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花蓮縣是臺灣面積最大的縣，在司法院推動一縣市一法院政策，並於各地普設地方法院後，本院已成管轄土地面積最大的地方法院；臺灣前一個比本院管轄面積更大的地方法院是1994年6月30日以前的臺中地方法院。
*1992年立委選舉花蓮縣選區做票事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是中華民國的三級法院之一，位於臺灣臺東縣，屬於普通法院，通常又被簡稱為臺東地方法院、臺東地院或東院。
今日臺東地區在臺灣日治時期未有法院之設。1896年，臺灣改行民政，臺灣總督府於5月1日以律令第一號公布《臺灣總督府法院條例》，該年7月15日依該條例預定成立臺東地方法院，惟旋於10月1日宣布暫不設立，業務由恆春地方法院代理。後日本政府僅於1936年於花蓮港街設置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今日臺東地區（日治末期設臺東廳）在其轄區之內。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接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花蓮港支部雖於其後更名為臺灣花蓮港地方法院，惟臺東地區司法事件仍歸其管轄；然由於臺東、花蓮兩縣均屬狹長，南北兩端相距遙遠，加以彼時交通不便，臺東民眾遠赴花蓮開庭或花蓮法院人員至臺東履勘及移送人犯等，皆頗費勞力、時間、費用。地方人士因此建請政府於臺東地區設立法院，1949年12月28日本院正式成立。
本院成立時係以當時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棉麻繁殖場臺東加工廠舊址充作辦公廳舍之用，該地即為今址所在地；然因係舊工廠廢址，房舍老舊，設備簡陋。後來即加以重建，1963年6月間重建完成。
38.11.01-41.05.31
仲躋閣 (代理)
41.05.31-41.11.15
41.11.15-54.06.06
54.06.06-56.08.07
56.08.07-59.01.05
59.01.05-61.08.01
61.08.01-65.10.21
65.10.21-67.09.25
67.09.25-69.03.20
69.03.20-71.12.20
71.12.20-73.07.25
73.07.25-75.12.26
75.12.26-76.05.15
76.05.15-79.03.02
79.03.03-80.11.29
80.11.29-82.03.02
82.03.03-82.10.04
82.10.05-84.04.28
84.04.29-86.03.10
86.03.11-88.10.31
88.11.01-90.04.30
90.05.01-91.07.31
91.08.01-92.12.29
92.12.29-94.10.31
94.11.01-97.09.01
97.09.01-99.06.27
99.06.28-100.07.27
100.07.28-102.12.17
102.12.18-105.06.27
105.06.28-108.08.27
108.08.28-110.12.26
110.12.27-迄今
**合議、審判長、受命法官、陪席法官、獨任審判、法官
*本院轄區臺東縣僅有人口23萬餘人，是臺灣本島轄區人口最少的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是中華民國的二級法院之一，屬於普通法院，行政組織上係臺灣高等法院的一個分院，並受該院之監督；但二者於審級上不相隸屬，各以最高法院為上級審法院。
本院位於臺灣花蓮縣，通常又被簡稱為花蓮高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設有臺南、臺中、花蓮、高雄4所分院。之所以設立「分院」而非個別設置高等法院，僅係歷史沿革上之偶然，與臺灣省應僅設置一個臺灣高等法院之政治思想無關，蓋因法院組織法31條，直轄市原本即可設置高等法院，也可設置分院。行政法院即個別設立臺北、臺中、高雄三所高等行政法院。
花蓮、臺東兩縣地廣人稀，終日治時期及國府接收臺灣初期，並無高等法院或其分院設立，二審上訴案件，花蓮係須遠赴位於臺北市之臺灣高等法院本院，臺東於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設立後，則要繞道至臺南市進行訴訟，頗費勞力、時間、費用，因此花、東二縣地方人士遂有設立高等法院分院之議，政府即於1965年暫設臺灣高等法院花蓮臨時庭，並籌劃創設分院事宜。
1972年7月15日本院正式成立，管轄花蓮及臺東地區地方法院之第二審上訴、抗告案件及該地區屬於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
花蓮、臺東二縣，南北狹長，花蓮高分院院址設於花蓮市，臺東地區民眾咸感不便，因此1999年1月22日再於臺東市設立臺東臨時庭（2013年1月21日更名為臺東庭），辦理臺東地區不服臺東地院裁判而上訴、抗告二審之民、刑事案件，以減輕當地民眾長途跋涉之辛苦。
總面積約8,144平方公-{里}-，總人口約53.4萬人（2022年1月）；轄區地方法院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及臺灣臺東地方法院2座。。
*本院是第三座臺灣高等法院分院，而花、東兩地人口較少且民風純樸，本院因此是臺灣高等法院之下所轄人口及案件量最少的分院。
（花蓮－港口） ：至花蓮火車站搭乘105公車至 文化中心 或 翰品酒店(原名：中信飯店) 站下車，步行約二分鐘即可到達本院。
（花蓮航空站－花蓮市區）：可搭乘往市區公車，至花蓮縣議會站下車，往永興路步行約十分鐘即可到達本院。
category:1965年建立政府機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是中華民國的二級法院之一，屬於普通法院，行政組織上係臺灣高等法院的一個分院，並受該院之監督；但二者於審級上不相隸屬，各以最高法院為上級審法院。本院通常被簡稱為高雄高分院。
本院目前轄區，在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初期，原屬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管轄；後因轄區內工商發達、人口眾多，並由於高雄市升為直轄市後，臨時市議會建議在高雄市設立高等法院之分院，本院遂於1990年2月1日成立，管轄高雄屏東及澎湖地區地方法院之第二審上訴、抗告案件及該地區屬於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同年5月1日，開始受理案件。
1999年9月15日，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成立，該院亦成為本院的轄區法院。
為保障澎湖縣縣民之訴訟權益，本院於2013年4月30日設立澎湖庭（原臺灣澎湖地方法院馬公簡易庭）。
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總面積近5,850平方公-{里}-，總人口約365.2萬人（2022年1月）；轄區法院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及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5座。
*民事庭（包括選舉訴訟、勞資爭議事件專業法庭；證券期貨、醫療糾紛、家事、原住民族、海商事件等）。
*刑事庭（包括性侵害、少年事件、軍事案件、國家機密、通訊監察、重大金融經濟犯罪、醫療、原住民族案件等專業法庭(股)）
2017年1月16日
凃裕斗代理院長
耿飚，原名耿在忠，字俊勇，中國湖南醴陵人，中國共產黨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唯一一位沒有授予解放軍軍銜的國防部長。
耿飚于1930年加入中國工農紅軍，歷任紅三軍九師參謀、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紅一軍團一師參謀長，參與長征。到達陜北后，任紅四軍參謀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陜甘寧留守兵團三八五旅副旅長、晉察冀軍區副參謀長。國共內戰時期，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晉察冀野戰軍參謀長、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國駐瑞典、巴基斯坦、緬甸、阿爾巴尼亞等國大使、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
耿飚1909年8月26日生于湖南省醴陵縣北鄉嚴家沖一戶貧苦農民家庭，7歲時隨父母逃荒到湘南常寧縣水口山，1922年他13歲進入衡陽市南面的水口山鉛鋅礦做童工，1925年5月在水口山加入中國共青團。1926年，耿飚參與發動礦工參加武裝斗爭，不久回醴陵組建并率領農民赤衛隊參加醴陵暴動和十萬農軍攻長沙。后于1928年前往瀏陽在當地擔任游擊隊隊長，同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0年9月，耿飚所部被整編入中國工農紅軍紅一軍團紅三軍，耿飚任紅三軍九師參謀，后又擔任師干部教導隊隊長、作戰教育科科長。1931年4月，任九師參謀長，參加贛州戰役、漳州戰役和水口戰役。1933年中央紅軍再次整編取消軍級編制后，耿飚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團長。參加歷次反圍剿戰爭。1934年10月10日，耿飚所部作為二師先鋒參加長征征途，此后參加湘江戰役。
1935年初，紅軍進入貴州境內后，耿飚率部在江界渡口強渡烏江，攻占婁山關，為紅軍主力開辟前進通道。遵義會議后，升任紅一軍團一師參謀長。繼又率部通過彝族地區，搶渡大渡河，奪占瀘定橋，隨軍抵達陜北。1935年11月，率部參加直羅鎮戰役，在攻打甘泉時頸部負重傷。1936年2月，率部參加東征戰役，此后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2月，任新到達的紅四方面軍紅四軍參謀長。
1945年2月，美軍觀察組回國前和晉察冀軍區領導程子華、唐延杰、耿飚（后排左二）等在軍區駐地河北阜平廟臺村西溝窯洞前合影。
抗日戰爭開始后，耿飚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五旅參謀長、副旅長兼副政治委員，駐守甘肅東部，負責保衛陜甘寧邊區的西部邊境。1941年7月，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4年9月前往晉察冀軍區，任副參謀長兼聯絡部部長。1945年8月，指揮八路軍攻占張家口。
1946年，耿飚隨葉劍英參加了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任中共代表團副參謀長、四平執行小組中共代表。國共關系破裂后，耿飚回到晉察冀，任軍區野戰軍參謀長。1947年4月，參加指揮正太戰役，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國軍3.5萬余人，攻克正太鐵路沿線七城及井陘等重要礦區，使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區連成一片。6月，又參加青滄戰役、保北戰役。同年10月，參加指揮清風店戰役，殲滅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隨后，又參加組織晉察冀野戰軍乘勝發起石家莊戰役，首創解放軍攻克大城市模范戰例。
1948年1月，耿飚率部參加淶水戰役，殲滅傅作義部三十二師，三十五軍軍長魯英麟兵敗自殺。5月，出任華北軍區第二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楔入熱西、冀東地區，切斷了東北與華北國軍的聯系。1948年12月，參與平津戰役，進攻新保安，殲滅第三十五軍。1949年2月，華北二兵團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耿飚仍任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率部參加太原戰役。繼又進軍西北，參加隴東追擊戰和蘭州、寧夏等戰役。
1955年，耿飚在駐瑞典大使任內
1950年5月9日，耿飚被任命為中國駐瑞典大使，同年9月正式到任，又兼任駐丹麥、芬蘭公使，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與姬鵬飛、黃鎮、韓念龍、袁仲賢等人并稱“將軍大使”。1956年3月，調任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1959年3月，回國擔任外交部副部長，主持同阿富汗、尼泊爾、巴基斯坦、緬甸勘定邊界。1963年9月，調任中國駐緬甸大使。文化大革命爆發后，耿飚被批判，關入牛棚。1968年10月恢復工作，次年4月當選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1969年5月，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1971年，耿飚奉調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負責和國外政黨發展聯系。
1980年6月，耿飚在美國。
1976年10月6日，耿飚受時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之命，對北京的廣播電臺、電視臺加以控制，以保證“粉碎四人幫”能順利進行。此后一段時間內，耿飚負責主管中共的宣傳工作。1977年，耿飚當選中共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委員，1978年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主管外交、軍工、民航、旅游等事務。1979年1月起，兼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主持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1980年7月，他根據鄧小平關于軍隊要“消腫”和改革體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軍委關于精簡整編的方案》。1979–1981年，習近平任耿飚秘書。
1981年3月，耿飚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1983年起，耿飚擔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任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1984年，耿飚曾稱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后不會在香港駐軍，而受到鄧小平斥責。后退居二線，擔任中顧委常委，1988年9月，獲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2000年6月23日，耿飚在北京去世，享年91歲。
耿飚夫人趙蘭香，甘肅慶陽人，1941年在隴東與耿飚結婚。曾任中央軍委耿飚辦公室主任。
*次子耿志遠，現任中緬友好協會會長。
*長女耿瑩，現任中國華夏文化遺產基金會理事長
*次女耿焱，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曾獲哈佛大學公共管理學碩士學位。
李賢，字原德，河南鄧州長樂林（今鄧州市孟樓鎮長樂嶺）人，進士出身，明朝重臣。
明英宗、代宗時代曾歷任吏部侍郎、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官至華蓋殿大學士、明朝內閣首輔，進少保，一生從政三十余年，為官清廉正直，政績卓著，是明朝歷史上難得的治世良臣之一。謚文達。
宣德七年（1432年）壬子科河南鄉試第一名舉人（解元），宣德八年（1433年）聯捷進士，奉命調查河津蝗災，授驗封主事，少師楊士奇欲一見，李賢竟不往。正統初年，建議減少對塞外降人的俸祿，以消除其禍患。明英宗不聽。當時廷臣誥敕均須有九年任期，李賢建議改以三年，后準許。之後升為考功郎中，改文選，跟從明英宗北征，土木之變時脫逃回朝。
景泰二年，上疏諫言景泰帝勤政等策，得到景泰帝贊許，命入翰林院。隨後升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也先屢次上貢馬，李賢則稱給金帛以強盜並非正策，於是陳述邊界戰備廢弛，于謙請其寫章批評諸將，之後轉為吏部右侍郎，并呈上《鑒古錄》。奪門之變后，明英宗復辟，命其兼任翰林院學士，直入文淵閣，與徐有貞共同在內閣參贊機務。不久，進升吏部尚書。李賢為人氣度端凝，所奏對皆中機宜，深得英宗眷用。當時山東饑荒，英宗發帑幣以賑災，召徐有貞與李賢商議。徐有貞稱有官員多在其中私飽己囊。李賢則稱：「慮中飽而不貸，坐視民死，是因噎廢食也。」英宗於是下令增加銀錢。
當時，石亨、曹吉祥與徐有貞爭權，并忌恨李賢。諸多御史彈劾石亨、曹吉祥有罪，兩人懷疑此為徐有貞、李賢之計，於是向英宗求訴，徐李兩人均下獄。恰逢有風雷變，李賢得釋，謫福建參政。未行之時，王翺奏請李賢可大用，遂留用為吏部左侍郎。一個月后，恢復吏部尚書，仍然在內閣參贊機務。石亨知英宗向著李賢，雖怒卻仍無可奈何，只能佯裝與他友好。李賢亦深居簡出，非英宗召見則不入閣，而英宗卻更加親近李賢。
之後，蒙古孛來進犯邊界，石亨稱玉璽在孛來處，可以打仗取回，英宗為之心動。李賢則稱不可再主動挑釁，而玉璽不足為寶，事情遂方休。石亨卻更加忌恨李賢。當時英宗亦厭惡石亨、曹吉祥驕橫，有次屏人對李賢稱：「這些人干預朝政，各地奏事者均先到其門，怎麼辦？」李賢稱：「陛下只能獨斷，這樣的趨附方能自息。」帝曰：「如果不採納他們的建議，他們的臉上就有難色。」李賢稱：「希望您能以緩制之。」當時石亨、曹吉祥用事，李賢顧忌不敢盡言，然而每次都能從容應對。
曹石之變時，曹欽攻入東朝房襲擊李賢，并將殺之，逼其寫釋己罪草奏。幸虧王翺率軍趕來救助得免。李賢則密疏請擒賊黨，英宗得疏后大喜，慰勞特加太子太保。李賢并進言，急宜詔天下停不急務，而求直言以通閉塞，得到批準。
曹石之變后，英宗再問李賢“奪門之變”事。李賢稱：「『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且爾時幸而成功，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英宗大悟并贊同。李賢并解釋道，英宗復辟是自然之理，石亨等人才是奪門之變的真正受益者。於是英宗下令章奏勿用「奪門」字，並議革冒功者四千余人，僅剩已襲父爵的太平侯張瑾和興濟伯楊宗。至成化初年，諸被革者訴請，李賢又進言，并奪張瑾、楊宗爵位，時論均稱大快。
英宗重用李賢，其所言之事均見聽，錦衣衛門達忌妒大學士李賢受寵，又多次規勸自己，便曾在朱祁鎮面前誣陷他，說李賢接受陸瑜的黃金，為他求取尚書一職。朱祁鎮懷疑了，半年仍不下詔書。至此，門達拷打楊塤，教他引出李賢，楊塤即謊稱：「這是李學士教我幹的。」門達非常高興，立即上奏朱祁鎮，請求法司在午門外會審楊塤。朱祁鎮派宦官裴當監視。門達想抓住李賢一起審訊，裴當說：「大臣不可辱！」門達這才罷休。到審訊時，楊塤說：「我不過是個小人物，怎能見到李學士？這都是門錦衣教我的。」門達氣色沮喪，話都說不出來，袁彬也歷數門達納賄的情狀。法司害怕門達而不敢上報，結果仍判袁彬絞刑，以財產贖死罪。楊塤論斬。朱祁鎮下命袁彬贖完後調到南京錦衣衛，而禁錮楊塤。天順七年，李賢請英宗寬恤、罷江南織造、清錦衣衛獄、止邊臣貢獻、停內外采買等事情，英宗感到為難，李賢則四次進言，同列官員均感到恐懼，李賢退則稱「大臣當知無不言，可卷舌偷位耶？」截止天順年間，李賢一直擔任內閣首輔，呂原、彭時為輔佐。
英宗去世前，臥文華殿。恰逢有人進言離間東宮，英宗感到疑惑，密告李賢。李賢則首伏地曰：「此大事，願陛下三思。」英宗問道：「然則必傳位太子乎？」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李賢扶太子令謝。太子謝，抱帝足泣，帝亦泣，至此離間父子計謀之人無法如意。
明憲宗繼位后，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管理經筵事。同年春，因日黯無光，李賢進言明憲宗修身勤政。改日又進言稱減少浣衣局沒官婦女，宜放還其家。憲宗均批準。同年五月又進言憲宗遠內臣，重用老臣，并減少開支。此後每次遇災變，李賢必與同官進言。當初，李賢屢次彈劾錦衣衛門達恣橫，於此兩人關係甚差。憲宗重用門達，門達則命其黨羽多投匿名書誣陷李賢。李賢於是乞罷，有詔慰留。吳皇后被廢時，有言官要求嚴懲宦官牛玉，言及李賢。憲宗命衛士住宿李賢家，護送其進出。成化二年，李賢父喪，后詔起復，李賢三次請辭，不予批準。后再次請辭，同年冬去世。憲宗震悼，贈太師，謚文達。
李賢為政持大體，尤以惜人才、開言路為急。其舉薦的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李紹等人，均為一代名臣。當時皇帝延見大臣，有所薦，必先與吏部、兵部商定。李賢為人不專斷，但庸小之輩均對其發難。
李賢此人知無不言。明景帝逝世時，英宗欲把汪-{后}-殉葬，李賢勸止，汪-{后}-得免於死。明惠帝少子建庶人被囚禁五十多年，明英宗憐憫欲釋放他，於是問李賢。李賢則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於是英宗下定決心執行。此外其進言地方官員的升遷須又三品京官保舉，均得成慣例。在于謙蒙冤被殺之后，李賢一直力主為-{于}-謙冤案平反。奪門之變后，陷害-{于}-謙的主要官員均被罷黜或處死，為后來的于謙案平反奠定了基礎。
《明史》稱其為明朝“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后“得君無如賢者”。但是明景帝啟用李賢為侍郎，但李賢所著書顧謂景帝為荒淫；之後壓擠葉盛、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山內多寶灣戰鬥發生於1939年12月13日－22日，地點則是在中國鄂中南一帶。是抗日戰爭主要戰鬥之一，交戰一方為國民革命軍，另一方則為日軍。
民國時多寶灣屬京山縣，今稱多寶鎮，屬天門市。
洪水（，），又名阮山，越南河內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開國少將。
原名武元博，出生于北寧省嘉林縣（今屬河內市）。
洪水早年赴法國留學，與胡志明相識。1924年年底與黃文歡、范文同等30多位越南革命青年追隨胡志明，來到廣州仁興街，成了胡志明“越南政治訓練班”第二批學員，參加了胡志明創辦的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改名為鴻秀。結業后，大部分越南青年回到了越南，1926年3月洪水由李富春、蔡暢等介紹，同林彪、劉志丹等人一起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的學員。在校時經陳一民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畢業后，洪水遵照胡志明的指示，繼續留在黃埔軍校工作。其間加入中國國民黨。
四一二事變后，1927年8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12月11日，洪水和在黃埔軍校工作和學習的30名越南革命青年一起參加了廣州暴動，失敗后隨聶榮臻、葉劍英逃往香港，經葉劍英、聶榮臻同意前往泰國與胡志明、黃文歡等在旅泰越僑中開展革命活動，組建“合作會”、“親愛會”、“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三個支部和一個總支部，領導越僑開荒種植，既維持生計，又為越南革命籌措經費。1928年6月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通過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同洪水取得聯系，希望他再次到中國來參加武裝斗爭。1928年6月，洪水第二次來到中國，經聶榮臻介紹，洪水被派到由彭湃、古大存領導的東江紅軍工作，任紅十一軍三十四師連政治委員。帶領連隊在東山一帶活動時，看到敵人的傳單上常把共產黨說成“洪水猛獸”，他很生氣。在一次連隊軍人大會上，他對大家說：“我原名武元博，中國名叫‘鴻秀’。同志們說，這是女人的名字，缺乏戰斗性。說得對，改名啦！敵人不是罵我們‘洪水猛獸’嗎？我就叫‘洪水’，大家叫我洪水吧！”沒想到，另一位同志接著說：“我也改名，叫猛獸！”猛獸在后來的一次戰斗中陣亡。
1930年4月，紅十二軍在福建成立，洪水被從東江派到福建，先后擔任紅十二軍第三十四師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1932年10月前往中央蘇區，任瑞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任宣傳科長兼政治、文化教員，一同任教員的還有伍修權、張愛萍、羅貴波、李一氓等。和李伯釗以及紅軍學校俱樂部主任趙品三等積極努力，創辦了我軍歷史上第一個劇社---工農劇社。洪水任社長，李伯釗任黨支部書記。洪水對劇社工作非常熱心，經常教大家唱歌、彈琴、跳舞，還與錢壯飛、李伯釗、崔音波（朝鮮人）、張愛萍、蔣耀德、鐵輪等一起編劇演戲。中央蘇區上演過一臺有名的戲，叫《上海的火焰》，反映上海軍民“一·二八”抗戰事跡。洪水和紅軍學校衛生所所長蔣耀德演主角，張愛萍是導演。工農劇社后來發展成蘇區的藍衫劇社。1934年1月，洪水以京族身份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不久，因追隨毛澤東，與博古等發生矛盾，被開除出黨。長征開始后，洪水所在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被編入中央干部團，在朱德、劉伯承的關心和保護下，洪水被編入直屬隊，負責直屬隊在長征途中的宣傳鼓動工作。1935年1月遵義會議后，中央縱隊黨委撤銷了對洪水的處分，并恢復了他的黨籍。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洪水隨中共中央軍委被派往張國燾所在的左路軍。左路軍到達噶曲河邊的日干喬，在即將過河的關鍵時刻，張國燾尋找種種借口反對北上，要率部南下。洪水堅決支持朱德、劉伯承的正確主張，并同張國燾當面爭論起來。張國燾把洪水打成“國際間諜”，再次將他開除黨籍。1936年初，洪水從所在部隊掉隊，只身一人歷盡艱險抵達延安。在陜北，中共中央再次撤銷了對他的處分，恢復了他的黨籍。對此，洪水說：“這就是革命。如果一個人決心參加革命，就必須經受得住各種磨難和打擊，包括被自己的同志誤解，否則怎么能成為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呢？”1936年6月，紅軍大學在陜北瓦窯堡開學，洪水是紅軍大學的第一期學員。1937年1月，洪水從紅軍大學畢業，留在抗大二期又學習了一段時間。
抗日戰爭開始后，以八路軍總部民運部干部的身份到山西省五臺縣擔任東冶鎮四區區委書記。洪水發動民兵到閻錫山老家“借”錢“借”槍。這就引起了閻錫山和當地勢力的不滿。閻錫山說，八路軍抄他家了，沒法統一抗戰了，要求嚴加處治。1937年冬，為顧全抗戰之大局，洪水被調回部隊，擔任《抗敵報》社領導工作。閻錫山仍不罷休，晉察冀黨組織只好開除了他的黨籍,并撤了他的《抗敵報》社社長職務。1938年初，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組織部恢復了他的黨籍。1938年3月，任晉察冀《抗敵報》社社長。1938年12月，中共中央決定派一部分抗大教職員分赴晉東南、晉察冀根據地，建立抗大第一、二分校。洪水被調到設在河北省靈壽縣的抗大二分校擔任政治教育科長和政治教員。妻子陳劍戈則是抗大二分校女生隊指導員。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1942年，印度支那共產黨和胡志明提出希望在中國黨和軍隊中工作的洪水和其他越南同志回國參加抗日戰爭。中共中央決定先調洪水回延安，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經過一番休整后再動身回越南。洪水攜妻子于1943年7月回到延安入中央黨校學習。
抗戰勝利后，胡志明在越南發動八月革命，印度支那共產黨再次向中國共產黨提出，希望洪水等越南同志盡快回國參加斗爭。為回國后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洪水和其他即將回國的越南同志抓緊做好各方面的準備工作。洪水還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著作翻譯成越南文字。毛澤東臨別贈言：“你到了越南，一定要和越南同志搞好團結。”為了避免累贅，規定返回越南的同志一律不準帶家屬小孩回越南。1945年11月初，洪水回到河內后，為適應越南的斗爭和工作環境改名阮山，被任命為越南南方抗戰委員會主席兼第五、六兩個戰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負責越南南方的抗法戰爭。。1946年，在胡志明的支持下，阮山在廣義省創辦了越南人民軍歷史上第一所正規的軍事學校——廣義陸軍學校，并擔任校長。1947年初，臨危受命，到連接北方和南方兩個戰場的第四戰區司令員兼政委。撰寫了不少軍事著作，特別是《戰術》和《越南革命的戰略力量——民兵》兩部著作。1948年1月，胡志明頒布向軍隊領導干部授予軍銜的政令。在授予武元甲大將軍銜的同時，授予阮平中將軍銜；授予阮山、鐵雄、朱文晉、黃參、黃文泰、黎獻梅、文進勇、陳大義、陳子平等少將軍銜。
1950年5月洪水回到中國。被安排到中央統戰部二處越南組負責人。1951年1月15日，入南京軍事學院基本系一期一班學習。1954年夏畢業。在中央軍委條令局任副局長，1954年底又調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戰斗訓練》雜志社任社長兼總編輯。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實行軍銜制。考慮到中越兩國、兩軍關系，中方征求胡志明的意見。胡志明認為，洪水的軍銜與級別仍以同他在越南人民軍中的軍銜與級別一致為好，所以，洪水最后被定為正師級少將銜。還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毛澤東對有關領導同志說：“這不合適，洪水同志是黃埔時期參加軍隊的，是否可以改為正軍級？”于是，毛澤東重定洪水為正軍級少將。
1956年初，洪水突然咳嗽不止，經檢查，被確診為肺癌。周恩來指示衛生部：“要請最好的醫生為洪水同志做手術。”著名胸外科專家吳英愷教授和張大為醫生在手術臺上開胸發現，洪水的惡性腫瘤已大面積擴散，已無法手術，只好將刀口縫合。周恩來親自安排了洪水的回越事宜，請軍委常務副主席彭德懷和總后勤部長黃克誠批給洪水3萬元人民幣現金。有關同志向洪水表示，今后有什么困難，還可以再同中方聯系。1956年9月27日，中共八大閉幕。這一天，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黃克誠等在政協禮堂為洪水送行。同日，彭德懷、葉劍英、黃克誠、蕭克、孫毅等200多位開國將帥和外交部、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領導同志以及越南駐華大使館的官員在前門火車站為洪水送行。9月30日，洪水回到河內。10月1日，去越南主席府拜見胡志明主席。遵照胡志明的指示，洪水住進了河內捷克紅十字醫院。10月21日，在河內越蘇友誼醫院逝世。
阮山的靈柩安放在國防俱樂部。10月22日上午，胡志明前往吊唁，并獻花圈。之后，范文同總理、潘繼遂副總理、武元甲大將、國會主席長征和黨政機關以及阮山工作和戰斗過的第四、第五聯區的代表紛紛前往吊唁和敬獻花圈。10月22日下午3時30分，在武元甲大將主持下，舉行追悼會，靈柩在河內市郊的梅易革命公墓安葬。為表彰阮山的功績，越南政府追授二級軍功勛章。
洪水在中國北京、越南河內兩地均有子嗣。
原配夫人名叫黃氏艷，比他大4歲，出身于河內郊區普通農家。兩人1923年結婚。1938年1月，在五臺縣東冶鎮，洪水與中共黨員陳玉英（此時改名陳劍戈）結婚。1945年洪水回到越南。其妻陳劍戈（延安第二保育院指導員）和兩個兒子留在中國。1946年任越南南方戰區司令后，長女武清閣安排在軍用倉庫里當保管員。1947年，洪水誤信胡宗南進攻延安時陳劍戈在轟炸中陣亡。長女武清閣為減輕父親的喪妻之痛，撮合與軍中黃氏兌成婚。武清閣稱黃氏兌為“三媽”。1948年，黃氏兌生下女兒阮梅林。半年后，與黃氏兌離異。長姐武清閣便成了阮梅林的監護人。
1948年夏，洪水在抗法戰爭的叢林中，同21歲的河內同盟造紙廠會計黎恒熏結婚，婚后生有三女一男。。
1950年，兩人（洪水和陳劍戈）再次見面時，洪水在越南已另立家庭。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陳劍戈先后擔任北京六一幼兒院副院長兼黨支部書記、北京市教育局科長兼辦公室主任、市婦聯常委、市機關黨委委員。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長。1983年正式辦理了離休手續。陳劍戈于2012年病逝。來中國訪問的越南領導人，如胡志明主席、越共中央總書記杜梅、越南國家主席黎德英、國會主席農德孟、外交部長阮孟琴、國防部長段奎大將等，都要在越南駐華大使館親切會見陳劍戈一家。中國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等到越南訪問時，也都到洪水墓前憑吊。胡志明生前對洪水一家十分關心，每年都要同黎恒熏和孩子們見一次面。黎恒熏當面向胡志明報告孩子們的進步，胡志明便用糖果來獎勵他們，然后同全家一起用餐。
**長子陳寒楓（中國籍）1944年生。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港澳臺僑委員會專委、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法案室原主任。全國人大華僑委員會原研究室（后改為法案室）主任（正局級），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第四屆副秘書長。
**次子陳小越（中國籍）1945年底（洪水返越數月出生）在北京四中和北京師范學院化學系畢業，曾任北京升龍國際交流與合作咨詢公司總經理。
1993年12月，越南史學會、越南社會科學院所屬史學院舉行了“紀念阮山將軍誕辰85周年”大會，各界人士300多人與會。武元甲大將到會講話，高度評價了阮山將軍光輝的一生。
1995年8月，越南勞動出版社出版了回憶錄《阮山將軍》，作為向越南人民軍建軍50周年的獻禮。當年6月，洪水的大兒子陳寒楓應越南國防部的邀請，對越南進行了友好訪問。武元甲大將在會見陳寒楓時說：“你的血管里有中國的血液，也有越南的血液，你完全可以擔負起促進越中友好的重任。”
越南官方以其生平事跡出版書籍《兩國將軍——阮山·洪水》（L??ng Qu?c T??ng Quan---Nguy?n S?n  H?ng Th?y）以為紀念。
1998年3月，陳劍戈和兩個兒子、兒媳訪問越南，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周到的接待。鑒于洪水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曾表示，希望他在中國和在越南的孩子們能夠有機會見面團聚，這次，陳劍戈和兩國的孩子們終于在越南女兒阮清霞的家里舉行了一次大聚會。1998年3月26日，越共中央總書記黎可漂親切會見了陳劍戈和孩子們。黎可漂詢問了陳劍戈一家此次訪問的情況和每個孩子的工作、生活情況。他說：“越中兩國的革命戰斗友誼是胡志明主席、毛澤東主席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建立起來的，阮山將軍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你們到越南來訪問就像回到家里一樣，是一家人走親戚，歡迎你們以后常來越南。你們這個家庭是越中兩國一家人的代表，更應該經常來往。……通過這樣的友好往來，越中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一定會得到加強。”
耶和華見證人的合法機構，是指該宗教團體所使用的法人名稱，用于合法的出版和代表其宗教組織之利益。
:注意：'賓雪法尼亞州守望臺圣經書使用2個詞的Watch Tower代表守望臺，而紐約的守望臺圣經書社是一個字即Watchtower。
創立于1881年的賓雪法尼亞州守望臺圣經書社擁有耶和華見證人使用的主要合法實體并擁有大多數耶和華見證人出版的文獻的版權。它也曾經被稱作：
* 錫安的守望臺書社（Zion's Watch Tower Tract Society）
* 守望臺圣經書社（Watch 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 守望臺社（Watchtower Society）
當1909年耶和華見證人總部搬到紐約布魯克林時建立。這是一個非營利組織用來出版各種刊物文獻，包括用153種語言出版的《守望臺》。它也作為耶和華見證人的法定代理人。它也被稱作：
* 人民布道協會（People's Pulpit Association） (1909－1939年)
* 守望臺圣經書社，公司(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Inc.)(1939－1956年)
* 紐約守望臺圣經書社，公司(Watchtower Bible and Tract Society of New York, Inc.)(WTB&TS) (始于1956年)
創立于1914年，英國倫敦的國際圣經研修者協會是耶和華見證人在歐洲的第一個合法機構。
根據2002年1月的《王國傳道月報》第7頁的說明，中央長老團核準以下機構存在：
* 總裁： William L. Van De Wall
* 副總裁： Charles I. Woody, Leon Weaver, Jr.
* 秘書長/財務總監：William H. Nonkes
* 董事會成員：Harold K. Jackson, Merton V. Campbell, Stanley F. Weigel
* 目的：特別用于處理指定長老、助理仆人和其它“屬靈” 事務。
* 總裁 Patrick J. LaFranca
* 副總裁 Peter D. Molchan, Ralph E. Walls
* 秘書長/財務總監：Joseph D. Mercante
* 董事會成員：Marvin G. Smalley, Kenneth J. Pulcifer, Eugene D. Rosam, Jr.
* 目的：為全時服務的會眾提供特別服務和支持：伯特利志愿者、傳道員、海外傳道員、特別先驅和assembly halls。
* 總裁 Harold L. Corkern
* 副總裁 Alan D. Janzen, Robert L. Butler
* 秘書長/財務總監：Alexander W. Reinmueller
* 董事會成員：James F. Mantz, Jr., Thomas Kalimeris, Alan G. Browning
*目的：主旨建造王國聚會所，王國辦事處，組織相關技術人員和工程
::注意：除了賓夕法尼亞之外還有紐約公司。
除了以上列出的機構之外，在其他國家也有耶和華見證人的產業和機構。例如“ 德國Niderselters的守望臺社區 ”，利用德國的分部辦事處生產圖書，是供應歐洲和北非地區書刊的主要基地（這個分布負責整個歐洲、非洲、西亞地區的印刷需求）還有瑞典的“Jehovas vittnen - Bibels?llskapet Vakttornet”用來促進耶和華見證人在瑞典的活動。
諾姆·喬姆斯基在2003年的世界社會論壇
世界社會論壇（，WSF）又稱社會運動論壇世界峰會，是反全球化運動與另類全球化運動成員的年度聚會。成員們利用此聚會來聯合世界活動、分享與討論組織戰略及互相交換關於世界與自身議題的運動資訊。
將會議定在一月的原因是因為它的「資本主義敵人」─在瑞士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也是在一月開會。這不是巧合。會議日期訂定的原因是很難在達沃斯組織一個民眾的抗議活動，而這樣的時間開會可以在新聞媒體上試著掩蓋世界經濟論壇的報導。
世界社會論壇已經鼓舞了許多區域性社會論壇的組織，包括歐洲社會論壇、、、以及許多地方性或全國性的社會論壇，像是與等等。連第一次召開的也在2007年6月於亞特蘭大舉行。而大多數的社會論壇皆奉行世界社會論壇訂立的《原則憲章》。
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於2001年1月25日至1月30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該活動由在不同反全球化運動中的參與團體所合作舉辦，包括著名的法國社會運動團體「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
而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有部分受到巴西勞工黨執政的阿雷格里港政府所資助。當地政府對這個城鎮施以一個實驗性的創新模式：結合代議政治體系與大眾公開集會的參與。12,00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民眾參加了這個集會。同時，巴西也正面臨政治轉向的時代，勞工黨的總統候選人盧拉·達·席爾瓦在稍後贏得了選舉的勝利。
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於2002年1月31日至2月5日同樣於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共有123個國家的12,000名官方代表，60,000名參與者，652個工作坊，以及27場演講。
第三屆世界社會論壇也於2003年1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行。有許多平行工作坊，包括討論聚焦於非共產主義者，非資本主義者，以及在社會、政治、經濟等不同面向的參與可能性 的「資本主義後生活」（Life After Capitalism）工作坊。而其中一個著名的演講者是美國語言學家諾姆·喬姆斯基。
第四屆世界社會論壇於2004年1月16日到1月21日在印度孟買舉行。參與者人數預期達到75,000人而最後比預期超過數千人。文化多樣性是該論壇著名的面向。另一個注目的決定則是在自由軟體的立場。本屆論壇重要的演講者則是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第五屆世界社會論壇於2005年1月26日至1月31日在巴西阿雷格里港。有155,000人登記參與論壇，大多數來自於巴西、阿根廷、美國、烏拉圭與法國。一部分的參與者在論壇中發表了《阿雷格里港宣言》。
第六屆世界社會論壇在2006年1月於委內瑞拉卡拉卡斯和馬利巴馬科，以及2006年3月於巴基斯坦喀拉蚩多地以「」的方式舉辦。巴基斯坦的論壇延後到3月是因為當地發生了克什米爾大地震。
第七屆世界社會論壇在2007年1月20日至1月25日於肯亞奈洛比舉行。有來自110個國家的66,000登記與會者與1,400參與的組織使得該論壇較過去數屆更為「全球化」。它被評論成「NGO的大拜拜」（an NGO fair） 且肯亞與南非的窮人運動對於部分以非洲窮人的名義參加論壇的NGO展開了強而有力的抗議行動。
第八屆世界社會論壇並未在同一個地方舉行，而是由全球上千個地方團體在世界各地舉行，舉行的時間在2008年1月26日前後幾天，本屆世界社會論壇也被稱為「Global Call for Action」。
第九屆世界社會論壇於2009年1月27日至2月1日在巴西的貝倫舉行，論壇場地位於亞馬遜雨林當中。
西雅圖唐人街的牆上回應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由於只停留在一般非專業性且含糊不清的批判新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卻很少提供實踐的理念，世界社會論壇曾被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離席批評。另一方面，部分無政府主義者則批評世界社會論壇企圖嘗試在不同意見的團體中使用像共產國際那樣的中央極權立場。多數的世界社會論壇參與者會認為世界社會論壇並非是一個決策體，而是一個公開商議的空間。而一些盛傳的批評則是在另一個立場：團隊並未建立程序採納與論的陳述倡議。
世界社會論壇也容易遭受批評在於支持反全球化運動方面，論壇認為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是最有效率達到全球性的貧困。而批評者認為論壇所反對的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是不可避免的。世界社會論壇參與者則回覆，所謂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是個意識形態的神話，因此，他們信仰一個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在現今全球秩序下的右翼反對者批評世界社會論壇的多元性只是包含從社會民主主義至無政府主義等左派的運動觀點而已。
一些參加世界社會論壇的成員所舉辦的活動也會被批評，如在2001年世界社會論壇時，部分成員侵入孟山都企業的基因改造作物農場並且摧毀作物。
* Jose Correa Leite (2005), ''The World Social Forum: Strategies of Resistance'', Haymarket Books  ISBN 1-931859-15-9.
* Jackie Smith. (2004).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 democracy. ''Global Networks''. 4(4):413-421.
* T. Teivainen. (2002). The World Social Forum and global democratisation: learning from Porto Alegr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3(4):621-632.
* William F. Fisher and Thomas Ponniah (2003). 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 Popular Alternatives to Globalization at the World Social Forum ISBN 1-84277-329-1
*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2005). O Fórum Social Mundial: manual de uso, Cortez Editora. ISBN 85-249-1106-9.
是歷史上第五十九次航天飛機任務，也是發現號太空梭的第十八次太空飛行。
* 羅納德·賽加（，曾執行以及任務），任務專家
* 謝爾蓋·克里卡列夫（，俄羅斯宇航員，曾執行聯盟TM-7、和平號EO-4、聯盟TM-12、和平號LD-3、、、聯盟TM-31、遠征1號、、聯盟TMA-6以及遠征11號任務），任務專家，任務專家
大葉集團發跡於臺灣彰化縣，由葉松根於1964年所創之羽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大葉重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力鋁壓鑄股份有限公司、大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大葉大學所組成。
*1990年創建大葉工學院（現已改制為大葉大學）
*1994年7月4日，與日本高島屋合作於臺北市士林區天母成立大葉高島屋百貨公司，為臺北市著名百貨領導品牌。
*2017年於臺北市內湖區行善路開設頂級產後照護中心 -  大葉產後護理之家。
*2019年於臺北市中山區大直地區開設專業寵物美容沙龍 -  大葉白佳代
*  大葉集團簡介, 大葉酒造股份有限公司
*  大葉DOZO線上購物中心
唐祈，本名唐克蕃，江蘇蘇州人。1938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為九葉詩派的重要成員之一。
唐祈畢業于西北聯大文學院。曾任蘭州省立工專教師，上海《中國新詩》編委，《人民文學》小說散文組組長，《詩刊》編輯，贛南地區作家協會副主席，甘肅師范大學學報副主編，西北民族學院漢語系代主任及教授等職務。
牛漢，本名史承漢，后改史成漢，又名牛汀，曾用筆名谷風，男，蒙古族，山西定襄人，中國現代詩人，七月派成員。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名譽委員。
1923年10月，牛漢生于山西省定襄縣西關村一個窮苦卻具有文化傳統的農家，幼年以放羊為生。牛漢的父母都是蒙古族后裔，母親姓“呼延”。牛漢的父親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京大學旁聽了兩年，并在那時參加了中共黨組織的活動，后來回到家鄉，在定襄縣立初中教史地和語文。父親告訴牛漢，其祖先自元朝便一直生活在漢族地區，生活安定，不愿再返回蒙古草原。牛漢的本名“史承漢”即根據該意思所起，意為承認漢文化。牛漢的兩位舅舅也是中共黨員。長大成人后，牛漢身高達到1.91米，肩寬體壯。
1931年前后，山西省開挖己巳渠，占用了牛漢家本來就僅夠活命的耕地卻不給錢，牛漢的母親十分氣憤，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她懷里揣一把菜刀”，徒步夜行40里，“闖進一座花園，想要謀殺那個罪大惡極的省長（閻錫山），被衛兵抓住，吊在樹上，三天三夜，當作白癡和瘋子……”當時牛漢只有七、八歲。
1936年冬，在家鄉念初中時，13歲的牛漢參加了犧牲救國同盟會。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10月，他隨父親兩個人辭別了留在家中的牛漢的母親、祖母、兩個弟弟和一個妹妹，流亡到陜西省。此后牛漢直到2006年再也沒有回過家鄉。來到陜西省之后，1938年1月、2月，當時牛漢的父親在醴泉縣工作，牛漢一個人留在西安，靠賣報紙為生。一天，他見到街上張貼的一則廣告，稱民眾教育館內開辦了一個漫畫學習班，招收學員，便報名參加。教畫的先生中，有一位是詩人艾青，但當時牛漢只迷畫畫，尚未迷上寫詩，所以只跟著艾青學習畫畫。艾青日后既是牛漢的老師，也是他的朋友。
1938年，牛漢從西安來到甘肅省天水。1938年夏，正在天水國立五中讀初中二年級的牛漢，看到胡風主編的刊物《七月》刊登了許多艾青、田間的詩，比《抗戰陣地》等刊物的詩好，牛漢很喜歡。《七月》還發表了賀敬之（筆名“艾漠”）的詩《躍進》四首，牛漢也喜歡。
1938年冬，15歲的牛漢在天水加入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共地下黨的三人小組成員，牛漢經常到甘谷生活書店書庫看書，魯藜的長詩《延河散歌》、嚴辰寫的歌頌延安的詩、中國東北的李雷的詩，牛漢都很喜歡。李雷的詩和艾青類似，但比艾青風格粗獷，后來李雷從文藝界消失。牛漢很喜歡綠原的長詩、冀汸的短詩。胡風則是文藝界能吸引牛漢的長輩，牛漢不大看他寫的理論文章，只看他的詩。后來，胡風編《七月詩叢》，參加者有艾青、魯藜、綠原、冀汸。《七月詩叢》對我影響很大。1940年9月，胡風被迫離開重慶赴桂林、香港，后來將詩稿交給鄒荻帆編的《詩墾地》。牛漢很喜歡《詩墾地》上的詩，特別是陳輝的詩，清新而美妙。
從1940年到1942年，牛漢在天水念高中，該時期成為他詩歌創作的第一次高潮，寫下幾百首詩。1940年，牛漢開始發表詩歌。牛漢之所以寫詩，受父親的影響較大。父親擅長寫舊體詩，還訂閱了全套《新青年》、《新月》、《未名》、《北新》等雜志。牛漢自幼便受父親的影響，愛詩、愛畫。牛漢的哥哥也喜愛文學。
1941年，牛漢在成都發表詩劇《智慧的悲哀》。1942年發表在桂林《詩創作》上的詩《鄂爾多斯草原》引起詩歌界的注意。1943年，牛漢考入設在陜西省城固縣的國立西北大學外語系俄語專業。1945年，胡風自南方回到重慶編《希望》。1945年初，牛漢在西安主編文藝期刊《流火》，托郗潭封通過冀汸請胡風發來詩作。胡風通過郗潭封回話：不相信在西安能編好刊物。結果事實證明，胡風對“反共前哨”西安不可能有好刊物存在的判斷很準確。《流火》總共印了1000本，大半被沒收。
1945年，牛漢在陜西省城固縣青年會閱覽室閱讀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首次看到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牛漢看了很多遍，認為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不講人性、個性，只講階級性，牛漢當時便產生懷疑，不能接受。
1946年春，大學尚未畢業的牛漢受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委派，參與國立西北大學的學生運動，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將校長劉季洪趕下臺。最后牛漢被國民黨抓進漢中的陜西省第二監獄關押。兩個月后，牛漢出獄，隨即到河南開封任中共地下黨的學運組組長，從事地下工作。
1946年秋，在搜集國民黨情報時，牛漢途經河南省伏牛山，被一伙土匪抓住并捆綁，準備槍斃。幸虧土匪頭子的兒子柴化周是牛漢的同學，及時趕到才救了牛漢。
1946年，牛漢在伏牛山潭頭鎮，寫出一首諷刺國民黨單方面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的長詩，寄上海胡風處，但未獲發表，這是因為牛漢不知道《希望》已經停刊。1947年后，牛漢的中共組織關系由中共中央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吳憲轉到晉冀魯豫工委會組織部長張磐石之處，但牛漢沒進入解放區，而是南下赴上海。1947年8月，牛漢在上海想見胡風，但正逢胡風赴蘇聯駐上海總領事館看電影，所以牛漢沒見到他，只在胡宅見到了胡風的妻子梅志，以及搖籃里的張曉山。1948年2月，牛漢寫出長詩《采色的生活》，通過郗潭封寄給胡風，獲得胡風肯定，后來該詩轉北平《泥土》雜志發表，首次用“牛漢”為筆名。自此，牛漢與胡風開始通信。1948年夏，牛漢出版詩集《彩色的生活》。1948年春，河南的中共黨組織被破壞，牛漢必須盡快撤往解放區。1948年8月，牛漢進入華北解放區。
1948年8月初，牛漢抵達北平。在進入華北解放區的前幾天，他將身邊的全部詩稿寄給上海復旦大學的郗潭封轉交胡風。未料胡風替他增補了《鄂爾多斯草原》等詩歌，編成《采色的生活》（列入《七月詩叢》第二集）。1948年下半年，該詩集打好紙型之后，胡風南赴香港，該詩集直至1951年1月方由上海泥土社出版。1949年冬，胡風催牛漢為該詩集寫《后記》，1950年春，魯煤通知牛漢赴文化部招待所（東四頭條）將《后記》直接交給胡風，這是牛漢首次見到胡風。
1948年8月到華北解放區之后，牛漢在正定的華北大學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牛漢潛入北平，充任一所學校的保衛工作，率學生開展護校。中國人民解放軍開進北平城時，天安門城樓十分臟亂，牛漢率100多名大學生前去打掃，垃圾拉走幾大車。當時天安門城樓門上的那把鎖，是牛漢親手砸開。他們還在城樓里舉辦了一個歷史展覽，掛有李大釗就義時的照片，牛漢率學生站在照片前，向李大釗默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牛漢是華北大學（1950年改稱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成仿吾的業務秘書。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他參加了中國人民志愿軍空軍，隨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線。歸國后，1953年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牛漢只是七月派的一位追隨者，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牛漢才逐漸成為該派成員。1953年胡風舉家遷居北京后，沒有被正式安排工作，只擔任了一些虛職。胡風很失意，后來才寫出三十萬言書向上級反映。胡風三十萬言書的參與者有阿垅、路翎、綠原、蘆甸等人，牛漢、魯煤、徐放沒有參與。這可能是因為牛漢希望少談政治，多談詩歌創作得失，故胡風覺得牛漢和魯煤、徐放與他的觀點有區別，所以未讓他們參與。1954年深秋一個周六的下午，胡風、綠原、徐放、路翎、蘆甸、牛漢等人聚會，蘆甸說：“文藝界對胡先生的意見和胡先生的愿望完全相反。胡先生這么有影響的人來北京后這么受冷淡，真讓人氣憤。在我的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偉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馬、恩、列、斯、毛、胡……”胡風在房中踱步，未阻攔也未表態。牛漢對這樣高的評價覺得不可理解，不同意，幾分鐘后牛漢便推說有事而退席。有幾個人想攔他，但他執意要走，嚴望、徐放等人態度和牛漢相近，也隨之離開，聚會不歡而散。牛漢對胡風的這種態度很難過，此后至少三、四個月，牛漢沒有再看望胡風，也不通電話，胡風等人也不再找他。
牛漢被捕前，人民文學出版社黨支部開過兩次支部會，王任叔（巴人）主持，馮雪峰未參加。牛漢交代了歷史及同胡風的交往之后，張茜（人民文學出版社外文部編輯、陳毅的夫人）主動約牛漢在支部會后留下談話。張茜對牛漢說，她認為牛漢和胡風的關系主要是文藝思想問題，牛漢要做誠懇深刻的檢查。牛漢被捕前兩天，張茜已經知道他要被捕，仍特地找牛漢談話，說事件非常緊迫，但相信牛漢是文藝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不是反黨問題，然而問題澄清很不容易，過程將很長，希望牛漢相信歷史，不要失去信心。這次談話令牛漢終生感念。
1955年5月13日，牛漢在報紙上看到了《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一批材料》。同年5月14日，牛漢因胡風案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拘捕審查，成為該案第一個遭到拘捕者，關押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新修的北新橋幼兒園內。次日便由專案組組長張澤光開始審查。牛漢后來稱，有人向有關部門反映了牛漢1954年那天拂袖而去之事，所以牛漢第一個遭到拘捕，有關部門實際上是希望牛漢對胡風等人進行揭發。有關部門聲稱綠原是國民黨特務，并認為牛漢了解內情，牛漢卻為綠原辯誣，稱綠原從沒去過中美合作所，牛漢還說阿垅也不是特務，而是為中共工作。牛漢被捕后，家中被抄家，文稿、筆記本、書信都被拿走。1955年11月，由于北新橋幼兒園開始收孩子，牛漢便被遷到頂銀胡同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宿舍繼續看管。1956年夏，公安部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王任叔等人來看他，讓他先回人民文學出版社。王任叔和他談話，還握手問好。后來牛漢得知，同時期曾卓、王元化也受到類似處理。此后，牛漢便遷居梯子胡同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編輯杜維沫曾經住的房子，和現編室的王笠耘等人住在同一個院子。公安部將牛漢移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但不讓他回家，只可在住地附近溜彎。牛漢的妻子此時也終于知道了牛漢的下落。1957年5月，公安部通知他可以回家，以后由派出所管理，牛漢隨即回到復興門外鐵道部宿舍44棟的家中。牛漢1952年2月3日致胡風的信在《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中被掐頭去尾摘出一節，加上按語，定為有“反革命”意圖，成了“反革命”定性的依據。牛漢被審查后，牛漢的母親曾多次找薄一波。薄一波說：“我說話沒有用，毛澤東一個人說了算，別人說不上話啊！”
1957年8月，人民文學出版社通知牛漢回社參加中共黨支部會議，稱上面要求開此次支部會議。徐達、陸耿圣、王士菁、王任叔、馮雪峰等都來參加。會上稱，經中央審查，牛漢歷史清楚，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開除中國共產黨黨籍，回人民文學出版社降級使用，仍從事編輯工作。牛漢在會上只大聲說出七個字：“犧牲個人完成黨。”辦公室的徐揚（女）批判了牛漢幾句，便散會，此次支部會議很短。馮雪峰、王任叔始終沉默，一言不發。后來，收到中共中央組織部關于開除牛漢黨籍的正式通知，時間為1958年2月（艾青也是在1958年2月遭開除黨籍）。此后，他被作為“右派”加以嚴格管制。
1965年冬，為了給正戴著“反革命分子”帽子的牛漢一個改造機會，讓牛漢赴河南省林縣參加四清運動。臨行前，牛漢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先去參加審判胡風的大會，還指定包括牛漢在內的在北京、天津的幾位“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到會作認罪發言，實際上是充當陪斗。會場設在天安門附近的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個大廳中，這是時隔十年牛漢首次見到胡風。在牛漢眼中，胡風此時已變得冷峻、異樣。輪到牛漢發言，起初他照稿子念，后來忍不住為胡風辯護，主審人當即吼道“下去！”并停止了牛漢的發言。這位主審人即當年建議牛漢將筆名“牛丁”改成“牛汀”的人。在這次會上，胡風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四年，周揚在臺上坐著。散會后，牛漢、蘆甸等幾名“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一起走出法院大門，到前門西邊的一家飯館，每人吃了一碗肉絲面，臨別時誰也不愿說再見。這是牛漢最后一次見到蘆甸。
文化大革命期間，從1969年9月底到1974年12月的最后一天，牛漢被下放湖北咸寧的向陽湖文化部五七干校十四連勞動改造。因為圍湖造田，到1970年夏，向陽湖已經干涸。在咸寧的最初兩、三年中，牛漢在連隊被當作“頭號勞力”干重活，經常扛240斤一個的麻袋，有一段時間還獨自專職殺豬。1973年后，這座五七干校的大部分人員都返回原單位，或者調往他處，只剩下包括牛漢在內的“一小撮”仍留在干校校部所在的452高地。1974年底，文化部五七干校撤銷，牛漢等人才告別咸寧。
1972年至1974年末，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后期，牛漢達到了自己詩歌創作生涯中的第二次高潮。牛漢很喜歡住地不遠處的一棵巨大而挺拔的楓樹，經常來到樹下，讓自己因勞動而疼痛彎曲的背脊靠著大樹，慢慢讓背脊變直。一到初冬，楓樹滿滿都是火焰色寬大的楓葉。牛漢說，“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美艷的樹葉，我的血肉里覺得這棵楓樹挺拔的軀干一直在支持著我，血液里流淌著楓葉的火焰。”他曾多次致信在北大荒勞動并學習木刻的兒子，盼他來看這楓樹，希望他將楓樹畫下來。1973年秋的一個早晨，剛起床的牛漢聽見“嗞啦嗞啦”的聲音，只見有人正在鋸這楓樹，木材用來給某大隊小學建教室、做課桌。牛漢飛奔過去，見楓樹已躺在叢中，不由失聲痛哭。不久，路過的一個孩子問牛漢：“你丟了什么這么傷心？我替你去找。”牛漢答不上來。他覺得自己的生命都被拔走了。他把楓樹的最后幾片綠葉收藏起來。過了很多天，牛漢寫下了詩《悼念一棵楓樹》。后來兒子終于來看他了，但這時已沒有楓樹了。
1978年《新文學史料》創辦之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親自點名調牛漢參與編輯《新文學史料》。后來，牛漢擔任《新文學史料》主編20年，組織發表了不少史料，許多是未發表過的作品。在此期間，為刊物之事，牛漢曾多次與胡風通信。
1978年，為了《新文學史料》組稿，正在參與編輯《新文學史料》的牛漢多次走訪蕭軍。蕭軍將胡風在成都的通訊處告訴了牛漢，并且對牛漢說應該給胡風寫信，將《新文學史料》寄給胡風看。次日，牛漢便給胡風寄了一本《新文學史料》第2期，但未另外寫信，僅在封皮上寫下了詳細通訊地址。牛漢很快便收到胡風8月16日從成都寄出的信，說“馮文有幾處不符實際，在那種時候，他能這樣寫，已是難能可貴了。”這是牛漢和胡風相隔多年后的首次通信。牛漢讓全家人都看了胡風的這封信。在回信中，牛漢提到了路翎慘痛的近況，令胡風大為震動。此后牛漢和胡風接連通信。1979年10月之后，牛漢再未收到胡風的來信。
1980年春末，胡風來到北京，住在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牛漢騎自行車去看望。見過胡風后，牛漢寫了篇《重逢胡風》。1980年秋，牛漢獲得平反。1985年至1986年，丁玲自東北農墾局找到資助辦起刊物《中國》，實際上是民辦公助性質，牛漢擔任《中國》的執行主編。《中國》對新生代詩、先鋒小說起到了扶持作用。牛漢編《中國》時，刊發了大批朦朧派以及新生代的詩，他還請北島當《中國》的特邀編輯，北島任職大約有一年。《中國》還發表了翟永明、海男、唐亞平等人的許多詩作。丁玲一去世，牛漢等人便知道《中國》一定會被停刊，但他們仍努力發表詩歌，直到最后一刻。1986年，《中國》被勒令停刊。
牛漢還曾任《中國文學》執行副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四文學編輯室主任及編審。后來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名譽委員、中國詩歌學會副會長。
1979年以來，牛漢創作了約二、三百首詩。他曾寫過《滹沱河和我》，描寫了小時候與滹沱河的往事經歷。和《綿綿土》一樣都是寄托了對故鄉的熱愛與思念之情。牛漢的詩，兼有歷史和心靈的深度，兼有對社會現實和生命的體驗，兼有思想性和藝術性。牛漢的詠物詩，經常將自己的主觀精神與感受突入客觀對象中，在主體和客體突然相遇并融為一體中提煉詩意。但牛漢年屆花甲之時，卻突破了這種“七月”遺風，進入了自由無羈、輻射式的夢幻寫作。1980年代中后期及1990年代創作的《夢游》、《發生在胸腔內的奇跡》、《空曠在遠方》、《三危山下一片夢境》等詩篇，便是這種超越的成果。1980年代起，牛漢還開始寫散文。牛漢不下10篇詩文入選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及香港、韓國的學生課本。
2003年5月，訪問中國的馬其頓作家協會主席斯來列夫斯基在中國作家協會向牛漢頒發“文學節杖獎”，這是馬其頓作家協會設立的國際性文學獎。2004年，牛漢獲得第一屆“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北斗星獎”。
2006年7月，牛漢赴山西省忻州市參加“中國詩人聯誼會”，聯誼會期間，他見到了童年的伙伴、詩人馬作楫，二人緊緊擁抱。2006年7月31日，牛漢回家鄉拜祭祖墳，痛哭流淚地磕頭。
2013年9月29日，牛漢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
* 悼念一棵楓樹（獲1981年－1982年文學創作獎）
*《彩色的生活》（1951年）
*《溫泉》（1984年）（獲全國優秀新詩集獎）
*《沉默的懸崖》（1986年）
*牛漢口述，何啟治、李晉西 編撰，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漢自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
* 岳祖父：吳汝綸，后期桐城派領袖
* 妻：吳平。曾在河南洛陽一帶和牛漢共同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1946年的畢業論文是翻譯長篇小說十多萬字，外加一篇評述。1948年8月末，吳平來到石家莊的華北交通學院教英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吳平在北京的北方交通大學擔任校長茅以升的秘書。她參加接收唐山鐵道學院，半年后調到鐵道部教育局，歷任副科長、科長，1955年升任鐵道部高教處副處長。后來由于受到牛漢牽連，被審查至少一年，她擔任的黨支部書記的職務也被撤換。文化大革命中，吳平因為魯煤寫的大字報而幾乎被造反派打死，先后遭毆打九次。魯煤在大字報中說吳平抄寫了胡風的三十萬言書。文化大革命后期，吳平在漢口鐵路中學擔任革委會主任，文化大革命結束后被任命為校長。回到北京后，晚年因骨折而臥床多年，全靠牛漢一個人照料。
* 大女兒：史佳，1947年3月1日生。
* 二女兒：1950年出生，不久因食物中毒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