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中共第二野戰軍前委委員：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陳賡、李達；書記：鄧小平
** 宣傳部 部長陳斐琴 副部長王敏昭
***新華社二野總分社 社長陳斐琴兼 第一副社長王敏昭兼 第二副社長繆海稜
* 后勤司令部（1949年2月成立） 司令員兼政委：段君毅 副司令員：劉岱峰、姚繼鳴兼參謀長 副政治委員：穰明德 政治部主任：鄧存倫/盧南樵
** 供給部部長：劉岱峰兼/李泛山 政委譚映月
** 衛生部部長：齊仲桓/錢信忠 政治委員：馬琮璜
** 兵站部部長：李靜宜 政治委員：蕭鵬
** 運輸部部長：何郝炬 政治委員：楊杰
** 后方總留守處主任：卜盛光
兵團其他領導
副司令員王近山中將副司令員杜義德中將政治部主任閻紅彥上將副參謀長王蘊瑞少將政治部副主任鐘漢華中將后勤部部長劉清/胥光義
70px杜義德中將
副軍長范朝利中將  參謀長高厚良少將  政治部主任許夢俠供給部部長陳三紀衛生部部長孫毅華
第28師師長陳中民/張奇 政委姚克佑
第29師師長周發田 政委于笑虹第30師師長馬忠全 政委魯大東
70px曾紹山中將
70px鮑先志中將
副軍長鄭國仲少將參謀長楊國宇少將政治部主任劉華清少將、上將/胥治中后勤部部長王子清
第31師師長趙蘭田 政委周維
第32師師長何正文 政委盧南樵
第33師師長童國貴 政委高治國
70px王近山中將
副軍長蕭永銀少將副政治委員李震少將政治部主任李開湘少將后勤部部長王耀顯
第34師師長尤太忠 政委邵子言/唐平鑄
第35師師長李德生 政委李如海
第36師師長邢榮杰 政委劉昌
90px陳賡大將
副司令員郭天民上將副政治委員劉志堅中將參謀長郭天民兼政治部主任劉志堅兼政治部副主任胡榮貴少將后勤部部長趙炳潤后勤部政治委員楊世榮
70px周希漢中將
副軍長陳康中將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廖冠賢少將后勤部部長任學恭
第37師師長周學義政委雷起云
第38師師長徐其孝政委南靜之/張丕緒
第39師師長黎錫福政委侯德才
70px李成芳中將
副軍長兼參謀長王啟明少將政治部主任朱佩瑄供給部部長黨元成衛生部部長劉輝儒
第40師師長劉豐政委侯良輔
第41師師長查玉升政委丁榮昌/陳明（后）
第42師師長廖運周政委張子明
70px秦基偉中將、上將
70px谷景生少將
副軍長劉昌毅中將參謀長張蘊鈺少將政治部主任余洪遠少將后勤部剖長 胡孝武
第43師師長張顯揚政委薛濤
第44師師長兼政委向守志
第45師師長崔建功
90px楊勇上將
90px蘇振華上將
副政治委員張霖之政治部主任甘渭漢中將副參謀長潘焱少將政治部副主任石新安少將后勤部部長吳機章
70px王輝球中將
副政治委員戴潤生少將參謀長楊俊生少將政治部主任吳實后勤部部長尹癡生
第46師師長齊丁根政委范陽春
第47師師長李覺/鄭統一政委郭強
第48師師長鄭統一/王曉（代理）政委李一非/姜思毅
70px王秉璋中將
副政治委員肖元禮少將參謀長劉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少將后勤部部長王耀華
第49師師長汪家道政委況玉純
第50師師長胡華居政委卿正興
第51師師長閔學勝政委崔子明
70px張國華中將
70px譚冠三中將
副軍長昌炳桂 副政治委員王幼平副政治委員王其梅少將參謀長陳明義少將政治部主任郭影秋后勤部部長夏仲遠
第52師師長吳忠政委劉振國
第53師師長金紹山政委王其梅
第54師師長魏洪亮政委羅野崗
70px劉金軒中將
張邦英 第二政治委員汪鋒
副軍長陳先瑞中將副政治委員李耀中將參謀長薛克忠少將
高樹勛/孔慶德中將
副軍長楊秀昆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張力之參謀長張西三少將
第172師師長楊樹根 政委李福堯第173師師長李定灼政委吳罡第174師師長何濟林
副司令員孔從洲中將副政治委員譚善和少將參謀長趙章成少將/巫金峰政治部主任張力雄少將
榴彈炮團戰車隊工兵團
段君毅（兼）
副司令員 劉岱峰、姚繼鳴
副政治委員 穰明德 政治部主任 鄧存倫
逆向選擇（英文：)，為微觀經濟學、危機管理等領域的術語，有時會被概括為「劣勝優汰」。例如在保險業界中是指根據平均疾病風險設定的費率下，疾病風險低的健康者並不願意以此費率投保，但此費率卻會引來大批高疾病風險者投保，導致理賠支出大增，使保險公司蒙受鉅額虧損，或提高保費導致更多人不願意投保或付不出保費，導致保險業的。此保險市場失靈問題主要是保險公司與消費者所擁有的資訊不對稱造成，也就是保險公司無法區分誰是低風險者，誰是高風險者，但投保者卻知悉的情形，造成收一樣的保費，但理賠支出的概率大增。 。
逆向選擇也會體現在金錢借貸市場上，當無法分辨借貸者還款的能力時，風險低的借款者由於可以輕易借到更低利率的貸款，因此不願以平均利率借款，這會導致尋求借貸的，大多數為高風險者，貸款者會有比較高的機會發生無力還款的情形，使得本金多半無法回收，所收的利息無法補償本金的損失，或提高利率導致更多人不願意借貸或無力還款
解決逆向選擇問題的方法，就是解決資訊不對稱，包括價格引導與弭平資訊落差，例如保險公司事先調查客戶的風險，來制定符合風險的費率，對於高風險或頻繁發生保險事故的保戶，或拒絕提供保險必要資訊的保戶，或隱瞞或故意提供不實保險資訊的保戶，提高保費，甚至拒保，或減少或拒絕理賠，反之，如果保戶在一定期間內從來不發生保險事故，而為低風險者，保險公司也會給予獎勵、降低保費、或退還一部份的保費，以吸引低風險的保戶繼續投保
金錢借貸市場，也是採取類似的做法，就是事先做徵信調查，了解借款者的還款能力，而依照不同的風險來決定不同的利率與借款額度，以及要求擔保品或保證人，對於風險太高的借款者，甚至予以拒絕借貸。
*《檸檬市場：品質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
category:健康經濟學
瓊斯鎮（Jonestown），又譯瓊斯敦，又稱人民圣殿教的人民圣殿農業計劃（Peoples Temple Agricultural Project），位于南美洲國家圭亞那西北部的叢林地帶，是一個農業型人民公社，1974年開始在人民圣殿教教主吉姆·瓊斯（Jim Jones）的領導下由眾教徒集體開發。
該城鎮位于叢林內，距離東北方的小鎮凱土馬港約11公里遠。1978年11月18日，瓊斯鎮及其附近凱土馬港的飛機跑道以及圭亞那首都喬治敦合共913人死亡。自此以后，瓊斯鎮這個名字也成了發生在該地區的恐怖事件的代名詞。
在事件中有908人死于瓊斯鎮，他們均為集體服毒自殺，除2人外均明顯被氰化物毒殺。根據事件參與者在自殺當日及先前的錄音帶紀錄，套用教主吉姆·瓊斯的話，他們不是被毒殺，而是“革命自殺”。而在自殺的908人當中，有超過200名兒童被謀殺。這次自殺事件與美國國會議員里奧·瑞恩前往調查瓊斯鎮虐待事件有關。11月18日，當瑞恩及隨行者完成調查，在凱土馬港的飛機跑道上欲登機離開時，被人民圣殿教的成員開火射擊，瑞恩、3名媒體人員及1名欲離開瓊斯鎮的教徒被殺。
人民圣殿教于1950年代中在印第安納州的印第安納波利斯創立。該組織聲稱要建立教徒社會主義，因此向沉迷宗教的成員宣揚新的教化——社會主義。
人民圣殿教的創始人是吉姆·瓊斯，生于1931年，1953年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創立了一個小教會。瓊斯是一位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他讀過《資本論》，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原教旨奉為人民圣殿教教義。他還在傳教過程中，稱自己是列寧的轉世。瓊斯不否認自己是狂熱的社會主義者，他聲言在美國傳教，目的就是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理想。因此，他的個人行為和他所創立的“人民圣殿教”社會，確實與曾經存在或仍存在于世的某些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的所為和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有諸多共同之處。
瓊斯曾參與其他基督教會的活動，但其教派越來越偏離正統的基督教。瓊斯的教派在印第安納波利斯及加州的三個城市因幫助貧民而略有名聲，他們設立免費飯堂、日間托兒所、老年人診所及提供各項社會服務。1970年代，人民圣殿教在最高峰時曾有數千信眾。
因為瓊斯反對種族隔離，他在印第安納受到大量批評和指控，使人民圣殿教于1965年遷往了加利福尼亞的紅杉谷。1970年代早期，人民圣殿教不斷發展壯大，在加利福尼亞的其他地方，包括洛杉磯和舊金山設立了分部。1970年代中期，人民圣殿教將總部移至舊金山。
人民圣殿教移至舊金山后，它在政治上變得更加活躍。在加利福尼亞的競選活動中，瓊斯逐漸成為一股強大勢力的代表。民主黨的政治家意識到這一點後，開始不斷拜訪他，通過捐贈款項或實物來支持他的宗教組織，以獲得大量人民圣殿教教徒的選票。至此，人民圣殿教已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宗教組織。與一些邪教領導者不同，瓊斯很希望在美國獲得公眾支持，并與一些最高層的政治家保持密切聯系。他與加州州長埃德蒙·布朗頻繁會面，瓊斯親切地稱他“杰里”。洛杉磯市長湯姆·布雷德利和舊金山市市長喬治·奠斯考納也經常邀請瓊斯到家中作客，與他保持十分友好的私人關系。甚至連總統吉米·卡特也對瓊斯產生興趣，與之保持著間接的聯系。卡特的夫人羅莎琳曾在1976年與瓊斯共同主持過一次公眾集會，數千名與會者向宗教領袖瓊斯歡呼鼓掌。當時瓊斯已在加利福尼亞擔任了公職，負責處理舊金山市的房屋管理。
隨著人民圣殿教的不斷擴大，瓊斯巨大的個人財富和崇高的領袖地位使他日益驕縱和敏感。在此期間，瓊斯犯了兩個嚴重的錯誤，這些錯誤使得他在美國民眾心中主張和平與仁愛的崇高形象受到了質疑。首先，他請求官方批準他的教徒擁有武器，他認為很多教徒的生命安全正受威脅，所以有必要建立武裝的自衛組織。其次，他對教派中持不同意見的人施以酷刑，并以死相威脅。當有些教徒表示要退出組織時，瓊斯便迫害他們，一些人半夜被抓起來毒打。
在少數信眾離開教派后，一些丑聞開始曝光，包括瓊斯竊取信眾財產、假裝神跡治愈、嚴重處罰信眾及自稱為救世主等。記者、執法部門及政客開始注意瓊斯的教派，瓊斯的反應是長篇累牘及充滿怒意的言論，宣稱那些是離教者及外面世界正試圖消滅其教派的謠言。與此同時，更多的前信眾透露了教派內的毆打及虐待事件，而一些信眾的親人亦堅持他們的親人在非自愿的情況下被迫留在教派內。數名特工開始監視人民圣殿教的活動，那些因希望退出教派而慘遭毒打的教徒的控告也紛至沓來。新聞界對此頗感興趣，先后發表文章要求當局進行調查。
瓊斯感到一種強烈的被迫害感。他認為整個中央情報局都在全力對付他，聯邦調查局也派出全部保安人員監視他，甚至臆斷會受到暗算。瓊斯認為他已經建立了一個有能力改變美國乃至全世界道德觀念與經濟秩序的組織。同樣他也夸大了美國當局對人民圣殿教的監視活動。事實上，無論是中央情報局還是聯邦調查局對教主瓊斯的虐待行為都不太感興趣，在當局眼里他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
1973年的冬天，在萊斯特批評人民圣殿教的報紙文章發表以及八名教徒叛逃之后，瓊斯和他的一位親信教徒準備了一個“立即行動”的應急計劃來回應警察和媒體的攻擊。這個計劃列出了一系列的選擇，包括逃往加拿大或者加勒比海的傳教地區，例如巴巴多斯和特立尼達。與此同時，一個在瓊斯心中已醞釀多年的念頭又重新升起：要在一個不會對他進行監視的國家建立一個鄉村宗教公社。他最初考慮把它建在某個社會主義國家，認為在一個自由平等的環境中建立這樣的公社是適宜的。但是他的想法沒有被他訪問的第一個國家古巴所接受，因為古巴人對這伙希望脫離資本主義世界的美國人持懷疑態度。最終，人民圣殿教選擇了南美洲一個不發達的熱帶國家——圭亞那。瓊斯之后研究了圭亞那的經濟狀況以及與美國的引渡條約。在1973年10月，人民圣殿教的領導者們通過了在圭亞那建立一個鄉村宗教公社的決議。
人民圣殿教選擇圭亞那，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它的社會主義政治環境。前圣殿教成員蒂姆·卡特聲稱選擇圭亞那的原因是人民圣殿教認為法西斯主義正在蠕變，察覺到跨國公司對政府的主導作用以及政府的種族主義。卡特說人民圣殿教最終認定圭亞那，這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南美洲社會主義國家有能力提供給圣殿教的黑人信徒一個和平的地方生活。
后來，圭亞那總理福布斯·伯納姆表示，圭亞那吸引到瓊斯的原因可能是“他想要以合作社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且這與他創建公社的想法相匹配”。同時，瓊斯認為在圭亞那的領導層有幾位黑人領導者，這是十分重要的，這個國家的狹小和貧窮也可以讓瓊斯很輕易地產生影響和獲得政府的保護。
1974年，瓊斯和人民圣殿教的教眾與圭亞那的政府官員一同抵達圭亞那西北部的一片區域。他們簽署了一份租約，讓瓊斯從圭亞那政府那里獲得了一片超過3,800英畝的叢林土地。拿圭亞那當地的標準來說，這個地區位置偏遠，土壤貧瘠，最近的水源也距離約11公里路程。離那里幾公里有一個小鎮，并擁有一個簡陋的機場。盡管是一個封閉的山區，到處是難以涉足的森林，但它的位置十分理想，而且有可供小型飛機起降的機場。
第一批前往該地區的是負責清理場地的健壯男丁，隨后是木匠和各種技工，他們築起了房屋并進行各種必不可少的準備工作。當具備居住條件后，婦女和兒童整家整家地搬進去。瓊斯讓人為他用上等木料建立了一幢舒適的房屋，里面裝有空調、冰箱、電視機、收音機及其他一切可以使他在叢林中生活得更加舒適的設備。這些墾荒者在叢林中扎下營寨以后，在短短幾個月裡就建立了一個農業生產組織。他們種的蔬菜和水果獲得豐收，自給有余，因此可以出售一部分到圭亞那的首都喬治敦，而那里的食品供應總是短缺，出售農產品所得的金錢足夠支付這個鄉村公社的開支。
營地建立一周以后，瓊斯將所有教徒召集在一起，提議將這個剛剛建立起來的移民點以他的姓氏命名為“瓊斯鎮”，他的提議在一片熱烈而充滿兄弟情誼的氣氛中得到了一致贊同。起初有500名教徒參與了瓊斯鎮的建設，人民圣殿教不斷鼓勵其他教徒遷往正式名稱為“人民圣殿農業計劃”的瓊斯鎮。瓊斯將瓊斯鎮描繪為一個社會主義的天堂和逃離媒體監控的避難所。1976年，圭亞那政府正式承認了與人民圣殿教簽署的關于租出3,000多英畝的土地用于瓊斯鎮建設的協議。
1974年，圭亞那政府批準了人民圣殿教進口貨物免稅的申請。同時，通過向圭亞那海關繳納一定的費用，圣殿教能夠在海關的保護下自如地進口武器和毒品。大量圣殿教教徒的遷入破壞了圭亞那政府為防止人口流失而嚴格制定的移民制度。為此，瓊斯與政府簽署了允許圣殿教教徒大量移民圭亞那的協議。為了獲得圭亞那政府的許可，瓊斯聲明他的信眾都是技藝純熟并且具有進步思想，同時他還展示了一份裝有50萬美元的信封并宣稱他會投資大部分圭亞那的教堂。為了迎合瓊斯，圭亞那政府不僅放寬了移民限制，同時又制定政策限制人民圣殿教叛逃者的離開并吊銷圣殿教反對者的護照。瓊斯聲稱要把瓊斯鎮建設成為世界上最純粹的共產主義社會。像許多限制移民的社會主義國家例如蘇聯、古巴、朝鮮一樣，瓊斯不允許教徒擅自離開瓊斯鎮。
人民圣殿教在圭亞那的首都喬治敦設立了辦公處，在那里與伯納姆以及其他圭亞那高官進行了大量的會談。1976年，圣殿教教徒邁克爾（Michael Prokes）要求伯納姆接受瓊斯作為一名國外權貴享有和美國高級官員同等的待遇。瓊斯曾經與加州副州長默文（Mervyn Dymally）一同訪問伯納姆，會后默文寫給伯納姆的一封信上稱瓊斯是“世上最美好的人類之一”，并表明拜訪瓊斯鎮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人民圣殿教的教徒都不遺余力地宣稱他們對伯納姆的人民全國大會黨的忠誠。一位圣殿教教徒，保拉·亞當斯與圭亞那駐美大使關系曖昧。圭亞那總理夫人維奧拉·伯納姆也是人民圣殿教的狂熱支持者。伯納姆曾經聲稱，1977年9月當副部長托勒密·里德前往華府簽署巴拿馬運河條約時，蒙代爾曾問他：“吉姆怎么樣了？”以此來向里德暗示他對瓊斯的近況很感興趣。
瓊斯鎮的移民人數
1977年的夏天，瓊斯和幾百位圣殿教教徒遷往瓊斯鎮以逃避來自舊金山媒體針對圣殿教房產調查的壓力。瓊斯離開的那天晚上，新西部雜志的一位編輯向瓊斯閱讀了即將出版的由馬歇爾·基爾達夫所寫的前教徒的詳細指控。
1978年，瓊斯鎮頂峰時期的人口幾乎達1,000人。
許多人民圣殿教的成員相信圭亞那會如瓊斯承諾的那樣，變成一個人間天堂或完美的烏托邦。大移民之后，瓊斯鎮變得擁擠不堪。
瓊斯的到來，使瓊斯鎮的生活發生巨大的變化。先前開拓者們欣賞的那些從喬治敦送來的娛樂電影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由蘇聯大使館提供的蘇聯宣傳短片以及有關美國社會問題的紀錄片，例如美國老人的生活，越戰老兵為適應城市生活所做的種種努力之類的內容。官僚主義的種種需求過度壓榨了本該用于其他地方的人力資源，使房屋失修，雜草叢生。學校的學習以及為成人舉行的夜間演講變成了瓊斯關于革命和敵人的討論，主要關注蘇聯的聯盟，瓊斯的危機以及蒂莫西·斯托恩（Timothy Stoen）“唯利是圖”的品性。
在開始幾個月裡，人民圣殿教的教眾從早上六點半工作到下午六點，一個星期工作六天。1978年，吉姆·瓊斯的健康狀況惡化之后，瓊斯的妻子馬塞林·瓊斯（瑪瑟琳·瓊斯）開始掌管瓊斯鎮的日常事務，工作時間被減少到每周五天和每天八小時。
在各種生活便利唾手可得的城市中，教徒每星期日在教堂聚會一次的共同生活，與在艱苦條件下的共同生活完全不一樣。瓊斯鎮的年平均氣溫在攝氏35度左右，悶熱潮濕，蚊蟲孳生，不習慣叢林生活的人感到窒息和煩躁。此外，在日常勞動生活、房屋分配及個人財產等方面的矛盾也使人們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那種被教徒倍加推崇的和平與理解、平等與博愛的理想環境，并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實現的。他們之間也常常為小事，或是因為性格不同，或是因為過于繁重的農業勞動而發生爭執，從而破壞紀律和道德準則。瓊斯很快意識到如不制止這種有害的行動，他的信徒很快就會紛紛離去，最終只能剩下一些狂熱分子。于是他制定了嚴格的紀律，打算由此造就一批新人，一批擺脫了資本主義體制和腐朽的社會給他們帶來的種種惡習的新人。每星期有兩三次布道，此外還開辦了學校對教徒進行訓導教育，而這些活動是在一天繁重的勞動之后進行的，并常常持續到深夜。在那里瓊斯的能力和才智得到了充分的施展，為公社成員排疑解難，并將他們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他使信徒相信，他們正在履行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大使命，隨著時間的推移將會逐步改變世界的面貌，他稱他的信徒是和平、仁愛事業的開拓者，將來的歷史學家將把他們作為社會改革的先驅者載入史冊。他們受到上帝的啟示，從事這項將被后人推崇的偉大事業，他們將得到永生，因為生活在更加美好的世界里的后人會永遠將他們銘刻在心里。
他的冗長演說產生了積極作用，教徒們努力地加強內部團結。他們當中大多數是黑人，他們因為自己的膚色而受到種族主義迫害，被排斥在資本主義生產之外。晚上，教徒常在充滿著兄弟情誼的氣氛中共進晚餐，也召開關于世界未來的討論會。他們到處張貼標語提醒人們要關心他人，要拋棄一切成見互相友愛，要給教派每一個成員的勞動提供幫助。
由瓊斯親自錄制的新聞報導是每天持續廣播的一部分，經瓊斯鎮廣播塔塔頂的喇叭播報，令所有教徒能整日整夜聽到瓊斯的聲音。瓊斯的新聞報導總是將美國描繪成一個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惡棍，同時以一種積極的語調報導社會主義的領導人，例如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偉大的革命領袖，北韓工人階級的領導者” ），羅伯特·穆加貝（“因為他的共產主義理念對津巴布韋人民的鼓舞而聞名于世…一位革命英雄” ）和斯大林（“被批判斯大林的人們所煩擾” ）。
瓊斯鎮與外界最基本的交流工具是一臺短波電臺。從日常的供應訂單到機密的商業來往，所有與舊金山和喬治敦的語音交流都是通過這臺電臺傳遞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指責人民圣殿教存在技術違規并且將業余頻率用于商業目的。因為這臺短波電臺是瓊斯鎮唯一有效的非郵政通信工具，人民圣殿教認為FCC威脅撤銷其操作員執照的行為威脅了瓊斯鎮的存在。
瓊斯鎮的土壤非常貧瘠，無法做到自給自足，需要進口肉類等大量的日用品。圣殿教的教徒住在狹小的公共房屋內，有些房子的墻是用棕櫚葉編織而成的。教徒們每天吃的食物一般只有大米、豆類和蔬菜，偶爾才會有少量的肉醬和雞蛋。盡管理論上來說瓊斯掌控著數百萬美元圣殿教基金的使用權，他仍然住在一個狹小的房間內，不過，他的房間內有一臺冰箱，時常裝著雞蛋、肉類、蔬菜、沙拉和軟性飲料。在1978年2月左右，疾病問題，例如嚴重的腹瀉和高燒，影響著瓊斯鎮半數人的健康狀況。
瓊斯建立了一個類似私人衛隊的組織，由30人組成，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器。瓊斯聲稱采取這種措施是為了防止外部的襲擊，但這實際上是為了防止內部發生的騷亂，至少可以說，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可以輕而易舉地進行鎮壓。一般來說這一組織不公開攜帶武器，武器儲藏在一個行動十分便利的房子里，閑人不得入內。這支小部隊的建立使公社變成了一個地道的微型國家。管理機構由瓊斯的心腹組成，而他作為獨裁者，擁有武裝力量，可以對任何企圖反抗的人進行鎮壓。對兒童的教育工作由瓊斯負責，或者說由“國家”進行領導。所有的人都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所得到的不過是一種精神上的獎賞，生產出來的利潤全部落入管理人員的手中。
在瓊斯鎮中先后發生過幾起逃亡事件，有些相互愛戀的青年因不能在一起生活而企圖從叢林里逃到圭亞那首都喬治敦，然后打算從那里再回到美國去。但所有的人都被瓊斯的衛隊抓住帶回營地，對他們的懲罰慘不忍睹。瓊斯的衛隊大施淫威，當眾拷打他們，殺一儆百。所有的人，至少可以說大部分人對這種行動表示支持，并且責罵那些藐視瓊斯威嚴的年輕人。同伴之間互相檢舉揭發已司空見慣，如果有誰未能嚴格地遵守各種規章制度，就會被同室的人揭發。任何一點越軌的行為都會被告發，所謂兄弟般的情誼，其實不過是伙伴之間互相告密的約束。
一些當地的圭亞那人，包括政府官員后來證實了殘酷的毆打和一種名為“酷刑洞”的井的存在，這種井是用來關押那些違反規章制度的孩子們的。孩子們逐漸屈從于公共的照料，尊稱瓊斯為爸爸，一些孩子有時只允許在晚上簡短地和自己的親生父母見上一面。瓊斯也被成年人尊稱為父親或爸爸。在瓊斯鎮存在的時間里，公社的育兒室共有33個嬰兒出生。
美國的政府組織每月向瓊斯鎮的住民提供合計高達65000美元的社會福利金，而這些錢都移交給了人民圣殿教的管理層。1978年，美國駐圭亞那大使館的官員在多個場合采訪了這些社會保障的受助人以確保他們沒有被迫違背自己的意愿。在接受大使館采訪的75個人中，沒有一個人覺得被迫違背了自己的意愿，或是被強迫在移交福利的支票上簽字，或是想要離開瓊斯鎮。到1978年末，據估計人民圣殿教的財產已達到了約兩千五百萬美元。
瓊斯經常就瓊斯鎮的安全問題向信徒發表演說，其間他曾聲稱包括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其他情報機構在內的“資本主義的豬”要搗毀瓊斯鎮并傷害信徒。完成工作之后，若緊急情況指令下達，人民圣殿有時會進行瓊斯所謂的“白夜”活動。在“白夜”中，瓊斯有時會給信徒四個選項：
*（3）留在瓊斯鎮抵抗進攻者；
在至少兩次“白夜”活動中，人民圣殿對大規模“革命性自殺”進行了模擬排練。從人民圣殿逃亡的德博拉·雷頓在一份書面陳述中描述了這種活動：
自從1976年瓊斯獲得了珠寶經營許可證，人民圣殿每個月進貨半磅氰化物，瓊斯聲稱這是用于清洗金子的。
因為害怕自己的命令受到藐視，瓊斯虛構了一個狙擊手攻擊自己的情形，并發動了第一波“白夜”活動，稱為“六日圍攻”，其間瓊斯告訴信徒說，人民圣殿已經被手持刀槍的外來侵略者包圍。瓊斯通過廣播宣稱：“如果我們不能被承諾遠離外來騷擾，我們將以死相逼。”圭亞那副市長托勒密里德最終向瓊斯的妻子馬賽林保證，不會進攻瓊斯鎮。
“六日圍攻”事件后，瓊斯不再信任圭亞那政府。他指使信徒向十余個政府寫信，詢問移民政策，以便將人民圣殿遷離圭亞那。同時他也向美國國務院寫信詢問朝鮮情況，以及當時正處在中阿決裂階段的阿爾巴尼亞的情況。
人民圣殿經常在喬治敦會見蘇聯、朝鮮、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大使。在與蘇聯的交涉中，他們廣泛地討論將人民圣殿遷往蘇聯的可能性，并將可能的地點寫進備忘錄。沙龍·阿莫斯、邁克爾·普羅克斯以及其他圣殿成員在構想“圭亞那-朝鮮友好協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主辦了兩場關于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革命性思想的研討會。
1978年10月2日，蘇聯駐圭亞那大使費奧多·季莫菲耶夫在瓊斯鎮做了兩天訪問并發表了演說。在演說前，瓊斯聲明道：“多年以來，我們一直保持著公開而明確的立場：美國政府不是我們的母親，蘇聯才是我們精神的故土。”瓊斯鎮的信徒們報以持久而熱烈的歡呼聲和掌聲。 季莫菲耶夫在演講伊始表明蘇聯政府愿意向這個美國和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區致以最深切最誠摯的問候。隨后群眾再次報以熱烈掌聲。季莫菲耶夫還說道：“我祝福你們，親愛的同志們，祝你們正在從事的大事業取得成功。”
1978年10月前，人民圣殿成員幾乎每周都要與季莫菲耶夫會面，討論圣殿移民至蘇聯的事宜。
與此同時，在1977年末到1978年初，蒂姆和格蕾絲·斯托恩一直與圣殿其他信徒的親屬保持聯系，他們在珍妮·米爾斯（Jeannie Mills）的家中會面，自稱“關注的親屬”。蒂姆·斯托恩參與向國務卿和圭亞那政府寫信，并曾到華盛頓呼吁政府對瓊斯鎮展開調查。 1978年1月，斯托恩向國會寫信，詳細描述了瓊斯鎮的問題，并請求眾議院向圭亞那總統福布斯·伯納姆寫信。91個議員寫了信，其中包括議員里奧·瑞恩
瓊斯受到美國方面的壓力，于1978年2月17日接受了《舊金山稽查報》（''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記者蒂姆·雷特曼（Tim Reiterman）的采訪。雷特曼第二天便發表文章說斯托恩爭取兒子監護權的行為立即引發了與人民圣殿教的訴訟案。這篇文章引起的反響破壞了人民圣殿教的聲譽，使很多曾經的支持者開始懷疑人民圣殿教受到“右派仇殺”的說法。
翌日，即2月19日，哈維·米爾克向總統吉米·卡特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人民圣殿教的支持。米爾克寫道瓊斯具有極高的人格品質。談及逃亡的圣殿成員極力要求對人民圣殿開展調查，米爾克說他們用試圖用無恥的謊言詆毀瓊斯神父的聲譽。
1978年4月11日，關注的親屬組織向人民圣殿教、出版社以及國會成員發布了一份文件，其中包括一些標題為“指控詹姆士·沃倫·瓊斯（瓊斯的原名）神父侵犯人權”的信件和書面陳述。 1978年6月，人民圣殿教的逃亡者德博拉·雷頓（Deborah Layton）向關注的親屬團體提供了一份更加詳細的書面陳述，詳細描述了人民圣殿教的犯罪行為，以及瓊斯鎮人民低標準的生活狀況
在1978年的5月和6月，蒂姆·斯托恩曾在與吉姆·瓊斯和圣殿教成員的庭審中請三名關注的家屬成員出庭作證。查爾斯·加里（Charles Garry）代表人民圣殿教于1978年7月10日反訴蒂姆·斯托恩，索要1.5億美元損失賠償。
1978年夏天，瓊斯聘請了調查肯尼迪遇刺案的陰謀論專家馬克·雷恩（Mark Lane）和唐納德·弗里德（Donald Freed），請他們幫構建一套陰謀論，來說明情報部門對人民圣殿教的壓制是一場“巨大的陰謀”。瓊斯告訴雷恩，他希望像黑豹黨逃亡者埃爾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那樣，在名譽恢復后能夠回到美國境內。1978年9月，雷恩向瓊斯鎮人民演講，對瓊斯的理論表示支持，并且將他和馬丁·路德·金進行類比。雷恩隨后又召開新聞發布會，聲明所有對人民圣殿教的指控都是不準確或不真實的，美國的情報機構正在對人民圣殿教展開一項“巨大的陰謀”，其中包括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聯邦通信委員會，甚至是美國郵局都有參與。盡管雷恩聲稱他是無償的，實際上瓊斯每個月付給他$6,000美金作為建立陰謀論的報酬。
在瓊斯鎮期間，瓊斯的健康狀況明顯轉壞，有一位醫生在1978年為他體檢時說他可能有肺部感染。據稱瓊斯過量服用地西泮、安眠酮、興奮劑和巴比妥類藥物。他曾經洪亮的嗓音變得沙啞模糊，以前可以滔滔不絕的講話，現在卻連完整地讀完一個句子都困難。
記者蒂姆·利特曼1978年11月17日第一次在瓊斯鎮見到瓊斯時，對他健康狀況的嚴重惡化表示震驚。經過對瓊斯18個月的采訪，利特曼寫道：“親眼看著他犀利的目光和偏激的思想，聯想到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1,000多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掌握之中，這太令人震驚了。”
議員里奧·瑞恩
北加州國會議員里奧·瑞恩宣布將要訪問瓊斯鎮。瑞恩是鮑勃·休斯頓的父親的朋友。1976年10月5日，人民聖殿前教徒鮑勃·休斯頓被肢解的尸體在火車路軌附近被發現，在3日前他曾與前妻在電話中談論退出人民聖殿的事。隨后的幾個月，由于關注的家屬組織的抱怨，以及德博拉·雷頓的逃亡，瑞恩對人民圣殿的興趣與日俱增。
1978年11月14日，瑞恩一行18人乘飛機到達離瓊斯鎮240公里的圭亞那的喬治敦。到訪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媒體代表以及關注的親屬的幾個成員：議員瑞恩、瑞恩的法律顧問杰基·斯貝爾（現在是一名議員）、圭亞那信息部代表內維爾·安妮伯恩、美國駐圭亞那大使館領事理查德·德威爾、《舊金山稽查報》記者蒂姆·利特曼、全國廣播公司記者唐·哈里斯（Don Harris）、《舊金山稽查報》攝影師格雷格·羅賓遜、全國廣播公司音頻技術員史蒂夫·宋、全國廣播公司制片人鮑勃·弗里克、《華盛頓郵報》記者查爾斯·克勞斯、《舊金山紀事報》記者容·加沃斯、NBC影像操作員鮑勃·布朗、以及包括蒂莫西和格蕾絲·斯托恩、史蒂夫和安東尼·卡薩里斯、貝弗利·奧利弗、吉姆·考博、謝爾文·哈里斯和卡洛琳·休斯頓·博伊德在內的關注的親屬成員。
人民圣殿的律師馬克·雷恩和查爾斯·加里一開始拒絕了瑞恩一行人進入瓊斯鎮。
11月17日臨近中午，雷恩和加里通知瓊斯，無論瓊斯是否愿意以及有無安排，瑞恩將在下午2:30分到達瓊斯鎮。瑞恩的團隊基本準時造訪，由雷恩和加里陪同下于幾小時后抵達瓊斯鎮10公里外的凱圖馬港機場。由于飛機座位有限，只有四名關注的親屬成員登上飛機，與瑞恩團隊前往瓊斯鎮。起初，只有瑞恩和其他三人被允許進入瓊斯鎮，不過日落之后，其余的人也獲準進入了瓊斯鎮。根據之后的報道（通過調查人員事后恢復的錄音帶得證），瓊斯已經排練過如何讓瑞恩調查團相信這里的所有人都生活幸福。
當天晚上，瑞恩調查團在大廳參加歡迎儀式。盡管給瑞恩一行人的接待儀式非常友好，瓊斯卻說他感覺像是要死了一般，并且咆哮著譴責了政府的陰謀以及媒體與敵人的攻擊。弗農·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兩位圣殿教徒在當晚邁出了逃亡的第一步。在大廳中，格斯尼向唐·哈里斯遞了一張紙條（錯把他當成了瑞恩），寫道：“敬愛的議員，我們是弗農·格斯尼和莫妮卡巴格比。請幫我們逃離瓊斯鎮。”
當晚，瑞恩、斯貝爾、德威爾和安妮伯恩留在了瓊斯鎮。調查團的其他成員，包括媒體和關注的親屬，都被要求自行解決住宿，所以他們在凱圖馬港的一家咖啡屋里過夜。
11月18日一大早，11個圣殿教成員冒險走出村莊前往火車站，想要乘車到與凱圖馬港方向相反的馬修斯里奇。這些逃亡者包括伊萬一家、威爾遜一家（其中喬·威爾遜為瓊斯鎮主管安保）。當記者和關注的親屬當天稍晚再次來到瓊斯鎮時，瓊斯的妻子馬塞林帶他們參觀了村莊建設。
當天下午，又有兩家人找到調查團請求帶離瓊斯鎮。他們是帕克斯和博格兩家，以及家中的女伴克里斯托弗·奧尼爾和哈羅德·科德爾。瓊斯的養子試圖說服杰瑞·帕克斯不要離開，帕克斯說：“絕對不行。這里簡直就是共產主義的集中營。”
瓊斯準許了兩家人以及格斯尼和巴格比的離開。在大廳裡，NBC的唐·哈里斯將弗農·格斯尼的紙條交給了瓊斯，其他記者則將瓊斯團團圍住。瓊斯告訴記者，這些離開瓊斯鎮社區的叛徒將會向世人撒謊并毀滅瓊斯鎮。
隨著一陣猛烈的暴雨落下，瓊斯鎮的許多家庭都迸發了情緒。美國印第安人阿爾·西蒙試圖帶兩個孩子找到瑞恩并完成回美國的手續。阿爾的妻子伯尼在圣殿工作人員的協助下，通過擴音喇叭大聲地譴責了他的丈夫。阿爾懇求伯尼同他回美國，但伯尼拒絕了他的建議。
大部分調查團的成員都乘坐大型卡車前往凱圖馬港機場，而瑞恩議員和德威爾則暫時留在瓊斯鎮以及時處理更多的逃亡者。
就在卡車到達機場前，圣殿教重視教徒拉里·雷頓（德博拉·雷頓的哥哥），要求加入團體。有幾名逃亡者質疑了他們上車的動機。
就在卡車離開瓊斯鎮不久后，圣殿教成員唐·斯萊（昵稱“尤佳拉”）手持一把刀綁架了瑞恩。盡管斯萊很快被群眾制服，瑞恩毫發未傷，德威爾還是強烈建議瑞恩立即離開瓊斯鎮。瑞恩照做了，并說之后還會回來解決爭端。
于此同時，前往機場的卡車上的人聽說了瑞恩受到攻擊，將卡車停下等待瑞恩。瑞恩隨后也上了卡車，并在下午抵達了機場。
隨行人員最初安排了一架19座的DHC-6雙水獺飛機飛往喬治敦，由于逃亡人員的加入，需要另一架飛機來裝增加的人員，因此美國大使館安排了第二架飛機，一架6座的賽斯納
當調查團在下午4:30至4:45抵達凱圖馬港機場時，兩架飛機本應已經到達，不過當時飛機卻不在，因此調查團只好在機場等待，直到飛機5:10左右在機場降落。 隨后人員開始登機。
拉里·雷頓登上了賽斯納飛機，這架飛機計劃先起飛。當飛機滑行到跑道遠端時，雷頓掏出了手槍，開始向乘客射擊。他擊傷了莫妮卡·巴格比和弗農·格斯尼。當他試圖殺害戴爾·帕克斯時，反被帕克斯解除了武裝。
與此同時，一部分乘客已經登上了稍大的雙水獺飛機。一輛由人民圣殿紅旅安全隊（Red Brigade security squad）人員駕駛的拖拉機牽引著一輛拖車向飛機靠近。當拖車與飛機距離約9米時，幾乎與賽斯納飛機上的槍擊同時，紅旅護衛隊開始向雙水獺飛機射擊。有9名殺手的身份未能得到確認，不過根據各種信息源，多數人認為瓊斯的安全主管喬·威爾遜、老托馬斯·凱斯以及羅尼·丹尼斯就在其中。
有幾秒鐘的射擊過程被NBC攝影師鮑勃·布朗的電子新聞采集攝像機錄下。議員瑞恩、攝影師鮑勃·布朗、攝像師格雷格·羅賓遜、NBC記者唐·哈里斯和圣殿逃亡者佩特里希亞·帕克斯在數分鐘的槍擊中身亡。杰基·斯貝爾、史蒂夫·宋、理查德·德威爾、蒂姆·利特曼和安東尼·卡薩里斯等人在槍擊中受傷。槍擊之后，兩架飛機的三名飛行員駕駛賽斯納飛機飛往喬治敦，拋下了受損的雙水獺飛機和受傷的調查團成員。
在離開瓊斯鎮前往機場前，國會議員瑞恩告訴圣殿教的委托律師查爾斯·加里（Charles Garry）他將會撰寫一份報告，將瓊斯鎮描述為“情況基本良好”。瑞恩聲稱，自己的60名采訪對象中并無一人想要離開，那14名逃離者只是瓊斯鎮居民中的個例，他們感覺自己遭到監禁的原因，大概是源自同伴壓力和物質交流的缺失。類似地，《華盛頓郵報》的記者查爾斯·克勞斯（Charles Krause）聲稱自己不相信瓊斯鎮像逃亡者們描述的那樣糟糕，因為那里并沒有營養不良或身體虐待的跡象，很多成員看起來反而很享受瓊斯鎮的生活，900多名居民中也只有很少數希望離開。
盡管加里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了瓊斯，瓊斯仍然告訴他“我已經失敗了”。蓋里一再表示瑞恩將會作出一份積極的報告，但瓊斯堅持認為“一切都失敗了”。
一段44分鐘長的錄音帶（被稱作“死亡錄音帶”）至少部分記錄了瓊斯于那天傍晚在大廳召開的集會。集會開始前，助手準備了一個盛著飲料的金屬大桶，并向其中投放了安定、水合氯醛、氰化物和異丙嗪幾種藥物。
當與會者們聚集到一起，有關瑞恩代表團飛回喬治敦這件事，瓊斯告訴人們：“那架飛機上的一個人將會槍擊飛行員，我知道這一點。我并未作出計劃，但我知道這一定會發生。他們將會向飛行員開槍，并使飛機墜毀在叢林里，所以這件事發生的時候我們最好不要讓孩子們離開，因為那些人將會利用降落傘從我們頭上落下。” 一名圣殿教成員重復了瓊斯之前的言論——敵對勢力會把抓獲的孩子培養成法西斯：“那些被抓獲的（孩子），他們（敵人）將會讓他們成長為傀儡。”
在“死亡錄音帶”的記錄中，瓊斯曾催促圣殿教成員實施“革命性自殺”。圣殿教之前就已經計劃過這種“革命性自殺”，而根據瓊斯鎮逃亡者的說法，這一理論是：“你將名垂青史；你選擇了自己的道路，而拒絕資本主義并支持社會主義是你的義務。”
圣殿教成員克莉斯汀·米勒（Christine Miller）發表了意見，認為圣殿教應該選擇嘗試遷往俄羅斯。吉姆·麥克艾爾萬（Jim McElvane），一個才剛到瓊斯鎮兩天的前任臨床醫師，反駁了米勒對自殺的抵觸態度來支持瓊斯，聲稱“讓我們創造這美好的一天”（并贏得了公社成員的掌聲），接著還引證了自殺后獲得重生的可能性。在幾輪辯論之后，由于瓊斯不斷論證集體前往蘇聯是不可能的，并伴隨著其他圣殿教成員敵對的反應，米勒最終敗下陣來。然而，米勒或許是在瓊斯證實瑞恩已經被殺之時——即瓊斯的“紅旅”護衛隊槍殺了這名國會議員并從機場返回之后——便不再提出異議了。
當那些在機場實施了槍擊的人返回瓊斯鎮后，蒂姆·卡特（Tim Carter），一名越戰老兵，回想起那時槍擊者們像疲倦的士兵一般茫然地望向遠方的情景。
在瓊斯證實了“國會議員之死”后，再也沒有反對聲出現在“死亡錄音帶”中。有關槍擊了瑞恩的“紅旅”護衛隊，瓊斯馬上發表了看法“但無論如何紅旅是唯一有所作為的”以及“紅旅向他們展現了正義”。除了吉姆·麥克艾爾萬，一些其他的圣殿教成員也發表了講話，贊美瓊斯和他所作出的集體自殺的決定，甚至在瓊斯停止為此道謝并懇求加快進程之后仍未停止。
根據逃脫的圣殿教成員奧戴爾·羅德斯（Odell Rhodes）所說，第一個喝下毒藥的是魯萊塔·保羅（Ruletta Paul）和她一歲大的孩子。 一個去掉針頭的注射器被用于向嬰兒口中注入毒藥，隨后魯萊塔也向自己口中注入了一劑毒藥。斯坦利·克萊頓（Stanley Clayton）也見到帶著嬰兒的母親們首先來到放置毒藥的桌前。克萊頓說，瓊斯來到人群之中以鼓勵他們喝下毒藥，然而當成年人們看到毒藥開始起效時，“他們表現出了一種對死亡的抗拒”。
毒藥在大約五分鐘內開始起效。喝下毒藥后，據羅德斯所說，人們被護送著沿一條木制走道走出大廳。尚不清楚是否有人起先認為這次行動只是又一次“白夜”預演。羅德斯報告其與瀕死的兒童曾有密切的接觸。
面對人們看到他人的毒藥起效時的反應，瓊斯安撫他們：“要有尊嚴地死去，要有尊嚴地倒下；不要帶著眼淚和痛苦倒下。”他還說：“我告訴你們，我不在乎你們聽到了多少尖叫，我不在乎有多少痛苦的人在哭喊??死亡比繼續過十天這種日子要強一百萬倍。如果你們知道前方是什么——如果你們知道前方是什么，你將會慶幸這一切將在今晚結束。”  幸存者奧戴爾·羅德指出，當毒藥被注入一些孩子的嘴里時，他們并沒有表現出恐慌或情緒崩潰，人們看上去“處于恍惚的狀態中”。這段陳述與作為證物的“死亡錄音帶”中大部分時間所記錄的孩子的哭喊和尖叫相矛盾。
瓊斯被發現死于他的椅子旁，位于另兩人之間，頭下面墊著一個枕頭。他死于左邊太陽穴上的槍傷，根據圭亞那驗尸官賽利爾·穆圖（Cyrill Mootoo）的說法，這是瓊斯自己開的槍。
在瓊斯鎮發生的這一事件，是除了二十多年后發生的911事件以外，美國民眾于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非自然災害損失 。
三名圣殿教的高層成員稱，他們是因為接受了一項任務才幸免于難。30歲的提姆·卡特（Tim Carter）和20歲的邁克·卡特（Mike Carter）兩兄弟，以及31歲的邁克·普羅克斯接到了一件裝有55萬美金和13萬圭亞那元的行李和一個信封，他們奉命要將這些東西送到位于喬治敦的蘇聯駐圭亞那大使館。這個信封包含兩個護照和三封說明信，其中第一封給蘇聯駐圭亞那大使費奧多·季莫菲耶夫的信這樣寫道：
這些信件包含了一份賬戶清單，其中的余額總計超過了730萬美金，并將轉至蘇聯共產黨的名下。卡特兄弟和普羅克斯很快放棄了這些錢的大部分，并前往停靠在凱圖瑪港的船只。無從得知他們最后是如何到達150英里（240公里）以外的喬治敦的，因為那艘船在那天的早些時候就已被圣殿教的領導者派遣出去了。
就在大廳中的最終集會開始前，查爾斯·加里和馬克·雷恩（Mark Lane）兩名律師得知人們對他們感到憤怒。他們被護送到一座過去用來招待來訪者的房屋里。根據這兩名律師所說，他們成功說服了帶有武裝的看守并逃到叢林中，最終達到凱圖瑪港。當他們身處村落附近的叢林中時，他們聽到了槍聲。這一描述與克萊頓的證詞相符——克萊頓在偷偷返回瓊斯鎮去取回自己的護照時聽到了相同的聲音。
另有五個原本可能因服毒而死的人最后活了下來。79歲的葛洛弗·戴維斯（Grover Davis），因為聽力障礙而沒有聽到擴音器播出的集合通知，躺在一條溝裡假裝已經身亡。76歲的海亞辛斯·斯拉什（Hyacinth Thrash）意識到當時的狀況后躲到了自己的床下，直到自殺活動結束后才走出來。她于1995年11月去世，享年93歲。
36歲的奧戴爾·羅德斯是瓊斯鎮的教師和手工藝人，他以去取聽診器為由離開后躲在了一座房子中。 25歲的斯坦利·克萊頓（Stanley Clayton）是一名廚房工人，也是休伊·牛頓的表親，他騙過了安全守衛人員后逃往叢林。第五位幸存者，一個5歲的被喚做"Michael"的小男孩，通過藏在附近的樹林里逃過一劫。他在被圭亞那的政府人員救助后返回了美國，并被收養。
首先在瓊斯鎮現場進行藥物檢測的唯一一名醫師是圭亞那的首席藥物檢測師萊斯里·穆圖博士（Dr. Leslie Mootoo）。穆圖目視檢查了超過200具尸體之后告訴圭亞那的驗尸陪審團，他觀察到至少70具尸體上帶有針孔。然而，對于這些針孔是注射毒藥還是注射加速死亡以緩解痛苦的藥物所留下的，并沒有得出結論。穆圖和美國病理學家林·克魯克（Lynn Crook）確定一些尸體中呈現出了氰化物，而對大桶中的物質進行的分析顯示其中含有幾種鎮定劑以及氰化鉀和氯化鉀。
塑膠杯、飲料包裝和注射器（一些帶有針頭，另一些則沒有）被隨意丟棄在尸體附近的區域里。穆圖的結論指出，安妮·摩爾（Annie Moore）的槍傷不可能是她自己造成的，盡管她也同樣服下了一劑致命的氰化物毒藥。
圭亞那當局放棄了他們對這一非自然死亡事件的驗尸要求。美國的醫生僅僅對七具尸體進行了檢查，包括吉姆·瓊斯、勞倫斯·夏克特博士（Dr. Lawrence Schact）、安妮·摩爾和卡洛琳·萊伊頓（Carolyn Layton）。安妮·摩爾和卡洛琳·萊伊頓被選為尸檢對象，部分是由于摩爾家族，包括兩名受害人的姐妹麗貝卡·摩爾（她并非圣殿教成員）的催促。
在11月18日的傍晚，在圣殿教位于喬治敦的辦事處，圣殿教成員莎朗·阿莫斯（Sharon Amos）收到了來自瓊斯鎮的通訊消息，指示辦事處的圣殿教成員向敵人復仇，然后實施革命性自殺。其后，當警察來到辦事處時，莎朗·阿莫斯護送自己的孩子——21歲的莉安、11歲的克里斯塔和10歲的馬丁——來到一個衛生間里。她用一把廚刀先殺死了克里斯塔和馬丁，隨后莎朗在莉安的幫助下用那把刀自殺，最后莉安也自殺了。
在機場，記者蒂姆·利特曼用相機記錄了這場暴力行動的后果。德威爾在現場承擔了領導責任，而后在他的建議下，圭亞那國家警察局逮捕了雷頓。德威爾在機場的槍擊中被一顆子彈擦傷了臀部。經過幾個小時，十名傷者和他們隊伍中的其他成員才集合起來。他們中的大多數在一家咖啡館中度過了那個夜晚。傷勢較重的人則睡在了機場上的一間帳篷。一架圭亞那政府派來的飛機于次日上午到達以轉移傷者。五名帕克斯家族和博格家族的青少年成員以及一名男性朋友，在逃亡者杰拉德·帕克斯的指示下藏在了附近的叢林里，直到援助到達且他們的安全得到保證。此后這幾名成員在叢林里迷路了三天，幾乎喪命，所幸圭亞那軍隊最終發現了他們。
逃離瓊斯鎮后，奧戴爾·羅德斯于1978年11月18日夜晚到達了凱圖瑪港。那一夜，斯坦利·克萊頓和一家圭亞那當地人待在一起，并于第二天上午到達了凱圖瑪港。卡特兄弟和邁克·普羅克斯在凱圖瑪港受到了保護性監禁。他們后來在喬治敦被釋放。羅德斯、克萊頓和蓋里、瑞恩這兩名律師也被帶到了喬治敦。邁克·普羅克斯后來在瓊斯鎮事件發生四個月以后——1979年3月14日自殺身亡。
拉里·雷頓曾經向登上了塞斯納飛機的數人開火，而利用他遭到了“洗腦”作為辯護，他在最開始被圭亞那法庭認定并未犯下謀殺罪。由于這一事件發生在圭亞那的領土上，雷頓無法被美國以企圖謀殺弗農·格斯尼、莫妮卡·巴格比、塞斯納飛行員和達爾·帕克斯的罪行進行審判，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國會法案之下因涉嫌行刺國會議員和受國際保護的人士（即瑞恩和德威爾）而得到審判。他被認定犯有以下罪行：制造陰謀；協助與教唆謀殺國會議員里奧·瑞恩；謀殺理查德·德威爾未遂。直至他于2002年假釋出獄時，他是唯一一名因瓊斯鎮事件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人。
瓊斯鎮事件廣受媒體關注。關于這一事件的圖片在它發生后的幾個月內占據著報紙和雜志的封面，包括被《時代》和《新聞周刊》雜志冠以“死亡邪教”的標簽。1979年2月的調查顯示98%的美國人對這場悲劇有所耳聞。喬治·蓋洛普稱“事實上，幾乎沒有幾個事件在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整個歷史上如同這個事件一般，在美國民眾中如此地廣為人知。”
在這次死亡事件后，美國眾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和美國國務院自身均對國務院過去對公社的處理方式提出了批判。
共計908位死亡者，而教主之子則不在現場活了下來。
*Larry Layton - 槍手。
*Tim Reiterman 記者，槍戰中逃亡。
*Vernon Gosney 槍戰中逃亡。
*Sherwin Harris 黎安的父親，女兒黎安逝世，為岳母所弒。
*Stephan, Jim Jr., and Tim Jones- 為瓊斯的兒子，共三子存活，因當時不在瓊斯鎮。其他瓊斯兒女皆在瓊斯鎮死亡。
大三角貿易是在歐洲的資本主義和舊帝國主義之下所造就之產物。
大三角貿易所組成的三條路線分別是從歐洲運至非洲的酒精、軍火、紡織品等工業製品，自西非運至美洲做為勞動力的黑奴，自美洲運至歐洲的貴金屬、礦石、蔗糖、煙草、咖啡、可可、棉花、糧食等農產品及原材料。
當十五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之後，隨著新大陸的發現，大西洋航線取代昔日繁榮的地中海貿易路線，成為商業交通的必經之路，導致義大利地區和德國北部漢薩同盟各傳統商業城市的衰落，英國、法國、荷蘭這幾個面向大西洋的國家的經濟興起後，便開始占領殖民地，進行原料的搶奪，再輸入歐洲賺取豐厚利潤。
荷蘭在16世紀末獨立後，於1602年設立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後迅速發展為世界最大的航海和商業國家，逐漸壟斷了與中國、印度、日本、錫蘭和香料群島的貿易。法國則在北美洲建立了新法蘭西殖民地，並在加勒比海佔據了數個具有戰略意義並盛產蔗糖的島嶼。
由於英國在北美殖民地進行煙草和棉花的商業種植，法國需要向加勒比海島嶼的甘蔗種植園輸送人力，因此兩國對奴隸的需要也日益擴大。1526年，英國開始奴隸貿易。不久之後，荷蘭和丹麥作為活躍的貿易中轉國也加入奴隸貿易活動中來，試圖從中分得利益。瑞典、布蘭登堡、漢堡、庫爾蘭等國家也在這一時期從事奴隸貿易，為此在非洲海岸佔領了一些據點。由於西非地區的本土經濟以採集和狩獵為主，食物產量有限，為了供養奴隸在長途販途中的伙食，在這些據點周圍開闢了農業地區，從歐洲和美洲引進馬鈴薯、玉米、番薯、番茄等糧食作物。
由於殖民者，尤其是西班牙人，對印第安土著的殘酷屠殺，印第安人的數量由15世紀末的5000萬銳減至17世紀的400萬，因此歐洲殖民者不得不從非洲尋找新的勞動力來源。從1442年起，葡萄牙人就把柏柏爾人用作奴隸（在葡萄牙本土），西班牙人從1502年起開始把非洲黑人運入美洲。對奴隸貿易的需求促使兩國以及英國、荷蘭、法國、丹麥等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在西非洲沿海建設了許多商站，販賣奴隸、象牙、黃金和辣椒。
到了十九世紀由於天賦人權觀念影響，加上宗教、人道和經濟方面的原因，廢奴運動開始盛行。英國於1807年宣佈奴隸貿易為非法，此後荷蘭、法國、瑞典、丹麥等國也宣佈禁止奴隸貿易。這一措施使得各國在非洲沿海的據點迅速萎縮，也讓三角貿易趨向衰微。
歐洲人由自己一手操作的三角貿易獲得了龐大利潤，而且每一航行階段都有利可圖。更帶動了歐洲大都市的繁榮，例如英國利物浦，荷蘭阿姆斯特丹，法國南特等。
咖啡、可可、煙草、蔗糖、馬鈴薯、玉米、番茄等新消費品引入歐洲，歐洲人的飲食習慣也大幅度改變，導致對這些消費品需求的增長，這就促使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新征服的美洲廣大地區發展經濟作物的種植。
非洲因為奴隸買賣，人口大量減少，除削弱當地原有生產力，更造成對黑人生命及人性尊嚴的漠視及迫害，強化了種族偏見，使得非洲人一度受到歧視。
歐洲人在中南美洲所栽種的熱帶作物，經過工業化形成熱帶栽培業，產品為熱帶經濟作物，如甘蔗、橡膠、咖啡等，在當地做初步加工後，以低廉的利潤大量輸出國外外銷。但是這種商業農業極度依賴海外國家，容易受到國際價格波動，又是低利潤大量銷售，所以難以累積國家財富。
瀾滄江龍（學名："Lancanjiangosaurus"）是蜥腳下目恐龍的一屬，生存於晚侏羅紀的西藏。模式種是扎曲瀾滄江龍（"L." ''cachuensis''），是由趙喜進在1985年提出，其屬名是取自中國的瀾滄江，但沒有經過正式研究、敘述，目前的狀態是無資格名稱。瀾滄江龍可能與歐洲及非洲的鯨龍相似。瀾滄江龍的化石是在西藏達布卡組發現。由於長時間沒有被描述，這些骨骸有可能已命名為其他動物。
*Zhao, X. "Phylogeny and evolutionary stages of Dinosauria." ''Acta Palaeontologica Polonica'' 28(1-2); 295-306 (1983).
一個嬰孩在接受身體檢查，而醫生正在用聽筒聆聽心跳。
小兒科（或稱兒科）是現代醫學的一個分支，專門醫療患病的嬰兒、兒童及青少年。最大的年齡通常至青春期。一個受到這方面知識專門訓練的醫生被稱作兒科醫生。
圖像:Amazon preparing for the battle (Queen Antiope or Armed Venus) - Pierre-Eugene-Emile Hebert 1860 - NG of Arts Wash DC.jpg|right|thumb|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國家藝廊展出的一尊正在準備打仗的亞馬遜人雕像
亞馬遜人（，），是古希臘神話中一個由全部皆為女戰士構成的民族，亞馬遜人占據著小亞細亞、佛里及亞、色雷斯和敘利亞的許多地方。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認為這一民族來自位於薩爾馬提亞斯基泰一帶的地區。根據一些考古遺跡觀察所得，古薩爾馬提亞女性有可能曾經參與過戰爭，所以有一小部分的學者認為亞馬遜女人是真的在歷史上存在。
一座阿瑪宗女人雕像
根據古希臘傳說，阿瑪宗人是阿瑞斯和哈耳摩尼亞的后代，居住在本都歐克辛斯海（Euxine Sea，即黑海）南岸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們成立了一個由希波呂忒（一譯“伊波利特”）女王統領下的獨立王國。阿瑪宗人建立了許多城鎮，其中有士麥那、以弗所，錫諾普和帕福斯。據劇作家埃斯庫羅斯講，在遙遠的過去，她們一直居住在西徐亞（今克里米亞，即“亞速海”）；而普魯塔克說，阿瑪宗人住在塔奈斯河（今頓河）附近，但這是斯基泰人所稱的“阿瑪宗人”。阿瑪宗人后來遷到了忒耳摩冬河（今土耳其北部的）邊的（今泰爾梅）。希羅多德依據西徐亞人對她們“歐約爾帕塔”（Oiorpata）稱呼的含意，稱她們為“Androktones”（男人殺手）。
在《奧德賽》中，阿瑪宗人不允許男人住在她們的領地中或與女性接觸；但為避免絕種，她們會定期同鄰族加加爾人男人結合以繁衍后代。生了男孩則送歸男方（一說殺死或弄成殘廢），生了女孩就留下撫養，訓練她們打仗。在另外的版本中，當阿瑪宗人打仗時，不會殺死所有的男人。她們會留下一些作為性奴隸，一年里與他們有一到兩次的結合。
阿瑪宗人同其他部落通婚也被用來解釋其人口的不絕。例如，阿瑪宗人與斯基泰人組家的故事。
阿瑪宗人以弓箭、戰斧、輕盾為武器。她們自己制造戰盔、戰袍。她們崇拜戰神阿瑞斯和狩獵女神阿爾忒彌斯，在戰斗中求生活。
在詞源學的考證中“阿瑪宗”一詞的意義為“烙去少女的右乳”，以利于使用弓箭。但在古代的造型藝術中，阿瑪宗人的形象是肌肉豐滿的美婦，并沒有傷殘的反映。
關于阿瑪宗人的神話主要有這樣幾組：
#赫剌克勒斯奪取阿瑪宗人女王希波呂忒的魔帶的故事。
#忒修斯搶奪阿瑪宗人女王的故事。
#阿瑪宗人女王彭忒西勒亞率兵援助特洛亞，最后死于阿喀琉斯之手的故事。
#柏勒羅豐征討阿瑪宗人的故事。
傳說阿瑪宗人修建了以弗所城并在那里修建了著名的阿爾忒彌斯神廟。
關于阿瑪宗人的傳說形成于希臘的史前時期，是母系社會的反映。這一傳說遍布世界各地，一直到中世紀還很流行。尤其是在地理大發現時期，人們在美洲尋找阿瑪宗人的蹤跡。阿瑪宗河（即亞馬遜河）的名字就源自阿瑪宗人。
圍繞著阿瑪宗人的神話故事產生了許多造型藝術作品。帕特農神廟西間壁上的阿瑪宗人同希臘英雄戰斗的浮雕產生于公元七世紀；在德爾斐的雅典人寶庫間壁上的阿瑪宗人的浮雕創作于公元五世紀初。巴賽的阿波羅·伊壁鳩魯神廟創作于公元前五世紀；的阿爾忒彌斯神廟的浮雕產生于公元前五至公元前四世紀。埃皮達魯斯的阿斯克勒皮俄斯圣殿西山墻三角楣飾上的浮雕和哈利卡爾納索斯陵墓上西緣飾上的浮雕都創作于公元前世紀。在古棺和瓶繪上也都畫有阿瑪宗人的故事。在古代的造型藝術中，阿瑪宗人像占有特殊的地位。
據老普林尼的記述，為了創作以弗所的阿耳忒彌斯神廟上的阿瑪宗人的塑像，特組成了一個雕塑小組，包括波留克列特斯、菲狄阿斯、克勒西拉斯和。流傳下來的阿瑪宗人塑像的羅馬復制品，其希臘原品的作者都是上面談到的前三人。波留克列特斯的《》非常有名。
在巴羅克派的繪畫藝術中，魯本斯以阿瑪宗人同希臘人作戰為題材的繪畫極負盛名。阿瑪宗人神話也吸引著16-17世紀的歐洲詩人和戲劇家。法國劇作家羅貝爾·加尼耶寫了《》；西班牙劇作家寫了《阿瑪宗人》，另一位西班牙劇作家寫了《阿瑪宗人在印度》。19世紀的浪漫主義者也借用這一神話題材，德國戲劇作家克萊斯特寫了《》；奧地利劇作家格里帕澤寫了《金羊毛》，其中美狄亞設定為阿瑪宗人；意大利詩人塔索的《》雖然寫的不是阿瑪宗人的故事，但也從中吸收了個別的情節；意大利畫家丁托列托、老帕爾馬、雷尼等人的某些繪畫也都取材于阿瑪宗人的故事。
分類:傳說中的種族
分類:單性別世界
赫爾辛格（丹麥文：，讀音： ）是丹麥西蘭島東赫爾辛格縣的一個城市。「」原意指「頸部」，於此處指「窄海峽」（即厄勒海峽）。
據1631年《Rerum Danicarum Historica》聲稱，赫爾辛格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70年，但此論點是未被證實的。1231年，丹麥國王瓦爾德馬二世的著作中提及赫爾辛格人。
中世紀以前，赫爾辛格只是一個商人賣金的市集。直至13世紀初，第一間教堂Sct Olai教堂才建立。曾經有段時間有很多修道院，但只有教堂本身存留下來，即今日的赫爾辛格教區大教堂。
赫爾辛格是丹麥國王埃里克七世於1420年代建立的。他於1429年設立和建造克倫宮，後來克倫宮於1580年擴建，並易名克倫堡宮。赫爾辛格大教堂的最古老部分源自13世紀，講述當該城還是漁村時，已經有一定重要性，起碼那時已經有渡輪來往赫爾辛格和赫爾辛堡。
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的故事背景即設定在赫爾辛格，劇中此地以英語譯名「Elsinore」出現。克倫堡宮是著名遊客景點，該劇曾在其周圍多次上演。
瑞典城市赫爾辛堡與赫爾辛格隔著厄勒海峽相望，由歐洲道路E55相連，並有船隻行駛海峽其中。
*  Satellite WikiMapia的圖片
圣地亞哥大火（The Santiago fire in Orange County），2007年10月21日發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橙縣圣地亞哥峽谷路（Santiago Canyon Road）的一場火災，是美國有史以來燃燒的面積最廣、歷時最久的火場。估計損失600萬美元。
亞歷山大·恰亞諾夫（，），蘇聯經濟學家，“組織—生產”學派主要理論家。生于莫斯科。1905年起成為民粹派思想家，加入社會革命黨。十月革命后支持蘇維埃政權，任過彼得羅夫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農業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長期主持農業合作社的領導工作。1930年因“勞動人民黨”案件被捕，后被槍決。1987年被平反恢復名譽。很重要的一個觀點是，他提出小農的生產曲線與資本主義農場企業有不同的生產曲線，小農的勞動力供給是既定的，沒有彈性，他往往只能在勞動的邊際產出接近于零的時候才停止勞動。起決定作用的是生存的需要，而不是工資和利潤的需要。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521173516/http://cpd1.ufmt.br/ichs/territorios%26fronteiras/artigos/2010-1-8.pdf格洛斯特郡花豬，是一種英格蘭大體型豬。也稱格洛斯特或格洛斯特花豬，成年公豬體重為，母豬為。該品種母豬以高產仔數和高產奶量著稱。
格洛斯特郡花豬起源于英格蘭的伯克利谷地區，現在已經在整個英國都有分布。該品種的起源并不清楚，可能是由當地品種與外來品種融合而成。該品種曾被稱為果園豬（Orchard Pig），因為他們時常會吃掉落的蘋果和廢棄的農產品。
在英格蘭一家豬場的格洛斯特郡花豬公豬。
黑白相間，并以白色為主。近年來傾向于選育黑色更少的品種，現在經常只能看到一兩個花斑。格洛斯特郡花豬的耳朵下垂。
* Briggs, Hilton M. 1983. ''International Pig Breed Encyclopedia''. Elanco Animal Health.
* Richard Lutwyche, Gloucestershire Old Spots Pig Breeders' Club, Cirencester, Gloucestershire.
* Mason, I. L. 1996. ''A World Dictionary of Livestock Breeds, Types and Varieties''. Fourth Edition. C.A.B International.
*  British Pig Association  Gloucestershire Old Spots UK registry
*  Gloucestershire Old Spots of America Website Gloucestershire Old Spots of America, Inc.
*  Gloucestershire Old Spots Pig Breeders Club
*  Gloucestershire Old Spots Pig Breeders United U.S. Registry and Breeders club
流民，又稱流人、流亡、流戶、流冗、流庸、流離、流者及盲流等，是中國歷史上對於轉徙四處的無業游民稱呼，一般都是逃荒的農民，天災、苛吏、土地兼併、戰亂等都可能導致流民問題的出現。
最早在《詩經·大雅·召曼》提到：“瘼我饑饉，民卒流亡。”，管仲在齊國提出“禁遷徙，止流民”政策，目的是控制人口流動。兩漢時期，流民的大量出現是與豪族土地兼并有關。西漢時，流民問題已相當嚴重，漢武帝元狩四年，山東大水，有流民七十余萬人；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二百萬；漢明帝多次下詔招撫流民。漢章帝下令若流民想返回故鄉，應提供他們旅費。東漢后期的流民現象，較之西漢更為嚴峻。流民暴動規模越來越大，終于形成了全國性的黃巾起義。哀帝時流民“以十萬數”，華歆收容流民，“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宋朝也出現大量流民，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齊王張令公外傳》載：“令招農戶，令自耕種，流民漸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