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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25年中，1876年，在中英煙臺條約談判中，身為煙臺海關稅務司的德璀琳與清政府全權代表李鴻章初次相識，李鴻章很賞識德璀琳的協助和才干，翌年德璀琳調任天津海關稅務司，與李鴻章交往開始密切，二人逐漸建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誼”。此后25年中，由于李鴻章的信任，德璀琳參與了中國許多外交事件。包括中俄伊犁交涉；1884年中法戰爭中，德璀琳促成李鴻章與法國水師總兵福祿諾的“李福會談”與《中法簡明條款》的簽訂；1886年，代表清政府與羅馬教廷和法國政府交涉，妥善處理北京蠶池口天主教堂搬遷到西什庫事件，并與羅馬教廷協商互派使節，因法國政府的阻撓才告落空；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期間，李鴻章派德璀琳作為非正式代表秘密前往日本與伊藤博文議和。當時，北京的外交使團如果不先到天津拜見李鴻章和德璀琳，就什么事也辦不成。有一位英國人評論說，德璀琳是中國實際意義上的外交部長。
天津海關遂成為海關郵政的中心。1878年，清朝總理衙門委托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創辦郵政，考慮到天津的地理優勢，赫德指定德璀琳在天津英租界設立郵政總辦事處，在天津、北京、煙臺、牛莊、上海設立華洋書信館，同時發行一套三枚以蟠龍為圖案、上印“大清郵政”字樣的郵票。這是近代中國郵政事業的肇始。1886年11月6日，德璀琳創辦天津第一份英文報紙《中國時報》。
從1878年到1893年（中間除了1882年至1884年）的13年間，德璀琳先后10次被推舉為英租界董事長。
1882年，德璀琳征得赫德和李鴻章的同意，按貨物價值千兩收銀一兩，作為鋪設天津英租界道路和綠化的費用。不久，在英租界內建成了天津第一條砂石路“德璀琳路”（今大同道附近）。三年后，英租界的城市建設初具規模，租界內條條林蔭大道修筑整齊，租界成為理想的住宅區。 1892年，德璀琳又募集白銀，開始修建津京大道。
德璀琳是天津英租界擴張的主要策劃者，1887年，推動收買海大道（今大沽路）與墻子河（今南京路）之間的800土地（大于原租界），開發房地產，10年后這里正式并入英租界（擴充界）。
1889年，由德璀琳發起，英租界工部局耗銀32000兩，在維多利亞道(今解放北路)，建造規模宏大的市政大廈戈登堂(即今市政府所在地)，1890年5月，戈登堂舉行落成典禮。
1886年，德璀琳得到佟樓以南“養心園”土地，建造了賽馬場（今工業展覽館一帶）、“鄉誼會”(今干部俱樂部)和天津最豪華的別墅“德璀琳大院”（已被拆除），并出資從英租界至賽馬場越界修筑了馬廠道(今馬場道)，英租界巡捕站崗，使賽馬場和馬廠道事實上被英租界控制。
1895年，天津德租界開辟后，也將界內一條馬路命名為“德璀琳街”（今河西區紹興道）。
1887年，德璀琳在海關道周馥的協助下，在大營門外梁家園辦了一所博文書院，可是因為經費等等一系列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最后只得把校舍抵押給了德華銀行。甲午戰爭后，興起教育救國思潮，天津海關道盛宣懷于1895年，呈請直隸總督王文韶轉奏清政府，要求在原博文書院校舍，開辦“北洋西學堂”，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當年天津最早的一份中文報紙《中國時報》，立即發表了這一消息。
1904年11月，德璀琳與開平礦務局總辦張翼赴倫敦與英國墨林公司（Morling CO.）打官司勝訴，事后每年從開平公司秘密領取幾百兩銀子的車馬費。此事被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得知，德璀琳被迫辭去天津海關稅務司一職。1913年1月4日，德璀琳死于天津，葬于德璀琳大院的一角。當時《京津泰晤士報》發表評論：在將近40年的時間里，他在華北占有如此優越而又如此有威力的地位，以致我們不可能在想到天津時而不想到他。
德璀琳一生無子，生了5個“善交際、愛運動”的女兒，大女婿是他推薦給李鴻章擔任旅順海軍基地工程師和教練的德商漢納根，二女婿美國人臘克是美豐銀行的經理，三女婿包爾曾任奧國駐天津領事，四女婿英國人納森是開灤礦務局總經理，五女婿是英國的駐華使館武官。由于德璀琳全家顯赫的地位，“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為天津的社交中心”。
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大清刑部定名浙江民人葛品連身死案，發生于大清國浙江省余杭縣，事緣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末葛品連暴斃，其妻葛畢氏（俗稱小白菜）卻被誣指與新科舉人楊乃武謀奸毒殺丈夫，后因為仵作錯判尸格、知縣劉錫彤刑逼下釀成冤案，后因《申報》持續報道引起朝野關注，楊乃武家屬在北京的浙籍官員協助下兩次到北京上訴至兩宮太后處，案情經過多次重審維持原判后移交北京刑部，刑部開棺驗尸確認葛品連非系毒死，最終光緒三年（1877年）刑部判決被告葛畢氏和楊乃武、原告沈喻氏及一干證人因偽證誣陷從輕判處杖責等刑，主審官員劉錫彤及仵作、門丁俱從重判處，其余參審官員大多以革職論處。
此案是清代法制史的標梽性案例。法學者鄭定、楊昂研究此案時認為：「閣部大臣到地方官僚，甚至上至兩宮皇太后，下至小小仵作，都在此案的審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一案件是清代司法制度的最集中、最全面的體現。...官方重視，故而檔案卷宗保存較為完備；再加報紙報導、民間傳說、正史、野乘，以及眾多涉案人員的公牘、筆記、文集、日記、回憶錄等相關文獻的大量出版...。凡舉晚清法律研究之重要課題，略如刑訊、驗屍等證據制度，上控、京控、會審等上訴制度之諸端，皆可由此案而詳察其過程。」
清朝地方官員審判案件情形
中國古代長期將笞、杖、徒、流、死五刑列為基本刑罰，死刑是其中最嚴重的刑罰，在《大清律例·名例律》中規定死刑只有絞、斬兩種行刑方式，然而在固定刑罰之外還有非常用的凌遲、梟示等酷刑。清代實行死刑監候制度，所謂死刑監候，根據《大清律例·名例律》律文“小注”，死刑犯人除了判處“應決不待時”之外，其余都需要先行監禁一段時間，等候刑部秋審、朝審復核，刑部將死刑案件分為“情實”（情況屬實，理應死刑）、“緩決”（暫緩決定）、“可矜”（情有可原）、“可疑”（案情可疑）等類別，分別奏請調整刑罰或維持原判。此外，清代司法規定只有皇帝才有資格判處罪犯死刑，地方州縣只有判決笞、杖等較輕罪的權力，對于徒、流及以上，只有總督、巡撫級別才有資格處理，地方督撫只有按照律令擬辦罪名。
清代死刑案件需要經過偵查初審、審轉解司、復審具題、中央審理5道程序：偵查初審一般由州縣一級負責，清代州縣衙門一般存在放告時間，一般在每月3、6、9或3、8日放告，專門處理民眾呈控，但重大案件可以隨時呈控，例如本案沈喻氏就是和地保在葛品連死后的10日呈控，州縣一級雖然沒有笞、杖以上的判決權力，但對于人命案件格外謹慎，《律例》要求縣官務必親自到場檢驗尸體，官員如不及時到場或轉委他人則可判處杖刑，州縣官員可以通過包括刑訊在內各種方法獲取本案“實情”，接著需要按照《律例》或者判例進行擬罪，縣級官員可以就十惡、命盜案件擬死罪，法律又規定州縣結案需要犯人“服輸口供”，因此逼供在所難免，結案后州縣將犯人及案件材料遞交上級的府；府一級的審轉解司屬于法律之外的司法慣例，州縣遞交案件后，府一級不僅需要審查其遞交材料、人犯，還需要對州縣押解的人犯、供詞重新開堂審理，如果和縣審沒有出入就可以提交省一級的按察司和督撫，然而很多時候地方知府為圖方便會直接將需要重新審理的案件轉交下屬首縣處理，因此大多敷衍了事、很少平反；在省一級，死刑案件需要經過按察司和督撫兩次復審，按察司主要負責具體審理，督撫主要負責向中央傳達案情，清代按察司為彰顯其權力幾乎每案必駁，經常固執成見、不以實情定案，按察司程序核查后案件轉至督撫審理，督撫主要關注官員在案件中的履職情況，不一定清楚案情來龍去脈，屬于地方的最后一道審理程序，審理無異后便具題皇帝；中央負責死刑判決的主要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清代繼承前代“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駁正”的制度，但刑部權力獨重三法司，都察院有負責京控的職責，大理寺行使平復冤案職責較為罕見，按照規定審理后死刑案件將會具題呈送皇帝，皇帝一般形式上批準，但偶爾也會批復案件。
太平天國戰爭之后，清政府為了應對各地農民起義頻發的動亂局面，不得不放寬死刑復核制度，允許地方官員直接將囚犯“就地正法”，這也導致了原本的死刑裁決權分散到地方，各地官員直接把控生殺大權，一旦有人鳴冤則官官相護、阻撓打壓，對抗中央干預案情，因此冤假錯案數不勝數，其中以浙江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本案）、江寧的三牌樓案、河南的王樹汶頂兇案最為典型。因此在本案平復之后地方大員往往持抵觸態度，例如當時沈葆楨就評論“不冤殺匹夫匹婦而反黜學臣”。
所謂上控制度，是中國古代特有的審判制度，當事人如果不滿審理或判決結果，可以向上控訴，稱之上控。根據《清史稿》記載，清代以州縣審理為初審，當事人不服則需要逐級向府、道、司、院上控，如果違反規定越級上控則可判處笞刑，對于上控的案件，上級部門既可以自己審判，也可以發回初審部門重審，也可以轉交其它州縣審理，然而在實踐中上控事件一般都發回原審部門重審。依照清律，上控分為兩種情況：其一是案件尚未在州縣審理或尚未審結，如果不涉及官員作弊一般都交回原審處理；其二則是案件不受州縣受理或已經審結而當事人自認冤枉，上級不得托辭不受理，需要提審或者發回再審；如果事關重大，案件情節曲折，則有上級部門發交下級審理，例如在督撫處呈控，督撫則需要發給下級道臺處理。京控是指，冤情上控至北京都察院、通政司或步軍統領衙門處的情況。京控需先要府、道、司、院上控未果才能進行，屬于最后才能進行的上控。叩閽，即直訴，直接向天子秉明申訴，根據順治十七年（1660年）《木榜條例》，清代叩閽限制嚴格、處罰較重，非軍國要務、大貪大奸、奇冤慘異不得到衙門前擊鼓申訴，如果違反則可能視作刁民、奸人杖責示眾；乃至康熙七年（1668年）《木榜條例》停止實行，稍微放寬叩閽限制，仍舊限制于事關重大的案件。
葛品連，案件死者，乳名小大，訛名葛品蓮，浙江省杭州府余杭縣人，系沈喻氏與葛奉來獨子，妻子葛畢氏。父親葛奉來早逝，母親沈喻氏獨自撫養葛品連，后太平軍入侵余杭擄掠葛品連，沈喻氏無夫無子于同治二年改嫁木匠沈體仁。次年，葛品連從太平軍那里逃回，繼父沈體仁推薦他到豆腐店當伙計。當時沈家隔壁就是沈喻氏娘家遠親喻敬天家，他的妻子喻王氏也有一位前夫所生的女兒畢生姑，于是沈喻氏就通喻王氏訂下婚約將畢生姑許配給葛品連。同治六年十月，喻敬天在余杭縣澄清巷楊乃武家隔壁造房，舉家搬到澄清巷居住。同治十年，畢生姑成年，葛品連找來母親商量婚娶過門，丈人喻敬天于是討要彩禮，要葛品連造房子，葛品連出不起房子的錢，于是他的義母馮許氏說情以洋錢八十元作為彩禮另附宴席費用洋錢六十元，借喻敬天家為婚房操辦婚事，又托楊乃武擇定吉日次年三月初四成親。當時沈喻氏丈夫沈體仁正在為楊乃武家重修屋舍，沈喻氏聽說楊乃武所自己家自住有余想要出租，委托趙蘭榮向楊乃武于同治十一年二月簽訂租約，每月月租800文。同治十二年三月，葛品連與畢生姑結婚，畢生姑是為葛畢氏，次月二人從喻敬天家搬入楊乃武家租住。
葛畢氏，案件嫌疑人，葛品連之妻，本名畢生姑，訛名畢秀姑，浙江省杭州府余杭縣人，出生于咸豐五年（1855年）。另據畢氏后人回憶乳名阿生，出生于浙江余杭倉前的畢家塘村，村子只有五六十人家，多數為畢姓。葛畢氏的父親畢承祥是在太平天國攻打余杭時去世，死后祭祀在畢家塘村附近的畢氏祠堂，因此可以肯定葛畢氏系余杭人。不過據楊乃武女兒楊濬回憶，葛畢氏樣貌白皙秀麗，又喜歡穿白衣綠裙，遠遠看去就像一顆白菜，因此人稱“小白菜”，楊乃武稱葛畢氏是太平天國遺民后裔，天京陷落后隨父親從南京逃出流落余杭，父親死后被喻王氏收養。
楊乃武，案件嫌疑人，字書勛，一字子釗，浙江省杭州府余杭縣人，家中排行老二，人稱楊二先生，根據記錄出生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前后，兄長乃文早夭，家里只有姐姐葉楊氏。楊乃武咸豐三年考中生員，同治十二年（案發當年）八月考中鄉試第104名舉人，根據余杭地方志記載楊乃武系當年余杭縣唯一一名舉人。據妻子呈控，楊乃武在家以授業教書為生，按照女兒回憶則是務農蠶桑，偶爾替人寫狀書。楊父樸堂，桑蠶為業，妻楊姚氏。楊家世居余杭縣澄清巷西首，向有臨街屋舍一棟，澄清巷西連余杭縣衙西接學署，為余杭縣城鬧市所在。太平天國戰爭期間楊家毀于戰火，因此在同治十一年楊家重修之前租住在澄清巷姚氏家中，后來喻敬天搬來姚家隔壁與楊乃武做鄰居，同治十年楊乃武重修屋舍，請來沈體仁修得三層三底，后將空屋出租給了葛品連。據楊乃武與詹彩鳳女兒楊濬回憶，楊乃武姐姐葉楊氏名叫楊菊貞（淑英），出嫁不就就開始守寡，后來代為撫養尚在襁褓的楊乃武，因此姐弟感情很深；楊乃武為人正直，黑白分明，曾經為倉前農民代為交糧，抗訴收糧官何春芳陋習，并到知縣劉錫彤堂前辯白，劉錫彤斥責后還連夜在衙門照墻上張貼“大清雙王法，浙省兩撫臺”對聯諷刺。
劉錫彤，案件初審主審，字翰臣，直隸天津府鹽山縣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順天鄉試舉人。劉錫彤最初抽簽候補浙江余杭知縣，不久改派到山東，接著父親去世守喪三年，丁憂結束后，同治七年朝廷安排重新到余杭任職。劉錫彤獨子劉潮，字海升。同治十一年夏，劉錫彤次孫在余杭病逝，七月劉錫彤離任余杭知縣回鄉安葬，至十二年九月（案發前一個月）回任余杭知縣。
錢坦，案件主要證人，浙江省杭州府余杭縣人，咸豐年間于余杭倉前創辦愛仁堂，小有名氣，鄉人雅號“大慈先生”。錢坦作為店主樂善好施，經常幫助窮苦人賒賬買藥，自己又稍微了解藥性，因此愛仁堂在當地頗有名氣。
《餘杭縣誌》載餘杭地圖，事發的澄清巷係餘杭學宮與餘杭縣衙之間的南北向道路，圖中下方運河係餘杭與杭州之間的主要通道，倉前鎮即得名于右下角便民倉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三月，葛品連娶母親沈喻氏遠親喻敬天繼妻女兒畢生姑為妻，四月搬入楊乃武家中租住。葛品連在豆腐店當伙計起早貪黑，經常在店里過夜，他的母親沈喻氏已經改嫁，因此不和葛家同住。當年七八月間，葛品連因為屢次看到妻子與楊乃武坐一起吃飯，因此懷疑兩人存在奸情，夜里經常偷偷回家觀察兩人，只看到楊乃武教葛畢氏讀書，沒有發現奸情，但還是和母親沈喻氏和丈人喻敬天講起這件事。沈喻氏也到葛品連家中，果然看到楊乃武與葛畢氏一起吃飯，因此心中猜忌，就和街坊談論這件事。當時楊乃武想要漲房租，沈喻氏因此也勸兒子搬出去避嫌。同治十二年閏六月，葛品連搬到了喻敬天表弟王心培家隔壁居住，王心培代為監督，并沒有發現楊乃武往來。八月二十四，葛品連以葛畢氏沒有腌菜為由對妻子進行毆打，葛畢氏情急之下剪斷頭發說要出家，葛品連母親沈喻氏和丈母娘喻王氏聽聞打鬧趕來，向王心培詢問事情經過。葛畢氏母親喻王氏了解完情況表示自己很生氣，就說：“怎么能因為這種小事來打我女兒？”葛品連母親沈喻氏也斥責了兒子，兒子就辯解稱自己只是拿這件事為之前與楊乃武之間的事情出氣。當年九月初八，楊乃武妻子大楊詹氏難產去世，街坊流傳大楊詹氏是因為與丈夫發生口角而去世，于是楊乃武與小白菜之間的謠言愈演愈烈，而在丈母娘做主下楊乃武續弦妻妹，也就是后來為其伸冤的小楊詹氏。
據楊乃武女兒回憶，葛品連成親之后，由于丈人喻敬天家太小，丈人催促葛品連趕快搬出去住，葛家于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正式入住楊乃武家；由于葛品連經常不在家，葛畢氏也經常幫楊乃武妻子大楊詹氏做家務，因此楊家人都很喜歡葛畢氏并待之如家人，楊乃武也經常教她讀書認字，后來市井無賴就謠言“楊乃武奸占小白菜”，并畫了張“羊吃白菜”夜里張貼到楊家門墻，葛家聽說也來探查，并沒有見到所謂奸情，只看到葛畢氏和楊家一同吃飯，于是沈喻氏就和街坊說葛畢氏好像成了楊家的人，后來葛家為了避嫌就搬出去住了，楊乃武后來就和葛畢氏再無來往。
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初七，葛品連出現中醫的寒熱癥狀，膝蓋紅腫。葛畢氏想到丈夫以前得過流火，勸丈夫請人代工，葛品連仍堅持上工。十月初九早晨，葛品連從店里回家。葛品連繼父沈體仁在大橋附近的茶店看到葛品連行走遲緩、渾身發冷，地保王林看到葛品連到糕點店買粉團吃的時候面色發青并且還會嘔吐，丈人喻敬天熟人朱大告也看到葛品連在余杭學宮字紙爐前嘔吐，到家的時候王心培妻子看到葛品連雙手抱肩、瑟瑟發抖就問了一下情況，葛品連就說自己是生病了。葛品連到家里上樓倒頭就睡，時不時就想要嘔吐，叫妻子葛畢氏給他蓋兩層被子，說自己這幾天一直身體虛弱、四肢無力，估計是氣虛了，讓葛畢氏給他買來東洋參、桂圓煎湯服用。丈母娘喻王氏過來探望，葛品連已臥床發抖，一直嘔吐，喻王氏問完病情就回家了。葛畢氏聽到葛品連喉嚨里有痰，就忙去詢問，此時葛品連已經口吐白沫不能說話，情急之下葛畢氏就向外面街坊大喊，隔壁的王心培馬上就趕過來，聽完情況就把沈喻氏、喻王氏叫到葛品連家里。看到葛品連已經話也說不出來了，眾人就趕緊請來醫生，醫生診斷葛品連得了痧氣，就用萬年青、蘿卜子灌口施救，病情不見起色。申時，葛品連死亡。
葛品連死后，母親沈喻氏為他兒子換壽服時尚未生疑。葛品連年輕體肥，且余杭地處南方冬天也很溫暖，到了初十夜里尸體開始腐化，口鼻處有淡血水流出，葛品連義母馮許氏看到后，覺得葛品連暴斃一定有蹊蹺，沈喻氏看到葛品連面色發青后也懷疑是毒殺。沈喻氏盤問葛畢氏，葛畢氏否認，但沈喻氏覺得葛畢氏素來舉止放蕩，找來地保王林以兒子死因不明為由抱告，十月十一黎明投遞余杭縣衙。當日，余杭知縣劉錫彤正要尋訪此案案由，恰好好友陳湖（字竹山）來看診，陳湖告以傳聞：1.葛畢氏曾與楊乃武一同居住，因兩人不避嫌疑，鄰里議論紛紛；2.葛畢氏搬家后，夫妻二人曾經吵架，葛畢氏一度剪發說要出家；3.葛品連死后，街坊傳言是葛畢氏毒殺親夫。劉錫彤又去鄰里了解情況，聽到果然如陳湖所說相差無幾。
十月十一日正午，劉錫彤帶領門丁沈彩泉、仵作沈詳前來驗尸。此時尸體腐化已經比較嚴重，尸體全身水腫，上半身呈現淡青黑色，尸體腹部表面出現數十水泡，指甲和趾甲都呈現暗灰色。沈詳在查驗中，將口鼻血水流入眼耳誤認七竅流血，將指甲和趾甲的暗灰色誤認做尸體的青黑色，從尸體取出銀針后沒有使用皂角水擦拭，誤將銀針上尸體殘渣的青黑色認作毒物引起的銀針發黑。沈詳認為尸體軟而不僵，可能是是服用鴉片致死；門丁沈彩泉則相信先前葛畢氏毒殺親夫的說法，認為服用鴉片多為自殺因此排除鴉片中毒，以腹部起泡為由斷定是砒霜中毒；沈詳與沈彩泉互執勤一辭，沈詳報告含糊說服毒死亡，沒有具體說明是哪一種毒物。劉錫彤據此當場訊問鄰里親族，大家都不知道毒物從何而來，于是將葛畢氏帶回官府審訊。葛畢氏一開始說自己毫不知情，后來官府嚴刑拷打，葛畢氏屈打成招，由于驗毒無可辯駁，于是只能編造與楊乃武同居通奸，分居后十月初五楊乃武交砒霜毒殺葛品連的供詞。隨后劉錫彤傳召楊乃武對質，楊乃武堅決不認，劉錫彤就稱自己銀針受皂角水洗滌而不褪色證據確鑿，十二日劉錫彤上書革除楊乃武舉人身份。十六日，楊乃武堂弟楊恭治及妻弟詹善政各自都以楊乃武十月初五在南鄉詹家，不可能交砒霜為由到余杭縣申訴，然而葛畢氏由于害怕刑罰沒有翻供，楊乃武仍堅決不認。二十日，同治帝御批同意革除楊乃武舉人資格，本案當事人俱移送省城杭州進行審理。杭州知府陳魯親自督辦審理，對楊乃武嚴刑拷打，楊乃武認罪招供，問及砒霜從何而來，楊乃武想起自己從余杭到杭州路經倉前曾看到錢姓愛仁堂藥店，于是編造供詞說自己十月初三從倉前錢寶生藥店處以毒鼠名義買了40文紅砒交給葛畢氏。
十月二十七，陳魯令劉錫彤回縣傳訊錢寶生，劉錫彤擔心其害怕牽連不愿意作證，因此委托杭州府幕僚倉前人章濬（即章掄香，章太炎父親）寫信給錢寶生勸說，“錢寶生”到縣衙拒絕呈供，說自己叫做錢坦，從來沒有叫過錢寶生。劉錫彤給錢坦看了章濬書信，加以開導，指天發誓錢寶生不會受案件牽連，讓他回去在考慮。當時他同父異母地胞弟錢塏聽說兄長犯案，又知道陳湖與劉錫彤關系，于是央求陳湖為兄長說情，陳湖同錢塏到縣衙門房，門丁說劉錫彤正在花廳審訊不便待客，于是向沈彩泉索要楊乃武供詞。錢坦離開花廳門口時，陳湖走上前詢問，錢坦就訴苦說官府強行讓他承認販賣砒霜，陳湖就復述楊乃武供詞，告誡其賣砒霜毒鼠、不了解殺人事由，最多不過枷杖刑罰，勸說錢坦盡可能配合供述，錢坦于是依照楊乃武供詞作出了甘結。劉錫彤怕案情拖延省里怪罪，于是沒有令錢坦與楊乃武對質，直接將錢坦甘結送到杭州府，杭州知府陳魯即按甘結定案。
據張召豐憶述1930年從光緒朝舉人郎紫垣、余杭鎮紳士董潤卿等人以及曾在余杭縣管理案件卷宗數十年的邱文燕管卷員說法，余杭地方傳言及州縣檔案均有楊乃武在杭州初次供詞中提及劉錫彤初次赴任余杭時曾經在文昌閣與楊乃武撞舟，二人也因此結怨的情節：文昌閣位于余杭塘河與南渠河交接處水中，南北通過拱橋連接兩岸，船只靠右行駛通行固定橋洞；當時余杭卸任知縣錢國珍派遣官船儀仗到杭州為劉錫彤接風，劉錫彤篤信風水，聽說近年余杭時有水患，就說行舟忌諱在北岸航行，于是返程中強令到船夫從文昌閣南側橋洞逆行通過，正好遇上乘小船到此的楊乃武，小船船夫看到大船不守規矩于是破口大罵，接著看到船上儀仗就不敢多說什么，劉錫彤看到小船上有一個年輕書生詢問得知這是楊乃武——到了同治十二年楊乃武中舉，楊乃武依照官場習俗拜叩主官、恩師，唯獨沒有拜見劉錫彤。
定案后，由于葛畢氏供詞稱八月二十四與楊乃武在房中調情被丈夫撞見因此受到毆打與最早沈喻氏上訴的控詞不一致，沈喻氏急于為兒子報仇，因此按照葛畢氏說法重新錄供，王心培不清楚情況也按照沈喻氏說辭錄供，陳魯就按照最新的供詞錄入案件詳稿，沒有交給余杭縣先行審查，劉錫彤發現案件詳稿中犯人口供稱尸體口鼻流血與驗尸報告不一致，擔心自己會受到駁斥，因此將供詞中口鼻流血全部涂改為七竅流血。杭州知府陳魯擬刑，葛畢氏擬以凌遲論處，楊乃武擬以斬立決論處，“錢寶生”擬以杖責論處。十一月初六，案情經由浙江按察使蒯賀蓀、浙江巡撫楊昌濬復核。葛畢氏、楊乃武因為已經供認，都對案宗簽字畫押。楊昌濬派手下候補知縣鄭錫滜到余杭倉前探查，然而“錢寶生”已經獲得鄭錫滜調查的消息，與陳湖商議按照原先的供詞承認。鄭錫滜探查后，以無冤無濫和劉錫彤一同回復楊昌濬，楊昌濬于是按照陳魯原擬書寫題呈。
胡瑞瀾提交的楊乃武供詞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楊乃武在獄中親自作供，稱葛畢氏串通誣陷，主審官嚴刑逼供，委托親姐姐葉楊氏上京伸冤，葉楊氏派楊廷南到都察院衙門呈控，案情又被打回浙江再審。浙江巡撫楊昌濬將本案委托給結案的杭州知府陳魯再行審理，又傳訊王林、沈體仁等到案。陳魯以葛畢氏、楊乃武已經服罪，打算維持原判。案情還未上交刑部時，楊乃武妻子小楊詹氏六、七月連續到浙江巡撫、浙江提刑按察使司處上控不成，于是九月第二次入京到步軍統領衙門叩閽，回復諭旨要求浙江巡撫會同浙江提刑按察使司重新審理。巡撫楊昌濬將案情委托給剛剛到任的下級——湖州知府錫光、紹興知府龔嘉儁以及富陽知縣許嘉德、黃巖知縣陳寶善審理，錫光審理幾次后就托辭不再審理，葛畢氏、楊乃武紛紛翻供，案件遲遲得不到審結。
據楊乃武女兒回憶，在第二次京控之前，恰逢夏同善丁憂期滿，胡雪巖為其設宴餞行，父親同年同鄉生員吳以同系胡慶余堂西席，在席間向夏同善求情，并稱此事關乎到浙江士林聲譽，夏同善深感同情，允諾相機進言。楊家人在扣閽前兩度探監，想楊乃武詢問助力，楊乃武即舉同榜舉人汪樹屏、夏同善堂弟武舉舉人夏縉川及胡慶余堂吳以同，楊家先去拜訪汪樹屏，王樹屏寫信給北京都察院任職的哥哥汪樹棠，并打算聯合18名舉人一同到都察院控告；接著楊家找到夏縉川，夏縉川也寫信給夏同善；最后見到吳以同，吳以同已經和夏同善說情，并且將楊家人引見給胡雪巖，胡雪巖資助楊家200兩路費。到了北京后，楊家先是拜訪夏同善，后在夏同善介紹下拜訪浙籍京官30多人。夏同善還向翁同龢轉呈楊乃武控狀，翁同龢看完就去刑部，刑部尚書桑春榮正想要上奏結案，并不允許翁同龢查閱檔案，后由林則徐子林拱樞私下調出檔案送到翁同龢家審查，翁同龢對照楊乃武控呈逐條圈出可疑之處交給刑部，王樹屏等人聯名訴狀也告至都察院和步軍統領衙門，此事驚動皇帝和兩宮太后，慈禧因此下旨要求楊昌濬重審。楊昌濬交給錫光審理，錫光沒有用刑，因此楊乃武和葛畢氏紛紛翻供。另據葛畢氏出生地畢家塘村遺老回憶，畢家塘村當年也集體為葛畢氏進京伸冤，然而并未見諸報端。
光緒元年四月，刑部給事中王書瑞上奏稱，懷疑地方主審官員故意拖延辦案以使當事人死于牢獄，好敷衍朝廷旨意了事，因此要求朝廷另派官員審理。朝廷指派浙江學政胡瑞瀾主審，并令寧波知府邊葆誠，嘉興知縣羅子森，候補知縣顧德恒、龔世潼隨同辦。胡瑞瀾沒有質疑先前的仵作鑒定，仍然讓證人相互對質，雖然審訊供詞有八月二十四楊乃武有無在葛家、買砒霜時間有初二又有初三這樣的出入，但胡瑞瀾沒有究查緣由。胡瑞瀾主要著重澄清楊乃武第二次扣閽呈辭的各種事實，發現了其中多處實屬誣陷，又調查到楊乃武家人曾經到倉前強求錢坦翻供、跪求原告沈喻氏撤回起訴等等不利於楊乃武平反的情節，因此決定維持原判。
+楊乃武京控指控及回應
葛畢氏賴婚不遂，楊乃武為其說合。
說媒系由葛品連義母馮許氏出錢而成。
葛畢氏與衙役何春芳來玩，楊乃武告知葛品連，葛品連因此毆打葛畢氏。何春芳當庭供稱，并不認識葛品連夫婦。楊乃武稱葛品連夫婦住在何春芳隔壁時就經常看到他到葛畢氏那里，葛家搬到澄清巷后與何春芳仍是近鄰，不可能不認識。
楊乃武性格強勢，沒有人敢進他家，更不用說衙役。指控何春芳系挾仇誣陷。
楊乃武讓葛家搬家，葛家遲遲不肯就染地保押送遷居。
葛品連搬家系因奸情自行搬離，無地保押送之事。
''葛品連死后，衙役在葛家謀劃數日。（原呈底稿無此內容，下同）''
葛品連初九死亡，初十晚上沈喻氏察覺毒殺，于是十一報官，并無衙役謀劃之事
葛品連兇狠好斗，樹敵眾多，不一定是毒殺。
葛品連盛行懦弱，據地保王林供述，數年前葛品連與數人爭斗，葛品連只敢咬破手指血皮，不敢咬斷手指。
''知縣劉錫彤長子派衙役阮德來楊家勒索錢財。''
楊家對于是否支付贖金語焉不詳，一開始說支付了贖金，但問起付給誰、付了多少，又開始改稱沒有支付。劉錫彤長子在當年四月回到老家，案發時并不在余杭。
刑部質疑，劉錫彤長子劉潮是否是楊乃武指認之劉子翰，劉潮是否早已回籍，以上都是阮德一面之辭，劉潮并未親自到縣供述。
浙籍京官質疑，傳言劉子翰確為劉錫彤親生，劉潮之名系劉錫彤編造。
沈喻氏報官的呈文僅稱葛畢氏不可吐露、言語支離，并沒有提及楊乃武；葛畢氏供詞稱，沈喻氏在葛品連死后盤問葛畢氏，得知了其與楊乃武因奸謀害，于是才報了官。沈喻氏既然已經知道葛畢氏與楊乃武通奸，報官呈文怎么會說葛畢氏言語支離，不談及楊乃武通奸？
據鄰里傳言，葛畢氏之事早就丑名遠揚。
浙籍京官質疑，審官將原報遷就現供敷衍了事。
供詞稱，楊乃武與葛畢氏在同居期間開始通奸，葛家遷居后不復來往。楊乃武既然和葛畢氏通奸，又為什么要強令葛家搬家？楊乃武如果要謀害葛品連，應該在十月前和葛畢氏先行謀劃，怎么可能十月直接交砒霜？如果葛畢氏與楊乃武情深意切，怎么可能在沒有受刑的情況下就招供楊乃武？王心培當庭供稱，一開始并沒有看到楊乃武到葛家，也不知道葛品連撞見楊乃武與葛畢氏調情之事。
葛品連新家與楊乃武家不過百余步，更有小路直通楊家后門。王心培也說葛畢氏一般睡得很晚，經常看有人出入，實在不知道奸情。
刑部質疑，王心培并沒有說明往來者是誰，胡瑞瀾未加以追查，且有嫌疑的何春芳、楊乃武皆系王心培鄰居，王心培不太可能認不出。
葛畢氏供詞稱，八月二十四葛畢氏與楊乃武調情被葛品連抓到，葛畢氏因此受到毆打，九月二十楊乃武探望葛畢氏并開始籌劃。楊乃武八月正在省城杭州參加鄉試考取舉人，八月底才返回余杭，又怎么能夠和葛畢氏調情，九月二十籌劃之事更是無稽之談。指控當時是衙役何春芳與葛畢氏調情被抓。
據鄰居說法，葛畢氏在楊家時已經丑名遠揚，并沒有和其他人有奸情。
刑部質疑，胡瑞瀾提交供詞里面說此事緣葛畢氏沒有及時釀腌菜，葛品連借此出氣，并非與楊乃武調情所致。
錢寶生供詞稱，十月初三楊乃武到東鄉倉前買砒霜。葛畢氏供詞稱，十月初五楊乃武交砒霜。楊乃武考中舉人后一直都在杭州辦事，后因南鄉岳丈詹家十月初四除靈拜服，初五與詹家族親討論過繼問題，因此初二從杭州回余杭，初三早上到家后就到南鄉岳丈家，初六才回到余杭。當時同在詹家的族親以及楊乃武堂弟恭治都曾經呈訴情況，然而知縣既沒有采納呈訴，又沒有按規定將呈訴移交上級部門。
倉前系杭州至余杭必經之路，南鄉詹家到余杭不過十里，楊乃武初二返回余杭時購買砒霜并一直帶到岳丈家，據吳玉琨呈訴稱詹家初五就自行散去，與楊乃武初六返家說不符。
刑部質疑，胡瑞瀾奏折及上交供詞中改稱初二日到錢寶生處買砒霜，與前述不符。
浙籍京官質疑，楊乃武初五在詹家，也不是沒有理由不能初六回家。
錢寶生是證明楊乃武買砒霜的重要證人，不僅沒有經過縣官審問，反而是縣官在花廳接見。錢寶生本來需要與楊乃武對質后無疑才能作供，然而縣官直接將供詞提交到杭州府后就放錢寶生回家。杭州府理應重審重要人證，卻僅憑縣里的供詞嚴刑逼供，強令楊乃武服案。杭州府本來傳召錢寶生，錢寶生不肯到案，說縣官和他有約在先，威逼利誘其承認供詞，許諾如果承認就放他回家，現在怎么又能夠違約要我到案？錢寶生到案后，杭州府也沒有讓錢寶生與楊乃武對質。
楊家家人曾到倉前逼錢寶生翻供。
浙籍京官質疑，錢寶生本名鹿鳴，并無錢寶生之名，因受多方誘騙作下甘結。
楊乃武身上有胎記，如果楊乃武與葛畢氏通奸，葛畢氏必然會看到胎記。小楊詹氏向省里官員具明此事，省里主審沒有先問葛畢氏，反而當庭詢問楊乃武胎記在哪里，后續也沒有提審葛畢氏。
楊乃武此時已經和葛畢氏串通翻供，葛畢氏必然不認，因此不足為據。
獲悉胡瑞瀾維持原判后，戶部給事中邊寶泉進言稱，案情內容與原先多有出入，請求交由刑部審理。十二月，浙江京官汪樹屏等人以復審可能存在官官相護、案情蹊蹺為由聯名呈控都察院，本案都察院遂請旨本案轉交刑部審理。慈禧之前批駁邊寶泉的奏折，稱向來沒有地方案件交由刑部處理的先例，因此只是允許刑部審查案件給胡瑞瀾提點意見，浙江京官這封奏折反駁了慈禧的意見，例舉道光、同治年間重大案件交由刑部審理的先例，因此慈禧才改口允許案件轉交刑部審理。光緒二年正月初七，軍機大臣奉旨將案件轉交刑部，刑部立即下令案件人證犯人全部進京，并且特意囑咐浙江巡撫楊昌濬等沿途保護，如有意外需負全責，并在押送人員入京后進行身份核查驗收。刑部在驗收時從沈喻氏身上搜出字條，里面具載北京兩位官員地址，并寫余杭縣署內姜位隆懇托，刑部官員高度重視，后經審訊系沈喻氏覺得北京路途遙遠，返途路費不夠，因此托人請辭能在北京借款返鄉。此外，刑部在收集證據時，浙江官吏曾經制作材料攻擊人證，稱楊家人以京中有人照顧故意派長工頂替證人，愛仁堂伙計因收受楊家賄賂，所以改供稱知縣收買錢坦證詞。
刑部審理時，“錢寶生”已經病故，楊乃武再次翻供，刑部對案情卷宗進行查核，發現諸多疑點。刑部還審訊得出仵作并沒有使用皂角水擦拭——推理可知，葛品連不一定是中毒身亡；仵作、門丁對于毒物判斷各執一詞，可知毒物未必是砒霜；進而錢坦所作供詞可能系章濬、陳竹山等人誤導作出，愛仁堂未必販賣砒霜。光緒二年十二月九日，葛品連尸體在北京海會寺開棺驗尸，仵作荀義、連順鑒定，葛品連通身骨殖黃白，非毒殺而亡，向圍觀群眾當場呼告結果。刑部調查原先仵作甘結，發現甘結中稱原先尸檢時尸體腐化就已經比較嚴重，同時由于尸體天氣炎熱腐化較快，天氣炎熱這一點也對應胡瑞瀾七月審問沈體仁供詞，據此推測當時的仵作很可能將尸體腐化跡象理解為毒殺情形。刑部審問楊乃武與縣衙官吏之間的矛盾，以及楊乃武、劉錫彤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各方都否認私下有恩怨，楊乃武則坦承自己誣陷阮德等人只是為了脫罪。刑部還找到錢坦生母錢姚氏，確認錢坦從來沒有叫過錢寶生，買砒霜系楊乃武畏罪編的供詞。至此，案情已經審結，葛品連實係自然死亡，楊乃武和葛畢氏冤情得以洗清。
光緒三年二月十六日，刑部上奏審理結果，同日上諭頒布人員處置結果如下。
+涉案人員處置結果
與楊乃武同桌共食不守婦道
與葛畢氏不避嫌疑，且誣陷何春芳、劉潮、阮德等人
念誣陷是為脫罪，輕判，舉人身份不予恢復
誣陷楊乃武、葛畢氏致死罪
杖責100，徒刑4年
念為子復仇，情有可原，輕判
同沈喻氏混供作偽證，但不是始終誣陷
余杭知縣（已革職）
草率聽信仵作證詞，偽造、修改證據，與章濬編造案情，雖然都屬于失入死罪，情節嚴重
發配黑龍江，年逾七十不得收贖
發配時已年逾七十
檢驗不實失入死罪，情節嚴重
降職4等，杖80，徒刑2年
余杭知縣劉錫彤門丁
與仵作爭執尸檢，肆意妄為，累及主人
杖責100，流放2000里
余杭縣學訓導
勸錢寶生作偽證
杖責80，革職
作偽證證實楊乃武投毒
承審官草率定案，證據無憑，枉坐人罪
具題、京控均不能平反，有意維護下屬
審案不問證詞出入，草率結奏，辜負朝廷交代特旨辦案
給沈喻氏字條，殊屬多事
都曾經服侍刑部主事文超
浙江糧道家丁
據楊乃武女兒回憶，楊乃武在出獄之后家徒四壁，轉以桑蠶為業，其培育的“鳳參牡丹楊乃武記”蠶種在抗日戰爭前一度名揚杭嘉湖，晚年更是埋身書籍、教育兒女直至去世。據楊乃武孫女楊南熏傳，楊乃武平反后曾經到上海看《楊乃武與小白菜》戲曲，看完十分惱怒，大呼胡鬧。據金建中回憶，其父金韻中係中醫外科醫生，金韻中造房後曾經託人請楊乃武看過風水，兩人因此認識，時至民國三年（1914年）楊乃武後頸生瘡（疑似蜂窩性組織炎併發敗血癥），金韻中乘船到餘杭看診，楊乃武認為自己病重難除，於是讓金韻中挖去爛肉，金韻中二日後復診時楊乃武已經不省人事，不久就撒手人寰。楊乃武死后，楊家人將其安葬在余杭縣舟枕鄉安山村，委托佃戶葉家看守墳墓。文革時期，楊乃武墳墓受到破壞。1991年，地方從附近農戶家里找回楊乃武墓碑，重新修復了楊乃武墓地。
葛畢氏回到余杭當日，遠近民眾爭相圍觀，痛斥、嘲弄者不在少數。葛畢氏不見容于楊家和葛家，又因為獄中手指殘破不能做工，因此在好心大嫂提點下到南門外準提庵出家，法號慧定。出家后，準提庵一度興旺，不少人來此目睹小白菜尊容，葛畢氏也時常回鄉為丈夫、父母上墳，楊乃武妻子小楊詹氏過世時還去楊家吊唁。民國十九年（1930年）慧定圓寂，據楊家稱死前曾經留信一封證明楊乃武與其清白，死后余杭紳士董潤卿等將其墳塔建于余杭縣東南文昌閣邊供人憑吊，50年代地方將墳塔移至余杭鎮東安樂山（今余杭塔山公園內）。
愛仁堂店長錢坦受到楊乃武案牽連最終病死獄中，京審時母親錢姚氏（錢坦繼母，錢塏親母）和妻子代其進京陳述。案件平反后，錢姚氏一直沒有回到余杭，因此錢坦胞弟錢塏將自己兒子取名望京期盼母親回家。據錢家后人回憶，錢坦在獄中彌留之際曾言自己一生清白，本分經商，不了因案件牽連，禍福在天，身不由己。楊乃武出獄后因為做蠶種生意，經常路過倉前，每每上岸到錢家探望，亦對當年表達遺憾，還曾書寫杭州藥王廟對聯一則贈予錢家，題曰：名場利場，即是戲場，做得出漫天富貴；寒藥熱藥，無非良藥，醫不盡遍地炎涼。錢家人一直經營愛仁堂直到1956年三大改造。
長期以來市井對于楊乃武冤案的成因來自于劉錫彤包庇自己兒子嫁禍他人的傳說，民國學者黃濬在《花隨人圣庵摭憶》輯錄《清代野史》《余杭大獄記》即從此說。1984年，美國中華法學者安守廉發表《砒霜與舊律：清季刑事審判之省視》，第一次以規范研究方法審視本案，通過《光緒政要》《光緒朝東華錄》等原始文獻還原了案件原貌，分析晚清司法制度在地方的規定及實際施行情況，認為中國傳統訴訟程序以正義為首要目的，并不像西方司法一樣在案情審理過程中重視人權。
1992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館員牛創平發表《清代檔案中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件——葛品連身死案的冤獄與平反》。他通過整理館內與本案相關的文件，發掘清代檔案35件，另有一件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劉錫彤發配黑龍江期間請求寬大處理回到家鄉的奏片，統計有奏折及附片21件、上諭4件、廷寄1件、題本2件、供單2件、字帖1件、呈4件，上溯光緒元年四月二十四，下至光緒三年二月二十六。牛創平根據自己整理的檔案，回顧了事件的原貌及事后人員處分，分析了冤案平反的原因：他否定浙江地方勢力與中央矛盾、浙江官員與浙籍京官矛盾等流傳已久的論調，認為辦事官員敷衍了事的瀆職行為才是楊乃武蒙冤的主要原因——仵作沒有按照程序檢驗導致誤判，知縣劉錫彤明知沒有擦洗銀針卻捏造事實，太守陳魯沒有按照程序提審錢寶生而僅憑余杭縣的甘結定案，至委任胡瑞瀾專審明明案情已與原審不符卻仍維持原判等等。
許多法律學者將本案的產生歸結于清代司法的各種不合理制度。例如，鄭定、楊昂曾從主審官員角度出發，指出清代法律對于主審官員法律規定繁多，違法規定嚴苛，知縣劉錫彤既無“貪污”，又非“無能”，舉人出身、年近耄耋的劉錫彤本就對司法鑒定、刑事審判專業知識匱乏，然而清律又對官員司法責任規定嚴苛，迫使官員不得不草率定案——刑部固然知道數十年未變的法律本就難以在基層官員中完全施行，因此在擬罪時對于劉錫彤的失職有些許了解之同情。劉學連則從女性主義角度觀察到當時社會熱議楊乃武伸冤卻忽視葛畢氏冤屈，乃至于朝廷及《申報》都慣于將葛畢氏刻畫為毒婦，葛畢氏在男權社會缺乏伸冤的話語權，葛畢氏冤情不解導致楊乃武冤情也無法解除，指出中國古代男尊女卑的社會結構是導致葛畢氏冤情的原因之一。陸永棣則認為，八股取士和捐納導致官員學用不一、不學無術，地方積案數量多、時間長，辦案草草了事，討好上級；實權操于久任地方的師爺、書吏以及官員親信的門丁，地方吏治缺乏法律監督，相互勾結，欺上瞞下；清末鼓勵就地正法、格殺勿論，因此酷吏當道，刑逼冤案層出不絕。此外，也有學者認為重視口供的刑訊制度以及秘密審判制度等是造成冤情的原因。
民國黃濬在《花隨人圣庵摭憶》中評價本案牽連甚廣，涉及鄉紳集體名譽、省籍偏見、官民矛盾、內外官矛盾，其中尤其以地方督撫枉法欺罔朝廷為重。清末民變四起，清政府為了挽回局面下放權力，地方逐漸獲得了獨立軍事、財政、司法權力，地方督撫權重一方。所謂亂世用重典，清政府為了快速消滅起義，賦予地方督撫及鄉紳團練就地正法、先斬后奏的權力，地方可以不經中央復核直接處決犯人，死刑案件及冤案數量大幅上升，至局勢緩和中央試圖收回權力，礙于地方督撫權勢，以案件平反為由逐步削奪地方司法權，震懾封疆大吏，維護中央權威。本案中，御史王昕彈劾浙江巡撫楊昌濬結黨營私、蔑法欺君，放大本案到地方吏治，指出地方對于朝廷發還的京控案件陽奉陰違、極少平反，長此以往內重外輕局面積重難返；清廷也意識到了中央大權逐漸旁落，借由本案罷黜官員，宣示其權威。
楊乃武舉人的身份也是其平反的一大因素。雖然在本案中葛畢氏為第一被告，然而由于中國古代社會的男權至上、等級制度，葛畢氏身為女性反而處于從屬地位。根據清代法律，對于謀殺親夫案情，女方無論是否知情、參與、主謀，都被判處極刑，相比之下楊乃武是否參與本案對于楊乃武量刑差異較大，因此官員、輿論都更為關注。楊乃武作為舉人，家庭相對富裕，可以負擔京控費用，同時曾經有訴訟經驗，訴狀論證嚴密，并借由污蔑葛畢氏突出自己無辜牽連的悲情色彩，因此當時的媒體、官員都轉而同情楊乃武境遇。楊乃武的舉人身份背后還有浙江鄉紳集團的支持，浙江士人為維護共同聲譽奔走相告，在正當司法程序之外大大推動了本案平反。
美國漢學家歐中坦（Jonathan Ocko）曾書，楊乃武案得以廣泛傳播并被證實為冤，很大程度上要感謝《申報》充滿活力的記者——《申報》對楊乃武案的深度介入及其發揮的輿論監督作用對于楊乃武案最終平反起到了很大作用。從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開始，成立不過一年的申報館對楊乃武案展開了長達3年的跟蹤報道，楊乃武因其所具有的才子佳人、奸情謀殺等要素吸引讀者眼球，因此在讀者群體中廣泛傳播。《申報》對于楊乃武案的報道主要集中在3個時間點：第一次在刊載楊乃武家人二次扣閽呈控后，《申報》自此堅持楊乃武系冤案的立場；第二次在朝廷欽定胡瑞瀾重審后，當時人們對于胡瑞瀾查明冤情有極大期望；第三次在刑部提審后，楊乃武案已然成為社會熱點，申報也通過報道揚名天下。《申報》在報道中保持較為客觀的立場，不僅刊載楊乃武案案情官文及傳言，還刊登大量不同觀點的評論文章，評論不僅討論楊乃武案疑點與問題，為楊乃武進行庭外辯護，還大力批判當時刑訊制度、秘密審判制度，提出改革建議，因此引起了朝野官員的關注，輿論壓力推動官員積極平反案情。
楊乃武案為清末民初公案小說提供了極佳素材。在當時近代媒體剛剛起步的背景下，許多相關報道及時人筆記都存在失實，乃如時人編寫的《清代野記》《清朝野史大觀》大肆渲染葛畢氏娼妓出身、水性楊花，李慈銘也在日記稱楊乃武為訟棍無賴，這也影響到后來楊乃武案作品改編。清末民初鴛鴦蝴蝶派小說流行，楊乃武改編作品很多著眼于才子佳人，描繪楊乃武與小白菜之間的風流韻事。靈巖樵子小說《楊乃武與小白菜》可能為其中較早出現的作品，其劇情大致按照原案，隱諱部分在世人物人名，最早虛構“設計下毒”“密室相會”“慈禧覲見”等章回，后來的小說、戲曲、電視劇等許多都吸收了這些情節。
在戲曲領域，最早屬1910年李文彬創作的評彈《楊乃武》。李文彬是浙江海寧人，從小對楊乃武案耳濡目染，并為創作廣泛抄錄當時的州縣檔案和《申報》報道，還到杭州妓院找到劉錫彤姨太太了解案情，最終創作了120回的臺本，曲目在當時盛行一時。1912年，楊乃武和夫人到上海聽了這部戲，聽到一半就離場，李文彬后來特意去拜訪了楊乃武。李文彬對于這部戲極為重視，只傳授給自己家人，后來嚴雪亭從青浦一醫生那里拿到了聽書的筆記，自己開始講《楊乃武》，在上海風靡一時。李文彬兒子李伯康和李仲康不和，嚴雪亭曾想從師李伯康被拒，李仲康念嚴雪亭好學許其抄錄李家臺本，李伯康為對抗嚴雪亭一怒之下將《楊乃武》傳徐綠霞等外人。1910年代，楊乃武案改編為京劇，首映于上海丹桂第一臺，1920年京劇名旦荀慧生更是以此居一舉成名。1927年，楊乃武案改編為滬劇，首映于上海虹口新世界游藝場。1932年，楊乃武案改編為評劇，首映于遼寧安東，并在中國東北風靡一時。1938年，楊乃武案改編為越劇，首映于寧波蘭江戲院。1949年后政府開始推動戲劇改革，以滬劇為首的楊乃武戲劇再度改編，北京曲劇、秦腔、淮劇等都根據滬劇臺本移植改編。文革時期，楊乃武與小白菜因為“弘揚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英明”被列為“毒草戲”，禁止演出直至改革開放。1990年代以來，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劇種及衍生作品大量增加，涵蓋滬劇、評劇、越劇、錫劇、廬劇、豫劇、蒲劇、潮劇、甬劇、姚劇、牛歌劇、莆仙戲、云南花燈等劇種，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1998年上海越劇院越劇版本和1999年余杭越劇院越劇版本。
1929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開始拍攝《楊乃武與小白菜——清代四大名案之香艷名貴》，并于次年在上海中央大戲院首度將楊乃武案搬上熒幕，出品方在《申報》刊載大量廣告宣傳，以香艷橋段、離奇劇情和滑稽片段為賣點，影片放映完還有主演加演的舞臺劇，因此開映數日日夜客滿。隨后的幾十年里，楊乃武與小白菜被改編為多部電視劇和電影，陳列如下。
楊乃武與小白菜
天一影片公司
上海孤島時期
國華影片公司
張石川、鄭小秋
南洋影片公司（制作）
福華影片公式（制作）
百福影業公司（發行）
中國聯合影業公司
易文、張善琨
立達影業（制作）
植利影業公司（發行）
華藝錄像制作公司（發行）
金星影片公司
馬爾路、蘇菲
根據王峰北京曲劇劇本改編
李翰祥、何夢華
傳奇故事之楊乃武與小白菜
上海電視劇錄制中心
上海市氯堿總廠電化廠
改編自徐綠霞評彈劇本
嘉禾電影（制作）
寰宇鐳射錄影有限公司（發行）
王晶、林慶隆
永盛電影公司
劇中冤案借鑒本案
張晨光飾演楊乃武，俞小凡飾演小白菜
延平王為南明永歷帝於1655年敕封鄭成功的郡王爵位，得名于延平府。鄭成功在1662年攻占臺灣不久後猝逝於承天府安平鎮。其子鄭經在沒有大明皇帝冊封的情況下，接受了部分明鄭家臣的擁戴，自行以王世子的身分於思明州繼位；隨後又率軍征討並擊敗在臺灣，自稱「東都主」的叔父鄭襲。鄭經在鞏固王位之後，仍持續使用昭宗的永曆年號。1683年，末代延平王鄭克塽舉藩降清，除去延平王爵，改封「漢軍公」。
明朝的諸侯王爵制度，福王、秦王等一字王號者為親王；二字王號者則為郡王。在明代，親王子除世子外均封郡王、世襲罔替。郡王的封號一般為兩個字，以古郡縣名為多見，如渭南王（秦王系）、項城王（周王系）等。明朝也會封功臣為郡王，多為追諡；其中南明時期有直接授予的，如延平王。
西元1654年（南明永曆八年八月），明昭宗敕封鄭成功為延平王，鄭成功謙辭不受。九年四月（1655年）昭宗再次下詔並齎延平王冊印至廈門，鄭成功乃不再推辭受封為延平王。
西元1662年（明永曆十五年），流亡緬甸的永曆帝遭縊死，南明勢力走向瓦解。在此之後，歷代延平王在法理上依舊奉大明為正朔（年號襲用「永曆」）。1664年，第二代延平王鄭經從廈門撤退承天；撤退後，鄭經專心鞏固王權並強化對大員地區的控制，先後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以及大肚王國發生武裝衝突。1681年，鄭經因痔瘡（臺灣外記）或另有人稱狩獵摔傷不治，傳位予身兼監國的世子鄭克臧；然而，繼位不及三日，鄭克臧即遭鄭氏宗親與外戚馮錫範聯手發動了東寧之變謀殺，改立鄭克塽承嗣王位。鄭克塽繼位後兼襲潮王，追謚王祖父鄭成功為「武王」、父王鄭經謚為「文王」。兩年後，清國將領施瑯於澎湖海戰中大敗劉國軒，鄭克塽詔告降清，結束了三代延平王於大員地區的統治。
臺灣民間主要紀念與祭祀的「延平郡王」通常指的僅是鄭成功一人。鄭氏向清朝投降之後，延平王的稱號隨之消滅。在臺灣清治時期之初，民間不敢以「延平郡王」之名義奉祀鄭成功，直到清欽差大臣沈葆楨在牡丹社事件時以「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身分前來臺灣，上書請建延平郡王祠，鄭成功才名正言順得以此稱號紀念。及至臺灣日治時期，因鄭成功有日本人血統，亦頗重視鄭成功，並未將祠廢除，僅將其改為「開山神社」，或許因民眾仍習稱其為「開山王」所致。直至二戰結束，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之後，再將開山神社改回「延平郡王祠」，並將原有福州式封火山牆廟宇，改建為北方宮殿式。臺南市中西區郡王里因位於「延平郡王祠」所在地，故命此名。
字林西報大樓
字林大樓是上海外灘建筑群中的一座重要建筑，位于外灘17號。
這幢大樓由在中國出版的最有影響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于1921年投資，將原有3層磚木結構房屋拆除，重建為9層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大廈，花崗石外墻，1923年6月完工，1924年2月16日舉行竣工典禮，當時曾是上海最高建筑。設計者是英資德和洋行，建筑立面為三段式構圖，1－2層拉毛花崗石貼面，正門兩側是落地羅馬拱券長窗；3—7層采用簡潔的方窗，但用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多立克柱式，和文藝復興風格的雕塑裝飾；上部采用圓窗，頂部的南北兩側還設計了2個小塔樓。建筑面積9043平方米，占地1043平方米。建成后，一部分由報社自用，其他出租，其中最主要的承租人是處于創業階段的美資友邦人壽保險公司。1951年3月31日，字林西報停刊，大樓被接管。1996年，友邦保險重返這座大樓，定名為友邦大廈。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Building  page including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hotographs at Chinese-Architecture.info
*  Historic Architecture of "The Bund - Shanghai"
樂至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川省資陽市下轄的一個縣，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地處沱江和涪江的分水嶺上，與遂寧安居區、大英縣、德陽市中江縣、金堂縣、簡陽市、資陽市的雁江區、安岳縣接壤。幅員面積1425平方公里，總人口約87萬。縣城距成都102公里，距重慶164公里，是四川省第二批擴權強縣試點縣。
境內林木茂盛，森林覆蓋率43.3%，是全國綠化先進縣。
中國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陳毅元帥是樂至縣薛苞鎮（現名勞動鎮）正溝灣人。
下轄2個街道辦事處、18個鎮、1個鄉：
樂至未建縣前，曾經作為過古蜀、秦朝、漢朝、晉朝、南北朝和北魏、西魏的轄地。
北周建德四年（575）縣地設立多業縣，隸屬普慈郡。
隋朝開皇三年（583）普慈郡被廢除，多業縣隸屬于普州；十三年被改名為普慈縣，仍屬普州。大業元年（605）普州并入資州，普慈縣隸屬于資陽郡。
唐朝武德二年（619）普慈縣重新隸屬于普州；一年后拆普慈縣設立樂至縣，因為縣東有樂至池而得名，同隸屬普州。貞觀元年（627）樂至縣隨普州隸屬于劍南道。上元二年（675）隨普州隸屬于劍南道東川。天寶元年（742）改普州為安岳郡。乾元元年（758）改郡復州，樂至縣隸屬于的郡州未變。
唐末及五代十國時，樂至縣為前蜀（907—925）、后唐（925—934）、后蜀（934—965）所據，均沿唐制。
北宋乾德三年（965）合并唐劍南道東西兩川為西川路，樂至縣隸屬于普州；五年普慈縣并入樂至，仍隸屬于普州。咸平四年（1001）分置梓州路。重和元年（1118）改梓州路為潼川路。南宋保祐中期（約在1256年前后）普州、樂至均被廢除。
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樂至縣地屬遂寧州。至正四年（1344）重新設立安岳縣，樂至縣為轄地。二十二年樂至縣縣隨安岳為明玉珍建立的明夏所轄。
明朝成化元年（1465）分安岳六鄉復置樂至縣，編戶七里，隸屬于潼川州。正德九年（1514）樂至縣隸屬于成都府簡州。嘉靖六年（1522）樂至縣隸屬于潼川州。崇禎十七年（1644）張獻忠在蜀建立大西，樂至縣被廢除。
清朝順治三年（1646）平定蜀，按照明朝制度，樂至縣隸屬于潼川州，但因連年戰爭，地曠人稀，廢不成治。康熙二年（1663）樂至縣并入遂寧，四年并入蓬溪，十年樂至復置，安岳改入，十九年開始頒印設立官員，并兼攝安岳縣事，五十八年兼知合州。雍正六年（1728）復置安岳縣，與樂至縣分治；十二年潼川州升為府，樂至縣隸屬不變。嘉慶七年（1802）樂至縣屬川北道潼川府。
中華民國元年四川軍政府裁川北道；二年恢復道制，廢府廳制，樂至縣隸屬于川北道；三年改川北道為嘉陵道，樂至縣為轄地；十七年廢道，樂至縣隸屬于省；二十四年全川實行行政督察區，縣屬于十二行政督察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樂至縣于1949年12月14日解放，縣屬川北行署遂寧專區。1952年9月恢復四川省，遂寧專區及屬縣隸之。1958年10月，縣改為隸屬于內江專區。1968年縣隸屬于內江地區。1985年2月內江地區改制建市，縣屬于內江市。1998年2月縣改隸資陽地區，2000年12月資陽地區改制建市，縣屬資陽市。
1997年，縣政府駐天池鎮，距內江市97公里。轄16個鎮、9個鄉：
* 天池鎮、石佛鎮、回瀾鎮、石湍鎮、童家鎮、大佛鎮、寶林鎮、良安鎮、金順鎮、中和場鎮、勞動鎮、桂林鎮、佛星鎮、蟠龍鎮、通旅鎮、東山鎮
* 孔雀鄉、龍門鄉、雙河場鄉、放生鄉、永勝鄉、盛池鄉、涼水鄉、龍溪鄉、全勝鄉
2000年，轄17個鎮、8個鄉：
* 天池鎮、石佛鎮、回瀾鎮、石湍鎮、童家鎮、寶林鎮、大佛鎮、良安鎮、金順鎮、中和場鎮、勞動鎮、中天鎮、佛星鎮、蟠龍鎮、東山鎮、通旅鎮、高寺鎮
* 龍溪鄉、全勝鄉、孔雀鄉、龍門鄉、雙河場鄉、放生鄉、盛池鄉、涼水鄉
2009年3月16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樂至縣佛星鎮人民政府駐地從臨江場遷移至牌樓場。
樂至是地處中緯度季風區，亞熱帶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年均氣溫16.7℃左右，濕度大，相對濕度80%左右。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900毫米，但分布不均，夏季雨量占全年降雨量的半數，易冬干、春旱。云霧多、日照少，年均日照1330小時。
境內山脈系岷山臺地分支，自北而南分全縣為東西兩部，成為沱江、涪江分水嶺。西北高，東南低，中部突起，北部是平頂深丘河谷地區，中部是平頂寬谷低丘地區，南部是岡陵連綿地區，丘陵河谷間有小平壩，最高點海拔596.3米，最低點海拔297米。
樂至白烏魚：中國地理標志產品。
中國黑龍江省方正縣中日友好園林內的中國養父母公墓
中日友好園林內的“方正地區日本人公墓”碑
遺華日僑（又稱日本遺孤或遺華日本人、），主要是指日本投降，中國集體遣返日本僑俘結束后，遺留在中國大陸的日本僑民。他們主要是1945年日本關東軍在撤退和遣返期間，或日裔滿蒙開拓移民。日僑中大部分都是日本國策移民計劃的一員。
相較於蘇聯遠東、庫頁島和朝鮮半島，二戰後，遺留在中國東北（原滿洲國）的日本人人數龐大，超過150萬人。在當時混亂的時局下，有8萬余人因饑餓、寒冷、瘟疫等原因喪命。1945年冬季過后，仍留存有145萬人。1946年起，在美軍、中國共產黨參與下，國民政府開始遣返東北日僑，絕大部分日僑順利回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大陸地區尚余4萬余人。與朝鮮人不同，新政府并不承認剩余的遺華日僑為少數民族。同時，新政府委派中日民間組織繼續組織遣返剩余日僑。其后，在中國的遺留者是為戰后遺華日僑的極少數。1958年后，人數應不足萬人。
據不完全統計，中國民眾在戰后收養的日本遺孤有4000余人。他們大部分生活在中國東北和內蒙古，這些人多已融入當地家庭。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包括日本遺孤在內的遺留者大部分返回日本生活，并取得日本國國籍。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在八月風暴行動中迅速攻入中國東北，日本政府在匆忙制定《對蘇作戰計劃要綱》時未提及對日僑的保護，而關東軍也由於軍力不夠，下達了「全民動員」的指令，徵召了開拓團的所有的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男性，僅留下了老人、婦女和孩子。另外一方面，在日本政府的現地定居方針中指示「為備戰後滿洲國的復興及重建，關東軍總司令官將制訂一個使可能多的日僑派留在中國大陸的計劃」，而當時政府和關東軍迫於戰況危急，對當地實行消息封鎖，因此開拓團對戰況一無所知。在戰鬥爆發後，管理當地日僑的關東軍急著向後方大量後撤軍人和軍屬，未有對日僑做出任何保護。缺少軍隊保護的日僑們，被迫緊急撤退，向大連及丹東等地集結，以期乘船回國，從而出現了百萬逃難大軍。據調查，日本遺僑中的絕大多數是開拓團在撤退時遺留下來的，特別是分散于吉林、黑龍江的開拓團民們（其中多為婦孺老弱）。
蘇軍進占中國東北地區后，對關東軍外的日本籍移民沒有遣返措施。當時在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共產黨、蘇軍分別控制的東北地區，共計有130余萬日本人。1946年起，在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共產黨、美國政府三方協商下，開始遣返日僑，即葫蘆島日僑大遣返。其后，又通過大連港遣返蘇軍控制地區的日僑。1946年，國共雙方停戰期間，已完成九成日僑遣返。伴隨第二次國共內戰，葫蘆島日僑大遣返持續至1948年。
1955年，中國紅十字會回覆日本在華遺孤——中島幼八生母中島女士的回函。中國紅十字會是遣返日僑事宜中中國方面的參與者。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新政府與日本之間并無正式外交關系。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指定、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和平聯絡委員會為交涉日僑遣返事宜的日方團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由中國紅十字會參與。至1957年時，共計17船次，2萬6千多名日僑遣返回日本。1958年，因長崎國旗事件，兩國關系惡化、斷絕。日僑遣返事宜停止兩年。
在1950年時，日本政府對中國東北的滯留者統計是26492人，直至1958年還有22187人。1959年日本政府公佈《關於未歸還者的特別措施法》，將在中國沒有任何消息的未歸還者宣告為戰時死亡，對家人發放三萬日圓弔慰金，並取消其戶籍。中國方面研究者認為，日本政府此舉給日后確認日僑身份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雙方重新開始遣返日僑工作。日本政府將遺華日僑分為兩類：現在擁有日本國籍，但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並在中國大陸定居，在1945年9月2日以前就擁有日本國籍的人，又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本人在中國大陸出生定居，直到現在仍然擁有日本國籍的人，均屬於「日本籍殘留日本人」。1945年9月2日以前擁有日本國籍，現在擁有中國國籍，並且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並定居在中國大陸的人；或者父母在1945年9月2日以前來到中國大陸，本人在中國大陸出生成長並定居在中國大陸，現在也擁有中國國籍的則屬於「中國籍殘留日本人」。
日本厚生勞動省在1985年3月制定了一套針對遺華日僑的「身份擔保人制度」，規定遺華日僑必須征得其日本親族的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然而由于各種原因，許多人均拒絕做「身份擔保人」。1989年，日本國會通過《入境管理及難民認定法》，限制遺華日僑歸國時只有與日本人有血緣關係的嫡子才能夠一同取得國籍，而那些被收養的遺華日僑的養子、繼子則被排除在外。由于有十位不符合規定的日本殘留婦女在回國後被扣留在日本機場，引起了日本國內民眾的注意和不滿。迫于國內壓力，1995年日本政府實施了《中國殘留邦人援助法》，國家將承擔遺華日僑的回國事務。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提供的資料，1972～1995年間赴日定居的殘留孤兒有2171人，攜帶配偶和子女人數達7801人。
當年日本帝國政府為了穩定移民，把來自日本各地的少女經過短暫的培訓，陸續送到東北。當中的女性，也包括日本開拓團民的妻子、女兒和從日本派送到中國東北的女學生和大陸新娘。由於她們的丈夫和親人大多在戰爭中死亡，大部分女性在之後為了生存而進入了當地人的家庭，並在此後以東北地區為家，后來也有一部分輾轉回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本厚生勞動省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時，日軍從中國大陸撤退和遣返期間被中國人收養，且未滿十三歲的日本人定義為遺孤，對他們發放日本國籍和援助回國，而十三歲以上的如是為了生存或自願加入中國東北家庭的日本女性，則視為是根據自己的意願而留在東北，故未能獲得上述待遇，是為「殘留婦女」。1993年，該差別政策被取消，遺孤和殘留婦女一同視做歸國的援助對象。
日本埼玉縣所澤市中國歸國者?定住促進中心
由于遺華日僑長期在中國生活，與日本社會分離，而且思想和價值觀長期受到中國的影響，又未能掌握日語能力和習慣日本的生活，因此不少人在回國后都喪失了再勞動能力，同時由于歧視和財政負擔，不被日本家庭接受，也造成了遺華日僑與日本家庭的隔閡。日本家庭拒絕援助遺華日僑，使他們的生計很艱難，每月只能領受政府的救濟金，目前許多遺華日僑仍生活在日本社會的底層，難以適應日本社會的正常生活，這些遺孤后代就和當地華人黑社會一同犯罪。她們帶回去的子女，因為中日兩國文化不同，也很難適應日本學校的學習。因此許多遺華日僑就日本帝國政府在二戰時鼓勵日本人遷往東北居住，并且制定國策移民計劃此事，控告日本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并要求道歉和賠償。
2006年12月1日，神戶地方法院就65名遺留中國的日本戰爭孤兒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一案作出判決，判其中61人的訴訟請求勝訴，以政府違反法律限制孤兒回國、回國后也沒有對他們履行使其獨立生活的援助義務為由，判定政府必須向每名原告支付660萬至2300萬日元不等，共計4.686億日元的國家賠償。另外的4名原告由於超出20年的訴訟有效期，失去了賠償請求權，因此被法院駁回他們的賠償請求。
*北海道札幌市手稻區前田公園團地
*北海道札幌市厚別區紅葉臺團地
* 矢板明夫 - 產經新聞臺北支局長，活躍於臺灣媒體
* 1992年央視電視劇《離別廣島的日子》
* 2001年亞洲電視《大地遣孤》
* 2009年日本NHK電視臺電視劇《遙遠的羈絆》，改編自城戶久枝的紀實小說《遠離那場戰爭》
* 2014年日本電影《中國、日本 我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