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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名義主義者（貢比涅的羅斯賓，奧克漢姆的威廉，沙特爾的伯納德），普遍性不是具體的實體，只是聲音的聲音;只有個人：“nam cum habeat eorum sententia nihil esse praeter individuum ...”（Roscelin，De gener.et spec。，524）。普遍性是可以稱呼幾個人的詞;例如“homo”這個詞。因此，通用被簡化為聲音的發射（Roscelin，De generibus et speciebus）。
約翰洛克區分了“真正的本質”和“名義本質”。真正的本質是使事物成為事物的事物，而名義本質是我們對物體成為事物的概念。
根據Edmund Husserl的本質是理想的。然而，理想意味著本質是一種有意識的意識對象。本質被解釋為有意義（E. Husserl，與純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相關的思想，第3和第4段）。
存在主義是由讓 - 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支持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對人類“存在先于本質”的說法所創造的。 盡管“本質”是所有形而上學哲學和理性主義的基石，但薩特的陳述是對他面前的哲學體系的否定（特別是胡塞爾，黑格爾和海德格爾的哲學體系）。 他認為存在和現實是第一位的，而不是“現實”產生“現實性”，而后者則是本質。 對于克爾凱郭爾來說，個人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實體，而人類生活的個人主觀方面是最重要的; 此外，對于克爾凱郭爾而言，所有這些都具有宗教含義。
形而上學中的“本質”通常與靈魂同義，一些存在主義者認為，個體在存在之后獲得靈魂和精神，在他們的一生中發展他們的靈魂和精神。然而，對于克爾凱郭爾來說，重點在于本質是“自然”。對他來說，沒有“人性”這樣的東西可以決定人類的行為方式或人類的行為方式。首先，他或她存在，然后來到財產。讓 - 保羅薩特更具有唯物主義和持懷疑態度的存在主義通過斷然反駁任何形而上學的本質，任何靈魂，并反而認為只存在存在，以屬性為本質，進一步推動了這種存在主義的信條。
因此，在存在主義話語中，本質可以指物理方面或屬性，指人的持續存在（人物或內部決定的目標），或人類內部的無限入境（可能會丟失，可能萎縮，或可能是根據存在主義話語的類型，發展成與有限的相等的部分。
分類:本質論
分類:人生哲學
分類:模態邏輯
分類:亞里斯多德
太陽系的4顆巨行星與太陽的比較（合於比例）。
太陽系巨行星的相對質量。
巨行星是任何的大質量行星。它們通常是由低沸點的材料（氣體或冰）組成，而不是巖石或其它固體，但是大質量固體行星也可以存在。太陽系有4顆巨行星：木星、土星、天王星、與海王星。已經檢測到許多恆星都有巨行星在軌道上環繞著。巨行星有時也被稱為類木行星，這是依據木星命名的。它們有些是氣態巨行星，然而，許多天文學家認為這個名詞只適用於木星和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有不同的成分，在分類上是冰巨行星。這兩個名詞都可能造成誤導：所有的巨行星主要的流體臨界點之上，不存在明顯的氣相和液相的組成。在木星和土星，主要的成分是氫和氦；在天王星和海王星，主要的成分是水、氨和甲烷。天體大到足以點燃氘的核融合反應就稱為棕矮星（以太陽系的成分大約是13倍的木星質量），它們的質量範圍介於最大質量的巨行星和最低值量的恆星之間。
這些模型的切口是為了說明巨行星的內部。木星顯示出巖石的核心埋在金屬氫的內部深處。
巨行星是大質量的行星，有一層厚厚的大氣層，主要成分是氫和氦。它們可能有熔融的高密度核心，或者這顆行星熱到足夠將核心完全溶解和分散至行星的各處。傳統的巨行星，像是木星和土星（氣態巨行星），氫和氦佔了行星絕大部分的質量，但在天王星和海王星上，氫和氦只是外面的殼層，替代成為主要成分的是水、氨和甲烷，因此越來越多人稱它們是「冰巨行星」。
在太陽系外的行星，熱木星和熱海王星是軌道非常接近母恆星的巨行星，因此表面有很高的溫度。由於相對的容易被檢測出來，在太空望遠鏡參與搜尋之前，由地基望遠鏡發現的系外行星，熱木星是最常見的類型。
通常說巨行星通常沒有固體的表面，但更準確的說法是它們根本完全沒有表面。因為構成的氣體只是隨著與行星中心距離的增大而越來越稀薄，最終變得與星際物質難以區分。因此能否登陸巨行星，需要依據它的大小和核心的組成分。
木星與土星的成份以氫氦為主，其中重元素佔總值量的3%至13%。據推測，木星與土星的結構大致由氣態分子氫的外層包覆著液態金屬氫的內層與可能為融熔巖石的核心。大氣層最外側擁有多層水氨雲的特徵，而內側的氫在極大的氣壓下呈現導電的金屬物理特性。這層稱為「金屬氫」的結構佔了木星與土星的最大部份。一般認為，木星與土星的核心由較重的元素組成，但在高壓與20,000K的高溫下，這些元素的特徵至今仍鮮為人知。。
木星表面上明顯的環帶
木星大氣層裡環繞著平行於赤道的帶狀結構，其外觀可見到明亮的「區」與深色的「帶」交互排列著。明亮的「區」所在處的大氣層較高，擁有高氣壓中心與上升氣流。暗淡的「帶」所在處的大氣層較低，擁有低氣壓中心與沉降氣流。木星與地球的大氣皆有高低氣壓分布的情形，但不同於地球上的塊狀氣壓中心分布，木星上的氣壓中心呈帶狀分布，等壓線幾乎和緯線平行，水平包圍整個星球。根據推測，這類現象應與行星高速自轉與均勻對稱的結構有關。木星不像地球，沒有大陸與大洋產生的局部大氣溫差，且自轉速度比地球快上許多。不過，木星大氣中仍有一些次要結構：分布在各處的大小異色斑點。這些斑點為巨型風暴，有些甚至是閃電風暴；其中以木星上具有三百年觀測歷史的大紅斑最為顯著。
天王星、海王星的內部成份與木星、土星有顯著差異。自雲層頂端向下延伸至85%海王星半徑到80%天王星半徑的範圍為大氣外層，同樣也富含氫氣。在這範圍之下的內部區域則大致呈現「冰凍」狀態，其組成以水、氨與甲烷為主。該區域也可能存在氣體和巖石，但在特定的冰、氣、巖石比例下，混合物的外觀酷似純冰，然而天王星與海王星內部的氣體和巖石比例目前仍是未知數。
由於天王星、海王星極為朦朧的大氣當中含有些許甲烷，使兩行星的外觀顏色分別為嬰兒藍與深海藍。兩行星皆有與自轉軸高度傾斜的磁場。
與其他類木行星不同的是，天王星擁有極為傾斜的自轉軸，使天王星擁有極端且奇特的季節變化。
藝術家筆下的熱木星
開普勒7b與木星的比較
由於目前系外行星偵測法的技術有限，至今發現的大多數系外行星的質量之大，幾乎坐落在太陽系的類木行星範圍。學界普遍認為，比起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這些行星和木星的共通點較多，因此部份學者甚至認為，將這些系外行星稱為「類木行星」較為妥當。許多系外行星都非常靠近母星，其表面溫度遠超太陽系的類木行星，使科學家不禁懷疑，這些行星當中可能包含太陽系內從未見過的全新行星類型。根據化學元素豐度，宇宙中98%的物質為氫與氦，因此科學家並不認為宇宙中存在質量比木星大且以巖石為主的行星；然而，雖然先前的行星演化理論指出，氣態巨行星無法在靠近恆星的區域形成，科學家們卻在其他恆星附近發現了違反這項理論的系外熱木星。
一個超過木星質量、未滿500倍地球質量（1.6倍木星質量）的冷木星，其體積僅略大於木星。超過500倍地球質量的行星則將因簡併壓力而縮小。克赫歷程可使一個同木星的氣體巨行星釋放比從母星吸收之能量還更多的熱能。
鯨魚座79b，第一個被發現的質量下限小於土星的系外行星
在探討類木行星時，雖然「氣體」和「巨」兩詞經常合併使用，但以氫構成的氣體行星未必能演化到同太陽系內類木行星的大小。比起質量較大或公轉半徑較大的行星，較靠近恆星的小氣體行星將因流體逸散導致較快速的大氣成份流失。
已知且可能為氣體行星的系外行星當中最小的為，約為地球質量的2.3倍。
「氣體巨行星」一詞為科幻作家所創。許多爭議指出這項命名的錯誤，因為氣體行星中除固態核心之外，大部份物質所承受的溫壓皆超過臨界點，無法區分其液相與氣相（參見“超臨界流體”）。「流體行星」將會是更貼切的稱呼。然而，木星是一個特例：靠近核心的部份以金屬氫組成，但星球大部份範圍仍以超過臨界點的氫、氦、與微量氣體為主。氣體巨行星的可見大氣範圍（小於特定光深度值的範圍）佔整體行星極小的部份，其深度約僅行星半徑的1%。科學家因此認為，氣體巨行星的可見大氣範圍皆以氣體組成（相對於地球與火星的可見範圍，從大氣延伸至地殼，而非僅大氣本身）。
然而，這項誤導認知的命名法反而廣為流行。傳統上，行星學家偏好使用「巖石」、「氣體」、「冰」來簡化常見行星組成物質的分類，並未將該物質實際在星球內部的狀態納入考量。在太陽系外側，氫與氦被稱為「氣體」，水與氨被稱為「冰」，而矽酸鹽與金屬則為「巖石」。探討接近核心的行星深處時，天文學家通常將「冰」指名為氧與碳、將「巖石」指名為矽、並將「氣體」指名為氫與氦。這種稱呼就目前看來，應與實際情形差異不遠。
氣體巨行星的另一種稱呼為「類木行星」。這種稱呼似乎暗示，所有這類大型氣體行星皆和木星類似。然而，天王星、海王星與木星、土星的差異之顯著，使部份學者僅在探討木星和土星時才以「類木行星」一詞稱之，並將天王星與海王星另以「冰巨星（Ice giants）」稱之，來彰顯其內部以冰為主（形式為液態）的成份。
基于太陽系外行星中的氣體巨行星表面溫度呈現的外觀不同，氣態巨行星還可以分為更為細致的五類：（同樣適用于太陽系的兩大巨行星，但不適用于如天王星、海王星等冰巨星）
預測球面反照率
低于150 K
木星、土星、巨蟹座55d
不超過250 K
巨蟹座55f
350 K-800 K
格利澤876b、巨蟹座55b
高于900 K
鈉、鉀等堿金屬云
TrES-2b
高于1400 K
硅酸鹽云、鐵云
飛馬座51b
Celestia exo-class1.png|第一類
Celestia exo-class2.png|第二類
Celestia exo-class3.png|第三類
Celestia exo-class4.png|第四類
Celestia exo-class5.png|第五類
（圖像為天文軟件Celestia內針對各類型氣體巨行星的想象圖）
* 薩達斯基太陽系外行星分類法
* SPACE.com: Q&A: The IAU's Proposed Planet Definition, 16 August 2006, 2:00 AM ET
* BBC News: Q&A New planets proposal Wednesday, 16 August 2006, 13:36 GMT 14:36 UK
* Gas Giants in Science Fiction:
* Episode "Giants" on The Science Channel TV show ''Planets''
阿里薩比耶（阿拉伯語：）是吉布提的第二大城市。 它位于吉布提市西南約93公里（58英里），與埃塞俄比亞邊界以北10公里（6英里）。 它在一個廣泛的盆地蔓延，周圍是花崗巖山脈四周。 阿里薩比耶著名的地標位于城市附近。
朱學范，曾用名朱屏安，男，上海金山人，中華民國工會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郵電部部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創始人之一。
1905年6月12日（清朝光緒三十一年農歷五月初十），朱學范出生于上海老北門城紅橋附近的一戶職員家庭。父親朱壽山。朱學范排行第七，乳名為“七官”，學名為朱屏安。1911年，朱學范6歲時開始上學。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15歲的朱學范與同學們參加了學校組織的講演及抵制日貨運動。1921年，朱學范從敬業小學高小部畢業之后，入虹口南潯路圣芳濟學堂學習英文一年零三個月。
17歲時，因父親朱壽山已經失業，朱學范輟學當工人。僅工作一年多，便因過勞而吐血，被外國老板解雇。1924年，朱學范參加上海郵局招工考試獲得錄取，成為郵務生。
1925年5月，上海五卅運動爆發。朱學范參與組織郵務工人罷工。其間，朱學范結識了此次罷工的領袖李立三。自此，朱學范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先后發動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3月21日，朱學范與其他郵務工人參加第三次武裝起義，任上海郵局工人糾察隊小隊長，隨郵工糾察隊到閘北參加戰斗。
中國國民黨清黨后，工人運動陷于低潮。朱學范仍留郵局任職。1928年，朱學范投入青幫杜月笙門下。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9年2月，朱學范當選為第六屆上海郵務工會的候補執行委員兼交涉科長。1931年，杜月笙在高橋創建的杜氏祠堂完工，朝野人士紛紛送來厚禮。朱學范無能力送厚禮，便專門刻一個紀念杜氏祠堂落成的郵戳，在高橋郵政支局投入使用。杜月笙十分高興。朱學范入杜月笙門下后，參與發起成立“恒社”，任常務理事。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朱學范率郵務工會參與反日愛國活動。1931年9月26日，上海800余個團體20萬人召開抗日救國市民大會，朱學范任總指揮，郵務工會負責交通，會后群眾游行。1931年10月，上海80萬工人店員組成抗日救國聯合會，朱學范代表郵務工會參加，任調查科長，率隊到上海各處檢查并沒收日貨。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后，朱學范以上海郵工童子軍訓練部長名義，召集抗日義勇軍緊急會議，組織上海郵局的工人們支援抗戰，成立郵工童子軍戰地服務團。朱學范還成立上海郵工救護隊，并且自任隊長，該救護隊直屬中國紅十字會。
1932年，杜月笙、張嘯林、陳亞夫、朱學范、王曉籟聯合李公樸、史量才、劉湛恩、李登輝等人組織“廢止內戰大同盟會”，推舉杜月笙等五人擔任常委。
1932年，朱學范參與發起成立全國郵務總工會，被推為籌備委員會會常務委員。籌備委員會會原定1932年7月15日在上海舉行全國郵務總工會成立大會。但因國民政府不同意，改在7月25日在南京舉辦全國各地郵務工會聯席談話會，來自中華民國40余個地方的郵務工會代表參加。朱學范作為上海郵務工會代表與會，并當選為9位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之一。全國郵務工會曾組織罷工，并獲勝利。中國東北遭日軍占領后，當地郵工大批遷入山海關內，獲各地郵局安置，朱學范代表全國郵務總工會慰問他們。
1933年，朱學范、趙樹聲、易禮容在上海工人及店員中間組織抗日救國團體“勇進隊”，朱學范任勇進隊隊長。同時，創刊《勇進》半月刊雜志。勇進隊平時開展教育及軍事訓練，還曾參加并支援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
一·二八事變結束后，朱學范任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創辦大公通訊社，該通訊社專訪罷工及工會消息，每天發布工人運動通訊稿。上海市總工會本來是非法的，因為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工會法》禁止成立總工會。經過朱學范等人多次力爭，上海市總工會獲得合法地位。但到1934年底，上海市總工會僅有6萬余名會員，僅占上海30余萬工人的21％。上海市總工會的6名常委中，朱學范為杜月笙門下，其他5名常委按杜月笙旨意投金廷蓀門下，實際上靠山都是杜月笙。1933年底，朱學范在上海市總工會內部開始收“學生”，從而使租界的一些主要企業里都有了其“學生”。1935年初，經杜月笙同意，朱學范組建了自己的青幫組織“毅社”。截至1936年，加入毅社的職工已達一千幾百人，毅社成為上海幫會在工會中最大的社團，其成員均為職工及工會干部，這使上海市總工會在租界中獲得發展，朱學范在上海市總工會的地位得以加強。
1935年2月，中國勞動協會成立，七名常務理事中有四人是杜月笙門徒，其中包括朱學范。
1936年元旦，朱學范在《申報》發表《中國勞工運動之前途》稱，“我們勞動階級，在國家無事之秋，是站在民族工業的前線，以與資本主義者奮斗，而為發展國民經濟之前鋒；一到了國家非常時間，我們又站在民族的前線，以與帝國主義者奮斗，而為復興民族之大眾集團。”
1936年6月，朱學范到日內瓦參加第二十屆國際勞工大會。朱學范在此次國際勞工大會上的活動，在國際上獲得好評。隨后，朱學范應邀參訪蘇聯莫斯科，參觀了博物館、紅場、列寧墓，與蘇聯工會領導人交談。在莫斯科期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李立三與康生秘密會見朱學范，提出為工人利益，雙方聯合抗日的主張。朱學范同意李立三的意見，并且就團結工人、聯合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
1936年11月，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張維楨、周林、韓念龍等人發動日商20多家紗廠4萬工人舉行罷工。朱學范領導上海市總工會支持，最終迫使日商紗廠接受了工人提的條件：不無故開除工人，增加工資5%，吃飯時停車30分鐘等等。
1937年4月，國際勞工組織在美國華盛頓召開紡織工業會議（即第二十二屆國際勞工大會）。同年6月，在日內瓦舉行了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國民政府派朱學范出席了這兩次會議。
1937年3月18日，朱學范自上海乘坐輪船啟程赴美國。4月2日，朱學范出席國際紡織工業會議，在大會上發言，指出中國紡織工人改善勞動條件受阻的原因。國際紡織工業會議結束之后，朱學范參訪美國。在華盛頓，朱學范訪問美國煤礦工會主席約翰·羅維斯和其弟I·D·羅維斯，還訪問美國勞聯主席維林·格林、產聯主席菲立浦·莫萊；在紐約，朱學范訪問婦女成衣工會主席勃倫倍，還訪問海員工會主席柯倫；在費城，朱學范訪問紡織工會主席彌爾萊·維。在美國，朱學范還訪問了美國共產黨主席厄爾·白勞德等人。
1937年6月，朱學范自美國赴日內瓦，出席第二十三屆國際勞工大會。在此次大會上，朱學范結識了法國總工會副書記弗拉商、丹麥總工會主席詹森、瑞典總工會主席安德森、美國馬薩諸塞州勞工聯合會司庫瓦特等人。在第二十三屆大會上，朱學范當選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候補理事，成為中國首位被選入理事會的勞方代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朱學范正在返回中國途中。在自法國馬賽開航的郵輪上，朱學范聽到蔣介石發表的廬山談話。8月7日，朱學范抵達上海后，通過杜月笙等人組建工人抗日武裝“別動隊”，朱學范任別動隊第三隊隊長。日軍占領上海后，朱學范自上海赴香港。
1938年2月7日，朱學范自香港赴武漢，組織工人抗日。在武漢，朱學范先后會見了周恩來、徐特立等中國共產黨代表，并且同陜甘寧邊區總工會代表廖似光接觸，朱學范贊成廖似光提出的一起籌備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的建議，但因國民政府不同意，中國工人抗敵總會未成立。但中國工人抗敵總會籌備會在其存在的近兩個月內，仍為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兩黨的工會組織進行公開合作奠定了基礎。
1938年，得知國際工聯即將在6月召開執委會議，朱學范便向國民政府社會部提出由中國勞動協會代表中國工會參加，獲得國民政府同意。這使《工會法》被突破，中國勞動協會取得合法地位。1938年6月2日，第二十四屆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新建的國際聯盟大廈會議廳開幕，朱學范作為中國勞方代表出席大會，在會上當選提案審查委員會委員。
日軍占領武漢后，中國勞動協會于1938年7月自武漢遷至重慶。1939年6月8日，朱學范作為中國勞工代表參加了第二十五屆國際勞工大會，并在會上發表演講。朱學范在會上提出兩項提案，一是呼吁世界工人抵制日貨，罷運軍需用品至日本；二是請國際勞工局調查中國淪陷區工人的苦難并公布。但國際勞工局負責人認為中國淪陷區在日軍占領下，而日本已經退出國際勞工組織，故無法前往調查，勸朱學范自動撤回該案。朱學范乃撤回了此案，但發表聲明稱：撤回該案，并非默認日軍暴行，仍保留將來再度提出此案的權利。
1939年9月，朱學范出席了第八屆國際工聯代表大會和第二十五屆國際勞工大會后回重慶。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實現全中國工人階級團結統一，對朱學范產生影響。在重慶，朱學范通過張曉梅與周恩來約在紅巖村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會見。在會見時，朱學范提出，在國際工會活動中，中國勞動協會應同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合作。周恩來贊成，并建議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成為會員，一起開展國際活動。12月8日，中國勞動協會在重慶舉行第二屆年會，朱學范當選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一直任至1949年11月），會議通過了陜甘寧邊區總工會加入中國勞動協會的決議。陜甘寧邊區總工會派廖似光為代表出席此屆年會，廖似光當選中國勞動協會常務理事。
1936年到1940年，朱學范先后八次代表中國勞動協會到歐美國家出席國際勞工組織會議，當選為國際勞工局理事、國際工會聯合會理事。在每次會議上，朱學范都要揭露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呼吁各國人民尤其是工人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
1941年10月，朱學范作為中國勞方代表出席了在美國紐約舉行的國際勞工組織非常會議，在大會上發言，突出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呼吁各國加強援助中國抗日戰爭。朱學范還舉辦招待會，宣傳中國工人及民眾的抗戰事跡，獲各國代表尤其是歐洲各國代表重視。他在會上提出的敦促自由民族對中國、英國、蘇聯及其盟國供給軍械以加強抗戰力量的議案，獲大會通過并作出決議。會后，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白宮接見會議領導，朱學范與羅斯福握手時用英語說：“感謝總統對中國抗戰的支援。”羅斯福報以微笑點頭。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在美國的朱學范一時無法回中國。朱學范乃到哈佛大學經濟系學習。1942年，美國兩大勞工組織勞聯和產聯到哈佛大學通知朱學范，美國工會決定向中國、英國、蘇聯工會每年提供66萬余美元。朱學范便提前結束在哈佛大學的學業，1942年9月回國具體規劃此事。中國勞動協會利用美國工會的捐款，從日本占領區內遷技工9000多人，在重慶開辦49所文化技術補習學校，在不少地方興辦工人福利社、診療所、托兒所，又撥出部分捐款給陜甘寧邊區總工會舉辦工人福利事業。
1944年4月20日，朱學范出席了在美國費城舉行的第二十六屆國際勞工大會，并在會上獲得了28票中的27票，當選為國際勞工組織理事會正式理事。
1945年2月26日，世界工會代表會議在英國倫敦舉行，朱學范代表中國工會出席，并在會上發表演講。會議宣言表示要建立持久和平，建立民主社會，保障工人權利。
1945年，世界工會代表會議預定在法國巴黎召開。解放區工會擬派董必武等四名代表出席。1945年6月22日，朱學范在重慶收到鄧發發來的電報，得知因國民政府不同意，解放區工會代表不能參加世界工會代表會議。此后，朱學范、易禮容赴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會見中共代表王若飛，討論中國工會組織統一代表團出席定于1945年9月在法國巴黎舉行的世界工會大會，并表示中國勞動協會同意解放區工會派出代表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請王若飛轉告周恩來。
1945年9月8日，中國勞動協會重慶工人社舉行開幕儀式，周恩來、王若飛應邀參加。周恩來對朱學范詳談有關抗日戰爭結束后中國工會的團結統一，獲朱學范贊同。9月9日，周恩來向在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董必武寫信，通報其與朱學范會談情況。當天，周恩來還向朱學范送來親筆信。此后，經朱學范爭取及國際輿論壓力，國民政府同意鄧發（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主任）一人參加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
此時恰逢重慶談判，9月10日，朱學范、易禮容應邀邀請到重慶上清寺會見毛澤東。朱學范向毛澤東介紹了中國勞動協會的活動，表示中國勞動協會愿同解放區工會合作開展國際活動，達到中國工會運動的統一。毛澤東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們。”
1945年9月至10月，世界工會代表大會在法國巴黎召開，鄧發出席大會并代表中國勞動協會代表團發言。在會上，朱學范當選世界工聯副主席、執行委員，經朱學范提名，鄧發當選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理事會理事，劉寧一當選世界工聯候補理事。
1945年11月5日到11月15日，朱學范出席在法國巴黎舉行的第二十七屆國際勞工大會。此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第一次大會。鄧發作為中國勞工代表的顧問出席大會，這是解放區工會代表首次參加國際勞工大會。朱學范在會上發言，強調制定區域公約的迫切性。
1940年代末的朱學范
1946年1月26日，朱學范、鄧發返抵重慶。當時，政治協商會議即將閉幕，反內戰爭民主運動在國統區掀起。朱學范與易禮容商議后，決定以解放區工會的八項主張為基礎，草擬《中國勞動協會二十三條政治主張》。該文件發表后，獲得中國勞工界及民主黨派支持，但遭中國國民黨部分人士抨擊。
1946年2月10日，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中國勞動協會同其他20多個團體在重慶較場口召開慶祝會，朱學范組織中國勞動協會人員保護會場，但中國國民黨重慶當局派員到場生事，雙方大打出手，李公樸、施復亮、郭沫若等均被毆打，釀成“較場口事件”。朱學范成為現場目擊者之一。2月11日，朱學范、李德全、閻寶航赴上清寺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向秘書長吳鐵城提出強烈抗議。但此時，中國國民黨當局稱中國勞動協會是較場口事件中破壞會場的“暴徒”，朱學范是“打手”。重慶地方法院控告李公樸、朱學范等人“公然聚眾強暴脅迫擾亂集會并傷害他人身體”。朱學范和中國勞動協會聘史良等人擔任辯護律師。重慶地方法院僅開庭審理一次，最后不了了之。
1946年4月8日，鄧發在飛機失事中遇難。4月下旬，朱學范獨自赴中共代表團在南京的駐地梅園新村會見周恩來，了解解放區工會派出新代表接替鄧發的事宜。周恩來對朱學范主要談到解放區工會與中國勞動協會共同進行國際聯絡及宣傳的問題。
1946年6月，朱學范和解放區工會代表劉寧一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議。6月27日，劉寧一在世界工聯執行委員會會議上發言。當日，蘇聯工會中央理事會在莫斯科的圓柱大廈舉行群眾大會，朱學范應邀在大會上講話。會議期間，朱學范、劉寧一還參訪莫斯科，后共同乘火車自海參崴歸國，乘輪船抵達上海。此后，劉寧一成為朱學范同周恩來、中共中央之間的聯系人。
1946年8月6日晨，中國國民黨方面的重慶市總工會領導人分為五路，在警察局刑警隊的配合之下，“接收”了中國勞動協會下屬的重慶工人福利社、中國勞動協會分會以及三個區的工人福利社，逮捕了重慶工人福利社主任周穎等干部及工會會員共38人，將其中22人送法院看守所關押，此即重慶八六事件。事發后，正在上海的朱學范召集在上海的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開會，擬出向中國國民黨當局提出的四項要求：“立即釋放被捕人員；查辦此次不法行為的主犯；退出被占機構；保障工作人員安全。”中國勞動協會理事會致電世界工聯、各大國的總工會尤其是美國勞聯、美國產聯。8月8日，朱學范在上海舉行記者招待會，介紹事件經過，公開向中國國民黨當局提出上述四項要求，并請美國工界援華基金監事會秘書出席作證，說明重慶市總工會對中國勞動協會貪污美國工會捐款的指控純屬誣陷。國際及中國輿論對重慶八六事件反應強烈。國民政府表示該事件是重慶市總工會同中國勞動協會的糾紛。9月10日，蔣介石在廬山親自接見朱學范，朱學范簡述了事件經過，提出了“釋放被捕員工、退還被占機構、以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的三項要求，蔣介石同意。中國國民黨當局釋放了被捕的中國勞動協會人員，但仍對朱學范等人提起公訴。1946年9月，重慶地方法院對朱學范發出拘票。另外，中國國民黨當局要求朱學范代表中國勞動協會在關于排斥解放區工會的聲明稿上簽字，否則就要朱學范辭去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職務，但朱學范對此采取拖延態度。
1946年臺灣霧峰林家林正亨與妹妹林剛都加入中國勞動協會，並加入共產黨，後工人福利社遭國統查禁，接受指示返臺發展地下組織。
1946年10月，中國國民黨單方面決定于11月1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朱學范是勞工界選出的制憲國民大會代表，中國國民黨方面希望他能到南京參加大會。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國民主同盟先后表示反對中國國民黨單方面召開制憲國民大會，認為中國國民黨違反了政治協商會議的精神。朱學范會見劉寧一聽取意見，隨后與中國勞動協會部分人員發表“主張民主，反對內戰”的二十三條主張，拒絕出席制憲國民大會。劉寧一根據周恩來指示，建議朱學范離開上海，將中國勞動協會總部遷到香港，并在離開上海前發表聲明反擊中國國民黨。11月10日晚，朱學范向劉寧一表示：“我已下定決心，立即離開上海，去香港。”11月12日，經中國共產黨協助，朱學范離開上海赴香港。11月18日，上海報紙刊登了朱學范的《上海聲明》，聲明中稱中國國民黨當局破壞勞工界統一，強迫中國勞動協會排斥解放區工會組織，強迫中國勞動協會公開反共，強迫朱學范參加“偽國大”。此后，中國國民黨開除了朱學范的黨籍，朱學范還被開除職務并吊銷護照。
抵達香港后，朱學范會見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方方等人，并接觸了許多民主黨派人士。1946年11月25日，朱學范在乘坐人力車返回住處途中，在香港莊士敦道英國海軍俱樂部門前遭遇車禍，被從后面開來的一輛汽車撞倒，右肩骨受傷骨折。朱學范及社會各界認為這是國民黨特務制造的車禍。朱學范入住香港瑪麗醫院，經三個多月治療痊愈。朱學范遭撞傷的消息經香港《華商報》報道后，國內外人士紛紛致慰問電或前來探望，并譴責國民黨，世界工聯總書記路易·賽揚從巴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劉少奇從延安分別致慰問電，英國部長夫人來醫院探望。朱學范住院第三天，周恩來派劉寧一代表中國共產黨及解放區工會自上海赴香港慰問朱學范，并帶來解放區工會繳納給中國勞動協會的會費。
由于此前重慶市總工會指控朱學范貪污美援，1947年1月，美國產聯及勞聯派專人調查，并赴香港會見朱學范。經調查，調查人員聲明朱學范未挪用美援，重慶市總工會的指控完全是政治陷害。美國產聯為此在1947年2月專門作出援華問題決定：（1）產聯不再通過中國勞動協會分發援華基金；（2）朱學范沒有亂用資財。
在香港，朱學范同何香凝、李濟深等中國國民黨元老頻繁接觸，醞釀創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7年5月6日，朱學范啟程出國。后經巴黎赴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與劉寧一共同出席1947年6月在布拉格召開的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不久，赴瑞士日內瓦出席國際勞工理事會。
1947年，中國出席日內瓦第三十屆國際勞工大會的政府首席代表仍為李平衡，顧問是吳秀峰、李晏平；雇主代表是莊智煥，顧問是朱家讓；勞工代表是安輔廷，顧問是劉松山、黃昌漢。此屆國際勞工大會發生了“朱學范事件”，即國民政府指朱學范“擅自向第三十屆國際勞工大會報到，自稱為中國勞工代表，以與我正式勞工代表安輔廷相爭。”實際上，朱學范是通過中國勞動協會的名義申請參加此次國際勞工大會，獲大會審查通過，大會決議支持在香港的中國勞動協會為中國工會正式代表。國民政府最高法院下令通緝朱學范，國民政府外交部則要吊銷朱學范的外交護照。1947年，朱學范自英國致函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農工部副部長陸京士：“我于六月十一日到了日內瓦，出席理事會，十九日開大會，照手續我可以做一些反宣傳工作，但是我忍耐著，李平衡兄到了以后，我連工人組會議也不出席了。同時我也就離開了日內瓦。”“這次在日內瓦，大家都見了面，我在國外無法不說幾句話，我始終是保持沉默，說得很少而且很和平。……現在我無法求當局諒解，我也不可能求當局諒解，現在我要做的說的，完全由于良心上應感。”但實際上李平衡對朱學范十分寬容，二人在日內瓦私下在許多方面達成共識。
1947年7月上旬，朱學范到達倫敦，在此向李濟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到歐洲各國之情況。隨后，朱學范赴美國，7月10日抵達舊金山，在舊金山會見馮玉祥。二人商談成立革命組織的問題。馮玉祥根據此次談話的內容寫下一封信，托朱學范代表他回到香港送交李濟深。1947年8月底，朱學范自美國返抵香港，將馮玉祥的信交給李濟深與何香凝。返回香港之后，朱學范與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王葆真、鄧初民、張文、梅龔彬、朱蘊山、陳此生等投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籌建工作中。
1947年11月12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聯合代表大會在香港開幕，會議推舉李濟深、何香凝為召集人，柳亞子、蔡廷鍇、朱學范等人為委員。他們致函上海的宋慶齡請其到香港主持即將成立的民革。12月初，宋慶齡復信贊成民革成立，但表示她以不來香港為好。
1947年11月25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二次聯合代表大會召開。朱學范在會上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同日，朱學范自香港啟程赴歐洲。1947年11月在巴黎出席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后，又到倫敦。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在香港召開成立大會，朱學范當選為16位中央常務執行委員之一，并被選為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為陳汝棠）。在倫敦的朱學范得知民革成立后，當即發電報表示祝賀。
朱學范到倫敦不久，劉寧一也到倫敦，代表中共中央邀他到東北解放區出席解放區工會大會。1948年1月8日，朱學范在倫敦發表《朱學范對于目前時局的宣言》，表態擁護消滅蔣介石政權的民主革命運動，擁護土地改革，擁護愛國統一戰線，反對美國政府的魏德邁計劃與馬歇爾計劃。1月12日，朱學范以中國勞動協會的名義向世界工聯執行局寫了一份提案，要求世界工聯采取措施反對馬歇爾計劃。后來，朱學范自倫敦來到布拉格。此后中共中央安排朱學范經蘇聯到達中國東北的哈爾濱。2月28日，朱學范抵達哈爾濱。次日，朱學范致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3月4日，朱學范接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復電，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
1948年，陳云（左）與朱學范（右）在哈爾濱召開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主席臺上
此后，朱學范到中國東北的工廠、農村、煤礦參觀學習40天。1948年4月30日，朱學范見到中共中央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表態贊同。朱學范對李立三提出，應成立統一的中國工會領導機關，建議由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和中國勞動協會共同發起召開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朱學范這一建議獲采納。1948年8月1日，朱學范參加在哈爾濱開幕的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會議期間，朱學范首次見到東北解放區領導人陳云。在會上，朱學范作《國民黨統治區職工運動的報告》。因注射鼠疫疫苗不久，發生藥物反應，朱學范在作報告時突然在講臺上暈倒。主席臺上的陳云、李立三將朱學范送往鐵路醫院。次日，朱學范出院后繼續作報告。此次大會恢復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國勞動協會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為團體會員，陳云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李立三、朱學范、劉寧一當選為副主席，朱學范兼國統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大會后，陳云代表中共中央同朱學范聯系。
大會后，朱學范、劉寧一在1948年8月26日共同署名致信世界工會聯合會總書記，介紹中華全國總工會及其領導人情況，聲明“中國將從此不再由中國勞動協會，而由中華全國總工會參加世界工會聯合會。”
1948年9月19日，首批自香港來的民主黨派人士沈鈞儒、譚平山、章伯鈞、蔡廷鍇四個人抵達哈爾濱，入住馬蒂爾賓館。當日，朱學范接到通知，從中華全國總工會招待所搬入該旅館，與上述四人同住。朱學范與他們見面并徹夜長談。10月8日，高崗、李富春等人帶來中共中央《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征求朱學范及沈鈞儒等七個人的意見。10月21日，在馬蒂爾旅館里舉辦首次“新政協諸問題”座談會，朱學范與會。此后又接連舉辦第二次、第三次座談會。11月25日，在哈爾濱的朱學范、沈鈞儒、譚平山等八位民主人士與中共中央代表高崗、李富春達成了關于召開新政協諸問題的協議。
1949年1月，在哈爾濱的各民主黨派人士來到沈陽。1月7日，朱學范、李富春一起赴大連迎接從香港來東北解放區的李濟深一行。1949年1月22日，分別自香港、哈爾濱來到沈陽的55位民主人士聯名發表《我們對于時局的意見》，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以期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該意見還明確反對中間路線。這55位民主人士包括李濟深、沈鈞儒、朱學范等人。
1949年2月25日，朱學范等35位自國統區到中國東北的民主人士，在林伯渠、高崇民（東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的陪同之下，自沈陽到北平。此后，朱學范參加籌備新政協的工作。同年3月30日到4月20日，朱學范參加在六國飯店舉辦的迎接上海解放的經濟問題準備工作座談會，在會上就勞資關系發言。4月下旬，朱學范經李立三陪同，首次見到劉少奇。
1949年6月15日，朱學范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參加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并講話。會后，朱學范在起草共同綱領小組工作。9月17日，朱學范出席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的新政協籌備會第七次會議。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召開。634名代表，300名來賓出席會議，推舉毛澤東等89人組成主席團。朱學范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9月25日，朱學范作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及中國工人階級代表在會上發言。
1949年10月1日，朱學范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1956年9月30日頒發的中國郵電工會全國委員會會員證上的朱學范照片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召開第三次會議，朱學范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郵電部部長，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郵電部部長。10月29日，朱學范主持召開郵電部第一次部務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國僅有31萬門市內電話，25%的縣城無郵政局及電信局。經三年恢復，初步形成了溝通中國各個主要城市的通信系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決定實行“郵電合一”及“郵發合一”的管理體制，獲朱學范贊成。
1949 年，全國郵政總工會籌備委員會成立，朱學范、李景韓、顧錫章、王希賢、陸象賢、宋鳳祥、成安玉等人為籌備委員會常務委員，朱學范為籌備委員會主任，李景韓為副主任。1950年3月17日，中國郵電工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朱學范講話。3月27日，大會選舉產生中國郵電工會全國委員會，劉寅當選主席，李景韓、陸象賢、徐欣當選副主席，朱學范當選全國委員會委員。
1950年6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派出朱學范任團長的代表團，出席郵電工會國際行政委員會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郵電工會全國代表大會、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第三屆代表大會。7月24日，朱學范率團自北京啟程，于同年8月初到達布拉格。1950年8月7日至8月9日，世界工聯產業部郵電工會國際行政會議在布拉格舉行，蘇聯、中國、法國、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德國、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荷蘭、奧地利、瑞士等13個國家的郵電工會代表參加此次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加強郵電工人保衛世界和平的斗爭。
1950年8月16日至18日，朱學范率代表團以來賓身份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哈萊參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郵電工會代表大會。8月30日到9月3日，朱學范率代表團來到柏林參加第三屆自由德國工會聯合會代表大會。會后，朱學范率代表團歸國，途中曾在蘇聯停留并短期游覽，后于9月20日離開莫斯科，10月1日返回北京。
1957年12月，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成立。1957年到1966年，中國參加了六次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舉辦的郵電部長會議。1958年，朱學范率中國郵電部代表團參加了在布拉格召開的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第二次部長會議，隨后應邀訪問波蘭。1965年7月1日，社會主義國家郵電合作組織第六次部長會議在北京舉行，朱學范主持會議，會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分別會見各國代表團團長。
1950年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第七十三次政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該條例執行前，朱學范經過努力，并獲中央人民政府批準，率先在郵電企業中試行《全國郵電職工疾病傷殘試行辦法》。
1951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為訪問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南方各老革命根據地人民，組成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據地訪問團，謝覺哉任團長，朱學范為副團長之一。朱學范負責率領訪問團湘贛分團，該分團團長為譚余保。1951年8月18日，訪問團湘贛分團抵達老革命根據地茶陵縣城。茶陵縣是毛澤東1927年率中國工農紅軍入井岡山后開辟的老根據地之一。
1953年10月中旬，中國人民第三屆赴朝慰問團總團及各分團組成，總團團長賀龍，朱學范為總團副團長之一。慰問團自10月20日至12月14日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愿軍指戰員。此次赴朝鮮，是朱學范一生中首次親臨戰場。歸國后，朱學范發表了《親眼看見的奇跡》等文章。
朱學范任民革第一屆中央常務執行委員兼組織工作委員會主任。1949年10月6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的代表舉行統一協商座談會。1949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辦茶話會招待民革領導人，周恩來到會講話。1949年11月12日到11月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民革、民聯、民促及中國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共58人與會。會議決定，由上述四方面組成統一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民促同時宣布結束。會議選舉產生45名中央委員、20名候補中央委員組成的新一屆民革中央委員會，李濟深當選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當選民革中央委員。
文化大革命時期，1967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實行軍管，朱學范被停止郵電部部長職務。1968年8月23日，朱學范被以“反革命”罪名逮捕，關押在秦城監獄。朱學范被定為“朱學范、谷春帆特務集團”案主犯。此案涉及到郵電部門的許多干部，原郵電部干部、王國維次子王高明也因卷入此案而在1969年11月自殺身亡。1975年5月，朱學范被遣送湖北黃石干休所勞動。1975年8月，經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關心，朱學范獲準回到北京治病。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病逝。朱學范當時在北京尚未獲得行動自由，只好讓兒子朱培慶代其參加悼念活動。后來，朱學范發表了《周總理———我的引路人》、《征途指引賴周公》等文章。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后來，朱學范獲得平反。1978年初，胡耀邦給朱學范打電話，祝賀朱學范獲得徹底平反和解放，并詢問朱學范有何要求。朱學范提出將女兒朱培英調回北京。次日，中共湖南省委組織部通知朱培英的工作單位，將朱培英調回北京。由此，朱學范一家重新團聚。1978年2月，朱學范參加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朱學范恢復工作之后，迅速參與恢復民革的工作，并赴各地調研。1979年８月10日，民革中央機關遷回原址辦公。1979年10月11日到10月22日，民革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朱學范在會上作關于修改民革章程的報告，大會選舉145人組成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在民革五屆一中全會上，朱蘊山當選民革中央主席，朱學范等人當選民革中央副主席。在會議召開期間，朱學范及其他與會者獲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鄧小平向各民主黨派及全國工商聯發表講話。12月15日，民革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決定朱學范兼任組織部部長。
朱學范等民革中央領導人在民革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制定了“以四化為中心，以對臺為重點”的工作方針。各地民革組織根據該方針創辦了許多學校。至1987年2月，各地民革組織及成員創辦了274所業余學校。此外，還創辦了許多企業及謄印社、書畫社、翻譯服務社、托兒所、醫院、歌舞團、電影劇組、京劇組等事業，并開展智力支邊。
1980年元旦，朱學范通過廣播向臺灣方面發表新年致辭稱：“在歷史上，很多處于交戰狀態的雙方，始終保持著郵務上的信件往來。”1981年，朱學范在《愿海峽兩岸早日互通佳音》一文中稱：“‘三通’是和平統一的先聲，通郵又是‘三通’的先聲。”“為什么要讓兩岸同胞為通一封平安家信有的竟要繞半年地球呢？”民革先后三次召開對臺通郵座談會。1982年11月18日，朱學范向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呈交《關于成立對臺通郵研究小組的請求報告》。后來，中華民國政府允許由臺灣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轉信。
1981年12月，朱學范在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此后，朱學范出訪諸多國家，自1982年至1986年接待45個國家的79個訪華代表團。1982年，朱學范帶領民革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修改工作。
1984年6月，應上海市市長汪道涵之邀，朱學范赴上海指導郵電通信改革，并且制訂郵電發展規劃。朱學范擬出《關于加強上海郵電通信建設，緩和通信緊張的匯報提綱》，其中提出郵電建設不僅應當與國民經濟發展同步，且要適度超前。同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舉行常委會議，討論朱學范提出的規劃建議，成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和上海市聯合組成的協調機構“上海市通信建設領導小組”，實施該規劃。此措施獲國務院同意。1984年12月，汪道涵主持召開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朱學范自北京赴上海出席。
1985年3月1日，朱學范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寫了一封信，表達對發展中國郵電通信事業的設想。此信獲彭真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重視。1985年7月9日，朱學范在國家召開的城市基礎設施經濟問題討論會上作《要重視郵電的基礎設施》發言。
1985年12月，朱學范調研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石家莊市等城市的郵電事業，并向國務院領導寫了報告。國務院領導對此作出批示。朱學范提出在中國逐步推行郵政編碼制度。后來該制度在中國全面推行。
在長子朱培根應邀訪問臺灣后，1985年5月，朱學范在深圳會見臺灣Teisel公司總裁毛渝南，并商定該公司為廣東省、上海市、福建省等十多個城市制造S-1240型程控數字電話機的軟硬件。經過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楊尚昆批準及郵電部支持，先后引進了7億美元的通信設備，大大提升了中國大陸沿海城市的通信設備。
1980年代末，朱學范到上海等地邀請國營大型工業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座談，聽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營工業企業法（草案）》的意見。1989年，朱學范參加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方案的研討與起草工作。
1988年9月，應《經濟參考》雜志的邀請，朱學范寫出《大家都來關心郵政，辦好郵政》一文。1989年11月，朱學范在京津滬第三次、華東地區第一次郵電經濟學術交流會上發言。
1989年1月1日為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十周年紀念日，朱學范在紀念座談會上發言，盼望臺灣當局以民族利益為重，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在無先決條件的情況下，盡早開展談判。1989年8月26日，朱學范在民革中央“臺灣廳”會見中國統一聯盟第一副主席謝學賢一行。1990年2月3日，朱學范在《解放日報》發表《愿有生之年，見祖國統一》一文。此后，朱學范發表《繼承遺志統一祖國》、《消除障礙促進統一》、《堅持反對“臺獨”維護祖國統一》等文。
1992年，民革中央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朱學范的辭職請求，并選朱學范為民革中央名譽主席，通過《給朱學范同志的致敬信》。
1994年5月，朱學范通過朱培根對臺灣的第三次訪問，聯系到臺灣統一集團總裁高清愿，促成了該公司赴中國大陸投資10億美元促進通信現代化。
朱學范是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五、六、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七、八、九屆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第二屆民革中央委員，第三、四屆民革中央常委，第五、六屆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七屆民革中央主席兼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第八屆民革中央名譽主席。朱學范還是中國紅十字總會名譽會長、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理事長、中國醫學基金會主席、中國國際工合委員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副主席。
1996年1月7日，朱學范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葬于上海金山區楓涇鎮楓涇公墓。1996年1月19日，新華社發表《朱學范同志生平》。
* 朱學范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2年
* Richard David Comerford, ''Chu Hsueh-fan and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26-1948: a struggle for labor uni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72.
* 陸象賢、劉宋斌：《朱學范傳》，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年
印度尼西亞女歌手吉塞拉·阿納斯塔西婭（Gisella Anastasia）1990年11月16 出生在泗水，， 年齡18歲，東爪哇，是Indonesian Idol 2008(印尼偶像第4屆)的亞軍，懂英語和印尼語。
她現在仍是一位學生，在學校參加不同種類的活動，例如聲樂課程，閒時會在餐館唱歌賺錢，星期日還會到婚禮當演唱者。她由於年紀輕，和其他年青人一樣曾經沉醉於網絡社交，但成名後工作量大增而減少了。
她在Indonesian Idol 2008憑迷人的聲線和可愛的樣貌在十多萬參賽者中脫穎而出，不過仍有人對她的唱功起質疑，在網絡上更有歧視聲音，不過最終奪得亞軍，敗於搖滾歌手Januarisman。
德國聯邦鐵路218型柴油機車是德國聯邦鐵路的一款四軸柴油機車。多年來，它一直是西德干線柴油機車中最常見和最重要的代表性機型。時至今日，它仍然可以在德國鐵路股份公司轄下的許多非電氣化鐵路中見到，并適用于各類快速列車服務、短途運輸服務及服務。
218型機車是V160系列機車中最后開發的型號。在這里面有許多與V160型機車的相似之處，包括對V160型至V169型（即后來的215型至）的發展進行了歸納。其中，218型機車的列車預熱系統承襲自217型機車，額定功率為1,840千瓦（2,500匹馬力）的柴油引擎則源自215型機車的設計。
德國聯邦鐵路在1966年訂購了首批12臺原型車，并將其型號編為V164型。自1968年起，這些機車開始自克虜伯交付，但在投入德國聯邦鐵路的營運后被正式定型為218型。批量采購的其余398臺機車（參與制造商還包括亨舍爾、克勞斯-瑪菲和基爾機械制造廠）則在1971年至1979年間交付。1975年在事故中損毀的215 112號機車也加入到此行列，它在完成修復后被重新編號為218 399號機車。機車交付分為4個生產組別進行（218 101－170號，171－298號，299－398號，400－499號），但在它們之間幾乎沒有什么變化。
憑借著2,500匹至2,800匹的馬力，采用B'B'軸式的218型機車的最高速度可達140公里/小時，并且可以同時在客運或服務中使用。而具備功能則使218型機車成為一款。218型機車在實際營運服務中證明了自身的可靠性，甚至直到2000年仍然作為德國鐵路重要的干線柴油機車。同時，后者新購置的柴聯車車隊進展順利，并且有越來越多的推拉式列車被其所取代。截至2008年1月，仍有約220臺218型機車活躍在線路當中。其后續機型并不明朗，因為當局會將大多數的218型機車轉換成柴聯車或對營運線路進行電氣化。
一臺218型機車的駕駛室
218型機車的發動機及變速器被靈活的安裝在車架上。車架是通過每個轉向架每側的4個螺旋彈簧支撐。自218 299號機車起則使用了，從而允許轉向架進行自由運動。牽引力及制動力是通過低位帶樞軸的橫向部件進行傳輸。車身是一個由和H型鋼制成的。兩端之間通過兩個側廊相連。
傳動裝置包括一條極長的萬向接頭和一個設于軸中央、帶有的變速器。該變速器配備有2個扭力變矩器。扭矩轉換器從I端至II端的回路是自行完成的，并且不需切斷牽引力輸出。此外，變速器還配備有2個速度級。低速檔可達到更高的牽引力，但最高速度僅為100公里/小時；高速檔則允許更高的最高速度至140公里/小時，但牽引力較低。從低速檔到高速檔的切換唯有在機車的靜止狀態下進行。此外，量產機車都配備了無磨損的液壓制動器。
隨著時間的推移，218型機車曾使用過各種類型的柴油發動機作為驅動引擎：首批出廠的機車搭載的是2,500匹馬力的MTU MA 12V 956 TB10型發動機。為了避免這些發動機在熱車能力過剩的情況下侵入牽引力，部分機車在隨后安裝了授權KHD生產的、輸出功率為2,700匹馬力的16 PA4 V200型發動機。MTU則在TB10的基礎上開發了功率更大的2,800匹馬力發動機TB11，其中有超過半數以上的218型機車都新裝或改裝了這款發動機。由于發動機的排氣能力不佳和逐漸磨損，營運商被迫在最近幾年開展全面的現代化改造計劃。首先，一些TB11型發動機對排氣套件進行了優化。更進一步的措施是新采購一批適應這種狀態的TB11型發動機，它們都具備有一個電子發動機管理系統。與此同時，當局還對全新的發動機進行了測試，并最終從MTU購入了大量的16V 4000 R40/R41型發動機。此外，還有4臺機車搭載了由卡特彼勒生產的發動機。目前幾乎所有的機車都搭載了新的MTU 4000型或經過改善排氣的TB11型發動機。自1985年起，機車還在車頂上配備了額外的，廢氣得以繞過排出，從而減少了污染；排氣口的排氣閥則有助于提高出氣速度，這也應該能減少廢氣對乘客的滋擾。排氣口的設置位置是參考了機車內置的發動機：采用12缸發動機的機車會在進氣口單側的排放系統安裝排氣口，的則會在發動機的兩側均安裝有排氣口。
機車的技術設備如今已不再統一。通常使用的羅倫斯I 60型控制系統,其后為滿足現代化的營運需求而加裝了具備PZB 90型的功能。除了原有的36針動力集中式列車控制電纜外，許多機車還加裝了時刻復用動力集中式/時刻復用雙機重聯式列車控制設備和多路復用顯示屏設備,以及TB0型（起動后自動鎖定）和供火車司機對乘客進行廣播的麥克風。在某些情況下，左側窗口還有一個用于電子的輔助開關。
中央電力供應最初是通過一個簡單的包絡線變頻器搞定，它只能有限的處理。部分機車在后來改裝了帶有的可關斷晶閘管變頻器。GTO變頻器同樣可以處理無功電流，但配件生產商西門子無法保證足夠的供應。包絡線變頻器則必須在22.5赫茲的狀態下運行，因為其16?赫茲的工作頻率會對軌道設備產生的50赫茲頻率造成干擾；而16?赫茲恰好是50赫茲的三分之一，這樣才可形成諧振和交互作用。
218型機車同樣設有自動化制動桿調節器。一些機車還配備有帶有氣體干燥系統的空氣壓縮機，它用于收集空氣壓縮過程中形成的冷凝物，從而向空氣設備提供干燥氣體。
德國聯邦鐵路自1970年起將8臺210型機車投入營運。它們在技術上幾乎與218型機車完全相同，但可以160公里/小時的最高速度運行，并搭載了一具燃氣渦輪發動機以提高效能。
在1978年除夕于菲爾斯滕費爾德布魯克發生的一次火災后，機車的渦輪機起初被停用，至1980年-1981年間則被拆除，機車也在進一步的修訂中被納入218型。它們被重新編號為218 901號－908號。經過改造的原渦輪機車原先部署于肯普滕車輛段，并與該車輛段的其它218型機車擔當同樣的牽引任務。自1983年起，它們被調配至布朗施維克車輛段，2003年又轉配施滕達爾。在2004年至2006年期間，全部218.9型機車均宣告退役并在其后報廢。
采用前后并聯運行的原210.4型機車正牽引雙層區域快車
第二次占用210型的的機車型號發生在德國鐵路股份公司時代。1996年9月，德國鐵路設立了一條由慕尼黑經柏林至漢堡的直通城際列車線路，使用由120型電力機車搭配Bimzf型城際列車控制車運行。然而在瑙恩至柏林動物園車站的路段中僅有部分區間完成了電氣化。對于該非電氣化路段，完整的列車編組應該是由2臺重聯的柴油機車推拉120型電力機車共同運行。當局在最初甚至考慮從漢堡至柏林的直通城際列車也使用210型雙機重聯運行，但隨著電氣化鐵路的進程，這樣的運用已不再必要，因此只有在個別的交路中會使用這項服務。
在1996年12月，當局選擇了部署于呂貝克、營運狀態特別好的12臺218型機車（218 430－434號以及218 456－462號）進行改造。它們均安裝了經過強化的傳動軸，因此獲準將最高速度提升至160公里/小時。變速箱的維持不變，變矩器II端此時已經完全展開。此外，機車在標識中僅將218型變更為210型，原序列編號則被保留了下來。在瑙恩至柏林的線路完成接觸網架設后，這批機車仍在一段時間內維持160公里/小時的運行許可，并于呂貝克周邊擔當普通的218型機車交路。至1998年12月31日，全部機車被歸建，并恢復它們原本的型號。這些重新采用218型標識的機車至今仍在德國鐵路中使用。
218 228號及218 810號機車于法蘭克福
218 825牽引ICE-1列車于海德堡
為了能在科隆—法蘭克福高速鐵路和紐倫堡－慕尼黑高速鐵路中擔當損壞的ICE列車的（救援）任務，部份218型機車對此進行了相應的改造。這些機車獲得了218.8型的型號標識，從而與用作區域運輸的姊妹車型作出區分。部分機車裝備了用于附掛目的、帶有過渡接頭的，其中218 228號機車專門用于以及218 191號機車專門用于斯圖加特S-Bahn的附掛及調車任務。
共有15臺機車在不來梅完成了218.8型的轉換，它們同樣可以用于機車重聯運行。用于附掛用途、但未采用此型號標識的機車配屬于法蘭克福（2009年5月前為達姆施塔特）和普洛欣根（218 191號）。采用218.8型標識的15臺機車則分別配屬于法蘭克福（9臺）和魯梅爾斯堡（6臺），這些機車實際分布于各大主要車站，只是在賬面上歸屬法蘭克福及柏林-魯梅爾斯堡。
7臺被劃入德鐵辛克鐵路營運的原試產機車獲得了225.8型的型號標識。
2002年，不來梅維修車間將一臺215型機車重建為218 441-4號機車，并以此作為整修的原型機，為強化218型機車的使用年限做出參考。這臺機車的特點是擋風玻璃中的目的地顯示屏、和采用LED技術的，此外還實施了廣泛的降噪措施和現代化的車輛控制系統。然而這個項目未能繼續跟進，因為如此深遠的整修會使得機車需要進行新的注冊審批。在此期間，這臺單體機車又恢復了其原本的序列編號——215 022號，并被售予了。至2010年底，該機車被報廢。
218型機車經歷過了大量的色彩變化。首臺出廠的218型機車仍然使用當時柴油機車慣用的紫色涂裝（ 3004）。218 217-8號及218 218-6則在1974年成為首個試驗不同新涂裝方案的機車載體：218 218號機車在1974年初成為德國聯邦鐵路首個被漆以新海藍色+米色涂裝的機車，218 217號機車則采用了類似于全歐快車配色的酒紅色+米色涂裝樣式（RAL 1001）。從那時期，海藍色+米色開始成為218型機車的標準涂裝，而218 217號機車的酒紅色+米色仍然是獨樹一幟，并在2002年被重新上漆。至2010年，218 105-5號機車又根據218 217號機車原先樣式被漆以酒紅色+米色涂裝。
在此期間，海藍色+米色的配色方案幾乎已經絕跡，其最后的代表是來自德鐵汽車列車的218 320號機車。與后來的常規涂裝相比，它在車頂沒有采用灰色，而是使用了藍色。使用藍色車頂方案出廠的機車還包括218 315－339號、353－360號、376－405號、435－436號以及463－466號。大約從1976年7月起，這些機車的車頂被重新漆以灰色，因為藍色屋頂在遭受污染后幾乎很難再辨認。
在科隆－古梅爾斯巴赫的計劃中，有10臺218型機車于1984年被漆以了與列車車廂相匹配的、帶有卵石灰色條紋腰帶的橙色涂裝（RAL 2004）。在城市列車的實驗階段結束后，這款涂裝被保留直至進入1990年代，并在隨后作為大修的一部分，采用了自1987年末出臺的、帶有白色的東方紅色配色方案（RAL 3031）。218 135號機車在1996年11月成為最后一臺保留橙色涂裝的機車。
其余的218型機車在此期間則幾乎全數采用了目前的涂裝。
最后一臺保留東方紅色涂裝的機車是218 156號，它于2009年1月24日牽引IC118次列車（因斯布魯克－明斯特）在林道經腓特烈港至烏爾姆區間完成了最后一次運行。由于218 156號機車在2009年1月25日便到達使用年限并且不再繼續整修，于是采用東方紅涂裝的最后一臺218型機車也終于從德國鐵路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