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6月18號，從傷兵名單移除。
*在9月結束後獲得單月最佳救援投手，在整個9月中，每次上場救援無失分。
*在季後賽中表現優異，對上雙城、印地安人繼續上演無失分關門成功。在2017年季後賽拿到優異的成績0勝1敗，防禦率1.13，總共投了8局。
左投的查普曼有193公分的身高，以四分之三（斜肩投球）的放球點出手，均速99-101mph（約159-161km/h）的四縫線速球與平均87-88mph（約140-142km/h）的滑球為其投球的主軸，2球種占了配球中超過9成的比例，偶爾也混合變速球作為搭配。雖然他擁有位列MLB頂尖的三振能力但控球並不穩定，MLB生涯保送率(BB/9)為4.2。
他是MLB史上出賽最少投球局數達成生涯500次三振的記錄保持人(292局)，其生涯三振率(K/9)高達驚人的15.0。
當查普曼投奔自由時，他的爸爸、媽媽和2位姊姊留在國內，他的爸爸是一位拳擊教練。女朋友Raidelmis Mendosa Santiestelas幫他生下一位小孩Ashanti Brianna。
藍字為生涯表現最佳，
紅字為生涯表現最差
緬甸裔巴基斯坦人，是指在巴基斯坦信德省卡拉奇的緬甸穆斯林團體。他們是緬甸西部若開邦的羅興亞人，宣稱受緬甸軍政府逼迫。根據巴基斯坦政府說法，有二十萬羅興亞人在巴基斯坦生活。大部分由孟加拉經印度來到卡拉奇。有四成緬甸移民是非法入境。
這兩種人文化上接近，也說孟加拉語，在卡拉奇有時把他們一併稱為孟加拉人。
唐人墓是位於日本沖繩縣石垣市觀音崎的華人墓地。在這座墓地裡，埋葬有在羅伯特·包恩號事件中犧牲的華人勞工。
根據琉球的官方史書《球陽》記載，羅伯特·包恩號（Robert Bowne）是美國的一艘苦力船。咸豐二年（1852年），該船由清朝的廈門出發，前往美國加州，船上載有華人勞工410人。船長華萊生虐待華工，脅迫華工剪去髮辮。華工不堪其辱，當船到達臺灣島附近的時候，華工發動暴動，殺死船長、大副和四名水手，控制了這艘船隻，向廈門返航。途中遭遇逆風，漂泊到了琉球國的石垣島，380名華工不得不登陸該島。八重山的官員不知道詳情，僅僅只知道是來自於清朝的漂流難民，因此將他們安置在崎枝村的赤崎，後來移往富崎。
然而，羅伯特·包恩號又離礁駛往廈門，船上的水手將華工暴動一事告知美國領事。同年，兩隻英國船隻受到美國的雇傭來到石垣島，200多名武裝士兵登陸該島，將在島上避難的一些華工射殺或逮捕，3月23日離島。4月4日，一隻美國船隻又來到該島，100多名士兵上陸兵搜捕華工，4月12日押解被捕華工離島。倖免于難的華工受到了琉球王府的保護，重新聚集於收容所。翌年9月29日，琉球國王尚泰向清朝送呈諮文，將華工172人遣返回國。其間有華工病死、自殺或失蹤，到達福州柔遠驛者只有128名。在石垣島死去的華工，則由當地官員葬于觀音崎附近，共計300餘人，統稱三百唐人墓。
唐人墓經過沖繩島戰役戰火的洗禮，已經殘破不堪。1971年（昭和46年），石垣島島民和當地華僑出資重修了該墓。原墓葬的陶制墓碑收藏於八重山博物館。
邱國霖，字盛秀，清朝武秀才，苗栗縣銅鑼鄉竹森村人，乙未戰爭抗日人物。
邱國霖武秀才出身，監生邱光忠之子。1895年4月，清廷因甲午戰爭失敗而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予日本。消息傳至臺灣後，人心憤慨，於是臺灣民主國成立，各地皆起兵響應。邱國霖亦召集鄉勇，籌備守衛鄉里。5月29日，日軍近衛師團登陸澳底，乙未戰爭遂起。6月中旬臺北城失陷，6月15日（陰曆5月23日），吳湯興領軍北上支援時，邱國霖率「誠」字3營正規軍及十數營鄉勇蔚為先鋒總司令，於楊梅壢、湖口一帶遭遇日軍，遂與其正面激戰。
為支持乙未抗日戰爭，邱家曾一度散盡家產。日治時期後邱家拾起眼淚重整旗鼓，成立「邱光忠土地合資會社」，得意於香茅事業，並且出過邱雲賜、邱雲鵠、邱雲福與邱仕榮等四位醫學博士。其中邱仕榮後來擔任臺大醫院院長，曾執國內醫學界牛耳，開啟義軍子弟從醫之先河。邱雲賜的兒子邱仕豐也是醫學博士。
天主教埃格爾總教區是匈牙利一個羅馬天主教教省總教區，也是該國四個教省總教區之一。
位於該國東北部，下轄瓦茨和德布勒森–尼賴吉哈佐兩個教區。2006年有教友690,000人、314個堂區、223名司鐸。現任總主教為恰巴·泰爾尼亞克。
早在10世紀已被升為教區。1804年8月9日升為總教區。
死亡之舞（Michael Wolgemut作于1493年）對“生”取得了壓倒性勝利的“死”在舞蹈的模樣 — 14世紀所流行的“黑死病”給整個歐洲帶去了死亡的恐怖
傳染病歷史記述在世界歷史中，對后世的社會、經濟、文化產生了特別巨大的影響的傳染病。如傳染病傳播速度較快，可發展為流行病，具體參見“流行病列表”。
病原微生物或者病原體(支原體、衣原體等細菌，螺旋體門，立克次氏體，病毒，真菌，原蟲，寄生蟲)侵入人類或動物的身體或體液定居并繁殖，造成感染，破壞組織，病原體釋放毒素對身體造成危害，經過一定的潛伏期后引起疾病。這就叫傳染病。
傳染病史與生物的出現及進化史同在，占據了從史前到現代人類疾病的大半江山。傳染病(瘟疫)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巴比倫王國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中就已經被記述為四災厄之一，同一時期的埃及也將法老的威勢與瘟疫流行時的瘟神進行比較。在中國，從公元前13世紀以甲骨文刻成的考古資料中也發現了占卜瘟疫的文言。此外，說傳染病史是醫學史的開端也不為過。傳染病是通過民族及文化的接觸與交流，歐洲世界的擴大及世界一體化等過程而流行開來的。
發現傳染病具有傳染性的，是出身于薩曼王朝的伊斯蘭世界醫學家代表伊本·西那。他在「醫典（''āb al-Qānūn fī al-?ibb、The Canon of Medicine''）」（1020年）中記述了隔離可阻止傳染病的擴大，以及受到特定天然物質污染的體液可獲得傳染性。不過，他并未考慮到那種物質便是疾病的直接原因。
列文虎克(1632-1723)
生活在14世紀的在研究伊比利亞半島安達盧斯地區的黑死病（鼠疫）時，發現與衣物、食器、耳環的接觸可左右發病。在此基礎上，伊本·卡蒂馬（Ibn Khatima、1369年 - ?）建立了一種假設，認為“傳染病是由于微生物入侵人類體內而導致”。這一假設通過16世世意大利修士、科學家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所著的《梅毒》（1530年）及《關于傳染病》（1546年）而在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被廣泛接受。弗拉卡斯托羅主張傳染病是通過接觸傳染，他也是梅毒（''Syphilis''）及斑疹傷寒（''typhus''）的命名者。
人類第一次看到病原體(病原微生物)，形式上來說普遍認為是1684年荷蘭科學家安東尼·凡·列文虎克通過光學顯微鏡進行的細菌觀察。列文虎克對顯微鏡的改良，使細菌變得易于被肉眼所觀察。
印有過去的顯微鏡圖案的東德郵票。
顯微鏡的發達對初期的傳染病研究功不可沒。
1838年，表示細菌意義的拉丁語 "''bacterium''" 出現；像如今這樣判明病原體則是在19世紀以后，法國科學家路易·巴斯德及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對此居功至偉。尤其是科赫，他在1875年首次使用光學顯微鏡觀察到了擁有感染性的病原體細菌炭疽桿菌，并提出「柯霍氏法則」作為判定傳染病病原體的指針，成為了傳染病研究的先驅。日本科學家北里柴三郎、志賀潔也分別在1894年和1898年先后發現了鼠疫桿菌和志賀氏菌。另外，主要病菌的發現如下表所示，主要集中在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初。
病原菌發現者
格哈德·阿瑪爾·漢生（挪威）
夏爾·路易·阿方斯·拉韋朗（法國）
羅伯特·科赫（德國）
亞歷山大·葉赫森（法國）、北里柴三郎（日本）
志賀潔（日本）
朱爾·博爾代（法國）
夏爾·尼科勒（法國）
病毒(''virus'')在光學顯微鏡下也無法看到，其發現晚于細菌。1892年俄羅斯植物學家伊凡諾夫斯基所發現的煙草花葉病毒是第一種被發現的病毒。
弗萊明(1881-1955)
在1929年初亞歷山大·弗萊明發現抗生素盤尼西林之前，細菌所導致的傳染病都沒有根治的辦法；而病毒所導致的傳染病，其治療過程至今仍有大部分必須依靠患者自身的免疫力。
1935年，德國細菌學家格哈德·多馬克開發出了廣譜抗菌性藥物磺胺類藥物。磺胺類藥物并非由生物所產生，因此不被視為抗生素。抗生素與磺胺類藥物的開發為傳染病的治療開辟了新的天地。
隨著抗生素的普及，預防接種的義務化，公共衛生的改善，越來越多的人將傳染病只視為過去的威脅，但超級細菌的不斷出現及經濟全球化所造成的新興傳染病等新情況的出現，也正在顛覆這種一時的樂觀態度。
傳染病在漫長的時間里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它的威脅在人類社會中至今仍揮之不去。面對災難，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的人們雖然采取了形形色色的方法，但通過考察人類的瘟疫觀、生死觀、信仰、哲學、科學在此背景下的發展進步，便能對人類歷史、經濟、社會的現狀有更深刻的理解。
回溯到伯羅奔尼撒戰爭時的公元前429年，一場瘟疫襲擊了利用圍城戰術與斯巴達軍進行對峙的希臘最大的城邦——雅典，造成了眾多死者。這場瘟疫過去曾被稱為“雅典鼠疫”，但通過對史料中所記載的癥狀的分析和研究，現在已經否定了鼠疫說，而認為是天花或者斑疹傷寒，又或者是此二者的同時爆發。此外，被譽為古希臘最偉大的民主政治家、領導了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伯里克利也在這場瘟疫中喪生，最終導致了雅典在這場戰爭中的敗北及提洛同盟的瓦解。
另外，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曾寫道，“雅典鼠疫”流行于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因此有謠言稱是雅典的敵人斯巴達向蓄水池中投毒所致。
查士丁尼1世(483-565)
在有史可循的幾次傳染病大流行之中，被推測為與現代醫學所指的鼠疫具有相同癥狀的最早的傳染病，是爆發于542年到543年年間、查士丁尼一世(在位527年-565年)所統治的東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中的鼠疫，按現代的病理學分類，推測其為腺鼠疫。
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自己也受到了感染，因此這場瘟疫被稱為“查士丁尼斑點”或“查士丁尼鼠疫”。這場瘟疫從埃及向巴勒斯坦方向擴散，更進一步蔓延到首都君士坦丁堡，導致了眾多死亡，奪去了帝國近一半的人口，甚至使帝國的機能一時陷入癱瘓。
根據記錄，這場瘟疫于542年在舊西羅馬帝國爆發，547年擴散到不列顛島周邊，567年蔓延到法國，隨后又途經歐洲、近東、亞洲，從其最初爆發到平息為止，大約共流行了60年。查士丁尼雖然受到感染，但據說并沒有出現嚴重的癥狀，在幾個月之后就得以痊愈。而在君士坦丁堡，據說瘟疫最為流行的時候，每天都有0人到0人死亡，磨面工坊和面包店由于農業生產的蕭條而陷入停工。
有一種說法認為，由于鼠疫的流行造成東地中海沿岸地區人口銳減，查士丁尼“通過東羅馬帝國復興羅馬”的理想被迫斷送，而阿爾卑斯山脈以北的西歐世界交通網還不甚發達，在日爾曼民族大遷徙之后又日漸荒涼，因而擁有較強的自給自足的經濟要素，受到鼠疫的影響相對較輕，從而為其以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4世紀在歐洲肆虐的鼠疫，一旦感染便會在2到7日內出現發燒癥狀，皮膚上浮現紫黑色的斑點和腫塊，因而被稱為“黑死病”。加拿大籍歷史學家威廉·哈代·麥克尼爾稱，侵略了中國云南省的蒙古軍將鼠疫桿菌的媒介——跳蚤與受感染的老鼠帶到了中世紀的歐洲，因而引起了“黑死病”的大流行。不過，科學史學家村上陽一郎則認為是起源于中東。
黑死病在歐洲的傳播
鼠疫于1320年至1330年左右在中國大肆流行，剛剛傳播到歐州時也在馬穆魯克王朝等伊斯蘭世界中肆虐。蒙古帝國打通歐亞大陸、商業貿易逐漸繁盛之后，這種疾病于14世紀擴散到了整個歐洲。當時，威尼斯、熱那亞、比薩等意大利北部的各個都市以南德意志的銀、紡織品、斯拉夫人奴隸等換取亞洲的香辛料、絲織品、寶石等商品，從而獲得財富。此時伊斯蘭世界與歐洲的交易中心的，是連接印度洋、紅海、地中海的埃及港口亞歷山大港，而這里在當時為馬穆魯克王朝所統治。
1347年10月，鼠疫從中亞經克里米亞半島傳播到西西里島并在轉眼間向內陸擴散。據說，自君士坦丁堡出航的12艘槳帆船船隊到達西西里島港鎮墨西拿就是其開端。至于其傳播路徑，目前的推測是：鼠疫桿菌寄生在藏在運送到歐洲的毛皮里的跳蚤上，跳蚤又感染黑鼠，隨著船上的貨物順著海路沿途傳播。鼠疫首先沿著當時的貿易路線，從熱那亞和比薩、威尼斯、撒丁島、科西嘉島一路擴散到馬賽。到了1348年，阿爾卑斯以北的歐洲大陸也未能幸免，到14世紀末為止，鼠疫出現了三次大流行與多次小流行，瘋狂肆虐。雖然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根據推測，當時全世界總人口約有8,500萬人，其中歐洲損失了約1/3到2/3的人口，共計2,000萬到3,000萬人左右；在英國及法國則有一半以上的人死于鼠疫，有些地區的死亡率甚至超過60%。
這場瘟疫到達歐洲數月之后，羅馬教皇克雷芒六世從當時天主教會總部所在地阿維尼翁逃亡，但擔任教皇侍醫長的外科醫生基·德·修里亞克則向他展示了留下的勇氣。此外，腺鼠疫的典型癥狀——淋巴結腫塊不僅給人類帶來了痛苦，就連貓狗、鳥類、駱駝、獅子也深受其害。
黑死病 ("The Chronicles of Gilles Li Muisis" (1272-1352). Bibliothèque royale de Belgique, MS 13076-77, f. 24v.)
此時，在這場鼠疫的流行中，猶太教徒的死亡人數較少，因而傳出了猶太教徒在井水中投毒的種種謠言，使得猶太教徒在日內瓦等城市中成為了被迫害及虐殺的對象。雖然有一種說法認為，之所以猶太教徒的受害人數較少，是因為他們恪守戒律，生活比天主教徒更為衛生，但也有考證稱事實上他們在猶太人居住區的生活也并非特別衛生。
黑死病給歐洲社會，特別是農奴制度(從領主的角度來看則是莊園制)帶來了深遠的影響。農村人口的劇減反而提高了農民相對于封建領主的地位。舉例而言，英國為應對勞動者不足的問題，國王愛德華三世在1349年頒布勅令，規定了鼠疫流行之前農民的酬勞。除此之外，領主也開始減輕地租、認可農民所有地的買賣，努力改善農民的待遇。
另一方面，部分領主試圖通過非經濟的強制手段補充短缺的勞動力，并發動了封建反動。百年戰爭和鼠疫的流行造成了農村荒廢、領主強化農奴制等現象的產生，這些因素又導致1358年法國東北部扎克雷起義的爆發；而1381年在英國發生的沃爾特·泰勒起義，則是為抵抗當時的封建反動而爆發的農民叛亂。
“黑死病”的政治、社會影響是多方面的。封建領主在英、法兩國間的百年戰爭中沒落，另一方面王權則不斷膨脹，最終轉變為了中央集權國家。失去了圣職者的教會也陷入混亂，人手不足導致酬勞劇增，席卷整個歐洲的戰爭也在此過程中逐漸平息。
另外，據說當時有許多人認為黑死病的蔓延是神所降下的責罰，為贖罪而鞭笞自己的身體并成為行者周游各地；醫師之中也有人切開腫塊，將毒蛇的肉作為藥給予患者；此外，還有不少人建議用香草和酒精進行預防。為了獲得免疫，甚至有人試圖蹲在糞池中吸入惡臭。“Memento mori(牢記死亡)”的標語隨處可見，還有人寫就了《往生術》，教導人們應采取怎樣的態度和行為才能順利上天堂。黑死病的流行，也為以“死亡之舞”為首的繪畫及文學作品的主題帶去了巨大的影響。
文藝復興早期著名的文學家喬萬尼·薄伽丘于1349年至1353年間著就的《十日談(Decameron)》中，針對鼠疫如此寫道：
在我主降生后第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的城市中最美麗的城市——就是那繁華的佛羅倫薩，發生了一場可怖的瘟疫。這場瘟疫不知道是受了天體的影響，還是威嚴的天主降于作惡多端的人類的懲罰；它最初發生在東方，不到幾年工夫，死去的人已不計其數；而且眼看這場瘟疫不斷地一處處蔓延開去，后來竟不幸傳播到了西方。
《十日談》以10名富裕的男女佛羅倫薩市民逃到郊外躲避鼠疫，在10天內以每天講一個故事的設定寫就，是一部富于社交、機智、幽默、愛情元素的人文主義杰作，但其背景卻是出自對鼠疫之恐怖的心理性逃避。此外，佛羅倫薩詩人、人文主義者彼特拉克所思慕的少女勞拉亦是死于鼠疫。
師從前述的麥克尼爾的約翰·凱利認為，在黑死病的擴散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13世紀蒙古人在亞歐大陸上建起的巨大帝國(蒙古帝國)，驛站制度等通信網的進一步發達擴大了貿易及旅行的范圍，而這正是黑死病擴散的起因。
14世紀的黑死病在今日被認為是腺鼠疫，由以老鼠為媒介的鼠疫桿菌所引起，但利物浦大學的克里斯托夫·鄧肯(動物學)及蘇珊·斯科特(社會歷史學)在詳細調查研究了天主教會的記錄、遺言及當時的日記等文獻之后，于2004年合著《黑死病的重生》("Return of the Black Death")，提出了黑死病并非腺鼠疫，而可能是由動物傳染病所導致出血熱，引起了一定的反響。不過，凱利以DNA鑒定的結果為依據否定了鄧肯等人的見解，作出了黑死病就是鼠疫大流行的結論。
Der Doktor Schnabel von Rom(為躲避瘟疫而戴上防毒面具的醫生，Paul Fürst作 1656年)
之后，鼠疫也曾多次流行，而17世紀與14世紀同樣，歐洲氣候由于小冰期而寒冷化，鼠疫再次大流行并造成饑荒，以英荷戰爭、三十年戰爭為首的戰亂頻發，使得人口數量劇減，因而此時期被稱為“危機時代”。另一方面，中國歷史地理學家曹樹基也稱，16世紀至17世紀間，明末清初時期的華北共計有約1,000萬人死于鼠疫，人口數量出現了巨大的變化。
在鼠疫桿菌的存在尚未被認識的時代，每當出現大流行，其原因都會被歸咎于某些特定人物，出現獵巫行為，尤其是將猶太教徒作為代罪羔羊進行迫害的事件頻繁發生。1665年，在經過清教徒革命后復辟皇權的倫敦所流行的鼠疫共造成了約7萬人死亡，后來寫就《魯濱遜漂流記》而成名的丹尼爾·笛福也出版《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 1722年)詳細描寫了當時的情況。
至今為止，鼠疫在世界上曾有過3次大流行。第1次始于6世紀的“查士丁尼鼠疫”并持續到8世紀末；第2次從“黑死病”猖獗的14世紀直到17世紀末，而在奧斯曼帝國甚至持續到了19世紀中期左右。而第3次，則是從19世紀末到現在。
19世紀末，發端于中國的鼠疫擴散到了全世界。這場疫情起源于1855年肆虐于云南省的腺鼠疫，1894年經由在香港的大流行而擴散到全世界。師從羅伯特·科赫的北里柴三郎被日本政府派遣到香港進行調查，隨后與他人共同發現了腺鼠疫的病原菌。同年的幾乎同一時間，活躍在瑞士及法國的醫生、同時也是巴斯德研究院細菌學家的亞歷山大·耶爾辛也發現了鼠疫桿菌，并確定了其與鼠疫的關系。就此，鼠疫的原因首次得到確認。
此后，北里耗費畢生精力確立了以抗血清治療腺鼠疫的方法，但出血熱則至今未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此時，爆發于中國的腺鼠疫在20世紀初，經由臺灣、日本、夏威夷群島進一步擴散到了美利堅合眾國、東南亞及南亞各地。鼠疫的世界性擴散所投射出的背景，是殖民主義的展開所帶來的交通體系的發達化及商品流通的活性化，以及人口的遷移所造成的各地聯系的不斷緊密化等等。另一方面，感染癥狀的有無也催生出了“潔凈”與“不潔”的觀念，此觀念日漸普及，從而發生了針對中國人的檢疫及入境限制等等。1902年，東京、橫濱也發生了鼠疫，因而政府出臺了以5錢(后改為3錢)收購1只老鼠的措施，清除作為傳染媒介的老鼠。橫濱市內收購老鼠的事務由市政府衛生科、衛生組合事務所、警察局、巡邏派出所等所管轄，根據國民報的資料，截至1905年3月，用于收購老鼠的總金額就突破了4萬日元。
從1910年到下一年1911年，清朝末期的滿洲爆發了肺鼠疫。俄羅斯帝國與日本企圖以防治鼠疫為借口進一步打開滿洲的大門，但清政府于1911年在奉天召開了奉天國際鼠疫會議，除日俄之外，還邀請了美利堅合眾國、墨西哥、英國、德意志帝國、法國、意大利、荷蘭、奧匈帝國等眾多外國代表參會，降低了日俄兩國的影響力。這也是在帝國主義下將傳染病及其防治政治化的典型案例。
在鼠疫的第3次流行中，最大的受害國是印度。據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印度的死亡人數就達到了1,200萬人以上。此外，1994年印度又發生了鼠疫，并一度引起恐慌。日本則是在明治之后受外國侵略而導致了鼠疫的第一次流行。二戰之后疫情雖然暫時平復，但在1960年代的越南，也曾出現一年死亡1萬人的情況。越南戰爭導致的社會秩序混亂是促使傳染病蔓延的典型例子。
另外，阿爾貝·加繆在1947年發表了以被鼠疫襲擊的阿爾及利亞奧蘭市為舞臺的小說《鼠疫》。
歷史上曾被稱為“癩病”的麻風病是由麻風桿菌所引起的傳染病。該病傳染性較弱，病情的加重也較為緩慢，會侵襲皮膚及末梢神經。除了皮膚上會出現白色斑點之外，患部還會產生變形。由于該病會導致臉部變形、手指缺損等癥狀，因此雖然傳染性不強、致死率也較低，但在世界史上還是給人類帶來了恐怖。
《新約圣經》中記載了耶穌基督接觸麻風病患者并將其治愈的奇跡，描述了耶穌無條件的愛(Agape)。在日本則流傳著光明皇后設置醫療設施“施藥院”，每年令各國收購草藥，致力于預防麻風病的傳說。
罹患麻風病的 (1292–1336)
13世紀，該病在歐洲的流行達到了顛峰，各地都建立起了隔離設施。
公元300年左右，羅馬教會為救濟患者，取拉撒路之意建立了名為“拉撒雷特(音譯)”的設施，開始收容并救濟患者。此后，拉撒雷特隨著日爾曼民族大遷徙等活動而遍布于歐洲世界。在中世紀歐洲，麻風病被稱為“米澤爾·茲伏特”(貧窮而不幸的病)。雖然教會在許多地方設置了“麻風院”，但在法蘭克帝國查理大帝的勅令下，也開始實施起了強制隔離政策。此外，當時羅馬教會也常常依照舊約圣經實施嚴格的“死之彌撒”及“擬似葬禮”等儀式。
亞西西的方濟各(1181?82-1226)據說是他生前的肖像
另一方面，1209年組建的方濟各會在阿西西建起了“麻風村”。在那里，以共同自治為目標，依照圣經的精神進行著救濟。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為照顧罹患麻風病的士兵而在巴勒斯坦組建起了圣拉澤羅騎士團，并在耶路撒冷的麻風院救治患者。此外，以英明杰出而聞名的耶路撒冷王國國王鮑德溫四世也是一位麻風病患者。
在古代和中世紀的日本，這種疾病被認為是神譴而導致的霉氣，并有將發病者列入非人身份的不成文規定。因此，城市里的重癥患者會被送進各地的悲田院及京都的北山十八間戶、鐮倉的極樂寺等致力于“救濟非人”的忍性僧人所開設的設施里。戰國武將大谷吉繼是有名的麻風病患者之一，他用白色頭巾包覆臉面上戰場的事績廣為人知。此外，吉繼因感激石田三成在茶會上對待自己的態度而決意在關原之戰中協助三成的軼事也膾炙人口。
到了江戶時代，親人常常會讓發病的患者前往四國八十八箇所或熊本的加藤清正公祠等靈場去朝圣。因此，有許多患者在這些地方乞討定居。旅費用盡時就會被集團所驅逐，一邊乞討一邊在附近的靈場朝圣直至死亡，或是與其他患者共同結成集落，以行乞維生。有時，他們可以與貧民共同生活，這時就會少受到一些歧視。以橫濱為首的乞食谷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此外，各地還有一種迷信認為，帶上患者就能常常捕到鮪魚，因此也有不少患者被帶著從事漁業。
在明治維新結束、進入近現代之后，為了解決患者聚居在寺院周邊的情況而建立起了以療養所進行隔離的制度，其中更滋生了以“治療”為名、以另一種方式持續到近代的對患者的迫害。在明確了此傳染病的感染性較弱、治療方法得到確立，甚至是患者已經痊愈、只是還殘留有身體的變形等后遺癥時，對患者的強制隔離政策等非人道的人權侵害也還在繼續。2002年，小泉純一郎首相為此正式道歉，承認了國家在治療方法確立之后仍然進行強制隔離之事上負有責任，也最終達成了與原患者的和解。不過，時至今日，人們依然缺乏此疾病的正確知識，還有許多人為后遺癥所帶來的歧視所苦。
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一詞，特指1492年后所發生的東半球與西半球間、包括植物、動物、食物、奴隸在內的大范圍交換活動，其名來源于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史實。其結果，玉米和土豆成為了18世紀歐亞大陸舉足輕重的農作物，花生和木薯則被引進東南亞和西非，是世界生態、農業、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在這場大交換中，許多傳染病也得到了交換。
1498年的醫療插圖梅毒的原因被認為與占星術有關
這也就是說，霍亂、流行性感冒、瘧疾、麻疹、鼠疫、猩紅熱、昏睡病(非洲錐蟲病)、天花、結核、傷寒、黃熱病等疾病從亞歐和非洲被帶到了美洲大陸。
對這些傳染病沒有免疫力的原住民因此而驟減。以西班牙和葡萄牙為首，眾多來自歐洲各地的殖民者遠渡美洲大陸，但西班牙王室將支配原住民的權利賦予了殖民者，按照征服者及移民者的功績和身份分配給他們一定數量的印第安人供他們奴役一段時間，以此為條件課以他們保護原住民并使其改信天主教的義務。這就是所謂的監護征賦制。
不久之后，殖民者驅使原住民(印第安人)在礦山中掘出了金銀，并開始在加勒比海域種植甘蔗。這一切都并非為了當地人，而是為滿足歐洲大陸的需求而生產的。原住民因惡劣的勞動條件及傳染病而劇減，出現了嚴重的勞動力短缺狀況。為補充缺乏的勞動力，歐洲人到非洲大陸尋求黑人奴隸的奴隸貿易便應運而生。此時，連結西歐、西非、南北美大陸的人與貨物的貿易連鎖，即所謂三角貿易正式確立，在圍繞大西洋的4塊大陸間形成了被稱為大西洋經濟的世界體系。
另一方面，美洲大陸上的查加斯病、梅毒、莓狀血管腫、黃熱(American strains)等傳染病也被帶到了舊大陸。
一種普遍觀點認為，梅毒原本是海地的地方疾病，因哥倫布一行與當地女性發生性行為而被帶回歐洲。瓦斯科·達伽馬一行在1498年左右將這種疾病帶到印度，日本則據說是在1512年由倭寇傳入。徳川家康的二兒子結城秀康也罹患有梅毒。該病在日本本土傳開之前曾在沖繩有過大流行，花柳界中的情況尤其嚴重，而該病自古以來多為此道中人所患，患者乃是古人，因而“古血”成為了沖繩方言中表示梅毒的詞語。此外，16世紀的意大利戰爭將諸多歐洲國家卷入其中，梅毒也因此擴散到歐洲各地，因而也常被稱為“那不勒斯病”。
“哥倫布大交換”是美利堅合眾國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所提出的用語。如上所述，該大交換包括了歐洲與美洲大陸之間流行病學條件的同化，而法國年鑒學派歷史學家則將此解釋為“細菌所帶來的世界統一”。
歐洲疫病在新大陸上肆虐的最為嚴重的例子，是1545年到1548年間發生在墨西哥(新西班牙總督轄區)內的傳染病，據說當時墨西哥中部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死亡率約有8成。經過估算，墨西哥被征服一個世紀之后，其原住民數量據說只剩下被征服前的3%。
關于梅毒的治療，以提倡化學療法的德國科學家保羅·埃爾利希及在他的研究所內負責藥學實驗的日本醫學家秦佐八郎于1910年所發現的有機砷化合物——灑爾佛散最為著名，這是世界上第一種由合成物質制成的化學療法治劑。灑爾佛散的發現也促使了之后的盤尼西林(1929年)和磺胺類藥物(1935年)等抗生素的發現。
俗稱麻疹，由麻疹病毒感染所致。伴有高燒、咳嗽、鼻水、全身紅疹等癥狀，口中會出現名為科氏斑的白色斑點。日本對此種疾病認知已久，屢屢出現在平安時代以后的文獻中的“赤痘”就被認為是麻疹。年號從正歷改為長德的公元995年(正歷6年、長德元年)，麻疹升級為全國性傳染病并在首都爆發，造成眾多貴族死亡，導致政治混亂。
全國各地都有與麻疹相關的民間信仰流傳。根據富山縣高岡市的傳說，一旦麻疹流行，就必須得到印有九紋龍爪印的紙，寫上“九紋龍宅”四字貼于門口以驅病。此外還傳說一天內在分布于神奈川縣橫濱市、大和市、藤澤市的鯖神社(也稱左馬神社、佐婆神社)進行“七鯖巡”就可驅除麻疹及百日咳之疾，愛知縣和三重縣則流傳著將鮑魚殼掛在門口驅除麻疹的風俗。對于江戶時代的平民而言，傳染病比地震和火災更加可怕，痘(天花)、麻疹和水痘是當時俗稱的“三病”，人人聞之膽寒。
目前，致力于根除麻疹的世界衛生組織(WHO)點名中國及日本為兩大問題國家。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還是每隔數年就能發現一起麻疹的集體感染。雖然日本針對后文所述的脊髓灰質炎大力普及了應對措施，幾乎將其根除，可以說得上是世界的楷模，但在防治麻疹的問題上，從世界角度看來還尚待改進。
感染天花的孩子(1975年、孟加拉國)
天花有著史無前例的高死亡率，即使在治愈之后也會留下痘疤，因而被認為是世界上代表性的不治之癥及惡魔疾病。它也稱為痘瘡，癥狀有病毒所引起的高燒、嘔吐、腰痛，并會全身出疹。早在1萬年前，它似乎就已是人類的疾病。
現已確認的因天花而死亡的最早的患者是古埃及第二十王朝的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其木乃伊的頭部可見天花的痘皰。普遍認為他死于公元前1157年。
在165年安息遠征途中的羅馬軍隊內爆發、并于之后在羅馬帝國內流行開來的傳染病如今被認為是天花，這場疫病使得羅馬陷入了進一步兵力不足的境地，也是其國力衰弱的原因之一。
自4世紀以來，天花便流行于亞洲各地。在詹納(見后文)嘗試種痘(牛痘)法之前，中國就已經普及了利用出疹的痂皮的人痘法。
16世紀，在西班牙侵略美洲大陸時，將病毒帶到了美洲，在采取奴隸勞動時招致了令原住民人口劇減的不幸事態。根據W.H.麥克尼爾的記述，荷南·科爾蒂斯在1521年以不足600人的部下軍事占領了擁有數百萬人民的阿茲特克王國，而他之所以還能進行文化和精神的征服，是因為科爾蒂斯一行將天花病毒帶進阿茲特克王國，使其在首都橫行肆虐所致。1533年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也是因為在那之前天花從中非蔓延到帝國內目前為哥倫比亞境內的地區，造成了大量死亡，損失了60%～94%的人口所致。雖然兩大帝國是由于沒有馬匹、鐵器、火砲而陷入了軍事上的敗北，但在此之前天花的極度肆虐所造成的帝國的戰斗力喪失才是最大的原因。
17世紀上半葉，天花在北美洲東部的印第安人中流行開來。此外，在18世紀的法國及印第安人戰爭中，英國軍隊曾將天花病毒作為殲滅印第安人的生化武器。不僅如此，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雖然美軍曾將英軍追逼到加拿大，一度導致加拿大淪為合眾國領土，但據說當時美軍內部有天花流行。還有，據說沃爾夫岡·阿馬德烏斯·莫扎特也在11歲時感染過天花，身上還留有不少痘疤。
確立種痘法的詹納(1749-1823)
1721年，在奧斯曼帝國興盛開來的土耳其人痘接種法傳到歐洲，但這種方法也伴隨著天花發病的危險。1798年，親身經歷過人痘接種的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聽農婦說到患過牛痘的人也就不會患上人痘，于是發明了種痘法，并給一位8歲的少年接種了牛痘。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預防接種，也是一種人體實驗。此后隨著種痘法的普及，天花迅速得到控制，而蘇聯獨裁者斯大林臉上的清晰的痘疤也被認為是天花的后遺癥。
1958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在全體大會上通過了“全球天花根除計劃”并開始執行。1970年該疾病在西非全土絕跡，翌年1971年中非和南美也得到了根除。1975年，孟加拉國的一位3歲女童成為亞洲最后的患者，天花流行地只剩下埃塞俄比亞及索馬里。1977年，在索馬里的青年患者被治癒后，再也沒有出現天花患者的報告。三年之后，WHO在1980年5月8日宣布天花從此絕跡。目前，天花病毒被嚴密保管在美國及俄羅斯的生物安全等級4的設施內。天花是唯一一種被人類所根除的傳染病。
詹納的種痘人們對接種牛痘有所抵觸，普及花費了一定的時間
日本過去也曾定期爆發天花疫情。天平年間，被認為是由遣唐使、遣新羅使所帶來的天花以西日本為中心大肆流行，737年(天平9年)，負責掌管平城京政權的藤原四兄弟相繼死去。圣武天皇建造東大寺大佛，也是建立在與饑荒、政局混亂相當的瘟疫流行的背景之下。攝關政治興盛的994年也發生了天花大流行，藤原道長的兄長藤原道隆、藤原道兼據說也都是死于天花。此外，位于京都市百萬遍的凈土宗知恩寺(左京區田中門前町)在京都天花肆虐的1331年(元弘元年)，于后醍醐天皇的勅令下進行百萬遍念佛、治療疫病，因而獲賜“百萬遍”的寺號。
此后，為天花所苦的歷史著名人物也屢見不鮮。以“獨眼龍”的外號而為人所知的奧州戰國大名——伊達政宗也是因幼年時期染上天花而右眼失明。儒學者安井息軒、因《米百俵》的故事而聞名的小林虎三郎也被天花奪去了一只眼睛。16世紀前來日本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指出，日本的全盲者多于歐洲，但后天失明者大部分都被認為是天花所致。不僅如此，人們還熱衷于繪制源為朝的畫像以驅除天花，并將這種畫稱為“皰瘡繪”(赤繪)。這是因為，人們相信八丈島之所以沒有皰瘡(天花)流行，是因為流落到該島的為朝擁有鎮住皰瘡神的力量。
此外，源實朝、豐臣秀賴、吉田松陰、夏目漱石臉部都留下了疤痕，上田秋成雙手的部分手指無法長大，從而造成了小指更為短小的殘疾。孝明天皇的猝死對幕末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沖擊，而在記錄中，他的死也是由于天花所致。據說天皇厭惡當時已經相當普及的種痘法，因而對天花沒有抵抗力，但也有人堅稱他死于暗殺。蘭學者緒方洪庵幼年時也曾感染天花，并在此后為普及種痘法貢獻了心力。最終，江戶幕府設立了直屬的種痘所，也就是后來的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前身。在1955年最后一位患者治癒之后，天花在日本絕跡。
霍亂被描繪成殘忍的死神(''"Le Petit Journal"'',1912.12)
霍亂是由霍亂弧菌所導致的傳染病，可造成突發性高燒、嘔吐、腹瀉、脫水癥狀，感染性極強，此前曾發生過7次世界性流行(霍亂疫情)，自2006年以來的第7次流行現在也仍在持續中。現存最古老的霍亂記錄發生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其后7世紀的中國、17世紀的爪哇也留有被認為是霍亂的惡性瘟疫記錄，而世界性的大流行則始于1817年。
目前普遍認為霍亂的發源地在恒河下游的印度孟加拉地區及其與孟加拉國交界的地帶。1817年在加爾各答爆發的霍亂蔓延到整個亞洲以及非洲，一直持續到了1823年。其中一部分波及到日本，并在后來被稱為“文政霍亂”。雖然并不清楚是經由朝鮮半島還是經由琉球傳入，但疫情從九州地區向東擴散，一直蔓延到了東海地區。當時箱根以東地區未受感染，因而江戶沒有受害。
1826年到1837年間的大流行不僅禍及亞洲、非洲，還擴散到了歐洲及南北美洲，規模達到了世界級。此后，從1840年到1860年、1863年到1879年、1881年到1896年、1899年到1923年，共計爆發了6次亞洲型霍亂的大流行。這些大流行所折射出的背景，是工業革命所帶來的蒸汽機車、蒸汽船等交通手段的飛越以及以印度殖民地化為首的世界各地經濟、政治相互結合的深化。話雖如此，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由一種“地方性疾病”一舉擴散為“世界性流行病”、成為全人類共同疾病的例子也相當罕見。
1831年，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因霍亂在柏林逝世，1832年霍亂在巴黎流行時，以鐵腕著稱的政治家——法國總理卡西米爾·皮埃爾·佩里埃也未能幸免。當時，巴黎每天有數百人患病，有時一天的感染人數甚至超過千人。不僅如此，死亡率也居高不下，據說每天都有800人死亡。
1832年4月，在霍亂感染人數開始增加的巴黎出現了有人投毒的傳言，被認為是投毒者的人受到了民眾的殘暴迫害。在這次事件中，有數人被殺。在霍亂流行的1830年代，毒殺的謠言流傳到歐洲的各個角落，其中甚至有醫生受到懷疑而慘遭殺害。
在倫敦和巴黎，疾病都是沿著道路和下水道擴散，貧民窟的受害情況尤其嚴重。19世紀前半葉的霍亂流行正是19世紀初以來城市化急速推進的時期，歐洲每個大城市的衛生環境都相當糟糕。霍亂的猖獗讓許多人痛切地感受到傳染病不僅是“人類疾病”，更是“社會疾病”，因而從中誕生了研究社會健康的公共衛生學以及包括上下水道的整備及拓寬道路等內容的現代城市工學等新的學科領域。
霍亂病房(1892年、漢堡)
日本雖然躲過了第二次世界性流行，但第三次流行時卻未能幸免，從締結安政條約的1858年起，經歷了歷時3年的全國性大流行。這也就是所謂的“安政霍亂”，根據非正式的統計數字，據說僅在江戶就有10萬人死亡。當時，霍亂的爆發始于長崎，在江戶大肆流行，并擴散到箱館。當時認為芳香酸和芥菜是較為有效的治療方法。文久2年(1862年)，殘留下來的霍亂弧菌再次引發大流行，造成了56萬名患者，江戶則有73000人死亡。此后，進入明治年間，每隔兩年三就會爆發感染者達萬人以上的疫情，1879年、1886年的死亡人數都在10萬左右。
另外，日本在最初發生“文政霍亂”時并沒有明確的名稱，與其他瘟疫的區別并不明了，但在疫情的晚期由荷蘭商人傳入了“霍亂”的病名，后來又訛傳成了“虎列刺”“虎狼貍”等并流傳開來。由于霍亂具有此前的疫病所沒有的高死亡率及劇烈癥狀，因此也被稱為“鐵炮”“見急”“三日亂”等。
科赫(1843-1910)
1884年，德國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發現了霍亂弧菌的存在，而隨著醫學的發展和防疫體制的強化，亞洲型霍亂漸漸退出世界級舞臺。但是，霍亂在亞洲南部、東部還是反復流行，1909年、1919年、1932年中國深受其害，印度更是持續到了1950年代，每次流行都出現了數以萬計的死者。
另一方面，El Tor型霍亂(埃爾托霍亂)于1906年在西奈半島的埃爾托被發現。這次疫情爆發于1961年，始于印度尼西亞，以發展中國家為中心向世界擴散，除了1991年在秘魯爆發大流行之外，各發達國家也有零星爆發。1992年所發現的O139霍亂在印度和孟加拉國流行，1977年則在和歌山縣發生了途徑不明的埃爾托霍亂集體感染。此外，2007年1月初，剛果共和國首都布拉柴維爾500公里開外的石油運輸港黑角港也發生了霍亂。
為了預防霍亂流行，大城市的公共衛生政策得到改善和發展，其中的多數政策一直沿用到現代。反面來說，霍亂也是衛生的現代城市之母。
Typhous(傷寒)原本的由來，是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用來形容在斑疹傷寒時由高燒所引起的昏睡現象的表示“神情恍惚”“朦朦朧朧”等意思的希臘語 ''typhus''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斑疹傷寒與腸傷寒、副傷寒并沒有區別。
牛頓(1689年)
所謂斑疹傷寒，是以人體虱為媒介、由立克次體所導致的傳染病，病情特征有高燒、咳嗽、出疹。多發于人口密集地區、不衛生地區，此外在冬季及寒冷地區的流行也較為顯著。1490年，西班牙士兵從塞浦路斯島帶來了斑疹傷寒并在歐洲流行開來，1545年則在墨西哥爆發流行。
17世紀以后，歐洲王侯權貴及富裕的中、上層市民剃光頭發并戴假發的習俗大肆流行，據說便是出于預防傷寒的意義。
1812年俄法戰爭時，傷寒在法軍中大肆流行，造成眾多人死亡。19世紀斑疹傷寒的流行，與霍亂同為勞工運動頻發的原因之一，并最終帶動了各國的城市改造及徹底整治公共衛生等城市政策的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俄羅斯有3,000萬人罹患傷寒，其中1成左右的人最終死亡。此外，納粹德國用于虐殺猶太人的集中營內也有傷寒流行。
法國細菌學家夏爾·尼科勒對成為了法國殖民地突尼斯風土病的斑疹傷寒進行了研究，他注意到住院之后較為不易受到感染，因此比較了院內及院外的條件，最后將目標鎖定在患者的衣服上。尼科勒在1928年憑借對斑疹傷寒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腸傷寒及副傷寒據傳是由16世紀意大利數學家、醫生卡爾達諾所發現的，這是由同時屬于沙門氏菌屬的一種傷寒桿菌所引起，是在與斑疹傷寒完全不同的條件下、由完全不同的病原體所導致的傳染病，但由于癥狀相似，因此遲遲未能得以區別。1836年，二者終于被識別開來，作為兩種不同的疾病加以對待。
被認為死于結核的古埃及木乃伊(大英博物館)
結核是由結核桿菌所引起的疾病，其發病伴隨著全身性倦怠感、食欲不振、體重下降、長時間37℃左右的低燒、睡眠時大量出汗及咳嗽(有痰或無痰)等癥狀。過去，它被稱為“不治之癥”、“死亡之癥”、“絕癥”，甚至有人稱它為“白色鼠疫”。
結核是自古以來便存在的疾病，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人體骨架上就曾發現過被認為是結核的痕跡，2008年則在以色列海中發現了兩具公元前7000年左右、帶有結核痕跡的人體骨骸。此外，公元前1000年左右埃及第21王朝的木乃伊中也發現了一具被認為是因骨結核而導致骨瘍的遺體。2009年末在耶路撒冷發現的1世紀前半葉的男性骨架中發現了結核桿菌與麻風桿菌的DNA，由此確認結核在耶穌基督時代的耶路撒冷的上流階級中相當流行。1972年在中國長沙市郊外的馬王堆漢墓1號墓中所發現的公元前2世紀的女性干尸上也確認到了結核病變，中國東漢末年的武將、三國志中的英雄曹操據說也死于結核。另外，2006年在韓國南部的勒島遺跡中出土的年經女性，其脊椎骨上也發現了3處骨瘍。波蘭音樂家、被譽為“鋼琴詩人”的弗雷德里克·肖邦及因《呼嘯山莊》而知名的艾米莉·勃朗特也是因染上結核而病逝。
位于鳥取縣鳥取市的彌生時代考古遺跡——青谷上寺地遺跡在考古發掘中出土了5,000具遺體，其中兩具骨架上發現了正在惡化中的脊椎骨瘍，這是日本最早的結核病例。繩文時代的遺跡中出土的骨架上并未發現結核的痕跡，因此學界普遍認為，目前日本列島的結核是從亞洲大陸渡海而來的人們所帶來的。平安時代，清少納言在《枕草子》中有關于“胸病”的記述，紫式部的《源氏物語》中也有紫之上患上胸病，光源氏悲傷不已的描寫。神奈川縣鐮倉市的由比浜南遺跡中也發現了眾多被認為是在1333年新田義貞所領導的鐮倉之戰(元弘之亂)中陣亡的將士遺骨，而在其中的一具上發現了因骨瘍而變形的肋骨并從中檢測出了結核桿菌的DNA。這具遺骨推測屬于一名50歲左右的男性。
工業革命時期在英國煤窯中工作的童工(18世紀)
結核在工業革命后繁榮起來、被稱為“世界工廠”的英國大肆流行。被譽為黃金時代的1830年左右的倫敦，據說每5人中就有1人死于結核。當時，工人的工資不僅被壓得極低，而且每天都要工作長達15小時。此外，人口急速向城市集中，從而形成了貧民窟，人們將生活廢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等河流，并且不加以過濾便直接飲用，生活環境極其惡劣。目前普遍認為，過勞再加上營養不足使得人們的抵抗力低下，從而導致了結核桿菌的增殖，而骯臟的城市環境更是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工業革命波及到各個國家，爆發于英國的結核也隨著工業革命的普及而蔓延開來。明治初期，從日本遠渡英國的留學生在當地染上結核而輟學歸國、最終不治身亡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直到明治時代早期，日本都還稱肺結核為“勞咳”(或“癆痎”，)。新選組的沖田總司、幕末志士高杉晉作都是死于肺結核。正岡子規也患有結核，“子規”一號便是取自啼鳴至吐血方休的杜鵑。陸奧宗光、石川啄木、樋口一葉、立原道造、堀辰雄、高山樗牛、國木田獨步、竹久夢二、長冢節、中原中也、新美南吉、梶井基次郎、瀧廉太郎、佐伯祐三、新島襄等人也死于結核。昭和天皇的弟弟、為振興體育而鞠躬盡瘁的秩父宮雍仁親王于1953年逝世，其死因據說也是結核。
到了近代，受害最為嚴重的是紡織業女工。如細井和喜蔵的《女工哀史》中所寫的那樣，女工們在工廠內長時間勞動導致的過勞、營養不良及集體生活是發病的主要原因，而工廠內為保護蠶絲而制造蒸汽也為結核桿菌的增殖推波助瀾。日本死于結核者最多的年份是1918年。當時，每10萬人中就有257人死亡。雖然到了1991年，死亡率下降到了每10萬人死亡2.7人，但結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了日本人的國民性疾病。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遭到征兵、集體生活在狹窄軍營內的年輕男性中也有結核蔓延。在1935年到1950年的15年間，結核都位居日本死因的榜首，甚至被稱為“亡國病”。
1889年，兵庫縣須磨浦(神戶市須磨區)建立起了民間第一所結核療養院，但公立結核療養院制度直到1937年才公布，此后茨城縣那珂郡的村松晴嵐莊(現在的獨立行政法人公立醫院機構茨城東醫院)作為最早的公立結核療養院開始運營。
圍繞著結核，也誕生出了諸如德富蘆花的《不如歸》、堀辰雄的《風平浪靜》《菜穗子》、久米正雄的《月球而來的使者》、托馬斯·曼的《魔山》等以結核患者及其人際關系、療養院生活等為題材、舞臺的眾多小說。
結核桿菌于1882年由細菌學家羅伯特·科赫所發現，1943年，賽爾曼·A·瓦克斯曼及瓦克斯曼研究室的學生阿爾伯特·斯卡茲(Albert Schatz)分離出鏈霉素等抗生素，結核成為了可治愈的疾病，患者也一度劇減。然而近年來，正在治療中的結核患者僅在日本就攀升到了約27萬人，新的結核患者更是以每年3萬人的數量在增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推算，全世界60億人中約有三分之一、即20億人受到結核桿菌的感染。這是由于產生了抗生素所無法發揮作用的抗藥性結核桿菌，有時也被稱為“細菌的逆襲”。此外，還有觀點指出其與后天免疫缺乏綜合癥(AIDS)之間有所關聯，并認為“如今應對結核的方法也是應對艾滋病的方法”。
公元前412年，人稱“醫學之父”的希波克拉底便已記錄下了被認為是流行性感冒的疾病的大肆流行。
流行性感冒在1889年大流行時，曾是德國軍醫、當時在科赫的衛生研究所工作的Richard Pfeiffer成功從患者體內分離出革蘭氏陰性菌的菌株，1892年這種疾病被命名為“流行性感冒菌”，此時才正式公布這種細菌就是流行性感冒的病原體。此后，圍繞著流行性感冒病原體展開了諸多爭議，但最終在1933年畫下句點。
住滿了西班牙流感患者的美軍野戰醫院(美利堅合眾國 堪薩斯州)
被認為是禽流感的一種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于1918年開始在美利堅合眾國的士兵之間流行開來，成為了人類所遭遇的第一次流感大流行(瘟疫)，感染者達到了6億人，最終造成了約4,000萬到5,000萬人死亡。據估計，當時全球人口約有12億，也就是說有一半的人類感染了西班牙流感。在傳染病乃至戰爭和災害等人類的所有死因之中，這個數值也創下了在短時間內造成最多人死亡的記錄。
這場瘟疫的死亡人數遠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當時的人口為5,500萬人，其中就有39萬人死亡，美國則死亡了50萬人。詩人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畫家埃貢·席勒、劇作家埃德蒙·羅斯丹、作曲家休伯特·帕里、革命家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音楽家查爾斯·格里費斯不幸去世、日本的前內務大臣末松謙澄、東京車站的設計師辰野金吾、劇作家島村抱月、大山嚴的夫人山川舍松、皇族竹田宮恒久王、軍人西鄉寅太郎等著名人士也死于西班牙流感。這是自“黑死病”以來的歷史性疫病，在對流行性感冒的免疫性較弱的南方諸島上，甚至出現過島民幾乎全部死亡的例子。
1918年的西雅圖警察(美利堅合眾國 華盛頓州)所有人都戴著口罩
流行的第1波開始于1918年3月美國芝加哥近郊，隨著美軍出征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橫渡大西洋，自5月到6月間開始在歐洲流行開來。第2波開始于1918年秋季，幾乎是在全世界同時爆發，病原性進一步增強，引起嚴重的并發癥，導致死者劇增。第3波的時間在1919年春季到秋季，依然形成了世界性流行。對日本而言，第3波危害最為嚴重。
至于流行性感冒病毒的病原性，1931年，美國Richard Shoup確認發生在豬身上的流行性感冒是由Pfeiffer所發現的流行性感冒細菌與病毒的混合感染所引起；1933年，英國的Willson Smith與Christopher Andrews從患者體內分離出了流行性感冒病毒，用雪貂進行實驗加以證明，關于病原體的爭論這才平息。
進一步，1997年8月，在阿拉斯加的凍土中所挖掘出的4具遺體的肺部組織里分離出了病毒的基因組，西班牙流行性感冒病原體的原貌才真正大白于天下。由此也證明了該病毒極有可能是來自于甲型H1N1流感病毒及禽流感病毒。也就是說，西班牙流感是因為此前從未感染過人類的禽流感病毒產生突變，受主轉變為感染人類所導致。并且，對當時的人類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傳染病(新興傳染病)因此對其擁有免疫的人并不多，這也被認為是大流行的原因。西班牙流感最主要的死因據說是二次性細菌性肺炎。
另外，之所以發端于美國卻被稱為“西班牙流感”，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全世界的情報都會受到審查，而西班牙是中立國，因此主要的情報原都是由西班牙發出。還有一種說法認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加快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
在20世紀的100年間，發生了3次流感大流行。分別是上文所述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由H2N2亞型病毒所導致的亞洲流感以及1968年由H3N2亞型病毒所導致的香港流感。
亞洲流感在全世界共造成了200萬人死亡。這場瘟疫在1957年冬發源于中國貴州，并擴散到中國全境。中國科學家雖然成功分離出了病原體，但當時中國并未加入WHO的流感相關機構，因此直到疫情發生兩個月之后消息才傳到了其他各國。在此期間，疫情擴散到了非洲及中南美，此時歐美處于夏季因而擴散范圍不大，但進入秋季之后便在全世界流行開來。就日本而言，僅登記在冊的感染者就達到了98萬3,105人，死亡人數則攀升到7,735人。
香港流感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死亡人數有100萬人，其中日本死亡2,200人以上。這次流感的病原體是屬于H3N2亞型的新型流感病毒。同時，H2N2型病毒則就此消失。H3N2病毒也是現在的季節性流感的病因之一。該病毒在此后的1977年還導致了蘇聯流感的局部流行。
迄今為止，造成疫情的流感病毒都是來自于鳥類，而且致病性也都較弱。今后令人擔憂的是高致病性的H5N1亞型病毒。一如世界衛生組織(WHO)前總干事李鐘郁曾說過的“現在已經不是討論新型流行性感冒爆發的可能性的時期了，新型流感的爆發只是時間問題”那樣，2005年，美國喬治?W?布什總統宣布將提高新型流感對策的優先度作為國家戰略，并呼葉各國構建起國際性的協助體制。
進入21世紀，在2009年發生了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疫情最初只是在墨西哥及美國發生局部流行，但從2009年春季開始到2010年3月，它開始作為A型流行性感冒病毒、H1N1亞型流行性感冒病毒所導致的豬流感在全世界流行開來。WHO在2009年4月27日將全球流感大流行的警戒級別提升至4級，2天后的4月29日提升到5級，6月11日又宣布提升到6級。這是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所經歷的第一場流感瘟疫。日本則根據傳染病預防法第6條第7款第1號將其定性為“以擁有人際傳播能力的病毒為病原體的新型流行性感冒”，并命名為“新型流行性感冒”。
古埃及壁畫中所描繪的脊髓灰質炎患者
脊髓灰質炎多發于小兒，也稱為“小兒麻痹癥”。
脊髓灰質炎的英文名稱是 ''poliomyelitis'' ，因該病是中樞神經——腦灰白質與脊髄發生病變而得名。脊髓灰質炎是微小核糖核酸病毒科腸道病毒屬的脊髓灰質炎病毒為病原體所導致的傳染病，脊髄神經的灰白質受到病毒侵犯，開始的幾天內會出現類似感冒的癥狀，而后腳或手則突然麻痹、無法動作。
會對脊髓灰質炎病毒產生反應的只有靈長類生物，并且只有人類是其自然宿主。脊髓灰質炎的歷史相當悠久，埃及第18王朝(公元前1403年－公元前1365年)的石碑上就刻有一腿萎縮、拄著拐杖的人物。從表現出的癥狀來看，這個人物被認為是一名脊髓灰質炎患者。就日本而言，自北海道洞爺湖町的繩文時代后期的考古遺跡——入江貝冢所出土的女性人骨，其遺體上的痕跡也被認為很有可能是脊髓灰質炎，但又有有力的反證認為脊髓灰質炎是在明治時代以后才傳入日本，因而至今都未有定論。
出生在貧民窟的貧困家庭中的早產兒威瑪·魯道夫
脊髓灰質炎的醫學記載始于1840年德國斯圖加特郊外堪施達特(Cannstatt)的醫生，1887年瑞典小兒科醫生)就脊髓灰質炎在斯德哥爾摩的流行寫就了詳細的報告，因而歐洲起初也曾將該病稱為“Heine-Medin病”。脊髓灰質炎于19世紀后半葉到20世紀前半葉之間在歐美各國大肆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則在世界范圍內流行開來。
即使感染了脊髓灰質炎病毒，據說留下麻痹這一后遺癥的幾率也并非1/100，而是1/1,000。脊髓灰質炎患者中的名人數量不少，雖然其中留下麻痹的可以說是不幸的例子，但也有不少人克服了疾病，在成年后成就了突出的事業。例如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擔任過橫濱市長的飛鳥田一雄，因研究中微子而揚名、于2002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小柴昌俊，以及1960年的羅馬奧運會上在女子短途3項目(女子100m、200m、400mR)中摘得金牌的威瑪·魯道夫等。
就日本而言，1910年代、1920年代、1930年代后半到1940年代后半以及1960年(昭和35年)都是脊髓灰質炎的流行期。尤其是1960年春始于北海道的一次流行中，全國共有5,606人受到感染，是日本史上造成最多患者的一次。當時，要求進行預防接種的輿論情緒高漲，陷入了只有采用喬納斯·索爾克研制、美國生產的滅活疫苗及蘇聯生產的減毒活疫苗才能治療的狀況。從效果上說，活疫苗更為優秀，但當時日本還未確認活疫苗的安全性，也沒有國產的活疫苗。此外，即使采用進口，由于當時正處于冷戰的最高潮，從屬于西方的日本也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
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第2次池田內閣中的厚生大臣古井喜實力壓自由民主黨內的反對聲浪，宣稱“責任由大臣承擔”，于1961年(昭和36年)6月21日決定自蘇聯(及加拿大的一部分)緊急進口一批疫苗。7月17日，電視臺主持人高橋圭三(NHK)喝下活疫苗的情景受到播出。事實上，消滅脊髓灰質炎運動的真正功臣據說是日后成為日本社會黨國會議員的上田哲。上田原本作為NHK社會部門的播報記者而活躍，后來成為了NHK工會——日放勞的委員長，據說當時他為了根除脊髓灰質炎而發動NHK提倡“上田計劃”，并最終說動了厚生省。而至于活疫苗的進口，后來則成為了松山善三所導演的電影《雖然我是一粒麥》的主題。
就這樣，日本首開世界先河，率先徹底執行了全國統一免疫接種(NID)，相應地，1963年(昭和38年)患者數量劇減到100人以下，1981年(昭和56年)以來則不再有脊髓灰質炎患者確診。日本政府于2000年(平成12年)向WHO報告脊髓灰質炎已經根除。
輪椅上的F.羅斯福
另外，脊髓灰質炎患者中的著名人物還有第32屆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1921年罹患脊髓灰質炎的F.羅斯福為了治療自身的麻痺癥狀，1926年年在佐治亞州Warm Springs溫泉區購入土地，建起了住宅。由于他常常逗留在此地，這幢住宅也被稱為“小白宮”。1945年4月，他在那里與世長辭。
F.羅斯福自身受過疾病所苦，因而非常積極致力于支持殘疾人的事業。在他當選總統之后，為根治脊髓灰質炎而設立了國立小兒麻痹財團(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Infantile Paralysis)并舉行募捐，而Warm Springs則在他去世之后建起了羅斯福脊髓灰質炎醫院。然而，他在日常生活中雖然使用輪椅，卻很厭惡被媒體看到他的這逼模樣，乘坐輪椅的照片也僅留下了兩張。另外，由于媒體方面也沒有對此進行報道，因此據說當時的美國國民幾乎不知道總統是脊髓灰質炎患者。
2003年，美利堅合眾國醫學信息雜志發表文章稱F.羅斯福所患的其實并非脊髓灰質炎，而是名為格林-巴利綜合癥的神經疾病。文章中稱，羅斯福是在39歲的壯年期發病，并且他的8種病癥中有6種均為格林-巴利綜合癥典型癥狀，而能顯示其為脊髓灰質炎的癥狀僅有2種，因此他所患的很有可能是格林-巴利綜合癥。Warm Springs的脊髓灰質炎醫院后來也改為了康復設施。
1976年的一張照片。照片裡有兩名護士站在金沙薩第三個病例(病人為Mayinga護士)前。
2000年在烏干達流行時被隔離的患者
電子顯微鏡下的伊波拉病毒結構
埃博拉病毒出血熱是一種致死率極高的傳染病，由新品種病毒所引起，於1976年發現於非洲蘇丹，之後在多個地區展開流行，於2000年10月蔓延至烏干達。病人一開始會有高燒，頭痛，腹瀉等癥狀，除了骨頭和骨骼肌以外，病毒會感染身體多處的細胞，例如內臟和皮膚，導致出血，內臟溶解等等，是令人聞之色變的疾病，一旦受到感染，會在平均大約10內發病，7天後死亡。臨床個案顯示埃博拉病毒出血熱具有50%至90%的致死率，致死原因主要為中風、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發性器官衰竭。
這種極為危險的傳染病首次發現於蘇丹。在1976年6月，蘇丹恩扎拉(Nzara)一名從事倉庫管理工作的男性，突發39度高燒并因感到頭痛及腹痛而住院，之後因消化器官及鼻子大量出血而死亡。埃博拉病毒出血熱就是在此得到第一例確診個案而成為一個新興傳染病。後來，曾在醫院裡身處該男性附近的兩人也同樣發病，病毒并以此為開端借由血液及醫療器具、氣霧劑傳播開來。最終，該地區共有284人被感染、151人死亡。此后，埃博拉病毒出血熱在非洲大陸共有十多次突然的爆發及流行。最嚴重的疫情發生于薩伊（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在318例感染個案中，有280例死亡。
最初發病的男性出身于扎伊爾的埃博拉河附近，他曾在森林深處的燒炭小屋里長期生活，這被認為是其感染病毒的原因，因此引起這種疾病的病毒便被命名為“埃博拉病毒”，病名也稱為“埃博拉病毒出血熱”。
相對黑死病及天花等，埃博拉病毒出血熱是較新型的疾病，目前並沒有正式的人類疫苗可用，加上其極高的致命性，被認為是理想的生化武器，唯一不足的是此病毒的孵化期短，很可能在先殺死一部分人之後無法大規模傳播。故此，更有病毒研究者希望通過將埃博拉病毒結合天花病毒，加大其傳染性，製造出一種傳播範圍大、殺傷力強的病毒，作為恐怖主義武器。
埃博拉病毒出血熱讓人聞風喪膽，不少電影及節目裡也有提及此病或以此病作為主體。
艾滋病是1981年6月在居住于美國洛杉磯的四名同性戀男性身上首次發現并報告病癥的新興傳染病。不過，這只是艾滋病第一次正式得到認定的病例，疑似病例早在1950年代開始就有報告，中非各地也有稱為“消瘦病”(slimming disease)的癥候群報告。1982年7月，這種疾病被冠名AIDS(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1984年艾滋病病毒被發現。1981年的病例報告后，僅10年時間，全球感染者就達到了100萬人。
在日本，則發生過1986年松本事件、1987年神戸事件·高知事件等被稱為“艾滋恐慌”的一連串恐慌事件。在這些事件中，行政當局及醫療機構的存在方式并非沒有問題，但引起恐慌的反而是媒體。艾滋病在美國傳播開來的時候，除了對原因不明的死亡疾病的恐懼之外，由于感染者多為同性戀者及毒品吸食者，因此感染者常常受到社會的偏見對待。美國也是最初體驗到“艾滋恐慌”第一個國家。
現在，艾滋病的病原體被鑒別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HIV)，其可通過人類性行為造成感染及分娩時引起母嬰傳播的事實已經廣為人知。但是，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因對疾病的認識不足而導致的歧視與偏見。
在日本，主要對血友病患者采用非加熱的血液制劑進行治療，因此產生了大量HIV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
以美國為首，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患者還在增加，防治艾滋病成為了現代醫療的一大課題，各國也在持續開展預防艾滋病的宣傳活動。
傳播虐原蟲的虐蚊
瘧疾是由單細胞寄生蟲——瘧原蟲寄生在紅血球上而導致的傳染病，伴有發燒、寒顫、頭痛、惡心等癥狀。這是熱帶、亞熱帶地區的一種常見傳染病。
歷史上，古羅馬帝國軍人日耳曼尼庫斯、10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奧托二世、平安時代末期的平清盛、堀河天皇、文藝復興時期的文豪但丁·阿利吉耶里、室町時代的僧人一休宗純、日本陸軍的諜報員谷豐、意大利自行車運動員馮斯托·科比等，都是人們所熟知的死于瘧疾的人物。以“東方遠征”而聞名的古代馬其頓王國國王亞歷山大大帝也一直被認為是死于瘧疾(近年來出現了新的學說，認為其并非死于瘧疾。詳情請參照“西尼羅河腦炎”章節)。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在沖繩縣、尤其是八重山諸島的瘧疾集體性感染被稱為“戰時瘧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