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日本的人口密度約為每平方公里336.8人，其中又以太平洋沿岸地區與南部地區最為密集。在日本，除了四國地方，各地方均有人口在100萬以上的大都市。主要都市都集中在沿海地區的平原，10%的日本國土集中了90%的日本人。全國80%的人口居住於城市或大城鎮，26%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首都圈，49%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大東京、京阪神、中京等三大都會圈，而東京都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748人。現在東京城市群（即首都圈）的人口達到3千6百70萬人以上，為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都會區，但在都心地帶也引發了地價昂貴等問題，東京更是全球最貴的辦公地點之一。而在農漁村，大量的青年離開本地前往都市，使這些地區逐漸出現過疏化和老齡化問題。日本平均壽命位於世界前列，2016年平均壽命男性80.98歲，女性87.14歲。厚生勞動省發布，截至2020年9月15日全日本100歲以上的人瑞高達8萬450人，創下歷史新高，日本的高齡化和少子化問題嚴重，人口持續減少。人口下降將會影響日本的經濟及社會，日本即將面臨被扶養人口急劇增加、勞動力成本提高和福利體系負擔加重的危機。2019年7月10日，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日本人口數字較前一年減少43萬3239人，持續負成長。也是世界勞動力缺口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但儘管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日本政府目前婉拒大規模移民計劃，僅開放少量臨時移工，但近年日本政府亦有意擴大接納外國勞動力。日本民眾更反對任何形式的長期居留，僅22%能夠接受移民，而日本的外國出生人口幾乎也都以鄰近的中國、朝鮮半島移民為主。
神道與佛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現在大多數日本人心理上并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但是日本人生活中的許多儀式和活動都與神道和佛教有著密切的關係，例如婚禮、喪禮等。《日本書紀》記述，佛教于552年傳入日本，其後在圣德太子的積極推廣下在日本迅速傳播開來。神道教則是在日本本土所發展出來的宗教，神社是祭神的場所，神道教最主要的神為天照大神，是日本皇室的祖靈，此外，也認為自然界萬物皆有神。目前最多日本人信奉神道教，佛教排第二，由於幾個世紀以來的神佛習合，許多人同時信奉神道與佛教。
基督宗教天主教會的傳教士在1549年進入日本，至17世紀初大約有75萬名教徒。然而後來德川幕府中後期實行禁教政策，並迫害日本信徒及傳道師，直到19世紀後期，美軍強制日本開放貿易與外交的黑船來航事件以後，傳教活動才再次興盛於日本，現在日本經過正式受洗的基督宗教教徒不超過總人口的1%，但因其常佔有較高社經地位，故社會影響力遠大於1%，其中最大的宗派為日本基督教會（新日基、新日キ）。
伊斯蘭教在20世紀初期從奧斯曼帝國傳入日本，目前日本的穆斯林約有12.6萬人，以外籍人士居多，日籍穆斯林不足一萬。分別在東京、神戶、名古屋和福岡四地擁有一定規模的清真寺，其中以東京清真寺最為著名。
東京晴空塔為現時的「世界第一高塔」，亦為世界第二高的人工構造物。
日本建築擁有久遠的歷史，最早在6世紀受到中國建築的影響，佛教在傳入日本時同時帶入中國隋唐的建築技術與風格，大量興建佛寺和宮殿，隨後慢慢發展出屬於日本的獨特風格。自16世紀起，府邸和城樓取代佛寺成為主要建築活動，城堡在江戶時代已演變為地方的政治與經濟中心，各大城市的富有人家也開始興建不同規模與風格的府邸。
日本在明治時代開始引入西方的建築技巧、材料和風格，建造與傳統風格有極大差別的鋼鐵和水泥建築。二戰前最早的日本建筑受到西方影響，材料、功能、結構和比例之間的關系得到最大限度的發展，二戰後，重建的城市與舊有的建築樣貌完全不同，逐而發展出現代的日本城市建築風格。1950至1960年代奠定日本建筑發展的基調，日本建築師開始在早期基礎上尋找日本建筑文化與西方建筑理念之間重疊的部分，互相替換，得出的成品既和西方建筑融為一體，但也有日本自己的特色。同一時期，日本經濟快速成長，許多城市建築（例如東京鐵塔）都是在20世紀中後期興建的，當時是日本建築粗野現代主義建築的最興盛時期，代表建築包括在1961年落成的東京文化會館。
日本建筑對自然環境的關注、日本傳統文化的堅持以及東西方建築風格之間的平衡是其較為重要的特點。1991年，具後現代風格的東京都廳舍完工，掀起日本的摩天大樓風潮，其後東京國際論壇大樓、六本木新城、東京晴空塔等地標性建築逐一落成，標誌著日本建築已走出一條與西方建筑體系不同、充滿本土色彩的風格，正式踏入一個新時代。
日本的醫療保險制度始建于1922年，當時新通過的健康保險法建立了以受僱者爲對象的醫療保險制度，其後1938年頒布的《國民健康保險法》則建立了以自營業者、農民爲對象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1961年，日本政府提出所有國民都有義務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從而日本實現了全民醫療保障。1973年，70歲以上長者開始獲政府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同年也新設了高額治療護理費支付制度和提高了分娩費和喪葬費。日本的醫療保險主要分為國民健康保險（地區保險）和受僱者保險，前者覆蓋普通國民，如農民、自僱人士和退休人士等，後者則只覆蓋現職人士。兩種保險均需要患者負擔一定比例的費用，但是只要在社會保障指定醫院看病，受僱者保險將會負擔其診療費80%，而地區保險也會負擔醫療費的70%、門診費的70%和退休人員住院費的80%，病人也可以自己選擇屬意的醫生和醫院。
日本實行小學校6年、中學校3年的義務教育，大部分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後還會繼續進入高等學校。2010年高等學校就學率為98%，位列全球第一，大學就學率也高達45.5%。日本的識字率亦為全球之冠，達到99%。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陸續開始普及6年小學，3年中學的9年制義務教育。70年代，高中教育普及化，直到20世紀末，大學教育也開始逐步普及。
21世紀開始，日本將教育大眾化逐步邁向重點發展研究生教育，目標是要把研究生的人數從20世紀末的10萬翻增加至20萬。國民終身教育也是21世紀日本教育的新亮點，、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教育文化體系已經遍布日本全國各地。學校皆有配設校園護理站，作為學生傷病時的第一時間對策中心。
日本的小學校和中學校幾乎都有戶外操場，不過高校則不一定。大約90%學校有健身室，85%學校有戶外游泳池。截至2006年，日本有青少年活動中心1,320個，公民館17,143個，博物館1,196個和公共圖書館2,979個。
東京體育場為東京足球俱樂部的主場館。
日本自古以來即重視各種武術，相撲是日本的傳統運動，在《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已有記載，且有「國技」之稱。現在日本每年舉行6次大相撲競賽；相撲運動員被稱為「力士」，其中等級最高者為「橫綱」。此外柔道、空手道、劍道和弓道也是日本的傳統體育項目，擁有很高的地位。空手道是日本傳統格斗術結合琉球武術唐手而形成的，起源于日本武道和其琉球地區的唐手。唐手是中國武術傳入沖繩地區，結合當地武術琉球手發展而成的，而日本本土人又將九州、本州的摔、投等格斗技與唐手相結合，最終形成空手道。二戰之后通過美軍宣傳而在全世界廣泛傳播。空手道當中包含踢、打、摔、拿、投、鎖、絞、逆技、點穴等多種技術，一些流派中還練習武器術。柔道、空手道甚至影響不少外國武術，如韓國的跆拳道受空手道部份影響，柔道則影響巴西柔術和俄羅斯擒拿術。
明治維新後，西方體育運動透過教育系統進入日本并普及，其中以棒球最為發達盛行，始于1936年的日本職業棒球聯賽孕育王貞治、長島茂雄、鈴木一朗等棒球巨星，在日本享有“國球”地位。除了職業棒球之外，由高中生參加的選拔高等學校野球大會（春季甲子園大賽）與全國高等學校野球選手權大會（夏季甲子園大賽）也頗負盛名，全國超過4000所高中當中只有獲得各地區冠軍的49所學校能夠突圍而出，在兩周的比賽中決出冠軍，因此在甲子園登場代表高中生的“終極榮耀”，甲子園亦被視為日本體育乃至日本精神的一種象徵。
日本的職業足球聯賽成立于1992年，平均每年有30萬人次入場觀賽，而日本也在2002年與韓國共同舉辦韓日世界盃。日本國家足球隊是亞洲實力最強的足球隊之一，總計贏得4次亞洲盃，並連續6屆殺入世界盃-{zh-cn:決賽圈;zh-tw:決賽周;}-，水平與歐洲次級國家看齊；日本國家女子足球隊也在2011年女足世界杯決賽取得冠軍，成為首支贏得女足世界冠軍的亞洲球隊。時至今日，西方的高爾夫球、網球、滑雪等運動在日本也頗為流行。
日本有五家全國性的報紙：（右起）產經、讀賣、每日、朝日、日經。
日本是世界第一報業大國，報紙在日常生活中擁有很高的地位，世界上僅有的兩份日發行量超過一千萬份的報紙《讀賣新聞》與《朝日新聞》皆為日本報紙。現在日本共有五家全國性報紙，分別是《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每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和《產經新聞》。地方報也有相當實力，其中以《中日新聞》發行量最大。
日本家庭的電視滲透率達99.7%。由于法令的限制，能夠覆蓋日本全國的電視臺只有公營的日本放送協會（NHK），而五間最主要的商業媒體則包括日本電視臺、朝日電視臺、TBS電視臺、東京電視臺和富士電視臺，形成公營媒體與民營媒體并存的「1+5」雙元結構。五大民營電視臺稱為核心局，各核心局在日本全國各地成立地方電視臺，各自實行本地播放與獨立編制。除了新聞報導和少數特別節目外，日本大多數電視節目均以「製播分離」的方式經節目製作公司統一製作節目，再由核心局透過電視聯播網與地方電視臺進行共享播放。日本放送協會定期向居民以及商戶徵收電視費，因此日本基本上沒有免費電視臺。
日本是亞洲首個完成電視數碼化的國家。日本大部分地區的電視臺已經於2011年7月24日由模擬電視制式轉換為數碼電視，而受東日本大震災影響的巖手縣、宮城縣和福島縣的地方電視臺亦於2012年3月31日終止模擬廣播，象徵日本正式邁入電視數碼化時代。
當代日本藝妓社會地位高，且已形成一種具代表性的傳統文化。
日本為一島國，地處東亞大陸的東北面，與朝鮮半島、滿洲及西伯利亞隔著日本海對望，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文化一直與東亞大陸文化保持著自身獨特性。日本一方面不斷吸收外來文化，另一方面亦有自身的特色。自公元4世紀到9世紀，就有渡來人帶來東亞文化。往后日本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為日本帶來了漢傳佛教文化，如花道、茶道和香道都是伴隨著漢傳佛教傳到日本的，是日本傳統藝術的重要一環，並稱為日本的「雅道」。隨後到十世紀左右，日本與東亞大陸的交流變少，開始發展具有獨自特色的國風文化，而京都則成為日本的文化中心。16世紀中葉，歐陸文化傳到日本，後來因貿易保護政策和基督教禁令，使歐陸文化在日本的傳播停滯。直至十九世紀，日本才在美國的外交壓力下簽署日美神奈川條約（日美和親條約），開放了下田及箱館兩港口通商，歐陸文化在日本才得以重新復興，後來更成為日本文化的重要一員。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實施多項現代化改革，在掌握當時先進國家的學術及文化的同時，全國亦在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和都市化，使國力大幅攀升。伴隨著經濟好景，國內文化生態亦有所起色，有大批傑出的文學作家及藝術家的出現。大正時期經濟景氣，這段時期日本引進了美國不少流行文化，如音樂、電影等。1920年代以後，日本法西斯政體確立，對外來文化實施嚴格的限制。戰後，同盟國在日本實行民主化，放寬了日本對外來文化的限制，維持了其多元性。近年來日本的文化邁向國際化，動漫和電子遊戲在海外擁有很大的影響力。日本目前共有17項世界遺產，其中13項是文化遺產、4項是自然遺產。日本與英國和美國一同被譽為「世界文化大國」。
1929年的《》編採部，右二為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
日本最早的典籍，如古事記和日本書紀等都是采用漢字書寫，直到平安時代才出現日本特有的仿漢字草書和部首的假名文字。紫式部的著作《源氏物語》是世界上第一部長篇小說，織入近八百首和歌抒情、狀物，使歌與文融為一體，行文典雅，被譽為日本物語文學的高峰之作。和歌是日本特有、以假名寫作的一種詩歌，通常由5韻、31個假名組成，形式短小、精煉，意蘊含蓄而悠遠，追求表現禪的審美理想和美的境界，《萬葉集》就是日本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享有「日本詩經」的美譽，詩集共二十卷，收錄詩歌四千五百餘首。俳句也是日本獨特的一種文學體裁，使用簡約的文字抒發豐富情感，並喚起更多的聯想，有「俳聖」之稱的知名俳人松尾芭蕉所寫的《奧之細道》記載他自江戶城到岐阜縣的旅程所見所聞及沿途景色，被視為日本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明治以後，日本文學受西方影響，出現夏目漱石、泉鏡花、與謝野晶子、國木田獨步、森鷗外、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三島由紀夫、江戶川亂步、宮澤賢治、樋口一葉、太宰治，以及有「雙村上」之稱的村上春樹及村上龍等知名作家。
日本有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分別是川端康成（1968年）和大江健三郎（1994年）。
葛飾北齋的浮世繪作品，《冨嶽三十六景》之一的「神奈川沖浪裏」
日本繪畫有單色畫和雙色畫之分，而浮世繪是日本畫中最廣為人知的一種。浮世繪是江戶時代以江戶為中心發展的版畫藝術，初期的浮世繪多為多色印刷木版畫，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以後才發展到精緻的多色套印。江戶末期，日本人對西方世界的興趣上升，描寫外國人日常生活的浮世繪數量急升。當時交通和通訊均不發達，浮世繪還發揮向各個地方傳遞資訊的作用：歌舞伎演員去世、自然災害、犯罪等社會新聞都成為浮世繪的創作題材，描繪大名鼎鼎的武士、怪談裏的幽靈和妖怪的浮世繪也十分受歡迎。浮世繪對西方的印象派藝術產生不少影響，江戶時期的畫作是目前各國收藏者的熱門。
日本漆器工藝在世界享負盛名，漆器的英語別稱「」就來自日本的英文國名。日本漆器的特色是以金銀作為裝飾花紋，即所謂的「蒔繪」，以金、銀屑嵌貼於漆液中，乾後推光處理，表現出極盡華貴的金銀色澤，有時並以螺鈿、銀絲、沈金嵌出花紋花鳥草蟲或吉祥圖案，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日本的現代漆器內容豐富多彩，表現手法創新，融入不少抽象的藝術技法，也能夠反映日本人精致細膩的民族特點。漆器在日本由建筑裝飾到家具和餐具都經常使用得到，其工藝技術也廣泛用于陶瓷、液晶電視面板和電源開關等不同的領域上，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日本較有名的漆器包括越前漆器、木曾漆器、輪島涂和鐮倉彫等。
日本傳統的表演藝術有歌舞伎、能劇、狂言、文樂、漫才、落語等，當中歌舞伎起源於戰國時代末期，擁有悠久的歷史，是聯合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內容多關於歷史事件和戀愛關係的道德衝突，其特色在於演員只有喬扮女裝的男性，在演出時扮演小姐、姑娘等年輕女性，連聲音、姿態、感情也必須女性化，是日本最受歡迎的舞臺藝術之一，也比能劇更大眾化。同樣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樂是一種木偶戲，又名「人形淨琉璃」，在1684年發祥於大阪道頓堀，並曾在18世紀掀起熱潮，受歡迎程度一度壓過歌舞伎。文樂的表演內容是以描寫嚴肅的內心故事為中心而發展出的長篇戲劇，有些作品需花費一整天上演。文樂的特別之處在於世界上大部份木偶劇都會隱藏操縱木偶的人，但在文樂中操縱木偶的人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現在觀眾面前。
日本的電視產業開始於1950年，是世界最早播出電視的國家之一。日本在1926年就進行了世界首次的電視播出實驗。在1930年代，日本開始進行實驗播出電視信號，然而因為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這個實驗只進行了數月的時間。日本電視產業的興起開始於1953年，在這一年，公共媒體機構NHK的綜合電視臺、以及商業電視臺日本電視臺先後開始播出。日本主要的電視收視系統為無線電視，收費電視系統則是以WOWOW和Sky PerfecTV! 為代表的衛星電視較為普及，各大無線臺也有自己的衛星電視頻道。日本的無線電視以6大電視網為首，部分地區尚有不屬於6大電視網的。在日本，只要擁有可以收看NHK節目的設備（包括但不限於電視機、手機等），就需要給NHK繳納收視費。日本的無線電視分為對全國播出但需收費的NHK，以及免費播出的5大商業電視聯播網。
日本電影，在日本又稱，已經有超過一百年以上的歷史，是世界上最歷史最悠久且最龐大的電影工業之一。自千禧年後電視臺也開始投資電影行業，走出了日本電視劇──劇場版模式，現時日本電影界多數電影都是由電視臺和電影公司聯合製作發行，由電影公司單獨發行的影片已經越來越少，電視臺已經構成日本電影界的核心力量。
日本動畫最早開始于1917年，早期的動畫製作人包括下川凹天、 和北山清太郎，被合稱為“日本動畫之父”。此後直至1980年代，日本的動畫才開始在日本被接納為主流，製作量隨之迅速增長，GUNDAM系列作品的製作亦於這個年代開始。日本動畫於1990年代及2000年代迎來它被海外市場接受程度的提昇。動畫連續劇諸如《新世紀福音戰士》和《攻殼機動隊》於日本大受歡迎，亦吸引海外觀眾的注意。《七龍珠》《美少女戰士》《神奇寶貝》等作品的周邊商品在歐美地區更是搶手貨。《千與千尋》於2002年德國柏林影展中得到金熊獎，並在第七十六屆奧斯卡電影頒獎典禮中得到「最佳動畫長片」一獎項。而《攻殼機動隊》亦在2004年坎城影展上映。日本動畫業中較為重要的製作公司包括東映動畫、MADHOUSE、日昇動畫、京都動畫、A-1 Pictures、BONES和吉卜力工作室等。日本大部分的動畫製作公司都加入日本動畫協會，而不同製作室在一些較為複雜和造價較高的動畫製作項目上也會互相合作，例如由吉卜力工作室製作的《千與千尋》就邀請MADHOUSE、GAINAX、Production I.G和雲雀工作室等合作夥伴協助製片。每部動畫大概需要10萬至30萬美元的製作費。2001年，動畫片佔據日本電影市場的7%收入，而日本動畫的成功也反映在DVD銷售上，日本近七成的DVD銷售均為動畫。隨著動畫市場的迅速擴張，大量在1990年代成立，並帶動動畫展覽會的興起。這些展覽會主要展示日本以至世界各國的動漫作品，並包含cosplay比賽等其他元素。另一方面，日本的動漫文化亦創造不少獨特的名詞，例如用於指稱熱衷及博精於ACG的「御宅族」。
日本的漫畫讀者涵蓋所有的年齡層，因此日本漫畫的題材非常廣泛。1950年代以後，漫畫逐漸成為日本出版業的主要部分，2006年漫畫市值達到4810億日圓。除了一小部分漫畫是彩色的之外，大多數日本漫畫採用黑白印刷。日本漫畫向海外輸出始於1970年代末，並隨之向全球擴張，日本漫畫也在世界各地越來越普及，不少被各國出版商翻譯和發行外文版。高度發展的日本漫畫已經成為世界漫畫當中具有獨特風格以及龐大影響力的一個流派，在亞洲及歐美都有相當高的影響力。在日本，漫畫一般在漫畫雜誌上連載，毎期漫畫雜誌都包含多個漫畫系列，但毎個系列只刊登一個章節，留待下期繼續。如果某個漫畫系列已連載一段時期並且受到讀者歡迎，那個系列的漫畫章節通常會集結成單行本出版，不過與漫畫雜誌不同，一本單行本僅收錄一個漫畫系列。日本擁有大量的漫畫讀者。為了滿足讀者的需求，日本開設不少漫畫咖啡店，在那里讀者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看漫畫，許多人還會在漫畫咖啡店裏過夜。大多數日式漫畫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例如漫畫的人物身體和四肢比較接近真人、頭和眼睛比較大、鼻子和嘴巴比真人小等。日式漫畫向來不刻意描繪人種特徵，有時連性別也難以分辨。另外，日本動漫裡的人物性格通常較誇張，但非常注重細節。
濱崎步，日本史上銷量最高個人歌手（超過4800萬）
日本的傳統音樂被稱為邦樂，包括雅樂、、神樂、演歌等。邦樂的演奏樂器種類繁多如三味線、尺八、能管（橫笛）、箏、笙、和太鼓等，琵琶由中國傳入日本後，也發展出不同的形式。十九世紀末期，西方音樂進入日本，給日本音樂帶來很大的影響，昭和後期開始產生融合西方元素與日本特色的卡拉OK和J-POP（日本流行音樂）。
現代日本流行音樂基本上從日本傳統音樂演變而成，轉變當中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方搖滾音樂的興起。1960年代，披頭四和海灘男孩等組合啟發日本音樂界，於1969年組成的就嘗試把搖滾音樂和日本傳統音樂混合。1970年代晚期，新浪潮開始，將流行音樂和搖滾樂合二為一的南方之星開啓J-POP的新一頁，最終在1980年代末，J-POP取代歌謠曲成為日本流行音樂的主流。1999年，時年16歲的新人歌手宇多田光發表出道專輯《First Love》，銷量達765萬，打破歷史紀錄，也帶動日本R&B曲風。同年新人歌手濱崎步發表的第一張原創專輯《A Song for ××》連獲三周銷量冠軍，知名度迅速上升，與宇多田光稱霸整個市場。在倉木麻衣出道後，三人在華語圈並稱為「平成三大歌姬」，在2000年代初席捲亞洲歌壇。踏入2010年代，各個偶像團體均在日本音樂界獲得成功，尤其以嵐和AKB48最為突出。不同偶像團體所獲得的大量獎項均令團體之間的盛況和激烈競爭達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因而被稱為「偶像團體的戰國時代」。另外隨著電腦及軟件技術的發展，VOCALOID和初音未來等虛擬歌手亦應運而生，並隨著互聯網而逐漸變得流行，甚至出現虛擬歌手翻唱歌曲的演唱會。日本的搖滾金屬樂在音樂市場也佔有一席之地，亦有許多相當知名的日本樂團活耀在音樂界如X Japan、BABYMETAL、B'z等。
日本動畫音樂在動畫產業影響下開始受矚目，其中以此為發展中心的Lantis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收入每年增長逾一成，並為旗下超過100個聲優和團體組合舉行超過250場活動和演唱會，活動範圍由日本國內擴展至亞洲、歐洲、美國和南美洲等地。日本國內也會每年舉行各種動畫音樂會，其中規模最大的「Animelo Summer Live」2015年入場人次高達八萬一千人。動畫歌曲長期在日本全國性的Oricon公信榜長期榜上有名，著名聲優如水樹奈奈和宮野真守等的個人動畫音樂作品都曾獲得排行榜冠軍，而2009年電視動畫《-{zh-cn:輕音少女; zh-tw:K-ON！輕音部; zh-hk:K-ON！輕音少女; zh-sg:K-ON!}-》的兩首主題曲更曾獨佔公信榜冠亞軍。2014年，著名音樂節目《MUSIC STATION》公佈的「十大最受歡迎歌曲」中除了四首男女偶像組合的歌曲外，其餘六首全為來自《LoveLive!》《歌之王子殿下》《偶像大師》等動畫作品的歌曲，可知動畫音樂在日本擁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
截至2011年，日本是世界第一大實體音樂市場，市場年產值達31億美元，佔世界市場30%，而包括數位販售在內的總唱片市場年產值也達到41億美元，佔世界市場之25%，僅次於美國排名第二。
日本料理以強調食物的季節性、食材的質量和表現力而聞名。日本人進食的食具通常是小碗和改造過的筷子。傳統的日本料理主食是米飯，然后再配上其他菜肴，例如魚，肉，蔬菜，醬菜，以及湯。料理的名稱則是用這些菜肴的數目來命名。最簡單的日本餐膳為一汁一菜：「菜」指一碟醬菜（通常是醃黃蘿卜）；「汁」則指一碗湯，最後加上一碗白飯。傳統的日式早餐通常也是味噌湯，米飯，和一碟醬菜（或納豆）。而最常見的料理為一汁三菜，即湯，米飯、一碟主菜和兩碟副菜，當中這三碟菜通常是一碟生魚片，一碟烤菜，和一碟水煮菜，有的則是蒸菜，炸菜，醋菜，或是淋上醬料的菜，另外附上綠茶和梅乾等醬菜。
日本飲食文化的其中一項特色是生食，大部份食物如鮪魚、鮭魚、河豚、章魚、牛肉、雞肉、雞蛋等都可以生食入菜。由于日本是海島型國家，日本人相當喜好海產品，例如魚，貝類，章魚，蝦蟹類和海草等。日本人在明治時代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約1200年）除武士在外會進食打獵得來的野獸外並不進食獸肉，可能因此導致日本人比起區內其他國家體格比較矮小。直至1872年1月24日，明治天皇宣布廢除肉食禁令並親自食用牛肉，才終結日本人不常吃獸肉的歷史。現在的日本料理大多含有獸肉，如牛肉、豬肉和雞肉等都是日常料理中經常出現的食材，而較為具標誌性食物包括壽司、刺身、清酒、便當、納豆、天婦羅、章魚燒、竹輪、蕎麥麵、壽喜燒和牛丼等。源自中國的麵條也是日本料理很重要的一部份，當中蕎麥麵和-{zh-hans:烏冬;zh-hk:烏冬;zh-tw:烏龍麵}-這兩種傳統的麵條比較受歡迎，湯底通常是用魚類煮成的高湯加入醬油調味以及加上不同種類的蔬菜。另一種很受歡迎的麵類是在20世紀早期由中國傳入的拉麵。拉麵使用的湯底有許多種，比如用魚類和醬油煮成的高湯，或是豬肉和奶油煮成的高湯。
咖喱從英屬印度傳入日本后，被廣泛食用，并在適應本土化過程中發展為日式咖喱，堪稱日本的國菜。日本流行的飲料包括日本酒，是一種由大米釀造的飲料，酒精含量一般為14-17%，由大米多次發酵而成。17世紀末，日本開始釀造啤酒 。
和食一向被認為能體現四季的分明，因此在201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和食—日本人的傳統飲食文化」的名稱列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 日本政府
*  The Japan Times
* 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 「日本」
*  《大英百科全書》日本專題
* ，包括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和1946年《日本國憲法》
顯理中學（，簡稱HSS），是香港一所基督教津貼男女英文中學，位於香港東區北角城市花園道2號 ，創校於1924年。可分為兩個階段，分別為顯理學校（1924年至1941年）和顯理中學（1946年至今）。該校於2009年成立法團校董會。另外，學校於2016-2017年度開始從中一級開設英文班；同時中一，二全級的數學科及科學科均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英文班還會以英語為歷史、地理、生物、化學、物理、音樂、資訊及通訊科技，以及生活與科技的授課語言。
校名中「顯理」及“Henrietta”都是指。
*第一任校監（1952年－1995年）：王國璇夫人
*第二任校監（1996年）：林王文馨女士
*第三任校監（1997年－2009年）：劉少康牧師
*第四任校監（2009年－2012年）：梁少光先生
*第五任校監（2013年－2017年）：楊趙君錫女士
*第六任校監（2018年至今）：趙之琨先生
*第一任義務校長（1924年－1944年）：王國璇夫人
*第二任校長（1945年－1952年）：林婉芬女士、麥楊麗明女士、李少玲女士、徐蘇慧貞女士及何張飛霞女士
*第三任義務校長（1952年－1959年）：林王文馨女士
*第四任校長（1960年－1982年）：李天祝先生
*第五任校長（1983年－1994年）：熊琬章女士
*第六任校長（1995年－2020年）：馬遠發先生（去完廁所不洗手）
*第七任校長（2020年－）：吳浩然先生
歷任副校長；
該校以「信、愛、忠、誠；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為校訓，秉承基督教教育精神辦學，全力培育人才，積極貫徹全人教育，強調全方位學習，培訓學生學習技能，發揮個人潛質，陶鑄性情，待人處事，愉快生活。
顯理中學校舍外觀
顯理中學校舍校門
從九龍遠晀香港島東區走廊，圖中下方藍白色的建築物為顯理中學
浸信會在華宣教一百週年，兩廣浸信會在廣州舉行紀念會，議決在香港建立一所學校，以紀念叔何顯理女士
。於是在1924年開辦顯理學校幼稚園和小學。但因為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入侵香港而停辦。直至1945年，顯理學校重開，並改名顯理中學，英文名稱則定為Henrietta School。現今顯理中學的創校年份以當年開始計算。後來在1951年，校方拓辦中學，正名為顯理中學。1952年4月遷至羅便臣道六十四號自置校舍上課，由王國璇會佐出任校監，林王文馨女士被選為義務校長。兩年後，香港總督葛量洪夫人蒞臨參督，且於1955年獲香港政府惠贈柏道33號地段萬餘呎。又獲批免息貸款建立校舍。當時校方使用售出的羅便臣道校舍及捐款等款項進行自建新校舍之用。顯理中學於1956年3月邀請歐慕靈女士主持新校舍動土禮。同年4月特請由美過港的世界浸信會婦女聯會主席馬鈿夫人主持新校舍疊磚禮。在1958年，顯理中學校舍工程已竣工，學校聘請李天祝先生任擔任副校長職務。翌年2月21日敦請教育司高士雅先生主持揭幕禮。同時舉行獻校典禮。而香港浸信會為履行1956年呂明才先生基金會約定，遂擴展傳道事工，特於3月1日開始在顯理中學禮堂舉行主日崇拜，并定名為柏道崇拜處。四月增設兒童崇拜。
顯理中學自1960年9月起增辦高中部，由李天祝先生擔任校長。1961年9月，中學部改為五年制。四年後開辦大學預科課程。在1967年9月，美南浸信會海外傳道部委派顧冬蘭女士到該校出任傳教士。本於1956年設立的主日崇拜聚會在1969年7月遵照香港浸信會議決案的決定而停止舉行。該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及後在1974年先后結束（幼稚園當年位於堅道50號））。只餘下中學部繼續營辦。1978年9月，學校接受政府津貼而成為一所津貼中學。同年十一月，安排戴翰炘先生任副校長。顯理中學發展至1991年11月才成立家長教師會。其現時校舍於1993年10月，由時任教育署署長黃星華主持新校舍奠基禮。到了1994年遷至和富道校舍上課至今。學校亦改稱Henrietta Secondary School。後因和富道近城市花園一段改名城市花園道，學校地址由和富道改為城市花園道2號。為作建校金禧紀念，校方在1996年設置金喜紀念語言實驗室及宗教活動室。其後分別於1997年9月、1998年和1999年再增設多媒體教室、多媒體互動學習中心以及家長資源中心。顯理中學在1999年獲優質教育基金撥款發展網上管理及學習計劃「「互動校園－全校網上管理及學習計劃」」。因應學校資訊科技發展，該校於2001年設置多媒體學習中心。翌年開展學校改善工程計劃。
學校中學部由1960年代開辦以來，未有設立學生會。至2004年才成立第一屆學生會。有關學校改善工程計劃，即擴建校舍項目前後用了4年時間完成。校園內新翼部分終於2005年落成，校園電臺遷往新翼大樓。8月，設置林王文馨堂。2006年，顯理中學全長15米全天候跑道啟用，設施為紀念60週年校慶而設。而在宗教教育方面，顯理中學於2015年成立校牧部，小禮堂於2015年10月31日校慶日當天舉行啟用禮。
2020年，學校進行校園改善工程，分別改善圖書館及建設STEM中心。圖書館將增設休閒閱讀區、展覽區、演講區及小組討論區。而STEM中心亦會有互動授課區、設計區/比賽區、展示區及工作區並新增多部先進電腦設備，如3D Printer、航拍機、機械人、VR眼鏡及電子切割機。2020年8月，馬遠發校長正式榮休，任期長達25年，任內曾經被學生發現去完廁所不洗手。更成功打破李天祝校長的22年，成為在任時間最長的校長。另外，顯理中學將在2020－2021年度推行自攜設備（BYOD），就讀經濟科、企財科及資訊及通訊科技科的中四同學及中一誠班同學將不會使用任何課本及紙張上課，他們的課本及功課均會使用平板電腦（iPad）。
2021－2022年度，自攜設備（BYOD）將會擴展到中一及中四全部班別。學校正式踏入75週年。學校將會在3樓設立校史廊。另外，兩位副校長亦會離任，其中張富華前往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擔任校長一職。
學校為標準型校舍，樓高七層，於1994年正式啟用，為一所每層可容納15個標準課室的建築。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通識教育、中國歷史、聖經、體育、視覺藝術、普通話、心智教育、歷史、地理、音樂、生活與科技（全學期將分三部分上電腦、家政及設計與科技）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英國語文、數學、科學
**按班別定英文為教學語言（一誠班及二誠班）：歷史、地理、音樂、生活與科技（全學期將分三部分上電腦、家政及設計與科技）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通識教育、中國歷史、生物、聖經、體育、視覺藝術、心智教育、歷史、地理、音樂、物理、化學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英國語文、數學
**按班別定英文為教學語言（三誠班）：歷史、地理、物理、化學、音樂、電腦、物理
**以中文為教學語言：中國語文、數學、通識教育、中國歷史、歷史、視覺藝術、體育、聖經、藝發
**以英文為教學語言：英國語文、資訊及通訊科技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言/校本課程：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物理、化學、地理、經濟、生物
顯理中學於2004-05年度正式成立學生會，而且學生會兼具管理四社運作的功能。學生會由幹事會及代表會組成。幹事會每年由老師及學生一人一票投票產生，代表會則由每班的班用選出的班代表組成。其中幹事會起主導作用，代表會以監察作用。學生會會長為吳浩然先生。如多過一個內閣參選，則票數多者當選；若只有一個內閣參選，若取得過半投信任票則當選。如果票數不過半，則進行第二輪投票，直到內閣當選。
以下為學校歷屆學生會名稱：
*2010－2011：Knock 各閣
*2011－2012：Triangle
*2012－2013：Galaxy
*2013－2014：Miracle
*2014－2015：Cadre
*2015－2016：Uni'core
*2016－2017：Infinity
*2017－2018：Cohere 凝夥
*2018－2019：Delight
*2019－2020：Echo
*2020－2021：Embrace
*2021－2022：luminous
顯理中學共有四個社團，所有初中一學生於入學的時候均被平均分配到不同的社。學校有四大活動同學需代表社來進行，分別是陸運會、歌唱比賽、籃球比賽及常識問答比賽。
宗教及傳媒界
*林守光（1980年畢業）：現任香港浸聯會總幹事
*王清茹：香港01國際新聞部主管
*李錦洪：資深傳媒人 、現任香港基督新教報章《時代論壇》社長兼總編輯
政治 、公共事業及教育界
*陳永棋（小六至中三）：前亞洲電視行政總裁 、長江製衣董事總經理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中華總商會成員以及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之一
*梁耀忠（1971年中五）：前立法會議員（區議會（第二））
*侯松蔚（2001年畢業）：藏文專家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客座教授 、香港教育學院客席講師
*曾鴻鑫（2013年中六）：英皇教育補習名師 — Ben Fung 中大中文奪星團隊導師
*黃維樑（1965年中五）：前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 、臺灣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
*葉勇：香港大學附屬學院文學及人文學部主任兼高級講師
*區展秋（1982年中五）：署理警務處助理處長（刑事）
*周家駒：勵志會梁李秀娛紀念小學副校長
*張富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校長
*臧子朗：著名哲學家和社工 左右銘：辦法總比困難多！
演藝及體育界
*蘇永康（1986年中五）：香港著名男歌手
*湯凱婷（2010年中五）：香港樂壇二人組合小塵埃女主音
中山地下街，原名-{臺北}-捷運大街（原英譯Taipei Easy Mall），位於臺灣臺北市中山區、大同區區界，臺北車站至雙連站間，中山＝雙連站間位於心中山線形公園地下，是臺北市境內眾多地下商店街之一。
東區地下街以及中山地下街管理單位皆是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車站通往中山地下街入口（2019年）
中山地下街空間（2019年）
中山地下街內部（2019年）
中山地下街北起-{臺北}-捷運雙連站南端，南至-{臺北}-車站北端，所在樓層等同於地下一樓穿堂層，全長815公尺。7個出入口與4個緊急出口，均以英文字母R為編號開頭。
R1出入口與臺北轉運站
市民大道?臺北轉運站（地下連通）?京站時尚廣場
長安西路-臺北當代藝術館
心中山計劃而翻新後的R7出入口
赤峰街-好玩藝地下學苑
心中山計劃而翻新後的R9出入口
中山運動中心-地下實驗?創意秀場
出入口R10
爵士廣場與R10出入口
捷運行政大樓-當代文創聚落
出入口R11
誠品書店自2017年起經營中山地下書街
目前中山站至爵士廣場為地下書街「誠品R79」；臺北車站至中山站、爵士廣場至雙連站為五春一番街。
過去「中山－雙連」段常常可以見到很多人在各個角落練習舞蹈或啦啦隊，也因為書街營業而移至爵士廣場。
一般營業時段為上午11時至下午10時。
*1998年10月下旬：啟運通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標得-{臺北}-捷運大街承租權，並與臺北捷運公司簽定合約。
*1999年5月：-{臺北}-捷運大街開始試賣。
*2000年1月：-{臺北}-捷運大街正式對外營運。
*2004年2月：合約到期。啟運通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退出營運，並暫停營業。臺北捷運公司進行重新招標。
*2004年11月：-{臺北}-捷運大街更名為中山地下街，大眾針織股份有限公司標得-{臺北}-車站－中山段承租權。
*2006年8月：中山地下街於中山站至雙連站之間成立地下書街，由藝殿國際圖書公司經營。
*2008年10月：臺北當代藝術館「地下實驗?創意秀場」進駐。
*2009年10月：臺北當代藝術館「好玩藝?地下學苑」進駐。
*2010年3月：臺北當代藝術館「當代文創聚落」進駐。
*2012年2月1日：由於水管漏水，導致中山地下街淹水，造成商家損失。約十分鐘後重新開放通行。
*2012年4月：新得標廠商MIKI接手經營中山地下街，並進行全面街道改裝。MIKI經營範圍為臺北車站至中山站段、爵士廣場至雙連站段。
*2017年3月：藝殿國際圖書公司退出中山地下書街營運，新得標廠商為誠品書店。經營中山站至爵士廣場段，命名為誠品R79。
* 中山地下街以及東區地下街-宣導專區(由臺北捷運公司營運的中山地下街以及東區地下街)官網
* 捷運中山地下書街  臺北旅遊網
香港（全稱香港特別行政區，簡稱港，雅稱香江；，縮寫作  /  /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特別行政區之一，是一個全球城市，亞太地區、大中華地區、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城市之一。處南海北岸、珠江口東側，毗鄰廣東省，西隔珠江與澳門、珠海市相望，北沿深圳河接深圳市。位於中國大陸南端，地處西太平洋沿岸各國中心，又當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衝。全境由香港島、九龍和新界組成；香港地理環境上則由九龍半島等大陸土地，以及263個島嶼構成。截至2021年年中，香港人口臨時數字由去年年中的748萬人減至約739萬人。
很早以前，香港便成為中國南方及東南亞各地同世界各國交往之主要貿易通道，轉口貿易也一直是居民生計來源。香港是全球少有之「自由港城」，開放區為整個香港地區，而世界其它自由港多為「自由港區」，即只將港口附近地區作為自由港。香港在文藝、商業、教育、娛樂、時尚、金融、健康、媒體、專業服務、研究與發展、旅游和交通地位顯著，是世界上一個重要國際金融中心、工商服務業及航運中心。美國傳統基金會連續由1995年至2019年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2020年次於新加坡而得第二。2021年，傳統基金會因應香港政治情況，把香港從排行榜剔除，併入中國，將香港視為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香港稅收簡單、香港法律制度健全，被稱為「東方之珠」。在GaWC公佈的世界全球都市列表中，香港排名持續高企，2020年僅次於倫敦、紐約位列第三。「香港品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重點宣傳計劃，推廣香港為「亞洲國際都會」。香港同時曾被評為全球首屈一指的安全、經濟發達、生活富足、具競爭力、適宜居住以及平均壽命最長的國際大都會。「雙普選（即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及香港立法會選舉兩項全面實行普選，參看2016、2017年雙普選、2015年香港立法會政改表決事件）」、中港矛盾、-{zh-cn:房價;zh-hk:樓價;zh-tw:房價;}-過高及貧富懸殊等則為該地主要的社會議題。
2019年起，出現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影響甚廣且爭議仍持續至今，這亦是香港目前最主要的社會議題之一。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20年6月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202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聽取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工作匯報時，提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的根本原則。同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對香港選舉制度進行2021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數字顯示，2021年年中本港人口的臨時數字約為739萬人。與2020年年中人口約748萬人相比，減少87,100人，跌幅為1.2%；同期有89,200人移離香港。
香港開埠前，明朝末年已有香港之稱，當時香港特指鐵坑對面的小島，即現今黃竹坑對面的鴨脷洲。香港地名來源有多種說法，其中一個故事是英軍最初登陸香港島赤柱時，漁民陳群帶領英軍到港島北群帶路一帶時告知英軍「香港」此名。
早在39,000至35,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香港及其周邊已有人類活動。
在前2,000至前1,000年青銅器時代，東南沿海原始文化初期影響香港，後來商代青銅文化傳入。春秋戰國時期，百越族就已在香港活動，完全不同於中原部族之南方部族，種類多，善於捕獵、駕船，以鳥形風神作圖騰，不斷南遷，經常由香港出發揚帆遠航。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征服百越，秦始皇首次完成統一中國大業，在嶺南地區設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遷移50萬人開發嶺南；當時香港地區屬於南海郡番禺縣。東晉咸和六年（331年）至唐至德元年（756年），改隸寶安縣。
五代十國時期，割據兩廣的南漢國統治香港。北宋神宗時，進士鄧符協（江西吉水人）遷往岑田（錦田），成為新界鄧、侯、廖、文、彭五大族之首。宋元時期，不少宗族從中原遷居到新界本土及離島。
1521年（正德十六年），葡萄牙人強行駛入香港，企圖前往廣州貿易，曾在屯門附近與明朝水師激烈交鋒。
根據考證，明朝時期由東莞南部及新安全境（包括香港）香樹製品會經陸路運至尖沙頭（今尖沙嘴），以小艇送到石排灣（今香港仔），再用艚船（俗稱為「大眼雞」）運至廣州，最後運往蘇杭銷售。「香港」一名由來，有說指源於盛產和出口香木而名（運送香料的港口）。
據《新安縣志》記載，1668年（康熙七年），在新安縣沿邊設置21座墩臺，包括九龍墩臺。所謂新界五大族，五族指元朗鄧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嶺文氏及彭氏。清嘉慶年間編《新安縣志》稱，赤柱有兵把守。
清政府與英方簽署《南京條約》
首任香港總督砵甸乍
1840年代畫家筆下的香港島
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曾停留香港，返回英國後使團一史家稱：「從船舶進出的便利和陸地環繞的地形看，這個港口是世界上無與倫比的良港。」香港遠在中原邊陲，英國人曾埋怨它「荒蕪、不衛生、無價值」，後來才發掘到它是優良港口。
英治時代前期的香港旗（1910年－1941年、1945年－1959年）由英國藍旗和阿群帶路圖所組成
1910年的香港
1945年9月，英國及中國共同舉行升旗典禮暨慶祝遊行宣告香港重光
1941年12月25日19時，香港總督楊慕琦與馬爾比少將在半島酒店向日軍無條件投降，21時45分東京宣佈日軍佔領香港，香港日據時期開始。
1955年的香港街道景色，圖為德輔道
二戰後香港經濟穩健發展，圖為1955年的中環
1960年美軍提康德羅加號航空母艦於維多利亞港
2009年的中環
2014年的香港島北岸及九龍
1946年，各地甫受日軍蹂躪，世界經濟蕭條，香港主要轉口貨品如米、麵粉、糖等，均告短缺，有些物料甚至要嚴格配給；當時，工商及物料供應署在其年報內有以下評論：「商人本能地相信放任主義可行，我們雖未能完全同意，但卻承認，我們必須以市民福利和國際義務為大前提，盡量給予自由。」
英治時代後期的香港旗（1959年—1997年）由英國藍旗和香港盾徽所組成
英治時代的香港盾徽
1950年代，大批人士湧入香港，造成人口膨脹，香港社會須進行連串緊急任務。香港亦從轉口港逐漸發展為工業城市，經濟得以迅速發展，期間除右派發動的雙十暴動外，政治基本平穩。
1963年，針對中國外部有人責難中國港澳政策，中國政府公開聲明：「香港、澳門這類問題，我們一貫主張，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中國人民不需要在香港、澳門問題上顯示武力，來證明自己反對帝國主義的勇氣和堅定性。」
1964年，行政局與立法局之非官守議員設立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與相似；辦事處處理公眾人士之投訴與請願，處理事件之數目由平均每月19宗增至每月200餘宗，1970年8月辦事處擴展，增加辦事人數；除處理投訴和請願外，社會人士更可通過辦事處對時事發表意見；辦事處接獲對立法草案之評論，由非官守議員於立法程序中考慮，故法案於委員會討論期間經常有修改。
1965年，分區接見市民制度成立，市政局議員藉此14個分區接見市民辦事處經常與社會人士接觸，成為徵集輿論重要途徑之一；社會人士可以在此會見1名市政局議員，提出疑難與之相討，或獲知市政局政策或措施之大概；辦事處處理之個案主要關於小販問題、公共設備及房屋。
在1960年代中期之前，由於外來移民不斷湧入，政府必須集中力量先處理房屋、衛生、教育和福利等迫切問題。
1966年，由於受到在中國發生之事件影響，香港之局勢日趨緊張，至1967年更演變為一連串之社會騷亂，使香港居民生活受到全面影響，香港經濟暫時陷於癱瘓；幸而，騷亂事件在該年底受到控制，香港得以繼續在平穩中進展。中方自澳門一二三事件得利後，便煽動香港左派造反，史稱六七暴動。金庸曾對池田大作說：「中國對於香港的政策，可以說是『現狀不變，長期利用』八個字，再加上八字：『民族大義，利於國家』。香港現狀的維持對中國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只要能長期維持下去，可以加以充分利用。」、「這其中香港所發生的作用之大、所作貢獻之重要，是無可估量的。由於這些實際的考慮，毛澤東和周恩來制定的香港政策是『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香港只有保持現狀，才對中國有用，既然有用，就長期而充分的利用之。這個政策一直不變。」、「『反英抗暴鬥爭』，組織左派群眾，和香港的英國政府正面衝突，衝擊港督府，與警察打鬥，到處放置炸彈。英國出動正規軍反擊，雙方都有死傷，還累及不少無辜市民，一時局面十分惡劣。幸得周恩來總理親自下令制止這種違反中央政策、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行動，左派暴動才漸漸平息。其後這場動亂的組織者與發動者據說受到了黨內的批評，有些人還受到處分懲罰，被下放到邊遠地區的農場和礦山中勞動改造。經過了這次教訓後，『不得破壞香港現狀』的政策在中共高層領導中更加得到重視，這個政策的基本理由是：香港現狀的維持對國家有利、對全國人民有利，也即是對全黨有利，對香港廣大中國同胞有利。」
1968年，各區民政主任辦事處成立，隸屬華民政務司署，市區劃分為10個區域，4個位於港島，6個位於九龍，各區域由1名政務主任主管，領導多名聯絡主任推行各項工作。民政主任向公眾闡釋政府政策及實際行政，向當局報告社會人士之反應，與街坊及其他地區組織保持密切聯絡，在其區域內調協政府之活動，安排暑期青年活動，及向公眾提供諮詢與投訴之服務。
戴麟趾在其後記曾説：「本港在經濟方面，大體採取不干預政策，但這絕不表示政府麻木，胸無壯志，一直以來，所有決策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才制定的」；各界人士都知道，政府審慎監察經濟制度，一旦發覺資本主義過份活躍，必須加以控制，便會樂於調整制度；民間各類商業活動就是在此情況進行；香港歷來之企業家，無論怎樣放肆，都不敢強言「不干預」具「全無法紀」之含義。
衝突不和之主因，乃是缺乏房屋、生活環境擠迫及現實殘酷。援助嚴重殘疾、年老多病及其他易受傷害者；改善設備，特別是職業訓練、安置、收養和住屋。香港經濟須能應付各項開支，社會上之個人安全感亦同樣重要。西太平洋局勢緩和及中國國際關係日趨友好尤令人感奮，過去解決難題之經驗亦加強信心。
市民對各項變更發表意見，不能全部視為「進步」，而可能作為一個過度擠迫之社會，為逃避上一代狹隘之禮節明教，而趨向自由大同世界生活之表現，亦可謂由於報章與電影，只求讀者及觀眾不假思索即可過目，而將道義詮譯過份簡化所致。「縱容」之害處並不在於所作所為，而實在於未能對涉及他人之意義及危害本人身心之結果，有深切認識，故「縱容」一問題極易受人抨擊。在都市化社會中，年輕一代，經已擺脫傳統觀念，不再認為家庭或宗族為生活之中心，亦不再意識「政府」為高深莫測之體制；青年不少有親戚家屬在外地，但亦視香港為其家鄉。政府積極鼓勵此種趨勢，並試圖消除官民隔膜，故年來設立顧問與諮詢委員會，於1961年只有64個，於1971年有132個。
政府與民眾之關係及自然演進而來之各種機構及組織，以確保縱使政府並非民選亦應對輿論有所反應，而香港市民雖未具選舉權，亦應參與公共事務。政府與民眾經已建立一種獨特之諮詢制度，以克服因政治及地理環境關係所引起之顯而易見之難題，此種環境不宜成立一個全面民選之行政機構；雖然諮詢制度之優點或未能即時目睹，但已證明就適應民眾之需求及願望方面而言，比其他地區採取傳統式及理論上更為民主方法者，其反應更為敏銳。政府機構由各顧問局及諮詢委員會輔導，約有120個，以代表政府以外之意見；其範圍甚廣，每一委員會專責處理施政之某一方面並代表所牽涉之民眾利益；大部份主要政策之決定，皆由此等團體提出建議，或先徵詢其意見然後決定。諮詢制度成為多功能之徵集民意之組織，同時使政府能預知近來民意對香港行政措施之趨勢，有時更可對此予以鼓勵。市民有此社會意識出現，成為消除對政府冷漠之一種力量。
由於抱著寄居心態處身於移民社會觀念，市民對政務不感興趣；泰半中國居民對政治組織嫌惡，處身人口多而競爭性社會中，彼等集中全力於基本目標，即生計問題。然而香港地方過於狹小，人口又過於稠密，市民不可能永遠採超然態度，亦極難對政府措施不聞不問。香港電臺之中文臺自推出「電話説心聲」節目使政府與民眾可直接交換意見後，市民對本港事務之興趣業已大增。報章之讀者來函實是洞察輿論之一個有效途逕；每月約有360封評論政府施政工作之函件，刊登在報章上；甚多政府部門均設有專人處理此等評論或投訴信件，但為免滄海遺珠，政府新聞處公共關係科亦設專人負責每日審閱各報之讀者欄，分析所有批評政府部門之信件，知會有關部門參閱，如須要回答時，轉交有關政府官員注意。政府於1973年在布政司署內成立民政及新聞科，負責政府之一切公共關係事宜，統籌民政署、政府新聞處、香港電臺及政府印務局之新聞宣傳工作。若干重要之政府政策問題首先印成綠皮書，使更多公眾人士能提供意見，俾公眾詳加討論，然後由政府作出決定。
民政署長前稱註冊署長、華民政務司、民政司，與湧入香港之中國籍人建立正式聯繫，推行民政主任制度，與民眾維持傳統之聯繫，專責溝通香港政府與民眾間之意見。
最低限度在本質上，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職責卻與許多其他立法組織之非官守議員顯著不同；麥理浩曾於1975年評述（摘錄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香港立法局會議錄第44至45頁）：「立法局議員在處理某些問題時，可直接要求翻閲政府的機密檔案，這是慣常的做法……他們積極合作，擬訂法例，並經常主動參與各項事務，影響政府決策……他們必須具有豐富的經驗才能勝任，在會議席上各抒己見，就不同的問題，發表反對、贊成或具建設性的意見。……本港由於情況所限，並無設立民選議席，有鑑於此，議員本其觀察所得，思考、策劃或提出某些決策時，不應取易捨難，祇顧及部分人士、個別團體、某種行業、某個地區或階層的利益，而應以整個社會的利益為出發點。」香港立法局會議中，從來沒有「可恥」、「下臺」等激烈之言辭；有些旁觀者會探問原因何在，部分人士則自行揣測，以致妄下結論；其中原因之一無疑與香港之諮詢制度有莫大關係；一項計劃之初稿，首先經初步討論，然後向各有關區議會、諮詢委員會、壓力團體、政府部門、商會、貿易組織、社會福利機構、同鄉會或職工會徵詢意見，最後則由行政局討論，期間有關方案經再三修訂、琢磨、刪改甚至重擬，增刪部分內容，及至最後以法案形式呈交立法局議決時，即使內容仍有引起爭論之處，但最低限度不會導致市民不滿，引起示威行動。至此，審議階段尚未完結，香港立法局部分最重要之工作，並非公開進行，而是在行政及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舉行之閉門會議；非官守議員於辦事處內接見各方面之代表，聽取他們對某些法案之意見，然後仔細研究法案之要義及細則，於立法局閉門會議中，就如何修訂這些法案，與有關之官守議員討論；在討論時候，或許會有激烈之辯論，但在一般情況下，倘若到最後階段時，有關方面能提出合理之理由，則非官守議員亦不會堅持要求修訂；又倘若於閉門會議之最後階段，大部分非官守議員仍反對某項法案或某些條款，則政府亦不會堅持保留該等法案及條款；官守議員及非官守議員之共同目標，是在立法工作方面，作出最明智之決定及爭取最佳之成果，而並非為私人之利益或提高個人之政治聲望，更不是利用公眾對有關法案之關注來自我宣傳；公開辯論之習慣在香港並不盛行。
1970年4月23日，戴麟趾在離任之前，也曾在《Governo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Micheal Stewart, C.H., M.P.,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向倫敦反映：「香港市民對那相當有利的經濟氣候，以其一貫高度進取和努力的方式來回應，而他們大多能夠享受到應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避免地出現期望的提高，以及（儘管還未普遍的）日趨對那些基於不同原因未能享受成果的、較貧困的人士的關注。在政府方面，它正努力在社會服務的範疇推動一系列計劃，以及在一般環境裡落實具體的改善措施。……香港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都顯然是一個需要維繫信心的社群。……堅持市民的利益不會受到任何侵犯。」
1971年2月17日，戴麟趾在《J. R. A. Bottomley to Sir L. Monson》稱：「以香港的狀況而論，一個重要的元素是民眾能對香港政府有信心，認為它願意並且有能力保護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如果那種信心受到嚴重侵蝕，則不得不更多用警力或其他力量，否則無可能維持殖民地管治。」
1973年1月1日，麥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稱：「它〔即香港〕的四百萬居民及他們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賴出口工業的增長來解決生計和帶來收入，而另一方面則它的存在要視乎中國政府的政策。……雖然我本人所採取的觀點較其他人有更多憂慮，時常牽掛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會受到動搖，更經常在想如何可以爭取時間及提高凝聚力，以應付有可能因有意製造或不幸地出現的壓力，但我認為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關心他們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狀況，及未來改善生活的前景。這令香港政府的社會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條件的措施對殖民地的未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再者，我發覺在最近十年裡，市民對在港的生活環境已變得沒有像以往般持著宿命的態度，而是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現未如預期，則這一份自覺與要求會對政府帶來潛在的危險。但這亦給予政府一個機會，看看它是否準備好面對訴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準備這樣做。若能滿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則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種市民的自豪感。那是於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掙扎求存的難民之中無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須得到市民的贊同而施政，而同時它是沒有得到一個選舉制度的協助而進行管治的。假如我們要維持市民這種認同與支持，則不單要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還要令他們覺得訴求之所以得到滿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為目標。這種需要並非只因為我們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實際的成果，而是我們也需要爭取市民的一種有力的信任。……這只可能是通過集體的力量而達至的，而這對傳統上只會跟從政府指示……盡量避免受到公眾事務所滋擾的市民而言，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我想從現在開始，政府政策必須令精英及大眾都感覺得到，正如他們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們身心所歸屬的實體，也是一處他們希望在那裡生活的地方。」
1973年1月4日，麥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稱：「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得妥妥當當；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1974年5月27日，麥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稱：「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來，將取決於一代接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視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們如何計算利益上的取捨。因此我們應該小心留意這平衡〔即中方從目前的現狀中取得的好處大於政治上的損失〕狀態。」
應付世界經濟不景，香港沒有發生罷工事件，也沒有重大勞資糾紛；在港中國人自作安排，分配工作，輪流上班，是中國人應付困難時之典型辦法：有飯大家吃。香港以一貫靈活、能屈能伸的精神，應付逆境，漸漸撥開雲霧，重見曙光。香港的政制並無神秘之處，其基本原則是盡量讓市場供求力量自由發展，不作任何干預；多年來政府只在確有必要時始推行改革。政制若缺乏改進，會令行政人員耽於自滿，有見及此，政府必須盡量發揮能力和耐力，保持敏鋭觀察，作出明確反應和果斷決策；縱是非代議制政府，亦應具備若干基本條件，包括認真負責及體察民情；政府首要責任是深入了解人民生活和願望；政府希望盡量讓經濟自由發展，而市民則要求正義、公平待遇及負責任之行政當局。
1975年1月12日，麥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稱：「香港並無空間容納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次一層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選民資格可以擴闊，而非其功能。如果擴闊它的選民基礎而導致有要求擴充其權力，這是要反對的。鄉委會及互委會代表著一百萬市民，它們其實較只有約十萬選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確表達民意。」1976年2月13日，麥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稱：「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香港前途問題）上的角色是相當清楚的。一方面，它絕不可做出影響中國的經濟及削弱其國家安全的事情。我們必須跟中國駐港的官員發展出實在的工作關係，及接受中國利用香港及在此進行活動的事實——殖民政府這樣做的同時，必須維持它作為該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繼續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滿意度，同時亦令殖民地的經濟繼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