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儘管君士坦丁確實保持絕對中立，但希臘總理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從很早的時候就決定加入協約國，因為他似乎最有利於希臘，並開始與協約國進行外交努力，為最終勝利後的讓步做好準備。分歧以及隨後國王對韋尼澤洛斯的解僱，導致兩人之間產生了深深的個人裂痕，這種裂痕蔓延到了他們的追隨者和更廣泛的希臘社會。隨著韋尼澤洛斯在希臘北部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希臘分裂成兩個完全對立的政治陣營，最終在協約國的支持下，迫使國王退位。1917年5月，康士坦丁一世流亡後，韋尼澤洛斯返回雅典並與協約國結盟。希臘軍隊（雖然分為君主制支持者和「」支持者）開始在邊界上參與針對保加利亞軍隊的軍事行動。
參戰和之前的事件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希臘的深刻政治和社會分裂。該國最重要的政治組織，韋尼澤派自由黨和保皇黨，已經捲入了對戰前政治的長期而激烈的競爭，達到了對彼此徹底仇恨的狀態。雙方都認為對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行為在政治上是非法的和叛國的。這種敵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整個希臘社會，造成了深深的裂痕，這對失敗的小亞細亞戰役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並導致了戰期間希臘的許多社會動盪。
直到1922年8月的希臘軍事進程發展地圖
戰爭的軍事方面始於穆茲羅斯停戰協定。希臘-土耳其戰爭的軍事行動大致可分為三個主要階段：第1階段：1919年5月至1920年10月期間，包括希臘在小亞細亞的登陸和沿愛琴海沿岸的鞏固；第2階段從1920年10月持續到1921年8月，是希臘的進攻時刻。第3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一直持續到1922年8月，當時土耳其軍隊掌握了戰略主動權。
喬治王儲抵達士麥那
希臘士兵在士麥那歡騰的希臘人人群中邁步走過
1919年5月15日，兩萬名希臘士兵登陸士麥那，並在希臘、法國和英國海軍的掩護下控制了這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登陸該城市的法律依據，見於穆茲羅斯停戰協定第7條，該條允許協約國盟軍「在出現威脅盟國安全的任何情況時，佔領任何的戰略要地」。此外，希臘人也已經將他們的軍隊帶入東色雷斯（君士坦丁堡及其周邊地區除外）。根據不同的消息來源，士麥那的基督徒人口（主要是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與該市的穆斯林土耳其人口相比，前者為少數，後者為多數。希臘軍隊還包括2,500名亞美尼亞。居住在該市的大多數希臘人以解放者的身份迎接希臘軍隊。
1920年夏天，希臘軍隊向大門德雷斯河河谷、布爾薩和阿拉謝希爾之方向發動了一系列成功攻勢。這些行動的總體戰略目標是為了給士麥那的防禦提供戰略縱深，此時土耳其的抵抗也越來越強。至此，希臘佔領區已經擴展到安納托利亞西部和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區。
根據色佛爾條約瓜分鄂圖曼帝國
作為希臘軍隊在協約國一方的貢獻之回報，協約國支持將東色雷斯和士麥那的領土分配給希臘。該條約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小亞細亞戰場，同時也決定了鄂圖曼帝國的命運。從此，鄂圖曼帝國將不再是歐洲強國。
1920年8月10日，鄂圖曼帝國簽署了《色佛爾條約》，將色雷斯（直至）割讓給希臘。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放棄了對因布羅斯和特內多斯的所有領土主張，保留了君士坦丁堡的小領土、馬爾馬拉群島和「一小片歐洲領土」。博斯普魯斯海峽則被國際聯盟託管，而它們從現在起將對所有人開放。
此外，土耳其還被迫將「對士麥那的主權行使權」移交給希臘，此外還有一個相當大的腹地跟著移交出去，僅保留一面「外堡的旗幟」。儘管希臘管理著士麥那飛地，但其主權名義上仍歸鄂圖曼蘇丹所有。根據條約的規定，士麥那要維持一個地方自治的狀況，如果五年內她要求併入希臘王國，依照規定，市內將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此類事項。
然而，該條約從未得到鄂圖曼帝國和希臘的批準。
1920年10月，在勞合喬治的鼓勵下，希臘軍隊進一步向東推進到安納托利亞，後者打算向土耳其和鄂圖曼帝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他們簽署《色佛爾條約》。這一進軍始於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的自由黨政府，但進攻開始後不久，韋尼澤洛斯便下臺並由 (Dimitrios Gounaris) 取代。這些行動的戰略目標是擊敗土耳其民族主義者並迫使穆斯塔法·凱末爾進行和平談判。前進的希臘人在這一點上仍然擁有數量和現代裝備的優勢，他們希望早日進行一場戰鬥，他們也有信心在這場戰鬥中瓦解裝備不良的土耳其軍隊。然而，他們幾乎沒有遇到阻力，因為土耳其人設法有條不紊地撤退並避免被希臘軍包圍。邱吉爾對此表示：「希臘縱隊沿著鄉間小路，安全地穿過許多醜陋的污跡，但在他們接近時，土耳其人總能在強大而睿智的領導人指揮下，安全地消失在安納托利亞的深處。」
──希臘總司令
1920年10月，亞歷山大國王於1917年6月11日登上希臘王位，當時他的父親康斯坦丁一世被韋尼澤主義者驅逐，後來被皇家花園裡的一隻猴子咬傷，幾天內死於敗血癥。亞歷山大國王去世後由於沒有繼承人，原定於，突然成為韋尼澤洛斯的支持者和保皇黨之間新衝突的焦點。反韋尼澤派的競選活動是基於對政府內部管理不善和專制態度的指控，由於戰爭因素，政府自1915年以來一直沒有選舉而繼續執政。與此同時，他們提出了小亞細亞脫離戰爭的想法，但沒有提出明確的計劃來說明這將如何發生。相反，韋尼澤洛斯被認為是一場似乎毫無進展幸的戰爭的持續。大多數希臘人既厭戰又厭倦了威尼澤主義者近乎獨裁的政權，因此選擇了改變。出乎很多人的意料，韋尼澤洛斯派僅贏得了369個席位中的118個。選舉的落敗迫使韋尼澤洛斯和他的一些最親密的支持者離開這個國家。直到今天，他當時舉行選舉的理由仍受到質疑。
迪米特里奧斯·古納里斯 (Dimitrios Gounaris) 領導的新政府準備就康士坦丁國王的回歸舉行公民投票。注意到國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敵對立場，協約國警告希臘政府，如果他重新登上王位，他們將切斷對希臘的所有財政和軍事援助。
一個月後，全民公投要求康士坦丁國王回歸。返回後不久，國王更換了許多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威尼澤派軍官，並任命缺乏經驗的君主主義軍官擔任高級職務。這場戰役的領導權交給了(Anastasios Papoulas)，而康士坦丁國王本人名義上承擔了總體指揮權。然而，士麥那的高級專員並未被撤職。此外，許多剩餘的威尼澤利斯特軍官對於政權的更迭而感到震驚。
以喬治·康迪利斯(Georgios Kondylis)為首的一群軍官在君士坦丁堡成立了一個「國防」組織，該組織與韋尼澤派的逃兵加強了聯繫，很快就開始批評雅典的保皇黨政府。
保衛士麥那和小亞細亞海岸的希臘軍隊在向安卡拉進軍時清除了大部分韋尼澤洛斯的支持者。然而，軍隊內部兩派之間的緊張局勢仍然存在。
該地圖顯示希臘軍隊在西線推進的路線
到1920年12月，希臘人已在兩條戰線上推進，從西北和士麥那接近埃斯基謝希爾，並鞏固了他們的佔領區。1921年初，他們通過小規模偵察入侵恢復了前進，但遭到了根深蒂固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頑強抵抗，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準備和裝備越來越好，已經有了正規軍的規模了。
希臘的進攻在1921年1月11日的中第一次停止。儘管這是一場只涉及一個希臘軍隊的師的小對峙，但它對初出茅廬的土耳其革命者來說具有一定的政治意義。這一發展導致盟軍在倫敦的一次會議上提議修改《色佛爾條約》，土耳其革命政府和鄂圖曼帝國政府都出席了會議。
儘管與義大利、法國和英國達成了一些協議，但希臘政府並未同意這些決定，希臘政府認為他們仍然保留了戰略優勢，還可以從更有利的位置進行談判。希臘人在3月27日發起了另一次進攻，即，土耳其軍隊在那裡進行了猛烈的抵抗，最終於3月30日阻止了希臘人。這段期間，土耳其軍隊得到了蘇俄的武器援助。
到這個時候，所有其他戰線都已經有利於土耳其人，為希臘軍隊的主要威脅騰出了更多資源。法國和義大利與土耳其革命者簽訂了私人協議，以表彰他們不斷增長的實力。他們將希臘視為英國的客戶，並向土耳其人出售軍事裝備。如莫斯科條約所示，俄羅斯的新布爾什維克政府對土耳其革命者變得友好。布爾什維克黨用金錢和彈藥支持穆斯塔法·凱末爾和他的軍隊。僅在1920年，蘇俄就向凱末爾主義者提供了6,000支步槍、超過500萬支步槍彈藥筒、17,600發砲彈以及200.6公斤（442.2磅）金條。在隨後的兩年中，援助金額有所增加。
1921年康士坦丁國王在屈塔希亞外，裝飾勝利的戰旗
1921年6月27日至7月20日期間，一支由9個師組成的增援希臘軍隊，與由伊斯麥特·伊諾努指揮的土耳其軍隊，在阿菲永卡拉希薩爾-屈塔希亞-埃斯基謝希爾戰線上發起了一次重大攻勢──這是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攻勢。希臘人的計劃是將安納托利亞一分為二，因為上述城鎮位於連接腹地和海岸的主要鐵路線上。然，希臘軍隊沒有繼續追擊並果斷地削弱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軍事能力，而是停止了行動。結果，儘管土耳其人最後戰敗了，他們還是設法避免了包圍孤寂，並在薩卡里亞河以東進行戰略撤退，在那裡，他們建立了最後一道防線。
這是決定希臘在安納托利亞戰役命運的重大決定。該國和陸軍領導人，包括康士坦丁國王、總理迪米特里奧斯·古納里斯和阿納斯塔西奧斯·帕普拉斯將軍，在屈塔希亞會面，討論了這場戰役的未來發展。士氣低落的希臘人雖然重新振作了起來，但未能評估有利於防守方的戰略形勢；相反，為了尋求「最終解決方案」，領導層陷入了兩極化的冒險決定，即追擊土耳其人並攻擊他們靠近安卡拉的最後一道防線。軍方領導比較謹慎，要求增加增援和時間上的準備，但並沒有與政客作對。只有少數聲音支持防禦姿態，包括伊奧尼斯·美塔克薩斯。此時康士坦丁國王幾乎沒有實際權力，也沒有任何爭論的打算。經過將近一個月的延遲，土耳其人有足夠的時間建立他們的防禦戰線，後來希臘的七個師穿越了薩卡里亞河以東。
描繪薩卡里亞戰役的希臘石版畫
在伊斯麥特·伊諾努領導下的土耳其軍隊在屈塔希亞-埃斯基謝希爾戰役中撤退後，希臘軍隊重新向安卡拉以西不到100公里（62 英里）的薩卡里亞河（希臘語為Sangarios）推進。康士坦丁的戰鬥口號是「致安吉拉」，英國軍官被邀請參加凱末爾市的勝利晚宴。本來一直避免被包圍的土耳其革命黨人將被捲入保衛首都的戰鬥中，並在消耗戰中被摧毀。
儘管有蘇俄的幫助，但由於土耳其軍隊準備迎接希臘人，補給品嚴重短缺，私人步槍、槍支和彈藥的所有者不得不將它們交給軍隊，每家每戶都要提供一條內衣和一雙涼鞋。與此同時，土耳其議會對伊斯麥特·伊諾努作為西線指揮官的表現不大滿意，希望穆斯塔法·凱末爾和總參謀長費夫齊·恰克馬克接管政權。
1921年8月在戰俘營工作的土耳其囚犯
希臘軍隊在一周內穿越沙漠，行軍200公里（120英里）到達攻擊陣地，因此土耳其人可以看到他們的到來。食品供應是40噸麵包和鹽、糖和茶，其餘的在途中搜刮出來。
希臘軍隊的推進遭到了激烈的抵抗，最終在為期21天的薩卡里亞戰役（1921年8月23日 9月13日）中達到了高峰。由於土耳其的防禦陣地集中在一系列高坡上，希臘人不得不猛攻並佔領它們。土耳其人佔領了某些山頂並失去了其他山頂，而一些山頂則多次失守並重新奪回。然而，土耳其人不得不節約人力，因為希臘軍隊擁有一定的數量優勢。此時的關鍵戰役到了，希臘軍隊試圖攻占安卡拉以南40公里（25英里）的哈伊馬納，但土耳其人最終還是堅守住了。希臘進軍安納托利亞的同時，延長了他們的補給線和通訊線，而他們的彈藥已經用完了。激烈的戰鬥讓雙方都筋疲力盡，但希臘人最先撤回了他們以前的陣線。整個戰鬥過程中，安卡拉市內都可清楚地聽到了大砲的轟鳴聲。
那是希臘人在安納托利亞推進的最遠距離，幾週內他們有條不紊地撤回到他們在6月保持的陣線。土耳其議會授予穆斯塔法·凱末爾和費夫齊·恰克馬克元帥稱號，以表彰他們在這場戰鬥中的貢獻。直到今天，還沒有其他人從土耳其共和國獲得過這個五星級的將軍頭銜。
穆斯塔法·凱末爾訪問恰伊，拍攝時間為1922年3月31日上午。
由於未能達成軍事解決方案，希臘向協約國尋求幫助，但在1922年初，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認為《色佛爾條約》已經「不合時宜」，必須進行修訂。根據這一決定，義大利和法國的軍隊紛紛撤離了他們的陣地，使得希臘人獨自面對著土耳其軍隊。
1922年3月，盟軍提議停戰。穆斯塔法·凱末爾認為自己現在擁有戰略優勢，因此拒絕在希臘人留在安納托利亞期間進行任何談判，並加緊努力重組土耳其軍隊，以對希臘人進行最後的反擊。與此同時，希臘人加強了他們的防禦陣地，但由於保持防禦的不作為和戰爭的延長，他們的士氣是愈發低下。希臘政府迫切希望得到英國的一些軍事支持，或至少有貸款支持，因此它制定了一個不周到的計劃，透過威脅英國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並在外交上強迫英國，但這從未實現過。此時佔領君士坦丁堡將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駐紮在那裡的盟軍部隊比色雷斯的希臘軍隊少得多（兩個師）。但最終的結果是透過撤軍，削弱了希臘在士麥那的防禦。另一方面，土耳其軍隊是蘇俄重要援助的接受者。4月29日，蘇俄當局向土耳其領事提供了關鍵數量的武器和彈藥，足夠三個土耳其師使用。5月3日，蘇俄政府向土耳其移交了3,350萬金盧布——其中1,000萬金盧布作為信貸結餘。
希臘的反戰呼聲越來越高，要求撤軍，士氣低落的宣傳在部隊中蔓延。一些被撤職的韋尼澤洛斯軍官組織了一場「國防」運動，並策劃了一場脫離雅典的政變，但始終沒有得到韋尼澤洛斯的支持，後來他們的所有行動都沒有結果。
歷史學家寫道：
1922年8月29日在阿菲永卡拉希薩爾附近的希臘士兵
土耳其人終於在同年8月26日發起了反擊，土耳其人稱之為「」（Büyük Taarruz）。8月26日，希臘主要防禦陣地被佔領，次日阿菲永卡拉希薩爾陷落。8月30日，希臘軍隊在中被決定性地擊敗，許多士兵被俘或被殺，大部分裝備也丟失。這一天被稱為勝利日，這是土耳其的國定假日和屈塔希亞收復日。在戰鬥中，希臘將軍和基蒙·迪格尼斯被土耳其軍隊俘虜。他們直到特里庫皮斯將軍在被捕後，才得知他最近被任命為哈齊亞內斯蒂斯將軍的總司令。據希臘陸軍總參謀部稱，1922年8月30日，由於缺乏彈藥、食物和補給，尼古拉斯·特里庫皮斯和基蒙·迪格尼斯少將在卡拉賈希薩爾村投降。9月1日，穆斯塔法·凱末爾向土耳其軍隊發出了著名的命令：「軍隊們，你們的第一個目標是地中海，前進！」
9月2日，埃斯基謝希爾被土耳其收復，希臘政府要求英國安排停火協議，以至少保留其在士麥那的統治。然而，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斷然拒絕承認即使是希臘對士麥那的臨時佔領，並稱其為外國採取了侵略性的軍事政策的占領。巴勒克埃西爾和比萊吉克於9月6日被收復，艾登於第二天被收復。馬尼薩則於9月8日被收復。雅典政府因而下臺。土耳其騎兵於9月9日進入士麥那。蓋姆利克和相繼於9月11日收復，整個希臘師投降。希臘軍隊於9月18日徹底驅逐出安那托利亞。正如歷史學家(George Lenczowski) 所說：「進攻一旦開始，就取得了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隨後，土耳其人在兩週內將希臘軍隊趕回了地中海。」
Türk süvari birliklerinin ?zmire giri?i.jpg|穆斯塔法·凱末爾帕夏 (Mustafa Kemal Pasha) 指揮的土耳其軍隊於1922年9月9日進入士麥那（伊茲密爾）。
?zmir vilayet kona?? balkonundaki dire?eTürk Bayra??n?n ?ekili?i 9 Eylül 1922.jpg|1922年9月9日，在伊茲密爾總督府上懸掛的土耳其國旗。
Atatürk ve kurmaylar?.jpg|1922年9月10日，總司令穆斯塔法·凱末爾帕夏 (Mushir Mustafa Kemal Pasha) 與費夫齊·恰克馬克帕夏 (Mushir Fevzi Pasha) 和副官 (Salih Bey) 少校一起抵達伊茲密爾。
Turkish V Cavalry Corps.jpg|首次訪問伊茲密爾的
從義大利船隻上看到的士麥那大火，拍攝於1922年9月14日
土耳其騎兵的先頭部隊於9月8日進入士麥那郊區。此時希臘總部已經撤離該鎮。9月9日星期六早上十一點左右，土耳其騎兵騎馬進城。9月10日，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在可能出現社會混亂的風險下迅速發佈公告，將任何傷害非戰鬥人員的土耳其士兵判處死刑。在土耳其占領這座城市的前幾天，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的使者散發了用希臘文寫成的這份命令的傳單。穆斯塔法·凱末爾說道：安卡拉政府不會對發生的任何大屠殺負責。
很快地，希臘和亞美尼亞民眾都遭受了暴力對待，他們的財產也遭到剝奪。大多數目擊者報告指出，土耳其軍隊在該市放火。 這座城市的希臘和亞美尼亞住宅區被燒毀，土耳其和猶太人的住宅區則安然無恙。
重新奪回士麥那後，土耳其軍隊向北前往博斯普魯斯海峽、馬摩拉海和達達尼爾海峽，在那裡，盟軍的駐軍得到了來自君士坦丁堡的英國、法國和義大利軍隊的增援。在9月15日發表在《每日郵報》上的採訪中，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表示：''「在我們最近的勝利之後，我們的要求和以前一樣。我們要求小亞細亞、色雷斯到馬里薩河和君士坦丁堡??我們必須擁有我們的首都，在這種情況下，我將不得不率領我的軍隊向君士坦丁堡進軍，這將是幾天之內完成的事情。當然，我肯定更願意通過談判來重新獲得之，不過我自然不能無限期地等待這個談判的到來。」''
大約在這個時候，幾名土耳其軍官被派去到君士坦丁堡進行秘密滲透，以幫助組織在發生戰爭時居住在該市的土耳其人們。例如當時擔任《多倫多星報》的戰地記者厄尼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報導說：
英國內閣最初決定必要時在達達尼爾海峽抵抗土耳其人，並請求法國和義大利幫助希臘人留在色雷斯東部。英國政府還向其殖民地發出了軍事支援請求。然而，殖民地的反應是否決這個要求（紐西蘭除外）。此外，義大利和法國軍隊紛紛放棄了他們在海峽的陣地，讓英國獨自面對土耳其人。9月24日，穆斯塔法·凱末爾 (Mustafa Kemal) 的軍隊進入海峽區，並拒絕了英國人的離開請求。英國內閣在此事上存在分歧，但最終還是阻止了任何可能的武裝衝突。駐君士坦丁堡盟軍指揮官英國將軍 (Charles Harington) 阻止他的部下向土耳其人開火，並警告英國內閣不要進行任何輕率的冒險。希臘艦隊應他的要求離開了君士坦丁堡。英國人最終決定迫使希臘人撤退到東色雷斯的馬里查河以西。這舉動使穆斯塔法·凱末爾最終接受並開始進行停戰談判。
土耳其地圖，上面有洛桑條約所規定的西部邊界
於1922年10月11日結束。盟軍（英國、法國和義大利）保留了對色雷斯東部和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控制權。希臘人須撤離這些地區。該協議於1922年10月15日開始生效，也就是希臘方面同意簽署的一天後。
穆達亞停戰協議之後便是洛桑條約。除了該條約外，土耳其和希臘。超過一百萬希臘東正教基督徒因而流離失所；他們中的大多數被重新安置在阿提卡和新合併的希臘領土：馬其頓和西色雷斯，並與大約500,000名從希臘領土流離失所的穆斯林進行了人口交換。
希臘人估計，儘管法國和英國警告不要低估敵人，但他們認為只需要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以一己之力擊敗已經被削弱的土耳其人。在四年的流血衝突中已經筋疲力盡的協約國們，已經不願意願意再參與新的戰爭並為希臘賣命。1921年2月的上，希臘總理透露，希臘軍隊的士氣非常高，他們的勇氣毋庸置疑，他補充道：在他看來凱末爾的軍隊鎮「不算是正規軍，只是一群不值得考慮或根本不值得考慮的烏合之眾」罷了。儘管如此，盟軍仍懷疑著希臘向安納托利亞推進的能力，畢竟他們將面臨著土耳其廣闊的領土、漫長的交通線、希臘笨身國庫的財政短缺，以及最重要的是土耳其農民/士兵的堅韌不拔。1921年7月，希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伊諾努戰役中未能擊潰並擊敗新成立不久的土耳其軍隊後，義大利便開始撤離他們在安納托利亞西南部的佔領區。此外，義大利還聲稱希臘違反了規定的希臘佔領區之限制。另一方面，法國在奇里乞亞與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建立了自己的戰線。法國和其他盟國一樣，也已經打算支持土耳其人的國家，以建立一個強大的緩衝國家來對抗布爾什維克黨國（即蘇俄），並打算就此撤軍。在希臘人在決定性的薩卡里亞戰役中再次未能擊敗土耳其人之後，法國人終於在1921年10月下旬，與土耳其人簽署了《安卡拉條約》。此外，盟軍並未完全允許希臘海軍對黑海沿岸實施封鎖，這可能會限制到土耳其的食品、材料之進口。儘管如此，希臘海軍還是轟炸了一些較大的港口（1921年6月和7月的伊內博盧；1921年7月的特拉布宗與錫諾普；1921年8月的里澤與特拉布宗；1921年9月的阿拉克勒、泰爾梅與特拉布宗；1921年10月的伊茲密特；1922年6月的薩姆松）。希臘海軍有封鎖黑海沿岸的能力，尤其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伊諾努、屈塔希亞-埃斯基謝希爾和薩卡里亞戰役之前和期間，他阻止了多次武器和彈藥的運輸。
對於希臘軍隊來說，充足的補給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雖然希臘軍隊不缺乏人、勇氣或熱情，但很快地，他就幾乎缺乏其他的一切。由於經濟的不景氣，希臘無法維持長時間的動員戰爭。根據1922年5月的一份英國報告，有60,000名安納托利亞本土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切爾克斯人在希臘佔領下服役（其中6,000-10,000人是切爾克斯人）。相比之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150萬軍人傷亡，土耳其人也很難找到足夠健康的人來參與戰爭。很快地，希臘軍隊就超出了其後勤結構所能支撐的限制，以致無法在最初的非正規土耳其軍隊和後來的正規土耳其軍隊的不斷攻擊下，保住這麼廣大的占領地。因此，認為如此龐大的部隊可以主要通過“靠陸為生”來維持進攻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儘管希臘軍隊在1921年9月之後不得不保留大片領土，但希臘軍隊的機動化程度還是高於土耳其軍隊。希臘軍隊還有63,000只運輸動物、4,036輛卡車和1,776輛汽車/救護車（根據希臘陸軍歷史局的數據，包括救護車在內的卡車總數為2,500輛）。其中只有840輛被用於向安哥拉進軍，還有1,600頭駱駝和大量牛馬車，而土耳其軍隊則依靠動物運輸。他們有67,000頭牲畜（其中被用作：3,141輛馬車、1,970輛牛車、2,318輛和71輛），但只有198輛卡車和33輛汽車/救護車。
隨著希臘人的供應情況惡化，土耳其人的情況有所改善。在穆德羅斯停戰協議之後，盟軍解散了鄂圖曼軍隊，沒收了所有鄂圖曼的武器和彈藥，因此，正在組建新軍隊的土耳其民族運動急需武器。除了盟軍尚未沒收的武器，他們從國外得到了蘇俄的支持，代價是將巴統送給蘇俄。蘇俄還向土耳其民族運動提供了貨幣援助，援助的程度雖沒到他們所承諾的這麼多，但仍幾乎可以彌補所承諾的武器供應之巨大不足。蘇俄支持他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盟軍在俄羅斯領土上與布爾什維克政權作戰，因此土耳其的反對派受到莫斯科的青睞。義大利人因失去本屬他們的士麥那而憤憤不平，他們利用他們在安塔利亞的基地來武裝和訓練土耳其軍隊，以協助凱末爾主義者對抗希臘人。
一位英國武官於1921年6月視察了希臘軍隊，他說：「這是我從未見過的更加高效的戰鬥機器。」後來他寫道：「現在準備好並渴望推進的希臘小亞細亞隊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投入戰場的最強大的力量。它的士氣相當高漲。從巴爾幹地區的標準來看，它的員工很有能力，紀律和組織也相當良好。」土耳其軍隊則擁有堅定而稱職的戰略和戰術指揮部，並由參與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老兵指揮。此外土耳其軍隊享有地形防禦優勢，可以以新的「區域防禦」形式執行。
穆斯塔法·凱末爾在共產主義者眼中是革命者，在保守派眼中是傳統和秩序的保護者，在民族主義者眼中是愛國軍人，是宗教界的穆斯林領袖，因此他能夠招募到所有土耳其人並激勵他們進行戰鬥。土耳其民族運動還因此吸引了不少同情者，尤其是來自遠東國家的穆斯林。孟買的Khilafet委員會設立了一項基金來幫助土耳其軍隊，並發送財政援助和源源不絕的鼓勵信。不過並非所有的錢都會被使用，穆斯塔法·凱末爾決定不使用Khilafet委員會寄來的錢。這筆錢後來在出現。獨立戰爭之後，他後來被用於建立。
魯道夫·拉梅爾估計，從1900年到1923年，不同的土耳其政權殺害了3,500,000到超過4,300,000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和亞述人。拉梅爾估計在1919年至1922年的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有440,000名亞美尼亞平民和264,000名希臘平民被土耳其軍隊殺害。然而，他還在第488行中給出了他對1.428至438.8萬死亡人數的研究中的數字，其中278.1萬是亞美尼亞人、希臘人、景教人、土耳其人、切爾克斯人等。記者阿諾德·約瑟·湯恩比還說：土耳其軍隊明確地、個別地、蓄意地燒毀了這些村莊的每棟房子，向它們潑汽油，並小心翼翼地確保它們被完全摧毀。整個1920-23年土耳其獨立戰爭期間發生了大屠殺，尤其是東部和南部的亞美尼亞人，以及黑海地區的希臘人。
錫瓦斯省省長Ebubekir Haz?m Tepeyran於1919年表示，屠殺是如此可怕，以至於他無法不去報告。他提到了黑海地區對希臘人犯下的暴行，據官方統計，1921年有11,181名希臘人被（因殺害而臭名昭著）指揮的中央軍隊殺害。一些議會代表要求判處努爾丁帕夏死刑，並決定對他進行審判，但後來因穆斯塔法·凱末爾的干預而撤銷了審判。寫道，據一家報紙報導，努爾丁帕夏提議殺死安納托利亞所有剩餘的希臘和亞美尼亞人，但穆斯塔法·凱末爾拒絕了這一建議。
還有幾篇當代西方報紙文章報導了土耳其軍隊對居住在安納托利亞的基督徒人口（主要是希臘和亞美尼亞平民）犯下的暴行。例如，據倫敦時報報導，「土耳其當局坦率地表示，他們故意讓所有希臘人死亡，他們的行動支持了他們的說法。」愛爾蘭報紙《貝爾法斯特新聞通訊》寫道：「安哥拉土耳其人現在正在實施的關於野蠻和殘忍的駭人聽聞的故事是在小亞細亞消滅基督教少數群體的系統政策的一部分。」據《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導，由於基督教在勤奮方面的優越性以及隨之而來的土耳其人的嫉妒和自卑感，土耳其人認為他們需要謀殺這些基督教少數民族來洩憤。這篇論文寫道：「結果是在土耳其人的頭腦中滋生了恐慌和嫉妒的感覺，這在後來的幾年裡使他們陷入抑鬱。他們相信他們無法在和平藝術方面與他們的基督教臣民競爭，尤其是那些受過良好的教育且太勤奮的基督徒和希臘人。因此，他們不時試圖通過驅逐和屠殺來試圖糾正這種平衡。如果列強持續冷酷無情、不明智地試圖使土耳其對基督徒的暴政永久化，那麼這將再次成為土耳其過去幾代人的立場。」據《蘇格蘭人報》報導，1920年8月18日，土耳其人在小亞細亞伊斯米德東南部的卡拉穆薩爾Feival區，屠殺了5,000名基督徒。據一些西方報紙報導，在此期間也發生了針對亞美尼亞人的屠殺，不約而同地延續了1915年鄂圖曼帝國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的政策。1922年2月25日，本都地區的24個希臘村莊被燒毀。美國報紙《亞特蘭大觀察報》寫道：「從本都婦女和兒童燃燒的屍體的氣味表示，這是對希臘軍隊撤出後小亞細亞基督徒正在等待什麼的警告。」據貝爾法斯特通訊社報導，在1922年的頭幾個月裡，10,000名希臘人被反攻中的凱末爾軍隊殺害。根據費城晚報，土耳其人繼續實行奴隸制，為他們的後宮攫取婦女和兒童，並強奸了無數婦女。《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寫道，土耳其當局還會阻止傳教士和人道主義援助團體幫助那些家園被燒毀的希臘平民，儘管後來有大量援助，土耳其當局還是會設法讓這些人死去。《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寫道：「土耳其人正試圖以比1915年對亞美尼亞人大屠殺更有力的方式消滅希臘人。」
對居住在本都地區的本都希臘人的暴行，在希臘和賽普勒斯被認為是本都種族滅絕。根據時任紐約州州長喬治·派塔基 (George Pataki) 於2002年發表的一項公告：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在土耳其政府批準的旨在取代他們的系統性運動中遭受了無法估計的殘忍對待；摧毀希臘城鎮和村莊，並在希臘人佔多數的地區（例如黑海沿岸、本都和士麥那附近地區）屠殺數十萬平民；那些倖存下來的人被從土耳其流放，今天他們和他們的後代生活在眾多的希臘僑民中。
士麥那大火的希臘受害者
到1922年9月9日，土耳其軍隊已進入士麥那，而希臘當局則在兩天前離開。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的混亂，基督徒人口遭受士兵和土耳其居民的襲擊。包括士麥那金口在內的人都被土耳其士兵用私刑處死，9月13日，該市亞美尼亞區的一場大火吞沒了該市的基督教海濱，使該市遭到破壞。火災的責任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有些消息來源是土耳其人肇事，有些消息來源則是希臘人或亞美尼亞人肇事。大約50,000到100,000名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在火災和伴隨的大屠殺中喪生。
在希臘軍隊放棄該鎮（1922年8月）後，土耳其醫務人員在前往伊茲密爾的途中抵達該鎮並營救傷員。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約瑟·湯恩比寫道，希臘於1919年5月15日在登陸士麥那後發生了有組織的暴行。他還說，他和他的妻子親眼目睹了希臘人在亞洛瓦、蓋姆利克和伊茲米特地區犯下的暴行，他們還獲得了豐富的物證，例如「燒毀和掠奪的房屋、最近的屍體和遭受恐怖襲擊的倖存者」，但也目睹了希臘平民的搶劫和身著制服的希臘士兵隨意縱火。湯恩比寫道：希臘軍隊一登陸，就開始對土耳其平民實施暴行，因為他們「破壞了肥沃的梅恩德（河曲）山谷」，並迫使成千上萬的土耳其人逃到被希臘人控制的地區的邊界以外避難。、後來的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將相關具體活動與土耳其方面的種族滅絕政策進行了比較，他指出與「從特拉比松和薩姆松地區相當誇張地大規模驅趕希臘人」相比，希臘的暴行已經算是「小規模的」了。
在期間，希臘軍隊在梅內門對土耳其平民進行了屠殺，造成200人死亡、200人受傷。一些土耳其消息來源聲稱梅內門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為1000人。根據阿諾德·約瑟·湯恩比的說法，1921年6月2 日，伊茲密特發生大屠殺，造成300多名土耳其平民死亡。
身為國際聯盟委員會成員的英國軍官哈羅德·阿姆斯特朗 (Harold Armstrong) 報告說，當希臘人從士麥那開始往東推進時，他們屠殺和強奸了不少平民，並在他們前進的過程中持續焚燒和掠奪。約翰內斯·科爾莫丁 (Johannes Kolmodin) 是住在士麥那 (Smyrna) 的瑞典東方學家。他在信中寫道，希臘軍隊燒毀了250個土耳其村莊。在一個村莊，希臘軍隊要求提供 500金里拉以拯救該鎮；，然而在付款之後，該村仍然被廢棄了。
由英國、法國、美國和義大利軍官組成的國際聯盟委員會，和日內瓦國際紅十字會代表M. Gehri，分別編寫了兩份關於他們對的調查的合作報告。這些報告發現希臘軍隊對土耳其居民犯下了有系統的暴行。委員們提到了「對土耳其村莊的焚燒和搶劫」、「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對土耳其人的暴力對待」以及「對穆斯林人口進行系統性破壞和滅絕的計劃」。盟軍委員會在1921年5月23日的報告中還指出，「該計劃是由希臘和亞美尼亞軍隊執行的，他們似乎受希臘的指示下行動，有時甚至得到正規軍分遣隊的協助」。盟國委員會還表示，村莊的破壞和穆斯林人口的消失，可能是為了在該地區創造有利於希臘政府的政治局勢。盟軍的調查還指出，這些具體事件是對土耳其過去幾年普遍壓迫的報復，尤其是對土耳其一年前在馬爾馬拉地區犯下的暴行進行報復，當時幾個希臘村莊被燒毀，數千名希臘人被屠殺。
阿諾德·約瑟·湯恩比 (Arnold J. Toynbee) 寫道，他們獲得了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自1921年6月以來，希臘佔領區的其餘大部分地區都開始了類似的暴行。他表示說：「士麥那城的突厥人的處境，可以毫不誇張地稱之為『恐怖統治』，可以推斷他們在鄉村地區的待遇也將變得越來越差。」然而，湯恩比沒有註意到盟軍的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土耳其人在伊斯米德半島犯下的暴行「比希臘人的暴行更為嚴重和兇殘」。總的來說，正如英國情報報告所報導的那樣：「佔領區的土耳其居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毫無異議地接受了希臘統治的到來，在某些情況下毫無疑問地，它比似乎建立在恐怖主義基礎上的土耳其民族主義政權更受歡迎」。英國軍事人員觀察到，烏沙克附近的希臘軍隊因「擺脫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軍隊的許可和壓迫」而受到穆斯林民眾的熱烈歡迎，希臘軍隊對穆斯林人口有「偶爾的不當行為」，不過通常肇事者會被希臘當局起訴，而「最壞的惡棍」是「希臘軍隊招募的少數亞美尼亞人」，他們隨後便被送回君士坦丁堡。報告說，在洛桑條約談判期間，土耳其代表團的首席談判代表伊斯麥特·伊諾努估計，有150萬安納托利亞土耳其人在希臘佔領區被驅逐或死亡。其中，麥卡錫估計有860,000人避難，640,000人死亡；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死者大多也是難民。人口普查數據比較表明，有1,246,068名安納托利亞穆斯林成為難民或直接死亡。然而，麥卡錫的工作遭到了學者的嚴厲批評，他們將麥卡錫的觀點定性為對土耳其和土耳其官方立場的無可辯駁的偏見，以及否認種族滅絕的發生。作為洛桑條約的一部分，希臘承認有義務對在安納托利亞造成的損失進行賠償，但由於希臘的財政困難，土耳其同意放棄所有此類的相關索賠。
根據洛桑土耳其代表團的報告，。
根據一些消息來源，撤退的希臘軍隊在戰爭的最後階段，也就是逃離安納托利亞時，執行了焦土策略。中東歷史學家(Sydney Nettleton Fisher) 寫道：「撤退的希臘軍隊奉行了焦土政策，並對沿途手無寸鐵的土耳其村民犯下了所有已知的暴行。」指出：「希臘撤退時對當地居民與村莊的破壞甚至比佔領之時還要嚴重」。
當時的美國駐君士坦丁堡副領事詹姆士·羅德·派克在希臘撤離後立即巡視了大部分受災地區，並報告了他所看到的伊茲密爾周邊城鎮的情況，例如。
金羅斯寫道：「其路徑上的大多數城鎮已經成為廢墟。烏沙克的三分之一已不復存在。阿拉希希爾只不過是一個黑色的猶如洞穴般的玷污了山坡。一個又一個村莊變成了一個灰燼堆。在歷史悠久的聖城馬尼薩的一萬八千座建築中，只剩下五百座倖存。」
在撤退期間希臘暴行的一個例子中，在1922年2月14日，在的土耳其村莊Karatepe，在被希臘人包圍後，所有居民都被關進了清真寺，然後清真寺被燒毀。少數逃過火災的人則被槍殺。義大利領事M. Miazzi報告說，他剛剛訪問了一個土耳其村莊，希臘人在那裡屠殺了大約60名婦女和兒童。該報告隨後得到了法國領事Kocher的證實。
根據土耳其和希臘政府簽署的人口交換條約，土耳其的希臘東正教公民和居住在希臘的土耳其和希臘穆斯林公民可以允許在兩國之間進行人口交換。大約1,500,000名東正教基督徒，即來自土耳其的希臘族和土耳其族，以及大約500,000名來自希臘的土耳其人和希臘穆斯林，被趕出原本家園。M. Norman Naimark聲稱該條約是為土耳其歷史學家Dinah Shelton創造一個種族純潔家園的種族清洗運動之最後一部分，同樣寫道「洛桑條約完成了該國希臘人的強行轉移」。
1914年~1922年間，很大一部分希臘人被迫離開他們祖先的家園愛奧尼亞、本都和東色雷斯。在洛桑條約簽署後，這些難民以及來自安納托利亞的希臘裔美國人被禁止返回家園。
* Fromkin, David (1990).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Avon Books
*  (Commission interalliée d'enquête sur l'occupation grecque de Smyrne).
軍校路（Junxiao Rd.）為臺灣高雄市左營區到楠梓區的重要幹道，呈南北向，因位於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前而得名。起端為海平路，末端於藍昌路口與右昌街再交會。右昌街延續本道路，可接省道臺17線往右昌、援中港和北高雄沿海地區。
軍校路起端，原先為一小巷與西陵街相接，以往被稱為上海街（門牌上是軍校路），在道路拓寬後已消失。
* 國防部南部地方軍事法院暨檢察署
* 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暨檢察署
*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右昌分社
** 245加昌站－高雄火車站
** 8017高雄火車站－赤崁－岡山
** 左營國小：實踐路46號(對側人行道)
** 軍校海功路口西側：軍校路236號(對側人行道)
** 歡樂17停車場：軍校路800號旁
近東問題或東方問題（，），是歐洲近代史上聚焦19世紀而出現的一連串國族問題。近東問題並非單指一個問題，而是包括出現於18、19及20世紀的多方面問題，當中包含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治下巴爾幹半島的不穩定。為了應對近東問題並扭轉「歐洲病夫」之譏，鄂圖曼帝國國內催生了變法改革的坦志麥特和奧斯曼主義。
一般認為近東問題始於1774年，當時結束的第五次俄土戰爭（1768-1774年），見證鄂圖曼帝國慘敗於俄國手上，俄國因此將勢力伸入黑海及巴爾幹半島。歐洲各國目睹鄂圖曼帝國於巴爾幹的崩解可能迫在眉睫，於是各國展開不同爭鬥，以確保自己在土耳其境內的軍事、戰略及商業利益。對於鄂圖曼帝國的衰敗，俄羅斯帝國認為是對她有利；而英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或奧地利帝國則認為，保留鄂圖曼帝國才是最符合她們的利益，於是多次出手，減輕鄂圖曼的損失，連帶成為19世紀英、俄相爭的大博弈一環。
最後，近東問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以後完結，其中一個後果就是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的瓦解。不過直至今日，巴爾幹半島仍是歐洲局勢較不穩定的地區，諸如科索沃獨立問題等引起阿爾巴尼亞人及塞爾維亞人民族之間衝突和民族主義延續，在某種程度上均可視為近東問題的延續，但近年巴爾幹地區的民族衝突已逐漸緩和及減少。
阿索斯海戰後的俄羅斯艦隊
在19世紀初期，歐洲的焦點落於拿破崙一世身上。他為了保障自己的統治，以及維持歐洲無力反抗他，因此拿破崙於1807年蒂爾西特和約中與俄羅斯帝國結盟。俄國承諾協助拿破崙對抗英國，作為回報，沙皇將會取得鄂圖曼帝國治下的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若蘇丹拒絕交出這兩塊地區，法俄將會聯合進攻鄂圖曼帝國，而鄂圖曼於歐洲的統治地區將會被兩國瓜分。
拿破崙計劃除了威脅到鄂圖曼帝國外，亦威脅了英國、奧地利及普魯士，因為法俄的強大同盟將會令三國無力抵抗。法俄的聯盟自然引起奧地利的猜忌，因為她認為法俄聯軍將會毀滅鄂圖曼帝國，不過奧國仍然認為可以通過外交手段阻止。不過若外交手段失敗，奧地利首相克萊門斯·梅特涅決定他會支持對鄂圖曼帝國的瓜分。因為儘管瓜分對奧國可能不利，但至少比起俄國單獨完全吞併東南歐更安全。
但是，法俄聯軍在這次俄土戰爭中並未有發生，而且聯盟亦最終於1812年因為俄法戰爭而瓦解。隨著拿破崙於1815年徹底戰敗後，各戰勝國代表聚首於維也納會議上。會議並未有作出任何牽涉鄂圖曼帝國領土完整的決定。這一遺漏及拒絕鄂圖曼加入神聖同盟，被當時很多人認為近東問題只是涉及俄國的國家事務，而與其他歐洲國家無關。
塞爾維亞革命或革命的塞爾維亞指1804年至1815年間，由塞爾維亞民眾發動的一次獨立革命，當時塞爾維亞試圖完全脫離鄂圖曼帝國，並成為獨立的歐洲國家。另外亦包括了革命後時期（1815–1833），這段時期的特點是貝爾格萊德與鄂圖曼帝國之間的緊張談判。這些事件標誌著現代塞爾維亞的開始。第一階段的革命(1804–1815)實際上可視為一場獨立戰爭，而第二階段（1815–1833）則令到鄂圖曼帝國的樸特，正式承認一個奉鄂圖曼為宗主國的塞爾維亞國家，塞爾維亞革命至此完結。
由卡拉喬爾傑·彼得羅維奇發表於1809年貝爾格萊德的公告，標誌著革命的頂峰。公告要求塞爾維亞人的聯合，並且強調宗教自由、塞爾維亞歷史和法治的重要性。這些要求均是作為一個非世俗化伊斯蘭教國家的鄂圖曼帝國所不能或不願提供的。公告並號召塞爾維亞人拒絕繳稅予樸特，因為稅是因應宗教信仰而徵收。
塞爾維亞革命的最終結果，就是鄂圖曼帝國成為塞爾維亞的宗主。塞爾維亞公國建立，並由自己的議會、政府、憲法及王朝管治。革命的社會元素也達成了，成功在塞爾維亞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社會價值觀，因此這次革命被視為當時世界上最東面的資本階級反抗，其高峰是於1806年廢除了封建主義。首部巴爾幹半島上的憲法及貝爾格萊德大學都是新興的塞爾維亞的成果。1833年，塞爾維亞被正式承認為鄂圖曼的附庸國，以及其世襲君主制亦被承認。在法律上，公國的獨立要在19世紀後半期才得到國際承認。
1821年的Vassilika之戰，是希臘獨立戰爭的早期轉捩點。
近東問題於1821年時，再度成為歐洲一大問題。當時希臘人宣佈獨立於蘇丹之外。大約這個時期，“近東問題”一詞便出現了。儘管1815年拿破崙一世戰敗後，有謠言指沙皇仍然企圖侵略鄂圖曼帝國，而且希臘反抗的爆發使得侵略更可能出現。英國外相羅伯特·史都華，卡蘇裡子爵，以及奧地利外相克萊門斯·梅特涅，勸說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不要參戰。他們懇求沙皇維持歐洲協調的穩定。亞歷山大一世亦同樣希望維持和平合作。沙皇沒有選擇立即協助希臘人、攻擊土耳其人，以迅速解決近東問題。他在猶疑著，最後沒有作出任何決定性的行動。
亞歷山大一世死於1825年，尼古拉一世繼承俄國皇位。尼古拉一世不欲忍受談判及會議，於是選擇干預希臘的戰事。英國稍後亦加入，因為她希望在新的希臘國家中發揮影響力，以免希臘一面倒傾向俄國。同時浪漫主義主宰了西歐國家，使得對希臘獨立的政治干涉變得開始可行。法國也對希臘人同情，不過奧地利依然怕俄國擴張而反對。鄂圖曼帝國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對列強的干預極為憤怒，斥責俄國為伊斯蘭世界的敵人，引致俄國於1828年正式宣戰。奧地利對此十分戒備，並嘗試建立一個反俄羅斯聯盟，不過最終卻無果。
戰爭持續至1829年，期間英法俄均有參戰，並聯合於1827年的納瓦里諾海戰毀滅了土耳其艦隊，稍後英法撤援。俄國亦單獨在陸戰壓倒性擊敗了鄂圖曼帝國。為了繼續戰爭，俄國需要邀請奧地利加入戰爭，但這樣會引起英國懷疑。所以，俄國人繼續戰爭，以摧毀鄂圖曼帝國的企圖將會是極為失策。在此情況下，法王查理十世提出了一個瓜分計劃，將鄂圖曼帝國分割予奧地利、俄羅斯及其他國家，但是他的計劃提出太遲，沒有預期效果。
所以，俄羅斯有權選擇重創或瓜分鄂圖曼帝國。然而她卻最後選擇削弱鄂圖曼帝國，令她成為俄國的附庸國的政策。1829年，沙皇與蘇丹簽訂了亞德里安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結束了第八次俄土戰爭，從條約中俄國取得更多黑海沿岸土地、俄國商船獲準進入達達尼爾海峽、俄國在土耳其的商業權利增加。希臘獨立戰爭在條約簽訂後不久亦結束，雙方簽訂了1832年的君士坦丁堡條約（Treaty of Constantinople），希臘正式取得獨立。
就在希臘獨立將近完結之際，一場新的衝突在鄂圖曼帝國蘇丹和他的名義上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之間爆發了。早前，蘇丹承諾若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肯在希臘獨立戰爭中作出支援，即把敘利亞讓與對方管治。但戰爭結束後，蘇丹卻拒絕履行承諾，引發衝突。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早在衝突以前，進行了不少現代化改革、征服阿拉伯及蘇丹地區。改革以後他的現代化及優良訓練的軍隊，貌似能夠征服整個鄂圖曼帝國。俄國沙皇為了保障他的政策，把鄂圖曼帝國變成一個小附庸國，能夠達成，於是表示願意與蘇丹達成同盟。
在1833年，兩國達成了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條約使俄國得以達成其目標，負責防衛鄂圖曼帝國全部領土。俄國將會保護鄂圖曼帝國免受外來攻擊，而作為回報，當俄國處於戰爭狀態時，蘇丹將不開放達達尼爾海峽予任何國家的戰艦。條約引起了"海峽問題"的出現。條約本規定是任何國家戰艦均不可進入，但很多歐洲國家的政治家均誤以為條約沒有限制俄國戰艦。英國及法國在誤解之下對條約十分憤怒，一同尋求方法阻止俄國擴張。不過兩國的目標各有不同，英國試圖繼續保留蘇丹，但法國期望扶植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兩國均認為他較為有能）為鄂圖曼帝國的統治者。俄國的干涉令蘇丹決定於1833年與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和談，不過戰爭旋即又於1839年爆發。
1839年，蘇丹馬哈茂德二世逝世，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繼位。當時帝國局勢對新蘇丹極為不利，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軍隊決定性地打敗了鄂圖曼帝國軍隊，征服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等地。另一個災難是整支土耳其艦隊被埃及的叛軍所擄奪。英國及俄國決定干涉，以免鄂圖曼帝國因而崩解，不過法國依然支持穆罕默德·阿里帕夏。不過1840年，列強達成妥協，穆罕默德·阿里帕夏只好同意撤出佔領地、名義上隸屬蘇丹，但埃及的世襲君主制得以確立，由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家族統治。
在當時尚未解決的問題就只有"海峽問題"而已。1841年，沙皇同意廢除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並以倫敦海峽公約（London Straits Convention）取代。五強均同意再用鄂圖曼帝國的“老規矩”，即無論如何海峽亦不開放予任何戰艦，除了戰時蘇丹的盟友例外。新的海峽公約使得沙皇尼古拉一世，放棄了削弱鄂圖曼為一個附庸國的政策，重新採用奪取鄂圖曼帝國在歐洲的土地的計劃。
因此，自1831年起的埃及問題解決後，衰弱的鄂圖曼帝國不再完全依賴俄國。鄂圖曼帝國轉而傾向依賴歐洲列強的保護。鄂圖曼帝國同時亦進行了內部改革，不過最終卻是失敗，未能挽回這個一度強盛的帝國。1840年代時，鄂圖曼帝國變成了“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而其瓦解最終亦不可避免。
列強成功達成了協調、終結了穆罕默德·阿里帕夏的反抗後，近東問題沉寂了大約10年，直至1848年革命。儘管俄羅斯帝國當時有一個大好機會去進攻鄂圖曼帝國，特別是當時法國七月王朝和奧地利帝國被國內的革命牽制著，但是俄國沒有選擇進攻。沙皇尼古拉一世在反而派遣他的軍隊，協助奧皇斐迪南一世鎮壓革命。沙皇認為此舉可以為他建立名譽，從而令列強同意他日後奪取土耳其的歐洲土地。
在奧地利革命鎮壓後，一場奧俄聯合對付鄂圖曼帝國的戰爭似乎要出現。沙皇及奧皇要求蘇丹遣返逃到鄂圖曼的奧地利叛軍，但是遭到拒絕。奧俄召回大使，威脅發動武裝攻擊。不過英國及法國迅速作出反應，派遣艦隊保護鄂圖曼帝國。兩位皇帝均認為武力並無效果，於是撤回遣返叛軍的要求。
一場新的近東衝突於1850年代出現，衝突出現是由於一場宗教上的爭執。根據18世紀的條約，法國是鄂圖曼帝國境內的天主教徒的保護者，而同時俄國是東正教徒的保護者。但是數年來，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為了巴勒斯坦的聖墓教堂與聖誕教堂的擁有權而爭執。而且，法國雖然一早有保護聖地的權利，但卻多年已未有履行其責任，加上朝聖的東正教徒遠比天主教徒多，引起爭拗出現。在1850年代早期，雙方均對蘇丹作出要求，但蘇丹不能同時滿足雙方。1853年，蘇丹決定選擇法國一方，無視了當地東正教修士的反對。
沙皇尼古拉一世派出外交官，進行特別任務。根據早前條約，蘇丹應該要“保護基督教及其教堂”，而俄國試圖締結新的條約，當俄羅斯認為蘇丹的保護是不足夠時，可以隨時作出干預。同時英國派出的外交官得知俄國企圖，並成功說服蘇丹回絕新的條約，因為條約會損害鄂圖曼的獨立。尼古拉一世得知外交失敗後不久，即派兵進入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沙皇原以為，列強不會對他吞併一些鄂圖曼邊境省份作出強烈反對，尤其是因為當初俄國在1848年革命作出干預。
但當沙皇派遣軍隊進入摩爾達維亞及瓦拉幾亞後，英國為了保障土耳其的安全，派遣一支艦隊進入達達尼爾海峽。在那裡，另一支法國派出的艦隊加入了英軍。不過同時，列強亦希望可以達成外交妥協。四強（英、法、普、奧）的代表聚首於維也納。他們達成了一個正式文件，希望俄國和鄂圖曼會接受。俄國對此同意，但是被蘇丹所拒絕，因為蘇丹認為這個文件的言辭過差，可以有不同的解釋。英國、法國及奧地利聯合提出修正，以緩和蘇丹的不滿，但新的建議被聖彼得堡所忽略。英法決定放棄繼續談判，而奧地利及普魯士則認為俄國的反對，不足以成為放棄外交談判的理由。
然而蘇丹卻決意開戰，他的軍隊在多瑙河附近進攻俄軍。尼古拉派遣艦隊在1853年11月30日於錫諾普一地，毀滅了鄂圖曼帝國的艦隊，方便俄國派兵登陸土耳其海岸，及支援俄軍的進軍。土耳其艦隊的毀滅和俄國擴張的威脅，令到英法均決意保衛土耳其。1854年，當俄國忽略了英法發出的最後通諜（其中要求俄軍撤出多瑙河公國），英法便對俄國宣戰。
沙皇尼古拉一世以為奧地利會為了報答俄軍於1848年的協助，而選擇加入他的一方，或最低限度保持中立。不過，奧地利認為俄軍進駐多瑙河公國對她有威脅。當英法要求俄軍撤出多瑙河公國時，奧地利則支持英法，而且奧地利雖未有決定對俄宣戰，但卻拒絕保證中立。當1854年夏天，奧地利再度要求俄軍撤出，俄國為免奧地利參戰而撤兵。
儘管俄軍撤出多瑙河公國、戰爭的理由已經消失，但是英法仍然拒絕停止敵對行動。英法決心終結近東問題、俄國對鄂圖曼帝國的威脅，提出了多項條件以換取和平，包括俄羅斯放棄保護多瑙河公國，轉由各國共同保護、放棄任何給予俄國權利去保護東正教徒的宣稱，以免俄國干預鄂圖曼內部事務、1841年海峽公約重新修訂及多瑙河自由通行。當沙皇拒絕接受這四項條件時，克里米亞戰爭就爆發了。
圍攻塞瓦斯托波爾
戰爭中俄國敗退，經過英法聯軍圍攻近一年後，喪失了軍事重鎮塞瓦斯托波爾。和平談判在亞歷山大二世繼位後，即於1856年開始，締結了1856年巴黎條約。條約規定俄國放棄對多瑙河公國的控制、黑海中立化，所有國家的戰艦均不可進入黑海（實際上俄國黑海艦隊已經全毀於戰爭中）、沙皇及蘇丹均同意不在黑海海岸建立任何軍事設施。黑海條款對俄國造成極大的不利，因為這大大降低了俄國對鄂圖曼帝國的海軍威脅。除此之外，列強均同意尊重鄂圖曼帝國的獨立及領土完整。
巴黎條約僅維持至1871年，因為當時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慘敗於普魯士手上。當時普魯士與數個德意志邦國共同組成德意志帝國，而法皇拿破崙三世被廢黜，法蘭西第三共和國建立。拿破崙三世統治時，為了與英國友好，一直在近東問題反對俄國。實際上，俄國對於鄂圖曼帝國的干涉，對於法國的利益並未有重大威脅。所以，法國在採用共和制後放棄敵視俄國。由於法國的決定，以及德國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的支持下，俄國單方面廢除1856年巴黎條約的黑海條款。只有英國單獨反對俄國，無法獨力執行條款，因而俄國再次於黑海建立艦隊。
在1875年，黑塞哥維那地區發生反抗，反抗殘暴統治的蘇丹，是為。這次起事迅速蔓延至波斯尼亞及保加利亞境內。列強相信他們必須干涉，以免一場慘烈而血腥的戰爭在巴爾幹半島爆發。最先行動的是三皇同盟，同盟對於近東問題的態度可以體現於安德雷西文件（Andrassy Note，安德雷西為奧匈帝國的外交家）之中。這份文件，尋求避免大規模暴亂發生於東南歐、催促蘇丹進行多項改革，包括基督徒宗教自由。另外組建基督徒及穆斯林混合委員會，以監督蘇丹的改革。英法對此贊同，安德雷西文件遞交予蘇丹，蘇丹於1876年1月31日同意文件的建議。然而，黑塞哥維那的反抗軍領袖，卻拒絕接受這份文件，指出蘇丹曾經承諾進行改革，不過從未有履行。
三皇的代表再次於柏林聚會，他們達成了柏林備忘錄（Berlin Memorandum）。為了說服黑塞哥維那人蘇丹會切實執行其承諾，備忘錄建議由列強領事監督在反抗省份的改革。在樸特同意這個備忘錄前，鄂圖曼帝國已經被內亂所震撼，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一世被廢位。新的蘇丹穆拉德五世，在3個月後因為精神問題也被廢除，變成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繼位。同時，鄂圖曼帝國遇到更多困難，帝國國庫已經空虛，而且反抗由波黑繼續燃燒至塞爾維亞、黑山及保加利亞境內(又稱)。然而鄂圖曼帝國仍然在1876年8月將反抗鎮壓下去。這干擾了俄國的計劃，因為她打算趁混亂期間，奪取鄂圖曼帝國在東南歐的地區。
當起事被大規模鎮壓後，謠言指鄂圖曼帝國對反抗省份居民施以暴行，謠言衝擊了歐洲人的感情。俄國現在期望發動戰爭，加入反抗軍的一方，因為她想趁機奪取鄂圖曼帝國的土地。不過列強（英、法、俄、德、奧匈、意）代表召開君士坦丁堡會議，試圖取得更大的和平。蘇丹卻拒絕允許外國領事監督波黑的改革進行。1877年，列強再次試圖與鄂圖曼帝國談判，但建議再度被對方拒絕。
1878年柏林會議後東南歐的劃分。
俄國於1877年4月24日對鄂圖曼帝國宣戰。俄國成功爭取到奧匈帝國的中立，透過許諾戰後與奧匈瓜分戰時奪取的土地，即奧匈將取得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儘管英國仍然對俄國威脅她在南亞的殖民地，但卻未有捲入戰事中。但當俄國威脅到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催促德國及奧匈帝國協助他。因此，俄國與土耳其媾和，簽訂了聖斯特凡諾條約。條約對土耳其十分嚴厲：
*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及黑山獨立
*給予保加利亞自治權，建立大保加利亞
*於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進行改革
*割讓多布羅加及部份亞美尼亞予俄國
*鄂圖曼帝國向俄國支付鉅額賠款
藉著條約俄國可以操控新獨立的多個國家，她在東南歐的影響力將會大幅提升。由於列強的強烈要求下，聖斯特凡諾條約在1878年柏林會議中大幅修訂，俄國的利益大減。
柏林條約以鄂圖曼帝國的利益出發，重訂了新獨立國家之間的邊界。除此之外，原本的大保加利亞被分割成兩部份，保加利亞本土及東魯米利亞，因為害怕大保加利亞會被俄國所操縱。鄂圖曼帝國割讓予俄國的土地大部份不變。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交由奧匈帝國管治，但名義上屬於鄂圖曼帝國。另外，鄂圖曼帝國與英國之間的秘密協議，將塞浦路斯島轉讓予英國。近東問題自1878年柏林會議後再度暫時沉寂。
在19世紀下半葉，一些列強之間及與鄂圖曼帝國的關係開始轉變。由於德意志帝國於柏林會議上修訂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引起俄國的不滿並退出了三皇同盟。德國選擇靠近奧匈帝國，並於1879年組成德奧同盟，1882年加入意大利王國後擴展為三國同盟。德國開始對鄂圖曼帝國友好，鄂圖曼帝國稍後成為了德國的緊密盟友。德國人為鄂圖曼帝國的軍事及財政系統進行重組。作為回報，德國獲得一些商業上好處，包括取得建造巴格達鐵路的修築權，確保德國能夠通往一些重要的經濟市場。德國除了因為商業動機外，另外亦因為新帝國主義及軍事上對抗英國。同時，英國亦與法國於1904年達成了摯誠協定，解決了雙方的國際事務衝突。英國亦稍後於1907年與俄國達成英俄條約。
在1908年，青年土耳其黨人發動叛亂，反抗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專制統治。支持改革的青年土耳其黨人在1909年廢除了蘇丹，並扶立無能的穆罕默德五世為蘇丹。此後，鄂圖曼帝國出現憲法上及政治上的改革，但是仍然未能阻止到帝國的衰落，近東問題再度發生。奧匈帝國乘土耳其內亂之際，正式宣佈吞併波黑。
奧匈帝國的計劃被塞爾維亞反對，而且塞爾維亞亦尋求俄羅斯的協助。俄羅斯並未有輕易承諾，因為當初日俄戰爭令俄國重創，而且德國亦威脅在戰爭中會支持奧匈帝國。英國及法國並未有直接關注奧匈吞併波黑，因而沒有干涉。由於沒有協助，塞爾維亞被逼撤回她對奧匈吞併波斯尼亞及黑塞哥維那的反對。
塞爾維亞於波斯尼亞危機中失敗後，有見土耳其敗於意土戰爭中，於是連同希臘、門的內哥羅和保加利亞組成巴爾幹同盟，共同發動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掠奪土耳其在歐洲的剩餘土地。土耳其迅速戰敗，喪失大量土地，歐洲土地僅剩下君士坦丁堡及附近地區。稍後保加利亞認為自身利益過少，於是向塞爾維亞及希臘宣戰，挑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羅馬尼亞及土耳其加入了塞希一方，保加利亞慘敗，喪失大片土地，而塞爾維亞則擴大一倍，造成奧匈帝國的更深猜忌。兩次戰爭亦使鄂圖曼帝國的領土受到大幅削弱，國勢更加衰頹。保加利亞因此心懷怨恨，並日後加入德奧一方。
近東問題稍後再引致塞拉耶佛暗殺、一戰及鄂圖曼帝國的瓦解。在土耳其帝國崩潰後，近東問題宣告結束，日後巴爾幹半島的衝突多由當地民族衝突所引致。
德雷福斯事件（，），或稱德雷福斯丑聞、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紀末發生在法國的一宗政治事件與社會運動事件，事件起于1894年一名猶太裔法國軍官阿弗列·屈里弗斯被誤判為叛國遭罪，在當時反猶氛圍甚重的的法國社會，爆發了嚴重的衝突和爭論。爭論以1898年初名作家左拉投書支持德雷福斯之清白為開端，激起了為期十多年、天翻地覆的社會大改造運動（1898-1914年）。
此后經過多次重審以及政治環境的變化，德雷福斯終于1906年7月12日獲得平反，正式成為國家英雄，而連帶的社會改造運動也以1905年法國政教分離法的通過達到高峰。此項社會改造運動（1898-1914年），與同期的美國進步時代（1893-1920年）、英國「新政自由主義」的社福改造運動（1906-1914年），屬於20世紀初歐美「進步派」社會改造運動中，三項較受矚目且較知名的改革浪潮。
自1871年第三共和國建立以來，政府高層貪汙收賄、腐敗不法的事件頻傳，其中在法國金融界佔有很大勢力的猶太銀行家，就有某些特定人士經常捲入與政客勾結的醜聞中，因而保守派的社會賢達大力抨擊說，政府的貪汙、腐敗，猶太人在很大程度上難辭其咎，加重了軍界與社會上的反猶氛圍。譬如反猶主義記者（1844-1917）堅稱「軍隊中的猶太人正在損害國家利益」，於是他在1889年和一群保守傾向的天主教虔誠派、向德復仇的極端民族派，組成一個「醜惡且熱烈」的，並在1892年創立此聯盟的機關報──《》，試圖把握任何機會將法國猶太人或其影響力「掃地出門」。德呂蒙與其為數眾多的粉絲經常標舉一個口號：「法國只屬於法蘭西民族」（背後意思是──「染指法國的猶太魔手必須被斬斷」）
1892年爆發的也大大地促升了反猶主義的上升。巴拿馬醜聞涉及到斐迪南·德·雷賽布建造巴拿馬運河失敗的巨大代價。由於疾病、死亡、效率低下和普遍的腐敗，1889年負責這個大型項目的巴拿馬運河公司破產了，造成了近10億法郎的損失，8.5萬名中小股東的股票和債券無法兌現，一些人因破產而自殺。這被認為是19世紀最大的貨幣腐敗醜聞。由於法國政界從部長、參眾議員到報界名人共104人收受運河公司的賄賂，對巴拿馬運河公司的財務困難沉默及護航，不久在一片譁然、火爆究責的輿論與情緒中，反猶急先鋒的德呂蒙在其《》中揭露詳細的收賄名單，以及運河公司「僱用」了部分猶太富豪（銀行及公司老闆）作賄賂中央權貴的中介人及白手套，這不但讓《言論自由報》瞬間成為法國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更使得極端民族主義者將反猶主義推升到百年未見的高峰，這是法國1789年大革命之後，史無前例的一次反猶海嘯。
1894年9月，法國情報機構透過一位名為瑪麗·巴斯蒂安的女士獲得情資，她的工作是清潔工，同時身兼法國間諜。1894年9月25日，她從德國駐法武官中校在辦公室的廢紙簍中盜出一封被撕毀的信件。復原信件後，法國情報單位知道這封信是一封未帶簽名的投誠信函，這個無名氏願意向德國提供幾項法國軍事情報：
#120公厘火炮液壓制退器的測試紀錄及經驗
#部隊調整概要
#炮兵編制調整
#馬達加斯加的相關紀錄
#野戰砲測試概要（1894年3月14日）
從這封信件中，顯而易見的是意圖洩密者與法國炮兵牽連甚密，而且可能是潛伏在總參謀部的高級參謀當中。法國戰爭部從情報部門接管調查後，開始過濾潛伏者的背景輪廓；調查軍官認為，該名洩密者能接觸到120公厘以上的重炮技術資訊，必然有、巴黎軍事學校、巴黎綜合理工學院、聖西爾軍校等專業軍官教育才可理解。由於縮小了搜索範圍，最後調查人員鎖定一名法國陸軍炮兵上尉軍官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德雷福斯是猶太裔，出生於亞爾薩斯，因1871年普法戰爭戰敗之故舉家遷居巴黎，但仍有部分兄弟保留德國國籍，以經營在德之工廠。入伍後，德雷福斯在1893年1月1日進入總參謀部工作，同時在一年前因為父親的葬禮去米盧斯，也就是說去了德意志帝國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