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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意大利終于發動自由革命了，2月，帕爾馬、摩德納、博洛尼亞紛紛爆發起義，并呼吁法國的幫助。這些城市的前任主子紛紛向奧地利求援。但是梅特涅擔心在沒有新教皇額我略十六世允許的情況下，不能進軍教皇國。不過他還是派軍占領了帕爾馬和摩的那，最終穿過了教皇的領地。3月底，意大利恢復了和平。7月，他命令軍隊從教皇國退出，1832年1月，這些軍隊再一次進入意大利鎮壓第二次叛亂。這時的梅特涅明顯蒼老了，他頭發變灰，面容憔悴，心情沮喪，盡管如此他的妻子還是喜歡陪在他的身邊。1832年2月，梅特涅的女兒出生，他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這個孩子。1833年生了兒子克萊門斯，不過僅出生兩個月便夭折了。1834年10月他們又生了一個孩子，保爾。1837年他們生了第三個兒子，路德。他發現有小孩可以有效的避免與這個社會脫節，而妻子可以有效地當做抵御社會事件的盾牌，而他妻子影響奧地利政策的能力非常有限。政治上，梅特涅有了新的對手，帕莫斯頓大人（后來的英國首相），1830年出任英國外相。直到1832年底，他們幾乎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意見相左。梅特涅寫到：總而言之，帕莫斯頓在每件事情上都犯錯。當1832年梅特涅再次束縛德國大學思想的時候，英國認為根據1815年的協議，其有權反對奧地利對于德國大學的思想束縛，這讓梅特涅很惱火。梅特涅還擔心帕莫斯頓會將歐洲的大型會議放在英國召開，這樣會極大削弱梅特涅的影響力。
1831年埃及入侵奧斯曼帝國，擔心奧斯曼帝國的全面崩潰而奧地利只能獲得很少的利益，梅特涅因而提議多國對奧斯曼帝國的支持。而法國對此態度曖昧，英國則提出要在英國開會討論。事實上，到了1833的夏天，英奧之間的關系已經跌倒了谷底。真正讓梅特涅在意的是沙俄的態度，在沙俄他有信心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也許是他一廂情愿了），而之后俄國和奧斯曼帝國簽署的帝國碼頭協議（Treaty of Hünkar ?skelesi，兩國的互助協議）讓梅特涅感到驚訝。雖然如此，1833年9月，他準備在特普利采會見普魯士國王，并且在慕尼黑城堡陪同弗蘭茨一世會見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與普魯士國王的見面互動良好。盡管普魯士經濟突飛猛進，但梅特涅仍然感到自己能夠控制這個國家。而與沙皇的見面是緊張的，但是沙皇卻表現的很熱情，雙方一共簽署了三個慕尼黑城堡協議，框架了一個新的保守主義聯盟，來支撐在土耳其、波蘭和其他國家現有的制度。梅特涅高興地離開了，唯一令他失望的是波蘭的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而在不久之后，他聽說了一個由英法西葡四國組成的四國同盟于1834年成立了。這個自由聯盟公然抨擊奧地利的價值觀，帕莫斯頓寫到：當梅特涅知道我們的協議之后，他很想看看梅特涅的臉色。這確實是個痛苦的指責，幾乎爆發一場戰爭。梅特涅雙管齊下：一邊陰謀讓英國外相下臺，一邊試圖建立一個跨大國集團的聯盟（后者失敗了）。11月帕莫斯頓下臺了，梅特涅於是無事可做。“我們（輝格黨）出局了”帕莫斯頓寫到，“立即把這個事情告訴梅特涅，他會很高興的”。而事實上，到了1835年春，帕莫斯頓已經做好回歸外交大臣的準備了，不過此時梅特涅感到一場大范圍的戰爭得以避免了，而這新的四國聯盟也將土崩瓦解。
1835年3月2日奧皇弗蘭茨一世駕崩。繼位者是他的癲癇癥兒子費迪南一世。盡管這位皇帝被人稱為“君王中的鬼”（ghost of a monarch），而梅特涅卻將他置于一個非常重要的法律地位，并且盡自己可能維續著政府的運作。他很快就被要求陪著費迪南一世前往特普利采和普魯士國王與沙皇見面，費迪南被徹底征服了，尤其是代表團列隊行進到布拉格的時候。不過整個會面還是和諧的。之后的數年對梅特涅而言算是相對的和平，外交上，梅特涅和帕莫斯頓偶爾會因為自己沒有成為英國與沙俄黑海問題的中間人而氣憤。梅特涅也會花一點時間來支持科技的應用，比如鐵路。他最迫切的問題是匈牙利，他不情愿的支持著溫和派的賽切尼，在一條評論梅特涅“正在衰敗的政治權利”的問題上，他猶豫不決。在宮中，他堅決反對并挫敗了他的對手，明日政治之星弗蘭茨·安東·馮 科洛弗拉特-李博斯坦恩斯凱（Franz Anton von Kolowrat-Liebsteinsky），尤其是反對他增加軍事預算的提議。在1836年他試圖強行通過憲法改革法案失敗之后（主要是由于更加傾向于自由主義思想的約翰大公的阻撓），他不得不在“奧地利國家秘密會議”中分權給科洛弗拉特和路德維格大公。國家決策自然陷入僵局，他甚至打算要辭職，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他生了四個小孩以后，他的收入要維持約翰內斯堡，孔格斯瓦特，普拉斯（他1826年購買的城堡）的莊園已經捉襟見肘。1838年他在特普利采會見了普魯士國王和沙皇，他用老的方法對付老的威脅，他記錄到：我能知道普王弗里德里克·威廉姆一次要用多少鼻煙。
1839年梅特涅已經做好第二次土耳其-埃及戰爭的準備了，并且渴望重建奧地利的外交威望。他迅速召集代表到維也納，他們于7月27日發布對君士坦丁堡支持的公告。然而，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圣彼得堡向梅特涅傳遞了一個消息，他反對維也納成為歐洲的外交中心。梅特涅瘋狂的工作力圖實現他的計劃，以至于病倒了，用了5周時間在約翰內斯堡休養。奧地利失去了主動權，他們不得不接受倫敦成為“東方問題”的談判中心。這不是唯一的壞消息，三周后，梅特涅建立的歐洲跨大國聯盟（他的外交提議跟著法國首相阿道夫·梯也爾擺動）變得少人問津。同樣地，隨著提耶爾的下臺，在德國議會上就很少聽到梅特涅的議案。一個加強駐維也納大使的影響力的單獨議案也被否決了。這些挫敗為梅特涅剩余的首相生涯定了調。在外人看來，是梅特涅的病讓他不再愛他的辦公室。之后的十年里，他的妻子梅蘭妮靜靜的準備著那個時刻，要么他從辦公室退休，要么死在辦公室。1840年初，梅特涅的工作又回到匈牙利上面來了，這次匈牙利要區別與奧地利帝國的民族認同問題。這次梅特涅展示了他敏銳的觀察力，但是他關于匈牙利的提案已經為時已晚，強硬派科蘇特·拉約什（后來的匈牙利總統）已經建立起一個堅強的民族主義陣營。梅特涅對于其他民族的支持是不完整的，因為他與這些要分裂帝國的人永遠有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奧地利國家會議上他失去了一個主要盟友，卡雷爾·克萊曼-馬丁尼茨。1840年，在解決奧地利政府不斷升級的癱瘓狀態問題上，他一無作為。梅特涅現在努力去強推他期望的檢查制度。幸運的是，奧地利境外沒有大的反對奧地利制度的事情。意大利是安靜的，普魯士的新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不需要重新教導，英國的新女王維多利亞在他們第一次會面時對這迫在眉睫的問題表現的漠不關心。令人擔心的是沙皇，他認為哈布斯堡王朝和奧地利已經到了最低點了。1845年沙皇在一次對意大利隨性的旅游之后，回俄國的路上他出人意外的在維也納逗留了下。他是一個令人尷尬的客人，不過在一片奧地利的批評聲中，他消除了梅特涅的疑慮，俄國不會再一次去入侵奧斯曼帝國。兩個月后，這兩個國家共同致力于“加利西亞大屠殺”（Galician slaughter，波蘭的農民起義），同時克拉科夫市宣布獨立。梅特涅隨即授權軍隊占領這個城市，命令部隊恢復周邊地區的秩序，并認為這里需要一個更加永久的解決方案。梅特涅熱衷于撤銷1815年給予克拉科夫市的偽獨立政權。在與普魯士和沙俄數月的談判之后，奧地利于1846年11月吞并了這個城市。梅特涅將其視作個人的勝利。而事后看來，這是一把雙刃劍：不僅波蘭的不同政見者正式成為奧地利的一份子，而且在被他們視為神圣的1815年獨立的權力被剝奪后，他們致力于推翻“梅特涅體系”的決心便日益增長。英國和法國同樣表示憤怒，不過梅特涅卻并不在意。之后的兩年，費迪南一世未能退位讓其兒子繼位，梅特涅認為奧地利需要他來維持這個政府。
盡管梅特涅的晚年已經相當疲累，但是從他的首相官邸還是源源不斷的送出政令。新教皇庇護九世受到自由主義思想的吸引，站在梅特涅和奧地利的對立面。與此同時，在一個歉收之年，帝國的失業率和物價都在上漲。當1847年夏天梅特涅命令占領教皇控制的費拉拉時，來自于教皇和帕莫斯頓的強烈抗議讓他感到手足無措。這些只是一個開始。盡管獲得法國首相弗朗索瓦·基佐在瑞士內戰中的支持（這么多年來法國第一次支持奧地利），事情仍然沒有變好。他們被迫回到支離破碎的瑞士，梅特涅還提供免息貸款給瑞士政府。他們提議召開一個會議，不過很快這就變得沒有必要了，因為瑞士政府被革命軍擊敗了。這對梅特涅的威望是個巨大打擊。他在維也納的政敵抓住整件事情作為他已不適任的證據。1848年伊始，梅特涅就預料到這是個麻煩年。為了應對日益增長的威脅，他派出一位特使，凱爾·路德維格·馮·菲凱爾蒙（Karl Ludwig von Ficquelmont）前往意大利。他恢復梅特涅1817年的意大利計劃，還要做好預先的準備應付法國各種偶然的計劃。2月底，當騷亂蔓延的時候，奧地利陸軍元帥約瑟夫·拉德茨基宣布意大利倫巴第-威尼斯地區進入戒嚴。盡管局勢這樣，并且傳來法國再一次革命的消息，梅特涅仍然沒有操之過急的行動。畢竟作為奧地利政壇里面唯一的常青樹，這種事情他已經司空見慣了。他相信除非在奧地利發生革命，否則他不可能下野，而這種革命不太可能發生。雖然如此，他被薩克森外交官，傳記作家穆拉特形容為：他是他從前自己的縮影。
描述梅特涅在1848年3月革命流亡的諷刺漫畫
3月3日科蘇特（匈牙利以后的總統）在匈牙利議會上發表了一次激烈的演說呼吁實行憲政。雖然如此，直到3月10日梅特涅才關心這件事情，維也納此時的威脅與反威脅言論滿天飛。兩次有組織的請願要求更多的自由、更多的透明度及更多的代表權。3月13日到達高潮，學生也加入到集會隊伍中，人們歡呼著皇室口號卻不斷要求梅特涅下野。在持續了一個上午的請愿集會活動之后，正午時分梅特涅被路德維格大公召去見面。梅特涅要求軍隊介入，并且發表了一個事先準備好的聲明，只給這些集會者最少的讓步。下午，集會示威活動升級，軍方開火，造成五人死亡。當那些被剝奪公民權利的自由主義者也加入到示威人群中來，暴民們被徹底激發起來了，他們開始打砸搶燒。學生們提議他們將建立一個親政府的學術軍團（由大學生組成的軍隊組織），只要他們的要求得到滿足。路德維格大公希望能夠接受這個提議，并告訴梅特涅必須辭職，他不情愿的接受了。在首相官邸睡了一夜之后，他的幕僚建議他要么收回辭呈，要么離開維也納。當路德維格大公告訴他政府將無法保證他的安全之后，梅特涅先是去了塔夫伯爵家里，然后在朋友查爾斯·馮·徐格爾，約翰·雷希貝格的幫助下，他去了距離維也納40英里遠的列支敦士登親王的家里。梅特涅的女兒里奧汀3月21日到了他身邊。有人建議他去英國避避風頭，他同意了。梅特涅、梅蘭妮和19歲的兒子理查德出發去了英國，留下里奧汀照顧其他小孩。梅特涅的辭職迎來維也納的一片歡欣鼓舞。維也納的平民們對梅特涅時代檢查制度的終結感到高興。
老年的梅特涅
在經過了9天焦躁不安的跋涉之后，（途中有些城鎮歡迎他們到來，有些城鎮拒絕），他們終于來到荷蘭城市阿納姆。在梅特涅恢復了體力之后，他們前往阿姆斯特丹和海牙。在那里他們等待4月10日爆發的英國憲章運動的結果。4月20日他們從布萊克沃登陸倫敦。他們在漢諾威廣場的布倫茲維克旅館度過了舒適的兩星期，直到他們獲得永久居留權。梅特涅非常喜歡在倫敦的時間。接近80歲的惠靈頓公爵招待了他，帕莫斯頓、季佐（法國前首相，也被流放了）、本傑明·迪斯雷利也來拜訪了他，他們都喜歡和他談論歐洲的政治。唯一讓他失望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對他的到來沒有任何表示。他們三人在伊頓廣場44號租了個房子，住了4個月。夏天的時候其他的小孩也來到了英國。他關注著奧地利的時政，并且否認自己曾經的錯誤。他用歐洲的騷亂來為自己辯護。而在維也納，一個反檢查制度的媒體持續抨擊梅特涅，特別是他們控訴梅特涅挪用公款，收受賄賂，要求當局立案調查。調查組澄清了這極端的指控，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當然，梅特涅在這件事上花了大代價，而這不過是19世紀早期的外交手腕而已。與此同時，梅特涅被剝奪了養老金，他諷刺的說現在只能依靠羅斯恰爾茲家族和沙皇的貸款過日子了。
9月中旬，一家人搬到了在英國南部港口城市布賴頓的布倫茲維克露臺42號，這里的寧靜與喧嚷的革命中的歐洲成鮮明對比。國會議員，特別是迪斯雷利常來拜訪梅特涅，其中還包括他的老情人多蕾西亞·利芬（梅蘭妮從中撮合）。一家人于1849年4月23日搬到了里士滿宮殿里的套房。來拜訪的人有惠靈頓公爵、約翰·施特勞斯（奧地利作曲家）、多羅西亞·德·蒂諾（老情人威廉敏娜的妹妹）、以及老情人凱特琳娜·巴格拉基文。不過梅特涅的衰老以及他經常暈倒惹得大家很擔憂。這位前首相同樣因為缺乏與新皇帝弗朗茨·約瑟夫一世以及他的政府溝通而感到沮喪。里奧汀寫信給維也納，成功的取得了與皇帝的聯系。8月，梅特涅收到一封來自皇帝熱情的信，不論其真誠與否，這極大的激勵了梅特涅。八月中，梅蘭妮想要搬去布魯塞爾，那里生活成本低而且更能接觸歐洲大陸的事宜。他們10月份到達布魯塞爾，整晚的住在貝爾維旅店。隨著革命浪潮的衰退，梅特涅覺得自己有希望重回維也納。而事實上，他們在那邊呆了18個月。梅特涅在等待機會重回奧地利的政治圈，而非悄悄地回到波西米亞的莊園。這是一段舒適而又便宜的日子，不論他們住在哪里，都有大批的拜訪者，有政客，作家，音樂家，科學家。而對梅特涅而言，這些都是枯燥無聊的，只有他的鄉愁與日俱增。1851年3月，梅蘭妮勸他寫封信給維也納新的政治力量人物，施瓦曾伯格親王，問他如果梅特涅愿意不再干涉公共事務，是否可以回國。4月他收到皇帝肯定的答復。
安置梅特涅之墓的教堂，Plasy
1851年5月，梅特涅出發前往他在約翰內斯堡的莊園，他上次到這里是1845年的事情了。在這里，他很愉快的和普魯士代表奧托·馮·俾斯麥度過了一個夏天，他同樣很高興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能來拜訪他，然而讓他感到生氣的是，國王不過是把他當做對抗施瓦曾伯格的工具而已。9月，梅特涅回到維也納。他重新煥發，甩掉了鄉愁，十年來第一次覺得活在了當下。弗蘭茨·約瑟夫大小事務都向他問政，不過這位皇帝非常固執不聽人言。維也納政局的兩個派系都想拉攏梅特涅，甚至尼古拉斯沙皇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也不忘見見梅特涅。梅特涅不喜歡新外相卡爾·費迪南德·馮·布奧爾（Karl Ferdinand von Buol）。梅特涅的建議品質參差不齊，不過有一些還是會提供有用的觀點，甚至超過當代人。聾了以后，梅特涅就不停地寫信，尤其是感激皇帝。他希望奧地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保持中立，不過布奧爾卻反對。與此同時，梅特涅的健康每況愈下，在他妻子1854年月死后，他漸漸淡出視野。1856年早期他的精力短暫復蘇，他便忙碌于安排自己的兒子理查德和外孫女博林結婚（理查德的同父異母姐姐的女兒，她是里奧汀的女兒，也就是說兩人是近親結婚），并且承諾自己將多多旅游。比利時國王、俾斯麥先后來拜訪他。1857年8月16日他招待未來的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然而布奧爾卻更加怨恨梅特涅的建言了，尤其在意大利問題上。1859年4月，弗蘭茨·約瑟夫問梅特涅關于意大利問題該如何處理。據博林回憶，梅特涅請求皇帝不要向意大利發出最后通牒，而皇帝告訴他，最后通牒已經發了。
這件事情上梅特涅大失所望，皇帝尷尬的是之后便爆發了第二次意大利獨立戰爭，奧地利須對抗薩丁王國和法國的聯軍。梅特涅感到放心的是布奧爾的繼任者是1848年幫過他的雷希貝格。1859年6月，弗蘭茨約瑟夫給了梅特涅一個特殊的任務，起草關于皇帝身后事的秘密文件，這件事情對梅特涅來說也許負擔太重了。6月11日他病逝于維也納，享年86歲，他是這一代政治家里面最后一人去世。幾乎每一個在維也納的名人都來悼念他。而外國媒體對他的死卻鮮少報導。
一個半世紀以后，一款氣泡酒以梅特涅的名字命名，馮·梅特涅雷司令。2003年6月11日，奧地利保守時期紀念幣也刻上了他的頭像。硬幣背面是一張他的頭像與維也納會議之后的歐洲。
梅特涅長期備受批評的是其十九世紀的政策「嚴重妨礙了奧地利和其他中歐國家正常的發展自由思想和憲法政治」。若非該人的主政，奧地利可能早已改革，能更適切地處理民族問題，甚至還可能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然而梅特涅卻殘忍的鎮壓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此舉終究不過是拖延其必然發生的過程，據歷史學家歐克雷（Okey）的說法，梅特涅主張的社會保守主義反而有可能助長民族主義情緒。為了達成這不可能的目標，梅特涅犧牲掉奧國的言論自由，除了透過嚴厲的審查制度外，他還建設了規模龐大的間諜網作為鎮壓的工具梅特涅也反對選舉制度，他曾於1830年嚴厲批評英國的《改革法案》，也有人批評梅特涅是把自己的心境鎖在一場與當代主流思想交鋒的戰鬥中。奧地利歷史學家維克多·比布爾形容梅特涅是 “奧地利魔鬼”，是他導致普魯士而非奧地利統一了德國，因為他一貫政策是不讓德國統一。梅特涅也因為他剛愎自用、過度虛榮而受到指責，因為這個導致有些人將憲法原則朝不合適的方向發展。
以上這些觀點是以梅特涅有能力改變歐洲卻不去改變為前提的。近代的評論家，像A·J·P·泰勒質疑梅特涅究竟有多少影響力。羅賓·歐凱，梅特涅的評論家，提到即使在外交領域，梅特涅“只能依靠自己的口才”，而這隨著時間推移也漸漸失靈。基于此，梅特涅不得不固執的推行他“令人討厭”的保守主義政策，而梅特涅在一份長而詳細的備忘錄中明確的表達了：要用“煙幕”掩蓋奧地利的外強中干。結果是，梅特涅并不戀棧外交權力。泰勒形容他是“歐洲歷史上最無聊的人”，梅特涅自己也標榜說他可以把一個人無聊至死。這一觀點鮮明的指出梅特涅有負于他“歐洲馬車夫”的名聲。因為奧地利沒有打敗拿破侖，也不是奧地利造就了維也納和會、奧地利沒能阻止法國入侵西班牙、沒能阻止英國框定比利時邊境，更沒能阻止沙俄1833年決定土耳其命運。而且他的失敗不僅限于外交事務，一些爭議的評論認為：在國內他同樣無能，他甚至無法推動他自己提議的行政機構改革。基于這一觀點，梅特涅是個在國內國外都無足輕重的人。
另外一方面，梅特涅作為外交家和政治家的證據，從20世紀開始越來越吸引歷史學家們，尤其是吸引傳記作家海因里希·馮·斯爾比克。特別是在二戰之后，歷史學家們更傾向于為梅特涅的政策辯護，他只是為了達到目的作出合理的努力，也就是說，他是為了保持大國平衡，而且在革命浪潮之下維持現狀。梅特涅假想的國際陰謀并不存在。拿破侖時代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他沒留給梅特涅這樣的保守主義者什么選擇權。越來越多同情他的歷史學家一致認為梅特涅成功的預見并防止了沙皇對于歐洲的控制。歐洲為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所分裂，他們的競爭有一部分原因是應該歸咎于自由主義者們，像坎寧、帕莫斯頓（兩位英國首相）不愿意像卡斯爾雷在1815年那樣妥協。斯爾比克認為，梅特涅的所作所為是合法的、合作的、愿意對話的，正因為此他才能執政30年，開創梅特涅時代。彼得·埃菲爾克、恩斯特·B·哈斯認為梅特涅從他的自由主義思想中獲得成功，雖然這些人很少。事實上梅特涅在宮中的沒什么影響力，這一點現在已經常常成為為梅特涅辯護的理由。他們爭論說梅特涅有力的推動了國會的萌芽發展，并且給予帝國內各州平等權利。1847年梅特涅否認奧地利什么都有就是沒有自由。鑒于此，梅特涅的做法被認為是具有家長作風的，他保護奧地利避免外族入侵。
那些試圖還原真實梅特涅的人也堅稱，與梅特涅同時代的卡斯爾雷子爵、查爾斯·塔列郎這些人比起來，梅特涅是“當之無愧的外交大師”。在他的時代，他完美詮釋了外交的本質。他們認為，梅特涅是“英俊的，詼諧的……頑強的”。他自己承認，不擅長于小戰斗，但擅長于大戰役。同樣，亨利·基辛格在1957年末發表的關于梅特涅的博士論文，贊揚梅特涅在維續支離破碎的奧地利帝國中所扮演的角色。這篇論文在學術圈中掀起了一番論戰，例如歷史學家保爾·W·施羅德。當然，如果他是個好的外交家那一定會引來很多對他謊言的批評，坎寧和塔列郎都有過此類批評，而同時詩人弗蘭茨·格里爾帕策建議梅特涅索性把謊言當真。歷史評論家阿蘭·思科德爭論道，梅特涅的“煙幕”是為他進一步的一系列密切相關政策服務的，不過這是以犧牲對個別事件控制權為代價的。不過思科德同樣認為，梅特涅是表面上的自由主義者。他并不希望地方分權，出于對舊世界的擔心，他推行嚴厲的中央集權獨裁制度。思科德反對用事后諸葛亮的方法來評論梅特涅，在那個時代，梅特涅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維護奧地利的利益，1848年的事件是奧地利失序后的曇花一現。
總而言之，梅特涅是當時（19世紀）保守主義的巨擘。在維也納會議后的三十幾年（1815-1848），被稱為“梅特涅時代”。梅氏之所以敵視民族和自由主義，固然是因為他出身所影響，但亦一方面，亦因為奧帝國本身的需要。在列強集會維也納期間，奧皇法蘭西斯一世曾告訴一位俄國使節：“我的國家像一所蟲蛀的房子，如果移動一部份，誰也不知道會倒塌多少。”事實上，當時的奧國缺乏富裕、保守的中產階級，人口大部份是農民；而民族構成更為復雜，分別有馬札兒人、捷克人、羅馬尼亞人及波蘭人等等，換言之，奧國亦無民族或文化上的統一性，因此梅氏最怕民族獨立及民主政治思想之傳遞，他認為這些力量足以令奧帝國土崩瓦解。
無論如何，梅氏是19世紀歷史里一位重要的外交家，他劃定了19世紀前期歐洲發展的脈絡，維持了歐洲各專制國長達30多年的專制統治。
1795年梅特涅與第一任妻子愛麗諾·馮·考尼特斯結婚，這段婚姻助他躍入維也納社交圈。1825年原配過世，1827年與男爵夫人安托瓦內特·來卡姆（Antoinette Leykam）結婚，她於1829年逝世；後又與伯爵夫人梅蘭妮·西奇·費拉里（Melanie Zichy-Ferraris）於1831年結婚。
梅特涅有以下子女：
與埃莉諾所生：
* 瑪麗亞·萊奧波爾迪娜 （Maria Leopoldina） （1797–1820）
* 弗朗茨·卡爾約翰格奧爾 （Franz Karl Johann Georg） （1798–1799）
* 克萊門特·愛德華　（Klemens Eduard） （1799–1799）
* 弗朗茨·卡爾·維克托·恩斯特·洛塔爾·克萊門斯·約瑟夫·安東·亞當　（Franz Karl Viktor Ernst Lothar Clemens Joseph Anton Adam） （1803–1829）
* 克萊門汀·瑪麗·屋大薇　（Klementine Marie Octavie） （1804–1820）
* 萊奧梯納·寶蓮·瑪麗亞·阿德爾海德 （Leontine Adelheid Maria Pauline） （1811–1861）
** Pauline Klementine Marie Walburga Sándor de Szlavnicza (1836-1921)，於1856年嫁舅舅赫爾曼
* 赫敏·加布里埃萊（亨利耶塔）的瑪麗·萊奧波爾迪娜的艾蕾歐諾拉　（Hermine Gabriele (Henrietta) Marie Eleonore Leopoldine） （1815–1890）
與安托瓦內特所生：
* 理查德·克萊門斯·約瑟夫·洛塔爾·赫爾曼　（Richard Klemens Josef Lothar Hermann） （1829–1895），第二代梅特涅親王
與梅蘭妮所生：
* 梅拉妮·瑪麗·波琳·亞歷山大　（Melanie Marie Pauline Alexandrine） （1832–1919）
* 克萊門特　（Klemens） （1833–1833）
* 保羅·克萊門斯·洛塔爾　（Paul Klemens Lothar） （1834–1906），第三代梅特涅親王
** 克萊門斯二世 (1869-1830)，第四代梅特涅親王
*** 保羅二世 (1917-1992)，第五代梅特涅親王
* 瑪麗亞·艾米利亞·斯特凡尼亞　（Maria Emilia Stephania） （1836–1836）
* 斯蒂芬·洛薩·奧古斯特·克萊門斯·瑪麗亞　（Lothar Stephan August Klemens Maria） （1837–1904）
與卡特琳娜 巴格拉基文 (承認的私生女):
* 瑪麗 - 克萊門汀·巴格拉季昂　（Marie-Klementine Bagration） （1802–1884）
海葵目（學名：)，六放珊瑚亞綱的一目。雖然海葵目動物看上去很像花朵，但其實是捕食性動物，有些海葵本身是透明的，產生黃褐色乃至紅、綠等的色彩是靠共生藻和本身的色素生成，因而牠主要還是以光合作用來提供能源。這種無脊椎動物沒有骨骼，錨靠在海底固定的物體上，如巖石和珊瑚。它們可以很緩慢地移動，但在緊急時少數品種會擺動軀體來游泳。海葵非常長壽，通常可以生存數百年，甚至有發現到2,000多歲的高齡海葵。寄居蟹有時會把海葵背在背上作為偽裝，也有很多生物與之共生。
海葵多數棲息在淺海和巖岸的水洼或石縫中，少數生活在大洋深淵，生活在水深100m至10210m深的水域。在超深海底棲動物組成中，所占的比例較大。這類動物的巨型個體一般見于熱帶海區，如口盤直徑有1米的大海葵只分布在珊瑚礁上。海葵目共有1000種以上，產于泥沙或石隙中。
口盤中央為口，周圍有觸手，由十幾個到多的達千個以上的都有，如珊瑚礁上的大海葵。珊瑚利用觸手捕捉獵物維生。
*一類隔膜以6為基數，一般為不分泌骨骼的單體珊瑚；
*觸手一般都按6和6的倍數，在口周排成多環，彼此互生；內環先生較大，外環后生較小，在海水中延展形似葵花，故名；
觸手上布滿刺細胞，用做御敵和捕食。大多數海葵的基盤用于固著，有時也能作緩慢移動。少數無基盤，埋棲于泥沙質海底，有的海葵能以觸手在水中游泳。
海葵形態，顏色和體形各異。輻射對稱，桶型軀干，上端有一個開口，開口旁邊有觸手。觸手起保護作用，還可以抓緊食物。觸手上面布有微小的倒刺。海葵通常身長，但有一些甚至可長到，或小於。
海葵是肉食性動物，捕食魚、貝殼和浮游動物（如橈腳類、甲殼類動物還有微小的海洋幼蟲）以及蠕蟲。它們用帶有分泌毒液的刺胞細胞（nematocysts）的觸手去捕取食物。
海葵可以行斷裂生殖，也可以行有性生殖，生成浮游的幼蟲。
海葵為雌雄同體或雌雄異體。在雌雄同體的種類中，雄性先熟。多數海葵的精子和卵是在海水中受精，發育成浮浪幼蟲；少數海葵幼體在母體內發育。有些種類通過無性生殖，由親體分裂為2個個體；還有些種類是在基盤上出芽，然后發育出新的海葵。
海葵與小丑魚
小丑魚（學名：）總生活在海葵旁邊，其對海葵的有毒觸手免疫，還借助后者保護自己。而雀鯛類珊瑚魚則幫助海葵清理觸手甚至趕走入侵者，此即「互利共生」。
有一種叫拳擊蟹（''Lybia tesselata''，或叫啦啦隊員蟹）的動物，用它們的螯去拿著兩個海葵，型似拳擊手套，以此來作偽裝保護自己。但它們只能用腳去進食。
寄居蟹把海葵駝在背上，用海葵的觸手保護自己。當蟹要換甲殼時，它就把海葵從舊的甲殼推裝到新的甲殼上。
很少有動物會捕食海葵，它的天敵有淺紅副鳚、海星、部分裸鰓類物種。
* 具有美麗的花瓣狀觸手的海洋動物——海葵
弗朗茨·博厄斯（，），是德國裔美國人類學家，現代人類學的先驅之一，享有“美國人類學之父”的名號。他也是語言學家，美國語言學研究的先驅。他開創了人類學的四大分支：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如同許多當年的先驅者，他的學科訓練來自其他學科；他獲得物理學博士，並從事地理學的博士后研究。他將科學研究方法運用於人類文化與社會的研究，這個領域先前植基於圍繞著奇聞軼事的巨型理論論述。
法蘭茲·鮑亞士生於德國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明登市。雖然他的祖父母是不折不扣的猶太人，其雙親卻如同大多數的德籍猶太人，依循著啟蒙時代的價值觀，其中包括同化於現代德國社會。鮑亞士對其猶太背景十分敏感，雖然他口頭上駁斥反猶太主義，並拒絕改信基督教，但他從不認同自己是猶太人；事實上，依據他的傳記作者所言：「他是一個『族群定義上』的德國人，在美國保存並提倡德國文化與價值」。在一篇簡短自傳中，鮑亞士寫道：
鮑亞士從早年在明登市福祿貝爾幼稚園的經歷，到他在文理中學的學習中，接觸了博物學并對它產生了興趣。在他在“文理中學”的工作中，他最感興趣與自豪的是植物地理分布研究。然而，在鮑亞士進入大學就讀後，起先在海德堡大學，後來到波昂大學──他在波昂加入Burschenschaft Alemannia兄弟會，並終身參與它的活動──他關注的卻是數學和物理學（盡管他也選修一些地理學課程）。他當時有意前往柏林學習物理學，但為了更親近家人而選擇基爾大學。在那里他向學習物理學。鮑亞士希望從事有關常態分布的高斯定理的研究，而卡思登卻引導他研究水的光學特性。該研究成為他博士論文的基礎。
1881年，鮑亞士在基爾大學獲頒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對他的論文并不滿意，反而對他從事研究期間深感困擾的感知問題，產生了興趣。當鮑亞士在海德堡修習庫諾·費雪的美學課程時，以及在波昂修習首屈一指的康德主義哲學家班諾·厄德曼(Benno Erdmann)的課程時，他已對康德學派思想產生興趣。這一興趣促使他轉向“精神物理學”，關注物理學之中的心理學和認識論問題的一門學問。他再度考慮前往柏林向赫爾曼·馮·亥姆霍茲學習精神物理學，但是精神物理學在當時的地位并不確定，而且鮑亞士并未受過心理學訓練。
巧合的是，提歐伯·費雪(Theobald Fischer)已移居到基爾，且鮑亞士已將地理學視為一條途徑，用以探索他對介於主觀經驗與客觀世界間的關係，所逐漸增長的興趣。在當時，德國地理學家們在討論文化變異的原因這個議題上，劃分為兩派。許多人主張，自然環境是主要決定因素；但其他人（特別是瑞特佐Friedrich Ratzel）試圖證明，思想透過人類遷移而傳播是更重要的。1883年鮑亞士前往巴芬島從事地理學研究，探討自然環境對於當地因紐特人遷移的影響。這是鮑亞士的許多民族誌田野工作的第一個，他摘錄田野筆記，撰寫他第一本專著：《中央愛斯基摩人》（''The Central Eskimo''）(1888)。
鮑亞士與巴芬島的因紐特人共同生活並從事研究，而且他對於探討人們的生活方式，發展出終生的研究興趣。
鮑亞士記述，在北極圈冬季的永夜期間，他與旅行同伴迷路，被迫繼續駕著雪橇達26小時之久，穿越冰層、軟雪、以及降到零下四十六度的低溫。後來，他們安全到達一處遮蔽處休息，並從「飢寒交迫」中恢復過來。第二天，鮑亞士在他的信函日記中寫下：
鮑亞士在同一封信繼續解釋：「因此，個人可為人類提供的所有貢獻，必須用在提倡事實」。鮑亞士被迫依賴不同的因紐特群體來取得所需的一切，從方位與食物到遮蔽處與友誼。這是艱困的一年，充滿著許多極大的困難，包括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疾病、不信任、黑死病與危險等等的襲擊。鮑亞士成功探索了許多未曾調查的區域，並發現獨特的民族誌事實，但漫長冬季與寂寞的越過危險地形的長途跋涉，迫使他探索他的靈魂，為他做為科學家與公民的生命，找尋一個方向。
鮑亞士對於原住民社群的興趣，在他任職於柏林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逐漸增長。他在柏林經過介紹而結識加拿大卑詩省Nuxálk 民族的成員，這觸發他與太平洋西北海岸第一民族建立終生的關係。
他回到柏林以完成其研究，且在1886年（在亥姆霍茲的支持下）他成功地對其大學任教資格論文《巴芬陸地》（''Baffin Land''）進行答辯，并被任命為地理學“無薪大學教師”（privatdozent）。
當他在巴芬島時，他開始發展對於非西方文化研究的興趣。更進一步，1885年鮑亞士前往位于柏林的皇家民族學博物館，與體質人類學家魯道夫·菲爾紹和民族學家阿道夫·巴斯蒂安共同工作。在兩年前(1883年)，鮑亞士為了準備前往巴芬島探險，曾向菲爾紹學習解剖學。當時，菲爾紹捲入一場與他昔日學生恩斯特·海克爾之間對於演化的喧囂爭論。海克爾在閱讀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后，決定放棄他的醫生職業，改而研究比較解剖學，而且不遺余力地在德國推廣達爾文思想。然而，如同其他大多數在1900年重新發現孟德爾遺傳學以及1918年現代綜合理論發展之前的自然科學家，菲爾紹感覺達爾文的理論是薄弱的，因為他們缺乏一套細胞突變性的理論。因此，菲爾紹偏愛拉馬克學派的演化模型。這一爭論在地理學家中引起共鳴。拉馬克論者相信環境力量可以促成有機體快速與持久的變化，該變化并沒有遺傳原因；因此拉馬克論者和環境決定論者時常發現他們處在爭論的同一方。
而鮑亞士與巴斯典更為密集地工作，后者以其對環境決定論的反感而著名。取而代之的，他試圖證明“人類心智一致性”，這是一個信念，所有的人類都具有相同的知識能力，以及所有文化都基于相同的基本心智法則。他試圖證明，習慣與信仰的變異是歷史偶然事件的結果。這一觀點呼應鮑亞士在巴芬島的經歷，并吸引他轉向人類學。
在皇家民族學博物館時，鮑亞士開始對太平洋西北海岸的美洲土著產生興趣，并且在他對大學任教資格論文進行答辯后，他經由美國紐約前往加拿大卑詩省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旅程。1887年1月，他在紐約獲得《科學》(Science)雜志的助理編輯一職。鮑亞士遠離了在德國愈演愈烈的反猶太主義與國家主義，以及對地理學家而言極其有限的學術機會，他決定留在美國。
除了他在《科學》雜志的編輯工作，鮑亞士在1888年還獲得了美國克拉克大學人類學講師“dozent”的職位。但鮑亞士在克拉克大學的機會有限，因為這所大學並未設立人類學系。而且，鮑亞士擔心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對其研究的干涉。1892年，鮑亞士加入了大批其他克拉克大學教師的辭職行列，以抗議霍爾對學術自由的侵犯。鮑亞士此后于1893年被任命為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人類學首席助理。
有某些學者，如鮑亞士的學生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認為鮑亞士運用其物理學研究模式，做為進行人類學研究的方針。但其他許多人，如鮑亞士的學生亞歷山大·萊瑟（Alexander Lesser），以及后來的研究者如瑪麗安·史密斯（Marian W. Smith），赫伯特·劉易斯（Herbert S. Lewis）和馬蒂·班佐（Matti Bunzl），指出鮑亞士明確拒絕物理學，而是支持以歷史學做為他的人類學研究模式。
此種科學與歷史間的差別源自於19世紀的德國學術界，他們區分''Naturwissenschaften''（科學）與''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學），或區分''Gesetzwissenschaften''（提出定律的科學）與''Geschichteswissenschaften''（歷史學）。一般而言，在這兩組術語之中，前者指涉對於受客觀自然法則支配之現象的研究，後者指涉那些只有從人類感知或經驗的角度來看，才會具有意義的現象。在1884年，康德哲學學派哲學家威廉·文德爾班創造了律則式（nomothetic）和個殊式（idiographic）這兩個名詞，以描述這兩個方向殊異的方法。他觀察到多數科學家混合使用此兩種方法，但比例各不相同；他將物理學視為律則式解釋的絕佳范例，而歷史學則是個殊式解釋學科。而且，他主張這兩者每個都源自於康德對於理性的兩種“興趣”之一，這是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提到的──其一為“歸納”（generalizing），其二為“詳細說明”（specifying）。（文德爾班的學生海因里希·李凱爾特在〈自然科學概念形成的限制：對歷史科學的邏輯性介紹〉一文中，闡述了這個差別；鮑亞士的學生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和愛德華·薩丕爾大量依賴這篇文章來界定他們的人類學方法。）
盡管康德認為對理性的這兩種興趣是客觀與普遍的，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的區別已在德國被制度化，這是透過在啟蒙運動之後的學術研究與教學組織。在德國，啟蒙運動由康德本人所主導，他試圖建立一些植基於普遍理性的法則。在對康德的回應中，德國學者如赫爾德主張人類的創造力，它必然採取不可預測與高度變異的形式，而且與人類理性同樣重要。1795年，偉大的探險家與博物學家威廉·馮·洪堡呼籲建立一套人類學，結合康德與赫德的興趣。洪堡於1809年創立柏林大學，他的地理學、歷史學與心理學著作，也提供鮑亞士賴以使其知識傾向趨於成熟的環境。
在洪堡學派傳統下從事研究的歷史學家，發展了一些概念，成為鮑亞士學派人類學的核心思想。蘭克將歷史學家的任務界定為“全然如實呈現歷史確實的樣貌”，這是鮑亞士經驗論的基石。威廉·狄爾泰強調了“理解”在人類知識的中心地位，并強調一個歷史學家的經歷可提供一個基礎，用於對一位歷史行動者的處境，產生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對鮑亞士而言，兩者的價值可引述歌德的話而完美表達：“一個個別行動或事件是令人感到有興趣的，這不是因為它是可解釋的，而是因為它是真實的。”
這些思想對鮑亞士的影響，顯現於他1887年的短文〈地理學研究〉（"The Study of Geography"），其中他區別了自然科學(試圖探索決定現象的某些法則)與歷史科學(尋求從現象自身的角度，對現象產生一個徹底理解)。鮑亞士主張，就這個意義來說，地理學確實是而且必須是歷史的。1887年，在他的巴芬島探險之后，鮑亞士寫下了《民族學分類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Ethnological Classification"），在文中他發展了這一論點，運用於人類學：
這個陳述呼應了瑞特佐對於人類遷移和文化接觸的歷史過程的關注，以及巴斯典對環境決定論的拒斥。它也強調了文化如同一個脈絡(context)（“環境 (surroundings)”），以及歷史的重要性。這些是鮑亞士學派人類學（馬文·哈里斯后來稱之為“歷史特殊論”）的註冊商標。引導了鮑亞士往後十年的研究，以及他對往後學生的指導。（參閱Lewis 2001b有別於哈里斯的觀點。）
雖然脈絡和歷史是鮑亞士將人類學理解為“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學）和“Geschichtswissenschaften”（歷史學）的基本要素，鮑亞士學派人類學仍與“Naturwissenschaften”（科學）具有一個共同的基本要素：經驗論。在1949年，鮑亞士的學生阿爾弗雷德·路易斯·克魯伯總結了一些經驗論法則，這將鮑亞士學派人類學界定為一門科學：
#科學方法是始於問題，而不是始於答案，至少對所有的價值判斷而言。
#科學是不帶感情的研究，也因此不能完全取代任何一種「已在日常生活中明確表述的」意識型態，因為這些意識形態本身不免在傳統上或規範上，帶有情緒成見的色彩。
#徹底的全有或全無、黑與白的判斷方式是極權主義態度的特徵，而且在科學之中不具任何地位，科學的本質是推論與公正的。
鮑亞士及其學生的最偉大成就之一，是他們對當時的體制、社會與文化的演化理論潮流的批判。這一批判是鮑亞士在博物館工作和他在人類學四大分支工作的核心。
基於這項理由，某些人主張鮑亞士派人類學與達爾文的演化論相衝突。這個論點是沒有根據的，且錯誤地設想人們經常使用“演化”一詞來指稱同一事物。實際上，鮑亞士支持達爾文的理論，盡管他並不認為它可以自然而然地適用於文化和歷史現象。鮑亞士學派所嘲笑與拒斥的是當時盛行的直生論。直生論是一個確定的或目的論的演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變異是向前推進的，而與自然選擇無關。鮑亞士拒斥這套由愛德華·伯內特·泰勒、路易斯·亨利·摩爾根以及赫伯特·斯賓塞所發展的盛極一時的社會文化進化論，并不是因為他反對“演化”概念本身，而是他贊同達爾文的演化觀而反對直生論的演化觀。
這些盛行的文化演化理論與達爾文的理論之間的差異不能被夸大：這些理論家主張，所有社會的進步都歷經以一套相同次序中的幾個相同階段。因此，盡管鮑亞士在巴芬島所研究的因紐特人，與他在擔任大學研究生時所研究的德國人，兩者是同時代的，但演化論者主張因紐特人處于他們演化的早期階段，而德國人在晚期階段。這呼應著一個流行的對達爾文的誤讀，人類是源自於黑猩猩。實際上，達爾文主張黑猩猩和人類同樣是演化而來的。足以描寫達爾文理論的特性的是，它關注某個物種轉變成另一個物種的“過程”；“適應”是解釋某一物種及其環境間關系的關鍵法則；以及“自然選擇”做為一個轉變機制。相對地，摩爾根、斯賓塞與泰勒極少提及轉變的過程和機制。
除此以外，達爾文透過對大量經驗資料的謹慎檢視而建立其理論。鮑亞士學派研究顯示，事實上文化演化論者的每個主張都與資料相矛盾，或反映了對資料的深刻誤解。正如鮑亞士的學生羅伯特·羅維所評述的：“與某些關於這項主題令人誤解的陳述相反的是，並沒有任何可信賴的反對演化觀念的論點，是經過科學方法證實的，盡管仍有一些對於演化形而上學的堅強敵意，扭曲了確立的事實。”
在一份未出版的講稿中，鮑亞士描述了他歸功於達爾文之處：
因此鮑亞士暗指的是，表面上看似一個文化之中的各種模式或結構，並不是有意識設計的產物，而是各種不同機制（例如傳播與獨立發明）所產生的結果，它們產生了由人們生存與行動于其中的社會環境所塑造的文化變異。鮑亞士藉由確認達爾文著作的重要性，總結他的這篇講稿：
在19世紀晚期，美國人類學受到美國民族學局的控制，由約翰·威斯利·鮑威爾擔任局長，他是一位地質學家，支持摩爾根的社會文化進化論。美國民族學局座落於華盛頓的史密森學會，且史密森的民族學主管與鮑威爾一樣信奉文化演化（哈佛大學的皮博迪博物館（Peabody Museum）是個重要的——盡管規模較小——人類學的研究中心）。
正是在鮑亞士為博物館征集藏品與展覽而工作期間，鮑亞士形成了其對文化的基本見解，這使他離開博物館，而尋求將人類學建立為一門學科。
在這段期間，鮑亞士再度前往太平洋西北岸，達五次之多。他持續進行的田野研究使他想到，文化做為解釋人類行為的一個地方脈絡。他對於地方脈絡和歷史的強調，使他反對當時的主流思想模式：社會文化進化論。
鮑亞士起初在親屬關系問題上，與演化論相決裂。摩爾根主張，所有人類社會都是從最初的母系組織形態轉變為父系組織。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北海岸的印第安團體，如欽西安人（Tsimshian）和特林吉特人，都是被歸類到母系氏族。而南海岸的印第安人如努特卡人（Nootka）以及薩利什人（Salish）被歸類為父系團體。鮑亞士關注夸扣特爾人，他們居住在上述兩群之間。夸扣特爾人似乎具有混合特征。在婚前，一個男人將采用其妻子父親的名字和羽飾。他的孩子也采用這些名字和羽飾，盡管他的兒子在結婚時就會失去它們。名字和羽飾因此保存在母系中。起初，鮑亞士如在他之前的摩爾根一樣，認為夸扣特爾人曾經和他們北方鄰族一樣是母系的，但后來他們開始演化到父系團體。然而1897年他進行了自我批判，并且主張夸扣特爾人是從早先的父系組織轉變成母系組織，這是由於他們向北方鄰族學習了母系原則。
鮑亞士對摩爾根理論的拒斥，導致他在一篇於1907年發表的文章裡，挑戰歐提斯的博物館展示原則。然而，更有問題的是關於因果關系及分類的基本問題。物質文化的演化觀點使得博物館研究人員根據技術發展的功能或級別來組織展品。研究人員假定器物的形態變遷，反映了一些前進式演化的自然過程。但鮑亞士認為，一件器物的形態反映了其被制作和使用的環境。鮑亞士主張“盡管類似的原因產生類似的結果，但類似的結果不見得具有類似的原因”。鮑亞士認識到，即使是形態相似的器物，也可能基於不同原因，而在不同脈絡中發展出來。歐提斯的博物館展示依據幾條演化路線來組織，錯誤地將類似結果並置在一起；那些沿著脈絡路線而組織的展示，將會呈現類似的原因。
1892年，哈佛大學皮博迪博物館館長暨研究員被任命擔任芝加哥博覽會民族學與考古學部門的負責人，鮑亞士獲聘擔任他的助理，鮑亞士因此有機會將他的研究取向運用於展示。鮑亞士安排了十四位來自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夸扣特爾人來到芝加哥，並居住在一個仿造的夸扣特爾人村落中，他們可在那裡依據脈絡來進行其日常工作。
在世界美洲博覽會之後，鮑亞士在芝加哥新設立的費爾德博物館(Field Museum)工作直到1894年，當時他的職位(在違反他的意志下)由美國民族學局的考古學家霍姆斯所接替。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擔任民族學與人體學的助理研究人員。1897年他組成了傑瑟普北太平洋海岸考察隊(Jesup North Pacific Expedition)，一場為期五年對於太平洋西北海岸土著的田野研究，這些人的祖先是從西伯利亞跨越白令海峽遷移而來。他嘗試沿著脈絡的路線來組織展示，而不是沿著演化路線。他也發展了切合其策展目標的研究計畫:從擴大在一個社會之內的各種詮釋脈絡的這個角度，來描述他對學生所下的指令，他解釋說：「...他們自己取得標本；他們取得對這些標本的解釋；他們取得相關文字資料，一部分關聯到這些標本，一部分關聯到這個人群的概況；而且他們取得當地語言的語法資料」。這些擴大的詮釋脈絡全被抽離進入一個脈絡，這是這些標本或標本組合體，可能被展示的脈絡：「我們希望有一套蒐藏品，依據各個部族來安排，這是為了傳達每個群體的特殊風格」。然而，他的取向使他與博物館總裁傑瑟普(Morris Jesup)以及館長班普斯(Hermon Bumpus)發生衝突。他於1905年辭職，再也沒有為任何博物館工作。
1896年，鮑亞士被任命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體質人類學講師，並于1899年升等為人類學教授。然而，在哥大教學的人類學家分屬不同科系。當鮑亞士離開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他與哥倫比亞大學協商將人類學家集中到同一個系，鮑亞士將主持該系。鮑亞士在哥大的人類學系成為美國第一個設立博士課程的人類學系。
在這段期間，鮑亞士發揮了關鍵作用，將美國人類學會組織這個新興領域的一個傘形結構組織。鮑亞士起初希望美國人類學會的成員限定為專業人類學家，但是麥克基(W.J. McGee)（另一位參與由鮑威爾所領導的美國民族學局的地質學家）主張，該組織應當開放其他學科加入成員。麥克基的立場站了上風，而且他在1902年被選為美國人類學會的首任主席。鮑亞士與普特曼（Putnam）、鮑威爾和荷曼斯（Holmes）同時被選為副主席。
鮑亞士同時在哥大和美國人類學會，鼓吹人類學“四大分支”的概念；他親自為體質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以及文化人類學做出貢獻。他在這些分支的工作擔任開路先鋒：在體質人類學，他領導學者遠離種族的靜態分類學，而強調依照人類生物學與演化進行分類；在語言學，他打破了經典文獻學的侷限，并確立一些現代語言學及認知人類學的核心問題；在文化人類學，他（與馬凌諾斯基一起）建立了脈絡論者的研究取向，探討文化、文化相對論與田野工作的參與觀察法。
四大分支的研究取向，被認定不僅將不同類型的人類學家集中到一個科系，更是透過將人類學研究的不同課題整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課題，來重新設想人類學，這是鮑亞士對這個學科的重大貢獻，并成為美國人類學有別于英國、法國、德國等國人類學的特征。這個研究取向將人類學的課題──人類物種界定為一個整體。這個焦點并未使鮑亞士尋求將所有的人類與人類活動形態化約為某些最小公分母；更恰當的說，他明白人類物種的本質，將是在於人類形態與活動方面的為數龐大的變異（這是一條類似於達爾文探討一般物種的研究取向）。
在他1907年的文章〈人類學〉中，鮑亞士為人類學家確定兩個基本問題：“為什么世界上的部落和民族會有所差異？現在的差異是如何發展出來的？”由這些問題推而廣之，他解釋了人類學研究的目標如下：
這些問題標示著一個與當時流行的人類多樣性思想的明顯決裂，后者假定某些人群具有歷史，明顯記載於歷史（或書寫）記錄中，然而其他人群欠缺文字記錄，也就欠缺歷史。對某些人而言，介於兩種不同類型社會間的這項區別，解釋了介於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及其他關注文字記錄的學科，與人類學這個被假定專注於無文字記錄的人群的學科之間的差異。鮑亞士拒斥這種介於兩種社會類型間的區別，以及這套學術分工。他了解所有的社會都具有歷史，且所有社會都可成為人類學研究的合適對象。為了以相同研究取向探究有文字與無文字社會，他強調透過對文本以外事物的分析，研究人類歷史的重要性。因此，在他1904年的文章〈人類學的歷史〉（"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鮑亞士寫道：
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及社會理論家已在思索關於這些差異的起因，但鮑亞士拋棄了這些理論，特別是占主流地位的社會文化進化論。他努力建立一門學科，這門學科的主張將會植基于嚴格的經驗研究。
他在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原始人的思維》（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1911年出版）——整合了上述各種關注，并建立了一個人類學系，主導了美國人類學往後十五年的發展。在這項研究中，他確立了任何特定人群、生物學、語言、物質的與象征的文化均為自主的；每一個都是同等重要的人類行為面向，但其中沒有任何一個面向可以化約為另一個。換言之，他確立了文化並不是任何獨立變項的依變項。他強調任何人群的生物、語言與文化特徵是歷史發展的產物，其中包含了文化與非文化力量。他確立文化多樣性是人類的一個基本特征，而且這個特定文化環境建構了許多個體行為。
鮑亞士也將自己呈現為一個公民科學家的角色模範，他理解即使有對於真相的追求做為他的目標，所有知識都具有道德結果。《原始人的思維》一書以對人文主義的呼喚做結：
鮑亞士的體質人類學研究，結合了他對達爾文演化論以及將遷移視為變遷原因的這兩個研究興趣。他在這個領域的最重要作品是對紐約移民子女體型改變的研究。其他研究者已提出在美國人與來自歐洲不同地區的人們間，身高、頭骨尺寸、以及其他體質特征的差異。許多人運用這些差異，主張不同種族間存在著先天的生物差異。鮑亞士的主要興趣是對於變遷過程研究──針對象徵文化、物質文化及語言；他因此開始測定是否體型也受變遷過程所影響。鮑亞士研究了17,821個人，區分為七個民族─國家群體。鮑亞士發現移民的頭骨尺寸平均值，明顯有別於在這些分組之中出生於美國的成員。此外，他發現由母親在抵達美國之後的頭十年內所生的孩子，其頭骨尺寸的平均值，明顯有別於那些在母親抵達十年之后所生的孩子。鮑亞士并不否認體質特征是遺傳的，例如身高或頭骨大小；然而，他確實主張環境對這些特征具有影響力，這是隨時間變化而被顯現出來。這項工作對於他深具影響力的主張——種族間的差異並非不可改變的——具有核心地位。
在當時，這些發現是激進的且依然持續爭論中。2002年人類學家史巴克斯（Corey S. Sparks）和詹茨（Richard L. Jantz）宣稱，由相同父母在歐洲和美國所生的孩子之間的差異極小且不顯著，而且暴露於美國環境中，對孩子的頭骨指數并未發生可察覺的影響。他們主張其研究結果與鮑亞士原先的發現相矛盾，并論證鮑亞士的發現可能不會再被用來支持頭骨形態學中的可塑性論點。然麥克斯（Jonathan Marks）——著名的體質人類學家以及美國人類學會前任的普通人類學部門主席——指出這項對鮑亞士工作的修正研究“具有絕望（如果不是困惑）論調，而且很快受到更多主流生物人類學所反駁。”2003年，人類學家Clarence C. Gravlee、H. Russell Bernard與William R. Leonard重新分析鮑亞士的資料，并論定鮑亞士當初的發現大致正確。此外，他們將新的統計方法、電腦輔助研究法運用於鮑亞士的資料，并發現更多支持頭骨可塑性觀點的證據。
在一份稍后的出版品，Gravlee、Bernard和Leonard重新檢視史巴克斯和詹茨的分析。他們主張史巴克斯和詹茨扭曲了鮑亞士的論點，而史巴克斯和詹茨的資料確實支持鮑亞士。例如他們指出，史巴克斯和詹茨檢視頭骨尺寸的變化，將它關聯到個體在美國居住的時間長度，以測試環境的影響。然而，鮑亞士檢視頭骨尺寸的變化，將它關聯到個體的母親在美國居住的時間長度。他們主張鮑亞士的方法更為有效，因為出生前環境是一項重要的個體發展因素。
盡管一些社會學家和演化心理學家指出，鮑亞士反對達爾文演化論，但鮑亞士實際上是達爾文演化思想的忠實支持者。在1888年，他宣稱“民族學的發展大部分歸功於對生物演化原則的普遍認定”；從鮑亞士的時代以來，體質人類學家已確立，人類的文化能力是人類演化的產物。實際上，鮑亞士的體型變化研究對於達爾文學說的興起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要的是請記得，鮑亞士是在生物學家對於遺傳學毫無所悉的時代被訓練出來的學者；孟德爾遺傳學直至1900年后才廣為人知。先前的生物學家依賴對體質特征的測量，做為支持任何演化學說的經驗數據。然而，鮑亞士的生物測量研究，使他質疑該方法與資料類型的效用。1912年，在柏林對人類學家發表的一場演講中，鮑亞士主張這種統計學方法挺多只是增加生物學的問題，而無法解答它們。正是在這種脈絡下，人類學家開始轉而以遺傳學做為任何理解生物變異的基礎。
盡管鮑亞士曾出版對美國土著語言的描述研究，并撰寫關於語言分類工作在理論上的困難之處，他仍將這個主題留給同事與學生如薩丕爾去研究文化與語言間的關系。
但是，他1889年的文章《關于交替語音》（"On Alternating Sounds"）為語言學與文化人類學兩科的方法論，提供了非凡貢獻。這是對1888年丹尼爾·加里森·布林頓所發表論文的回應，當時布林頓為賓州大學的美國語言學與考古學教授。布林頓觀察到，在許多美國土著的口語中，某些語音規律地交替。這顯然不是個人口音所產生的作用；布林頓并未暗示說某些個體對於某些單字的發音異於他人。他主張有許多單字，甚至在被同一個說話者重復說出時，其發聲法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運用演化理論，布林頓主張此種普遍的不一致性是語言處于劣等的標記，以及美國土著都處于他們演化過程低等階段的證據。
鮑亞士對布林頓所討論的內容十分熟悉；他在巴芬島和太平洋西北從事研究時也經歷類似事情。然而，他主張“交替語音”絕對不是美國土著語言的特征——甚至他主張它們根本不存在。鮑亞士並未將交替語音當做文化演化不同階段的客觀證據，而是從他多年來關於客觀自然現象的主觀感知的研究興趣，來看待它們。他也思考先前對演化取向的博物館展示的批評。在那里，他指出兩種東西（如物質文化的器物）表面上看來是相似的，可能在實際上卻是非常不同。在這篇文章，他提出一種可能性，兩種東西（語音）看似不同，可能在實際上卻是相同的。
簡言之，他將注意力轉移到對不同語音的“感知”上。鮑亞士以提出一個經驗問題開始：當人們用不同方法描述一個語音時，是因為他們不能感知其差異，或是可能存在另一個理由？他立刻就確定立場，他不關心關於感知缺陷的個案——等同於色盲的聽覺障礙。他指出，這些用不同方式描述同一個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等同於用相同方式描述不同語音的人們所具有的問題。這是研究的關鍵：當研究一種新語言時，我們如何注意不同單字的發音？（在這一點上，鮑亞士預見了并奠定了音位學（Phonemics）與語音學（Phonetics）的區別。）人們可能用多種方法來發音一個單字，而且依然認知他們正在使用同一個單字。那麼，問題並不是“這些知覺未能被他們個人所認知”（換言之，人們認知到某些發音的差異）；而是這些語音“是依據其相似性而被分類”（換言之，人們將多種被感知到的語音歸成同一類）。一個類似的視覺例子包括描寫顏色的單字。英語單字“green”能被用來指稱多種明暗、色調、濃淡。但有些語言並沒有指稱“green”的單字。在這些案例中，人們可能將英語使用者所稱的“green”歸入“yellow”或“blue”中。這不是一個色盲的例子——人們能夠感知顏色的差異，但他們歸類這些相似顏色的方式有別于英語使用者。
鮑亞士將這些原則運用於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的因紐特語的研究。研究者們已發表某個特定單字的許多不同拼法。在過去，研究者透過許多方法解釋這項資料──它可能指出對某個單字發音方式的各地變異，也可能指的是不同方言。鮑亞士主張另一種解釋：差異並非在於因紐特人如何發出這個單字的語音，而是在於使用英語的學者如何感知這個單字的發音。這項差異並非在於英語使用者本身無法感知這個被討論的發音；而是英語的語音系統無法適應被感知的語音。
盡管鮑亞士對的研究方法提供非常特殊的貢獻，但是他最終的論點是意義深遠：觀察者的偏見並不必然是個人的偏見，它可能是文化的。換言之，西方研究者的感知範疇，可能有系統地導致一位西方人誤解或無法完整感知另一文化中的一個有意義的成分。如同他對梅森的博物館展示所提出的批評，鮑亞士論證了這個看似文化演化證據的東西，實際上是不合乎科學的方法與西方人對自身文化優越的信念所產生的結果。這個論點為鮑亞士的文化相對論提供了方法論基礎：某個文化的各種成分，從該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有意義的，即使它們從另一文化的角度來看是沒有意義的（或具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夸扣特爾印地安人社會組織與秘密會社'' (1897)一書，對於夸扣特爾面具的素描。頭骨形狀的木雕懸掛在面具下方，這些木雕代表著Bakbakwalinooksiwey的一個食人鳥類助手。
鮑亞士民族誌研究方法的本質，是立基於他早期對“地理學研究”的論文。在那篇論文，他支持一種研究方法，即
當鮑亞士的學生露絲·潘乃德在1947年向美國人類學會發表主席就職演說時，曾引用文學批評家布瑞迪（A.C. Bradley）的話：“我們注意的是‘什么是’，注視著它如何發生與勢必發生，”以提醒人類學家此種個殊式解釋（idiographic）立場的重要性。
這個取向導致鮑亞士提倡文化人類學，它的特色在於堅強致力於：
* 經驗論（對於以「科學定律」描述文化的各項嘗試，抱持著懷疑態度）
* 將文化視為流動與動態的觀念
* 民族誌田野工作，人類學家在被研究的人群中長期居住，以當地語言從事研究，並與當地研究者共同合作，做為蒐集資料的方法。
* 以文化相對論做為從事田野工作的方法論工具，以及在分析資料時具有啟發性的工具。
鮑亞士主張，為了理解“什么是”——在文化人類學，特定的文化特質（行為、信仰和符號）——學者必須在它們的當地脈絡中檢視它們。他也了解到，當人們從某地遷到另一地，以及當文化脈絡隨時間而改變，一個文化的各種要素及它們的意義將會隨之改變，這導致他強調對於文化分析而言，當地歷史所具有的重要性。
盡管當時其他人類學家，如馬凌諾斯基以及阿爾弗雷德·拉德克利夫-布朗關注對各社會的研究，他們認為社會是有明確界線的，但鮑亞士將注意力放在歷史上，后者顯示了某些文化特質從某地傳播到另一地的程度，這致使他將文化界線視為多重與重疊的，并且是具有高度滲透性的。因此，鮑亞士的學生羅伯特·羅維一度將文化描述為一件“碎片和補丁”。鮑亞士和他的學生認為，由於人們試圖理解他們的世界，因此他們尋求將世界的完全不同的要素整合起來，結果是不同文化可能是以具有不同形貌或模式為其特征。但鮑亞士學派也認為，這種整合狀態往往與傳播處於緊張狀態，而且任何一個穩定結構的表象都是暫時的（見Bashkow 2004: 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