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設''B''是布爾代數，設''I''是一個理想并設''F''是''B''的一個濾子，使得''I''和''F''不相交。則''I''包含在''B''的不相交于''F''的某個極大理想內。
注意你需要"全局"極大性，而不只是關于不相交于''F''的極大性。這個變體產生了BPI的另一個等價特征化：
:設''B''是布爾代數，設''I''是一個理想并設''F''是''B''的一個濾子，使得''I''和''F''不相交。則''I''包含在''B''的不相交于''F''的所有理想中極大的某個理想內。
這個陳述等價于BPI的事實可以輕易的從下列定理中看出：對于任何分配格''L''，如理想''I''在不相交于給定濾子''F''的''L''的所有理想中是極大的，則''I''是素理想。這個陳述的證明（它可以在ZF集合論內得出）包含關于理想的文章內。因為任何布爾代數都是分配格，這證實了想要的蘊涵。
所有上述陳述都是等價的。進一步的，你可以發現布爾代數的對偶次序完全的是布爾代數自身。因此，當采用所有前者陳述的等價對偶的時候，你可能終結于同等的適用于布爾代數的定理，但是這里所有“理想”的出現都被替代為“濾子”。值得注意的是對于被考慮的布爾代數是關于子集排序的冪集的特殊情況下，"極大濾子定理"被稱為超濾子引理。
總結起來，對于布爾代數，弱和強MIT，弱和強PIT，和用濾子替代了理想的等價陳述都是等價的。已知所有這些陳述都是選擇公理的推論（可利用佐恩引理輕易的證明），但是不能在經典Zermelo-Fraenkel集合論中證明。但是BPI嚴格的弱于選擇公理，盡管這個陳述的證明是非常不平凡的。
我們前面對布爾代數討論的元型性質可以輕易的修改來包括更一般的格，比如分配格或Heyting代數。但是，在這些情況下極大理想不同于素理想，而在PIT和MIT之間的關系是不明顯的。
實際上，已發現分配格甚至Heyting代數的MIT等價于選擇公理。在另一方面，已知分配格的強PIT等價于BPI（比如布爾代數MIT和PIT）。所以這個陳述嚴格的弱于選擇公理。進一步的，觀察到Heyting代數不是自對偶的，因此使用濾子替代理想在這種設置下產生不同的定理。可能令人驚奇，給Heyting代數的對偶的MIT不強于BPI，它尖銳的相對于上述的Heyting代數的MIT。
最后，素理想定理也存在于其他（非序理論的）抽象代數中。比如，環的MIT蘊涵了選擇公理。這種情況需要把序理論的術語"濾子"替代為其他概念 -- 對于環"乘法閉合子集"是合適的。
在集合''X''上的濾子是''X''的非空子集的搜集，它在有限的交集和在超集下閉合。超濾子是極大濾子。超濾子引理聲稱所有在集合''X''上的所有濾子都是某個在''X''上的超濾子（''X''的非空子集的極大濾子）的一個子集。這個引理最常用在拓撲學中。
超濾子引理等價于布爾素理想定理，帶有在沒有選擇公理的ZF集合論內等價的可證明性。在證明背后的想法是形成布爾代數的任何集合的子集都在包含下偏序，而任何布爾代數都可通過Stone表示定理表示為集合的代數。
直覺上，布爾素理想定理聲稱在布爾代數中有"足夠"的素理想，在我們可以擴展''所有''理想到極大理想的意義上。這對于證明Stone布爾代數表示定理是有實踐上重要性的，它是Stone對偶性的特殊情況，在其中用特定拓撲架設所有素理想的集合并可以真正的從這個數據恢復最初的布爾代數（在同構的意義下）。進一步的，已發現在應用中你可以自由的選擇用素理想或素濾子來工作，因為所有理想唯一的確定一個濾子：所有它的元素的布爾補的集合。這些方式在文獻中都可找到。
在一般拓撲學中被稱為依賴于選擇公理的很多其他定理實際上等價于BPI。例如，緊致豪斯多夫空間的積的定理等價于它。如果我們不考慮“豪斯多夫”性質我們得到等價于完全選擇公理的一個定理。
* B. A. Davey and H. A. Priestley, ''Introduction to Lattices and Order'',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An easy to read introduction, showing the equivalence of PIT for Boolean algebras and distributive lattices.''
* P. T. Johnstone, ''Stone Spaces'', Cambridge studies in advanced mathematics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he theory in this book often requires choice principles. The notes on various chapters discuss the general relation of the theorems to PIT and MIT for various structures (though mostly lattices) and give pointers to further literature.''
* B. Banaschewski, ''The Power of the Ultrafilter Theorem'', Journal of the London Mathematical Society (2) 27, 193--202, 1983.
: ''Discusses the status of the ultrafilter lemma.''
* M. Erné, ''Prime Ideal Theory for General Algebras'', Applied Categorical Structures 8, 115--144, 2000.
: ''Gives many equivalent statements for the BPI, including prime ideal theorems for other algebraic structures. PITs are considered as special instances of separation lemmas.''
孝定太后李氏，名不詳，直隸漷縣人，祖籍山西翼城縣，明穆宗皇貴妃，明神宗母親。明朝最後一位皇太后。因篤信佛法，又自稱九蓮菩薩。
武清侯李偉之女，嫡母或生母王氏。根據其父親李偉行狀，李氏生于嘉靖丙午（1544年）冬十一月。庚戌（1550年）秋，“虜闖近郊畿輔戒嚴”。她隨家人遷居北京，后入裕王府，具體時間無記載。裕王朱載坖即為日后的明穆宗。李偉行狀指李氏最初為裕王妾室，然據《明史》中李氏傳記記載，她初為王府宮人。。
李氏在裕王府和丈夫登基初期的生活細節無記載，僅知在1563年，李氏生裕王第三子朱翊鈞，即明神宗。1565年，生裕王第三女朱堯娥。1566年，丈夫裕王朱載坖即位，是為明穆宗。第二年（1567年3月），李氏生穆宗第四女朱堯媖。同年三月，明穆宗告之禮部要冊生育“皇子二女”的李氏為皇貴妃、江氏為賢妃。同月壬午舉辦冊封儀式，派遣英國公張溶、鎮遠侯顧寰、大學士高拱、陳以勤捧冊寶行禮，冊文如下：
隆慶二年（1568年），皇貴妃李氏生次子朱翊镠，同年，其子朱翊鈞被立為皇太子。1573年，生么女朱堯媛。李氏生下二子三女，為穆宗妻妾之中生育最多之人，但地位在李皇貴妃之上的陳皇后，只生有太和公主，卻早殤，陳皇后因無子多病，長期失寵，僅僅沒有正式被廢而已，與年輕美貌又兒女雙全的李貴妃是無法相比的。僅管如此，李皇貴妃并沒有恃寵而驕，反而對陳皇后恭讓有禮，相處融洽。
1572年，穆宗逝世，其子朱翊鈞即位，上尊號曰慈圣皇太后。本來舊時的制度，天子立，尊皇后為皇太后，如果先皇后不是新任皇帝的生母，則同時尊生母為太后，而給先皇后加上徽號以示區別。而在這時，太監馮保欲討李皇貴妃歡心，跟大學士張居正說起并尊，張居正上議，尊陳皇后為仁圣皇太后，李皇貴妃為慈圣皇太后，從此嫡庶無區別矣，這時李太后才二十八歲。陳太后住在慈慶宮，李太后則住在慈寧宮。張居正又請李太后視皇帝起居，因而太后徙居乾清宮。
由於神宗即位時年紀尚幼，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處理朝政，而李太后是少有的精明強幹的女人，有識人之明，并沒有野心和權欲，萬歷初期，重用張居正與馮保，綜核名實，幾于富強，太后之力居多。太后父李偉封武清伯。李太后也從不會縱容自己親屬胡作非為，家人嘗有過，命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于法。太后對官員頗寬容，御史曹學程曾經得罪萬曆帝，差點被處死，太后得知學程之母甚老，於是幫學程向皇帝求情，才沒被殺，但入獄十年。
明朝的皇帝，只有神宗嗜利，萬歷帝對李太后表示：“年來無恥臣僚，盡貨以獻張、馮二家。”李太后不置可否，也讓皇帝有十足的把握去抄張居正的家。
李太后是個端正嚴謹的女人，教導神宗頗為嚴格。小皇帝犯錯，太后召他長跪，歷數其過，有一次甚至幾乎要將神宗廢位，萬歷六年（1578年），神宗大婚，太后遂返回慈寧宮。六年三月，加尊號曰慈圣宣文皇太后。萬歷十年，加尊號曰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萬歷十二年，與陳太后一同謁山陵。同年患眼疾而不愈，陝西漢中府洋縣智果寺僧人智果治療有功，神宗朱翊鈞為表謝意，于十四年頒施藏經678函（6780卷），并賜金命太監會同漢中府知府田禮門，修建藏經樓一座，御書“敕賜智果寺”敕額一面。
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加尊號曰慈圣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加尊號曰慈圣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萬歷四十二年二月初九崩（1614年3月18日），上尊謚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圣皇太后，合葬昭陵，別祀崇先殿。
明神宗曾經一時意亂情迷而臨幸了李太后的宮女王氏，王氏受孕後，神宗非常後悔。太后召問神宗，神宗起先不承認是他的作為，太后命人取《內起居註》查看，神宗至此方勉強承認，並被迫封王氏為恭妃。當時宮中稱宮女為“都人”，神宗因此稱王氏之子朱常洛為「都人子」，不喜歡常洛。由於李太后出身也是「都人」，太后大怒，罵神宗：「爾亦都人子！」神宗惶恐，跪在地上叩首請罪，不敢起立。
王氏頗不得寵，神宗寵愛的鄭貴妃生子朱常洵，於是神宗有意立朱常洵為太子，鄭貴妃與支持常洛的群臣互相傾軋，是為國本之爭，神宗在大臣逼迫下只好立常洛為太子，常洵為福王，封地洛邑。群臣想要讓福王趕緊到封邑去，避免留在北京，威脅皇太子的地位。但鄭貴妃不願意，說要留福王在北京，等明年李太后生日的時候，好為李太后祝壽。李太后諷刺地說：「那我兒子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先來北京，準備明年為我慶生？」鄭貴妃只好打消念頭。
有一次李太后患了目疾，女醫師劉氏、彭金花進宮為李太后治病，太后封彭金花為「夫人」。當時，彭金花已經懷孕，宮中規定孕婦絕對不可入宮，避免把外人之子，謊稱為皇帝所生的皇子。彭氏貪戀富貴，為了繼續入宮治療太后而不肯說實話。到了臨產的時候，彭金花產下男嬰，但心虛，當晚就將男嬰扔進溺器中溺斃。宮人們將此事奏告神宗，準備重罰彭氏，但太后憐其辛勞，只是將彭氏發配于禮儀房，并鞭刑三十逐出皇宮，將死嬰遺棄于北安門外。以后凡是女官入宮都要由接生婆和收生婆再三檢驗。此事發生后沒多久李太后就去世了。
根據《明史》記載，崇禎帝曾經將曾祖母李太后的姪孫李國瑞（其兄李文全之孫）收獄斃死。不久，崇禎帝第五子朱慈煥五歲病死，臨終前，說：「九蓮菩薩說，皇帝待外戚不好，將要使每個皇子都年少而亡。」這位九蓮菩薩就是已經去世的崇禎帝曾祖母李太后。因為李太后篤信佛教，在宮中的畫像，都端坐九蓮寶座之上，人稱「九蓮菩薩」。
*陳玉女：〈 明萬曆時期慈聖皇太后的崇佛－兼論佛、道兩勢力的對峙－ 〉。
孝端顯皇后，王姓，名喜姐，浙江余姚縣（今浙江余姚），生於京師，父永年伯王偉。王喜姐是兩宮太后為明神宗朱翊鈞冊立的皇后，也是中國歷史上在皇后位最長的一位皇后，正位中宮共四十二年。
孝端顯皇后王氏，名喜姐，父親是永年伯王偉，余姚（今浙江余姚）人，生于京師。
萬歷五年（1577）正月，孝安皇后陳氏（仁聖皇太后）和孝定皇太后李氏（慈聖皇太后）下詔禮部為明神宗朱翊鈞選后舉行選美。王喜姐因姿色美麗入選。萬歷六年（1578年）正月，年僅十三歲的王喜姐與朱翊鈞正式舉行大婚儀式，被冊立為皇后。時張居正曾向兩宮太后上書提到明神宗和王喜姐大婚年齡過小。《明神宗實錄》缺其冊文。
萬歷九年（1582），成婚四年的王喜姐生下了皇長女榮昌公主朱軒媖。在她懷孕時，明神宗與李太后分別派遣內官到武當山和五臺山祈嗣。在生下皇長女榮昌公主后，大名鼎鼎的鄭貴妃入宮，王喜姐因不得萬歷的喜愛，故再未有生育。。后來，在“爭國本”事件中的萬歷二十一年（1593），明神宗曾以王喜姐尚在盛年，有可能會生育嫡子為借口，拒絕了大臣要求冊封皇長子為太子的請求。但當時的文臣皆不相信萬歷的謊言，認為這只是皇帝為了立鄭貴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為太子，而使用的拖延之策。因為此時從萬歷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起，已經過去七年了，王喜姐也已年近三十，萬歷才第一次提出等待皇后生子的想法，自然難以說服眾人。。
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榮昌公主下嫁官宦楊春元之後。同年，坤寧宮遭遇火災，火勢蔓延至乾清宮，兩宮具毀。喜姐于是和神宗一同移居啟祥宮。但即使二人同居一宮，王喜姐還是很少能見到明神宗，陪在皇帝身邊的主要是鄭皇貴妃及其他妃嬪。翌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神宗的李敬妃在生下皇六子后去世。神宗于是將李敬妃的兩個兒子朱常潤、朱常瀛交由喜姐撫養。這兩個皇子后來被封為端王、桂王，皆健康長大。但二子因不受萬歷重視，皆被萬歷拖延至二十歲后才舉行大婚。
萬歷二十八年（1600），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上書，提到明神宗冷落喜姐，喜姐身邊只剩幾人服侍，身患重病。在爭國本的大環境下，王德完如此上疏，必會禍及萬歷與鄭貴妃。明神宗隨之震怒，為了給自己辯白，不惜公告天下，宣稱皇后這幾年以來，行為逐漸變得悍戾不慈，到了需要皇帝經常教訓的地步，可見帝后二人關系極為不善。，將王德完下詔獄。首輔沈一貫即上書明神宗言此流言一月前京中已有，于是明神宗下詔為自己辯白，而言語甚激。于是沈一貫再次上書，言京城十數年前便有此傳聞，懷疑神宗欲不利于王喜姐，以為愛子福王奪取太子之位。此詔若發，則反將證實萬歷果有謀害中宮，立鄭貴妃為皇后，皇三子朱常洵為太子之意。明神宗為保護愛妃愛子，聽從沈一貫的建議，削王德完官職，推遲一年后后終于給皇長子朱常洛行冠婚禮，立為太子。
萬歷二十四年，乾清宮坤寧宮兩宮大火，王喜姐的皇后之寶被燒毀。萬歷三十二（1604年）年三月，明神宗要求戶部采辦金銀珠寶為喜姐造新的中宮冊寶冠服，戶部尚書趙世卿請求以累年進貢給內庫的珠寶制造，明神宗沒有答應，仍令戶部出外采辦。但根據明末太監劉若愚所著的《酌中志》記載，王喜姐的皇后之寶卻一直被明神宗拖著沒有補上，直到萬歷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去洛陽之國就藩，王喜姐按例要給福王妃發一道戒諭，需要用皇后之寶蓋章。明神宗借口材料缺乏，遂命人用梨木雕刻了一個代替的。皇后之寶是皇后身份的象征，此舉如此無視皇后的尊嚴，劉若愚也不禁感嘆，直到萬歷四十八年王喜姐崩逝，皇后之寶依然沒有被補上。王喜姐也成了有明一朝唯一一位，長達二十四年都沒有皇后之寶的皇后，明神宗和她的夫妻關系可見一斑。
王喜姐在四十二年的皇后生涯中，她始終行事端謹，用心孝侍婆母孝定太后（神宗生母），得其歡心；因明神宗遲遲不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長子為太子，引發長達三十年的“爭國本”事件，使神宗朝的前朝和后宮都不太平。王喜姐作為后宮之主，盡力維護著后宮的和睦，在明光宗為太子時好幾次遇到危機，王喜姐多次為他周旋，保護了他。。
萬歷四十八年四月六日（1620年5月7日），王皇后因長年過度辛勞，服藥無效，崩逝於紫禁城內，享年五十六歲。謚號孝端皇后。自立后起正位中宮四十二年（1578年－1620年），頗有慈孝的美名。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久的皇后。
關于皇后的葬儀，明神宗傳召禮部葬禮查優厚先例辦理。在明神宗之前，明朝皇后中只有明太祖孝慈高皇后馬氏、明成祖仁孝文皇后徐氏、明世宗孝潔肅皇后陳氏、孝烈皇后方氏這四位死于皇帝之前，而前兩位已時代久遠。禮部后上表參照明神宗祖父明世宗的孝烈方皇后的葬禮辦理，葬入定陵。
四月二十二日，禮部上疏，請因大行皇后崩逝，派人向各省發訃告，明神宗不曾理會。
四月二十九日，大學士方從哲再次上疏，稱大行皇后崩逝已過三七，禮部請派差官赴各省發訃告的奏本明神宗依舊沒有批復，那天下的臣民該如何替皇后服喪？并請求明神宗將之前的奏本即刻批發，并及時批復為皇后確定謚文的兩份奏本，以免貽誤大典。明神宗依舊不予理會。
在籌備葬禮的過程中，明神宗提出舉行儀式的萬壽宮香殿因為年久其中一根金絲楠木柱子有部分蛀損，要求立即更換金柱。工部提議用木料填補修復，節約時間，若換新柱則極其耗費時間，明神宗沒有同意，再次要求立即更換金柱不得耽擱葬禮。
六月二十六日，王喜姐去世將近百日，首輔方從哲上疏催促明神宗，說：“皇后都崩逝快三個月了，照舊例皇后的梓宮發引應該在百日左右，結果現在時間快到，冊寶未寫，尊謚未定，神主牌位也沒寫，那發引之期應該定在何日呢？貽誤大典的罪，臣負擔不起。禮部已經議過謚號，而且經過了票擬，只是陛下一直不予批復，欽天監已經重新選擇七月三日為冊寶的吉期，希望陛下盡快批復。這樣才可安慰皇后在天之靈，也使天下人相信陛下厚待皇后的心意不虛。”可見此時被病痛折磨的明神宗已經無暇無忌王喜姐的喪事，對各種喪儀事物一拖再拖。
王喜姐死后，因上一年三月薩爾滸大敗而心情抑郁，而斷斷續續病了一年多的明神宗，于萬歷四十八年七月駕崩。其時王喜姐的梓宮仍停在宮中。隨后明神宗太子明光宗即位，終于為嫡母王喜姐上尊謚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圣顯皇后。光宗在位月余暴崩，待明熹宗即位后，才將祖父明神宗、嫡祖母王喜姐葬入定陵，并為王喜姐上冊寶，神主祔廟。
在王喜姐去世不到三個月，尸骨未寒的情況下，萬歷臨終遺言，交待太子朱常洛，加封鄭皇貴妃為皇后，但因鄭皇貴妃既不是如王喜姐一般，由兩宮太后為萬歷選的原配，又不是如王恭妃一般，嗣皇帝的生母，只因萬歷偏愛而被要求進封皇后。在萬歷死后，這一條他臨終前念念不忘的事情，就在東林黨人的作用下被否掉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定陵遭到嚴重破壞，保存在定陵文物倉庫中的萬曆帝、-{后}-的屍骨被紅衛兵以「打倒地主階級的頭子萬曆」的口號被揪出。1966年8月24日，萬曆帝、-{后}-的三具尸骨以及一箱帝-{后}-畫像、資料照片等被抬到定陵博物館重門前的廣場上接受批斗并焚毀。
* 王喜姐之父王偉最初被封為錦衣衛千戶，大婚時張四維向明神宗提議封晉封王偉。張居正表示反對，認為前朝的晉封賞賜多而流于濫，造成很多不良后果。于是張居正只是把王偉從錦衣衛千戶提升為錦衣衛指揮使，明神宗不快，催促之下于萬歷七年（1579）王偉才得晉封為永年伯，但卻是個流職，不可世襲。張四維于是向明神宗建議，改王偉的爵位作世襲，未成功。
* 萬歷九年（1581）二月，明神宗要求將王喜姐叔叔王俊，從弟王棟授官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被張居正阻止后，改封王棟為錦衣衛指揮僉事，王俊為錦衣衛正千戶，不得世襲。
* 萬歷十二年（1584）八月，明神宗允給永年伯王偉肩輿禮，給事中萬象春上書提到公侯伯皇親駙馬不許乘輿是祖制，瑞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為兩宮皇太后之父，年老時方得到這個待遇，永年伯資歷尚淺不宜得封。明神宗沒有聽從，以特例下不為例的方式給予了永年伯此待遇。
* 自嘉靖定例外戚爵位不得襲封之后，王喜姐父王偉去世后王棟襲爵，王棟去世后王喜姐侄子王明輔襲爵，傳爵位三代，僅有明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家得到了相同的待遇。
**中宮乃圣母選擇，朕之元配。見今侍朕，同居一宮，就少有過失，豈不體悉優容？邇年以來，稍稍悍戾不慈，朕每隨事教訓，務全婦道，中宮亦知改悟。
**朕中宮皇后，配朕有年。芳聲令德，中外仰聞。方膺遐算，倏爾仙逝。朕追思勤敏賢淑，慟悼無已。
* 《明史》：性端謹，以慈孝著稱( 明史卷一百十四 列傳第二  )
*內閣首輔方從哲：中宮皇后，躬膺令德，儼體至尊，勤儉孝慈，徽音夙著。薄海臣民，仰母儀而頌女中堯舜者，非一日矣。
* 工科都給事中王德完：中宮夙稱優渥
* 內閣首輔沈一貫：中宮為皇上元配，選自圣母，體統甚隆既二十四年矣。朝夕同宮，恩好甚篤。
*庶子明光宗：孝端皇后幽閑貞靜誠一端莊 ，慈同樛木，迨深居靜攝，禁不聞聲乃密諷婉規事多得請，暨前星之啟耀初九潛龍廑覆露以垂恩。先帝情鍾伉儷，軫琴瑟之中睽肆吾皇，愛切瞻依奉杯棬而永慕。
*庶孫明熹宗：朕祖妣孝端顯皇后母儀天下保育先皇功昭社稷。
* 劉若愚《酌中志》：中宮孝端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宮人及小宮人，多罹捶楚，死者不下百余人，其近侍內官亦多墩鎖降謫。
* 清代程嗣章所寫的《明宮詞》中，有一首描繪了孝端顯皇后，稱她為萬歷皇帝的“良佐”。并在詩后附上了這樣的評價：神宗王皇后，性端謹。上丁承平久，天下無事，好靜攝。一切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弆，每語一事，即隨取上之。
在李長祥的《天問閣集》中，記載了曾侍奉喜姐養子惠王的宮女劉氏在后宮的見聞。當時神宗若要臨幸喜姐，需要奏請皇太后下旨，而喜姐必定會推辭。皇太后就會以皇后諸事繁忙為由，讓神宗另幸他宮。神宗不答應，喜姐于是就必須等待皇帝。到了傍晚，后宮嬪妃們集結于坤寧宮行禮，待奏樂后退下，至五鼓時再度來到宮門前。此時宮門打開，喜姐會提前梳妝等候神宗。如果神宗要白天臨幸喜姐，則傍晚必須奏報皇太后。在其他宮殿臨幸喜姐，也必定要有文書答復。若是幸其他妃嬪，則不需如此麻煩，只需將自己的所在地告訴皇太后、皇后和諸位妃嬪即可。
當時喜姐處理后宮事務極其辛勞，每到皇帝前來則更加勞苦，連各宮妃嬪都要一起驚動。所以神宗去別的宮殿多些，而來喜姐的正宮少些。
但這種說法又與常理嚴重相悖，禮儀再過繁重，都重不過帝后之合與中宮嫡子，不止明朝各代后宮沒有這種規定，歷朝歷代都沒有這樣的傳聞。只有因皇帝不喜皇后而冷落于她，還從沒有因禮節隆重而不過夫妻生活的帝后。故當時宮內宮外皆傳言王喜姐遭皇帝厭棄，畢竟坤寧宮就坐落于乾清宮之后，讓皇帝舍近求遠的去東西十二宮也不要臨幸皇后的做法，想必一直支持王喜姐的李太后是做不出的。萬歷二十四年乾清宮坤寧宮大火，因東西十二宮已滿，且啟祥宮寓意吉祥，此時帝后同住于啟祥宮，而這時已經沒有了距離阻礙的王喜姐，依然得不到萬歷的寵幸，引得大臣為其上疏，要求皇帝善待中宮，但她終身未能生下嫡子。
定陵發掘后，出土了四頂鳳冠，其中九龍九鳳冠和六龍三鳳冠是屬于王喜姐的鳳冠，前一頂是禮服冠，即喜姐畫像上所戴之鳳冠，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后一頂則是燕居冠，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均為國家一級文物。
孝端顯皇后的燕居冠六龍三鳳冠
孝端顯皇后的禮服冠九龍九鳳冠
三線建設是一場從1964年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內地省份進行的一場以備戰備荒為目的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電力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三線地區是一個軍事地理概念，包括中國中西部地區的13個省、自治區。其核心地區在中國西北地區（包括現在的陜西、甘肅、寧夏和青海）和中國西南地區（包括現在的四川、重慶、云南、貴州）。其開始的背景是越南戰爭的升級和美國在中國東南沿海的軍事攻勢，以及中蘇交惡和兩國間的小規模武裝沖突、全面戰爭危機。
三線建設是一場出于國防軍事背景的區域工業化過程，其規模遠超于國民政府在八年抗戰時期（1937-1945）的沿海工業內遷以及之后的西部大開發（始于2001年）。在1964至1980年，中國在三線地區所在的13個省和自治區的中西部地區投入了人民幣2052.6億元，占同期中國基礎建設總投資的39.01%。幾百萬工人、干部、知識分子、軍人和上千萬人次的民工建設者，在“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口號的號召下，建了1,100多個大中型工礦企業、基礎設施、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三線建設改變了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工業經濟落后的面貌，建設了成昆鐵路、攀枝花鋼鐵基地、中國二汽等重點項目，將綿陽、德陽、貴陽、漢中等地從小城市甚至鄉鎮建設成為具有大量現代制造業和科研機構的城市。然而，出于備戰需要，三線時期的工廠和基礎設施建設遵循“分散、隱蔽、靠山”的指導原則。很多三線企業坐落在交通不便、遠離原材料以及相關上下游企業的地方。由于計劃倉促，很多三線項目“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導致了巨大的浪費。197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對三線地區的投入逐漸減少。1980年代以后，大量三線企業倒閉關停，部分企業則成功轉型、繼續成為當地的工業支柱。
陝西飛機工業集團的運-9，該集團前身012基地是三線建設時期標誌企業
“三線”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是相對于沿邊沿海的“一線”地區（指東南沿海及東北、新疆等地區）而言。三線建設的范圍包括西南三省（四川、云南、貴州，含今重慶直轄市）、西北四省（陜西、青海、甘肅烏鞘嶺以東、寧夏）、以及京廣線以西的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部分，以及廣西的河池地區和山西雁門關以南等省自治區。位于一線和三線地區之間的廣大中部地區成為二線，包括位于一線省份與京廣鐵路之間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的東半部。在三線地區，在其中又以貴州、四川東部山區、四川中部平原地區、漢中、秦嶺北麓等地區的企業數量多，規模大，遷入工業人口多。其中，鋼鐵工業以攀枝花、酒泉鋼鐵基地為重點；有色金屬工業主要建在四川和隴西；煤炭工業重點建設四川綦江、珙縣，云南永仁寶頂山、宣威羊場，貴州六枝、盤縣、水城，甘肅窯街，寧夏石炭井、汝箕溝，青海大通，陜西蒲城等12個礦區；四川映秀灣、龔咀、夾江、重慶，云南以禮河、綠水河，甘肅劉家峽，貴州貴陽、清鎮，陜西寶雞集中了大型水電火電站；重點開采四川石油氣；機械工業主要在四川、貴州等地。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輕工業、電子工業及飛機制造業，綿陽、廣元接收核工業與電子工業，重慶為常規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個钚生產堆（816工廠）和常規潛艇制造業（望江造船廠）；貴州貴陽主要接受光電工業，安順主要接受飛機工業。部分企業項目來自于一線企業內遷，然而大量三線項目是新建的。
上述國務院直接管理的三線地區俗稱“大三線”。與之相對，地處一線二線的省份，各自建一批省屬的“小三線地方軍工企業”，由省國防工辦領導，進行常規軍事工業，基礎工業，電力，交通建設。力爭做到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中“省”自衛戰堅持抵抗。小三線地區集中在東北東部山區、大興安嶺地區、冀熱遼地區、太行山區、呂梁山區、內蒙東部、內蒙西部、大別山區、沂蒙山區、蘇皖浙贛邊區、閩浙贛山區、湘粵贛邊區、湘粵桂地區、湘鄂贛地區。這些地區，大部分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和歷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中國共產黨革命根據地，經濟資源豐富，大部分地區糧食可以自給。但是工業基礎薄弱，交通條件差。
自1958年大躍進，特別是1959到1961年的大饑荒后，毛澤東不直接參與經濟工作，恢復農業生產成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中共中央曾設想1966年到1970年的“三五”計劃是調整和恢復國民經濟。在1962年2月的“西樓會議”，陳云提出“三五”計劃要“解決吃穿用”。3月28日，周恩來在第二屆人大第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把農業放在國民經濟的首要地位，按照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次序來安排經濟計劃”。1963年初，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等8人組成中央計劃領導小組，研究編制長遠國民經濟計劃和“三五”計劃問題。講“解決人民的吃穿用”作為工作重點。
位處內陸的重慶設立了川東造船廠
但是在1964年5月10日國家經委領導小組向毛澤東匯報“三五”計劃的初步設想時，遭到了毛澤東的反對。他說：“第三個五年計劃，原計劃在二線打圈子，對基礎的三線注意不夠，現在要不上，后六年要把西南打下基礎”。他強調農業，國防工業是拳頭，基礎工業是屁股。“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毛澤東指出，在分配投資時，要重點考慮基礎工業，國防工業，然后才是農業。1964年5月，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毛澤東說：“第一線是沿海，包鋼到蘭州這一條線是第二線，西南是第三線。攀枝花鐵礦下決心要搞，把我們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準備上山，上山總要有個地方。”1964年5月15日，在北京召開討論“三五”計劃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指出要采取緊急措施加快攀枝花工業基地的建設。軍方認為當時的國際環境有可能爆發戰爭。而中國當時的工業布局過于集中在前線。1964年5月總參謀部作戰部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當時工業過于集中，14個一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約60%的主要民用機械工業，50%的化學工業和52%的國防工業；大城市人口過多且集中在沿海地區，易遭空襲；主要鐵路樞紐、橋梁和港口碼頭，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所有水庫，緊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易遭破壞 。三線建設，就是試圖改變這個面貌，在縱深地區，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區（包括湘西，豫西，鄂西）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后方工業體系。1964年6月國家計委組織西南工作組，會同西南局和川﹑云﹑貴三省對成昆線和攀枝花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寫出了關于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報告；同時，國家計委﹑煤炭工業部派人到貴州進行煤炭工業開發建設籌備工作。1964年7月15日，毛澤東對周恩來、彭真、賀龍、羅瑞卿等說：“如果材料不夠，其他鐵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條成昆路。”“應該把攀枝花和聯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電的建設搞起來”。“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 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來怎么辦？”又說：“要爭取快一點把后方建設起來，三五年內要把這件事情辦好，把大小三線搞起來。”
1964年8月2日東京灣事件爆發，美國驅逐艦“馬克多斯”號挑起并夸大與北越的武裝沖突。美國出動第七艦隊125艘軍艦和600余架飛機，開始全面轟炸北越的城市與工業基礎設施，越南戰爭全面升級，并延燒到包括北部灣和海南島在內的中國南部地區。北部灣事件迅速導致“三五” 計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開展三線建設。
1964年8月17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總而言之，成昆路要快修。沒有軌，拆其他鐵路的。川黔、滇黔路也要快修，一定要保這三條路。投資、材料要多想辦法。1964年8月20日毛澤東在聽取薄一波副總理匯報工作時又說：中央工作會議（指1964年5月中下旬的會議）開過好久，成昆路仍然沒有落實。湘黔、滇黔、川黔3條鐵路搞了十幾年了，沒有影子。成昆路要兩頭修，滇黔路也可以兩頭開口，還可以更多的點開工。
根據中央領導的意圖，國家計劃委員會于1964年8月在四川西昌召幵建設三線會議，專門研究了成昆、川黔、滇黔等西南鐵路建設會戰問題。會議認為成昆鐵路是建設以攀枝花為中心的西南戰略后方基地的主要干線，必須采取一切 措施，爭取在最短時間內把鐵路修到攀枝花；同時，要加快川黔、滇黔兩條鐵路的修建，以便及早形成溝通云南、貴州、四川3省的鐵路運輸網。為此，確定這3條鐵路基本上同時幵工，首先拿下川黔鐵路，然后修通滇黔鐵路，最后各大軍集中會戰成昆鐵路。
由周恩來牽頭，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主持三線建設的日常工作，薄一波副總理、羅瑞卿副總理兼總參謀長兼國務院國防工辦主任協助。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關于成立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等機構的決定》：
*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總指揮李井泉，第一副總指揮呂正操。副總指揮劉建章、郭維城、彭敏。
*以攀枝花為中心的基本建設籌建小組：李井泉、程子華、閻秀峰、蔣崇璟、徐馳、鐘子云、張斌組成。組長李井泉。程子華任第一副組長，負責組織籌建的實際工作。閻秀峰、蔣崇璟任副組長。
*三線建設支持和檢查小組：谷牧任組長，彭紹輝、郭洪濤、安志文、袁寶華、武競天、鐘毅、余嘯谷為組員。在國家計委、國家經委的統一領導下，負責對三線建設的物力、財力組織后勤支援，并隨時督促、檢查、了解三線建設的情況。
1964年9月中旬，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受周恩來總理重托，在程子華、閻秀峰等陪同下，來到大西南三線建設的現場視察工作，聽取了程子華和冶金部副部長徐馳匯報攀枝花總體布局。李富春對程子華說：攀枝花建設要加快，首先要把公路交通建起來，更重要的是要先給水泥廠投資，爭取早出產品，從外地運水泥進來不合算，請國家建委謝北一和物資部李開信盡早安排物資問題，沒有物資保證不行。薄一波說：毛主席十分關心成昆鐵路建設，曾指出建不建攀枝花，不是鋼鐵廠的問題，而是戰備的問題，并說如果沒有投資可以把他的稿費拿出來，這不僅是要求我們要加快三線建設，也是對我們經濟建設部門的批評，在西南高原施工的條件很困難，這是事實。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克服困難，在科技方面下工夫，千方百計地完成黨中央、毛主席交給的三線建設任務。
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關于西南三線建設體制問題的決定》，成立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加強對整個西南三線建設的領導。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組成人員的批復》同意以西南局書記李井泉為主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程子華任第一副主任、西南局書記處書記閻秀峰任第二副主任。后來1965年11月彭德懷、1966年2月4日華東局經委副主任兼國防工辦副主任錢敏分別擔任西南三線建委第三、第四副主任。秘書長楊沛。西南局三線建委委員有國務院各部和四川、貴州、云南三省負責人、鐵道兵參謀長何輝燕等22人。設常委9人：李井泉、程子華、閻秀峰、呂正操、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兼攀枝花特區黨委書記兼總指揮徐馳、第五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朱光、鐘子云、鄧存倫、熊宇忠。原攀枝花基本建設籌建小組撤銷。與此同時，國家計委、國家建委，國務院國防工辦、一機部、八機部、鐵道部、冶金部、物資部和商業部等部委及華東局都派出由副部長和司局一級干部組成的工作組入川，組成指揮部，分別或聯合勘探選址，計劃和設計新建項目，在四川設立了各自的指揮機構，負責本系統在西南三線建設中的組織領導工作。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下設：
*川東區指揮部：指揮長魯大東（重慶市委工業書記）
*冶金組：以攀枝花為重點，提出鋼鐵廠廠址方案；
*煤炭組/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1964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西南局在四川西昌召開三線建設規劃會（西昌會議）強調要加快六盤水煤炭基地建設，并決定成立由丁丹、劉輝等任正副指揮的會戰指揮部，組建以煤炭工業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鐘子云兼黨委書記、貴州省委副書記陳璞如兼任第二書記的會戰指揮部黨委。8月上旬，煤炭工業部成立以鐘子云等七人組成的三線建設辦公室，負責統籌規劃三線地區的煤炭工業建設。11月30日，煤炭工業部發出《關于成立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的通知》，統一領導云貴兩省及四川一部分新礦區的生產建設工作，范文彩任指揮、黨委書記，管云任副指揮、黨委副書記，李健剛、程力夫（未到職）、林虎任副指揮。業務和行政工作由煤炭工業部領導。12月10日西南局發出《關于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領導關系問題的通知》，委托煤炭部黨組和貴州省委對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實行雙重領導。指揮部駐六枝縣下營盤。1965年9月6日，煤炭工業部黨組通知，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由丁丹、李健剛、劉輝任委員、副書記，丁禹疇、馬匡漢、馬會水、樊鵬飛、張戈、高日升任委員，原黨委書記范文彩另有任用，書記由丁丹代理。1965年11月12日，中共煤炭工業部政治部通知，丁丹任中共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委員會書記，免去林虎的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副指揮職務。1966年1月17日增補駱鶴、盧章、郭連潮為副指揮。2月9日增補李逢春為副指揮。4月，管云調離，李健剛調貴州省建工局。10月10日，煤炭工業部黨組批準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黨委設立常委會，由7人組成：丁丹任書記，劉輝任副書記，丁禹疇、駱鶴、馬匡漢、張戈、盧章任常委，同時增補尹學瑞為黨委委員。1970年12月2日，國務院、中央軍委發出《關于六盤水地區體制問題的批復》，建立六盤水地區革命委員會，為地區一級的政權機關；撤銷原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該指揮部下轄：
**西南煤指鐵路建設指揮部，負責六枝、盤縣、水城三個礦區的鐵路專線工程建設。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煤田地質勘探公司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建筑安裝工程公司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水城煤礦設計研究院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第一礦山機械廠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馬龍機廠籌備處(云南)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六七一廠籌備處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貴陽汽車修配廠
**西南煤礦建設指揮部煤礦學校
*西南鐵路建設總指揮部：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總指揮李井泉，第一副總指揮呂正操。副總指揮劉建章（分管鐵路建設的鐵道部副部長）、郭維城（鐵道兵第一副司令員）、彭敏（鐵道部基本建設總局局長）、張永勵（國家第二商業部副部長）、熊宇忠（四川省經委副主任、西南局計經委第一副主任）。加快成昆鐵路建設的同時，力爭川黔鐵路在1965年秋建成通車。成昆鐵路施工隊伍以鐵道兵第一、五、七、八、十師、獨立機械團、獨立汽車團和鐵道部第二工程局為主力，并有鐵道部第四工程局、大橋工程局、通信信號公司和成都、昆明鐵路局以及沿線民工共30萬人參加。1964年第四季度，鐵道兵第一、八、十師及鐵二局3個工程處先后進入成昆鐵路施工管區，重點工程相繼開工。1965年第四季度鐵道兵第五、七師由貴昆線逐步轉入成昆線管區。經中央軍委批準，鐵道兵一、五、七、八、十師擴編建制，每師增設一個團，定額為36820人，按五個團（即1個橋隧團，4個線路團）組編，配以兵部的獨立機械團、汽車團。1966年成昆鐵路進入施工高潮，施工人員達到35.97萬余人
**西南鐵路建設工地指揮部（“西工指”）：相當于大軍區級機構。全面指揮和組織工程的進行。它統管計劃、財務、物資、裝備，并對參加筑路的設計、科研、生產、運輸、施工力量（包括兵、工、民兵）實行統一領導、統一調度、統一指揮，從設計、施工到竣工交付正式運營，一抓到底，全面負責。呂正操任司令員兼政委，劉建章任副政委、西工指黨委書記，郭維城任副司令員負責行政業務工作。彭敏任總工程師、技術委員會主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黎光，政治部副主任張治安（鐵道兵）、計琢成（成都鐵路局），參謀長李榮村（鐵道部），副參謀長張峰（鐵道兵），后勤部部長謝華（鐵道兵），后勤部副部長董廷恒。司令部工程部總工程師譚葆憲（鐵道部）。西工指先駐在貴州安順，后移駐四川西昌。領導鐵道兵部隊，還有鐵道部工程局、鐵道部設計院等單位；還有中原幾省支援成昆鐵路建設的民工、五大省派出的運輸公司等。1966年12月3日“西工指”造反派成立“紅戰旗”敢死隊宣布奪權。1969年6月成立了鐵道兵西南指揮部（簡稱鐵西指)，設在成都馬家花園。成昆鐵路建設交由鐵西指指揮。1969年5月12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三線建設會議，決定成立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以四川省為主，云南、貴州省及中央有關部門參加；撤銷西南鐵路建設指揮部，改由鐵道兵統一指揮。根據上述決定，鐵道兵調何輝燕參加西南三線建設委員會，并在成都成立鐵道兵西南指揮部，負責成昆線、渝達線和襄成線西段的部隊以及在西南的各單位的黨政、軍事行政領導工作。
**技術委員會：制定技術政策，領導和組織新技術的采用，組織審查鑒定設計文件和科研成果。主任彭敏。
**四川省支援鐵路建設指揮部：指導各省、地（州）、縣的相應的機構，發動和組織沿線各族人民支援鐵路建設。
四川省三線建設支援委員會也隨之成立。支援委員會由省委書記負責，省人委有關廳局負責人組成，負責搞好四川三線建設的后勤支援工作。相關地市縣的支援重點建設領導小組也隨后成立，配合三線建設單位的工作，提供勞動力和物資保障。同時，四川省委還在重慶、成都、自貢、渡口等城市和重點建設地區設立物資局，統一負責所轄地區內建設項目所需的物資供應。四川三線建設的重點圍繞著攀枝花鋼鐵基地建設、國防工業建設和成昆、襄渝鐵路的建設而展開。
成立以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為主任的西北三線建設委員會和中南局書記王任重為主任的中南三線建設委員會。1965年9月14日，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送《關于第三個五年計劃安排情況的匯報提綱》（簡稱《匯報提綱》），最終確定了“三五”計劃以三線建設為主要任務。
即使在三線建設方針確定之后，關于是否會發生戰爭，三線建設是否必要黨內一直有爭議。1965年11月13日，毛澤東在天津考察時詢問當地負責人：“大三線建設，小三線建設，會不會浪費？”地方負責人答：“不會的，就是敵人不來，從經濟建設上說，也是有用的。”毛澤東聽了很滿意。事實上，三線建設一直受到當時國際形勢的影響。從1964年開始到1980年，三線建設在斷斷續續的16年間有兩個高潮，分別是在北部灣事件后的1965年至1967年，和中蘇珍寶島事件后的1970年至1971年。
三線時期各地區固定資產投資
在1964年至1980年期間，中國在三線地區共審批1100多個中大型建設項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廠與人才進入西部山區。更有“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等口號號召人們前往三線地區。”“文革”早期，“三線”也是大量知青的去處。
1969年6月，中央召開了關于恢復三線建設的會議。到1972年，西南三線建設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結束。國家在西南三線建設的投資是40多億元。從1964年至1978年，四川先后新建、遷建了兵器、船舶、航天、電子、核工業等30多個軍事工業企業、科研單位和80多個與之配套的機械、儀器儀表、冶金、橡膠、化工原料等一批大中型骨干企業，形成了門類較為齊備的以常規兵器制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三線建設期間，四川總投資規模達393億元，新建、擴建、內遷了以重工業為主的項目250多個，加上地方工業的發展，到1982年全省工業企業達到46339個，職工人數達到1033.09萬人。
三線建設最大的特點是國家投資向三線地區轉移。1965年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羅瑞卿聯名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交《關于國家經濟建設如何防備敵人突然襲擊的報告》，提出一切新的項目不在第一線，特別是15個一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現有續建項目，除了明年，后年可完工投產見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縮小規模，不再擴建，盡早收尾。一線二線的現有企業，能一分為二的，能搬遷的，要搬遷到一部分到三線去。根據1965年通過的《匯報提綱》 的安排，用在三線地區的投資占全國42.2%。 在重工業、國防工業，交通運輸業的投資占總投資的74%。
出于國防的考慮，三線建設項目遵循“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這個原則原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由周恩來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來的，用以指導部分機密性高的軍工企業選址。但后來成為一切三線企業的選址要求。而且這個要求也在不斷朝著更加極端的方向發展。首先在“靠山，分散，隱蔽” 的基礎上，提出對于某些敏感企業，“必要時要進洞”。后來就直接變成“靠山，分散，進洞”，即“山散洞”。大量項目被迫打洞，造成大量損失。比如貴陽一個電子元件廠建在山洞內，山洞陰暗潮濕，造成生產的電子元件不能達到標準。部分企業過分強調分散，對生產造成困難。如陜西漢中飛機工業基地，下屬28個單位分散在兩個地區，7個縣的范圍內，其中一個企業被分散在6個自然村中，裝配零部件需要汽車往返幾十甚至上百公里，員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陜西新建的400多個三線項目，將近90%遠離城市，分散在關中平原和陜南山區的48個縣，多數是一廠一點，有的甚至是一廠多點，布局被譏諷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區內信息閉塞，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無法跟上世界潮流，顯得過時落伍。有時山區內爆發山洪等自然災害，企業也往往損失慘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處于與世隔絕的狀態，時人用「洞中方數月，世上已千年」來形容這些工廠的閉塞與環境的惡劣艱苦。
也因此，許多的廠礦單位里醫院、商店、學校設施一應俱全，成為一個封閉的社會。更有些企業，由于選址困難，很多廠礦遲遲不能建成投產。更多的企業由于遠離原材料或者處于不利的地理壞境，導致效率低下。比如川東造船廠處于現在重慶市涪陵區靠近長江的山區內，在70年代建成投產后負責生產常規動力潛艇。潛艇生產出來后不能在附近江面下潛，需要有駁船拖至2000多公里以外的上海長江口才能下潛。生產極為不利。
由于時間倉促，很多三線企業遵循 “邊設計，邊施工，邊生產”的原則。中蘇交惡以后，蘇聯撤回援助的專家團 。三線企業不得不依賴于中國自己的技術。這些原因共同造成許多三線企業有設計缺陷。比如當時中國最大的葛洲壩水電站由于設計缺陷不得不停工兩年。80年代以后，因為有“嚴重設計缺陷”，國家又在成昆鐵路線上花費了上千萬資金來彌補這些缺陷。酒泉鋼鐵基地直到1980年尚且不能產鋼。如此問題不勝枚舉。這些問題也成為了80年代以來三線企業大量倒閉的根源之一。
除了重點新建重點項目，大量三線企業來自于一二線地區企業的拆分搬遷，稱為“一分為二”。1965年12月1日，國家經委發出《關于搬廠工作中幾個具體問題的規定》，提出“一分為二”的工廠的“關鍵、專用設備，應當首先滿足三線的需要，有兩套的搬走一套，只有一套的也堅決搬走。但是如果時間上來的及，可以做一套支援三線”。“一分為二”的工廠，“應該挑選優秀的管理干部、技術人員和生產工人成套輸送，優先滿足三線需要”。搬遷地點的確定，一是戰備需要，在比較分散的腹地和山區，二是根據當地已有的生產條件，與相似企業合并，三是照顧到將來當地的經濟發展，填補一些空白。據統計，1964年底到1970年底“三五”計劃結束，全國約有380個項目，14.5萬名員工，3.8萬臺設備從沿海前往內地。實際上，加上未統計在內的國防工業科研單位和地方自行規劃、計劃外的遷移項目，及隨同遷移的項目和人數，都遠超過上述數字。這些企業大多來自上海、北京、沈陽、大連、天津、南京等東北和東部沿海城市。比如西北鋁加工廠由哈爾濱101廠搬遷職工1700人、設備3400噸；蘭州軸承廠由北京軸承廠搬遷職工800人、設備333臺；天水風動工具廠由沈陽風動工具廠搬遷734人、設備214臺；甘肅光學儀器廠由南京、上海、陜西、哈爾濱的五家工廠和研究院所搬遷1990人。除企業外，學校、科研機關也有計劃地遷移了一部分。由原校遷出部分專業到三線地區建立的學校有：北京大學分校、清華大學分校、南京大學分校、華東化工學院分校、北京航空學院分院、北京工業學院分院、甘肅工業大學7校。
2011年的關中平原
陜西南部大巴山中的南峰廠舊址（已廢棄），曾用于生產霹靂二型空空導彈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林彪所提倡的積極備戰的方針隨之降溫。隨著中美建交和中蘇關系的緩和，中國開始逐漸撤出對三線地區的大力投資，三線建設進入軍轉民時期。改革開放以后，經濟建設再一次向東部沿海傾斜。很多國有企業由于各種原因效益不佳。1980年11月，國家計委、國務院國防工辦、五機部等部門提出小三線軍工廠的調整方案；首先是產品結構調整，變單一軍品生產為軍民結合的生產結構；此外，關停并轉一批廠址不好、生產條件差、生產難以為繼的工廠；調整之后，在全國268個小三線軍工企事業單位中，保留軍品生產能力的廠縮減到146個。由于錯誤的選址和建設，三線企業效益尤其低下。1986年至1990年的“七五”計劃，中國對效益低下的三線企業進行了“關、停、并、轉、遷”等政策。按照“該關停的就不要搬遷，能遷并的就不要遷建，能就近搬遷的就不要遠距離搬遷，能向中小城市搬遷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則進行調整。然而，這段時間中國的投入和支持同三線時期相比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中國允許部分效益特別低下的企業破產關停。將散布在各地的企業并入到一個企業。
部分在山里，洞中的企業遷出至附近的平地或者附近地理條件相對較好的小城鎮。將跨省的小三線項目交由當地政府管理。允許并鼓勵三線企業轉業。其中最重要的是軍工企業生產民用產品。1982年，鄧小平提出對國防工業要“軍民結合，平戰結合，軍品優先，以軍養民”。一部分企業成功進行了產品轉化，比如制造包括坦克等軍用車輛在內的重慶嘉陵機器廠開始生產摩托車，迅速成為中國最大的摩托車生產商。川東造船廠成功轉型為一家生產江輪的企業。綿陽的長虹電視機也是一家軍用電子元件廠改制而成的。
1983年11月20日，參加三線建設的老干部魯大東（原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川東區指揮部指揮長）、錢敏（原西南局三線建委副主任）、鄭漢濤（原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應約與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面談，反映三線建設調整改造問題。趙紫陽1975年起當過一段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知道三線的情況。趙提出：
三線建設應該有個方針，有個規劃。總的講是三句話：調整，改造，發揮作用。現在有兩種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資；二是否定三線，要離開三線，掉尾巴再回到沿海。三線建設花了2000多億元資金，現在要通過調查、規劃，扎扎實實地進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發揮出來。無論從長遠規劃和近期規劃來看都要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把三線建設問題擺到國家的五年計劃中去。
1983年12月3日成立了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領導小組，設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簡稱國務院三線辦），主任魯大東（原西南局三線建設委員會川東區指揮部指揮長），副主任錢敏（原西南局三線建委副主任）、鄭漢濤（原國務院國防工辦副主任)。中央各部委的部長或副部長，都是領導小組成員，其中有八個人是搞過三線建設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國務院針對三線軍工提出的“調整改造，發揮作用”八字方針，三線企業走上保軍轉民的二次創業之路。三線辦負責搞一個全面規劃，把鉆山太深，生產確實太困難的，作為第一批搬遷出來，搬到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或者中小城市。1984年1月，第一次三線建設調整改造會議召開，李先念給會議寫了一封信，肯定了三線建設不僅建設了國防工業，而且把工業從沿海推向內地，改變了中國工業的布局。這封信對頂住了全面否定三線建設的思潮，對堅持進行三線建設的調整改造起了重要作用。經過對大三線“八省一市”的摸底調查，省屬以上大中型骨干企業和科研事業單位建設成功的占48%，基本成功的占45%，進山很深，布局分散，廠址存在嚴重問題，沒有發展前途，需要關停并轉遷的占7%。從1984年，對三線建設分三批進行調整改造，國家共投資20億元，實際執行項目118個。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規劃二局局長王春才。1984年，中央決定對小三線軍工企事業進行第二次調整，總的原則是不再保留小三線軍工生產體系。
1989年1月20日國務院決定調整國務院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規劃辦公室的組成人員。現將調整后的名單通知如下：
** 甘子玉（國家計委副主任）
** 陳達植（國防科工委計劃部副部長）
** 何光遠（機械電子工業部副部長）
** 來金烈（中國北方工業〔集團〕總公司總經理）
** 劉紀原（航空航天工業部副部長）
** 徐大銓（冶金工業部副部長）
** 王榮生（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
** 武恭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總經理助理兼計劃部主任）
** 李定凡（中國核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
** 曾慎達（陜西省政府顧問）
** 周春山（重慶市委副書記）
至1994年底，除一家企業建設未完成外，其余“七五”調整項目全部完成。共遷出職工11萬人，總投資46億元。1994年國務院三線辦改為國家計委三線建設調整改造辦公室，主任王春才。“八五”計劃的三線企事業單位脫險調整項目118個，實施115個，至1996年底累計投資80億元，至1997年底完成或基本完成100個。1998年改為國防科工委三線調整協調中心。2014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研究會三線建設研究分會”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
在一個軍事時期角度上三線建設發揮了預定的效果，對於外部核武威脅的國際情勢下，三線建設的軍工產業分散移往大後方成為了中國政府在外交談判上的籌碼之一，讓意圖核訛詐的國家有所三思，無法在第一擊中就摧毀反擊能力。
在三線建設中，眾多使用粵語、吳語、贛語的外來人口進入西南，西北地區，由于三線企業的封閉性，很多三線大型工廠家屬區演變為村鎮，集市，乃至城市。而占據多數人口的外來移民大大影響了當地本土語言，甚至取代了一部分地區原有方言成為新的本地方言。由于粵語和吳語在西南官話、西北官話地區較難學習，也有一些地方形成了粵語語言島或吳語方言島。受三線建設影響最大的地區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貴州省和重慶市。在三個地區分別形成了兵團吳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上海、江浙移民與其后代所使用的新疆地區吳語）、重慶吳語（主要分布于重慶市區）、貴州的安順吳語，（主要在貴州安順地區的三線企業集中地帶使用的貴州吳語）。
據統計，這三地使用吳語的人口已接近600萬人，其中僅從1964年到1966兩年，遷到重慶主城區的上海內遷職工就達43488人。
*西南鋁加工廠西南鋁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兩江新區）
*重慶紅巖汽車有限責任公司（重慶雙橋區）
*中國石化四川維尼綸廠（重慶長壽區）
*中國四聯儀器儀表集團重慶川儀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北碚區）
*重慶北碚玻璃有限責任公司北碚玻璃集團（重慶市北碚區）
*中國重汽重慶燃油噴射系統有限公司（重慶沙坪壩區）
*重慶鐵馬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重慶九龍坡區）
*重慶建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市九龍坡區）
*中船重工重慶川東船舶重工有限責任公司（重慶市涪陵區）
*中核建中核燃料元件（宜賓812廠）
*中核集團紅華實業（金口河814廠）
*重慶816核工廠（重慶涪陵區）
*重慶嘉陵益民特種裝備有限公司（重慶榮昌區）
*中國第二重型機器廠（四川德陽）
*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四川西昌冕寧）
*攀枝花鋼鐵集團（四川攀枝花）
*六盤水煤炭工業基地（貴州六盤水）
*中國貴州航空工業集團（原貴州平壩縣，現遷址貴陽市）
*貴州航空發動機研究所（649所）（原貴州平壩縣，現遷址貴陽市）
*貴州云馬飛機制造廠（貴州安順）
*葛洲壩水利工程（湖北省宜昌市）
*中國三江航天集團汽車工業（湖北省宜昌市孝感市）
*陜西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陜西省漢中市）
*陜西漢中漢江工具有限責任公司（陜西省漢中市漢臺區）
*賀蘭山煤炭基地（寧夏石嘴山市）
*酒泉鋼鐵公司（甘肅酒泉，今甘肅嘉峪關）
*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甘肅酒泉，今內蒙古額濟納）
*金川有色金屬公司（甘肅金昌）
*青藏鐵路一期（西寧——南山口）
* 《攀枝花工業基地在建設中》
* 房維中 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記（1949-198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 陳東林：《三線建設：備戰時期的西部開發》.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3年。
* Naughton, Barry (1988). "The Third Front: Defence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ese Interior". ''The China Quaterly'', No. 115 (Sep., 1988), pp. 351-386.
* 《三線建設，離我們最近的工業遺產》，載于《中國國家地理》(ISSN 1009-6337)，2006年第6期.
滾石雜志五百大專輯或史上最偉大的500張專輯是美國《滾石》雜志的一期特刊，發行于2003年11月，相關書籍發行于2005年Related news articles:
*。該榜單由273位搖滾音樂人、樂評人和業內人士投票評選，每人提交一份加權的50張專輯列表。《滾石》還在一年后評選了類似榜單“史上最偉大的500首歌曲”。2012年，該榜單得以更新，加入了2000年代發行的專輯，收錄了38張此前未入選的專輯。
* 披頭士的專輯《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被選為第一位，該專輯發行于1967年。
* 擁有最多入榜專輯的藝人為鮑勃·迪倫（11張，2張進入前十位），緊隨其后的為披頭士（10張，4張進入前十位，不包括解散后成員的個人專輯），滾石合唱團（10張，1張進入前十位），布魯斯·斯普林斯汀（8張），艾瑞克·克萊普頓（8張，包括2張個人專輯，3張奶油樂隊專輯，1張專輯，1張雛鳥樂隊專輯），尼爾·楊（7張，包括5張個人專輯，1張水牛春田合唱團專輯和1張克羅斯比、史提爾斯、納許與尼爾·楊專輯），誰人樂團（7張），盧·里德（6張，包括2張個人專輯，4張地下絲絨專輯），大衛·鮑伊（5張），艾爾頓·約翰（5張），保羅·西蒙（5張，包括2張個人專輯，3張賽門與葛芬柯專輯），U2樂團（5張），鮑勃·馬利與哭泣者樂隊（5張），齊柏林飛艇樂隊（5張），電臺司令（5張）。
報紙《今日美國》上刊登的一文稱該榜單老套無驚喜，偏向充滿睪酮的老派搖滾。它因過時，過于男性主導，英美兩國主導而遭到批評。
* 《滾石》雜志官網上的完整榜單
《電光超人》（原文：Superhuman Samurai Syber-Squad , 香港名稱: 異空超能人）為美國改編日本圓谷公司拍攝的“電光超人グリッドマン”製作而成的電視影集。1994年9月12日至1995年7月15日由美國廣播公司放映，簡稱“SSSS”。臺灣臺視在1995年（民國84年）3月18日引進播出，片名仍然延用日本原名電光超人，後來於1998年易名為電腦戰士再度放映。
*柯忠明（Sam Collins）（香港無線電視譯名：阿森； 配音員：何國星）
:本作主角，在樂團中擔任吉他手，用吉他變身為電光超人（Servo）與怪物交戰，變身臺詞『let's samurize guys』。
::;電光超人（Servo）
:::武器：電光神劍、電光神盾
:::必殺技：電光回力鏢
*傅席娜（"Syd"ney Forrester ）（香港無線電視譯名：施妮； 配音員：鄭麗麗）
:柯忠明的同學，在樂團中擔任鍵盤手以及演唱。
*譚克（Tanker）（香港無線電視譯名：鄧加； 配音員：張錦江）
:柯忠明的同學，熱愛運動，在樂團中擔任鼓手。
*安培（Amp Ere）（香港無線電視配音員：黎偉明）
:柯忠明的同學，在樂團中擔任貝斯手，在第40話表明自己真實的身分其實是外星人後離開地球。
*林福氣（Lucky London）（香港無線電視譯名：力奇； 配音員：李錦綸）
:接替安培位子的新貝斯手
*小雪花（E"liz"abeth Collins）（香港無線電視譯名：伊莉沙伯； 配音員：林元春）
:柯忠明在劇中從未露面的妹妹。
*珍妮（Jennifer "Jen" Doyle）（香港無線電視譯名：珍妮花； 配音員：謝潔貞）
:忠明的女友
*施媽媽（Mrs. Cha-Cha Rimba Starkey）（香港無線電視配音員：黃鳳英）
:忠明就讀學校的食堂老闆娘
*畢校長（Principal Pratchert）（香港無線電視配音員：盧國權）
*-{范}-馬康（Malcolm Frink）（香港無線電視譯名：馬金； 配音員：馮錦堂）
:電腦天才，總是穿著黑衣的獨行少年，忠明的同學但是兩人關係並不好，利用零壹魔王實體化的病毒怪獸製造麻煩並從中獲得樂趣，但他還是有其底線就是『絕對不鬧出人命』，與零壹魔王是互利關係並稱呼它為霸主，角色定位是原作特攝《電光超人グリッドマン》的反派藤堂武史以及動畫版SSSS.GRIDMAN角色新條アカネ
*零壹魔王（Kilokahn）（香港無線電視譯名：千面王； 配音員：黃子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