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2013年6月13日，艾斯帕斯轉會加盟英超球隊利物浦，轉會費700萬磅。在13/14球季季初，利物浦首席射手蘇亞雷斯停賽之時，艾斯帕斯一度得到正選位置。但在蘇亞雷斯停賽復出之後，艾斯帕斯便長居後備，很少獲得出場機會。直至2014年1月5日，艾斯帕斯才攻入加盟紅軍後的處子球，協助紅軍在足總盃第三圈以2-0淘汰奧咸晉級。整個13/14球季，艾斯帕斯在各項賽事合共上陣15場，只攻入1球，其中聯賽上陣14場沒有任何進帳。
2014年7月15日，艾斯帕斯重返西班牙，外借加盟西甲球會西維爾。
2015年6月18日，在利物浦度過兩個失意球季後，艾斯帕斯正式重回母會切爾達，並簽下一紙五年長約。
2015年9月24日 在西甲比賽中，與利物浦舊隊友蘇亞雷斯在陣的巴塞碰頭，個人梅開二度，以4:1大勝巴塞
*歐足總歐洲聯賽冠軍：2014-15賽季
*西甲本土神射手：2016-17、2017-18、2018-19賽季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大智慧，於2000年12月14日成立，2009年12月變更為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1月28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總部設在上海浦東，主要從事投資咨詢，及時、專業的金融數據和數據分析。
其旗下產品「大智慧」，是中國大陸的一款知名的證券決策系統（炒股軟件）。2012年11月，推出手機版軟件。
2015年5月2日，大智慧涉嫌信息披露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調查。該公司因攀上了“互聯網+”以及收購湘財證券100%股權重組計劃的公布，大智慧股價年內已經翻逾4倍。
2015年、2016年連續兩年的凈利潤為負值，大智慧被實施“退市風險警示”，自2017年5月2日起名字變更為“*ST智慧”。2017年8月，大智慧與恒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簽署轉讓協議，大智慧將其持有的全資子公司大智慧(香港)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大智慧香港)51%股權轉讓給恒生電子，股權轉讓價格合計為人民幣3.672億元人民幣。
2019年4月26日大智慧公告稱控股股東及實控人張長虹因涉嫌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機關拘留，接受調查。
聖少女（，），是日本京都府京都市出身的男性遊戲開發者，從事成人遊戲相關原畫和劇本等工作。
1990年代當時還是高中生時就進入Active公司。首次參與開發的遊戲為《解謎老大》，原先負責電子遊戲繪圖，自《麻雀幻想曲》開始擔任原畫；經手《麻雀幻想曲》系列、《Bible Black》和《DISCIPLINE ?The record of a Crusade?》等在美少女遊戲市場大受歡迎，尤其《Bible Black》、《DISCIPLINE》改編成人動畫人氣亦不亞於原作。2004年11月Active解散，即投入現WillPlus的「Empress」品牌旗下。
作品偏好巨乳，《Bible Black》乃女性畫風轉捩點，從此注重寫實度，及至與鏡裕之合作《CLEAVAGE》後又傾向豐滿體態的描繪。
* 《麻雀幻想曲》系列（，原畫，臺灣天堂鳥資訊引進II、III）
* 美少女特勤組（GUN BLAZE，原畫，臺灣天堂鳥資訊引進）
* Angel Hal?（原畫）
*HEARTWORK（原作、原畫）
* Bible Black（原畫、劇本）
* DISCIPLINE ?The record of a Crusade?（原畫、劇本）
* 雙峰 CLEAVAGE（CLEAVAGE，原畫，臺灣未來數位代理）
* STARLESS（企劃、原畫、劇本）
* LEWDNESS 淫行（LEWDNESS -Vita sexualis-，原畫、人物設計、監修，臺灣未來數位代理）
* DominancE （原畫、人物設計）
* P/A ?Potential Ability?（原畫）
* Closed GAME（原畫、人物設計）
* Great Deceiver（原畫、人物設計）
* SLEEPLESS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原畫、人物設計）
*  AlexiPharmakon.（官方網站）
拉雷福爾馬，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10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978米，2002年人口14,62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46.23人。
新普羅格雷索，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14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637米，2002年人口26,14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6.71人。
* Hospital de la Familia
奧科斯，是危地馬拉的一座城市，位于聖馬科斯省。該城市西南部臨太平洋，西北臨墨西哥國界線。海拔僅為，其地處蘇恰特河與納蘭霍河之間。2014年1月23日，由該市所分離出去的成為圣馬科斯省的第三十個市鎮，奧科斯因此而失去了2/3的土地。
托托尼卡潘省的起義軍隊，攝于1897年9月
1897年9月，繼政府實施與跨洋鐵路項目失敗以后，白銀與咖啡的國際價格突然暴跌，這使得危地馬拉全國陷入了沉重的經濟危機，而時任總統的將他的任期延長至了1902年，這一舉措引起了克薩爾特南戈地區人民的反對。 包括總統內閣的前秘書在內的反叛組織于1897年9月7日開始進攻圣馬科斯地區，起義軍雖然在一些戰役中取得了勝利并占領了奧科斯、科阿特佩克和科隆巴，但最終在同年10月4日被政府軍擊潰。而圣佩德羅薩卡特佩克斯則在10月23日成為了圣馬科斯省的首府。
2014年1月23日，根據危地馬拉共和國議會決議所通過的158個分裂議案中的115個議案，拉布蘭卡從奧科斯分離，這意味著奧科斯失去了66%的土地和人口。
按照柯本氣候分類法，奧科斯屬于熱帶乾濕季氣候。
帕哈皮塔，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8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75米，2002年人口16,60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97.62人。
* Some Information in Spanish
里奧布蘭科，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36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519米，2002年人口4,87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5.33人。
*  Some information in Spanish
越智亮介(OCHI Ryosuke)出生於1990年4月7日，是一個日本專業足球員，現效力藤枝MYFC，司職中場。
聖安東尼奧薩卡特佩克斯，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113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409米，2002年人口14,65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29.72人。
聖克里斯托瓦爾庫喬，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56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462米，2002年人口13,92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48.71人。
聖何塞奧赫特納姆，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37平方公里，海拔高度3,321米，2002年人口16,54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47.05人。
聖洛倫索，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25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575米，2002年人口9,714，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88.56人。
聖米格爾伊斯塔瓦坎，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18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416米，2002年人口29,65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61.18人。
聖拉斐爾彼德拉庫埃斯塔，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6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043米，2002年人口13,07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17.87人。
錫維納爾，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176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468米，2002年人口13,26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5.39人。
錫帕卡帕，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152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202米，2002年人口14,04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2.39人。
*  Ethnologue profile of Sipakapense
塔卡納，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302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272米，2002年人口62,62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07.35人。
塔胡穆爾科，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30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730米，2002年人口41,30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37.69人。
特胡特拉，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聖馬科斯省負責管轄，面積142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407米，2002年人口27,672，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94.87人。
* visitguatemala.com
* "Weekly briefs" at the website of Tulane University.  gam.org.gt
* INGUAT information about Tejutla
* Official website of the municipality of Tejutla
卡西利亞斯，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185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080米，2002年人口20,40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10.27人。
瓜薩卡潘，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172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36米，2002年人口13,97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81.27人。
www.muniguazacapan.com
新聖羅薩，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67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007米，2002年人口28,65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27.66人。
清原翔平（，），日本職業足球運動員，現為金澤薩維根隊長。
佐川滋賀縣足球會
日本丙組職業足球聯賽
奧拉托里奧，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21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951米，2002年人口19,55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1.36人。
維尼亞斯新城，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29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169米，2002年人口20,16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9.53人。
聖胡安特夸科，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8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394米，2002年人口7,895，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98.69人。
聖拉斐爾拉斯弗洛雷斯，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84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376米，2002年人口9,078，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8.07人。
聖克魯斯納蘭霍，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97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126米，2002年人口11,24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15.89人。
聖瑪利亞伊斯瓦坦，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113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343米，2002年人口19,48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72.39人。
聖羅薩德利馬，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67平方公里，海拔高度946米，2002年人口14,823，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221.24人。
塔克西斯科，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南部，由聖羅薩省負責管轄，面積428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79米，2002年人口22,620，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2.85人。
* Geographical database
康塞普西翁，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索洛拉省負責管轄，面積40平方公里，海拔高度2,091米，2002年人口4,329，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8.23人。
圣安德烈斯-塞梅塔瓦赫是危地馬拉的城鎮，位於該國西南部，由索洛拉省負責管轄，面積48平方公里，海拔高度1,949米，2002年人口9,411，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96.06人。
摩拉維亞宣教運動是以位於德國主護城為主的摩拉維亞弟兄會在十八世紀三十年始起的基督新教宣教運動。摩拉維亞宣教運動為早期基督教宣教史上大型的宣教運動之一，亦是史上最偉大宣教教會之一。他們的宣教士與平信徒比例是一比六十，而整個基督教總比例是一比五千，可見他們對宣教工作的熱衷程度。在三十年間，他們差遣了數以百計的宣教士遍佈世界各地，包括：加勒比地區、北美洲、南美洲、北極圈及遠東等。
摩拉維亞教會亦在宣教史上有不同的突破。包括：
*第一所教會差遣平民作帶職宣教士，而非專職宣教士；
*第一個基督教宗派向奴隸做佈道工作及
*第一個基督教教會散佈在如此廣泛的地區。
摩拉維亞大復興事件後，主護城的居民重新對信仰認真，並希望回應大使命把耶穌的福音帶到世界各地。因此，欽岑多夫立即派遣木匠尼其曼等人赴丹麥哥本哈根搜集資訊，並為將來的宣教工作評估。 他們從哥本哈根回來，並帶來丹麥豐富、詳細的宣教經驗。雖然當刻主護城的居民並未有把握到異邦之地宣教。然而，欽岑多夫鼓勵護主城上下各人為此事禱告。及後於1728年訂下「哥本哈根日」為不同地方的宣教工作禱告，包括：土耳其、埃塞俄比亞、格陵蘭及拉普蘭等。
及後，有廿六位弟兄響應宣教的邀請，他們組成了一「單身弟兄之家」，一同生活、工作、禱告、學習，欽岑多夫更擔當導師，在其中教出身低下階層的他們學習寫作、希伯來文、希臘文、地理、研經法及藥理等。
1731年四月，丹麥皇儲克里斯蒂安六世登基。本是芥菜種團契一員的他，誠邀同為芥菜種團契成員並遠房親戚的欽岑多夫前往哥本哈根觀禮。赴會中，欽岑多夫有機會聽到兩名愛斯基摩男孩改信基督教的見證故事。
另一方面，欽岑多夫亦有機會跟來自西印度洋聖多馬島的黑奴安東尼(Anthony Ulrich)交談。當安東尼分享自己家鄉的信仰需要，打動了欽岑多夫。因此欽氏邀請了安東尼到主護城跟民眾分享。民眾中一位陶匠竇博及單身弟兄洛伊波德聽了安東尼的分享後被打動，並寫信給欽岑多夫，渴望到聖多馬島宣教。經過一年的時間，會眾禱告、欽岑多夫如常訓練及觀察，他們最後決定差派竇博先前住，並指派後來成為摩拉維亞教會首位主教，木匠尼其曼隨行協助。
自此，1732年8月21日，摩拉維亞教會差出第一個的宣教士單位到海外宣教。值得一提，當時的摩拉維亞第一代宣教士們都是自食其力。主護城除了支付宣教士前往搭船港口所需的路費外，其他往後的費用也需要他們自行解決。到了異地後，他們要一邊傳福音，一邊發揮專業技能謀生。 隨著第一隊宣教士的出發，便開展了摩拉維亞宣教運動的序幕。在1730年代，摩拉維亞教會陸續差遣宣教士到美洲、非洲、歐洲及歐亞地區宣教。他們主要以服侍落後群體(印第安/黑奴/土人)為名。
摩拉維亞教會在1732年從主護城差出第一批宣教士到海外宣教。他們在8月21日到達丹屬聖多馬群島: 聖多馬島，聖約翰島，和聖克洛伊島 （現稱美屬處女群島）。當時除了丹麥哈萊差會外，他們是唯一有宣教事工的基督新教教會。
摩拉維亞教會在安地卡島的黑奴事工從1756年開始，一直到1760年代跌到谷低，其後重新復興。 Samuel Isles在1756年從聖多馬群島來到了安地卡，開始了當地的黑奴事工。但當他在1764年離開人世時，他留下了三十六個黑奴信徒和一個聯絡人。信徒的人數一直下跌，直到1769年只剩下十四個。就在這時，宣教士彼得和瑪利亞布朗來到了安地卡。
他們到達時，前人已為他們預備好有一些重要條件。摩拉維亞教會在1961年買了一個地方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宣教點，讓宣教士能自由地向當地的黑奴講道和接觸他們。 再者，宣教士Balmforth與一些莊園的主人重新建立了關係。其中Francis Farley在1767答應讓摩拉維亞宣教士在他的莊園試講。之後還被他推薦給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園主Samuel Martin,在他的莊園講道。
Benjamin Bruckshaw在1771年替換了Balmforth成為布朗的搭檔。可惜他與布朗的妻子在之後的兩年間相繼死去，留下布朗一人繼續當地的黑奴事工，繼續服侍他稱為兄弟姊妹的黑奴信徒,但苦難接踵而來。在1772年八月二十七日，三十年來最具破壞性的颱風侵襲安地卡，宣教中心和教堂都被毀壞並需要重建。雖然如此，也讓宣教士有機會在這關鍵時刻接觸更多的黑奴。 這樣，到了1770年代初，很多當地的莊園都開放給布朗和他的同工。摩拉維亞弟兄會在安地卡的宣教工作也重新興旺了。 在1773年，摩拉維亞教會擇選了第一個黑人同工。到1775年，共100個莊園的黑奴參加摩拉維亞教會的聚會。 當布朗在1791年退休回伯利恆時，安地卡五分之一的黑奴都與摩拉維亞教會有關係，當中有6,000個已受洗的信徒和1,400個準備受洗的人。
十八世紀時，摩拉維亞宣教士在阿拉瓦克人(Arawak)的地方建立了Pilgerhut, Sharon, Ephraim, Daehne, 和Hope五個宣教點來向阿拉瓦克人傳福音。他們的領袖所羅門舒曼從1748年直到他1760年安息主懷時一直帶領著這工作。開始時，舒曼用他的講道，性格和生命帶了一些阿拉瓦克人信主。但蘇利南的布希黑人叛亂後，宣教士也相繼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很多阿拉瓦克信徒因看見宣教士口中的「信基督的永遠不死」不能兌現，就不再相信基督。
布希黑人(或稱瑪倫人)在蘇利南叛亂後，他們一方面得到更多自由，但另一方面郤被一些巫師控制。他們很相信他們的巫師，所以如果巫師讓他們去打仗，他們就會去。這促使當地的白人地主想辨法控制黑人。摩拉維亞弟兄正可在此時給與援手。1769年間，Rudolph Stoll在Quama開展了第一個聚會點。很快地，他得到Arabi王持續50年的支持。在宣教期間，Stoll翻譯了四福音到黑人英語和開展了其他兩個點，邦貝和新邦貝。不幸地，因蘇利南的天氣和疾病，很多宣教士在當地離世，其他的宣教士也相繼退休或離開。這宣教點在1813年正式終止。
摩拉維亞教會在1730到1740年代在歐洲不斷被迫害之際，看到了美國賓夕凡尼亞洲的宗教自由。因此，欽岑多夫帶領一些宣教士到北美去尋找一個可以建立他們理想社區，一個德國人和土人共融的地方。
北美的摩拉維亞教會一般不會超過200人。 整個北美加起來還不到1000個印第安信徒。除了他們一直都住在自己的小社區內，盡力在現世活出最傳統和真實的信仰， 也可能是摩拉維亞教會的宣教觀。他們注重那些被揀選的人而放棄大手佈道的宣講。所以，印第安信徒也比較容易離開教會。 直到美國獨立戰爭破壞了白人宣教士和印第安人的關係，北美的印第安事工也慢慢末落。
在切羅基人中的宣教事工是由三位宣教士建立的。1730年代，欽岑多夫派了他的朋友施潘根貝爾格(Augustus Gottlieb Spangenberg)去倫敦為摩拉維亞教會在美洲尋求一片地土。喬治亞洲理事會在薩凡納給他們一塊500英畝的地，也保證給他們宗教自由和軍事豁免。因此，尼其曼(Bishop David Nitschmann)帶領一些宣教士坐Simmonds號在1735年四月十七日到達薩凡納，他們就是在這船上遇上約翰衛斯理。到達後不久，尼其曼按立了施潘根貝爾格，從此施潘根貝爾格成為了北美印第安事工的領軍人物。
施潘根貝爾格多才多藝，一個人就可以運作整個宣教點：他能管理農地，規劃建築，當醫療顧問，教姊妹們煮飯，和建立一個給印第安小孩的學校等。不久，切羅基人的酋長Tom Tschatchi也來聽福音，福音工作也漸漸興旺起來。但當英國和西班牙發起戰爭，摩拉維亞的弟兄被招入伍，所以他們被迫在這工場最興旺時集體離開，遷移到賓夕凡尼亞洲。
施潘根貝爾格是一個有能力的領袖，到達賓夕凡尼亞後，他在利哈伊河旁創建了一個宣教大本營—伯利恆(Bethlehem)，然後向歐洲的弟兄發出宣教的邀請。Henry Rauch很快作出回應並出發到了Shekomeko。(See also Moravian mission at Shekomeko) 起初，他不被莫希干人接納。但因他讓Tschoop the Drunkard信耶穌和改變，掀起了復興的火。很多莫希干人相信了耶穌，也放棄了他們最愛的濃酒。
但事情並不是這麼順利。因利益關係，一些威士忌商人在1742年控告摩拉維亞教會是服從羅馬天主教和支持法國的。隨即紐約議會勒令摩拉維亞的宣教士離開Shekomeko，這事差一點摧毀了整個宣教工作。 再者，紐約州長George Clinton在1744年通過了議案要關閉州內的摩拉維亞教會。但欽岑多夫作出了抗議，又因這議案原本也証據不足，議案最終被撤銷。
欽岑多夫在1741年到北美宣教時特意去賓夕凡尼亞的Tulpehocken探訪易洛魁聯盟的族長。他成功與族長們簽下協議，讓摩拉維亞的宣教士向六族的族人傳福音，族長們還給他一個用186粒白珠造成的飾品作為信物。欽岑多夫1742年第三次探訪時與奧奈達(Oneida)的王Shikellimey成為了朋友，但懷俄明谷的塞內卡人(Seneca)卻很抗拒他。
在之後的22年中，弟兄們積極嘗試向六族傳福音，但他們面對很多困難，如：政府的張力，美國的政治環境和印第安人喜愛喝酒抽煙的習慣，都影響摩拉維亞的宣教事工。單在紐約就與政府發生了八次大衝突，其中兩次還進了法院。 終於在1749年，英國議會和國王通過正式承認摩拉維亞教會為新教聖公會(Protestant Episcopal)，給與他們一定的自由和免去宣誓和參軍的需要，也停止了對摩拉維亞教會的迫害。 摩拉維亞宣教士又可以在紐約傳道。宣教士David Zeisberger和Bishop Cammerhof曾被納入六族同盟，所以他們得到六族的同意，在易洛魁聯盟的首都Onondaga開始了一個宣教點，而且事工在1735和1755年之間不斷發展。但好景不常，法國和英國爆發了七年戰爭，讓印第安人和英國宣教士形成敵對。塞內卡人有一個晚上血洗Gnadenhütten，殺死了很多宣教士和家人，其中包括 Nitschmann。 其他信徒立即逃到伯利恆。因此，施潘根貝爾格把伯利恆建造成戰爭中的庇護所。不只是宣教士，很多印第安信徒也住進了裡面的印第安屋。但在易洛魁聯盟的福音工作就此結束在廢墟中。在22年的宣教後，只留下170個信徒。
特拉華印第安人原本居住在特拉華河一帶，但當英國移民漸漸增多，他們被迫西遷到俄亥俄一帶。 英法七年戰爭和龐提亞克戰爭(Pontiac’s War)後，Zeisberger帶領摩拉維亞弟兄們來到向特拉華人傳道。他不但學了特拉華印第安語還把部份的聖經翻釋成特拉華印第安語。 在Goshgoschunk的Friedenhütten失敗後, 他繼續在俄亥俄一帶建立了Friedenstadt, Schoenbrunn, Gnadenhütten, 塔斯卡羅瓦斯, 利希特瑙, 和塞勒姆，還與特拉華酋長Glikkikan和族王Netawetwes成為朋友。其中塔斯卡羅瓦斯非常成功，當地的印第安信徒更成了所有基督徒的榜樣。
正當Zeisberger滿心希望建立一個基督教的印第安州，英美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 很多摩拉維亞教會的印第安信徒被殺，宣教士也被提交法庭。戰爭完結後，政府把土地給Zeisberger作為補償，但俄亥俄的人口轉變已令Zeisberger的基督教印第安州夢破滅。但最少當他在1808年安息主懷時，他的印第安弟兄們在床邊陪伴他，用他教他們的話來安慰他。
摩拉維亞宣教士到達一新地區後會與當地人居住，並以當地人的方式相處、工作，以求盡快投入社區。他們甚至會跟當地人成婚。
當然，當地人不會希望自己的文化被改變，就如印第安人曾說：「我們是印第安人，我們不想轉變成白人那樣。英國人是我們的弟兄，但我們絕不希望變成他們那模樣。」 然而，摩拉維亞人希望在當地人中廣傳福音，並從其中建立一摩拉維亞式的信仰、社會群體。所以，本地的新信徒也可以依從摩拉維亞的教會及傳統。
摩拉維亞教會把他們的宣教點建立成社區、城市模式。人們通常都讚賞這樣的一個社區整潔、乾淨及精心佈置、設計的。摩拉維亞人在搬進這些定居點之前通常都保持簡單的生活方式，避免使用所有的豪華物品。這些社區講求居民的合一性，甚至維持“職業、飲食及甚至生育的一致性。”
當地婦女在這些社區也有一定的參與。宣教士太太、師母肩負起照顧堂會內姊妹的責任。當地的肢體也會協助處理社區內的一些事務。 一些宣教工場的社區甚至培訓出當地的信徒領袖，但卻多沒有本地的委身教牧同工。
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宣教士通常一起住在一所大房子，單身弟兄，單身姊妹及家庭會分佈在屋子裡的獨立區域。他們為求支持他們自己向當地人的宣教工作，他們多自力更生。他們運用自身的技能，如：自己的勞動力、縫紉、建築、動物飼養，織布，烹飪以及額外的產品銷售，以支持全社區的建造、修理及管理等的營運成本。這讓社區內的所有人，從兒童到老人，都可以參與福音的事奉中。
這樣的社區慢慢發展，直至有類似規章訂立的必要時，社區才會算正式成立。 幾十年後，摩拉維亞教會在歐洲和北美地位暮起，自此，事工的焦點則從宣教轉為堂會內的其他活動。
欽岑多夫在丹麥參加國王的加冕禮時，不單聽到西印度洋的群體需要，而且更叫他關注到格陵蘭的愛斯基摩人對福音的需要。事因於丹麥方面的宣教士因愛斯基摩人對福音沒有興趣，正打算把有關的事工結束，但欽岑多夫卻認為是時候由摩拉維亞弟兄會接棒了。
1733 年，欽岑多夫經過禱告後，決定派遣克里斯提安、馬修史塔赫(Matthew Stach)及約翰史塔赫(John Stach)一同前往北極區的愛斯基摩人社群中宣教。他們在工場中得到從丹麥到當地宣教逾十多年的宣教士漢斯·埃格德協助，幫助他們適應當地的居住及學習愛斯基摩語。 之後，波尼許(Frederick Boehnisch)及貝克(John Beck)亦一度接替回主護城報告的克里斯提安及約翰史塔赫。
然而，他們在當地的宣教工作並非一帆風順，他們被本地人排斥，甚至恐嚇他們不可傳福音，否則會殺死他們，然而他們並不懼怕。1734 年，愛斯基摩人中出現傳染病。摩拉維亞宣教士們用他們的醫學知識，提供了一些即時的護理服務，儘使愛斯基摩人會有些表面性的道謝，但態度依舊，仍是把他們拒諸門外。
面對當地人的冷漠態度、宣教事工的緩慢進展、丹麥宣教士麥斯決定回國，再加上極圈的嚴寒天氣，這叫三位摩拉維亞兄弟會的宣教士的信心開始動搖，並開始生起放棄的念頭。 然而，主護城的禱告守望並未有停止，因著這代禱動力，使他們可以堅持下去。這使三位宣教士於1735 年3月6日立下三弟兄盟約，盟約世則如下：
#我們要緊記，我們是因為那位要使萬國得福的救主上帝才來到這裡。我們非倚靠眼見，而是憑藉信心；
#因基督寶血得的救贖是我們主要的教義。藉由言行，並因著上帝的旨意與所賜的能力︳我們矢志要帶領未信者歸信真道；
#我們要以勤奮、忍耐與盼望的態度來學習本地語言；
#我們要尊重彼此所領受的恩膏與感動，看別人比自己強，在主裡互相順服；
#我們要遵照基督的教導，忠心踐行紀律與督責，若有人違背了福音的清潔，除非他在上帝與弟兄面前謙卑下來，否則我們將不與他往來；
#我們將奉主的名自食其力，並提醒怠慢的人要依此奉行；
#我們將不為外在的需要憂慮，而將重擔卸給那照顧麻雀、為野花披紗的恩主。
因此，他們亦繼續努力的投入在當地的生活，一方面學習當地語言，亦一方面嘗試把聖經翻成愛斯基摩語。這舉動常引起當地人興趣，但往往當他談到信仰核心，人群就會散去。有一次，當宣教士把譯好的經文嘗試讀出後，吸引了一個年輕人卡亞納克(Kayarnak)的好奇心，並要他繼續唸下去。這打開他信主的開端，及後，他更於1739年復活節受洗，成為摩拉維亞宣教士六年在極區宣教工作的第一個歸主者。
自從第一個歸主者出現後，宣教士們及卡亞納克所面對的逼迫有增無減，甚至有性命危險。但同時間，當地的宣教活動得以突破進入一個新階段。宣教士們發現愛斯基摩人對神學教義毫無興趣，卻對聖經的故事，尤其復活的故事深深感動，這打開他們對福音興趣之門。這導致愈來愈多人願意相信福音，而且整個族群也漸漸得著改變。
摩拉維亞的北美宣教間接影響了英國的復興工作。早期的美國東岸十三州均隸屬英格蘭殖民地，欽岑多夫為取得殖民政府的信任，以及聯繫英國信徒以得支持，數次差人前往英國協調。Johann Toltschig (1703-64) 是首位被差遣到英國作協調的使者，於1728年到達英國，希望分享摩拉維亞教會於1727年8月13日的屬靈經驗，並尋求與當地信徒的聯合的機會。1737年，欽岑多夫親赴倫敦，為了解英國聖公會就他按立主教一事的意見。 從他們赴英的目的來看，1728-1737年間，摩拉維亞教會仍未有計劃在英國進行宣教工作。
直至1738年，摩拉維亞信徒正式開展在英國的宣教運動，果效甚大。當年二月，四位摩拉維亞的宣教士，分別為波樂 (Peter Bohler)、Georg Schulius、Friedrich Wenzel Neiber和欽岑多夫，取道英國，赴北美宣教。其中剛畢業於葉那大學 (University of Jena) 的波樂，在英國停留三個月，堅固摩拉維亞社群。他該年於倫敦成立主護城式(Herrnhut-style)的小組，設立班長，活化班員間的互動，引導他們與主建立關係。 原本對象只是在英國居住的德國摩拉維亞社群，但短短三個月間，小組人數暴增，也有英國人加入，原本在詹姆士 (James Hutton，1715-1795) 的家裡不敷容納，只好在費特巷 (Fetter Lane) 租下大堂繼續聚會，而此「費特巷會」 (Fetter Lane Society) 則視為英國福音復興 (Evangelical Revival) 的中心。
自此，摩拉維亞信徒不斷上升。1742年，首個正式的聚會點成立，是由Benjamin Ingham 在約克郡 (Yorkshire) 成立的小組演變成的。另一聚會點則由位於倫敦的費特巷會演變成的。雖然欽岑多夫不贊成與英國教會分離，但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的發展難免成為獨立教會。 英國國會於1749年通過一條法案，承認摩拉維亞教會為「古代抗議宗主教制教會」(An Antient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標誌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公眾的認可性。 聚會人數方面，在1753年則有2,500位在摩拉維亞聚會者 (當中1,000是領聖餐者)。 直至1760年，在英國的摩拉維亞聚會點共十二個。 1760年後，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不斷發展，更影響當地的宣教運動復興。
摩拉維亞派人對著名的佈道家約翰衛斯理的影響深遠。1738年，由David Nitschmann der Bischof 帶領的摩拉維亞宣教隊伍正從美國回程，在回程的船上遇上約翰衛斯理。約翰衛斯理形容他們是他所見「最溫柔、勇敢的人」。(Hutton, 79-80) 尚無得救確據的約翰衛斯理便參加了摩拉維亞信眾在亞德斯門街 (Aldersgate Street) 舉行的聚會，感覺「我心異常火熱」，並像重新得救一樣，視之為基督徒生活之始。 無疑摩拉維亞派人對約翰衛斯理靈性的影響極深。及後，約翰衛斯理於1738年造訪德國以了解摩拉維亞社群。然而，他發現其神學立場與摩拉維亞派人頗不同，歧見主要有成聖觀上。1741年，約翰衛斯理與欽岑多夫辯論神學，及後雙方可謂分道揚鑣。
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發展迅速，到了1745年，其組織已十分完備，立有主教、長老和執事，有完善的行政架構。其後，英國摩拉維亞教會更編有優美的崇拜禮儀，及完備的讚美歌集， 又於1752年在約克郡設立兩所可供大合唱的會堂，作敬拜和團契之用。 此外，在當時理性主義興起，基督教信仰受威脅之時，摩拉維亞教會仍堅守人的理性不能成為人的所有指引，強調信仰是與上帝建立關係而不只是頭腦的分析，讓人感到平安，願意留在教會中。 另外，他們十分重視對會友個別的牧養，其中一位摩拉維亞領袖施旁恩伯爾 (Spangenberg) 更批評英國教會沒有為教會每個靈魂提供個別牧養。 他們以小組形式聚會，也不時家訪會友，了解他們的需要，亦重視群體生活。此外，為了向英國的兒童傳福音，英國摩拉維亞教會亦興辦學校，於1741年在倫敦成立寄宿學校。英國摩拉維亞教會的完備架構、講求牧養、重視人與神之關係等，都吸引大量英國人歸信加入教會。
摩拉維亞教會是南非的第一個差會。 18世紀的南非為荷蘭的殖民地，已有大批稱為波爾人的荷蘭人定居南非。當中的白人基督徒因優越感的緣故歧視那些原居民——科伊科伊人(Khoi Khoi)。他們認為科伊科伊人是狒狒的後代，一群沒有靈魂的野獸，被上帝預定沉淪下地獄。 因此，並沒有任何一間白人教會牧師願意傳福音給他們。
直至1737年7月來自摩拉維亞教會的史密特，隻身前往南非開普敦宣教。他因想開展原住民的福音工作，而被波爾人排擠及嘲笑，因此只好獨力開展。他在西開普的Baviaanskloof，現稱赫納登達爾(Genadendal原文解作恩典谷)定居。跟其他摩拉維亞的宣教士一樣，史密特亦在當地自己更生，他一方面自己栽種梨子樹，另一方面教導原住民農耕。往後，他再建立學校、教導當地人讀書識字。慢慢地，福音工作展開，他在科伊科伊社群中開展祈禱會， 其中5人更後來信主接受洗禮。
然而，為科伊科伊人洗禮一事卻被當時開普敦都會的神職人員指控，因為史密特只是通過了信義宗牧職認證考核，但並未接受按立牧職，因而被質疑他們的洗禮是否有效。再者，他們更以異端之名控告史密特。亦隨著日後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所有外籍宣教士禁止向原住民傳福音。史密特因著事工所遇的挫折，並因著欠缺主護城支援的孤獨感，他於1744年帶著破碎的心離開南非，畢生亦未有再回到南非。
然而，摩拉維亞教會在南非並未因此而終結。史密特帶領信主的原住民海倫娜成了在當地傳福音的重要人物。史密特稱她為「抹大拉的馬利亞」，希望海倫娜能像馬利亞一樣，把遇見復活基督的好消告訴她的族人。 往後接近50年，教會基本上都是由那些歸主者帶領運作。
1793年，黑人的宣教工作再次獲得南非政府正式肯定及批準，各地不同的教會、宣教組織也紛紛到南非開展事工，百花盛放。 摩拉維亞教會亦得以重返南非，他們再次探訪赫納登達爾，發現當時所建立的教會仍然運作。因此，當時的宣教士以昔日史密特的屋子及果園作宣教中心，並開始擴展在開普地區的宣教工作。
另一方面，一位受教育的南非科薩族人Wilhemina 熱切的期盼有宣教士到東開普她們族人的地區宣講福音、解釋聖經。 這亦間接開展了摩拉維亞教會宣教士在十九世紀在東、西開普的發展。
除了在英、美、南非等地宣教，摩拉維亞宣教士的足跡遍及歐亞，深達佛教及伊斯蘭地區。雖然過程中遇上不少困難，但他們意志堅定，不屈不撓，能以播下福音的種子。
1742年，朗格 (Conrad Lange)、希爾胥爾 (Zechariah Hirschel) 與昆德 (Michael Kund) 三人到介於沙皇俄國及滿清中國之間的卡爾梅克汗國 (Calmucks，今日的卡爾梅克共和國) 宣教。卡爾梅克人是蒙古人的後裔，信奉藏傳佛教，當時遭俄國女皇凱撒琳吞併。三名宣教士一心傳道，卻被俄國當局以間諜罪名判入獄五年。
欽岑多夫得知宣教士被監禁，趕忙前往營救。然而，沙皇政府將他們都下監。欽岑多夫與同工們在獄中毫不懼怕，更一同唱詩讚美神。及後，女皇下令將他們釋放，但以後二十年，卻禁止摩拉維亞宣教士入境。雖然宣教工作中斷，摩拉維亞宣教士的見證成為多人的激勵，也在當地留下福音的種子。
摩拉維亞會人除幫助約翰衞斯理解決得救問題外 (詳參「英國」第四部分)，還啟發他發展「小組教會」。 他在1738年曾參加摩拉維亞聖詠團與小班的聚會，深感這些小班不只讓信眾深度相處，能分享聖經的教導，更能扮演傳福音的角色。因此，約翰衞斯理致力發展小組架構，在1739年4月4日正式建立班級制度，並仿傚摩拉維亞社群抽籤選出領袖，並鼓勵信徒多傳福音。 此外，英國三大差會的成立，都受摩拉維亞會人火熱的宣教心及其宣教策略影響，包括浸信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及英國聖公會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摩拉維亞會促基督教得以在英國迅速傳播、發展。
摩拉維亞宣教士多以一技之長進入創啟地區宣教。宣教士如卡姆 (Br. Kamm) 採集咖啡、文茨爾 (Br. Wenzel) 幫人補鞋、司密特 (Br. Schmidt)當裁縫、竇弗 (Br. Doerfer)當園丁等。欽岑多夫亦堅決禁止宣教士不務正業，要求宣教士賺取生活所需，支持宣教。 摩拉維亞教會帶動帶職宣教(tentmaking)，成為後世基督教宣教模式之一。
摩拉維亞教會在1790年出版了基督教界第一本宣教期刊 Periodical Accounts，詳細介紹海外宣教事跡。 其內容亦直接影響被後世尊稱為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威廉克理讀過期刊後，吶喊說：「看看這群摩拉維亞人所做的，難道我們浸信會不能為同一位救主至少盡上一份心力嗎？」 於是他便致力發展宣教，使歐美的基督教世界真正進入海外宣教的黃金時代。 另外，摩拉維亞教會亦擬定有效的宣教策略，欽岑多夫曾提及他的宣教策略：
#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對待異教徒，卻要效法基督謙卑住在他們當中。
#要先傳釘十架的基督，再談神學主題。
#不要急著想讓所有人都悔改，而是先尋得那些渴求真理的人。
摩拉維亞入鄉隨俗的宣教模式，成為後世的仿傚。他們更在十九世紀末成立「民俗文獻博物館」(Volkerkunde Museum)，展示宣教士從各地帶回的文物，教導人謹記宣教行誼。
為培育摩拉維亞領袖和宣教士，摩拉維亞教會在各地興辦訓練學院及學校。其中包括在1742年成立的摩拉維亞學院及摩拉維亞神學院(Morav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  兩所學校位處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伯利恆。
1946年回國前，李立三和妻子李莎（右）及女兒李英男合影。
李莎，俄語名伊麗莎白·帕夫洛芙娜·基什金娜，女，俄羅斯薩拉托夫州巴拉紹斯基縣人，李立三之妻，后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語文學教育的開創者之一。
1914年3月，李莎生在俄羅斯薩拉托夫省一個貴族莊園里。李莎的父親生于1850年，64歲時有了李莎，取李莎的祖母的名字叫“葉麗薩維塔”。李莎5歲時，李莎69歲的父親在肅反運動中被人押送到“契卡”受審逮捕，父親在去區中心城市圖爾基的途中吞服了戒指里藏的氰化鉀自殺身亡，從此李莎和母親相依為命。后來，父親的姐姐也吞服氰化鉀自殺身亡。10歲時，李莎勸母親摘掉了掛在墻上的東正教圣像。1928年14歲從七年制學校畢業，進入莫斯科出版印刷技術學校半工半讀。1931年17歲自莫斯科出版印刷技術學校畢業時，響應蘇維埃政府號召，支援西伯利亞建設，分配至蘇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出版社從事版面設計工作。在海參崴加入蘇聯共青團，任出版社共青團支部書記。
一天，李莎校對一本書單時，發現共產國際出版的一本書的書名是《反對列寧主義的斗爭》。她找到出版社負責人，了解到這是從一本中國讀物翻譯的，一位翻譯粗心地將“立三主義”譯成了“列寧主義”。不久，李莎從一位朋友處得知“立三”就是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曾犯過“大錯誤”，被定為“機會主義者”。
1933年，李莎回到莫斯科，在地質出版社工作，同時讀夜校，準備考大學。1933年秋，一天李莎去看望在遠東時期的女性朋友薩爾達，薩爾達的丈夫是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人楊松。李莎在薩爾達家遇到一個也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青年“李明”，此后李明和李莎成為朋友。李明、李莎、薩爾達、楊松等朋友還曾一起到郊外游玩。1934年秋，李莎聽說李明搬家，便和女友順道去看望，發現滿屋狼藉，李明正收拾行李。李明自稱要去黑海休養，但李莎半信半疑，因為當時并非到海濱避暑的季節，而且李莎和女友看見了李明準備裝箱的一雙高腰皮靴，這種皮靴適合在山林里長途跋涉。她們和李明道別后，私下認為李明肯定是要秘密回國。
后來，有一次李莎和遠東的朋友聊天，才得知“李明”就是李立三。1935年夏，李莎從工農速成班畢業，決定報考地質勘探專業。一天，李莎在家復習功課，突然接到了李立三來的電話。李立三沒有說他是從哪里回來。后來李莎才得知，李立三這幾個月去了阿拉木圖建立與中國蘇區恢復聯絡的秘密交通站。此后，李立三經常給李莎打電話。
經過將近一年相處，李莎和李立三感情日深。李莎知道李立三當時正受排擠，不少人都不敢和李立三交往，但李莎并不在乎。李莎一開始不敢考慮結婚，因為兩人年齡差距大，李莎也考上了莫斯科外語師范學院，她還擔心李立三隨時可能回國而把自己丟下，她聽說許多蘇聯姑娘嫁給外國革命者卻沒有被帶回國。對此，李立三誠懇地向她表白，李莎最終決定結婚。當時李立三已有婚史，有五個子女，又有政治問題，還是外國人，而李莎是未婚。李莎的很多親戚朋友都不理解甚至反對這樁婚事，但李莎的母親支持。由于黨內有規定，李立三要結婚必須經過黨組織批準，所以李莎去找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王明語氣冷淡，但還是批準了這一婚事。1936年2月，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留克斯公寓七層樓的一間14平方米的房間內，李莎和李立三舉行了簡單的婚宴，陳云、歐陽欽、《救國時報》的十多個中國同志參加。隨后李立三在李莎母親處宴請了李莎的親友。
新婚不久的一天，李立三從康生處帶回兩個中國男孩，哥哥謝廖沙十三四歲，弟弟柯利亞大概十一歲，兩人不會俄語，聽說是不久前從中國到法國，由康生從法國接來。兄弟倆走后，李立三告訴李莎：“他們的真名一個叫毛岸英，一個叫毛岸青，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的孩子。”李莎由此才知道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叫毛澤東。
大清洗期間，1938年2月23日，蘇聯軍警闖進李立三居住的共產國際留克斯公寓，逮捕了李立三。李立三平靜地對李莎說，自己是清白的，沒做過對不起蘇聯人民和中國共產黨的事情，請李莎把這些話轉告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李立三被抓走后，李莎將李立三的話記在紙上，敲開住在隔壁的中共代表陳潭秋的門，告訴他李立三被捕，并將紙條交給他。次日一早，有關人員將李莎趕出留克斯公寓，搬進院子內一個小房間，這是“肅反”中被捕人員家屬的集體宿舍。此后，李莎所在的莫斯科外語師范學院團支部書記將她叫到辦公室說：“你丈夫是一個外國特務，是人民的敵人，你是一個共青團員，必須同他劃清界限，脫離關系！”數日后，莫斯科外語師范學院團組織舉行全體團員大會。臨近散會時，大會主席要求李莎當場表態是要團籍還是要丈夫，李莎表示：“我和李立三共同生活了兩年，沒有發現他有任何可疑的行為，他是無罪的，我等待對他的審判結果！”不久，莫斯科外語師范學院召開團員大會，開除了李莎的蘇聯共青團團籍。
為了尋找因“托派”和“日本特務”罪名而被捕的李立三的下落，李莎在四個月內找遍了莫斯科每所監獄，最終在塔卡干監獄找到了李立三。李莎每月只有250盧布的獎學金，還要負責母親的生活。她每月拿出50盧布給李立三，并常買食物送去。李莎還奮力學習，因為功課只要有一個“良”，獎學金就會被取消，她就沒有錢給李立三。李立三第一次收到李莎送進監獄的50盧布時，不禁高興地大哭。李立三在監獄關押近兩年，肅反委員會沒查出他的反革命罪行，來蘇聯治臂傷的周恩來也多次與蘇聯當局交涉，終于促成李立三獲釋。
1939年11月6日，一名蘇聯內務部官員敲開李莎的房門問：“您就是李莎同志嗎？”自李立三被捕后，很少有人稱李莎為“同志”。李莎點點頭。“我給您送來了十月革命的禮物。”官員說完便閃在一旁，他身后就站著李立三。“親愛的，是你！”李莎緊緊擁抱李立三，淚流滿面。后來李莎回憶道：“這是我一生中最歡喜的時刻。”
1941年，李莎畢業于莫斯科外語師范學院法語專業。1943年8月，李莎生下一個女孩，李立三起名“李英男”。當時共產國際關于開除李立三黨籍的決議尚未撤銷，李立三找不到工作，長期只能靠共產國際微薄的救濟金生活。蘇聯衛國戰爭期間，李立三夫婦和其他蘇聯人一樣開墾荒地，生產自救。
1945年12月31日，李立三應召到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談話，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潘友新告訴李立三：“你已當選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而且得票相當可觀，名列當選委員的第14位，祝賀你！”并且無條件準許李立三回中國。新年過后，李立三暫別妻女，乘西伯利亞大鐵路的火車回到中國，結束了在蘇聯的15年生活。此后，李立三設法促使蘇聯方面為李莎赴中國放行。
1946年9月，李莎告別媽媽，帶著三歲的女兒李英男離開莫斯科，10月到達中國哈爾濱，與李立三團聚，自此李莎再也沒離開過李立三。和李莎、李英男母女一道從莫斯科乘火車到中國的，還有林利（林伯渠之女）、孫維世。李莎到哈爾濱的第二天，林彪的妻子葉群就帶著小女兒來李立三家看望。當時林彪、葉群家和李立三、李莎家隔街相望，也住在鐵路職工小區。葉群隨李莎學了一段時間俄語。
剛來哈爾濱時，李莎將俄語名改為中文名“李莎”，并接受戰地救護訓練。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成立一個由李立三夫婦和林利擔任總校審的俄文編譯組。該小組后來翻譯出版了中國第一部俄文版《毛澤東選集》，在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大量發行。李立三夫婦從始至終參加了譯文校審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該編譯組的基礎上成立了中共中央編譯局。李立三夫婦一直同中央編譯局聯系密切，實際上成為中央編譯局的顧問，參與蘇聯俄文圖書、文件的中文翻譯及毛澤東思想和中共中央文件的俄文譯稿翻譯、校審工作。
1947年，李莎被安排到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任教。自此一直在中國從事俄語教學工作。李莎本來想教法語，但不得不放棄初衷。1949年3月，李立三調到北京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1949年4月，李莎帶著兩個女兒從哈爾濱到北京，在北京俄語學院任教，同時還擔任外文出版社的顧問。1949年10月1日，李立三隨同國家領導人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李莎也應邀在禮賓臺觀禮。李立三、李莎在北京的家位于北極閣三條。1959年，北京俄語學院與北京外國語學院合并組建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李莎隨之轉入新的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1994年，北京外國語學院更名為北京外國語大學。1996年，李莎因患心臟病而不再任教。
195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興學習俄語。經林伯渠之女林利推薦，李莎擔任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的俄語老師。李莎回憶道：“我之所以被選中，一是俄語是我的母語，又有一定的教學經驗。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李立三夫人的身份，政治上可靠，被允許出入毛主席的寓所。”江青隨李莎學習俄語的地點是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那是毛澤東的住所。不久，江青對俄語的興趣消失，就停止了隨李莎的學習。
1966年，李立三全家最后一次合影。左起：李雅蘭、李莎、李立三、李英男
1959年廬山會議上，康生將1957年和郭紹唐有過接觸的中共中央委員召集起來，宣布1957年應周恩來邀請訪華的蘇聯籍學者郭紹唐是蘇聯特務，認為郭紹唐來華訪問是有任務的，要求大家斷絕同郭紹唐的往來。此外，康生還放出風聲說，李立三的妻子李莎是蘇聯籍，李立三有里通外國嫌疑。據稱，這種風聲當時直接吹到毛澤東耳邊。許多人一下子對李立三避而不見，李立三家頓時冷清。隨后，有人給中央寫誣告信說，李莎和蘇聯駐華大使館保持緊密聯系，且有“修正主義言論”，值得懷疑。1962年，中央成立了一個調查組審查該問題，審查采取“背靠背”方式，沒有驚動李莎，而是由康生出面向李立三“了解情況”。李立三對誣告信中的不實之辭逐一澄清，說明李莎一貫擁護中共立場、反對修正主義，偶爾去蘇聯駐華大使館只是辦理護照延期等手續，無任何不正當聯系。中央調查組沒有發現李莎“和蘇修有聯系”的任何證據。
1960年代中蘇關系破裂后，不少和中國人結婚的蘇聯公民先后離開中國，李莎選擇留在丈夫李立三身邊。1962年10月14日，李立三給周恩來寫了一封四千字的信，就李莎問題向中央申訴：“她同我結婚26年了，在政治上始終和我一致，沒有過任何不好的表現。到中國來也已經16年了，耳濡目染，政治思想有不少進步，逐步認識我們黨和毛澤東思想的正確偉大，對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事業是非常熱愛的。”信中還引用毛澤東在1962年1月中央擴大會議上的話：“要堅決相信蘇聯國家是好的國家，蘇聯人民是好的人民”，信中強調：“不要把修正主義與蘇聯人民混為一談”。周恩來親自找李立三談話，建議如果不愿和李莎離婚，就一定要讓李莎轉入中國籍。經過李立三勸說，1964年夏，李莎放棄了蘇聯國籍，同年經周恩來批準加入中國國籍。
文化大革命爆發時，李立三的職務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但早就有名無實，幾年來大部分時間都在基層開展四清運動。1966年6月初，華北局書記處在北京開會，李立三從天津趕回參加，卻被擋在門外。李立三向華北局第一書記李雪峰提出質問，遭到冷遇。自此，李立三實際上被停職。
1966年8月，中共中央華北局院內開始張貼大字報，一些人勒令李立三“向群眾做檢查”。康生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說：“你們不要以為李立三是‘死老虎’，死老虎也有虎威。你們要在他身上放一把火，徹底燒一燒。”1967年2月1日，李立三第一次遭到批斗，這是中共中央華北局機關內部一次小范圍批斗會，華北局的造反派遵照戚本禹“對李莎不要客氣”的指示，將李莎和李立三一起揪到批斗會上，李莎脖子上掛的牌子用大字寫著：“蘇修特務李莎”。批斗會結束后，疲憊的李立三進了家門便倒在床上，但過了一會兒李立三就開玩笑地說：“李莎，你的級別提高了，現在你和華北局書記們可以平起平坐了。”自此，李莎和李立三接受的批斗會和抄家就未間斷過。
1967年夏初，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名義接見華北局群眾組織代表，公開點了李立三的名。戚本禹說，華北局的群眾運動不應當將矛頭指向李雪峰，重點應是李立三，“李立三是真老虎，不是死老虎。”“李立三的問題很大，就好比這一暖瓶的水，你們掌握的僅僅是一點。”“李立三是里通外國分子，他老婆是蘇修特務。”戚本禹以中央文革名義作出的這一表態立刻扭轉了華北局的文革方向及群眾情緒，各色“批李戰斗團”隨即產生。1967年6月5日，北京各大專院校以及外地造反派共56個組織聯合成立“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聯絡站”，直接同中央文革掛鉤，搜集材料并定期匯報。聯絡站成立公告上宣布：李立三“勾結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牛鬼蛇神，進行一系列里通外國的反革命罪惡勾當，為劉少奇的篡黨篡政篡軍活動老實效勞。”北京到處流傳著李立三、李莎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對李立三的批斗也不再是1966年那樣的小范圍內部檢討，批斗規模遠遠擴大。于是，李立三給毛澤東寫信，反駁《批斗李立三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聯絡站公告》。信還未寫成，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就被造反派帶走。李立三去世以后，李莎奉命搜查“家里床單下”的信時，才發現了藏在褥子底下的這封信。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華北局的造反派從家帶走。6月20日，在中共中央華北局的批斗會上，李莎站在臺上見到了丈夫李立三。散會后，李莎扶李立三出門，并遞給他一杯開水喝。二人被押上同一輛汽車，開到府右街停下，李莎被要求下車，李立三伸出手和她告別并說：“你多保重！”隨后車開走了。這是二人的訣別。李莎被要求上了停在對面的另一輛車，送回北極閣三條的家里。李立三被關進造反派私設的牢房里，1967年6月22日死亡。據說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里服用大量安眠藥，在被送往北京醫院的途中死亡。李立三在造反派私設的牢房里寫下了一封致毛澤東的遺書，并提到“我還有寫給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單下。沒有寫完。請派人找出送你審閱。”次日即6月23日，李莎被逮捕，關進秦城監獄。女兒李英男、李雅蘭也被以“談話”為名騙到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軟禁，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轉押秦城監獄，后又下放農村。據李莎回憶，她的逮捕證是由謝富治簽署，1968年審訊高潮時，謝富治還現場督陣，這表明中央文革對該案的重視。
“李立三專案組”對李莎采取了逼供信的辦法，以及不許睡眠、通宵審問、不給飯吃等迫害手段。但李莎堅持不說謊話，不承認罪名，不誣陷他人。專案組不斷施壓，輪番審訊。李莎一直堅持不屈，對口供和筆供都字斟句酌，在獄中寫出的數十萬字材料都僅反映客觀事實。文革結束后，中共中央為李莎平反時，贊揚了李莎堅持真理的精神，并指出李莎所寫材料為很多人的冤假錯案的平反提供了依據。
1969年中共九大后，開始落實“可教育子女”政策，女兒李英男、李雅蘭先后回到北京。1975年5月被批準探監看望李莎。探監前，專案組宣布紀律：不許將李立三去世的消息告訴李莎，不許說親友中誰受牽連，不要抱頭大哭等等。李莎當時表情麻木、動作遲鈍，頭發已全白并稀少，身穿一身黑色衣褲。幾天后，李莎被直接押到山西運城，安置在當地棉科所大院內的一間平房里，大院中有一株無花果樹。李莎每天在附近的農業研究所食堂就餐，和普通干部一樣用內部糧票購買飯菜，每月發給生活費。李莎后來才得知，當時中央“李立三專案組”已作出“結論”，將李立三、李莎定為“蘇修特務”，并將已死的李立三“清除出黨”。李莎在運城雖有了一定行動自由，但仍受秘密監視，且明文規定禁止離開本地回北京。李莎的身體恢復后，要求參加工作，但遭拒絕，說是讓李莎“安心養老”。李莎一直不知道李立三已去世，直到1976年春節，女兒李英男來運城探親，才將李立三早已去世的消息告訴了李莎。
1980年，李莎重獲自由。經過李英男奔走呼吁，以及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的過問，李立三、李莎的冤案徹底獲平反。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為李立三、賈拓夫舉行追悼會，鄧小平、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追悼會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詞。會上中央肯定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并指出李立三始終忠于黨忠于人民。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李立三、李莎“蘇修特務”案牽連的還有其他人。例如林利、孫維世都受此案牽連，被戴上“蘇修特務”帽子。孫維世涉案最大的“證據”就是孫維世常和李立三、李莎一家來往，還曾替李立三、李莎一家搞一些話劇演出門票。孫維世慘死在監獄中。李莎后來始終不能原諒江青害死孫維世。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李莎恢復從事俄語教學工作。她主編的《當代蘇聯文學原著選讀》兩卷本成為全國高校俄語專業教材。她還編審了全套《俄語視聽說教材》、《中級俄語》、《高級俄語》，并定稿《俄語同義語辭典》，她為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作基礎課教學觀摩的錄音與錄像。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她經常參加會議、寫提案、到外地考察。曾為貧困地區女生爭取受教育機會。她作為全國政協委員遞交的改革中國俄語教學現狀的提案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重視，并受教育部委托多次為全國高校俄語教師開辦講學班，為俄語教師上輔導課。此外，她還參加了《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和《周恩來選集》的俄文審定工作。
1979年，李莎被北京外國語學院首批評定為教授職稱，享受中國籍老專家待遇，后又被定為終身教授。1983年起，李莎連續四屆擔任全國政協委員，還任中俄友好協會理事，并受到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接見及慰問。1997年5月15日，是李莎來華工作50周年紀念日，國家教委、國家外國專家局、北京外國語大學為她舉行了慶祝活動，她的老友、俄語界同仁及學生都來祝賀，她的學生、越南外交部部長阮孟琴也發來賀電，作家高莽還獻詩一首。1998年，國際俄語教師聯合會授予李莎教授“普希金獎章”，表彰她對中國俄語教學的突出貢獻。離休后，李莎開始用俄文撰寫回憶錄。
李莎一直熱愛法語和法國文學，曾為來華訪問的法國婦女代表團等做過接待及翻譯工作，并在1994年終于實現了到巴黎一游的夙愿。2013年7月8日，在法國駐華大使白林、俄羅斯駐華使館文化參贊梅捷列夫及親友的見證下，李莎在其休養的北京友誼醫院內接受了法國政府頒發的榮譽軍團勛章（軍官勛位），這是榮譽軍團勛章五個等級勛位中從高到低的第四個等級的勛位。
改革開放后，李莎曾任中國俄語教學研究會理事、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中俄友好協會理事、中國老教授協會名譽理事，全國政協委員。
2015年5月12日，李莎在北京逝世，享年101歲。毛澤東之女李敏、瞿秋白之女瞿獨伊、胡喬木之女胡木英、李范五之子李多力及毛澤東外孫女、李敏之女孔東梅參加李莎同志追悼會。
* 長女：李英男，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 次女：李雅蘭，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任教。
米列蘭尼斯足球會(Merelinense Futebol Clube)也被稱為米列蘭尼斯，是一支位於葡萄牙布拉加的職業足球會，現於葡萄牙足球錦標聯賽中角逐。
''2009/10賽季''
* Hélder (late-2000s, GK)
* Nélson (late-2000s, DF)
* Cara (late-2000s, DF)
* Moisés (late-2000s, DF)
* Rui (late-2000s, DF)
* Borges (late-2000s, DF)
* Afonso (late-2000s, DF)
* Ricardo Martins (late-2000s, DF, later became coach)
* Quinio (late-2000s, MF)
* Bruno (late-2000s, MF)
* Luis (late-2000s, MF)
* Agostinho (late-2000s, MF)
* Tanela (late-2000s, FW)
* Pedrinho (late-2000s, FW)
* Bispo (late-2000s, FW)
* Miguel Veiga (late-2000s, FW)
* Armando (late-2000s, FW)
* Pablo Medeiros (late-2000s, FW)
* ántónio Ferreira da Sila (late-2000s)
* Paulo Rafael (late-2000s)
*  Merelinense FC official site (Portuguese)
華迪維斯體育會(Clube Atlético de Valdevez) 是一支位於葡萄牙阿科斯華迪維斯的職業足球會，現於葡萄牙足球乙級聯賽中角逐。
* CA Valdevez Updated Unofficial site (Portuguese)
是一部由育碧魁北克開發、育碧公司發行的第三人稱歷史奇幻動作冒險遊戲。本作是刺客教條主系列的第九部作品，登陸於PlayStation 4、Xbox One和Microsoft Windows平臺。遊戲首次引進與《俠盜獵車手V》相近的主角切換設定，玩家能自由分飾兩名主角，也能首次在系列主要作品中使用女性主角，不過依然以男性為第一主角來設置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