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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亂之后，基佐要求罷免塞納省省長奧迪隆·巴羅（Odilon Barrot），因為在給巴黎市民的聲明中，他把要求廢除死刑的請愿書稱為“不合時宜的舉措”。基佐受到布羅伊公爵的支持。基佐認為，一位高級公務員實在不能夠批評眾議院的法案，尤其是這項法案已經獲得了國王和政府的批準。杜邦·德勒爾支持巴羅，并威脅說，如果罷免巴羅他就辭職。隨后，“運動黨”的主要人物雅克·拉菲特提議，由他自己負責協調內閣部長，并加以“總理”的頭銜。基佐和布羅伊拒絕受控于拉菲特，立即就辭職了，不管部長卡西米爾·佩里埃、不管部長安德烈·杜潘(André Dupin)、外交部長馬修·莫萊和財政部長約瑟夫-多米尼克·路易（Joseph-Dominique Louis）隨后也紛紛辭職。
為了消除左派帶來的困局，路易-菲利普立即采納了拉菲特的建議，并要求他在1830年11月2日組建新的政府，路易-菲利普希望親自行使權力使拉菲特失去影響力。
“如果政府首腦必須要由拉菲特先生擔任，” 路易-菲利普私下對布羅伊公爵說，“只要他自己挑選閣員，那我同意。不過我要提前說明白，我不會贊同他的主張，我實在不能答應他給他提供幫助”。事情已經再清楚不過了；然而，組建內閣引起了長時間的政治交易，并且，拉菲特被國王不遺余力的友善表現所欺騙，認為國王給予了他真正的信任。
12月15日至21日，貴族院進行了對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長的訴訟，同時，要求對他們處以死刑的騷亂將貴族院團團圍住。四位部長被處以終身監禁，波利尼亞克附加法律死亡。全靠內政部長蒙塔利韋（Montalivet）的機敏，將他們安置到文森要塞，四位部長才逃脫了人群的毆打。國民自衛軍維持了巴黎的平靜，顯示出它作為新政權的資產階級民兵的重要角色。
這一事件顯示出國民自衛軍的重要性，這是政府為確保公共秩序可以依靠的唯一力量，另外，也暴露出將其交到并不可靠的拉法葉手中所存在的風險。很快，趁著一次重組的時機，拉法葉被迫辭職，這也導致司法部長杜邦·德勒爾離開了政府。另一方面，為了避免依賴單一的軍事力量，路易-菲利普委托戰爭部長蘇爾特元帥立即重組作戰部隊。從1831年2月起，蘇爾特向眾議院提交了他的計劃，涉及到增加軍隊的兵力、消除過剩的軍官、確保武器和彈藥的供應。他使《1831年3月9日法》（Loi du 9 mars 1831）獲得了通過，這項法律創建了外籍兵團，這是一系列重大軍事改革的第一步。
1847年，路易-菲利普20法郎金幣。
與此同時，在運動黨的訴求下，政府實施了多項改革，這些改革早已被寫入《1830年憲章》第69條：關于市議會的《1831年3月21日法》（Loi du 21 mars 1831）重建了選舉原則，大幅地擴大了選民基礎——3260萬居民中有2到3百萬選民，這是立法選舉選民人數的十倍；《1831年3月22日法》（Loi du 22 mars 1831）重組了國民自衛軍；經過兩個月議會辯論才通過的《1831年4月19日法》（Loi du 19 avril 1831），將取得選舉權的納稅額從300法郎直接稅降低為200法郎，將取得被選舉權的納稅額從1000法郎直接稅降低為500法郎。選民數量從不到10萬增加到16萬6千。通過選舉，每170名法國人中就有1人參與到政治生活中。
1831年2月14日和15日，巴黎發生了騷亂，這次騷亂最終導致了內閣的倒臺。騷亂起源于14日正統派為紀念貝里公爵（Duc de Berry）在圣日耳曼奧塞爾教堂舉行的彌撒。這場宗教儀式實際上變得明顯帶有政治性，變成一場支持尚博伯爵的示威。革命者把這視為不能容忍的挑釁行為，他們沖進教堂對正統派進行了洗劫。第二天，人群再次劫掠了巴黎大主教府，隨后又搶劫了多座教堂。巴黎大主教府在七月革命時已經遭到破壞，這一次被徹底摧毀。這場騷亂蔓延到外省，多個城市的神學院和主教府遭到搶劫。
對此，政府放棄了武力鎮壓。塞納省省長奧迪隆·巴羅、巴黎警察局局長讓-雅克·波德（Jean-Jacques Baude）和巴黎國民自衛軍指揮官穆通將軍（Georges Mouton）反應消極。當政府最終采取措施時，是去逮捕巴黎大主教德凱朗（de Quélen）、圣日耳曼奧塞爾的本堂神甫和其他被控告的神甫，原因是他們從事挑釁行為。
為了緩和局勢，在王長子的支持下，拉菲特向國王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建議：去掉國璽上的百合花。路易-菲利普企圖回避，但他最終還是簽署了《1831年2月16日法令》（Ordonnance du 12 mars 1831），這項法令將國璽上奧爾良家族的紋章換成一枚新的盾形紋章，紋章上是一本打開的書，上面寫著“1830年憲章”幾個字。隨后還要把國王馬車上、政府建筑物上、以及其他的百合花飾刮掉。路易-菲利普非常克制，違心地滿足了這些要求，但對拉菲特來說，卻是一場皮洛士式的勝利：從這一天起，國王決心盡快擺脫拉菲特。
弗朗索瓦·基佐
總之，動亂升級本身就是對運動黨自由放任政策的一次詰難。在眾議院，2月19日，基佐感到憤慨，在所有中間派議員的強烈支持下，他挑動拉菲特解散眾議院并重新選舉。作為總理，拉菲特接受了這樣的挑戰，但是，解散眾議院是國王才有的特權，路易-菲利普還想再拖延幾天。在此期間，在蒙塔利韋的要求下，塞納省省長巴羅被塔耶皮耶·德邦迪（Taillepied de Bondy）取代，而維維安·德古貝爾（Vivien de Goubert）接替了巴黎警察局局長波德。巴黎的街頭，混亂仍在持續。一切都可以當作鬧事和示威的借口。更重要的是，經濟形勢不景氣。
最終，路易-菲利普決定迫使拉菲特辭職，他用了點計策。路易-菲利普讓外交部長塞巴斯蒂亞尼把法國駐維也納大使梅松元帥（Nicolas-Joseph Maison）的一份3月4日抵達巴黎的報告交給了自己，這份報告說，奧地利即將對意大利進行軍事干預。拉菲特通過3月8日的《總匯通報》（Le Moniteur universel）才知道這份報告的存在。他當即要求塞巴斯蒂亞尼給出解釋。塞巴斯蒂亞尼不得不承認，他這么做是因為接到了國王的命令。拉菲特急忙去見路易-菲利普，國王客氣地接待了他。為了讓國王自己道出事情原委，拉菲特跟國王提起了他在眾議院展開的那項鼓動戰爭的計劃。路易-菲利普勸他把問題提交給內閣，于是內閣在第二天舉行了會議，結果一致反對拉菲特。他只能辭職。
在搬開了“運動黨”這塊絆腳石之后，國王吁請“抵抗黨”出面掌權。對路易-菲利普來說，他本質上是個中間派，這種新的政治選擇并不怎么比以前那種更舒適，更何況他對銀行家卡西米爾·佩里埃這位享有特殊威望的政治運動領袖沒有一點兒好感：這種新的選擇一上來就只是路易-菲利普的另一塊絆腳石，他是企圖利用這種選擇重建國家的秩序，而讓抵抗黨的支持者為不受歡迎的措施承擔責任。
1831年3月13日，拉菲特被“抵抗黨”的主要人物卡西米爾·佩里埃取代。新內閣的組建引發了同路易-菲利普的談判，這場交易頗為棘手，國王不愿削弱他的權力，并且，他不信任佩里埃。但佩里埃最終強加了他的條件，這些條件主要是關于總理在其他部長之上的支配地位，以及當國王不在時他召集內閣會議的可能性。佩里埃還要求把公開主張先進自由主義思想的王長子排除出內閣。然而，佩里埃并不想降低王室的聲望，相反，他希望提高王室的聲望。例如，他強迫路易-菲利普從他的家族住宅皇家宮殿搬到王宮杜伊勒里宮（1831年9月21日）。
卡西米爾·佩里埃
1831年3月18日，佩里埃在眾議院發言，實為他的施政綱領演說：“重要的是”，他說，“新成立的內閣告訴你們它是遵循什么原則組建的，又是什么原則指導著它的運作。你們應該在了解事實的情況下投票，應該知道你們支持的是什么政治制度”。組建政府所遵循的原則是內閣集體負責制，以及在行政機構之上的政府職權——集權制。至于政府打算實行的原則，對內是“我們革命時一樣的原則”：“七月革命的原則......不是造反，......而是抵抗公權力的侵犯”，而對外是“一種和平的態度和對不干涉原則的尊重”。新總理最終用那句后來眾所周知的口號總結了他的政策：
這次講話得到了中間派的熱烈掌聲。由于對預算進行表決的日期尚未來臨，眾議院通過了四個月的“臨時性十二分之一”（即四個月的臨時預算）。這次表決被佩里埃看作是對新政府的信任投票，它在4月8日通過的時候，獲得了227個白球（贊成），僅有32個黑球（反對）。
受眾議院表示出的信任所鼓舞，政府著手樹立威信，并要嚴厲懲罰制造混亂的人。機會很快就出現了。
1831年3月14日，反對派的報紙發起了一場捐款活動，用于創建一個全國性的協會，旨在對抗波旁家族的返回以及可能出現的外國入侵。這個協會得到了所有著名左派人士的贊助，像拉法葉、杜邦·德勒爾、拉馬克（Lamarque）和巴羅，并且沒多久就在外省建立了地方組織形成網絡。佩里埃向省長發出通函，禁止國家公職人員（公務員、軍人、法官）加入該協會。佩里埃指出，該協會聲稱捍衛革命和國家領土，實則充當了國家的敵人，因為它含蓄地指責國家沒有履行職責。4月初，政府著手將一些知名人物撤職，轟動一時：奧迪隆·巴羅在最高行政法院的職務被解除，拉馬克將軍的軍事指揮權被撤銷，梅斯市市長讓-巴蒂斯特·布碩特（Jean-Baptiste Bouchotte）被撤職，都像國王的侍從官德拉博爾德侯爵（Alexandre de Laborde）一樣被撤職了。反對派譏諷道：從此以后，我們談論的不再是“一個由共和制度環繞、平民的王位”， 而是“一個由共和撤職環繞、空論派的王位”。
4月15日， 一些年輕的共和主義者被重罪法庭宣布無罪，他們大多是國民自衛軍的炮兵軍官，是在1830年12月的那場騷亂中遭到了逮捕，那場騷亂深刻地影響了對查理十世的四位部長的訴訟。法庭的判決在4月15日、16日引發了新的騷亂。但佩里埃做出強硬反應，他依據一項4月10日剛剛表決、強化措施以應對人群聚集的法律，派巴黎駐軍同國民自衛軍一起驅散示威者。
5月，政府使用了消防泵對抗示威者，這是現代水炮的雛型。使用這種新式的鎮壓武器給漫畫家帶來了樂趣：除了雨傘，灌腸器也成了路易-菲利普在時事漫畫中的標志。
里昂絲綢工人暴動
6月14日，一位圣丹尼街的珠寶商和一位拿破侖歌曲的傳唱者發生爭吵，隨后，爆發了一場新的騷亂。到晚上，這場騷亂轉化為武裝沖突，同國民自衛軍發生激戰，而且，國民自衛軍得到了龍騎兵和步兵的支援。15日、16日整整兩天，戰斗持續不斷。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得不面對里昂絲綢工人的暴動。1831年11月21日，里昂的絲綢工人起義，而且，一部分國民自衛軍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兩天后，第7師師長羅熱將軍（Fran?ois Roguet）和里昂市市長普呂奈爾（Victor Prunelle）放棄里昂，工人控制了城市。
11月25日，卡西米爾·佩里埃在眾議院宣布了他的強硬對策：蘇爾特元帥和奧爾良公爵帶領2萬人立即出發奪回里昂。12月3日，他們輕而易舉地進入里昂并重建秩序，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1832年3月11日，格勒諾布爾發生騷亂：在狂歡節的時候，一張面具以特別粗俗的的方式表現了路易-菲利普。那張面具本應在晚上的舞會上出現，然而省長把舞會取消了。這引起民眾的不滿，他們在省政府前舉行了示威。省長讓國民自衛軍去驅散示威者，但國民自衛軍避免介入此事，以至于這位高級公務員要求動用軍隊。第35步兵團受命執行了這項任務，但憤怒的民眾要求把他們趕出這座城市。為了恢復平靜，當局做出讓步，3月15日，第35步兵團離開格勒諾布爾，來自里昂的第6步兵團接替了它。當卡西米爾·佩里埃得知這個消息的時候，他反應強烈：他解散了格勒諾布爾的國民自衛軍，并且立即召回第35步兵團。在軍樂的帶領下，第35步兵團邁著整齊的步伐再次進入格勒諾布爾。
然而，政府的強硬似乎無力制止一系列的陰謀和政治審判，而政治審判已經成了辱罵國王和政府的講臺。在所有的省，在多菲內，在皮卡第，在卡爾卡松，在阿爾薩斯，......，騷亂持續不斷。這些暴力的行為也對奧爾良公爵造成了影響，愈發堅定了他溫和的政治觀念。
1831年5月下半月，路易-菲利普在蘇爾特元帥的陪同下視察了諾曼底和皮卡第，在那里國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從6月6日到7月1日，他和長子奧爾良公爵、次子內穆爾公爵以及阿爾古伯爵（Antoine d'Argout）巡視了法國東部，大量的共和主義者和波拿巴主義者活躍在那里。國王先后去了莫城、蒂耶里堡、沙隆、瓦爾米、凡爾登、梅斯、南錫、呂內維爾、斯特拉斯堡、 科爾馬、米盧斯、貝桑松和特魯瓦。這次出巡取得了成功，給了路易-菲利普顯示權威的機會。
1831年5月31日，路易-菲利普在圣克盧簽署了一項法令，通過這項法令，他解散了眾議院，將選舉日期定于7月5日，并且決定8月9日召開國會。6月23日，他又在科爾馬簽署了一項新的法令，把召開國會的日期提前到7月23日。
按照1831年4月19日的新選舉法，大選順利結束，沒有發生意外。結果令路易-菲利普和卡西米爾·佩里埃感到失望：幾乎一半的眾議員是新當選的，沒有人知道將來他們會如何投票。7月23日，國王開啟了新一屆議會會期；路易-菲利普在御前演講中進一步闡述了卡西米爾·佩里埃政府的綱領：對內要嚴格執行憲章，對外要嚴格捍衛法國的利益和獨立。參眾兩院于7月25日舉行了首次會議。8月1日，官方候選人吉羅·德蘭（Girod de l'Ain）擊敗拉菲特成為眾議院議長，而卡西米爾·佩里埃，考慮到他的多數席位不夠明顯，立即提交了辭呈。
路易-菲利普非常為難，他試探奧迪隆·巴羅，而奧迪隆·巴羅拒絕接管政府，并指出他在眾議院只掌握了一百席。8月2日和3日，在選舉眾議院秘書和眾議院助理的時候，相反，官方候選人安德烈·杜潘和邦雅曼·德萊塞爾（Benjamin Delessert）成功當選。8月2日，荷蘭國王入侵比利時，比利時人請求法國進行軍事干預，最終，為了回應比利時人的請求，卡西米爾·佩里埃被迫收回辭呈。
眾議院在討論回應御前演講的祝詞時，引發了關于波蘭問題的激烈辯論，一些議員在比尼翁男爵（Louis Pierre édouard Bignon）的帶領下想推動法國進行干預，就像準備對比利時進行軍事干預那樣。卡西米爾·佩里埃強烈抵制并贏得辯論：在給國王的祝詞中，對于波蘭問題將僅限于含糊的套話。對政府來說，這是一次明確的勝利，它使“抵抗黨”重新回到軌道上。
屈從于主流意見，卡西米爾·佩里埃使一項旨在廢除貴族院席位繼承權的法律草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這也是左派多年來的要求。在幾場議會大戰之后，他還成功地使《1832年3月2日法》（Loi du 2 mars 1832）獲得通過，這是一項關于王室經費的法律，該項法律決定，每年的王室經費總額為一千二百萬法郎，另外還要給王長子一百萬法郎。司法部長巴特（Félix Barthe）最終將他的名字同七月王朝時期一座立法上的豐碑連結在一起：《1832年4月28日法》（Loi du 28 avril 1832），該項法律修改了《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
印度1815年出現的霍亂疫情在1832年3月20日左右到達巴黎。僅在4月，就有13000人死亡，直到9月，巴黎都一直處在這場瘟疫的肆虐中，總共造成18000人死亡。當時還不知道霍亂的原因，這種病使公眾在精神上陷入恐慌，人們不假思索地懷疑有人下毒，而拾荒者對當局的衛生措施予以反抗。
霍亂同樣襲擊了王室成員——阿德萊德夫人（Adéla?de d'Orléans）患病——和政壇人物——阿爾古和基佐也被感染。卡西米爾·佩里埃在4月1日同奧爾良公爵看望主宮醫院（H?tel-Dieu de Paris）的病人后染病。他不得不臥床休息，繼而病情惡化，停止履行其內政部長職務。在經過長期的痛苦后，他于1832年5月16日去世。
路易-菲利普在擺脫卡西米爾·佩里埃后并沒有急忙任命一位新總理，更何況議會會期尚未開始，而且混亂的政治局面需要迅速和有力的措施。
事實上，政權受到了各方面的攻擊：正統派方面，貝里公爵夫人（Duchesse de Berry）企圖在1832年春天煽動普羅旺斯和旺代暴動，不過行動很快就擱淺了；共和派方面，1832年6月5日，他們借拉馬克將軍葬禮之機在巴黎掀起暴動，拉馬克將軍是一位共和派的領袖，也是因霍亂而死。當權者反應強硬，作戰部隊和國民自衛軍——主要是國民自衛軍——始終忠于政府，穆通將軍可以對暴亂進行殘酷的鎮壓，在兩個戰場共造成800人傷亡。
對正統派和共和派的兩場勝利極大地促進了政權的鞏固，與此同時，波拿巴主義者因萊希斯塔德公爵的去世而沉浸于哀傷中，他在7月22日死于維也納。路易-菲利普在國內的這些成功更因他在外交上的巨大成功而錦上添花：8月9日，就是七月王朝成立一周年那天，他的長女路易絲公主（Louise d'Orléans）和比利時的新國王利奧波德一世在貢比涅城堡舉行婚禮，這使七月王朝在歐洲的地位更加穩固。
1832年10月，路易-菲利普吁請一個他信得過的人——蘇爾特元帥——出任總理。蘇爾特并沒有足夠的威信對他的同僚施加影響，他出任總理更多是裝飾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這樣的“花瓶總理”在后來反復出現。蘇爾特可以依靠當時三個主要政治人物組成的三人聯盟：阿道夫·梯也爾、布羅伊公爵和弗朗索瓦·基佐。《辯論報》把這稱為“所有政治能人的聯盟”，而路易-菲利普最終心懷怨恨地稱，“卡西米爾·佩里埃變身三個人”。
在發給高級公務員、高級軍官以及法官的通函中，新總理簡要地總結了他奉行的準則：“杰出的卡西米爾·佩里埃所采納的政治制度也將是我要采納的。……對內要秩序，對外要和平，將是他余下任期內最可靠的保證”。
新的內政部長梯也爾自1832年11月7日在南特捉住貝里公爵夫人名聲大噪，而貝里公爵夫人被關進布萊伊城堡（Citadelle de Blaye）。在布萊伊，關押中的貝里公爵夫人生下一個女兒，她聲明，孩子的父親是盧凱西-帕里伯爵（Hector Lucchesi-Palli），他們已于1831年底在羅馬秘密結婚。1833年6月8日，她被驅逐到意大利。
在比利時，為了擊退荷蘭的侵略，熱拉爾元帥率領一支7萬人的軍隊給這個年輕的君主國提供了援助，尤其是奪回了安特衛普城堡（Citadelle d'Anvers），12月23日，城堡的守軍投降。
憑借這些勝利，1832年11月19日，政府在一個有利的地位上著手開啟議會的新一輪會期，而路易-菲利普也可以到外省進行兩次巡視以檢驗他的受歡迎程度：1833年1月5日至20日在北方，1833年8月26日至9月12日在諾曼底，他向從安特衛普勝利歸來的軍隊表示了敬意。
國王和他的政府采取了一些受歡迎的措施以求贏得民心：例如一系列大型建設，尤其是結束了眾多紀念性建筑，像是凱旋門；還有一些象征性的舉動，像是1833年6月21日重新把拿破侖的塑像豎立在旺多姆圓柱上。教育部長基佐引入了著名的《基佐法》（Loi Guizot），1833年6月28日通過的這項法律強制每一個市鎮成立一所小學。
1834年4月1日，布羅伊公爵辭職，原因是1831年同美國締結的一項條約無法獲得眾議院的批準。他的辭職引起內閣大規模改組。對國王來說，內閣改組最大的好處是除去了“卡西米爾·佩里埃變身三個人”中最令他厭煩的一位，全因布羅伊公爵貴族的傲慢和剛硬的性格。
1834年4月4日的內閣改組恰逢國內多個城市再次出現近乎暴動的局面。早在2月底，因頒布一項法律，宣讀公告的差役經過許可才能活動，已經引起了同巴黎警察多達數日的武裝沖突。
1834年4月，第二次里昂絲綢工人暴動。
政府已決定，通過《1834年4月10日法》（Loi du 10 avril 1834），對未經授權的協會進行更嚴厲的打壓，為的是遏制最重要的共和派協會——人權聯盟（Société des droits de l'homme）。而就在4月9日，貴族院對該文本進行最后表決的那一天，第二次里昂絲綢工人暴動爆發了。內政部長梯也爾將里昂丟給了起義者，并于4月13日再次奪回，造成雙方各有100至200人死亡。
共和派試圖將暴動擴展到外省的其他城市，但他們的行動在馬賽、維埃納、普瓦捷和沙隆都失敗了。格勒諾布爾的騷亂要更嚴重些，尤其是4月11日在圣艾蒂安的騷亂，不過很快就全都恢復了秩序。最終是在巴黎發生了最大規模的騷亂。
''1834年4月14日，《唐斯諾南街的屠殺》''，作者：奧諾雷·杜米埃。
梯也爾已經預料到首都的騷亂，他在巴黎集結了4萬人，國王在4月10日對他們進行了檢閱。作為預防措施，梯也爾逮捕了150名人權聯盟的重要頭目，并且關閉了它的喉舌——那份充滿敵意的《論壇報》（La Tribune des départements）。無論如何，4月13日晚，政府開始設置路障。在部隊指揮官比若將軍的陪同下，梯也爾親自指揮了所謂維持秩序的行動。鎮壓是殘酷的。由于遭到了唐斯諾南街12號射出的子彈襲擊，軍隊向這棟房子發起進攻；所有的居住者——男人、女人、孩子、老人——都被軍人用刺刀殺害，奧諾雷·杜米埃那幅著名的石版畫使這次屠殺永遠被人們記住。
+ 眾議院新的組成
~310 席
67,4 %
~120 席
26,1 %
06,5 %
100,0 %
4月14日，就在人們還在巴黎繼續戰斗的時候，參眾兩院的全體議員來到杜伊勒里宮，為恢復公共秩序，盡其所能給國王提供協助。路易-菲利普決定5月1日他的圣名瞻禮日那天不再舉行官方慶祝儀式，并宣布原本用于慶祝的款項將被用來救濟傷者、寡婦和孤兒。與此同時，他命令蘇爾特元帥對這次騷亂的經過進行廣泛的宣傳，“為了使公眾、議院和全法國了解真相，并且讓他們認識到擴軍是多么必要”。
超過2000人在隨后的各種騷亂中被捕，尤其是在巴黎和里昂。根據《1830年憲章》第28條，通過國王的法令，他們在貴族院被提起訴訟，原因是他們危害國家安全。共和派的領導機構被除掉，以至于5月20日拉法葉去世后，他的葬禮沒有引起任何事端。早在5月13日的時候，眾議院投票通過了一筆1400萬法朗的撥款，讓政府能夠維持一支36萬人的軍隊。兩天后，還通過了一項對持有和使用軍用武器極其嚴厲的法律。
路易-菲利普認為解散眾議院的時機到了，于是他解散了眾議院，并在1834年6月21日舉行了的新立法選舉，然而結果并未完全滿足他的期望：盡管共和派基本上被清除，反對派仍超過了150席，其中正統派占有30席，余下的是奧迪隆·巴羅所領導的“王朝左派”，他們忠于政權，但反對“抵抗黨”支持“運動黨”；多數派超過了300席，并且，出現了“第三黨”，他們可能會在一些投票中背叛多數派支持左派。
新一屆眾議院于7月31日召開會議，理所當然，選舉產生了新一任議長安德烈·杜潘，他是第三黨的領導人，但跟國王關系密切。眾議院以壓倒多數通過了一個模棱兩可的祝詞，在給國王的祝詞中，用一種中規中矩的套話透露出對國王的批評。8月16日，路易-菲利普急忙令眾議院休會，直到年底。
實際控制內閣的梯也爾和基佐決定擺脫蘇爾特元帥，他們覺得蘇爾特既遲鈍又粗魯，但國王賞識他的殷勤，好讓他執行自己想要的政策。一次涉及到法屬阿爾及利亞軍事地位和民事地位的事件充當了借口。被逼無奈，路易-菲利普于1834年7月18日極不情愿地接受了蘇爾特的辭呈，并讓熱拉爾元帥接替了他。舊的“花瓶總理”走了，新的“花瓶總理”來了，除此以外，內閣的組成未做任何改動。
很快，內閣就解散了，起因是一個被第三黨夸大了的偽問題：對“四月被告人”進行特赦的可能性。路易-菲利普、空論派、以及內閣的核心人物都反對特赦，但第三黨過分強調組織2000名被告在貴族院受審非常困難，成功地欺騙了熱拉爾元帥，他表示贊成特赦，然而當時任何訴訟程序都還沒有確定。當熱拉爾意識到國王、基佐和梯也爾都反對他、而他沒有任何可能推行他的意見時，他只能在10月29日辭職。
隨后開啟了長達近四個月的內閣危機。在多次嘗試各種各樣、然而卻并不奏效的組合之后，路易-菲利普組建了一個完全由第三黨組成的內閣，這是當時政治局勢的必然結果。但是，在杜潘拒絕出任總理后，國王犯了一個錯誤：1834年11月10日，他吁請一位第一帝國的遺老——巴薩諾公爵馬雷——出任總理。
新總理欠了太多的債，只要一宣布任命，他的債主就會扣押他的薪水。新政府的建立令人啼笑皆非。新聞界極其憤怒。部長被這樣的迎接嚇到了，他們從11月13日起紛紛辭職，甚至都沒有通知巴薩諾公爵，這屆政府獲得了“三天內閣”的綽號。11月18日，路易-菲利普又請出一位“花瓶總理”，這一次是特雷維索公爵莫蒂埃元帥，而內閣則完全照搬了熱拉爾元帥那一屆。
這場危機讓第三黨出了洋相，而空論派則取得了勝利。內閣希望擴大優勢，于是準備強迫議員明確表示對其政策的支持。在議院12月1日的會議上，政府提交了一份目的明顯的議事日程，里面明確提出信任動議，該動議在12月6日以184票對117票獲得通過。然而，差不多就在兩個月后，內閣還是解散了。先是因為要布置場地，以便審判“四月被告人”，在這筆經費上跟議會發生了沖突。后來反對派又揭露內閣沒有首腦，他們指責路易-菲利普在內閣放了一個傀儡，為的是行使他私人的權力。論戰如火如荼，為了反對路易-菲利普，他們又搬出梯也爾曾經威懾查理十世的那句名言：“國王統治國家但不要管理”。最終，當1835年2月20日莫蒂埃元帥正式以健康原因辭職的時候，國王絲毫沒有挽留的意思。
論戰導致了莫蒂埃元帥辭職，但論戰并未就此結束。受共和主義者寫的小冊子影響，論戰持續發酵，國王的地位和議會的特權這兩個問題成為爭論的焦點。一方面，路易-菲利普希望能操控他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在國防和外交上，他覺得這些本來就該歸他管。不僅如此，他還想繞開總理，讓部長直接聽命于他。另一方面，部分議員表示，內閣應該有一位領導人，而且這位領導人應該出自議會的多數派。他們希望完成政體上的轉變，最終實現議會制。不過，對于議會制，《1830年憲章》也僅僅是做了個草圖，實際上，它并沒有寫明內閣在眾議院的政治責任機制，像是信任案，或是不信任案。另外，總理的存在性也無法在憲章中找到依據。
在這種背景下，議員們認為有必要向路易-菲利普施壓，迫使他選布羅伊公爵擔任總理。原因很簡單，這是路易-菲利普最不希望的人選，因為布羅伊公爵的親英立場使路易-菲利普疑心重重，而且他不受管控，態度傲慢，這讓路易-菲利普十分不悅。在三個星期的內閣危機中，路易-菲利普先后請求莫萊、杜潘、蘇爾特、塞巴斯蒂亞尼、熱拉爾出任總理，但都遭到了拒絕。最終，1835年3月12日，他只好作出決定，邀請布羅伊公爵，并且接受差不多跟卡西米爾·佩里埃一樣的條件。
跟第一次蘇爾特內閣一樣，新政府建立在三人聯盟之上：外交部長布羅伊，教育部長基佐，內政部長梯也爾。布羅伊公爵一上任就一洗前恥，1831年7月4日同美國締結的條約這一次在眾議院順利通過。此外，他還在關于秘密基金的辯論中獲得多數支持，秘密基金以256票支持、129票反對獲得通過，這樣就省去了對政府進行信任投票。
布羅伊政府的一件大事就是對參與四月暴動的人進行訴訟，訴訟案于1835年5月5日在貴族院展開。2000名嫌疑犯中，最終只有164人被提起訴訟，其中43人是被缺席審判。121名被告人在貴族院受到了審判，他們把訴訟程序搞得無比復雜，使用各種可能的手段把這場審判變成宣傳共和的大好時機。7月12日，一部分被告人通過一條早已準備好的地下通道逃出圣佩拉吉（Sainte-Pélagie）監獄，巴黎暴動的領頭者也在其內。
1835年8月13日，貴族院對里昂的暴動者進行了審判，隨后，考慮到犯人的反抗，對其他的犯人并沒有采取庭審，并在1835年12月和1836年1月宣布了判決。判決是相當仁慈的：沒有人被判死刑，一部分被判流放，大部分被判有期徒刑，還有人被無罪釋放。
在公眾輿論眼中，與他們所期望的相反，共和派并沒有從“四月被告人”訴訟案中獲得好處：是共和派自己給大眾造成一種印象，雅各賓黨人的所有暴行又復活了，這尤其是讓資產階級感到害怕。1835年7月28日針對國王的襲擊使共和派徹底失去聲望。
值紀念七月革命之際，路易-菲利普要在巴黎的大道上檢閱國民自衛軍。他不顧會遭遇襲擊的傳聞，拒絕取消閱兵。陪同他的有長子奧爾良公爵，次子內穆爾公爵，三子儒安維爾親王，包括布羅伊公爵和梯也爾在內的各位部長，以及眾多元帥和軍官。一架由20多個槍管組成的“地獄機器”突然從圣殿大道50號的一所房間中射出。路易-菲利普所幸只在額頭上有些擦傷，他的兒子也安然無恙，而莫蒂埃元帥和其他十個人當場身亡。十多個傷者中，有七人在隨后幾天里死亡。
襲擊的主犯是朱塞佩·菲斯奇——一個患有偏執狂而且自負的冒險家，他曾經是繆拉軍中的一名士兵。另外還有鞍具制造者皮埃爾·莫雷和藥品雜貨店主西奧多·佩潘，這兩人都是跟人權聯盟有關的狂熱共和黨人。他們在貴族院受審，并在1836年2月19日被送上斷頭臺。
Attentat de Fieschi - 28.07.1835 - 2 (Eugène Lami).jpg|1835年7月28日，菲斯奇的襲擊 （歐仁·拉米, 1845年, 凡爾賽宮）
殺戮的暴行舉國震驚。共和派名譽掃地。公眾輿論欣然等待有力措施。于是，從8月4日起，內閣陸續向議會提交了三項法律草案，旨在強化對反政府襲擊者的鎮壓。布羅伊公爵解釋說：“《1830年憲章》通過君主立憲的形式確立了政治自由。所有的政黨在君主立憲的框架內是自由的。一旦他們出了這個框架，自由也就與他們無關了。是他們自己置身于法律之外。...... 新聞自由并不凌駕于其他組織之上。...... 君主高于一切是君主立憲的基本原則。”
1846年工農業蕭條，加上菲利浦施政傾向保守謹慎，沒有拿破崙支持者強調的軍事榮耀，外交不濟，人民普遍不滿，引發法國二月革命。經過一番動亂后，國王由提倡鎮壓的提爾斯取代了基佐。他在杜樂麗宮前遭到軍隊的敵視，國王最終決定退位，以支持他的孫子，將攝政權交給了施韋林，他的舉動是徒勞的。1848年2月26日，施韋林在巴士底廣場宣布成立了法國進入了第二共和國。
皇國史觀是日本以天皇為中心，評斷歷史人物、事件之於天皇屬於忠誠或是叛逆之觀點而出發的思想。其肇始者為日本南北朝時期，隸屬南朝的北畠親房為了發揚南朝之正統性所著之《神皇正統記》。江戶時代，水戶學之《大日本史》亦繼承其觀點，設立叛臣、逆臣傳，瘩罰謀逆之人。一如《大日本史·逆臣》傳序「弒逆，人神所共憤，而天地所不容也。一有弒逆之臣，則人人得而誅之。其得保首領、老死牅下，乃幸而免耳。異邦之史，臣弒其君者，歷世不絕。故歐陽脩創例於《唐書》，《元史》臣論列於遼、金二史，皆本《春秋》之意，而使生者膽落，死者骨驚，抑又嚴矣。」
明治維新後，其史觀變成主流，卻隨著一部分國粹思想主義之國學者如大國隆正之流，而演變成自命為高人一等之天朝的變質局面。此者於二戰時期達到頂峰，卻也因二戰敗而被視為禁忌。如今隨口提起則恐有遭人側目之虞。然而，在少部份右翼勢力中仍然相當有其影響力，與左派進行意識形態相爭。
上述變質後的“皇國史觀”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不顧日本二戰時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的一面，單純宣揚“自存自衛”和“解放亞洲”的“圣戰”、“正義之戰”之說。大東亞共榮圈亦將侵略戰爭中的犧牲者看作是效忠天皇、“為國捐軀”的“英靈”。
二戰后，“皇國史觀”這種軍國主義歷史觀，在美國占領日本初期的民主改革中已被否定。但隨著美國與蘇聯進入冷戰，美國占領當局認為，日本反軍國主義的政治勢力大多屬于日本左翼力量；于是，為了壓制左翼，美國占領當局改變了對日政策：一方面改變原先廢除天皇（美國當時認為天皇是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總代表）的想法，以壓制日本的左翼及減少日本右翼勢力對美軍占領的抵制；另一方面，又解除對日本的二戰戰犯及高官的清洗令，允許日本發展軍備；遭到“整肅”的前戰犯，例如岸信介，重新出現、活躍在日本政界。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來自日本右翼民族主義作家林房雄於1963年所出著作的標題，該理論主張日本戰爭（二戰期間，日本方面稱其為大東亞戰爭，其中包括中國抗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是為爭取亞洲解放的戰爭，而不是侵略戰爭。他認為：日本出兵亞洲歐美殖民地是為“驅逐西方列強勢力”，“實現人種平等自由”；戰後，東南亞各國紛紛爭取獨立也是間接受到大東亞戰爭的啟發與鼓舞所致。
這一套思想於70年代開始逐漸為日本人所吸收，並且在1980年代日本借助經濟實力躋身政治大國後逐漸抬頭，成為眾多右翼政治人物所信奉的意識形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也在同一時期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概念，釐清日本被汙名化的歷史責任，其後，一股反左翼思潮、主張由日本觀點看待戰爭歷史的運動迅速興起。1985年的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40周年，中曾根康弘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名義參拜靖國神社，首開二戰後首相“正式參拜”的先例。
早期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日本學者，會刻意忽略掉對日本陸軍在中國戰場上的行為，而著重於強調日本海軍與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海域上所進行的艦隊決戰，意圖將所謂的「支那事變」（1937-1941）與大東亞戰爭（1941-1945）進行切割。至於立場同情毛澤東的日本左派人士，則會在堅持日本對中國的戰爭為一場侵略行為的同時，將太平洋戰爭視為一場「帝國主義國家」戰爭看待，而允許在一定程度上，把與歐美國家對抗的日本軍官兵視為殖民地的「解放者」看待，並且與日本右派人士砲口一致的譴責美軍在戰爭末期對日本本土的轟炸。
90年代以後，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開始對中日戰爭進行新的詮釋，即指出日軍於中國的軍事行動並不是侵略的行為，而是基於防止共產主義勢力在亞洲大陸蔓延，乃至於保護日本的經濟生命線的一種「進出」。
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認為，日本於1931年出兵攻佔中國東北的行動，除了阻止蘇聯勢力向南擴張外，最重要的一大貢獻就是協助東北居民實現了自己取得「民族自決」的願望，在溥儀的領導下將滿洲國建設成了一個漢、和、滿、蒙、朝五大民族能夠和諧相處的「王道樂土」，而當年的東北地區也是整個東北亞地區最繁榮的一個經濟體，日本所遺留下的諸多基礎建設直到現在都讓當地百姓受惠無窮。
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學者也認為，日本軍隊於1937年以後出兵中國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受到共產黨反日宣傳的刺激，中國境內不只出現了抵制日貨的現象，甚至旅居當地的日本百姓也遭到暴民的攻擊。
而在1937年7月發生盧溝橋事件之後，由日本所扶植訓練的通州保安隊更於當月29日向該城鎮內的日本軍民進行無差別屠殺，導致兩百三十五名日本人慘死，這場通州事件迫使東京方面決定以更為強硬的態度來保護自己子民在中國境內的安全，以迫使蔣中正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屈服。
然而，蔣中正在西安事變後，卻開始採納聯合共產黨的路線，對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採用越來越強硬的姿態，迫使日本政府只能夠採取推翻南京國民政府，另外立一個親日政權的方式，才能夠確保自己的國家利益在中國得到保障。
除了保護日本僑民外，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者也認為，日本軍隊「進出」中國，同樣也幫助飽受國共內戰之苦的中國民眾擺脫戰亂，不僅逐漸恢復自五四運動後遭到拋棄的中國傳統文化，而且過上穩定與富足的生活。
最重要的一點，則是在於由日本所扶持的汪精衛政權，成功的在日本軍隊協助下由1941年從歐美國家手中收回租界，這不僅讓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大亞洲主義」得到進一步的實踐，同時也逼迫美英國家必須透過與重慶方面簽署平等新約的方式來穩住蔣中正的國民政府留在抗日陣營中，因此中國能夠擺脫帝國主義列強壓迫的一個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得到日本方面的協助。
在這樣的新戰爭觀點中，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與新四軍被視為給「大東亞新秩序」帶來不穩定的亂源與土匪武裝，而領導中國軍民抵抗日本侵略的蔣中正，則被描述成了「西方白人帝國主義的走狗」與「亞洲人的叛徒」。
前日本航空自衛隊幕僚長田母神俊雄就認為，日本並不是發動戰爭的侵略者，而是為蔣中正還有羅斯福兩人所設計聯手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不幸受害者。
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人士認為，所謂的珍珠港事件完全是日本在美國羅斯福總統苦苦相逼的情況下所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因為日本在遭受美國石油禁運的打擊下，如果不及時對東南亞的歐美殖民地發動攻擊，以取得當地天然物資的話，就必須要屈服於美國國務卿赫爾的壓力，從包括中國東北在內的一切佔領區中撤退，幾乎等同於無條件投降。
其次，美國與英國不僅透過滇緬公路這條所謂的「援蔣路線」，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提供戰略物資，甚至還意圖聯合荷蘭一同成立ABCD包圍圈（American, British, Chinese, Dutch），這看在日本政府眼中已經構成了十足的挑釁。
1941年3月，美國政府正式宣布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而陳納德將軍所領導的飛虎隊也於當年8月在雲南昆明成立，一再的刺激日本人往對美國宣戰的道路走去，事實上除了派遣一百架P-40與三百名來自陸軍、陸戰隊與海軍的空地勤人員在陳納德指揮下組織所謂的飛虎隊加入中華民國空軍外，美國還有將B-17轟炸機派駐到中國與菲律賓，對日本本土實施戰略轟炸的計劃，因此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認為這些事蹟都已經給足了日本對歐美各國發動自衛戰爭的正當性。
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人士認為，日軍攻佔香港、馬來亞、荷屬東印度、菲律賓、緬甸、新幾內亞與索羅門群島等英國、荷蘭與美國的殖民地，有力的支援黃種人的獨立與解放運動。日本軍隊在太平洋戰爭初期大敗美英荷三國軍隊的優異表現，給予亞洲民族主義領袖與主義對抗的決心。這場戰爭在相當程度上，直接或者間接影響了戰後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發展。
贊成該理論的人認為印尼的民族主義者蘇卡諾便是日軍發動大東亞戰爭的最大受益者，原先遭到荷蘭當局拘禁的他於1942年日軍進攻蘇門達臘期間獲釋，並且在第16軍司令官今村均的協助下號召了一批獨立運動的參與者，包括其得力助手穆罕默德·哈達成立了人民力量行動中心這個自治組織；他們在得到日本佔領軍的大力支援後開始大力推廣印尼話，於三年內擁有一萬三千個島嶼、一百二十種語言、在荷蘭人三百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之前從未統一過的殖民地，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官方語言。
戰後，翁山接受了日軍情報機構南機關領袖鈴木敬司的建議，於曼谷組織了緬甸獨立義勇軍投入「解放國土」的戰鬥中，他們的主要任務是組織大量的和尚用於蒐集英軍與中國遠征軍在當地活動的情報，並且協助日軍切斷滇緬公路，進而捕捉遭到擊潰的英軍與國軍主力。取得了南方戰意的勝利之後，日軍陸續協助巴莫與翁山將軍成立緬甸國，扶植勞威爾成立了菲律賓共和國，又幫助了蘇巴斯·錢德拉·鮑斯建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來聲援仍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民爭取獨立，同時還得到了東南亞唯一的主權獨立國，即泰國的支持，這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看來，充分體現了日本平等對待亞洲民族的誠意。
1943年11月5日到6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於東京召開大東亞會議，邀請汪精衛政權行政院院長汪精衛、滿洲國的總理張景惠、泰國的代總理旺·威泰耶康·瓦拉旺親王、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首領錢德拉·鮑斯、菲律賓第二共和國的總統勞威爾與緬甸國總理巴莫出席，被視為近代史上第一次全部由亞洲國家所參與的國際性會議；與會各國最後通過《大東亞共同宣言》，表示要將東亞各國自帝國主義中解放、建設共存共榮秩序、相互尊重自主獨立、反對種族歧視。
到了1945年3月，即將戰敗的日軍推翻了統治法屬印度支那的維琦政府，從而促成了越南、寮國與高棉分別在保大皇帝、西薩旺·馮與諾羅敦·西哈努克的率領下脫離白人統治獨立建國的結果，因而可以被視為日本推動亞洲獨立運動的另外一大創舉。
在胡志明的領導下，越南獨立同盟會於越南廣義省設立了一座軍事學校，以傳授他指揮下的游擊隊成員現代化的軍事知識，乃至於地方上的行政經驗，而根據加拿大學者克里斯多福·高沙(Christopher E. Goscha)的研究，至少有五千名日本軍人以教官的身分在這所學校內受到了重用，並且為日後的北越政府訓練出了四百名左右的軍事將領與行政官僚。
持大東亞戰爭肯定論的人士認為，日本帝國之所以謀求「大東亞共榮圈」，不是出于侵略或殖民目的，而是因為亞洲在近代衰落，日本有意取中國而代之，驅逐在亞洲的西方殖民者。因此，盡管日本在二戰中敗給中國，但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中，林房雄視毛澤東為東、西戰爭的繼承者，並認為參加韓戰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和後來印度支那戰場上的越南人民軍，都在進行同一場東、西戰爭。前日本航空自衛隊西南混成團司令佐藤守空將，也在《大東亞戰爭在昭和50年4月30日終結》一書中，表示「大東亞聖戰」的終結日期是1975年4月30日，即北越正規軍推翻南越政府，把美國趕出越南的那一天，而中共對北越贏得勝利至關重要。在日本右翼的論點當中，「大東亞聖戰」促使東亞各民族獨立，破壞了英美的計劃。日本學者小代有希子認為，中共的「一帶一路」概念，也來自戰時日本政府與蘇聯、德國合作推動歐亞聯盟。
*  共榮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
分類:大東亞戰爭肯定論者
雪兒（，），是一位美國女歌手和演員。她在音樂、電視劇和電影界成就包括了一座奧斯卡金像獎、一座葛萊梅獎、一座艾美獎和三座金球獎等。
她早期與她搭檔及丈夫 Sonny 合成的 Sonny & Cher 在六零年代中期興起。在搭檔分散之後，雪兒繼續待在音樂界，並在之後斷斷續續地發行了共26張專輯、許多的合輯。她共有22首單曲排到Billdboard Top 40 (包括12首Top 10單曲及4首冠軍單曲)。
雪兒在七零年代時開始主持電視節目，八零年代後參與電影演出。在1988年，雪兒在浪漫喜劇《月滿抱佳人》裡的角色贏得了奧斯卡的最佳女主角獎。
Cher本名Cherilyn Sarkisian LaPier，1946年5月20日出生於加州埃爾森特羅。她由演員母親Georgia Holt和父親John Sarkisian撫養長大。雪兒開始唱歌是為了掙錢準備學演戲的，少女時期的Cher在好萊塢大道的咖啡廳認識了任職錄音室助理和公關的Sony Bono。有一天，她跟著Sonny到Phil Spector的「金星錄音室」，并替補一個當時缺席的歌手。從那一天起，Cher便在Phil Spector的Be My Baby和You've Lost That Loving Feeling等所有經典作品中擔任合音天使。她也和Sonny錄了一些二重唱，這一段情緣不但造就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好歌，更是成就今日巨星雪兒最重要的一段過程。
剛開始，Cher和Sonny以Ceasar and Cleo雙人組的名義出了兩張單曲，後來終於定名為Sonny and Cher，并逐漸建立知名度。愈來愈受歡迎的Sonny and Cher開始有了自己的電視綜藝節目【The Sonny And Cher Comedy Hour】，這個節目於1971年在美國哥倫比亞電視臺首播，持續了有７年之久。到了1972年，他們已經有10首排行前10名的單曲了。
這期間，Cher也嘗試發展個人歌唱事業，1971年9月發行的冠軍作品 'Gypsies, Tramps And Thieves' 和74年的冠軍單曲'Half Breed' ,和 'Dark Lady' ，讓雪兒的星途漸漸脫離Sonny的掌握，而終於導致了Cher和Sonny於1975年離婚。與Bono離婚5天後，雪兒與Allman Brother的Gregg Allman閃電結婚，并轉到華納唱片旗下。整個70年後期，Cher的人氣扶搖直上，她令人議論紛紛的打扮，與Kiss合唱團的Gene Simmons，Les Dudek等人不斷的羅曼史，雪兒的名字經常出現在八卦和時尚雜志上，雪兒在全球傳媒的眼里已經不是當年Sonny & Cher的那個小婦人了。
盡管以歌唱揚名立萬，雪兒并沒有忘情她的最愛－演戲。1982年踏上百老匯的舞臺，1983年再戰大銀幕，以導演Mike Nichols的「絲克伍事件」入圍奧斯卡獎最佳女配角獎，并獲得一座金球獎。1985年，她以「面具」榮登坎城影展影后。兩年後，她主演了「紫屋魔戀」、「嫌疑犯」和「發暈」，并以後者贏得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
同時，她在音樂上的成就也步入另一個高峰，87年與Geffen唱片公司簽約，并締造暢銷單曲I Found Someone。1989年發行的專輯「Heart Of Stone」，里頭包含經典作品1989年和Peter Cetera合唱的After All，If I Can Turn Back Time 和 Just Like Jesse James。1991年為自己所主演電影“風情媽咪俏女兒”所演唱的主題曲The Shoop Shoop Song還拿下全英冠軍寶座。她也以「Love Hurts」和「Greatest Hits」在英國專輯榜上獲得冠軍。 1995年3月參與群星義唱Love Can Build A Bridge, 同年的專輯It's A Man's World大膽翻唱眾多男歌手作品，包括Marc Cohn的Walking In Memphis。
整個90年代，眾家老將皆面臨市場新舊交替的挑戰，Cher并沒有閑著，她於1996年首次執導演筒，作品為「If These Walls Could Talk」電視電影，又接演了評價相當高的影片「Tea With Mussolini」。頗富生意頭腦的她，用她的名字和人氣為許多產品代言，包括健身錄影帶、香水、護膚產品甚至創意家俱等。僅管沒有人會懷疑雪兒的巨星地位，但是誰又知道西洋流行樂壇再一次上演鹹魚大翻身戲碼，1991年布萊恩·亞當斯靠著一首「(Everything I Do) I Do It for You」再次翻紅的幸運仍讓大家印象深刻，1998年這個奇蹟降臨在雪兒身上，一首「Believe」讓她吃定英美兩地，「Believe」在一向口味詭譎多變的英國榜拿下7週冠軍，跨海紅回美國時，在告示牌單曲榜拿下四週冠軍同時成為白金唱片，此曲也成為1999年告示牌年終單曲榜的第一名。雪兒因為「Believe」這首歌，又在告示牌創了一個新的紀錄，她成為最年長的冠軍歌曲女藝人，當時她52歲7個月，截至2014年為止，這個紀錄仍由她保持著。「Believe」不僅讓雪兒又重新回到了流行音樂的版圖，記錄她世界巡回演唱的HBO演唱會特別節目更入圍了十一項艾美獎獎項。
2001年11月19日發行的專輯「Living Proof」，累積前作重返樂壇的致勝自信心，延續歐式電子舞曲的超動能，將歲月所堆積的歌藝風華推向另一個顛峰，再次證明雪兒不愧是90年代美國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
雪兒於1946年5月20日出生在加州一個名為 El Centro 的小鎮。她的母親，Georgia Holt 祖籍為原住民，是一個很有抱負的演員及模特。她的父親，John Sarkisian，是一個亞美尼亞-伊朗的難民。雪兒的雙親很早就離婚，所以雪兒基本上是他母親帶大的。她的母親後來又再婚。由於雪兒有失讀癥，她在十六歲時就離開了高中，走向社會。
1962年11月，雪兒在洛杉磯的一個咖啡廳遇見了她的未來丈夫 Sonny Bono。兩人遇見時，雪兒年僅十六歲，而 Sonny 已經二十七歲了。當時的Sonny正在為一位好萊塢唱片製作人Phil Spector工作。這兩個人很快地就成為了朋友，後又進一步成為了情侶，之後不久就結婚了。透過Sonny的幫助，雪兒開始成為了一位歌手，並參與了許多Phil Spector的經典製作曲。1975年6月27日，兩人離婚。
*  Warner Bros. Records
*  Children's Craniofacial Association (CCA). National Chairperson: Cher
阿爾弗萊德·查爾斯·金賽（，，中國大陸又譯：金西），是20世紀美國的生物學家、昆蟲學和動物學教授，以及人類性科學研究者。他因自身所出版的《男性性行為》和《女性性行為》——統稱「金賽報告」，還有「金賽量表」而知名。金賽針對於人類的性學研究為性學這一領域奠基。他的研究影響了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
金賽早年就讀於，其後在父親壓力下被迫升讀史蒂文斯理工學院學習兩年工程學。最後在1914年不顧父親的反對，轉學至緬因州不倫瑞克的鮑登學院並在那主修生物學。兩年後以優等成績完成了生物學和心理學的學習。隨即在哈佛大學的博思研究所繼續他的研究生生活。1919年，他完成了關於五倍子蜂的博士論文，並被哈佛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的學位。
金賽在1920年正式獲聘為印第安納大學的動物系助理教授。在1926年時出版了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生物學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y''）。出版後3年晉升為教授。1938年時成立委員會負責並組織新開設的婚姻課，並把其中的三個講座留給了自己講授。這亦成為了他進行性研究的動機。在經過多年調查後，最終分別於1948年及1953年出版《男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和《女性性行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轟動一時，亦令金賽在1953年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但該研究內容引起了不少爭議。他其後於1947年在印第安納大學設立一所性學研究所，該研究所現在被稱為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
金賽是雙性戀者，並在1921年6月娶麥克米倫為妻。個人興趣包括園藝及鋼琴演奏，初期他會邀請大學同事觀賞他的鋼琴演奏。
金賽于1894年6月23日出生在新澤西州的霍博肯，父母分別為薩拉·安（Sarah Ann）和阿爾弗雷德·貝圭英·金賽（Alfred Seguine Kinsey）。他是家中三個孩子中的長子。他的母親只受過很少的教育，她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學四年級；他的父親則是史蒂文斯理工學院的教職人員。
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因此，家中常常無法支付孩子的醫療費用，這直接導致了金賽在身患各種疾病時不能得到足夠的醫治，如佝僂病、風濕熱以及傷寒。金賽的健康記錄顯示：他後來因在戶外活動曝露於陽光下而得以好轉（曝露於陽光下的時間不足是佝僂病的常見原因，比起缺乏維生素D這一原因更為常見），他的至少一部分童年住在不衛生的環境下。佝僂病導致了金賽的脊柱彎曲，因而令金賽在1917年美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征兵時沒被征召。
金賽出生於宗教氣氛濃厚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虔誠的基督教徒，且都是屬於比較保守的加爾文教派。他的父親是當地教會最虔誠的教徒之一。年幼時，金賽大多數社交生活的對象是教會其他成員。在父母討論宗教時，金賽經常默默的旁聽。他的父親管教非常之嚴厲，比如星期天除了與宗教相關的活動外，其他娛樂活動都因為需按教義，不能在該天使用上帝沒制造出來的東西，以及其他生活上的小細節。
1904年金賽10歲時，他們一家搬至埃塞克斯郡的南奧蘭治；在那段日子，他開始對大自然感興趣，並熱愛閱讀關於自然歷史的書及收集動物標本，他還很喜歡野營，曾經與當地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一起出去野營。他非常喜歡那里的活動，以至于學生時代結束后，他決定專職為這個組織工作。甚至他的心理學學士論文也與此興趣有關，但其後在大學的生物學導師鼓勵下放棄了基督教青年會的工作。金賽於17歲時加入了童子軍。他的父母對此非常支持，而且自己也加入進來。因為在那個時代，童子軍是根據基督教的教義成立的。金賽在那里非常勤奮，1913年就拿到了鷹級童軍的等級，這使他成為最早的鷹級童軍之一。他早期的疾病使他的心臟受到了一些損害，不過金賽在他的大部分早期生活中，進行了大量的徒步活動，如在背上行囊的情況下步行10-20英里去考察植物和昆蟲。
在他的中學時代，金賽是一個沉默并且非常用功的學生。當他在哥倫比亞高校上學時，他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學業和學習鋼琴上。他曾經考慮去做鋼琴家，但是他最終漸漸放棄了成為職業音樂家的願望，決定去進行科學研究。金賽能花大量的時間於學習上的能力是其一大特點，這一特點使他在學院及他的職業生涯上表現出較為出色的表現：金賽高一時每科成績都超過90分；高二時亦因成績優異而成為唯一獲取書卷獎的學生。金賽雖然在中學時期沒有很多的社會交流，但是他在學業上的能力使他獲得了尊敬。也是在那里，他開始對生物學感興趣。金賽認為，他的中學生物教師娜坦莉·若絲（Natalie Roeth）對他決定成為一個科學家以及日後的成功有著很大的影響。在哥倫比亞中學畢業后，金賽向父親提出去大學學習植物學專業。他的父親沒有同意，最后還是在父親的強迫下，只申請了史蒂文思理工學院，並於1912年入讀該校技術學院學習工程學。金賽因不喜工程學，故在那學習成績不是很好，且明白工程學非其專長領域。後來他轉學至緬因州不倫瑞克的鮑登學院，並在那主修生物學。
1914年，金賽進入了鮑登學院並選讀生物，在那里他在曼頓·科普蘭（Manton Copeland）的指導下開始了對昆蟲的研究，並被校內八個兄弟會之一的兄弟會所取錄，他在大學的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澤塔賽兄弟會的活動場地——澤塔賽屋。兩年后，金賽被選為美國大學優等生之榮譽學會，并且以優等成績完成了生物學和心理學的學習。從鮑登學院開始，他的父親便沒再出席金賽的畢業典禮，可能是由於他反對他兒子的職業選擇和研究的跡象。其後他在哈佛大學的繼續他的研究生生活，這是一個擁有美國最重要的生物學研究項目的學院。在那里，他師從在昆蟲學方面有著重要成就的科學家——威廉·莫頓·惠勒，繼續進行生物學的研究。惠勒對金賽的影響很大，日後金賽在教授他的研究生時仍會引述惠勒的話，在其著作中仍大量地引用惠勒的資料。
金賽的博士論文是關于五倍子蜂的，且共有250頁，他以極大的狂熱開始進行五倍子蜂的標本采集工作。金賽在這一階段進行了大量的旅行，開展了26次的詳細測查，收集了上百萬隻五倍子蜂個體的樣本。他的這種研究方法對科學界有著很重要的貢獻。1919年，他被哈佛大學授予自然科學博士的學位，并且在1920年，由設在紐約的美國自然博物館的贊助下，出版了幾篇論文，將五倍子蜂介紹給整個科學界，詳述了它的進化史。在金賽去世後兩年，他的妻子把金賽一生所收集的750萬昆蟲樣本都送給了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其中五倍子蜂的樣本便佔了約150萬。
金賽在1920年5月到了布魯明頓的印弟安納大學面試，在當時的印弟安納大學研究所教務長兼動物系主任卡爾·艾根曼（Carl H.Eigenmann）的大力推薦下，金賽在同年8月1日正式獲聘為該大學的動物系助理教授，獲聘後亦因自身堅持己見的特點跟同事發生不少衝突，如批評他的同事兼淡水生物學家威爾·史考特的教學，還在學務會議中建議撤換他。
金賽相信親身觀察自然會給到學生從課本上看不到的東西，故每學期都親自帶領修續普通生物學的學生進行1-2次的長途田野考察。金賽亦常跟學生進行即席問答及要學生為自己的答案辯解，在期末考時還故意拿出錯誤的文章以證明箱子內的五倍子蜂只有兩種（實際為三種），測試學生能否堅持己見。
金賽在1926年10月曾出版了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教科書——《生物學入門》（''An Introduction to Biology''）。該書贊同演化論並於入門級別統合之前分立的動物學和植物學兩領域。 ，他亦在1929年晉升為教授。金賽還在1943年和梅里特·林登·弗納爾德共同出版《美國東北部的食用野生植物》（''Edible Wild Plan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在1919-1920年，該書的原稿就在編寫中，當時金賽還是一個在博思學院進行研究的博士研究生；梅里特則正在工作。
在1938年，印弟安納大學的新任校長威爾斯把由女學會代表提出的要求開設婚姻課的申請呈交董事會，經投票後該申請獲得通過。威爾斯其後寫信予金賽，充許金賽成立委員會負責並組織該課程。婚姻課的內容涵蓋了生物、心理、經濟、社會等各層面。金賽把其中的三個講座留給了自己講授，佔全部課程的四分之一，包括「社會的生物學基礎」、「生殖解剖與生理」以及「個體變異」。「社會的生物學基礎」這一課中，金賽先討論人類以外的物種的性行為，並以此質疑宗教及社會對個人的約束，認為「社會對個人的約束已經過分到危及社會自身基礎的地步。」，接著批評維多利亞道德對性的忽略，令大多數新婚夫婦性知識薄弱。他還在講課時指出「我在這裏給各位所上的生物學知識，在一個無禁忌的社會裏，12歲的小孩就應知道了」；第二堂講課「生殖解剖與生理」中，金賽把射精分為六個階段：刺激、潤滑、勃起、更加敏感、高潮、紓解，並以此講授予學生，再加以真實的性器官特寫圖片作輔助說明；在最後的講課「個體變異」中，金賽利用了「常態分佈曲線」去說明男女性器官的個體差異，以及指出因為幾乎所有性倒錯很少有礙別人，故以生物學角度來看，不能把其稱為異常。選修婚姻課的學生其後成為了金賽報告的第一批研究對象。
當時的學生對婚姻課反應普遍不錯，以至有學生認為「這是我上過最棒的課。」、「這是數十年學校裏最大的事件」、「這是學校的課程中最不可或缺的一門課」，甚至他們凡後在性方面出現問題，都因婚姻課上金賽的表現，而找其幫忙解決。但金賽的教授方式亦遭上保守勢力的反對，當時在布魯明頓的牧師們認為金賽毫無保留地教授學生性知識等同教唆青年犯罪，故紛紛聯署要求停辦課程；印第安納大學醫學院的細菌學教授索曼·賴斯則認為金賽在課中所使用的幻燈片具有很大的挑逗性，令學生在性方面放縱自己。
在各方壓力下，威爾斯在1940年要金賽在講課與性史搜集中只能選擇其中一個，金賽於是在1940年9月寫信給他，說自己放棄了婚姻課的教學。
金賽以前在父親對性的禁錮之下受到他日後認為不必要的折磨，以及在前人的研究影響之下，對性行為研究產生興趣。並以婚姻課作契機，正式開展了對人類的性行為研究：在婚姻課前來咨詢的學生中，金賽常因缺乏關於性方面的統計資料而缺乏把握去給他們所問的問題作一個讓人滿意的回答。
金賽在1938年7月獲得最早的性史記錄，到了秋季班時已蒐集了62份記錄，基本都是從修讀婚姻課的學生中得來。後把範圍擴大至所有修讀婚姻課的學生，要求他們都填寫一份問及個人性史的問卷，再擴大至自己所教授過舊生和好友。在過程中他發現訪談更能引出實情、更有助建立互信關係、更具互動性以及更能保障私隱，故此蒐集形式從問卷轉至訪談。
金賽其後發展出一套記錄系統，其核心是一系列的符碼，它「在一位經驗豐富的密碼學者的幫助下」而誔生，當中包括「數字、字母，以及在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等科學常用的符號，還有自行發展出來的記號」，令受訪者的性史記錄完全保密。同時發展出一套訪談技巧，如從眼神和姿勢中得知受訪者是否說謊；一旦懷疑受訪者在說謊時便會停止訪談並嚴加斥責；並以身體語言來傳達對受訪者的認同。
1939年下半年，金賽先後來回芝加哥達六次，經由「中間人」去訪問當地的同性戀圈子；金賽亦接到了不少來自同性戀圈子的求援，但他對一些問題亦表示無力解決，如當中有人被捕時，他只能寫一封慰問信及寄予他一些錢。金賽在12月時已嵬集了總共590個個案。其後亦訪問了妓女、美國基督教青年會的員工等人的性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