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喬治·馬丁與布賴恩·威爾遜一道，普及了“”輔助創作的這一思路。“將錄音技術融入創作過程中”是《佩珀中士》的一項重要創新。埃德加·瓦雷茲的《電子音詩》是這一步的先行者。那部作品使錄音不再只是單純的記錄手段，還是創作的實現手段。《生命中的一天》就是這一思路很好的例證。在《佩珀中士》錄制期間，羅伯特·穆格正在研究第二代鍵盤合成器。但專輯并沒有用上這種合成器。錄制過程是依靠在阿比路錄音室可以用到的電子與原聲樂器以及現場錄制實現的。音樂家兼制作人亞倫·派森認為，由于《佩珀中士》“人們開始認為一張專輯可以花一年的時間來制作。他們意識到專輯是聲音的藝術，不只是音樂方面的創作。這種想法后來逐步轉化為將唱片不只視為現場表演的再現，而且還是獨立的作品。”
阿比路錄音室
奧利弗·朱利恩認為《佩珀中士》是“錄音室轉化為創作工具的象征”，標志著“流行音樂進入為唱機創作的時代”。它長遠的商業成功與巨大的影響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馬丁和他的工程師同事們利用錄音室設備發明的新的技術和手法。類似于在引出槽中放入隨機雜音的這種藝術實驗是這張專輯最典型的特征。在披頭士研究者看來，《佩珀中士》是樂隊最后一部團結合作的作品。成員間的關系在專輯完成即開始惡化。到了1968年發行白色專輯時，他們的凝聚力已完全消失。埃默里克也曾注意到哈里森與斯塔爾在這張專輯中的邊緣化，并表示《佩珀中士》比起之前專輯來說，列儂與麥卡特尼的個人色彩進一步加深，樂隊合作的味道更淡了。
伊恩·英格利斯表示《佩珀中士》還有一處值得后人銘記的地方是封面“與音樂、藝術以及時空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對應”。在這張專輯發行之后，封套不再是“聆聽專輯時可以放置一旁的多余之物，而是這個過程中拓展音樂體驗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張封面促進專輯成為值得批判性分析的話題。“流行音樂的結構和文化”就此登上大雅之堂。他還寫道，《佩珀中士》的在視覺和美學角度都具有開創性。其創新而富有想象力的設計受到廣泛的贊譽。它成為平面設計涉足流行音樂的早期推手之一，并被認為是藝術和流行文化之間的明確聯系的源流之一。蒂姆·萊利認為這張封面是“史上最有名的波普藝術作品之一”。英國廣播公司在1990年代后期把它列入了英國二十世紀藝術和設計杰作名錄。2008年，封面上用到的標志性的低音鼓皮以67萬歐元的價格拍賣出售。
《佩珀中士》是披頭士首張英美兩國發行的版本收錄曲目完全一致的專輯。下列信息引自劉易松及麥克唐納的描述。
《佩珀中士》50周年公告牌（攝于倫敦）
2017年5月26日，專輯發行了4個版本的50周年紀念版：單CD，雙CD套裝，雙黑膠套裝以及6碟超豪華版。首張CD收錄了一個由制作的新的立體聲混音版。在現代技術的加持下，2017年混音版相比起原版聲音更加通透，空間感更加明顯。其他碟片則收錄了其他混音版以及未發行過的素材。6碟套裝有4張CD、1部紀錄片（DVD和藍光兩種版本）和專輯的5.1環繞混音版。
在50周年紀念期間，BBC、PBS以及Arte播放了由蘋果唱片制作、撰稿并主持的紀錄片《佩珀中士的音樂革命》。此外，世界各地多處著名地點，包括紐約時代廣場，都以各種形式，包括張貼海報及樹立公告牌，紀念專輯發行50周年。
下列信息引自劉易松及麥克唐納的描述：
* 約翰·列儂：主唱，和聲，背景人聲；節奏、主音以及原聲吉他；和最后的鋼琴和弦；口琴，及其他音效（包括梳子刮擦面巾紙的聲音）；鼓掌聲，小手鼓及沙錘
* 保羅·麥卡特尼：主唱，和聲，背景人聲；低音及主音吉他；電子琴與原聲鋼琴，與哈蒙德管風琴；鼓掌聲；樂隊練聲音效，循環帶及其他音效包括梳子刮擦面巾紙的聲音）
* 喬治·哈里森：和聲，背景人聲；主音、節奏以及原聲吉他；西塔琴；彈撥爾；口琴和卡祖笛；鼓掌聲和沙錘；《身內體外》中主唱
* 林戈·斯塔爾：鼓，康加鼓，小手鼓，沙錘，鼓掌聲和管鐘；《得益于我朋友的小小幫助》中主唱；口琴；最后的鋼琴和弦
* ：音頻工程師；循環帶及其他音效
* 喬治·馬丁：制作人和混音師；循環帶及其他音效；《補上漏洞》中的大鍵琴，《為凱特先生好！》中的勞里管風琴和簧風琴，《為凱特先生好》中的勞里管風琴和鐘琴，《得益于我朋友的小小幫助》中的哈蒙德管風琴，《變好》中的鋼琴以及《可愛的麗塔》中的鋼琴獨奏；最后的管風琴和弦
;合作音樂家
*《佩珀中士的寂寞之心俱樂部樂隊》中的圓號四重奏：尼爾·桑德斯，詹姆斯·W·巴克，約翰·伯登，托尼·蘭德爾（馬丁與麥卡特尼編曲指揮）；
*《她要離家出走了》中的弦樂部分和豎琴（邁克·萊安德編曲，馬丁指揮）；
* 《身內體外》中的塔布拉鼓、迪爾魯巴琴、彈撥爾及由的成員演奏，此外的弦樂部分由哈里森和馬丁編曲指揮；
* 《在我六十四歲時》中的單簧管三重奏：羅伯特·彭斯，亨利·麥肯齊，弗蘭克·里迪（馬丁與麥卡特尼編曲指揮）；
* 《早安早安》中的薩克斯六重奏由演奏，馬丁與列儂編曲指揮；
* 《生命中的一天》中的管弦樂部分，由馬丁、列儂及麥卡特尼編曲，馬丁與麥卡特尼指揮。
* 尼爾·阿斯皮納爾：彈撥爾和口琴
* ：倒數計時，口琴，鬧鐘聲及最后的鋼琴和弦
《佩珀中士》自發行至1987年在公告牌專輯榜上共計在榜175周。
加拿大《RPM》專輯榜
挪威世界之路專輯榜
美國公告牌專輯榜
西德媒體控制專輯榜
+1987年再版
日本Oricon公信榜
+2009年再版
澳大利亞專輯榜
比利時專輯榜（瓦隆）
意大利專輯榜
日本Orion公信榜
新西蘭專輯榜
西班牙專輯榜
+2017年再版
意大利專輯榜（FIMI）
墨西哥專輯榜（AMPROFON）
新西蘭專輯榜（RMNZ）
Spanish Albums (PROMUSICAE)
榜單（1967）
美國公告牌年榜
榜單（1968）
榜單（1960年代）
到了1967年12月31日，這張專輯在美國售出張。而到1960年末，這個數字則漲到了張。
奧利弗·羅爾夫·卡恩（，，），前德國足球守門員，于1975年在卡爾斯魯厄青年隊開始其足球生涯，12年后被提拔至一線隊首次亮相。1994年，他以460萬德國馬克的身價轉會拜仁慕尼黑，在該隊效力至2008年退役。2019年8月拜仁慕尼黑官方宣布，卡恩將回歸球隊擔任魯梅尼格的助理，並預計將於2022年後者退休後接手擔任拜仁CEO的職務，同時成為俱樂部董事會主席。
卡恩為當代最成功的德國球員之一，隨拜仁贏得8次德國足球冠軍、6次德國杯冠軍、1次歐洲冠軍聯賽冠軍、1次歐洲聯盟杯冠軍和1次洲際杯冠軍。個人榮譽包括連續4次獲得歐洲足聯最佳門將、3次和兩次德國足球先生。在2002年世界杯上，卡恩還成為了歷史上首位及唯一一位贏得世界杯金球獎的守門員。
從1994年至2006年，卡恩都是德國國家足球隊中的一員，在退役后擔任主力門將。在2002年世界杯，球隊晉級決賽，雖然德國隊偶爾會因表現不佳而遭到批評，然而卡恩的出色發揮被證明是決賽前幾場比賽中德國隊獲勝的關鍵因素。他被評為了這項賽事的最佳球員，榮膺世界杯金球獎。
卡恩在6歲時便加盟卡爾斯魯厄，他的父親也曾于1962年至1965年在該隊效力。在成長為守門員之前，他在隊中只是一名球童。自1987-88賽季起，卡恩被列入一線隊的大名單參加德甲聯賽，但僅能作為的替補。1987年11月27日，卡恩在球隊主場以4比0戰勝科隆的比賽中迎來他的德甲首秀，然而直至1990年，主教練雲費特·舒哈化才決定將他取代法穆拉成為首發隊員。在隨后的幾年中，卡恩確立了自己作為球隊主力門將的地位。他被認為是卡爾斯魯厄在1993/94賽季歐洲聯盟杯中成功晉級半決賽的關鍵球員和重要因素。在此前的第二輪比賽中，球隊先是在馬斯泰拿球場以1比3不敵巴倫西亞，回到主場后卻以7比0狂勝對手而晉級。這場比賽也被德國媒體戲稱為“維爾德公園球場奇跡”。然而，球隊最終在半決賽中被奧地利球隊薩爾茨堡淘汰。
卡恩在卡爾斯魯厄的出色表現促使拜仁慕尼黑表達了收購的意向。后者隨即在1994-95賽季開始前以460萬德國馬克的轉會費將其簽入，創造了當時德國守門員的最高轉會費紀錄，并被確定為替代萊蒙德·奧曼的主力門將。雖然他遭受了十字韌帶斷裂的傷病困擾，并使他遠離賽場幾乎半年之久，但就在他傷愈兩個月后便在德國國家隊完成了首秀。他還參加了拜仁在1995/96賽季歐洲聯盟杯中以總比分5比1戰勝波爾多的兩場決賽。在1996-97賽季，卡恩收獲了他在拜仁的首個德國足球冠軍及德國聯賽杯冠軍，并在職業生涯中第二次被評為年度德國最佳守門員（第一次在1994年）。
1999年，拜仁晉級1999年歐洲冠軍聯賽決賽，在諾坎普球場面對曼徹斯特聯。雖然球隊由在第6分鐘便先開紀錄，但曼聯憑借泰迪·舒寧咸和奧勒·居納爾·索爾斯克亞在下半場補時階段的2個入球逆轉取勝。同年，卡恩被國際足球歷史和統計聯合會評選為年度世界最佳守門員。
2001年3月3日，卡恩在對陣漢莎羅斯托克的一場德甲聯賽被驅逐出場。在這場拜仁以2比3告負的比賽最后階段，他悄然進入對方禁區，高高躍起將隊友罰出的角球用拳頭砸入球門。主裁判立即出示紅牌將其罰下。在2001年歐洲冠軍聯賽決賽對陣巴倫西亞的比賽中，卡恩作為拜仁陣中的一員被評為比賽最佳球員。他在雙方于加時賽以1比1戰平之后的點球大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共3次撲出對方射門。賽后他還走到因失利而痛哭的對方門將圣地亞哥·卡尼薩雷斯面前，試圖安慰對手，并因此而獲得了歐洲足聯公平競賽獎。同年，卡恩還隨拜仁在東京國立霞丘陸上競技場擊敗博卡青年，奪得洲際杯冠軍。由于飽受個人情緒、傷病和缺乏動力等因素影響，他在2002-03賽季的中表現急轉直下。在2003-04賽季歐洲冠軍聯賽淘汰賽對陣皇家馬德里的第一輪比賽中，卡恩犯下低級失誤將羅伯特·卡洛斯一記看似柔和的射門漏入網內，并最終導致他的團隊在這項賽事中被淘汰出局。《每日郵報》是這樣批評他的過錯：“卡恩再次在面對巴西人的重大場合中掉鏈子，就像在2002年世界杯決賽一樣。只是這一次他漏掉的是羅伯特·卡洛斯的任意球而非里瓦爾多的射門，這個尷尬的失球可能會為拜仁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隨后一個賽季中，卡恩隨拜仁收獲了德甲及德國杯的雙冠王。
在2006年對陣比勒費爾德的一場德甲比賽前，替補門將米夏埃爾·倫辛在熱身時與卡恩進行連續撲射練習。前者的其中一腳射門直接命中卡恩右眼，造成眼眶立即腫脹并變色，只能臨時退出比賽。倫辛則很輕松的參加他代表拜仁上陣的第11場聯賽，并以2比0擊敗對手。
卡恩于2008年8月的告別賽中
在職業生涯晚期，卡恩宣布他將履行與拜仁的合同直至2007-08賽季結束。他在為拜仁效力期間創造了1012分鐘聯賽和冠軍聯賽中的德國門將不失球紀錄，這一紀錄直至2011年才由曼努埃爾·諾伊爾所打破。2007年9月2日，時年38歲的卡恩參加了自己的第535場德甲比賽，成為在德甲聯賽出場次數最多的守門員。卡恩參加的最后的一場歐洲賽事是在2008年5月1日的歐洲聯盟杯半決賽中以0比4不敵圣彼得堡澤尼特；他在德甲的最后一次出場則是在同年5月17日以4比1戰勝柏林赫塔的比賽中。
卡恩在拜仁慕尼黑陣中的最后亮相是在2008年5月27日于加爾各答鹽湖體育場對陣的一場亞洲巡演友誼賽中，并吸引了大約120,000人現場觀戰。拜仁以3比0完賽，卡恩也于第55分鐘被倫辛替換下場。經歷了20年的職業生涯后（其中14年效力于拜仁），卡恩正式宣告退役，其告別賽于2008年9月2日在安聯球場舉行，由拜仁慕尼黑對陣德國國家隊，雙方最終以1比1結束。
卡恩最初是作為第三門將入選了德國國家足球隊參加1994年世界杯足球賽的大名單；然而直至1995年6月23日，在他從十字韌帶傷愈復出的兩個月后才完成了首次國際比賽亮相，幫助德國隊以2比1戰勝瑞士。在1996年歐洲足球錦標賽期間，卡恩又作為奧利弗·雷克身后的替補門將跟隨德國隊在英格蘭贏得了冠軍。他同樣在替補席上度過了在法國舉行的1998年世界杯足球賽，直至宣布退役后，卡恩才成為了首發門將。兩年后的2000年歐洲足球錦標賽，德國隊在小組賽中尷尬出局，卡恩則接過了隊長袖標，成為前鋒奧利弗·比爾霍夫的繼任者。
2001年，卡恩在德國隊于慕尼黑對陣英格蘭的2002年世界杯外圍賽中經歷了其國際職業生涯中最糟糕的表現之一。由于此前德國曾在雙方的首回合較量中于溫布利球場以1比0戰勝對手而獲得心理優勢，但這場比賽他們卻以1比5大敗，并被對方前鋒邁克爾·歐文上演帽子戲法。盡管失利，德國隊還是通過在附加賽中戰勝烏克蘭而獲得決賽圈參賽資格，卡恩亦仍將在即將到來的世界杯中擔任1號門將。同年，卡恩在其職業生涯中第2次被國際足球歷史和統計聯合會評選為年度世界最佳守門員。
盡管外界對德國隊在2002年世界杯的期望值較低，但球隊還是成功晉級了決賽，卡恩在全部賽事僅被對手射入3球，其中2個都是在決賽。在最后一場比賽之前，卡恩的右手無名指韌帶撕裂，他在比賽中的第一個失球是第67分鐘撲救里瓦爾多的一個反彈射門脫手，由羅納爾多補射入網。比賽完場后，巴西人歡慶加冕新科世界冠軍，卡恩則獨自一人沮喪的站在球門前，不過他卻拒絕將自己的失誤歸咎于手指傷勢。憑借在整個賽事期間的出色發揮，國際足聯技術研究小組決定將世界盃雅辛獎授予卡恩，并歷史上首次將世界杯金球獎授予一位守門員。他同時還成為了德國首個在世界杯決賽圈中保持5場比賽不失球的門將。
2004年歐洲足球錦標賽期間，卡恩繼續保持他的1號門將地位，但德國再次在小組賽階段遭到淘汰。卡恩在該次賽事之后放棄了隊長袖標，并轉授予米夏埃爾·巴拉克。同年7月26日，尤爾根·克林斯曼接替魯迪·沃勒爾就任德國隊主教練，他在卡恩及其競爭對手、阿森納守門員延斯·萊曼之間采取輪換政策，以刺激兩者之間的競爭。
2006年4月7日，經過兩年的位置爭議，克林斯曼宣布萊曼將會是他在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上的第一選擇。卡恩則決定留隊作為替補競爭；盡管他們曾為首發地位發生過激烈的沖突，但在賽事開始前，卡恩公開接受克林斯曼的決定。在四分之一決賽對陣阿根廷的點球大戰前，卡恩和萊曼相互擁抱并握手，因為前者送上了鼓勵及祝福。在賽后的新聞發布會中，卡恩又公開稱贊萊曼撲出了兩個決定性的點球。隨后德國隊在半決賽被意大利淘汰，卡恩因此得以在以3比1戰勝葡萄牙的季軍爭奪戰中首發出場。在這場代表德國隊的最后一次亮相中，他在巴拉克受傷的情況下再度接過隊長袖標。盡管巴斯蒂安·施魏因斯泰格在比賽中的表現蓋過了卡恩，但后者也發揮出了高水準，并作出幾次成功撲救。他先是將葡萄牙前鋒保萊塔的反彈球射門擋出，后又將德科在禁區內的射門化解。在這場比賽之后，卡恩宣布退出德國隊。他在國家隊生涯中共出場89次，包括49場以隊長身份上陣。他從未贏得過世界杯冠軍，但分別曾在2002年以亞軍身份和2006年以季軍身份完賽。
2008年歐洲足球錦標賽后，卡恩加入了德國電視二臺，作為一名分析師主要對德國國家隊比賽進行解說，其后又在2012年歐洲足球錦標賽期間參與了賽事報道。但他在德國電視二臺的工作也招致一些媒體同行的批評，其中德國電視一臺的足球專家梅赫梅特·紹爾便抱怨卡恩的賽事解說毫無激情。2009年，卡恩還曾在中國黑龍江衛視的一檔旨在尋找中國最優秀年輕門將的真人秀節目“卡恩龍門會”中擔當評審嘉賓。截至2011年，他又開始與Sat.1談判，試圖將這檔相同形式的節目以“永不放棄——卡恩的原則”的名稱引入德國電視頻道，當中的獲勝者將獲得一份德甲球隊的合同。
卡恩出生于巴登-符騰堡州的南部城市卡爾斯魯厄。他有部分拉脫維亞血統，其祖母是拉脫維亞人、其父親也出生于該國的利耶帕亞，并在當地有較高的知名度。他還有一個長兄，名為阿克塞爾，曾效力于卡爾斯魯厄并參加過德乙。2010年，卡恩與妻子西蒙妮結束了10年的婚姻，期間他們生育有2個孩子。他其后的女朋友斯文婭在2011年2月也誕下一子，并在同年7月9日正式完婚。
2009年，沙爾克04曾邀請卡恩出任球隊主教練，但遭到了后者的拒絕。兩年以后，在2011年4月，卡恩因在迪拜旅行之后帶回的價值超過6,000歐元的奢侈品服飾并沒有進行任何申報，從而被德國法庭判定為逃稅，并處以了12.5萬歐元的罰款。
卡恩是慕尼黑街頭足球聯賽“”的支持者，該聯賽被認為有組織性街頭足球的先鋒項目，也為德國和歐洲范圍內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和價值教育提供了舞臺。同時他也支持塞普·赫爾貝格基金會和賈斯丁·羅科拉協會，其中前者主要致力于促進足球運動在學校、俱樂部和監獄的推廣；后者的目標則是保護青少年人群免受暴力、酒精和毒品的侵害。此外，卡恩還設立有奧利弗·卡恩基金會，并自2009年秋季以來與羅蘭·貝格基金會共同在9個聯邦州的學校中開展合作。其基金會自主開辦的項目名為“你抓住它！”，旨在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卡恩在2010年獲得教練從業證書。而通過在哈根函授大學和西堡宮私立大學的進修后，他還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卡恩因他在職業生涯中面對重壓時所表現出來的堅毅、冷靜和影響力而贏得廣泛的尊重，并因此獲得“巨人”的綽號。拜仁慕尼黑官方網站曾在其個人檔案中列出了“要強、有紀律、有事業心”的屬性。經歷了2002年韓日世界杯后，卡恩在亞洲也擁有較高的知名度，他開始出現在當地企業的一些電視廣告中，其中包括日本銀行。2008年，他的蠟像在杜莎夫人蠟像館的柏林分館中揭幕。此外，卡恩還是萊比錫流行音樂組合王子樂隊所唱歌曲“”中的主體。
1 包含德國超級杯
* 德國足球冠軍（8次）：1997、1999、2000、2001、2003、2005、2006、2008
* 德國杯冠軍（6次）：1998、2000、2003、2005、2006、2008
* 德國聯賽杯冠軍（6次）：1997、1998、1999、2000、2004、2007
* 歐洲冠軍聯賽冠軍：2001
* 歐洲足球錦標賽冠軍：1996
* 世界杯足球賽亞軍：2002
* 世界杯足球賽季軍：2006
* 國際足聯聯合會杯足球賽季軍：2005
* 歐洲冠軍聯賽決賽最佳球員：2001
* 歐洲足聯公平競賽獎：2001
* 德國足球先生：2000、2001
* 國際足球歷史和統計聯合會世界最佳門將：1999、2001、2002
* 歐洲足聯俱樂部最佳門將：1999、2000、2001、2002
* 德甲最佳門將：1994、1997、1998、1999、2000、2001、2002
* ''Nummer eins'', Droemer/Knaur 2004, ISBN 3-426-27346-2
* ''Ich. Erfolg kommt von Innen'', riva premium Verlag 2008, ISBN 3-936994-99-4
* ''Du packst es! Wie du schaffst, was du willst'' Pendo/Piper Verlag 2010, ISBN 978-3-86612-279-6
* 國際足聯:  奧利弗·卡恩 之世界杯統計數據
* 拜仁慕尼黑:  奧利弗·卡恩之俱樂部統計數據
《意志的勝利》是1935年德國導演萊尼·里芬斯塔爾拍攝的影片。影片記述了1934年納粹黨在紐倫堡召開的全國黨代會，此次黨代會共有逾700,000名納粹支持者出席。阿道夫·希特勒委托萊尼·里芬斯塔爾制作了這部影片，元首的名字亦在片頭出現，其在制作過程中起到了執行制片人的角色。本片的主題意在顯示德國已重返世界大國行列，希特勒成為了國家的真正領袖并將為德意志帶來榮耀。該片拍攝于1934年長刀之夜后，故許多重要的納粹沖鋒隊人物沒有在片中出現。
《意志的勝利》發布于1935年，并迅速成為政治宣傳影片的代表作之一。里芬斯塔爾因本片在德國、美國、法國、瑞典等國獲獎。她在影片中使用的一些技法，例如移動攝影、使用長焦鏡頭制造扭曲視角、航拍以及音樂和影片的結合技巧使這部影片在電影歷史上具有獨特地位，對之后的紀錄片和影視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由于表現出對納粹主義的擁護以及大量展示納粹標志，該片在二戰后的東德和西德被禁止公映。
影片以一個文字序幕開始，依次出現在灰色背景上：
Am 5. September 1934
20 Jahre nach dem Ausbruch des Weltkrieges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20年
16 Jahre nach dem Anfang deutschen Leidens
德國開始遭受苦難后16年
19 Monate nach dem Beginn der deutschen Wiedergeburt
德意志開始復興后19個月
flog Adolf Hitler wiederum nach Nürnberg, um Heerschau abzuhalten über seine Getreuen
阿道夫·希特勒再次飛臨紐倫堡檢閱他忠誠追隨者的隊伍
第一天：希特勒的飛機到達紐倫堡
影片由從云層之上俯瞰紐倫堡老城的鏡頭開始，隨后穿過云朵飛過地面上集結的人群，意在表現出美麗而莊嚴的場景。伴隨著管弦樂演奏的《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旋律，希特勒飛機的陰影在地面上投下十字形，陰影掠過其下行進中的渺小人群。抵達紐倫堡機場后，希特勒和其他納粹黨領導人走下飛機，人群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迎著同樣激動的人群，他乘車進入紐倫堡市區，到達他所下榻的酒店，夜間亦在此處舉行了晚間游行。
以紐倫堡的清晨影像開始，伴奏為理查德·瓦格納《紐倫堡的名歌手》第三幕的序曲（“Wach Auf!”）。隨后是黨代會參與者準備開幕的蒙太奇鏡頭，以及納粹黨的高級官員到達全國黨代會集會場的畫面。影片隨后轉至開幕式，魯道夫·赫斯宣布黨代會開幕。之后影片展示了納粹黨各官員的分工以及他們的演說片段，包括約瑟夫·戈培爾、阿爾弗雷德·羅森堡、漢斯·法郎克、弗里茲·托特、羅伯特·萊伊和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后面的場景是國家勞役團的露天閱兵式，畫面為持有鐵鍬的男子進行準軍事訓練。希特勒發表了他對國家勞役團的第一次演說，贊揚了他們建設德國的勞動。這一天由沖鋒隊的火炬游行場面結束，沖鋒隊領導人維克多·魯茨對人群發表了演說。
第三天：希特勒青年團的集會
以希特勒青年團在體育場的集會開始，鏡頭拍下了納粹高級官員到達檢閱場的畫面，并由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宣告希特勒的到來。希特勒隨后對青年發表講話，他使用了許多軍國主義的詞匯，提到他們必須鍛煉自己并準備犧牲。隨后一行人與維爾納·馮·勃洛姆堡將軍一起檢閱了德國國防軍騎兵和裝甲部隊。當晚希特勒對納粹黨低級別官員發表了另一個演說，紀念納粹黨上臺的第一年，并宣稱黨和國家是一體的。
第四天：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碑敬獻花圈
這一天是影片的高潮部分，有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像。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萊、維克多·魯茨三人穿過超過15萬沖鋒隊和黨衛隊隊員的隊伍，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戰紀念碑敬獻花圈。隨后，希特勒檢閱了沖鋒隊和黨衛隊的游行，希特勒和維克多·魯茨針對沖鋒隊員的長刀之夜清洗-{}-發表了演說。魯茨強調了沖鋒隊對納粹政權的忠誠，希特勒則赦免了曾由恩斯特·羅姆帶領犯下罪行的沖鋒隊。之后，希特勒持血旗（啤酒館政變中使用的旗幟）與新的納粹組織旗幟接觸以使其神圣化。隨后是在紐倫堡圣母堂前的游行。希特勒在影片最后致閉幕詞。他重申了納粹黨在德國的重要地位，宣稱“所有忠誠的德國人都會成為國家社會主義者，只有最優秀的國家社會主義者是黨的同志！”。魯道夫·赫斯之后帶領人群向希特勒行納粹禮，標志著黨代會的結束。全體與會者唱起了《霍斯特·威塞爾之歌》，鏡頭對準了會場的巨大納粹黨旗。畫面隨即淡入到一隊身著納粹黨制服的男子行進，與歌詞“同志們倒在紅色戰線與反動派的槍口下，我們的隊伍精神飽滿地向前邁進”相切合。
萊尼·里芬斯塔爾（左二）與身著黑色軍裝的希姆萊（左一背向者），於1934 年紐倫堡時的拍攝。
里芬斯塔爾之前是一名演員，她在1932年執導了她的第一部電影《藍光》。在此期間，她被希特勒在納粹集會上的講話深深吸引，隨后她與希特勒保持了多年的往來。希特勒也同時欣賞她的《藍光》，并在1933年詢問她是否可以拍攝一部關于每年一度的紐倫堡黨代會的影片。此時納粹剛剛奪取政權，根基尚不穩固，大多數德國人對其并沒有什么認識，外國更是如此。
在《我的奮斗》中，希特勒談到了一戰期間英國政治宣傳的成功，基于人民的無知，簡單的重復和對情緒壓過理性的渲染已是足夠的了。希特勒選擇里芬斯塔爾是因為他希望這部影片具有“藝術上的完美觀感”以吸引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觀眾。但他同時認為政治宣傳不能含有任何令人產生懷疑的元素，因此雖然該片具有獨到而充滿詩意的藝術色彩，其仍可被視為一戰風格的平實政治宣傳的延續。
里芬斯塔爾最初并不情愿參與拍攝，不僅僅是因為道德上的疑慮，更因為她希望繼續拍攝故事片。希特勒堅持希望里芬斯塔爾為其拍攝黨代會影片，她最終答應拍攝1933年的黨代會紀錄片：《信仰的勝利》（Der Sieg des Glaubens）。然而，該片拍攝過程中存在諸多技術缺憾：里芬斯塔爾缺乏準備（僅有數天時間），希特勒亦未能自然地面對鏡頭。更糟糕的是，里芬斯塔爾和部分納粹黨官員，特別是和戈培爾之間產生了矛盾。戈培爾希望這部電影由宣傳部發行。雖然《信仰的勝利》取得了票房上的成功，但由于沖鋒隊領袖恩斯特·羅姆在該片中承擔主要角色，在長刀之夜將其處決之后，這部電影對納粹黨而言顯得尤為尷尬。納粹黨下令將一切與羅姆相關的事物從德國歷史上抹去，因此《信仰的勝利》一片的拷貝被大量銷毀。
1934年，里芬斯塔爾不愿重蹈《信仰的勝利》失敗的覆轍，最初她推薦來擔任新影片的導演。沃爾特·魯特曼拍攝的影片表現了1923到1934年納粹黨的興起，但由于過于具有宣傳意味，希特勒并不欣賞他的作品。在他的一再邀請和提供私人協助、并保證宣傳部等其他納粹部門不干涉的前提下，里芬斯塔爾最終答應希特勒擔任影片導演。
國防軍的閱兵隊伍，萊尼·里芬斯塔爾及其攝制組在希特勒的轎車前拍攝
影片的腳本與《信仰的勝利》很相似，有些鏡頭甚至如出一轍：如紐倫堡城中的一些鏡頭，兩片甚至都對街上的一只貓進行了拍攝。另外，也重新使用了他在前片中創作的音樂。而與《信仰的勝利》不同的是，里芬斯塔爾拍攝本片時有著充裕的預算以及充分的準備時間。另外，她也取得了戈培爾等納粹高級官員的協助。蘇珊·桑塔格稱，“這次集會在籌劃時不僅是為了舉辦一個宏偉的群眾集會，更是為了拍攝一部宏偉的宣傳電影。”拍攝過程中，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師阿爾伯特·斯佩爾設計了在紐倫堡的場景，并作了大量的協調工作。演講者的講臺前挖了一些坑，以便攝影師能按照里芬斯塔爾期望的角度拍攝。現場也鋪設了導軌以便拍攝人群行進的影像。一些納粹黨領導人和高級別官員也在錄音室中為那些音質不佳的演說片段重新錄音。此片的拍攝團隊在當時極為龐大：拍攝團隊共計172人，其中有10名技術人員、36名攝影師及助理（分為16個小組共30臺攝影機）、9名航拍攝影師、17名新聞片制作人及12名員工、17名燈光師、2名攝像師、26名司機、37名安保人員、4名工人、2名辦公助手。攝影師多穿著沖鋒隊制服以避免在人群中過于顯眼。
拍攝結束后的素材時長61小時，里芬斯塔爾需要將其剪輯到2小時以內。這對她而言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她在剪輯時有時就睡在編輯室中以盡快完成工作。
1934年黨代會上“榮耀亡者”的場面，從左至右分別為親衛隊領導人海因里希·希姆萊、阿道夫·希特勒、沖鋒隊領導人維克多·魯茨，他們穿過平臺走到全國黨代會集會場的榮譽之殿（Ehrenhalle）前。
沖鋒隊和黨衛隊在紐倫堡的游行
《意志的勝利》有時被視為納粹政治性宗教的一個例子。二戰前基督教是德國的主要宗教，影片同基督教的聯系使觀眾更容易對影片產生認同。
影片中許多場景具有宗教氣氛。影片開頭希特勒如同神祇般從天而降，掠過大教堂的尖塔。教堂的鐘聲亦在許多場景中出現，片末的閱兵也是在紐倫堡圣母堂前拍攝的。希特勒所經之處的人群呈現出宗教般的狂熱，國家教會領導人路德維希·穆勒也出現在納粹高級官員行列中。希特勒在片末演說中將納粹黨員比作圣事人員。其手持血旗與新黨旗接觸的儀式具有很強的宗教色彩。影片中希特勒的飛機穿越云海從天而降的場景、拍攝演說時的仰視鏡頭、人群興奮歡呼的場面將希特勒表現為救世主。正如所評論的：“希特勒被描繪為拯救德國的救世主，只要國民將自己的命運交由他安排。”
自一戰結束以來，德國民眾少有見到軍事力量的展示，大規模的閱兵能使觀眾感覺到德國重新成為了列強之一。國家勞役團成員以持槍的姿勢手持鐵鍬行進，萬字符和鷹徽則讓人聯想起羅馬軍隊的古風。納粹黨武裝力量的展示亦是對德國境內持不同政見者的震懾。
希特勒的航空旅行亦被視為其個人力量的展示。根據肯尼斯·普福爾（Kenneth Poferl）的記述，1930年代乘坐飛機是極為奢侈的，僅局限于少數人，希特勒是第一個乘坐飛機參與競選活動的政治家。其飛抵機場受到民眾歡迎的畫面更加突出了他的形象。希特勒所發表關于原沖鋒隊領袖羅姆的演說也提醒人們他是權力的掌控者。
團結和統一的主題在該片中多次出現，這也是希特勒的政治宣傳中著重強調的一點。紐倫堡城外希特勒青年團的營帳整齊劃一，赤膊而不加銜別標志的青年團員顯示著階級的平等，齊步行進的鏡頭亦是對統一的表現。
希特勒對工人的演說也提到了統一的內容：
兒童也被用來傳達統一的理念：
片中許多鏡頭淡化了納粹黨、德國和德國人民的概念：身著傳統服飾的德國農民會見希特勒、使人聯想起中世紀狂歡習俗的夜間火炬游行、納粹黨黨旗與德意志帝國黑白紅國旗并排飄揚、希特勒向一戰士兵致敬等。勞役團成員依次報出他們來自何方，讓觀眾感受到納粹黨不僅是根基在巴伐利亞州的活動，而是一個泛日耳曼主義運動。
希特勒在黨代會集會場齊柏林場對普通黨員發表演說
除片中呈現的主題外，德國的榮譽感和凈化德意志民族等納粹德國的理念通過片中的演說進一步被闡釋出來：
片中的演說大多將民族榮譽感作為主要內容之一，希特勒呼吁德國人民不要滿足于現狀及德國因戰敗而失去權利的現實。德國人民應當充滿自信，寄信于德國境內的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希特勒通過統一德國而增強民族榮譽感，這一過程中也消滅了不符合納粹政權要求的事物。
希特勒相信社會凈化將有助于統一德國，除非雅利安人種外，患病者、殘疾人和其他被認為不健康及不純凈的人都被納入滅絕范圍。片中，希特勒對人群演說到德國必須重新審視自己，找到那些不屬于德國的人，以及官僚內部的腐敗分子：“那些壞分子，他們不屬于我們！”。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則在他的演說中強調了種族凈化的重要性及其后果。
希特勒對人群的演說中強調他們應當對自己和國家充滿自信，德國人民因社會的凈化取得了進步。希特勒希望人們認為這一運動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希特勒更強調納粹德國將持續千年，青年人將接過前人的責任。片末赫斯帶領眾人行納粹禮，呼喊“勝利萬歲”的口號則體現了與會納粹黨員的忠誠。會議在希特勒“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萬歲！德國萬歲！”口號的氣氛中達到了高潮。
1934年希特勒祝賀萊尼·里芬斯塔爾
《意志的勝利》于1935年3月28日在柏林烏發宮劇院首映并迅速取得了成功。在兩個月間就取得了815,000國家馬克的收入，烏發電影公司認為該片是當年盈利最佳的三部影片之一。希特勒稱贊該片為“對我們運動力量和美的無與倫比的贊美”。里芬斯塔爾亦因該片被授予德國電影獎（Deutscher Filmpreis）、1935年威尼斯雙年展金牌及1937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大獎。
有意見指出這部影片會導致許多人轉向法西斯主義，電影史學家理查德·泰勒認為意志的勝利不僅僅放眼于國內的宣傳。2003年《獨立報》寫道：“《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贊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范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但該片在國外并非都受到熱烈的歡迎，英國紀錄片人保羅·羅查稱其單調乏味，另一些人則因其親納粹的傾向而排斥該片。
《意志的勝利》一片使里芬斯塔爾聞名世界直至今日。《經濟學人》稱“（該片）使其得到了20世紀最偉大女導演的名譽”。她共拍攝了八部影片，但只有兩部在德國之外被廣泛關注，里芬斯塔爾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源自她所拍攝的《意志的勝利》。然而，她的導演生涯也毀于此片，戰后她因納粹同情者的身份被盟軍囚禁四年，并被列入電影界黑名單。她在2003年去世后，新聞媒體亦提到了《意志的勝利》在她作品中的地位。
正如美國導演大衛·格里菲斯的《一個國家的誕生》，《意志的勝利》被批評為利用壯觀的影像來宣揚不道德的體制。二戰后的德國將其視為納粹宣傳，并據去納粹化法律來限制其播放，但教育用途除外。里芬斯塔爾辯解稱當時她對納粹主義的理解很天真，并不了解希特勒的種族滅絕和反猶太主義政策。她同時指出《意志的勝利》一片中“一個反猶主義的詞也沒有”，然而片中卻收錄了尤利烏斯·施特萊徹的演講（猶太人迫害者，在紐倫堡審判中被判死刑）：“一個不保持其種族純凈的民族將會滅亡”。美國影評人羅杰·埃伯特認為影片中反猶主義話語的缺失是反復考量后的蓄意而為，以使影片的宣傳效果更好。
里芬斯塔爾多次為指控她是納粹宣傳者辯解，稱該片注意力放在了影像而不是觀點上，應將其視為一個整體藝術（Gesamtkunstwerk）。1964年，她提到：
里芬斯塔爾積極參與到了紐倫堡集會中，但后期她大幅淡化了她的影響力，稱：“我只是進行觀察并試著將其拍好，認為我協助策劃這一集會的觀點是完全荒謬的。”羅杰·埃伯特認為“《意志的勝利》無疑是最好的紀錄片之一”但由于其傳達了被眾人視為惡的理念，這部影片帶出了“藝術和道德間的經典問題：是否存在純粹的藝術，或是所有藝術均表達了政治見解？”他又在另一個場合提到這部影片“公眾的觀點認為這部影片是偉大而邪惡的”，并認為其笨拙、沉悶的宣傳技巧并不能操控大多數人。
美國評論家蘇珊·桑塔格認為《意志的勝利》是“有史以來最成功、最純粹的宣傳電影，影片獨特的構想否定了導演可以將美學的或視覺上的概念和宣傳獨立開來。 ”桑塔格指出，里芬斯塔爾參與策劃紐倫堡集會設計、龐大的攝影陣容和納粹官員協助證明里芬斯塔爾的工作并不是一個藝術家而是一個政治宣傳者。另外，這并不是她所拍攝的第一部政治影片，亦不是最后一部。桑塔格提到“對于辯護里芬斯塔爾拍攝的是一部紀錄片的人，紀錄片和政治宣傳間有明確的差異。在《意志的勝利》中，影像不僅僅是現實的記錄，現實被構建出來是為影像服務的。”
布賴恩·溫斯頓曾在其文中反駁桑塔格的觀點，他認為納粹策劃的（Mise en scène）本身即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任何導演都可以拍攝這樣的影片，尤其是在有機會參與布景的前提下。形式上，閱兵和演講在片中交替出現，溫斯頓認為觀眾們均能同意這樣的手法是缺乏想象力而單調的。
在本片發布前，德意志國防軍的幾位將軍抗議片中并未出現太多國防軍的鏡頭，僅檢閱德國騎兵部隊的場面與國防軍有關。更多的是納粹黨組織的鏡頭。希特勒因此在藝術效果上做出了妥協，允許在片中用慢鏡頭掃過一排德國將軍，以示對被忽視的國防軍的安撫。但里芬斯塔爾稱她拒絕了希特勒的建議，堅持要她把握全片的藝術效果。她最后答應在1935年集會時專門為國防軍拍攝一部影片：《自由之日：我們的國防軍》。
尼古拉斯·里夫斯寫道：“許多第三帝國和阿道夫·希特勒最永恒的影像都來自于里芬斯塔爾的電影。 ”
二戰期間法蘭克·卡普拉為盟軍拍攝的《我們為何而戰》使用了《意志的勝利》中的鏡頭。卡普拉后來提到：“《意志的勝利》不發一槍、不投一彈。但作為摧毀抵抗意志的心理學武器而言，它是致命的。”二戰期間狄蘭·托馬斯創作了一部劇本《就是這些人》，以《意志的勝利》片段來渲染納粹的獨裁領導。
1942年，英國信息部的查爾斯·A·雷德利（Charles A. Ridley）制作了一部宣傳影片《蘭貝斯舞 - 納粹風格》（Lambeth Walk - Nazi Style），使用了希特勒閱兵的場景配上當時流行的英國舞曲《蘭貝斯舞》以制造諷刺效果。這部影片激怒了約瑟夫·戈培爾，據稱他踢開椅子離開了放映室高聲稱該片為褻瀆。丹麥抵抗運動成員曾控制當地劇場播放這部影片。有人認為，這是最早出現的鬼畜惡搞。
《意志的勝利》被導演彼得·杰克遜、雷利·史考特等當代藝術家所研究，查理·卓別林的《大獨裁者》諷刺了《意志的勝利》中的場面。1960年的瑞典影片《》中使用了《意志的勝利》的畫面，里芬斯塔爾因此控告發行公司Minerva侵犯版權，但該案被擱置。她對德國發行商的訴訟則取得了勝利，德國發行商同意支付她德國發行補償費30,000馬克，以及在奧地利發行的補償費5,000馬克。
* Shirer, William. ''Berlin Diary: The Journal of a Foreign Correspondent 1934-1941''.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41. Includes a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he 1934 Nuremberg rally.
*  (Complete Screenplay)
* Das Blaue Licht: The Art of Leni Riefenstahl , an unofficial biographical website endorsed by the Riefenstahl Estate
* ''Triumph of the Will'' Screenplay by Leni Riefenstahl ，來自DasBlaueLicht.net
* Hinter den Kulissen des Reichsparteitag-Films , Riefenstahl's 1935 book on the making of the film with many photographs
* ''Triumph of the Will''，互聯網檔案館上提供下載
* "Lambeth Walk"  - YouTube video of the Lambeth Walk British propaganda spoof
喬治·萊斯里·馬偕（，白話字：Má-kai，臺羅：Má-kai，），漢名偕叡理。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加拿大長老會差會牧師，雖然不是醫師但學過解剖學與生理學課程。於19世紀末期至臺灣傳教與行醫，與馬雅各齊名。在臺灣，一般人皆稱為「馬偕博士」或「偕牧師」。馬偕的一生被以「寧願燒盡，不願朽壞」（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讚賞，他的座右銘為「攏是為基督」（臺羅：Lóng sī uī Ki-tok；"All for Christ"）。
馬偕的家族原是蘇格蘭高地（Scottish Highlands）薩瑟蘭（Sutherland）的佃農，因英國工業革命引發的圈地運動，產生蘇格蘭高地清洗，馬偕的家族人士陸續逃到加拿大，馬偕的父母於1830年移居加拿大，他的父母都是敬虔的新教基督徒。
1844年3月21日，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D.D.）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Oxford）佐拉村（Zorra），他有三個哥哥兩個姊姊，家中排行老么。馬偕的父親喬治（George MacKay,1799-1884）曾是佐拉村「老木造教堂」（Old log Church）長老教會的長老，母親是Helen（1801-1885）。「老木造教堂」是由蘇格蘭高地Sutherland, Ross, Inverness等州（Shire）的移民於1832年建造的，首任牧師是來自蘇格蘭的馬堅志（Donald Mckenzie,1798-1884）。其神學是「嚴格又古老的加爾文主義」（Stern old Calvinism）：敬畏上帝，教導子女讀聖經、信奉主，聽從自己良心的聲音，遵守安息日且喜愛之，也敬愛傳道者。
馬偕出生那一年（1844年），是加拿大長老教會大分裂之年，馬堅志成為佐拉的教育長（Superintendent of Education），他鼓勵村民去考教師執照，在鄉村任教，其薪津由政府支出。馬堅志總共引導38名青年走上傳教之路，其中包括赴臺灣的馬偕。
1850年，馬偕7歲時進入胡士托小學，1855年（11歲）小學畢業，進入多倫多師範學校，1858年（14歲）師範學校畢業。1859年（15歲）起，擔任Maplewood小學及Maitland小學教員達五、六年。1866年9月，馬偕21歲進入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深造。1867年9月，轉入美國，1870年4月26日普林斯頓神學院畢業，返回加拿大。
1870年8月，馬偕受派於多倫多New Market教會牧會，9月19日向加拿大長老會海外宣道會提出申請，自願為海外宣教師，當時雖然加拿大長老會已經成立海外宣道會數年，但一切工作都仍停滯於籌備階段，未曾處理過像馬偕這樣的申請，有許多人懷疑他的動機，說他是一位急躁的青年，對他的態度冷淡，沒有即刻批準。馬偕在等待中，11月前往英國愛丁堡大學神學院深造，受教於大佈道家博士等人門下。
1871年4月，馬偕接到了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會主席（MacLaren）的信，謂其申請已獲批準，將他的申請呈報總會，6月中旬，加拿大長老教會總會於魁北克召開，議決派遣他至中國宣教，於是他束裝返回加拿大。1871年9月19日，加拿大長老教會總會委託多倫多中會於多倫多教會封立馬偕為牧師。馬偕對中國相當陌生，他蒐羅購買書店陳列的中國相關書籍，而相當受到注目的自然學者華勒士在馬來群島的回憶錄和相關叢書也是他極有興趣的主題 -「大陸邊緣的島嶼動植物，是否因地理的阻隔而發展出不同的物種？」這個問題一直在他的心中。
1871年10月19日，馬偕辭別了故鄉親友，他從胡士托搭火車前往美國舊金山，11月1日，由舊金山搭乘「S?S美利堅號」橫越太平洋，經日本前往香港。在船上認識好幾位於中國服事的宣教師，其中一位美國長老教會派駐上海美華書店的宣教師大衛送馬偕一個漢字部首表。
1871年12月5日，到達香港。隔日，馬偕在兩位英國長老教會的代表陪同下，搭乘汽船溯河進入廣東英國長老教會地點，會議成員建議馬偕前往汕頭，但汕頭當時已經有平信徒史密斯先生（Mr. Smith）負責佈道。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馬偕決定到淡水宣教。
1871年12月30日，馬偕抵達臺灣打狗（高雄），當時打狗旗後醫館由萬巴德醫生（Dr. Patrick Manson）的弟弟萬大衛醫生（Dr. David Manson）接管。當時臺南二老口街（現今啟聰學校博愛堂附近）的醫館由德馬太醫生（Dr. Matthew Dickson）負責，馬雅各醫生已於1871年11月離開臺灣返回英國。馬偕日記述：「…門遜醫生（Dr. Manson）接我上岸，他待人慷慨又親切」，指的就是萬大衛醫生。
1872年1月1日，馬偕由打狗（高雄）至阿里港（屏東縣里港鄉）拜會李庥牧師（Rev. Hugh Ritchie,1840-1879），擔任賓客住了2個月，3月7日李庥牧師陪同馬偕由打狗搭乘「海龍號」輪船，前往臺灣北部，途經臺南府時，德馬太醫生（Dr. Matthew Dickson）加入他們的行列。
1872年3月9日下午3時，馬偕一行3人在滬尾（淡水）登岸。
馬偕於1879年所立之滬尾偕醫館。
3月11日，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生欲由陸路步行南下，到南部教區最北的佈道站—臺中大社視察，（當時臺灣以大甲溪為界，分南北教區），馬偕欣然陪同前往。4月2日在大社禮拜堂前，馬偕與李庥牧師及德馬太醫生辭別，他們繼續南下，馬偕以一個多月的時間旅行踏查北部教區，4月6日下午4點回到滬尾（淡水）。
4月10日（4天之後），馬偕租了一間房子開始佈道，建立北部第一間教會，所以，教會史記載馬偕於1872年4月10日開設北臺灣第一所教會 - 淡水教會。6月1日，馬偕在其所租之寓所開始治療。
4月14日禮拜天，馬偕把過去在李庥牧師處學來的臺語整理運用，第一次用臺語講道，為了要達成宣教的任務，馬偕知道非有流利的本地語言不可，於是他從僕人及牧牛孩童那裡學到通俗的臺語，終於能夠流利操用。4月19日，馬偕的第一個門徒嚴清華出現了，他原是一個知識青年，他向馬偕提出了一些問題，馬偕送他一本《聖詩》，此後，嚴清華（阿華）經常來聽福音，而且還帶朋友一起來。4月25日一大早，「阿華」面帶笑容，神采奕奕到馬偕家，以學生身分晉見馬偕，並為馬偕代勞打掃房子。因此，北部基督教會把4月25日這一天當作是馬偕在臺灣北部正式實施教育，特別是神學教育的頭一天。
1873年1月9日，馬偕親自主持5名信徒的洗禮—嚴清華（22歲）、吳寬裕（31歲）、王長水（24歲）、林孽（26歲）、林杯（42歲），1月16日舉行聖餐，皆為北部教會第一次的記錄。第一個信徒嚴清華原是一個知識青年，日後成為第一個傳道師，也是北部教會第一個本地籍牧師。
淡水教會開設之後，1873年3月2日，五股坑教會落成，為北臺灣第一間禮拜堂。馬偕緊接著在新港社（平埔族，今後龍新港）、和尚洲（今蘆洲）等地傳福音設立教會。
1875年1月29日，加拿大長老會派第一批生力軍華雅各醫生（Rev. J.B. Fraser, M.D.）夫婦抵達臺灣，他是內科醫生，由於他們的到來，加拿大長老會撥款蓋了兩棟舒適、寬敞的宣教師宿舍給他們住。可惜，華雅各夫人於1877年10月4日病逝，不久，華雅各醫生帶著兩個女兒回國。
馬偕故居，為馬偕於1879年所建，也是其開拓宣教、醫療與教育的基地。
1878年夏天，加拿大長老會又派了閏虔益牧師（Rev. Kenneth F. Junor）夫婦前來支援馬偕。當馬偕第一次返回加拿大休假（1880年）時，臺灣的宣教工作就落在閏牧師和「阿華」的身上了。
到了1878年，加拿大長老教會海外宣道委員會（FMC）已經注意到了馬偕在臺灣有可觀的宣教成果，因此寫信要求他寫一篇報告，說明究竟是用什麼好方法。馬偕整理出來如下4點：（1）旅行和配藥：雖然醫院對改變當地人有關醫療或保健上的偏見做了許多貢獻，但我們認為更多的成果是當我們在鄉下一村又一村的旅行當中，挨家挨戶做的醫療工作所達成的成績。（2）旅行和傳道：馬偕通常訪問一個地方許多次，提供一些藥品之後，才開始向當地人傳福音，經常是一街到一街、一戶到一戶、而且是一人到一人地解釋拯救好消息。（3）旅行和訓練年輕人：不論馬偕走到哪裡，總有一些年輕人跟隨著，在旅途中跋涉或在海邊倘佯或在教室裏靜坐的時候，馬偕總利用機會教學生以日常的功課。（4）旅行並在已經建立起來的教堂派已受過訓的幫手去負責，任何地方如果需要進一步的教導，會派一個本地人幫手去接續那個已經有開端的工作。根據馬偕這份報告所提出的4個方法，有一個共同的關鍵字，那就是「旅行」。前7年裡，馬偕住在淡水的時間只有175天。
1878年5月27日，為了使婦女也能受到照顧，馬偕決定娶一臺灣女子為妻，馬偕與其相愛的五股坑（今新北市五股區）臺灣噶瑪蘭人女子張聰明（原名：張蔥仔）結為連理。1879年5月24日，女兒偕瑪連（Mary Ellen Mackay）出生於大龍峒。
1880年1月1日，馬偕與夫人、長女返回加拿大述職。馬偕一家人從經過廈門、泉州、汕頭、香港、新加坡、檳城、加爾各答、孟買，在各地講道、參觀教堂、寺廟及博物館等，並拜訪各地教會及醫師友人；4月7日抵達亞丁；8日進入紅海航行，4月13日到過蘇伊士運河，4月14日到達開羅，參觀金字塔、人面獅身像等；4月21日到5月3日間在約旦、耶路撒冷，參觀聖墓禮拜堂、哭牆、死海、伯大尼、騎驢去伯利恆；9日從亞歷山大港進入地中海，15日至18日間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參觀龐貝城遺跡、維蘇威火山；18日搭火車去羅馬，參觀競技場、聖彼得大教堂及萬神殿；20日參觀梵諦岡宮；23日搭火車穿過阿爾卑斯山；24日到達巴黎；26日搭火車去加萊和多佛，橫越多佛海峽；27日搭火車去倫敦，待到31日，除了馬偕的演講、聆聽佈道、拜訪友人等行程之外，也參觀了聖保羅大教堂跟西敏寺大修道院；6月4日到達愛丁堡，馬偕在此作了許多次演講，參觀愛丁堡城堡，還看高地軍團和軍事法庭的審判；6月12日繼續航行，因在高緯度航行，6月20日還在海上看見巨大的冰山。
1880年6月24日早上，馬偕一家人終於抵達加拿大魁北克，25日平安到達安大略省。
1880年9月4日，次女偕以利（Bella Catherine Mackay）出生於加拿大。
加拿大述職這一年多時間，馬偕在加拿大及美國各地講道、演講、參加聚會，並得到許多募款。馬偕夫人也一同前往各地教會報告，並對婦女們演講，由於她是第一位來訪的臺灣女性，引起許多的好奇與關心。1880年，馬偕獲得加拿大皇后學院（今皇后大學）贈與榮譽神學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 of Divinity）。
當時，馬偕牛津郡的鄉親發起在淡水建立神學院的募捐運動，在1881年他們返臺前，親友們在胡士托最大的教堂「中央衛理教會」舉行了一場歡送會，馬偕夫人於會中被邀請上臺致詞，並發表她在加拿大的種種經驗與感想。最後由報社代表，將六千多美元的募捐成果贈送給馬偕。1881年10月21日，馬偕離別加拿大返臺，12月29日安抵淡水，展開他在臺灣第二階段的宣教工作。
1882年1月22日，獨子偕叡廉（Dr.George William Mackay）出生於淡水。
牛津學堂舊址，現座落於真理大學淡水校區。
1882年7月26日，「Oxford College」（牛津學堂）落成，它的正式漢文名稱是「理學堂大書院」。9月15日（禮拜五）首次開學，除了馬偕外，還有陳榮輝（火）、嚴清華兩人向學生們講課，學生共18名。其中，郭希信、陳清和兩人後來成了牧師。
不久（1882年11月9日），閏牧師因健康關係而攜眷回國。1883年3月，加拿大長老會又派了黎約翰牧師（Rev. John Jamieson）夫婦前來補缺。黎約翰牧師夫婦和馬偕共同經歷了清法戰爭法國軍艦封鎖且砲擊臺灣的那段烽火歲月（1884年8月－1885年6月）。黎約翰牧師在臺期間曾經與馬偕發生摩擦，而鬧得滿城風雨，但是終歸於好。黎牧師於1891年4月23日病逝於淡水，其夫人不久後也返國定居。黎牧師去世後次年，1892年10月22日，加拿大長老會派出第4對生力軍吳威廉牧師（Rev. William Gauld）夫婦抵達淡水來協助馬偕。
1883年，馬偕前往宜蘭、花蓮等原住民的居住地傳教，1887年成立蘇澳教會。
新店長老教會耶穌聖教石碑複製品
1883年到1885年間發生中法戰爭（又稱「清法戰爭」），1884年8月，法國遠東艦隊擊敗清朝福建水師，取得臺灣海峽制海權，10月初，法艦轉而進攻臺灣；劉銘傳放棄基隆、退守臺北，10月8日法軍在滬尾（淡水）搶灘登陸時被清軍及臺灣鄉勇擊退，轉而從10月23日起封鎖臺灣各港口，直到1885年4月15日解除封鎖。戰爭期間，教會遭到暴徒破壞，7座教會被毀，數十名教徒遇難殉道，馬偕於1885年5月29日入法軍佔領區巡視，途中晉見劉銘傳。
1885年9月28日劉銘傳以墨西哥銀（佛銀）一萬兩賠償，重建7座賠償教堂。教堂由馬偕設計，牆體多用土埆及磚，屋頂用西式桁架，鋪臺灣瓦。屋脊兩端皆突出小塔。其中有的在正面中央置高聳的五級尖塔，每級裝飾圖案不同，皆有其象徵意義，例如到東方宣教、東西兩半球、焚而不毀以及燃燒的蠟燭等。7座賠償教堂包括雞籠（今基隆）、和尚洲（今臺北蘆洲，1883年建）、八里坌（今臺北八里，1884年建）、錫口（今臺北松山）、艋舺（今臺北萬華，1889年建）、大龍峒（今臺北大稻埕，1885年建）與新店（1884年建）。
1893年8月18日，馬偕率全家及門徒柯玖（柯維思）第二度返回加拿大述職，歡送他們的是熱烈的遊行隊伍，樂隊演奏、鳴槍、燃放鞭炮和煙火。8月20日抵達香港停留數日，9月6日登上英國籍汽船「印度女皇號」出發，展開東越太平洋的航程，途經上海、長崎、橫濱等港。船上的乘客有日本人、法國人、美國人，在船上由船長主持做禮拜，船長並安排馬偕一家人參觀船隻引擎，是一趟愉快的航行。不過，9月26日抵達時，馬偕一家卻受到海關官員刁難，禁止登岸，因官員堅持馬偕夫人的華人身分，必須繳付「人頭稅」，所幸得到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人員的幫助，宣告她是英國人，擁有完全的權利免費上岸。
1893年10月9日回到加拿大的家之後，馬偕全家在加拿大展開近兩年的生活。馬偕仍然忙碌於四處講道，尤其他在1894年6月13日被推選為總會議長。馬偕此行許多時間忙於寫作，即於1895年9月完成並付印的著作''From Far Formosa''（《臺灣遙寄》，2007年中文版書名改為《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這是他在臺灣18年間的經歷見聞和研究。此外，馬偕全家也有許多拜訪親友、參加聚會、一起採收作物、一同出遊、釣魚的愉快活動。1895年9月27日，馬偕全家離開胡士托返回臺灣。
1895年11月19日抵達淡水港，面對的是統治者已改變成日本的臺灣日治時期。
由於甲午戰爭後，馬關條約將臺灣與澎湖割給日本，1895年5月29日，日軍登陸澳底，臺灣各地紛紛起義抗日，在此情勢下，各地基督徒再度遭受迫害和損失。馬偕見此情景，謁見乃木希典總督，告訴他臺灣教會受害情形。
1899年3月9日，馬偕的兩位女兒同日出嫁，大女兒偕瑪連嫁給陳清義牧師，二女兒偕以利嫁給柯維思（原名柯玖）長老，都成為「臺灣媳婦」。
馬偕墓，位於淡江中學內。
噶瑪蘭地區從事最後一次巡視宜蘭的教會，回到淡水，在長期呼喊叫人悔改信主後，他的聲音已經沙啞，在中國河南省宣教的麥克·克魯爾（McClure）醫師，奉加拿大母會之命抵臺為馬偕診病，診斷為喉癌。連牛津學堂開學，他都無法教課，後來喉嚨潰爛，吞下去的食物都從喉嚨的洞流出來，他自知上帝召喚的時刻到了，就趁家人和輪流看護的學生不注意，突然跑到學堂大聲敲鐘，把學生召集起來，吃力的上完最後一堂課。
1901年6月2日下午4時，馬偕博士經過年餘喉癌糾纏後，在淡水寓所辭世，得年57歲，骨灰葬於今日淡江中學內。
馬偕逝世後，他的獨子偕叡廉到加拿大念大學，再到美國麻省的克拉克大學取得教育學碩士，1911年與蘿絲仁利小姐（Jean Ross）結婚，婚後回臺灣承接馬偕衣缽，繼續投入宣教與教育工作，並1914年創辦了淡江中學，在日治時期成為臺灣子弟得以受教育之教會。偕叡廉有二兒三女，二個兒子即偕威理與偕約翰都在淡水長大。目前馬偕的後代分別居住在加拿大及臺灣。
馬偕在自宅展開免費醫療的工作，教導民眾公共衛生知識，為人拔除蛀牙，贈送瘧疾特效藥，治療腳膿瘡（俗稱臭腳粘），並由國外輸入蔬菜種子如蘿蔔、甘藍菜、蕃茄、敏豆、花椰菜、胡蘿蔔等，介紹給農民種植。馬偕大量傳輸西洋科學知識到臺灣，由立體方式傳播福音，從此歸信的人與日俱增。
馬偕於第一次回加拿大期間，得到加拿大鄉親的資助下，又獲得一位同姓的馬偕夫人捐贈2500美元的幫助，於是1880年馬偕在滬尾（今日新北市淡水區）創建臺灣北部第一所西醫醫院－滬尾偕醫館（馬偕紀念醫院的前身），除了可以醫治民眾，也有助於傳教。馬偕紀念醫院臺北院區座落於中山北路雙連站旁。
馬偕常常和助手旅行佈道，深入原住民族（熟蕃、生蕃）住的村落，隨時在路邊幫人拔牙，曾在日記上記載他昨天拔了多少牙，今天又拔了多少牙，終其一生，馬偕總共為臺灣人拔了超過兩萬一千顆牙。
中法戰爭時，法軍進犯北臺灣，驚慌的民眾仇視一切西方人及基督教，於是聚眾拆毀教會、挖掉基石，然而法軍猛烈轟炸淡水的結果，使偕醫館內外都擠滿受傷的士兵，馬偕因盡心盡力的照顧他們，還受到清廷的褒獎。
1882年7月26日，馬偕創建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漢名為「理學堂大書院」，今真理大學）。二年後的1884年又在牛津學堂東側建立臺灣第一所淡水女學堂。第一屆即招收34名學生，不但學費全免，還補助交通費、提供吃住與衣著。但當時的漢人受到傳統禮教的約束，世家門閥不希望家中女子拋頭露面；窮苦人家則是重視男孩的教育，不以女孩受教育為要務。結果最捧場的卻是馬偕曾去傳教的宜蘭原住民族噶瑪蘭族。
馬偕在臺也蒐藏與鑑別許多文物，他在1893年第二次返回加拿大時，曾購入600件臺灣民俗文物，其中三分之二為漢人所有，三分之一為原住民所有；原住民文物中，又以凱達格蘭族佔大多數，這些文物現在存放在加拿大多倫多安大略博物館地下室。
我全心所疼惜的臺灣啊！
我的青春攏總獻給你。我全心所疼惜的臺灣啊！
我一生的歡喜攏在此。
我在雲霧中看見山嶺，從雲中隙孔觀望全地，波瀾大海遙遠的對岸，我意愛在此眺望無息。
我心未可割離的臺灣啊！
我的人生攏總獻給你。我心未可割離的臺灣啊！
我一生的快樂攏在此。
盼望我人生的續尾站，在大湧拍岸的響聲中，在竹林搖動的蔭影裡，找到一生最後的住家。
;《From Far Formosa》
1895年，馬偕利用第二次攜眷回加拿大述職期間（1893年8月18日-2017年1月1日），寫下他在臺灣22年多的宣教回憶錄，經其好友麥唐納（James Alexander MacDonald, 1862/01/22-1923/05/13）編輯成《From Far Formosa》一書，第一版於1895年出版。中文譯本有三：（1）1955年林耀南譯《臺灣遙寄》，（2）1960年周學普譯《臺灣六記》，（3）2007年林晚生譯《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
《福爾摩沙紀事》中的民俗植物，分為森林植物28種，水果和果樹25種，纖維植物9種，豆科植物5種，草本植物11種，球莖植物5種，蔬菜25種，其他植物16種及花28種，供計9項156種，蒐藏品大多典藏在皇家安大略博物館中（部分蒐藏品有含中國南部的文物）。馬偕博士有收藏一些標本，但是都收藏在火柴盒內。相關蒐藏品都帶回加拿大，沒有正式的發表，只有日誌尚留在真理大學。
;《馬偕日記》
馬偕日記寫成12本，是從1871年11月1日寫起，一直到1901年2月10日他的病情日益嚴重為止，但不知何故，缺少1883年一整年。馬偕去世後，其日記手稿由他的獨子偕叡廉保存，偕叡廉在世期間，曾將馬偕的日記手稿擇要摘譯為白話字，分訂三冊。陳宏文就讀臺灣神學院期間，撰寫「馬偕博士的宣教思想及方法」畢業論文，他把馬偕的日記摘譯再譯為中文，交由臺灣教會公報社出版（1972年初版，1996年人光版) 。馬偕日記手稿12本及其兒子偕叡廉白話字摘譯本，現典藏於真理大學「馬偕紀念資料館」。
馬偕次女偕以利（Bella MacKay, 1880～1970）的日記，記載自1900年4月父親患感冒起，一直至死、安葬後的1901年6月5日為止，在時間上恰好可以和馬偕日記手稿最後的記錄接軌。
2012年，《馬偕日記》完整中文版首度出版，共三冊，七十多萬字（臺北：玉山社，2012）。該年是馬偕抵臺140周年，真理大學於6月更舉辦『馬偕學術研討會』。
馬偕在1883年至宜蘭開拓教會，噶瑪蘭人沒有姓氏，馬偕建議部落的人另取漢人姓氏，當時頭目請漢人老師從百家姓隨意取了十幾個姓氏再加上馬偕的中文姓氏「偕」讓族人抽籤。
2002年，文建會委託臺灣作曲家金希文及編劇邱瑗創作以臺灣在地故事為背景的歌劇，耗時五年籌畫，兩廳院於2008年推出以臺／英語演唱的三幕歌劇《福爾摩沙信簡---黑鬚馬偕》。
2003年公視《臺灣百年人物誌》
2008年公視《臺灣人民的歷史》
2014年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大湧來拍岸-臺灣子婿?馬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