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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京師大水(水災)，黿鼉被水沖出院舍，徽宗詔林靈素率道士治水，數日無效，林靈素遭役夫舉梃而擊打，徽宗始知其為眾所怨。靈素又因妄議遷都、甚至與太子、諸王爭道，宣和元年十一月觸帝怒，以為太虛大夫，被斥還鄉溫州（今浙江溫州）。逝世前，弟子皇城使張如晦隨行。曾注《老子》。著有《歸正議》九卷。
小毛奇、法金漢與興登堡三位歷任總參謀長，還有魯登道夫、馬肯森、克盧克、比洛與鐵必制等陸海軍名將
德國總參謀部是德國軍隊中對戰爭進行規劃和決策的高級軍事機構，由原普魯士軍隊總參謀部發展而來，是現當代絕大多數軍隊總參謀部的樣板。總參謀部的崛起和發展是德軍與其對手相比最大的優勢，是自近代以來德軍在戰場上令人生畏的主因，也是近代軍事史上最出色的參謀機構之一。
在狹義上，總參謀部是德國軍隊（及其前身普魯士軍隊）的中樞，負責對戰爭各方面的研究，制定部隊機動方案及戰役實施方案，擬定作戰和動員計劃。總參謀部于1806年成立，但此時尚無官方稱呼，奠基人為普魯士將軍格哈德·馮·沙恩霍斯特和奧古斯特·馮·格奈森瑙。1821年首任總參謀長卡爾·馮·米夫林男爵上任，這也標志著總參謀部的正式成立。
在廣義上，總參謀部代表了一種全新的軍事理念、雖然當時的歐洲列強都先后設立總參謀部，但德軍總參謀部因其完備嚴格的培訓機制和靠實際表現而非出身門第作為獎懲標準而聲名卓著。總參謀部的培訓機制并不只為了培養出合格的參謀人員，更為了培養出具有具有豐富知識、廣闊視野和獻身精神的戰爭機器的一部分。正式的參謀人員為終身制，在一線部隊和參謀部之間輪換工作。參謀人員的軍褲側面有加寬的深紅色帶以區別于其他軍官。德國的傳統社會輿論和政治力量決定了軍隊組織框架的首長由貴族甚至是皇室擔任，在歐洲其余國家也是普遍現象，但實際上由于總參謀部的特殊作用，參謀長在其專業領域和組織框架內擁有對作戰方案和命令的否決權，只有少數極其頑固的部隊首長敢于挑戰這種否決權，如德皇威廉二世和希特勒，正因如此，每一次勝利后最大功臣一般都被認為是參謀系統的人員而非部隊長，這種情況又進一步加強了總參謀部的地位。
總參謀部在當時擁有較少受政治勢力控制的特權，并于1871年德國憲法頒布時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固定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協約國認為總參謀部是德國軍國主義的發源地并依照《凡爾賽和約》解散了總參謀部。此后總參謀部以“統帥部部隊局”的形式生存下。1935年原部隊局局長貝克被任命為陸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宣告了總參謀部的恢復，但在納粹德國的體制下，總參謀部再未回到和以前一樣的顯赫地位。納粹德國向同盟國投降后總參謀部再次解散。紐倫堡審判中總參謀部因戰爭罪被起訴，后被宣判無罪。
總參謀部制度是一種有別于古典軍事活動的近現代組織形式，有人說“總參謀部也許是19世紀最偉大的軍事創造”，而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是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具有現代意義和形式的總參謀部，對世界軍事史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實現了從早期戰爭的“統帥決策型”模式向近代戰爭的“軍官團決策型”模式的轉變。
隨著火藥等技術傳入歐洲，新的武器開始取代傳統的冷兵器發揮作用，從而引起西方軍事技術和思維的變革，戰爭的規模也隨之擴大，傳統的組織機構已難以勝任日趨復雜的指揮與后勤任務。17世紀中前期，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領導成立了一個被稱為“軍需總監部”的機構，專門負責工程和交通事務，這個機構后來被很多歐洲國家的軍隊所采用，普魯士也在17世紀中期成立了自己的軍需總監部，負責處理一些“技術性的輔助勤務”，包括后勤、行軍、駐扎、測繪等工作，這個機構被認為是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前身
軍需總監部設置軍需總監（英語：First Quartermaster，德語：Oberquartermeister I，有的材料也稱為“總軍需長”或“第一軍需長”，這個職務演變為后來的“副總參謀長”）一名，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一任軍需總監（1675年）是工兵中校貝爾庫姆，拿破侖戰爭之前擔任軍需總監的是萊文·馮·戈伊紹少將（1796年上任）。這個時期的軍需總監部實際上只是一個介于“工程兵總監部和技術性侍官總署的中間機構”，“無權參與指揮的決斷”，軍隊指揮權始終掌握在最高統帥（國王）手中。
格哈德·約翰·戴維·馮·沙恩霍斯特，1808至1813年任“綜合戰爭部”第2師監理，1813年任軍需總監
歷史上的第一個總參謀部實際成立于德國的鄰邦——法國，早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國防部長拉扎爾·卡諾下屬的“國防部辦公室”已開始具有現代總參謀部的雛形，1795年，后來成為拿破侖首席元帥的貝爾蒂埃率先建立了參謀系統，后來成為貝爾蒂埃直接領導的“參謀長辦公室”，并和另一個被稱為“總參謀部”的機構組成了拿破侖的統帥部。拿破侖時期無論是“參謀長辦公室”還是“總參謀部”都不能取代拿破侖本人進行直接指揮，“絲毫不能參與皇帝的工作”，只能“嚴格遵守”拿破侖的命令，所以還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總參謀部。
在普魯士，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現代總參謀部思想的是克里斯蒂安·馮·馬森巴赫男爵（von Massenbach），在1795年向國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上呈的條陳中就要求將戰爭計劃的擬定納入軍需總監部的工作范圍，1801年馬森巴赫又再次上書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進一步提出了更加具體的構想，包括總參謀部的機構組織，甚至要求總參謀長應被賦予向國王的“直面陳述權”。
180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以馬森巴赫的建議為藍本進行軍需總監部的改組工作，該部門按戰時的作戰區域（而不是按功能）分為三個處（稱為“旅”），分別對奧地利，對中、南德和對西德地區的戰備計劃。在普魯士以外的德意志地區，如巴伐利亞也于1803年仿效法國創建了一個“秘密軍事局”，這個機構成了后來巴伐利亞戰爭部和總參謀部的雛形。
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爭對包括普魯士在內的歐洲各國的封建秩序產生了強烈沖擊，曾經在菲德烈二世統帥之下輝煌一時的普魯士陸軍于1806年的“耶拿-奧爾施塔特會戰”中遭到慘敗，并于1807年被迫和法國簽訂《提爾西特和約》割地賠款裁軍，使得普魯士在歐洲的地位大大下降了。戰敗后的普魯士開始施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施泰因的政治改革，哈登貝格的農業改革，洪堡的教育改革和沙恩霍斯特等人的軍事改革。1807年7月，“軍事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沙恩霍斯特擔任主要負責人，其改革措施的主要內容包括兵制改革和機構和人事改革，而后者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目前的參謀部體制改革和對軍需總監部的改組。
按沙恩霍斯特的構想，“軍隊總參謀部”按功能分工，下設4個處（稱為“師”），第1師負責戰略戰術，第2師負責軍隊內部事務，第3師負責后勤補給，第4師負責炮兵和彈藥事務，特別地，保管作戰地圖的“皇家地圖室”也是總參謀部負責的范圍，同時總參謀部還將擔負起高級軍事人才培養的任務；在下級部隊中的參謀部建制也仿總參謀部設4個科。1808年圣誕節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頒布敕令基本上采納沙了恩霍斯特的建議，成立最高軍事機構“戰爭部”，而軍需總監部已不再作為職能機構運轉，但“軍需總監”一職仍然保留，其職能相當于總參謀長的助手或副總參謀長。不久戰爭部又分裂為“綜合戰爭部”和“戰爭經濟部”兩個部門，前者是主要的實權部門。綜合戰爭部下轄的3個“師”中，第2師相當于沙恩霍斯特所建議的總參謀部，沙恩霍斯特親任第2師“監理”，同時也是綜合戰爭部的實際領導者。在沙恩霍斯特的影響下，一批優秀的軍事人才得以進入綜合戰爭部和第2師，這其中包括格奈森瑙、赫爾曼·馮·博因（von Boyen）、克勞塞維茨等人。
奧古斯特·威廉·安東內斯·奈德哈特·馮·格奈森瑙伯爵，1813年任軍需總監
當1811年拿破侖決定遠征俄國時，要求普魯士提供支援部隊，沙恩霍斯特等人辭去了第2師的職務，由馮·勞赫上校繼任第2師監理。在1813至1814年普魯士解放戰爭中，沙恩霍斯特以中將身份接任軍需總監的職務，同時兼任布呂歇爾的西里西亞軍團的參謀長，而格奈森瑙則擔任他的副手，兩人共同擬定了1813年的春季作戰計劃。
在當年沙恩霍斯特病故之后，格奈森瑙繼任軍需總監的職務，不僅繼承了沙恩霍斯特的改革成果，更奠定了日后普魯士總參謀部的傳統和基本作業風格。1816年格奈森瑙因為與宮廷官僚政見不和而辭職，之后普魯士的總參謀部進入了一個過渡時期，此時主管總參謀部事務的是1814年出任首任正式的戰爭部長的利奧波德·馮·博因少將和第2師（后改稱“第2部”）監理卡爾·馮·格羅爾曼少將。格羅爾曼時期的“總參謀部”已經完全按馬森巴赫當初設想的三個戰略方向分為西部、中部、東部三個作戰處，同時加強了測繪工作，另外還特別增設了一個“戰史處”。1819年11月至1821年1月期間第2部監理由利林施特恩少將（von Lilienstern）代理，此后的部長是弗里德里希·卡爾·馮·米夫林中將（von Muffling），米夫林在任內繼承和發揚了沙恩霍斯特的理想，并首創了后世廣為流行的沙盤作戰演習方法。1821年米夫林被國王授予“軍隊總參謀長”的職務，其地位僅次于戰爭部長。1825年，隨著第2部的解散，總參謀部從戰爭部分離出來，并正式命名為“軍隊大總參謀部”（''Gro?er Generalstab''），總部設在位于柏林柯尼希廣場的紅磚大樓內，各軍團也設“軍隊總參謀部”；戰爭部和總參謀部的軍官也從1823年起規范了正式著裝——“鑲以維紅色邊的褲子和上衣”，“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鑲有排紅色褲線的軍褲就成了總參謀部軍官的特有的外部標志”。
總參謀部正名之后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成為與戰爭部、國王軍事內閣分庭抗理的又一勢力。米夫林時期又對總參謀部進行了改組，分為3個“主師”：第1主師負責處理人事問題；第2主師負責組織、訓練、演習、制定動員和進軍計劃；第3主師負責處理技術和炮兵問題。這一時期里活躍于總參謀部的人物還包括卡爾·馮·克勞塞維茨，他在總參謀部和擔任柏林軍官學校校長期間完成了著名的軍事理論論著《戰爭論》（德語：Vom Kriege）。米夫林于1829年離任，在老毛奇上任之前，威廉·馮·克勞澤內克（von Krauseneck）和卡爾·威廉·馮·賴赫爾（von Reyher）先后擔任過總參謀長職務。
19世紀下半葉開始，繼18世紀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后，歐洲又進入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而普魯士/德國恰是這次工業革命的中心。軍事工業和技術的發展為普魯士的擴張和促進德國統一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這個時期的普魯士/德國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都出現了一個卓越的領導層，政治上是俾斯麥卓有成效的內政外交策略，而軍事上則是以老毛奇為首的新一代總參謀部。
赫爾姆特·卡爾·伯恩哈德·馮·毛奇伯爵，1857至1888年任軍隊大總參謀部總參謀長
俾斯麥、馮·羅恩、赫爾姆特·馮·毛奇
1857年10月19日，在前侍官長曼托菲爾少將的推薦下，在總參謀部工作的赫爾姆特·馮·毛奇少將接任前不久去世的賴赫爾上將的職務，出任代理總參謀長，次年9月18日，又被正式任命為總參謀長。毛奇此前從未擔任過部隊指揮官，但作為總參謀部軍官曾斷續地為總參謀部工作過多年，之前和其間曾在地形測量局、戰史處工作，也擔任過部隊的參謀長，具有豐富的參謀經驗，在賴赫爾時期曾是軍隊動員計劃的制訂者。在接任總參謀長的職務之后，毛奇重新對總參謀部的組織機構進行改組，以前的“師”重新改稱為“處”：第1處負責東歐、奧地利和瑞典事務；第2處負責德國本土和南方的瑞士、意大利事務；第3處負責西歐事務；其中最突出的貢獻是增設了“鐵道處”（1869年改為第4處，與原有的3個處平級）。在擔任總參謀長期間，毛奇非常重視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尤其關注鐵路運輸事業，鐵道處的成立是這一思想的直接體現，至統一戰爭前夕，普魯士境內已經修筑完成了一個比較完善的鐵路交通體系，這為普魯士贏得統一戰爭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條件。
從1864年至1871年，普魯士接連打了三場戰爭，即：普丹戰爭（1864年）、普奧戰爭（1866年）、普法戰爭（1870年），最終完成了德意志的統一，而在此之前，自1815年滑鐵盧會戰以來，普魯士有半個世紀沒有打過大仗。開戰前毛奇和總參謀部進行了周密的準備，制定了詳盡的戰爭計劃，三場戰爭的進程幾乎完全契合總參謀部的預定方案。總參謀部憑借卓越的表現逐漸贏得了最高統帥（國王）的信任，1866年6月2日，威廉一世在軍事內閣首腦特雷斯科夫少將的建議下頒布了一道內閣令，明確規定了總參謀長與戰爭部長是“平級關系”（以前戰爭部長是總參謀長的上級）并且在戰時“具有全權指揮權，總參謀長與戰爭部長下達的指令具有同等效力”，甚至在部隊中也確立了參謀長與指揮官的“平級”關系，此后的總參謀部真正成為了戰爭的指揮者而不僅僅是最高統帥的軍事顧問。普魯士總參謀部對統一戰爭的進程起了決定性作用，這一時期也是以毛奇為代表的普魯士/德國軍官團將總參謀部推向了歷史上最輝煌的階段，同時普魯士的成功給歐洲軍界以很大震動，此后各國競相仿效普魯士/德國模式組建或改革自己的總參謀部。
1883年5月20日威廉一世頒布的內閣令，授予總參謀長“直面皇帝”的權利，既有每周一次的例行匯報，也可以隨時直接向皇帝匯報，毛奇獲得了自馬森巴赫以來軍官團一直夢寐以求的權力，至此，德國總參謀部發展到了它成立以來的巔峰時期，“總參謀長毛奇實在比總司令，國王本人，還更為重要”。這次“直面陳述權”的獲得，實際上應主要歸功于時任軍需總監的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而瓦德西本人在總參謀部工作期間也一直深得毛奇的信任。1888年8月10日，年近88歲高齡的毛奇辭去了大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職務，將職務移交給了瓦德西，老毛奇在這個位置上工作了長達31年，成為普魯士/德國歷史上任期最長的一任總參謀長，總參謀部的權力、地位和聲望在這一時期得到空前的提升。瓦德西在毛奇的基礎上又對總參謀部進行了一次改組，將各處的職能進行合并由一位軍需總監負責，如原第2處和鐵道處合并為“進軍處”，由軍需總監負責，全權負責動員計劃制定和實施，原第1處和第3處由第三軍需長負責，制定東西兩線的作戰計劃，而戰史和測繪部門仍直屬于總參謀長。此時在位時間不滿百日的德皇弗里德里希三世剛剛去世不久，威廉一世之孫威廉二世繼位，由于威廉二世的影響，德國的軍事和外交政策開始轉向激進，直至放棄了俾斯麥苦心經營多年的企圖維持歐洲均勢的“大陸政策”，1890年3月俾斯麥被迫辭職下野，威廉二世同時也希望限制總參謀部的權力，此期間總參謀部亦受到高層政策導向的影響，在多次宮廷爭斗中瓦德西也逐漸失去了德皇的信任，在擔任總參謀長僅兩年半之后被解除職務，后于1900年被委任為八國聯軍總司令參與對北京的占領。
瓦德西的下一任是他的副手，軍需總監阿爾弗雷德·馮·施利芬伯爵中將，于1891年2月7日被威廉二世正式任命為大總參謀部總參謀長。施利芬早年曾在騎兵部隊服役，1884年在毛奇的總參謀部擔任戰史處處長，在總參謀長任上，施利芬繼承了毛奇時代總參謀部的工作作風，特別關注技術的發展，關心部隊的后勤與補給狀況，為此他還建議舉行大規模“軍需部旅行訓練”的演習。在組織機構和日常工作方面，施利芬除了設置4名軍需長分管各處業務之外，還單獨任命軍需總監作為總參謀長的全職副手，第2處和鐵道處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門，由軍需總監管轄，此外專門設置了相關部門對法國和俄國的要塞體系進行研究。
在歷史上，施利芬和德國總參謀部也因著名的“施利芬計劃”而廣為人知，這個計劃成為施利芬留給德軍的最寶貴的遺產，日后施利芬的戰役思想甚至“對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的多數軍隊指揮官都產生過決定性影響”。總參謀部體制的創始人沙恩霍斯特很早就看到普魯士/德國位于歐洲腹地，缺乏天然防御屏障的弱點，很容易陷入兩線作戰的不利處境，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自成立以來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制定針對東西兩個方向上的作戰計劃。德國雖然在俾斯麥的“大陸政策”指導下一度成功地維持了歐洲大陸的均勢地位，但自從威廉二世上臺之后，德國又逐漸轉向和歐洲主要大國的對立，兩線作戰的危機再次顯現。在總參謀部內部，長期對兩線作戰中首先解決哪一條戰線舉棋不定，毛奇和瓦德西傾向于首先解決東線，因為“蒸汽壓路機”（Steamroller）俄國“是個較遲鈍的對手”，而施利芬認為應該首先在西線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基于這一判斷，施利芬領導的總參謀部很早就開始研究在西線實施攻勢作戰的方案，并于1905年底完成了這個方案。“施利芬計劃”在東線僅布置較少的防御性兵力，而將陸軍的絕大部分用于對西線的攻勢作戰，其中又以右翼德比邊境作為主要突擊方向，企圖運動到巴黎以西再向東南方向回轉，將法軍主力合圍，向德法邊境壓迫并殲滅之。施利芬認為這個方案將在“六周之內”擊敗法國，然后可以專心對付俄國。但事實上，在一戰初期，德軍僅獲得過短暫的勝利，而戰史界對該方案的批判和爭議也一直都沒有間斷過。
威廉二世上：威廉皇太子
左上：亞歷山大·馮·克盧克，卡爾·馮·比洛，漢斯·馮·貝瑟勒，魯普雷希特王太子，赫爾曼·馮·弗朗索瓦右上：奧托·馮·埃米希，阿爾布雷希特親王，赫爾曼·馮·斯坦因，喬西亞斯·馮·赫林根，保羅·馮·興登堡
右：海因里希親王左：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
左下：埃瓦爾德·馮·洛克豪，奧古斯特·馮·馬肯森，戈特利布·馮·海斯勒，埃里希·魯登道夫右下：埃里希·馮·法金漢，約翰·馮·茨維爾，雷穆斯·馮·沃伊爾施，卡爾·馮·埃恩
施利芬是戰前的最后一任總參謀長，此時的總參謀部已經開始為將要到來的戰爭作積極的準備。由于歐洲進入20世紀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的各種矛盾漸漸激化，國際關系日益緊張，軍備競賽不斷升級，形成了“同盟國”和“協約國”兩大軍事集團。在此背景下，老毛奇的侄子，軍需總監小毛奇于1906年元旦接替了施利芬的總參謀長職務。這一時期的總參謀部的主要任務是備戰，考慮到形勢的變化，小毛奇對“施利芬計劃”作出了修改，對東線和西線左翼部隊給予了加強，但代價是削弱了西線右翼的兵力，這一更改遭到后世的很多批評，被認為是德國輸掉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當時仍得到總參謀部內部很多人的認同，包括后來戰時的實際“總參謀長”，時任第2處（德國處）處長的魯登道夫中校。在總參謀部的努力下，國會通過了陸軍人員和裝備的擴編，并批準增加軍費開支。至開戰前夕，總參謀部編有1名軍需總監、5名軍需長，15個專業處和1個情報勤務組；而至戰爭之初，大總參謀部被改稱“野戰陸軍總參謀部”，由4個可機動的處和一個戰地通信組組成，即中央處（負責處理人事事務）、作戰處（分為3個組，分別負責戰略、戰術和組織；重型炮兵、要塞和彈藥；飛行和技術事務）、情報處（負責敵情判斷、間諜和反間諜）和政治處（負責研究軍事政策和外軍），此外，還有軍需總監及其下屬的一批負責各項事務的長官，如負責運輸、補給的長官、經理總監、野戰郵政總監，以及兩位分別負責步炮和工程工兵隊的將軍。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遇刺身亡，8月1日威廉二世下達總動員令，同日德國向俄國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當天威廉二世甚至一度有意率先在東線發動攻勢，但很快被小毛奇說服，決定仍按“施利芬計劃”實施對西線的運動戰。戰役發起之初，德軍在西線進展相當順利，取道比利時和盧森堡，攻克列日要塞，進逼巴黎，但由于右翼兵力沒有能夠達到施利芬所希望的絕對優勢，因而未能完成繞過巴黎并在巴黎以西實施大回轉從而合圍法軍主力的主要戰略企圖。9月初德軍在馬恩河一線進攻受挫，被迫轉入防御，“施利芬計劃”從此破產。威廉二世開始對小毛奇的能力感到失望，以健康為由解除了小毛奇的職務，并由馮·法爾肯海恩中將接受總參謀長的職務。1914年11月3日，法爾肯海恩被正式任命為“野戰陸軍總參謀部”總參謀長，而小毛奇則改任“柏林留守總參謀部參謀長”，由于法爾肯海恩上任前已擔任戰爭部長，自沙恩霍斯特提議建立戰爭部以來，這還是第一次出現戰爭部和總參謀部“合并”——陸軍總司令同時兼任總參謀長，總參謀長有史以來第一次具有如此之大的權力。盡管此時德軍已在東線獲得了坦能堡戰役的完勝，并且在西線運動戰已難以付諸實現的情況下，法爾肯海恩仍對“施利芬計劃”抱有幻想，堅持必須首先在西線取得一個決定性的勝利，伊普雷戰役、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等一系列會戰令德軍在西線的陣地消耗戰中越陷越深。戰事的失利使得威廉二世在戰爭中第二次更換總參謀部首腦，1916年8月29日，戰時復出并在坦能堡會戰中成為德國人眼中英雄的保羅·馮·興登堡元帥成為戰時的第三任總參謀長，與以往不同的是，還任命與興登堡分享東線勝利的埃里希·魯登道夫中將為“第二總參謀長”（后經魯登道夫請求仍稱為“軍需總監”），總參謀部第一次出現了兩位領導者。（最高陸軍指揮）
興登堡和魯登道夫都是老資格的總參謀部軍官，前者在老毛奇時期在施利芬主管的戰史處就職，后者則是前第2處處長。“雙重領導”下的總參謀部實際主持工作的是魯登道夫，他首先對總參謀部進行了人事變動，啟用了韋策爾（Wetzell，戰后擔任過部隊局局長）、馬克斯·霍夫曼（Hoffman，坦能堡會戰的實際策劃者）、格羅納（魯登道夫的繼任）、施蒂普納格爾（Stuelpnagel，后任軍需總監，1944年因參與刺殺希特勒的“7.20”事件被處決）等一批有能力的參謀軍官，同時又改組和增設了多個下屬機構，包括對剛不久才組建的航空兵部隊進行管理部門，甚至還有一個“影像局”來管理全德電影事業，戰時的總參謀部變成了一個分支林立的龐大機構。但與此同時，隨著總參謀部編制規模的擴大，參謀人員的素質則相對下降了，參謀軍官的日常訓練不得不減少。
在魯登道夫的鐵腕下，其直接后果是對國家生活的全面滲透和干預，將政治、經濟納入到戰時軌道——德國成了一個軍人專政的國家，“總體戰”時代到來了。戰爭后期，雖然在東南歐取得了一些進展，十月革命也使俄國退出了戰爭，德國在東線獲得了解脫，但在西線仍然沒有顯著進展，而美國的參戰使得德國已完全失去了體面結束戰爭的任何機會。1918年春天，總參謀部策劃了最后一次連續大規模攻勢戰役，但未獲戰略性成效。德國國內的經濟秩序在“總體戰”的干預下也岌岌可危，民眾和軍隊對戰爭前景充滿悲觀，1918年10月27日魯登道夫被迫辭職，次日即爆發了威廉港水兵嘩變，11月3日又爆發了導致德國軍隊徹底崩潰的基爾港水兵大嘩變，德國和協約國代表于11月11日在貢比涅森林簽訂停戰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時總參謀部最后一任領導者是馮·興登堡元帥和軍需總監威廉·格羅納中將。
戰后初期，德國國內政治上陷于混亂狀態，各種派別和勢力林立，格羅納領導下的總參謀部不得不緊急改組，同時還要完成停戰協定所規定的撤軍和軍隊復員。但由于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并逃往荷蘭，普魯士的霍亨佐倫王朝宣告終結，軍隊中又紛紛仿效俄國布爾什維克成立“士兵委員會”，總參謀部事實上已失去皇室的蔭庇和掌控陸軍最高權力的合法性。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接管了新成立的德意志共和國（正式國名仍為“德意志帝國”或“德意志國”，''Deutsches Reich''，通常習慣稱為“魏瑪共和國”）政府，并與總參謀部為代表的舊軍隊勢力達成秘密協定，以新政府對軍隊權力的承認換取軍隊對新政府的效忠。
1919年巴黎和會產生的《凡爾賽和約》通過了一系列懲罰德國的苛刻條款，當中對德國軍隊的約束包括：僅維持一支不超過10萬人的陸軍和不超過1.5萬人的海軍；撤銷總參謀部；武器裝備受到嚴格限制；取消征兵制和延長兵員的服役年限等。新組建的德國軍隊被稱為“帝國防衛軍”，雖然名義上的總參謀部不復存在，但仍需要一個部門對新軍隊進行管理，新政府在國防部下設立了“陸軍局”和“部隊局”（英語：Troop Office，德語：Truppenamt），職能上分別相對于戰前的“戰爭部”和“總參謀部”，首任部隊局局長是漢斯·馮·塞克特少將，成立部隊局的設想也來自于他，同時還建議設立一名“統帥部長官”（德語：Chef der Heersesleitung
中稱為“陸軍指揮部司令”，此為后來的陸軍總司令的前身）作為國防部長的顧問（因為《凡爾賽和約》規定國防部長必須為文職官員），這樣軍隊實際仍然是被軍官團所控制。1920年3月末爆發了反對裁軍的卡普政變，塞克特接任原統帥部長官萊茵哈特將軍的職務，部隊局局長則由第1處處長威廉·海耶少將（Heye）擔任。部隊局下設4個處：第1處相當于原來的第2處，分管作戰；第2處和第4處分管組訓；第3處作為外軍研究部門，但為了掩人耳目對外稱為“陸軍統計處”；各處內部又分為若干小組。塞克特在他的參謀機構中網羅了一批人才，他們當中有的成為日后納粹德國的高級指揮官，包括未來的戰爭部長布倫堡，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陸軍元帥倫德斯特、博克和李布，以及空軍元帥凱塞林。由于《凡爾賽和約》禁止軍事學院招生，同時過分延長了軍人的服役年限（士兵和士官12年，軍官25年），相當于變相禁止了德國人的軍事教育和人才培養，部隊局在內部開了個“長官助理培訓班”來培訓中高級參謀軍官，使得人才不至于斷流。在《凡爾賽和約》的限制下，塞克特的理想是“創建‘一支小型的精銳之軍’，以構成未來強大國民軍隊的核心，并為這支軍隊提供各級指揮官”，為此塞克特利用一切機會將其軍隊改革的主張付諸實施，包括與同被西方所敵視的蘇俄政權接觸，暗中發展軍事工業等，有鑒于此，后世多將塞克特稱為“德國國防軍之父”。
在魏瑪共和國后期，德國國內政治經濟更加趨于紊亂，又適逢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德國更是經濟雪上加霜，尤其是二十年代中期德國通貨膨脹，讓多數中產階級一夜之間破產，失業人口激增，又刺激了國內的工人運動和無產階級的不安定性，德國民眾普遍對共和政府感到失望。以阿道夫·希特勒為首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即“納粹黨”）利用民眾對魏瑪政府的不滿和對《凡爾賽和約》的憎惡心理，廣泛煽動民族主義情緒，逐漸取得了越來越多德國人的支持，最終于1932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成為德國第一大政黨。1933年1月30日，時任魏瑪共和國總統的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并授權其組閣，意味著“第三帝國”（''Das Dritte Reich''）的誕生。1934年8月1日，興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又兼任總統，改稱“國家元首兼帝國總理”（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并兼任“武裝力量最高統帥”。
希特勒在上臺前后一段時間內，曾極力拉攏陸軍這股重要勢力，許諾《凡爾賽和約》所禁止的擴充軍備等條件，甚至為了換取軍方的支持不惜對納粹黨的準軍事組織“沖鋒隊”進行大清洗。國防部部隊局在向陸軍總參謀部的過渡過程中取得了自己的歷史定位。
弗朗茨·里特爾·哈爾德，1938至1942年任陸軍總參謀長
在陸軍傳統的德國，總參謀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陸軍總參謀部”而存在，希特勒全面掌權后，總參謀部的地位也面臨諸如納粹德國二號人物戈林管轄的空軍的挑戰，布倫堡在擔任國防部長（1933年至1938年在任，1935年到1938年間國防部曾更名為戰爭部）期間，曾一度計劃成立一個“無所不管的‘國防軍總參謀部’”
Im Hauptquartier der Deutschen Wehrmacht 1939-1945: Grundlagen-Formen-Gestalten, Walter Warlimont
（當時稱“國土防衛處”）來挽救軍官團在國防軍中的權威地位，但隨著他本人和陸軍總司令弗里奇相繼被希特勒用趕下臺之后，總參謀部就開始全面失勢了。1935年3月16日，國防軍（Wehrmacht）正式成立，各軍種分別組建國防軍陸軍總司令部（OKH，德語全稱：Oberkommando des Heeres）、國防軍海軍總司令部（OKM，德語全稱：Oberkommando der Marine）和國防軍空軍總司令部（OKL，德語全稱：Oberkommando der Luftwaffe）。各軍種都轄各自的總參謀部，1935年7月1日起，原部隊局正式更名為“陸軍總參謀部”（Army General Staff，德語全稱：Generalstab des Heeres），并隸屬于OKH。國防軍擴軍后，總參謀部的編制又一次得到大范圍擴充，所轄部門增加到12個處，有5名軍需長，由將近200名軍官組成。另一方面，希特勒徹底甩開陸軍成立了真正對戰爭起決策作用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KW，德語全稱：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原戰爭部（前國防部）撤銷，最高統帥部設總監（凱特爾），取代了昔日總參謀長的地位，另外布倫堡曾經設立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Armed Forces Operations Staff，簡稱WFSt，德語Wehrmachtführungsstab，1940年以后稱為WFA，Wehrmacht- Führungsamt，見下一小節）得到保留，形式上甚至還在各軍種總參謀部之上，但其實只是對OKW負責，功能上相當于它的一個分管作戰的子單位，整個戰爭期間擔任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部長的是約德爾
http://www.army.mil/cmh-pg/books/wwii/7-8/7-8_Glossary.htm
來自美軍官方網站“ 美國陸軍戰史研究中心 ”。
由于希特勒通過OKW對軍隊指揮權的全面接管，OKW與OKH的對立，特別是OKW與以陸軍總參謀部為代表的傳統德國軍官團的對立日趨尖銳，前者和空軍等新派力量希望加強海空軍的地位，而后者代表了普魯士“陸軍決定論”的保守觀點，最主要的是，自毛奇以來傳統總參謀部所擁有的指揮權已不復存在。魏瑪時代遺留下來的部隊局最后一任局長，同時也是第三帝國首任陸軍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中將雖然在戰前為爭取總參謀部的地位和阻止希特勒輕率發動一場戰爭的過程中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無力改變納粹德國軍事擴張的趨勢，遂辭去陸軍總參謀長職務，將職務移交給不久前接替曼施坦因擔任軍需總監的哈爾德將軍。哈爾德是戰時的第一任陸軍總參謀長，也是戰時任期最長的一位陸軍總參謀長，此后的總參謀長的任期一任比一任短命。貝克和哈爾德都曾是陸軍和軍官團中反希特勒力量的骨干分子，但由于希特勒和陸軍達成交易，用對沖鋒隊的清洗換取了陸軍的效忠，在希特勒成為“國家元首”后，1934年8月2日戰爭部長布倫堡簽署命令修改了國防軍的宣誓誓詞，將原先對國家的效忠改為對希特勒本人的效忠。由于軍官團的忠誠傳統以及希特勒的數次冒險行動和“不流血征服”的成功，在“7.20事件”前軍官團并未將反叛希特勒的愿望實際付諸行動。
二戰期間，陸軍總參謀部和軍官團對戰局的事實影響非常有限，戰爭部撤銷后希特勒已直接領導三軍，在戰時大本營希特勒簽發的作戰指令絕大部分都是通過OKW和WFSt/WFA下達，完全繞過了總參謀部。由于戰爭初期德軍進展順利，在歐洲幾乎所向無敵，讓希特勒在以后的時間里更相信自己對大戰略乃至政治和經濟形勢的直覺判斷，和陸軍及其總參謀部的意見分歧也愈來愈大。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會戰期間，哈爾德在與希特勒進行了一場激烈爭吵之后被解除職務，不久以后陸軍總參謀部被告知其職權范圍僅限于東線，其它戰場事務歸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管轄。
理論上OKW也凌駕于海軍總司令部（OKM）和空軍總司令部（OKL）之上。但是實際海軍和空軍總司令部也都享有很大的自主權，OKW也極難插手。盟軍發動諾曼底戰役后，OKW成立了西線司令部（OB West），這也是OKW唯一獨立指揮的戰線，所以西線司令部與OKW之間的權責實際又有重疊。
1944年7月20日，以前陸軍總參謀部組織處軍官施道芬堡上校為代表的德國軍官團實施了一次對希特勒的刺殺行動和政變，但很快以失敗而告終，大批總參謀部高官被清洗和處決，其中就有前部隊局局長和前陸軍總參謀長貝克，前軍需總監施蒂普納格爾，陸軍總參謀部組織處處長施蒂夫。前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被捕入獄。事后蔡茨勒一級上將被解除職務，由古德里安一級上將代理陸軍總參謀長直至第三帝國的最后歲月。戰時的最后一任陸軍總參謀長由克萊勃斯步兵上將代理，在戰爭的最后幾天被授權與即將攻克柏林的蘇軍商談停戰條件，并在柏林最終屈服之前自殺身亡。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發布了《關于國防軍領導權的規定》，撤銷了帝國戰爭部（Reich Skriegs Ministerium，有的資料也稱為“帝國軍事部”，其前身即“國防部”），同時解除了原戰爭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布倫堡的職務，并由希特勒本人“親自行使對全軍的指揮權”，而由原陸軍局（國防軍局）改組而來的OKW正式作為希特勒領導陸、海、空三軍的最高統帥部和總參謀部，OKW的參謀長凱特爾元帥是元首的最高軍事顧問，與政府部長平級。
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組織機構：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1939年11月20日至1940年8月間稱“國防軍指揮局”）組織機構：
*作戰處（1942年1月1日成立，由原戰爭日志科作戰組升格）
**敵情科（1942年秋增設）
*組織處（1942年1月1日成立）
*軍務處（1942年1月1日成立）
*國防軍通信處（1941年更名為“國防軍通信參謀部”，1943年更名為“國防軍通信司”）
**第3組（無線電通信，1941年更名為“無線電通信處”）
**密碼組（1941年更名為“密碼處”）
**主管通信技術工具特派代表處（1941年增設）
*國防軍宣傳處（1944年升格為“國防軍宣傳司”）
1945年5月蘇聯紅軍攻占了柏林，納粹德國向盟軍無條件投降，根據《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宣言》，德國本土由蘇聯、美國、英國、法國分區占領。由于戰后國際關系的復雜化和“冷戰”的開始，美英法三國與蘇聯于1949年5月先后在各自的占領區內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主權政府，德國正式分裂。之后東西德重新組建了各自的軍事部隊，西德于1954年組建了“聯邦國防軍”（''Bundeswehr''），而東德于1956年成立了“國家人民軍”（''Nationale Volksarmee''，NVA），并先后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成為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在歐洲對抗的最前沿防御力量
（西德）聯邦國防軍并未設置總參謀部，但其“」相當于總參謀部的地位，隸屬于國防部，由領導，由于西德仿效美國組織國防體制，聯邦總理為戰時三軍最高統帥，平時由國防部長（文職）領導國防軍，總監（武職）作為國防部長的最高軍事顧問，實際上是國防軍的總參謀長。
（東德）國防體制仿效蘇聯，設立國防委員會和國防部領導東德國家人民軍，下設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各軍種司令部。
在1990年10月3日東西德統一后，德國軍隊沿用西德體制，仍稱為“聯邦國防軍”。總監仍然作為聯邦國防軍的總參謀長和最高軍職人員，輔佐國防部或總理領導軍事，各軍種的最高指揮官亦稱總監，包括：陸軍總監（Inspekteur des Heeres）、海軍總監（Inspekteur der Marine）、空軍總監（Inspekteur der Luftwaffe），分別領導三軍總參謀部（指揮參謀部）。
美國自獨立后有一套獨特的國防部門組織體系，即文官擔任國防部長的制度，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這是處于分權思想的考慮，為了防止軍事獨裁，但文職主官需要一位職業軍官擔任其顧問，到后來兩者分化為戰爭部長（US Secretary of War，相當於陸軍部長）和陸軍總司令，這就成了所謂的“雙重領導”體系，類似于毛奇時代總參謀長和戰爭部長的平行關系，但美國的陸軍部長和陸軍總司令經常出現意見分歧，文官出于政治的考慮，武官出于軍事的考慮。美國內戰期間林肯將陸軍總司令的地位放到了優先位置，以適應戰時要求，但這違反了法律規定陸軍部長的那些權力。這個矛盾一直持續到19世紀末，直到后來的國務卿羅脫當上了第42任戰爭部長，積極推進軍事改革，才開始引進德國總參謀部模式，1903年國會通過的《參謀部法》正式撤銷陸軍總司令，組建總參謀部。二戰后，美國再次改革軍制，撤銷了原各軍種總部，統一由國防部掌管，總參謀部演變為各軍種高官組成的參謀長聯席會議（JCS，Joint Chiefs of Staff），地位又回到了總統和國防部長的軍事顧問的角色，并無指揮權。
在1870年普法戰爭后，俄國開始學習和仿效普魯士改組總參謀部，這個舊式的總參謀部為后來的紅軍總參謀部保留了一副比較完整的制度上的骨架。德俄兩國更深入的交流開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邊是制裁當中的戰敗國，一邊是西方仇視的紅色政權，都被排斥世界大國秩序之外，這讓年輕的紅軍適時獲得了一個引進新式裝備和技術，培養自己的參謀人員的寶貴途徑，其報答是秘密為德國提供部分軍工原料和產品以及訓練裝甲部隊和航空兵的基地。在這個時期內，蘇聯的一批中高級軍官到德國總參謀部進行了考察或培訓，這當中就包括著名的圖哈切夫斯基、朱可夫等當時的或日后的紅軍統帥人物，德國總參謀部的組織和運作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日本通過明治時代的改革一方面迅速與西方接軌，另一方面軍國主義日益抬頭，這兩種傾向都渴望從西方學習新型的軍事制度。受到普法戰爭的啟示，日本從德國聘請參謀人員到陸軍大學任教官，這其中就有一位軍事思想家，后來晉升為元帥并在一戰中指導土耳其軍隊作戰的科爾瑪·馮·德·戈爾茨男爵，當時他還是總參謀部的一名上尉。1878年，日軍正式組建了參謀本部，但兩者均隨著二戰結束而遭到撤廢。當代的日本自衛隊則以「統合幕僚監部」作為陸、海、空三大部隊的「總參謀部」。
中華民國肇建之初，北洋政府的大總統為陸海軍大元帥，設參謀本部負責軍令事宜，即使政府更迭，仍以大元帥地位持有統帥權。1926年，國民政府設軍事委員會負責軍政，軍令則是國民革命軍總司部直隸於國府，並由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出任軍委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8年，蔣中正當選國民政府主席，成為實質掌握統帥權之人，直至1931年寧粵分裂下野。1932年，日本發動一二八事變，蔣中正復出任軍委會委員長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1935年，國民政府授階蔣中正任特級上將，以《特級上將授任條例》明定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與他國大元帥之不同，在於他國為榮譽職或全權委任，而特級上將由當時國府集體領導下制定法律授予實質掌握統帥權，則著眼於未來與日本愈演愈烈之衝突。1943年，蔣中正接任國府主席，並修改《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主席為海、陸、空軍大元帥。
抗戰勝利後政府行憲，總統依《中華民國憲法》統帥全國陸海空軍，僅僅於1978年制定《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國防部參謀本部置參謀總長一人，在統帥、行政系統分別為總統、國防部部長之幕僚長，總統行使統帥權，直接經由參謀總長指揮軍隊，依循軍政、軍令二元體制。
然而國防體制與權責法制化仍嫌不足，所以在2000年制定《國防法》與修改《國防部組織法》，參考法國第五共和模式，總統決定國家安全有關之國防大政方針，或為因應國防重大緊急情勢，得召開國家安全會議。總統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命令參謀總長指揮執行之。另外，廢止不合時宜的《特級上將授任條例》；並於2001年修正《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法》全文為《國防部參謀本部組織條例》，參謀本部依國防部命令指揮軍隊，參謀總長不再是總統之幕僚長，達成軍政、軍令一元化。
*米夫林（Karl von Müffling）男爵，中將，1821.1.21–1829.1.29     首任啟用總參謀部這一官方稱呼后的總參謀長
*克勞澤內克（Wilhelm von Krauseneck）步兵上將，1829.11.29–1848.5.13
*賴赫爾（Karl von Reyher）騎兵上將，1848.5.13–1857.10.7
*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伯爵，元帥，1857.10.7–1888.8.10
*老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elder)）伯爵，元帥，1857.10.7–1888.8.10    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普魯士總參謀部負責除巴伐利亞外德國其余各邦國總參謀部職責
*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伯爵，騎兵上將，1888.8.10–1891.2.7
*施利芬（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伯爵，騎兵上將，1891.2.7–1906.1.1
*小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the younger)）一級上將，1906.1.1–1914.9.14
*法爾肯海恩（Erich von Falkenhayn）步兵上將，1914.9.14–1916.8.29
*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元帥，1916.8.29–1919.7.3
*格羅納（Wilhelm Groener）中將，1919.7.3–1919.7.15   官方職務軍需總監
*西克特（Hans von Seeckt）少將，1919.7.7–1919.7.15
*西克特（Hans von Seeckt）少將，1919.10.1–1920.3.26
*海耶（Wilhelm Heye）少將，1920.3.26–1923.2
*哈塞（Otto Hasse）少將，1923.2–1925.10
*韋策爾（Wilhelm Wetzell）少將，1925.10–1927.1.27
*布倫堡（Werner von Blomberg）男爵，少將，1927.1.27–1929.9.30
*哈麥施坦因-埃克沃德（Baron Kurt von Hammerstein–Equord）男爵，少將，1929.10.1–1930.10.31
*亞當（Wilhelm Adam）少將，1930.11.1–1933.9.30
在布倫堡和弗里奇事件發生后，希特勒重新規劃了第三帝國軍事機構，凱特爾元帥任統帥部總參謀長，約德爾上將任作戰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傳統意義上的總參謀部僅負責陸軍事務，職責和權利被大大削弱。以下為 歷任陸軍總參謀長。
*貝克（Ludwig Beck）炮兵上將，1933.10.1–1938.10.31
*哈爾德（Franz Halder）一級上將，1938.10.31–1942.9.24
*蔡茨勒（Kurt Zeitzler）一級上將，1942.9.24–1944.6.10
*豪辛格（Adolf Heusinger）上將，1944.6.10–1944.7.21   代理
*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一級上將，1944.7.21–1945.3.28    代理
*克萊勃斯（Hans Krebs）步兵上將，1945.3.29–1945.4.30    代理
*Generalleutnant Vincenz Müller 1. M?rz 1956- 1. M?rz 1958
*Generaloberst Heinz Hoffmann 1. M?rz 1958- 1. Oktober 1960
*Generalleutnant Sigfrid Riedel 1. Oktober 1960- 15. M?rz 1967
*Generaloberst Heinz Ke?ler 15. M?rz 1967- 10. Januar 1979
*Generaloberst Fritz Streletz 10. Januar 1979- 21. Dezember 1989
*Generalleutnant Manfred Gr?tz 1. Januar 1990- 15. September 1990
*Generalmajor Michael Schlothauer 15. September 1990 - 2. Oktober 1990
* 1957–1961: Adolf Heusinger
* 1961–1963: Friedrich Foertsch
* 1964–1966: Heinz Trettner
* 1966–1972: 烏爾里希·德梅齊埃
* 1972–1976: Armin Zimmermann
* 1976–1978: Harald Wust
* 1978–1983: Jürgen Brandt
* 1983–1986: Wolfgang Altenburg
* 1986–1991: Dieter Wellershoff
* 1991–1996: Klaus Naumann
* 1996–1999: Hartmut Bagger
* 1999–2000: Hans-Peter von Kirchbach
* 2000–2002: Harald Kujat
*沃爾夫岡·施耐德漢（Wolfgang Schneiderhan）上將，2002.7–
短棘的鯛亞目是輻鰭魚綱海魴目的一個亞目，其下只有短棘的鯛科一科。
短棘的鯛科僅有1個屬，如下：
*短棘海魴屬(''Cyttus'')
**澳洲短棘海魴(''Cyttus australis'')
**麥氏短棘海魴(''Cyttus mccullochi'')
**新西蘭短棘海魴(''Cyttus novaezealandiae'')
**特氏短棘海魴(''Cyttus traversi'')
的鯛亞目（學名：）又名海魴亞目，是輻鰭魚綱海魴目的其中一個亞目。
其下分程5個科，如下：
*高的鯛科 Oreosomatidae
*準的鯛科 Parazenidae
*甲眼的鯛科 Zeniontidae
*菱的鯛科 Grammicolepididae
約翰·漢考克的簽名在《美國獨立宣言》和《聯邦條例》上最為突出。在美國，「約翰·漢考克」成為「簽名」的代名詞。
簽名是一種將某人的姓名、暱稱，甚至是簡單的「X」或其他可以表達其個人風格的標記，用自身獨有的手寫特性親自描繪或書寫出來，用以證明自己的身份與意圖。簽名的作者即為簽字人。相對於手寫簽名，一份經作者簽署其名的作品可以很容易辨識其創作者為何。簽名有可能會和或落款混淆，後面兩者主要特指藝術家的簽名。當某人同時有簽名、或落款等型態的署名，有可能會產生混淆，因此部分公眾人物會將自己的簽名予以保密，並將或落款公諸於眾。
班傑明·富蘭克林的簽名。
前伊朗皇后法拉赫·巴列維以波斯語手寫的簽名。
簽名的傳統功能在於將某人自身唯一、獨特且無可否認的身份證明永久附加於某份文件上，作為其個人見證該文件全部或特定段落內容的物理證據。舉例，簽名在許多客戶契約的功能不僅作為締約方身份識別的證明，更是作為對合約內容充分審議與知情同意的證據。在許多國家，簽名可以在公證人面前予以見證與記錄，以賦予額外的法律效力。在法律文件上，文盲人可以使用「標記」（通常是「X」，但偶而也包含個人獨特的符號）進行簽名，只要這份文件有其他識字的證人副署即可。在部分國家，文盲人可以採用按捺指紋以替代簽名。
在美國，簽名包含表明身份與意圖的各種標記與行為。美國法律規定，除非有特定法律明確規範簽名的特定方式，否則簽名可以由多種方式來作成，包含以機械或橡皮圖章複寫。簽名可以由其聲稱的簽署人作成，也可以由簽署人正式授權其他人，在簽署人當面給予指示下進行簽名。
許多人有著比普通手寫體更具有特性的簽名型態，包含複雜的升部、降部與奇異的誇飾手寫風格。舉例，約翰·漢考克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的著名簽名中，其最後一個「k」字回過頭來將他的姓名劃上底線。這種修飾型態也就是所謂的花押。
許多使用字母以外書寫系統的語言文化，本身不具有西方簽名的概念：其中某個人的「簽名」可能與自身以標準方式書寫其姓名的字跡沒有太大差異，例如書法。
蒙古抗爭運動自19世紀以來就有環狀簽名的傳統，以免暴露抗爭運動領導者，稱為獨貴龍或多歸輪。2020年內蒙古雙語教育新政策爭議期間，曾被下令「黨媒姓黨」的內蒙古廣播電視臺300多位員工，以獨貴龍環狀及蒙古文方式簽字反對漢語教學新規定。
在英國法律中，簽名的表現型態（不含姓名本身）受到保護。
在美國著作權法中，「標題、姓名且僅於字體印刷裝飾、大小寫或顏色有所不同的變體」不具有著作權；然而簽名的表現型態（而非姓名本身）則會受到著作權保護。
馬爾蒂瓦克，是美國科幻作家艾薩克·阿西莫夫在其作品中虛擬的一臺超級電子計算機。根據阿西莫夫的自傳，這個名字是仿自早期計算機的名字UNIVAC，不過他早期也曾聲稱這個名字的意思是：“許多真空管”。在其晚期作品九個明天中“終極問題”一文中，又說詞尾“AC”是模擬計算機（Analog Computer）的縮寫。
馬爾蒂瓦克出現于阿西莫夫1955年到1979年的15部小說中：
* 《最后的問題》 (1956)
* 《馬爾蒂瓦克》 (1975)
* 《True Love》 (1977)
* 《It Is Coming》 (1979)
國民政府主席官邸，因建于梅嶺，故簡稱為“梅嶺宮”，又因起初宋美齡常在此下榻或做禮拜，故又稱“美齡宮”。因所在地原為小紅山，又稱為“小紅山官邸”，位于南京市玄武區中山陵9號，鐘山風景區內，四方城以東200米。
這座建筑建于1931年-1934年，共有3層，2000多平方米，外觀設計采用中國古典式，頂覆綠色琉璃瓦，瓦上雕有鳳凰。抗戰以前蔣中正夫婦居住在黃埔路陸軍軍官學校內的憩廬，此處只是作為前去中山陵謁陵的休息室。戰爭結束后，蔣氏夫婦常在此居住，并將客廳改建為內部教堂，稱為“凱歌堂”。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此處長期被軍管，作為國賓級接待單位接待過包括胡志明在內的一些外國國家領導人。1984年3月，美齡宮成為對外開放參觀的旅游景點，室內陳設均按原樣布置。2001年，“小紅山官邸”作為“原國民政府舊址”的一部分被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符箓是符和箓的合稱，也稱符咒、符令、符文、符書、符術、符篆、符圖、符紙、甲馬、靈符。按《說文解字》：符者信也。按《云笈七簽》：箓者指戒箓情性。符指書寫于紙、帛上的筆畫屈曲、似字非字、似圖非圖的符號、圖形；箓指記錄于諸符間的天神名諱秘文。道教某些道士聲稱用符箓可以召神徠鬼，趨吉避兇，降妖鎮魔，治病除災。
符箓術導源于巫覡。《后漢書》載：麹圣卿“善為丹書符。”《后漢書·方術傳》記費長房向賣藥翁壺公學道，壺公“為作一符，……遂能醫療眾病。”《云笈七簽》卷七《符字》說：“以道之精氣，布之簡墨，會物之精氣。”某些道士、煉氣士書符時運氣于符上，以之治病，可能產生一定療效。道書謂：“符無正形，以氣而靈。”
符箓術是道教正一道的主要修習方術。宋元時符箓三宗（所謂“三山符箓”）為茅山上清派、閣皂山靈寶派、龍虎山天師道。
符，也稱為符咒。是在道教法術的一種，用黃紙、或其他色紙，並通過一定的方法，書寫畫一些字或圖案，常被認為具有驅邪的效果。此外，古中醫的第13科祝由科也是畫符治療疾病。
*李豐楙、張智雄：〈 書符與符號：正一符法的圖像及其象徵〉。
*蕭登褔： 道教符籙咒印對佛教密宗之影響
*李承道： 道教為什麼要傳度授籙
* 中華民國傳統符咒法術研究學會
高的鯛科是輻鰭魚綱海魴目的其中一科。
高的鯛科下分4個屬，如下：
*異海魴屬（''Allocyttus''）
**福氏異海魴（''Allocyttus folletti''）
**幾內亞異海魴（''Allocyttus guineensis''）
**黑異海魴（''Allocyttus niger''）
**異海魴（''Allocyttus verrucosus''）
*新海魴屬（''Neocyttus''）
**棘吻新海魴（''Neocyttus acanthorhynchus''）
**赫氏新海魴（''Neocyttus helgae''）
**（''Neocyttus psilorhynchus''）
**菱體新海魴（''Neocyttus rhomboidalis''）
*仙海魴屬（''Oreosoma''）
**大西洋仙海魴（''Oreosoma atlanticum''）
*擬短棘海魴屬（''Pseudocyttus''）
**斑點擬短棘海魴（''Pseudocyttus maculatus''）
張濟，東漢末期人物，涼州武威袓厲縣人，牛輔部下。張繡之季父。
初平三年（192年），張濟被牛輔派往與李傕及郭汜領數萬兵討伐朱雋於中牟，戰勝，大掠陳留、潁川諸郡。
在董卓與牛輔被殺之後，李傕等人乞求王允赦免，被拒絕。眾人聽從賈詡之見，率軍攻入長安，殺王允，迫走呂布，被封為鎮東將軍、平陽侯，屯弘農。
興平二年（195年），樊稠被李傕殺害，郭汜懷疑李傕欲毒害自己而與李傕互相攻打。天子遣使議和二人，遭拒。後楊奉領兵叛逃李傕，令其勢力大減，張濟來到和解二人，李傕便答允。
張濟提議天子往東遷，天子亦欲回洛陽，令眾人護送。漢獻帝以張濟為驃騎將軍，開府如三公。張濟因與楊奉、董承不合，再度與郭汜、李傕聯合欲劫回天子，大敗楊定等，但天子成功逃出，為張楊迎接。
建安元年（196年），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至南陽，攻穰城（在今河南省鄧州市），中流矢而死。
* 張繡，張濟從子，張濟死後領導餘眾。
* 張濟妻，姓名不詳，三國演義為鄒氏，曹操納之，張繡以此不滿，叛變，大敗曹操。
* 張姜子，張濟之妹，僅見于道教類書籍（最早見于陶弘景《真誥》、后多被引用，比如陳寅恪《柳如是別傳》等），略云：“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
*蔡東藩《后漢演義》：“張濟楊奉董承，亦無一非賊。”
* 《三國演義·第十六回·呂奉先射戟轅門·曹孟德拜師淯水》
東區區議會是香港十八個區議會之一，負責就東區的地區事務，向政府提出意見。此區議會由35名議員組成，香港政府將東區劃為35個選區，並由市民選出35名民選議員。最新一次的東區區議會選舉在2019年11月24日舉行。
自1982年東區區議會創立以來，該區議會由以下政治派系所控制：
勵進會、公民協會、革新會及太平山學會
民主派無特定控制
、柴灣起動、、、、、
&emsp;節日慶祝及重大日子紀念活動專責小組
&emsp;社區參與及宣傳工作專責小組
設施管理及文康事務委員會
&emsp;地區工程及設施督導工作小組
&emsp;康體藝術文化發展工作小組
社會福利及安老事務委員會
&emsp;青年發展及社區營造工作小組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emsp;公共交通及道路安全工作小組
食物環境及衞生事務委員會
&emsp;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小組
規劃工程及房屋事務委員會
&emsp;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
財務及審核委員會
&emsp;撥款審核工作小組
檢視警方執法及行動特別委員會
原為前東區區議會副主席趙家賢擔任此區議員，因初選案正被還押而請辭，在2021年7月7日任期結束
原為王振星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7日任期結束
原為韋少力擔任此區議員，於2021年9月15日被代表政府的監誓人確定爲宣誓無效，失去區議員席位，在2021年9月14日任期結束
原為麥德正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8日任期結束
原為蘇逸恒擔任此區議員，於2021年9月15日被代表政府的監誓人確定爲宣誓無效，失去區議員席位，在2021年9月14日任期結束
原為郭志聰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8日任期結束
原為黃宜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3月31日任期結束
原為古桂耀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14日任期結束
原為李鳳瓊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10日任期結束
原為陳榮泰擔任此區議員，於2021年9月15日被代表政府的監誓人確定爲宣誓無效，失去區議員席位，在2021年9月14日任期結束
原為曾因瑩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5月31日任期結束
原為吳卓燁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9日任期結束
原為前東區區議會主席黎志強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8日任期結束
原為陳嘉佑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5月31日任期結束
前北炮同盟成員
原為傅佳琳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5月31日任期結束
原為李予信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8月31日任期結束
原為鄭達鴻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5月10日任期結束
原為裴自立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8日任期結束
原為陳寶-{瓊}-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7日任期結束
原為張國昌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14日任期結束
原為魏志豪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9日任期結束
原為梁兆新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8日任期結束
原為張振傑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7日任期結束
原為何偉倫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8日任期結束
原為謝妙儀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10日任期結束
原為曾健成擔任此區議員，因請辭而在2021年7月7日任期結束
原為蔡志強擔任此區議員，於2021年9月10日因拒絕出席區議員宣誓儀式，隨後被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取消其議員資格，在2021年9月9日任期結束
原為徐子見擔任此區議員，因初選案正被還押而請辭，在2021年5月9日任期結束
原為黎梓欣擔任此區議員，於2021年9月15日被代表政府的監誓人確定爲宣誓無效，失去區議員席位，在2021年9月14日任期結束
梁詠詩、仇栩欣、周卓奇
*李清霞議員辦事處：香港東區鰂魚涌英皇道1026號海景樓一字樓D6室
*郭偉強議員辦事處：香港東區北角渣華道8號威邦商業中心1408室
*仇栩欣議員辦事處：香港東區北角渣華道18號嘉匯商業大廈706室
*阮建中議員辦事處：香港東區北角寶馬山道45號賽西湖商場3號舖
*周卓奇議員辦事處：香港東區筲箕灣耀東邨耀樂樓地下2號
*梁詠詩議員辦事處：香港東區筲箕灣工廠街筲箕灣中心地舖67號
2020年3月10日，東區民主派議員譴責警務處不尊重民選議會 拒派員出席檢警會會議
2020年3月3日，東區區議會「監察警方執法及行動特別委員會」中，警務處派出東區指揮官韋志達及東區警民關係主任胡敏怡出席，不過討論「監警委員會」議程後，韋志達突然以自己「不合適」在場為由離開。有關舉動引起部分議員不滿，拿出「止警暴，查警謊」的標語追出會議室，意圖阻止韋離開。數名掛上「工作人員」證件人士突然從後門進入，護送指揮官離開。區議員質疑他們是便衣警員，但被反問「你係邊個？」。公民黨李予信稱被警員推撞，而郭志聰更被撞至眼鏡飛脫。
2020年3月10日，東區區議會原定舉行「檢視警方執法及行動特別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討論多項與反送中運動相關議案，包括要求警方交代8月5日晚上北角衝突中的警力問題、在11月在柴灣發射多次催淚彈的原因、於太古城和西灣河的執法行動等事件。不過民政處在會議當日早上突然向委員會成員發出電郵，稱會議的職權範圍「可能涉及全港性執法事宜」和「收到高層命令」而宣布取消會議。警務處也拒絕派員出席。區議會26名民主派議員批評警權凌駕區議會職能，政府高層打壓區議會。
民主黨/公專聯
泛民協調組織民主動力召集人，東區泛民會議副召集人
東區泛民會議成員
香港新動力副主席
東區泛民會議召集人
東區區議會主席
自由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
東區區議會副主席
自由黨副主席
民建聯/工聯會
顏尊廉、林心廉、龔栢祥、黃建彬、洪連杉、蔡素玉、鄭志成、丁江浩、王志鍾、劉慶揚、植潔鈴
11 (31.4%)
何毅淦、王國興、梁國鴻、郭偉強、許林慶、趙資強
6 (17.1%)
邵家輝、李鎮強
2 (5.7%)
楊斯竣、林其東、黃健興、羅榮焜、許清安、李進秋
25 (71.4%)
黎志強、鄭達鴻、梁穎敏、梁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