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后來有人說，她在初見查理國王之前，就已經被法國宮廷收買並選定為迷住英格蘭國王的特務，但這說法似乎沒有證據支持。不過英王在初見她時展現出的覬覦之色，確實讓敏銳的法王路易十四（同在現場）開始策劃，利用她的美色去影響英王、資助法國。這個策略由法國駐英大使大力推動，同時也藉由英國國務卿阿靈頓伯爵亨利·本內特夫婦提供的管道（兩夫妻專門替查理二世物色美女、上貢為王家情婦），才得以讓路易絲進入王宮當侍女（實際上當國王情婦）。當路易絲於1673年成為查理最得寵的情婦時，法王給她的賄賂與秘密任務，也就水到渠成了。她受命替法國打探查理國王的機密心思，並且運用她的影響力，讓國王實施親法的外交政策並改信天主教。
路易絲能夠獲得查理國王濃厚的愛情和地位，足以顯示出她的聰明非凡。在她慵懶的外表和稚嫩的美麗下，隱藏了堅強的意志（日記作者約翰·伊夫林說她有"孩子臉baby face"）。她的兒子查爾斯（1672年–1723年）在1675年被授于里奇蒙公爵爵位。而在1673年8月19日，她被授于漢普郡費勒姆縣彼特斯菲爾德女男爵和樸茨茅斯女公爵，說明她已成為查理二世的首席情婦了。她的生活年金和各種補貼金非常巨大，從1677年開始就有每年27,300英鎊的收入，而光是在1681年，她就獲得讓人瞠目結舌的136,000英鎊。
法國大使不斷送來的珍寶與禮物，使她了解她必須要為祖國的主權與利益服務。當法王路易十四給予她禮物和榮耀之後，這項交易就獲得確認，路易絲也忠實並出色地達成其任務。1673年路易十四很滿意她的工作成效，就在當年12月應查理二世要求，授予她歐比尼女公爵的采邑。也因此，英國人很討厭她。路易十四給她的一雙耳環價值一萬八千英鎊，是路易當年送給英國政要的禮物中，最昂貴的珍品，這也比路易送給英國王后的任何物品還貴重。
1675年後，英國大眾對她的痛恨人盡皆知。一方面是因為她專注於替法國的利益服務（因此降低了英國的地位），一方面是因為她勾引國王的狐媚天分而臭名昭彰。查理二世的另一個情婦，奈爾·圭恩，就稱她是"Squintabella"；有一次當奈爾坐馬車上街時，公眾誤以為車裡坐的是路易絲，憤怒地把馬車推倒想要攻擊她，奈爾趕緊從車裡爬出來出來懇求群眾：「拜託各位好人理性一點，那個天主教蕩婦不在車上，我是另一個『新教』正統的蕩婦」（"Pray good people be civil, I am the ''Protestant'' whore."），群眾知道認錯人之後就大笑散開了。
在1678年查理的王權危機（所謂的「天主教陰謀」）期間，路易絲因為具有市民痛恨的雙重身分——天主教與法國人，害怕被憤怒的市民攻擊傷害，所以急忙逃離了英國；在逃難中她得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盟友——（天主教的）凱薩琳王后，王后感受到路易絲總是表現出來的善意與貼心，因此向她伸出友誼之手。即使曾經長期生病而容顏清減（1677年），或著兩度遠離查理（1678、1682年），路易絲仍有足夠的能力讓國王關愛並思念她，得以維持她的寵眷不衰。查理二世在1685年的臨終前夕，還一直惦記掛念著生命中的三個女人當中，就有路易絲（另兩位女人是凱薩琳王后與奈爾·圭恩）。
查理國王逝世不久，無力影響國政的女公爵，就退隱到法國去了。她先在三年中失去了查理二世給她的永久生活津貼，接著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失去了原本在愛爾蘭的封地收入。
在她的最后幾年，她生活在法國的歐比尼（Aubigny），備受債務困擾。1715年路易十四死后，奧爾良公爵腓力二世攝政，給了她一筆養老金。1734年11月14日女公爵在巴黎去世。
* H. Forneron, Louise de Keroualle, Paris, 1886.
* Mrs Colquhoun Grant, From Brittany to Whitehall, London, 1909.
*  Portraits of Louise de Keroualle
榕江俗稱南河，曾稱揭陽江，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東北部，是粵東沿海第二大的河流，因揭陽多榕樹而得名，發源于陸河縣東部鳳凰山南麓，自西南向東北流經陸河縣東坑鎮、水唇鎮、揭西縣五云鎮、河婆街道、大溪鎮、錢坑鎮、普寧市里湖鎮、揭西縣棉湖鎮、鳳江鎮、揭陽市市區等地，最后于汕頭市以西注入牛田洋。河長196千米，河道平均比降0.49‰，流域面積4650平方千米，年均徑流量61億立方米。榕江流域位于粵東沿河，臺風暴雨多，洪（潮）、澇、旱等災害嚴重。
楚河，古戰場，今河南省滎陽市廣武山鴻溝古運河地區。公元前203年，西楚霸王項羽與漢高祖劉邦會戰于在此，雙方皆不能取勝，遂簽定協議：“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史記》）后項羽返楚，劉邦聽眾張良建議追而擊之，敗項羽于烏江，項羽自刎，楚漢之爭結束。自今該地區仍有古城遺跡保存。
象棋:“楚河漢界”也被中國象棋引用為棋盤中的河界。
亦為象棋分界
開設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之學校稱為IB World School
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 簡稱 ）是一個兩年制、對象為16至19歲學生的課程，並廣泛被世界各所大學認可。20世紀60年代中期，一些教育家在日內瓦創立併發展了這一課程，並在6年運作後於1975年設立了雙語文憑。課程由國際文憑（IB）組織及管理，授課語言包括英語、法語和西班牙語。
IBDP學生須在開設IBDP課程的學校進行學習。學生從六類科目中選取6項科目並完成相應的評估，同時還需要完成三項核心科目，即CAS（Creativity, activity, service）、TOK（Theory of Knowledge）和EE（Extended Essay）。各科目的成績通常透過內部評估和外部評估兩種評估方式決定。每門學科在課程結束之後往往包括二至三份限時筆試並算入外部評估。內部評估則因學科而異，有可能通過口頭展示、實驗任務或者是寫作等方式進行。一般內部評估先由任課老師評分，隨後由指定的外部審核員（Moderator）進行確認或必要的調整。
整體上IBDP受到較高的評價，被認為是賦予學生跨學科思考的能力。衛報評價說課程「比三到四門普通教育高級程度證書（A-Level）科目更廣泛並更具有挑戰性」。
課程由六個組別組成：包括語言和文學研究、語言習得、個人與社會、實驗科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以及藝術。除上述六個科目之外，學生需完成一組核心科目：知識理論（Theory of Knowledge，TOK）、創意行動服務（Creativity, activity, service, CAS）以及拓展論文（Extended Essay）。每個科目會以1至7分來評分，合共42分；另外在知識理論及拓展論文中成績優異的同學會獲得最多三分(Bonus Points)。因此，學生可以在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中得到最多45分。
學生從組別一至組別五中各選一門科目學習，並再從組別六或者先前任意一個允許的組別中選擇一門課作為第六項科目。在這六門科目中，學生選擇三或四門科目作為高級水平科目（Higher Level, HL），其餘的則是標準水平（Standard Level, SL）。如學生選擇不完成整個課程，他們可以單獨挑選個別科目學習，並獲頒他們選修科目的學科證書（Subject Certificates）。根據IBO的規定，高級水平科目要求240小時的上課時間；而標準水平科目則只需150小時。
*組別一：語言和文學研究提供高級水平或標準水平。—這一般是學生的母語。課程提供超過八十種不同語言供學生修讀。如果學校沒有提供學生的母語以供選讀，他們可以以自學方式修讀，但該語言只可作為標準水平科目 。
**第一語言A文學（HL/SL）
**第一語言A文學與語言（HL/SL）
*組別二：語言習得。分為A2（2013年起取消）, B 或ab initio （初學，僅提供SL）三種。這一組的科目可以以第二個A1語言科目代替。
**第二語言A2（HL/SL）—這是予能流利地說此語言的同學修讀，或是予以此語言為母語的同學來修讀。（2013年起取消）
**第二語言B（HL）—這是予對此語言有4至5年經驗的同學修讀。
**第二語言B（SL）—這是予對此語言有2至5年經驗的同學修讀。
**第二語言ab initio（SL）—這是予為初學者的同學修讀。
*組別三：個人與社會—這是人文及社會科學科目。例如「哲學」、「經濟學」、「工商管理」、「心理學」、「社會人類學」、「全球社會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a global society ／ITGS)、「地理」和「歷史」。高級水平科目中，歷史科會以不同區域分類：包括「美洲歷史」、「歐洲歷史」、「非洲歷史」、「西亞歷史」和「東亞及東南亞歷史」。所有科目均有相應的高級水平或標準水平。
*組別四：實驗科學—科目包括：「物理」、「化學」、「生物」、「設計科技」與「環境系統與社會學」。環境系統與社會學僅提供標準水平，其他科目既有高級水平也有普通水平供學生選擇。同時環境系統與社會學既屬於組別三也是組別四。「計算機科學」（普通水平與高級水平）在2014年起正式從組別五被移到組別四中。
*組別五：數學—當中的科目由淺至深排列是：「數學研習」（普通水平）、「數學」（普通水平與高級水平）與進階數學（高級水平）。 在2019年的大綱修訂中，「數學研習」和「進階數學」兩門課程被移除，而原有的「數學」課程被拆分成「數學：分析與嘗試」與「數學：應用與理解」兩門課程，它們都包括普通水平與高級水平。「數學：分析與嘗試」具有更多代數、微積分與三角學的內容，而「數學：應用與理解」具有更多函數與統計的內容。
*組別六：藝術—科目例如「視覺藝術」、「電影」、「音樂」、「舞蹈」和「劇場藝術」。均包括普通水平與高級水平。學生亦可選修其他五個組別中的一個科目來代替此組別。
學生須在一個自選學科（不一定是考試科目，但不可是跨學科）中，撰寫一篇以四千字為限的拓展論文（Extended Essay，簡稱EE）。 這讓學生有機會探求一個自己有興趣的課題，利用在課堂及日常生活裡所學的知識及技巧作出批評、研究以及分析。這個項目需要學生的獨立研究以至論文的寫作能力。每一個學生會被分配一位監督老師，他會在整個過程中提供協助。如要完成國際文憑課程，這篇畢業論文是必須的。
國際文憑組織（IBO）為國際文憑大學預科課程的學習者制定了十條培養目標
* Inquirers 積極探究
* Knowledgeable 博學多識
* Thinkers 善於思考
* Communicators 樂於溝通
* Principled 重視原則
* Open-minded 心胸開闊
* Risk-takers 勇於冒險
* Balanced 身心健全
* Reflective 及時反思
楚河可能指以下其中一條河流：
* 楚河 (中國)：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滎陽市的一條運河
* 楚河 (中亞)：位於中亞地區、東干人的發源地
* 楚河漢街：武漢市武昌的一條人工河，聯通東湖和沙湖
交惡時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分裂選邊，紅色為蘇聯陣營，黃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陣營，黑色代表中立，其中柬埔寨雖為中方陣營，不過後來因為被越南占領而瓦解。
中蘇交惡，又稱中蘇決裂，是指冷戰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發生的外交、軍事關系上的疏遠甚至對峙衝突。
中蘇分歧同時覆蓋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層面。有鑑於兩者的軍事地理及歷史關係複雜，雙方的矛盾基本不可避免。衝突開始時間尚無定論，但大致緣于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的中蘇論戰，中共黨內部分黨員對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感到不滿。1961年，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時與蘇聯方面激烈辯論不歡而散，并拒絕參加此后的蘇共二十三大。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決定開展文化大革命，中蘇兩國關系徹底凍結。
中蘇沖突在軍事上接著發揮了作用，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后達到頂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在邊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對方，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謀求與非社會主義陣營的美國發展關系，在基辛格秘密訪華和中美建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即開始改革開放，經濟上的一邊倒政策也正式終結。
中美建交后的中蘇關系一直很緊張，并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至1989年六四事件前夕，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正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蘇關系才得以正常化，隨后蘇聯于1991年解體。在蘇聯解體前，中蘇大部分時間都在對立。蘇聯解體後，目前由中俄關系繼承了中蘇關系。
中蘇矛盾萌芽于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認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階級的中國的國情（在城市發動工人階級的革命全被國民黨鎮壓，因國民黨重軍駐守在城市），而決定發動農民進行革命。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斯大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合中國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領導中國共產黨，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遵義會議及延安整風后毛澤東掌握黨內實權，并在中共七大后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而代表蘇聯路線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逐漸退出權力中心。自此毛澤東全面執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斯大林仍然不願意承認毛的領導地位。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並不瞭解中國，而他的成功並不是靠斯大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奮鬥，更明言「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赫魯曉夫回憶稱，斯大林曾認為毛澤東是個「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侷限於自己的革命經驗。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時，蘇聯軍隊向日本宣戰，出兵佔領中國東北。期間蘇聯把20億美元的工業設施當作「戰利品」掠走，並沒收了30億美元的金條和8.5億滿幣。蘇軍把部分日軍武器交予中共軍隊，卻不讓他們控制東北。
抗日戰爭結束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希望中共和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合作。1945年蘇聯和中國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令毛澤東很不高興。國共內戰期間，蘇聯雖然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卻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澤東事後認為，是因為沒有聽斯大林要他和蔣介石合作，革命才勝利。
1955年到1957年間蘇聯援助建設的武漢長江大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成為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靠攏，歌曲《莫斯科-北京》還成為建國初期家喻戶曉流行歌。1950年，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開始對中國提供大量技術援助，如援建武漢長江大橋等多項建築計劃，以及著名的156項重點工程，輸出各種技術與人才，「莫斯科-北京軸心」因此形成。毛澤東還於1952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
盡管如此，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卻有很大的分歧。中國認為“毛澤東道路”，即像中國革命一樣，“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族反帝聯合戰線”及“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持久的武裝斗爭，從農村包圍城市”，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道路”，這理論“不僅對中國和亞洲具有意義，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具普遍意義”，更認為中國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經典”。蘇聯卻不認同毛澤東的言論，認為應遵從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指引的道路，亞洲人民以中國革命看作樣板非常危險。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其目的主要是廢除1945年條約，重新簽訂中蘇同盟條約。斯大林最初反對“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里撤軍。后來，在毛澤東的強硬態度面前，斯大林不得不同意簽訂新條約。蘇聯有關部門反復考慮，數易其稿，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關條約和協定，其中規定，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于1950年開始。最后，經過雙方討論確認的協定規定，締結對日和約后，不遲于1952年底，蘇聯軍隊撤出旅順海軍基地；1952年8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與斯大林進行會談，除了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計劃和朝鮮戰爭問題，延長蘇聯在旅順基地駐軍也是討論的內容之一。會談中斯大林指出，延長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期限的倡議應由中方提出。我們在那里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這種問題的。于是，周恩來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由中國政府向蘇聯提出相應的請求。9月15日，中蘇交換了《關于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
1953年斯大林死后，1954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華，并在1955年把軍港旅順歸還中國。斯大林的去世使蘇聯黨內圍繞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斗爭，赫魯曉夫特別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之前，赫魯曉夫主要是利用黨的渠道向中國通報各種情況，以求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通過這條渠道推動向中國提供大量經濟的和軍事的援助。交還旅順口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
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批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提出「三和路線」。之后蘇聯和從前斯大林批判的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搬走了壓在中共頭頂上的石頭，但其對個人崇拜的批判，讓毛澤東很不高興。一般認為，赫魯曉夫對馬列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的修改，讓中共不悅。但沈志華認為，事實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時，中共還強令北越代表接受與南越劃北緯17度線而治的提案。因而蘇共二十大時，中蘇還未因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妥協而產生分歧。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蘇聯提供承諾給予的核武器及核潛艇，蘇聯則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設用于軍事的長波電臺，和在中國領海和中方組建聯合艦隊作為交換。在建設長波電臺問題上，毛澤東認為這牽涉主權問題，提出中方出一半資金，蘇聯出另一半資金和全部技術，但長波電臺主權屬于中國，被蘇聯拒絕；而組建聯合艦隊一事，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中國當時海軍十分薄弱，即使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毛澤東后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赫則無法理解毛的激烈反應，特別是蘇聯剛答應提供給中國潛艇技術的前提下，他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間在互相供應、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難，而我們竟連這么簡單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
沈志華認為，事實上毛澤東之所以對聯合艦隊之事大發雷霆，是為了把赫魯曉夫騙到北京。在赫魯曉夫秘密訪華與毛澤東會談之后，毛澤東突然提出就這次會談發表一個聯合公報。8月3日的聯合公報強調：“雙方就……解決國際問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而其實雙方在會談中并沒有談及任何“國際問題”。而就在聯合公報發表后的8月23日，解放軍炮擊金門。美國和中華民國方面自然認為這是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共同商量好的軍事行動。然而，事實上，毛澤東從未向赫魯曉夫透露過炮擊金門之事，在炮擊金門之前赫魯曉夫一直被蒙在鼓里。毛澤東其實是狐假虎威，赫魯曉夫被毛澤東利用了。這件事后來成為中蘇分歧的重要誘因。
131工程地下防核爆避難區，1968年，中蘇邊境局勢緊張，國家準備應戰，毛澤東下令汪東興在鄂南為他修建戰時住房：防核戰爭地下指揮部。
大躍進早期，蘇聯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蘇聯對人民公社運動則較為謹慎。赫魯曉夫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開始由西方媒體曝出。1958年12月17日，《華盛頓郵報》刊載文章披露了美國議員休伯特·漢弗萊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與赫魯曉夫的談話，漢弗萊就中國公社問赫魯曉夫蘇聯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魯曉夫稱，公社制度對蘇聯不合時宜。赫魯曉夫還表示，公社支隊這個詞也用錯了，“公社”一詞緣起法國大革命時代，是一種城市形態而非農村形態。他接著說，中國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曾嘗試過公社，但行不通。隨后《紐約時報》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揚訪美期間發表索爾茲伯里撰寫的特稿《米高揚說，公社在蘇聯的實驗中失敗了》，其中稱蘇聯放棄了最近在共產中國所建立的那種純粹公社的工作。
蘇聯報刊從1959年開始公開報道蘇聯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報》刊載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省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講話中稱，公社在蘇聯建立過于草率，“盡可能幹，按需拿”這樣的公社“沒有什么成績”。集體農莊才是農民“親切的家”。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報紙發表時，刪去了此段話，而真理報則全文發表，黨史研究者林蘊暉認為，這明顯是講給中國“兄弟”聽的。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中蘇決裂的原因在于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但蘇聯覺得如果贊成人民公社，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因此1959年7月《真理報》發表了赫魯曉夫檢討了蘇聯19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此舉激怒了正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毛澤東。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引發第二次臺海危機，事先未通報蘇聯。9月24日，解放軍意外獲得了中華民國空軍發射的響尾蛇導彈，但一度拒絕移交給蘇聯，引起蘇方不滿。1959年6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為由，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核項目的援助。8月中印邊境糾紛，未經和中國溝通蘇聯塔斯社發表對中印沖突中立的聲明，拒絕支持中國。9月底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峰會，進行和解。蘇聯此舉是為了消減核戰爭的威脅，并且由于中國的大躍進而認為中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則由此認為蘇共在西方面前退縮。9月30日，赫魯曉夫訪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活動，其間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發生爭論。
1960年初，中蘇均表示要團結，但要對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則指向赫魯曉夫。同年在莫斯科舉行的81國共產黨大會上，以及1961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蘇共否定斯大林、主張「兩全路線」，還公開批判和中共關系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教條的斯大林主義，號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來當場予以嚴厲批評與駁斥，并率代表團提前回國，以示抗議。中共認為“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中國認為否定斯大林是丑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蘇聯則認為要解除個人迷信給蘇聯帶來的沉重影響，讓蘇聯更好地發展。1961年底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斷交。
赫魯曉夫回憶他之所以從蘇共二十二大起逐漸開始批駁毛澤東的做法，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還因為中方在邊界談判中漫天要價。
1960年5月1日，蘇聯擊落了一架美國U2偵察機，發生了U-2擊墜事件，美蘇緊張關系升級，中國借機重申美帝國主義侵略本性不改的說法。6月初在北京召開的第11屆國際工會大會理事會上中共積極的組織活動批判蘇共立場，隨后6月底蘇共在五十多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抨擊中國的大躍進，試圖在理論上壓服中共。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召回中國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銷毀部分技術圖紙，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中國認為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并把三年困難時期部分歸咎于此。事實上，蘇聯撤走專家的確是中國繼續大躍進“煉爭氣鋼”、堅持大躍進的錯誤做法的原因之一。早在1958-1959年，中國已普遍出現了輕視、不尊重蘇聯專家，認為其思想保守的情況。
簡言之，蘇共認為，現代核戰爭會導致世界大戰和人類的滅亡，使共產主義的勝利變成毫無意義之事，故和平共處是唯一選項，而擁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經濟競賽中徹底戰勝資本主義。中共則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將滅亡的是帝國主義，而不是人類，社會主義將獲得勝利。周恩來更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即使核武器可能消滅「三億中國人」，世界也會「剩下兩千萬美國人、五百萬英國人、五千萬俄國人和三億中國人」。世界革命和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關鍵。中共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蘇共認為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
1962年，毛澤東批判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退縮，認為赫魯曉夫“從機會主義蛻變為投降主義”，蘇聯則認為中共的立場會導致核戰爭。同年初夏，約6.7萬中國公民從新疆邊境逃亡蘇聯，稱為伊塔事件。當年發生的中印戰爭中，蘇聯支持印度。
1963年7月，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回國，毛澤東接見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的「三和」、「兩全」和「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復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復信進行全面系統的攻擊。為此，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蘇共”，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頂峰，中共認為在蘇聯修正主義已經上臺。
中國于1858年的《璦琿條約》與1860年的《北京條約》兩條不平等條約中被帝俄奪取大量領土。后來蘇聯煽動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外蒙古成為蘇聯一個衛星國。毛澤東認為中國還未向蘇聯清算中國向俄國的失土，卻惹來蘇聯譴責毛澤東像希特勒般尋求“生存空間”。中國方面聲稱，從1964年到1969年3月，蘇聯共侵犯中國邊境4189次。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國和蘇聯在北京東交民巷40號進行了邊界談判。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曾涌泉，副團長為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蘇方代表團團長為帕維爾·澤里亞諾夫、副團長為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伊利亞·謝爾蓋耶維奇·謝爾巴科夫。5月初，澤里亞諾夫乘飛機回到蘇聯和赫魯曉夫會談，赫魯曉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國。7月初，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中蘇同意在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的地段，以兩江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以及約600平方公里的爭議水面劃歸中國。珍寶島等島嶼均歸屬中國。但7月10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會面，一日本代表就要求歸還被蘇聯占領千島群島征詢毛澤東的看法。毛澤東講：“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體報道了此事。
7月30日，蘇方要求將會議地點設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涌泉提出，若蘇方不讓步，中方有權采取其他方式解決問題，蘇方將此解讀為“毛澤東幾乎是利用戰爭做了暗示”。9月2日，蘇聯《真理報》轉載了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會談的內容并配有評論，從而進一步刺激了毛澤東。 8月19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發表講話，曾6月達成的協議和毛澤東7月10日談話是“令人憎惡的文件和建議”。 8月22日，蘇聯代表團回國。9月15日，赫魯曉夫在與日本代表團會面時說：“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不遜色于俄國沙皇的掠奪者。如果誰把戰爭強加于我們的話，那么，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斗。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毛澤東于是表示要準備防止蘇聯入侵的戰爭，9到11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前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做戰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蘇聯入侵東北時的進攻路線。
中蘇方面皆聲稱烏蘇里江中珍寶島是自己的領土，而中國方面稱蘇聯在占領中國領土。1969年3月，中蘇兩國于珍寶島爆發兩次大規模沖突，中方稱為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事實上首次沖突中，中國軍隊突襲蘇軍，而蘇軍在第二次沖突中報復。其后兩國再于黑龍江八岔島和新疆邊界線上發生沖突。
反修論戰白熱化后，中共原本計劃連發“十評”文章，但未料到九評發出后，1964年10月14日赫魯曉夫突然下臺，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連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此時中共對赫氏下臺的真實原因以及蘇聯新任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的政策趨向還不清楚，毛遂決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機，派出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蘇聯祝賀，摸清蘇共新領導的政治意向，尋求避免中蘇徹底決裂的途徑。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以各種方式向蘇聯傳遞重修于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國家主席劉少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人聯名給蘇共新領導人，包括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勃烈日涅夫、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發去賀電，電文公開見報，中國報刊暫停論戰，開始正面介紹蘇聯新的建設成就。11月5日，毛、劉等人再次聯名發去節日賀電，7日劉少奇與鄧小平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偉大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11月5日，周恩來、賀龍、康生、伍修權、劉曉、潘自力、喬冠華等一行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歡迎，下榻列寧山政府別墅。稍事休息后代表團開始緊張的活動，禮節性地拜訪了蘇聯各位新領導和各國代表團，并接受回訪，利用一切機會與蘇聯方面接觸，傳遞期望改善關系的信息。11月7日，在蘇聯政府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元帥提到“中蘇關系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關系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曉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系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并與賀龍發生爭吵。隨后，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當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議。勃列日涅夫則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來則認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未立即回應。周恩來隨即率領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表示抗議。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蘇中關系因此繼續惡化。周恩來一行回來報告蘇聯并沒有改變路線的趨勢，中共繼續批判蘇聯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
1965年2月，蘇聯總理柯西金訪問越南時取道中國北京，協調雙方援越抗美的立場，爭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中方拒絕了蘇聯有關建議。
隨著中蘇沖突的加劇，中國對蘇聯軍事行動表示出了深切的擔憂，并進行廣泛的備戰活動。珍寶島沖突后，華沙條約組織采取了與對抗北約同樣的對抗威脅針對中國，蘇聯則一度考慮對中國進行核打擊。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后，中蘇沒有斷交，但除了中國允許蘇聯經中國給越南戰爭中的北越運輸物資之外，兩國關系徹底凍結。1967年，紅衛兵攻擊了當時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
1967年，中國成功試爆氫彈，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氫彈實驗是針對華約集團的核威脅的一次重大反擊。
1967年1月，發生莫斯科紅場中國留歐學生被毆打事件。
1967年冬至1968年初，在中蘇邊界發生七里沁島事件。
1968年，蘇聯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時，蘇聯在那里有12個不滿員的師和兩百架飛機，在1968年增至25個師、1200架飛機、和200枚導彈。同時蘇聯和蒙古達成協議，蘇軍幫助蒙古的南方邊防，并在那里駐軍（達蘭扎爾嘎朗、宗巴音）。1968年8月，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中國把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中國在越戰期間將大量軍隊從南方轉移到東北、華北、西北地區。
1968年10月，與蘇聯克格勃有關的《》記者維克多·路易斯到臺灣祕密訪問十天，路易斯見到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蔣經國，提出蘇聯想與臺灣聯合進攻中國大陸的想法。
1969年3月，中蘇雙方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最後中國獲勝，並開始大規模修建人防工事。
1969年4、5月間，維克多·路易斯緊急要求臺灣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單。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臺灣指派人員赴歐洲與蘇聯聯絡，並稱一旦戰事開始，不便聯絡。希望臺灣在下次會見時開出所需軍備清單。路易斯聲稱武器不必直運臺灣……而可在臺灣反攻時運達登陸地點。蘇聯需臺灣反攻詳細計畫。例如如何利用蘇聯軍事基地的具體方式、在何種區域所需何種和數量的武器等。臺灣登陸期間蘇軍會製造與中共的邊境衝突事件。出于對蘇聯與路易斯的提防，蔣介石拒絕與路易斯進行有關武器援助種類的談判。
1969年8月，中蘇雙方在新疆的鐵列克提發生大規模武裝沖突。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兩國開戰在所難免。
1969年9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的葬禮后路過北京，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秘密會晤。之后局勢得到緩解。
1969年10月20日，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正式舉行，談判未取得任何進展。蘇聯向中蘇邊界增兵。中國開展“深挖洞、廣積糧”的全國性戰備運動。
1970年代，為了震懾中國，蘇聯方面派出「東京急行」轟炸機機隊，除繞飛日本外，更迫近中國華東沿岸。
1975年，鄧小平與來訪的美國總統杰拉德·福特夫婦會談
1971年7月9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訪華，為1972年尼克松訪華鋪平道路。蘇聯聞訊之后也和尼克松展開峰會，中美蘇形成三角關系。
1970年代初，雖然中國繼續批判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陳兵達到了1969年時的兩倍，但兩國關系逐漸緩和下來。在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后，中蘇的沖突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
在美國和越南之間的戰爭停止之后，中南半島上的越南、老撾站在蘇聯一邊，而中國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之間爆發中越戰爭。蘇聯譴責中國，但沒有訴諸武力。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和美國、巴基斯坦聯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蘭抵抗運動。同年，中國宣布《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后不再續約。中國還和一些西方國家抵制了在莫斯科舉辦的198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與蘇聯交好的國家也一并受到中國的排斥，如古巴的菲德爾·卡斯特羅就曾被指為“背叛了革命”“實行法西斯統治”。
1982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發表演說“塔什干講話”，對中國語氣友好，被認為是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兩位繼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上，中國分別派出黃華、萬里、李鵬率領的官方代表團與蘇方接觸。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認為中蘇關系正常化要蘇聯解決“三大障礙”：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奧塞斯庫，要他向新近掌權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傳話；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邁克·華萊士采訪時再次表明這一態度。
隨著蘇軍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扎大幅減少和從阿富汗撤軍，中蘇關系得以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和上海，兩國關系正常化，之后北京發生了六四事件，蘇聯為此表示遺憾；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回訪莫斯科。
1991年，社會主義集團之間的互動浪潮，因為蘇聯的解體而結束了，在蘇聯解體之后，分裂成多個新建立的國家，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先後建立外交關係，但這中間因為有當年歷史因素存在，中國與前述的各個加盟國之間，還尚待解決並取得共識。
1993年，中俄雙方基本解決邊境問題；1996年，中國、俄羅斯及四個位於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元首開會，形成上海合作組織的雛形；在葉利欽和普京兩位總統先後訪華之後，中俄宣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5年，中俄舉行第一次合作軍事演習。2008年10月14日，俄羅斯將半個黑瞎子島歸還中國，官方宣布兩國邊境問題“徹底解決”。21世紀以來，由于國際地緣政治氣候的變化，東歐各前蘇聯衛星國與中國，中俄兩國關系，加盟國之間關係，均日益密切。中國的注意力集中在臺灣問題、南海問題和中印邊境問題上，而俄羅斯則重點關注北約東擴和境內恐怖組織及分離主義勢力。然而在2013年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而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亞後，俄羅斯與北約、歐盟和美國的關係迅速惡化。同時2016年唐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並同時擴展到科技戰、外交戰等，造成中美關係也迅速惡化。因此有部分人形容目前的局勢為第二次冷戰前的世界局勢。然而也因為該局勢，中俄關係得到了自中蘇交惡以後飛躍搬地發展，並為未來可能的第二次冷戰結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  黨史大事記（1960年－1969年）
*  李朝軍：從爭取平等到爭奪領導權──從中蘇論戰的主題演變看其實質
*  李明斌：中蘇論戰和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研究綜述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
南雍雙柱，指的是清末和民國早年在南京大學的前身學校擔任教職的兩位國學學者王伯沆和柳翼謀。
王伯沆（王瀣）、柳翼謀（柳詒徵），清末皆任兩江師範學堂教習，民國初年分別出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國文、史學兩系教授，為現代國立南京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中文、歷史學科的開創人。文學宗師王伯沆，史學宗師柳翼謀，秉南雍古風，傳教修養于現代學府，道德學術，士林敬重，在民國早年並稱“南雍雙柱”。
胡先驌民國二十四年發表在《國風》上的紀念文章《樸學之精神》中記述：
文史學家高明在“國立中央大學的傳統精神 ”一文中並列提到柳翼謀、王伯沆兩位學者，寫道：
以此可以管見柳翼謀和王伯沆對國立中央大學（原南京高師，以後先後改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南京大學，並在臺灣復校）學風和精神的影響，以及發揚中國文化的情形。唐德剛自傳回憶在中央大學求學生涯時寫道：「中大畢竟是繼承明朝國子監、民初兩江、東南的國學傳統」。張其昀《國立中央大學的學風》談到：「國立中央大學可說是中國現代儒學復興運動一個策源地。在五四運動以後，對中國歷史文化持懷疑與抨擊態度者，滔滔皆是。當時南京的我校，則屹立而不為動搖，所謂「鐘山龍蟠，石頭虎踞」，真有砥柱中流的氣概。我校所宣導的新學術，雖深受西洋思想的影響，而不為所轉移，而益充實光輝。這種儒學復興運動，經過四十年的時間，由發軔而漸趨成熟，以期成為吾國學術的正宗，中國真正的文藝復興。我們常以此自勉，當為世人所共見。」
王伯沆、柳翼謀影響近代南雍學風極大，但其影響不限於南雍、不限於受業弟子。南高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史地研究會、之後中央大學之國風，以及學衡、中國科學社等等學人及今之眾多學者，多受王伯沆和柳翼謀思想影響。其思想撒播遍及各界。
紹治帝（；），即阮憲祖，名阮福暶，越南阮朝第三代君主，1841年至1847年在位。年號紹治。
紹治帝原名阮福曧，明命四年三月十日（1823年），明命帝御賜新名阮福綿宗，是明命帝的長子，為佐天仁皇后胡氏華所生。不過胡氏華在其出生十三天之後便逝世了，明命十一年（1830年）正月，受封為長慶公。
1841年1月20日，明命帝逝世。2月11日，皇長子長慶公在太和殿正式登基，并按帝系冊將阮福綿宗改名阮福暶，是為紹治帝。奉明命帝的遺命，張登桂、武文解、阮知方、林維浹擔任輔政大臣，執掌朝政。
紹治帝繼位的時候，由於柬埔寨女王安眉被張明講遷到嘉定（今胡志明市）囚禁，高棉人發動了大規模反對阮朝統治的起義。在由博丁德差率領的暹羅軍隊的支持下，流亡暹羅的柬埔寨王子安東回到柬埔寨，希望復國。林森也在南圻的茶榮一帶發動反對阮朝的暴動。雖然有張明講、黎文德、阮公著、阮進林、林維浹率大軍鎮壓，但南圻叛軍、高棉人和暹羅軍隊互相聲援，因此仍無濟於事。謝光巨建議放棄柬埔寨之地，紹治帝遂召駐守南榮城（今金邊）的張明講回朝。阮朝軍隊也開始從柬埔寨撤退。安敦奪取了烏棟城，成為了新的柬埔寨國王。
阮進林、阮公著率軍自柬埔寨回到南圻攻打林森叛軍。但林森得到了暹羅軍隊的支援。紹治帝派黎文德為總統，率軍前去鎮壓。由阮知方、阮進林守前江，阮公著、阮公仁守永濟，范文典、范文仁守後江，三路並進，擊敗暹羅援軍，迫使其逃往柬埔寨。
不過由於安東不滿暹羅的統治，派人向紹治帝求救。1845年，紹治帝派武文解經略柬埔寨之事，率阮知方、尹蘊、尊室議攻入柬埔寨，並包圍了烏棟城。博丁德差與阮知方、尹蘊締結了和約，約定不再干涉柬埔寨內政，柬埔寨同時向阮朝和暹羅朝貢。1846年，安東派人到阮朝朝貢，越南軍隊自此退出柬埔寨。翌年，紹治帝冊封安東為「高蠻國王」，並封安眉為「郡主」。
紹治帝與其父明命帝一樣，對西方國家持保守和敵對的態度，不過紹治年間禁教比明命年間相對緩和。紹治帝依然延續明命帝的政策，對逮捕外國傳教士的人進行獎勵，並將被捕獲的傳教士送往順化監禁，命他們翻譯西方書籍。1845年，法國軍艦「女英雄」號（''Héroine''）駛入沱?港（今峴港），艦長法萬·勒韋凱（Favin Lévêque）要求釋放5名被囚禁在順化的傳教士。紹治帝同意釋放這5名傳教士。此後紹治帝又陸續將順化的傳教士全部釋放。
1847年，法國政府得知越南不再有被囚禁的傳教士的時候，派遣德·拉皮埃爾（De Lapierre）、夏爾·里戈·德·熱諾伊利（Rigault de Genouilly，即黎峨）分別率領兩艘軍艦來到沱?，要求越南解除對天主教的禁令。3月23日，正值雙方展開商議之機，法國人發現有兵船停在軍艦附近，並且看見了岸上的炮臺和防禦工事，懷疑阮朝朝廷對他們有敵意，便開炮擊沉了所有兵船，然後起錨離開了沱?。紹治帝大怒，再次重申了禁教令，並加強了對國內天主教徒的鎮壓。
同年11月4日，紹治帝逝世，葬於昌陵。次子阮福洪任改名阮福時並繼位，是為嗣德帝。嗣德帝為他上廟號憲祖、諡號紹天隆運至善純孝寬明睿斷文治武功聖哲章皇帝。
1810年6月20日－1902年5月12日
德國公范登興
生1子2女，子為嗣德帝
荊門郡公阮文仁
副衛尉武有領
1808年7月24日－1885年9月30日
生2子1女，長子為瑞太王阮福洪依
生1子2女，子為安豐郡王阮福洪保
快州郡公阮德川
1817年2月16日－1889年1月2日
生2子4女，次子為協和帝
生1子，堅太王阮福洪侅
生1子1女，淑妃之姊
錦衣校尉潘文鳳
錦衣千戶黃文貴
錦衣校尉阮廷善
？－1864年
署副衛尉潘栢
前鋒知簿武卿
紹治帝有二十九子三十五女。
1825年4月29日－1854年3月8日
阮福洪任（阮福時）
1829年9月22日－1883年7月19日
1833年4月20日－1890年5月8日
有26子29女
1833年9月11日－1877年2月23日
淑妃阮文氏川
育德帝生父，有43子24女
1834年10月5日－1842年5月28日
1834年10月25日－1922年9月18日
有4子10女
1835年2月12日－1863年4月19日
才人阮文氏芳
1835年10月2日－1885年5月9日
有10子15女
1837年5月5日－1855年2月19日
1837年5月6日－1895年7月15日
有12子10女
1837年5月6日－1837年9月12日
1837年9月3日－1889年7月18日
柔嬪阮文氏嫣
1838年6月30日－1853年7月21日
1838年9月15日－1839年8月28日
1839年8月5日－1864年10月22日
有1養子2女
1839年1月10日－1842年7月8日
才人阮廷氏味
1840年3月14日－1863年8月15日
有1養子1女
''未命名''
1842年10月22日－1843年8月26日
1843年1月12日－1843年5月19日
1843年11月20日－1847年11月3日
1843年12月2日－1884年4月18日
婕妤阮廷氏鸞
1845年6月16日－1875年7月5日
德嬪阮德氏媗
1845年12月3日－1876年5月15日
建福帝、咸宜帝、同慶帝生父，有5子7女
1847年5月19日－1847年9月26日
阮福洪佚（阮福昇）
1847年11月1日－1883年11月29日
1824年－1848年
？年－1899年以後
令妃阮文氏任
嫁謝光恩，諡號不詳
1826年－1829年
1828年－1885年4月20日
嫁張光柱，諡號不詳
1830年－1833年
1830年－1832年
才人阮維氏京
1830年－1834年
1832年－1875年
1833年－1869年
才人阮文氏奎
1833年－1836年
1834年－1836年
早卒，1834年生
早卒，1835年生
1836年－1882年
宮人阮文氏奎
1838年3月12日－1914年6月26日
阮玉敦貞阮玉艷媘
1838年－1890年
1838年－1839年
1839年－1852年
1839年－1879年
1839年－1840年
1840年－1857年
宮娥阮和氏申
1840年7月9日－1915年
1841年－1858年
宮娥阮曰氏麗
1841年－1899年以後
嫁不詳，諡號不詳
1842年－1894年
1842年－1843年
宮人阮文氏香蕊
1843年－1847年
1843年－1850年
1846年－1850年
宮人阮文氏惠
1846年－1870年
1847年－1888年
宮人胡氏懿兒
阮福綿宗→阮福暶
太平洋十二校聯盟（Pacific-12 Conference）是一個美國西部的大學體育聯盟。
這個聯盟的成立可追溯至1915年12月15日在波特蘭所舉行的一次會議，會中建立了太平洋十大學聯會的前身「太平洋海岸聯盟」（Pacific Coast Conference，簡寫為PCC），創始成員為柏克萊加大、華盛頓大學、奧勒岡大學、奧勒岡州州立學院（Oregon State College，後來改為奧勒岡州州立大學）等四所學校。從1916年開始有盟校之間的體育競賽及交流活動，1917年華盛頓州州立學院（Washington State College，後來改為華盛頓州州立大學）加盟，1918年史丹佛大學也加入PCC。1922年，南加大與愛達荷大學（U of Idaho）加盟，1924年，蒙大拿大學（U of Montana）加盟，1928年，UCLA獲準加盟後，PCC擴增為十所學校。
PCC這十校的陣容一直維持到1950年，除了1943-1945年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賽程縮減至最低以外，其競賽與交流皆不曾中斷。1950年蒙大拿大學退出PCC轉而加入Mountain States Conference，PPC剩下九所學校並維持至1958年。
1959年，PCC決定解散，重組一個新聯盟稱為AAWU（Athletic Association of Western Universities），包括五所學校：柏克萊加大、華盛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南加大、洛杉磯加大。華盛頓州州立大學於1962年加盟，奧勒岡大學與奧勒岡州州立大學於1964加盟。到了1968年，AAWU改名為太平洋八校聯盟。十年後，亞利桑那大學與亞利桑那州州立大學於1978年7月1日獲準加盟，太平洋十校聯盟（Pac-10 Conference）宣告成型，恢復了昔年PCC十所學校的規模。2011年變成太平洋十二校聯盟。
NCAA團體冠軍
亞利桑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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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命帝（；），名阮福晈，又名阮福膽，是越南阮朝第二代君主，1820年至1841年在位，年號明命，死后廟號阮聖祖。
1820年繼位之後，繼承父親的治國路線，一心想將越南建設成像清朝一樣的大帝國。他進行了多項改革，使阮朝處於鼎盛時期。不過，由於各種社會矛盾，越南先後爆發了由潘伯鑅、黎維良、黎文??、農文雲等人領導的叛亂。他還對柬埔寨、寮國進行軍事擴張，同暹羅發生軍事衝突。在位期間，越南的疆域達到有史以來的最大。
在對外政策上，明命帝施行閉關鎖國的政策，在國內嚴厲禁止基督教的傳播。1838年，明命帝將國號改為「大南」。
1841年逝世，葬於孝陵，子紹治帝繼位。
阮福晈是嘉隆帝阮福映的第四子，為左宮嬪二妃陳氏璫所生。當時舊阮政權還偏安於嘉定（今胡志明市一帶），並與北方的西山朝多次發生戰爭。陳氏璫與其他妃子一樣也隨之奔波，在嘉定府（今胡志明市）活祿村生下了阮福晈。
阮福晈三歲之時，阮福映命元妃宋氏蘭（即後來的承天高皇后）將其收為養子撫養。宋氏蘭要求阮福映做出擔保，阮福映命黎文悅寫下契券作為證明，交給宮婢阮氏犁保管。
景興六十二年（1801年），東宮太子阮福景病死於嘉定。根據慣例，阮福景的兒子阮福美堂應當被立為新的皇位繼承人。但由於阮福景一系有親西方和基督教傾向，阮福映遲遲不立繼承人。嘉隆十三年（1814年），承天高皇后宋氏蘭逝世。由於皇后所生的兒子阮福景英年早逝，阮福映命令阮福晈以養子身份為皇后主持祭祀，這暗示了阮福晈極有可能繼承皇位。阮朝的重臣黎文悅、黎質等極力反對，聲稱阮福晈是庶子，沒有資格為皇后戴孝，而應該讓嫡長孫阮福美堂（阮福旦）主持祭祀。阮福映便把保存的契券拿了出來，以此證明阮福晈是皇后的養子，認定他為「皇四子」，有資格主持皇后的祭祀。阮文誠又認為阮福晈的生母在世，祝文祭詞中的稱謂使用母字不大合適。但阮福映卻聲稱：「子奉父命，以祭其母，名正言順，有何不可！」堅持讓阮福晈以兒子身份祭祀皇后。翌年（1815年），阮福晈被正式冊立為皇太子。
1820年2月3日（嘉隆己卯年臘月十九），嘉隆帝駕崩。臨終前，嘉隆帝指定讓黎文悅、范登興擔任輔政大臣。2月14日（正月初一），30歲的皇太子阮福晈正式舉行登基大典，改年號為「明命」，次年（1821年）尊生母陳氏璫為皇太后。
明命帝是一位恬靜好學的君主。未即位之時，明命帝就與黎光定、阮文誠等推崇儒學的大臣來往密切。繼位之後，他對儒學推崇備至，常常秉燭夜閱奏章。明命帝勤于政事，在位期間進行了多項改革。不過為人多疑而且剛愎自用，事必躬親，要他親自-{朱批}-才能成行。明命帝在任期間常常訓誡臣子：「人心思治，不欲滋事生變。然年富力強之時未有建樹，而至年邁力衰之時尚能有何作為！故朕不敢有一時之懈怠。」
明命帝繼位之後，立即進行官制、行政區劃、幣制、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意圖建立中央集權的「文官政府」。在後黎朝末年，儒家政治的“士農工商”秩序徹底被打亂，出現了“米罄逃荒，壹農貳士”的現象。這個現象在西山朝時代更甚。明命帝致力於恢復這種秩序。
1820年，剛剛繼位的明命帝廢除了嘉隆年間的侍書院，改為文書房。1829年，明命帝參照清朝的職官制度，重新制定官員品階，設立九品十八級職官制度。自一品至九品，每品分為正、從兩級。又改文書房為內閣，任命各部、院的三四品官入閣，管理國家事務。
1830年和1831年，明命帝先後下令廢除了北城、嘉定城兩個總鎮之職，並參照清朝的行政區劃制度，將全國的27個鎮改為30個省1個府（京城承天府），各省以下依次設立府、縣、州、總、社這些行政單位。在嘉隆帝時代，鎮的官員多由武官擔任，可以管理鎮中的軍民事務，因此各地的鎮守、留鎮有實力抗拒朝廷的命令。明命帝改鎮為省之後，設置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領兵等職，由朝廷派遣上任。巡撫負責管理省內政治、教育，布政使負責管理賦稅、丁田、丁壯並傳達朝廷命令，按察使負責管理刑律、驛站，領兵負責管理軍隊。此外，又派遣朝廷大員前往重要的省份擔任總督之職，其地位居於巡撫之上，負責考察官吏、維護疆界。對於少數民族聚居地，明命帝施行改土歸流的政策，任命當地酋長為知州，並派遣流官監督內政。
1834年，明命帝參照宋朝的樞密院和清朝的軍機處，設置機密院。機密院之職由四名四品以上的大臣擔任，奉特旨佩戴金牌。其屬下官僚有員外郎、主事、司務、編修，由各部、各院選出充補。
1836年，鑒於北城各地貧富差距懸殊、官僚仗勢欺人、百姓好賭博和鋪張浪費，明命帝接受裴茂先的建議，訓導百姓，並嚴厲打擊違法亂紀的官員豪強。他頒佈了《十條聖訓》以訓導百姓。另一方面，又在北城各地設立養濟所（相當於福利院），將鰥寡孤獨殘障人士接至養濟所居住，由朝廷供養其生活。
1839年，明命帝制定各品級官員的年俸、春服錢標準。自一品至三品，每年兩次領俸；四品至七品於四季之末領俸一次；八九品以下每月領俸一次。為了防止官員貪污，明命帝又從清朝引入了養廉銀制度。
明命二年（1821年），明命帝令禮部詳查皇室祖先世系，將澄國公阮文溜以前的世系編成“前紀”，為編纂《列聖玉譜》做準備。
明命四年（1823年），明命帝制定日字部二十字，要求後世的君主按此順序為自己取名，而將二字名改為小字：
如紹治帝名阮福暶，嗣德帝名阮福時，協和帝名阮福昇……依此類推。避諱時，既要避皇帝的名，又要避皇帝的小字。
同時，明命帝下令為自己的后裔編寫「帝系詩」，要求直系后代的命名採用以下排行：
而對每一個輩分名字命名的要求也很嚴格，要求按照如下的偏旁部首取名：
例如，明命帝的兒子紹治帝叫阮福綿宗，名中有「宀」部；孫子嗣德帝叫阮福洪任，名字裡有「亻」部，以此類推。
而對於嘉隆帝其他兒子的後裔，明命帝下令為他們制定「藩系詩」以規定輩字。
同年，明命帝下令設立宗人府，設置官員以管理皇族內諸事。不過阮朝遠支旁系宗親眾多，於是在鄭懷德、黎質等人的建議下，明命帝下令將從阮淦至阮福淳之間九代遠支宗室的名字刪去姓氏，冠以“宗室”二字，標榜其地位。之後的紹治年間，宗人府改名「尊人府」，宗室則改名「尊室」。但在部分史料中，依然將遠支尊室稱為阮福氏。例如，尊室說被稱作「阮福說」。尊室永??被稱作「公曾孫尊室阮福永」。明命二十年（1839年），依皇長子長慶公阮福綿宗建議，明命帝將《皇朝宗譜》分為前編和正編兩個部分，前編記載廣南國時期阮主後裔，正編記載阮朝皇帝後裔。
明命帝的飛龍錢，鑄造於1833年
在經濟賦稅上，明命帝與其父定下的制度並無太大差別。只不過之前嘉隆帝給予嘉定城「裁決訴訟、自行任免官員」的權力被明命帝收回。1836年，明命帝派遣官員來到嘉定城，丈量土地並徵收丁稅、田稅、關稅，共統計當時全國有丁970516，田土4063892畝。
明命帝在位期間，鑄有「明命通寶」小平銅錢，并開始鑄造美號大錢。美號大錢銅質，正面錢文“明命通寶”，背面選儒家經典四書五經中的文字為銘文，有四字和八字者，十分稀有。
另一方面，明命帝及其父嘉隆帝均大力推廣越南獨有的鋅錢（也稱白鉛錢），份量沉重，價值甚低，根據當時越南官方匯率，三吊白鉛錢只能換得-{一吊}-銅錢，可謂劣幣中的劣幣，因此明命帝宣稱：「鉛錢之用，富戶既不敢私藏，而鄰國來商者又不敢帶回。此錢流通非但利于民，亦利于國，乃自然只利也」。白鉛錢的鑄造可說是深受中國五代南楚高郁關于鉛鐵錢貨幣政策的啟發。
明命帝在位期間，也對越南的科榜制度進行了改革。嘉隆帝在位期間，越南僅有鄉試而已。明命帝繼位之後，全面恢復了科榜考試。1822年，明命帝下令開會試、庭試以選拔進士，改原先六年一次的科試為三年一次。1829年，又命中格但不及分者可中副榜。
不過，明命帝也發現傳統的科舉制度的眾多弊病。明命帝認為科舉制度人為地製造了學術研究的條條框框，且使士人迂腐而功利，對國家的發展非常不利。但科舉制度已經根深蒂固，且明命帝又一時無法找到解決的方法，只能逐步進行改革。
明命帝恬靜好學，博覽群書，擅長漢文詩，精通儒學，崇尚孔孟之道。他本人撰有詩集《御製剿平南圻賊寇詩集》、《御製詩集》兩本。明命帝的兒子從善王、綏理王、襄安郡王（並稱「阮朝三堂」），女兒月亭、梅庵、蕙圃（並稱「阮朝三卿」），也都善於寫詩。
明命帝致力於推廣儒學，在位期間，文廟遍布越南各大城鎮，每逢春天、秋天舉行都會為孔子舉行隆重的祭典。他又設立國史館以編纂國史，並下令獎勵著書立說者。明命年間，越南湧現出潘清簡、黎光定、鄭懷德、潘輝注、龔文曦、黃公才、阮廷正、武文鑣等儒學大家。《嘉定城通志》、《歷朝憲章類誌》等書都是明命年間編寫的。在明命帝的大力推廣下，越南的儒學氛團繼16世紀后黎朝儒學的黃金時代后，再一次興盛起來。
明命帝非常重視儒學教育，他規定越南七八歲兒童就讀蒙學時，塾師首先要教授忠、孝兩經，以及朱熹的《小學集注》；先讀四書，然后再讀五經。1835年，明命帝還詔諭將四書五經和朱熹的《小學集注》等書大量印行，同時允許民間印刷銷售，使這些書籍能廣泛流行於越南境內。
1839年，明命帝曾以屬國越南國王的身份，奏請中國清朝的道光皇帝向越南頒發《康熙字典》，以便越南人可以學習漢語，並規定學校教學、政府文書、科舉考試一律要采用漢字，不準使用或混用喃字。
不過，明命帝在宣揚漢文文學的同時，也對喃字文學進行打壓。這些喃字文學作品多揭露了當時社會的陰暗面，因此被知識分子認為是難登大雅之堂之作。雖然阮朝的士大夫中流傳著“男不看《潘陳》，女不看《翠雲翠翹》”（?àn ?ng ch? k? Phan Tr?n, ?àn bà ch? k? Thúy Van Thúy Ki?u）之語，但這些喃字文學作品依然受到百姓的喜愛。
明命帝時代的兵種分為步兵、水兵、象兵、騎兵、炮兵五種。
步兵分為京兵和奇兵。京兵為防守京城的兵。編制上分為營、衛、隊三級。每營五衛，每衛十隊，每隊五十人。每衛擁有兩口神功大炮、兩百支鳥槍、二十一面旗。京兵有時候也會外派到各省。奇兵則是各省的軍隊，分為奇、隊兩級。
象兵的編制為隊，每隊有四十頭戰象。又規定當軍隊開往某地時，皇帝需派遣幾名醫生隨行，以備診治。
水兵共十五衛，分為三個營。明命帝非常重視海面的防禦，因此水軍經常演習，而在諸海口島嶼設立炮臺。
雖然明命帝認為「治國必有武備」而十分重視軍事，但朝廷重文輕武，各地官員對於軍事演習往往敷衍了事。當時的軍隊中已經出現了兵冊中人數眾多、事實兵員不足的現象；且軍事器械比較陳舊落後、士兵訓練不足。明命帝雖知曉此情，但卻無法遏止，這顯現出阮朝軍隊逐漸衰敗的跡象。
阮朝於1802年征服北城，但北城一帶仍有不少後黎朝的支持者。再加上官僚的貪污腐敗，導致了百姓的不滿。1822年，北城一帶爆發農民起義，官軍不能制。明命年間，北城地區先後爆發了大大小小的254次農民起義。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潘伯鑅、黎維良、農文雲的起義。而在南方的嘉定城，黎文舉兵叛亂，暹羅軍隊和法國傳教士也介入這場叛亂。這些農民起義給予了朝廷沉重打擊，政權幾乎陷入癱瘓。後經明命帝勵精圖治方才安定，但已大不如前。
對外方面，明命帝出兵侵略寮國、柬埔寨，將它們變成越南的領土。
1826年，潘伯鑅、武德葛、阮幸起兵於南定，攻破茶里、麟海二守，殺死守御鄧廷勉、阮忠演以及南定鎮守黎茂菊。明命帝派兵圍剿，殺死武德葛。但不久潘伯鑅、阮幸又聯合流亡到越南的中國山賊，騷擾北城沿岸一帶，攻破海陽的先明、宜陽二縣。明命帝派清化參辦阮公著、乂安參辦阮德潤率軍前往北城，會同北城協鎮阮有慎一起圍剿。翌年，在天長府、建昌府一帶擒獲潘伯鑅等，全部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