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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德福，河北鹽山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大專學歷。1965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三屆、十四屆、十五屆、十六屆中央委員，第九屆全國政協常委。曾任中國共青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人事部部長、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福建省人大常委會主任。2007年9月13日凌晨4時56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壽61歲。
宋德福于1965年10月入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中歷任戰士、排長、空軍雷達連副指導員，空軍軍政治部干事、秘書。1972年6月起，歷任空軍政治部組織部青年科干事、副科長、科長，青年處處長。1983年2月，任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青年處副處長。1983年12月，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團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書記；1985年8月，在胡錦濤調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后，宋德福隨即接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此后，他還曾兼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少將軍銜），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院長，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主任。1991年7月，明確為正部長級干部。期間，他于1985年2月至1988年3月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學習，獲大專學歷；1988年9月至1990年7月在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進修班學習。
1993年3月，在第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宋德福進入李鵬“內閣”，出任國務院人事部部長，同時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國務院軍隊轉業干部安置工作小組組長、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等職。五年之后的1998年3月，朱镕基組閣；宋德福繼續留任人事部部長；并且是朱镕基在任內推行的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的主要負責人之一。2000年，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曝光，福建省一大批官員涉案落馬，宋德福臨危受命，在當年12月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2002年1月起，還兼任福建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自2003年5月起，宋德福因罹患肝癌住院治療。2004年2月，福建省委書記由盧展工代理。12月，中共中央宣布，宋德福不再擔任福建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副書記盧展工，出任省委書記職務。
宋德福在此后的日子里，任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第一副組長，以治病休養為主。2007年9月13日凌晨4時56分，宋德福在北京病逝，享壽61歲。官方新華網在第二天對外發出訃告。在宋德福遺體告別儀式上，按照宋德福的遺愿，他穿著軍裝、系著紅領巾、身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枕邊放著中國共青團團旗。
宋德福出身中共干部家庭，十九歲參軍，到1993年退役。1983年宋德福由軍隊推薦，進入共青團中央任職，曾與胡錦濤共事，并于1985年接替胡出任共青團第一書記，同時兼任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從1985年到1993年，宋德福一直是共青團中央的主要負責人。而在這段時間，先后和他一起在共青團中央共事的有劉延東、張寶順、李克強、李源潮、劉奇葆、袁純清等日后中國政壇的“中堅力量”。1993年，宋德福轉到國務院人事部任職部長，并以47歲的年齡成為當時最年輕的部長。
宋德福任福建省委書記后，著力構建山海協作、對內聯接、對外開放三條戰略通道，按三個層面、三個階段同時推進全省經濟協調發展，在完善基礎設施，改善創業環境，調整發展布局，擴大經濟腹地，促進生產要素優化組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擔任福建省委書記期間，與宋德福共事的省長分別是后來成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習近平，以及擔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盧展工。2002年中共新一代領導人上臺，宋德福在同僚中一直都被外界看好，認為他的政治資歷最豐富，不僅擁有軍隊的背景，團中央、國務院主要部門負責人的工作經歷，還有地方省委書記的資歷。但由于身體健康的原因，最終宋德福也沒有機會在更大的政治舞臺上施展自己的抱負。
盧展工，浙江慈溪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1969年3月參加工作，197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建筑工程系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畢業，大學學歷。曾歷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福建省省長、中共福建省委書記、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等職務。
1969年3月，17歲的盧展工離開家鄉，成為黑龍江省富錦縣富民公社知青。1972年至1974年，在黑龍江省建筑工程學校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學習。1974年至1978年，任黑龍江省建筑工程學校教師，其間于197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8年至1979年，在華東工程學院自動武器設計專業學習。1979年至1982年，在哈爾濱建筑工程學院（現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筑工程系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學習，畢業后獲得大學本科學歷與工學學士學位。
1982年，30歲的盧展工回到浙江，任浙江省建筑工程總公司施工管理處干事、副處長。1984年至1985年，任浙江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黨委副書記、書記。1985年至1986年，任浙江省建筑工程總公司黨委副書記。1986年至1988年，任浙江省建筑工程總公司黨委書記。其間，1987年3月至7月，在中央黨校進修部經濟班學習。
1988年9月至1989年，任中共嘉興市委副書記、紀委書記，1989年12月升任中共嘉興市委書記。1991年3月至1992年12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正廳級）。1992年12月，40歲的盧展工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晉升副部級。1993年12月至1995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1995年5月至1996年7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書記。1996年7月，盧展工告別了工作14年的浙江省，調任中共河北省委副書記。1998年10月，又調到北京，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書記處書記。
2001年1月，盧展工被調往福建省，擔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2002年10月任福建省代省長，晉升正部級，2003年1月當選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長。2004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盧展工代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職務，同年12月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12月16日，盧展工辭去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長職務。2005年1月起，兼任福建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在福建時期，自2003年開始，福建省率先在中國建立全省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每年家庭收入低于1000元的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2004年1月，為解決福建省農村農業用水問題，盧展工開展了分5年實施的“六千”水利工程，即千萬農民飲水、千座水庫保安、千萬畝農田節水灌溉、千萬方山地水利、千萬畝水土流失治理和千里河道清水六項工程。在區域經濟謀略上，盧展工提出“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概念，并于2006年被正式納入中國“十一五”規劃，一批國家支持的重大基礎設施和重大產業項目相繼投入建設，使盧展工在福建群眾中獲得了良好口碑，也因此被譽為“盧海西”。盧展工在福建省任職8年多時間里，福建省GDP從2001年的4258億增長到了2008年的10863億，成為中國第11個邁入“萬億俱樂部”的省份。
2009年11月，盧展工調任河南省委委員、常委、書記，不再擔任福建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2010年1月，當選為河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2011年10月30日，中共河南省第九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盧展工為河南省委書記。2013年1月29日，在河南省十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連任河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主任。
盧展工在履新河南致辭中表示“河南是中國知名的地方，對河南仰慕已久。但對河南的情況了解不多，唯恐辜負中央和河南干部群眾的期望”，此后30天，先后到河南10個地市調研，熟悉河南省情。民生方面，在盧展工推動下，通過政府投入和民間捐贈，鄭州公交空調車數量增加近一倍，票價從兩元降為一元，鄭州公交車全部步入“平價時代”，同時還取消了O牌特權車。2010年在中國“兩會”間隙，盧展工在京看望河南籍打工者，大贊俠肝義膽、不畏艱難的河南人，此后每年“兩會”，盧展工都會召集河南籍在京務工人員座談。
在經濟領域，河南常年被溫家寶領導的國務院限定為發展農業生產，河南耕地僅占中國十六分之一，糧食總產量卻占中國十分之一，而且不斷向河南攤派糧食增產任務，比如在中國十二五規劃中，中國糧食產量到2020年須增加1000億斤，分配給河南省的增產任務就達到300億斤。基于溫家寶對河南嚴苛的土地政策，極具爭議的河南平墳運動向墳地要土地的政策在河南多個地市展開。面對河南在溫家寶從工業、教育、交通和區域政策等領域的全面打壓下的困難局面，2009年盧展工提出中原經濟區戰略，隨后吳敬璉、厲以寧和劉國光等經濟學家紛紛在不同場合高調表態支持這一戰略，在盧展工通過聯合經濟學家和媒體強力造勢下，直到2011年9月，溫家寶任期末端，其領導的國務院對河南的呼聲才有實際回應，同年9月底，中國國務院下發《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同年10月8日，正式成為國家戰略。
2013年3月11日，在十二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上，61歲的盧展工當選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晉升副國級。2013年3月20日，盧展工不再兼任河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2018年1月，當選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2018年3月14日，在十三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上，66歲的盧展工再次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他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第十六屆、十七屆、十八屆、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在福建任期期間，盧展工給人的印象是很擅長經濟工作，盧展工為人表面看起來很嚴肅，但是接觸起來很和善。另外，盧展工很喜歡去基層調研，每年花大量時間到基層聽取基層的意見和建議，因工作雷厲風行，被許多媒體稱為“盧旋風”。在河南期間盧展工展現出親民、務實、思路清晰和善抓大事的施政風格，政績既具體可見，又頗易梳理。眾多河南網民自稱“盧粉”，并昵稱盧展工為“工哥”。在河南官員印象中，盧展工工作作風深入，研究問題細致，涉獵領域廣泛。
太平（409年十月—430年十二月）是十六國時期北燕政權，北燕太祖文成帝馮跋的年號，共計21年餘。
太平二十二年九月馮弘沿用。
江一真，男，福建連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江一真是福建連城縣廟前鎮人。1929年3月，參加紅軍，參加長征。擔任中央紅軍總醫院醫務主任，紅軍重傷醫院院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野戰醫院院長，白求恩衛生學校校長，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部長。1946年，任新四軍濱海總隊政委兼濱海縣委書記，華中工委土改隊隊長兼黨委書記，中共泰州地委副書記。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福建省農林廳廳長，福建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福建省委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1955年2月任福建省人民委員會副省長省長葉飛。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1956年5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二書記。1956年7月，任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福建省副省長。11月，兼省政協主席。1958年7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第一書記、福建省副省長。1959年2月，任福建省省長。
1959年10月被打倒，后下放至福建三明鋼鐵廠任副廠長。1962年平反，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墾部副部長。1964年，任農業部代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1977年初派駐衛生部。11月，任衛生部部長兼黨組書記。1979年4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二書記、河北省革命會副主任。1980年2月，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1994年3月2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歲。
長子江上虹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刺殺江青未遂。
女兒江效松。
次子江上舟曾任中芯國際董事長，其妻吳啟迪曾任同濟大學校長。
category:福建省政協主席
馬興元，山西昔陽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1937年5月參加犧牲救國同盟會，193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歷任龍溪地委副書記、書記，福建省農林水辦公室主任，福建省委書記，福建省革委會副主任。文化大革命時期被迫害。1979年後任福建省省長，1987年11月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黃小晶，福建省福州市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
黃小晶1964年9月入南京工學院土木工程系工業與民用建筑專業學習，大學本科學歷。畢業后留校待分配。1969年9月參加工作。1970年9月，入中國人民解放軍6011部隊農場勞動鍛煉。1971年11月起，歷任江西省景德鎮市革命委員會教育組干部，景德鎮市第六中學教研組組長、團總支副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福州市教育局干部、副科長，中國共青團福州市委統戰部部長。其間，1973年12月，黃小晶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3年5月起，黃小晶歷任中國共青團福州市委書記，中共福州市鼓樓區委副書記、鼓樓區區長。1984年12月起，擔任龍巖地區行署副專員。1986年1月起，擔任中共龍巖地委副書記、龍巖地區行署副專員。1987年12月起，擔任中共龍巖地委副書記、龍巖地區行署專員。1993年4月起，擔任中共龍巖地委書記、龍巖地區行署專員。
1995年4月，黃小晶出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共福建省人民政府黨組成員。2001年12月起，擔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中共福建省人民政府黨組成員、黨組副書記。2003年5月起，兼任中共福建省委編委副主任。2003年12月，由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升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其他職務不變。2004年12月16日，作為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2005年1月23日，福建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選舉黃小晶為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長。自2005年1月起，擔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長、中共福建省人民政府黨組書記兼中共福建省委編委主任。2006年11月26日，在中共福建省委八屆一次全會上連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
2008年1月，黃小晶在福建省第十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福建省省長。2011年4月，黃小晶辭去福建省省長職務，4月11日獲福建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接受。2011年4月22日，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上，黃小晶、王慶喜被任命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黃小晶是中共十七屆中央委員，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八屆、十屆、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中共福建省委委員，中共福建省第七次、第八次黨代會代表，福建省第十屆、十一屆人大代表。2013年，黃小晶當選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承和可以指以下兩個不同的年號：
* 承和 (北涼)，中國北涼君主沮渠牧犍的年號。
* 承和 (日本)，日本天皇仁明天皇的年號。
太興（431年正月—436年五月）是十六國時期北燕政權，北燕昭成帝馮弘的年號，共計5年餘。
**神?（428年正月-431年十二月）：北魏政權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號
**延和（432年二月-435年正月）：北魏政權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號
**太延（435年正月-440年六月）：北魏政權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年號
**泰始（432年正月-437年四月）：南朝時益州領導趙廣、程道養年號
夷陵之戰，又稱猇亭之戰，清朝避諱稱彝陵之戰，是三國時期蜀漢君主劉備進攻江東之戰役，是東漢末年、三國初年“三大戰役”（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中的最后一場。221年七月，即劉備稱帝三個月後，以替關羽報仇為由，揮兵東征，氣勢強勁。吳王孫權立即以陸遜率軍應戰，陸遜以逸待勞，擋住蜀漢軍攻勢，更在222年八月夷陵一帶以火攻打敗蜀軍。
東漢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趁關羽北伐樊城的空檔，派兵侵略荊州以南，進而偷襲劉備大將關羽，發動麥城之戰，將關羽關平父子擒捉斬殺，正式與劉備方反目為敵，鎮壓了忠于劉備勢力的反抗，并以劉璋為益州牧、周泰為漢中太守，在巫縣、秭歸設立與劉備治下區劃同名的固陵郡并以潘璋為太守，計劃進一步攻打劉備治下的益州。
隔年，遠在洛陽的曹操去世，劉備聽到消息後，為了探取曹操方面的動向，以便準備伐吳戰事，便派韓冉到許昌-{zh-hans:吊喪;zh-hant:弔喪}-，並送上錦布等賻贈之禮向曹丕交好。曹丕知曉劉備借喪求好的心意，下令荊州刺史傅群斬殺韓冉以杜絕劉備。韓冉借病留在上庸躲過一劫，之後，曹丕篡漢稱帝，韓冉以書信告知劉備；劉備收到漢獻帝已死的傳聞，在群臣的上表進奉和萬聲擁戴下，以此自立為漢帝，於成都武擔山之南登基，延續漢室大統。
蜀漢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劉備稱帝，五月，大將張飛在閬中出征前被部下反叛刺殺，儘管損失了一大戰力，劉備仍舊不改伐吳念頭。七月，以奪回荊州，同時替遇害的關羽報仇為由，親率數萬大軍伐吳。得到消息的孫權連忙遣使求和，送信給劉備陳說利弊，希望劉備能夠打消伐吳念頭。劉備憤怒不答應，拒絕了孫權的求和，孫權便任命陸遜為大都督率軍應戰。
為了避免兩線作戰，八月，諸侯身份的孫權承認曹丕受劉協禪讓帝位的合法性，向魏國稱臣結盟納貢，獲封吳王與大將軍。
劉備率領大軍進逼夷陵西界，任命馮習為大督，領軍統率蜀漢全軍。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將領各為別督。
蜀漢將領吳班、馮習等攻破屯在巫縣的李異，蜀軍到達秭歸，當地武陵五谿蠻夷遣使響應蜀軍發兵。劉備還守秭歸，吳班和陳式的水軍屯夷陵，夾擊江東的西岸。
222年二月，劉備親自從秭歸進軍猇亭，開通通向武陵郡的道路，派遣侍中馬良安頓、撫慰五谿蠻夷，以黃金和錦帛賜予五谿蠻，同時授予他們官職和爵位，五谿蠻相繼響應蜀漢。黃權指揮江北軍等與孫權軍在夷陵道對峙。劉備首先派遣吳班率數千士兵設在平地立營，打算以挑釁敵人進行誘敵作戰。孫軍諸將打算出戰迎擊劉備，陸遜以蜀軍銳氣始盛、求勝心切、乘高守險，決定先讓一步，再相機決戰，令吳軍退至夷陵（今湖北宜昌北）、猇亭（今湖北宜昌東南）一帶，據守有利地形。劉備大軍相繼推進至夷陵、夷道（今湖北宜都），收復宜都郡和東吳固陵郡，以廖化為宜都太守；連營數百里，並得當地土著部族的支援，聲勢浩大；荊南的桂陽、零陵也發生叛亂以響應，只有長沙因步騭率軍坐鎮而沒有異動。蜀軍頻繁挑戰，但陸遜堅守夷陵不出，孫桓也死守夷道。兩軍相持達半年之久，蜀軍疲憊，為求速戰在山谷設伏兵並鬆懈防守引誘吳軍來攻，但陸遜沒有中計，劉備知道此計行失效，乃從山谷中引出八千伏兵，陸遜此時才開始反擊。
閏六月，陸遜在大舉進攻之前，先攻漢軍一營，結果失利，諸將皆說這是浪費兵力、白死了許多將士，陸遜卻說：「吾已曉破之之術。」陸遜發現了漢軍的營寨都是由木柵欄組成，便決定使用火攻。
吳軍放火，並封鎖江面，扼守夷陵要道，展開全線出擊，打了劉備一個措手不及, 蜀漢許多指揮將領如馮習、張南、沙摩柯等及馬良都因此陣亡，其他也有一些將領如杜路、劉寧向吳軍投降。吳軍克營40餘座，陸遜督促諸軍，四面攻擊之，漢軍戰死者數萬,「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屍骸塞江而下」。傅肜、程畿戰死，統領江面水軍的黃權因回歸蜀漢的退路被吳兵截斷，不得已只好率眾投降魏國。
參戰蜀漢將領幾乎全數陣亡，劉備大敗，與殘部退回益州永安縣白帝城（今重慶奉節東），隨後一病不起。其先前奪取的宜都郡、東吳固陵郡皆被東吳收復。而東吳方面，則有徐盛、潘璋、宋謙等將領、大臣各競表言「劉備必可以擒獲，請求再次出兵。」陸遜與朱然、駱統則上言孫權：「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奸}-心，謹決計輒還。」孫權聞奏，便下令停止追擊劉備，同時調軍回防曹丕。秋九月，曹丕開始攻吳。
《吳書》222年12月，孫權說:「近日收到玄德（劉備）的求和書信，其已深感愧疚。孤之前之所以名西邊為蜀，是因為漢獻帝尚在，如今漢朝已被廢除，劉備可以自名為漢中王。」於是派遣鄭泉出使蜀，劉備問鄭泉「為什麼吳王不回覆自己的求和信？莫非我名不正言不順」，鄭泉回覆劉備，託為宗室，曹氏篡漢不先討曹氏，反自立為帝，不得天下所認同，所以殿下一直不答復你之前的求和。劉備聽後非常慚愧。之後，孫劉兩方開始恢復正常的外交往來。
《吳錄》後劉備聽聞魏軍大出伐吳，就寫信給陸遜：「如今賊軍已到達江陵，若果我再次東征，將軍（陸遜）能夠應付不？」陸遜回信答道：「但恐怕蜀軍剛破，創傷未癒，率先求和通好，且應當休養生息，不要再窮兵黷武了。若不為自己打算，就會招來另一個滅頂之災，你若果從老遠來送死，這次就無法逃走了。」
《晉書》陸遜既打敗蜀軍，致使劉備在白帝城絕命，同時又打敗魏軍，挫敗兩國將領，因此曹魏向吳請好，蜀漢向吳乞求結盟，所以孫權改年號，鼎足而立。
《蜀書》222年，孫權得知劉備沒有退回成都，而是持續待在離前線很近的白帝城，感到疑慮的孫權便主動遣使再次議和及探查劉備態度。劉備同意並派宗瑋復命。
此戰，劉備的漢軍以八萬大軍的情況下先是打敗了東吳的前線部隊，孫權派陸遜迎敵後雙方成對立之勢，劉備雖用詭計引誘東吳出兵但被陸遜識破，而劉備不熟地形因天熱在密林紮營犯了兵法大忌而導致陸遜使用火攻而慘敗，東吳大勝守住了荊州解除二面受敵的危機，而蜀漢大敗元氣大傷無力外征只能固守，花了數年到公元227年後諸葛亮才有餘力發兵北伐。章武三年（223年）二月，劉備召喚在成都的諸葛亮到永安。三月，劉備病勢加重，向丞相諸葛亮交代後事，託付蜀漢軍政大權，四月，劉備在永安宮（今奉節師範學校內）逝世，後諸葛亮遣使與東吳恢復同盟，共同對抗曹魏。東吳也沒有將曾在此戰中失守後收復的固陵郡恢復建置，仍將其并入宜都郡。
經此一役，雙方實力都受到影響，蜀吳消除矛盾重修於好，自此到蜀亡時二國再無大戰，同時往北與曹魏對峙。到263年魏滅蜀之戰之前三國領土再無重大改變，因此夷陵之戰被認為是前後三國之分界。宋末、元初史學家胡三省稱：「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歟！」
***張飛（出征前被部下張達、范彊所殺）
***廖化（先前降吳，此時詐死回歸蜀漢）
*明代《嘉靖本》、《志傳本》、《李評本》均稱此役為「夷陵」，清代以後的刊本均改稱「彝陵」。
*甘寧與黃忠早在夷陵之戰前病死，甘寧非為蠻將沙摩柯所射殺，黃忠也並非因逞強出擊而中潘璋的埋伏陣亡。
*周泰、關興與張苞正史中并未記載參與此戰，且從張飛西鄉侯爵位傳于次子張紹來看，張苞很可能早于張飛去世。而周泰也沒斬沙摩柯。
*朱然與潘璋等數位知名的吳國將領實在夷陵之戰中立下戰功，演義中則被寫成戰死於此戰。亦因此造成之後東吳對曹魏的江陵之戰沒有詳寫，并將朱然的戰功嫁接給陸遜。
*士仁（演義被誤為傅士仁）與糜芳投降東吳後並未逃回蜀漢，也未殺馬忠，然而在演義中被描寫兩人見情況不對勁便殺死馬忠逃回蜀漢，遭劉備處刑。范彊與張達同理。
*陸遜退兵是認為曹魏會趁隙攻擊孫權方而退兵，並非演義中的遭諸葛亮佈下的陣法八陣圖所困無法追擊。
*陸遜並非演義中只有二十七歲及從未帶兵的將領，大戰時他其實已接近四十歲。
* 《s:資治通鑒_(胡三省音注)/卷069》
在俄語中，動詞用來表示事物的行為或狀態。俄語動詞在字典中所查到的形式都是其原始形式，稱作不定式，而在實際使用中則需要按時態以及主語的人稱、性和數的變化而變位，
俄語中的動詞都可按體分為完整體與非完整體兩種形式，完整體表示已經完結的動作，而非完整體則表示正在進行、繼續或者反覆性的動作。兩種形式通常成對出現，由一方加上前綴或後綴等形成另一方，例如читать（讀）-прочитать（讀完），делать（做）-сделать（做完），писать（寫）-написать（寫完），давать（給）-дать（給了）等。
也有一些動詞是詞中某部份發生變化，比如решать（解決）-решить（解開），получать（收取）-получить（已收取）等。還有一些則是有不同的詞源，例如говорить（說）-сказать（說了），брать（借）-взять（借了）等。此外還有少數動詞沒有與之成對的動詞，例如сидеть（坐著，非完整體）等。
俄語中共有三種時態：過去時、現在時與將來時，但除了相當於英語中be動詞的быть有將來形式以外，所有的動詞都只有過去式與現在式兩種形式。使用完整體或非完整體可以表達不同的語法含義：
+動詞的不同形式所代表的語法含義
過去曾經發生或經常發生的某個動作
過去曾經發生並且完結的某個動作
正在發生或經常發生的某個動作
在將來會完結的某個動作
быть的未來形式+不定式
將來會發生的某個動作
* Я читал(а) эту книгу.（我讀過這本書。）
* Я прочитал(а) эту книгу.（我讀完了這本書。）
* Я читаю эту книгу.（我正在讀這本書。/我一直在讀這本書。/我經常讀這本書。）
* Завтра я прочитаю эту книгу.（我明天會讀完這本書。）
* Завтра я буду читать эту книгу.（我明天要讀這本書。）
在俄語中，一些表示移動的動詞在表示單向移動與往返移動、反覆移動、不定向移動或移動的能力時會有不同的形式，例如：идти（走）-ходить（來回走）、ехать（乘交通工具去）-ездить（乘坐交通工具巡遊/能夠乘坐）等。
* Я еду на почту на автобусе.（我坐巴士去郵局。）
* Я езду на лошади.（我會騎馬。）
此外，俄語中還有一類以-結尾的動詞，是由未完成體動詞加上反身代詞的賓格себя後縮略而來，類似法語等語言中的反身動詞，通常表達「為自己所做的動作」、「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動作」或者「多個主體之間相互發生的動作」。由於себя已經是賓格，因此這種動詞的賓語不能是賓格，例如：
* Он занимается спортом.（他在運動。）：賓語（體育）為工具格。
* Анна познакомилась с Михаилом вчера.（安娜昨天碰到了米哈伊爾。）：賓語（米哈伊爾）為工具格，且需要前置詞。
俄語動詞的過去式需要根據主語的性與數進行變位。通常是將不定式詞尾的-ть去掉，然後根據主語的性與數加上-л/-ла/-ло/-ли，但也有少數不規則動詞，例如：
+俄語動詞過去式的變位
一般（ 讀）
特殊（ 去）
動詞（ 建造）
在涉及到я（我）、ты（你）兩個人稱代詞或具體的人名時，需要根據主語的性別選擇陽性或陰性用法，而第二人稱單數尊稱Вы（您）後面則使用複數用法。例如：
* Я читал эту книгу.（我（男）讀過這本書。）
* Я читала эту книгу.（我（女）讀過這本書。）
有時主語表達複數含義但並非複數形式，此時動詞仍然需要變位為複數形式，例如：
* Полчаса назад два студента читали здесь.（半個小時前有2個學生在這裡閱讀。）：主語（學生）為單數屬格。
俄語中動詞的現在式需要根據主語的人稱與數進行變位。主要有兩種變位方法，分為第一變位法和第二變位法。由於正寫法的規定、重音移動等影響，有些動詞會有不規則變化。
+俄語動詞現在式的變位
第一變位法（ 讀）
第二變位法（ 看）
動詞根據之前的動詞進行變位（ 建造）
在第二人稱單數尊稱Вы（您）後面所用的動詞形式與第二人稱複數人稱代詞вы後面的形式相同。
相當於英語中be動詞的быть的現在式很少會用到，僅在表示事物存在時會用到其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есть。另外，在表示「不存在」的否定句中，否定詞не會與есть合成一個詞нет。
* Я студент.（我是學生。）
* У меня есть сын.（我有兒子。）
* У меня нет сына.（我沒有兒子。）
有時主語表達複數含義但並非複數形式，此時動詞仍然需要變位為複數形式。例如：
* Два студента разговаривают. （2個學生正在講話。）：主語（學生）為單數屬格。
俄語中僅有相當於英語中be動詞的быть一詞有將來式，可與非完整體動詞的不定式連用為「合成將來式」。
+的將來式變位
在俄語中，可以利用動詞的現在式、過去式以及命令形式表達直陳語氣、條件語氣以及祈使語氣三種語氣。
** 現在時：非完整體動詞的現在式
** 將來時：完整體動詞的現在式或的將來式+非完整體動詞的不定式
* 條件語氣：利用動詞的過去式構成，但為了區別陳述語氣，需要加入бы或чтобы一詞表示條件語氣。條件句中，條件從句以「Если бы+動詞的過去式」構成，結論句中的動詞則要以「動詞的過去式+бы」的形式出現。例如：
**Если бы сегодня была хорошая погода, мы могли бы пойти в парк на пикник.（如果今天天氣好的話，我們本來可以去公園野餐。）
** Я хотел(а) бы съесть немного больше.（我希望能再多吃一點。）
** Я хочу, чтобы мои дети научились играть на пианино.（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學會彈鋼琴。）
* 祈使語氣：第二人稱採用特殊變位方法。而第一人稱、第三人稱則是在句首加上пусть/пускай（表示願望、使役等），дай/дайте（表示決心）等詞語，而在詩句等文學作品中也常在第三人稱句子的句首加上да表示願望。
+俄語動詞第二人稱祈使語氣的變位
** Начали!（我們開始吧！）
** Дайте я вам помогу.（我來幫您吧。）
** Извините.（對不起/不好意思。）
** Пусть он расскажу.（讓他講吧。）
**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Россия!（俄羅斯萬歲！）
由俄語動詞衍生而來的分詞較為豐富，有形動詞與副動詞兩類。形動詞可作為定語或表語，副動詞可作為狀語。
將俄語動詞的詞尾通過特定的變形改為與形容詞相同的形態即可變為形動詞。根據現在/過去兩種時態以及主動/被動兩種語態，形動詞共有4種不同形式，但完整體動詞只能變成過去時的形動詞，而且由非完整體動詞變來的過去時被動形動詞也不常用。另外，動詞不存在被動語態的形動詞。
理論上形動詞與形容詞一樣，可以有長尾與短尾兩種形式，但實際上只有被動態的形動詞有短尾形式。其中長尾形式可作為定語或表語，短尾形式只能作為表語，而且現在時被動形動詞的短尾形式比較少用。
+形動詞的陽性單數主格形式
第一變位法（ /  讀）
第二變位法（ /  看）
動詞（ /  建造）
* Я вижу мальчика, читающего книгу.（我看到一位正在讀書的男孩。）
*Девушка, читавшая тут книгу, забыла свой телефон.（在這裡讀書的女孩忘拿了她的電話。）
* Писатель, написавший эту книгу, любит пить водку.（寫這本書的作家喜歡喝伏特加。）
*Эта история, рассказываемая Анной, интересная.（安娜講的這個故事很有趣。）
*Торт,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й Алексеем, очень вкусный.（阿列克謝做的蛋糕很好吃。）
*Эта поэма написана Пушкиным в 1828.（這首詩是普希金在1828年寫的。）：過去時被動形動詞的短尾形式在描述事實時頗為常用。
將俄語動詞的詞尾通過特定的變形後，可作為副詞修飾其他動詞。由非完整體動詞變來的副動詞表示兩個動作同時發生，由完整體動詞變來的副動詞則表示兩個動作先後發生。
* Смотря фильм, они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и.（他們邊看電影邊聊天。）
* Посмотрев фильм, они вернулись домой.（他們看完電影就回家了。）
*  О структуре русского глагола
顏成坤的中華汽車有限公司標誌，攝於1998年喪失專營權前夕
顏成坤，CBE，JP（，），香港企業家和政治家，中華汽車有限公司（即中巴）創辦人，1933年6月至1998年8月擁有香港島的巴士專營權。此外，他於1951年獲香港政府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其後於1959年至1961年任該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以及在1959年至1961年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
顏成坤早年受教於皇仁書院和上海聖約翰大學，1920年接手家族的人力車業務。看好巴士業務前景的他隨後聯同商人黃耀南於1923年成立中巴，是九龍地區第三家巴士公司。1933年奪得專營權後，中巴由九龍遷往港島，戰後業務在他主導下快速擴展，在20世紀八十年代高峰期的巴士路線超過100條，車隊數目過千，每年乘搭人次斷以億計，堪稱「中巴王國」。1981年，百利保集團企圖狙擊中巴股權，但最終為顏成坤所擊退。
在中巴業務以外，顏成坤熱心參與社會事務，他早於1931年至1932年當選為東華三院合併後的首任主席，其後又於1939年至1940年出任保良局主席。戰後，他於1946年獲委任為市政局非官守議員，1951年晉升為該局首席非官守議員，1953年因公務繁忙請辭。作為香港的潮州僑領，顏成坤在行政立法兩局任職期間還身兼多項公職，直到六十年代以後才淡出政壇。另一方面，熱衷於體育事工的他曾於二戰前後連任南華體育會主席和會長合共八屆，並且於1935年擔任中華民國第六屆全國運動會香港區代表總領隊，以及於1936年以中華民國國家足球隊教練身份前赴德國柏林參與第11屆奧林匹克運動會。
然而，踏入20世紀八十年代，顏成坤對中巴的家族式管治被指保守脫節，巴士服務水平下降和勞資糾紛等問題，更引起輿論批評，促使港府於1993年和1995年分別把26條和14條巴士路線交由城巴有限公司接辦，其後進一步於1998年2月宣佈終止中巴專營權，中巴的專利巴士服務遂於同年8月底告終，而新的專營權則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奪得。顏成坤雖然自1933年以來一直擔任中巴主席和監理，但由於年事已高、健康倒退，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已把業務交由子女打理。事實上，顏家手持不少車廠和員工宿舍土地，早已把目光投到地產發展，因此自專營權告終後，中巴實際上已經由一家巴士公司變成一家純以地產為核心業務的企業。
顏成坤祖籍廣東潮陽，1900年12月18日生於香港，是顏永祠及其妻所生的獨子。顏永祠原本在九龍倉公司任職咕喱頭（即苦力頭目），其後身兼渣甸糖廠和尖沙咀貨倉咕喱頭，並擔任九龍持牌人力車咕喱的工頭；他除了負責從潮州和汕頭等地僱人來港打工，也負責監管這些咕喱在香港的生活，從中還向這些咕喱徵取費用。1901年，香港政府設立委員會調查抬轎咕喱和人力車咕喱人手嚴重流失的問題，當時顏永祠更曾獲委員會邀請出席作供。後來，顏永祠自立門戶，在九龍經營人力車業務，分別於畸-{嶺}-里3號和廣東道112號開設永興號和永隆號人力車舖，同時於廣東道110號設有一家新德隆人力車咕喱舖。
然而，顏永祠於1905年3月9日逝世後，遺孀顏詹氏以遺產承辦人身份，於同年5月9日訂立授權書，把丈夫生前的人力車業務交予其胞兄弟顏六代為打理。多年後，顏詹氏於1917年12月10日撤回授權書，宣告顏六與永興號、永隆號和新德隆再無任何關係；惟最初顏六在授權書撤回後仍繼續經營有關業務，直到後來顏詹氏一方發出令狀，顏六才正式交出業務，並與顏詹氏一方分產。顏詹氏其後進一步於1918年入稟興訟，要求顏六一方交出經營帳目查核，最終於1919年獲判勝訴。此外，顏詹氏一家原本居於廣東道116號，而顏六一家就住隔鄰的114號；但兩方分產後，顏六一家遷離到附近的海防道18號居住。
雖然自幼喪父，但顏成坤自少獲得家人送入皇仁書院學習英文，及後前赴上海聖約翰大學深造。根據學者吳醒濂在1937年出版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一書指出，顏成坤早年離開皇仁後，也曾追隨孫中山從事救國工作；而身為皇仁舊生的他在多年後於1971年4月獲皇仁書院舊生會邀請出任名譽顧問。
1920年，時年20歲的顏成坤返回香港接手經營家族的人力車業務；當時人力車仍然是香港重要的陸上公共交通工具，例如警隊在1921年就選擇於九龍和新九龍五個公共人力車站鋪設電話，其中一個設於由顏成坤經營的廣東道112號永隆號人力車舖；至於顏六位於廣東道142號的人力車舖，也是其中一個獲鋪設電話的公共人力車站。雖然如此，隨著汽車的逐漸普及，再加上九龍汽車公司（即九龍巴士／九巴）和啟德客車公司分別在1921年和1923年成立，為九龍地區提供公共巴士服務，對人力車業務日益構成明顯的競爭。
有見及此，顏成坤積極計劃在公共巴士市場上分一杯羹，並於1923年9月2日聯同商人黃耀南在紅磡共同創立中華汽車公司（即中華巴士／中巴），初時擁有六輛單層巴士，是繼九巴和啟德客車後九龍第三家巴士公司。顏成坤的生意夥伴黃耀南是港紳鐵行輪船公司華經理黃屏蓀之子，因此黃家與顏家一樣都有經營公共運輸的經驗。1927年，顏成坤又娶黃屏蓀的女兒黃亦梅為妻，兩家結為姻親，而黃耀南也成為顏成坤的大舅，可見顏黃兩家關係密切。中巴成立之初，由顏成坤和黃耀南一同擔任總司理，早期主要提供往來尖沙咀和九龍塘一帶的巴士服務，在新界鄉鎮間也有提供服務。九巴雖然是中巴早年的主要競爭對手，但當時一些報章輿論認為中巴的服務質素和管理水平均較為理想，管理層較用心經營，也積極添置新車，公司漸具規模。
中巴於1926年從英國購入的一款利蘭單層巴士
1932年9月，香港政府有鑑於公共巴士服務水平良莠不齊，於是決定引入專營權制度，並就此發出招標邀請。根據新的專營權政策，香港的公共巴士服務只能由專利巴士公司提供，專利巴士公司的董事局大多數成員均須擁有英國國籍，而採用的巴士必須於英國或大英帝國其他地方（即後來的英聯邦國家）製造，這項限制巴士出產地的規定，一直到多年後的1984年10月才宣告撤銷。事實上，港府當年的招標工作顯得相當神秘，當港府在1933年1月公佈招標結果時，外界才得悉港府曾就此展開招標；另外，港府從沒公開招標過程，也拒絕透露接獲的標書數目和公開落選的標書內容，作風久缺透明度，引來輿論批評。
在該次招標，顏成坤的中巴成功奪得香港島地區的巴士專營權，九龍和新界地區的巴士專營權則由九巴奪得。兩個專營權同樣由1933年6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為時15年之久。港府批出專營權後，顏成坤和黃耀南聯同殷商林卓明、馮強、以及顏成坤族兄顏光宗等人遂於同年合資把中巴重組成為中華汽車有限公司，而九巴也改組為九龍汽車（一九三三）有限公司。顏成坤在重組後的中巴出任董事局主席兼監理一職，而黃耀南則擔任副董事長兼經理一職，各人也是新公司的永遠董事。由於中巴過往未曾在港島區營運，因此中巴需要由九龍調來10輛巴士，並從香港大酒店巴士公司、香港電車有限公司和香港仔街坊福利會公共汽車公司三家原本在港島營運的巴士公司收購合共44輛巴士。
在港島營運的中巴最初於銅鑼灣屈臣道設立臨時車廠，並提供九條路線，較主要的路線包括來往上環東街與跑馬地的「1」號線、來往中環皇家碼頭（即卜公碼頭）與香港大學的「3」號和「4」號兩條相反方向的循環線、以及往返中環油麻地碼頭（統一碼頭前身）和香港仔的「7」號線等。戰前的中巴與九巴一樣都設有頭等和二等收費，而且已經有分段收費、月票和學生優惠車票等安排。
1941年12月，日本隨太平洋戰爭爆發入侵香港，香港保衛戰一觸即發。戰事期間，中巴服務陷入停頓，同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進入日治時期後，中巴繼續停駛。一直到1942年1月25日，中巴在顏成坤主持下才得以恢復運作，但鑑於戰時不少巴士遭受破壞、或被日軍徵用，再加上燃料不足，故只能維持十分有限度的服務。1942年5月，顏成坤被日治政府委任為華民各界協議會委員；同年10月，日治政府指令包括中巴和九巴在內的香港所有公共運輸企業合組香港自動車運送會社，並安插日本人擔任顧問，而顏成坤則被指派到新公司擔任司理一職。雖然如此，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務依舊因為戰亂而停滯不前。1943年底，顏成坤索性託病辭任自動車運送會社的職務，並成功與家人避居澳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為止。
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後，顏成坤重返香港，設法重整中巴業務。戰前原擁有108部巴士的中巴，經點算後一共失去75%的巴士車隊，餘下的巴士大多也因為戰亂而需要維修、甚至報廢。不過，在英國臨時軍政府要求下，中巴旋即於1945年9月起逐漸恢復服務，但早期需要借用貨車權充巴士。同時間，顏成坤著手從英國購入新車，巴士數量到1947年回升至47輛，到1948年的總乘客量也恢復至2,000多萬人次。
20世紀五十年代的德輔道中，可見中巴的單層巴士在路面行走
隨著香港人口急增，中巴戰後在顏成坤主持下積極擴充業務，並在港府提供核準回報率的有利條件下帶來可觀收益。中巴每年純利由1949至1950年度的110萬港元，增至1956至1957年度的248萬元、1964至1965年度的360萬元、以及1974至1975年度的730萬。此後中巴每年純利連年維持在千萬港元以上，1980至1981年度和1989至1990年度更分別錄得超過3,300萬元和超過7,000萬元的純利。在載客人次方面，中巴在1956至1957年度的總乘客量達6,700萬人次，踏入六十年代每年乘客量平均維持在1億人次以上，到1984至1985年度錄得3億6,400萬人次的高峰。1962年1月，中巴更首次公開配售股份，正式成為上市公司。
同時間，中巴在顏成坤帶領下也作出不少革新，當中包括在1962年為香港島引入首輛雙層巴士、1972年開始引入載客量特大的「珍寶巴士」、1976年全面推行「一人控制巴士」模式以淘汰巴士售票員、1981年引入載客量更大的三軸雙層巴士、以及在1990年引入配備空調的雙層巴士等。此外，貫通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的海底隧道在1972年通車後，中巴與昔日在九龍的競爭對手九巴分別開辦過海隧道巴士，中巴的路線網絡也再一次覆蓋九龍地區。在全盛時期，中巴擁有過百條巴士路線，旗下車隊更擁有超過1,000輛巴士，車廠遍及北角、柴灣和黃竹坑等地，堪稱為「中巴王國」。
中巴自1962年起引入雙層巴士，圖為其中一款佳牌阿拉伯五型巴士
除了中巴的業務，顏成坤早於戰前已開始涉足其他商業範疇，職務包括《大光報》和嘉華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以及新亞酒店董事。戰後，他於1955年參與由殷商周錫年（後為爵士）牽頭創立的香港華人銀行，除了成為創行永遠董事外，又獲選為副董事長，直到華人銀行在1980年被香港和東南亞合資財團收購為止。作為香港的潮州僑領，顏成坤還於1962年獲同屬潮商的廖寶珊家族邀請，加入曾經於前一年發生擠提事件的廖創興銀行出任董事長，其後進一步於1972年獲邀到新成立的廖創興企業有限公司兼任副董事長。他在廖創興銀行和廖創興企業兩個董事局任職多年，直到1984年才宣告退任。此外，顏成坤是香港中華總商會會董和顧問、中華廠商會名譽會長、淺水灣興業有限公司董事，並於1962年獲邀出任馬來亞銀行香港區董事；他也曾於多家家族公司擔任要職，當中包括港島運通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坤梅有限公司董事長和永興隆總經理等。
然而，中巴歷年來的發展也不是一帆風順，例如早於1950年就曾經發生因為解僱14名學徒而引發司機怠工的事件；而員工退休金和薪酬問題更是一直纏繞中巴。1967年六七暴動期間，顏成坤除了要應對勞方就工時過長和薪金過低等指控展開斡旋，還要處理暴動對巴士服務帶來的影響。其中，在左派陣營策劃下，港九巴士司機於1967年6月發動大罷工，期間中巴只能維持有限度服務。有見及此，顏成坤著手在短時間內招聘大批新入職司機填補空缺，並向沒有參與罷工的員工發放特別津貼，以及一度增聘護衛員駐守巴士，使得巴士載客量到同年12月得以回升至暴動前的92%。
1981年，顏成坤對中巴的控制權更加是首度受到嚴峻挑戰，當時由羅旭瑞擁有的百利保集團認為中巴旗下的多幅廠房和宿舍土地擁有相當龐大的發展和升值潛力，於是對中巴展開狙擊。原本已擁有中巴11.1%股權的百利保，在當年成功購入中巴另一創辦人黃耀南以及另一董事黃仁手上合共8.1%股權，換來兩人退出中巴董事局，並使股權增至20.4%，成為擁有最多股權的獨立股東。隨後，百利保宣佈作價每股35港元收購中巴股份，迫使顏成坤尋求另一潮商葉謀遵的新昌地產出手協助，合組新公司以每股38.5元提出局部反收購中巴7%股權，並且承諾日後向股東派發高息，最終才能成功擊退百利保的敵意收購。
經過百利保收購一役後，顏成坤雖然保住中巴控制權，但卻因此耗費大筆金錢，相反百利保卻因為中巴的反收購行動而乘機售出股權，獲利3,000萬港元。自從黃耀南退出中巴董事局後，顏成坤成為唯一一位仍然在任的永遠董事，中巴大局由顏成坤及其子女掌控下，作風更是變得日益保守。為了控制成本，中巴在1984年至1988年間從未為車隊添置新車，使到服務水平每下愈況，再加上地下鐵路港島線於1985年通車後對中巴構成直接競爭，導致中巴客源顯著下降；到1987年，中巴約100條巴士路線當中，更有53條錄得虧蝕，對中巴的專利巴士業務前景蒙上陰影。
香港政府於1933年向中巴發出港島區公共巴士專營權的時候，原規定有效期為15年。戰後，港府於1947年重新向中巴批出10年專營權，其後延長三年。1960年，港府向中巴批出15年專營權，到1975年再發出10年專營權，並於1978年提早批準把專營權延長至1987年。不過，踏入20世紀八十年代，中巴被指服務水平倒退，經常被市民批評巴士誤點和脫班、車隊老化殘舊和巴士車廂衛生惡劣，促使港府開始檢討中巴的服務和管治問題，而且把中巴的專營權縮短為每兩年延續一次。不少輿論把中巴的管治問題歸咎於顏成坤及其子女對中巴的家族式管治，認為他們作風保守、抗拒變革，未能追上時代的步伐。有運輸署官員曾經私下批評，中巴管治猶如一盤古老的家族生意，看不見將來；而立法局民選議員劉千石更曾批評中巴位於北角的總部日久失修，內部仿佛時光倒流返回五十年代，質疑顏成坤及中巴管理層缺乏現代巴士營運的概念。
中巴車身顏色在七十年代後期由原本以紅色為主，改為以藍色為主，圖為一輛停泊於中環碼頭的丹拿珍寶巴士，攝於1998年中巴喪失專營權前夕
城巴於1993年接辦中巴26條巴士路線，兩年後再接辦多14條巴士路線
新巴於1998年取得專營權，標誌著中巴的專利巴士服務告終
事實上，顏成坤踏入20世紀九十年代雖然已屆90歲高齡，但思路清晰的他仍然對中巴大權在握，每天親自返回總部打理業務，有時還會工作11小時。不過，隨著中巴管治問題日益惡化，輿論批評他的為人變得低調、固執和斤斤計較；在五、六十年代受到港府重用的他，在這個時候已經卸下大部份公職一段時間，與港府的關係不如昔日般密切，傳聞曾經拒見運輸署官員的他甚至被形容猶如「活在自己的幻想」。此外，顏成坤委任女兒顏潔齡擔任中巴執行董事，但顏潔齡卻被認為與勞方和政府關係欠佳。有傳言曾指顏潔齡喜愛在深夜時份約見運輸署官員，而且以隔夜西餅款待他們；又曾經在工潮談判中以鐵尺敲打水杯的方式嚇退勞方代表。也有傳言指出，港府曾經私下點名要求顏潔齡辭任中巴執行董事，但被拒絕。外界對中巴管理層的不利傳言，可見中巴的種種管治問題已經為港府終止中巴的專營權埋下伏線。
中巴被港府撤銷專營權，某程度上也跟中巴內部的勞資糾紛有關。長久以來，中巴勞方一直批評薪酬福利待遇欠佳，員工每年只獲發相等於半個月薪酬的年終獎金；服務滿20年的巴士司機，月薪比新入職司機僅僅多出1,000元；服務滿30年退休的員工，更只可領取20,000元的退休金；中巴為員工設立的休息站，甚至沒有水電供應。顏成坤十分緊張中巴的薪酬福利開支，每年定必親自主持與勞方就薪酬調整而召開的閉門會議，有時更為少至兩毫的調整爭論一番。員工長期的不滿，最終觸發中巴司機在1989年11月一連兩日以集體放取「補假」的形式發起罷工，抗議中巴的退休金福利政策，結果造成港島交通癱瘓。雖然顏成坤事後於同年12月與勞方達成新的退休金協議，讓員工所得退休金比以往多出數倍，但事件充分曝露出中巴長久以來的管治問題，促使港府責成中巴就內部管治展開檢討。
1990年，由顏成坤委託的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完成對中巴管治的內部檢討，但畢馬威的報告書只建議增聘部份職級人手和適當調升內部工作人員的職級。儘管如此，立法局交通事務小組卻認為中巴應該推動進一步改革，建議中巴增設總經理和其他中層管理人員職位，長遠把董事局和管理層分離，以淡化家族管治色彩。可是，顏成坤辯稱畢馬威的報告書沒有作出有關建議，又認為中巴現有的管理層已具足夠經驗應付中巴的日常營運，對立法局的建議一一予以反對。當時社會上已開始有聲音建議港府可考慮向主力經營非專利居民巴士服務的城巴有限公司（簡稱城巴）發出專營權，經營港島區的部份巴士路線，從而引入良性競爭，但顏成坤卻表示當初於1933年奪得專營權的時候，並不知到會有新競爭者加入，認為建議侵犯中巴權益，予以堅決反對。然而，港府考慮到中巴態度不合作，加上服務水平持續沒有明顯改善，於是在1992年首次透過展開公眾諮詢的方式，以決定中巴專營權於1993年8月屆滿後是否獲得延續。事後，港府雖然同意延長中巴專營權兩年，但首度把中巴其中26條巴士路線交由城巴接辦。26條路線當中，還包括16條最賺錢的南區路線，這個新安排直接導致中巴總乘客量由1992至1993年度大約2億5,000萬人次，急降5,000萬到1993至1994年度大約只有2億人次。
這時候，身體健康倒退的顏成坤已逐漸淡出，只餘下顏潔齡、擔任中巴副監理的顏傑強和擔任中巴董事的顏亨利三姊弟負責主理中巴的日常運作。然而，顏家三姊弟被指無心經營父親的專利巴士業務，中巴的服務水平也未見起色，結果港府於1995年9月延續中巴專營權三年的同時，再把中巴14條路線交由城巴接辦，使中巴總乘客量再減5%，到1996至1997年度的總乘客量進一步降至大約1億7,750萬人次。另一方面，中巴的勞資關係未有因為落實畢馬威報告書的建議而得到改善，勞資糾紛在顏成坤淡出後更加是此起彼落，例如中巴在1993年8月被削減26條巴士路線後即時宣佈裁減170人，員工因為不滿補償安排一度醞釀罷工，後經勞工處介入調停才告平息。1996年10月，中巴勞方不滿加薪幅度太少，醞釀罷工兩天，最終迫使資方和解。1997年11月，中巴又突然解僱45名員工，勞方一度警告發起大罷工，其後要由港府斡旋下召開勞資談判，才得以化解危機。
踏入九十年代中期，中巴的服務持續未見改善，再加上勞資關係欠佳，終於為其專營權響起警號。1997年4月，中巴未有按法例規定在限期屆滿前提交專營權的續期申請，港府首度聲言考慮終止中巴專營權和把中巴所有路線作公開招標。儘管中巴後來補交續期申請，但當時臨近香港主權移交，傳媒謠傳顏家已無心經營中巴車隊，甚至計劃在1997年6月30日隨英國管治結束後提早停止營運。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中巴未有如外界謠傳般停止營運，但特區政府卻遲遲未有公佈是否延續中巴專營權。1998年1月6日，運輸署透露原則上同意延續中巴專營權，也不會把旗下巴士路線作公開競投；但到1月19日，運輸局改稱已向行政會議建議有條件延續中巴專營權，並可能削減多23條巴士路線。然而，運輸局於同年2月17日突然宣佈，行政會議已決定不再延續中巴專營權，並即時將中巴其中88條路線作公開招標，另外13條路線交由九巴和城巴接辦，而餘下11條客量太低的路線則會隨專營權屆滿而停辦。
在隨後的公開招標，中巴雖然與英國捷達集團合作入標，試圖重奪專營權；但專營權最終由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與英國第一集團共同奪得，這兩家公司合資成立的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簡稱新巴），於1998年9月1日凌晨隨著中巴專營權屆滿而正式接手中巴的專利巴士業務，中巴前後65年的專利巴士服務自此成為歷史。其實，顏家早在喪失專營權以前，已經把注意力集中於香港和英國的地產發展業務，不少中巴原先擁有的車廠和員工宿舍土地，都被重建為住宅屋苑或商業樓宇出售；在1997年度，中巴純利高達8億3,300萬港元、市值高達31億，但收益其實大部份都是來自地產發展項目，而專利巴士業務淨資產只佔7.4%，帶來的盈利也只佔總收益的25.8%，可見專利巴士業務已不為顏家所重視。
顏成坤在1931年當選為東華三院首任主席
顏成坤曾於1939年至1940年出任保良局主席
顏成坤自創立中巴以後，已開始活躍於社會公益事務。原居於九龍的他早於1926年至1927年獲街坊推選為廣華醫院丙寅年總理，1927年至1928年復當選該院丁卯年主席，任內推動為廣華醫院增設產房。1927年至1928年，他出任東華東院籌建委員會委員，促成東華東院於1929年落成啟用。1931年，東華醫院、廣華醫院和東華東院合併為東華三院，結果顏成坤以13票對12票壓倒對手陳廉伯，獲推選為東華三院辛未年主席，是為三院首任主席。任內，他除了興辦女子義學，又為廣華醫院增設肺癆療養病房和手術室，並主持遣送失業華僑等工作；三院提供的社會服務更錄得盈餘17,000多港元。此外，當時中國大陸的華北和粵北地區先後水災為患，於是在顏成坤主導下，三院一共籌得善款44萬港元作賑災用途。1932年卸任東華三院主席後，他連同羅文錦（後為爵士）和陳廉伯一同於1933年獲香港政府委任為三院特別總理，負責檢視和整頓三院院務。顏成坤與三院深具淵源，促使他多年後於1950年獲委任為東華三院永遠顧問。
除了東華三院以外，顏成坤也熱心於保良局的工作，並於1939年至1940年出任保良局己卯年主席。任內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陸不少難民為逃避戰亂南逃，抵港難民驟增，再加上港府修訂法例對妹仔和婢女展開登記工作，導致保良局收容婦孺人數創下新高。當時該局平均每月的入局人數多達250人，最高月份更錄得270人。同時間，由於二戰爆發造成物價飛漲，顏成坤需要依賴政府增加特別撥款，以及向各界發起募捐，才得以維持該局的服務。為肯定顏成坤在任保良局主席期間的工作，他在戰後於1951年獲聘任為保良局永遠總理，1975年獲進一步委任為保良局顧問局顧問。
顏成坤在戰前擔任的其他公職還包括於1932年至1933年奉委團防局紳、1932年至1941年擔任四環更練委員會委員、以及於1937年至1941年出任港府牌照局委員；另外又獲國民政府邀請於1937年出任救國公債香港分會常務委員。此外，信奉基督教的顏成坤早於1932年參與創立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除了出任創會會董，也在戰前擔任副主席一職；他也曾任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廣東協會第六區會主席、香港聖約翰救傷會副贊助人、華人後備警隊財政委員、基督徒報紙《大光報》董事（自殷商王國璇1974年逝世後，成為最後一位在世的前任董事）、及於1940年至1941年出任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主席。1932年4月27日，顏成坤更獲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紳士，以肯定他在參與社會公職方面的表現。
二戰結束後，顏成坤曾經在20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獲得港府重用，他於1946年5月奉委為市政局戰後首批非官守議員之一，任內於1951年2月接替辭職的羅文惠成為市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在市政局內，他特別關注小販和街市管理，以至是夜香收集等市政民生議題，並提出增建公共浴室和改善公廁等利民建議。他在市政局任職前後七年，到1953年4月才以公務繁重為理由提出請辭。除了市政局，顏成坤於1951年7月獲時任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時有「華人代表」之稱；任內他比較關注社會民生，並多番主張港府增建廉價屋宇和擴充中小學學額。事實上，對教育事務擁有特別興趣的顏成坤曾認為「投資教育可獲最豐厚的回報」，因此他早於戰前已擔任英華書院、英華女學校、民生書院和汕頭港商義學校董，以及廣州濟時中學名譽校董。戰後，他於1951年至1953年出任香港仔工業學校校董、也歷任香港培英中學、香港真光中學、九龍合一堂學校和樹仁書院校董。1951年和1952年，他更分別獲港府奉委香港大學校董和教育委員會委員，其後於1959年獲邀在新成立的青年教師會出任名譽會長。香港中文大學於1963年創校後，他也歷任該校聯合書院和崇基學院校董。
除了房屋和教育等民生議題，顏成坤在立法局內對經濟議題也尤其感到興趣，且曾多番以香港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的地區經濟會議，其中包括在1952年與另一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羅文惠一同前赴緬甸仰光出席該會第八屆會議、1955年前赴日本東京出席該會第七屆工商委員會會議、1956年以香港首席代表身份聯同另一立法局非官守議員C·E·M·泰利（C. E. M. Terry）等人前赴印度班加羅爾出席第八屆工商委員會會議、以及在1959年與擔任秘書的副財政司郭伯偉（後為爵士）前往泰國曼谷參與第二屆貿易委員會會議。1959年7月，顏成坤接替卸任的周錫年成為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身為「潮州幫」之首的他更是與局內其他華人議員分庭抗禮。1959年5月，顏成坤進一步獲港督柏立基爵士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一時身兼行政立法兩局議員之職，直到1961年5月和6月，他才分別卸下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職務。
由顏成坤主持籌建的港九潮州公會中學，位於九龍旺角洗衣街
香港九龍潮州公會位於九龍何文田窩打老道，該會牌匾由顏成坤於1976年題字
在市政局和行政立法兩局任職期間，顏成坤積極推動香港的慈善公益事務，他於1948年參與創立香港防癆會，並任該會董事；1951年參與成立國際痳瘋救濟會香港分會，歷任委員和總幹事等職；1956年至1958年擔任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主席；以及在1956年至1959年出任英國紅十字會香港分會會長，其後曾任該會顧問委員會委員，多年後更於1990年至1997年獲委任為該會副贊助人。顏成坤在五、六十年代還歷任香港保護兒童會副會長（戰前已任執行委員會委員）、香港遊樂場協會副會長、灣仔街坊福利會理監事及副理事長和北角街坊福利會名譽會長等。他也曾參與香港東區扶輪社，並於1947年出任副社長一職；雖然他於1953年因公務繁重退出，但於1955年獲東區扶輪社邀請成為名譽社員。身為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的教友，顏成坤多年來更是對該會事工予以積極支持，1957年創立的九龍合一堂和學校、以及1984年創立的北角合一堂，都是由他主持下籌建而成的。
顏成坤在兩局以外也獲港府委以多項公職，當中計有在1946年至1953年再度擔任牌照局委員、1947年任港府公務員薪俸調查委員會委員、1951年至1958年任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1953年任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加冕總務委員會委員、1951年至1961年擔任華人遊樂場委員會委員（其後改任名譽會長）、1952年至1964年任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委員、以及由1959年至1961年任英聯邦國會協會香港分會副主席等。其他由港府委任的公職還包括自1946年起擔任華人廟宇委員會委員及旗下華人慈善基金委員會委員、1947年起擔任香港國殤紀念基金委員會委員、1955年起擔任蒲魯賢信託基金委員會委員，並歷任華人諮議局委員、租務法庭委員和禁毒諮詢委員會委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