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總席次是由政黨票得票率決定，分配比例代表席次前，必須先扣除同黨的地區當選席次，不同於並立制中，比例代表席次直接就是政黨票得票率的狀況。若是某政黨於地方選區所獲席次愈多，愈不利於政黨不分區名單候選人，最極端的情形則會造成比例代表候選人通通落選，容易造成政黨內部關係緊張。例如2013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自民黨（FDP）和另類選擇黨（AfD）分別取得4.8%及4.7%的政黨票，但因未能跨越5%政黨票門檻，未能進入國會，自民黨更因此失去上屆聯邦議院的全部93個議席。
# 小黨可以通過靠政黨票進入議會，使增額席次過多，造成後續聯合政府組成困難。例如在2017年德國聯邦議院選舉，AfD獲得12.6%的選票而成為二戰後進入議院的首個極右派政黨，自民黨（FDP）亦在複雜選情之下以10.7%通過得票門檻重返議會。連同德國綠黨和德國左派黨均靠政黨票進入議會，使聯盟黨和社民黨席次大幅流失。
# 與並立制一樣，政黨票和地區票兩張選票是分開計算。若政黨票和地區票議席比例不同，兩大政黨仍可主導議會。如2020年韓國國會選舉，政黨票改以聯立制計算，但單一選區仍佔較大比例。
前述的政黨B在政黨票獲百分之五，它在國會的席次就是100席中的百分之五，就是5席，但政黨B在全國分區議員選舉中卻獲得6席。因為已經超過數額，故B黨將不再獲得任何政黨代表。
聯立制亦可像並立制度存在變體：例如只有一張選票，席次固定。
除了德國之外，還有玻利維亞、萊索托以及紐西蘭等議會選舉采用此種制度。
* ，2019年泰國眾議院選舉全國比例席位是根據選區投票而不是單獨的黨派名單投票分配的。
* （2020年韓國國會選舉政黨票改行聯立制）
奧爾巴尼公爵利奧波德王子全名利奧波德·喬治·鄧肯·阿爾伯特（，），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的的第八個孩子和幼子。他是最后一位奧爾巴尼公爵、克拉倫斯伯爵和阿克洛男爵（Baron Arklow）。他先有一女艾麗絲，再有一子查爾斯。他因患血友病，動輒出血不止，加上患有輕度癲癇，導致僅僅30歲便去世。
1872年，利奧波德王子進入牛津大學基督教堂學院（Christ Church），他在那里學習各種科目。1876年帶著民法名譽博士學位（DCL）離開大學。1880年利奧波德王子和他的姐姐路易斯公主出游歐洲，他參觀了加拿大和美國，因為他的病不能搞軍事，利奧波德王子反而成為一個藝術和文學領域的贊助人，并擔任他的母親非官方秘書。后來他追求任命加拿大和澳洲總督，但被拒絕，部分原因是他的健康問題。
1881年5月24日利奧波德獲封奧爾巴尼公爵、克拉倫斯伯爵和阿克洛男爵頭銜。1882年4月27日和瓦爾德克和皮爾蒙特的海倫在圣·喬治教堂結婚，有兩個孩子，卡爾·愛德華是他的遺腹子。
利奧波德王子，攝于1868年
1883年2月25日
1981年1月3日
阿斯隆伯爵夫人。
薩克森-科堡-哥達公爵查爾斯王子
1884年7月19日
1954年3月6日
他的父親去世四個月后出生；被稱為「查理（Charlie）」；利奧波德·查爾斯·喬治·愛德華·阿爾伯特Leopold Charles Edward George Albert；后來繼承薩克森-科堡-哥達公爵。今瑞典國王之外祖父。
*1853年4月7日-1881年5月24日：利奧波德王子''殿下''(''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Leopold)
*1881年5月24日-1884年3月28日：奧爾巴尼公爵''殿下''(''His Royal Highness'' The Duke of Albany)
并立制（''parallel voting''），又稱為「混合名額多數制」、「補充制」（supplementary member system，SUP or SM），是單一選區兩票制選舉制度的一種，更接近于單一選區制。從選區選出的席位與政黨按得票比例得到的席位分開計算。這種制度有利于大黨，不利小黨和無黨籍人士；如果主要政黨長期以來實力相差不大，可以強化責任政治。
單一選區選出的部分，以在各選區得最高票的候選人當選，對大黨有利。比例代表部分，各政黨依得票比率分配議席。日本採用此選舉方法，
不同德國聯立制，是將每個單一選區的選舉結果和第二張票投政黨的結果分開計算。
假設某一次選舉會產生100名議員，其中60名為單一選區，另40名為比例代表席次。兩制結果會不同：
單一選區當選席次
分配席次計算
40 × 25%＝10
40 × 5%＝2
40 × 40%＝16
40 × 30%＝12
并立制下，政黨C以40%的選票獲得55%的席次，可以單獨執政。
不過反過來說，並立制亦如多數制一樣，有助產生足以控制議會的大黨。因為不利於小黨而有利於大黨，容易形成穩定的兩黨政治。但是當兩黨中政黨無法滿足選民意願時，小黨還是可以突破重圍。如部分激進政黨在一些情形下突圍。
* 於1996年起，在國會選舉採取並立制，在這個選舉制度下，參議院及眾議院均是直選產生。眾議院：六成議席由單一選區選出（參議院為複數選區），四成議席由分成十一個選區由比例代表制產生。容許雙重提名（dual candidacy，或稱「重複登記（提名）」）設定（參議院不能雙重提名），即候選人同時參選單一選區及名列政黨比例代表名單，一旦在單一選區獲勝，就從名單中剔除、順位遞補；若落選可依政黨得票分配席次「敗部復活」（未達10%落選者不得參與）。其公式以該單一選區落選者得票數除以該單一選區當選者得票數。政黨可將不同單一選區候選人在名單中排同一優先順位，以單一選區落選但惜敗率高者取得席次。盡管出現總席次的變動但還是維持基本的制度原則。
* 於1988年起採用這種制度。253個議席由單一選區選出，47個議席由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產生，2012年起允許雙重提名。
* 自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起亦採用這種制度。立法院議席減半後，73個議席由單一選區選出，34個議席由全國不分區比例代表制產生，另加6個留給原住民選出，不能雙重提名。由於容易造成立法院各政黨席次比例與實際得票率相差過大的現象，加上設有5%的得票門檻，例如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以約37%的選票獲得不到四分之一的席次，相反國民黨取得四分之三的席次。
* 在2018年時的議會兩院有各37%的席位將由領先者當選（first-past-the-post）的機制產生，剩下63%的席位則採用比例代表制選出、加上最大餘額法分配（proportional largest remainder method），不過只有得票率超過3%的政黨、或是得票率超過10%的政黨聯盟可以參與席位分配。
單一選區席次
116（參議院）232（眾議院）
199（參議院; 本土193席，海外6席）398（眾議院; 本土386席，海外12席）
289（眾議院）
176（眾議院）
70 (婦女 60席 + 少數族裔 10席)
34 (婦女不少於1/2)
120 (婦女113席+間接選舉5席+檢察總長1席+總統任命10席)
康諾特和斯特拉森公爵阿瑟親王全名阿瑟·威廉·帕特里克·阿爾伯特（，），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的第七個孩子及第三個兒子，曾經擔任多種軍事職務及加拿大總督（1911年至1916年）。于1874年被授于康諾特和斯特拉森公爵和蘇薩克斯伯爵（Earl of Sussex）。1942年，91歲的阿瑟去世；繼承人是孫子阿萊斯泰爾。
上海康定路曾經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定名為康腦脫路，就是以其命名。香港香港島西環和中環的-{干}-諾道中、-{干}-諾道西和康樂廣場、新加坡的亦是以其命名。印度新德里的康諾特廣場也以他命名。
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瑟，弗朗茲·克薩韋爾·溫德爾哈爾特繪
阿瑟於1850年5月1日出生於白金漢宮，是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親王的第三子，在兄妹中排行第七。他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貝爾德·薩姆納在白金漢宮的小禮堂施洗。他的教父是威廉一世。他和他的哥哥們一起接受私人導師的教導，據說他曾是維多利亞最喜愛的孩子。
1879年3月13日他和普魯士的路易絲·瑪格麗塔結婚。她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和德國皇帝威廉一世的侄孫女，威廉二世的第二代堂妹，也是阿瑟親王的表侄女。
*長女: 瑪格列 （1882年1月15日－1920年5月1日），1905年和瑞典王太子結婚，終年38歲。
**外孫: 古斯塔夫·阿道夫親王，瑞典王太子，西博滕公爵
**外孫: 西格瓦爾德親王 (烏普蘭公爵)，烏普蘭公爵
**外孫女: 英格麗德公主，丹麥王后
**外孫: 貝蒂爾親王，哈蘭公爵
**外孫: 卡爾·約翰親王，達拉納公爵
*子: 康諾的阿瑟王子（1883年1月13日－1938年9月12日），1913年和堂姐路易斯長公主的女兒亞歷山大郡主結婚，有一子阿拉斯泰爾。終年55歲。
**孫:第二代康諾特和斯特拉森公爵阿拉斯泰爾
*次女:帕特里夏（1886年3月17日－1974年1月12日），1919年下嫁平民亞歷山大·拉姆齊，享年88歲。
**外孫: 亞歷山大·拉姆齊·奧法·瑪爾
* ''Scouting Round the World'', John S. Wilson, first edition, Blandford Press 1959 p.&nbsp;81
*  The Connaughts Online Gallery
*  8 May 1915,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Duke of Connaught's appearance at McGill University Convocation.
深港學生跨境上學問題，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出現的一個社會現象。
「深港學生」或「跨境學童」是指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平日在港校讀書，但在深圳居住和生活、需要往返通關的學生群體。
這個問題，牽涉到香港和深圳兩地的教育配套。早期，一些香港學童在深圳定居亦能在當地就讀，以減少舟車勞頓。另外一些香港學童，則選擇每日從深港的各個口岸到香港上課，然後傍晚再回到深圳的居所。
* 2003年，跨境學童共3567名，其中在北區學校的有3125名，在元朗學校的有417名，在大埔學校的有25名。
* 2007年，跨境學童共約6200名。。
* 2009/2010學年，跨境學童共8038名，其中幼稚園有2681名，小學有4090名，中學有1267名。
* 2010/2011學年，跨境學童共9899名，其中幼稚園有3786名，小學有4575名，中學有1538名。
* 2011/2012學年，跨境學童共12865名，其中幼稚園有5708名，小學有5276名，中學有1881名。
* 2012/2013學年，跨境學童共16356名，其中幼稚園有7454名，小學有6749名，中學有2153名。
* 2013/2014學年，跨境學童共20871名，其中幼稚園有9286名，小學有9081名，中學有2504名。
* 2020/2021學年，跨境學童共約27000名，其中中三至中五級約2500名。
由於兩地文化背景的差異，香港學生在內地就學有適應上的問題，比如學生要適應教師用普通話上課。
隨著移居深圳的適齡香港學童增加，學生跨境上學的問題已引起香港社會的關注。為加深社會人士對跨境學童及家庭需要的理解，基督教勵行會與香港教育學院、北區小學校長會、北區中學校長會進行了一個名為「關注跨境學童及家庭需要研討會」的活動，透過追訪這些學生的生活，讓社會更瞭解他們的需要。這個活動，得到了傳媒的關注。中國中央電視臺亦製作有特輯，報導這些學生的生活實況。
從2006年開始，由於深圳房地產市場不斷升溫，香港與深圳的物業價格相差無幾，加上金融海嘯的衝擊，使不少本來在深圳設廠的香港企業倒閉，令不少本來在深圳定居的香港人選擇回流香港定居。這現象暫時舒緩了粵港跨境通道的緊張，亦令香港北區的物業租賃市場輕微復興。
由於教育資源日趨緊張，深圳當局曾於2005年開始對香港籍學童就讀公辦中小學設置了苛刻的條件。但後來深圳市于2017年4月出臺政策，將符合條件的港澳藉兒童在深接受義務教育納入教育基本公共服務范圍。
隨著雙非學童數量的逐漸增長，不少居住在深圳的雙非兒童選擇在香港上學，這也造成了跨境學童的總量增長。此外，深港學生跨境上學的現象，其存在的合理性也受到質疑。
跨境學生回到香港上學的後在教學和學習適應上遇到的問題：
* 在內地生活的香港學生，他們會覺得在香港就讀時的壓力比在內地讀書高得多，大多數都因為在英語課未能適應教師全英語的對話、或在幼稚園時未有接受英語教育而感到困惑。
* 香港教師面對在內地生活的香港學生在英語水平上與香港當地學生的差異太大，授課難度頗大。因爲要應付兩群能力差異很大的學生並不容易，但若把跨境生獨立編入一班，亦擔心會被家長認為學校對學童歧視。另一方面，有教師認為這些學童的家長普遍對子女的督促少於香港的家長，所以學童相對都比較懶散、欠缺學習動機，使他們與香港學生的差距變得愈來愈大。
* 不過，亦有學校認為，這些誤解純粹只是因為兩地文化的差異所引起的錯覺。而隨著港澳個人遊的普及，內地的教師前往香港訪問亦變得容易。因此，有學校直接安排內地教師來到香港作教學交流。一方面讓雙方分享教學經驗；另一方面作教學示範，使香港的老師明白到教導在內地受過教育的學生時要留意的地方。
現時，香港在北區的特殊教育資源，主要集中在上水。對於在沙頭角及深圳市生活的學生來說，由於路程遙遠及交通接送不便，學生家長寧願讓學童留在主流學校而不願意讓其子女入讀特殊學校。這使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童很可能不能得到最合切的學習環境。但另一方面，由於在內地的學校未有就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進行調適，迫使這些學生無可選擇而必須到香港就學，而不能選擇留在深圳的港人子弟班。
由於深圳與香港新界北區各個新市鎮還有一段距離，早期有不少家長不放心子女獨自過境，所以把子女都留在深圳上課。不過，現時有不少幼稚園及小學派老師或保姆車司機前往深港西部通道，福田口岸，皇崗及羅湖接送學生，亦有家長願意擔當義工，把學生從深圳過境帶到香港，使家長得以安心讓學生過境上學。
為方便過香港讀書的學童，深圳邊檢總站於2005年12月21日起在羅湖口岸出入境大廳專門開通「深港走讀學童專用通道」，並安排專門人員進行引導，使學童無需要與一般旅行混在一起過關，以使他們能夠在旅遊高峰期仍然能準時上課。另一方面，專門通道亦讓家長及老師進入大廳接送學生，使雙方在接送方面更加放心。但有家長對於深圳方面的辦證有所微言，原因是所有八歲以下的學童都不能自行過關，而需要出示通行證。但深圳方面卻不承認在香港學生普遍用來申請證件的學生手冊，而要校方寫信證明學生的身份，這使學生家長及學校方面頗感麻煩。
以前，深圳學童前往香港就讀，主要集中在元朗區的學校，亦包括部份北區的學校。但隨著2007年九廣東鐵落馬洲支線的啟用及深港西部通道通車，屯門區的學校及更多北區的學校會加入這個市場，而往返兩地的學童亦將會愈來愈多。2009年，有學生家長向傳媒投訴，指香港的跨境學位不足，有學生被派往大埔區遠離鐵路的小學。
有部份經常來往深港兩地的市民並不贊同學生跨境上學，認為他們為邊境製造不必要的交通麻煩，使交通擠塞。因此，現時在沙頭角居住的香港學生不能使用文錦渡通道，而必須坐半小時車到羅湖過關。這間接使香港沙頭角一帶的村校結業，因為本來當地的學額足以應付從深圳沙頭角的香港學童，但因為交通緣故，這些學童都改在粉嶺及上水上學。
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2020年5月27日起香港學校分階段復課，但由於內地來港強制檢疫隔離措施不斷向後延續，除非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研發成功，否則跨境學童在香港學校復學後將無法復課，跨境學童或須轉往內地學校暫時就讀或通過互聯網線上學習，直至疫苗研發成功為止。2021年6月23日，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已委託承辦機構於5月至7月期間在深圳羅湖、福田及南山區開辦「心理社交支援課程」及「學習支援課程」，供居於深圳的中、小學跨境學生參加。同時就跨境學生復課的安排與內地有關當局保持溝通。此外，一些跨境學童亦因此影響，無法赴港參加考試。深圳市相關部門與香港有關部門經溝通，在線上教學告一段落后，由深圳方面提供考場，讓深圳的跨境學童就近考試。
現時，香港北區及元朗區都有不少小學及幼稚園定期派遣教師團隊北上，到深圳各個香港人聚居的大型屋苑招生。例如在2006年，就有12家來自北區及元朗區的香港小學參與在皇崗中學舉辦的香港升學博覽會。另外，有不少屋苑搞小型展覽會，聯同多家香港的學校協作，為屋村舉辦遊戲活動之餘，亦有為居民講解到香港就學的各種問題。
香港發生過多宗失蹤兒童穿校服過關的的事件，入境處職員以為他們是跨境上學的學童。這也暴露了現時粵港邊境通道管制存在的問題。
由於海關對跨境學童的抽查不如其他對過境人士的嚴格，跨境學童也曾經被走私犯罪分子利用，成為大陸方面監管上的難題。深圳皇崗海關曾於2014年4月14日在兩個小時內連續查獲8宗深港跨境學童利用書包藏帶電子產品入中國大陸境內的案件。
* 《過春天》：以跨境學童及水貨客問題為題材的2019年中國電影
** 深圳市羅湖區港人子弟學校
*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第八屆跨境學童香港教育展
*  明報：深圳設港走讀學生專用通道
*  香港一家以設有從皇崗口岸接觸學生作招徠的幼稚園的廣告
*  基督教勵行會：跨境學童及家長支援服務計劃
敗局命定，美國的文學運動。此運動企圖使美國南方的傳統社會接受美利堅聯盟國於美國內戰之敗。獻身於此運動者趨向於描寫美利堅聯盟國之偉業，以其領袖人物為老派騎士，因寡不敵眾─而非將才不及─而見負。
美國南方各州於1865年在經濟上與精神上都因戰敗而破敗荒蕪。許多南方人士為尋求慰藉，將敗戰的理由歸因於不可抗力的因素及戰爭英雄令出不行之上。''敗局命定 （Lost Cause）''一詞次首見於史學家愛德華·艾爾伯特·波拉德（Edward Albert Pollard）於1866年出版的關於聯盟國的著作《敗局命定：聯盟國戰事之南方新史》（''The Lost Cause: A New Southern History of the War of the Confederates''）。具伯·爾利中將於1870年代組成南方史學會（Southern Historical Society），學會論文在最近數十年間將敗局命定建立為文化與文學現象。
爾利此種看法之靈感或來自羅伯特·李將軍本人。李將軍在對北維吉尼亞軍團的告別軍令上曾寫道，聯盟國所面對的敵人『在後勤與軍力上皆具壓倒性優勢』。在致爾利的信中，他曾索求關於所部軍團自1864年五月至1865年四月所面對之敵軍兵力資訊，李將軍麾下的北維吉尼亞軍團在那段時間所面對的敵軍為尤里西斯·格蘭特中將所部（參見陸路之戰（Overland Campaign）與彼得堡之圍（Siege of Petersburg））。李將軍寫道：『我唯一的目的是─若有可能─讓事實流傳後世，並對我英勇將士作出公正評價。』"在另外一封信中，李將軍要求『聯邦軍所摧毀的民居數量之相關統計數字。』他打算展示兩軍團實力之對比，並認為『讓世界明白我們所面對的敵軍之數量比，會極為困難。』對於媒體苛責其戰損，李將軍寫道：『對我言行之不實陳述，我還沒有仔細去想過，去注意，或進行更正。我們必須捺住性子，至少要忍耐一陣子。…目前之公意還沒準備好接受事實。』這些全是爾利與敗局命定論者們其後數十年間附和之資。
敗局命定論由聯盟國退伍軍人聯合（United Confederate Veterans）與聯盟國之女聯合（United Daughters of the Confederacy）等紀念性組織所吸收，幫助南方人度過戰後在社會、政治、與經濟上之劇變，包含戰後重建在內。
下述為敗局命定運動之若干宗旨：
* 以羅伯特·李與石牆傑克森等名將代表南方高貴的美德，對映出若干對付平民百姓的北軍將領們在南方人眼中的低道德標準。如謝爾曼大行軍，以及菲利普·舍利丹在1864年河谷之戰（Valley Campaigns of 1864）中焚燒雪倫多亞河谷
* 因為北方在人力資源上的壓倒性優勢，敗局無可避免。
* 李將軍部屬的違令與無能是敗戰的關鍵因素之一。（敗局命定論者主要聚焦於李將軍及美國內戰東線戰區的戰事上。）
* 保護州權與家鄉文化，而非奴隸制度，為美國南方11州脫離聯邦並參戰的主因。
* 脫離聯邦是南方對北方的文化與經濟侵略所作的民主回應，在憲法中有辯論的餘地。
敗局命定論最鮮明、最有力的象徵為李將軍與皮克特衝鋒。大衛·猶爾伯區（David Ulbrich）寫道：“由於對戰爭之敬畏，羅伯特·李於南方的文化中養成但憑直覺之天性。人們念念不忘，其麾下將士無論面對多麼絕望的情況，皆以忠貞不二之心追隨作戰。李將軍自此成為敗局命定論之象徵，以及戰前南方紳士之典範─一個高貴而虔誠的男人，為維吉尼亞與聯盟國無私地獻身。李將軍之雄才偉略於第二次牛奔之役與錢瑟勒斯維爾之役中成為傳奇，而儘管他對蓋茨堡之敗承擔全責，對於南方人來說，李將軍仍是算無遺策。直到最近之前，他始終免於史家之責難。”
在具伯·爾利將軍眼中，李將軍的部屬中最關鍵的反派角色是詹姆斯·隆史崔特中將。爾利的著作將蓋茨堡之敗歸罪於隆史崔特，指責他未能遵照於李將軍的命令，及早於1863年7月2日早晨發起攻擊。其實，李將軍未曾對其“老戰馬”在第二天才採取行動表示過不滿。隆史崔特因在戰後與格蘭特總統合作並加入共和黨，而在南方的退役軍人中普遍受到輕視。諷刺的是，格蘭特因為接受敗局命定論而名望提高；而主要也因為格蘭特的接受敗局命定論，使得人們從一開始就不願辯論戰爭的成因。
敗局命定論於心理上的論證見諸道格拉斯·佛瑞曼（Douglas Southall Freeman）於1934年所限量發行的四部李將軍傳。在傳記中，佛瑞曼因“南方史學會的論文”“較其他非官方的資料來源具有更多相關於州際之戰的高價值、未經面世的資料”而向爾利與學會致謝高勒荷（Gallagher）論斷，佛瑞曼“糾結於信函中李將軍非常接近爾利十足英雄偶像的解釋”在佛瑞曼的著作中，李將軍之部屬應為造成敗戰之失算負責。責難之目標通常是隆史崔特，但也沒放過其他的部屬。理查·尤爾、詹姆斯·尤爾·布朗·史都華、安伯洛斯·希爾、喬治·皮克特、及其他眾多將領常遭南方人抨擊，以轉移對李將軍之責難。而實際上，李將軍一如前述，承擔一切敗戰責任，且並未歸罪給任何屬下。
敗局命定式的內戰觀點另見諸於瑪格麗特·密契爾於1936年出版的小說《飄》及1939年所改編的電影《亂世佳人》（英文名稱未變）中，書中的南方人為居住於保守浪漫的社會環境中，高貴且具英雄氣概，卻悲劇性地屈服於壓倒性的武力之下。類似的處理手法見於1915年由D·W·格里菲斯所執導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中。
時至今日，敗局命定論即使在南方也已不再是內戰史中的主題。其宗旨不僅受到挑戰，且多不足採信。但是，修正主義式的敗局命定論，特別是在南方，在大眾心中因襲成為對內戰牢不可破的顯著想法。蓋瑞·高勒荷寫道：“近代簡明的學術性觀點、大眾文學、虛構小說、文件、電影、與方興未艾的內戰藝術市場幾乎可以確定會讓爾利微笑以對。”敗局命定論在二十世紀晚期的新聯盟國（neo-Confederate）運動中得到支持，特別是在南方愛國者（Southern Partisan）雜誌上。在對可否公開展示聯盟國旗幟的辯論上，敗局命定論的宗旨也被經常提出。
* Freeman, Douglas S.,  ''R. E. Lee, A Biography''  （4 volumes）, Scribners, 1934.
* Gallagher, Gary, ''Jubal A. Early, the Lost Cause, and Civil War History: A Persistent Legacy （Frank L. Klement Lectures, No. 4）'', Marquet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87462-328-6.
* Ulbrich, David, "Lost Cause",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Heidler, David S., and Heidler, Jeanne T., eds.,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ISBN 0-393-04758-X.
* Foster, Gaines M., ''Ghosts of the Confederacy: Defeat, the Lost Caus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outh, 1865-191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ISBN 0-19-505420-2.
* Rearden, Carol, ''Pickett's Charge in History and Memor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7, ISBN 0-8078-2379-1.
* Wilson, Charles Reagan, ''Baptized in Blood: The Religion of the Lost Cause, 1865-1920'',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0, ISBN 0-8203-0681-9.
德文郡公爵（Dukes of Devonshire），又譯德文希爾公爵，是英格蘭貴族卡文迪許家族所持有的爵位。1605年，威廉·卡文迪許被封為哈德威克的卡文迪許男爵（Baron Cavendish of Hardwicke），1618年他又被封為德文郡伯爵（Earl of Devonshire）。他的曾孫在1694年又被封為德文郡公爵。
這個頭銜來自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Ealdorman of Devon）。
* 威廉·卡文迪許，第一代德文郡伯爵（1552年－1626年）
* 威廉·卡文迪許，第二代德文郡伯爵（1591年－1628年）
* 威廉·卡文迪許，第三代德文郡伯爵（1617年－1684年）
* 威廉·卡文迪許，第四代德文郡伯爵（1640年－1707年，1694年成為第一代德文郡公爵）
* 威廉·卡文迪許，第一代德文郡公爵（1640年－1707年）
* 威廉·卡文迪許，第二代德文郡公爵（1673年－1729年）
* 威廉·卡文迪許，第三代德文郡公爵（1698年－1755年）
* 威廉·卡文迪許，第四代德文郡公爵（1720年－1764年，1756-1757曾任英國首相）
* 威廉·卡文迪許，第五代德文郡公爵（1748年－1811年）
* 威廉·喬治·斯賓塞·卡文迪許，第六代德文郡公爵（1790年－1858年）
* 威廉·卡文迪許，第七代德文郡公爵（1808年－1891年）
* 斯賓塞·康普頓·卡文迪許，第八代德文郡公爵（1833年－1908年）
* 維克多·卡文迪許，第九代德文郡公爵（1868年－1938年，1916-1921曾任加拿大總督）
* 愛德華·威廉·斯潘塞·卡文迪許，第十代德文郡公爵（1895年－1950年）
* 安德魯·羅伯特·布克斯頓·卡文迪許，第十一代德文郡公爵（1920年－2004年）
* 佩里格林·安德魯·莫尼·卡文迪許，第十二代德文郡公爵（1944年－）
下一代繼承人是威廉·卡文迪許，伯靈頓伯爵，1969年出生，現為攝影師。
第一代德文郡公爵威廉·卡文迪許，KG，PC（，），英國軍人和政治家。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時代的輝格黨人，英國議會運動領袖。
早年周遊歐洲，1661年回國，任議員，不久即以堅決而大膽地反對查理二世的政策出名。他支持1688年的光榮革命，并出面邀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荷蘭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來英國即位。革命后，他領導輝格黨并任威廉的宮內大臣，1694年受德文郡公爵和哈廷頓侯爵爵位。
1662年，卡文迪許和的女兒瑪麗·巴特勒（Mary Butler）結婚，兩人共有3子1女：
# 伊莉莎白（1670年—1741年）
# （1672年—1729年）
# （1673年—1700年）
# （？年—1751年）
伯納德·鮑桑葵
伯納德·鮑桑葵（，），是英國新黑格爾主義 、英國唯心主義 和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在邏輯學、美學、哲學、政治哲學、宗教學、心理學等方面都有建樹。除從事專業研究外，還積極參與社會改革、關注成人教育。鮑桑葵一生編著超過20本書，發表約150篇論文，著作包括專業論文和通俗作品。
鮑桑葵1848年出生在英國諾森伯蘭郡，一戶擁有莊園和農場的富裕家庭。他的父母共生育有五個男孩，鮑桑是家中最小的。這個五個孩子中除了鮑桑葵的四哥喬治（George）在24歲的時不幸去世之外，其他都其事業。鮑桑葵的長兄查爾斯（Charles）是慈善組織協會（the Charity Organisation Society） 的創始人，也是這個協會第一任書記。另一個兄弟戴伊（Day）是英國皇家海軍的上將，在1909年至1914年期間擔任南澳大利亞的總督。還有一個兄弟赫爾福特（Holford）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律師和音樂家，也是牛津大學圣約翰學院研究員和英國王家學會會員。
鮑桑葵先后就學于哈羅公學（1862年至1867年）和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1867年至1870年）。鮑桑葵在貝利奧爾學院就讀期間，正是由邊沁、密爾主導的功利主義開始受到挑戰的時代。本傑明·喬維特（Benjamin Jowett）、愛德華·凱爾德（Edward Caird）與托馬斯·希爾·格林都是貝列爾學院的知名人物，影響了鮑桑葵的思想。托馬斯·希爾·格林于1866年到1871年間在貝列爾學院任教，并開始發表帶有新黑格爾主義思想的文論。這也正是鮑桑葵在牛津求學時，從鮑桑葵的著作中我們可輕易發現他對于托馬斯·希爾·格林的尊敬及所受的影響。鮑桑葵在牛津求學期間成績優異，畢業不久就入選了牛津大學大學學院的研究員，他在那里講授邏輯史、希臘歷史，稍后又講授倫理學。很可能也是受到格林的影響，在大學授課期間他計劃寫倫理學方面的著作，因為格林曾以倫理學為主題作過數年的講演。鮑桑葵在這時期還翻譯出版了舒曼（G.F. Schoemann）的雅典憲政史（Athenian Constitutional History）。據說格林也曾認為鮑桑葵是這一代人中的最具天賦者 。
1880年鮑桑葵的父親去世，他因此得到一筆遺產能夠賴以為生。所以第二年他就辭去教職離開牛津前往倫敦。到倫敦不久后鮑桑葵便積極投身社會工作，在大學成人進修班授課和講演，并且據說他“擁有異乎尋常的能力，能把深奧的理論闡釋給大眾聽”。不過有聽眾曾對人說鮑桑葵所講的東西他有一半都聽不明白，可是他仍然能夠堅持一聽就是數個小時，這也從另一面說明了鮑桑葵演講的魅力。鮑桑葵許多主要作品，例如《邏輯的本質》（The Essentials of Logic），《獻給英國讀者的柏拉圖理想國閱讀指南》（A Companion to Plato's Republic for English Readers），《道德自我的心理學》（Psychology of the Moral Self）及《關于國家的哲學理論》（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都是根據這時期的講演而后編著出版的。此外他還參加一些協會，如倫敦倫理學會（the London Ethical Society ）、慈善組織協會以及亞里士多德學會（Aristotelian Society）。在此期間，鮑桑葵除了參與社會工作，他還研究古希臘哲學和黑格爾的著作，他認為黑格爾是希臘思想最忠實的闡釋者。他還經常在《衛報》和《蓓爾美街報》（The Pall Mall Gazett）上發表哲學書評，時間一長人們很自然地就把他認作了當時牛津唯心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
1895年，鮑桑葵與海倫·丹迪（Helen Dendy）女士成婚。海倫·丹迪是王家專門調查委員會關于濟貧法調查（1905年-1909年）的領導人物，也是一位積極的社會工作者，與鮑桑葵算是志同道合。由于鮑桑葵決定花更多時間從事哲學研究工作，所以1897年他們夫婦二人便離開倫敦，起先在凱特罕（Caterham）居住了兩年，而后又于1899年搬到奧克肖特（Oxshott）住。1903年，他在蘇格蘭的圣安德魯斯大學任倫理學教授。鮑桑葵的“個性和風度立即就讓學生們感到在他們面前的是在一位不尋常的智者” ，他的聲望、影響力和耐心細致、熱情認真的工作精神，自然深深吸引住了來上課的學生。這時期由于大學管理與教學任務纏身，他的寫作成果相對較少。
1908年，鮑桑葵的身體健康狀況開始變差，他覺得如果繼續在大學執教，就會失去許多寫作時間，所以他決定退休了。不過在退休的1908年到1922年間，鮑桑葵繁忙依舊。他接受了伯明罕大學和聖安德魯斯大學榮譽博士學位，而在此之前格拉斯哥大學和杜倫大學已經授予過了他類似的榮譽。1907年他還成為了第一批入選英國社會科學院 的卓越學者之一。1911年和1912年鮑桑葵在愛丁堡大學任吉福德講座（Gifford Lecturer）的講座教授。為此準備的《個性與價值的原理》（The Principle of Individuality and Value）和《個體的價值和命運》（The Value and Destiny of the Individual）兩份講稿被認為是他的形上學思想的最深刻也是最系統的闡述。1915年他又當選為第五屆國際哲學代表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hilosophy）的主席。
1922年夏，鮑桑葵的健康狀況惡化，他與妻子決定搬回倫敦居住。回到倫敦不久，1923年2月8日鮑桑葵就與世長辭，享年75歲。《泰晤士報》在其去世后第二天登載的文章中，將他稱為“過去十年中英國哲學界的中心人物”，“在某種意義上是他所在時代英國哲學家的最好代表人”。
1922年夏天，鮑桑葵的健康狀況惡化，他與妻子決定搬回倫敦居住。回到倫敦不久後，在1923年2月8日鮑桑葵就與世長辭了，享年75歲。泰晤士報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一篇文章中稱他為“過去十年中英國哲學界的中心人物”，“在某種意義上是他所在時代英國哲學家最好的代表人物。”
*William Sweet (ed.), 'Introductio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ernard Bosanquet''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9), pp. xi-xxxviii.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ntry on Bosanquet
*鮑桑葵夫人所寫的"an account of his life"
*  Bernard Bosanquet〔英文〕
政治分肥（Pork barrel），或稱為政治分贓、豬肉桶政治、肉桶政治，是議員在法案上附加對自己的支持者或親信有利的附加條款，從而使他們受益（自肥）的手段。
描繪安德魯·杰克遜與分贓制度的政治漫畫
「豬肉桶」一詞由美國產生，據說是源自印地安人在族人中分享腌制豬肉的傳統。1829年3月，民主黨的第一位美國總統安德魯·杰克遜就職後，撤換大量民主共和黨的聯邦政府官員，代之以自己的支持者與友人，被稱為「分贓制度」（spoils system）；這個詞於1832年由美國參議員威廉·L·馬西提出，引自其名句“勝利者擁有戰利品”（“to the victor belong the spoils”）。安德魯·杰克遜認為，獎賞所屬派系並鼓勵其他人加入，有助民主；這是杰克遜民主的由來，也是現代最早期民粹主義的雛形。分贓制度在美國重建時期成為美國政治最腐敗的時期，直到1883年才被《彭德爾頓法案》終結。
政治分肥大部分采取直接對某地區或某企業撥款方法，在輿論監督較嚴的情況下也有使用更間接的辦法。「豬肉桶條款」一般都是在法案最后要通過時，采取緊急附加條款的方法加入；法案的支持者為了獲得這些議員的支持和法案的及時通過，只能放任這些政客加入自肥的附加條款。卡爾·施米特對議會制不抱任何幻想，他說：「議會制度造成了使人們的希望徹底破滅的狀況：公眾事務變成了黨派及其追隨者分贓和妥協的對象；政治完全不是精英的事業，倒成了一個可疑的階層從事的可恥勾當。」
政務官源自於英國政黨政治，係為避免因政黨輪替而影響施政而產生的制度。政務官是經由政治任命，對政策負責或隨執政黨同進退的官職
，相對于文官公務員系統中的事務官。政務官是受民選首長（例如總統）指派任命，任期並不固定。常見的政務官包括多數民主國家的內閣部長、政府秘書長或幕僚長等。
在美國，政務官包括總統直接指派任命的白宮幕僚長和白宮新聞秘書（白宮發言人），以及其他由總統提名、經參議院同意任命的高級首長，例如國務卿、副國務卿、國務次卿、國務院各局助理國務卿（助卿）、內閣正副部長、次長、助理部長、國家情報總監、白宮國安顧問以及美國駐外大使和駐聯合國常任代表（駐聯合國大使）等等。
一般而言，新總統就任後所有政務官的任命程序至少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時間，包括舉行聽證會、委員會及全院表決等程序；通常國務卿是最優先處理的人事案，從正式提名到確認同意任命約一週左右。
學理上之政務官，即「隨政黨進退、政策變更而定去留之人員」（如各部會首長等），目前中華民國法律上稱政務人員，目前僅有《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專為政務人員退職撫卹事項詳作規定。相對於政務官的稱作事務官或常務官，學理上政務官與事務官加起來合稱「行政官」。
目前所指稱的廣義政務官職包括總統府正副秘書長、發言人、國安會正副秘書長、諮詢委員、行政院院長、副院長、秘書長、政務副秘書長、發言人、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各部會首長與政務副首長，以及立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三院秘書長和考選部長、銓敘部長、審計長等，另外還有少部分的駐外大使（代表）。在臺灣，所有政務官皆由總統直接任命，國會並無人事同意權。
第四次修憲後，由於立法院不再擁有閣揆的人事同意權，內閣負責的對象實質上已經由國會轉為總統，因此依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的，總統任期屆滿時，所有府會政務官需一併同其進退，行政院長也會率領全體閣員於新總統就職前提出內閣總辭，由將卸任的總統批準；另外，如果閣揆因各種因素辭職時，內閣通常也會跟著總辭，內閣政務官如未獲慰留則將隨閣揆同去。至於國會改選後內閣應否總辭，則因現今體制偏向總統制而有爭議，不過若國會改選結果執政黨失利，閣揆幾乎都會提出總辭以示負責；而改選後執政黨勝選的情形，2012年時因閣揆吳敦義當選副總統而提出總辭，2020年時閣揆蘇貞昌亦聲稱「有此憲政慣例」象徵性的提總辭，但獲留任。
日本的政務官包括內閣副總理大臣、官房長官、各部會大臣、副大臣及無任所大臣等高級首長，隨著首相的輪替或內閣改組而有異動。
在韓國，政務官包括總統直接指派任命的總統秘書室長、青瓦臺首席秘書官及其他各秘書官、發言人和內閣部會首長等等，以及總統提名、需經國會同意任命的國務總理。在慣例上，各部會長官在任命前會先由國會舉行人事聽證程序，經國會同意後再由青瓦臺方面正式任命；不過此一聽證僅有諮詢的效力，實際上如果國會不同意首長人選，總統仍然可以直接任命之。
捷克的政治體制偏向內閣制，總統雖然自2013年起改為直接選舉而似有權力擴張的跡象，不過至今仍未能對內閣人事進行實質上的干預，僅有象徵性的任命權力。通常國會改選之後，總理會先自國會選出並由總統任命，其餘內閣閣員等政務官再由總理與執政聯盟的各黨派協商，經總統象徵性的諮詢後，最後正式任命組閣。
在世界各地的公務員特定的非軍人領域上都有政務官。
一年戰爭（U.C.0079年—U.C.0080年），是在虛構的《機動戰士GUNDAM》歷史宇宙世紀中發生的一場戰爭，是整個宇宙世紀歷史上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戰爭。交戰雙方是地球聯邦與宇宙殖民衛星的吉翁公國，吉恩公國方面稱之為「吉翁獨立戰爭」。戰爭范圍遍布整個地球圈，地球及宇宙殖民衛星的所有人幾乎都被卷入戰爭漩渦。
公元1990年，地球人口不斷膨脹，引發了資源短缺、糧食分配不足、環境污染和爭奪南北極資源等諸多問題，世界各地戰亂不斷。在公元1999年，面臨各方面問題的人類社會終于宣布統一，成立地球聯邦政府，在人口持續爆炸的壓力下，并發表「宇宙移民計劃」。公元2045年，根據拉格朗日點理論所建立的宇宙殖民衛星開始興建，此后陸續建起許多新的殖民衛星，將其宙域劃分為SIDE 1至SIDE 7七個區域。此後經過未知時間，在第一批次殖民星完成後，宇宙世紀（Universal Century，簡稱U.C.）紀元開始使用，首批宇宙移民移居殖民衛星。
U.C.0040年，有主張將生命發源地的地球視為圣地、人類遷居到宇宙居住、以保護圣地地球的本質主義論（Elementalism）開始出現并在U.C.0044年被推廣。就在差不多的同時，地球上的殖民政策開始因地球聯邦的腐化而開始變質，除了一些土著居民以外，只有特權階級（聯邦政府官員及相關人員）才擁有居留地球的權利，其余一律強制遷離，同時另一方面，宇宙居民對技術的排斥較低，利用生物改造技術獲得更優秀的人種，但仍受到資源分配的歧視問題，加上地球聯邦政府對宇宙住民采取的不公正政策，由此埋下宇宙住民對聯邦不滿的種子。
倡導SIDE國家主義和新人類學說的激進思想家吉翁·什姆·戴肯批評聯邦政府的政策，鼓吹宇宙殖民地獨立運動。在U.C.0050年，各地開始要求自治的示威活動，卻遭駐留聯邦軍的鎮壓，使得宇宙住民對聯邦的不滿進一步升級。U.C.0053年，前往離地球最遠的SIDE 3的吉翁·戴肯當選SIDE 3首相，并于U.C.0058年發表獨立宣言，吉翁共和國成立，戴肯被尊為國父。此舉引發各殖民地獨立運動的激化，聯邦政府開始對SIDE 3實施經濟制裁，并開始擴充軍備。而SIDE 3則加強與其它殖民地的往來，以對抗聯邦的經濟制裁。
U.C.0068年，吉翁·戴肯因病死亡，但據傳聞死因與另一大政治家族薩比家族有關。吉翁·戴肯的副官德金·索多·薩比稱獲吉翁臨終前的任命而繼任首相，次年，宣布建立吉翁公國，德金·薩比成為公王。薩比家族對吉翁的獨裁統治開始，吉翁派遭到清洗，各反對勢力也均被公國政府武力鎮壓。吉翁公國開始大力發展軍備，公開與地球聯邦對抗。U.C.0071年，德金·薩比的長子-{zh-hans:基連;zh-hk:基力;zh-tw:基連;}-·薩比發表《優秀人類生存學說》，鼓吹SIDE 3種族優越論，在這個價值觀誘導下，原本的自然人已被視為不同物種，世界應該交給「新人類」統治等主張，使雙方的對抗進一步升級。此時，戰爭已經一觸即發。
U.C.0079年1月3日7時20分，吉翁公國軍總帥基連·薩比單方面向地球聯邦正式宣戰。僅僅3秒鐘之后，準備充分的吉翁軍便發動了對地球聯邦太空巡洋艦隊的奇襲攻擊，SIDE 1、SIDE 2、SIDE 4三個殖民區同時遭到吉翁以機動戰士（Mobile Suit，簡稱MS）為主力的別動艦隊襲擊。在散布的能夠使雷達系統失效的米諾夫斯基粒子和MS的面前，毫無準備、慣于依靠雷達進行遠距離炮戰的聯邦軍無力抵抗、一觸即潰，吉翁軍幾乎未受到任何抵抗便摧毀聯邦的抵抗勢力。此役之后，吉翁軍大量使用NBC（核子、生物、化學）武器摧毀殖民衛星，并向殖民衛星注入大量G3神經毒氣。宣戰不到40小時，三個聯邦所屬殖民衛星區幾乎全毀，30億自然人死亡——絕大多數為無辜平民。
1月4日，吉翁軍發動“不列顛作戰”，在SIDE 2的第8號殖民地“伊菲修島Island Efficial”上安裝核脈沖引擎，令其向聯邦軍總部——南美洲賈布羅基地墜落，意圖借此徹底摧毀聯邦軍。覺察此事的聯邦軍集結部隊企圖用核彈在殖民衛星墜落之前在太空將其摧毀。在6日至8日間，聯邦軍迎擊艦隊與吉翁軍數次交戰，但在MS的壓倒性近戰優勢面前阻止殖民衛星墜落任務最終失敗。而衛星在墜入大氣層后由于宇宙中的戰斗而偏離原定軌道并分裂解體，衛星前半部墜落在有1000萬人口的澳大利亞悉尼，造成澳洲大陸17％的土地沉沒于太平洋，原來的悉尼成為一個最大直徑500公里的圓形坑洞（后稱“悉尼坑洞”）；衛星后半部橫掃太平洋及北美洲大陸。衛星墜落造成3.2億人直接死亡及失蹤，而造成的海嘯、氣象變動等在戰時估計間接使20億人喪生，不過戰後統計下，發現實際上這些人只是因為受到米諾夫斯基粒子干擾通訊而變成下落不明，事實上還是生存；間接死亡人數為2億人。另外，地球自轉速度因這撞擊而使得每小時加快了0.1秒。
在戰爭爆發到衛星墜落的這一周被稱作“一周戰爭”，世界總人口消失了30％。
U.C.0079年1月13日，吉翁公國再次集結總攻，決定發動第二次“不列顛作戰”。宇宙攻擊司令、薩比家次子德茲爾·薩比中將率領的第一聯合艦隊和突擊機動軍少將薩比家長女基西莉亞·薩比率領的突擊機動軍艦隊分別從建造中的所羅門要塞和月面基地格拉納達出發，開赴SIDE 5空域——即“魯姆”區域。而知曉其動向的聯邦宇宙軍以雷比爾中將為司令，集結三倍于吉翁軍的軍力組成的聯合艦隊由月神2號出發截擊敵人。雙方艦隊于15至16日間在魯姆展開了宇宙世紀史上最大規模的宇宙艦隊戰：魯姆會戰。（根據高達 the origin的劇情，此戰役發生在U.C.0079 1月23日）
雖然地球聯邦在數量上有著壓倒性的優勢，但在吉翁軍先進的米諾夫斯基粒子干擾技術和搭載核彈頭的MS強大近戰能力面前依然不是對手，被打得潰不成軍。至16日凌晨雙方艦隊脫離時，聯邦軍損失了其投入兵力的80％，司令官雷比爾中將在座艦被擊沉后被俘。副司令卡寧根準將為了保護友軍撤退，指揮其座艦獨艦斷后，最后陣亡。基連·薩比隨即發表魯姆戰役大勝的全民演說，聯邦在宇宙的勢力大致上已崩潰。魯烏姆戰役使SIDE 5受到波及而毀滅，交戰雙方和SIDE 5居民共死亡25億人。唯一幸存的“德克薩斯”殖民衛星也因為日光反射板破損而導致內部環境控制系統失靈，無法繼續居住。
吉翁方面很多王牌MS機師便是在魯烏姆一戰嶄露頭角，如俘獲雷比爾中將的“黑色三連星”戰斗小組。而后來在宇宙世紀舞臺上大活躍的傳奇人物夏亞·阿茲納布爾（真實身份為吉恩·戴肯之子卡斯維爾·戴肯）亦是于此戰駕駛專用的紅色薩克一人擊沉聯邦5艘戰艦而獲“赤色彗星”的稱號。然而吉恩軍在魯姆會戰的勝利也是代價極重的。除了一些不幸被密集的防空流彈擊落的機師以外，許多訓練有素的MS駕駛員（其中包括不少教練人員）因為進攻時離對方太近，導致躲閃不及被聯邦戰艦的爆炸波及而機毀人亡。吉恩軍在魯姆會戰中的機師損失一直到一年戰爭后期也沒有能夠恢復元氣，以至于后來的阿·巴瓦·庫戰役因為人力短缺不得不派遣還未從軍校畢業的新兵參戰。
1月28日，吉翁公國利用魯姆戰役新勝的宣傳優勢，通過中立的SIDE 6向地球聯邦提出休戰條約，并且威脅聯邦如不投降就要將月神2號墜落到賈布羅。連吃兩場大敗仗、信心全無的地球聯邦政府內部投降派盛行，決定投降，1月31日，雙方決定在南極簽署條約。然而就在此時，剛剛被聯邦的特工隊所救出的雷比爾中將帶來了吉翁亦損失巨大的情報，并在月神2號基地向整個地球圈廣播發表著名的“吉翁已無兵可用”演說。聯邦軍的士氣因此大受鼓舞，而聯邦亦決定抗戰到底，基連·薩比虛張聲勢的勸降計劃徹底破產。最后，基于在“過度破壞對雙方均無益”的共識下，交戰雙方締結了《南極條約》，大致包括以下三個內容：
#禁止使用核子、生物、化學武器及墜落殖民衛星般的大質量武器，以及其它一些武器的使用；
#禁止攻擊中立地區、月面都市和木星船團，對SIDE 6的中立地位給與承認；
#確認戰俘待遇。
《南極條約》締結后，吉翁軍速戰速決，以宇宙包圍地球的愿望成為泡影，由於停火效果有限，戰爭仍然持續並開始向長期化發展。
顯然，不具備大量地球資源的情況下，吉翁被殲滅只是時間問題，由于與地球聯邦有30倍的國力差距，2月7日，吉翁公國又開始發動“地球降下作戰”，以獲取地球上的礦產和能量資源。大量HRSL（降下用裝置）被吉翁的“姆賽”級巡洋艦牽引在地球衛星軌道上空集結并向目的地降下，同時吉翁軍大量散布的米諾夫斯基粒子使聯邦的雷達失去作用，無法探知敵軍降下地點。自2月中旬起自3月，吉翁以貝加爾湖基地和烏拉爾山周邊、加利福尼亞基地和紐約周邊、北京周邊、馬來半島周邊和澳大利亞北岸為中心的數次降下作戰成功。由此，地球上大量的重要據點被吉翁軍占領，包括聯邦軍第二大軍事基地加利福尼亞基地。聯邦軍遭受重創，地球上三分之二的地區被吉翁占領。
可是地球實在太大了，降下作戰后，吉翁陷入了人力物力等資源的枯竭和戰線拉長帶來的補給問題，無力再擴展勢力范圍。聯邦軍也由于開戰初期受到的打擊無力進行大規模反擊，在收復東亞、西歐、澳洲南部一帶地區的失地后戰線就沒能擴展。由此，一年戰爭的初期階段結束，進入了相對穩定的對持階段。
自U.C.0079年4月吉翁降下作戰至11月敖德薩會戰為一年戰爭的對峙階段，在這段期間內雖然雙方都各自增強了戰力，除聯邦軍於7月失敗的收復夏威夷作戰外，並無值得一提的大型戰役，兩軍間主要以中小部隊的戰鬥為主。在此期間內，在各自的后方，交戰雙方都進行著下一步的準備。聯邦強化重建了月神2號基地，開始對自己的艦隊進行改造（即“賓森計劃”），并啟動了研發新型機動戰士和專用兩棲攻擊艦的“V作戰”。吉翁方面，宇宙要塞阿·巴瓦·庫完工，吉翁由所羅門要塞到阿·巴瓦·庫再到格拉納達的防線完成，在占領的加利福尼亞基地開始了適合地球中使用的各種兵器的開發改造，以及成立研究新人類的弗拉納岡研究所。在這段時間內，吉翁利用捕獲潛水艇和水中用MS成功地掌握了地球上一部分的制海權，但是由于缺乏技術和經驗，地球大氣層內的制空權基本上仍由聯邦軍壟斷，使得吉翁軍的軍事行動被聯邦軍用傳統兵器牢牢拖住。吉翁軍控制區也因為戰線過長，經常出現戰力空洞，反吉翁的游擊隊層出不窮。
戰爭初期，吉翁軍的機動戰士配合米諾夫斯基粒子所發揮的強大戰斗力令聯邦軍損失慘重。為了盡快趕上與吉翁軍在機動戰爭技術上的差距，聯邦軍也開始了自己的機動戰士的研發，這便是“V作戰”（Operation V，V指Victory，意為“‘勝利’計劃”）的核心內容之一。
5月，編號RX-77的鋼加農試作一號機完成；7月，V作戰的另一重要內容：搭載機動戰士、能夠在高濃度米諾夫斯基粒子環境下作戰的“飛馬級”二號艦“白色基地”在南美洲賈布羅基地完工。同時，RX-78 高達試作一號機至三號機也在尚未受戰爭波及的SIDE 7完工，等待最后的測試。將光束武器小型化的E-CAP技術被聯邦所掌握，開發出了MS能夠使用的、火力匹敵艦炮的光束步槍。
就在“V計劃”計劃的似乎一切順利時，吉翁軍獲悉了情報。9月，“白色基地”在SIDE 7入港，遭到尾隨其后的吉翁軍機動戰士偵察隊的襲擊，艦上的正規成員倉促應戰多在戰斗中犧牲。在混亂中，居住于SIDE 7的平民少年、卻同時也是“V計劃”主要負責人提姆·雷兒子的阿姆羅·雷登上并發動了高達二號試驗機。劃時代的史上第一次機動戰士間的對戰展開（雖然此為設定，但根據後來的追加設定，在此之前已經有機動戰士之間的對戰在地球發生）。借助高達的強勁性能，阿姆羅將兩臺吉翁軍MS-06 扎古擊毀，并隨后擊退了“赤色彗星”夏亞·阿茲納布爾，同時擊破第三臺扎古。但是在戰斗中“白色基地”不得不倉促突入大氣層，并且偏離了預定軌道。
隨后，“白色基地”接到查布羅的命令前往總部，但由于在突入大氣層前夕被夏亞所率領的艦隊攻擊，降落到了比預定地點偏北了2300多公里的北美吉翁軍控制區。在紐約，“白色基地”經過苦戰擊敗吉翁公國地球軍司令官、扎比家幼子卡爾馬·薩比的部隊，并擊斃卡爾馬及其卡烏攻擊空母，“白色基地”得以突破吉翁軍的封鎖到達亞洲與受命趕來增援的友軍會合。隨后，“白色基地”接到在后方擾亂牽制吉翁軍、以支援敖德薩會戰的指令，渡過裏海開赴中亞，吉翁軍派遣新的部隊追擊白色基地。
受命追擊“白色基地”的是突擊宇宙軍精銳，蘭巴·拉爾部隊。蘭巴·拉爾上尉乃是魯姆會戰創下輝煌戰果，獲得“藍色巨星”名號的人物，其擅長游擊戰，不單是從開戰前成功地施行諸多謀略，也是創建吉翁MS部隊的功臣之一。雖然他本來是吉翁．戴肯的人馬，但以其優秀戰術專家的手腕而被重用，在軍中受到相當優厚的待遇。但這樣的人才被派去周旋白色基地，卻並非具有戰略或戰術意義的行為。而是起自薩比家深刻恩怨的結果。吉翁在薩比家的獨裁政治下，此種以個人情感支配而加速吉翁瓦解之結果，則是不容置疑的。特別是手足間的嫌隙也從此刻轉趨顯明，過度的本位意識，前線的將士逐漸喪失其行動自由。這對於新技術引進、新武器配備、與補給活動等，也可說是同樣的情況。降下地球的蘭巴．拉爾部隊，也被捲入此般不幸的狀況中。而“白色基地”擊敗了追擊的蘭巴·拉爾隊，蘭巴·拉爾在自己的MS-07 古夫被擊破后沒有MS可駕，不得不冒險突入“白色基地”進行步兵強襲戰，結果失敗戰死。
於U.C.0079年11月7日發動的敖德薩會戰，是一年戰爭的重要轉折點。吉翁在地球的防線開始全面崩壞，歐亞大陸的主力被迫逃回宇宙。聯邦軍則扭轉了守勢，正式開始了對吉翁的反攻。其實際作戰地域在以敖德薩礦區為中心的烏克蘭中部平原上。
10月，聯邦于前一個月剛剛服役的一批新式機動戰士開始配置于前線，并迅速開始量產RGM-79 GM（吉姆，即RX-78高達的簡化量產型）用以對抗吉翁軍機動戰士。在敖得薩作戰之前，在亞洲等部分戰場上聯邦軍已經將RGM-79的先行陸戰量產型RGM-79G以及少數其他型號的MS投入實戰，并收效良好。此為進行歐洲反攻作戰，通稱“敖得薩作戰”的準備，雷比爾將軍直接下達的命令。時間為11月2日，距“白色基地”抵達中亞已超過兩星期了。雷比爾將軍聽見“白色基地”的戰果，確信其為真正的新人類部隊。聯邦軍決定發動敖德薩會戰，為此軍隊開始向華沙集結。敖德薩是連接歐洲及亞洲的戰略要沖，吉翁軍的歐洲方面軍總司令部就設于此地，聯邦希望通過此戰打破歐洲乃至整個地球的戰略平衡，并奪回被占領的中亞至東歐的礦山地帶。如能成功，吉翁將失去最大的資源供給地，歐洲和非洲部隊的聯系也將被切斷。為此，聯邦軍投入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地上兵力。10月10日，雷比爾將軍所搭乘的“大盤”（Big Tray）型陸戰艇“巴丹號”，自英國南安普頓出發，成為此次作戰的移動指揮總部。
11日，“巴丹號”越過多佛海峽，朝集結據點華沙而去。在此之前，各聯邦部隊也從的黎波里、日內瓦、萊比錫、斯德哥爾摩與漢諾威等基地出發。通向華沙的幹道路線幾乎被行軍的裝甲部隊給埋沒，空中的機隊群也形成好幾道機雲。此外，以“喜馬拉雅”級航空母艦、“阿爾巴特”級導彈巡洋艦為主力的兩艦隊，自奧斯陸南下，負責牽制吉翁的潛水艦隊。總計自八方面的部隊，將朝此以敖德薩作戰集結。可以預估，此為開戰以來最大規模的陸上會戰。
11月7日上午6時，在炮火的支援下，聯邦軍從西、西北和北三個方面以包圍的態勢對吉翁軍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北方的第四軍擁有以61式坦克為主的傳統裝甲師團，西北方為第二軍、第七軍，西邊為雷比爾親自率領的第三軍，支援的航空部隊自基輔、索非亞、伊斯坦布爾飛抵戰場。此外聯邦軍還在黑海對岸的安卡拉進行未曾間斷的導彈、火箭彈攻擊支援。而聯邦的首批量產GM也有30架投入了實戰，并取得了摧毀21輛坦克和4臺MS的戰果。而另一方面，機械故障的情形也逐一發生，30架中能夠遂行戰鬥者，聽說也不過15架左右。
吉翁雖然早已知曉聯邦的動靜，但由于敖德薩方面軍司令馬·克貝上校的上司基西莉亞·薩比的總部在月球，在無法公開派遣增援部隊的情況下，只能秘密將曾在魯姆會戰中俘虜雷比爾維爾的“黑色三連星”和新型地面用機動戰士MS-09-{zh-hans:大魔;zh-hk:大魔;zh-tw:德姆;}-派往地球實施支援。
經過三天的激戰，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聯邦軍面前，吉翁軍宣告潰敗。而“黑色三連星”也被已經成為聯邦軍王牌MS機師的阿姆羅·雷以一人之力全部擊敗。馬·克貝上校在情急之下企圖違反“南極條約”用核武器威脅聯邦軍退兵，雷比爾將軍毫不屈從，只是靜靜地揮揮手。“如今只有前進一途了。”他展現出此般執著的自信。雷比爾將軍的舉止，在場各將官，皆對此役的勝利充滿信心(雖然是這么一說,但是根據高達ORIGIN中描述馬克貝的實際目標是刺殺雷比爾且差點成功了,只不過阿姆羅最終極限切掉核彈)。就這樣，雖然雙方奮戰了三日夜，到最後仍舊不能扭轉兵力數量上的差距。吉翁主要的高層官員們搭乘桑吉巴爾級機動巡洋艦向本國轉進。殘存的吉翁軍多數向聯邦投降，少數逃至非洲繼續戰斗。最終，聯邦取得了敖德薩會戰的徹底勝利。
370萬人（直接參與）
90萬人（包含自非洲支援的部隊）
后勤支援人員
400萬人以上（接近地上總兵力的半數）
8萬人左右（包含自非洲支援的部隊）
5,800輛以上
2,000輛以上
其他戰斗車輛
9,000輛以上
1500輛以上
1,100架以上
2萬5千門以上
2,000門以上
地對地導彈（SSM）
1,800架以上
600架以上
對地攻擊／轟炸機
3,300架以上
800架以上
500架以上
畢格·托雷型12艘
達普提型5艘蓋洛普型8艘
飛馬級兩棲攻擊艦1艘牽制用海軍艦隊6戰隊（此外還有當地游擊隊也協助攻擊行動，但具體數目不明。）
固定粒子炮臺約200座（此外，為了對聯邦艦隊發動攻擊，8艘“U”級潛艇于阿拉伯海等地待命。）
敖德薩會戰之后，吉翁軍地面部隊一潰千里，基本轉為被動防御狀態，但借助潛艇和水陸兩用MS的力量，地球很大一部分海域的制海權依然控制在吉翁手中。
11月23日，趁著吉恩軍在敖德薩戰役慘敗后軍心不穩，聯邦軍發動了以收復澳大利亞全境為目標的大規模戰役。澳大利亞方面軍由馬斯特·皮爾斯·瑞爾少尉率領的“白色獵犬”小隊為先鋒，于2天後收復要地愛麗絲泉，一周后奪回對辛普森山峽地區的控制，隨即乘勢解放了西部和中北部大部分地區。吉恩軍于12月26日反撲，企圖進攻聯邦軍特林頓基地，但被擊潰。吉恩軍的最后一個據點——澳洲東北部的休恩登宇宙港，于1月2日（此時戰爭已經在書面上結束）向聯邦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