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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西向擴張，在當時看來好像是1830年代安德魯·傑克森式的土地農業政策（傑佛遜式民主與傑克森式民主）─即低度中央集權並有利於貸方─對亞歷山大·漢彌爾頓式政策的永久勝利。
經濟政策是個例子。南方人為傑克森總統去除第二個美國中央銀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努力喝采；該央行為亞歷山大·漢彌爾頓於1791年所建，用以提供國債並提升聯邦政府的權力。另一個南方強烈影響力的例子為1833年結束拒行聯邦法規危機的妥協關稅法（Compromise Tariff of 1833）。而且，南方在搖撼司法部門上可能更具力量。1835年，羅傑·坦尼繼任約翰·馬歇爾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其後約三十年間，坦尼在法庭上確保社會責任向個人產業作政策性傾斜─此即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的基礎。最後，即使在外交政策上，1847年的威爾莫特但書（Wilmot Proviso）與1854年的就是南方強大影響力的例子。
幾乎是自開國以來，各州政府與中央政府便持續相互爭奪主管中央的權力，與人民的效忠。例如說，1798年的肯塔基及弗吉尼亞決議案公然反抗客籍法和鎮壓叛亂法；新英格蘭在哈特福特會議中表達反對麥迪遜總統與1812年戰爭；以及退出聯邦。
自約1820年以來，至內戰發生時為止，貿易與關稅在持續撕扯著聯邦的結合力。美國南方幾乎純然為農業與出口導向，極度依賴對外貿易以自歐洲或美國北方輸入大部分的加工製造之所需。反過來說，美國北方內部工業經濟成長，則視對外貿易為競爭者。貿易障礙，尤其是保護性關稅，遭倚賴出口的南方視之為經濟傷害。1828年，美國國會通過保護性關稅以利北方州從事貿易，但卻不利於南方。南方人在口頭上表達對關稅的反對意見記載於南卡羅萊那州說明與抗議（South Carolina Exposition and Protest, 1828）等文件中，以回應令人嫌惡的關稅（Tariff of Abominations）。
在等候四年以待國會撤銷「令人嫌惡的關稅」，而國會於1832年所頒布的新關稅法僅有些許補救措施後，南卡羅萊那州憤怒的回應，在當時導致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分離危機。州內若干好戰人士曾暗示以撤出聯邦作為回應，但該州的州議會領袖約翰·C·卡爾霍恩說服最熱切而激進的關稅反對者採納拒行聯邦法規的宗旨作為應對策略，而非進行實質性脫離。新一屆的南卡羅萊那州議會迅即召集議員當選人召開州內會議。會議中表決通過宣布1828年與1832年的關稅法在州內無效作廢。安德魯·傑克森總統堅定回應「拒行聯邦法規為叛國行為」。他隨即增援位於該州內的各聯邦要塞。
南卡羅萊那州以採行拒行聯邦法條款（Ordinance of Nullification）處理關稅問題，該條款宣佈1828年與1832年的關稅法於州內無效作廢。州議會同時通過法令以落實該條款，包括授權增兵與撥款軍購。對應於南卡羅萊那州的恐嚇性作為，美國國會通過軍力動員法（force bill），而安德魯·傑克森總統於1832年11月派遣七艘軍艦連同艦上官兵進駐查爾斯頓港。12月10日，總統嚴正宣告，禁制拒行聯邦法規者。
1833年，當傑克森的擁護者於國會中制訂「軍力動員法」以授權總統派遣海陸軍行使國會通過的法案後，武力衝突看來確有可能。當時並無他州支持南卡羅萊那州，而州內對於是否與聯邦政府攤牌到底，意見分歧。在亨利·克萊與卡爾霍恩策劃出一套妥協關稅法後，危機解除。其後雙方各自宣稱得勝。在南卡羅萊那州，卡爾霍恩及其支持者宣稱這是拒行聯邦法規者的勝利，他們堅持，是單獨一州的力量迫使關稅法重新修訂；而傑克森的追隨者，認為事態的發展證明了沒有任何一州可藉單獨行動以維護州權。考宏其後運用其影響力建立了南方團結的概念，若僵局再度發生，整個南方可整體運作以抗拒聯邦政府。
同樣的爭議發生於1842年的黑色關稅法（Black Tariff，撤銷1833年的妥協關稅法）上。在1846年的華克關稅法之後，這段期間內的自由貿易減低了隨後可能發生的爭議；直到1860年共和黨制訂貿易保護性質的莫瑞爾關稅法（Morrill Tariff），再度刺激南方的反對關稅者為止。
美國北方自奴隸制度相關爭議所衍生出的勞務自主觀念看似威脅南方的大農莊體制。這種緊張關係的核心為勞務體系之差異。大農莊體制，實際上構成南方的社會組織。1850年，在六百萬的自由民之中只約有350,000位左右的奴隸主─約百分之三十六的白人家庭。在南方自由民的社會中，有效率的社會流動性使南方有更多的自由民期待有一天能擁有奴隸。然而，擁有奴隸的家庭，其比例於1860年下降至約百分之二十五，且奴隸的所有權高度集中於一小部分擁有大多數奴隸的奴隸主們。有百分之七的奴隸主們所擁有的奴隸可能約佔奴隸人口的四分之三。擁有大農莊的精英人士，又稱「奴隸鉅子」們（slave magnates），數量之少可擬之於後世的百萬富翁。窮苦的白人或「犂民百姓」們（"plain folk"，看天吃飯者）身在市場經濟之外。許多擁有數名奴隸的小農或自耕農則處於市場的外圍。
雖然個人利益與奴隸制度切身相關者（如大農場主與奴隸主）僅佔少數，在南方開始步向民主政體時，奴工體制於並不處於內部崩潰的邊緣。自由的南方小農逐漸接受奴隸鉅子的政治領導地位並擁抱歇斯底里的種族主義。他們於是非自願性的成為在美國南方的民主黨重整運動的代理人。而且，即使窮苦的白人或「犂民百姓」通常也與最好鬥的奴隸制辯護者們利害一致。一個例子是，小農依賴當地的農場大亨以使用軋棉機、進入市集通路、養家活口、畜養牲畜、以及借貸。在許多地區，多樣化的社會階層間還有廣佈的親族關係網。郡中最窮苦的人家很可能就是豪門巨室的表親。由此可解釋，為何南方堅持其獨特的體制作為生活方式的根基。許許多多非奴隸擁有者也都抱持著，總有一天能擁有奴隸的希望。
在1850年代，南方的奴隸主們感到在心理上與政治上都被逐步包圍。日漸依賴北方的商品製造、商業服務、與信用貸款；也與繁盛的西北部農業區日漸疏遠。該區當時正面臨著北方日趨增多的勞務自主概念，與廢奴主義者。
由於對堪薩斯州內事態發展的喧囂抗議在北方聲浪高漲，奴隸制度的辯護者們─其生活方式在全國其他地方被認為過時─轉變為支持奴隸制度的好戰意識型態，成為其於亞伯拉罕·林肯出線後脫離聯邦的根源。
南方人對北方的政治變遷投以刻薄的回應。奴隸主既得利益者尋求外界支持其於新領土上的憲法權，並維持有效的政治力量以抵禦「敵意」且「有害」的立法。
在轉變的背後，是讓奴隸制度在南方經濟中變得空前重要的棉花產業。使其色彩鮮明且升高緊張者，為南北雙方帶著固定意識型態的唇槍舌劍、你來我往。
哈麗特·比徹·斯陀夫人的暢銷書《湯姆叔叔的小屋》（1851年）與廢奴運動（由William Lloyd Garrison於1831年成立「解放者」組織後宣布）的成長，刺激出精心製作的對奴隸制度的智識性辯護。於1859年在約翰·布朗襲擊哈普斯渡口後達到高潮的廢奴運動，聲浪日漸升高（時帶暴力），被視為連串的威脅。而且，在許多南方人的心目中，廢奴主義者企圖煽動諸如1790年代發生於海地，以及三十多年前由奈特·透那所企圖掀起的，黑奴暴亂。
詹姆斯·狄波（James Dunwoody Brownson DeBow）所建立的狄波評論（De Bow's Review）為在南方銷量領先的雜誌，警告農場主階級者關於在經濟上過度倚賴北方的危險。「狄波評論」出現後，成為脫離聯邦的相關意見領袖。雜誌中強調南方在經濟上的弱勢，將其歸因於北方在製造業、運輸業、銀行業、以及國際貿易上的霸權；在聖經章節中斷章取義為奴隸制度背書，並在經濟上、社會上、歷史上、與科學上，將奴隸制度由「必要之惡」推想成具「正面好處」；預示了現代的極權主義想法，尤其是納粹主義。J.H. Van Evrie博士在其《黑人與黑奴：前者為劣等種族：後者為其正當身分》（''Negroes and Negro slavery: The First an Inferior Race: The Latter Its Normal Condition''）一書中企圖將科學分析應用於書名所示的論點中。
隱而未顯的區域性歧異一下子受刺激成為貶損性的區域印象，其後復成為全面爆發的區域意識型態。在工業化資本主義於北方聲勢大起時，南方的作家則強調其社會中重視（但通常未曾實行）貴族政治的持點：禮貌、優雅、騎士風度、生活步調緩慢而有規律，且有餘暇。由此而支撐其奴隸制度較工業化勞工制度下的社會更人性化的論點。喬治·費茲修無疑是此論點最具影響力的辯士。在其《全都是食人族！》（''Cannibals All!''）一文中，費茲修論斷自由社會中的勞資對抗將產生「強盜貴族」與「窮鬼奴隸」，而奴隸制社會可避免此種對抗。他呼籲奴役北方的工廠作業員以救助他們。南方人含沙射影北方薪資工人被此種工作條件束縛終生，遭亞伯拉罕·林肯所反駁。而對自由之土的支持者而言，一個由奴隸制度根深柢固維持特權階級的靜態社會─即其對南方的刻板印象─是絕對要反對的事情之一。
黑奴德雷德·史考特
美國於內戰爆發之前，國內兩黨體制的穩定性向來有助於結合。舊式的政黨體制在全國各處開展地方派系與政治精英人脈之間的聯繫與結盟，並確保分裂性的爭議不致發生。美國的制度性結構本可妥善處理區域間的麻煩與爭端。早在1850年代之前，在奴隸制度推展至西部的爭議上，美國已然見識過相關的區域性爭執。導致內戰的不是這些爭執，而是1820年的密蘇里協議與1850年協議。
當工業革命與北方聲勢大振時，支持南方的民主黨在運輸、關稅、教育、與銀行往來的政策上，都逐漸變成阻礙地區進步的樊籬。尤有其者，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改變了北方的社會與經濟，相應蓬勃發展的群眾民主腐蝕了舊式第二黨體制的穩定性。區域意識型態在1856年之後日趨尖刻，而在激進共和黨人以傳單、演講、與報紙文章的協助鼓吹之下，持續成長中的群眾民主開始容許尖刻的意識型態成為政策。區域性緊張關係——社會菁英曾一度漠不關心——在當時逐漸沾染上自由之土與勞務自主的群眾意識形態。甚至連憲法都變成分裂的根源。1857年，最高法院在德雷德史考特訴桑福德案 一案中的裁決凸顯了憲法的曖昧性，因而腐蝕了受國家主義所尊崇的憲法所能賦予的結合力。
雖說以政策規範區域利益均勢的必要機制已受高度侵蝕，修正主義式史家，如藍道（Randall）與卡拉文（Craven）曾論斷，美國若由一整個世代更有能力的政治人物所領導，則回歸正軌不無可能。最值得注意的是，1858年在對萊康普頓憲法（Lecompton constitution）的論戰上，為保守溫和派的共和黨人與反行政部門的南方人間提供了結盟的最佳機會。
詹姆斯·布坎南總統決定敦促國會依萊康普頓憲法承認堪薩斯為蓄奴州以結束州內的動盪情勢。然而，堪薩斯州以超出一萬多票的多數民意重重地排拒這條憲法─至少正反雙方的評價都認為這是一場大騙局。在布坎南以總統職權強行達成目的時，他更加激怒了共和黨，以及自身所屬政黨的黨內盟友。道格拉斯派與行政部門因而關係破裂，視此事為曲解了人民主權的原則，即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根基。全國的保守派因深覺州權受侵犯而被激怒。即使在南方，邊境州內的前輝格黨員與一無所知運動者－最受注意者為約翰·貝爾（田納西政治人物，後為1860年總統大選參選人之一）及約翰·克里坦登（John J. Crittenden，區域性論戰之主要人物）─也敦促共和黨反對行政部門的措施，並應主張未設州政府的地區有權接受或拒絕獨立主權。
隨著民主黨內部裂痕加深，溫和派的共和黨人主張與民主黨內反行政部門的勢力─尤其是史蒂芬·A·道格拉斯─結盟以於186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取得關鍵性優勢。若干共和黨觀察家視因萊康普頓憲法所掀起的論戰為削弱民主黨於各邊境州所獲支持的良機，佛瑞曼在這些地區僅獲得到極少的支持。各邊境州過去經常以支持北方為基礎，抨擊輝格黨人，且並未威脅脫離聯邦。
此種策略的支持者之一為紐約時報。該報呼籲共和黨對反對人民主權的政策輕描淡寫，以利於達成所謂「再無更多蓄奴州」的妥協性政策，來平息區域性緊張關係。時報認為，共和黨為了能於1860年大選中競爭，須擴大其支持基礎以吸納為任何理由反對布坎南執政的選票。
日益增長的反民主黨執政的勢力間，其相互結盟實際上遭受強大壓力。但這樣的聯盟並非新奇的概念，更在其後於實質上將共和黨轉變為國家主義、保守性、聯合性的政黨。這實為輝格黨之餘緒。
然而，共和黨領袖們峻拒更動政黨對奴隸制度的立場；1858年全體九十二名共和黨國會議員表決支持克里特登─蒙哥馬利法案（Crittenden-Montgomery bill）時，共和黨領袖們認為他們放棄原則，表示駭異。雖然這個妥協性的議案阻止堪薩斯以蓄奴州的地位加入聯邦，由於其訴諸人民主權而非直接反對奴隸制度的擴張，因而令黨內領袖深感不安。
最後，克里特登－蒙哥馬利法案並未打造出共和黨、南方邊境州中的前輝格黨員、與北方民主黨員等反執政者間的大結合，反而僅止於將民主黨沿著南北界線分裂成兩半。布坎南殫精竭慮想要再度掌控所屬政黨，因而訴諸冷酷無情的鞭策。反萊康普頓憲法的民主黨人抱怨，支持奴隸制度的新考驗已然衝擊政黨。然而道格拉斯派反對向行政系統的壓力讓步。一如投向共和黨的反堪薩斯法案的民主黨人，道格拉斯派堅持他們，而非行政系統，博得北方民主黨人的支持。
由於南方的大農場主見其對行政、立法、司法機關的束縛力日漸降低；也由於南方民主黨人透過民主黨內的北方盟友在許多北方州運用權力的手法漸趨困難，區域內的極端性觀點戲劇性地強化。
儘管在185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大敗，共和黨領袖們體認到，即使他們只能吸引北方的選票，僅需再多贏得兩州，如賓夕法尼亞州與伊利諾州，共和黨即可於1860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勝。
當民主黨陷入內鬥時，共和黨領袖們則努力使黨提名人持續聚焦於西部奴隸制度的議題上，使他們能動員大批民意支持。蔡斯在寫給桑諾的信中提到，若黨內保守派得勢，可能有必要重建自由之土黨；許多共和黨人於爭辯奴隸制度相關的政經議題時，趨向於避免作出道德攻擊，蔡斯對此特別感到不安。
至當時為止，對於西部奴隸制度議題的論戰，並未達成任何固定的看法。不但向來約制區域衝突的機制已遭北方的公眾政策與群眾民主迅速侵蝕；南方的激進民主黨人與北方的激進共和黨人一個巴掌拍不響，雙方都使得區域衝突不斷成為政策論戰的核心。
其實，早在1840年代，威廉席瓦德便預想到這種可能性。其時民主黨尚為多數黨，掌控國會，總統職位，以及許多州的州內公職。在當時，奴隸主們在政府體制結構與政黨體系下，於美國不斷取得的新領土上得佔優勢，且儲備對國家政策的重大影響力。對於民主黨領袖們不願反對蓄奴的立場，以及該黨日漸支持南方的態度，群眾的不滿漸增。席瓦因而認為，高調吹捧民主是新政黨對付民主黨一黨獨大的唯一可行方法；輝格黨基於相同的理由，以反對奴隸制度作為黨綱。再一次，對於人口日增的北方民意來說，南方的奴工體制越來越抵觸理想的美式民主。
共和黨人相信「奴主勢力陰謀」（"the Slave Power Conspiracy"）攫取聯邦政府的控制權並依已意歪曲憲法。「奴主勢力」的概念使共和黨內的席瓦德之流，得以訴諸反對貴族政治達成其長期希望的政策聯合。奴隸制度對北方勞務自主以及民主價值造成威脅的概念，與反對奴隸制度的種種舊有爭議相融合，使共和黨人得以切入北方的社會核心思想─平等主義。
職是之故，186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共和黨大會甚至推出「正直的亞伯」（"Honest Abe"）作為政策代表，再三稱他為「勞工之子」與「邊民之後」，具體表現北方如何回報「正直的產業及辛勤的工作」。雖然林肯曾為輝格黨員，共和黨內的「全面覺醒派」以複製他曾砍劈過的欄桿來提醒選民其卑微出身。
幾乎在北方的每一州，都有政黨組織者企圖讓共和黨候選人，或各個反內布拉斯加提案運動聯合推舉的人士，出現在1854年的選票上。公眾受自由之土等議題所激勵，抗議與責難噴湧而出，其力量足以達成前此各個設定的目標。保守人士無從確定各個提名人選對南方而言都夠溫和，不會因而鼓動南方各州於1860年脫離聯邦。在激進份子掌控新成立的黨組織的地區，廣泛的激進性規劃成為政黨政策。在1856年共和黨發展為全國性組織時，激進人士舉足輕重；一如其於1854年夏，共和黨成立時所佔的份量。共和黨在紐約州、麻塞諸塞州、與伊利諾州等地的政黨大會上認可激進的政綱；在威斯康辛、密西根、緬因、與佛蒙特等州通過的政綱則呼籲政府與奴隸制度一刀兩斷；在賓夕法尼亞州、明尼蘇答州、與麻塞諸塞州等激進人士具高度影響力的地區，其政綱則要求廢止逃奴法，且再不能有新的蓄奴州。
保守人士於1860年共和黨在芝加哥所舉行的美國總統提名大會上，成功的阻擋對威廉·席瓦德的提名，他早有激進之名（但於1860年遭荷瑞斯·葛里利批評為過份溫和）。其他早期入黨或身為創黨元老的候選人由於曾反對輝格黨而在黨代表中樹敵太眾；林肯自第三輪投票中勝出。然而，保守人士無從復用「輝格主義」（"Whiggery"，即美國輝格黨之理論與學說；或譯民權主義）。大會提出的奴隸制度解決方案略同於1856年所提出者，但改用較不激進的詞句。次月，甚至連湯姆·尤英（Tom Ewing）與愛德華·貝克（Edward Baker）等保守人士也接受黨綱中「自由公民權為國土之正常狀態」等用詞。普遍來說，共和黨的組織者們有效地左右共和黨官式政策之走向。
於是，南方的蓄奴既得利益者們所不願面對的局面可能成真：共和黨籍的總統、以及新成立的自由州加入聯邦將改變南北均勢。對許多南方人而言，萊康普頓憲法轟轟烈烈的失敗是更多自由州即將加入聯邦的惡兆。自密蘇里協議的年代起，南方便殫精竭慮尋求維持蓄奴州與自由州在全國範疇與在參議院中勢均力敵。自前一個蓄奴州於1845年獲允成立後，聯邦已加入五個自由州。延續傳統均勢的可能性已越來越不可能。
自亞歷山大·漢彌爾頓與托馬斯·杰斐遜相互對抗的時代起，雙方基於銀行業務、貿易往來、土地讓渡與內部改良等事項，在農業、都市、與金融等各種利益上已然相持不下。在1920年代之前，各方將這場鬥爭視為無從抑制的經濟衝突，而非道德衝突，這一點在相關的歷史文獻上有完整記載。
查爾斯·畢爾德與瑪麗·畢爾德（Mary Beard）於《美國文明之勃興》（''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 1927）一書中論斷，奴隸制度不但是經濟體系（如勞務制度），更是社會文化體系。畢爾德，以及《美式資本主義的勝利：十九世紀末美國歷史上的發展力量》（''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 The Development of Forces in American History to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940）一書作者路易斯·哈克（Louis Hacker），引述了東北方的金融、製造、商業各方面與農業南方之間，為保護自身利益而競相操控聯邦政府所導致的內因性衝突。據當時的經濟決定論者的說法，奴隸制度與州權的爭議不過是煙幕。
所謂的畢爾德─哈克之說並不為近代的史學家接受，但其經濟決定論對後繼的歷史學者影響甚鉅。雷蒙度·魯拉提（Raimondo Luraghi）等現代的理論家論斷，在工業革命全球性擴展時，連串的農業與前資本主義等「反動」社會自義大利到美國南方以至於印度，遍及天下。魯拉提將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發展與美國的反蓄奴運動相連結，置美國內戰於十九世紀時，普遍革除非自主勞務（unfree labour）體制的整體情境中：從西半球的奴隸制度，到帝俄的農奴制度（Russian serfdom）以至於奧匈帝國的「機械般的工作者」（''robot''）。
然而，巴林頓·摩爾在《獨裁與民主的社會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一書中並不同意此說。他論斷，衝突或是妥協，端賴於特定時期中整體的歷史條件。以其對於歷史架構的比較研究為基礎，摩爾著重於近代若干特定社會中，身為地主的貴族如何維持其政經力量。依此說法，可聯想至德國歷史。為了在國家的貴族地主與興起的中產階級之間達成一致性，德國的政治與經濟有所連結。不同於美國南方農場主階級的是，普魯士十九世紀的特權階級（容克）在德國總理俾斯麥的監護之下，釋出其權勢所及的自耕農並與部份大型產業形成聯盟。這些產業樂於接受特權階級的協助，以使地方上的產業工會與社會主義者受家長政治的抑制。職是之故，在非自主性勞工為基礎的貴族社會，與勃興的工業資本主義之間，必定要有某種特殊的歷史情境存在，才能阻礙兩者達成一致性。不同於德國的是，美國北方的資本家─至少比較性地說─得以與全國社會中的其他各團體結盟。
1857年金融大恐慌與導致這場大恐慌的財政拮據，強化了共和黨的力量，也加劇區域緊張關係。在金融恐慌發生之前，經濟在相應的低關稅之下得以強力增長，於是全國大多致力於成長與繁榮，不計其他。例如說，自1850年協議成立至提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的數年之間，區域性衝突減輕很多。
然而，在成長與繁榮的背後，鋼鐵業與紡織業自1850年後開始面對逐年加劇的嚴重困難。在1854年，世界鋼鐵市場中的鋼材過剩；鋼鐵價格下降，迫使美國美國多家工廠停工。不久之後，西部的農夫成為受創的一群；克里米亞戰爭原本支撐著美國糧食輸出的需求，但戰爭於1856年結束後，對食物的需求滑落，導致糧食價格遽降。
西部的農夫與北方的工人將這波大蕭條歸咎於南方所控制的民主黨主政下的低關稅經濟政策所致，但至少在這場大恐慌剛開始，而經濟蕭條隱而未顯時，不僅南方人猜疑北方的銀行貿易業務，西部人也同樣有著深切的疑慮。由於對貸款的利息支出成螺旋式不斷加劇，許多西部的墾殖者因而喪失抵押品贖回權，將土地斷送給令人詛咒的「波士頓財閥」與「紐約放高利貸者」。美國南方，因大恐慌造成的衝擊相對輕微，而將北方的商業中心當成笑柄。若干南方評論員視北方製造業的窘境為南方經濟體系具優越性的明證。
在蓄奴州與自由州之間的裂痕加深的同時，西部由於其農產品因應東部的需求而改變，因而更加靠向北方。因為「運輸革命」（運河與鐵路）以及通訊設施（特別是電報）的進展不斷提高，西部大量的小麥、玉米及其他主要農產品得以穿過曾一度難以跨越的阿帕拉契山脈，湧入東北部市場。
然而，高運輸成本使得在西部價值0.7美元的小麥在紐約須以1.2美元售出。高度的不景氣使西部迫切需要聯邦補貼，並在交通運輸（如運河、鐵路以及港口設施）上作內部改善；改進交通運輸可降低經鐵路運送至東部的小麥價格。由於經濟不景氣，企業家們認為，迅速且永久性的改善西部的產品市場無比重要，各自耕農因之可直接供應市場並獲取可觀的利潤。
這場大恐慌緩和了北方工業家們對人力西向拓殖而導致勞力短缺的憂慮，從而支持自由之地的呼籲─並使南方對局面發展抱持敵意。同時，自由之土的新聞媒體與共和黨又鼓動強烈的民意反應，指出南方大農場主在參議院中的利益代表扼殺了1862年自耕農場法（Homestead Bill of 1862）。西部的自由之土的報紙經常散發令人疑信參半的主張：若自耕農場法得以通過，公有土地的售價會降低，且因此將有某種方法可防止經濟蕭條。
美國的自由之地運動之存在促成國內的勞資結合。而且，因為國家未受到城市無產階級革命，或農民起義的威脅，工業與農業的菁英們缺乏在德國與義大利等國家激勵團結的誘因。北方資本家與西部農業經營者的相互往來，使得南北兩方沒有共同利益促成彼此結合以防止戰爭。
可作比較的是，不到十年前，大西洋彼岸的失業者高聲呼求：「吃不飽便起事！」（Breads or leads!）並豎起路障、高舉紅旗─這是史上首次以紅旗代表無產階級─推翻法國第二共和。
1857年大恐慌之後雖然北方出現了排隊買麵包的長龍與救濟機構，美國各都市並沒有充塞技工與無套褲漢（即法國大革命時，身處社會底層的勞苦大眾，又譯「不穿馬褲者」），也沒有歐洲式的農民暴動。1857年，在歐洲見證了激進運動、工會、與革命策略之興起時，在美國卻是提供免費農場給窮苦東部工人的局面。總而言之，美國利用未開發地區來廣布房產確立了早期的競爭性以及資本利已主義。
除了土地爭議之外，經濟拮據增強了共和黨提高工業製品關稅以因應經濟蕭條的主張。共和黨宣稱，反動的、農業的、封建的南方掌控了中央政府，玩弄整個北方的選民。時當民主黨的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執政，南方的選民們自然要為沒水準的1846年華克關稅法負大部分的責任。
在此同時，許多南方人對送土地給農民的「激進」主張感到不滿，認為會導致送掉的土地「廢奴化」。南方脫離聯邦的意識型態於1857年大恐慌之前已經因為狄波之流得到充分發展，大恐慌使更多棉花鉅子確信他們的成長太依賴東部的金融利益。《民主評論》前編輯湯瑪斯·普瑞提斯·凱特爾（Thomas Prentice Kettell）是1857至1860年間南方另一個夙素盛名的時事評論者。凱特爾在其《南方之富與北方之利》（''Southern Wealth and Northern Profits''）一書中收集一堆統計數據，顯示南方生產了鉅額財富，而依賴原物料的北方，則吸取南方的資源。他從而論斷，南北不均來自於北方對製造業的壟斷，與其在通訊、運輸、金融、與國際貿易上的霸權。凱特爾的觀念與農本學說（重農主義）可相比擬；該學說認為所有製成品與貿易皆源自土地。巴林頓·摩爾等政治社會學家注意到，這種懷舊的浪漫情懷趨向於在工業發展的地方橫生枝節。
南方對自耕農的敵意給北方與西部農人結盟的良機。在1857年至1858年之間的政治重整後，因共和黨嶄露頭角及其全國各地方支持者的人脈，悄悄產生力量，幾乎所有爭議在當時都會捲入奴隸制度擴展到西部的爭論中。在1854年之前的政黨環境中，在關稅、銀行保險、公地、與對鐵路補貼等問題上，北方與西北方並未利益一致對付南方奴隸主；而如今轉為區域性衝突，尚且牽涉到奴隸制度擴展到西部的問題。
由於共和黨在大蕭條中鞏固實力，蓄奴既得利益者們確信北方對南方的生活方式存有具敵意且積極進行的謀略。南方於是成為極端分離主義者的沃土。
由輝格式性格所驅動在共和黨，其鼓動觀眾激動叫好的競選活動，激起蓄奴州歇斯底里的情緒，與林肯的出線共同加劇分裂的傾向；南方的「呑火者」為共和黨在西部與北方的選民對「奴主勢力陰謀」的想法提供論據。而南方重啟非洲奴隸貿易的新主張顯然不能和緩區域性緊張關係。
自1840年代起，至戰爭爆發前，奴隸的價格穩定升高。而同時的綿花市價卻一如各種典型日用原物料般波動。在1857年大恐慌之後，棉花價格跌落，而奴隸價格持續陡峭上升。次年，在南方商業會議上，阿拉巴馬州的威廉·揚西（William Lowndes Yancey）呼籲重啟非洲奴隸貿易。當中只有中南方（the Upper South）各州因自國內貿易得利，其會議代表反對重啟對其具潛在競爭性的奴隸貿易。這場1858年的會議，儘管有若干保留意見，在結束前仍通過駁回一切不利於奴隸輸入的法律條款。
最初一開始，紐約州的威廉·亨利·蘇厄德、俄亥俄州的薩蒙·P·蔡斯、與賓夕法尼亞州的賽門·卡美容（Simon Cameron）在共和黨的總統提名戰中鼎足而立。但在1858年和道格拉斯之中獲得名聲的前眾議員林肯，黨內反對者較少，且計謀超出三人。五月十六日，他在伊利諾州芝加哥市舉行的共和黨大會中獲得提名。
民主黨因萊康普頓憲法而分裂，導致南方的「吞火者」反對史蒂芬·A·道格拉斯爭取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當北方民主黨員支持道格拉斯時，南方民主黨員則自立門戶推舉約翰·C·布雷肯里奇。南方的農場主階級因而輸掉大多數可操縱全國政策的議案。因著民主黨的一分為二，共和黨提名人面對的是分裂的對手。
令林肯更增優勢的是，邊境州的前輝格黨員早先已組成了憲政聯合黨（Constitutional Union Party），並提名田納西的政治人物約翰·貝爾為總統候選人。於是，各政黨提名人變成在打區域性選戰。林肯與道格拉斯競逐北方的選票，而布雷肯里奇與貝爾競逐南方的選票。
「選你自己一個農場─選你自己一條關稅法」（"Vote yourself a farm-vote yourself a tariff"）是共和黨1860年的競選口號。整體來說，企業界支持農業界（同時也受工人歡迎的）對土地的主張以換取其對高關稅的支持。在公意如此下，1860年共和黨要求投林肯一票的政見招徠「鐵與麥的聯姻」。美國內戰後來被稱為「美國二次革命」。以大尺度看來，自工業革命以來宣洩的新型社會力量支撐了在1860年大選勝出的政權。例如說，在布坎南總統卸任前數天，國會在南方議員集體缺席的情況下，通過莫瑞爾關稅法將稅率回升至1846年的水準。許多南方人將該法案擬之為導致拒行聯邦法規危機的「令人嫌惡的關稅」。
自1850年代中期，共和黨成為美國史上第一個區域性多數黨起，美國政治發展便走到區域衝突的結束階段。雖然南北爭執焦點所在的西部不適於種殖棉花，南方的分離主義者將其政治餘波當作其主導全國性政策的能力劇降的訊息。曾拱衛奴隸體制的民主黨，在內戰前曾被視為支持南方，容許南方在美國日增的新領土上佔有不公平的優勢，並控制全國性政策。但於1850年代中期的選舉人重組後遭重挫。1860年的關鍵性選舉，標誌著民意集體效忠政黨的既有格局徹底改變。亞伯拉罕·林肯的當選，是全國性與地方性利益合縱連橫下，競爭均勢的分水嶺。
大選結果確定後，南卡羅萊那州召開特別會議聲明：「特此，今將南卡羅萊那與其他各州以「美利堅合眾國」為名歸於治下之聯邦茲已瓦解，」（"that the Union now subsisting between South Carolina and other states under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hereby dissolved,"）預報另外十個南方州將於1861年5月21日脫離聯邦。由於南方的反對派議員己被驅逐出國會，共和黨並不打算滿足南方本可促成協議的主張。
亨利·威爾森，《奴主權勢興衰史》（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 Power, 1872-1877）一書作者
在協議案上的爭端（尤其是林肯拒絕克里坦登協議案（Crittenden Compromise）以及失於確保在1861年批準科溫修正案）開啟內戰史編纂者間持久的論戰。就在戰爭進行中，威廉·席瓦德（William H. Seward）與詹姆斯·布坎南已為這個無從逃避的問題概略爭辯過；其後的歷史學家對此更展開長逾一世紀的辯論。
區域性衝突延燒全國的兩種彼此相左的觀點在戰前即已出現。布坎南相信區域性敵意為偶發，不一定是受自私自利者或狂熱者所煽動。他同時也與共和黨內的「狂熱者」針鋒相對。另一方面，席瓦德相信，持續對立的力量間的相互衝突勢不可免。
衝突無可避免一開始為主流史觀。戰後十年間，內戰史通常反映北方參戰者的觀點。此戰無疑是問罪於南方的道德之戰，衝突的導因為奴隸制度之圖謀。亨利·威爾森的《奴主勢力興衰史》（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Slave Power, 1872-1877）一書為前述道德說的典型，書中論說北方人為聯邦存續，為反制「奴主勢力」來犯的圖謀而戰。其後，在其七卷的《自1850年協議至內戰的合眾國史》（''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to the Civil War'', 1893-1900）中，詹姆斯·羅德斯（James Ford Rhodes）視奴隸制度為內戰的核心─差不多就是唯一的─原因。南北雙方在奴隸制度的爭議上到達既無可妥協又無法改變的地步，衝突勢不可免。
但此戰得以避免的觀點於1920年代在史界浮上枱面。當時的「修正主義者」們對衝突的序幕提出新的論據。歷史修正主義者，如詹姆斯·藍道（James G. Randall）與艾弗里·卡拉文（Avery Craven）認為南方的社經體制並未有足以引發戰爭的根本性歧異。藍道歸罪於「躁進世代」領袖們的愚昧言行。他同時也將奴隸制度視為本質上仁慈的體制，卻在十九世紀的潮流中粉碎。另一個歷史修正主義的領袖人物卡拉文，較藍道更著重於奴隸制度，但論點大致相同。在其《內戰的來臨》（''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1942）一書中，卡拉文論斷奴工的處境並不比北方的工人惡劣多少，奴隸制度已在完全絕跡當中；而承襲自亨利·克萊與丹尼爾·韋伯斯特等偉大的國會政治家們，嫻熟且負責的政治領袖們，本可防止戰爭爆發。克萊與韋伯斯特是美國政治史中，兩位最重要的人物，在十九世紀前半，他們皆以熱烈的愛國情操獻身聯邦，傾向於調和鼎鼐，與1850世代領袖人物的作為可為對比。
另一個可能是，1850年代的政治人物一點也沒有無能到反常的地步。新近的研究，旨在保持歷史修正主義的解釋基礎下，強調政治性煽動的作用（例如南方民主黨與北方共和黨內的政治人物們保持著以區域衝突為政治論戰中心的路線）。大衛赫伯唐納德（David Herbert Donald），生前始終是該領域的史學領袖，他於1960年論說，1850年代的政治人物並不是無能到反常的地步，他們所活躍的社會，其傳統限制在民主的表象下已遭腐蝕的。簡單的說，湊合著維持聯邦體系的持久性兩黨體系，在1850年代終於崩解，因而增強區域性衝突，且無從抑制。
為支持此種解釋，政治社會學家曾指出，民主政治的穩定運作，有賴於各政黨概括結合並代表各種利益；而在各主要政黨具有共同的基本價值觀時，和平解決社會衝突的方案較易佔有一席之地。1850年代之前，第二時期的兩黨體制─民主黨與輝格黨的競爭─符合這種模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區域性意識型態與爭議並不涉入政治活動，以維持跨區域政治性結盟的網路。然而，儘管民主黨與輝格黨盡最大努力排拒，1840與1850年代的意識型態仍找出途徑涉入政治體系的中心。而民主黨及輝格黨對內戰調和的分裂及失敗，造就共和黨在今後的美國歷史長期主導美國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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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lane course - 桑特堡事件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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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vilWar.com 各項原始資料，包含各州的脫離聯邦宣言。
*  Alexander H. Stephens' Cornerstone Address
*  Alexander Stephens日記之一章，日期為1866年，反映美國內戰之起因
*  1850-51之間各項聯邦憲法性爭議
《柯塞特的肖像》（）是日本2004年的OVA動畫作品，全三集。
全劇以「哥德蘿莉」為主題，內容充滿著哥德式恐怖，懸疑及神秘的氣氛隨處可見，也有戀愛故事的描寫。作品的標題隱藏著重要的秘密。登場角色柯塞特的聲優是從公開試音會中挑選的新人井上麻里奈，同時也成為本作主題曲的主唱者。
根據Aniplex的官方說法，本作被視為《魔法少女小圓》的原點。在故事旨趣上，本作相當於《小圓》的雛型。
日文版DVD封面標題的法語「」是文法上的錯誤，正確應為「」，這在北美版DVD進行了修正。
繪畫學生倉橋永莉在一家名叫「香蘭堂」的古董店打工，那裡放有一隻「被咀咒的器具」…從那隻玻璃杯中映照出一個住在歐洲式城堡中的美麗異國少女。永莉在那個世界愉快地與少女交往。然後，在一星期後的晚上…
: 靈魂藏於一隻精緻的威尼斯玻璃杯的漂亮女孩，有著金色的頭髮，漂亮的眼睛及柔弱的身軀。她那令人迷住的美麗被一同藏於杯內。
: 很有潛質的年輕畫家，於親友所開的古董店裡打工。然而在不小心把一隻玻璃杯絆倒後，他的世界改變了。那隻杯為他打開了一道通往奇異世界的門。
''此為動畫開頭及予告短片中所唸的一段獨白''
改編自奧地利詩人萊納·瑪利亞·里爾克的一首詩石像之歌（李魁賢譯《里爾克詩集III》（臺北：桂冠，1994）中將此詩譯為柱形雕像之歌）
* 先行盤DVD：柯塞特的肖像
* 柯塞特的肖像 Vol.1（2004年5月26日發售）
* 柯塞特的肖像 Vol.2（2004年7月28日發售）
* 柯塞特的肖像 Vol.3（2004年12月22日發售）
* 企劃、原作：COSSETTE HOUSE、ANIPLEX
* 製作人：藤本昌俊、安西武、阿部愛
:;「寶石」
:: 作詞、作曲：梶浦由記；歌：井上麻里奈
:: 片尾插畫：鈴木博文
:;「Ballad」
:: 作畫監督：鈴木博文、千葉崇洋；作畫監督補佐：千葉崇洋
* 柯塞特的肖像 原聲大碟（2004年12月1日發售）
**# the main theme of Petit Cossette
**# somewhere I belong
**# leave me cold
**# in a beautiful morning of May
**# a prophet's dream
**# silent ceremony
**# my love,so sweet
漫畫版共2冊，作者桂明日香，日本講談社2004年出版。
* 柯塞特的肖像 1（2004年8月23日）
* 柯塞特的肖像 2（2004年12月）
在臺灣，由東立出版社代理出版。
單田芳，本名單傳忠，男，生于遼寧營口，籍貫河北保定淶水縣（父系祖籍山東德州臨邑縣，祖父入贅），中國大陸評書表演藝術家、第三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中國曲藝家協會會員以及中國通俗小說研究會會員。其評書表演在語言上比較質樸，以聲繪形繪色繪情上尤為見長；其個人評書節目和相關視頻也自199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中國中央電視臺等中國內地各大電視頻道上相繼播出，其聽眾多達6億人。2018年9月11日下午3點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醫院去世。
50年代，單田芳父親蒙冤入獄，母親與父親離婚。1953年考入東北大學，后因身體與家庭原因放棄學業從事評書藝術，師從李慶海。1955年，單田芳進入鞍山曲藝團，得到西河大鼓名家趙玉峰和評書名家楊田榮的指點。24歲正式登臺。不僅表演傳統評書，也有許多新書作品。
文革中因言獲罪，遭到迫害，甚至曾被造反派踢碎牙齒。身上兩處骨折。
文革結束后，單田芳得以重新返回舞臺說書。從鞍山人民廣播電臺開始逐漸被全國評書愛好者接受，成為中國大陸首屈一指的大家。據統計，每天最高峰時有1.2億聽眾收聽單田芳的評書。
單田芳繼續發展評書藝術，創立北京單田芳藝術傳播有限責任公司，任董事長。
2018年9月11日下午3點30分，單田芳因病在中日友好醫院病逝，享壽84歲。
《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水滸傳》，《大明英烈》，《民國英烈》，《曾國藩》
《亂世梟雄》，講述張作霖及張學良父子的一生。
《三俠五義》，講述北宋仁宗年間以三俠（指北俠歐陽春、南俠展昭、丁氏雙俠丁兆蘭、丁兆蕙（二人為一俠））；五義（指鉆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鉆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這五鼠弟兄）為首的俠義之士協助青天包公平奇冤辦要案的故事。
《白眉大俠》，講述北宋初期以徐良為首的正義之士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故事，故事承接自《三俠五義》與《七杰小五義》。后改編為同名武俠電視劇。
《林則徐》，80集視頻評書，講述清朝道光時期，林則徐以欽差大臣身份在中國廣東禁煙及被革職后的故事。
「凡有井水處，皆聽單田芳。」單田芳藝術生涯作品累計100多部，在中國大陸600多家電臺、電視臺播出，影響多代中國人。由于單田芳知名度頗高且嗓音獨特，常有人模仿他的聲音。
單田芳出身曲藝世家，外祖父王福義是闖關東進沈陽最早的竹板書老藝人；母親王香桂是三四十年代著名的西河大鼓演員，人稱“白丫頭”；父親單永魁是弦師；大伯單永生和三叔單永槐分別是西河大鼓和評書演員。妻子王全桂，比單田芳年長8歲。
*《言歸正傳——單田芳說單田芳》ISBN 9787500848776
王小虎可以指：
* 王小虎 (龍虎門)，香港漫畫《龍虎門》漫畫主人翁。
* 王小虎 (新著龍虎門)，香港漫畫《新著龍虎門》漫畫主人翁。
* 王小虎 (仙劍奇俠傳)，電玩「仙劍奇俠傳二」的遊戲男主角。
* 王小虎 (臺灣政治人物)，臺灣太陽花學運太陽花出關晚會主持人。
元熙（304年十月—308年九月）是十六國時期漢光文帝劉淵的第一個年號，共計5年。這也是前趙（漢）的第一個年號。
元熙五年十月改元永鳳元年。
**建武（304年七月-304年十一月）：西晉惠帝司馬衷的年號
**建興（304年十月-306年六月）：成武帝李雄的年號
**永興（304年十二月-306年六月）：西晉惠帝司馬衷的年號
**光熙（306年六月-十二月）：西晉惠帝司馬衷的年號
**晏平（306年六月-310年）：成武帝李雄的年號
**永嘉（307年-313年四月）：西晉懷帝司馬熾的年號
永鳳（308年十月-309年四月）是十六國時期漢光文帝劉淵的第二個年號，共計2年。
永鳳二年五月改元河瑞元年。
胸膜腔（pleural cavity）為壁層胸膜和臟層胸膜之間反摺包圍的一對空腔，左右胸腔各有一個。臟層胸膜緊緊被覆於肺臟表面，而壁層胸膜則緊貼於上。胸膜腔內含有潤滑的液體，以避免臟器和胸壁之間摩擦，進而造成損傷。
*  Photo of dissection  at kenyon.edu
河瑞（309年五月-310年六月）是十六國時期前趙政權漢光文帝劉淵的第三個年號，共計2年。
河瑞二年七月，劉聰即位，改元光興元年。
**永嘉（307年-313年四月）：西晉皇帝晉懷帝的年號
**晏平（306年六月-310年）：成漢政權李雄的年號
壁胸膜是胸膜的一部分，被覆于胸壁內側、縱隔兩側和膈上面，也突至頸根部等處。
按壁胸膜襯覆部位不同分為以下部分：
*肋胸膜（costal pleura）
*膈胸膜（diaphragmatic pleura）
*縱隔胸膜（mediastinal pleura）
*胸膜頂（cupula of pleura）
王重陽與北七真。中間端坐者為王重陽，孫不二居其左首第二。
孫不二，原名富春，自號清靜散人，人稱孫仙姑，山東寧海人，金朝道教人物，全真七子之一。元世祖賜封「清靜淵真順德真人」，元武宗加封為「清靜淵貞玄虛順化元君」。
孫不二生於宋徽宗重和二年己亥（二月改元宣和元年）正月初五（1119年2月16日）。寧海人，孫忠翊（一說孫忠顯）之女。在出家前是馬丹陽之妻，爾後與夫婿馬丹陽皆皈依全真道祖師王重陽。金世宗大定九年巳丑五月初五（1169年6月1日），孫不二於金蓮堂出家，和另外六位師兄共稱全真七子，為全真教清靜派創始人。
著有《不二元君法語》。
在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及《神鵰俠侶》中曾與其他全真六子一同出場，但次數不多。徒弟為程瑤迦。在《神鵰俠侶》中被楊過強行擄走，為楊過和小龍女拜堂成親作見證。
登場回數：《射雕英雄傳射》25-26，34-35；《神雕俠侶》4，11-14，20-23，27-28，37-39
category:金朝道士
category:山東道教人物
失語癥（aphasia）是一種言語和語言障礙所綜合而成的癥狀受損而引發的，目前美國境內大約一百萬人中，就有一位失語癥的患者。最常見的病因是由中風（CVA）所引起的。若一個人的言語或語言在四個主要溝通的語言機制中，伴隨著語言習得腦區的損傷，或在短時間內有顯著的語言衰退現象（progressive aphasia），出現一個或多個語言機制的損傷，將被診斷為失語癥患者。這四個溝通的語言機制分別為聽覺理解、言語表達、閱讀和寫作，以及功能性的溝通。
失語癥患者，可能在說話、閱讀，或書寫上，有語言表達能力的障礙，但是智力並不會受到失語癥的影響。失語癥也會影響視覺語言 ，如手語。與此相反的是，日常溝通使用的慣用語往往被保留下來； 譬如，在中，由于布羅卡區受損，患者失去了詢問他人生日的語言能力，但依然可以唱生日歌。在失語癥中最普遍的病癥為，指運用字詞有困難的病狀。
「失語癥」是指一個或多個語言溝通機制已經受到損害，因此無法正常運作。不過，失語癥並不屬於感覺（sensory）、智力（intellectual）、或精神疾病（psychiatric）上的缺陷，或是肌肉無力及認知失調，因為這些都跟言語不相關，而失語癥是跟個人語言能力有關。一個人的「語言」是經由社會化與思維進一步去口語表達的過程，它並不是由外圍運動（peripheral motor）或感知困難（sensory difficulty）所造成的結果，像是癱瘓（paralysis）只會影響發聲肌肉或引發一般的聽力損傷。
西方語言「aphasia」一詞，源於古希臘語：''a-''(「無法」) + ''phásis'' (''φ?σι?'', 「說話」)。
當左半球的腦區受損時，會引發失語癥
失語癥中，由中風引起的最為常見，但其實只要是控制語言的腦區受到損傷或得病，像是腦腫瘤，腦外傷，和進行性神經疾病（progressive neurological disorders），都會引發失語癥。在極為罕見的情況下，皰疹型腦炎（herpesviral encephalitis）也可能會引發失語癥。單純皰疹病毒會影響額葉（frontal lobes）、顳葉（temporal lobes）、皮下結構，以及海馬組織（hippocampal tissue），並觸發失語癥。若是由急性疾病引發的失語癥，如頭部外傷或中風，病情通常會迅速惡化。若是由腦腫瘤、感染，或癡呆癥（dementia）所引起的失語癥，病情惡化的較慢。
中風分為兩種類型：缺血型中風（ischemic stroke）和出血型中風（hemorrhagic stroke）。當原本可以將血液輸送到不同腦區的動脈被血塊阻塞時，會引發缺血型中風，病發的頻率將近八成。栓子是指在血管中游離的團塊，可以藉由循環系統在血流中被運送到遠離它起點的微血管，造成血流阻塞。而當腦血管破裂時，則會造成出血型中風，出血或腦組織周圍。病發的頻率大概為兩成，但是每次病發情況都是非常嚴重的。而最常引發出血型中風的原因是動脈瘤（aneurysm）。
雖然以上列出的疾病都是引發失語癥的潛在原因，但失語癥通常只會發生在，當有實質性損害導致左半球大腦（負責語言功能）中的腦皮層外層）和/或底層的白質（white matter）。
若在上圖的藍色區域中有實質性損害，都可能會引發失語癥。左半球深皮層下結構的損傷有時候也會引發失語癥，包括丘腦（thalamus）、腦內囊（internal capsules）、腦外囊（external capsules），以及尾狀基底核失語癥的類型與癥狀取決於受到損傷和萎縮的區域與程度。只有極少數的患者是因為右半球腦區受損而出現失語癥的情況。有研究顯示，這些患者可能會因為左半球生病或受傷，而有不同於常人的大腦組織，所以整體來說會比一般人更依賴右半球的語言技能。
原發型進行性失語癥（PPA），其實是癡呆癥的一種，它的某些癥狀與其他失語癥密切相關。它的特點是語言運作會逐漸損失，而其他認知領域的運作大多都不會受到影響，如記憶和個性。PPA患者通常一開始會突然遭遇到找字詞的困難，而他們對正確和合語法句子（語法）的架構與理解能力會逐漸下降。PPA並不是由中風、創傷型腦損傷（TBI），或感染性疾病所引發的，但至今我們未能確切地指出PPA的病因。
最後，某些慢性神經疾病，如癲癇（epilepsy）或偏頭痛（migraine），都可以當作暫時性失語癥的前驅病狀（prodromal）或偶發癥狀。失語癥也列為芬太尼貼劑（用於控制慢性疼痛的一種鴉片）的一種罕見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