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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底國府再調動達80萬大軍，由蔣中正任總司令，十月發兵，準備全面進攻共產黨於江西瑞金的基地，展開第五次剿共行動。1934年4月至7月期間，國、共兩軍展開決戰，先後有會昌，驛前兩大陣地戰，紅軍傷亡慘重，軍事失利令外圍據點盡失。共產黨見勝利無望，乃退而採突圍策略。1934年，中國共產黨被中國國民黨打敗，中共紅軍紛紛從長江南北之根據地突圍西走，10月，中共中央紅軍從江西、福建西走，歷盡艱辛，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僅存數千人，加上陝西紅軍，總數不過一萬人。在國軍連串攻擊後，紅軍損失慘重，由最初85,000人之數最後只餘下6,000多人，途經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青海等省，歷時一載，中共黨史號稱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0月紅軍抵達陝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於陝西並非國民政府勢力所在，國府惟有按兵不動，國共兩黨處於對峙形勢 。
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於貴州遵義舉行會議，打擊了所謂左傾機會主義者王明的領導權，又排斥了張國燾的勢力，由毛澤東任軍委會主席，集黨及軍的領導實權，奠定其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此時期日本對華威脅與日俱增，人民情緒反日。1935年，中共紅軍到達貧瘠偏僻之陝北，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國際轉變策略，指示各地共黨聯合民族力量，組織反法西斯聯盟，中共也依照指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逐步由「反蔣」轉變為「聯蔣」。一時全國上下響應。這時國民政府把東北軍調往陝西，中共利用心理戰術，挑起東北軍思鄉情懷和抗日情緒，1936年中共派周恩來游說張學良，雙方達成停戰協定。1936年12月4日，蔣中正抵達西安督師，12月7日張學良向蔣陳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必要，遭嚴詞申飭，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密商「兵諫」；12月12日，張學良派兵圍攻蔣中正之駐所，槍殺侍衛，逮捕蔣中正。張學良、楊虎城要求立即抗日，史稱「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中共派周恩來見蔣中正，在各方斡旋下，事件終能和平解決。由此，國共兩黨暫時放下敵對，一致抗日。
1937年初，國軍停止對中共之軍事行動，使中共轉危為安，國共醞釀合作，逐漸形成全國團結抗日；4月20日，楊虎城在西安舉行宴會，慶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向中國國民黨提交《共赴國難宣言》，願意和中國國民黨攜手抗日，中國國民黨表示接受，在宣言內提出下列四項保證：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勤，擔任前線之職責。8月，國民政府遂收編陝北紅軍2萬餘人為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令赴晉北作戰；10月，收江南各地紅軍為新編第四軍，約萬餘人，以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規定其游擊於南京、蕪湖間，各軍之糧餉、彈械均由中央按編制發給；中共於是取得政治、軍事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關東軍（1931年）
當建國十年后，國民政府外交方針主要有四大目標：
#廢除不平等條約；
#阻止日本的大陸政策；
#爭取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援助；
#建立東亞集體安全保障體系。
1930年代的中國外交成就，在於逐漸廢除許多不平等條約，並收回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權的重大權利。主要活動如：
*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國佔領的威海衛；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江蘇地方政府所轄上海臨時法院改為中央所屬。
*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時在華租界；4月1日，上海臨時法院裁撤並改設上海特區地方法院。改制同時，上海租界中國人民刑事案件須中國與相關國家官員會審的司法制度完全取消，也就是租界內不涉及西方國家人員的民刑事案件，皆由中國法院審理。
*1933年國民政府實行新稅則，標志著中國基本實現了關稅自主。
蘇聯援華的T-26戰車
在1930年代國際政治舞臺上，國民政府與西方英、法、美諸國友善，跟德國也關係良好，而跟日本、蘇聯疏遠。1931年就爆發著名的九一八事變。跟歷屆北洋政府盡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顯著不同，國民政府對日本持有極大戒心。對蘇聯政策方面，基於蘇聯一貫支持中共立場，自1927年廣州起事後，國民政府很快就與蘇聯斷交。在中東鐵路和中國東北地區、蒙古的問題上，國民政府跟蘇聯發生利益上衝突。早於1929年，張學良就在國民政府的鼓勵下，跟蘇聯對抗並企圖接管中東鐵路，是為中東路事件，雙方並且於綏芬河發生激戰，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國家收回應屬自己權益的行為。1930年10月11日，中國遣代表團前赴莫斯科討論中東路等問題，但無結果。1931年以後，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相繼建立法西斯政權，均宣稱反對共產主義，使蘇聯同時受到來自東西方之威脅；蘇聯為避免兩面作戰，極欲改善與中國之關係，希望中國能團結抗日，長期拖住日本，以減輕它東部所受日本壓力。直到1933年12月，中蘇始恢復外交關係，兩國關係有所改善。不過由於蘇聯繼續背後支持中共發展勢力，而國府又在江西進行剿共，為中蘇關係投下極大陰影。
於此同時，自「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以後，日本加速對中國侵略行為，且提出「反共」的口號，蘇聯亦蒙受日本軍事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亦急欲與中國改善關係。故此在中蘇復交後不久，中共就提出了《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中蘇兩國終於在同年8月21日簽署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基礎。蘇聯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等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間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枝彈藥，總值為485574436美元。僅此第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其中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
不過由於蘇聯援華的目的在於讓中國拖延日軍，減低進攻蘇聯的可能性，因此一直拒絕國府要求蘇軍參戰的請求。待1941年當看清日軍無意與德軍夾擊蘇聯後，史太林跟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並於次年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長瓦西里·崔可夫元帥。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
孔祥熙柏林會見希特勒爭取德國向華售武 (1937)
1930年代抗戰爆發前，是中德關係的蜜月期，國府透過兩國的合作，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大大提高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中德合作其實早在納粹執政之前就開始了，當時德國向中國派遣了軍事顧問，提供武器裝備和建軍思路，中國則出售一些原料給德國。在對紅軍的圍剿中，就有德國軍事顧問的身影。納粹上臺后，出於國內擴軍備戰的需要，對原料的需求擴大，而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料產地，尤其是鎢，是德國非常需要的戰略資源，因此雙方的合作就進一步擴大，193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部隊如教導總隊，包括36、87、88幾個師，都是使用德械裝備。
不過當時的德國政府，存在親華與親日的力量，其中親華以最初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為代表，主張在中日之間取比較中立的態度，而不放棄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和合作。而以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為首的一派則主張聯合日本，拋棄中國。 希特勒最初也曾經猶豫不決，但反共產國際協定簽署后，德日關係日漸接近，黨內親日力量對希特勒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希特勒最終決定支持日本，於1938年重新調整了政府，確立了親日派在外交領域的主導地位，此后中德關係就日漸下滑。同年德國還召回了駐華軍事顧問。不過雙方和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1939年，武器易貨貿易也一直在進行，甚至德國入侵波蘭后，雙方仍然進行了少量貿易，但總的來說，此時德國在華的影響已經大大下降
1941年底中國正式向德、日、意軸心國宣戰，標志著這段中德合作的歷史徹底終結。
美國航空志願隊徽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日本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公然挑戰，但美國正受經濟大蕭條困擾，對中日爭端基本上採取不介入態度。不過出于經濟上的考慮，中美之間仍存在某程度上的合作。1933年5月，中美之間簽訂了一筆價值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協定。1935年5月，中美兩國財政部又以備忘錄和換文形式達成了一項白銀協定。美國還協助中國建立了中央航空學校。從1933年至1937年，美國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飛機供應者，在中國空軍史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然而整過1930年代，美國國內籠罩一片孤立主義氣氛，民意普遍反對國家干預國際社會上的糾紛及軍事衝突。1935年8月31日，美國國會通過中立法案，象徵此時期美國外交上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美國在遠東保持中立，禁止將武器或其他用於軍事行動的任何裝備運往中國或日本。國民政府對應之道是設想通過短暫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國家出面干涉，盡快結束中日衝突。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在英國而不在美國。待九國公約會議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相繼失敗之後，國民政府積極考慮以爭取美國為重心的戰時外交方針。蔣中正的戰時外交方針綜括為以下幾點：（一）對英美應有積極信賴的方案提出，應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二）對蘇俄應與之聯絡；（三）對德應不即不離。為盡快加強對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電胡適，列舉對美方針，計有四項內容：（一）促成美國修正《中立法》；（二）盡快爭取美國財政援華；（三）促請美國對日實行“隔離”政策，限制美日貿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國在亞洲合作，並以美國牽制英國，防止歐洲戰爭爆發後英日妥協。這份電報表明國民政府已形成明確的對美政策，以爭取美國援助為主。此後，這四個方面就成為中國對美外交的主要任務。
抗戰初期國府對美外交重點是爭取美國財政上的支持。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國與美國達成了戰爭期間的第一筆貸款協議，即桐油借款。按照這一協議，美國進出口銀行將向中方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年息4.5釐，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內向美方公司出售22萬噸桐油。這筆貸款的主要作用是購買汽車及改善滇緬路的運輸。可以說，這筆貸款標誌了戰時中美合作之端。
自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政策之後，國府一路都積極爭取更多美國援助，但事實收獲甚微。中國爭取美國援助之所以十分艱難，一方面在于美國國內《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則在于羅斯福政府一直謹慎地在中日間尋求平衡，其援華目標是在維持中國不致全面崩潰的同時，又不想惹怒日本對美國進行報復。
中美合作的轉捩點是在1940年秋季，當德意日三國簽訂了軸心國三國同盟條約之後。一方面，國際形勢的演變使得羅斯福政府意識到必須加強中國的力量以牽制日本，1938年底，日軍已經攻下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但也以投下百萬大軍。由於軸心國有會師中亞的計劃，中國戰場能黏住日軍主力，使之無法馳援德、義，對英、法來說，是相當有利的；另一方面，蔣中正也利用這一機會向美國施加了壓力。蔣中正成功之處不僅在于他很快從美國得到了一筆巨額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極大地影響了此後中美關係朝向更緊密方向發展。
國軍守衛著一隊美國P-40戰機
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深深地打擊了中國抗戰士氣，有見及此，美國於1941年4月17日決定立即向中國提供4500萬美元的軍用物資，這是租借法案軍事援華的開始。自此，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逐步納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計劃之內。5月6日，羅斯福正式發表軍火租借法案適用于中國的聲明，同時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國府隨即任命宋子文為代表，負責申請並接收租借法案下給予中國的美援物資事宜。按照蔣中正的指示，宋子文與美方交涉軍事援華重點為三項：第一，由美國提供訓練與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第二，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第三，幫助中國建設滇緬公路和鐵路，並提供運輸車輛等。7月，羅斯福派拉鐵摩爾來華，出任中國政府政治顧問。8月，美國宣布以馬格魯德為駐華武官兼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其主要任務是負責租借物資援華。
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中國被列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
總括而言，抗戰期間中國從外國獲得的援助相當有限，全部算起來也只有11億美元左右。用極為有限的裝備和物資對抗強大的敵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何戰區所僅見的。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府採取不妥協、不作戰、不直接交涉之方針，僅請求國際聯盟制止日軍侵略。九一八事變中，國府的反應備受國內輿論指責為“不抵抗政策”，但事實上國府仍堅持從外交渠道積極努力，透過「特種外交委員會」，於國聯力爭國際力量對日本侵略行徑的譴責和抵抗。但國聯只要求中日雙方早日撤兵，不使事態擴大，1931年12月，國聯議決派遣調查團到中國，但不干涉軍事行動。1932年3月，國際聯盟調查團抵華，於同年10月發表調查報書，指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之預謀，滿洲國是日本之傀儡政權；1933年，國聯大會接受報告書，不承認滿洲國，並要求日本撤兵，日本置若罔聞，索性退出國聯。但自1933年熱河抗戰和長城抗戰起，國府對日本政策基本上已轉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華北危機時，國民政府對日本態度日漸強硬。
1934年冬，蔣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之前，曾於病榻中口授陳-{布}-雷一文，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題目是：「敵乎？友乎？」。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于狂夫之趨井；同時曉諭國人。10月，蔣對日反提五條件，表示抗日決心。11月，派陳誠入山西主持綏遠防務；蔣蒞臨太原，督攻蒙偽；克復百靈廟；12月，蔣進駐西安；召集各將領在西安會談，並嚴督張學良、楊虎城加緊進剿。1937年6月，近衛文麿出組新內閣，華北駐屯軍之演習突然頻繁起來，日本見形勢對它不利，決定開戰；日本一面利用談判作緩兵之計，一面大舉增兵。
1938年底，汪精衛逃離重慶，1939年底汪精衛與日本簽訂密約，規定日、滿、華「互助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即須繼承晚清以來列強侵凌中國的負面歷史遺產，尤其在邊疆地區，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分割離中國版圖的嚴峻挑戰，一方面國民政府尚缺乏實力對邊疆地區實行直接統治，另方面，帝國主義列強利用邊疆地區的民族分裂分子頻頻插手邊疆事務，以圖達到侵占的目的。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內外蒙古，新疆，東北與及西藏等等，背後牽涉蘇聯，日本，英國這幾個國家。蔣中正在1934年3月7日南昌演講時稱：-
國民政府對應邊疆問題主要是從兩方面著手：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經濟、文化、教育方面。
1940年1月31日，國民政府專使吳忠信在拉薩羅布林卡荷亭看視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拉木登珠
政治方面，國府先以憲法形式規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以此作為其民族政策法理基礎。1931年6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其中“第二章第六條、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29年2月，國民政府公布了《蒙藏委員會組織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員會，在中央政策層面，積極推動管理邊疆民族事務。蒙藏委員會在當時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加強了中央政府跟邊疆地區的關係。其中最明顯的是蒙藏委員會在西藏設立了駐藏辦事處。1934年8月，“致祭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達賴喇嘛專使”黃慕松進藏后，留專使行署于拉薩，派駐大員籌建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設置了無線電臺和測候所等機構，加強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系。1940年2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在西藏期間，與熱振活佛洽談在拉薩設置駐藏辦事大員事宜。1940年4月1日，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正式成立，設正副處長各1人，秉承蒙藏委員會之意綜理藏務。駐藏辦的設立使國民政府跟西藏地區的關係加強了，西藏噶廈至少同意，外交上國民政府可稱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在藏期間，駐藏辦做了不少工作，對維護國家主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國民政府為加強少數民族地區的統治，對邊疆地區的行政區劃進行了改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在內蒙古地區設立行省，以削弱蒙古各盟旗的自主權利。1928年9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將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以及青海、西康、寧夏等邊疆民族地區正式改設為同內地一樣的行省。
此外國民政府又積極拉攏邊疆地區上層政要，改善中央與邊疆地區的關系，尤其是處理西藏問題方面，尤其落力。國民政府透過尊重西藏宗教傳統，對班禪額爾德尼及達賴喇嘛兩位西藏政教領袖加以禮遇和冊封，除了改善了西藏人民對中央的印象外，更重要是遏制了西藏的分離活動。此外，對于西藏政教領袖的冊封，轉世靈童的認定，特派專使主持坐床大典，都體現了國家對邊疆地區的主權。
除了以上懷柔政策以外，國府又在經濟、文化、教育層面，積極改善西藏人民生活條件。試圖通過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教事業的發展，培植少數民族的自治能力，從而獲得邊疆民族對中央的擁護，鞏固國民政府的統治地位。1929年6月，中國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通過《關于蒙藏之決議案》：“對于蒙藏各地教育、經濟之設施，與交通實業之建設，應由中央政府協助其地方政府，依據本黨主義綱領盡力推行。”
國民政府頒授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玉印玉冊
1930年4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蒙藏實施教育計劃》，主要內容包括：“一、實施教育行政辦法，限令蒙藏各盟旗在1931年6月以前成立教育行政委員會，主管該盟旗教育事宜。二、獎勵私人或團體倡辦或捐資興辦蒙藏教育者。三、獎勵把‘黨義’或科學的圖書翻譯成蒙藏文者。四、教育部會同蒙藏委員會在南京設立蒙藏回學生管理會，管理蒙藏回學生之招、送、指導等事項。五、在1931年前，蒙藏各旗必須設小學一所，6年以內蒙古各盟部及西藏重要各地、新疆回民繁庶之區，必須設職業學校和中學各一所。六、在首都（南京）、康定二處，各設立一國立蒙藏學校，應在年內完成成立。原有之北平蒙藏學校，亦應充實整之。七、教育部限令中央北平兩大學務于本年秋成立蒙藏班，國立各大學應酌設蒙藏回文學系或講座。八、在八年內，分年資送蒙藏學生出洋留學，內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康四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計三十六名。”1931年11月，國民政府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確定邊區建設方針并切實進行案》：“一、在人口稀少地方，須以不損害當地人民之利益，充人口開土地為要著，而以其他建設為輔。二、在人口數量較多之地，應以經濟建設為主，文化建設為輔。三、在人口繁殖經濟發達之地，須側重文化建設。”1932年12月，國民黨第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開發西北案》，在國民政府行政院設西北拓殖委員會，其下設國道、勸業、采礦、墾殖四局，主持西北地區的經營開發事宜。
總的來說，國民政府在武力不能直接統治邊疆民族地區的情況下，根據民族地區的不同情況，一方面采取懷柔手段，另方面給予一定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優待，從而加強邊疆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對維持中國統一及領土完整起了一定作用。
1930年代的藝人：阮玲玉
在文化方面，發展與動亂間，造就許多各領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學影響政治界的魯迅；創造新哲學觀的胡適；文化出版業的鄒韜奮及陶行知；文學界的張愛玲、沈從文、曹禺；京戲與新藝術的梅蘭芳與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顧頡剛、徐悲鴻、梁漱溟、張元濟、黃炎培、林徽音、梁思成、林語堂、馮友蘭、齊白石、錢鐘書、楊絳、巴金、吳清源、俞平伯、費孝通、陳獨秀及傅抱石均對1930年代的文化中國貢獻良多。
因為新舊文化雜陳，1935年，中國學者間爆發了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之間的文化論戰，並形成了關于中國文化建設路向獨特的視點與張力。
由胡適於1929年提出的全盤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概念，於1930年代的中國學界繼續發酵，並獲得陳序經等多名中國知名學者以「全盤接受」等言論或撰文來附和胡適的此全盤西化觀。不過，此概念也遭到中國許多學者反對。最大反對聲浪起端，為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中國學者針對全盤西化發表的《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十教授宣言》）以及隨后的《我們的總答復》開始。之後，兩方陣營揭開了相當長時間的“全盤西化”和“中國本位”的激烈論戰。然論戰結果，到1930年代末期，兩方確實達成了「中國社會亟需要現代化」的共識。
考古學者斯文赫定
科學發展方面，由於社會著重物質建設，因此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都有長足發展，受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數學，地質學的研究主要由實業部的地質調查所主持，調查地質、礦藏，研究土壤、地震，皆有成就。生物學的研究主要由中國科學社附設的生物研究所。北京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等主持，對全國各地動植物的分類、形態、生理遺傳、經濟用途等，都有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考古研究方面，十年建國期間成果十分豐碩，1927年發掘河北房山縣周口店始石器時代遺址。1929年至1936年發掘河南安陽小屯村殷朝的都城，1930年發掘河北易縣練臺村戰國時燕國的都城，1930年至1931年發掘山東歷城縣城子崖黑陶遺址，同時發掘山西萬泉縣荊村新石器時代遺址，1934年發掘陝西寶雞縣鬥臺新石器時代遺址。西北方面，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組西北科學考察團，於1927年至1936年間在新疆各處考古。江南方面，1930年發掘南京棲霞山六朝墓，1931年發掘廣州市大刀山晉墓，1936年於浙江杭州、吳興、杭縣等地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
西南聯大臨時校舍（1938年）
近代日本及西方列強的崛起，其一原因，就是義務教育的普遍化。清末起有識之士已意識到義務教育的重要性。1912年，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教育部就明確規定：“初小、師范、高等師范免收學費。”免費上師范就成了當時很多家境貧窮的學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徑。教育制度，仍如北洋政府時期，分為大專、中等（中學、師範、職業學校）、初等（小學）三級，但中國國民黨之勢力進入各級教育部門，黨義被列為教材。1928年，國民政府大學院召集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即通過了《整理中華民國學校系統案》，決議厲行國民義務教育。1935年5月，國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過《實施義務教育暫行辦法大綱》及《民國24年度中央義務教育經費支配辦法大綱》。計劃擬于10年期內使全國學齡兒童逐漸由受一二年制義務教育而達于四年制之義務教育。193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頒布《學齡兒童強迫入學暫行辦法》，不過國府義務教育計劃還未實行，八年抗戰就爆發了。由1927年至抗戰爆發這十年間，時值內憂外患，不過國民政府的教育建設仍有相當不錯的建樹。1929年-1936年，學齡前的兒童就學率從17.1%上升到43.4%，當時的大學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學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學生的比例是1：60。1936年全國共有專科以上的學校108所，其中，大學42所，獨立學院36所，專科學校32所。共有272個學院，1095個系，在校生41922人。
李華興主編的《民國教育史》則指出:“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是民國教育穩步發展、趨于定型的時期。由于社會政局相對穩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漸次完善，尤其是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業，各級各類教育都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國府對教育重視程度，可反映在教師的待遇上，1927年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講師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在20世紀30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僅為15元。。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府即有計劃地將大學遷往內地，淪陷區90%的高級知識分子、50%以上的中級知識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轉移到了大后方。但大批來自淪陷區的學生衣食無著，教育部長陳立夫便以個人名義借貸建立了貸金制度，凡經濟有困難的學生，可直接向學校貸款以維持生活，貸金包括膳食及服裝各項費用，并免費提供住宿。由于通貨膨脹等因素，這些貸金以后并未償還，這等于政府向學生無償提供了學費和生活費，因此貸金制隨后改成了公費制。
國府遷都重慶時，由於財政狀況極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極力提倡實施戰時非常教育或國防教育，主張將一切正規教育中斷，高中及大專院校停辦，師生員工應召入伍，共赴國難。不過蔣中正卻提出了“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的觀點：這時期，國民政府財政極其困難，但仍然將巨款投向了教育，對大中小學生全部免除學費，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經費在財政支出中僅次于軍費，居政府財政支出的第二位。蔣中正的"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政策，保證了戰時教育的持續發展，影響深遠。
據著名學者何兆武所憶述：“在西南聯大上學時，大學生不僅免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午餐費，如果學生上學仍然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且助學救濟金在大學畢業后可以不還。同時，抗戰客觀上為中國的西部教育帶來了發展的契機，使西部諸省在基礎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發展。國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開始在四川、河南、貴州、陜西、湖南、甘肅、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國立中學及3所國立華僑中學，先后培養教育了10萬‘戰區流亡學生’。中國共產黨的許多杰出人才就是這些國立中學培養出來的，比如：國務院前總理朱镕基、中國‘兩彈元勛’鄧稼先、當代著名經濟學家董輔礽、著名詩人賀敬之、國防科工委主任上將丁衡高等。抗日戰爭結束后，這些國立中學于1946年逐步復原，完成了它們的歷史使命，譜寫了一個殘酷戰爭期間中國教育的傳奇。”。
在教育規模擴大的同時，國民政府也重視大學的科學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撥經費給國立大學，令其恢復因戰爭而停辦的研究所，恢復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設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經濟部共獲準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
總括而言，十年建國以至抗戰期間，儘管面對內憂外患與及財政匱乏的種種困難，國府仍將可觀的資源投放入教育建設及科研上。由此培養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準的知識人材，對近現代中國現代化建設作出了不少貢獻。 。
一位金陵女大學生跟小學生玩耍（1935年）
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職業教育多是由民間社會團體倡導，國家很少介入。但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情況則發生根本改變，為了鞏固新政權的統治基礎，遏制當時失業惡化情況，國民政府運用行政權力，采取多項措施支持職業教育發展。同時也加強了對社會團體的監督與控制，其中對勞工教育的重視程度尤為突出。1931年，實業部為謀全國勞工教育之發展，會同教育部擬定勞工教育設計委員會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會令公布。1932年2月公布施行《勞工教育實施辦法大綱24條》，該大綱規定：“勞工教育分識字訓練，公民訓練，及職業補習三種，凡農工商各界勞工均應受此種訓練，責成地方教育行政機關督促當地農工商及其他各業之廠場公司商店等負責完成之”。隨后，全國各地一律遵照勞工教育實施大綱，籌設勞工學校。根據調查，1929年，北平市共有市立民眾學校38班，學生人數1，533人，1930年增至68班，學生數為1，618人，1931年增至74班，學生人數為1，704人。其他地方情況大體類似，只是數量上存有差異。此外，政府鑒于職業指導的重要性，命各省設立專門職業指導機關。1933年7月教育部頒發《各省市縣教育行政機關暨中小學施行升學及職業指導方法大綱》，至此，職業指導實踐在官方指導下全面展開。
中國的職業教育秉承著“教育救國”的主旨，最初由社會團體舉辦，后來轉向了以國家倡導為主，社會辦學為輔，“使一般勞工階級，都能受過相當職業教育，獲得職業上必須的知識技能”。這種由職業學校教育、職業補習教育與職業指導等三方互動形成的職業教育，適合了當時中國國情。然而，抗日戰爭的爆發中斷了職業教育的繁榮局面，最終使國民政府為“職業救國”所付出毀於一旦，也使其應對失業問題的努力受到了極大限制。
建國十年，中國正處于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時期。為了解決與工業化發展相伴生的社會問題，發展現代社會福利事業，南京國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會福利法規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體現出國民政府時期的社會事業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現代化軌道。在社會上，政府透過社會團體之組織，對各行各業人民加以動員和控制。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交，中國面臨外憂內患，國家到處彌漫著失業恐慌的陰霾。有見及此，國民政府堅持「標本兼治」的原則，采取傳統與現代雙管齊下的方式治理失業，收到了一定的社會成效，反映了國家對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體認程度。國民政府為更好地發揮控制社會的功能，針對失業問題欲采取層次分明的治理措施，首先設立調查統計機關，查清全國各地的失業人數、失業種類與失業原因，然后通過興辦實業、開設平民工廠、舉辦職業介紹所、實行失業保險與移民墾殖等辦法，籌建社會再就業工程，促成失業人員的重新就業。可惜由于社會立法自身存在局限性與及日本侵華步伐加快，最終未能徹底解決失業問題。
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國民政府主要從兩個層面去施行其政策，一是對生活遭遇困難者予以適當救助，維持其最低標準生活。二是從積極方向，進一步協助其恢復工作潛能，參加生產，服務社會。國府曾先後頒佈以下各項有關社會救助法規：
* 1928年6月，各地救濟院規則，內政部公布；
* 1928年6月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機構規則，內政部公布；
* 1928年，勘地災歉條例，內政部公布；
* 1929年6月，監督慈善團體法，國民政府公布；
* 1930年7月，監督慈善團體法施行細則，內政部公布；
* 1930年10月，救災準備金，國民政府公布；
* 1935年6月，實施救災準備金暫行辦法，國民政府公布；
* 1935年6月，救災準備金保管委員會組織規程，國民政府公布；
* 1936年11月，各地方建倉積穀辦法大綱，內政部公布；
* 1936年12月，各省建倉積穀實施方案，行政院公布；
* 1937年4月，全國建倉積穀查驗實施辦法，內政部公布；
* 1938年10月，抗戰建國時期難童教養實施方案，行政院核準實施；
* 1942年8月，修正非常時期難民救濟辦法大綱，行政院公布施行。
國民政府主管社會福利行政之機關為內務部，後改為隸屬社會部，後又改為隸屬內政部。1940年 11月16日，行政院為適應社會需要，將原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社會部，改隸行政院，成為全國最高之社會行政主管機關的社會部。直到 1949年國府播遷臺灣，原社會部於是年4月30日裁併，劃歸內政部。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即於1928年秋於南京設中央廣播電臺，作為宣傳政令的機關，同時各省市的公民營電臺亦迅速增加，全國電臺，無論公營民營，均受該會的指導監督。
中央廣播電臺初隸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1年7月改隸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節目有宣傳、演講、教育、新聞、娛樂五類。據1937年6月調查，全國共有電臺78 家，總電力為122?8635瓩。以地域分，分佈於全國十九省區，江蘇及上海地區佔半數以上。當時廣播仍在初興階段，電臺電力弱，在78 個電臺中，一百瓦特以內28 家，一百至五百瓦特者 38 家，一千瓦特以上者12 家。不過，當時全國各地收音機數目不及百萬，僅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0.25，聽眾是很少的。
上海租界報章紛紛報導南京淪陷後日軍的野蠻行為（1937年12月）
1930年代的中國報業，大報企業化經營趨勢逐漸明顯；內陸及偏遠地區的小報也逐漸發達。
當時的中國報業，北方的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東，南方的則集中在江蘇、浙江，據1935年的統計，江浙地區的報紙414家，佔全國百分之41.4，河北、河南、山東的報紙223家，佔全國報紙百分之22.3。大報社都集中在都市，具有悠久歷史的，上海有《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天津有《大公報》、《益世報》等等；十年建國期間，新創辦的報紙，上海有《晨報》（1932），《立報》（1935），北平有《華北日報》（1929），南京有《民生報》（1927）、《京報》（1928）、《民報》（1929）、《朝報》（1933）、《救國日報》（1933）、天津有《庸報》（1927）、《商報》（1928）等等。
左翼作家聯盟所創辦的《萌芽》月刊（1930年）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政界、學界各派競逐，雜誌業十分興盛。
據統計，1936年全國有雜誌1,518家，週刊423家，旬刊152家，半月刊184家，月刊591家，雙月刊20家，季刊101家，半年刊18家，年刊11家。創於十年建國時代，而影響力較大的雜誌以政論性的和文藝性的居多，當中又以左派的刊物為盛。左派刊物中，如創於1928年的《文化批判》（月刊）、《拓荒者》（月刊）、《世界文化》（月刊）；創於1931年的《文學導報》（月刊）、《文藝新聞》（週刊）、《北斗》（月刊）；創於1932年的《文化月報》、《文學》（月刊）；創於1932年的《藝術新聞》、《文化新聞》、《北平》（半月刊）；創於1935年的《大眾生活」（週刊）等，都具有影響力。
為了對抗左派的刊物，親政府人士也辦了不少政論性和文藝性的刊物，如陶希聖主編《新生命月刊》（1928年創於上海），葉楚傖主編的《中國文藝月刊》（創於南京）、陳穆和主編的《當代文藝》（1931年創於上海）、張其昀主編的《國風半月刊》（1932年創於南京）、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所辦的《文化建設月刊》（1934年創於上海）等。
總括而言，儘管1930年代國府剿共益烈，對廣播及新聞出版業的控制也有所加強，但同時期政見不同者在各個媒體仍然針鋒相對，尤其在左翼及親政府人士之間為甚。反映社會仍享有相當言論自由。
中華民國柏林奧運足球代表隊（1936年）
1930年代前期由於社會較為安定，中國的體育活動較之前有所發展。這個年代，在足球名將李惠堂的推廣及宣傳下，足球一度十分風行各地，足球也成為當時中國的國球，當時有「睇（看）戲要睇梅蘭芳，睇波（球）要睇李惠堂」的說法。
而政府也在期間，舉行了數屆全國運動會，中國國內的綜合體育活動，也有了比較好的表現跟發展。
在參與國際體育活動部分，1932年時，由於「滿洲國」打算組織國家代表隊出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引起輿論譁然，政府為了回應民意，正式派遣成員參加比賽，是中國首次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1932年中國派出的隊員只有一人，為出身東北的中國短跑健將劉長春。
1936年奧運會，中國正式組織大規模的代表隊，前往德國柏林比賽，由於當時中國整體體育實力尚不足，並未在運動場上取得名次。不過由亞洲球王李惠堂帶領的中華民國代表隊，首戰英國隊，上半場雙方打成零比零平手局面，雖然最後以兩球落敗，但中國隊的出色表現已為亞洲第一足球王國的美譽打下了基礎。
中國首位奧運代表劉長春於洛杉磯（1932年）
十年建國期間，國府透過建設組織架構及相關條例措施，大力推動了社會體育的開展。早於1929年4月16日，國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部針對體育而專門制定的法令《國民體育法》。1927年成立了全國體育指導委員會，1932年10月成立了教育部體育委員會(后改稱國民體育委員會)積極推行相關工作。另外又透過投入大量經費建設體育硬件設施，使中國的體育事業由軍隊和學校逐漸向社會普及，體育逐漸成為普羅大眾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十年中，國人逐漸改變了“軍國民體育”所宣揚的“強兵、強種、強國”的觀念，轉而追求體育運動的真諦，即休閑娛樂、健身、競技。對于促成這一觀念的轉變，社會體育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1930年代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不論國家領袖或愛國人士紛紛把目光投向了體育事業，試圖從體育中找尋中國積弱原因及救國之道。重要文獻包括，孫中山的《序》，朱執信的《精武本紀題詞》，蔣中正的《救國救種的唯一要圖就在提倡體育》，戴季陶的《由中國歷史文化上見到的體育的意義》，邵元沖的《民族精神與國民訓育》，吳稚暉的《中華民族恢復強健的起點》，蔡元培的《注重運動的原因》等等。它們都是在國家危難背景下出現，也貫穿著一樣的思想，就是體育救國。
蔣中正在淞滬會戰前線（1937年）
南京國民政府剛成立時，國家仍處於實際分裂狀態。1930年以後軍人之間衝突稍緩，國共之間衝突又增。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中正密誡張學良避免與日本衝突，張學良訓令東北軍，對於日軍挑釁，須萬分容忍，不得還擊，致釀事端。外部既要面對日本侵略，內部又要應付共產黨的割據政權，國防軍事建設，就成為國民政府逼切事務。國府的軍事建設目標是「安內攘外」，內求統一，外抗日本。建設的主要內容為確立國防體制，聘用外國軍事顧問，實施徵兵，軍事教育，建立國防工業，發展陸海空軍等等。
國府先後於1932年恢復軍事委員會及於1935年通過《國防會議條例》設立國防會議。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通過《國防委員會條例》，成立了國防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為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是一個實權機構。可以直接秘密指導國民政府的軍事及行政各高級機關，並督促其完成。該機構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員會正、副主席兼任之。國防委員會為抗戰時期一元化最高領導機關，它標誌著國民政府戰時體制的形成,從法制上確保了戰時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統一.對抗戰勝利起了積極的作用。
國軍操控37mm德製反坦克炮
國民革命軍建軍之初，原聘用蘇聯顧問，自1927年中共發動廣州起事後，國府即與蘇聯斷交，轉為聘用德國顧問，開展中德十年軍事合作，十年間，共有135位德國顧問在華任職。他們積極地參與了中國的國防建設，貢獻鉅大。第一個聘任的德國顧問是鮑爾（Max Baur）上校，他於1927年8月向國府提出整理陸軍計劃書，12月初到上海晉見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說明新式武器發展情況，特別介紹自動步槍和兩聲的平射砲；並陳述飛機進步的狀況，建議中國發展空軍。鮑爾另一貢獻是成立了德國軍事顧問團。開創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奠定了未來十年的合作基礎。
其後德國軍事顧問團先後由（Hermann Kniebel）中校，魏澤爾（Georg Wetzell）將軍，德國前國防部長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及其助手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擔任，他們對中國的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工作。德國軍事顧問在華是簽訂私人合同，與德國政府無關。人數多少按照實際需要而定。德式訓練的陸軍，最初的目標是8萬人，後來增加到30萬人。在兵工業方面，德國顧問也協助中國製造各種德式武器。國民政府當時的軍事目標，除了圍剿共產黨以外，便是對付日本的侵略。不過隨著日，德兩國親近，德國最終於1938年召回所有駐華軍事顧問。
接受軍訓中的國軍士兵
1933年國府通過《兵役法》確立了征兵制。1936年9月8日，國民政府頒布征兵令：“東鄰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奮起，全力抵抗，不足以保衛國家之獨立，維護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時期，凡屬兵役適齡之男子，均有應征入營服行兵役之義務。”到當年底，共征集5萬新兵入營。這是征兵制之始。
1937年6月，蔣介石下令催各地完成國防建設；令設全國防空協會。「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政府曾徵集國民兵服役。在徵募並行的政策下，在1937年下半年，共約徵募了70餘萬壯丁入營。
此外國府又在民眾中推行軍事訓練，主要進行壯丁訓練和學生軍訓。1936年國府頒布《壯丁訓練實施綱要》，重點對壯丁進行軍訓，以備戰時補充兵員。各縣市設立社會軍事訓練總隊，對壯丁及各類人員進行軍事訓練。到1936年底，已在13個省實施訓練壯丁約200萬人。 接著在1937年8月又頒布了《戰時社會軍事訓練整備綱要》，1939年3月制定《國民兵組織管理教育實施綱領》，並按此綱領制定《國民兵組織管理實施辦法大綱》，對國民兵(即原壯丁隊)的組織訓練作了新的規定，對壯丁的訓練更為加強。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蔣中正在湖南南岳召開軍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蔣中正提出“整理軍隊建立軍隊”的任務，指出今后抗戰建國必須以“建軍為中心”，要求各戰區輪流從前方抽調部隊分三期進行整理、補充和教育訓練，以增強戰力，把"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作為抗日戰爭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之一
淞滬會戰國軍軍官（1937年）
陸軍教育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為主，此校於1924年建於廣州，由第4期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為步兵、礮兵、工兵、政治、經理科。
海軍訓練以福州海軍學校為主，其前身為清末的馬尾船政學堂，這軍校以輪機、航海兩科最重要，修業年限均為8年4個月。為普及海軍人才起見，1930年規定全國各省市依定額保薦學生應考，在南京覆試後，依據成績錄取。
另外清末的黃埔水師魚雷學堂，民初時改為海軍學校，於1930年6月復校，北洋政府時代的葫蘆島海軍學校，於1933年遷往青島，改稱青島海軍學校，也肩負訓練軍事人才的責任。而新建立的海軍學校則有1932年在鎮江所設立的電雷學校。
國府自研生產的“中運”軍用運輸機
國防工業是為國防準備物質基礎，是國府準備抗戰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由于經濟落後，技術力量薄弱，兵工產業十分落後，幾乎談不上有自成體系的國防工業。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輕易拿下東北，東北的兵工廠被日本侵佔。中國失去東北的工業，使得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倒退。由國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僅有上海、金陵、漢陽、濟南、德州、鞏縣、華陰等地的兵工廠，四川、廣東、廣西和山西的兵工廠則由地方當局控制，生產技術都比較落後。為應付日本的侵略，1933年後，軍政部對兵工業積極整頓，新出產的武器有仿造的德國1924式步槍、捷克式輕機槍、德國式重機槍、法國勃郎得廠式迫擊砲等。另外自造的有7.5公分至15公分的要塞砲鋼彈、飛機用的10公斤至1,000公斤重的炸彈，以及毒氣彈、燃燒彈、照明彈等。當時著名的兵工廠有金陵兵工廠、鞏縣兵工廠等。
空軍方面的兵工業，除原有的韶關飛機製造廠和上海海軍飛機製造廠外，航空委員會曾於1934年10月和美國聯邦航空公司合辦杭州中央飛機製造廠，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辦南昌中央飛機製造廠，1937年2月又和德國合辦萍鄉中國航空器有限公司。
當時全國有6個飛機修理工廠，設在南京、南昌、洛陽、廣州、杭州和重慶。海軍方面，以製造艦艇為主，1912年至1927年製造艦艇共15隻，共4,138噸；1928年至1937年製造的艦艇共16隻，共9,080噸。
海軍飛機的製造也有進展，1919年至1927年的9年間共造9架，1928年至1933年的6年間亦製造9架。
空軍是二十世紀的新興的軍種，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就在德國顧問的建議及協助下，積極發展空軍。1928年國府於杭州設航空班，1931年改為中央航空學校。1936年又於南昌成立中國航空機械學校。九一八事變以後，國府提出航空救國的口號，積極發展空軍。一二八事變時，中國有陸上飛機七隊，水上飛機一隊，約有飛機百架。
1936年，國府陸續由美國、意大利購入新機，飛機總數增至855架，計戰鬥機170架，轟炸機335架，偵察機280架，另廣西有飛機70架，分駐南昌、西安、漢口、成都等地。
1937年5月，國府將全國分為6個空軍區，先在南昌成立第三軍區司令部，後在南京成立第一軍區司令部。全國共設9個空軍大隊，計3個轟炸大隊，3個驅逐大隊，2個偵察大隊，1個攻擊大隊，共轄26個中隊。大隊以外還有直屬的5個中隊及4個運輸隊，全國共有飛機場262個。
海軍發展方面，1919年列強所成立的對華軍火禁運條款，到1924年4月廢除，這對中國建立海軍有很大的幫助。1928年12月1日，國府成立海軍署，1929年4月12日擴充為海軍部，海軍部直轄第一、第二艦隊，及魚雷游擊隊、測量隊、巡防隊、練習艦隊等。1933年又將原來東北海防艦隊及舊渤海艦隊殘部合編為第三艦隊，有艦艇13艘，共14,222噸。另廣東原編有第四艦隊，後部份艦艇不受中央調遣，受調遣者均被編入第一、二、三艦隊。
到抗戰爆發後，全國艦艇總兵力合計新舊艦艇66艘，大者3,000噸，小者300噸，連魚雷快艇12艘，共有59,034噸。這些艦艇除北洋政府時代原有改編者外，部分購自外洋，部分為自造。
不過，當時建軍的重點在陸軍和空軍，海軍大體上只是整頓，這由歷年海軍經費及海軍建設專款與陸、海軍建設專款的比例中略可探知。1931至1936年，海軍每年經常費和臨時費實支均在1,000萬左右。1937年的軍事建設專款，陸軍列119,710,000元，空軍列70,000,000元，海軍只列2,800,000元。
1936年國軍整編二十師概況表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
國軍戰車衝向日軍敵陣（1937年）
北伐完成後，國內隸屬於國民革命軍下之武裝，多達220萬之眾，不過部隊編制分歧頗大，不成系統，難以統一指揮。另外軍費開支龐大，每年已達8萬萬元，遠超過全國總稅數5萬萬元，不但國家無力負擔，而且軍隊亦缺乏效率。為了達致國家實質統一，必須進行軍隊國家化。國府乃計劃部隊的編遣，加強效率，從而充實戰力。1928年底德國顧問團鮑爾等，即針對此情形提出「裁軍及整軍委員會計畫書」，建議保留65個師，建立一支完整，戰鬥力強且屬於國家的軍隊，這份計畫書，成為了1929年1月編遣會議之藍本。1929年的編遣會議，決定全國陸軍步兵不超過65個師，騎兵8個旅，砲兵16個團，工兵8個團，合計兵額約80萬人，軍費額度縮減至全國稅收百分之40止，暫定一年經常預備費9,200萬元。同時劃全國為7個編遣區。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為一區，東北一區，川、黔、滇為一區，及一個中央區，以處理其他各軍。
編遣會議並決定分期實施裁編，在第一、二期的裁編中，將全國軍隊暫時縮減至160萬人，每一編遣區皆編留約20餘萬人左右。然協議未達成，即惹閻錫山，李宗仁及馮玉祥等軍閥不滿，觸發「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等聯合發兵，與蔣中正大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130萬人，死傷超過30萬人，戰火蔓延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諸省。軍費浩大，佔了預算百分之40以上。及至1933年的南昌會議，編遣亦未達成。1934年12月，第五次圍剿後中共被逼退到貴州，蔣中正開始著手60個師整軍計畫，為抗日工作奠定基礎。
1935年1月26日軍事委員會召開全國軍事整理會議，對60個師整軍計畫，完成參謀作業。指令武昌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派陳誠兼任處長，分期整理全國陸軍。整軍計畫約分六期至八期實施，每期約編6至10個師。原計劃於1939年前編練全部60個師，並由德國售予40個師現代化的裝備，且已談妥，後來卻遭日本破壞打斷，60個師整軍計畫，未完成其半，即告終止。
綜計當時全國已整編與未整編部隊，計步兵182個師，又46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又6個獨立旅﹔砲兵4個旅，又20個獨立團。共計170萬人，其他各特種部隊在外。
在部隊訓練方面，1927年4月，德籍顧問鮑爾於「整理中國陸軍計畫書」中， 建議成立「教導隊」並使之接受德國的戰術觀念，軍隊教導制度，其實是德軍訓練精良的重要因素，此制之優點在建立訓練標準，落實部隊訓練， 擴大訓練成效。並由教導師負責訓練其他整訓之部隊，通常不擔任一般之戰備任務。第八十七、八十八師由教導旅與國府警衛旅改編而成，並由兩師編餘部隊成立第三十六師。此時由德國顧問所訓練的中央軍逐漸增多，戰力也因之日益增強。不過由於整個1930年代內戰不斷，加上日本不斷發動武裝挑釁，造成中央軍相當大損失，致使整軍成果打了折扣。總括而言，整軍工作雖受經費限制，軍閥阻撓與及日本侵華等因素而未能順利完成，不過還有一定成效，例如第二〇〇師就是最著名的德國式機械化部隊。
被日軍轟炸后的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
淞滬會戰（1937年）
日本戰車群攻擊南京中華門（1937年）
1930年代中，中國仍深受如中原大戰、國共內戰、中日戰爭等戰亂影響，其中影響中國至鉅的莫過於中日戰爭。廣義戰爭起始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變的該場戰爭，一直到1940年代中期才告終止。
1931年，日本決定用武力侵佔中國東北地區，於是不斷挑起事端，作為出兵藉口，7月挑起「萬寶山事件」：萬寶山朝鮮移民與當地中國農民因修築水道發生爭執，日本駐長春領事館派出日本警察前往干涉，日本藉此要朝鮮排華並鼓吹增兵滿洲。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蔣中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號召「攘外必先安內」，宣告了解決國共內戰優於對抗日本軍事入侵的國民政府戰略。5月，日本派遣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偽冒農業專家，潛入洮南偵察軍情，被國軍拘留，後因逃跑被擊斃，8月日本駐瀋陽領事館指國軍虐殺中村，要求調查。在1931年之前兩三年，由於世界經濟衰退，西方國家無暇東顧，中國內戰不息、黨派分裂、東北地區防衛空虛；日本對外貿易劇減、失業人數激增、在南滿之經營也陷入不景氣，遂予日本可乘之機，企圖對外擴張擺脫困境。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突然進犯瀋陽，侵佔中國東北三省，蔣在行營聞訊，書立遺囑，決心抗日，即回南京籌商禦侮救國之大計，電令張學良，嚴飭守軍積極抵抗；11月，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蔣出席講演統一為禦侮救國之前提，大會決議，團結國內，積極抵抗侵略之方針。事變發生時，東北邊防司令官張學良正在北平養病，聞訊後以為此舉或是出於日方調動駐軍之行動，未必是秉承日本軍部或政府之命令，張學良希望用和平手段解決，遂致電留駐瀋陽之參謀長，囑轉達部隊避免與日軍直接衝突，東北軍在此命令下便完全處於被攻擊地位。11月，日軍以蘇聯表示無意干預，進兵黑龍江省，該省代理主席馬占山率兵抵抗，終因兵力薄弱不敵，省城齊齊哈爾失守。事變兩個月內，日軍佔領中國中國東北主要城市，并未遭受重大損失。「九一八」事變後，1919年正式成立於旅順之關東軍司令部遷至瀋陽，關東軍總兵力約一萬人，滿洲國成立後又移至長春，以後不斷擴編至數十萬人。此戰略一直到西安事變後才有其更動，而該事變影響深遠，除讓脫困的蔣中正掌握更多軍事權力外，也間接促成國共合作及讓日本軍隊加速攻擊中國的行動。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反日情緒高漲，各大城市都有群眾上街示威遊行，抵制日貨；日本為轉移國際視線，上海日本海軍製造事端。
事實上，早在1930年代年初，日本就持續得入侵中國領土，並獲得一定戰果。1932年1月，日軍輕易攻佔錦州，東北軍退入山海關內。日軍侵入淞滬，國軍十九路軍就地抵抗，「一二八」戰事爆發；蔣以辭職在野之身，密電各軍積極準備抗日；蔣密令何應欽指揮第十九路軍作戰，並密令張治中率第八十七與第八十八兩師加入淞滬抗戰。1月18日，5名日本僧人與中國工人毆鬥，1名日人死亡，日本嗾使浪人鬧事，煽動日僑抗議，日本領事要求上海市政府懲兇、道歉、賠償和取締抗日團體。1月28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進攻上海市閘北區，一二八事變爆發。事變發生後，駐防上海之第十九路軍奮起應戰，國府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調派第五軍精銳部隊赴援，國軍堅守月餘，打得日軍一再增援，三易主帥。2月，日軍攻陷哈爾濱。後來日本援軍從側翼攻擊，國軍腹背受敵，被迫撤離上海，在英美等國調停下，中日雙方在5月簽訂《淞滬停戰協定》，日軍撤退至事變前地區。但日本於中國北方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日本策劃在東三省成立傀儡政權「滿洲國」，宣稱熱河為滿洲國領土，長城為滿洲國國界。3月滿洲國成立，以長春為國都，以清廢帝愛新覺羅·溥儀為執政（1934年改稱皇帝），但由日人掌握實權；滿洲國國防及治安全部由日軍控制，鐵路、港灣均由日軍管理，由日人開發礦產資源、充任滿洲國官吏。3月，中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開會，決議任蔣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先安內，後攘外」之主張不為國人諒解，備受抨擊，全中國興起抗日救國運動。
1933年，日軍攻佔熱河省，進犯長城各口。2月，蔣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緊剿中國共產黨，並密籌對付日本宣戰與封鎖之準備；3月，承德失守，蔣北上布置；日軍入侵，長城戰起，蔣進駐保定督戰，國軍第二十九軍第二十五師予敵以重創；蔣製定反攻古北口計劃；確定華北作戰方略；解除張學良之軍職；4月，蔣赴江西主持剿中國共產黨軍事，力挽頹勢；屢次誥誡高級將領，說明長期抗戰方略與決心；6月，《塘沽協定》簽字，蔣指示停戰後應注意善後之點；蔣密令購備裝甲汽車、坦克車等武器。第二十九軍堅守長城，屢挫敵鋒，但終於激戰後失利，平津地區告急，國府被迫簽訂《塘沽協定》，劃冀東為非武裝區，從此華北（當年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兩市）門戶洞開，暴露於日軍虎口之下。7月，廬山軍官團訓練開始，蔣親赴牯嶺主持訓練事宜；8月，籌劃對日開戰時國府遷都西北之準備。日軍侵佔熱河後，又滲透和分化華北。9月，蔣命令中學以上畢業生實施軍事訓練；趕築西北公路；籌備洛陽航空分校；10月，蔣在南昌召集各將領會議；杭江鐵路建築完成；八省糧食會議開會；規劃建築江防海防各要塞；11月，蔣命令召集蒙古青年受訓；又命令妥籌移民辦法；切實整理田賦。
1935年，日本藉口中國破壞《塘沽協定》，調兵入關威脅，迫使國府撤退河北省和察哈爾省中央軍（指國民政府直轄的軍隊），又積極策動華北五省自治，企圖借「自治」之名義吞併華北。1935年底，在日本扶植下，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宣佈脫離中央政府；宋哲元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名義上隸屬中央，但實際上處於半獨立狀態。1936年春，蔣介石調集中央軍5個師入山西，準備打擊經過長征進入西北之紅軍，同時也準備對日本侵犯綏遠有限度抵抗。1月，蔣親自督建東南國防工事，先後視察雨花臺、江陰和烏龍山等戰略要塞；3月7日，蔣視察紫金山麓工事；3月15日，蔣又登富貴山視察地下室工程；10月起，蔣開始預定各院部遷移計劃，並預備將瓦斯和漢陽藥廠等遷往內地。蔣開始有計劃巡視和整頓航空學校；10月12日，蔣到航空學校閱兵，觀看飛行表演。
1936年以後國共衝突稍緩，日本全面侵略中國。1937年7月，廬山暑期訓練開始；7月7日，日軍侵蘆溝橋，戰事爆發，蔣中正派兵北上，決心應戰，並令宋哲元駐保定指揮。7月17日，召集各界賢達在廬山開會，蔣發表主張四點，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表明中國立場：希望和平而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7月底，北平、天津相繼失陷，蔣發布抗戰全軍將士書。平津失守後，中國決定在上海另闢戰場，以求一挫敵鋒，駐上海日軍亦積極備戰。8月，蔣決定抗戰時期軍政各種重要問題，並決定以軍事委員會為抗戰最高統帥部，不另設大本營。8月9日，中日士兵發生衝突。日軍入侵中國淞滬，「八一三」戰起，全面抗戰開始。8月13日日軍挑起戰火，翌日國府宣佈自衛抗戰；雙方動員海、陸、空軍參戰，一再增援，全力以赴，計日投入兵力20餘萬，國軍約50萬。9月，上海戰爭激烈，蔣赴崑山督戰。日軍憑藉戰艦炮火及飛機轟炸取得優勢，國軍雖傷亡慘重，但前仆後繼，鬥志頑強，令日軍陷入苦戰。中國決定“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七七事變後，中國制訂持久戰、消耗戰之戰略，惜運用不當；自上海、南京陷於日軍之手，國際干涉無望後，中國遂調整部署，寧可放棄一城一地，盡量保持國軍戰鬥力並消耗敵人兵力，又將沿海、沿江之工廠、學校、文化機構等向內地轉移，把西南建設成為抗戰根據地，準備持久作戰。10月，上海形勢危急，蔣赴松江督戰；消耗目的已達，下令撤退上海，變移陣地。日本企圖速戰速決，一舉滅亡中國，然後以中國為基地，北犯蘇聯，南佔南洋地區；但中國全面抗戰，迫使日本一再增兵，將其陸軍主力投入中國戰場，泥足深陷，進退維谷。11月，蔣布置南京保衛戰；部署山西、山東作戰。當時中國人口4億5千萬，前線作戰兵力90萬人，海軍排水量5萬9千噸，戰機305架；日本人口包括屬地1億500萬，前線作戰兵力70萬人，海軍排水量190萬噸，戰機2,700架。11月20日，蔣介石宣佈遷都重慶，是為陪都。到了11月，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南北夾攻，日軍繼續向南京追擊；國軍全線潰退，上海、松江、蘇州等地失陷，約10萬人準備死守南京，但激戰失利，倉皇撤退，大部分壯烈犧牲。12月，日本轉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中國言和，蔣嚴詞拒絕。12月13日，日軍入南京城，在司令官縱容下，將大批民眾、婦孺及失去抵抗力之士兵集體槍殺、燒死或活埋；南京失陷，蔣發表告全國國民書，移節武漢，主持抗戰。血腥屠殺持續到1938年1月上旬，被殺者估計約30餘萬人，此外被強姦、搶掠者不計其數。1938年1月1日，蔣辭行政院院長職務，專一於對日抗戰之指麾；召集軍事會議。不過，遷往重慶的國民政府仍積極於各地防線與日軍對峙。中國地域廣闊，日軍深入內地，兵力不敷分配，補給運輸十分困難。
1938年初，日軍在津浦鐵路北段大舉增兵，企圖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戰場，於3月下旬一度攻入徐州東北之臺兒莊，到4月初突圍後撤，在增援後包圍徐州；國軍迅即包圍日軍，殲敵萬餘人，鼓舞全中國軍民抗戰士氣，卻不能扭轉整個戰場全線敗退，國軍為保存實力突圍而出，徐州遂於5月中旬落入日軍之手。3月29日，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於武昌；大會修改總章，確定總裁制，推舉蔣介石為中國國民黨總裁；4月，臺兒莊會戰，國軍大捷，殲敵精銳兩師團，蔣電勗國軍，聞勝勿驕，務須沉著驚戒；宣布抗戰建國綱領；籌備三民主義青年團；5月，徐州失陷；6月，河南花園口黃河堤防決口。1938年下半年，日軍40餘萬兵分三路攻擊武漢，佔領廣州，封鎖華南沿海，企圖切斷海外援華物資輸入；國府也調集100萬大軍防守，雙方在武漢以北及長江沿岸激戰；武漢會戰歷時4個多月，大大消耗日軍兵力，但日軍侵入長江腹地，也使中國抗戰更為艱苦，給中國持久抗戰造成新困難。11月，武漢失守；12月，汪兆銘響應近衛聲明，離開重慶出走至河內，發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蔣返回重慶，嚴詞駁斥汪電；1939年1月，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開會，決議組織國防最高委員會，推蔣任委員長，統一黨政軍之指揮；3月，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成立，蔣任團長；4月，核定縣以下黨政基層組織之體制；5月，日本軍機開始濫炸重慶，蔣親臨督救難民。武漢會戰後，日本已無力發動強大攻勢，機械化部隊難以發揮效能；國軍主力進入山區，憑險固守，利用有利地形，經常誘敵深入，然後予以圍剿。總括而言，國軍於抗戰初期，雖然代價慘重，但國府把作戰線由原本的南北向轉為東西向，解除國軍主力於抗戰初期即被日軍圍殲於沿海地區的危機。其次是爭取了寶貴時間，將東南沿海的戰略物質、軍工生產設備，遷移到大後方，為持久作戰提供良好條件。中日戰爭遂進入相持階段。爾後四年，在東亞戰場，中國差不多獨力跟日本週旋，直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止。
從積極的方面說，在這段時間內中華民國的工業，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的輕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國民政府1933年實施廢兩改元,以銀元代替銀兩，接著1935年發行法幣，與英鎊及美元掛鉤。這是中國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嘗試，統一了國家貨幣。從此國家能夠有效掌握白銀等強勢貨幣，保証抗戰期間國民政府財政基本穩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為當時的出版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1942年，政府組織向美國派出三十多人由廠礦工程技術骨干組成，并有專人管理的實習進修隊伍。其中大部分學員回國成為當時大型國營廠礦的領導骨干。
農業方面，從1921年到1936年間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華民國統治時期糧食產量最高的一年，總產量（包括大豆）約為3000億市斤，這一數字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國的主要糧食產區大多風調雨順，這對當時抵御自然災害能力極低的中國農業而言是至轐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