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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poyuan in tube.jpg |拔開觀測孔蓋，伏流水汩汩流進灌溉溝渠的情形
20px彰化縣政府
臺北捷運文湖線的中型鐵路系統
中型鐵路系統（，MCS），又稱中運量系統（，MCT）、中量軌道輸送系統，是規模介於重型鐵路和輕軌運輸之間的一種鐵路系統。中型鐵路系統通常使用於對城市軌道交通系統有一定需求，但人流或地形又未必適合使用重型鐵路系統而興建。但不同於輕軌，中型鐵路系統一定會有獨立路軌，而且路程一般會較輕軌為長。列車設計方面，一般較重型鐵路系統小，通常只有四至六-{zh-tw:節;zh-hk:卡;zh-cn:節;}-車廂。車輪方面，列車可採用鋼輪或膠輪；前者方便升級重型鐵路，而後者可使鐵路的定線設計更為靈活，亦可稱自動導軌系統（，AGT）。而較短的月臺亦降低車站的建造及維修成本。
目前，中型鐵路系統並沒有一個確切的定義，在不同國家或地區之意思或許會有些許不同：
如在韓國，「」其直譯為「輕軌地鐵」，但實際上是指「除重型運輸系統以外的任何鐵路運輸」，介於公共汽車運輸與重軌之間的通行能力。一些術語之概念和中型鐵路類似：準地鐵、輕級捷運、輕軌捷運、輕快鐵等
在香港，中型鐵路系統的載客量為20,000人次。
在臺灣，交通部則定義為每小時單方向可運送6,000人至20,000人，並分類為中運量系統。
俄羅斯莫斯科地鐵L1號線（每小時6,700人次）稱為「」，即「輕級捷運」之意；西門子公司的全自動捷運系統VAL亦用了同義的「light metro」定位自己的載客級別（每小時最多30,000人次）
比一般中運量系統運能較低的系統可視為輕軌捷運系統（，LRRT 或 ），但這個詞並非對此類型鐵路的普遍稱呼。部份系統被直接取名為輕軌或LRT，但仍和輕軌運輸（像LRRT擁有獨立路權）有較大之區別及一般中運量系統(MCT)不同。如韓國的輕電鐵、馬來西亞的輕快鐵（LRT）、澳門的澳門輕軌（MLRT）。
銅鑼灣可以指以下地方：
* 銅鑼灣 (沙田)：位於新界沙田大圍
* 銅鑼灣村，位於沙田銅鑼灣村一座客家村落
* 銅鑼灣山：位於沙田銅鑼灣村一個山丘
* 天后 (香港)：位於香港島銅鑼灣東部，即最初銅鑼灣所指的地方
* 銅鑼鄉 (臺灣)，位於苗栗縣，原名亦是銅鑼灣
* 銅鑼灣百貨 (武漢)：位於武漢市，亦可稱銅鑼灣廣場，於2004年12月在武漢市漢陽區鐘家村開業，2008年3月正式轉讓承包商至新世界百貨，即武漢新世界百貨漢陽店。 后者也因業主破產于2018年12月底停止營業。 目前是空房。
赫爾曼·威廉·戈林（，）是納粹德國黨政軍領袖，與「元首」阿道夫·希特勒關係極為親密，在納粹黨內影響巨大。他擔任過德國空軍總司令、「蓋世太保」首長、「四年計劃」負責人、、、經濟部長、普魯士總理等跨及黨政軍三部門的諸多重要職務，并曾被希特勒指定為接班人。
戈林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著名的「王牌飛行員」，有著擊落22架敵機的紀錄，并獲得德國最高級別軍事勳章「功績勳章」，戰爭後期還擔任曾為「紅男爵」曼弗雷德·馮·里希特霍芬所領導的第1戰鬥機聯隊最後一任指揮官。戰後戈林加入納粹黨，為該黨最早的一批成員，並參與了1923年失敗的「啤酒館政變」，期間身中槍傷。為此，後來他一直靠注射嗎啡來減緩痛楚，結果終生麻藥成癮，體型也從健壯轉為肥胖。1933年，戈林創立秘密警察機關「蓋世太保」。1934年，他還頒布了納粹統治下聞名的狩獵法案，該法保護了野生動物的繁衍與棲息，並大規模地進行都市綠化。1935年，戈林被希特勒任命為德國空軍總司令，並憑藉他個人的政治影響力為空軍取得大量預算與獨立地位，令其快速建軍。
戈林以德國空軍最高領袖的身份參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他本人並不直接干預作戰細節，對現代化空軍技術也缺乏了解，但還是對德軍有相當大的影響，特別是敦克爾克戰役、不列顛戰役及史達林格勒戰役這三場決定性戰鬥的發展；德國海軍航空兵、空降部隊和空軍地面部隊的建立、指揮反盟軍轟炸作戰等等。1940年德國打敗法國後，戈林的權力與聲望達到最高峰：希特勒將其晉升為「國家元帥」（或譯作「帝國大元帥」），高過傳統意義上的德國元帥，隔年還指名戈林為其政治接班人。1942年後，隨著德國軍事情勢惡化，戈林的聲望和希特勒對其的信任逐漸降低，于是戈林從此不管政治與戰爭事務，專注於掠奪各佔領地的藝術品與財物，奢華度日。
1945年4月22日，戈林得知希特勒將自殺，遂發電報告知希特勒，自己將接掌德國大權。希特勒認為此為逼宮的表現，便下令將戈林逮捕，同時罷黜全部官職並開除黨籍。德國二戰投降後，戈林選擇向美軍投降，審判納粹領袖的紐倫堡審判中還因為其精明的辯駁一度陷入膠著，但最終被判犯下、、戰爭罪和反人道罪，並處以絞刑，但在行刑前一天晚上，戈林服毒自殺身亡。
戈林於1893年1月13日在德意志帝國邦國——巴伐利亞王國南部羅森海姆的馬林巴德療養院（Marienbad）中出生，父親為，母親為海因里希的第二任妻子芙蘭西絲卡·泰芬布勞恩（Franziska Tiefenbrunn）。海因里希原為一名騎兵軍官，後改作外交人員，曾於德國西非殖民地（現在的納米比亞）擔任行政長官，後被派至海地擔任總領事。
芙蘭西絲卡懷著戈林時，海因里希即正擔任海地總領事，為了專心生產而返回德國，於附有「騎士」頭銜的醫師經營的療養院中生活，後於該地產下戈林。海因里希與芙蘭西絲卡之間有三個兒子、兩個女兒，共五個孩子，其中戈林為家中的第四個孩子，三兄弟中排名第二，戈林有一兄長卡爾·恩斯特（Karl Ernst）、兩位姊姊奧爾佳（Olga）、波拉（Paula）和一個弟弟阿爾伯特。海因里希在與前妻卡羅琳·瑪利亞·迪·涅雷（Caroline Maria de Neree）的婚姻中也有五個孩子，他們相當於戈林的同父異母兄弟，在其家族中，赫爾曼實際上排名第九。
愛普斯坦擔任了戈林的教父，並賜名「赫爾曼」，而中間名的「威廉」則取自德皇威廉二世。愛普斯坦是出身於柏林貴族、地主的醫生，由於擔任普魯士皇室的御醫，在其圈內亦頗有影響力。愛普斯坦本身信仰天主教，但因為父親是猶太人，所以愛普斯坦算是半個猶太人。愛普斯坦在擔任軍醫遠赴非洲後與擔任當地總督的海因里希結識，後深交成為知己好友。戈林的母親芙蘭西絲卡是愛普斯坦常掛念的病人，之後又與後者偷情，這段關係約自亞伯特出生前九個月至一年前開始，故有傳聞指出亞伯特實際上是愛普斯坦的私生子。芙蘭西絲卡生下戈林後，海因里希也自海地回國。不久後，芙蘭西絲卡將僅六個月大的戈林託付給菲爾特的友人照顧，時間長達三年。1896年，海因里希與芙蘭西絲卡皆已返回德國。1900年，戈林同父母舉家搬到普魯士柏林的弗里德瑙居住，父親雖然是高級外交官，但子嗣眾多的他不怎麼富裕，生活也過得相當嚴謹。海因里希在德意志帝國高級官員中算是少見的自由派人物，時常為受德國殖民的有色人種發言，令當地政府立場頗為難，因而在其返國後被貼上了社會主義者的標籤，不得不提早退休。
1907年，於卡爾斯魯厄軍校就讀時的少年戈林照片。
愛普斯坦擁有兩座城堡，分別為位於薩爾茨堡郊外的毛特恩多夫和紐倫堡北部的，愛普斯坦提供了後者供僅靠海因里希養老金維生的戈林一家生活。愛普斯坦本人憧憬著中世紀貴族的奢華生活，故將城堡裝飾的非常豪華，侍從人員也被要求穿著宮廷風格的服裝工作，愛普斯坦也以城堡統治者的態度來接觸城中的人們。一般認為，日後戈林對於奢華飾品的嗜好即是在這時期受教父的影響而來的。相較之下，戈林的父親辭去外交官職務後，每天過著飲酒度日的生活，使得在年幼的戈林眼中，父親不再是個可依靠的人物，因此對於教父愛普斯坦的尊敬多於生父。愛普斯坦對於戈林一家的孩子們也十分疼愛，一般認為尤其偏愛自己的兒子亞伯特，不過後者懦弱內向的氣質與其不同，遽聞之後愛普斯坦轉而最為疼愛善於社交、具有冒險精神的戈林。愛普斯坦常與芙蘭西絲卡共度夜晚，作為寄居者的海因里希即便有所不滿也予以默認了。愛普斯坦的城堡內就這樣維持著戈林父母和愛普斯坦這樣奇妙的三角關係，一直到1913年因為愛普斯坦與一位年輕的女人——莉莉再婚，在後者要求下戈林全家搬離了法丁斯坦堡，前往憧憬已久的慕尼黑生活。
戈林自10歲起就對登山運動極為熱衷，在13歲時就登上了標高3,600公尺的大格洛克納山山頂。戈林還受到愛普斯坦的影響，培養了狩獵的興趣。1904年，戈林自菲爾特的小學畢業，隨即送到了安斯巴赫的住宿制文科中學，但這對於過慣了城堡奢侈生活的戈林來說很不能適應。曾有一次班上上作文課，題目為「我最欽佩的人」，戈林寫了他的猶太教父，卻被校長約談，要他寫悔過書、再也不準寫讚美猶太人的文章，同學也欺侮著戈林，在他脖子上掛了「我教父是猶太人」的牌子，並要他罰青蛙跳，戈林對此極為憤恨。1905年一晚，他即打包行李逃離了學校，返回法丁斯坦堡。
之後戈林在曾為騎兵軍官的父親與教父的推動下，於1905年進入巴登卡爾斯魯厄的士官學校就讀，並在1909年畢業，其中尤以騎術、歷史、英文、法文等科目特別優秀。1909年，戈林進入了柏林的的名校「」就讀。1911年以「優等」成績通過了下級上士（F?hnrich）的候補生考試，成為下級上士候補軍官。1913年，戈林也通過了該校的高考（Abitur）。身為名門軍校優秀候補軍官的戈林開始有了接觸社交界的機會，累積了與上流階級交流的經驗。1913年12月，戈林的父親海因里希去世，儘管戈林在年少時不怎麼尊敬父親，但在慕尼黑的葬禮會場上仍舊痛哭失聲。1914年1月，戈林獲陸軍少尉軍階，被派至駐阿爾薩斯-洛林米盧斯的第112「威廉親王」步兵團（Prinz Wilhelm，或稱「巴登大公國步兵團）服役。
1917年的戈林中尉。
1914年7月末至8月初，歐洲各國間爆發了戰爭，開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和法國亦於1914年8月3日開戰。戈林所屬的第112步兵團因為駐於法國國境一帶，在戰爭爆發後迅速開往戰區。戈林帶領的部隊於米盧斯的攻防戰中對法軍的據點攻擊，俘虜了四名法軍士兵，因此戰功而獲得了二級鐵十字勳章。但戈林不久後即罹患了風濕熱，退下戰場送往弗賴堡的醫院休養。
戈林住院期間，第112步兵團的朋友說服戈林自陸軍步兵轉至，後者並開始於弗賴堡進行飛行訓練。戈林當時對於成為飛行員充滿了憧憬，但交付了調遣的志願書後，許可令一直沒有頒布下來。然而戈林違反命令，沒有回去原本的單位服役，逕自以呂爾策爾的繼續進行飛行訓練。爾後此事被軍方發現，戈林受到軍法審判，判處拘留於兵營21天。但透過對宮廷有影響力的教父的幫助，在第5軍團司令威廉王儲出面下，戈林不僅免除了此罰，還順利被調進航空隊單位。
1914年10月末到1915年6月末，戈林服役於第5軍團下的第25野戰航空營（Feldflieger Abteilung 25，FFA25），為呂爾策爾駕駛的偵察機的觀測員。1915年春天起，呂爾策爾與戈林的飛機開始進入戰場執行偵查任務，這種行動必須由呂爾策爾先飛到目標地後戈林要打信號告知其降低飛行高度，接著要自駕駛艙中以腳部支撐身體來架起攝影機拍攝，拍攝期間的數分鐘還要忍受來自於地面的砲火攻擊。有豐富登山經驗的戈林相當擅長此類任務，成為一名拍攝多張高清晰照片的優秀觀測員，不久後被取了個「飛天鞦韆」的綽號。羅澤爾與戈林搭檔在多架飛機失敗後，成功拍攝了凡爾登要塞上的清晰照片。因為此功績，1915年3月羅澤爾與戈林兩人一同被第5軍團司令威廉王儲授予一級鐵十字勳章，也因為要說明照片之故，兩人常被邀請出席高級軍事會議。
然而戈林并不滿足于只做為觀測員，1915年7月至9月繼續於弗賴堡進行飛行員的進修課程，1915年9月戈林終於成為第25野戰飛行營所屬的戰鬥機飛行員。1915年10月3日，戈林首次以戰鬥機飛行員的身份出戰，1915年11月，戈林與英軍亨德里·佩奇製造的重型轟炸機遭遇，前者立即發動攻擊，但英軍沙普士（Sopwith）戰鬥機擊中了戈林，飛機因受損而難以操縱，戈林好不容易將飛機拉回至德方區，撿回了一條命，之後為了療傷而脫離了戰場約一年之久。1916年11月，戈林重返戰地，相繼於、和第10航空補充營（Flieger Ersatz Abteilung 10）服役，擊落敵機數也穩定地成長著。1917年5月，戈林被提拔為第27戰鬥機中隊隊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空中戰鬥開始白熱化。戈林與羅澤爾兩人的中隊常並肩作戰，於法蘭德斯上的激烈空戰裡，曾有過戈林被法軍飛行員瞄準而被羅澤爾所搭救，之後後者也被英軍瞄準時，反被戈林搭救的事情發生。
論及戰技與鬥志，戈林兩方面皆受人認可，成為德軍飛行員中最優秀的人物之一，還獲得了「鐵人赫爾曼」的別名。與容易被忽略的陸海兩軍相比，航空隊的王牌飛行員更受到矚目，成為全德軍的明星。他們的照片在德國上市，1917年後，戈林的照片開始出現於市場。1917年10月，戈林獲頒以及巴登大公國的。接著1918年6月2日，德皇威廉二世為獎勵戈林擊落18架敵機的功勳，親自頒發普通軍人的最高榮譽勳章——功績勳章給戈林。一般來說藍色馬克斯是頒發給至少擊落25架飛機的飛行員，但當時戈林被視為一位特別優秀的軍人，故作為特例，受勳事宜很快就被予以承認。
在戰鬥機駕駛艙的戈林。
1918年7月7日，戈林被任命為素有「里希特霍芬聯隊」之稱的第1戰鬥機聯隊的隊長，此聯隊第一任隊長為外號「紅男爵」的曼弗雷德·馮·里希特霍芬男爵，擁有80架擊落敵機的戰績，為協約軍敬畏的一位傳奇人物，但該人於1918年4月21日陣亡。繼任者也於7月3日在的第二屆「戰鬥機競技會」（新型飛機的公開比賽）中試飛時因機體空中分解而墜落身亡。下一任的隊長職務一般被認為將由擊落數排名第二與第三的恩斯特·烏德特（62架）與（54架）繼任，但出乎眾人意料地是由戈林被任命擔任隊長。
里希特霍芬聯隊成員有烏德特、羅溫哈特、等諸多王牌，眾人起初對戈林擔任隊長職務並不怎麼認同。不過戈林發揮了自身的領導能力，他注重與其他王牌一同合作擊落敵機，而非追求個人的累計戰績。至1918年8月初，戈林已獲得了全聯隊的信賴，有著與第一任隊長里希特霍芬相當的人望。然而隨著戰局惡化，戈林聯隊的飛行員們開始面臨著補給和燃油不足的困境，而協約軍的力量卻逐漸增強。1918年9月，戈林的副官在日記中寫道：「（局勢的）緊張也在戈林中尉的臉上表露無遺，他的容貌轉為消瘦和嚴峻，我們全體人員亦然。」戈林指揮部隊要戰到最後，然而11月初，德國基爾港的水兵叛變，最終蔓延到全國動亂，是為德國革命。德皇威廉二世宣佈退位，逃到了荷蘭。11月11日，德國社會民主黨組成的共和政府於巴黎的貢比涅森林和協約軍簽署了停戰協定。隨後，里希特霍芬聯隊收到命令，要求聯隊飛往史特拉斯堡向當地的法軍投降，但戈林與隊員商討後決定無視該命令，反飛向達姆施塔特。然而由於天氣惡劣，聯隊部份成員被迫於曼海姆降落，被當地的工農委員會士兵奪取了武器，聯隊隊員只得乘卡車去向戈林報告。戈林憤怒地率領聯隊其餘飛機一同對工農士兵攻擊，還迫使其寫下道歉文。之後，里希特霍芬聯隊飛到達姆施塔特時，故意將飛機著陸失敗，把各機摔成一堆廢鐵，作為對協約軍的最後的反抗行動。戰爭結束，戈林的戰鬥機生涯共擊墜了22架敵機。
在里希特霍芬聯隊解散的典禮上，戈林說道：「現在的德國只剩下蒙塵的名聲、被人遺忘的記錄、受人嘲笑的軍官，但自由、正義以及公理的力量將獲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同企圖奴役我們的勢力作鬥爭，最終也將獲得勝利。里希特霍芬聯隊則將會發揮它們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和平時期所具備的資質與榮耀。我們的時代將再度來臨，諸位，乾杯吧！為了祖國！為了里希特霍芬聯隊！」隨後戈林將手中的酒一飲而盡，並把玻璃杯擊碎，其他隊員也跟著照作，並一起悲傷地痛哭。戈林終其一生都未曾忘記過他的隊友們，1943年時，其中一個前猶太隊員被蓋世太保所拘捕，戈林隨即施壓將該人救出、置於個人保護下。此外，戰後他也去找了烏德特和波登紹茲，將他們昇至將官，成為第三帝國空軍的幹部。
福克F.VII。
1918年12月，戈林返回慕尼黑與母親居住，一路還與烏德特一家同行。戈林母親的生活變得很困窮，教父人也在奧地利無法聯絡。當烏德特和戈林正為生活費發愁時，英國空軍上尉法蘭克·比蒙特（Frank Beaumont）向戈林提供了資金援助。比蒙特曾於一戰時為空軍飛行員，被德軍擊落後成為俘虜，而戈林在當時曾保護過他。
自從德國革命以來，慕尼黑受到以庫爾特·艾斯納為中心的多數派（即社會民主黨）和獨立派（即獨立社會民主黨）兩大派系的社會主義政權所控制，而戈林參加了反對艾斯納的政治團體。艾斯納不久後被右翼青年軍官暗殺，當地共產黨人即發動革命，逕自宣佈成立「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並開始逮捕右翼和保守人士，戈林也是被追捕的目標。他藉由比蒙特的幫助逃離了慕尼黑，投靠到聽從柏林中央政府（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社民黨政權）命令的「自由軍團」的保護傘之下。不久，「自由軍團」進攻慕尼黑摧毀了巴伐利亞的蘇維埃政權，並在慕尼黑市內屠殺共產黨人，而戈林眼見左右兩派彼此屠戮，對於德國的未來感到絕望。
在這之後，荷蘭航空公司福克寄給了戈林邀請，委託他前往丹麥哥本哈根為福克F.VII進行飛行展示。戈林決定接受此委託，將生活圈移到丹麥。他的特技飛行表演大獲好評，福克公司也因此願意出借飛機給戈林。戈林也將表演生涯拓展到瑞典，一次大戰的戰鬥機飛行員經歷也使戈林成為當地的著名人物，還常拉里希特霍芬聯隊的舊隊員一起來表演，此一事業為戈林賺進了大量的財富。波登紹茲後來回憶道：「這時的戈林過著就像一位冠軍拳王的生活，有著大量的財富和美人作伴……戈林還曾在信中提到他在倒滿香檳的浴缸裡度過了一夜。」
戈林在這段時期裡與瑞典貴族之女、同時也是瑞典軍人男爵的妻子——（舊姓福克（Fock））墜入情網，並於尼爾斯不在時將其奪走。1922年12月13日，尼爾斯與卡琳離婚；1923年2月3日，戈林帶卡琳返回慕尼黑結婚。
1921年夏，戈林回到了德國，並於1922年至1923年期間就讀慕尼黑大學，專攻經濟學和歷史學。在受到國家主義者的教授影響後，戈林倒向了國粹主義。1922年11月，戈林在慕尼黑國王廣場的一次政治集會中與後來的納粹領導人阿道夫·希特勒見了面，希特勒對初次見面的戈林熱情地發表政治觀：「必須撕毀《凡爾賽條約》」、「戰爭失敗是因為受到猶太人和共產黨在背後捅一刀的結果」……等等，戈林深被希特勒的個人魅力所折服，而後者也將這位曾獲功績勳章的空中戰士視作可以利用的人才。1922年12月，戈林加入了納粹黨（此時他的黨編號不詳，在1928年時則為23號）。1923年3月1日，儘管戈林加入納粹黨還不滿一年，他被任命為衝鋒隊。戈林在短時間內為衝鋒隊量身打造了軍事化訓練課程，大大改善這支團體的素質，遽聞當衝鋒隊在路上行軍時已有路人會向其鼓掌送行。希特勒對戈林頗為讚賞，他說道：「我交給他的是一群粗野的烏合之眾，但他在很短時間裡就把他們打造成一支為數11,000人的師。」不過，戈林對於納粹黨本身的活動並不怎麼在乎，他崇拜的是希特勒個人，同時戈林明顯表現出輕視其他黨內「同志」的態度，如魯道夫·赫斯（後來的德國副元首）、阿爾弗雷德·羅森堡（種族理論者）等人。
1923年8月末，戈林之母芙蘭西絲卡於慕尼黑逝世，後同父親亨利葬於維斯特夫烈德霍夫墓園。1923年9月26日，古斯塔夫·馮·卡爾成為了巴伐利亞邦總理。卡爾不聽從柏林中央的命令，還企圖將巴伐利亞邦獨立，這對希特勒來說是個好機會，他可以仿效義大利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向羅馬進軍」、地方推翻中央的模式，讓巴伐利亞的領袖們（主要由「三巨頭」——邦總理卡爾、邦國防軍司令、邦警察總長）與他合作，推翻柏林中央政府，因此對巴伐利亞政府加以煽動。然而柏林已嚴正警告，巴伐利亞若繼續反叛將會受到軍事鎮壓。因此，卡爾和他的政軍領袖同志畏懼收手了。希特勒因此決定以武力強迫卡爾與巴伐利亞政府站在他這邊，策劃了政變行動。1923年11月8日晚上，希特勒帶著戈林與其率領的衝鋒隊闖入了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當時卡爾正在那裡發表施政演說。希特勒以手槍脅迫三巨頭同他到酒館的一處房間談判，整個大廳則由全副武裝的衝鋒隊所佔領，群眾開始鼓譟，戈林便大聲說道：「沒有什麼要害怕的，我們沒有惡意。喝你們的啤酒吧！」然而，房內的三巨頭即使被手槍威脅也不願與希特勒合作，後者見狀便逕自宣佈新政府已經成立，對群眾謊稱總理等人已同意合作，眾人立即的反應是喝采和歡呼，這稍微打動了仍被限制行動的三巨頭。希特勒認為情勢已在掌控之下，便將現場交給與納粹黨合作的前一戰陸軍將領埃里希·魯登道夫，自己則駕車去處理其他瑣事。羅索利用希特勒不在的機會，騙魯登道夫說要去處理一些軍務而離開，卡爾和塞色爾也跟著逃離了現場，不久，卡爾宣佈希特勒的「合作」之說純屬假話，並下令將其逮捕。
當希特勒返回酒館後發現巴伐利亞政府的要人已逃走，情勢已經轉壞，於是他與魯登道夫商討，決定利用後者在一戰中的著名聲望，領導納粹黨與其支持者向市中心進發，德國警察與軍隊應不敢對魯登道夫開槍，甚至還可能加入他們。11月9日早，希特勒、魯登道夫、衝鋒隊隊長戈林與約3000名的隊員開始向市中心的音樂廳廣場前進，途中曾遭遇到一支武裝警察部隊，後者把守著一座橋樑不讓希特勒等人通過，而戈林即前去威脅警察隊長，若他對衝鋒隊開槍，他就要將押在隊伍後端的人質槍斃，警察隊長即不再阻攔他們。可是當希特勒等人來到了音樂廣場附近的「統帥堂」涼廊時，又有一支警隊出現。這次魯登道夫的名聲不再有效，爆發了槍戰。戈林在槍戰中槍倒地，其中一顆子彈還貫穿了他的鼠蹊部，離動脈僅有幾公釐的距離。衝鋒隊隊員將他抬上車逃離現場，之後戈林受到一位猶太家具商之妻——伊里絲·巴林（Ilse Ballin）的保護。由於巴林曾為護士，她也給戈林的傷勢做了應急處理，並將他送到有親納粹醫生的醫院，戈林之妻卡琳得到消息後也前去該地。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戈林一家先是躲到加爾米施-帕滕基興的卡琳朋友家中，後再逃到奧地利因斯布魯克。
戈林在因斯布魯克靜養，受到奧地利納粹支持者的歡迎，不但拍了許多電報慰問，還發起了相關的募款活動。然而戈林的傷勢嚴重，子彈深深地嵌進了他的體內，需要在右腿和腰部右側開刀，這時醫院用了嗎啡作為麻醉藥，使得戈林在傷勢痊癒後對嗎啡產生依賴，後成為徹底的嗎啡中毒者。
另一方面，德國這時已將政變的主要領導人紛紛拘捕。希特勒已被關入牢獄中，而巴伐利亞政府也正準備對躲在奧地利的戈林進行引渡程序，同時他在德國的財產也被凍結。此外，提早被釋放的納粹黨政要恩斯特·羅姆也開始活動，開始建立新的衝鋒隊組織，衝鋒隊的實權已逐漸落入羅姆手中。戈林透過妻子向正被關在的希特勒聯繫，後者命令戈林前往義大利、請求總理墨索里尼給予納粹黨金錢上的援助。為了保持自己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手邊缺乏資金的戈林夫婦還是於1924年5月飛往義大利，但在整整一年的時間裡都無法和墨索里尼會面。失望又灰心的戈林跟著妻子回到了在瑞典的娘家。由於原有的傷口持續陣痛，戈林幾乎每天都注射嗎啡，大量服藥的結果使身體荷爾蒙分泌異常，導致原本英俊健壯的戈林身體走向肥胖，精神方面也出現嚴重的藥物依存性。儘管在妻子卡琳的支持下進入精神病院醫治，但仍脫離不了對嗎啡的依賴，甚至還有過一次自殺未遂，這段時期是戈林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日子。
1927年秋，威瑪共和國總統保羅·馮·興登堡對啤酒館政變參與者施行特赦，戈林也因此回到了德國，再度進入了希特勒的政治圈中，兩人也都同意這次要以合法選舉的方式來取得政權。1928年5月20日德國國會選舉，納粹黨黨員當選12席，戈林即為其中一人。成為國會議員的戈林運用他資產階級的出身、功績勳章的榮譽、幽默風趣的談吐和極富貴族教養的妻子等條件，在社交圈上無往不利，進入主要為下層階級出身的納粹黨員無法接近的上流社會，並快速拓展人際關係。納粹黨最大的贊助者——魯爾工業巨頭弗里茲·蒂森、克虜伯、梅塞施密特、德意志銀行、BMW、漢莎航空、亨克爾紛紛捐錢給納粹黨，讓後者很大程度上解決了財政問題，特別是亨克爾和BMW還想請戈林擔任特別顧問，額外再支付薪水，漢莎航空也為戈林提供事務所與秘書，鋼鐵製造企業還直接贈與戈林一棟位於柏林的豪華別墅。後來在德國空軍受到重用的艾爾哈德·米爾希即是在這時期於漢莎航空的社交圈上與戈林結識的，興登堡總統和希特勒的首次會談也是戈林的安排，儘管興登堡心裡蔑視希特勒，常私下稱其為「波希米亞下士」，但他對於一戰空軍英雄的戈林卻有相當的好感，因此與他會面的氣氛都不錯。戈林在貴族圈中也頗有涉入，特別是和奧古斯特·威廉·馮·普魯士皇子與戈林私交最好。
1930年，戈林成為希特勒的正式顧問，成為納粹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1930年9月的大選裡，納粹黨一共取得了107席。1931年10月17日，卡琳去世，儘管戈林十分悲傷，但也相對在政治圈中越來越活躍。1932年7月31日的大選中，納粹黨取得了230席，超過社民黨一躍成了國會第一大黨，戈林也被任命為國會議長。不過佔了國會最大比例的納粹黨受到弗朗茲·馮·巴本內閣、以及繼任後者的庫爾特·馮·施萊謝爾內閣的反對，於是除了希特勒與興登堡總統、巴本、施萊謝爾談判外，戈林也去接近興登堡之子——，藉此影響興登堡本人對納粹黨與希特勒的觀感，為後者的總理之路打下基礎。
1934年4月20日，戈林與海因里希·希姆萊達成協議，前者將蓋世太保的指揮權讓給了希姆萊。
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為德國總理。希特勒任命戈林在自己的內閣中擔任不管部部長。2月6日，普魯士邦政府被解散，戈林被任命為該邦的內政部長，在這職務上，戈林先是解除許多共和派官員的職務，以納粹黨人取代，還組織由衝鋒隊、親衛隊（最初為希特勒個人的安全衛隊，在這時也充任保護納粹高級官員的護衛）與「鋼盔團」（親納粹的右翼政治團體）成員組成的輔助警察，將普魯士邦的警察組織納粹化。1933年2月6日，戈林任命為普魯士邦警察政治部門「1A課」（即後來全國秘密警察「蓋世太保」的前身）課長，迪耶斯當時雖不是納粹黨員，但因為做事精明幹練而成了戈林的左右手。1933年2月24日，戈林命令警察少校篩選政治上忠於自己的400名警員，創立了「威克特別警察營」（Polizeiabteilung z.b.V. Wecke），接著在克羅伊茨貝格近郊區設置了該營的基地，以蓋世太保的逮捕部隊身份活躍著。威克警察營不久後又被擴編為「戈林將軍邦警察團」（Landespolizeigruppe General G?ring）、「戈林將軍團」（Regiment General G?ring），在戈林成為德國空軍總司令後，該單位亦轉至空軍。
1933年2月27日，德國發生了「國會大廈縱火案」，迪耶斯迅速反應，斷定為共產黨人所為，僅一天就逮捕了4,000名德國共產黨黨員。現今國會大廈縱火案的真相依舊成謎，有一種說法是納粹黨人策劃了這場火災，其中又因為戈林的國會議長官邸與該大廈有地道連結，嫌疑很重。這種流言也傳進了戈林耳中，他反駁道：「對共黨份子本來就要採取強硬的手段，哪需要什麼特殊事件」「如果是我要縱火，我會燒比較不重要的建築」，還曾幽默地說：「如果我要燒國會大廈，那我也不會說這是共產黨幹的，而會用完全不同的理由。因為國會大廈的會場實在是很醜，那裡可是塗滿了灰泥的牆壁。」後來在紐倫堡審判中，前陸軍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大將提出證詞，指稱戈林在1942年希特勒生日餐會上興奮地說：「只有我真正了解國會大廈，因為我放火燒過它。」但戈林並沒有承認此證言。1933年9月，盧貝等五名共產黨人於萊比錫的法院以縱火犯之名被起訴，戈林以檢察官人證的身份出庭，但無法提出決定性的證據，特別在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的審理過程中，還因為該人巧妙的有力反擊，還一度令戈林失態地大聲咆嘯，最終除了盧貝以外的四名共產黨人都宣判無罪。
1933年4月10日，戈林自巴本手中接任了普魯士總理職務，後被任命為該邦的。1933年4月26日，戈林接管了在阿爾布萊希特王子大街第8號的一家旅館，將其改作新設置的「普魯士邦秘密警察」（Preussisches 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為將該邦的政治警察統一打下基礎，1A課也被吸收至此，成了該機關的核心部門，此一機關日後也就成了著名的納粹秘密警察——「蓋世太保」。蓋世太保局長（Leiter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由1A課課長迪耶斯擔任，戈林則自任秘密警察總長（Chef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戈林想將蓋世太保機關擺脫普魯士邦內政部長——威廉·弗力克、置於個人控制之下，同時，也正因為弗力克提出了「一體化」政策，將全國資源與機構整合、警察機關要統一的緣故，戈林還要面對來自親衛隊領導人——海因里希·希姆萊的挑戰，1934年1月時，希姆萊已經控制除了普魯士邦和外的全德國警察機構，對戈林來說是個強勁的政治對手。1934年4月20日，戈林採取了行動，在蓋世太保局長上面新設了名為「蓋世太保監查官與代理指揮官」（Inspekteur und stellvertretender Chef der Geheimen Staatspolizeiamts）的新職務，並把這個職位給了希姆萊，等同是將蓋世太保的實際指揮權轉給了後者。
直到1935年11月20日為止，戈林在名義上一直維持蓋世太保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普魯士邦的普通警察也在親衛隊的壓力之下轉到了德國中央內務部的管轄之下（德國內務部警察局長早期由希姆萊的部屬庫爾特·達呂格擔任，到了1936年時由希姆萊自任，此時他已是全德國警察總指揮），而戈林的普魯士總理、內政部長的地位即因而萎縮。戈林之所以轉移蓋世太保給親衛隊的原因有許多種說法，如不想因為控制秘密警察而折損自己在國人心中的形象、對於作業嚴謹的警察事務已感到厭煩、認為迪耶斯不夠無情、無法充分發揮蓋世太保的機能來壓制另一個危險的政敵組織——衝鋒隊、拉攏親衛隊至同一陣線、為打擊羅姆進行準備等等的說法。
此外，戈林還在1933年4月10日設置了情報機構「」（後來又稱「戈林情報局」），以其長時間監控政敵、國內外電報和破譯密碼等，此一機構在當時屬世界上效率最佳、準確性最高的情報機關之一，在往後12年間製作了50萬份監聽報告。後來研究局因開支過於龐大而被轉到航空部之下，使用空軍的軍費。故此研究部成員也身著空軍制服。
1934年6月的戈林與希特勒。
1934年6月30日至7月初，德國發生了針對由羅姆領導的衝鋒隊高層成員整肅謀殺的事件，通稱「長刀之夜」，由戈林、希姆萊、萊因哈特·海德里希（希姆萊的副手，相當於親衛隊的第二號人物）和希特勒所主導。長刀之夜首要的謀殺對象即羅姆，該人與戈林為政治上的競爭者，不僅在爭奪未來德國國防軍總司令之位，羅姆還常以其控制的突擊隊警察來威脅戈林的普魯士邦警察指揮權，還曾於公開場合稱戈林為「反動先生」，雙方關係極為惡劣。羅姆與部分突擊隊指揮官一直打著以突擊隊取代國防軍、成為德國正規軍的主意，這個目標使突擊隊和國防軍之間鬧得很不愉快。希特勒傾向國防軍，也常被羅姆公開批評。對希特勒來說，衝鋒隊難以控制，且在他已取得國內政治獨裁權時，已不需要這支政治鬥爭運動工具，僅是因為與羅姆有近10多年的交情而不願攤牌。戈林與希姆萊見此，捏造了突擊隊準備造反、奪取政權的證據，說服希特勒盡快整肅突擊隊的必要性，希特勒也最終同意展開行動。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飛抵巴伐利亞慕尼黑，召集了羅姆以外的所有衝鋒隊指揮官，當場親自整肅，接著驅車前往羅姆本人所在的巴特維塞。另一方面，身為普魯士總理及內政部長的戈林、蓋世太保指揮官的希姆萊和海德里希也進行了柏林的衝鋒隊清洗行動。戈林派出威克警察營直搗衝鋒隊本部，親自現場指揮逮捕行動，將被捕的衝鋒隊領袖們押至大光野的普魯士軍官軍校（戈林曾就讀的學校）槍斃。除了衝鋒隊外，還有好幾位納粹黨的政敵與其幕僚也跟著被殺害。不過儘管清洗活動進行順利，但比起戈林，親衛隊與希姆萊更加活躍，為抑制後者，戈林放過了幾個目標，包括衝鋒隊中將、普魯士皇子、外交部書記官、前蓋世太保局長迪耶斯（先前戈林掌握了他與衝鋒隊來往的證據，在長刀之夜前，戈林已將他貶為科隆的治安長官）以及德國副總理巴本等人。巴本起初為各地突然展開的整肅感到疑惑，前往戈林官邸要求後者向他這位副總理說明，卻突然被親衛隊隊員擋住了去路，這時戈林插手保住了巴本一命。戈林原先也想保留德國前總理施萊謝爾一命，不料希姆萊與海德里希的蓋世太保已搶先戈林和普魯士邦警察一步，將其槍殺。不過另一方面，戈林與希姆萊對抗共通敵人時也不留餘力，如在納粹黨中立場偏左的格雷戈爾·斯特拉瑟、曾在啤酒館政變中逃跑的卡爾、先前阻擾希特勒奪權的施萊謝爾也死於本次行動中。
7月1日，興登堡拍了一份電報給希特勒和戈林，感謝兩人在本次行動的表現。後來在紐倫堡審判時，法院將戈林在長刀之夜的作為視作謀殺，對此，後者對美軍心理分析官反駁道：「聽好了，對方可是變態的嗜血革命主義集團。納粹黨在初期大吵大鬧、在街上毆打猶太人、打碎窗戶的玻璃，讓人們覺得該黨是一群地痞流氓集團的元兇就是他們。他們還打算將德國軍官團、黨內首腦以及猶太人加以血洗。我認為消滅他們是完全正當的行為，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那被殺的就是我們自己了。」
1934年12月14日，正於紹爾夫海德森林中打獵的戈林。
1934年7月3日，戈林被任命為國家森林部長（Reichsforstmeister）與國家狩獵部長（Reichsjagermeister）。戈林並非出於個人政治野心而爭取狩獵部長一職。他熱情地在這崗位上付出，令德國動物的濫捕和非法狩獵情況大為減少。1934年7月3日，戈林制定了《國家狩獵法》（Reichsjagdgesetz），為狩獵限制、保護與繁衍動物的法令，該法至今仍存於聯邦德國。根據該法，狩獵必須經由政府進行嚴格的考核後許可才行，使用獵槍必須通過考試、獵犬也必須通過特定的訓練，若最後獵補了超過配額數量的動物還會遭致嚴厲的處罰。為解除受傷的動物的痛苦，戈林規定獵人必須義務性地優先將其射殺，並禁止使用鋼製補獸夾、投毒和在夜間使用探照燈等狩獵方式，對非法狩獵的懲戒也加重了，戈林的辦公室裡還貼有一張標語：「虐待動物的人就是在傷害德國人民的感情。」，他個人也認為一個真正的獵人不僅應該同鳥獸作公平的較量，還要關心鳥獸的保育。
不過戈林雖反對濫捕與盜獵，本人卻也是個狩獵愛好者，在柏林東北的紹爾夫海德一地還有著私人的狩獵區，並於此地建造了「」，紀念因病而逝的妻子。不單是戈林本人經常在此地進行狩獵活動，他也常邀附近村民與好友使用該場地。戈林在森林部長的職務上也對自然保育有相當的功績，他實施於德國各大都市周圍植樹造林的計畫，並規劃綠化區，這些地區成了動物們的活動天堂以及勞工的休憩之地。在戈林就任森林與狩獵部長後數年，德國的森林維護與保育被稱作是世界各國的自然保育範本。1937年，國際狩獵委員會法國主席表揚戈林創立了「贏得了全世界欽佩」的狩獵法。
1936年4月，德國空軍高層視察「霍斯特·威塞爾」的飛機，左起為航空部次長艾爾哈德·米爾希、戈林、希特勒、衝鋒隊參謀長。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內閣組成的同時，戈林被任命為；三日後，該職位改名為「國家航空專員」（Reichskommissar für die Luftfahrt）；接著在5月5日，國家航空專員事務處升格為「國家航空部」，戈林即變成國家航空部長，此職位即是為日後德國重建空軍時所預留的。戈林任命在社交活動上結識的米爾希為航空次長，兩人即開始籌劃規避《凡爾賽條約》禁止德國發展空軍的限制。另外，戈林還注重挖掘人才。他從陸軍中選拔了諸如阿爾貝特·凱塞林、漢斯-于爾根·施通普夫和瓦爾特·韋佛等精英，也透過招募民間飛行員來培養新鮮血液，這些軍官成為日後德國空軍的骨幹。戈林也邀請了一戰時期的老戰友烏德特加入德國空軍，並請呂爾策爾擔任「德意志航空運動俱樂部」（Deutscher Luftsportverband）會長，負責訓練未來空軍的飛行員。
1935年，希特勒宣佈德國將重整軍備，德國將重建空軍，戈林即被正式任命為德國空軍總司令。他在5月時晉升為，1936年4月晉升至大將，最後於1938年2月晉升為元帥。不過就實務面上，戈林並無投入多少力氣在建設德國空軍的工作上，也極少出現在空軍總司令部辦公室裡。戈林的工作多由空軍參謀長韋佛替他完成，據後者所言，戈林對空軍發展最大的作用乃是爭取預算，每當經濟部長沙赫特提出預算爭議時，韋佛直接將文件轉交給戈林，後者隨即去找希特勒，最終往往獲得更多的預算。戈林曾說道：「元首對於我們（在預算要求上）如此的節制感到意外，他以為我會要的更多，總之記住一件事：錢不是問題。」據資料指出，在1933年1月至1939年8月期間，德國共花費640億馬克在軍備上，其中有40％是用在空軍，佔了極高的比例。戈林也對空軍得以成為獨立的軍種有重要的作用。基於上述，戈林在空軍成立初期深受部屬與參謀部軍官愛戴。
1936年6月6日，首任空軍參謀長韋佛因飛行事故身亡，戈林隨後任命凱塞林繼任此職。凱塞林任職後不久即與米爾希發生衝突。米爾希為平民出身，一戰時曾為飛行員，戰後成了民航人員，工作能力極強、攬權欲也很高。他對於掌控了航空部和空軍總司令職務的戈林感到嫉妒，遂將野心轉到了空軍參謀長一職，處處刁難凱塞林，而該人也對米爾希報以歧視，認為他只是身著空軍制服的平民。就此狀況，戈林樂於見之且加以煽動，使兩方無法威脅自己的地位。凱塞林的繼任對德國空軍的建設有一點影響很大，他廢除了韋佛先前極力推廣的「戰略空軍」構想，將其下令研製的四引擎重型轟炸機——烏拉山轟炸機計畫廢除，認為資源不足的德國無力負擔。當時米爾希與凱塞林的想法一致，而空軍轟炸機總監與空軍參謀部作戰處長為了保全重轟炸機，要求由戈林來定奪。米爾希對戈林說道：「你有兩種選擇，是要生產1000架四發轟炸機，還是數千架的雙發轟炸機？」戈林並未想的特別多，他說道：「元首-{只}-會問我轟炸機共有幾架，而不會問是哪種。」就這樣，戈林否決了戴克曼的想法，任憑米爾希把兩種已準備進行測試的烏拉山轟炸機原型機變成廢鐵，德國也在二戰全期再無發展出真正的戰略轟炸機。
凱塞林任職不滿一年，因厭倦了整天在和米爾希作政治鬥爭，自行辭去了參謀長職務。戈林一度考慮請陸軍的弗朗茲·哈爾德或阿爾弗雷德·約德爾繼任該職（這兩人後來分別成為陸軍參謀長和最高統帥部作戰處長，在二戰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他們兩人皆不願與米爾希一起共事。戈林因而任命施通普夫繼任，但後者表示只願意「暫時」接受。1939年2月，戈林任命了年僅40歲的漢斯·耶匈尼克為空軍參謀長，前者認為年齡較長、經驗與實務豐富的空軍將領們不易與自己妥協，因而安排了年輕、能力強、聽話的參謀長，但耶匈尼克因其資歷淺而經常被高級將領所輕視，在諸多決定上必須讓步，且戈林經常將四周的空軍友人（呂爾策爾、波登紹茲、飛行訓練學校教官等人）視作顧問團，令耶匈尼克工作格外地困難，加上該人是希特勒的狂熱崇拜者，對於後者的決定與觀點幾乎不以自己空軍參謀長的專業眼光審視，亦為日後德國空軍失敗的原因之一。戈林另一項重大人事任命是把烏德特拉攏過來制衡米爾希，於1936年初任命其為戰鬥機與俯衝轟炸機總監，4個月後又讓他擔任了「空軍技術處」處長，負責新型飛機的開發與採購。這道任命很大程度上是不適任的。烏德特的教育背景、資質與性格不具有擔任如此高階職務的能力，卻要直接負責手下超過26個部門，不僅使原先尚屬效率頗高的德國空軍流於官僚化，在諸多機種的生產和研發工作上也出現重大疏失。
總體來說，戈林對於德國空軍初期的快速發展可說是有益的，但長遠來看卻是災難性的。戈林的精神框架仍局限於一次大戰的戰鬥機飛行員經歷，他在補給、後勤、戰略、飛機性能、技術與工程等諸多領域（換句話說就是建設空軍的全部核心因素）幾乎可說是無知的，但他又因為與希特勒密切的政治關係而不會被撤換，致使德國空軍在進入戰爭的考驗時暴露出一連串領導層的缺失，這方面戈林有很大的責任。
1938年5月13日，戈林視察位於林茨的「赫爾曼·戈林國家工廠」。
戈林在德國經濟面上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權力與影響之大而被人稱為德國的「經濟沙皇」。1936年8月時，希特勒為未來的戰爭作準備，擬出了「四年計畫」，於同年9月9日的紐倫堡黨代會上發表。計畫主旨為德軍必須有在四年內發動戰爭的能力，德國經濟必須能予以支持，而戈林即在1936年10月被任命為本計畫之總負責人。
戈林主導的戰略以提高資源自給率和軍需供應為主，這使得國家債務大幅增加、國民生活水準增長率減半、轉向戰時經濟體制。四年計畫中，戈林與法本公司執行長——關係最為緊密，計畫資金約有三分之二由法本公司相關人員所分配。由於德國當時的鋼鐵生產深受鐵礦石產量不足所困擾，因此出現了反對四年計畫、希望自外部大量進口鐵礦石的聲音，為此，戈林在1937年6月16日宣佈將開採國內鐵礦石，並將以此為基礎，建設成套的鋼鐵生產體系。7月15日，政府撥下了資金500萬馬克，於薩爾茨吉特一地建造了「赫爾曼·戈林礦產-製鋼工廠」，戈林也與德國大型鋼鐵企業，如「」等公司達成合作共識。
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期間，戈林還取代了亞爾馬·沙赫特，擔任德國經濟部長，使經濟部成為四年計畫的執行機關。1938年2月，在資助更多資金後，「赫爾曼·戈林礦業-製鋼工廠」成為了德國僅次於法本公司和聯合製鋼的最大企業，同年7月時更擴建為「」），成了一家集礦業、製鐵、武器、機械、內陸水運等部門的工業巨頭。
1934年，德國陸軍最高層的幾位將領，由左至右：第1集團軍總司令格特·馮·倫德斯特、陸軍總司令沃爾納·馮·弗里希和國防部長沃爾納·馮·布隆堡。
長久以來，戈林就因為覬覦國防部長的職位而敵視沃爾納·馮·布隆堡元帥，也一直在暗中找機會破壞其名譽。布隆堡是一位六十歲鰥夫，後來與他的年輕女秘書墜入愛河。但布隆堡的對象有他人一直在追求，使其相當煩惱，便與社交上相當活躍的戈林商量此一私事，戈林便以其能力將追求者送到了阿根廷去。不久，布隆堡就和其對象完成了婚事，戈林是證婚人之一。1937年1月21日，有人向柏林陸軍總司令部告密布隆堡夫人是一名妓女，致使柏林警察調閱檔案，發現布隆堡夫人年輕時曾因為販賣情色照片而在警察局留有紀錄，這對於地位崇高、婚事要求門當戶對的德國軍人來說是一大醜聞。此資料先傳到凱特爾處，後又到了戈林手中，致使戈林逮到機會向希特勒要求將布隆堡免職。他向希特勒的副官說道：「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將使那傢伙徹底完蛋！」最終布隆堡自行請辭了國防部長職務，戈林成功將他的對手除去。
戈林在1937年結束時對出任此職抱有強烈的希望，但在他之前還有陸軍總司令沃爾納·馮·弗里希擋在前面，為其權力爭奪的大敵，且該人和布隆堡一樣，認為戈林指揮下的空軍在戰爭中不會有實質的作用，遂為戈林所怨恨，找機會將他除去。適逢蓋世太保從一位詐欺犯口中得知弗里希為同性戀（這在保守的德國軍官團中是無法容忍的），戈林在處理布隆堡事件的同時，也將同性戀醜聞一事要求希特勒處理。希特勒要弗里希辭職，而弗里希則要求召開榮譽法庭處理，戈林則變成弗里奇的主要指控人。雖然法庭最終恢復了弗里希的名譽，但希特勒已決定另外任命他人繼任，而弗里希已失去繼續擔任高級職位的機會。不過對於戈林希望兼任陸空兩軍總司令的要求，希特勒相當乾脆地回絕了。他最終任命了瓦爾特·馮·布勞齊區為陸軍總司令。
為了安撫戈林的失落，希特勒於1938年2月4日把布隆堡的軍銜——元帥授給了他，並在隔天才宣佈由希特勒自己繼任布隆堡原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職務。
哈利法克斯伯爵。
美國飛行員、社會活動家查爾斯·林白，他是美國親納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圖為1938年接受戈林帶星「」時的場景。
戈林反應靈活、幽默和頗具貴族氣息的興趣，總使他在外交活動上無往不利，某種程度上甚至比生性激進的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還要受歡迎。在戰前，戈林與波蘭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英國哈利法克斯伯爵、駐德大使內維爾·韓德森爵士之間的私人關係都還不錯，並與義大利領導人墨索里尼談判和直接主導了德奧合併事務、促成德軍和解決捷克的蘇臺德問題，此外，戈林也奉行促成英德聯盟的主張，甚至多次私下曾說過「德國不願看到英國被削弱」、「必要時將會予以援助的」一類發言，儘管最終兩國還是走向戰爭。
1936年7月，西班牙爆發內戰，分作叛軍「國民軍派」與政府軍「共和派」兩勢力。其中，國民軍的佛朗西斯哥·佛朗哥將軍向德國求助，尤其是空中兵力方面。布隆堡、希特勒和戈林在會議上基於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等因素，決定介入其內戰、協助國民軍。西班牙的戰事給了戈林可以繞開外交部和經濟部、增強影響力的機會。戈林主張佈署大規模德國空軍部隊，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良好的試驗機會。之後，因為德國空軍遠征部隊「兀鷹軍團」受佛朗哥將軍指示而轟炸了格爾尼卡，導致戈林的聲譽到嚴重影響。國際上的左翼團體將此轟炸比為典型的納粹恐怖事件，而戈林原本和英國之間尚算良好的關係也受到重創。他因此不得參加1937年5月喬治六世國王的加冕典禮（後來國防部長布隆堡代表出席）。
戈林身為四年計畫總負責人，深為德國資源不足所煩惱，因而積極推動和奧地利合併的計畫。奧國的施蒂利亞州盛產鐵礦，也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工。希特勒也表示支持。1938年2月12日，戈林與奧國總理庫爾特·許士尼格會面，表示若非和平統一，將會動武入侵奧國。後來奧國因而容許納粹黨合法存在，並預計於3月舉行關於合併議題的公投。然而希特勒不願公投，戈林因而打電話給奧國總統威廉·米克拉斯，要他換下許士尼格，並終止公投行動，否則德軍將武裝入侵，奧國內部的納粹黨份子也將引發暴亂。米克拉斯接受了戈林的要求，許士尼格於3月11日被免職，公投也跟著被取消。第二天早上5點半，德軍開進奧地利城內，路上毫無抵抗。德奧合併完成後，戈林繼續執行另一項重要任務：接待外國賓客，有技巧地宣傳德國的軍事實力。戈林巧妙地安排英法代表團觀看德軍當時最先進的戰機與優秀的飛行員，而對一些內在的缺點則盡量隱瞞，同時也多次聲明德國不要戰爭，只是必須保護自己。戈林的作法頗有成效，外國訪客多為他的態度誠懇和德國的軍備「強大」而留下深刻印象，尤其對法國起的作用特別大，進而連帶影響了英國的判斷。美國飛行員查爾斯·林白也對德國空軍深表敬畏，他接受了戈林授予的帶星「」，並在回國後成為宣傳孤立主義、避免美國與德國爆發戰爭的重要人物。
奧地利之後，希特勒急於解決捷克斯洛伐克的問題，戈林便在私人外交場合上測試英法的態度，還力促匈牙利煽動捷克內部的匈牙利少數民族製造暴動、透過經濟手段壓迫捷克。在局勢逐漸緊張時，英法寄望戈林阻止希特勒發動戰爭，戈林也因而應韓德森與法國駐德大使安德列·法朗斯瓦-朋西的要求去勸希特勒信守談判內容，卻因而遭到希特勒的白眼，隨後被貼上中間派的標籤而遭到冷落。1939年3月15日，希特勒於柏林總理府接見捷克總統埃米爾·哈查，威脅後者德軍將開進捷國，不得抵抗，戈林也幫腔德國空軍會轟炸布拉格，導致哈查一度心臟病發，後被戈林帶來的藥劑救活。哈查後電告布拉格方面，希特勒成功奪佔了捷克全國領土。然而希特勒驅車前往布拉格時，陪伴的不是戈林，而是里賓特洛甫。1939年5月22日，德義簽署《鋼鐵條約》，戈林同樣被冷落。
1939年下半，歐陸再度戰雲密佈，有一位和戈林交情不錯的瑞典商人想透過非官方的方式來阻止戰爭。達魯斯認為納粹政府並未理解英國與波蘭結盟的意義，他想透過戈林這一管道和希特勒接觸與交涉，儘管他直到戰爭爆發後幾天都作為中間人而來回奔波於英德之間、一再嘗試讓戈林訪英、會面英國駐德大使商討等等，但一方面戈林無法影響希特勒的抉擇，一方面又對此事顯得不感興趣，最終仍未能阻止戰爭。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同日，希特勒在國會發表對德波局勢的演說，並正式宣佈戈林為其接班人。9月3日，英法對德宣戰，戈林向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說道：「我希望你現在感到滿意，你已經要到了你那該死的戰爭。」
1940年春季，法國投降和約簽署地的德方領袖們，左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威廉·凱特爾、戈林、魯道夫·赫斯、希特勒、埃里希·雷德爾和瓦爾特·馮·布勞齊區。
德軍對波蘭的戰事勢如破竹，一個月內即摧毀了其武裝部隊，並轟炸了首都華沙。儘管戈林在許多場合裝腔作勢，發表許多好戰與誇張的言論，在另一方面也不時流露出對於這場戰爭的厭惡，這使其與埃里希·馮·曼斯坦、哈爾德、埃爾溫·隆美爾等職業軍官之間相互蔑視。根據英國歷史學家大衛·歐文提供的資料，戈林在德軍打敗波蘭後的幾個月「假戰」中，曾秘密保持著幾條和英國首相內維爾·張伯倫聯絡的管道，也透過了駐墨西哥的代理人——喬吉姆·赫茨萊特，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特使進行過幾次會談，力促達成英國與德國之間的和平。除了公開宣稱或私下與其協商的動作，戈林甚至還向英國人暗示，他本人願意自希特勒那裡接管德國的實權，他也將停止對猶太人的迫害、德軍將撤出波蘭「非德國領土」、希特勒也會變成類似「總統」的角色。不過，戈林這些外交上的努力被英方所拒，後者明確表示，除非收到希特勒政府保證不再進一步侵略，他們才會談判。外長哈里法克斯勳爵則冷淡地暗示，他們希望能發生重大的內部變動。
1940年春季，德軍打破假戰、發動西線攻勢。德國空軍的空降獵兵很快地摧毀了比利時的埃本-埃美爾要塞、並空降至荷蘭奪取戰略據點，地面部隊也受其支援、快速挺進。總體來說，德國空軍在西線戰鬥中發揮了至關的作用。然而就在英法軍隊被德軍圍困於敦克爾克時，戈林視其為空軍立功的絕佳機會，他向希特勒保證「單憑空軍即可將敵軍殲滅」，而希特勒可能是出於保護即將用於攻打巴黎的裝甲部隊等原因（有許多說法，參見敦刻爾克戰役一條目），同意由空軍進行該任務，戈林甚至還建議裝甲部隊撤遠一點，以免被飛機投下的炸彈所傷。米爾希、凱塞林、約德爾都對此反對，甚至當陸軍將領通知里希特霍芬其戰車停止前進時，後者還打電話到耶匈尼克去要求將命令取消「戰車若不再前進，英國人就要逃走了。沒人真的相信我們可以從空中阻止他們！」耶匈尼克應道：「你錯了，鐵人（指戈林）相信它（德國空軍）可以！」最終，德國空軍仍無法殲滅盟軍部隊，共有338,226名盟軍藉由海路撤退至英國本土，僅俘虜了40,000名法軍。敦克爾克之戰不單是德國空軍威望的一次重挫，也被認為是戈林在戰爭中犯下的最大錯誤之一。
雖然英國尚未投降，但希特勒已為西線戰役的成功而慶祝，他於7月19日將戈林晉升為特別設置的軍銜——「國家元帥」，超過了過去德國歷史上最高階的「元帥」軍銜，同時授以「大十字勳章」，該勳章和軍銜在二戰中僅戈林擁有。除了戈林外，空軍的凱塞林、米爾希、施佩勒三位空軍將領也都被晉升為元帥。
1940年7月16日，希特勒命令德軍即將展開對英國本土的作戰，必要時佔領其全國。但戈林本人則從希特勒那裡得知打算透過外交恫嚇的方式促成和平，因此戈林並未要求空軍參謀部認真制定作戰計畫。戈林在亞洲號列車上向空軍將領們作戰會議時，他說道：「英國已經在敦克爾克筋疲力竭了」，之後受到了米爾希的反駁：「我們沒有時間可以浪費，國家元帥閣下，只要給英國三週的時間，他們就能捲土重來！」儘管戈林首先當下的是拒絕此意見，但會議中又為其所說服。受到戈林的極力吹噓影響，希特勒決定自空中發動毀滅英國的作戰。戈林本人是空權主義者，對於義大利朱利奧·杜黑提出的《空權論》，即單憑空中武力即可贏得戰爭的想法深信不疑，也因此他相信德國空軍可以獨自擊敗英國。但另一方面，戈林還保持著一次大戰的空戰觀念，輕視雷達與機群長距離作戰造成的諸多問題，使德國空軍承受了許多不必要的損失。
直至8月下旬，戈林一直轟炸英國機場與港口，望以此令英國屈服。然而8月25日，德國柏林受到英軍轟炸機的攻擊，希特勒因而震怒，要戈林對倫敦發動規模數倍的報復性攻擊。戈林對此命令感到困窘，他向希特勒表示對倫敦的轟炸前提是必須瓦解其破壞機場，希望將轟炸目標轉為倫敦周圍的軍事設施，但後者基於政治與復仇的理由，堅持對倫敦本身進行轟炸。戈林請求希特勒再度考慮，說道：「這個作法對荷蘭人可行，但對英國人沒轍。」、「即使攻擊倫敦也無法令英國人屈服。」但希特勒依舊故我。德軍對倫敦的攻擊就此使不列顛戰役的結果扭轉，德國空軍的損失開始攀升，戰況變得更為不利，適宜進行兩棲登陸的季節也逐漸過去，1940年9月17日，希特勒下令將進攻英國本土的「海獅作戰」無限期推延，準備向東方的蘇聯進攻，對英國則持續施以戰略轟炸到1941年5月。
不列顛戰役的失敗對戈林的威望是一次打擊，不僅是空軍的實力消耗了許多，戈林的姪子彼得（Peter）也在10月13日陣亡。德國空軍在此戰中暴露了許多嚴重的軍備生產問題，飛機產量時好時壞、長遠的研究與發展計畫被草率取消，後來在蘇德戰爭中更成德國空軍的致命弱點。為解決對英戰爭，除了空中轟炸外，德軍亦進行海上的破交戰，派出巡洋艦與潛艇在海上攻擊同盟國商船。然而因為戈林對德國海軍抱有相當的敵意，在許多方面上採取不合作或幾近妨礙的態度，兩軍種的協調能力很差、也缺乏魚雷轟炸機。對於海軍想建設海軍航空兵的主張，戈林明確地表示：「任何會飛的東西都由我來管！」在1941年2月4日，德國海軍總司令雷德爾對希特勒抱怨英軍轟炸機持續攻擊北部沿海而無受損失，後者因此將交給德國海軍指揮。戈林聞訊後極為憤怒，他向海軍潛艇司令的鄧尼茲罵道：「你可以搞清楚一件事，只要我還活著，或說我還沒辭職之前，你們的雷德爾元帥休想得到一支海軍航空兵！」另外還補充道即使是鄧尼茲控制了該單位，他也不會讓其獲得任何長程飛機的補充。正因如此，後來德國海軍在大西洋戰役時，潛艇總是飽受無偵察機可用的困擾。
1942年的戈林與芬蘭陸軍元帥古斯塔夫·曼納海姆。
儘管戈林反對侵略蘇聯、多次以拿破崙入侵俄國的故事企圖說服希特勒，但均未奏效，也不敢直接反駁後者，僅私下向手下參謀軍官抱怨。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發動「巴巴羅薩作戰」入侵蘇聯，蘇德戰爭正式爆發。戈林的空軍同樣勢如破竹地攻擊蘇聯空軍，摧毀了大量飛機。戈林在幅員逐漸擴大的德軍佔領地掠奪著蘇聯的資源、榨取烏克蘭的糧食、向希特勒建言將波羅地海地區併入德國（以供狩獵用）、還曾在指揮部說過德國空軍可以轟炸蘇聯城市，好降低斯拉夫人的人口。
1941年9月起，蘇軍抵抗轉為強烈，俄國戰場天氣也開始轉為寒冬。儘管德軍仍克難地往俄國腹地深入，但空軍後方已呈混亂狀態，對開戰時間的估計錯誤使德軍只有各種不適宜的管理計畫來維持當前戰爭之所需（參見納粹德國空軍條目的「疏忽與失敗」章節）。戈林本人也只關心作戰的飛行員、對於地勤人員不放心力，後方作業都丟給了行政能力較差的飛行員處理，其中最為著名者即戈林的一戰老友烏德特。在戰爭逐漸長期化後，身為管理飛機生產的烏德特業務逐漸增多，加之體制凌亂且非其所長，後更成了希特勒和戈林轉嫁對德國空軍不滿的出氣筒，最終心理壓力不戡負荷而於1941年11月17日舉槍自盡，死前還留下「鐵人（戈林的綽號），你拋棄了我」的遺言。
1941年12月，莫斯科前線的德軍遭蘇軍大規模反擊，不得不後撤重整戰線。1942年中，德軍發起以南俄高加索一帶的油田為目標的夏季攻勢。在挺進的過程中，希特勒的目標逐漸自油田轉向伏爾加河畔的城市——史達林格勒，大量投入軍隊去奪戰此城，但1942年11月，德軍第6軍團被蘇軍發動的「天王星作戰」而受到包圍。在希特勒決定第6軍團是要突圍還是固守時，戈林向他保證可由空軍對第6軍團進行每天300噸的空運補給，希特勒因而下令德軍就地固守史達林格勒，但實際上德國空軍根本辦不到補給整支軍團的任務，最好的狀態下一天也才成功投送約120噸的物資。原第6軍團共285,000人的大軍僅剩91,000人存活，軍團長弗里德里希·包路斯元帥於1943年2月上旬率部向蘇軍投降，史達林格勒之戰就此結束，成了二次大戰重大的轉捩點。
1943年8月的戈林、戰鬥機總監阿道夫·加蘭德（中）、軍備部長阿爾貝特·斯佩爾（最右）和羅澤爾（右二）。
在德軍於東戰場受挫的同時，其他戰區局勢也逐漸傾向盟軍。北非戰場上，埃爾溫·隆美爾元帥的非洲軍部隊深受補給不足之困擾，戈林再度保證運補資源卻又食言，深為隆美爾所痛恨。西線的美國和英國的轟炸機部隊實力也正逐漸增強，開始選擇德國指定目標執行作戰。1942年2月13日，英美聯軍對德國東部城市德勒斯登發動大規模空襲，造成約數十萬人傷亡。5月30日，英美聯軍發起了首次對科隆的。1943年7月24日，漢堡市遭到毀滅性轟炸。德國空軍不僅無法阻止英美轟炸機將德國一座座城市化為廢墟，還一再損失難以取代和補充的機組人員，同時由於盟軍對德國煉油廠和鐵路通信等地的攻擊，持續削弱了德國戰爭機器的力量，戈林的聲望因而逐漸滑落、飽受德國平民的指責，也與戰鬥機總監阿道夫·加蘭德的關係嚴重惡化。1943年8月18日，戈林的另一位同僚——出任空軍參謀長達四年之久的耶匈尼克將軍自殺身亡，留下「我再也無法與國家元帥共事了！」的遺言。
軍事面外，戈林在政治與權力上也逐漸被邊緣化。自1942年起，阿爾伯特·斯佩爾被希特勒任命為軍備部長，與戈林的職權有所重疊，導致後者權力遭到削弱；1941年獨自飛往英國謀和的德國副元首赫斯的繼任者——馬丁·鮑曼也是戈林政治權力的競爭對手，在戈林處於低潮時常在希特勒耳邊加以中傷，進而影響了希特勒對戈林的評價。儘管戈林仍為四年計畫總負責人和空軍總司令，但希特勒在軍事會議上也不再要戈林出席。由於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無所事事的戈林開始大多數的時間都待在他數量眾多的私人別墅中，指揮部隊去佔領區掠奪他國財產，或用國庫公款去搜刮美術品，也常以「身體欠佳」為由隱退會議，對於德國逐以惡化的局勢則採取放任與逃避態度。
1945年4月20日，戈林出席了希特勒在柏林舉行的生日會，離別後前往貝希特斯加登，從此他再也未見過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