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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容郎》是個與朝鮮古代風俗有關的傳說。新羅憲康王為東海龍王修建一座佛寺后，東海龍王讓兒子處容入京輔佐朝政。憲康王封給處容官職并選一美女給他為妻，以希望他永遠留在身邊。瘟神愛慕處容美貌的妻子，在他外出時化成人形深夜與他的妻子私通。處容從外面回來發現奸情后，竟寬宏大量，遺憾而無奈地邊歌邊舞而退。瘟神很內疚，現出原形，跪在處容面前說：“我愛慕你妻，你不怪罪，我甚愧疚。從今后，只要見到你的畫像，我就不進你家門。”此后，朝鮮民間有了在門上貼處容畫像的風俗，以驅趕瘟神惡鬼。
《居佗知擅射救龍》是有關勇士居佗知在護送新羅真圣女王的王子良貝去唐朝的途中幫助解救海神一家的故事。故事中的“百濟海賊”從側面顯示百濟被滅亡后，部分百濟人流落海島，襲擊新羅過往船只的歷史狀況。此外，故事以新羅使臣出使唐朝為背景，反映了當時新羅與唐朝的友好關系。
“鄉歌”在統一新羅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高麗僧人一然在《三國遺事》第五卷中描述說：“羅人尚鄉歌者多矣。”李承修在其所著的《帝王韻記》新羅條中也有“花朝月夕攜手游，別曲歌詞隨意制”的描述。據《三國史記》記載，新羅真圣女王曾命角干魏弘和大矩和尚修撰鄉歌集《三代目》。該書雖已失傳，但可見當時鄉歌在朝鮮半島已經非常盛行。不過統一新羅的鄉歌大多已失傳，現存的統一新羅鄉歌只有《三國遺事》保存的11首。由于《三國遺事》的作者是位僧人，因此對鄉歌的取舍有很大影響，僧人的作品占到多數，也有少量花郎、普通百姓的作品。
統一新羅時期的鄉歌按體裁可以分為十句體、四句體和八句體。四句體的鄉歌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很單純。十句體鄉歌一般按“4*4*2”行分段。其中前兩段并列或遞進，第三段通過情感的高揚或轉化，將作者的情感賦予詩中，最后的兩句前加感嘆詞“啊”。十句體鄉歌形式較為固定，因此也被稱為“十句體定型詩”。八句體鄉歌原本是十句體，后因感嘆詞“啊”后面的兩句在傳唱中消失了，而形成了八句體這種形式。
統一新羅的鄉歌按內容可以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以崇尚佛教為內容的鄉歌比如《原往生歌》、《千手觀音歌》；第二類是反映社會生活和階級矛盾的與政治有關的鄉歌，或多或少地也帶有宣揚佛教的色彩，比如《安民歌》、《怨樹歌》、《兜率歌》、《遇賊歌》；第三類是表達愛慕、思念、懷念、悼亡的抒情詩，比如《祭亡妹歌》、《慕竹旨郎歌》。第四類是有關民間傳說的鄉歌，比如《獻花歌》、《處容歌》。
朝鮮古代除了以鄉札標記法保留下來的鄉歌外，還有一種分段落、每段有副歌的民間詩歌。這種詩歌目前僅存統一新羅時期的《井邑詞》一首。據《高麗史·樂志》記載，這首歌是百濟舊地井邑地區一位行商的妻子所作，是首妻子登高遠眺思念出門經商久久未歸的丈夫的歌。這首歌不是靠鄉札記錄下來，而是靠口頭相傳保留了下來，并被記錄在15世紀朝鮮王朝的《樂學規范》中。此外，朝鮮古代國語詩歌還有通過翻譯成漢文后流傳下來。其中包括朝鮮三國時期的《箜篌引》和統一新羅時期的《海歌》（也稱《水路夫人歌》）。
新羅統一三國后，在選拔人才方面由原來的“只以弓箭選人”的武選標準，改為以對漢文典籍通曉和漢文寫作能力的高低定官職的“讀書三品科”制度。這極大地刺激了當時人們學習漢語的熱情。公元640年，新羅善德女王“遣弟子于唐，請入國學”。之后，新羅每年都派大批留學生入唐留學。在唐朝科舉及第的異國舉子中，新羅人是最多的。
現存保留下來最早的統一新羅時期漢文詩是8世紀上半葉新羅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本中的五首。慧超的五首詩記錄了他西行求法的真實心路歷程，從最初到達天竺國的興奮與仰慕，到漸漸濃郁的思鄉情，旅途的艱險，戰亂，惡劣的天氣，到最終看到回鄉希望的激動。慧超的五首詩中有四首是五律，是當時盛唐前期詩壇最盛行的格律，與盛唐前沿保持著一致。另一首詠雪詩是五言古體詩，是使用仄韻寫的律詩。律詩一般是使用平聲韻的，但慧超覺得平聲韻不適合描寫當時天寒地凍、旅途吉兇未卜的心境，而變通采用了入聲韻，對剛剛成型的近體格律進行了突破。拗體詩始于杜甫，盛唐前仄韻極少，慧超此作在文學史上是有其地位的，有人把它看作是近體詩的一種。
據唐朝費冠卿所撰的《九華山化成寺記》記載，新羅王子金喬覺在開元（公元713-741年）末以前，來到九華山修行，被奉為“九子神”。他圓寂后尸身三年未腐，與佛經中的地藏菩薩相似，因此被尊為“金地藏”。九華山也因此成為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金喬覺自幼酷愛詩書，來中國前就已有很高的漢文文學造詣。在唐期間，他創作了許多詩歌。清周斌在《游金地藏塔》中說：“鹿苑今無寺，雞林獨有詩。”周山門在其作的《化成寺偶聯》中也寫道：“始信西方活佛，是東國詩仙”，不過金喬覺的詩歌大多都已散佚。其所作的《送童子下山》被收集在《全唐詩》中，是朝鮮現存最早的七言律詩。
統一新羅時期最杰出的文學家是在朝鮮學術界被譽為“東方儒學之宗”的崔致遠。現存崔致遠的詩歌包括《桂苑筆耕集》的60首、《東文選》的30首和分散在《全唐詩》以及歷史文獻和金石文物上的十余首及一些殘句。他的詩歌按內容可以分為五類：第一類是他在唐留學時所作的思念故鄉的抒情詩，比如《秋夜雨中》、《山陽與鄉友話別》、《東風》、《陳情上太尉》等；第二類是批評現實的詩歌，比如《江南女》、《古意》、《寓興》、《蜀葵花》等；第三類是寫景詩，比如他奉使東泛新羅，在山東大珠山停泊時所作的《石峰》、《潮浪》、《沙汀》、《野燒》、《杜鵑》、《海鷗》、《山頂危石》、《石上矮松》、《紅葉樹》、《石上留泉》十首，以及《芋江驛雪》、《題伽倻山》七絕《入山詩》和《贈智光上人》等；第四類是紀德詩和與學友之間的唱和之作，比如《七言紀德詩三十首謹獻司徒相公》、《酬進士田成義兄贈》、《酬吳進士巒歸江南》、《酬吳巒秀才昔別二絕句》、《酬楊瞻秀才送別》等；第五類是描寫新羅民間舞蹈的詩，比如《鄉樂雜詠》、《金丸》、《月顛》等。崔致遠的詩體裁多樣包有七言、五言；有絕句、律詩；有古體詩，但以七言律詩和絕句為最多。他的詩都以現實生活為基礎進行自然地抒發。他認為詩人不應該過于自由想象發揮。他曾在《謝高秘書示長歌書》中說李白“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州”的詩作是“唯夸散誕之詞”。
統一新羅時期的王巨仁因被人誣陷被新羅真圣女王處以死刑，他在獄中墻壁上寫下《怨憤詩》為自己鳴冤。據說當晚雷聲大作，天降冰雹，真圣女王以為是觸怒了上天，于是將他釋放。這首《怨憤詩》被記錄在《三國史記》和《全唐詩》中流傳下來，不過兩個版本的詩文字句略有差異。7世紀統一新羅女詩人薛瑤的《返俗詩》，是一首反抗束縛的詩歌。作者是新羅左武衛將軍承沖之女，因幕佛教傳說和遭遇父親離世在15歲時出家為尼，21歲時還俗，嫁給郭元振。此詩是她還俗時所做，被載于《全唐詩》七七九卷。統一新羅時期有漢詩留世的詩人還有崔匡裕（代表作《長安春日有感》）、崔承佑（代表作《東文選》10首）、樸仁范（代表作《澤州龍朔寺》、《九成宮懷古》、《江行呈張秀才》、《馬嵬懷古》、《送儼上人歸乾竺國》、《早歲書情》等）。此外，《全唐詩》還收錄了金立之、金云卿、金可紀等朝鮮文人的逸詩散句。
統一新羅時期，散文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并出現了金大問、強首、薛聰、祿真、崔致遠等散文家。強首是統一新羅早期的文學大師，以文章促進三國統一大業，得到新羅太宗的賞識。他施展外交才能說服唐與新羅聯合先后滅掉百濟和高句麗，后又化解唐朝的憤怒，使統一新羅政權得以鞏固。新羅文武王曾如是評價強首：“強首以文章自任，能以書翰致意于中國及麗濟二邦，故能結好成功。我先王主兵于唐，以平麗濟者，雖曰武功，亦由文章之助焉。”可惜的是強首的文章都沒有傳世，只是有推測認為真德女王送給唐太宗的《太平頌》是強首之作。
號稱“新羅十賢”之一的薛聰是新羅名僧元曉之子。他完善了利用漢字紀錄朝鮮語的“吏讀法”，推動了新羅文化的發展。他自幼熟讀儒家經典，寫過很多文章，不過只有《花王戒》一篇留世。《花王戒》是寓言體，因此薛聰也被認為是朝鮮文學史上最早的寓言作家。據《三國史記·列傳第六》記載，此文是薛聰獻給新羅神文王的諷諫作品（《東文選》以《諷王書》之題名收錄此文）。作品以花王牡丹比喻國王，薔薇比喻宮中美女和一切奸佞之徒，白頭翁比喻忠直敢諫者，諷刺神文王的荒淫生活和腐敗的朝政。神文王聽過寓言后得到領悟說：“子之寓言誠有深志”，并表示應作為今后王者的借鑒。《花王戒》是篇典型的駢文，使用四言、六言的句式，華麗的辭藻，并引用了“孟軻不遇”和“馮唐皓首”兩個中國典故。薛聰所在的初唐時期，中國已經出現了許多優秀的駢文作品，但以擬人化植物為主角的寓言作品是極其罕見的。該文構思巧妙、辭藻華麗、語言流暢，在現存中國駢文到薛聰時代還很少見到有達到這個藝術高度。《花王戒》在朝鮮文學史上有開先河之功，對朝鮮后世寓言的創作影響深遠，并被視為朝鮮諷刺小說的嚆矢。
在《三國史記·列傳第五·祿真傳》中隱藏著一篇《諫忠恭賦》。傳記中并沒有明確指明這是書面文學作品，但從“十四年，國王無嗣子”到“此亦國家之美事也”是一篇完整的賦，作者應該是祿真，只是在寫進傳記時被做了些改動。該篇為主客問答體，情節與中國第一篇大賦枚乘的《七發》極其相似。《諫忠恭賦》像《花王戒》一樣大量使用了對偶的四六句，但對偶句又不拘泥于四六句。與《花王戒》相比，這篇賦更為寫實，而且氣勢不凡，文筆流暢是朝鮮文學史上又一篇重要的作品。
新羅高僧慧超去印度取經后留有一部重要的紀行之作《往五天竺國傳》。唐朝僧人慧琳（公元737-820年）在其《一切經音義》第一百卷有少量《往五天竺國傳》的摘錄，但原本失傳。1908年，法國人伯希和等人在敦煌盜走一大批文物，其中有一份楮紙寫本，有6000余字，現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根據《一切經音義》的記載，《往五天竺國傳》有上、中、下三卷。但敦煌寫本只有一卷，首尾缺殘，因此是個縮略本的殘卷。慧超西行時已經不是玄奘西行時的和平年代，一路上他親眼目睹了大食（波斯）東征、突厥擴張，印度、吐蕃、唐相互較量的殘酷戰爭。縮略本殘卷雖然簡短，但忠實記錄了8世紀上半葉當時的情況，是印和中亞史的重要史料。慧超在《往五天竺國傳》中除了記載與印度佛教相關的內容，還對45個國家的情況進行了記載，涉及地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是中亞地區開始突厥化和伊斯蘭化的目擊見證，是研究8世紀中亞絲綢之路的珍貴文獻。
依據《三國遺事》，朝鮮早期史書可以大致分為“古記”和“鄉史”兩類。“古記”內容一般是國家大事，“鄉史”則多為人物和地方掌故。兩者之間也混用，“古記”有更為統指的意味。朝鮮早期以記載地理、年歷、寺廟、文物等為內容的專門史主要出現在統一新羅時期，其中有很多以人物為主要記述內容。中國史書傳統在統一新羅時期還沒有完全被引入，所以朝鮮這一時期的人物史作品大多保留著民間傳說的成分或是注入了作者濃厚的感情與想象，因此大部分屬史傳文學。與側重人物履歷的人物史不同，史傳文學更注重對人物性格的塑造和細節的刻畫。
金大問是統一新羅時期的史傳文學作家的代表，著有《高僧傳》、《花郎世記》、《樂本》、《漢山記》、《雞林雜傳》等。其中《漢山記》是金大問在圣德王三年（公元704年）擔任漢山州都督搜集漢山周邊民間傳說后，寫成的記載戰爭英雄的傳記作品。《花郎世記》是專門記載花郎事跡的書籍，為金富軾《三國史記》列傳的主要資料之一。《雞林雜傳》是有關新羅各方面歷史的故事集。《樂本》是有關新羅音樂史的。
統一新羅時期史傳文學的代表作是《金庾信行錄》。據《三國史記》記載，此書由金庾信玄孫新羅執事郎金長清所作，共十卷，是對金庾信一生的記錄，其中有很多神異成分。金富軾從儒家思想的觀念對其作了刪減，整理成《三國史記》列傳中的《金庾信傳》。《金庾信傳》有9000余字。《三國史記》列傳一共只十卷，但《金庾信傳》就占到了三卷。《金庾信傳》雖經金富軾的刪減，還是保留了10個神話傳說和30個故事，文學故事占到全文的67%，這是史傳文學中罕見的高比例。通過藝術性的情節安排，生動的語言和出色的細節描寫，《金庾信傳》塑造了金庾信神、德、義、忠、勇、智等多方面的形象，成為朝鮮敘事文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統一新羅時期，朝鮮文學在史傳文學的基礎上出現了追求神異、志怪色彩的傳奇文學。朝鮮民間神異故事集《新羅殊異傳》是統一新羅時期傳奇文學的代表作。《新羅殊異傳》以朝鮮民間口頭傳說為基礎，最初由新羅文人加工編寫而成，后經新羅和高麗多人多代屢次修改，在高麗中期定型。現存朝鮮古籍中有10部典籍在13處提到該書，其中有6部典籍對其原文進行了轉錄或節錄。該書在不同典籍中以《樸寅亮殊異傳》、《古本殊異傳》、《殊異傳》、《新羅異傳》等不同的名字出現。《新羅殊異傳》在朝鮮王朝初期還傳于世，但后來失傳，目前只存一些古籍轉錄或摘錄的殘篇。
現存的《新羅殊異傳》故事共有12篇。《三國遺事》中轉錄了《脫解王》、《延烏郎細烏女》、《善德王》、《金現感虎》、《阿道傳》、《圓光法師傳》6篇。《寶開祈禱》、《崔致遠傳》見于《太平通載》。《大東韻府群玉》節錄有《首插石楠》、《心火燒塔》、《老翁化狗》、《竹筒美女》。此外，《海東高僧傳》、《筆苑雜記》、《三國史節要》等也可見部分故事。這12篇故事中，只有《金現感虎》、《崔致遠》、《寶開祈禱》是統一新羅時期的故事，其它均為三國時期的新羅故事。
《崔致遠傳》是統一新羅傳奇文學的代表作，講述的是新羅儒家大師崔致遠在唐朝任溧水縣尉期間與“雙女墳”中兩位少女的一段人鬼戀情。朝鮮世祖八年（1462年）成任編著的《太平通載》（卷六十八）所轉載的《崔致遠傳》是目前現存最早的記錄，也是最完整的版本。該版本全文共1934字，其中敘事部分1503字，后面的一首長詩431字。在朝鮮宣祖二十二年（1589年）權文海編著的辭書《大東樂府群玉》（卷十五）中也可見以《仙女紅袋》為題的405字節錄。“雙女墳”的離奇故事在中國也有流傳。南宋張郭頤所作的私家史地專著《六朝事跡編類》是目前中國最早記錄該故事的典籍。南宋的周應合和元朝的張鉉分別在《景定建康志》（1260年）和《至正金陵新志》（1344年）轉錄的這個故事。清朝朱紹文在其編著的《乾隆高涥縣志》中又對該故事進行了擴充。位于今中國南京高淳縣的“雙女墳”，由于當地村民認為有神靈不敢冒犯而被完好地保存至今，千余年來一直是當地有名的古跡。
《崔致遠傳》采用的是唐傳奇的文體，與之前傳入新羅的唐傳奇作品《游仙窟》在題材、情節、風格上比較相近。《崔致遠傳》中有12首詩歌，體裁包括樂府歌行、律詩和絕句。文章結尾有一篇長詩，一般被稱為《雙女墳》。唐傳奇的文體一般是一篇散文或駢文，配以一首長詩。現傳陳鴻的《長恨歌傳》與白居易的《長恨歌》就是相匹配的完整唐傳奇作品，但大部分的唐傳奇作品文末的長詩都已失傳。《崔致遠傳》是《長恨歌傳》外，又一篇完整的唐傳奇文體作品。《雙女墳》是典型長篇樂府歌行，四句一節，每四句換一次韻，一般一、二、四句押韻，既有樂府民歌一唱三嘆的魅力，也有近體詩的典雅氣質。全詩共63句，431字，是朝鮮文學史上的第一首長篇敘事詩。
高麗時期是朝鮮封建文明的一個新的成熟期，也是朝鮮文學史上各種文學體裁確立的時期。國語詩歌在新羅鄉歌的基礎上，經過文人的改進、創作，最終形成了國語詩歌的正統體裁時調。國語詩歌的創作群體由民間擴展到了上層文人。在漢文文學方面，古、近體詩、詞、騷均有名作出現。朝鮮文學史上的三大詩人中的兩位李奎報和李齊賢都是出自高麗時期，兩人并稱“高麗雙璧”。高麗時期還首次出現了風格鮮明的詩歌流派“海左七賢”。散文方面也是古文、駢文、賦、應用文等凡中國有的散文文體無所不用，并且達到很高的水平。高麗官修正史《三國史記》的出現確立了史書的體式。傳記文學在此基礎上興盛發展起來。高麗后期還出現了稗說體散文，為后世小說的出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由于種種原因，高麗文學作品佚失嚴重，現存作品較少。現傳有文集的或被后人編輯成集的文人約有30人，有作品傳世的人有近400人，詩歌2萬余首，文4000篇左右。不過，從現存為數不多的高麗作品中，人們依然可以看到高麗文學的興盛。
現存的高麗鄉歌是高麗高僧均如所作的11首《普賢十愿歌》（均如將這種詩歌形式稱為“詞腦歌”）。“普賢十愿”是華嚴宗最重要的綱領之一。均如為了用通俗語言向民眾解說深奧佛理，在光宗十八年以《華嚴經》中的“普賢十愿”為基礎創作了《普賢十愿歌》。這是朝鮮現存最早的“普賢十愿”詩歌。《普賢十愿歌》除了十大愿歌外，還有一首總結性的《總結無盡歌》，共11首，最初以鄉札的方式記錄。翰林學士崔行歸將其翻譯成了七律漢詩。11世紀，赫連挺將這11首鄉歌及其譯詩收錄在《均如傳》中。《普賢十愿歌》在當時的高麗廣為傳唱，甚至被人們當成治病的咒語。其漢文譯詩傳人宋朝后，宋朝君臣甚至說“愿王歌主必是一佛出世。”
除了《普賢十愿歌》以外，高麗還有一些可能是鄉歌的國語流傳下來。據《高麗史·樂志》記載，有一首以鄉札標記法刻在瑟底的國語歌《寒松亭》，被傳入中國江南。雖然是漢字，但江南人卻不能理解其意。江南人于是請教當時出訪江南的高麗人張晉公。張晉公于是將其翻譯成了一首漢詩流傳了下來：“月白寒松夜，波安靜浦秋。哀鳴來又去，有信一沙鷗。”不過，該國語歌的原詞已失傳。此外，據《靈鷲山大慈恩玄化寺碑陰記》記載，1018年高麗顯宗為給其母后祝福，修建玄化寺，并親撰“國風體”，群臣也獻上11首“詞腦歌”以示祝賀。“國風體”取自《詩經·國風》，意為民歌體裁，應該也是“詞腦歌”。不過該詩歌并沒有流出下來。此后，文史中就不再有確切的鄉歌記載。
1120年，睿宗創作了《悼二將歌》和《伐谷鳥》兩首國語詩歌。其中《悼二將歌》是睿宗在西京八關會上觀看有關兩位高麗開國功臣在戰場上為救高麗太祖王建而犧牲的表演后所作。該詩歌亦采用鄉歌的鄉札記錄方法，但其形式是否是鄉歌很難定論。《高麗史·睿宗世家》收錄有該歌的漢譯詩。《伐谷鳥》的原詩已經失傳，只有存目。隨著科舉制度在高麗的推行，漢語學習在高麗得到不斷的推廣。延續了幾百年的鄉歌在高麗中后期銷聲匿跡。仁宗朝老臣鄭敘所作的“忠臣戀君之詞”《鄭瓜亭曲》是首介于鄉歌和長歌之間的過渡國語詩歌形式。
長歌也被稱為“俗謠”、“別曲”等，是高麗時期出現的一種朝鮮民族詩歌體裁。長歌在高麗時期以口頭傳唱相傳，直到朝鮮王朝創造出訓民正音之后，才得以在音樂典籍中收錄，保留下來。現存的高麗長歌有《西京別曲》、《青山別曲》、《雙花店》、《動動》（咚咚）、《處容歌》、《滿殿春》、《履霜曲》、《鄭石歌》、《思母曲》、《嘎西里》、《井邑詞》11首。這11首長歌與《鄭瓜亭曲》常被一起稱為“十二歌詞”。
長歌的題材廣泛。《青山別曲》表達的是一位生活在深山里的失意男人的苦悶。《青山別曲》作者不詳，也沒有具體的旁證說明材料。因此既可以理解為隱士對政治的批評，也可以理解為失戀者的歌曲。《思母曲》以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的口吻和比喻的方式表達對慈母的思念。長歌中也有像《處容歌》這樣的巫歌和《雙花店》這樣的調情歌。其它的長歌基本都是以愛情為題材，如《西京別曲》、《動動》、《嘎西里》等。許多民間長歌因被選入宮中為君王、士大夫們娛樂，而遭到宮廷樂官的刪改，并非長歌之初的民間面貌。
長歌在形式上很自由，沒有鄉歌那樣四句、八句或十句的固定模式。現存的高麗長歌的節奏、音律各不相同，仍保持著民歌自由的形式。除《思母曲》等少數長歌是單章外，大多數長歌都是聯章體，分成許多結構比較統一的小章節的歌曲。這些小的章節圍繞同一主題反復詠唱，因此得其名“長歌”。現存的長歌中《西京別曲》是最長的，共有14章。長歌最明顯的特征是由感嘆句和擬聲詞等組成的沒有明確意義的襯詞句。在鄉歌中，感嘆詞只是作為一個樂句的組成部分。而在長歌中，感嘆詞則可以組成獨立的樂句（因此被稱為襯詞句），而且反復出現。這也大大加強了長歌的抒情性。
景幾體歌是高宗在位期間出現的一種國語詩歌形式，在其每章的結尾都有“景幾何如”的詞句，因此被稱為“景幾體”歌。高麗武臣當權時期，由于文人受到排擠，文人對政治失去興趣，對文學的教化責任感也降低了。文人開始公開創作抒發個人情感的詩歌（在傳統上，這是國語詩歌的內容），漢詩與國語詩歌的界限變得模糊。景幾體歌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一種探索性的嘗試。景幾體歌基本都使用漢字詞，只有感嘆句部分用純朝鮮語，是一種將國語詩歌和漢詩相結合的詩歌形式。
收錄于朝鮮王朝音樂典籍《樂章歌詞》中的《翰林別曲》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一首景幾體歌。《翰林別曲》由13世紀的翰林學士共同創作，全篇共8章，每章寫一景，反映的是高麗文人在武臣當權的情況下對政治絕望之余，飲酒賦詩，寄興山水的閑適生活。《翰林別曲》非漢詩，也不同于傳統的國語詩歌，采用的是聯章體，有著嚴格的格律，每章都以“為！某某景幾何如”（意為“啊，某某的情況究竟怎么樣”）結尾。傳統上的漢詩是只能誦不能唱，而國語詩歌則是只唱不誦。《翰林別曲》的音樂被推測是歌詩和誦詩相結合的吟詠方式。
續《翰林別曲》后，朝鮮文學史中又出現了一些景幾體詩歌作品。忠肅王十七年（1330年），安軸創作了《關東別曲》和《竹溪別曲》，收入其文集《謹齋集》中。其中《關東別曲》描寫的是他在出任江凌道官員期間的所見的關東各地景致。《竹溪別曲》描寫的是他祖先曾居住過的豐基的一條溪流景致。高麗末期和朝鮮王朝初期，朝鮮文學又出現了權近的《霜臺別曲》、卞季良的《華山別曲》、丁克仁的《不憂軒曲》、無名氏的《五倫歌》、《儒林歌》、《宴兄弟曲》等景幾體歌。之后，這種詩歌形式就銷聲匿跡了。
時調是續鄉歌、長歌、景幾體歌之后朝鮮文學史上出現的一種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定型詩歌形式。時調的出現是朝鮮國語詩歌發展的必然，是國語詩歌經過長期的發展、摸索而形成的適合朝鮮語語言特點和抒情風格，能夠表現民族性格的可以歌唱的古典詩歌形式。時調由高麗文人創立，一開始就具有士大夫的文人格調，是符合儒學正統的國語詩歌形式，因此很快被高麗文人儒士所接受。時調是朝鮮文學史上存在時間最長的國語詩歌形式，并已發展成為至高麗末期以來國語詩歌的正統體裁。其在朝鮮文學史的地位相當于中國詩歌中的近代詩地位。至今，仍有人進行時調的創作，并有優秀作品出現。
時調由何人在何時首創，已經無法可證。統一新羅時期，鄉歌成為國風，上至君王、貴族，下至普通民眾都創作鄉歌。但隨著朝鮮語的變化和漢語在上層文人中的興起，鄉歌變得不適合時代要求。高麗時期出現了比鄉歌更為自由的長歌。但高麗文人需要表達比民歌更加儒家思想的觀念，于是出現了嘗試將國語詩歌和漢詩相結合的景幾體歌。但景幾體歌大量使用漢字，形式過于呆板，而且太長，因此也不能滿足要求。在景幾體歌的影響下，高麗文人創作出了“作詩能唱”的靈活形式“時調”。雖然時調在形式上與景幾體歌有著很大的不同，但在內容上都有文人情調。兩者在形式一脈相承，音節數基本上都“34”調，先敘述后感嘆，曲調基本固定。景幾體歌使用大量的漢語詞，時調并不排除漢語，而是使用漢語借詞。兩者最主要的區別是景幾體歌一行由三個音步組成，而時調一行由四個音步組成。
時調篇幅短小，最初被稱為“短歌”，以區別于“長歌”。時調由三行組成，分別叫作初章、中章和終章，起到“起”、“承”、“結”的作用。每章有四個音步，每個音步由三到五個音節組成。全篇音節不超過45個。終章第一個音步必須由三個音節構成，第二個音步是全篇最長的音步，必須由五個音節構成。終章開頭有時也會帶有感嘆詞或語氣詞。時調的唱法有五種，采用“語短聲長法”，即段音節短唱，長音節長唱，使音樂符合語言的規律并加以放大。
現存的高麗時調是被收錄于18世紀朝鮮王朝金天澤編輯的《青丘永言》、金壽長的《海東歌謠》和19世紀安玟英、樸孝寬編輯的《歌曲源流》等音樂古籍中的14首高麗末期作品。動蕩的社會與政局使得這一時期的時調帶有很強的政治性。高麗武將崔瑩所做的《綠耳霜蹄》是首氣勢豪邁、表現報效國家勇武氣概的作品。李穡的《白雪》通過烏云和梅花比喻高麗末年動蕩的時局和自己皎潔的人格，表達出對國家前途的憂慮。而李存吾的《烏云》則以烏云比喻奸臣當道，遮蓋了太陽，并發出嚴厲的質問。李成桂之子李芳遠為了拉攏高麗重臣鄭夢周，曾在宴席上作了一首《何如歌》，規勸鄭夢周為哪個王朝盡忠效力都是一樣。鄭夢周聽罷立即回了首《丹心歌》表達自己對高麗王朝的忠貞不渝。結果，鄭夢周在回家的路上在開城善竹橋遇刺身亡。
高麗時期的民間歌謠不僅是鄉歌和長歌兩種。由于高麗文人對國語民歌的不重視，大多數的民間歌謠都沒有被記錄流傳下來。現存僅有的幾首高麗歌謠都是因為與政治時局有關，在歷史典籍中作為說明材料而偶然流傳下來。
見于《東國通鑒》卷二十五的《普賢剎謠》是首反映高麗武臣之亂的民謠：“何處是？普賢剎。隨此盡，同刀殺！”毅宗二十四年（1170年），鄭仲夫等武臣由于不堪毅宗和文臣的欺壓，在毅宗和文臣到普賢剎游玩時，將寺廟包圍，殺死所有文臣，隨后又回京大肆屠殺文臣，并將毅宗廢黜。該民謠記錄了這個歷史事件，并表達出對這場內訌的無奈之情。
《墨冊謠》見于《文獻備考·象緯考》是首嘲諷當時“墨冊政事”的歌謠。高麗忠肅王時期，朝廷選官之權落在少數幾個人的手中。貪官不根據才華而是依據所收受賄賂的多少來任命官職的高低。官吏的花名冊因此改了又改，涂了又涂，成了黑墨冊。歌謠《墨冊謠》對此現象進行了辛辣的諷刺：我們干脆也把這墨冊油油黑吧，好叫你再也涂改不了。可是今年麻子的收成太少，沒那么多的油，真是沒辦法！
《阿也歌》是見于《文獻備考·象緯考》的另一首歌謠：“阿也，麻古之那。從今去，何時來。”《東國通鑒》將其翻譯為“岳陽，亡故之難。今日去，無時還！”。這是首諷刺高麗忠惠王的民謠。忠惠王生前對元朝卑躬屈膝，因起國內民眾不滿。該歌謠反映了忠惠王死于元朝岳陽縣后，高麗人不但不悲傷，反倒感覺如釋重負的心聲。
《牛大吼》是首諷刺高麗恭愍王臨戰而逃，還不忘享樂的民謠：“牛大吼。龍離海，淺水弄清波。”高麗恭愍王十年（1361年），紅巾軍入侵高麗，燒殺擄掠，直指開京。恭愍王不但不應戰，還逃到映湖樓乘船游覽，引得湖岸上觀者如堵。由于1361年是牛年，歌謠以“牛大吼”比喻外族入侵。“龍離海”是指恭愍王棄開城而逃。“淺水弄清波”是指恭愍王逃到小地方猶如離開大海的龍，醉生夢死地在淺水中嬉戲。
高麗前期漢文詩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樸寅亮、金富軾、鄭知常。樸寅亮（？-1096年）是高宗、文宗時期的文人。他曾在遼預入侵高麗時奉命撰寫國表，勸說契丹人任放棄野心：“普天之下，既莫非王土王臣；尺地之余，何必曰我疆我理。”遼主見后，取消了原來的計劃，平息了一場即將爆發的戰爭。1080年樸寅亮隨戶部尚書柳洪奉使入宋。據《高麗史·樸寅亮傳》記載：“宋人見寅亮及覲所著尺牘表狀題詠，稱嘆不置，至刊二人詩文，號《小華集》。”《小華集》后散佚，不過朝鮮初期的《東文選》等文獻中收錄有部分樸寅亮在中國期間創作的作品。金富軾出生于文學世家，因平定妙清之亂而權傾一時，曾掌高麗文壇數十年。金富軾有文集20卷，但都已失傳。現存的金富軾詩歌作品僅有《大東詩選》、《東文選》、《破閑集》等收錄的十幾首。他的五古作品《結綺宮》是朝鮮現存較早的古體詩之一。金富軾的詩歌與鄭知常齊名，兩人都是高麗最早大力寫七律的人，但兩人風格很不同。金富軾的詩歌一般帶有說教色彩，較為凝重。鄭知常的詩歌則很靈活，唐詩韻味十足。在大多數高麗文人還在學習唐詩技巧的時候，鄭知常已經創作出自己獨特的風格。不過他在妙清之亂時被金富軾以串通叛賊的罪名處死后，人們幾十年里都不敢在正式場合提及他，因此他的作品沒有被整理成集，大多失傳。但僅從散見于《破閑集》、《補閑集》、《東文選》的十幾首鄭知常的作品，人民就可以看到他在詩歌上的成就。他的詩歌以七律為最佳，被朝鮮歷代詩人推崇。他的七律是高麗近體詩成熟的標志。《大同江》、《送人》、《月影臺》、《開圣寺》、《春日》、《新雪》、《嶺南寺樓》等都是他的代表作。
高麗中期，由于武臣專政，高麗文人紛紛隱居山林躲避迫害，并通過作詩表達對當時高麗政治的批判。明宗在位期間，高麗文壇出現了李仁老、林椿、吳世才、趙通、皇甫沆、咸淳、李湛之七人組成的文人團體“海左七賢”。。這是朝鮮文學史上的第一個漢詩流派。“海左七賢”的成員都是對武臣政權頗為不滿的窮苦潦倒的下層文人，核心人物是李仁老。李仁老（1152-1221年）自幼就是孤兒，被一僧人撫養成人。他著有《銀臺集》20卷、《后集》4卷、《破閑集》3卷。其中《破閑集》是他在其它成員的建議下，為保護朝鮮民族詩歌遺產創作的朝鮮文學史上最早的詩話。
李奎報（1168-1241年）號白云居士，是高麗現實主義詩人，與崔致遠和李齊賢被稱為朝鮮文學史上的三大詩人，有“朝鮮李太白”之稱。李奎報出身士大夫家庭，是位9歲就能寫詩文的“奇童”。他為人耿直，因此仕宦途中屢遭貶謫，甚至被流放。直到晚年，李奎報因文章才被崔瑀提拔出任較高的職位，最后做到宰相。但他對官場已經厭倦，70歲時辭官返鄉，72歲去世。在他晚年期間，他的兒子李涵將其作品編輯整理成《東國李相國集》41卷。在他去世后，李涵又將遺稿編輯成《東國李相國集后集》12卷。這53卷作品共收錄有2000余首詩，500多篇文章是現存最早的高麗個人詩文集，也是當時朝鮮文學史上作品數量最多的一部個人文集。不過據李涵在《東國李相國集后集·序》中說，李奎報的作品“僅存十之二三”。李奎報初期的詩歌主要是歷史題材的浪漫主義作品，比如長篇敘事詩《東明王篇》、《開元天寶詠史詩》、《三百零二韻詩》。出任官職期間，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農民疾苦，批評腐敗政治的現實主義作品，比如《代農夫吟》、《新谷行》、《孀嫗嘆》、《聞國令禁農餉清酒白飯》、《自嘲入京后作》、《眼昏有感贈全履之》、《責貓》、《苦熱》等。李奎報的晚年正值蒙古入侵高麗，在此期間他創作了一些愛國主義抒情詩，比如《聞官軍與虜戰捷》、《聞韃靼人入江南》、《十月電》等}。
李齊賢（1288-1367年）號益齋，是續李奎報后高麗的又一位大詩人，倆人被稱為高麗漢詩雙壁。1313年，迷戀元大都生活的忠宣王回高麗將王位傳給忠肅王。退位后的忠宣王于1314年元月返回元大都，更加沉迷于詩酒，經常邀請中國名士，但有時卻窘于元朝文人的提問，于是召李齊賢入元作他的侍臣。李齊賢在元期間，廣交中國名士，游覽大江南北，作了許多詩詞，也經常往返于高麗和中國元朝。1321年，在元英宗即位后，忠宣王遭人陷害被元英宗逼迫削發為僧，以學佛教為名流放吐蕃。李齊賢全力救助忠宣王。第二年，高麗權臣柳清臣和吳潛等人為鞏固自己的勢力獻媚元廷，再次請求元朝在高麗設行省，將高麗并入元朝版圖。為挽救高麗的獨立性，李齊賢一方面勸誡柳清臣和吳潛等人勿忘國恩，一方面展開外交活動，多次上書元廷，最終使設行省之事無疾而終。此外他通過多次上書丞相伯住使元英宗下旨將忠宣王改為流放較近些的朵思麻。當年忠宣王被赦返回元大都。李齊賢留有文集《益齋亂稿》和稗說集《櫟翁稗說》。《益齋亂稿》收錄有270首詩、53首詞和93篇散文。李齊賢的詩很含蓄，他的愛國詩不像李奎報那樣直抒對入侵者的憎恨，或是大肆宣揚祖國的歷史文化，而是大多以婉轉、含蓄的方式來表達。一方面這是由于他在元朝人在屋檐下的處境，另一方面也是他的風格，代表作有《多景樓陪權一齋用古人韻同斌》、《黃土店》、《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發京師》、《白溝》、《送田孟耕赴任全羅道》等。李齊賢也非常擅長寫景，代表作有《金剛山二絕—普德窟》、《山中雪夜》、《樸淵》、《八月十七日放舟向峨眉山》等。李齊賢是朝鮮文學史上為數很少的詞人。在元代出漢族人外其它民族的文人很少能填詞。據《全金元詞》所述，如果把李齊賢當做域外人，少數民族詞作者僅有9人37首作品，占元詞數量的1%，而李齊賢的詞就有53首，超過所有少數民族詞人作品的總和，也超過漢族詞作者人均創作數量。他的詩詞不僅在朝鮮文學史上創作出新的高度，而且在元朝詩壇、詞壇也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中國元朝創作的作品）。朝鮮王朝名臣柳成龍在《重刊益齋集跋文》中稱：“高麗五百年間，名世者多矣。求其本末兼備，始終一致，巍然高出無可議焉者，唯先生有焉。” }19世紀末的金澤榮稱他為朝鮮漢詩三千年來第一“大家”。
李穡（1328-1396年）號牧隱，是高麗晚期漢文文學成就較大的最后一位詩人。他十四歲時科舉及第，后隨父親赴元，就讀于元大都的大學。1353年，他參加元朝的科舉考試中第二甲第二名，后被任命為翰林文學承仕郎。他回國后在高麗任要職，晚年曾一度遭流放。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后，他被封爵，受到極高的尊重。李穡是高麗留詩最多的詩人，他的文集《牧隱集》收錄有6000余首詩歌和300余篇文章。權近（1352-1409年）在《牧隱行狀》中說他：“凡為文章，操筆即書，如風行水流，略無凝滯，而辭義精到，格律高古，浩浩滔滔如江河注海。”他的代表作品有《演福寺》、《高歌》、《蠶婦》、《驪江迷懷》、《浮碧樓》等。
傳記是高麗散文中的重要文學遺產之一。高麗官修正史《三國史記》在體例和思想內容方面都是遵循正史的原則所修。但《三國史記》與中國的《史記》一樣都是以塑造人物為寫作方法，以教化為原則，以道德精神為取人標準，而不是像一般的中國正史那樣以紀實為寫作方法，以對歷史貢獻的大小為取人標準。這使得《三國史記》有了其它一般正史所不能及的文學價值。《三國史記》的“列傳”是最具文學價值的部分。其“本紀”部分也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本紀”部分中用于描寫君主的文字占到了全書的9%，遠高于中國正史的比例，保存了大量的歷史故事，塑造了仁義的赫居世、儒雅的真興王、先知的善德王等性格豐滿、層次豐富的君主形象。其塑造方法很接近文學形象的方法。
《三國史記》列傳部分大多是有關朝鮮三國時期和統一新羅時期的政治或軍事人物，主要有《金庾信傳》、《乙支文德傳》、《樸堤上傳》等。《金庾信傳》共三卷是《三國史記》中最長的列傳。它是金富軾根據金庾信玄孫金長清所作的《金庾信行錄》刪減，整理而成，記錄了在朝鮮三國統一大業中發揮重要作用的金庾信將軍的一生事跡。《乙支文德傳》是有關高句麗將軍乙支文德在反抗隋朝的戰爭中所建立的不朽功勛。《樸堤上傳》寫的是新羅政治和外交家樸堤上通過妙計將新羅王的弟弟從倭人手中救出，自己卻死于倭人酷刑的事跡。《三國史記》的列傳中也有些以平民百姓為主人公的，比如《都彌傳》、《薛氏傳》、《知恩傳》等。《三國史記》中還有些包括《崔致遠傳》、《強首傳》、《金生傳》等有關于文人學者的傳記，但這些傳記只是提供若干歷史資料，文學價值不大。
高麗時期內容較好的傳記作品還有李奎報的《盧克清傳》、《趙沖傳》，李齊賢的《金公行軍記》等。《盧克清傳》附于《明宗實錄》中，寫的是一位官職卑微的盧克青清正廉潔，兩袖清風的故事。《趙沖傳》是有關高宗時期文武雙全的宰相趙沖與外敵周旋取得勝利的故事。李齊賢的《金公行軍記》是有關金就勵五年率兵抵抗外敵的故事。此外，高麗還有兩篇歌頌愛國婦人的傳記，《裴烈婦傳》和《烈婦崔氏傳》。
賦是高麗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之一。這使得寫文作賦成為高麗文人的基本技能。高麗最為流行的賦體是駢賦。高麗的駢體文主要是應用文。許多高麗的表、狀、書、銘等公文都是用駢文寫成。高麗忠恵王年間，崔瀣所編纂之《東人之文四六》（1338年）收錄了高麗中葉以前的駢文、駢賦。雖然現在只有一小部分流傳下來，但僅從現存的數十位作家的400余篇文章中就可看出高麗賦與駢文的興盛，主要代表作有金富軾的兩篇賦駢體賦《啞雞賦》和《仲尼鳳賦》，李奎報的6篇古體賦和騷體賦《畏賦》、《夢悲賦》、《放蟬賦》、《祖江賦》、《春望賦》、《陶罌賦》，崔滋的大賦《三都賦》，李穡的2篇古文賦《雪梅軒為日本釋允中庵作號息牧叟》、《觀魚臺小賦》，鄭樞的騷體賦《六友堂賦》，以及鄭道傳的《陽村賦》、《墨竹賦》、《梅川賦》，李承休的《旦暮賦》，李達衷的《礎賦》、《思亭賦》等。
金富軾是留有作品的最早高麗賦作家。他的《啞雞賦》在描繪了一個肅殺的環境下，對雞不按天性鳴叫發出了警告，使人感覺內有寓意。崔滋的《三都賦》是篇愛國大賦，存于《東文選》中。中國西晉文學家左思為了超越東漢班固的《兩都賦》和張衡的《二京賦》，花了10年的時間創作出了名篇《三都賦》，引得當時的人們爭相傳抄，以致洛陽為之紙貴。《兩都賦》、《二京賦》和左思的《三都賦》都是通過對比當朝和前朝的首都，來褒揚當朝的首都和政治制度。但崔滋的《三都賦》卻具有更為復雜的內涵。高麗時期，開京與西京之爭由來已久，開京和西京出身的官員都有很強的地域概念。仁宗時期發生的妙清之亂就是因為妙清主張遷都西京未果而引發的。蒙古入侵高麗時期，江華島成為高麗的臨時國都，被稱為江都。崔滋的《三都賦》創作于江都時期，通過西都辯生、開京談叟和江都正議大夫三人的主客問答的方式展開描寫。三人分別夸贊高麗的西京、開京和江都三個都城和相應的制度。崔滋在《三都賦》描繪了三都優美的景色和繁榮的經濟文化，并通過三人的相互辯駁，批判了三種錯誤，提出自己的立國主張。第一是批判“應讖立國”的觀念，提出“祖圣龍興，應天順人，非以地理圖讖之荒唐”的觀點；第二是批判“以險立國”，提出“固國不以山河，在德不在險”；第三是批判沉醉宴樂的態度，提出“凡政理清平，皆由儉始”。這些觀點都直接針對高麗統治者在蒙古入侵期間依仗江華島天險消極應戰，不顧民生疾苦橫征暴斂以滿足自己享樂的腐敗行徑，有著極強的現實意義。
擬傳體，又稱假傳體，是一種以物為主人公，通過擬人化的手法，仿照正史列傳的寫法，為其立傳的特殊散文形式。擬傳體在《莊子》等中國前秦典籍中就已經見端倪，但在中國沒有充分的發展。不過，擬傳體傳人朝鮮后，卻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僅高麗時期流傳下來的作品就有林椿的《麴醇傳》、《孔方傳》，李奎報的《麴先生傳》、《清江使者傳》，李允甫的《無腸公子傳》，李穀的《竹夫人傳》，李詹的《楮生傳》，息影庵的《丁侍者傳》等。朝鮮王朝時期又出現了丁壽崗的《抱節君傳》、權韠的《郭索傳》、張維的《冰壺先生傳》、李德懋的《管子虛傳》、柳本學的《鳥圓傳》等擬傳體作品。這些擬傳體散文為后世朝鮮小說特別是寓言小說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朝鮮民族的性格有著風趣幽默的一面，在傳統民間文學中，寓言很發達。擬傳體散文很符合朝鮮民族的精神和藝術表達習慣。統一新羅時期薛聰的《花王戒》就是擬傳體散文的雛形。高麗時期史傳文學的成熟也為擬體散文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基礎。此外，高麗散文一直熱衷于學習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中國散文，韓愈的擬體散文《毛穎傳》因此對高麗擬體散文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影響。另外，高麗擬體散文多出現在高壓的武臣執政時期，高麗文人對政治都是敢怒不敢言，擬體散文成了高麗文人表達對社會不滿的一種方法。由于這些原因，擬傳體散文在高麗出現了蓬勃的發展。
林椿的《麴醇傳》、《孔方傳》是兩篇有很強批判性和現實性的作品，前者寫酒，后者寫錢，是現存高麗最早的擬體散文。作者借物寓意，通過總結酒和錢歷史功過，鞭撻了統治者的貪婪無恥，抒發自己對高麗當時武臣統治的憤恨。受這兩篇文章的影響，李奎報后來也仿作了一篇《麴先生傳》。李奎報的另篇《清江使者傳》以龜為主人公，表達世道險惡，謹慎處世的觀點。李允甫的《無腸公子傳》是篇寫螃蟹的諷世勸人的文章。李穀的《竹夫人傳》以擬人的方法描寫了一位默默奉獻，守節執貞的竹幾美女，李詹的《楮生傳》以紙為主人公，對紙的應用歷史做了總結。息影庵的《丁侍者傳》寫的是丁字型手杖，情趣盎然。
稗說體散文是高麗后期出現的類似筆記類的文學體裁。稗說體散文圍繞詩人、詩句，記述大量的逸聞趣事，傳說，期間夾雜著作者的評論。稗說體散文為朝鮮后世小說的出現起到了推動作用。現存高麗稗說體文集有李仁老的《破閑集》，崔滋的《補閑集》，李奎報的《白云小說》和李齊賢的《櫟翁稗說》四部。除了詩歌外，稗說體散文還記載了許多有關文、賦、對聯、酒令等其它文學體裁，以及書法、繪畫等藝術門類的軼事。
《破閑集》由“海左七賢”集體創意，李仁老執筆，完成于李仁老晚年，分為上、中、下三卷，近2萬字，收錄文章83則。李仁老的兒子李世黃在《破閑集》“后尾”說《破閑集》的創作動機一是為保存朝鮮詩歌遺產，二是為閑暇或因閑而病的人們提供“破閑之資”。《破閑集》不以闡明事理或記敘事件為目的，因此結構、章法沒有一定之規，全篇既沒有“分章表目”，也沒有在特定的部分另立體系。《破閑集》的內容主要是記述詩歌創作過程中發生的鮮為人知的詩話，對詩歌的品評，以及與詩歌有關的瑣事和古老故事。
《補閑集》，原名《續破閑集》，是《破閑集》的補遺之作，作者是“海東孔子”崔沖之六世孫崔滋（1186-1260年）。《補閑集》也分為上、中、下三卷，145則，字數是《破閑集》的兩倍。其體例與《破閑集》一樣只是對不同事實的連綴性記錄，沒有分章表目，也沒有整體結構上的細心考慮。《補閑集》在內容上與《破閑集》類似，不過在上卷的開頭有《破閑集》所沒有的稱頌高麗太祖、光宗、成宗致力于文治的贊美之辭。
李奎報所作的《白云小說》與李仁老的《破閑集》和崔滋的《補閑集》一樣都是沒有一定之規，敘事非常隨意的稗說集。《白云小說》有6000左右字，記述了從朝鮮三國時期到高麗前期的詩人軼事，其中李奎報對自己詩歌作品的議論占有相當的比重。《白云小說》是朝鮮文學史上首次以“小說”一詞為名的個人作品集。不過此處的“小說”一詞，并非小說文學體裁。
《櫟翁稗說》是李齊賢在忠恵王末期所作的稗說集。《櫟翁稗說》分為前后兩編，共有四卷。前編記述各類歷史掌故、名人軼事，后編則對漢詩的品評，從中國詩歌到朝鮮漢詩。與其它三部高麗稗說集相比，《櫟翁稗說》中詩話、詩評的內容并不多，而具有敘事性的內容卻占有很大的比例。朝鮮文學史中的“稗說”一詞始于李齊賢的《櫟翁稗說》，不過，李仁老的《破閑集》被認為是稗說的開始。
傳下來的高麗民間故事數量不多，主要被記載于歷史地理文獻和稗說體著作中。姜邯贊的故事是高麗廣為流傳的傳說。崔滋的《補閑集》記錄了顯宗稱贊高麗抗遼名將姜邯贊的一首詩，并對姜邯贊的故事進行了描述，加入了民間有關姜邯贊的傳說。這是現存最早的姜邯贊故事版本。民間傳說中為了紀念姜邯贊，給他的出生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說他是文曲星下凡。其實他的父親是高麗開國功臣之一的弓珍。崔滋在《補閑集》中也對此作了說明。之后出現的姜邯贊故事增加了更多神秘色彩。比如朝鮮王朝初期成倪的《慵齋叢話》添加了姜邯贊用神力消除虎患的故事。在口頭流傳的故事中，姜邯贊的故事更為離奇，說姜邯贊的父親原本有生100個兒子的命，姜邯贊是他在與99位女子結婚后，沒有生下兒子的情況下，與狐女結合而生，是100個兒子合成的，因此擁有神力。還有故事說姜邯贊是星宿下凡，原本是位天下無雙的美男子，但他認為太英俊難以成大事，就讓麻神在他臉上刻了許多的麻子，成了丑陋的人。
高麗還有一則有關樸淵瀑布的民間故事，記載于《東國興地勝覽》中。樸淵瀑布是位于朝鮮開城北部的一處風景名勝，是“松都三絕”之一，與金剛山的九龍瀑布和雪岳山的大勝瀑布一起被稱為朝鮮半島三大瀑布。據說有一位姓樸的進士在淵邊吹笛。居住在淵低的龍王女兒，聽到笛聲后，被深深打動，于是浮出水面向樸進士表達愛意。龍女后將樸進士帶入水中的龍宮。樸進士的母親見兒子久出不歸后，找到瀑布下，不見兒子，而痛哭失聲，投身潭中而死。之后，人們把這個瀑布稱為樸淵瀑布，稱那個潭為姑母潭（老嫗潭）。包括李奎報、李齊賢等許多朝鮮文人都寫過有關樸淵瀑布及其傳說故事的詩歌。
朝鮮王朝時期是文學創作的繁榮時期。訓民正音的發明為朝鮮國語文學開始了新的起點。高麗末期出現的時調從最初的士大夫階層擴展到了朝鮮社會的各個階層，并發展出“平時調”、“辭說時調”、“於時調”多種形式。與此同時，歌辭作為“長歌”形式也成為與時調并行發展的國語詩歌體裁，朝鮮王朝后期還出現了形式更為靈活的“雜歌”。朝鮮王朝時期的漢文詩歌的創作也蓬勃發展。1918年，文士張志淵將朝鮮文人的漢詩進行了收集、整理，并以《大東詩選》為名出版，成為朝鮮文學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漢詩集。散文在朝鮮王朝時期呈現多樣化的發展態勢，并出現了國語散文。朝鮮敘事文學的發展，訓民正音的發明，城市平民讀者群的形成，以及中國小說的流入，促使小說這種文學體裁在朝鮮王朝時期興起，成為朝鮮文學史上具有跨時代意義的事項。
朝鮮王朝成立初期，統治者為了取得民心，粉飾太平，鼓勵士大夫創作歌功頌德的建國頌歌。為便于理解和傳播，有些頌歌使用了國語。這些頌歌主要被收錄于《樂學規范》和《樂章歌詞》，主要包括鄭道傳的《納氏歌》、《新都歌》、《文德曲》、《靖東方曲》，權近的《霜臺別曲》，卞季良的《華山別曲》，鄭麟趾等人的《龍飛御天歌》等。
《納氏歌》是首頌揚李成桂擊退元朝余黨納哈出功績的詩歌。《靖東方曲》歌頌的是李成桂威化島回軍給朝鮮帶來的太平盛世。《新都歌》則是首贊美朝鮮新首都漢陽美麗景致的國語詩歌。《文德曲》由《開言路》、《保功臣》、《正經界》和《定禮樂》四章組成，通過頌歌的形式，表達作者所希望的理想治國之道，包括廣開言路，多納各方忠言，優待建國功臣以鞏固新的基業，保障百姓的生產生活，不肆意掠奪，制定禮樂制度以加強統治秩序等。
《霜臺別曲》和《華山別曲》是兩首景幾體詩歌。《霜臺別曲》中的“霜臺”指的是朝鮮監視官吏的中央機構“司憲府”。《霜臺別曲》共有五章，通過描寫司憲府的威嚴及其職能來頌揚朝鮮王朝的偉業，同時表達了作者作為司憲府一員的自豪之情。《華山別曲》中的“華山”是漢陽附近三角山的別稱，也用來指代漢陽。該詩共分八章，在稱贊漢陽美景的同時，稱頌朝鮮王朝以民為本，以德治國，并祝愿國家繁榮昌盛，國泰民安。
《龍飛御天歌》是鄭麟趾等人奉朝鮮世宗之命在《訓民正音》之后所創作的長篇敘事詩，朝鮮文和漢譯文對照，是朝鮮文字創制后的第一首國語詩歌。《龍飛御天歌》共有125章。其中第1章為全詩總序，第2章為頌揚朝鮮王朝偉業的序曲，第3-109章通過先吟詠中國古代帝王的業績再頌揚朝鮮王朝偉業的形式，表現朝鮮的國家大業與中國一樣的偉大。第110-124章是對以后將執政的君王進行的規諫。第125章為終曲。《龍飛御天歌》之后，朝鮮世宗創作了另外一首長篇敘事詩《月印千江之曲》。這首詩的詩歌形式和表現手法上與《龍飛御天歌》很類似。世宗為超度昭憲王后的亡靈，讓其二子首陽大君依據《釋迦譜》、《法華經》用朝鮮文撰寫《釋譜詳節》，而后他親自在此基礎上創作了這首佛教國語詩歌。該詩全詩已失傳，僅殘存一部分。
高麗末期出現的時調進入朝鮮王朝時期后得到了飛躍的發展。訓民正音的發明，以及朝鮮君王用朝鮮文創作宮中大典和宗教儀式詩歌，對國語詩歌的創作起到了推動作用。朝鮮王朝前半期，士大夫的時調創作空前繁榮。這也使得朝鮮社會下層對時調產生興趣，從而使時調創作出現向社會各階層發展的趨勢。
朝鮮王朝初期，高麗遺臣創作了一些懷念舊王朝的時調，比如元天錫的《興亡》、吉再的《五百年都城》等。新王朝成立后，朝鮮政局相對穩定，社會、經濟、文化發展迅速。一些士大夫創作了《治理天下》（卞季良）、《江湖四時歌》（孟思誠）等歌頌朝鮮王朝“太平盛世”的時調作品。其中孟思誠的《江湖四時歌》首次采用了連時調（幾首時調組合）的形式，并開啟了朝鮮王朝前半期山水田園文學的先河。朝鮮王朝愛國將領也創作了一些表現英雄豪邁氣概的時調作品，比如金宗瑞的《朔風》、《長白山》，南怡的《拔出長劍》等。
15世紀50年代，世祖發動宮廷政變，篡位奪權。在許多忠義的大臣眼中，世祖的行為是有悖于儒家正統觀念的不義之舉。他們策劃了端宗復位，但遭到世祖一派的殘酷鎮壓。其中有人罹難，有人幸免，出現了“死六臣”和“生六臣”。在此期間，朝鮮文學史上出現了一批抒發對端宗留戀之情和忠義之節的時調作品。李塏在其所作的《房中》中通過房中燃燒的蠟燭形象表達了自己與端宗永別的悲痛心情。成三問在其所作的《此身》中則以不畏嚴寒的蓬萊松比喻自己威武不能屈的忠貞氣節。《昨夜》是武將俞應孚所作的另一首有關此事件的時調。他以寒風和雪霜比喻首陽大君一派的惡勢力，以凋零的花骨朵比喻端宗復位的失敗，表達了作者對端宗復位失敗的痛心之情。王邦衍的《遙遙千萬里》也是與世祖篡位有關的一首時調。1457年，世祖賜毒給端宗，并命時任禁府都事王邦衍把毒藥送給被流放到江原道寧越的端宗。端宗飲藥而亡。在返回的路上，王邦衍心里充滿了對端宗的歉意與留念。夜行到江邊時，他聽到“嗚咽”的江水聲，心中異常痛苦，創作出這一時調。后來世祖勢力衰敗時，王邦衍的子孫靠這首時調而免遭株連。
朝鮮王朝前半期，統治者為了在百姓中傳播儒家道德理念與倫理規范，創作了一些宣揚倫理道德的國語詩歌，即“訓民歌”。其中有不少是士大夫創作的時調。周世鵬創作的《五倫歌》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描寫，倡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的應盡道義。《老者》是鄭澈所作的有關敬老思想的一首時調。楊士彥的《泰山》并沒有直接宣言儒家倫理道德，而是激勵克服困難，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廣為流傳。
山水田園文學開始于15世紀中葉孟士誠的《江湖四時歌》和丁克仁的《賞春曲》等國語詩歌。燕山君執政后，士禍和黨派斗爭日趨激烈，許多士大夫遵循所謂“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的原則，為了明哲保身隱居鄉間。進入16世紀，山水田園文學開始形成潮流，一直持續到17世紀中葉。在此潮流當中，朝鮮文學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國語詩歌作品，其中以時調居多。主要代表作有李賢輔的《歸去來》、《龍巖》、《漁父歌》，李滉的《陶山十二曲》，權好文的《閑居十八曲》，宋純的《俯仰亭歌》，李珥的《高山九曲歌》，鄭澈的《嶺外》，申欽的《功名》、《山村》，李明漢的《晨星》，金光煜的《三公》、《鄰居》、《陶鍋》、《崔老大》等。時調大師尹善道使這股潮流達到頂峰。《海東歌謠》的編者金壽長曾評價他說“此翁歌法，脫垢清高，吾觀此，則難登萬丈之峰。”尹善道的主要代表作有《山中新曲》、《漁父四時詞》等。
16世紀末至17世紀上半葉，朝鮮王朝經歷了壬辰倭亂和丙子胡亂兩次空前災難。外敵入侵使朝鮮國民愛國情緒高漲。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抒發愛國情懷和英雄氣概的時調作品。朝鮮抗倭將領李舜臣的《閑山島》，壬辰戰爭義兵將領金德齡的《火起春山》，抗清英雄林慶業的《力拔山》，李明漢的《楚江漁夫》、《夢中路》、《樸堤上》，金尚憲的《別了，三角山》、《南八》，李廷煥的《悲歌》，洪翼漢的《首陽山溪水》都是這一時期愛國主義時調的代表作。與此同時，朝鮮也出現了一批反對黨派紛爭的時調作品，主要代表作是李德一的《憂國歌》（28首）。
朝鮮王朝前半期，時調在士大夫中的流行，使得與士大夫交往密切的妓生也受到影響。起初，妓生只是為迎合士大夫的高雅情趣歌詠或酬唱和答，后逐漸發展成自我創作。妓生的時調作品風格獨特，有些成為膾炙人口的佳作。妓生創作的時調主要以愛情為題材，代表作包括黃真伊的《冬至月》、《我何曾》、《青山里》，李梅窗的《梨花》，洪娘的《野柳》，千錦的《山村夜》。除了愛情時調，妓生也創作了其它題材的時調作品。比如17世紀的妓生松伊創作的《松》，是表現作者堅決維護人格尊嚴的時調作品。
17世紀下半葉，時調開始在平民階層流行。這些平民創作的時調，絕大部分沒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與士大夫的時調相比，平民創作的時調作品感情更為豐富，思想觀念更為開放，多采用“辭說時調”或“長型時調”。時調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態是“平時調”或“短型時調”。平時調精煉、規范，是受漢文律詩熏陶的士大夫文人所熱衷的時調形式。辭說時調是平時調的一個變形，出現在朝鮮王朝的初期。卞安烈的《不屈歌》，高應陟的《大學》（25首）中的三首，鄭澈的《將進酒辭》等都是早期在士大夫作品出現的辭說時調。不過，士大夫創作的辭說時調數量很少。朝鮮王朝后半期，隨著朝鮮社會經濟的發展，辭說時調開始在平民階層廣為流行。與平時調相比，辭說時調雖然仍保持著三章的結構，終章開頭也以三個音節組成，但句子數目要多。平時調一般每章都是兩句，而辭說時調則至少有兩章的句數超過兩句，中章較長，對話形式較多，在抒發情感方面比平時調更為自由。除辭說時調外，時調還有另外一種變異形式“於時調”或““中型時調”。於時調在初章或中章中添加一個句子，而終章保持不變。與平時調相比，於時調變異程度較小，作品數量也很少。}
英祖執政期間，朝鮮王朝出現了平民國語詩歌創作團體。時調團體不僅創作時調，而且還收集、整理和出版時調集，為時調的繁榮起到了推動作用。“敬亭山歌壇”是以金天澤和金壽長為中心的平民詩歌團體，是時調發展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重要流派。1728年，金天澤編纂了朝鮮文學史上的首部綜合性國語詩歌集《青丘永言》。《青丘永言》收集了自高麗末期以來350年的時調作品，是當時朝鮮規模最大的詩歌集。金天澤只做過官職卑微的“捕校”，但耳聞目睹了官場的是非顛倒。他的時調作品有著道家情調，多為笑傲山林江湖之作。主要代表作有《山林樂》、《江湖歸》、《我做主》、《醉酒歌》、《三學士》、《惜寸陰》等。“敬亭山歌壇”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金壽長在1763年編纂出版了《海東歌謠》，收錄了883首時調。金壽長的代表作包括《春意興》、《花開洞》、《安貧樂》、《君子節》、《慶會樓》、《洗劍亭》、《皆一色》等。金天澤和金壽長被稱為“敬亭山兩翁”。1876年，樸孝寬及其門生安攻英合編了時調集《歌曲源流》。《青丘永言》、《海東歌謠》和《歌曲源流》是朝鮮王朝的三大歌謠集。此外還有《古今歌曲》、《東歌選》、《南薰太平歌》、《瓶窩歌曲集》、《客樂譜》等。
歌辭是在時調出現后不久產生的，與時調并駕齊驅的另一種重要的國語詩歌體裁。時調在詩歌形式上屬于短歌，歌辭屬于長歌。歌辭自由度很高，不分章節，不限長度，但也和時調一樣，每行由兩句構成，每句由兩個音步組成，每個音步有三四個字組成。作為一種長歌形式，歌辭對文字的依賴性很強。因此，訓民正音的發明對歌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歌辭最初是高麗末期僧人向民眾宣揚佛教的詩歌形式之一，其發軔之作是懶翁和尚（1320-1376年）的《僧元歌》。但歌辭被作為一種國語詩歌體裁確立下來則是朝鮮王朝士大夫所為。一般認為，成宗年間（1470-1494年）丁克仁（1401-1481年）的《賞春曲》是歌辭的開山之作。《賞春曲》是首山水田園歌辭，與孟士誠的時調《江湖四時歌》一起，是朝鮮王朝前半期山水田園詩歌的嚆矢。在此之后，朝鮮文學出現了《俛仰亭歌》（宋純）、《星山別曲》（鄭澈）、《江村別曲》（車天輅）、《蘆溪歌》（樸仁老）、《莎堤曲》（樸仁老）、《月先軒十六景歌》（辛啟榮）、《牧童問答歌》（任有后）、《漁民歌》（尹爾厚）、《樂隱別曲》（南道振）等大批山水田園作品。
除山水田園歌辭外，朝鮮王朝前半期的歌辭還有以流放生活為背景的流放歌辭（比如曹偉的《萬憤歌》，李緒的《樂志歌》，宋疇錫的《北關曲》等），記載旅行見聞的紀行歌辭（比如白光弘的《關西別曲》，柳命天的《燕行別曲》，樸權的《西征別曲》等），以戰爭和戰后建設為題材的戰事歌辭（比如楊士俊的《南征歌》，樸仁老的《太平詞》和《船上嘆》，崔晛的《龍蛇吟》等），以及宣揚道學生活的道學歌辭（比如李滉的《退溪歌》、《琴譜歌》、《道德歌》，趙植的《勸善指路歌》，李珥的《樂貧歌》、《自警別曲》等）。
鄭澈和樸仁老是朝鮮王朝前半期的兩位最著名的歌辭大師，被稱為朝鮮歌辭雙壁。鄭澈，號松江，是湖南詩壇的中堅人物。他的歌辭和時調作品主要收錄于《松江歌辭》中。《松江歌辭》是朝鮮文學史上第一部用韓文編纂的個人詩歌集，分為《星山別曲》、《關東別曲》、《思美人曲》、《續思美人曲》四篇構成。其中《星山別曲》是山水田園歌辭，《關東別曲》為紀行歌辭，先后《思美人曲》為流放歌辭。樸仁老號蘆溪，是續鄭澈后的另一位歌辭大師，也是朝鮮的愛國詩人。他的作品主要收錄于《蘆溪集》，其中包括8篇歌辭和60首時調。這8篇歌辭包括《太平詞》、《船上嘆》、《沙堤曲》、《陋巷詞》、《陶山歌》、《獨樂堂》、《嶺南歌》、《蘆溪歌》。
朝鮮王朝后半期，歌辭的題材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創作隊伍也擴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歌辭也從原來的注重抒情向敘事方面轉變。朝鮮王朝女性社會地位低下，平日足不出戶，很難自由參加社交活動。閨房歌辭成為朝鮮女性抒發內心苦悶的一種形式。逢年過節，朝鮮女性可以舉行歌會，朗誦自己的歌辭作品。閨房歌辭主要以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比如《戒女歌》、《規行歌》等），抒發苦惱和寂寞心情（比如《惜別歌》、《十仗歌》、《閨怨歌》、《老處女》、《思親歌》等），反映人情世態、風俗習慣、游戲、詠景（比如《春游歌》、《花煎歌》、《庸婦歌》）等為內容。
紀行歌辭是朝鮮王朝后半期歌辭的重要類型之一。樸淳愚的《金剛別曲》，無名氏的《香山錄》是有關作者游覽金剛山和妙香山的紀行歌辭。1763年，金仁謙跟隨朝鮮英祖派往日本的使節團，東渡日本。他歸國后，以自己在日本的所見所聞創作了長篇紀行歌辭《日東壯游歌》。這部歌辭共有8243句，5萬余字。1866年，洪淳學作為書狀官，陪同朝鮮赴中國燕京的使節柳厚祚出使中國。他以在中國的經歷創作了長篇紀行歌辭《燕行歌》。該部作品有3782句，3萬余字。
隨著時調、歌辭向社會下層的發展，朝鮮王朝后半期在說唱藝人群體中出現了“雜歌”形式。雜歌不拘泥于歌辭三四調和四四調的音律模式，而是多種音節相互交錯、配合，可長可短，能靈活地表現復雜的社會生活，因此受到市民階層的歡迎。雜歌有著濃厚的地方特色，按地區分為京畿雜歌、西道雜歌和南道雜歌。
朝鮮王朝成立后，朝鮮形成了勛舊派和士林派兩個政治勢力。勛舊派是朝鮮王朝的開國有功一派，操縱政治大權，占有大量土地。士林派則是代表地方士大夫宣揚程朱理學的另一派。成宗執政后，為鞏固統治，牽制勛舊派，開始任用以金宗直為代表的士林派，兩派間的矛盾日益尖銳。16世紀60年代，曾發生多次勛舊派血腥鎮壓士林派的“士禍”。兩派在文學觀念上也存在對立。勛舊派士大夫講究言辭文采，被稱為“辭章派”。士林派被稱為“道學派”，主張文學的根本在于“道”，反對追求華麗的辭藻。辭章派的代表人物是徐居正。在他之后，辭章派出現了被稱為“海東江西派”的樸訚、李荇、盧守慎等詩人。道學派的詩歌創作開始于金宗直的弟子鄭汝昌和金宏弼。之后，道學派先后出現了趙光祖、李滉、李珥等人。其中，李滉和李珥被譽為朝鮮王朝儒學雙壁。
朝鮮王朝初期，朝鮮漢文詩壇一直延續高麗時期的推崇宋詩的風氣。朝鮮詩人最初是學習蘇東坡。15世紀后半期，以黃庭堅、陳師道為代表的江西詩派開始受到朝鮮詩人的青睞。江西詩派注重詩歌創作技巧，認為雖然天賦對詩歌的創作固然重要，但專心研究作詩技巧也能寫出好的詩歌。這導致朝鮮王朝前期詩壇出現只注重技巧的形式主義弊端。16世紀中葉，樸淳等人開始批評辭章派過度追求創作技巧的做法，提出“詩回唐朝”，使學習唐詩成為朝鮮詩壇的主流。朝鮮詩壇出現了“三唐詩人”（白光勛、崔慶昌、李達）。
“三唐詩人”之后，朝鮮詩壇出現了一位大詩人權韠（號“石州”）。現存權韠的漢詩有800多首。權韠的父和兄長們都是知名詩人。他9歲時就寫出長篇古詩《驅車兒》。他一生大部分時間都以布衣身份渡過，他認為科舉制度是派系和權勢爭斗的一種手段。權韠從小同情勞苦大眾，他的詩歌中有許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現實主義作品，比如《春盡無雨四月初有作》、《送李安訥出守端川》、《切切何切切》、《詠史》等。壬辰倭亂期間，權韠赴前線抗敵，并寫下《高判書敬命改葬挽章》、《夢得一小冊乃金德齡詩集也》、《九日對酒作》、《賊退后入京》等許多愛國詩篇。權韠所處的時代是朝鮮王朝黨派斗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在他的詩歌中有不少表達詩人對權力爭斗諷刺、憎惡之情的作品，比如《斗狗行》、《忠州石》等。他所作的諷刺光海君執政期間朝廷混亂的詩歌《宮柳詩》，使他在1612年招致“詩禍”，被殺，年僅43歲。權韠著有文集《石洲集》。他的摯友溪谷張維在《石洲集》序文中稱“石洲之詩，談者謂百年來所未有，此只以詩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