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尼高斯因從電影最終版本中剪走了一個不同種族之間的愛情場面而被批評。他回應已經刪除了這個場面是因為試映觀眾的負面反應。
本片也引起了爭議，因為它描述了一個類似克林頓的角色，而當時本片的上映也接近萊溫斯基醜聞事件。
貞元之盟是唐朝和回紇在貞元三年（787年）為了聯合力量夾攻吐蕃而簽訂的合作盟約。
公元787年，唐朝為應付吐蕃的不測之舉，采納李泌的提議：先和回紇，則吐蕃不敢輕犯邊塞；其次招撫南詔蕃王，則切斷吐蕃右臂；大食（阿拔斯王朝）在西域最強，它與天竺（印度）諸國都仰慕大唐王朝，其世代與吐蕃為仇，故唐也可將其招撫，以牽制吐蕃。因此，唐政府答應回紇的請婚，并對其提出了五項要求。公元788年，合骨咄祿毗伽可汗遺其妹骨咄祿毘伽公主、官員妻子、宰相及其使節等1000余人，帶著可汗的厚禮，到唐朝迎接咸安公主。這是唐朝自建中元年（780年）振武（今內蒙呼和浩特）邊官張光晟屠殺回紇使節900余人事件后的一次和解。回紇可汗對能與唐和親喜出望外，他致信唐朝說：“昔為弟兄，今即子婿。子婿半子也。彼猶父，此猶子也。父若患于西戎，子當遣兵除之。”由于締結了婚姻，確立了“翁婿之盟”，取代了至德二年（757年）以來的“兄弟之約”。與此同時，回紇又向吐蕃使節責罵了一頓，與吐蕃斷絕關系，隨后向唐朝皇帝求把“回紇”改稱“回鶻”。
#回紇向唐朝稱臣，改至德二年（757年）以來的“兄弟之國”。
#回紇可汗為兒，唐朝皇帝為父。
#回紇每次對唐派出使節，不可超過200人。
#回紇每次向唐朝賣的馬匹，不可超過1000匹。
#回紇不可攜帶唐境內的中國人及商胡出塞。
運河博物館位於臺南市安平區、臺南運河畔。2003年5月13日公告為市定古蹟。該建築在臺灣日治時期是監控商船進出安平港區的臺南運河安平海關，現在則是陳列先民漁具模型以及昔日關稅局的相關文物等的運河博物館。
該建築建於日治時期大正年間，負責向往來船隻徵收關稅並監管之，之後因臺南新運河開通，海關業務於1930年移至臺南運河海關，原建物設置安平水產學校。此建築戰後又改設為海關，直至民國六十七年（1978年）海關移至新安平港後閒置。後來因都市計畫作為廣四用地，民國九十一年(2002年)配合安憶橋整建計畫，承包商於同年6月9日拆除建築物，後在安平文教基金會 已故何世忠董事長聯合地方人士力主保存，將其建築物保留下來，同時將已被拆除的屋瓦由基金會出資購置帆布做好防護，在時任市長許添財指示下指定古蹟，並稱為運河博物館。經過修繕後，於民國九十四年（2005年）5月成立運河博物館，而在兩年後（2007年1月）該博物館由安平文教基金會負責管理。安平文教基金會於2009年結束營運管理，目前由臺南市政府委外經營中。
該建築座落於臺南運河旁，座東朝西，其南側為昔日的安平碼頭。該建築的主入口位於西面，沒有門廊而只有雨棚，而在室內則有一矮櫃區隔出民眾洽商與辦公的空間。辦公空間內又區隔出一間間的辦公室，而上方的屋樑維持高挑，並沒有設天花板。
除此之外，在該建築的後方有一平面略呈現「Z」字形的防空洞，東西方各有一出入口，內部為拱頂，約可容納15人。
*蔡文居. 古蹟內賣桶仔雞、熱炒 臺南文化局挨罵.自由時報.2014-10-14
* 臺南市政府文化觀光處——原臺南運河安平海關(運河博物館)
*https://www.facebook.com/anping.fans/  安平文教基金會保存安平海關始末
*https://www.facebook.com/pg/seamounthall/videos/?ref=page_internal   安平海關保存始末
尹昌隆，字彥謙，江西泰和人，明朝政治人物。榜眼及第。
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尹昌隆中應天府鄉試第一名（解元）。洪武三十年，聯捷春榜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修撰，改監察御史。
建文年間，有次建文帝因生病晚上朝，尹昌隆對皇帝提出了批評，但建文帝沒有因此生氣，反而公開了奏文和表揚尹昌隆，但後來他因為「地震」上言，被貶為福寧縣知縣。
靖難之變時，他上奏勸建文帝向燕王朱棣求和，朱棣攻入金陵，尹昌隆被列為奸臣，本要處死，但尹昌隆出示了當年的奏章，於是被赦免，擔任了世子朱高熾之師，爾後世子進為太子，尹昌隆也升為中允，解縉被罷免後，昌隆升為禮部主事，永樂十五年（1417年），他又得罪了尚書呂震，被誣陷下獄伏誅。
有《訥菴集》八卷。
萬戶制，又稱圖們或土綿，是突厥人與蒙古人的軍隊組織方法，在匈奴時代已經有此制度。
蒙古成吉思汗時代，十人一個十戶、十個十戶一個百戶、十個百戶一個千戶、十個千戶一個萬戶、十個萬戶一旗。大蒙古國時代有九十五千戶與四個萬戶，左手萬戶（木華黎）、右手萬戶（博爾朮）、中軍萬戶（納牙阿）、林中百姓（豁兒赤）。
馬札爾人也有此制度，波斯人叫他們的萬戶為kanda。
現代土耳其軍隊也有此制度。
王洪，字希範，號毅齋，南直隸錢塘人。明朝進士、政治人物。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春榜二甲第二名進士，授吏科給事中，后授翰林院檢討。永樂年間，參與編寫《永樂大典》。有《毅齋集》。
清朝錢謙益收錄其詩十八首於列朝詩集乙集第二。
2005年固蘭湖島西北角一景，圖中可見公眾市場
固蘭湖島遊艇
位於固蘭湖街橋下的固蘭湖島入口
固蘭湖島公眾市場
固蘭湖島（英語：Granville Island）是加拿大卑詩省溫哥華市內一個半島。它位於福溪南岸，隔水與溫哥華市中心相望，固蘭湖街橋則橫跨其上空。固蘭湖島過去曾經是一個工業區，但於1970年代轉型為一個多功能社區。現時該處有多項設施，包括公眾市場、酒店、社區中心和劇院等，廣受居民和遊客歡迎，而艾蜜莉卡藝術及設計大學也是位於該處。島上留有一座混凝土工廠和一座機械工廠，為過往的工業活動留下見證。
固蘭湖島所在之處過去曾經是福溪上的兩座沙洲。隨著溫哥華於1886年設市後迅速發展，溫哥華港務局於1915年批準在福溪進行填海計劃，耗資34萬2千元將該兩座沙洲填成面積達35英畝的工業用地。填成的小島本來稱為「工業島」（Industrial Island），但民眾普遍以橫跨小島上空的固蘭湖街橋將之稱為固蘭湖島，而此名稱亦沿用至今。到了1923年，島上用地差不多已佈滿工廠，為其它第一產業（如林木業和礦產業等）供應用具。電車公司也在固蘭湖街橋南端設站，方便工人通勤。到了1930年，島上的工廠總共僱用約1200名工人。
然而，隨著經濟大蕭條展開，固蘭湖島的工業活動也步入衰退，而島上也開始出現貧民窟，貧民在福溪一帶捕魚和拾荒為生。二戰的展開為固蘭湖島的工業帶來轉機。島上的工廠為歐洲戰場生産不少用具，而1942年日軍偷襲珍珠港後，在島上工作的工人更被分發特別的身份證以防止有人破壞島上的工業，從而可見該島對戰時工業的重要性。
戰後島上的工業再度衰退，加上福溪水質每況愈下，當局曾考慮乾脆填掉整個福溪，但顧問報告中提及的5000萬元造價卻令市政府望而卻步。當局改而填去分隔固蘭湖島和福溪南岸的小水道，令固蘭湖島從此變成一個半島，但其名稱卻維持不變。
加拿大聯邦政府於1972年將固蘭湖島轉交，由該機構負責將固蘭湖島轉型成一個以人為本的社區。聯邦政府於1973年至1982年間在固蘭湖島投放2470萬元，島上陸續出現公園、住屋和公共展覽場地等設施。島上的商業活動再現生機，該帶並發展成溫市的旅遊景點之一。
固蘭湖島三面環水，陸路交通方面只有安達臣街將之連接到福溪南岸。和皆提供渡輪服務連接固蘭湖島和溫哥華市中心、西端區和附近的等地，而則營運來往固蘭湖島和寶雲島的航綫。
溫哥華市政府於1996年購入前屬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福溪南岸鐵路綫，並從1998年起提供連接固蘭湖島南端和科學世界的路面電車服務。這條電車綫稱為，每年只限五月至十月中的周末和假日行駛。溫市政府在2010年冬季奧運會舉行前翻新此電車綫以及從布魯塞爾交通公司借來兩輛龐巴迪製現代電車，並將整個項目包裝成「奧運綫」（Olympic Line），從2010年1月至3月期間提供來往固蘭湖島和架空列車加拿大綫奧運村站的免費電車服務；溫市政府將之視為一個示範項目，日後有可能將之伸延至市內其他地點。
*  Official Granville Island website
*  Granville Island Cultural Society Information about busking (street performing) on Granville Island and theatre information
*  Satellite image of Granville Island from Google maps.
*  Granville Island Day Vendors Association website
*  Granville Island Business and Community Association website
*  Model Train Museum
*  Granville Island Works community website
唐炯，字鄂生。貴州遵義人。
唐樹義之子。寓居貴陽，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舉人，咸豐六年（1856年）署四川南溪知縣。曾鎮壓李永和、藍大順起義。當時石達開敗走貴州，逃往雲南昭通。唐炯以為石達開必進入四川腹地，調用川東鎮總兵唐友耕鎮守大渡河東岸。1862年，因病回成都。光緒元年，丁寶楨督任四川，以唐炯治理鹽務。喜收藏，善書法。光緒九年（1883年）官至雲南巡撫。
中法戰爭時因逃往興化，又逃回雲南，被革職定讞斬監候，後遣戍雲南。光緒十三年（1887年），督辦云南礦務，前後長達十五年，以機器開采礦物。
維也納瓷器水壺，1799年，裝飾模仿另一種罕見的中國產品，漆器
中國風，也譯成「中國風情」，是一個藝術史上的專有名詞。此風格起源於十七世紀，在十八世紀成為風行全歐洲的國際時尚，表現在各種藝術類型之中，並在各地發展出不同特色。
中國風的「中國」主要指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世界，除了中國，日本、韓國、東南亞也是相關的創作題材。這種藝術風格專指歐洲人以東洋文化作為靈感來源，並添加想像的新創作。中國風藝術品充滿幻想，有時甚至表現出歐洲人想像中，和樂美好、理想文明的中國世界來作為歐洲國家改革的範本。中國風揉合了東方與西方的特質，混用各種創作元素，是東西文化交流的結果。這股風潮到了十九世紀中後期，逐漸與所有來自異國地區的文化，轉用到其它歐洲藝術形式之中，統稱為更多元、更大範疇的異域風情（Exoticism）。
中國風風格雖在十七世紀風行，這個詞卻在十九世紀才正式出現。 Chinoiserie 的詞根是 Chine（中國），但事實上，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人對「中國」的定義不明確，往往使用「中國」、「東洋」、「東方」、「遠東」等不同的概念陳述以中國為主體的東亞世界，依不同脈絡而有不同認定。十七、十八世紀時代在路易十四財產目錄裡，已時常出現 “fa?on de la Chine”（中國式）或 “à la chinoise”（中國品）等字樣。到了十九世紀Chinoiserie一詞才正式出現在法國文學作品裡。巴爾札克於1836年發表的小說《禁治產》（'），首次用 Chinoiserie 指稱具有中國風味的裝飾工藝品。自此之後，Chinoiserie 就泛指依據中國風味製作的物品。1878年 Chinoiserie 正式收錄在《法蘭西學院詞典》裡:「名詞，陰性，藝術品，傢俱，或其它奇異珍品，皆是來自中國，或依據中國品味而製作。」
18世紀耶穌會神父絲質長背心
中國自明朝中後期隆慶開關起後，為數不少的歐洲傳教士前往中國傳教，有部份傳教士回到歐洲，並將中國的各種文化、經典等帶到歐洲，致使歐洲在17世紀初18世紀末時（此時中國正值經濟文化最發達的期間，約明朝末年到清朝康雍乾盛世時期）曾長時間流行“中國熱”，在這長達100多年的時間內歐洲對中國的許多方面均十分追捧，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
其實早在14世紀時，當元朝忽必烈攻入歐洲時，就把中國絲綢上的圖樣傳至歐洲，且被天主教會所沿用，常出現於祭衣和背心上。事實上，在馬可波羅遊記之後，歐洲對中國的認識主要藉由歐洲本地商人與使者來傳遞。十七世紀中葉以後，更是由耶穌會傳教士的記錄與報導把中國資訊帶回歐洲。經由不斷的記錄與報導，他們更正傳統歐洲人對中國的認知，改變中國在歐洲的形象，十八時期的中華帝國以最理想的形式與形象被介紹到歐洲，是具有高度文化與高度文明的大帝國。十八世紀幾乎全歐洲都受到中國風藝術風潮的影響，包括意、西、葡、法、荷、德、英、瑞典、丹麥、匈牙利、波蘭、俄國等地區都有中國風藝術，橫跨南歐、西歐與東歐。中國風被運用的範圍非常廣泛，包含工藝器物、繪畫、版畫、雕刻、建築、園林、綠地與城市規劃等等各種範疇。包括陶瓷器皿、掛毯、壁飾、漆櫃、漆屏、屏風、樂器、床、桌、族徽、紡織、絲綢、刺繡、油畫、鑲嵌畫、壁畫等等，其它還有室內裝潢、家居裝飾，園林建築有宮殿、亭、臺、樓、閣、曲橋、奇巖怪石、石雕、磚、雕、彩繪、木雕等設置，以及中國風村落，如日耳曼地區卡瑟爾（Kassel）威海姆蘇赫山地園林（Bergpark Wilhelmsh?he）內中國村（Chinesisches Dorf  Mou-lang），瑞典、俄國中國村等等，另外就是中國風自然風景園林在歐洲的盛行。
1700年，為慶祝新世紀的到來，“太陽王”路易十四在法國凡爾賽宮金碧輝煌的大廳里舉行盛大的舞會時曾身著中國式服裝，坐在一頂中國式八抬大轎里出場，使得全場頓時發出一片驚嘆聲。這種中國風尚體現在當時整個歐洲社會中，并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筑等。受中國風影響的洛可可風格與中國式園林亦在歐洲各國王室流行。歐洲的中國風尚在18世紀中葉時達到頂峰，直到19世紀以來才消退。
18世紀的西方，對於東方的認知多半是從他人敘述或遊記等了解，進而想像出來的東方色彩，因此許多器物及繪畫會同時出現波斯、中國、印度、日本及南洋的圖像元素。如《皇帝出巡》系列壁毯，其上的描繪結合了中國人物、熱帶植物、還有些不像東方又不像西方的服裝與轎子，以及怪異的寺廟。
File:Meissen hard porcelain plate with Chinese dragons 1734.jpg|邁森紅龍系列——旋槽fluted大餐盤
File:Blue Onion Pattern.jpg|邁森青花洋蔥瓷器系列(blue and white onion series)餐盤
File:Porslins-tallrik med Grillska vapnet.jpg|族徽瓷(Fitzhugh)中為Grill家族族徽
當商人從東方運回大量瓷器後，歐洲便瘋狂喜歡上瓷器，然而進口瓷器成本太高，於是歐洲各國開始研如何究製作瓷器，並大量生產出帶有中國風的瓷器。
首先是荷蘭，設立代爾夫特窯廠，以軟陶製作。跟在荷蘭後頭，德國也開始研究如何製造瓷器，並在1708年製出了真正的「硬瓷」。在1710年時，德國即在首都德累斯頓設立皇家瓷窯，隨後遷到邁森地區，生產出許多中國風的瓷器向全歐洲銷售。例如「青花洋蔥瓷器系列」(blue and white onion series)可媲美景德鎮的瓷器。白底藍紋，花草圖紋帶著中國韻味，又自成一家。還有「紅龍」(Red dragon series)瓷器，模仿中國的龍鳳祥圖，但其一對鳳鳥，短喙圓身，雖沒中國的鳳鳥華麗，卻顯得輕巧可愛，別有一番趣味。
而法國，則在路易十四時，設立皇家製瓷中心「」，早期法國瓷器上的圖案較情境化且寫實，有人物、背景和各種中國元素；然而發展成熟後，漸漸趨向圖像化，尤其是植物圖騰，運用中國的繪畫技巧，展現線條的風采。此外貴族也會向中國訂製瓷器，將家族徽章繪在瓷器上，流行了一陣子的「族徽瓷」(Fitzhugh)。
中國風的瓷器餐盤上常出現的圖繪中有涼亭、曲橋及柳樹，盤緣常均分成數格(大部分是四格)，其內有橫式的中國山水。
事實上中國風較少用於大型的藝術繪畫中，反而是更多的運用於裝飾性的鑲嵌畫、地毯、壁畫。不過這些物品與繪畫仍然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前者經常是經由畫家打稿，再將圖案印上去。
壁紙最常看到的設計是，以一棵或兩棵樹為主，細細長長的從底部廠到頂端，其枝幹婀娜彎曲與細碎的葉子及花朵占滿整個構圖，幾隻小鳥點綴其中，整體看來既輕靈又帶了些華美。而「樹」這個意象取自於東方神話中的神木，樹根、樹木、樹枝的連接代表了陰間、人間、天堂的相連。
1700-1730年間，歐洲產生具有強烈中國風的「古怪絲綢」(bizarre silk)，這是將異國情趣的畫版印在軟麻布家具上。而其中中國風的設計以于埃(Christophe Huet, 1694-1759)和皮耶芒(Jean-Baptiste Pillement, 1728-1808)最為出名。在法國巴黎的尚蒂伊城堡有于埃1735繪製的六幅一系列室內裝飾壁板猴戲圖。而皮耶芒的對中國的想象中，是一個夢幻、美麗而和平的國家，也因此他的畫中常有各種異國的植物、花朵，物品。
File:Nieuhof-Ambassade-vers-la-Chine-1665 0789.tif|約翰·紐霍夫1665年所繪的南京瓷塔
File:Artists impression of Le Trianon de Porcelaine.jpg|法國凡爾賽宮特里阿農瓷宮(Trianon de porcelaine)1670路易十四為所建
File:The column house smaller but clearer.jpg|所繪《英中庭院》(Jardins Anglo-Chinois)之杉特魯之塔
File:Pagoda,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London.jpg|18世紀時蘇格蘭建筑師威廉·錢伯斯設計和建造的英國倫敦丘園中國式塔
File:Luftbild Oranienbaum.jpg|中國園林 (Chinesischer Garten von Oranienbaum)乃參考中國園林圖像所建
File:Oranienbaum Pagode im Winter 2.jpg|歐拉尼恩包姆中國園林 (Chinesischer Garten von Oranienbaum)參考中國園林圖像所建之塔
File:Stourhead - Pont pal·ladià.JPG|瑞典建築師派帕(Fredrik Magnus Piper)設計的斯托海德園林
File:Fredrik Magnus Piper Stourhead.jpg|瑞典建築師派帕(Fredrik Magnus Piper)設計的斯托海德園林規劃圖
歐洲對中國建築方面的認識可以追溯至13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書中描述了中國的宮殿金碧輝煌，而17世紀初利瑪竇《基督教遠征中國史》也描述了南京的宮殿寶塔橋樑，給予歐洲人明朝都國的華麗想像。大約半個世紀後，荷蘭人紐霍夫在《荷蘭東印度公司使團晉見中國韃靼皇帝》中詳細描寫了中國建築，對歐洲人影響深遠，其中最著名的插圖是南京瓷塔，此後歐洲的中國塔幾乎都是以它為原型再演繹。
歐洲首個中國風建築是法國凡爾賽宮的特里阿農瓷宮(Trianon de porcelaine)，是1670年路易十四在為取悅其情人蒙特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而建造的。這座建築非常明顯是巴洛克風格，例如山形牆和立柱，但採用圓形基面設計，當時被認為是「中國樣式」的建築，具有青花彩釉瓷裝飾的欄桿、屋脊和簷口。
關於法國亭臺樓閣受到的中國風影響，亦可追溯到法國設計師勒侯(Georges-Louis Le Rouge) ，他留給後人洛可可風結合18世紀中國風的銅版畫，共有21卷，集結成《英中庭院》(Jardins Anglo-Chinois)一書。其中一幅插畫描繪了杉特魯之塔(The Pagoda of Chanteloup)，其為當時最高的中國風建築，由勒加穆(Le Camus)設計，建於1775至1778年間。
而路易十五為情人龐畢度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修建的香姆城堡(Chateau de Champs)，由於埃(Christopher Huet)在1758年設計的。其大客廳除了典型的法國風格，也有中國裝飾風格，例如擺放著中國的瓷器，壁爐價和牆上也陳列著中國題材的圖畫，家具覆蓋著東方的絲綢，地上鋪著遠東來的地毯。同樣需注意的是，這種洛可可風格的室內裝飾同樣參雜了法國藝術家的個人想像，混合使用了中國之外的東方各國的裝飾藝術。
18世紀初，一位英國的建築師威廉·錢伯斯在他所著的《東方造園論》（''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 1772）中指出，所謂的「東方」就是指「中國」。錢伯斯早年至少到過廣州兩次，後來發表了一部大力宣傳中國風的著作《中國建築、家具、服裝、機器和器皿的設計》。錢伯斯是國王的建築師，又才華橫溢，他改變了歐洲人對待中國建築的態度：從嬉戲式的想像到嚴肅而自由的模仿。
1763年，錢伯斯在倫敦邱園中修建了本來就有的中國寶塔、孔子閣，還有一個在圓形池塘中間的、很像中國文人學者讀書的涼亭的中國亭。寶塔明顯是以紐霍夫的南京瓷塔為原型的，八邊形，共十層。塔的每個簷角上有龍形裝飾，但今已不復存在。之後影響亦可見於德國在慕尼黑的英國花園中建造的中國塔。
十八世紀中國風潮很快在日耳曼地區各大小公侯國的宮廷中發展與傳播開來，日耳曼地區園林受到了中國風的自然風景圖像、山水園林圖像的啟發，進而採取不規則平面佈局，順應自然理念，興建園林。以德國沃里茲園林群 (W?rlitz Garten) 及其下的歐拉尼恩包姆中國園林 (Chinesischer Garten von Oranienbaum) 為代表例子: 沃里茲園林群位於德紹，為十八世紀德國東部安哈特-德紹 侯王法蘭茲下令建造，參考了中國園林圖像，以反對傳統的強烈中軸線、鳥瞰視覺效果的巴洛克式庭園，轉而以亂中有序、自然的美感理念建造園林。安哈特─德紹親王透過中國元素的吸收，彰顯自身的開明形象與啟蒙政策，而安哈特-德紹公園 也因此成為當時德意志境內的「模範國」。除此之外，中國元素的建築在奧地利維也納也有美泉宮。日耳曼地區很多宮殿中有很多具備中國風室內裝潢的廳殿，德紹沃里茲宮殿（Das Schloss von W?rlitz）的中國廳就是最好例子，此外還有德勒斯登的皮勒尼茲宮殿（das Schloss Pillnitz）建築、波茲坦無愁苑（Sanssouci）的中國龍亭（Das Drachenhaus）、中國茶亭（Das Chinesische Haus）及德紹歐拉尼恩包姆中國園林 (Chinesischer Garten von Oranienbaum)內的中國塔樓（Die Pagode）、中國茶館（Das Teehaus），或慕尼黑市區內英國花園（Der Englische Garten）的中國樓塔（Der Chinesische Turm）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另一個例子是錢伯斯爵士的好友，瑞典建築師派帕(Fredrik Magnus Piper)設計的斯托海德園林規劃圖，可看出圓明園的布局模式，有曲折的水流和人工島嶼，小山丘上有亭臺樓閣，彎曲的山路點綴著小橋、巖洞、假山。他還製作了中國圓明園的木刻版畫摹本，將它帶回斯德哥爾摩。
File:L'Embarquement pour Cythere, by Antoine Watteau, from C2RMF retouched.jpg|華鐸(多)《駛向西堤島》(Pèlerinage à l'?le de Cythère)
File:Jean Antoine Watteau.Chateau de la Muette.jpg|華鐸(多)《中國花園》，今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阿須摩林博物館。
File:華多 《中國系列》之一.jpg|華鐸(多) 《中國系列》之一，由巴黎 貝莎索?德?華格納(Besan?on de Wagner)收藏。
File:Le Jardin chinois (detail) by Fran?ois Boucher.jpg|布雪(《中國庭園》現藏於法國貝桑松藝術與考古學博物館(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Besan?on)
德國天主教學者阿塔納斯·珂雪曾訪問羅馬，震懾於當時豐富的東方藏品，後於1667年出版《中國圖說》，以中國繪畫和木板印刷為藍本創作銅板畫插圖，成為後代對中國意象描繪的範本。
白晉神父在1700年為路易十四帶回康熙贈送的繪畫、屏風、瓷器及畫論相關書籍，可說是開啟18世紀法國的中國熱的序幕。他在巴黎出版《中國現狀圖像》圖冊彙編和插圖本《康熙皇帝》，而禮物一部分被收藏在凡爾賽宮，一部分在南特拍賣，拍賣相當成功，於是法國又在1703年舉辦一次類似的活動。
法國畫家之中，布萊恩(Jean Brian)、馬哥特(Daniel Margot)、奇羅特(Claude Gillot)和華鐸(多)等人收藏了大量的東方繪畫，例如畫家華鐸留給好友的大量中國繪畫和圖書，1633年出版的《十竹齋書畫譜》亦被運到法國，今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
他們也較早發覺中國藝術的美學特質，而嘗試應用於繪畫作品中。例如華鐸的《中國和韃靼的人物畫》系列畫，這系列是專為王室狩獵行宮繆埃特城堡(Chateau de la Muette)繪製，該城堡和其中的許多繪畫都已毀損，如今剩其他畫家從原圖翻製的版畫，其中一幅《中國花園》(今藏於英國牛津大學阿須摩林博物館)，有一對夫婦和一個孩子在花園中玩耍，圖中男子的長袍和斗笠都是中國式的，孩子的服裝也有中國特色，人物的輪廓和背景是想像出來的，未能掌握中國繪畫獨有的味道和意境。另外一件作品《中國系列》之一，繪於1708年，由巴黎貝莎索?德?華格納(Besan?on de Wagner)收藏，是一架老式鋼琴的蓋板上的油畫，圖中的音樂家和樂器是對中國的臆想，富有異國情調，而畫花鳥的風格更是具有中國韻味，可能是受到中國進口的屏風啟發。而華鐸最有名的作品是《駛向西堤島》(Pèlerinage à l'?le de Cythère):
布雪的九幅中國風畫版，例如《中國庭園》，今藏於法國的貝桑松藝術與考古學博物館(Musée des Beaux-Arts et d'archéologie de Besan?on)，人物形象與景物充滿想像的東方特質，但人物的姿態和畫面的構圖但仍是西方的。
Robert Jones 於1817~1822所繪的仿中國裝飾畫。此作品是受到中國壁紙影響而創作的，存於1832年建成的英國布萊頓皇家穹頂宮。
18世紀後百科全書派的潮流之下，陸續有西方人到中國遊歷，並將見聞編纂成冊，供後人參考，文化交流沒有止息。如法國畫家及旅遊家奧古斯特伯爾熱(Auguste Borget)，於1838、1839年間遊歷中國，其作品真實描繪中國人民生活，回國後亦融入個人經歷大量創作，濃厚的異國色彩和簡單的風格有別於當代畫風，受皇室喜愛，也得到對同代及後代家、藝術家及詩人有深遠影響。
整體而言，西方所接觸的中國繪畫並非最高品質的珍寶，加上語言、文化和審美的差異，中國繪畫對歐洲的影響不如裝飾性的工藝品深刻。
中國風在歐洲持續了約莫兩個半世紀。中國風最初隨著商船、使團、教會進入歐洲,與巴洛克與洛可可的風潮交流、激盪，被19世紀上半葉古典主義浪潮逐漸吞沒，隨著人們對中國社會實情的了解越多，對中國藝術品的認知越是扭曲，遠離中國人真正的生活內涵。中國方面，耶穌會傳教士離開北京，中國宮廷內少有外國學者或外交使團，與歐洲的接觸只剩廣州和澳門的商人，隨著對華鴉片貿易的擴大，中國人對西方越來越有敵意，可見於1840年爆發的鴉片戰爭。這段期間歐洲少有中國風尚的體現，較特別的案例是1832年建成的英國南部布萊頓的皇家穹頂宮內有仿中國的裝飾畫，可源於1802年攝政王收到中國的壁紙的影響而創作的。
21世紀以來中國風尚的文化和藝術開始再次流行于現代中國社會中，包括廣告、電影、音樂、服飾、建筑等。例如：
* 中國風格廣告是在廣告創意中融入中國特色的剪紙、京劇臉譜、中國書法、寫意畫、門神等中國元素的廣告。
* 中國風格或中國式建筑是以木結構為特色的獨立的建筑藝術，采用的工藝一般為手工木藝、木雕、磚雕、石雕、彩繪等。
* 中國風格音樂是一種用過宮、商、角、徵、羽這5種聲調來編曲的音樂樂種。
* 中國風格服飾是在流行時尚服飾中加入中國傳統服飾的設計元素。
* 中國風格動畫是以中國水墨山水風格為特色而繪制的動畫。
* 中國風格電影是在西方電影（如好萊塢電影）中加入有中國特色的場景或劇情，最常見的手法有中國式建筑、武術等。
* 17、18世紀歐洲的中國風（一）  （二）
冉通，四川萬縣人，明朝政治人物。
洪武三十年（1397年），冉通中式丁丑科夏榜二甲第三名進士。后任兵科都給事中，以剛正敢言著稱。
鄔修，字存誠，江西南昌人，明朝政治人物。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丁丑科春榜二甲第三名進士，授行人，升廣東僉事。其生平操行清廉，為世人稱道。
茨維坦·托多洛夫（，，），法籍保加利亞裔哲學家。他出生於索菲亞，1963年起定居法國，專於著寫文學理論、思想史、文化理論的文章。
主要著作有《符號學研究》(1966)、《什麼是結構主義》(1968)《語法》(1969)、《象徵理論》(1977)。
卡尺也稱卡鉗，是用來測量物體兩點或兩對立面（如內外徑、物體厚度等）之間距離用的一種測量工具。最簡單的卡尺為圓規狀，頂部有向外或向內的尖端。卡尺的頂端可以手動調整，直至與所需測量的兩面相頂。如此之后卡尺可以即可以離開被測物，并通過測量其頂端距離從而間接得到物體兩面間距。卡尺在金工、木工、理學、機械工程以及醫學領域內被廣為應用。
最早是出現在公元前6世紀的意大利吉廖島。中國則在漢代有青銅制的卡尺。現代游標卡尺則是在1631年由法國數學家發明的。
自帶0–10&nbsp;mm刻度的外卡尺
專門用于測量物體外徑用的卡尺，兩腿之間可以張開很大的角度。圖中所示的外卡尺則自帶刻度，省去了測量的麻煩。
特徵是兩腳平直；卡尖轉向外側，可用於量測圓孔的內徑，及一般平行面間的內側距離，如溝槽、鍵槽之寬度，依結構不同分成普通式和彈簧式兩種。
一端為針，另一端為腳的畸形卡尺。通常用于從物體某邊緣向其內部某一距離處畫線。單腳規可以用來保證所畫的線與物體邊緣平行。
俗稱“畫規”，將兩點距離固定記錄下來。常用于繪圖、以及地圖測距等。
對精確度要求較高的場合，通常會使用游標卡尺來進行更為精確的測量。
家長昭博，日本足球運動員，現效力日職球隊川崎前鋒，司職中場，前日本國家足球隊成員。
家長昭博在高中2年級就被大阪飛腳提拔到一線隊中，他成為了第一個在頂級聯賽首秀就取得進球的“兩種登錄球員”（18歲以下的小球員，可以出戰u18聯賽，也可以出戰日職聯賽的登錄模式，無法簽訂職業合同）。
而高中畢業后家長昭博更是在18歲的年齡成為了球隊的主力球員，幫助球隊奪冠。同時，他也入選了當時奧西姆執教的日本國家隊，并在21歲完成國家隊首秀。而在2008年北京奧運選拔隊中他也是球隊的主力成員。
但2008年，21歲的家長決定去大分三神，那一年大分獲得了聯賽第4和日本聯賽杯冠軍。
但這一年家長昭博在新賽季開始前不久在一場比賽還未踢的情況下，就遭到十字韌帶斷裂的傷病，直到聯賽第27輪才復出，一個賽季只為大分出場過4次。雖然這一年家長幾乎都是在養傷中度過，但他尋思著去歐洲尋求發展，在英冠球隊普利茅夫的試訓中受到了對方一致的好評，準備簽約。但是最終留洋還是沒能成行。
無法前往歐洲的家長留在大分續租一年，因球隊的財政問題，在這一年賽季結束后，球隊宣告降級。他沒有選擇繼續在大分三神，也不怎么愿意回大阪飛腳，這時候他前往同城死敵，大阪櫻花繼續租借。作為中場主力的家長單賽季10次助攻，他把櫻花帶進了亞冠，那是球隊歷史上首次進軍亞冠聯賽。
2011年1月，家長昭博被西甲球會馬略卡簽下，開啟了自己的西甲之旅。
在替補席上過了五輪后，家長昭博迎來了自己的西甲首秀，2011年2月5日馬略卡客場對陣奧薩蘇納，家長在第67分鐘替換塞爾吉奧·特耶拉登場。
第26輪對陣西班牙人，家長昭博替補登場11分鐘，他在第82分鐘的射門間接幫助隊友努蘇破門。這是家長昭博第一次奉獻助攻，幫助球隊拿到了一場客場勝利。
2011年4月10日，2010/11賽季西甲聯賽第31輪西維爾客場2比2戰平馬略卡。第16分鐘，卡斯特羅禁區左側傳中，家長昭博禁區右側頭球破門，這是繼大久保嘉人和城彰二之后第三位在西甲進球的日本球員。
半個賽季下來，家長昭博在14次聯賽登場累積464分鐘的時間里，完成了2球1助攻的數據表現，154.7分鐘制造1球的效率也還不錯。
在馬略卡的第二賽季，他沒有什么出場機會，經常在替補席，其后家長前往韓國K聯賽。而這個時候，大阪飛腳再次簽入他，家長昭博回到了日職聯賽。半賽季為球隊貢獻5球，但球隊在這一年降級。降級之后雖然很多球隊都要他，但他選擇在大阪飛腳完成租借合同，又踢了半賽季的日乙聯賽，合同期滿后重返了馬略卡。
2014年，與馬略卡的合同終于到期，他第一時間重返了日職聯賽，去到大宮松鼠。在這支球隊，他表現出色，單賽季6球9助。不過大宮降級。
2015賽季，家長沒有離開大宮松鼠，把球隊帶回日職。后一個賽季年滿30的家長昭博狀態依舊保持良好，帶領大宮松鼠獲得歷史最好成績第五名。而他自己也成為球隊歷史上第一個單賽季打入兩位數進球的日本球員。
2017賽季，家長昭博轉會川崎前鋒。那時候的川崎前鋒處在更新換代的時期，執教他們五個賽季的風間八宏宣布離任。助教鬼木達接任。
轉會到川崎的家長在第一輪比賽中就遭遇傷病，長時間休整。直到11輪后才迎來復出。這個時候球隊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之后的很多輪，幾乎都是補時階段上陣。
2007年首次代表國家隊出戰的家長昭博，也是2011年亞洲杯日本隊50人大名單隊員之一。
*  家長昭博 OFFICIAL BLOG (自分???不器用ですから)
王澄，字平子，瑯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出身瑯琊王氏，司徒王戎的堂弟，在西晉官至荊州刺史。
王澄幼聰慧，雖然還沒有說話，但見到人的行為舉止，就知道背後的用意。王衍的妻子郭氏，性情貪婪卑鄙，想命令婢女去路上擔糞。當時王澄十四歲，勸諫郭氏不能這麼做。郭氏大怒，跟王澄說：“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此捉住王澄的衣服，想要打他。王澄掙脫，跨出窗外逃走。
王澄調任荊州刺史，朝中要員前往送行時，王澄卻上樹掏取鵲巢，“神色自若，旁若無人”。王衍有盛名於世間，當時的人們認為他能做為人倫的借鏡。王衍特別看重弟弟王澄及王敦、庾敳，曾將天下人士品評：“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王澄曾跟王衍說：“兄形似道，而神鋒太俊。”王衍回話：“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王澄於是顯揚名聲。凡是經過王澄所提的題目，王衍便不再多言，就說“已經平子矣”。
王澄后被王敦猜忌，被王敦派力士路戎殺死。
*王乂，王澄之父，西晉平北將軍。
*王徽，王澄次子，官至右軍司馬。
*王戎，王澄堂兄，西晉大臣，官至司徒。
德國國內邊界，又稱兩德邊界（ 或 ，最初也稱 ），即1949年至1990年間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二國的國界。它從波羅的海一直延伸至捷克斯洛伐克，總長，其中不包括意義相似的柏林圍牆。
它在1945年7月1日正式設立，作為西方國家和蘇聯在德佔領區的界線。它的東側築有連綿高聳的金屬柵欄和圍牆、有刺鐵絲網、警鈴、壕溝、瞭望塔、自動餌雷及雷區，徹底阻絕人及車輛的穿越，是當代全世界防禦工程最浩大的國界之一。東德在國界部署了五萬名東德武裝衛兵鎮守，緊鄰上萬名西德、英國與美國兵力。在國界二側的內陸，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華沙條約組織駐紮超過百萬的軍力，以備戰事一觸即發。
兩德邊界是溫斯頓·丘吉爾「鐵幕」一喻的實體呈現，在冷戰期間分隔蘇聯和西方世界，同時也象徵著界隔二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體系——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它由東德自1952年至1980年代晚期分期建成，旨在阻止東德居民大規模西移，據聞約有一千人在邊界制度實行的45年間因試圖越界而喪命。邊界的設立造成兩德經濟和社會上的極大差異；對住在該地區的東德居民更是有著十分嚴苛的限制。
更為知名的柏林圍牆位在兩德邊界以東處、圍繞著西柏林，同樣建作屏障，但不如兩德邊界駐守嚴密，長度、規模也較小（雖然柏林全市劃歸蘇聯佔領區，但事實上柏林在二次大戰後曾經大略由四個勢力分區佔領，因此出現共產主義勢力包圍資本主義勢力的飛地現象）。1989年11月9日，東德政府宣布開放柏林圍牆及兩德邊界。隨後數天內，上百萬的東德居民湧入西德遊覽，其中數十萬人在後續數月間移居西德。隨著越來越多限制區跟進開放通行，邊境管制實質上成為草略的例行公事，長久分裂的也逐漸鬆綁、重新獲得定義。終於在1990年7月1日，兩德邊界在創設整整45年後徹底廢除，兩德也在三個月後統一，正式結束長久以來的分裂。
現今，該邊界地帶的軍事設施已所剩無幾。它的路線現已規劃為「」的一部份，沿著舊鐵幕、自北極圈起至黑海，連結各國的國家公園和自然保護區。緣舊邊界建有博物館和紀念碑，記錄德國分裂與統一的歷史，在一些地方甚至還保留了一些原有的防御工事。
盟軍在戰後德國的佔領區，包括：蘇聯佔領區（紅色）、德國國內邊界（粗黑線）以及英美軍力於1945年7月撤離的區域（紫色）。各省分界線是屬西德建立以前的威瑪共和國。
德國國內邊界起源於二次大戰時，同盟國將戰敗德國分區佔領的計畫。盟軍隨後達成共識，依據十九世紀時德意志邦國和省份的領土邊界（1871年德意志統一後已普遍消失）進行劃分，分為三個佔領區，各占約三分之一的德國領土，即：西北方的英國佔領區、南方的美國佔領區以及東方的蘇聯佔領區。法國後來自英國和美國佔領區分割出佔領區，位於德國極西地區。
德國分區制度於1945年7月1日實行。由於最後數週在德國中部捷報頻傳、戰況進展出乎意料的順利，英美軍隊便先行佔領了部分原分配給蘇聯的地區。許多德國人於是在此西方軍力短暫停留期間，利用時機、在蘇聯前來接收其餘佔領區之前逃往西部。
同盟各國起初聯手協助德國成立同盟國管制理事會（ACC），但最終因對德政治與經濟體制的未來走向理念不同而合作破裂。1949年5月，西方的三個佔領區合併成為自由選舉民主政府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蘇聯佔領區則成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以共產主義統治。
從一開始，西德和西方盟軍就否認東德的合法性，僅視之為一個「既成事實」、一個缺乏自由公正選舉政府的共產主義蘇維埃產物。西德政權認為，德國的公民身分與權利平等適用於東、西德居民。東德人民如果潛逃或獲釋到西德，理所當然可享有西德公民權利，包括居住權以及工作權；西德法律同樣適用於東德。由於渴望西德更自由、前景更為繁榮的生活，東德人民一直有著強烈的西遷動力。另一方面，東德政府則定義自身為獨立存在的合法政權，視西德為敵方領土——企圖利用人民收復第三帝國失地，和東德的和平社會主義政府對立的資本主義、半法西斯主義政權。
佔領初期，盟軍控制了佔領區之間的交通，管理西遷避難人潮、並防止前納粹官員和情報人員脫逃。西方佔領區的管制隨著時間漸為鬆綁，但1946年，為防堵經濟、政治難民大量自蘇聯佔領區流出，西方和蘇聯佔領區之間的管制又再轉森嚴。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之間，共有160萬德國人從蘇占區逃往西德。
隨著西方盟國和蘇聯的關系日益惡化，邊界的東西交界處局勢也變得緊張起來。從1947年9月開始，東德政府在東側邊界的蘇聯地區實行一種十分嚴苛的政策。他們增加了邊界上蘇聯士兵數量，還從新組建的東德人民警衛隊中抽出士兵來加強邊防部隊力量，許多民間的過境點被壕溝和路障封鎖。而西德也通過在1952年組建了一支由20,000人構成的聯邦邊防部隊—— Bundesgrenzschutz（或簡稱為BGS）加強了防御；但是，盟軍（北面的英軍和南面的美軍）依然負責邊界地區的軍事安全。
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可以很輕易地就越過邊界線。當地居民可以繼續耕種另一邊的土地，甚至能夠在邊界一側生活，而在另一側工作。難民能夠偷偷溜過邊界，或者通過賄賂守衛過去，來往于雙方國家的商品走私也十分猖獗。雖然東德政府提高了安檢標準，但是還是有大量民眾移居到了西德：1949至1952年間，有675,000人逃到了西德。
如果說1952年之前的邊界還算開放的話，那么從1952年5月26日開始這種狀態便開始急轉直下。當時東德開始實行一種“邊界特殊體制”政策，他們稱這是為了阻止“間諜﹑敵后反動人員﹑恐怖分子和偷渡者”進入邊界。東德政府的這一舉措被批評為限制居民進一步的流動性，而這會阻礙東德的經濟發展。
整個邊界沿線的土地都開墾出一段寬10米（32.8英尺）的地帶，與之毗鄰的是一片寬500米（1640英尺）、防守嚴密的“保護區”，其后還有一個寬的“”，只允許那些持有特別許可證的人才能在那居住或工作。邊界沿線的樹木和灌木叢都被砍光，以此來為守衛提供開闊清楚的視野，同時也防止了有些潛在偷渡者將其作為掩體。邊界附近的房子均予拆毀，橋梁封鎖，許多地方都安上了倒鉤鐵絲網。農民只能在白天在邊界沿線料理農事，還必須是在武裝士兵的監視下進行，這些士兵在對方不聽從指令的時候有權使用他們的武器。
雙方在邊界上的社區團體都遭到了極大打擊。隨著邊界的突然關閉，田地、煤礦甚至是房屋都分成兩半。超過8300名居住在邊界的東德公民在代號為“”的項目中被強制搬遷到別地。另外3000名原住民在意識到他們要被驅逐出自己的家鄉后，逃到了西德。1962年7月，在東德宣布封鎖所有波羅的海海岸的邊界以及實施相應的限制措施后，該國的封鎖線又進一步加長了。
東柏林和西柏林之間的邊界雖然沒有完全封鎖，但其管制也十分嚴格；東德公民依然能夠進入西柏林，而這條路線后來也成為東德人民移民到西方的主要路線。在1949年至柏林墻修建的1961年間，大約有350萬人—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移民到了西方國家，其中大多數都是通過柏林這條路線。因為連接東柏林和東德重要地區的鐵路線都經過西柏林，所以一旦坐上這些線路上的火車就可以輕易的到達西柏林。由于鐵路線規劃是不那么容易改變的，于是東德就圍繞西柏林另建了一條長的鐵路線。1961年，“柏林外圍鐵路線”完工后，封鎖東德和西柏林之間的邊界變得更加容易。同年八月，東德和西柏林之間的邊界最終封鎖。
云雀II”直升機在邊界的西德一側進行巡邏
大約是在1984年繪制的第三代邊界的示意圖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60年代后期決定強化其邊界防御設施來建立一個更難穿過的“現代化邊界”。倒鉤鐵絲網由更難攀爬的取代；定向反單兵地雷和反戰車壕溝能夠阻止任何人和車輛通過；絆腳線和電子信號燈讓警衛能夠覺察到任何試圖逃跑的人；全天候的路邊巡邏讓士兵能迅速到達邊界的任何一個地方；原先木制的防衛塔也換成了預制板結構的水泥瞭望塔和觀察堡。
邊界升級的施工工作開始于1967年9月份，大約總共修建了的防護設施，大部分相比原先邊界的地理位置都后撤了較長一段距離。升級工作一直安然地持續到了80年代。新邊界有效減少了外逃成功人員的數量，從60年代中期的每年1,000人左右降到了10年后的每年只有大約120人。
上世紀60年代末，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提出了“東方政策”，緩解了兩個國家間的緊張局面。在70年代初，該政策促使雙方達成了一系列條約和共識，其中意義最為重大的一項就是東德和西德互相承認對方的國家主權，并且支持對方申請聯合國成員國資格。西德依然將統一作為其理想目標，但實際上早已經將其放置一邊，而東德更是完全舍棄了這個想法。兩國政府在邊界地區修建了新的過境點，東德也適當放松了過境規定，但是其軍事設施依然像往常一樣嚴密監控著整個地區。
1988年，西德領導人曾考慮過將現有的昂貴、麻煩不斷的軍事設施轉變為代號“邊界2000”的高科技軍事體系。通過借助蘇聯陸軍在蘇聯－阿富汗戰爭中使用的科技，傳感器和探測器將取代圍墻。然而，該計劃卻最終沒有實施。
東德邊界地區一個名叫Bardowiek的小村莊僅存的遺跡，該村莊于1970年代夷平。這座孤聳著的變壓器塔樓上面的刻字為：“Bardowiek：1292年起便出現在歷史中；于1977年至1989年間遭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非法破壞。”
邊界的隔絕對西德和東德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都產生了質的影響。跨境交通線大部分都中斷，10條一級鐵路干線，24條二級鐵路干線，23條國家高速公路，140條地區高速公路和數不盡的小型公路，鐵路和水路都中斷。1966年的封鎖最為嚴格，當時只允許6條鐵路干線，三條國家高速公路，一條地區高速公路和兩條水路投入使用。到了70年代雙方關系較為緩和的時候，東德才同意開放更多的過境點來換取經濟援助。在整個冷戰時期，電話和郵政通訊依然在正常使用，但是包裹和信件經常需要打開來例行檢查，電話也得接受東德情報部門的監聽。
該邊界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影響。眾多小鎮和村莊與其商品市場和經濟腹地的聯系都被切斷，導致邊界附近地區的經濟情況和人口數量都出現下滑。兩德政府應對危機的方法卻不盡相同。西德政府根據1971年制定的“邊界地區援助計劃”向社區發放大量救助金，以此在經濟蕭條中給予他們援助。邊界沿線的基礎設施和商業發展都因大量的國家投資而受益匪淺。
而由于東德經濟更為落后，而且政府對人民實施嚴格管制，東德社區的生活則要艱苦的多。由于政府清除眾多村莊，許多居民被迫搬離，于是邊界地區的人數不斷減少。邊界的小鎮更是由于政府嚴格的限蓋政策而吃盡苦頭：當地居民被禁止建造新房屋，甚至不允許他們維修現有的房屋，這導致許多基礎設施嚴重損壞。政府雖然為那些居住在封鎖區和防御地帶的人們提供了15%的收入補助，但是這并不能阻止邊界人口數量的減少，因為年輕人都為了尋找工作和更好的生活條件而搬到了其他地方。
東德為邊界建造以及起軍事設施的修建和維護而花費了大量財力。邊界及其周邊地區共占地—超出了東德領土面積的六分之一，而且這些地區內的經濟發展嚴重受挫，有的甚至完全停滯。整個邊界系統的實際開銷一直是嚴密封鎖的機密，直到今天也無法肯定其修建和維護費用究竟是多少。每修建一座BT-9型瞭望塔所需費用大約為65000東德馬克，每千米上的鐵絲網的費用大概在151800馬克。70年代“現代化邊界”項目的開展更是導致了單兵支出的巨額增長：邊防軍總開銷從1970年的每年6億馬克漲到1983年的接近10億馬克。在1989年早期，東德經濟學家計算出每逮捕一個越境者就要花掉210萬馬克，是當時一個工人“價值”的三倍。
兩德政府對邊界都持有不同看法。東德將它看作是一個主權國家的國際邊界——是一條防范西方入侵的防衛線。在一部1981年宣傳東德軍隊的電影“邊防警衛隊”中，將北約和西德聯邦國防軍、坦克全部描述成進犯東德、殘忍至極的軍國主義者。電影中接受采訪的邊防士兵將他們的見聞描述為己方行為的正義性和西德特工、間諜、奸細帶來的威脅。他們在邊界中死亡的戰友受封英雄稱號，還有東柏林的小學生向紀念碑敬禮的場景。
但是，西德的宣傳冊卻僅將邊界看作是“蘇占區的分界線”，還著重強調了分裂德國的殘酷性和非正義性。邊界西德一側的標語上寫著''"Hier ist Deutschland nicht zu Ende&nbsp;– Auch drüben ist Vaterland!"''（“德意志不會終止與此地，對面也是我們的祖國！”）
當東德政府想盡辦法阻止其人民接近邊界的時候，西德政府卻積極鼓勵旅游業的發展，邊界附近麻煩不斷的地區都成了旅游熱點。其中的一個例子就是巴伐利亞州中一座一分為二的村莊。 美聯社在1976年報導“成批的西方游客來此拍攝以共產主義圍城、水泥碉堡、從綠丘上突出的地堡為背景的照片，一些集體農莊的奶牛就在山坡上放牧。
而西德還特意于1966年在巴伐利亞的修建了一座高的觀光塔，是為了讓游客能夠不受山丘的阻擋就能看到東德內的情景。在1970至1980年代，東德境內一個名為的村莊內的居民發現他們自己竟然成為了西德公民的“旅游必看景點”。附近山頂上還建造了一個名為“開勒之窗”的觀光臺，游客在那可以用望遠鏡看到邊界對面的境況。為了滿足許多人的消遣需要，1975年還在波羅的海的特拉弗明德港口附近一個與界石相鄰的地方開了一處裸體沙灘。去那兒的游客經常都只是為了拍一張在模糊的東德瞭望塔下裸體照片；西德人民注意到“自從裸體沙灘開放后，對面瞭望塔上的活動便多了起來。”
圖林根和黑森交界處保留的一段邊界：一段邊界鐵絲網，后面是一片雷區和巡邏公路。事實上的邊界位于長有樹木的斜坡上。在斜坡上的空地后面有一個十字標記，1982年3月28日，34歲的工人Heinz-Josef Gro?e在試圖接近一架東德飛機時被擊斃于此地。
邊界的東德一側設有復雜嚴密的的軍事設施和防護區，縱向距離超過，橫向距離也有幾公里。這些軍事設施于1952年開始建造，并且其嚴密性和殺傷力在80年代早期達到頂峰。邊防士兵們將邊界朝向東德的一面稱為友軍方面，朝向西德的一面稱為敵軍方面。
如果有人想在1980年前后從東德非法穿過邊界到達西德，那遇到的第一個難關就是“限制區”（Sperrzone）。這是一片沿邊界劃定、寬的地區，嚴禁一般人進入。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出入時要出示特別證明，并且不允許他們進入該區域內的其他村莊，夜晚宵禁時更是不許外出。該地區沒有鐵絲網包圍，但是入口處都設有檢查哨。
與“限制區”遙遙相望的是“警報柵欄”（Signalzaun），其實是一段綿延、高2米（6.6英尺）的金屬鐵絲網。鐵絲網上排列有低電壓鐵絲網，當有人觸碰或剪短鐵絲時，警報就會響起，附近的守衛便會有所行動。
在“警報柵欄”的另一邊則是有重兵把守的“保護區”（Schutzstreifen），寬為，與邊界毗鄰。整個邊界線上每隔一段固定距離就有一座由鋼筋混凝土和木板制成的瞭望塔，駐守在其中的士兵負責監視這片地區。到1989年時，這樣的瞭望塔已經修建了大約700座；每一座較大的瞭望塔都配有一個1000瓦的可旋轉探照燈以及可以讓士兵在里面就可以進行射擊的射擊孔。這些塔的入口總是安放在朝向東德的位置，這是為了不讓西方的觀察哨看到守衛進出瞭望塔。邊界沿線還分布著大約1000個兩人駐守的觀察堡壘。
警犬是另一種用來震懾逃跑者的防范手段。“狗奔”（''Kettenlaufanlagen''）就是一種利用警犬警戒的關卡，具體來說就是將一條體型龐大的狗用一根長達的繩子拴住，然后將其布置在邊界中的“高危路段”。有時候他們也會將狗放養在邊界大門或鐵絲網損壞地區附近的臨時圍欄中。
保留在赫滕斯萊本的一段軍事設施。左邊的是巡邏路段，中間的是主控制帶，右邊的是一排“捷克刺猬”反坦克障礙和邊界圍墻。
守衛巡邏用的道路是一種全天候的巡邏道路（Kolonnenweg，字面意思為“縱列道路”），在巡邏路上可以很快抵達有人試圖越境的地點。邊界處沿線還平行放置著兩排排孔水泥障礙物，并且像這樣延伸了有。
在巡邏道路旁邊就是兩條控制帶之一（Kontrollstreifen）， 是一條幾乎延伸整個邊界的土路，與鐵絲網平行。兩條控制帶都處在鐵絲網的內側。第二條“K2”控制帶寬，與“警報柵欄”相鄰，第一條“K6”控制帶寬，布置在在鐵絲網和圍墻內側。在一些很容易讓人逃跑的邊界地區，夜晚會有高強度的照亮控制帶，這些燈同樣運用在穿過邊界的一些河流上。
任何試圖穿過控制帶的人都會留下腳印，而這很快就會被守軍發現。這使得警衛能夠知曉那些未背察覺的逃跑事件，從而記錄逃跑人數，逃跑地點和鎖定逃跑的高峰時間段。通過這些信息，警衛能適時決定有哪些地點的巡邏需要增強，瞭望塔和堡壘應該重點監視哪些地區以及是否需要在某些地點增加軍事設施。在主要控制地區的一側還設置了反戰車設備。有些地方還安放了“捷克刺猬”，德國人將它稱為“Panzersperre”或“Stahligel”（意為鐵刺猬），來阻止可以越過邊界的車輛。
除此之外，邊界上還有被挖掘成了“V型壕溝”。只有一些擁有自然屏障的地方，像河流、溪流﹑溝壑或者森林茂密的地區才不設障礙。
從1952年5月最初修建的邊界軍事設施算起，外圍鐵絲網分幾個階段修建完成。第一代鐵絲網只是簡單的倒鉤鐵絲網（Stacheldrahtzaun），高度在，距離邊界線很近。到了50年代后期，這種鐵絲網就替換為好幾排構造更加牢固的鐵絲網，有時在這些鐵絲網之間還會放上一排，充深層防御網。
在2019年世界園藝博覽會德國園展覽館內展示的第三代防護網模型
安放在鐵絲網上的觸發式反單兵定向地雷。錐型桶里安放有炸藥，觸發后會飛濺出大量彈片。
“第三代”防護網根據上世紀60至80年代的升級方案建造得更加堅固。鐵絲網的位置相比以前后退了一段距離，這是為了在鐵絲網和邊界線之間留出一層外圍空地。倒鉤鐵絲網替換成另一段通常高約3.2至4.0米（10至13英尺）的新柵欄。這些柵欄的原材料是網形鐵板，網眼的開口很小，連一個手指都伸不進去，而且十分鋒利。由于這種鐵板是重疊而成的，所以不容易將其扯斷，連撬棒和鋼絲鉗也拿它無可奈何。想從它下面挖地道也是不可能的，因為這種鐵絲網的一部分還埋在地下。在一些地方，更多由鋼絲和倒鉤鐵絲制成的較“差”的鐵絲網排列在邊界上。由于鐵絲網并不是連續不斷的，人們可以從很多其他地方越境，于是東德就在鐵絲網之間裝上了大門，能夠讓士兵在整個路線上巡邏，還可以讓維修工人們可以維修另一邊的各種關卡。
在一些有村莊毗鄰邊界的地方，村莊與邊界之間會以木制隔板或者高的水泥圍墻隔開。靠近邊界的房屋內的窗子全部堵上磚塊或用木板封死，那些被認為“十分靠近”邊界的建筑則直接拆除。圍墻在邊界線中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到1989年時圍墻在邊界線上只有。
從1966年開始，軍方開始在幾乎長達一半的邊界線上布署了反單兵地雷；到了80年代，大約有130萬顆各種型號的蘇制地雷埋在邊界。而且，從1970年開始，蘇軍開始在邊界外圍地區共埋設了大約60,000枚（Splittermine-70）定向反單兵地雷，一旦觸碰到連著觸發裝置的絆線就會爆炸。這些炸彈連接著能夠觸發引線的絆腳線，一旦引爆，錐形鐵桶里的彈片會順著鐵絲網朝一個方向飛散出去。這種炸彈可在方圓致人死亡。直到1984年末，這種地雷才在一片對東德政府的國際譴責聲中最終拆除。
20世紀60年代末以前，那些軍事設施基本上是沿著事實上的邊界線修建的。但是在建造第三代軍事設施之后，圍墻和鐵絲網等隔離障礙就后退了到不等的距離。這就給了士兵們足夠的火力視野，讓他們在開槍射擊逃跑者時不至于將子彈射到西德境內，同時這片緩沖地帶還可以讓維修工人在東德境內對圍墻或鐵絲網面向西德的一面實施維修。通往這片地帶有著嚴格的限制，以防有士兵經不起誘惑逃走。雖然西方一直將這片區域稱作“無人之地”，但是在法律上其仍是東德的領土，擅入者會被逮捕或射殺。
東德和西德真正的邊界還在這片區域的遠處，有許多在西面刻有“DDR”的花崗巖石塊作為標記。那些醒目的東德鋼鐵界桿在每隔就要安裝一個，邊界線上總共約有2600個這樣的界桿。在界桿朝向西德的一面還固定著一個東德的金屬國徽。
而在西德一側則沒有任何軍事設施，甚至在大多數地區也沒設巡邏路段，只豎立了一些 標有諸如Achtung! Zonengrenze!（“危險！前方為邊界區！”）和Halt! Hier Zonengrenze （“停止前進！此處為邊界區”）警示牌來告知游客。他們還不允許國外的軍事人員靠近邊界，以避免雙方發生沖突或發生任何他們不想看到的事件。邊界附近還插著用英語和德語注明距離邊界還有多遠的標志牌，以防有人誤闖邊界。但在西德卻沒有這些限制，西德公民可以自由到達邊界地區，沒有任何的邊界設施阻礙。
德國國內邊界還一直延伸到了波羅的海，人們稱其為“藍色邊界”或者東德的海上邊界。東德在特拉維河河口東岸部分地區布有軍事設施，和對面西德的特拉弗明德港隔海相望。泥濘的海岸線上布滿了瞭望塔、圍墻和鐵絲網，以防有人從此處逃走，各水域還有東德的巡邏快船巡邏。綿延不斷的邊界線終止在了普瑞沃半島，該半島雖然屬于特拉沃明德，但是卻是在特拉維河的東側。從這到博爾滕哈根15千米的海岸線都在梅克倫堡灣東側，屬于“閑雜人等不得入內”的“保護區”，剩下的波蘭邊界上的博爾滕哈根到阿爾特瓦爾普的海岸線都設有警衛和安全設施，包括柏爾島、呂根島、希登賽島、烏瑟多姆島、和。
東德在波羅的海沿岸采取了安保措施來阻止人們逃跑。海邊露營受到嚴重限制，人們也很難找到船只。東德政府在波羅的海海岸線上修建了27個瞭望塔。持槍警衛攜帶大功率的探照燈監視著海灘，如果發現有人試圖逃跑，警衛會派遣快速巡邏船進行攔截。
逃跑者的目的地有梅克倫堡海灣的西岸（西德），位于蓋瑟港的一艘丹麥，丹麥南部的洛蘭島和法爾斯特島，或者只是任何一條國際航道。逃跑者希望能夠被過往船只搭救，但是，這條波羅的海的逃跑路線是十分危險的。據估計，總共有189人在試圖從波羅的海逃走的時候喪生。
一些人還試圖從停泊在波羅的海港口的東德船只上跳入海中來逃跑。想用這種方法從丹麥港口逃走的人實在太多了，港務長不得不在有東德船只停泊的碼頭周邊地區安裝額外的救生設備。東德政府則在船上派遣持槍的交通警察來強行制止這種行為。1961年8月，交通警察在丹麥蓋瑟港引起了一起國際糾紛：他們在碼頭附近毆打一名企圖逃跑的公民，而且還開了槍，打中了一艘停泊在港口中的丹麥船只。第二天，成千上萬的丹麥人上街抗議“德國人民警察的辦事手段”。最終，東德政府通過進一步限制東德人民本就少的可憐的旅游機會阻止了“跳海事件”的發生。
邊界線還穿過德國中部三條主要河流的部分河段：勞恩堡和施納肯堡之間的易北河（大約），韋拉河以及薩勒河。界河上的爭端是最棘手的：雖然西方盟國和西德都認定分界線在河流的東岸，但是東德和蘇聯卻堅稱界線在河流的中央（根據原則）。事實上，雙方的確是各占了一半的水道，但是雙方的船只航道線經常越界。東德或西德的船只總是想維護自己在水上航行的權利，雙方為此也經常發生激烈沖突。
邊界的河流地區也和其他地區一樣有重兵把守。東德在易北河上駐扎有大約30艘巡邏快艇，而東德則駐有大約16艘海關巡邏船。守衛密切監視著河流邊界以防有人逃走，其中有很多人在試圖穿過河流的時候淹死在河中。在二戰封鎖期炸毀的許多橋梁如今依然是廢墟一片，在東德境內剩下的能用的橋梁都被東德封鎖和毀壞。渡口已經不復存在，河流上的駁船則要接受東德士兵的嚴格盤查。為了阻止有人過河逃跑，東德的河岸均由延伸的鐵絲網和水泥墻封鎖了起來。在易北河一處名叫Rüterberg的村莊，這些軍事設施完全將該村包圍起來，將當地居民與東德其他地區以及西德的聯系切斷。
邊界保衛部隊由成千上萬來自東德和西德的軍事人員﹑輔助軍事人員和文職人員組成，有些人員還來自英國﹑美國和前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