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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7月，在停戰談判的啟動階段，朝鮮、中共和蘇聯經過協調，由毛澤東指揮談判。經斯大林同意，毛澤東擬定了停戰談判方案，朝中在7月5日達成的《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協議（草案）》中決定，朝中方面關于戰俘問題的立場是：在停止軍事行動后的3個月內，雙方應分批全部交換戰俘。此時中蘇兩國領導人對戰俘問題都很樂觀，毛澤東在11月14日向斯大林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電文通報中方意見：“我們反對一對一的原則而主張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則，估計這一問題不難達成協議。”11月19日斯大林回電：“您的立場完全正確，敵人很難對此提出異議。”
在1951年7月朝鮮停戰談判開始前夕，美國決策層內部開始醞釀讓朝鮮戰俘和志愿軍戰俘“自愿遣返”。由於朝中拒絕遵守《日內瓦公約》的規定向紅十字會報告戰俘的數字，美國並不知道朝中手中有多少聯合國軍戰俘。美國原本估計對方控制著約9萬聯合國軍戰俘，與聯合國軍手中的13.2萬朝中戰俘人數相差不多。1951年6月30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指示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關于戰俘問題的基本立場是“一對一”交換。不過美陸軍心理戰部門隨即提出了“自愿遣返”的設想，在美國決策圈內引起了持久的興趣和爭議。由于自愿遣返對美國有利有弊，美國軍方和國務院之間意見分歧嚴重，並反覆發生變化。
1951年7月5日，陸軍心理戰作戰處處長（Chief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首先在美決策圈內提出“自愿遣返”的設想。麥克盧爾從軍事心理戰的角度向陸軍參謀長勞頓·科林斯建議：讓曾是中華民國國軍的中共俘虜自己選擇是否去臺灣。他相信這些戰俘若被遣返回中國大陸，很可能被處以重刑甚至處死，而利用臺灣在法律上屬于中國的地位，將中共戰俘送往臺灣在字面上并不違反《日內瓦公約》。盡管聯合國軍控制的朝鮮戰俘遠多于志愿軍戰俘，但麥克盧爾把心理戰的重點放在了志愿軍身上，他認為“自愿遣返”將鼓勵志愿軍投降，對美軍在朝鮮戰場的心理戰有直接的好處。柯林斯進一步建議也要給朝鮮戰俘選擇的權利，并把此事提交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參謀長聯席會議向李奇微征求意見，李奇微答復道，雖然這項政策符合人道主義，但卻會開創違反《日內瓦公約》的先例，并將妨礙在朝鮮和未來戰爭中的己方戰俘安全返回。參謀長聯席會議總體上傾向于采納這一建議，不過他們意識到這將成為違反《日內瓦公約》戰俘條款的先例，因此建議把“遣返”重新定義為只限于自愿遣返的戰俘。由于自愿遣返超出了純軍事的范疇，代理國防部長把這個設想提交給國務院討論。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反對自愿遣返，在8月27日回復國防部的信中他認為，自愿遣返違反《日內瓦公約》，不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出于美國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的考慮，他反對這項會危及聯合國軍和韓軍戰俘全數安全返回的建議。軍方基本接受了國務院的意見，即只有遵守《日內瓦公約》才能保證己方戰俘順利返回。洛維特還認為，既然是出于人道主義的立場，就不應該拿己方戰俘的福利為代價討價還價。
就在軍方從自愿遣返的立場上后退時，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的介入改變了美國在戰俘問題決策上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盟國將為德國而戰的蘇聯及東歐裔戰俘遣返蘇聯，結果他們回國後多數立即被處決，使盟國十分難堪。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指責國務院中的共黨同路人故意將反共人士交給史達林屠殺，杜魯門因此決定不再重蹈遣返反共人士的覆轍。1951年10月29日，杜魯門在同副國務卿詹姆斯·韋伯討論戰俘問題時說，中朝戰俘數量較少，全部交換不公平；而且他“不愿意遣返那些向我們投降并同我們合作的戰俘”，除非能以此換取靠其他方法得不到的中朝方面的重大妥協。一向忠于總統的國務卿艾奇遜隨即轉而支持自愿遣返，而原先提出自愿遣返的軍方此時卻成了反對的一方，從在前線談判的李奇微、喬伊到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表示反對，代理國防部長則持中間看法。軍方認為，朝中方面絕對不會接受自愿遣返，讓停戰談判在戰俘問題上僵持下去只會拖延戰爭，讓聯合國軍遭受更多的傷亡；如果只放回部分中朝戰俘，那么對方很可能會扣下等比例的聯合國軍戰俘作為報復，這就會影響到己方戰俘全數遣返。作為前線的司令官，李奇微認為削弱共產主義影響的政治考慮應當服從于確保己方戰俘盡快遣返這一基本目標，因此他建議全部交換戰俘。11月15日，參謀長聯席會議給李奇微的指令草案中雖然仍以“一對一”交換為叫價，但底線已改為全部交換：“為了使全部或者最大數量的聯合國與韓國戰俘返回，或為了避免他們的回歸被不可接受地拖延，或為了防止停戰談判破裂，如有必要，你有權同意全部交換。”不過考慮到總統和國務卿對自愿遣返的強烈傾向，參謀長聯席會議12月7日向杜魯門上報草擬給李奇微的談判方針，建議先提出“一對一”交換，若中朝方面在某幾項條件上不能滿足美國的要求，就提出自愿遣返。杜魯門批準了這一給李奇微的指示，並特別強調：只要談判不至于破裂，就要盡可能長時間地堅持“一對一”交換的立場。此時談判議程已經要討論戰俘問題，美國只決定在談判中提出自愿遣返原則，但尚未將自愿遣返作為美國的最終立場。
1951年12月，停戰談判正式進入戰俘問題的議程。雙方交換的戰俘名單顯示中朝手中的戰俘數量大大少於美方預期，朝方還曾承認部分韓軍戰俘已經加入朝鮮，這讓聯合國軍在戰俘問題上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
1952年1月2日，聯軍談判代表提出自願遣返戰俘，遭到朝中代表強烈反對，美國隨後將“自願遣返”修改為“非強制遣返”。杜魯門了解到，他的主要西方盟國都不反對這一原則，美國國內輿論也要求他採取“堅定”態度，韓國和退守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就要求獲得戰俘並取得反共宣傳上的好處。經反復權衡，杜魯門2月27日正式決定，美國對戰俘遣返的“最後立場是不同意任何需要向共產黨方面強制遣返戰俘的行動”。
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宣布：“強制遣俘與我們在韓國行動的基本道義和人道原則相背。我們不會為了買一個停戰協定，而將人類置於被屠宰或奴役的境地。”杜魯門公開宣稱堅持非強制遣返原則是出於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考慮，不願意重演二戰後蘇聯戰俘被強制遣返的悲劇，但這一決策的背後也有著明確的政治計算。
1952年2月27日，美參聯會正式將杜魯門的決定通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授權他將那些可能會強烈反對遣返的中朝戰俘從戰俘名單中刪除。 在談判中，美方代表 Ruthven Libby 指出：中朝方面承認，在戰爭初期曾經對戰俘進行改造，讓他們選擇是遣返，還是加入中朝軍隊，所以已經採用了「自願遣返」原則。而且中朝方面自稱是「志願」軍，全部都是「自願」到朝鮮來作戰，為什麼會擔心有人不想回家，而反對「自願」遣返？這完全不合邏輯。朝中方面首席代表李相朝否認中朝前後立場不一致。
從1951年7月開始，聯合國軍針對朝鮮的運輸線展開了被稱作“絞殺戰”的大規模空襲，試圖摧毀朝中方面的抵抗意志。從9月起，朝鮮的運輸樞紐新義州—西浦—價川三角地帶遭美軍集中轟炸，八成鐵路運輸陷于癱瘓。然而，絞殺戰雖然使朝中軍隊的供給一度面臨極大困難，還直接導致朝鮮在1952年春發生了饑餓人數達朝鮮近六成人口的嚴重饑荒，但朝中方面以針鋒相對的“反絞殺戰”使聯合國軍的空襲沒有達到目的。1952年6月，美軍轉而空襲朝鮮的工業基礎設施，朝鮮90%的發電設施遭到破壞，其中包括鴨綠江上中朝共用的亞洲第一大水電站水豐水電站。從7月11日起，美軍發動了戰爭爆發以來最大規模的空襲，僅當夜的轟炸就造成6000多平壤居民傷亡。
在美國的轟炸下，朝鮮領導人已經不再愿意繼續戰爭。1952年2月，金日成認為朝鮮已經無法再承受巨大的戰爭損失，希望中方在戰俘遣返問題上向聯合國軍讓步。朝鮮方面還抱怨說：“從平壤到農村，所有的城鎮都變成了廢墟”，“任何還能被破壞的東西都沒有了”，“每天傷亡的人數比爭議中的遣返人數還要大”。當美國1952年7月新提出遣返8.3萬人的條件之后，金日成立即致電毛澤東，主張接受美方條件實現停戰，但毛澤東反對向美國的轟炸屈服，他認為在朝鮮的局部戰爭可以打亂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并表示中方愿意盡全力幫助朝鮮渡過難關。面對朝方和中方的分歧，斯大林出于某種目的，明確支持毛澤東對戰爭形勢的看法，他表示中朝應當繼續堅持全部遣返戰俘的立場。斯大林稱朝鮮除了戰爭犧牲之外沒有失去任何東西，為了幫助朝鮮，蘇聯將“不惜全力”。斯大林還向中方指出：“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么中國人就永遠也收復不了臺灣。”在這一時期，中方對朝鮮戰爭的前景充滿信心。周恩來8月訪蘇時向斯大林表示：一可以打退敵人的進攻，二能夠守住現有陣地，三有力量發動反攻，“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
韓國政府堅決反對完全（非自愿）遣返，因為它知道數千名戰俘實際是韓國公民，被迫為朝鮮人民軍作戰。
在國共內戰中退居臺灣的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很早就向美國提出接受志愿軍戰俘，作為反制共產主義勢力的舉措。自1951年1月開始，中華民國陸續派出大批人員以譯員、教師等身份加入美軍，美軍心理作戰部門實際工作人員大部分來自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人員一方面為聯合國軍服務，另一方面直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指揮，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邵毓麟親任“中國心戰部指揮官”。中華民國人員或為美軍戰俘管理處直接審訊志愿軍戰俘，或進入戰俘宣傳教育處（CIE）向志愿軍戰俘進行宣傳。他們以教師、譯員等身份進入戰俘營后，為反共志愿軍戰俘領袖與中華民國大使館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系。得到中華民國暗中支持和指導的反共戰俘在戰俘營內成立了半公開的反共愛國青年會、中國國民黨六三支部（即流散支部諧音）等組織，逐漸壓倒了戰俘營中要求回國的親共戰俘。中華民國人員在戰俘營內策動志愿軍戰俘投向臺灣，方式包括在戰俘營播放電影，開展政治宣講會
1953年春，中華民國派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副主任陳建中到釜山指揮濟州島戰俘營內反共戰俘的活動，以爭奪志愿軍戰俘前往臺灣，中華民國駐韓大使王東原組織使館成員成立指導小組進行協助。志愿軍戰俘被移送中立國營地準備接受解釋的同時，中華民國指導小組也移往漢城，并向中立區派遣由譯員記者組成的前進小組，與中立區內的反共戰俘保持密切連絡。中華民國方面向戰俘營內運入收音機，并命令“肅清潛伏匪諜”。
1952年10月，印度聯大代表團團長克里什那·梅農開始醞釀一個提案，提議在停戰后立即遣返愿意被遣返的戰俘，剩余戰俘則交給中立國成立的遣返委員會來處理，若仍有戰俘未遣返則交給高一級的政治會議決定。蘇聯和中國都對印度方案表示感興趣，這一方案還得到了英國、加拿大、法國等美國主要盟國的支持，英國還草擬出具體決議征求美國的意見。而艾奇遜將這一方案稱為“印度陰謀”，認為該方案是要戰俘在遣返和無限期拘留中二選一，實際上還是強制遣返，因此“決心不讓它得逞”。艾奇遜向盟國施壓，聲稱美國的立場如果不能得到盟國的支持，就將削弱北約等集體安全措施。梅農11月17日正式散發了提案，艾奇遜發言表示堅決反對。11月24日，蘇聯代表團團長維辛斯基正式拒絕接受印度提案并稱之為“美國政策的偽裝”，中國也通知印度表示反對，梅農這時想收回提案，但被美國阻止。這時艾奇遜對蘇聯阻撓停火協議的態度表示惋惜，而讚揚艾登和梅農的政治家風度，提出對提案做“一些次要的修正”。在美國的間接壓力和英國、加拿大的直接影響下，印度提案的文本中加入了符合美國立場的內容，即：不強制遣返戰俘，戰俘在中立國接管90天后仍未遣返的轉交關于朝-{}-鮮問題的政治會議討論，討論60天后仍無結果的須移交聯合國。印度提案在經過美國及其盟國修訂后，12月3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七次會議上得到通過。由于聯大決議支持了“不強制遣返”的原則，艾奇遜認為這是美國在政治上的一次勝利。
1953年1月，新當選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開始為從朝鮮的僵局脫身尋找辦法。2月22日，聯合國軍司令馬克·克拉克提出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中國領導人意識到這可能是美方有可能改變態度的試探，但當時中國人民志願軍正處於開戰以來的最佳狀態，毛澤東希望繼續作戰，認為在戰場上達成對中朝方有利的戰爭態勢可能迫使美國在戰俘問題上作出讓步。然而3月史太林的突然去世使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新的蘇聯領導人希望立即結束戰爭。 3月19日，蘇聯決定接受美國“自願遣返”原則，在朝鮮停戰。 22日毛澤表示同意蘇聯所提方針。 3月30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建議“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金日成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相繼表示支持中方聲明，莫洛托夫還明確說相信這一聲明會得到美國政府的“正確理解”。
4月26日重啟停戰談判。4月底朝鮮南日大將提出了遣返的六點原則，被美方拒絕。5月13日，美方提出就地釋放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籍戰俘，中方以提前開始夏季反擊作戰作為回答。 5月25日，美方作出讓步，通過了聯合國提出的經過修正的方案，接受了中朝方的建議，將朝鮮戰俘同中國戰俘一同移交中立國委員會，並提出朝中方面有3個月時間對戰俘進行解釋，同意中立國委員會將以多數通過的原則作出決議，放棄了原來堅持的5個成員國一致同意的原則。6月8日，在“雙方都做了一點讓步”的前提下達成了遣返協議：雙方同意只有印度人被允許帶武器管理戰俘，凡願意直接遣返的在簽訂停戰協定60天內遣返；雙方同意在協定簽字後不少於180天內開始對戰俘採取能保證他們自由的措施。在直接遣返後60天內剩下的戰俘會被交給中立國監督委員會，然後進行為期90天的各自對對方關押的戰俘的解釋。在這一階段結束後30天內仍不願遣返的戰俘將會被給予平民身份得到自由7月27日，雙方在《朝鮮停戰協議 》上簽字。
李承晚擔心共產黨會利用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強迫拒絕遣返的戰俘回國，從1953年4月到5月一直要求美國同意釋放朝鮮人民軍戰俘。美國政府認為這會阻礙達成停火協議，沒有同意。1953年6月18日，在韓國政府命令下，釜山、馬山、論山、Sang-Mudai戰俘營的韓國警衛縱容27,000名拒絕遣返的戰俘逃出戰俘營，這些戰俘很快混入平民，若沒有韓國合作很難抓回來。朝鮮方面對韓國政府單方面縱放戰俘的反應並不強烈，也說明了戰俘遣返問題的癥結是中國戰俘，而非朝鮮人民軍戰俘。
土耳其參戰士兵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初期發起了多次運動戰，俘虜大批戰俘。第一次戰役結束后，中國人民志愿軍政治部派保衛部長楊霖在朝鮮靠近中朝邊境的碧潼選址建立戰俘營。碧潼戰俘營位于位于鴨綠江和支流形成的一個半島上，三面環水。開始只收容管理韓軍以外的聯合國軍戰俘，1951年3月之后，鑒于朝鮮人力物力的困難，韓軍戰俘也由志愿軍管理。4月，志愿軍政治部成立志愿軍戰俘管理處，下設4個俘管團和2個俘管大隊，其中2個俘管團收容管理韓軍戰俘，另2個俘管團和2個俘管大隊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賓等10個國家的聯合國軍戰俘。至1951年6月，碧潼戰俘營共有美軍戰俘2000余人，英軍戰俘800余人，土耳其戰俘200余人。聯合國軍戰俘從前線后送的過程中條件很差，沿途還會遭受聯合國軍的轟炸。美國戰俘回憶在押運途中見到什么水都喝。
在戰爭初期，碧潼戰俘營的供給只能依靠從安東過江后轉運。據中方的記載由于朝鮮北方的惡劣地形和極度嚴寒以及美空軍的轟炸，戰俘營的供應線十分脆弱，這使得戰俘營的給養和醫療條件非常困難。在戰俘營剛剛建立的第一個冬季發生了大批美軍戰俘死亡的嚴重事件。這些死亡的美軍戰俘，一部分是在從前線后送的過程中染上痢疾死亡，一部分因嚴寒患上肺炎，戰俘營內包括俘管人員在內只有幾支青霉素，重病的戰俘只有少數能得到青霉素的救治。盡管戰俘的食物是和俘管人員完全相同的高粱、玉米和咸菜，但許多習慣了優越生活條件的美軍戰俘寧愿挨餓也不吃這種他們眼中的“飼料”，相當一部分美軍戰俘死于嚴重的營養不良和極度抑郁癥（英軍戰俘稱之為美軍的“give-upitis”）。很多拒絕吃飯的戰俘由同伴強行喂食才活了下來，但也有的美軍戰俘搶奪同伴的食物和衣物，甚至把染病的戰俘在夜間扔到室外凍死。也有學者反對give-upitis的說法，指出酷寒（氣溫華氏零下 40度）下戰俘住處沒有取暖設備、衣服不足以禦、吃不飽又普遍拉肚子的情況下死亡，不能歸因於生存意志。
英國戰俘在互相幫助之下保持了較好的精神狀態，挨過了1950年的嚴冬。土耳其戰俘甚至認為戰俘營的條件比他們的家鄉更好。盡管聯合國軍戰俘的伙食標準最初與志愿軍戰士相同，后期提高為團級干部的伙食水平，但仍有美軍戰俘回憶在戰俘營他們得到的飯量很少“要是不偷食物就要慢性餓死”1951年，志愿軍將戰線向南推進，志愿軍空軍開始升空保衛鴨綠江南岸的運輸線，朝中方面的后勤供應得到了很大改善。戰俘營得到了從中國東北調撥的大米、白面和豬肉，大批醫務人員進入戰俘營建立醫療所。伙食和醫療條件得到保障后，美軍戰俘因營養不良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據美方統計，戰俘營中的美軍戰俘死亡率是38%。實際死亡率可能更高，一些死亡戰俘可能被當成失蹤。這是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最高的戰俘死亡率，即使二次大戰期間日軍虐待美軍戰俘，戰俘死亡率也只有30%。據中方統計截止1951年6月底，戰俘營中的美軍戰俘死亡一千余人，英軍戰俘死亡十余人，土耳其戰俘無人死亡。
1950年12月長津湖戰役中，中國人民志願軍在古土里以南向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投降。
聯合國軍仁川登陸后，朝鮮人民軍主力被截斷在朝鮮半島南部，十余萬人被俘。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后先后發動五次大規模運動戰，將戰線重新穩定在三八線附近，但由于第四次和第五次戰役作戰不利，大批志愿軍官兵被俘。據中華民國國史館館刊記載，第一次戰役志愿軍被俘約500人，第二次戰役約800人，第三次戰役約2,500人，第四次戰役約9,000人，第五次戰役約8,500人。至1951年6月，聯合國軍共俘虜朝鮮戰俘152,500人、志愿軍戰俘21,300人。朝中戰俘最初被送往釜山收容所混合關押，后來由于中朝戰俘之間發生矛盾，聯合國軍就將戰俘按照國籍分開。5月30日，大批朝中戰俘開始被移往巨濟島戰俘營。
聯合國軍釜山戰俘營中混合關押的中朝戰俘
共產黨在1951年已經采取措施派人滲透到聯合國軍戰俘營以執行政治任務，他們透過難民，平民和地方游擊隊與朝鮮政府保持聯絡。其中包括朝鮮人民軍Pak Sang-hyon樸中校。他隱瞞了自己的真實姓名與身份，化名Joen Moon Il，自稱是士兵。歷史學家Stanley Weintraub曾參加韓戰，他回憶樸中校這類特務有時會露餡，因為其他戰俘對其表現得非常尊敬，不符合其自稱的士兵身份。樸中校成為巨濟島上親共戰俘營的領導，依照朝鮮政府指示組織控制親共戰俘，他也下令處死許多反抗共黨命令的戰俘。
巨濟島上的中國戰俘主要被關押在第72、第76戰俘營（聯隊）。與朝鮮戰俘不同，志愿軍戰俘大多不了解《日內瓦公約》。除了孫振冠等極少數人，大多數被俘的共產黨干部隱瞞了自己的黨員和干部身份，因此沒有出任戰俘營內的領導（《日內瓦公約》規定戰俘中級別高的軍官擔任戰俘營長官）。據《環球時報》報導，臺灣派出400多名國民黨特務，混入戰俘營進行策反。從1951年6月開始，中國戰俘中的部分前國民黨官兵、國民黨及三青團員開始組織在一起，成立國民黨“六三支部”等反共戰俘組織，其成員逐漸控制了戰俘營的各級權力位置和警備隊。在反共戰俘控制的中國戰俘營地，原國軍士兵和秘密會社成員統治著營地，據美國官員Philip Manhardt描述，這些人用殘酷的暴力取得控制，并且強迫戰俘向國民黨效忠，其中一個叫Jing的原國軍軍官是中國營地的領導，他被描述成軍閥或者流氓頭子。由于戰俘代表控制著供給，他們利用這種手段進一步加強了恐怖控制。普通戰俘如果不與他們合作就要挨餓。
聯合國軍的戰俘營沒有得到足夠的物資，這使得戰俘營的條件相當惡劣。當大批志愿軍戰俘被送到巨濟島戰俘營之后，戰俘營的條件更加惡化了，原本設計容量為4,500人的戰俘營很快就被兩倍于此的戰俘塞滿。聯合國軍還缺少足夠的合格人力對戰俘營進行管理，巨濟島上守衛與戰俘的比例是1:33，遠遠低于1:20的要求。為了讓美軍部隊能盡可能地投入戰場，戰俘營的看守多數是韓軍，平均188名戰俘只有1名美軍憲兵。而且，戰俘營的美軍看守素質低下，士氣低落，是美第八軍中最不受重視的單位，他們在值班時睡覺或者干脆放棄崗位去附近嫖娼的現象時有發生。由于缺少人力，戰俘營當局不得不與戰俘合作，看守極少進入營地，營地內部由戰俘代表負責，這些戰俘代表除了維持秩序、分發供給，還控制了戰俘與戰俘營當局的溝通渠道。戰俘營當局沒有把戰俘中的共產黨和反共分子分開，結果在營地內爆發了激烈的沖突。在反共的營地里，朝鮮戰俘營地里的戰俘實行青年團式的暴力統治，據美軍看守報告，這些營地在夜晚經常傳來打人的聲音。反共的戰俘營之間互相聯系，并且從韓國和臺灣的情報部門那里取得直接的支持和建議。這些被戰俘控制的營地不向管理當局的命令負責，而是向他們效忠的當局負責。1952年春，親共和反共戰俘之間發生了巨濟島事件。中國國民黨進入巨濟島是華盛頓贊助的一個戰俘計劃的結果。雙方都把戰俘問題當做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意識形態斗爭的工具。中國曾在鴨綠江岸邊的戰俘營試圖勸降美國戰俘，但是一無所獲。美國則希望展示共產主義的破產和民主制度的吸引力。
甄別后要求遣返等待回國的志愿軍戰俘
1952年4月8日，聯合國軍對巨濟島上的志愿軍和人民軍戰俘就是否愿意回國或回北方進行了甄別并依據甄別結果將兩類戰俘進行隔離。甄別是在停戰談判期間進行的，并得到了中朝方面談判代表的默認。中朝方面代表要求聯合國軍在甄別之前向全體戰俘宣讀金日成彭德懷二人聯署的聲明，即四六聲明：“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一向主張在積極的敵對行為停止后，交戰雙方應迅速釋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戰俘。這種合理主張，絕不因我方被俘人員在拘留期間，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寫下某種文件，或作其他類似的行為而有所改變。我們深知這些行為絕非出于他們的自愿，不應由他們負責。我們完全歡迎我方全體被俘人員回到祖國的懷抱。我們并已在與對方的協議中，保證全部被俘人員在遣返后與其家人團聚，參加和平建設事業，并過和平生活。”聯合國軍于1952年4月7、8兩日在巨濟島戰俘營區用漢語和朝鮮語把這個聲明反復廣播了兩天，期間有戰俘用敲打器物、齊唱歌曲的方式，反對廣播內容。
甄別開始后，所有的戰俘將被逐一詢問七個問題：
# 你是根據自己的意志希望回朝鮮（或者中國）去的吧？
# 你在任何情況下都反對回國去嗎?
# 你充分地考慮過要是不回去會給家人帶來不安和打擊的這個問題嗎？
# 你是否了解在希望回國的人們回國之后你可能要長期被扣留在這里呢?
# 你知道聯合國軍不能承諾把你送到特定的地方去嗎？
# 你還是不愿意回去嗎？還是要強烈地反對遣返回國嗎？
# 你雖然是這樣說了，假如要強制你回國，你打算怎么辦呢？
只要有一個問題他們回答不夠“強烈”，將被認定意愿回國，送往遣返。
甄別過程跳過了親共戰俘控制的營區。這些營區的戰俘組織首腦表示營區內全體戰俘都要求回國，不必參加甄別。聯軍說你無權代表別人。他們便威脅說，如果聯軍要強行甄別，他們就要用暴力抗爭。聯軍強行進入，結果發生了暴力流血事件，《人民日報》隨即稱這是聯軍在搞“血腥甄別”，強迫戰俘去臺灣。這種情況下，聯軍被迫讓步，這些“紅色”營區里面無論是否有暴烈拒絕遣返的人員，都未能接受甄別。
中國方面認為聯合國軍的甄別充滿不合理。許多甄別回來后的戰俘指控李大安在4月8日親手捅死了一名從72聯隊營門口跑向遣返集合地的小孩。但是1958年庭審李大安時他本人和其他六名原戰俘的供詞都否認這一說法，李大安承認“美國人叫拿石頭往（回大陸戰俘）車上扔，我參加了”，這七人的證詞中證實了有數名成年戰俘被殺。在72聯隊里戰俘首領還要回大陸的戰俘都把身上刺的口號割下來才讓走。最后72聯隊7700人有700人遣返。同時針對“叛徒”們，親共戰俘展開了一系列的暗殺活動。回國戰俘的組織曾經處決要去臺灣的戰俘并未被美軍發覺。翻譯安保元因為和美軍軍官親近，結果上了紅色組織的處決名單，后來因他堅決要求回國而免于被處決之后這一批回國的戰俘都進行了“自我洗刷”，割去了身上刺的口號。
關于中朝戰俘的死亡人數，中國戰史稱：美方1951年12月提交的部分朝鮮戰俘死亡名單承認，至少有9,000朝鮮戰俘死亡，其中約3,900人死于痢疾。至1953年8月24日，聯合國軍方面共提交了三份朝中戰俘死亡名單，共計8,463人，其中志愿軍戰俘482人，朝鮮戰俘7,981人。但朝中方面認為這一數字被大大縮小了，他們引用美聯社1952年11月29日的報道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調查認為僅到1951年年底，朝中戰俘死亡總數就已達13,814人。
共產黨在1951年已經采取措施派人滲透到聯合國軍戰俘營，來自平壤的命令是不計生命損失阻撓甄別過程，目標是使戰俘營狀況令人極度厭惡，聯合國軍會將他們全部遣返。于是從1951年12月開始，戰俘營爆發了一系列的反甄別活動，最終在武裝戰俘和營地警衛間爆發激戰，數百名戰俘和少量聯合國部隊死亡。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最後於1952年5月下令解體行動，該行動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以坦克、瓦斯和子彈粉碎戰俘的反甄別活動。到1952年年底，所有的中國戰俘被送到濟州島，隔離遣返和不遣返的戰俘，打亂了部分共產黨情報網絡，改善了戰俘營管理，但是幫派戰實際上從沒有完全停止。
1953年2月22日，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提出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作為重開談判的試探，中朝方面當時并未回應。3月，斯大林逝世后，蘇聯說服中、朝方面，做出了在戰俘問題上讓步、立即迅速地結束戰爭的決定。3月下旬，中朝方面對克拉克的提議做出了積極回應。4月18日，聯合國大會就雙方交換傷病戰俘通過決議，20日雙方開始正式交換傷病戰俘，2周后全部完成。朝中方面交還聯合國軍戰俘684人，聯合國軍方面交還志愿軍戰俘1030人、朝鮮戰俘5640人。這一次戰俘交換被美方稱作“小交換”。
7月，雙方成立戰俘遣返委員會，8月5日，雙方開始在板門店交換堅持要求遣返的戰俘。至9月6日，朝中方面根據協議全部遣返了12,760名堅持遣返的聯合國軍戰俘，19日又遣返了經過勸說后愿意回家的13名戰俘，總計遣返韓軍被俘人員7,860人、聯合國軍被俘人員4,913人。8月5日，美方遣返朝中被俘人員2,757人，14日聲稱志愿軍戰俘已經全部遣返完畢。經中朝方面堅決交涉，至9月6日，聯合國軍方面共遣返堅決要求遣返的朝鮮被俘人員70,161人、志愿軍被俘人員5,640人。這一次戰俘交換被美方稱作“大交換”（Operation Big Switch）。
反共朝鮮戰俘剛剛從戰俘營被釋放，與同伴們為到達首爾而歡呼。
為解決不直接遣返的戰俘的問題，1953年9月9日由中立國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瑞典和瑞士組成。根據協議，中朝方與聯合國軍要在靠近軍事分界線的印度軍隊控制的軍營搭建營地，將不直接遣返的雙方戰俘被移交給屬于委員會的印度軍隊看管，其中聯合國軍方面9月23日移交朝籍和中籍被俘人員22,604人，安置在聯合國軍控制線一側的南營；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9月24日移交了聯合國軍被俘人員359人，安置在朝中控制線一側的北營。
+ 不直接遣返的朝中籍戰俘實現遣返的途徑
聯合國軍向印軍移交時1953年9月
聽取朝中代表解釋后共10次
136 345？(3166聽取解釋)
印軍查對名單時1953年12月31日
翻鐵絲網或印軍入營調查時1953年9月-1954年1月
印軍向聯合國軍移交時1954年1月20-21日
向印軍要求前往中立國（逃出營地）
南營的戰俘于24日移交完畢后，雙方修建的解釋設施都受到對方批評，朝中方同意按委員會要求擴建，由于美方修建的解釋設施過于狹小且無法保證解釋工作不受暴力干擾，朝中及委員會要求美方另建合格的設施。聯合國軍提出了有地雷（朝中反駁說某少將曾發言說聯合國軍控制的非軍事區內沒有地雷）、人力及材料不足等理由。10月1日，委員會向聯合國軍指出建議新建設施的地點，聯合國軍方于10月14日修建完成。由于這一延誤，委員會建議雙方將解釋延期并順延，中朝表示同意，但聯合國軍方面僅同意延期，反對將解釋結束的時間順延至12月23日以后。
;解釋多次中斷
10月15日，南營朝中方面對戰俘的解釋工作正式開始，但后來多次中斷，實際只進行了10天。10月16日以及18日至30日的中斷是因為朝中方面要求對朝鮮戰俘進行解釋，而朝鮮戰俘首領拒絕讓戰俘們出營。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內部經過激烈辯論，由于瑞士和瑞典代表堅決反對采取武力強制戰俘出營，委員會最終沒有達成一致。11月6日至15日以及11月17日至12月20日的中斷是因為委員會決定將經過解釋和未經過解釋的戰俘隔離開來，而戰俘首領們拒絕隔離，他們害怕營地被打散會讓他們失去對戰俘的控制。
中方代表后來回憶：“解釋在一個200平方米的帳篷里，中間有中立國代表，一側是中方代表。戰俘集中在東場里交接區幾十個這樣的帳篷里。戰俘從一側門進來，在中立國的監督下，聽取中方代表的解釋后當場表態。愿意回國的從另一側門出去，由我方接待和醫務人員接收，不愿回國的從原門折回。”
朝中方面對戰俘的解釋工作進程如下：
*10月15日，要求對1,000名志愿軍戰俘進行解釋，但營地中派出的戰俘首領不愿接受，直到印度看管部隊包圍營地之后，戰俘才出營聽取了解釋，當天實際解釋了491人，10人要求遣返。
*10月16日，要求提取1,000名朝鮮戰俘，朝鮮戰俘首領拒絕出營，該日沒有進行解釋。
*10月17日，對430名志愿軍戰俘進行了解釋，10人要求遣返。
*10月18日至30日，解釋者不再給14,600名中國戰俘羞辱他們的機會，堅持要求對朝鮮戰俘進行解釋，但是戰俘拒絕出營，解釋中斷。
*10月31日，解釋恢復，對C35營場朝鮮戰俘進行了解釋，21人要求遣返。459人接受解釋。
*11月1日至2日，朝中方面要求在解釋的同時向其他戰俘進行廣播，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不同意，解釋中斷。
*11月3日，委員會建議只對等待解釋的戰俘進行廣播、廣播結束后再進行解釋，朝中方面同意，解釋恢復。當天對C48營場朝鮮戰俘進行解釋，19人要求遣返。483人接受解釋。
*11月4日，對D28營場志愿軍戰俘進行了解釋，余萬明和周景山2人要求遣返。205人接受解釋。蒂邁雅確信朝中方大失顏面了，解釋算是完了，剩下的問題是朝中方會用什么方法打斷解釋。接著他發現朝中方的解釋時間越來越長。
*11月5日，對C22營場124名志愿軍戰俘進行了解釋，李天才、王文喜2人要求遣返。當天每名戰俘解釋過程用時一個半小時，瑞士委員抗議這是精神苦刑，要求加以時間限制無效后在一邊玩起撲克。蒂邁雅則回憶到“我發現旁聽這種漫長的解釋都是很煩人的事情”，他試過告知解釋者他們的做法是不合情理的，但是也受到了反駁。他認為讓沒受過教育的人經受這么長時間的壓力幾乎就是一種苦刑。他試著要手下的解釋帳篷印度主席在經過一段時間解釋后給出一兩小時的休息時間，也受到朝中解釋者的反對。到后來他總結到朝中方使用的手段的意圖很明顯，以這種方式折磨戰俘最終會使戰俘拒絕出營地。
*11月6日至15日，朝中方面要求將同一營地中尚未聽取解釋的戰俘與已經聽取解釋的戰俘隔離開來再進行解釋，遭到戰俘首領拒絕。朝中方面堅持要求隔離，解釋中斷。
*11月16日，朝中方面同意轉向下一個營地進行解釋，當天對53號營場203名朝鮮戰俘進行了解釋，6人要求遣返。
*11月17日至12月20日，解釋再次因為隔離戰俘的問題中斷。期間委員會建成了隔離戰俘的設施，但戰俘首領拒絕出營。
*12月21日，戰俘首領同意出營并同意隔離，解釋恢復。3號營場249名志愿軍戰俘聽取解釋，32人要求遣返。
*12月22日，3號營場約250名志愿軍戰俘聽取解釋，23人要求遣返。
*12月23日，4號營場約234名志愿軍戰俘聽取解釋，11人要求遣返。
至12月23日，解釋工作實際進行了10天，占協議規定的90天的11.1%。（10月11日時委員會提出中朝方先用已建成的設施進行解釋被拒絕。）僅有約3,170人聽取了解釋（一說3,166人，另說3,173人），占全部22,604名朝中戰俘總人數的14.0%，聽取解釋的戰俘中共345人申請遣返。對志愿軍戰俘的解釋進行了7天，聽取解釋的志愿軍戰俘約2,004人，占總數14,704人的13.6%，聽取解釋后約有136人要求遣返。對朝鮮戰俘的解釋進行了3天，聽取解釋的朝鮮戰俘約1,169人，占總數7,900人的14.8%。
;戰俘首領對戰俘的控制與謀殺
看管部隊司令官曾要求委員會授權以武力帶出這些戰俘，并允許開槍。委員會印度主席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委員認為可以采用武力，但遭到瑞典和瑞士委員的反對，瑞士委員甚至威脅退出委員會，委員會只得不了了之。在朝中方面進行解釋之前，委員會已經發現在南營中沒有一個戰俘敢于公開要求遣返，相反，卻有127名戰俘冒著生命危險秘密逃出營地向印度部隊要求遣返，委員會因此認為：“戰俘在表達愿望時所必須采取的這種不正常方式，使人們很自然地懷疑到全體戰俘都不是自由的個人。”這其中甚至包括了一名叫李二娃的戰俘代表，他曾與聯合國軍合作，指認戰俘中的志愿軍干部、毆打殘殺志愿軍戰俘，是公認的反共戰俘因受不了思鄉之情而逃出。遣返委員會還發現，南營的戰俘在由聯合國軍移交之前就一直受到戰俘組織嚴密的暴力控制，這個組織的目的就是抗拒遣返。朝中方面將營地內的戰俘首領稱為“特務”，要求委員會將“特務們”隔離出來，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員也認為應當打破戰俘首領們對戰俘的控制，但是委員會最終認為：不能因中朝方說誰是特務，誰就是特務，并且認為：只要將戰俘單獨解釋，就能使他們自由決定。
在解釋中，大部分戰俘一進解釋帳篷，就不停地喊同樣的口號，只有少數戰俘申請遣返，另有少數戰俘與解釋代表進行政治辯論。申請遣返的戰俘一進入解釋帳篷后，絕大多數就明確表態了。有個別戰俘在聽取解釋時，看起來極端猶豫并恐懼，而當委員會主席把他們帶走并讓其獨自一人時，他立即就選擇遣返了。委員會認為，這有力地證實了愿意遣返的戰俘是被脅迫而強行拘留在戰俘營里，從而無法行使遣返權利。委員會認為，未尋求遣返的戰俘并不都是自愿的，而是由于他們被長期灌輸了某些恐懼。
南營內的戰俘組織使用各種手段強制戰俘拒絕遣返，有的戰俘因為愿意遣返，而受到毒打甚至被殺。據美軍記錄，在解釋期間有38名朝中戰俘在南營營地中死亡。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共發現9起針對希望遣返的朝中戰俘的謀殺案，其中一起發生在10月3日丁字圍場第28號營場，據稱中國籍戰俘張子龍因為要求回國而遭到殺害。雖然委員會調查時在指控者指認的埋尸地點沒有找到尸體，美國記者威廉·林賽·懷特（William Lindsay White）還聲稱戰俘名單上沒有張子龍這個人，但委員會仍然在掌握了充分的間接證據后逮捕了7名涉嫌謀殺張子龍的戰俘，并在取得間接證據后對所有9起殺人案中涉嫌的兇手提起了訴訟。
據后來前往臺灣的戰俘回憶，反共戰俘得知中立國要進行調查的消息后，將被害人的尸體“一塊塊肉割下來燒掉”，還有去臺戰俘回憶，其他營場也有人因為要求回國被殺，尸體被“剁碎丟到大糞桶里倒掉”。最終委員會沒能找到尸體，因此反共戰俘和美國方面就把該案描述為誣陷。為中朝戰俘被殺案件而先后組建的兩個軍事法庭都沒有完成審判。在張案中，中方反對為被告指派美國律師，并認為向法庭提交已經遣返的原告證人意味著延長了前拘留一方對戰俘的控制，因此拒絕與法庭合作，法庭只能解散。另有中國文獻宣稱這幾名嫌犯“供認不諱”“遣返委員會主席蒂邁雅不顧抗議將特務兇手交給了美方”。在其他案件中，聯合國軍拒絕讓被告的辯護證人和辯護律師出席法庭，使審判直到委員會宣告解散時仍然沒有完成。委員會在解散前經過表決，決定將所有嫌犯移交給聯合國軍，這遭到朝中方面的強烈抗議。委員會建議聯合國軍繼續審判，但遭到拒絕，委員會認為聯合國軍的行為“破壞正義并使罪犯能逃出法網……這一責任是在于聯合國軍而不在于任何其他當局”。蒂邁雅感到朝鮮戰俘謀殺案中“那些被指證和受審的純粹就是營地領導而已，他們很明顯沒有笨到自己動手去殺人”中朝方對遣返委員會作了若干指責，如委員會報告收錄的信中提到“（如印軍不用武力帶戰俘出來聽解釋和打散戰俘組織），停戰協定將成為一紙空文而遣返委員會也只是有名無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和印度看管部隊……承認了蔣和李的特務頭頭們的地位，允許他們公然開會，擴大影響范圍，并縱容他們的非法活動。”
+ 不直接遣返的朝中籍戰俘去向
1953年12月23日，聯合國軍司令單方面發布聲明終止對戰俘的解釋，并宣布次年1月22日印度人將無權看管他們。朝中方面強烈要求延長解釋期限以補足90天解釋時間，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支持延長，而瑞典和瑞士代表反對，印度主席一方面贊成延長解釋期限，但另一方面認為“只有經過聯合國軍及朝鮮人民軍與中國人民志愿軍雙方之間的協議，延長方能實行”。由于聯合國軍方面反對延長解釋，12月24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中的多數委員（印度、瑞典、瑞士）做出決定，同意不再允許解釋代表進行解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委員則發表聲明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拒絕延長解釋期限的決定完全違反了朝鮮停戰協定和“職權范圍”。
解釋結束后，志愿軍戰俘14,704人中，440名戰俘遣返回中國大陸，12名前往中立國，17名在南營期間死亡或失蹤，14,235名前往臺灣。朝鮮人民軍戰俘7,900人中，共188人遣返回朝鮮，47人前往中立國，34人在南營期間死亡或失蹤，7,604人前往韓國。蒂邁雅認為如果南營的戰俘都被給以自由機會，將會有1500-2000人尋求遣返。
+ 不直接遣返的聯合國軍戰俘去向
1953年9月24日朝中方面將聯合國軍戰俘移交給中立國后，聯合國軍方面也對朝中方面修建的解釋設施提出修改意見，朝中方面承諾4天內完成。此后，直到12月2日聯合國軍才開始對戰俘進行解釋。自當日開始，韓國方面每天對30名韓軍戰俘進行解釋。。在北營，聯合國軍方面共進行了9次解釋，有275人聽取，但全部拒絕遣返（中國戰史稱共224人聽取解釋并全部拒絕遣返）。在印度軍隊看管期間，共有2名美軍戰俘和8名韓軍戰俘選擇遣返，另有2名韓軍戰俘選擇前往中立國印度。
經中華民國行政院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於1954年2月初調查，被俘後不回大陸而去臺灣的戰俘、也就是臺灣稱的反共義士，籍貫分布中國大陸46省市，以四川最多，達4,449人，占45%。年齡在20歲以上30歲以下者達67.5%，31歲至40歲者達29.1%，其餘則為40歲以上者，其平均年齡為27歲強。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9,234人，占義士總人數66%，至義士參加匪軍時間在3年以下者占85%，在10年以上者僅2人。
根據義士身分統計，過去曾參加中共黨團組織的反共義士，計3,948人。
被遣返回中國大陸的志愿軍戰俘共三批7,110人。第一批是要求遣返的傷病戰俘1,030人，第二批是堅持要求遣返的共5,640人，第三批是在中立區經過解釋或通過逃出營地或是在印度人“點名”（實質是再給一次選擇機會）時要求遣返等方式遣返的440人。遣返戰俘在開城受到了熱烈歡迎，并受到金日成和喬冠華接見。回國途中受到夾道歡迎，但是到了國內就被關押在了昌圖志愿軍歸國人員管理處。這些戰俘歸國后，中共中央制定了“熱情關懷，耐心教育，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針。從11月中旬起，開始政審，整個過程分為「動員教育、檢查交待、作出結論、安置處理”。然而歸管處后來下發文件，說「共產黨員是不能被俘的」，戰俘必須交代問題，沉痛反省。戰俘們開始開會檢討，自我贖罪，寫檢查反省投降行為。但是歸管處在黨籍問題上較為寬大，到1954年2月，80%戰俘被恢復了黨團籍和軍籍。1954年3月高饒事件后，軍區突然要求“提高標準”，原80%保留黨籍的處理結果變成了91.8%開除黨籍，6064人中約700人被開除軍籍，4600余人僅承認被俘前軍籍。只有30多名連以上干部和少數人因傷殘得到轉業安排工作其他人一律復員。大部分戰俘被遣返回鄉并在檔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一些因為“特務”罪名被判刑。文革爆發后，相當多戰俘受到批斗迫害，并有多人自殺，吳春生認為“比勞改犯都不如”。例如電影《英雄兒女》中對步話機大喊「向我開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蔣慶泉的事蹟為原型，但因為他受傷被俘，回國後受到迫害，后被平反。1980年，在返回中國大陸的志愿軍戰俘向全國人大申訴后，中共中央下發“中發（1980）74號”文件即《關于志愿軍被俘歸來人員問題的復查處理意見》，中國大陸官方開始對志愿軍戰俘重新審查、正確對待，如戰俘張澤石得以平反、恢復黨籍軍籍，還成為2011年感動中國候選人。1981年10月15日，解放軍總政治部轉發了山西省軍區《關于志愿軍被俘人員復查處理情況的報告》，督促各省、市抓緊落實歸來者的復查處理；1981年10月27日，解放軍總后勤部財務部發布了《給志愿軍被俘人員補發復員費的通知》，從經濟上給予歸來者以補助；1982年，民政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檢查中發（80）74號文件執行情況的通知》。但政治上的平反並沒有改善戰俘的經濟生活，多數戰俘仍然陷於貧病交加的困境，并因此過早去世。
擔架上的志願軍反共戰俘從美軍飛機下來，被送到救護車上
第一批被遣送臺灣的戰俘為1953年6月李承晚下令打開釜山戰俘營時，隨朝鮮戰俘“突營”的87人，分別于1953年10月、1954年2月被接運臺灣。第二批為在中立區解釋結束后沒有選擇遣返的14,235人，分別于1954年1月和2月被接運臺灣。。抵達臺灣的志愿軍戰俘在臺灣被稱為“反共義士”受到隆重的歡迎，中華民國政府專門劃出「義士村」供他們居住，政府還將1月23日定為“自由日”進行紀念。歡迎之后，由蔣經國主持、谷正綱辦理，對來臺戰俘進行思想改造和審查，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寫血書、舉行向蔣中正宣誓效忠儀式等。被清查及自首的4410名曾加入中共黨團的戰俘被註記檔案后交接編單位，其中被認為情節嚴重的15人被移送“感訓”。在戰俘營時，中華民國方面曾向戰俘承諾去臺后可以自由選擇職業，不肯去臺灣的則可以選擇前往中立國，但這一承諾并沒有兌現。經過在戰俘中舉行“請纓大會”，97.4%的來臺戰俘被補入中華民國國軍，極少數體弱病殘者轉業經商或務農。據去臺戰俘趙英魁回憶，到臺灣之初，有的戰俘因不愿意當兵而遭到干部的不斷糾纏而自殺，還有的戰俘抱怨“國民黨不守信用”，遭“政治戰士”檢舉，被捕后以“從事非法組織意圖叛亂”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據《炎黃春秋》刊文張澤石認為去了臺灣的戰俘受到的政治待遇比回大陸的強，雖然有些人受到暗中監視甚至在綠島坐牢，還有人被判死刑，但沒有像回大陸的戰俘那樣全都受到懷疑、歧視和終身控制。而且隨著臺灣的民主進步，他們也享受了平等的公民權利。不少戰俘通過奮鬥，成長為受人尊敬的教師、作家、醫生、律師、企業家等等。
聯合國軍（不包括韓軍）戰俘共有5123人通過“小交換”和“大交換”遣返，解釋結束后又有2人要求遣返，無人前往中立國。
遣返的美軍戰俘共3748人，美國對這些戰俘比較寬容，大部分戰俘得到安置，但少數戰俘受到了逮捕和審判。如在解釋期間選擇遣返的愛德華·迪肯森和回到美國后就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迪肯森以“私通敵人”以及“作為戰俘行為不當”的罪名被判刑10年，他的罪行包括通報另一戰俘的逃跑計畫，導致該戰俘被痛打、關單獨禁閉，又三次拉去模擬槍決。巴徹勒以“私通敵人”、涉嫌在戰俘營內傳播批評美國的請愿書以及發表有關朝鮮戰爭細菌戰的言論的罪名，被判沒收全部財產并終身監禁。不過，迪肯森和巴徹勒都只服刑3年就被釋放。有21名美軍戰俘選擇前往中國，至文化大革命時大部分人又被安排返回美國，個別人前往歐洲。從中國返回美國的戰俘被認為是“叛國者”，部分人遭到逮捕。只有霍華德·亞當斯（Howard Adams）和詹姆斯·溫納瑞斯兩人一直留在中國。
據韓國方面估計，在遣返結束後不在戰俘名單上而留在朝鮮未被遣返的韓軍戰俘可能有19,000人到60,000人。依韓國國防部2007年報告，韓軍共有41,971失蹤，其中8,726人被遣返. 13,836人戰死，而19,409人下落不明，這些可能是沒有被遣返的戰俘,美軍900餘人。曾任朝鮮人民軍軍官的李恒九（Yi Hang-gu），現住韓國，他作証說他的22團主要由沒被遣返的韓國戰俘組成，由朝鮮軍官指揮。李恒九估計：沒被遣返的韓國戰俘可能有五六萬人。
1994年10月，趙昌鎬（Cho Chang-ho）少尉逃離朝鮮回到韓國，他是第一位逃離朝鮮回到韓國的戰俘，證實了朝鮮扣留部份戰俘不遣返的事實。到2009年6月為止，已有79名韓軍戰俘逃離朝鮮回到韓國。
美國紐約時報1996年報導，根據解密文件，美國國防部知道在戰俘交換後還有900餘名美軍戰俘被朝鮮拘留，沒有被遣返。美國國防部拒絕證實，只承諾會調查北逃者在朝鮮看到美軍戰俘的說法。朝鮮則否認拘留美軍戰俘。
解釋到期后，共88名戰俘前往中立國印度，其中前中國人民志愿軍籍12人、前朝鮮人民軍籍74人、前韓國國軍籍2人。1955年8月22日，印度要求在聯合國大會討論中立國遣返委員會關于戰俘交換的報告，同時提出討論要求定居國外的前戰俘的安排。當時在印度的88名前戰俘中，56人希望去墨西哥，其余32人則希望在印度定居。據說梅農曾透露，在印度的前戰俘后來有5人返回朝鮮，2人返回中國，55人前往巴西，11人前往阿根廷，9人前往墨西哥，其余6人留在印度。另據韓國駐印度使館1993年的消息稱，后來又有2人返回韓國，當時仍留在印度的只剩4人。
華裔作家哈金以黃埔軍校畢業生俞元作為戰俘的遭遇為題，寫成小說《》。該書2005年榮獲。
國際紅十字會是《日內瓦公約》的監督、執行機構。國際紅十字會表示：當國際紅十字會作為中立機關參與遣返時，交戰雙方要接受國際紅十字會的條件。條件之一，就是國際紅十字會能夠經由私下面談，證實遣返並不違背個人意願。《日內瓦公約》與《朝鮮停戰協定》也被列為與志願原則相關的條約。
國際紅十字會在對1949年日內瓦第三公約第118條的評論中，先陳述了交戰雙方對第118條的解讀，接著表示：1952年12月3日聯合國大會第七次會議決議解讀為「不強制遣返」，徹底否定朝鮮「不論意願，全部（強制）遣返」的解讀。國際法專家 J. Mayda 等人指出：「雖然聯合國大會並未被賦予對《日內瓦公約》的解釋權，這個解釋如此符合日內瓦公約的精神，它無疑有近乎權威的性質。」儘管不評價聯大或停戰委員會的決定，朝鮮戰爭在各方面都不能作為第118條實行的先例。
國際紅十字會出版的《紅十字國際評論》2001年文章，認為(韓戰的)「考慮戰俘意願」不僅符合日內瓦公約的精神，也以「不驅回原則」優先，調和了國際人道法與。
國際紅十字會能夠訪問聯軍的戰俘營，查證是否遵守公約，但是從沒有機會到朝鮮的戰俘營查證。雙方都沒有盡到公約的責任。戰俘也不能與家屬通信或收到包裹。公約是一個整體，僅僅遵守公約第118條的一部分，違害了公約。因此，朝鮮戰爭的遣返決定，必須視為特殊情況下的臨時解決方法，未來不能以它為先例。
中朝將戰俘當成戰士，在被俘後繼續與聯合國軍作戰。這顛覆了長期以來戰俘服從的規範。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在回憶錄中說：「韓戰中（中朝）命令戰犯在聯合國軍戰俘營中暴動，目地是要我們在全世界-{}-面前丟臉，在停戰談判時喪失還價能力，迫使我們從前線抽調軍隊來看守戰俘。」克拉克發現中朝高層仍然把戰俘當成戰士，策劃他們參加軍事行動。「戰爭的俘虜」變成「作戰的戰俘」，是一個巨大的改變。
*6月30日，李奇微奉命發表致中朝軍隊司令官的廣播講話，正式建議停火談判。
* 7月5日，中朝雙方就李奇微建議作出積極反應。中朝就《關於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協議》（草案）達成一致。
*7月10日，朝鮮停戰談判在開城開始。
*11月27日，談判雙方就軍事分界線問題（第二項議程）達成一致。
*12月11日，雙方開始關于戰俘問題的談判（第四項議程）。
*12月18日，談判雙方交換戰俘資料，之后中朝方立即提出停戰后雙方遣返全部戰俘。
*1月2日，美方提出“一對一交換”的戰俘遣返方案，剩余不選擇遣返的戰俘一律釋放為平民。朝中方面拒絕美方提案。
*5月，戰俘問題在完全僵持，克拉克施加軍事壓力。
*7月13日，在聯合國軍司令克拉克的要求下，華盛頓同意將遣返8.3萬人的數字通知中朝。距離中朝9萬人的底線不遠，毛澤東反對在美方壓力之下簽署城下之盟。
*8月，美國國務院支持哈利南方案，美軍方反對。
*9月28日，杜魯門要求談判代表團提出不強制遣返原則的三種實施方案，并要求軍方在戰場上加強壓力。9月美方代表提出了一項「二者取其一」的方案。中朝方面拒絕了這種近似於「最后通諜」的方案。10月8日，中朝拒絕美國方案。聯軍代表立即中斷停戰談判。
*2月22日，克拉克提議首先交換傷病戰俘。
*3月28日，中朝方面同意了克拉克的建議，并在戰俘問題上作出讓 步。
*3月30日，周恩來發表聲明，建議由中立國“保證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
*4月6日，雙方聯絡官開始就換俘具體問題進行商談。
*4月18日，聯合國大會就雙方交換傷病戰俘通過決議。
*4月20日，雙方開始正式交換傷病戰俘，2周后全部完成了交換工作。
*4月26日，雙方恢復正式談判。
*5月25日，聯合國軍提出了關於俘虜問題的最終方案。
*6月4日，中朝方面接受了換俘問題的這一方案。
*6月8日，雙方代表簽署了關於交換俘虜的協定。
*7月27日，雙方代表簽署停戰協定。
*  韓戰反共義士鮮血染成的中華民國國旗。國立歷史博物館
*  反共戰俘獲釋  ， 反共戰俘抵達臺灣臺北接受歡迎 。《生活雜誌》照片 hosted by Google
中興國貨是香港一家中國國貨公司，創立於1958年，位於旺角，曾有4間店舖，員工百餘，總店設於新填地街，即現今朗豪坊對面。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是中興的黃金歲月，當時負責人是李兆棠。中興新年辦年貨、開學賣校服、國產衣車、單車、臘肉為著，曾經客似雲來，比美當今的一田百貨。
在2011年2月頭的年三十晚，因租金問題，中興宣布黯然結業。
第四屆亞洲冬季運動會於1999年1月30日至2月6日在韓國江原道舉行。所有項目分別於春川市、江陵市和龍平滑雪度假村中舉行。
本屆冬季亞運會共設7個大項，43個小項。
恐慌是一種強烈的突然性的感覺。恐慌的出現會支配人的正常思維和邏輯，取而代之的是焦慮感和本能的戰斗或逃跑的行動。恐慌很可能在大型團體聚會或人群中出現，從而造成大規模恐慌。
許多廣為人知的大規模恐慌案件都是在大規模公共活動時發生的，各國政府也在為防止由恐慌所引起的各種事件例如踩踏事故。在麥加，平均每年會有250名朝圣者因踩踏事件而死亡。麥加當局也因此加裝了保護設施。在1989年4月15日，在英格蘭謝菲爾德的希斯堡球場發生了令人震驚的希斯堡慘劇，共造成96人死亡。這起慘劇使得球場入口和座位排序在1980年代末開始調整或更新。
陳福謙（；），祖籍泉州府同安縣，為清代臺灣商人，出身鳳山縣苓雅寮莊（今日高雄市苓雅區），曾在旗後（今高雄市旗津區）開設「順和行」。為高雄陳家奠定基礎的陳中和曾在「順和行」當過學徒，並受到陳福謙賞識而予以栽培，但在陳福謙去世後陳中和受其後人排擠而離開順和行自立門戶。
陳福謙早年以替人撐船營生，後來累積資金改從事賣米行業，之後在打狗於清同治二年（1862年）開港後，他便在旗後開設順和行經營蔗糖買賣。由於他藉由貸款給蔗農而掌握了甘蔗的供給，並擁有自己的糖廍來進行加工，最後掌握了打狗地區的糖業而致富。
1865年，陳福謙取得英商德記洋行買辦，於府城、打狗設行號，販糖也兼賣布匹、五穀雜糧與鴉片。到1874年時，陳福謙事業版圖已擴張到日本，於日本橫濱、長崎、神戶設分行，在臺灣廣開七十二行郊，連後山臺東都設有據點。
陳中和於1868年十五歲時進入順和行，受到陳福謙的賞識與重用，在順和行「七十二行郊」中即由陳中和擔任總家長，曾派他率領船隊到福州、廈門、香港、廣州等地，甚至是日本橫濱販賣蔗糖。而後陳福謙又接受陳中和的建議，成立「和興公司」，在日本大阪、神戶、九州等地設置「分棧」，拓展在日本的市場。
後來在光緒十年（1884年）時，陳福謙在四十九歲的壯年時期去世。他原有提拔陳中和之意，遺命「中和必須重用」，但去世後其次子陳自然不認同此一想法，與陳中和之間常有摩擦，於是最後陳中和自立門戶。之後因經營不善，順和行的地位遂被取代。
陳福謙家族的祖籍是福建省泉州府同安縣集美，於五世祖陳祖武時來臺，其子陳貨為六世祖，亦即是陳福謙之父。陳貨原居於阿公店（今高雄市岡山區）的後紅，後遷至苓雅寮下寮，人稱「後紅陳」。《臺灣列紳傳》則寫陳福謙祖先陳維參於1701年（康熙四十年）來臺。
陳福謙其弟名陳北學（又名悅周，1840-1908）在陳福謙死後，家族產業半由其弟承接。日治時期以後，陳北學經營懋德洋行、砂糖行、德記號，是臺南德記源順洋行行主、新興製糖會社股主
陳福謙長子陳日翔 ，字藻耀，號梧岡，幼年時曾到晉江就讀，後返鄉應童子試，入邑庠為縣學附生。1878年（光緒四年）與施士潔、汪春源、陳望曾、丘逢甲、許南英等人，於竹溪寺設「崇正社」，為臺南詩社之濫觴。1885年（光緒十一年）中舉，次年任職內閣中書，旋因改葬祖墳而辭官返臺。1892年（光緒十八年）與舉人盧德祥、恩貢生周熙清、儒學教官王春華等人共同纂修《鳳山縣訪冊》，1894年完成。隔年臺灣被割讓給日本後，陳日翔將家產委交給弟弟們，寓居廈門鼓浪嶼，後被任命為命為清駐菲律賓總領事，一年後又升任駐南美祕魯公使，但他堅辭不赴任。1903年擔任鼓浪嶼會議公所首任議長。1904年與林輅存集資十二萬銀元創辦「華寶制瓷公司」，乃廈門第一家僑辦工廠。後為修墓而返回臺灣，日本人待以殊禮。宣統年間陳日翔被任命為廣東布政司，然而上任前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他北向痛哭，遺命以清制衣冠殉。1913年（大正二年）5月21日逝世，年54。相傳陳日翔身材魁梧，李鴻章以「大胖」呼之，食量奇大，能吃一大盤油飯配一斤豬肉，擔仔麵一頓能吃一百二十碗。
次子陳日新（又名自然、文遠），曾於1886年（光緒十二年）列舉秀才，1888年（光緒十四年）施九緞事件時從剿討軍有功，欽授五品軍功，同年經營糖米行、在神戶、橫濱、東港、阿猴設有分館。日治時期以後，由於安撫地方有功，1897年（明治三十年）總督府賜臺灣紳章，也曾受兒玉源太郎總督贈送太刀。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任苓雅寮區莊長、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2月續任苓雅寮區長。曾任鳳山廳農會長、臺南廳農會委員、地方稅調查委員、苓雅寮公學校學務委員、臺灣農商銀行重役，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被推薦為臺灣農商銀行頭取。另外也是新興製糖會社監察役、和興公司股主，經營順和號、和義號 。
三子陳日光（又名筱竹）是前清秀才、和興公司股主。
四子陳日華（又名和智）是前清秀才、和興公司股主、 新興製糖會社監察役。
五子陳日瑄（又名和信）是和興公司股主、新興製糖會社監察役、經營和信號
陳和信之子陳文欽，生於1906年12月19日，是苓雅寮資產家。
陳和信之孫女陳碧華，嫁給侯雨利長子侯永都。另陳和信之孫陳國振，娶侯雨利三女侯玉嫌。陳國振為臺南紡織元老，曾任南紡董事。陳國振之子陳鴻模於2015年出任南紡總經理，2019年退休。
* 陳福謙之孫陳玦琳（長子陳日翔所出）曾留有遺稿《珽瑜謎稿》，由其子陳聯松出版。在陳玦琳在文中，以「陳小禾」化名，被視為隱射曾任順和行掌櫃的陳中和，指述陳福謙經商成功後，收養孤兒陳小禾給長子陳日翔伴讀，一路重用，最後提拔為順和行掌櫃。結果陳小禾在日本竟以自己名義另設公司，陳福謙被氣死，死時才四十九歲。書中陳小禾的結局是「吞金而亡」。此書出版後，1983年，時任高雄市議員的洪壽美以「吞金事件」影射時任議長陳田錨的祖父陳中和侵吞老東家財產，並指稱陳田錨之父陳啟清是「漢奸」。在當時政壇引發一場誹謗訴訟案。洪壽美遭陳中和後代控告毀謗，於1984年一審時被判有期徒刑九個月。
巴蟾屬（學名：''Barbourula''）是兩棲綱無尾目鈴蟾科的一屬，現僅存兩種，分布于菲律賓和婆羅洲。
* 布桑加巴蟾（''Barbourula busuangensis''）
* 加都巴蟾（''Barbourula kalimantanensis''）
* Amphibian Species of the World, ''Barbourula''
* Living Underworld, Bombinatoridae
維也納歌唱協會合唱團 – 維也納少年合唱團
維也納歌唱協會合唱團為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的演出合唱團。
1812年維也納樂友協會於霍夫堡皇宮之西班牙騎術學校演出韓德爾清唱劇後應運而生。第一次合唱表演，溯源至薩里耶利的倡議，就是1824年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之首演。
1858年維也納歌唱協會合唱團正式成立，最初由及布拉姆斯擔任指揮。過去 150 年內，合唱團曾與眾多著名指揮家及樂團合作，包括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和維也納交響樂團；亦首演了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布魯克納的《》以及馬勒的《第8號交響曲》。
1947年至1989年期間，卡拉揚奠定了維也納歌唱協會合唱團的地位。
合唱團曾跟多個日本樂團和指揮合作，包括小澤征爾及大植英次。1979 年和 2009 年，合唱團先後於東京及大阪客席演出。2017年1月1日，合唱團首次參演維也納新年音樂會，與多年合作伙伴維也納愛樂樂團同臺演出。2017年11月，合唱團首次踏足中國舞臺，於上海交響樂團音樂廳，在指揮安德里斯?波嘉帶領下，與上海交響樂團演出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
合唱團現時有 240 名成員，現任總監為（1991 年開始出任）。
* 路德維希·范·貝多芬 ''Symphonie Nr. 9 – 歡樂頌 (Ode an die Freude)'' (維也納愛樂樂團 – 克里斯蒂安·蒂勒曼)
* 約翰內斯·勃拉姆斯 德意志安魂曲 (''Ein deutsches Requiem'') (Cleveland Orchestra – 弗朗茲·威爾瑟-莫斯特)
* 安東寧·德沃夏克 ''Requiem'' (王家音樂廳管弦樂團 – 馬里斯·揚頌斯)
* 古斯塔夫·馬勒 ''Symphonie Nr. 2 – Auferstehung'' (維也納愛樂樂團 – Gilbert Kaplan)
* 古斯塔夫·馬勒 ''Symphonie Nr. 2 – Auferstehung'' (維也納愛樂樂團 – 皮埃爾·布萊茲)
* 古斯塔夫·馬勒 ''Symphonie Nr. 3'' (Bavarian State Orchestra – Zubin Mehta)
* 古斯塔夫·馬勒 ''Symphonie Nr. 3'' (維也納愛樂樂團 – 皮埃爾·布萊茲)
* 奧托·尼古拉 ''Mondchor'' aus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Sch?nbrunn Palace 2010, 維也納愛樂樂團 – Franz Welser-M?st)
* 羅伯特·舒曼 ''Manfred – Schauspielmusik'' (Tonkünstler-Orchester Nieder?sterreich – Bruno W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