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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柏姆-厄爾默利指揮奧地利第2軍團，負責對塞爾維亞的進攻。在俄國動員以后，第2軍團被派到俄國牽制俄國前線。加強德奧同盟軍隊。
在1916年5月柏姆-厄爾默利晉升為大將，1917年8月，他被封為男爵。1918年1月31日他還被擢升為陸軍元帥。在1918年3月，他的軍隊占據烏克蘭。他的軍團在戰爭結束后在敖德薩被解散。
這場戰爭結束后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定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贈與他一筆退休金和授予他預備役將軍的軍銜。1928年他甚至成為捷克斯洛伐克的軍隊的陸軍上將。
當蘇臺德地區被德國吞并后并被改為德國的一個州，他支持德國對蘇臺德區的吞并。這贏得了德國的歡迎。1940年10月31日，85歲高齡的柏姆-厄爾默利男爵被授予德國國防軍榮譽陸軍元帥軍銜，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都獲得元帥軍銜，盡管德軍的軍銜是榮譽性質的——他是唯一一位前奧軍將領被授予德國國防軍元帥軍銜的。1941年12月9日，這位奧匈帝國和第三帝國的雙料元帥在特羅保的家中去世。德國方面為他在維也納舉行了隆重的國葬。
約翰·斐迪南·舍爾納（，）是納粹德國的陸軍元帥，是一位獲得鑽石橡葉騎士佩寶劍鐵十字勳章的高級將領和德意志國防軍陸軍總司令。舍爾納對自己軍隊極為嚴格，曾因不經軍事審判就直接處決士兵而頗受爭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舍納爾被送往蘇聯政治監獄服刑，期間西德媒體對其大篇幅報導，認為他已成為蘇聯軍官。舍爾納獲釋後，受到東德的工作邀請，他對此拒絕并前往西德，結果被當地法院起訴戰爭期間對麾下軍官的處決，最終判處4年監禁。
約翰·斐迪南·舍爾納在1892年6月12日出生於巴伐利亞慕尼黑的中產階級家庭中，父親約翰·舍爾納（Johann Sch?rner，1859-1931）為一名警察，母親安娜·鮑爾（Anna Bauer）是巴伐利亞傳統的中產階級，舍爾納與18世紀的德國化學家約翰·沃爾夫岡·德貝萊納有親戚關係。由於父母下層階級的出身，舍爾納總是避免與其商討人生的規劃。舍爾納於慕尼黑度過了童年，之後上了盧伊特波爾德中學（Luitpold Gymnasium），於1911年6月畢業。舍爾納接著志願加入了巴伐利亞皇家陸軍，於1911年10月1日加入被派至其陸軍的精英單位「巴伐利亞皇家陸軍警衛團」（K?niglich Bayerisches Infanterie-Leib-Regiment）第12營服役，於1912年4月1日晉升為準下士。4個月後舍爾納晉升為一級中士，隔年5月22日舍爾納晉升為中士身份。
不同於後來成為第三帝國陸軍元帥的其他人，舍爾納無意繼續軍事生涯，而想改去慕尼黑大學研究文學和語言學，於是他在1912年9月30日辦理終止志願服役，離開了陸軍，計畫研修6門學科，除了在家鄉外，還要前往法國格勒諾布爾、瑞士洛桑和義大利佛羅倫斯等地修習哲學與羅曼語族文學，在此期間，舍爾納已習得口譯員程度的義大利語和法語。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舍爾納棄筆從戎，加入巴伐利亞皇家步兵團，以預備軍官的身份參加作戰；1914年11月晉升少尉。在一戰中舍爾納表現傑出，曾參與著名的卡波雷托戰役，在1917年秋天突破義大利軍隊的防線。在凡爾登戰鬥受傷後，被送到慕尼黑野戰醫院，在未取得出院許可就回到部隊中服役。舍爾納也參加了阿爾卑斯山脈一帶的戰鬥，曾率領一步兵連在紅塔山隘（Roter-Turm-Pass）阻擊，使羅馬尼亞第一軍團往山中撤退。其他還有在錫比烏和伊松佐河（Isonzo）等地戰鬥，其中舍納爾在伊松佐河的戰鬥中，率領第12連部隊在托爾明（Tolmin）進行突破，佔領了科洛夫拉特山（Kolovrat），舍爾納也因為此功績獲得當時德軍最高榮譽勳章藍馬克斯勛章，他也是唯一一位以少尉身份被授予其勳章的小軍官。舍爾納後來又參與了攻取凱默爾山（Kemmelberg）的戰鬥，並且表現優秀，1918年舍納爾以中尉的身份退役。
大戰結束後威瑪共和國政府意欲對國內的共產主義者進行打擊，舍爾納加入了政府軍，擔任第21獵兵營營長，先後在慕尼黑和魯爾地區與共產黨人作戰。在他的出色表現下，舍爾納被配入陸軍第19步兵團。1922年舍爾納參加軍區考試合格，並於1926年7月1日升為上尉並擔任駐蘭茨胡特第19獵兵營的一名連長。1931年舍爾納成為第一位被派往義大利軍隊擔任翻譯官的德國軍人，之後又擔任德勒斯登軍校的戰術教官，舍爾納在擔任教官期間嚴格訓練了武裝黨衛軍，使其能有與德意志國防軍並肩作戰之能力。1934年舍納爾升為少校，1935年擔任參謀部人事人員，到了1937年升為中校後，舍爾納成為了新生德軍的第98山地步兵團團長，並曾受命準備入侵奧地利。
舍爾納和他的山地步兵團在波蘭戰役中表現出色，特別是指揮第98和第99山地步兵團在9月12日突擊利沃夫，並以少量兵力成功防禦了利沃夫以東波軍的攻擊，也因此軍階升到上校。德軍不久後開闢了西線戰線，舍爾納擔任了新成立的第6山地步兵師師長，負責自萊茵河對面的孚日山向東部突擊。法國戰役結束後舍爾納本來要參加海獅計畫入侵英國的行動，卻因為德國不列顛空戰的失敗而作罷。1940年8月舍爾納晉升少將，接著在1941年率領第6山地步兵師在巴爾幹戰區參與對希臘和英國軍隊的進攻，突破了希臘的，1941年4月20日舍爾納獲得騎士鐵十字勳章。4月27日他的前鋒部隊在希臘奧林帕斯山和衛城升起德國軍旗，為德軍第一個在該地區佔領的師。
舍爾納與部屬視察北極軍區
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開闢了東線戰場，在秋季時舍爾納與他的山地步兵被派到摩爾曼斯克去接替愛德華·迪特爾的職務。舍爾納這時指揮第19山地軍於芬蘭北部一帶，負責攻擊盟軍經由大西洋到該港的商船，並保護佩琴加省附近的鎳礦。在該區舍爾納多次防守蘇軍優勢兵力的進攻，並未使任何土地落入他手。舍爾納於該處作戰時總是在軍隊的正中央設置指揮所統籌，這段時間裡他有句在部隊裡流行的標語：「就算是北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以激勵部隊在北極地區的戰鬥士氣，1942年2月28日晉升為中將、5月15日晉升為上將。
1943年1月舍爾納成為納粹黨的一員。蘇聯紅軍開始反攻，德軍開始撤退。1943年11月舍爾納負責指揮第20裝甲軍，在前期舍爾納一再率部擊退蘇軍的進攻，但到了1944年1月蘇軍突破第30軍的防守，使得全軍有被包圍的危機，但他還是堅守1條3公里的撤退路線，全軍逃過被圍殲的命運。另外還有希特勒要求他堅守第聶伯河東岸的橋頭堡，但舍爾納與其部屬皆認為不可行，不惜違反命令撤出該處。1944年2月17日舍爾納的騎士鐵十字勳章被加上了「橡葉」。
舍爾納在指揮在指揮羅馬尼亞軍團時，將其與德軍防線連結起來，使揚·安東內斯庫（羅馬尼亞王國總理）無法單獨撤離自己的軍隊；同時也為了提高羅馬尼亞人的士氣，將其部隊滲入德國指揮官、盡量給予完整的裝備。他還曾下令，任何人放棄陣地均視為敵前逃亡，無條件處決；若蘇軍突破防線至後方，前線德軍以最快速度補上缺口後，後方蘇軍仍持續挺進，後方士兵也就要受罰。相對的任何士兵只要以火箭炮或反坦克榴彈擊毀蘇軍坦克，就有3星期的長假。舍爾納還曾被派為陸軍總司令部的「國家社會主義指揮部」主任，他與納粹黨的馬丁·鮑曼發生激烈爭吵，原因是鮑曼堅持使用黨員擔任軍隊指揮，而舍爾納則反對並在擔任此職務14天後辭職。
1944年4月舍爾納與奧托·沃勒（Otto W?hler）上將於羅馬尼亞討論戰況。
到了1944年3月改為指揮A集團軍，5月則接替指揮南烏克蘭集團軍總司令。在蘇軍的攻勢下，德國與羅馬尼亞的軍隊被迫退至塞瓦斯托波爾附近，元首大本營認為即使克里米亞已淪陷，該處能夠長時間把守。為了脫離被圍殲的危機，舍爾納趕緊說服希特勒撤出至黑海港口，但當希特勒答應時間已經太晚，德國和羅馬尼亞第17軍已蒙受嚴重損失，失去不少裝備、場面混亂、多人聚集於港口等待撤出。
1944年春末舍爾納指揮一系列防禦作戰，以穩定離羅馬尼亞本土極近的天然防線德涅斯特河。其後被蘇軍以優勢兵力突破防線，他發現第6軍團面臨被圍殲的可能，再次向元首大本營請求撤退，卻因為要考量羅馬尼亞與土耳其（主要是不願見到克里米亞重回蘇軍手中）兩國的政治利益，遭到拒絕，舍爾納為此飛往元首大本營見最高統帥部的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大將，仍得到相同答覆。舍爾納再次違反命令，指揮第6軍團撤離該處，於聶伯河南岸建立新防線。舍爾納此舉雖令敖德薩丟失了，但保留大部分人力與裝備，且這條新防線持續防禦到8月20日才被放棄。8月23日羅馬尼亞王室及共產黨發動政變，羅馬尼亞退出戰爭。
1944年7月舍爾納成為重新編制的北方集團軍司令（北方集團軍後來集結其殘部，改名為庫爾蘭集團軍（Courland））。他在赴任後知道德軍無法阻止蘇聯的突破，下令位於里加-迪納堡防線以北的第16軍團與納爾瓦戰鬥群（Narva）儘速脫離敵軍，穿越里加走廊至庫爾蘭，放棄北波羅的海的城市。8月8日舍爾納的騎士勳章上再度加上「寶劍」。舍爾納還曾不執行希特勒「固守薩雷馬島」的命令，將20,000名原本會被殲滅的德軍秘密撤出。
1945年1月1日舍爾納獲得鑽石橡葉配寶劍騎士鐵十字勳章，但蘇軍於12日開始維斯瓦河-奧得河攻勢，不但突破巴拉努夫防線，還持以深入挺進。舍爾納先在20日擔任A集團軍司令又被轉任命為中央集團軍總司令，而蘇聯發動接連的東普魯士攻勢，德軍無法有效的防禦，已無力抵抗蘇軍進攻德國本土。此時德軍與蘇軍的坦克數量比是1:7、步兵人數是1:10、砲兵是1:20、飛機是1:40，舍爾納只得持續撤軍以迴避蘇軍強硬的攻勢，降低其傷亡，將部隊退至拉齊布日和科茲萊之間的奧得河，持續了20天的防禦。蘇軍在進行完與舍納爾軍團的交戰與西里西亞攻勢後（為掃除進攻柏林時的側翼威脅），消耗太多而暫停攻擊，重新整頓軍隊。1945年2月25日有一篇來自「自由德國」報紙的文章開始被印製成傳單散發到各前線
，內容主要是在擾亂德軍的士氣和對舍爾納的指責，也成為戰後西德媒體對舍爾納評論的一個根據。
舍爾納在戰爭後期幫助蘇臺德地區與西里西亞的難民撤離，自將被蘇聯佔領的地區撤出約160萬人。同時他派遣許多士兵和國民突擊隊進行類似自殺式的攻擊，以抵擋蘇軍，救出更多難民。舍爾納成為納粹高層最喜愛的軍事將領，如納粹德國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在他1945年3月和4月的日記中，有很多誇獎舍爾納的字句。
1945年4月5日舍爾納被晉升為陸軍元帥（但由於德國情勢危及，希特勒沒有替他製作元帥杖
），4月30日被任命為德意志國防軍陸軍總司令與「阿爾卑斯山要塞」總司令。然而此時以沒有足夠的士兵供舍爾納指揮，他僅能作為一個名義上的集團軍總司令，對納粹德國最後戰敗的結局沒有影響。舍納爾在5月7日解散了他的部隊和參謀人員，隨後在午夜即動身離開。5月8日納粹德國投降，在戰後西德媒體和舍爾納麾下士兵指出5月18日時舍納爾拋棄柏林的部屬，自己搭乘「鸛鳥式」飛機離開，而他是前往蒂羅爾會見海因茨·古德里安，而古德里安早被盟軍俘虜。其後舍爾納也前往德軍第1軍團司令部向美軍投降，美軍不久後將他交給了蘇軍。對於他離開指揮集團軍的原因，一說是因為他害怕落入蘇聯人手中，另一說則是他要前往指揮阿爾卑斯要塞，並以待命的身份整頓整個戰線。
舍爾納後來被送至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第27戰俘營，短時間收留後舍納爾被迫轉移到各個地方，在盧比揚卡、列福爾托沃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拷問、在布提爾卡被施以非人待遇，之後又因為舍爾納早期隨軍隊在德國西部撲滅共產黨份子的紀錄，以及「身為希特勒的愛將，在佔領地指揮德國陸軍，積極參與籌備對蘇聯的戰爭，違反國際法和國際條約」，在1952年2月的軍事委員會，蘇聯最高法院判處他25年監禁（原判50年）與強迫勞動，由於政治監獄中替其他犯人仗義執言，曾受到幾次減糧的處罰，1953年到1954年的冬天也未領到冬季服裝，後來減刑為18年。在舍爾納的獄裡服刑期間，多次拒絕了蘇聯要他加入自由德國國家委員會的建議。
在他待在蘇聯戰俘營時，西德當地多家媒體報導舍爾納，1950年10月11日的英國「每日電訊報」曾報導說：「舍爾納曾由北韓寫信，說他在北韓軍總司令部裏充任顧問」。1952年6月20日的「呂貝克日報」（Lubecker Nachrichten）曾報導：「舍爾納被派到蘇俄某一步兵學校工作，在那裡講授攻擊戰術和軍隊指揮」，又說「他確實被史達林召見過」。1952年5月10日的「回聲週報」（Echo der Woche）曾報導：「舍爾納元帥在近東擔任蘇聯的間諜工作」。英國記者安特博尼·特里（Antbony Terry）報導說：「依照蘇聯的情報資料，昔日的德國舍爾納元帥現在指揮一個屬於自己約有40,000人的「阿拉伯別動隊」，一切武器都是由昔日德意志國防軍的倉庫中取得的」，其他還有「舍爾納成為了蘇聯元帥，成為了東德人民軍總監，舍爾納其實已經不在人世」等報導，但這些報導大部分是由東德政府與莫斯科在背後發出，主要目的是為了激起西德民眾反對德國再武裝和使舍爾納留在東德替其工作。
在1952年4月舍爾納的刑期被減為12年又6個月。舍爾納自蘇聯戰俘營獲釋，於1955年抵達東柏林後，受到蘇聯佔領區紅十字會會長路德維希（Ludwig）、德國統一社會黨職員格斯納（Gessner）、蘇聯大使普希金（Puschkin）的代表、前國防軍代表團的歡迎，在東柏林「約翰大飯店」上，前國防軍的格哈德·法伊爾阿本德（Gerhard Feyerabend）要求舍爾納留在東德，並為當局工作，舍爾納拒絕了。格斯納則說道：「你不要心存幻想！你要到西方去的話，一過邊境就會被捕。否則我們也會運用我們的手段和力量，使你和你的孩子們無法生活下去。你在西方所希望的，你可以在這裡從你每天所讀的西德報紙上都知道了」，12月他被移交給東德當局，直到1958年他才獲準前往西德。
蘭茨貝格監獄
回到西德的慕尼黑後，舍爾納被當地法院起訴，指控他在1945年3月未經審判就處決了阿恩特（Arndt）上校，理由是他被發現醉倒於補給卡車車輪後。舍爾納的律師是魯道夫·阿舍瑙爾（Rudolf Aschenauer），後來阿舍瑙爾找出目擊證人指出阿恩特並未遭到處決，而是被其他軍官釋放了，但此證言遭到非納粹化的法院駁回重審的要求。另外舍爾納還有被控兩件意圖謀殺：在1945年3月24日尼斯失守時，舍爾納認為是該處指揮官格奧爾格·施帕勒（Georg Sparre）上校怠慢所致，要求處決該指揮官與其副手（但實際上是因為上校因心臟病送醫而缺乏指揮才失守）。哥特哈德·海因里希和弗里德里希·舒爾茨（Friedrich Schulz）與舍爾納爭論後取消了該命令，但舍爾納又被判處4年半監禁並被剝奪退休金，舍爾納在判決後說道：「我對我做的一切事情，都願意完全負責。我已經為祖國效了命，並盡一切努力去固守陣線，以抵擋布爾什維克黨徒們的突擊…」。
他於1963年從蘭茨貝格監獄（德語：Justizvollzugsanstalt Landsberg）被釋放，並在慕尼黑默默無名地生活（雖有西德總統海因里希·呂布克給他部份的退休金，但仍曾到需要親友接濟的程度），直到1973年因心臟病去世，葬於米滕瓦爾德（Mittenwald）。60年代末，舍爾納曾受到義大利歷史學家馬里奧·西爾韋斯特里（Mario Silvestri）訪問他在一戰的表現，而不是二戰。
有德國退伍士兵指出，在1945年時舍爾納對躲在戰線後的士兵未經軍法審判就直接處決，這些訊息在漢斯·馮·盧克（Hans von Luck）、西格弗里德·克納普（Siegfried Knappe）的著作中均有提到。曾在1944年至1945年於舍爾納指揮下的步兵軍官戈特洛布·比德曼（Gottlob H. Bidermann）在其回憶錄中描述，舍爾納對軍官與士兵皆是以藐視的態度對待，經常任意處罰士兵或是將其降級（也有一說是他們工作怠慢被罰，因而挾怨報復，在軍中散播謠言），即使到了戰爭即將結束依舊如此。舍爾納也被認為十分崇敬希特勒，這個觀點主要是在戰爭最後希特勒任命舍納爾為陸軍總司令，以及在對希特勒錯誤的戰略判斷時表示肯定，讓希特勒認為紅軍的目標是布拉格，而非柏林。舍爾納的軍事能力則因為過晚擔任集團軍司令而不明顯，但在其負責戰線已方傷亡並不多，敵人優勢兵力下也能防禦較長的時間，也因此使其深受希特勒與納粹高層的敬重。
「嗜血的舍爾納」這個綽號，是一位參加過凡爾登戰役的德國老兵—弗朗茨·馮·埃普（Franz Ritter von Epp）所說的，並且將舍爾納評價為「希特勒手下最殘暴的陸軍元帥」。直到今天，關於舍爾納對麾下士兵的對待、有無擅離職守、是否為納粹主義忠誠信徒的疑問仍未有統一的評價。
* 上等兵—1912年4月1日
* 二級上士—1913年5月22日
* 臨時少尉—1914年11月29日
* 少尉—1917年12月26日
* 中尉—1918年7月15日
* 少校—1934年8月14日
* 中校—1937年3月16日
* 臨時上校—1939年8月27日
* 上校—1940年1月30日
* 中將—1942年2月28日
* 上將—1942年5月15日
* 大將—1944年5月20日
軍官級義大利王冠勳章
藍馬克斯勛章
* 鐵十字勳章（一戰）：二級（1914年12月27日）和一級 （1917年1月27日）
* 奧地利軍功十字章：第三級戰爭勳章（1916年4月）
* 巴伐利亞軍事功績勳章：第四級皇冠佩劍  （1917年10月24日）
* 藍馬克斯勛章：針對他於義大利的表現（1917年12月5日）
* 重傷勳章：銀色級（1918年）
* 國防軍服務章：二級（1936年10月2日）
* 義大利王冠勳章：軍官級（1938年8月2日）
* 德奧合併紀念章（1938年11月8日）
* 鐵十字勳章（二戰）：二級（1939年9月12日）和一級（1939年9月20日）
* 亞歷山大指揮章：二級帶劍（1941年7月15日）
* 芬蘭自由十字章：一級橡葉（1942年1月1日）
** 騎士鐵十字勳章：1941年4月20日
** 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1944年2月17日（第398位）
** 橡葉配寶劍騎士鐵十字勳章：1944年8月28日（第93位）
** 鑽石橡葉配寶劍騎士鐵十字勳章：1945年1月1日（第23位）
* 東線從軍勳章（1942年8月20日）
* 納粹黨黨章：金質（1943年1月30日）
* 被國防軍日報（Wehrmachtbericht）表揚於1944年2月18日、11月30日；1945年1月1日、4月5日和3月9日
Osprey.-.Elite.118.-.German.Commanders.of.World.War.II.(1).Army
* Rudolf Aschenauer: ''Der Fall Sch?rner'', 1962.
* Erich Kern: ''Generalfeldmarschall Ferdinand Sch?rner: Ein deutsches Soldatenschicksal'', ISBN 3-87725-083-1.
* Klaus Sch?nherr: ''Ferdinand Sch?rner - Der idealtypische Nazigeneral'', in: Roland Smelser/ Enrico Syring (Hrsg.): ''Die Milit?relite des Dritten Reiches - 27 biographische Skizzen'', Ullstein Verlag, Berlin / Frankfurt am Main 1995, S. 497–509. ISBN 3-550-07080-2
* Peter Steinkamp: ''Generalfeldmarschall Ferdinand Sch?rner''; in: Gerd R. Uebersch?r (Hrsg.): ''Hitlers milit?rische Elite. Vom Kriegsbeginn bis zum Weltkriegsende'' Bd. 2, Primus Verlag, Darmstadt 1998, ISBN 3-89678-089-1, ISBN 3-534-12678-5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Seite 236-244
* Duffy, Christopher (1993), ''Red Storm on the Reich''. Cassell Military. ISBN 0-306-80505-7.
* Fraschka, Günther (1994). ''Knights of the Reich''. Atglen, Pennsylvania: Schiffer Military/Aviation History. ISBN 0-88740-580-0.
* Knappe, Siegfried (1992). ''Soldat: Reflections of a German Soldier, 1936-1949''. Dell Publi. ISBN 0-440-21526-9.
* von Luck, Hans ''Panzer Commander''
* Pickert, Wolfgang (1955). ''Vom Kuban nach Sewastopol - Flakartillerie im Verbund der 17. Armee - Die Wehrmacht im Kampf Band 7'' (in German), Heidelberg: Scharnhorst-Buchkameradschaft
* Scherzer, Veit (2007). ''Ritterkreuztr?ger 1939 - 1945 Die Inhaber des Ritterkreuzes des Eisernen Kreuzes 1939 von Heer, Luftwaffe, Kriegsmarine, Waffen-SS, Volkssturm sowie mit Deutschland verbündeter Streitkr?fte nach den Unterlagen des Bundesarchives'' (in German). Jena, Germany: Scherzers Miltaer-Verlag. ISBN 978-3-938845-17-2.
* Searle, Alaric (2003).  ''Wehrmacht Generals, West German SOciety, and the Debate on Rearmament, 1949-1959''.  Praeger Pub.
* Williamson, Gordon (2006). ''Knight's Cross with Diamonds Recipients 1941-45''. Osprey Publishing Ltd. ISBN 1-84176-644-5.
* Ziemke, Earl F. ''Battle for Berlin: end of the Third Reich''
*  Lexikon der Wehrmacht
*  www.generals.dk
東江縱隊，全稱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是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支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主要活動在廣東東江下游的惠陽、東莞、寶安一帶，以及香港和廣州的周邊地區，抗日戰爭后期還把游擊區擴展到粵北山區和韓江流域。東江縱隊最初起源于1938年成立的多支游擊隊，包括由曾生等人創立的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由王作堯等人創立的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等。這些隊伍在1939年4月至5月間接受國民革命軍的番號，被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下轄的兩個大隊。1940年9月這兩個大隊整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1942年1月整編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1943年12月2日部隊番號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并發表宣言正式公開東江縱隊是由中共領導的軍隊。抗日戰爭結束之后，1946年6月30日，根據國共兩黨重慶談判達成的協議，東江縱隊北撤到山東，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兩廣縱隊，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的序列。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爭。至1938年8月，華北、華東大部分地區已被日軍占領，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繼淪陷。1938年8月，日軍開始進攻武漢，中國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1938年10月，日軍為了策應武漢會戰，并切斷中國內地與國際間的聯系，發起了對華南的進攻。10月12日，日軍在廣東的大亞灣登陸，駐守在廣東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由于部分師團被調往長江流域作戰，兵力缺乏，在被動防守中節節敗退。10月21日，日軍攻入廣州，負責廣東防務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司令部在余漢謀的帶領下撤退到清遠，廣州淪陷。至1938年底，日軍已占據了廣東東江下游和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大片區域，惠州、博羅、增城、佛山、三水等市縣淪陷。
廣東東江下游淪陷之后，中共于1938年10月在該地區組建了多支抵抗日軍的游擊隊，分別為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第3區常備隊等。
1938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電令中共廣東省委和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要求在東江日占區開辟游擊區。同日，中共廣東省委委員、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根據電令，在香港召集中共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恒、中共香港海員工作委員會書記曾生等人舉行會議。10月24日，曾生根據會議的決定，從香港帶領幾十人來到惠陽坪山，成立中共惠寶工作委員會，并向當地的國民黨駐軍借來15支步槍，以及當地中共黨組原有的幾支槍，組成最初的抗日武裝。12月2日，在徵得當地駐防的國民革命軍第151師溫淑梅旅長同意后，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惠陽淡水的周田村成立，曾生任總隊長，鄭天保任副總隊長，周伯明任政治委員，隊員有100多人，溫淑梅向曾生頒發了委任狀。12月7日，日軍收縮防線，撤出惠陽淡水鎮，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從偽軍手中收復淡水鎮。12月10日，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召集淡水鎮500多名當地群眾進行選舉，建立惠陽縣第二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作為當地的臨時政權。其后，國民黨地方部隊羅坤大隊接管淡水，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返回坪山。1939年春，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吸收了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的70多人和九龍淘化大同罐頭廠工人18人之后，已經有200多人，120多支槍，主要在惠陽、寶安沿海地區進行抗日游擊戰爭。
1938年10月15日，中共東莞中心縣委組織成立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王作堯任隊長，袁鑒文任政訓員，黃莊平任工作隊隊長, 有學生、小學教師、青年組成的隊員100多人。12月，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一大隊和第二大隊在東莞章閣村成立，黃木芬任第一大隊大隊長，蔡子培任第二大隊大隊長。12月下旬，中共東南特委將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一大隊、東莞抗日模范壯丁隊和各地區的其它武裝人員約150人，在東莞苦草洞進行整編，組成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王作堯任大隊長，何與成任政訓員。整編后的游擊隊主要在廣九鐵路中段和寶太公路沿線進行抗日游擊戰爭。
1938年10月下旬，增城縣中共黨組織爭取到廣東民眾抗日自衛團增城縣統率委員會第三區指揮部主任單容沛的支持，將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仙村大隊和雅瑤大隊合并，成立了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第3區常備隊，單容沛兼任隊長，中共黨員阮海天負責指揮，中共黨員楊步堯任政訓員，有成員100多人。10月17日，常備隊在增城仙村圩附近擊沉日軍橡皮艇1只，擊斃日軍10多人。1939年1月，開赴增城和博羅的邊界地區進行抗日游擊戰爭。
1939年2月，中共東江特委成立，尹林平（又名：林平）任書記，負責東江地區的中共黨組織和抗日武裝。同時，中共基于策略上的需要，接受國民革命軍的番號，4月，東寶惠邊人民抗日游擊大隊被改編為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第四游擊縱隊直轄第二大隊（簡稱：第二大隊），王作堯任大隊長，5月，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戰區東江游擊指揮所第三游擊縱隊新編大隊（簡稱：新編大隊），曾生任大隊長。阮海天率領的廣東民眾自衛團增城縣第3區常備隊亦被編入曾生領導的新編大隊。同月，中共廣東省委設立東江軍事委員會，通過電臺加強對這兩支游擊隊的領導。
1939年9月初，日軍500餘人在大亞灣再次登陸，占領葵涌、沙魚涌一帶，切斷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聯系。12日，曾生領導的新編大隊主動出擊，收復葵涌和沙魚涌，并在葵涌、鹽田、橫崗、沙頭角與日軍進行了30多次戰斗。同年，曾生率領新編大隊在惠陽、寶安一帶建立了以坪山為中心的惠寶邊抗日游擊根據地。王作堯率領第二大隊，活躍在廣九鐵路一帶，并收復了寶安縣城，在寶安的龍華烏石巖建立抗日根據地。到1939年底，兩支部隊已經有隊員近700人。
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制定了一系列防共、限共、溶共政策。11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又確定了軍事防共為主、政治反共為輔的方針。12月至1940年春，國民黨發起了抗戰以來的第一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在惠州駐防的東江游擊指揮所主任香翰屏率領國民黨186師及保安團3000多人，向在坪山的新編大隊和在烏石巖的第二大隊發動進動，9日攻占下坪山。曾生、王作堯率領隊伍被迫向海豐、陸豐、惠東轉移，轉移途中，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追擊，隊伍從700多人銳減到100多人。5月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電示，要求曾生、王作堯的部隊返回東莞寶安惠陽一帶日占區。8月，曾生、王作堯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領100多人經過10天的秘密行軍，返回到寶安惠陽的抗日前線。
1940年9月，中共東江特委召集新編大隊和第二大隊的軍事干部在寶安縣布吉的上下坪村開會，將這兩個隊伍整編成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梁鴻鈞出任軍事總指揮，林平任政治委員；曾生為第三大隊大隊長、鄔強為副大隊長、盧偉良為政訓員（后為葉鋒）；王作堯為第五大隊大隊長、周伯明為副大隊長、蔡國梁為政訓員。10月，曾生率領第三大隊進入東莞縣的大嶺山創建抗日根據地，王作堯率領第五大隊留在寶安縣的陽臺山創建抗日根據地。1941年2月，中共東江特委從第三大隊和第大隊中抽調20多人與增城抗日游擊隊基干隊整編成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增從番獨立大隊，大隊長盧偉良，在增城的油麻山建立抗日根據地。中共領導的惠陽短槍隊、長槍隊、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隊在坪山創建抗日游擊區。到1941年秋，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已經有隊員1500多人。
整編后的隊伍戰斗力大增，1940年11月，曾生率領第三大隊在黃潭打退日軍200多人的進攻。1941年6月，又把進犯大嶺山區的日軍長瀨大隊400多人和偽軍200多人在白花洞村附近圍困了兩個晝夜，擊斃包括大隊長長瀨在內的日、偽軍50多人。。王作堯率領的第五大隊則在寶安多次粉碎了日軍的圍剿，擊斃日軍70餘人。
東江縱隊港九大隊在香港邊界附近行軍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的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日軍開始越過深圳河進攻香港，并空襲了香港的啟德機場。12月9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隨即派出三支武裝部隊共50多人潛入香港，由黃冠芳任隊長，在香港的西貢和啟德機場附近活動。至1941年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已經有100多人進入香港。1942年2月，成立了廣九人民抗日游擊隊，后又改稱為港九大隊，由蔡國梁出任隊長，陳達明任政治委員。
1941年12月9日，中共南方局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急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領導人，要求他們設法營救滯留在香港的各界知名人士和國際友人。廖承志、張文彬根據中共南方局的電令，召集中共廣東黨組織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領導研究出營救方案，先設法和香港淪陷區的各界知名人士聯系上，然后由劉少文、潘靜文、李健行等人將他們轉移到香港的游擊區，再由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負責把他們轉移到惠陽、東莞和寶安的游擊隊根據地，最后由中共南方局、中共廣東省委護送到安全地區。在6個月的時間里，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總共營救出了何香凝、柳亞子、茅盾、鄒韜奮、胡繩、戈寶權、廖沫沙、張友漁、千家駒、于伶、丁聰等各界知名人士共800多人，此外還有國民革命軍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的夫人上官賢德，陳汝棠等國民黨的官員和眷屬10余人和一大批的國際友人，以及接應了2000多名要求赴中國內地參加抗日戰爭的香港青年。
1941年12月25日，日軍全面占領香港，港督楊慕琦向日本投降。26日，日軍成立軍政府對香港實行統治，并把被俘英軍送至集中營，進入香港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武裝隨即進行營救活動。1942年3月，港九大隊了解到有一批英軍囚禁在啟德機場里服勞役，即派熟悉英語和當地地形的短槍隊隊長江水化裝成小商販混入機場，成功從地下水管道營救出英軍上尉湯姆遜等4人。2月至4月，港九大隊還先后幫助從集中營脫逃出來的英軍戰地醫院賴廉士上校、道格拉斯中尉、夏斯特中尉、湯姆生中尉，香港警司湯姆生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軍陸軍軍官波生吉、比爾斯中尉、懷特中尉、祁德尊中尉等人成功轉移到中國內地。此后港九大隊又營救出英軍葛榮中尉和18名英軍士兵、30名印度士兵以及3名丹麥人。
賴廉士上校被營救出來后，獲英國國防部批準在廣東曲江（今韶關市一帶）成立英軍服務團，賴廉士出任指揮官。并在惠州設立英軍服務團前方辦事處，由祈德尊出任主任。英軍服務團還派出何禮文上尉在香港新界的港九大隊游擊區設立聯絡站。該站是英軍服務團唯一位于日軍后方的援救站，港九大隊和該站從1942年8月一直合作到1943年4月，成功營救出英國人19人，包括軍官7人、政府高級工作人員1人、以及匯豐銀行的高級職員勞恩維克和摩利遜等人，以外還營救出2名挪威人、1名蘇聯人、26名印度人。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還盡力協助營救美軍跳傘的飛行員。1944年2月11日，中美空軍混合團第3大隊第32中隊的克爾中尉駕機隨同美軍的戰斗機、轟炸機群轟炸香港的啟德機場，其座機被日軍炮火擊中，克爾受傷跳傘，降落到九龍山區。港九大隊的游擊隊員及時趕去救護，并將克爾藏于山洞成功躲過日軍的搜尋，其后再將他安全送回到廣西桂林的美軍航空隊基地。此后，在1944年5月24日，美軍第14航空隊的勒天哥中尉，拉忽累爾中尉，沙克上士、康利上士和利斯上士所駕駛的B-25轟炸機被日軍擊中，跳傘墜入大亞灣，1945年1月，美軍第14航空隊的伊根中尉、第三艦隊的克利漢少尉也被日軍擊中，跳傘墜入新界海面，均被港九大隊成功救起護送回安全地區。
1944年，美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發起了一系列越島登陸作戰，致使日軍節節敗退，美軍開始準備在中國華南的登陸。10月，在華的美軍司令部派遣歐樂義博士到東江縱隊司令部，要求東江縱隊合作，建立電臺和聯絡站，協助美軍搜集氣象和軍事情報。東江縱隊為此設立了聯絡處，由袁庚任處長，專門負責收集情報工作。聯絡處為美軍提供了日軍在香港分布的飛機場、船塢、政府機關、油倉、軍事設施的圖例，日軍香港占領地政府的機密文件、命令、報告，日軍在香港、廣州的軍事力量分布情況，廣九鐵路沿線的工事圖例等重要情報，這些情報為美軍準確轟炸香港日軍的軍事目標起了關鍵的作用。
1942年1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副書記張文彬在寶安縣白石龍主持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東江軍政委員會，負責領導東江下游地區和珠三角一帶的中共組織和軍隊的工作，尹林平出任主任。同時成立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總隊長梁鴻鈞、政委尹林平，副總隊長曾生、王作堯，參謀長王作堯（兼），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楊康華，政治部副主任李東明，參謀處主任周伯明。此時已有隊員1500多人，主要活躍于東江下游和廣州、香港的外圍地區。
* 主力大隊（稱第五大隊），大隊長王作堯（兼），副大隊長周伯明，政治委員盧偉良；
* 東莞地區部隊稱第三大隊，大隊長曾生（兼），副大隊長翟信，政治委員陳志強；
* 寶安地區部隊編為寶安大隊，大隊長曾鴻文，副大隊長阮海天，政治委員何鼎華；
* 港九地區部隊編為港九大隊，大隊長蔡國梁，政治委員陳達明；
* 惠寶邊區部隊編為惠陽大隊。
自1941年1月始，國民黨發動了抗日戰爭期間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2年5月，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先后破壞了中共南方工委和中共粵北省委，并出動187師、獨九旅、獨二十旅、保安第八團等5000多人，向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和位于陽臺山的中共武裝發起進攻。此時恰逢1942年嚴重饑荒，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處境艱難。1943年2月，中共廣東省臨委、東江軍政委員會在香港新界烏蛟騰召開了由林平主持的會議，會議決定了主動出擊日軍、反擊國民革命軍的進攻、東江軍政委員會的成員分散到各地方加強領導等一系列針對目前困境的措施。1942年12月，第三大隊活動于東莞大嶺山以西的沿江地帶；珠江隊活動于福永、西鄉的沿江地帶，寶安大隊活動于前海、南頭一帶，惠陽大隊活動于橫崗、坪山一帶，獨立中隊活動于大鵬半島，港九大隊在新界。
烏蛟騰會議以后，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發動了對日軍和國民革命軍的反擊，從1943年1月至11月，作戰70多次，擊斃、擊傷和俘獲日軍、偽軍1000多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成員發展到7個大隊3000多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在這幾個月的戰斗中取得了一些成績，包括拔除了廣九鐵路和寶太、莞太公路沿線的一些日軍據點；下屬的護航大隊進攻大亞灣馬鞭島，全殲了駐守該島的偽軍；獨立第二中隊在羅浮山建立游擊根據地；主力大隊炸毀了福永炮樓。1943年11月，日軍和偽軍出動9千余人，發起了打通廣九鐵路沿線的戰役，并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東莞大嶺山和寶安的根據地發起了圍攻，游擊隊成功突圍，并運用“敵進我退”的戰術和日軍周旋，迫使日軍撤出根據地 。
1943年12月2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大鵬半島的土洋村把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的番號改為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簡稱為東江縱隊），曾生任司令員，王作堯任副司令員，參謀長梁鴻鈞，尹林平任政治委員，楊康華任政治部主任，此時共有隊員1400多人。并于同日公開發表了由曾生、尹林平、王作堯、楊康華署名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立宣言》，在宣言里正式宣布東江縱隊是由中共領導的部隊。東江縱隊成立時下轄7個大隊：
* 第三大隊大隊長鄔強，政治委員盧偉如；
* 第五大隊大隊長彭沃，政治委員盧偉良；
* 惠陽大隊大隊長高健，政治委員譚天渡；
* 寶安大隊大隊長曾鴻文，政治委員何鼎華；
* 護航大隊大隊長劉培，政治委員曾源；
* 港九大隊大隊長蔡國梁，政治委員陳達明；
* 獨立第二大隊大隊長阮海天，政治委員李筱峰
東江縱隊成立之后，游擊區逐步擴大，隊員人數發展到6000多人。在之后的5個多月里，東江縱隊共與日軍和偽軍戰斗90多次，擊傷、擊斃日軍和偽軍400多人，俘獲500多人。東江縱隊下轄的港九大隊炸毀了日軍啟德機場的油庫和飛機，并破壞了廣九鐵路的一座火車橋；護航大隊和大亞灣獨立中隊襲擊日軍的船只，俘獲日軍的運輸船，并打垮了偽軍海軍陸戰隊的一個大隊；縱隊派出一支部隊，一直挺進到廣州的白云山區，直接威脅駐守在廣州的日軍。東江縱隊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一批骨干前往珠江縱隊、瓊崖縱隊、韓江縱隊、粵中人民抗日游擊隊、南路人民抗日游擊隊協助工作并幫助建立無線電臺。
1944年8月，中共廣東省臨委和東江軍政委員會在大鵬半島的土洋村召開會議，會議作出東江縱隊向西、向東、向北前進，建立和發展新的根據地和游擊區的決定。同年，東江縱隊派出部隊向北渡過東江，進入博羅、增城、龍門等地，建立了羅浮山根據地。1945年5月，中共廣東省臨委、東江軍政委員會、東江縱隊司令部先后入駐羅浮山根據地，羅浮山成為中共廣東省組織的政治和軍事中心。1945年1月，東江縱隊獨立第四大隊向東挺進，在海豐、陸豐、惠陽、紫金、五華一帶開展抗日活動。3月，梁廣率領東江縱隊的北江支隊和西北支隊向北挺進，在英德、佛岡、新豐、翁源、曲江、始興一帶活動。8月，東江縱隊派出1000多人，挺進廣東、江西、湖南交界地區，準備迎接王震、王首道率領的八路軍三五九旅從延安南下的部隊，后因日本投降，八路軍三五九旅奉命回撤，東江縱隊北上人員則留在粵北，建立了五嶺山根據地。留守在惠陽、東莞、寶安的部隊，則從廣九鐵路的兩側向日軍發動進攻，使廣九鐵路兩側的根據地連成一片。此時，東江縱隊已先后成立了9個支隊和6個獨立大隊，并成立了4個指揮部，分別指揮東江以南、東江以北、粵北和東進的部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9日，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南京向中國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結束，中共和國民政府的軍隊開始了搶奪日占區的斗爭。在廣東，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東江縱隊對拒絕向中共軍隊投降的日、偽軍發動了進攻，至9月底，占領了東江兩岸、粵漢路、廣九路沿線、沿海地區的城鎮60多個，此時東江縱隊的總兵力已達11000余人。據統計，在抗日戰爭期間，東江縱隊共和日、偽軍作戰1400多次，擊斃和擊傷日、偽軍6100多人，俘獲3500多人，東江縱隊隊員陣亡2500多人。
9月7日，國民革命軍的先后出動新一軍、五十四軍、六十三軍、六十四軍、六十五軍、新六軍、第一九四師被調至東江地區和廣九鐵路沿線，對東江縱隊的根據地形成包圍之勢。10月20日至30日，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召集廣東、廣西的軍政要人開會，議題是清剿兩地的中共游擊隊。會后大批國民革命軍的兵力被調至廣東的東江地區，新一軍負責進攻廣九鐵路沿線、東莞、寶安等地，第五十四軍負責進攻惠陽、海豐、紫金等地，第六十三軍負責進攻英德、翁源、從化、龍門、增城等地，第六十五軍負責進攻曲江、始興、南雄、和平、連平、仁化等地，再加上參與進攻的保安團、新收編的偽軍，總兵力達到7萬多人。
1946年應中共要求，東江縱隊乘美國運輸艦前往山東煙臺整編，后被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華東野戰軍序列，參與了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5年8月28日，中共由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率團從延安前往重慶同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展開談判。10月10日，雙方簽定《雙十協定》。中共按照“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方針，長江以南的中共部隊一律北移江北，華北華中的部分部隊進軍東北。東江縱隊為江南一支孤軍，因此中共在談判時盡力將該部隊撤往華東，以免國共開戰時被殲。在國府同意下，中共將廣東、浙江、蘇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8個省區的中共軍隊撤退到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一帶，廣東的根據地是中共讓出8個省區的根據地中最大的1個。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達成停止軍事沖突的協議。1月13日，雙方對軍隊下達了停戰令，為了監督停戰令的實施，國民黨代表張治中、中共代表周恩來、美國代表馬歇爾組成軍事三人小組，同時由三方派出代表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負責調處國共雙方的軍事沖突。軍調部第8執行小組負責華南地區的軍隊調處問題，駐廣州沙面大街68號。1946年1月25日，軍調部第8執行小組一行6人由上海飛抵廣州，處置曾生的東江縱隊問題。共產黨方面的組長是方方少將；國民黨方面組長是黃維勤少校（后黃維勤赴美留學，由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的作戰科長羅晉淳繼任）；美國方面組長是米勒上校（后可耶中校繼任）。除方方外，參與談判的還有廖承志、林平（尹林平）、曾生。中共翻譯林展。
在談判初期，蔣介石密令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上將“限期肅清行營轄區內殘匪”，力圖在談判桌上制造“廣東境內沒有中共武裝部隊”。軍調部第8小組到達廣州后，2月5日，廣州行營主任張發奎在廣州行營親自主持記者招待會稱“粵桂兩省地區，除發現零星土匪散兵搶劫外，從未發現中共部隊”，“從未奉到轄區有中共部隊番號、駐地及駐軍數目之通知，各方亦無此種情報”，只有“事實上在粵專擾亂治安者，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偽軍之殘余與逃亡之日兵，其行動在任何方面觀察，均不能承認其為軍隊。故本人實無法應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認此種敗類為中共部隊”，“對調執組來粵表示驚異”，拒絕東江縱隊派代表參加談判，使軍調部第8小組的工作無法進行。張發奎的態度很快受到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的駁斥，葉要求廣東軍政當局承認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縱隊，并指出“它的領袖是曾生”。2月14日，新一軍、第六十三軍在傘兵部隊和軍艦配合下，向大鵬半島解放區發動總攻；第186師全部，第152、153師各一部配屬地方團隊，向海陸惠邊解放區進攻。2月22日，第八小區計劃前往大鵬半島視察停火，遭廣東當局拒絕無法成行。張發奎參加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剛到重慶，軍調部國方代表張治中對張發奎說，馬歇爾對張發奎破壞調處的行為非常不滿，因此要蔣介石將他召到重慶，迫他承認廣東省存在共軍。張發向蔣介石說：“以廣東現有的國軍兵力，短期內必可將兩股‘土匪’肅清。”《張發奎在口述自傳》中回憶，蔣介石勸他忍耐，準許中共將東江縱隊北撤，以應付馬歇爾；至于海南島的瓊崖縱隊，只是疥癬之疾，可以拒絕讓它調走。3月9日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奉中共中央的命令從香港秘密飛往重慶。3月11日，尹林平在重慶曾家巖以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代表身份召開記者招待會，詳細介紹了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的發展歷程和抗日功績，駁斥“廣東無共軍”。3月12日，重慶軍事三人小組向在廣州的軍調部第8小組發出了確認東江縱隊為中共部隊的電報。3月18日，周恩來親自召開記者招待會，尹林平圖文并茂介紹東縱營救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國際友人、盟軍的事跡；何香凝、蔡廷鍇、李章達等發表聲明，呼吁停止對東縱的進攻。3月27日，軍事三人小組對廣東中共武裝的問題達成《廣東中共部隊北撤協定》，北撤人數確定為2400人，由美軍負責將人員海運隴海路以北，其余人員就地復員，由國民政府保證其安全。重慶“三人小組”派出由美國代表柯夷、國民黨代表皮宗闞、中共代表廖承志組成的“三人會議代表團”及尹林平等人于3月底到達廣州，會同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與廣東當局談判華南抗日縱隊北撤問題。1946年4月2日軍事三人小組派出的由國民黨代表皮宗闞、中共代表廖承志、美方代表柯夷組成的軍事三人小組赴廣東代表團，會同軍調部第8小組和廣州行營代表與張發奎舉行聯席會議。經過一個下午的談判，就“東江停戰”和“東江縱隊北撤”問題簽署了《聯合會議決議》。《聯合會議決議》三項原則
* （2）人數：二千余人（不得超過三千人）。
* （3）時間：自開始調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個月為限，不得超出。
《聯合會議決議》十項決議
* （1）廣東省內和東江以南、東江以北、以及廣東北部三地區的中共武裝人員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婦孺三百人），在大鵬半島集中，用美國輪船運到山東煙臺登岸。
* （2）上述人員的集中及登船的準備，自第八執行小組派出聯絡小組出發調查開始之日起，共一個月。距大鵬灣較遠的地區（粵北）人員，若不能及時趕到，須寬限時日，要呈報三人委員會決定。
* （3）在中共武裝人員集中大鵬半島期間，以及登船之前，大鵬半島葵涌、王母圩等地的國軍應撤離該區若干距離，以便中共武裝人員集中。
* （4）在中共武裝人員集結及行軍、登船過程中，廣州行營要絕對保證他們的安全，并要特別令其所屬，不得有任何攻擊行為。
* （5）上述中共武裝人員集中轉移過程中，廣州行營同意代購糧食或供款給他們購糧，廣州行營方面并同意在運輸、醫藥等方面給予一切可能的協助。
* （6）為執行上述決議，軍事調處執行部第八執行小組應以三人委員會代表機關的資格迅速組成并派出三個聯絡小組，分別攜帶電臺到東江以南、東江以北、以及廣東北部三個地區進行調查，及協助中共武裝人員到大鵬半島集中登船，各聯絡小組均包括國民黨、共產黨及美國三方面的各一名代表。
* （7）廣州行營派出憲兵若干人供第八執行小組及其聯絡小組使用，隨同聯絡小組出發，其人數與任務均由第八執行小組決定。這些憲兵隨同聯絡小組執行職務期間，須接受第八執行小組及其聯絡小組之命令。
* （8）中共方面的林平少將于決議重要原則確定后，即乘飛機出發，于三日內陪同中共武裝人員代表曾生少將及其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聯絡小組人員前來第八執行小組，以便和廣州行營代表共同商討撤退中共武裝人員的具體細則。三日之后，即作為“調查開始日期“。國民黨方面允許保證上述人員公務來往的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 （9）關于決議各點執行的具體細則，由第八執行小組與廣州行營代表及中共武裝人員共商決進行。
* （10）本決議經三方面簽字后，即付諸實施。”
《聯合會議決議》附則
* （1）不撤退的復員，發給《臨時復員證》，政府保證復員人員及其家屬的生命安全，財產不受侵犯，就業居住自由
* （3）共方電臺遭受破壞的問題。
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少將以中共華南武裝人員代表身份于4月4日到廣州，與廣州行營代表王衡少將和軍調部第8小組談判北撤的具體細則。根據“北撤協定”，又經過50多天軍事和談判，5月21日達成廣東中共武裝人員以東江縱隊名義北撤山東煙臺的具體協議。根據協議，廣東境內之東江以南、以北及粵北三地區（由于國方反對，不包括海南島地區中共武裝）的各部2400人，于一個月內在大鵬半島集中，由美國輪船運到山東煙臺登岸。5月23日，第八執行小組在廣州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北撤協議公報。按照北撤協議，集結部隊必須走指定的行軍道路、駐指定的宿營地、宿營時不能作軍事演習（初意竟不許放崗哨，后爭取補充為：自衛性的警戒是必要的），不許散發標語宣傳品，不許民眾慰勞，不能作行軍以外的工作，不能與當地人民直接接洽任何事項，不能將武器留給地方。
中共華南武裝部隊在粵、贛、湘三省的七十多個縣的各部隊于一個月內集中到大鵬灣的鯊魚嘴上船是非常困難的。軍調部第八執行小組5月25日建立了江南支組、江北支組、粵北支組共三個支組，通知和協助中共華南武裝部隊北撤。
*粵北軍事調停支組，美方代表是納爾遜上尉；粵北支組的中共代表有楊康華、臨時代表李大雄，而陳培興則以粵北部隊代表身份參與三人小組的談判；粵北軍調支組的國民黨代表是黎國熹中校。軍事調停部粵北支組談判地點是在粵北的南雄縣嶺南酒家。粵北支組陪同集結南撤的粵北支隊骨干人員一起南下，國軍131師尾隨。
*江北軍事調停支組：中共方代表黃堅少校、聯絡官曾文少校、美方代表瓊斯少尉、國民黨代表曾廣燮中校。6月初到達博羅橫河，與東江縱隊江北部隊代表周伯明就江北地區中共部隊北撤的具體問題在橫河小學內進行談判。經過一天的談判達成協議：確定在江北集中的人數是280人，集中地點在橫河東岳廟，集結點和行軍路線沿途兩側20里范圍內，不得有國民黨軍隊。6月18日，東江縱隊江北部隊按照“北撤協定”的人數準時在橫河東岳廟集中啟程南行，用了3天時間抵達北撤集結地點大鵬灣葵涌。中共江北地委和江北指揮部陳達明、周伯明、饒璜湘及阮海天、邱特、羅章友、曾文、鄧汀以及博羅籍的干部韓繼元、韓景星、林道行、張瑞妍、曾冠英、何沛、徐元紅等參加了北撤。
*江南支組：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跟隨江南支組抵達惠州。曾生在惠州國民黨東江游擊指揮所聯絡北撤工作
北撤協議達成后，江北、江南、粵北、東進四個指揮部的東江縱隊部隊迅速向大鵬灣登船地點集中，沿途受到國民革命軍的阻擊，粵北指揮部短槍隊的隊長劉黑仔、指導員蘇光在集結途中死于南雄大隊的襲擊中。6月23日在國共內戰已經全面爆發背景下，東江縱隊的部隊在大鵬灣集結完畢。為了統一領導北撤工作，區黨委決定由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副司令員王作堯，政治部主任楊康華，珠江縱隊司令員林鏘云，副司令員謝斌，粵中人民抗日解放軍政治委員羅范群，副司令員謝立全，政治部主任劉田夫組成北撤部隊軍政委員會，由曾生任書記，以確保北撤任務勝利完成。
1946年6月14日，陳毅在給中共中央的電文中說，“東江縱隊北移已要膠東準備駐地和歡迎，煙臺港口我控制后曾泊三千噸之美國運輸艦下過附同卡車（救濟總署的）”。
美軍運輸艦以臺風伊琳諾(Elinor)影響為由不能按期于6月25日抵達大鵬灣。廣州行營中共地下特別支部的楊應彬（廣州行營司令部參謀處作戰科分管兵力、駐地的參謀）、左洪濤（廣州行營副官處代理處長）等迅速由《華商報》總經理薩空了把這個消息轉報給香港的尹林平、饒彰風、連貫。方方及尹林平將此事電告重慶的周恩來、葉劍英。新華社、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和香港各報都公開揭露和抨擊。北撤臨時軍政委員會研究布置了應變突圍的迎戰措施；占領從內地通向集中地葵涌前面道路兩旁制高點并修筑工事；將北撤部隊的主力布置在葵涌前沿陣地以便阻擊敵人；準備萬一抵擋不住，被敵人沖進來或包圍，主力分兩個方向陸路突圍，東向是惠東，西向是陽臺山、大嶺山，港九大隊特設漁民干事吳展負責立即動員組織海上漁船，將總部及非武裝人員、家屬，乘漁船從海上撤走。同港英政府溝通可作臨時轉移之地，并派出遠距離偵察分隊。從6月26日開始，漁船從四面八方陸續駛向沙魚涌；至6月29日，已集中5只漁船，每只船可裝載200人、運魚船37只，每只可裝50人左右、索船和其他魚船共43只，每只可裝7至8人，總共駛來了85只船，可裝載3200人。第八執行小組美方代表米勒以第8執行小組的名義向張發奎發了一封急電，要求在美國船只未到達大鵬灣之前，保證東江縱隊北撤人員的安全；在未接到登船通知前，政府軍隊不得越過已商定的軍事分界線。張發奎回電報給米勒稱有“要事相商”，請第8執行小組全體人員赴香港；方方表示：“除非是毛澤東主席下命令調我離開這里，我才走”；米勒也不同意離開葵涌。
6月29日16時，受颶風影響延遲的美國運兵船開進大鵬灣。為了感謝米勒上校在北撤過程中做出的努力，曾生代表東縱向米勒贈送了一面繡著“和平使者”的錦旗。6月29日下午東江縱隊及其它中共部隊2583人（其中包括珠江縱隊89人，韓江縱隊47人，南路部隊24人，粵中部隊105人，桂東南1人）在大鵬灣沙魚涌（該地在抗戰期間長期是東江縱隊惠陽大隊的后方根據地）涉水登上美國海軍登陸艦588號、589號、1026號。在一艘美國海軍驅逐艦護航下，6月30日上午8時啟航，在海上經過五天的航行，于7月5日抵達了中共控制的山東煙臺港。
1946年7月5日，北撤的東江縱隊等部隊抵達山東煙臺，膠東行署主任曹漫之，膠東軍區副司令員王彬，膠東軍區第六師副師長劉涌、政委仲曦東，煙臺市代副市長徐中夫在擋浪壩（太平灣）碼頭迎接。在煙臺擋浪壩碼頭前的歡迎廣場上，膠東軍區王彬副司令員致歡迎詞，曾生代表全體北撤人員致謝詞。曹漫之、仲曦東相繼致辭講話。煙臺市群眾從碼頭到街道列隊歡迎北撤人員，“歡迎勞苦功高的東江縱隊”、“歡迎戰功卓著相忍為國的人民子弟兵”等大字橫幅標語橫貫街道。7月6日，中共華東局、華東軍區、膠東軍區和行署、煙臺市的慰問團到北撤部隊各駐地進行慰問。7月6日，曾生司令在煙臺外事辦公廳（即芝罘俱樂部）舉行記者招待會，縱談東江縱隊抗日戰績，報告北撤經過，揭露國民黨當局阻撓破壞的罪行。7月7日，煙臺市紀念“七一”、“七七”籌備委員會原定的紀念大會增加了新的主題，改為膠東區暨煙臺市黨政軍民在市區南操場聯合舉行“紀念‘七七’抗戰九周年和慶祝東江縱隊北撤勝利大會”。大會結束后，膠東區和煙臺市黨政軍負責人在行署禮堂舉行慶祝宴會，招待東江縱隊團以上干部。宴會后舉行了聯歡晚會，膠東軍區第6師文工團（火線劇團）演出許多節目。
1946年7月7日，八路軍山東軍區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張云逸、副政委黎玉電告中央：“膠東微（“微”指7月5日）電，東縱二千六百余人（戰士一千九百余，干部及家屬六百余），由曾生同志率領已于微乘美艦三抵煙，已全部著陸休整，美艦漁（“漁”指7月6日）去滬，詳情后報。”在煙臺駐扎后經詳細核實，北撤到達煙臺人員共2583人，其中包括珠江縱隊89人，韓江縱隊47人，南路部隊23人，粵中部隊105人，桂東南1人。山東軍區副政委黎玉、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兼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舒同，聯名向曾生將軍和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發去慰問電。1946年7月12日《大眾日報》報道：東江縱隊安抵煙臺的消息傳來后，山東各地黨政軍民均極為興奮與愉快，中共華東局、新四軍軍部及山東軍區已派代表赴煙臺歡迎，并發出致曾生將軍的慰問電如下：
曾生將軍轉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同志：欣聞我華南兄弟部隊安全抵煙登陸，勝利完成北上任務，我們代表華東黨政軍民向全體指戰員表示熱烈的歡迎，并祝全體同志身體健康！我東江縱隊堅持華南八年抗戰，英名遠揚，威震環球……不料在日軍投降后，國民黨反動派視友如仇，反戈內噬，屠殺八年抗戰有功的健兒，威逼我華南解放區，遠道聞訊，至為憤慨！卒賴我東江縱隊全體指戰員秉忠貞堅卓之精神……終于突破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封鎖，而遠渡重洋得與我山東八路軍新四軍部隊會師，此實為我黨我軍之一偉大勝利……你們的勝利，證明中國革命的人民軍隊不可戰勝的力量……希望全體指戰員同志們在冒暑遠征之后，注重休養，調整部隊，徹底堅決為人民服務，爭取中國和平民主早日實現。
1946年7月14日《大眾日報》刊發了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7月12日電慰東江縱隊的消息：“（新華社）膠東分社轉曾生同志暨東江縱隊全體同志鑒：‘你們忠實執行協定，忍痛讓出苦戰八年艱苦締造的東江解放區，離別家鄉父老，毅然北撤，獲得國內人士一致贊揚，特致親切慰問。現內戰烽火四起，愿共同攜手，保衛和平，予好戰之徒以嚴重打擊。’”
晉綏軍區司令員賀龍、熱河軍區司令員蕭克等，均以兄弟之情向東江縱隊致電慰問，并以繼續奮斗、爭取中國人民解放相勉。
1946年7月12日《大眾日報》發表了以“歡迎東江縱隊”為題的社論。社論在向東江縱隊全體英勇指戰員致以熱烈慰問和歡迎的同時，也對運送東江縱隊來煙臺的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表示感謝。社論向山東軍民簡要介紹了東江縱隊的成立過程、在抗日戰爭中的光榮歷程和重大功績，指出：“東江縱隊的功績，和八路軍新四軍一樣，對于同盟國打敗日本法西斯軍閥的戰爭，對于中華民族反抗日倭奴役的解放斗爭，是起了很大的不可缺少的作用的，它的地位，是應該得到承認和尊重的”，“山東解放區人民及其子弟兵———八路軍、新四軍，根據自己成長和壯大所受到的千辛萬苦的經驗，完全能夠理解到我們這支英勇的兄弟部隊在其成長和壯大過程中所經歷的艱難”，“我們山東軍民應該盡地主之誼，用一切辦法幫助解決他們的困難”。社論闡明，東江縱隊北撤絕不是不能堅持和保衛東江解放區，而是我黨堅決執行三大協定的表現。“然而國民黨反動派對我黨及全國人民的回答，是發動更大規模的內戰。”社論最后強調：“保衛山東解放區，保衛和平，這就是我們山東解放區軍民用來歡迎我們親愛的兄弟部隊———東江縱隊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