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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問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傳達了共產國際的7月決定和8月《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會議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提議，但對馬林關于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提議作了部分修正，只決定中共少數負責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會議對張國燾為首的“小團體”活動提出批評。決定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報
中央特別會議
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大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討論了有關國共合作的問題，并決定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同時保持中共的獨立性。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會議共10項議程：(1)中央局報告“三大”后進行事項；(2)各委員報告地方工作情形；(3)國民運動進行計劃；(4)勞動運動進行方針；(5)教育宣傳問題；(6)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準備事件；(7)郭平伯、郭寄生、周無為、張子余、張紹康、陳天黨籍問題；(8)胡鄂公等黨籍問題；(9)黨證問題；(10)中央局會計報告。中央局、各地委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作報告。通過了《國民運動進行計劃決議案》、《勞動運動進行方針議決案》、《教育宣傳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在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關系問題上取得了積極進展。
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
中共中央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聯席會議
總結共產黨在國民黨改組中的作用，進一步統一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一大上對國共合作關系的態度。鮑羅廷作報告。陳獨秀作《關于國民黨改組工作》的報告。會議通過了決議。
中央聯席會議
中國共產黨黨團會議
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黨團為明確在該大會上及國民黨中的工作方針而召開。鮑羅廷作報告。黨團書記譚平山等也作了發言。
中國共產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通過了《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闡述了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在國民黨內的工作方針，要求黨員避免同國民黨右派沖突。
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
1924年5月10-5月15日
陳獨秀代表中央局作工作報告。各地地委或區委在會上分別報告。通過了《此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之意義》及《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議決案》、《工會運動問題議決案》、《S．Y．工作與C．P．關系議決案》、《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農民兵士間的工作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確定在國民黨內以宣傳工作為主，把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組織分開；認識到工人運動是黨的根本工作；重視青年運動，明確了青年團的責任；開始注意農民運動。
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
通過了《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修正章程》。討論了黨如何加強對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黨在組織和群眾工作上如何準備的問題。選舉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上海緊急會議
1925年5月28日、5月30日、5月31日
五卅運動前后緊急討論行動方針。5月28日作出了《擴大反帝運動和組織五卅大示威》的四項決議。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后，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李立三及在上海總工會工作的劉華匯報工運情況，上海區委負責人王一飛、羅亦農匯報學運情況。決定由瞿秋白、蔡和森、李立三和劉華等組織行動委員會，建立各階級的統一戰線，發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一致向帝國主義反擊。決定由共產黨人李立三、劉華等主持，公開成立上海總工會。5月31日晚中共中央再次開會，通過了由蔡和森提出的新的戰斗任務：成立工商學聯合會總體領導上海人民的革命斗爭，把“三罷”革命斗爭推廣到全國各大城市。決定創辦中央機關報《熱血日報》，瞿秋白任責任編輯。
中央聯席會議（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5月28日）中央緊急會議（5月30日、31日）
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
1925年9月28日-10月2日
為應對國民黨右派戴季陶主義出籠和左派領袖廖仲愷遇刺事件后的形勢而召開。陳獨秀代表中央局作報告。各地代表作工作報告。通過了《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組織問題議決案》、《宣傳問題議決案》、《職工運動議決案》、《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關系議決案》、《蒙古問題議決案》、《中局報告議決案》、《京區報告議決案》、《粵區報告議決案》、《湘區報告議決案》、《河南報告議決案》、《山東報告議決案》、《湖北報告議決案》、《救濟問題議決案》等，10月10日發表了《告農民書》。
北京特別會議
通過：1.關于現時政局與共產黨的主要職任議決案；2．中央地址問題；3．國民黨工作問題；4．北方區政治軍事工作問題；5．廣東問題；6．三特區工作問題（“三特區”指熱河、察哈爾、綏遠）；7．河南問題；8．鐵總問題；9．五一節在廣州召集第三次勞動代表大會、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第一次革命軍人代表大會問題；10．開辦最高黨校問題；11．應付目前北方戰爭的宣傳問題。會議確定了黨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和北伐中的政綱應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這兩大任務。陳獨秀因病未出席。
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
1926年7月12-7月18日
陳獨秀作了《中央政治報告》。通過了《中央政治報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關于宣傳工作議決案》、《組織問題議決案》、《職工運動議決案》、《農民運動議決案》、《對于紅槍會運動議決案》、《商人運動議決案》、《學生運動議決案》、《對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議決案》、《軍事運動議決案》、《對于廣東農民運動議決案》、《上海工作計劃決議案》等15項決議。7月12日發表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對于時局的主張》。8月4日發出了堅決清洗混入黨內的投機腐化分子的通告。會議分析了當前形勢和北伐，在分析國民黨內部派別時首次正式在黨的文件中將蔣介石歸入“新右派”代表人物，對農民運動進行了限制，開始重視軍事運動。
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廣東區委會議
討論共產黨人同國民黨左派的關系、中共中央與國民黨中央的黨際間會議、組織問題和農民問題。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成員維經斯基、拉菲斯與中共廣東區委成員陳延年、張太雷、黃平等與會并交換了意見。
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
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共中央代表團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聯席會議
1926年8月20日
由于在如何評價三·二〇事件后中國政治形勢、國民黨現狀和國共兩黨關系，中共中央同中共廣東區委、廣東區委同鮑羅廷之間存在不同認識，同時國民黨提議在占領武昌前后召開緊急代表大會討論行動計劃，故召開。8月19日共產國際遠東局與中共中央代表團開會初步交換意見。8月20日張國燾主持召開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中共中央代表團和共產國際遠東局聯席會議，瞿秋白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正式通報，會議討論了國共黨際間會議，提出了對國民黨的策略。8月26日再次舉行聯席會議，瞿秋白宣布由會議選出的委員會就黨際間會議、召開國民黨非常代表大會、左派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代表大會召開前的行動綱領作出的決定。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
維經斯基代表共產國際遠東局俄國委員作關于廣東政治關系和黨派關系調查結果的報告，陳獨秀作關于中國總的政治局勢的報告。通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委員與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聯席會議決議》，決定不急于召回汪精衛，希望左派與蔣介石進行合作，通過政治綱領動員左派，廣東的工作方針，在北伐占領的省區爭取建立經選舉產生的政權并召開省國民會議和實行民主自由。
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聯席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聯席會議
討論4項問題：1、關于對赴漢口代表團的指示。2、關于黨的政治工作和組織工作計劃。3、關于婦女工作。4、關于軍事工作。會議未能就對赴漢口同蔣介石談判調和汪、蔣矛盾的代表團的指示通過專門決議。
總結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失敗的原因及經驗教訓。決定根據維經斯基的“使整個無產階級都被吸引到行將到來的斗爭中”、“一定要把中小資產階級吸引到斗爭中來”的結論的精神和陳獨秀關于更仔細地進行軍事發動準備的補充修改意見準備第二次武裝起義。
漢口特別會議
為挽救革命聯合戰線破裂而召開。陳獨秀作了以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關系為中心內容的《政治報告》。通過了《政治報告議決案》、《關于國民黨左派問題議決案》、《關于湘鄂贛三省農運議決案》、《關于三省國民黨工作議決案》等。最后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鮑羅廷舉行聯席會議，通過了《政治問題議決案》；黨中央委員會還通過了《關于職工運動議決案》。會議決定以限制工農運動換取革命聯合戰線不破裂。
中央政治局特別會議
中央特委會議
1927年3月5日
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進行準備，確定起義指揮人員，確定起義后即將成立的市民會議、市政府人員名單。該會議是為本次起義而成立的特別委員會會議。
特別委員會會議
四·一二政變后，聽取陳獨秀作關于他同汪精衛和譚延闿談話情況的通報。
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對于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作決議案》，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發表了《為“五一”節紀念告世界無產階級書》和《為“五一”節紀念告中國民眾書》。通過了對陳獨秀“右傾”政策的批評。選舉了中央委員以及候補中央委員。首次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代表聯席會議
1927年5月12-5月13日
討論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相互關系。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和維經斯基、鮑羅廷、羅易等的討論顯示在對待國民黨問題認識上存在著分歧。
中央政治局聯席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馬日事變發生后，5月18日至30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其間共產國際給中共發來指示，要求開展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提拔一批工農領袖參加領導，改造國民黨領導機關；動員中共黨員和革命工農組成軍隊；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答復該指示，結果對該緊急指示采取了拒絕的態度。
1927年6月15日
通過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說服，為執行共產國際的五月緊急指示，共產黨和國民黨舉行了談判，決定以共同綱領為基礎調整兩黨間的關系。故羅易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請求起草了《中國國民革命綱領草案》。6月15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共產國際的電報和對國民黨應采取的方針。陳獨秀根據政治局意見提出了《致共產國際電》。該電報和羅易提出的《中國國民革命綱領草案》一起被會議通過。
1927年6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與共產國際代表召開聯席會議，討論政治形勢和共產黨的任務。決定由瞿秋白和張國燾負責起草給共產國際的電報。
通過《關于國共兩黨關系決議案》(即“國共關系十一條”)，承認汪精衛等控制的國民黨“當然處于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企圖通過妥協退讓拉攏汪精衛。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
根據共產國際改組中共中央領導的訓令，決定讓陳獨秀去共產國際討論中國革命問題，不讓其參加會議。陳獨秀拒不服從該決定，向黨中央提出辭職，從此離開了中央領導崗位。會議通過了共產黨退出武漢政府的聲明，并于次日登上報紙。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成立了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成員有張國燾、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張太雷。
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7月13日黨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從7月13日至26日連續召開會議。會議期間，汪精衛于7月15日公開“分共”，發動七·一五政變。該會議初步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討論通過了挽救革命的三項重大決策：武裝反抗國民黨，獨立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召開一次中央緊急會議。
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討論共產國際代表的報告并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討論瞿秋白報告并通過了《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最近職工運動議決案》、《黨的組織問題議決案》。改組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臨時政治局”。確定了今后的總方針：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
中央緊急會議（因出席的中央委員不到半數）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
通過《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決定徹底放棄國民黨的旗幟，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任務與策略的議決案》（八月決議）中關于蘇維埃問題亦作了相應的改變，指出在革命斗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
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
1927年11月9日-11月10日
瞿秋白（實際為羅明納茲）
通過了羅明納茲起草的《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以及《最近組織問題的重要任務議決案》、《政治紀律決議案》、《關于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關于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的決議》、《中國共產黨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等文件。《職工運動決議案》來不及討論，故由職工運動委員會討論通過后交臨時政治局審定公布。增選周恩來、羅亦農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決定派陳獨秀、蘇兆征、李立三為代表赴共產國際。該會議對黨中央機構組織和各級干部組成進行了重大改變。
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
瞿秋白作《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中國革命與中共任務》的報告。通過政治、軍事、組織、土地問題、農民問題和職工運動等14項決議案。這些決議案認為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勢正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因此，中共黨的總任務現時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暴動，以城市工作為全黨工作的中心。制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選舉了中央委員以及候補中央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選舉產生了中央領導機構。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聽取了關於政治、組織、農民、土地問題等方面的報告。通過了《關於中央政治局工作報告的決議》、《政治決議案》、《組織問題決議案》、《宣傳工作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告紅軍將領士兵同志書》、《關於德國及其他各國黨內右傾派別的決議》、《告柏林無產階級書》、《致在獄同志及死難同志與在獄家屬書》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宣言》等文件。確定了以后鬥爭的路線和策略，提出了加強反帝反軍閥鬥爭，繼續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游擊戰爭，擴大蘇維埃區域，建立和擴大紅軍等15項政治任務。批準了中央政治局開除王藻文中央委員和開除王仲一候補中央委員的決定。補選惲代英等為中央委員。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通過《關于開除陳獨秀黨籍并批準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黨籍決議案》，并通報全黨。
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
1930年2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第六十八號通告《關于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中共中央和中華全國總工會聯合成立了大會籌備處。5月5日至10日舉行了預備會議，聽取了政治報告，關于職工運動與全國工人斗爭趨勢的報告，關于農民運動的報告，關于紅軍的報告，關于蘇維埃的報告，關于土地法勞動法令的報告，關于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的報告等，并初步通過了有關各項決議草案。5月20日起舉行正式會議。李立三代表中國共產黨作政治報告，并作《土地法令報告》，王宏作了《關于蘇維埃組織法報告》，項英作了《關于勞動保護法令報告》，王太滄作了《紅軍問題報告》等。通過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勢與蘇維埃區域的任務》、《蘇維埃的組織法》、《勞動保護法》、《暫行土地法令》、《紅軍及武裝農民擴大計劃》等重要決議，以及眾多文告。會議是為今后組織全國性中央政權而進行的帶有準備會性質的會議。
全國紅軍代表會議
在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期間舉行，14個紅軍軍團派出代表參加。頒發了《中國工農紅軍編制草案》，作為統一的軍制。提出無條件地擴大紅軍，要求紅軍集中進攻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
1930年6月9日-6月11日
李立三作了《關于目前政治任務決議案草案內容的報告》。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根據這次會議精神，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
全國組織會議
1930年7月18日-7月22日
為貫徹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議，決定將全國各級黨、團、工會的組織改組。聽取了《關于支部的報告與總結》、《黨的組織任務報告》、《組織任務的總結》、《政治報告討論結論》等報告。通過了《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案。會議期間還發布了《中央通告第八十四號》、《中央通告第八十五號》、《中央通知一百四十七號》、《中央通知一百四十八號》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
1930年9月24日-9月28日
基本結束了李立三路線對全黨的統治。通過了《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決議案》、《對於中央政治報告的決議》、《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民眾書》、《致蘇聯共產黨中央賀電》、《致德國共產黨賀電》、《告青年團書》、《告同志書》等。宣讀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給第三次全會的信》。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補選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審查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擴大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四次全體會議
由共產國際代表米夫一手策劃。王明概述了他根據國際文件寫成的題為《兩條路線》（即后來更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的觀點。通過了《中共四中全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中國工農紅軍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四中擴大會告在獄革命戰士書》等文件。調整了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王明等通過這次全會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
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
1932年6月24日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批評北方各省委工作不積極，未能貫徹臨時中央積極進攻的精神。通過《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維埃的決議》、《關于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
地方代表聯席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34年1月15日-1月18日
博古作了《目前的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陳雲作了《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報告，張聞天作了《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全面肯定了四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通過了《中共五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五中全會關於白色區域中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決議》、《五中全會給二次全蘇大會黨團的指令》，及《致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電》、《致德國共產黨電》、《致在獄同志電》、《致工農紅軍電》等文件。增選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任總書記。選舉了中央黨務委員會。
紅軍第一次全國政治工作會議
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致《開幕詞》。選出王稼祥、賀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國平5人組成大會主席團。中革軍委主席朱德致詞。會議期間，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作關于五中全會總結的報告；王稼祥代表總政治部作了《目前形勢與政治工作任務》的報告；李卓然作了戰時政治工作的報告；陳云作了關于爭取白軍工作的報告；凱豐作了青年團與青年工作的報告；顧作霖作了邊區工作的報告；羅榮桓作了赤少隊工作的報告；張愛萍作了少先隊與紅軍的關系的報告。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參加了會議并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一切政治工作為著前線上的勝利》的長篇報告。王稼祥作會議結論。總政治部副主任賀昌致閉幕詞。會議對紅軍政治工作提出了五條重要原則。
紅軍全國政治工作會議
中革軍委研究了軍事問題。沒有就戰略方針的轉變問題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該問題的解決。
中革軍委緊急會議
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奠定了基礎。
張聞天作了有關形勢的報告，并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了運動戰略正確思想。討論了渡江后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北進，搶渡大渡河，向紅四方面軍靠攏。批評了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的主張。
蘆花會議（黑水蘆花會議）
1936年3月20日-3月27日
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政策和策略，全面討論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決議和政治、外交特別是軍事方面的戰略方向問題。到會同志對于紅軍東征作戰所取得的偉大勝利致以深切的慰勞與祝賀。張聞天作了《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的報告。該會議貫徹了瓦窯堡會議的精神。在政治問題上決定以“爭取迅速對日作戰為黨與紅軍的重要任務”。在軍事問題上批準了中央軍委的8項提議。
1936年9月15日-9月17日
此前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建立民主共和國是當前的任務。張聞天作《目前政治形勢與一年來民族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3月23日至26日討論西安事變和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以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形勢及中國共產黨的新任務。通過了張聞天、毛澤東的兩個報告。最后由張聞天作結論。會后根據張、毛兩報告，于4月3日發表中央宣傳部宣傳大綱《國民黨三中全會后我們的任務》，根據毛的報告，于4月15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3月27日至31日討論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張國燾首先作檢查。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
張聞天致開幕詞。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的結論。博古作了《關于蘇區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林伯渠致閉幕詞
全國代表會議
全國白區工作會議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
劉少奇作了《關于白區的黨與群眾工作》的報告。張聞天根據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劉少奇對會議作結論發言。會議還制定了《關于職工運動的經驗及轉變方式》等重要文件。
全國工作會議
1937年8月22日-8月25日
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關于軍事問題和同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報告。張聞天作補充報告。周恩來報告南京談判，上海抗戰，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南京政府的國防、外交等情況。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對會議作總結，回答了討論中提出的問題。與會同志一致同意毛澤東的總結。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毛澤東為此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會議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綱領、路線和政策，并在組織上進一步健全了中央軍委。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王明于11月29日同康生自蘇聯到達延安，帶來了1937年8月10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根據王明的報告討論通過的對中共在新形勢下基本政策的全面建議。為貫徹該建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本次會議。張聞天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王明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項英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成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委員會。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報告的決議》和《中央政治局對于南方區游擊工作的決議》。決定增補王明、陳云、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中國南部黨的工作；組成東南分局，項英為書記，負責領導新四軍的工作。王明的意見未能形成決議。
討論抗日戰爭形勢和黨的工作問題。王明同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等在討論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見。3月1日會議決定，王明和凱豐在會議后去武漢工作，王明在武漢留一個月即回中央，凱豐留長江局工作。會議還討論了關于召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具體準備工作。這次政治局會議沒有形成正式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
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
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代表中央作了總結報告（《戰爭和戰略問題》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總結報告中的兩部分）﹔張聞天作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黨的組織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中央代表團工作報告﹔朱德作了八路軍工作報告﹔項英作了新四軍工作報告﹔陳雲作了青年工作報告﹔劉少奇作了關於黨規黨法的報告。批準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致各國共產黨、致八路軍和新四軍全體指戰員、致東北義勇軍及東北同胞電，《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告全國同胞、國共兩黨同志書》等文件。強調中國共產黨必須獨立自主地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爭，批判了黨內在統一戰線問題上存在的關門主義和投降主義兩種偏向。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結束了王明對華中地區的領導。
1939年7月3日-8月25日
周恩來作了長篇報告總結了兩年的抗戰，提出了統一戰線的方法問題。博古作《南方工作報告》，張鼎丞作《關于新四軍與東南黨的工作報告》。8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目前時局和南方局、東南局的工作。會議由張聞天主持。張聞天作了長篇發言。周恩來作結論。
集中討論了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即1931年9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在第一天的會議上作了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會議通過了毛澤東的報告，肯定黨中央從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段歷史上犯了“左”傾政治路線性質的錯誤。張聞天、博古、任弼時、王稼祥、李維漢等在會上作檢討。會議期間，中央書記處又召開幾天工作會議，實際上是黨的核心領導的會議，進一步對王明的錯誤進行批評。毛澤東根據大家發言的意見歸納出一個準備提交六屆七中全會，再提交七次大會的結論草案。會議決定組織以毛澤東為首的清算過去歷史委員會，組織以陳云為首的審查過去被打擊干部的委員會。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在全黨發動思想革命，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并為此決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報》擴大為四版，增加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教育內容。會后中共中央于10月26日決定成立學習研究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主要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和黨的歷史經驗，以克服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等思想；同時決定成立各地方高級學習組，組織高級干部學習。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44年5月21日-1945年4月20日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主席團
毛澤東代表政治局作了工作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重慶談判的情況報告。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通過了黨的七大主席團、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候選人名單和會議日程，以及準備向黨的七大作的政治報告、軍事報告和準備提交黨的七大討論的黨章草案。通過了黨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確定城市工作委員會人選。
毛澤東致題為《兩個中國的命運》的開幕詞，并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劉少奇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周恩來作《論統一戰線》的報告；任弼時作《關于黨的歷史問題的報告》。以正式程序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黨內不可動搖的領導地位。選舉了中央委員以及候補中央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日本無條件投降后，蔣介石于8月14日、20日、23日連續三次致電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談判，“共定大計”。斯大林也致電中共中央要毛澤東親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會議決定先派周恩來前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隨后毛澤東再去。決定在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職務，并增補陳云、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45年9月14日-9月15日
9月14日，八路軍冀熱遼軍區十六分區司令員曾克林乘坐蘇聯紅軍代表的飛機，從沈陽飛抵延安。曾克林所部作為冀熱遼軍區挺進東北的先遣縱隊于9月6日進入沈陽，曾克林擔任沈陽衛戍司令。在曾到達后，政治局緊急召開會議，討論研究東北的形勢和對東北的方針。與曾克林同機到達的蘇聯紅軍代表會見了朱德總司令，轉達了蘇聯紅軍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根據蘇軍統帥部指示提出的要求。經過談判交涉，蘇軍同意進入東北的八路軍部隊先以“東北人民自治軍”名義開展活動，蘇軍將不再加以限制。會議決定迅速調整力量和部署，全力爭取控制東北。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以彭真、陳云、程子華、伍修權、林楓為委員，彭真任書記。彭真、陳云、伍修權等隨后搭乘蘇聯紅軍的飛機，前往東北赴任(程子華、林楓已到東北)。
討論和通過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的黨內指示。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不承認蔣政府一切賣國協定的聲明》和《收復區某些分子獎懲問題的指示》兩個條件。
1947年3月29日—3月30日
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動撤出延安。3月29日—3月30日中共中央開會討論中央機關行動問題。決定成立中央前敵委員會(簡稱中央前委)，由中央書記處的3位書記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主持中央工作；成立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工委)，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劉少奇為中央工委書記，朱德為副書記，董必武、彭真、康生、陳伯達為常委，伍云甫為秘書長；中央工委立即東渡黃河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會議前一天，中央還成立了后方委員會，以葉劍英為書記，楊尚昆為副書記和后方支隊司令，轉移到晉綏解放區，負責中央機關的后方保障工作。
全國土地會議
1947年7月17日-9月13日
7月17日至8月下旬，由各解放區代表匯報土地改革的情況；8月底到9月13日，討論土地改革的政策，制訂《中國土地法大綱》，并研究結合土改進行整黨的問題。
主要討論了戰爭形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部署和各個戰場的作戰配合等問題。確定了晉冀魯豫野戰軍太岳縱隊的使用方向及其有關問題。決定由彭德懷、習仲勛、王震、張宗遜、徐立清、劉景范、張德生組成西北野戰兵團前委，彭德懷為書記，以討論政策與執行戰略任務。
毛澤東提交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分析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形勢，對黨在目前階段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以及黨組織整頓問題作了明確說明。會議通過了該報告和毛澤東1946年4月起草的《關于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及其他重要決定。會議還討論了黨內傾向問題，以及土改和群眾運動中的幾個具體政策問題。討論結果由毛澤東寫入《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一文中。會議還決定：(1)中國人民革命戰爭應該力爭不間斷地發展到完全勝利，應該不讓敵人用緩兵之計(和談)獲得休整時間，然后再來打人民。(2)組織革命的中央政府的時機目前尚未成熟，須待我軍取得更大勝利，然后考慮此項問題，頒布憲法更是將來的問題。
1948年4月30日-5月7日
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會合以后的第一次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三項戰略性議題：(1)把戰爭引向國民黨地區。(2)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3)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的方針后被概括為“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通過了中共中央慶祝五一節口號，提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倡議。中央采納了粟裕的意見，決定先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幾個大仗，盡可能多地把敵軍主力消滅在長江以北。決定加強華北和中原解放區統一領導的措施。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根據這次書記處會議的決定發出了《關于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境地及人選的通知》。
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48年9月8日-9月13日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后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檢查過去時期黨的工作，規定今后時期黨的任務和奮斗目標。中心議題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毛澤東作了重要報告。會議明確提出建設500萬人民解放軍，在大約5年左右的時間內(從1946年7月起)，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解放全中國的戰略任務。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
1949年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
1949年1月6日-1月8日
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報告。經過討論修改后，該報告作為此次政治局會議的決議正式通過。該報告對軍事、政治、國內、國際形勢作了分析，并部署了黨在1949年的軍事工作、解放區工作、政權建設、黨的建設等任務。規定北平解放后，必須召集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1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發出通知，要求向地方地委以上、軍隊師委以上干部傳達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議，并組織學習閱讀。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1949年3月5日-3月13日
毛澤東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批準了1945年6月七屆一中全會以來的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準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的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批準了毛澤東主席關於以八項條件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基礎的聲明。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和《關於軍旗的決議》。提出了迅速奪取民主革命在全國勝利的目標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著重討論了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科學地分析了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后所面臨的國內外基本矛盾，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各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
上海財經會議
1949年7月22日-8月15日
籌備組建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陳云主持召開會議。會議先由各解放區和上海代表匯報各地財經情況，然后組成金融、貿易、財政、綜合4個組進行討論，形成了《關于若干問題的共同意見》。8月8日，陳云作了《克服財政經濟困難的嚴重困難》的講話。8月15日，陳云作了《目前財經工作中應注意的問題》的總結。會議提出了解決上海困難的指導思想和措施，制定了克服財經困難的計劃和安排，作出了應對1950年財政出現的赤字問題的對策。
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
1949年11月25日—11月28日
決定毛澤東于12月初訪問蘇聯，在毛澤東訪蘇期間，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職務由劉少奇代理，朱德代理中央軍委主席，周恩來代理全國政協主席。28日，會議研究了1950年全國收支概算和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問題，以便在新的一年里減少現鈔發行量，平抑全國貨價，減少財政赤字，安定民生，逐步恢復和發展生產。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
1950年6月6日-6月9日
毛澤東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報告和《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劉少奇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陳雲作了《關於財政經濟問題的報告》，聶榮臻作了《關於人民解放軍整編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了《關於外交工作與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薄一波、安子文、胡喬木分別作了關於稅收、黨的組織工作以及整黨工作的專題報告。主要議題是確定黨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主要任務，以及所應採取的戰略策略方針。決定成立土改問題委員會。調整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
保衛國防問題會議
1950年7月7日、7月10日
7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緊急決議，提出立即組成“聯合國軍司令部”，同時授權“由美國指派司令官”統帥和參加朝鮮戰爭軍事行動的各國軍隊。為此，同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召開會議，傳達中共中央、毛澤東關于成立東北邊防軍的決定，討論保衛東北邊防問題，提出并同與會者初步商議邊防軍新轄部隊與部署、指揮機構設立與領導人選配置、政治動員與后勤保障、車運計劃與兵員補充等問題。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第二次會議，最后商定組織東北邊防軍的各項問題。根據兩次會議的精神，13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
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
1950年8月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
1950年8月4日
實際上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
1952年9月2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
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任務，聽取周恩來關于“一五”計劃輪廓問題同蘇聯商談情況的匯報。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現在就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
中央書記處會議
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討論并肯定了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李維漢關于《資本主義工業的公私關系問題》報告。會上，毛澤東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這次會議后，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總路線的宣傳提綱上，把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進一步完整準確地表述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條總路線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右傾或‘左’傾的錯誤。”會議決定：(一)由李維漢、胡喬木、陳伯達、李立三根據大會討論的意見加以修改，寫成中共中央關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問題的決議，下發各地征求意見，待將來提交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或其他適當的會議討論決定。(二)由中央統戰部管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由李維漢兼任中財委副主任；中財委設立第六辦公室，由許滌新任主任。
1953年10月2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3年10月2日
陳云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議，認為在農村征購時不要過頭，除給農民留足口糧、種子、飼料外，最好還給留點機動糧。此建議得到周恩來、鄧小平的支持和毛澤東的贊許，并囑他代中共中央起草《關于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中央政治局為研究這一通知于10月2日晚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陳云就上述問題作了報告。還通過了召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的通知，指出“從根本上找出辦法來解決糧食問題，是全黨刻不容緩的任務。”通知還規定華東局譚震林，中南局李先念，華北局劉瀾濤、劉秀峰，西南局李井泉，西北局馬明方必須參加會議。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
1953年12月24日
揭露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問題。毛澤東提出了關于加強黨的團結的建議。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了這個建議，并起草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提交黨的七屆四中全會討論。
討論并通過了根據毛澤東在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提議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1954年2月6日-2月10日
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揭露和批判了高崗、饒漱石的反黨分裂活動﹔批準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即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批準了中央政治局關於1954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的決定﹔討論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及其他有關的各項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決議》和《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毛澤東因休假沒有參加這次全會。
關于高崗和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
1954年2月15日-2月25日
周恩來（高）鄧小平、陳毅、譚震林（饒）
受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委托，周恩來召開關于高崗問題的座談會；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召開關于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參加兩個座談會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37人，重要工作人員40人。兩個座談會進一步揭發、查證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陰謀活動的各項事實。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作總結發言。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周思來的總結發言。3月3日，中共中央將這一總結發言轉發省軍級黨組織。3月1日，鄧小平、陳毅、譚震林向中央作了關于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的報告。3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這一報告，并于16日轉發省軍級黨組織。
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改造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的集中統一領導，以便戰勝高、饒反黨陰謀活動，會議決定撤銷大區一級黨政機構，各省、市、自治區受黨中央直接領導；決定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秘書長。
1955年3月21日
毛澤東致開幕詞和總結發言。陳云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鄧小平作《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問題的報告》。通過《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關于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選出以董必武為書記，劉瀾濤、譚政、王從吾、錢英、劉錫武為副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批準了1955年3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草案的決議》、 《關於高崗、 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和《關於成立黨的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批準了全國代表會議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書記和副書記的名單，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全國代表會議的公報。補選林彪、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5年4月5日
周恩來匯報參加亞非會議的準備情況。與會者除大部分政治局委員和秘書長鄧小平外，還有王稼祥、陳毅。通過了周恩來提交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方案(草案)》、《訪問印度尼西亞計劃(草案)》和《關于目前中緬兩國間一些實際問題的處理方針》。
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
1955年4月20日
劉少奇在發言中指出：今后一年農業合作化的總方針是“停止發展，全力鞏固”。
十五省市委書記會議
毛澤東作《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重申了“停、縮、發”的三字方針，但強調了“發”的方針，毛澤東個人推翻了經中央政治局批準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這兩年合作社的發展規劃。
地方黨委負責人會議
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
1955年7月31日
毛澤東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強調合作化必須趕快上馬，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對合作社的兩次整頓工作，對鄧子恢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進行了批評，提出了新的農業合作社發展步驟。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
1955年10月4日-10月11日
毛澤東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及《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關於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名額和選舉辦法的規定》。
省、自治區和大中城市黨委負責人會議
1955年11月16日-11月24日
陳云作《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新形勢和新任務》的報告。劉少奇、周恩來作重要發言。會議通過了《關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決議(草案)》。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對這個決議草案作了個別的修改，追認為正式決議。從此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個別合營進到全行業公私合營階段。1955年11月24日，周恩來在會上作關于知識分子的問題的講話。毛澤東在發言中說：“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我同意周恩來同志的講話。”請各省市自治區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在十二月開這么一次知識分子的會議”。
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座談會
1955年1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劉少奇傳達毛澤東的指示說：毛主席要求在各項工作中都要反保守主義，提前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更快、更早地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并傳達了毛澤東關于準備召開中共第八次代表大會的指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前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要保證十五年同時爭取十五年以前超額完成。并提出：要全黨準備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使八大的準備工作和各地方各部門的工作結合起來。為了起草中共中央向八大的報告，準備找各部門的同志談話，請各部門同志預作準備。周恩來在發言中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并作檢查，同時說明自己正在考慮三個問題：一是政府的組織形式，二是工資問題，三是知識分子問題。
1955年12月28日
通過周恩來提出的關于在押日本戰犯處理意見。隨后周恩來向撫順戰犯管理所負責人傳達中共中央的決定：寬大處理日本戰犯，不判死刑和無期徒刑，極少數判有期徒刑。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1956年1月14日-1月20日
毛澤東作了重要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斗。周恩來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提出了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方針和方法，提出了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學發展的遠景規劃的任務。2月2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同時，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郭沫若等領導下成立了科學規劃委員會，制定了《1956年到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
討論通過周恩來即將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上的《政治報告》，指出目前國內狀況的特點是處在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高潮中；提出了充分動員和發揮知識分子力量的問題，號召知識分子向現代化科學進軍；提出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
討論了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內容及其影響、斯大林的錯誤、中蘇兩黨關系、個人迷信等問題。
聽取朱德關于蘇共二十大情況的匯報。
討論根據毛澤東提出的觀點寫成的《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4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該文。
討論并批準周恩來提出的建立直屬國務院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員會、直屬國防部的航空工業委員會及領導成員名單。
毛澤東就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問題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蘇共中央政治局關于蘇聯國內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游行不再抬恩格斯、斯大林像，只抬馬克思、列寧像給中共中央通知一事作說明，說毛澤東建議中國國內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的游行一律不再抬古今中外領袖人物像。這個建議獲得與會者的一致贊成。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提出廢止土葬，實行火化的倡議書，并在倡議書上簽字。毛澤東在講話還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中共中央贊同毛澤東的意見，確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黨的科學和文化工作的方針。
批準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寫成的《關于調整國務院所屬財經各部門組織機構的請示報告(草稿)》。
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56年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
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日程（草稿）》、《大會規則（草稿）》、《八大預備會議安排（草稿）》、《七屆七中全會關於第八屆中央委員會選舉工作的建議（草稿）》、《各代表團團長、副團長名單（草稿）》、《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名單（草稿）》、《中央委員會向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草案）》、《中國共產黨章程 （草稿）》、《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草稿）》、《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1958年到1962年）的建議（草案）》、《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草稿）》、《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名單（草案）》、《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秘書處名單（草案）》。決定遞補第七屆中央委員名單。確定了八屆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名單，決定八屆中央委員名額。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
1956年8月30日-9月12日
準備大會文件、預選中央委員會、準備大會發言稿。鄧小平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報告。陳云的報告對七屆七中全會通過的八屆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及其提出的經過作了說明。毛澤東作了《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的講話。
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
毛澤東致開幕詞，劉少奇作政治報告，鄧小平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選舉了中央委員以及候補中央委員。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
1956年10月21日-11月4日
1956年10月21日，毛澤東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1956年6月在波蘭的波茲南市發生反政府事件及波蘭的形勢問題及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通知。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共中央采取緊急措施，表示堅決反對蘇聯干涉。23日約3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再次開會討論波蘭局勢問題，決定應蘇共中央的邀請由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組成中共代表團前往莫斯科同蘇共中央領導人會談。代表團的任務是調解，方針是著重批評蘇共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勸說波黨顧全大局，方式是只分別同蘇共或波黨會談，不參加蘇波兩黨會談。11月2日凌晨，毛澤東、周恩來、陳云聽取剛剛返抵北京的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匯報赴蘇會談情況。5時散會。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聽取劉少奇匯報與蘇共領導人會談情況。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擴大會議，討論蘇軍進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等問題。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
劉少奇作《目前時局的報告》，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周恩來作《關於1957年度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和財政預算的控制數字的報告》，提出1957年的計劃應當在繼續前進的前提下，為基本建設作適當的壓縮﹔合理調整各經濟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陳雲作《關於糧食和主要副食品問題的報告》。毛澤東作總結發言。
討論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問題。12月2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編輯部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寫成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第一次提出了兩類社會矛盾的問題，指出：“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
主要討論了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和經濟問題。毛澤東在18日和27日兩次會上講話。陳云在18日的會議上作了《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的講話
1957年5月8日
討論了毛澤東提出的他本人是否擔任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討論了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黃炎培給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和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內容是不同意毛澤東關于下屆全國人大召開時不再提名選舉他為國家主席的建議。
1957年5月22日-5月23日
5月22日，會議討論了關于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問題。劉少奇在發言中談到開展整風運動和孤立右派的問題。5月23日，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鄧小平關于整風運動和反右派斗爭的報告。
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中共中央召開省市委書記會議，著重討論了反右派斗爭的問題。會議印發了毛澤東在會議期間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
1957年9月20日-10月9日
鄧小平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和會議的總結發言，陳雲作《關於改進國家行政管理體制問題和關於農業增產問題的報告》，周恩來作《關於勞動工資和勞保福利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前作《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以及關於工業、商業、財政的管理體制和關於勞動工資、勞保福利問題的幾項規定草案。這次會議討論了反右派和整風運動，肯定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進行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革命的很合適的形式，并對1956年黨中央所採取的反冒進的若干正確作法再次提出尖銳批評。
杭州工作會議
中共中央召開了由部分中央領導人和華東五省一市的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建設上的領導方法問題、兩類矛盾和整風問題、工農業生產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的第一次發言后成為《工作方法60條(草案)》的基本內容。1月4日，毛澤東作了第二次發言，提出了積極平衡和不斷革命的思想。
南寧工作會議
中共中央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九省二市黨委負責人共25人參加的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革命和建設的經驗，討論和研究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國家預算和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及長遠規劃的有關問題，進一步掀起生產建設“大躍進”的高潮。薄一波作《關于一九五八年計劃匯報提要(草案)》的發言。毛澤東在講話和插話中，比杭州工作會議更為嚴厲地批評了“反冒進”。周恩來顧全大局，在會議上的發言中對1956年下半年開始的反冒進進行檢查。會議根據毛澤東提出的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不斷打破的平衡，組織新的平衡的“積極平衡論”觀點提出的中央和地方都搞兩本賬的工作方法，提出中央和地方都要有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不公布。
總結建國8年來的工作，研究了經濟建設的有關問題，樹立經濟建設高速度的思想，確立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通過了《關于1958年計劃和預算第二本賬的意見》、《關于發展地方工業問題的意見》、《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并為大社的意見》、《關于農業機械化問題的意見》、《關于在發展中央工業和發展地方工業同時并舉的方針下有關協作和平衡的幾項規定》、《關于繼續對殘存的私營工業、手工業和對小商小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指示》等37個文件。毛澤東在主持會議過程中于3月9日、10日、20日、22日、25日、26日作了六次重要講話，并在其他領導人發言時插話。會議期間，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要求各級黨委抓好“反右傾”運動。
這次會議是成都會議的補充。聽取了河南省關于一年實現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的規劃報告，還聽取了安徽省大搞水利突擊的情況報告。毛澤東在會上提出，生產要務實，不要搞得不實在；報紙宣傳應實際；整風掛帥，生產是當前的中心工作，帶動其他工作；政治是統帥，用政治帶動業務；對科學家要破除迷信，號召各省搞民歌；進一步闡述了他在成都會議上提出的中國存在著兩個剝削階級、兩個勞動階級的觀點，不僅將知識分子劃為剝削階級，而且從理論上提出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剝削階級依然存在的論點。
中央工作會議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討論了《中央委員會向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會議關於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大會的決議（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1958年5月5日-5月23日
增選林彪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常務委員﹔增選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遞補中央委員。決定出版《紅旗》雜志
1958年5月26日，毛澤東致信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志。信中指出，讓大家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當晚，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反省了自己當初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到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四十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由量到質的躍進。5月30日，劉少奇作了《我國應有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講話。這次會議決定將1958年的鋼產量指標改為800萬噸到850萬噸。
聽取陸定一、康生關于“二五”期間學校教育的問題。21日，劉少奇致信勞動部長馬文瑞，建議在新建的工廠中試辦半工半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7月21日晚9時召開會議。10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陳毅、彭德懷一起接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和大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等，商談蘇聯關于同中國建立一支共同潛艇艦隊的建議。參加接見的還有外交部副部長王稼祥。次日繼續商談，參加者增加林彪。
1958年8月17日-8月30日
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斗》的決定。決定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通過《關于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關于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展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等40項決議。
第一次鄭州會議
1958年11月2日-11月10日
有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部分地方領導同志參加的會議。規定了整頓和健全人民公社的若干方針。毛澤東指出在社會主義時期廢除商品是違背經濟規律的。會議期間毛澤東還給縣以上各級黨委委員寫了《關于讀書的建議》的信。
中央、地方領導同志會議
1958年11月21日-11月27日
有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參加的會議。在糾正“共產風”的同時，著重討論了高指標、浮夸風的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有關問題。批準了譚震林、廖魯言《關于農業生產和農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況、問題和意見》的報告。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
鄧小平作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說明》，李富春作了《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的說明》。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通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關於改進農村財政貿易管理體制的決議》、《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和《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討論了國際形勢。會議期間毛澤東于12月1日寫了《關於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是不是真老虎的問題》的著名短文；12月6日毛澤東還同有關同志談了宣傳工作問題。
1959年1月24日
磋商蘇共中央來信談到的赫魯曉夫將在蘇共二十一次大會上提出取消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為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以蘇共為中心的提法問題。后來中共代表團在同蘇共蘇斯洛夫等會談中說：中共中央認為在現在條件下取消以蘇聯為首和以蘇共為中心的提法不妥當，我們不贊成，莫斯科宣言是正確的，應當繼續堅持。
討論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當前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運輸、輕工業、人民公社等方面的問題。2月1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經過會議討論和修改，形成《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幾個重要問題的說明》。
第二次鄭州會議
1959年2月27日-3月5日
制定《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的會議紀要，糾正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產生的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
1959年3月17日-3月20日
3月17日，西藏叛亂分子悍然將達賴劫出拉薩。會議討論西藏軍叛亂的緊急情況和毛澤東于12日至15日從武昌連續三次打電報向中央提出的建議。建議指出：拉薩上層反動集團可能認為我們示弱、膽怯、無能。建議在西藏軍事上采取守勢，政治上采取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教育下層。并請中央考慮對達賴可能出走在政治上取何種態度和需要采取的措施。劉少奇和鄧小平說，當前首先是準備堅決平息叛亂，改組西藏地方政府，改組藏軍，實行政教分離，然后實行民主改革。周恩來指出，這次事件同印度當局有關，英國和美國政府在幕后很積極，支持印度當局，把印度推到第一線。叛亂的指揮中心在印度的噶倫堡。會議還討論了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
形成了《關于人民公社的18個問題》的會議紀要，準備提交八屆七中全會討論。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1959年4月2日-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