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阿里·納賽爾，最高人民委員會主席團主席（1980年－1986年）
**總理 - 阿里·納西爾·穆罕默德·胡薩尼，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總理（1971年－1986年）
**總統 - 阿里·阿卜杜拉·薩利赫，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總統（1978年－1990年）
**# 阿卜杜勒·阿齊茲·阿卜杜勒·加尼，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總理（1975年－1980年）
**# 阿卜杜勒·卡里姆·埃里亞尼，阿拉伯葉門共和國總理（1980年－1983年）
**君主 - 伊莉莎白二世，巴哈馬女王（1973年至今）
**總督- 杰拉爾德·卡什，巴哈馬總督（1979年-1988年）
**總理 - 林登·平德林，巴哈馬總理（1973年-1992年）
**君主 - 伊莉莎白二世，巴貝多女王（1966年-2021年）
**總督- 戴頓·沃德，巴貝多總督（1976年V 1984年）
**總理 - 約翰·麥克·傑佛瑞·曼寧厄姆·亞當斯，巴貝多總理（1976年V 1985年）
**君主 - 伊莉莎白二世，加拿大女王（1952年－現在）
**總督 - 愛德華·施賴爾，加拿大總督（1979年－1984年）
**# 喬·克拉克，加拿大總理（1979年－1980年）
**# 皮埃爾·特魯多，加拿大總理（1980年－1984年）
*哥斯大黎加- 羅德里戈·阿爾韋托·卡拉索·奧迪奧，哥斯大黎加總統（1978年V 1982年）
*古巴- 菲德爾·卡斯楚，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兼部長會議主席（1976年－現在）
**# 弗德雷·德加松，多米尼克總統（1979年V 1980年）
**# 奧裡利厄斯·瑪麗，多米尼克總統（1980年V 1983年）
**# 奧利弗·塞拉芬，多米尼克總理（1979年V 1980年）
**# 尤金妮亞·查爾斯，多米尼克總理（1980年V 1995年）
*多米尼加共和國- 安東尼奧·古斯曼·費爾南德斯，多米尼加共和國總統（1978年V 1982年）
** 人民革命政府總理—莫里斯·畢曉普（1979年-1983年）
*薩爾瓦多- 革命政府評議會（1979年－1982年）
**總統 - 埃利斯·克拉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統（1976年－1987年）
**總理 - 埃里克·威廉斯，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總理（1956年－1981年）
*美國- 吉米·卡特，美國總統（1977年－1981年）
*阿根廷- 豪爾赫·拉斐爾·魏地拉，阿根廷總統（1976年－1981年）
*# 莉迪婭·蓋萊爾，玻利維亞總統（1979年－1980年）
*# 路易斯·加西亞·梅薩·特哈達，玻利維亞總統（1980年－1981年）
*巴西- 若昂·菲格雷多，巴西總統（1979年－1985年）
*智利- 奧古斯托·皮諾切特，智利總統（1973年－1990年）
*哥倫比亞- 胡利奧·塞薩爾·圖爾瓦伊·阿亞拉，哥倫比亞總統（1978年－1982年）
*厄瓜多- 海梅·羅爾多斯·阿吉萊拉，厄瓜多總統（1979年－1981年）
*# 鐘亞瑟，蓋亞那總統（1970年－1980年）
*# 林登·福布斯·桑普森·伯納姆，蓋亞那總統（1980年－1985年）
*# 林登·福布斯·桑普森·伯納姆，蓋亞那總理（1966年－1980年）
*# 普托利米·里德，蓋亞那總理（1980年－1984年）
*巴拉圭- 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納，巴拉圭總統（1954年－1989年）
*# 弗朗西斯科·莫拉萊斯·貝穆德斯，秘魯總統（1975年－1980年）
*# 費爾南多·貝朗德·特里，秘魯總統（1980年－1985年）
*# 約翰·費裡爾，蘇利南總統（1975年－1980年）
*# 亨德里克·魯多爾夫·陳亞先，蘇利南總統（1980年－1982年）
*# 亨克·阿龍，蘇利南總理（1975年－1980年）
*# 亨德里克·魯多爾夫·陳亞先，蘇利南總理（1980年－1982年）
*烏拉圭- 阿帕里西奧·門德斯，烏拉圭總統（1976年－1981年）
*委內瑞拉- 路易斯·埃雷拉·坎平斯，委內瑞拉總統（1979年－1984年）
是中華民國新疆省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地區在蘇聯政府直接策動下，於1944年發生的起事，持續到1949年。
有認為“三區革命”分為三個時期。初期以1944年伊寧事變爆發為開始標志，由蘇聯并直接插手，形成了蘇聯領導的、由泛突厥主義者、泛伊斯蘭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組成的反國民政府的“大雜燴”，領導權控制在伊斯蘭教上層人士手中，還成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中期通過1945年至1946年與國民政府和談，在1946年成立了由“三區”方面、新疆“七區”（國民政府統治區）、國民政府這三個方面人士聯合組成的新疆省聯合政府，“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則被解散，改組為伊犁專區參議會，同時，1946年，主張新疆留在中國版圖的共產主義者掌握了領導權，取代了原先掌權、主張疆獨的伊斯蘭教宗教上層人士和泛突厥主義者；蘇聯也對“三區”方面停止公開支持，后來又撤走了在“三區”的大批蘇聯人員。后期是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在新疆省也實行反蘇反共策略，原來參加聯合政府的“三區”方面人員在1947年撤回，隨后在1948年成立了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1949年8月，“三區”方面與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聯絡，并在同年9月新疆和平解放后合流。
中華民國政府稱伊寧事變或伊寧叛亂，並宣稱是新疆獨立運動、反漢運動，暴動者則自稱「十一月革命」。中國共產黨在艾力汗·吐烈掌權時期認為「新疆伊犁發生獨立運動」，稱暴動者為「伊犁當局」、「伊塔阿三區」；在1949年8月與三區方面直接聯絡後，稱三區革命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
1933年盛世才掌握新疆省大權之后，為了依靠蘇聯穩固統治，長期實行親蘇親共政策。在1942年，盛世才轉而與國民政府合作，反蘇反共，逮捕蘇聯人員及中國共產黨黨員。針對新疆的這種大變局，蘇聯從1942年以后積極扶植親蘇聯的新疆各少數民族人士，組織各種武裝及政治組織。例如1943年至1944年間，以蘇聯駐伊寧領事館領事達巴申、副領事波列索夫為中心，策動伊犁各族各界人士建立了各種秘密組織，在左翼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發展了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維吾爾族）等人。阿巴索夫及同伴們聯合了有很大社會影響的大阿訇艾力汗·吐烈（蘇聯烏茲別克人），成立了一個由12人領導的解放組織。艾力汗·吐烈是一個支持泛伊斯蘭主義的伊斯蘭教上層人士。因受伊寧警署監視，阿巴索夫的革命活動遭威脅，被迫避居中蘇邊境，在當地聯絡各族青年成立游擊隊。1943年，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哈薩克族）在蘇聯派出的以波波夫少將為首的12人顧問團陪同下，從蘇聯回到新疆阿山青河縣布爾根河流域，加入了烏斯滿·巴圖爾（哈薩克族）領導的游擊武裝。達列力汗和烏斯滿的合作，使阿山形成哈薩克族克烈部落的大聯合，一致對抗新疆省軍和國軍。1944年8月，蘇聯僑民帕提赫·莫斯里莫夫組織鞏哈游擊隊，發動“鞏哈暴動”。1944年9月，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柯爾克孜族）在蘇聯境內籌建“蒲犁解放組織”和蒲犁游擊隊。命努爾阿吉等人率蒲犁游擊隊從蘇聯越境攻打蒲犁縣。
1944年9月，盛世才因試圖再度投靠蘇聯斯大林而被國民政府調離新疆。他的調離使新疆暫時出現權力真空，新疆北部爆發了多個起義。
1944年10月初，伊斯哈克拜克在蘇聯會見了鞏哈游擊隊負責人帕提赫，兩人決定在鞏哈發動起義。同年10月5日，鞏哈游擊隊和民眾共1600余人在烏拉斯臺山起義，分為三路進攻鞏哈縣城。經過27小時的戰斗，守軍投降，鞏哈縣城被起義軍占領。
1944年10月，阿巴索夫率游擊隊員進伊寧，和鞏哈（尼勒克）游擊隊取得聯系。1944年11月7日在伊寧打響了伊犁民眾反對盛世才及國民政府統治的第一槍（即伊寧事變），“三區革命”由此開始。當天，阿巴索夫和蘇聯軍事顧問彼得·羅曼諾維奇·亞歷山德羅夫率領60人的武裝從霍城越界潛入伊寧市區，切斷了伊犁河大橋的交通。國民政府伊寧當局派一個排的兵力企圖奪回大橋，未出城即遭到武裝人員伏擊。當夜，鞏哈游擊隊的主力繞道抵達伊寧，到處進攻國軍守軍。起義很快取勝，大批漢族人以及國軍部隊被迫撤往惠遠城和艾林巴克（飛機場），起義部隊（其中包括從蘇聯來的穿軍裝的蘇聯正規軍及數十架蘇軍飛機，還有從蘇聯運來的大批火炮）在蘇聯軍事總顧問德米特里·季莫費耶維奇·科茲洛夫統一指揮下，至12月31日將惠遠城國軍守軍殲滅，守將陳伯良、高煒在惠遠城被攻破時相互射擊自殺身亡。伊寧被起義軍攻克后，大批極端民族主義者用大刀和木棒對漢族人和華僑進行了大規模的慘絕人寰的屠殺，造成漢族人及華僑極其慘重的傷亡后才被臨時政府制止。
起義隨后蔓延到伊犁、塔城、阿山三個區，形成“三區革命”。1944年11月12日，伊犁解放組織在伊寧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艾力汗·吐烈任臨時政府主席，阿巴索夫任臨時政府內政部長。
“三區革命”初期領導人包括三部分人士：宗教上層人士，具備資產階級觀點人士，具備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泛伊斯蘭主義者、泛突厥主義者、共產主義者都在其中。實際上，三區革命初期是蘇聯支持下的反盛世才及中國國民黨的少數民族各界人士的大雜燴。起初，宗教上層人士獲得“三區革命”的領導權，試圖將“三區革命”引導到使新疆脫離中國、對漢族人進行仇殺的道路上。共產主義者則反對民族歧視及民族仇殺，希望民族團結，將斗爭方向引導到共產主義道路上。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發出命令，保護伊犁的漢族居民。他還將漢族朋友們及其親屬安排到自己家進行保護。1945年11月17日，阿山的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簽署發布了“關于保護漢族百姓利益的六條決議”。阿巴索夫不僅設法保護漢族群眾，且試圖通過有組織活動制止歧視并仇殺漢族群眾的趨勢，他決定在青年中開展馬列主義教育，籌建東突厥斯坦革命青年團。1944年11月4日，革命青年團成立，該組織成為日后阿巴索夫同艾力汗·吐烈代表的泛伊斯蘭主義道路開展斗爭的力量。1945年，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成立，到1946年10月黨員已有1.5萬人。
1945年4月8日，三區革命的各游擊隊及各武裝合并，成立了民族軍，蘇聯將領波利諾夫擔任總指揮，阿巴索夫擔任政治委員。民族軍是多民族共同組成的軍隊，包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俄羅斯族、回族、蒙古族、錫伯族的騎兵旅，以及一些漢族新兵。在蘇聯顧問及軍事人員的支持下，民族軍進行了一系列進攻，以將臨時政府的控制區擴展到伊犁河谷以外。
1945年7月，阿巴索夫率民族軍的南路軍開始了對阿克蘇的進攻。并且在9月6日占領溫宿縣。但是，1945年8月14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蘇聯達成《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之后，蘇聯受到條約的壓力而停止支持三區革命。為了加強臨時政府在政治上討價還價的地位，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在9月初命令民族軍加快進攻。
阿巴索夫于9月7日包圍阿克蘇，但是國軍守將趙漢奇進行了有力反擊，并在9月13日打破包圍。在戰斗期間，阿克蘇方面還先后兩次將監獄中關押的親三區革命政權的人犯成批屠殺，其中包括阿巴索夫的弟弟斯依提·阿巴索夫（Siyiti Abbas）及知名的維吾爾族詩人黎·穆塔里甫。9月中旬，阿巴索夫重新包圍阿克蘇，這次有蘇聯顧問納斯洛夫（Nasyrov）及艾力汗·吐烈之子的增援。但經過數周無望的戰斗后，民族軍在10月6日被迫撤走。6天之后，臨時政府派出人員作為“三區”方面代表與國民政府中央在迪化開始和談。
1945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到達新疆。1945年10月17日，伊寧“三區”方面派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維吾爾族人）等人員與國民政府代表舉行和談。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在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前期的“三區”方面代表團團員變成了后期的團長。1946年1月2日和6月6日，雙方分別簽署了《和平條款》和有關政府及軍隊的兩個附件。1946年6月中旬，蘇聯撤走了在“三區”方面的大批蘇聯人，其中包括民族軍總指揮波利諾夫。伊斯哈克拜克取代波利諾夫任民族軍總指揮。1946年6月27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解散，改組為伊犁專區參議會。1946年7月1日，新疆省成立了由“三區”、新疆“七區”（中國國民黨統治區）、國民政府三方面人士組成的新疆省聯合政府。張治中任主席，“三區”領導人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任副主席，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任副秘書長。
1946年，隨著蘇聯撤走在“三區”方面的人員，原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被送回蘇聯，控制“三區”領導權的伊斯蘭教上層人士下臺，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人取得了“三區革命”的領導權。“三區革命”領導人反復總結經驗教訓，自理論上清除了民族分裂主義的影響。阿巴索夫根據美帝國主義支持國民黨反動派鎮壓新疆少數民族革命的情況，認為現代民族問題的實質是全世界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受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與剝削的解放問題。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和阿巴索夫同意拋棄原臨時政府的東突獨立主張。1946年12月，阿合買提江·哈斯木和阿巴索夫等“三區”方面人員作為新疆代表，到南京參加了制憲國民大會。
在南京開會期間，1946年12月5日深夜，阿巴索夫獨自秘密前往中共駐南京辦事處（梅園新村），會見了董必武，尋求中國共產黨的支持。這是“三區”方面人員第一次與中國共產黨方面直接接觸。阿巴索夫轉交了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稱：“請中國共產黨把人民革命黨接受為自己的下屬組織，請中央派干部來領導工作，請派技術干部攜帶電臺到新疆工作。”董必武當晚即電告中共中央稱：“新疆國大代表阿巴索夫，系新疆省府委員兼副秘書長，原伊寧起義首領之一，來會我，稱在新疆有一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組織，在新疆解放區公開，在迪化和其他地點還是秘密的。現有15000人。領導同盟的共11人，曾要求加入聯共（布）。聯共（布）以蘇聯外交關系，未允。”中共中央對此非常重視，次日由周恩來親自起草復電，由劉少奇簽發，復電僅同意與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步建立友誼關系”，但未答應充當后者的領導。12月11日晚，阿巴索夫再到梅園新村見董必武，董必武按中共中央指示答復了阿巴索夫，并派彭國安（到新疆后化名“王南迪”）帶一部電臺隨阿巴索夫返回新疆。1947年1月4日，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阿巴索夫和彭國安攜中共七大文件及毛澤東、劉少奇著作返回迪化，但是彭國安帶來的電臺功率太小，所以未能建立同延安的中共中央的直接聯系。回到新疆后，在阿巴索夫的領導下，兩個共產主義組織：東突厥斯坦人民革命黨、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合并為民主革命黨。阿巴索夫成為該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1947年，在張治中離開新疆省之后，麥斯武德接任新疆省聯合政府主席，“三區”領導人和國民政府的關系惡化，因為麥斯武德被視為反對蘇聯者。鑒于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國民政府勸說哈薩克族領導人烏斯滿·巴圖爾叛離了“三區革命”方面。
1947年8月12日，來自“三區”（伊犁、塔城、阿山）方面的新疆省聯合政府副主席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離開新疆省首府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回“三區”方面的首府伊寧。很快，“三區”方面的其他代表及部分“七區”的新疆省參議員也先后返回伊寧，新疆省聯合政府完全破裂。“三區”與國民政府統治的“七區”重新形成武裝對峙。當時，受國民政府支持的烏斯滿、哈力伯克、喬嘉甫等等勢力對“三區”發動武裝進攻；三區革命初期的民族分裂及仇視漢族的思想在一定范圍內仍然存在；三區革命臨時政府機關的官僚主義也出現蔓延，影響其聲譽及效率。為了解決上述三方面問題，1947年“三區”在大規模反擊，恢復“三區”統一。
在此基礎上，民主革命黨及其他左翼組織決定聯合成立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以下簡稱“新盟”）。1948年8月1日，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成立大會在伊寧召開。新盟中央委員會由35名中央委員、5名候補中央委員（其中1名是漢族）組成，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成立了新盟中央組織委員會，主持日常工作，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任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席。成立大會發表了《告全省人民書》，號召為將新疆省建成“和平、友愛、正義、真理、自由的社會”而奮斗。《告全省人民書》稱，“凡能維護農民、手工業者、牧民、知識分子、士兵、軍官、宗教人士的利益，為人民利益和真正權利而奮斗的人，不分性別、民族、宗教信仰、社會地位，均可加入新盟”， “熱愛祖國，為使祖國從黑暗、貧窮落后、流血中解放出來而努力奮斗的，均可加入新盟”，“追求朋友般的團結、友誼和全體民族平等的人，均可加入新盟”。
新盟從自己的名稱上就批判并拋棄了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采用“新疆”這一稱謂，摒棄了“東突厥斯坦”的稱號。新盟主席阿合買提江·哈斯木說：“雖然按言論自由精神，我省的地理名稱可以隨意稱呼，但在政治上、程序上必須稱之為新疆，這在新盟組建會議上已作了專門規定，我們采用了‘新疆保衛和平民主同盟’。”
新盟的成立對后期的三區革命意義重大：（1）三區當時未設立統轄各個專區的政權機構，所以由新盟代行三區最高權力機構的職能；（2）使三區形成支持中國共產黨廣泛的統一戰線；（3）三區全面由中國共產黨控制。
1949年5月11日，在新盟中央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新盟積極分子代表會議上，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作了題為《目前的政治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介紹了“三區”民族解放運動的成績，指出了過去的很多錯誤，并談到三區革命與國共內戰的關系，號召全新疆人民積極配合國共內戰，“為爭取新疆早日解放而奮斗”。
1949年8月15日，中共中央派出的鄧力群等人一行從霍爾果斯口岸到達伊寧。蘇聯駐伊犁副總領事安排鄧力群和三個報務員住到民族軍司令員伊斯哈克拜克家。自此，鄧力群開始作為中共中央聯絡員在新疆活動。鄧力群通過自帶的電臺（人稱“力群電臺”）同中共中央聯絡，使“三區”方面同中共中央第一次建立直接聯絡。
1949年8月，新盟中央委員會主席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人應中共中央邀請，赴北平（今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途中，在蘇聯發生扎巴依喀勒山空難而遇難。新盟隨即改派賽福鼎·艾則孜（新盟中央委員會代主席）等3人作為第二批代表到北平與會。9月27日，新盟中央組織委員會代理主席艾斯海提·伊斯哈科夫致電新疆省臨時人民政府主席包爾漢，祝賀新疆和平解放；9月28日，又致電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祝賀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全中國的勝利，并表示愿意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建立新生活而努力。
1950年3月，新盟第一屆代表大會在迪化舉行，會議決定將新盟改組為“新疆人民民主同盟”，由新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新疆軍區副司令員賽福鼎·艾則孜任主席，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團結新疆各族人民的統一戰線組織。1954年8月，“新疆人民民主同盟”完成歷史使命，宣告結束。1949年12月20日，民族軍正式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1954年10月7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成立，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五軍的大部參與組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各地屯墾戍邊。
三區革命爆發后，三區革命政權立即接管控制區內的新疆省銀行各分行。1945年1月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國家銀行”名義發行期票（此期票系臨時鈔票，并非通常所指的遠期票據），與新疆省幣同時在三區內流通。1946年3月10日起僅準許加蓋“東突厥斯坦國家銀行”圖章的省幣在市面流通，未蓋章的省幣在三區境內全部停止流通。1947年起伊犁、塔城和阿勒泰的新疆商業銀行發行了本區流通的新的期票。截止1949年底，三區期票累計發行39 013 356 000元。新疆和平解放后，1950年2月新疆當局規定原三區流通的“三區期票”以1250元折新疆銀元票1元的比價在全疆范圍內流通，但期票停止發行，由銀行陸續收回。之后限期于1950年12月31日停止三區期票的流通。
中國共產黨對三區革命持支持態度，并加以正面宣傳。但在21世紀，面對三區革命遺留的影響和新疆社會因分離主義問題動蕩不安的現實，有研究者認為應打破沉默，重新評價蘇聯、新疆關系和三區革命，還原歷史真實。據美聯社引述的一份據信是中共官方內部文件的資料，中共對三區革命前期的分離主義傾向已經轉而持批評態度，并對蘇聯的干涉和疆獨分子的滲透加以指責；文件還認為，三區革命領導人之一阿合買提江·哈斯木雖然仍值得尊重，但他建立了分離主義政權，犯下了民族分裂的嚴重錯誤。
伊犁哈薩克自治州至今依然是特殊的“副省級自治州”，管轄塔城地區、阿勒泰地區。
*《神秘駝隊》（電影，1985年）
*《孤女戀》（電影，1986年）
*《騎士風云》（電影，1990年）
*《蒼茫天山》（電視劇，2004年）
黑鬚墓蝠（''Taphozous melanopogon''），又稱黑胡鞘尾蝠，是鞘尾蝠科的其中一員。黑鬚墓蝠分佈於柬埔寨、中國、印度、印尼、斯里蘭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及菲律賓等地。在中國大陸，分布于廣西、海南、貴州、云南等地，主要生活于巖洞。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爪哇。
東亞家蝠（學名：''Pipistrellus abramus''），又叫日本伏翼，是一種於東亞地區常見的小型蝙蝠。一隻成年東亞家蝠的個體身長可以有4.8厘米，尾部則可以長4厘米，翼也可伸至3.6厘米。牠們最喜愛住於舊式建築物上面的天花板及屋簷之內。牠們主要捕食蚊及飛蛾等昆蟲。牠們廣泛分佈於東亞地區。
路易十九（；），法國王室成員，查理十世之子，路易十五之曾孫，路易十六與路易十八之侄。
路易十九曾在威靈頓公爵軍中效力，百日王朝時被關進了監獄。在路易十八復辟之后曾統軍南征西班牙，1824年其父查理十世即位后被封為王太子。
查理十世即位后推行一系列反民主的政策，如清算軍中曾為拿破侖效力的軍人，恢復土地貴族的權力。這使他十分不得人心，再加上他對天主教的強烈熱情和貴族政治的惡劣，引起人民的強烈敵意。1830年法國因此引發七月革命；7月31日，立法議會選舉路易的遠房堂叔、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三世為王國攝政；8月2日，查理十世退位，之后流亡英國；同日，王太子路易也在一份放棄王位的協議書上簽字，這種簽字純屬形式，目的僅在于使菲利普三世的續位合法化。
路易十九僅在名義上統治二十分鐘。有趣的是，當時在場的紀錄者表示，路易十九在簽字的時候曾哀求革命者：「至少也讓我統治一個小時吧。」，結果得到的回答是：「憑你？不可能！」
路易十九放棄王位后被流放到奧地利，最終死在那里。
路易十九的妻子是他伯父路易十六的女兒瑪麗·特麗莎，也就是他的堂妹。他們沒有子女。
小菊頭蝠（學名：），也叫菲菊頭蝠，是菊頭蝠科的其中一個成員。這個品種可以於中國、印度，以及其他東南亞地區例如泰國、馬來西亞等地找到。在中國大陸，分布于香港、廣西、海南、安徽、云南、四川、江蘇、福建、浙江、湖北等地。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爪哇。
*菲菊頭蝠福建亞種（學名：），G. Allen于1923年命名。在中國大陸，分布于江蘇、安徽、福建、浙江等地。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福建。
*菲菊頭蝠海南亞種（學名：），G. Allen于1928年命名。在中國大陸，分布于海南等地。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海南那大。
*菲菊頭蝠四川亞種（學名：），Andersen于1918年命名。在中國大陸，分布于廣西、云南、四川、湖北等地。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四川重慶。
中華鼠耳蝠（''Myotis chinensis''）是蝙蝠科內鼠耳蝠的成員。
中華鼠耳蝠主要分佈於中國、香港，以及東南亞地區，例如泰國、緬甸及越南等。
這種蝙蝠喜愛住於一些人工環境，例如礦洞及引水道。牠們一般獨居，但也有十多隻群居，甚至與其他鼠耳蝠同居。牠們屬於食蟲性，以地棲甲蟲為主。
* Chiroptera Specialist Group 1996，2007年7月19日檢視。
黃腹鼬（學名''Mustela kathiah''）屬於鼬科，是一種小型的食肉動物。牠們分佈於斯里蘭卡、華南及東南亞很多地區。
黃腹鼬的研究資料不多，只知道牠們是日行性，喜歡茂密的森林。牠們以捕食嚙齒類動物為主，但也會襲擊雀鳥及其他小動物。牠們行動速度快速，繁殖數量多。
* Mustelid Specialist Group 1996，2007年7月30日檢視。
板齒鼠（學名：）為鼠科板齒鼠屬的動物，原生于中國、印度、印尼、老撾、緬甸、尼泊爾、斯里蘭卡、泰國、越南，并引進馬來西亞。分布于中國的廣西、廣東、云南、四川、貴州、福建等地，主要生活于竹林、草地、沼澤邊、甘蔗田。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印度。是血吸蟲(梭形裂體吸蟲，''Schistosoma spindale''）的寄主。
*板齒鼠華南亞種（學名：），Hodgson于1836年命名。分布于中國的廣西、廣東、云南、四川、貴州、福建等地。該物種的模式產地在尼泊爾。
* Baillie,  J. 1996. 19 July 2007.
津藩是日本江戶時代的一個藩，位於伊勢國安濃郡安濃津（今三重縣津市），別名安濃津藩。
安濃津藩早期的藩主是富田氏。富田氏第二代藩主富田信高支持東軍，不過西軍攻擊安濃津城，信高被迫剃髮為僧。戰後信高被德川家康恢復身份，石高由最初5萬石增加到7萬石。1608年信高被移封至宇和島藩，藤堂高虎亦被移封到這裡，石高22萬。
大坂之陣後，被加封到32萬。1669年藤堂高通成立支藩久居藩。石高減少為27萬3950石。1697年，津藩再給予久居藩3000石。最終石高為27萬950石。1871年廢藩置縣成為了久居縣及安濃津縣，翌年被合併到三重縣。久居藩舊領土成為度會縣，1876年與三重縣合併。
:5萬石 - 7萬石
# 富田知信 1595年 - 1599年
# 富田信高 1599年 - 1608年
:22萬950石 - 27萬950石 - 32萬3950石 - 27萬3950石 - 27萬950石
# 藤堂高虎 1608年 - 1630年
# 藤堂高次 1630年 - 1669年
# 藤堂高久 1669年 - 1703年
# 藤堂高睦 1703年 - 1708年
# 藤堂高敏 1708年 - 1728年
# 藤堂高治 1728年 - 1735年
# 藤堂高朗 1735年 - 1769年
# 藤堂高悠 1769年 - 1770年
# 藤堂高嶷 1770年 - 1806年
# 藤堂高兌 1806年 - 1824年
# 藤堂高猷 1825年 - 1871年
# 藤堂高潔 1871年
位於伊勢國久居（今三重縣久居市）1669年立藩，最初石高為5萬石。後來逐漸加封到5萬8700石。1871年因廢藩置縣而廢縣。
:5萬石→5萬3000石→5萬8700石。
# 藤堂高通 1669年 - 1697年
# 藤堂高堅 1697年 - 1715年
# 藤堂高陳 1715年 - 1723年
# 藤堂高治 1723年 - 1728年
# 藤堂高朗 1728年 - 1735年
# 藤堂高雅 1735年 - 1762年
# 藤堂高嶷 1762年 - 1770年
# 藤堂高朶 1770年 - 1775年
# 藤堂高興 1775年 - 1777年
# 藤堂高衡 1777年 - 1781年
# 藤堂高矗 1781年 - 1790年
# 藤堂高兌 1790年 - 1806年
# 藤堂高邁 1806年 - 1818年
# 藤堂高秭 1818年 - 1832年
# 藤堂高聽 1832年 - 1863年
# 藤堂高邦 1863年 - 1871年
水鼠耳蝠（''Myotis daubentonii''），又稱道氏鼠耳蝠，是一種廣泛分佈歐亞大陸的一種鼠耳蝠。其學名''daubentonii''是來自法國一名自然學家Louis-Jean-Marie Daubenton。
水鼠耳蝠是一種細至中等身形的蝙蝠。其背部毛色為啡色至黃啡色不等。牠們的肚皮的顏色較淺，眼睛細小，耳殼長而向慢彎。牠們在小時的毛色會比成年的較深色。牠們身長平均 50 毫米長，翼伸長時平均 260 毫米，體重平均 7-15 克。
水鼠耳蝠廣泛分佈歐亞大陸：歐洲記錄有英國及愛爾蘭；亞洲記錄有南韓、日本、中國與越南等地。牠們喜歡住在樹洞、引水道及礦坑。牠們一般獨居，但有時會三四隻在一齊。
與很多蝙蝠一樣，水鼠耳蝠夜間會利用動物回聲定位找尋獵物。牠們會用這種方法畫出一幅「聲納圖」，所發出的頻率大約 32 至 85 kHz， 一般的叫聲以 45 到 50 kHz 為最高，有 3.3 ms 這樣久。
牠們主要是食蟲性，以蒼蠅，蜉蝣等昆蟲等為食物，但也有捕捉魚的記錄。牠們會用腳捉著往水面的魚，而且可以一邊飛一邊吃。外國研究顯示，一隻7克重的水鼠耳蝠經過一個小時獵食後，體重可增加至11克，相當於本身體重的57%。
於外國，水鼠耳蝠主要在秋天時候交配，至春天生產。牠們通常一胎一隻，蝙蝠出生後大約三個星期就懂得飛行，至6至8個星期後就可以完全獨立。
由1981年起，所有英國境內的蝙蝠都係受到《野生動物及郊野公園條例》第5條保護，而香港也有相似法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但香港自1990年後再沒有水鼠耳蝠的記錄。此外，水鼠耳蝠於德國及奧地利屬於瀕危物種。
小蹄蝠（''Hipposideros pomona''），又稱灰蹄蝠，是一種較小型的蹄蝠。牠們主要分佈於中國、印度及東南亞地區，例如馬來西亞及泰國等地。牠們以食甲蟲、飛蛾等細昆蟲為主，捉到獵物後會帶返巢內吃。
* Chiroptera Specialist Group 2000，2007年7月30日檢視。
吠鹿是以下兩種麂的俗稱：
* 赤麂 （''Muntiacus muntjak''）
* 黃麂 （''Muntiacus reevesi''）
赤麂（學名：），又稱印度麂，屬鹿科麂屬，目前可分15個亞種。
赤麂是一種體型較大的麂類，體長1～1.2米，肩高50～55厘米。雄麂有小角，角冠基部分出一小枝，角柄前方有一黑色縱紋。長有突出上顎的犬齒，每年會脫角及重長；雌性無角。
赤麂眼下長有發達的眶下香腺，額腺較長，會分泌香油用以標示領域。
赤麂性格溫馴細膽，受驚或遇到危險時會發出如狗吠的聲音，所以又有吠鹿(Barking Deer)的稱呼。除了交配季節外，牠們一般獨居，但也有少數群居，甚至與其他大型動物一齊進食。豹、豺、虎與緬甸蟒蛇是赤麂的主要天敵。
赤麂為植食性動物，主要以野果及幼葉為食糧，有時會捕捉昆蟲來吃。
File:HK_MMuntjak_Male.JPG|雄性赤麂
File:HK_MMuntjak_Female.JPG|雌性赤麂
赤麂主要分佈於印度、東南亞及華南地區。
這是15個亞種：
*''M. m. annamensis''， 印度支那
*''M. m. aureus''， 印度半島
*''M. m. bancanus''
*''M. m. curvostylis''， 泰國
*''M. m. grandicornis''， 緬甸麂， 緬甸
*''M. m. malabaricus''， 南印度及斯里蘭卡
*''M. m. montanus''， 山羌， 蘇門答臘
*''M. m. muntjak''， 爪哇麂， 爪哇及蘇門答臘南部
*''M. m. nainggolani''， 巴里島
*''M. m. nigripes''， 黑腳麂， 越南及海南島
*''M. m. peninsulae''， 馬來西亞
*''M. m. pleicharicus''， 婆羅洲南部
*''M. m. robinsoni''
*''M. m. rubidus''， 婆羅洲北部
*''M. m. vaginalis''， 緬甸及中國西南部
許多人會將赤麂與山羌混淆，甚至誤將兩者視為同一種動物，但分類學家將黃麂和赤麂歸為同屬不同種。兩者外形很相似，山羌身形較小，膚色由黃色至棕色都有；赤麂身形較龐大，一般呈紅棕色。在2006年香港漁護署做大型普查，才發現在港的所謂「山羌」，全部是赤麂。
*《模糊的腳印》，ISBN 962-86308-2-2
*《香港陸上哺乳動物圖鑑》，ISBN 978-988-211-331-2，ISBN 988-211-331-1
冰川國家公園中的前寒武紀疊層石。2002年，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威廉·肖普夫在其于《自然》期刊上發表的論文中認為這種類型的地質構造中存在著擁有35億年歷史的藍菌化石。如果屬實，則其將成為迄今所知的地球上最早的生命。
自然發生或者異種生成是一套關於物種起源的思想，認為現今的生物體是在無機物中自然產生的，此理論目前普遍不被科學界所接受。在這個邏輯下，生物如跳蚤可能來自無生命物質如灰塵，或者蛆可能由死肉產生。至於那些物種如絛蟲會出現在不相關的生命體上，被認為是模糊生成（equivocal generation）的，現今已被理解是他們的宿主。通常支持自然發生論的人認為，這些過程是常見的和規律的。這樣的想法與明確生成（univocal generation） ── 「有效地獨佔並再現親代基因，通常是相同物種」的概念相互矛盾。
*  A.E.Zlobin, Tunguska similar impacts and origin of lif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origin of life, incoming of pattern recognition algorithm due to comets)
摩士爵士，KBE，JP（，），舊時也譯摩斯爵士，英國和香港銀行家，1941年至1953年任香港上海滙豐銀行主席，1943年至1953年兼任總司理，1946年至1953年任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是滙豐銀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初期的重要領導人物。
在1912年加入滙豐的摩士，早年曾在香港總行和中國內地各分行任職凡二十餘年，1940年調任倫敦分行總經理，1941年香港淪陷前夕出任主席，繼而在1943年起出任總司理，任內成功帶領滙豐渡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並負責在戰後將總行遷回香港，以及重建香港、遠東和全球各地的業務。「凡有利於香港者，即有利於滙豐」一語，即出自他任內。摩士在1953年卸任主席和總司理後，回到英國出任滙豐的倫敦顧問委員會主席，繼續參與滙豐業務。
摩士曾分別於1949年和1961年兩度封爵士，另在1940年獲香港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現今位於九龍黃大仙的摩士公園，即以他命名。
摩士在1892年4月25日生於愛爾蘭蒂珀雷里（Tipperary），父親名D·S·摩士（D. S. Morse），任職於愛爾蘭銀行多年。 摩士早年接受私人教育，後來就讀於倫敦德里的福伊爾書院（Foyle College）。 在1910年，他加入倫敦德里的曉治布朗與布蘭登註冊會計師行（Hugh Brown, Brandan and Company, Chartered Accountants of Londonderry）實習，前後近兩年。
在1912年，摩士加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的倫敦分行任職，1915年至1919年調往香港總行任職助理， 後來曾在中國大陸不同分行任職，拓展內地市場，包括由1919年至1922年派駐於天津分行，1923年至1924年短暫調到上海分行，其後又於1924年至1928年間調返天津分行任職。 摩士在1929年再一次調到香港總行，並在1932年出任首席會計師，隨後在1938年獲擢升為襄理，同年獲奉委為非官守太平紳士。
在首席會計師和襄理任內，摩士在1936年1月至1940年間獲香港大學任命為司庫，另外又任財務委員會主席，負責掌管大學財政，以及在1939年出任大學場所委員會主席。 當時時局不穩，難民湧入香港，但摩士仍設法監管大學收支，他在1940年卸任司庫時，獲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摩士上任襄理時，時值中日戰爭爆發，遠東局勢動盪，銀行業務深受影響，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後，銀行業務更受戰局的進一步打擊。 在1940年，摩士獲總司理祁禮賓爵士（Sir Vandeleur Grayburn）任命調返英國出任倫敦總經理兼倫敦顧問委員會（London Advisory Committee）委員，後來再任委員會主席。在得到英國政府支持下， 他負責將總行資產逐步由香港轉移到當地，以防香港一旦落入日本手中後，資產被日方掠奪；再加上滙豐有大批美元儲備在美國國內，一旦總行被日方操控，銀行在美國的資產將被美國政府凍結。 在同年年尾，得到摩士協助下，滙豐仍能夠發表完整的銀行財務報告，到1941年6月更有能力向股東派發每股2鎊10仙令股息。
可是好景不常，在1941年12月，日軍揮軍香港，香港保衛戰爆發，並迅即於同年12月25日淪陷，身處香港的滙豐主席百德新（J. J. Paterson）、總司理祁禮賓爵士與其候任繼任人艾文遜（D. C. Edmondston）悉數落入日軍手中。但在香港淪陷前夕，港督楊慕琦爵士於12月12日宣佈滙豐銀行總部由香港遷往倫敦， 而較早時候，英國政府亦下令滙豐各地分行與香港總行均需聽從倫敦指示，在12月16日，身為倫敦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摩士，復按英政府要求出任主席兼署理總司理，以便銀行繼續正常運作， 因此在香港淪陷後，倫敦顧問委員會儼然成為滙豐董事局，而摩士更成為滙豐的實際掌權人， 也是該行創立以來，首位出任主席的滙豐在職僱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滙豐銀行因香港淪陷而受到沉重打擊，總司理祁禮賓爵士在1943年8月病死於香港的赤柱監獄， 其候任繼任人艾文遜亦於1944年8月病死香港。 不過，身在倫敦的摩士獲得英倫銀行和殖民地部支持，使滙豐得以繼續營運。 在1942年，摩士在滙豐銀行新設立的遠東救濟撥款委員會，出任司庫一職，專門負責救濟在遠東地區因日軍侵略而頓失依靠的英籍銀行業人士。 復至1943年1月13日，樞密院發出一道樞密令，再次確認匯豐銀行總部遷到倫敦，並將樞密令的效力追溯至1941年12月16日， 倫敦顧問委員會獲正式確認為滙豐董事局，摩士則獲任命為滙豐主席兼總司理， 同年，他發表滙豐截至1942年年底的資產負債表，顯示該行仍保留相當財力。 為表揚他在戰時經營滙豐的貢獻，摩士在1944年獲英皇喬治六世頒授CBE勳銜。
1945年香港重光後，香港暫時由英軍實施軍法管治，至1946年5月1日才重置文治政府，而返港著手重整業務的摩士，即於5月1日獲復任的港督楊慕琦爵士委任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 是局內甚有份量的議員。 同年5月16日，樞密院發表另一道樞密令宣佈將滙豐總部遷回香港，隨後港府在6月20日通過條例，讓滙豐跳過一般程序，儘早召開周年大會，摩士再當選主席兼總司理。
香港日治期間，日軍從滙豐庫房奪取大批沒有加簽的未發行紙幣，並在沒有任何保證金的情況下，威迫祁禮賓等在紙幣上簽名，用以向中國大陸和鄰近地區大手購入物資。 雖然倫敦方面曾委託國民政府透過電臺公開宣佈不承認這批紙幣的效力，以及向大眾公開這批紙幣的序號，但是這批紙幣仍然在香港與鄰近地區廣泛流通。 在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歲月中，由日治政府操控下發出的滙豐紙幣，總額更達1.198億港元。
摩士最初原宣佈拒絕承認所有面值10元以上的日治時期滙豐紙幣，但後來為保滙豐聲譽和挽回港元信用， 於1946年4月2日與臨時軍政府達成協議，宣佈全力支持這批紙幣的效力。 這一點後來於1946年8月16日立法局通過的《銀行紙幣與負債證明書條例》（Bank Notes and 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Ordinance）得到再次確認。 根據條例，滙豐銀行要向外匯基金注資100萬英鎊，同時由港府向滙豐發出總值1.038億港元的負債證明書，用以擔保這批紙幣的效力。 除繳付100萬英鎊外，條例又要求滙豐根據一個複雜的換算方法，額外再繳付一筆款項。 此外，在戰前原是發鈔銀行的滙豐銀行，在戰後亦獲港府臨時賦予發鈔銀行身份，這個臨時身份到1947年7月再獲港府批準延續一年，到1948年，滙豐已逐步恢復實力，遂獲港府正式授予發鈔銀行身份。
摩士在戰後致力重開滙豐在全球各地，包括中國和日本的分行，但受限於市場萎縮，在中國大陸僅有上海、北京、天津和汕頭四間分行繼續營業。可是二戰結束後不久，大陸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即爆發國共內戰，並以1949年10月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敗退臺灣告終。雖然英政府早於1950年1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予以承認，但內地時局動盪，加上中共在1950年起發動土改，觸發資本家南逃香港，使滙豐關閉大陸分行的壓力愈來愈大。摩士在1953年卸任後，汕頭和天津分行被迫於1954年關閉，北京分行亦於1955年停業，最後獨留上海分行。 雖然中國大陸市場流失，但摩士則認為東南亞地區具發展潛力，因此任內亦銳意開拓銀行在東南亞的業務。
另一方面，隨著大批勞動人口和企業家因躲避戰亂南逃香港，香港成為整個中國沿岸地區唯一開放的貿易口岸，造就了戰後香港的工業，尤其是紡織業的發展和出口。 滙豐看準時機，積極向來港的企業家貸款創業，一方面促進香港的工業發展之餘，連帶滙豐在港業務亦有長足發展。到1954年，滙豐的資產總值已達36億港元，是1940年時的三倍。
摩士被認為是戰後滙豐得以重整業務的關鍵人物，更與另一位同樣來自愛爾蘭的前任總司理昃臣爵士齊名。 摩士在戰前預早調走香港的資產，設法減少銀行損失，而且早於滙豐總部遷回香港前，已先行計劃重整方案，令滙豐在戰後快速復元。 除此之外，他又與港府合作，一方面有效地支持港元穩定，另方面藉以鞏固滙豐在香港和遠東的地位。摩士亦透過在行政局供職， 參與制定港府的經濟政策，和維持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 因此摩士亦嘗言「凡有利於香港者，即有利於滙豐」（What is good for the Colony is good for the Bank），這句說話亦扼要地反映殖民地政府在戰後多年治港方針。
除了銀行的工作外，摩士亦熱心戰後的公共服務，除了於1946年至1951年再度出任香港大學司庫外， 也是戰後香港童軍總會和香港足球總會首任會長、香港賽馬會董事局主席、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首任會長、 亦曾任港府康樂場地顧問委員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Recreation Grounds）主席， 以及在1950年協助成立香港青年商會。 在童軍總會任內，他於1949年11月12日主持位於金鐘花園道的總部啟用典禮，總部亦命名為「摩士小屋」（Morse Hut）， 另外，鑑於戰後香港的童軍活動急速發展，摩士復與香港賽馬會出資籌建規模更大的新總部。新總部位於九龍覺士道，於1954年啟用，名為「摩士大廈」（Morse House），使用40年後，童軍總會復於1994年遷往柯士甸道新址。 為表彰摩士對童軍活動的貢獻，他在1953年2月23日獲港督兼香港童軍總領袖葛量洪爵士授予童軍最高榮譽銀狼章（Silver Wolf）。
摩士在港期間深獲港府敬重，他在1949年獲英皇喬治六世封下級勳位爵士，1951年以香港代表身份前往英倫出席英國節（Festival of Britain）活動，至於在1953年6月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大典中，摩士更以香港首席代表身份， 偕羅文錦爵士和周埈年觀禮。 在1953年，摩士宣佈卸任滙豐主席和總司理，返回英國，儘管摩士不是立法局議員，但港督葛量洪特別在1953年3月4日的立法局會議上，對摩士致感謝辭，讚揚他是「偉大的香港市民」（A Very Great Citizen of Hong Kong）。
摩士在1953年3月3日卸任，3月13日啟程返英，並在當日舉行隆重的卸任儀式。 在早上十時，摩士爵士伉儷步出香港滙豐總行大廈，在逾千名滙豐職工和群眾夾道歡迎下，登上停泊於皇后像廣場的轎車，轎車由十六名滙豐高級外籍僱員以海軍部特別借出的繩纜牽引，最後把轎車拖到皇后碼頭。轎車途經的獲利道、德輔道中、遮打道和干諾道中的行車線一度獲警方局部封閉。 摩士伉儷在皇后碼頭獲香港文武官員和各界紳商送行，隨後登上滙豐專用小輪前往九龍倉碼頭，最後乘坐鐵行旗下的「廣東號」（''Canton''）輪船返回英國。 他離開香港後，滙豐主席和總司理兩職分別由布力嘉（Cedric Blaker）和端納（Michael Turner）接任， 而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位則由周埈年繼任。
摩士退休後1953年6月攝於英國倫敦家中
摩士公園蝴蝶閣一隅
毗連摩士公園的摩士公園游泳池
摩士返英後定居倫敦，除在1954年至1965年出任滙豐銀行倫敦顧問委員會主席，又在1954年至1960年出任英國旅遊及假日協會（British Travel and Holidays Association）主席。 在1957年間，他以協會主席身份就旅遊事務向香港政府提供意見，促成港府在同年成立香港旅遊協會（2001年改組為香港旅遊發展局）， 他1960年從協會卸任後，在翌年的新年授勳名單再獲伊利沙伯二世授予KBE勳銜。
他晚年的其他工作還包括在1954年至1967年任弓匠公司（Bowmakers Limited）董事，期間於1954年至1962年兼任公司主席； 此外，他曾於1959年至1965年任有利銀行董事，以及在1960年起任英國中東銀行董事， 亦曾兼任該行主席，至1965年9月辭職。 有利銀行與英國中東銀行兩行均在1959年被滙豐收購。
晚年身體欠佳的摩士， 在1967年5月13日因支氣管肺炎病逝於倫敦聖詹姆士廣場家中， 終年75歲， 身後倫敦有追思會以作悼念。港府為紀念摩士爵士，同年決定把北九龍一處新落成的公園命名為「摩士公園」（Morse Park），10月6日由時任市政局主席兼市政事務署署長丁固（Geoffrey Tingle）主持揭幕。
摩士爵士的夫人名叫瑪潔莉·梅（Margery May, Lady Morse），她在1966年5月5日逝世於倫敦聖詹姆士廣場家中， 兩人生前無所出。摩士生前的興趣包括賽馬和高爾夫球，也是倫敦小卡爾頓會（Junior Carlton Club）和東方會會員（Oriental Club）。
** 太平紳士（J.P.） （1938年5月20日）
** 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1944年）
** 下級勳位爵士（Kt.） （1949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 功績爵級司令勳章 （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Benemerencia，1951年，葡萄牙）
** 香港大學 （1940年）
* 摩士小屋（Morse Hut）：原位於金鐘花園道，已重建為世界自然基金會中環辦事處。
* 摩士大廈（Morse House）：位於九龍覺士道，1954年至1994年間為香港童軍總會總部，已拆卸。
* 摩士公園（Morse Park），位於九龍黃大仙和樂富一帶，1967年10月啟用。
* 摩士壺（Morse Jug），香港賽馬會主席賽馬日的其中一項錦標賽場合，現已停辦。
* 香港好，中國好（由特首董建華提出）
* 曉治布朗與布蘭登註冊會計師行實習生（1910年-1912年）
* 加入滙豐銀行倫敦分行（1912年-1915年）
* 任職於滙豐銀行香港總行（1915年-1919年）
* 任職於滙豐銀行天津分行（1919年-1922年）
* 任職於滙豐銀行上海分行（1923年-1924年）
* 任職於滙豐銀行天津分行（1924年-1928年）
* 調返滙豐銀行香港總行（1929年-1932年）
* 滙豐香港總行首席會計師（1932年-1938年）
* 香港大學司庫（1936年-1940年）
* 滙豐香港總行襄理（1938年-1940年）
* 倫敦分行總經理（1940年-1941年）
* 滙豐主席（1941年-1953年）
* 滙豐總司理（1943年-1953年）
* 香港大學司庫（1946年-1951年）
* 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1946年-1953年）
* 香港童軍總會會長（1946年-1953年）
* 香港足球總會會長（1946年-1953年）
* 香港賽馬會董事局主席（1946年-1953年）
* 香港業餘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1950年-1953年）
* 英國節香港代表（1951年）
*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大典香港觀禮團首席代表（1953年）
* 英國旅遊及假日協會主席（1954年-1960年）
* 弓匠公司董事（1954年-1967年）
* 有利銀行董事（1959年-1965年）
* 英國中東銀行董事（1960年-1965年）
* 〈港府昨正式發表行政局議員名單〉，《工商日報》第四頁，1946年5月8日。
* 〈摩斯爵士榮獲童軍榮譽銀章〉，《工商日報》第五頁，1953年2月24日。
* 〈滙豐銀行現任經理端拿升任總經理〉，《工商日報》第五頁，1953年2月26日。
* 〈律敦治昨舉行宴會，歡送摩斯爵士〉，《工商日報》第五頁，1953年2月26日。
* 〈青年商會餐會歡送摩斯爵士〉，《工商日報》第五頁，1953年2月27日。
* 〈滙豐銀行年會摩斯爵士致詞，檢討遠東局勢〉，《工商日報》第五頁，1953年2月28日。
* 〈摩斯爵士演詞論及日本及東南亞情勢〉，《工商日報》第六頁，1953年3月1日。
* 〈「香港偉大市民」〉，《工商日報》第六頁，1953年3月5日。
* 〈摩斯爵士後日離港，將舉行送別式〉，《工商日報》第三頁，1953年3月11日。
* 〈摩斯爵士今晨離港，送別儀式隆重新奇〉，《工商日報》第六頁，1953年3月13日。
* 〈數百官紳名流送別摩斯爵士〉，《工商日報》第三頁，1953年3月14日。
* 〈羅文錦周埈年兩代表，改今晨首途赴英〉，《工商日報》第五頁，1953年5月24日。
* 〈摩斯爵士在倫敦〉，《工商日報》第五頁，1953年6月7日。
* 〈摩士爵士在英病逝〉，《工商日報》第七頁，1967年5月16日。
* 〈北九龍新公園〉，《華僑日報》第三張第一頁，1967年10月5日。
* 余鴻建，〈香港印鈔史（一）〉，《印藝299期》，2008年11月。 網上版本
* 吳偉強，〈從地圖和地名看香港童軍發展〉，《香港童軍》第298期，2009年2月。 網上版本
* 陳舊，〈匯豐銀行：世界的本土銀行，一百四十六年不離不棄〉，《新周刊》第323期，2010年5月12日。 網上版本
* "Sir Arthur MORSE", ''The Honorary Graduat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40.  網頁
* ''Railway Gazette International'' Volume 76, Reed Business Pub., 1942.
* "Mr. ARTHUR MORSE", ''The Bankers' Magazine'', BPC (Bankers' Magazine) Ltd, 1943.
*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 August 1946.  網上版本
*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5 August 1946.  網上版本
* "Chapter 247. Bank Notes and Certificates of Indebtedness", ''Hong Kong Ordinances'', 16 August 1946.  網上版本
* "King's Birthday Honours", ''The China Mail'', 9 June 1949, p.&nbsp;1.
* " Issue 38666", ''London Gazette'', 15 July 1949, p.&nbsp;2.
* " Issue 38763", ''London Gazette'', 18 November 1949, p.&nbsp;17.
*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12 July 1950.  網上版本
* "Sir Arthur Morse Honoured", ''The China Mail'', 6 April 1951, p.&nbsp;10.
* "Sir Arthur Morse Called for Support of Olympic Fund", ''The China Mail'', 23 January 1952, p.&nbsp;6.
* "Sir Arthur Morse Receives Highest Scout Award", ''The China Mail'', 23 February 1953, p.&nbsp;10.
* "Sir Arthur Morse's Tribute to the Late Mr. J. C. Guimgam", ''The China Mail'', 24 February 1953, p.&nbsp;6.
* "Sir Arthur Morse Reviews Situation", ''The China Mail'', 27 February 1953, p.&nbsp;1.
* "Pressing Problems of S'pore & Malaya Discussed by HK Bank Chairman", ''The China Mail'', 27 February 1953, p.&nbsp;4.
* "Tribute to Sir Arthur Morse at Meeting", ''The China Mail'', 27 February 1953, p.&nbsp;9.
*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4 March 1953.  網上版本
* "Spectacular Departure Planned for Sir Arthur and Lady Morse", ''The China Mail'', 10 March 1953, p.&nbsp;1p.
* "Sir Arthur and Lady Morse Given a Spectacular Send-Off Receives Highest Scout Award", ''The China Mail'', 13 March 1953, p.&nbsp;1.
* KING, Frank H. H., ''The Monetary System of Hong Kong'', K. Weiss, 1953.
* ''The Bankers' Magazine'' Vol. 177, BPC (Bankers' Magazine) Ltd., 1954.
*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ume 18, Review Pub. Co. Ltd., 1955.
*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27 March 1957.  網上版本
* "Supplement 8897 to  Issue 42231 ", ''London Gazette'', 27 December 1960, p.&nbsp;9.
* " Issue 44001", ''London Gazette'', 2 June 1966, p.&nbsp;36.
* ''The Economist'' Vol. 218, Economist Newspaper Ltd., 1966.
* "Hong Kong "King" Dies in London", ''Gettysburg Times'', 16 May 1967, p.&nbsp;8. 網上版本
* "Milestones: May 26, 1967", ''Time'', 26 May 1967.  網上版本
* " Issue 44337", ''London Gazette'', 8 June 1967, p.&nbsp;40.
* EMERSON, Geoffrey Charles, "Behind Japanese Barbed Wire: Stanley Internment Camp, Hong Kong 1942 - 1945",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17, 1977.  網上版本
* ENDACOTT, G. B.,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 JONES, Geoffrey, ''British Multinational Banking 1830-199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ed 2001. 網上版本
* BANHAM, Tony, ''We Shall Suffer There: Hong Kong's Defenders Imprisoned, 1942-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isty Press, 2009.  網上版本
* "Succession Lists", ''Calender 2009 - 2010'',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9.  網上版本
* ''HSBC - A brief history'', HSBC, April 2010.  網上版本
* BUTT, Rudi, "I Was An Elephant Handler", ''Hong Kong's First'', 13 May 2010.  網頁
*  摩士爵士伉儷在1953年3月13日步出香港滙豐總行大廈時的情形
*  Der Geld-Taipan
寶野亞莉華（，）是日本的女性歌手。熊本縣熊本市出身，血型為A型。原名“廣永アリ”。通稱アリカ大人或アリカ姐姐。
由於父母是西洋畫家，於是被教育的十分感性。約從出道前，開始了CM歌曲的工作。常寫詩及散文、時而畫圖、或自製洋裝邊從事著製作童話劇的工作、就這樣無憂無慮的度過數年、在1988年與片倉三起也成立「蟻プロジェクト」、後至1992年7月以「ALI PROJECT」之名正式出道。同時擔任作詞和主唱。也有其他名義推出作品，例如：KOARI、、。除此之外、個人還主導著哥德羅莉塔風格的品牌設計「少女貴族」?已有販售商品。
** Celestial Diva（作詞）
** 緋ノ糸輪廻ノGEMINI（作詞）
* ALI PROJECT（作詞）
* 薔薇色翠星歌劇団 (1998年、愛育社、ISBN 4750000388)
* 少女遊戯 (2002年、愛育社、ISBN 4750001287)
* 血と蜜 寶野アリカ歌詞詩集 (2003年、愛育社、ISBN 47500015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