束，但通常在隨后不久開始的秋季演習卻因英國的到訪而推遲。英國艦隊分別停靠于但澤、斯維內明德和弗倫斯堡，在當地受到了德國海軍部隊的迎接；德皇威廉大帝號及德國艦隊的主力于活動期間則錨泊于斯維內明德。這次訪問因受到不斷升級的英德海軍軍備競賽影響而變得緊張。為此，1905年的秋季演習日程被大大縮短——從9月6日至13日止，并僅局限于北海海域。演習的第一階段是假定德意志灣受到了海上封鎖，第二階段則是設想敵對艦隊試圖攻克易北河的防御力量。演習期間，德皇威廉大帝號憑借在第一分艦隊的優異炮擊成績，從而贏得了“愷薩射術獎。該艦于10月被重新分配至第二分艦隊的第一支隊。12月上旬，第一和第二分艦隊展開定期冬季巡航，這次是去往但澤，并于12月12日抵達。在返回基爾的途中，艦隊進行了戰術演練。
在1906－07年冬季，德皇威廉大帝號于基爾進行了一次重大檢修，至1907年4月下旬完工。與此同時，最新式的德國級戰列艦正在逐步投入使用；連同不倫瑞克級艦只一起，它們提供了足夠的現代化戰列艦以建立兩個完整的分艦隊。因此，活動艦隊正式更名為公海艦隊。從5月13日開始，大型的艦隊演習在北海舉行并一直持續至6月8日，然后進入波羅的海在斯卡恩周邊巡航。7月中旬，艦隊又開始了慣常駛往挪威的夏季巡航。艦隊還于8月3日出席了挪威國王哈康七世的誕辰慶典。翌日，德國艦只出發前往黑爾戈蘭島，參加在那里舉行的演習。8月15日，艦隊返回基爾，開始為秋季演習作準備。8月22－24日，艦隊在基爾外圍的參加了登陸演習。演習于8月31日至9月3日暫停，當時艦隊接待了來自丹麥和瑞典的軍艦，然后又于9月3－9日在基爾接待了一個俄國分艦隊。演習于9月8日恢復，并多持續了五天。
從12月7日至1908年1月27日，德皇威廉大帝號在船廠進行了一項短暫的檢修。它返回艦隊參加艦隊在和平時期正常的定期訓練巡航，而在秋季演習結束后，德皇威廉大帝號于9月21日在基爾退役。它被送往基爾的以進行廣泛的現代化改造，并一直持續至1910年。在改裝期間，艦上的四門150毫米炮和安裝于艦艉的魚雷管被拆除；但增加了兩門88毫米炮；并對88毫米炮的布局作出了修改。其艦艛也遭到削減，以減輕艦只橫搖過度的傾向，而煙囪則得到了加長。完成重建后，德皇威廉大帝號隨其姊妹艦被分配至波羅的海的預備役支隊。它于1911年7月31日恢復活動，并在年度艦隊演習中被分配至第三分艦隊，然后于9月15日返回預備役支隊。它于和平時期余下的生涯中一直待在那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德皇威廉大帝號及其姊妹艦被帶出預備役，并于1914年8月5日作為第五戰列分艦隊而動員起來。這些艦只的備戰非常緩慢，它們直到8月底還沒有準備好在北海服役。分艦隊最初的任務是負責海岸防御，但它們實際承擔此職僅很短一段時間。9月中旬，第五分艦隊被轉移至波羅的海，受時任的海因里希親王指揮。他原計劃是在溫道發動一場針對俄國人的大規模兩棲攻擊，但由于運輸能力的短缺，這一計劃被迫修改。作為替代，第五分艦隊將被用作搭載登陸部隊，但當海因里希親王收到了英國艦隊于9月25日進入波羅的海的錯誤報告后，這也被取消了。德皇威廉大帝號及其姊妹艦遂于翌日返回基爾，使登陸部隊上岸。然后這些艦只繼續推進至北海，恢復它們在當地的職責。在年底前，第五分艦隊再次被轉移至波羅的海。
海因里希親王下令對哥得蘭島發動進攻。1914年12月26日，這些戰列艦與波羅的海巡洋艦支隊在集結，然后啟程。兩天后，艦隊抵達哥得蘭島展示德國國旗，并于12月30日回到基爾，期間并未發現任何俄國艦船。分艦隊返回北海執行警戒勤務，但于1915年2月便撤出前線服務。由于公海艦隊受訓船員的短缺、加上在戰爭時期運作老舊艦船的風險，致使德皇威廉大帝號及其姊妹艦被停用。德皇威廉大帝號先是去往漢堡，在那里，其船員于3月5日遭到裁減。4月30日，它被轉移至基爾，剩余的船員也被移走。艦只解除了武裝，之后被用作。第二年，艦只又開始擔當魚雷。1918年11月，德國投降并簽署《康邊停戰協定》，結束了戰斗。根據1919年6月28日簽署的《凡爾賽條約》第181條，戰爭正式結束，而德國僅允許保留六艘“德國或洛特林根類型”的戰列艦。1919年12月6日，德皇威廉大帝號從中除籍，并被售予一家設于柏林的拆船商。次年，艦只在基爾的諾德默勒拆解報廢。
全球最多參與人數演唱會列表列舉的是有統計以來全球參與人數最多的演唱會。根據《告示牌》“個人演唱會成績表”報道的最早的十萬人演唱會是由感恩至死樂隊于1977年9月3日在美國新澤西州的舉辦的演唱會。該場演唱會共有107,019人到場，創下迄今美國本土演唱會到場人數的最高記錄。弗蘭克·西納特拉、蒂娜·特納和保羅·麥卡特尼分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馬拉卡納體育場打破了這個記錄。在1990年4月21日舉行的麥卡特尼演唱會上，共計有超過184,000位觀眾到場，創下了新的世界紀錄，并且這個紀錄保持了27年。意大利歌手在其2017年7月1日的個人演唱會上打破了這個世界紀錄，這場演唱會是為慶祝他出道40周年而舉辦。
背景色為金色的演唱會表示曾經是公認的參與人數最多演唱會的紀錄保持者。
本章節例舉的是參與人數超過10萬人的個人演唱會（不包括音樂節），這些演唱會均是需要付費購買門票的。
恩佐·法拉利公園
弗蘭克·西納特拉現場演唱會
雷焦艾米利亞機場
卡博沃羅演唱會
索城國璽公園
斯特拉霍夫體育場
納貝沃斯莊園
本章節列舉的是參與人數超過100萬的免費演唱會。這些演唱會包括由多名藝人參與的拼盤演唱會或音樂節，它們無法與個人演唱會直接相媲美。本章節表格內的參與數字來源于主辦方的預估，可能與實際人數有較大的出入。
讓-米歇爾·雅爾
莫斯科850周年慶典
AC/DC金屬樂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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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瓦茲于2017年
尼爾斯·托瓦茲（；）是芬蘭的從政者，隸屬芬蘭瑞典族人民黨，2012年成為歐洲議會議員。
尼爾斯·托瓦茲是Linux內核最早作者林納斯·托瓦茲的父親。
尼爾斯·托瓦茲在1969年至1982年期間是芬蘭共產黨黨員。
2007年當選芬蘭瑞典族人民黨第三副主席。2008年獲選入赫爾辛基市議會，任期為2009年－2012年。托瓦茲名列於2009年歐洲議會選舉瑞典族人民黨參選名單上，該黨最終取得1席，托瓦茲落選。在黨友Carl Haglund辭任歐洲議會議員後，托瓦茲於2012年7月5日接手議席。
2017年6月11日，瑞典族人民黨推舉托瓦茲參加2018年芬蘭總統選舉。托瓦茲在2018年1月28日首輪投票取得1.5%選票，在8位參選人中排名末位。
華中師范大學，位于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湖北省武漢市，辦學源頭可以追溯到 1871 年成立的文惠廉紀念學堂（中文名為文華書院），正式校史始于文華書院1903年增設的大學部，后逐步發展成為文華大學。1924 年改制為華中大學，若干高校逐步并入。1927年，文華圖書科獨立，稱為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后并入武漢大學）。1949年，接管華中大學，后改為公立，稱為「公立華中大學」。1952年，與私立武昌中華大學和中原大學 (1948年至1953年)合并組建為華中高等師范學校，遷往武昌桂子山，后經若干次合并組建，1985年正式定名為華中師范大學。
文華書院圣誕堂兼神學院
文華大學文學院教學樓
文華大學翟雅閣健身所
1835年，美國圣公會決定在中國開始傳教，1866年，決定在中國內地開展傳教工作，1867年，第一位主教抵達武漢。
1871年10月2日，美國圣公會在武昌設立了教會寄宿學校，定名為 "The Bishop Boone Memorial School" ，中文名為文華書院，以紀念圣公會來華的第一位主教文惠廉。這個日子也是華中師范大學校慶日的來源。
1890 年，文華書院增設高中，成為六年制完全中學。1903年，文華書院設立了一個三年制的大學部，稱為“正館”。原中學部和補習班則稱為“備館”。從“備館”畢業的學生，可繼續升入“正館”學習。
1909年，在時任文華書院校長翟雅各（James Jackson）博士的努力下，文華書院在美國哥倫比亞特區注冊成為一所正式大學，后于1911年首次授予九名學生學士學位。“正館”執行大學學制，將學制改為四年，定名為“文華大學校”。“備館”則改為“文華大學校中學部”。在杰克遜博士任職校長期間，文華書院的面積擴展到20英畝，在校中學生從100名增加到三百多名，大學生五十名。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文華大學師生劉靜庵、周蒼柏、張純一、盧春榮、余日章、韋卓民、康明德等人參加起義或為起義將士提供幫助，辛亥首義軍歌《學生軍軍歌》由張純一作詞，余日章作曲，創作于1906年的文華大學圣誕堂，后來在革命將士中傳唱開來，被選作起義軍軍歌。起義勝利后，康明德第一個將鐵血十八星旗豎立于武昌蛇山上。
1924年 4 月，經華中大學理事會會議表決，《文華大學重組報告》和《劃分文華大學與中學的建議》得到通過。文華書院劃分為文華中學與文華大學，各自獨立辦學，互不存在隸屬關系。文華書院校園從前門之后門的路以西的區域和建筑屬于華中大學，以東的屬于文華中學，在分界線上的圣堂共同使用。文華中學可以繼續使用文華公書林，并可以在公書林的二樓禮堂召開大型會議，華中大學的學生則可以使用文華中學的翟雅閣健身所和運動場，直到購買土地建立華中大學體育場為止。
后來，文華大學與另兩所高校合并組建華中大學，獨立辦學的文華中學致力于中學教育，為華中大學提供優秀生源，逐漸發展成為今武昌文華中學。
華中大學各前身中，以文華書院規模較大。早期建筑中圣誕堂至今保存完好，20 世紀初，又陸續建造了教學樓、文華公書林（圖書館）、翟雅各健身所、多瑪室、博約室、顏母室等建筑。
1899 年 5 月 6 日，美國圣公會牧師韋德生的姐姐、圖書館學家、教育家韋棣華女士（被黎元洪譽為 “中國現代圖書館運動之皇后”）來武昌看望弟弟，并在弟弟的建議下，留在中國，在文華書院擔任英語老師的工作。
當時，文華書院藏書匱乏，閱讀條件有限，而整個武漢三鎮內，都沒有一座向公眾開放的公共圖書館。1902 年，韋棣華女士深感于此，和友人一起籌辦閱覽室，稱為「八角亭閱覽室」。后來由于得到美國圣公會牧境堂教區所屬學校的支持，藏書量日增，成為初具規模的圖書室。圖書室自成立之日起就對公眾開放，還派人在武漢三鎮派發閱覽證，宣傳公書林服務社會文化的意義。
1905 年，文華書院的圖書館正式開工奠基。1910 年春，韋棣華的學生沈祖榮協助韋棣華將館舍擴大成圖書館，命名為文華公書林，5 月 16 日舉行隆重的開幕典禮，附設于文華大學，作為文華大學與文華中學共同的圖書館。文華公書林對武漢三鎮市民開放，設立多處分館，并在武漢各大中學校批量寄存圖書供學生借閱，定期更換，還舉辦各種演講會、音樂會、戲劇表演等活動。文華公書林是武漢第一所藏書公開、管理較為完善、具有公共圖書館性質的學校圖書館，也是中國第一所兼具公共圖書館性質的圖書館。
1914 年，韋棣華派出沈祖榮（中國第一位赴美留學攻讀圖書館學的學生）赴美國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學習，獲學士學位后于 1917 年歸國。
據 1918 年 3 月調查，館藏中文圖書就有 1012 種 11771 冊，西文 6704 本。每季閱覽人數達 7238 人，年經費達 3500 元。圖書采用《杜威十進位分類法》分編。
1920 年，韋棣華與沈祖榮在武昌文華大學一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圖書館學教育機構——文華圖書科。收大學畢業和肄業二年以上學生學習圖書館學專業，學制 3 年，分自費生與免費生兩種。文華公書林成為該專業的實習圖書館，由學生協助管理。
1885年，英國循道會創辦武昌博文書院（Browen College），開設中文、數學、天文、地理、地質、宗教學、物理、化學等科目，學生成績優異。
1907年，張之洞擴建武漢，修建「勸工場」，特撥大東門一塊地修建山形西式樓房與博文書院交換。此時的博文書院分為中學部與大學部。據1910年數據，博文書院有學生130人，其中中學生106人，全部住宿。1909-1920年，博文書院共有22名大學生準予畢業，全部為文科學生。
1924年，博文書院大學部并入私立武昌華中大學，中學部繼續獨立辦學，1928年更名為武昌博文中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改制為武漢市第十五中學。
1899年，英國倫敦傳道會在漢口花樓居巷創辦博學書院（Griffith John College），學生人數從建校時的40人發展到四年后的100人。開設課程有中文、算數、幾何、代數、格致溯源、史地、圖畫、體操、圣經等，學費每年100元。
1907年，博學書院遷往漢口韓家墩，分為四部：中學部、師范部、神學部以及華英學校（大學部）。
1922年，學校開始從事高等教育，并向香港大學輸送畢業生。
1924年，博學書院大學部并入華中大學。中學部繼續獨立辦學，1928年更名為私立漢口博學初級中學，1932年恢復高中，改稱私立漢口博學中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改制為武漢市第四中學。2009年恢復原校名「博學中學」，新老校名同時掛牌。現其對外使用的校名為「武漢四中 · 博學中學」。
1917年，美國復初會在岳州創辦湖濱書院，1921年發展成為專科學校，1929年并入華中大學。
雅禮大學的起源與眾不同，她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美國大學生布道熱運動的結果。
1901年，一些耶魯大學學生和校友擬定布道工作計劃，決定前往中國傳教。1902年6月2日，耶魯國外布道會成立。
1903年，各教會傳教士決定邀請耶魯布道會在湖南長沙建立一個教育機構和傳教基地，耶魯布道會接受了邀請，不久改名為雅禮協會，計劃建立一所發展醫藥教育的高水平學校。
1906年11月16日，作為預科學校的雅禮學校在長沙開學，有24名學生。1908年，胡美博士（Edward Hume）開辦了一所臨時醫院。1912年，首批畢業生從雅禮畢業。同年，雅禮與湖南省政府達成了開辦醫療培訓的嘗試性協議。1913年，醫科大學預科班和護士培訓班開學，次年與湖南省政府達成長期協議，是年又增設文理學院。1916年，醫科學校招收第一班學生。據統計，在并入華中大學之前，共有10屆69名學生畢業。
1926年底，雅禮大學受政治時局影響被迫關閉，桂質廷博士帶領幾名希望繼續求學的學生和許多自然科學儀器來到武昌，準備來年并入華中大學。
1929年，雅禮大學正式并入華中大學，雅禮中學繼續獨立辦學，后發展為今長沙市雅禮中學，湘雅醫學院也在雅禮大學校園內繼續辦學。
1922年，在華中傳教的五個傳教會教育事務的負責人在漢口會晤，建議在武昌籌建華中大學。
各位負責人以為很快就能得到各自的組織同意，于是就把時間定在了1924年9月，地點定在文華大學的校園，暫定三年試驗期。不料雅禮協會反對加入聯合，復初會直到1924年9月開學前夕仍未表態，因此，華中大學最開始之時只是在美國圣公會、英國循道會、倫敦傳道會三個組織資助下開辦的。
1924年，武昌文華大學與武昌博文書院大學部、漢口博學書院大學部合并組成私立武昌華中大學，公推前文華大學校長孟良佐博士（美國人）為校長。
這時的華中大學是以文華大學為絕對主體建立起來的，校園、校長、主要師資力量和絕大多數學生均來自文華大學，博文書院則只派出了一位老師和兩位學生，因此，與其說這時的華中大學是一所新學校，不如說它是文華大學的延續。三校大學部合并后，中學部繼續各自獨立辦學，并為華中大學提供優秀生源。
1924年9月 8日，華中大學開始辦學，設文、理、圖書三科。華中大學有89名學生注冊，其中有34名新生。
1924年10月2日（1871年該日，文華書院成立），舉行華中大學開學典禮；11月1日，華中大學正式開學，這也是華中大學以后每年在11月1日舉行慶祝活動的原因，此后每年的入學典禮和校慶日都在這一天舉行。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50年，后改為在文華書院成立日和華中大學開學典禮日10月2日舉辦校慶活動，這一紀念日被華中師范大學延續至今。同年12月，華中大學舉行了韋棣華來華25周年紀念活動。
1925年，中國爆發了反基督教、反外國教會的運動，運動蔓延至武漢，引發警民沖突，導致若干學生死亡。幾天后，文華中學和華中大學的學生都被放回家，這一年的畢業生也沒有舉行正式的學位授予典禮。
1925年9月10日，華中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了，僅有75名學生注冊。
外交部頒發給韋卓民校長的護照
1926年，經過各傳教會理事會討論，華中大學持久計劃獲得通過，決定把華中大學辦成男女同校的大學，將孟良佐校長原來的房子改建為女生宿舍。1926年10月25日，華中大學秋季開學注冊，共有78名學生注冊學籍，其中有11名女生。當年，雅禮大學桂博士攜學生前來華中大學，充實了華中大學力量較為薄弱的理學院。
1927年2月，出于對政治局勢的憂慮，大多數西方教職員離開學校，在韋卓民帶領下，中國教職員工承擔起了全部教學任務和校園工作。但不久后韋卓民前往倫敦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桂質廷博士前往沈陽任教于東北大學，孟良佐校長也早已于前一年前往美國為華中大學募捐，華中大學的辦學陷入了困境。
1927 年 5 月，國民政府改革高等教育，華中大學、文華中學因受政治時局影響而停辦，學生被送往華北或華東地區的大學繼續完成學業。9月，政治局勢穩定，文華中學復課，不到一年，注冊學生超過200人。
沈祖榮堅持繼續開辦文華圖書科。武漢國民政府準予立案，1929 年 8 月，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核準立案，文華圖書科獨立出來，成立私立武昌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
1928年1月，孟良佐校長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高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討論中國的教會大學的相關問題。許多與會代表主張不在華中地區保留教會學校，但是孟良佐校長提出了重建華中大學，并在1924年華大的基礎上再擴大規模的提議。高等教育委員會同意了孟良佐校長的提議，并把華中大學列入《中國基督教高等教育規劃》中。與會大學決議成立中國基督教大學董事會聯會，后來成為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以下簡稱「聯合董事會」），華中大學成為其會員學校。
1929年1月底，五個教會的代表在孟良佐的住處制定了華中大學重新開學的計劃，并向各自的教會報告。5月，五個教會的代表再次會晤，選舉韋卓民擔任華中大學校長，任期五年。五個教會向華中大學提供教師，雅禮協會提供理科實驗儀器，美國圣公會提供華中大學原校址。會議決定，華中大學招生規模為240人，其中三分之一為女生。華中大學重建時，設立文學院、理學院、教育學院三個學院，科系設置為：中文、歷史、英語、經濟、地理、宗教、生物、化學、物理，數學和音樂為較次要的系。
華中大學的領導人和負責文華圖專的沈祖榮都希望文華圖專重新成為華中大學的一部分，然而雙方在學生訓練、課程設置以及兩校領導者的關系方面出現分歧，但在關系學生前途的畢業生學位問題上雙方達成默契性的非正式協議，華中大學將文華圖專達到要求的畢業生推薦至協作單位任職，三名學生被推薦至華中大學學習，并被授予正式學位。
1930 年，文華圖專決定正式成為獨立學院，但仍在文華校園內辦學，在華中大學圖書館附屬建筑內上課，在華中大學圖書館實習，并住在圖書學校的房子里。文華圖專校長沈祖榮繼續擔任華中大學圖書館館長。直至抗戰時期兩校分別遷往云南和重慶，他才離開這一位置。
1931 年，韋棣華女士因病在武昌逝世。后來，華中大學和文華圖專曾在1937年和1947年兩度為復合而努力，但很遺憾最終仍未成功。
按照中華民國政府的規定，擁有三所及以上學院的大專學校為大學，否則為專科學校，華中大學剛好達到標準，1931年12月，教育部批準華中大學以「大學」的級別注冊。在接下來的幾年，學校體系逐漸完善，教學設備和建筑日趨豐富，學校開始進入鼎盛發展時期。1935-1937年，華中大學注冊學生人數突破200人，師資力量也有所提升，1936年6月，27名畢業生被授予學士學位，這是華中大學成立以來人數最多的一屆畢業生。
隨著華中大學的畢業生逐漸走向社會，在各大領域嶄露頭角，1937年，華大校友會正式成立，并選派三名成員擔任校董會董事。
全面抗戰爆發后，原定前往南京、北平、上海等地求學的學生放棄計劃，改為留在武漢高校學習，其中大量學生進入華中大學，使得學生人數超過了計劃招收的240人，再加上金陵大學部分師生逃往武漢，借用了華中大學的部分設施，導致華中大學設備緊張。
華中大學校醫院桂雄五博士帶領幾名學生在武昌南站成立了一個救護站，救護路過的負傷戰士，受到了國民政府的嘉獎。
12月13日，南京淪陷，武漢危急，華中大學許多師生提議西遷，但校評議會認為日軍不會立刻奪取武漢，所以決定先派幾位老師到西邊探探風，學校工作照常進行。至次年6月學年結束，日軍仍未進攻武漢，華中大學校園也沒有在日軍空襲中受到損傷。事實證明，學校領導對時局的判斷是正確的。6月初，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為華中大學下一學年撥款4000美元，聯合董事會也為華中大學募集到一筆資金，華中大學獲得了西遷的經費。
參考幾位前去探風的老師的報告，校董會決定開始西遷，學校先走水路到湖南衡陽，再乘火車至桂林，桂林校友會和廣西大學為華中大學提供了許多幫助，但是隨著形勢變化，10月份，廣東和湖北相繼淪陷，桂林成為了政治軍事中心，連日遭到日軍轟炸，學校不得不再次西遷。1939年元月，學校的師生員工借道越南前往云南昆明。經云南省教育廳龔自知廳長推薦和韋卓民校長實地考察，華中大學決定遷至大理喜洲。在喜洲租借民房作為教學生活建筑，并曾短暫地與廣州協和神學院合作辦學。
在桂林與喜洲期間，華中大學曾分別發行校刊《華大桂聲》和《華大滇聲》。其中前者恰好與后來的華中師范大學校址桂子山與校花桂花暗合，也因此成為后來的華中師范大學校媒名稱。
抗戰期間，華大學生積極組織抗日運動，宣傳抗日、民主、救國等進步思想。從西南聯大政治系轉學來的李志疆在1940年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創辦《蒼洱半月刊》。1942年，日軍進犯云南騰龍陵一帶，華中大學學生和大理師范學生、當地高中生百余人組織義演《放下你的鞭子》、《游擊隊之母》等戲劇，從當地工商界募捐得法幣四萬余元，送到前線慰問抗日將士。「一二·一」昆明學生運動時，華中大學通電支持。
華中大學籌備遷校事宜時，曾邀請文華圖專一同遷校，但沈祖榮拒絕了這一建議，決定攜文華圖書館專科學校及文華公書林部分圖書一起遷往重慶。由于時間以及運輸等原因，僅僅在文華圖專保存的文華公書林藏書中選帶了兩千余冊圖書、檔案運往重慶。1938 年武漢淪陷后，文華公書林未帶走的四萬余冊書刊損失殆盡，館舍建筑遭到嚴重破壞。抗戰結束后，華中大學和文華圖專相繼返漢，二者分別建設自己的華中大學圖書館和韋棣華紀念圖書館，均不再沿用文華公書林之名。
1943-1944年，華中大學組建戰后規劃委員會，制定了戰后十年發展規劃。計劃將學生人數擴展到600-800人。1945年8月，抗戰勝利，華大得到消息后決定縮短該學年的假期時間，爭取在1946年4月前完成全學年教學任務，并在4月底返漢復校。
1945年10月份，孟良佐校長先行一步回到武漢，開始籌備復校工作。但文華校園被軍隊進駐，經過長時間交涉，軍隊終于撤退，華中大學開始組織人員修復校舍建筑，并在校外租借了部分房屋，解決了教學設施和師生住宿問題。1946年，美國圣公會將文華校園內的文華圖專全部建筑劃歸華中大學使用，華中大學獲得了大量的教學用房；由于戰后重建工作和市水電的供給，華中大學終于結束了自辦水電的歷史。同時，經過署理校長卞彭年的努力，華中大學師資力量逐漸充實。
1946年，返漢復校后的第一個學年，有兩千多人報考華中大學，三百人被錄取。于是，華中大學開始了她的學生人數最多、教師隊伍最為壯觀的復校第一年。復校后，學校設有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經濟商業系、歷史社會系、哲學心理組、宗教組），理學院（物理系、生物系、化學系、數學組），教育學院（教育學系、音樂組，1947年增加教學系、體育組）共三個學院九個系五個教學組。
受到國民政府金圓券政策影響，給學校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困難，校方不得不將教職員一月一次的工資改為分兩次分別發出。后來改為以美元作為計薪單位，防止薪水貶值。
1947年，華中大學從國內外購買圖書和設備，開始重建圖書館。1948年春，在英國在華基督教大學促進會的聯系下，蘭克約瑟基金會向華中大學捐贈四千五百英鎊用于新圖書館建設。
在1948年，戰爭局勢變得明顯不利于國民黨，中國的十三所教會大學在上海召開「應變緊急會議」，會上討論了當前所面臨的形勢和教會大學的應變措施，提出「目前的趨勢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興起，在社會變動中教會能擔任什么角色」的問題。會議決定堅定學生的基督教信仰，鼓勵學生獻身宗教，加強學生的課業負擔和課外活動，使之無暇參加政治運動的方針。但在張敏、李麗華、陶漢芬、尚家齊等中共學生領袖的領導下，華中大學成立了共產黨的地下支部，在華中大學校內發展黨員，并得到了許多老師的支持，在斗爭激烈時，為了免受損失，有些地下黨員還到外籍教授家中暫避，得到他們的保護。華大學生們還組織了“活命大拍賣”的公宣活動，組織民教站用自編課本教鐵路工人識字，參與了全市悼唁武漢大學“六·一”慘案烈士活動、后潮救災、抗議景明大樓美軍強奸案和北京沈祟案等政治活動。
武漢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曾「勸告」韋卓民帶學校遷往桂林，韋卓民拒絕了這一帶有脅迫性的「勸告」，要求全校「愛護學校、風雨同舟、力持鎮靜」。
1949年5月16日，解放軍占領武漢。包括華中大學在內的武漢各大高校學生與市民一起涌上街頭歡迎解放軍入城，學生們還主動上街，志愿為市民講解新政府的政策。
1950年，校長韋卓民作為發起人之一，參與了中國基督教「三自革新」運動的發起，作為教會大學的華中大學，也因應這一運動，調整了自己的宗教政策。
華中大學組織了研習會，學習新政府的政策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知識。許多外籍教師對共產黨抱有期待，表現積極，華中大學校委會通過了外籍地理老師、華中大學勞動模范陶吉亞的提議，將華大辦學宗旨中「培養中國之忠實國民」改為「培養世界公民」，以因應共產黨所倡導的國際主義。但也有外籍教師受到沖擊，例如席珍珠老師因為在課堂上發表「西藏不屬于中國」、「中國的關稅不應該自主」等言論，遭到學生批判，被華中大學開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