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2008年東京地下鐵副都心線通車後，部分旅客分流至新宿三丁目站，因此從2007年度到達顛峰後，JR東日本與東京地下鐵的使用人數就開始下滑至2011年度，現已逐漸回升。
* JR東日本 - 2019年度1日平均上車人次為775,386人。
*: JR東日本車站當中位居第1位，也是世界第一。
* 京王電鐵 - 2017年度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為786,052人。
*: 京王電鐵車站當中第1位。但其數值包含京王新線新宿站使用者與都營新宿線直通人次。2008年度以前呈現上升態勢，之後下滑至2011年度，2012年度起回升，2015年度突破過去紀錄。
* 小田急電鐵 - 2017年度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為506,229人。
*: 小田急電鐵全部70個車站當中位居第1位。1988年度達到55萬人次，之後逐漸下滑。2000年度以後維持在49萬人次左右。
* 東京地下鐵 - 2017年度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為236,657人。
*: 東京地下鐵全部130個車站當中次於新橋站排名第6位。1972年度與1988年度達到30萬人，之後逐漸減少。2012年度開始恢復成長。
* 東京都交通局 - 以下數値包含都營地下鐵路線之間的轉乘人次。
** 新宿線 - 2017年度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為302,124人（上車人次152,275人、下車人次149,849人）。
**: 都營新宿線全部21個車站當中位居第1位。但是數值包含京王線直通人次。
** 大江戶線 - 2017年度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為142,296人（上車人次69,110人、下車人次73,186人）。
**: 都營大江戶線全部38個車站當中位居第1位。
各年度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如下表。
+各年度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
營團/東京地下鐵
京王線、新線
1日平均上下車人次
&minus;0.1%
&minus;0.3%
&minus;1.7%
&minus;0.7%
&minus;3.9%
&minus;1.6%
&minus;1.2%
&minus;1.9%
&minus;2.5%
&minus;0.4%
&minus;1.0%
&minus;1.5%
&minus;3.7%
&minus;0.5%
&minus;1.8%
&minus;1.3%
&minus;5.4%
&minus;1.1%
&minus;2.0%
&minus;2.6%
&minus;0.8%
京王線 - 都營新宿線直通
1948年（昭和23年）
各年度1日平均上車人次如下表。
+各年度1日平均上車人次
1884年（明治17年）
1885年（明治18年）
1886年（明治19年）
1888年（明治21年）
1889年（明治22年）
1890年（明治23年）
1891年（明治24年）
1893年（明治26年）
1895年（明治28年）
1896年（明治29年）
1897年（明治30年）
1898年（明治31年）
1899年（明治32年）
1902年（明治35年）
1903年（明治36年）
1904年（明治37年）
1905年（明治38年）
小田原急行鐵道
1907年（明治40年）
1908年（明治41年）
1911年（明治44年）
1912年（大正元年）
1913年（大正2年）
1914年（大正3年）
1915年（大正4年）
1916年（大正5年）
1919年（大正8年）
1922年（大正11年）
1924年（大正13年）
1926年（昭和元年）
1927年（昭和2年）
1928年（昭和3年）
1929年（昭和4年）
1930年（昭和5年）
1931年（昭和6年）
1932年（昭和7年）
1933年（昭和8年）
1934年（昭和9年）
1935年（昭和10年）
國鐵 /JR東日本
京王帝都電鐵/ 京王電鐵
;參考資料、書籍
* 1日平均上車人次 418,182人（1966年度）。出典元：。掲載場所:6ページ目。資料元：日本國有鉄道関東支社審査統計。年間の乗車人員數 152,636,325を365で割った數値。
* 1日平均上車人次 410,069人（1966年度）。出典元：原武史（2009）探究この世界 2009年 6-7月（NHK知る楽/月）。出版元：日本放送出版協會。掲載場所:122ページ目。
2006年度以後，都營地下鐵數值包含新宿線、大江戶線間的轉乘人次。
營團 /東京地下鐵
周邊是辦公商區與購物街，非常繁華。因鐵路可連結東京都多摩地域、神奈川縣西北部、埼玉縣南部等臥城，使用者整天絡繹不絕。
甲州街道（國道20號）天橋替換工程結束後建設了交通總站「Busta新宿」與JR新宿未來塔。另外，東口的大樓也有改建為200公尺級摩天大樓的計畫。
新宿站西口圓環（2018年10月10日）
新宿站西口前（2012年2月）
新宿站西口小型計程車乘車處
西口（JR、京王、小田急）、中央西口（JR）、京王百貨店口（京王）、廣場口（京王）、A10 - A18、B14 - B18（東京地下鐵）
俗稱「西口」。丸之內線車站的地上出入口雖然無法前往JR、京王、小田急各線車站西口或中央西口的剪票口外大廳，實際上這些站亦有地面出入口。另外，靠近西口站前巴士總站的地方常有政黨、政治團體等在此進行街頭演說。西口道路屬都道四谷角筈線。
* 新宿店 - 與京王線車站一體化
* 新宿店 - 與小田急及JR東日本西口一體化
* 小田急HALC（小田急ハルク）
* 新宿摩天大樓群、新宿新都心
** 過去是富士重工業本社。2010年所有權移交給小田急電鐵，2014年8月18日富士重工業本社移往澀谷區惠比壽的惠比壽SUBARU大廈。
* 優衣庫新宿西口店 （新宿PaLLeTe內）
* 青梅街道（東京都道·埼玉縣道4號東京所澤線、東京都道5號新宿青梅線）
東口（2012年3月14日）
新宿站東口前（2011年2月）
俯瞰新宿站東口一帶（2015年3月5日攝）
東口 (JR) 、中央東口（JR、京王、小田急）、A8 - A9、B12 - B13（東京地下鐵）
俗稱「東口」。經由地下街新宿SUBNADE（新宿サブナード）可前往西武新宿站。東口總站屬於東京都道430號。
新宿三丁目方向
* 新宿車站廣場（新宿ステーションスクエア）
* 必酷新宿東口新店／新宿東口站前店
* 山田電機LABI 新宿東口館
* 東京都道430號新宿停車場前線（新宿通）
歌舞伎町方向
* 東新宿站（都營地下鐵大江戶線、東京地下鐵副都心線）
新宿站東口的車站大樓工程於1962年（昭和37年）動工，1964年（昭和39年）5月20日開幕。開幕當時的大樓名為「新宿民眾車站大樓」，之後改為「新宿車站大樓」、「MyCity（マイ?シティ）」。現在則稱作「 (ルミネ?エスト新宿)」。
南口（JR、小田急）、LUMINE口（京王）、A1（都營地下鐵大江戶線）
南口（2017年2月26日）
甲州街道新宿陸橋上的小田急與JR東日本出口分別位在東西兩側。京王LUMINE口經由LUMINE內的樓梯可至JR、小田急南口。該樓梯中途有往京王百貨店口的通道，在LUMINE口關閉時可作為京王線與南口的連絡通道。都營地下鐵大江戶線出口位於西南側的MAYNDS TOWER前。
* LUMINE、LUMINE2 - JR東日本等南口直通
* 小田急 - 小田急南口直通
** 馬賽克通（モザイク通り）
* 山田電機LABI新宿西口館
東南口 (JR) 、JR LUMINE口（南口跨線橋）
東南口（2013年5月19日）
*  Flags（TOWER RECORDS等）
甲州街道剪票口
甲州街道剪票口（2016年9月10日）
JR東日本專用的剪票口與出口，位於甲州街道新宿陸橋南側。都營地下鐵大江戶線A1出口在西南側MAYNDS TOWER前。新宿Southern Terrace是新宿陸橋往南約200公尺附近、橫跨JR線的商店街。
* Busta新宿（計程車乘車處、高速巴士總站）
新南剪票口、MIRAINA TOWER剪票口
新南口（2018年6月4日）
JR東日本專用的剪票口與出口，位於甲州街道新宿陸橋南側、JR線東側。
* SOUTHGATE新宿（サウスゲート新宿）
**  Travel Wonderland新宿本社營業所 - 日本最大級的旅行社店鋪。
地下鐵丸之內線車站的地上出入口位於JR線北側，分為東側（新宿通）與西側（西口廣場）。東西各出口間由地下通路「Metro Promenade」（メトロプロムナード）連結。各出入口可連結ＪＲ、京王、小田急各線西口與中央東口剪票口、ＪＲ中央西口（出口）、東口剪票口，也可作為ＪＲ、京王、小田急各線車站的地上出入口。
新宿三丁目站與地下道（Metro Promenade）連結，因此出口編號是連續編號。紀伊國屋書店方向（B9、B8、B7、B6等）請參照新宿三丁目站。
另外，由於也通至都營地下鐵大江戶線新宿西口站剪票口外，也可作為該站的地上出入口。透過地下街「新宿SUBNADE」可至西武新宿站。
新宿通出入口（JR線東側）
* A8 LUMINE EAST新宿、JR線東口方向
* A9 LUMINE EAST新宿、JR線東口方向
* B9 前丸井CURREN（マルイカレン）
* B10 新宿SUBNADE（西武新宿站方向）
* B11 新宿富士大樓（瑞穗銀行）、歌舞伎町方向
* B12 三井住友銀行新宿大樓（三井住友銀行）、
* B13 新宿ALTA、哈多巴士東口乘車處、歌舞伎町、西武新宿站、新宿王子大飯店、西武新宿PePe方向
** C出口請參照新宿三丁目站
西口廣場附近的出入口（JR線西側）
* A10  METRO食堂街、小田急百貨店方向
* A12 JR西口、京王西口、小田急西口方向
* A14 JR西口、京王西口、小田急西口方向
* A17 新宿站西口地下廣場
* A18 、新生銀行、、方向
* B15 JR西口、京王西口、小田急西口方向、新宿PaLeTTe
* B16 小田急百貨店別館HALC（小田急HALC）
* B17 新宿站西口35（部分班次停靠小田急HALC前的小田急系巴士乘車處）、36號巴士乘車處
* B18 小田急百貨店別館HALC（小田急HALC）
京王新線與都營地下鐵的地上出入口在甲州街道JR線西側、JR與小田急車站西南側（但是A1出口在甲州街道西新宿1丁目交差點南邊約200公尺的MAYNDS TOWER地下）。京王線 - 京王新線、都營新宿線 - 都營大江戶線可站內移動。
京王新線與都營地下鐵的2 - 8出口在JR、小田急南口剪票口外與「LUMINE1」之間。大江戶線C剪票除外的剪票口層可透過「」前往JR、京王、小田急各線西口、中央地下西口。
甲州街道JR線西側出入口
* 1 LUMINE、新宿MYLORD
* 2 新宿Southern Terrace、JR新宿大樓
* 5 山田電機LABI新宿西口館、方向
ONE DAY STREET可通往東京都廳、京王廣場大飯店方向。
MAYNDS TOWER方向
* A1（大江戶線C剪票口專用出入口） 新宿MAYNDS TOWER、JR東京綜合醫院、JR東日本本社大廈、世紀南悅酒店方向
請參照與Busta新宿。
1991年（平成3年）3月16日至2012年3月17日，小田急電鐵與東海旅客鐵道（JR東海）的特急列車相互直通運轉（「朝霧」），可在「小田急月臺看見JR車輛進站」。2002年（平成14年）12月1日起，JR東日本與東京臨海高速鐵道相互直通運轉，「JR月臺可看見其他公司車輛進站」。2006年（平成18年）3月18日起，JR東日本與東武鐵道的特急列車相互直通運轉。
2006年（平成18年）7月31日起，本站限定的Suica廣告服務（Suipo）啟用。
最初上越新幹線的起點計畫在新宿站，規劃從此通至大宮站。另外，過去中央新幹線起點站也曾考慮設在本站。
南口大廳的車站便當店原則上在每週六日舉行迷你車站便當大會。
因氣候因素造成鐵路調度異常時，電視節目常選擇在新宿站南口進行報導。
: JY 山手線
::: 代代木（JY 18）－新宿（JY 17）－新大久保（JY 16）
: JA 埼京線（包括直通SO 相鐵線）
:: 通勤快速、快速、各站停車
::: 澀谷（JA 10）－新宿（JA 11）－池袋（JA 12）
: JS 湘南新宿線
:* 特急「成田特快」「Super View舞孃」停車站、「日光」「Spacia日光」「鬼怒川」「Spacia鬼怒川」 「赤城」「Swallow赤城」到發站
:*「」到發站
:: 特別快速、快速、普通
::: 澀谷（JS 19）－新宿（JS 20）－池袋（JS 21）
: JC 中央線（快速）
:* 特急「梓」「超級梓」「甲斐路」「成田特快」「日光（臨時）」停車站、「新宿漣」「新宿若潮」到發站
:*「」停車站
:: 通勤特快（平日上行）
::: 四谷（JC 04） ← 新宿（JC 05） ← 國分寺（JC 16）
:: 特別快速「」（周六日）、中央特快、青梅特快、通勤快速（平日下行）、快速
::: 四谷（JC 04）－新宿（JC 05）－中野（JC 06）
: JB 中央·總武線（各站停車）
::: 代代木（JB 11）－新宿（JB 10）－大久保（JB 09）
: KO 京王線
:: 京王Liner（下行）
:::京王線新宿（KO01） → 府中（KO24） / 京王永山（相模原線）（KO40）
::: 京王線新宿（KO01）－明大前（KO06）
:: 準特急、急行、區間急行、快速、各站停車
::: 京王線新宿（KO01）－笹塚（KO04）
: KO 京王新線
:: 急行、區間急行、快速、各站停車
::: （新宿線）－新線新宿（KO01）－初臺（KO02）
: S 新宿線
::: （京王新線）－（新線）新宿（S 01）－市谷（S 04）
:: 各站停車
::: （京王新線）－（新線）新宿（S 01）－新宿三丁目（S 02）
: E 大江戶線
::: 代代木（E-26）－新宿（E-27）－都廳前（E-28）
: OH 小田原線
:* 浪漫特快「超級箱根」「箱根」「相模」「Morningway」「Homeway」「江之島」「富士山」起訖站
:: 快速急行、急行
::: 新宿（OH-01）－代代木上原（OH-05）
:: 通勤急行
::: 新宿（OH-01） ← 代代木上原（OH-05）
::: 新宿（OH-01）－南新宿（OH-02）
: M 丸之內線
::: 西新宿（M 07）－新宿（M 08）－新宿三丁目（M 09）
* 京王新線與都營新宿線直通運行，除了橫跨兩業者路線的「急行」「各站停車」兩種列車外，其他列車抵達新線新宿站時會更改成後續業者的車種。
* 丸之內線本站至新宿三丁目僅0.3公里，是東京地下鐵最短的站距。
;JR、私鐵、地下鐵1日平均使用人數
;JR東日本1999年度以後的上車人次
;JR、私鐵、地下鐵的統計資料
;東京府統計書
;東京都統計年鑑
* 「國道20號新宿跨線橋架替にともなう新宿駅改修工事」
** 鉄道ジャーナル社『鉄道ジャーナル』2001年11月號 No.421 P.58 - P.63
* 「國道20號新宿跨線橋架替にともなう新宿駅支障改修工事」
** 鉄道ジャーナル社『鉄道ジャーナル』2007年11月號 No.493 P.56 - P.63
* 「JR東日本 國道20號新宿跨線橋架替工事と新宿駅改修工事」
** 電気車研究會『鉄道ピクトリアル』2006年1月號 No.770 P.64 - P.69
*  新宿站南口地區基盤整備事業 - 國土交通省、東京國道事務所
*  新宿站周邊航空照片 - 國土交通省、國土畫像觀覽系統
阪神甲子園球場，位於日本兵庫縣西宮市甲子園町的著名棒球場，一般簡稱為「甲子園球場」或「甲子園」。總佔地面積39,600平方公尺，可容納50,454人，賽場中央線為120公尺，兩翼為96公尺，由日本著名建築公司大林組設計及建造，於大正13年甲子年（1924年）落成起用，當年的天干和地支恰巧為「甲」和「子」，也代表干支紀年中紀元的開始，是非常難得的一年，故命名為「甲子園」（當時全名為『阪神電車甲子園大運動場』）。此球場為日本第一個大型的多用途棒球場，也是日本仍使用中的最古老職棒場地。
阪神甲子園球場的擁有者為阪神電氣鐵道，該公司營運的阪神本線在球場旁設有甲子園站。
甲子園球場與東京的明治神宮野球場分別為日本高校與大學野球聖地。（高校野球の聖地）
1985年阪神甲子園球場空照圖，日本國土交通省提供
阪神甲子園球場是日本職棒阪神虎隊的主場，也是日本每年春、夏兩季舉辦全國高中棒球聯賽時的指定球場，因此廣為人知。尤其是長期受到全國高中棒球聯賽宣傳的影響，“甲子園”三個字幾乎已成為日本高中棒球的代名詞，所以在日本若提到“甲子園”，一般就是指選拔高等學校野球大會（即春季甲子園大賽）或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即夏季甲子園大賽）。另有日本大學生美式足球冠軍賽甲子園碗每年12月在甲子園球場舉行。
由於阪神甲子園球場歷史悠久，相關設施多已老舊，自2007年起，在不影響高中棒球聯賽及日本職棒球季的情況下，於非比賽期間展開三階段整建工程，於2010年完工，完工後變身成為一座具現代感與歷史傳承意義並存的棒球場，由於整建的關係，為提升看球時的舒適度及場內動線變更，觀眾席的配置及座位總容量將有所改變。
整建完成後於球場建築內新設甲子園歷史館，展示甲子園球場、阪神虎隊及日本高中棒球有關的歷史與文物，此館於2010年3月14日開幕營運。
諾士郡的美度徑（上）與森林的城市球場（下）僅一河之隔
諾丁漢德比（Nottingham Derby）是-{zh-hans:諾丁漢森林; zh-hant:諾定咸森林;}-對-{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的同城德比。由於兩隊的球場位於特倫特河畔，所以亦稱為特倫特河畔德比（Trentside Derbies）。
兩隊同屬世界上最古老的足球隊之一，故其對戰亦為同類同城打吡之始。-{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成立於1862年，是現存全世界最古老的職業足球隊，而-{zh-hans:諾丁漢森林; zh-hant:諾定咸森林;}-則遲三年成立，由一群現時甚少人熟識的冰球運動員組成。
兩隊的首場比場於1866年3月舉行，是-{zh-hans:諾丁漢森林; zh-hant:諾定咸森林;}-成立後的第一場比賽，但賽果仍有爭議，有些紀錄說森林1-0取勝，亦有說雙方0-0打和。而兩隊首場具競爭性的比賽是於1878年11月16日進行的足總盃比賽，森林3-1獲勝，而首場聯賽在1892年10月18日上演，-{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3-1獲勝。
森林曾分別於1901年11月21日及1953年10月10日兩次以5-0擊敗-{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是打吡戰中最大的勝球紀錄。而-{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則在1953年2月12日4-1獲勝。
在50年代中期以前諾定咸打吡經常舉行，但自此以後，兩隊難得相遇。現時兩隊的敵對性頗為單方面，-{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的球迷覺得森林及其球迷對他們是傲慢無禮的，而存有偏見的傳媒更加深這印象，例如曾於2001年試圖停止直播-{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的比賽，-{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的球迷稱森林為'那F字'（the F word），隱含褻瀆的言語，稱城市球場（City Ground）為'罪惡殿堂'（Temple of Sin）。森林在2005年降級甲級聯賽後，兩隊敵對的情況有重燃的徵象，更多的森林球迷覺得-{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是一隊有威脅的敵對球隊。而森林球迷覺得-{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的球迷妒忌他們的成就及有較多的球迷，常嘲笑-{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為他們的'小兄弟'，稱美度徑球場（Meadow Lane）為'樂高積木樂園'（Legoland）。
兩隊最近一次對戰在1994年2月12日，-{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以2-1獲勝，查理·帕瑪（Charlie Palmer）在森林扳平後僅90秒及完場前4分鐘射入定勝局。而森林的最近一場勝仗則稍前數月（1993年10月30日），由斯坦·考利摩爾（Stan Collymore）射入1-0獲勝。
兩隊在聯賽、足總盃及聯賽盃共有93次對戰紀錄。兩隊亦曾在其他競賽中碰頭，包括諾丁漢郡盃（由兩支諾丁漢球隊及-{zh-hans:曼斯菲爾德城; zh-hant:曼斯菲;}-爭逐）及英義杯，以下的統計及紀錄並不包括這些比賽：
-{zh-hans:諾茨郡; zh-hant:諾士郡;}- 獲勝
-{zh-hans:諾丁漢森林; zh-hant:諾定咸森林;}- 獲勝
史密森協定（Smithsonian Agreement）指1971年12月，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西方十國集團所達成的新的國際貨幣制度的協定。由於會議在史密森尼學會召開而得名。
企圖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調整美元價格，在相對寬松的情況下重新建立一個新的準布雷頓森林體系。
1971年8月15日，-{zh:尼克松;zh-cn:尼克松;zh-tw:尼克森;zh-hk:尼克遜;}-宣布實行，停止按照布雷頓森林體系規定的35美元兌換一盎司黃金，以及加征10%進口附加費等其他經濟政策調整。這引發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
美國在新政策推行后，參加了與其發達國家盟友的談判，商談各發達國家的貨幣升值事宜，從而適應美元政策的變化。
1971年12月西方十國集團于史密森尼學會展開談判，簽署了史密森協定。協定中，西方各發達國家同意將自己的貨幣相對美元升值。
#美元對黃金貶值7.89%，每盎司黃金的官價由$35提高到$38；
#調整匯率平價，美元平均貶值10%，其他歐美主要貨幣升值；
#非儲備貨幣對美元的波動允許幅度由正負1%調整為正負2.25%；
#美國政府取消10%的臨時進口附加稅。
*未能阻止美國國際收支繼續惡化
1973年第八次美元危機爆發后，美元對黃金再次貶值，協約各國先后放棄該協定，采用浮動匯率制，該協定挽救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嘗試徹底失敗。
尼克松總統推行的史密森協定，僅僅具有短期的效果，黃金資產開始升值，1971年達到每盎司$44.20，1972達到每盎司$70.30，并且還在繼續升值。1972年，嚴重貶值的黃金官價也被拋棄了。1973年美元相對黃金的官價再次貶值，每盎司黃金官價由$38.02提升到$42.22。與此同時，美元對歐洲各主要貨幣也發生了進一步的貶值。“史密森協定體系”于1973年3月走向盡頭，最后關頭美元相對黃金的官價跌到每盎司$44，之后美元掛鉤黃金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此壽終正寢。各主要貨幣互相之間開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當時各國政府控制匯率在史密森協定規定匯率值的上下2%區間內浮動的努力遇到很大困難，最終導致建立在市場供求關系基礎上的浮動匯率制度的出臺。少量貨幣在1973年3月前就采取了浮動匯率制度，如英鎊。
20世紀早期和中期的中國歷史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1911至1941年間，中國和德國之間從合作到交惡宣戰的關係，有重要歷史意義。中德合作使兩國結成一定程度之聯盟，密切的合作使中國的工業和軍備迅速進步，尤其是在中國抗日戰爭之前。此時期的中華民國一直在民國軍閥割據與列強環伺下艱難生存。1928年，國民政府完成國民革命軍北伐，雖在名義上統一了軍閥動蕩之中的中國，不過於同時期，日本對外擴張，主張對中國發動戰爭的鷹派勢力抬頭。有鑒于此，中華民國急需現代軍備和國防工業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而德國則需要穩定的原材料供應，促成兩國於20至30年代合作。雖然合作的蜜月期自1933年納粹當政開始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結束，僅不足4年，而且實質的工業改革也到1936年才開始；但中德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同樣，中德合作也大大提高了中國抵御日本的侵略的能力。例如中國組建國軍德械師。
1917年段祺瑞和國會在對德宣戰案爭持甚久後，最終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對德國宣戰。德國戰敗後，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這也為德國改善中德關係減少了一個障礙。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於1921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係得以恢復。
《凡爾賽條約》嚴重限制了德國的工業產出。它的陸軍數量被鎖定於10萬人，軍用製品也大幅地減少。但是，條約沒有減低德國在軍事革新的地位，很多工業企業仍保留機械和科技去製造軍用硬件。因此，為突破條約的規限，這些工業巨頭和外國商界組成聯盟，例如與瑞典和荷蘭，藉由與國外廠商合資的機會將德國軍火工程師轉移到國外繼續設計新武器，並藉由中介國的身分合法地製造和銷售武器。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中國陷入內戰，不同民國軍閥之間互相競爭去奪取最高權力。因此，很多德國武器生產者開始著眼於和中國重新建立商業連繫去打入中國龐大的武器和軍用物資市場。
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同樣在尋求德國的支援，曾在德國留學的朱家驊與厲麟似為此表現得極為出色。從1926年至1944年間幾乎所有的中德合約都經過前者之手，而後者則是前者的核心智囊。除了德國的技術外，還有其他幾個原因令德國成為中國對外合作的首選。首先德國在一戰以後對國外殖民地完全失去了影響力，因此對中國沒有一種帝國主義式的興趣，例如1925年－1926年中國發生的排外行動主要是對準英國。另外不像蘇聯（蘇聯曾經幫助中國國民黨重組並扶植中國共產黨），德國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雙方的政府因此不會有正面衝突。與此同時，蔣中正認為德國歷史有許多地方值得中國倣傚，即德國統一可以成為蔣中正本身統一中國的範本。因此中國認為德國將是其「國際化發展」的首選支援。
1926年，朱家驊邀請馬克斯·鮑爾上校來華評估投資可能性，次年鮑爾抵達廣州並被任命為蔣中正的顧問。早在1928年11月，中德兩國就展開軍事合作，國府聘用德國顧問團。鮑爾返回德國，並為中國「重建」努力促成一些適當工業接觸，同時開始為在南京的蔣中正招募一些長期顧問。1928年，前任德國參謀總長魯登道夫之舊部鮑爾上校應邀到中國，被聘為顧問團長，顧問40餘人，曾參與1929年國民政府對桂系之戰。不管怎麼說，鮑爾的努力並非完全成功，許多德國工業企業對於中國不穩定的政治局面仍抱疑慮，另外鮑爾本身曾參與1920年的卡普政變而被放逐。除此以外，《凡爾賽條約》規定德國不能直接對軍工企業投資也是極大的限制。鮑爾後來再次回到中國，但七個月後罹患天花而去世，葬於上海。
鮑爾不久病卒，由佛采爾將軍繼任顧問團團長，曾參與國民政府在對閻錫山、馮玉祥之戰，此後顧問團工作益為展開。
1930年，中國是德國在遠東最大貿易伙伴。當年德國與中國的貿易額為3.475億帝國馬克，而同日本的貿易額為2.34億帝國馬克。德國的油脂工業原料幾乎完全依賴東北的大豆出口，德國工業對于中國出產的鎢砂、銻、錳、錫、豬鬃和桐油也有大量需求。
1933年，因大蕭條的影響，中德貿易比1930年和1932年略有下降。雖然此一時期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由于各個利益集團（民國軍閥）的沖突而陷于困頓，但是德國的工業界、進出口商和國防軍都想從中國工業的發展中獲得利益。
File:Bundesarchiv Bild 137-049297, HJ in China, Lager Ostern.jpg|經由國民政府批準進入中華民國領土的希特勒青年團
File:Bundesarchiv Bild 137-040975, Osterfahrt der SA und HJ Shanghai nach Wusih.jpg|經由國民政府批準進入中華民國領土的希特勒青年團、納粹衝鋒隊
File:德式現代砲兵須知-訓練總監部軍用圖書審查證.jpg|國軍民國24年的訓練用書-德式現代砲兵須知，總監為唐生智
File:Chiang Tso-pin 1928.jpg|駐德大使蔣作賓和隨從參觀一間德國工廠，1928年
File:Bundesarchiv Bild 183-H12630, Berlin, Ankunft des chinesischen Botschafters.jpg|1938年9月，在柏林進行外交工作的中華民國大使陳介
File:Bundesarchiv Bild 137-046886, Tientsin, HJ sammelt für das Winterhilfswerk.jpg|聚集在天津從事冬季救濟相關事宜的德國希特勒青年團，1934年
File:Bundesarchiv Bild 137-049191, Wusih, Ostereiersuchen.jpg|聚集在無錫從事復活節找彩蛋活動的德國少女聯盟，1934年
File:Bundesarchiv Bild 183-2006-0717-500, Berlin, Rosenberg spricht zur Judenfrage vor Diplomaten.jpg|thumb|1939年, 在德國外交部, 陳介 (左), 阿爾弗雷德·羅森堡和漢斯·法郎克
直到九一八事變前，中國工業化的進展并不順利。九一八事變讓滿洲變成了日本的傀儡國，并直接導致中國的工業政策重心朝向以抵抗日本侵略為目的的軍事和軍備工業發展。它刺激中國經濟走上一條以國防為中心的發展路線，鞏固了蔣中正在中國的統治地位，加速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干涉還遼導致德日關系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條約》中關于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對中日沖突采取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責。
滿洲國成立後，日本駐德大使多次拜訪德國外交部，尋求建立在滿洲的合作關系。由于德國對滿洲大豆的需求依然非常迫切，因此采取了與日本合作的態度，與滿洲國政府簽訂了有關工業品和大豆貿易的德滿協定，違反了國際聯盟有關“國聯成員國不得承認滿洲政權”的規定，從而惡化了中德關系。
1933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東亞政策上保持中立，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新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求徹底動員全社會，并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1月，希特勒在德國上臺後，走擴軍備戰路線，急需中國南方出產之鎢和銻等戰略物資。這是當時中國能大量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1933年5月間，漢斯·馮·塞克特將軍到達上海，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為經濟和軍事發展提供建議。同年6月，他在給蔣中正的《給元帥的備忘錄》（Denkschrift für Marschall, memo for marshal）中描繪了他對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的大綱。他反對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此外，他還提出這支軍隊是“統治的基礎”，以及軍隊的戰斗力在于素質的優越，素質的優越來源于優秀的軍官團。為了實現他所提出的框架，馮·塞克特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于蔣中正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馮·塞克特提議仿照威瑪共和陸軍的架構成立“教導總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于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的使命是接受專業的訓練，再將這種訓練和職業軍人的素質帶到其它團隊。
一架停靠在中華民國的德國Ju-52運輸機
一架亨克爾廠He 111轟炸機，是德國空軍拒絕接收之後，賣給中國的8架同型機之一
武器彈藥不可能永遠依賴于進口。在德國的幫助下，中國開始建立自己的現代國防工業。在這期間，中德兩國的工業產業被有效的組織起來，在中央集權管理下，工業化的效率大大提高。1934年1月，德國通過“工業產品商貿公司”，也稱“合步樓公司”（HAPRO，全名為 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kte），將資金、技術與生產設備轉移到中國來投資。這實際上是以私有公司的外殼來避免其它國家的異議。
1934年8月23日，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與合步樓公司在廬山的牯嶺簽訂了《中德原材料及農產品與工業及其他產品互換條約》，又稱《合步樓條約》，中國開始用鎢砂、錳砂等戰略性原料和農產品換取德國的工業產品，尤其是軍需品。這個完全平等，雙方享有相同的權利的易貨貿易條約為中德雙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它解決了因內戰和巨大預算赤字導致的無法向國際貸款的困境，不僅促進了中國的工業發展，也給中國軍隊的革新提供了巨大的幫助；對德國而言，條約簽署后，中國向德國提供的原材料滿足了德國的部分需求，使德國幾乎不用在國際原材料市場為收購戰略物資耗費巨額外匯。
意大利顧問司特凡尼（Stefani）對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總顧問一職向往已久，他也曾參與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并締結了一份類似于合步樓條約的中意貿易協定。但是由于在意大利國內的影響范圍有限，司特凡尼最終沒能成為國民政府總顧問。
在完成了這個中德合作史上里程碑式的條約後，馮·塞克特將軍推薦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擔任他的繼任者，并於1935年3月返回德國。馮·塞克特將軍於1936年12月27日去世。
經濟貿易改善兩國政治關係；1935年5月，中德兩國將各自在對方之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蔣稱讚這是兩國間特別友好關係之象徵；希特勒認為這反映德國精心熱切培養和加深兩國長久存在友好關係之願望，象徵兩國團結和友誼。
1936年，中國只有約10,000英里的鐵路運輸網，遠遠少於孫文認為在現代化的中國所應該擁有的100,000英里。再者，半數鐵路網都位於東部和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期已落入日軍手上。中國鐵路現代化步伐緩慢的原因是列強之間在華在利益衝突，好像1920年英國、法國、美國、日本銀行家在華利益的新四強公會。公會的目標在於平衡外國在華投資，四國中任何一國在對華提供信用擔保以興建鐵路前必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此外，其他國家由於經濟大蕭條的緣故，對華投資變得猶豫不決。
儘管如此，一系列中德在1934年－1936年的協議大大加快了中國的鐵路建設，在浙江、貴州和南昌之間都建有路軌。鐵路得以加快發展在於德國急需有效率的運輸工具去讓中國出口原材料和鐵路線正正符合中國政府對建設長江中南部省份成為工業重鎮的要求。再者，這些鐵路有軍事用途。舉例來說，浙贛鐵路的建造能刺激下游長江三角洲的軍用運輸，即使南京和上海淪陷。另一個和它相似的是粵漢鐵路網，為東部沿海和華中地區提供交通連接。這些鐵路在中國抗日戰爭早期證明了它的功用。
最重要的中德工業合作是1936年中德共同定稿的重工業五年建設計劃藍圖和據藍圖落實的中德三年計劃，由中國資源委員會與德國的合步樓公司共同負責。計劃的主旨是在短期內建設一個工業基地以抗衡日本，長期目標則是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建設一個工業中心地帶，以供長期的工業發展。
三年計劃有幾個基本組成部分，例如對鎢和銻全部有關業務的專管，在湖北、湖南和四川等地建設17座工廠，包括鋼鐵、燃料（煤礦和油礦）、機械、電氣、化工等重工業廠礦和發電廠。正如1934年簽訂的以貨易貨協定中勾畫的大綱所顯示的，中國通過提供稀有礦產換取德國的技術和裝備來實現這些計劃。過高的成本部分地因在1932年至1936年間鎢的價格翻倍而抵消。
經由與德國軍事合作而脫胎換骨的國民革命軍，配有德式鋼盔及德式裝備
隨著華北危機加深，國民政府為爭取外援準備抗日，採取積極聯德步驟；1936年2月，國民政府派以資源委員會委員顧振為團長之代表團秘密訪問德國。2月27日，希特勒接見代表團；4月8日，中華民國代表顧振和德國經濟部長亞爾馬·沙赫特分別代表本國簽訂《德華信用借款合同》（《合步樓條約》補充協定），主要內容是：德國向中國提供1億帝國馬克無限期周轉貸款，中國可隨時用之於購買德國工業及其他產品，並規定貨款除南京資源委員會提取小部分用於購買工礦設備和技術合作外，其餘絕大部分由南京用來買德國軍火和兵工設備。當天，德國向中國的出口物資將由德國國防部提供給中國的1億馬克信貸實行現金交易。合步樓公司合夥人將其股份轉讓給德國國防部，從而由軍方背景的私營公司變為國營公司。
蔣中正、孔祥熙為此與阿道夫·希特勒、亞爾馬·沙赫特互致賀電，標誌著中德關係進入了「蜜月時期」。
1936年5月，希特勒派德國南部軍區司令萊謝芳訪華，作為中國代表團訪問德國之回訪；他主要視察德國軍事顧問在華工作情況，培養與密切同蔣之關係。
希特勒上臺後，在國內建立納粹黨一黨專政體制，但當時由職業外交家康斯坦丁·馮·紐賴特主持之外交部仍有一定獨立性，對中日兩國保持「中立」立場，使中德關係一度得以發展；但1936年11月，德國與日本簽訂《反共產國際協定》後，中德關係迅速冷淡，日漸惡化。
三年計劃也為國民政府培養了一批受過高級教育的技術官員，以負責這些國家計劃。三年計劃訂下了許多目標，但不幸的是大部分工程都因1937年抗戰的全面爆發而停頓，最終廢止。
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將軍成為蔣中正的總顧問後，負責絕大部分軍事訓練計劃以及中國的防線設計。馮·塞克特的原本計劃是將整個軍隊大幅縮減為60個師，僅留下經過德國教範訓練並配發良好裝備的部隊。但實際執行起來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哪些派系的部隊要先被裁減等。
總體而言，由黃埔軍校（1927年結束）與陸軍大學訓練出來的軍官團僅僅比軍閥的軍官好一點，不過這些軍官由於對蔣中正的完全忠誠而被認為是有價值的。1934年起，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3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在國民政府努力下，約4萬人接受了德國教官之訓練並率先改變部隊編制，編成了教導總隊、87、88、36師四個部隊，也就是俗稱的德械師（另外有四萬人左右之部隊也採用了德國武裝訓練，不過那是隸屬於財政部之稅警總團而並非真正屬於蔣中正控制的武裝力量）。到1937年抗戰開始前，德軍顧問團為國民政府整編之精銳部隊接近30萬人。這些部隊被視作是蔣中正委員長軍隊中的精華。這些部隊也許部分地增強了七七事變後蔣中正進行全面抗戰的決心，但事實證明中國還未準備好與日本在同一個水平上交鋒。德軍顧問參與中國軍隊對日作戰之軍事部署與指揮工作；「八一三淞滬會戰」時，有大約70名德軍顧問直接參與指揮國軍各級部隊。
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滬戰場上，儘管蔣介石將所有德式訓練之中央軍精銳全部投入戰鬥，卻仍遭慘敗；中國軍隊總體傷亡30多萬人，其中德國整編之30萬部隊就損失10萬到18萬人，失去1萬名低級軍官，從此基本喪失獨立作戰能力。蔣中正不顧他的幕僚和法肯豪森本人的反對，將這些德械精銳師投入到淞滬戰役以及南京保衛戰中。經過幾場初期戰役後，這些經過多年訓練的精銳部隊損失了二分之一以上。德國顧問團訓練近10年之部隊，在3個月內就損失大半。
馮·法肯豪森建議蔣中正與日本人打一場消耗戰，他通過計算認為日本無望取得一場長期戰爭，他建議蔣中正應該守住黃河一線，但不應在戰爭的初期和中期向北出擊，同時應該放棄一些北方省份，包括山東，但撤退應該是緩慢的，日本將會為他們的每一步付出代價。法爾肯豪森同時建議在礦山、海岸和江河地區等處建設一些防禦設施。其他的建議還有在敵後組織一些游擊隊活動。這些行動有助於削弱日本的軍事優勢。
馮·法肯豪森同時認為國民革命軍將難以在抗戰中期待裝甲部隊和重炮的全面支援。中國工業才剛剛開始現代化，這要花上一段時間讓中國軍隊的裝備水平達到德意志國防軍的風格。因此他強調培養部隊基於輕武器的機動化，多多運用滲透戰術，類似於德國在一戰末期創立的，原本用意在打破塹壕戰的僵局。
德國的軍事援助並不僅限於人員的訓練和組織，同時包括實質裝備。以馮·塞克特的看法當時中國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軍工生產落後於時代或並不適用於現代戰爭。因此規劃對國民政府控制的兵工廠進行擴建升級以及設立新廠，並在德國技術協助下生產1930年代水準的武器。在德國顧問幫助下，湖北漢陽兵工廠1935年初生產出仿造德國「毛瑟」槍（1924年式短管步槍）之98型中正式步槍，南京兵工廠開始生產中國式「馬克沁」式機關槍，河南鞏縣兵工廠（在1935至1936年間現代化改造）開始生產德國人設計之迫擊砲。中正式和漢陽88式步槍在整個戰爭中都是國民革命軍的主要步兵武器。在德國顧問團軍械專家指導下，鞏縣還建造一座工廠生產防毒面具。計劃中還有建設芥子毒氣生產的工廠，但最終計劃中止。
1938年5月，在湖南的幾個兵工廠已經能夠生產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火炮砲彈，在1936年下半年一個生產軍事光學裝備的工廠在南京完工。在德國的支援下設立了一些研究所，例如兵工署在I.G.法本公司指導下建立的理化研究所。這些研究所大多由曾留學德國的工程人員負責。
抗戰前，德國軍火輸入中國數量猛增，1936年是23,748,000馬克，1937年則為82,789,000馬克，其中包括榴彈炮、海岸防衛炮、高射炮、魚雷快艇、軍用車輛和各種槍枝等；德國輸入中國軍火佔中國輸入軍火總量80%。與此同時，中國向德國輸出戰略物資也逐年增加，如鎢砂輸德量，1933年3,766噸，1934年4,385噸，1935年7,883噸，1936年8726噸；德國通常進口鎢砂佔世界鎢砂產量一半，其中60%－70%來自中國。
與此同時，中國還從德國購買大量軍火物資。1935年至1937年，中華民國從德國訂購了31.5萬頂M35鋼盔（即知名的納粹盔）、步槍子彈以及各式防空砲。其他從德國進口的軍事裝備包括少量的俯衝轟炸機，亨克爾轟炸機；萊茵金屬和克虜伯的榴彈炮、反坦克炮，例如PAK35/36 37毫米反坦克炮；裝甲車輛，以及一號坦克；此外還有大量的軍用通訊器材、探照燈和發電機。中國海軍在抗戰爆發前向德國訂購了5艘潛艇、1艘潛艇供應艦、11艘魚雷艇和1艘魚雷快艇母艦，以及大批魚雷。
不過，在中德軍事合作上，中方對德國的一些做法頗有微詞，主要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德國提供的武器中方無法使用；第二，德方供貨的價格高於國際市場價格。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為此詢問中德易貨貿易的德方代表克蘭，克蘭表示，第一個問題是國民政府兵工署長俞大維的一面之詞，至於第二個問題，克蘭也無法判斷，因為合步樓條約簽訂之初根本沒有提到價格問題。不過，他也承認，交給中國的德國產品，其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出15%左右。馮·法肯豪森則對宋美齡表示，這兩個問題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發錯了貨，至於價格偏高，則是因為中方在驗貨時出了問題。
總體來說，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的初期階段，這些軍事現代化建設的成果得到了檢驗。儘管日本最終佔領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但是由於中國的軍事力量已經得到加強，因此這場戰役持續了幾個月的時間，並給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損失。除此以外，國民革命軍能在不斷推進的日軍面前進行有效抵抗的事實鼓舞了中國的民心和士氣。除此之外，中國軍隊的有效抵抗也給向內地的四川等省份拆運工廠和機械設備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
傾向與中華民國合作的德國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
傾向與大日本帝國合作的德國外交部長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
在1930年代后期的德國政界中，老牌政治人物如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多采取親華態度，而新進納粹黨高官如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則采取親日態度。在德國政府內部親華與親日兩大陣營的交鋒中，親日派的地位逐漸上升。1936年11月25日，德國與日本簽訂了《反共產國際協定》，該協定還附有一份補充議定書和一份秘密協定，規定兩國結成共同反對蘇聯的軍事同盟。日本從此取代中國，成為德國在遠東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德日簽署防共協定后，蔣中正對德日合作的前景感到擔憂，并擔心日本據此干涉中國的“剿共”戰爭，于是在12月1日令駐德大使程天放拜訪德國國防部和外交部，向其轉達中華民國對德日協定的疑慮。德方官員對程天放表示，德國政府非常了解中國的處境，以及蔣中正的堅定反共立場，因此在與日本締約當初就已屢次聲明，德國對中國毫無惡意，在將來也絕對不會讓日本把《反共產國際協定》當作壓迫中國的工具。
1937年6月9日，參加英國國王喬治六世加冕典禮后歸國的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順道訪問了柏林，同沙赫特、戈林、勃洛姆堡、（外交部副部長）舉行了會晤，商討中德易貨貿易問題和德日同盟問題。6月13日，希特勒會見孔祥熙，表示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將使兩國互惠雙贏，德國在遠東既沒有政治目的，也沒有領土意圖，唯一的想法就是做生意。希特勒還希望中國和日本友好合作，不要發生問題。6月18日，日本駐德大使拜訪馬肯森，詢問孔祥熙此行有沒有提到軍火輸送問題，馬肯森表示否定。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
這場戰爭極大地損害了近10年來一直處于密切合作中的中德兩國關系。希特勒的亞洲政策是毀掉中德合作關系的主要原因。由于日本軍事實力的優勢，希特勒選擇日本作為其對抗蘇聯的戰友。盡管中國政府官員和德國投資者在不斷的游說納粹政府，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雖然同意合步樓公司將中國已訂購的貨物運往中國，但禁止任何人從中國進口貨物。另外，中蘇兩國于1937年8月21日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希特勒的戰略完全相背。
抗日戰爭爆發初期，德國外交部希望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場，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遠中國。雖然武者小路公開要求德國采取對華軍火禁運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德國商船離開漢堡前往上海，向中國運去大批軍用物資，另有3艘商船準備起航。為穩住日本政府，德國外交部在7月25日謊稱已對中國實施軍火禁運，德國駐日武官奧特同時指責日本在華北的行動嚴重影響了德中經濟關系。
中華民國方面，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內，蔣中正先后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許閣森、美國大使詹森、德國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萊、蘇聯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國大使那齊雅等人，要求各國出面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方態度強硬，宣布不歡迎任何第三國的調停。7月26日，陶德曼對蔣中正表示，雖然德國愿意調停，但日本已聲明不愿第三國干涉，因此調停不會收到成效。蔣中正指出，中日戰爭的繼續發展必將導致中國在中蘇關系上發生轉變，以此來要挾德國出面調停。
這一談話傳回柏林後，德國政府不得不慎重考慮蘇聯插手的問題。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遜，要求他設法通過外交途徑阻止日本把中日沖突升級為戰爭。由于害怕蘇聯恢復對華影響，德國的對日態度逐漸變得強硬。德國外交部要求狄克遜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圖利用反共產國際協定來為其進犯中國找一個體面的藉口是不合適的。德國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犯違背《反共產國際協定》精神，妨礙中國穩定，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蔓延，并最終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同時表示拒絕終止對華軍火輸出，拒絕召回在華軍事顧問。
8月13日，日本軍隊進攻上海，淞滬會戰爆發。日本本企圖速戰速決，在擊敗國民革命軍后強迫對方訂立城下之盟。但是日軍在淞滬戰役中直接面對中國最精銳的部隊，即德械師和德訓師，因此在戰事中失利，遲遲不能攻占南京。
淞滬會戰的爆發使德國認識到中日戰爭不可能只是華北的局部沖突，而將是一場長期的戰爭，因此在對日立場上有所改變，在新聞報導中對日本采取偏袒態度。8月21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尤其使德國震驚，沖擊了德國外交部中對中日戰爭采取中立態度的傳統派勢力。
1937年10月中旬，戈林和里賓特洛甫要求國防部終止向中國供應軍火，并要求外交部采取鮮明的親日立場。這一要求引起了國防部和外交部的強烈不滿。德國一旦調整其東亞政策，就將在中國失去許多重要的經濟利益，而日本方面卻不能保證德國在華貿易的優勢。在這樣的考慮下，戈林又改變了立場，指示德國供應商可以繼續向中國提供軍火，但需由丹麥貨船運送，并通過新加坡的一家英國公司中轉。1937年底中日激戰期間，德國未像其他國家一樣限制對華出口武器，反而加緊對華軍火運輸；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億馬克（約5,816萬美元）之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
1937年9月以后，中日戰爭的形勢已經明朗化，這場戰爭不可能是一場短期的沖突，而必將成為一場長期的、耗費巨大的戰爭。經過多次反復，德國在中日戰爭的立場問題上逐漸采取了現實主義的態度。一方面，納粹黨中的親日派不希望日本的實力消耗在中國戰場上；另一方面，德國軍政界和工業界的保守派勢力也不希望日本完全占領中國、壟斷中國市場和戰略原料。因此德國在1937年10月初表示，希望中日雙方通過談判盡快停戰。此時日本也出臺了《處理支那事變綱要》，表示愿意促使中國重新考慮中日關系問題，結束事變，恢復邦交。在這種情況下，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展開了調停工作。
11月2日，德國駐日大使狄克遜致電陶德曼，轉達了日本外務省提出的七項和平條件：一、內蒙古自治；二、在華北建立一個沿滿洲國國境線的非軍事區；三、擴大上海的非武裝地帶，由日本控制公共租界的巡捕隊；四、停止抗日政策；五、共同反對共產主義；六、降低對日關稅；七、尊重外國權益。11月4日，陶德曼將日方條件轉達給蔣中正。蔣中正表示，只要日本不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他就不會接受日本的任何條件。
12月13日，南京淪陷，次日日本於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即華北臨時政府）。由于攻克南京，日本國內主戰派勢力抬頭，12月20日，日本政府與大本營召開聯絡會議，修改了原來的條件，提出了四項更苛刻的和平條件，包括“日滿華合作”（即承認滿洲國）和“向日本作必要的賠償”。
雖然德國希望充當調解人促成中日和平，但南京的失守讓日本軍部的主戰勢力變得強大，日本政府已徹底喪失對軍方的控制力量，中日之間已不存在任何媾和的可能。德國先前的努力也化作了泡影。12月28日，國民政府召開非正式會議，討論日本的第二次和平條件，最后一致認為中國無法接受如此屈辱的條款。當日，蔣中正通知陶德曼，中國拒絕接受日本的條件。
1938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達成了“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的一致意見，并在1月17日下午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徹底終結了中日媾和的一切可能。陶德曼調停以失敗告終。
調停失敗后，德國決定改變對華政策。1938年初，德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改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紐賴特均被撤換，親日的里賓特洛甫上臺。最終，德國為使日本牽制蘇聯，還是拋棄中國。此后德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解決德日關系中的幾大障礙——承認滿洲國問題、在華軍事顧問問題和軍火出口問題。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國將正式承認「滿洲國」。2月21日，德國正式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同年3月3日，德國決定在中日戰爭結束前不再接收中國軍事學員，并遣散現有的中國在德軍事學員。
4月，德國禁止對華軍售，並召回全部在華軍事顧問。4月22日，陶德曼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返回德國。在日本的堅持下，德國政府於5月3日下令禁止一切戰爭物資發往中國。中國向德國訂購的2艘IIB型潛艇、8艘大型魚雷快艇和“戚繼光”號魚雷艇供應艦也遭扣押。滯留在德國的中國軍事訂貨總額達2.82億帝國馬克。德國國防部認為，這對德國的軍火工業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隨後，德國更召回駐華大使，中德關係迅速轉冷。1938年6月24日，里賓特洛甫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回國。他在6月25日向蔣中正辭行，於26日從漢口乘飛機前往香港，從那里返回德國。此后德國在中國只保持了代辦級的外交官員（中國則仍保留駐德大使），直至1941年中華民國對德國、義大利宣戰為止。
此外，里賓特洛甫還通知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如有不遵元首指令、拒絕回國者，則被視為公然叛國，將遭受取消國籍及沒收財產之處分。在這種最后通牒下，國民政府只得同意無條件放回德國軍事顧問。馮·法肯豪森將軍在啟程回國之際，曾向蔣中正允諾絕不會向日本人透露任何他在中國期間的工作內容。7月5日，德國軍事顧問乘坐中華民國政府安排的專車離開漢口，經香港回國。
南京政府首腦汪兆銘于1941年會見德國外交官
1938年1月至9月，中德關系隨著德國采取一系列棄華聯日的政策之后，已經跌入低谷。9月12日，德國與滿洲國簽訂了《德滿貿易協定》，將在華經濟重心從國民政府控制區轉到了滿洲。
德國在遠東由「親華政策」轉向「親日政策」的調整，嚴重損害了德國的商業利益。德國從與日本和滿洲國的貿易往來中獲得的利益遠低于德中貿易。兩國人民在長期貿易往來中所結下的深厚友誼更是不可磨滅。德國人民為漢口的紅十字會慷慨解囊，在這里，德國僑民的捐款比任何一個國家、甚至中國政府自己都多。在華軍事顧問們也希望能繼續完成他們在中國的使命。
實際上，雖然德國納粹黨在中國的機構聲明日本是中國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后防線，但是德國和日本的友誼并未能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日本希望壟斷中國北部地區和滿洲的資源，因此外國人在這些地區只能經營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獲得這個地區的資源。雖然德日政府從1938年中就開始為解決這些經濟利益問題而展開對話，但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1936年簽訂的《德日-{zh-hant:反共產國際協定;zh-hans:反共產主義協約;}-》實際上變成了一紙空文，并且阻斷了德日通過對話解決經濟問題的可能。
在抗日戰爭爆發后，德國逐漸轉向日本，其中前期中德合作的德國顧問有些被日本收買，向日本泄露大量中國軍事情報。1939年蔣中正的德國炮兵顧問韋伯將重慶的情報發給日軍，造成重慶大轟炸中的巨大損失，同時還參與日本傘兵密謀空降活捉蔣中正的計劃，對中國造成巨大損失。
中德之間的外交上聯系一直持續到1941年。但是1940年由於德國未能實施“海獅計劃”登陸英國讓希特勒的計劃偏離了軌道。1940年底，德國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同盟條約》。
儘管國府一再希望挽回中德關係，但1941年7月1日，德國（和意大利）正式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重慶國民政府遂與德國斷交。時為德蘇戰爭，為了讓日本進攻蘇聯，德國與重慶政府不存在繼續對話之最后可能。
隨著日本偷襲珍珠港及對美國宣戰，1941年12月9日，中國亦正式加入盟國陣營，并且對德宣戰，從而為中德兩國長久的合作關係劃上終結。
1938年，擔任德軍少尉的蔣緯國
對蔣中正而言，或許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比1930年代中德合作時期更符合他“國際性協作”發展現代化中國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戰讓德國失去了它在中國的所有殖民地，以致德國并不關心中國的政治，而卻需要中國的原材料。中國迫切地需要發展現代工業，以便抵禦日本隨時可能的侵略，也是促成中德合作的重要原因。
總而言之，雖然中德合作只存在了并不算很長的一段時間，并且中德合作的成果大多在抗戰中損失殆盡，但是這段合作仍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持續的影響。因國共內戰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到臺灣後，許多政府要員、軍官、教授和研究人員都曾經在德國受訓，其中也包括蔣緯國，最為代表的是在1963年至1975年間的影子單位“明德小組”其聯絡人就是蔣緯國。後來擔任立法院院長的臺籍中將黃國書等等。可以這樣說，1936年中德合作時期制定的3年計劃，多少有助於戰后臺灣的初期安定與發展。
* 《德國與中華民國》 by William Kirby，史丹福大學出版社，1984年. ISBN 978-0-8047-1209-5. 查閱于 William C. Kirby - Faculty -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現代中國的軍事歷史，1924年至1949年》 by F. F. Liu，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56年
; 期刊與論文
; 線上資料
* 李國祁：〈 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德軍事合作與合步樓方案〉
*  1928年－1938年在中國的德國軍事使團
*  秘密之劍——蔣介石的德國軍事顧問們
*  德商禮和洋行在華經營軍火活動情況
*  香港鳳凰衛視視頻：2013-12-14皇牌大放送 日耳曼軍師侍從記——民國中德關系
* 中德關系、中華民國與德國關係
* 德國軍事顧問團、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漢斯·馮·塞克特
* 中國國民黨、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 中國1930年代、南京十年
牙買加協定（''Jamaica Accords''）指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史密森協定相繼崩潰之后，197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國際貨幣制度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的會議上達成的國際貨幣制度的新協定。1978年4月生效。
#取消匯率平價和美元中心匯率，確認浮動匯率制，成員國自行選擇匯率制度；
#取消黃金官價，黃金去貨幣化，按照市價自由交易，取消各成員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各方之間用黃金清算的義務；
#增加成員國的基金繳納份額，由292億特別提款權提高到390億特別提款權，主要是指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成員國；
#特別提款權可以在成員國之間自由交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賬戶資產一律用特別提款權表示。
*法律性地認可了早已出現的黃金停止兌換、匯率自由浮動
鋼鐵之城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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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31場競爭性比賽：
錫菲聯勝46場
錫周三勝42場
鋼鐵之城德比是英格蘭設菲爾德的兩隊職業足球會錫菲聯與錫周三的-{zh-cn:同城德比; zh-tw:同城打吡;}-。
截至2020年，兩隊總共交手144次（其中正式競賽為131次），錫菲聯以49勝47和48敗（正式競賽：46勝43和42敗）領先錫周三，其中錫菲聯更自1951年以後即一直維持在聯賽領先對手。
兩軍最近一次交手為2018-19，雙方在該季的2次德比對壘均力保不失。
鋼鐵之城德比首次比賽於1891年4月23日舉行，錫周三與新成立的錫菲聯舉行一場友誼賽，錫周三以2-1獲勝；第1場正式競賽為1893年10月16日（1893-94）錫菲聯主場1-1與錫周三握手言和。
和默西賽德郡打吡自1962年開始每年皆能舉行相比，鋼鐵之城德比由於兩隊經常處於不同聯賽級別，只能斷斷續續舉行，在1970年到2000年間更只有6季兩隊處於同一級別，期間只有在足總盃（1993年）及足總會員盃（1989年）各遇上一次。
儘管兩隊都是英超創始元老，不過自英甲改制成英超後都過得不是很好。
1994年，錫菲聯自英超降級，雙方直到2000年聯賽杯才再度碰面。錫周三儘管贏得聯賽杯的德比，不過還是難逃降級的命運。在2000～2010年間雙方有7個賽季同處第2級別（除了錫周三淪落第3級別兩季與錫菲聯短暫升超）令兩隊球迷重新投入敵對情緒中。
2010年錫周三降班英甲，但錫菲聯亦於2011年降班，在第三級聯賽繼續上演德比。
然而短暫重逢後，2012年錫周三以英甲亞軍（德比戰1勝1和）直升英冠，雙方再度毫無交集，直到2017年錫菲聯以英甲冠軍直升英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