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 Kyoto Protocol
* Zero Emission Resource Organisation(ZERO)
美國海軍人員正在處理運送Mk 48型魚雷先進能力型ADCAP
Mk 48型魚雷（Mark 48 torpedo）是美國海軍潛艦的主力重型魚雷，能夠對付水面與水下的各類目標，也是美國官方公開描述，可以達到蘇聯阿爾發級潛艇的潛深（800公尺）並且予以追蹤攻擊的魚雷。除了美國海軍以外，也同時外銷到其他國家海軍。
Mk 48有兩種主要型號，第一種是原始型，包含衍生的修改升級型Mod 0到Mod 4，第二種是先進能力型（ADCAP），包含Mod 5以後的各型Mk 48型魚雷。ADCAP開始在美國海軍服役後，原始型陸續退役。
Mk 48型魚雷的研發始於1956年11月美國海軍推動的魚雷新配置研究（，RETORC）計畫，準備取代當時服役中的Mk 14、與。1960年提出的新型魚雷的性能要求包括速度超過55節以上具備35000碼的射程，可以攻擊2500英尺潛深的目標，相較於當時服役的Mk 37，新的魚雷具有4倍於Mk 37的射程，1.5倍潛深，兩倍的速度，提高17%的目標獲取距離，當年給予的編號是EX-10。當時美國海軍評估Mk 37魚雷對付20節速度的潛艇有10%的效果，設計中的魚雷對35節航速的潛艇可以提高到40%的攻擊效果。1964年西屋公司取得發展合約研發Mk 48 Mod 0型魚雷，然而研發過程發生許多技術性問題，到1967年時，美國海軍對於西屋公司是否可以如期交貨的信心大減，為了保險起見，美國海軍同時要求Clevite公司與依據同樣的性能需求開發另一款魚雷。Clevite公司採用他們研發的Comb Filter聲響導引系統以及活塞型態魚雷引擎而推出Mk 48 Mod 1型魚雷。
1964年EX-10在Permit號潛艇上於太平洋進行測試，稍後研發計畫開始加快，1967年到1968年之間，攻擊水面下目標的需求也被加入到設計案中，這個修改也導致僅具備攻擊水面艦艇能力的Mk 47魚雷計畫被取消。1971年第一款Mk 48 Mod 0型魚雷正式進入美國海軍服役。除了Mk 37型魚雷以外，也取代當時美國海軍唯一攜帶核子彈頭的Mk 45 ASTRO魚雷。
1967年海軍水面作戰中心和Gould公司分別進行Mod 1的研發，改良的項目包括新設計的音響歸向系統與斜盤（Swashplate）式引擎，這種引擎另外搭派配作為推進動力來源。在比較過兩種設計之後，Mod 1型由Could公司進行生產。1972年Mk 48型魚雷開始在美國海軍潛艦上佈署。
1975年，面對蘇聯新服役的阿爾法級核潛艇的潛深與速度的威脅，一項名為先進能力（Advanced Capability， ADCAP）的需求方案被提出來，目的是要提升Mk 48魚雷的性能來對付這些蘇聯新潛艇。這項改良方案的需求包括：
#提升目標獲取距離
#降低敵方反制的效果
#減小佈署與使用上的限制，像是預熱或是重新起動的時間
#提高攻擊水面艦艇的效果
改良計畫自1978年展開，1979年9月加快研發的腳步，以求縮短研發時程。1982年Mk 48 ADCAP第一次在加拿大的海上靶場域進行測試，1985年海軍決定增加量產的速率，不過技術測試到了1986年8月才進行，許多設計上的問題逐漸浮上檯面，而整個計畫也面臨預算超支的狀況。美國海軍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包含：
#原先的研發計畫嚴重低估
#由於蘇聯潛艇的性能提升而導致計畫的範圍不斷修改
#過早進入服役
#忽略控制預算
#主要合約廠商休斯公司過去沒有研發魚雷的經驗
美國國會基於這些問題而限制海軍可以全面量產的要求。1988年7月進行第一次實彈射擊，將一艘退役並作為靶艦的驅逐艦英格拉翰號（ex-USS Jonas K. Ingram DD-938）擊沉，當年8月隨即正式在美國潛艇上服役。當ADCAP開始服役之後，原先的Mk 48就不再佈署於美國潛艇上。
1986會計年度之際，美國海軍提出一項閉鎖循環先進能力（Closed-Cycle ADCAP，CCAPS）的動力改良計畫，這個計畫針對的是要降低Mk 48 ADCAP高速航行時產生的噪音，以延緩敵方目標發現魚雷的時機，這項計畫於1992年因為新科技發展時程延遲以及成本估計偏高而取消。1993年新的改良計畫加入近海海域的作戰需求，以及新的導引和控制系統。
所有的ADCAP於1996年停止生產，已經服役的魚雷估計可以使用到2026年。
Mk 48魚雷由鼻端開始，可以大致分為5個單元：
這是魚雷最前端的部分，包含主動與被動聲納，相關的訊號處理系統，電子支援系統以及電力供應單元。
緊接在後的單元是彈頭，包含多段引信與炸藥。Mk 48型為650磅的PBXN-105，ADCAP改成Mk 170彈頭。
此處是控制魚雷的主要核心單元，包括動力控制，指揮電腦與陀螺儀控制系統等。
奧托燃料二儲存在此，用以推動魚雷。
此處位於魚雷的最後端，是引擎和推進器所在的位置，此外也包含控制方向舵的液壓系統在內。
*直徑：533公厘（21英吋）
*長度：5.8米（19英呎2英吋）
:*原始型：1564公斤（3450磅）
:*ADCAP：1678.8公斤（3698磅）
*續航距離：55節下26000碼，40節下40000碼
*導引方式：有線導引，主動/被動聲納
*彈頭：292.5公斤（650磅）
* Mk-48 Torpedo
* How the Mk-48 Works
* MK 48 Mod 6 Advanced Technology
首爾特別市都市鐵道公社，簡稱SMRT或首爾都市鐵道，曾經是一所韓國的鐵路公司，于1994年成立，負責管理首都圈電鐵的5、6、7和8號線。現時已經併入首爾交通公社。
*1994年1月10日 - 首爾特別市都市鐵道公社設置條例交付。
*1994年3月15日 - 首爾特別市都市鐵道公社創立。
*1995年11月15日 - 5號線通車
*1996年10月11日 - 7號線通車
*1996年11月23日 - 8號線通車
*2000年8月7日 - 6號線通車
*2003年8月28日 - 公社內部改組。
*2017年5月31日 - 併入首爾交通公社。
江華郡是韓國仁川廣域市的一個郡，北面以漢江與朝鮮的黃海北道開豐郡相隔。總面積411.2km2，人口69,154人（2020年）。江華郡轄有江華島、喬桐島、席毛島3個大島及周邊小島。
江華郡華分為1邑12面，轄有96個里。
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自2009年4月21日於美國加州發現以來，在短短6週內即造成全球大流行。臺灣於2009年5月20日發現首例境外移入個案，在12月底已造成數十萬人感染，844人因染新型流感而併發重癥住院，其中35人死亡。
針對香港5月1日出現首例H1N1新流感確定病例，臺灣追蹤搭同班機MU505的27名旅客，經檢驗陰性排除，階段性警報解除。
日本關西地區高中學校陸續傳出H1N1新流感本土病例疫情，發布赴日本旅遊警訊。
臺灣首例境外移入H1N1新型流感病例。一名52歲外籍人士，於2月20日至5月17日前往美國。5月17日自美國搭機，18日抵達香港後轉機入境臺灣，於桃園國際機場發燒篩檢站成功攔截，當時體溫為38.3℃，經檢疫醫師問診後送醫診療，並投與克流感治療。
首例因境外移入病例傳染其密切接觸者之個案。個案是一名40歲臺灣女性，5月20日與第四例及第六例境外移入病例聚會，5月22日出現喉嚨痛等類流感癥狀，經檢驗確認。繼首例境外移入病例後，截至今日止共計有9例確定病例。
6/7-6/11
首宗臺灣旅行團境外移入H1N1群聚事件。案由是臺灣學生於6月1日至7日赴泰國參加畢業旅行，於7日返臺時，其中3名學生於發燒篩檢站發現，經檢驗確認為H1N1病例，截至11日止，共計有11名團員確診為H1N1。本事件經過臺灣與泰國兩地衛生事件調查班 (FETP, 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業共同合作調查。
首度發現兩個來自社區的檢體驗出H1N1新型流感病毒。
首例H1N1住院病例。個案是一名34歲男性，7月2日開始出現發燒、咳嗽、喉嚨痛等癥狀，7月9日因有呼吸急促等癥狀而前往醫院求診，經檢驗確診判定。
亞洲醫學生會議爆發H1N1流感群聚事件。國內外400多名醫學生於7月25日起齊聚在臺北市參加為期8天的會議，7月26日起陸續有學員出現類流感癥狀，7月27日經採檢後6名確診為H1N1新型流感。因及時採取適當防護措施，疫情並未有擴大跡象，活動如期繼續進行。
臺灣首例H1N1往生病例。一名39歲的男子，有肝癌、肝硬化與洗腎病史，7月14日發病化，7月30日不治死亡。
首例孕婦感染H1N1新型流感併發重癥病例。個案是一名25歲孕婦，懷孕第24週。8月9日發病，經實驗室確認為H1N1新型流感。
國內首例對克流感產生抗藥性的H1N1新流感病毒株，臺灣為全球第十個發現抗藥性病毒株之國家。
臺灣在世界衛生組織2009年4月28日宣布提升疫情等級至第四級後，中華民國政府於當天立即成立「H1N1新型流感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派時任行政院衛生署署長楊志良擔任指揮官，並通令臺灣各縣市政府於24小時內成立地方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依據「因應流感大流行執行策略計畫」，策略主軸為「四大策略、五道防線」：
*四大策略：及早偵測、傳染病阻絕手段、流感抗病毒藥劑及流感疫苗。
*五道防線：境外阻絕、邊境管制、醫療體系保全、社區防疫、個人及家庭防護。
為首要防止疫情進入臺灣最重要的防線，2009年4月29日至5月18日起針對重點航班進行登機檢疫。5月19日起改採異常通報登機檢疫。
*抗病毒藥物儲備：自98年8月15日起，經由全民健保體系提供流感抗病毒藥劑；提升抗病毒藥劑儲備量至25%之總人口數。
*口罩：釋出平面口罩並透過超商及藥房等通路配銷，以紓解民眾恐慌性之需求。另外，釋出口罩予經濟低收入戶及學校等，作為防疫使用。
*發布「現階段醫療機構因應H1N1新流感群聚事件作業規範」。
*整合六區傳染病防治醫療網、緊急醫療網及健保分局之醫療院所，並廣設「流感診所」及「流感特別門診」，以提昇醫療照護量能及可近性。
4月27日依傳染病防治法第3條，公告H1N1新型流感為第一類法定傳染病。世界衛生組織於6月11日將此次流行定義為「溫和」大流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亦隨之於6月19日公告將H1N1新型流感自第一類法定傳染病中移除，並規範如有感染H1N1新型流感病毒且併發重癥者，依現行第四類法定傳染病流感併發重癥相關防治措施規定辦理。為即時掌握疫情流行變化，以制定適當防疫作為，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以住院監測、病毒監測、輕癥監測、死亡監測四大主軸進行國內新型流感疫情監測。
*住院監測以法定傳染病監視系統中流感併發重癥為監測重心，並對感染H1N1新型流感重癥病患，進行住出院及癒後分析；
*病毒監測則以病毒性感染癥合約實驗室監視系統病毒檢驗分型，監測社區新型流感病毒流行趨勢；
*輕癥監測則分別以急診室為主之即時疫情監測及預警系統(Real-time Outbreak and Disease Surveillance, RODS)及門診健保IC卡資料庫為分析依據，以了解民眾因類流感癥狀就醫現況；
*死亡監測則分析肺炎及流感死亡即時監測系統之四週移動平均死亡數趨勢，以及早得知是否有異常死亡情形發生，
此四大監測系統除每日分析資料外，並製作「流感疫情每日摘要」及「臺灣流感速訊」定期對外公布。期能藉此運作方式，密切監控疫情發展，作為防治政策參考依據及進行適當防治作為。
*採購國光疫苗1000萬劑以及諾華疫苗500萬劑。
*疫苗如期如質交貨，於2009年11月1日順利開打，採用類似航空器登機作業模式，依序開放各優先族群接種疫苗。截至2009年12月底，臺灣已有22%人口施打，校園施打率更高達73%。
*「1212全民開打日」：疫苗提前交貨，於2009年12月12日開放全民施打，當天總計有56萬人完成接種。
*疫苗不良事件處理：啟動H1N1新型流感疫苗上市後之安全監測，並成立「疫苗危機事件處理小組」，一旦接獲異常事件通報，將於第一時間邀集專家學者會商，進行判定，以採取適當處置。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審議委員會（VICP）：針對申請人所提受害事實提出之救濟申請，審定是否救濟或醫療補助。
校園防疫是H1N1新流感防治的重點場域，2009年8月18日起至今維持採取「325停課標準」，即高級中等(含)以下學校、幼稚園、補習班及托育場所，於三天內同一班級有2名以上(含2名)學生，經醫師臨床診斷為感染流感時，建議該班停課5天(含例假日)。
2009年12月，基於校園疫苗接種作業已展開，因而訂定「325停課標準」免用狀況-「814原則」，即學生接種率達八成以上之學校，於達八成當日起14天後，無須再依「325停課標準」採行停課措施。
為因應在高雄市舉行的2009年世界運動會訂定「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傳染病監視計畫」及「世運期間H1N1新型流感防治相關配套措施」，並啟動機動防疫隊進駐前進指揮所，加強傳染病監測及疫情防堵。
疑似疫苗接種後產生不良反應的事件頻傳，尤其是「劉小弟案」，該個案中一名七歲男童疑似接種疫苗而死亡，為社會投下一枚震撼彈；部分政治人物及專業人士公開質疑國光疫苗的安全性及政府的處理方式，因此出現一波「緩打潮」，時任衛生署長楊志良亦成為箭靶。
不過後來證實「劉小弟」是因感染人類微小病毒B19生成噬血癥候群，導致器官壞死、腦幹出血，與國光疫苗無關。且絕大多數疑似接種疫苗產生不良反應的案都與疫苗無關，而是患者本身得有其他病例。
河西省，為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西北地方軍閥馬仲英所私自成立的省份，前後僅維持不到半年，而中華民國政府始終不曾承認該省的存在。
1931年2月2日，馬仲英於甘肅省張掖縣成立「河西省行政委員會」，由馬仲英就任「河西省主席」。轄有甘肅河西走廊11縣。同年4月初，與馬步芳部在河西省的東界民樂縣交戰，馬仲英敗北退至安西三縣(即敦煌、安西、玉門)。隨後因馬仲英部加入新疆內戰後而消失。
河西省所轄的11縣，分別為民樂、山丹、張掖、臨澤、高臺、酒泉、鼎新、金塔、玉門、安西、敦煌。
柯利達爵士，GCMG（，），英國外交官及公務員，1978年至1983年出任英國駐華大使，是英方的「中國通」和主要參與草擬《中英聯合聲明》的英方人物。
柯利達爵士在1954年加入外交部，1967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時，他正在英國駐北京代辦處任職。同年8月22日，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柯利達與代辦等其他職工被紅衛兵毆傷，事後一度被軟禁。柯利達後來在1968年至1969年出任英國駐華代辦，1978年接替尤德爵士任駐華大使，任內促成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展開談判、以及後來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解決香港在1997年以後的主權問題。然而，他在前途談判中作出重大讓步，又強調與中方妥協對香港前途最為有利的看法，激起爭議，不少香港及英國輿論更批評他與英政府出賣港人利益。
儘管如此，柯利達仍深獲首相戴卓爾夫人信任，更在1985年起任三軍情報委員會主席。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他多番訪問北京領導人，設法維持《聯合聲明》，並成功爭取將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在2007年有半數議席透直選產生的承諾，寫進《基本法》附件二內。柯利達後來就新機場計劃向中方多次「解畫」，迫使首相馬卓安於1991年訪華示好，引來馬卓安的不滿。馬卓安因柯利達與香港總督衛奕信爵士對華過份妥協，在1992年將兩人撤換，且以黨友彭定康接任港督。
彭定康上任後，立即對立法局推動大幅度的民主改革，引來中方強烈不滿。柯利達雖已退出政府，但仍就彭定康推翻中、英早前達成的過渡安排感到相當不滿，多番責難彭定康，指他是「難以置信的畏縮港督」。兩人在香港主權移交前數年多次互相指責，彭定康則以「性情憂鬱的退休大使」揶揄柯利達，並以「柯利達癥」嘲諷他對華妥協示好的策略。柯利達晚年主要專注寫作，曾任《南華早報》非執行董事。
柯利達在1923年10月26日生於英國達拉謨郡拜爾斯草坪（Byers Green）一個小農家庭，早年入讀位於斯彭尼穆爾（Spennymoor）的威爾參事文法學校（Alderman Wraith Grammar School），童年經歷過當地採礦業不景氣，所以曾經是工黨的熱心支持者。柯利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皇家空軍服役，戰後考入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是家族歷來首位考入大學的成員。
柯利達在大學主修法律和英文，表現傑出，屢獲獎學金，在校內還對魏理（Arthur Waley）的中文翻譯作品產生濃厚興趣。柯利達在1950年擊敗親保守黨對手諾曼·聖約翰-史蒂華斯（Norman St John-Stevas）當選劍橋辯論學會主席，後來在1953年為學會撰寫及出版會史，講述學會在1815年至1939年間的發展。取得文學碩士一級榮譽成績後，柯利達繼續留校發展，除教授法律外，又獲法學碩士學位，1953年從中殿考獲執業大律師資格。畢業多年後，聖約翰學院在1982年向他頒授榮譽院士銜。
在1954年，柯利達放棄劍橋大學的工作，加入外交部，最先自1954年至1957年間在倫敦外交部本部供職，1957年至1961年獲派往吉隆坡的英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出任一等秘書，1961年改往香港學習中文，隨即於翌年調往中國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任漢務參贊（Chinese Secretary）。柯利達在1963年至1966年返回外交本部供職，至1966年第二度回北京，出任參贊兼辦事處主管。
當時中國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雖然大陸局勢日益動盪，不過最初代辦處的安全未有特別受到威脅。但踏入1967年，文革風潮延伸香港，引發當地發生六七暴動。繼港府在1967年夏天展開反擊行動拘捕煽動暴動的左派人士後，大陸參與文革的民眾和紅衛兵遂將矛頭指向英國駐華代辦處。在1967年8月22日，大批紅衛兵包圍代辦處，召開「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至晚上時份更以武力衝入代辦處，縱火焚燒大樓和停泊的汽車。駐華代辦霍普森爵士（Sir Donald Hopson）和柯利達因大樓被縱火，惟有決定率一眾職員及家屬逃離代辦處，並向包圍他們的群眾「投降」，結果霍普森與柯利達等人被群眾毆傷，事後獲解放軍送離現場，但與霍普森等人被軟禁於北京使館區多月，到1967年底局勢緩和後，方才獲釋。
經歷火燒代辦處一事後，柯利達協助重修遭到紅衛兵縱火和破壞的駐華代辦處，在1968年獲英女皇頒授CMG勳銜，同年8月接替霍普森爵士出任駐華代辦，至1969年2月卸任返回倫敦。返國後，柯利達屢獲重用，1969年至1971年任外交部決策人員主管，1971年至1975年出任內閣廳次官，歷仕希思和韋爾遜兩位首相，1976年至1978年出任英國駐東德大使，任內自1977年至1978年負責率英國代表團前赴瑞士日內瓦出席會談，與各國代表商討全面禁止核試。
柯利達在1978年獲委任接替尤德爵士出任英國駐華大使，是他第三度在北京供職。這時，由於香港的新界地區是英國在1898年透過與清廷訂立條約，租借99年而得來，租約將於十多年後的1997年屆滿，使到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和不少商界人士開始擔心，港府土地契約在1997年以後仍否生效。為試探大陸政府對香港前途的態度，麥理浩爵士在1979年應大陸邀請，率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爵士和港督政治顧問衛奕信訪問北京。對於計劃提出討論新界租約屆滿一事，麥理浩顯得相當隱秘，在香港只有同行的簡悅強和衛奕信得悉內情，而外交部方面則得到尤德和柯利達的協調，並獲得外相大衛·歐文博士支持。可是，麥理浩與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會面時，得悉鄧小平決意要在1997年或以前接收香港，遂為香港前途談判揭開序幕。
與此同時，保守黨戴卓爾夫人在1979年上臺後，對外交事務採取強硬態度，面對日漸浮面的香港前途問題亦不例外。在1982年9月22日，剛在福克蘭戰爭帶領英國擊退阿根廷的戴卓爾夫人在柯利達和尤德陪同下出訪北京，先後與中國總理趙紫陽和鄧小平討論香港問題，雙方同意就香港前途展開外交談判。另外，在9月24日的會面中，戴卓爾夫人提出中、英簽署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仍然生效，但為鄧小平所否認，而中方重申將於1997年前接收香港，使兩方出現矛盾。戴卓爾夫人會後步出人民大會堂時不慎失足跌倒，當時柯利達和尤德皆在場。
隨後在同年10月至1983年6月期間，中、英雙方在北京召開首輪談判，並由柯利達任英方代表團團長，但基於雙方在香港主權問題上陷入重大分歧，談判無法取得突破。有見雙方陷入膠著狀態，柯利達擔心主導權會隨時間的拖延而落入中方，到時候英方不單止會被中方大大牽制，且無法參與決定香港前途，於是建議戴卓爾夫人作出重大讓步，放棄堅持三個條約的有效性，這促使戴卓爾夫人後來致函中方，表示如果雙方談判結果為港人接受，就會準備「向國會建議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戴卓爾的函件間接暗示英方在香港主權爭議上的退讓，從而造就雙方的第二輪談判。
在1983年7月，中、英雙方在北京進行第二輪談判，正式就香港的前途作具體討論。英方代表團繼續由柯利達出任，其他成員包括港督尤德和港督政治顧問麥若彬，至於中方代表團則由姚廣出任，後來再由周南接替。可是，第二輪談判與第一輪談判一樣遇到很大困難，其中，英方提出香港主權可於1997年後移交中國，但為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建議由英國保留治權，有關建議卻被周南批評為無異於「以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代替三個舊的不平等條約」，使談判再度陷於膠著狀態。面對談判和香港前景不明朗，港人信心受到動搖，並引發信心危機。在1983年9月，港元兌美元匯率急跌，引發市民恐慌，市面更出現搶購白米等日用品的情況。港府為隱定局面，在同年10月宣佈實施聯繫匯率制度，將港元跟美元掛勾，但中方則抨擊英方是港元匯率急跌的幕後黑手，揚言如果一年內未能達成協議，就會單方面採取行動，自行在1997年前獲得香港主權。
柯利達相當擔心中方放棄談判和單獨採取行動，最終成功在同年11月說服英政府，放棄堅持英國在1997年後，在主權與治權上與香港維持任何關係，有關決定被不少評論視為英方第二次的重大讓步。此後，中、英談判取得明顯進展，雙方確認了一些主要原則，當中包括為香港實施「一國兩制」、過渡前後設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以及讓香港的英籍居民和英國在1997年後維持某種不具居英權的關係等具體方針。柯利達的團長身份雖然在1984年1月由伊文思爵士接替，但雙方的談判結果基本上已在柯利達任內定調，成為後來《中英聯合聲明》的基礎。為嘉許柯利達在中、英談判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他在1983年獲GCMG勳銜，而在此以前，他早已在1980年獲KCMG勳銜，成為爵士。
幾經談判，中英雙方在1984年9月26日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並在同年12月19日由戴卓爾夫人和趙紫陽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作正式簽署。作為英方在《中英聯合聲明》的主要草擬者，柯利達亦有親身出席簽字儀式。可是，《中英聯合聲明》當時並未能向港人提供充足信心，從民意調查顯示，只有百分之16受訪者對《聯合聲明》感到放心，百分之76受訪者持保留態度，另有三成受訪者認為《聯合聲明》提出的「一國兩制」行不通，反映港人對中、英協議抱有懷疑。
柯利達在1983年年底退出中、英談判的英方代表團時，有傳聞指他會接任香港總督，但未有成事。相反，本身因懂普通話而有「戴卓爾的中國通」（Maggie's Mandarin）之稱的柯利達，一直深獲首相戴卓爾夫人信任，所以著意要他調回倫敦。這時柯利達已屆外交部法定的60歲退休年齡，理應退休，不過卻獲戴卓爾夫人破格委任為外交部副次官兼英揆外事顧問，專責監督中、英就香港前途所進行的談判。《中英聯合聲明》在1984年年底正式簽署後，他復於1985年出任三軍情報委員會主席，專門向首相提供戰略意見，同時留任外事顧問。有評論認為柯利達深獲信任，是因為他跟戴卓爾同樣視蘇聯為英國最大敵人，而且又同樣視美國為重要盟友，因此在決策上容易協調意見。後在1987年大選期間，柯利達繼續為戴卓爾擔當顧問角色，至1990年馬卓安接任首相後，他得以繼續在唐寧街10號首相府行走，但關係沒有像戴卓爾般良好。在1991年2月7日，愛爾蘭共和軍對倫敦唐寧街10號發動炸彈恐怖襲擊，當時馬卓安和柯利達等官員正進行內閣會議，雖然內閣會議室的窗戶被炸彈全數震碎，但慶幸無一官員受傷。
另方面，自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香港進入主權移交前13年的倒數，即所謂的「過渡期」，期間，中、英兩國原本持續就香港主權移交的細節作深入討論。不過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中共派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的和平示威者後，港人對香港前途陷入新一輪信心危機，更史無前例地觸發百萬人在中環集會示威，反映對中共政權的不滿，中、英談判遂隨著國際間杯葛中國而陷入困局。六四事件後，英國和香港有不少輿論呼籲英政府譴責和放棄《中英聯合聲明》，不少英國和香港輿論更對香港主權將會移交中國感到憂心，當中香港行政局首席議員鄧蓮如女爵士更公開懇求英國勿將其子民轉讓予一個「毫不猶疑地以坦克和武力鎮壓人民」的政權」。
英揆馬卓安不滿柯利達等對華過份妥協。
九五直選」。
為平息港人的恐共心理和設法維持《聯合聲明》，柯利達在1989年尾秘密訪問北京展開遊說，成功爭取中方承諾為將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循序漸進地推動民主化，並落實在2007年之前的香港立法會有一半議席，即30席，由直選產生，此一立法會產生辦法後來在1990年頒布的《基本法》附件二內得到確認，並在2004年實現。在英方的配合下，所有香港立法局在1997年前的改革將會先徵求中方同意，以便香港立法局有所謂的「直通車」，能夠在主權移交順利過渡到新的香港立法會。此外，英方又有意設立「副港督」（Deupty Governor）一職，讓將來的特區候任行政長官可在主權移交前作好準備。柯利達相信一系列的措施有助維持香港穩定，而且香港立法會全數議席長遠可由直選產生。
除上述措施外，時任港督衛奕信爵士在1989年10月為振奮民心，在當年《施政報告》中宣佈落實被港府譽為「玫瑰園計劃」的新機場興建計劃。不過，由於計劃造價昂貴，加上工程橫越1997年，結果即被中方指責「玫瑰園計劃」是一項企圖要花光香港外匯儲備的陰謀，並指這是英方秘密撤走資金的手段，表明不會「祝福」計劃。為設法取得中方表態支持興建新建場，英方派柯利達在1990年和1991年多次秘密訪華會見中共中央總書記兼軍委主席江澤民等中方領導人，企圖為新機場一事「解話」，但中方堅持馬卓安要親自抵華簽署諒解備忘，事件才可以完滿解決。
在被迫的情況下，馬卓安答應中方要求，在1991年9月3日於北京簽署《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及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當中，英方承諾留予未來特區政府的儲備將不少於250億港元，換取中方支持新機場的建設，以及對香港主權移交後所剩下的舉債問題採取積極態度。雖然馬卓安表面上顯得十分樂意到北京簽署諒解備忘，但背後卻對此十分惱怒，因為自六四之後，國際尚在杯葛中國之際，自己卻被迫到那裡簽約，成為六四事件以後第一位到訪中國的西方國家領袖。此後，保守黨政府認為對華的妥協政策已不適用，而馬卓安認為對北京處處退讓的柯利達和港督衛奕信要負上責任。
首先是在1992年元旦授勳名單，港督衛奕信突然獲封終身貴族，未幾，英政府就宣佈衛奕信將不獲續任，但衛奕信距離正常60歲的退休年齡尚有三年，而且英政府同時間沒有公佈繼任人選，令人揣測衛奕信對中方過份軟弱而要黯然下臺。衛奕信在1992年7月卸任後，港督一職由馬卓安的黨友、下院議員和政治家出身的彭定康繼任。數月後，英政府即宣佈柯利達卸任三軍情報委員會主席及外事顧問，但新聞公報內並無對其貢獻表以致謝，明顯暗示英政府對柯利達不滿。
彭定康上任後不久，即對中方採取與前任截然不同的強硬作風。他在1992年10月發表《施政報告》，宣佈在1995年最後一屆立法局選舉讓全部議席透過選舉產生，以便加快香港民主進程，保障港人人權。有關決定雖然獲得香港輿論和英國傳媒普遍支持，但彭定康與中方的關係卻陷入相當惡劣的關係。他的政改方案在1994年獲立法局通過後，中方決定放棄原有的「直通車」安排，另立爐灶，成立臨時立法會，聲言不讓立法局過渡1997年7月1日，而原先「副港督」的安排也無疾而終，當中，中共港澳辦主任魯平更公開抨擊彭定康是「千古罪人」。
在此事上，柯利達與中方站在同一立場，多次在彭定康任內作出批評，指責他破壞中、英雙方原本協議好的路線圖，並形容他為中共所討厭，且是「難以置信的畏縮港督」（incredible shrinking Governor）。不過彭定康也不甘示弱，曾經公開在立法局揶揄他為「性情憂鬱的退休大使」（dyspeptic retired ambassadors）。兩人在1992年至1997年間多次互相批評而交惡，後來柯利達獲邀出席1997年6月30日的香港主權交接儀式，但他自言英政府「不會喜歡我出現在這種場合」而沒有赴會。
柯利達在1993年獲封樞密院顧問官，1996年至2000年任《南華早報》非執行董事，晚年定居倫敦西南部的列治文（Richmond），專心撰寫有關香港前途談判和外交策略的著作。柯利達在2010年1月22日因病卒於倫敦，終年86歲。遺體在2010年2月6日於倫敦西部特威肯漢姆（Twickenham）的聖瑪麗教堂（St Mary's Church）舉行喪禮。對於其去世，柯利達生前好友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表示哀悼，但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就指「我不認同他是香港的朋友」（I don't think he was Hong Kong's friend）。
柯利達在香港前途談判採取與中方合作的態度，並兩度作出重大退讓，引起當時不少爭議。柯利達辯稱自己是從現實主義者的角度出發，他認為，英方事實上是「缺牌」，沒有談判籌碼。主要原因是，香港本身必須依靠大陸在食水和食物等各方面的供應；其次是，駐港英軍守備薄弱，英國根本無力抵禦解放軍在遠東的軍事力量，所以出於維護香港的前途和經濟利益，有必要與中方合作。至於在法理上，柯利達指出《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在1997年屆滿後，即使香港島和九龍的主權仍歸英國，但新界地區一旦移交中國，英國將不能再有效管治香港，因此他才向戴卓爾夫人建議與中方妥協，避免中方單獨對香港前途採取行動，在有限的框架內為港人謀取最大利益，認為此舉才真正對港人有益。
不過，柯利達這種態度惹來很多反面迴響，《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普遍香港和英國輿論認為，聲明不能挽回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不少輿論更直指英方背棄港人利益，出賣香港前途。其中《經濟學人》甚至批評柯利達與戴卓爾夫人猶如英揆張伯倫在1938年與希特拉簽訂《慕尼黑協定》，將捷克出賣納粹德國一樣，以《聯合聲明》出賣香港予中國。有歷史學者則指出，柯利達無需附和中方提出三個條約無效的說法，因為根據國際法慣例，要使到一條條約無效，必先另立一條新約取代舊約，所以三個條約實際上並非無效。此外，亦有學者指出，柯利達確實誠非自由主義者，理由是他與英政府在談判上桌上沒有真正從港人利益出發，事實上，英政府認為維持中、英關係友好，對英商在華通商利益至關重要，以香港換取中、英長期友好，對英國在華貿易有莫大好處；而且達成《聯合聲明》，設法維持香港穩定，更可及早「關後門」，避免日後出現300多萬英籍港人湧往英國尋求居英權的問題。
港督彭定康在1992年推出政改方案後，柯利達對政改加以譴責，他批評這樣白費自己的努力，無助香港民主進程之餘，更會觸怒中共，使到原先中、英協議好的過渡安排無法繼續，而中方廢除「直通車」，另立臨時立法會，反而令港人在1997年後民主大幅倒退，他直指彭定康等人要對此負責。然而，他當時與中方立場一致的態度，引來英國和香港輿論的普遍不滿，主流意見認為，六四事件對港人言猶在耳，英方有必要在1997年來臨前，為港人在人權和政制方面提供充足的保障，即使立法局因政改而不能過渡1997年，也應該讓港人一嘗立法局全面以選舉產生的好處，以示對中方的不滿。當中，下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更明言，如果不推行政改，將有損英國名聲。
雖然彭定康的政改方案獲得港人普遍支持，但柯利達始終認為，如果中、英關係對立，英國將很難再為港人著想而影響中國。在1996年，柯利達接受香港電臺電視節目《鏗鏘集》訪問，他重申中、英雙方「正處於政治爭拗當中，恐怕英國對中國的影響力已是微乎其微」。被問及他的態度是否等同向中方「叩頭」，他不忌諱地指「無論你是否情願，都要在1997年回歸中國，所以與中國和平共處，總比大家關係破裂、互相對抗好」。另外，他又呼籲港人「面對現實，千萬不要對彭定康提出1997年後的民主存有幻想」，對於有意見認為這樣即是要凡事服從中國，他更直言叫港人「要明白誰是主人，港人只可盡力說服中方遵守《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使港人有最大的自由，但要緊記面對現實」。
對於柯利達聲言政改方案有損港人利益，港督彭定康多次予以反駁。在1995年7月13日的立法局會議上，他更公開揶揄柯利達與其他主張妥協的人士患上「柯利達癥」（Craddockitis）：
柯利達雖與彭定康不和，但他卻普遍獲得中方和親中陣營的高度評價。親中輿論多數讚揚柯利達對《中英聯合聲明》的達成起積極作用，而新華社則形容柯利達是「一個對華友好，又時刻不忘維護國家利益的英國資深外交家」，而且「歷史驗證了他的真誠和中肯」。
柯利達在1953年娶任職外交部的波蒂·瑪麗·戴倫（Birthe Marie Dyrlund）為妻，兩人無子無女。柯利達生前是改革會會員。
* 於倫敦外交部本部供職（1954年-1957年）
* 英國駐馬來西亞吉隆坡大使館一等秘書（1957年-1961年）
* 以一等秘書身份調往香港（1961年-1962年）
* 英國駐華代辦處漢務參贊（1962年-1963年）
* 於倫敦外交部本部供職（1963年-1966年）
* 英國駐華代辦處參贊兼辦事處主管（1966年-1968年）
* 英國駐華代辦（1968年-1969年）
* 外交部決策人員主管（1969年-1971年）
* 內閣廳次官（1971年-1975年）
* 英國駐東德大使（1976年-1978年）
* 日內瓦全面禁止核試會議英國代表團團長（1977年-1978年）
* 英國駐華大使（1978年-1983年）
* 外交部副次官（1984年）
* 英揆外事顧問（1984年-1992年）
* 三軍情報委員會主席（1985年-1992年）
* 《南華早報》非執行董事（1996年-2000年）
* ''Recollections of the Cambridge Union: 1815-1939'', Cambridge: Bowes & Bowes, 1953.
::（《劍橋辯論學會史：1815年至1939年》，1953年。）
* ''Experiences of China'', 1994.
::（《中國經驗》，1994年。）
* ''In Pursuit of British Interests'', 1997.
::（《追求英國利益》，1997年。）
* ''Know Your Enemy'', 2002.
::（《知己知彼》，2002年。） 簡介
* 柯利達 （Percy Cradock，1923年10月26日－1968年）
* 柯利達，CMG （Percy Cradock, CMG，1968年－1980年）
* 柯利達爵士，KCMG （Sir Percy Cradock, KCMG，1980年－1983年）
* 柯利達爵士，GCMG （Sir Percy Cradock, GCMG，1983年－1993年2月9日）
* 柯利達爵士閣下，GCMG （The Rt. Hon. Sir Percy Cradock, GCMG，1993年2月9日－2010年1月22日）
* C.M.G. （1968年）
* K.C.M.G. （1980年）
* G.C.M.G. （1983年）
* P.C. （1993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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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聯合聲明 ，1984年12月19日簽署
*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1991年7月3日
*  前英駐華大使柯利達病逝，文匯報，2010年1月30日
*  Death of the Rt Hon Sir Percy Cradock, GCMG
離婚贍養費或稱配偶贍養費、贍養費，為法律中定義，在夫妻離婚或分居後，提供給分居者的必需生活費用。
西方國家法律體系一般支持離婚贍養費，而在非西方國家中則不一定。傳統上，西方國家的離婚贍養費是由男方支付給其前妻，或由女方支付給其子女撫養費。可能會對家庭主婦（家庭主夫）有所傾斜。許多國家法律要求贍養費要讓前妻能獲得與丈夫相同的生活水準，而私生子女的母親也有相同權利，這代表著再婚及擁有私生子女對富裕男性來說負擔也很高，富裕男性的婚姻次數及私生子女數目也會受到贍養費的限制——男性可以藉由多次婚姻及私生子女來達成實質一夫多妻制。
在支持離婚贍養費的法律體系中，除一次支付性的離婚贍養費外，按時間多次支付的贍養費可分為兩種，一是永久性贍養費，二是臨時性贍養費。永久性贍養費直到對方逝世、再婚結束。
美國的婚姻法通常由各州制定。很多州婚姻法規定夫妻雙方中一方當事人依靠另一方生活時，可要求對方支付贍養費。特別是家庭主婦（家庭主夫）。婚姻持續時間和各州法律規定，是決定各州離婚贍養費數額的主要因素。
《中華民國民法》第一○五七條規定：
因此，要件上來說，1.僅限於因判決離婚者，2.且須為無過失且3.必須因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的一方，才可依該條規定請求對方支付贍養費，所謂「無過失」，指對於離婚原因事實的發生，不能因其所致。故也不問請求贍養費的人，是否請求離婚的一方，抑被請求離婚的一方。由於離婚的原因如不治之惡疾、重大不治之精神病、生死不明逾三年等為目的主義，與當事人之有無過失未必有關，故即使該離婚原因在於請求的一方，但仍可當作無過失。而陷於生活困難，不管其原因是健康情況，或是年齡老小、工作技能不足等原因，只要因此而不能自給生活，即可請求贍養費，但若為離婚後，始有情事發生而致無法生活自給，則無法請求贍養費。
因為法律明文規定為因判決而離婚，所以在兩願離婚上，若當事人未在離婚時明文訂有協議給付贍養費，則不可依本條規定而請求他方支付。
至於給付的標準，法律並無明文規定，法院認依贍養者的經濟能力及請求贍養人的需要狀況，綜合權衡加以認定。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中，贍養費是指子女在經濟上為父母提供必需的生活費用，即承擔一定的經濟責任，提供必要的經濟幫助，給予物質上的費用幫助。
常有將用于夫妻之間扶養費同贍養費混淆的情形。《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規定：
2020年5月28日，中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生效。於該法中在第1090條規定：離婚時，如果一方生活困難，有負擔能力的另一方應當給予適當幫助。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決。
香港有關贍養費的規定是在香港法例第16章《分居及贍養令條例》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所規定，也有採夫妻協議方式訂定贍養費。
根據香港律師聲稱，在離婚案件中，索取贍養費的一方可根據《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為自己和子女申請贍養費。贍養費的目的是確保婚姻雙方，不會因為離婚而影響正常的生活條件，使索取贍養費的一方或其子女得到財政上的需要及生活上的保障。法律上沒有規定索取贍養費的一方必定是女方，男方亦可向女方索取贍養費的。簡單來說，應該是賺錢能力較低的一方可向賺錢能力較高的一方索取贍養費。 如贍養費支付人沒有合理辯解下而不支付贍養費時，贍養費受款人可向法院提出申請， 扣押支付人的入息， 以支付已拖欠及將來須繳付的贍養費。法庭在決定婚姻的那一方應支付贍養費、與及贍養費的類型和數額時，會考慮多種因素。
伊斯蘭國家通常遵循伊斯蘭婚姻法學。
《美國鳥類》，美國博物學家、畫家約翰·詹姆斯·奧杜邦編著的一本書。書中，他繪制并詳細描述了生活在美國的各種鳥類。
這本書是一系列書的合集，于1827年到1838年間第一次出版。其中一個副本于2000年拍出了880萬美元的高價。另一個副本則于2010年在倫敦蘇富比拍賣行拍出731.25萬英鎊高價，成為全球最昂貴的書籍。
紐約歷史學會收藏了435件奧杜邦繪制《美國鳥類》時的原作。
Image:Zenaida macrouraAWP17AA.jpg|哀鴿
Image:277 Hutchins's Barnacle Goose (cropped).jpg|加拿大雁
Image:Audubon-Flamingo.jpg|火烈鳥
Image:Audubon-Paridae.jpg|山雀
Image:Audubon-peregrinus.jpg|游隼
Image:Campephilus_principalisAWP066AA2.jpg|象牙喙啄木鳥
Image:Audubon-gyrfalcon.jpg|海東青
Image:John-James-Audubon-001.jpg|黑嘴天鵝
*  The Birds of America - 高分辨率圖片
*  Audubon's Birds of America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435張高分辨率圖片
*  John James Audubon's Birds of America
*  ''Birds of America'' at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with high resolution images of all 435 double elephant folios.''
*  Meisei University: ''Birds of America'' — ''the complete sets of 435 plates of drawings, with the accompanying five volumes of textbooks.''
* The Royal Octavo edition, in seven volumes, complete:
**  Volume 1, 1840
**  Volume 2, 1841
**  Volume 3, 1841
**  Volume 4, 1842
**  Volume 5, 1842
**  Volume 6, 1843
**  Volume 7, 1844
* Popular Science Monthly/Volume 31/September 1887/Sketch of J. J. Audubon
在複雜度類裡面, 一個建議字串是一種以原本輸入的長度''n''來對圖靈機新增加的輸入，並且不是輸入的資料本身。如果存在一個多項式時間圖靈機具有特性如下：對任何自然數''n''，存在一個建議字串''A''，長度是''f(n)''，並且對任何長度是''n''的輸入''x''，機器''M''在給予''x''和''A''為輸入的狀態下可以正確判斷''x''是否在這個問題上正確，我們說這個決定型問題在複雜度類 P/f(n)裡面。
與建議字串有關最常見的複雜度類是P/poly，這個複雜度類包含建議字串的長度f(n)屬於任何''n''的多項式的語言。P/poly等同於以下這個複雜度類：對任何''n''，均存在一個n的多項式大小的布林線路，可以正確決定任何長度為''n''的輸入。這個等式其中一個方向的推論比較明顯：如果，對任何''n''，均存在一個多項式大小的布林線路''A(n)'' 可以決定這問題，那我們可以用一個字串代表布林線路，然後圖靈機模擬布林線路的運作。如此一來，則對這問題來說，任何輸入長度為''n''的話，我們就有一個包含建議字串''A(n)''的圖靈機可以作正確的決定。等式另一個方向的證明則是先使用了Cook-Levin 理論，推論出我們可以用一個多項式時間的布林線路來模擬一個多項式時間的圖靈機。然後我們注意到，模擬一個有建議字串的圖靈機並不比模擬一個普通的圖靈機來得更難，因為我們可以將建議字串整個包含在線路裡面(因為建議字串是n的多項式大小)。這樣的話，這個方向的等式也成立了。
因為這個恆等式的關係，P/poly有時候我們以以能夠被多項式大小布林線路決定的題目來定義，或者是能被多項式大小非均勻布林線路解決的線路。
P/poly包含了P和BPP。它也包含了一些 不可決定的問題，例如說一些不可決定語言的一元版本，包含了停機問題。因此，對任何f(n)，P/poly不包含在DTIME (f(n))或者NTIME (f(n))裡面。
不只有P可以被用來增加建議字串變成新的複雜度類。舉例說來，我們可以將具有長度為''f(n)''建議字串的非決定多項式時間圖靈機定義為複雜度類NP/f(n)。
如果我們允許''2n''這麼長的建議字串，那我們就可以把''n''這個長度的所有可能輸入值跟對應的答案都寫入這個建議字串內。因此，我們知道任何函式在建議字串長度為''2n''的條件下一定是可以計算的，所以超過指數長度的建議字串是沒有意義的。
相同的，我們可以定義出L/poly為有多項式長度建議字串的決定型對數空間。
歐洲門是西班牙馬德里的雙子辦公大樓，高114米，26層，興建于1990年到1996年。
歐洲門由美國建筑師菲利普·約翰遜和約翰·伯奇，科威特投資局興建，因此最初名為“KIO塔”。每座建筑物傾斜15度角，使其成為世界第一座傾斜的摩天大樓。靠近查馬丁火車站，在卡斯蒂利亞廣場公共汽車站一側，卡斯蒂利亞大道以北，靠近西班牙四大樓商業區（CTBA）。
在KIO塔詐騙案之后，科威特投資局已經出售這座建筑，原為馬德里儲蓄銀行擁有，現屬Bankia。
*  Computer generated image of the Golden Top Crown of the Fuente de Europa
秀明公園是中和區秀明里的社區鄰里公園，位在中和區大勇街29巷1號對面，北與秀仁里隔著瓦磘溝南支流，東以大勇街為界，南鄰大勇街29巷，格局狹長但連續，無馬路行經截斷。秀明公園附近的中興三村黃昏市場，因為價格實惠吸引許多人潮，秀明公園紓解了人潮壓力，常常有許多人來休憩。
*秀明橋：橫跨鄰瓦磘溝南支流，連接秀明里與秀仁里。
*秀明里活動中心：有男女共用之公廁。
*兒童遊樂設施（Integrated Playground Equipment）
File:秀明公園廣場與瓦磘溝南支流20100129.JPG|秀明公園的廣場與右側的瓦磘溝南支流
File:秀明橋 秀明公園與瓦磘溝南支流20100129.JPG|附近居民經秀明橋登上秀明公園
File:由秀明橋上秀明公園20100128.JPG|秀明橋登上公園的臺階共有七階
File:鳥瞰秀明公園20100130.JPG|鳥瞰秀明公園
File:秀明公園兒童遊樂場20100130.JPG|秀明公園兒童遊樂場
File:秀明公園入口20100130.JPG|秀明公園入口隔開菜市場與公園
曙光一號計劃，項目名稱為714工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進行的第一次載人航天計劃，計劃於1973年發射，但最終并沒有實施。飛船可乘坐2人，類似雙子星座飛船。但由於國力不足和政治動蕩等因素，曙光一號計劃於1972年5月13日被迫押後，到1975年暫停計劃。雖然計劃被放緩以至擱置，但是計劃的經驗以及錢學森、蔡翹、趙九章、郭永懷、貝時璋、錢驥、王希季、陸元九、楊嘉墀、屠善澄、何權軒、沈其震、王大珩等科學家的貢獻對以后的中國載人航天起了奠基性的作用，而為曙光一號設定的計劃直到30年后的2003年才由神舟五號完成。
20世紀6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航天計劃開始醞釀時，很多關於載人航天的提議就已被提出。1963年，中國科學院成立了星際航行委員會，由竺可楨、裴麗生、錢學森、趙九章領導，為載人航天的研究作了大量開拓性工作和課題的落實工作。
1965年8月9日，由周恩來主持的中央專委第13次會議，曾計劃在1979年發射第一顆載人飛船，1966年的3月底到4月初，中共中央專委曾召開過制定宇宙飛船規劃的會議。當時，火箭搭載動物（小狗和大白鼠）進行的幾次亞軌道飛行試驗都已成功。
1968年1月，宇宙飛船計劃的目標物被命名為曙光一號。。4月1日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成立，隨後進行了若干航天醫學研究。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要求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飛行員開展航天員的選拔工作，標準為：身高1.59－1.74米，年齡24－38歲，體重55－70千克，飛行時間至少300小時。
1969年末，經過2個月的選拔，并對1918名飛行員進行甄選後，215名初級候選人被確定下來。第二階段的甄選標準主要包括飛行技術、心理情況、生理指標以及常規醫療檢查，最後只剩88名候選人。選拔標準中，“為中國革命獻身”的政治思想也是入選航天員的決定性因素。
1965年軌道上的雙子星座7號，曙光一號飛船設計可能與其類似
1970年7月14日，毛澤東圈閱了國防科委關於航天員選拔的計劃報告後，批示開展中國載人航天計劃。
1971年3月15日，在選拔結束後，19名航天員最終被國防科委確定下來，他們是魯祥孝、王志躍、董小海、方國俊等人。4月的討論會議上，科學家們決定飛船造型仿照美國的雙人載人飛船“雙子座號”，同年同月航天計劃定名為“714工程”。航天員於1971年11月開始訓練，計劃於1973年執行第一次任務，由長征二號甲（CZ-2A）運載火箭發射升空。
作為對714工程載人航天計劃的支援，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在四川西昌建立起來，此地遠離蘇聯邊境，更能保證安全。曙光一號飛船計劃在1號發射塔上發射，但計劃取消後，1號發射塔就就不再繼續建設了。目前1號發射塔已經改建為觀景臺，可以觀看2號和3號發射塔發射衛星的過程。
1970年代，中國政府正在進行多項衛星開發計劃，包括返回式衛星、燈塔一號導航衛星、通訊衛星等。有人認為這是導致714工程的資金匱乏的原因。
毛澤東得知計劃需要撥款的消息後，他稱地上的事情是應首要考慮的。由此計劃大為收縮。1975年中央政府指示暫停。但到1978年為止，曙光號飛船的設計工作已有大量資料積累。
1977年，國防科委打算裁撤完成開發任務的507所，雖然最終沒有完全裁撤，但裁掉了2/3以上的人員，中斷開發計劃，且切斷了項目研發經費供應。1978年中國農業大學回遷，對507所所在地提出回收要求，507所差點被迫馬上搬遷，數年后搬到農大對面新的辦公地，直到921工程后才正式搬到中國航天城。
據現存資料，曙光一號與雙子星座號很類似，但質量更輕，體積更小，因為搭載它的長征二號甲（CZ-2A）運載火箭最大載重只有3200千克。兩名乘員需坐在裝配有彈射椅和儀器的加壓駕駛艙內。飛船的尾部艙裝配有定位引擎、推進劑貯箱以及其他硬件設備。乘員返回艙與尾部艙分開，以濺落的方式返回地球，因為飛船沒有軟著陸系統。
雖然曙光一號計劃最終取消，但是經過8年的發展後，遠望號遠洋導彈監測船隊被建立起來，在世界各地負責人造衛星、洲際彈道導彈及后來的神舟號飛船等的監控工作。北京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建有多座模擬太空環境的實驗室以及系統化的實驗設備，宇航員可以在此接收多種方面和類型的訓練。可回收的中國返回式衛星、EVA航天服（艙外航天服）、航天食品、太空跟蹤站及雷達、宇航員選拔和訓練、相關設備的發展以及熟練，都為后來的神舟計劃（921－1工程）產生積極影響。
* 毛時代載人航天被下馬的真相--讀《曙光號全解密》的雜感
《來來貓》是日本作家來來貓大和的網誌，將自己撿來的貓刊登照片在網誌裡尋照飼主，同時刊載那隻貓相關的漫畫。另有以原作進行跨媒體改編的漫畫、書籍、電視動畫等衍生作品。
單行本出至20卷時，後續發行改為《快樂來來貓》（はぴはぴ くるねこ），並從第1卷標記，已發行至7卷。
ISBN 978-4-7577-3887-4
ISBN 978-986-209-598-0
ISBN 978-4-7577-4311-3
ISBN 978-986-209-769-4
ISBN 978-4-7577-4577-3
ISBN 978-986-209-875-2
ISBN 978-4-7577-4962-7
ISBN 978-986-256-105-8
ISBN 978-4-04-726306-2
ISBN 978-986-256-4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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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4-04-727142-5
ISBN 978-986-310-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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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6-310-8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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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4-04-730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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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4-04-734775-5
ISBN 978-986-356-736-3
; 快樂來來貓
ISBN 978-4-04-735021-2
ISBN 978-986-356-759-2
ISBN 978-4-04-735082-3
ISBN 978-986-51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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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4-04-735776-1
ISBN 978-4-04-736085-3
ISBN 978-4-04-736389-2
ISBN 978-4-04-736478-3
* 『』 KADOKAWA、2009年8月28日發售、ISBN 978-4-7577-5050-0
* 『』 KADOKAWA、2010年7月12日發售、ISBN 978-4-04-726676-6
* 『』 幻冬舎、2008年12月發售、ISBN 978-4-344-81426-4
* 『』 幻冬舎、2009年4月發售、ISBN 978-4-344-81627-5
* 『』 幻冬舎、2010年1月發售、ISBN 978-4-344-81757-9
* 『』 幻冬舎、2011年3月發售、ISBN 978-4-344-82187-3
* 『』幻冬舎、2012年2月發售、ISBN 978-4-344-82438-6
* 『』 幻冬舎、2013年3月發售、ISBN 978-4-344-82744-8
* 『』幻冬舎、2013年12月發售、ISBN 978-4-344-82947-3
* 『』 幻冬舎、2015年3月發售、ISBN 978-4-344-83398-2
* 『』 KADOKAWA、2014年8月30日發售、ISBN 978-4-04-729802-6
* 『』 KADOKAWA、2015年6月29日發售、ISBN 978-4-04-730477-2
* 『』幻冬舎、2016年2月發售、ISBN 978-4-344-83649-5
* 『』KADOKAWA、2016年7月30日發售、ISBN 978-4-04-734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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