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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3日，孫病逝翌日，北京《晨報》刊登梁啟超專訪談話，以〈孫文的價值〉為題發表，梁稱：「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於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應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1925年3月24日，《晨報》刊載唐紹儀對記者談話：“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際，尤應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實為中國民主主義之成功之人。……其畢生存留最大事實，為反對專制之奮斗，反對腐敗之奮斗，及為政府正義之奮斗，此種思想已深入全國人心。”惟唐氏主張聯省自治，與孫中山的政治路線有所不同，曾謂：“余以中國區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兩處，弟兄間爭執必多。余因此覺得中國的政局，除實行聯治外，無好方法。……不過我的私見，五權憲法或不及聯省自治功用之大與適用。”
1925年4月23日，錢玄同發表《中山先生是“國民之敵”》一文，表達對過去數年間社會人士嘲諷謾罵孫的反諷：“孫先生以國民之導師自任，大家也都公認他是國民之導師。我不但認孫先生是國民之導師，我并且希望國民奉孫先生為導師。但從事實上觀察，截到現在為止，孫先生確乎還是‘國民之敵’。”“國民愿意茍安旦夕，喜歡維持現狀；孫先生偏要提倡奮斗，主張革命。其他國民要如彼，孫先生偏要如此。……一句話，國民要靜坐或倒退，而孫先生要抖擻精神地跑，而且要向著寥廓無盡的前途不息地跑。孫先生這種精神，真是我們這疲癃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圣藥；他具有這種圣藥，他當然是一位良醫。可是有祖傳痼疾的國民們，是以做‘膏盲間二豎子之倀’為天職的，見了良醫，便咬牙切齒，不與共戴天；他活著，他們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們于是乎大樂——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擠眼淚。”并在文中挖苦部分見風使舵的人士：“您看十三年前稱孫先生為‘孫汶’的，十年前散布《孫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稱他為‘民賊孫文’的，半年前還是稱他為‘孫大炮’的，近數月來，都親親熱熱地叫起‘中山先生’來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勛’‘偉人’這一類的字樣來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壇去，居然對于十三年前他想拿來處以極刑的‘孫汶’稱起‘孫中山先生’來！”
1926年3月10日，魯迅在《國民新報》發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批評社會上“幾個論客說些風涼話”，其中聲稱：“中山先生的一生歷史具在，站出世間來就是革命，失敗了還是革命；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也沒有滿足過，沒有安逸過，仍然繼續著進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臨終之際，他說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他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于全都是革命。”“只要這先前未曾有的中華民國存在，就是他的豐碑，就是他的紀念。凡是自承為民國的國民，有誰不記得創造民國的戰士，而且是第一人的？”1927年3月，魯迅發表《中山大學開學致語》，再一次強調：“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國民革命的結果，留下來的極大的紀念是中華民國。”
1927年5月5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首梁啟超在《與令嫻女士等書》的書信中批評孫中山勾結軍閥，並接受蘇聯利益做蘇俄傀儡：“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自黃埔軍官［校］成立以來，只有共產黨的活動，那裡有國民黨的活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佔領，那一役不是靠蘇俄人指揮而成功者！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麼“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那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之外，國民黨還有什麼目標來指導民眾？所以從國民黨中把共產黨剔去，國民黨簡直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了。”
1928年6月12日，作家張恨水在《世界晚報》發文回憶孫中山入京情景：“中山先生帶著笑容，從火車上下來。因為有病，不能演說，一路之上，扔了許多傳單答復民眾。傳單雖極簡單，第一句就是‘中華民國諸位主人先生’。你看他對于民眾（人力車夫在內）是怎樣謙遜有禮，和藹可親。”他又寫道：“而今青白旗掛遍北京了，中山先生的主義好像快要實行。但是，這莽莽乾坤，哪里去找這樣春風風人、夏雨雨人的偉大人物？我傷心極了，我只有痛苦。”
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章太炎曾有云：“論與中山先生交誼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銘惟我能勝，亦只有我有資格寫。”因而作《祭孫公文》，但未獲通過。文中，章太炎回顧中國歷史，慨嘆孫中山顛覆滿清：“蠢爾胡清，軼我神疆。繼明兩作，公振其綱。”繼而惋惜孫中山讓位北廷，革命不徹底：“敝屣南位，以讓北藩。北藩伊何？虜之余戔。”指出孫中山為人剛強、性格倔強：「公之天性，伉直自圣；受諫則難，而惡方命。」并解釋過去與其齮齕是因為群氓太多，自己不愿盲目從眾：“百夫雷同，臚句傳諾。余豈異郵，好是諤諤。”
1929年6月1日，九世班禪為孫的奉安大典撰寫祭文：“維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一日，班禪額爾德尼叩祭我總理在天之靈。先生首創革命，得救眾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種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濟眾之碩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領導之下，共循正軌。先生手造共和，奠國基于磐石之安，解放民眾倒懸，碑登極樂世界，人民歌功頌德，有史以來，今古世界第一人也。昊天不吊，折我木鐸，先生如在地之岳、在天之日。鞠誠哀告，伏惟尚饗。”
武昌起義當事人熊秉坤曾經稱：「孫先生乃革命創始者，黨人遍布全國，雖間有名目殊異，而尊崇孫先生則一也。將來革命成功，舉孫先生為領袖自無疑義也。」
辛亥革命先驅張難先回憶說：當時中國，“熱烈之志士，時時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盤旋牢結于腦海，幾欲破浪走海外從之。不能得，則如醉如癡，甚至發狂。此實當日普遍情形。”
胡適稱：“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眞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裏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寃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眞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著耳朶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虧，不是吃他的理想的虧，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虧。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原故。”
熊希齡稱：“孫先生力行革命，四十年毫無懈怠，故能使全國人士，一致欽佩，足見公道自在人心。孫先生做過大總統，僅遺留數箱破書與宋夫人，其持身淸廉，非其他偉人所能及。孫先生治喪費，僅用三萬餘元，尤足徵治喪處諸公，善體孫先生廉介之至意云。”
歷史學家錢穆稱，康有為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沒有看主權；章太炎主張要革命，不要變法，是看主權沒有看制度。孫認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變法最重要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根本不要皇帝。他參照中西古今制度，想來創建一個新制度。康有為、章太炎不脫是單純書生之見。孫始是一個大政治家，有書生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觀察，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不同。
中國近代史學家蔣廷黻認為，孫意志堅韌，為革命奮斗到底，清末起義屢起屢敗，不因世人冷漠而灰心喪氣；倘若孫因不獲社會同情而失望悲觀，那就不會有三民主義、建國方略等偉大著作，“不會有新中國的建立誕生”。
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蔣永敬認為，孫之三大領導風格：一、交遊廣眾，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辯，聽者悅服；三、樂觀奮鬥，百折不撓。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孫作為革命領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質：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國；第二是有決心，堅持革命黨必須在唯一之領袖下絕對服從，對自己領導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寬厚，有不同意見，會耐心溝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王爾敏認為，孫“不但創建民國，開中國民主新紀元，亦是生平提倡濟弱扶傾之國際和平主張、幫助亞洲被壓迫民族”，在20世紀與美國威爾遜、印度甘地并稱的三大偉大政治家。
原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林家有教授說，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博學鮮有出孫右者。孫13歲到檀香山求學，后來又到日本、倫敦、香港等地，一生中有將近37年住在國外。他對當時世界上很多前沿的思想和制度都非常了解，康有為、梁啟超都沒有這個條件。對于部分人以為，孫10次起義都在中國南方邊境，因此武昌起義跟孫無關，林家有指出，孫早期革命依靠會黨，但效果有限，后來在1908年云南河口起義，已經開始利用新軍，1910年在廣州同樣是新軍起義，武昌起義是孫總結經驗教訓產生的。并指出孫的思想在今日仍有借鑒意義：“孫中山不同意階級斗爭，反對打倒資本家。他認為當時中國并沒有幾個資本家，工人和資本家應互相幫助，共同解決生產生活問題，希望能夠和平過渡。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想，我們過去批判太多，但其實有很多東西現在也可以吸收過來。”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員楊天石認為孫是革命家。為拯救中國，孫堅決主張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軍閥。在此，孫意志堅決，態度鮮明，不屈不撓，終身如一。但是，並不意味著他在任何問題上都主張採取激烈革命手段和辦法。孫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衹能適用於高度發展之西方國家，連蘇俄都不夠格，中國自然更加不行。孫不主張全面剝奪資本家之所有權，而是主張「節制資本」，即發達國家資本，獎勵私人資本，允許老百姓自由興趣部分企業，政府加以奬勵並以法律保護。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稱：「孫中山的革命就是為了自己，不達到自己掌權的目的會一直革命下去，他并不是要救民眾于水火之中，當時的沖突，就是在爭奪權力，所以革命爆發之后，革命黨自己反而打了起來，搶資源和地位，還總是把自己塑造為一個共和捍衛者。孫中山所謂的非常國會和非常總統，就是拿著德國人的錢，純心搗亂，這是一種毫無道理的行為。國會早就已經到期了，還恢復什么？而且是自己破產的，他們自己都不想恢復了，孫中山還恢復什么？還在廣州分裂國家，最后被西南軍閥涮了，就抱怨軍閥是一丘之貉，其實孫中山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也是這德性。盡管孫中山的人品還不如一些軍閥，但國民黨奪權后，在歷史敘事中把孫中山的位置拔得很高，之前沒人捧孫中山，首先捧他的是蔣介石，因為孫中山在國民黨中是一號人物，孫中山死后，汪精衛、胡漢民都是他早期的助手，是大人物，蔣介石至多是個后起之秀，他怎么壓倒汪精衛、胡漢民等人？蔣介石只好去拉孫中山的關系。」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孫真正的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孫不管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劉曉波根據孫死前的作為，認為若孫統一中國后，極有可能是一代極權君主。中國政黨史上，孫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之傳統；中國新聞史上，孫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思想的宣傳員。劉曉波稱，改革開放后重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變成自由知識界的主流。并在文中引用袁偉時和王怡對孫中山的批判，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義與獨裁”、“出賣國家主權”、“內戰與分裂”，稱孫“亂共和、亂民國，并在‘天下為公’的旗幟下亂天下人的性命。”
作家王怡表示，“文學社”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另外，孫武因仰慕孫文而改名孫武之説確有流傳，但孫武的字號本是堯卿，后改為搖清，而非遙仙，搖清取“搖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孫武聽聞孫發緒講述孫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賣國后，孫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敗壞，我寧可承認袁世凱，不承認南京”。其實，共進會與同盟會的關系在史學界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前者是后者的外圍組織；部分學者認為前者和后者之間存在親緣和離合關系；部分學者認為前者從后者分離后有著自己的綱領，并非在同盟會的部署下開展工作。
大陸青年學者羽戈認為，近年來對孫的否定屬于矯枉過正。孫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勞即在造勢，形成“南望革命軍，有如望年”的社會心理。革命之勢，不僅造就了革命，同樣在逼迫清政府改革，兩者相反而相成。順潮流而動，尺寸之功，可成偉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圖，盡歸塵土。孫不僅預見了方興未艾的民主潮流，還規劃了國家建設與民主憲政之路，正不失為一代偉人。
香港自由撰稿人李大立在2011年發文表示，錢文軍等人借辛亥百年之際炒作清末新政和君主立憲，客觀上起到為中共維穩的作用。指這批人不脫毛澤東“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思維定式，舉例錢文軍因為國共兩黨尊孫，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孫。但實際上，儘管中共不得不尊孫為“革命先行者”，卻將其領導的辛亥革命貶低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共產黨雖然沒有公開徹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對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子。毛澤東曾公然宣稱‘辛亥革命失敗了’”。中共雖然花費重金紀念辛亥革命，“卻絕口不提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不提“孫中山先生民主憲政的遺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繼承者，從辛亥革命中尋求執政的合法性，妄圖繼續維持其不得人心的一黨專制。”
張磊、張蘋著《孫中山傳》稱：孫忠誠於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原則，以上書李鴻章失敗為踏上民主革命契機。孫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又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國民革命發展。孫艱苦革命近40年，政治生涯延伸兩個世紀，貫串民主革命兩個階段；孫足跡遍布社會制度和發展層次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接觸各類人士；孫力圖使中國掙脫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枷鎖，從“中世紀”步入近代；孫始終站在歷史潮流面前，給時代留下鮮明印記。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孫作為革命領袖，制訂有比較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綱，建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開展反清武裝鬥爭，使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由準備進入正規；因為孫確認革命與建設相成，為實現近代化建設事業，提出綱領和方案；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來後，孫發展舊三民主義為新三民主義，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孫奉獻一生，為拯救和發展中國，但壯志未酬，為崇高理想而獻身；孫的思想和實踐體現人類進步的必然趨向，孫畢生為之奮鬥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目標，獲得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程度的國家認同。孫的事業為後繼者所承續和發展，孫作為民主革命與近代化前驅的英名青史長存。在民主革命浪潮興起的年代，中國同盟會是辛亥革命主要組織者，孫參與創建和領導，是當時「革命的中樞」。孫多次在廣東、西南地區和邊陲起義，過於強調海外「輸入」和「接濟」，忽略其他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的革命形勢和群眾要求。孫薦袁以自代雖有社會原因，實為不當；把臨時大統統之職交給地主資產階級代表，在何種意義上皆不足訓。革命黨人沒有高舉反帝反傳統旗幟，未提出「耕者有其田」動員農民投入；各地革命黨人壓制鬥爭和大量解散民軍，挫傷積極性和群眾基礎。中華革命黨過分突出孫的地位和作用，當孫為真理化身，凌駕於黨和群眾，使不少革命黨人拒絕參加。軟弱的資產階級無力推翻帝國主義和傳統勢力之統治，建立代議政制並無根本改變次殖民地社會秩序；因此辛亥革命肇建共和，「二次革命」、反袁護國和兩次護法捍衛共和，均先後失敗。孫承擔歷史重任，雖未能完成捍衛共和的使命，因不能超越歷史條件而無力回天，但后人不應苛求前人，要以科學態度從歷史條件説明，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和教訓。
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認為，孫文最初提出三民主義時，是斟酌當時西方思潮和中國文化傳統而獲得的一種綜合判斷，三民主義具有與時俱新的開放特性。亦即是三民主義在本質上具有自我調整的機能，與馬列主義的封閉性形成強烈的對比。余英時同時認為，1924年改組後的國民黨儘管在形式上接近蘇俄模式，但孫文的本意是以此為革命的過渡時期，最後仍要回到民主憲政的常軌之內，所以才有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不過歷史的發展卻是，北伐成功後，軍政很快過渡到訓政階段。惟在訓政階段，正逢中國內憂外患交迫之時期，中國只是形式上的統一，各地方軍閥不受南京國民政府控制，同時有共產黨勢力的挑戰，尤其是面對日本帝國的侵略威脅，導致國民黨在訓政時期為集權延續了「一黨專政」模式。
美籍華人、原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徐中約在其名著《中國近代史》寫道：孫中山不僅僅受民族主義影響，主張排滿革命，而且“孫注意到，中國歷史是沿著分裂、混亂、統一、專制的圈子反復循環，緊隨每一個混亂時期之后的是眾多王位爭奪者漫長而又無情的爭斗，直到最后一個勝出為止。在這個過程中，國家與人民無辜受難，歷史模式周而復始的循環著，要打破這一循環和為那些有識之士創造充分的發展空間，就必須以共和制或聯邦制來代替君主制。”更加難能可貴的是，孫中山觀察西方各國的社會現象，“孫中山看到，盡管西方列強擁有繁榮、獨立與民主，但他們也為工業化的問題所困擾。勞資糾紛、罷工、高工資要求以及財富在少數資本家和多數工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都預示著一場社會革命的來臨。盡管中國尚未工業化到可目睹同類難題的地步，但資本主義的種子卻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自強運動以來便已播下。為預防資本主義的罪惡，孫主張節制資本，以防止財富集中于少數人手中。”“總之，孫設想了一場由全體中國人推進的畢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的革命：即推翻滿清與帝制的民族革命；建立共和與民權的民主革命；平均地權并節制資本主義罪惡的民生革命。這種宏大的革命方式，在世界歷史的革命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旅美學者辛灝年認為：武昌起義是“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其負責人與同盟會密不可分。共進會首領本名孫葆仁，為發動革命，將名改爲“孫武”。之後，武昌到處流傳準備起義的新軍由孫文的弟弟孫武領導。這樣，學生和新軍革命黨便振奮起來，紛紛參加起義和革命。孫葆仁改名孫武後，有大約1500名新軍戰士參加革命黨。辛灝年稱武昌起義發動者因製造炸彈而暴露后，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義前，共同喊出口號：“孫中山萬歲！未死同志萬歲！”武昌起義爆發後，孫中山在國外的作為，使得“四國銀行團”終究並沒有貸款給滿清王朝，是滿清政府垮臺和袁世凱能夠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儀的重要國際因素。辛灝年并且在《黃花崗雜志》撰文批評：否定孫中山的人士陷入“假設歷史學派”。指此種歷史研究方法，借名“假設歷史”，否定歷史軌跡。舉例其內容有：“假設孫中山不革命，中國豈但沒有了後來的任何動亂和暴亂，滿清王朝早就實現了民主憲政，中國早已經民主了。”認為此說正中共產黨下懷，“因為，今天倘使大陸人民要革命，那麼，革命的對象就只能是共產黨。”於是，“告別革命”學說在1989年后流行，實際上為中共所默許。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國民黨元老謝持之孫謝幼田評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至今無人超越過的解決中國社會發展的最佳方案，這是孫中山先生獨到的偉大貢獻。孫中山先生所開創的事業，并不因為歷史出現曲折而失去其光輝，相反，在黑暗中更顯出其明亮。”謝幼田指出：袁偉時指責孫中山在護法運動中“肆意建立非法政府”，卻回避段祺瑞廢除臨時約法，另組安福國會的事實，“袁的錯誤在于，段祺瑞廢除了約法，已無法可依仗；解散了國會，已沒有合法斗爭的場合；并且段極力武力統一全國。”因此孫中山選擇“武裝護法，是時代的需要。”
原六四事件學運領袖封從德指出：當代中國的民主運動，是對辛亥革命的繼承。他說：“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一百多年了。在辛亥革命之前15年，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開始。1895年，孫中山、陸皓東等人在廣州發動了第一次起義，就是中國民主運動的起點。”他認為：“孫中山的意義遠遠超出世人想像”，因為“孫中山繼承周孔道統，融合西方文明的內核”，“集全世界文明的精華于一身”，孫中山的大同思想對西方普世價值有吸收與超越。封從德預言：“中國未來的多元社會與政治文化，必當建立在融合中華文化道統與西方普世價值之堅固基礎之上。”
移居加拿大的知名人權律師郭國汀評論認為，有民運人士將中國現在的共產黨極權統治歸罪于孫，但兩者之間并無必然的因果關系，因為孫僅是想利用蘇聯的軍事經濟援助，來達到自已的目的。而孫的目的非常明確，即軍政、訓政、憲政三步曲實現共和，有明確的九年時間限定，共產黨則從來主張無產階級專政。部分人以為孫晚年定格的三民主義受到俄國影響，郭國汀分析稱：孫的三民主義思想誕生于1896年，在倫敦蒙難後留歐的近兩年期間，孫到大英圖書館精讀了大量西方政治學專著后，經思考與結合中國國情，奠定了三民主義的理論框架。所謂的“以俄為師”，並非指一切主張，而是有特定內含的。最后做出結論：“當前民運反對派中，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徹底否定孫中山錯誤傾向，完全反錯了對象。真正的罪魁禍首是共產黨馬列原教旨，孫文僅有人性的錯誤，而中共則完全是意識形態邪惡基因所必然導致的罪孽。中共在中國造孽并非孫文導致，盡管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有一定作用，但蔣介石1927年四一二清黨后，業已基本上糾正該政策的錯誤。”
歷史學家黃宇和認為：「孫中山嚴誡鄭士良、陳少白等別妄動，證明孫中山當時已接受了現代的民主思想。孫中山由於聽了楊衢雲的話而退出競選，證明他搞革命不是為了個人名位與財富。他推翻滿清，不是為了建立孫家王朝，而是為了建立共和國。所以，雖然他在童年時代曾敬重洪秀全反清之勇氣，成長後反而非常鄙視洪秀全，斥他與楊秀清『互爭皇帝』，是太平天國失敗『最大的原因』。他建立共和國，也並非為了自己當總統。所以，雖然他當上了臨時大總統，但為了國家福祉，避免打內戰，就拱手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讓出，並把袁世凱推薦給國民議會選他當總統。雖云當時雙方實力懸殊，若打內戰則孫中山必敗，但古今中外鮮有不戀棧權力者。美國人林百克也注意到，孫中山沒有一點個人野心，甚至沒有絲毫個人主義的味道，他想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的福祉而奮鬥。」、「若孫中山捨身革命不是為了個人財富與權勢，那是為了什麼？是什麼無形的力量拉動他勇往直前？是以一己絕對的『無私奉獻』來『救國救民』的理想。」、「孫中山『無私奉獻』的精神，來自耶教：他先後在檀香山和香港讀書時，受到耶教傳教士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深深感染。」
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陳明銶稱，孫深感忠誠軍隊對其革命之極端重要性，故在蘇聯協助下，創建黃埔軍校，由蔣介石操控，成為日後外省人掌控全國政黨機會。孫深切仇恨陳炯明，對粵籍軍人難以完全放心；故黃埔軍校初年雖位於廣州東郊，但所招納軍校新生中，以非粵人為多，更造成以後粵籍軍人領袖之不足。
歷史學家唐德剛認為，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最后志愿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但是，唐又在《李宗仁回憶錄》中稱贊孫：“把握時機，不計個人成敗，原為革命家的本分，加以中山先生氣魄宏偉，敢作敢為，尤非常人所能及。”
前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中共特務余杰在《顛倒的民國：臺灣和中國都不提起的近現代史》形容孫中山活著是竊國大盜，死後為赤色皇帝：“1912年孫文「當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理由只有一個──他被認為最會借錢。但最後還是沒借到... 進入民國後根本沒有皇帝了，更沒有建「陵」的必要──除了「中山陵」。”
臺灣日治時期，同盟會臺灣分會由于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禁令無法公開，不得不于1914年解散，但蔣渭水、翁俊明等人仍繼續追奉孫中山為民族領袖，并成為抗日的要角。有“臺灣孫中山”之譽的蔣渭水，始終宣揚自己對三民主義的信仰，1927年成立臺灣民眾黨時，還刻意在黨旗上模仿中華民國國旗。當孫中山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蔣渭水在《臺灣民報》上發表社論《哭望天涯吊偉人──唉！孫先生死！》，悼念：“想此刻四萬萬的國民正在哀悼痛哭罷！西望中原，我們也禁不住淚泉怒涌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都為了什麼？”正是因為孫中山「眼中只有三民主義，只有正義，四十年間統為正義、為主義而戰。」「自由正義的戰士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自由正義永遠不死的，他的熱血還熱騰騰的湧著，而且永遠湧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響還嘹喨著。酣睡著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了！」3月24日，蔣渭水以「臺灣有志社」名義在臺北舉行追悼會，到場者五千人，卻遭到日本殖民統治者的嚴苛限制，禁唱悼歌、禁止演講，《臺灣民報》其後發表抗議文《臺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憤言：「嗚呼！中山先生逝世矣！民國的元勳、漢民族的領袖、東亞的大明星、世界的大偉人，這是孫先生可獨享的榮譽。孫先生四十年的革命生活，建設共和，創造民國，其對主義的忠實，一貫的精神就可為世上政治家龜鑑。而且孫先生不獨為一個民國的革命家，他的對東亞的親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對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盡力了。所以孫先生可稱謂民國革命的元勳，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所以這回孫先生的訃音傳出，中外之人莫不神慟心傷，爭悼偉人於千古……那禁得住淚灑滿襟呢？唉，一偉人的死，我們臺灣人不該放聲大哭？怎麼也不該吞聲滴數點的悲傷淚嗎？」1927年初，張深切、張月澄、郭德欽等人在廣州成立「臺灣革命青年團」，向日本殖民者發出挑戰，宣言書稱：共產主義是西方怪物，三民主義是東方偉物，「三民主義的偉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心寒膽顫，由於據此而奮鬥的中國民族革命發展而愈加強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勢力。同時，我孫中山先生的精神與三民主義也越顯出它的偉大。……他雖然已經逝世了，但是他的偉大精神仍繼續指導著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1929年孫中山奉安大典時，有王鐘麟、謝春木等臺灣民眾黨黨員到場獻上花圈，以致哀思。臺灣1930年代公認的文壇領袖、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說：孫“先生的精神永嵌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便這天宇崩、地宙拆、海擴流、山爆裂、永紉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間永遠不滅。”
孫中山生前曾與朝鮮的革命人士建立密切聯系，孫中山逝世后，韓國青年同盟會在唁電中說：“中山先生手創中華民國，力主民族平等，為中國革命領袖，為東亞被壓迫民族之良師。”僑居北京的韓國人張如在唁電中說：“痛哭、叩頭、流血，大聲高呼東亞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嗚呼！……大中華民國大元帥中山先生千古流芳，萬邦共淚。”大韓革命黨臨時代表李天民、李社隱等的唁電稱：“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義不逝……復懇諸位先生加寬抑，節哀省悲，努力前途，到達目的，豈非東亞幸甚，世界幸甚耶？”參加治喪的在華韓民悲呼：“我們高麗久受日本壓迫，想呼吸都不得，與中國被列強壓迫無異，所以彼此同病相憐。正當孫先生率領東方痛苦民族，一齊進攻，使遠東民族得到脫離奴隸地位，何圖大星忽去。望此后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孫先生政策，努力進行。”韓國臨時政府于3月26日集會追悼，并發文聲稱：“伏維先生在天之冥靈，共赴聯合戰線，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他日東亞如成和平，則千萬歲下對先生之銅像者，未嘗見而不拜矣。”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領導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影響，接觸孫中山后思想開始轉變。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潘佩珠將越南維新會改組為光復會，提出“取消君主立憲，建立民主共和”。孫中山逝世后，潘佩珠寫了一副挽聯：“志在三民，道在三民，憶橫津致和堂兩次握談，卓有真神貽后死；憂以天下，樂以天下，被帝國主義者多年壓迫，痛分余淚泣先生。”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漢發表的唁電說：“我儕所戴為平民革命之父師者竟溘焉，棄吾儕去矣……是漢身為亡人，跡在韜晦，弗克上京赴哀，謹呈挽聯一副聊表摯忱。乞為代達于平民革命之父師之靈前，感且不朽。”
1925年，在巴黎東方民族追悼孫中山的大會上，亞拉伯代表表示：「孫先生想聯合東方民以共同打倒帝國主義，我亞拉伯人民願步後塵。」印度代表說：「印度為英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為萬國殖民地化，大家都處於泥犁獄中，幸得孫先生高登一呼，使東方民族今日都覺悟起來，共同做革命工作。孫先生實為東方民族解放之父。今忽然別去，凡屬被壓迫人能不同聲一哭麼！我們後死者當竟孫先生未之志，努力革命，以期得到獨立與自由。」到1956年，印度駐中國大使拉·庫·尼赫魯在北京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的大會上慨嘆：「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兒子，但據我們看來，他也是亞洲偉大的兒子。他以畢生精力所從事的鬥爭，並不僅僅是中國的鬥爭，它的範圍是更加廣大的，包括亞、非兩洲許多國家的鬥爭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亞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印尼共和國的首任總統蘇加諾，多次談到他深受孫中山和三民主義的影響。1956年8月15日，蘇加諾總統在印尼雅加達為歡迎宋慶齡而舉行的國宴上回憶道：“我曾經把三民主義讀過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爭和熱愛我的國家和人民。”他還說，自己是閱讀了孫中山的著作以后，才第一次知道“亞洲是一家”這個摡念的。因此，他認為“孫中山不但是中國的領袖，也是整個亞洲的領袖。”1956年10月4日，蘇加諾總統在訪問中國期間，到清華大學講演，又回憶道：“在青年時代，我閱讀過三民主義，我不是一次，而是兩次、三次、四次，從頭到尾地詳細閱讀三民主義。作為一個青年，我受到孫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的鼓舞。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鼓舞了我的靈魂。”后來，他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與印尼的國情相結合，在1945年提出了五民主義“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亞建國五原則。
美國敎育家、胡適的老師杜威曾經評價：“中山先生一生，最能代表中國平民精神，故中國平民遲早必奉中山為理想之完人。中山之患，不在中山之屢起革命，而在政客之忽南忽北。如果中國人民，皆能模仿中山之政治節操，人人認定方向，不常隨風轉航，中國早當富強云。”
《孫逸仙傳記》作者美國人林百克（Linebarger, Paul Myron Wentworth）認為：「中山仗著他個人天才的感悟，竟也能從蒙昧陳腐的環境，像暗淡的山水、清幽的澗色、散漫的家宅、高低的穹廬，這裡邊衝出一線光明來。恐怕這個極暗的境中只有他一個人能相信自己，所以後來使了他個人的天才把言一線光明發揚光大。他沒有益友，沒有良師，也沒有親族戚黨可以供質疑問難之資。但是藍谷裡樂觀的孩子用他自己理想的光明尋求正確的人生。」孫宣傳反對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記得，就是「天命無常」，這四個字無害於眾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這個簡單、無惡意而卻是勸人的口號。孫做革命事業並不把錢當做最重要緊，他曾說：「金錢並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錢，但是他仍舊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覺醒之後，金錢在革命事業裡面是比較不重要的。」林百克認為：「中山很願意拯拔壞人，因為他可憐他們。他的心完全是本於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現出慈悲心來，他知道他們是壞人，但是他們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們，倘使中山擒拿了一個嘗試害他性命的人，如其這個匪徒說出家裡有很多人靠他養活，又表出悔過的心，中山定要釋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寬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氣，他這樣一個意志像鐵一樣堅的人為甚麼心腸像婦人一般軟？他意志的剛強同心腸的柔軟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後，就知道他的弱點就是他的天性最強的根由，因為他是偉大所以他寬恕，在火奴魯魯他寬恕牽他髮辮的小兒同他寬恕袁世凱殺革命志士一樣，寬恕是他的天性，在他聽見最偉大的寬恕者耶穌之前，早已有寬恕的習性了。」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認為，孫是一個慷慨大度但想法糊塗的機會主義者，他最熱衷追逐征服和權力遊戲，在歷史過程中表現並不出色，相反經常是無能為力，除了幾個短暫時期曾擔負領導人職責，但決定權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義學說既非原創又缺嚴謹；孫真實是在其冒險犯難和字裡行間、成功和挫折之間所顯現的血肉之軀，是屬於當代世界的人物：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才，並未在他所處時代歷史烙下自己印記，是所處歷史脈絡之產物，他所體現是中國正邁向現代化。孫本能掌握他所處時代的渴望，瞭解時代蘊藏之力量，並將之具體化為實踐的綱領；他將反朝廷之敵意化為反對勢力之主張，在1920年代他才關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他預見技術官僚對民主政治的危害，強調經濟現代化中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能源）的重要，寄望能夠超越或者化解陳年敵意，在外交與國際經濟關係上締造新合作基礎。孫是20世紀之子，是現代中國肇建者之一。孫對日本帝國主義表現出輕信和幻想，沒有任何根據和積極意義。孫之門徒以排滿種族主義取代反帝國主義做為現代民族主義之基礎，全然將民主等同共和體制，諸如此類。他們處理大多數問題，都是從同盟會敵視梁啟超之觀點來分析。孫是模範愛國者、世界主義之現代化推動者；孫之備受推崇，原因是訴諸外國資本之大型經濟發展計劃之倡導者。
耶路撒冷的希伯萊大學歷史學教授史扶鄰在《孫中山：不情愿的革命家》后記中說：孫“活躍的近半個世紀期間，是現代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沒有對他的回憶，似乎會更加黑暗。”“他指出中國是一個不自然的國家，經由某種意志行為，國家將迅速恢復她在世界上應有的地位。沒有人比孫文更自信中國的潛能，也無人比孫文更努力及更無私地努力實現這一宏偉目標。”但是，孫本人并非以暴力革命為唯一目的，“他事實上是個不情愿的革命者。在致力于革命目標的同時，孫文傾向于用盡可能少的暴力手段解決爭議。為了所有他的魯莽大膽，孫文缺乏真正革命者標志——冷酷無情（蔣介石同樣缺乏此點，但毛澤東確著實具備此特質）。簡言之，他寧可協商取代殺虜，選擇妥協拖長奮斗。這兩個特征使他似乎傾向于不現實的自我犧牲及特別不情愿的革命，但因此也更具真實的人性。”孫對于世界各國的先進模式都取開放態度，他學習日本、英美、俄國的政治體制，但時刻保持自我立場，“孫文在各種場合的演講與聲明表明他并未成為俄國的馬前卒，且孫文不太可能會象蔣介石在1927年那樣果斷地清洗共產黨及其工農階級支持者，可以肯定他也不會繼續容忍與一個受外國控制的專致于削弱他自已的黨合作。”作者最后預言：“孫文的共和革命象征永垂不朽，甚至在將來再次激勵中國人民奮斗。如果繼續揭露毛澤東的深重罪孽，中國人民會更加需要榮耀孫文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先知。他迄今是唯一國共雙方承認的英雄，如果中國能夠再次和平統一，北京和臺灣共同紀念孫中山可以證實一座有用的心理橋梁。”
易勞逸曾在描述1930年代「民主與獨裁」論戰的背景時評價：「孫逸仙起初非常信仰民主政治，但是他的晚年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2014年8月16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南京參觀中山陵，說道：“我十分榮幸地拜謁了中國人民的偉大領導人孫逸仙先生的陵墓。這一美麗的安息之地象征著他的巨大影響仍在激勵著海內外的中國人。”
* 黃興、陶成章、章太炎、宋教仁
* 孫中山先生誕生一百周年紀念
張經浩，湖南長沙人，畢業于湖南師范學院英語專業，曾在江西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上海理工大學執教，曾擔任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
1942年，張經浩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市。張經浩曾就讀于湖南師范學院外文系，學習英文。
1986年到1992年，張經浩擔任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理事。
1997年到1999年，張經浩擔任上海理工大學外語學院副院長。
*《冰島迷霧》（英國戴斯蒙德·巴格利）
*《傲慢與偏見》（英國簡·奧斯丁）
*《歐·亨利短篇小說選集》（美國歐·亨利）
*《馬丁·伊登》（美國杰克·倫敦）
*《貴婦人畫像》（亨利·詹姆斯）
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簡稱冰心兒童文學獎，是中國大陸的兒童圖書獎項，始於1990年冰心九十大壽時，由一班冰心好友、作家如韓素音、吳作人、蕭淑芳等創立，由於「文壇祖母」冰心一生愛孩子，作品受到幾代人歡迎，故此特地創設該獎項，鼓勵支持為孩子創作、出版好書的作家及機構。獎勵范圍包括“小說、散文、童話、幼兒文學”等文學類，下轄“冰心兒童圖書獎、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冰心藝術獎、冰心作文獎、冰心攝影文學獎”5個大類別，同“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列為中國大陸四大兒童文學獎。該獎分大獎和佳作獎，大獎獎金人民幣1500元，佳作獎人民幣500元。
*大獎：李秋沅小說《天使的歌唱》、吳然散文《騎馬上雞山》、殷建紅散文《回鄉偶書》
*佳作獎：小說（趙書花《順子》、魯冰《小鳥快飛》、翌平《逃學生》、李書麗《男生馬頓的另類生活》、董恒波《現在開始廣播》、蔣蓓《伙伴》、楊勇《春天來了，小鳥兒發芽了》、李美霞《紅雨傘》）；散文（阿榮《遠山漉漉》）；童話（嚴曉萍《木木和木兒》、沈習武《盒子》、鄭實《音樂雨》）；幼兒文學（郭冠玉《月光光》、崔英《童詩四首》、俞春江《領獎臺上》、黃美華《想問你的信箱》）詩歌（曹東《城里的月光》）
*大獎：林彥小說《鐘聲回蕩》、周學君小說《在喧囂的鐵路邊》、張潔散文《花園》、徐萃童話《青蛙和天鵝》、蕭袤幼兒文學《淘淘和米粒的溫情故事》
*佳作獎：小說（盛永明《鋪床》、蔣蓓《心遠的假期》、胡巧玲《啞巴的婚事》、謝倩霓《秋瑟》、劉靜宇《租個爸爸渡難關》、王軼美《婚禮進行曲》、朱小利《歡樂城堡》）；散文（宋健強《愛在愛中滿足》、陸曉旭《母親、女兒和我的愛》、趙書花《想象另一種麥子一樣的成長》、周偉《陽光下的味道》、盧曉蓉《祖母教我學刺繡》、王忠范《狗剩和他的黑虎》）；童話（陳麗虹《兩頭藍鯨》、鄭實《花和襪子》）；幼兒文學（高碧瓊《我的“疤”在哪里》、金暘《壞了的郵筒》、張修彥《快慢謠》）；寓言（錢欣葆《刺猬認錯》、林錫勝《一只與眾不同的貓》）；詩歌（李德民《一籃子陽光》、張曉楠《雪花是冬天的偏旁》、金本《腳印組合》、吳志強《外婆的“澎湖灣”》、劉澤安《少年》）
*大獎：湯素蘭童話《蜻蜓》、陸梅小說《誰能把春天留住》、孫昱幼兒文學《彩虹森林》、繆克散文《夏天的喜劇》
*佳作獎：小說（盛永明《父親叫我學箍桶》、唐池子《烏鴉天堂》、黃艾艾《小船，小船》、鐘墨《恩雅的禮物》、解淑平《哦！我可愛的馬兒多》、楊老黑《過河聽戲》）；童話（胡璐斯《背影》；史壹可《換個耳朵寄居》、翌平《白洋淀》、何家歡《秋秋和末末》、史策《糖果的故事》、李化《影子的煩惱》）；幼兒文學（孫麗萍《朵拉和它的寶貝們》）；寓言（肖邦祥《黑馬和白馬》、牟丕志《獵豹領跑》）；詩歌（王經濤《三月三，看風箏》、薛濤《小豬的詩意冬天》）
*大獎：孫雪晴散文《我和媽媽的粥》、李小麥散文《鷦鷯住在哪里》、曾小春小說《月光如水》、常怡童話《燕歸巷的三月》
*佳作獎：散文（杜蕾《那個夏天夢會飛》、汪文勤《童話里的童話》、葛逸凡《見到了葛莊——我生長的地方》、張瑩瑩《外公的院子》、周偉《從前的美麗》）；小說（三三《父親的自行車》、王路《臨時工》、周靜《跑進陽光里》、毛云爾《月光舞鞋》、趙菱《小熙的甘蔗鞋》、周舒暢《十八歲夏末的那場雨》）；童話（舒輝波《你用心愛過一朵花嗎》、左昡《像棵樹電影院的奇聞軼事》、盧穎《高樓里的樹林和我的熊鄰居》、李志偉《彼岸的約定》、李岫青《小銀鼠與幻想大王》）；詩歌（保冬妮《小孩兒的歌》、童子《我們寫信吧》、金本《玫瑰大樓的12扇窗口》、高凱《高樓上某某的獨屋》）；幼兒文學（顧鷹《我的一家是精靈》、呂麗娜《小青蛙的早晨》、陳麗虹《愛讀童話故事的樹》）
*大獎：侯宇燕小說《邵老師的兩天》、毛云爾散文《桃紅李白》、池沫樹散文《桔子小鳥》、洪曉輝童話《天花板上的灰色小馬》
*佳作獎：小說（徐玲《幸福的花朵》、陳爾耳《長在樹上的魚》、王旭《光明》、陳靜《趕上了路的豬》、沈習武《我是你哥》、經紹珍《苦艾》、余雷《第七夜》）；散文（董叔萌《雪腳印》、王士學《搖只小船回童年》、張永軍《懷想狼狗》、孫淑慧《夏日里的小小停駐》）；童話（董秋香《在黑夜中歌唱》、郝天曉《綠色的云兒飄啊飄》、陳詩哥《童話之書》、一葦《井水里的花園》、湯湯《尋找淡玉的鍋》、龍競《金色的圍脖送給熊》）；幼兒文學（龔房芳《鼴鼠先生撿到一朵有香味的花》、李浚豐《請把帽子摘下來，好嗎？》、湯瓊《南瓜當鋪》）；詩歌（喬小娟《兒童詩一束》、謝鴻文《白鵝的作業簿》、娜仁琪琪格《小魔袋子》、阿鵬《長在一側的耳朵》、方家鑫《一個人的月亮灣》、秀枝《你是一個什么樣的小孩》、藍藍《藍藍的漂流瓶》）
*大獎：張殿權小說《陸小魚的地圖》、王巖散文《童年的夢醒了》、麥子童話《菊奶奶的最后一件新衣》、李茜詩歌《帶我去逛廟會吧》
*佳作獎：小說（廖冰凌《蓮花》、左泓《兩個人的電影》、李秋沅《菊隱》、王璐琪《青衣》、高巧林《空犁》、詹麗娜《流年》、劉瀟瀟《眾猴渡峽》、朱珂億《古槐巷的巫婆》、吳洲星《少女小夕》、劉學飛《樹掛兒》）；散文（冀永義《鄉間的日子》、慈琪《我住的地方，名字很美》、蔣蓓《云的南邊》、葦楓《浮在城市上空的孩子》、張紹民《有思想的螞蟻》、林婷婷《我的寫作童話》）；童話（丁勤政《圣甲蟲傳奇》、黃一輝《花兒仙子》、巴布賈穎《野狼老巴布》、尚易《搖曳的愛》、梁慧玲《福翩翩》、賈為《山谷散布的云》、流火《你快樂嗎》）；詩歌（徐豪《孩子，你溫暖了世界》、周博文《那么小的一朵花兒》、任軍《春天的翅膀》、王美健《清晨的翅膀》、山山《尋找丟失的午覺》、陳夢敏《花瓣兔和豆瓣鼠》、方韶英《1，2，3，一起走》）；寓言（冰子《不愿下蛋的鴨群》、湯祥龍《決賽場上》）
*大獎：小說（韋伶《樹的屋子》、趙菱《星空之上的孔明燈》）；散文（向迅《牧羊時代》、潘云貴《遠去的墨香》）；徐海菲童話《花香深處的房子》
*佳作獎：小說（金王牧歌《陌上花開》、史雷《桃城燒》、孫玉虎《隱身登錄》、田俊《誰說我是治愈系》、王勇英《五巴見到木鬼子》）；散文（薛旻君《西行歐羅巴——別處的絢爛》、莫問天心《畫里畫外》、吉布鷹升《隱匿山間》、侯秀紅《在記憶里行走》、林毓賓《竹花籃密碼》）；童話（程昱華《藍皮書第133頁》、趙華《五個鼻子的雪人》、渭北《花野晝夢》、施初曉《獵人的狐貍》、蘇梅《喬爺爺的神奇拐杖》）；詩歌（尚易《沉默的心愿》、小筍子《我又從世界上知道了一個故事》、高恩道《認識ABC》）；幼兒文學（梁英《耳朵里面有個開關》、李碧梅《彩色的世界》、任小霞《幸福的密碼》、許萍萍《12粒小青豆》）
*佳作獎：小說（宮鳳華《秋月》、湯熊《插班生》、劉耀輝《辣椒紅了》、盧振中《鳥傘》、任富亮《苦味魚子餅》、李偉《柳葉魚》、陳靜《金銀花開》、王朝群《奔跑的少年》、鄭城南《楓樹上的千年樹精》、曹豫龍《父與子》）；散文（王婉瑩《木匠》、清紋《鄉野山趣》、劉漢斌《花季》、潘紅亮《會藏鑰匙的母親》、陳帥《女孩兒和貓》、肖體高《童年的最后一縷陽光》）；童話（原上草行《彈簧樹》、湯萍《白海豚的漁網》、蘇醒《風的絲巾》）；詩歌（王立春《夢的門》、史京《星星的故事》、莫春華《土豆的姑娘》、金本《請許下一個心愿》）；幼兒文學（竇晶《六個小邋遢鬼》、賀維芳《泥娃娃長頭發》、呂紅梅《紅薯秧下的信》）
《莫后年代莫文蔚20周年巡回演唱會》，是香港女歌手莫文蔚第五次巡迴個唱，為紀念其出道20週年。
首站由上海文化廣場開始一連三場，2013年11月8日至2013年11月10日。巡演一共27場，內地巡迴主題贊助商為凱迪拉克。
2013年為莫文蔚出道20週年，特意舉行一個全新巡迴演唱會以作紀念，主題曲為《娘娘駕到》。是次演唱會有別於莫文蔚以往大型演唱會類型，以‘劇院版’型式與歌迷作最親近的音樂互動。
是次演唱會為莫文蔚出道以來巡迴站數最多的一次，並成功打入‘內地個人演唱會場數最多的香港女歌手’第三位。其中，重慶站最高票價為人民幣3680，刷新華語女歌手最高票價紀錄。
上海文化廣場
第十五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參演項目
杭州人民大會堂
汕頭林百欣會展中心
上海旗艦安可場
莫后年代暫別音樂會（臺灣站預演版/ 非售票）
威尼斯人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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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love for sale 11.傾國傾城 12.盛夏的果實+北極光 13.透視 14.午夜前的十分鐘 15.完美孤獨 16.沒有圍墻的世界 17.如果沒有你 18.他不愛我 19.愛 20.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21.堅強的理由 22.打起手鼓唱起歌 23.娘娘駕到 24.獨一無二 25.青山在 26.廣島之戀 27.忽然之間 28.愛情 29.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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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我的請舉手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Let’s fall in love
#雙城故事（國） / 冷雨（粵）
#Love For Sale
#盛夏的果實（國）/ 北極光（粵）
#透視 (粵)
#午夜前的十分鐘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堅強的理由
#打起手鼓唱起歌
戲劇獨白詩是詩歌的一種。
歐美現當代文學理論家艾布拉姆斯提到關于戲劇獨白詩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個敘述者（這個敘述者一般不是詩人本身）在一個非常特別或者重要的場景下，說的話就組成了整個詩篇。
#在整首詩中，獨白者與一個或多個聽眾溝通或交流，但我們對這些聽眾說的話，做的事，只有通過這個獨白中的線索才能知道。
#通過詩人對獨白者語言的選擇和控制，我們可以充分了解到獨白者的性格和氣質，這樣使詩歌讀起來更有趣。
陳伯吹兒童文學獎，1981年建立，起初名叫兒童文學園丁獎，1988年更名。獎項建立者是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從2000年開始，每2年頒獎一次。同“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列為中國大陸四大兒童文學獎。
第1到10屆大獎主要作品和作者：吳夢起《老鼠看下棋》、邱勛《No! No! No!》、鄭春華《圓圓和圈圈》、程瑋《來自異國的孩子》、蕭育軒《亂世少年》、朱新望《小狐貍花背》、沈石溪《退役軍犬黃狐》、沈百英《六個矮兒子》、施雁冰《鴉鴉》、任大霖《龍風》、楊笑影《失血的太陽》、杜淑貞《十二歲的故事》
第11到20屆大獎主要作品和作者：周基亭《神秘的眼睛》、朱效文《風景》、簡平《回歸》、畢淑敏《同你現在一般大》、謝華《樓道》、谷應《過客》、謝倩霓《日子》、張之路《鼓掌員的榮譽》、鄭春華《大頭兒子小頭爸爸》、周銳《出竅》
*優秀作品獎：張秋生《新小巴掌童話》、李學斌《蔚藍色的夏天》、流火《黑夜》、殷健靈《聽見螢火蟲》、郁雨君《把爸爸寄出去》、韓青辰《飛翔哪怕翅膀斷了心》、謝倩霓《青春潘多拉》、彭學軍《同窗的嫵媚時光》、孫建成《水中的男孩》、卡卡《盤子筷子碗》、常福生《有孩子的地方》
*優秀作品獎：安武林《老蜘蛛的一百張床》、鄭春華《非常小子馬鳴加》、魏捷《如果一個小孩想生氣》、俞愉《SD娃的眼淚》、謝倩霓《家有謝天謝地》、呂麗娜《如果你有一塊錢》、湯湯《別去5厘米之外》、蕭萍《新年明信片》、彭懿《我撿到一條噴火龍》、流火《簡單》、張暉月《青春的散場》
*優秀作品獎：殷健靈《少年夏之秋》、彭懿《歡迎光臨魔法池塘》、徐玲《31天忽視被愛》、王春鳴《一個男孩、一百條蠶和一個繭》、盧穎《豪豬的花園》、沈石溪《白天鵝》、三三《時光中的孩子》、陸梅《當著落葉紛飛》、張潔《最亮的一盞燈》、慈琪《命名》
*特別獎：簡平《上海少年兒童報刊簡史》
宋慶齡兒童文學獎，1986年建立，每隔兩年或三年頒發一次，主辦方是宋慶齡基金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國家廣電總局、中國共青團團中央、全國婦聯、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科技協會，作品標準是“善、智、美”。同“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陳伯吹兒童文學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列為中國大陸四大兒童文學獎。第一屆至第四屆分文學體裁授獎，第五屆開始每屆涵蓋所以常見體裁。
* 第一屆（劇本）：一等獎無；二等獎《尋找回來的世界》（楚雪、戰楠），《一群小好漢》（戚君）；三等獎《好爸爸、壞爸爸》（諸葛怡），《心靈的答卷》（張弘），《彗星》（孫卓、鄭凱南、易介南）
* 第二屆（科幻）：一等獎無；二等獎《神翼》（鄭文光），《夢魘》（葉至善、葉三午、葉小沫），《大熊貓的故事》（潘文石）；三等獎《喬裝打扮的土狼》（樹敬、樹遜）、《肖建亨獲獎科學幻想小說選》（肖建亨），《數學司令》（李毓佩），《少年李四光》（嚴慧），《帶電的貝貝》（張之路）
* 第三屆（小說）：一等獎《山羊不吃天堂草》（曹文軒）；二等獎《少年噶瑪蘭》（李潼），《第三軍團》（張之路），《少女的紅發卡》（程瑋）；三等獎《鷹的傳奇》（楊嘯），《今年你七歲》（劉建屏），《太陽夢見我》（李楊楊），《霧鎖桃李》（張微），《天才、神才、鬼才》（羅辰生）
* 第四屆（童話）：一等獎《怪老頭》（孫幼軍）；二等獎《吳夢起童話選》（吳夢起），《鄭淵潔童話選》（鄭淵潔），《狼蝙蝠》（冰波）；三等獎《小樹葉童話》（金波），《向明星進攻》（周銳），《怪孩子樹米》（鄭允欽），《孩子王老虎》（王家珍），《新編小巴掌童話百篇》（張秋生）
* 第五屆：小說類：《草房子》（曹文軒）；童話類《綠人》（班馬）；幼兒文學《梅花鹿的角樹》（葛冰）
* 第六屆：小說類：《你是我的妹》（彭學軍）；童話類《吹口琴的小野兔阿洛茲》（常星兒）；科學《非法智慧》（張之路）；佳作獎《天棠街3號》（秦文君）、《大頭兒子小頭爸爸》（鄭春華）、《男孩無羈，女孩不哭》（常新港）、《根鳥》（曹文軒）、《電腦大盜變形記》（蕭袤）、《騎在掃帚上聽歌的巫婆》（張秋生）、《小朵朵和超級保姆》（湯素蘭）、《笛王的故事》（王宜振）、《讓我們遠行》（鐘代華）、《大自然探險系列》（劉先平）、《中國孩子的夢》（谷應）、《感謝往事》（金波）、《哈瑪！哈瑪！伊斯坦堡！》（桂文亞）、《南極探險·北極探險》（位夢華）、《天使的花房》（吳然）、《走進弟弟山》（林芳萍）
李曉東，陜西岐山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系畢業，理學碩士學位，教授。1988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銅川市委副書記、市長，陜西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現任陜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李曉東早年曾是岐山縣蔡家坡車站學校的一名學校教師。1978年10月，考入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系學習；1982年，攻讀區域地理學專業，后獲得理學碩士學位。1985年7月，被分配到陜西省計劃委員會工作；開啟仕途之路。
在省計委工作的十多年里，李曉東從普通公務員做起；歷任國土規劃處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1998年11月，升任省計委副主任。2001年3月，出任中共銅川市委副書記、市長。2003年1月，再次回到省政府，出任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2004年6月，任改組后的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2008年1月，當選陜西省第十一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2013年連任。
*  李曉東簡歷  中國經濟網 2014-05-14
華美半線脂鯉，為輻鰭魚綱脂鯉目脂鯉亞目脂鯉科的其中一個種，為熱帶淡水魚，分布於南美洲巴西亞馬遜河、Tapajos河及委內瑞拉Apure與Aguaro河流域，體長可達4公分，棲息底中層水域，生活習性不明，可作為觀賞魚。
《看不見的人》(，或譯《隱形人》)是拉爾夫·艾里森的小說，於1952年由蘭登書屋出版。小說探究了二十世紀早年非裔美國人所遇到的一些社會、知識問題，包括非裔民族主義、身份問題以及布克·華盛頓所倡導的種族改革政策與個人主義和身份同一性等問題。小說在1953年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
1998年，現代圖書館將《看不見的人》評為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第19名。《時代周刊》將小說收入在1923-2005百大英文小說榜上。
艾里森在小說30周年紀念上稱1945年夏天自己從美國商船隊那裏修病假，居住在佛蒙特州韋茨菲爾德的谷倉時開始寫作，並最終完成《看不見的人》。小說用了五年時間寫成，被艾里森稱之為“構思拙劣的短篇”。艾里森在1947年出版了書的一部分，1952年《看不見的人》出版。
1953年，在他接受美國國家圖書獎時艾里森稱自己認為小說的最大特點是實驗態度，而不是社會抗議。他不想去寫另一部抗議小說，同時認為自然主義或現實主義不足以說明美國和種族問題；對此，他創作了另一種隨意風格，不局限與某一種運動，而是自然而然地隨意聯想。艾里森使用最多的是象征主義，見於T·S·艾略特的《荒原》。艾里森在塔斯基吉大學時第一次讀到《荒原》，詩篇將兩種感情：音樂和文學凝結在了一起，將爵士樂預付紙面，艾里森立即被它深深地觸動。當問到他從詩篇中學到了什麼，他回答道：想象和即興。艾里森總是認為自己先是名音樂家、然後才是作家；他承認寫作讓他感到“更加滿足”。他說：這是個“隱秘的過程，不叫右手知道他的左手在幹什麼。”
《看不見的人》是有第一人稱敘述而成的，一名匿名的非裔美國人認為自己是社會上的隱形人。艾里森讓敘述人為當時的非裔美國人代言：
:''我的任務就是揭示人類背後的普世問題：同時做一名黑人和美國人的困境...''
艾里森努力地尋找適合這種景觀的風格，希望避免再寫一部“不過是種族抗議的小說”。他將敘述人“置入美國地下經歷的鍛造中，使其充滿反諷而不是憤怒。”在末尾，他將人物設定為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中的任務，在社會批判上應用了類似的諷刺和悖論。
在小說中，敘述人回首過去，溫習記憶。這樣，敘述人知曉故事的結局。在開場白中，艾里森的敘述人告訴讀者，“我住進了一個專門租給白人的一所公寓，早在十九世紀這個地下室就已經封閉、被人遺忘了。”在這個秘密地點，敘述人的居所象征性地被獨營電燈電力公司的1,369盞燈所照亮著。他說：“我的洞溫暖如春，光線充足。確實是光線充足。恐怕走遍整個紐約也找不到像我這個洞這樣明亮的地方，即使百老匯也不例外。”敘述人解釋道光是智慧的必需品，因為“真理就是光明，光明就是真理。”從這個地下視角，敘述人試圖解釋自己的生命、經驗以及他在美國所處的地位。
敘述人開始講述他的故事，並稱自己是一個“看不見的人。”他的隱形不是物理的——不是看不見——而是被人所無視。他說因為自己被無視，所以可以逃離世界，住在地下並從獨營電燈電力公司那裏偷電。他同時點亮了1,369盞燈，聽著唱片碟播放著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我作了什麼孽落得如此傷痕累累》。他稱自己躲在了地下，以便敘述自己的人生和隱身經歷。
年輕時，敘述人住在南方，時值二十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由於口才出眾，他被應邀為鎮上的白人權貴們做演講。白人們獎給敘述人一個公文包，裏面有升入黑人名校的獎學金，但在此之前先對他百般侮辱，並唆使他與另一名黑人格鬥。格鬥結束後，敘述人被迫去撿拾“金幣”，結果遭到電擊。敘述人做了一個夢，看見他的獎學金不過是一張紙，上面寫著：“敬啟者... 務使這小黑鬼繼續奔波。”
三年後，敘述人在大學裏學習。他被叫去給富有的白人校董諾頓先生開車。諾頓不停地嘮叨著自己的女兒，並過分地講述著吉姆·特魯布拉德，後者是名貧苦、沒有接受教育的黑人，他使得自己的女兒懷孕。聽完故事後，諾頓想要來一杯酒，敘述人將車開到金日酒家，該酒家兼妓院通常只接待黑人。在酒店裏，心理失衡的黑人老兵們大打出手，諾頓在混亂中昏了過去。一位當過軍醫的老兵照顧諾頓，並嘲笑諾頓和敘述人對種族問題視而不見。
回到大學裏，霍默·阿·巴比牧師為學校奠基人做了一篇又臭又長的佈道，文辭華麗、阿諛獻媚。在佈道後，敘述人被校長布萊索博士叫去，後者得知了昨天他與諾頓先生的不雅之旅。布萊索博士批評敘述人，稱他給黑人形象抹黑，給白人看理想光明的一面。校長遂即開除敘述人，給了他一些工作的推薦信後，打發他出去尋找工作。
敘述人來到了二十世紀30年代的哈萊姆區，然而求職未果。推薦信毫無作用。最後，敘述人來到最後一封信所述地點，遞交一名叫愛默生的董事。在那裏，他遇到了愛默生的兒子，後者告訴敘述人他被出賣了：布萊索在推薦信中將敘述人描述成無恥的、不可靠的人。小愛默生幫助敘述人在自由派油漆廠找了份工作，油漆廣告則是“光學白”。敘述人為盧修斯·布羅克韋當助手，但布羅克韋懷疑他跟工會有往來。兩者發生口角、彼此廝打，忽視了工作；結果，一個爐子發生了爆炸，敘述人被震暈了過去。
在油漆廠附屬醫院中，敘述人終於蘇醒過來，但卻暫時失憶、無法說話。白人大夫抓住機會，把病人拿來做電擊實驗。在敘述人恢復記憶、離開醫院後，他倒在了地上。一些黑人社區認識將他帶到瑪麗家裏，後者收留並照看他。一天，敘述人看見了一位年老的黑人夫婦被人趕出了自己在哈萊姆的居所，便義憤填膺地做了當眾演說。傑克兄弟聽到這番演說後，為他提供了一份發言人的職位。兄弟會是一個政治組織，旨在幫助窮苦和受壓迫的人。起初，敘述人拒絕了邀請，但為了回報瑪麗的照料，接下了這份工作。但兄弟會要求敘述人改頭換面，與過去一刀兩斷，註入新的公寓。敘述人被帶到了“冥神大樓”(Chthonian Hotel)，參加兄弟會的集會，並被賦予了承擔哈萊姆區前進的責任。
在被組織的白人成員漢布羅兄弟調教後，敘述人前往了哈萊姆，到了自己負責的地區；在那裏，他遇見了英俊、機智的黑人青年領袖托德·克利夫頓。敘述人也見到了黑人民族主義領袖“規勸者”拉斯，後者反對跨種族的兄弟會，認為黑人應該為自己的權益做鬥爭，反對所有的白種人。敘述人在哈萊姆區進行了演講，成為了兄弟會的名人，他為此感到沾沾自喜。一天，他收到了匿名的通知，警告他不要利用兄弟會來為自己某得私利。這個事情被交由兄弟會的委員會來進行調查，而敘述人被挪到了另一個崗位上，負責宣傳婦女權益。有一天晚上，當敘述人在演講結束後，他遭到一名白人女士的誘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