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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糧食安全和糧食權力通常有直接關係，但兩者仍有分別。糧食安全是指一個地區在任何時候有足夠的食物供應給所有人以維持健康的日常生活。糧食權力是指政府、公司、領袖、國家等放棄糧食安全換取其他東西作為回報。許多國家使用糧食權力，威脅其他國家的糧食安全。一個國家的福利與人民的福利直接相關，因此每個國家希望為人民提供可靠的糧物供應，但是這需要可能成為糧食政治的手段，以表明國家擁有糧食權力。
菲德爾·卡斯特羅出席聯合國大會
禁運不是糧食權力，但糧食權力可以應用在禁運問題上。事實上，不涉及糧食的禁運多以失敗收場。例如，協約國在1914年8月20日開始對德國實施糧食以外的禁運，效果不甚顯著，依賴進口糧食的德國在禁運清單中加入糧食後經濟被拖垮，最終採取鋌而走險的措施失敗，可見糧食具有實質影響力。
1980年代初，美國嘗試利用糧食權力，對蘇聯實施穀物禁運，蘇聯以較高成本從不同國家進口糧食，美國政策失敗。失敗的例子還有1990年聯合國安理會對伊拉克的糧食制裁。
另一個禁運的例子是美國對古巴實施糧食禁運為手段，迫其服從美國霸權，古巴人民的情況和健康因而下降，這項禁運仍然持續。
糧食權力只在符合某些結構性的條件時湊效：
# 稀缺性：商品的價值在需求高而供應有限時增加，而價格反映了商品的重要性，即其作為武器的潛力，例如一個不惜大灑金錢的消費者可能願意以政治上的讓步作為高昂的代價。
# 供應集中︰供應掌握在少數生產者手中，限制市場競爭或價格修正，從而壟斷市場。
# 需求分散：供應商容許消費者互相競爭、提高價格、提出條件限制，均有利於把經濟糧食作為武器。
# 獨立行動：供應者為了確保作用，必須控制貨物的生產過程等方面，確保能維持或擴大其資產的控制權。
上列四項條件必須同時出現，才能把經濟糧食作為政治工具。但四項條件同時出現不一定意味著經濟糧食會被用作政治工具，當局還會考慮其他進一步的條件是否存在，例如性質、目標、其他方法可行性和評估效用。
國家之間使用經濟武器有很多用途。其中一個利用糧食權力而非政治性質的用途，是影響商業協議的條件，例如價格、運輸、貨物和付款時間表等。另一種用途與買方的經濟目標有關，如收支平衡、通貨膨脹、稅收或土地擁有權。許多人認為利用經濟手段換取政治利益有違道德，例如抵制某些國家、在聯合國種票。當兩個政府不接受彼此的合法性，使用經濟武器的目的不是經濟目標，而是刺激反對力量從而推翻政權或迫使政府投降。
大麥是主要的動物飼料
2005年糧食進口
美國在很多領域如軍事、能源、出口發揮主導角色，雖然它的影響力不及從前，但其糧食權力的重要地位不變。美國是最大的糧食生產國和出口國，其他國家（主要包括發展中國家和最富有的石油出口國）開始出現食物短缺，日漸依賴從美國進口的糧食，美國的糧食權力變得更強大。進口糧食的國家為對美國表示友好，也可能讓美國有某種形式的影響力。即使是一些最貧窮的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已依賴美國小麥，因此美國可以限制其出口食品達至政治目的。美國利用糧食權力作為一種手段，對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施加壓力。在糧食短缺或飢荒時，依賴美國糧食的國家急需援助，此時糧食權力效用最大。
美國經常使用它的經濟實力懲罰其他國家，其中一個方式是阻止糧食出口。懲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針對威脅美國的國家（如共產國家、社會主義政府、支持激進政權或缺乏民主的政權、不接受美國協議的國家），一是市場發展與人道主義目標（如試圖把美國公司財產國有化、接管美國公司的職能或採納民族主義經濟政策的國家）。
1970年代後，美國在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發表報告探討糧食禁運的潛力後修改立場，取消對利比亞、蘇丹和北韓實行的農產品出口制裁措施（與古巴的農產品貿易仍然受到一些限制），給予國會在這問題上否決總統單方面行動的權力。
相對於北美洲和歐洲，非洲（尤其蘇丹）的糧食政治規模較小。自然環境不是造成非洲糧食不安全的唯一因素。一些專家認為飢荒和糧食不安全是由於非洲糧食生產不穩，加上人口增長和環境的可持續性的相互作用每況愈下。
蘇丹衛星圖片
兩種理論可解釋飢荒形成的原因，一個理論指出飢荒的自然形成原因是乾旱、戰爭或農業系統的重大改變，另一理論主要涉及人們獲得或有權獲得的能力從而出現小規模的糧食力量。
蘇丹飢荒是另一個糧食權力的例子，當局制訂忽視人民需要的糧食政策以達到政治目的。1980年代的飢荒完全是人為的，反對派為爭奪選票而鼓勵飢荒，從中提升他們政治和經濟地位。這些政黨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商人為爭取更佳的貿易條件而囤積糧食和低價購入牲畜，而西方商人在1987年飢荒中拒絕在達爾富爾貧困村落以合理的價格出售糧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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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卡斯帕爾·施密特（；），筆名麥克斯·施蒂納，德國哲學家，主要研究的社會異化和概念。施蒂納通常被視為虛無主義、存在主義、、后現代主義和個人無政府主義的先驅者。
施蒂納的主要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于1844年在萊比錫首次出版，此后它歷經多次再版，并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
施蒂納于拜羅伊特的出生地
施蒂納生于巴伐利亞拜羅伊特，人們對他的生平知之甚少，為數不多的資料大多來自蘇格蘭裔德國作家的一篇傳記（''Max Stirner –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施蒂納是阿爾貝特·克里斯蒂安·海因里希·施密特（1769–1807）和索菲婭·埃萊諾拉·賴因萊因（1778–1839）的獨子。施蒂納的父親于1807年4月19日死于結核病，年僅37歲。1809年，施蒂納的母親與海因里希·巴勒施泰特（一位藥劑師）再婚，隨后定居于西普魯士庫爾姆（今屬波蘭海烏姆諾）。施蒂納20歲那年求學于柏林洪堡大學，他在洪堡大學主修語文學、哲學和神學。大學期間他曾多次參加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有關哲學史、宗教哲學和主觀精神的講座，黑格爾后來也成為了他思想的靈感來源之一。施蒂納后來去了埃朗根-紐倫堡大學，與路德維希·安德列斯·費爾巴哈同期在該校學習。
施蒂納后來又回到了柏林，并且獲得了一份教師資格證，但他沒能從普魯士政府那里獲得一份全職教職。1841年，施蒂納曾多次參與一群年輕哲學家的聚會，這些青年哲學家在當時被稱為“自由人小組”，不過后來的歷史學家將他們歸為青年黑格爾派的一部分。許多19世紀的文學和哲學名人都曾是自由人小組的成員，如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布魯諾·鮑威爾和等人。雖然一些青年黑格爾派熱衷于黑格爾的辯證法，并試圖將辯證法應用于黑格爾自己的結論，但其左翼成員最終在費爾巴哈和鮑威爾的領導下與黑格爾的理論決裂。
自由人小組常在腓特烈大街的希佩爾酒吧舉行交流和辯論，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也曾多次參與這些交流，當時他們和施蒂納都是費爾巴哈的擁護者。施蒂納曾多次與恩格斯交流，恩格斯甚至回憶道：“我同施蒂納很熟，我們是好朋友”，但是今日的學界仍不能確定馬克思是否曾與施蒂納見過面。施蒂納似乎并不熱衷于參與討論，但他仍常來酒吧傾聽他人的想法。當下最常使用的施蒂納肖像取自恩格斯在40年后根據記憶畫的一幅漫畫，他在收到傳記作家麥凱的請求後便嘗試繪畫之。這幅畫和恩格爾對希佩爾酒吧自由人小組的素描畫很可能是施蒂納唯二的第一手圖像。施蒂納后來在格羅皮烏斯夫人所有的一所女子中學短暫任教，也是在這里他完成了他的最主要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施蒂納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與費爾巴哈和鮑威爾論戰，但施蒂納在這本書中同樣反對威廉·魏特林等共產主義者和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等無政府主義者的理念。1844年10月，他因預料到這部作品的出版會引起爭論而自行辭去了教職。
施蒂納曾結過兩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阿格內斯·布爾茨（1815–1838），他女房東的女兒，兩人于1837年12月12日完婚。然而，她在1838年死于懷孕后的并發癥。1843年，施蒂納與自由人小組的成員再婚。二人的臨時婚禮在施蒂納的公寓舉行。婚禮上，賓客穿著十分隨意，二人由于忘記買結婚戒指而使用銅戒指代替結婚戒指，又由于自己家里沒有聖經而不得不四處找鄰居借書。婚后，施蒂納用瑪麗的錢開了一家主要負責銷售乳制品的牛奶鋪，但生意慘淡，沒過多久就倒閉了，這件事導致施蒂納夫妻二人關系不和，最終于1847年分居。《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前言頁亦有“獻給我親愛的瑪麗·德哈爾特”字樣。瑪麗后來皈依了天主教，并于1902年在倫敦去世。
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出版后，施蒂納又寫了《施蒂納的評論者》（''Stirner's Critics''），并將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和讓-巴蒂斯特·賽伊的《政治經濟學概論》譯為德語以換取一些積蓄。1852年，施蒂納又參與了《反動的歷史》的編寫。1856年，施蒂納在柏林死于昆蟲叮咬后的感染。青年黑格爾派中，只有布魯諾·鮑威爾和路德維希·布爾二人代表整個組織出席了他于的葬禮。
施蒂納的哲學主要體現于其主要的哲學作品《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他的哲學觀被認為對虛無主義、存在主義和后現代主義以及個人無政府主義、后無政府主義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施蒂納本人反對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人文主義、自由主義、財產權和民族主義，他認為這些都是權威支配個人的不同形式，進而無法與他的個人主義哲學調和，他的這一觀點影響了許多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和后左翼無政府主義者。《》的作者們稱“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的無政府主義運動中，許多人接受了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并將其作為他們在1940年代及以后所傳播的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根基”。同樣，著名的無政府主義歷史學家稱：“在閱讀施蒂納的著作時，我認為只能在社會主義的層面上對他的著作進行詮釋”。施蒂納是個反資本主義者，同時也是親勞工運動者，施蒂納曾抨擊道“私有財產造成的勞動分工使工人的自我和個性逐漸消亡”，并且稱“自由競爭并不是‘自由的’，因為我沒有進行競爭的實物。……在市民等級的統治下，勞動者經常落入有產者的手中，即落入那些掌握任何國家財產的人的手里，特別是落入掌握貨幣和財產者，即資本家手里……。工人不能按照他的勞動對于享受者所占價值的程度來取得等價報酬。……國家建立在對勞動的奴役基礎之上。如果勞動自由了，那么，國家就將消失”。施蒂納認為，“勞動有利己主義的特點，工人是利己主義者”。
施蒂納本人并不反對某些意識形態所進行的斗爭，例如社會主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以及對人權的擁護。不過，他反對他們的法律抽象性和理想抽象性，這一點使他既不同于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如無政府資本主義和右派自由意志主義），也不同于法西斯主義的超人說理論，因為施蒂納仍然將個人置于中心，而不是神圣的集體。至于社會主義，施蒂納曾經給寫過一封信，信中稱“我一點也不反對社會主義，但我反對神圣化的社會主義；我的自私并不反對愛……亦并不反對犧牲或自我否定……尤其不是社會主義的反對理論……——簡而言之，它不仇視真正愛好；它不反對愛，但反對神圣化的愛，它不反對思想，但反對神圣化的思想，不反對社會主義者，但反對神圣化的社會主義”。
施蒂納的利己主義是純粹描述性的內容，這些內容試圖超越“應該”這一概念本身。如果試圖將施蒂納納入當代人的思維模式中，就會忽視這一點。施蒂納認為，個人是不可能被完全理解的。所有單純的自我概念總會不足以完全描述我們經驗的本質。施蒂納的思想被廣泛地認為是對心理利己主義和理性利己主義的描述。因此，盡管施蒂納曾寫道“我的自私并不反對愛……亦并不反對犧牲或自我否定……”，但這種私利必然是主觀的，允許包括自私和利他的規范性要求。
這里的私利亦不同于“安·蘭德等人的狹隘的、自我否定的‘利己主義’”，因為施蒂納“沒有規定什么符合人的私利。他沒有因為他喜歡某種方式就說你應該以某種方式行事，他沒有重新定義自私，這讓大部分資產階級的道德保持不變。他敦促每個人為自己思考，尋找屬于自己的道路。對于施蒂納來說，自私地、喪氣地過著由某個大師決定的、某個權威人物認可的生活絕對不符合他口中的‘利己主義’。真正的利己主義不是鸚鵡學舌般地同意他所闡述的一切。沒有什么比創立‘施蒂納主義’更不符合施蒂納著作宗旨的事了”。在這種意義上，將施蒂納和無政府共產主義結合起來的唐納德·魯姆曾寫道“我很高興能被稱為施蒂納式的無政府主義者，但前提是‘施蒂納式的’是指贊同施蒂納總體的理論傾向，而不是贊同施蒂納的每句話。請根據我論點本身，而非根據施蒂納的論點，也非根據我的論點是否符合施蒂納的思想，來評判我的論點”。
個人的自我實現依賴于個人實現其利己主義的意愿。被強迫的利己主義者和自愿的利己主義者之間的區別在于前者會被一種“空想”所占有，進而認為他在實現某種崇高的事業，而通常不知道他只是在實現自己的欲望，追求快樂感或安全感。而自愿的利己主義者將是一個有自由意志的人，且能充分意識到他只是在滿足施蒂納所說的個人欲望：
這種對立還體現在本意的利己主義者是其自身概念的擁有者，而非其自身概念的被擁有者。只有當一個人意識到所有神圣的真理，如法律、權利、道德、宗教等等，都不過是人為的概念，而且不應服從時，他才能自由地做事。對施蒂納來說，自由是某人自己的造物（在創造的意義上），又是創造該人的事物（顛覆了神靈過往的角色）。對施蒂納來說，強力是利己主義的方法，而且是在哲學意義上獲得所有物的唯一合理的方法。《》的作者們認為，施蒂納反對“現代‘自由意志主義’資本家的主張，因為他們把‘利潤’視為‘私利’的關鍵”，并認為施蒂納“對它們只有蔑視”，因為“‘貪婪’只是自我的一部分，如果一生只追求這一部分，就是否定其他所有部分。施蒂納認為這種追求是‘自我犧牲精神的’，或者說是‘片面的、不開放的、狹隘的利己主義’，就會導致唯一者被其一個方面所占有”。這些作者引用施蒂納的原文“他把他的一切都付諸一個事物、一個目標、一個意志、一種欲望……一種欲望支配了他，為此他犧牲了其他一切”。所以，施蒂納“對那些用‘自然權利’來捍衛財產，并以一種欲望反對盜竊和征稅的人只有蔑視，因為它侵犯了上述權利”。施蒂納同樣“深知只有當大眾相信財產的神圣性時，不平等才有可能。這樣一來，最終大多數人失去了他們的財產”。因此，施蒂納敦促人們對一切形式的權威發起叛亂，并告誡人們不要尊重財產的神圣性。
亨利·繆綸所制的明信片，上面印有繆綸認定的三位個人無政府主義先驅——埃米爾·阿爾芒、麥克斯·施蒂納和本杰明·塔克
施蒂納認為，大多數被普遍接受的社會制度——比如國家、所有權、自然權利——都只是幻覺、幽靈或思想中的精靈。施蒂納主張利己主義及一種非道德主義，即個人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才聯合起來組成利己主義者的聯盟。對他來說，財產只是通過強力產生的：“誰知道如何奪取并保持這件事物，這件事物就屬于誰。……我在強力中擁有的即是我自己的。只要我自己堅持為持有者，我就是事物的所有者”。他又在書中補充道：“在你的和你們的財產前我并不畏懼地后退，而總是把它看作我的財產，對此我是毋需予以尊重的。你們對你們稱之為我的財產的東西也如法炮制吧！”施蒂納認為世界和其中的一切，包括其他人，都可以不受道德約束地供人索取或使用，而且權利在物體和人身上根本不存在。他認為除非能促進自己的利益，否則考慮他人的利益不具任何合理性，而他認為這也是考慮他人利益的唯一有效理由。他不認為社會是一個真實的實體，將社會稱為一個“幽靈”，而“個人是其現實”。
盡管施蒂納常被人貼上無政府主義的標簽，但施蒂納并不一定是無政府主義者。1914年，在她的期刊《新自由女性》和《利己主義者》中與班傑明·塔克辯論時，第一次將施蒂納和他的利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分開看待。利己無政府主義同樣受到其他利己主義者的影響，如和等人。
《無政府主義常見問答》中寫道“盡管有些人可能會反對我們將利己主義和共產主義放在一起，而且施蒂納確實拒絕了‘共產主義’。但確切地說，施蒂納并不認同自由意志共產主義是因為在他寫作的時候這種共產主義并不存在，所以他的批判針對的是各種形式的國家共產主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和其他人就應該完全放棄他作品中的觀點。施蒂納本人也會同意這一點，因為沒有什么行為比限制個人認同符合其最佳利益的內容更不符合他的思想了”。在總結施蒂納的主要論點的過程中，作者們“指出了為什么社會無政府主義者過去一直，而且應該對他的思想感興趣，比如約翰·克拉克在《麥克斯·施蒂納的利己主義》一書中在同情施蒂納并充分運用施蒂納理論的基礎上，從社會無政府主義角度對他進行了批判”。
認為“施蒂納接受了共產主義的許多前提，但有如下限制：專業化的共產主義信仰僅是我們社會的受害者走向完全解放的第一步，他們只有在超越共產主義的情況下才能完全地‘不被異化’，才能真正地發展自己的個性”。
施蒂納批評傳統的革命概念，他認為旨在推翻既定理想的社會運動仍是一種旨在建立新理想的理想主義。但施蒂納也承認自我解放的重要性，以及權威往往純粹通過被統治者的接受而存在這一點。
施蒂納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首次闡述了與國家對立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這一概念，他認為這種聯盟將會是一種非系統性的聯合體。與個人必須參與的共同體不同，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者聯盟是自愿的、工具性的，只要社會上的某個人對某個群體內的其他人都有用，這些人就可以自由地組成利己主義者的聯盟。利己主義者之間的聯盟關系通過所有各方的支持，以意志的表現的形式不斷地更新。包括斯韋恩·奧拉夫·尼貝里在內的一些人認為施蒂納實際上要求所有人以自覺的利己主義參與利己主義者的聯盟，但等人認為利己主義者的聯盟是“一種態度上的轉變”，并且不認為這種聯盟是某種社會制度。
恩格斯對自由人小組的素描
學者指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仍深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盡管《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整體上具有非黑格爾式的結構和語氣，且對黑格爾關于自我和世界的結論持敵視態度。斯特普列維奇指出，施蒂納的作品最好被理解為回答了黑格爾關于意識在思量了“不真的知識”并使其成為“絕對知識”后的作用。斯特普列維奇斷定，施蒂納向人們展現了一個人意識到自決后重新發現自我意識的結果。
包括和維杜金德·德里德在內的一些學者指出施蒂納顯然和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及布魯諾·鮑威爾一樣是黑格爾的弟子，但他不一定是黑格爾主義者。與青年黑格爾派相反，施蒂納蔑視所有對黑格爾和啟蒙運動進行內在批判的嘗試，也放棄了鮑威爾和費爾巴哈人類解放的主張。黑格爾認為所予物是理性的不充分的體現，與之相反，施蒂納認為所予物只是一個對象，不是轉化后的對象，而是享樂和消耗的對象，從而使所予物保持完整（也即他的所有物）。
蒙格奇認為，施蒂納并沒有超越黑格爾，而且事實上他已經完全離開了哲學的領域，他指出：
1842年，《我們教育的錯誤原則》發表于當時由馬克思編輯的《萊茵報》上。施蒂納寫該文是為回應奧托·弗里德里希·西奧多·海因修斯的《人文主義對現實主義》專題論文，施蒂納解釋說，無論是古典人文主義方法還是實用現實主義方法的教育都缺乏真正的價值，教育的重點在于幫助個人成長為一個真正的個體。
1842年6月14日，施蒂納在《萊茵報》再度發表《論藝術和宗教》（''Kunst und Religion''）一文。施蒂納主要在該文中針對布魯諾·鮑威爾和鮑威爾反對黑格爾的文章《從信仰的觀點批判黑格爾的宗教與藝術的學說》進行批駁。鮑威爾通過聲稱藝術與哲學間的關系比藝術與宗教的關系要密切得多——因為它們具有相同的決定性和明確性，而且有共同的倫理根源——反駁了黑格爾認定的藝術和宗教之間的關系。但施蒂納超越了二人的觀點，指出假設藝術確實為哲學創造了一個對象，那么就藝術就決不可能與哲學有關，而施蒂納的這種想法與鮑威爾和黑格爾二人的理論體系都對立：
施蒂納故意將哲學排除在辯證的三位一體（藝術-宗教-哲學）之外，聲稱哲學并不像宗教般為對象所困擾，也不像藝術般制造對象。在施蒂納的論述中，哲學實際上對藝術和宗教的一切都是十分冷漠的。由此，施蒂納對鮑威爾的批判進行了嘲諷和激進化。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是施蒂納的主要著作。該書于1844年10月在萊比錫出版，不過出版時標明的日期是1845年。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施蒂納對當時的普魯士社會和西方社會進行了激進的反權威主義和個人主義的批判。他在著作中為人類的存在性提供了一條建議，即如他一般將自己描述為“唯一者”、“創造性的無”，一種超出了語言能充分表達的東西，施蒂納具體解釋道“如果我把我的事業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業就放在它易逝的、難免一死的創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著自己。我可以說：我把無當作自己事業的基礎”。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宣稱所有宗教和意識形態都基于無意義的概念。那些聲稱個人受權威約束的社會機構也同樣如此，無論這機構是國家、法律、教會，還是大學這類教育機構。施蒂納的論點探索并打破了批評的界限，他的批判尤其針對他同時代的人和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特別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布魯諾·鮑威爾，以及共產主義、人文主義（他認為這與宗教類似，以抽象的人或人性為最高存在）、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宗教和國家主義。施蒂納認為：
施蒂納的肖像畫
1845年9月，施蒂納在《維干德季刊》上發表了《施蒂納的評論者》（''Recensenten Stirners''）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施蒂納以第三人稱的角度回應了三篇批評性的文章：的《最后的哲學家》、塞利加·維什努在《北德葉報》（''Norddeutsche Bl?tter''）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及路德維希·費爾巴哈之前在《維干德季刊》匿名發表的《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談〈基督教的本質〉》。
《哲學上的反動派》（''Die Philosophischen Reaction?re''）一文于1847年發表在奧托·維甘德編輯的期刊《模仿者》（''Die Epigonen''）上，當時維甘德已經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并且將會推出經施蒂納之手翻譯的亞當·斯密和讓-巴蒂斯特·賽伊兩人的著作。正如其副標題所示，《哲學上的反動派》是為回應庫諾·費舍于1847年發表的《現代詭辯家》而寫的。這篇文章的署名是G·愛德華，自約翰·亨利·麥凱“謹慎地”將其歸于施蒂納并將其納入他的施蒂納較短文章的選集以來，其作者的確切身份就一直存在爭議。該書的小引處解釋稱：
該文的大部分內容是在回應庫諾·費舍對詭辯主義的定義。費舍對詭辯主義的批評的自相矛盾的性質被作者巧妙地揭露出來。費舍在《現代詭辯家》對詭辯主義和哲學進行了鮮明的區分，同時又認為詭辯主義是“哲學的鏡像”。詭辯家呼吸著“哲學的空氣”，“被辯證地激發出一種合規的流利口舌”。而《哲學上的反動派》中以如下文段回應了費舍的觀點：
《哲學上的反動派》的作者在回顧《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時稱“施蒂納自己把他的書部分地描述為對他想說的話的笨拙表達。這是他一生中最好幾年的艱辛文字，但他仍把它部分地描述為‘笨拙的工作’。這體現了他如何艱難地與被哲學家毀掉、被國家、宗教和其他信仰者濫用的語言作斗爭，這種被毀掉、被濫用的語言使人們的思想趨于無邊的混亂”。
《反動的歷史》（''Geschichte der Reaktion''）于1851年由全德出版公司（Allgemeine Deutsche Verlags-Anstalt）出版，隨即立即被奧地利當局查禁。該書的寫作背景基于當時剛結束的德意志1848年革命，主要內容實際上來自于施蒂納挑選并翻譯他人的作品所組成的合集。引言和一些補充段落由施蒂納本人所寫。施蒂納在書中引用了埃德蒙·伯克和奧古斯特·孔德二人的著作以展示二人對于革命的對立看法。
施蒂納的著作并沒有被當時的其他哲學家所忽略。施蒂納對各類意識形態的攻擊——尤其是對于費爾巴哈的人文主義——迫使費爾巴哈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為此費爾巴哈曾多次與施蒂納論戰。（當時是馬克思的摯友）和塞利加·維什努（布魯諾·鮑威爾的擁護者的筆名）等人亦寫文回應了施蒂納，施蒂納后來于1845年9月再次發表《施蒂納的評論者》一文回應幾人，同時在文中對讀者感興趣的幾個問題進行了澄清——尤其是關于該書與費爾巴哈的關系相關的問題。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圣麥克斯”章）批判施蒂納，但《德意志意識形態》直到1932年才出版，這使得許多馬克思主義讀者長期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充滿好奇。盡管主流學術界沒有太過關注馬克思對施蒂納的批判，不過馬克思對施蒂納的諷刺對于施蒂納作品的保存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施蒂納的書出版近20年后，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在《唯物論史》中寫道：
有些人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很快就有了“積極的第二卷”，盡管作者并非施蒂納而是弗里德里希·尼采。也因此變得更為復雜。喬治·斯塔克在《朗格與尼采》一文中認為，尼采反復讀了《唯物論史》，因此對有關施蒂納的段落非常熟悉。
雖然《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度在學界大受歡迎，并招來眾多知名哲學家評判，但該書在施蒂納去世前一度絕版多年，同樣，施蒂納生前由它所引發的惡名沒過幾年就已消失殆盡。施蒂納對左翼黑格爾派的理論體系產生了破壞性的影響，也激發了馬克思對他進行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最終也成為了個人無政府主義的開創性文本之一。埃德蒙德·胡塞爾曾在講座中警告聽眾《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具有“一種誘惑力”，不過他未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這一點。藝術評論家、施蒂納的推崇者經過觀察后認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第一次被印刷后一直“哽在西方文化的喉頭”。
許多思想家都曾讀過，并受到《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的文本影響，如魯道夫·施泰納、、維克托·塞爾日、卡爾·施米特和尤爾根·哈貝馬斯。不過，很少有人敢于公開承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對他們思想體系造成過影響。恩斯特·榮格在《》一書中虛構的人物就基于施蒂納的唯一者。此外，有許多作家、哲學家和藝術家也引用、引述或以其他方式提到麥克斯·施蒂納及他的著作，比如阿爾貝·加繆的《反抗者》、班傑明·塔克、、、、埃瑪·戈爾德曼、、、馬丁·布伯、悉尼·胡克、、、、馬塞爾·杜尚及幾位情境主義國際的成員如和馬克斯·恩斯特。奧斯卡·王爾德的《社會主義下人的靈魂》一文使得一些史學家認為王爾德可能也曾讀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自《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自1844年出版以來，由于不斷地有新的哲學家和思想家將其翻譯為新的語言或做出新的詮釋，其時不時地引起大眾、政客和學者的極大興趣。今天，許多對一切意識形態的批判以及與不妥協個人主義有關的思想就可以追溯至施蒂納的思想。他的思想同樣被一些后無政府主義者所采納，例如在很大程度上同意施蒂納對古典無政府主義的批判——如施蒂納對革命和本質主義的排斥。
施蒂納的哲學觀在現代無政府主義思想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又以個人無政府主義和利己無政府主義為重。雖然施蒂納最常被與個人無政府主義聯系在一起，但他同樣影響了許多社會無政府主義者（如無政府女性主義者埃瑪·戈爾德曼和）。在歐洲，他死后的主要推崇者有、、、、和等。
在美國個人無政府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無政府主義思想家班傑明·塔克和他創辦的雜志《自由》同樣受施蒂納的思想影響極大，塔克放棄了對自然權利的擁護，轉而擁護利己主義。《自由》對利己主義的宣傳進一步影響了當時的一批出版物，如由發行，威廉·華爾斯坦·戈達克、（這兩人也是《自由》的特約編輯）和愛德華·富爾頓編輯的《我》及由愛德華·富爾頓主編的《唯一者及利己主義者》，此后還有由編輯的德語報紙《唯一者》及在倫敦發行的《鷹與蛇》。《鷹與蛇》是最著名的英文利己主義期刊，于1898至1900年間以“利己主義哲學和社會學期刊”的副標題發行。此外，活躍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利己無政府主義者至少還包括、、和。
英國哲學家亦受到施蒂納影響，里德還注意到了施蒂納的利己主義與存在主義的相似性（見）。20世紀60年代末，法國哲學家在《無政府主義：從理論到實踐》一書中稱“當哲學被黑格爾的反個人主義所支配時，當社會上大多數改革者被資產階級利己主義的錯誤行為所引導時，施蒂納通過強調這些事物的對立面恢復了個人的地位”，介朗繼續指出，“他的思想十分大膽超前”。20世紀70年代，一個名為“為我們自己”的美國情境主義團體出版了一本名為《》，他們在書中主張以施蒂納理論為基礎的“共產利己主義”。
再后來的美國出現了在批判意識形態等方面受施蒂納影響更深的。稱：“當我和其他反意識形態無政府主義者批判意識形態時，總是從一個具體批判性的、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出發，這既植根于麥克斯·施蒂納的懷疑主義哲學，又植根于他的個人無政府主義哲學”。和伍爾斐·蘭德斯徹二人強烈支持施蒂納的利己主義。此外，后無政府主義者曾寫過論述施蒂納與后結構主義之間相似點的文章。當代的亦受到施蒂納的思想影響，暴動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在著作《麥克斯·施蒂納與無政府主義》中詳細介紹了施蒂納對無政府主義和暴動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德國利己無政府主義者于1896年開始編輯并發行宣傳同性戀的報紙《唯一者》，這是世界上第一份宣傳同性戀的連載刊物，該報一直運作至1931年。該報報名取自施蒂納的著作，同時也指代施蒂納“自我所有權”的概念。亦是早期同性戀活動家。《》和《》的編輯和無政府女性主義者埃瑪·戈爾德曼等女性主義者亦受到施蒂納著作的影響。施蒂納的著作還在20世紀初的背景下影響了自由戀愛主義和多邊戀的宣傳者，阿爾芒因“呼吁裸體天然主義、強烈捍衛生育控制方法及宣傳以性行為為唯一理由組成的‘利己主義者的聯盟’”而聞名。
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家雅克·德里達在其《》一書中論述了施蒂納及他與馬克思的關系，同時還分析了施蒂納的幽靈概念。另一位法國后結構主義思想家吉爾·德勒茲同樣在其《》一書中簡略介紹了施蒂納。
恩格斯對自由人小組聚會的素描畫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在以自由人小組為背景的《基督教的英雄敘事詩四章》以詩的形式評價整個自由人小組，其中評價施蒂納的部分段落如下：
恩格斯曾有一次回憶道他和施蒂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1844年11月，恩格斯給馬克思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首先匯報了他在科隆時對莫澤斯·赫斯的拜訪，之后又提到他已經拿到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校樣，并答應把這本書的副本寄給馬克思，因為“這個東西是重要的”而且“施蒂納在‘自由人’當中顯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獨立見解和最勤奮的了”。恩格斯對這本書顯然充滿熱情，并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后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施蒂納的作品進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未刪節稿中，二人用來批判施蒂納的頁數超過了施蒂納寫過的所有著作頁數之和。馬恩兩人在書中將施蒂納揶揄為“圣麥克斯”、“桑丘”。以賽亞·伯林認為施蒂納“被追問了500頁沉重的嘲諷和污辱”。《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于1845至1846年間，但直到1932年才出版。馬克思對施蒂納進行的長篇反駁在后世被認為是馬克思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的一個關鍵點。有學者認為馬克思通過歷史唯物主義調和了共產主義與施蒂納式對道德的排斥。
許多作家常把施蒂納的觀點與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觀點作比較，并討論他們著作間的相似性甚至懷疑施蒂納的著作是否影響到了尼采。尼采成名前，阿圖爾·叔本華的觀點也常常被拿來與施蒂納的觀點作比較。可以肯定的是尼采曾讀到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這個書名，因為在尼采常讀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朗格的《唯物論史》和愛德華·馮·哈特曼的《無意識哲學》中都有提及這本書。但是，目前沒有任何證據能夠證明尼采真的讀過《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因為尼采從未在他的任何著作、論文或信件中提到這本書。2002年的一項傳記發現，尼采很可能在閱讀哈特曼和朗格的書之前的1865年10月，與施蒂納的一位舊友愛德華·穆沙克的會面中就已接觸到施蒂納的思想。
隨著尼采越發出名，他是否受施蒂納的影響這個問題也被越來越多的人討論。1891年，哈特曼公開宣稱尼采剽竊了施蒂納的思想。到了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尼采受到了施蒂納的影響，在德國甚至一度成為一種共識，這使得一位觀察家在1907年指出：“施蒂納在當代德國的影響力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而且與尼采的影響力總體上是平行的。這兩位思想家被認為是本質上相同哲學的表達者”。
自19世紀最后幾年，學術界掀起了一場關于施蒂納是否可能對尼采產生積極影響的“大辯論”，許多人注意到了這些認為尼采受施蒂納影響推論中證據不足的地方。到了20世紀中葉，多數人已經不再認為施蒂納對尼采有直接影響。但是，仍有相當數量的人認為尼采在某種程度上受到施蒂納的影響，這也許是因為這些人認為有必要解釋二者著作中經常的（盡管可以說只是表面上的）相似之處。不論如何，今天這一問題的重點都已不在于尼采是否曾讀過施蒂納的著作，而在于施蒂納是否對尼采這樣博覽群書的哲學家間接地產生了影響。
魯道夫·施泰納的早期哲學觀中的個人無政府主義傾向——在他1900年左右轉向神智學前——與施蒂納的唯一者概念有很多相似的特點，并且施泰納本人公開承認了他受施蒂納的唯一者影響很大，后者為他的哲學體系提供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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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爾克多甘的 麥克斯·施蒂納項目
*  利己主義圖書館，一個關于利己主義的免費書籍、論文和期刊的大型資料庫。
*  “麥克斯·施蒂納，一個長久的異議者——一言以蔽之——‘馬克思和尼采如何批判他們的同行麥克斯·施蒂納，以及施蒂納如何機智地在批判后生還’的故事”
*  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上的《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
*  尼采的最初危機與麥克斯·施蒂納的唯一者
* "At the End of the Path of Doubt: Max Stirner", By Lawrence S. Stepelevich (Owl of Minerva 41:1–2 (2009–2010) pp.&nbsp;85–106)
*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線版
*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德語全文
*  反叛圖書館對施蒂納作品的存檔
方濟各會圣心教堂又名耶穌圣心堂，始建于1922年，坐落在當時的天津意租界伊曼紐爾三世路（Corso Vittorio Emanuele），又稱意租界大馬路（今河北區建國道73號），在當時隸屬于天主教意大利方濟各會。與圣心醫院（原稱意大利醫院）和修女院形成歐式教會建筑群。目前為一般保護等級歷史風貌建筑和天津市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天津市第一醫院住院部。
圣心醫院由意大利建筑師羅菲諾尼（Daniele Ruffinoni）、軍醫和神甫拉涅弟（Leanetti）合作設計、建造，由“國家援助傳教士協會”支持建立，方濟各會傳教士管理，經費由意大利慈善家協助籌集。1914年，圣心教堂、圣心醫院開工建設。1922年12月21日，圣心教堂、圣心醫院竣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2年，意籍修女離境，天津市立第一醫院成立將圣心醫院合并。2008年，圣心堂因修建天津地鐵二號線建國道站面臨拆遷，后據文物保護法得以保留并被確定為第五批天津市歷史風貌建筑。2010年5月27日，天津地鐵二號線建國道站進入主體施工階段，修建好的建國道站距圣心教堂6.1米。
2009年，天津教區位于海河岸邊的仁慈堂面臨拆遷，但拆遷方提供的補償方案提供的土地面積600平方米只占原教產面積1400平方米的不到一半，由于天津地鐵公司曾有拆除圣心堂的計劃，因此稱將把余下的面積捆綁入圣心堂異地置換的面積中去。但由于圣心堂得以挽救，原仁慈堂剩余的置換土地至今沒有落實。
方濟各會圣心教堂建于1922年，占地面積1200平方米，為二層磚木結構建筑，中部屋頂為第三層，為意大利文藝復興后期教堂建筑風格。東西北三面突出成三角形山墻并設拱窗，北側山墻上方立有十字架現已被拆除。大堂位于建筑中央，頂端隆起八角形攢尖屋頂，各墻面上都開有圓形窗，窗間做壁柱裝飾。整座建筑用紅磚砌筑，屋頂覆蓋紅瓦，檐部、線腳、窗套等用白石砌成。圣心醫院為新文藝復興風格，材料用選用取自北京的花崗巖和大理石及磚塊，成立之初設有40個床位，8個專門科室，是天津第一個現代化醫院。
總需求（，縮寫：AD）是一個宏觀經濟學概念。指一個在一指定時期及物價的經濟體系（Y）內對最終物品及服務的需求的總和。這是商品及服務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任何可能價格水平下會被消費的總量。這是當一國的庫存水平是靜態時對國內生產總值的需求，它也經常被稱作有效需求，儘管其他時候這個術語是區別開來的。
總需求曲線通常被視為向下傾斜，是因為在較低物價水平下需求量會更大的緣故。雖然這在微觀經濟學中分析單一物品是對的，但在宏觀層面這想法並不正確。事實上，總需求曲線向右下傾斜是因為三個不同效應的結果：庇古效應、凱恩斯利率效應、蒙代爾-弗萊明匯率效應。
一條總需求曲線是經濟體系內不同部門的個體需求曲線的總和。總需求曲線通常被形容為一條由四個可分離的需求來源組成的線性函數。
*  是消費 （也可稱為私人消費開支） = ,
注：(y=GDP)
這四個構成要素（不論是名義或實質）分別是：
* 私人消費開支（C）或「消費」，是家庭或獨立個體的需求，它由消費函數決定。消費函數是
** a是自發性消費，mpc是邊際消費傾向，(Y-T)是可支配收入。
* 總本地私人投資（I），例子有商業公司在工廠廠房的開支。這包括一切私人部門以未來某些消費品生產為目的之開支。
** 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並非所有總本地私人投資會算入總需求的一部份。很多或大部份的存貨投資可以因為短期需求下跌而出現（非計劃存貨積累或「普遍的過剩生產」）。凱恩斯模式預測當非計劃投資出現時國民產出和收入會減少。（存貨積累可以連繫到超額產品供應；在國內收入及產出帳裡，這被視為生產者本身回購自己的滯銷產品。）所以，只有那些「計劃的」、預期的或願意的投資（Ip）會被算為總需求的一部分。（因此，I不包括耗用存貨水平）
** 投資會被產出和利率（i）影響。由此，我們可以將它寫成I（Y,i）。投資與產出成正比，與利率成反比。舉例說，利率上升會令總需求下跌。利息成本是借貸成本的一部分，而它上升，公司與家庭都會減少開支。這引致總需求曲線向左移。這調低了的均衡GDP（國內生產總值）低於潛在GDP。由於很多公司產出量減少，它們開始解僱工人，失業率由此上升。正在下跌的需求同樣也使物價水平下降。經濟處於衰退。
* 總政府投資與消費支出（G）。
* 淨出口（NX，有時以X-M表示），即世界其他部分對本國產出的淨需求。
總括而言，在一段指定時間的一個國家，總需求（D 或 AD）= C + Ip + G + (X-M)
此宏觀變項是由不同種類的微觀變項在其各自價格中所建構而成，所以這些變量均以（實質或名義）貨幣計算。
對於總需求曲線的理解取決於需求改變被視為收入的改變還是物價的改變。
凱恩斯交差圖
在「凱恩斯交叉圖」，「計劃總開支」（或「總支出」、「總需求」）曲線（圖中藍色線）繪成一右上傾斜的線，因為消費者會在當可支配收入更高時有更大的需求。而可支配收入與總國民產出正相關。這是因為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與消費在消費函數中成正比。總需求也會因投資增加而上升（由於乘數效應），雖然增幅會因進口及稅收隨收入一同增加而減少。在此圖中，當總需求AD相等於國內產出總量Y時（它對應總國內收入）。這裡，總需求等于總供應。
在此圖中，均衡水平的產出和需求由計劃開支曲線與一條表示總收入與產出的均衡水平（AD=Y）的45度斜線的相交決定。在其交點得出均衡產量Y。
朝向均衡的移動通常經由存貨的改變，而存貨改變引發生產及收入的改變。若現行產量超於均衡，存貨累積，鼓勵商人減產，逼使經濟回到均衡。類似地，如果產出水平低於均衡，存貨減少以應付需求，鼓勵企業增產，因此收入移向均衡收入。這個推向均衡的過程在當均衡是穩定時發生，即換言之，當AD曲線比AD=Y曲線平坦時。
在此模式中，均衡產量水平決定均衡就業水平。（這由奧肯法則所連繫。）模式本身並沒有提出原因解釋為何處於均衡的就業水平應該與充分就業掛勾。儘管其他層面的考慮將意味著此關係。
若在各自的收入水平下，任何總需求的成份（C + Ip + G + NX）上升，例如因為企業對於業務前景更樂觀，整條AD曲線會向上移。這使得均衡收入和產量亦增加。同樣地，如當中有要素下跌，AD曲線會向下移，並推低均衡收入和產量（按定義，AD=Y曲線不會有任何改變。）
有時，特別在教科書上，整條「總需求」會關聯到一條看似馬歇爾的供求圖中的需求曲線。
250px如此，我們可以把「總需求量」（Yd = C + Ip + G + NX不論以實質或名義計算）與任何已知的總平均物價水平P（例如平均物價指數）連上關係。
在此圖的AD曲線上，典型地，Yd（可支配收入）與P（總平均物價水平）呈反關係。對此，理論上主要的原因是如果名義貨幣供應（Ms）是常數，P下跌意味實質貨幣供應（Ms/P）增加，鼓勵利率壓低及開支增加。這通常被稱為凱恩斯效應。
運用供求理論時要小心，不同的是，總供應的範圍決定了總需求增加會引致實質產出增加還是純粹的物價上升。圖中，任何AD成份在任何已知P下的增加會使AD曲線向右移動。這同時增加了實質產出Y及物價水平P。
不同水平的經濟活躍性意味著總需求變動會引發不同的產出與物價上升組合。如圖所示，在很低水平的實質總產出，由於有很大量的閒置資源，大多數凱恩斯經濟學派的學者都認為總需求變動引起的主要改變是產出和就業。當經濟接近充分就業收入時，（Y*），我們會發現總需求上升時愈來愈多的物價上升會取代實質產出的上升。
超越Y*，那會變得更極端，總需求變動會完全化為物價變動。更壞的是，超於Y*的產出水平不能長久維持。這裡AS曲線只反映一個短期關係，如果經濟仍在潛在產出之上運作，AS曲線會向左移，令到原有實質產出的上升消失。
在低水平的Y，世界將更加複雜。首先，大多數現代經濟學家很少經歷到物價下跌。所以AS不太可能向下或右移。其次，當他們遭受物價下跌（例如日本），這將引起災難性的通貨緊縮。
周栻，字靜溪，號藕堂，甘肅省寧夏府寧夏縣（今屬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人，清朝政治人物，進士出身。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己酉科第二甲第十七名進士。選入翰林院漢書二甲庶吉士。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嘉慶二年（1797年）考選都察院山東道監察御史。嘉慶六年（1801年）升授都察院刑科給事中。嘉慶九年（1804年）升吏科掌印給事中。嘉慶十年（1805年）以吏科掌印給事中差任巡漕御史巡視天津漕務。閏六月，因巡視漕務期間違法娶妾倪氏革職，雖經長蘆鹽政達靈阿奏陳周栻因年老無子才置妾，無曖昧不明情事，仍遭吏部請旨依溺職之例革職。
*黃玉圃《國朝御史題名錄》嘉慶二年
鞏寧城是清代烏魯木齊都統及大臣衙門、八旗官軍所駐之地，俗稱“老滿城”，現僅存西側和南側城墻，城墻遺址現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遺址位于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沙依巴克區，新疆農業大學的西側和南側。
乾隆三十六年 （1771年），伊犁將軍舒赫德接到軍機大臣福隆安的信件，信中談及伊犁在面對剛剛投清、擁有數萬人且還有幾名大臺吉的土爾扈特，不可不提前準備，需要在更多地方駐兵應援。舒赫德在接到信件后，上奏朝庭，要求在烏魯木齊及巴里坤兩地駐扎滿營。再經過一番商討之后，清廷決定在烏魯木齊西北三里處修建官兵居住的城池。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接到軍機處咨文的涼州副都統德云等人開始著手八旗官兵攜眷進駐烏魯木齊事宜。超過3300名來自甘肅涼州、莊浪的八旗官兵在這一年的7到8月份抵達烏魯木齊。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由甘州標營、肅州標營以及寧夏標營派出的1500名能工巧匠或青壯勞動力開始在迪化城（今烏魯木齊市天山區一帶）西邊八里之地修建城池和兵房。城池建成后，清高宗乾隆取“鞏固安寧”之意，將其命名為“鞏寧城”。鞏寧城是當時清王朝在新疆的軍政中心，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烏魯木齊參贊大臣改烏魯木齊都統，受伊犁將軍節制。烏魯木齊都統府衙便在鞏寧城內。當時城內駐扎著由烏魯木齊都統管理差操一切事物的滿營八旗官兵。同時，改迪化州知州為迪化直隸州知州、并增設州學正等職位，以上官員衙署都設置在此。與隔河的漢民居住的“漢城”迪化城相對應，鞏寧城主要居住的是滿營官兵和他們的家屬，所以人們又稱其為“滿城”。
鞏寧城周長九里三分，城墻連垛高二丈二尺五寸，城墻厚一丈七尺。城外有長一千九百八十九丈六尺，寬二丈，深一丈的荷花池。其面積比“漢城”迪化城大一倍。鞏寧城有四座城樓，四座敵樓，四座角樓，城內有一座鼓樓。鞏寧城的建立花費帑金十萬多一點，糧食一萬兩千多石。相比于其他新建城池，鞏寧城的建設相當節省。清廷后決定以鞏寧城作為新疆建城的核銷范例工程。在乾隆四十八年 （1783年），烏魯木齊都統明亮上奏，對鞏寧城進行過一次修補。
鞏寧城共有四道城門，每一門的名字都有不同的政治含義，東門名為“承曦”，因其面向京城。西門名為“宜穡”，因為當時鞏寧城以西（如今九家灣到頭屯河一帶）是大片的墾區。南門名為“軌同”，因為南疆正在逐步由清廷治理，社會秩序正在恢復。北門名為“樞正”，其原因為乾隆平準噶爾后，清廷需要該地區從根本上納入清朝版圖。鞏寧城的四面城門分別用漢、滿、蒙、維四種語言題寫城門之名。鞏寧城有東、西、南、北四大街，其余為街巷。鞏寧城內先后建有滿營官兵廨舍、官藥鋪、官房鋪、估衣鋪、外地公館、寺廟、義學、州學、商民住房等建筑共計9550間。城內有萬壽宮、城隍廟、文昌宮、關帝廟等廟宇祠堂，城外則有老君廟等廟宇。又因為紅廟子道觀位于鞏寧城城邊，鞏寧城在民間一度被稱為“紅廟子”。隨著城鎮的發展，尤其是在烏魯木齊河上架設了長十數丈的鞏寧橋（今烏魯木齊市西大橋前身）后，鞏寧、迪化二城聯系日益密切，如同一座城一般。清代詩人史善長在詩中稱其“酒肆錯茶園，不異中華里”。七十一稱鞏寧城是“四達之區，以故字號店鋪，鱗次櫛比，市衢寬敞，人民輻輳，茶室酒肆，優伶歌童，工藝技巧之人，無一不備，繁華富庶，甲于關外”。紀昀有詩描述滿城，稱其“廛肆鱗鱗兩面分，門前官柳綠如云。夜深燈火人歸后，幾處琵琶月下聞。”
同治三年 （1864年），妥明率回民起事反清，自稱“清真王”，同治新疆回亂發生。隨著戰事的進行，迪化城被妥明部占領，鞏寧城則被包圍。烏魯木齊都統平瑞被困于鞏寧城內，后平瑞自殺，鞏寧城被妥明部占領。隨著戰爭的擴大，阿古柏、徐學功等人先后占領鞏寧城。在幾度易手后，鞏寧城在戰火中變成了廢墟。光緒二年 （1876年），左宗棠開始督辦新疆軍務，以劉錦棠為統帥，清廷開始收復新疆。此年七月，清軍重新占領迪化城。此時的鞏寧城，除灰燼外，僅剩遺址。恭鏜在勘查鞏寧城時，鞏寧城一片荒涼，城墻大半已經倒塌，城內一片瓦礫，骸骨隨處埋葬。
鞏寧城荒廢之后，遺跡中開始盛產枸杞，年產值可達2到3萬兩。中華民國成立后，新疆省立師范學校（今新疆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前身）曾在老滿城遺址上建立校舍。后成為國民革命軍的兵營。此時在原鞏寧城東南開墾了耕地，在東北城墻跟，東西中軸線靠西兩側建立了禮堂、校舍、營房等建筑。在東南城墻修建有馬廄、倉庫等。這些建筑多為青磚作為地基的土平房，但也有土木磚瓦結構的建筑存在。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六軍將軍部設立在了鞏寧城城址之上。到1952年初，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步兵學校在鞏寧城城址上建立。這一年，步兵學校改編為新疆八一農學院（今新疆農業大學前身）。鞏寧城內不僅存在學校，諸如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新疆總隊醫院、新疆農業科學院等單位先后建立于鞏寧城城址之上。城市的發展和自然的侵蝕使得鞏寧城城墻遭到了破壞。鞏寧城北城墻的大部分地段已經修成了現在的克拉瑪依西路。而東城墻也在大樓及廠房的修建中無處可尋。
鞏寧城墻現存夯筑而成的西墻和南墻兩段，各長大約860米。殘高4米，基厚6米。南墻現存7個馬面，每個間隔100米。在西墻和南墻相交的西南角有角樓一座。二十世紀90年代，鞏寧城城墻尚存西城門和南城門，且西、南翁城都還存在。后西城門被拆，現僅剩南城門尚存，翁城成半圓形，南北長48米，東西長36米。翁城東面和西面留有寬大約5米的邊門。青磚、瓦片、瓷碗等殘片散落在鞏寧城墻遺址內外。城墻常年遭受風雨侵蝕，且大部分城墻保存較差。2004年，鞏寧城城墻遺址被列為第四批烏魯木齊市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6月，被列為第六批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
2020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等新疆各級檢察機關共立案500余起涉及文物古跡保護案件，其中就包括烏魯木齊市鞏寧城城墻遺址保護行政公益訴訟案。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牽頭下，烏魯木齊市人民檢察院成立“古城墻保護專案組”開展案件調查工作，并對烏魯木齊市文化和旅游局（烏魯木齊市文物局）發出訴前檢察建議書，提出了增設文物保護標志，加裝保護圍欄，清理保護范圍內垃圾等建議。該案引起烏魯木齊市人民政府的重視，時任市長牙生·司地克曾前往現場進行調研，并現場決定對鞏寧城城墻遺址進行搶救性保護。烏魯木齊市文化和旅游局（烏魯木齊市文物局）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申請1500萬元人民幣專項資金，用以鞏寧城城墻遺址的修繕工作。
File:鞏寧城城墻遺址近景.jpg|鞏寧城城墻遺址
File:鞏寧城城墻遠景.jpg |鞏寧城西南角的角樓
File:鞏寧城城墻.jpg|鞏寧城城墻與小區大門相接
File:鞏寧城城墻1.jpg |鞏寧城西側城墻（近）
File:鞏寧城城墻2.jpg|鞏寧城西側城墻（遠）
File:鞏寧城墻磚.jpg|藏于烏魯木齊市博物館的鞏寧城墻磚
布彥泰，字子謙，顏扎氏，滿洲正黃旗人，清朝將領，曾任伊犁將軍，與林則徐交好。
布彥泰早年由廕生授藍翎侍衛、并襲父珠爾杭阿騎都尉世職，再升二等侍衛。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充伊犁領隊大臣。
道光初年，擢頭等侍衛。歷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辦事大臣，伊犁領隊大臣，烏什辦事大臣。道光九年（1829年），授喀什噶爾總兵，因病辭歸。
道光十年（1830年），授副都統銜、乾清門行走，充哈密辦事大臣，調西寧辦事大臣。將軍玉麟推薦布彥泰習邊事，調伊犁參贊大臣，再調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道光十四年（1834年），復以病歸。道光十八年（1838年），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擢察哈爾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