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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道德哲學的討論而言，「本能觀念」或「本能」的問題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十八世紀的哲學認為，作為「本能觀念」的事物，是普世美德的基礎，也是客觀道德的先決條件。在二十世紀，人們的看法有些倒轉，諸如約翰·萊斯利·麥基等一些哲學家認為人類行為的演化起源，說明了世上沒有足以作為道德基礎的事物；而諸如湯瑪斯·內格爾等其他的一些哲學家則認為道德在認知上是能獨立於演化上的考量而依舊有效的論述。
由於達爾文演化論的成就之故，純粹的遺傳對人的影響成為焦點，因使在二十世紀前期，作為此種狀況回應，人們開始關注環境對人的潛在影響。在這段期間，作為一門研究在生物因素以外文化對人的影響的學問，社會開學開始發展，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在1911年的書《原始人的思維》（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引致了一個在接下了十五年主宰美國人類學的計畫。在此研究中，他發現說在任何給定的族群中，生物因子、語言、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非物質文化（symbolic culture）等各項因素都是彼此獨立的，這裡面的每一項都是人性的重要向度，而這些向度中，沒有任何一項可以化約為其他的向度。
約翰·布羅德斯·華生在1920和30年代建立了純粹行為主義學派，而這學派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成為主宰學界的學派。人們常認為，華生認為說任何遺傳都可能有影響的事物，在實際上都為後天因素所主導，而這是因為他常被斷章取義、最後一句通常被省略的名言所致：給我一打健全的嬰兒，把他們帶到我獨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證，在其中隨機選出一個，訓練成為我所選定的任何類型的人物 – 醫生、律師、藝術家、巨商人，或者乞丐、竊賊，不用考慮他的天賦、傾向、能力，祖先的職業與種族。我承認這超出了事實，但是持相反主張的人已經誇張了數千年。(1930)在1940到60年代，阿什利·蒙塔古是一個純粹行為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他認為遺傳對人的行為毫無影響，他曾說： 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其無本能之故，而這是因為構成一個人之一切，及其所成為之一切，都是由其所屬的文化學習和獲取所致……除了嬰兒對突然消失的支持和突如其來的噪音等類本能反應外，人完全沒有本能。而在1951年，卡爾文·S·霍爾（Calvin S. Hall）指出，將先天與後天二分對立的作法，最終將是徒勞的。
在其於1961年出版的《生於非洲》（African Genesis）和1966年出版的《領域法則》（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這兩本書中，羅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主張人類確實有本能，尤其是領域性方面的本能；而德斯蒙德·莫利斯在《裸猿》一書中，也提及類似的看法。在1970年代，學界開始出現組織性反對蒙塔古純粹白板論的聲浪，其中最著名的反對者為艾德華·威爾森，而這可見於他於1979年所出版的《論人性》一書當中。
在近代，學界發展出雙生子研究，藉此以排除對人的影響中，一切可能的遺傳因素。學界常利用這類的研究，將一個族群中出現的某項特質的影響因素，給分為遺傳（先天）和環境（後天）因素，而雙子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很多狀況下，遺傳對於一項特質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這類研究也指出，對於可遺傳的特質，遺傳的影響也並非壓倒性的，而遺傳對一項特質的影響，一般在40%到50%左右，也就是說，先天與後天的爭論，不應當視為「純粹行為主義」和「純粹遺傳論」之間的爭論，而應當將之視為純粹行為主義逐漸被當代主流的「先天與後天因素都對一項特質有重大影響」的說法逐漸取代的過程。唐納德·赫布主張說，面對「先天與後天，哪個對人格特質比較重要？」的問題時，可以藉由反問「長度還是寬度，哪個對三角形比較重要？」來回應。
在1980年代，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Donald Brown）從數百份源自世界各地的人類學研究中，摘錄出了普世文化通則，他發現了大約150條這樣的通則，並因而得到結論說「普世人性」確實存在，並認為說這些通則指出了普世人性為何。
在1970至80年代先天與後天的爭論達到最高峰時，這類的爭論往往變成意識形態間的爭論。在1984年出版的《不在我們的基因中：生物、意識形態及人性》（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一書中，理查德·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史蒂文·羅斯（Steven Peter Russell Rose）和里昂·卡明（Leon J. Kamin）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指稱「科學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最終背書者……如果遺傳決定論是階級鬥爭的武器，納大學就是武器工廠，而其教師和研究員就是這些武器的工程師、設計者和產品生產工人。」他們藉此將爭論的焦點，給從「可遺傳特質是否存在」這點，給轉移到「在政治與道德上是否該承認這類特質存在」之上，這些作者拒絕這種承認，並要求說不論這類的特質是否存在，在政治和道德的討論上，演化的傾向應該被丟開。
由於基因科學在1990年代的發展，因此對可遺傳性的研究變得容易，也因此有更多這類的研究出現。在1990年代晚期，隨著壓倒性證據的累積，華生和蒙塔古那種完全否認先天影響的極端白板論，已被否定。
這種修正可見於1990年代晚期面向大眾的暢銷書當中。朱迪斯·里奇·哈里斯在1998年出版的《教養的迷思》一書被史蒂芬·平克認為是一本「將被視為是心理學歷史轉捩點」的書；然而，學界批判說哈里斯將「父母教養影響沒之前想的那麼重要」的說法，給誇大成「父母教養不重要」，換句話說，學界對父母教養的共識是教養依舊很重要，只是沒有過去想的那麼重要。
在2002年，史蒂芬·平克在其所著作的《白板論：當代對人類天性的否認》（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一書中，總結了二十世紀晚期時的狀況，這本書成了一本暢銷書，並讓大眾認知到學界典範在過去數十年中，已從1940到70年代的「人在出生時是一張白紙」的純粹白板論中逐漸改變的事實。
平克指出，對純粹白板論如意識形態教條般的信奉，與20世紀時期另外兩條對人性的教條相關聯，這兩條教條如下：
# 「高貴野蠻人」，其所指的是人性本善，只是出生後受到不良影響所污染
# 「機器裡的靈魂」（ghost in the machine），其所指的是人類有著一個在生物體之外能完全獨立做道德判斷的靈魂。
平克指出盡管有證據反對，但這三條教條依舊為人們所抱持了一段相當的時間，這是因為這些教條符合人們的期望，而這些教條之所以符合人們的期望，是因為假若任何人類的特質都完全是由文化決定的，那麼任何不想要的特質（如犯罪和侵略性等）都可藉由純粹的政治文化手段來改造。平克並聚焦於學界對於反對證據過份地壓制的原因，這其中的原因包括了人們對這些證據可能的（不論是想像的或投射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後果的恐懼。
*茱蒂·哈里斯，以《教養的迷思》一書論證後天發展不一定僅仰賴早期親子教養的美國心理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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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least two Science Fiction novels have plots which bear on this debate (in very different ways from each other): Cyteen by C. J. Cherryh (1988) and The Coming of the Quantum Cats  by Frederik Pohl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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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姆生燈悖論是芝諾悖論的變種，由哲學家詹姆斯·湯姆生提出。這個哲學家亦提出了supertask這個字。
考慮一個有捺跳開關的燈。開始時，燈是關著的。1分鐘後開；30秒後又關燈；隔15秒後開，隔7.5秒後關……如此重覆動作，每一時間間隔是前一間隔的1/2。問到了兩分鐘時，燈的狀態是甚麼？如果開始時，燈的狀態是開的，結果會否有不同？
*Thomson, J., 1954-55, ‘Tasks and Super-Tasks’, Analysis, XV, pp. 1-13.
1870年代的畢打街
，原稱必打街，是香港中環一條重要街道，位處香港商業區心臟地帶。畢打街接雲咸街北端，南起皇后大道中，經德輔道中至干諾道為止。目前畢打街是單程向北行。
必打街是為紀念香港首位中尉（Lt. William Pedder）而命名。因為必打街的中文名稱中的「必打」可意會為「必須要打」，故此當時市民習慣把必打街讀成畢打街。後來在1976年，政府正式把街道的中文名稱改名為畢打街，英文名稱則維持不變，沿用至今。
1863年，皇后大道中及畢打街交界處興建了畢打街鐘樓，鐘樓具有報時及報火警的作用，當時是中環的標誌，在1908年被拆卸。香港開埠初期，畢打街東有顛地洋行，西有郵政總局、怡和洋行、連卡佛洋行等。1867年，顛地洋行倒閉，原址則建成當時香港最高（六層高）的香港大酒店，1926年被大火燒毀。其後香港置地公司購入該地，改建成告羅士打行，1980年代再改建為置地廣場告羅士打大廈。
20世紀中期，畢打街由皇后大道中至德輔道中的段落除了有車路外，中間位置曾經用作預留給車輛停泊。現在環球大廈的位置昔日是香港郵政總局舊址，1976年搬遷後拆卸以興建港鐵中環站，而該站目前為港島綫及荃灣綫中轉站，原址上層則建成環球大廈。在畢打街西面的畢打行在1924年落成，並保存至今。
1869年為慶祝愛丁堡公爵亞爾菲臘來訪而在畢打碼頭佈置的拱門裝飾，由約翰·湯姆森攝
Album of Hongkong Canton Macao Amoy Foochow 020.jpg|畢打街鐘樓（約1870年）
Pedder St clock tower from Des Voeux Rd.jpg|畢打碼頭（約19世紀）
Pedder entrance.jpg|現在仍保存的畢打行
今日的畢打街是香港其中一條最繁忙的街道，兩旁設有銀行及著名品牌專門店等。2005年12月8日，時裝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香港旗艦店重新開幕，是全球四大路易威登店之一。
北洋軍領袖袁世凱
訓練中的北洋新軍炮兵
民國初年北洋軍閱兵式
張璧等北洋新軍
北洋軍又稱北洋新軍及北洋政府軍，為中國清末至民初之國防軍。其源自清朝在甲午戰爭后由袁世凱編練的新軍，為中國第一支近代化陸軍。民國成立後，北洋軍成為中華民國北京政府主要的國防武力。但袁世凱死後，北洋軍分裂為三大派系與數個小派系，各自割據一方，形成北洋軍閥。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光緒帝派胡燏棻在天津編成十營定武軍。同年10月袁世凱接手定武軍，帶領一批畢業自天津武備學堂的人才和親信在天津與塘沽之間的小站練兵。袁仿照德國陸軍制度和操典教令，制定了招募、敘薪、組織編制、教育訓練、軍官任免和培養等一系列的建軍方案，對定武軍進行改編，由4750人擴編至7300人，並定名“新建陸軍”，簡稱“新軍”。袁世凱十分注重武器裝備的當代化和標準化，積極引進西洋的先進技術，以新法嚴格訓練，重視官兵福利待遇，並嚴禁吸食鴉片，軍紀大治。這股兵力後來成為清末陸軍主力，也是北洋軍的雛形。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新軍被編入守衛京師之一的武衛右軍，後來跟隨袁世凱前往山東鎮壓義和團，並擴編至二萬餘人。八國聯軍之役，武衛軍諸路皆損失慘重，惟袁的武衛右軍保存完整實力，成為清朝北方碩果僅存的新軍武力。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4月，慈禧太后展開庚子後新政。袁世凱以武衛右軍為基礎，著手進行“北洋常備軍”的建設。至1904年，先後編成三鎮。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2月，袁又提議統一全國軍隊番號，將全國各地的常備軍各鎮改稱陸軍各鎮。5月，以北洋常備軍、京旗常備軍為基礎的新建三鎮，與武衛右軍、自強軍的舊三鎮，統一番號為近畿陸軍第一鎮至第六鎮，歸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管轄，故合稱“北洋六鎮”，又稱“北洋新軍”，負責拱衛京畿，北洋系正式成形。此一時期，袁先後設立行營將弁學堂、陸軍師範學堂、軍械學堂、軍醫學堂、馬醫學堂、經理學堂，以及軍官學堂、憲兵學堂、陸軍速成學堂，尚有陸軍講武堂、電信號學隊等，北洋軍的發展迅猛。
1907年（光緒三十四年）8月，慈禧太后決議以北洋六鎮為模範，於全國各地編成36鎮新軍，限二至五年內完成。同年，袁世凱的親信徐世昌任東三省總督，率陸軍第三鎮及第二、第四、第五、第六鎮各一部兵力出關。光緒帝與慈禧相繼死後，1909年（宣統元年）袁因權重被隆裕太后開缺還鄉。1910年（宣統二年），奉天（今沈陽）、吉林分別編成陸軍暫編第20及23鎮，奉天、黑龍江省另各有一個混成協兵力，北洋軍擴大至東北地區。此後，北京、天津、直隸省（今河北省）、山東省及東三省便長期作為北洋軍的主要勢力範圍。
1911年（宣統三年），由已故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湖北省編練的陸軍第八鎮和第二十一混成協（即湖北新軍，簡稱鄂軍，屬於非北洋系的新軍）意外發動武昌起義，與革命黨中國同盟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史稱湖北軍政府），辛亥革命正式爆發。陸軍部大臣廕昌率北洋新軍南下鎮壓鄂軍，卻因將士不服而指揮不靈，隆裕太后被迫復用袁。後來袁憑藉著北洋新軍的優越實力，一面要脅革命軍，一面逼迫清帝退位，取得政權。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北洋新軍的角色也從過去的清軍轉變為民國軍。當時全國軍隊的組成基本源自前清的各地新軍，名稱上仍承襲前清，將京津直魯及東北的部隊統稱為北洋軍，形同中央軍的角色。而南方各省的非北洋系部隊則冠以省名，如鄂軍、滇軍、粵軍、桂軍、川軍（或蜀軍）等。中央政府改北洋軍編制的鎮、協、標、營為師、旅、團、營，并大肆擴軍，增編12個師與16個混成旅。1913年（民國二年）為鎮壓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袁世凱遣馮國璋率北洋軍4個師、3個旅及武衛軍（張勛部）對南方省分的國民黨籍都督發動進攻。1912至1914年間，北洋軍持續在豫（河南）、鄂（湖北）、皖（安徽）、陝（陜西）、甘（甘肅）等省鎮壓白朗起義。1915年（民國四年）3月，袁世凱命陳宦為會辦四川軍務，率北洋軍三個混成旅入川，間接控制四川。袁掌握國家機器，銳意擴充北洋軍。至1916年初，中央政府直轄及依附的軍隊共計33個陸軍師、97個混成旅（含部分步、騎兵旅）、33個混成團（含部分獨立步、騎兵團），總兵力達120萬人，其中半數以上為北洋嫡系部隊。隨著北洋軍實力急遽膨脹，袁世凱於1915年（民國四年）12月洪憲稱帝，引發南方各省反對並紛紛宣布獨立，護國戰爭爆發。曹錕率領北洋軍前往大西南地區鎮壓護國軍，然在四川遭到頑強抵抗，袁在內外壓迫下取消帝制。
1916年（民國五年）6月袁世凱病故後，無人有能力和威望統御整個北洋軍，各將官趁機發展自己的勢力，列強為爭奪在華利益也各自尋找代理人。北洋軍遂分裂為三大勢力，分別是：日本支持的以時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為首的皖系，日本支持的以時任東三省巡閱使領奉天督軍兼省長張作霖為首的奉系，英國、美國支持的以時任副總統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另外尚有日本支持的以閻錫山為首的晉系，蘇聯支持的以馮玉祥為首的馮系西北軍等小派系。各系擁兵自重、割據一方，形成北洋軍閥。而本非北洋新軍的南方各省地方武裝如粵系、桂系、滇系、黔系、湘系等其時亦為半獨立狀態，全國陷入嚴重的軍閥割據狀態。此後，各系軍閥雖在名義上仍是中華民國的國防軍，但實際上並不受北京的中央政府支配，中央政府反淪為北洋軍閥各系輪番控制的傀儡。北洋軍閥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操縱國會，正副總統與國務總理等重要職位均為北洋系人士，這也是後世將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稱為「北洋政府」的主因。
1917年（民國六年）皖系領袖段祺瑞討伐張勳復辟後控制中央政府，並終止臨時約法、廢除國會，引發“護法運動”。孫中山在廣州另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史稱護法軍政府），並號召粵（廣東）、桂（廣西）、滇（雲南）、黔（貴州）與川（四川）等省分的軍閥宣布脫離中央政府獨立，形成南北對峙。1917至1922年間，北洋軍與護法軍打打停停，歷經兩次南北議和與第二次護法戰爭，最終以北洋軍勝利、護法軍與中央政府和談告終。
1918年（民國七年），段祺瑞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名，向日本大量借款購買武器，聘用日籍顧問，成立參戰軍（戰後改稱邊防軍）。至次年1月，編成3個師4個旅；10月，皖系將領徐樹錚率西北邊防軍入外蒙古逼迫其取消自治。1920年（民國九年）皖軍已有11個師、17個混成旅。皖系擴充軍力引起直、奉兩系不滿，雙方領袖曹錕、張作霖結成反皖同盟。同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直軍在奉軍支援下擊敗皖軍。皖系控制的西北邊防軍全部被遣散裁併，在京津地區及豫、鄂、察、陝等省的部隊被繳械，只剩淞滬地區和浙、魯、閩、皖等省的殘餘部隊以及依附於皖系的地方部隊。直皖戰爭後，直系取代皖系控制北洋政府，直軍擴充至18個師、18個混成旅，約20萬人，佔據北方和長江流域大部分地區。奉軍也乘機佔領綏遠（今併入內蒙古）和京山鐵路（北京—山海關）沿線地區，兵力發展到5個師、23個混成旅、3個騎兵旅，20餘萬人。
1922年（民國十一年），為爭奪中央政府的控制權，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系戰敗後全部撤出關外，張作霖積極整軍經武，將奉軍統一編成3個師、27個旅和5個騎兵旅，並建立了海、空軍和兵工廠，兵力達17萬人。直系亦大肆擴充軍備，至1924年（民國十三年）夏，直系達21個師（含2個川軍聯直師）、17個混成旅，共25萬人，並著手準備消滅皖系在浙江和淞滬地區的殘餘力量。9月，直系的江蘇督軍齊燮元對皖系的浙江督軍盧永祥及駐防上海的浙滬聯軍發動攻擊，江浙戰爭爆發。皖系再次戰敗，徹底消亡。此戰同時引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直系出身的西北軍將領馮玉祥倒戈，改稱「國民軍」，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軟禁大總統曹錕，驅逐紫禁城內的遜清皇室。直軍總司令吳佩孚遭到奉軍與國民軍夾擊，遁走湖南。張作霖與馮玉祥協議推舉前皖系領袖段祺瑞為臨時執政，但中央政府實際由奉系控制。奉系隨即擴編軍隊，改旅為師，人數達35萬，並冠以“東北陸軍”稱號，大舉入關南下。至1925年5月，除東三省外，奉軍還佔據熱、直、豫、魯、蘇、皖等省，成為當時中國最強大的軍閥。10月，佔有浙、閩的直系軍閥孫傳芳與馮玉祥秘密結盟，並擁吳佩孚發動反奉戰爭。孫率軍驅逐進駐蘇、皖的奉軍，其後在南京自任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11月中至12月，馮玉祥佔領直、津、熱，而山東省的奉系軍閥張宗昌自任直魯聯軍總司令，開始與國民軍交戰。馮又支持奉系叛將郭松齡出關進攻奉天，張作霖則在日本支持下展開反攻，郭戰敗。
1926年4月，馮玉祥再度於北京發動政變，逼走段祺瑞，釋放曹錕，推翻奉系控制的中央政府。張作霖及其子張學良隨即率軍入關，並與吳佩孚冰釋前嫌。直奉認定馮玉祥與蘇聯支持的國共兩黨勾結，宣布反共討赤，共組「討赤聯軍」合圍馮的國民軍。馮戰敗撤出北京，在西北郊的南口堅守四個月後退往綏遠。
1925年（民國十四年）7月，中國國民黨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1926年（民國十五年）7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聯合中國共產黨、粵系、新桂系及滇系軍閥對北京政府發動北伐戰爭。國民革命軍兵分三路，主力部隊為西路進攻湖南、湖北；中路進攻江西；東路駐守廣東東部，伺機進攻福建。8月，吳佩孚先後在湖南、湖北慘敗，大部被殲滅，率殘部北撤河南。9月，馮玉祥宣布加入國民革命軍，並擊敗直系軍閥劉鎮華的鎮嵩軍進入西安。11月，孫傳芳的五省聯軍分別在江西、福建戰敗；1927年（民國十六年）1月，晉系閻錫山倒戈，宣布加入國民革命軍；2月，孫失浙江；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起義佔領全市，國民革命軍則攻克南京，孫率殘部北撤河南。至此，直系的軍力基本消耗殆盡，張作霖乘機奪佔吳、孫二人的剩餘地盤（安徽北部及江蘇北部），吳、孫只能投靠奉系。
1927年（民國十六年）5月，已遷移南京的國民政府繼續推進北伐。至6月，國民革命軍攻入河南，奉軍敗走河北、山東，吳佩孚殘部被殲滅，從此一蹶不振。張作霖則在北京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史稱安國軍政府），將各省所轄北洋軍統稱安國軍，自任中華民國安國陸海軍大元帥，統一指揮抗擊國民革命軍。此時期國民黨先後陷入寧漢分裂及國共決裂等政爭，爆發清黨和中共南昌起事。7月，張宗昌的安國軍（直魯聯軍）接連奪回臨城和徐州；8月，孫傳芳乘勢率安國軍（奉軍和五省聯軍）沿津浦鐵路南下，一路打到長江北岸，逼近南京，但最終在龍潭戰鬥中被國民革命軍殲滅。
1928年（民國十七年）4月，國民革命軍擊敗張宗昌的安國軍（直魯聯軍），佔領河南省全境及山東省大部分區域，進入直隸省；孫傳芳殘部被殲滅，徹底失勢。5月底，國民革命軍包圍京津，張作霖退回奉天；6月4日，發生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身受重傷，回到奉天後身亡，子張學良接掌奉系。6月8日，國民革命軍佔領北京，改名北平；至9月，張宗昌殘部被殲滅或收編。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南京，宣布東北易幟，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罷五色旗，擁護國民政府。至此，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完全消滅，由國民政府取代。各系北洋軍也在北伐戰爭中加入或戰後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北洋軍走入歷史。
北洋軍前身為晚清時期的新軍，全稱「新建陸軍」，是清廷用於甲午戰爭後編練的新式陸軍。這支軍隊的特色是完全使用西式的軍事制度、訓練以及裝備，是清朝最後一支有戰鬥力的正規軍。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原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在天津用西法編練十營定武軍，分別為步兵三千人、炮兵一千人、馬兵二百五十人、和工兵五百人，一共四千七百多人。
次年胡燏棻調任平漢鐵路督辦，袁世凱接手「定武軍」，在天津小站訓練部隊（史稱「小站練兵」），並改稱「新建陸軍」，簡稱新軍。新軍仿效德國與日本的陸軍，由以德國人為主的外籍顧問監督，將規模擴充至7千人，並參照德國陸軍組織制度進行編制，并分立警、步、馬、砲、工、輜等兵科。之後，被編為武衛軍“前后左右中”五路中的武衛右軍，隨袁世凱到山東去鎮壓義和團運動。在那裏，袁又將34營舊軍改編，命名為「武衛右軍先鋒隊」，令武衛右軍擴大至兩萬餘人。
在新軍成立的同時，署理兩江總督的張之洞也編練了一支名為自強軍的新軍。這支軍隊同樣參照西洋軍隊編制，步、馬、砲、工等13營共2千餘人。後來自強軍由劉坤一接辦，最後被袁世凱所收編，劃歸武衛右軍。
庚子事變中，武衛軍諸軍損失慘重，惟袁世凱所部右軍及右軍先鋒隊得以保存實力，成為清朝北方僅剩的新軍武力。1902年改名「北洋常備軍」，庚子後新政時加入全國新軍改編。1905年2月28日，袁世凱等奏請朝廷統一全國新軍番號，提出“以陸軍編號通國一貫，脈絡相連”，并呈請將“所有常備軍各鎮擬即一律改為陸軍各鎮，以符名實而遵定制”。即全國各鎮統一番號，新的陸軍營制在北洋常備軍營制的基礎上略施變化而來，一鎮計步、馬、炮、工、輜共二十營，與日本師團的組織相似；並採取行省、城市或地區名加上番號的命名方式，如第一鎮是“近畿陸軍第一鎮”，第八鎮是“湖北陸軍第八鎮”（非湖北地方部隊，仍屬中央國防軍系統）等。第一批即以北洋、京旗兩支常備軍改編為近畿陸軍第一至第六鎮，合稱「北洋六鎮」。1907年陸軍部擬訂了全國編練三十六鎮的計劃。至1911年底清亡時，共計成立14個鎮、16個混成協、2個禁衛軍協，以及數個獨立標、營。
混成協在中國不算是戰時編制。由於編練新軍對于各省來說，財政花費實在太大，因此從河南新軍開始，采取了變通辦法，先成立混成一協，以后再擴為一鎮。這個辦法在全國各地推廣，于是出現了一批混成協。通常混成協按清廷定制，一般是步隊一協、馬炮各一營、工輜各一隊，實際情況各省略有差別。
各省各自編練新軍達到協的標準，呈請練兵處（后為陸軍部）批準成協，如果審批通過則授予無番號的混成協（如“陜西陸軍混成協”）或有番號的暫編混成協（如“四川暫編陸軍第三十三混成協”）。部分混成協是以上兩種都經歷過，如河南先成立“河南陸軍混成協”，再改稱“河南暫編陸軍第二十九混成協”。多數混成協是準備將來擴編為鎮的，所以都加上“暫編”二字，只有從北洋六鎮中劃出駐守東北的陸軍第一、二混成協不屬此例。
各省編煉新軍達到鎮的標準，報陸軍部審核后授予暫編鎮番號，如“四川暫編陸軍第十七鎮”。陸軍部派員親臨校閱，若合格則除去“暫編”二字，成為正規的陸軍鎮。至清亡，只有北洋六鎮和湖北第八鎮、南洋第九鎮等幾個鎮是通過校閱的正規鎮，其余各鎮全屬暫編鎮。
在組建和訓練新軍時，一些開明的地方大員如張之洞、端方等，注重招募有文化的青年入伍，並以留學生擔任軍官，如蔡鍔、閻錫山、許崇智等。這些知識青年讀過書、見識廣，有能力理解不同思想，對國家前途有思考，亦勇于持不同政見，不同于舊軍官兵對皇權愚忠。同時由於革命黨缺乏武裝力量，黃興、宋教仁等發展兵運，秘密向新軍中輸送革命志士，如吳祿貞、趙聲、孫武等。這些新軍中的革命派軍人和革命黨人伺機發動起義，成為武昌起義及辛亥革命的主力。
1911年武昌起義是湖北新軍的起義，響應的陜西、湖南二省，以及後續的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山西、四川、云南、貴州等地也是當地新軍起義。除了上海、廣東、廣西的起義是以民兵、商團為主，其他各地起義均以新軍為主。辛亥革命也可說是一場規模空前的清朝新軍大起義、大兵變。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地革命黨人與新軍紛紛響應，攻佔地方重要機關，成立軍政府，宣布脫離清廷及承認新政權“中華民國”，並與仍由清廷掌控的北洋新軍交戰。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後，這些新軍歸附中華民國旗下。2月12日清帝遜位，中華民國取而代之，正式擁有合法性。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交權予袁世凱，成立了中華民國政府，北洋新軍也一併成為新政權的正規國防力量。
中國近代海軍最初建設的契機是在英法聯軍之役後、太平天國之亂時，慈禧太后得知太平軍可能自國外採購新式炮船，於是緊急向英國購買戰艦，成立阿思本艦隊，但因人謀不臧而計劃失敗。洋務運動時，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籌備新式海軍的建立。物質面來說，成立了能造新式艦艇與後膛火炮的江南製造局、福州船政局來建造炮船；人才面則是由沈葆楨成立船政學堂來培育海軍人才，日後清廷最精銳的海軍武力—北洋水師的高級將領大多為該校畢業生。然而福州船政局的建設成果在中法戰爭時的馬江海戰遭摧殘殆盡，因此洋務運動後期的船艦改為向國外購買為主。
定遠艦、鎮遠艦同為北洋艦隊的主力，也是當時亞洲噸位最大的戰艦
由於清廷經費有限，新式海軍雖確定編成三支艦隊（北洋水師負責山東及以北之黃海、南洋水師負責山東以南及長江以外之東海，廣東水師則負責臺灣海峽及南海），建軍重點便以有防衛京畿需要的北洋水師為優先。在北洋水師全盛期，曾一度被認為世界海軍前八強。但清廷在1890年後未能持續更新海軍軍艦及裝備，海軍人才在思想與素養也未成熟，導致在甲午戰爭的慘敗。直在19世紀末到清朝下臺前，清廷仍努力重振軍備；除繼續向國外採購新艦補充戰力，也將剩餘軍艦改編為巡洋艦隊及長江艦隊。但在辛亥革命爆發之際，海軍軍官多同情革命，沒有意願保衛清廷。最後清朝建設的海軍器物及人才大部分都順利轉移給了中華民國，不少由清政府開辦的海軍學校及其訓練出的海軍軍官均繼續向易幟後的新政權效命。
中華民國成立後，海軍艦艇由海軍部指揮。雖然海軍部多度提出擴軍計劃，然而受限於經費不足，加上後來國家進入延綿日久的軍閥混戰，海軍發展進入停滯期。同時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以護法運動為號召，多次策反北京政府的海軍改幟，更加劇海軍內部的分裂狀態。停滯期間因中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勝利國，才讓當時海軍獲得第一批戰艦；但隨後又因中國陷入南北內戰，1918年後世界各國決定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海軍建軍進入死寂狀態。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完成，1928年解除禁運，十年建設期間海軍才有較大規模的建艦計劃。
永豐號(中山艦)上與船員的合影
1912年中華民國北洋政府設立中華民國海軍部，統轄的艦隊有：
1926年中華民國海軍部統轄的艦隊有：
*東北海防艦隊（駐防遼東半島沿海）
1927年中華民國海軍部撤銷，改立海軍署，統轄的艦隊有：
*中華民國海軍第一艦隊（原東北海防艦隊）
*中華民國海軍第二艦隊（原渤海艦隊）
之後，第一艦隊司令沈鴻烈合併第二艦隊，將兩個艦隊與江防艦隊合組為東北海軍聯合艦隊。
北洋政府空軍-高德隆G3教練機
樂士文號（孫中山和宋慶齡）中國自行設計生產的以（Rosamonde，宋慶齡的英文名）命名的第一架軍用飛機
*1913年，成立南苑航空學校以及附設修理工廠，購買法國高德隆式戰機12架，最大時速96千米，起飛距離100米，正式組建空軍。
*1913年，北洋政府陸軍部於北京設立「航空研究所」。
*1913年開始正式將飛機用於軍事。當時蒙古發生動亂，北洋政府派出一架飛機到多倫偵察兼示威。
*1914年4月展開第一次空襲行動，為北洋政府對白朗起義軍的鎮壓。南苑航校校長秦國鏞親率4架飛機轟炸白朗軍，然其效用不明。
*1915年，南苑附設修理工廠用外國發動機設計製造發動機後置型的陸上飛機。
*1917年6月張勳復辟時，段祺瑞曾經派飛機轟炸過紫禁城與張勛住宅及豐臺兵營。此后空軍在內戰如直奉戰爭中頻頻顯露身手。
*1918年，北洋政府海軍部於福州船政局創辦海軍飛機工程部，為第一個正規的中國軍用飛機工廠。
*1918年，北洋政府海軍部在福建馬尾成立飛潛學校，為製造海軍飛機和培養相關人才的先驅。
*1920年以後，各地軍閥紛紛組建自有的航空學校或航空隊，以及軍械或機械班，從而培養人才。
*1921年，中華航空協會成立。
*1922年，上海江南造船所建成世界上第一個浮動廠棚（水上機場）。
*1923年，北京航空協會成立。
*1924年，北洋政府航空署成立「北京航空學校」。
*1925年，廣東航空同志會成立。
border北洋政府軍隊徽章
北洋空軍標志
北洋六鎮原則上係歸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管轄的部隊，駐地如下：
1906年秋天彰德會操后，袁世凱看出少壯派滿人貴胄對裝備、訓練精良的北洋軍極其憂慮。為了避禍，主動提議將第一鎮、第三鎮、第五鎮、第六鎮的兵權改歸陸軍部大臣鐵良直轄；另以尚須訓練為由，留下第二鎮和第四鎮，請仍由直隸總督統轄。朝廷立準。
1905年後，留學普魯士的段祺瑞、馮國璋，以及留學日本的王士珍擔任北洋新軍的教官和部隊長，人稱北洋三杰。民間又以外號為龍的王士珍、虎的段祺瑞、犬的馮國璋，為三人才能排出順位。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北洋三杰率軍南下鎮壓已變成革命軍的湖北新軍。戰鬥序列上，以馮國璋指揮步兵自京漢鐵路搭載6萬兵員於10月底先至武漢，展開攻擊。11月初段祺瑞再點4萬馬兵、砲兵攻打金陵（南京）；王士珍則負責糧草補給。至1912年1月初，北洋軍收復漢口、漢陽。在47天的作戰中，雙方傷亡合計逾萬，但革命軍仍死守隔江的武昌。也就是這七星期的時間引發了連鎖反應（辛亥革命），陸續有15個省份的革命黨聯合新軍中的革命派起義，成立軍政府並宣布脫離清廷獨立，內地十八省中只剩下直隸、河南、甘肅三省效忠大清。
雙方在湖廣與兩江集結近十萬以上的兵力，革命黨以金陵的孫文與陳其美尤其積極組織北伐，進軍江蘇北部和山東地區支援徐鏡心等活動。佔領西安的井勿幕的六萬革命軍，也企圖和出潼關及河南的王天縱、山西的閻錫山諸軍會師，意圖攻擊在武昌等地與革命軍對峙的馮國璋、段祺瑞。孫文、譚人鳳與黃興主戰，但宋教仁等人為免戰事全面擴大提議談判，袁世凱也在議和後贊同停戰。
但在革命黨內部對戰和爭論不休時，袁世凱已與北洋派軍人用行動逼迫清帝退位表示誠意。雙方主和派頓時佔有優勢，孫文決定同意進行談判收場。
*三英戰呂布是三國演義著名章節，三傑聯名反袁世凱稱帝，當時輿論戲稱三英戰董卓（袁世凱）。直到奉系張作霖崛起，被視為呂布，與三傑互有勝負。
*北洋軍大分裂：段祺瑞成為皖系軍頭，馮國璋成為直系軍頭統轄曹錕、吳佩孚部、張宗昌部（俗稱張大帥）；王士珍、黎元洪（原湖北新軍協統，武昌起義時被推為湖北軍政府都督，民國成立後當選副總統，袁世凱死後繼任大總統）成為和事佬，有趣之民初政壇鬧劇北洋內閣形成，粉墨登場。
袁世凱為擴充北洋軍力，購買現代化兵器，為向歐美日等各大資本工業國籌措低利長期貸款，須向世界展現北洋軍實力。1914年（民國三年），北洋陸軍、海軍在華北平原、渤海灣動員至少20萬以上軍隊，商請俄國名導演指揮攝影隊拍攝，呈現北洋軍砲兵、馬兵揮刀砍瓜、步兵奔襲、海軍海面砲轟，協同聯合作戰演習盛大軍容，堪稱黑白默片電影史上經典軍演紀錄片。各大國軍方觀賞影片後，對北洋軍戰力高度讚賞，袁亦因此順利貸得數億美金、馬克鉅款。
* 中德合作 (1911年－1941年)
壓力鍋（又名快鍋、高壓鍋、壓力煲等）是一種廚房的鍋具。壓力鍋利用液體在較高氣壓下沸點會提升這一物理現象，對水施加壓力，使水可以達到較高溫度而不沸騰，以加快燉煮食物的效率。在高海拔地區，利用壓力鍋可避免水沸點降低而不易煮熟食物的問題。
其優點在於省時及節能，缺點在於不正確操作或有瑕疵時，有可能會爆炸造成傷害。亦有人稱使用壓力鍋所烹調出來的食物的味道會遜於傳統小火慢燉。
大約在1864年，喬治·葛布羅德制作的壓力鍋
法國物理學家丹尼斯·帕潘主要研究蒸汽，他在1679年發明了高壓蒸鍋（steam digester）。它氣密性良好，通過增大氣壓來提高水的沸點，達到縮短烹飪時間的目的。1681年，他把他的發明帶到了位于倫敦的英國皇家學會，這個發明卻被當作一個實驗器材。不過，英國人還是給了他加入學會的資格。
1864年，來自德國斯圖加特的喬治·葛布羅德（Georg Gutbrod）開始用馬口鐵制作壓力鍋。
1919年，西班牙為薩拉戈薩的頒發了壓力鍋的專利。馬丁內茲把它命名為Olla exprés（直譯為快速鍋），它在專業產權官方公報上的專利號為71143。
1938年，阿爾弗雷德·維舍勒（Alfred Vischler）在紐約展示了他發明的“密封性可調快速鍋”（Flex-Seal Speed Cooker），這是第一個家用壓力鍋。美國和歐洲的廠家都為它展開了競爭。在1939年的紐約世界博覽會上，當時被稱為“國家壓力鍋公司”的國家快速工業公司（National Presto Industries）展示了它自主生產的壓力鍋。
*《奇妙的發明》，李勉民主編，讀者文摘，1986年，ISBN?9622580572
分類:簡易爆炸裝置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18世紀的英國作家、哲學家和女權主義者。她在短暫的寫作生涯中，完成了多篇小說和論文、一本旅行書簡、一本法國大革命史、一本以及一本童書。《女權辯護》（1792年）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的作品；在這本書裡，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賤于男性，只有當她們缺乏足夠的教育時才會顯露出這一點。她認為男性和女性都應被視為有理性的生命，繼而設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會秩序。
對普通大眾——特別是女權主義者而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要比其作品更加引人注目，這主要是由于她另類的生活方式。在與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先驅者威廉·戈德溫結婚之前，沃斯通克拉夫特還有過兩段不幸的愛情：其一是與畫家亨利希·菲斯利，其二是和商人吉爾伯特·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與戈德溫育有一女，即《弗蘭肯斯坦》的作者瑪麗·雪萊。沃斯通克拉夫特38歲時，生下次女瑪麗，不久死于產后并發癥，遺留下幾部未完成的手稿。
在沃斯通克拉夫特死後，丈夫戈德溫出版了《》（1798年），其中透露了她另類的生活方式。本為紀念妻子的戈德溫，卻在無意之間將她的名譽破壞長達一個世紀之久。但是，隨著20世紀初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沃斯通克拉夫特對性別平等的提倡以及對傳統女性特質的批評開始變得日益重要。在現今，沃斯通克拉夫特被視作是的鼻祖之一，而女權主義者們也經常會提到她的生活與作品。
1759年4月27日，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倫敦東區的斯畢塔菲爾德。父親是愛德華·約翰·沃斯通克拉夫特（Edward John Wollstonecraft），母親是伊麗莎白·迪克森（Elizabeth Dickson）。她是家中長女，上有一兄，下有三弟兩妹。1763年到1768年，因為父親繼承了一筆遺產，想當紳士農夫不成的關系，故而經常搬家。1774年，父親務農不成，全家搬回了倫敦郊區的霍克斯頓。在沃斯通克拉夫特年幼時，其家庭收入足以維持舒適的生活。可是，父親卻將家產耗費在了投機生意上，導致整個家庭逐漸地陷入了財政困難。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少女時代是隨著家庭的顛沛流離度過的。最后，他們的財政狀況已發展到了極其危險的地步，以致于她的父親甚至動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成年后將繼承的遺產。此外，父親還染上了酗酒的惡習，酒醉-{zh-hans:后;zh-hant:後}-便會對妻子拳腳相加。在這種環境下，年少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為了保護母親，經常在母親的臥室門外向父親撒謊。同時，她還對兩個妹妹埃弗里娜（Everina）與伊利莎（Eliza）承擔起了母親的責任，并終身對她們照顧有加。譬如，在1784年，她勸服了可能患上了產后抑郁癥的妹妹伊利莎，讓她離開其丈夫與幼子；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還為伊利莎的逃跑制定出了周密的計劃——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現出了她敢于挑戰社會準則的勇氣。后來妹妹和妹夫合法分居，妹妹未獲得監護權，不過小孩未滿周歲即逝世。這件事讓伊利莎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了遭到社會的譴責外，不能再婚的她只能選擇孤苦伶仃地度盡其一生。
兩段友情塑造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年的生活。其一是在貝弗利與簡·阿登（Jane Arden）建立的友情。她們倆經常在一起讀書，并一同傾聽阿登的父親——一位自封的哲學家及科學家——發表的演說。沃斯通克拉夫特十分喜愛阿登家庭的理性氛圍，并珍視她與阿登的友誼，有時甚至還摻雜了一些情感上的占有欲。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給阿登寫的信中，她寫道：“我已經形成了對友情的浪漫觀念……我對自己對愛情和友情的想法感到有點奇怪；我要么就必須占據第一位，要么就不要。”這種在寫給阿登的一些信里已展現出的易變而憂郁的情緒，后來伴隨了沃斯通克拉夫特一生。177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認識了摯友范妮·布拉德（Fanny Blood），而這正是她的另一段友情——這段友誼對她而言更為重要。范妮·布拉德是霍克斯頓的克萊爾夫婦（Clares）的女兒，也正是這對夫婦把她介紹給沃斯通克拉夫特；沃斯通克拉夫特視布拉德為打開她心扉的人。在其一生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沒有中斷對布拉德與她的家人的援助：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她曾多次向布拉德的兄弟提供金錢上的幫助。
1777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全家搬到了倫敦附近的沃爾沃斯，和布拉德住得很近。但由于家庭生活的不幸福，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78年便開始獨自生活，并找到了一份伴護的工作——陪伴居住在巴斯的一位寡婦薩拉·道森（Sarah Dawson）。但是，與這位脾氣暴躁的女人相處并不容易（她曾在其《女教論》（1787年）中提到該事）。其間，她還游歷了南安普敦和溫莎等地。1780年，她回到了家中，以照顧自己重病的母親。1782年，母親病逝，妹妹伊利莎嫁給了梅雷迪思·畢肖普（Meredith Bishop），父親續弦娶了名為莉迪亞（Lydia）的女子，爾后全家又搬回威爾士。在她的母親過世-{zh-hans:后;zh-hant:後}-，沃斯通克拉夫特并沒有回到道森夫人身邊，而是搬到了布拉德的家中，以針線活幫助布拉德家的困苦生活。在與布拉德一家共同生活的兩年中，她把布拉德視為自己的偶像——盡管布拉德要比沃斯通克拉夫特更為注重傳統的女性價值。
沃斯通克拉夫特曾與布拉德一同幻想過自己的理想天地：她們曾計劃租下幾間屋子，并在精神與金錢上相互支持著生活，但她們的夢想卻由于其經濟現狀而破滅。為了維持生計，1784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姐妹與布拉德在一處居民區開設了一間學校。同時，她在此認識了理查德·普萊斯牧師，并且被引介認識了薩繆爾·約翰遜。不久-{zh-hans:后;zh-hant:後}-，布拉德便與休·斯基斯（Hugh Skeys）訂婚并結婚。但由于她的健康狀況不穩定，結婚后不久，布拉德便被她的丈夫帶去歐洲大陸療養。懷孕-{zh-hans:后;zh-hant:後}-，布拉德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沃斯通克拉夫特不得不在1785年放棄了學校，并來到她的身邊照料她，然而這已經無濟于事了。11月29日，布拉德死在她懷中。不久，小孩也跟著過世了。1786年從里斯本歸來，發現學校財務困難，遂結束了經營。其處女作《女教論》，原意也是為了替學校支付租金。布拉德的死，除了對沃斯通克拉夫特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外，還為她的第一部小說《瑪麗：一篇小說》（1788年）提供了部分的靈感。
1791年版《》的卷首插畫（由威廉·布萊克雕制）
：《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1790年）
1786年，在布拉德死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朋友們為她謀取到了一份給英裔愛爾蘭人金斯伯勒（Kingsborough）家（同時也是在愛爾蘭科克郡的地方行政官）的女兒們擔任家庭教師的工作。盡管與金斯伯勒夫人相處得并不是十分愉快，但孩子們卻喜歡她并受到了她的影響；一名學生瑪格麗特·金（Margaret King）在后來說到，沃斯通克拉夫特“讓她的頭腦不再受迷信支配”。沃斯通克拉夫特在這一年里的一些經歷，在后來被寫入了她的童書《》（1788年）中。
無論是高貴還是貧賤的女性，其職業選擇的范圍都被壓縮得十分狹小——在《女教論》的一章“女性的不幸境遇，上流社會的教育，以及失之交臂的命運”（Unfortunate Situation of Females, Fashionably Educated, and Left Without a Fortune）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生動地描述出了這一人為設置的障礙——對她而言，在辭去擔任了一年的家庭教師工作-{zh-hans:后;zh-hant:後}-，她決定成為一名職業作家。而實際上，成為一名作家的選擇是十分大膽的，因為在當時幾乎還沒有哪位女性能靠寫作來養活自己。在1787年寫給她妹妹埃弗里娜的一封信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談到自己想要成為“新女性之先”。不久以后，她搬到了倫敦，并接受了一位思想開明的書商的幫助，在一處地方定居下來，并依靠寫作自給自足。她學會了法語和德語，并翻譯了一些著作，其中較為知名的是雅克·內克爾的《宗教觀點的重要性》（''Of the Importance of Religious Opinions''）與的《道德素質》（''Elements of Morality, for the Use of Children''）。1788年，她還曾為約翰遜的雜志《分析評論》寫作過一些評論與小說，以及14頁有關凱瑟琳·麥考萊（Catherine Macaulay）《教育書簡》一書的書評。在這段時期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理性思維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這不僅源于她為撰寫評論而進行的大量閱讀，還應歸功于她結識的眾多朋友：她在約翰遜的名流宴會上認識到了許多知識淵博的人，其中有思想激進的作家托馬斯·潘恩與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威廉·戈德溫。在戈德溫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第一次見面中，他們對對方都感到十分失望。沃斯通克拉夫特在整個晚宴里都在質問戈德溫，并幾乎在每個議題上都對戈德溫持反對意見。對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約翰遜更像是一位朋友；在她的信件中，約翰遜被比作為父親與兄長。1789年，她以筆名Mr.Creswick編輯出版了《女性讀本》（The Female Reader），但此書亡佚。
在倫敦期間，沃斯通克拉夫特與已婚的畫家亨利希·菲斯利發展出了一段關系。她曾寫道，她癡迷于他的才情、“他高貴的心靈、敏捷的理解力，以及高尚的同情心”。她打算同菲斯利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并與他保持一種柏拉圖式的精神關系；但是，菲斯利的妻子卻對此無法接受，并破壞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與菲斯利的關系。在被菲斯利拒絕后，沃斯通克拉夫特來到了法國。她前往法國的原因有二，其一為躲避該次事件造成的羞辱，其二為參與她前不久在《》（1790年）中所歌頌的法國大革命。《人權》一書是為了回應保守派作家埃德蒙·伯克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1790年）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批評而寫作的，這本書令她一夜成名。人們開始將她與當時的一些重要人物相提并論，例如神學家約瑟夫·普利斯特里以及潘恩，后者寫作有《》（1791年）一書，該書因其對伯克觀點的反駁而名聞于世。1791年。因為不滿夏爾·莫里斯·德塔列朗-佩里戈爾在《公共教育報告書》（Report on Public Instruction）一書中提議女子只能接受教育到八歲為止，開始寫作《女權辯護》，同時以真名出版《人權辯護》一書的第二版。《人權辯護》中概述出的觀點在后來得到了進一步闡述，并最終形成了沃斯通克拉夫特最知名且最具影響力的作品：《女權辯護》（1792年）。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攻占杜麗舍宮，法國大革命進一步展開
1792年12月，沃斯通克拉夫特離開倫敦，并在路易十六被處決前的大約一個月時抵達巴黎。當時，整個法國已經陷入了混亂。她結識了不少如一樣旅居巴黎的英國人，并加入了他們的小圈子。在完成《女權》一書后不久，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決定將她的想法付諸試驗。在法國大革命所營造的理性氣氛中，沃斯通克拉夫特進行了一場實驗性質的戀愛：1793年，她在法國結識了一位美國冒險家吉爾伯特·伊姆利，并與他陷入熱戀之中。盡管伊姆利并不愿與她結婚——無論她的意愿如何，但從表面上來看，沃斯通克拉夫特已經徹底地愛上了這個她心目中的完美男人。此外，雖然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的《女權》一書中極力抵制男女的性關系，但伊姆利顯然喚醒了她對性的激情與興趣。1794年，兩人在勒阿弗爾相聚。不久-{zh-hans:后;zh-hant:後}-，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懷孕了，并在1794年5月14日產下了她的第一個女兒范妮：用她最親近的朋友的名字來命名。有了第一個女兒讓沃斯通克拉夫特大喜過望，在給她朋友的信件中，她寫道：“我的小女孩吸吮得是那么用力，以致她的父親甚至指望由她來完成《女權》的第二部分”（粗體部分為沃斯通克拉夫特自己所強調）。伊姆利爾后先搬回巴黎，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女兒隨后搬回。伊姆利又前往倫敦，不過母親和女兒扔留在巴黎。盡管要承擔在國外獨自撫育女兒的責任，且其身處法國大革命日趨混亂的局勢下，沃斯通克拉夫特依然十分頻繁地給她的朋友們寫信。在居住于法國北部的勒阿弗爾時，她寫就了一本描述早期大革命的史書：《歐洲法國大革命起源和進展的一種歷史觀和道德觀》（''An Historical and Moral View of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Europe''），這本書于1794年12月在倫敦出版。
隨著政治形勢的惡化，英國在不久-{zh-hans:后;zh-hant:後}-便向法國宣戰，這讓旅居法國的英國公民陷入了極度的危險中。1793年，為了保護沃斯通克拉夫特，盡管他們并沒有結婚，伊姆利仍在大使館將她注冊為了他的妻子。可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朋友卻沒有這么幸運；許多像托馬斯·潘恩這樣的英國人都被當局逮捕，有一部分人甚至被處決（在當時，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妹妹們也以為她已被當局所拘押）。1795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和女兒離開法國搬回倫敦，為了讓其女兒擁有合法性，她在各種場合仍以伊姆利夫人自稱——即使在她的妹妹前。
出于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些不滿，伊姆利最終離開了她。他曾向沃斯通克拉夫特許諾說，他會在小孩誕生的時候回到勒阿弗爾；但是，當伊姆利許久不歸，甚至連一封信也不寄回來時，她終于意識到他已經有了另一個女人。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寫給伊姆利的信里苦苦地哀求他；如同大部分評論家所描述的那樣，她用極度悲哀的措辭（以及在大革命中獨自撫育一個嬰孩的苦境）來向他解釋。
：《威廉·戈德溫》，布面油畫，1802年，現藏于英國國家肖像館
追隨著伊姆利，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5年4月回到了倫敦，但卻遭到了他的拒絕。1795年5月，她企圖自殺（可能使用了鴉片酊），不過伊姆利及時地救回了她的性命（但這一點在現今依然不是很明了）。在最后一次試圖贏回伊姆利的嘗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甚至前往斯堪的納維亞替他進行生意談判，以努力彌補他的一些損失。在這趟冒險的旅程里，沃斯通克拉夫特只帶上了年幼的女兒和一名女仆。在寫給伊姆利的信件中，她詳細地描述了她的旅行以及思考，這些信件的絕大部分后來都被整理成冊，并出版在了《》（1796年）中。當沃斯通克拉夫特回到英國-{zh-hans:后;zh-hant:後}-，她總算意識到自己與伊姆利的關系已徹底結束了；于是她再次企圖自殺，并給伊姆利留下了這一段話：
讓我的罪惡與我一起長眠吧！很快，非常快，我便將永遠地安寧了。當你看到這段話，我那燃燒的頭顱將會十分冰冷……我將投入那泰晤士河，讓人們無法把我從自尋死路中拯救出來。愿上帝保佑你！令你永遠都無法感受到你對我造成的傷害。讓你的感性被永久地喚醒，讓懊悔直達你的心際；并讓你被生意和肉欲帶來的快感所困擾，讓我出現在你的面前，成為你背離正直的犧牲品。
她在一個下雨的夜晚出了門，在“讓她的衣服被雨淋透，并來來回回地徘徊了約摸半個小時”-{zh-hans:后;zh-hant:後}-，她縱身從普特尼橋上跳入了泰晤士河里，但卻被一位陌生人發現并救起。沃斯通克拉夫特曾在理性上仔細考慮了她的自殺行為，并在獲救-{zh-hans:后;zh-hant:後}-寫成文字：“當死亡的陰影過去，當我被毫無人道地拉回人世間的痛苦時，我只有選擇悲傷。但堅定的決心絕不會為失望所阻擾；而我在理性下選擇的這一冷靜行為，也絕不會發展成為瘋狂的嘗試。在此方面，我只對自己負責。我并不在意什么名聲，在其他情況下我一樣會被羞辱。”
漸漸地，沃斯通克拉夫特重新回到了她的寫作生活中去，并進入了的小圈子里，還結識了、與薩拉·西登斯等人。無政府主義者威廉·戈德溫與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愛情像是一場漫長的長跑，但最后終于結出了美滿的果實。戈德溫在閱讀了她的《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zh-hans:后;zh-hant:後}-，他寫下了這段話：“如果曾有一本書，能讓一個男人愛上它的作者，對我來說便是這本書了。她講述了她的悲傷，讓我們充滿了憂郁，并感動得為之動容；與此同時，她還展現出了能讓我們由衷欽佩她的天賦。”當沃斯通克拉夫特再次懷孕-{zh-hans:后;zh-hant:後}-，他們決定結婚以讓他們的孩子有個合法的名分。他們的結合揭示出了沃斯通克拉夫特從未與伊姆利結婚的事實，并導致她與戈德溫失掉了許多朋友。戈德溫也遭受了大量的批評，因為他曾在其哲學文集《》中鼓吹廢除婚姻制度。1797年3月29日，他們正式結婚，然后搬到了位于倫敦波利根樓（Polygon）的兩間相鄰房間中，兩人并不住在一起：他們一同在29號房間宴客，但白天分別在不同住所工作，以維續他們的獨立生活；他們通常會經過信件進行交流。盡管在不久-{zh-hans:后;zh-hant:後}-，這段生活便會悲劇般地結束，但不可否認，他們在這段時期的生活是幸福美滿的，他們的關系亦是十分穩定的。
戈德溫：《》（1798年）
1797年8月30日，沃斯通克拉夫特生下次女瑪麗。最初的分娩過程看起來十分順利，但生產后殘留下來的胎盤組織卻導致了感染：這在18世紀是十分常見的事。在忍受了幾日巨大的痛苦-{zh-hans:后;zh-hant:後}-，沃斯通克拉夫特于9月10日死于敗血癥。戈德溫被這突如其來的災難打垮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堅信這個世界上并不存在她的平等。我從我們為讓對方快樂而改變自己的經歷中感受到了這一點。我現在對快樂已全然不報任何希望了。”沃斯通克拉夫特葬於圣潘克拉斯舊教堂的墓地，該處還樹立了一座紀念碑。1851年，戈德溫死后，外孫女雪莉將他倆的遺體遷往伯恩茅斯，與他們的愛女一同長眠地下。
沃斯通克拉夫特她的墓碑上寫著：“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溫，《女權辯護》的作者：生于1759年4月27日：亡于1797年9月10日。”
1798年1月，戈德溫出版了《》。盡管戈德溫的是帶著愛意與同情心展現出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真實一面的，但許多讀者卻為他透露出的內容感到震驚：她的私生女、她的戀愛以及她曾打算自殺的企圖。浪漫主義詩人騷塞譴責戈德溫“享受著把他死去的妻子剝個精光的快感”；另外，還出現了《》這樣的惡意諷刺的作品。在戈德溫的回憶錄中，沃斯通克拉夫特被描述成一個深陷感性之中而需要用他的理性來平衡的人；此外，與她個人的作品相比，戈德溫還夸大了她在宗教上的懷疑主義。戈德溫對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描述影響了整個十九世紀對她的看法，在當時的一些詩作中也體現出了這一點，譬如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與菲斯利》（''Wollstonecraft and Fuseli''）一詩：
:你的一生都命運坎坷
:從女兒、姐姐、母親、朋友到妻子；
:坎坷的命運陪伴你至死亡呵，
:再讓戈德溫這鐵石心腸的人來哀悼你。
沃斯通克拉夫特反對只有男性可以接受國民教育。她說：“為了主張女性權利，我的主要論證基于一個簡單原則：假如女性未能接受教育成為男性的伴侶，她就會停止在知識和美德方面的進展。”但是在主張女性權利方面，尚且停留在成為男性更好地伴侶來要求女性接受國民教育。斯賓塞在談到教育時，提及“德智體”的三方面發展，而在沃斯通克拉夫特這里只有前兩者。此外，她還要求女性權力的合法化。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國家應辦理國民教育，將寄宿學校與私人教育整合，辦理「日間學校」，白天在學校學習，晚上則回家，去除寄宿學校可能養成貪吃、邋遢、期待假期而不安定感等缺點，達成與同儕相處和激發獨立思考能力而非直接給予答案的教學模式。同時，在各年齡層的日間學校中，五歲到九歲的孩子應免費就學而不分階級，讓男孩與女孩接受相同的教育和規則，培養平等的概念。九歲之後，男孩女孩到適合自己人生目標的學校就讀，上午課程相同，而下午女生可以去學習縫紉，富貴子弟可以去研讀科學、歷史或政治學。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會因相互理解而導致早婚的現象，但這會對身體及德性產生非常好的影響，沃斯通克拉夫特以一位已婚公民與一位花花公子做比較，花花公子畏懼結婚，因為害怕不能混日子與享樂。假設兩性之間已經建立起一定程度的平等，這樣的教育體制能讓男孩遠離放蕩的生活，而女孩也不再軟弱。
沃斯通克拉夫特主張應重視長久以來被忽視的女子受教權，教育體制的改革將可促進男女間的平等與社會共同的福祉，社會不應該把「人」與「女人」區分開來，她捍衛的女性教育是身為一個「人」所應有之權利。在《女權辯護》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便曾言：「我認為最完美的教育是運用理性來強化身體與心靈。」
若女性不能接受教育和得到平等地位的話，那麼人類的知識就會停滯，因為世界上有一半的人是女性，當兩性擁有同等受教權後，有機會追尋到更多真理。此外，假如女性因缺乏理性思考而不了解德性、職責及其帶來的好處時，無法期待女性會跟男性一樣去追尋美德而達成女性的義務。與此同時，母親是孩子的教師，要想孩子理解愛國的真締，其母必須是愛國者，母親應有啟發孩子的理性之責，而不具備理性的母親無法引導孩子。
沃斯通克拉夫特認為女性應該擁有自由和經濟權，如此才能成為一個毋須依附男性的獨立個體，而男性本來就被期許擁有的權利也能及於女性。沃斯通克拉夫特希望女性成為良好公民、善盡責任後，男性就應給予更多的法律保障，例如讓女性擁有國會席次。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權辯護》一文中明確提出社會該如何對待女性，而女性之所以無法得到應有的權利是因為父權的壓迫與教育所導致，並提點女性應當明瞭此狀況而避免，且呼籲男性應與女性一同分享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