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最近站舍的1號月臺是上行列車專用月臺，包括所有特急及部份普通列車。由於軌道訊號的設計，向石鎚山站方向並沒有設有出發指示燈，如果下行列車進入了線，則只能以此作為終點站而不能繼續前進。
島式月臺則主要用作下行列車之用，特急列車通常停靠2號月臺，快速、普通及臨時列車則多使用3號月臺，另外上行的普通區間列車亦多以3號月臺停靠。
新居濱、伊予三島、高松、岡山方向
今治、松山、伊予市、宇和島方向
今治、松山方向
新居濱、伊予三島、高松方向
只限快速、普通
※快速「Sunport」之內高松站－松山站之間的直通列車會在觀音寺站轉換類別，觀音寺站－松山站之間作為普通列車運行。
:* 特急「潮風」「石槌」「Midnight EXP松山」「Morning EXP松山」停靠站、特急「Midnight EXP高松」終點站、特急「Morning EXP高松」始發站
:: 快速「」（至坂出站為止各站停車）
::: 中萩（Y30）－伊予西條（Y31）
::: 中萩（Y30）－伊予西條（Y31）－石鎚山（Y32）
* JR四國伊予西條站官方網頁。
倫敦內給的徽章，他是一位親英派。
親英派是指崇尚英格蘭、英格蘭人民和文化的人。它的反義詞為。英文原詞的詞根來自拉丁語的“”，意思是“英格蘭人”，以及古希臘語的“”，意思是“朋友”。
這個稱呼于1864年查爾斯·狄更斯在雜志《一年四季》上發表的文章中首次見諸出版物，其中他把法國雜志《》描述為“一份高端的、有些‘親英派’的出版物”。這個詞的其他衍生形式首次于1787年和1793年出現在托馬斯·杰佛遜的文章中，他引用了“”和“”兩個詞。
“”，一家，位于德國明斯特，掛著英國旗幟和詹姆斯二世的標志。
在一些情況下，親英派代表了個人對英格蘭歷史和傳統英格蘭文化（例如：威廉·莎士比亞、簡·奧斯汀、塞繆爾·約翰遜、吉爾伯特與薩利文等）的欣賞。親英派也許也會喜愛英國王室和英格蘭的政府和官僚系統（如威斯敏斯特體系和皇家郵政），對過去的大英帝國和英國階級系統帶有懷舊的情緒。親英派可能會欣賞英國演員、電影、電視劇、廣播節目、音樂家、書籍、雜志、時尚設計師、汽車或亞文化。
親英派可能會使用英式拼寫系統，而不是美式的，如使用“”而不是“”，“”而不是“”，“”而不是“”等。在美國，對英式英語表達方式在非正式談話和新聞報道中的使用近來有所增長。這一趨勢，以及美國人對這些表達方式的誤會和誤用已經在美國和英格蘭成為了媒體關注的主題。特拉華大學的英語教授本·雅各達聲稱對英式英語的使用已經“成為了一種語言學現象，沒有消退的跡象”。薩塞克斯大學的語言學家琳恩·墨菲指出這一現象在美國東北部地區更為顯著。
親英派也可以指認為英格蘭人及其后裔有性吸引力的人。認為英國口音性感有魅力在現今的盎格魯美洲是一種趨勢。
*Ian Buruma, ''Anglomania: a European Love Affair'' (Random House, 1999 in the US), or ''Voltaire's Coconuts, or Anglomania in Europ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9 in the UK).
*Michael Maurer:  ''Anglophilia'', European History Online, Mainz: Institute of European History, 2010, retrieved: June 14, 2012.
*Elisa Tamarkin, ''Anglophilia: Deference, Devotion, and Antebellum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 Time magazine review of ''Anglomania''
萬里蟹，臺灣的海產行銷品牌，為臺灣新北市萬里區漁民捕獲的海蟹，佔了臺灣八成以上的海蟹捕撈量，產地主要來自新北市富貴角外海的「西北漁場」，，萬里區漁民也發展出臺灣第一的捕蟹產業。因此在2012年8月，新北市政府成立「萬里蟹」品牌並積極行銷，萬里區漁民約定成俗使用螢光綠色的三股特多龍繩來紮綁海蟹，也成為萬里蟹的一大特徵。
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於2014年完成商標註冊，取得「萬里蟹」的中華民國商標註冊證
萬里蟹包含三大類海蟹：花蟹(鏽斑蟳)、三點蟹(紅星梭子蟹)及石蟳(善泳蟳、顆粒蟳)。
新北市捕蟹產業源起於石門富基漁港，後由萬里區漁民發展出更專精的捕蟹技術與漁船規模，因此萬里區成為臺灣捕蟹漁業最重要的基地，捕撈海蟹量佔臺灣八成以上，萬里區四大漁港（野柳漁港、東澳漁港、龜吼漁港、萬里漁港）更成為臺灣海蟹最大集散地，年產量約500噸。
萬里蟹主要產量，來自新北市富貴角外海，東經120度40分以東、北緯26度以南的「西北漁場」海域，但萬里漁夫在春夏4~5月時分，也會移往臺中外海及澎湖捕蟹，因此像臺中梧棲港、澎湖馬公港、高雄興達港等，也是重要的萬里蟹卸貨集散地。&nbsp;
海蟹捕撈方式，通常可分為拖網、圍網、蟹籠三種，而萬里區是以蟹籠方式為主。漁民以漁線編成、僅有三個入口的鐵製圓型蟹籠，中間置入鰹魚或秋刀魚片為誘餌，然後投入海底，待螃蟹爬進籠中，就立即被困住，漁民再收起蟹籠，即可抓到海蟹。
捕蟹船跟一般漁船不同，必須騰出很多空間，來收納蟹籠。每艘船會攜帶約五組以上的蟹籠，每一組約有360個蟹籠，前後各有一個固定的錨，同時仔細紮成一長列。出海後，到達船長認為螃蟹聚集的海域，漁民便把一組組置入餌料的蟹籠，依續丟入海中，
蟹籠沈在海底至少16~20小時後，漁民再以起錨機，一一將籠具拉上船同時立即將捕獲的海蟹取出，並一隻隻綁好（以免螃蟹相互廝殺而死亡），置入船內的海水艙貯放。
把蟹收好後，漁民還得整理蟹籠及餌料，然後再反覆 : 放餌＞放籠＞收籠＞綁蟹的程序，整個流程費時十餘小時以上。
另外自2014年4月起，江宜樺內閣制定「沿近海漁船捕撈蟳蟹類漁獲管制措施」，明文規定若捕獲甲殼寬分別未滿6至8公分之蟳蟹，至遲需於進港後12小時內放回海中，否則將開罰最重15萬元，且每年8月16日至11月15日禁止漁船捕撈抱卵母蟹。
「萬里蟹品牌行銷」成效獲得肯定，新北市政府新聞局因該案於2014年獲「財團法人公共關係基金會」頒發政府公關優異獎。
2014年8月，新北市規劃「萬里蟹的奇幻旅程漁人故事館」短期展覽。
* 微笑臺灣：從產地到餐桌，地產地消萬里來品蟹
深川家用瓦斯氣爆事故（日文：深川都市ガス爆発事故）是指昭和38年（1963年）1月24日於東京都江東區深川所發生的家用瓦斯爆炸事故，以及因此而引發的火災的通稱。
1月24日上午6點46分左右，在深川三好町四丁目突然發生爆炸，同時間冒出火柱，第一批消防隊趕到時，鄰近起火點旁的蕎麥麵店已被吞噬在火柱當中，消防隊於是打消了救助該棟民房的念頭，前往救援受延燒的週遭民房及居民。在這處事故現場，總計八棟民房被燒至半毀。
自第一次爆炸後起算的22分鐘，早上7點8分左右，在距離第一現場不遠處的平野町三丁目，發生瓦斯爐爆炸所引起的火災，最後造成總計六棟民房被燒至半毀。這時， 東京消防庁 在現場四周65公頃的地區，利用宣傳車、電視及廣播，宣導禁止用火，也進入中斷供電的非常警戒狀態。
自第一次爆炸後起算的2小時19分鐘，早上9點5分左右，在第二現場同區內，因為有人在辦公室點著電暖器，火花進而引發爆炸，未受火災影響的下水道水溝蓋，也因氣爆而炸飛，擊毀66棟民房，以及含警戒中的消防車在內，共3輛車受到損毀。
* 燒毀面積：1835平方公尺
事故當地現場地下，以往所埋設的家用瓦斯高壓管發生龜裂，從該處洩漏的瓦斯，沿著下水道而擴散，為其直接因素，但如前述說明，縱使有宣傳車、電視及廣播的警戒宣導，仍被指責宣傳不夠徹底。
# 『東京消防百年の歩み』東京消防百年の歩み記念行事推進委員會編集 1980年
# 『東京消防庁50年のあゆみ』 東京消防庁50年のあゆみ編さん委員會 1998年
莉絲·莎蘭德（Lisbeth Salander）與麥可·布隆維斯特是史迪格·拉森的系列小說“千禧年三部曲”中的人物。
她在2005年小說《龍紋身的女孩》中作為主角初次登場，這本書的瑞典語標題《''M?n som hatar kvinnor''》，本意是《憎恨女人的男人》。她再在續集登場：《玩火的女孩》（2006年）、《直搗蜂窩的女孩》（2007年）、《蜘蛛網中的女孩》（2015年）和《》（2017年）。
莎蘭德的頭發本色是紅色，被她染成了黑色。初次亮相時，她被描寫成一個蒼白、瘦小、短頭發的年輕女性，眉毛和鼻子上穿了孔，全身都是刺青。她的后頸部紋了一只黃蜂，左臂和左踝紋了一個環，臀部有一個漢字，左小腿有一支玫瑰。當穿著寬松的上衣時，人們能從她的左肩隱約看到一只布滿后背的巨大龍紋身的輪廓。
莎蘭德在網上使用“黃蜂”這一網名，是一名世界級的駭客。她憑借自己的技術進入了一個國際駭客聯盟——“駭客共和國”，成為了一名“公民”。在日常生活中，莎蘭德憑借這她的駭客技能和照相機式記憶成為了米爾頓安保中最好的獨立調查員。同時她還持有多個不同身份的護照并擅長變裝，能經常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四處行動甚至出入多國國境。
由于童年的強烈心理創傷，莎蘭德的個性極為封閉、不合群，非常不擅長和人交流，同時極度憎恨各種摧殘女性的男人，也很樂于將這些人的惡行公諸于世。這一貫穿全書的角色是拉森價值觀的一種體現。她和千禧年雜志的調查記者麥可·布隆維斯特有著復雜的感情，兩人的關系在全書經常劇烈的搖擺于熱戀和敵對之間。她還和一位有中國血統的女性，米莉安·吳維持著時斷時續的浪漫關系。
拉森書中的很多角色，都是基于阿斯特麗德·林格倫小說中的某些角色構造的，比如莎蘭德就是是他心目中長襪子皮皮成年后應有的樣子。沙蘭德在瑞典斯德哥爾摩一間公寓的門口寫著“V. Kulla”，這正是皮皮所居住的房子“Villa Villekulla”的縮寫。
拉森死后，他的很多朋友都認為，他之所以創作這樣一個沙蘭德的形象，是因為他在青年時目睹了他的多名好友輪奸了他認識的一位叫做莉絲（Lisbeth）的女孩，而他并沒能及時制止這一暴行。這件事在之后的很多年一直困擾著拉森。
在整部作品中，布隆維斯特曾經一度懷疑沙蘭德患有阿斯伯格綜合癥，不過從沒有人能正確地判斷她的確切精神狀況，因為她在所有的精神評估中都拒絕與醫生進行任何交流。一些居心不良的人也曾經試圖通過沙蘭德的精神狀況置她于不利地位：她的一名監護人尼爾斯·畢爾曼稱她是一名“變態的殺人犯、瘋狂的混蛋”；曾因不可告人的理由將她“確診”為精神障礙并囚禁她的精神病醫生彼得·泰德波利安則將她描述為偏執、分裂、極端利己的精神病患者。 作者拉森也認為，鑒于沙蘭德幼年受到的極大創傷，她可能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反社會人格障礙，導致她很難適應社會規范。
盡管多人對他的心智健全程度持懷疑態度，但她還是在最后被證實心智健全、有完全的社會能力。在直搗蜂窩的女孩一書的結尾激烈的庭審環節中，沙蘭德的律師安妮塔成功地擊退了檢方證人泰德波利安所做的偽證，證明了沙蘭德“與這間屋子里所有人一樣的理性一樣的精神正常”。這次庭審成功地解除了沙蘭德社會失能的判決，避免了她再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在龍紋身的女孩的女孩中初次登場的沙蘭德被描述成一名極具天賦但又深陷麻煩的女孩，她既是米爾頓安保最出色的私人調查員，同時也是互聯網上知名的黑客。她的老板德拉根·阿曼斯基受瑞典最富有的企業家亨利·范耶爾之托，派她對剛剛輸掉官司的知名調查記者布隆維斯特進行背景調查。當布隆維斯特發現她的才能之后，則不計前嫌的將她招為自己的調查助理，協助自己調查亨利的侄女，海莉·范耶爾近40年前失蹤的事件。沙蘭德利用她的技能，發現海莉的下落與一系列針對女性的謀殺案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并在調查過程中和布隆維斯特發展成戀人關系。
在和布隆維斯特同時查出馬丁·范耶爾有重大嫌疑時，他們的行為引起了馬丁的警覺。馬丁囚禁了布隆維斯特并準備滅口，在危急關頭莎蘭德即使趕到，救了布隆維斯特并用高爾夫球桿重傷了馬丁。馬丁在隨后的逃跑過程中撞上一輛迎面開來的卡車后喪命。莎蘭德隨后用自己的黑客技能追蹤到了海莉的行蹤，同時搜集到了陷害布隆維斯特的維納斯壯犯罪的證據，幫助布隆維斯特扳回一城。在維納斯壯的罪行被公開后，她還里用自己的變裝和黑客技能來到瑞士，將維納斯壯名下離岸賬戶中的30億克朗資金據為己有。
同時，沙蘭德在幼年時被法院判決法定失能，即使在成年之后，也會被指定一名法定監護人，她的第一名監護人霍爾格·潘格蘭律師是她為數不多能信任的人之一，兩人發展出了比較和睦的關系。在潘格蘭突然中風之后，法院將尼爾斯·畢爾曼律師指派為她的監護人。莎蘭德發現畢爾曼是個虐待狂，他中止了莎蘭德對自己銀行賬戶的控制權，強迫她為自己提供性服務，作為按月撥給她生活費的條件。莎蘭德不甘心自己被這樣擺布，決定錄下他的行為作為奪回自己經濟自主權的籌碼，但卻錄下了畢爾曼用及其暴力的手段雞奸性虐自己一整夜。幾天后，她回到了畢爾曼的公寓，用泰瑟槍電暈了畢爾曼，把他捆在他自己的床上，用他虐待自己的工具還治其人之身、用新買的紋身裝備在他的肚子上刻上了“我是一只有虐待狂的豬，一個強奸犯”，并威脅他要公布強奸的錄像，除非他讓沙蘭德重新掌握自己的經濟自主權，并在報告中說莎蘭德表現良好，可以撤銷法定失能的判決。
莎蘭德在玩火的女孩開始時正在用她的30億克朗環游世界，在一年后回到瑞典時，她被卷進了三人被殺的案件。被殺的人是正在為千禧年撰稿的達格、她的未婚女友米亞，以及莎蘭德的監護人畢爾曼。兩個現場和被認為是兇器的手槍上均找到了莎蘭德的指紋，她也因此被認為有高度嫌疑并被全國通緝。與此同時，布隆維斯特依舊信任她，并試圖查清真相。她發覺所有案件與瑞典秘密警察的一個特別行動小組、一名蘇聯前特工亞歷山大·扎拉千科，以及扎拉千科背后的巨大犯罪集團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扎拉千科曾經是蘇聯SAR機構的優秀特工，在行動小組——麥可稱之為“小組”或“扎拉千科俱樂部”——的非法協助下成功變節，獲得了瑞典身份及日常掩護，開始經營他的犯罪組織。扎拉千科實際上是莎蘭德的父親，莎蘭德最終查清了扎拉千科的住所，做好赴死的準備之后前往與之對質，但在潛入過程中被發現，身中三槍，雖不致命，但也被俘獲并被活埋。莎蘭德自己奮力逃了出來后，找到扎拉千科，重傷了他并被隨后趕到的布隆維斯特發現并解救。
書中也揭示了莎蘭德被宣告失能的原因。因為扎拉千科變節特工的身份，“小組”要極力掩蓋他存在的痕跡。因此雖然他不斷虐待自己的妻子，莎蘭德的母親，并且莎蘭德也不斷向警察、社工報告，但在小組的干預下，沒有人采取行動。在莎蘭德12歲時，扎拉千科將她的媽媽毆打成腦出血，并導致了終身癱瘓，莎蘭德在扎拉千科離開時用自制的燃燒瓶將扎拉千科燒成重傷，并讓他丟了一只腳。正是這一事件讓小組下定決心，聯合精神病醫生泰德波利安偽造了她的精神狀況報告，使法院宣告她失能并把她送到精神病院。
*  The Stieg Larsson Trilogy from Quercus, publishers of Stieg Larsson
*  ''The Girl Who Played with Fire''
*  This Week's Cover: Why we're so fascinated by Lisbeth Salander in '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  - ''Entertainment Weekly's'' staff, 2011/12/29
立間站是一位於日本愛媛縣宇和島市吉田町，隸屬於四國旅客鐵道（JR四國）的鐵路車站，車站編號為U24。本站只停靠普通列車。
過往曾經是大規模貨運站，有佔地不少的貨物場，亦經歷了兩次的取消，第一次是1984年2月，但3年後重新辦理，可惜一直的貨運量都不佳，於2006年4月再次取消貨運服務。
為木製單層站舍一座，設有候車大堂、原站務室，長櫈及洗手間。車站於1986年時變為無人化，並改為簡易委託化，貨運服務恢復時維持這種模式，隨第二次貨運服務取消，不久簡易委託化亦取消。及後售票窗口亦已被木板所密封。然而，JR四國並未有為車站加設自動售票機。乘客需直接在車上晌職員購票。
本站的玄關位及閘口成90度位置，然而站舍旁邊的空地已能直接到達通往月臺的平交道，根本就不用進入站舍。
另外有傳現時的站舍面積只是當初時的一半左右，可惜暫時未有足夠資料證明這個說法。
位於站舍的左邊，即向伊予吉田站方向，現時仍保留設有上蓋的中央貨物停放處,以及貼近國道11號的一列有蓋貨物放置處，現時被用作停車場及放置各式雜物之用。
設有島式月臺1個，提供1面2線的配置，有效長度為4輛。而兩端進站皆採用Y型轉轍器，因此並沒有區份主線及副線。基本上上、下行列車均靠左邊路軌駛入及離站。出入口設於月臺末端向下宇和站方向，為無障礙斜道，並通過平交道橫越1號月臺路軌及其側軌。近出入口的約1輛車廂的月臺設有上蓋候車亭及等候座椅。
兩邊月臺均設有側線，其中靠近舊貨物月臺的側線，會較常有保線用的列車停泊，至於2號月臺旁的2條側線則很少使用。
* 1984年2月：第一次取消貨運服務。
* 1986年3月3日：無人化，簡易委託化。
* 1987年4月1日：日本國鐵分割民營化，車站的營運由JR四國繼承，同時恢復辦理貨運，但不設貨運列車（ORS形式）。
* 2006年4月1日：第二次取消貨運服務。
::下宇和（U23）－立間（U24）－伊予吉田（U25）
山東蘭陵企業（集團）總公司，簡稱蘭陵集團，總部位于山東省臨沂市蘭陵縣蘭陵鎮，成立于1993年。旗下擁有山東蘭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6月前稱為山東蘭陵美酒廠）、山東蘭陵陳香酒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該集團生產的蘭陵美酒享譽中外，迄今已有3,000年的歷史，有“先有蘭陵酒，后有酒文明”之稱。該集團擁有的“蘭陵”商標在2006年被國家工商總局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
據古卜辭中的“鬯其酒”記載，蘭陵鎮的釀酒史始于商代；兩漢時期，蘭陵酒為朝廷進貢的貢品。北齊時期，蘭陵酒為朝廷貢酒，北齊名將高長恭在一次著名的戰役中，率軍與周師戰于墉下，高歌而進，勇冠三軍，大獲全勝。班師回朝后，齊皇帝以蘭陵美酒犒賞三軍，并封高長恭為“蘭陵王”，后人以此事創作出《蘭陵王入陣曲》、《蘭陵王》等文藝作品。北魏時期，農學家賈思勰對蘭陵酒生產工藝進行分析并整理，并載入《齊民要術》之中。
唐朝時期，蘭陵酒除貢奉皇宮外，還通過京杭大運河遠銷江寧、錢塘、長安等地。詩人李白曾寫下“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的詩句。北宋書畫家米芾亦對蘭陵美酒進行了評價，寫下了“陽羨春茶瑤草碧，蘭陵美酒郁金香”的詩句。明朝時期，李時珍著作的《本草綱目》亦對蘭陵美酒作了記載：
清代詩人王漁洋在《寄任同年》 中亦提到了蘭陵酒。
*1914年（民國三年），在山東第一次物品展覽會上，蘭陵美酒、蘭陵郁金香分別獲得“優等獎銀牌”和“最優等褒獎金牌”。
*1915年（民國四年），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蘭陵美酒榮獲金質獎章。
*1916年（民國五年），在首屆中華國貨展覽會上，蘭陵美酒獲二等獎。
1948年，蘭陵鎮解放。蘭陵鎮上九家私人大酒店和三十余家私人作坊組建了山東蘭陵美酒廠，全部收為國有。1954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參加日內瓦國際和平會議，把蘭陵美酒作為“國酒”帶到宴會上招待各國首腦。
1991年，蘭陵美酒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貿易部獲發中華老字號牌匾；1993年，山東蘭陵企業（集團）總公司正式成立，以山東蘭陵美酒廠為核心企業；1994年6月山東蘭陵美酒廠改組為股份制企業，正式更名為山東蘭陵美酒股份有限公司。
蘭陵酒具有天然形成的琥珀色澤，晶瑩透明，醇厚可口，回味悠長。據山東大學鑒定，該酒含有天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十七種氨基酸，具有養血補腎、益壽強身之功能。
蘭陵集團生產的產品線主要包括：
下宇和站是一位於日本愛媛縣西予市吉田町，隸屬於四國旅客鐵道（JR四國）的鐵路車站，車站編號為U23。本站只停靠普通列車。
現時為第二代站舍，為簡易車站站舍，外貌有如組合屋，只用鋼板所砌成，只設有候車室及已變為儲物室的舊站務員室。洗手間則設於月臺範圍內。過往曾為站員委派站，由其他站於指定時間內派站員於車站內駐守。無人化以來，一直都沒有在站舍內安裝自動售票機。
至於第一代站舍，則於早年因過於殘舊而遭拆毀。
設有不對稱側式月臺2個，都是相對長度較短的月臺，1號月臺的有效長度不足4輛，而2號月臺的長度更只有3輛。然而4輛編成的列車，仍可藉著兩邊月臺不對稱的緩衝區域在此作運轉停車。兩端均為Y型轉轍器，因此所有列車經過時均須減速。月臺之間以平交道連接，位於末端向卯之町站方向，又由於為不對稱月臺，前往或離開2號月臺需額外多行一小段設有欄桿的小路。而2號月臺亦設有一個附有坐椅的有蓋小候車亭。
:: 卯之町（U22）－下宇和（U23）－立間（U24）
蕩婦羞恥是用來描述導致一個人（尤其是女性）因自己的某種性行為或性欲背離了傳統的性別期望或外觀期望而感到羞恥或低人一等的行為。這個詞常指使用或其他類似羞辱性詞匯，妨礙女性對自身性別形成自主看法的行為。
女性遭到“蕩婦羞恥”的情形的例子有：衣著性感從而違反了公認的著裝守則、要求避孕、婚前性行為、、從事性工作、被強奸或性騷擾。
《陪京雜述》，由繆潤紱所撰寫，是一部記載清末沈陽的地方古跡、盛典、勝境、舊聞名勝古跡、風俗民情、歷史變革等方面的地方見聞雜錄，記載了等幾類。其很多內容都與《沈陽百詠》相互印證，是清代關于沈陽地區民俗、勝景、舊聞的著作。
臺灣媒體的紀載最早可追溯至1885年。
1885年7月，英格蘭長老會牧師巴克禮創辦臺灣第一份印刷刊物《臺灣府城教會報》，以白話字作為文字媒介，雖為傳教而生，但是其中不乏社會百態及文藝創作。
日人治臺初期遭受不少阻力，因此引進大眾傳播媒體，由日人辦報為殖民政府喉舌，控制言論，文字多以日文為主，就算有中文也是文言文，且嚴禁臺灣民眾發行報刊，以此達到馴化臺灣、便於殖民的目的。初期臺灣有四家穩定經營的日報，分別是北部的《臺灣日日新報》，中部的《臺灣新聞》，南部的《臺南新報》與東部的《東臺灣新報》，此為臺灣近代報紙與報業之濫觴。
民間辦報則以民營的《臺灣民報》最為著名。1920年春，林獻堂等人在東京共組「新民會」，創辦《臺灣青年》雜誌社，發行月刊，編輯兼發行人為蔡培火，創刊後廣受海內外臺胞捐助支持。《臺灣青年》創刊初期強調青年奮起與文化發展，其後逐漸強調民族色彩，成為日本當局管制的對象，而無法順利運往臺灣，甚至被迫禁止發行。1922年，《臺灣青年》改名《臺灣》，內容中日文各佔一半。1923年4月，《臺灣民報》半月刊創刊，後因東京大地震火災暫時停刊，復刊後改為半月刊，12月，日本當局對年初臺灣議會同盟會的與會者展開逮捕行動，史稱「治警事件」，《臺灣民報》許多工作人員皆遭收押判刑，一度因此暫停出刊。《臺灣》月刊在《臺灣民報》站穩市場後停刊，《臺灣民報》改為周刊，《臺灣》雜誌社股份有限公司也改稱《臺灣民報》社股份有限公司。1926年，對臺灣人具有好感的臺灣文官總督伊澤多喜男，核準《臺灣民報》雜誌社遷回臺灣，條件是必須有部份版面刊載日文。
臺灣戒嚴時期各種的黨外雜誌
臺灣於1945年日本撤退至1980年代後期解嚴前之新聞媒體，因多由中國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府持有，故有人主張「黨政軍退出媒體」。在指戒嚴時代，媒體成為統治者打擊異議份子及遂行言論管制及意識型態宣傳之工具；當時的媒體監督機構主要也只單純地探討媒體內容，而從未針對媒體結構進行批判。
聯合報系是王惕吾家族的家族企業，王家對於聯合報系擁有絕對的所有權、控制權，且聯合報系的企業文化承襲了王惕吾的個人理念。
而在隨著科技進步而現代媒體影響力漸增，媒體再次成為政府意識型態宣傳以及打壓不同聲音之工具。
七賤，是高麗和朝鮮王朝時代身分制度下被視為賤民的七種人，分別是商人、船夫、獄卒、犯罪逃亡者、僧侶（因李氏朝鮮抑佛崇儒，獨尊朱子學）、白丁、巫女。
他們與奴婢一樣是賤民，但不被視為主人財產，可是他們身分世代相傳，根據從母法，良民如和他們結婚，兒女也會成為賤民。
“大女主/女王”寧伽勒（Ningal）是蘇美爾神話中的蘆葦女神，恩基和寧胡爾薩格的女兒，月神南納的妻子，她生下了太陽神烏圖（Utu）和金星神伊南娜，在一些文獻中說是伊什庫爾（Ishkur）。她的主要崇拜地是烏爾城，并很可能起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沼澤地區的牧民的膜拜。
對寧伽勒的崇拜從公元前三千紀未傳到敘利亞，在那里以早期的蘇美爾名稱“尼卡勒”（Nikal）出現。烏加里特神系中也有這個名字，并有一個傳述她與月神“雅利赫”結圣婚的故事；尼卡勒被認為是夏季豐收之王“哈爾哈比”之女。
下面是”寧伽勒女神“名拼寫中所用到的阿卡德楔形文字符號：
File:B010ellst.png|神名前面的限定詞，表明后面的名詞是一神名，英文譯作上標“D”。
File:NIN-beltu Cuneiform.svg|楔形文字符“NIN”，中文譯為”寧“（代表女王和女祭司）。
File:GAL-rabu Cuneiform.svg|楔形文字符“gal”，中文譯為”伽勒“（偉大的）符號。
陳賞，字邦□，浙江紹興府諸暨縣人，民籍，明朝政治人物。
弘治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三十七名。正德十六年（1521年）辛巳科進士第二甲第七十名進士。官兵部武庫司主事。嘉靖時，避諱去“天”，改名賞。嘉靖三年（1524年），大議禮期間，與楊慎因左順門事件同時受杖。謫官滁州（今安徽滁縣以西），有政績。擢知州，不久升真定府同知。不久辭歸，卒於家。
曾祖陳齊；祖父陳翰英，曾任□□；父陳元魁，曾任知縣。母駱氏。
東帝汶印度尼西亞佔領時期（，，或稱印尼佔東帝汶時期），指由1975年12月至1999年10月，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實施的軍事占領與實際統治。
葡萄牙對東帝汶進行長達270余年的殖民統治后，1974年，葡國的康乃馨革命爆發，葡政府宣布實行非殖民化政策，放棄海外殖民地。各個殖民地紛紛脫離葡的統治，宣告獨立，但這也讓東帝汶的未來充滿了不穩定因素。一場小規模的內戰后，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在帝力宣告勝利，并于1975年11月28日單方面宣告東帝汶獨立。
1975年12月7日，印尼以東帝汶領導人要求其幫助為由，出兵東帝汶并實施占領。到了1979年，幾乎所有東帝汶武裝抵抗力量都遭到其摧毀。印度尼西亞遵照所謂“公民大會”不真實的自決，宣布東帝汶領土成為其第27個省。
24年來，東帝汶人民遭受到印尼有組織有系統的法外處決、酷刑、屠殺、強暴、瘟疫以及人為制造的饑荒的折磨。1991年，東帝汶發生了讓世界為之震怒的事件，諸如此類殘殺的報道更是不計其數。
東帝汶始終對印尼的統治進行著強烈的反抗。 1996年，來自東帝汶的若澤·拉莫斯·奧爾塔和卡洛斯·菲利普·西門內斯·貝洛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他們為和平結束印尼統治所做的貢獻。1999年，決定東帝汶未來的全民公投以壓倒性多數支持獨立。2002年，東帝汶成為一個獨立國家。
據東帝汶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結果，最低限度估計，東帝汶在1974至1999年間，死于沖突及其相關的人數為102,800(±12,000)。其中死于殺戮或失蹤的人數為18,600(±1,000)，死于饑餓或疾病的人數為84,200(±11,000)。
1976年，印尼入侵東帝汶后，聯合國大會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立即通過了第389號決議，要求印尼政府不再拖延地撤軍。美國、澳大利亞和英國政府在印尼占領東帝汶整個期間向印尼政府提供了幫助。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是僅有承認“東帝汶是印尼一個省”的兩個國家。緊隨著印尼占領東帝汶，印尼和澳大利亞開始展開對帝汶海溝（亦稱帝汶缺口） 的劃界談判，以瓜分東帝汶的油氣資源。包括日本、馬來西亞、加拿大在內的他國政府支持了印尼的舉動。然而，印尼對東帝汶的侵略以及對其獨立運動的鎮壓，極大地損害了其名聲信譽和國際形象。'
1999年東帝汶獨立公決后，東帝汶危機爆發，東帝汶局勢急轉直下。親印尼民兵四處縱火并襲擊東帝汶獨立人士，當地基礎設施幾近遭到全部破壞。聯合國安理會批準建立一支具有統一指揮機構的多國部隊，由澳大利亞牽頭。多國聯合部隊最終平息了暴亂并恢復了當地秩序。印度尼西亞撤軍后，東帝汶由聯合國東帝汶過渡行政當局（1999年–2002年）接管，東帝汶人與許多觀察人士曾要求聯合國設立東帝汶戰犯國際法庭卻遭拒絕，取而代之的是設立重罪股（Serious Crime Unit）以調查和起訴暴徒的罪行。有鑒于其規模有限，以及印尼法院作出的相關判決較少，不少的觀察者都呼吁為東帝汶建立國際法庭。
牛津大學的學術共識認為印度尼西亞對東帝汶的占領是種族滅絕。印尼的占領同樣被列入了耶魯大學的“種族滅絕研究”（"Genocide Studies"）計劃之中。
16世紀，葡萄牙人以貿易為名入侵帝汶。1702年，東帝汶正式由葡萄牙進行殖民統治。1860年，葡荷兩國簽訂條約瓜分帝汶島，島嶼東部及歐庫西區歸屬葡萄牙，西帝汶歸屬荷蘭且并入荷屬東印度群島（即今印度尼西亞）。太平洋戰爭期間，日軍兩萬士兵經入侵東帝汶并于1942至1945年占領帝汶島全島。太平洋戰爭中東帝汶以犧牲六萬人的代價，阻止了日本入侵澳大利亞。
二戰后，印度尼西亞在蘇加諾的領導下獲得獨立，此時印尼并未對東帝汶進行主權聲索。雖然在言辭上極力反對殖民主義，但印尼並未向葡萄牙對東帝汶的殖民統治提出反對，因為強行入侵印尼跟本打不過葡萄牙。1959年，東帝汶的反葡事件亦未獲印尼政府支持。一份1962年的聯合國文件記載道：“印尼政府已宣稱將和葡萄牙保持友好關系，且不對葡屬帝汶提出主權聲索。”1965年，蘇哈托掌握印尼軍權，這些保證得以繼續生效。1974年12月，印尼官方發布聲明稱：“印度尼西亞沒有領土野心??因此，印度尼西亞希望吞并葡屬帝汶是不可能的。”
1974年，葡萄牙爆發軍事政變。康乃馨革命使葡萄牙與東帝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葡國放棄海外殖民地激發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獨立運動，非殖民化進程也開始在東帝汶起步。這一切只是東帝汶獨立政治進程的開端。
1974年4月，東帝汶的政黨首次得以合法化。后殖民時期的東帝汶，出現了三派主要政治力量。5月，公務人員、軍官以及地主鄉紳建立了（UDT，后文簡稱“民盟”），這個組織主張最初維持與前宗主國葡萄牙的關系，9月，民盟宣布將支持東帝汶獨立。一周后，主張立即獨立的帝汶社會民主協會（ASDT）成立，主要由下層殖民地政府官員和年輕的知識分子組成。然而，隨著政治進程日趨緊張，帝汶社會民主協會更名為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FRETLIN，后文簡稱“革陣”），并自稱“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五月底，（APODETI，后文簡稱“民協”）成立，原名東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亞協會，支持東帝汶并入印尼。民協對東帝汶的經濟表示嚴重關切，認為東帝汶的獨立可能使其經濟變得脆弱。
東帝汶獨立革命陣線于內戰后上臺，并于1975年11月28日單方面宣布成立東帝汶民主共和國。這是革陣的旗幟。
不久印尼國內的民族主義者，軍方強硬派以及政府情報組織恢復安全與秩序作戰指揮部與特種作戰部隊，認為葡萄牙帝國的崩潰是吞并東帝汶的絕好時機，因為印尼不用直接和葡萄牙軍隊交戰，希望印尼出兵東帝汶。除葡萄牙人撤離東帝汶之外，另外仍有兩點是印度尼西亞占領東帝汶的原因：一、東帝汶若由左翼分子統治，極有可能成為襲擊印尼本土的軍事大本營。二、由于東帝汶處于印度尼西亞群島以內，一個獨立的東帝汶可能激發國內其他各省的分裂主義情緒，最終致使印度尼西亞解體。二十余年來，上述兩條一直是印尼拒絕東帝汶自治或獨立的主要原因。印尼的軍事情報機構起初企圖尋找非軍事手段吞并東帝汶，曾計劃利用民協以達非軍事占領之目的。
1975年，為了實現國家的獨立，民盟和革陣暫時結為同盟。同時，據澳大利亞方面報道，印尼軍隊在楠榜省進行了一場戰前軍事演習，意在入侵東帝汶。而后數月，印尼特種作戰司令部（OPSUS）通過科摩多行動（以科摩多巨蜥命名）暗中向民協提供支持和援助。印尼政府通過廣播指控革陣為共產黨，并挑撥民盟和革陣間的關系，悄然間給東帝汶帶去了諸多不穩定的因素。觀察人士認為，這是印尼在為入侵東帝汶創造借口與條件。經印尼挑撥離間，革陣和民盟的關系變得日益緊張。5月，民盟宣布退出暫時同盟。
民盟領導人是在1975年4月，結束對澳大利亞與印度尼西亞的訪問后斷絕其同革陣的聯盟關系的。6月，為了東帝汶的前途，葡萄牙非殖民化委員會（Portuguese Decolonization Commission）邀請三方在澳門舉行會談，共同商議東帝汶的去殖民地化問題，并解決爭端達成協議。然而革陣領導人宣布抵制這次談判，他們拒絕與民協代表共同與會。革陣認為，民協代表的是印度尼西亞的利益，而不是東帝汶的利益。民盟和民協抗議革陣的行為阻塞了東帝汶的非殖民化進程。時任革陣領導人的若澤·拉莫斯·奧爾塔于1987年在他的回憶錄中表達了他對拒絕參會的后悔，他寫道：“這是我們戰術上的、政治上的錯誤之一，我無法找到一個更為恰當的說法了。”
1975年年中，謠言四起，東帝汶黨派間的緊張狀態已達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8月，民盟在帝力發動政變，一場小規模的內戰隨即爆發。拉莫斯·奧爾塔在后來描述到，這是一場“血淋淋的”戰爭，并細數了革陣和民盟犯下的暴行。他引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統計結果稱，2000-3000名東帝汶人因戰死于非命。東帝汶內戰使葡萄牙方面感到不安，曾派官員到東帝汶的阿陶羅島對局勢進行觀察。出乎印尼和葡萄牙預料：在兩周后，革陣擊敗民盟，民盟領導人潰逃至印尼的西帝汶。9月7日，民盟在西帝汶請愿，希望印尼吞并東帝汶；許多報道稱民盟的立場是印度尼西亞迫使其持有的。
東帝汶博博納羅縣地圖。此縣西鄰印尼西帝汶。內戰后，激烈的戰事并未結束。印尼先頭部隊攻占了數個重要城鎮后不久，該縣全境被占領。
革陣奪得對東帝汶控制權后，印尼軍隊（時稱印尼共和國軍，ABRI），和一小支民盟軍隊立即從西邊發起進攻。 10月8日，印尼占領邊境城市巴圖給（Batugadé）。八天后，鄰近的巴里布（Balibó）和瑪利亞娜相繼被占領。五名澳大利亞記者在巴里布遭到印尼士兵槍擊。 印尼軍方稱記者的死亡是一場意外，而東帝汶的目擊者稱印尼士兵是有意而為。記者的遇難、隨后發生的戰事與偵查活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注意，國際社會開始為東帝汶獨立爭取支持。
11月初，印尼外交部長和葡方在羅馬舉行會見，以商談解決東帝汶爭端的解決方案。雖然沒有任何帝汶領導者收到與會邀請，但革陣釋放了有意和葡萄牙合作的信息。會議達成協議：葡萄牙將與東帝汶政治領導人會面，但雙方之間的對話一直都沒有得到實現。11月中旬，印尼軍隊開始從海上炮擊東帝汶城市阿塔貝（Atabae），并于11月底成功占領該城。
然而對此，葡萄牙并沒有采取任何行動，這讓革陣領導人感到非常沮喪。他們相信，宣布東帝汶獨立，可以有效避免印尼軍隊的進一步入侵。東帝汶國家政治委員會委員馬里·阿爾卡蒂里展開了一次外交非洲之行，意在尋求政府或來自其他領域的支持。這項外交努力獲得了25個國家對東帝汶的承認，其中包括中國、蘇聯、莫桑比克、瑞典和古巴。古巴至今與東帝汶有著緊密的外交關系。1975年11月28日，革陣單方面宣布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獨立。印尼情報組織起草通告稱，巴里布及其周邊的民協和民盟的領導人將會宣稱該地區已脫離東帝汶獨立并成為了印尼的一部分，以示回應。有趣的是，這份巴里布宣言（''Balibo Declaration''）是在巴厘（Bali）起草的，由此被戲稱為“巴厘謊話宣言”（''Balibohong Declaration''）”，其中Balibohong的bali指巴厘，而bohong則是印度尼西亞語中謊言的意思。葡萄牙方面對這兩份宣言表示拒絕，同時，印尼政府批準了軍隊以武力吞并東帝汶的軍事行動。1976年7月，印尼總統簽署了特別法案，單方面宣布東帝汶成為印尼的第27個省份。
印度尼西亞軍隊入侵東帝汶示意圖
1975年12月7日，印尼出兵入侵東帝汶，展開了該國有史以來的最大軍事行動：蓮之行動（印尼語：Operasi Seroja，英語：Operation Lotus）。東帝汶民族解放軍（FALINTIL）與印尼武裝部隊在帝力展開街戰。據報道，400名印尼傘兵在帝力降落時被殺。《昂卡薩雜志》報道稱，帝力一戰中，印尼共有35名士兵陣亡，東帝汶共有122名士兵陣亡。年末，印尼十萬大軍占領帝力，另有二十萬部署在東帝汶各處。由于兵力過于懸殊，東帝汶民族解放軍只得轉戰山區，展開游擊戰。媒體報道稱，印尼士兵在東帝汶各城鎮（尤其在帝力）恣意殺害平民，甚至犯下了強奸婦女和殺害兒童的暴行。
時任印尼外長亞當·馬力克
1976年6月，民盟領導人洛佩茲·達·克魯斯宣稱，有六萬名東帝汶人在印尼入侵東帝汶時遭到殺害，一名印尼救援工作者代表對此數據表示認同。1977年4月5日，《悉尼先驅晨報》采訪了印尼外交部長，亞當稱，“死亡數字是五萬或者甚至有可能達到了八萬”。
印度尼西亞政府表示，吞并東帝汶是為了維護世界反殖民事業的統一性與整體性。1977年，印尼外交部印制《東帝汶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 of East Timor''），對“自決的神圣權利”大加贊揚，承認民協是東帝汶人民的真正代表，并對東帝汶民族解放軍進行言語攻擊，聲稱其利用恐怖手段脅迫東帝汶人民，實行威嚇性的政策。印尼外交部長阿里·阿拉塔斯在他2006年的回憶錄《東帝汶外交斗爭》中重申了這一立場。對于原先帝汶島的東西分裂狀態，印尼在入侵后表示，這是葡萄牙和荷蘭的帝國主義勢力壓迫殖民地人民造成的結果。因此，根據印尼的這些舉措，吞并東帝汶作為它們的第27個省份僅僅是自1940年起，統一整個印尼群島接下來的一步。
緊隨著印尼的軍事入侵行動，一天之后，聯合國大會一委員會召開會議，對東帝汶局勢展開了討論。印度、日本、馬來西亞等印度尼西亞盟國在決議中指責葡萄牙以及東帝汶政治黨派造成了流血事件；由阿爾及利亞、古巴、塞內加爾和圭亞那等國的起草的草案對決議提出反對。這份草案最終通過，成為聯合國大會第3485（XXX）號決議，決議要求“印度尼西亞政府停止進一步侵犯葡屬帝汶的領土完整，立即將武裝部隊撤出該領土，……”十天后，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一致通過第384（1975）號決議，同樣要求印尼馬上撤軍。一年后，安理會在389（1976）號決議中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此后至1982年，每年聯大都通過了呼吁東帝汶自決的決議。一些較大國家的政府如中國和美國反對聯合國對東帝汶采取更多的行動，而一些較小的國家如哥斯達黎加、幾內亞比紹和冰島是唯一的委員國家呼吁要執行強硬的決議。1982年，聯大第37屆會議第77次全體會議通過第37/30號決議，要求“秘書長主動同有關各方協商，以探索全面解決這個問題的種種途徑，并向第三十八屆會議提出報告。”
法律學專家羅杰·S·克拉克注意到，印度尼西亞侵犯了東帝汶人民自決的權利，并發動了侵略戰爭，這無疑違反了國際法的兩個關鍵要素。無論是1975年12月7日呼吁合并的請愿書還是在1976年5月“東帝汶人民議會”相關的決議都沒有符合確定了自決權的規范準則的聯合國大會第1541(XV)號決議。決議認為：“合并應為領土人民充分明了其地位之變更之情形下自由表示意愿之結果，其意愿之表達系經由公正主持之周知及民主程序，并基于成年人普選制度。……”其它的不足也存在于請愿書中。
在東帝汶使用軍事力量的印尼被指違反了《》的規定：“所有成員國應避免在外交上采取挑釁或者直接動用武力，對他國領土完整或者政治上獨立自主構成威脅......”但一些外界觀察員認為在印尼發動入侵之時東帝汶不算作一個國家，因此不受《聯合國憲章》的保護。這種說法與印度尼西亞獨立革命獨立時期反對印尼的荷蘭人們異曲同工。針對這一觀點，法律學者蘇珊·馬克斯提出了反對，認為如果東帝汶被認作是葡萄牙的殖民地，“那么這項規定（《聯合國憲章第一章》）即使在殖民地和其宗主國之間的武裝沖突可能不適用，但幾乎無疑可以適用于主權國家與他國殖民地之間的武裝沖突。”
印尼的東帝汶省（Timor Timur）官方地圖
12月17日，印尼成立東帝汶臨時政府（PGET），由民協和民盟領導人暫時領導，任命為政府主席。許多資料顯示，此政府是印尼軍方創建的。臨時政府上臺后的第一項舉措就是組建“公民大會”，宣稱該大會“由來自帝汶各行各業的人民選舉產生的代表組成”。可笑的是，臨時政府通常被形容為印尼軍方在東帝汶創造的政治宣傳工具。1976年5月，來自各國的記者受邀前往東帝汶見證該組織的一次會議，然而記者的活動受到了極大的約束與限制。會上，“公民大會”起草了一份重要草案，要求正式將東帝汶并入印度尼西亞。此舉被雅加達稱之為“東帝汶人民的自決”，使得雅加達能夠名正言順地占領并統治東帝汶。
印尼情報局有權勢的人與蘇哈托最初認為，若先消除來自東解的抵抗勢力，東帝汶併入印度尼西亞就會變得迅速并相對輕鬆一些。隨後印尼發起的戰役對於東帝汶來說是毀滅性的，但這也消耗了印尼大量的資源，嚴重地損害了印尼的國際形象，故此根本上是印尼的重大失敗。施瓦茲認為，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情報誤算與持續的失敗并未使印尼軍力之基礎受到削減，印度尼西亞依然具有軍事優勢。東帝汶儼然成為了印尼軍官與部隊的訓練場，印尼意在給亞齊和巴布亞施壓，以確保部隊之防區受印尼的絕對控制。
印尼政府捐助了帝力一尊象徵種族融合的雕像，意在向東帝汶人表達：“與印尼合併就是從殖民地解放”。
印尼除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幾年外，沒有讓東帝汶向外界傳達真實的信息。一直以來，印尼總是聲稱大多數東帝汶人支持合併。這一立場總是被印尼媒體緊密追隨，他們利用宣傳工具宣稱東帝汶人民贊成合併，故印尼的軍事行為是受到了其許可的。但多數印尼人並不關注印尼對於東帝汶的行動。
1977年9月，印尼軍方展開了一項由東帝汶天主教官方稱之為「圍繞與毀滅」的行動。35,000名印尼武裝士兵對支持東革的地區實施包圍，并殺害了當地的男人、婦女和兒童。空襲和海上炮擊後，緊接著陸軍開始摧毀村莊與農業基礎設施。數以千計的人在這段時間內罹難。革陣領導人尼古勞·洛巴托在一次與印尼軍隊的交火中犧牲。他的繼承者是日後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沙納納·古斯芒，他在建立毛貝雷反抗委員會(CNRM)時起到了重要作用，此組織旨在為反對印尼佔領東帝汶的人民及組織提供保護。
印尼部隊把成百上千的人們趕到集中營，人們在那裡被關押起來并遭受饑餓的折磨。革陣廣播稱印尼的飛機向東帝汶投放化學武器。一些觀察家（包括帝力大主教）稱他們在鄉下看到凝固汽油彈被投放下來。1981年，印尼軍隊發起「安全運動」，（或被稱為「腿之圍欄」計劃）。五萬東帝汶男性（含男童）被命令在崇山峻嶺中行軍，以將游擊隊清掃至該地區的中心地帶。然而這項計劃並未挫敗抵抗者的勢力，因而以失敗告終。經此之後，人民對印尼佔領與統治的憤怒情緒日益高漲。接下來的十年裡，隨著革陣在山區繼續著他們零零星星的反擊，接下來的十年內，印尼軍隊實施了許多行動以徹底消滅其勢力。同時，在城鎮以及鄉村，一場非暴力抵抗運動已初具規模。亦在同時，印尼軍隊繼續在東帝汶肆意殘暴地實施大規模的殺戮、酷刑、強迫失蹤、政治監禁以及其他踐踏人權的暴力行動。1981年開始，印尼官方將數以千計的囚犯送至阿陶羅島進行關押，國際特赦組織對此描述到，那裡的條件「簡直是槽糕透頂了」。
印尼在東帝汶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1981年9月，有400名平民在lacluta（東帝汶的一個鎮）遇害。1983年八月，有兩百人在creras的一個鄉村被活活燒死，同時另有五百人在附近的河邊被殺害。一名目擊證人陳述道，士兵們用按住頭部撞向石頭的方式殺害了許多小孩子。
東帝汶的印尼反對者們常常遭到逮捕并被實施酷刑。1983年，國際特赦組織用印尼語出版了一本從東帝汶軍事指揮人員那里收到的小冊子，記載了教授軍人如何對犯人帶去身心上的極度痛苦的方法，並告誡士兵「不要在實施酷刑（指被電擊或被脫光衣物等）時拍照」。平托在他的回憶錄《東帝汶未完成的解放斗爭》中，描述了被印尼士兵實施酷刑時的場景：「每每出現了問題，他們就會在我的臉上打上兩三拳。當有人用拳猛烈并不斷地擊打你的臉時，這種感覺彷彿臉已被打爛了一般。人們用手重擊我的後背和兩腰，然後踢我……（在另一個地方）他們對我進行恐嚇；他們沒有打我，但是威脅要殺掉我，甚至把搶掏到了桌子上。」在米歇爾《講述東帝汶：個人證詞1942-1992》一書中，一位名叫法蒂瑪(Fátima)的婦女描述了她在帝力一座監獄所看到的實施酷刑場景：「他們讓人們分排坐在椅子上，前一排的椅腳壓在後一排人們的腳趾上。士兵門在囚犯的飯菜中撒尿并攪拌，最後讓囚犯們把這些（骯髒的食物）吃下去。他們也對囚犯實施電擊。……」
印尼軍隊針對東帝汶婦女的暴行數不勝數并都是證據確鑿的。除了遭到來自任意扣押，酷刑和法外處決的折磨以外，婦女們被士兵強奸，有些主張獨立的激進分子甚至遭到性虐。由于針對女性實施暴行之問題所涉印尼的強硬管制與受害者所感之辱，其范圍遠超出了法律的界限，上升至道德倫理層面之高度。1995年，國際特赦組織（美國）在一份關于印尼與東帝汶針對婦女的暴力的報告中寫道：“婦女并不情愿將有關強奸或性虐的信息透露給非政府組織，更不要說將這些暴行報告給軍事或警察當局了。”
亦有針對婦女的其他暴力行為：騷擾、威嚇和強制性婚姻。國際特赦組織引用了一名婦女被強行與印尼指揮官同居的事例。該婦女被指揮官放走后，仍天天遭受到印尼士兵的騷擾。諸如此類的“婚姻”在東帝汶印尼占領時期是非常普通的事情。婦女們被鼓勵絕育，有些婦女被強迫使用避孕藥物狄波-普維拉，然而婦女們對這些避孕手段的影響并不十分了解。
1999年，《Buibere:東帝汶女性的聲音》一書出版（蕾貝佳·溫德斯 著），該書以編年的形式記載了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東帝汶女性遭遇暴力與虐待的個人經歷。一位婦女稱：“印度尼西亞人在脫我衣服，對我實施酷刑，對我進行性騷擾和用死亡威脅我時審訊我。”另外一名婦女描述到：“（我的）手和腳被鏈條拴住，我被不停地強奸（指被印尼士兵輪流強奸），并被審訊了數個星期。”一位為革陣游擊隊準備食物的婦女被印尼士兵逮捕，她的皮膚被用香煙燒傷了，且被施以電擊之刑。更為過分的是，她被強迫一絲不掛地從一排士兵面前走過，最終走入一輛滿是尿液和糞便的坦克里。
由于東帝汶大量的人口住在安置營地里，食物供給極度匱乏。士兵允許安置營地里的人們在附近的一小塊土地進行耕種，這些土地十分貧瘠并被反復使用，產出率極低。饑荒開始蔓延，在1970年代末已奪取了數千人的生命。據一名教堂的工作人員報告，在東帝汶的一個區，每個月都有500多人死于饑荒。1978年10月，世界宣明會（印度尼西亞）到訪東帝汶，并聲稱約有七萬東帝汶人民面臨饑餓的威脅。1979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位大使報告稱，安置營中80%的人口營養不良，“同比亞法拉情況一樣糟”。紅十字會警告稱，“數以萬計的人民”面臨著饑餓的威脅。印尼稱其正通過由政府運作的印尼紅十字會緩解東帝汶危機，但該組織被指控售賣救援物資。
2006年，聯合國東帝汶接納、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訪問八千名目擊者，并參考了印尼軍方文件和來源於國際的情報後發表一份長約2500頁的報告，指控印尼軍方使用故意餓死的手段對東帝汶實行種族滅絕。大量受災的人口被禁止使用食物等物資。報告還指出，印尼方面使用化學武器和凝固汽油在食物和供給用水中投毒，并詳述了印尼士兵摧毀莊稼殺害牲畜的種種暴行。報告推斷，因印尼占領，至少有七萬三千名東帝汶人死于饑餓和疾病。
在東帝汶本土的黨派鬥爭之間，也存在著互相殺戮的情況。例如印尼對東帝汶發動侵略戰爭後不久，革陣就殺害了被其關押的140-150名民盟成員。印尼方面在1977報道稱他們在Ailieu和Samé發現了革陣製造的萬人坑，並稱被殺害的人「非常之多」。國際特赦組織在1985年也確認了這些報告，且認為革陣需要對這些法外處決負責。革陣一系列的攻擊行動造成九名平民的死亡的這一不幸事件，在1997年時受到了人權觀察組織的譴責。
葡屬帝汶旗幟
東帝汶印尼占時期旗幟(東帝汶省)
東帝汶婦女與印度尼西亞國旗
印尼統治東帝汶期間，葡萄牙語被遭到禁止，取而代之地，印尼語成為了政府、教育和公共貿易的官方語言，并在學校被列為必修課程。印尼官方的國家意識形態潘查希拉（即印尼建國五項原則）也被強加于東帝汶，且東帝汶政府的工作局限于確保潘查希拉在當地得以實行。東帝汶人泛靈論之信仰不符合印尼憲法中一神論的精神，因而導致許多東帝汶人皈依天主教。印尼神父替換了葡萄牙的神父，印尼語彌撒取代了拉丁語和葡萄牙語彌撒。在印尼入侵之前的東帝汶，少于三成的民眾是天主教徒，而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已有八成民眾信仰天主教。如今，此數字增長至九成，使東帝汶成為天主教徒最為密集的國家之一。
被占領后的東帝汶成了印尼政府移民計劃（印尼語：Transmigrasi）的重點地區，此計劃意在將一部分印尼人從人口稠密的地帶移居至相對稀疏的地方。然而，因為印尼國內長期在新秩序下實行媒體審查制度，許多在此計劃下的移民者，尤其是靠種植水稻為生的爪哇和巴厘貧農，對印尼與東帝汶的沖突毫不知情。由于印尼強占了東帝汶大片土地以供移居安置，于是當這些移居者到達東帝汶時才發現自己正處于東帝汶反抗攻擊的威脅之中，并且成為當地民眾發泄憤怒的對象。許多來到東帝汶的印尼移民者最終選擇回到故土，留下的則為東帝汶的印尼化“做出了貢獻”。截止1993年，印尼共有662個家庭（2208人）移居東帝汶。而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時，共有約150,000名印尼人自由地生活在東帝汶，其中包含在政府或教育部門任職的印尼人。同時，由于越來越多具有商業頭腦的印尼人搶占了東帝汶的社會資源，帝汶島的原住民的憤怒情緒日益上漲。
隨著印尼的入侵，葡萄牙在東帝汶的商業利益被印尼所占取。。東西帝汶邊界開放以后，大量西帝汶農民涌入東帝汶。1989年，東帝汶向私人投資開放。來自蘇拉威西南部（并非指南蘇拉威西省）的布吉、望加錫和布頓企業家們給東帝汶城鎮居民帶去了經濟化的生活，同時東帝汶生產的產品通過印尼軍官和商人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出口。1975年，隨著印尼入侵東帝汶并占領大片種植園，軍方建立了蒂諾克(Denok)公司。此公司壟斷了東帝汶諸多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商業行業，其中包含檀香木出口，旅館業和消費品進口行業，而利益最為豐厚的行業應當屬咖啡出口業，這也是當地最具價值的經濟作物。除軍方控制的蒂諾克公司之外，其余企業都被印尼的企業家們控制著，當地舊時的工業品不得不為印尼進口貨物讓路。
針對對相關政策的一些批評，印尼政府通常強調自己為東帝汶醫療、教育、通訊、交通和農業等事業做出的財政投入，以示回應。葡屬帝汶并沒有受到其宗主國葡萄牙的重視。然而，擺脫殖民統治的東帝汶，人民的生活仍舊不富裕。印尼批評家喬治·阿迪瓊德羅（George Aditjondro）指出，印尼占領東帝汶的早期，由于沖突與戰爭使得東帝汶稻米和咖啡的出產量以及牲畜數量急劇下降。另外一些批評家談道，印尼在東帝汶的基礎設施建設，例如道路建設，主要是為了供軍隊使用或為了印尼公司的在東利益。正因印尼軍方控制了東帝汶的核心商業領域，印尼或國際上的私人投資者才會故意避免來東帝汶投資。盡管當地的情況自1976年以來得到了諸多改善，然而印尼政府在1993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東帝汶六十一個區縣當中，仍有約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
印尼政府自1975年以來，一直致力于改善東帝汶的基礎設施、醫療設施和教育設施，然而這些重大的財力投資并未使東帝汶的抵抗勢力有所停歇。經歷早期的一些斗爭后，革陣的軍事力量遭到大大削減，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時僅剩數百名武裝士兵。迫于糟糕的境遇，革陣加強了同當地青少年之間的聯系，一場非武力的尋求民族自決的抵抗運動在東帝汶初具雛形。抗議運動的許多參與者是東帝汶的小孩，這些小孩都在印尼的模式下接受教育。抗議的人群發泄道，印尼以犧牲帝汶文化與政治生活的代價來成全印尼人，對于印尼經濟的發展是自相矛盾的。抗議者之間采用葡語溝通交流，以顯示自己身為葡屬帝汶遺民的優越感。他們將印尼的統治視為非法占領，以向葡方尋求東帝汶的民族自決。在國外，革陣成員們表現積極，尤以曾經作為記者的奧爾塔（日后成為東帝汶總理與總統）最為突出，他將東帝汶問題最為一項重大議題推至諸多外交論壇之上，以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隨著東帝汶抵抗勢力日趨減弱，1988年，印尼政府對外開放東帝汶，此舉包括取消記者的旅行禁令。這項新政策的提出者是時任印尼外長，他與那些以暴力鎮壓東帝汶的軍方領導人持反對的意見，因為軍方領導擔心開放東帝汶可能會使印尼喪失對東帝汶的控制權。除此之外，為了回應國際社會對東帝汶事態的關切，他和幾名外交官說服了蘇哈托贊同此政策。1989年末，印尼一強硬的軍方指揮官，身為準將的穆利阿迪（Mulyadi）被同樣是準將的另外一人，魯道夫·華柔所取代。新上任的魯道夫承諾要找到一個更有說服力的方法來反對那些支持獨立的人。不久便發生巨大的變化：對境內旅行的限制逐漸放寬，政治犯也被分組地被釋放出獄，在審訊犯人時也不再經常使用酷刑以進行逼供。魯道夫也試圖改善印尼軍隊的紀律，并有所成效。例如在1990年2月，一名印尼士兵因非法行為遭到起訴，這也是自印尼入侵開始的第一例起訴案件。
印尼軍方強硬派的下臺，使東帝汶抵抗勢力減輕了對受到印尼迫害的恐懼感，這直接促使了新一輪抵抗運動的爆發。1989年，伴隨著波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東帝汶的高規格訪問，獨立分子爆發抗議活動。冷戰的結束讓西方失去了支持印尼占領東帝汶的諸多理由。由此而來，國際社會對自決和人權的關注給印尼施加了更多的壓力。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東帝汶發生的一系列后續事件大幅提升了東帝汶的國際形象，并顯著增強了抵抗分子的勢力。印尼對東帝汶的軍事統治，逐漸地步入了末期。
上圖為塞巴斯蒂奧·葛梅斯（Sebastiao Gomez）之墓。1991年11月12日，印尼士兵向悼念他的東帝汶民眾開槍，釀成圣克魯斯公墓屠殺事件的慘劇。
1991年11月12日，東帝汶民眾自發前往圣克魯斯公墓悼念在兩周前被印尼軍方殺害的塞巴斯蒂奧·葛梅斯。聚集的人群有2500人左右，人們揮舞著革陣的旗幟，熱鬧但和平地呼喊著支持獨立的口號。在示威人群與士兵發生短暫的沖突后，兩百余名印尼士兵開火殺害了約271名抗議者。
1991年10月，由葡萄牙共和國議會代表和12名記者組成的的代表團計劃訪問東帝汶。此代表團受聯合國支持，名義為聯合國特派調查團。然而印尼政府反對此調查團入境東帝汶，因為在12人記者名單中有被印尼方面認為支持革陣勢力的澳大利亞記者吉爾·喬利夫（Jill Jolliffe）。葡萄牙緊接著便取消了代表團對東帝汶的此次訪問。訪問的取消使得東帝汶的年輕激進分子們相當失望，他們本想依靠此次訪問提升國際社會對東帝汶獨立事業的關注度。獲悉原因后，東帝汶獨立分子與印尼東帝汶政府間的關系再度惡化，東帝汶局勢日益緊張。
10月28日，印尼軍方發現了東帝汶一部分年輕的獨立分子在帝力的藏身點——Motael教堂。10月29日，印尼士兵闖入該教堂，葛梅斯被近射程手槍擊中腹部，這致命的一槍直接使葛梅斯喪命。憤怒的群眾自發組成送葬行列，向葛梅斯致以哀思。悼念活動很快演變成為一場聲張獨立，反對印尼暴政的抗議活動，但一切還是和平的。印尼士兵聽聞了相關情況，立刻趕到了圣克魯斯公墓，并對人群開火。屠殺結束以后，印尼軍方封鎖了公墓地區，并禁止宗教人士和救援人員進入該地區。開火直接導致了大批悼念者死亡，一些傷者在撤離圣克魯斯公墓時由于失血過多而死。據信，這場慘劇導致約271人遇難，382人受傷，并有250人下落不明。
兩位美國新聞記者：艾米·古德曼（女）和（他受到了印尼士兵的攻擊）見證了此屠殺，澳大利亞記者（為英國約克郡電視臺拍攝的記者）將場面錄制了下來。同時，古德曼和奈恩庇護東帝汶民眾時，印尼士兵開始對他們倆用武器發起攻擊，奈恩為了保護古德曼而頭骨受傷。不久，這起事件通過廣播、電視等方式為世人所知，使國際社會勃然大怒。 世界各國的政治活動家與東帝汶支持獨立的人們站到了一起，并迫切呼吁印尼當局給予東帝汶實行真實的人民自決的權利 。TAPOL增加了其圍繞東帝汶所做之工作。東帝汶行動網絡在美國成立，并于不久在美國的十座不同城市設立了該組織的分會 。葡萄牙、澳大利亞、日本、德國、馬來西亞、愛爾蘭和巴西在同一時期也出現了類似的團結組織。世界新媒體對事件的報道對印尼“新秩序”系統控制信息出入印尼造成了巨大的困難，成為新媒體對“新秩序”審查制度能力挑戰的生動例子。后冷戰時期，國際社會增加了對印尼政府動向的關注。 印尼國內支持民主的學生團體開始公開批評印尼在東帝汶的所作所為，并開始討論“新秩序”和國家的歷史與未來。
國際社會和一部分印尼高層嚴厲譴責了印尼的行為。事件使東帝汶的對外開放被迫中止，印尼東帝汶當局重新開始實施高壓政策。提倡使用靈活變通的方式與東帝汶抵抗勢力相處的魯道夫下臺，并遭其上司斥責不力。支持革陣的政治嫌犯們被逮捕，粗暴踐踏人權的事情頻頻發生。對外國記者的來東禁令被重新實施。東帝汶人民對印尼的仇恨情緒再度上漲。為鎮壓當地抵抗勢力，印尼少將帕拉博沃（Parabowo）的第三特種部隊開始訓練頭戴黑巾的東帝汶親印尼民兵團體。
1991年11月20日，革陣領導人沙納納·古斯芒被印尼士兵逮捕。1993年5月，古斯芒因“叛亂”被判處無期徒刑，但后來被減刑至有期徒刑20年。古斯芒是革陣成員普遍承認的領導人，他的被捕，對于東帝汶的獨立運動打擊巨大。然而他在芝比囊監獄內（印尼語：Lembaga Pemasyarakatan Cipinang，位于雅加達）對于支持獨立的人們來說仍象征著革命勝利的希望。同時，非暴力抵抗運動在東帝汶依然存在。1994年比爾·克林頓總統訪問雅加達時，29名東帝汶學生沖占美國使館，以抗議美國對印度尼西亞的相關援助。
同時，人權觀察者們呼吁社會關切印尼士兵和警察在東帝汶持續進行的暴力活動。人權觀察組織在一份1995年的報告中說“發生在東帝汶的虐待行為數量持續上升”，包括刑罰的使用，故意失蹤以及限制基本人權。1995年九至十月，東帝汶爆發一系列騷亂活動，國際特赦組織批評印尼政府武斷地逮捕一大批東帝汶民眾並對他們實施酷刑。報告特別指出，（獄警）用鐵質長條鞭打被拘捕者，用腳踢他們；在精神上詆毀、侮辱、抨擊被拘捕者，并以死亡相威脅。
1996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卡洛斯·菲利普·西門內斯·貝洛主教和何塞·拉莫斯·霍塔，以“表彰他們為實現公正與和平解決東帝汶沖突所做的努力。”這引起了國際社會對東帝汶問題的再度注意。諾貝爾委員會在其新聞稿中表示：“基于人民自決的權利，（希望此獎項可以）鼓勵（有關東帝汶沖突各方）努力尋求解決東帝汶沖突的外交解決方案。”。諾貝爾獎學者歐文·艾布拉姆斯 (Irwin Abrams) 這樣寫道：
與此同時，應聯合國大會1982年相關決議要求，印尼和葡萄牙的外交官們繼續對被印尼外長阿拉塔斯稱作“印尼鞋中的鵝卵石”的東帝汶問題展開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