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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和軍方領導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迫使北越（被認為是南越暴動的起源地）終止行動。他們似乎認為使用空軍武力就是答案。1964年約翰遜總統身邊的文職官員大都在一定程度認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戰略轟炸信念。他們的推理是，像北越這樣小，并且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后才發展了極小工業基礎規模的國家，不會情愿冒險用新建的經濟體系支持南越的暴動。對于蘇聯或中國直接干預的懼怕一直影響著美國的決策。文職官員與軍人對于如何阻止河內支援南越反叛者有分歧。文職人員想改變北越政權的行為，而軍方則要打垮敵人的斗志。
1964年8月的北部灣事件中，美國海軍船只聲稱遭到北越巡邏艇的襲擊，隨后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就宣布對北越進行報復性空襲（Pierce Arrow行動）。但是，這個行動并沒有滿足軍方高層，他們想要發起的是一場范圍更廣的攻勢戰役。
8月底，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列出了94個目標，摧毀它們的將是一次對北越運輸系統為時8個星期的協同空襲。目標中包括了橋梁、鐵路、碼頭、兵營和軍需品存放地點。約翰遜害怕這樣一次戰役會導致中國和蘇聯的直接干預，這就可能升級為世界大戰。在麥克納馬拉的支持下，他沒有批準發起這樣一場沒有限度的戰役。
最后，美國發起了更有針對性的報復性空襲，“火箭行動I”是1965年2月7日越共對波來古的襲擊的報復，“火箭行動II”是2月10日對襲擊歸仁美軍營房的報復。這些小規模的行動都發生在北越南部，這里有大量的北越地面部隊和補給倉庫。
但是越共并沒有停止向南越派出人員，在來自這和參謀長聯席會的共同壓力下，約翰遜正式批準了一個持續轟炸計劃，代號為“滾雷行動”，這個行動不會受北越的隱秘性所約束。“滾雷行動”將是一次在約翰遜和國防部長羅伯特·S·麥克納馬拉的控制之內持續八星期的空襲。如果北越繼續支持南越暴亂的話，對北越的空襲將會變成對位于北緯19度線以北的目標更猛烈的空襲。
人們相信，華盛頓會限制對北越的壓力，再加上外交上的攻勢，將會使河內停止敵對性的行動。但是軍方對這個不滿意，因為這次空襲的目標全部都位于北緯19度線以南，并且必須經過總統和國防部長的批準才能攻擊。
這個行動的第一個任務是在3月2日轟炸一個位于寨邦附近的彈藥庫。在同一天，南越空軍的19架A-1攻擊機向位于廣溪的海軍基地發起了攻擊。在那次任務中有6架飛機被擊落，美國人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后大吃了一驚。幸運的是，墜毀戰機的機組人員中有5個人被救回，但這卻是之后一連串事件的前兆。
1967年3月，一架A-4攻擊機從好人理查號航空母艦起飛，準備空襲北越
美國人使用了“漸進策略”：先轟炸一些小目標，讓北越知道自己的戰略要地受到了威脅。這樣的話，這個行動的威懾效果就會超過轟炸本身的效果。“滾雷行動”從一開始就只有華盛頓有權決定目標，任務時間，出動戰機的數量和種類，攜帶的彈藥種類與數量，有些時候甚至包括了機組的航向。美國戰機嚴禁進入距離河內30海里的範圍，也不能進入海防週邊10海里的距離內。距離中國國境30英里之內也是禁飛區。美國空軍史學家Earl Tilford說：
被挑選的任務目標與實際效果之間有很大差距，因為執行任務的飛機組之間協調不佳，并且轟炸目標也是隨意挑選的，有時挑選甚至不合乎邏輯。如果根據任何合理的目標挑選方法，北越的機場都應該是優先進行轟炸的對象，然而華盛頓拒絕的理由是擔心誤炸蘇聯或者是中國的顧問而越了雷池。
盡管有些限制在后來被放寬或被解除，但約翰遜（在麥克納馬拉的支持下）仍然拒絕擴大戰役的規模，這就激怒了美軍高階指揮官和國會中的部份右派議員，甚至還有一些內閣高層。這個戰役的幾個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封鎖海防和其他港口，北越就無法通過海運得到援助。但是約翰遜總統認為這種行動是高度挑釁而拒絕采取，直到1972年，這樣的任務才受到批準。在選擇轟炸目標時，約翰遜也很少與軍隊高層進行磋商。甚至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Earl G. Wheeler將軍也缺席了1965年許多重要的討論，在這之后他也只是偶然地出席。
“滾雷行動”出動的飛機大多數都從泰國的四個空軍基地起飛，少部分的B-52轟炸機會從關島的安德森空軍基地（Andersen AFB）起飛後往西北飛行，並先在臺灣東南部海面或巴士海峽與駐臺美軍的空中加油機會合後，進行空中加油，由美國空軍部署在臺灣清泉崗基地（Ching Chuan Kang Air Base）隸屬第327航空師（327th Air Division）的第4220空中加油中隊（4220th Air Refueling Squadron）的KC-135空中加油機進行空中加油，後在往西南方向穿越南海抵達南越後，在往北越執行轟炸任務，並且清泉崗基地也是B-52轟炸機的備降場，轟炸完成後會先往南飛進南越領空後，轉往南海，通過菲律賓上空後返回關島，部署於泰國的飛機分別部署位于那空叻差席瑪、、烏隆他尼和烏汶。這些飛機在飛往位于北越的目標之前會在老撾上空進行空中加油。在轟炸完成（通常是俯沖轟炸）之后，這些飛機會直接飛回泰國，或者從北部東京灣上空較安全的空域脫離。美國為了減少空軍與海軍之間空中作業的衝突，很快決定將北越分為六個“路線區”（Route Package），每一個路線區僅由空軍或者是海軍負責攻擊。
海軍的戰機從第77特遣隊位于海域的航空母艦上起飛，海軍的飛機（比空軍飛機航程短，載彈量也較小）自海面去攻擊海岸上的目標。
4月3日，參謀首長聯席會說服了麥克納馬拉和約翰遜發起一次對北越交通線路為時四周的攻擊，這會使北越無法得到從中國和蘇聯經由陸路運來的援助。北越收到的援助中有三分之一來自中國，其余三分之二通過海運方式到達海防。這是這場戰役中第一次對具有軍事而非象征意義的目標的攻擊。在這四周的時間里，一共有26座橋和7艘渡河口被摧毀。其他目標包括了北越的雷達系統，兵營和彈藥庫。
但是北越南部仍然是要轟炸目標，攻擊任務的戰機架次從4月的3600架次上升到了5月的4000架次除了對付固定目標以外，“火力偵察”形態任務也已被批準，這是由小規模的機群在公路、鐵道和河流上空巡邏，尋找適合攻擊的對象。在1965年底，執行“火力偵察”任務的架次從兩次上升到了200次。美軍75%的戰果都是在火力偵察時獲得的，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申請攻擊固定目標的手續太繁瑣且曠日費時。
如果說“滾雷行動”是要給北越政府“發送信號”，迫使它停止對南越的顛覆活動的話，那么這個目標是沒有達到的。4月8日，北越總理范文同就美國要求和談一事回應說，他們的幾個要求必須得到滿足：美國停止轟炸并將其部隊撤出南越；西貢政府需要滿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要求；并且越南的統一問題應由越南人自己解決。這些要求得不到滿足的話北越是不會進行和談的。 具有預兆性質的是，4月3日美國的飛機遭到了蘇製米格-15的攻擊，這是北越空軍的首次亮相。
F-105對地轟炸
美國海軍A-4天鷹式攻擊機以火箭彈攻擊北越的貨運列車（1965年）
美國海軍A-4天鷹式攻擊機以炸彈空襲北越的豐定橋（1967年9月10日）
SA-2地對空飛彈擊落（1968年2月14日
1965年3月8日，35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從峴港登陸，他們對外說自己的任務是防守南越的美國空軍基地。地面部隊的任務逐漸包括了戰斗，而在那時，空中轟炸已成為次要任務，首要任務是地面部隊在南越的部署與戰斗。在4月第三週以前，滾雷行動任務的優先度至少與支援靠近南部的任務相同，在此之後，不少與對地支援衝突的轟炸任務不是被減少架次就是遭到取消。
至1965年12月24日為止，美國已損失了170架飛機（其中85架為空軍戰機，94架為海軍戰機，一架為海軍陸戰隊戰機）。南越空軍也損失了8架飛機。 空軍出動了25971架次的飛機，扔下了32063噸炸彈，海軍出動了28168架次的飛機，扔下了11144噸炸彈。南越空軍執行了682次任務，投彈數量未知。
1966年4月5日，美國通過偵察發現北越正在建造防空導彈陣地。空軍和海軍聯合向華盛頓請求進攻，但是它們被拒絕了，因為大多數導彈陣地都位于禁飛的市區附近。正因為如此，7月24號一枚SA-2地空導彈擊落了一架F-105也就不足為奇了。3天之后，對兩個具威脅性導彈陣地的一次性攻擊被批準。但是美國人落入了一個精心設置的陷阱中，這兩個導彈陣地都是偽裝的，而在它們的周圍卻有密集的防空火力。一個美國飛行員后來說這次行動“看起來就像世界末日”。在此次行動中有六架飛機被擊落，（兩名飛行員死亡，一名失蹤，兩名被俘虜，還有一名被救回）。
1966年6月29日，對北越原油，燃油以及潤滑油（POL）儲藏地點的攻擊被約翰遜批準。美國軍方從戰役一開始就想發起這樣一次進攻，他們相信減少北越的POL將會使它的軍事實力大大減少，因此對南越的顛覆活動也會停止。這些進攻在一開始效果很明顯，他們摧毀了河內和海防的油庫，中情局估計北越70%的油料工廠都已被摧毀，而美國的損失只是43架飛機而已。但是后來證明美軍的成功只給北越造成了短期的困難，因為河內將它擁有的大多數POL都分散到了位于全國各地的50加侖油桶內。就在美國只能承認“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北越正在遭受POL的短缺”之后，對POL的攻擊在9月4日停止了。
“滾雷行動”暴露了美軍中的許多問題。東南亞的指揮權和控制權的分配成為了各軍種之間一個主要的協調問題，直到1968年才被解決。在表面上，北越和南越上空的行動是由空軍第2師（1966年4月1日后空七軍換防）來負責的。但是，它實際上是隸屬于駐越美軍司令部和其司令官——威廉·威斯特摩蘭陸軍上將，他認為他遇到的問題都集中在南越境內。駐扎在泰國的美國第7航空師和第13航空師（執行了大多數對北越的轟炸任務）具有兩套指揮系統。它的軍事行動受命于空七軍，而后勤和管理則受命于空十三軍（指揮部位于菲律賓）。將作戰區域分為四塊（南北越和南北老撾）使原本就很復雜的指揮和控制變得更混亂了。
海軍的第77特遣隊接受來自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發自夏威夷的命令，經由其屬於下屬單位的美國太平洋空軍（PACAF）傳遞給第七艦隊後送達的命令。基於這個指揮體系的影響，海軍拒絕與空軍在北越上空進行協同作戰。第七艦隊的指揮官威廉姆·莫邁耶（William Momyer）將軍認為太平洋司令部和太平洋空軍的目的是要與自己爭奪駐扎在泰國的戰機的指揮權。“通過減輕William Momyer的影響，他們就可以降低威斯特摩蘭的介入，并且還可以指揮對北越的空中行動。” 美國駐泰國大使和駐老撾大使沙利文對行動和指揮的過大影響使事情變得更復雜了。
這種奇怪的指揮結構違背了空軍的單一指揮官政策。申請進攻的手續也標示著指揮結構過于復雜。空軍第二師與第77特遣隊在越南發出的攻擊請求先報告給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然后會被轉給五角大樓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綜合來自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的意見之後，最終報告給白宮，由總統和“星期二內閣”的每週會議來決定是否批準。
“滾雷行動”暴露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空軍沒有做好準備。空軍的戰機性能及飛行員的訓練方式都是為了完成對蘇聯的戰略轟炸任務，換句話說，它們只適于打核戰爭。滾雷行動開始后，空軍發現，在忽略了常規戰戰術訓練達許多年后，它的飛機與武器都很不適合于執行手頭的任務。海軍做的準備比空軍更好，這也丟了它的臉。海軍擁有A-6，當時美國唯一一種全天候戰斗轟炸機，并且它還正在研制F-4戰斗轟炸機，這種飛機在越南上空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在北越上空出現空戰之后，空軍又發現了一些準備不足的地方。空戰中用到最多的導彈是海軍研制的AIM-9和AIM-7，而不是空軍的AIM-4。空軍一直不想使自己適應東南亞的空戰環境，因為它的領導層認為這只是一個小問題，很快就能解決。沒有一個空軍高官預見到了越南的沖突將會延續十年。
空軍確實有一款能夠全天候作戰，配備了雷達轟炸系統，并且破壞力極大的飛機－B-52。但是行政部門從來沒有想過要使用重型轟炸機（它們隸屬于美國空軍戰略司令部）來轟炸非軍事區以北很遠的地方，它們認為這也會將戰爭規模擴大。空軍參謀長并不想派遣轟炸機進入北越防空網中。
五角大樓在東南亞還采取了每年輪替的政策。盡管第一批飛行員擁有豐富的經驗，但是隨著戰斗變得越來越緊張，美軍也就需要更多的人員。因為這樣，空軍就更加缺乏有經驗的飛行員了。空軍的輪替政策，即讓飛行員輪換著駕駛不同的飛機，更加降低了效率。相反的，海軍卻盡量讓人員不變換崗位，這就使海軍人員獲得了經驗，但是，有經驗的飛行員也損失了更多。
最后一點就是戰場上的天氣。東南亞循環性的雨季意味著地面目標在一年之中有八個月（9月底至次年5月初）都會被雨和霧掩蓋，這種天氣不適合執行空中任務。由于美軍還無法進行大規模全天候作戰和夜間轟炸，任務都只能在白天執行，這就減輕了北越防空系統的負擔。
在“滾雷行動”開始之前，北越領導層就預見到了將要發生的事情。1965年2月，北越政府向軍隊和平民下達了“保持聯絡和運輸暢通，并且做好包括了河內與海防的整個國家被摧毀的準備”的指示。北越領導層宣布“以一場人民戰爭來對抗空襲…每個公民都是一名士兵，每座城鎮，每條街和每座工廠都是抗美前線的橋頭堡” 除了那些要“與首都共存亡”的人之外，北越的所有人都撤離到了鄉下。到了1967年，河內的人口已經減少了一半。
越共/北越的雷達制導式SA-2和高射炮
因為從美軍手中奪得制空權是不可能的，所以北越將精力集中在了地面防空部隊。在戰役初期，北越擁有1500門高射炮，它們大多數都為37和57 mm口徑，屬于輕型。但是在一年之內，美國估計這個數字已經增加到了多于5000門，它們大多數都是具有雷達系統的85和100 mm口徑。這個數字又從1967年早期的7000門減少到了1972年的不到1000門。美國損失的80%的戰機都是被高射炮擊落的。
協助高射炮的是北越空軍的戰斗機，北越空軍最初只擁有米格-15和米格-17共53架。盡管這些飛機相對于美國的超音速噴氣機來說有些過時，但是北越將它們的弱項變成了它們的強項。它們的速度足夠執行“打了就跑”的伏擊任務。它們的機動性能也足夠擊落F-8和F-105這樣先進但用於執行轟炸的美軍戰機，美軍不得不采用新的戰術來對付它們。裝備了導彈的新型戰機F-4成為了美軍用于空中混戰的主要機型。
北越的米格機只需出現在美軍眼前就能完成任務，因為一旦發現它們，有半數的美國轟炸機都會立刻丟下炸彈，而此時那些轟炸機離目標還很遠。1966年，北越又得到了先進的蘇製米格-21，它與美軍戰機的性能接近。到了1967年，北越空軍已經有了100架用于截擊任務的飛機，其中大多數的基地都位于中國境內，美軍無法襲擊那里。為了對抗北越空軍，美軍在訓練飛行員時使用了小型的亞音速及超音速飛機來模仿米格機。
北越的經濟力量不集中，原位于人口密集的紅河三角洲地區的大型工廠也被拆散并分散到了鄉下的山洞和小村子里。在受的轟炸更多的南方狹長地帶，整個村子的居民都轉移到了地下的隧道網。食物短缺迅速地擴散開來，城市一帶的情況尤其嚴重，因為種植水稻的農民不是進入了軍中服役就是自愿地搶修受損的地方。當北越的運輸系統遭受攻擊時，被摧毀的橋梁就會被渡船與水下橋梁及浮橋替代。這些被證明為很有效且易于維修，并且事實上是不可能被摧毀的。
也許北越最后的資源就是人口了。在1965年，97000名北越人整天都在搶修轟炸造成的損壞。另外370000-500000人雖然不是整天工作，但也參加了搶修。當北越的通訊線路遭到攻擊時，鐵路上運輸貨物的火車和由卡車組成的運輸隊就會分散成更小的單位，并且只在夜間出動。為了運輸物資，北越人民使用了舢板，手推車和人力。“每公斤貨物都是一顆射入美國海盜腦袋里的子彈”這樣的標語一直激勵著他們。
F-4B戰機1969於越南巡邏
自從北越開始使用地空導彈后，美軍飛行員就陷入了兩難的境地：如果想要躲避高射炮火而從高空接近目標的話，就會遭到導彈襲擊；而如果為了不被導彈雷達發現而從低空接近目標的話，又會成為高射炮的獵物。由于美軍戰術不斷變換，并越來越廣泛地使用了雷達干擾，北越地空導彈的命中率變得越來越低了。最初30顆導彈能擊落一架飛機，后來50顆也無法擊落一架飛機了。這些數據很能體現滾雷行動的效果：無論美軍怎樣努力襲擊北越運輸系統，北越的地空導彈從來沒有缺乏過。
由于戰斗是一點點變得激烈的，河內也就有了充分的時間來適應戰場環境。據估計，到了1967年，北越已經有了25個地空導彈營（每營6具發射架），它們擁有大約150個發射陣地。在蘇聯的幫助下，北越也很快就擁有了一套早期的雷達預警系統，系統中的200個站點遍布全國，它們會發現美軍空襲部隊，然后指揮地空導彈，高射炮和米格機來攻擊。1967年，美國共損失了245架飛機（空軍145架，海軍102架，海軍陸戰隊一架）
為了保護戰機不被北越防空系統擊落，美國需要采用更新且更有針對性的戰術。在每次空襲中，美軍都會出動大量戰斗機來為戰斗轟炸機護航。最先進入目標區域的是專門打擊北越防空部隊的“鐵手”任務機組。這種機組使用裝備了野鼬式電子戰吊倉的F-105來尋找地空導彈雷達發出的電波并對其進行定位。
裝備了“野鼬”的飛機也攜帶有電子對抗系統來保護它們自己。這些飛機指揮其他戰機對高射炮進行攻擊，并用自己攜帶的AGM-45反輻射導彈（海軍研制）來攻擊地空導彈雷達。SA-2的射程比AGM-45遠，但是如果在AGM-45被發射后目標雷達仍然在工作的話，導彈就會沿著雷達波飛向目標。北越與越共的雷達操作員隨后就與美軍電子戰飛機飛行員玩起了老鷹捉小雞的游戲。美國海軍雖然也使用過于空軍電子戰機型類似的戰機，但是它并沒有組建專門攻擊地空導彈的“野鼬部隊”。
正在執行“鐵手”任務的一架F-105
接下來出現的是由大批戰機及電子戰機護航的轟炸機群。為了保護機群不被地空導彈攻擊，美軍匆忙地研制了新的電子戰系統，但是由于東南亞的惡劣天氣，這些系統經常停機。機群中還包含KC-135空中加油機和救援直升機，這些飛機又由螺旋槳飛機A-1來護航。
從1966年中期到1967年底，約翰遜總統一個一個地將敏感目標分配給了他的將軍們，同時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來避免激怒國會中的溫和派。到了最后，軍方及溫和派都沒有得到滿足。
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大衛·麥克唐納在1966年9月視察南越后報告說，參加滾雷行動的飛行員對打擊目標的程序非常憤怒，并且滾雷行動的“章程對敵軍防空部隊是最有利的” 1968年，美軍共損失了362架飛機（空軍208架，海軍142架，海軍陸戰隊12架）。
滾雷行動在1967年和1968年的規模最大。美軍的主要目的變成了切斷北越的補給線，并摧毀北越的基礎軍事設施。
盡管擊落美軍戰機最多的是高射炮，但美國空軍的F-105和海軍的A-4受到的來自地空導彈與米格機的威脅也變得越來越大。由于美軍的雷達波無法覆蓋紅河三角洲地區，北越的戰斗機就可以對美軍進行出其不意的攻擊。預警機很難探測低空飛行的戰機，米格機用肉眼也很難看到。
盡管F-105取得了27場空戰的勝利，雙方損失的飛機總數卻幾乎是相等的。1967年1月2日，美軍策劃了旨在毀滅北越空軍戰力的。在行動中，美軍讓F-4的通訊方式，進攻方向，高度和速度都與F-105相同，令米格機飛行員誤以為自己正前往攔截易於擊落的F-105編隊。結果，美軍精心策略的空中陷阱據稱在12分鐘內擊落了7架米格21戰機。
在那年后期，美軍對北越發動了最猛烈的進攻以將北越逼上談判桌。參謀長聯席會列出的所有目標，包括之前不許攻擊的機場，幾乎都得到了批準。只有河內，海防和中國邊境仍然不許攻擊，但是美軍摧毀了河內及海防周圍的橋梁來孤立它們。美軍還轟炸了太原的鋼廠，能源設施，船舶與鐵軌修理廠和倉庫。由于首都受到了威脅，北越便派出了大批米格機進入了戰斗，美軍每擊落兩架米格機就要損失一架自己的飛機。1968年，美國在北越損失了184架飛機（空軍75架，海軍59架，海軍陸戰隊5架），其中被米格機擊落的占22%。在這之后，北越的機場就被批準攻擊了。
盡管美軍在滾雷行動中盡了所有力量去截斷北越運輸系統，但是，越共和北越人民軍還是在1968年1月31日，即南越的春節假日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雖然春節攻勢給越共和北越帶來了災難，但是它也影響了美國公眾對戰爭的看法，最終影響到了華盛頓的決策層。對北越來說幸運的是，美軍中許多支持轟炸北越的高官（包括空軍參謀長）都不想讓美軍唯一一種可以在壞天氣中扔下大量炸彈的轟炸機，即B-52去冒險。沒有了B-52，美軍對春節攻勢的報復行動也就無法產生多大效果了，因為直到4月初，天氣才適合于美軍的護航戰機。
1967年春，新春攻勢震撼了美國，麥克納馬拉和其他一些人開始相信滾雷行動和南越地面戰爭都沒有效果。這個轟炸行動遠遠沒有達成它的目標，那些對滾雷行動不抱幻想的人始終在反對參謀長聯席會提出的加大轟炸力度并放寬目標限制的要求。將軍們發現，他們陷入了自己營造的進退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們宣稱轟炸行動起到了作用，而另一方面，他們又要求擁有更高的自主權，以便使轟炸行動成功。美國外交政策的有限目標策略與軍方的完全獲勝目標是無法共存的。這個難題后來成為了如何在不擊敗北越的情況下戰勝北越。
1967年8月9日，美國參議院武裝力量委員會召開聽證會。軍方的抱怨引起了國會山上一些最善辯的鷹派人物的興趣。軍方的長官對那些限制很不滿。很顯然，最后一個被傳喚、同時也是唯一的文職官員的麥克納馬拉成為了替罪羊。國防部長說他反對無限制的空中戰爭，并且反駁了軍方的指控。但他也坦率地承認“沒有證據證明轟炸行動會使胡志明政府投降”。
約翰遜總統現在已經很清楚麥克納馬拉已經成為內閣中的累贅。1968年2月，麥克納馬拉辭去了國防部長的職位，接替者是克拉克·克利福德，他被選中是因為他與約翰遜的私誼，并且之前他也反對過麥克納馬拉關于停止向南越增派部隊并結束滾雷行動的提議。然而，麥克納馬拉的立場立即被國務卿迪安·拉斯克所采納，而此前他一直是轟炸行動的堅定支持者。幾個月后，克利福德也接受了其前任的主張，開始認為美國需要撤回對越南沖突的無休止承諾。
蘇聯軍援河內大量米格-17。
出于對國內政治挫敗的失望，和對河內采取和談的期望，約翰遜總統在1968年3月31日宣布停止所有對北緯19度線以北的轟炸行動，即“部分暫時停炸”。在17度線與19度線之間，空軍和海軍集中了之前瀉向北越的全部火力 (空軍每月出動6000架次來轟炸一號路線區，此數字為原來的兩倍)，并且開始集中對“關鍵點”，道路和卡車進行轟炸。軍隊長官又開始進退兩難了，他們反對減小轟炸的規模，可是與完全不進行轟炸比起來，又認為新政策有許多優點。北越對此做出的反應是，它將中部狹長地帶部署的高射炮數量提高了一倍，但是大多數的地空導彈仍然位于河內及海防周圍。
受到持續轟炸時持決不和談態度的北越，終于同意在巴黎與美國人會面，開始預備性談判。此后，約翰遜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宣布會自1968年11月1日起完全停止對北越的轟炸活動，即全面“暫時停炸”。盡管停止轟炸活動與和談的進展相關，但是參謀長聯席會還是懷疑行政班子在某種情況下可能下令重啟轟炸行動。他們猜對了。
在1965年3月和1968年11月之間，歷時3年零8個月，并依據“逐步升級，以打迫和”的方針，把轟炸范圍由北緯20度線以南地區逐步向北推移，最終擴展到了中越邊境的緩沖地帶以及河內、海防市區。美國共投入戰術飛機30.4萬架次，戰略轟炸機2380架次，轟炸10.77萬架次，投擲各種型號的炸彈258萬噸。其中，美國空軍一共出動了153784架次的飛機去轟炸北越，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也出動了152399架次。1967年12月31日，美國國防部宣布美軍在滾雷行動中共扔下了864,000噸炸彈，而整個朝鮮戰爭中美軍共扔下了653,000噸，太平洋戰爭中美軍也只扔下了503,000噸。
CIA估計，到了1968年1月1日，美軍已經在北越造成了3.7億美元的損失。它還估計北越平均每周有約1000人傷亡，整個44個月長的戰役中一共傷亡了約90000人，其中72000人是平民。
掛裝了轟炸模式的海軍A-4攻擊機
美國空軍在北越上空一共損失了526架飛機，美國海軍損失了397架，海軍陸戰隊損失了19架。根據美國空軍的數據，在駕駛這些飛機的745名飛行員中，有145名獲救，255名死亡，222名被俘虜（其中23名在被關押時死亡），還有123名失蹤。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傷亡很難統計。在為時44個月的滾雷行動中，共有454名海軍飛行員死亡，被俘虜，或是在北越及老撾上空失蹤。
滾雷行動在一開始時要給北越施以精神上及戰略上的壓力，但是它很快就變成了切斷北越運輸線，這是一個戰術任務。它的最終失敗來源于兩方面，這兩個原因都與華盛頓的民政與軍方決策者有關系：第一，決策雙方都沒有想到北越承受得住大規模空襲，第二，軍方沒能成功地應用一種能解決手邊問題的策略。
美國空軍最快也是最精良的攻擊機F-105竟然被老式的亞音速戰機大量地擊落，這震驚了美軍。這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是，美國開始重新考慮它的空戰戰術及戰機設計，當時它們圍繞的還是向歐洲投放核武器及使用導彈來截擊敵機。F-4成為了戰爭后期美軍的主要戰機及戰斗轟炸機。美國也開始研制新一代適于近距離混戰的飛機，盡管第一批這種飛機服役時越南戰爭已經快要結束，但是它們會主導后來的空戰，并且一直服役到21世紀。
* Berger, Carl編輯，《1961-1973年東南亞上空的美國空軍》（《The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Southeast Asia, 1961-1973》）華盛頓特區空軍史辦公室出版，出版日期1977年。
*  Delbert上校和Paul Burbage少校等，《兩座橋的故事》（《The Tale of Two Bridges》）和《1964-1972年中越南上空的戰斗》（《The Battle for the Skies over North Vietnam, 1964-1972》）。麥克斯韋爾空軍學院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1976年。
* 美國國務院，《來自北方的侵略：北越占領南越的戰斗記錄》（《Aggression from the North: The Record of North Vietnam's Campaign to Conquer South Vietnam》）。華盛頓特區美國政府印刷署出版，出版日期1965年。
*  Head, William P，《云層上方的戰爭：第二次印支戰爭中B-52 的行動及理論與教條的效果》（《War Above the Clouds: B-52 Oper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Indochina War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ir War on Theory and Doctrine》）。麥克斯韋爾空軍學院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2002年。
*  Marolda, Edward J，《海，陸，空：配有插圖的美國海軍與東南亞戰爭史》（《By Sea, Air, and Land: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U.S. Navy and the War in Southeast Asia》） 。華盛頓特區海軍軍史中心出版，出版日期1994年。
*  Schlight John上校《過長的戰爭：1961年-1975年中東南亞的美國空軍》（《A War Too Long: The USAF in Southeast Asia, 1961-1975》）。華盛頓特區空軍軍史與博物館計劃出版，出版日期1996年。
*  Schlight, John上校，《南越的戰爭：1965年-1968年間的進攻》（《The War in South Vietnam: The Years of the Offensive, 1965-1968》）。華盛頓特區空軍軍史與博物館計劃出版，出版日期1999年。
* Spector, Ronald H，《越南的美國陸軍：1941-1960年間的指導與支持》（《The United States Army in Vietnam: Advice and Support, 1941-1960》）。華盛頓特區出版，出版日期1983年。
*  Thompson, Wayne，《去河內，再返回：1966-1973年間的美國空軍和北越》（《To Hanoi and Back: The U.S. Air Force and North Vietnam, 1966-1973》） 。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尼學會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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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n Staaveren, Jacob，《逐漸導致失敗：1965年-1966年間北越上空的空戰》（《Gradual Failure: The Air War Over North Vietnam, 1965-1966》）。華盛頓特區空軍軍史與博物館計劃出版，出版日期2002年。
*  有關滾雷行動的CIA文件
* Gravel, Senator Mike編輯，《五角大樓文件：美國國防部在越南做的決定》（《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共5卷。波士頓Beacon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19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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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occo, John《來自上邊的雷電：1941-1968年間的空戰》（《Thunder from Above: Air War, 1941-1968》）。波士頓出版公司出版，出版日期1984年。
* Nichols, John B.《在揚基站：美國海軍在北越的空戰》（《On Yankee Station: The Naval Air War over Vietnam》）。海軍學院出版社出版，出版日期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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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農夫正在使用鋤頭
鋤頭是常見農具、園藝用具，目前仍為許多農民廣為使用。其構造大致上由一根木製長柄及一塊金屬作的刀刃組成，但也因用途不同而有各種形狀。鋤頭的主要功能是用來鬆土、去除雜草。此外，在收割馬鈴薯時，也會用到鋤頭來挖鬆馬鈴薯周圍的土，才能將其拔出。此外，在古代的農民抗爭中，鋤頭也能作為武器使用。
孤山可以指：
* 孤山 (西湖)，杭州西湖的一座島嶼
* 孤山 (撫仙湖)，云南省撫仙湖的一座島嶼
* 孤山 (靖江)，江蘇省靖江市的一座山
* 孤山 (托爾金小說)，托爾金小說中的虛構山名
蔣子文，或說名歆，字子文，人尊為蔣侯，蔣王、蔣山王。東漢末年時期廣陵郡人，任秣陵縣（今江蘇省南京市）縣尉。嗜酒好色，但他卻認為自己骨相清奇，死後將會成神。蔣後來在平亂的戰役中，追擊賊兵至鍾山山腳下，被賊兵擊傷額頭，爾後戰死殉職。
三國時，蔣子文果然多次顯靈，於是孫權封他為鍾山山神，並將鍾山改名為蔣山。他神威顯著，據說曾在肥水之戰中曾展現神蹟，也多次顯靈解救旱災。故南朝皇帝對蔣屢屢封贈，在南齊永元年間，甚至被封為帝。民間傳說，他後來被改封到了地府，成為十殿閻羅的第一殿秦廣王。
蔣子文者，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己：“骨清，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鐘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竊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啟佑孫氏，宜為我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為災。”俄而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吾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為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議者以為「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為「中都侯」，次弟子緒為「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為立廟堂。轉號「鍾山」為「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
王導子悅，為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時至，積日不食。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爾。公勿復憂。」導因與之食，遂至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隕絕。
會稽鄖縣東野有女子，姓吳，字望子。路忽見一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望子心有所欲，輒空中得之。 常思膾，一雙鯉自空而至。
秣陵尉蔣歆逐盜，死於鍾山，封蔣侯，立廟山下。（孫）權因祖諱（孫權祖父名鍾），改名蔣山。
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蕭）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
蔣廟，按《金陵圖》-{云}-：鍾山，故金陵山。後漢末，蔣子文為秣陵尉，逐盜鍾山北，傷額而死，嘗自謂清骨，死當為人主，主禍福。至大帝卜都，子文乘白馬、搔頭（簪子）、執白羽扇見形，令故吏白吳主：「為立廟，不爾，當百姓大疫」。大帝猶未信之，又翊日見於路，曰：「當令飛蟲入人耳。」後如其言，帝詔立廟鍾山，封子文為蔣侯，改鍾山為蔣山，即此也。
蔣子文的傳說不足為信，但後人為了紀念，將南京（即東漢秣陵）的紫金山改稱蔣山。在今天的南京，建有白馬公園，即以他的典故命名，並造子文閣以示紀念。
壽州，可以指：
*壽州 (隋朝)，隋朝時設置的州，在今安徽省境
*壽州 (唐朝)，唐朝時設置的州，在今山東省境
*壽州 (金朝)，金朝時設置的州，在今河北省境
Sugar是為OLPC的兒童電腦計劃而開發的圖形用戶界面。與許多傳統桌面環境不同，Sugar並不使用「桌面」的概念以及只能同時集中於一項工作。Sugar以直譯式語言Python編寫（大部份其他環境以如C++等編譯式語言編寫，作為對比）。該計劃的主要參與者包括了Christopher Blizzard與Diana Fong。
兒童電腦（XO）將會有1 GB NAND快閃記憶體及256 MB記憶體。由於筆記本上沒有置換空間與貯存空間，只有少數活動可同時運行。
該筆記本的硬體限制導致回溯到早期個人電腦更為簡潔的程式設計。該計劃的固定目標是"避免臃腫的界面(avoid bloated interfaces)"與"限制那些直接相關手邊任務的控制(limit the controls to those immediately relevant to the task at hand)"。
Sugar仍在開發中，在2006年5月其創作者將其形容為主要是一種“用來表達的工具（tool for expression）”，因為計劃預定會加入多媒體與社會性網路功能。
2007年早期起Sugar可安裝在多個操作系統上，包括了數個Linux發行版、Microsoft Windows與Mac OS X，指引可在該計劃的wiki上找到。
現在，可將Sugar系統可放置在閃存盤中，使每一臺電腦都可以成為XO-1筆記本。Sugar的實驗室主管表示，Sugar系統非常適合兒童上課時使用。將電腦換成Sugar介面，可以令老師和學生，充分利用Sugar的協作功能。
Image:Sugar-home-view-0.82.jpg|Sugar主視圖
File:OLPC-Frame.png|鄰居
Image:OLPC-GUI Sugar-home view.jpg|0.82之前發布版本的Sugar主視圖
Image:OLPC-mesh network-friends view.jpg|Sugar“朋友”視圖
Image:Pippy.png|Sugar Pippy活動視圖。
Image:XO-sugar.png|有框架的0.82之前發布版本的Sugar主視圖
Image:Sugar-viewsource.png|Sugar查看源代碼
Image:Sugar-journal.png|Sugar日志
*  Sugar-on-a-Stick operating system
*  One Laptop per Child wiki上的Sugar頁面
*  Don Hopkins製作的OLPC Sugar用戶界面派狀選單
*  Sugar遵從的OLPC人機介面指引
*  瀏覽現時Sugar編碼的瀏覽器
*  OLPC Sugar視頻1 - 於YouTube上的synthLab演示
*  OLPC Sugar視頻2 - 於YouTube上的mini Tam Tam演示
*  OLPC Sugar視頻3 - 於YouTube上的社區功能演示
*  OLPC Sugar視頻4 - 於YouTube上的界面模擬演示
廣德軍，北宋時設置的軍。
南唐保大八年（950年）以宣州廣德縣置廣德制置司。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升為廣德軍，治所在廣德縣（今安徽省廣德市）。屬江南東路。轄境相當今安徽廣德市、郎溪縣。為蘇、皖、浙交通沖要，杭州西北重鎮。南宋建炎（1129年）金兀朮攻臨安，取道于此。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阿剌罕進攻臨安，也取道于此。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為廣德路。
1910年的卡爾·榮格。
ESTP(外向／感覺／思考／理解)是一種基於榮格的分析心理學所發展出來的MBTI、Keirsey Temperament Sorter及社會人格學的人格型態。
根據 Keirsey所述，ESTP型的人屬於工匠型氣質及被稱為「推銷員」。
*E——外傾相對于內傾。ESTP通常感覺在與他人的互動中有積極性。於社交中，他們獲得能量（同樣的情況下，內傾者消耗能量）。
*S——感覺相對於直覺。相比關心抽象事物，ESTP更加關心於具體事物。他們更傾向於關注細節而不是整體，關注最切近的現實而非未來的可能性。。
*T——理性相對於情感。ESTP通常認為客觀標準高於個人偏好。在做決定的時候，他們通常更多地基於邏輯，而不是對人情世故的考慮。
*P——理解相對於判斷：ISTP會保留意見或推遲作出重要的決定，更傾向於「開放選擇權」，更能應對變化。
瑪丹娜在公眾面前自我推銷以及桀驁不遜的舉止符合ESTP的特征。
根據MBTI的描述，ESTP們是親身實踐的學習者，活在當下，尋找生命中最好的事物，而且想把它與朋友們分享。ESTP們對各種情形開放，有能力通過臨場發揮得到滿意的結果。他們是活躍的人，想要解決他們的問題，而非僅僅是討論它。
根據柯爾塞的說法，ESTP們，或推銷員，是所有類型中最擅長影響他人的。語言實在、行動功利，他們是優秀的經營者。ESTP們知道任何一個有關聯的人，和任何一件要做的事，因為他們通常有許多信息來源，總是知道樂趣和最刺激的活動在哪裏。他們喜歡沉溺於生命中的那些美好事物，並帶別人和他們一起分享。他們的生活目標是把他們的想法乃至他們自己賣給別人。戲劇性而興高采烈，他們具有贏得別人信任的天分。
有名的ESTP可能包括約翰·肯尼迪、西奧多·羅斯福、麥當娜和唐納德·川普。
Se集中於當下的、物質的世界所帶來的體驗和感覺。以對當下周遭事情的敏銳察覺，它帶來關於前方的相對事實和細節，而且可能導致自發的行動。
Ti尋求精確，比如表達一個概念最合適的詞。它注意到事物本質之間微不足道的差別，然後將它們分析並歸類。Ti細查一個問題的每一面，尋找解決問題最不費力、風險最小的方法。它用模型甄別出邏輯上的不一致。
Fe尋找社會上的聯繫，並用禮貌、體貼、得體的舉止營造和諧的溝通。Fe對他人明確（或暗示）的需求作出回應，甚至可能會製造內在自我需求和慾望的衝突來滿足別人。
Ni將看起來矛盾的事物合成出先前無法想象的成果，同時它也被象徵性的東西吸引。這些成果的實現通常伴隨著需要行動來完成的確定性，同時其解決辦法中可能包括複雜的系統或一般性的真理。
後來的人格類型研究者（特別是琳達·V·貝倫斯） 在這個降序排列中添加了四個附加功能。這些功能被稱為隱藏功能，因為一個人並不自然地傾向於它們，但在壓力之下它們也會浮現。對ESTP來說，這些隱藏功能是（按次序）：
Si收集關於當下的數據，然後把它們和過去的經驗比較，這過程有時候隨著記憶喚起與之關聯的感覺，就好像再體驗一遍過去。為尋求保護那些熟悉的東西，Si回溯歷史，用以形成對未來的期望和目標。
Te組織、安排環境和想法，好成功達成目標。Te尋求行動、事件和結論的合理解釋，並試圖找到邏輯的錯誤和序列中的間隔。
Fi過濾信息，這種過濾的基礎是緣於標準（經常是無形的）形成的判斷。Fi時常協調價值觀。在各種情形下，它天生地和微妙的差別相合，並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Ne尋找並解釋隱含意義，用「如果」開頭的問題來探索選擇，允許多種可能性共存。這種想象中的遊戲把直覺和來自多種不同來源的經驗結合在一起成為新的，這可能成為行動的催化劑。
# 15px 外在感覺 (Se)
# 15px 內在思考 (Ti)
# 15px 外在直覺 (Ne)
# 15px 內在情感 (Fi)
# 15px 內在直覺 (Ni)
# 15px 外在情感 (Fe)
# 15px 內在感覺 (Si)
# 15px 外在思考 (Te)
+ Model A
+ SLE (ESTp)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11005130206/http://www.geocities.com/lifexplore/estp.htm
*  Description from www.typelogic.com
*  Description from typetango.com
*  Description from keirsey.com
*  Research on ESTP
* http://www.socionics.com/advan/prof/estp.htm
* http://socionics.com/prof/estp.htm
* http://socionics.us/socioniko/en/1.1.types/fl.html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815043602/http://www.the16types.info/types-ESTP.php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928014243/http://socion.info/cgi-bin/index.cgi?loc=desc&type=5
分類:MBTI性格分類
量子力學雖然已通過全面且嚴謹的實驗驗證，但應該如何詮釋這些實驗結果，從此又可對大自然的根本運作方式得出如何的結論卻仍眾說紛紜。林林總總的理解方式，統稱為量子力學詮釋。諸多學派的爭議點包括，量子力學可否理解為決定性理論，量子力學的哪些方面是「真實存在」的，等等。
物理學家和物理哲學家都對這一問題特別關注。對量子力學的詮釋，一般被視為對量子力學之數學表述的詮釋，也就是為理論中的各個數學概念賦予現實的物理意義。
「波函數」、「矩陣力學」等量子理論術語的定義曾經過數個階段的發展。例如，埃爾溫·薛定諤最初把電子波函數看作是抹散於場中的電子電荷密度，而馬克斯·玻恩則把它詮釋為分佈於場中的電子機率密度。
哥本哈根詮釋在早期最廣為接受。隨著量子退相干概念在科學界中普及，多世界詮釋的認受性也逐漸提高。嚴格的形式論觀點認為應避諱對量子理論進行詮釋，但有科學家提出了一些可證偽實驗，如測量人工智能意識和利用量子電腦等，有望在將來能判斷各種詮釋的真偽。
Schlosshauer等人在2011年「量子物理與現實之本質」會議上進行了一項調查，粗略地總結了1990年代至2000年代主流觀點的發展。他們亦引用了馬克斯·泰格馬克於1997年「量子理論之根本問題」會議上進行的一項相似的非正式調查。結論是，「哥本哈根詮釋依然占統治地位」，其支持率最高（42%），其次為逐漸進入主流的多世界詮釋。
詮釋的困難反映出量子力學正統描述的幾個特點：
# 正統描述抽象化，數學化的特點。
# 有似乎是非決定性的，不可逆的過程。
# 量子纏結現象，尤其是經典理論中不存在的遠程事件的相關性。
# 對現實的多個描述之間的互補性。
# 觀測者在測量過程中扮演著某種角色。
# 量子力學的描述隨著系統尺寸增大而變得更為復雜的速度之快。
首先，量子力學現有的數學結構基于非常抽象的數學，比如希爾伯特空間及其算符。在經典力學與電磁學里，質點或場是用二維或三維空間上的實數或函數來描述。這種描述有直接的空間意義，因此就無須再為這些數或函數給出特別的詮釋。
再者，測量過程可能在量子論里扮演重要地位——這一點引起了很多的爭論。我們所處的世界似乎每時每刻都是一個固定狀態，但是量子力學用一個賦予所有值概率的函數來描述。一般說來，波函數給任何物理量（比如位置）的所有可能值都賦予了非零的概率。既然波函數是分布在所有的空間上，那么我們怎么會看到一個粒子在某個特定的位置上呢？為了解釋如何從概率中浮現出某個特定的狀態，直接詮釋引入了測量的概念。根據詮釋，波函數相互有影響，并根據量子力學的定律在時間上演化，直到作一次測量。測量時系統變為可能值之一，變為那個值的概率是由波函數賦予的。如同雙縫實驗所示，測量與系統狀態以一種多少有點奇異的方式交互。
這樣，描述非相對論系統的時間演化的數學形式體系中存在兩種相反的變換：
* 由狀態空間上的酉算符描述的可逆變換。這種變換由薛定諤方程的解決定。
* 由數學上更復雜的變換（見量子算符）描述的不可逆和不可預測的變換。比如測量一個系統時經歷的變換。
解決詮釋問題就得解釋第二種變換，給它提供某種合理的圖像。可以用純粹數學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比如多世界詮釋或一致性歷史詮釋。
在測量過程的不可預測與不可逆的特點之外，量子物理還有一些未出現在任何經典理論中的特點使得它與經典物理有很大的區別。其中之一是正如EPR佯謬所說明的糾纏的現象，這種現象好像違反了定域性原理。
詮釋的另一障礙是互補性現象，該現象好像違反了命題邏輯的基本原理。互補性認為任何邏輯圖像（符合經典命題邏輯的）都不可能用于同時描述和推理一個量子系統S的所有屬性。通常說，有互補的命題''A''和''B''可以各自描述S，但不能同時描述。''A''和''B''的例子是用波的方式描述S的命題和用微粒方式描述S的命題。通常的那種說法其實是尼爾斯·玻爾的原始表達，這種表達通常就等同于互補性原理本身。
互補性原理并不一定意味著經典邏輯錯了（盡管希拉里·普特南在他的邏輯是經驗性的嗎？一文中采取了此種觀點）。互補性只是意味著，用命題連接詞來組合S的物理屬性（比如各自處于一個值的范圍中的位置和動量）不符合經典命題邏輯的規則（見量子邏輯）。正如（Omnès, 1999）所指出，現在已經廣為人知，“互補性的起源在于描述可觀測量的算符的不交換律”。
因為量子系統的復雜性是按其自由度數目指數增長的，很難在量子描述與經典描述之間做出對照，看近似化為經典的狀況。
任何現代科學理論都至少有一個工具主義詮釋，該詮釋將數學形式體系與實驗實踐預測聯系起來。在量子力學中，最普遍的工具主義描述就是對態制備過程與測量過程間的統計規律的斷言。即，若對一個實值量測量多次，每次從同一初始狀態開始，測量結果就是一個良定義的實數域上的概率分布。再者，量子力學提供了計算工具可以算出該分布的統計屬性，比如期望值。
計算對系統S進行的測量需要用到復數域上的希爾伯特空間''H''。當系統S制備為純態時，它表示為''H''中的一個矢量。可測的量表示為''H''上的Hermitan算符：它們稱為可觀察量。
當S制備為狀態ψ時，對可觀察量''A''的重復測量產生一個值的分布。該分布的期望值由如下表達式給出
只要理解如何用希爾伯特空間矢量表示初始態，如何用可觀察量（即Hermitan算符）表示測得的值，該數學計算式就為計算實驗結果統計屬性提供了一種簡單直接的方式。
舉一個計算的例子，發現系統處于給定狀態的概率由計算以下（一階）投影算符的期望值得出
得到的概率就是由以下式子給出的非負實數
工具主義描述也可以看做是詮釋，不過這是一種對語言的濫用。而且這種使用多少是誤導性的，因為工具主義直接避免了任何詮釋的出現；即是，它并不試圖回答為什么的問題。
一個詮釋可以用愛因斯坦提出的幾個特點來刻畫，比如：
要解釋這些屬性需要進一步說明詮釋提供的圖像。把詮釋看做是數學形式體系M中的元素與詮釋結構I中元素的對應，其中
* 數學形式體系M由這些元素組成：希爾伯特空間ket矢量機制，作用在ket矢量的空間上的自伴算符，ket矢量的酉性時間相關性，測量操作。在這種體系下，測量操作也就是將ket矢量轉換為概率分布的變換（這一概念的形式化表述參見量子算符）。
* 詮釋結構I由這些元素組成：態，態之間的變換，測量操作，關于這些元素的空間存在的可能的信息。測量操作表示一個得到值的操作，該操作可能改變系的態。空間信息由態展現，態由構形空間上的函數表示。變換可能是非決定性的，或者概率性的，或者可能有無窮個態。
詮釋的關鍵是，I的元素是否應當做是物理真實的。因此之前說明的量子力學的單純工具主義視角并非一個解釋，因為它沒有對物理真實的元素作出說明。
實在性和完備性的說法是從愛因斯坦和另外兩人討論EPR佯謬的文章中起源的。在那篇文章中，作者提出實在元素和物理理論完備性的概念，三人把實在元素刻畫為在測量或用其它方式影響之前其值可以準確預測的量，并定義完備的物理理論為給出了每個物理實在的元素的解釋的理論。從語義的角度來看詮釋，若詮釋結構中的每個元素都出現在數學體系中，則詮釋是完備的。實在性也是數學體系中各個元素的屬性，若一個元素有對應的詮釋結構元素，則該元素是實在的。例如在某些量子力學的詮釋中（比如多世界詮釋），表示系統狀態的ket矢量就對應著物理實在的元素，然而在另一些詮釋中就沒有。
決定性是刻畫了態隨時間的變化的屬性。即未來某時刻的態是當前態的某個函數（見時間演化）。一種詮釋是不是決定性的，這一點并不顯然，因為時間參數的選取并不確定。再者，任何理論都可能有決定性的和非決定性的兩種詮釋。
定域實在性包含兩個方面：
* 測量得到的值是態空間中某個函數的值。換句話說，值是實在元素。
* 測量結果的傳播速度不超過某種普遍的限制（比如光速）。要做到這一點，詮釋結構中的測量操作就一定要是定域化的。
約翰·貝爾提出了一種用定域隱變量理論表述的定域實在性。
貝爾定理結合實驗檢驗限制了量子論可以擁有的性質。主要的結論是量子力學不能同時滿足定域性原理與反事實確定性。
哥本哈根詮釋是由尼爾斯·波爾和維爾納·海森堡1927年左右在哥本哈根合作時表述的量子力學的“標準”詮釋。波爾和海森堡擴展了最初由馬克斯·波恩提出的波函數的概率解釋。哥本哈根解釋將“當我測量它的位置之前它在何處？”這一類問題排斥為無意義的。測量過程以與賦給各種態的良定義概率一致的方式隨機從多種可能性之中選出一種。根據這種詮釋，觀察者或外在于量子系統的裝置是波函數坍塌的致因，正如保羅·戴維斯所說，“現實存在于觀察之中，而不在電子之中”。
在多世界詮釋中，宇宙波函數滿足每一時刻都相同的決定性的，可逆的規律。尤其是，不存在（非決定性和不可逆的）波函數坍塌。與測量相關的現象用退相干來解釋。退相干發生在態與環境相互作用時，此時產生了糾纏。這一過程將宇宙反復分裂成相互不可見的間隔著的歷史——在一個更大的多重宇宙中的不同的宇宙。
一致性歷史詮釋推廣了傳統的哥本哈根詮釋，試圖為量子宇宙學提供一種自然的詮釋。這種理論基于一個一致性標準，該標準允許對系統進行某種描述，讓各種歷史的概率符合經典概率的加法律。該詮釋聲稱與薛定諤方程是一致的。
根據此種詮釋，量子力學理論的目的是預測各種不同歷史之間的相對概率。
系綜詮釋也稱統計詮釋，這是一種極簡主義的詮釋。也就是說，它對標準的數學體系只作最少的假設。它最大限度地采用了波恩的統計詮釋。該詮釋認為波函數并不能用在系統個體上，比如不能用在單個的粒子上，它只是一個抽象的統計量，只能用到制備出的相似系統（或粒子）的系綜（即大量總體）上。對這種詮釋的最著名的支持者或許是愛因斯坦：
目前系綜詮釋的最有名提倡者是Leslie E. Ballentine，他是西蒙弗雷澤大學的教授，也是碩士級教材“Quantum Mechanics, A Modern Development”的作者。Akira Tonomura's Video clip 1中有說明系綜詮釋的實驗。從對多個電子的系綜做的雙縫實驗中也可以看出，由于量子力學的波函數（的絕對值平方）描述了完整的干涉圖像，所以它一定描述的是系綜。
德布羅意-玻姆理論是由路易·德布羅意提出，然后由大衛·玻姆進行擴展以包含測量的理論。粒子總是有一個位置，并受到波函數的引導。波函數根據薛定諤波動方程演化，從不坍塌。該理論采用單一的時空，是非定域的，決定性的。對於粒子位置和速度的測量必須遵守不確定性原理。該理論一般認為是一種隱變量理論，通過采用非定域性，它滿足貝爾不等式。由于粒子每時每刻都有確定的位置，測量問題得到了解決。坍塌被解釋為外在現象。
關系性量子力學的基本理念沿襲了狹義相對論，它認為不同的觀察者可能對同一組事件作出不同的解釋。例如，某一時刻對于一個觀察者，系統可能處于唯一一種“坍塌”了的特征態；然而同一時刻對于另一個觀察者，系統可能處于兩個或更多個態的疊加之中。因此，關系性量子力學論述說，要使量子力學成為完備的理論，“態”就不只是描述被觀測的系統本身，而是系統與觀察者之間的關系或相關性。量子力學的態矢量就成了觀察者對于被觀測系統的一些內在自由度的相關性。而且關系性量子力學認為這對所有的物理對象都適用——不管該對象是不是宏觀的或者是不是具有意識。任何“測量事件”都簡單地看做是一般的物理交互，是那種相關性的建立。因此理論的物理內容不僅處理對象本身，還處理對象之間的關系。
另外還有一種量子力學的關系式處理，它是仿照大衛·玻姆對狹義相對論的闡釋提出的。它把測量事件看作是在量子場與測量儀器之間建立某種關系。這樣就避免了應用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時的內在模糊性。
這種詮釋的基本理念是如路易·德布羅意對于波粒二象性注意到的如下經驗事實：基本粒子由其能量和動量根據普朗克常數決定而在時空上重復出現。這意味著任何自然的系統都可以用基本時空環來描述。這種重復出現作為半經典的量子化條件施加，與無限深勢井的量子化類似。得到的環形力學形式上等價于量子力學的標準形式體系，也等價于費曼的形式體系。評論參見。它是對波爾-索末菲量子化（或者顫動）的改進，如胡夫特決定性所提出的，將量子力學視為極快速周期運動的統計近似。這一理念在現代物理學中有應用，例如度規不變量的幾何描述，以及對Maldacena對偶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