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至18世紀末，歐洲人才開始有系統的探索，尋找尼日河的源頭、流向和河口，探險初期並非十分成功。非洲協會於1788年進行第一次探索，1795年蘇格蘭探險家蒙戈·帕克由甘比亞沿陸路達尼日河畔的塞古，至1796年7月，確認河是向東流的，其被認為是第一個探索尼日河的歐洲人。至1805年受英國政府之託，再次探查尼日河，但探險隊於布薩（Bussa，現被卡因吉湖所覆蓋）因湍流而溺死。蘇格蘭探險家於1822年確定了河的源頭，但因當地土人阻撓而未能抵源頭。1830年，英國探險家和乘小筏子從姚里（Yauri，現也卡因吉湖所覆蓋）沿尼日河而下，經農河至大西洋確定了尼日河下游。有兩位德國探險家和於19世紀下半葉在分別的航行中，確定了貝努埃河為尼日河的支流。
尼日河於西非河運交通占重要地位，有75%的航道可供通航，河口至奧尼查河段可全年通航，長約350公里；奧尼查至洛科賈則於6月至隔年3月可供航行；洛科賈至傑巴僅10月至11月中旬可通航；傑巴以上河段只能通行小船。奈及利亞政府於2009年9月進行巴羅至瓦里河段的清淤，以利於大西洋的船隻可深入尼日河運輸貨品，清淤工程約6至8個月可完成，但已距政府首次提出清淤計畫43年之久。
尼日河水力蘊藏量約3000萬千瓦，以奈及利亞卡因吉大壩為尼日河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另有馬利的馬爾卡拉大壩及索土巴大壩、奈及利亞的杰巴大壩及希羅羅大壩。奈及利亞自1960年代起建設大規模的灌溉系統，以索科托河、卡杜納河、貝努埃河成效最大。
在庫魯薩和見有跨河鐵路橋，在塞古、加奧、馬朗維爾、、傑巴、洛科賈和奧尼查建有跨尼日河主流的公路橋，支流貝努埃河則於馬庫爾迪、和約拉三處建公路橋。
尼日河流域管理局成員國
尼日河由貝南、布吉納法索、喀麥隆、查德、象牙海岸、幾內亞、馬利、尼日及奈及利亞9國組成的尼日河流域管理局所管理，然包括尼日河流域的阿爾及利亞並未加入該管理局，該機構總部設於尼亞美，官方語言為英語及法語。
尼日河有相當多支流注入，於幾內亞境內，有尼安丹河（Niandan River）、廷基索河、米洛河等河流匯入，桑卡拉尼河、巴戈埃河、巴尼河則於馬利境內注入幹流，貝南境內有索塔河注入，索科托河、卡杜納河、貝努埃河、阿南布拉河在奈及利亞注入，於尼日河三角洲分成福卡多斯河及農河兩大分支。
馬朗維爾測站測得的尼日河流量(立方米/秒)（1952年至1992年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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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STS61C-42-72.jpg|尼日爾河下游三角洲
File:Mali.A2001291.1045.250m.jpg|衛星圖
File:Niger River Center Island.jpg|尼日爾河中的小島（馬里）
上海的嘉道理爵士公館
嘉道理家族（；；），是一個富裕的米茲拉希猶太族裔家族，祖先世居伊拉克首都巴格達。18世紀時遷居至印度孟買，19世紀在中國上海跟隨沙遜家族發跡。他們成功建立歐亞商業王朝。連同上海的沙遜家族，嘉道理家族成為顯赫的富豪家族。
嘉道理家族在20世紀從英國人手上購入廣州電力廠，但在廣州的生意出現虧蝕，後來轉到香港發展，並建成鶴園街電廠，主要供電給旗下酒店，艾利·嘉道理在電廠重組之後成為當時的大股東。
嘉道理家族早期在上海經營酒店，創立上海大酒店。1890年購入香港大酒店，1922年合併上海大酒店並於翌年使用現名香港上海大酒店，現今旗下的半島酒店品牌，在世界各地管理多家豪華酒店，包括香港尖沙咀半島酒店。
* （1865-1922）：慈善家及商人
* 艾利·嘉道理（1867-1944）：香港著名慈善家，成立育才書社及多所學校，又設《復興基金》，幫助猶太難民創辦一些中小企業。
** （1899-1993）：香港猶太人，曾是香港首富，經營能源工業、地產、船務、工程、建築、酒店等，曾獲英皇室及各國冊封為勳爵，熱心公益。
*** 米高·嘉道理：現中電控股及香港上海大酒店主席。
**** 斐歷·嘉道理（1992-）：米高·嘉道理兒子及其接班人
**** Bettina Kadoorie
**** Natalie Louise Kadoorie（1986-）
***  Rita Laura McAulay，嫁
** Victor Kadoorie（1900-1900）
** （1902-1995）：羅蘭士·嘉道理胞弟，上海援助歐洲難民委員會召集人。曾創立嘉道理農業試驗推廣農場、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及嘉道理農業貸款基金會等使新界30萬農民受惠而獲OBE勳銜。
同為嘉道理家族成員的 Rosa Kadoorie 則嫁給了美國探險家。
* 中電控股：持股33.21%
*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53.82％
* 龍門滙成：嘉道理家族的私人公司，在陝西韓城地區擁有豐富的煤層氣資源。
* 深水灣道70號提供5座洋房，實用面積介乎3979至4049平方呎
* 加多利山86座洋房及39個聖佐治閣的分層戶
* 嘉道理盆距蘭：以賀理士·嘉道理命名的植物。
* 香港第一隱秘家族--嘉道理
羅勃特·白朗寧
羅勃特·白朗寧（，），英國詩人，劇作家，主要作品有《戲劇抒情詩》(Dramatic Lyrics)，《環與書》(The Ring and the Book)，詩劇《巴拉塞爾士》(Paracelsus)。
其妻為伊麗莎白·巴雷特·勃朗寧（英語：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1806年3月6日－1861年6月29日）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最受人尊敬的詩人之一。
路易士·布蘭戴斯（，）美國律師，1916年獲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提名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直到1939年。是第一位擔任此職的猶太裔人士。最為人知的是他將實驗室方法帶入法庭。
1939年退休，威廉·道格拉斯接任他的席位。
*布蘭迪斯大學，位於美國麻薩諸塞州沃爾瑟姆市的私立大學
*另有多所學校、民權組職、猶太宗教組織(部分位於以色列)等
* Rosen, Jeffrey (2016). ''Louis D. Brandeis: American Prophet'', Yale University Press
《東城老父傳》，唐人傳奇，又名《賈昌傳》，唐代陳鴻著。描述唐代鬥雞之風氣，反映了唐玄宗時代的史實。或曰陳鴻祖著，與陳鴻為不同人。
《東城老父傳》故事敘述唐憲宗元和五年，作者參訪九十八歲賈昌。
賈昌在七歲因為善於馴養鬥雞，得到了玄宗的寵信，升任五百小兒長。人稱之“神雞童”，時諺「生兒不用識文字，鬥雞走馬勝讀書。」唐玄宗喜好鬥雞，特建雞坊，遍索長安雄雞，馴養雄雞一千餘隻。“諸王、世家、外戚家、貴主家、侯家，傾幣破產市雞以償其值”。賈昌娶妻潘氏，潘氏又深得楊貴妃寵愛。於是夫妻受寵長達四十年。天寶十四載（755年）發生安史之亂，安祿山攻入長安，玄宗逃亡四川，賈昌扈從不及，留在長安。祿山以重金求賈昌，賈昌改名換姓，躲進佛寺。玄宗回長安時，賈昌已一無所有，也不能二進宮，在路上遇見妻兒，只能與他們揮淚訣別，後入寺奉佛至九十多歲。
曾是全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樓的臺北101大樓
臺北市歷史包括臺北市從移民聚落、殖民城市、到現代國際性的大都市的歷史過程。
時間可追溯至清代1709年陳賴章墾號開墾大加蚋，1884年臺北府城建城，亦或從1920年臺北市建市算起。事實上，依照考古所獲得的證據顯示，早在7,000至4,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市區內的圓山與芝山巖等地已有相當豐富的史前文化。
約2,000年前，臺北市中山區出現了圓山文化，該文化與之後生活於臺北盆地的平埔族有極深的淵源。
而根據1654年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及其他文獻得知，當時絕大部分仍為溼地的臺北市，除了平埔族社之外，並無其他聚落。
不過，在此段時間，並沒有精確的文字記錄可供後人按年計月地細數臺北歷史史事。這種情況直至17世紀有其文字記載後，才有所改變。
後來在臺北盆地活動漢人的市鎮中心逐漸從淡水河口的八里坌，向南發展至新莊，再移動到東岸大加臘的艋舺。1875年，清政府將大甲溪以北至基隆、原屬淡水廳管轄的地區改置臺北府，並在臺北盆地的大加臘地區擇地興建城池作為府治，名為臺北城，「臺北」之名正式出現。而臺北城內與鄰近的艋舺、大稻埕兩處聚落，被合稱為「三市街」，即現今臺北的舊城區，為臺北都市發展的基礎。臺灣建省後，臺北取代臺南府城成為臺灣的行政中心，並延續迄今。
依據轄內的芝山巖遺址所得到的最新考古研究，臺北市於舊石器時代晚期即有人類居住。也就是，當史前時代，臺北仍為一個大湖泊而僅有諸如圓山、芝山巖等高地浮現時，就已有人類活動。他們食後所棄烏蜆殼、蠔殼、鐘螺殼及川蜷螺等半鹼水性和海棲性類成為貝塚，此外，當地亦有陶器、石器、骨器等遺跡。
根據臺北市的圓山遺址考古資料，臺北市至少包括了四個前後不同年代的文化遺跡，根據其中最古老的遺跡顯示，臺北市史前的人類紀錄可溯自距今7,000年大坌坑文化、甚至更早；此活動歷史紀錄稱為先陶文化。以現有資料顯示，約2.7公頃的圓山地區所殘存的史前人類紀錄，以粗製石器和漁獵活動為主。所謂先陶文化，就是尚不會製陶的群聚；大抵居住於圓山高地，並以簡單礫石器、石片器與簡易網罟，捕獵山下湖內的漁貝維生。先陶文化層與左鎮人或長濱文化相似，不過並無證據證明臺北圓山文化與臺灣其他地區的先陶文化有連繫。
距今7,000年前至4,700年前，圓山地區發展出更進步的大坌坑文化。大坌坑文化為臺灣新石器時代代表，其命名雖然是來自首次發現的大坌坑遺址，不過卻廣泛分布於包含臺北圓山在內的臺灣全島各地。以現有資料顯示，此階段的臺北史前人類，除繼續活躍於圓山外，至少還包含位於圓山北邊的芝山巖。地形相當類似的這兩處遺址，合計面積廣達約20公頃。而被歸類於新石器早期的大坌坑文化，聚落規模尚小，除以狩獵和漁撈營生外，也有種植根莖類作物的初級農業。據研究推測，擁有該文化的主人可能是南島語系民族的祖先，而發源自臺北的原住民族，正是南島語族的一支。
芝山巖山頂的巖石地面，直線為海底古生物的爬行痕跡。
距今4,800年前，繼先陶文化與大坌坑文化之後，臺北出現了圓山文化，此文化與早前的兩個史前文化最大的不同點就是分布區域極廣。以臺北市而言，該文化分布於臺北盆地北側的圓山、芝山巖、關渡一帶等，區域甚至可能遍及淡水河沿岸與新店溪下游的岸邊小山丘處。而根據自1964年起陸續展開的碳14測試，以貝塚著稱的該文化存在的時間約為西元前2800年至前500年，而因為發源地頗為封閉，圓山文化雖持續2,000年以上，但期間並沒有長足的進化。圓山文化遺跡的食用貝類多屬於半淡半鹹水性的貝類。另外，該文化已學會飼養家畜與較高級的農耕技能，甚至有證據顯示該年代可能已有稻米農作。以文化時間帶區分，圓山文化應屬於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史前文化。
這時期的臺北除了圓山文化外，尚存在另一個重疊的史前人類活動紀錄，那就是芝山巖遺址。與該遺址同名的芝山巖文化，存在於距今約3,600年至3,000年前間，已有木製器具、繩索、稻穀與植物種子等人類活動紀錄，也有充當農具的石器、陶器和骨角器。比較特殊的是，該遺址還出現罕見的掘棍與裝飾品。
圓山的史前人造砥石，約兩個人高。
距今約3,000年至2,000年前，現今植物園及建國中學一帶出現了植物園文化。這些地區的住民，可能由圓山文化時期演進而來，也可能是由中國南部或南島語系地區移民而至。遺留下來的考古跡證顯示：當時的史前人類，生活已轉成農耕為主。該文化最大特色為出現了拍印方式裝飾的方格紋陶器，其製作技術大約與圓山文化的程度相當。
在植物園文化晚期，距今2,000年前左右，包括臺北在內的整個北臺灣進入金屬器時代，十三行文化為其代表。此階段的史前人類分布範圍更廣，除上述數個文化層地區之外，還包含位於臺北市中山區的西新-{莊}-子遺址。十三行文化大致從距今1,800年前開始出現，到漢人進入臺北後才正式結束。而該文化的主要特徵是減少使用石器，且已知煉鐵。除了精緻的鐵器外，尚有為數不少的以手工製作、含細砂、火候高、且質地堅硬的紅褐色夾砂陶。
十三行文化通常可依照發展時程，再區分為早、中及晚期三時期。其中，早期年代距今1,800年至1,000年前間，中期年代則距今1,000年至500年前，晚期則是在距今500年內。晚期的十三行文化甚至可視為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文化。而除漁獵與精緻農業外，該遺址發現了可用來紡織的陶紡輪，證明十三行人應會利用簡單工具來製作衣服。另外，十三行人住的干欄屋則與臺灣平埔族與原住民族部落的建築十分相似。
臺北史前文化簡表
西新莊子遺跡
已漢化的凱達格蘭族圭武卒社，攝於1897年。
學者以十三行文化的種種特徵，推斷該文化為平埔族的活動紀錄。雖說尚無文字記載可供佐證，但是大致可以確定的是在西元17世紀的臺北市，多數已從湖泊變成以平原為主的溼地，而在此溼地捕魚、狩獵，山田燒墾式農作的住民即為平埔族，而居住在臺北市的平埔族，一般則又被稱為凱達格蘭族。
不論是1603年陳第所寫的《東番記》還是1697年郁永河所著的《裨海記遊》，都明確記載了17世紀前凱達格蘭族於臺北的活動紀錄。相傳該族祖先是從臺灣本島最東境的岬角——三貂角登陸，1694年發生康熙大地震時，仍為臺北地區最主要的住民結構組成部分。雖然在此一時期，臺灣其他地區已歷經荷治，鄭氏王朝，中國清朝的統治，但臺北市仍為平埔族聚居的未開墾平原。除了1632年，80多名西班牙人組成的探險隊曾短暫入內，前往該族北投社、里族社等社安撫傳教外，並無任何開發。而臺北的平埔族獨佔時代，一直到1709年陳賴章墾號入墾臺北才漸次結束。但日本學者於19世紀末所做的語言調查和記錄顯示，臺北縣貢寮、基隆、臺北市、新店、板橋、桃園北部這一帶的平埔族仍大都屬於凱達格蘭族。
因凱達格蘭族漢化極早，因此相關文獻紀錄不多。就現有資料顯示：該族與其他平埔各族同為母系社會，從婚姻與財產制度中可顯而易見——男性必須入贅，家產也由女性繼承，這與漢人文化有極大的差異，此差異迄今仍存於臺北某些地區。此外，現今臺北市許多地名為凱達格蘭族社名音譯而成。例如：大龍峒、北投、唭哩岸等。而這些平埔族社群，計有圭武卒社與大浪泵社等族群。
圭武卒社（Kimotsi）是20世紀前，臺灣平埔凱達格蘭族的一個支系部落，活動範圍約為現今臺北淡水河岸的大稻埕一帶。據荷蘭人於1654年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
，該社至少有百餘戶。該文獻亦顯示，該社除了以漁獵為主之外，也從事農業，活動範圍則可達社子島。更有跡象顯示，當時包含圭武卒社在內的凱達格蘭族已有灌溉水源的雛形。
大臺北古地圖，圖右即為淡水河流域。
除了圭武卒外，臺北市內較大的凱達格蘭族社尚有大浪泵（Paronpon）社，活動範圍則約為現今臺北市的大龍峒與圓山一帶，實際上，臺北市的大同區、大龍峒以及圓山的舊名——大龍峒山，皆源自大浪泵社的音譯。迄今Paronpon仍是臺北市大龍街的音譯名稱（Paronpon St.）。
大浪泵社於文獻的初次記載，也同樣出現於荷蘭人於1654年所繪製的《大臺北古地圖》。後來因為發生康熙大地震，該地圖所描述的大浪泵居住地與當地樣貌與1697年郁永和《裨海紀遊》、1704年的《康熙皇輿全覽圖》以及1722年的番俗六考等都有所出入。不過一般認為該社的活動範圍不脫基隆河與淡水河交界處附近。
早在1620年代，荷蘭與西班牙即已先後入侵臺灣，並展開對臺灣的統治。其中西班牙佔領與傳教區域約包含今臺北市的松山與北投。隨後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以臺灣南部為根據地的明鄭鄭氏王朝，其屯墾地區並未包含臺北。一直到清朝入侵臺灣後的18世紀初，臺北才正式大規模開墾。
從18世紀開始，主要來自福建閩南人及少數廣東客家人的漢族移民，就扮演了開墾臺北市的角色。這種以官府力量為副、移民勢力為主的此階段歷史模式，與臺灣其他新興城市大致相同。換句話說，清治時期的臺北市歷史，除了臺北開府、建城之外，可說全是以移民為主的歷史。也就是在強悍的漢人文化入侵下，原本居住於臺北的凱達格蘭族，最終於20世紀初幾近滅絕。
首開開墾臺北風氣之始的，是18世紀初的陳賴章墾號。陳賴章是指中國大陸泉州人：陳天章、陳逢春、賴永和、陳憲伯、戴天樞於1709年為了合股開墾大臺北地區而成立的團體，「陳賴章」這個名稱即是取合股人的姓氏姓名而成。像這樣以土地開發、開墾為主的合股團體，一般來說都稱為「墾號」。陳賴章墾號所申請的地區為臺灣北部的大加蚋，其開墾範圍面積相當廣，包含艋舺、錫口、大龍峒和大稻埕等現今臺北市的中心地帶在內。其中又以艋舺的開墾為主要區域。因此，一般來說，臺北市在地信史的正式啟動是由艋舺開始，而諸如艋舺龍山寺和艋舺清水巖等歷史建築，也都是由於此一泉州墾號的進駐而來。陳賴章墾號不但是18世紀初臺灣最大規模的漢人開墾事件，也造成了日後臺北地區平埔族的遷移、同化與滅絕。
1723年，朱一貴民變平息後，巡臺御史吳達禮報請朝廷增設淡水廳，並管轄大甲溪以北，此建議隨即獲準，臺北市也因此首度納入漢人行政體系。不過，臺北市所在的區域，此時仍多屬平埔族所聚居的「蕃境」，為避免糾紛，清政府仍嚴格禁止中國大陸移民逕自開墾。臺北市廣大的平原耕地所帶來的誘惑，使得清廷禁止漢人移民進入臺北的禁令無法產生拘束力。
1729年，廣東客家人簡岳一族至拳山開墾，與當地凱達格蘭族發生糾紛，造成數百漢人死亡，全族盡滅。此次事故，讓清朝官員重申臺北市為蕃界的的禁令。並規定不論生蕃、熟蕃，皆與漢人勒石分界。其屬地如有「奸民偷越蕃境、抽取藤條、捕殺山鹿、私運貨物者」，主管的地方官員都會受到降級調用及罰俸的連坐處分。不過此一禁令依舊無法阻擋從淡水河上岸的零星移民。而為了管理移居臺北市所在區域內的漢人，淡水廳於1731年在八里設置巡檢司，其範圍包含已有相當多漢人居住的干豆門、北投和南港。
漢人與清廷在臺灣所實際控制之區域。
1740年，繼泉州人之後，同樣來自福建的漳州府人，首次大舉移民至臺灣，代表人物為郭錫瑠。在他的領導之下，漳州人首度進駐臺北松山一帶，並從新店青潭溪興建可供灌溉景美、公館，甚至松山的瑠公圳。由於瑠公圳的成功開鑿，讓漳州人的開墾速度加快不少。這階段，除了水利之便造成的移民與開發外，臺北市地區尚有1741年漳州府移民何士蘭的開墾內湖和士林，1742年至1749年間泉州人開墾木柵與少數客家人的持續開墾拳山。這數波移民潮除了引發不少原住民與漢人的衝突，也促成大量漢人男子與平埔族女子通婚，進而間接加速平埔族的漢化。這項漢化趨勢，於1765年設立理番同知官銜後最為顯著，在鼓勵原住民族漢化的政策下，一年內包含臺北在內的臺灣漢化熟蕃所屬平埔族達93社，歸化稱臣的生番200社以上。
除了泉州三邑人居住的艋舺與漳州人所居的八芝蘭兩聚落持續開墾發展外，泉州同安人聚居地的大龍峒與大稻埕也急起直追。這四個地區的開墾，也造成了多起分類械鬥，並促成臺北府城的興建。
18世紀中期，眾多泉州府（以泉州三邑人為主）人移民定居臺北艋舺，與當地平埔族通婚後人口大增，艋舺因而趨於興盛。早在1759年，原艋舺增設都司，不過仍為設於新竹的淡水廳管轄。1811年，原本設置於新莊的縣丞機關移至艋舺，並隨後設立臺灣艋舺營。1825年，艋舺營主官從游擊升格為參將。此外，也設置固定駐兵於艋舺的臺北營制。
除了官方廳署漸漸轉移至臺北艋舺外，艋舺的移民速度與開墾速度也頗為驚人。位於臺北盆地中心的艋舺，背臨平原，經過水利系統不斷地開展，形成物產豐饒的廣大腹地，而人口增加也使各種需求快速擴張，這些因素造就了艋舺的商業優勢。從此，艋舺繼新莊之後成為水陸輻輳商業中心，盛極一時。據姚瑩所著《臺北道里記》記載，光是艋舺一地就「居民舖戶四五千家」。因此盛況，產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表示臺北艋舺已是全臺灣第三大城市，且是臺灣北部第一大城。
1853年，艋舺的三邑人為了爭奪艋舺港口的泊船權利，攻擊八甲莊（今老松國小）的同安人，但無法越過沼澤，後來竟然燒毀安溪人信奉的艋舺清水祖師廟，以便借道偷襲八甲莊，同安人死傷無算，房屋全數焚毀，三邑人獲得械鬥的勝利，史稱頂下郊拚。同安人不得不將信仰的霞海城隍與整個宗族舉家從艋舺遷徙至數公里遠的大稻埕經商，艋舺港口後來淤積，船隻多改停大稻埕。大稻埕成為北臺灣的商貿中心，19世紀中期後，新興臺北的發展約等於大稻埕商圈的發展。
今大稻埕仍擁有許多古蹟。圖為永樂市場旁的「屈臣氏大藥房」舊跡，現址已依原貌修復。
同安人聚居於大稻埕一帶，與附近的港口碼頭息息相關。19世紀中期，尚未淤積的淡水河，依舊可航行來自閩南一帶的戎克船。大稻埕碼頭所帶來的航利，除了方便移民人潮上岸外，更可帶動商業的運作。於是大稻埕逐漸得到發展，與艋舺共同成為臺北市的兩大聚落。
泉州同安人除了開發大稻埕之外，還有大龍峒。大龍峒又稱為「大隆同」，舊稱大浪泵，源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大浪泵」社的閩南語譯音。根據歷史記載：18世紀之前，大浪泵社全境皆為平埔族人所聚居，並無漢人。1802年，泉州同安人王元記、王智記、陳蘭記、陳陞記、高明德、鄭西源等六戶，在此開設44間瓦店，因而形成俗稱四十四崁的街道，該街道取其原「大浪泵」地名閩南語諧音於隘門街坊，題名為「大隆同」，希望能「大為興隆同安」。一般來說，大龍峒發展雖然不如大稻埕，但仍以文教功能聞名。
芝山巖出入口現況。
清治時期的臺北漢人移民村-{莊}-，多為漳、泉兩大族群所盤踞。分布地點大抵為士林、艋舺、大稻埕和大龍峒四地。這裡面，漳泉兩地雖同源自福建，語言、風俗接近，但數百年來，該兩府就常因各種利益與宗教信仰發生衝突，而兩族群的衝突，即使移民到臺灣後，依舊非常激烈。
漳州人與泉州人武力衝突的理由十分複雜，但是基本上不脫利益衝突的性質。這些衝突包括：先來後到的土地分配衝突、灌溉水源爭奪、爭取墾地與建屋蓋廟爭議等。加上當時清朝官府控制力薄弱，無法禁絕遏止，民風強悍與羅漢腳人數過多等原因，漳泉械鬥時有所聞。多次漳泉械鬥當中，又以1859年的械鬥最為激烈，不但造成漳州人八芝蘭（今士林）村莊全燬，退居芝山巖避難，也導致後來八芝蘭地區的重建。不過也由於此次爭鬥過於慘烈，兩幫人馬所屬地域的士紳最終出面調停，漳泉檯面上的爭鬥至此才告一段落。
讓臺北開始邁入臺灣首善之區是1880年代的臺北府設置與臺北城的構築。這兩項措施，不但讓臺灣的行政中心正式由臺南移至臺北，也讓臺北成為臺灣的政治與經濟中心。而究其因，1874年發生在與臺北相隔數百公里的臺灣南部牡丹社事件，是促使臺北建城的遠因。隨後，想藉臺北升格來充實北臺灣軍防的清朝政府，於1875年批準了「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的「臺北擬建一府三縣」奏摺。至此，臺北府城才正式成立。
臺北建府之議欽準不久，為求防務需求，清朝初步決定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未開墾荒地構築臺北城。並構想將重要臺北府城官署、宗廟等建築設立其中。在首任知府陳星聚與其後1881年上任的直屬長官福建巡撫岑毓英積極籌款興建，臺北城終於1882年委由臺灣道道員劉璈正式開工興建。在陳星聚知府與臺灣道劉璈兩相合作後，臺北城的城池終於在1884年正式完工。
臺北城完工之際，城內文廟、武廟、開漳聖王廟、城隍廟和天后宮等廟宇也陸續落成。除此，面積約一平方公里的臺北城也相繼同時建造了淡水廳、臺北府、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和臺灣巡撫衙門等署衙，此時臺北城內儼然正式成為全臺北甚至全臺灣的宗教與政治中心。之後的數年內，臺北也在清朝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的建造下，成為具有鐵路和電燈的現代化都市。
1904年開始的臺北、臺灣間的人口比例失衡。
1898年臺灣總督府關於臺北大稻埕居民對檢疫相關建議書之公文封面。
1884年清法戰爭之北臺灣戰場與1895年（乙未年） 因馬關條約而由大清帝國將臺灣割讓予日本帝國所引發的乙未戰爭，是19世紀危及臺北城的兩大戰爭。清法戰爭由駐臺清軍打敗從基隆入侵北臺灣的法軍，乙未戰爭則由日軍獲勝。
就乙未戰爭方面，日本攻擊的對象為由原大清帝國官紳組成的臺灣民主國。為了避免正面武力衝突，征臺日本軍隊越過臺北城池防務工事進城。1895年5月29日，日軍在澳底登陸時並未受到強烈的抵抗，接著攻打瑞芳時有個小型的接觸戰。隨後日軍攻佔基隆時，扼守獅球嶺砲臺的清軍則已撤走，因此很容易便推進到汐止（水返腳）紮營，準備進入臺北城。此時的臺北城已陷入無政府混亂狀態，因為臺灣民主國總統（原臺灣巡撫）唐景崧等大清帝國官員已於6月4日倉皇逃回中國（清國），留下來的清軍紀律很差，形同流寇。臺北人心惶惶，臺北民眾閉隘閘以守禦自保。所以當時在大稻埕的外國人就打電報到日本部隊，要求日軍趕快進入臺北城；臺北城內的有錢仕紳、富商們也希望日軍能及早進城維持社會秩序，並先後派辜顯榮與洋行代表等赴基隆見日本人，並一路引領日軍進臺北城，因此日軍於6月7日未發一彈即順利進城。17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舉行「始政式」。日軍在進臺北城時沒受到什麼抵抗；渡過淡水河向南方推進不久，在三峽、在大溪都受到了真正的抵抗。
在臺灣總督府主導下，臺北市不但因軟硬體建設迅速成為全臺灣的政教中心及日本帝國重要都市之一，也開始出現人口不平衡情況。1904年，臺北市成為全臺灣人口最多的城市，而直至1935年，臺灣人口為530萬，但面積不到臺灣1%的臺北都會區，居住人口超過27萬，日常活動人口則已突破33萬。
臺北歷史人口
261萬8772
264萬6474
271萬9659
222萬0427
189萬0760
71萬5000
27萬4157
16萬2782
7萬4415
3萬8000
因為臺北為所有臺灣主要城市中最接近日本本土，加上也是剛起步的新興城市，容易實施市區計劃，因此統治臺灣的臺灣總督府與清代臺灣巡撫相同的選擇臺北作為臺灣的首府，也就是政經中心，臺北因此有了「島都」的稱號。
順利進入臺北城，並以臺北作為行政中心的日本統治者，對於以守備日本為主的臺北城存在價值抱持不同看法。在1900年的市區改正計畫中，臺灣總督府以街地整理與貫通道路為由，連同城內官祀文武二廟（孔子廟、關帝廟）一起，開始拆除臺北城牆，並擴展臺北市的範圍。
撇開較引起爭議的破壞古蹟之舉，臺灣總督府的拆城計劃讓臺北市範圍從一平方公里範圍擴展近數十倍，且藉由道路貫通，讓大稻程與艋舺兩大區域融合成為一城市。這些交通上的改革，也包含隨後的鐵路改建、巴洛克式街道開通、對外橋樑等硬體設施。得此暢通的鐵道交通，臺北迅速成為可直接控制全臺西部走廊的臺灣首都，不過也因得此方便，讓臺北於1904年之際成為臺灣最大的城市。
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臺灣行啟，赴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約略的市區改正後，臺灣總督府於1930年代期間，陸續完成了臺北做為臺灣政經中心所需的軟硬體建設。而這些包含各主要機關的官署廳舍建設，大量設立公學校也促成了臺北市範圍向外擴充，而此擴充則以南北向及城東為主。
由日本人組成的該政府或其所轄臺北地方政府於治理臺北初期，先將原本佔領城內清代留下的土地與建築，如舊有街屋及重要官署衙門，加以興建屬於總督府或日本新移民的所屬機關建築及住宅，並移民大量的政府官員家眷入臺北城內。這區域包含當時西門街、府後街，一方面拆毀舊有建設，另一方面建造包含臺灣總督府、臺灣銀行、臺北州廳、專賣局等官署廳舍。而這些大多位於臺北城內的建物，通常華麗寬敞且結構堅固，其使用狀態甚至沿用到二戰戰後，也提供臺北於戰後的復甦資本。
早在1895年，臺灣總督府為了宣導國語已開始於臺北各地普設國語傳習所，不久此教育機構更名為公學校。1919年臺灣教育令頒布，總督府開始實施半強迫性的義務教育，這項早於日本本土的教育政策雖說具實驗性質，但仍使臺灣人於1930年代的就學率達70%。而這些公學校設立的地點，通常就是漳泉漢人密集居住的大稻埕、萬華、大龍峒松山及士林地區。
在社會教育上，做為臺灣首善之區的臺北，也設置多處改善社會不良習俗的正風會。這些團體有臺北廳風俗改良會、艋舺同風會、大稻埕同風會等。至1923年，臺北市同風會共有51所，會員有14萬人左右。後來此會也於之後更名為教化聯合會，不過其改正結辮、蓄髮、纏足、蓄奴、納婢等不良習俗的宗旨並沒有改變。
除了這些硬體設施外，臺北也負起各種新政的試行與推廣，其中包含度量衡、標準時間和衣著規定等。就在各項軟硬體建設下，臺北規模與風貌逐漸脫離農業社會的特徵，變成了具有東洋味道的現代都會，而1935年舉行的臺灣博覽會上，作為主要展示場地的臺北市呈現了這種急劇改變的面貌。
1920年代，舊臺北城內區域為主的城內建築漸趨飽和，卻還是有愈來愈多的日本內地人來到臺北。在此不平衡的情況下，城內空間不足，地價又貴，於是有些人便在臺北城區的西方，介於艋舺與大稻埕之間的空曠墓地興建市場、郵局、神社、學校，這區域就是西門町，此地區直至2010年代的今日，仍為著名鬧區，並以西門町徒步區延續至今。
不過此區域過窄，臺北市區不得向西門以外區域延伸，因為擴展面面臨淡水河，在現實發展下，臺北區域只好向南北發展。因此，臺北南門附近的龍匣口莊成為新興住宅區（今建國中學附近）。另外，除往南發展外，1920年代至1930年代因為興建於市區北部臺灣神社與寬敞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等因素，讓劍潭地區該街道兩旁街廓成為高級地段，並在此年代興建多為獨棟獨院的高級住宅。
1930年代期間，相較南北的發展，臺北往東發展的發展則更為明顯。在以60萬人口為設計的臺北市區都市計劃中，總督府開始於臺北東門附近的東區大量增設學校預定地，其中以東門町及富田町為最多，而隨著學校興建，臺北市大量民宅也隨之在此區域興建，形成御園村或昭和町等新開地。這種官方主導公共建設，民間配合的都市東移政策，從1930年代一直沿用到21世紀的臺北。
1935年，在南北與東區的快速發展下，面積不到百平方公里的臺北市，共有日籍人士8萬人與臺灣本地人18萬。若加上約兩成來自中國福建的商人，臺北市人口突破32萬，而當時臺灣人口只有530萬。也就是說，只佔臺灣面積3‰的臺北市卻佔據臺灣總人口的6.3%。
1945年5月美軍臺北大空襲期間的臺北市區，包括總督府在內的多棟建築遭受波及。
1930年代末期中日兩國展開大規模戰爭。包含臺北市的臺灣雖未受直接牽連，卻仍因戰時影響，所有臺北市的經建建設均遭停滯，不但如此，許多臺北的臺灣河洛人與客家人也不得不皇民化與加入太平洋戰爭。另外，戰時也造成全面性的物資缺乏與人口的流失。這種現象在1944年之後，如盟軍空襲臺北與市區人口疏散之後，更加明顯。這階段，臺北城內包含榮町、京町、文武町、書院町、明石町、旭町的總督府轄主要官署建物均遭程度不一的損壞，而學校、民宅也多有破壞。
依據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規定，命令日軍向二戰同盟國投降。1945日軍在臺北市公會堂向二戰同盟國投降，受降典體臺上掛有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以及聯合國旗（四國國旗的前面上端，未呈現於畫面中）。
1945年8月，日本於二次大戰戰敗，依據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元帥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規定，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委派將領代表前往中國戰區各受降區、越南北部及臺灣接受當地日軍的投降，並軍事接管屬太平洋戰區的臺灣。1945年10月25日，蔣介石委派陳儀將軍赴臺北公會堂接受日軍第10方面軍的投降。
基督長老教會所舉行賴永祥與劉慶理的婚禮。
1945年，臺灣日治時期結束並邁入中華民國統治時期，臺北被規劃經營為臺灣的政經中心而持續發展。國共內戰後，臺北市更被視同中華民國於臺灣的國家首都。在此情況下，臺北市的政經建設更為顯著。
由於上百萬軍民於1949年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撤退至臺灣，加上1960年代眾多中南部民眾北上求學、工作的風潮，臺北市的人口快速增加，除此，道路、住宅社區、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新建工程也開始逐步進行。1960至1970年代，西門町是全臺灣最熱鬧、流行的商業區，並形成了後來知名的電影街。1980年代為臺北市的蛻變期，城市的商業重心從這時候開始逐漸東移至臺北東區，1990年代之後，各種主要建設更集中於信義計畫區。至此，臺北朝國際化城市發展。不過如何兼顧傳統社區或商圈的整建與原有特色的保留，仍常常變成該市社區發展一大課題。
中山堂舉行「慶祝臺灣省光復大會」
1945年10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設立於臺北市。仍為臺灣政經中心的臺北市，卻因十數萬日本裔市民離開，人口從戰前的30多萬驟降到20萬。由於管轄臺灣的國民政府不諳民情、施政偏頗、歧視臺民，加上官紀敗壞、產銷失調、物價飛漲、失業嚴重，使民眾的不滿情緒瀕於沸點。1947年2月底，臺北市大稻埕發生緝菸血案引起民眾抗議示威，行政長官公署衛兵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局勢急遽惡化，引發從臺北市延燒至全臺灣的軍民對抗衝突和省籍對抗，國民政府軍隊採取鎮壓屠殺與和實施清鄉，造成本省人民眾大量死傷，是為影響臺灣數十年的二二八事件。1948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國民政府輸出大量貨幣，以取得臺灣民間蔗糖、米等資源，造成惡性通貨膨脹，連帶使得舊臺幣幣值大幅貶值，造成臺灣物價水準急遽上揚，引爆經濟危機，此刻的臺北市也連帶受到影響，百業蕭條，經濟低迷。
1949年12月，國共內戰的戰局逐漸明朗，國民政府被迫從中國大陸遷至臺北，中央政府所在地臺北市自此成為中華民國的實質首都。除了首都的設置與經營外，大量外省人遷入臺北成為新住民，使得1950年代成為臺北市發展的關鍵。當時上百萬的外省人以定居臺北最多，加上1960年代由於城鄉差距帶來的就業機會不均而吸引來臺北的臺灣中南部移民，不但讓臺北市人口從戰後的20萬迅速成長至1967年的100萬以上，也讓其人口族群結構，產生與臺灣其他都市完全不同的現實狀況。
黨外人士如吳三連和高玉樹以無黨籍身分當選為具實權之首都市長，中國國民黨為確保於戰時首都
的執政地位而於1967年依1930年頒佈之《市組織法》將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但由於當時《市組織法》無法適用臺灣當時戒嚴時期實際情況，因由行政院以行政命令方式頒佈臺北市各級組織及實施地方自治綱要推動地方自治，市長則由行政院派任，以架空高玉樹。1968年將原臺北縣與陽明山管理局加起來共六鄉鎮（北投、士林、內湖、南港、木柵、景美）併入臺北市，擴大臺北市行政區域，以因應人口增長趨勢，並積極開拓東區田野發展。該市政府除了沿用日治時期已訂定的市區計劃外，更著重以土地高度利用為主的公共建設開發，並加速拆除市區大量舊建物。
1970年代的國父紀念館；館旁的市政府與今日的信義區金融重鎮尚未成形。
此階段臺北持續繁榮，各項建設也朝向現代都會發展，如臺灣規模最大的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於1965年於士林區外雙溪開幕。不過因為人口增長超乎預期，加上經建建設失之妥當，交通、環境保護等各項建設不敷使用，因此1970年代末，臺北市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各種社會問題。
開始-{注}-重歷史記憶的臺北，圖為整修中的陳悅記祖宅。
1975年1月臺北市議會第二屆第三次大會的第一次會議紀錄：「我臺北市爲首都所在地，爲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之樞紐，尤爲國際觀瞻之所繋...」因而，其建設尤為政府預算支出的優先項目之一。1970年代至1980年代，臺北市各地除了持續興建高樓民宅外，也因應臺北交通壅塞，市區內各種交通建設積極展開。其中，80年代末開始的臺北市區鐵路地下化工程與初期臺北捷運的建設，雖因施工佔去部分道路面積而造成臺北交通堵塞及運輸機能大減，導致交通黑暗期，但隨之帶來噪音、震動、空氣污染的減少，提高沿線生活環境品質，讓臺北市交通狀況受到相當程度的改善。
1980年代，臺灣經濟延續著高度成長。在大批外資進入後，臺北市順利轉型為以服務業為主的都會型城市。這期間最具代表的，莫過於1984年美國麥當勞與7-11超商等新型外資商店的進駐臺北，這兩家指標商店的引進，使臺北產生極大的變化，許多傳統型的商店相繼被取代。隨後1987年臺灣解嚴及政治鬆綁等政策，更促成臺北市邁向更自由的都市。政治開放所帶動的活絡經濟，使臺北市各項政經建設更加蓬勃發展。而高度自由且有活力的生活狀態不但讓臺北成為世界性都市，也將其臺北生活模式帶動至臺灣各地。臺北世界貿易中心與臺北國際會議中心均於1980年代後期完成。相對的，商業高度成長與交通便利也帶來物價飆昇、地價高漲、貧富不均、環保等問題。這些問題除了讓臺北居民痛苦指數極度上升之外，也讓部分臺北市居民離開臺北，選擇臺北縣（今新北市）甚至基隆、桃園、新竹做為居住地。於是在1980年代末期，臺北人口成長率趨緩，衛星城市增多，臺北市也變成大臺北共同生活圈的一個區域。
納莉水災之健康路。
日治時期建築西門紅樓的夜晚創意市集。
1990年代之後，歷經20年的市區鐵路地下化、快速道路、臺北捷運初期路網、公車專用道等交通建設陸續完成，相當程度地紓解了交通上的壓力。1993年落成的新光人壽保險摩天大樓成為當時全臺最高的建築，並長期成為觀光景點。此外，臺北也持續建構更便利的人文與教育環境，並在更開放的市民主義觀念下，逐漸建立以服務業為主，且朝多元化目標發展的都市前進。跨入21世紀前後的數年，臺北市雖歷經政黨輪替，也曾發生過1997年白曉燕命案的治安危機、1999年921地震的東星大樓倒塌事件、2001年納莉颱風所造成的數億美金損失、2002年臺北旱災缺水危機及2003年的SARS危機等重大民生事件，但並不影響臺北市成為國際化都市的進程。1998年，國際地方政府聯合會「世界首都論壇」即於臺北市召開，市長陳水扁和美國華盛頓特區市長等各國首都市長一同晉見曾任臺北市長的總統李登輝。
就都會整體擴張方面而言，位居臺北東區，以臺北101為主要地標的信義計畫區開始快速發展，成為臺北首要的中心商務區，臺北市政府與議會亦遷至該地。該區域的現代化街道，使臺北市呈現國際化都市表徵。另一方面，在積極國際化的同時，臺北市也開始認知傳統建築擁有的文化價值。2000年後，臺北市開始重視臺灣文化建設的內涵與素質，並開始提倡文化平權、重現歷史記憶、強調庶民傳統、推動文化產業、提倡臺北學及釋放政府資源，並創造出嶄新的臺北文化氣象。
在都市文化政策和都市政治方面，臺北市文化治理自改制直轄市以來，有三階級的改變：1960年代至1970年代中期配合「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反共和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及威權國家體制下，採取文化宣傳與管理並進的「精神建設」；1970年代後期至1990年代初期，國族論述逐漸讓位給浮現中的消費社會，迎合的是都市中産階級的文化消費需求的「富而好禮」階段；1990年代中期在臺灣民主化背景下，第三階段是臺北市市長民選之後的，城市文化治理大幅擴展意涵和範圍，包括「強調多元族群文化，重視庶民記憶與城市書寫，擴大史蹟保存範圍與活化再利用，突顯地域特色，並以藝文節慶、公共藝術和城市景觀塑造出城市文化形象，期許以文化産業和象徵經濟的發展躋身國際城市行列」，展現臺北市文化治理「成爲都市意義爭論的文化政治領域」。
1935年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開票日。
無黨籍的臺南人吳三連(左二)於1951年當選臺北市市長，成為臺灣首位民選首都市長。
臺北市從1935年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起開始經歷直接選舉，二戰後的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1948年立法委員選舉、1951年臺北市長選舉、1954年臺灣省議員選舉、1969年立法委員選舉／國民大會代表選舉、1994年臺北市長暨市議員選舉、1996年總統選舉、2004年全國性公民投票等代表性選舉也都標誌著臺北市民所爭取與親歷的民主化洗禮。
從1920年代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到1964年「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從1931年蔣渭水的大眾葬到1986年要求中國國民黨解除戒嚴的519綠色行動、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到延續半世紀的臺灣白色恐怖時期、從1960年組黨失敗的雷震事件到1986年民主進步黨的「非法」成立、從1980年林宅血案到1981年陳文成事件，臺北市民都或深刻感受到威權政體帶來的壓迫、或主導著全臺灣的政治社會走向。李登輝、陳水扁和馬英九等臺北市長先後成為總統，自1988年起連續主政臺灣逾26年。2014年臺北市選舉，柯文哲擊敗中國國民黨候選人，繼2006年、2010年連任的郝龍斌之後而成為首都市長者。
臺北市1990年代晚期政治條件的變化，從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進行一連串打造臺北市市民主體的空間與文化政策，以「市民參與」、「還空間於民」的空間規劃，企圖瓦解殖民時期以來「偽公共空間」而提出「空間解嚴」政策方向，來回應1980年代以來的各種社會運動，並緩和、整合臺北市在「後威權」時代的認同。比如在1996年3月21日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改名為凱達格蘭大道，其廣場改名為凱達格蘭廣場，即是象徵對臺灣原住民歷史及文化的尊重。不過馬英九卻在當選總統後於2009年計劃擴大博愛特區管制範圍，被民進黨批評為是倒退的作法，並指出「馬英九擔任臺北市長時，主張博愛特區空間解嚴，大幅開放特區內的公園設施讓人民親近，當時民進黨政府表示歡迎」。
身為首都的臺北市也因係中央政府所在地而有著各種示威抗議，從鄭南榕與詹益樺的自焚到野百合學運及太陽花學運，從白玫瑰運動到白衫軍運動 ，從鍾鼎邦事件到大埔事件，從無殼蝸牛運動到巢運，臺北市都是吸引臺灣人民與媒體關注的最重要活動城市。除了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有各類議題的大型集會遊行，臺北市還有著農民抗議、勞工遊行、反核遊行、百萬人民倒扁運動、反媒體壟斷大遊行、228百萬人手牽手護臺灣、女權遊行、同志遊行等各種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
此外，天馬茶房、法主公廟、紫藤廬、殷海光故居、蔡瑞月舞蹈研究社、自由巷等也都成為記錄臺灣走向自由民主歷程的重要地標。
* 八里坌巡檢：屬雜職，分-{防}--{臺}-灣北部，以捕盜為要務。
* 新莊巡檢：屬雜職，分防新莊，仍以捕盜為任務。
* 新莊縣丞：屬佐貳官，分擔徵糧，捕盜，水利等特定事務，駐防新莊。
* 艋舺縣丞：屬佐貳官，駐防艋舺。
* 臺北市尹（1920年設市後）
* 臺北市長（1940年更名）
勒拿湖（Lake Lerna），是曾經存在于希臘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的一個湖區，由許多噴泉、湖泊和沼澤組成，該地以九頭蛇的故鄉聞名。
根據地質學家的勘探，發現勒拿湖是一個位于阿爾戈斯以南愛琴海邊的一個淡水潟湖，早在新石器時代湖岸便已有人類活動的遺址，但是由于未知的原因遭到了廢棄。到了青銅時代，該湖雖然已經遭到一定的瘀塞，直徑仍有約4.7公里。邁錫尼興起之后，該湖沿岸變成了墓地，在公元前12世紀中葉，該湖再一次被廢棄。隨著周邊森林被破壞殆盡，勒拿湖逐漸縮小，變成了一片沼澤，最后的遺存也在19世紀徹底消失。
在希臘神話中，勒拿湖是波塞冬的作品，也是通往地獄的入口，據傳說，九頭蛇就是地獄入口的守護者。
友愛邨是香港的一個公共屋邨，位於香港新界屯門新市鎮中部，鄰近屯門市中心，於1977年動工，1979年起落成。現由香港房屋委員會負責屋邨管理。由於友愛邨落成後的樓宇數量相對當時其他公共屋邨為多，故以曾成為全港最多居民居住的公共屋邨。
另外由於友愛邨建於青山灣填海區上，所以曾經有嚴重土地沉降問題，其中於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操場旁的建築物亦因此而加建多級樓梯。現時土地沉降的情況已經較為穩定，但在邨內亦有不少地方可看到當年沉降的痕跡。
愛明樓（第1座）
友愛路11號
雙連座工字型
愛禮樓（第6座）
德榮建築有限公司
愛曦樓（第2座）
友愛路15號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愛智樓（第8座）
愛信樓（第14座）
愛義樓（第15座）
愛廉樓（第16座）
愛德樓（第3座）
三連座工字型
愛暉樓（第4座）
友愛路10號
愛勇樓（第9座）
愛樂樓（第7座）
（註：由於第5及10-13座指同一項目內的安定邨，另第17-20座為兆安苑，為免重複，以上座號均被省略。）
Yau Oi Estate.jpg|俯瞰友愛邨
H.A.N.D.S Zone D Car Park And Cooked Food Stalls.jpg|H.A.N.D.S.商場停車場（友愛邨一號停車場）及冬菇亭
Yau Oi Estate Car Park.jpg|二號停車場
* 鄰舍輔導會友愛育嬰園（位於友愛邨愛德樓地下）
* 東華三院高德根紀念幼稚園（1980年創辦）（位於友愛邨愛明樓地下）
* 保良局友愛幼稚園（1982年創辦）（位於友愛邨愛禮樓地下）
* 仁濟醫院友愛幼稚園（1982年創辦）（位於友愛邨愛暉樓地下）
* 仁愛堂顏寶鈴幼稚園（1982年創辦）（位於友愛邨愛義樓地下）
* 路德會呂祥光幼稚園（1982年創辦）（位於友愛邨愛廉樓高座地下）
Islamic Primary School.jpg
友愛邨擁有不同設施給居民使用，包括：
*友愛體育館（位於興安里，與友愛邨隔著皇珠路）
Yau Oi Estate Roundabout and Fitness Area.jpg|團團轉及健體區
Yau Oi Estate Seesaw And Slide.jpg|搖搖板及滑梯
Yau Oi Estate Joint Mover And Spring Rider.jpg|關節鍛鍊器及彈簧椅
8336.jpg|友愛廣場為友愛邨一個較大型的公共空間，不少邨內舉行的表演活動會以此處作場地。
Yau Oi Estate Badminton and Basketball Court.jpg|羽毛球及籃球場
Yau Oi Estate Soccer Pitch.jpg|足球場
Yau Oi Estate Table Tennis Zone.jpg|乒乓球桌
Yau Oi Estate Pebble Walking Trail (sunlight).jpg|卵石路步行徑
Yau Oi Estate Sitting Area.jpg|休憩區
Yau Oi Estate Garden 201411.jpg|友愛邨內的休憩空間（2014年11月）
Yau Oi Estate Shopping Arcade Level 2 Access 2009.jpg|友愛商場
*張錦雄議員辦事處：愛智樓地下103室
*林健翔議員辦事處：愛智樓地下103室
*林明恩議員辦事處：愛智樓地下107室
*甄霈霖議員辦事處：愛智樓地下107室
*譚駿賢議員辦事處：愛智樓地下103室
*曾憲康議員辦事處：愛智樓地下107室
;友愛（南）巴士總站/海珠路
1981年7月，有居民發現邨內每個單位的牆上出現神秘符號，其後更先後發生多宗爆竊案。到7月13日晚上8時，居民發現7名形跡可疑的青年後便隨即通知警方，要求警方拘捕。警方在查問後認為他們身上沒有攻擊性武器，亦能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所以釋放青年。不過此舉引起邨民認為警方處理手法不當，百多人聚集邨內警署門外鼓譟。到凌晨約1時，警方在愛明樓帶走兩名青年調查。警方避免發生事故，用車將兩名青年送去青山警署，不過有百多名居民發現後，在路口攔截包圍警車。事件擾攘到大約凌晨3時，友愛邨和安定邨的居民仍然不肯離去，而且越來越多人聚集。到7月14日早上8時，仍然有很多居民在警署門外聚集，居民代表和警方及房屋署人員開會，商討改善屋邨治安和鐵閘問題。
警方人員在早上將另外五個青年帶返警署調查。警方發言人表示，由於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該7個青年與記號或爆竊案有關，查問後全部釋放。
7月15日晚上，逾千名友愛邨居民，持刀、棒追捕6名可疑男女，包圍並攻擊愛德樓一已上鎖的垃圾房，群情洶湧。警方派出6部巡邏車、50名軍裝及大批便衣警察到場鎮壓，警員地氈式搜索至7月16日凌晨2時無果而結束。
1992年4月24日凌晨3時許，當時僅21歲、住在屯門大興邨的林國偉，在屯門公路上喝著啤酒駕車，此時一輛的士在他車旁掠過，的士內一名夜歸少女長髮披肩，他被捕後曾描述，該女士的容貌與她前女友相像。他於是開車緊隨的士，直至少女在友愛邨愛明樓下車。年僅19歲的少女在電梯大堂等候升降機，林國偉藏匿在暗角，待電梯到步後，他一個箭步撲出，閃身進入升降機之中，強勁勒緊少女頸項，把她硬扯出升降機，於後樓梯性侵犯她，並搶走她的手袋及金飾。這是林國偉首宗案件。
1992年12月28日凌晨4時許，另一名女子與丈夫唱卡拉OK，丈夫因上早班先行離去，結果她回家時不幸在友愛邨愛德樓梯間被林國偉強暴。
愛暉樓疑現垂直傳播，袁國勇在4月9日視察後會見傳媒
2021年4月19日中午，政府安排二座8樓所有居民撤離到檢疫中心
2021年4月初，愛暉樓爆發疫情，三座在短時間內累計有9宗個案，09,10,31,32室及22樓居民須撤離檢疫。由於擔心出現垂直傳播，政府專家袁國勇到場視察。政府先後分3次撤走逾200名居民到檢疫中心隔離。一名70歲男子於3月31日發病後，到4月8日離世,其後抽取樣本化驗後確診。到4月19日，二座亦有兩宗個案。政府在中午安排二座8樓所有居民撤離到檢疫中心。
* 房委會物業位置及資料 友愛邨
category:1979年完工建築物
category:1981年完工建築物
哈爾濱僑民指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為了逃避國內的戰爭以及發展國際貿易，而臨時居住在哈爾濱的俄國、猶太、日本、波蘭、朝鮮半島、德國等40個國家的僑民。大部分人認為：這些僑民開創了哈爾濱的城市建設，使哈爾濱成為國際化大都市。
哈爾濱地處東北亞的中心，俄羅斯，蒙古，朝鮮半島，日本環繞之中，毗鄰俄羅斯遠東地區，又地處水路松花江畔，在沙俄修建東清鐵路后，戰略位置變得十分重要，進而形成了一個特大城市。東歐地區的人，大都是隨著東清鐵路的修築而進入哈爾濱的。其它國家的人，大都是日俄戰爭後，隨著哈爾濱開辟為國際商埠之後，進入哈爾濱的。最早進入哈爾濱的僑民是俄國僑民，並且一直居哈爾濱僑民數量的第一位。從1858年的清俄兩國璦琿條約條約簽訂開始，就有俄國商人進入黑龍江做生意，最早進入黑龍江的僑民是俄國商人德留金。
由於東清鐵路的樞紐在哈爾濱，所以大量的俄國僑民和軍隊是隨著1897年東清鐵路的開工而進入哈爾濱的，1900年俄國商人在哈爾濱開辦了中國大陸的第一家啤酒廠（有上海人認為中國啤酒第一家應該在上海）。1907年俄國軍隊，建造了一座俄國在遠東地區最大的東正教教堂——哈爾濱圣·索菲亞教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使得大量被蘇維埃政權驅逐的白俄人避難到哈爾濱，中東鐵路管理局為了安置這些難民在哈爾濱建立了兩個俄國居民區。這段時期的俄國人高達15萬5千人（未包括俄國在黑龍江的大量駐軍）。1919年由於中華民國國軍擊敗了在黑龍江的白俄軍隊，所以中東鐵路也被中華民國政府收回。因此白俄在哈爾濱的各種權利也被剝奪，所以許多白俄僑民也離開了哈爾濱，前往上海、歐洲、北美。九·一八事變后，1932年日本皇軍進入哈爾濱，此後蘇俄僑民大量減少，在蘇聯把中東鐵路的主權賣給滿洲國後，中東鐵路的大量蘇聯員工和家屬撤退回國，到1940年蘇聯僑民只剩1845人。1954年斯大林逝世後，最後一批蘇聯僑民也離開哈爾濱。只有900多名蘇聯人最終選擇留在了哈爾濱及黑龍江各地，在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期間，更是難以見到蘇聯僑民了。少部分生活在蘇聯遠東地區的女性，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地的男性數量急劇減少，所以來到滿洲國，與當地人結婚，生子，因些在哈爾濱和中俄邊境地區有一些中俄混血兒，俗稱：二毛子（此名稱帶有歧視意味，現已不被公開使用）。
數量上位居哈爾濱僑民總數的第二位，最初是隨著俄國人而來的東清鐵路建筑工程技術人員，還有因為俄國十月革命，而逃難到哈爾濱的俄國猶太商人。1903年哈爾濱的猶太人成立了“猶太僑民會”，1908年成立了“猶太教會”，1909年建猶太教堂（后又創建新堂），并辦起猶太僑民小學。1920年時猶太僑民達到2萬多人，猶太僑民大都在哈爾濱經商，並且開辦多項慈善福利事業，如猶太婦女慈善會、猶太免費食堂、失業赤貧救濟所以及設立醫院等等。哈爾濱猶太人在哈爾濱開展了較早的資本運作：最早的賽馬活動、最早的商業貿易、最早的降價促銷、最早的食品加工之一。1923年後，猶太僑民的數量就相對減少，因為許多逃難而來的猶太人，在哈爾濱稍作停留後，便去了北美、西歐等地。
最早來到哈爾濱的日本僑民是充當東清鐵路的包工，接著則是他們的家屬和日本妓女。日俄戰爭結束后，日本開始對哈爾濱進行大量經濟投資，大批日本僑民也隨之進入哈爾濱。後來東清鐵路蘇聯員工撤退，完全由日本人接替；由於日本在滿洲國的經濟實力，俄國人創辦的哈爾濱啤酒廠也被日本人掌握。在1943年日本僑民人數達到8.6萬余人，日本僑民中還不包括日本關東軍和間諜，1945年，日本軍隊從中國撤出後，日本僑民也都撤回國內了，然而仍然有很多遺華日僑被日本政府遺棄在哈爾濱。
德國人來哈爾濱的目的是經商，1901年德國商人與俄國商人在哈爾濱合資開辦了啤酒廠，來哈爾濱的德國人逐漸多起來。1903-1905年間，德商相繼建立多家啤酒廠。東清鐵路所需電料、電器等均由德國西門子洋行供應。1912年德國西門子洋行在哈爾濱設立分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華民國政府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德國商人也紛紛離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人紛紛回到哈爾濱。
以色列代總理：艾胡德·奧爾默特到哈爾濱看望祖父的墳墓時曾經講過：“我的父母從哈爾濱開始了他們那一代人的猶太復國之路。在哈爾濱誕生了錫安主義運動的夢想——建立以色列國，這為猶太民族提供一個共同的家園。”，伊斯雷爾·愛潑斯坦認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哈爾濱的猶太人，從來沒有遭受過當地人的迫害與暴力。”
*  以前進黨主席奧爾默特祖父母被安葬在哈爾濱
category:哈爾濱歷史
奧黛莉·菲絲·麥克羅（英語：Audrey Faith McGraw，），婚前名為奧黛莉·菲絲·佩芮（英語：Audrey Faith Perry），藝名菲絲·希爾（英語：Faith Hill），是一名美國歌手及音樂製作人，由于她在商業上的成功以及與美國著名鄉村音樂歌手提姆·麥克羅的婚姻而廣為人知。
希爾出生于密西西比州首府杰克遜市，但卻成長于附近的斯達市。很小的年紀就開始唱歌。高中畢業以后，她上了一所大學，很快就輟學來到納什維爾開始她的演唱生涯。
希爾從小被人收養，直到1990年代才遇見她的親生母親。1988年她與音樂制作人丹·希爾結婚，1994年就離異了。此時，希爾只還是一家音樂發行公司的秘書，但她的歌唱天賦已被人察覺，很快華納唱片便與她簽約。
希爾的第一張專輯是1993年的''Take Me As I Am''，十分的暢銷。主打單曲《''Wild One''》登上了鄉村音樂榜，而翻唱詹妮斯·喬普林的《''Piece of My Heart''》同名單曲在榜上也取得了好成績。由于她的聲帶手術，接下來的第二張專輯不得不推遲。而最終在1995年發行的這張專輯《''It Matters to Me''》讓她又一次取得了成功。專輯中的主打曲目成為了她演唱生涯中第四支鄉村音樂冠軍單曲。就在這時她開始與蒂姆·麥格羅約會。蒂姆在一次他的巡演中向希爾求婚，但又不得不完成接下來的演出任務，于是菲絲同蒂姆一起踏上旅程，并于1996年10月6日正式結婚。他們共育有三個女兒：Gracie Katherine (出生于1997年), Maggie Elizabeth (出生于1998年) 和 Audrey Caroline (出生于2001年)。
希爾于1998年出品的專輯《''Faith''》，更加的偏向主流的流行樂。這使得她增加更多的歌迷。其中的單曲《''This Kiss''》成為了鄉村音樂榜的冠軍單曲，并在流行音樂榜上取得了第七的位置。
而2000年發行的專輯《''Breathe''》讓她的聲望迅速的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Breathe''》是2000年最成功的專輯之一，同時封面上希爾的造型也很受歡迎。主打單曲《''Breathe''》成為了年度最受歡迎電臺曲目，同時也成為希爾標志性的歌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她在這首歌中展現了出色的低音。《''The Way You Love Me''》同樣進入了音樂榜的前十（第七名），并成為公告牌單曲榜上上榜時間最長的單曲之一（上榜57周），這張專輯為希爾贏得了包括最佳鄉村音樂專輯在內的三項葛萊美獎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