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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戰線”的決議案》，決定同國民黨實行“黨外聯合”。但這時，共產國際接受了馬林提出的關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主張。7月18日，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須在和馬林的緊密聯系下進行。8月，共產國際又專門作出《給共產國際駐中國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產國際派馬林攜帶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達上海。馬林認為中共二大決議贊成與國民黨進行“黨外聯合”，是不符合共產國際指示精神的。根據馬林的提議，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馬林、張太雷7人。馬林指出：國民黨是各階級聯合的黨，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并改造國民黨，以推動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國民黨符合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精神。會議決定黨的少數負責人加入國民黨，同時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會議決定出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 (周刊)》。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孫接受與莫斯科同盟，但有兩大保留：一、中國不會轉向共產主義，俄國將支持中國（孫）之國家統一及獨立奮鬥；二、越飛重申俄國放棄沙皇時代依條約在華所得之一切特權。1月26日，孫和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聲明。越飛在上海與孫文會面後，兩人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孫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國，中國最大與最迫切問題，乃在完成全國家統一，與獲得完全國家獨立。蘇俄表示，要廢除沙皇時期與中國簽訂之所有不平等條約，外蒙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不能與中國分離。在孫越宣言中，蘇聯承認中國對外蒙古的主權，并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孫文與蘇俄的關係才日益密切。
孫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符合當時中國國情。孫引入蘇聯金援改造中國國民黨、建立黨軍的政策。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蘇聯願意援助中國完成統一及取得完全之獨立。孫越宣言俄方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
1924年2月9日，對清華大學生就國民黨改行共產主義的疑慮，孫解釋說：“俄國是俄國，中國是中國。俄國有俄國的主義，中國有中國的主義。我方才一篇話，處處論到俄國，是說他革命黨的組織，不是說他的革命的主義。”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派山田事務官拜訪孫，孫表示勞動主義、共產主義歸根結底顯然為中國國情所不容。國民黨要人盧師諦回答來訪的記者的答復，亦體現孫的基本態度：“一年來本黨之敵派，每利用本黨之親俄政策，誣本黨為拋棄三民五權主義，而采取共產主義，且謂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亦足以證明國民黨之改換主義。此種謠言，余可為簡要之聲明。……親俄系本黨外交政策，若以親俄而即目為采取共產主義，則與俄國訂立國際條約，而承認其地位之國家，均可稱之為共產化，豈不笑話。況共產主義之絕對不適用于我國，孫中山已于俄國越飛來華時，已鄭重表示之。”
孫對外宣傳：“俄國現在所行之新經濟政策，即是國家資本主義，與吾黨之三民主義相同，故非吾黨學俄國， 實俄國學吾黨。”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中，孫更明言：“用革命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在俄國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革命的結果，政治問題得了解決，社會問題不能解決，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
1923年9月，蘇共中央挑選鮑羅廷出任孫之政治顧問，負責執行與中國國民黨之統一戰線策略。蘇聯新特使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1923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間，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五度私下會談，會中他表明改組政策即是滲透政策：「在報上，我講的是國民黨，但對我們而言，我講其實是最終共產黨影響力的增加……絕不能忘記，我們實際在做的工作（投入穩定國民黨的），就是為了穩定共產黨，這個目標應該要永久記住。」10月底，滇、桂系部隊作戰失利向廣州撤退，陳炯明軍一路尾追到廣州城外。鮑羅廷在11月13日臨時中執會痛批中國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動員群眾，稱：「以農民為主廣東民眾對前線戰爭依然持消極態度！」鮑羅廷組織兩支志願隊參加城防工作：趕赴前線者約有500人，大部分由共產黨員訓練。11月18日夜，軍事情勢逆轉，陳炯明部倉惶撤退。
孫雖然實行聯俄政策，但并不放棄聯系美日，這引起鮑羅廷的不滿。1924年1月6日，孫與美國駐華公使舒爾曼會見，“呼吁美國幫助解決中國內部的政治性問題”，“鮑羅廷返回廣州以后，曾經費盡心機地說服孫博士放棄這個幻想。”鮑羅廷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提到，1924年1月23日他與孫談話：“我一次又一次地問孫中山：他關于中國人民可能從美國、英國或日本得到某種幫助的幻想還將抱多久？難道他等待這種幫助不是已經太久了嗎？現在還不該對充滿幻想和失敗的過去進行總結并轉到新的道路上來嗎？”
1924年1月底，國民黨一大召開后，孫對三民主義賦予許多新意，鮑羅廷仍然深感不滿，報告稱：「孫同意為國民黨制訂的革命綱領，迎合了我們；但是不同意公開說將同我們建立統一戰線。為此他對我們不完全信任。」而孫對于國民黨一大宣言亦不滿意，曾欲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代為綱領。鮑羅廷力持反對，說服了孫。據鮑自述，他動情地勸孫：您面臨著一種選擇，是同帝國主義營壘中的一五億人前進？還是同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12.5億人前進？您應該作出決定了。在滔滔不絕的勸說中，孫不同尋常地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不過，“盡管孫中山接受了許多鮑羅廷的建議，最后應該怎樣做的決定權還是在他；他倆的意見也不盡一致。有時候鮑羅廷發現要改變孫中山的想法簡直不可能。” 鮑羅廷不得不承認：“美國精神在他頭腦中根深蒂固。”“一般說來，要使孫中山改變主意是困難的。”
1924年2月16日，鮑羅廷在報告中說：“到現在為止，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義革命者孫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有時我覺得，無論給這頭老狼喂多少東西，他還是盯著‘自由民族’，他始終期待著以此來拯救中國。”“孫就必須同以前組織上的混亂和思想上的渙散一刀兩斷，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國民革命運動，或者他銷聲匿跡。”
1923年底，蔣介石率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回國，報告游俄觀感，其中提到：“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孫回復說蔣未免過慮，孫“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併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
1924年6月，鄧澤如等11人聯名上書孫，彈劾中國共產黨，反對改組中國國民黨，指中共樹立反帝反軍閥旗幟，使中國國民黨遭受「國際之仇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孫說政綱是他自己請鮑羅廷所寫，告訴鄧澤如“切不可疑神疑鬼”，解釋說：“陳獨秀為首之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初欲包攬俄國交際，并欲阻止俄國不與吾黨往來，而彼得以獨得俄助而自樹一幟與吾黨爭衡也，若我因疑陳獨秀而連及俄國，是正中陳獨秀之計，而助之得志矣。（陳獨秀等）如不服從吾黨，吾必棄之”。另一方面，孫竭力把中共限制在自己的政治軌道之內，由于陳獨秀屢次在中共機關報上批評孫的政策，于是孫對馬林說：“共產黨既加入國民黨，便應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若蘇俄袒護中國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孫接受日本記者松島宗衛采訪時更直言：“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于民國以外而已。”私下里，孫亦曾對劉成禺說：“共產黨能守吾黨范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
對國民黨外人士，如張作霖對容共的疑惑，於右任解釋說：「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化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孫甚至不認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屬于兩黨合作，在他看來，國民黨是中國“唯一之革命黨”，共產黨則人員太少，影響力有限，不具備與國民黨平起平坐的資格。孫解釋說：“國民黨系我創立之民國唯一之政黨，而共產黨派則為贊成俄國列寧等主義之學者有志一派。國民黨固有加入該派者，然國民黨始終為國民黨，共產派則為共產派，而為其獨特之活動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攜也。”因此對共產黨人不給予重視，以致譚平山抱怨說，包括在黃埔軍校，雖然有不少共產黨人在里面擔任職務，但都沒有鞏固的陣地，因為領導權完全掌握在國民黨手中。為了反抗商團，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曾前往韶關希望能夠領到武器，但孫中山什么武器也沒有給他們。因為孫中山和國民黨人根本不愿武裝將來可能成為國民黨左派，即共產黨人的力量。
早期中共黨人視國民黨為落伍一代。中共一大會上，有的黨員認為：“國民黨的政綱中雖然顯露出若干錯誤的觀念，但它多少還代表著當時的新趨向，而孫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則，也類似國家社會主義。”另一位與會代表包惠僧則指出：“共產黨與孫逸仙代表兩個完全相反的階級，兩者之間是無法妥協的。因此對待孫逸仙應該與對待北洋軍閥一樣，甚至還要厲害點，因為孫逸仙僅憑其煽動能力，根本拒絕群眾于門外。”會議討論的結果是：“對于孫逸仙的主義采取批評的態度，但對某些實際而進步的行動應加支持，惟不取黨與黨合作的方式。”
當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中共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陳獨秀明確表示反對，其依據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國民黨聯美國、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在廣東省之外仍被視為“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于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等等。中共早期黨員鄭超麟也在回憶錄中提到：大多數黨員都把國民黨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當時的認識是，加入國民黨，就意味著共產黨退化。
國民黨員彈劾中共案事發后，孫雖有壓制，但并未表現出堅決的反對態度。中共對此很不滿意，認為他不愿開罪于右派分子。1924年7月，陳獨秀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判斷說：“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因為他們掌握著黨的所有機構。”“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不久之后，他還在另一封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建議：共產國際應提醒鮑羅廷，同孫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容易進入其圈套。
然而，當孫在北京驟然逝世，鮑羅廷認為：這是清除國民黨右派，由左派掌握權力的最好時機。中共中央也下發通知，要求立即在國民黨各級黨部中公開征求黨員，借機擴充左派數量，以便“壓迫中派使其必須與我們合作”，并爭取在日后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和右派競爭選舉”。中共開始構建孫的“左派”身份，重點宣傳孫晚年某些較為左傾的言論，如針對1924年海關關余問題、沙面罷工事件和商團事件所發表的反帝宣言，以及北上過程中主張廢除軍閥制度的表態，將其塑造為堅定的“左派主義者”，以往對孫的諸多批評幾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其斗爭精神的高度贊頌。中共并與戴季陶等國民黨人爭奪三民主義的解釋權，宣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是孫晚年發展的新三民主義。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場
1924年廣州街頭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生主義》。
1923年，孫文與共產國際合作，將大本營遷回廣州，對抗北洋政府。列強多不支持孫，孫僅獲得蘇聯支持以因應情勢。孫在改組中國國民黨同時，實行「聯俄容共」。孫接受臨時協議，把中東鐵路委由蘇聯管理，並準許蘇聯軍隊占領外蒙古。與共產國際合作後，蘇俄方面給予孫大量軍火和銀錢援助，並派出軍事顧問幫助孫創立黨軍北伐。孫派遣參謀長蔣介石率領代表團訪蘇，考察政治和軍事，又聘用蘇聯代表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協助改組中國國民黨。10月18日，孫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名義，委任鮑羅廷為中國國民黨組織訓練員。12月29日，孫接受列寧和共產國際協助重建大元帥府，共產國際派鮑羅廷到廣州作孫顧問，以蘇聯共產黨模式重組中國國民黨。隔年，黃埔陸軍軍校成立。中國共產黨方面日後單方宣稱孫文政策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毛澤東提出的新三民主義或蘇聯人所說三大政策）、這一歷史階段為第一次國共合作，而這與中國國民黨人對“容共”政策理解並不一樣：中國國民黨人認為，孫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是真，但其至始至終只有一個三民主義，即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無所謂新舊。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確定全體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方針。
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孫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25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為中國共產黨員；在17名候補委員中，沈定一、林祖涵、毛澤東、于方舟、瞿秋白、韓麟符、張國燾為中國共產黨員。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的中國共產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共三人，廖仲愷、戴季陶為中國國民黨員，譚平山為中共黨員。隨后，全國大部分地區以中國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親共親蘇勢力為骨干，改組或建立了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
從春天起，中國國民黨中執會農民部和農民運動講習所負責制訂、推行中國國民黨之農村政策：農民部當家是秘書彭湃，由中共農民委員會和鮑羅廷在幕後操控。在廖仲愷倡儀下，5月1日大型慶祝會於廣州籌開，孫在會中演講，再度呼籲大家為民族解放奮鬥，而把階級鬥爭之主題擺到次要地位。中共黨員威脅拒絕統一戰線即是與蘇聯絕裂，但孫不肯在鮑羅廷回來前解決爭端。幾經急電催促，鮑羅廷在6月20日回到廣州。6月25日，鮑羅廷與溫和派反對領袖會談時，承認共產黨的確構成「黨（國民黨）內有黨」，但他暗示是取得蘇援代價：「國民黨已經死了、埋了……新成員，如具有團體精神共產黨員，透過為老同志灌輸競爭活力，昭示著新國民黨誕生……國民黨的中央組織仍然鬆散，命令也得不到全體黨員遵行。在這種情況下，不能期待共產黨放棄他們自己的組織。」上海、北京同志函電湧至，抗議共產黨干預、操縱，尤其是他們力促通過中蘇條約之宣傳；張繼和汪精衛在廣州公開發表反共演說，並發起要求驅逐危險盟友之請願連署。7月15日，沙面全體華工罷工。
從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第一次汪蔣合為時僅半年。1925年10月5日，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政府事繁，不能兼任宣傳部長職務，向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常務會議通過，並請毛澤東即日到部任事。10月7日，毛澤東到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就職，召開宣傳部第一次部務會議；會議討論宣傳計劃和編纂事宜；決定先組織專人對國內外已經出版的各種中外文報刊和工農商學各界「知識之發達次第程序」不同的情況，進行調查，然後作出宣傳、編纂計劃；會議還決定請中央執委會通告各地，以後凡散發各種傳單和出版各種報刊有關黨義者，均要先交宣傳部審查。10月13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13次會議；會議決定對戴季陶7月擅自出版《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通告各黨員，指出該書只是「個人意思，並未經中央鑒定」，今後「凡關於黨之主義與政策之根本原則之言論，非先經黨部決議，不能發表」；會議通過毛澤東關於調戴季陶來廣州工作之提議。10月16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114次聯席會議；會議決定組織中國國民黨黨史編纂委員會，指定毛澤東、甘乃光、詹菊似3人起草編纂黨史章程，提請中執委審定。10月20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直接籌備召開之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中央黨部大禮堂開幕；毛澤東參加會議；會議決定由毛澤東、黎樾廷、李谷珍3人組成大會宣言起草委員會，負責宣言之起草工作。10月27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閉幕會，以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和代理宣傳部長身分，向參加大會之千人發表演說。
1925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汪精衛、譚延闿、譚平山、林伯渠、李大釗、-{于}-右任、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候補執委毛澤東、瞿秋白、韓麟符、-{于}-方舟、張國燾通電全國各級黨部，指出林森等在北京西山召開所謂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為非法。同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各部部長第123次聯席會議；會議推定毛澤東起草中央通告，將中國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在廣州召集四中全會之決議以及此項決議延緩執行之經過詳情，告海內外各級黨部；會議通過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提出之《中國國民黨之反奉戰爭宣傳大綱》：反奉戰爭性質為「反英日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運動之一幕」，而「奉直兩派軍閥，無論哪一派勝，均於中國不利，因兩派背後均有惡兇的帝國主義」；大綱提出，在宣傳中要揭露帝國主義、軍閥及其政治派別的陰謀，以人民為主體，團結各方人物進行反奉戰爭；大綱認為，人民對於敵友之分辨，「全看其與帝國主義有無關係。無論何人何時一與帝國主義發生關係，人民即不認之為友」；「真正人民的領袖，乃中國國民黨。真正人民的政府，乃廣州國民政府。真正人民的軍隊，乃廣東的國民革命軍。……被壓迫的中國全體民眾，乃一切中國問題的主宰」；大綱要求各級黨部宣傳中國國民黨對時局宣言之四項主張，盡快準備真正是人民代表參加的國民會議；12月3日，毛澤東以代理宣傳部長名義向各地宣傳部發出關於反奉戰爭宣傳之通告，要求對大綱進行猛力之宣傳。11月，毛澤東以宣傳部名義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建議在上海設立交通局，作為溝通中央與全國各地之機關；中國國民黨中央同意，並決定將上海交通局之工作交宣傳部負責管理。12月15日，毛澤東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27次會議，就湖南政治研究會呈請開辦短期政治講習班並指定理事問題，作出決定：指派譚延闓、程潛、陳嘉祐、魯滌平、李富春、林伯渠、毛澤東為該講習班理事。12月，毛澤東寫信給中共韶山支部，並送農民協會簡章，建議在原有農民協會之基礎上，成立區農民協會；中共韶山支部根據毛澤東之建議，秘密成立湘潭特別區農民協會，次年春公開，會員達11,700餘人；北伐軍經過湘潭時，韶山農民做很多支援軍隊之工作。
1926年2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二次會議根據汪精衛提議，批準毛澤東為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會議決定繼續開辦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招生范圍擴大，面向全國，設立農民運動委員會，以「研究農民運動之理論與實施計劃之指導」；同日，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發出第一號通告，宣布農民運動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林伯渠（主席）、陳公博、毛澤東、甘乃光、宋子文、譚植棠、蕭楚女、阮嘯仙、羅綺園。2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第五次會議通報：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因病請假兩星期，部務由沈雁冰代理。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國國民黨政治講習班開學典禮上發表演說：開辦政治講習班的重大意義，在於表明革命分子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軍閥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參加講習班的學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來此作革命工作，絕對不是抱升官發財的希望而來的」；「望諸位忍苦耐勞，大家聯合起來，努力國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本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官學校講授農民問題。
自孫聯俄伊始，國民黨“赤化”的風說便不脛而走；國民黨一大召開后，更激起軒然大波。國民黨上下為此展開辟謠，總而言之：國民黨“以俄為師”，但絕不“俄國化”；國民黨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三民主義的好朋友，但絕不做共產主義者；國民黨吸收共產黨人加入，但絕不混同于共產黨，并做好與共產黨人分道揚鑣的思想準備。
香港是制造國民黨“赤化”謠言的發源地。“那一般蟄居香港受敵黨運動的流氓訪員更閉門造車，懸空八只腳大造其謠言，……一片閉上眼睛的夢話，不絕的向上海打電”。如上海《新聞報》1924年3月3日發自香港專電，竟造謠說：“2日國民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黨員到者90余人，由孫文主席，孫選定27人宣讀，全場舉手贊成，27委員中，除謝持、林森居正數人外，余均共產黨。”港滬兩地反對國民黨的報紙大量制造假新聞，“不曰‘國民黨已變為共產黨’，即曰‘共產黨實為靈魂，國民黨僅為皮殼’，不曰‘廣州將于4月1日宣布實行共產’，即曰‘孫中山、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均已加入共產黨’”。其結果是，“有許多人說這回國民黨改組，已經變為共產黨，同俄國的共產黨一般，這個實在是過信謠傳受人的利用”；“惟自國民黨改組之后，反對者造出謠言，誣為共產黨之機關，局外人不察，亦多此種誤會”；港報登出廣州4月1日實施共產的消息后，“港中富商頗生疑惑，而省中銀業界及一般無識之企業家，受其蠱毒者，亦有其人”。以致遭到國民黨人批評：“歸納若輩之伎倆，終不外穿鑿事實，顛倒因果，捕風捉影，肆意詆毀；歸納若輩造謠之焦點，要不外國民黨變為共產黨，與國民黨之主義變為共產主義而已。……以為一旦以一般人視為等于洪水猛獸之共產主義，加諸國民黨，則國民黨必外受列強之壓迫，內遭國民之反對，而國民黨危矣！”
國民黨領導人隨即展開辟謠。1924年2月16日，汪精衛向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譴責“港報對于吾輩，造謠無所不至，其始則宣傳國民黨赤化，其計蓋欲以間粵政府與各國之感情。實則國民黨此次改組，絲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2月18日下午，廖仲愷對國聞社記者發表談話：“外人謂國民黨為俄國化，則請觀此次改組之宣言及黨綱，視英國勞動黨英國工黨所標榜者猶且溫和，凡吾人平昔主張之……土地國有，且未列入，如此而謂為過激，固非吾人之所敢承也。”3月中旬，胡漢民撰文，針對謠傳所謂“國民黨此次改組聯合了俄羅斯，已經赤色化，變成波斯域。”(波斯域即布爾什維克的另一譯音)指出：“這是一個有心中傷的話，以為俄國波斯域是許多國家所怕恨的，以前并且有極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調。……國民黨改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國波斯域是否一樣？這全是事實問題，現在有宣言政綱明明白白擺著，我們也不用費筆墨來辯解。”
2月26日，孫中山在大本營親自接見上海《民國日報》記者。記者問：“自國民黨改組后，頗有人懷疑吾黨已改趨于共產制度。”孫中山答曰：“蘇維埃政府已為英意所承認，列強皆有繼起承認之趨勢，則吾國亦何獨不可。且本黨民生主義中之‘平均地權’意思已十分明了，實無再懷疑必要。”2月27日，孫在大本營再次對該報記者說：“本黨此次改組，宣言、黨綱均極明了。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之區別，我又在大會講演時詳細說明。本黨與蘇俄精神合一處，乃在同為(被)壓迫民族奮斗，至主義并未變更，且蘇俄現時亦非純粹共產主義。本黨同志無不服從黨綱，敵黨謠言不可信。”3月2日發表的孫中山致海內外同志訓詞中說：“顧有好造謠生事者，謂本黨改組后，已變為共產黨。此種讕言，非出諸敵人破壞之行為，即屬于毫無意識之疑慮。欲明真象，則本黨之宣言、政綱具在，覆按可知”。3月25日，孫中山在同張作霖派來的代表楊大實的談話中表示：“粵中實未施行共產”，“國民黨共產、赤化，皆逆黨造謠。請電雨亭弗可信。”3月30日，他在和香港某電通社訪員談話中，更堅決否認有在粵試行共產政府之意。
3月26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辟謠聲明書，表示：“本黨在歷史上為謀結合全國人民以圖革命之政黨，凡愿集合在本黨旗幟之下共同奮斗以求實現三民主義者，皆得加入本黨，此乃本黨素來所持之方針，為國人所共見者。……辛亥以前，不少主張無政府主義之人士加入本黨，而未嘗有以國民黨變為無政府黨之說。近數年來，奉之張、皖之段、浙之盧，亦嘗與本黨合作，亦未嘗聞有謬稱本黨為張黨段黨盧黨者。……今乃因本黨新同志中有一部分傾向共產主義之故，遂囂囂然謂本黨變為共產黨，其荒謬可笑，豈不顯然可見。”最后指出，“顧有人疑本黨改組后之主義與政綱，亦已變易，甚至謂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為實行共產主義。……本黨三民主義始終未嘗移易，其內容之說明以此次宣言比較的更為愷切詳盡，而謂其根本原則有所變更則謬也。”蓋因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二者乃本黨數十年未嘗變易之主張，非由模仿任何國家之經濟政策或任何外國所謂激烈派之學說而來也。……固非有所盲師任何先進國之成法，亦非有所取慕何種最新思想之虛聲。至于如一般反對者妄加詆毀，無論其指本黨為共產主義，抑或為資本主義，皆與本黨主義毫不相關，與本黨救國之本心兩不相涉。”
9月30日，前廣州市長孫科接受記者采訪，談話稱：“廣州有一新聞通信員，以為吾人凡事皆經赤化，因向外報告謂吾人皆屬赤黨，國民黨亦變化赤黨。此殊未近乎事實，國民黨僅有共產黨數人為中國共產黨分子，然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乃屬兩事，前國民黨于廣州舉行大會討論改組，共產黨員亦預焉，然其除于數問題與多數黨員意見不同外，未嘗違反國民黨黨綱及主義。共產黨在俄國，吾人并不以為其系成功，亦不認共產黨之主義在現在即可施諸中國。”
鮑羅廷（左二）與蔣介石（左三）在黃埔軍校，1927年
孫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內部發展迅速，控制中國國民黨諸多重要職務，引起中國國民黨內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寧漢分裂。在蔣中正率領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前，鮑羅廷秘密策動郭松齡反對張作霖。張蔣兩人1926年秋天就開始秘密接觸，兩人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作為代表，展開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兩周，張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派遣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人，并搜出共產國際發來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彈藥。其中一份訓令內稱“必須設定一切辦法，激動國民群眾排斥外國人”，“不惜任何辦法，甚至搶劫及多數慘殺亦可實行”，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合法的北洋當局的暴力、排外運動。4月12日，蔣在上海發動“清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
武漢親共派首領汪精衛在偶然獲得共產國際關於在顛覆中國政府的策略文件後，也開始和平分共。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廣州、南昌等地組織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進入農村地區發展，推動反國民黨政府與土地革命的活動。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到此暫停。
后來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篡黨篡政篡軍，搞土地革命，以武裝斗爭為中心。共產國際第八次全體執行委員會議對中國問題發決議包括這四點：改造國民黨使工農分子大批參加進去，這就是篡黨；把農民協會變成為鄉村的政權，這就使篡政；組成七萬軍隊，其中要包括二萬共產黨員，這就是篡軍。”
* 何為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王建偉:〈 孫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傳策略〉，《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9期
*狹間直樹：〈 武漢時期國共兩黨關系與孫中山思想 〉
托馬斯·霍布斯（，），是英國的政治哲學家，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體系的奠基者。他也創立了機械唯物主義的完整體系，認為宇宙是所有機械地運動著的廣延物體的總和。他提出“自然狀態”和國家起源說，認為國家是人們為了遵守“自然法”而訂立契約所形成的，是一部人造的機器人，當君主可以履行該契約所約定的保證人民安全的職責時，人民應該對君主完全忠誠。他于1651年所出版的《利維坦》一書，為之後所有的西方政治哲學發展奠定根基。霍布斯的思想對其后的孟德斯鳩和讓-雅克·盧梭有深刻影響，但同時，他的社會契約論與絕對君主制相較又有其獨特性。
雖然霍布斯最知名的是有關政治哲學的著作，但亦也有許多其他主題的著作，涵蓋了歷史、幾何學、倫理學、物理學、神學及法學。除此之外，霍布斯認為人性的行為都是出於自私（self-centred）的，這也成為哲學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理論。
霍布斯1588年4月5日生於英格蘭威爾特郡的馬姆斯伯里 。他母親因聽聞西班牙無敵艦隊將入侵英格蘭的驚嚇而早產，日後霍布斯常說：我母親生了雙胞胎，我的孿生兄弟是''恐懼''。而他的一生也確實是在社會局勢動盪不安恐懼氛圍中渡過的。 他父親因與不是自己小教區的牧師打鬥，被迫逃到倫敦，並將三名子女都寄託給他哥哥法蘭西斯照顧。霍布斯從四歲開始在馬姆斯伯里的教堂接受教育，接著他前往私人學校就讀，由一名自牛津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羅伯·拉蒂默教導。霍布斯是一名天賦極佳的學生，在大約1603年時他被送至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就讀。當時莫德林學院的校長是嚴格的清教徒John Wilkinson，年輕的霍布斯也受了他的影響。
在大學裡，霍布斯顯然依著自己的規劃學習；他很少被其他正規的學校課程所吸引。他直到1608年才取得了學位，但在這段期間中他曾經由院長James Hussee爵士的推薦，擔任哈德威克男爵卡文迪許之子威廉的家庭教師（亦即後來的德文郡公爵），霍布斯一生中和這一家族的緊密關係也因此展開。
1610年霍布斯陪伴威廉在成年前的大旅遊遊遍歐洲大陸，因此有機會將他在牛津所接受的經院哲學教育與歐洲大陸具批判性的科學研究方式相比較。  這次大旅遊，不僅接觸到克卜勒1609年出版的新天文學提出的行星橢圓形的運動軌跡日心說模型，同時，也讀到伽利略1610年3月出版的星際信使，記述了利用望遠鏡觀測到月球表面、金星的盈虧、木星的衛星、星座及銀河等細節製圖，使他的眼界大開。
回國後，威廉當選為議會的議員，霍布斯成了他的秘書，因而結識了英國詩人和劇作家本·瓊生及當時在詹姆斯一世繼位後仕途正走紅的法蘭西斯·培根。
1621年，培根因欠債及受賄，不準再從事公職，退隱從事著述，這段期間，霍布斯當他的秘書受到了培根哲學思想的啟發，這時霍布斯的興趣是文學，研究古希臘和拉丁文的著作。  1628年，議會起草權利請愿書----沒有下議院的同意不可以徵稅、沒有正當的程序不可監禁人民、軍隊不可紮營在人民房舍及和平時期不可宣布戒嚴。
霍布斯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將修昔底德希臘文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翻譯為英文，他有意的選在此時出版想要顯示民主政體諸種弊害，藉此表達對王室絕對權力的支持。 (注 : 他此時三十九歲，對利維坦的絕對君主權力的概念還未成形，還沒有自己圓融的哲學思想，只是隱約不習慣下議院具有「草根性」新教議員的「民主運作方式」)
這本書翻譯的時程很長----也正好對比詹姆斯一世統治期間爆發1605年的火藥陰謀以及基層新教信仰的擴張，下議院的選出的新教代表的“草根性及鬥爭性”攪動了政治、社會上的秩序，1603年詹姆斯一世繼承英格蘭王位初期曾說：「下議院是具無腦的軀體。成員們以紊亂的舉止表達他們的意見；在他們的會議中除了哭聲、喊聲和混亂，甚麼都聽不見。我感到驚訝的是我的祖先居然曾經允許這樣一個機構的存在」。
( "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a body without a head. The members give their opinion in a disorderly manner; at their meetings nothing is heard but cries, shouts and confusion. I am surprised that my ancestors should ever have permitted such an institution to come into existence.")
霍布斯意識到希臘式的民主政府是有缺陷的，不僅無法贏得戰爭，也無法維持社會的穩定，他認為民主制度並不可取（注: 那時君權神授說是主流思想），「議會」只是一個國王樞密院附屬的下級機構，「議會」的主要權力是在上議院，但是具備“草根性及鬥爭性”的「下議院」興起的趨勢正在成形。
雖然霍布斯曾擔任弗蘭西斯·培根的秘書，并和當時曾與一些文藝人士如本·瓊森交往甚密，但他在1629年之后才開始擴展自己的哲學研究領域。他的贊助人—德文郡伯爵卡文迪許在1628年6月以三十五歲壯年據說因過度放縱(over-indulgence)去世，伯爵夫人不再僱請他。
不過霍布斯很快又找擔任喬維斯·克利夫頓爵士（Gervase Clifton）之子的家庭教師。霍布斯為了這份工作一直到1631年卡文迪許家族又再次僱請他，不過這次教導的對象改為威廉之子了。接下來七年裡霍布斯在教學的同時也不斷拓展自己的哲學知識，思考一些主要的哲學辯論問題。他在1636年前往佛羅倫斯旅行，並在巴黎加入了馬蘭·梅森等人的哲學辯論團體。
霍布斯最初有興趣的研究領域是物體的運動原理，儘管他對這一現象有高度興趣，但他卻不屑以物理學的實驗方式進行研究。他自行構想出了一套物理運行的原理，並且終身都在研究這套虛擬的原理。他首先寫下了幾篇論文闡述這套原理的架構，證明其原理在物理現象的運動上都是可以解釋的—至少在運動或機械運行上可以解釋。接著他將人類與自然界分隔開來，在另一篇論文裡顯示了哪些肉體的運動會牽涉到特殊的知覺現象、知識、和感情，以此證明人類的特殊之處。最後他在總結的論文裡闡述人類如何形成和參與社會，並主張社會應該避免人們退回「野蠻而不幸」的原始狀態。因此他主張肉體、人、和國家這三者的現象應該要被一起研究。
霍布斯在1637年回到了祖國英國，當時英國的政治和社會局勢動盪不安，霍布斯也無法再專心的進行哲學的研究了。不過，在他回到英國的最初幾年裡所寫下的論文集''The Elements of Law''裡，清楚顯示了當時他的政治思想還沒有被大幅改變，一直要到1640年代英國內戰爆發為止。
1640年11月，英國長期國會取代了短期國會，國會與國王間的衝突迅速惡化，霍布斯覺得他的著作可能會招致政治的迫害，因此很快便逃至巴黎，在接下來11年內都沒有再返回英國。在巴黎他重新加入了馬蘭·梅森的辯論團體，同時期他也寫下了一篇對於笛卡爾《形而上學的沉思》一書的批評。
他也逐漸回復原先的研究工作，開始撰寫研究的第三部分《》，並在1641年11月撰寫完畢。雖然他最初只打算私下傳閱，但這本書最後仍廣泛流傳。他接著重新著手研究的前兩個部分，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研究上，那幾年裡他除了一篇有關光學的短文（1644）外便很少發表其他作品。他在哲學界建立起了良好的名聲，並在1645年和笛卡爾等人一同被選出以調解有關化圓為方的學術爭議。
英國內戰在1642年爆發，當保王派的局面於1644年中旬開始惡化後，許多國王的支持者開始流亡歐洲。當中許多逃至巴黎的人都與霍布斯相識，這使得霍布斯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同時他的《論公民》一書也重新發行並且廣泛留傳。
在1647年的一次偶然機會裡，霍布斯成為了威爾斯親王查理斯的數學教師，當時查理斯正於7月左右前往澤西島旅行。兩人的師徒關係一直維持到1648年查理斯前往荷蘭為止。
在許多流亡的英國保王派同鄉的影響下，霍布斯決定撰寫一本書以闡述政府的重要性、和政治混亂所造成的戰爭。全書架構是根基於1640年所寫的一篇未發表的論文上。在霍布斯看來，國家就像一個偉大的巨人或怪物（利維坦）一般，它的身體由所有的人民所組成，它的生命則起源於人們對於一個公民政府的需求，否則社會便會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斷動亂的原始狀態。全書以一篇「回顧與總結」作終，霍布斯總結道人民無論如何都不能違背與國家簽下的社會契約，然而，霍布斯也討論到了當利維坦無法再保護其人民時，這個社會契約便會等於無效。由於當時英國的局勢縱容對於宗教教條的批判，霍布斯的理論也因此更無所忌諱。利維坦的初版名為''Elementa philosophica de cive''。
在撰寫利維坦的期間霍布斯一直留在巴黎。1647年霍布斯染上了一場大病，使他臥倒在床長達6個月。在病況恢復後他又再度開始撰寫，並保持穩定的進度直到將近1650年才完成全書，同時也將許多他之前的拉丁文作品翻譯至英文。1650年，在等待利維坦出版的期間，他允許出版商將許多他早期的論文分為兩本小冊子出版。在1651年他又出版了他所翻譯的《論公民》。利維坦的印刷工作花費了不少時間，最後終於在1651年中旬上市，當時的書名是《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初版的封面卷頭插畫（''見下圖''）也非常知名，描繪出一個戴著王冠的利維坦巨人，一手持劍、一手持仗，巨人的身體則由無數的人民所構成。
這本書剛出版便造成了轟動。很快的霍布斯便接到了大量的讚美和批評，遠遠超出當時所有其他的思想家。不過，這本書的出版卻迅速使他與其他逃亡的保王派關係決裂，迫使他不得不向革命派的英國政府求取保護。當時保王派試圖殺掉他，因為書中的現實主義內容不但震怒了信仰聖公會的保王派、也震怒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國人。霍布斯逃回了英國，在1651年冬天抵達倫敦。在他向革命派政府表示歸順後，他被允許在倫敦的福特巷過著隱居的生活。
《利維坦》的封面卷頭插畫
《利維坦》（或譯為《巨靈論》）（Leviathan）一書寫於英國內戰之時。此書分為三部份，霍布斯藉此闡述了他對個人、社會、政府、法律和宗教等的論述，并重點論述了他關于社會基礎與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第一部分中，霍布斯闡述了他的唯物論的哲學觀，為后兩部的展開做了理論準備。第二部分為他的政府和法律論，也是他著作最為后人看重的部分。第三部分主要是宗教論，否定了羅馬教會的統治，認為國家有權干預教會。
''霍布斯認為人在自然狀態中是侵略者，基于這個推理，政府要強大，法律要嚴格，執行要有力，這樣才能避免人狼性的爆發。''
《利維坦》內容概覽
第1-5章：人體運作機制：表達唯物主義自然觀和一般的哲學觀點，說明宇宙是由物質的微粒構成，物體是獨立的客觀存在，物質永恒存在，既非人所創造，也非人所能消滅，一切物質都于運動狀態中
第6章：欲望和恐懼：人們通過權衡欲望和恐懼做出自主選擇
第7-11章：人與群體：人類如果在群體之中以及對他人的不同表現所采取的反應
第12-16章：國家的建立：出于人的理性，人們相互間同意訂立契約，放棄各人的自然權利，把它托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這個人或集體能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統一為一個人格；大家則服從他的意志，服從他的判斷
第17-31章：政府權力，統治和人民
第31章始：論基督教國家與論黑暗王國（指羅馬教會）
人類的自然狀態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別人更強壯或更聰明，但沒有一個會強壯到或聰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當受到死亡威脅時，在自然狀態下的人必然會盡一切所能來保護他自己。霍布斯認為保護自己免於暴力死亡就是人類最高的需要，而權力就是來自於這種需要。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下，每個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樣東西，也就有對每樣東西的權力。但由於世界上的東西都是不足的，所以這種爭奪權力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every man is enemy to every man）（war of all against all）便永遠不會結束。而人生在這種自然狀態下便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又短暫的」（solitary, poor, nasty, brutish and short）（xiii）。
但戰爭並不是對人最有利的。霍布斯認為人考慮自身安全和免被他人侵犯而渴望結束戰爭——「使人傾向於和平的熱忱其實是怕死，以及對於舒適生活之必要東西的慾求和殷勤獲取這些東西的盼望」（xiii, 14）。霍布斯認為社會若要和平就必需要有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霍布斯認為社會是一群人服從於一個人（Single-ruler form）的威權之下，而每個個人（individual）將自然權力交付給這威權，讓它來維持內部的和平、並抵抗外來的敵人。這個主權，無論是君主制（Monarchy）、貴族制（Aristocracy）或民主制（Democracy）（霍布斯較傾向君主制），都必須是一個強而有威信的「利維坦」，即在一個絕對的威權之下，方能令社會契約實行。霍布斯認為，法律的作用就是要確保契約的執行。
利維坦國家在防止侵略、發動戰爭對抗他人、或是任何有關保持國家和平方面的事務上是有無限威權的。至於其他方面，國家是完全不管的。只要一個人不去傷害別人，國家主權是不會去干涉他的（不過，由於在國家主權之上並沒有任何更高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防止國家破壞這規則）。在事實上，這種主權的行使程度是以主權對自然法的責任為限的。雖然主權並沒有立法的責任，但它也有義務遵守那些指定了和平界線的法律（自然法， the law of nature），也因此這種限制使得主權的權威必須遵守一種道德責任。一個主權也必須保持國內的人格平等，因為普通人民都會被主權的光輝所掩蓋；霍布斯將這種光輝與太陽的陽光相比，既然陽光耀眼無比，普通人也會因此褪色。在本質上，霍布斯的政治原則是「不要傷害」，他的道德黃金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xv, 35）。也是從這裡霍布斯的道德觀與一般基督教的黃金律「己所欲，施於人」產生差異，霍布斯認為那只會造成社會混亂罷了。
利維坦寫於英國內戰期間，書裡的大多數篇幅都用於證明強大的中央權威才能夠避免邪惡的混亂和內戰。任何對此權威的濫用都會造成對和平的破壞。霍布斯也否定了權力分立的理想：他認為主權必須有全盤控制公民、軍事、司法、和教會的權力。在利維坦中，霍布斯明確地指出主權擁有改變人民信仰和理念的權威，如果人民不這樣做便會引起混亂。他本人即宣稱願意服從主權的命令而改變信仰。
在英文裡，有時候人們會以「霍布斯主義」（Hobbesian）一詞來形容一種無限制的、自私、而野蠻的競爭情況，不過這種用法其實是錯誤的：首先，《利維坦》裡描繪出了這種情況、但僅僅是為了批判之；第二，霍布斯本人其實是相當膽小而書呆子氣的。此外，在利維坦出版後，霍布斯也經常被人用以形容無神論以及「強權就是公理」的觀念，儘管這些都不是霍布斯的初衷。
而且，霍布斯的理論其實更奠基了現代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思想：他提出國家機器所擁有的政治權利歸根到底是源自於人民之間所訂立的社會契約，而社會契約是人民基於對混亂的自由狀態的恐懼而制定的，人民放棄部分個人權力以授予君主 / 國家機器治理社會的最高權力，是一個基於自己理智判斷所作出的自願決定。這根本理念顛覆了當時「君權神授」（Divine rights of kings）和中世紀封建時代「統治者的政治權力源自於神靈的賦予及統治者的美德」的觀念，因為霍布斯觀點強調國家政權的產生及合法性終究到底源於人民（即被統治者）自己的決定。霍布斯理論更奠基了往後的「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許可」（Consent of the  governed）的理念。
在回到英國之後，霍布斯重新開始進行他的哲學原理研究。他在1654年出版了''De Corpore''，同年也發表了一篇短論文''Of Liberty and Necessity''，由一名與霍布斯熟識的主教約翰·布蘭豪（John Bramhall）出版。布蘭豪是一名忠誠的阿民念主義者，他在認識霍布斯之後便經常與之辯論，兩人以書信私下往來的方式進行辯論和交換意見，不過霍布斯並沒有公開這些信函。後來一名霍布斯的法國友人偶然間發現了一封霍布斯回信的抄本，便將其公開出版並附上「豪華的讚美言詞」。布蘭豪對此相當不滿，於是在1655年將所有兩人來往的書信都公諸於世（以''A Defence of the True Liberty of Human Actions from Antecedent or Extrinsic Necessity''為標題出版）。接著霍布斯在1656年寫下了「論點石破天驚」的''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回覆主教，這封信或許是第一篇詳細闡述了決定論的心理學原則的文件，霍布斯的理論也成為了自由意志爭論的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主教在1658年以一篇''Castigations of Mr Hobbes's Animadversions''回覆，不過霍布斯並沒有注意到這份回覆。
除了與布蘭豪的爭論外，霍布斯自從於1655年出版''De Corpore''開始也與其他學者產生不少衝突。在《利維坦》中他挑戰了當時的學術界。在1654年，牛津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塞思·沃德（Seth Ward）在一篇名為''Vindiciae academiarum''的文章中回覆了霍布斯對於學術界的挑戰。霍布斯在''De Corpore''哲學原理中的許多錯誤—尤其是在數學上的錯誤也招致了幾何學教授約翰·沃利斯的批評。沃利斯在1655年出版的''Elenchus geomeiriae Hobbianae''中詳細解釋了霍布斯哲學原理的錯誤，他批評霍布斯以邏輯推理的方式作為數學演算的主軸，並揭露了霍布斯在數學上的許多漏洞。由於霍布斯在演算上缺乏精確的計算，造成他經常使用證據不足的假設來解決原理的問題，由於他的興趣只限於幾何學上，因此他對於數學的整體領域並沒有很清楚的概念。這些問題都使得霍布斯的哲學原理大受批評。最後霍布斯在1656年發行英文版本的''De Corpore''時便刪除了一些被沃利斯揭發的嚴重錯誤，但他仍然在1656年的''Six Lessons to the Professors of Mathematics''一系列文章裡反駁沃利斯的批評。沃利斯接著寫了一篇論文反駁霍布斯的論點，並趁著霍布斯發行''De Corpore''英文譯本的期間繼續批評他在數學上的錯誤，霍布斯則以數篇論文反擊。但沃利斯輕易的以一篇回覆（''Hobbiani puncti dispunctio'', 1657）擊倒霍布斯的論點。最後霍布斯拒絕再回覆沃利斯，兩人的爭論暫時停息。
霍布斯在1658年發表了他的哲學原理的最後一個部分，將他已經計畫二十年之久的整套原理加以總結。他在''De Homine''一書裡闡述了整套原理的運作，這套哲學原理也與他在政治哲學上的主張相連。同時期沃利斯則發表了微積分的一般原理（''Mathesis universatis'', 1657）。這時研究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的霍布斯決定再度挑起爭論，他在1660年春季再度發起攻勢，將六篇論文以''Examinatio et emendatio mathematicae hodiernae qualis explicatur in libris Johannis Wallisii''為標體出版，批評當時新的數學分析方式。不過這次沃利斯並沒有上當，選擇沉默以對。霍布斯接著試著提起另一個古老的數學問題—加倍立方體問題（Doubling the cube），他私下從法國一位匿名人士信中得知了問題的解答，試圖以這個問題混淆他的批評者。但很快的沃利斯便公開的駁倒了這個解答。霍布斯在1661年底重新以拉丁文出版了這一系列論文（並稍微修改之）並加上替自己辯護文章，在這本名為''Dialogus physicus, sive De natura aeris''的書中霍布斯還攻擊了羅伯特·波義耳及其他沃利斯的朋友。這次霍布斯改變一貫論調，主張波義耳等人的實驗紀錄—1660年的''New Experiments touching the Spring of the Air''只不過是證實了他早年提出的推測理論，他並且警告這些新生代的「學者」必須接手他早年未完成的研究進度，否則既有的實驗結果便會毫無進展。然而波義耳等人很輕易的便駁倒了這種站不住腳的批評，緊接著沃利斯寫了一篇名為''Hobbius heauton-timorumenos''（1662）的諷刺作品來挖苦霍布斯。在這次慘痛教訓之後霍布斯便不再參與科學界的爭論了。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後，霍布斯又開始了他人生中第三階段的爭議行動，並且一直維持至他九十歲為止。第一份引發爭議的文章是在1666年發表的''De principiis et ratiocinatione geometrarum''，霍布斯以此攻擊當時的幾何學界教授。三年之後他將他的三篇數學論文集中於''Quadratura circuli, Cubatio sphaerae, Duplicitio cubii''發表，很快的這些文章再度被沃利斯駁倒，但霍布斯仍不放棄，又出版了回應批評的版本，但沃利斯仍在當年年底再次駁倒新的版本。這一系列的爭論一直要維持至1678年為止。
除了出版大量論述欠佳而又飽受批評的數學和幾何學著作之外，霍布斯也繼續撰寫並出版哲學的著作。在1660年英國王政復辟後，「霍布斯主義」這一詞開始被用於稱呼那些「反對熱愛道德和信仰」的態度。剛復辟的年輕國王查理斯二世幼年時曾經是霍布斯的弟子，在他想起霍布斯後，他將霍布斯召至王宮並賞賜他￡100的退休金。
在1666年，英國下議院通過了一項對所有無神論者和「不敬神者」不利的法案，這時查理斯國王再次保護了霍布斯免受迫害。當時霍布斯的《利維坦》被視為是無神論和褻瀆的代表作，霍布斯很擔心會被貼上異教徒的標籤，於是他燒掉了許多可能會對自己不利的文稿。這次危機也使霍布斯開始檢視異端的真相，他將研究結果集合於三篇簡短的論文上，並將其收錄至拉丁文版《利維坦》的附錄中，於166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在這幾篇論文中霍布斯指出，除了違反尼西亞信經以外其他的理論都不能被視為異端，並且主張《利維坦》一書仍然符合尼西亞信經的原則。近年來，《利維坦》的拉丁文版益受學者重視，因為其中保存了一些霍布斯晚年對其早期理論的發展和補充。
由於國王的保護，下議院通過的法案最後並沒有對霍布斯造成太大傷害，不過霍布斯從此不能在英格蘭發表任何有關人類行為的著作了。他在1688年的著作由於無法通過英格蘭的出版品審查機構，只得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其他的許多著作則要直到他死後才得以出版。有時候霍布斯甚至被禁止回覆他在學術辯論中遭受的批評。儘管如此，霍布斯在國外的名聲非常高，當時前往英格蘭旅遊的學者和名人都會抽空拜訪霍布斯，向這位老哲學家表達敬意。
霍布斯最後的作品是在1672年出版的一篇拉丁文自傳，同時他還將奧德賽翻譯為四本「粗劣的」英文譯本，並在1675年完成了整套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的翻譯。
霍布斯在1679年染上了膀胱疾病，並且死於接踵而來的中風發作，享年九十一歲。他被葬在德貝郡一座教堂的墓地裡。
* 1629. 翻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 1650.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al'', 寫於1640年
** ''Human Nature, or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Policie''
** ''De Corpore Politico''
* 1651-8. ''Elementa philosophica''
** 1642. 《論公民》（''De Cive''） （拉丁文）
** 1651. ''Philosophical Rudiments concerni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 （《論公民》的英文譯本）
** 1655. ''De Corpore'' （拉丁文）
** 1656. ''De Corpore'' （英文翻譯）
** 1658. ''De Homine'' （拉丁文）
* 1651. ''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  Online.
* 1656. ''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
* 1668. ''利維坦''的拉丁文翻譯
* 1675. 翻譯荷馬的''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為英文
* 1681. 死後出版的''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寫於1668年）。
*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ich A.P. (1995). ''A Hobbes Dictionary (Blackwell Philosopher Dictionaries)''. Blackwell. ISBN 0-631-19262-X & ISBN 0-631-19261-1
* Robinson, Dave & Groves, Judy (2003). ''Introduc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con Books. ISBN 1-84046-450-X.
* Strauss, Leo (1936).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Its Basis and Its Genesi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Strauss, Leo (1959). "On the Basis of Hobbes'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Glencoe, Ill.: The Free Press, chap. 7.
*  Luminarium: Thomas Hobbes  生平、著作、論文
*  霍布斯  在網路哲學百科
*  霍布斯 在經濟思想史網站.
*  Hobbes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在史丹佛哲學百科
貴由汗（；），又譯庫裕克，大蒙古國第三任大汗，孛兒只斤氏，窩闊臺長子，乃馬真后所生，1246年8月24日—1248年在位，計2年。
至元三年（1266年）十月，太廟建成，追尊廟號定宗，謚簡平皇帝，在宗廟中祭位排在忽必烈之父拖雷后、忽必烈之兄蒙哥前，列祭于第七室。
早年參加征伐金朝，俘虜了其親王。又曾經參與西征歐洲。后來成為蒙古帝國大汗的貴由、蒙哥和忽必烈堂兄弟三人都是蒙古第二次西征時拔都的部下。
1241年12月11日，貴由的父親窩闊臺去世，汗位虛懸，貴由的母親乃馬真脫列哥那稱制，法紀混亂，很多宗王貴族濫發牌符征斂財物，唯有拖雷家族沒有這樣做，贏得了聲譽。乃馬真后欲立長子貴由為大汗，拔都與貴由不和，一直不肯參加選汗大會，后來成吉思汗幼弟鐵木哥斡赤斤也領兵來爭位，帝國面臨汗位爭奪戰和混亂的危險。拖雷的遺孀唆魯禾帖尼決定率諸子參加忽里勒臺大會。1246年8月24日，宗王大臣們擁立貴由登基，貴由成為大蒙古國大汗，“全體宗王們脫帽，解開寬腰帶，把貴由扶上金王位，以汗號稱呼他，到會者對新君九拜表示歸順，在帳外的藩王及外國使臣等也同時跪拜稱賀。”
貴由登基后，雖其本人很有權威，但因沉湎酒色、手足痙攣，并沒有什么作為，且不理政事，多委于下臣。
1248年春，貴由親率大軍西征拔都，至橫相乙兒（今新疆青河縣東南）病死。一說被拔都系勢力毒殺。
1246年8月24日至1248年4月20日在位，在位僅一年零八個月。
貴由在位期間和羅馬教宗有交往。歐洲諸國傳言蒙古大汗信仰基督教，因此教宗諾森四世派遣若望·柏郎嘉賓出使，希望勸說蒙古大汗不要傷害基督徒，同時要他深入了解蒙古人的風土民情、作戰方式等。1245年4月16日從法國里昂出發，途經神圣羅馬帝國、波蘭王國和基輔羅斯等國（他于1246年2月3日離開基輔）。1246年4月4日，他在伏爾加河下游的薩萊（今伏爾加河下游阿斯特拉罕附近）受到欽察汗拔都的接見。拔都派他去蒙古草原見大汗，他經過訛答剌、伊犁河下游、葉密立河—翻越阿爾泰山，向東抵達蒙古草原。
1246年7月22日，他抵達距離哈拉和林只有半天路程的地方，選舉大汗的忽里勒臺大會正在此召開。他目睹了1246年8月24日貴由的當選，并留下了對貴由的生動描述：“在他當選時，約有四十，最多四十五歲。他是中等身材，非常聰明．極為精明，舉止極為嚴肅莊重。從來沒有看見他放聲大笑，或者是尋歡作樂。”最後他未能說服貴由皈依天主教，得到貴由的回信后，于1246年11月13日離開蒙古草原，向西踏上歸途，經伏爾加河下游的拔都駐地返回西方，1247年9月5日他到達拔都駐地，又經基輔返回西方。
1247年，吐蕃諸部宗教界領袖薩迦班智達·貢嘎堅贊（簡稱薩班）同大蒙古國皇子西涼王闊端（貴由之弟）在涼州（今中國甘肅武威市）議定了吐蕃歸附的條件，其中包括呈獻圖冊，交納貢物，接受派官設治，吐蕃地區納入大蒙古國治下，史稱“涼州會盟”。
1246年 貴由致英諾森四世的信件
根據《新元史》記載，1248年農歷三月（1248年4月），貴由以養病為名帶兵西巡，途中病逝于橫相乙兒（今新疆青河東南），距離別失八里一天路程。
貴由死后，其遺孀斡兀立海迷失臨朝稱制，由於貴由與拔都早年不和，拔都拒絕奔喪。為了對抗窩闊臺家族，拔都以長支宗王的身份遣使邀請宗王、大臣到他在中亞草原的駐地召開忽里勒臺大會，商議推舉新大汗。窩闊臺系和察合臺系的宗王們多數拒絕前往，海迷失后只派大臣八剌為代表到會。托雷的遺孀唆魯禾帖尼則命長子蒙哥率諸弟及家臣應召前往。
1250年，忽里勒臺大會在中亞地區拔都的駐地召開，拔都在會上極力稱贊蒙哥能力出眾，又有西征大功，應當即位，并指出擁立貴由違背了窩闊臺的遺命（窩闊臺遺命失烈門即位），窩闊臺后人無繼承汗位的資格。大會通過了拔都的提議，推舉蒙哥為大汗。窩闊臺、察合臺兩家拒不承認，唆魯禾帖尼和蒙哥又遣使邀集各支宗王到斡難河畔召開忽里勒臺大會，拔都派其弟別兒哥率大軍隨同蒙哥前往斡難河畔，但窩闊臺、察合臺兩家很多宗王仍不肯應召，大會拖延了很長時間。
由于蒙哥的母親唆魯禾帖尼的威望甚高，并且善于籠絡宗王貴族，多數宗王大臣最終應召前來，1251年農歷六月在蒙古草原斡難河畔舉行忽里勒臺大會。元憲宗元年農歷六月十一日（1251年7月1日），宗王大臣們共同擁戴蒙哥即大汗位。此后，為了鞏固汗位，唆魯禾帖尼在鎮壓反對者時毫不留情，并親自下令處死貴由的皇后斡兀立海迷失。
自此汗位繼承，便由窩闊臺家族轉移到了拖雷家族，然而皇族內部的分裂為后來大蒙古國的徹底分裂埋下伏筆。
* 元妃烏兀兒黑迷失，姓蔑兒乞氏，貴由稱帝前的元妃，卒年不詳
* 三皇后海迷失，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上謚號欽淑皇后
* 乃蠻真皇后（窩闊臺六皇后朵列格捏之妹）
* 長子 忽察太子，子-{完者也不干}-
* 三子 禾忽大王，子禿魯，1272年元世祖封為南平王，賜龜紐銀印
* 趙國公主 葉里迷失，下嫁君不花
* 公主 巴巴哈爾，下嫁火赤哈爾的斤
*  《元史·定宗本紀》 ，明朝官修正史
*  《新元史·定宗本紀》 ，民國官修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