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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後一位皇帝朱由檢，最後自縊於北京煤山。由于戰亂和年代久遠，崇禎帝的畫像并未流傳下來，圖片是今人附會的
明朝末年，明朝的對外貿易陷入低谷，白銀輸入大量減少，由于農民繳稅需要用到白銀，但是一般農民只有銅錢，導致白銀價格暴漲，造成了通貨緊縮的局面，這不僅使農民無法繳稅，大量逃亡，而且還嚴重影響了手工業與商業城鎮的發展，造成民變。
明熹宗幼年喪母，對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與宦官魏忠賢狼狽為奸。熹宗早期，倚賴東林黨人力爭，方能登基，故大量啟用東林黨人，結果導致東林黨與其他黨鬥爭不斷，明熹宗因此對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賢借此機會干預政治，將齊楚浙黨的勢力集結，號為閹黨。1624年閹黨控制內閣，魏忠賢更加張狂，其爪牙遍佈中央與地方。在權勢最盛時，魏忠賢的養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廟。全國遍佈他的生祠，並號為九千歲後又稱九千九百歲。更有閹黨的國子監生提出魏忠賢配孔子，魏忠賢父配啟聖公。魏忠賢並大肆打擊東林黨，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為由，唆使其黨羽偽造《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1625年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大量東林黨人入獄，甚至處死。
1626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廠火藥庫發生王恭廠大爆炸，造成2萬多人死傷。事發時的明朝正值內外交困、風雨飄搖之際，國家政治腐敗，宦官專權，善惡不分。災難的消息迅速傳遍全國後，朝野震驚，中外駭然，人心惶惶。天啟年間各種天災人禍都比不上王恭廠的破壞程度，故沈國元於《兩朝從信錄》中稱此災變「乃古今未有之變也」。很多大臣認為這場大爆炸是上天對皇帝的警告，紛紛上書，要求熹宗皇帝匡正時弊，重振朝綱。皇帝不得不下了一道罪己詔，表示要痛加省醒，告誡大小臣工「務要竭慮洗心辦事，痛加反省」，希望借此能使大明江山長治久安，萬事消弭，且下旨發府庫萬兩黃金賑災。此事後來亦被御筆太監載入明朝正史。
1627年明熹宗不慎落水病重，不久因霍維華之藥而去世，其五弟信王朱由檢繼位，即崇禎帝，年號崇禎。
崇禎帝即位後，銳意剷除魏忠賢的勢力以改革朝政。他下令停建生祠，逼奉聖夫人客氏移居宮外，最後押到浣衣局處死。下令魏忠賢去鳳陽守陵，魏忠賢於途中與黨羽李朝欽一起自縊，崇禎帝將其首級懸於河間老家，閹黨其他分子也被貶黜或處死。然而黨爭內鬥激烈，崇禎帝不信任百官，他剛愎自用，加強集權。當時東北方的後金（即後來的清朝）占領遼東地區，袁崇煥等人於遼西寧遠、錦州等抵禦後金可汗皇太極的入侵。1629年皇太極改採繞道長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煥緊急回軍與皇太極對峙於北京廣渠門。經六部九卿會審，最後殺袁崇煥，史稱己巳之變。其後皇太極多番遠征蒙古，終於在六年後徹底擊敗林丹汗，取得了傳國玉璽，1636年在盛京稱帝，改國號為大清，即清朝。並且陸續發起五次經長城入侵明朝直隸、山東等地區，史稱清兵入塞。當時直隸連年災荒疫疾，民不聊生。遼西局勢亦日益惡化，清軍多次與明軍作戰，最後於1640年占領錦州等地，明軍主力洪承疇等人投降，明朝勢力退縮至山海關。
崇禎帝雖勵精圖治，但其任人不得法（崇禎一朝撤換過五十個大學士，號稱「崇禎五十相」，為歷朝之最），朝政混亂與官員貪污昏庸；與後金的戰爭帶來大量遼餉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奪；以及因為小冰期氣候變冷，在當時連海南島都出現下雪氣候，農業減產帶來全國性饑荒，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負擔。1627年，陝西澄城饑民暴動，拉開明末民變的序幕，隨後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事，最後發展成雄踞陝西、河南的李自成與先後占領湖廣、四川的張獻忠（最後成立大西政權）。1633年，山西地區爆發流行病，史稱“明末大鼠疫”，1643年北京城爆發“京師大瘟疫”、造成20余萬人死亡，加速明朝滅亡。1644年李自成建國大順，三月，李自成率軍北伐攻陷大同、宣府、居庸關，最後於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1644年4月24日）攻克北京。崇禎帝在煤山自縊，史稱甲申之變。後世有史學家評價崇禎帝在社稷危難之時沒有逃跑是“君主死社稷”，但亦有學者指出崇禎多次遷都南京的計劃。
李自成攻克北京後。原為明將、鎮守山海關的吳三桂帶領清軍入關，並於一片石戰役擊敗大順軍。清朝攝政王多爾袞與順治帝入關，北京成為清朝的首都。李自成退回陝西，最後被清軍圍殲於湖北，大順亡。
明鄭勢力範圍示意圖
甲申之變後，明朝在南方尚有勢力，史稱南明。南明主要勢力有四系王，分別是福王弘光帝朱由崧、魯王監國朱以海、唐王隆武帝朱聿鍵與紹武帝朱聿??、桂王永曆帝朱由榔等。當南明滅亡後，又有鄭成功建立的明鄭與夔東十三家軍抗清。明都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後，南明大臣意圖擁護皇族北伐。經過多次討論後由鳳陽總督馬士英與江北四鎮高傑、黃得功、劉澤清與劉良佐擁護崇禎帝的堂兄弟福王朱由崧稱帝，即弘光帝，史稱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朝派多鐸率大軍南下南京，此時弘光帝昏庸，大權由閹黨餘孽掌握，江北四鎮各自為營，最後陸續瓦解。清軍攻破史可法死守的揚州，弘光帝逃至蕪湖被逮，送到北京殺害。此期間清軍發起揚州十日、江陰八十一日與嘉定三屠等大屠殺以鎮壓反抗的漢人。同時明朝數十萬皇族也慘遭清廷和農民軍的屠殺。
弘光帝死後，魯王朱以海於浙江紹興監國；而唐王朱聿鍵在鄭芝龍等人的擁立下，於福建福州稱帝，即隆武帝。然而這兩個南明主要勢力互不承認彼此地位而互相攻打。永曆五年（1651年），在舟山群島淪陷後，魯王朱以海在張名振、張煌言陪同下，赴廈門依靠鄭成功，不久病死在金門。隆武帝屢議出師北伐，然而得不到鄭芝龍的支持而終無所成。隆武二年（1646年），清軍分別占領浙江與福建，魯王朱以海逃亡海上，隆武帝於汀州逃往江西時被俘而死。鄭芝龍向清軍投降，由於其子鄭成功起兵反清而被清廷囚禁。朱聿鍵死後，其弟朱聿在廣州受蘇觀生及廣東布政司顧元鏡擁立稱帝，即紹武帝，於同年年底被清將李成棟攻滅。同時間桂王朱由榔於廣東肇慶稱帝，即永曆帝。
隆武二年（1646年），永曆帝獲得瞿式耜、張獻忠餘部李定國、孫可望等勢力以及福建鄭成功勢力的支援之下展開反攻。同時各地降清的原明軍將領先後反正，例如永曆二年（1648年），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廣西耿獻忠與楊有光率部反正，一時之間南明收服華南各省。然而於同年，清將尚可喜率軍再度入侵，先後占領湖南、廣東等地。兩年後，李定國、孫可望與鄭成功發動第二次反攻，其中鄭成功一度包圍南京。然而，各路明軍因為距離互相難以照應，內部又發生孫可望等人的叛變，第二次反攻以節節敗退告終。永曆十五年（1661年），清軍三路攻入云南，永曆帝流亡緬甸首都曼德勒，被緬甸王莽達收留。後吳三桂攻入緬甸，莽達之弟莽白乘機發動政變，殺死其兄後繼8月12日，莽白發動咒水之難，殺盡永曆帝侍從近衛，永曆帝最後被吳三桂以弓弦絞死，南明亡。
此時反清勢力只剩夔東十三家與在金廈的鄭成功（史稱明鄭）。李自成-{zh-hans:余;zh-hant:餘}-部在湖南抗清失敗後，轉移到川、鄂山區進行活動，在夔州府以東地區繼續抗清，稱為夔東十三家。永曆十六年（1662年），清軍開始攻打之，永曆十八年（1664年），覆滅，其首領李來亨自焚而死。鄭成功在南京之戰失敗後退回金廈，於永曆十五年（1661年），率軍遠征荷蘭人占據的臺灣島成功，明鄭領有臺灣，定都東寧（今臺灣臺南）。其子鄭經曾參與三藩之亂，率軍參與反攻失利。永曆三十七年（1683年），清朝康熙帝命施瑯為水師提督進攻臺灣。明鄭主鄭克塽率眾投降，明鄭亡。
明朝政治則是皇帝的權力趨於集中，明太祖在誅殺胡惟庸后廢除中書省和丞相，終結了傳統的宰相制度，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後來設置內閣和大學士承擔了部分行政職能；地方上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分掌權力，加強地方管理。仁宗、宣宗之后，文官治國的思想逐漸濃厚，行政權向內閣和六部轉移。同時還設有都察院等監察機構，為加強對全國臣民的監視，明太祖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明成祖設立東廠，明憲宗時再設西廠（後取消），明武宗又設內行廠（後取消），合稱「廠衛」。但明朝皇帝并非完全獨斷獨行，有許多事還必須經過經廷推、廷議、廷鞫程序，同時，能將原旨退還的給事中亦可對皇權形成制衡。到了后期皇帝出現了怠政，宦官行使大權的陋習，儘管決策權始終集中在皇帝手中，然而政務大部分已經由內閣處理，此外，到了明代中晚期文官集團的集體意見足以與皇帝抗衡，在遇到事情決斷兩相僵持不下時，也容易產生一種類似於「」的情況，因此「名義上他是天子，實際上他受制於廷臣。」但明朝皇權受制於廷臣主要是基於道德上而非法理上，因為明朝當時風氣普遍注重名節，受儒家教育的皇帝通常不愿被冠以「昏君」之名。但雖然皇權受制衡，皇帝仍可任意動用皇權，例如明世宗「大禮議」事件最後以廷杖朝臣多人的方式結束，明神宗在國本之爭失利後也以長期拒絕參與政事向朝臣們示威。
內閣的衙署文淵閣，明朝政治中心之一，位于紫禁城三大殿東側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丞相胡惟庸謀反伏誅，於是廢去中書省和丞相一職。秦、漢以來實行一千六百餘年的宰相制度自此廢除，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相權與君權合而為一，大權獨攬，施行軍權、行政權、監察權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由於國家事務繁多，皇帝無法處理，而明太祖也一度深感疲憊，於是設立四輔制度來輔佐政事。但這項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1384年）後被廢。之後朱元璋請來幾位翰林學士幫忙輔佐，這些翰林學士的官職效仿唐宋館閣學士舊制，被命為「某某殿（閣）大學士」，官階只有正五品。明成祖登基后，特派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由此始設內閣。
內閣最初只是皇帝的諮詢機構，相當於今日秘書或幕僚的職務，奏章的批答為皇帝的專責。到後來成為明朝實際上最高決策機構，首輔地位有時可比丞相，有票擬及封駁之權。明朝內閣由始至終都不是明朝中樞的正式行政機構，所謂內閣只是文淵閣的別稱。內閣大學士一職多以碩德宿儒或朝中重臣擔任，只有有實無名之地位，而沒有法定地位。宣宗時期，由於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宣宗批準內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稱為「票擬」制度，又授予宦官機構司禮監「批紅」。票擬之法補救可君主不願面見閣臣之弊，但內閣大臣與皇帝溝通，全賴司禮監（宦官）。由是開啟明朝宦官專政之大門。
明朝在中央設置吏、戶、禮、工、刑、兵六部，與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書、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廢丞相之職，取消中書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提高。每部只設一個尚書，兩個侍郎，原有的各科尚書降為郎中。各部尚書和侍郎的官階也上升。其中以禮部（主管教育，負責領導儒家學術，以及祭祀，外交等）和吏部（主管文官陞遷）最為重要，戶部（主管財政，土地和人口）人員最多。兵部（主管國防），刑部（主管司法，有對較大刑事案件的審判權）與工部（主管公共建設）地位較低。
在擬詔審議機構上，明朝開始只設給事中與中書舍人，不復設中書門下二省。明朝的審議機構為六科給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設都給事中六人，分吏、戶、禮、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每科都給事中下設左右給事中各一人及給事中若干。六科給事中制度基本是繼承唐朝的門下省制度，但官位下降，機構更為精簡，也失去了自魏晉以來皇帝內臣（皇室的收發站）和禮官的職責。六科官職品級雖低，然職權很高，他們可以批駁皇帝的意旨，
也能充當諫官的職責，對六部吏僚則具有分科對應的監察權，故該制度也發揮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明朝的擬詔機構為中書舍人官署，因其制度源流源于與門下并立的中書，故與六科相對俗稱「中書科」，但是其地位大為下降，職能也大幅削弱，事實上只是內閣與翰林院的謄抄機構。中央的重要事務執行機構為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與唐宋相比，減省了四寺：宗正寺被并入宗人府，衛尉寺被并入兵部，司農寺與太府寺被并入戶部。大理寺與刑部和都察院合為三法司，負責重大刑事案件的復審與復核。大理寺的首長稱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餘四個寺的卿職權較低。太常寺負責祭祀；太僕寺管理馬匹與全國牧政；光祿寺負責壽宴；鴻臚寺負責接待外賓。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還沿襲元的監察制度，設立御史臺，有左右御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後，朱元璋廢御史臺。兩年之後，朱元璋設立新的監察機構—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設立監察御史若干人，分巡全國各省，稱為十二道監察御史。每道有監察御史三至五人，範圍大體為一省。但監察御史都駐在京師，有事帶印出巡，事畢回京繳印。到明末，監察御史分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都察院與六科同樣具有諫官的職能和風聞言事的職責，故合稱「科道言官」。
正統款象牙質錦衣衛腰牌
明初還實行特務機構，主要包括錦衣衛、東廠和西廠，武宗時期還一度設有內行廠。錦衣衛設立於洪武十五年，直接聽命於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並進行不公開的審訊。但是朱元璋晚年逐步廢除了錦衣衛及其特權，還有一些比較殘酷的刑法。
在東廠設立後，錦衣衛權力受到削弱。東廠成立於永樂十八年，是明成祖為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而成立。地點位於京師東安門北。東廠的主要職責就是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並有權將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匯報。依據監視得到的情報，對於那些地位較低的政治反對派，東廠可以直接逮捕、審訊；而對於擔任政府高級官員或者有皇室貴族身份的反對派，東廠在得到皇帝的授權後也能夠對其執行逮捕、審訊。東廠在設立之初，就由宦官擔任提督，後來通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西廠設立於憲宗時期，首領為汪直。1482年後被廢。其後又被武宗短暫恢復。內廠設置於武宗時期，首領為宦官劉瑾，劉瑾伏誅後，內廠與西廠同時被廢除，僅留東廠。
公孤官包括三公與三孤，是名義上的諸臣之首，但這些官職都是虛銜，一般授予功勞相當大的大臣以示榮耀。三公為太師、太傅、太保，三孤則是輔弼他們的少師、少傅、少保，三公三孤是皇帝名義上的老師，負責輔弼天子。另外還有太子三師及太子三少，太子三師為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三少為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師三少是太子名義上的老師，但實際上輔導太子的機構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設兩坊、一局、一廳。此外還有太醫院，專門負責皇室人員的健康和醫療。太醫院附屬有生藥庫和惠民藥局。翰林院作為政府的官方學術最高機構，地位相當重要，甚至在政府中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翰林院首長是翰林大學士，此職位者經常會同時兼任內閣大臣。
諸司指不屬於各部院的司。主要指通政司和行人司。通政司負責傳遞公文，公告周知。行人司負責到地方上頒詔諭及赴外國作使臣。
外三監包括國子監、欽天監、上林苑監。欽天監負責觀測星象。國子監是最高官方教育機構，也是全國官學的領導機構，有祭酒一人，司業一人，監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學正十人，學錄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饌兩人。上林苑監負責掌管皇帝的御花園，畜牧場與菜圃。
內十二監為宦官衙門。事實上只有在這些衙門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監。包括司禮監、內宮監、御用監、司設監、御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以司禮監最為重要，監內的提督太監主管宮內一切宦官禮儀刑名。而秉筆太監在宦官極端專權時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宮內還設有四個司（惜薪、鐘鼓、寶鈔、混堂），八個局（兵仗、銀作、浣衣、巾帽、針工、內織染、酒醋面，司苑），合為內官廿四衙門。宮女也有六個局（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工），每個局下設四個司。
《大明律》，是明朝法令條例，由朱元璋總結歷代法律施行的經驗和教訓制定而成，《大明律》為適應形勢的發展，變通了體例，調整了刑名，肯定了明初人身地位的變化，注重了經濟立法，在體例上表現了各部門法的相對獨立性，并擴大了民法的范圍，同時在“禮”與“法”的結合。
《大明律》共分30卷，篇目有名例一卷，包括五刑（笞、杖、徒、流、死）、十惡（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八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以及吏律二卷、戶律七卷、禮律二卷、兵律五卷、刑律十一卷、工律二卷，共460條。
有明一代比較重視法制的建設與實踐，其中歷經三次大規模修訂的《大明律》。《大明律》在中國古代法典編纂史上具有革故鼎新的意義。不僅繼承了明代以前的中國古代法律制定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明代以前各個朝代法典文獻編纂的歷史總結，而且還開啟了清代乃至近代中國立法活動的發展。《大明律》在明代實施的過程中，雖然也不斷受到“朕言即法”的干擾，但這些干擾始終未能影響它的正統法典的地位。
而《大明律》對懲治貪財枉法者，嚴厲程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明太祖時期，貪污六十兩以上銀子者即被處死。。
神機營的火槍手
明代早期軍隊的來源，有諸將原有之兵，即所謂從征，有元兵及群雄兵歸附的，有獲罪而謫發的，而最主要的來源則是籍選，亦即垛集軍，是由戶籍中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強使民為軍的方式，不過都屬於少數，整體而言，衛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軍制。衛所制為在全國各地軍事要地設立衛所駐軍，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徵調發，無事則還歸衛所。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戶，由每戶派一人為正丁至衛所當兵，軍人在衛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明宣宗以後漸無法維持，軍人生活水準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逃兵也逐漸增加，軍備因此逐漸廢馳。
在嘉靖年間，應付倭寇之亂時，將領戚繼光在浙江地區採用招募民兵加以訓練的方式，來取代不堪的衛所兵。正因為明朝正規軍衛所軍的不堪用，故這些民兵，在明朝後期逐漸擔負起維持明朝有效統治的作戰部隊，而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戚繼光的召募以浙江人為主戚家軍，李如松的私人部隊遼東鐵騎，及袁崇煥所召募以遼東人為主的關寧鐵騎。
明朝的火器技術較高，不僅種類多，而且制造技術和性能也較前代提升明顯，與歐洲差距不大。火箭與鳥槍是明朝軍隊的主要輕型火器，地雷在明朝也很盛行，管形火器的發展尤為顯著。明朝中后期，西洋火器佛郎機、紅夷大炮等相繼傳入，明朝汲取其瞄準器等長處，火器技術迅速發展，形如軍事技術革命。學者梁柏力指出，中國的冷兵器時代行將終結，火器時代已在黎明，被認為有機會趕上歐洲，但這過程卻隨明朝滅亡而一度中斷。後來清軍利用了明朝和西方的技術和經驗，多次改良並製造出比明朝更有威力的火器，到了三藩之亂期間，中國的熱兵器技術回升到接近西歐的水平，這也是鄭成功能驅逐臺灣荷蘭人，以及清康熙時期的清軍能夠擊退入侵黑龍江的俄羅斯士兵的原因之一。在簽署尼布楚條約其後的150多年內，清朝境內大致升平，火器技術停滯甚至退化，直至鴉片戰爭時期。。
萬曆年間，日本火器技術領先中國，日本在萬曆援朝戰爭中一度佔據火力上風。明朝軍事家戚繼光批評當時多種形式的火器實際上並不實用，故一切禁之，以節靡費。亦有學者批評宋元明清歷代為維護政權穩定而封鎖火器科學，故意忽視研制者的新發明和新創造，甚至棄置不用，如明朝的趙士楨、畢懋康和清朝的戴梓，他們的貢獻和成果都沒被恰當重視。
16、17世紀間，明朝是世界上手工業與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業受到一定的壓制，但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年）廢除海禁後，海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全盛時遠洋船舶噸位高達18000噸，占當時世界總量的18%，推進了中國與國際市場的聯系，促使晚明中國白銀貨幣化的最終完成。明代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繁榮，出現商業集鎮，中國大陸學界認為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此說法仍然處于爭議之中。
自明朝就開發至今的雲南梯田
明朝初期，由於多年的戰爭加上通貨膨脹，且前朝元惠宗為治水加重徭役，經濟近乎在崩潰的邊緣。明太祖洪武年間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佔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當盛行，政府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為鹽引）作為交換，利用商人將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然而此方式並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鹽商先交錢再等曬鹽季再給鹽，卻又為稅收不足而將新產出的鹽另行外賣，延後交鹽給正規鹽商的時間，致使鹽商交了錢卻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後才拿得到鹽，卻又因身份管制而無法拋棄鹽商身份另行謀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鹽亦大為流行。
明朝農業無論是產量還是生產工具，都高於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蠶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產作物在16世紀中葉時陸續傳到中國，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此外，較容易栽種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種植於土壤相對較貧瘠的地區，對於糧食需求日增的明清兩代尤其重要。
萬曆年間，耕地總面積達10.7億市畝，為萬曆年間開始的人口穩步增長提供堅實的基礎。而在南宋時流行的俗諺「蘇常熟，天下足。」，由於長江下游地區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長江中游地區的快速開發，中晚明時，已經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意即當時主要的米糧生產區已經轉移到湖廣地區，也就是現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帶。
隨著商業性農業的出現而發展起來的長途交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晚明以後，湖廣的米開始被長途運送至江浙、閩廣等地區販售，使當地農民開始改種經濟作物。明太祖也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這些措施使得過去很多飽受戰亂損毀的地區恢復生氣，使明朝的經濟得到快速的恢復。
明代青花瓷。左後：永樂青花龍紋扁壺，右前：永樂青花海水白龍紋扁壺，大維德基金會藏品，大英博物館展出
明朝無論是鐵、造船、建筑，還是絲綢、紡織、瓷器、印刷等方面，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明朝民間的手工業不斷壯大，而官營卻不斷萎縮，明朝后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一些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時有織機一萬三千張，促進市場經濟化和城市化，南京、臨清等城市「周圍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萬口」。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景德鎮成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車，不但提高生產效率，還使旋出的瓷坯更為精細和規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勻光澤。並且發展出彩色瓷器。冶鐵技術也有明顯的提高，由灌鋼冶煉法發展到蘇鋼冶煉法，是一種效率較高的煉鋼方法。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甚至規定禁止商賈之家穿綢紗。明穆宗隆慶三年（1569年），大學士高拱上疏《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業的窘困，並奏請隆慶帝採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後張居正提出農商榮枯相因，進一步肯定商人的作用。明代中後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此外，商業用的書也開始出現。商人為實用目的而編寫此類書籍，內容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一統路程圖記》。此外，由於商業的發達，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具有當地特色的商品，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明朝發行的紙幣—大明寶鈔
明朝初期，明太祖洪武年間嘗試使用「大明寶鈔」的紙幣，這種貨幣同樣經歷了迅速的通貨膨脹，它在1450年暫停發行，但是直到1573年仍在流通。直到明朝晚期李自成威脅北京時，這種紙幣才在1643年和1644年重新印刷。在明朝大部分時期，中國有一個包括所有重要交易的純私人貨幣體系。而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銀本位為主。從海外流入的白銀開始在南部省廣東作為貨幣使用，并在1423年傳到長江下游地區成為納稅的法定貨幣。各省稅收自1465年起以白銀的形式上交首都，灶戶從1475年起開始使用白銀支付，徭役豁免費從1485年起使用白銀支付。中國對白銀的需求部分通過西班牙人從美洲的進口得到滿足，特別是秘魯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在西班牙人1571年建立馬尼拉之后。但這時的白銀還沒有被鑄造。它們以重量為一個標準兩（約36克）的銀錠（被稱為元寶）流通，盡管其純度和重量在地區與地區間略有不同。
16世紀中葉之後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也進一步促進中晚明經濟的發展，當時明朝佔有世界白銀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全國的經濟集散地。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明代形成按籍貫區分的商人集團，稱為「商幫」，如徽州商幫、晉陝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蘇州洞庭商幫、江西商幫等。這些商幫以「會館」為聯繫場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萬曆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煙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在中國城市都有賣，如歐洲的西洋鐘、美洲的煙草，當時商業大都會以江南的商業城市最多，有南京、儀征、揚州、瓜洲、蘇州、松江、杭州與嘉興等，華中其他商業城市尚有漢口、南昌、淮安、蕪湖與景德鎮等，西南內陸有成都，華北有北京、濟寧與臨清等，而華南則有福州與廣州等。
有觀點認為，明朝生產總量在全世界所佔比例在中國三千年歷史上是最高的。據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研究，1600年明朝生產總量為960億美元，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9.2%，晚明中國人均GDP約600美元。據他研究，1500年中國生產總量（618億美元）已首次超過印度（605億美元）（這里僅表明購買力平價，與財政收入是不同的概念）。部分中國學者如劉逖認為麥迪森高估了明朝的生產總量和人均生產總量，據劉逖指出國際公認的生存水平線是400美元，因此劉逖對麥迪森明朝數據做了調整，若以1990年的美元價值換算，1600年中國人均GDP在388美元、1610年在386美元、1620年在391美元、1630年在344美元、1640年在367美元，大幅低於麥迪森的600美元。
而隆慶年間的開關，進一步促進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增長。
明代教育發達，學校興盛，為唐宋所不及。明朝初期實行「科舉必由學校」的政策，明太祖多次強調：「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不先於學校。」並將學校列為「郡邑六事之首」，以官學結合科舉制度推行程朱理學，而不重視書院，書院因此沉寂近百年之久。也因此，明朝中早期最重要的教育機構也就是國子監。而各府、州、縣政府也皆立學校。府、州、縣學的學生稱為生員，俗稱秀才或相公。明初生員數目有定額，大致府學四十人，州學卅人，縣學廿人。明代中後期，地方官員六事皆舉者極少，「學校之政之修也久矣」，因此傳統書院再次承擔起培養科舉人才的重任。明代書院的創辦，以嘉靖年間為最多，據統計，明代書院共有1239所。書院的經費來源，大體上可以區分為官方撥置、和私人捐贈。由於政治上的牽連，書院屢遭劫難，歷史上共有四次禁毀書院的記載，但官方越是禁止，民間開辦的書院就越多。
科舉在明朝是正式的選拔官吏制度。科舉考試分為兩級，每三年舉行一次，稱為大比。科舉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四書五經，考生必須用八股文做答。所謂股，即對偶之意。八股文萌芽於宋朝，形成於明成化以後。由於八股取士的制度，讀書人既不通經史，又不諳實際，嚴重束縛民眾智慧的進步。
文學方面，中國小說史上的四大名著中的《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原本是《金瓶梅》後被三國代替）就是出於明朝。馮夢龍加工編輯的三部白話短篇小說集「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每部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主要是描寫青年愛情故事以及平民市井生活，最著名的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轉運漢巧遇洞庭紅》等；與「三言」類似每部四十篇的短篇小說集還有凌蒙初編著的「二拍」以及1987年才被發現的《型世言》（陸人龍編著）。傳統雅文學的發展在明代繼續發展，著名文人有劉基、宋濂、高啟、方孝孺、唐寅、歸有光、徐渭、王世貞、袁宏道、錢謙益、張岱、吳偉業等人。散曲家則有王磐、馮維敏、薛論道、陳譯、康海等人。
萬曆時期，猛烈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有以公安袁宗道、袁宏道與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他們認為文學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有各個不同的時代，即有各種不同的文學。竟陵鍾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主張獨抒性靈，並且乞靈於古人，目的為“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後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
《南柯記》，著名明傳奇，湯顯祖《臨川四夢》之一
明朝時期，傳統雜劇逐漸衰落，而傳奇劇走向繁榮。在嘉靖後期到萬曆初期出現三部優秀的傳奇作品，即《寶劍記》、《浣紗記》及《鳴鳳記》。明代戲劇的集大成者是湯顯祖。他的代表作是臨川四夢（即《南柯記》、《邯鄲夢》、《紫釵記》及《牡丹亭·還魂記》）。南戲在明朝也進入最繁盛的時期。明朝的文學與戲劇在對「情慾」的描寫上是較為開放的，例如《牡丹亭》一劇中就充滿許多對少女情懷的正面刻寫。
明朝朝廷極力推崇書法，明朝書法以行書和草書為主。明初書法陷於臺閣體泥沼，沈度學粲兄弟推波助瀾將工穩的小楷推向極致，“凡金版玉冊，用之朝廷，藏秘府，頒屬國，必命之書“。二沈書法被推為科舉楷則，於是臺閣體盛行。明中期吳中四家崛起，書法開始朝尚態方向發展。祝允明、文征明、王寵與唐寅是這個時期的代表，書法開始邁入倡導個性化的新境域。晚明書壇興起一股批判思潮，書法上追求大尺幅，震盪的視覺效果，有名的有張瑞圖、黃道周、王鐸與倪元瑞等，而帖學殿軍董其昌仍堅持傳統立場。
仇英《南都繁會圖（局部）》描繪了明代南京的都市風貌
明代的繪畫成就巨大，大致偏重於文人畫派，往上承襲唐、宋、元三代的體系，再經過充分發揮後而自成一家的。明代畫風迭變，畫派繁興。在繪畫的門類、題材方面，傳統的人物畫、山水畫、花鳥畫盛行，文人墨戲畫的梅、蘭、竹及雜畫等也相當發達。其中最興盛的山水畫派可分為氣勢恢弘的浙派、蒼勁活潑的院派與清麗縝密的吳派三種。著名的書畫家如擅長花鳥的徐渭、擅長人物畫的陳洪綬，「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和仇英，山水畫大師董其昌。明朝繪畫以山水和花鳥為主。人物畫和社會風俗畫相對較弱。明朝的雕像較多為城隍、孔子、關公、岳飛等為主。
明代晚期由于傳教士紛紛來華，西方近代繪畫也傳入中國，開始了東西方藝術的第一次正面交流。但由于東西方審美觀的差異，西方藝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西洋版畫藝術方面，尤其是坤輿圖、西方原版圖書以及圣跡畫對明代晚期的繪畫產生了重要影響。
File:Dai Jin. Travelers Through Mountain Passes. 61,8x29,7 Palace Museum, Beijing..jpg|戴進所繪《關山行旅圖》，山石大斧劈皴，水墨淋漓，豪放挺健，下筆較重，粗爌有力，氣勢充沛
File:Lv Ji Sweet Osmanthus Chrysanthemum And Birds.jpg|呂紀所繪《桂菊山禽圖》，生意流動，設色鮮麗；泉石布景，也點染煙潤，清新有致
File:Lofty Mt.Lu by Shen Zhou.jpg|沈周所繪《廬山高圖》，用墨濃淡相間，於滿幅佈局中有疏朗之感，故覺實中有虛
File:Tao Gu Presents a Poem by Tang Yin.JPG|唐寅所繪《陶穀贈詞圖》，不獨佈局得體，設色秀妍，而且理趣兼優，形神俱佳
File:Old Trees by a Cold Waterfall.JPG|文徵明所繪《古木寒泉圖》，一松一柏，相旁而生
File:Tree in Summer with the shadow.jpg|董其昌所繪《夏木垂蔭圖》，山川樹石、煙雲流潤，柔中有骨力，轉折靈變，墨色層次分明，清雋雅逸
明代的建築工藝創下新成就。南京和北京城池都是偉大的建築作品。應天府京城城墻營建於洪武二年，完成於洪武十九年，城牆周長達66里，一般寬10-18米，高12-15米，是世界上最長的城牆。南京城突破方正的格局，而是按照地理形勢修建。皇城位於東部，市肆和居民區位於南部，西北則是軍營。洪武二十三年起，明政府開始修建京師外郭城（即南京外城），周圍120里，開十六門，將雨花臺和鍾山都包入其中。而北京城池則較為方正，體現皇權至上的思想。明朝的宮殿建築也十分宏偉，故宮即為例證。明朝各種歷制建築也十分嚴謹工整。天壇、太廟、社稷壇、孔廟都是十分巍峨莊嚴的建築。明代帝陵工程浩大，可謂歷代之最。而在明代被重建的萬里長城（明長城）更是舉世無雙的巨作，保衛明朝的邊疆，至今依然聳立。
File:Temple of Heaven.jpg|北京天壇祈年殿，始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是天壇最早的建築物
File:Dongyang Luzhai 2015.05.24 16-19-59.jpg|浙江東陽盧宅
File:Kongfu.jpg|山東曲阜衍圣公府
17世紀西藏唐卡；明宮廷貢品收集各種物品之一
明朝的興起與元末信奉明教與白蓮教的紅巾軍息息相關，所以明太祖建立明朝後對宗教採取抑制和利用兼並的政策。他主要希望阻斷摩尼教、白蓮教與彌勒宗等宗教組織再度變成反朝廷的起事軍，並且希望利用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力量來維護社會秩序。結果，得到「皇糧」全面保障的佛教與道教演變成缺乏精神上的創新追求，亦脫離廣大信眾，民眾轉而尋求民間宗教作為慰藉。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登基以後，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他在嚴厲禁止、鎮壓白蓮教等民間秘密宗教的同時，即大力提倡尊朱崇儒，確立儒家思想、並大搞神道設教，扶植佛教和道教。洪武年間，朱元璋不僅耗費大量財力和物力，修繕靈谷寺、天界寺、天禧寺、能仁寺、雞鳴寺、棲霞寺等許多佛教寺院，還修復、重建朝天宮等一批道教宮觀，「凡道家所號天帝之宮，靡不崇飾」。（注：《金陵玄觀志》卷1，商輅：《奉敕重建朝天宮》。） 他還撥給寺觀、宮觀大量田土、蘆蕩，免除其稅糧和差役，並多次召集名僧舉辦法會，自己親戴皮弁，腰插玉圭，率領群臣頂禮膜拜，或徵召道士，舉辦齋醮祈雨，自己「設藁席露坐，晝曝於日中，頃刻不移，夜臥於地，衣不解帶」，（注：《明太祖實錄》卷53，洪武三年六月戊午。）可謂虔誠至極。他還多次召見名僧、道士，賜坐講論，有些應對稱旨的僧人甚至擢為大官，充當心腹耳目。朱元璋還應僧、道之請，設立善世院、玄教院，後改為僧錄司、道錄司，以名僧、道徒總領全國的佛教、道教事務。為了擴大佛、道的影響，朱元璋又命四方名僧點校《大藏經》（即《洪武南藏》），令宗泐、如玘等僧人重新箋釋《般若心經》、《金剛經》和《楞伽經》，親自為《心經》作序；並仿效唐宋君主，親為《道德經》作注，撰成《御注道德經》二卷，還撰寫了《周顛仙人傳》，廣行刊布。 明朝官方還多次組織刊刻卷帙浩大的佛藏和道藏。佛藏除《洪武南藏》外，還有《永樂南藏》、《永樂北藏》、《萬曆續北藏》以及藏文的《大藏經》，道藏則有《正統道藏》和《萬曆續道藏》。
明朝流行對不同宗教兼容並取傾向，民間宗教性信仰、習俗多樣而活躍。基本精神在信仰自由主義、保持國家政治世俗性質、維持社會穩定和國家對社會的控制。集中體現這些政策精神的仍是儒家政治社會理念並倚賴士大夫群體的努力。其變動因素和矛盾來源，則在諸教向國家政權機關的滲透、皇室特殊化行為、民間泛神論多元信仰傾向、部分士大夫的信仰綜合主義。在此期間，回族的形成與猶太教的消亡，表現出作為外因的社會環境與作為內在動力的宗教本土化、世俗化運動，對宗教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位于甘肅天水的后街清真寺，象徵著明代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
明朝中期以後，佛教受皇室宗教活動加強的刺激與儒家的矛盾尖銳起來。這種矛盾促使部分士大夫強烈反對寺院修建並發表闢佛言論。明朝政府對藏傳佛教政策與對漢傳佛教政策有同有異。其重要差異之一是，明朝對藏傳佛教政策與對西部邊疆政策緊密相關，而對漢地佛教政策則於周邊關係政策基本無關。此外，部分士大夫以藏傳佛教為「番教」，認同程度遜於內地佛教。明朝一些皇帝因喇嘛多擅長某些「法術」，對其有特殊興趣，並因而導致士大夫針對相關政策的批評。道教起源於本土民間信仰，在明代與儒家士大夫的衝突比較和緩。但明朝君主中信奉道教者多，既影響到國家政治，也影響到士大夫與君主的關係。士大夫在反覆重申儒家原旨的同時，對道教的批評也日趨尖銳。民間宗教以最貼近下層百姓生活的組織形式和內容，滿足中下層民眾的宗教需求，甚至部分地滿足他們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這是明朝中葉之後，民間宗教如火如荼發展起來的重要原因。明朝政府將民間宗教基本看作民俗，一般無干預，對視為「陋俗」者加以排斥，在涉及秘密社會活動時則嚴厲禁止。
明朝還是信仰伊斯蘭教諸民族、藏傳佛教黃教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重要時期。伊斯蘭教在社會生活中相對封閉，在明代政策中大體上表現為一個民族政策問題而不是一個宗教問題，基本與國家以及其他社會成分相安無事。明朝中期以後，天主教再度傳入中國，當時士大夫尋求改革，明朝對天主教大致寬容。
哲學思想上，王陽明繼承陸九淵的「心學」並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並且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而王陽明的弟子王艮更進一部的強化此方面的論述，提出「百姓日用即道」，肯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意義。而李贄則更肯定「人欲」的價值，認為人的道德觀念系源自於對日常生活的需求，表現追求個體價值的思想。而隨著西學的傳入，科學精神與實學風尚也開始流行。明末之際，伴隨著朝代的更替與異族的入主，哲學家開始更多的思考現實問題與政治改良，如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
而明代晚期書院的興盛，衝擊官學的地位。許多知識分子利用在書院講學之際藉機批評時政，例如曾講學於東林書院的顧憲成及高攀龍，就常諷刺時政，也使東林書院成為與當權派對抗的中心，進而造成東林黨爭。當時學者也會借用寺廟周邊的空地舉行「講會」，倡導新的思想價值與人生觀。
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並為明末清初三大儒。顧炎武提倡「經學即理學」，提出以「實學」代替宋明理學，要學者直接研習六經。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稱，著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中國學術史之祖。他保護陽明學，排斥宋明理學，力主誠意慎獨之說，蔚為浙東學派。王夫之強調實際行動是知識的基礎，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其思想發展成船山學，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以民為天下之主的思想於明末清初亦有所流行，例如生活在明末又經歷清初時期的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權，所著的《明夷待訪錄》攻擊君主專制體制，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點，倍受清末革命黨的推崇。部分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想，有西方學者稱黃宗羲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西歐進入大航海時代後，葡萄牙意圖在中國建立貿易據點。1513年，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為想要與明廷通商，派出使節團前往中國。使節團本來想在廣州登陸，但被拒絕入境。他們改以武力佔據屯門，與明朝爆發屯門海戰、西草灣之戰，結果戰敗。最後明世宗嘉靖皇帝同意入境，並且讓葡萄牙人在澳門開設商行，允許他們每年來廣州「越冬」。其後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相繼派使團東來，使得不少西洋事物傳入中國。1582年，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奉命前往中國教區工作。利瑪竇很快學會中文，並穿儒服、通儒書，頗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後來他被舉薦到北京，頗得明神宗信任。他向中國進獻聖母瑪莉亞像、十字架、坤輿萬國全圖、西洋自鳴鐘、西洋大炮、西洋式望遠鏡、西洋式火槍、西藥等貢品，先後在北京、肇慶等地展出。
《天工開物》中的農業機械繪圖
學者李正煥認為明朝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極其重要的時期，涌現出一大批集大成的科學家和許多不朽的科技名著，而金觀濤、樊洪業、劉青峰則認為自宋元兩代以後，中國的科學發展日益趨於停滯狀態。
明朝初期的大統歷一直沿用元代授時歷，不準民間研究，下詣「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遺戍，造曆者誅死」，但天文導航、冶煉鋼鐵、商業數學等實用科技仍有許多重要成就。到了後期禁令被放寬後有學者編寫了一部天文著作，可是無人問津、不被重視且「未曾用之」，《大明律》規定：“造讖諱、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嚴厲處置撰寫、刊行、銷售或使用“妖書”的人。被送官燒毀的「妖書」名目有《換天圖》、《飛天歷》、《聚寶經》、《太上玄元鏡》等共計88種。明朝的大統歷是承襲元朝的授時歷，對日月蝕的預報早已不準，明朝開國一百多年後陸續有人建議改曆，被禮部以“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法”和“祖制不可變”的理由反對。明代欽天監的天文官們已無人能掌握元代郭守敬等製訂授時歷時所依據的原理和方法。利瑪竇憑藉西洋書本上的知識即可預測日月蝕，而欽天監的官員們卻一籌莫展。當徐光啟、李之藻等人打算用西法改曆而發動宣傳攻勢時亦引起了守舊勢力的反感。後來由於士大夫攻擊傳教活動，並謂私習天文為違反大明律，政府下令嚴禁，並將所有耶穌會士逐往澳門。
明太祖亦禁止民間進行天文研究，認為皆是「無益」之物並加以毀壞：“明太祖平元，司天監進水晶刻漏，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鼓。太祖以其無益而碎之”。
作明中晚期學術著作眾多，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政全書》、方以智的《物理小識》、程大位的《算法統宗》、吳有性的《瘟疫論》、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這些科學家幾乎都是明朝有功名的士子。1637年宋應星在《論氣·氣聲》中對聲音的產生和傳播作出合乎科學的解釋，認為聲音是由于物體振動或急速運動沖擊空氣而產生的，并通過空氣傳播，同水波相類似。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提出：“宙（時間）輪于宇（空間），則宇中有宙，宙中有宇。”提出時間和空間不能彼此獨立存在的時空觀。在《物理小識》中正確地解釋蒙氣差（即大氣折射）現象。民間光學儀器制造家孫云球制造放大鏡、顯微鏡等幾十種光學儀器，并著《鏡史》。
浙江溫州四連碓造紙作坊。建于明代初年，水渠長約230米，順流分四級水碓，可反復利用水力資源，故名“四連碓”
明朝宗室在技術上也有貢獻，朱載堉在世界上第一次正確地提出十二平均律，並在數學、天文學方面亦多有建樹；明初周王朱橚把四百余種植物種于府內，并讓王府畫工將植物繪圖編制成書，名為《救荒本草》。《救荒本草》共記有植物414種，并詳細描述各種植物的形態、產地、生境、可食用部位和食用方法，是生物學歷史上的重要書籍。中晚明的軍事科技也有所進步，各種新式火器大量湧現，但也被當時的軍事家批評不實用。西方傳入的佛郎機火炮和紅夷大炮都在中國製造和使用。還有一些專門的火器論著出現，如茅元儀所著之《武備志》。
明朝晚期，隨著耶穌會傳教士和西學的傳入，中晚明的科學技術出現新的進步。在他們傳播教義的同時，也大量傳入西方的科學技術。當時中國的科學發展趨於緩慢，落後于歐洲。隨著西學傳入，使得中國的少數士大夫開始認識到西方學問之中有其優於中國之處，但這並未造成中國人對於中西學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變。西學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術方面如天文曆法、測量以及所謂的「西洋奇器」等，對於中國學術本身的影響衝擊亦不大。而當時傳入中國的學問非常多樣，也有一些士大夫著手與傳教士合作翻譯西方書籍或著書介紹西學，例如徐光啟就曾與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李之藻與利瑪竇合譯同文算指。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同時，基於雙方文化的歧異及認知方面的不同，也引發一些衝突，例如南京教案等。
西方漢學家李約瑟認為明朝數學的發展停滯，且遠比宋元落後，明朝中葉的著名數學家顧應祥與唐順之對「天元術」的茫昧不解，被認為是中國數學在十四世紀之後由盛而衰的一個見證。在明朝年間失傳了宋元兩代累積的數學知識，後來經過清代學者梅穀成等人重新發現並加以研究。學者駱祖英認為，整體而言，明代數學的整體水平並不比同期西方數學滯後，當時東西方數學水平相當。
明代早期，社會風氣比較節儉。後期伴隨著商品經濟的發達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會風氣轉向浮華與奢靡，不論士大夫或百姓，在飲食、居住、穿著、娛樂各方面都更為講究，甚至貧窮人家也追慕仿效，與過去儒家崇尚簡樸的風氣有很大的差別。商人的地位也明顯提高。時人張瀚曾言：“今之世風，上下俱損矣！”明初朱元璋認為「元以寬失天下」，因此要「救之以猛」，一改元朝優容江南士人的政策，採取各種措施打壓及迫害江南文人。有明一代，明廷便擬定江南重賦，「官、民田視他地方倍蓗」，並且規定「浙江，江西，蘇松人毋得任戶部」。仕宦的江南士人，或因黨案，或因文字獄之故，動輒獲罪橫死。
明朝的另一項重要社會風氣就是藏書之風。無論官方與民間皆好藏書。私家藏書尤為發達。天一閣是中國目前現存的最早的私家藏書樓。其創建者是范欽。在范欽去世時，天一閣藏書的總數達到七萬卷。天一閣對藏書嚴加保管，水火不入。也嚴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書樓還有汲古閣、絳雲樓等。而私人刻書也逐漸發達，出現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藝，印製的書籍量更是達到一個新的高峰，也使得書籍的讀者群更為擴大，各種通俗小說的出現也為平民百姓提供另一種娛樂。裝幀方法也得到改進，出現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線裝書。
貞節旌表的制度在明朝成為固定持續的制度，使得女性守貞守節從原本的典範理想成為一般性的風氣甚至規範。此外，晚明社會風氣的開放，使當時成為中國歷史上才女文化最發達的時代之一。
16世紀的歐洲城市規模較小，1519年至1558年時期，擁有2萬至3萬人口即可稱為“大城市”。從城市規模和人口比例看，晚明中國的城市化程度反倒稍高一些。據伊懋可的數據，中國城市人口在明末占總人口的6%至7.5%。而學者曹樹基估計，1630年時中國城市化率已達到8%，略高于清代城市化率的7.4%。
明代百姓的娛樂風尚發達，「旅遊」一詞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明代傢俱的樣式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風格典雅，流傳至今者不在少數。園林藝術在明朝也非常興盛，代表著作是明代造園家計成的《園冶》一書，這是第一部全面總結私家園林的專著。
明朝是中國古代社會福利最好的時期，在平定天下驅除胡虜之后，朱元璋一方面實施“與民休息”的經濟政策，另一方面推出了中國最早的福利政策。明朝的福利政策完備且有特色，對當時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推動作用。明代出現了免費養老院、免費醫院和免費公墓等，而且對于60歲以上的老人，明朝政府制定了較為完備的養老政策。
明代的茶文化與酒文化也十分發達，民間盛行飲酒之風，酒令進入成熟的階段。各種新式茶色紛紛出現，紫砂壺也開始流行。酒樓茶館成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閒場所。
《烏青鎮志》記載萬歷年間，市井之家的宴席：“萬歷年間，牙人以招商為業。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割鵝開宴，招妓演戲，以為常。”
萬歷進士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記述南京風俗民情說：“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
張岱在《陶庵夢憶》中記載了許多美食：“越中清饞，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馬牙松；山東則羊肚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桔、福桔餅、牛皮糖、紅腐乳；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楂丁、山楂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筍團、山楂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韭菜、元筍、塘棲蜜桔；蕭山則楊梅、莼菜、鳩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貍、櫻桃、虎栗；嵊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枕頭瓜；臺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桔、獨山菱、河蟹、三江屯怪、白蛤、江魚、鰣魚、里河。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耽耽逐逐，的為口腹謀。”
葉夢珠在《閱世編》記述明末宴會：“肆筵設席，吳下向來豐盛。縉紳之家，或宴官長，一席之間水陸珍饈多至數十品。即庶士中人之家，新親嚴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則是尋常之會矣。然品必用木漆果山如浮屠樣，蔬用小瓷碟添案，小品用攢盒，俱以木漆架架高，取其適觀而已。即食前方丈，盤中之餐，為物有限。崇禎初，始廢果山碟架，用高裝水果，嚴席則列五色，以飯盂盛之。相知之會則一大甌而兼間數色，蔬用大鐃碗，制漸大矣。”
明代筆記記載：“昔有一人，善制鵝掌。每豢養肥鵝將殺，先熬沸油一盂，投以鵝足，鵝痛欲絕，則縱之池中，任其跳躍。已而復擒復縱，炮瀹如初。若是者數回，則其為掌也，豐美甘甜，厚可經寸，是食中異品也。”。
明朝服飾繼承了宋元兩代的式樣，但亦有一定程度的胡化和演變，例如明代流行的曳撒就是繼承于元代蒙古人的腰線襖。中后期更出現了前代未見的形制款式如立領，以及于一件衣服的顯眼處大量使用金屬鈕扣。至清朝期間逐漸被禁止，但仍有少數款式和特征流傳至今。近代至現代朝鮮族、琉球族、京族的民族服飾（韓服、琉裝、越服）亦深受明朝服飾影響。
明代婦女的服裝，主要有衫、襖、霞帔、褙子、披風、比甲及裙子等，明中期出現立領。比甲的名稱，見於宋元以後，但這種服飾的基本樣式，卻早已存在。比甲為對襟、無袖，左右兩側開衩。隋唐時期的半臂，就是與比甲有著一定淵源關係。明代比甲大多為年輕婦女所穿，而且多流行在士庶妻女及奴婢之間。成年女性多戴狄髻，並於上面插上成套的飾物，稱為頭面。明代上襦下裙的服裝形式，與唐宋時期的襦裙最大差別在於明代的上衣並不束在裙外，這種款式稱為襖裙。比如立領、寬衣大袖緊袖口與大褶裙裝等，都是大明服飾的特色。勞動時常加一條短小的腰裙，以便活動，有些侍女丫環也喜歡這種裝束。上襦除傳統的交領外，到明中後期還出現立領。裙子除繼承前代的百褶裙、褶襉裙外，還出現了馬面裙。裙的顏色，初尚淺淡，雖有紋飾，但並不明顯。至中期則多飾以膝襴，有刺繡、織金、燙金等形式的裙襴。崇禎初年，裙子多為素白，即使刺繡紋樣，也僅在裙幅下邊一、二寸部位綴以一條花邊，作為壓腳。裙幅初為六幅，即所謂「裙拖六幅湘江水」；後用八幅，腰間有很多細褶，行動輒如水紋。到了明末，裙子的裝飾日益講究，裙幅也增至十幅，腰間的褶襉越來越密，此時出現一種裙子，每褶都有一種顏色，微風吹來，色如月華，故稱「月華裙」。腰間多掛上荷包、事件（小工具組合）等物品，裝飾與實用性兼備。明代崇禎年間出現一種以各色零碎錦料拼合縫制成的服裝，稱為水田衣，因整件服裝織料色彩互相交錯形如水田而得名。它具有其它服飾所無法具備的特殊效果，簡單而別致，水田衣的制作，在開始時還比較注意勻稱，各種錦緞料都事先裁成長方形，然後再有規律地編排縫制成衣。到了後來就不再那樣拘泥，織錦料子大小不一，參差不齊，形狀也各不相同，與戲臺上的「百衲衣」（又稱富貴衣）十分相似。
明代男子常服、禮服、常禮服等，多用袍衫，有直身、直裰、道袍、道服、行衣、深衣等形制。上層社會及富家男子的便服面料以綢緞為主，上繪有紋樣，也有用織錦緞制作的，其制為大襟、右衽、寬袖，下長過膝。常服及吉服道袍、直裰、直身等，配以絲縧，勞動者多穿上衣下褲組成的裋褐。巾帽有多款，常見有幅巾、大帽、東坡巾、唐巾、儒巾、飄飄巾等。
明太祖朱元璋詔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舊」，因此明朝漢族男子服式沿襲大襟右衽交領和圓領這兩種傳統服飾式樣，又大量吸收元代服飾特點，發展出曳撒、兵笠等特色服飾。明代服飾的多變與款式做工達到了中國服飾史的高峰。
元惠宗至正年間（1341年－1370年）全國發生多次大規模的災荒饑饉疾病和瘟疫，並最終促使紅巾軍起義爆發，期間造成人口大量減少。大明建立並統一全國後，明太祖實行休養生息政策，全國的農業生產在蒙元時代長期大規模戰爭而遭受極大破壞的背景下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復，加上洪武年間大規模向淮河以北和四川的荒無之地、墾荒填充移民，使人口得以穩定增長。到明太祖洪武廿六年（1393年）全國有6500萬人，其中民戶佔6175萬人，軍戶佔325萬人。北五省（北平、山西，山東、河南、陝西）人口有1755萬人，佔全國27%，其中山東最多，有5,462,850人，以下依次為山西（3,790,760人）、河南（2,825,300人）、陝西（2,646,450人）、北平（2,619,500人）。中五省（京師、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人口總數為3380萬，佔全國52%。其中，南直隸有11,291,460人；人口密度最高的蘇南太湖流域人口達6,320,300人，平均每平方公里220人；其次為浙江省，有9,959,270人；江西有7,260,000人，湖廣有4,318,420人，四川最少，僅1,314,260人。南五省（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總人口有1040萬人，佔全國的16%。
明朝人口的峰值出現在明朝后期，但由于明朝戶籍人口數據是地方官員刻意維持明初人口數據的結果，因此對於具體時間與人口數量，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易中天認為，明末人口六千余萬；趙文林、謝淑君認為1626年明朝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有99,873,000人；王育民認為萬歷年間明朝人口達到峰值，實際人口在130,000,000人至150,000,000人之間；葛劍雄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大約有197,000,000人，明朝人口峰值接近2億；曹樹基認為1630年明朝達到人口峰值，實際人口大約有192,510,000人，1644年實際人口大約有152,470,000人；而英國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則認為1600年明朝實際人口大約有160,000,000人。
根據南開大學王泉偉在《明代男女比例的統計分析——根據地方志數據的分析》一文當中的研究，明朝的性別比相當不平衡，明朝中期後，全國範圍內的性別比曾一度達到每100個女性中有150個男性的狀況，有些地區甚至出現每一百個女性中有大約300個男性的狀況；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的曹樹基也曾在《墓誌銘中所見明代人口結構》一文中提及明代性別比失衡、出現男性遠多於女性的狀況。
明世宗嘉靖末年美洲高產作物傳入後開始在明代人口最為稠密的江浙和嶺南地區普及和推廣，尤其是經過萬曆中興過後以較快速度穩定成長，到明神宗萬歷四十八年（1620年）根據當代學者研究估計達到前所未有的150,000,000人，分佈格局基本未變。崇禎十三年（1640年）到順治七年（1650年），由於戰爭、饑荒和瘟疫等造成中原地區死亡加大，特別是由於北方鼠疫和旱災的爆發、以及八旗入關掠殺和為防範漢人而進行有計劃的遷移，造成人口大量減少，只有原先人口總數一半不到，特別是經歷鼠疫大爆發的北方，人口降到不足20%。
+ 明朝戶口流動表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
10,654,362戶
59,873,305人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10,652,870戶
60,545,812人
此為除開華北大部分地區外的調查數據，今學者估計實際人口達到65,000,000人。部分來源認為實際已達到85,000,000人。
明成祖永樂元年（1403年）
11,415,829戶
66,598,337人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
9,685,020戶
50,950,470人
明英宗正統十三年（1447年）
53,949,787人
明代宗景泰七年（1455年）
9,404,655戶
53,712,925人
明憲宗成化十五年（1479年）
9,496,265戶
71,850,132人
此為官方統計的人口峰值
明孝宗弘治四年（1491年）
9,113,446戶
53,281,158人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
10,409,788戶
50,908,672人
明孝宗弘治十七年（1504年）
10,508,935戶
60,105,835人
明神宗萬歷六年（1578年）
10,621,436戶
60,692,856人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
9,835,426戶
51,655,459人
估計實際人口150,000,000左右。
崇禎十七年（1644年）
估計實際152,470,000人
註：本表數據源自《明史·卷七七·食貨一》、《明太祖實錄》，《明英宗睿皇帝實錄》等。
明代沿襲元代，將人戶分為民戶、軍戶、匠戶三等。手工業者為匠籍。也就是規定全國技術好的手工業工人必須於官營手工業部門服務的制度。匠籍、軍籍比一般民戶地位低，不得應試，並要世代承襲。若想脫離原戶籍極為困難，需經皇帝特旨批準方可。
明代定以前的匠戶為匠籍，並規定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孫世代承襲，不得脫籍改行，但不同點在於明代時，他們不需永遠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規定每隔幾年輪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稱之為輪班匠。輪班匠的勞動是無償的，還由於到京城的路途遙遠，輪班匠仍然常常發生逃役的狀況，於是在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輪班匠可繳交銀兩折抵役期，稱為「匠班銀」。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起，朝廷進一步改革匠役制度，輪班匠一律征銀，以銀代役，政府則以銀雇工。人身束縛大為削弱。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營手工業單位服務，匠籍制並未完全廢除。
明初為了恢復生產和發展經濟，政府有組織的把山西一帶的民眾遷到中原等人口較少的地區，史稱洪洞樹大移民。17世紀開始的全國性大旱災直接導致了全國性的大蝗災。也引發了波及差不多整個華北地區的鼠疫。人口大量死亡，災民大量離鄉。但因明末的動亂很快結束，而災民除死亡外，不久也回到了原籍，并未形成大規模的移民。
明朝大致上繼承元朝行政區劃，其一級地方行政區分置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按察司）與都指揮使司（都司）的都布按三司制度，分別掌管行政、司法與軍事等三種治權，防止地方權力集中。布政司通稱省，底下依序有道、府州與縣。道是明朝特別設置介於省和府州之間的行政單位，分為分守道和分巡道兩種，分守道為布政司的派出機構，負責監督協調府州行政，分巡道為按察司的派出機構，負責監督協調府州司法治安。府為明朝最主要的統縣政區，原為元朝的路，以稅糧多寡為劃分標準，糧廿萬石以上為上府，廿萬以下十萬以上為中府，十萬以下為下府。州與府同樣是統縣政區，但人口稅收比府少，地位也比府低。州按照其行政隸屬分為兩類，直轄于布政司的州稱直隸州，隸屬于府的稱散州或屬州。軍事區劃有衛、所兩級，但部分位于少數民族聚居區或邊疆軍屯區的衛所具有類似內地州縣的行政職能，行政上分別相當于府與縣。明代宗、明英宗時設有中央派出管理行政的巡撫與管理軍事的總督，地位在布政司與都司之上。為限制巡撫與總督的權力，又設有都御史制衡之。明朝最後有140府，193州，1138縣，493衛，359所。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主管地方行政，地位等同元朝的行中書省。明太祖原沿襲行中書省的稱呼，1376年時改為布政使司，通稱行省。明初設有十三個布政司與京師（非城市，地位等同布政司，轄現今江蘇與安徽兩省）。1380年胡惟庸案後撤廢中書省，京師及布政司直屬於六部之下。明成祖時期，於1407年到1428年間在原安南地區設置交阯布政司。於1413年設貴州布政司。為遷都北京，1403年將北平布政司升格為行在，1421年遷都北京後稱為京師（北直隸），原京師改稱南京（南直隸），形成「兩京十三省」的行政區劃。兩京為明朝首都北京與南京的正式稱呼順天府與應天府，其與其周邊州府分別合稱北直隸與南直隸，不設布政司，十三布政司為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四川、廣東、福建、廣西、貴州、雲南。明朝行政區劃設置大體符合山川形便之處，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處，如南直隸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個地區，語言文化上屬于太湖吳越區的蘇松地區歸入南直而非傳統上的浙江，秦嶺以南的漢中等地歸入陜西而非傳統上的四川，河南也佔據局部的黃河以北土地。貴州省呈現中間窄兩邊寬的蝴蝶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