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在廿、三十年代，阮奇山時常留連於姚才、姚林在石路頭街開設之俱樂部（大煙館）中。葉問先生曾對一些徒弟提及阮奇山從來未有正式追隨吳仲素學習詠春拳。只是友好式偷偷學習，而吳仲素及葉問從來不在他們面前授徒。故所謂阮奇山或姚材詠春拳只有小練頭及散式。
其后傳至岑能,岑能在廣州弟子眾多.其徒弟有梁大釗,王錦,黃乃石,徐廣林,周賜喜,張勇,郭運平等。
由於葉問之父擔任過運送鴉片的船長，葉家房子在一次與當地居民的糾紛中被大火吞噬。阮寵明與葉問之父之間友誼甚篤，便將葉家接至阮家，並讓葉問跟隨幼子阮奇山練習他在吳仲素門下尚未學過的黐手。雖然阮奇山起初為了葉問的吳仲素黐手式詠春並非同系而對這個提議頗有微言，但在他父親的堅持下還是將黐手教了葉問。阮奇山曾交代葉問勿將他所學的黐手輕易公諸於世，但葉問後來卻公開的運用黐手打敗了本武官師兄。這場比試也打出了「詠春三雄」：阮奇山、葉問和姚才的知名度。
電影《葉問前傳》將阮奇山描寫為武功遜於葉問的小師弟。
姚永強(姚才之孫)表示，當年在佛山，祖父姚才，葉問，和阮奇山三人並稱「詠春三雄」，三人齊名，武功不相上下。
孕婦是懷孕的婦女，是人類社會的一個身份，她們有共同的心理、生理特徵，以及消費需要。孕婦懷孕期是需要加強營養的特殊生理時期，因為胎兒生長發育所需的所有營養素均來自母體，孕婦本身需要為分娩和分泌乳汁儲備營養素，所以，保證孕婦孕期營養狀況維持正常對于妊娠過程及胎兒、嬰兒的發育，均有很重要的作用。
孕婦是一位女性，在人生過程中，是由為父母的女兒，到成為另一人母親的中途過程。已婚的婦女，在家庭角色上，是由只為丈夫的妻子，而至即將為丈夫共同過渡成為腹中胎兒的父母，也為家族添加一個新一代成員作出貢獻。
孕婦是醫療業中的消費者之一。在人生過中，有「生老病死」都可以需要醫療服務，而孕婦是其一類顧客，她們需要產前診斷、產前檢查、分娩之時需要接生服務、及產後調理等。在特殊的例子中，還有需要人工受孕、人工流產墮胎、產後憂鬱癥心理醫生等服務。
洛德（Lóeurr、Lodour），在北歐神話中，他的名字的含意是「誘惑者」。
他是創造人類的神明之一，通常是和奧丁及海尼爾為一組一起出現。相對於另一組也是負責造人的神明—奧丁、威利、菲，一般認為也許是同一組神明的不同別名。
中國國家標準可能是指：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英文名稱是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縮寫是CNS）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簡稱國標，縮寫是GB）
鄭筱萸，男，漢族，福建福州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曾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后因受賄被判處死刑。復旦大學生物系動物及人體生理專業畢業。
鄭筱萸1968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生物系，后歷任杭州民生制藥廠廠長、浙江省總工會主席。1994年出任國家醫藥管理局局長。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后，出任新組建的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2003年5月出任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2005年6月免職，但仍然擔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
2006年12月26日，鄭筱萸被中紀委“雙規”。據稱，鄭筱萸被“雙規”是因為此前已經被調查的前國家藥監局藥品注冊司司長曹文莊的舉報。2007年1月2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徹查鄭筱萸的嚴重違法違紀問題，依法嚴肅處理。3月1日，中央紀委、監察部宣布鄭筱萸因嚴重違紀受開除黨籍、行政開除處分，對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5月16日，鄭筱萸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法院指控鄭筱萸在1997年中至2006年年底擔任國家藥監局局長等職務期間，審批8家藥廠的藥品和醫療器械過程中，直接或者透過妻子劉耐雪和兒子鄭海榕，受賄649萬多元人民幣。2001年到2003年，擅自降低審批藥品標準，其後被揭發部分藥廠虛報藥品資料，其中6種是假藥。2006年4月暴發齊齊哈爾第二制藥有限公司（齊二藥）亮菌甲素注射液事件（詳見「二甘醇」條目）；2006年8月暴發安徽華源生物藥業有限公司「欣弗」注射液事件，導致十人死亡，多名病人出現腎功能衰竭。2007年5月29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對鄭筱萸案作出一審判決，以受賄罪判處鄭筱萸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以玩忽職守罪判處其有期徒刑7年，兩罪并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鄭筱萸對判決不服并提出上訴。2007年6月18日14時40分，鄭筱萸案二審結束，但沒有當庭宣判，由合議庭庭后合議并擇日宣判結果。6月18日18時10分左右，鄭筱萸的辯護律師張慶、劉寧在其所屬北京公元律師事務所的網站上公布了包括鄭筱萸案的起訴書、一審辯護詞、判決書、上訴狀、二審辯護詞等在內的9個法律文書。但最遲至6月19日14時左右即被刪除。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2007年7月10日上午，鄭筱萸被執行注射死刑，終年63歲。
被判死刑后，人民網刊登了鄭筱萸死刑前一天寫下的悔罪書《悔恨的遺書》：
曾任中國藥學會理事長，第七屆、第八屆藥典委員會主任委員（2005年11月邵明立接任主任委員）。
曾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入選首屆全國醫藥行業優秀企業家。
* 二甘醇（2006年齊二藥事件）
*  國家藥典委員會第八屆藥典委員會
周士第，又名周力行、周平、周士悌、周士弟，生于廣東省樂會縣（今海南瓊海）人，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上將。
周士第曾任孫中山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副隊長、隊長，1924年從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北伐和南昌起義。1928年脫黨，1934年重回中央蘇區，任軍事教員，參與長征。1935年重新入黨，任紅十五軍團參謀長，後任紅二方面軍參謀長。抗戰初任八路軍120師參謀長，國共戰爭時期任第十八兵團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川西軍區司令員兼成都市市長，西南軍區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司令員，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兼外軍訓練部部長，總參謀部顧問。曾任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第四、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周士第在瓊崖中學讀書時參與五四運動，被選為瓊崖學生聯合會干事。1920年起，為樂會第二區高等小學教員，1923年6月參加中共外圍組織“新瓊崖評論社”，出版《新瓊崖評論》。中共廣東區委派徐成章到黃埔軍校任特別官佐。徐成章推薦了一批瓊崖評論社的海南人報考黃埔軍校。1924年5月周士第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第二隊學習，1924年11月畢業。這時，建國陸海軍大元帥府組建“陸海軍鐵甲車隊”（實際上是裝甲列車）。主持組建工作的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區委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決定從黃埔軍校選調徐成章、周士第、趙自選、廖乾五、曹汝謙等5人具體負責組建工作，徐成章任隊長，廖乾五任黨代表，周士第為第一排排長，全隊共163人。
1924年12月周士第經徐成章、廖乾五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2月提升為鐵甲車隊副隊長。。在大沙頭鐵甲車隊的駐地不遠駐有廣州革命政府航空局的飛機掩護隊，其隊長勾結滇桂軍閥。兩廣區委通過廣東政府下命令，于1925年3月間派周士第兼任飛機掩護隊隊長，趙自選任黨代表。參與了平定廣州商團叛亂。1925年6月，省港大罷工爆發后，徐成章調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兼糾察隊總教練，周士第升為鐵甲車隊隊長，為支援被陳炯明殘部包圍的沙魚涌工人糾察隊，周士第率領鐵甲車隊在深圳抗擊十倍之敵的三面包圍，周士第身上七處負傷，終于沖出重圍。
黃埔軍校時期的周士第
1925年底，以鐵甲車隊、飛機掩護隊這兩支中共掌握的武裝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葉挺為團長，周士第任一營營長。1926年5月任獨立團參謀長，10月任代理團長，參與北伐戰爭，在汀泗橋、賀勝橋、武昌等戰役中立有戰功。1926年底，葉挺獨立團該稱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仍任團長。
1927年8月1日，周士第參與中共的南昌起義，任起義軍第二十五師師長。后南昌起義軍南下，一路遭受重大損失。第25師在三河壩浴血奮戰，激戰了三天三夜。10月，師長周士第前往香港、黨代表李碩勛前往上海，分頭尋找黨組織。1927年年底，周士第到達香港，向李立三做了匯報。后周士第染上瘧疾，但當時黨組織的經費十分緊缺，其同鄉陳超鵬勸說周士第赴南洋治病。1928年1月，周士第聽從了陳超鵬的意見，不告而別前往南洋，與中共脫離組織關系。
周士第在南洋接觸了第三黨。1928年冬天，周士第回國，參加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黃埔革命同學會。1930年春，周士第奉鄧演達之命去陜西西安，建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陜西省省委，改名周平，任陜西省委書記、到楊虎城處工作。1931年夏在西安被捕，又先后被送押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軍法司拘留所關押，在宋慶齡的要求下獲釋。出獄后，他到了19路軍。1932年“一二八事變”，國民黨19路軍在蔡廷鍇的領導下奮起抵抗。第三黨為了援助19路軍抗戰，組織成立了“抗日義勇軍”，由周士第擔任隊長。周士第曾率領抗日義勇軍在上海閘北一帶與19路軍并肩作戰。1933年夏，周士第被派到福建支援閩變，到第四十九師任團長，此時與中共恢復聯系。閩變失敗后，十九路軍殘部被陳濟棠繳械遣散，周士第在被強制護送赴廣州途中逃離，于1934年2月進入中央蘇區，任紅軍大學軍事教員。
1934年10月參加長征，任干部團上干隊指揮科科長。1935年7月，接替蕭勁光任上干隊隊長。1935年10月，周士第在到達陜北前夕由羅貴波和董必武介紹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35年11月，周士第任紅十五軍團參謀長，協助徐海東指揮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1936年1月兼任紅軍東征河口渡河司令員，同年8月至1937年1月任保安紅軍大學第二科科長。1936年12月，任紅二方面軍參謀長兼紅二軍團參謀長。
1939年秋，周士第（左）與賀龍（中）、關向應（右）在冀西北前線。
抗日戰爭爆發后，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第120師，周士第任師參謀長，協助賀龍指揮雁門關伏擊戰，參與創建晉西北抗日根據地。1939年2月率部挺進冀中，兼任冀中區總指揮部參謀長、冀中軍政委員會委員，參與指揮黑馬張莊伏擊戰、齊會戰斗、陳莊戰斗、黃土嶺戰斗等。
1940年10月，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參與百團大戰。同年11月任八路軍第120師兼晉西北軍區參謀長、軍區交通司令員。1941年7月起，兼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七分校校長。1942年1月，參與指揮晉綏春季反“掃蕩”，并取得田家會戰斗的勝利。1942年5月，任中共晉綏分局委員，10月任八路軍第120師兼晉綏軍區參謀長。1943年10月，任晉綏軍區副司令員。1944年2月兼任晉綏分局對敵斗爭委員會副書記、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1944年6月因病回延安休養，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
1945年8月任晉綏軍區副司令員。1946年6月，任晉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指揮晉北戰役，殲滅閻錫山部國軍8,100余人，攻占五座城市。其中攻克崞縣的戰斗為毛澤東所欣賞，毛專門電示賀龍：“攻崞經驗甚好”。1946年11月撤銷晉北野戰軍番號。周士第回晉綏軍區工作。
1947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城工部副部長。1947年11月，任晉綏軍區黨委書記。1948年3月，兼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軍政干部學校副校長、黨委書記。
1948年5月，周士第調任華北軍區第一兵團副司令員兼副政治委員，協助徐向前指揮晉中戰役。1948年7月29日，中央軍委命令華北第一兵團組成中共太原前線委員會，徐向前為書記，周士第為副書記，統一指揮華北第一兵團、晉綏第七縱隊、晉中軍區部隊、華北炮兵第一旅。8月16日至10月10日徐向前到中央期間，周士第主持工作。8月24日，周士第主持召開兵團前委會議，討論執行中央軍委8月14日關于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態的指示。9月中旬在兵團政工會議作總結講話中，強調指出：要加強黨委領導，提出打太原的政治工作六大保證：
* 第一，是思想上保證大家有充分信心。
* 第二，是保證練兵，提高階級覺悟，提高戰術技術。
* 第三，是組織保證，目前最重要的是鞏固部隊工作。
* 第四，是對于裝備的保證。在這次調整裝備中，各部把按照規定以外的裝備，保證都要交上來。
* 第五，是保證燒炭和吃糧，但要盡量節省。
* 第六，是保證政策紀律教育好，徹底貫徹好黨的政策。
接著，周士第主持召開兵團前委會議，研究攻取太原的作戰方案。會議決定：“戰役指導方針，系以圍困、瓦解、攻擊，逐步削弱，然后一舉奪取太原。戰役擬于10月18日開始，爭取3個月內結束戰役。進攻步驟：擬第一步突破敵第一線防御陣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機場，斷敵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東南、東北攻城必需之據點。第三步攻城。”
10月2日閻錫山派出7個師分3路沿汾河與同蒲路之間南下，進行擴張與搶糧。周士第與前委決心提前于10月5日發起太原戰役。周士第隨即率參謀人員進到離小店1公里處指揮作戰。戰至6日晨，即于小店、南黑窯殲滅閻軍2個師又1個團2個營，并繼續擴大戰果。6日20時，中央軍委致電周士第等稱：“你們擬乘勝向太原城周盡量擴大戰果方針很對”。“望你們乘勝擴張，逐一殲滅外圍之敵，占領一切機場，然后看形勢，如我軍傷亡甚大，城內敵人尚多，城防尚固，則應略為休息補充，然后攻城。”10月10日晚，徐向前參加完中央政治局9月會議后，抱病返回太原前線。10月23日，兵團調整了作戰部署后，于10月26日發起爭奪四大要點戰斗。周士第親往牛駝寨陣地前線指揮晉綏第七縱隊戰斗，經前后18天連續16次攻擊，于11月13日攻克了閻軍5000人固守的3個集團陣地構成環形防御的牛駝寨。戰后陣地已不能成壘，浮土達3尺余，平均消滅一個敵人需消耗炮彈1發，重迫擊炮彈4發，子彈110發，手榴彈8枚，炸藥1公斤。
中央軍委于1949年3月17日決定：成立太原前線司令部，以徐向前為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周士第為副司令員，羅瑞卿為副政治委員，統一指揮第18、第19、第20兵團、晉中軍區及一野第七軍、四野炮兵第一師的作戰行動。同時，成立中共太原前線總前委，以徐向前為書記，羅瑞卿、周士第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各兵團前委及晉中軍區、第七軍、炮一師黨委受其領導。3月28日，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兼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奉命由西柏坡到達太原前線司令部，報請軍委批準后，留在太原前線指揮作戰。
1949年5月接替徐向前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隨后率部加入第一野戰軍序列，進軍西北戰場，參與扶眉戰役和蘭州戰役。1949年8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第一野戰軍黨委常務委員。
1949年11月，周士第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員。12月，周士第在賀龍指揮下進軍西南，由陜入川參與秦嶺戰役和成都戰役，攻占漢中、廣元、劍閣、江油、綿陽等40多座城市。1949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兼成都市市長。1950年1月，任中共川西區委委員、統戰部部長。同年2月，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川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同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防空部隊司令員，曾親自到東北地區和朝鮮戰場進行實地勘察，參與指揮朝鮮戰爭防空作戰。1955年3月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兼軍外訓練部部長，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59年，周士第離職休養。1960年大手術切除了一葉肺。1962年9月，被選舉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文化大革命時期未遭迫害，1978年2月，任解放軍總參謀部顧問。1979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
* 兒子周堅，妻子是肖華的女兒。
陝甘寧留守兵團為八路軍留守在陜甘寧邊區的部隊。機關駐地延安北關云梯山和云夢山之間的山溝（今稱延中溝）。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八路軍主力奔赴前線抗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炮兵營、輜重營，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團、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第一二九師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團、特務營、工兵營、炮兵營、輜重營，共9000余人，留守陜甘寧邊區。南京國民政府委任蕭勁光為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1937年10月2日中央軍委《關于陜北紅軍改編和各部駐防的決定》，在邊區的部隊有9000多人（括號中為1955年軍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陜甘寧邊(特)區所轄18個縣和已劃定由八路軍駐防的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五縣警備區劃為八路軍的募補區。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又將鎮原等3縣劃為八路軍募補區。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1937年11月2日關于留守部隊改編的指示，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團外，其余部隊統一改編成警備第一至八團和獨立營、騎兵營，各團一律恢復政治處、供給處、衛生處及營建制：
*八路軍后方留守處，蕭勁光為主任。駐延安北門外山腰窯洞。
*八路軍后方政治部領導各留守部隊的政治工作，主任莫文驊。
*直屬特務團（八路軍總部炮兵團與129師輜重營合編）：團長劉國禎，政委： 袁光（少將）
*騎兵獨立營（1938年3月擴編為直屬騎兵團）：團長孔令甫（少將），政委康健民（少將）、馬澤迎、鐘文濤。駐防靖邊一帶
*鄜甘獨立營（1937年11月由第129師輜重營改編）
*東地區留守處：主任陳伯鈞，副主任陳先瑞。駐洛川。轄區有神木、府谷、靖邊、安定縣、志丹、膚施、甘泉、鄜縣、洛川。以八路軍第一二〇師留守部隊為主。
** 警備第1團（第120師輜重、炮兵營編成）團長賀晉年（少將） 政委鐘漢華（中將）、羅志敏。駐防米脂、綏德。
** 警備第4團（第115師輜重、炮兵營編）團長陳先瑞（兼） 政委羅志敏。轄2個營。
** 警備第8團（第120師第359旅718團改，前身紅三十二軍第九十四師；平山獨立團改為718團隸屬第359旅）團長文年生（中將） 政委帥榮（少將）
** 警備第5團（第120師特務營編）團長白志文（少將） 政委李宗貴（少將）。駐延安，擔負延安地區的部分防務和警衛兵團機關。
** 警備第6團（第120師工兵營編，前身為陜北神府紅軍）團長王兆相（少將） 政委張達志（中將）
*西地區留守處：第三八五旅旅部兼。旅長兼主任王宏坤\王維舟，旅政委兼副主任王維舟\甘渭漢，參謀長耿飚，政治部主任蘇精誠、方強、謝扶民，政治部副主任謝扶民。駐正寧。定邊、鹽池、環縣、慶陽、合水、正寧、旬邑、淳化縣。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留守部隊為主。1941年全旅共4655人，各種槍2360余支。
** 警備第2團（第129師特務營編）團長周球保 （中將） 政委甘渭漢（中將）
** 警備第3團（第129師炮兵營編）團長閻紅彥（上將） 政委杜平（中將）
** 警備第7團（第129師工兵營編）團長尹國赤（1940年病故）/袁淵，政委周芝光（少將）/劉隨春
** 第770團：團長張才千（中將） 政委肖元禮（少將） ，副團長曾廣泰。
1937年11月8日，日軍攻占太原，黃河河防形勢緊急。當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陜北綏、米、葭、吳、清五縣警備司令部、兩延（延川、延長）、神府河防司令部；蕭勁光兼河防總指揮，呈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加委，但未獲委任。河防總指揮部實際上由軍委參謀部一局（作戰局）兼。1937年11月17日毛澤東、蕭勁光致電八路軍第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蕭克、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關向應、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警備第六團團長王兆相、團政委孫超群，稱“鞏固河防為目前緊迫任務”，并部署河防：
*五縣警備區/五縣警備司令部：防區為從河口到佳縣。以七一八團及警備三團為河防部隊。司令部陳奇涵。當時八路軍駐防綏德、米脂、吳堡、清澗、葭縣等五縣，但縣政府與行政體系屬于國民黨控制。八路軍在綏德城設立綏、米、葭、吳、清五縣警備司令部（即五縣警備區），在警備司令部秘密設立中共綏德特委，對外稱司令部民運科。相繼在五縣的八路軍部隊中秘密建立或設立各縣委，對外稱駐軍民運股。警八團(原三五九旅七一八團)駐米脂，守備大會坪（佳縣城北10公里處）、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溝（今屬吳堡縣寇家塬鎮）、丁家畔（今屬吳堡縣岔上鎮）、康家塔（今吳堡縣宋家川鎮康家塌村）、棗林坪等渡口。警三團駐清澗，守備河口（今屬清澗縣高杰村鎮）、界首（今屬綏德縣定仙墕鎮）、棗林坪(不含)等渡口。
*兩延河防司令部：防區從臨真河以北到清澗之河口，何長工任司令員。以警備五團為河防部隊。警四團駐永坪地區，以一個營兵力守備延水關、高家畔渡口。警五團駐延長，守備涼水岸、馬斗關（也稱馬頭關、馬渡關，屬羅子山鄉）、清水關（今屬延川縣乾坤灣鎮）等渡口。
*尚府區河防司令部：防區從佳縣到馬鎮。以尚府保安營任河防部隊。尚府分區司令員黃羅斌。后警六團駐神府地區，守衛葭縣北，萬戶峪、沙峁、盤塘（今屬馬鎮）、馬鎮、賀家堡（今屬府谷縣武家莊鎮）等渡口。司令部王兆相。
1937年底共15514人，各種槍支9000余。1937年12月在延安舉行了“后方各留守兵團”軍政首長會議。此時留守部隊的狀況是：來自紅軍三個方面軍與陜北紅軍，大部分任事在殘酷革命戰爭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排以上干部都經過戰斗考驗，平均每人負傷兩次；戰士大部分有3年軍齡；黨員比例大；但部隊組織不健全、機構不統一、編制裝備參差不齊、紀律渙散、軍容風紀不整、游擊習氣濃厚、執行命令不堅決；本部隊生長干部與外來干部之間、同級干部之間、上下級干部之間都存在著不團結的現象；部分干部戰士對把紅軍改編到國民黨軍隊的統一序列中去接受不了，戰士中開小差的現象時有發生；八路軍主力東進以后，一部分干部戰士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線。蕭勁光在會議上提出要“熱愛延安”、“任務重于生命”。確定以政治、軍事、文化和黨的工作為留守部隊的四大工作。1937年12月24日“毛澤東、蕭勁光、譚政”致電稱“五縣警備區、兩延司令部及警備一、二、三、四、五、七團及關中獨立營、各級軍政首長、各政治機關。
1938年1月18日中央軍委關于軍委參謀部與留守處工作人員配備的電令第六項：“以蕭勁光為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兼河防指揮員。”張元壽兼任供給處長，邱會作兼任供給處副處長；孫儀之兼任衛生處處長，饒正錫兼衛生處副處長，易秀湘兼衛生處政委；畢占云為參謀處長，曹里懷為參謀處副處長兼作戰科長。改變了由軍委參謀部一局（作戰局）兼留守處軍事工作的情形，另組留守處參謀處，同軍委參謀部一局分開辦公。1938年1月28日毛澤東、譚政《關于撤銷五縣警備區政治部給陳（奇涵）、張（際春）等的指示》中：“河防部隊政治工作由后方政治部直接領導”。1938年1月28日毛澤東、譚政致朱德等電稱“調莫文華（驊）為后方政治部主任”。此前莫文驊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這說明在八路軍內部，莫文驊的職務是后方政治部主任而不是所謂的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28日，莫文驊到任八路軍后方政治部主任。直至1939年秋，后方政治部開始歸八路軍政治部領導；軍委總政治部成立后歸其直接領導。后方政治部與后方留守處、河防司令部是平行關系，而非隸屬關系。后方政治部出版了《烽火報》和《烽火副刊》，創辦了烽火劇團。
1938年2月中旬，侵占山西的日軍為配合徐州會戰，日軍第20師團南下進攻臨汾、運城、風陵渡；日軍第109師團沿汾離公路西犯，2月27日攻占柳林以西之軍渡、磧口，以猛烈炮火轟擊黃河西岸的八路軍河防陣地；日軍駐大同的第26師團及偽軍1萬余人五路圍攻晉西北抗日根據地，相繼占領寧武、神池、偏關、河曲、保德、五寨、岢嵐等縣。八路軍留守部隊調警三團率2個北調接管佳縣至磧口的河防，警八團集中于宋家川河防，警一團集結于綏德與吳堡縣之間的義合鎮附近待機。中央軍委指示把河防分為六個防區：
*第一河防區：河合村（馬鎮以南面對嵐漪河口）至大會坪（佳縣城北10公里處）。由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神府分區司令員黃羅斌指揮。
*第二河防區：大會坪（佳縣城北10公里處）至丁橋畔（磧口對面，今屬吳堡縣岔上鎮）。由警一團團長賀晉年指揮。
*第三河防區：丁橋畔至溝口，為軍渡對面。由警八團團長文年生指揮。
*第四河防區：溝口至河口（今屬清澗縣高杰村鎮）。由警三團團長閻紅彥指揮。
*第五河防區：河口至馬頭關（屬羅子山鄉）。由警五團團長白志文指揮。
*第六河防區：馬頭關至涼水岸。由警四團團長陳先瑞指揮。
其中，第一至第四河防區統由五縣警備司令陳奇涵指揮；第五、第六河防區由白志文指揮。3月2日，日軍200余人渡河占領府谷縣城。1938年3月13日，日軍第26師團2000余人，附炮20門，攜帶渡河器材，進抵陜西省府谷河防對岸，首先炮擊西岸河防陣地，爾后在10架飛機掩護下，開始強渡黃河。八路軍警備第6團一部及神府分區地方部隊，在日軍半渡時，以猛烈火力突然予以還擊，并分兵一部東渡黃河，襲擊渡河日軍側背。日軍不支被迫撤退。此戰，斃傷日軍140余人，繳槍10余支。
1938年3月，由于日軍開始對邊區河防發起進攻，為了統一邊區部隊的指揮，增強河防力量，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將邊區保安司令部（高崗為司令員）及所屬關中、慶環、三邊、神府軍分區及地方部隊共4100人劃歸后方留守處指揮：
* 三邊分區轄靖邊、定邊、安邊、鹽池、環縣、保安縣
* 隴東分區：曲子、慶陽、合水、鎮原
* 直屬區：安定縣、延長、延川、延安、甘富縣、宜紅縣。
1938年7月在延安舉行了“第八路軍后方各留守兵團暨邊區保安部隊第二次軍政首長會議”。蕭勁光在會議上提出了“生產、學習”的口號。頒布了“建立正規軍隊制度的各種草案”，其中有“報告制度草則”、“建立匯報制度大綱”、“司令部工作報告大綱”、“平時起居時間規定”、“值班制度規定”、“關于干部提升及調動的規定”等。
1938年7月2日，軍委炮兵團編入后方留守處，10月，炮兵團與鄜甘獨立營合編為特務團，劉國禎任團長，袁光任政治委員。
1938年10月23日朱德呈“委員長蔣”電稱，“陜北河防，現由八路軍留守部隊八個團計兩萬人擔任，……有千里之長，統由八路軍留守主任蕭勁光指揮，并受第二戰區節制，請正式加委該員為河防司令或警備司令，以專責任”。
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作出了《關于擴大第八路軍留守部隊的決定》，要求2個月內擴大5000名新兵補充到留守部隊。
1938年12月，在各留守部隊黨代表大會上，蕭勁光提出了“以戰斗的姿態加緊生產”的口號，要求把生產作為部隊的一項經常性任務來抓。從此，全體干部戰士積極開荒種菜、養豬、打草鞋、紡毛線、織布等，很快改善了伙食，增加了軍服、日用品等的供應。
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國方制造摩擦事件151起。
1939年1月15日《八路軍軍政雜志》創刊號刊有蕭勁光《八路軍留守兵團的生產運動》：“留守兵團在七月間，舉行了各兵團軍政首長會議，決定開展生產運動之后，接著又由總留守處與后方政治部電令各兵團，執行下列工作”。1939年3月《八路軍軍政雜志》第三期刊登譚政（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檢查工作總結》稱：“邊區八路軍部隊，負了河防、邊防，維持地方秩序，與鞏固前后方聯絡等重大任務，……關于整個留守兵團的工作檢查，八路軍后方留守處及河邊防司令部與政治部的同志們，正在進行”。
日軍自1939年起采取“進攻西北，掃蕩華北”的方針，對國民政府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策略;發動從晉西進犯黃河企圖攻入陜北的作戰方針。1939年1月初，日軍3000余人分三路進犯延川以南河防，被警備五團擊退。1939年5月上旬，日軍1.5萬余人攻占晉西柳林、軍渡、孟門、磧口，炮擊河西的陜北吳堡縣宋家川，南路2000余人犯馬頭關、涼水岸渡口被河防部隊擊退。1939年9月5日，日軍3000余人重占軍渡，炮擊河西。陜甘寧邊區處于日軍直接進攻的嚴重威脅之下，急需加強防御兵力和實施統一指揮對敵。
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明確提出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對共政策。隨后秘密在黨政軍系統頒發《防限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方針政策文件。1939年3月26日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兼甘肅省主席朱紹良電呈蔣介石：隴東形勢日趨嚴重，交涉已無途徑，為謀妥善解決，提請如下辦法：一、設法調防；二、八路軍如反抗調防，則以武力制裁；三、如調防暫難實施，則由專署徑令保安隊予以相當打擊，再由省府收拾。朱的呈案受到了蔣介石和孔祥熙的一致肯定。1939年4月8日晚，國民黨甘肅省“三區保安司令部特務隊將鎮原屯子鎮、中原鎮、平泉鎮等處八路軍工作人員先后捕獲”。4月24日，鎮原縣長鄒介民率領保安隊開槍截擊八路軍護送由西安領來之軍餉三千元等物，并擊傷一人。對于隴東當局之挑釁行為，陜甘寧邊區隴東辦事處認為必須采取反攻的防守方式，并令八路軍后方留守處向甘肅省政府、西峰鎮的第三行政督察專署提出嚴重抗議。當時駐守鎮原縣城的八路軍僅有三八五旅七七零團第三營。當聞知國民黨軍調防消息后，該營即閉城自衛，嚴密布防。留守城內的國民黨保安隊于4月25日舉行暴動，八路軍第三營部隊果斷出擊，迅速將其制服，并堅守城池，以待交涉。國民黨寧縣縣長方振武亦借機發難，一再要求八路軍駐軍退出寧縣。蔣介石于1939年4月28日密令甘肅省政府稱：對于八路軍“謀割據把持”之企圖，應嚴加防制。根據蔣的指示，甘肅省政府于1939年4月抄發給各縣的“消極防制辦法”中明確規定：各地黨部及軍政機關對于共產黨之各種活動，應采取嚴格防制政策，不可放棄職守，縱然因此發生摩擦，亦不應有所避忌。在遭到八路軍拒絕后，1939年4月29日，方振武率七百余人夜襲八路軍警備七團汪營，汪營奮起自衛，國民黨軍被擊潰。雖然預伏在城外的國民黨軍乘勢攻城，無奈八路軍堅守陣地，閉城自衛，寧縣局勢遂呈膠著狀態。鎮寧事件發生后，八路軍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向鐘竟成發出警告。朱紹良令鐘竟成負責交涉。鐘竟成提出兩點建議：一是“雙方停止軍事行動，聽候雙方派員解決，一切恢復事變前之狀態”；二是“撤除一切戰時戒備，開放城禁，準許公務員自由出入縣府。所需食品、飲料得自由購置”。對于上述建議，八路軍三八五旅司令部、政治部負責人表示原則上接受。1939年5月中旬，朱紹良派其代表譚季純與八路軍代表王觀瀾進行交涉。談判中雙方雖擬訂了初步辦法，但由于國民黨軍拒不執行，并于5月14日、15日又向八路軍開炮射擊，致使談判陷于僵局。后來，雙方代表于6月29日在慶陽驛馬關簽訂了《鎮、寧兩縣事件初步解決辦法》，第一次隴東事件暫告停歇。
從1939年5月，胡宗南部、朱紹良部開始構筑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線。1939年5月國民黨保安隊兩個團進攻駐旬邑城八路軍關中分區保安獨立第一營，殺害醫院重傷員17人。安定縣保安隊襲擊警備四團七連，打死連長等8人。
1939年5月召開留守部隊軍事會議，在各試行草案的基礎上，進一步頒布了《內務條令》、《紀律條令》和《參謀工作條例》等。為推廣這些制度和原則，開設了骨干訓練班、射手訓練班和參謀訓練班，形成了學軍事的熱潮。1939年5月開設八路軍留守部隊防毒訓練班，主任兼教員羅鈺如。
1939年6月7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毛澤東指出：“日軍（對河防）的進攻恐會給蔣介石造成借口，即為對付日軍而占領陜甘寧邊區的企圖。河防必須堅守.......延安應開會做必要的軍事布置。”
針對國民黨頑固派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行為，1939年7月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
1939年春夏，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沖破國民黨的束縛，積極自主擴大抗日部隊：一二〇師主力在冀中地區先后成立了獨立第一、二旅和晉西北的“彭紹輝三五八旅”；晉察冀軍區成立了“冀熱察挺進軍”；一一五師在魯西成立楊勇獨立旅；八路軍山東縱隊在魯中、魯西、膠東分別成立第一、二、三軍區；徐向前在山東成立八路軍第一縱隊；一二九師各旅、縱隊亦均擴編。在上述形勢下，1939年8月中央軍委正式決定將后方留守處與后方政治部等統一領導，成立了八路軍留守兵團，但對外仍稱后方留守處。以原后方留守處為兵團司令部，原后方政治部編為兵團政治部。蕭勁光任兵團司令員（12月兼政治委員）
* 政治部主任莫文驊（1938.2.28-1942.9）/方強（1942.9.15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組織部長吳光遠，副部長蘇啟勝
** 宣傳教育部長李兆炳/張正光，副部長張正光
** 民運指導部長馬豫章，副部長李芳遠
** 軍法處處長莫文驊兼，副處長沈盛發
** 部隊藝術學校：校長莫文驊兼，政委蕭元禮/劉祿長，副校長兼教務主任王震之
** 文藝工作團（1942.11.19部隊藝術學校與劇團合編）：團長王震之，副團長翟強
1939年8月7日，毛澤東致電八路軍前總和一二〇師：為粉碎國民黨反共陰謀，鞏固陜甘寧邊區，加強河防，準備應付突然，著第三五九旅即由恒山地區開赴綏德、米脂、吳堡、清澗地區，鞏固綏德警備區；第一二〇師冀中部隊移至晉察冀邊區待機；令留守兵團調整陜甘寧邊區的防御部署，增強關中地區兵力，成立關中警備司令部，以加強反頑作戰指揮。8月8日，一二〇師師長賀龍指示正在恒山地區的三五九旅立即準備開赴綏德，留一部分部隊組成雁北支隊，堅持恒山地區的斗爭。同時決定，5個支隊留冀中，堅持平原游擊戰，一二〇師主力部隊分為兩個梯隊向晉察冀邊區轉移。8月12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賀龍、關向應等：為鞏固邊區與河防并準備將來萬一起見，我兵力應有一部調動。望速準備從一二〇師抽調有戰斗力的一個旅(如王震旅)到綏、米、葭、吳之線，一二〇師師部及冀中所屬部隊移到現在王旅位置，并準備師部再移至晉西北原地，以利指揮。8月17日朱德彭德懷復電：王旅未到前，如河防十分空虛，可先調晉西北之七一四團就近開進綏、米；并建議一二〇師師部暫不移回晉西北，該地給養困難，政治似亦不宜發展與整編新部隊；目前，在平西山地似較妥；并提醒，王旅約7000余人到綏、米后，經費糧食后方是否有辦法。8月21日毛澤東復電肯定了“一二〇師師部暫在平西，準備將來必要時轉移到晉西北”的建議，但堅持“王震旅以調兩個充實團到陜北為宜，其余可后調”，“經費可由中央開支”。9月4日，朱德、彭德懷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為防止敵渡河及頑固分子擾亂，即令第三五九旅兩個充實團直開陜西吳(堡)、綏(德)、米(脂)地域。9月8日，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主力自恒山地區出發，七一七團自靈丘地區出發。9月底三五九旅主力進抵黃河東岸。10月1日，毛澤東、王稼祥和滕代遠致電朱德、彭德懷，告知王震旅已接近河防，即日過黃河，請向閻錫山發一電，告一二〇師一部為鞏固河防與休整部隊，開至陜北河防區域，向其備案。經過27天行軍，行程1500多里，途經15個縣，三五九旅第一梯隊于10月6日到達綏德。10月10日，中央軍委致電王震并告朱德、賀龍等：為便于統一指揮，決定第三五九旅駐(綏德)五縣警備區部隊歸蕭勁光指揮，其建制仍屬一二〇師。10月19日，中央軍委任命王震兼任綏德警備區司令員，原司令員陳奇涵調任中央軍委參謀部部長。10月31日，三五九旅第二梯隊到達綏德警備區河防駐地。三五九旅主力西渡黃河基本完成。警備第一團移防三邊，接替警備第二團防務，警備第二團移防隴東。1940年4月，雁北支隊和第四支隊先后到達陜甘寧邊區歸建第三五九旅。1941年8月，雁北支隊改編為第三五九旅特務團，第四支隊改編為第三五九旅補訓團。至1941年年底，第三五九旅轄第七一七團團長陳外歐，政治委員晏福生；第七一八團團長陳宗堯，政治委員左齊；第七一九團團長張仲翰，政治委員曾滌；特務團團長徐國賢，政治委員譚文邦；補訓團團長蘇鰲，政治委員龍炳初。全旅兵力10325人，各種槍近4200支。
1939年9月，國民政府突然停發八路軍軍餉。中國共產黨被迫發動了大生產運動。9月16日，毛澤東答記者時對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提出嚴重抗議。明確宣布中共和人民軍隊實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
1939年11月11日，截獲天水行營發出的密令：“十八集團軍擅委河防司令、警備司令，應明令撤銷，另由中央派員充任河防司令，擔任自宜川經延長、延川、清澗、綏德、吳堡、葭縣、神木、府谷一帶之河防任務……軍事方面如陜北由清澗河以北之河防也應否改派其他國軍接替，亦希權宜負責辦理。”1939年12月上旬，閻錫山舊軍向駐山西新軍發起大規模進攻，即晉西事變。1939年12月10日，發生第二次隴東事件（寧縣事變），寧縣縣長方振武命令縣保安隊同第九十七師第一團一部襲擊八路軍駐寧縣縣城的羅營部隊，西峰專署亦派保安隊三個中隊、軍士隊一個分隊連夜開赴寧縣增援。八路軍因人數較少，寡不敵眾，被迫退出寧縣。在寧縣事變的刺激下，12月14日，鎮原縣縣長鄒介民率縣保安大隊向八路軍駐軍王營發起攻擊，受到王營的猛烈反擊，縣保安大隊被迅速擊潰。后來國民黨增援，因敵我力量懸殊，“王營又以傷亡甚大，突圍出城”。國軍又襲擊八路軍第三八五旅駐西峰辦事處。國軍以武力奪占鎮原、正寧、寧縣等城鎮。接著，隴東馬渠、孟琪、赤城等地的國軍先后襲擊八路軍，捕殺共產黨員和抗日軍民，集結大批軍隊于隴東及其附近地區，伺機對延安發動軍事進攻。八路軍駐隴東三八五旅即函電交涉，并對國民黨地方當局制造摩擦、破壞團結之行為提出嚴正抗議。在陜甘寧邊區北邊，綏德保安隊也進攻八路軍。1939年12月25日，朱德、彭德懷等聯名通電國民黨西北軍政當局，嚴厲斥責其種種不法行為。
為應對即將來臨的威脅，邊區政府在1939年12月動員青壯年1710人入伍，補充留守部隊和保安部隊不久，再擴兵2690人。1939年12月以綏德警備區司令部為基礎，成立警備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長，閻紅彥任政治委員，歐陽家祥任參謀長。旅轄警備第三、第八團，調防關中地區。
1940年1月開設留守兵團軍政干部研究班，對營職以上干部實施比較有系統的軍事、政治教育。教育主任羅鈺如。留守兵團司令部、政治部分別頒發《上半年軍事教育計劃大綱》和《上半年宣傳教育工作計劃》,對舉辦軍政干部研究班起到了促進和推動作用。
至1940年，留守兵團共有3.1萬人。
1941年5月至8月，邊區保安司令部的10個保安大隊整編為5個保安團。至1941年，留守兵團所屬部隊（含代管），計有3個旅部、20個團和10個獨立營，共31777人。
1942年，肖勁光在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前排左三起：賀龍、譚政、肖勁光、王震、張經武、甘泗淇、蘇進。
1942年5月29日成立邊區留守兵團學習委員會：
* 委員肖勁光、方強、張經武、莫文驊、曹里懷、王震、王世泰、陳伯鈞、呂振球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對留守兵團與西北局、邊區政府、群眾的軍黨關系、軍政關系、軍民關系做了整肅。批評留守兵團不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有鬧獨立性、本位主義、個人主義和違反紀律等問題，沒有經常向西北局匯報請示工作，政策觀念不強，在生產上有時與民爭利、修建延安飛機場的工程進度滯后等。毛澤東召見蕭勁光說：“留守兵團的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不能就此滿足。我對你們留守兵團的要求要高一點。不然，別人會說你們眼皮子底下的軍隊就這個樣子，軍隊就得不到群眾的擁護。”1943年春節，留守兵團首創了擁政愛民活動，地方政府也開展了熱烈的擁軍活動，這一傳統沿襲至今。
八路軍留守兵團（后方留守處）從成立至1942年6月，領導和指揮留守部隊在陜甘寧邊區進行了保衛黃河河防、肅清土匪和制止反共磨擦等斗爭，開展了正規化建設和大生產運動。同日軍進行大小戰斗70余次，斃傷日軍800余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的武裝進攻171次，消滅頑軍2000余人，繳槍3400余支；斃傷俘土匪900余人，基本上肅清了邊區匪患；積極開展農副業生產，僅1939、1940兩年就開荒4.68萬畝，收糧74.9萬公斤
為了統一陜甘寧與晉西北兩個區域的軍事指揮，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于1942年5月13日作出《關于成立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的決定》。1942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任命高崗兼任陜甘寧留守兵團政委。1942年6月10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建立，賀龍為司令員，關向應為政治委員（病休，由西北局書記高崗代理），徐向前為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晉綏區委書記林楓為副政治委員（后譚政），參謀長曹里懷。聯防軍司令部設副官處、參謀處。聯防軍轄第一二○師兼晉綏軍區、晉西北新軍、留守兵團（轄警備第一旅兼關中分區、警備第三旅兼三邊分區、第三八五旅兼隴東分區、八路軍第三五九旅兼綏德警備區、騎兵旅、炮兵團和陜甘寧邊區保安第一、第三、第四團）。
1942年9月15日為貫徹精兵簡政，撤銷了留守兵團機關，保留聯防軍司令部，對外稱留守兵團司令部、政治部，“聯防司令部名義對外一律免用”。蕭勁光任聯防軍副司令，張經武任聯防軍參謀長，方強為聯防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部軍政研討班教務處長羅鈺如。
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改為警備第三旅，旅長賀晉年，政治委員王世泰、副旅長吳岱峰、黃羅斌，副政治委員呂振球，參謀長張文舟，政治部主任陳仁麒，下轄警備第七團，團長黃羅斌（兼），政治委員左愛；警備第八團，團長郭寶珊，政治委員高維嵩；警備第九團，團長羅源新，政治委員劉昌漢。1942年12月開赴三邊防區。
1942年12月，聯防軍計轄8個旅（含第一二○師的4個旅）、6個軍分區（其中三邊、關中2個軍分區由旅兼），另有1個河防司令部，1個抗大分校，2個獨立團，3個保安團，共75307人。
1943年1月16日成立聯防軍政治部，留守兵團政治部并入，對外稱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譚政兼聯防軍副政委兼聯防軍政治部主任，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鐘兼任聯防軍政治部第一副主任，甘泗淇任第二副主任、張仲良任副主任。
* 秘書處：秘書長王東光、袁光、杜平，副處長張如洛
* 組織部長：傅鐘（兼），副部長黃志勇
* 宣傳教育部長蕭向榮、副部長向仲華、張正光
* 鋤奸部部長：歐陽毅，副部長錢益民
* 軍法處長：甘泗淇兼，副處長何蘭階
* 直屬政治部主任王赤軍、鄧飛，副主任蘇啟勝
張令彬任后勤部部長。設軍需局、衛生部、軍工局、供給部、兵站部、政治部。
1943～1944年，為準備粉碎國民黨頑軍對陜甘寧邊區新的進攻，中共中央軍委先后抽調晉綏第三五八旅、獨立第一旅，晉冀魯豫新編第四旅，晉察冀教導第一、第二旅開赴陜甘寧邊區，歸聯防軍建制。其中1944年增加了新編第四旅和教導第一旅、第二旅共13713人。
*第三五八旅：1943年6月，旅率第七一六團、第八團從晉西北進入陜甘寧邊區，集結在富縣以西葫蘆河一帶。旅長張宗遜，政治委員李井泉，副旅長賀炳炎，副政治委員白堅，參謀長李夫克，政治部主任朱明。下轄第七團、第八團、第七一六團和游擊第二支隊。精簡整編后轄第七一五團、第七一六團和第八團，全旅共4974人。后黃新廷任副旅長，廖漢生、楊秀山先后任副政治委員，伍晉南任政治部主任。1944年在駐地開展大生產運動，糧食蔬菜基本達到自給。1945年9月編入晉綏野戰軍，東渡黃河參加晉綏大反攻作戰。黃新廷任旅長，余秋里任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唐金龍任副旅長，方復生、何輝燕先后任參謀長。
*獨立第一旅：前身為冀中任丘大清河流域茍各莊、史各莊地區，以楊琪良、高萬德為首的小知識分子、進步教員和青年學生組織的抗日武裝，通過在新安、任丘兩縣交界地區組織抗日武裝的王烈鈞，與中共保屬特委軍事部副部長侯玉田和中央派來的紅軍干部、保屬特委軍事部長孟慶山取得聯系，在茍各莊、宗家佐地區成立起百余人武裝。河北游擊軍司令員孟慶山決定將以上群眾武裝整編為河北游擊第14支隊，委任高萬德為支隊長、楊琪良為政治主任。繼而爭取和推動高萬德之父高士一（任丘有名士紳，稱“高四爺”）參加組織抗日武裝，至1937年10月底任丘縣東北地區和雄縣東南地區周圍百余村莊相繼成立起17個支隊，共3000余人。侯玉田奉河北人民自衛軍司令呂正操、政治主任李曉初之命到茍各莊，將部隊改編為“河北人民自衛軍第5路”，委任高士一為總指揮、楊琪良為政治主任，高萬德為政治部副主任，總指揮部設在大茍各莊高士一的家中。至1938年3月第5路迅速發展到7000余人、槍5000余支，相繼成立了司令部、政治部、供給部、衛生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發展了一批黨員，開辦了軍政干部學校和農民培訓班。1938年4月初，呂正操親臨大茍各莊視察，并派張鏡明、陸冠洲到該部擔任副總指揮和參謀長。1938年6月第5路奉命改編為八路軍第三縱隊兼冀中軍區獨立第1支隊，司令員高士一、政治主任楊琪良、政治部副主任高萬德，指揮部由茍各莊移到史各莊。所屬的霸縣武裝改編的獨立旅2000余人編為1團，團長黃久征、政治主任解云清，駐蘇橋和靳家堡地區；基本部隊6個營1000余人改編為2團，團長韓溪泉、政治主任高萬德，駐莫州；勝芳自衛團、蘇橋武裝商團共1400余人合編為3團，團長戈福生（勝芳商會會長）、政治主任李蘭芳，駐勝芳。楊琪良、高萬德抓政治整軍，進行紀律教育，清理不純分子，淘汰老弱病殘，積極發展黨員，建立各級黨團組織。部隊整頓后成為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革命力量并繼續向大清河下游發展。1938年9月20日，奉命改稱冀中軍區獨立第4支隊，團改稱大隊，并調整部署。1大隊移駐保定以南張登鎮，2大隊移駐勝芳，3大隊移駐高陽縣石莊、舊城，支隊部兼任丘警備司令部，由高陽縣舊城移至任丘城內。10月，3大隊開往安國和安平縣李親顧鎮駐防。至1938年10月反圍攻前，1年內共大小戰斗30余次，斃傷俘敵937人，收復了雄縣、霸縣、蘇橋等城鎮。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獨4支隊先后轉戰安國、博野、蠡縣、清苑、高陽、任丘、河澗、肅寧地區，共進行大小戰斗21次，斃傷俘敵753人，連續4次粉碎敵人“圍攻”。1939年初，賀龍率領八路軍第120師到冀中抗日根據地。高士一為了提升該部（此時稱獨立第四支隊）的戰斗力和軍紀，主動要求上級首長派出一批老紅軍干部來支援自己。紅三十二軍政治部主任幸世修任支隊政委。1939年2月楊琪良和幸世修的介紹高士一入黨。3月19日，一二Ο師在轉移中駐任丘城東閻家塢村，晚上，賀龍師長、關向應政委召集高士一、王尚榮、朱輝照等商議成立一二Ο師獨立第一旅事宜。1939年3月，獨立第四支隊的3個團和八路軍第一二〇師358旅715團（欠第三營）被合編為八路軍第120師獨立第一旅。旅轄第1、2、3、715等四個團，旅長高士一，政委朱輝照，副旅長王尚榮，副政委幸世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參加齊會戰斗。1939年5月，第3團編入第2團。1939年9月，第1團編入第2團。1940年初，獨一旅奉命開赴晉西北抗日根據地。1940年11月兼晉綏軍區第四軍分區。1942年11月調防陜甘寧邊區，接防三五九旅兼任綏德警備區。旅長高士一，政治委員朱輝照/冼恒漢，副旅長王尚榮，參謀長谷志標，政治部主任楊琪良。轄第二團、第七一五團。1942年冬精簡整編后轄第二團、第三團，共3672人，駐防米脂、佳縣、綏德地區，開展大生產運動，能自給一半以上。后綏德地委書記習仲勛兼任旅政治委員，朱輝照改任副政治委員，賈陶任參謀長，金如柏任政治部主任。1943年獨一旅在高士一帶領下在邊界搞互換貿易，物資有保障。延安流傳：三五九旅是“大地主”，有地有糧；獨一旅是“大資本家”，有錢有貨。1943年4月高士一入中央黨校學習，以年僅五十為由主動辭去旅長職務，后任中央黨校專管生產工作的秘書處處長，解放戰爭時任晉綏軍區后勤部副部長、第一野戰軍后勤部運輸部部長、陜甘寧邊區交通廳廳長接管西北交通系統軍代表、西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副秘書長、西北建筑工程總局副局長等職，1961年調北京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943年6月第715團調回第358旅，獨2旅714團調歸獨1旅。1943年11月，晉綏第32團調歸獨1旅，1945年第32團調歸獨2旅。1945年9月獨一旅編入晉綏野戰軍東渡黃河開赴察綏大反攻前線，旅長王尚榮，政治委員朱輝照，副旅長傅傳作，賈陶、李書茂先后任參謀長，楊琪良任政治部主任，旅轄第七一四團、第二團、第三十五團。
*教導第一旅。1944年八路軍冀魯豫軍區奉中共中央軍委命令，抽調第三、第十一、第十六、第十九、第三十二團和回民支隊，組成西進支隊，開赴陜北，1944年4月下旬到達甘泉縣，部隊分別駐清泉鎮、三岔口、麻子街、李莊溝等地。8月，西進支隊改稱教導第一旅。11月，教導第一旅進行整編，第九、第十一、第三團合編為第一團；第十六、第三十二團合編為第二團，另轄回民支隊，共4818人。旅長楊得志，政治委員張仲良，副旅長趙承金，參謀長李英武，政治部主任邱先通。農業生產糧食達到全年自給，副業生產超額完成了計劃。第二團于1945年11月調到熱河地區編入熱遼縱隊。1946年3至4月，教導第一旅奉命與教導第二旅合編為教導旅。
*教導第二旅。1944年初，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的第一、第五、第九、第三十四團和獨立團、騎兵團組成機動旅，于2、3月開赴陜北地區編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1944年秋改稱教導第二旅，旅長黃永勝，政治委員鄧華，參謀長陶漢章，政治部主任袁少平（即袁鴻化）。旅轄第一、第五、第九、第三十四團和騎兵團、獨立團等6個團，共4750人。駐防于洛河川東起王家坪，西至瓦子川一帶。1945年初，奉命調防金盆灣接替第三五九旅所擔負的警戒任務。1945年該旅一部參加了爺臺山反擊戰。抗戰勝利后，旅長黃永勝率領1個團于1945年11月到達熱河，編入熱遼縱隊。1946年4月，在陜北的該旅與教導第一旅合編為教導旅。
*新編第四旅：轄第七七一團、第十六團，1943年冬調入陜甘寧邊區。1944年第二十五團由晉冀魯豫調入該旅，全旅4145人，布防在金盆灣地區。旅長王近山，政治委員徐立清，副旅長兼參謀長張賢約，政治部主任黃振棠。1945年農副業生產完成了百分之七十的自給任務。1946年3月4日部隊精簡整編，第二十五團撤銷，人員分別編入第七七一團和第十六團，旅長張賢約，政治委員徐立清，副政治委員黃振棠，參謀長程悅長，政治部主任趙光遠。
*騎兵旅。1942年10月，由原留守兵團直屬騎兵團、保安騎兵團、第三五九旅騎兵大隊合編而成，旅轄5個騎兵連，1個教導隊，共676人，駐防鄜縣葫蘆河地區。旅長康健民，政治委員朱子休（朱子修），副旅長孔令甫，政治部主任袁光，參謀長茹鵬九（1948年荔北戰役時任三五八旅七一四團參謀長犧牲）。1945年9月，進入大青山地區作戰。
1943年，留守兵團開荒近20萬畝，收細糧465萬公斤，種蔬菜1650萬公斤，織布1.3萬余匹，養豬1萬余頭，商業獲利7.3億余元（邊區紙幣）。
1945年9月初，賀龍、李井泉率獨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由陜甘寧邊區東渡黃河，參加大反攻。王世泰代理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
聯防軍直屬炮兵團、保安第一團、保安第三團、保安第四團，是于1942年6月隨留守兵團編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的。
* 炮兵團團長兼政治委員邱創成，1942年冬整編后全團為781人
* 保安第一團團長劉懋功，政治委員楊中行，該團在1942年冬的整編中編入警備第一旅第三團
* 保安第三團團長陳國棟，該團在1942年冬的整編中編入警備第一旅第三團
* 保安第四團團長楊文謨，政治委員王再興，該團在1942年的整編中編入警備第三旅警備第七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為適應抗日戰爭大反攻的需要，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軍委命令成立晉綏野戰軍，賀龍為司令員，關向應兼政治委員（因病未到職，后李井泉），張宗遜任副司令員，李井泉任副政治委員，張經武任參謀長(后許光達代)，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后孫志遠)， 副參謀長李夫克，政治部副主任冼恒漢。下轄第358旅、獨立第l、第2、第3旅和以后成立的獨立第4、第5旅。1945年8月21日，晉綏軍區從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建制內調出，由賀龍、李井泉統一指揮，直屬中央軍委領導。駐陜甘寧邊區部隊仍屬陜甘寧晉綏聯防軍的建制，司令員賀龍在晉綏前線，由王世泰代聯防軍司令員；政委關向應因病不能堅持工作，由高崗兼代政治委員，徐向前任副司令員，譚政任副政治委員。不久，高崗、譚政先后調赴東北工作，徐向前調晉冀魯豫軍區，聯防軍代司令員王世泰，政治委員習仲勛兼，副司令員王維舟、閻揆要，參謀長張文舟。聯防軍下轄：
* 新編第四旅：旅長張賢約，政治委員徐立清
* 關中軍分區兼警備第一旅：旅長高錦純，政治委員張德生
* 三邊軍分區兼警備第三旅：旅長賀晉年
* 隴東軍分區兼第三八五旅：旅長王維舟兼，政治委員馬文瑞兼
* 延屬軍分區兼教導第二旅：旅長黃永勝，政治委員鄧華
* 綏德軍分區（警備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王季龍
* 新編第十一旅：旅長曹又參（1945年10月25日安邊起義部隊）
1946年4月，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在和平民主新時期的裁軍潮流下，裁減了兩個旅部、十個團、十二個營、六十七個連，復員干部戰士2700余人。其中教導第一、第二旅合編為教導旅，部隊由五個團縮編為二個團；將三八五旅留在邊區的部隊并入警備第三旅，部隊由五個團縮編為三個團，新編第四旅為二個團。警一旅為二個團（實際只有半個團）。整編后的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王世泰（代），政治委員習仲勛（代），副司令員王維舟、閻揆要，副政治委員張仲良，參謀長張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下轄五個旅、五個軍分區。
* 警一旅 兩個團（4251人）旅長兼政委高錦純
* 警三旅 三個團（8216人）旅長黃羅斌，政委 李鶴邦
* 新四旅 兩個團（3441人）旅長張賢約，政委 徐立清
* 教導旅 兩個團（5236人）旅長兼政委羅元發
* 新編第十一旅兩個團（2222人）旅長曹又參，政委 高峰兼
1946年10月，橫山起義部隊改編為西北民主聯軍騎兵第六師，師長胡景鐸，列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序列。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于1948年2月6日改稱為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
* 第1（延屬）軍分區：郭寶珊任司令員，李景膺任政治委員；
* 第2（綏德）軍分區：張達志任司令員，張邦英任政治委員；
* 第3（三邊）軍分區：曹又參任司令員，郭炳坤任政治委員；
* 第4（隴東）軍分區：徐國珍代司令員，李合邦任政治委員；
* 第5（關中）軍分區：陳國棟任司令員，趙伯平任政治委員；
* 第6（黃龍）軍分區：牛書申任司令員，張自修任政治委員；
* 第7（西府）軍分區：1948年4月23日，以西府游擊隊為基礎成立。趙伯經任司令員，李景膺任政治委員。
* 晉綏軍區：陳漫遠任司令員，張子意任政治委員（轄第1、第2、第3、第6軍分區）
* 呂梁軍區：彭紹輝任司令員，羅貴波任政治委員（轄第8、第9、第10軍分區）
* 綏蒙軍區：姚喆任司令員，高克林任政治委員（轄騎兵旅）。
* 警備第4旅：1948年4月16日組建。郭寶珊任旅長，牛書申任政治委員。
* 騎兵第2旅：1948年6月30日綏蒙軍區騎兵旅第2團、晉綏11分區騎兵團等調陜北組建。王智任旅長，王再興任政治委員。
1949年2月1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軍區。
1937年12月，留守兵團召開了第一次兵團首長會議。這次會議，頒布命令取消過去各單位雜亂的番號，實行新的編制序列，配齊了政治委員，將留守部隊編為：
*警備一團：陜北紅二十七軍、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團長賀晉年、政委鐘漢華
*警備二團：陜北紅二十九軍。團長周球保、政委甘謂漢
*警備三團：陜北黃河游擊師、紅三十軍。團長閻紅彥，政委杜平
*警備四團：陜南紅七十四師。團長陳先瑞，政委劉國楨
*警備五團：陜北紅軍獨立一師、八路軍一二〇師特務營。團長白志文、政委李宗貴
*警備六團：陜北紅軍獨立二師、八路軍第一二〇師工兵營。團長王兆相、政委張達志
*警備七團：1936年7月在環縣曲子鎮成立陜甘寧獨立師，師長姚喆，政委黎林，參謀長尹國赤，政治部主任周志剛，下轄一、三、四團，一團由紅二十九軍二五七團改編，三團由陜甘軍事部獨立第三團改編，四團由東華池獨立營改編。后編為第一二九師工兵營。團長尹國赤、政委劉隨春
*警備八團：紅九軍團。團長文年生、政委帥榮
*七七〇團：團長張才千、政委肖元禮
*綏德警備區：司令員陳奇涵，參謀長畢占云
*鄜甘獨立營：第129師輜重營。營長郭寶珊，政委慕生忠
*騎兵營：營長孔令甫，教導員劉永源
1939年10月,八路軍總部炮兵團與鄜甘獨立營合編為軍委特務團，團長匡裕民
共3.4萬余人
* 第三八五旅（轄第七七0團、警備第二團、第七團）
* 第三五九旅（轄第七一七團、第七一八團、第七一九團、特務團、補訓團）
* 警備第一旅（轄警備第三團、第四團、第八團、特務團）
* 關中警備司令部（轄保安第一團、保安第三團）
* 保安司令部（轄保安第二團、第四團、騎兵團）
1937年8月15日，根據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陜甘寧省軍事部改稱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高崗任司令員，周興任副司令員，譚希林任參謀長，呂振球任政治部主任，轄關中、慶環、三邊、神府分區和10個基干保安大隊，23個縣保安大隊，2萬余基干自衛軍及直屬營連。保安司令部機關駐延安。
1938年4月，將各基干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營：關中分區第一、第二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第一、第二營；第三保安大隊和延川、固臨（新設縣）保安大隊合編為獨立第三營；保安、安定警衛連和第四保安大隊合編為獨立第四營；慶環分區第五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第五營；神府分區第六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第六營；三邊分區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第七營；靖邊、安塞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第八營；延川、延長保安大隊改編為獨立第九營；慶環分區騎兵營和三邊分區蒙漢騎兵營合編為三邊騎兵營。共4115人，長短槍2858支，輕機槍77挺。
1938年10月，王世泰任副司令員。1939年，黃羅斌任參謀長。1939年底，獨立第六營與宋家川、介休巡查大隊及老君殿游擊隊合編為保安司令部第一團（后改稱保安第四團）；1940年初，將獨立第四、第八營合編為保安第二團；1941年2月，將獨立第一、第二、第三營合編為新的保安第一團；將赤淳保安隊和陜西工委留守處警衛第五營及關中青年營合編為保安第三團；將三邊分區騎兵營與昭盟騎兵營合編為騎兵團。保安第一團團長劉懋功，政治委員楊中行；保安第二團團長賀吉祥，政治委員黃永輝；保安第三團團長張國棟；保安第四團團長楊文謨（代），政治委員王再興；騎兵團團長康健民，政治委員郭炳坤。整個保安部隊5299人，各種槍2900余支。
教導第二旅兼延屬軍分區。旅長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羅元發，副旅長邱蔚，副政治委員李景膺、饒正錫；
1937年10月成立綏德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吳岱峰，政治委員白治民，副政治委員高朗亭，參謀長李治洲，政治部主任高朗亭（兼）。1939年10月，第三五九旅率第七一七團、第七一八團（平山獨立團改稱）由晉察冀邊區返回陜甘寧邊區，接替綏德警備區防務；1939年12月，以綏德警備司令部為基礎成立警備第一旅，轄警備第三團、警備第八團，調防關中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