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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月12日，馬家軍攻占高臺，紅五軍全軍覆沒。16日，中央電報要求西路軍東進；23日，馬家軍組織七萬兵力開始圍剿東進的西路軍。2月中旬，中央致電西路軍放棄東進計劃，而改為西進，并反對西路軍東出青海大通。2月21日，西路軍從倪家營子突圍東進，并在西洞堡殲滅尾隨而至的馬家軍憲兵團，繳獲頗豐。而此時徐向前與陳昌浩再次就行軍方向產生分歧：陳昌浩主張重返倪家營子、建立甘北根據地，并指責徐向前是“右傾逃跑主義”。重返倪家營子后的西路軍面臨的是馬家軍的重新圍攻，在經過七晝夜的戰斗后，西路軍再次突圍，此時已剩三千余人。
3月14日，部隊在石窩山開會，軍政委員會決定陳昌浩、徐向前返回延安；現有部隊分散打游擊。剩下部隊兵分三路，由王樹聲、畢占云、李先念分別帶隊，以紅三十軍剩下的五個營組成左支隊，由李先念、程世才率領向南，深入祁連山區游擊。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成員隨部行動；以紅九軍剩下的五千余人及百余騎兵組成右支隊，由副總指揮王樹聲率領向北，依托祁連山北麓展開游擊；以總直特務團兩個連和傷病組成中支隊，由紅五軍參謀長畢占云率領就地堅持游擊。其中最后只有李先念帶領的一支七百余人部隊經過祁連山、抵達新疆；其余河西西路軍全軍覆沒。
徐向前、陳昌浩返回陜北向黨中央匯報情況，陳昌浩更聲稱要回陜北跟中央斗爭。徐向前一個人沿著祁連山晝夜兼程，在平涼，徐向前遇到了由劉伯承、張浩率領的援西軍的前哨——耿飆的部隊，順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來的紅四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一二九師后，徐向前擔任了副師長，成為八路軍中的一員重要將領。而陳昌浩回了老家，1937年6月輾轉來到武漢，抗戰爆發后才回到延安。
西路軍余部分成三個支隊，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組成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領導下轉入祁連山區打游擊。其中兩個支隊大部分損失，由李先念率領的左支隊歷盡艱險，于4月底到達新疆東大門星星峽。在星星峽期間，西路軍余部配合盛世才消滅了哈密的姚爾博斯部。西路軍余部437人到達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后，改稱“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稱“新兵營”。5月8日，到達迪化的第二天，陳云召集團以上干部會議，指出，突圍出來的左支隊到迪化，是通過蘇聯斡旋建立的統戰關系的結果。盛世才同意左支隊進迪化是有條件的。為了適應形勢，左支隊在迪化不能穿紅軍服裝，需換穿盛世才部隊的服裝來掩護身份。后陳云在寫給王明并轉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信中，又專門提到此事，其中講到，“雖然我們隊伍也一樣穿著國民革命軍的服裝，戴著青天白日徽章，但是我一眼就可以認出誰是我們的人，誰是他們的人。”先借住在西大橋一家紡紗廠的宿舍，接著又搬到東門外一處營房。西路軍余部的駐地，是4個相連的院落，陳云把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對外宣稱是盛世才的新兵營。西路軍總支隊下轄4個隊。每個隊下轄3個排，每個排轄3個班，每班10個人左右。另有60多名連、營、團職干部，被編為干部隊。第一、二、三隊二百多人學駕駛汽車，其中第三隊在學會駕駛汽車的基礎上再學駕駛裝甲車。第四隊一百多人學習使用各種火炮。干部隊重點學軍事和政治理論。后來，又在干部隊的基礎上，舉辦了二十多人的無線電訓練班和十多人的軍醫訓練班。四隊學炮后又從中挑選了25人學習航空。新兵營學習汽車、裝甲車、炮兵、無線電、航空、騎兵、軍醫和情報等技術。為培養抗戰人才，“新兵營”成為訓練抗日軍事干部的重要基地；新四軍彭雪楓部騎兵團團長周純麟就曾在西域“新兵營”學習騎兵。總支隊擬定培訓技術人才的方案后，首先得到盛世才的蘇聯總顧問巴寧中將的支持，隨后與盛世才交流協商。在蘇聯總顧問的促進下，當時對中國共產黨親善的盛世才對此表示同意。1937年12月，盛世才當著“新兵營”饒子健營長的面指示負責裝甲車教學的李國卿“教好教通，不能含糊。”另外，中共方面設法從蘇軍駐哈密的紅八團調來幾名蘇聯教官加強教學。新兵營營區在迪化東門外現五星路一帶，北面即為裝甲車部隊駐地，作為指揮機關的工委會和總隊部住在路南即裝甲車駐地對面。開學時，陳云代表中共中央作動員報告。新兵營下轄4個隊：
*第1隊，編有4個排，總共67人在新疆汽車局和修配廠學習駕駛和修理技術。第4排（原左路軍總隊部警衛排）在學習汽車技術的基礎上，到盛世才的裝甲車隊學習裝甲車駕駛和實彈射擊，稱為裝甲排。該排有三五十人，由趙敏喜、傅得昌任正、副排長，內容主要有機械原理、駕駛、槍炮射擊（包括兩三次實彈）、戰術等，直接在盛世才部裝備的16輛蘇制輪式裝甲車上實習，有“發依拉/發依坎”（二軸四輪的FAI）輕型裝甲偵察車、“布瓦25/26”（二軸六輪的BA-27）輕型裝甲車和“布瓦26/27”（三軸十輪的BA-6）重型裝甲車。1938年2月1日中共駐新疆代表鄧發關于新兵營學習情況等給張聞天轉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提到，“學鋼甲車的，理論快上完，現開始學開車，車上武器已開始學。學習常努力。不過前十天曾翻了一個車，未傷人，其余未發生什么問題。”把曾在蘇聯學習過駕駛坦克的吉合等調來當教員，提高了學員積極性和學習質量。1939年6月，這些學員學完了裝甲車，準備學習新式坦克，但一直沒等到。7月6日起，由支隊首長組織到城西5-10公里處，野營訓練連、營攻防戰術，和行軍、宿營等科目操練，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赴蘇聯途經新疆迪化時，專程到野營地看望學員，為他們介紹國內外形勢。1939年9月這些學員以參觀的名義，在裝甲車部隊中參加盛世才部為期三天的聯合兵種演習，不斷按蘇聯顧問提出的情況進行判斷和行動，見到飛機、重炮、裝甲車、騎兵和無線電通訊的實際應用。9月下旬結束野營返回迪化后，也一直沒學到新式坦克，只進行文化學習。12月下旬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干部大隊329人乘坐30輛氈篷卡車從迪化啟程返回延安。為預防國民黨制造摩擦和阻礙，中央以華僑名義為干部大隊辦理了通行護照，并決定其與蘇聯車隊同行。1940年1月1日出發時，陳潭秋將學裝甲車的40多名同志組成武裝護衛排，配備盛世才贈送給朱德總司令的4挺蘇制DT坦克機槍和4000發子彈，和向盛世才要來的30支三八式步槍，并再三叮囑將這些武器帶到延安送給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警衛隊。這一蘇聯車隊有約30輛帶篷卡車運載T-26坦克零部件等援助物資到蘭州給國民政府，每輛車篷都蓋得嚴嚴實實，蘇聯方面每天都派飛機聯絡，到蘭州后與干部大隊分別。干部大隊于1月5日回到延安，1月8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舉行歡迎晚會，毛澤東主席出席并講話。1940年1月18日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為新兵營回延安及安排人員留迪化學坦克等致鄧發并報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提到，“陳福海、趙丙瑣及其他會開汽車的共六人，擬與仁兄交涉留此學坦克，因仁兄處有坦克十一部。”
1937年12月，李先念、李卓然等高級干部返回延安，部隊交中共中央代表鄧發管理。李先念回延安后，一度被降為營級干部，后經毛澤東安排到新四軍開辟鄂豫邊根據地。1940年2月，新兵營大部人員返回延安。
西路軍二萬一千八百人在河西走廊幾乎全軍覆滅。其中七千多人陣亡，被俘九千多人。被俘后五千六百多人被殺，回到家鄉者二千多人，經營救回到延安者四千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二千多人。由于兵力損失慘重，1937年3月張國燾遭到批判，張國燾被免除紅軍總政委一職，改任邊區副主席，后投靠國民政府；二號人物陳昌浩被閑置，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牢固樹立。
毛澤東在1936年12月所寫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為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后的破產。”1951年出版的經毛澤東本人審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針對這段文字的注釋為：“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后，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卻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后，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余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1981年11月22日，陳云同李先念談起西路軍問題，指出：“西路軍過河是黨中央為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而決定的，不能說是張國燾分裂路線的產物。” 1991年6月，經中共中央批準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出版發行，新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對西路軍的注釋這樣寫道：“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并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斗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于同年10月到達甘肅會寧。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４個月，殲敵2萬余人，終因敵眾我寡，于1937年3月失敗。”
2004年，由蘭州西路軍研究會編纂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文獻卷》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洪學智在為該書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很長時期，西路軍由于被當作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其史實及研究都被視為‘禁區’，塵封了半個世紀，幸存者大多命運坎坷，備受壓抑和屈辱，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總支隊紀念館
* 《徐向前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年1月
*  西路軍：那段曾經被遮蔽的歷史，《三聯生活周刊》2009年第24期
*  《西路軍·河西浴血》，陜西人民出版社，馮亞光
* 黨史文苑·紅軍西路軍歷史真相澄清始末
斡道沖，字宗圣。祖先靈武（今寧夏靈武）人，后隨西夏主遷至興慶府（今寧夏銀川）。為夏仁宗李仁孝的重臣。他的家族世代修撰夏國史。八歲時就因為熟讀《尚書》而中童子舉。成人后精通五經，翻譯《論語注》，有著作《論語小義》二十卷，以及《周易卜筮斷》，均用西夏文寫成。天盛三年（1151年）官為蕃漢教授。乾祐二年（1171年）專權的外戚任得敬被誅殺后，升為中書令。
西夏乾佑十四年（1183年），斡道沖因勞累而死。他任西夏國相十余年間，廉潔施政，生活儉樸，史載“家無私蓄，僅有書籍數床而已”。他死后，仁宗令人為之畫像，祀于孔廟。
元代翰林學士虞伯生撰有《西夏相斡公畫像贊》云：“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生。國廢時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存賢子孫。載國丹青，取征良史。”
玉林可以指：
* 玉林市，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下轄地級市。
* 玉林通琇，中國清朝佛教僧侶。
* 玉林 (進士)，中國清朝政治人物，滿洲鑲藍旗人，乾隆十年繙譯科進士。
北流可以指：
*北流市，位于中國廣西的東南部，隸屬于地級玉林市。
*臺北流行音樂中心，簡稱北流，位於臺北市南港區，為臺北市專業流行音樂表演場館、展覽館、產業區及戶外表演公園之音樂產業基地。
右江，是中國南部的一條河流，為郁江正源，屬於珠江水系。
右江河源段稱達良河，發源于云南省文山州廣南縣蓮城鎮那省上寨（原屬那倫鄉），北流至壩美鎮坡們（原屬八達鄉）右納阿科河后稱馱娘江，北流進入廣西百色市西林縣。馱娘江在西林縣八達鎮那汪屯左納泥洞河后轉東流，至田林縣八渡瑤族鄉福達村（原福達瑤族鄉）附近左納八中河后轉東南流，進入云南文山州富寧縣境，稱剝隘河。剝隘河在富寧縣剝隘鎮北右納那馬河后轉東流，進入廣西百色市右江區境內，東流至百色市區以東，左納澄碧河后干流又改稱右江。
右江轉東南流，干流流經田陽縣、田東縣、平果市、隆安縣后進入南寧市轄區，在南寧江南區江西鎮同江村北右納左江后，干流始稱“郁江”。
右江本流河段的主要支流為龍須河、達臘河、淥水江、武鳴河等。
凌云或-{淩}-雲可以指：
;地名及車站名
* 凌云山，中國大陸四川省樂山市的山名
* 凌云縣，中國大陸廣西壯族自治區百色市所轄的縣
* 凌云站，位於中國大陸黑龍江省漠河市凌雲村的鐵路車站
* 凌云 (明朝)，明朝針灸學家
* 凌云 (國家安全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長
* 凌云 (1964年)，女，漢族，籍貫安徽肥東，出生于安徽界首，曾任合肥市人民政府市長、中共黃山市委書記
* 凌云 (1972年)，女，鄂倫春族，中共十八大代表，曾任中共鄂倫春自治旗旗委常委、副旗長、宣傳部部長
* 凌云 (1973年)，女，漢族，曾任海口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中共屯昌縣委書記
* 吳凌雲 (配音演員)，藝名「凌云」，中國大陸配音演員
* 凌雲 (導演)，香港粵語電影編劇及導演
* 凌雲集團，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旗下的公司
** 凌雲股份，凌雲集團旗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 ，日本舊國民民主黨（2018-2020）中的派系名稱
* LingCloud（凌云云計算系統），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發的開源云計算系統軟件
* 凌云臺，曹魏魏文帝所建的樓臺，今已不存
* 凌雲閣，位於日本東京市淺草區的塔式建築，今已不存
* 凌云閣塔，位於中國大陸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的塔，是博羅縣文物保護單位
* 筠連淩雲關，位於中國大陸四川省宜賓市筠連縣的關卡，是第八批四川省文物保護單位
* 標題包含繁體字「-{凌雲}-」的頁面
* 標題包含繁體字「-{淩雲}-」的頁面
* 標題包含簡體字「-{凌云}-」的頁面
* 相似地名：凌云冊回族滿族鄉、凌云路街道
* 相似名詞：凌霄 (消歧義)、凌波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隴干（今甘肅靜寧）人。父親吳扆為軍校，母親劉氏，生二子吳玠、吳璘。后遷居水洛城（今甘肅莊浪），南宋初年抗金名將。
少時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讀書能通大義。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北宋宋徽宗宣和年間，參與平定方臘之亂和河北群盜，累功權涇原第十將。宋欽宗靖康年初，與西夏軍作戰中以百餘騎追擊，斬首百四十級，擢第二副將。
南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入陜，都統制曲端守麻務鎮，命玠為前鋒，進據青溪嶺，逆擊大破之，追奔三十里，金人始有憚意。權涇原路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金人攻延安府，經略使王庶召曲端進兵，端駐邠州不赴，且曰：「不如蕩其巢穴，攻其必救。」端遂攻蒲城，命玠攻華州，拔之。后賊人史斌寇漢中，不克，引兵欲取長安，曲端命玠擊斬之，遷忠州刺史（階官，遙郡刺史，從五品）。張浚受命管制川陜，參議軍事劉子羽誦玠兄弟才勇，浚與玠語，大悅，提拔吳玠為統制，璘掌帳前親兵。建炎四年（1130年），吳玠收復永興軍（今陜西西安），受任永興軍經略使。同年，富平一戰失敗后，他和其弟吳璘退守和尚原（今陜西寶雞西南）。與曲端不合，便與張浚合謀使曲端慘死。紹興元年（1131年），金將沒立、烏魯、拆合來攻，敗之。完顏宗弼集重兵再度入侵，吳玠率領勁弓弩兵大破之，遂拜鎮西軍節度使。三年（1133年），金將完顏杲攻饒風關（今陜西石泉西），入侵興元府（今陜西漢中）。吳玠退守仙人關（今甘肅徽縣南），阻擋了金軍入蜀之路。四年（1134年），金軍攻仙人關，吳玠破之。自此金軍再不敢進窺蜀地。吳玠則升川陜宣撫副使，進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二鎮節度使。
紹興九年（1139年），六月二十一日於仙人關咯血而死，卒年四十七。死后，謚號武安，淳熙年間追謚涪王。
長子吳拱，曾任右武郎、涇原路兵馬都監、右護軍後部軍官、樞密院副都承旨、利州西路駐札御前中軍都統制、階州、成州、西和州、鳳州副都總管兼成州知州、襄陽府知府、任鄂州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湖北、京西制置使、安遠軍承宣使、利州路安撫使、興元府知府、駐札御前諸軍都統制、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等職。子吳扶、吳撝、吳擴、吳摠。
一說吳拱實為吳扆與婢女的私生子，吳扆害怕妻子劉氏，于是讓吳玠撫養吳拱為子。
《宋史》卷三六六《吳玠傳》
* 《宋史》卷三六六《吳玠傳》
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是位在臺灣總督府官署內部的內部部局，作為輔佐臺灣總督的官房。該機構轄下設有多課，也有政策面的制定與研擬。
1895年，臺灣總督府始政，即設陸軍、海軍、民政及總督官房四部門。因為臺灣總督擁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權，該幕僚擁有立法及頒布總督府令的絕對權力，這些權力後來由六三法予以補充法源；之後，在三一法後，稍加被節制與制衡。
總督官房並不設主官，其直屬長官即為總督。另外，其轄下機關總數與名稱隨總督更換，迭有變更，不過綜其言約設有秘書課、人事課、審議課、調查課、情報課、營繕課、外務課等等。
**秘書官室、人事課、審議室、文書課、地方監察課、情報課
(1884–1949)
1926年1月27日
下村充郎(？–？)
1926年8月13日
以總督官房文書課長兼任。
(1894–1938)
1926年11月30日
以總督官房秘書課長兼任。
和田一次(1884–1949)
水越幸一(1879–？)
1928年8月11日
伊藤兼吉(？–？)
1929年5月17日
(1887–1988)
1929年7月20日
以總督官房會計課長兼任。
(1893–？)
1930年4月30日
以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局檢察官兼任。
帶金悅之助(？–？)
1932年7月23日
山本真平(1893–？)
1932年7月日23
1936年12月19日
中村八十一(？–？)
井手薰(1879–1944)
1929年5月13日
大倉三郎(1900–1983)
**（庶務系→）庶務課、（第一課→）管理課、（第二課→）調查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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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 from:1940 till: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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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07/03/1940 till: 08/01/1941 color:ind text:"千葉蓁一" fontsiz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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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蓁一(？–？)
(1895–1979)
齋藤樹(1888–1951)
1945年1月6日
以總務長官代理。
成田一郎(1894–1959)
(1893–1977)
**庶務系、企劃課、物資課、勞務課、統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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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1951)
1942年10月14日
*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統治概要》明治百年史叢書、原書房、1973年（昭和20年刊的複製）。
* 伊藤博文編《秘書類纂》臺灣資料、明治百年史叢書、原書房、1970年（秘書類纂刊行會昭和11年刊的複製）。
*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 - 朝鮮?臺灣総督府と帝國日本》三元社、2008年。
*秦郁彥編《日本官僚制総合事典：1868 - 2000》東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
富川是一個地名。它可以指：
*富川瑤族自治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省的一個自治縣
*富川江，是流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和廣東省的一條河流
*富川市，是大韓民國京畿道的一個城市
*富川縣 (越南)，是河內市下轄的一個縣
吉爾福德伯爵（Earl of Guilford）屬於大不列顛貴族爵位，創立於1752年。
此伯爵爵位額外附有薩里郡吉爾福德的吉爾福德男爵（Baron Guilford, of Guilford in the County of Surrey），此男爵爵位設於1683年，屬於英格蘭貴族爵位。只有吉爾福德伯爵爵位的繼承人可使用此男爵的頭銜，而禮貌上的頭銜是諾斯勳爵。
然而，後世一般所指的諾斯勳爵，是腓特烈·諾斯，諾斯勳爵，即後來的第二代吉爾福德伯爵。他曾自1770年至1782年出任首相一職。
吉爾福德伯爵現今的家族宅第位於肯特郡多佛爾附近（Waldershare House）。至於頭銜所指，位於薩里的吉爾福德，現今的英文串法是''Guildford''，與舊時略有不同。
*第一代吉爾福德男爵法蘭西斯·諾斯（Francis North, 1st Baron Guilford） （1637年-1685年）
*第二代吉爾福德男爵法蘭西斯·諾斯（Francis North, 2nd Baron Guilford） （1673年-1729年）
*第三代吉爾福德男爵法蘭西斯·諾斯（Francis North, 1st Earl of Guilford|Francis North, 3rd Baron Guilford） （1704年-1790年） （於1752年晉爵為吉爾福德伯爵）
吉爾福德伯爵的家族盾徽。
*第一代吉爾福德伯爵法蘭西斯·諾斯（Francis North, 1st Earl of Guilford） （1704年-1790年）
*第二代吉爾福德伯爵腓特烈·諾斯（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 （1732年-1792年）
*第三代吉爾福德伯爵喬治·奧古斯都·諾斯（George Augustus North, 3rd Earl of Guilford） （1757年-1802年）
*第四代吉爾福德伯爵法蘭西斯·諾斯（Francis North, 4th Earl of Guilford） （1761年-1817年）
*第五代吉爾福德伯爵腓特烈·諾斯（Frederick North, 5th Earl of Guilford） （1766年-1827年）
*第六代吉爾福德伯爵法蘭西斯·諾斯（Francis North, 6th Earl of Guilford） （1772年-1861年）
*第七代吉爾福德伯爵杜德里·法蘭西斯·諾斯（Dudley Francis North, 7th Earl of Guilford） （1851年-1885年）
*第八代吉爾福德伯爵腓特烈·喬治·諾斯（Frederick George North, 8th Earl of Guilford） （1876年-1949年）
*第九代吉爾福德伯爵愛德華·法蘭西斯·諾斯（Edward Francis North, 9th Earl of Guilford） （1933年-1999年）
*第十代吉爾福德伯爵皮爾斯·愛德華·布朗洛·諾斯（Piers Edward Brownlow North, 10th Earl of Guilford） （1971年—）
伯爵爵位之法定繼承人為腓特烈·諾斯，諾斯勳爵 （2002年6月24日—）
南丹可以指：
* 南丹縣，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所轄的一個縣。
* 南丹市，日本京都府所轄的一個市。
* 丹波國，又稱為南丹，日本古代的令制國之一。
羅城，城墻外另修的環墻，城外的大城。
《北史?列女傳·魏任城國太妃孟氏》：「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
《資治通鑒?唐懿宗咸通九年》：「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
《資治通鑒?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比至，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元胡三省注：「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
大化可以指：
* 大化瑤族自治縣，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河池市下轄的一個縣。
* 大化 (日本)，日本孝德天皇的年號，期間實行大化革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1994年分稅制改革，簡稱分稅制改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92年著手設計、1993年準備并頒布、1994年實施的一項財稅體制改革，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稅收分配制度及稅收結構進行的一次較大規模的調整 ，標志著中國的財政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分稅制改革主要目的是緩解自1980年代末以來中央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在改革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產生了諸如增加地方政府財政負擔等問題，催生了嚴重的土地財政進而推高了土地、住房價格。因此，分稅制改革被認為是解開“中國土地財政增長之謎”的關鍵。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將省級和省級以下國稅地稅機構合并，分稅制改革成為歷史，而國稅地稅合并后的效應還有待觀察。
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在社會和經濟領域逐步擺脫計劃經濟體制并經歷了明顯的管理權下放過程 ，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了諸多財政管理權力。與之前統收統支的財政體制相比，地方政府擁有了獨立的預算制定權并享有一定的財政自主性，比如地方政府可以不受干擾地決定預算支出和中央政府分享預算收入等。 在1994年財政改革以前，中國的財政體制采用 “包干制”，其中政府財政收入被分為三類：中央固定收入、地方固定收入和中央地方共享收入。地方財政每年僅向中央交納定額的財政稅收，部分地方采用減免企業稅收的方式，截留經濟發展成果，藏富于企。有經濟學家認為，這是造成中國1980年代末通貨膨脹的誘因，同時，中央財政陷入嚴重危機的現象，期間共發生過兩次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借錢”的情況。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和中央財政占整體財政收入的比重，雙雙迅速下降，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未曾出現過的“弱中央”狀態。1982年，為了支持能源交通領域大型項目建設，國務院決定依據稅收強制性和無償性的原則征收國家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1989年2月，中央政府又決定開始征收“國家預算調節基金”以緩解中央財政的危機。在征收“兩金”的基礎上，中央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依舊得不到根本的改善，使得中央事權下的國防建設、國家的基礎性投入等面臨資金匱乏的情況。1993年分稅制改革前夕，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為全部的22%，地方政府為78%；中央政府的財政支出為全部的28.3%，地方為71.7%；中央的財政出現入不敷出的情況。
1994年，分稅制改革正式推行，首次正式實施改革措施的1994年中央財政收入實現了203.5%的空前增長。2000年，伴隨著政府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財政部與稅務總局對于國家與企業和居民之間的問題產生分歧。時任財政部長項懷誠仍然主張繼續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而時任稅務總局局長金人慶則主張不再提高政府收入占GDP比重，而是對稅制做有增有減的調整。2010年前后，隨著中央政府財政收入一路增長，中央與地方間分稅制改革的方向出現爭論。到2015年，中央財政收入達到財政收入50%的情況下，中央財政支出僅為財政支出的15%，加劇了中央與地方政府財政事權的錯配，地方政府財政預算和執行都出現困難。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規定改革地方財政包干體制，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計劃單列市實行分稅制的財政管理體制的改革，從1994年1月1日起正式啟動。
《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明確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的劃分，中央財政主要承擔國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國家機關運轉所需經費，調整國民經濟結構、協調地區發展、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業發展支出。而地方財政主要承擔本地區政權機關運轉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區經濟、事業發展所需支出。
根據1994年分稅制改革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的劃分，中央財政支出具體包括：國防費，武警經費，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級行政管理費，中央統管的基本建設投資，中央直屬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制費，地質勘探費，由中央財政安排的支農支出，由中央負擔的國內外債務的還本付息支出，以及中央本級負擔的公檢法支出和文化、教育、衛生、科學等各項事業費支出。
地方財政主具體包括：地方行政管理費，公檢法支出，部分武警經費，民兵事業費，地方統籌的基本建設投資，地方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新產品試制經費，支農支出，城市維護和建設經費，地方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費，價格補貼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重新劃分了中央稅、地方稅和中央地方共享稅，使中央財政取得得更多稅源。《關于實行分稅制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明確將維護國家權益、實施宏觀調控所必需的稅種劃為中央稅；將同經濟發展直接相關的主要稅種劃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將適合地方征管的稅種劃為地方稅，并充實地方稅稅種，增加地方稅收入。中央稅、共享稅以及地方稅的立法權都要集中在中央，以保證中央政令統一，維護全國統一市場和企業平等競爭。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確定，中央固定收入包括：關稅，海關代征消費稅和增值稅，消費稅，中央企業所得稅，地方銀行和外資銀行及非銀行金融企業所得稅，鐵道部門、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等集中交納的收入（含營業稅、所得稅、利潤和城市維護建設稅），中央企業上交利潤等。外貿企業出口退稅由中央財政負擔。
地方固定收入包括：營業稅（不含鐵道部門、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交納的營業稅），地方企業所得稅（不含地方銀行和外資銀行及非銀行金融企業所得稅），地方企業上交利潤，個人所得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城市維護建設稅（不含鐵道部門、各銀行總行、各保險總公司集中交納的部分），房產稅，車船使用稅，印花稅，屠宰稅，農牧業稅，對農業特產收入征收的農業稅，耕地占用稅，契稅，遺產和贈予稅，土地增值稅，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入等。
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包括：增值稅按照中央75％，地方25％分享，資源稅（除海洋石油資源稅，大部分資源稅作為地方收入）按照中央50%，地方50%分享，證券交易稅最初按照中央50%和地方50％分享，而2016年1月1日起，證券交易印花稅則全部調整為中央收入。
重整稅收結構，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稅種，推出較符合市場化改革的稅種，例如建立增值稅為主體的流轉稅體系，取消產品稅、規范消費稅，取消對國有企業等征收的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和預算調節基金。改革要求合理調節地區之間財力分配，為了保護各省市的利益，特別是要兼顧發達地區的既得利益和貧困地區的發展和老工業基地的改造，設計了一套與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的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的制度。同時，改革措施還明確提出將促使地方加強對財政支出的約束。為了配合分稅制改革的進行，中國人民銀行將開展國債市場業務，允許國有商業銀行進入國債市場，允許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以國債向中央銀行貼現融資。國債發行經常化，國債利率市場化，國債二級市場由有關部門協調管理。
中華人民共和國1994年稅制改革，標志著中國的財政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此次稅制改革減少了地方政府財稅包干制帶來的相關問題，使全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首次正式實施改革措施的1994年中央財政收入實現了203.5%的空前增長。1993-2012年間，全國公共財政收入由4,349.00億元增加到56,175.23億元，增長了26. 96倍，年均增長19.02%，中國的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上升，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則由1993年的12.30%提高到2012年的22.58%。
在全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的基礎上，還實現了中央財政占總財政收入比重的快速上升，中央財政貧弱的局面得到改觀，從制度層面保證了中央財政收入穩定增長、 增強中央宏觀調控能力目標的實現。高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使得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得到保障，進而為1998年起嚴禁軍隊、武警、政法機構和黨政機關經商奠定了基礎。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調動了地方政府參與財稅改革的積極性，促成了地方政府間為了財稅收入而展開經濟競賽。同時，分稅制改革削弱了政治周期對地方財政支出的擴張效應。
在推行分稅制改革的同時，建立了轉移支付制度來試圖緩解地區間財力懸殊的問題。分稅制改革為內資企業統一了稅制，使得內資企業之間獲得了相對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
1994年的稅制改革大幅提升了中央政府財政收入的水平，但是財政赤字的問題并未改善，并造成了中央與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失調，扭曲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通過實行分稅制和國稅部門垂直管理，中央政府掌握了近60%的財權，但大量的事權下放給地方，加重了地方政府負擔，影響了地方政府特別是基層政府的有效運轉。學術界發現分稅制改革后，特別是1998年住房市場化改革以來，中國城鎮住房價格持續上漲，較高的房價水平與較大規模的土地財政相聯系，而土地財政的形成與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密切相關。分稅制改革后，由于中央要求地方政府壟斷土地一級市場，各地方政府紛紛加快土地有償出讓制度的推進，1995年山東省土地局上報的《1995年山東省土地管理工作概況》文件中直接指出“土地開始成為地方政府生財、招商、引資的重要手段”。2000年，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周業安教授指出分稅制改革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地方政府為了緩解財政困難，不得不實施土地財政行為。學術界普遍認為，分稅制之后，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是土地開發和城市擴張，促使地方政府開始土地財政之路，造成土地、住房價格暴漲，蝸居蟻族相繼出現，地方政府暴力拆遷事件屢屢發生。2012年，上海財經大學宮汝凱教授等學者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并確認：1994年分稅制財政集權改革導致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不匹配是導致房價持續過快上漲的不可忽視的制度性因素。
2006年，重慶大學陳剛教授等學者發現由于分稅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財政能力不斷下降，地方政府進加強了對經濟活動干預和對金融系統的汲取，使金融資本配置效率降低，也降低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2010年，南京師范大學蔣伏心、林江等學者認為，分稅制使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持的自主權受到抑制，進而改變了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自主權，從而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分稅制改革后出現了反周期財政政策的特征。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政府財政收入向上級政府集中、社會保障責任等支出則向下級政府轉移，結果導致承擔社會保障職能的基層單位的財政普遍緊張，造成社會保障職能弱化，此外，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與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貧困地區、農村地區地方政府支出呈現非合理結構，加劇了落后地區、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供給不足的情況。
分稅制改革后的稅收體系存在多種不公平，如省際間的不公平，如增值稅屬于中央稅種，消費稅地方留存僅25%，導致了工業發達的省份和正在發展第三產業的省份的地方財政收入受到制約。另外，最顯著的表現在，內外資企業的稅負水平嚴重不公平，外資企業在稅收上獲得了超國民待遇，不僅整體稅負水平偏低且稅前扣除標準也較內資企業更為寬松。此外，也造成國內一些企業負稅加重，制約了企業的長遠發展，特別是使中小型民營企業發展困難。中國現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是在1994年稅制改革的基礎上建立的，存在著不利于調節收入分配等諸多問題，使普通民眾稅負較高，多年來改革的呼聲一直較高，但其改革又受制于1994年稅制改革的所訂立“簡化稅制”的方針。不合理的所得稅等稅制，促使貧富兩極分化加劇、中產階級群體萎縮或移民，進而使M型社會加速產生。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撰文指出，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不相匹配的財權事權結構和缺乏有效治理架構導致“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輪回出現。
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推行22年后，中央政府開始對政策進行調整和修正。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財政部部長的樓繼偉表示要研究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改革。8月24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決定對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做出調整，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保障地方履行財政事權，減少并規范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同時，《指導意見》明確了由財政部、中央編辦等有關部門主要負責組織、協調、指導、督促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工作。
此外，《指導意見》對改革給出了時間表。2016年，將在國防、外交等領域率先啟動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2017至2018年，力爭在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交通運輸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取得進展。2019至2020年，主要領域改革基本完成，并對需要上升為法律法規的內容進行梳理，適時由國務院頒布行政法規和提交全國人大制定修訂相關法律。此外，國務院還將研究起草政府間財政關系法，推動形成保障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科學合理的法律體系。
然而，對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事權劃分的改革進展依舊緩慢。2017年12月，曾任財政部長的樓繼偉在專題報告中指出，事權劃分改革進展相對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影響，各級政府職能配置天然缺乏清晰分工的理念，上級政府慣于通過行政命令方式管控下級政府，約束下級政府按上級偏好履行事權，導致各級政府沒有根據事權屬性直接承擔相關事權，從而導致上下級政府間的權責邊界模糊，共同事務泛濫，行政效率偏低。
2019年10月9日，中國政府網發布《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后調整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改革推進方案》，旨在支持地方政府落實減稅降費政策、緩解財政運行困難，方案稱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將部分在生產（進口）環節征收的現行消費稅品目逐步后移至批發或零售環節征收，拓展地方收入來源，引導地方改善消費環境。
* 兩金：國家能源交通重點建設基金、國家預算調節基金
* 1990年代的相關改革政策：浮動匯率制改革、外貿體制改革、城鎮住房體制改革
* 中國2018年稅收征管體制改革
專家統治（Technocracy），又稱技術官僚主義。在決策系統中，決策者是根據其在給定責任領域（尤其是在科學或技術知識方面）的專業知識來選拔的。該制度與民選代表應成為政府的主要決策者這一觀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儘管這不一定意味著要消除民意代表。決策者的領導才能是根據專業知識和表現來選擇的，而不是根據政治背景或議會的技巧來選擇的。
技術官僚主義一詞最初用於提倡將科學方法應用於解決社會問題。技術官僚可以關注資源基礎內的可持續性，而不是貨幣的獲利能力，以確保所有社會工業職能的持續運作。技術官僚主義最極端的意義大多是假設性的，意指把政府的運作全部都當成技術或工程問題。在更實際的例子中，技術官僚主義是技術官僚所管理的官僚機構的任何部分。由民選官員任命專家和專業人員來管理政府的個別職能並建議立法的政府可以被認為是技術專家製。該詞的某些用法指的是一種精英管理形式，由最技術專家負責，表面上不受特殊利益集團的影響。有批評者認為，“技術官僚主義的鴻溝”挑戰了更具參與性的民主模式，將這些鴻溝描述為“在採用技術官僚主義原則的理事機構與旨在為政府決策做出貢獻的公眾之間仍然存在的功效差距”。
繼塞繆爾·哈伯（Samuel Haber）之後，斯塔比勒（Donald Stabile）認為，在19世紀末期美國的新公司資本主義企業中，工程師面臨著物理效率和成本效益之間的衝突。 工程師工作所在的公司的注重利潤的非技術經理，由於他們對市場需求的看法，經常會限制工程師希望從事的項目。
所有投入的價格隨市場力量而變化，從而擾亂了工程師的仔細計算。 結果，工程師失去了對項目的控制，必須不斷修改計劃。 為了保持對項目的控制，工程師必須嘗試對這些外部變量進行控制，並將其轉換為恆定因素。
民國50年代耕者有其田與耕者有其糧的廣告文宣
耕者有其田是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實施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之一。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實行三七五減租，於1951年實行公地放領，於1953年實行耕者有其田。
民生主義解決土地問題的政策。要點是減低田租，保障農民收入，切實扶植自耕農，使其有自己的田地可以耕種。
1947年3月20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從字第一〇〇五〇號訓令」規定，佃農應繳之耕地地租，依正產物1000分之375計算，是為「三七五減租」；但當時各級政府推行不力。1949年4月14日臺灣省政府公布實施「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更陸續訂定「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施行細則」、「臺灣省辦理私有耕地租約登記注意事項」、「臺灣省推行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及「臺灣省各縣市推行三七五減租督導委員會組織規程」等法規，以貫徹三七五減租政策。後為確保推行三七五減租已獲得之初步成果，於1951年6月7日制定公布「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作為法律依據。
同時1951年至1976年間分九期實施先辦理公地放領，連同1948年試辦部份，共計放領138,957公頃，承領農戶286,287戶。政府收得放領公地地價稻穀367,366,416公斤、甘藷1,254,768,525公斤，全數由臺灣土地銀行經收後撥作扶植自耕農基金。
1952年11月，行政院會議在陳誠院長指示下通過「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草案」。1953年1月26日，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明令公佈「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規定，地主可保留水田三甲或旱田六甲，其餘由政府用徵收補償方法交佃農承租耕種。地主免征耕地，政府強制徵收地主超額之出租耕地，附帶徵收地主供佃農使用收益的房舍、曬場、池沼、果樹、竹木等定著物的基地，放領給現耕農民。於1953年12月順利完成，計徵收放領耕地139,249公頃，創設自耕農戶194,823戶。放領的地價是耕地正產物（稻穀、甘藷）全年收穫總量2倍半，分十年均等攤還。徵收方面，補償地主70%為政府發行的實物土地債券，分十年均等償付，並加給年息4%；30%為公營事業股票（一次給付臺灣水泥、臺灣紙業、臺灣工礦、臺灣農林的股票）。實物土地債券分稻穀與甘薯二類，稻穀債券以稻穀償付，甘藷債券依據當年甘藷時價以現金償付。
關於耕者有其田政策之違憲爭議，司法院大法官陸續作出了司法院釋字第78號、124號、125號、128號、347號、422號、561號、579號、580號、581號等解釋。大法官並在司法院釋字第580號解釋中宣告，1983年12月23日增訂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耕地租約期滿時，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提升土地利用效率而收回耕地時，準用同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之規定，應以終止租約當期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餘額後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違憲，並應於2006年7月9日失效。
每公頃水稻產量的絕對數字依據四種的估計數而有所不同，而無需過於認真看待，但以估計數字的共同特點來說，從1949年到1960年，臺灣每公頃水稻的產量提高了約50%，農民的淨利提高三倍，但並不是所有農民皆種植水稻，在旱地耕作的收入就比較少。土地改革使臺灣80%以上的農民成為自耕農。
耕者有其田所釋放出來的四大公司股票，因中小地主經濟狀況不佳，又普遍不信任與接受股票與債權之價值，對國營企業也沒有信心，紛紛出售政府給予補償之國營企業股票；臺灣五大家族則趁機以低價購入，晉身為工業資本家。由於土地改革使臺灣許多地主喪失依附於土地之政經權力，此一資本集中現象對工業化產生一定的助力。部分地主則是把所獲得的政府補償投資於工業生產，成為臺灣日後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同時原來的大地主也搖身一變為財團，例如鹿港辜家掌有臺泥，後發展成和信集團（1991年以前稱為中信集團），便是顯例。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則從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三項特點，分析了它對後來「臺灣經濟奇蹟」的先驅影響：
#藉由放出四大公營企業股票，將地主的土地資本轉成產業資本，這是民間資本發展的一個出發點。
#改革的結果，透過「肥料換穀制」，用國家獨占生產和進口的化學肥料跟農民生產的米穀作物進行交換等方法排除地主，國家直接掌握農民的生產剩餘，以供養龐大的黨國體制（實施對軍公教人員的米穀配給制）；同時透過低米價政策等措施，使農業資本可能移向工業資本。
#因改革而使獲得土地的農民提高生產意願，同時配合美援推動技術指導，提高農業生產性，有效滿足農村的勞動力需求，並以此累積未來豐富、廉價、具有高競爭優勢的產業勞動力。
經濟學家比較臺灣、南韓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發展，認為土地改革減小貧富差距與刺激經濟發展，是臺韓經濟發展後來居上的因素之一。
因應臺灣社會發展情勢演變及農業環境條件變遷，1991年5月17日郝柏村內閣函請立法院審議廢止《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第2屆立法院於1993年7月9日通過，於7月30日明令廢止。
* 釋字第 580部分協同及部分不同意見書
象州，隋朝時設置的州。
開皇十一年（591年）置，治所在桂林縣（今廣西壯族自治區象州縣東南上古城）。因界內象山得名。大業二年（606年）廢。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復置。治所在武德縣（今象州縣西北），下轄武德縣、西寧縣（今廣西象州石龍鎮）、武化縣（今廣西象州縣運江鎮大村）、長風縣（今廣西象州縣羅秀鎮）、陽壽縣（今廣西象州縣）、武仙縣（今廣西武宣縣二塘鎮）、桂林縣。貞觀十二年（638年）移治武化縣（今象州縣東北）。大歷十一年（776年）移治陽壽縣（今象州縣）。天寶元年（742年），改為象山郡，乾元元年（758年）復名象州。轄有今象州、武宣兩縣地。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又移治來賓縣（今廣西壯族自治區來賓市東南舊來賓）。轄境又增今來賓市東部地。
元朝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為象州路，大德后仍降為象州，治所復移還陽壽縣（今象州縣）。1912年降為象縣。
* 柳奭（657年—659年）
江州可以指：
*江州區，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下轄的一個市轄區。
*江州 (西晉)，中國西晉時設置的一級行政區劃，包括今江西省、浙江省的部分地區。隋朝以後轄境縮小，成為二級行政區劃，包括今江西省九江市一帶。
*江州 (北齊)，中國北齊的行政區劃之一，在今安徽省境。
*江州 (北宋)，中國北宋時為羈縻州，明朝時為廣西承宣布政使司直隸的州，清朝時為土州，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
*江州鎮，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江州區下轄的一個鎮。
*江州縣，中國自秦朝起設置的縣，秦漢魏晉時期一直為巴郡的郡治，位置各代有遷移，但都在今重慶市范圍內，至隋朝時改名為巴縣。
*渝中區，古稱為江州，中國重慶市下轄的一個市轄區。
*九江市，古稱為江州，中國江西省下轄的一個地級市。
*近江國，又稱為江州，為日本古代的令制國之一，在今滋賀縣。
*江州市，中國大陸影視劇中常見的虛構城市。
大新可以指：
* 大新縣，中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崇左市下轄的一個縣。
* 大新街道，中國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下轄的一個街道。
* 大新銀行集團有限公司，香港一家銀行。
* 上海大新公司，中國上海市民國時期的四大百貨公司之一。
* 大新 (臺灣)，臺灣彰化縣田中鎮的一個地名。
*臺中市南屯區大新國民小學臺灣臺中市南屯區的一所市立小學校。
黃竹坑道行車天橋西端
黃竹坑道近南朗山道
黃竹坑道行車天橋東端
黃竹坑道近香港仔運動場
黃竹坑道近海洋公園站
黃竹坑道是一條位於香港島南區黃竹坑的主要幹道，大部份路段為香港1號幹線的一部份。幹線部份西接香港仔海旁道，東接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及南風道的交匯處，為三線雙程分隔道路。至於交匯處以東，黃竹坑道在壽山村道交界接駁香島道前往淺水灣及赤柱區。
黃竹坑道設有一條跨過南朗山道交界的行車天橋，稱為黃竹坑道天橋。天橋全長550米，雙程雙線分隔行車，耗資3億580萬港元興建，1998年10月動工，2001年12月通車。
黃竹坑道歷史上屬於群帶路的其中一段，早於香港開埠前便已存在。1848年香港政府根據群帶路的基礎，修建連接香港仔至赤柱的道路，黃竹坑道即為道路的其中之一部份，屬於舊香島道的一部份。
1973年南風道通車後，香港仔一帶的車輛可經黃竹坑道、南風道及黃泥涌峽道來住港島其他地區，成為繼薄扶林道後香港仔一帶第二條往港島其他地區的通道。隨著1950年代至70年代黃竹坑發展成工業區、鴨脷洲大橋來回方向天橋分別在1980年和1994年建設完成以及香港仔隧道在1982年落成通車，黃竹坑道更見繁忙。直至2001年黃竹坑道天橋落成通車，讓車輛行經天橋而毋須途經地面的交通燈位，全線繁忙程度才略為舒緩。天橋早期只有東行有巴士行駛，2018年開始西行亦有巴士行駛。
2010年2月8日早上9時許，黃竹坑道一條地底淡水管突然爆裂，大量食水夾雜泥沙湧出，香港仔隧道來回線一度全線封閉，交通大擠塞，車龍長達2公里，水管經搶修後路面下午重開。由於該段水管使用只有16年，水管爆裂原因有待水務署進一步調查。
爆裂的是一條直徑60公分的鋼喉水管，在1994年鋪設，主要將淡水由銅鑼灣掃桿埔送往黃竹坑配水庫，全長600米，由於並非食水管，故未有住戶受影響。現場為黃竹坑道向香港仔隧道方向的休憩公園，公園內一截地底水管爆裂，大量淡水湧出，將依山坡而建的梯級沖毀，大量黃泥水流入黃竹坑道。
由於該段路面為低窪點，瞬間已水深1米，路面頓成澤國，來往香港仔隧道的車輛未能駛過，紛紛停下。警員到場封路，通知水務署派員前來關水掣及進行清理。受事件影響，區內交通嚴重擠塞，駛往香港仔隧道行車線大排長龍，超過20條巴士線及10條小巴線改道。經水務署職員搶修，在下午4時暫時重開慢線。
*香港仔工業學校（黃竹坑道1號）
*South Island Place（黃竹坑道8號）
*如心南灣海景酒店（黃竹坑道55號）
*奧華酒店?南岸（Ovolo Hotels，黃竹坑道64號）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黃竹坑道99號）
*香港仔運動場、黃竹坑遊樂場（黃竹坑道108號）
*葛量洪醫院（黃竹坑道125號）
*黃竹坑體育館（黃竹坑道168號）
*香港海洋公園（黃竹坑道180號）
*香港鄉村俱樂部（黃竹坑道188號）
Hong Kong Academy of Medicine Jockey Club Building (blue sky).jpg|香港醫學專科學院
Arena of Wong Chuk Hang Sports Centre.JPG|黃竹坑體育館主場館
Wong Chuk Hang Sports Centre.jpg|黃竹坑體育館外貌
社會團體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通常指彼此互動的兩個或更多的人構成的團體，且作為該團體的成員互相有著相對確定的期望和義務，團體成員內部存在一種被普遍認同的身份。按照此定義，社會本身即是一個大的社會團體，由無數個小型社會團體所構成。多指以文化、學術或公益性為主的非政府組織。人民組織社會團體與社會團體進行活動之自由權利，在現代法治國家，已被視為基本人權。例如中華民國憲法第14條即規定：「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但在臺灣法律上，凡是「以人為成員、基礎之組織體」，都常被簡稱為社團，亦為人民團體之統稱，而不著重於其組成目的是否有文化、學術或公益性質；社團若依民法或其他法律規定，而取得法人資格者，稱為「社團法人」，與「財團法人」（以財產為基礎之組織體）、「公法人」（依公法設立具行政或公共目的之法人）並為法人之一種而具有人格，得以享受權利或負擔義務。
第一團體，是以親密的親屬、家庭或朋友為基礎組成的團體。他們之間具有強烈的情感紐帶、持久的職業和持久的親情。
第二團體，是以基本人口組成的團體, 成員關系更加的制度化、公眾化。 他們之間有著很弱或者更少的感情紐帶，并不是永久性的，當有著基本的目標或者面對面的關系就可以，但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例如：一家公司內的朋友團體。
依《民法》第45條、第46條，社團依其性質可分為「營利社團法人」及「公益社團法人」兩類，前者即以營利為目的之社團，如公司、銀行等；後者則係以公益為目的之社團，如農會、漁會、工會等人民團體。另外，未取得法人格但有如同社團從事一定目的組織，法律學說亦有稱為「無權利能力社團」者，不具人格但因其極同社團法人之事實，固有需保護之必要，因此有主張類推適用社團相關規定者。
而依《人民團體法》的規定，社會團體屬于人民團體三種類型之一，指以推展文化、學術、醫療、衛生、宗教、慈善、體育、聯誼、社會服務或其他以公益為目的，由個人或團體組成之團體。同時依據該法之規定，人民團體的成立必須有年滿二十歲且具權利能力的發起人、制定章程及登記。
; 中華民國社會團體數概況
年度 （民國紀年）
在中國大陸，根據1998年10月25日頒佈的《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社會團體指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成立社會團體必須經其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同意，必須同時接受登記管理機關（民政）、業務主管單位的監督；事實上，限制或者禁止政治性團體。字面含義上與國民政府之《人民團體法》定義的“人民團體”內涵基本相同，下列三類機搆組織不屬于社會團體：
*（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人民團體；
*（二）由國務院機構編制管理機關核定，并經國務院批準免于登記的團體；
*（三）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內部經本單位批準成立、在本單位內部活動的團體。
除“社會團體”外以外還有民辦非企業單位，對外國商會另有規定即《外國商會管理暫行規定》。國務院其他部門還有其他具體規定，如對科技類民辦非企業單位有《科技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審查與管理暫行辦法》，對體育類民辦非企業單位有《體育類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審查與管理暫行辦法》。
在香港成立的社會團體，均受到香港法例第151章《社團條例》約束。香港主權移交之前，新成立的政團需要向政府通知社團成立，其後臨時立法會通過修例，規定新成立的社團須在成立後1個月內，向社團事務主任申請註冊。有關申請表格須由3名幹事簽署，並須包括社團名稱及宗旨等資料。而申請社團註冊毋須繳費。
* 《香港法例》 第151章 《社團條例》
* 臨時立法會 1997年社團(修訂)條例草案及1997年公安(修訂)條例草案(會議過程正式紀錄)投票記錄.P.108-116
*  1997年社團（修訂）條例草案 (臨時立法會)
* 人民團體、群眾團體、行業協會
舊時部分也做擸??灣，垃圾灣可以指香港數個曾用作傾卸垃圾的海灣：
*葵青區的醉酒灣，現時的葵芳站在1967年的地底集體運輸系統建議書中曾被建議命名為垃圾灣
*西貢區的將軍澳，但英文名稱「Junk Bay」的「Junk」指的是戎克船
*中西區的卑路乍灣，鄰近堅尼地城焚化爐
*南區石澳的垃圾灣，靠近鶴咀。
社團（或由翻譯來的名稱）可以指：
* 俱樂部，或稱「會」或「會所」，基於共同理念目的而結成的團體。
* 夜總會，各類夜生活娛樂場所。
* 社會團體，以文化、學術或公益性為主的非政府組織。
* 學生社團，學校內部具共同目的所形成的學生團體。
* 脫衣舞俱樂部，經營脫衣舞的娛樂場所。
* 幫會，在香港可指為黑社會或三合會的組織。
在科技產業中：
* .club，有效通用頂級網域。
在影視娛樂中：
* 鬥陣俱樂部，一部1999年的美國電影。
* 神父俱樂部，一部2015年的智利電影。
* 俱樂部財，經濟學上的一種商品概念。
* 俱樂部三明治，常切成四等份的三明治。
安哥拉之戰指1402年奧斯曼帝國和帖木兒帝國之間發生于今土耳其安卡拉（舊譯安哥拉）附近的戰役。
1402年春，帖木兒率大軍15萬人左右發動對奧斯曼帝國的戰爭，數月之間即兵臨安卡拉城下。鄂圖曼蘇丹“雷霆”巴耶濟德一世率軍7萬人左右利用安卡拉以東的森林設防，以降低帖木兒騎兵的機動優勢。帖木兒遂于7月20日率軍由南面迂回攻城，迫使巴耶濟德回軍救援。雙方不久相會于平原之上，帖木兒遂發揮騎兵優勢集中兵力攻擊巴耶濟德軍左翼。
激戰半日后，巴耶濟德軍中的韃靼軍隊和安納托利亞聯軍先后倒向帖木兒，巴耶濟德本軍隨即崩潰，其本人被俘。帖木兒獲勝后并沒有繼續對奧斯曼帝國的進攻，因為正獲得探子來的情報而迅速回師撒馬爾罕，籌備征服中國，他不久卻死在征討明帝國的路上。另一方面這次失敗使奧斯曼帝國大傷元氣，進入了王位空懸的十年內戰，延緩了拜占廷帝國的滅亡近半個世紀，同時也解除了帖木兒入侵中國時的后顧之憂。
五子碑紀念被屠殺日本小孩
五子碑及其石製基座
北埔事件為1907年（明治40年）11月，發生於臺灣新竹北埔的抗日事件。
1895年6月，臺灣割讓給日本。許多漢人不願接受日本統治而起兵反抗，是為乙未戰爭。北埔姜紹祖也組織「敢字營」義勇軍抗日，但最後仍壯烈成仁。其自輓詩曰：?遑戍孤軍自一支，九迴腸斷事可知，男兒應為國家計，豈可偷生降夷敵？?。此為日本治臺後「第一次北埔事件」。
1907年（明治四十年），臺灣經日本12年的統治，但仍有許多臺灣漢人、原住民等無法接受高壓統治。峨眉鄉客家人蔡清琳曾為巡查補（日治時期的基層警員），後因職場嫌隙、升等管道不合理與對日本帝國統治不認同等因素，因此離職。之後，偶然機遇，他對新竹北埔山區的漢人（有福佬人、客家人等）與賽夏族原住民自稱為「聯合復中興總裁」，謊稱大清帝國的軍隊即將登陸新竹，並利誘賽夏族大隘社頭目大打祿（漢名趙明政）加入，開出高額獵殺獎金（如「奪一把日本巡查配劍賞二十元」）。
1907年11月14日，由北埔臺灣漢人何麥榮及賽夏族人共150餘人攻打北埔鄉支廳各分遣所。群眾最後攻打日警北埔支廳（即今金廣福公館），並且殺害北埔地區的北埔支廳廳長渡邊龜作、郵電局長、日警與日本人共57名，其中包括屠殺了5位4至10歲的小孩，但蔡清琳等人馬竟毫無動靜的冷眼旁觀。
臺灣總督府聞訊後立即派兵從新竹到北埔來鎮壓，進行圍捕，參與武裝起事的臺灣人死傷慘重，紛紛退入北埔山區，蔡清琳更跑到五峰鄉避難。當時日軍派駐北埔的人數約有二千人，日軍指揮官口喻當時北埔莊莊長徐泰新，如果逮捕不到這些抗日分子，就要把北埔莊民全部殺掉。因此，徐泰新馬上找來北埔望族姜家的負責人姜振乾商討如何安撫日軍，於是姜家願意負責日軍在北埔期間所有的開支費用，另外邀請當時的北埔公學校校長安部手作先生出面向政府請求不要殺害無辜的北埔百姓。同時北埔鄉長也要求何麥榮等抗日人士敢做敢當不要牽連北埔鄉親  。到了11月底，亂事便已全部平息，而附和的賽夏族人卻等不到清帝國軍隊入臺，方知受騙，便將蔡清琳砍頭，並另行砍下十多名義勇的頭，與蔡清琳的屍骸一起交給臺灣總督府。最後，日本軍警就此事逮捕百餘人。
1907年12月在北埔開設臨時法院審理此案，經審判後，該事件的首從共有9人被臺灣總督府判處死刑，有期徒刑或行政處分者則為97人。並且秘密處死當地許多客家人。但由於當時對原住民採「懷柔政策」，對於賽夏族僅沒收其槍械。而趙明政則佯死隱居避禍。1907年12月23日，發起事件的抗日人士全部被日軍處死於內豐地區。臺灣光復後，中華民國政府將蔡清琳等人列為抗日民族英雄入忠烈祠。
在第二次北埔事件後立有「五子碑」，以紀念事件當中遇害的五位日本兒童。此反日事件的起事者多為鎮守隘勇線的臺灣漢人兵勇或隘勇線外的原住民，臺灣總督府以此為借鏡多加整頓該組織，另外，也重新調整與加強理蕃政策。改採不借臺灣人之手，直接管理原住民的政策。不過，之後卻因此引起更大的霧社事件。
*時人廖景淵， 北埔鄉 － 新埔鎮
*《臺灣山岳雜誌》 五子山下的五子碑
* 乙未戰爭（包括第一次北埔事件的戰爭）
* 一八九五（描寫乙未戰爭與第一次北埔事件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