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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6月2日，美國保守主義激進主義者在安盟位於詹巴的總部舉行了象徵性的反共產主義武裝分子國際會議。參加者主要由Rite Aid創始人Lewis Lehrman資助，並由反共主義活動家Jack Abramoff和Jack Wheeler組織，參加者包括Savimbi，Adolfo Calero，尼加拉瓜反對派領導人，Pa Kao Her，苗族老撾叛軍領導人，美國南奧利弗·奧利弗中校。阿富汗聖戰者，阿卜杜勒拉希姆·沃達克，阿富汗聖戰者領袖，傑克·惠勒，美國保守派政策倡導者等等。裡根政府雖然不願公開支持會議，但私下表示贊同。以色列和南非政府支持這個想法，但兩個國家都被認為不宜主辦該會議。
參與者發表了一份公報，指出：在詹巴集會的為民族獨立和人權而戰的自由人民，我們宣布我們對世界上所有自由運動的聲援，並表示我們致力於合作以從蘇維埃帝國主義者手中解放我們的國家。1985年7月11日，美國眾議院以236票對185票贊成，廢除了《克拉克修正案》。人民解放軍政府於當月晚些時候以9月18日占領卡贊博的第二次軍事行動，從本埃拉鐵路沿Luena朝卡贊博襲擊安盟。 安人運政府試圖從Menongue手中奪取安盟在Mavinga的補給站沒有成功。 攻擊失敗後，出現了對攻擊的完全不同的解釋。 安盟聲稱說葡萄牙語的蘇聯軍官率領FAPLA部隊，而政府稱安盟依靠南非傘兵打敗安人運襲擊。 南非政府承認在該地區作戰，但表示其部隊與西南非人民組織激進分子作戰。
到1986年，安哥拉開始在冷戰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蘇聯，古巴和其他東方集團國家加強了對安人運政府的支持，而美國保守派開始提高對薩文比安盟的支持。 薩文比與有影響力的美國保守派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後者認為薩文比是美國反對和推翻蘇聯支持的，不民主的世界各國政府的重要盟友。 衝突迅速升級，華盛頓和莫斯科都將其視為冷戰中的關鍵戰略衝突。
南非和安盟在安哥拉和讚比亞的最大行動範圍
蘇聯向安人運政府提供了10億美元的額外援助，古巴於1986年向安哥拉35,000人的部隊增派了2,000人，以保護雪佛龍石油平臺。薩文比在1月31日接受《外交政策》雜誌採訪時，將雪佛龍在已經受到古巴軍隊保護的安哥拉的存在稱為安盟的“目標”。
在華盛頓，薩文比與有影響力的保守派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其中包括邁克爾·約翰斯（遺產基金會的外交政策分析師和薩文比的主要倡導者），格羅弗·諾奎斯特（格魯弗·諾奎斯特（美國稅務改革主席和薩文比的經濟顧問）等）在提升美國對薩文比的安盟的秘密援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並在薩凡比的安哥拉詹巴總部與薩文比一起訪問，為安哥拉叛軍領導人提供了與安人運政府作戰的軍事，政治和其他指導。在美國的加強支持下，無論是從衝突的激烈程度，還是在被認為是整個冷戰中的關鍵衝突方面，戰爭都迅速升級。
裡根政府及其保守派盟友除了擴大對安盟的軍事支持外，還努力擴大對薩文比的認識，認為它是重要的冷戰鬥爭中美國的關鍵盟友。 1986年1月，裡根邀請薩文比在白宮開會。會後，裡根談到安盟贏得了“使世界鼓舞”的勝利。兩個月後，裡根宣布交付“毒刺”地對空導彈，作為安盟從美國政府獲得的2500萬美元援助的一部分。安盟駐美國代表耶利米斯·希蒙達（Jeremias Chitunda）於1986年8月在第六屆黨代會上成為安盟副主席。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提出了克羅克的提議-從安哥拉和納米比亞撤軍-是古巴於9月10日撤出安哥拉的前提。
安盟部隊於1986年2月8日襲擊了北寬安省的Camabatela。安哥拉武裝部隊指控安盟於當月2月26日在威熱省丹巴屠殺了平民。南非政府於3月8日原則上同意了克羅克的條款。薩文比（Savimbi）於3月26日提議停戰本格拉鐵路（Benguela），稱只要國際檢查組對火車進行監視以防止其用於平叛活動，安人運火車就可以通過。政府沒有回應。 1987年4月，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將古巴的第五十旅派往安哥拉南部，使古巴軍隊的人數從12,000人增加到15,000人。 安人運和美國政府於1987年6月開始談判。
1988年1月13日至3月23日，安盟和南非軍隊襲擊了安人運在Cuando Cubango省Cuito Cuanavale的基地，這是非洲歷史上第二大戰鬥，僅次於阿拉曼戰役。Cuito Cuanavale的重要性不在於其規模或財富，而在於其地理位置。 南非防衛軍使用新的G5火炮對這座城市進行了監視。 雙方宣稱在隨後的庫伊托·庫納瓦雷戰役中都取得了勝利。
安哥拉各省的地圖，其中突出顯示了Cuando Cubango省。
在Cuito Cuanavale戰役的優柔寡斷的結果之後，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聲稱繼續為南非作戰而增加的成本已使古巴處於戰爭中最激進的戰鬥位置，稱古巴正準備與對手一起離開安哥拉。古巴認為，維持南非在安哥拉的存在給南非造成了政治，經濟和技術損失。相反，南非人認為，他們通過準備最終通過核試驗迫使古巴同意協議，表明了他們對超級大國的決心。
據稱，古巴部隊在內戰期間對安盟部隊使用了神經毒氣。比利時刑事毒理學家Aubin Heyndrickx博士研究了據稱的證據，包括在Cuito Cuanavale戰役後發現的戰爭氣“識別工具包”的樣本，他說：“毫無疑問，古巴人正在使用神經毒氣對喬納斯·薩文比的部隊。
古巴政府於1988年1月28日加入談判，所有三個政黨於3月9日舉行了一輪談判。南非政府於5月3日加入談判，雙方於6月和8月在紐約和日內瓦舉行了會議。各方同意於8月8日停火。安哥拉、古巴和南非政府的代表簽署了《紐約協定》，給予納米比亞獨立，並結束了外國部隊直接參與內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當天晚些時候通過了第626號決議，成立了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安哥拉核查團（聯安核查團）。聯安核查團部隊於1989年1月開始抵達安哥拉。
隨著安哥拉內戰開始承擔外交責任，除了軍事力量外，薩文比的兩個主要盟友，保守黨預備隊的霍華德·菲利普斯和傳統基金會的邁克爾·約翰斯也訪問了安哥拉的薩文比，他們試圖說服薩文比來於1989年春季前往美國，以幫助保守黨核心小組，傳統基金會和其他保守派為美國繼續向安盟提供援助的理由。
蒙博托總統於1989年6月邀請18位非洲領導人薩文比和多斯桑托斯到他在Gbadolite的宮殿進行談判。薩文比和多斯桑托斯舉行了第一次會議，並於6月22日達成了《停火的Gbadolite宣言》，為未來的和平協議鋪平了道路。贊比亞總統肯尼思·坎達（Kenneth Kaunda）宣布薩文比已同意離開安哥拉並流亡後幾天，聲稱蒙博托，薩文比和美國政府對此提出了爭議。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同意卡翁達（Kaunda）對談判的解釋，稱薩文比已同意暫時離開該國。
8月23日，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抱怨說，美國和南非政府繼續為安盟提供資金，警告這種活動危及了本已脆弱的停火。第二天，薩文比宣布安盟將不再遵守停火，理由是坎達堅持薩文比離開該國，安盟解散。 安人運政府對薩文比的聲明作出回應，將部隊從安人運控制下的Cuito Cuanavale轉移到安盟佔領的Mavinga。停火破裂，多斯桑托斯（Dos Santos）和美國政府為恢復武裝衝突而互相指責。
國外的政治變化和國內的軍事勝利使政府從名義上的共產主義國家過渡到名義上的民主國家。納米比亞的獨立，於4月1日獲得國際承認，消除了南非防衛軍在納米比亞帶來的安人運的威脅。 安人運在6月廢除了一黨制，在12月的安人運第三屆代表大會上拒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式將黨的名稱從安人運-工人黨改為安人運。國民議會於1991年5月通過了第12/91號法律，恰逢古巴最後一支部隊撤出，將安哥拉定義為具有多黨制的“基於法治的民主國家”。觀察者對此表示懷疑。美國記者卡爾·邁耶（Karl Maier）寫道：“在新安哥拉，意識形態已被底線所取代，因為安全和武器銷售專業知識已成為一項非常有利可圖的業務。安哥拉擁有豐富的石油和鑽石資源，被硬通貨的香氣所吸引。據報導，薩文比還清除了安盟內部的一些人，他可能把這些人視為對他領導的威脅或對他戰略方針的質疑。 在1991年清洗中被殺的人中有Tito Chingunji及其家人。Savimbi否認他參與了Chingunji的殺戮，並將其歸咎於安盟持不同政見者。
酸性火成巖，也叫做“花崗巖-流紋巖，是火成巖的一大類，其中富含二氧化硅，含量達65-75%。
酸性巖包括花崗巖、花崗斑巖、流紋巖等，其中淺色的含有鉀長石、斜長石、石英等，深色的含有黑云母。
酸性巖中富含礦物，一般有錫、鎢、鉬、鉍、鉛、鋅、銀、銅、鐵、鈾、以及稀有金屬等。
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簡稱紅十一軍，中國工農紅軍早期部隊之一。
1927年11月中旬，根據中國共產黨鄂東特委的命令，黃安、麻城兩縣的農民自衛軍改編為工農國民軍第七軍，1928年7月，第七軍改編為紅十一軍第三十一師，軍長兼師長吳光浩、黨代表戴克敏、參謀長曹學楷、政治部主任陳定侯，下轄4個大隊。紅三十一師由鄂東特委，后演化為鄂東北特委，再后發展為1929年9月成立的鄂豫邊特委領導。
商南起義在策劃時，1929年初商城縣委多次遭到破壞。1月18日，豫東南特委委員兼軍委書記張廷桂和特委委員楊桂芳到商城開展工作時被捕遇害。2月3日，省委新派來的豫東南特委書記余錫珍從固始到商城途中被捕，當天殺害于商城縣城關。2月21日，商城縣委書記李惠民在峽口聯絡黨員時與該村書記丁樹勛一起被捕遇害。1929年3月13日中央巡視員郭述申主持豫東南特委與鄂東北特委在光山縣柴山堡召開聯會議，豫東南特委將商南的黨組織委托給鄂東特委領導，鄂東特委為此專門成立了商羅麻特別區委來領導起義，區委書記徐子清。商城縣委的李梯云、肖方等人認為該區委是非法組織予以抵制。在這種情況下，鄂東北特委派徐子清、徐其虛等幾人去商南工作。
1929年5月9日，河南省商城縣的商南起義各路起義隊伍齊聚斑竹園召開群眾大會，處決了豪紳羅維楚和反動分子周若發，宣布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二師，師長周維炯、黨代表徐其虛、副師長漆德瑋，參謀長漆海峰，下轄兩個團。九十七團（團長肖方）、九十八團（團長鄭延青）、師直特務營（營長姚弟圃），全師200多人，長短槍36支。三四天的時間，商南蘇區周圍的十幾處民團不是被打垮，紅三十二師得槍40余支。
1929年6月，豫東南特委撤銷后新成立的信陽中心縣委與由鄂東特委改建的鄂東北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將商南黨組織與紅三十二師交還給商城縣委領導，由信陽中心縣委派人接收并組建商城縣委。但原來由鄂東特委派出的商羅麻區委書記徐子清和紅三十二師黨代表徐其虛抵制接收，提出要建立鄂豫皖特別區委。以分裂紅軍和商城黨組織的名義先后將鄂東北特委派來幫助工作的徐子清、徐其虛，霍山派來任黨代表的戴元若處決。1929年8月，信陽中心縣委決定將紅三十二師由商城縣委領導直接歸信陽中心縣委指揮，紅三十二師拒絕接受。向西游擊打通與紅三十一師的聯系。1929年8月，紅三十二師在反“鄂豫會剿”的戰斗中游擊至湖北麻城和河南光山一帶，9月初與紅三十一師首次會合。1929年9月中央決定成立鄂豫邊特委并將商城縣委和紅三十二師劃歸特委領導，信陽中心縣委也指示紅三十二師須執行中央決定，但紅三十二師拒不執行命令。1930年1月1日，中央巡視員郭述申帶七人到商南，準備取代商城縣委及紅三十二師的全部領導人（縣委書記、師委書記、師長、政治部主任、九十七、九十八團黨代表）。商城縣委、師委認為中央巡視員及派來的干部的身份是假的，所以決定先行扣留，再請示中央。
1930年1月20日，在六霍起義基礎上六安、霍城的游擊隊組成紅十一軍第三十三師，師長徐百川、政治部主任姜鏡堂，下轄兩個團和一個特務連。由六安中心縣委直接領導。轄一○六、一○七團，全師200余人。
1930年4月，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三個師集中改編為紅一軍。同時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李梯云繼續擔任商城縣委書記并任特委委員。
另外，1933年1月，中共中央軍委將閩浙贛蘇區的紅十軍調往中央蘇區，與紅31師合編為紅十一軍，劃歸紅一方面軍指揮，參與第四次反圍剿戰爭，軍長周建屏，政治委員肖勁光。6月7日，又改編為紅七軍團。
是1988年上映的一部香港喜劇電影，由霍耀良執導，兩大巨星周潤發及梅艷芳首次合作出演男女主角。電影改編自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的《賣花女》（Pygmalion），但男女角色調換。電影有意借用當時梅艷芳在歌壇的百變形象，為她設計了十多個造型。本片同名主題曲由劉美君主唱，並收錄於《公子多情》大碟內。
周前進（周潤發 飾）與高佬偉（曾志偉 飾）及傻雞（成奎安 飾）偷渡到香港時失散，誤打誤撞下認識了剛被Lychee（利智 飾）及上官飛鳳（王小鳳 飾）戲弄的富商大口施（王青 飾）。施靈機一觸下請來形象設計專家Anita（梅艷芳 飾）改造前進成為多情公子，向二女報仇。其間笑話連篇，前進與Anita二人情愫漸生。前進終成為一個風度翩翩的公子，吸引了船王之女Fiona（李美鳳 飾）。施被Fiona拒愛，欲找前進戲弄之不果，決帶同高佬偉及傻雞當眾拆穿前進的身份。前進承認一切並拒絕Fiona的愛意，往找Anita，而Anita則已乘火車往絲綢之路旅遊，前進飛車追Anita，及後追至，Anita深感前進之真情而被其感動，二人大團聚後結局，Fiona之母更協助前進移民，讓他成為多明尼加的公民。
Nelson偷渡客Anita之形象設計學生，並鍾情其，最後成為其未婚夫被Fiona告白並成為其未婚夫，但後來拒愛
Ta姐周前進之形象設計專家，並鍾情其，後為其未婚妻
喜歡周前進並向他告白，後成為其未婚妻，但後被拒絕
周前進，傻雞之好友
周前進，高佬偉之好友
Anita之助理
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是1970年代后期在伊朗帝國發生的政變，末代沙阿（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伊朗君主制政體被推翻，白色革命結束，宗教及革命領袖大阿亞圖拉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從法國返回伊朗并建立了以什葉派為核心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由于不滿沙阿的施政和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問題，伊朗民眾自1978年1月發起反對伊朗君主體制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同年8月至12月，罷工及示威活動癱瘓了整個國家。1979年1月中旬，沙阿被迫流亡海外，在兩星期後，在外流亡了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蘭，受到數百萬伊朗人的歡迎。在不久後的2月11日，政府軍陷入癱瘓並宣佈保持政治中立，導致巴列維政權倒臺。經過了全國公投後，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為伊斯蘭共和國，並通過了新憲法《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為全國的最高領袖。
由於沙阿政權憑著石油出口賺取的巨額利潤和龐大軍事力量已平穩統治了伊朗數十年，並深得強國的支持，這次突如其來的革命令外界始料不及。美國在事先預期沙阿能承受這場政治風波，國防情報局甚至展望沙阿可以在接下來的十年繼續執政。伊斯蘭革命徹底改變了伊朗的政治體制，把一個親西方、世俗的君主專制國家變成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對其後的伊朗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它亦間接引發了兩伊戰爭、人質危機等事件。
1979年德黑蘭阿扎迪塔廣場的示威者
這場革命由什葉派教士主導，什葉派自薩非王朝在1501年統治波斯後成為國教。薩非王朝的統治者軟硬兼施，把境內大多數穆斯林都轉化成什葉派信徒，使什葉派教士成為民眾日常宗教生活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薩非王朝滅亡後，什葉派被迫與政治分家，但其支派烏蘇勒派卻復興了什葉派的法學，使教士能獨立於政治樹立宗教權威。到十九世紀，這些宗教知識分子的權勢在弱勢的卡扎爾王朝下更加突出，奠定了他們在日後改變政治格局的資本。
此外，現代國家紛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國家在管理國民生活和出售經濟資源方面扮演了新的角色，促使各種政治運動向國家及外力提出不同的訴求，當中包括民族主義運動。現代的伊朗在二十世紀初波斯立憲革命後成形，但其源頭可追溯至十九世紀與西方的接觸，特別是接連兩次被俄國擊敗，簽訂喪權辱國的《土庫-{}-曼恰伊條約》，接著卡扎爾王朝的多番改革失敗及經濟上讓利予外國使民族主義萌芽。
煙草在當時的波斯是一種甚受不同階級的民眾歡迎的商品，而且生產煙草帶來的經濟效益惠及商人、地主等不同的經濟圈子，但波斯在1890年把煙草生產和銷售的特許權批給一位英國人。由於商人憂慮失去經濟利益，他們發起示威，宗教領袖及不滿政治現狀的人們也加入，事件被稱為「煙草抗議」，作為伊斯蘭教士的阿訇在當中發揮了影響力，他們頒佈伊斯蘭教令，杯葛煙草產品，最終迫使政府中止了出讓特許權。煙草抗議被形容為波斯「第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運動」，促使「民族覺醒」。自此，什葉派宗教領袖開始在波斯各種社會運動嶄露頭角，開創波斯伊斯蘭教參與國家事務的歷史先河，為日後干預政治提供了正當理由。
列強在隨後加緊了對波斯的殖民掠奪，英國、俄國、法國等國家在波斯獲得租讓權，政府在波斯民眾的眼中成為殖民勢力的代理人。隨著及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等西化及宗教知識分子的宣傳，波斯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民眾在1905年發動示威，要求實行改革，是為「波斯立憲革命」，國王穆扎法爾丁沙阿在1906年通過了國家的首部憲法，建立了議會制度。不過，繼位波斯國王的穆罕默德·阿里沙阿在英俄的支持下發動政變，議會遭到解散。立憲革命以失敗告終，但透過控訴卡扎爾王朝勾結外國勢力，波斯民族主義找到了新的定位。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免受外國佔領。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波斯哥薩克旅指揮官禮薩汗自立為沙阿，建立巴列維王朝統治波斯。他落實了全面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打壓宗教勢力、地主、部落領袖及少數民族，把國名更改為「伊朗」，並鞏固君權。
禮薩汗的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中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的部分要求得到滿足，但漠視了貧農、部落和基層民眾，社會撕裂延續，加上他強硬地打壓反對派造成民怨和專制的統治使他在後期失去支持。為了抵制蘇聯和英國的影響力，禮薩汗尋求第三勢力介入，於是與德國交好，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蘇以此為由入侵伊朗，並廢黜禮薩汗。
禮薩汗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在1941年繼承王位，並延續父親的政策，銳意把伊朗打造成現代化的地域強國，他為此而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穆罕默德·禮薩統治初期的政治氛圍較開明，伊朗人開始關注英國透過英伊石油公司把持伊朗的石油產業。
在公眾的施壓下，穆罕默德·禮薩任命改革派民族陣線的穆罕默德·摩薩臺擔任總理，並啟動國有化英伊石油公司。不甘利益受損的英國政府糾同美國鼓動穆罕默德·禮薩罷免摩薩臺，他事敗逃離國家，但英美最終成功策動政變，推翻摩薩臺政府。史學家指這場政變是伊斯蘭革命的根源所在，摩薩臺的倒臺及穆罕默德·禮薩的復位都是依靠外力，削弱了政權的正當性。
在回國重新掌權後，穆罕默德·禮薩為了挽回民意而推行白色革命，聚焦土地改革、建立分紅制、國有企業私有化、擴大藍領工人在選舉制度裡的持份，又致力提高農民的識字率。白色革命大幅改變了伊朗的社會結構，封建土地制度下持有特權的地主日漸式微，相反隨著城巿化和工業化的發展，資產階級和工人群體日漸壯大。另外，伊朗的經濟得到高速發展，每年石油收入激增至1973年的超過200億，躍居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
可是，他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並沒有結合與之相配的政治改革。新總理法茲盧拉·扎赫迪清剿摩薩臺的餘黨，又鎮壓共產主義的伊朗人民黨，逮捕和處死了許多人。穆罕默德·禮薩又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及以色列摩薩德的協助下設立情報機關薩瓦克，薩瓦克滲透到政治機關、大學等各個角落，以嚴刑拷打及暴力的手段鎮壓異己。白色革命亦不受什葉派教士的歡迎，許多什葉派教士本身是地主，而且他們又認為它的土地改革會侵害他們的宗教資產，他們又反對婦女獲得投票權，其中什葉派學者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的抨擊最受觸目。
在1902年出生於霍梅恩的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自小熟習什葉派的學問，後來轉到聖城庫姆深造，至1927年成為穆智臺哈德（伊斯蘭教法學家）。他在1942年的著作《秘示》（Kashf ul Asrar）裡主張伊斯蘭法學家應有權監督議會立法和君王，把法學家的裁決權力擴展至政治層面上的管治權，又批判世俗主義及禮薩汗，稱他為「目不識丁的軍人」。受到他的導師及大阿亞圖拉的影響，霍梅尼在這段時期沒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
在布魯傑迪於1961逝世後，霍梅尼開始發聲。他抨擊政府腐敗、選舉舞弊及打壓傳媒和政黨，又指責政權忽視工商農民的經濟訴求、破壞國家的伊斯蘭信仰及出賣國家利益予外國。他稱「如果伊朗政府不切斷與以色列的關係，教士會反抗」，又反對世俗的民族主義分子，指「西方的科技發展和共產主義者的宣傳敗壞年輕人，伊朗人別無選擇，惟有加強人民的信仰」。在白色革命期間作為唯一一位公開批評沙阿的教士，霍梅尼成為反對派領袖。
在申訴和調解不果的情況下，霍梅尼呼籲杯葛白色革命的公投，引起沙阿的指責。沙阿與教士之間的分歧越演越烈，霍梅尼的支持者在公投的三天前發動示威，接下來的數天都持續動蕩。隨著德黑蘭、庫姆等城巿的局勢越來越不穩，沙阿政府逮捕了許多教士。霍梅尼隨後因再次批評沙阿而被捕及驅逐出境，他輾轉到過土耳其、伊拉克及巴黎，期間反思了自己的傳統觀點，吸納在立憲革命時提出的「法基赫的監護」（教法學家的監護）思想，構思其伊斯蘭政策的「烏托邦」願景，從要求教士監督施政改為尋求教士直接管治。霍梅尼把他的理念都寫在《》一書裡，通過他的學生在伊朗國內傳播這些思想。
隨著霍梅尼的宣傳與越來越多人不滿沙阿，反對派的勢力漸趨龐大。霍梅尼把伊斯蘭革命塑造成解決社會不公的手段，爭取工人和貧民的支持，突顯出與沙阿注重「奢華排場」罔顧民生的做法不同。傳統商賈支持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巿場。儘管因巴列維王朝時期的巿場私人化和經濟增長而得益，他們痛恨政府的經濟改革政策，特別是嚴格的物價調控措施會影響他們的利潤。在霍梅尼的幫助下，傳統商賈建立了聯盟，它很快便成為全國地下政治組織，宣揚霍梅尼的政治理念和為他籌集資金。
伊朗國內外的學生在二戰後的各個社會運動扮演著重要角色。大批在外國留學的伊朗學生十分關心政治，他們成立了等組織，這些組織是國外主要的反沙阿陣營宣傳機器，定期組織反沙阿的示威，霍梅尼的盟友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及都曾經參與過這些學生政治活動。國內的學生運動也孕育了許多革命領袖，伊朗的大學經常是舉辦反政府示威和罷工的場所，激進的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及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都是由學生成立。
其他反對派還包括左翼、民族主義及民主主義政黨和組織。伊朗人民黨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們對霍梅尼等「開明教士」表示讚賞。民族陣線在1953年被取締後經歷了數次改組和分裂，部分繼續尋求建立世俗、民主的伊朗，部分則試圖與霍梅尼等教士建立合作關係。
1960年代的伊朗正值經濟高速發展期，沙阿提高石油產量，為國家營造更多的收入。政府的計劃是透過精英設立工廠、公司及農業綜合企業，讓這些財富「涓流而下」惠及平民，但事實上這些財富被截留在頂層，擴大了貧富差距。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到1970年代前後，伊朗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此外，石油價格上漲引發了嚴重的通漲和失業問題，許多因城巿化而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找不到工作。可是，穆罕默德·禮薩仍然維持奢華的生活方式，有時會不惜在一天內花費過百萬土曼，又會破費地在一年內多次出訪多國。人們積壓下來的種種不滿和接下來的一連串事件，最終導致伊斯蘭革命的爆發。
為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發行的紀念硬幣
雖然沙阿致力把國家現代化，但他在君權上卻走了老路，試圖把他的統治與古波斯連上關係。他決定要在1971年於古波斯的首都波斯波利斯舉行盛大的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改寫歷史，把自己的統治塑造成是繼承古波斯國王，貶低伊斯蘭教的角色。
他廣邀外國貴賓出席，並在當地興建豪華的臨時住所，提供高級的法國餐點，估計耗資高達200至300萬美元，廣招國內外的批評。普遍伊朗人都認為慶典浮誇，甚至是腐敗之舉。文學家炮轟伊朗偽善，漠視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和國家過度依賴外資，反而讚頌其君主政體的傳統。霍梅尼等批評者更聲言「任何組織和參加慶典的人都背叛了伊斯蘭教和伊朗民族」。
皇后法拉赫·巴列維在她的回憶錄裡指出，穆罕默德·禮薩對這些反對聲音不以為然，並提到事件是如何導向伊斯蘭革命：
由於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裡支持以色列，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國家對這些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導致油價急升四倍，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未有跟隨實施禁運的伊朗獲得龐大的收入，以便沙阿實施現代化的改革。沙阿的石油和經濟政策除了招致宗教領袖及民族主義者批評襄助帝國主義，亦造成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漲。伊朗作家提到石油危機對民眾的影響，她稱「沒有人能追上通脹……他們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但他們卻想要任何東西。他們慍怒而且煩惱，羨妒不安，覺得他們得不到應有的東西。」
此外，沙阿的家族成為石油出口的最大獲益者，而且國家收入與沙阿家族收入的界線變得模糊，使許多伊朗人都感到憤怒。至1976年，沙阿通過石油所得的收入累計達10億美元，其家族基金控制約30億美元及超過200家公司，遭指控貪腐及私相授受。
沙阿在1957年仿效美國的兩黨制，授權成立兩個政黨，它們分別是代表保守派的及代表自由主義的。實際上，兩個政黨都忠於沙阿，被嘲諷是「點頭派」和「哈腰派」，並非協助政權發展民主政府的第一步，而是掩人耳目，令許多政治敏感的伊朗人不滿。儘管如此，那時的民眾可以自由加入兩黨及其他少數黨派，這些政黨有時會就經濟、社會等民生問題展開有重要意義的討論。
可是，沙阿在1975年宣佈成立，解散其他政黨，此舉的目的是為了成立一個「代表社會各階層和所有思想」的一黨組織，作為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基地，激發改革所需的公民意識」。沙阿又稱所有愛國的伊朗人都必須加入這個新政黨，拒絕加入者必然是心繫人民黨及反對政權，這些「叛國者」都必須入獄或立即離國。史學家指出，復興黨的主要擁護者是碌碌無能的斯大林主義者，但即使是表面上對沙阿唯唯諾諾的復興黨秘書長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在私下都對這個主意予以嘲諷。
復興黨的成立引發了嚴重的後果，意味著國家開始進場干預傳統的中產階層和教士。復興黨解散了一直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商會，逼迫市集商人參加他們取而代之的商會。沙阿認為市集「不雅暴露」、「過時」及「狂熱」，他透過復興黨採取高壓政策，取締「蚤蟲橫行的市集」，又為了對抗通脹而控制商品的物價，組建巡察隊「無情地打擊市場牟利者、騙徒、囤積居奇者及失德資本家」。復興黨崇稱沙阿為「精神領袖」，大肆抨擊宗教領袖，在伊斯蘭教裡被尊稱為穆拉的知識分子被指是「中世紀的黑暗反動分子」，。這些舉動都使原本立場溫和的伊斯蘭教學者轉而公開反對沙阿政權，他在後來亦承認「成立這個政黨是錯誤」。
為了慶祝巴列維王朝統治50年，穆罕默德·禮薩在1976年引入皇曆，取代以先知穆罕默德由麥加出走至麥地那的公元622年為始的伊斯蘭曆，改為以居魯士二世在公元前約560年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為元年。穆斯林不滿巴列維摒棄伊斯蘭價值，美化居魯士二世，因為居魯士二世的統治早於伊斯蘭教出現，被伊斯蘭教法稱為「愚昧時代」。霍梅尼頒佈教令，禁用皇曆，他批評這是沙阿「在他的統治下做過最糟糕的事情，玩弄真主先知的尊嚴更甚於屠戮」。世俗反對派也擔憂沙阿的妄自尊大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專制統治變本加厲。由於大多數伊朗人都不用皇曆，沙阿在兩年後便予以廢止，重用伊斯蘭曆。
外界開始關注伊朗政府打壓社會活動和反對派的情況，特別是薩瓦克對政敵的嚴刑拷打及處決。人權組織大赦國際在1975年詳細報導伊朗政治犯的處境，並稱「世界上沒有人權紀錄比伊朗更差的國家」。國際法律家委員會則在翌年指政府實施「系統性的嚴刑逼供」、「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國際人權聯盟發公開信呼籲沙阿「改善伊朗惡劣的人權狀況」。
身在海外的伊朗人亦通過組織各種活動，表達他們對沙阿專制統治的不滿。伊朗學生聯合會及在外國的大學派發宣傳物品、組織抗議靜坐、佔領伊朗領事館等活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聲音。歐美報章報導薩瓦克對付海外的異見人士，並指批評政府的左翼人士、穆斯林及中產階級都成為他們的目標。美國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亦關注到伊朗侵犯人權的行為，呼籲美國要與沙阿保持距離。
吉米·卡特在1976年競選美國總統時批評伊朗的人權狀況，並承諾當選後會著手處理，這促使一直與西方保持密切關係的沙阿進行政治改革。他釋放了數百名政治犯，允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探訪監獄，並改革軍事法庭的審訊程序，放寬對傳媒的審查，但這些措施未能平息反對派，反而被他們認為象徵沙阿軟弱。卡特對人權政策的強調亦鼓舞了反對派採取行動，的領導人稱「我們不相信沙阿的開明政策，但卡特的人權宣揚燃起了人們的希望，大大激發了革命熱情」。
到1977年5月，反對派的聲音變得更高亢和尖銳。有54位律師發表聲明，抗議政府修例削弱最高法院的權力，而民族陣線領導人、沙普爾·巴赫蒂亞爾及則呼籲結束沙阿統治及重歸1906年憲法。受到政權放寬打壓的刺激，許多本已沉寂的社會和政治組織重新活躍起來。除了民族陣線，一批文人重組已遭取締的作家協會，他們舉行公開的詩書會，讓詩人和作家朗讀他們的著作，用不同的意識形態角度表達反對政府的聲音。巴扎爾甘亦重建了伊朗自由運動，而轉為地下活動的人民黨也激活了他們在德黑蘭、阿巴丹和拉什特的秘密行動小組，印發黨刊。受到嚴打的左翼武裝組織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改變策略，加強滲透校園，而另一個投向馬列主義的游擊組織則深化工人運動，伺機起事。
同年6月及10月，把社會理論與伊斯蘭教結合的革命家阿里·沙里亞蒂及霍梅尼的兒子因不明原因逝世，許多人都歸咎是薩瓦克所為。後來據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所說，事件激發霍梅尼陣營發動反沙阿示威，世俗反對派有機會展示他們與教士的團結。這是反對派的一個轉捩點，促使什葉派穆斯林成為革命運動的主導。
11月，警方驅散作家協會在阿里梅爾大學舉辦的詩書會，超過10000名學生和參加者衝到街上，高呼反政府口號。他們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一名學生死亡及數十人受傷，約100人被捕，引發學生的大規模罷課，導致伊朗的主要大學停課。
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與伊朗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美國總統卡特在1977年12月訪問伊朗，稱讚沙阿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深受人民喜愛」，又稱伊朗「在全球動亂頻仍的一個地區裡是一座穩定的孤島」。霍梅尼等反對派批評，卡特只關注某些國家的人權，而這些國家對美國沒有任何軍事和戰略利益。反之，沙阿則確信他得到美國的堅定支持，他認為需要對反對派採取較強硬的態度，特別是霍梅尼。
在一星期後的1978年1月7日，德黑蘭日報《》發表了一篇中傷霍梅尼和伊斯蘭教士的社論文章，標誌著伊斯蘭革命的開端。文章是在伊朗信息和通信技術部的指示下發表，譴責反對沙阿的伊斯蘭教士，指他們是反動分子，又指控霍梅尼是英國間諜，而且生活揮霍無度。
伊斯蘭宗教領袖認為發表這篇文章是政府策劃針對他們的動作，阿亞圖拉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稱這篇文章「玷污了我們的信仰」，震驚伊朗所有穆斯林。庫姆有大量的穆斯林學生到處走訪，催促宗教領袖表達抗議。他們在街上與警方爆發衝突，要求當局道歉及容許霍梅尼回國，大罵政權是「耶齊德政府」，因為在什葉派穆斯林眼中，第六代哈里發耶齊德一世代表了罪大惡極。
據記者報導，示威者在兩天後的1月9日襲擊及縱火焚燒銀行、女校、書店、政府官員寓所及兩家男女可以一起用餐的餐廳，並與警方爆發流血衝突：
警方的數字是六死九傷，但反對派則指有20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沙里亞特馬達里譴責政府，並呼籲民眾在死難者逝世的四十天後罷工，到清真寺參加的紀念活動。庫姆事件耗盡了異見分子的耐性，引發更多的示威和流血事件，霍梅尼的支持者以捍衛伊斯蘭教為名統合了全國城鄉的伊斯蘭教士，革命自此後便染上了伊斯蘭色彩。
在傳統上，死者逝世後的第四十天會舉辦悼念儀式。2月18日正是庫姆事件死難者的四十日節，伊朗各地民眾響應號召發起大規模的悼念遊行。在大不里士，到清真寺參加儀式的人們發現他們被警察包圍，一名學生被射殺。他們抬著他的遺體上街，高呼「沙阿去死吧」、「霍梅尼萬歲」等口號，襲擊及焚燒銀行、酒館、奢侈品商店、戲院及復興黨的辦公室。這些示威者具有清晰的政治目標，他們攻擊的銀行有皇室背景，又認為這些銀行違背伊斯蘭教禁止高利貸的教條及歧視小商戶，目擊者稱這些銀行失去了所有帳目，但「不失一分一毫」。政府調遣坦克和步兵應對，至少有9人死亡，125至300人受傷，700人被捕。這是伊朗自1963年以來最大的示威，沙阿解除了當地總督及警長的職務。
四十天後的3月29日，伊朗55個城市爆發示威，悼念大不里士的死難者，大部分都和平有序，但德黑蘭、伊斯法罕及亞茲德都演變成暴亂。在亞茲德，一位支持霍梅尼的激進教士在他的佈道裡強調忘我的犧牲精神，挑動群眾生事，造成三人死亡。反對派聲稱單是亞茲德便有超過100人被殺，霍梅尼、沙里亞特馬達里等宗教領袖再次呼籲群眾參加隨後的四十日節。
全國各地在5月10日爆發新一輪的四十日節示威，軍隊封鎖了德黑蘭的市集，又發射催淚彈驅散聚集人群。沙阿取消了外訪行程，密切注視局勢發展。在庫姆，警方闖進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寓所，殺死了兩名學生。當局稱這三輪示威造成22人死亡，反對派則稱250人死亡。
連場示威出現死傷，使沙阿及立場較溫和的宗教領袖都有意緩和局勢。沙里亞特馬達里呼籲支持者不要再參加四十日節示威，並稱他不在乎沙阿是否執政，只想重建立憲政府。沙阿則採取多管齊下的手段應對危機，一方面以威懾方式打壓反對派，利用薩瓦克及復興黨屬下的復仇地下委員會及抵抗縱隊襲擊他們，包括毆打作家協會的成員、炸毀反對派領袖的辦公室等。
另一方面，他撤回了觸怒商人的反通脹措施，解散檢查物價巡察隊，釋放被指收費過高而被囚的商人，又取消國營市場的計劃。他亦試圖改善與宗教人士的關係，例如就侵入沙里亞特馬達里寓所致歉、重開庫姆的法茲雅神學院，並裁撤薩瓦克領導人，承諾明年舉行真正公開的選舉。
以為首的新內閣開始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措施，旨在遏制通脹、放緩公共開支、增加房屋供應和改善物資短缺的問題。這些措施包括凍結薪金、新的稅制改革、逃稅查處、減少信貸、打擊土地投機及收緊公共開支，一般都認為是符合公眾利益。他的政策有立竿見影的成效，的上升由1977年的35%劇降至1978年首三季的7%。
這些政策似乎奏效，美國大使館報告在5月末指動亂已由過去數個月的每天數宗降至每週三至四宗。6月5日紀念1963年示威15週年的罷工、6月17日各地的示威及6月19日的四十日節都得以和平度過。
不過，阿穆澤加爾的經濟收縮政策導致低下階層面臨嚴重的失業，亦限制了年輕人和知識分子的就業機會，專業人士和基層工人對經濟失去信心，加劇了他們的不滿。在1977年，建築工人的就業人數達到90萬，佔勞動力的10%，但阿穆澤加爾政府削減了許多建築項目，他們的工資由日薪超過10美元下跌至7美元，部分求變的工人遂聯合中產階級參加革命。
到7月，大不里士有2000名工人要求加薪及恢復停止發放的新年獎金，並要求改善居住環境。阿巴丹有超過600名清潔工罷工，要求加薪。貝赫沙赫爾則有1500名紡織工人罷工，尋求自由的工會選舉。首次主要由工人參加的大型示威發生在7月22日的馬什哈德，一位死於交通意外的教士在當天舉行喪儀，有約一萬名工人送行。隨後演變成5月以來最嚴重的暴力衝突，導致40人喪生。大部分主要城巿在7天後舉辦悼念遊行，令多個城巿都爆發暴亂。
8月，伊斯法罕、設拉子及大不里士等地都動蕩不安。其中在伊斯法罕，阿亞圖拉因提出反對政府的言論而被捕，他的部分激進支持者向銀行、戲院及投擲磚頭，令局勢升溫。示威的規模越來越大，達到一萬人。政府在10日予以鎮壓，實施戒嚴和宵禁，反對派指有數十名示威者被殺。
在8月19日下午，位於阿巴丹的雷克斯戲院遭到縱火。由於出入口遭到堵塞，火災造成約370至477人死亡，包括許多婦孺。政府和反對派都互相指責是對方所為，儘管戲院在過去的示威裡往往成為穆斯林的攻擊對象，但鑑於當時的氣氛，許多人都認為是薩瓦克為了嫁禍宗教極端分子而為，後來的調查才發現，一個極端的伊斯蘭組織負有重大責任。當時正在上映的電影《》被指是批判巴列維王朝，加深了人們的懷疑。當時正值沙阿計劃慶祝母親的生日，因此被指在伊朗舉國慟哭之際，皇室卻歌舞昇平。
翌日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馬什哈德及庫姆分別有2萬及5萬名示威者。在阿巴丹，超過10000人聚集悼念死難者，他們高喊「沙阿去死」、「沙阿必須滾」的口號。儘管兇手被捕，但公眾並不信服，事件令人們對沙阿及其政權的不滿轉變成痛恨。
《消息報》對黑色星期五的報導
為了應對危機，沙阿作出更多的讓步。他任命有宗教背景的出任總理，取代阿穆澤加爾。沙阿承諾伊朗很快便會是一個「西式民主國家」，除了伊朗人民黨，所有政黨都不會被禁制。政府又釋放了201名政治犯，進一步放寬審查，關閉賭場和夜店。埃馬米又裁撤了一些據指與巴哈伊信仰有聯繫的官員和軍人，政府雇員及軍人獲得大幅加薪。儘管這些措施暫時延緩了一觸即發的形勢，但人們卻認為這是進一步坐實了政權的過失。
埃馬米釋出善意，允計民眾在9月4日開齋節當天在指定地點和平地進行禮拜。可是，德黑蘭的群眾在活動結束後突然自發遊行，參加的人數越來越多，估計達到20萬至50萬人，他們向駐守在路邊的軍人喊道：「兵哥們，為何要殺害你的兄弟們？」這在當時是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顯示革命運動真正受到民眾歡迎，而不僅僅只是獲得社會少數極端分子支持。
在三天後的9月7日，民眾繼續上街示威，而且人數有增無減，氣氛變得嚴肅和激進，當天有示威者提出了新的口號，呼籲建立伊斯蘭共和國。在當晚，沙阿促使政府在德黑蘭及另外11個城市宣佈戒嚴，並實施宵禁。不過，不管是故意違反戒嚴令還是不知道戒嚴的實施，有約5000名示威者在9月8日上街，他們在賈勒廣場與軍警爆發衝突。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負責在德黑蘭實施戒嚴的下令軍人向人群開火，造成至少64人死亡，奧韋西稱軍方亦有約30人死亡。當天爆發了數次衝突，合共造成89位示威者喪生，被稱為「」，含義與1905年俄國革命的血腥星期日相約。
黑色星期五令反對派與政府徹底失去和解的機會，有旁觀者稱沙阿與民眾的鴻溝因黑色星期五與阿巴丹的戲院火災而變得不可逾越，支持霍梅尼推翻沙阿的呼聲更高。霍梅尼憤怒地稱「約4000名無辜平民被猶太復國主義者所殺」，沙阿在內閣面前落淚，並訓斥了軍方。
事件沒有動搖美國對沙阿的支持，美國大使描述「群眾揮動棍棒、投擲石頭攻擊軍隊」，與目擊者的證言不同。美國總統卡特在戴維營致電沙阿，重申對他的支持。
黑色星期五的慘劇迫使反對派的活動避免走上街頭，轉而以罷工的手段抗爭。德黑蘭煉油廠工人率先在9月9日罷工，爭取加薪及撤銷戒嚴令，伊斯法罕、設拉子、大不里士、阿巴丹的煉油工人及德黑蘭的水泥匠在數天內相繼響應。9月18日，中央銀行的員工聲稱有177位政要把合共超過20億美元的資金轉移到國外，包括總理埃馬米及奧韋西將軍。
單是10月，罷工的次數達到36次，並開始影響經濟。石油產業工人的罷工人數增至37000人，令經濟陷入停頓，伊朗原油產量跌至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罷工又蔓延至政府部門、郵政、法院、鐵路、醫院、電臺和電視臺、學校、中央銀行、巴士公司、酒店及市集，罷工的公務員達100萬人。除了經濟訴求，他們還提出政治主張，要求釋犯政治犯、解散薩瓦克及結束沙阿的專制統治。
11月初，學生在德黑蘭大學校園主門與保安部隊爆發衝突，造成多名學生死亡。學生在翌日衝出校園，破壞及縱火焚燒建築物，包括英國大使館，另有17家警局遭游擊隊襲擊。此外，加茲溫、阿莫勒、薩南達季等地的示威浪潮持續，促使沙阿要採取措施，以平定局面。
霍梅尼在諾夫勒堡被大批傳媒包圍。
在伊朗政府的施壓及伊拉克政府察覺到什葉派人口受到的影響之下，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遭到驅逐。霍梅尼在前往科威特等國不果後於10月6日抵達巴黎，沙阿的此舉不被認為是明智，因為霍梅尼在伊拉克的舉動受到監視和限制，然而來到巴黎後，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傳媒和反對派，宣傳革命意識。霍梅尼的言論通過電話，再經轉錄、複印傳達到伊朗各地，伊朗的反對派領袖紛紛飛往巴黎與他會晤，包括巴扎爾甘、桑賈比及福魯哈爾。正如學者所說：
沙阿又任命高級軍官出任新總理，試圖動用軍力逼迫罷工者回到工作崗位，但大部分的士兵都是出自農村或城鎮基層，他們亦無意支持沙阿，許多士兵都離開部隊，回到家人身邊，甚至變節加入到示威的行列裡。
另一方面，沙阿卻向反對派拋出橄欖枝。他宣佈特赦1126名囚犯，逮捕被指貪腐的官員，並宣稱會繼續開放政治制度。前薩瓦克領導人納西里被控非法囚禁及濫用酷刑，遭起訴至軍事法庭。沙阿在全國電視講話當中表示他聽取了「革命訊息」，承諾會「彌補過失」，打擊貪腐和社會不公。不過，反對派並不賣帳。沙里亞特馬達里表示在戒嚴令及軍政府仍然維持的局面下無法展開談判，霍梅尼則在巴黎指如果沙阿聽取了革命訊息，他理應立即下臺，接受伊斯蘭教法的審判，又動員民眾繼續抗議，直至「可鄙的君王」被扔進歷史垃圾堆。
隨著霍梅尼的政治影響力越來越強，其他反對派不得不尋求與他合作。桑賈比無法說服霍梅尼接受有保皇派在內的聯合政府，只好支持舉行公投，建立以伊斯蘭教及民主為本的政府。巴扎爾甘領導的伊朗自由運動亦放棄漸進主義，發表聲明指大部分人民不接受沙阿，支持建立伊斯蘭政府。民族陣線及自由運動的讓步表明溫和派已把革命的主導權拱手相讓。
12月2日，正值伊斯蘭曆裡的穆哈蘭姆月，數以千計的穆斯林在參加宗教節慶的同時湧上街頭，表達他們對沙阿的抗議。他們穿上了白色壽衣，意味著他們已準備好因違背宵禁令而殉道，並展示標語請求霍梅尼回國，另一些人則在寓所的天臺大喊「真主偉大」，接連三天的示威造成700人死亡。愛資哈里試圖降溫，他在12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表示，如果反對派承諾克制，他會允許他們在阿舒拉節遊行，又在翌日釋放早前被捕的桑賈比和福魯哈爾。
在12月10日及11日的和阿舒拉節，有五十萬至數百萬不等的民眾參加了這兩天的和平遊行。學者指「有1%全國人口參與的革命幾乎是聞所未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及1989年的羅馬尼亞革命或許超過了1%，但在1978年12月10日及11日的伊朗卻有超過10%的人口參加了反沙阿的示威」。
12月末，罷工及流血衝突再次激化，軍事基地受到更頻繁的破壞，擅離職守的軍人也越來越多。美國的態度亦開始出現轉變，卡特政府開始考慮各種應對方案，外交官喬治·鮑爾評估沙阿無法維持君主專制，他必須把權力移交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時任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提議與霍梅尼建立關係，但遭到主張全力支持沙阿鎮壓革命派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反對。沙阿對美國的暖昧態度心生疑慮，但駐伊朗大使威廉·希利·沙利文向他表示決策權在沙阿自己的手上。
沙阿開始與溫和反對派協商，但民族陣線的桑賈比不想違背他與霍梅尼的協議。在12月30日，民族陣線的另一位領導人沙普爾·巴赫蒂亞爾卻接受沙阿的任命出任總理，條件是沙阿要把權力交給攝政委員會，並暫時離國。巴赫蒂亞爾憂慮革命導致共產主義者或伊斯蘭教士控制國家，他認為這樣可能會摧毀伊朗。
1月6日，巴赫蒂亞爾公佈他的內閣名單。巴赫蒂亞爾上臺後公佈了一系列的開放政策，承諾舉行自由的選舉、解散薩瓦克、取消戒嚴令，並稱霍梅尼可以回國。
儘管巴赫蒂亞爾得到沙里亞特馬達里的支持，但霍梅尼在巴黎表示沙阿任命的任何政府都是非法，並成立，桑賈比及福魯哈爾把巴赫蒂亞爾開除出民族陣線，並指不接受沙阿繼續執政。沙阿在1月16日離國前往開羅，舉國歡騰。雖然沒有正式遜位，但他的離開實際上結束了他的37年統治，伊朗延續了2500年的君主政體告終。
霍梅尼返回伊朗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國航空的波音747包機返回德黑蘭。數百萬人歡迎他的回歸，人群呼喊他為「伊瑪目」，這個稱號一般是指伊斯蘭教的領拜者，但在什葉派裡暗指了941年隱遁的第十二任伊瑪目，增添了神秘的宗教色彩。他在兩天後向巴赫蒂亞爾發出最後通牒，指如果他不辭職，將會面臨武力抗爭。
在巴赫蒂亞爾仍在任的情況下，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巴扎爾甘為臨時總理。他警告「任何反對巴扎爾甘政府的人都違反了神聖的伊斯蘭教法，將會受到嚴懲」，並指示所有政府僱員和軍人與新政府合作，採取行動反對臨時政府的人們「會被視為暴動，是褻瀆伊斯蘭教的罪行」。
巴赫蒂亞爾政府陷入癱瘓，無法正常運作。此時，霍梅尼的支持者在各地利用清真寺建立了許多臨時革命委員會，這些組織被認為是「打破中央權威和避免陷入無政府狀態的理想媒介」，亦鼓勵和協助不同社會階層在革命當中的協作。軍方擺脫了沙阿的控制後，逐漸不再聽命和支持政府，他們失去了與革命派作對的意志，減少出現在街頭。越來越多的軍人叛逃，加入革命派。
霍梅尼指示巴扎爾甘成立臨時伊斯蘭政府，又委託革命委員會與伊朗軍方的參謀長談判。他讚揚已投身革命的軍人，承諾會保護叛軍。
伊朗伊斯蘭革命武裝分子
2月9日晚上，德黑蘭附近的空軍技師轉投霍梅尼陣營，他們與爆發衝突，大量左翼游擊隊、革命分子及其他叛軍趕至增援。他們擊敗了帝國衛隊，並佔領軍械庫，把武器分發給群眾。其他軍械庫、兵工廠及警局在翌日遇襲，估計有300000件槍支被革命派奪走並分發出去。一份德黑蘭報章報導稱「從10歲兒童到70歲長者，數以千計的人們獲發槍支」，《紐約時報》亦指「自一年多前的政治危機開始後，首次有數以千計的平民在街頭拿著機槍和其他武器」。
2月11日，數千名武裝人員、游擊隊、人民黨黨員及叛軍襲擊警局軍械庫、帝國衛隊軍營、薩瓦克的羈留中心埃溫監獄、軍校及駐地。總參謀長在下午宣佈軍方不會在巴赫蒂亞爾與革命委員會之間選邊。電臺在六點廣播道：「這是德黑蘭之音、真正伊朗之音及革命之音。」巴赫蒂亞爾辭去總理一職，與他的數名親信逃離伊朗。
霍梅尼在很久以前便有意以「法基赫的監護」的概念在伊朗建立伊斯蘭政權。可是，在沙阿倒臺後，革命派當中的世俗主義者、馬克斯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及溫和穆斯林都不認同由教士管治國家，更不要說是伊斯蘭教法學家。此時的霍梅尼還未完全掌控局勢，而且他和他的支持者沒有有效的手段管治國家，缺乏管理國家行政、工業、金融、軍事及其他機構所需的知識和經驗，因此他需要其他革命分子的支持。
他選擇巴扎爾甘出任革命政府的總理，切合了革命派大部分人的期望。巴扎爾甘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同時是一位知識分子，他在過去30年一直堅定不移反對沙阿的政權，代表了一直爭取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及認同伊斯蘭價值和原則作為政治意識形態基礎的溫和穆斯林。巴扎爾甘的願景是建立一個具伊斯蘭教色彩的民主國家，把傳統與現代融為一體，但霍梅尼卻意圖把什葉派置於絕對領導權。巴扎爾甘曾經暗示自己不像霍梅尼一樣猶如一臺摧枯拉朽的推土機，而是一輛「精致的客車」，必須要在平滑的柏油路上行駛。可是，霍梅尼對左翼更有戒心，也擔憂巴列維王朝可能會在美國的幫助下捲土重來，他需要巴扎爾甘及他的民主派協助確保革命成果。
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的徽章
巴扎爾甘上任後需要恢復社會秩序，霍梅尼呼籲革命分子停止攻擊政府機關，遵從巴扎爾甘政府的命令上繳武器。不過，巴扎爾甘政府謀求建立民主政制，經濟上採取自由主義政策，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保持友好關係，這與反帝國主義及尋求社會、經濟公義的左派相左。左派希望把大型產業國有化、還地於民，並輸出革命。左派游擊隊拒絕交出武器，因為他們聲稱要做好打破帝國主義陰謀的準備。按照其路線的不同，這些游擊隊和其他左翼黨派與伊斯蘭臨時政府及隨後的神權政府親疏有別，但最終都一律遭到打壓。
在革命後初期，及人民黨表態效忠伊斯蘭革命委員會，但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卻指伊斯蘭革命委員會裡應包括參加罷工的工人，並警告「騎劫革命」會造成後果。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把臨時政府裡的激進伊斯蘭教士及民族主義者視為資產階級，他們既不信任那些伊斯蘭教士，也認為後者是背叛革命的改革派。以反帝國主義為宗旨的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並未因巴列維王朝的倒臺而罷手，他們擔憂美國會協助沙阿奪回統治權，並且有謠傳沙阿藏身在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於是他們在2月14日攻佔大使館，但政府在事隔兩小時後便把他們趕出去，革命委員會譴責了他們的行為。
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指出，霍梅尼對伊斯蘭教法的理解及伊斯蘭運動需要持續與反帝國主義和反獨裁統治掛鈎，他們才會繼續支持他。他們又在2月20日呼籲支持者遊行到霍梅尼的寓所，霍梅尼則勸告公眾不要配合他們，批評他們的行為猶如「邪魔」和「土匪」，這些事件都反映「在沙阿離國後，伊朗的宗教勢力與馬克思主義者漸行漸遠」。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在隨後分裂成及少數派，前者移除了其游擊隊的定性，採取支持伊斯蘭政府的立場，但在1983年與人民黨一起遭到神權政府取締，後者則成為反對派。
與世俗的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相比，伊斯蘭革命聖戰者組織卻利用伊斯蘭教來傳達左翼意識形態。雖然據領導人所說，他們在初期獲霍梅尼及其盟友邀請加入伊斯蘭政府，但伊斯蘭革命聖戰者組織隱含反對伊斯蘭教士統治國家的訊息令霍梅尼抱有疑心，霍梅尼認為這在本質上是一個共產主義及反對伊斯蘭主義的組織，雙方最終無可避免地走向對立。伊斯蘭革命聖戰者組織指責掌權的伊斯蘭教士背棄了人民的民主盼望，卸下了早期的偽裝，並認定他們是反動分子。伊斯蘭教士則斥責伊斯蘭革命聖戰者是「偽信者」，並非真正的穆斯林，認為他們以馬克思主義沾污了伊斯蘭教。伊斯蘭革命聖戰者組織在1981年與神權政府攤牌，他們連同時任總統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鼓吹發動第二次革命，建立真正的伊斯蘭民主共和國，但遭到鎮壓，隨後逐漸式微。
在這些左翼黨派當中，人民黨最堅定支持霍梅尼，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誇讚稱「人民的警醒與霍梅尼堅實的領導能力是捍衛革命成果最可靠的保證」，因此在失去利用價值之前，他們得到霍梅尼的寬容。在1982年，蘇聯恢復對伊拉克供應武器，當時正值兩伊戰爭，這使得到蘇聯支持的人民黨成為政權嚴打的對象，卡亞諾里等人民黨的骨幹要在電視鏡頭面前承認叛國和一直為蘇聯刺探情報，導致人民黨解散。
在沙阿倒臺後，霍梅尼旋即成立，監管全國各地的臨時法庭。這些臨時法庭隨著各地的革命委員會而成立，用以審判巴列維王朝的多位主要官員。法庭的判決相當嚴苛，包括處決那些「令人沒齒難忘，對伊斯蘭教和伊朗犯下最嚴重罪行的人們」。這些地方法院對「反革命罪行」、叛國、失德等罪行均有審判權，由霍梅尼任命的革命檢察總長及革命委員會控制。法官都是霍梅尼親自挑選的教士，他們的判決不接受上訴。法庭的審訊過程只有數個小時，甚至數分鐘，可基於被告的聲譽予以判決，亦沒有辯護律師在場。
受審的伊朗前總理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
首批遭到處決的軍官有實施戒嚴令的軍事指揮官、前薩瓦克領導人納西里、空軍總司令及伊斯法罕的軍事長官，許多參與落實戒嚴令和打壓革命活動的軍官亦陸續遭到處決、監禁或被迫退役。遭處死的政府官員則包括前總理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外交部長及教育部長和伊朗的第一位女部長。到1979年11月初，有超過500人遭革命法院處死。
通過清除巴列維政權的餘黨，霍梅尼掀起的恐懼壓制了內部的反對聲音，對鞏固政權起了重要的作用。
伊朗境內的庫爾德人把伊斯蘭革命引致的局勢不穩視為契機，尋求更大的政治權力。他們支持伊斯蘭革命及霍梅尼，以換取霍梅尼承諾庫爾德人可享有自治及可在制定新憲法的時候佔有一席之位，但這個協議一直沒有實現。馬哈巴德的一位遜尼派教士號召各個庫爾德族部落的酋長和領導人召開會議，會議決定謀求庫爾德人的完全自治。他們提交了一個方案給德黑蘭政府，方案只把外交、國防和經濟策劃的權力交給中央政府，挑戰霍梅尼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神權政府的願景。
霍梅尼曾經提議賦權予遜尼派少數民族，他們可在庫爾德人佔多數的地區設立宗教法院，但侯賽尼等庫爾德族領導人認為這未足以符合他們的自治訴求。庫爾德人與革命衛隊在馬哈巴德、薩南達季爆發流血衝突，期間左翼游擊隊與庫爾德人並肩作戰，更令霍梅尼擔憂共產勢力圖謀滲透和支解伊朗，像1946年的馬哈巴德共和國一樣扶植一個獨立的庫爾德族共和國，他認為這對革命政府構成威脅，使雙方更難和解。政權對庫爾德斯坦民主黨和控制的庫爾德人地區發動軍事行動，佔領多個城市，抵抗的庫爾德武裝分子退至鄉郊開展游擊戰，戰事逐漸平息。
霍梅尼亦意識到，如果要建立一個伊斯蘭神權國家，他需要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壓制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左翼人士的反對。他憂慮常規軍隊會發動政變推翻伊斯蘭政府，事實上，卡特政府曾經試圖游說伊朗軍方推翻革命政府，因此他成立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它是一支獨立於常規軍隊的軍事力量。創立革命衛隊的透露，革命派在革命初期探討是否要成立革命衛隊，大部分人都同意革命需要一支能保護自身的力量，因此革命衛隊是作為「他（霍梅尼）的神權統治的意識形態捍衛者及牽制軍方的可靠力量」，其主要目的是反革命，亦負責內部和邊境保安、執法及管轄飛彈。革命衛隊用於不對稱戰爭及非常規的軍事任務，如防範走私、監控霍爾木茲海峽及針對反政府勢力展開軍事行動。
儘管革命衛隊的成立是霍梅尼委任的革命委員會及巴扎爾甘領導的臨時政府共同決定，但它終究是革命委員會的基石，甚至會協助霍梅尼制衡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發言人率先在1979年2月宣佈革命衛隊建立的消息。到5月，霍梅尼頒佈成立革命衛隊的法令，幫助各地的革命委員會恢復社會秩序和實施伊斯蘭教法，又吸收其他的革命武裝分子，以防他們威脅政權。革命衛隊取錄了6000位曾經與沙阿政府作戰的戰士和曾經接受過游擊訓練的人，下轄作為民兵及預備軍的巴斯基。他們在隨後得到新憲法的賦權，並在鎮壓庫爾德人及扳倒巴尼薩德爾的事件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霍梅尼回國不久後，他的支持者、、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穆罕默德-賈瓦德·巴霍納爾、阿里·哈梅內伊等創建了伊斯蘭共和黨，以宣揚「法基赫的監護」神權政府概念。除此之外，伊斯蘭共和黨還打擊人民聖戰者組織和世俗主義者等政敵，在鞏固霍梅尼政權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伊斯蘭共和黨聚攏了分散在各地、政府體制及民兵組織裡的霍梅尼支持者，透過宣稱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經濟壓迫爭取大眾的支持。它的角色是為了填補沙阿政權倒臺後各種恆常組織的真空、延續革命和政治動員、維繫霍梅尼在革命後的領導角色及深化人民的伊斯蘭思想等。哈梅內伊認為，伊斯蘭共和黨是伊斯蘭共和國的底盤，又指這個組織可以捍衛政治制度、解決內部危機及推動政權前行，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是它的分支執行機關，成員來自德黑蘭南部的貧民，他們是霍梅尼的狂熱崇拜者，獻身於伊斯蘭教，伊斯蘭共和黨標榜他們具備激進穆斯林的美德。他們在伊斯蘭共和黨的指示下阻撓世俗派系的游行示威，又洗劫反對派的書店和總部，破壞他們的政治活動，支配了政府、傳媒和革命衛隊。
一個叫的革命組織亦配合伊斯蘭共和黨及霍梅尼在鄉郊爭取支持及打擊政敵。它擁有數千名活躍分子，他們有不同的背景。建設聖戰運動在鄉郊開展宏大的開發計劃，改善鄕村的基建，提供農業支援、財政資助、教育及醫療服務，發動政治宣傳及傳教，又會組織集會，指責異見人士，試圖影響選舉結果。
革命後的伊朗應採用甚麼國名成為了一個具爭議性的話題，民主派及溫和派傾向於「民主共和國」，而左派則想採用「人民民主共和國」，但霍梅尼指伊斯蘭教本身已具民主概念，加上民主的前綴變成暗示伊斯蘭教是不民主。霍梅尼亦藉此警告那些對伊斯蘭革命構成威脅的「西化知識分子」，表示民主是西方的概念，新的國名不會是「伊朗共和國」或「伊朗民主伊斯蘭共和國」，只會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一字不少，隻字不多」。
革命領袖在1979年3月舉行的公投投票。
早在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拉夫桑賈尼已提到這個政府的職責包括「舉行公投以批示政權更迭」，因此霍梅尼在不足三個月後的3月30日及31日舉行公投，正式成立伊斯蘭共和國。所有16歲以上的伊朗人都可決定這個議題：「把舊政權（巴列維王朝）變更為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將交由公眾決定：是或否」其他黨派要求公投的選擇應更加公開，但霍梅尼予以拒絕，並指民眾在反對沙阿的時候已經選擇了「伊斯蘭共和國」作為未來的政治體制。為了表達不滿，、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等左翼黨派杯葛了選舉，而人民聖戰者組織、人民黨、自由運動、民族陣線及共和黨及都反對霍梅尼強迫民眾接受公投的選擇，但都呼籲支持者投贊成票。
民眾擔憂國內的局勢不穩及外國可能策動政變，再加上霍梅尼在當時極受歡迎，使公投議題得到壓倒性的98.2%贊成。超過90%合資格選民參加了公投，約有2000萬人。霍梅尼宣佈4月1日為「真主政府的第一天」。
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起草早在1978年已經開始，當時仍然身處巴黎的霍梅尼指派律師及法學家布魯傑迪負責起草。深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影響，哈比比草擬的憲法參照了這部1958年的法國憲法，賦予伊朗總統絕對的行政權力，並設立憲法監護委員會，審視議會通過的法律是否符合伊斯蘭教的教義。除此之外，草案未有給伊斯蘭教士指定任何具體的角色。在民主派的的督導下，革命委員會進一步修改草稿，加入保障婦女權利的條文，包括容許她們出任公職，又平衡總統與總理的權力。
霍梅尼倡議的「法基赫的監護」未有體現在這份草稿裡，但他在這時似乎願意與民主派合作。霍梅尼只修改了兩項與婦女有關的條文，不允許婦女出任法官和總統。除此之外，憲法草案只需得到公投通過便可生效。這份憲法草案在6月18日公佈，但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人民聖戰者組織表明反對憲法草案條文過於保守，其他世俗和革命黨派亦盼望制憲議會最終可以通過一部達致真正民主的憲法。霍梅尼意識到他並未掌控大局，革命有產生民主政制的可能性，令宗教難以影響政治，因此他迅速作出調整。
他及支持者以國家處於「緊急、不穩、失序」狀態為由，認為不適合對憲法草案作出冗長的討論，並指這種局面需要迅速改變以保障「國家利益」，決定不設300名代表組成的制憲議會，轉而設立約75人組成的專家會議。專家會議在8月開始審議憲法草案，霍梅尼向專家會議表示「共和國的憲法及其他法律必須完全體現伊斯蘭教特色」。
專家會議在11月15日通過草案，交付12月2日至3日舉行全國公投。根據新憲法，霍梅尼會成為最高領袖，又增設12位教士組成憲法監督委員會，如認為議會通過的法案違背伊斯蘭教法，該委員會可否決法案。學者卡斯拉·阿拉比（Kasra Aarabi）分析稱，「『法基赫的監護』的概念把政治及宗教交託給什葉派教士，國家的所有重要決策都要接受最高宗教領袖的批核，這位最高領袖是監護國家的伊斯蘭教法學家，對國家擁有監管權，確保了國家自上而下實現伊斯蘭化」。
12月的憲法公投遭到溫和派的沙里亞特馬達里及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的杯葛，他們認為憲法引入的「法基赫的監護」制度抵觸國家主權。不過，公決仍獲超過98%的支持得以通過。
伊斯蘭革命營造出一種利於表達進取、咄咄逼人姿態的氣候，令伊朗政治處處顯露某種特定的言行模式。這種政治氣候與1918年至1922年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戰時共產主義相似，革命活躍分子汲取了伊斯蘭教的歷史和法律，把訊息通過伊斯蘭教信條和什葉派千禧年主義宣揚出去。受伊斯蘭激進主義和反西方主義盛行的影響，伊朗自視為在全球掀起伊斯蘭革命及抗衡西方文化侵略和美國霸權的先驅和堡壘，這種思想體現在後續的伊朗人質危機和兩伊戰爭等事件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