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現在紀州犬上大致上都是長著白毛的個體，但也承認虎斑色、芝麻色毛的個體。而關於紀州犬為何是白色的原因有很多，一說是為了避免在幽暗的山林中被當成野豬而誤射，但也有說法認為實際上是最近喜歡白色的傾向為主要因素，而到昭和時期為止有顏色的紀州犬也沒變得比較少。此外本來除了白、虎、芝麻之外，斑毛的紀州犬也很多，但從1934年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之後，由於將毛色試圖統一的結果，斑毛紀州犬便消失了。
*身高：雄49－55cm/雌46－52cm
*體重：雄17－23kg/雌15－18kg
紀州犬本來培育的目的是「在紀伊山地周邊的山村協助狩獵野豬以及其他各種工作」，有段時間也被用來獵鹿。
*以據說即使單槍匹馬也能打倒野豬的勇猛而著名的優良犬種，天性有粗暴的傾向。因為這樣所以若是怠於訓練將其野放的話會變成非常具有攻擊性，有噬咬人類（尤其是飼主家庭以外的人）與狗的危險性。但是施以適當訓練的話會變成很優秀的家犬，即使有幼童的家庭也沒有問題可以飼養。
*由於日本土狗的一般特性是對於主人十分忠心而對於外人則予以警戒，所以當看門狗也很適合。不過基於做為大型動物狩獵犬的特性，很少會做沒用的吠叫，所以比起威嚇更傾向擊退敵人。對於可能傷害自身與家庭的對手，會用強勁的下顎毫不留情地咬住不放。
*體質非常健康而很容易照顧，遺傳病很少。
*由於擁有在山地狩獵也能應付的體力與耐力，所以飼育時對於充足的運動相當要求。因此，飼育環境是郊外的獨門獨院或農村地區的話會更為理想。
身為在紀伊山地廣闊的闊葉林中狩獵野豬專家的紀州犬，已經活躍了不知幾個世紀，而其祖先是從西元前邊居住在當地的中型犬。
傳統的野豬狩獵是由7、8個拿著獵槍的獵人，而每個獵人牽著3、4隻獵犬從某座山山腳分散進入森林，而後憑著聲音追趕的方式進行。
而通常因為中型犬隨便對體重在100公斤以上擁有銳利獠牙的野豬飛撲的話很容易會被打飛而受重傷，所以狗的重要職責與其說是對野豬加以攻擊還不如說是當將野豬困在一個地方。狗在獵人到達之前會將姿勢壓低並從遠處包圍野豬周圍並加以挑釁，等到野豬疲憊時再予以狙擊，獵人再予以了斷。不過也有獵人沒有到達等情況下，靠獵犬自己就成功獵到野豬的罕見情況。
此外，傳說紀州犬在狩獵野豬時，公狗會從前方而母狗則會從後方予以夾擊逼迫。
在日本江戸時代，紀伊國阪本村的鐵砲名人彌九郎在山路上走著的時候，遇到了一隻痛苦的狼。而在彌九郎覺得狼很可憐而幫助牠之後，他在家門前發現有一隻覺得可能是狼的小孩的幼犬。彌九郎將這隻幼犬叫做「滿（マン）」並撫養長大，而在新宮城主正狩獵時，一頭野豬突然闖了進來，而「滿」擊退野豬後，牠的名聲因而大了起來。
這隻名為「滿」的狗傳說就是紀州犬的祖先，而也就是說紀州犬繼承了狼的血統。順帶一提，彌九郎的墓就在熊野觀音札所第17號水月山巖洞院（三重縣南牟婁郡御濱町阪本）。
日本一部份的地方自治體認為紀州犬是對人類有危害可能的犬種，而將之指定為「特定犬」。
而除了紀州犬之外，被指定為「特定犬」的犬種還有土佐鬥犬、秋田犬、德國牧羊犬、杜賓犬、大丹狗、聖伯納犬、美國比特鬥牛?。
此外，在英國、法國與德國等國家，土佐鬥犬等鬥犬被視為「危險犬種」，被指定為寵物飼養的限制對象，雖然還是有飼養可能，但必須負起安裝口輪等裝備的重大管理義務。不過在日本雖然因飼主隨便管理而導致特定犬咬傷人的事件也層出不窮，但現在仍未制定相關具法律效力的飼育規則。
紀伊半島的地犬犬種在被指定為天然紀念物的時候，以下犬種全被視為紀州犬而受到指定。
* 優良章：日本和歌山市教育委員會對於優良的紀州犬會贈予「優良紀州犬章」。
* 紀州君：和歌山縣警察的吉祥物。即是以紀州犬為參考對象。
* Yahoo Japan——ペット　紀州犬
*  社団法人 天然記念物紀州犬保存會
石堂山古稱靈堂山，是一座位于河南省內鄉縣乍嶇鄉境內的道教名山。山麓內有一山洞形狀如石堂，故名。東晉時期的著名道人麻衣子在此山修練，奠定了石堂山后來的地位，自唐代唐太宗李世民開始，歷代皇帝對石堂山多有敕建。
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年），“麻衣子”受得道高人“左元太極”的指點，來到此山修道達十九年之久。
唐代貞觀十三年（639年），為紀念東晉時期在此山隱居修煉達十九年之久的道人麻衣子，唐太宗封麻衣子為“慈惠普濟真人”，并敕建“普濟宮”于石堂山，賜麻衣子修道的山洞為“顯圣洞”。
宋末元初，全真七子之一的丘處機來到石堂山的普濟宮隱居修行。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國后，想招丘處機為國師，于是兩次派使者召見他，可是丘處機隱居山林，避而不見。但成吉思汗仍然沒有放棄，于是第三次派劉仲祿攜帶手詔請丘處機出山。丘處機最終還是被成吉思汗的誠意打動，決定輔佐成吉思汗。后來成吉思汗還賜予丘處機虎符和璽書，璽書內容就是石堂山普濟宮的碑文——《成吉思皇帝賜丘神仙手詔碣》。
石堂山的景觀以怪石、幽洞、古柏、龍泉為主，大片遍布著奇形怪狀石頭的奇石林、奇石坡、奇石陣是石堂山的一大特色。幽洞是石堂山的另一景觀，山以洞顯。石堂山的山名便來自山腰的巖洞，石堂山上山洞多達二十一個，較為知名的有十八個，如十二龍潭洞、石堂洞、蝙蝠洞、鵓鴿洞、臥虎洞等，十二龍潭洞內泉水、深潭、鐘乳石交互輝映，堪稱一絕。十二龍潭洞是由山頂的水流沿山而下，匯聚在洞中，然后潭潭相連而成。因洞內潭水太深，常人往往無法入內。洞中鐘乳倒掛，怪石嶙峋，流水潺潺，引人入勝。石堂洞又名麻衣石室，此洞就是麻衣子的道場。洞口狀如天眼，洞內寬敞如堂，夏不落雨，冬不坐雪，四季如春，溫涼如玉。古柏是石堂山的又一景觀，古柏據傳有千年樹齡，樹干甚粗需3人合抱，高達30多米，樹干彎曲盤旋而上，枝椏彎曲分叉，活似一條張牙舞爪的飛龍，因此人們又稱之為“龍柏”，古柏雖歷經千年滄桑，仍枝繁葉茂，生機勃勃，被譽為“石堂山的保護神”。龍泉是石堂山的第四景，龍泉在曾被唐太宗封為“顯圣洞勝泉”。因為此泉水來自于十二龍潭，所以叫龍泉，龍泉是長流之水，不因天旱而減，不因雨澇而增，飲之清洌甘甜。
石堂山碑林現存石碑17塊，分別是元朝至大二年（1309年）碑1塊，明朝萬歷年間（1573-1620年）和天啟年間（1622-1629年）碑共計12塊，其余是清朝和民國時期的存碑，碑文的書體以楷書為主，也有隸書。這些碑碣對于了解石堂山的人文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對于書法藝術也有重要的研究意義。
陜西北路，是中國上海市中心城區一條南北向的道路，橫跨靜安、普陀兩區。該路初建于1899年，南起延安中路，與陜西南路相接，北抵蘇州河畔的宜昌路。全路由工部局所筑馬路西摩路和寧波籍富商李家所筑私人馬路李誦清堂路合并而成。該街區自建成以來多為高檔住宅區。陜西北路被評為中國歷史文化名街。
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進行再一次擴界，經由此次擴界以后，公共租界以西原先的農村田舍全都進入租界范圍。是年，公共租界工部局開始辟筑租界道路。在此之前，今陜西北路地區已有寧波籍銀行家族小港李氏在此定居，并辟筑了兩條私家馬路，其中一條命名為李誦清堂路，即今陜西北路新閘路以北段。
1905年，今陜西北路新閘路以南段完工，租界當局以英國將軍西摩的名字命名，稱之為西摩路
。1943年，汪偽政府收回租界，遂更改租界內道路名稱，以示去殖民化。而西摩路隨同李誦清堂路一同更名為祁門路。1946年，上海市政府再度統一全市道路名，以陜西省名來命名祁門路和咸陽路，原北段即祁門路于是定名為陜西北路。2000年，陝西北路北端從長壽路延伸至普陀路。
陜西北路自落成以來，一直為上海的高檔居民區，居住著大批外僑和社會名流，尤其以新閘路以南段為最。目前新閘路以南的陜西北路，是上海歷史風貌保護區。陜西北路沿街的知名建筑有：
*80號  陳炳謙住宅(優秀歷史建筑，部分拆除后報批撤銷)  第二工業大學
*186號 榮家老宅  1918年
*369號 宋嘉樹家族故宅  1928年
*375號 懷恩堂  1942年
*457號 何東上海公館  1938年
*500號 猶太教拉結會堂  1920年
分類:靜安區
分類:中國歷史文化名街
洛陽中收機械裝備有限公司，是中國機械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旗下公司，是在1955年成立，主要生產中國第一臺拖拉機、收割機等產品。現任董事長雷雨春。
*  洛陽中收機械裝備有限公司
晉西事變，又稱十二月事變、十二月政變、新軍事件，指1939年11月28日，國民政府冬季攻勢初期所發生的閻錫山二戰區與八路軍間的國共摩擦事件。這起事件破壞了國軍第二戰區在晉南三角地帶對日軍的攻勢計劃。中共指控閻錫山「背信棄義、發動內戰與日軍聯合夾擊共軍」。國民政府與閻錫山則認為中共違抗命令、策動叛變、兼併國軍。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此后日本逐步加強了在華北的勢力，山西也處于日本勢力擴張的危險之中。1935年底，日本炮制華北事變，隨即要求華北五省實行“自治”；共產黨發動一二九學生運動鼓動抗日救亡。1936年2月，中國工農紅軍渡過黃河東征，閻錫山的晉綏軍遭到慘敗。蔣介石隨即派出關麟征指揮五個師開入山西。5月初，中國工農紅軍回師陜北，國民政府的部隊卻并未撤離山西，而是駐扎在山西河東道，在6月成立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陳誠任總指揮，對閻錫山在山西的統治構成威脅。蔣介石還拉攏正在廬山受訓的晉綏軍高級將領。閻錫山深感蔣的威脅加深，曾憤恨地對其表弟梁化之稱：
與此同時，日軍加緊進攻綏遠。面對日軍、嫡系國軍和紅軍的進逼，閻錫山不得不小心維護自己的地盤，并審時度勢，決定聯合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一方面拒蔣，一方面拒日，以求自保。就此，閻錫山曾無奈地對手下人說，
1936年9月18日，自強救國同志會內的部分左派人士發起成立“抗日救國同盟會”。閻錫山怕觸怒日本方面，遂將其更名為“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并自任會長。10月下旬，經閻錫山邀請，中國共產黨黨員山西人薄一波主持犧盟會工作。自此之后，中國共產黨在山西和閻錫山以特殊形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即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閻錫山官辦的各類團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
1936年11月，閻錫山經與蔣介石會商，命令晉綏軍傅作義、趙承綬等部反擊入侵綏東的日偽軍，并于11月24日收復百靈廟，當時人稱“百靈廟大捷”。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8月5日，閻錫山到南京出席國防會議，擁護全面抗戰，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8月，國共雙方就第二次合作達成協議，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戰斗序列，開入山西抗日。閻錫山提出“民族革命”口號，同意由犧盟會組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又稱“新軍”，以和時稱“舊軍”的閻錫山原有的晉綏軍相區別）和太原工人武裝自衛隊，掛靠在晉綏軍名下，并撥給武器裝備。9月20日，根據中國共產黨方面的建議，閻錫山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場總動員委員會，續范亭任主任委員。
日軍占領北平、天津之后，便出兵山西。8月27日，閻錫山赴雁門關內太和嶺口指揮部隊抗擊來犯日軍。 9月初，日軍侵入山西，晉綏軍在天鎮、廣靈的防御失敗。9月下旬，晉綏軍、中央軍和八路軍共同進行忻口會戰。由于戰事不利，11月4日閻錫山離開太原南撤臨汾。11月8日，日軍占領山西省首府太原。
這期間，日軍來勢洶洶，而閻錫山的晉綏軍損失潰散不少，各級文官多已棄職，閻錫山遂寄望犧盟會和決死隊支撐他扭轉危急局面。通過閻錫山的支持，到1939年夏，新軍已發展到4個決死縱隊、一個工兵旅和一個暫編師，共達50個團約五萬多人，加上犧盟會發展的游擊團、保安旅、政保隊等地方武裝共10萬余人，人數和武器都超過了舊軍；五個專區及105個縣中的70個縣長為犧盟特派員（其中多數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擔任。
徐向前在戰後記載了消滅國民黨敵後抗日政權的手法：「一是統，部隊開進一個地區，先與國民黨的縣長區長談判爭取合作，談判幾條協議在手，他們違反時就可以名正言順問罪。二是擠，釜底抽薪，發動群眾減租減息，有些頑固地區官員只得捲鋪蓋走路，地方政權便成功到手。三是武裝打擊。」
1936年秋，閻錫山為團結各方勢力共同抗日，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以組訓民眾展開游擊戰，未料被共產黨劉岱峰、郭挺一、張文昂、牛佩琮、宋時昌等人滲透把持，抗戰爆發後犠盟所提出「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為中共「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改頭換面而來，並利用所掌握的軍政大權撤換國民黨籍縣長，使全山西省105縣之中60多人屬中共「犧盟會」幹部。之後更利用行政力量組織中共犠盟武裝，如游擊隊、決死隊、自衛隊等，自稱「新軍」，將閻錫山所屬晉綏軍稱作「舊軍」，並宣傳舊軍不會抗日，來製造雙方對立，進而號召「解除頑固份子武裝，發揚新軍之優良，方能作到無條件之存在」。
1939年3月，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決定將中共「犧盟會」所操控的各縣政權收回，並把新軍改為教導軍，以遏阻內部的壁壘對立。11月26日，國民政府發動對日軍之冬季攻勢，閻錫山所屬第二戰區奉令擔任主攻。11月28日，獨立第二旅韓鈞公開叛變，殺害「舊軍」軍官〔決死第四縱隊第十總隊魯應錄下屬第二營全數遭擊斃〕及其眷屬，又捕殺國民黨籍同志會、突擊團等抗日組織。12月7日，韓鈞發出虜電，決死隊第一縱隊薄一波、決死隊第二縱隊張文昂、決死隊第三縱隊戎伍勝、決死隊第四縱隊雷任民等陸續叛變。叛軍最後演變成十個團，隨後賀龍公開聲援並加以收編。
閻錫山宣布韓鈞“叛變”，并通電全國對其進行討伐。晉西事變爆發。
晉西事變爆發后，閻錫山曾對山西省犧盟會全體人員發表文告：
閻錫山將軍告晉省全體犧盟同志
1940年1月，張文昂、韓鈞取得八路軍115師獨立旅支援，1月13日，決死隊獨立七旅34、35團由李梁率宣佈起義。1月14日，駐靜樂之203旅劉璣取得八路軍358旅支援後叛變，將原旅長劉武銘槍決。217旅雷任民、郭挺一會同暫一師續范亭叛變。保安團張雋軒率部投共。
閻錫山在事變後之處理：
隨著中共勢力在山西的影響不斷擴大，閻錫山開始對中共及犧盟會、新軍產生一定提防。閻錫山撤退到臨汾后，成立民族革命大學，公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綱領》，綱領內容與中共中央發布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內容類似。另一方面，1938年2月16日，閻錫山成立了以山西舊派人物為主要成員的民族革命同志會并自任會長，以該會與犧盟會、中國國民黨相抗衡。
1938年2月日軍南侵，閻錫山經吉縣過黃河撤到陜西宜川縣秋林鎮。八路軍、山西新軍、晉綏軍同日軍進入相持階段，日軍控制交通要道和大中城鎮，抗日軍民則控制山區。此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綏邊區、晉察冀邊區、晉冀魯豫邊區相繼成立。
1938年7月，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召開晉綏軍軍師長參加的第一次古賢會議，會議開始后閻錫山講話：“這次會議是給你們開追悼會的。但是如果你們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說是慶生會。”“你們的作戰方法，是同敵人死拼，現在你們的力量，已大大減少，再這樣下去，不到三個月，你們就全完了。”“你們反對薄一波他們，你們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騾子拉馬車，輕松得很，你們這些人哪個能趕得上他？哪一個夠格？”“欲抗敵成功，必須先求軍隊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須以弱變強；欲成功，須以弱勝強。”1938年9月25日，閻錫山再次在古賢村召開由軍政民干部參加的“抗敵行政工作檢討會議”，會議通過了閻錫山親手制定的《抗敵行政機能十大綱領》、《抗敵人員必戒二十條》、《抗戰必要條件六項》，提出“實行說服行政”、“實行強民政治”、“整理地方武力”、“嚴格執行紀律”等，限制犧盟會的地方行政權力。
1939年1月，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會上確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針。會后，秘密頒發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節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共產黨問題處置辦法》等文件。其中《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各地方黨政機關關于應付異黨之對象與辦法。必須層層負責，盡量避免書面傳遞之方法。各機關擬具對策時，亦應根據地方事實、環境，立言不可動輒用中央口氣或翻印中央所頒布之原則。至必須保存之文件，亦應指定忠實可靠人員，嚴密保密，以免泄漏。”各地磨擦和反共活動加劇：
*1939年3月3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別動總隊第五縱隊司令秦啟榮(兼山東省第十二區行政特派員和保安司令）所部共3000余人在博山以東太和莊襲擊八路軍山東縱隊第3支隊政治部主任鮑輝、特務團團長潘建軍等62名由膠濟路北赴魯南受訓的干部,在營長呂乙亭率領的護送部隊2個連共270余人。八路軍除60余人突圍外，被俘人員全部被活埋。史稱“博山慘案”。8月上旬,秦啟榮親率所部9個梯隊襲擊駐萊蕪縣雪野鎮的八路軍山東縱隊第四支隊司令部，制造了“雪野事件”。8月中旬,又制造了“淄河事件”。
* 1939年6月21日午夜，鹿鐘麟、張蔭梧的河北民軍襲擊深縣劉家莊，八路軍被圍時間長達兩晝夜，損失了400余人，制造了深縣慘案。
* 駐大別山地區的桂系第21集團軍總司令廖磊兼安徽省主席、代管鄂東事務，抗戰初期與中共關系親密，把中共鄂皖區黨委請到立煌縣城同城辦公，安徽省抗戰動委會、《大別山日報》等交共產黨人主持，英山縣選派中共干部楊必聲、魏文伯分任縣長、科長（實為縣工委書記）。對在鄂東的中共張體學部武裝，1939年1月廖磊頒發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集團軍獨立游擊第五大隊正規番號，并贈軍用電臺，計發糧餉。1939年春夏，廖磊迫于反共壓力，不得不與中共分手，把中共區黨委包括在廖部工作的干部全部禮送出境，安全轉移到皖中新四軍駐地。
* 1939年6月12日，駐湘鄂邊區的第27集團軍總司令楊森部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襲擊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新四軍通訊處，殺害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涂正坤、湘鄂贛特委組織部長羅梓銘、新四軍駐贛辦事處秘書兼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湘鄂贛特委秘書主任吳淵及通訊處工作人員吳賀泉、趙綠吟等，制造了“平江慘案”。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余人。
* 1939年9月1日，鄂東黃岡行政督察專員程汝懷(桂系)兼第五戰區鄂東游擊總指揮部總指揮，派遣鄂東游擊第十八縱隊（前身為湖北保八團）進剿麻城夏家山的中共張體學的鄂東游擊獨立五大隊，五大隊被迫分散向河南信陽、羅山和鄂東北禮山相連的地方突圍，部隊受到重大損失。黃岡中心縣委組織部長張良卿、五大隊供應處長姚渠、營教導員曹云路、醫務主任戴醒群，以及醫務、后勤人員等共100余人被捕后遭殺害，加上軍屬與革命群眾，被殺害500多人，為史稱“夏家山事件”（亦稱“鄂東慘案”）。
* 1939年11月11日，第三十一集團軍少將參謀耿明軒、確山縣長許公超，糾集確山、信陽、沁陽等縣自衛團1800余人，突然襲擊駐確山縣竹溝鎮的新四軍留守處，殘殺留守處醫院的傷病人員及抗戰官兵家屬200余人，制造了“確山慘案”。
1939年1月27日，閻錫山從山西吉縣西渡黃河進駐陜西省宜川縣秋林鎮。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陜西省宜川縣秋林鎮召開了秋林會議（軍、政、民高級干部會議），與會者有師長及獨立旅長以上軍官、各區專員及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區干部、公道團骨干、犧盟會各中心區及部分縣特派員等160余人，匯集了新舊兩派的重要人物。犧盟會和新軍領導人薄一波、續范廷、牛蔭冠、雷任民等出席。閻錫山在會上說：
他還提出，“現在天要下大雨，應該準備雨傘。”在會上，閻錫山提出了中心議題即取消新軍的政治委員制，并強調文官不得兼任軍職是蔣介石的命令。這一提議遭到與會的犧盟會和決死隊領導人薄一波、決死隊二縱政委張文昂等人的強烈反對。秋林會議上，閻錫山還提出了“統一編制，統一訓練，統一指揮，統一人事和待遇”的“統一方案”，取消決死隊的四個縱隊和工衛旅，進行改編，目的是把新軍統一于舊軍，會上還提出取消續范亭任主任的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場總動員委員會、限制犧盟會活動、縮小專員權限、取消若干進步法令等。會后，閻錫山決定將犧盟會控制的各縣政權收回。秋林會議同時，停止活動八年的國民黨山西省黨部重建，趙戴文為主任委員，中統黃樹芬為書記長，10名委員中蔣中正委任6人，閻錫山委任梁化之、李冠洋等4人。會后，閻錫山用各種辦法羈留與會的犧盟會和新軍領導人近3個月不讓其回前線。如韓鈞在“第二戰區校尉級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當了三個月的指導員。直到經黨的同意，采取表面接受、實際抵制的辦法，答應了閻錫山的要求，取消政委制、按照統一方案分別改編為旅，閻錫山委任舊軍軍官擔任各旅旅長。直到6月份，薄一波等人才被允許離開秋林鎮。
“統一方案”下的決死隊改編：、
* 一縱隊改編為：獨1旅：旅長梁述哉兼，政治部主任牛佩琮；216旅：旅長臺耀璽，政治部主任周仲英
* 二縱隊改編為：獨2旅：旅長艾子謙，政治部主任韓鈞兼；196旅：旅長白英杰，政治部主任徐榮
* 三縱隊改編為：獨3旅：旅長顏天明兼，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兼；197旅：旅長趙世玲，政治部主任張鳳閣
* 四縱隊改編為：獨7旅：旅長盧憲高，政治部主任李力果；203旅：旅長劉武銘，政治部主任劉玉衡。
* 政治保衛隊改編為：209旅：旅長張韶芳，政治部主任廖魯言；212旅：旅長孫定國，政治部主任王成林；213旅：旅長郝玉璽（1939年11月從秋林鎮回部隊路上被害），政治部主任紀錦章。
* 工人武裝自衛旅改編為：207旅：旅長郭挺一，政治部主任侯俊巖
以上各旅旅長均為原晉綏軍軍官，政治部主任多數為中共黨員。政治委員制取消。
1939年6月，續范亭的第二督察專員公署保安司令部撤銷，閻錫山委派趙承綬為第二督察專員公署主任、保安司令，統管晉西北的軍、政、民工作。在晉西北各縣建立了“精建會”、“突擊團”等組織，專門進行破壞中共的活動；派“聯絡官”、“視察員”到決死四縱的獨七旅和二0三旅進行策反活動，鼓動舊晉軍軍官挑起事端，使斗爭尖銳化、明朗化。續范亭的二專署所屬7個游擊支隊中，2個支隊歸入晉綏軍，5個支隊進行改編。其改編結果為：
*暫編第1師：師長續范亭，參謀長張希欽
**五、八支隊合編為44團：團長冀聘之叛變
*六、七支隊合編為決死13團，劃歸第十一專區楊集賢部
后來閻錫山又將趙戴文、趙丕廉從重慶調回。這兩人曾在薄一波、張文昂在山西國民師范學校念書時任校長，閻錫山想通過他們勸薄一波、張文昂接受取消新軍政委制，但未能成功。拖到1939年5月底，閻錫山遂向薄一波直接提出，“文官不能兼軍職是蔣委員長的決定，只能執行。我們必須取消專員兼任的政治委員。”當時梁化之給閻錫山分析，稱決死隊一縱隊（當時駐在晉東南）完全是中共控制，三縱隊完全是閻錫山控制，二縱隊是一半對一半，四縱隊不存在專員兼政委的問題，但也可能是一半對一半。薄一波眼看取消新軍政委制已無挽回余地，便稱“化之說得對，決死一縱隊完全是共產黨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員，也不可能回到山西舊軍序列。不過，我回去，還可以做點工作，你看怎么樣？”閻錫山同意了。1939年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到晉東南。
從秋林鎮回到太岳之后，薄一波隨即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匯報了秋林會議情況并提出對策，獲得北方局的首肯。1939年8月6日，北方局發出《制止閻錫山之動搖與鞏固山西統戰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山西開展反逆流斗爭的指示》，隨后中共中央以山西省委名義發出《關于堅持山西抗戰克服危險傾向的宣言》。
這時薄一波已經從專區搬至決死隊一縱隊司令部。1939年6月，薄一波在山西省沁源縣活鳳村召開決死隊一縱隊第三次全體干部會議，史稱活鳳會議，具體布置切實掌握部隊。11月初，決死一縱隊第四次擴大干部會議召開，薄一波作了題為《如何克服目前時局危機與堅持長期抗戰》的報告，指出目前妥協投降危險嚴重，山西的頑固分子反對中共、反對決死隊、反對犧盟會、反對敵后抗日根據地活動日益嚴重，對此種危險形勢必須加強思想準備。薄一波強調要加強組織準備，掌握部隊，鞏固政權。
1939年下半年，新軍各縱隊都進行了一定準備。比如一縱隊將仍在部隊的原晉綏軍軍官100多人送到白晉公路以東由羅瑞卿主持的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分校學習。由政工干部取代這些軍官的職務。在晉西南區黨委領導下，從1939年10月開始有計劃的組織干部撤離秋林地區，11月達到高潮，到事變發生時需要事先撤離的黨員干部和一些進步群眾都已經撤到新的地區新的崗位。
1939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山西光復紀念日），在陜西秋林的棗林會議室召開了民族革命同志會臨時代表大會，閻錫山作了《抗戰最高峰》的政治報告，在討論同志會公約時，新派老派激烈爭論，最后無果而終。會后，閻錫山留下新軍代表韓鈞不放其回部隊，閻錫山提出調韓鈞擔任山西新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梁化之），韓鈞拒絕。這時，山西舊軍與新軍、舊派與新派矛盾日增，而閻錫山和中共方面日益不信任。山西已成一觸即發的局面。1939年11月，閻錫山下令秋林地區的黨政軍機關人員一律參加國民黨。1939年11月，19軍副軍長梁培璜、61軍副軍長呂瑞英到臨汾與日軍清水師團參謀長山下秘密會談，人稱“臨汾會談”。1939年11月11日，截獲天水行營發出的密令：“十八集團軍擅委河防司令、警備司令，應明令撤銷，另由中央派員充任河防司令，擔任自宜川經延長、延川、清澗、綏德、吳堡、葭縣、神木、府谷一帶之河防任務……軍事方面如陜北由清澗河以北之河防也應否改派其他國軍接替，亦希權宜負責辦理。”11月22日，日軍突然從晉西的鄉寧、蒲縣、大寧、隰縣突然撤退，19軍迅速接防，使得決死二縱隊、政衛二〇九旅、八路軍晉西支隊處于敵、閻夾擊中。
1939年11月16日，召開中國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定實行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政策。
此時，賀龍、關向應正率八路軍第一二〇師轉戰于晉察冀邊區的阜平、平山。留駐晉西北的新三五八旅旅長彭紹輝帶領護送彈藥的第七一四團兩個營于12月6日到達平山回口村。晉西北的八路軍兵力空虛。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團，長年執行護送陜甘寧邊區與各抗日根據地之間來往人員和物資彈藥通過敵人封鎖線的任務，本身發展不大，此時，還在執行任務途中。
1939年11月26日，國民政府發動對日軍的冬季攻勢，閻錫山的第二戰區擔任主攻。也在11月26日，梁化之允許從1939年8月就已經在秋林鎮的韓鈞第二天回前線，并叮囑“必須走大路，千萬不要走小路”；韓鈞當天下午就帶警衛員秘密走小路，11月28日安抵二縱隊駐地隰縣義泉鎮（今黃土鎮義泉村）。11月29日，二縱隊召開縱隊領導緊急會議，韓鈞向張文昂、廖井丹、郝德青等介紹了閻錫山要拿二縱隊開刀消滅新軍的緊急嚴峻形勢，以及閻軍配合日軍夾擊消滅一縱隊的陰謀計劃；各路閻軍已經就位，必須爭取主動，不能坐以待斃。二縱隊政委張文昂不了解秋林鎮的政治形勢，對韓鈞的話表示懷疑，當場與韓鈞激烈爭吵。韓鈞心急如火，情緒激動，聲淚俱下，致使緊急會議中斷。張文昂打電報給新軍總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主任劉岱峰，大意是：韓鈞返部后，召開會議，神經過敏，認為形勢緊張，究竟如何？劉岱峰瞞著梁化之復電：形勢緊張，希按韓的意思行事。張文昂看過復電后，迅即在二縱隊領導會上統一了認識，做出了應對突然事變的緊急安排。韓鈞委托郝德青于12月2日到隰縣張家川（今為龍泉鎮東部）向晉西南區黨委書記林楓匯報。
11月28日，決死隊二縱隊一九六旅十七團同縱隊部與六專署駐地附近繳械了十九軍一個營。 魯應錄的新軍33團展開激戰。魯應錄系原晉綏軍軍官，不聽犧盟會指揮，故雙方發生激戰。魯德第一營、第三營突圍，第二營被殲滅。
1939年12月1日，閻錫山以發動冬季攻勢為名，命令決死隊二縱隊于12月5日向靈石、霍縣段的同蒲鐵路實行破擊，同時命舊軍4個軍47個團為預備隊，配置在二縱隊后側。12月1日當天，韓鈞與張文昂聯名致電新軍總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副總指揮陳光斗：舊軍66師在隰縣以東，73師在午城，“在我們背后準備所謂冬季攻勢”，要他們轉告閻錫山，該兩師“無移此必要，恐惹是非，請變更駐地。”12月2日，韓鈞與張文昂再次聯名致電梁化之并閻錫山，請嚴令61軍、19軍各部萬勿輕動，各歸原防。這時陳長捷的61軍從南向北，王靖國的19軍從西向東共計47個團的兵力向二縱隊包圍逼近。同時同蒲鐵路上的靈石、霍縣日軍也在增兵。12月2日韓鈞在下桑峨（今屬寨子鄉）召集196旅的團以上軍政干部會議，迎擊閻軍進攻的緊急動員和作戰部署，并命令第六團第一營把61軍11月下旬安插在縱隊司令部附近諳正村（今屬黃土鎮）的一個營解除武裝。
12月2日，獨立第二旅旅長艾子謙叛變投靠十九軍。12月3日，王靖國的第十九軍在永和地區包圍了決死隊二縱隊一九六旅旅部，旅長白英杰（白興杰）、參謀長張文龍殺掉政工人員，解決了犧盟會永和縣政府，帶旅部機關投靠十九軍。晉綏軍隨后破壞永和縣、大寧縣等六縣的政府及犧盟會等組織，殺害了洪洞縣、臨汾縣、蒲縣的縣長，襲擊了位于隰縣的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后方醫院，殺害了醫院傷病員。趙承綬則率部進攻駐晉西北的決死隊及八路軍第115師第358旅。孫楚部在晉東南進攻決死隊三縱隊。沁水縣、陽城縣、晉城縣、浮山縣、長治縣等地政府皆被摧毀。12月4日，孫楚搗毀陽城縣犧盟會的《新生報》社，活埋了編輯王良。
12月4日林楓致電毛澤東、王稼祥、滕代云、朱德、彭德懷、楊尚昆并各地新軍：“一個重大的突然事變已首先在晉西發動......”。中共中央派彭德懷由延安赴秋林。12月5日、6日，彭德懷先后會見了閻錫山與梁化之。彭痛斥反動分子的罪行，陳述利害關系，表示擁護進步，堅持反對倒退的決心，同時也表示了某種讓步。談話以后，彭向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報告中說：“閻的上述反動決心有動搖之意。總之，閻投降與反共未到最后決定。”12月6日毛澤東與王稼祥復電朱德、左權、彭德懷、陳士榘、林楓、彭紹輝、羅貴波、趙林并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彭真等《關于晉西南事件中我們的方針的指示》：“晉西南閻部新舊兩軍已發生嚴重武裝沖突，表現著山西舊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質是對抗日的叛變。”“反新軍反抗日的武裝叛變，可能在晉西南、晉西北再擴大化。”我們的方針是：“速即通知進步分子，立刻警惕，準備堅決應付事變。對叛軍進攻決不讓步，堅決有力地給以還擊，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對叛軍的口號，但不要反對閻。”“在新軍內迅速鞏固黨的領導，不可靠者斷然撤換。”“八路本身嚴加警戒，以防意外，并應給新軍以鼓勵、掩護和支持。”12月6日晉西南區黨委在隰縣張家川召開了區黨委、二縱隊、八路軍晉西支隊部領導人參加的緊急會議，決定在區黨委統一領導下成立晉西南新軍“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張文昂任總指揮，韓鈞任副總指揮兼前敵指揮，廖井丹任參謀長兼政治部主任，指揮晉西南所有新軍一致行動，包括獨立第二旅、第一九六旅、第六行政區保安旅、政衛第二〇九旅、第二一二旅、第二一三旅。部隊向康城、石口一帶集結、動員、整頓，清洗隊伍中的舊軍官，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調一批軍政干部到新軍。
二縱隊司令員韓鈞于12月7日從隰縣義棠鎮向閻錫山發電報（史稱“虞電”），稱：
收到電報后，閻錫山立即召開高級干部會議，稱：
閻錫山宣布韓鈞“叛變”，并通電全國對其進行討伐：“韓鈞著即撤職查辦。所有獨二旅、一九六旅部隊著艾、白兩旅長妥為收撫。其不甘附逆率部來歸者，準予免究。如有甘心附逆之徒，則命令剿除。”并任命陳長捷為剿叛總指揮，指揮61軍、19軍等進攻新軍。故國方有稱“韓鈞事件”、“韓鈞誓師叛變事件”。閻錫山秘密移防秋林附近的官莊村，直到四、五天后局勢明朗才搬回秋林鎮。
晉西事變爆發后，閻錫山曾對山西省犧盟會全體人員發表文告稱，
12月9日，毛澤東對晉西事變的估計和方針又作了補充指示，認為，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其目的在向我們示威，取得我們讓步，以便他能確實掌握晉西南、晉西北兩區，壓倒新派與我們的力量，以準備實行投降時的比較有利陣地”。但目前閻本人“對實行投降與公開反共，似尚未下最后決心”。“整個說來，現時局是布置投降的時期，未至實行投降的時期”。我們的方針，“堅決反擊閻之進攻，力爭抗戰派的勝利”。
閻錫山宣布討伐決死隊二縱隊后，派出六個軍向隰縣、孝義一帶攻擊。
由于中共方面薄一波等人已經做好了防范，所以閻錫山的討伐并沒有獲得多大成效。晉西事變爆發后，薄一波向決死隊各部發出電報，要求所有新軍部隊必須明確支持二縱隊。一縱隊還動員了三個主力團準備支援。中共方面在事件中始終堅持擁護閻錫山抗日的姿態，并沒有攻擊閻錫山，而是將矛頭對準晉綏軍的高級將領們。決死隊各部和犧盟會領導紛紛致電閻錫山，抗議王靖國、陳長捷、趙承綬、孫楚挑起事件。新軍在事件中還得到了八路軍的支持。晉西事變中，新軍三縱隊有四個團，二縱隊有小部分倒向閻錫山，其他新軍33個團均離開了閻錫山。
事變發生后，為了應付晉綏軍的進攻，決死隊發動了“反頑戰役”。12月9日，決死隊開始發起反擊，以一部就地作戰，主力則分為兩路，一路出擊隰縣，一路出擊石樓縣、永和縣，然后會師隰縣午城鎮，直取大寧縣、蒲縣。12月10日，政衛第209旅2個團出擊隰縣縣城之部消滅晉綏軍第十九軍一個團部及一個營；出擊石樓縣、永和縣的部隊則因遇阻而未能按原定計劃和出擊隰縣的部隊會師。12月14日，陳長捷率7個團進攻第六行政區保安旅，占領汾西縣暖泉頭（今屬勍香鎮）；黃驊率領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第2團及政衛第209旅第52團一部前來增援，一晝夜后擊潰陳長捷部，追擊數十里。
晉西南黨委從11月下旬在隰縣張家川召開區黨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區黨委林楓、張稼夫、王達成、黃驊、龔子榮及部隊領導同志陳士渠、張文昂、廖井丹等，12月9日會議討論了晉西南的形勢，認為突然事變已經開始，頑固分子已在實踐其妥協投降的陰謀，如果能予以迎頭痛擊，尚可能推遲投降局面，決定：（一）晉西南陣地一定要堅持，驅逐叛軍出晉西南，進步政權與群眾利益一定要保衛。（二）要快干，要主動的武裝自衛。（三）武裝斗爭，要由新軍出面來干，反對舊軍解決新軍，要求晉東南、晉西北給以幫助，集中晉西南新軍，免被各個擊破。（四）八路軍開始時不參加戰斗，保持靠近新軍。會后，迅速集中新軍、八路軍（只有支隊部和一團、二團尚在河東）于隰縣康城、石口一帶。12月7日至8日，中共晉西南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隰縣高家條召開，林楓代表區黨委總結了過去的工作，主要講了當前的形勢、黨的方針和緊急動員工作；王達成做組織工作的報告：抗戰以來，晉西南區共建立地委四個（汾孝稱中心縣委），縣委二十六個，區委八十三個，支部八百三十八個，共有黨員一萬七千八百六十九人，大會選舉產生了區黨委委員和候補委員，委員：林楓、王達成、張稼夫、龔子榮、陳士渠、黃驊、王文達、劉文珍；候補委員：楊尚儒、武永祥。大會選舉出中共七大代表：林楓、王文達、彭德、馬平定、解學恭、梁樹棠等。因為晉西事變發生，大會只開了兩天就告結束。
鄉寧地委武裝部部長兼一一五師獨立第一支隊第一大隊政委彭之久率領一大隊到汾南地區領導軍政民工作，整理政衛二一二旅，收集干部，堅持汾南工作。政衛二一三旅旅長郝玉璽從秋林返回途中在吉縣被閻軍34軍殺害，部隊沒有及時轉移，12月31日被閻軍包圍，此日突圍，轉移到太岳沁源縣，損失慘重。
12月12日夜晚獨二旅第6團團長在汾西縣它支村（今屬勍香鎮）陳雉卿在團部奉命率第一營返回二縱隊司令部（駐霍縣）途中,突然綁架團政治部主任李曙森、組織科長任景龍、宣傳科長廉指明、民運科長王勁虹、一營教導員王潤、二連長田運齊等，在一條山溝里就地槍決……,陳的叛變陰謀被二連指導員姚永貞察覺,姚與陳周旋后即回連隊,一面派人向附近的一九六旅部隊緊急求援,一面把機槍班掌握在手中,旋即向陳雉卿射擊。這時，韓鈞派二縱隊游擊十七團部隊已趕到,進行截擊,陳雉卿急忙帶領警衛人員和少數軍官逃走。
12月12日晉西北閻軍趙承綬、郭宗汾部向新軍決死四縱隊形成包圍形勢，四縱隊內部反動軍官也準備隨時下手。決死第四縱隊發生營長支長祿無理扣押政治教導員、連長萬春祥毒打政治指導員的事件。四縱隊政委雷任民、獨七旅政治主任李力果、二0三旅政治主任劉玉衡及其他在部隊領導金敏、劉仰嶠、羅萍、王黎生等召開黨委與部隊行政領導人參加的緊急擴大會議，政委雷任民主持會議，會議認為在晉西北，趙承綬已布置好向決死四縱隊進攻，四縱隊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必須當機立斷，爭取主動，搶先下手肅清內部的頑固軍官，完全掌握部隊，集中力量對付外部的敵人。會議最后決定：12月12日夜全軍同時行動。按計劃一舉逮捕了兩旅部和二十團、三十四團以及隨營學校的頑固軍官，取得了完全的勝利。12月13日部隊迅發，突破日、偽、頑的包圍，從交城山中轉移到嵐縣普明鎮一帶，靠近晉西北區黨委和新三五八旅指揮機關。并派閻步沄到嵐縣王獅向中共晉西北區黨委副書記羅貴波匯報行動計劃。13日，決死四縱隊二0三旅劉仰嶠、劉玉衡帶領十九團解決了旅部，逮捕了陰謀發動武裝叛變的旅長劉武銘等反動軍官，現場搜查出刻好的“忠勇抗日義勇軍”圖章及委任狀等。是日夜，獨七旅方面，由三十四團政治主任姚仲康解決了團部，旅長盧憲高帶三十四團的八、九兩個連逃閻錫山處。與此同時，十九團政治主任楊葉澎內外配合，把二十團的隊伍也拉了出來。四縱隊根據區黨委的指示，于十六日轉移到嵐縣，向彭三五八旅靠攏，清理內部，鞏固部隊。
12月13日，賀龍、關向應、周士第、甘泗淇致電晉西北區黨委副書記、新三五八旅政治委員羅貴波，對晉西北共軍部署提出意見：彭三五八旅旅部與七一四團應集結于普明與赤堅嶺（嵐縣西南五十里與方山縣交界處）之間，赤堅嶺必須控制在我軍手中，以保持戰略上的機動；警六團應集結于岢嵐、保德、五寨三角地帶，以策應續范亭部；獨立一團、獨立二團靠近決死四縱，取支持之勢；在政治上，應召集新軍中的黨員負責同志，作應變的具體部署；要清醒地估計到新軍因干部成分復雜而產生分化的可能，對于事變中的壞分子應斷然處置。這些意見是有預見性的，但是，沒有得到充分的貫徹。
12月16日，趙承綬在興縣召開高級軍事會議，部署軍事行動，企圖消滅晉西北的決死四縱隊等抗日新軍武裝。12月18日續范亭中途退席，趕到嵐縣（王獅鄉）史家莊將這一情況報告了晉西北區黨委，當時駐興縣的閻軍有趙承綬騎兵第一、二、三團，步兵第六十八師、七十一師，雜牌軍游三師等；郭宗汾的三十三軍駐臨縣。晉西北區黨委與續范亭商定，調暫一師三十六團來嵐縣（梁家莊鄉）裴家莊、百化宇、祁家莊一帶，與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團留下的1個營靠攏，準備應付即將發生的突然事變，同時，命令警六團、工衛旅、暫一師等部隊迅速以營、團為單位集結待命。12月24日，三十六團到達嵐縣地區布防，搶占了赤堅嶺。
12月18日，第四十七軍軍長李家鈺，在晉城城內下元巷秘密策劃、同時實施襲擊晉城抗日縣政府、決死三縱隊獨立第三營駐地書院頭，逮捕抗日干部100余人，突圍中教育科長黃祟武、公安局長宋鏡溪、指導員張相之、政治指導員張小峰、二區區長宋國英、青救會干部宋致國等16人犧牲，繳去決三營、公安局槍支400余條，晉城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陳立志在老百姓的掩護下，男扮女裝，由其他人抬著轎逃去河南。突圍出來的立刻向李寨鄉土嶺村轉移，中共晉豫地委決定臨時成立了晉、沁、陽三縣工作委員會及聯合辦事處（分別簡稱三縣工委、三縣聯辦），內設民運部、武裝部和各群眾抗日救亡團體。工委書記由原中共晉城中心縣委書記史向生擔任，委員由原中共陽城縣委書記胡曉琴和原中共沁水縣委書記王逸飛擔任，辦事處主任由原晉城中心縣縣長（中共黨員）宋乃德擔任，副主任原陽城犧盟會特派員魏永生，原沁水縣縣長（中共黨員）宋筠擔任。晉、沁、陽三縣軍政民干部共約800人聚集在高會、土嶺及附近地區。同時唐支隊在唐天際司令員率領下，駐扎在高會執行保護地委機關的任務。以黃河劇團為名義的濟源、孟縣黨的領導機關也駐在土嶺村。此時，被土嶺附近村的國民黨員張恒功，土嶺村王學如向國民黨晉城黨部告密，他倆人又親自引路，帶著第四十七軍第523團、已叛變的決死三縱孫瑞琨第八總隊，于1940年元月4日凌晨，兵分兩路將土嶺村包圍。抗日政府干部倉促應戰，當時在村的決死三營只有兩個排的兵力，除宋乃德等少數人攜帶縣政府銅印向西南突圍到沁河灘外，犧盟會秘書苗蓬在突圍中重傷犧牲，十多人戰死，營長史景班、二連連長郭瑾負責掩護轉移也被抓走。向東北方向突圍有83人都被俘，史稱“土嶺事件”。
12月21日，決死隊主力及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共6個團攻擊據守孝義縣水頭鎮的晉綏軍第十九軍一部，因對方已經集中兵力，未能攻克，不得不撤出戰斗。22日，決死二縱隊、晉西支隊在隰縣石口、水頭地區一帶與閻軍激戰后，此時，汾孝地區狹小，無回旋余地，處于日閻夾擊中，晉西南區黨委作出突圍到閻軍后方之決定：（一）第六專員行署及部隊后方、俘虜隊共兩千人，由馬佩勛率領送往太岳區；（二）王達成率領決死二縱隊游三團一個營匯同甘一飛領導的四大隊留汾孝地區堅持游擊戰爭，并掩護隱蔽在群眾中的干部；龔子榮和劉文珍、解學恭帶領三大隊和靈石大隊堅持洪趙地區的游擊戰爭并整頓黨的組織。（三）決死二縱隊主力和晉西支隊組成兩個梯隊，新軍作為第一梯隊，八路軍第115師晉西獨立支隊作為第二梯隊，出弓陽、關上，西進中陽、石樓，沿黃河南下，突圍到閻軍后側，與閻軍“換防”，直搗晉綏軍的根據地永和縣、大寧縣、吉縣、鄉寧縣。12月23日，兩梯隊順利抵達中陽縣境內。第一梯隊南下，第二梯隊西進，第一日占領留譽，殲33軍一個營。第二、三日，在三交激戰兩日，殲二零二旅兩個團大部，但第一梯隊南下受阻，撤回與第二梯隊會合。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反磨擦問題。毛澤東指出，現在閻錫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軍便是投降，樣子上還未投降，實際上已反共，樣子上還沒有公開反共。我們要利用閻的這種矛盾，在擁閻之下反閻。在這種矛盾之下我們可以取得勝利。毛澤東判斷：晉西北新軍力量加上中共力量，可能造成優勢，在反投降派的斗爭中，如果方針不錯，是有勝利把握的，并致電八路軍總部并賀龍、關向應，立即開一個團過路西作預備隊，但師部不要來。同一天，毛澤東、王稼祥致電晉西北區委和八路軍總部等，指出，“閻已令趙承綬調兵（向北）進攻四縱隊，武裝沖突勢不可免，應立即準備作戰，繼續鞏固新軍。武裝沖突不應由新軍先發動，而應在趙承綬進攻時，新軍占有利陣地，取防御姿態反攻而消滅之。”12月25日，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受命急赴晉西北。當日下午經綏德時，與王震會談，交換對晉西北斗爭的看法。滕代遠代表中央，要求王震在適當時機，組織力量東渡黃河配合新軍作戰，堵截趙承綬的退路。1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電令一二0師主力日夜兼程回赴晉西北，并令彭八旅接應決死二縱隊和晉西支隊北上。
晉西南地區新軍由于連續作戰20余日，極度疲勞。而頑軍正以數倍兵力逼進，面臨被晉綏軍包圍的危險，晉西南區委決定北上轉移到晉西北，報告中央同時即開始實施。12月27日晚，決死二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在柳林鎮東西兩側過三川河與公路通過日軍封鎖線，進抵臨縣招賢鎮、任家山，整編為6個團八千人。這時接到中央軍委指示，在舊軍強大力量進攻下進入晉西北是正確的，應當繼續北上，與八路軍主力會合。12月30日，又轉移至離石、方山、交城、靜樂地區。駐防于晉西北的晉綏軍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集中騎兵第一軍八個團的兵力，在白文鎮、（東會鄉）寨上村、開府、方山一線，企圖阻止晉西北新軍南下，并以郭宗汾的三十三軍六個團在臨縣以南阻止晉西南新軍及晉西支隊繼續北上。
12月28日，閻軍第三十四軍以召開聯防會議為名，將新軍政衛二一三旅參謀長張煥騙去扣押在軍部。于12月30日晚，三十四軍六個團、六十一軍三個團和八十三軍新編十四團，在三十四軍軍長彭毓斌的指揮下，從南、北、西三個方面，向鄉寧縣（雙鶴鄉）周家嶺一帶的二一三旅發動了進攻，戰斗首先在五十七團陣地打響，31日晚五十七團撤到（襄汾縣古城鎮）盤道村與旅部和五十八團會合后，向襄陵縣(南辛店鄉)劉莊方向轉移。
12月29日，彭紹輝率領的七一四團主力，完成護送彈藥到河北平山縣一二0師師部的任務，返回途中在太原以北的（陽曲縣泥屯鎮）耀子村殲日軍二個中隊，于29日晚趕回嵐縣史家莊。至此，晉西北八路軍擺脫了被動局面。
12月30日，毛澤東電令賀龍、關向應：你們需準備一切，將整個晉西北化為第二個五臺山；希與王震密切聯絡，準備將綏德等五縣化為根據地。考慮到一二〇師主力回調尚需要一定的時間，特令三五九旅七一七團東渡黃河，在磧口地區配合(針對舊軍的)作戰。中共中央軍委電令：一二0師彭三五八旅與決死四縱隊從嵐縣出發，接應決死二縱隊和晉西支隊繼續北上；并令一二0師主力星夜返回晉西北，準備反擊閻軍的進攻。30日，晉西北區黨委在嵐縣史家莊召開軍政干部緊急會議，決定了行動計劃和作戰部署，成立了“晉西北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續范亭任總指揮，雷任民任副總指揮，羅貴波任政委。同時，部署了軍事行動。這就形成了決死二縱隊由南、決死四縱隊等部由北夾擊趙承綬、郭宗汾等部的態勢。以決死第四縱隊的四個團及暫一師三十六團分編為左右兩個縱隊，由彭紹輝指揮分別向方山、臨縣白文鎮方向出擊，沖破頑軍的阻截，打通道路，接應二縱隊與晉西支隊北上；以七一四團及保安第七團為預備隊集結于嵐縣地區，并對靜樂日軍警戒；以決死第四縱隊第十八團進占興縣，摧毀興、嵐兩縣的舊政權和公安局，控制黃河邊的黑峪口，以保障我軍與陜甘寧邊區的交通；以工衛旅兩個團由岢嵐開至興縣以北的魏家灘，相繼消滅駐在保德的頑軍第200旅；以暫一師三十七團警戒五寨方向的日軍；調警六團自雁北趕回保德、五寨間，相繼消滅頑軍第十一行政督察區楊集賢保安部隊；在文、交地區的工衛旅第二十二團及彭三五八旅的獨立二團一營消滅頑軍暫編第一旅薛文教部。
12月31日，毛澤東、王稼祥發出《關于晉西事變以及我軍軍事部署的指示》，指出“目前整個形勢，閻以全力進攻晉西南，準備得手之后，轉攻晉西北，隔斷華北與邊區以及華北各個區域的聯系。為此目的，中央軍正在晉東南發動并準備隨時增加晉西南的戰爭”。為此，三五八旅及晉西北之新軍，立即集中于適當地區，準備戰斗，由一二〇師派出兩個至三個團到晉西北，“賀、關即出發到晉西北指揮戰爭，愈快愈好。”“原在（晉察冀）軍區周圍所有閻之舊勢力，均由聶即行（有）計劃地掃光。”
由于賀龍的部隊集結、補充衣被鞋襪等問題上存在實際困難，一時無法啟程。賀龍嚴厲批評了參謀長周士第、供給部副部長范子瑜，令范子瑜10天之內完成物資補充。賀龍每隔1天就要把范子瑜找來問一次進展情況。賀龍根據部隊集結、物資補充情況和行程估計，1月中旬方能趕到晉西北，這樣，有可能喪失反頑時機。賀龍、關向應于1940年1月1日向毛澤東報告，決定率兩個團先期赴晉西北，建議由王震率3個團與晉西北我軍及新軍相配合，以轉變時機穩定局勢。此時蔣鼎文放出風聲，要驅逐三五九旅，派兵接防綏德河防。
12月1日至9日，晉西北新軍先后占領（東會鄉）寨上、開府、陽坡、馬坊、方山、白文鎮，從東、北兩面將閻軍壓縮在臨縣城附近。此期間，決死二縱隊、晉西支隊由招賢鎮進至靜樂縣米峪鎮、天池店地區。
193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下旬，晉察冀邊區先后粉碎了閻軍白志沂（第十行政區督察專員公署專員兼保安司令）、楊澄源（山西保安副總司令）、金憲章（新二師師長）的挑釁。雁北閻軍白志沂部1939年9月開始，勾結日偽軍和渾源土匪喬日成部，進占了八路軍根據地的靈丘縣、廣靈縣，并侵入渾源縣南部。經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會同一二〇師師長賀龍、政委關向應、北方分局書記彭真批準，1940年1月2日，三五八旅旅長張宗遜、政委張平化指揮七一六團、七一四團和動委會察綏支隊（雁北支隊）等部，消滅白志沂部于渾源二區（今官兒鄉），俘虜400余人，白志沂在（應縣白馬石鄉）鹿圈掌戰斗中化裝為老百姓逃脫，與鐘有悌率幾十人逃亡綏遠黃河邊。白志沂部潰兵全部被喬日成收編，第十九團團長、渾源縣長張國仁只身逃入大同，被大同日軍所殺。
1940年1月初，西雁北地區在晉綏邊特委的統一領導下，在決死四縱隊十八團二營及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一舉摧毀了左云、懷仁、右玉、朔縣等閻軍政權。1月3日，工衛旅在晉西北區黨委的領導下，逮捕了該旅旅長郭挺一。
1月5日，為兼顧晉西北戰局和邊區安寧，毛澤東作出一系列決策：“晉西北有賀、關率兩個團去，可以保障逐漸消滅舊軍化為根據地”，“王旅除派一部過河策應，主力仍不動”。“一、晉西北作戰由賀、關直接負責；二、王震及其主力不能東渡，以防蔣鼎文對陜北的進攻，只能派一二個營相策應。”命令王震準備派一部力量，在戰事發生時，以打日寇為名過河聲援，箝制舊軍，王震本人及主力不宜過河，因牽動太多。晉西北關系全局，呂梁已失，靠奪取晉西北作戰樞紐。
1月7日，賀龍指示彭紹輝、羅貴波：機動靈活迅速消滅騎一軍，取得方山；消滅白文鎮趙承綬部；立即解決郭挺一。
1月9日，中央軍委總參謀長滕代遠來到嵐縣史家莊的晉西北抗日擁閻討逆總指揮部，統一指揮軍事行動和作戰問題。
考慮到一二〇師確不能及時抵達晉西北的現實和賀、關的建議，毛澤東稍微調整了對三五九旅的安排，1月10日電告王震能否考慮派一個團過河進至磧口以東臨縣以南地區，牽制臨縣之敵軍策應北面作戰，如遇舊軍由南向北進，則消滅之。1月10日，賀龍和關向應率師直屬隊、特務團、七一五團為第一梯隊回返晉西北。1月10日，在滕代遠統一指揮下，晉西北新軍自白文鎮和方山兩路向臨縣趙承綬、郭宗汾部發起進攻。決死二縱隊、晉西支隊、政衛旅、二0九旅從東面進攻，彭三五八旅、決死四縱隊、暫一師、工衛旅從北面進攻。同時，軍委命令王震的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劉轉連）東渡黃河，在磧口地區相繼配合戰斗。
1月13日，晉西北左、右集團兩路同時迫近臨縣城郊。當晚，趙承綬、郭宗汾部怕被我軍殲滅，棄城逃走。1月14日，晉西南、晉西北我軍勝利會師臨縣，此次戰斗俘虜400余人，繳獲馬匹400余及大量槍支彈藥。1月15日，在臨縣城召開會師大會和慶功會。1月16日，追擊部隊在招賢鎮、田家山殲其一部；三五九旅七一七團在磧口截其一個團，殲其四百余人，趙、郭二部主力越過離軍公路逃向晉西南。黨中央根據統一戰線政策，命令四縱隊等部將趙、郭閻軍追至汾離公路以南即停止前進。1月19日，賀龍、關向應率部進至晉西北臨縣窯頭，晉西北危機基本解除。1940年1月20日，晉西南和晉西北的新軍部隊在臨縣會師，召開了祝捷與會師大會。晉西北反頑固戰役勝利結束。
1月24日，賀龍、關向應趕到嵐縣史家莊，與滕代遠、林楓、趙林、彭紹輝、羅貴波等會面。此時，反頑斗爭雖已取得勝利，但留下了許多亟待處理的問題，如晉西北頑固派武裝尚未全部肅清，由同蒲路以東跑來的閻錫山第十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白志沂、第十一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楊集賢部尚盤踞在晉西北的北部；新軍、犧盟會經過這次事變，亟待整頓和補充；各級政權尚須改造或重建；極度困難的財政經濟問題必需解決；以及準備對晉西南閻軍實施反攻等等。滕代遠向毛澤東報告：“晉西北黨政軍民統一領導，由賀、關負責，當可大力加強。”賀龍、關向應則希望滕代遠在晉西北多逗留一段時間，協助他們做好工作。2月2日至8日，一二〇師部主力分批抵達晉西北臨縣。1940年2月初，賀龍決定新三五八旅七一四團和暫一師三十六團開赴岢嵐、河曲、保德，解決北邊的頑固派。賀龍到新三五八旅旅部，親自同該旅旅長彭紹輝等談話：“你們到北邊去，解決那兒的頑固派，要在那兒建設根據地。要把那里當成你們的家，將來要在那里搞個分區，交給你們。”1月31日，七一四團和三十六團出發北上，2月7日在興縣魏家灘張家墕村消滅了閻錫山的侯光遠部游擊第三師800余人，接著，2月13日在河曲縣以第36團到（縣城東南2公里）唐家會村斷敵退路，警備六團由呂家墕攻擊（五花城鎮）大捻墕、小捻墕的白志沂部，七一四團由（巡鎮鎮）五門樓村進攻沙坪、河合、五花城之楊集賢部，獨立一團為預備隊，將白志沂、楊集賢兩部700余人全部肅清；第十一行政區專員兼保安司令楊集賢逃往河西，臨行將羈押的河曲縣犧盟特派員、地下縣委統戰部長焦克顯，中共黨員、河曲縣公道團長管允賢，三區區委書記高向智、槍佛墕村農救會秘書賈山等押過黃河，在灰口村河灘剜目用棍棒打死。八路軍又勸說察哈爾游擊司令馬占山、駐河曲縣城的第八十六師高雙成兩部，退回到他們原來所在的綏遠和陜西府谷等地。從此，晉西北結束了抗戰以來兩種軍隊、兩種政權并存的局面。2月中旬，晉西北地區的頑固派勢力全部被肅清。反頑固斗爭取得勝利后，河曲縣各界于1940年2月15日在巡鎮為焦克顯、管允賢、高向智、賈山四烈士召開萬人追悼送殯大會。
1940年1月上旬，在鄉吉地區建立起晉西南工委。彭德任書記，郭達任組織部長，廉懷德任宣傳部長。北方局發來指示信，要求晉西南黨的組織轉入地下，以公開社會職業做掩護，進行合法活動；暴露身份的黨員撤到太岳根據地；政治上表現動搖的黨員，堅決切斷組織關系，派一些黨員干部打入到敵人內部，給我們提供情報。戰役結束后，晉西南被晉綏軍全面占領。
在此期間，第八集團軍孫楚所部，聯合部分中央軍向在晉東南地區的新軍決死第一、三縱隊和八路軍發動進攻。新軍和八路軍奮起自衛，打退了進攻。決死三縱隊7個團，有4個團被孫楚拉走。決死第三縱隊損失慘重：叛變了一個縱隊司令部、一個旅部、3個團、1個營，被國民黨軍消滅1個營，共計損失4000余人，各種物資不可計算。此外，由陽城經晉城東溝、高平宰李、陵川禺居到長治、武鄉的這條連接黨中央與八路軍總部的地下交通線亦被破壞。晉城、高平、陽城、陵川、沁水5個縣所有的抗日政府、犧盟會、各救會均被摧毀，大批基層黨組織遭到破壞。決三縱余部1940年2、3月間陸續集結在壺關、平順。1940年4月底，日軍進攻晉城一帶。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孫楚率部撤退前，于農歷五月初一在陽城縣巖山村秋川河灘把決死三縱隊第197旅政治主任張鳳閣、第七總隊政治主任郭鴻璜、第9總隊政治主任郝廷珖、浮山縣抗日縣長武之誠、陽城犧盟特派員江濤（女，吉林省延吉縣人）與張哲、第七總隊第一大隊長盧正維、第七總隊第二大隊指導員王恩俊、第七總隊第三大隊指導員何希圣、第七總隊政治處組織干事（黨總支書記）王貴廷、第七總隊中隊指導員李發先、寧翔高、仇星彩、第九總隊政治處組織干事楊鳳鳴等24名被捕的決死三縱隊黨員領導干部活埋。
1940年2月4日，賀龍和關向應率領一二0師主力從恒山地區星夜趕回晉西北，根據晉西北的形勢重新作了軍事部署，決定將決死二、四縱隊及八路軍晉西支隊和一二0師部共14個團布置在南線，以防閻軍從晉西北進犯；北線由三五八旅主力及暫一師三十六團等部負責殲滅盤踞在河曲、保德、苛嵐、五寨的閻軍。同時決定，決死第四縱隊行政上屬晉西北新軍指揮部，訓練與作戰完全由八路軍一二0師領導。
1940年1月24日，由晉察冀一分區第一團（團長宋玉琳、團政委朱遵斌）、四分區第五團（團長陳祖林、團政委肖鋒）、冀中軍區警備旅（旅長王長江、政委曠伏兆，共2個團）組成“南下支隊”，陳正湘任司令員、劉道生任政治委員、參謀長晨光，準備開赴晉東南參加反頑自衛作戰。1月30日冀中軍區組成南進支隊，由程子華率領開赴冀南，參加反擊石友三部的挑釁活動；晉察冀全邊區掀起了“反投降、反頑固”的群眾運動。1940年2月7日農歷大年三十夜，聶榮臻、呂正操、羅瑞卿帶抗大總校,隨晉察冀軍區南下支隊，在微水附近越過正太路封鎖線，經過幾天急行軍，經昔陽、和順、遼縣，2月23日到達到達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武鄉縣王家峪。3月5日至8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進行了“磁（縣）武（安）涉（縣）戰役”，殲滅朱懷冰第九十七軍3個師1萬余人；在3月8日的關鍵戰斗中，宋玉琳、朱遵斌親自帶領晉察冀一團的二營、三營，直接沖進朱懷冰第九十七軍軍部，俘虜了朱懷冰的參謀長、司令部人員甚至他的家眷，只有朱懷冰本人帶了少數人員僥幸逃脫。1940年6月陳正湘率南進支隊返回晉察冀，陳正湘和老一團都沒有回到一分區，而是被留在四分區所在的平山縣，聶榮臻親自領導進行總結休整。
在事變中，閻錫山晉綏軍橫掃晉西南，但在晉西北遭慘重失敗，而晉東南則被中央軍乘機占據。事變過后，閻錫山的地盤損失了四分之三，只能居于晉西南，不再能控制山西其他各地晉西南完整的縣只有吉縣、鄉寧、隰縣、石樓、永和、大寧、蒲縣。嫡系部隊61軍、19軍、獨八旅、特別是騎一軍和三十三軍均損失很大。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陳長捷、第十九軍軍長孟憲吉、第八十三軍軍長杜春沂均離閻投蔣。
1939年12月30日，蔣介石派遣天水行營主任程潛赴二戰區調查、點驗。1940年1月3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下令：
這導致第61軍撤回原防地，以免被胡宗南部進占。
10萬中央軍控制晉東南后，還進一步控制了晉東南十多個縣的政權。閻錫山的部下楊乃超在日記中記述道：
閻錫山大有被中央軍架空的危險。續范亭就此評論，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是“閻王定下殺馬計，跑了馬兒又傷身”。
晉西事變后，閻錫山感到來自蔣介石中央軍的威脅增加。中共中央則認為閻錫山仍有合作可能，且蔣介石有推翻閻錫山孤立中共的企圖，遂提出調停。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對山西新舊軍的磨擦問題，我們采取強硬方針是對的。當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王世英，指出：“（甲）國共分裂之謠不可信，這是漢奸放的空氣；（乙）你應對外表示八路擁護閻長官抗日建國一如往昔，但希望舊軍停止進攻新軍，雙方和解以利抗日。”1月11日，毛澤東在復彭德懷的電報中，對目前國內形勢指出：“還不是全國下雨之時，在全國任務還是組織進步力量，力爭中間階層，擊退大資產階級的動搖與反動，這種可能性現在還未喪失。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閻錫山的反動。他就是目前大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部分。他的陰謀十分惡毒。他已封鎖了呂梁山與中條山。我們對策，以賀、關力量首先奪取晉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晉東南力量鞏固晉東南未失陣地，爭回已失陣地之一部，打開一條通洛陽的路，十分要緊。然后由賀關與晉東南各出一部，向呂梁山攻擊，至少恢復原有陳支隊陣地及一條交通線，打通延水關。如果此時閻錫山愿意講和(還未喪失此種可能)，則讓他占領呂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條交通線，就此罷手，否則戰事難免擴大。”1月16日，毛澤東、王稼祥指示王世英，立即向閻錫山等表示：山西新舊軍斗爭應和平解決，以便團結抗日，擬派南漢宸去秋林協商，問閻是否同意。
1940年1月27日，毛澤東和王稼祥給當時在山西前線的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賀龍、關向應、聶榮臻、彭真電示：“（甲）薄一波、戎子和、續范亭、雷任民、宋劭文、張文昂、韓鈞及各地犧盟、民青，應繼續不斷打電報給閻、梁、楊，痛陳陳、王、孫、趙四人進攻新軍，破壞犧盟，慘殺抗日人員的罪惡，并表示愿意和平解決山西內部問題，免為敵人利用，愿在閻領導下團結抗日，決無他求，以示仁至義盡。（乙）此間已用肖勁光名義向閻提議調停，并指明陳支隊被攻，呂梁山八路兵站線被消滅，八路傷兵被慘殺……。但八路愿繼續團結在閻領導下抗戰，如閻愿意談判，則準備派人去談。”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陜甘寧邊區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名義致電閻錫山，提出愿意調解山西新舊兩軍沖突。1月28日，毛、王又電王世英，要他再問閻錫山等，“是否真正同意此間派人商談團結抗戰及調解新舊沖突”。2月11日，毛澤東為新軍起草薄一波致閻錫山的電報，希望閻錫山調和山西新舊兩軍，重新團結一致抗日。內容如下：
毛澤東同時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