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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世芳原先投入2018年民進黨高雄市市長選舉初選，1月11日她在臉書發文表示，初選期間的對立情形，造成市長陳菊飽受攻擊，她忍痛決定不參加初選。
2020再次參選立委，因先前陸軍官校校歌事件讓連任之路難上加難，再加上從三屆市議員時期便經營左楠區直至連任八屆立委、將近40年的黃昭順再度轉戰區域，選情不容樂觀；卻最後因反韓浪潮和反送中的「亡國感」導致情勢逆轉，以及郭新政參選瓜分選票，最終以四成餘得票連任成功。
* 淡江大學化工學士、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州立大學環境工程碩士。父親為三峽人，母親為北投人，胞姊劉世芬為現任臺北市立動物園園長。
* 1993年，擔任澎湖縣長高植澎的機要秘書，並參與全國首創的老人年金制訂。
* 1995-1997年，民主進步黨中央常務委員、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臺北市女權會常務董事。
* 1997年，被當時的臺北市長陳水扁延攬為「環保局長」，首創「垃圾不落地」政策。
* 1999-2001年，時任臺中縣副縣長，且於該年發生921大地震時負起震災指揮官重責。
* 於2001年12月1日，劉世芳當選民進黨籍的全國不分區立法委員，2002年2月1日就職，後因於同年7月就任行政院秘書長而離職。
* 2002年，擔任第五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 2002-2004年，擔任行政院秘書長，任內完成：
:*紅毛港遷村計畫最大的一筆180億完成審查定案。
:*基隆河員山子分洪計畫定案。
*2004年，陳水扁總統連任的政策總執行者（農民年金增1000元、第一次全國性公民投票）。
*2009年，達成「史上最成功的世運」成就。高雄市長陳菊力邀劉世芳，執行高雄世界運動會的籌備工作，當時雖受到國際世界運動會總會的取消高雄主辦權的威脅，也遇到反恐維安難題，但後來都一一解決，因此國際世運總會主席朗 ? 佛契稱讚「史上最成功」的一次世運。
* 2014年，時任高雄市副市長，該年高雄發生高雄氣爆事件，劉世芳擔任現場指揮官，並負責氣爆後的復原工作。
* 2015年4月1日，劉世芳在高雄市左營、楠梓立委選區民進黨初選中擊敗現任高雄市議會議員林瑩蓉，代表民進黨角逐該黨於南臺灣少數之艱困選區，高雄市第三選舉區（左營區、楠梓區）席位，對壘國民黨徵召的張顯耀（該區立委黃昭順退選，轉戰國民黨不分區）。最終以102,255票、53.51%當選，得票數創下該區新高，贏得長期被視為國民黨票倉的左營楠梓選區。
#盡速通過「不當黨產處置條例」，建立政黨公平競爭機制
#推動國防自主產業：整合產官學研合作，提升臺灣自主防衛能量
#廣設社區關懷據點：結合居家服務及長期照護，建構政府、社區、家庭聯合照顧網絡，實踐「在地老化」的老吾老政策
#打通左楠十字動脈：打造左營三鐵共構園區為南方新門戶。延續聚落文化景觀，重新檢討眷改政策，中央與地方共同參與眷村活化及保存
#盡速開闢「新臺17線」：發揮聯外道路功能，加快「鼎力交流道國10接國1北上高架路段」開闢，改善東西向交通瓶頸
#強化國訓中心與世運主場館功能：結合觀光產業，推動運動休閒園區
#推動產業轉型升級，追求環境永續發展：中油五輕廠區，朝向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新綠園」規劃發展。推動「綠經濟科技園區」，引入綠能、環保等產業，帶動高雄產業轉型。啟動國營事業宿舍都更計畫，建置「安居樂業宅」，安置原居住員工，融入新移入人口。 盡速進行污染區的整治，朝「生態公園」規劃。
#持續推動楠梓加工區產業升級：形成高科技產業聚落，創造就業機會
#推動中油總部南遷：落實管線安全管理，實現財稅正義
#推動老人共餐：建立「不老食堂」
#推動陸軍官校去威權化
2017年，高雄因產業園區腹地不足失去臺積電的投資，劉世芳主動以其多年擔任高雄市副市長的專業背景，提出高雄第二科學園區設在橋頭區的高雄新市鎮二期最為理想。
2018年7月蔡英文政府政務委員張景森實地走訪高雄表示將以在陳水扁政府以10個月的時間推動中部科學園區計畫的速度推動「高雄橋頭第二科學園區」，積極協助高雄產業轉型。
國民黨議員許福森2003年擔任原高雄縣議長時，曾為了典寶溪及大遼排水系統整治、大崗山礦區復育再利用、鳳山溪汙染整治等案，偕同縣府主管和10多位議員拜會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游錫堃，游揆指示時任行政院秘書長的劉世芳等在兩星期內召開會議，後來在劉的協調下，終於爭取到中央補助。許福森認為劉世芳做事超越藍綠，故在民進黨初選中站出來支持她。
2017年4月10日，民進黨立委劉世芳、吳秉叡、段宜康等人因此提出修法草案，要將卸任總統和副總統的禮遇金分別從每月25萬元、18萬元，一併砍為8萬元；目前唯一以「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辦理退職的前副總統連戰，也將一體適用，不得續領高達近26萬元的月退金。
劉世芳表示，過去該條例在2001年及2006年的兩次修法，為連戰量身打造、導致卸任副總統領得比總統還多的荒誕條款，這次也會一併刪除，拒絕讓這種因人設事的不公條文繼續存在。
柯文哲在市政會議中「他還債，高雄舉債」。為此劉世芳回應表示：「比較臺北跟高雄兩個資深的直轄市，每年單單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臺北就比高雄多100億元以上，首都圈獲得國家最豐沛的資源投入，似乎已被柯P視為理所當然。」並援引高雄市副市長許立明之言，「如果高雄能跟臺北一樣長年獲得高比例財政劃分的中央經費補助，甚至有高達1兆元的捷運建設，高雄絕對不會憑藉此先天優勢，去打擊其他縣市，也絕不會引用『錯誤的財政數據』，讓人感覺到『首都市長的傲慢』。」
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林向愷炮轟高捷以不正當的市場手段阻撓悠遊卡公司。
劉世芳在記者會上指出，悠遊卡、一卡通、高雄捷運、臺北捷運等公司2015年針對捷運使用多卡通簽了協議，但悠遊卡公司並沒有兌現協議內容，林向愷曾承諾，若悠遊卡在高雄捷運使用量達到高捷總刷卡量20%，就設加值機，但20%的使用量已達到，悠遊卡公司卻置之不理。
原住民族委員會9月宣布，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場址將落腳在高雄市澄清湖園區；對此，劉世芳表示，這個選址相當英明，但她要提醒原民會，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不要讓人人期待的國家級博物館淪為一次性消費。
高雄市政府和立委劉世芳等各界，正爭取將還有1,000多公頃尚未開發的橋頭新市鎮二期，經都市計畫變更為「南科路竹園區二期」（高雄科學園區二期）擴大用地，讓北高雄成為高科技產業的聚落。
劉世芳說，華邦電宣布進駐高雄、投資3,350億元之後，高雄科學園區也幾乎飽和，「只剩下20多公頃土地，萬一還有其它國內外大型知名廠商想要投資高雄，根本就沒有土地可供選擇」。而橋頭新市鎮第二期土地面積約1,000公頃，如果部份能夠變更為高雄科學園區二期用地，高雄才不會再錯失像臺積電這樣的龍頭企業，更重要的是，如果都只是住宅區，沒有產業，是無法引進人口的。橋頭新市鎮具備產業聚落、交通便利、學研能量充沛等優勢，串聯楠梓加工出口區、本洲工業區、南科路竹園區等，且連通國道、鐵路、高鐵及捷運，一旦成功，高雄科學園區將是全臺唯一擁有捷運通過的科學園區，同時，在臺大、成大、中山於中油高雄煉油廠成立「材料國際學院」後，與周圍鄰近7所大學所結合的學研效能，必將帶動南臺灣成為最重要的科技廊帶。
根據民航局的「高雄國際機場2035年整體規劃」，航廈擴建預計2035年才能完成。劉世芳對此也發表意見，指出未來不足已可預見，交通部應該提早準備，避免失去擴建的意義。
對高雄郵輪觀光發展，劉世芳認為，雖然高雄港今年年底彎靠郵輪較去年增長了242%，但仍落後基隆港，不足反應高雄郵輪觀光的潛力。
劉世芳向地方人士表示，全長7.1公里的新臺17線定11月動工，2019年會完成北段的2.1公里，2021年可望完成南段的5公里，新臺17線將穿越海軍軍區的部分，可能視為快速道路，與橫向道路的連結不多。
左營眷村遷村改建後，預計將增加5萬人口，導致闢建新臺17線出現急迫性，也讓地方開始關切其進度。劉世芳今天向20位左楠里長說明新臺17線即將興建，她表示，軍方同意新臺17線穿過左營海軍區東面，屆時軍區的警衛區會往西移。
舉辦國艦國造之國防自主與產業振興座談會，邀請政府與民間相關單位一起討論「國艦國造」與「國機國造」等國防自主的政策。
#劉世芳、賴瑞隆24日在林園區幸福公園與居民座談，允爭取高雄捷運紅線延伸至小港、林園，加速產業群聚，讓居民享有安全交通與減低空污的較佳生活品質。
#提案將高雄捷運黃線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
#監察院於2009年8月7日公布通過彈劾魏哲、李界木與劉世芳等三人介入龍潭購地弊案。監察院的彈劾文指出：劉世芳時任行政院秘書長，依據行政院組織法第9條規定，應承院長之命，處理本院事務，並指揮監督所屬職員，未善盡幕僚長之職責。
#特偵組於2012年12月28日，以查無不法，將劉世芳等人收賄簽結。特偵組認為，國科會收購達裕公司土地過程是由陳水扁裁示主導，魏哲和及劉世芳不知扁珍收取辜成允四億元傭金、也未涉及收賄或圖利，查無刑事不法，將全案簽結。
#查無不法，回歸清白。劉世芳表示「整起事件政治操作很明顯，我一生的清白因為監察院彈劾留下污點，雖最後還我清白，雖無辜但只能仰天長嘆」此案在2008年後即查清楚，劉世芳始終未被列為被告；如今特偵組再次證明她未涉不法。
#2016年11月21日，立法院外交委員會審查僑務委員會預算，劉世芳表示，僑委會現在的文化社教活動無法真的代表臺灣文化，像扯鈴是中國的文化，這是在幫中國統戰，應該要與大陸統戰部門社教工具有所區別。僑委會副委員長田秋堇說，「扯鈴雖然是中國文化，但我們是青出於藍、在臺灣發揚光大，中國根本追不上我們」。最後保留此筆預算，劉世芳等立委希望僑委會更重視文化推廣及臺灣文化特質。。
#2016年11月22日，劉世芳表示，經過僑委會說明後，「我完全能夠認同：扯鈴是中華文化發源，但是在臺灣發揚更好」。
#2016年11月26日，劉世芳到高雄市楠梓區楠梓國民小學捐助該校扯鈴隊，並表示她在審預算時的發言引發誤會，故專程到校支持扯鈴隊。
2018年1月10日，劉世芳在臉書宣布退出民進黨高雄市長初選。劉世芳說：「因為支持我，陳菊市長飽受攻擊。令人痛心的是，連一本單純的回憶錄都被和初選扯在一起，無庸置疑的政績也被扭曲被懷疑。陳菊市長飽受委屈，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樣感到不捨。我更擔心，激化對立會讓市民對高雄的未來失去信心。」劉世芳並召開記者會宣布這項決定。
2018年1月19日，劉世芳在廣播節目中承認是被一位和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輩份、年齡相似的新潮流系大老勸退，媒體報導這位大老是已淡出政壇的張維嘉。
從2016年開始，劉世芳利用立委審理預算之職權，先後以凍結政戰局與陸軍司令部的部分預算作要脅，多次要求陸軍軍官學校修改校歌，認為校歌中「黨旗飛舞」是黨國的意識形態，應該改為「國旗飛舞」以凸顯軍隊國家化。陸軍官校也曾舉行校務會議表決，以40票反對，0票贊成，否決立委的要求。
2019年1月，劉世芳在立法院審查國防預算時提案凍結陸軍官校校慶預算新臺幣333萬7000元，再次要求陸軍官校修改校歌；但是此舉引發爭議，指她意識形態掛帥，不尊重校史和校務會決定。 前民進黨金門縣議員陳滄江亦不滿劉世芳以凍結預算為手段逼迫陸軍官校改校歌，他說，民進黨應該努力做好兩岸關係和拚經濟才對，卻不停搞這些枝枝節節的小事，本末倒置作法令人失望。
* 60px 二等景星勛章（2004年5月18日于臺北總統府頒授）
* 劉世芳-高雄芳城市| Facebook粉絲專頁
*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劉世芳女士
郿鄠，或稱“迷糊”、「迷胡」、“曲子戲”、“弦子戲”，是陜西省的主要戲曲劇種之一。盛行于關中，而山西、河南、湖北、四川、甘肅和寧夏等部分地區也有流行。
因最早流行于郿縣和鄠縣兩地而得名，屬秦腔派系。
郿縣和鄠縣一帶位于秦嶺太白山麓，自古盛行民間歌曲，郿鄠曲起源于這些民間歌謠，古稱“清曲調”，在華陰和華縣一帶逐步發展為戲曲。郿鄠在關中分為東西兩路，關于東路郿鄠，流傳有“同州的梆子合陽的線（指吊線木偶），二華的郿鄠天下傳”的說法。
清朝乾隆年間，隨著秦腔等各地戲曲藝術的發展，郿鄠逐漸被搬上了舞臺，形成了一定數目的劇目。在演唱形式上仍保留有地攤演唱的曲藝形式。其唱本多為折子戲，如《女寡婦驗田》、《古城會》、《皇姑出家》等，常常是一唱到底，很少口白。舞臺演出形式的劇目則既有如同《反大同》、《火焰駒》等的大型本戲，又有如《張連賣布》、《兩親家打架》、《杜十娘》等折子戲，有白有唱、有表演，曲牌選用比較自由。
郿鄠的伴奏樂器以三弦為主，板胡和海笛相輔。唱腔較秦腔委婉細膩，優美動聽，富于表現深沉、凄楚和悲痛。戲曲服飾簡樸，化妝粗線條。表演動作真實、生活化。整體風格較為現代。郿鄠的曲調甚為豐富，有“七十二大調，三十六小調”之說。大調以唱悲傷劇情為主，如《老龍哭海》、《羅江怨》、《老五更》等；小調以唱歡喜劇情為主，如《采花》、《銀紅絲》、《一串鈴》等。現在唱腔音樂精練到50多個曲牌。傳統劇目收集整理已達二、三百種，不包含各地同曲異唱。廣泛流傳的有《張連賣布》、《尼姑思凡》、《安安送米》、《刺目勸學》、《杜十娘》等。新編演出的劇目有《兄妹開荒》、《大家喜歡》、《十二把鐮刀》等。現代戲《梁秋燕》是其中的代表劇目，享有極好的聲譽，以至于有“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飯”的贊美。
2002年度TVB8金曲榜頒獎典禮
* 至少走得比你早 - 盧巧音
* 我愛的她不愛我 - 孫　楠
* 我是真的愛上你 - 王　傑
* Rainy Days - 朱　茵
* Remember - S.H.E
* 妳愛我 - 伍　佰&China Blue
* 金獎：伍　佰&China Blue
王慶常，為中國清朝官員，本籍山東。他於1791年（乾隆56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不過似未到任。
劉大懿，字堅雅，號葦間居士，山西洪洞蘇堡人，清朝官員。
他於乾隆六十年（1795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季學錦，字近思，號絅齋，江蘇昭文人，清朝官員。
季學錦於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己丑科會試中式，殿試後，其卷本被列為一甲第三（探花），結果因引見不到，被降為三甲之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檢討。曾任河東鹽運使。嘉慶二年（1797年）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翌年，疾卒於任。
遇昌，為中國清朝官員，本籍滿洲。他於1794年擔任臺灣知府，又於1798年（嘉慶3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並多次擔任該兩項官職，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慶保，字佑之，號蕉園，室名蘭雪堂，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清朝官員。
嘉慶五年（1800年）八月，任泉州府知府。嘉慶六年（1801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並於翌年代理臺灣府知府，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巡道任內曾在嘉慶十一年（1806年）捐資改建巡道署旁的魁星堂與敬字堂，增加設施後整合成「中社書院」（後來改稱奎樓書院）。
嘉慶二十年（1815年）二月二十八日，由貴州巡撫調任廣西巡撫。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十二日，升任湖廣總督。
清華，滿洲鑲紅旗人，清朝官員，由官學生考上中書。
他於1793年任臺灣知府，後返回中國大陸任官，之後歷練多任官職後，又在1806年（嘉慶11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張志緒，字引之，號石蘭，浙江余姚人，清朝政治人物，進士出身。
乾隆六十年（1795年）登乙卯恩科進士。授刑部主事。嘉慶五年（1800年）正月入直軍機處，任漢軍機章京。 嘉慶十三年（1808年）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官至江寧布政使。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十一月初三，由陜西陜安道道員升任廣西按察使。嘉慶二十五（1820年）年五月初七，同四川按察使互調。
*梁章鉅，《樞垣記略》，中華書局，ISBN 7101017436
汪楠，字蔭江，安徽旌德人，清朝政治人物。監生出身。
嘉慶二年（1797年）任福建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嘉慶十年（1805年）署龍巖州知州。嘉慶十六年（1811年）又由浙江嘉興府知府調任臺灣府知府，不久兼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並輾轉擔任多次該兩官職。
葉世倬，字子雲，號健庵，江蘇上元人，中國清朝官員。
他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奉旨接替蓋方泌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毛鼎亨，字溯汾，號春門，江蘇長洲（今蘇州）人。
他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奉旨接替葉世倬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史譜，字琴堂、一字蔭堂，號荔園，山東樂陵人，清朝政治人物，進士出身。
史譜為嘉慶十年（1805年）乙丑科進士。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
周漪，為中國清朝官員。他於1796年（嘉慶元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陳中孚，字元呂，號心畬，湖北武昌（今鄂城）人，清朝官員。
他於嘉慶六年進士，道光元年（1821年）六月四日任四川按察使，十月十一日調廣東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道光二年閏三月廿八日任廣東布政使，六月十七日調河南布政使，十二月十三日任廣東巡撫。道光五年八月五日任漕運總督，道光六年七月十二日調署山東巡撫，卒於任上。
道光十四年（1834年）《求是堂詩文集》之胡承珙像
胡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安徽涇縣人，清朝官員。
嘉慶十年（1805年）乙丑科進士。嘉慶十四年（1809年）授翰林院編修。道光元年（1821年）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胡承珙潛心經學，著意《毛詩》，廣證博考以求本意，著有《毛詩后箋》。另有《儀禮古今文疏義》、《爾雅古義》以及《求是堂詩文集》等。
子胡先翰、胡先頖。
方傳穟，號穎齋，安徽桐城人。中國清朝官員。
監生出身。由河南通判累官福建福州府知府，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接替畢所任漳州府知府。道光三年（1823年）調臺灣府，剿捕鳯山亂民有功。道光四年（1824年）短暫護理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洊擢浙江甯紹臺道。
2003年度TVB8金曲榜頒獎典禮
* Super Star - S.H.E.
* 揮著翅膀的女孩 - 容祖兒
* 邊走邊愛 - 謝霆鋒、孫偉明
* My Way - 張敬軒、楊　震
* 第一次 - 鄭中基、胡彥斌
孔昭虔，字元敬，號荃溪，山東曲阜縣人，孔子七十一代孫，屬大宗戶，清朝政治人物，進士出身。
清代駢文八大家孔廣森之子，嘉慶六年（1801年）登辛酉恩科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道光四年（1824年）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官至貴州布政使。善隸書，工詩詞，于音韻學頗有研究，曾著《古韻》、《詞韻》。
陳鑾，字仲和，號芝楣，湖北江夏人，清朝官員、探花。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庚辰科一甲第三名（探花）。歷官翰林院編修、武英殿纂修、浙江鄉試副考官。
道光五年，被外派出任江蘇松江府知府。歷任道銜、蘇州府知府、江西督糧道、江蘇蘇松常鎮太糧儲道、蘇松太道、江安糧道、蘇松糧道、廣東鹽運使、浙江按察使、署理布政使。
道光七年（1827年）獲任命為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未到任。
道光十二年，遷江西布政使，後調任江蘇布政使、江蘇按察使、江蘇巡撫。
道光十六年，被拔擢為江西巡撫。道光十七年，復調任江蘇巡撫。後加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
道光十九年，陶澍以病解職，陳鑾代署兩江總督、江南河道總督。是年冬，在任上逝世，贈太子少保，依尚書例優恤。
陳鑾有五子，其中陳慶涵因父蔭而受賜舉人銜，另一子陳慶滋在光緒年間官至江西按察使。
*贈太子少保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陳公神道碑銘 續碑傳集，2冊23卷，265-269
劉重麟，中國清朝官員，本籍陝西同州府，貢生出身。之後，先後擔任廣西永安州知州、歸順州知州、浙江寧波府知府、嚴州府知府、廣西桂平梧鬱道、湖北漢黃德道及江西督糧道。
1827年（道光7年），他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從江西前往臺灣，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1829年，劉重麟卸任臺灣道前往江西擔任按察使，後又歷經四川布政使、安徽布政使、通政使司副使、光祿寺卿、宗人府府丞及都左副都御史。
1845年，他卒於御史任。
*清史稿，9冊，164-165。
鄧傳安，字鹿耕，號菽原，江西浮梁人，清朝政治人物，同進士出身。
嘉慶十年（1805年）登殿試三甲第三名進士，授福建省羅源縣知縣一職。道光元年（1821年）改閩縣知縣，未滿一年，升任臺灣府北路理番鹿仔港海防捕盜同知，並駐於鹿港。道光四年（1824年）因臺灣北路械鬥事件，以鹿港同知代理臺灣府知府，任滿調離臺灣後，又於道光十年（1830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道光十一年（1831年）任建寧府知府，道光十六年（1836年）由嘉恒接任。
在臺灣任職接近十年，為政以振興教育為先，曾經捐出除了正俸以外的養廉銀，推動創建鹿港文開書院，並著有《蠡測彙鈔》及《水沙連紀程》。
平慶，為中國清朝官員，本籍滿洲。他於1830年（道光10年）奉旨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為臺灣清治時期這階段的地方統治者。
周凱，字仲禮，號蕓皋，浙江富陽人，中國清朝官員。
嘉慶十六年（1811年）登辛未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任襄陽府知府、福建興泉永道（駐廈門）。
道光十二年（1832年）因為澎湖饑荒，當時身為興泉永道的周凱奉令前往勘災。他在該年二月初六（1832年3月7日）從廈門出發，途中因為遇風而停靠在虎山湄，但之後又由於濃霧跟逆風的關係，所搭乘的船隻被吹到金門。二月十七日（3月18日）再次出海，於次日抵達澎湖，但因為天候關係船隻無法直接進港，他遂改搭乘小舟上岸，夜宿嵵裡陳氏祠堂。二月十九日（3月20日），周凱再從嵵裡出發抵達媽宮。此時31歲的澎湖廳廩生蔡廷蘭面呈〈急賑歌〉給周凱，周凱讀後對他相當賞識，並詠〈撫卹六首答蔡生廷蘭〉回覆。
道光十三年（1833年）及道光十六年（1836年）兩次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道光十七年（1837年）因疾卒於任。
陳悅記祖宅中福建巡撫劉鴻翱所贈「外翰」匾。
劉鴻翱，字裴英，號次白，晚號黃葉老人，山東濰縣人，清朝官員。
嘉慶十四年（1809年）己巳恩科進士。道光十三年（1833年），擔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政明官廉。歷任太湖司馬、徐州太守，道光二十年（1840年）官至福建巡撫。鴉片戰爭爆發，組織民間武間抗擊英軍。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署理閩浙總督。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任福建巡撫，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因腿疾辭歸，著有《太湖詩草》。
熊一本，字以貫，號介臣，安徽六安人，清朝政治人物，進士出身。
嘉慶十九年（1814年）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為政簡嚴，吏不敢欺，暇治儒術，聲華籍甚。道光十四年（1834年）任臺灣府知府，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英人之難，瘡痍未復，一本整頓書院，宏揚忠義，籌固邊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一月卸職，十二月再任，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解組。
*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撰，《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市，國家圖書館，2006年。
沈汝瀚，字海如，江西南昌人，清朝官員。
監生出身。道光十二年（1832年）以知縣次福建，署長泰縣知縣。道光十三年（1833年）以功賞藍翎，升永春州知州。歷泉州府知府。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護理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
有《戎馬風濤集》。
1871年—1918年的德意志帝國。多民族的奧匈帝國被排除在外，因此德意志的統一參照的是“小德意志”的方案
德意志統一發生于1871年1月18日。拿破侖時代的今德國地區為法國的一個新行省，在經歷普丹戰爭、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后，普魯士日益壯大。在法國于普法戰爭中戰敗投降之后，德意志諸侯于此日來到法國凡爾賽宮鏡廳，普魯士國王威廉加冕為德意志皇帝，德意志諸國正式在政治上和行政上統一為德意志帝國這一民族國家。事實上在很早之前德語人口即已通過貴族之間正式與非正式的聯盟逐漸聯合起來。自1806年神圣羅馬帝國解體和1804年—1815年拿破侖戰爭期間民族主義崛起，貴族之間便不斷嘗試進行聯合，但由于各自利益關系不一致，這一聯合過程頻繁受阻。
德意志的統一還暴露新國家在宗教、語言、社會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內部差異，表明1871年的統一僅僅是長期聯合過程中的一個時間節點而已。神圣羅馬帝國皇帝稱自己為「羅馬人皇帝」時，常稱“全德意志人民的皇帝”，通訊中稱“德意志”，而在帝國內高等貴族也稱為“德意志諸侯”，其他歐洲大多數國家則叫他們為“日耳曼”（GERMANY）；自教皇加冕奧托一世，成立神聖羅馬帝國後統領著在崛起之前（800年）便已經存在的東法蘭克獨立君主制小國。這一領土多山，人口相對隔離，在如此長的時間之內發展出基于文化、教育、語言和宗教上的諸多差異。但19世紀的德意志同時也和全世界一樣，在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之下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日耳曼人民的神圣羅馬帝國曾擁有超過500個諸侯國，而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戰爭后，皇帝弗朗茨二世宣布退位（1806年8月6日）放棄「羅馬人皇帝」的封號，改稱奧地利帝國皇帝，帝國事實上解體。帝國的解體導致法律、行政和政治上的混亂，但舊帝國日耳曼語地區的人民仍然保有共同的文化和法律傳統，而這一傳統也通過參與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拿破侖戰爭的共同經歷而得到鞏固加強。這些獨立國家有各自的統治階級、封建制度、傳統以及地方法律。歐洲自由主義思潮挑戰王朝制度和專制制度下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為統一提供思想上的基礎；這一思想的德意志版本強調一個地區內的人民傳統、教育和語言統一的重要性。經濟上，普魯士于1818年創立關稅同盟，并于日后擴張至全日耳曼邦聯（Germanic-Confederation）中，減少各國間的競爭。新的交通運輸方式為公務和娛樂提供便利，在中歐推動德語使用者之間的聯系，但有時也帶來一定的沖突。
在拿破侖戰爭之后，1814-15年的維也納會議建立外交上的勢力范圍體系，支持奧地利在中歐的霸權。然而維也納的與會者卻沒有意識到普魯士在德意志諸國中實力日益增強，因此也沒有預料到日后普魯士將會就德意志的領導權問題向奧地利發起挑戰。加上因為奧地利皇帝繼承神聖羅馬帝國，且奧地利同為日耳曼民族。普魯士於是向奧地利這一“德意志二元”問題為統一提出兩個方案：“小德意志方案”，即沒有奧地利的德意志；“大德意志方案”，即有奧地利的德意志。
對于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本人是計劃將1866年北日耳曼邦聯擴大并包含所有日耳曼邦國，從而建立一個統一體，還是僅僅希望擴張普魯士王國的國際力量，史學界存在爭議。史學家認為俾斯麥的“現實政治”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導致一系列近代政治制度的建立，并推動19世紀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關系的重組。對丹麥和法國民族主義的回應為德國統一提供問題的聚焦點。在三場區域戰爭中的軍事勝利（尤其是普魯士的勝利）推動統一的熱情，增強民族的自尊。這一經歷與拿破侖戰爭中的共同成功遙相呼應（尤其是1813-14年的解放戰爭）。在沒有奧地利的德意志建立起來之后，二元的問題至少在短期內得到解決。
* 1801：拿破侖·波拿巴開始入侵萊茵河以東的德意志國家。
* 1804：奧地利領導的神圣羅馬帝國解體，弗朗茨一世宣布建立奧地利帝國。
* 1806：拿破侖將德意志國家合并為法國附庸國萊茵邦聯。
* 1815：拿破侖戰敗后，維也納會議將日耳曼諸邦國團結為德意志邦聯(Germanic Confederation)，由繼承神聖羅馬帝國地位的奧地利帝國領導。
* 1819：卡爾斯巴德法令禁止一切形式的泛日耳曼民族的德意志活動以避免“德意志國”的出現；普魯士王國則同其他邦聯國家成立關稅同盟。
* 1834：普魯士領導的關稅同盟發展為德意志關稅同盟，包括幾乎所有德意志國家但不含奧地利。
* 1848：騷亂席卷德意志邦聯（包括柏林、德累斯頓和法蘭克福），迫使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立憲。同時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召開，試圖宣布德國統一，但腓特烈·威廉四世予以拒絕。關于統一德國應當采取“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奧地利）或是“大德意志方案”（包括奧地利）的爭論浮現出來。
* 1861：威廉一世成為普魯士國王，
* 1862：威廉一世任命奧托·馮·俾斯麥為宰相。俾斯麥傾向于通過“鐵血政策”建立普魯士領導的統一德意志。
* 1864：普魯士反對丹麥王國吞并石勒蘇益格，普丹戰爭爆發。俾斯麥有意將奧地利帝國拖入這場戰爭。奧地利-普魯士的勝利使北部的石勒蘇益格歸于普魯士管轄，南部的荷爾斯泰因歸于奧地利管轄（《維也納和約》）。
* 1866：俾斯麥宣稱奧地利在石勒蘇益格制造騷亂。普魯士軍隊進入荷爾斯泰因，并占領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全部。奧地利對普魯士宣戰，普奧戰爭（七周戰爭）爆發。奧地利迅速戰敗，《布拉格條約》簽訂，德意志邦聯正式解散，普魯士建立北德意志邦聯，包括所有德意志國家，但不包括支持法國的南部國家巴伐利亞、巴登和符騰堡。
* 1870：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要求獲得萊茵蘭地區領土以作為他在普奧戰爭中保持中立的報償。俾斯麥利用西班牙王室繼承問題及埃姆斯密電（1868年）試圖將南部國家并入邦聯。拿破侖三世對普魯士宣戰。
* 1871：普魯士軍隊開進法蘭西第二帝國首都巴黎，普法戰爭結束。巴伐利亞、巴登和符騰堡在《法蘭克福條約》后加入北德意志邦聯。俾斯麥擁戴國王威廉一世為統一德意志（德意志國）的領導人。德意志軍隊駐留在巴黎，拿破侖三世宣布法蘭西帝國解體，阿道夫·梯也爾領導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成立。
檔案:Philipp Veit 008.jpg|thumb|菲利普·懷特的壁畫中（1834–36）描繪的日耳曼尼亞（日耳曼人民的化身）形象。她手持繪有德意志邦聯徽章（大圖見下）的盾牌，下方則繪有神圣羅馬帝國七個傳統選帝侯的徽章
檔案:Wappen Deutscher Bund.svg|thumb|德意志邦聯徽章|281x281像素
1806年之前，中歐的日耳曼語區包括超過300個政治實體，其中大部分是神圣羅馬帝國的一部分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襲領地。它們大小不一，小至霍恩洛厄家族分支的各個領地，大至諸如巴伐利亞和普魯士這樣邊界分明的王國。統治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其中包括大小不一的帝國自由城市，從強大的奧格斯堡到微小的魏爾德爾斯塔特；教會領地，大小和影響力亦不同，例如富有的賴興瑙修道院和強大的科隆總教區；以及王朝國家諸如符騰堡。如上政權的領土（準確地說應當是這些領土的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倫普魯士都還在帝國之外擁有其他土地）組成神圣羅馬帝國，國家數量有時。自15世紀起，在絕大部分時間中，帝國的選帝侯們都選舉哈布斯堡王朝家長為神圣羅馬皇帝。在日耳曼語諸國中，神圣羅馬帝國的行政和法律機制為地主和農民、國與國之間和國家之內提供一個解決爭議的平臺。通過“帝國行政圈”體系，各組國家整合資源，發展區域和組織利益，促進經濟合作和軍事保護。
第二次反法同盟戰爭（1799–1802）中，拿破侖·波拿巴擊敗帝國和其盟友；《呂內維爾條約》、《亞眠和約》和1803年并吞將大量神圣羅馬帝國的土地轉移至王朝國家名下；世俗化的教會土地和大部分的帝國城市在政治和法律層面絕滅，居住于這些土地的人民則向新的公爵和國王效忠。這一轉移尤其擴張符騰堡和巴登的領土。1806年，拿破侖成功入侵普魯士，并在耶拿-奧爾斯塔特擊敗普魯士和俄羅斯聯軍。他訂立《普雷斯堡和約》，皇帝被迫解散神圣羅馬帝國。
在法蘭西帝國的霸權之下（1804–1814），日耳曼民族主義在重組的德意志國家中盛行。因為這般共同經歷，雖然仍然受到法國統治，許多將“德意志”稱作一個國家的說法浮現出來。德意志哲學家約翰·戈特利布·費希特說道：
第一的、最始的、也是真正自然的國境線無疑是其內部的界線。那些操著相同語言的人為自然通過許多隱形的紐帶聯系到一起，這早在任何人類技藝產生前便開始；他們能夠相互理解，亦能使自己更清楚地受到理解；他們應當在一起，并自然為一體且不可分離。
共同語言對于一個國家的建立有一定的基礎性作用，但當代（19世紀）德意志史學家則認為，若要結合這數百個政體，語言還遠遠不夠。中歐德語區諸國共同經歷法國霸權時期，決心趕走法國入侵者，重新掌控自己的領土。法國在波蘭（1806–07）、伊比利亞半島和西部德意志的戰役以及1812年對俄羅斯入侵的慘痛失敗使許多德意志人、諸侯和農民對拿破侖的幻想破滅。他的大陸封鎖幾乎摧毀中歐的經濟。俄羅斯的遠征軍包括近125,000名來自德意志的士兵，這一嚴重損失使許多德意志人（不論出身高低）開始設想一個沒有拿破侖的中歐。呂佐夫志愿軍這類學生民兵隊伍的出現便體現這一傾向。
在俄國的慘敗使法國對德意志諸侯的控制減弱。1813年，拿破侖在德意志發動戰役，意圖將諸國拉回法國勢力范圍內；此后的解放戰爭在萊比錫戰役（又稱民族大會戰）中達到高潮。1813年10月，超過500,000名士兵在三日內展開激烈戰斗，這也是19世紀歐洲最大規模的陸戰。這場戰役以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薩克森和瑞典同盟的決定性勝利告終，并終結法國在萊茵河東岸的影響力。同盟軍在勝利鼓舞下跨越萊茵河追擊拿破侖，他的軍隊和政府由此垮臺，本人亦流放并囚禁于厄爾巴島。1815年百日王朝時期拿破侖短暫復辟。在第七次反法同盟戰役中，威靈頓公爵指揮的英國-同盟軍隊和格布哈德·馮·布呂歇爾指揮的普魯士軍隊在滑鐵盧取勝（1815年6月18日）。
布呂歇爾軍在前日剛自成功撤退，在滑鐵盧扮演決定性地位，扭轉戰斗的局勢。普魯士騎兵于6月18日夜晚追擊戰敗的法軍，為同盟鎖定勝局。從德意志的角度看，布呂歇爾軍在滑鐵盧的表現以及德意志諸國在萊比錫的協同作戰成為民族自尊和熱情的聚合點。這一闡釋在19世紀成為親普魯士民族主義史學家“普魯士神話”的核心。
1789年的神圣羅馬帝國地圖。地圖上大部分為哈布斯堡王朝（橙色）及霍亨索倫王朝（藍色），此外還有大量的小國（許多國家由于太小而無法展現于地圖上）
在拿破侖失敗之后，維也納會議在權力平衡的基礎上建立一套新的歐洲政治及外交體系。這一體系將歐洲劃分為不同勢力范圍，而在一定程度上這抑制一些民族的訴求，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大體來看，擴大領土的普魯士和在1803年并吞之后整合出的其他38個國家歸入奧地利帝國勢力范圍內。會議建立松散的德意志邦聯（1815–1866），由奧地利領頭，擁有一個“聯邦議會”（稱'或'，為一個任命領袖組成的會議），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召開會議。鑒于哈布斯堡王朝在傳統上擁有帝國中的重要位置，奧地利皇帝便成為議會的名義總裁。然而，這一人設的奧地利霸權卻沒有考慮到普魯士于18世紀在帝國政治中的崛起。在勃蘭登堡選帝侯于該世紀初自命為普魯士國王之后，他們的領地范圍通過戰爭和繼承逐漸得到擴張。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魯士的實力在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中更加明顯地展示出來。在瑪麗亞·特蕾西亞和約瑟夫二世試圖在神圣羅馬帝國中重塑哈布斯堡霸權的同時，腓特烈則相應地于1785年創建“諸侯聯盟”（'）。奧地利和普魯士的德意志二元問題深深植根于舊帝國的政治之中。這一關于勢力范圍的爭奪在巴伐利亞王位繼承戰爭（或“馬鈴薯戰爭”）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在神圣羅馬帝國終結之后，這一競爭仍然影響19世紀民族主義運動的成長和發展。
聯邦議會雖有議會之名，但它卻完全不能視為一個廣泛且大眾的選舉代表集合。許多國家沒有憲法，而在有憲法的國家（例如巴登大公國），嚴格建立于財產基礎上的選舉權僅僅適用于一小部分的男性人口。此外，這一不實際的解決方案無法反映普魯士的全新地位。雖然普魯士軍隊在1806年耶拿-奧埃爾斯特會戰中慘敗，但在滑鐵盧卻又完成強勢的回歸。由此，普魯士的領袖們希望能夠在德意志政治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德意志邦聯的國境。普魯士為藍色，奧地利為黃色，其他為灰色
德意志的民族主義在拿破侖時代由于德意志人的共同經歷而得到刺激，一開始與自由主義思想相結合，改變德意志諸國之間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關系。在此背景下，能夠感受到這一運動深深植根于拿破侖時代的經歷。學生組織和群眾示威（例如于1817年10月在瓦爾特堡的示威）使中歐的德語者愈發團結。此外，在解放戰爭期間許下的明確和不明確的承諾也使人對人民主權產生期望，并且使人廣泛參與到政治中來，但許多承諾在和平到來后卻沒有得到實現。學生組織的騷動使保守派領袖諸如克萊門斯·梅特涅開始擔心民族主義思想的崛起；1819年3月德意志戲劇家死於一個追求統一的激進學生刺殺，而在1819年9月20日，卡爾斯巴德法令頒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民族主義運動的思想領導。
保守勢力對于刺殺行為感到十分憤怒，梅特涅也借此通過法律，進一步限制媒體，遏制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由此，這一系列法令使學生組織轉入地下，限制民族主義出版物的出版，擴張對媒體和私人的審查，并通過禁止大學教授鼓勵民族主義討論而限制學術傳播。這些法令成為的小冊《德意志與革命》（'，1820年）的主題，他在其中表示通過反動手段來壓制公眾觀點的自由表達是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當的。
另一大統一德意志諸國的重要制度——德意志關稅同盟幫助創造在經濟上的統一。1818年普魯士財政大臣最初構想普魯士的關稅同盟；此后關稅同盟將許多普魯士和霍亨索倫王朝的土地連結到一起。在此后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內，許多德意志國家也加入其中。這一同盟在德意志諸國之間削減貿易保護壁壘，尤其是促進原材料和成品的運輸，于是跨境運輸貨品變得更加容易，購買、運輸和銷售原材料的成本也變得更加低廉。對于新興的工業中心來說這相當重要——大部分工業中心都位于萊茵蘭、薩爾河和魯爾河河谷地帶。
檔案:Wartburg demonstration 1817.jpg|thumb|right|1817年10月，近500名學生在瓦爾特堡（三個多世紀前馬丁·路德在此尋求庇護）前進行抗議，支持民族統一。之所以選擇瓦爾特堡是因為它對德意志民族精神具有象征性地位。當代彩色木刻畫
至19世紀初，德意志的道路狀況已經惡化至令人震驚的地步。國內和國外的旅者都對“軍道”（'，軍用道路，原先的作用是為運輸軍隊提供便利）的狀況叫苦不迭。但在德意志諸國不再是軍事叉路之后，道路的狀況得到改善；普魯士的硬面道路長度從1816年的增加到1852年的，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碎石路的發明推動的。至1835年，已稱這些道路為“國民的命脈”，并預測它們將會促進自由、獨立和繁榮。人們四處流動，在火車、旅館、參觀或諸如巴登-巴登的浴場這般的時髦度假地相互接觸。水上交通也得到改善。在拿破侖的命令下，撤銷萊茵河上的封鎖，而到1820年代，蒸汽機則使內河船從不便的人力和畜力牽引系統中解放出來。至1846年，有180艘蒸汽船定期往返于德意志河流與博登湖，一系列的運河從多瑙河、威悉河和易北河延展開去。
這些改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重要性方面卻無法與鐵路相提并論。德意志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將鐵路和關稅同盟稱作“連體雙胎”，強調二者之間的重要關系。他并不孤單：詩人作詩頌揚關稅同盟，在詩的開頭他列舉一系列商品，這些商品相比政治和外交對德意志統一的作用更大。德意志帝國的史學家日后稱鐵路是統一國家的第一個指示；愛國主義小說家則寫道：“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條鐵路建設時建立起來”。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對這“鋼鐵怪獸”持有熱情的態度。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認為將柏林至波茨坦的旅程縮短幾個小時有什么益處，而梅特涅則直接拒絕搭乘火車。其他人則思考鐵路是否是威脅景觀的邪惡力量：尼古拉斯·雷瑙1838年的詩作《致春》（'）即哀嘆火車摧毀德意志森林的純樸靜謐。
巴伐利亞路德維希鐵路是德意志第一條乘運或貨運鐵路，1835年建成，連接紐倫堡和菲爾特。它的長度只有，并只在日間運營，但卻獲得很大收益并且廣受歡迎。在三年內便鋪設的鐵軌，而1840年則是，至1860年達到。由于缺少一個地理上的中心（例如國都），鐵路便以網狀分布，在區域內連結城鎮和市場，連結區域與區域，等等。隨著鐵路網的擴張，運輸貨物的成本更低：在1840年每噸/公里為18芬尼，而在1870年則為5芬尼。鐵路的影響是即刻的，例如原材料可以來往魯爾河河谷而無需裝卸。鐵路通過創造商品需求和推動貿易促進經濟活動。1850年，內河運輸裝載貨量是鐵路的三倍；而到1870年這一情況則發生逆轉，鐵路裝載量是內河的四倍。鐵路還改變城市的面貌和人們旅行的方式。它的影響超越社會階層，從貴族至平民。雖然一些較遠的德意志省份直至1890年代才連入鐵路，但在1865年之前，絕大多數人口、制造業中心和生產中心都已經連入鐵路網。
當旅行變得便捷、快速和廉價，使德意志人開始看到除了語言之外的其他統一因素。格林兄弟編纂一本大詞典，并且搜集一系列的民間故事和寓言，顯示出不同區域內故事的相似性。出版歐洲不同城市和地區的旅行指南，指明居住地和目的地，并包括城堡、戰場、名建筑和名人的簡史。他的指南還包括旅行的距離、不應旅行的道路以及徒步旅行的路線。
的詩句不僅表達德意志人民在語言上的統一，還表現地理上的統一。在《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正式名稱為《德意志之歌》中，法勒斯萊本號召德意志諸國君主承認德意志人民的一統特性。其他愛國歌曲如的《守護萊茵河》則將注意力集中至地理上，而不僅僅是共同語言中的“德意志性”。施內肯伯格創作《守護萊茵河》是為了對法國稱萊茵河為“天然東部國境”做出回應。歌曲的副歌部分，以及其他愛國詩歌如尼古拉斯·貝克的《萊茵河》（'），號召德意志人民保衛自己的領土和家園。1807年，亞歷山大·馮·洪堡提出民族性反映地理的影響，將景觀同人民聯系到一起。與這一思想同時發生的是保護古城堡和史跡的運動，這一運動主要集中于與法國和西班牙發生頻繁沖突的萊茵蘭地區。
在德意志1848年革命前奧地利和普魯士成為警察國家并廣泛進行審查的時期后來稱作“三月前”（'），指的是1848年的3月。在這段時間內，歐洲自由主義的發展勢頭增長；其議程包括經濟、社會和政治的議題。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歐洲自由主義者希望能在民族主義原則下達成統一，推動向資本主義的轉型，擴展男性選舉權，等等。他們的激進程度則取決于他們對于男性選舉權的立場：選舉權越廣泛便越激進。
1832年，支持民族主義的與會者前往哈姆巴赫城堡廢墟。大部分參與者是學生、職業人士及其配偶。他們舉著學生組織的地下旗幟，而這也成為現代德國旗幟的基礎
雖然保守派反應強烈，統一的思想仍然與人民主權思想在德語地區結合一起。1832年5月的哈姆巴赫慶典與會者超過30,000人。它原先稱為一個鄉鎮集會，參會者則到此頌揚友愛、自由和國家一統。他們來到巴伐利亞普法爾茨的哈姆巴赫小鎮，并向高處的廢墟前進，舉著旗，敲著鼓，歌唱著，花了上午至中午的一大段時間到達城堡，聽取從保守到集錦的民族主義者的演講。演講的大致內容表明1830年代的德意志民族主義和七月革命的法國民族主義存在本質差別：德意志民族主義聚焦于教育民眾；當人民獲得教育，知道需要什么，他們便會去實現之。哈姆巴赫的言辭著重強調德意志民族主義的溫和性：重點不在于“法式”民族主義式的構建壁壘，而是在不同群體之間構建情感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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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819年遇刺之后一樣，梅特涅利用哈姆巴赫的群眾示威來推行保守的社會政策。1832年6月28日的《六條》主要重新強調君主權威的原則。7月5日，法蘭克福議會投票通過另外10條，重新強調現有的審查規則，限制政治組織以及其他公眾活動。此外，邦國同意對受到動亂威脅的政府提供軍事支持。帶領一半巴伐利亞軍至普法爾茨以“鎮壓”該省份。多名哈姆巴赫的演講者不幸被捕、經審判後入獄；其中一人，法學生和學生組織代表卡爾·海因里希·布呂格曼（1810–1887）遣送普魯士，判處死刑，但后來得到赦免。
2007年郵票，紀念哈姆巴赫慶典175周年
還有一些因素使民族主義在德意志的崛起變得復雜化。人設因素包括德意志邦聯成員之間的政治敵對，尤其是奧地利與普魯士，以及商業和貿易利益與傳統土地所有者和貴族利益之間的社會經濟競爭。自然因素包括1830年代初廣泛的旱災，1840年代的旱災以及糧食危機。工業化和制造業的變遷使問題更加復雜；人們為了尋找工作而離開農村和小城鎮，在周中轉移到大城市工作，而在周末的一日半返回。
平民百姓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錯位，轉型過程中的經濟困難，以及氣候災難的壓力都使中歐的問題變得嚴重。1840年代中期，馬鈴薯枯萎（與愛爾蘭大饑荒亦相關）和連季的糟糕氣候導致食物危機，而大部分政府都未能成功應對，許多人開始感到富人和有權勢之人對他們的問題沒有任何興趣。擁有權力的人更關心的是日益增長的動蕩、工人階級在政治和社會上的躁動，以及知識階層的不滿。審查、罰款、關押和驅逐似乎都無法遏止之。此外，顯然奧地利和普魯士都希望成為統一之后的領導者；雙方也都遏制另一方推動統一的動力。
相當重要的一點是，1817年的瓦爾特堡抗議和1832年的哈姆巴赫慶典都沒有對統一做出任何清晰的計劃。在哈姆巴赫，許多演講者的立場展現出他們截然不同的政綱。他們僅為統一的理念而走到一起，而對于如何統一卻沒有明確的計劃，僅僅模糊地稱“人民”若能夠得到適當的教育將會自己實現統一。宏偉的演講、旗幟、興高采烈的學生和野餐并沒有轉化為全新的政治、官僚或行政機器。許多人提到對憲法的需求，但在討論中并沒有出現這樣的文檔。1848年，民族主義者尋求補救這一問題。
1848–49年廣泛的革命（主要為德意志）尋求德意志在單一憲法下的統一。革命者向多國政府施壓（尤其是萊茵蘭政府），希望能夠有一個議會會議負責起草憲法。最終，許多左翼革命者希望這一憲法能夠建立男性普選制、永久的全國議會，以及一個可能在普魯士國王領導下的統一德意志。由于普魯士是德意志諸國中實力最強且領土范圍最大的，這看起來符合邏輯。總體來看，中右翼革命者希望能夠在各國內擴大選舉權，或許進行松散的統一。他們施加的壓力最終導致一系列的選舉，這些選舉的投票要求各自不同，例如普魯士三級選舉制度，給予一些選舉集團（主要是較為富有的擁有土地的人）更大的代表權。
圣保羅教堂，并在此為選舉全國議會立下基礎
1849年3月27日，法蘭克福國民議會通過《保羅教堂憲法》，并在次月授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凱撒”（皇帝）頭銜。腓特烈·威廉以多個理由拒絕。他公開回復自己不能在各國（王侯）沒有同意的狀況下接受皇冠；而在私下他則擔心其他王侯的反對和奧地利或俄羅斯的軍事干預。同時他還對于從一個民選議會接受皇冠的概念持有根本性的厭惡態度：他不會接受一個“黏土”皇冠。雖然自由派試圖解決的投票權限制問題仍然存在，但法蘭克福國民議會仍然得以起草憲法，并在“小德意志”方案上達成協議。自由派沒有能夠獲得自己希望的統一，但他們也得以取得局部勝利——能夠同德意志王侯在許多憲政問題和改革問題上進行合作。
對于法蘭克福議會對德意志建國的貢獻，德意志歷史學者們在數十年來有一定的爭論。一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出現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起勢的學派認為，德意志自由派在法蘭克福議會上的失利使資產階級被迫向保守派（尤其是保守的容克地主）妥協，最后導致20世紀德國歷史中所謂“”（'）理念的出現。這一觀點還認為由于在1848年未能完成統一，在1871年建立民族國家過晚，最終延緩積極的民族價值觀的發展。希特勒時常號召德國民眾為自己的偉大國家而犧牲一切，但他的政權卻沒有帶來民族主義：它僅僅是利用德國社會的內在文化價值觀而已，而這些價值觀在今日仍然普遍。此外，1848年的“失敗”認可德意志中產階級對貴族理念的潛在渴望，于是這一群體并沒有自覺地發展出現代化的計劃。
而近些年來的學術研究則否定如上的觀點，認為德意志和其他國家相比并沒有什么“獨特道路”——這一觀點在編史上稱作例外主義。現代史學家認為在1848年自由派的政客們取得一定的成就，他們的許多觀點和計劃后來進入俾斯麥的社會計劃中（例如社會保險、教育以及選舉權拓展）。此外，獨特道路的設想是建構于其他國家的道路（例如英國）是一條標準道路的假想之上的。這一全新的觀點進一步挑戰英國中心的發展模式：對于英國和其他“正常”國家（例如法國或美國）的國家發展研究說明，即使對于這些國家，現代的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帆風順地發展的。它發展得也并不算太早，大致是19世紀中期至后期的現象。自1990年代末，這一觀點已獲得廣為接受，雖然一些史學家仍然認為“獨特道路”的分析方法對于理解國家社會主義時代有一定的價值。
圣保羅教堂的風琴。手中的劍象征著“上帝之言”，喻示著人民和勝利精神的革新|334x334像素
在法蘭克福議會解散之后，腓特烈·威廉四世在將軍的影響之下，支持建立埃爾福特聯盟——一個在諸侯同意下由德意志諸國（不包括奧地利）組成的邦聯。這一由普魯士領導的聯盟將完全消除奧地利對其他德意志國家的影響。在奧地利和俄羅斯（1815年協定的擔保方）的聯合壓力下，普魯士在摩拉維亞小城奧爾米茨的一次會議上宣布放棄這一構想。1850年11月，普魯士（腓特烈·威廉和拉多維茨）同意在奧地利領導下重新建立德意志邦聯。這便是《奧爾米茨條約》，而在普魯士則稱為“奧爾米茨之辱”。
這一事件雖小，但埃爾福特聯盟的設想和《奧爾米茨條約》卻將德意志國家政治影響的問題搬上臺面。這一問題變為不是“是否統一”，而是“何時統一”，而“何時”則取決于力量。法蘭克福議會前成員之一簡明扼要地概括這一問題：
我們無法回避這一事實，那便是整個德意志問題只是簡單的普魯士或奧地利的問題而已。在這兩個國家，德意志的生活有其積極和消極的極端——在前者，所有的利益都是國民的和改革性的，而在后者，則是王朝的和破壞性的。德意志問題不是一個憲政問題，而是一個權力問題；普魯士王權完全是德意志的，而奧地利的則不能是。
在這些條件下的統一帶來一個基本的外交問題。德意志（或意大利）的統一將會破壞1815年維也納會議建立的勢力范圍體系。這一體系的主要構建者梅特涅、卡斯爾雷和亞歷山大一世（與其外務大臣卡爾·內斯爾羅德設想歐洲應當由四個“大國”來進行平衡與擔保：英國、法國、俄羅斯和奧地利，每個國家占據一定的地理勢力范圍。法國的勢力范圍包括伊比利亞半島以及意大利諸國的一部分。俄羅斯則包括中歐東部及巴爾干地區的一定影響。奧地利的勢力范圍則跨越前神圣羅馬帝國控制的中歐領土。英國的勢力范圍則是世界各地，尤其是海上。
這一體系是建立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諸國分裂的基礎上，而非統一。由此，統一的德意志國家將帶來十分顯著的問題。對于德意志人究竟是誰以及德意志國家的邊境將延伸至何處，并不存在現成的定義；而不論如何定義“德國”，誰將更好地領導和保衛之亦沒有定論。不同的群體對此問題提供不同的方案：在“小德意志”方案中，德意志將在普魯士霍亨索倫王朝領導下統一；而在“大德意志”方案中，德意志將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領導下統一。這一爭論即是最新一期的德意志二元爭論，自1701年普魯士王國建國開始便成為德意志諸國政治和奧地利-普魯士外交的主題，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時間中則將完結。
其他民族主義者對德意志統一運動有很高的期望，而在1850年后對于德意志遲遲無法統一所導致的沮喪情緒似乎使民族主義運動有所失勢。革命派將國家統一與進步聯系在一起。就如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865年4月10日寫給德意志革命家的信中所說，“人性的進步似乎停頓下來，而您以您的超人智慧應當知道為何。世界缺乏一個真正擁有領導力的國家。這般的領導力并不是用來統治其他民族的，而是領導他們在義務之路上前進，領導他們前往各民族的兄弟會，那裡一切由自我主義立起的壁壘都將受到摧毀。”加里波第希望從德意志找到“這般的領導力，跟隨中世紀騎士精神的真正傳統，將貢獻自我以矯正錯誤，支持弱者，犧牲暫時所得和物質優勢，去爭取救濟人民苦痛這一更高尚和更令人滿足的成就。我們需要一個足夠勇敢的國家來領導我們走向這一方向。它將把所有受苦或熱望更好生活的人以及所有受到外族壓迫的人團結起來。”
德意志統一還被認為是建立一個歐洲聯盟的前提，朱塞佩·馬志尼和其他的歐洲愛國者們在過去超過三十年的時間內一直推崇這一構想：
1834年春天在伯爾尼，馬志尼和一些來自意大利、波蘭和德意志的難民建立一個新的組織，具有一個宏偉的名字“青年歐洲”。它基礎的以及同樣宏偉的構想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擴大個人自由的概念之后，需要另一場革命來爭取民族的自由；而他的構想則走得更遠，他希望在遙遠的未來，自由的國家能夠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松散聯合的歐洲，由一個聯邦議會來規制其共同利益……他的意圖當然是要推翻1815年維亞納會議的歐洲體系，這一體系重建幾個大國反動的霸權，阻礙小國家的出現……馬志尼希望，但未抱信心，他的獨立國家聯盟構想將能夠在他此生中實現。事實上，青年歐洲缺乏長期的金錢和大眾支持。不過他總是堅守大洲聯合的構想，而獨立國家的建立則是其不可缺少的前提。
俾斯麥（左）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領導力，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中）對軍隊及其訓練方式的改革，以及赫爾穆特·馮·毛奇（右）對作戰和戰略原則的重新設計，這三者的結合使普魯士成為1860年代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243x243像素
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中風，無法繼續統治，他的弟弟威廉便于1858年成為普魯士王國攝政王。同時，赫爾穆特·馮·毛奇于1857年成為普魯士總參謀部參謀長，阿爾布雷希特·馮·羅恩則在1859年成為。這一普魯士軍隊內部的權力變革產生重要的后果。馮·羅恩和威廉（威廉對軍事結構產生積極的興趣）開始重組普魯士軍隊，而毛奇則通過簡化作戰指令對普魯士的戰略防衛進行重新設計。1860年，在普魯士軍隊改革的問題上（尤其是關于如何資助普魯士軍隊），由于議會和威廉（由其戰爭大臣代表）都希望控制軍隊的預算，憲政危機爆發。1861年，威廉加冕為威廉一世，在1862年任命奧托·馮·俾斯麥為普魯士首相。俾斯麥選擇支持戰爭大臣，最終解決這一危機。
1854-55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和1859年的意大利戰爭破壞英國、法國、奧地利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在這一混亂局面之后，馮·毛奇的作戰重設、馮·羅恩的軍隊重組和俾斯麥的外交影響歐洲勢力平衡的重新構建。通過普魯士軍事支持的外交勝利和由實用主義支持的內部保守主義，即日后所謂的“現實政治”，他們共同使普魯士成為德意志的第一強國。
俾斯麥上任首相之后，于1862年9月30日在普魯士下議院預算委員會發表著名的“鐵血演說”，闡述現實政治的內涵：“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錯誤——而是要用鐵與血來解決。”俾斯麥的用詞“鐵與血”時常受外界誤解為德國對血和權力的饑渴。首先，演說中的“當代的重大問題不是通過演說與多數議決所能解決的”時常視同對政治進程的否定——而俾斯麥本人卻并不支持這一否定。其次，他對于血與鐵的強調并不是簡單地暗示普魯士的軍事實力，而是其他的兩個方面：德意志國家生產鋼鐵和其他戰爭資源的能力，以及在需要的時候使用這些資源的意愿。
對鐵與血的需求很快變得明顯。至1862年，當俾斯麥發表演講時，和平泛日耳曼主義之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概念已經由1848年的自由和民主轉為迎合俾斯麥的保守“現實政治”。一貫奉行實用主義的俾斯麥明白統一國家的可能性、阻礙和優勢。他同時也明白將統一國家與霍亨索倫王朝聯系在一起的重要性，對于一些史學家來說，這是俾斯麥對1871年德意志帝國建立的首要貢獻之一。雖然德意志諸國的條約法律不允許俾斯麥單方面采取行動，但精于政治和外交的俾斯麥也明白如此行事的不現實性。為了使德意志諸國能夠聯合到一起，俾斯麥需要一個外部敵人首先對德意志的一個國家宣戰，提供一個戰爭借口將全體德意志人團結起來。這一機會在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時出現。史學家們對于俾斯麥在這場戰爭前的一系列事件中的地位有一定爭議。傳統的觀點（主要由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親普魯士的史學家所持）認為俾斯麥的目的一直便是德意志統一。1945年后的史學家則更傾向于認為俾斯麥操縱事件引發戰爭主要是出于短期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的考慮，而非統一民族國家的宏大企圖。無論如何，俾斯麥既非惡人亦非圣人：通過操縱1866年和1870年的事件，他展示出出色的政治和外交手腕，而正是這些手腕導致1872年威廉與他的關系破裂。
由北至南：日德蘭半島的丹麥部分赤紅色；石勒蘇益格紅色與褐色；荷爾斯泰因橙黃色。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即與這些領土有關
三個階段的事件對于德意志的行政和政治統一十分關鍵。首先，丹麥國王弗雷德里克七世死時無子嗣，導致1864年的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其次，意大利的統一為1866年普奧戰爭中的普魯士提供重要的反奧盟友。最后，法國擔心受到霍亨索倫王朝的包圍而在1870年對普魯士宣戰，導致普法戰爭。通過俾斯麥的外交和政治領導、馮·羅恩的軍事重組和馮·毛奇的軍事戰略，普魯士向歐洲展示沒有哪個1815年和約的簽訂者能夠保障奧地利在中歐的勢力范圍，從而建立普魯士在德意志的統治地位，終結二元德意志的爭論。
德意志統一的第一個階段是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1863年11月15日，克里斯蒂安九世登基成為丹麥國王和石勒蘇益格與荷爾斯泰因大公。1863年11月18日，他簽署《丹麥十一月憲法》，宣布石勒蘇益格公國為丹麥的一部分。德意志邦聯認為這違反1852年的《倫敦議定書》中丹麥與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相互獨立的約定。此外，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人民亦十分看重這一分治關系。德意志邦聯可將兩個公國的種族作為戰斗口號：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的大部分人口都來自德意志，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德語（雖然石勒蘇益格有一定的丹麥少數族裔）。通過外交手段推翻《十一月憲法》的努力無果，1864年2月1日，普魯士和奧地利軍隊跨境進入石勒蘇益格，戰爭開始。最初丹麥試圖使用古老的土墻（'）保衛自己的國家，但這最終成為徒勞。他們無法抵御普魯士和奧地利的聯合軍隊，并且由于違反《倫敦議定書》而無權向北歐的盟友求助。最初在戰爭中使用的手動槍機步槍之一的“”在這場戰爭及兩年后的普奧戰爭中大大地幫助普魯士。這種武器使普魯士士兵能夠在俯臥時發射五次，而前膛裝填步槍則只能發射一次，并且必須站立著更換彈夾。第二次石勒蘇益格戰爭以奧地利和普魯士聯軍的獲勝而告終，兩國也在其后于1864年10月30日簽署的《維也納和約》獲得石勒蘇益格和荷爾斯泰因的控制權。
俾斯麥統一德意志的第二個階段事件發生于1866年。與新建立的意大利一起，俾斯麥創造一個外交環境使奧地利對普魯士宣戰。戰爭的前奏大致發生在法蘭克福，兩個國家都在議會上宣布自己是德意志諸國的代言人。1866年4月，佛羅倫薩的普魯士代表同意大利簽訂秘密協定，保證在對奧戰爭中相互幫助。次日，法蘭克福議會的普魯士代表提出計劃，希望訂立國家憲法，建立直選議會，提供普選權。德意志自由派對于俾斯麥和普魯士議會的關系早有所見（俾斯麥哄騙和欺凌議會代表），因此自然對此計劃表示懷疑。他們認為這一計劃只是增強普魯士實力的手段，而非一個先進的改革方案。
1866年4月，意大利軍隊在蒂羅爾和威尼斯邊境活動的消息傳到維也納，關于憲法的爭論陷入擱置。奧地利政府下令在南部地區進行局部動員；意大利則以全面動員作為回應。雖然多方呼吁理智思考和行動，意大利、普魯士和奧地利繼續向著開戰前進。5月1日，威廉將普魯士軍隊指揮權交予馮·毛奇，而他次日也開始進行全面動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