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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此即彼》（丹麥文：Enten-Eller）是丹麥哲學家克爾凱郭爾的著作。
書中包含了兩個持不同人生觀者之間的通信。
除此之外，文章的先后順序和引言皆由一位編輯完成。但實際上，通信者、編輯者的名字都是假名，它們的作者都是克爾凱郭爾本人。
本書的主題是齊克果所關注的兩種對立的人生觀。
*名為“A”的作者之人生觀是“審美式的”
*而與他通信的“法官威廉”則持有“道德式的”人生觀。
前者主張人生應當及時行樂，避免承擔責任和義務；而作為答復，后者認為前者只是在逃避選擇。威廉進一步認為，一個人只有通過具體地選擇，才能完成道德式的生活，審美式的人生觀只能導致絕望。
作品分為兩卷，分別是兩位假名作者的作品。其中上卷為一些長短不一的審美論文，而下卷主要是書信形式的文字，包括兩篇大規模和一篇較短的研究報告，都是倫理方面的內容。
*間奏曲（Διαψαλματα）
該部分包含一系列散文詩式的段落，主要闡述作者A的審美式的思想，其內容涉及諸多方面，描述作者A的心理活動。標題Διαψαλματα為希臘語，意為“間奏曲、副歌”。
* 那些直接的愛欲的階段或者那音樂性的——愛欲的
通過對音樂和文學作品的分析，用以論證作者A的觀點，即“在所有經典作品中，莫扎特的《唐璜》應當被置于最高”。在這部分中，作者A首先提出其觀點，即“莫扎特的《唐璜》無與倫比”，之后通過從美學和哲學方面（包括對黑格爾理論的論述）的分析，以得出其審美式的結論。在其中亦將莫扎特的《唐璜》和歌德的《浮士德》、《荷馬史詩》做類比和對比。同時也提出一些問題并給出其回答，如“最遠離語言的媒介是最抽象的”。作者A對“感官性的”和“愛欲的”做了剖析和解釋，對語言作為媒介來表達“感官性的”和“愛欲的”做出分析，從而引出音樂對于“感官性的”、“愛欲的”的表達：“在感官性的——愛欲的天賦中，音樂有著自己的絕對的對象”。從作者A的角度看，語言終止，音樂開始。接下來作者A按階段來解讀莫扎特的作品，第一階段由《費加羅的婚禮》引出并分析，更確切地說是從《費加羅》中的侍從 切魯比諾來引出，并將之與唐璜做比較。第二階段由《魔笛》中的帕帕吉諾來標示。即是對帕帕吉諾的詠嘆調進行審美性的哲思，說明其中“音樂性的”表現和意義。而在作者A看來，他所分析的帕帕吉諾是神話式的，是虛構的，即是“感官性的”和“愛欲的”。第三階段以唐璜作為標示。并在此做出簡要總結：第一階段理想的欲求這“那唯一的”；第二階段在“那多樣的”定性之下欲求“那單個的”；而第三階段即是由此得出的統一。由此指出：“對于這一理念的陳述表達是唐璜，接著，對唐璜的陳述表達則又只能是音樂”。提出唐璜是對于“那魔性的”表達，被定性為“那感官性的”。繼而解釋感官性在《唐璜》中被領會的方式。然后指出：《唐璜》是絕對音樂性的。接下來對比莫里哀的《唐璜》與莫扎特的不同之處，亦即莫里哀領會《唐璜》的方式——朝著“那喜劇性的”方向。之后講述格局的內在音樂性的構建，對于前奏，詠嘆調的理解及說明。而最終得出其結論，與開篇呼應：莫扎特的《唐璜》在所有經典作品中處于最高。
* 古典悲劇元素在現代悲劇內容中的反映
作者在其中指出古典悲劇和現代悲劇的區別在于古典悲劇中，悲哀更深刻，而痛苦則比較小；在現代悲劇中，痛苦則更大。即：古典悲劇更多的是悲哀，而現代悲劇更多的是痛苦。而痛苦則暗示著對于苦難的反思。以《菲羅克忒忒斯》為例，解釋希臘悲劇中從悲哀到痛苦的過渡。
這部分副標題為“心理學消遣”，可理解為“對內在反思性悲哀的剖析”。其中談及詩歌與藝術間的差異：藝術在空間的定性中而詩歌在時間的定性中，藝術描述靜態的東西而詩歌描述動態的東西。提出了“反思性的悲哀”，作者指出：這種“反思性的悲哀”是無法被描述的，因為“那內在的”和“那外在的”之間的平衡被取消掉了，于是它就不再處于那空間性的定性之中了。同時，它也無法被藝術性地描述，因為他不具備內在的靜態而是不斷地處在運動之中；導致這種“反思性的悲哀”的原因既包括主體品性也包括客體的悲哀和導致悲哀的緣由。“我所想要選出的就是這反思性的悲哀，并且，我盡可能地讓它在一些圖像中展現出來。我將這些圖像稱作剪影”。此處即本章標題的由來。作者力求在此處解釋清楚這種既“難以被描述”又“難以被藝術性地描述”的“反思性的悲哀”，剪影實際上是一種類比的描述方式。接著，作者又舉出三個例子來解釋：《克拉維果》的瑪麗·博馬舍、《唐璜》的多娜·愛爾薇拉以及《浮士德》的瑪格麗特。
首先討論兩種不幸：希望類的不幸個體人格和回憶類的不幸個體人格。不幸的人是缺席的。但是一個人的缺席，如果不是在過去的時間就是在將來的時間里的話，那么他就是缺席的。如果一個人作為希望著的個體人格對自身而言不是現在著的，那么他在更為嚴格的意義上就變得不幸。回憶性的不幸在于“它是過去了的”，由此而來的不幸是顯而易見的。繼而作者提出兩種類型的結合，在更嚴格意義上的各種不幸的構成形式。那阻礙他“在自己的希望之中成為現在著的”的東西是回憶，而那阻礙他“在回憶之中成為現在著的”的東西是希望。于是他將永遠地缺席。他所希望的東西處在他的身后，而他所回憶的東西處在他的前方。他的生命不是向后，而是雙向地錯反。
最后，作者指出：“最不幸的人”同時也就成了“最幸福的人”，因為這恰恰是一件幸福的禮物，沒有人能夠給自己這樣一件禮物。
《最初的愛》是法國劇作家奧古斯丁·歐仁尼·斯克里布的喜劇。
在本章中，作者首先提出并解釋了創作的“機緣”。在此，“機緣”不同于“原因”，原因是指導致某種結果的起因，其中含有必然的邏輯關系，而機緣是一種偶然的現象，它不會導致結果，而是引出結果。作者指出：盡管機緣在一定意義上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但卻是必不可少的。于是，在理想意義上說“機緣”不是偶然的東西。而在拜物意義上說，機緣是偶然的東西，而在這一偶然性之中則是必然的東西。經過反復的推敲，作者指出：機緣同時是最意義重大又是最微不足道、即是最高又是最卑微、既是最重要又是最不重要的東西。沒有機緣，就不會真正有什么東西發生，單機緣又絲毫不參與那發生的東西。機緣是最后的范疇，是從理念層面到現實的真正過度范疇。
繼而，作者引出所要論述的內容：斯克里布的《最初的愛》
* “那審美的”和“那倫理的”兩者在人格修養中的平衡
《非此即彼——一個生命的殘片》，克爾凱郭爾文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京不特 譯；2009年
《追尋自由的真諦：祈克果論人生抉擇》，校園書房出版社，林梓鳳 譯；2015年
* A的文稿包容了許多奔向一種審美的人生觀的趨向。一種有著連貫性的審美人生觀幾乎是無法得以解說的。B的文稿包含了一種倫理的人生觀。在我聽任這一想法來影響我的靈魂時，我就清楚了：在對這本書的命名上，我可以讓這想法來引導我。我所選的標題恰恰表達了這一點。
* 在這本書被讀完后，這是A和B就被忘卻了，只有那些不同的人生觀相互面對地站立著，不期待在各種特定的人各種有任何總結性的定論。
* 詩人是什么？一個不幸的人；他心中藏著深深劇痛，而他的嘴唇卻是被如此構造的：在嘆息和哭叫涌過它的時候，這嘆息和哭叫聽起來像是一種美妙的音樂。
* 于是評論家們出場了，他們說：對呵，根據審美者的規矩應當是如此。現在，這是理所當然的，一個批評家就完完全全像一個詩人，只是他沒有劇痛在心中，也沒有音樂在唇上。這樣看來，我寧可作一個阿瑪爾橋上的牧豬人而能為豬所理解，也不去作詩人而為人所誤解。
* 那些人其實是沒有道理。他們從不使用他們所擁有的那些自由，卻去索求他們所不擁有的那些自由；他們有思想自由，他們索求言論自由。
* 比如說，國王身旁有小丑，浮士德有瓦格納，唐吉珂德有桑丘潘沙，唐璜有勒波拉羅。這一形式結構在本質上也是屬于中世紀的。于是這理念屬于中世紀，而在中世紀中，它則并不屬于某個單個的詩人，——各種有著原始力量的理念帶著本土的（autochthonisk）本原性從民俗生活的意識世界中爆發出來，而它就是這些理念之一。中世紀必須把由基督教帶入了這個世界的那種肉體和精神間的分裂當作自己思考的對象，而為了這個目的，它把那些斗爭著的力量分別地當作一種觀想（Anskuelsen）的對象。
* 那真正悲劇性的悲哀要求有一個“辜”的環節，那真正悲劇性的痛苦要求一個“無辜性”的環節；那真正悲劇性的悲哀要求有一個“透明性”的環節，那真正悲劇性的痛苦要求一個“朦朧晦澀”的環節。
* 這一目光是欲求著的，但卻在同時有事謹慎的、緊張和強制性的，并且也是那么地投入、堅忍和狡猾并在同時有事那么正直而善意，它溫和地把個體引到某種舒坦的困倦之中，在這困倦里，個體因傾訴自己的悲哀而獲得了一種快感，就像我們因流血至死而獲得的那種快感。“那現在的”被忘卻了，“那外在的”被穿透，“那過去了的”得以復蘇，給愛的呼吸放松了。
* 是啊，如果有這樣一個人，他無法死去，如果傳說中所說的那個關于永恒的猶太人的說法是真實的話，那么，就去宣告他為那個最不幸的人吧，我們還躊躇什么？
* 如果我想象一個人，他曾經生活卻沒有領會到生活的喜悅或者生活的樂趣，而現在他在自己死亡的瞬間突然看見了這些喜悅和樂趣，如果我想象他不死，這回事最為僥幸的事情，但是如果他復活而沒有因此重新從頭再生活，那么，在“誰是最不幸的人”這個問題出現的時候，他將無疑能夠成為我們的考慮對象。
* 在日常中他盡享那“被看成是有理智的人”的榮譽，但他卻知道，如果他去想任何一個人解釋這發生在他身上的到底是什么，他都會被人宣告為是發了瘋。這一點是足以讓人發瘋的，但是他卻沒有，而這卻恰恰是他的不幸。他的不幸就是他過早地來到了這世界并且因此而不斷地來得太遲。他不斷地完全接近目標，而在同一瞬間他遠離了目標，這是他發現那使得他不幸的東西——因為他擁有這東西或者因為他是如此而使得他不幸，這東西正是那在幾年前會使得他幸福的東西——如果他那時擁有這東西的話，但那時他變得不幸，因為他沒有擁有它
* 這樣，機緣同時既是最意義重大又是最微不足道、既是最高又是最卑微、既是最重要又是最不重要的東西。
曾慥（？－1155年或1164年），字端伯，號至游子，晉江（今福建泉州）人。兩宋之際道教學者、詩人。北宋大臣曾公亮裔孫。
父陳希諒，曾任鳳翔知府。靖康（1126年）初，任倉部員外郎。金人陷京師，曾隨其岳父吳幵降金，充任事務官。紹興元年（1131年）除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不久罷官，紹興九年（1139年），秦檜當權，爲戶部總領應辦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司大軍錢糧。紹興十一年（1141年），任秘閣修撰，不久以疾提舉洪州玉龍觀、知虔州。紹興十八年（1148年），改知荊南；紹興二十年（1150年），移知廬州，官至尚書郎、直寶文閣。
晚年隱居銀峰，潛心修道，主張“學道以清淨為宗，內觀為本”，編成《道樞》四十二卷，選錄大量修道養生術，包括義理、陰符、黃庭、太極、服氣、大丹、煉精、胎息、金碧龍虎、鉛汞五行等。曾慥繼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汾《續仙傳》之后，采前輩所錄神仙事跡，并所聞見，紹興二十一年（1151）編纂《集神仙傳》（簡稱《集仙傳》）。另編有《類說》50卷，《道樞》42卷，《高齋漫錄》1卷、《樂府雅詞》5卷、《宋百家詩選》50卷、《續選》20卷、《通鑒補遺》100篇等。
《福建通志》、《江西通志》等地方志書記載曾慥生平，但頗多訛誤。
* 黃永峰，曾慥生平考辨，收錄於《宗教學研究》，2004年01期。
三元節是道教的三個節日：
*以農歷正月十五為上元節，一般稱為“元宵節”；
*以農歷七月十五為中元節，又稱“鬼節、七月半”；
道教有天、地、水三官大帝載錄世人善惡之說，三元節，就是「三官大帝」的誕辰，并以天官生日為上元節，為天官賜福之日，要舉行祈福法事；地官生日為中元節，為地官赦罪之日，要普渡孤魂；水官生日為下元節，為水官解厄之日，請神明為運勢不好的人消災解難。
清朝顧祿《清嘉錄》：「遇三元日，士庶拈香，駢集於院觀之有神像者。郡（吳郡）西七子山有三官行宮，釋氏奉香火，至日，輿舫絡繹，香湖尤盛。歸持燈籠，上禦『三官大帝』四字，紅黑相間，懸於門首，云可解厄。或有人以小杌插香供燭，一步一拜至山者，曰拜香。」d4tbrngy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玉京玄都大獻經》稱：“三元者，元，本也。但以上三官為萬物之行本，故曰三元。”題解稱：“一切眾生，生死命籍，善惡錄，普皆系在三元九府，天、地、水三官考校功過，毫分無失。所言三元者，正月十五日為上元，即天官檢勾；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即地官檢勾；十月十五日為下元，即水官檢勾。一切眾生皆是天地水三官之所統攝。”
將人體的三丹田稱為“三元”是道教內丹術的說法。《參同契》稱“含精養神，通德三元”。宋代張君房編撰的《云笈七箓》卷五十六〈元氣論〉稱：“混沌分后，有天地水三元之氣，生成人倫，長養萬物。人亦法之，號為三焦、三丹田，以養身形，以生神氣。”亦有認為“三元”指元精、元氣、元神。
林劍華（，），前美國加州南區聯邦檢察官，以偵辦前國會眾議員受賄案著名。因與美國其它地區8位聯邦檢察官在2006年底前后被美國司法部要求辭職，美國國會為此展開了調查。目前在高通公司任職。
屠蜀是指中國明末清初之際大西軍領袖張獻忠、清軍和南明軍在四川連年征戰造成的四川人口驟減的現象，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規模減少，是由於多方勢力混戰所導致，南明兵部職方司郎中歐陽直在其著作《歐陽氏遺書》中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定蜀未定」，清初四川人張烺撰寫的《燼餘錄》記載：「今統以十分而論之，其死於獻賊（張獻忠）之屠戮者三，其死於搖黃之擄掠者二，因亂而相殘殺者又二，飢而死者及二，其一則死於病也」。
據統計，從明崇禎初年起，四川全省陷入無休止的戰亂當中，在整個過程中大約有685萬人死亡，50萬人殘存。後來清朝以「湖廣填四川」來解決四川人口的缺口。
崇禎十七年（1644年），張獻忠西進四川，建立大西政權，年號大順。在大西政權初期他獲得了相當的支持，據傳教士利類思（Lodovico Buglio）以及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記述，在張獻忠統治初期，他表現出的慷慨和公正收買了不少人心，一度吸引了不少人包括官吏跟隨他，然而由於四川各地效忠明朝的勢力反抗強烈，張獻忠決定以殺戮報復。順治二年（1645年）7月，大西宰相汪兆齡對張獻忠說「蜀民剽悍，屢撫屢叛，是蜀人負皇上，非皇上負蜀人也」，次日，張獻忠下令在成都屠城，先殺男子，后逼婦女投江，被屠戮者不計其數，《紀事略》記載死者“不下四五百萬”，然而實際數字不可考，當時兩名傳教士也已經知道了張獻忠的殘暴性。不久，張獻忠又以「特科」的名義，騙四川的鄉紳、士子、醫卜僧道雜流到成都，後全部屠殺，被殺者萬余人。張另一毀蜀民原因是明軍多川人，且張與李自成在1640年河南大會，流寇定分兵定所向的亡朝戰略，張之惡行是助李攻京
明遺民顧山貞所著《蜀記》記載張獻忠本無屠蜀之意，后經汪兆齡建議才決定采取焦土政策，將成都平原地區居民屠殺殆盡：
順治三年（1646年）年正月，張獻忠屠殺大西軍中的川籍士兵，除14歲以下的全部盡殺。同年，張獻忠派兵分剿成都府屬32州縣，定例每殺一人，剁兩手掌、割兩耳及一鼻解驗，準一功，婦女四雙手準一功，小孩六雙準一功，直至五月，各地剿殺部隊全部回到成都，剿殺部隊為了賞賜，往往在上功疏時誇大數字，甚至宣稱屠殺了數千萬人：
缺名所著《紀事略》記載：“正月十六日剿殺起，至五月盡回成都，查驗功數，男婦不下千余萬。”此后不久，張獻忠在彭山江口大敗于明軍楊展，敗退成都。五月，明總兵曾英進軍成都，張獻忠遂棄成都，向川北轉移。
當代目擊者沈荀蔚在《蜀難敘略》記載，由於受到進剿追擊，張獻忠乃毀成都：“王府數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燼。盤龍石柱二，孟蜀時物也，裹紗數十層，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
明朝遺民顧山貞所著的《灩澦囊》記載：“曉諭遠近居民，有不更者誅及一方，語言稱謂避獻忠二字。誤犯者連坐。”
明末清初史學家計六奇於《明季南略》記載：“獻忠遂屠重慶，砍手三十餘萬人，流血有聲。”
《蜀龜鑑》：「凡碑碣坊梁有大明、大順等語，連坐十家，犯者不自知為何罪。」
《客滇述》：「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做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為薪。又發兵四齣，搜各州縣山野，不論男女老幼，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並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大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為瓦礫矣。獻忠又令其大家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異性，惟十時以下者僅留一、二。四川之禍，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自亙古以來，未嘗有也！」
明朝遺民四川人張烺所撰《燼餘錄》記載：「今統以十分而論之，其死於獻賊（張獻忠）之屠戮者三，其死於搖黃之擄掠者二，因亂而相殘殺者又二，飢而死者及二，其一則死於病也。」指出四川人口被大規模滅絕是流賊軍、清軍、和張獻忠等外來勢力混戰的最終惡果。
明末建昌衛掌印都司俞忠良在其所著《流賊張獻忠禍蜀記》中記載：“蜀中自獻忠屠戮后，白骨成聚如丘隴，田地荒蕪，千里絕煙，人跡罕見，虎豹豺狼行。昔之城郭宮室，今為荊棘銅駝。昔之天府之國，今為羅剎異域。更有野狗，牙挾風毒，人中其毒者必發狂而死，百十成群，一犬吠聲，眾犬皆起，過路行人，須臾斃命。間或有遺黎一二，又皆鳥面鵠形，五官殘廢，割耳截鼻，刖足剁手，喘延余息。內地無糧，唯遠詣嘉定、建南糴運，計斗米需值六十兩。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凋殘，雖有遺黎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人相食，有夫妻父子互食者，雖斬之不可止。大學士綿竹劉季龍公少子避西山白崖溝，亦為人所食。世家女子衣羅綺望門而投，亦無納者。時中原多故，諸將無暇西望，蜀中被禍之慘曠古未有也。”
明末學者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云南方輿紀要序》中記載：「兩川數千里間，蕩為丘墟。得其地，誰為之耕？得其城，誰為之守？蜀所以不足問也……亂寇之剪屠，大抵成都最甚。」
順治四年（1647年）春，清軍和殘存的農民軍在蜀中相互攻殺，出現了「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為盜，聚眾掠男女屠為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后虎出為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的局面。清兵在敗退至簡州時「不分晝夜搜尋要糧，將人吊燒，有糧即放，無糧燒死……韃子將彭玉峰燒得叫喚，竟燒死。」
清軍為了解決糧食問題還大量地以人為糧，順治四年（1647年）十二月，清軍總兵馬化豹在《塘報》中說「戰守敘府（宜賓）已八個月，敘屬府縣止傕（催）稻谷四十八石、粗米九石，何以聊生？嗷嗷待哺。所部官兵俱將騾馬宰吃，日逐稟泣，難堪度日。凡捉獲賊徒，未奉職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本職若敢妄言，難泯官兵之口。」
順治六年（1649年），刑科給事中陳調元揭匯報入川清軍將領亂殺無辜的情況：「不得已而動大兵剿之，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全城俱殲，或殺男留婦。」
順治七年（1650年），清軍在川北進攻民寨時「上寨斬殺逆賊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無數，……所獲婦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賞有功。」
順治十六年（1659年）八月，高民瞻攻占成都，農民軍南撤，清軍「追至新津河，陣斬及溺死無算」。
吳三桂率軍進駐川南後「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至此清軍才占領四川大部分地區。
在平定三藩時，清軍也曾在四川、云南和江西屠殺平民：「剿洗，玉石難分，老幼死于鋒鏑，婦子悉為俘囚，白骨遍野，民無噍類」”。
西方傳教士著作《圣教入川記》中記載張獻忠「性情暴虐，每日均殺人。大西的官員本有900人，張獻忠離開成都時還有700人，到他臨死時只有25人」，並且「殘暴，令人駭聞」，當中亦有一些張獻忠屠殺當地人的記載：
《圣教入川記》亦記載了在張獻忠死後，傳教士在逃跑途中被不通漢語的滿族清軍搶劫、攻擊以及差點被殺死之事：
史學家、明朝遺民、南明史籍以及外國傳教士都指出張獻忠是屠蜀的元兇。近年來有中國大陸學者如南開大學教授南炳文以及四川大學教授胡昭曦等認為相關說法的可信度值得懷疑，如「七殺碑」傳說，有說法認為張獻忠不僅殺人如麻，還在他殺人的地方立了個碑，兩側碑文分別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 ，中間有七字「殺殺殺殺殺殺殺」。
然而清朝翰林歷史學家彭遵泗所著《蜀碧》記載張獻忠的「圣諭碑」卻有出入，碑文上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續編綏寇紀略》和《明史》記載張獻忠在四川殺了六萬萬人，然而當時中國的總人口不到一億，也有歷史學家推測中國的人口在明萬歷年間達到了一億二千萬至兩億。
明朝遺民吳偉業在其著作《綏寇紀略》中同樣沒有承認「七殺碑」的存在：「諭曰：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而《蜀碧》和《綏寇紀略》都一致認定張獻忠是屠川的罪魁禍首。
胡昭曦說「六萬萬有奇」的說法有很多漏洞，而張獻忠的確是被「七殺碑」傳說中傷，而污衊嫁禍張獻忠的是明末四川地主和南明將領，證據就是新繁縣地主費密家祖墳立的《一通歌碑》和南明將領楊展在《張獻忠聖諭碑》後所刻《萬人墳碑記》，圖謀將南明軍隊的屠殺行為歸結於農民軍身上。胡昭曦認為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載證明屠蜀的真正元兇是南明地主階級組織的還鄉團武裝對四川勞動人民的反攻倒算，而非在公元1647年已死的農民革命領袖張獻忠。
有說法認為，1646年清軍入關後第三年，張獻忠在西充縣鳳凰山多寶寺前中箭身亡後，餘部繼續轉戰四川各地。直到1659年，清軍攻陷南明渝城（現重慶）後正式佔領四川全境，清軍即宣布四川平定，即是張獻忠死後13年清軍才攻陷重慶，有說法認為在這13年期間「張獻忠余部以及四川人民和清軍展開了殊死戰斗」，質疑如果張獻忠已將四川人幾乎殺光，那為何清軍需要花費十多年時間去平定四川，又質疑為何千里已無人煙的四川能夠抵抗清軍十多年，甚至有人認為是清軍將屠川責任栽贓給張獻忠。
對此有學者作出解釋，指出張獻忠死後四川一帶形成了清軍跟明軍對峙的局面，清軍的勢力於四川北部保寧一帶，而南明軍隊保有著四川境內大部分州縣。四川的廣大地區尤其是人口集中的川西平原，已如千里荒漠無人區，以致川南的南明軍隊和川北的清軍兩軍相互對戰時需要至少準備半個月的糧食，糧食問題難以解決，導致明清兩方都難以推進，這就是清軍花了13年才佔領整個四川的最主要的原因。另外，清軍因鎮壓陜西、山西起義，無暇全力顧及四川，而張獻忠余部孫可望、李定國等撤向云貴，于是四川本地各南明將領割據。各將領名義上效忠南明永歷政權，互相之間卻征戰不休，連年征戰更加加劇了四川的慘況。後來孫可望又出兵攻打四川，征討南明各將領，使清廷派吳三桂乘機第二次揮師進入四川，吳三桂平定四川忠于明朝各軍閥，擊敗南明蜀藩劉文秀，重新取得四川，使四川人口再次大規模流失。
近代有說法認為，明朝崇禎年間，張獻忠領兵到達梓潼後殺貪官、開米倉，解決了百姓長期的缺糧之苦，因此雖然朝廷大舉圍殺張獻忠，四川百姓對於張獻忠卻有擁戴之心。張獻忠死後，當地人為寄託懷念之情，於七曲山風洞樓上為他塑像。乾隆初年，此廟曾經遭地方官砸毀，其後又有人重塑，但又被官方搗毀，幾經反復。質疑如果張獻忠真的屠蜀，當地百姓為何對他如此崇拜，又認為是清朝污衊和栽贓張獻忠，是「反動派進行反動宣傳，誣蔑張獻忠農民軍」。
有四川學者指出，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在成都「入城樵采，凡先聖賢祠廟，民居屋宇，悉毀為薪，於是自東漢以來古跡，明太祖所頒圖書彝器，至是皆盡」。明末的成都有寺廟94所，包括武侯祠在內，無一存者。川中各州縣的情況「園亭寺廟無不焚毀」，唯一得以保存的是後來成為了張獻忠一人一姓的家廟的梓潼文昌帝君廟。當地倖存的賈、裴二姓的司香人士為向張獻忠諂媚保命而為其塑像立碑，恰好文昌帝君是晉朝的將軍張育，也姓張，張獻忠便被魚目混珠地成為了「文昌菩薩」。
1742年，綿竹縣令安洪德路過梓潼發現這件事後命人將之搗毀，梓州知州毛彥成曾專門為此事刻碑為記。廟裏司香的人為了哄騙各地香客來廟上香獻供，不久又重新為張獻忠塑像。後來由於梓潼縣衙門強化了對廟產的管理，斷了廟產擁有者賈裴兩家人的財源，賈裴二姓心懷不滿，故誣告大廟管賬員白映璧受賄和貪污，又帶頭滋擾鬧事。1807年，帶頭滋擾鬧事者最終被杖八十、枷號一月，同時這兩姓人被勒令永遠不得入廟。這些事件被一些中國大陸史學家評為「勞動人民為捍衛張獻忠塑像而遭到清政府鎮壓」。此外，啯嚕（於雍正晚期至乾隆初年進入四川的外省移民和本省遊民結成的武裝搶劫集團）也專門到當處假借神會求張獻忠冥佑，相謀而為惡，這些歷史事件也被一些中國大陸史學家評為「各地勞動人民利用節日來這裏燒香，表達對張獻忠的敬仰」。
魯迅在《晨涼漫筆》中說：“他（張獻忠）開初并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后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著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沒落這一條路，于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李自成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殺之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對此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胡昭曦認為：“張獻忠起義軍的打擊對象是明朝封建反動勢力，是地主、官僚以及從屬于他們的反動武裝，這有什么不應該？當然，也要看到，農民義軍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殺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殺了他的全部家口，打擊面很大，殺的人相當多。這是可以從農民樸素的階級仇恨和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明的。絕不能因此而否定農民起義的革命性。”
有學者認為盡管歷史上農民起義有亂殺的現象，但張獻忠屠殺四川是不可想象的，他這樣做無疑是自毀長城。對此，《中國斷代史系列·明史》有以下論述：「僅將《續編綏寇紀略》中的有確切數字的幾件加起來，殺人總數即達到六億七千八百萬。如所周知，明代全國人口的最高數字為明神宗萬歷六年（1578年），也僅有六千零九十萬。這與上述數字相比尚不到十分之一！無可置疑，《編綏寇紀略》所記的張獻忠起義軍在川殺人數，絕不可靠。由此推想，舊史書上述幾起張獻忠起義軍殺戮事件的記載，夸大渲染之處肯定存在。但是，關于上述殺戮事件，有多種史書加以記載，而且除了細節的差異外，基本情況大體相同，這說明這些事件應是確有其事。...... 狹隘的地域觀念，使他對四川人產生偏見，從而不僅殺了明朝殘余勢力，也殺了許多一般紳士，更殺了不少勞苦群眾，這便使這類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反人民性。...... 由于張獻忠之在四川大殺戮，具有反人民性的一面，這便使之嚴重脫離群眾。脫離群眾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張獻忠之大殺四川人，成為其后來遭到喪命慘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1980年，中國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編輯部邀集有關的史學工作者和專家，舉行了“張獻忠在四川”的學術討論會。會上討論了張獻忠在四川殺人問題的真相，張獻忠在明末清初農民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張獻忠失敗的原因等三個問題。到會者一致指出：過去清廷統治階級把張獻忠誣衊為“殺人狂”、“殺人魔王”等等，流毒既廣且深，特別在四川留下的惡劣影響更不容忽視。至今無論城市、鄉村，舉凡四十歲以上的四川人，大多都程度不同地受到過所謂八大王“剿四川”的傳說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系主任陳學霖教授批評，在1970至1980年代，深受階級鬥爭教條影響的中國大陸的史學界在基於政治形勢需要，在研究「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和「農民革命」的歷史下，對被舊史學視為「頭號逆賊」的李自成和張獻忠作出徹底的平反。他指出，中國大陸的史學界對張獻忠的研究和評論集中在兩方面：
*從演繹文獻資料著手，對於文獻所載張獻忠的殘酷殺戮事蹟，一方面批判是出於士紳階級仇視農民起義軍的誣衊誇張，另一方面則掩飾或淡化，將矛頭指向地主、官僚等反革命階級，而非不是平民百姓；又說死難是「革命鬥爭過程中難免的犧牲」，遇到難作解釋的文獻則乾脆刪節不談。
*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立論，以階級鬥爭的觀點，強調張獻忠的動亂為「農民起義或農民革命的反封建統治的正義戰爭」，將張獻忠塑造為農民戰爭的傑出革命領袖、軍事家，或甚至為偉大的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陳學霖肯定相關史學家對糾正舊史記載的一些重疊錯誤，也認同釐清張獻忠殺人的數字、四川有多少人口及哪一類人如何被殺等爭議性問題的貢獻。他亦指出，在《聖教入川記》出版的前後，中國學者論述張獻忠的都著作曾提到其書，但格於其內容不大配合政治需要，因此只摘用其有利於張獻忠的記述，並未客觀地採用耶穌會士的第一手資料作比較研究。
四川省綿陽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楊培德亦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幾十年間，國內的史學界在研究評價張獻忠時，極盡美化神化之能事，千方百計地為張獻忠屠殺無辜百姓、在四川製造無人區的罪行辯護，煞費苦心地把他打扮成高大全式的歷史人物。似乎只有這樣做，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而對當時的親歷者、參與者、目擊者傳下來的真實的血腥記錄，一概斥為『誣衊不實之詞』。這實際上是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作怪，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將自己陷入極左思潮而不能自拔。唯物史觀要求人們必須尊重歷史，從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出發，得出科學的合乎歷史實際的結論，而不是帶著意識形態的偏見，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任意塗抹。」
四川學者任乃強認為二司鐸對張獻忠事蹟的許多親歷聞見的記載可以取信，但認為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張獻忠只叫他們治吏曆和鑄造，未讓他們參與大西朝軍民諸政務；所記獻忠的情況，只一部分是親見的，另一部份是從教徒大臣那裏聽來的，應當分別看待。對於以上兩點陳學霖認為很中肯，另外他和任乃強也認為司鐸對張獻忠人品的評價前後不同的矛盾值得探討，例如司鐸用「智識宏謀，決斷過人」和「天姿英敏，足智多謀，其才足以治國」讚揚張獻忠，卻跟著批評：「然有神經病，殘害生靈，不足以為人主」。然而陳學霖亦指出，某次張獻忠聞司鐸解說天主教誡之後「大為奇異，稱讚其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認為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續言「然此等法律為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不服聖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凡仇爾等者，吾亦仇之」云云，顯然是故意將司鐸之解說扭曲，作為殄滅僧黨及世間定性為「惡人」的藉口及理據。
任乃強指出《聖教入川記》是從外文譯來，譯筆文字難免有所歪曲，表達不同的見解，需要特別注意。陳學霖認為這是很負責的評論，但同時指正現四川本〈出版說明〉說該書是以漢文撰寫，所以不存在翻譯的問題，而是用漢語範文理念演述外來宗教文化觀點所產生的問題。
任乃強亦指出兩名傳教士是脫離社會下層人民生活的高級傳教士，因此關於下層人民生活的記述，可信的資料不多。陳學霖認為任乃強的觀點接近事實，不過他卻採取傾向意識形態的方式表達。另外，陳學霖指出在「鋪天蓋地的農民起義革命的歷史研究浪潮」裏，學者對於作為首號代表的張獻忠的研究，只能作正面的評價。因此部分學者在摘用《聖教入川記》時只引用有利於對張獻忠的的評價，對教士對獻忠的瘋狂性格，濫殺無辜的負面報道則盡量迴避或淡化，反映政治正確性對歷史的研究的嚴重影響。
美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費正清教授說：「從1644年夏天起，西南三省四川、貴州和云南發生了一系列次要的戲劇性事件，影響到永歷朝廷最后10年的進程。主要起義領袖之一的張獻忠，在崇禎時期沒有被李自成消滅或吞并，1643年在湖廣中部第一個稱王。1644年，他率部入川，建立大西國，定都成都。他從這里控制了四川廣大地區中最發達的部分 ，繼續進行了兩年的恐怖統治，使人口和資源銳減。 盡管四川與外界相對來說是隔絕的，但張獻忠并不安全。他未能完全消滅明朝的將領，他們幸存下來，并在西部和南部重整旗鼓。在北面，他起初受到他的老對手李自成的威脅，然后是清軍的威脅。1646年底，在四川作為一個基地已被消耗殆盡后，張獻忠開始向陜西進發，企圖與清爭奪西安。但當他在四川北部一個地點扎營時，于1647年1月2日被一支清軍所殺」。
《明會要》卷五十載：萬曆六年（1578年）四川省有“戶二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萬二千七十三”。到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減至“一萬八千零九十丁”（嘉慶《四川道志》卷十七）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撫張德地在奏折說：“查川省現在孑遺，祖籍多系湖廣人氏。訪問鄉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難，亦必至有土無人，無奈移外省人民填實地方。”
康熙二十年（1681年） 七月九日，四川巡撫杭愛疏言：“蜀省久為賊踞，百姓逃亡，所存惟兵”。時方家瑛有詩《哀川北》：“七日發閬州，五日達潼川。中江近千里，四顧無人煙，蓬蒿 無道路，老樹長原田。豺狼白晝嗥，猿穴啼樹間……兩川萬百眾，光后膏戈鋌。鋒鏑苦未歇，饑疫頻顛連。青磷照梓益，白骨橫巴綿。遺老哭吞聲，至今五十年”。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官方統計川中人口只有「一萬八千零九十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頒布《入籍四川例》和《墾荒令》；“凡流寓情愿墾荒居住者，將地畝永給為業”，“移民墾荒三、五年內免交賦稅”。清光緒《大邑鄉土志．戶口》載；清初“全資兩湖、江西、兩廣、山陜之人來邑墾荒生聚，麻城人較多，江西、山陜次之，兩廣又次之”。
三藩之亂時，清軍和吳三桂軍隊在四川相互廝殺，導致四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靈涂炭，怨聲滿路。」「征調煩苛，怨愁之氣，釀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眾。」多年的戰亂使得四川“農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稅，兵苦于戰陣”。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雍正在談到四川人口大量死亡的時候表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人民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嘆。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
清同治十年《儀隴縣志》載：“儀邑自明季之亂，幾至靡有孑遺，其逃在山谷者，又值饑饉頻仍，人相食，繼以虎災，道無行人，晝常扃戶。”
《蜀碧》載“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髮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死者朽臥床榻，無人掩葬”。順治五年（1648年），內江“瘟疫大作，人皆徙散，數百里無人煙”。同年，川北又遭大旱，餓死者日無計。《銅梁縣志》載1868年，該地“瘟疫四起，染者嘔吐交作，腰疼如斷，兩腳麻木愈二三時之斃”。
歐陽直《蜀亂》記載：「蜀中昇平時從無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隻同路，踰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
彭遵泗《蜀碧》載：順治初年四川「遭亂既久，城中雜樹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頂逾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順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員向朝廷奏稱，「順慶府查報戶口，業已百無二、三矣！方圖培養生聚漸望安康。奈頻年以來，城市鞠為茂草，村疃盡變叢林，虎種滋生，日肆吞 噬。……據順慶府附廓南充縣知縣黃夢卜申稱：原報招徠戶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現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現存32 名。」
沈荀蔚《蜀難敘略》載：順治八年春「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順治五年）已然，民數十家聚于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 虎亦入之；或自屋頂穿重樓而下，嚙人以盡為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眾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于刀 兵饑謹疫癘者，又盡于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
乾隆《富順縣志》卷5記載，清初「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晝夜群游城郭村圩之內，不見一人馳逐之。其膽亦張，遇人即攖，甚至突墻排戶，人不能御焉。殘黎之多死于虎」。
道光《綦江縣志》卷10載綦江「群虎白日出沒，下城樓窺破殘人戶。……行者雖五、七同群，執器械，前后中間必有一失。」
*  明清時期西部虎患考述 劉正剛
* 《中國斷代史系列－明史》，南炳文、湯綱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 《中國斷代史系列－清史》，李治亭 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杜登春，字九高，號讓水，一號姜翁。明朝幾社領袖。
幾社創始人杜麟徵之子。給事中張王治之婿。順治八年（1651年）拔貢，與夏完淳等組成「西南得朋會」，繼承畿社。杜登春著有《社事始末》，說明當年幾社創立的宗旨為“幾者，絕學有再興之幾，而得知幾其神之義也”，“昌明涇陽之學，振興東林之緒。”。有《童心犯難集》。
* 杜登春，《社事始末》，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年）。
梁競徽（；），原名梁烈唯，曾改名梁烈維，香港男藝人，現為無綫電視部頭合約男藝員。
梁競徽多演配角，包括早期《青出於藍》的鮑旭明、《緣來自有機》的謝永基、《尖子攻略》的陳力奔；近年《五味人生》的任勝天、《老公萬歲》的孔爵錫、《團圓》的陳積文等。
曾於2008年憑《尖子攻略》中飾演反叛中學生、後來一改性格成為出色足球員及成績優異學生的陳力奔（陳列品）一角，因此獲的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最佳男配角及飛躍進步男藝員提名。2012年，梁競徽於《缺宅男女》中飾演「關二哥」一角大受歡迎，被指有機會競逐「最佳男配角」及「飛躍進步男藝員」獎項提名，亦於《東西宮略》中飾演太史官「端木正」、《耀舞長安》的卞玉郎及《飛虎》擔任第三男主角飾演狙擊手莊卓源，後再於《八卦神探》飾演梁醒裘（吹水波）首度擔任第二男主角因此令他人氣上升。另外他是2012年「飛躍進步男藝員」獎項的得獎者。
2021年1月轉為部頭合約。
梁競徽父親梁家禮是武打片演員，其伯父為前無綫電視男藝員梁家仁，堂弟梁皓貽曾在加拿大學習3D設計，參與過電影演出，現爲電影幕後人員。
梁競徽於2014年元旦與交往11年的女友兼中學師妹駱保雯結婚，二人於香港洲際酒店舉辦婚禮。2017年1月，其妻子剖腹產下一女，取名Karina。
2019年1月3日，宣布改名為梁競徽。
梁競徽以往被認為是立場親建制派的藝人，其後於2019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中被網民指他有份參與6月16日遊行，而遊行中表現極為活躍，有多名參與者指受過其幫助及鼓勵，因此被譽為「香港民主之子」。雖然梁本人多次否認，又指當時自己身處澳門，但網民認為他是怕被日後清算，亦有網民以劣質修圖，偽造他沒有遊行的圖片，並以圖片作為他「沒有參與遊行的證據」，避免其因政治立場而被封殺。其後梁競徽在其Instagram戶口上載一張白花圖，並在留言位置附上一個雙手合十的emoji，疑為因抗議逃犯條例而墮樓自殺的死者-{梁凌杰}-獻上白花。後來於8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節當日，他在微博發文向解放軍致敬，并配上紅底白字「81」。梁競徽亦有參與支持港版國安法的聯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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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魅來1分鐘 飾 轎車車主(2013)
*愛神搭錯線 White Man 飾 Steve(2013)（男主角）
* 鄭希怡：《燈隔熱》（2002）
* 鄧麗欣：《 日久生情 》（2007）
* 黃家強：《 哪吒回家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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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纖形22 Easy Danc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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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學生手冊 ( 1999 )
深圳南山區中山公園內的曾生夫婦雕像
曾生，男，廣東惠陽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人物、政治人物，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領導人。
畢業于中山大學，曾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被選為廣州市抗日學生聯合會主席。1938年10月，任中共惠（陽）寶（安）工委書記，領導組建惠寶人民抗日游擊隊。1943年12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任司令員。為創建華南抗日根據地、發展壯大華南抗日武裝作出了卓著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廣東省軍區副司令員、廣東省副省長，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5年11月20日在廣州逝世。
1910年12月19日，曾生出生于廣東省惠州府歸善縣坪山鄉（今深圳市龍崗區坪山街道）。原名曾振聲，后來在香港做海員時改名為曾生。父親是澳大利亞華僑，母親留守在坪山持家，父母都是客家人。曾生10歲讀完初小后，通過伯父的關系進入香港超然學校讀書，因為性格倔強，多次違反這間傳統學校的校規，只好回到坪山讀書。在坪山讀完高小后，于1923年離開故鄉，前去澳大利亞的悉尼與父親團聚，在悉尼老牌名校堡壘街中學讀完初中和中專后，1928年，與父親一起回到坪山。
1929年，曾生來到廣州，在中山大學附屬中學讀高中。同年，曾生因受到房東的牽連，被軍警錯抓進監獄，在獄中因看到中共黨員留下的標語和詩詞而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1933年7月，曾生升入中山大學文學院教育系讀書。1934年，中共黨員王均予在廣州創立秘密組織“中國青年同盟”，在同學錢興的介紹下，曾生加入了該組織。同年，曾生擔任中山大學平民夜校的校長，他把該夜校作為中國青年同盟秘密活動的場所。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爆發了以抗日救國為主題的一二九運動，中山大學的學生積極響應，在廣州發起了數次大規模的游行。1936年1月6日，曾生被中山大學師生推選為中山大學員生工友抗敵會執行委員會的主席。1月13日，廣東軍閥陳濟棠對學生游行進行鎮壓，“荔枝灣慘案”發生，隨后陳濟棠又對發起運動的學生骨干進行抓捕，曾生也因此受到通輯，并且被中山大學停止了學籍。
1936年1月，曾生來到了香港，在新界一間海員子弟學校教書。2月，曾生到英國昌興輪船公司的“日本皇后”號輪船當海員，并在船上成立了由坪山同鄉組成的慈善組織“惠坪樂善公所”，適時進行抗日救亡的宣傳。5月，抗日名將張炎攜夫人乘坐“日本皇后”號輪船從加拿大溫哥華回香港，看了曾生組織的抗日救亡文藝表演，和曾生結交成為朋友。9月，由于陳濟棠已經下臺，曾生回到中山大學復學讀書。
1936年10月，曾生和錢興等人在王均予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后，曾生一邊在中山大學讀書，一邊抽時間回香港從事恢復中共黨組織的工作。12月，曾生和丘金、葉盤生三人建立起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共香港海員工委），丘金任書記，曾生任組織部長，直接受中共中央臨時南方工作委員會的領導。1937年7月，曾生從中山大學畢業。8月，曾生賣了家里的兩畝地，在香港辦了一間招收海員子弟的學校“海華學校”，并把學校作為中共香港海員工委的聯絡點。1938年初，丘金被調去延安學習，曾生接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一直到1938年底曾生離開中共香港海員工委為止，該工委共發展了300多人加入中國共產黨。
自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成立之后，曾生等人通過“余閑樂社”、“香港惠陽青年會”等群眾組織發展中共黨員，并進行抗日救國的宣傳。廣東珠三角淪陷后，大批“余閑樂社”和“香港惠陽青年會”的成員回到廣東，參加抗日游擊武裝。中共香港海員工委還在1937年8月15日發起成立了香港海員工會，李發任任主席，曾生任組織部長。香港海員工會成立之后發起了反日罷工行動，在日本輪船公司工作的中國海員集體離職，而其它國家輪船上的中國海員則拒絕運貨至日本。12月30日，香港政府因日本政府和英國商人施加的壓力，而封閉了香港海員工會。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1945年在香港邊界附近行軍情況
1938年10月12日，日軍在廣東省惠陽縣的大亞灣登陸，駐守在廣東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由于部分師團被調往長江流域作戰，兵力缺乏，在被動防守中節節敗退。次日，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根據中共中央的電令，在香港召集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恒和時任中共香港海員工委書記的曾生等人開會，研究在東江日占區開辟游擊區的問題。曾生由于是惠陽人，并且在當地進行過抗日宣傳的工作，所以主動請纓回惠陽組織抗日武裝。10月24日，曾生根據會議的決定，從香港帶領幾十人來到惠陽坪山，成立中共惠寶工作委員會，并向當地的國民革命軍駐軍借來15支步槍，以及當地中共黨組原有的幾支槍，組成最初的抗日武裝。12月2日，在征得當地駐防的國民革命軍第151師溫淑梅旅長同意后，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惠陽淡水的周田村成立，曾生任總隊長，隊員有100多人，溫淑海向曾生頒發了委任狀。
1952年，時任華南軍區第一副參謀長的曾生受命帶領40多人的中南軍區赴朝學習團趕赴朝鮮戰爭前線，在朝鮮進行了大約半年時間的實戰學習。8月，曾生回到北京，見到了葉劍英，葉劍英知道曾生受到華南軍區司令員黃永勝的排斥，如是安排曾生去見海軍司令員肖勁光，肖勁光把曾生安排到南京軍事學院海軍系學習。從1952年12月開始，曾生在南京軍事學院學習了四年。1955年，在讀期間，曾生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軍銜，1956年夏天，曾生順利通過中國人民解放軍國家考試。6月24日，周恩來任命曾生為海軍南海艦隊（第一）副司令員，8月，曾生正式到廣州石榴崗南海艦隊駐地任職。
曾生在南海艦隊任職期間，主要負責艦隊作戰、訓練、艦船修造以及水面艦艇部隊的建設。在訓練方面，曾生認為應該按照戰斗和工作任務來計劃和訓練部隊；并認為和平時期提高部隊戰斗力在于苦練，應該多到復雜的海區和氣象條件下去訓練。1957年10月，曾生負責組織了廣州灣演習，這次演習共有參加艦艇40艘，參加人員2800多人，是南海艦隊第一次比較系統的從理論講課至圖上作業，到諸兵種合同訓練的抗登陸實兵演習。1958年3月28日，曾生還組織了第一期南海艦隊軍官軍事輪訓隊，并兼任隊長講授軍事課程，進行系統的軍官訓練。在艦船修理和建造方面，曾生組織了機電業務長的培訓，培養部隊自修航艇的能力，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南海艦隊自修的艦船接近了總船數的50%。1959年6月11日，南海艦隊修理部設計的第一艘高速護衛艇在黃埔修船廠下水。
1959年2月，越南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沙群島發生沖突，南海艦隊司令員趙啟明在上級的指示下部署了巡邏西沙的任務，曾生作為分工管作戰的副司令員具體負責西沙巡邏。而同時，越南民主共和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非常友好。在1958年9月25日至1959年12月23日，南海艦隊共為越南民主共和國訓練了三批共774名海軍人員，并提供了24艘護衛艇。曾生也曾兩次訪問越南民主共和國，第二次是作為赴越南軍事技術組副組長的身份訪問，該次訪問從1959年11月至1960年1月13日歷時兩個多月，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胡志明、總理范文同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1960年10月，經過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推薦和廣州市人民代表大會的選舉，曾生接替朱光出任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兼廣州市人民委員會市長。曾生上任后，全面負責廣州市政府的各項工作，還具體負責市政建設、政法、體育、文化、外事等方面的工作。除廣東省副省長和廣州市市長的職務外，曾生還兼任廣東省和廣州市政府的許多職務，包括有廣東省外事辦公室主任、廣東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廣州體育學院院長、廣州軍分區政委、廣州軍分區黨委第一書記、廣州市政協副主席等職。這段時期被曾生自己認為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時期。
曾生在任廣州市市長期間，充分利用了廣州的地緣優勢，爭取到中央政府、中南局和廣東省政府的重視，通過在上交的工商業利潤中提留5%和中央直接拔款的方式，興建了一大批重大項目。這些項目包括了改造和新建居民區，整治珠江兩岸、園林綠化和交通建設，興建高樓、機場、火車站等大型市建項目。在整改居民區方面，1960年在廣州基立村、荔灣涌、大沙頭、二沙頭等15處地方興建28萬平方米的水上居民住宅群，將廣州市6.8萬以船為家、俗稱“疍家人”的水上居民移遷進去；1965年和1966年，采取個人自籌和政府、單位補貼相結合的方式，將廣州市內一半左右，約1.1萬間木屋，改造成磚瓦房和混合結構的樓房。在綠化和交通建設方面，對廣州市區的珠江兩岸進行了大規模整治，整修堤壩、修建濱江大道和綠化帶；新建、擴建和翻修了廣州市區100多公里長的道路，建造了包括人民大橋在內的一批橋梁；對白云山風景區的名勝古跡進行修復，新建了海珠廣場等九個廣場和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公園，1965年廣州市區綠化覆蓋率已經達到27.3%，居全中國各城市的第二位。在大型市建項目方面，1964年1月5日，總投資達3600多萬元的白云機場擴建工程動工，曾生擔任工程總指揮，僅用87天的時間主體工程即告完工交付使用；1966年在海珠廣場興建樓高86米，共27層的廣州賓館，建成后成為全中國第一高樓；此外，曾生還負責過新愛群大廈、廣州火車站、廣州電視塔等大型市建項目。
由于廣州臨近港澳和沿海，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經常派遣特務潛入廣州，廣州的公共安全受到了很大的挑戰。1962年6月5日至6日，廣九鐵路廣州東站發生了1萬多市民沖擊火車站，并打傷警察的事件，而這些市民正是被國民黨特務派發的“邊境開放三天，不用通行證可以去香港”的傳單所煽動。曾生在這次事件中，親自化裝后去東站察看，然后回來和廣東省、廣州市政府的領導開會后，果斷采取措施，讓廣州軍區派出一個營的兵力在東站實行戒嚴，將事件平息下來。這次事件過后，曾生意識到廣州市公安部門存在的問題，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進行改進，包括將警察人數由5000人增加到7000人；增加摩托車、汽車等警用設備；提高警察的福利等措施。除此之外，還設立了將軍隊與警察兩種力量相結合的廣州警備司令部，由曾生兼任司令員。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林彪等人的誣陷迫害。
1974年平反后，先后任交通部副部長、部長、國務院顧問等職務。
* 曾生：《曾生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2月。ISBN 7-5065-1813-9
* 《東江縱隊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專輯》，1983年。
* 丁身尊 主編：《廣東民國史》，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ISBN 7-218-04486-7
* 沙東訊 編著：《廣東抗日戰爭紀事》，廣州出版社，2004年7月。ISBN 7-80655-524-2
《騙經》原名《江湖奇聞——杜騙新書》。
作者：張應俞 【明】（萬歷年間）。
這是一本關于江湖騙人與防騙故事匯編。
全書共四卷，下分二十四類八十四則，每一則都是一個小故事。這部小說集中的大部分故事并不是真正的虛構想象之作，而是根據當時的傳聞加工潤色而成。
蔘雞湯朝鮮半島的傳統名菜之一，以整只童子雞，腹中塞入糯米、佐以紅棗、薑、蒜和人蔘長時間燉煮製成。。
朝鮮王朝時期的雞肉類菜肴以清燉雞為主，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朝鮮半島的富裕階層發明了在清燉雞湯上添撒人參粉的做法。現代的參雞湯最早出現于上世紀60年代，在70年代以后逐漸家喻戶曉。
三伏天在參雞湯店外排長隊的韓國人
韓國人有三伏天喝參雞湯進補的習俗，認爲只有在很熱的天氣吃，體內不好的東西隨汗水排出，讓人蔘雞這樣滋補的東西墊底，才有益身體健康。
中國的人蔘燉雞與韓國的蔘雞湯做法各有不同，食用的時節也不同。中國的人參燉雞多輔以各種藥材燉煮，為冬日進補的藥膳。2021年3月30日，韓國誠信女子大學教授徐坰德稱，已向百度百科就有關參雞湯起源于中國粵菜的表述表示抗議并要求刪除。
部隊鍋又稱部隊火鍋，是類似西式雜鍋的韓國濃湯火鍋。源於1950年代韓戰過後的議政府市，當時該處設置了許多駐韓美軍設施以保護不遠的首爾。由於戰爭導致物資短缺，美軍基地內剩餘的香腸、罐裝火腿及午餐肉、起司等食材，被附近居民拿來搭配辛辣的苦椒醬作底，煮成一鍋湯，以解決無肉之苦。時至今日，部隊鍋在南韓仍很受歡迎，並加入很多現代食材（如即食麵）一起食用。部隊鍋的其他材料還有泡菜、洋蔥、青蔥、焗豆、培根、起士片、泡麵、打糕等。
在韓國其他離美軍基地較近的地區，如平澤、群山等地，亦有部隊鍋出現，且各有特色。
部隊鍋的別稱詹森湯，是把美國參議員、後來任美國總統的林登·詹森的姓氏和韓語的「湯」組合而成。
由於部隊鍋大部分材料都是經過醃漬、加入色素和防腐劑、高脂高鈉的加工食品，例如油炸的即食麵、脂肪比例分別達40的香腸和午餐肉，又因蔬菜少而缺乏食物纖維，「長期食用」容易造成水腫、高血壓，還可能引發心臟病及腎臟問題，長遠也會令身體內的維他命B和維他命C流失，加工肉品內含的化學物更會增加患上大腸癌的風險。
杜仲（學名：'），別名木棉、思仙、思仲、思錦樹、石思仙、扯絲皮、棉皮、玉絲皮，為杜仲科植物。杜仲的化學成分包括木脂素類、環烯醚萜類、黃酮類、苯丙素類、甾醇類、三萜類、多糖類、抗真菌蛋白和礦物元素等。
落葉喬木，可高達15米；體含硬性橡膠，樹皮折斷引伸，露出細絲；長橢圓形葉子互生，無托葉，長8－16厘米，葉緣呈鋸齒狀；春季開花，花單性，無花被，雌雄異株，雄花簇生，由10個雄蕊組成，雌花單生，有梗；長橢圓狀扁平的果實為單翅果，長2－3厘米，寬1－2厘米，果期6－11月。
產于中國中部及西南部，是中國的特有種。樹皮可以入中藥，所以一直被培植。樹皮還可以提取硬橡膠，可製造輪胎。
杜仲也被引種到歐美各地的植物園，被稱為“中國橡膠樹”，雖然和橡膠樹并沒有任何親緣關系。杜仲耐寒，可以忍受下雪的低溫環境。
杜仲科只有一屬一種，克朗奎斯特分類法將杜仲科單獨列為一目，但2003年根據基因分析分類的APG II 分類法將杜仲科和絲纓花科一起列為絲纓花目。
杜仲的樹皮、葉子和果實所含的杜仲膠，絕緣性強，能抗海水腐蝕，為重要的工業原料。
中藥別名木棉、絲棉皮、北仲、製杜仲、厚杜仲。
中醫上以樹皮入藥，性溫、味甘，歸肝、腎經。功能補肝腎、強筋骨，主治腰脊痠痛、足膝痿弱、胎漏胎墜等癥。
現代科學研究顯示，杜仲具有降血壓、降血脂、降血糖、抗腫瘤、抗菌、抗病毒、抗炎、抗氧化、抗骨質疏松、保肝、護腎等藥理作用。
*Call, V.B. and Dilcher, D.L. 1997. The fossil record of Eucommia (Eucommiaceae) in North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Botany'' 84(6): 798-814. Available  online  (pdf file)
*  杜仲 Duzhong  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杜仲 中藥材圖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杜仲葉 中藥材圖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杜仲 Du Zhong  中藥標本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臺譯：好賭英雄）1987年出品的香港電影。由香港著名導演王晶執導、客串，陳百祥、馮淬帆、楚原、高麗虹領銜主演的搞笑片。
Lolanto好賭成性，經常鑽研賭術。他與好友阿帆一同於某廣告公司上班，在一次簽約場合，Lolanto遇上賭王江大新，在賭癮發作下，不小心羞辱了江大新一番。Lolanto受上司斥責，Lolanto竟驕傲稱相信江大新本人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