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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書信秘密罪，為《中華民國刑法》第315條：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處拘役或新臺幣3000元以下罰金；無故以開拆以外之方法窺視其內容者，亦同。
人民有秘密通訊之自由，此為《中華民國憲法》第12條所明文保障之基本人權。通訊為人與人之間交換意見之方法之一，屬於個人私生活之一部分，其內容有為私人利益而有保密之必要。因此，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即構成妨害他人秘密。《中華民國刑法》即有妨害書信秘密罪之設，具體制裁侵害人民通訊秘密之行為，以落實基本人權之保障。
* 須有開拆或隱匿之故意（意思）：即行為人須認識其所開拆或隱匿者為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並以開拆或隱匿之意欲而實施其行為。如將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圖畫誤認為己所有者，則其因缺乏意思要件而不成罪。
* 須有開拆或隱匿之行為（行為）：「開拆」指變更或除去其封緘，使之失去效力，將文書內容置於可得閱覽之狀態；只須開拆即構成犯罪，不問有無閱覽。以開拆以外之方法，則屬本條後段所規範之事項。「隱匿」為「隱蔽藏匿」，以阻止他人發現或使其發現困難之行為，但仍不至於構成侵占、毀損之行為，否則即構成其他罪名。隱匿有繼續犯之性質，故隱匿行為須繼續相當之時間。
* 須為無故開拆或隱匿（違法）：「無故」即無正當理由，違反本人之意思，而為開拆或隱匿之行為；如依法令而為之，或依約定而為之，或得本人之承諾，則不得謂為無故。須注意者，親權人基於親權之行使，或第三人基於推定之承諾等，均不得謂為正當理由。
* 須對他人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為之（客體）：「他人」乃指特定人，而不問其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信函」乃指特定人（發信人或受信人）間傳達其意思之文書；「文書」乃指除信函以外，一切表示意思之文字性書面文件；「圖畫」乃指將具體或抽象之形象描繪於載體以表示其意思之非文字性描繪物。無論信函、文書、圖畫，均以有封緘為要件，否則無法開拆。「封緘」乃指為防止信函、文書、圖畫之內容為人所知悉而設之一定裝置；其方法如何，在所不問。信函有無交付郵局寄出，亦非所問；故對於未付郵之封緘信函予以開拆、隱匿，亦可構成本罪。
* 須封緘之信函、文書或圖畫已被開拆或隱匿（結果）：本罪不處罰未遂犯，故須有結果始能成立犯罪。
約翰·貝林罕（John Bellingham，c.），英國商人，早年在英國工作，1804年在俄羅斯遭到不法拘留，至1809年返回英國後多番向政府索償不遂，憤而在1812年5月11日於下議院大堂開槍擊斃首相斯賓塞·珀西瓦爾，成為歷史上唯一一位成功刺殺英國首相的刺客。貝林罕在同年5月13日被法庭裁定謀殺罪成，並在五日後被公開問吊。
有關貝林罕早年生活的記載十分之少，而多數有關他的傳記都是在刺殺案後出版，內容亦多數為揣測。至於據現存的資料，貝林罕應該出生於亨廷登郡聖尼奧特斯，後來搬到倫敦，而倫敦就是他長大的地方。他14歲的時候，在倫敦成為了珠寶店的學徒，並在2年後應募為海軍候補少尉，被派往哈特韋爾號（Hartwell），由肯特郡格雷夫森德出發，前往中國。該次旅程是哈特韋爾號的處女航，但是船員卻在1787年5月22日嘩變，結果引致該船觸礁擱淺。
在1794年，貝林罕在倫敦牛津道開辦了一間製罐工廠，但由於打理不善，工廠在同年3月破產倒閉，但現在仍未能確定這人是否真的是貝林罕。一般相信，貝林罕在1790年代晚期於一所會計室任職文員，隨後於1800年前後，被派到俄羅斯的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作出口和入口的中介人。他在1802年返回英格蘭，在利物浦成為一位商人的代理人。後來在1803年與瑪莉·內維爾（Mary Neville）結婚。在1804年夏天，貝林罕再次前往阿爾漢格爾斯克，以出口代表的身分作短期停留。
在1803年秋天，一艘俄羅斯船，''蘇略爾''（''Soleure''），在白海失蹤，而該船曾在勞埃保險社（Lloyd's of London）購買保險。船主R·雲·布里嫩（R. Van Brienen）一家準備向保險公司索償，但保險公司隨後收到一封匿名信，指該船是被惡意破壞而沉沒。雲·布里嫩一家懷疑貝林罕就是匿名信的發信人，於是借機報復，指貝林罕是某破產人士的受託人，理應為該名人士償還債務4890盧布。貝林罕當時正準備在1804年11月16日離開俄羅斯，返回英國，但卻因為此事而遭拒絕離境。
雲·布里嫩之後慫恿該地總督，成功將貝林罕軟禁，並在一年後獲釋。獲釋後，貝林罕立即離開阿爾漢格爾斯克，前往聖彼得堡，打算向那位總督作出控告。結果，貝林罕告不成總督，反被俄羅斯當告控告暗中離開阿爾漢格爾斯克，因而再度將他軟禁。貝林罕最終在1808年10月從監獄獲釋，但仍不準離境。他在街上無依無靠，身無分文，陷入絕望的困境，於是向沙皇求情。最後，貝林罕在1809年獲準離開俄國，並在同年12月返抵英格蘭。
貝林罕（右一）向首相斯賓塞·珀西瓦爾開槍一刻的漫畫。
返回英格蘭後，貝林罕向英國政府求情，要求為他被軟禁一事作出賠償，但英國政府以英俄已在1808年11月斷交為由，拒絕受理。事後，他的妻子著他放棄索償，而貝林罕也重新工作。
在1812年，貝林罕到倫敦工作，又重新提起了索償一事。在4月18日，他獨自前往外務部辦公室查詢索償，一位叫曉（Hill）的公務員作出答覆，告訴他可以以任何他認為合理的途徑，去索取賠償。於是貝林罕決定以「另類」的手法解決。在4月20日，他在史堅納街58號（W. Beckwith, 58 Skinner Street）的一所槍械店買入兩枝半口徑手槍，此外，他又到裁縫店，訂製一件內部有袋口的大褸。從這時開始，他更時常在下議院的大堂出沒。
在1812年5月11日，貝林罕與一位朋友的家人前往參觀水彩畫展，他看完畫展，認清了目標人物後，便逕自前往英國國會大廈。他在大堂一直守候，直至英國首相斯賓塞·珀西瓦爾出現，他立即上前，從衣袋取出手槍，並向首相的心口開槍，然後冷靜地坐在一排長椅上。案發後，現場一片恐慌，但貝林罕立即被在場人士留住，並被代表利物浦的下議院議員艾薩克·加斯科因（Isaac Gascoyne）確認他是兇手。
貝林罕於5月13日在老貝利刑事法庭（Old Bailey）提堂，他在庭上聲稱，要刺殺的人不是首相，而是英國駐俄羅斯大使，但貝林罕卻認錯了人，以為斯賓塞·珀西瓦爾就是他眼中的暴君的手下。他又在法庭嚴肅地辯護道：
貝林罕（右一）在事後後被當場制服的漫畫。
「各位先生，請想想我當年的處境，
請大家想想，因為珀西瓦爾先生，使法律的公正不能申張，使我的家庭和我自己都徹底崩潰了。他包庇自己，蹂躪法律，以為自己安全得很，也想不到報復會來臨到他的身上。我所要的，沒有其他，自是我應有的權利罷了，我所要的權利和利益，是每一位英國人與生俱來的，是應得到的。
各位先生，當一位官員將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好像珀西瓦爾先生那麼樣，他是有危險的。若果這樣做不會招來危險，恐怕官員們將會取代了法律，你們諸位的自由又有誰保障呢？
我相信今次的事件會為所有政府官員帶來一次警醒，使他們去做正確的事。假如上層社會的人士有過失而不作追究，社會的下層人士也只會同歸腐敗。
各位先生，我的生命現交付在你手中，我對你們公義的判決充滿信心。」
雖然貝林罕的精神可能有問題，但法庭並沒有過問，結果他被判有罪，判處死刑，並在5月18日，即星期一，公開執行了絞刑。
* The St Neots assassin , ''BBC'', visited on 11th May, 2008.
*  JOHN BELLINGHAM , ''exclassics.com'', visited on 11th May, 2008.
* Proceedings of the case from Old Bailey, 13th May, 1812.
* Molly Gillen, ''Assassina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e shocking death of Spencer Perceval'', London: Sidgwick and Jackson, 1972.
*  貝林罕案在奧卑利刑事法庭的訴訟過程記錄（英文）
《柏林條約》是柏林會議（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的最終議定書。根據條約，與會國英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俄羅斯帝國、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意大利王國與奧斯曼帝國修改了該年3月3日簽署的《圣斯特凡諾條約》。
《柏林條約》確認原屬鄂圖曼帝國的羅馬尼亞、塞爾維亞、蒙特內哥羅獨立；而保加利亞則獲得自治權，但仍然由土耳其擁有統治權和宗主權，保加利亞部份被一分為二，北部成立保加利亞大公國；南部則設置東魯米利亞自治省，徹底破壞了俄國當初的“大保加利亞”計劃。鄂圖曼的波斯尼亞-赫塞哥維納與桑扎克（Sanjak of Novi Pazar）由奧匈帝國占領和治理，但仍然屬于土耳其。
獨立了的巴爾干國家—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黑山—先后在1881年、1882年及1910年建立自己的王國；保加利亞在1885年與東魯米利亞合并，并在1908年獲得獨立；奧匈則在同年吞并波黑兩省，觸發了波斯尼亞危機。
俄國在俄土戰爭付出的代價甚巨，但最后她的“大保加利亞”計劃失敗；相反，負責調停的德國卻間接讓奧匈坐收漁人之利，輕易奪得管理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的權利，故此令德、奧、俄三國結下的三帝同盟崩潰。俾斯麥一方面以德奧同盟拉攏奧國，又在另一邊廂以第二次三帝同盟企圖讓俄國回心轉意。這令他的同盟制度更形復雜，也令俄國與德奧的關系愈來愈緊張，導致日後的法俄同盟和德奧意三國同盟。
《柏林條約》在往后的數十年構成很多問題。西歐列強嘗試力挽衰弱的奧斯曼帝國于既倒，卻因此引起巴爾干半島的種種紛爭——仍然有大量基督教人口由回教的奧斯曼帝國統治。巴爾干人民繼續爭取自由，于是造成戰爭與國際危機。
條約其中一大敗筆，就是未能確立希臘與奧斯曼帝國的邊界。當時而言，這是不可能的事，故此雙方在會后才開始談判，并在1881年定下了初步、不全面的協議。但她們在隨后十數年繼續陷入紛爭。
開信刀，又稱拆信刀，是用來開啟信封封口，或用來切割折疊的紙之工具，亦可用來開啟包裹、紙箱等容器。
開信刀為文具的一種，外形小巧，主要是打開信封的封口，其餘功用則是分割書或雜誌的摺頁。開信刀通常都是不開鋒的，而開了鋒的開信刀十分稀少。因此，除了刀尖以外，觸摸刀刃是安全的。
開信刀通常為柳葉狀，刀身薄而小，因為切斷紙張不須要太費力，用指力就能完成動作。
開信刀材料以鐵、不鏽鋼和塑膠居多，不過，開信刀的硬度強與否並不是太重要的事，用青銅、黃銅、丙烯、玻璃等不太堅硬的材料都能製造開信刀。有時，開信刀刀身鑲嵌了高價材料，特別成為桌上的華美的裝飾。
在推理小說中，開信刀是作家喜愛採用的小道具，可以用來在間隙中掏出物件，也能自衛（包括殺人），但若果真的要這樣做的話，硬薄的刀身可能承受不住壓力而損壞。
在香港，漫畫出版商玉皇朝在其出版的港式漫畫中附送與主角武器一樣的開信刀。因此開始了港式漫畫附送開信刀的風潮，其後漫畫迷開了開信刀之鋒，成了真正的武器，而不知就裡的兒童用來玩耍，因此常發生流血事件，引起輿論批評。漸漸地，附送開信刀的風潮因市民的壓力而平息了。
外積，在線性代數中一般指兩個向量的張量積，其結果為一矩陣；與外積相對，兩向量的內積結果為純量。
外積也可視作是矩陣的克羅內克積的一種特例。注意到：一些作者將「張量的外積」作為張量積的同義詞。
向量的外積是矩陣的克羅內克積的特殊情況。
給定 列向量和 行向量，它們的外積被定義為矩陣，結果出自
這里的張量積就是向量的乘法。
對于復數向量，習慣使用的復共軛(指示為)，因為人們把行向量認為是對偶空間的復共軛向量空間的元素：
如果是列向量，定義變為：
這里的是的共軛轉置。
如果是列向量，而且''m'' = ''n''，則可以采用其他方式的積，生成一個標量(或矩陣):
它是歐幾里得空間的標準內積，常叫做點積。
給定向量和余向量，張量積給出映射，在同構之下。
具體的說，給定，
這里的是在''w''上的求值，它生成一個標量，接著乘''v''。
可作為替代，它是與的復合。
如果，則還可以配對，這是內積。
易卜拉欣·魯戈瓦（，），出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意大利王國佔領下的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族，科索沃共和國國父。是前科索沃總統及科索沃主要政黨科索沃民主聯盟領導人。1980年代間曾擔任科索沃作家協會主席。
1989年當前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塞爾維亞共和國修改憲法，取締科索沃自治省地位，魯戈瓦即與科索沃215名知識份子公開簽名表示反對，從此開始了其政治生涯。魯戈瓦從1989年起領導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以非暴力的方式來抗議自治權被來自米洛塞維奇當局的剝奪，因此魯戈瓦被視為溫和主義者，同年12月魯戈瓦創建「科索沃民主聯盟」。經過與塞爾維亞長期抗爭後，於1999年科索沃戰爭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後，由聯合國托管科索沃。魯戈瓦也被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尊稱為「國父」 。2002年自治議會直接選舉，科索沃民主聯盟成為最大黨。2002年3月，經4輪選舉，魯戈瓦成為第一任科索沃臨時自治管理機構總統，2005年10月再次連任。2006年1月26日魯戈瓦因肺癌去世，享年62歳。
分類: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
分類:科索沃總統
分類:薩哈羅夫獎獲得者
外積出現在代數、幾何學等領域中。對兩向量與而言，外積可指：
* 叉積（Cross product），又稱向量積，常寫為×；
* 楔積（Wedge product或Exterior product），常寫為∧；
* 外積（Outer product），常寫為。
陳家祠堂，可以指：
*陳家祠，位于廣東省廣州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陳家祠堂 (自貢)，位于四川省自貢市，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方集陳家祠堂，位于安徽省阜陽市阜南縣，安徽省文物保護單位
赤柱監獄前稱香港監獄，位於香港香港島南區赤柱東頭灣道99號，於1937年1月啟用，為香港最高度設防的監獄，由懲教署管理，囚禁被判終身監禁或較長刑期（一般為刑期12年或以上的甲級囚犯）的成年男性在囚人士，收容額為1,511名。
鳥瞰赤柱監獄
赤柱監獄三幅圍牆組件，在香港懲教博物館作公開展示
香港總督金文泰在1925年到任後，銳意對香港監獄進行改革，將不同類別的囚犯分開囚禁，囚犯人數目不斷增加，域多利監獄與荔枝角監獄已不敷應付，港府逐斥資逾百萬元，在赤柱興建大型綜合監獄，計劃將所有囚犯分類囚禁於新監獄內，並關閉域多利監獄和荔枝角監獄。赤柱監獄以兩年半時間興建，在1937年1月建成，最初名稱為香港監獄。落成時可算是亞洲首屈一指的大型綜合監獄。
赤柱監獄啟用時，已定位為高度設防監獄，共設1559間獨立囚室，還有一所57個病床、6間隔離病房和2間裝有墊料病房的監獄醫院，另有有印刷等工場、廚房、職員宿舍等，配套設備相當完善。不過，政府由域多利監獄和荔枝角監獄轉移囚犯至赤柱監獄後，赤柱監獄的收容額已達2215人，嚴重超出收容額，最終導致港府在1939年重開部分已關閉的域多利監獄，羈押候審和等候上庭的疑犯，以紓緩過度擠迫的情況。
香港日治時期，2000名有敵性國民、港英官員，被日軍拘困在赤柱監獄守衞宿舍、聖士提反書院等地，統稱赤柱拘留營，但監獄本身並非拘留營的一部分。
1950年代，當時的監獄署開始投入資源，發展囚犯的工業生產項目，為長期監禁的囚犯提供有系統的生產工作，初期赤柱監獄的工業生產項目包括裁縫、木工和製造木櫃、皮鞋、竹籃、掃帚、郵袋等。到1950年代後期，赤柱監獄大規模擴建工標誌製作工場，工業生產愈見規模，成為日後其他監獄的重要政策，亦影響日後監獄選址和建造模式。1973年赤柱監獄發生騷亂，監獄署對囚犯工作模式作檢討，認為合理的工作安排，有效減少囚犯無聊生事，在1978年正式成立工業組，有計劃安排囚犯工作。
1998年起，懲教署展開「赤柱監獄區重建計畫」，先後於1998年及1999年建成東頭懲教所附翼及白沙灣懲教所，以騰出空間在赤柱監獄新建一座甲類囚犯大樓。2008年政府展開工程的第二期，興建一所囚室連貫樓。
赤柱香港懲教博物館復原的絞刑臺
自赤柱監獄於1937年建成後，香港的死刑全部轉在赤柱監獄H座內進行，以絞刑處決。死囚在行刑前，會被囚禁在稱為「死囚倉」的6間牢房內。按照英國慣例，死刑會在判罪後第3個星期日後的星期二至星期五，早上8時許執行，而1957年起，一般在早上6時至7時30分進行，以免在日間引起其他囚犯恐慌。行刑前一周及前一天，獄方會兩度在監獄監督現場監察下，預先測試絞刑架，以測試問吊繩索的承重力，由於刑具的活板門，開合時會發出巨響，政府在1951年購置膠墊以減噪音。
在香港廢除死刑前，赤柱監獄儲物室內長期存放3副棺木備用，以便安葬死囚。死囚被處決後，會由當時的市政事務署安排殮葬，記錄墳墓號碼，埋葬後七年「執骨」，再行安葬及編配新的號碼。所有死囚均安葬於懲教署管轄的，按照市政條例，7年後死刑犯的屍骨始交由死刑犯的家屬處理，無人處理或認領的死刑犯屍骨，則會交由當時市政事務處移送到羅湖的沙嶺公眾墳場埋葬。然而，1947年至1949年間處決的日本戰犯，不少行刑後會以海葬處理。
由1946年至1966年間，赤柱監獄共處決122名死囚，最後一次死刑於1966年11月16日，一名越南籍犯人因劫殺罪而處以死刑，爾後香港法例雖保留死刑，但實際已無執行，一直至1993年正式修例廢除死刑，而赤柱監獄的死囚室和處決室也同時被拆除。
1973年4月19日17時許，一名囚犯因在飯堂穿著不適當衣服被監獄處職員指責，囚犯還以粗言穢語，約100多名囚犯起哄鬧事，拒絕返回囚室。事件迅速平息，囚犯約於18時返回囚室。同時另一飯堂，300多名囚犯叫囂鬧事，用傢具堵塞飯堂入口，直到監獄署署長簡能到場，答應犯人就康樂設施、膳食和搜查方式等投訴展開調查，事件始在19時30分平息，為騷亂埋下伏筆。
4月20日早上8時，數名囚犯在早餐期間突然撲向一名懲教主任，奪去鎖匙，放出A座囚倉內300多名囚犯，再挾持3名職員作人質，並佔據囚倉及破壞設施，監獄署手持警棍及盾牌，包圍囚倉，皇家香港警察隊派出警察機動部隊到場候命。9時30分，囚犯以自製武器攻擊意圖攻入囚倉的監獄署職員，署方施放催淚氣體鎮壓。署長簡能呼籲囚犯對話，囚犯代表提出改善電視設備及延長收看時間、改善膳食及不得無理搜身等要求，一小時後，3名人質獲釋，他們僅受輕傷。11時30分，所有囚犯自行走出倉外草地靜坐，署方此時派發午膳。飯後，職員帶領囚犯返回囚室，事件終告平息。
署方其後設立調查委員會，認為獄中出現暴力型年青囚犯、加強搜查和管制觸怒囚犯、職員人手短缺、監獄設施不足等問題，是釀成騷亂的主要原因。署方亦邀請英國內政部專家來港進行深入調查，建議改善本港監獄結構、保安和行政。事後，赤柱監獄進行大規模的改善工程，以圍欄把監獄分成A、B兩區，並在A區加建100個獨立囚室；集體囚室分間成小囚室，避免囚犯再聚眾生事。騷亂亦促使港府進行一系列的獄政改革，包括把囚犯分類囚禁、設立提早釋放制度，而監獄署亦於1982年易名為懲教署，把部門定位於在囚人士的更生工作。
1996年4月，赤柱及小欖監獄更亭被泥頭車衝撞，赤柱監獄更被人潛入，放火焚燒垃圾桶及破壞懲教署人員的私家車。據報道，事件由前通緝犯張子強策劃，目的是迫使懲教署釋放獄中同囚的劉國雄及黃桂芬，亦有報道指張子強曾計劃劫獄，營救在囚的葉繼歡。
*2013年2月6日5時許，懲教署人員當時在赤柱白沙灣一山邊（赤柱區管轄範圍內）發現兩名中年漢涉擅闖禁區，且形跡可疑，經截查後發現他們背囊內攜有鐵橇、刀及手套等物品，懷疑他們企圖不軌，例如企圖爆竊附近的懲教署職員宿舍，遂轉交警方調查。但兩人被捕後向警方堅稱到上址只為採蜂蜜，而警方初步了解兩人被截停時，亦未完全越過禁區欄桿。
*曾德成－囚犯編號28504，前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民政事務局局長，他因為派發宣揚共產主義的反政府傳單被判囚2年，哥哥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祁禮賓－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司理，於1943年被日本指控從事諜報及偷運金錢入赤柱拘留營，同年6月被判入赤柱監獄勞役3個月，8月21日因營養不良病死於赤柱監獄內。
*葛柏－皇家香港警務處總警司，於1975年因串謀賄賂及受賄罪成立，被判入獄4年，1977年獲釋。
*歐陽炳強－因跑馬地紙盒藏屍案在1975年謀殺罪名成立，被判死刑，1977年按慣例改為終身監禁。最終於2002年獲釋。
*余偉發－1999年因銅鑼灣劫殺案而被判終身監禁，余自稱冤狂，曾多次申請逾期上訴，希望翻案。
*葉繼歡－囚犯編號53847，1985年因多宗嚴重罪行被判囚18年，於1989年詐病在瑪麗醫院成功逃脫，於1996年再度落網，被判入獄41年3個月，1999年上訴至終審法院，改判入獄36年3個月，2017年4月19日因肺癌去世。。
*張子強－1991年因啟德機場1億7,000萬解款車劫案入獄18年，在赤柱監獄服刑，1995年上訴成功獲釋。1998年在中國內地因非法買賣爆炸物罪被判死刑。
*文錦棠－1973年因謀殺或導致他人身體受傷被判死刑，後改判終身監禁，1997年獲假釋。
*劉嘉兒－前天主教香港教區見習神父，於2003年因多項性侵犯15歲男性兒童罪名成立，被判囚4年半，2006年獲釋。
*季炳雄－2005年因藏有軍火罪及有意圖使用槍械罪成，合共判囚24年，2020年獲釋。
*陳裘大－前房屋署總屋宇裝備工程師，歌星陳奕迅之父，於2006年因為受賄被判入獄6年，2008年獲假釋。
*程介南－前立法會議員（香港島），於2001年因為身為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做假帳、偷竊、收受利益4項罪名成立，被判入獄18個月，2002年獲釋。
*詹培忠－前立法會議員（金融服務界），於1998年8月因為被控偽造文件罪名成立，被判囚3年，同年12月上訴後獲減刑至囚1年，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首名被定罪入獄的立法會議員，1999年6月獲釋。
*古思堯－知名社會運動人士，因在示威活動中焚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而判刑9個月。
*簡炳墀 - 五屆香港冠軍練馬師，因涉及鄉事委員會賄選被判囚，曾數次進出監獄，隨後律政司上訴得直，刑期加至1年，2014年4月獲釋。
*陳振聰－香港商人，聲稱自己是香港華懋集團已故董事局主席龔如心千億遺產的唯一受益人，更自稱是龔的情夫。涉嫌偽造及行使虛假文書，在高等法院被判罪成，判刑12年。
*楊家誠 - 香港商人，前英冠球會伯明翰班主，因洗黑錢被判囚6年，期間曾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至終審法院，唯上訴被駁回，維持原判。
*許仕仁 - 前政務司司長，因涉嫌收受新鴻基地產郭炳江等人賄款，被判囚7.5年。
*陳鉅源 - 前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因串謀犯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及「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被判囚6年。
*關雄生 - 前港交所高級副總裁，因串謀犯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罪及「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被判囚5年。
*郭炳江 - 前新鴻基地產聯席主席，因涉嫌向許仕仁提供賄款，被判囚5年。
*劉夢熊 - 香港商人，因妨礙司法公正罪成在2016年2月29日被判囚18個月，2017年2月獲釋。
*曾蔭權 - 前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2017年2月因一項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成，入獄20個月，2018年上訴至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改判入獄12個月，2019上訴得直，判處無罪。
*黃浩銘 - 社會民主連線外務副主席，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非法集結罪成，入獄13個月。
*盧建民 - 2016年農曆新年旺角騷亂，暴動罪成，被判囚7年
*邵家臻 - 前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界）， 佔領中環運動，「煽惑他人作出公妨擾」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罪，被判囚8個月。
*黎智英 - 香港壹傳媒集團主席，因欺詐罪及港區國安法，於還柙期間送往赤柱監獄
*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李嘉達、譚凱邦、陳志全、鄒家成、林卓廷和岑敖暉 -因初選案於還柙期間送往赤柱監獄
赤柱監獄作為香港具規模的監獄，經常在香港電影出現，但大部分場景均是廠景，或者在監獄大閘外，甚至其他懲教所門外取景，例如《神鎗手》、《寶貝計劃》、《Laughing Gor之潛罪犯》等電影，均有涉及赤柱監獄的情節。赤柱監獄閘口以外的場景，被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電影服務統籌科列為指定的電影拍攝場地，製作單位須填寫「在懲教院所閘口以外範圍進行外景拍攝」通知書，傳真至懲教署及警察公共關係科備案。
赤柱監獄內部甚少為拍攝場地，但亦有不少例外，包括《獅子山下》的單元《赤柱生涯之紀律》、《赤柱生涯之罪人》， 《廉政行動》的單元《鐵窗速遞》和《鐵窗無情》、懲教署與香港電臺電視部攝製的單元實況劇《鐵窗邊緣》及無綫電視拍攝的劇集《再戰明天》。電影方面，包括1967年電影 英雄本色，還有懲教署製作的更生微電影《代價》。
赤柱監獄巴士總站（又稱赤柱（懲教署）總站）位於赤柱監獄正門外，是一迴旋處型巴士總站。中巴6號線（於1993年由城巴6號線接辦）於1972年從赤柱村巴士總站延長路線至赤柱監獄，是現存巴士路線中最早以赤柱監獄為總站的路線。現時，城巴6號線、城巴6X線、新巴63線等路線以赤柱監獄為總站。雖然作為巴士總站，但實際上，巴士只會稍作停留，此站在車務運作上並不是總站，各線均實際於赤柱村總站休息及報到。
由迴旋處起以南的東頭灣道，為赤柱監獄封閉範圍，平時只有懲教署職員、赤柱已婚初級職員宿舍住客、其他執法人員或經當局發予許可之人士獲準進入，公眾人士不可隨意越過檢查閘，只有懲教署體育會每年一度舉辦的秋季賣物會（1953年創辦）時，市民才能進入赤柱監獄側的足球場參加活動。
7月20日密謀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由德國抵抗運動主導說服軍方並刺殺納粹德國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與後續政變行動，密謀藉此推翻以納粹黨為首的德國政府、進而和西方的同盟國達成和平協議。儘管在這之前納粹德國各個抵抗運動成員曾多次嘗試推翻納粹德國政府，密謀案一開始便計畫以成功暗殺希特勒為前提，緊接著實施一連串德國政治、軍事乃至於親衛隊等權力移交計劃。經過後續調查，大約有近200多名納粹德國各界高層參與7月20日密謀案，其中包括陸軍元帥埃爾溫·馮·維茨萊本、19名將級軍官、26名上校、2名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長、3名國務秘書與刑事警察局局長，以及數名、和。
1944年7月20日，德意志國防軍軍官克勞斯·馮·史陶芬堡於德國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戰地指揮部「狼穴」基地引爆公事包炸彈，企圖炸死元首希特勒，但該引爆裝置爆炸後只讓希特勒受輕傷。由於「希特勒死亡與否」這問題遲遲未獲得確認，這使得原本應當在暗殺成功後立刻啟動的女武神行動（瓦爾基里行動）未按照原先規劃發動。最後因為未成功暗殺希特勒，以及參與者對於軍事政變施行的猶豫而延後啟動後續政變計畫，令密謀案宣告失敗。希特勒隨後下令將所有涉案關係人全數逮捕並處以極刑，甚至連埃爾溫·隆美爾以及君特·馮·克魯格都承受極大壓力而被迫自殺，其中前德意志帝國霍亨索倫王室的繼承人路易·斐迪南亦牽涉其中，但最終經審問後確定沒有參與而被釋放。德國海軍元首事務會議（Fü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的紀錄則指出蓋世太保至少逮捕了7,000人，最終對4,980人執行了處決命令。
參與以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主導的克萊稍集團為主，其中包括、德意志國防軍部隊與將領以及部分政府官員。整體來看，儘管7月20日密謀案因為未能成功發動女武神行動而著名，但也是納粹德國時期最大規模的軍事政變行動，甚至計畫在德國境內全面推翻納粹德國政府。許多高階德意志國防軍軍官認為藉由這次行動，能夠向全世界證明並非所有德國人都認同希特勒或納粹黨成員。儘管政變之後提議的和平協議細節仍然不明，但可能會繼續要求統治德國過去長期管理的歐洲領土。由於許多主要抵抗運動的領導人被處死，德國反納粹組織因而受到致命打擊，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都沒有其他有組織性的暗殺行動出現。
陸軍總司令威爾納·馮·弗里奇和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於1937年一場軍事演習上討論，兩人在政治立場上都對於希特勒反感。
早在1938年，納粹德國陸軍部隊與軍事情報機構阿勃維爾內部便制定計畫，試圖推翻迅速於政治圈崛起、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德國政權。主要原因在於希特勒上臺後便以自己喜好更換軍方高層，在特意安排下透過逼迫國防部部長維爾納·馮·勃洛姆堡和陸軍總司令威爾納·馮·弗里奇撤離職位，趁機將效忠自己的軍人提拔為德意志國防軍領導階層，並要求所有德軍士官兵必須向自己宣誓忠誠。這次事件引起希特勒和武裝部隊間出現衝突，然而希特勒仍繼續藉由安排數名高級將領退休與調離職位等方式，成功排除早先其備戰策略的將領。曾參與制定佔領捷克斯洛伐克計畫的陸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一級上將，則由於不滿希特勒的外交策略而與後者發生衝突；這使得希特勒下令禁止他干涉這次計畫，最後於同年8月時撤除其職位。
其他陸軍早期抵抗運動的主要領導人還有阿勃維爾局長威廉·卡納里斯上將、阿勃維爾副局長準將和前德意志國防軍陸軍第1軍團暨前總司令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元帥等人，另外一方面前萊比錫市長卡爾·弗德里希·格德勒和普法戰爭戰爭英雄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的姪孫赫爾穆特·詹姆斯·馮·毛奇會面後，也開始與數名社會知名人士在的毛奇公館或其他秘密場合舉行會議。同樣反對納粹黨執政的民間人士還有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家與、外交官員與、記者、經濟學博士、法學專家與耶穌會傳教士等人。會面內容主要討論反對納粹政權的事宜，而這批人也因常在克萊稍村聚會而被稱作克萊稍集團。
不久之後，維茨萊本很快便代表其他軍方高層與同樣反對納粹政權的軍界密謀成員、民間人士、政治團體和抵抗組織聯繫，並且透過路德維希·貝克與卡爾·格德勒過去的人脈使得抵抗運動更為擴大，甚至透過特羅特·楚·佐爾茲的外交管道與美國情報官員艾倫·杜勒斯有所聯繫。但在這時，團體內部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開始在推翻政權的方案上出現意見分歧，其中威廉·卡納里斯主張無論採取任何方式都必須推翻納粹德國政府，而在希特勒死亡後應該由貝克繼任德國領導人，並且建立以基督教為主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府。
不過在多次會談上，赫爾穆特·毛奇則大力反對以刺殺希特勒的方式展開政變，相反地認為應該將其逮捕並訴諸法律進行審判。毛奇曾經說道：「我們完全是外行的，如果我們現在就發難一定會搞砸這件事情。」同時他也認為殺害希特勒的行動讓人感到非常虛偽，並提到「希特勒與國家社會主義已走向了一條『錯誤的道路』，德國反抗組織應該在可干涉範圍內加以阻止」。但由於密謀成員認為具一定貴族性質、以軍方高層和社會重要人士發起的政變極有可能失去民眾支持，以及軍方高層、外交官員和民間人士組成的抵抗組織仍缺乏足以維持後續秩序的武裝兵力，這些都使得密謀成員遲遲沒有制定出完善的方案。
早在1938年至1939年，希特勒主張原本屬於捷克的蘇臺德地區為德國領土，並且為此召開慕尼黑會議。但是面對不斷惡化，以軍隊高級將領為首的密謀份子為了防止其進一步發動德國與英國和法國間的世界戰爭，決定擬定出推翻希特勒之反抗計畫。當時接替路德維希·貝克職位的弗朗茲·哈爾德則選擇站在貝克的立場，認為如果有必要的話將發動政變推翻希特勒。其中密謀成員分別計劃由哈爾德負責逮捕希特勒的軍事行動，之後將以希特勒精神狀態不穩為由要求轉移政治權力。另外，軍方還決定分別與阿勃維爾副局長漢斯·歐斯特、德國外交部國務秘書合作。歐斯特的友人其兄弟則是藉由曾在倫敦工作的經歷，主動與英國外交及國協事務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聯絡並說明這次行動。
德國軍方計畫在戰爭可能爆發的情況下，將會由第三柏林指揮官埃爾溫·馮·維茨萊本和第23步兵師指揮官自波茨坦發起快速行動逮捕希特勒，另外還安排艾里希·赫普納中將所指揮的裝甲師隨時防備親衛隊第1師干預。但是一方面，當時德國軍方內部包括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希奇、陸軍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等人對是否執行計畫並不果斷，這使得其遲遲未下達執行任務的命令。另外一方面，英國與法國等西方列強在1939年以前仍對希特勒的外交侵略要求呈現出軟弱屈服的態度，英國首相張伯倫最後於1938年9月前往慕尼黑簽署慕尼黑協定。這使得接收行動並沒有如希特勒所計畫的可能動用武力侵略的方式解決，相反地德國意外地和平接管蘇臺德地區。這使得原本因為面臨危機威脅而猶豫不決的將領，重新恢復對希特勒的信任，這使得德國軍方決定先暫停這項已經策劃一定內容的推翻計畫。
1939年夏天，軍方則嘗試阻止希特勒發動入侵波蘭計劃。中負責英美部門的便向倫敦發送訊息，表示德國派遣艦隊前往格但斯克並且與蘇聯達成軍事協議，指稱希特勒可能會展開進一步行動。而在這之後，卡爾·弗德里希·格德勒也向英國表示需要開始準備相關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由於希特勒過於激進的方針使得軍事抵抗計畫再度浮出。到了1939年11月，由於希特勒要求德國軍方立刻對法國展開攻勢，使原本認為該計畫不可行的將領重新醞釀發動政變計畫。其中遭到希特勒指責的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希奇和哈爾德重新計畫準備逮捕希特勒，並且開始尋求相關的支持勢力。但是希特勒在參謀總部演講中公開指責要消滅陸軍總司令部，這使得反抗組織認為其已經知悉馮·布勞希奇在陸軍總司令部和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的支持者，為此哈爾德緊急銷毀了所有可能指控反抗團體的文件。
同時許多陸軍將領對於行動的猶豫不決也使得相關計畫遲遲未進行，例如除了指揮官威廉·馮·里布支持外，其所領導的集團軍群則集體拒絕參加政變。到了1940年5月，德意志國防軍最後在法國戰役中迅速且出乎意料地獲得勝利；希特勒也因而取得德國國內熱烈的支持。在避免違反大眾意願的情況下，使得軍方密謀計畫不得不再度流產。不過漢斯·歐斯特仍然曾經向荷蘭駐柏林武官透露德軍進攻日期，但是由於天氣因素使得進攻時間更改超過20次，最後反而讓薩斯失去誠信。在這段期間德國民眾亦鮮少公開反對希特勒或者納粹政權，僅有如1939年11月8日，共產主義者喬治·艾爾塞試圖趁希特勒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演講時引爆炸藥；以及1942年開始，以慕尼黑大學為首的教師、學生組織白玫瑰並發放反納粹傳單等。不過在絕大部分情況下，任何有反抗嫌疑者都會立即遭到蓋世太保逮捕與判刑。
自1942年開始展開多項暗殺計畫的上校。
在蘇德戰爭爆發後，在東線戰場後方陸續有大量平民、蘇聯戰俘以及佔領地區的猶太人遭到屠殺後，獲知此事的德國軍方在戰爭期間仍繼續規劃推翻計畫。1941年冬天，德意志國防軍在莫斯科戰役中開始喪失優勢，這使得推翻計畫重新獲得重視。1942年6月，冒著生命危險前往英國倫敦提出備忘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安東尼·艾登將其視為叛徒而拒絕予以承諾；並且表示在沒有出現明確試圖奪取納粹政府權力的跡象前，雙方之間不會展開合作。同年年中，曾在巴巴羅薩行動中擔任德國中央集團軍元帥費多爾·馮·波克之參謀官上校和其副官另外領導新成立的密謀集團。
特雷斯科夫有系統地招募反抗份子進入中央集團軍，使得該集團軍開始成為軍方反抗集團成員的新集結據點。然而這對於希特勒統治也僅能夠作到少量的影響，一方面在1941年至1942年期間由於中央集團軍高層和希特勒就莫斯科戰役的主張不一致，反而讓包括瓦爾特·馮·布勞希奇、艾里希·赫普納、阿道夫·史特勞斯和費多爾·馮·博克等重要德軍將領遭到解職；另一方面經常前往東線戰場視察的希特勒在自己周遭安排親衛隊提供極為森嚴的戒備，甚至連一般將領都難以輕易靠近。而為了防止計畫遭到識破，使得德軍反抗人士遲遲沒有實際作為。不過在1942年期間，歐斯特和特雷斯科夫仍然成功地建立起反抗集團的聯絡網路。在這過程中最為重要的是他們招募到了在柏林為德軍司令部總部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上將，而後者掌控了德國境內負責聯繫後備軍隊單位的獨立通訊系統，這讓以特雷斯科夫為首的中央集團軍反抗勢力擁有可以實際展開政變的軍力。
1942年年底時，特雷斯科夫與奧爾布里希特開始擬定並預備執行刺殺希特勒，進而推翻其政權的行動。到了1943年3月，兩人企圖趁著希特勒前往位於東線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團軍指揮總部巡視時，將1枚炸彈包裝成君度盒子中，並且安排放入希特勒的座機內，試圖在飛機從文尼察飛往東普魯士的航程中將其引爆。但最終炸彈由於擊錘技術問題而沒有順利引爆，而行動失敗使得阿勃維爾的威廉·卡納里斯上將和上校一度緊張。反抗集團第二次嘗試則是在8天之後，策畫趁著希特勒前往柏林軍械庫視察被德軍擄獲的蘇聯制式武器裝備時，由男爵引爆炸彈。但是設定10分鐘後引爆的雷管啟動後希特勒便馬上離開，這讓戈爾斯多夫趕緊取消設定以避免遭到發現，暗殺行動宣告失敗。
隨著戰爭局勢似乎將會持續進行，特雷斯科夫在1943年夏季期間積極地在東線戰場計畫暗殺行動，並且以「」為理由邀集部隊成員參與反抗組織。然而一連串失敗的暗殺行動使得反抗集團士氣陷入低迷，而特雷斯科夫也未能成功招募更多陸軍高級將領或是前線指揮官加入反抗集團的行列，例如埃里希·馮·曼施坦因與格特·馮·倫德施泰特兩位元帥便未表明支持奪取政權之行動。另一方面，特雷斯科夫服役且作為反抗集團重要根據地的中央集團軍處，擁有指揮權的司令官也已經改由君特·馮·克魯格元帥擔任。雖然特雷斯科夫曾多次成功說服他加入反抗行動，但是反抗集團發現他經常在最後1分鐘改變主意。面對克魯格優柔寡斷的態度，兩方陣營因而陷入曖昧不清而讓行動遲遲無法有效進展。
在7月20日密謀案中作為主要核心人物的克勞斯·馮·史陶芬堡。
1943年中旬，德國在戰爭的局勢已被決定性地扭轉。陸軍與民間密謀策劃份子認為只要希特勒遭到刺殺，新成立的德國政府就有機會與西方同盟國集團單獨談和，並在預備簽署單獨合約的這段時間繼續嘗試阻止蘇聯對德國境內的入侵，進而降低更多因為戰爭持續所造成的傷亡。1943年8月時，特雷斯科夫首次與年輕的納粹德國陸軍參謀軍官、同時也是熱心德國民族主義份子的克勞斯·馮·史陶芬堡上校會面。史陶芬堡並非一開始就反對納粹政權，相反地他支持希特勒宣布廢棄《凡爾賽條約》，不過後來拒絕加入納粹黨。1938年納粹黨黨員發動水晶之夜後，史陶芬堡開始與納粹政權疏遠。不過1940年夏天法國戰役爆發後，他又因為德國戰勝法國而對納粹德國產生熱情。但史陶芬堡在戰爭持續進行一年並且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後，他開始反思納粹德國政府的作為。
而自1942年開始，德軍軍方內部人士開始宣傳希特勒會導致德國一步步面臨災難性後果，因此希特勒必須遭到免職下臺的論點。見識過親衛隊與保安服務處系統性地屠殺猶太人以及槍決蘇聯戰俘的行徑後，史陶芬堡對於納粹政府開始有強烈不滿。然而早期史陶芬堡基於天主教會的宗教信仰，使得他並不認為暗殺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正確方式。這也讓政治立場上較為保守的他，一開始並不曾實際參與有關的刺殺行動。然而在1942年史達林格勒戰役爆發後，史陶芬堡認定若不刺殺作為元首的希特勒反而會在道德層面上帶來更大的罪惡，對此他表示：
史陶芬堡的加入隨即為軍中抵抗運動的成員帶來新的氣氛，也讓反抗組織對於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更加果斷。之後當特雷斯科夫被分配至東方陣線進行指揮時，史陶芬堡就負責規劃和執行對於希特勒的刺殺行動。此外在史陶芬堡加入之後，也開始廣泛邀請民間律師、外交官員和傳教士等加入密謀團體。
弗里德里希·弗洛姆。
奧爾布里希特在早期刺殺行動接連失敗後，提出一個新的暗殺希特勒並隨即展開政變之計畫，嘗試利用原本就駐紮在德國本土、負責因應緊急情況的單位進行政變。在原本後備軍的制度中便存在著被稱作「女武神行動」的動員計畫，其內容最早是為因應數百萬名從被佔領國家強迫調至德國工廠勞動的工人發生暴動，進而影響這些營運中工廠的生產線進度；或者是因為盟軍對德國城市的空襲轟炸造成基礎設施破壞，進而造成了德國社會法律和秩序體系的崩潰，奧爾布里希特便建議藉由修訂計畫的內容來讓後備軍得以動員並合理地加入政變的行列。
1943年8月到9月期間，馮·特雷斯科夫開始起草「修定過的」女武神行動，並且額外加上一些新的執行方案。其開頭文字便改以密令的口吻寫道：
文件上頭則詳細記述女武神行動啟動後，德國後備軍應該要盡速佔領政府機關、希姆萊的東普魯士指揮部、電臺暨電話局、軍區內各個納粹黨代表處以及集中營等地。在早先研究時有人認為女武神行動主要是由克勞斯·馮·史陶芬堡上校本人擬定，但根據戰爭結束後蘇聯所取得並於2007年公佈的文件中則指出，該計畫主要是在1943年秋季時便由特雷斯科夫便將絕大多數細節擬定出來，之後其夫人愛莉卡（Erika）和女秘書瑪格莉特·馮·歐妢（Margarete von Oven）則將其打成文字資料，並且兩位女性還特別戴上手套以防止留下指紋。
之後該份計畫則交由修訂，並且由史陶芬堡針對在德國境內實施政變計畫進行實質部署，特別是強調派遣部隊前往佔領蓋世太保、親衛隊等重要武裝部門予以佔領。然而女武神行動必須在後備軍總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將軍同意後才能夠執行，因此計畫如果要真正進行意味著必須將他拉攏至反抗陣營中，或者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中立態度。然而佛洛姆本人如同大部分高級將領和軍官一樣，雖然大致知道反抗集團私底下針對希特勒的密謀內容但既不予以支持，卻也不將其通報給蓋世太保。
1943年9月至1944年初，馮·史陶芬堡和馮·特雷斯科夫兩人策劃了數起由不同人選接近希特勒並用炸彈、手榴彈或者是左輪手槍將其刺殺，之後則聯繫位於柏林蒂爾加滕的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指揮發動政變。但是為了使暗殺成功率增加意味著暗殺者必須近距離接近目標，但是這些軍事政變計畫皆未獲得成功。其中包括1943年11月下旬，不滿在前一年10月於烏克蘭杜布諾見到保安服務處成員槍殺3,000多名猶太人的男爵，同意接受史陶芬堡的建議趁著希特勒在「狼穴」展示新式冬季制服時引爆手榴彈。但是運送制服的車廂在1943年11月16日因為英國空襲柏林而遭到焚毀，原本定在1944年2月重新展示新制服，然而馮·丹姆·布里斯克在1944年1月於東線戰場身受重傷。
1943年12月26日，史陶芬堡首次計劃自己前往總部「狼穴」暗殺希特勒，但是在他守候在外面的辦公室時，因為希特勒臨時決定當天馬上飛往貝希特斯加登而將該會議取消。1944年2月，史陶芬堡則和埃瓦爾德-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舒曼森展開下一起暗殺計畫。在獲得父親支持下，馮·克萊斯特決定接替布里斯克的自殺攻擊任務，但最終因為希特勒多次推遲視察制服的日期而讓暗殺計畫宣告失敗。在這期間，史陶芬堡邀集其副官中尉參與暗殺希特勒之任務，但是遭海夫騰以宗教信仰為由拒絕提議。
1944年3月11日，擔任恩斯特·布施元帥助手的男爵計畫趁著希特勒前往貝格霍夫時近距離開槍暗殺。但是在會議當天他則意外地遭到親衛隊拒絕在門口，原因在於希特勒曾經下令在會議期間禁止軍官助手入內。這時隨著於戰爭情勢的惡化使得刺殺任務變得越趨困難，主要原因在於希特勒越來越少於公開場合露面、並且也鮮少訪問柏林。相反地，其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在東普魯士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指揮部，偶爾則前往巴伐利亞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薩爾茨堡別墅休息。而這兩個地方戒備都極為森嚴，鮮少允許讓希特勒未曾見過或者不信任的人士前來拜訪。與此同時，海因里希·希姆萊和蓋世太保成員也開始察覺有參謀本部成員可能正在策畫推翻或者謀刺希特勒的陰謀。
密謀成員後來成功拉攏埃爾溫·隆美爾支持其行動。
1944年夏季，由於東線戰場上的德軍已經全面撤退使得蘇聯紅軍已經將戰線拉回至1941年的國界處；而盟軍也在1944年6月6日在法國發動諾曼地戰役，藉由大規模登陸行動成功開闢西線戰場，這些對於反抗份子來說代表著德國和談時所能掌握的條件與機會已經不多。與此同時蓋世太保亦已經逐漸開始調查密謀集團的成員，因此密謀成員多認為之後的行動將會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否則便有可能在展開行動前便遭到查獲且逮捕。此時許多策畫政變的核心成員開始將自己視為政變計畫的關鍵人物，並且認為政變行動在象徵意義上遠大於實際作用。當史陶芬堡透過中將發送訊息給特雷斯科夫，詢問暗殺希特勒是否具有其他實際行動之外的政治目的時，後者則回答：
7月初開始，反抗集團成員在取得共識後便進行一連串密謀的準備工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事項之一為說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稱的陸軍元帥埃爾溫·隆美爾加入行動的行列。反抗人士成功拉攏當時在德國最具聲望的隆美爾，而這也是第一位支持他們行動的現役元帥（維茨萊本自1942年起就一直是退役狀態）。但是隆美爾本身並不支持對希特勒展開暗殺行動，認為這將造就出因為「希特勒身亡，德國因而戰敗」的情勢，並且反而會讓他人趁機將希特勒塑造成一名烈士；而隆美爾的意見則與絕大多數支持反抗行動的軍官一樣，認為應該策畫將希特勒逮捕並且送至軍事法庭公開審理。
而早在1943年8月時，海因里希·希姆萊便和密謀份子有所接觸，其中普魯士州財政部長便經由格德勒的網絡與其接觸，並提議希姆萊在刺殺計畫成功後在反抗團體支持下取代希特勒，之後便與盟軍進行談判以結束戰爭。儘管這次會面之中並沒有得出任何結論，然而希姆萊也顯然沒有在知情的情況下下達命令逮捕波皮茲或者是追蹤其背後的抵抗集團。可能原因之一是即使如希姆萊這般如此追隨希特勒的政府高層，早在1943年時也漸漸瞭解到戰爭到了這個階段德國可能已經沒有獲勝之希望，因而決定默認政變計畫持續進行，而在行動成功後亦能夠確保以希特勒繼承者的身份讓戰爭和平結束。
不過波皮茲並非唯一一位認為希姆萊是潛在盟友者，格德勒自己也曾透過間接與希姆萊接觸並互相交流想法。而威廉·卡納里斯的傳記作者在其作品中則記述卡納里斯曾與希姆萊共同合作，企圖讓軍事政變以及之後政權的轉移成功實現，但是這僅僅是個人猜測。但在另一方面，上校和其他政變份子主要成員仍不希望在刺殺希特勒後仍由另一位同樣危險性的親衛隊領導者取代，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仍希望一併將希姆萊與希特勒加以刺殺，但這也使得史陶芬堡於7月11日嘗試展開的暗殺計畫因為希姆萊不在場而中止。
由左至右分別為克勞斯·馮·史陶芬堡、阿道夫·希特勒和威廉·凱特爾，而與希特勒握手者為，攝於1944年7月15日位於拉斯滕堡的希特勒總部「狼穴」。此時史陶芬堡的公事包便放有炸彈，但最後並未順利引爆。
1944年7月1日星期六，史陶芬堡被任命為駐紮柏林市中心、接受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大將指揮的後備軍總部總參謀長，而這職位除了使其能夠調動後備軍步兵部隊與裝甲部隊外，並且也因而獲得向後備軍下達發動女武神行動指示的權限。而在這之後，史陶芬堡也因為這職位而獲準得以參加於東普魯士「狼穴」和貝希特斯加登進行的軍事會議，這意味著史陶芬堡獲得了絕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報告、並且親手以炸彈或者手槍刺殺的機會，而這也被視為密謀團體最後一次發起政變的機會。另一方面這時反抗組織也拉攏到了幾位關鍵盟友，包括駐法德軍總司令卡爾-海因利希·馮·史圖爾普納格步兵上將，其中後者允諾一旦刺殺行動成功即會全面控制巴黎市並與入侵的盟軍針對停戰進行談和。
此時政變所需要的完善的條件已經齊全，首先在1944年7月7日將軍便試圖在希特勒於薩爾斯堡附近的觀看新式制服時加以刺殺，但是史蒂夫在判斷當下局勢後卻遲遲沒有機會下手。這次暗殺行動使得史陶芬堡決定往後由他本人親自展開按照暗殺行動，依照1943年12月的規劃方向以炸彈刺殺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萊和赫爾曼·戈林，並且在計畫成功後由他接下管理柏林政變的事務。7月11日，史陶芬堡在公事包中放置炸彈後前去參加希特勒亦出席的會議，計畫先行預備實施暗殺行動。但因為密謀集團決定若要使女武神行動有成功的機會的話，必須一併將希姆萊和戈林炸死，但行動前夕希姆萊仍未參加狼堡的會議而使得刺殺計畫臨時中止。但事實上，希姆萊只有在極為罕見的狀況下才會參與軍事會議（黨衛軍雖然有參與戰爭，但希姆萊本身並非軍人，對軍事方面並不了解）。
7月15日，史陶芬堡接受「狼穴」的電話召集再度從柏林本德勒館前往「狼穴」嘗試進行暗殺，此時密謀團體將一併去除希姆萊的要求已經去除。計畫則改成由史陶芬堡將設有定時炸彈的公事包安置於會議桌下，之後再藉口離開希特勒所待的會議室並等待爆炸。一旦爆炸後即立刻飛回柏林，加入本德勒館其他密謀者的行列發動女武神行動。之後被動員的後備軍將會逮捕納粹官員與領導人並且掌握德國，並且分別由貝克擔任國家臨時元首、格德勒擔任總理以及維茨萊本擔任三軍總帥一職。然而7月15日當天計畫又在最後臨時取消，雖然這次會議戈林與希姆萊皆一同在場，但是希特勒卻提早離開了會議室。史陶芬堡因而趕緊將炸彈引信停止，最終沒有被現場人員發現。
儘管這次暗殺行動最終失敗，但是史陶芬堡仍然認為將放置有炸彈的公事包安置在會議室內之計畫具有實行可能性，並且期待下次會議召開所提供的暗殺機會。不過之後在7月17日時，支持密謀集團行動的埃爾溫·隆美爾元帥則意外在前往法國途中遭到噴火戰鬥機掃射，造成頭部受到重傷而趕緊送往醫院。到了7月18日，開始有傳言表示史陶芬堡的目的已經被蓋世太保發現，並且隨時都有可能被逮捕。儘管這很明顯就是是不正確的傳聞，但也顯現出蓋世太保可能正逐漸接近政變核心人物，這也意味著之後針對希特勒的暗殺行動極可能就是最後一次的政變機會。
7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時，史陶芬堡再次和其副官沃爾納·馮·海夫騰搭乘所安排的He 111轟炸機，從柏林附近的朗斯多夫機場飛往東普魯士拉斯滕堡的元首總部「狼穴」。在這次希特勒將在場的軍事會議上，史陶芬堡則在其公事包內同樣攜帶了2個由所提供的英製計時炸彈。其中這次參加會議的人士包括有：
# 阿道夫·希特勒，因這次爆炸而身受輕傷。
# 阿道夫·豪辛格中將，擔任陸軍參謀本部副部長與作戰處處長，因這次爆炸而身受輕傷。
# 君特·科爾登一級上將，擔任空軍參謀本部部長，因這次爆炸而喪生。
# 上校，作為胡辛格的助手擔任，因這次爆炸而喪生。
# 上將，擔任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與元首希特勒總部聯繫的聯絡官，因這次爆炸而身受重傷。
# 海因茲·魏岑內格（Heinz Waizenegger）中校，擔任約德爾的高級參謀人員。
# 步兵上將，擔任希特勒在德意志國防軍的首席副官暨部長，因這次爆炸而喪生。
# 中校，擔任希特勒的軍事副官，因這次爆炸而身受重傷。
# 上將，擔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陸軍參謀長。
# 海軍中將，擔任希特勒的海軍副官，因這次爆炸而身受輕傷。
# 海因茲·伯格（Heinrich Berger），擔任速記員，因這次爆炸而喪生。
# ，擔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海軍參謀人員。
# 少校，擔任凱特爾的副官。
# 少將，擔任希特勒特別代表暨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歷史學家，因這次爆炸而身受輕傷。
# 漢斯-埃里希·沃斯海軍中將，擔任納粹德國海軍代表暨德國海軍與元首總部間聯繫的聯絡官。
# 奧托·金歇，擔任希特勒的黨衛軍副官。
# 上校，擔任希特勒的空軍副官。
# 赫爾曼·費格林中將，武裝黨衛軍於元首總部的代表。
# 海因茲·布歇羅茲（Heinz Buchholz），擔任速記員。
# 少校，擔任約德爾的第二副官。
# ，擔任元首總部的外交部代表。
# 砲兵上將，擔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副參謀長。
# 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一級上將，擔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作戰處處長，因這次爆炸而身受輕傷。
# 威廉·凱特爾元帥，擔任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總長。
1944年7月20日炸彈爆炸後希特勒所在總部「狼穴」的會議室景象。
然而在前往「狼穴」後，史陶芬堡才得知由於希特勒預計要在下午和本尼托·墨索里尼會面，使得軍事會議提前半個小時進行。這使得暗殺計畫受到威脅，因為史陶芬堡原本計畫要同時啟動2枚炸彈的時間縮短許多。因此在當天中午12時30分會議開始後不久，史陶芬堡假裝表示受到炎熱夏天的影響，因此希望他在向希特勒報告前提供些許時間更換襯衫。史陶芬堡便以此藉口進入隔壁威廉·凱特爾辦公室的洗手間，在海夫騰從旁協助下以事前準備好的鉗子剪斷原子筆型的將其啟動，爾後將雷管插入一塊重達1公斤（約2.2磅）的塑性炸藥塊之中，之後他把整個定時炸彈放入由少將事前準備的牛皮紙袋包裹中。該雷管引信處設計有1個注有氯化銅溶液的銅管，將其破壞並經過約10分鐘的侵蝕，會讓原先扣住撞針的金屬絲失效、進而引爆炸彈。
但是由於必須讓沃爾納·馮·海夫騰注意附近人員流動狀況，這使得傷殘的史陶芬堡必須花費許多心力準備炸藥啟動，但儘管如此他也只能夠啟動其中1個雷管並將其插入塑性炸藥。最後為了避免被其他人起了疑心，史陶芬堡決定只在準備好1份炸藥的情況下就得急忙將炸藥放入公事包內。史陶芬堡進入會議室後在不知密謀的少校幫助下，成功將自己的公事包繞過了會議室內所聚集20名人員與希特勒，並安置於希特勒所在位置附近的會議桌底下。幾分鐘後，史陶芬堡按照計畫以接聽來自柏林的重要電話為藉口離開了會議室。根據推測，站在希特勒旁邊的上校此時便將史陶芬堡的公事包從桌子原位移到另一邊會議桌桌角；這項舉動進而讓炸彈在爆炸時威力減弱而使得希特勒不因炸彈爆炸而直接遭到殺害，但布蘭登後來仍然被炸彈炸死並且炸斷了一條腿。
12時42分左右炸彈順利引爆並且將會議室整個摧毀，步兵上將、上校、君特·科爾登一級上將3名軍官和速記員海因茲·伯格（Heinz Berger）因為炸傷傷重不治身亡，而少將、少將、中校、上將、上將、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一級上將和阿道夫·豪辛格中將則受較嚴重的傷，然而包括主要目標在內的希特勒等人員仍因為受到厚實的桌角保護而只受到了輕傷。整個會議室內除了凱特爾以外，其餘所有人的褲子皆燒焦並且因為爆炸而。而受到厚重橡木會議桌保護的希特勒除了受到爆炸直接影響而瘀青擦傷、耳膜受傷、頭髮燒焦之外，制服褲子則因為腿部刺入了約200枚的木頭碎片而破爛；希特勒本人對於自己在經歷暗殺後倖存下來這一結果，則認為是獲得「天意」保佑並得到一定信心。
儘管史陶芬堡並沒有親眼確認希特勒確實因為爆炸而喪命，但是他看到爆炸過後的混凝土建築、飛散的瓦礫碎片與冒出的濃煙後便認定任務已經完成：希特勒已經在這次暗殺行動中身亡。相信希特勒已經死亡的史陶芬堡立即跳上其副官事前準備好的工作人員用車快速離開「狼穴」，他們很快便通過第一個檢查哨的值班門衛阻攔和盤查，但是也察覺到在前往機場的警戒等級逐漸提升。到了第二個檢查哨時兩人便遭到攔阻，之後史陶芬堡假借有重要軍官指派要事並且要立刻前往該處，要求值班哨兵開放屏障讓兩人通行。在即將抵達拉斯滕堡當地機場時，史陶芬堡為了避免被提早遭到懷疑便命令沃爾納·海夫騰將備用的第二枚炸彈塊扔進森林中。最後在與機場停機棚的檢查哨交涉之後，史陶芬堡和海夫騰於下午1時搭乘由砲兵上將準備的Ju 52運輸機飛往柏林。
1名士兵展示阿道夫·希特勒在炸彈行刺失敗後燒壞的褲子。
此時人在「狼穴」支援的密謀成員將軍原本依照約定，在確定會議室爆炸後將此訊息告知給負責在柏林發起政變的成員，隨後立即將「狼穴」對外所有的通訊線路全數關閉。但是在爆炸過後幾分鐘，「狼穴」的工作人員便已經確認希特勒仍然活著並且予以醫治。不過實際上「狼穴」本身與親衛隊和其他元首總部是採用獨立的通信網絡聯絡，這使得密謀團體的關閉對外聯絡線路方式並無實質效果。也因此在下午1時，人在柏林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便已經知道暗殺事件，但是對於細節部分仍然沒有很明瞭。而菲爾基貝爾在傳遞暗殺成功的訊息幾分鐘後，在得知希特勒仍然活著一事隨即重新啟動原先「狼穴」的對外聯絡線路，並以電話聯繫在等待消息的密謀成員。其中菲爾基貝爾拜託蒂勒告知本德勒館抵抗運動成員行刺失敗的事情，並且還傳送了內容模糊的「慘劇發生了，元首還活著」之訊息。
對此蒂勒隨即向另一名人在「狼穴」的上校通話，明確得到希特勒在這次暗殺行動中仍活著的消息。其中希特勒在炸彈爆炸後還倖存的狀況如果實際發生，意味著原先佈署在柏林的後備軍也會知道希特勒仍然活著的事實，此時女武神行動的計畫就應當被取消而使得政變面臨失敗。之後蒂勒在與弗里德里希·奧爾布里希特和艾里希·赫普納通話後，兩人決定暫時不啟動女武神行動。到了下午2時，沒有出席此次會議的海因里希·希姆萊透過「狼穴」聯絡線路，向位於柏林的刑事警察局局長要求進行調查，同時還指示親衛隊國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長海因里希·穆勒率領蓋世太保逮捕史陶芬堡。與此同時，儘管史陶芬堡和海夫騰仍然沒有返回柏林帶來明確消息，積極說服其上級奧爾布里希特宣布女武神行動啟動，並且開始自行簽署初步的指示。
大約下午3時45分左右，史陶芬堡搭乘的飛機抵達柏林附近的朗斯多夫機場後，史陶芬堡立刻在機場打電話告知柏林的密謀份子希特勒已經死去。在史陶芬堡提到「我親眼看到他被抬出來」作為保證的情況下，本德勒館內部的密謀份子隨即陷入混亂，並且無法確實證實哪一方的消息才是正確。最終奧爾布里希特於下午4時決定正式啟動女武神行動的命令並開始調動軍隊，但是他在和史陶芬堡與佛洛姆將軍交涉時，後者對於此項決定仍然感到猶豫不決。之後佛洛姆打長途電話給人位於「狼穴」的威廉·凱特爾並且獲得希特勒只受到輕傷的保證，而凱特爾也隨即詢問史陶芬堡的下落。這使得佛洛姆了解政變正逐漸蔓延至指揮部並且可能造成自己陷入危險，因此他回答史陶芬堡應該仍然與希特勒在一塊。
隨著女武神行動部分動員計畫陸陸續續啟動，其中許多擔任指揮官的密謀成員為了節省時間而以口頭方式下達命令。因此實際上僅有標記有女武神行動關鍵字的指令發向各個軍區、軍營和後備部隊，但是其中一個電報錯誤地送至「狼穴」，這使得「狼穴」在該電報之後隨即修改本德勒館的指示。女武神行動啟動後，法國軍事管理區總督暨駐法國德軍總司令卡爾-海因利希·馮·史圖爾普納格設法解除保安服務處、親衛隊和蓋世太保的武裝，並且拘禁了他們絕大部分的領導官員。接著他前往西線總司令君特·馮·克魯格的指揮部要求他與盟軍接觸，但被告知希特勒仍舊活著。維也納軍區首席指揮官上校也在接獲女武神行動指示後，下令部隊大規模逮捕城市內部的親衛隊成員。隨後在維也納、布拉格和許多其他地方的後備軍部隊亦陸陸續續占領納粹占領區政府以及各地集中營，並且逮捕了多名親衛隊軍官和地區長。
作為政變指揮中心的。
大約下午4時35分史陶芬堡和海夫騰抵達了本德勒館，但是此時史陶芬堡注意到本德勒館並沒有對後備軍部隊下達任何指示，這包括以軍事武力方式接管德國軍事和行政權力。甚至政變期間原本規劃派遣部隊佔領的和柏林電信中心，同樣也沒有部署軍隊控制。這時佛洛姆質疑史陶芬堡，史陶芬堡為了說服他則表示暗殺用炸彈是他本人親手設置，並且聲稱他自己親眼看到希特勒在兵營內喪生；同時他指稱凱特爾告訴佛洛姆希特勒仍然活著的消息，實際上只是「一如既往地說謊」。之後可能為了保護自己，佛洛姆臨時轉變立場開始試圖逮捕史陶芬堡，但隨後被史陶芬堡與奧爾布里希特以手槍制伏，而後者並任命艾里希·赫普納中將接替成為新任後備軍總司令，並且繼續指揮各個實施女武神行動。另一方面，這時希姆萊則已經接獲命令負責處理政變發生，他隨即下令取消史陶芬堡與奧爾布里希特所發動的女武神行動命令。但是由於許多地區防衛的軍方領導階層皆認為希特勒已經死亡，使得許多地方仍然持續進行著女武神行動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