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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後期在臺灣總督府之策劃之下，於1930年代以改進臺灣曬鹽工業為由，有計畫的引進日本財團資金，陸續新闢臺南四草、布袋新塭、高雄竹滬、七股臺區與中寮、頂山、後港等新式鹽田，隨即又由臺灣製鹽株式會社大舉併購由臺灣人所持有的鹽田，臺灣曬鹽產業遂由民間自由生產與會社多元經營型態轉變成臺灣製鹽、南日本鹽業及鐘淵曹達三大會社寡占之局面。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由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之後，也自日治政府接收所有會社曬鹽場，日本雖於1952年簽署舊金山和約放棄臺灣主權，但因當時的國民政府因內戰失敗遷臺無暇接收鹽業，乃成立臺灣製鹽總廠繼續從事鹽業生產，1947年3月12日訂頒之鹽政條例後鹽業方始正式移植臺灣。
但二戰後所成立的臺鹽因受限於天候條件，始終無法與低廉的進口曬鹽競爭，2002年5月臺鹽宣告停止曬鹽，鹽田土地移轉臺灣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臺灣之曬鹽產業從此劃下句點。
打狗位於南臺灣主要漁場之中心地區，從南洋北上而來的黑潮，到了臺灣南端的鵝巒鼻後分流，一支順著太平洋沿岸繼續北上，另一支則由西部沿岸進入澎湖水道，與北來的中國沿岸流交會，導致魚群大量聚集於此處。早期打狗近海海面盛產鮪魚、旗魚、鯉魚、飛魚等魚類，冬季則以盛產烏魚聞名。尤其是烏魚，一到冬季便自北方南下，到溫暖的海域產卵，許多閩粵居民也這樣追逐烏魚群來到打狗港。自荷屬時期開始打狗即是臺灣的漁業重鎮。但初期打狗的漁民主要以筏或舢舨船，進行近海漁撈為主，所得之漁貨主要運往紅毛港及-{旗后}-等魚市場拍賣。
日治時期大正元年（1912年）打狗港第一期築港工程之後，哨船頭運河週邊開始提供寬廣的漁船停泊船渠、魚市場設施、整修鐵工所、製冰廠、冷凍廠等，因此漁業基地便開始集中至哨船頭運河口。大正8年（1919年），鼓山魚市場和在哨船頭對岸的哈瑪星渡船場落成啟用。昭和2年（1927年），可容納50噸以下漁船150艘的鼓山漁港建設完成，哈瑪星開始取代哨船頭成為高雄漁業中心。
1943年《臺灣水產統計》中的臺灣各州廳水產業者與漁船數量比較圖，高雄州為其中最高者。
在漁業發展方面，根據大正13年（1924年）統計，高雄地區有竹筏310餘隻，帆船50餘艘，發動機漁船12艘，漁獲量不多。於是臺灣總督府、高雄州及水產會分別訂定獎勵及輔導措施，致力提昇漁業發展，昭和8年統計時（1933年），共有動力漁船202艘，日本型帆船41艘，中國式帆船24艘，竹筏有643隻。而中國式帆船、竹筏大多為臺灣漁民所有，動力漁船及日本型帆船則大多為沖繩漁民所有。
1946年，接收臺灣的國民政府將日治時期的「高雄漁業會」改組為「高雄市漁會」。1948年設漁會信用部辦理漁會會員個融資事宜，並鼓勵漁民增購漁船設備及更新漁船，促進漁業現代化。1951年以後，隨著各種經濟外援的增加，臺灣政府不斷鼓勵漁業界運用外援專業貸款建造新型鋼殼漁船，並積極拓展國外漁業整補基地，使高雄漁業由近海漁業逐建邁向遠洋漁業，並成為國際上鮪魚、魷魚主要生產國之一。
但由於遠洋漁業的發展、遠洋漁船數量的不斷增多及噸位不斷增加的情況之下，鼓山漁港與魚市場的規模開始不敷使用。1963年至1967年之間，嚴家淦內閣乃於前鎮地區另行闢建遠洋漁船基地。1975年高雄港第二港口完工，遠洋漁船紛紛改往前鎮漁港停泊。1986年再在前鎮漁港擴建新式漁業專用碼頭，可容納100噸以上漁船600艘，區內畫分為製冰、冷凍加工區、棧械修理區、漁產加工區、漁具供應區、倉庫區、商業區、油庫、魚貨拍賣場、漁民福利中心等，使前鎮漁港成為臺灣最大的漁業中心。
而近海漁業則因過度撈捕使得近海漁源日漸枯萎，加上勞工短缺，使得漁獲量日漸衰微，因此前來鼓山魚市場停泊的近海漁船也日漸減少。1984年高雄區漁會遷移至前鎮漁業大樓之後，漁業相關的產業如漁業公司、商行、五金行、照相館、製冰廠等，亦隨之遷移或沒落，鼓山魚市場也開始漸漸淡出歷史。近年來，高雄市政府乃將哨船頭碼頭重新規劃為觀光碼頭，以期能重新找回昔日的繁榮。
南臺灣的砂糖貿易早在十九世紀初期便已十分興盛，當時主要的貿易對象以中國為主，當時每年砂糖貿易總值約五十萬墨西哥銀幣。羅賓內洋行（Robinet & Co.），是最先在打狗地區開港前最早登岸設立洋行的美商。1854年至1857年間，與香港美商合作，並由臺灣府道臺獲得樟腦專賣權，在打狗設行，買賣樟腦、茶、糖、豆類。
另一位美商Crosbie船長也於1855年早期進入高雄和當時的臺灣府道臺協商，並取得砂糖與稻米貿易的資格。根據1855年7月28日《舊金山每日前鋒報》（San Francisco Daily Herald）的報導，他以稻米及砂糖每100袋1美元，鴉片每捆50分的價格，以及100美元的港口稅購入一船貨物。
日治時期，1901年日本總督府在總督後藤新平主導下，引進三井財團及鈴木藤三郎等四百餘位技師，在橋仔頭發展新糖廠，使臺灣的糖業在最初設廠的十年之內便增產十倍，成為世界糖業經濟的奇蹟，加上當時歐洲大戰前後的歐洲各國之間無法取得平衡的砂糖關稅和補助問題，使得臺灣砂糖在國際間的價格極被看好。而1920年代時由於國際糖價高漲，使得這個時期成為糖業黃金時期。1932年砂糖生產量高達九百六十萬公擔，成為日本帝國的重要經濟支柱，也造成橋仔頭當地土地、農業、工廠、交通、金融等產業大革命，但由於甘蔗的收購價格由糖廠決定，導致甘蔗的收購價長期低落，蔗農生活困苦，因此日治時期臺灣蔗農流傳一句俗諺：「第一戇，載甘蔗予會社磅」。
1900年，橋仔頭糖廠施工前，日治政府便開始設立火車站及郵便電信局等基礎設施，開始為橋仔頭地區帶來交通活絡的影響。1901年2月，糖廠開始於「臺南縣仁壽下里橋仔頭莊大路墘」著手施工，除了完成工廠內貨運鐵路支線、進口製糖機器等硬體規劃外，並開始與附近村落交涉收購甘蔗。橋仔頭糖廠是目前所知全臺灣首座鋼架建築。1903年，以耕牛來牽拉的牛牽輕便軌道在橋仔頭舖設，這也是五分仔鐵路的前身。4年後，載運甘蔗專用的五分仔鐵路正式誕生。1904年時，高雄望族陳家也因配合日本「米糖王國」政策，設立新興製糖，為臺灣最早的本土糖業。1905年，橋仔頭地區開始有電話線的架設。1907年，橋仔頭的第二製糖工廠設立。隔年另成立橋仔頭酒精工廠，蒸餾甘蔗製糖後酒精，這也是臺灣第一座生產酒精的工廠。1909年，成立橋仔頭鑄物工廠（即臺灣機械公司前身）。1910年，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陪同英國大使到橋仔頭參觀臺灣糖業的發展成果。隨著橋仔頭經驗的成功，新式糖廠在臺灣如雨後春筍般設立。全臺都以橋仔頭模式經營，其中以現今屏東地區的阿緱糖廠規模最大。而除了橋仔頭之外，旗山也是高雄地區製糖重鎮，旗山糖廠成立於1908年，並成立日本高砂製糖株式會杜，成立初期壓榨甘蔗能力為每日1,000公噸，隔年再與鹽水港製糖株式會杜合併，並改名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旗尾製糖廠所，同時改製白砂糖，可日產1,800公噸，1910年時並設置旗山車站，並以俗稱「鐵籠車仔」的小火車來往於旗山、九曲堂、鳳山和屏東之間運送糖料及搭載乘客。此外，日治政府為滿足砂糖貿易的需要，更廢掉清治時期稅收最豐富的瀨南鹽場（今鹽埕區），全力發展高雄港以利砂糖外銷，這也促成1924年高雄市的設立。
日治末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政策，日治政府開始推展「工業化臺灣」的策略。開始研發的製糖相關產業，諸如無水酒精、紙漿原料及酵母等副產品，原來的單純的食品加工業開始轉變為「甘蔗化學工業」。昭和19年（1944年），鳳山小港成立東亞製紙株式會社，原計畫利用臺灣製糖會社後壁林廠提供的蔗渣為原料製造牛皮紙，但因二戰遭盟軍轟炸，故最後並未能正式動工。
二戰後，由於臺灣政府南糖北米的政策，砂糖出口仍繼續為當時的臺灣賺取巨額的外匯，對穩定戰後的臺灣經濟深具意義，一直到1963年，蔗糖始終是外銷產品的第一位。但1960年代開始的產業轉型，加上1966年國際糖價爆跌，使得臺灣的糖業地位漸漸為加工生產所取代。
高雄縣的美濃及旗山為高雄地區的穀倉，早期栽種的稻作為在來米。在清治時期的美濃地區，水利設施共有龍莊水圳和中圳埤兩個系統。龍肚水圳是乾隆三年（西元1738年）由龍肚莊鍾丁伯率先捐資領眾開鑿，工程款由龍肚河邊寮、橫山莊等地的農民集資。灌溉受益田地約數百甲，期間曾與鹽樹腳等莊因爭水廝打告到鳳山街衙門。而中圳埤是在道光八年（1828年）時大雨時，鄰近的羌仔寮溪與大坑溪水勢暴漲所形成的湖泊，主要供應美濃莊至月光山下的田地。
在清治時期美濃地區的水稻種植多是小地主擁地分配佃農種植。田租則採「分成制」，地主得稻作收成中的一成五至二成，而佃農則得八成至八成五，但到清治末期時，地主分配得六成，佃農僅得四成。且因耕地有限且移入的客家移民日漸增加，收益分配有限，以致光緒年間經常發生米糧短缺。
1904年時，日治政府對美濃地區進行土地丈量，在所做的基礎普查資料中，龍肚莊共有「上田」116甲。明治32年（1898年），為增加稅收及取消佃農制，日治政府公布《臺灣地籍規則》和《土地調查規則》。明治41年（1908年）時，日治政府設立竹子門水力發電所，並計畫利用發電後的餘水灌溉。於是在美濃境內開鑿獅仔頭圳路，灌溉附近一帶44餘甲田地。後來歷經數次延伸圳路，至今共分「導水幹線」、「第一幹線」、「第二幹線」、「擴灌幹線（竹頭角幹線）」、「農地重劃圳路」等五個主要系統。而在建造獅仔頭大圳的同時，日治政府也在荖濃溪北岸建設堤防1,300多公尺，以防美濃南隆地區田地水淹之苦。大正9年（1920年）美濃正式實施街莊制。大正十年（1921年）時，美濃水稻種植面積共有4,600甲，農戶數達3,975戶，比旗山高出二倍。大正15年（1926年）開始由日本引進蓬萊米，但因對病蟲害抵抗力弱使得產量較低，因此種植面積不多。昭和6年（1931年），日治政府再開鑿龜山圳以灌溉南隆農場區域內的540甲田地。而經由獎勵水稻旱植、獎勵箕乾日曬法、蓬萊米的普及、除草機的引進、和獎勵直條法，在昭和十二年（1937年）時，美濃莊的農業總額達1,901,624日圓，其中米的產量是1,726,692日圓，佔總產額的90.8％。1950年之前，美濃地區水稻品種多為在來米，1956年之後蓬萊米的種植面積開始超越在來米。1949年之後，臺灣政府開始實施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美濃地區高達74％的佃農，也因這一波土地改革，使得自耕農的數量增加到78％。
美濃的水稻栽種培面積在1940年時已有約7,000公頃，1976年最高時7,924公頃之譜。而傳統耕作的動力為水牛，1950年代時，美濃水牛總數高達2,998頭，但1970年代開始臺灣水稻開始農機化，農戶普遍使用俗稱「鐵牛」的個人式耕耘機，除用水牛耙犁田地四周邊角之外，整地的工作均由大型曳引機取代，且因化肥也逐漸取代堆肥，使得牛糞的需求量減少，野外大量使用除草劑使得牛隻的食草缺乏，以及工業化後農業勞動人力的流失，使得水牛逐漸自臺灣農業社會中消失。
但二戰後的臺灣政府以低糧價政策控制整個糧食市場，意使稻米價格維持在低價，使工業化政策下大幅增多的勞工仍可以以低廉的糧食價格維持生活。但長期的低糧價政策，使得米價並未隨經濟增長而有所成長，這也使得稻農難以種植水稻維持家計。1966年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置後，更使得美濃農業人口僅剩11,156人，且多以女性勞動人口為主，而男性人口逐漸往工業發展。加上稻米種植技術改進，孫運璿內閣為因應稻米生產過剩而在1984年開始實施稻田轉作計畫。美濃地區稻米種植面積因此逐年遞減，至1994年時僅剩3860公頃。且隨著2002年臺灣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美濃地區傳統稻作景觀更加岌岌可危。
日治時代，日本在臺灣引進菸草種植，主要栽種於高雄美濃及花蓮地區，菸草種植除了引進大批日本移民外，也為這些地區引進移民式建築，最為人所知的便是菸樓。「菸樓」主要有兩種形式：大阪式與廣島式，建築差別在天窗的設置位置，美濃地區都是大阪式菸樓。大阪式菸樓的天窗設於太子樓兩面壁牆上，是極具地方歷史的建築物。菸樓主要用來燻烤菸葉，菸葉一年採收一次，時節約在農曆春節前後，當菸葉收成後，將菸葉夾於竹竿，上架於樓層內，以低溫火慢慢烘培，等到乾透之後，再分等級、包裝後送繳公賣局收購。菸葉鼎盛時期，美濃菸草產量可佔臺灣總產量的四分之一，相較於其他作物，高收入的菸草業也奠定了當時美濃的經濟基礎。但1970年代時，由於產業變動使鄉村地區人口外流，菸作也慢慢消逝。
而在美濃菸草產業中的代表人物當屬美濃菸草大王林春雨。林春雨在昭和14年（1939年）開始種植當菸草，二戰之後的巔峰時期曾擁有20甲土地，16甲菸葉種植面積及菸樓10棟而成為美濃當時的首富。
臺灣香蕉原從中國大陸引進，1960年代至1970年代為臺灣經濟成長中的重要角色。日治時期，日治政府在臺灣各地皆有種植香蕉，主要產地在臺灣中南部地區，而高雄縣的旗山地區香蕉生產密度與產量冠於全臺灣，故有「香蕉王國」的美譽。1909年（明治42年）時香蕉年產量6.322公噸，1935年（昭和10年）外銷量達到117.30公噸。而到了1967年外銷量為382.051公噸，佔總產量的58%，出口值佔總出口值的9.54%，1930年代與1960年代是臺灣香蕉兩次黃金時期，外匯曾達臺灣輸出的八分之一，但1967年黃葉病使臺灣香蕉外銷受極大的打擊。
1937年開幕的高雄銀座曾是高雄市的主要商圈，1938年創立的吉井百貨更是高雄第一家百貨公司，1958年開幕的大新百貨是第一間由臺灣人開設的百貨公司，也當時曾是南臺灣最大的百貨公司、全臺灣第一間安裝電動手扶梯的百貨公司。越戰期間（1964年—1969年），位於鹽埕國小附近的「堀江商場」，舶來品充斥，顧客川流不息。堀江緣起自日治時期，高雄的愛河原有頭前、後璧兩條河道。高雄港築港計劃實施後，後壁港消失，但為疏通水量，便在現今七賢三路和瀨南中街附近挖掘水道，稱為堀江（貫穿聯鹽埕南北的小運河），堀江商場約崛起於1938年，當時這一帶稱為「堀江町」。二戰之後，堀江加蓋後稱為大溝頂，並漸漸地匯集了來自南部地區的移民人口。當時的臺灣物資缺乏，加上政府當局限制人民出國觀光並實施貿易管制，一般商行很難取得舶來品。但堀江商場則因臨近高雄港，且高雄港的三號碼頭至十一號碼頭幾乎涵蓋整個鹽埕區，因此外籍船員常攜帶外國貨品和當地人交易，於是各地的水貨便漸漸集散於此，堀江地區也因而成為高雄及南臺灣最有名的舶來品集散地。後來因為大溝頂一帶違章建築的拆除（五福路至大公路一段），使得部分商家遷徙到現在的商場，但隨著高雄市行政中心由鹽埕區移出，商業中心也由原本的大新百貨為主的堀江商圈向東轉移至新興區以大統百貨與新堀江購物中心為主的五福商圈。堀江商場已不復當年的榮景，鹽埕區的人口日漸減少，繁華的景象也逐年沒落。
1978年，臺灣第一座地下街購物商場高雄地下街在舊市政府對面成立，共計三層，佔地共三萬坪，原先被視做鹽埕區恢復繁華的希望，但由於管理不易在1980年代中期成為治安死角而遭詬病，最後在1989年12月18日的一場空前大火中被燒毀，之後高雄市政府便開始回填地下街專作平面公園之用。
位於鹽埕區富野路一代，在1940至1950年代，為高雄地區贓物買賣的大本營，也是竊賊銷贓最便捷的地方，遂有「賊仔市」之名。而販賣的貨物，多以衣物及腳踏車為主，偶爾也有電器、珠寶之類。由於贓物價格低廉，光顧於此地商家者不乏其人，但隨著生活品質改善，高雄地區居民對於來歷不明的二手物品已不感興趣，也由於衣物及日常用品等贓物的來源漸漸中斷，目前僅存賊仔市俗稱而無實際銷贓交易存在。
1975年大統百貨在高雄市新興區開幕後，開始帶動鄰近玉竹街及新堀江的形成，但1995年的大統火災之後，大統人氣也隨之消散，新堀江商場和玉竹街也曾陷入低潮。而新堀江商場原本依附於大統商圈，原本是對應鹽埕區舶來品集散的堀江商場，商場內為許多一至二坪的營業門市。而新堀江商圈在大統百貨因大火沒落後並未隨之沒落，商場外圍的商圈，包括有奧斯卡電影院、及流行服裝、飾品、小吃等攤販，商圈內目三鳳中街徒步區。
三鳳中街座落於高雄市建國三路以北與縱貫畫鐵路以南之間，此地位在日治時期臺灣話稱為「三塊厝」的地方，是一條集合南北雜貨販賣商的街道。為了因應華人過年時期辦年貨的習俗，每年過年前一個月至除夕夜是本街最熱鬧的時期，人潮擁擠、水洩不通，也是各家媒體採訪的焦點，時有「北迪化，南中街」的稱號。近幾年來因各大賣場的競爭，買賣盛況已經大不如前，為此，各商家在與經濟部配合協助下，成立「三鳳商機促進會」，並整修改建街道的硬體景觀與設施，以拉攏人潮回流。
水泥約在1867年傳入臺灣，當時被稱作紅毛土。1910年5月，淺野水泥株式會社在臺北府前街設立臺北出張所，由小田耕治出任首任所長，開發臺灣方面事業，於1912年（大正元年）派人進行水泥原料調查，準備在臺灣設廠製造水泥。經調查認為臺南廳打狗山（即今日的高雄壽山，俗稱柴山）有足夠之石灰巖量可供製造水泥。1917年，高雄廠旋窯興建，建於柴山東側中間的區塊，為臺灣首座水泥廠，同年並試車運轉，年產量為30,000公噸。
淺野水泥株式會社在高雄製造水泥的技術，原來採用原石Limestone燒成法，之後產量需求日增，所以改為生灰燒成法。1917年，經董事會之決議，編列八萬餘日圓進行製程改良，但改良並未成功。但即便如此，高雄地區所產之水泥，不但馳名全島，而且大量輸往對岸的福州、廈門、汕頭、香港，甚至遠至南洋等地。為因應日漸增加的需求，1930年及1943年擴建兩座乾式豎窯，三座窯水泥年產量為36萬噸。
二戰之後的臺灣政府接管日治時代的水泥廠合併成立臺灣水泥公司，但因戰亂產能降至90,000公噸。臺泥公司其生產所需的原料及成品，即藉著愛河河道及鐵路鐵道，運送水泥原料、與將成品輸送到外地。1954年至1974年的廿年間，除將臺灣水泥移轉民營外，另外還有永康、嘉新、建臺、東南、啟信、亞洲、環球、正泰、信大、力霸、南華、欣欣、幸福等十三家加入民營水泥業的行列。1991年之後，為因應西部礦源枯竭，郝柏村內閣正式決定水泥業東移。也開啟了花蓮地區長達數年的環保抗爭。
1937年6月，日本三菱重工業株式會社開始投資成立臺灣船渠株式會社。1946年5月，成立臺灣機械造船公司，由臺灣船渠株式會社與位於高雄的株式會社臺灣鐵工所、東光興業株式會社進行合併。1973年7月，中國造船公司成立，座落於小港區的臨海工業區內，是十大建設中第一個完成的重要建設，於1975年建廠同時，中船即承建美商44萬5千載重噸超級油輪。1977年7月，中國造船公司改為國營。2007年3月3日更名為臺灣國際造船公司。
高雄市為臺灣的重鎮鋼鐵產業及工業重鎮。1900年，臺南府城到打狗的鐵路開始通車，為打狗現代化的第一步。1901年，日本三井集團在高雄縣橋仔頭設立第一座新式機械製糖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由於製糖業的高利潤是日本政府當時在臺灣的重要經濟來源。於是為因應由臺灣各製糖工廠對製糖機械的維修、製造等需求的打狗鐵工所便在1919年設立。1940年，唐榮在高雄成立了第一所由民間經營的唐榮鐵工所，以廢鋼為原料，以電爐進行煉鐵，是臺灣首屈一指的鋼鐵廠，鼎盛時唐榮鐵工所軋鋼量曾佔全臺灣一半。
1941年，太平洋戰爭開始，高雄港遭受美軍猛烈轟炸。1945年，日軍無條件投降時，高雄港內的沈船高達178艘。1946年，開始打撈港內沈船，也開始了高雄港拆船王國的一頁。沈船拆解後的廢鋼材料，成為鋼鐵業原料的來源。1960年，高雄臨海工業區設立，一貫作業的拆船業及煉鋼廠成立。1973年，高雄市創下世界拆船量第一的紀錄。
1975年，高雄港第二港口竣工，開始能通航十萬噸以上大型礦砂的燃煤船，促成了臺灣及高雄鋼鐵工業的成長。中鋼公司於1977年起開始生產。而民間傳統的拆船業者，也發展至進口礦砂冶煉的一貫作業廠與電弧爐煉鋼廠。大型鋼鐵廠如盛餘、燁興、燁隆等鋼鐵公司相繼成立，產品也由以往內需型轉型出口貿易。高雄港的開發及臺灣政府的政策，塑造了高雄為臺灣的鋼鐵城市。
1941年，日治政府為因應二戰所需，在後勁設置第一座煉油廠，提供岡山空軍總部及左營海軍總部的軍需油料。1944年成立第六海軍燃料廠，為今高雄煉油廠之前身。戰後國民政府高雄地區重大的建設之一為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中油），1946年，國民政府接收合併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帝國石油株式會社、日本石油株式會社高雄製油所、日本石油株式會社苗栗製油所、臺拓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天然瓦斯研究所等單位，在楠梓後勁地區成立中油，佔地約200公頃，曾帶動石化相關工業發展與臺灣經濟成長。1968年4月10月，中油完成建設第一座輕油裂解工場。同年10月，高雄港擴建計畫完成，並完成大林埔外海浮筒及海底油管，可供大型油輪卸油。
1970年代開始，蔣經國內閣開始推動十大建設，中油在林園成立林園廠，增產石化基本原料。隨後二輕、三輕、四輕陸續開工；1975年底，完成林園、仁大（即仁武、大社）石化工業區後，石化業開始躍升為高雄縣最重要的產業。臺灣石化業成為亞洲僅次於日本的石化業區域，同時也帶動下游塑膠、橡膠等工業的發展。1981年時，臺灣石化業及其下游的產品（不包括紡織品）佔臺灣總出口金額的16.4％，生產毛額佔製造業的總生產毛額12％。
不過，中油也是楠梓區居民與民意代表抗爭最激烈的議題，由於長期的排放廢氣，加上漏油等環保事件頻傳，後勁居民常以「地下水是黑的」，來形容中油對地方的危害，因此也面臨居民抗爭強烈要求遷廠的壓力。1986年2月20日，行政院院會通過輕油裂解更新計畫，預定1987年動工，1992年完成。1987年7月17日，第一場反五輕說明會在楠梓後勁夜市舉辦；7月24日，在西門圍場；8月5日，反五輕自救會成立。此後，展開長達5年以上的後勁反五輕環保自救運動，是為臺灣1970年年代環保理念萌芽到1980年代環保運動抗爭的里程碑。
加工出口區的構想形成於1960年代，當時臺灣政府面臨財政困難、外匯短缺及失業率偏高等問題，極需發展外銷產業；時值歐、美、日等國家製造業外移，因此蔣經國政府及孫運璿內閣陸續施行「外國人投資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獎勵投資條例」等，並設立加工出口區。高雄港區的高雄加工區首創世界上此一類型之加工出口區，為兼具自由貿易區與工業區兩者之長的綜合園區，成立後僅2年餘區內已呈現飽和狀態（80家投資廠商），於是1968年繼續籌建楠梓加工出口區，於1973年建成。當時在加工出口區上下班時間皆可見到成群穿著作業服的男女作業員，創造出所謂的「臺灣經濟奇蹟」。
1987年間，受臺幣升值及國際市場分工的改變，臺灣勞力密集產業面臨產業升級轉型的壓力，許多加工出口區的工廠撤資關廠、遷廠至勞動力更便宜的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繼續留在臺灣的工廠則在1990年代開始，大量引進女性外籍勞工替代本國勞工從事生產線的工作。而因引進外勞，近年使得使楠梓的後勁又成為「外勞國際村」，外勞大半在長老教會、天主教堂聚會，形成後勁另一類型的新聚落。
高雄地區的肥料工業基礎是在日治時期所奠定。最初設立的肥料工廠為硫酸錏廠。二戰後，成立臺灣省高雄硫酸錏公司及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硫酸錏公司設備是由中國漢陽兵工廠拆解運至高雄，1940年開始建廠，位於中山路與民權路交會，原址原為日治時期的高雄鐵工所，為臺灣首座自製肥料的工廠，主要生產無水氨、硫酸、硫酸銨等產品，在臺灣農業發展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當時與臺灣鋁業公司並稱兩大，為重要人士參訪高雄必定行程之一。不過，由於時代變遷及產業轉移，公司經營虧損日大且設備老舊對當地污染甚鉅，高雄硫酸錏公司已於2002年關廠結束營運。
日治時期自1910年代到1930年代間，創辦於高雄地區的詩社有鳳崗吟社、旗津吟社、鼓山吟社、苓州吟社、鳳毛吟社、旗峯吟社、雄州吟社等，其中有八個詩社在1941年合組為高雄市吟會。生於福建漳州的鳳山人鄭坤五是畫家同時也是詩人與小說家，在新舊文學論戰時屬於舊文學陣營。出身臺南鹽水的黃金川在1930年時與陳啟清結婚而移居高雄，其詩〈偶作〉等描寫苓雅寮景致。
高雄地區最具代表性的客家作家屬鍾理和。1915年時，鍾理和隨父親移居美濃，從小愛好文學，在家庭的支持下，鍾理和開始從事文學創作。鍾理和在19歲時愛上比他年長數歲的鍾臺妹，但因不容於家族移居中國東北。1946年鍾理和返臺應聘內埔初中任教，後因肺疾惡化去職，返美濃定居。鍾理和著名的著作有《笠山農場》、《奔逃》等，並常發表作品於《聯合副刊》。1960年時，鍾理和修訂小說《雨》時，舊疾復發，嗑血而死，得年45歲，作家張良澤稱鍾理和為「倒在血泊的筆耕者」。1979年時，臺灣文學界林海音、李喬等六人具名，在高雄美濃發起籌建「鍾理和文學紀念館」，館內除了收藏鍾理和個人手稿及作品外，也收藏臺灣其他作家的手稿。
1950年代後的著名詩人包括朱沉冬、莊金國、朱學恕及鍾順文等人，主要為強調臺灣本土詩風。而小說家則以郭良蕙的小說《心鎖》一書被禁而名噪一時，而德馨室出版社印行在臺灣戒嚴期間印行王詩瑯全集及其他許多文學作品，亦頗受文學界稱許。其他著名的作家還包括1965年之後遷居高雄左營的葉石濤、1952年楊青矗、1985年由香港搬到高雄西子灣的余光中等人。
而高雄市政府則在2003年成立高雄文學館，除建置高雄作家資料專區與高雄文學發展大事紀路外，也將作家資料數位化，包含照片、簡歷、手稿及著作等。
旗后福聚樓/張啟華/1931年/油彩、畫布/80×100cm/畫家家屬收藏。
日治時期，曾以高雄景色為題材的畫作有橫山精一的「高雄哨船頭街景」、與松本光治的「高雄風景」等。另外，在高雄讀小學與高等女學校的柏尾鞠子曾以作品「惠み」（恩典）入選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在第六回、第七回時也曾入選；後來早逝。其他活動於高雄地區的畫家還有水落光博、加藤不可止、齋藤巖太、歲田亨等。另外，「高雄州產業美術協會」則在1938年時創立，主要的業務是工藝和商業性美術的調查、研究，以及工藝品、圖案的受委託製作等。
戰後時期，在畫家劉啟祥的提倡下高雄當地的畫家於1952年2月10日籌組了高雄美術研究會。並且與臺南和嘉義的畫會聯合，從1953年開始定期舉辦南部美術展覽會（簡稱「南部展」）。
出身澎湖的洪根深是當代主要活動於高雄的畫家之一，他在1972年時開始在高雄任教，曾經與其他本地藝術家創立「砂島畫會聯展」與「心象畫會」等。張啟華則出生於本地前鎮，與劉啟祥同為戰前出身的畫家，1960年代曾有一系列稱為《高雄風景》的畫作。在1985年，由當地藝術家為主要作者，純美術雙月刊《藝術界》發行，以探討與報導高雄文化活動為主。
美術館是在1985年開始規劃，1990年開始建設，到了1994年，位在內惟埤的高雄市立美術館開館。
漢人帶入南管音樂，在清朝時期高雄地區已有「清平閣」等館閣。在茄萣，日治初期所成立的「集聲社」、「頂茄萣振樂社」在當代仍有活動。在高雄地區共有過三十多個南管館閣，這些館閣除了多半與漢人的廟宇有關，南管、北管等傳統音樂，在日治時期也曾參與神社祭典。
1981年，高雄市成立了隸屬市政府的「高雄市管絃樂團」，後來先後改名成為「高雄市交響樂團」與「高雄市實驗交響樂團」。到了2000年，高雄市音樂館成立，樂團名稱也在同年改回高雄市交響樂團，2009年「財團法人高雄市交響樂團文化藝術教育基金會」改名為「財團法人高雄市愛樂文化藝術基金會」，並由文化局長史哲任董事長。
高雄市國樂團則是源於一個教師組成的樂團，在1989年改為「高雄市實驗國樂團」。到了2000年，與交響樂團的改名相同，變更成為高雄市國樂團。
日本的電影先驅者高松豐次郎在1903年到臺灣巡迴放映，他在1907年為影片《臺灣實況紹介》拍攝了一系列影像，其中在高雄的部分，共針對車站與打狗港等景點拍攝了三卷。1909年由高松豐次郎興建的打狗座是高雄地區第一間戲院。在1930到40年代左右，高雄市區主要有六家電影院，包括1921年成立的高雄館(高雄劇場)、1929年的興隆座與青年館、1930年的金鵄館與壽星座，以及1940年的昭和館。1929年，高雄州映畫協會創立。1939年，鳳山郡映畫協會成立。這些協會從事映畫教育、介紹、器材等業務。
戰後初期，則有國民黨所接收的光復戲院（原金鵄館）和青年戲院（原青年館） 專門放映電影，以及其他一些包含京戲與歌仔戲演出的戲院。大舞臺戲院則是成立於1947年。
1963年的《高雄發的尾班車》是臺語電影，其中入鏡有大新百貨等景色。1975年的《八百壯士》則以愛河和高雄港做為「上海灘」和「長江口」場景。近年以高雄為主要場景的電影則有《天邊一朵雲》和《不能沒有你》等。
高雄市有許多來自澎湖的建築人才，例如早期有來自馬公的蔡欲修，來自湖西的蕭佛助。陳仁和則是深根於高雄、臺灣戰後第一代重要的建築師。近年來高雄也有張瑪龍、陳玉霖等著名建築師。
彩繪的油紙傘為美濃特有的客家文化象徵之一。在早期客家莊裡，油紙傘除了是擋陽遮雨的日常用品外，也是嫁娶婚俗禮儀一項不可或缺的物品。由於「紙」與「子」諧音，故客家女性婚嫁時，女方通常會以兩把紙傘為嫁妝，一含「早生貴子」的意思，且「傘」字裡有四個人字，也象徵著多子多孫。而紙傘傘面張開後形成圓形，為祝福新人生活美滿圓滿的意思。
美濃的油紙傘製作技術引進約在日治時期的大正年間，是由林阿貴和吳振興延請中國製傘師父抵臺傳授技藝。1960年代時，美濃紙傘業達到最興盛，美濃當地共有二十幾家紙傘廠且每年生產約二萬把以上。但之後由於臺灣工業開始急速發展，機器所生產的洋傘價格低廉且耐用易於攜帶，使得洋傘逐漸取代油紙傘。但在1970年代之後，美濃旅遊觀光業漸漸興盛，使得油紙傘逐漸由原本實用的目的變為與觀光結合的地區文化。
高雄岡山區的籮筐會每年舉辦3次，分別為農曆3月23日的媽祖誕辰，農曆8月14日中秋節前夕以及及農曆9月15日的義民節。籮筐會的起源有兩種傳說，一是早期居民為便於交易，自然集市，二是為紀念乾隆年間削竹為武器平定黃教之亂的義民的節日，居民每年到岡山憑弔，砍竹編製器皿以示不忘，久而久之便演變為竹器交易市場，目前已有二百餘年歷史。
高雄市立高雄圖書館成立於1925年（其前身為「高雄州立民眾教育館」），1938年時已有藏書萬冊。戰後政府延續經營圖書館，1954年5月新館落成並且改成現今的名字。
1970年代時高雄有「文化沙漠」之稱。後來在的硬體建設上設置了包括1980年代興建的中正文化中心，一系列設立了美術館、科學工藝博物館等大型展覽館。高雄市議會在1995年通過成立文化局，到了2003年，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正式成立，許多原本隸屬教育局的文化機構開始改隸文化局。
日治時期高雄市有四座州立學校，分別是1922年創立於三塊厝的高雄中學校、1924年在苓雅寮的高雄高等女學校、1937年在大港埔的高雄商業學校，以及1942年在灣仔內的高雄工業學校；市立學校則有1935年在戲獅甲創設的高雄商工專修學校、1936年的高雄淑德女學校，其中商工專修學校於戰後併入高雄工業學校，餘各校續存至今。另外還有數所小學校及公學校等。
*  The Takao Club
旗魚目（Istiophoriformes）是目前尚未生物分類學完全承認的一個硬骨魚目。一些定義中只包括現存的兩個統稱尖嘴魚（billfish）的科——劍旗魚科和旗魚科，而另一些定義則還包括金梭魚科。
旗魚目下屬的物種都是海洋中位居食物鏈上層的大型掠食性咸水魚，一些種類可超過長，吻部細長，短距離游泳速度極快，是非常受歡迎的食用魚和遊釣魚。
*劍旗魚科（Xiphiidae）
*旗魚科（Istiophoridae）
*金梭魚科（Sphyraenidae）
*?海明威魚科（Hemingwayidae）
*?古喙魚科（Palaeorhynchidae）
*?波氏魚科（Blochiidae）
在2001年，國際綠色和平組織已列旗魚到海鮮紅色名錄。國際海鮮紅色名錄是一個列表，列表上的魚類廣泛在世界各地超市銷售，這些魚類的來源有很高的風險來自於不可持續的漁業。
File:Maind u0.gif|立翅旗魚''Makaira indica''
File:Tetrapturus albidus.jpg|''Tetrapturus albidus''
File:Tetrapturus angustirostris (Shortbill spearfish).gif|小旗魚''Tetrapturus angustirostris''
File:Xiphias gladius1.jpg|劍旗魚''Xiphias gladius''
File:Swordfish skeleton.jpg|劍旗魚骨骼標本
-{A|zh-hans:公車; zh-hant:公車}-，漢朝時皇宮接待臣民的機構，臣民給皇帝的上書都由公車傳達至宮中。皇帝要征召臣民，皆由公車配備馬車來回接送至皇宮，以示禮遇。公車的長官為公車司馬（又稱公車司馬令或公車令）。
王士禛，小名豫孫，字貽上，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齋號蠶尾山房，人稱王漁洋，山東新城（今山東桓臺）人，清代文人，進士出身，康熙年間官至刑部尚書。工詩文，勤著述，著作有《漁洋山人精華錄》、《池北偶談》等五百餘種。死后賜名士禎，諡文簡。
王士禛的“禛”字，在他死后，于雍正時因避諱 ( 雍正漢名為胤禛 )，被人改稱王士正。乾隆帝復賜名士禎，并追諡文簡。
出生於官僚世家。祖父王象晉是王之垣第三子。父親王與敕。明崇禎七年，閏八月二十六日出生於豫省官舍，祖父呼之小名豫孫。祖父王象晉，官至明朝河南省布政使。
崇禎七年（1634年）八月二十六日，王士禛生於豫省官舍，象晉於“豫”得“孫”，遂命其小名為“豫孫”。七歲入鄉塾，後娶山東鄒平張延登之孫女為妻。
順治七年（1650年），應童子試，連得縣、府、道第一。順治十二年北上會試，中第五十六名，但沒有繼續參加殿試。順治十四年，集諸名士于大明湖，舉辦秋柳詩社，賦《秋柳詩》，十五年（1658年）登戊戌科進士。該年進士第二甲前十名至第三甲前列若干人都外放為推官，至次年（1659年），任揚州推官，“晝了公事，夜接詞人”。該年一整年王士禛都留在京師，直到順治十七年三月方才到揚州。不久擔任江南鄉試同考官趕赴金陵，期間生了一場大病，幾乎喪命。順治十八年，痊愈之后，他前往京口、蘇州等地游覽，在太湖因嘆賞美景而取號“漁洋山人”，漁洋本是太湖中一小山丘，當時正對著士禛住宿的圣恩寺。是年三月，他拜訪了年事已高的錢謙益，謙益對他的才華頗為欣賞，為他的《漁洋山人集》作序。
康熙二年十月，遷禮部主客司主事。北上前在如皋冒襄的水繪園與陳維崧等人舉辦了禊事并賦詩。康熙六年，與董文驥、李天馥、陳廷敬等人結成文社。宋犖上京時與王士禛訂交。康熙七年，遷儀制司員外郎。這一時期，王士禛的文名逐漸在京師打響，后進者紛紛帶著文章前來請教。他慷慨提攜后輩，別人交給他看的詩他都誠實地指出不佳之處并改正之。十年（1670年），遷戶部福建司郎中。十一年（1672年）六月，擔任四川鄉試的負責人，前往四川。王士禛將期間經歷寫成《蜀道驛程記》。出蜀后因母喪奔回故里，不久長兄也病逝。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夏，守喪期滿，王士禛前往京師，陳廷敬、李天馥聽聞后前來接應舊友，復與彭孫遹相會。十五年（1676年），補戶部四川司郎中。康熙十七年（1678年），受到康熙帝召見，轉侍讀，入值南書房。升禮部主事。十八年，參與明史修纂工作，為明史纂修官之一。十九年，遷國子祭酒（大司成），上奏按照成化、弘治年間的禮儀規范孔廟祭祀典禮。康熙二十三年，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當年十一月，奉命前往廣東祭祀南海，旅途中所成篇什為《南海集》。南下途中因大雪而滯留東平，因喜愛當地小洞庭蠶尾山而借以為自己的齋號。翌年二月十日，王士禛抵達廣州。祭祀完畢后途經贛州北返，順道游歷了廬山。回到京師不久又因父親去世而奔喪歸里。居喪期間，根據殷璠、高仲武等人的前例，選唐詩而成《唐選十集》，加以刊刻。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在北京撰寫了《池北偶談》
康熙二十九年，遷左副都御史，充經筵講官、三朝國史副總裁。九月，遷兵部督捕右侍郎。在任時將法令放寬。康熙三十年，與陳廷敬等人一同主考會試。三十一年八月，調任戶部右侍郎，負責貨幣鑄造事宜。三十三年，充任纂修《淵鑒類函》總裁官。康熙三十八年，官至刑部尚書。此前王士禛經歷各個職位時，斷案務求寬大。他在會審時力爭，改正了眾多冤案。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因受王五案牽連，被以“瞻循”罪革職回鄉。至此，王士禛前后宦海生涯共計四十五年。翌年，在家奉旨續修《群芳譜》，至四十六年告成《佩文齋廣群芳譜》一百卷。該年黃叔琳在公事之余登門拜訪。居家築有藏書樓池北書庫，位于山東新城縣。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帝眷念舊臣，特詔官復原職。同年罹患嚴重的疝氣。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十一日卒。生前收藏被貧困的子孫典賣殆盡。
漁洋與長兄王士祿、二兄王士禧、三兄王士祜皆有詩名。其一生著述達500余種，作詩4000余首，主要有《漁洋山人精華錄》、《蠶尾集》、《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古夫于亭雜錄》、《分甘餘話》、《漁洋文略》、《漁洋詩集》、《帶經堂集》、《感舊集》等。作中間有明季入清之家事。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範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但《提要》同時指出其作品有“輕信小說與附會經意”的毛病，并以《古夫于亭雜錄》一書為例，說該書“雜引眾說，往往曼衍，又征據既繁，時有筆誤”。
袁枚稱王士禛的詩歌“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風格。”，“然稍放縱，不加檢點，便蓬頭垢面，風姿全無。”
錢鍾書指王士禛的詩善于掩飾自己天賦之不足，在《談藝錄》中評漁洋詩：“一鱗半爪，不是真龍”，又說“漁洋天賦不厚，才力頗薄，乃遁而言神韻妙悟，以自掩飾。”
王士禎與蒲松齡是好友，曾為蒲評點《聊齋志異》并題詩共勉：「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隨著《聊齋》的傳世，這首卷頭詩也成為王士禎最有知名度的作品，有時甚至被誤以為是《聊齋》作者蒲松齡所作。
* 卓惠美《王士禎詞與詞論之研究》
*李孝悌：〈 士大夫的逸樂：王士禎在揚州〉。
*孫康宜：〈 王士禛與文學新典範 〉。
*孫康宜：〈 成為典范：漁洋詩作及詩論探微 〉。
王象晉，字藎臣，一字子進，又字康侯，號康宇，山東新城縣（今桓臺縣）人，明末政治人物。
王象晉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中甲午科山東鄉試舉人第五十二名，三十二年（1604年）中進士，授中書舍人。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考選，升任翰林。時值魏忠賢權傾朝野，他與兄王象-{乾}-成為閹黨極力拉攏的對象，但拒絕閹黨，被迫辭職退休。在家督率傭僕經營園圃，成書《二如亭群芳譜》28卷，記載植物達400餘種，是明代介紹栽培植物的著作。數年後復職，擔任浙江副使。崇禎三年（1630年）改任湖廣右參政，之後歷任河南按察使，崇禎八年（1635年）改任浙江右布政使等職。晚年家居，留心農事，作《群芳譜》。
甲申國難，子王與胤殉節。王象晉閉門不出。清順治十年（1653年）卒。
著有《賜閒堂集》20卷、《清寤齋心賞編》、《剪桐載筆》、《奏張詩餘臺壁》等。有農學巨著《群芳譜》。醫學著作《保安堂三補簡便驗方》、《保世藥石》及《衛生鈴釋》。
其孫王漁洋說象晉“盛暑整衣冠危坐，讀書不輟，常舉唐劉玭言誡子孫，無矜門第，務學為善。”
《二如亭群芳譜》，簡稱《群芳譜》，明代王象晉所輯，全書共全書30卷，40餘萬字。明代介紹栽培植物的著作。
王象晉為萬曆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1607年至1627年間，王象晉在家督率傭僕經營園圃，種植各種疏果，廣泛收集古籍，並以《全芳備祖》為藍本，費十餘年時間編成此書，全書30卷。此書初刻於明天啟元年（1621年），記載植物達400餘種，牡丹的記載品種達185個。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汪灝、張逸少等人奉敕在《群芳譜》基礎上，進行擴充，而成《廣群芳譜》一百卷。
《直報》，是清末中國天津的中文報紙，報名意指直隸之報。1895年初，由德國人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年～1925年，原李鴻章的外籍顧問）創刊于天津。首任中文主編楊萌庭。是繼天津《中國時報》（''Chinese Times''）之后，《國聞報》之前的天津大報，影響至北京。
甲午戰爭期間，該報以積極的態度報道戰爭，戰爭之后發表嚴復等人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救亡決論》等文倡導變法挽救民族危機的深刻時評政論，主張變法維新、武裝抗擊外來侵略，影響深遠。是反省甲午戰爭探討強國之路的重要論壇。停刊年月不詳。
*  徐建平：甲午戰爭時期的天津《直報》及其對戰后的輿論導向
中華民國駐外機構列表包括中華民國邦交國及非邦交國的駐外機構及人員現況。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職南京臨時政府臨時大總統，宣告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其后的1月11、17和19日，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王寵惠三次發表對外宣言，吁求各國予以外交承認，但直至南北議和結束，袁世凱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并無任何國家承認南京臨時政府。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東交民巷的各國外交使團盡管與其往來頻繁，但遲遲不肯給予公開承認。直到1913年4月8日，巴西才成為首個宣布承認北京臨時政府的國家。其后，秘魯于4月9日，美國、墨西哥和古巴于5月2日宣布承認北京臨時政府。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經過選舉成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北洋政府正式成立，英國、日本、俄國、德國、法國、意大利、匈牙利、葡萄牙、荷蘭、比利時、丹麥、西班牙和瑞典13個國家宣布承認新政府，清朝政府派駐各國的全部外交代表機構正式為中華民國政府所繼承。
1949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由於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之關係，政府從首都南京遷移至臺灣臺北。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在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為「中國」席次的合法代表前，當時為中國席次代表的中華民國代表憤而離席，最終聯合國中國席次由北京代表「取代」臺北代表，即《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加上1979年起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不再正式承認中華民國，此後中華民國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中國”外交政策而逐漸失去國際上大部分國家的正式承認，而成為未被國際普遍承認的國家，目前仍與14個國家有大使級的官方外交關係。
中華民國爲與非邦交國家保持政治、經貿交流，因而設立非正式外交代表機構，其首長仍由中華民國外交部派駐，負責事務相當於邦交國大使館及領事館所有業務，包括發放護照、簽證及民間援助、貿易、文化和經濟交流等業務，駐外機構名稱為「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或辦事處。相對的大部份國家在中央政府所在地臺北保持設立代表處；目前有互設非正式外交代表機構的國家和機構共有57國，總計有72國（含歐盟）設有大使館或代表處。「代表處」的地位類似於大使館，「辦事處」則類似于領事館。
為配合組織改造，依中華民國立法院於2012年1月20日通過、經總統令公布的《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範外交部和其他中央政府部會駐外機構組織編制，並自9月1日開始將駐外人員之行政職稱統一以正式官銜訂定，駐外機構（大使館與代表處）之館長均稱大使，解決原先大使館、總領事館、代表處、辦事處人員職稱複雜、容易混淆的問題。
由於香港、澳門兩地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之特殊情況，法理上仍屬於中華民國領土，故依《香港澳門關係條例》，駐港澳代表處的主管機關為中華民國大陸委員會，而非中華民國外交部。
依《駐外機構組織通則》規定：
*大使館、代表處：派駐大使和公使。
*代表團：派駐常任代表和副代表。
*總領事館、領事館和辦事處：派駐總領事和領事；副總領事和副領事。
兼轄國家或屬地
中華民國駐貝里斯大使館
大使：錢冠州
大使：鄭力城
大使：古文劍
中華民國駐宏都拉斯共和國大使館
大使：溫曜禎
總領事：張自信
中華民國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
大使：韓志正
總領事：張俊彬
中華民國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大使館
大使：林昭宏
格羅斯伊斯勒
中華民國駐聖露西亞大使館
大使：陳家彥
中華民國駐聖文森國大使館
大使：藍夏禮
中華民國駐馬紹爾群島共和國大使館
大使：蕭勝中
大使：王海龍
大使：黎倩儀 女士
大使：林東亨
特任大使：李世明
大使：梁洪昇
中華民國外交部明定代表處設大使、公使（對外稱代表、副代表）；辦事處設總領事、副總領事（對外稱處長、副處長）。
外交或辦事機構
處長：盧長水（在臺辦公）
處長：張多馬（在臺辦公）
大使：孫習忍
大使：李憲章
大使：葛葆萱
總領事：王北平
駐泗水臺北經濟貿易辦事處
總領事：林鼎翔
大使：李雅萍 女士
特任大使：謝長廷
：張淑玲 女士
公使：買睿明
大使：譚國定
大使：洪慧珠 女士
公使：羅靜如 女士
大使：李朝成
大使：陳剛毅
大使：徐佩勇
大使：唐殿文
總領事：林晨富
特任大使：梁國新
副代表：徐蔚民
公使：鄧盛平
總領事：楊光彬
特任大使：石瑞琦
總領事：鍾文正
大使：黃志揚
特任大使：常以立
駐布里斯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陶令文
駐墨爾本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林起文
駐雪梨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范惠君 女士
大使：周進發
大使：陳克明
駐奧克蘭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劉永健
大使：廖文哲
特任大使：張小月 女士
特任大使：蔡明彥
公使：柯良叡
特任大使：李翔宙
公使：張秀禎 女士
特任大使：吳志中
艾克斯普羅旺斯
駐普羅旺斯臺北辦事處
總領事：辛繼志
特任大使：謝志偉
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慕尼黑辦事處
總領事：許聰明
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漢堡辦事處
總領事：陳槱順
駐德國臺北代表處法蘭克福辦事處
總領事：張維達
特任大使：郭時南
特任大使：劉世忠
特任大使：楊子葆
大使：李新穎
大使：黃鈞耀 兼任
公使：陳欣新 女士
大使：陳龍錦
公使：張俊菲 女士
公使：耿中庸
25px 獨立國協國家
特任大使：李南陽
大使：劉德立
大使：姚金祥
特任大使：黃偉峰
瑞士德語、義語區
駐瑞士臺北文化經濟代表團日內瓦辦事處
總領事：蘇瑩君 女士
特任大使：謝武樵
駐英國臺北代表處愛丁堡辦事處
總領事：連建辰
25px世界貿易組織
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
特任常任代表：羅昌發
大使：劉翼平
大使：羅震華
大使：賀忠義
總領事：林映佐
大使：曹立傑
駐聖保羅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馮光中
大使：陳文儀
駐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陳錦玲 女士
駐溫哥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劉立欣 女士
公使：劉聿綺 女士
公使：桂志蕓 女士
公使：莊輝恩
公使：鄭正勇
公使：張幼慈 女士
特任大使：蕭美琴 女士
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黃敏境
駐亞特蘭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王翼龍
駐波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孫儉元
駐芝加哥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姜森
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羅復文
駐丹佛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張詩瑞
駐邁阿密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紀欽耀
駐紐約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李光章
駐舊金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賴銘琪
駐西雅圖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甄國清
駐檀香山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曾永光
駐關島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總領事：陳盈連
File:The Taiwanese embassy - Belize City 2015.jpg|駐貝里斯大使館
File:ROC Holy See Embassy.jpg|駐教廷大使館
File:Taiwanese Embassy in Mbabane.JPG|駐史瓦帝尼大使館
File:Fukuoka Branch,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in Osaka.JPG|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福岡分處
File:The fa?ade and the court of the Office.jpg|駐法國臺北代表處
File:Taipei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Netherlands.jpg|駐荷蘭臺北代表處
汪灝可以指：
* 汪灝 (康熙進士)，清康熙二十四年進士。奉敕撰有《廣群芳譜》一百卷
* 汪灝 (導演)，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畢業。中國導演
紅磡碼頭西座及東座
紅磡碼頭（，全稱紅磡渡輪碼頭）是位於香港九龍城區紅磡灣的一組渡輪碼頭，在黃埔花園東南以下海旁。
紅磡碼頭內的等候區
紅磡碼頭首條航線為紅磡至灣仔航線，於1963年11月12日首航，其後開辦來往紅磡至中環航線及北角碼頭等地之航線。紅磡碼頭最初置在現時的半島豪庭附近，鄰近後來興建的紅磡車站。
紅磡碼頭的設計
其後紅磡灣在1980年代後期進行填海工程，紅磡碼頭為配合填海工程，便在1988年遷至現在的紅磡灣中心黃埔大廈對出海面作臨時碼頭 ，至1991年遷至鄰近黃埔花園現址。
紅磡碼頭西座的東面外貌
暮色下的紅磡渡輪碼頭
紅磡碼頭由兩座獨立的建築物（西座及東座）組成，屬摩登流線型建築風格設計，兩者相距約80米，由有蓋行人道連接，是九龍區渡輪碼頭中配套最完善的一個碼頭。
西座（俗稱紅磡天星碼頭）伸出海中，2個泊位分別設於左右兩邊，曾經由天星小輪公司經營兩條渡輪航線往來中環碼頭及灣仔碼頭，因該航線乘客量長期不足，引致長期虧損，最終於2011年4月1日起停航。於2020年6月28日，紅磡至中環航線由富裕小輪復辦。
東座則靠於海旁，提供一個泊位，由新渡輪經營一條航線往來北角碼頭，是香港少有不設收費設施的碼頭之一，乘客需在北角完成付款手續。
紅磡至中環航線船隻停泊在已掛上珠江船務標誌的紅磡碼頭西座
現時祇有2間渡輪公司經營航線：
新世界第一渡輪
2021年10月1日起，維港觀光船「東方之珠號」，以試辦形式正式投入服務。「東方之珠號」登船地點位於紅磡碼頭，每日提供三個時段航程，分別為下年3:15；下午5:25和傍晚7:00。
另外，每晚都有「洋紫荊－維港遊」之船隻於8:00和10:00為遊客停泊5至10分鐘。
紅磡碼頭巴士總站已於2019年1月12日停止使用
紅磡（紅鸞道）公共運輸交匯處於2019年1月10日使用
*紅磡（紅鸞道）公共運輸交匯處
File:HK Hunghom Star Ferry Piers rest 1.JPG|在紅磡碼頭的小餐廳
File:HK Hunghom Star Ferry Pier food shop.JPG|於紅磡碼頭的小食店（現已倒閉）
File:Hung Hom Ferry Pier turnstile gate (Hong Kong).jpg|往來中環及灣仔航線的入閘情況
不丹的建交國
不丹與聯合國193個成員國中的54個國家有外交關系。不丹與聯合國安理會所有的常任理事國都沒有外交關系。不丹長期被視為印度的保護國。
1981年，不丹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1982年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丹現今是南盟的成員以及45個國際組織的成員。
不丹與印度的關係是根據1949年8月8日和平友好條約為基礎，該條約提到不丹的外交事務必須接受印度的「指導」，印度政府承諾不干涉不丹的內政。1961年以後，不丹曾多次表示自身主權完整，至1971年加入聯合國後，遂開始與印度以外國家展開接觸。2005年3月不丹對境內的阿薩姆聯合解放陣線及波多全國民主陣線等印度東北地區武裝叛亂份子發動攻擊，不丹將強化邊界安全審查並與印度軍隊保持密切合作，此舉受到印度的讚賞。2007年，不丹與印度重新談判了新的友好條約，印度同意不丹在進口武器時不必獲得印度許可，刪去了不丹外交接受印度指導的內容，並且提到不丹王國政府和印度共和國政府將在涉及各自國家利益的問題上相互密切合作，兩國政府都不得允許他國利用其領土從事危害對方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動。雙方尊重彼此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2007年的《印度-不丹友好條約》加強了不丹作為一個獨立和主權國家的地位。
印度是不丹最大援助國家，援助金額約佔全部外援八成。不印兩國開放邊界通商貿易，2005年旺楚克國王為印度國慶日受邀外賓訪問印度，並且簽署農業、水電和鐵路發展的諒解備忘錄，印度重申致力幫忙不丹經濟與社會發展，並出資修建五條由西孟加拉邦及阿薩姆邦到不丹之鐵路。
不丹和印度兩國的公民可以不需要護照和簽證就能自由地在對方國家旅行。
不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未建立任何外交關係，但其政策是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在聯合國針對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代表權」議題（2758號決議案）上投了贊成票，1974年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印度臨時代辦馬牧鳴出席旺楚克國王加冕典禮。2003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外交部副部長劉述卿率友好代表團訪問不丹，2004年4月外交部副部長王毅赴不丹參加第十七輪中不邊界會談，不丹外交部長坎杜旺楚克赴中參加亞太經合會第六十屆年會，並順道訪問上海、廣州及深圳。兩國在2000年之后往來互動提高，2006年不丹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
目前不丹在香港與澳門設有名譽領事。
2012年6月21日上午，中國總理溫家寶在里約熱內盧會見不丹首相吉格梅·廷里時表示，中國奉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方針，愿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不方建立正式外交關系，早日劃定兩國邊界，加強各領域交流，推動中不關系邁上新臺階。
不丹與尼泊爾於1983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雙方努力協商解決懸至十六年的難民處境問題，目前約有十萬難民待在聯合國在尼泊爾設立的難民營，大部份的難民宣稱是不丹公民，但不丹政府表示多數為無國籍者及被褫奪公民權的自願移民者（那些尼泊爾人最早是17世紀被請到不丹做工匠的尼瓦爾人，19世紀被英國人大量招到不丹）。
不丹與孟加拉人民共和國，兩國間隔著印度阿薩姆走廊相望。不孟關系密切，孟加拉也有大使駐在廷布。
不丹與南亞所有國家均建立外交關係，並積極主張南亞區域合作。不丹與歐洲七個不丹友誼小組成員國建立外交關係。不丹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均無外交關係，五常任理事國對不丹之交流均透過其駐印度大使及不丹駐印度大使。不丹現已與54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絕大多數與不丹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均由其駐印度大使兼任駐不丹大使。
不丹王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紐約）
1957年歐洲足球先生是《法國足球》雜誌第二屆舉辦歐洲足球先生選舉，1957年12月17日公佈得主由西班牙（阿根廷籍）前鋒阿爾弗雷多·迪·斯蒂法諾奪得，該名皇家馬德里主將以壓倒勝之態先後壓倒英格蘭中場比利·胡禮及法國前鋒雷蒙德·科帕獲獎。選舉由來自16個歐洲國家的評審團選出，包括奧地利、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英國、法國、希臘、匈牙利、意大利、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西德及 南斯拉夫，阿爾弗雷多·迪·斯蒂法諾從16名評審員中的15名均投票給他，其中有12名將他列為第一名。
阿爾弗雷多·迪·斯蒂法諾在1957年協助皇家馬德里奪得聯賽及歐洲冠軍盃冠軍成為雙冠王，其中在歐洲冠軍盃決賽中攻入一球擊敗費倫天拿，無疑地以大熱之態獲得歐洲足球先生，而另外兩名獲得提名的皇家馬德里球員有雷蒙高帕（第三名）及真圖（Francisco Gento，第十二名）。兩名英格蘭球員分別位列第二及第三，包括國家隊隊長比利·胡禮及年僅21歲的曼聯前鋒鄧肯·愛華士，不過後者在公佈獎項之後的兩個月因發生慕尼黑空難不幸身亡。
兩屆歐洲冠軍球會盃冠軍
1954年英格蘭甲組聯賽冠軍
鄧肯·愛華士
1957年英格蘭甲組聯賽冠軍
1957年歐洲冠軍球會盃冠軍
Ladislao Kubala
兩屆西班牙甲組聯賽冠軍
臘山國家森林公園，位于魯西南東平湖與黃河之間的臘山上。面積10908畝。主峰海拔258.4米。
臘山森林公園景點包括金代建筑祥龍觀，唐代的云梯，供奉唐代名醫孫思邈的藥王廟，初建于明代、1995年重修的碧霞元君祠，和“水滸”聚義廳。
王大珩，男，江蘇吳縣人，生于日本東京，中國光學專家，中國光學界的重要學術奠基人、開拓者和組織領導者。開拓和推動了中國光學研究及光學儀器制造、特別是國防光學工程事業，曾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在激光技術、遙感技術、計量科學、色度標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之一、高科技863計劃的主要倡導者。
1915年2月26日生于日本東京。1929年至1932年中學時代就讀于禮賢書院。1932年至1936年就讀于清華大學物理系。
1937年參加了國民政府的兵工工作，從南京撤退到長沙。
1938年考取第六屆中英。1938年至1940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物理系技術光學專業組學習，獲碩士學位。1941年至1942年在英國雪菲爾大學玻璃制造系從事博士研究工作。
1942年至1948年任英國研究實驗部物理師。
1949年3月28日至1951年任大連大學工學院（今大連理工大學）教授，應用物理系主任。1951年至1983年任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1956年前為中國科學院儀器館）研究員、所長。1955年5月31日　獲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科學院院士）。1956年兼任國家十二年科技遠景規劃儀器儀表項目和計量技術項目組長，1957年兼任國家科委儀器儀表專業組長、國家計量局顧問。
1958年8月至1965年2月，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今長春理工大學）創始人，首任院長。
1978年至1982年任哈爾濱科學技術大學（哈爾濱理工大學）校長。197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至1983年任中國科學院長春分院院長。1983年至1994年任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副主任、主任。1983年至1987年任中國科學院空間中心主任。
1986年3月與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一起寫信給鄧小平，提出發展中國的高新技術，導致863計劃得以啟動。
1986年6月，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選舉產生第三屆全國委員會。6月28日，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推舉其擔任副主席。
1995年5月，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并選舉產生第四屆全國委員會。5月27日，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其被選為榮譽委員。
2011年7月21日13時02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歲。
父親王應偉在世紀初曾留學日本，是早期的地球物理和氣象學家。母親周秀清極其重視對子女的教育。
1979年至1991年任中國光學學會理事長。1984年至1995年任哈爾濱科學技術大學名譽校長。1996年至2011年任哈爾濱理工大學名譽校長。1986年至1992年任中國儀器儀表學會理事長、中國計量測試學會理事長、北京市科協主席。
1994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1999年9月與錢學森、錢三強、鄧稼先等共23人一起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是由時任太尉尚書令的秦王李世民下達給少林寺的文書。
620年，唐軍攻打洛陽，因得到少林寺13武僧生擒駐守轅州的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則立下戰功後，派上柱國李安遠到少林寺表揚少林對唐朝的功績並奉上《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作為該功績記述，同時賜予少林寺莊田40頃，水碾一具，以公費設立500僧兵及私人營房，自此少林寺得以發揚光大。
*《全唐文·卷十·太宗(七)》
核幔邊界（古氏不連續面）是地核與地函的交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