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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體記者眼裡的吳敦義有幾項特色，一、他是政治生涯少數沒有顯赫的家世背景，出身清寒農家的子弟，靠著自己的努力闖出一片天；二、因為過去的從政經驗，從臺北市議員、南投縣長、高雄市長、立法委員到現今的副總統，他在北、中、南都擁有豐富的行政經驗與支持的人脈；三、他是適合任何地形的空降部隊，在艱難的環境，也能空降成功，從政經歷中，除了連任高雄市長那一次因為一卷錄音帶失利外，均為選戰常勝軍；四、雖然是國民黨員，卻具有改革形象，從政過程廉能兼蓄，在操守上更是毫無瑕疵，難以在此挑剔。
*小學的時候，有同學把他的名字「敦」誤字念成了「郭」，所以小學時有一陣子被叫「吳郭魚」。等到同學會念「敦」字時，這個外號便消失了。
*直升臺中一中高中部後，仍還喜歡看故事書，並常跟同學分享書中的故事。有時還拿《三國演義》的情節捉弄同學，一副才子樣，所以同學才以「阿瞞」為綽號叫他。並非是行政院長接受質詢時，立法委員給的戲稱，這個綽號高中時就有了。
*小時候會跟同伴在鐵道上幫忙清理兼玩耍，踢掉鐵軌上的石頭，在鐵路司機大叔的「許可」下，會讓他們抽一根小火車上的甘蔗解饞。
*據說吳敦義留「小平頭」的原因是為了愛情，因為他在大三時有留過長髮，最後為愛理掉三千煩惱絲。這一段完全是杜撰的故事，之所以會留平頭，完全是因為髮質硬又怕熱的緣故。被問到是不是因為節儉而省理髮錢的問題，吳敦義回答，他平均每十多天就要理髮一次，那也要花不少錢。
*最愛的食物是肉圓，只要接近用餐時段有南投的行程或者餐點可以安排，那麼肉圓就是副總統的選擇，連草屯鎮新莊國小小學同學會都選在百年老店「肉圓李」舉辦。
*吳敦義最早考上的不是臺灣大學，而是政治大學東語系韓文組，之後才考轉學考上臺大歷史系。在政大的那一年，代表東語系參加了政大新生盃辯論賽，在冠軍賽時，還遇上當時代表外交系的胡志強市長，當時的辯論賽冠軍一直是外交系的天下。但那一年卻由東語系拿下，胡市長的回憶，那年的東語系高手雲集，其中一位就是吳敦義副總統。
*吳敦義除了參加新生盃辯論賽，他還擔任系上刊物「東方文化」系刊社長，更親自出馬去招攬贊助廣告，當時學校補助系刊3000元，而吳敦義所招攬到贊助廣告費是補助額的10倍，2、3萬元。
臺大人的十字架，臺大學生著
*「臺大人的十字架」這篇社論，是吳敦義在大學時所寫的文章，在他的心目中，臺灣大學應該像英國的劍橋大學，以及中國大陸的北京大學一樣，追求卓越、享有學術自由且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大學。但當時他看見的卻是女生宿舍有偷窺狂出沒；校園裡的車輛橫衝直撞；學生的單車失竊頻傳。有鑑於此，提出三事共勉，一、關心；二、同情；三、奮起，每位臺大人都應肩負這個使命，而這正是臺大人應所付託的十字架。此文刊出後，先是在校園引起迴響，後更有中國時報、中央日報及聯合報等國內各大媒體轉載和發表評論。這股學界與新聞界革新、奮起的浪潮，使吳敦義得以有機會讓當時救國團主任蔣經國先生主動召見。後來臺大學生的這些文章被集結成冊，以臺大人的十字架為名出版。本書最後一篇為大學新聞社在「我們咖啡屋會議室」舉辦的「今日大學青年的心態」座談會實錄，其中參與學生還有當時在臺大念書的馬英九總統，可見在當時兩人已結下日後搭檔的緣份。
*除了臺大人的十字架這篇社論外，吳敦義在大學畢業前夕對新任校長有意見。那年原臺大校長錢思亮被老蔣總統特任為中研院院長，接替的是時任原能會主委兼中山科學院院長的閻振興先生，當然臺大校長也是閻主委的兼職之一。熱血青年「叫小賀（有膽識）」的吳敦義在他接任校長的隔天，就在大學新聞上發表了一篇為名「辭去兼職，辦好臺大─向閻振興校長進一言」。文章是這麼說的，閻校長做好兼職，臺大校長一定做不好，對不起臺大；做好臺大校長，兼職一定做不好，對不起國家。閻校長看完文章後，也在校長室約見了吳敦義，他除了闡述文章內容，更引述孟子「說大人，則貌之」，讓閻校長聽後心動不已，隨即辭去兩個兼職。
*吳敦義在年輕時擔任臺北市政記者，不時執筆為民擲聲。某一年看到了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除夕的談話：「感覺到有許多事沒做，也有許多事沒做好，而他是抱著負債的心境，在過除夕這一天」，感動了當時作為記者的吳敦義，他25歲時是臺北市第五選區最年輕的候選人，並以8928票當選臺北市第二屆市議員。
吳敦義當市議員以六尺巷故事調解李登輝市長與陳怡榮議員的府會紛爭
*吳敦義連任臺北市議員時，善於利用歷史故事調和議場的紛爭，因為有機會擔任財政小組召集人。李登輝時任當時臺北市長，總質詢時，無黨籍市議員陳怡榮一會用詩詞、一時舉故事，用以要求當時的李登輝市長幫一級主管打分數。李市長回應以首長各個不同，個性、業務性質不同，無法同一而語，因此兩人相爭不下。吳敦義（時任市議員）則舉出清朝時六尺巷的故事緩解雙方的爭執。
*在「陽光法案」未立法之前，吳敦義是最早公布個人財產的公職人員，也是最早簽署器官捐贈卡及骨髓捐贈同意卡的行政首長之一，更是最初帶動南部意識覺醒南北應均衡的倡議者。當時，社會上一股反對資深中央民代不改選的浪潮，大罵為之老賊，他亦贊成這樣的聲音，促請這些資深民代退位。
*吳敦義在競選南投縣長連任時，並無對手出面與其競選縣長寶座，在一人參選、同額錄取的情形下，仍以獲得96.13%的超高得票率連任。
*擔任副總統期間，因為不喜歡餐餐吃便當，所以經常外叫麥當勞及摩斯漢堡與爌肉飯果腹，其中爌肉飯是他的最愛。
草根下的聲音，吳敦義著。
*〈臺大人的十字架〉，收於《臺大人的十字架》，（臺北市，志文出版社，1972年），頁5-7，（吳敦義為書名暨首篇社論作者）。
*〈論「臺大人」的悲劇本質〉，收於《臺大人的十字架》，（臺北市，志文出版社，1972年），頁35-39，（吳敦義為書名暨首篇社論作者）。
*《草根下的聲音》，南投縣：翔豪印刷，1981年。
*競選歌曲《義無反顧》歌詞，2017年。
* 吳敦義口述，楊艾俐採訪撰文，《堅毅之路：吳敦義》，臺北市：天下文化，2021年。
墨提斯（希臘語：，“建議”、“機智”）在古希臘神話中是一個大洋神女（Oceanids），俄刻阿諾斯和特堤斯的三千女兒之一。最初她是機智和計謀的女神，后來代表更廣的智慧和沉思，是智慧女神和女戰神雅典娜的母親。
主神克洛諾斯因為害怕自己的孩子將推翻自己，而將自己的新生的孩子逐個吞噬了；是墨提斯幫助幸存下來的宙斯推翻了克洛諾斯，她給克洛諾斯吃一種藥劑，迫使其將吞下的孩子們都吐了出來。
宙斯開始追求墨提斯，而她則不停地變身以求逃避，可是宙斯的武力和力量比她更強，最終使她屈從了自己的意志，她就成為了宙斯的第一位伴侶。在她懷孕的時候，蓋婭的一條神諭說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將是個女孩（雅典娜），其智力和力量將匹敵宙斯本人；而下一個男孩將重演他父親（宙斯）及祖父（克洛諾斯）的經歷，推翻自己的父親而奪走王位。宙斯對這條神諭十分在意，巧言騙過墨提斯，乘她不留神的時候將她變為一滴水而吞下肚。這成為了宙斯智謀的來源。
然而宙斯并未能如愿地阻止雅典娜的誕生。吞下孩子的母親后，他開始劇烈地頭痛，以至于大聲號叫。原來墨提斯在他的頭內打鐵為雅典娜鑄造一身盔甲。普羅米修斯、赫淮斯托斯和赫爾墨斯趕來，將他帶到特里同河，在那里煉冶神赫菲斯托斯用大斧劈開了他的顱骨，全副武裝的雅典娜就此跳出。
#偽阿波羅波洛斯，《書庫》（I, 2, 1 ; I, 3, 6）
#赫西俄德，《神譜》（v. 358 ; 886- ）
魏文侯，安邑（今山西夏縣）人。東周戰國時魏國開國君主。姬姓，魏氏，名斯。周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年）繼魏桓子位，周威烈王二年（前424年）稱侯改元，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與韓、趙兩家一起被周威烈王冊封為諸侯，是為三家分晉，周安王六年（前396年）卒。
魏文侯是魏桓子之子，魏國百年霸業的開創者。魏文侯在戰國七雄中首先實行變法，改革政治，獎勵耕戰，興修水利，發展封建經濟，后來的秦孝公商鞅變法都是以魏國為藍本的。
魏文侯被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提到，被贊為“好學”。魏文侯經常向孔子的弟子子夏以及再傳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請教，頗精通儒家思想。
對於國勢而言，魏文侯曾經遷都到魏縣，試圖扭轉魏國的戰略地位，又拜法家的李悝為相，以“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為原則實行變法。魏國經過變法國勢強盛，先後以樂羊為將敗中山國，以吳起為將攻取秦國西河（今黃河與洛水間）五城。以西門豹為鄴令，以北門可為酸棗令，以翟璜為上卿，改革政治，興修水利，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之首。
《史記·魏世家》以周威烈王二年（前424年）為魏文侯元年，至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在位38年。
《史記索隱·晉世家》注引《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六年」（「六」原作「十八」），《史記索隱·魏世家》注引《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據近人考訂晉敬公六年在前446年，隔年為元年，以此推算魏文侯年代在前445年–前396年，在位50年。
又一說《史記索隱·晉世家》注引《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晉）敬公十八年」不誤，以晉敬公十八年（前434年）的隔年（即晉幽公元年，前433年）為魏文侯元年，至周安王六年（前396年），年數總計38年，合《史記·魏世家》記載魏文侯在位年數，分前十二年為未稱侯而後三十八年為稱侯改元。
又一說以晉敬公六年在前447年，隔年為元年，以此推算魏文侯年代在前446年–前397年，在位50年。
《史記·周本紀》及《魏世家》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命韓、魏、趙為諸侯」為稱侯之年。
《史記·楚世家》以楚簡王八年（前424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為稱侯之年。
陳夢家《西周年代考·六國紀年》考訂以晉敬公十八年（前434年）的隔年（晉幽公元年，前433年）為魏文侯稱侯之年。
晉哀公六年（前446年），魏桓子死於這一年，由他的兒子魏斯繼任。以下便以文侯來稱呼他。
文侯深知要治國安邦就要任用賢人，他聽說子夏是孔子的學生，賢名於世，就親自前去拜他為師。子夏被魏文侯的誠意所感動，來到了魏國西河。子夏培養的學生是經世濟民之儒，他來到西河後，很多士人紛紛到西河學習，人們對西河都很嚮往，魏國因此學風濃厚，人才濟濟。文侯多次恭敬的向子夏請教經書和禮樂之事，子夏常向他傳授仁政愛民的為君之道，給他分析了古樂與今樂之別，並以樂喻道，勸其躬行堯舜之治，親賢臣，遠佞人，作為國君要謹慎自己的好惡。
文侯仰慕田子方的賢名，親自請到魏國來。有一次文侯與田子方飲宴，席間樂人奏鐘樂，文侯聽了就說：「鐘聲有點不協調，左邊鐘音較高。」田子方大笑，文侯問：「老師為什麼在笑？」田子方說：「君主不應該把心思才智用在這裡，應該專心致力於治理國家，現在君主如此善於欣賞音樂，臣就擔心君主闇於管理官吏。」文侯虛心的接受了田子方的意見。文侯之子魏擊常受教於田子方，曾將田子方所說的富貴者不得驕人的話告訴文侯，文侯感歎的說：「如果不在賢士身邊，哪裡能聽到這樣的金玉之言？」
段干木品德高尚，學識深湛。文侯想讓他做官他不應詔。文侯親自登門拜訪，他竟翻牆而走。文侯更加敬重他，每經過段干木居住的草房時，總要起身扶著車前的橫木以示敬意。
他的侍從問：「段干木不過一介草民，您何必如此呢？」文侯回答：「段干木是一位賢者，他在權勢面前不改變自己的節操，有君子之道。他雖隱居於貧窮的里巷，而賢名卻遠揚千里之外，我經過這裡怎敢不對他表示敬意呢？他因有德行而榮耀，我是因有土地而榮耀；他有的是義，我有的是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這正是我應該學習、尊敬的人啊！」文侯再三求見，段干木才與他見面，文侯聽他談治國的大道理，站的很累也不敢坐著休息一下。
魏國人聽說後都很高興，互相歌頌說：「我們的國君愛好正直的人，對賢者很尊敬；我們的國君愛好忠信的人，對賢者的禮節很隆重。」
沒過多久，秦國想興兵攻打魏國，司馬庚向秦國國君進諫說：「段干木是位賢人，而且魏君禮賢下士，尊崇道德，天下沒有不知道的。像這樣的國家恐怕不是軍隊所能征服的吧？」秦國國君覺的有道理，於是立即撤兵，不去攻打魏國。
文侯任用李悝（李克）為相，主持變法。進行「盡地力之教」，實行「平糴法」，政治實行「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等方式治理魏國，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的強國。並參考了各國律法編成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六篇，名為《法經》。
韓、趙兩國發生戰爭，韓國派特使向魏國求兵，說：「希望貴國能借我國援軍攻打趙國。」文侯說：「寡人與趙侯情同手足兄弟，所以不敢借兵給貴國。」接著趙國又派特使到魏國求兵攻打韓國，文侯說：「寡人與韓侯情同手足兄弟，所以不敢借兵給貴國。」因此兩國都沒借到兵，特使很生氣的回國。不久兩國才發覺，文侯已經從中為他們調解，於是就分別到魏國朝貢。
宋朝司馬光加結語說：「魏國於是開始在三晉中強大起來，其他諸侯皆無法與他相爭。」
吳起聽說魏文侯賢明，便投靠了魏國。文侯問李克：「吳起是個怎麼樣的人？」李克回答：「吳起貪求功名又喜歡女色，但如果是帶兵打仗，就是穰苴也不能超過吳起。」於是文侯任吳起為大將，讓他率兵進攻秦國，奪取了五座城市。
吳起在四年之間(前409年─前406年)便占領了秦國洛河以東的領土(見河西之戰)，為魏國在西方擴大了疆土，於是文侯設置了河西郡，由吳起擔任郡守。
文侯任命西門豹出任鄴縣的縣令，他向文侯請求辭去，文侯對他說：「賢卿還是去吧！一定能建立良好的政績，使賢卿揚名天下。」於是西門豹前往鄴地作縣令。西門豹一上任，就召見了當地的一些老人，得知漳水經常氾濫成災，而地方官吏更勾結女巫假借當地迷信，就是每年要為「河伯娶親」，每年都將一名少女投入水中，方能平息水患，以愚弄人民，搜刮財物。西門豹到任以後，揭穿了「河伯」也能結婚的鬼話，消滅了「三老」、「大巫」、「廷掾」等邪惡勢力，並動員人力開鑿漳水，建十二條渠道，以引漳水進入灌溉農田，使漳河由水害變為水利。
文侯想要滅亡中山國，便希望趙國借路給魏國攻打中山國。趙獻子趙浣想拒絕文侯的要求，大臣趙刻得知，便勸說：「魏國攻打中山國，如果不能獲勝，必定消耗重大使國力衰弱。假如消滅了中山，因為我國位居中間，也無法長久保留中山的土地啊。」聽了這番話後，趙獻子終於答應借路給魏國。
此時翟璜的門客中有名叫樂羊，主動請纓攻打中山。翟璜瞭解樂羊是個將才，雖然他的兒子翟靖，死在樂舒的手中，樂舒是樂羊在在中山國為將的兒子。翟璜權衡再三下，也向文侯舉薦他說：「大王想謀取中山的話，臣推薦樂羊。」魏國文武群臣聽說此事後強烈反對，認為讓樂羊的兒子就在中山，樂羊帶兵一定會投降，翟璜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擔保樂羊不會背叛。於是文侯拜樂羊為主將，與魏擊、吳起領兵進攻中山。
樂羊攻取中山，包圍中山，有三年之久，中山武公怒將樂舒殺死，煮成肉醬送給樂羊。樂羊坐在帳幕下面，把整杯肉醬都吃完了。文侯對睹師贊說：「樂羊因為我的緣故，吃了他兒子的肉。」睹師贊說：「連自己兒子的肉都能吃了，還有誰的肉不吃呢？」在文侯十九年(前406年)滅亡了中山國。
樂羊回國之後，對這次的功績免不了也有些驕橫的情緒。文侯知道了，就把樂羊叫到宮裏來，把那些毀謗他的信件交給他看，樂羊敢緊跪拜磕頭說：「這並不是臣的功勞，而是主君的功勞啊！」文侯獎賞他的功勞，把靈壽作為他的封邑，可是卻不再重用他了。
晉幽公十年（前424年），文侯自行稱侯，並以該年為文侯元年。
晉烈公十一年（前405年），齊國發生內亂。田會在廩丘（今山東鄄城縣）反叛，並向三晉求援。文侯任命翟角為主帥，帶領趙、韓兩國的軍隊，一路攻打到齊長城。齊國君主齊康公被聯軍所俘虜，與三晉之君主一起朝見周天子，齊康公並請求周天子冊封三晉為諸侯。
晉烈公十三年（前403年），九鼎聲響，周天子正式承認韓、趙、魏三家為諸侯，與晉侯並列，即由這一年正式進入戰國時代。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就從該年開始，記載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文侯二十九年（前396年），文侯病重，臨死前，召見吳起、西門豹、北門可等人，將太子魏擊托付給他們。文侯去世，由太子繼任為君主，是為魏武侯。
*魏成子魏成（季成，魏文侯的弟弟。）
*魏頎（孺子頎，魏文侯的長子，《周馴》。）
*中山君魏摯（魏文侯的小兒子）
*公主姬傾，中山武公的生母。〔戰國策稱為公子傾（文侯之女，《中山策》章一），中國先秦時期，諸侯的女兒可以稱為公主或公子。〕
*瞿蛻園，《通鑑選》，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9月初版
*韓兆琦，《新譯史記讀本》，臺灣，三民書局，2008年2月初版
*楊寬，《戰國史》，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初版
基督宗教中，聖人（；；）或聖徒，指從世界中分別出來而被圣化的人。《新約聖經》中所稱“聖人”包括所有信耶穌的人 、已死的信徒和殉道者。后來在一些基督教宗派中，聖人是指因生前德行以及奇跡表明其行在神的特殊恩寵與親密共融中，經由認證的程序，而被該宗派認可具有尊榮地位的人物。
《聖經》中的“聖人”是被神從世界中挑選、不屬世界、不沾染世俗的一般人。儘管在基督教早期歷史認可聖人需要顯神蹟的記錄，而當代基督教也常以這點作為聖人的標準。但實際所有信耶穌的人都可稱聖，並非一些特別有異能的人。
不同宗派對聖人的理解和認可並不一致。現在，基督宗教聖人的設立只出現於天主教、東正教、聖公會和少數基督新教的宗派中。
天主教和東正教所認可的圣人是不同的。認可不同圣人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東西教會大分裂，或與地方因素有關。在教父時期，有些人在某地區被奉為圣人，故只有該地區的敬奉（敬禮）。一般來說，只有《圣經》提及的人物（如耶穌的門徒和極少數知名人物）才會受到普世基督徒的敬奉。
在基督教大分裂前，天主教已建立了一套高度組織化的認可系統。而東正教的圣人比較分散，而且不一致，這與東正教中沒有一個中心的機構有關，故此教區的主教會決定教區內所認可的圣人。雖然東正教和天主教雙方圣人的來源和儀式極相似，彼此卻不承認對方的圣人名單。
一些被公眾認為是圣人的人，可能從沒有得到任何教會認可。即使在天主教內，不同教區和不同主教團對不同圣人的敬禮也不一定相同。有些教團通常只敬禮本教團所認可的圣人；有些圣人則只在其家鄉受到敬禮。在東正教中，於教區內去世的成員，一般會在所屬教區的禮儀中被曕仰。
然而，不是所有基督宗教的教派都對聖人的封聖和代禱有一致看法。宗教改革時期，從天主教分裂出來的英國聖公會，也繼續承認天主教的圣人。基督新教中的一些宗派，如信義宗，衛理宗也有聖人的設立。此類宗派承認聖人的忠貞是可敬和可效法的對象，但不認同聖人的代禱角色。
但大部分基督新教和基督教系的新興宗教都否定聖人的敬禮和代禱角色。對於否定聖人代禱的教派來說，“聖徒”只是基督徒的另一稱呼，不會稱呼某指定人物為聖人。
對天主教和東正教來說，奉行恭敬聖人並非拜偶像，而是敬之以禮；是基於《宗徒（使徒）信經》中“諸聖相通功”的道理——天上勝利的教會（已在天國與天主共融者）與旅途中的教會（地上的教會）在基督奧體中是共融的，亦是學習聖人聖女之芳表，與他們一起祈禱。另外，教會絕對支持教友向天主聖三禱告。天主教肯定人與天主間只有基督唯一中保，但認為人與基督間卻有多個中保，而他們就是聖人聖女，向他們祈求非指他們施恩給人，而是轉求，是另一種禱告方式，與代禱無異。
新教一般反對任何形式對聖人的敬禮、或向聖人禱告，而不向神禱告，認為聖人敬禮違背了《聖經》中，只敬拜神的原則。
聖人敬禮的相關習俗是圣物敬禮。基督教中的圣物，一般指圣人身體上的一部分（例如：骨頭）或遺物。對圣物崇拜，從基督教早期就已經出現，有些當時的基督徒躲在地窖中參與崇拜，與死去信徒的尸體一起。這可能與基督教相信的復活和對神蹟的期望而產生的敬禮。
另外，在天主教，聖公會和東正教中，有些信徒會將圣人的名字作為自己兒女的名字；有些則會在受洗後，領受圣人的名字。此舉期望藉所屬之圣人，能為帶有自己名字的信徒祝福和禱告。有些圣人會有紀念日，紀念日的命名也會冠以圣人的名字。
黑社會又稱黑幫、黑暗聯盟、黑暗組織，義大利稱為黑手黨，中是自外於規範社會的組織，卻存在著內部獨有的社會規範，組織上通過秘密結社凝聚力量以為基本組成，以傳統人際關係和結誼為中堅，以社團利益相關者為核心的組織，這些組織集團更可以構建龐大的地下社會與政治力量。一些觀點認為，犯罪和黑社會存在於世界上所有的社會當中，所有的社會都有自己的黑道團體存在。
黑社會收入來源一般涉及暴力、詐騙、色情、聚賭和毒品等行為或交易，有時也會旁及傳統營生方法，但依然包括了綁標、恐嚇等，行政當局對這些商業行為大多定為非法，不過組織通常可以透過法律漏洞的形式存續下去。黑社會各社團之間也經常為利益而展開暴力沖突，影響社會安寧。由於黑社會生存於規範社會之外，卻以規範社會為利基，這種影子政府的存於使各地政府均致力打擊以避免失去威信。有些黑社會勢力已經超過規範社會的政府，如果前者較有效率，後者會逐漸成為擺設。同時政府又會以種種方法與黑社會合作，兩者形成一個完整的社會，而黑社會是其陰暗面。
西方稱Organized Crime（有組織犯罪）,是一類由犯罪分子組成的結構嚴密權利集中的國際范圍、全國范圍或地方范圍的組織。組織從事的非法活動通常是為了金錢。而有些犯罪組織，如恐怖組織，也存在政治動機。紀律性強的Gangs也可被認為是犯罪團伙。與criminal organization、gang相似的概念有 mafia(黑手黨)，mob(暴徒),crime syndicate(犯罪團伙)；其人際網絡、次文化、犯罪社區也被稱為 the underworld.
其它組織，包括國家、軍隊、警察和公司——可能會使用有組織犯罪的方式來經營，但是他們的權利與前者正規的社會體制不同。一種傾向是將有組織犯罪與其它形式的犯罪分別開來，如白領犯罪、金融犯罪、政治犯罪、戰爭罪和叛國罪。這些分析目前還不清楚，在學術上依然存在爭論。例如，在失敗國家中，由于暴力沖突或極度貧困，政府無法提供基本功能，如教育、安全、統御，黑社會、統御和戰爭此起彼伏。詞匯寡頭政治(Oligarchy)常被指代民主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被少數家族和經濟寡頭所控制。
對非法物資和服務的需求是這類組織存在的溫床，如果不加制止，黑社會腐蝕公共道德、通過腐敗、滲透來破壞合法經濟。該理論命題可以由四因素組成：政府、社會、非法市場和有組織犯罪。  四因素中的各方關系都相對明了，而最終目的是解釋黑社會的勢力和程度。
贊助人—客戶網絡是指他們之間的浮動關系。黑社會可以小到為全局網絡中的一個小組織，也可以大到與重要價值成員、社會經濟成員或傳統發生關系。這些網絡常常由以下來組成：
* 基于家族、社會或文化傳統所產生的“自然”層級；
* “團結緊密”的活動/雇傭渠道；
* 兄弟式或裙帶式的價值系統；
* 私人活動；包括世仇、領地爭斗、收編和訓練家族成員等；
* 根深蒂固的信仰與傳統（包括宗教、家族價值、文化期望、層級政治、性別、性取向等）；
* 根據組織結構、社會禮儀、犯罪歷史、群體決策思維所指定的交通聯絡和執法體系。
官僚/公司運作模式的黑社會是以它內部結構的嚴格程度來劃分的。通過觀察運作模式、繼承、維持和回避報復，它們可以分為：
* 組織層級內部復雜的協作分工；
* 精英領導（與文化和社會特征相反）；
* 以非人性化的方式來將責任付諸實施；
* 復雜的書面條例/管理（與文化管理中的口頭傳達相反）；以及
* “自上而下”的交流和監督機制。
然而，這種運作模式有相應的弊端：
* “自上而下”的交流容易被竊聽，層級越多就越容易出現漏洞；
* 持有書面記錄會危害組織安全，導致安保級別提升；
* 對基層的入侵會危及整個組織（紙牌屋現象）；
* 以及人員的死亡、受傷、監禁或內訌會危及組織的運行。
官僚運作形式著重商業流程，強調權力層級，這些是基于對權力關系的強化而非注重貿易保護主義、維持或成長。
南美洲查獲的黑錢
獨特的幫派文化支撐著許多黑社會組織；這種文化可能產生于青年、家族或同伙犯罪時所經歷的人員收編、社會習得等環節，或是主犯的強迫行徑所致。詞匯“街頭幫派”（street gang）與“少年幫派”（youth gang）常常可以互換使用，代指鄰里街頭的青少年團體已經符合“幫派”的標準。米勒(Miller, 1992)將街頭幫派定義為“同齡人自發形成的，以彼此利益為紐帶，有可識別的領袖和內部組織，共同或單獨實施一定的目標，包括非法活動、控制特定領域、場所或企業。”
“過渡區”是指有流動人口的衰敗居民區—— 充滿不同群體、斗毆、“圈地”，以及盜竊分子們的團結與凝聚力。科恩(Cohen,1955): 工人階級的青少年加入幫派是因為在通往中產階級的道路上受到阻礙和挫折；克羅爾德和奧林(Cloward and Ohlin,1960):機會受到限制，在機會上的不平等分配導致各種幫派的興起（有的著重于搶劫和盜竊，有的則著重于斗毆，有的退卻者著重于吸毒）； 斯珀格爾(Spergel,1966)是第一位使用“以證據為基礎”，而不是憑直覺觀察幫派生活和文化的犯罪學家。和他一樣，克萊因(Klein,1971)研究了社會工作者對幫派干預的效果，發現更多的干預卻適得其反，導致幫派活動更加頻繁、成員更加團結。唐斯和羅克(Downes and Rock,1988)使用了帕克分析：應用緊張理論、標簽理論(從警方和法庭的經驗得出)，控制論（童年早期的問題，以及代價高于回報）以及沖突理論。沒有哪一個種族在幫派問題上比另一個種族更有傾向性，而當群體被邊緣化、孤立、棄絕時，他們更容易被幫派所吸引，這可以算作是社會排斥的結果，  特別是在人員收納和扣留問題上。這可以通過年齡(特別是青少年)或同齡人影響，以及累犯記錄來界定。這些群體也可以生成他們的符號標志（包括顏色、符號、飾品、旗幟或紋身）或公共形象，使得他們被主流社會注意到。
研究問題集中在這類幫派是否有正式結構、清晰的層級或領袖，并與成年組對比，看他們是否在目標追求上存在理性，以及結構、層級、角色的沖突等。有的對街頭幫派的研究觀察到了販毒——發現他們的結構域行為有一定程度的組織理性。成員視自己為有組織犯罪分子；幫派是正式的黑社會，有穩定的組織結構，明確的角色和規章，對成員的行為進行指導，以及明晰固定的收入（如毒品）。帕迪利亞(Padilla,1992)對上述兩者表示同意。然而，有的研究發現這些結論十分松散、沒有明確的定義、缺乏觀察，有的在內聚力上不足、目標離散、缺乏組織。共享標準、價值、忠誠度都低、組織呈“混亂”形式，很少有分工或清晰的職能。同樣地，使用暴力與成人組背后的保護性組織、政治關系、販毒相沖突。在許多案例中，幫派成員從青年幫派升級成為高度發展的指揮組，有的則與財團或顯示出很強的效法傾向。幫派和傳統黑社會不能全部聯系起來，然而，在成年組和青少年組的聯系上有明顯的互惠關系。就組織結構而言，沒有一組可以成為原型，而在許多案例中卻存在清晰的縱向整合（犯罪組織試圖去控制供需關系），例如武裝、賣淫、販毒等。
日本黑幫常用組織架構
企業模式探究個體犯罪、或小群有組織犯罪，利用了當代有組織犯罪更加浮動的'群體關聯'分析方式。這種模式遵循了社會習得理論或差異聯系，即在犯罪分子之間有清晰的聯系和互動，信息被共享，價值觀被教化；然而，另一種說法辯稱理性選擇在此不存在。選擇某種行為，或與其它黑社會發生關聯可以被視為一種企業決策——為犯罪企業做出持續的貢獻，將這種保護和個人獲利最大化。在這種情況下，風險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這背后的動機是否可以被視為真正的創業仍在爭論當中  ，或著說是作為社會損失的一種負創業結果。
類似個人會考慮快樂與痛苦，權衡司法、社會、經濟風險來決定潛在收益、損失，黑社會在某些犯罪活動是也同樣考慮。這種決策過程來自成員的群體決策，動機以及活動的環境。投機主義也是一個關鍵因素——有組織犯罪或群體常常從組他們的組織、犯罪行為、或在公共場合(人員收編、聲譽等)下的功能，以便行動更加有效、并將收益和保護最大化。
文化和種族劃分的環境為犯罪分子提供了迅速而安全的信任、交通土壤。這可能最終為一些群體提供了有利的競爭力，然而以此來劃分黑社會是不精確的。這種劃分包括西西里黑手黨、牙買加民兵、哥倫比亞毒販、尼日利亞有組織罪犯、科西嘉黑手黨、日本極道、韓國犯罪團體和中國三合會。從這個視角出發，黑社會不是個現代社會才出現的現象——十七和十八世紀的犯罪幫派完全符合當代社會定義黑社會的標準（與外星人陰謀論相反）。這些浪蕩在中歐村落邊緣地帶的幫派從事著與今天有組織犯罪同樣的非法活動，只有洗錢除外。
當法國大革命建立起強大的國家政府時，犯罪幫派才轉移到了控制相對薄弱的地區，如巴爾干和南意大利，而在西西里黑手黨所種下的惡種，成為了新世界有組織犯罪的關鍵。
基于歷史或文化
隱蔽/與叛亂分子有關
區域腐敗/導致社區恐慌
政治或經濟不穩定
持續提供違禁品。高度腐敗。
靈活、群體小
暴力、投機、風險
貨物提供不穩定，剝削當地青少年犯。
發達/高科技區域
通過合法企業運行
提供非法服務，如洗錢、詐騙、犯罪網絡。
黑社會常常危害企業，利用勒索、盜竊、欺詐等手段，包括劫持貨車、搶劫貨物、偽造破產、保險欺詐、股票欺詐(內部交易)。黑社會也危害個人，如盜竊車輛、盜竊藝術品、搶銀行、扒竊、盜竊珠寶、黑客、信用卡欺詐、經濟劫持、挪用公款、身份盜用、安全欺詐。有的黑社會欺詐國家、州縣政府，如在公共項目上操縱競標、制造假幣、走私菸酒、幫助非法移民。
黑社會積極尋求腐蝕公職人員，如執法、司法、行政人員，以便遮掩自己的行為，至少得到提前走漏的消息，回避調查。
黑社會提供一系列非法服務和商品，如放高利貸，謀殺、勒索、爆炸、外圍下注、非法聚賭、騙局、盜版、侵犯知識版權、綁架、賣淫、走私、販毒、走私軍火原油文物、販賣器官、提供殺手、蓄意破壞、偽造文件、洗錢、放水、限價、非法排泄有毒物質、原子能非法交易、護照欺詐、提供非法移民或廉價勞動力、人口販子、販賣珍稀物種等。黑社會也參與一系列商務勞務的敲詐勒索活動，如賭場高額定價、內部交易、行業壟斷，如垃圾回收、建筑、招投標、腐敗、恃強凌弱。
使用暴力是犯罪組織達到其目的的‘工具’(例如，脅迫、勒令、高壓、恐怖、叛亂)，或社會心理因素(文化沖突、侵略性、叛亂、獲取非法物質、反文化因素)，由犯罪個人或群體進行理性選擇。襲擊是一種強制性手段，用來脅迫欠債人、競爭或拉人入伙、搶劫、與其它侵犯財產犯罪有關，是一種反文化反權威的表現；使用暴力在黑社會是標準化的(與主流社會正好相反)。同時，暴力強度是依照組織所參與的犯罪活動所定的(以及他們的組織結構和文化背景)，侵略性的行為從低等級的物理襲擊到謀殺。在犯罪組織內的肢體傷害必須理解為對社會、文化沖突的顯示等級，而非公共社會的安保動機、或其它社會心理因素。
從日本極道或西西里黑手黨的榮譽、復仇擊殺，謀殺已經多有進化，更加看重謀殺的物理或形式重要性，以及目的和影響，以區別簡單的聲張權勢、鞏固犯罪權威，或是報復、消滅競爭對手等不同效果。職業殺手在整個黑社會歷史上都持續存在，這可以源自職業殺手的效率或便利，或是讓自己與謀殺現場保持距離(使得定罪變得更加困難)。這包括謀殺知名人物(公共、私人、或犯罪分子)，也與權勢、報復、競爭有相互關聯。報復性謀殺、武裝搶劫、爭奪地盤的暴力衝突、襲擊公眾人物都必須加以考慮，區分黑社會和他們沖突需求。
通過販毒、走私軍火、經濟犯罪，黑社會獲得了巨額利潤。然而，除非把這些財產偽裝、并成功轉入合法企業，那么它將一無所用。將‘臟’錢轉化為‘干凈’的錢會導致腐敗。黑社會需要將錢的非法來源隱蔽起來。通過‘洗錢’來掩蓋財物的痕跡、犯罪過程，將其轉化為可以使用的財產。洗錢危害國際國內貿易、銀行信譽、政府效率、司法公正。洗錢的精確數目幾乎無法計算，跨國政府建立了打擊清洗黑錢財務行動特別組織反洗錢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 FATF)來與洗錢做斗爭，稱“幾乎無法估算出可靠的財務數量，因此FATF干脆不公布任何數據。”然而，美國估算在二十世紀90年代，每年洗錢的數目約為2-6千億美元(US Congress Office 1995; Robinson 1996)，在2002年約為每年5千億到1萬億美元(UN 2002)。這使得黑社會成為繼外貿和原油交易后第三大世界貿易 (Robinson 1996)。洗錢的大量增長源于：
* 黑社會的尺度之大使之無法成為簡單的鈔票生意——除了將錢放入合法組織內，黑社會別無選擇，即發展合法企業、購買資產；
* 通訊和商務的全球化——技術進步使得跨國界轉賬變得輕而易舉，組織也會購買技術以逃避檢查；以及，
* 在全球市場中缺乏有效的金融監管。
洗錢分三步驟：
* 布局：黑社會在各個時段拆分洗錢，以避免被懷疑；物理地將錢財轉入合法系統內；可能與銀行串通，將合法和非法賬戶放在一起，將錢財轉移到安全地區。
* 分層：也叫‘厚肥皂’，制造假冒的書面記錄，將現金轉化為現金購買。
* 集成：也叫‘甩干’，將財務轉化為可征稅的收入，如購置田產、貸款、與國外銀行串通、或制造虛假的進出口交易。
* 貨幣轉發、黑市購買商品、賭錢、將現金來源復雜化。
* 地下銀行，與全世界的秘密‘銀行’有來往。
* 通常與合法的銀行或專業有來往，也有以正當的商店交易作掩飾。
與此相關的政策旨在使得金融市場變得更加透明，將犯罪現金的流通最小化，降低合法市場的損失。
除了日常銀行交易以外，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地區，‘郵匯服務’(remittance service)等形式已經存在了上百年。這項活動源自東南亞和印度，該系統的使用者將款項通過代理人轉入在另一國家的接收人，想別國親戚或朋友支付款項，而不是依靠傳統的銀行系統。款項可以迅速、廉價、安全地從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地點，無需建立銀行網絡、或是使用任何現代電訊服務。由于該系統在常規銀行業之外，它又被稱之為‘另類匯款’、‘地下’或‘平行銀行'系統。它們在許多國家里總是合法的、雖然最近才考慮到會有繞行國際金融反洗錢和反恐控制服務系統。風險特別地出現在記錄的不規則性，以及所在國家有法不遵等。‘郵匯服務'只是一系列用于形容轉賬行為的詞匯之一，包括把現金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該詞指價值以‘非正規’渠道，以區別傳統銀行。在現代銀行業興起之前，匯款系統就已經在中國、東南亞、中東興起，即需要將價值轉移、而不物理地移動現款自身。最基本地，郵匯服務包括一個寄送人、收受人、兩個中介。匯款人希望將款項遞送到收受人手中，目標國家通常是匯款人曾經居住的地區。
2007年，OECD報道黑社會偽造品包括食物、藥品、殺蟲劑、電器、香煙、甚至是居家清潔用品，還有日常電影、音樂、文學、軟件、時尚等。在販賣假冒偽劣商品時出現了如下質量變化：
* 大量假冒偽劣商品的出現危害健康與安全；
* 更多的產品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居家日用品；
* 生產尺度已經呈工業產業化。
有組織犯罪的經濟概念可以從理論和經驗兩方面出發來分析。國家政府、失業率、居民平均收入、對政府的滿意程度以及其它經濟指標都會成為黑社會逃稅漏稅的機會。在衰弱的國家內，許多黑社會都滲透了合法和非法市場，經濟因素必須做出調整，以優化稅收，防止逃稅漏稅。和其它犯罪一樣，技術進步使得逃稅漏稅更加容易、便捷，并使之全球化。黑社會做假賬、運用非法的離岸銀行賬戶、使用避稅區或免稅規避手段，并進行走私活動，影響了正常稅收，破壞了維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法制安全等。
身份盜竊是一種欺詐行為，或盜用他人身份以獲取信用卡資源等其它好處。受害者會因欺詐人假冒身份的犯罪行為備受打擊，而遭受欺詐的組織和個人也會成為受害者。
網絡欺詐是指使用互聯網來對受害人進行欺詐性的教唆、交易等。就有組織犯罪而言，這些行為可能伴隨其它活動發生、或成為組織的首要目標。電子郵件欺詐、尼日利亞騙徒、婚戀欺詐、求職詐騙、以及其它釣魚式攻擊都是最常見最廣泛使用的身份盜竊，由于社交網絡的到來，賬號盜竊等其它行為已經司空見慣。
盜版是指在沒有合法授權的情況下盜用它人的獨家版權，進行非法復制、制造衍生品。雖然這是公認的與民事訴訟法有關的行為，但有組織犯罪在該領域的影響的動機依然在爭議當中。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61條要求所有國家建立對盜版問題的懲處法規。近期，版權所有人要求國家加強對相關侵權事件的處理。黑社會利用消費者的需求、安保和匿名技術的進步、新興市場和新產品傳播技術進行盜版活動。
網絡戰是指由政治為動機的黑客行動以進行網絡間諜活動或其它電腦犯罪。這是一種信息戰，有時被視為常規戰爭的反義詞，雖然這種表述在精確性和政治動機上都存在爭議。它被指代國家政府滲透別國的計算機或網絡系統，意圖導致民眾傷亡或混亂，成為“第五層戰場，”網絡間諜是指通過網絡、軟件、計算機，以非法手段獲取個人、競爭對手、組織、政府的機密、敏感、財產、絕密信息。它的背后有明確的軍事、政治、經濟動機。信息的不安全可以使其被截獲、更改，導致間諜可以通行全球。軍事行動若是借助計算機或衛星來進行協調的話，會冒被干擾的風險。命令或通信可以被劫持或篡改。能源、水利、染料、通信、交通基礎設施可能或遭到破壞。根據克拉克(Clarke)的觀點，民眾層面也在冒險，安全問題已經涉及到盜竊信用卡、偷電、火車票、混亂股票市場。
詞匯“計算機病毒”可以是一個泛指，包括所有的病毒、惡意軟件、特洛伊木馬、隱匿程序、蠕蟲、不誠實的廣告和其它惡意的、令人厭惡的軟件(雖然它們在技術上各具特色)，它們被證明對于有組織犯罪來說利潤豐厚，為有組織犯罪提供了欺詐和勒索的便利，幫助破壞安全、隱私等。蠕蟲可以被有組織犯罪分子用來破壞計算機安全(在給定網絡內跨計算機自我復制)，特洛伊木馬則在表面上看似無害，但隱藏著惡意功能(例如截獲機密數據、破壞信息)。蠕蟲和特洛伊木馬和病毒一樣，可以破壞計算機系統數據和功能。隨著互聯網有組織犯罪模式的發展，病毒的增殖和其它軟件導致破壞者(有組織犯罪分子或個人)和受害人的分離；這幫助解釋了日益增長的計算機犯罪，例如意識形態犯罪或恐怖主義。2010年7月中旬，安保專家發現了一種可以滲透工廠計算機的病毒，并在全世界車間內都有發現。《紐約時報》認為這是“對工業基礎設施的第一次進攻，觸犯了現代經濟的基礎。”
政治腐敗是使用政府合法權利為私人提供非法利益。濫用政府權利，包括政治迫害和暴政，不被認為是政治腐敗；個人或公司的非法行為若是與政府無關，也不被認為是政治腐敗。對于政府官員來說，只有當他們的非法行徑與職權有關時，才合乎政治腐敗的嫌疑。腐敗的形式多種多樣，包括賄賂、勒索、裙帶關係、贊助、瀆職、和侵吞。腐敗會滋生黑社會企業，如販毒、洗錢、人口販賣，但不局限與此。這些活動設計的腐敗以國家和管轄區域的不同而不同。例如，有些地方的合法行為在另一地區是非法的。在一些地方，政府有寬泛或模糊的權利，導致無法分辨行為是否合法。從全球角度來看，每年僅賄賂一項就超過1萬億美元。腐敗不受控制的國家被稱之為竊盜統治，望文生義——“竊國者侯”。
公司犯罪是指由公司(例如由公司法人參與的活動)，或與公司有關的個人(如轉承債務和法人責任)。注意，有的公司腐敗行為在某些法律系統內不屬于犯罪。如有的司法轄區允許內部交易。
毒品的知名販售地區，有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交界處的「金新月」（海洛英），緬甸、寮國和泰國交界處的「金三角」（海洛英），哥倫比亞、厄瓜多和秘魯交界處的「銀三角」（古柯鹼），奈及利亞和加納交界處的「黑三角」（古柯鹼），此四地為世界四大毒品植物產地，號稱「毒販的麥加」（必須去原產地採購，較為便宜）。有跡象顯示由于東南亞的罌粟產量持續下降，毒販可能開始向阿富汗尋求海洛因原料。
以性剝削為目標的人口販賣是當今性奴隸的主要致因，是將婦女和兒童用作性交易。性奴隸常常呈現強迫賣淫的形式。詞匯“強逼賣淫”常在國際和人道場合下出現，但不足以獲得理解和應用。“強逼賣淫”常常指在一定場合下控制某人，強迫對方發生性關系。國際上，官方對性奴隸的統計數據各不相同。2001年，國際移民組織估算出有400,000人，聯邦調查局估算出700,000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則估算有175萬人。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人口販賣受害人的最常見目的地是泰國、日本、以色列、比利時、荷蘭、德國、意大利、土耳其、美國。
以多人強姦一名女性即為輪姦。
''參見蛇頭
販賣人口是指“經營、運輸，試圖將人員以非法的方式送出國界，觸犯一國或多國法律，在暗中或以欺詐的手段行事，例如使用偽造的證件。”該詞常常與“非法移民”互換使用，在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被定義為“...采購，以直接或間接獲得財產或其它物質福利，將不屬于該國的個人送入他國。” 這種行徑在過去幾十年正迅猛增加，成為全球非法移民的一大組成部分。非法移民常常得到被當事人的許可，目的在于獲得更好的就業和經濟條件，個人或家族生活改善，逃避迫害或沖突。
當今的奴隸人數依然高達12,000,000-27,000,000人相對人類歷史而言，這可能是算少的了。他們中很多都是債務奴隸，主要在南亞，是由于高利貸所致，有的家族世代為奴。這是最大的犯罪工業，預計將會最終超過販毒。勞務詐騙在二十世紀30年代興起，影響國家和國際建筑業、采礦、能源和交通業。 它們專注于尋求廉價的或失去自由的奴隸，常與工會和官員腐敗、偽造有關。
今天，犯罪被視為一個城市化現象，但在人類歷史的長河里，農村才是遭遇犯罪的主要事發場所。在村落里，人們盡力將犯罪保持在較低水平；然而，外來人，如海盜、強盜、土匪時常在必經之路上襲擊貿易者，有時嚴重干擾貿易，提高成本、保價和出售價格。根據犯罪學家保羅·倫德(Paul Lunde)的說法，“海盜和土匪對前工業化世界來說有如黑社會對現代化世界一樣。”
倫德稱，“野蠻的征服者，如蠻族人、高盧人、諾曼人、土耳其人或蒙古人雖然不被認為是有組織犯罪分子，但他們和黑社會有很多相似的特征。他們大多不是基于意識形態的，而是以種族為基礎的，使用暴力和恐嚇，并遵循自己的律法。”恐怖主義與有組織犯罪相互關聯，但它是出于政治意圖而非經濟目的，所以與黑社會有共性、但區別對待。
克雷西的西西里黑手黨（Cosa Nostra）模型對黑手黨進行了詳盡的研究。結果發現，它們的結構是有形式的，在任務上管理明確，收編上門檻分明，并有一定的條規來維持組織的活動。在這個層面上，組織和專業犯罪是有區別的；就社會系統而言，它有明確的層級、領導、成員，通過法律條規和明確的目標來指導行為，通過管理來使得盈利最大化、拒絕違禁品。阿爾貝尼(Albini)則認為有組織犯罪行為是由贊助人和客戶組成的網絡而形成的，而不是管理層級或秘密社會。
這種網絡的特點是疏松的權力關系。每個成員都希望增進自己的好處。犯罪企業家是贊助人，他們與客戶交換信息以取得支持。客戶包括幫派成員、當地或國家政客、政府官員、合法企業人士。在網絡里的人們可能并不直屬于犯罪組織的核心。揚尼和揚尼(Ianni)推進了克雷西和阿爾貝尼的方式，研究了在紐約和其它城市的意大利——美國犯罪組織。
與克雷西發現的結構不同，親屬關系似乎是黑社會的基礎；這包括虛構的教父、以及有血緣關系的親屬；與其說是成員的地位和聯系，倒不如說是非人的行徑，定義了成員。行為準則、權利網絡、角色包括：
* 家族運作的社會單位，以及所呈現的社會、商業功能；
* 領導地位到管理中層都是基于親屬的；
* 組織為家族核心制定領導，包括虛構的教父性關系強化；
* 領導群分配合法或非法事務；
* 從合法或非法企業轉移財務，以個人的方式將其運送會非法企業，而不是通過群體方式。
強大的家族關系衍生自南意大利，家族在當地是社會秩序和道德的基礎，而不是教會或政府。
最近，犯罪學的發展傾向是認為黑社會從正式意義上來說并非‘有組織’的。證據包括：缺乏中央控制、缺乏正式的交流、破碎的組織結構。它呈現出組織混亂的特征。例如，二十世紀70到80年代的西雅圖犯罪網絡包括商人、政客、警察。他們與邁耶·蘭斯基(Meyer Lansky)所建立的全國網絡都有聯系，但并沒有發現蘭斯基對他們有什么中央控制。
有的黑社會參與了城市里知名的犯罪層級，犯罪活動并不受限于這些層級的中央管理，或其它控制組織，他們的活動也不局限與給定的目標。犯罪網絡所呈現的并不具備組織凝聚力。就黑社會研究而言，似乎過度強調黑手黨對犯罪組織的控制了。黑手黨自然強大，但他們是“異質地下世界的一部分，復雜關系是該網絡的特點。”黑社會是暴力的，目標是金錢，但由于缺乏結構和目標的離散性，他們是‘混亂’的。
更多的研究顯示，官僚或親屬關系都不是有組織犯罪的首要結構，他們的關系是一系列聯合企業的合伙人。雖然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所有的研究人員都發現對象存在一定的管理活動。他們都觀察到了網絡和一定程度的持續力，可能關注成員角色而不是組織結構會更加有意義。對理解他們的社會系統角色有三種主要研究方式：
* 組織的理性系統：高度形式結構，包括官僚的、層級的，有正式的條例、權威、高度明確的目標；
* 組織的自然系統：成員可能認為組織就是目的，而不是途徑。倡導群體價值、維持團結是首要目標。他們不依靠盈利最大化。在關系上性情乖張、使用暴力是顯而易見的，但他們將注意力集中在成員的聯系上、組織上和受害人身上；以及，
* 組織的開放系統：在他們彼此和運行環境中的高度相互依賴性。組織和運行的方式是不可知的，他們隨時改變以滿足多變環境的需求。
有組織犯罪可能是上述三者的組合。
二十世紀70年代在國際輿論上，定義黑社會變得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它的泛濫囂張和惡劣的影響所致。例如，聯合國在1976年、歐盟在1998年認為黑社會是“…群體性的大規模、復雜的犯罪活動，或松散、或嚴謹地組織成員，侵害社區及其成員。常常伴隨著殘酷的行徑，無視法律，包括對個人的侵害，引發政治腐敗。”(聯合國) “有組織犯罪意味著持續性的，由兩人或多人組成的，其行動被視為犯罪，或可被處以至少四年以上監禁或更重的刑罰，無論這種行徑是關于他們自身的或是以獲取物質利益為目的的，或是再必要條件下，以不正當手段來干預公共權威的活動。”(歐盟)并非所有黑社會都有相同的組織特點。然而，暴力、腐蝕、逐利、持續性斗士黑社會活動的核心。
歐盟委員會和歐洲刑警列出11項定義有組織犯罪的特征。其中，6項應當滿足，斜體的4項是必須。
簡而言之，它們是：
* 活動超過了''很長或一定時間''；
* 做出了''嚴重的犯罪行為''；
* 對政治、媒體、公共管理、司法權威或經濟產生影響；以及
* ''以牟利或獲取權力為動機，''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也有類似的定義：
* 有組織犯罪：結構性群體，三人或多人，一起或多起惡性犯罪，以謀取經濟或物質利益為目標；
* 惡性犯罪：罪行至少可以判處四年監禁；以及
* 結構性群體：不是隨意組成的，不需要正式組織，
其它定義則著重與權力、逐利、恒久性，將有組織犯罪行為定義為：
* 層級式：少數精英，許多行動人員；
* 有限的或獨特的成員：保持神秘性和成員的忠誠性；
* 自我恒久性：人員收編和相關政策；
* 勞動分工：以到達組織目標；
* 壟斷性：控制市場，謀取暴利；以及，
* 使用顯性條例和規范：榮譽準則。
定義需要將法律和社會元素結合起來。黑社會對社會、政治、經濟具有廣泛的影響力。使用暴力和腐敗來達到目的：“黑社會群體著重與非法收益，系統性地從事犯罪活動，影響社會，并有能力為其活動提供庇護，特別是愿意使用物理暴力或通過腐蝕政府來清楚個人。”
雖然指代清楚、現象定義明確，但詞匯‘有組織犯罪’可能并不恰當。就證據而言，有組織犯罪“呈現出并不良好的組織、在犯罪組織上差異很大… 其經濟活動可以更加確切地形容為‘犯罪企業’而不是結構模糊不清的‘有組織犯罪’。很多定義專注于有組織犯罪的‘群體本質’，成員的‘組織性’，使用暴力或腐蝕來達到其目的，以及其逍遙法外的特性…。有組織犯罪在不同年代和地點形式不同。由于這種多變性，問題“什么是有組織犯罪？”是“證明危險”的，難以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有的人認為所有黑社會都在國際層面運行，而目前沒有相應的國際法庭來懲戒這種惡行(國際刑事法庭只能處理反人類罪，如種族滅絕罪)。如果某一網絡主要在一個司法轄區活動，并在另一轄區進行非法行動，那么被認為是‘國際的’，但詞匯‘跨國的’似乎更加確切一些，即將這些重大犯罪活動不限制在一個司法轄區，而是多個。因此，對有組織犯罪的理解上升到了國際層面，以及對社會矛盾的爭斗，如權利、控制、風險、效率，這都是組織學的范疇之內。社會、經濟、政治權力的積累是所有黑社會賴以維系的核心焦點：
* 社會:犯罪群體試圖控制社會，特別是轄制某些社區；
* 經濟: 試圖通過賄賂政府，使用合法或非法強制手段來影響經濟；以及，
* 政治: 犯罪群體使用賄賂和暴力來獲得權力和地位。
當代的黑社會與傳統的黑手黨風格迥異，特別是在權力的集中和分配上、權力結構和地盤‘控制’概念上有所不同。有趨勢表明黑社會不再使用中央集權，而通過家族聯系建立疏松的結構，和非正式的相互關系。當中央政府和公民社會解體、軟弱、缺乏信任時，黑社會就會變得猖獗。
當社會遇到政治、經濟、社會動亂或轉型時，如政府變動、經濟高速發展，特別是社會缺乏強有力的權威和法治時，黑社會就會泛濫。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都為黑社會提供了滋生的溫床。
黑社會的最新發展趨勢是身份盜竊和網絡敲詐。這些行為都會打擊消費者使用互聯網或電子商務的信心。電子商務原本會促進小型企業和大型企業之間的商貿往來，但網絡有組織犯罪的滋生卻使其適得其反；大型企業有能力支付寬帶(抵抗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以及高級安保措施。而且，利用互聯網的有組織犯罪使得警方搜捕的困難加大(即便是增加了更多的網上警力)，這是由于大多數經歷和執法機構是在某一地區或司法轄區行動，而互聯網使得有組織犯罪可以橫跨國界而不被發覺。
在過去，黑社會受到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導致彼此的火拼。這種火拼常常導致暴力，消耗了寶貴的資源，如人力資源(要么被殺了、要么被扔進監獄了)，設備和財富。今天，黑社會明白了彼此合作比相互火拼更加有力(即鞏固權勢)。聯合國毒品控制和犯罪預防辦公室估算在2005年，有組織犯罪集團占有資產達3220億美元之多。
根據這種已經過時的理論，不去過問背景緣由，犯罪的決定不過是一個理性的選擇，是權衡利益和后果的判斷；這種理論將所有人視為理性的運算器，在權衡風險(被發現和懲處)和回報(個人的、財產的等等)后實施犯罪行為。理論忽略了罪犯的背景和其所在的周邊環境，認為有組織犯罪在發現風險時降低、在發覺利益時提高，認為組織結果、目的、活動是理性選擇的顯示器。它忽略了除了經濟利益以外，人們犯罪是為了獲得接受、尊重和他人的信任等。
該理論將犯罪行為視為個人的、內部算計的反映，是犯罪分子權衡冒犯收益大于風險的結果。有組織犯罪的感知強度、重要性、無誤性與他們的犯罪活動、強度、社會反響是成比例的。參與有組織犯罪的好處(高度的經濟收益、較大的社會經濟控制和影響、家族和他人的保護、在‘壓迫人’的法律和社會標準下所感知的自由)對高度組織的黑社會來說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
日本反黑幫標語
罪犯通過彼此交往相互學習。黑社會的成敗依靠他們之間交流、對價值系統的強化、收編培訓人員進行維持、在犯罪活動中建立或補充缺口。對該理論的理解需要觀察罪犯之間的聯系、上級的恐嚇、對價值系統的理解、以及黑社會背后驅動權威和運行過程。人際關系定義了個人發展的動力，以及作為跨代際指示器的家族或同伙影響。這個理論也發展了包括強化的強度和弱點，以及持續的犯罪企業可以被用來理解某些犯罪傾向或受害人等，與主流文化的整合力度，再犯和改造成功的可能性。
根據這一理論，有組織犯罪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合法市場無法滿足眾多消費者或潛在消費者。對某一商品或服務的高需求(如毒品、娼妓、武器、奴隸)，低度的風險和暴利導致犯罪組織進入市場，通過提供這類商品的服務來盈利。就成功而言，必須有：
* 一定的消費(需求)來維持盈利，蓋過風險。
在這種情形下，競爭是被打壓的，導致犯罪牟利的壟斷。合法替代品或服務可能通過提高競爭力迫使有組織犯罪進行調整，包括威懾手段(減少需求)和約束資源(控制供給或生產)。
薩瑟蘭(Sutherland)進一步指出這種偏差是來自社會階層的沖突所致，階層對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偏差相互爭議。因此，有組織犯罪被非法生產、盈利、保護主義、社會控制所吸引，并試圖將其接受。這解釋了有組織犯罪會傾向于建立保護傘，使用暴力、侵略或脅迫的手段進行強迫(有時被成為‘恐怖主義’)。拼命地斂財說明了缺乏合法途徑來達到經濟或社會成功，類似白領犯罪或政治腐敗(雖然后者是否基于財富、權利依然存在爭議)。通過政治和經濟手段對社會規范和行為的影響力(以及犯罪需求的執行或常態化)會由差別接觸理論來定義。
社會解體理論被應用于街頭犯罪層面，由此，幫派行動、離散的犯罪組織和網絡、社會經濟的人口影響、獲取公共資源的合法渠道、就業或教育、以及流動性都與有組織犯罪有關聯。當上層和底層社會處在他們周圍時，會感到憤怒、仇恨、社會不公和挫敗感。罪犯會經歷貧窮；他們所獲得的財富是不可能通過正常渠道來獲得的。街坊概念是這個理論的核心，它定義了犯罪分子及其組織的社會習得、控制源、文化影響、獲得社會機會等論點。對主流社會權威的恐懼或不信任可能是導致社會解體的關鍵因素；黑社會復制了這樣的角色，確保了對反文化的控制。這樣的理論旨在將幫派的暴力和反社會行為視為社會解體的反映，而不是他們組織的產物或工具。
社會學家羅伯特·金·莫頓認為無規範在于社會對成功的定義是什么，以及個人是否愿意通過社會所定義的渠道來取得成功。當合法途徑無法為人們提供滿足時，犯罪就頗具吸引力。犯罪組織利用社會的無規范感來建立產生罪犯的需求和非法途徑。由此，通過社會習得、文化偏差、犯罪動機等，黑社會建立一系列元理論作為它們的基礎。如果犯罪被視為無規範的功能時，組織行為產生了穩定的、強化的安全性，則與市場力量所帶來的創業—風險方式爭鋒相對。正是合法機會的短缺束縛了人們追求合法的社會目標，降低了使用合法途徑來達到目標的幾率。
犯罪分子觸犯法律，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次文化——即反文化——他們的價值觀、規范與工人階級、中產階級、或上流社會都不相同。這種次文化有一種另類生活方式、語言和文化，其特點基本上是崇尚強暴、處理自己的事物、拒絕政府權威。榜樣包括毒販、小偷、嫖客，他們的成功和財富是不可能從社會所提供的機會那里得到。由此，建立這種反文化成功途徑是黑社會賴以生存的溫床。
雅稱為遊俠、江湖、綠林。臺語俗稱作「兄弟」、「??迌人（tshit-th?-lang）」。黑社會是漢語裏一個包羅性的詞匯，以不正當、惡意手段自行犯罪、聚眾犯罪，或者教誘他人犯罪等種種不法方式，而獲取利益的一個結構體。但實際上黑社會并非一個統一的團體；而“黑社會渠道”通常被稱為“黑道”。
黑社會多為各地豪強，元朝“豪強武斷，以亂吏治，民甚苦之”。豪強經歷戰爭坐大，例如源於中國的洪門。日本的兒玉譽士夫則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日本皇軍提供情報，因而崛起的日本黑幫頭目，上海青幫的杜月笙則是和國民黨軍統有直接關係，積極響應政府指揮。
黑社會是幾乎所有犯罪團夥與組織犯罪行為的源頭，成為繼軍隊和警察之後持有最大武裝力量的團夥。因為其不合法性，就不會有限制武力的使用，甚至暴力為黑社會生存的唯一方式。黑社會的武裝力量也成為可以被經濟誘因而收買的武裝力量，因此成為社會不安穩的重大因素之一。
黑社會需要在警察不干預的情況下才能夠經營及謀取利益，故此警察和黑社會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香港於1960年代，由於貪污十分嚴重，於是以刑事偵緝處的總探長及探長所建立的，當中由黑社會在背後支持的探長及總探長對局勢控制，完全牽制香港社會基層的力量。此問題直到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後才解決。上海青幫頭目杜月笙也是當時上海探長的另一上海大亨黃金榮的合作對象。
地方政府對社會和領土的不充份掌控和管理也為黑社會營造了生存空間，世界各地在發展的歷史中，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因為力量覆蓋不足，其餘地方便由門閥豪強進行自治。在中國各朝代農民起義中，豪強就扮演著中國地方自治的重要角色。豪強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也是合作並競爭著，可以說黑社會這種地方豪強是地方政府管治力量的一種補充，兩者作為地方社會的完整面貌，直到地方政府的管治力量完全覆蓋地方。在黑社會和地方政府並存的時候，腐敗就因此滋生。黑社會（或以公司、社團面目出現）會替地方政府負擔一些見不得光的勞務，如暴力拆遷，再由政府出面進行合法操作。
香港黑社會對娛樂圈有不少關連，如向華強、向華勝兄弟的父親向前就是新義安的創始人，向氏家族成立娛樂制作公司和商界有不少地位。而由廣州轉至香港葛肇煌將軍統領14k的人馬尹國駒也在被捕入獄前的1998年自資1400萬拍攝自傳式電影《濠江風雲》（任達華，郭可盈主演），未上映即被中國大陸及香港禁播，尹國駒數日後亦被澳門警方拘捕。臺港更有多個藝人被強迫接戲的情況，曾經出現多宗藝人遭暴力恐嚇和避債自殺事件，其中以劉嘉玲裸照案最為轟動。
中國大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黑社會曾銷聲匿跡，但改革開放之後黑社會便隨經濟發展再次出現，現今為公安系統維穩的重點對象之一。最有名的黑社會人物有東北的喬四、劉涌，天津的禹作敏，遠華案的主要人物賴昌星，以及涉及周永康案的劉維、劉漢兄弟等。
由於各地政府均有「禁止自稱黑社會成員」的法令，黑社會的存在更趨於地下化和隱密化，一般人都不能得知其存在。政府也因為黑社會的存在是直接挑戰其權威，而一直不肯承認黑社會的確實存在情況。
早年的黑社會以秘密結社形式存在，21世紀之交開始以企業化經營，資產注冊為集團公司，並規範旗下生意，以合法行為掩飾其非法營利業務，或通過洗錢變為合法營收，或積極轉型為合法企業。更甚者與政府合流，即黑金政治，盛行於臺灣。江南案及三一九槍擊事件中，黑社會更直接影響臺灣政局。
政府為瓦解黑社會，主要策略為減少黑社會參與人口。如對黑社會進行招安收編（例子古代有梁山泊和張保仔），擴編警察和城管，教育方面提高人民教育水平和勞工政策達成全民就業。這些政策都可以減少流民數量，消除黑社會壯大的誘因，以進行維穩。
因為黑社會的存在直接威脅到正面政府並影響其權威性，各地正面政府均積極打擊，設立警察部門以打擊黑社會為主要任務，不過也有很多黑道人士並非持續犯罪，而是與政府私下合作的形式進行地下管理，投資與招商等非官方事業形成一種線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94條規定為例，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沒收全部財產，實務判例中有糾集十幾人於一個鎮上形成黑社會的老大最終被判刑近19年徒刑並沒收財產。
部份地區的警察部門更有專責反黑科處的設立，例如香港警務處反三合會行動組及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等。
除了直接參與行動，警方也會透過增聘本來有意加入黑社會的人士加入警隊和宣傳罪案來壓抑黑社會人口的增長。
在香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警察與黑幫緊密合作被廣為提及，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開始，此指控達至高峰。2019年7月21日的元朗襲擊事件被認為是由警黑合作所致。及後在8月及9月，多宗爭議性的警隊支持者斬人及斬人者獲警方優待事件，使警黑合作的說法甚囂塵上，成為香港警民關係除濫暴及性侵以外的最大撕裂點之一。
# 黑金政治，收買政客，藉以關稅、施壓、圍標或綁標，從中謀取不法利益。
# 恐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