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路線起於臺北市中華路的西門站，沿中華路、忠孝西路、忠孝東路至南港展覽館站為止，全長13.5公里。由於南港線為早期臺北捷運唯一的東西向捷運線，再加上大部分路線位於市區，又是當時唯一能連結轉乘淡水信義線、中和新蘆線與文湖線的路線，交通壓力十分龐大，位於路線主要交會點的臺北車站及忠孝復興站也因此成為臺北捷運的兩大轉乘站。
本線因自通車以來便與板橋線直通運行，因此習慣上將兩條路線合稱為「板南線」。南港線的端點站南港展覽館站，此段地下軌道與臺鐵以及高鐵共用同一個結構體。此外，包括汐止甚至基隆的居民，均曾提出南港線繼續向東延伸的請求；但是延伸段設計上沒有預留繼續延伸的機制及空間，上行隧道結束之後的空間即為臺鐵、高鐵隧道的連續壁，地下空間已經用完無法延伸。且由於路線與臺鐵路線大致平行，因此政府傾向由捷運化後的臺鐵路線負責通勤運輸，或由民生汐止線延伸基隆。
本線於2013年7月31日起採用列車入站廣播提示，僅用於往亞東醫院區間車，信義線通車後追加往永寧全程車，2014年中才加上往南港展覽館的廣播。
於TCC版本之規劃報告中，南港線在永春站後改走松山路至終點臺鐵松山站。
*營運時間：05:50～01:05
*1990年2月13日：南港線正式動工。
*1993年12月24日：南港線施工造成忠孝東路紹興南街口路面下陷。
*1998年10月30日：「昆陽－後山埤」間之潛盾隧道工程貫通。
*1999年12月24日：「市政府－龍山寺」段正式啟用通車（直通板橋線）。
*2000年12月30日：「昆陽－市政府」段正式啟用通車。
*2001年11月29日：遭納莉颱風積水受創之捷運臺北車站恢復通車。
*2009年7月4日：南港展覽館站隨內湖線月臺通車開放使用，並同時啟用南港線南港站至內湖線南港展覽館站間免費接駁公車（由指南客運行駛），以減低忠孝復興站的運量負擔。
旅客可在服務臺或諮詢服務臺詢問站務員，站務員會拿出紀念印章供旅客使用蓋印。本線於2015年2月11日起採用「車站專屬紀念章戳」，各站紀念章如下：
*西門站：以西門紅樓、臺北中山堂為背景，並加入電影的影帶和枇杷的文化。
*善導寺站：以善導寺和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為主題。
*忠孝復興站：以東區地下街和周邊百貨大樓為主題。
*忠孝敦化站：以附近的敦化藝術通廊和誠品書店為主題。
*國父紀念館站：以國父紀念館為主體，搭配定期國軍儀隊交接儀式作為代表此站的特色。
*市政府站：以臺北市政府建築和市府轉運站為主體，展現人車交錯的現代都會景觀。
*永春站：以永春陂舊址碑和永春市場為主題。
*後山埤站：以五分埔商圈的服飾店為主題。
*昆陽站：以本站的公共藝術「旋」和捷運南港機廠為主題。
*南港站：以南港車站建築和極限運動中心為主題。
板橋線為臺北捷運營運中的路線，屬於高運量系統，全線皆為地下路線，是臺北市、新北市間的大型運輸幹線。路線由舊臺鐵板橋車站往北穿越民權路至新板橋車站特定區，續沿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二段，穿越新店溪進入臺北市，經和平西路三段至中華路，全長約7.1公里，共設5站（、、、、）。
板橋線屬於板南線，自開始營運以來，板橋線與南港線的列車一直都是相互直通運行，因此習慣上常將兩條路線合稱為「板南線」，而自土城線通車後，除了與南港線直通營運外，也與土城線直通營運，形成南港線－板橋線－土城線的營運模式。
在未有土城線計畫前，板橋線曾有工程代碼BL0站之設站計畫，位於今日臺鐵浮洲站。
*龍山寺站：以艋舺龍山寺、華西街夜市和西昌街青草巷為主題。
*江子翠站：以本站附近的音樂公園和華江碼頭為主題。
*新埔站：以本站旁的板橋花市和新埔市場為主題。
*板橋站：以板橋車站建築和板橋435藝文特區為主題。
*府中站：以林本源園邸和枋橋建學碑為主題。
*營運時間：05:50～24:59
*1992年1月：「－」動工。
*1999年7月：板橋線第二階段及土城線「新埔－」動工。
*1999年12月24日：「－龍山寺」段正式啟用通車（直通南港線）。
*2006年5月31日：「新埔－府中」段正式啟用通車（直通土城線）。
夾擠定理，又稱夾逼定理、夾極限定理、三明治定理、逼近定理、迫斂定理，是有關函數的極限的數學定理。指出若有兩個函數在某點的極限相同，且有第三個函數的值在這兩個函數之間，則第三個函數在該點的極限也相同。
設為包含某點的區間，為定義在上的函數。若對於所有屬於而不等於的，有：
和分別稱為的下界和上界。
若在的端點，上面的極限是左極限或右極限。
對於，這個定理還是可用的。
在任何包含0的區間上，除了，均有定義。
對於實數值，正弦函數的絕對值不大於1，因此的絕對值也不大於。設, ：
，根據夾擠定理
首先用幾何方法證明：若，。
稱(1,0)為D。A是單位圓圓周右上部分的一點。在上，使得垂直。過作單位圓的切線，與的延長線交於。
由定義可得，。
因為，根據夾擠定理
另一邊的極限可用這個結果求出。
高斯函數的積分的應用包括連續傅立葉變換和正交化。
一般高斯函數的積分是，現在要求的是。
被積函數對於y軸是對稱的，因此是被積函數對於所有實數的積分的一半。
這個二重積分在一個的正方形內。它比其內切圓大，比外接圓小。這些可用極坐標表示：
若，，而且。
設，根據函數的極限的定義，存在使得：若，則。
若 ，則。於是，。
: 根據上面已證的特殊情況，可知。
湯·芬尼爵士（；），生於英國普雷斯頓，已故退休足球運動員。
湯·芬尼自小便以職業足球員為目標，因此在14歲時加入了普雷斯頓成為學徒球員。不過，因於家庭環境關係，他除出席球會的訓練之餘，平時又要在一間鉛工廠當學徒幫補家計。湯·芬尼和馬菲士可稱得上是同一類型的球員，兩人同樣擁有純熟的盤扭技巧和極高速度，而湯·芬尼更是「雙槍將」一名，再加上他那炮彈式射門，雖然未曾協助英格蘭國家隊和普雷斯頓贏得任何獎項，但也配稱為英格蘭史上最出色的球員之一。他也被身邊的人稱他為「完美的鉛工」（''The Perfect Plumber''），表是他無論是工作和足球場上同樣是實而不華。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令原本有機會首次在當時的英格蘭頂級聯賽上陣的湯·芬尼等了6年。大戰期間，他和很多英國年青人一樣踏上無情的戰場。當時他在北非第八中隊服兵役，期間他不時為軍部的足球學校上陣比賽，由於表現出色，隨即成為軍部的足球明星。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結束，湯·芬尼亦可為普雷斯頓上陣。這時，英格蘭國家隊亦開始重上軌道，湯·芬尼自然入選其中。不過，他和馬菲士同樣屬於右翼球員，令多名英格蘭領隊應以誰人當正選而大傷腦筋。後來，由於湯·芬尼的踢法較配合球隊，因此他為國家隊效力的機會比馬菲士多。雖然湯·芬尼和馬菲士經常爭奪正選位置，但兩人也試過在同一場賽事上陣。1947年，英格蘭作客葡萄牙，當時馬菲士出任右翼，而湯·芬尼則擔任左翼。結果英格蘭以10:0大破對手，兩人除各自取得一個入球外，更包辦所有助攻。
雖然湯·芬尼受到國家隊重用，但未能為他帶來甚麼成就。在1950年的世界盃，英格蘭意外地被美國淘汰出局，之後一屆亦同樣在決賽週初段被淘汰。和國家隊一樣，湯·芬尼在球會生涯過得並不如意。當時的普雷斯頓雖擁有湯·芬尼如此出色的球員，但整體實力依然有限，因而始終未能贏得任何獎項。不過湯·芬尼在個人獎項上總算有不俗的成績，他在1954年和1957年獲選為英格蘭足球先生。另外，他在球壇另一傑出成就是在球員生涯中，從未被黃牌警告或被罰出場。
湯·芬尼在1960年結束球員生涯，其後當上普雷斯頓主席。1961年，英女皇頒受OBE勳銜給他，1998年再被封為爵士。
* Full list of Finney's international goals
* Tom Finney at the International Football Hall of Fame
* Tom Finney at the English Football Hall of Fame
* Football fans are asked to raise the standard for North End's greatest player
* Tom Finney Profile at Football England
1901年的臺灣行政區劃圖，其中紅線係當時所稱「漢蕃交界線」，紅線右方係「蕃區」
(註：地圖左下角對紅線的注釋為生蕃區與日本實際行政治理領域的交界，若稱為漢蕃交界線恐有誤導之嫌。)
臺灣原住民魯凱族的頭目，拍攝於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教室，臺灣日治時期（詳細時間不詳）
理蕃政策是指1895年至1945年，日本於臺灣日治時期對於臺灣原住民所研擬與實施的特別法規與政策總稱。「蕃」於此間，即指臺灣原住民，而執行此政策者正為當時於該地行使統治權的臺灣總督府。「理蕃政策」的完整名稱在該時期文獻或法令中並不常用，主要是使用理蕃一詞。
1905年，日治時期的臺灣實施首次理蕃政策。就全臺將近三百萬人口中，臺灣原住民佔有七餘萬人。其中，高度漢化的平埔族占臺灣全部人口的百分之1.53%（4萬6千餘人），高山族則約為3.62%（十一萬三千餘人）。而理蕃政策對象，一般來說則單指後者，而非平埔族的十一萬餘人的原住民。因為日本政府對於的理蕃政策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臺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
以多紙臺灣總督府令替代適用於臺灣原住民民刑法的該政策走向，在前期，大約可與臺灣總督府統治臺灣的基本精神分為討伐為主的「始政鎮壓」與懷柔為主的「教育同化」兩階段。1923年，日本裕仁皇太子行啟臺灣之際，臺灣總督府奉其詔及日本本土輿論，研擬廢除「生蕃」或「蕃人」稱呼，改稱「高砂族」，並研擬將理蕃政策改為全面同化。不過在其更名與政策改向期間，卻因1930年的霧社事件稍微延宕。
1936年，臺灣總督府將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施與臺灣漢人相同的皇民化政策，自此，不具名卻存在的理蕃政策才改以皇民化政策取代。雖是如此，後期內地延長化極端表現的原住民政策，仍可視為以日本本國利益優先的理蕃政策一部份。
1895年，臺灣邁入日治時期。日本除了面對漢人為主的清朝遺民外，還需要面對南島語系的臺灣原住民。19世紀末，一般日人與漢人均以「蕃」字稱呼臺灣原住民，意謂「蠻荒未開化」。而所謂「理蕃」或「治蕃」則通指臺灣總督府的原住民事務，而該事務的基礎則是由兒玉源太郎與佐久間左馬太兩位總督所打下。
若詳加以年代分析，1895年至1902年間的理蕃政策是消極的綏撫，之後才是真正的積極治理。會在日治初期採取放任態度，原因之一在日方對臺灣原住民的不了解與防止其數十萬臺灣原民與漢民的反日結盟。俟1900年代初期，漢人反日運動漸歇之後，所謂治蕃或理蕃政策就積極研擬與執行。
1902年，賽夏族發生南莊事件。起因為採集樟腦衝突的該事件，暴露出臺灣總督府於開採臺灣山地資源同時，不能忽略臺灣原住民的反應。也就是：用鐵絲製成的四百公里長隘勇線圈住原住民區域且無視蕃人的圍堵做法，已經遭到反彈。
造成數十人死亡的南莊反日事件發生後，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於事件調查後，於同年12月提出「關於蕃政問題意見書」。該意見書為日本制定所謂「理蕃政策」提出明確的方針，也就是臺灣總督府在臺灣原住民事務上，要以追求經濟利益為最優先的前提，並在該政策上要較其他對臺政策上，更徹底地運用帝國主義的高壓殖民地統治。持地六三郎在其意見書的引言當中，表明他對此政策的基本立場說：這裡只談蕃地問題，因為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蕃地而不見蕃人。蕃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而其經營必須要有財政上的方針。大概國家的各種問題，最後沒有不歸結到經濟上的財政問題。至於殖民地的經營，更特別需求從經濟上、財政上的觀點，來解決各種問題。持地六三郎發表的此政策，即為當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制定「理蕃大綱」的最高綱領。此種以經濟利益為主的理論不但馬上被兒玉總督應用執行，繼任的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更以兩次的五年理蕃計畫來澈底執行。而兩任總督的理蕃政策，共通點在於把臺灣原住民政策與攫取臺灣山林資源畫上等號。除為了資源不惜用武力討伐外，同時施予臺灣原住民族群的教育、現代化硬體改善，被日本政府認為是為了獲得資源而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事實上，1907年至1914年的兩次「五年理蕃計畫」完全以鎮壓討伐為主，威嚇懷柔為輔，而該計劃實際執行者佐久間總督更不惜使用武力來澈底實行此計畫。
事實上，在190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就漸次展開對臺灣原住民的同化與教育工作。其中，以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兩者為主要宣傳教化機構。而此同化階段為主的理蕃政策，正是以此兩教育機構為基礎。
1910年代中期，日本本國政治生態發生變化，日本國內正處於由藩閥政府與官僚政治轉換到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大正民主時期。1919年，田健治郎被派任為殖民地臺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在赴任前，與日本首相原敬談妥，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並於同年10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他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臺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臺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霧社事件中，日軍由馬赫坡高地之塹壕向馬赫坡大巖窟砲擊
幾乎在同時間，理蕃政策也秉持此一理念，從鎮壓討伐改變成教育同化。這裡頭重點工作在於指導原住民種稻、養蠶、造林等，以取代原住民舊有的狩獵生活。並比以前更積極的廣設蕃童教育所，普及日語，以便推行同化政策。在硬體設施方面，則在山區設立公共廁所及墳墓等衛生設施和山地衛生所。除此，以警方力量為主的管制力量，同時禁止了原住民保留出草、刺青、拔牙、屋內埋葬等風俗習慣。另外，也懷柔的充實警備設施，利用原住民的勞力從事山林的開墾建設。後期尚還在數個樣板山地原住民村落，廣設派出所、開闢馬路，架設鐵線橋、舖設電話線等。不過因與原住民本來生活習慣、風俗及信仰有所衝突，加上勞役繁重及原住民婦女被警察始亂終棄的問題，終於在1930年爆發了震驚世界的「霧社事件」。
死傷慘重的霧社事件發生於1930年10月27日，以頭目莫那魯道為代表，共六個部落300多位族人發動對殖民統治的反抗，殺死在霧社小學舉行運動會的134名日本人。事件發生後，總督府主張對原住民擁有報復及討伐權。於此理念下，總督府遂展開近二個月的軍事討伐，以賽德克族為主，參與反抗行動的三百名原住民兵勇非戰死即自盡，其家人或族人也多上吊或跳崖，史稱霧社事件。該事件不但令總督府多位高級官員下臺，也成為臺灣日治時期最直接且最激烈的武裝反抗行動。
霧社事件後，總督府同化臺灣原住民的企圖受到某些影響。除了臺灣總督府研擬廢除「蕃人」稱呼，改稱「高砂族」，並將鎮壓改為同化的腳步放慢之外，1930年至1937年的理蕃政策，在某部分上，又回復到1895年統治之初的放任與「以夷制夷」的基本策略。而類似霧社此種樣板部落的建立，更宣告步調稍緩。
揮舞日本國旗的臺灣原住民
自1937年的盧溝橋事件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因應需要，又在1936年9月臺灣總督府恢復武官總督的設置。
該時期因戰爭的需要，日本經濟泥足深陷，全國逐漸進入所謂戰時體制，繼而孤住一擲，發動太平洋戰爭，國力消耗甚鉅，人力物力羅掘俱窮，需要臺灣及臺灣原住民的協助。然而要臺灣同心協力，實非臺人完全日本人化不可。因此，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乃由同化政策更進一步，積極從精神上企圖消滅臺灣原住民的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或南島民族樣式與色彩，全力進行所謂皇民化運動，大倡臺人全面日本化，並全面動員臺人參加其戰時工作，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臺灣轉交國民黨政權管治為止。本時期可以稱為皇民化時期，是「內地化」的極端形式。
皇民化運動係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除了將臺灣原住民的「蕃人」之名稱改為高砂族之外，也確立臺灣原住民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通過各種思想宣傳與精神動員，灌輸大日本臣民思想。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驅使臺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而此皇民化的最頂峰表現則出現在1942年至1943年，4000名志願原住民所組成，遠赴海外作戰的高砂義勇隊。
此理蕃大綱是在1931年12月28日提出，共有8條如下：
# 理蕃的目的是為了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並使其能一視同仁地沐浴在聖德之下。
# 理蕃應該對於蕃人有正確的理解，並以其實際生活為基礎樹立相關方策。
# 對蕃人應待之以誠信，並懇切地加以引導。
# 蕃人教化是為了矯正其弊習，以培養良好的習慣、涵養國民思想、重視實科教養，並著重在日常生活中授與簡單知識。
# 蕃人的經濟生活現況雖以農耕經營為主，但大多是以及為幼稚的輪作法，未來應進一步獎勵集約式的定耕，或實施集團移住，以改善其生活現況，並同時謀求經濟上的自主獨立。另外，關於蕃人的土地問題必須最為慎重考量，以期不至於壓迫其生活條件。
# 對於理蕃關係者，尤其是在現地的警察官，要任用具沈著厚重精神的人，並給予優厚的待遇，不隨意地變更其駐地，以「人物中心主義」確保理蕃的永久效果。
# 在蕃地修築道路，以提升交通便利性，並期望徹底普及撫育教化。
# 講求醫藥救治醫療的方法，以減輕蕃人生活的苦患，以此作為理蕃的一大助益。
臺中州能高郡的警察官吏駐在所
各原住民部落設置「警察官吏駐在所」，以管轄山地的開發，以及教化、授產、醫療、交易等事務，與平地的警察官吏派出所有所不同。在1937年底，在蕃地共設有3處警察分室、504處警察官吏駐在所，其下的人員包含21位警部、53位警部補、1,948位巡查、3,172位警手、37位公醫。
在1915年的五年理蕃計畫結束後，總督府開始積極開闢蕃地道路（在文獻上又稱為警備道路、理蕃道路、越嶺道路等名稱），聯絡山區部落及設置警察駐在所。
+日治時期主要理蕃道路列表
1986、1917
桃宜橫斷道路(角板三星道路)
1912~1917
內太魯閣道路
1914~1915
中橫公路東段
花宜道路、臨海道路
1916~1925、1927~1932
1917~1918
八通關越道路
比亞南越道路
1920~1921
臺7甲線、力行產業道路
1921~1922
巴塱林望眼道路
福巴越嶺古道
1922~1923
中橫公路西段
1922~1926
雪霸國家公園北坑溪古道
1924~1927
內本鹿越嶺古道
1927~1929
知本越嶺古道
1927~1930
關山越嶺古道
1933~1935
合歡越嶺古道
對於成績好的教育所兒童、行善者、優良團體、國語普及獎勵，會頒發獎金表揚。在1932年12月則制定了「理蕃善行章授與規程」、「頭目章綬與規程」，至1937年共頒發534個頭目章、452個行善章。
原住民的教育除了少數平地原住民就讀的蕃人公學校，蕃地的原住民則是就讀「蕃童教育所」，亦由臺灣總督府警務局所管轄。為了原住民國語普及教育，則有設立高砂族國語講習所、國語普及會共計288處，在1937年底，原住民的平均國語普及率約為28.89%。在宗教影響方面，總督府首先於1920年在蘇澳郡蕃地設立東澳祠，以及於1923年在花蓮港廳設立佐久間神社，之後陸續在蕃地設立多處神社。在1937年底，在蕃地共設立1座神社、64座社祠、68做禮拜所或遙拜所。在社會教育方面，則組織了家長會、婦人會、男子及女子青年團等團體，由警察擔任指導，以磨練國語、涵養國民精神、學習公共奉仕等事務。
另外，臺灣總督府亦試圖透過出國觀光及電影教育作為原住民教化的方式之一。首先在1897年帶領臺灣北部各部落頭目30人，前往日本內地觀光；在來是1910年帶領南部的頭目、勢力者等24人前往英國倫敦，並在當地停留一年後回臺。之後陸續舉辦觀光活動，至1938年共舉行了18次島外觀光，參加人數約有549人。在電影放映部分，最初於1922年在理蕃課設置「活動寫真係」，並在各州廳配置電影放映機，以舉辦蕃地巡迴電影播放活動。
為了改變原住民傳統的打獵、輪耕，因此獎勵定耕種植水田，在不適農耕處則鼓勵養牛、羊、豬等經濟動物以及獎勵養蠶。在其他經濟作物方面，亦鼓勵種植苧麻、蓪草、桑、果樹、蔬菜、花生、鳳梨、香菇、香蕉、咖啡、玉米等作物。對於17歲以上的男子，則有農業講習所供其學習農業相關知識及技術。
在醫療方面，除了警察駐在所備有醫藥，之後逐漸在部落配置公醫，以及設置療養所。在1937年底時，設有37處公醫診療所、193處療養所。
蕃地的物產交易也屬於理蕃政策的一部分，在1914年公告「蕃地交易規則」，在指定地點設立蕃地交易所，以掌控蕃地交易和嚴防走私。交易所向原住民收購所生產的物資，主要物資有：米、花生、甘蔗、地瓜、蒲草、苧麻、竹、木材、木屐材、黃藤、藥草、獸皮、獸骨、愛玉子、木炭等。在交易所可供原住民購買的物品則有家具、農具、內地衣物、食鹽、石油、火柴、酒、香菸、衣物裝飾品、菓子、鹹魚、麵、砂糖等。原住民對於日式飯釜、手提箱、洋服、麵類、菓子、砂糖、罐頭、味噌、醬油等需求，也顯示原住民生活受外界的影響及改變。
集團移住為臺灣總督府計畫性的原住民部落遷村計畫，其目的是為了開發山林資源及方便管理原住民，將位於蕃地深山的部落遷至山下，並由警政單位積極的授產指導、鼓勵定耕，以改變原住民傳統生產方式，且改變了傳統部落之間的關係，也導致許多部落勢力被削減。臺灣總督府從1901年開始在小部分部落試辦移住計畫，期間發生了七腳川事件，七腳川社在事後被移住到不同地方，以便當局在之後作為日人移民村吉野村。在1916年之後的移住計畫多由地方政府實施，命令歸順的部落移往隘勇線內的指定地點、移往山下，或是將散居的部落集中設置以便管理，並推行授產制度及水田農耕。
在1930年霧社事件之後，新上任的總督太田政弘在1931年發布新理蕃政策，並開始改為大規模地推動集團移住計畫，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則在1934年擬定了《蕃人移住十箇年計畫書》，預計在十年內，將三萬多人、共約四千多戶原住民移住。總計自1903至1941年間，共有7,318戶、43,112人移住。
該理蕃政策雖說於1945年的戰後，因日本戰敗失去臺灣統治權而真正宣告結束。不過，在影響上卻仍繼續存在。因為理蕃政策中後期的語言同化，讓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原住民普遍會說日語，另外也在其母語上多滲有日語，可見影響之大。另外就觀察上而言，1945年後的國民政府山胞分類、法規、政策，在政治上稱呼原住民為山胞。另外，日治時期的集團移住政策在二戰後仍持續進行，國民政府自1946年辦理「山胞分期移住」，在1950年至1971年間，計有46個村落、2,992戶、15,978人遷至新聚落居住。
對於原住民的各項政策於2000年代之後，在推行母語等新思維後，有著較多改變，事實上，今名稱不同，但臺灣政府原住民事務，正被臺灣原住民要求恢復自治權而被挑戰著。
*藤井志津枝，《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三)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年12月
*藤井志津枝，《理蕃─日本治理臺灣的計策》，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5月
*臺灣蕃族調查會編，《臺灣蕃族慣習研究》，臺北：臺灣蕃族調查會，1918年
* 石丸雅邦.〈臺灣總督府下的理蕃體制第一節理蕃政策的演變〉.NCCU.2008
*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2012
* 溫席昕.〈日治時期在臺日本警察的原住民書寫: 以重要個案為分析對象〉.獨立作家－秀威出版.2016
城皇街是一條位於香港香港島中西區上環的有百年歷史的山坡路。 由南至北，起自半山區的堅道，大樓梯路經過士丹頓街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西面、及經過以前為中央書院的舊址，現在用作聖公會基恩學校的西邊車道、直到中環歌賦街交接止。在北面交會處，有一條通往上環荷李活道260號-{荷李活華庭}-的小街樓梯。此路是孫中山在香港讀書時的必經之路，后來為孫中山史蹟徑的一部分。
皇仁書院舊址
城皇街有過百年歷史，根據施其樂牧師的研究，在維多利亞城中環區91號地段中在香港開埠初期附近曾有一座城隍廟，據說該座城隍廟有可能是建於1843年甚至再早一些，更估計它是維多利亞城內第一座廟宇。1875年起幾年間，城隍廟更曾用作臨時精神科庇護中心，收容歐洲精神病人。後來城隍廟清拆，港英政府於1876年購回土地用來建造中央書院新校舍（後來改名為維多利亞書院，亦即是皇仁書院前身），於是城隍廟及相鄰的房屋被拆，留下「城皇街」的名字。
城皇街兩旁的社區有一個有趣的名字，叫「卅間」，據說是源自百多年前有地主在這裏興建一列三十間房屋，逐漸成為地名。今天卅間泛指夾在荷李活道與堅道之間，西至樓梯街東至奧卑利街的地帶，中間包括士丹頓街、必列者士街、城皇街、鴨巴甸街等街道。
「卅間」，這個幾乎被遺忘的名字，卻未從民間記憶中消失，反而成為社區暱稱。城皇街乃「卅間」的中軸，凝固了戰後香港的平民生活場景。每一棟舊唐樓、每一道舊鐵閘、每一個窗，都是庶民生活史的「證物」。
「卅間」在二戰中被炸毀，其後廢墟上建起木屋，而後一場大火又焚屋二百多間。舊報紙記載，1947年，政府為解決屋荒重建「卅間」，委託何甘棠等籌劃，將來可容納八千餘住客。
2018年12月16日，民間團體中西區關注組發現路政署工人於凌晨時份在城皇街樓梯部分位置加設黃色防滑鋼砂條，工程被指手工粗糙，破壞歷史石梯。關注組要求相關部門立即停工並回復原貌。
2019年9月，城皇街的花崗巖石梯的每一級階梯遭人用黑色噴漆涂污一把雨傘圖案和英文“RESIST”（反抗）字樣。目前，石梯上的黑色噴涂圖案已被清洗。
位於城皇街與荷李活道交界東南角的聖公會基恩小學
* 聖公會基恩小學，皇仁書院舊址
Steps of Shing Wong Street.jpg|圖中所見的城皇街是它山坡的中段，左面是為荷李活道警察宿舍，左面是聚賢居
HK Tree Sheung Wan Hollywood Road Police R & F Married Quarters Open Day M Shing Wong Street.JPG|城皇街的大葉榕春天出新葉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縮寫為）為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直轄的聯邦政府機構，其主要職能為負責對美國國內生產及進口的食品、膳食補充劑、藥品、疫苗、生物醫藥制劑、血液制劑、醫療設備、放射性設備、獸藥和化妝品進行監督管理，同時也負責執行公共健康法案（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的第361號條款，包括公共衛生條件及州際旅行和運輸的檢查、對于諸多產品中可能存在的疾病的控制等等。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歸于聯邦衛生和公共服務部管轄，旨在保護和促進全國公共衛生，總部位于馬里蘭州的洛克威爾，在全美及美屬維京群島和波多黎各擁有十三個實驗室，還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多個國家開設了辦事機構。
該管理局由若干個部門組成，每個部門都負責一個相關領域的監管工作：
* 藥品審評和研究中心（CDER）
* 生物制品審評和研究中心（CBER）
* 食品安全和應用營養中心（CFSAN）
* 設備儀器與放射健康中心（CDRH）
* 國家毒理學研究中心（NCTR）
另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同包括農業部、美國緝毒局、美國海關和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等聯邦部門以及州政府展開了頻繁而廣泛的合作。
斯蒂芬·哈恩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現任為。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2008年申請的聯邦預算為21億美元，在2007年實際預算的基礎上增加了1億580萬。
另外，依據美國《處方藥用戶收費法》（PDUFA）的規定，該局亦向制藥工業中申請新藥的廠家收取審查費用。在《醫療器械用戶收費和現代化法》(MDUFMA)中也有類似的收費規定。不過對于某些小型廠商，這些費用可以減免。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執行的大部分聯邦法律都被編入《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Federal Food,Drug,and Cosmetic Act)，也即美國法典第21篇（Title 21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其他交由該局執行的法律包括《公共保健服務法》（the Public Service Act）、《濫用物質管理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聯邦反篡改法》（Federal Anti-Tampering Act）和《家庭吸煙預防與煙草控制法》。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實施安全監管范圍很廣。例如對于處方藥的監管就涉及它的每一個方面，從藥品測試、制造、標簽規范、廣告、市場營銷、效用直到藥品安全。對于化妝品的管理則限于標簽規范和安全。該局對于大部分產品的監管行為是基于一系列公開的標準，同時輔以一定數量的儀器檢查。
食品安全和應用營養中心是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規范美國境內幾乎所有食品的安全和標簽使用的分支機構。不在其監管范圍內的包括來自已馴化動物的肉類制品，如牛肉和雞肉，該類產品由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監督服務局負責監管。而含有微量肉類的產品則歸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兩者之間的精確界限則列于這兩個部門之間簽署的諒解備忘錄中。另外，用于家畜的藥品和其他產品則歸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另一分支機構——獸藥中心管理。其他不歸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的消費品包括酒精量高于7%的飲料（由美國聯邦司法部煙酒槍械炸藥局負責監管）和非瓶裝飲用水（由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負責監管）。
食品安全和應用營養中心也負責建立和修改食品標準，例如身份標準（如一種產品被貼上“酸奶酪”的標簽需要什么條件）等，以及設置多數食品的營養標示要求。這兩部分的標準都被收錄到《美國聯邦法規》（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之中。
1994年通過的《膳食補充劑健康教育法》（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指定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膳食補充劑的監管工作。然而，法律并沒有規定膳食補充劑須進行安全性和有效性測試，迄今也沒有任何法定標準，所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只能在該膳食補充劑被證明不安全時才能采取行動。膳食補充劑的制造廠商被允許在這些產品的標簽中作出關于健康權益的“結構或功能聲明"。他們也許不會聲明該產品可以醫治、診斷、治愈或預防某種疾病，但是在標簽中必須包含某種免責聲明。
美國市場上的瓶裝水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各州政府聯合實施監管，自來水則納入州法規和地方法規的管轄范疇，并由聯邦環保署實施監管。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于瓶裝水的監管須遵循聯邦環保署設立的指導方針，同時新設立的環保署法規也自動適用于對瓶裝水的監管，除非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此進行了更加詳細的重新規定。盡管美國瓶裝水產業的質量控制并沒有城市供水嚴格，但是美國市場的瓶裝水灌裝瓶仍被要求實施類似其他食品的檢查。
藥品審評和研究中心對于三大類的藥品制定了不同的標準，這三大類藥品為：新藥、非專利藥和非處方藥。一種藥品如果是由一個不同的制造商使用不同的輔藥（excipients）或非活性成分（inactive ingredients）制作而成，被用于不同的治療目的，或者藥品已有其他任何實質性的變化即可稱為“新藥”。對于新藥最嚴格的要求是在“新分子實體”（new molecular entities）層面上不得雷同于任何已經存在的藥物。
新藥在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之前需要進行大量的研究觀察，這個程序被稱為“新藥申請審評程序”（NDA）。在默認情況下，新藥只有憑醫囑才能買到。新藥成為非處方藥（OTC）首先需要經過新藥申請審評程序并被批準，之后還要有一個獨立的審查程序。
新藥被批準就意味著“當直接使用時是安全而有效的”。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審查和管理處方藥的廣告和促銷活動。（包括非處方藥廣告在內的其他類型的廣告則由聯邦貿易委員會管理）在藥品廣告監管中有兩個關鍵性的要求。一是在大多數情況下，藥品制造商只能在廣告中宣傳該種藥品已被批準的特定特性或醫療用途。而藥物許可適應癥以外之使用方式（off-label use），即基于被批準的使用目的之外的目的使用藥品，在醫療實踐中十分常見。同時廣告需要注意在宣傳藥品優點和提醒用戶藥品可能存在的風險之間把握平衡。
在經歷新藥申請審評程序并被批準后，藥品制造商必須審查并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報告它所掌握的每一起藥物不良反應事件。十分嚴重和致命的藥物不良反應事件必須在15日內上報；其他事件則按季度上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亦可直接通過它的安全信息及不良反應通報程序（MedWatch program）獲得藥物不良反應報告，由于這些報告是由用戶或醫療專業人士主動上報，所以被稱為“自發性報告”。盡管這已經成為藥品上市后安全性觀察的最主要手段，但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于藥品上市后風險管理的必要性仍然與日俱增。在藥品被批準的情況下，制造商被要求進行更多的額外臨床實驗，這被稱為新藥臨床試驗IV期。在某些情況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所要求的藥品風險管理可能包括其他種類的研究、約束或安全性觀察措施。
非專利藥是專利權保護已經過期的處方藥，因此允許其他制造商制造和銷售。對于非專利藥的批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需要科學的證據證明該藥品與最初被批準的藥品之間是可替換的或在治療的意義上是等同的。
非處方藥是不需醫生處方就可獲取的藥品和復合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列出了一個表單，其中的近800種成分通過多種方式的組合產生了10萬多種的非處方藥。另外，許多非處方藥的組成成分也屬于處方藥范疇，但是現在被認為無需醫療人員的監督亦可安全使用。
生物制品審評和研究中心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生物學治療安全性與有效性的分支機構，負責監管的產品包括血液和血液制劑、疫苗、過敏原、人體細胞組織產品和基因治療產品。新的生物學醫療產品在上市前需要經歷一個類似于藥品的申請審評程序。政府對于生物學醫療產品進行監管的原始授權來源于1902年的《生物制品管制法》（Biologics Control Act），附加授權來源于1944年的《公共保健服務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另外，《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也適用于生物學醫療產品的監管。原來承擔生物學醫療產品監管責任的機構隸屬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在1972年這項授權被轉移至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設備儀器與放射健康中心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對所有醫療設備進行上市前的審批工作以及監管這些設備的制造、工作性能和安全性的分支機構。在《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對“醫療設備”進行了定義，它包括從簡單如牙刷到復雜如可植入腦起搏器的諸多器械。設備儀器與放射健康中心還負責對具有輻射性的非醫療器械的安全性能進行監管，這些設備包括手機、機場行李檢測設備、電視接收器、微波爐、紫外線保健房和激光產品。
設備儀器與放射健康中心的管理權責包括要求設備制造商或進口商提交關于設備的技術報告，要求放射性設備符合安全性能指標，公布有瑕疵產品，要求召回有瑕疵或無效產品。設備儀器與放射健康中心也直接進行部分產品的檢測工作。
美國市場上的化妝品也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管理食品的分支機構食品安全和應用營養中心負責監管。一般來說，化妝品并不需要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上市審批，除非它們需要在標簽上作出“結構或功能聲明”以成為藥用化妝品。但是在化妝品被允許于美國市場銷售時，其中的所有著色劑都需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特別批準。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也負責對化妝品的標簽進行管理，而沒有被強制要求進行安全性檢測的化妝品須在其標簽上注明可能帶來的副作用。
獸藥中心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對提供給包括食用動物和寵物在內的動物的食品、食品添加劑和藥品進行監管的分支機構。獸藥中心不負責監管動物疫苗，該類產品由美國農業部管理。
獸藥中心最基本的工作是監管提供給食用動物的藥品，確保其不至于影響對人類的食物供應。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控制瘋牛病的工作也是通過獸藥中心對飼料制造商的檢查得以施行。
2007年12月19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宣布建立一個用以跟蹤食物系統中的克隆動物的數據庫，借以使相關鑒別程序得以有效進行。這個數據庫將成為全國動物識別系統（National Animal Identification System）的一部分，該系統用于跟蹤全美所有從還在農場飼養到已上餐桌的家畜。
* 1902-《生物制品管制法》（Biologics Control Act）
* 1906-《純凈食品和藥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
* 1938-《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
* 1944-《公共保健服務法》（Public Health Service Act）
* 1951-《Durham-Humphrey修正案》（Durhan-Humphrey Amendment）
* 1962-《Kefauver-Harris藥品修正案》（Kefauver-Harris Drug Amendments）
* 1966-《正確包裝與標識法》（Fair Packaging and Labeling Act）
* 1976-《醫療器械修正案》（Medical Device Amendments）
* 1987-《處方藥上市法》（Prescription Drug Marketing Act）
* 1988-《反毒品濫用法》（The Anti-Drug Abuse Act）
* 1990-《營養標識和教育法》（Nutrition Labeling And Education Act）
* 1992-《處方藥使用者費用法》（Prescription Drug User Fee Act）
* 1994-《膳食補充劑健康教育法》（Dietary Supplement Health and Education Act）
* 1997-《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現代化法》（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dermization Act）
* 2002-《生物恐怖活動法》（Bioterrorism Act）
* 2002-《醫療器械用戶收費和現代化法》（Medical Device User Fee and Modernization Act）
* 2003-《獸藥用戶收費法》（Animal Drug User Fee Act）
* 2011- 《美國食品安全現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縮寫為FSMA)
直到20世紀，除了曾短暫施行過的《》，美國幾乎沒有對國內生產的食品和醫療產品進行監管的聯邦法律。盡管美國市場上充斥著隨意更改食品和藥品成分的現象，當時也只能由一個各州法律中的相關規定拼湊成的凌亂系統來對混亂市場進行盲目管理。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歷史可以被追溯到19世紀后半葉的美國農業部化學物質司（后改為化學物質局）。在哈維·華盛頓·維萊（Harvey Washington Wiley）（1883年被任命為首席化學家）的領導下，該司開始對美國市場上食品和藥品的摻假行為和標簽濫用行為進行調查研究。盡管此時它們并沒有監管的權限，但是該司于1887-1902年間公布了一系列被稱為《食品與食品摻雜物》的研究報告。利用這些報告，以及與多個組織機構如聯邦婦女俱樂部（General Federation of Women's Clubs）、醫療工作者和制藥廠商的協會之間的合作，該司開始游說創制一部涉及州際貿易的食品與藥品統一標準的聯邦法律。當像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等記者進行的揭黑報道引起公眾對產品安全的關注后，維萊的主張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支持，最后成為黑幕揭發運動中加強對事關公共安全事務聯邦監管的倡議的一部分。1902年，聯邦通過了《生物制品管制法》（Biologics Control Act）。
1906年，美國社會學作家辛克萊爾出版了小說《屠場》，除將當時美國政治腐敗的問題暴露之外，還對芝加哥肉類罐頭工廠令人作嘔的罐頭加工過程作了細致描寫，引起了強烈的民憤。6月，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簽署通過了《純凈食品和藥品法》，為了紀念其主要倡導者，該法也被成為“維萊法案”。該法案禁止在州際間運輸“摻雜”食品，違者將被處以沒收貨物的懲罰，這里的“摻雜”是指添加了填充劑從而導致“質量或強度”受損的行為、通過著色掩蓋產品“破損情況及低劣質量”的行為、加入添加劑從而導致“用戶健康受損”的行為和添加“骯臟、腐敗或腐臭”物質的行為。該法案也對跨州銷售的“摻雜”藥物施以類似的處罰，這里的“摻雜”是指該藥物中活性成分的“強度、品質和純度指標”未在標簽上表明或未出現于《美國藥典/國家處方集》（USP/NF）中。該法案亦禁止食品和藥品標簽的濫用。而檢查食品和藥品“摻雜”行為或濫用標簽行為的權責則被賦予了維萊的美國農業部化學物質局。
維萊利用被新賦予的職權向使用化學添加劑的食品制造商發起了更具攻擊性的戰役，但是不久化學物質局的職權被法院取消，被取消的原因還包括美國農業部內于1907年和1908年分別成立了食品和藥品檢查委員會（the Board of Food and Drug Inspection）和科學專家顧問仲裁委員會（the Referee Board of Consulting Scientific Experts）。1911年最高法院裁定1906年的法案并不適用于懲處醫療方面的虛假聲明，作為對此的回應，1912年修正案中對1906年法案中“濫用標簽”的定義又加入了“對醫療效果作出虛假或欺詐性質的聲明”的解釋。然而，法院對欺詐意圖的取證設立了高標準，從而繼續嚴格限定這些職權。1927年，化學物質局被重組為美國農業部下的一個新機構——食品、藥品和殺蟲劑組織（the Food, Drug, and Insecticide organization）。三年后這個名字被縮短為“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到了30年代，揭黑記者、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和聯邦政府一同發起了一場運動，要求對在1906年法案中被允許的有害產品實施更有力的監管，他們為此列出了一個清單，其中包括輻射性飲料、能導致失明的化妝品和對于糖尿病和肺結核毫無療效的“藥劑”。然而由此推出的草案歷經五年仍然沒能在國會通過，直到1937年磺胺酏劑事件發生，美國馬森基爾制藥公司生產的萬能磺胺造成107人死亡，該草案才獲通過。而在之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只能以濫用標簽為由對該產品進行查處——即所謂的“酏劑”（Elixir）應該被定義為可溶于酒精的藥物，而非被用于內丹術磺胺（Elixir Sulfanilamide）的二甘醇（diethylene glycol）。
1938年6月25日，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簽署通過了《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該法案通過明確要求所有新藥上市前必須通過安全性審查以及禁止被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證明處于欺詐目的、在藥品標簽上作出虛假醫療聲明的行為，顯著增加了聯邦監管的權限。該法案亦授權給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制造商進行檢查的權利和擴大執法權，為食品監管設立了新的標準，并將化妝品和醫療設備置于聯邦監管之下。該法案雖在日后經過了大量修改，至今仍然構成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權限的核心基礎。
在1938年法案通過后不久，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開始限定某些藥物只能在醫療人員的監督之下使用才安全，而“只能憑處方”才能使用的藥物的目錄也在1951年被編入《Durham-Humphrey修正案》。然而1938年法案并沒有授權藥品上市前的效果檢查權限，其后諸如《胰島素修正案》（Insulin Amendment）和《青霉素修正案》（Penicillin Amendment）等修正案則授權了此類救生藥物配方的性能測試。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開始懲處那些無法對它們藥物的有效性聲明進行證明的藥品制造商，而1950年的上訴法院在裁決“阿爾伯達食品公司對美國的訴訟案”中發現，如果簡單地從藥品標簽中將目的性用途刪除，則藥品制造商將無法回避1938年法案中的“虛假醫療聲明”條款。這些新情況進一步確定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于無效藥品進行上市前召回的權力。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許多監管活動都將注意力集中在了濫用安非他明和巴比妥酸鹽的領域中。但在1938-1962年間，該局也對1.3萬中的新藥申請進行了審查。盡管在這個時期毒理學仍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但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其他機構的努力仍然使得對于食品添加劑和藥物安全測試的實驗分析有了巨大進展。
1959年，參議員埃斯蒂斯·基福弗（Estes Kefauver）組織了多次聽證會，對制藥產業中的某些行為表示關切。這些行為包括制造商推薦的許多藥品價格過高以及療效無法確證。不過通過新法案增加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管理權限的倡議仍然遭到強烈反對。但是在導致數千個嬰兒因為他們母親在懷孕期間服用反應停而天生畸形的反應停事件（thalidomide tragedy）發生之后，大環境迅速發生了變化。由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員弗蘭西斯·凱爾西（Frances Oldham Kelsey）對于該藥物的副作用存疑，導致該藥物的美國經銷商里查孫·梅里爾（Richardson-Merrell）公司提出的上市申請遲遲無法被批準，從而使美國市場幸免于難。但是這家公司已在美國向1000個醫生分發了2百50萬片反應停做初步臨床實驗。這些藥發到了兩萬個婦女病人手上。盡管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后來緊急召回這些藥物，美國還是有17個反應停引起的畸形罌兒出生。而這種藥物實驗完全不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監管。于是國會議員引證反應停事件來獲取對增加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權限法案的支持。
1962年通過的、針對《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案》的《Kefauver-Harris藥品修正案》引起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監管權限的巨大變革。其中最重大的變化是所有新藥的上市申請都必須包含對于藥物有效性的“實質性證據”，作為對之前申請中安全性論證的一種補充。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現今所采用的審批程序由此產生。在1938年至1962年間被批準上市的藥物也被要求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查其有效性，在必要時可將其撤出市場。1962年法案的其他規定還包括：對制藥廠商在商標名中使用“公認的”或“普遍的”等修飾詞時的要求、藥品廣告須符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的標準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擁有對制藥廠商的制藥設備進行檢查的擴張權限。
在建立現代美國藥品市場進程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法律之一就是1984年的《藥品價格競爭和專利期恢復法》（Drug Price Competition and Patent Term Restoration Act），即《Hatch-Waxman法案》（Hatch-Waxman Act）。該法案意在解決1962年修正案與業已存在的專利法之間的兩大矛盾（后者的實施者并非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而是美國專利和商標局）。由于1962年法案規定的附加臨床實驗將新藥上市的時間大大推遲，同時又沒有延長制造商的專利時限，這導致新藥研制廠商獨占市場獲取利潤的時間大大縮短。另一個問題是1960年法案的新法規可以被解釋為要求對已被批準的藥品進行仿制仍然需要全面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測試，而依據法院的決定，當一種新藥仍處于專利期內時，開發新藥的廠商有權阻止一般制造商對該藥進行臨床實驗。《Hatch-Waxman法案》則意圖讓開發新藥的廠商和一般制造商達成一種妥協，以降低該類藥品上市的成本，從而有望降低該藥的長期價格，同時又能保證開發新藥所能帶來的利益。該法案延長了新藥的專利期，專利期的延長時間取決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審批該類藥品所花的時間。對于一般制藥商，該法案設立了一種新的審批機制——“簡化新藥申請審評程序”（ANDA），通過該程序，一般制藥商只需要證明他們的仿制成品和所仿制的藥品有相同的活性成分、給藥途徑、劑型、強度及藥代動力學特性。
《Hatch-Waxman法案》由此被譽為奠定了現代藥品仿制工業的基礎。
艾滋病出現之后，社會產生了對于藥品申請評審程序耗費時間過長的擔憂。在80年代中晚期，艾滋病聯盟（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和其他艾滋病活動組織指控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無必要地延長治療艾滋病和其他機遇性感染疾病藥物的申請審評程序，并組織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例如在1988年10月11日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總部發生的對抗活動就導致了將近180人被捕。1990年，時任美國藥品審查總統顧問團主席的Louis Lasagna博士估計癌癥藥物和艾滋病藥物審查和上市時間的延長導致了每年數千人死亡。
作為對這些批評的不完全回應，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制定了新的規章制度以加快那些用于治療危及生命疾病的申請評審程序，同時擴大了藥品審批前作為限定治療措施的范圍。其中最重要的一條是“新藥研究申請豁免”（IND exemption）或被稱為“研究中的新藥用于治療”（treatment IND）條款，當某種處于臨床Ⅱ期或臨床Ⅲ期（當遇到某些特別的情況是，甚至可以更早）的藥物可能對某些晚期或嚴重疾病的治療有積極效果，或者至少不會產生有害效果時，該條款允許擴大其使用范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還制定了“并行雙軌政策”，允許藥品制造商對由于種種原因無法參加藥品臨床實驗的患者使用其需要的、可能具有救生功能的新藥物。這條“軌道”與新藥研究申請程序并行不悖。
這些加快審批程序的規定在1992年都被進行了擴大適用并被編入相關法案之中。
所有用于治療艾滋病的藥物都由于加速了的審批機制得以及早通過審批。例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按照“研究中的新藥用于治療”條款，于1985年啟動了對第一種艾滋病治療藥物疊氮胸苷（AZT）的審批程序，1987年該藥物即獲得通過。第一批五種用于治療艾滋病的藥物中的三種在美國通過審查的時間都快于其他國家。
2006年的“阿比蓋爾開發中藥物獲得聯盟對馮·埃森巴赫案”使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未批準藥物的監管發生重大變化。阿比蓋爾聯盟認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應該允許被診斷“處于危機時刻”的絕癥患者使用已經完成了臨床實驗Ⅰ期的藥物。該主張在2006年5月得到了第一上訴法庭的支持，但是2008年3月該判決結果經過重審被推翻。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審理該案，最后的判決意味著阿比蓋爾聯盟主張的使用未批準藥物的權利并不存在。
廣為人知的萬絡（Vioxx）召回事件導致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法規制定和執法標準上的新一輪改革。萬絡是一種非甾體抗炎藥（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urgs，NSAID），現被認為導致了數千個美國人心臟病發死亡。該藥于1999年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審批，由于能減少消化道出血的危險，被認為在安全性上好于其他非甾體抗炎藥。然而上市前和上市后的多項研究表明萬絡可能會增加心肌梗死的危險，該研究也在2004年得到了審批實驗的證實。面對眾多的訴訟，制藥商主動將藥物撤出市場。 萬絡召回事件成為了持續進行中的爭論的焦點，該爭論圍繞著以下問題進行：即新藥的審批是否應該基于它們絕對安全的假設，或者這種安全性只是在某種特定條件下才出現的結果。受到萬絡事件的警醒，越來越多的主流媒體、醫療雜志、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立法者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官員 呼吁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上市前和上市后藥品安全性監管程序進行改革。
2006年，一個國會要求的、由美國醫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委任的委員會對美國藥品安全性的監管進行了審查并提出了改進建議。該委員會由16位專家組成，包括臨床醫學領域、經濟領域、生物統計學領域、法律領域、公共政策領域和公共衛生領域的領軍人物以及制藥行業、醫療界、健康保險業的前任和現任主管。該委員會發現了現行的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美國市場上的藥品安全性監測體系的主要缺陷，并指出必須增加機構的監管權限、資金和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獨立性。
20世紀90年代之初，美國市場上只有大約20%的兒科藥品進行過安全性或有效性測試。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兒童對許多藥物的反應不同于成年人，對兒科藥品的測試成為兒科醫生和兒科學家的關注焦點。造成臨床藥物實驗中兒童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對于很多藥物來說，兒童只代表了一個很小的潛在市場，因此藥品制造商認為該類測試不符合成本效益。同時，由于取得兒童的知情同意被認為存在道德上的限制，針對兒童的臨床實驗被聯邦政府和專業機構施以越來越多的障礙，人們也越來越關注該類實驗的法律責任。所以幾十年來，美國的大部分兒科藥品都未經過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審批程序，而是以“標簽外使用”（off-label use）的方式進入市場，對藥物劑量的考量也是依據成人所用劑量、體重和體表面積加以計算預測。
1994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推出《兒科藥品標簽使用和劑量推定最終規則》，對兒童藥品市場的這種狀況加以干預。對于未經安全性和有效性測試的兒科藥品，該規定允許藥品制造商在作出無該種效果的聲明的前提下，添加兒童藥品標簽信息。但是該規定無助于推動藥品制造商進行附加的兒童藥品臨床實驗。1997年，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又推出一項規定，要求在“新藥申請評審程序”中添加兒科藥品臨床實驗。然而該規定被聯邦法院以超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法定權限為由判定為無效。盡管如此，這場較量還遠未結束。1997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現代化法》（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Modermization Act），其中規定給予進行過兒科藥品測試的新藥以6個月的專利權延長期。2002年通過的《最佳兒童醫藥品法案》（the Best Pharmaceuticals for Children Act）允許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要求藥品制造商進行由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贊助的兒科藥品測試，盡管這項測試依舊受限于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基金會。2003年通過的《兒科研究平安法》（Pediatric Research Equity Act）授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由藥品制造商贊助的兒科藥品臨床實驗作為激勵機制和公共基金機制后的補充手段。
FDA在美國乃至全球都有巨大影響，有美國人健康守護神之稱。全世界的藥品商和食品商對其又愛又怕，它的信譽和專業水準深得很多專家和民眾的信賴。其嚴格的檢測和評估在提供良好保障的同時也引起不少藥商和食品商的非議，指責其束縛了發明創新，是阻撓民眾獲得特效藥的最大障礙，并游說國會削減FDA的權限。
2020年3月28日，FDA發布了對羥氯奎（hydroxychloroquine，縮寫：HCQ）和氯奎（chloroquine）的緊急使用授權，用于對新冠病毒的防疫。
但在4月份又發布了關于使用羥氯奎的警告，稱有研究表明該藥物可能對某些患者產生副作用，包括視力模糊、皮膚發疹、惡心和頭暈等。
盡管美國《BMC傳染病》（BMC Infectious Diseases）文章稱，新澤西州哈肯薩克子午線醫療中心（Hackensack Meridian Health）的團隊研究發現，羥氯奎可幫助降低輕癥新冠病毒患者和早期病人的入院率。在接受羥氯奎治療的病人中只有1/5的人需要進一步入院治療，而沒有接受羥氯奎治療的病人中，有1/3的人需要進一步入院治療。
但是2020年6月，FDA還是撤銷了羥氯奎的緊急使用授權，稱發現羥氯奎和氯奎“沒有顯示出降低死亡可能性或加快康復的好處”。7月，FDA又發表了羥氯奎“關于嚴重的心律問題和其它安全問題與該藥物有關的報告，包括血液和淋巴系統疾病、腎臟損傷和肝臟問題和失敗”等。
FDA的研究結論遭到了一些科學家和醫生組織的駁斥。密歇根州亨利福特醫療系統的研究人員分析了2500多名患者的記錄，發現接受羥氯奎治療的患者中有13%的人死亡，而僅接受標準護理的患者死亡率為26.4%。數據表明，羥氯奎可以降低感染冠狀病毒患者的死亡率。
2020年7月28日，來自“美國前線醫生”組織（American’s Frontline Doctors）的近20位醫生，在美國國會山前舉行記者會，向外界公布他們在前線救治病人獲得的第一手信息：羥氯奎是目前抗新冠病毒最有效藥物。醫生們表示：科技界公布的一些負面信息和所謂的“研究數據”，存在不真實、不完整和嚴重誤導民眾的內容。
FDA對羥氯奎評估反復變化，一直持續到前總統川普向公眾大力推薦羥氯奎之后。2020年10月川普確認感染了新冠病毒后，采用了羥氯奎治療，身體很快痊愈，川普稱贊它是一種潛在的對抗COVID-19的神奇療法。此番言論遭到民主黨、主流媒體的反對，科技界甚至將羥氯奎作為一種政治符號，是對前總統支持與否在政治上的選擇和反應。
FDA還根據《柳葉刀》雜志發表又撤銷的一篇論文對羥氯奎治療效果完全否定，根據在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又撤銷的另一篇論文試圖說明其他一類藥物對新冠病毒無效。將科研問題政治化，并不利于FDA在美國防疫抗疫中應該起到的作用。
據美國國家公共電臺報道，血漿療法作為流行病的治療方法已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自2020年4月FDA擴大“恢復期血漿”使用范圍以來，多個研究機構對血漿療法進行深入研究。
由梅奧醫學中心（Mayo Clinic）進行的全美最大血漿療法研究數據——《康復血漿對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死亡率的影響：最初三個月的經驗》顯示：根據超過3.5萬名新冠肺炎患者研究表明，在確診3天后接受康復血漿注射的參與者其7天死亡率（8.7%<11.9%）和30天死亡率（21.6%<26.7%）都要顯著低于在確診4天或更晚接受康復血漿注射的參與者。另外，試驗數據還表明，康復血漿中的抗體含量越高，則被注射者的死亡率也會更低。
2020年8月10日，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的研究人員發表了題為《使用康復血漿治療新冠肺炎患者表現出死亡率顯著下降的跡象》的論文。該研究顯示，136名接受了康復血漿治療的新冠肺炎患者的28天死亡率要顯著低于251名未接受該治療的患者。
美國前總統川普稱，血漿療法將美國COVID-19患者的生還率升高了35%。100人中有35人被救活，這是一個大數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