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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鳳門又名“興中門”，位于南京城西北角，依獅子山而建，南為定淮門，東為鐘阜門。儀鳳門原為南京城北部通往長江岸邊的要道。成化年間，由于南京守備兵力不足，遂將儀鳳門等城北城門堵塞。清朝順治16年，梁化鳳開儀鳳、神策二門，出兵奇襲圍城的鄭成功軍隊得勝，此后儀鳳門得以重建。清朝儀鳳門為單孔城門，上設兩層箭樓。1853年，太平天國大將林鳳祥指揮挖掘通向儀鳳門的地道，用地雷炸開儀鳳門城墻，直攻兩江總督衙門，攻克南京。1895年，張之洞在儀鳳門下鋪設了南京第一條近代馬路。其后，由于挹江門的開通，儀鳳門的地位顯著下降。1928年，儀鳳門改名興中門。1971年，由于建寧路的修建，興中門被拆除。2006年，南京市政府復建儀鳳門，為一三孔拱門。
儀鳳門城下水洞兩座，本門衝要，是明清時出入長江的必經之路。
鐘阜門位于南京城西北，在金川門以北、儀鳳門以南，又名小東門，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名為鐘阜門。成化年間，因守備兵力不足而被堵塞，后未重開。1958年左右該段城墻被拆除，今僅存地名。
鐘阜門本門荒僻，有一券。踞獅子山崗，是明代都城北面西頭第一門，由于門朝東，俗稱小東門。清代時堵閉，後拆毀。
金川門位于南京城北面，因金川河在其涵洞下出城而得名，東為神策門，西為鐘阜門。城門外有金川門橋，現為文物保護單位，城門包括水關一座，為長江以北進入南京的要道。1402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難之役中率軍攻打南京，守臣李景隆、朱橞打開金川門迎其入京。南明時為防備清軍進攻一度封閉金川門，清朝占領南京后復開。1907年，滬寧鐵路經金川門通往下關。北伐戰爭后，中華民國政府定都南京，一度改金川門為“三民門”。1957年金川門被拆除，現僅存地名尚在。
神策門現名和平門，是南京城北最東側的一座城門，位于玄武湖西北，在明城墻13個城門中是保存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南京現有所有城門中唯一保留有民國以前鏑樓的城門。神策門依山而建，曲折迂回。清朝時增建外甕城。光緒年間重建鏑樓，但規格已由原來的都城級降為州府級。1658年，鄭成功北伐金陵，敗于門下。為紀念戰功，順治帝下詔改名“得勝門”。1853年，太平軍從此處攻入南京城。1929年改名“和平門”。1930年代，美國亞細亞火油公司將甕城作為油庫。日軍占領南京后也以此地為油庫。南京軍區后勤部接管后繼續作為油庫使用，和平門成為軍事禁區。2004年10月1日，修繕后的和平門對外開放，位于中央門立交橋的東南角。
神策門本門荒僻有兩券，東至後湖，依丘傍湖，地近幕府山和長江，是軍事防守要地。十三門中唯此門由劉基開兩洞。順治時，鄭成功17萬大軍攻城時，中了守城清將緩兵之計，守兵偷偷鑿開另一城洞，偷襲大敗鄭成功，後稱神策門為得勝門。1928年改稱和平門，現存甕城券門各一，譙樓一座，2002年修復開放。
2014年重建的太平門，攝于太平門內玄武高中附近
太平門位于南京城的東北垣，是南京城北面的正門，以南是朝陽門，西北方向是神策門。因為代表監獄的貫索在天市垣，而不在代表天廷的太微垣，所以明代南京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合成“三法司”）監獄就在門外貫城坊，相傳夜間哀聲四起，為此將城門命名為“太平”。太平門處在鐘山與玄武湖相接的位置，建在鐘山向西延伸的富貴山、覆舟山之間，據有山湖之險。太平門東面的鐘山被稱作“蟠龍”，這一段城墻就被稱為“龍脖子”。太平門扼守鐘山，對于控制南京北部至關重要，且龍脖子一帶是南京城唯一沒有水體保護的城墻，因此清軍進攻太平天國和日軍圍攻南京時，這一帶都是主要的攻擊方向。太平天國時，在門外鐘山腳下修筑地堡城、山上筑天堡城拱衛太平門，這兩個要塞陷落后，清軍在龍脖子用地道炸開城墻，攻入南京。1911年辛亥革命時的江浙聯軍也是攻占天堡城后攻入南京。1931年，太平門一度被改名為自由門，1958年拆除。2014年重建，曾引發廣泛爭議。
朝陽門是明南京城唯一的東門，民國時改筑為中山門。朝陽門為單孔券門，城下有水關，在明代是連接皇城和明孝陵的通道，平日不開放。朝陽門的原址在現在的中山門稍南的地方，與皇城的東華門、西華門以及玄津橋處于同一條東西軸線上。1865年時增設外甕城。
1928年8月，為了迎接孫中山靈櫬奉安中山陵，南京市政府修建了一條從中山碼頭直到朝陽門出城的迎櫬大道（即現在的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東路）。1929年，將朝陽門和甕城拆除，在門址以北不遠處新建三券拱門，在奉安大典前命名為中山門。此后，中山門取代了朝陽門，成為南京城新的東門，是溝通南京城與東郊最重要的出城通道。中山門正中的券門寬10米、高10.5米，兩側的券門寬8米，高9.5米，門券墩厚3米，城門進深15米。
1929年中山門建成后門額由譚延闿題寫，1943年9月改為汪精衛的隸書石額。1946年，汪精衛的落款被鑿去，但他的“中山門”三個字一直沿用了50年。1996年，中山門門券被改為滬寧高速公路進入南京城的入口，為方便城內外交通，在城門下方兩側另開全長1600米的雙線行車隧道。在工程的同時，原汪精衛的題字被換成了王獻之的集字。
玄武門是1910年在南京城北部東側新開的城門，位于神策門與太平門之間。1908年，當時的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在南京籌辦“南洋勸業會”，為了方便游人游覽玄武湖，決定在會場附近的城墻上新開一座城門。城門于1909年7月動工，1910年建成單孔券門一座。城門建成后以繼任兩江總督張人駿的籍貫命名為“豐潤門”。1928年7月，國民政府下令更名為玄武門。1929年4月，蔡元培應南京市長的請求題寫了門額。1931年，城門改筑為三孔券門。
挹江門是1914年新開并于次年竣工的內城城門，原名海陵門，當時為單孔城門，是連通南京城內下關火車站與城外下關碼頭的重要通道，城門東側為獅子山。1928年改為現名，并擴建為三孔城門（于次年竣工），1929年4月由戴季陶題寫“挹江門”匾額。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渡江戰役的勝利，從此門進入南京市區。挹江門位于中山北路上。
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雨花門
雨花門是國民政府于1936年在南京明城墻上開辟，用于將南京市內的小鐵路在養虎巷處與江南鐵路連接，與京粵線貫通。抗戰勝利后，小鐵路逐漸荒廢。20世紀50年代，雨花門及東西兩側城墻先后被拆除。
2009年，雨花門復建。同年6月23日，城門復建工程主體完工。復建后為三拱城門，主拱門寬約14米、高約9.9米，副拱門寬約5.5米、高約6.35米。位于秦淮區江寧路的雨花橋前。附近有周處讀書臺遺址。
臺城”（右）與“后湖城墻”（左）的連接處。
從雞鳴寺俯瞰臺城與解放門。城門上建筑為南京城墻博物館。城外為玄武湖
解放門是1954年新開的一道單券城門，位于玄武門以南、太平門以西，雞鳴寺東北、玄武湖南岸。為方便這段城墻內外的交通，并為防空疏散的需要，南京市決定在北極閣山下的臺城靠近“后湖城墻”的位置新開此門。1951年12月開始設計動工，1952年6月12日竣工，同時打開并擴建了附近的明代“后湖小門”通往玄武湖。玄武湖岸邊這段從玄武門經解放門至太平門的明城墻，是南京城現存最長、最完好，同時也是最高大的一段城墻，垛口至城外地面的高度普遍在20米至25米左右。近年來經過整修，在該門上修建了南京城墻博物館，使得解放門本身也成為了一個旅游景點。
解放門附近設有武廟閘，又名玄武湖大閘，位于武廟（今南京市政府所在地）東北。水閘通過預埋在城墻墻基內的涵管，將玄武湖水引入城內的珍珠河，可以通過閘門調節控制進水量控制珍珠河的水位。水閘長寬各25米，方井深85米，涵管名為“靈福洞”，原有銅管103節、鑄鐵管37節，管徑0.95米，總長143.9米。涵管有兩個進水口，安裝雙合銅水閘兩套。
新民門是1934年在南京城北垣新開辟的城門，位置在金川門西側、金川門與鐘阜門之間。金川門改建成小火車通道以后，南京政府為方便城北居民進出，1932年在金川門西側城墻上打開了一個豁口。南京警備司令部考因為戰備需要，花費了6000多塊大洋，在1934年在豁口上建成城門。新民門與武定門、漢中門等民國時期新開的城門的式樣與傳統的拱券式城門不同，都屬于牌坊式城門，新民門是南京所有牌坊式城門中唯一保存至今的，現在處于建寧新村居民住宅樓的包圍之中。
中央門現在是南京的一處交通樞紐，位于中央路、中央北路、建寧路和龍蟠路四條干道的交匯處，1980年代建成一座三層立交。西南側是南京長途汽車站，東面是南京火車站。這一帶也有發展成南京第三商圈的趨勢。原來這里曾有一座城門，位于南京城北。這座城門雖然在明城墻上，卻不是明代開辟的十三座城門之一，而是開于1930年代，在中央路筆直向北與城墻的交點。它東面不遠處有神策門（今名和平門）。
漢中門曾經是南京城西部的一座城門，現在作為地名使用。漢中門并不是明代開辟的南京城最初十三座城門之一，而是開于1930年代。明代開辟的石城門（俗稱旱西門或漢西門），位于其南側不遠處。1933年開辟漢中路時，在城墻上新辟西式三券門洞，介于清涼門與漢西門之間。1958年，漢中門被拆除。現在，漢中門是一處交通樞紐，東西向的漢中路與南北向的虎踞路、虎踞南路在此交匯。漢中路名的來源是地名“漢中”，類似西康路、上海路、熱河路，并非來源于漢中門。而漢中門是當初修漢中路因為出城的需要在城墻上新開的城門，因路得名漢中門。
* 草場門：1908年，在城西垣的定淮門與清涼門之間新辟，門外臨近秦淮河碼頭。
* 小北門：1908年，在城北垣的神策門與金川門之間新辟，俗稱“四扇門”，之后曾被訛傳為“鐘阜門”。舊址在今鐘阜橋西側。
* 武定門：1929年，在城南部東垣新辟，位于中華門以北、通濟門以南。1958年前后這一帶城墻包括城門被拆除。2007年重建。
* 中華東門與中華西門：1931年，在中華門甕城東、西兩側新辟。1950年代被拆除，近年重建。
* 集慶門：1991年新建，位于水西門以南，城墻西南角以北。城門名取自元代南京的名稱“集慶路”。
* 華嚴崗門：2007年建成。在城西垣的挹江門與定淮門之間新辟。
* 長干門：2008年新建，在中華門西側，城墻西南角以東。因處于古長干里得名，南京地鐵1號線軌道從中間門券處通過。
* 標營門：2009年建成。在中山門南側。
明代的南京皇城開有7門：洪武門、長安左門、長安右門、承天門、東安門、西安門、北安門；宮城開有4門：午門、東華門、西華門、玄武門。
從南京城的正門正陽門開始，向北形成了一條宮城和皇城的中軸線，分別是洪武門、外五龍橋（跨外御河）、皇城正門承天門、端門、宮城正門午門、內五龍橋（跨內御河）、奉天門、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乾清門、乾清宮、省躬殿、坤寧宮、宮城北門玄武門、皇城北門北安門、太平門。
在南京城的外圍，還因山之勢，建有一道外城，開設了18個城門：江邊的柵欄門、江東門、大小馴象門、大小安德門、鳳臺門、夾崗門、上坊門、高橋門、滄波門、麒麟門、仙鶴門、姚坊門（今堯化門）、觀音門、佛寧門、上元門，到江邊的外金川門。
堯化門原名姚坊門，是夯土外郭東北部的一道城門，位于現棲霞區堯化街道堯化村。1903年，英國工程隊在修建滬寧鐵路時，將姚坊門誤譯為堯化門，后沿用至今。同年，堯化門被拆除，成為南京市北鐵路樞紐。明外郭龜山遺址公園
2016年7月1日，南京遭遇強降雨天氣，南京市氣象臺發布暴雨橙色預警，雨水滲入歷史悠久的明城墻墻體內，經由其排水系統噴吐而出，形成了獨特的“龍吐水”景觀。
File:ChaoYangGate Nanjing.jpg|朝陽門（已無存）
File:ZhengYangGate Nanjing.jpg|正陽門（民國時期改名光華門，已無存）
File:Nanjing Wall Museum.JPG|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館
*  明南京城(卷名：建筑 園林 城市規劃), 中國大百科全書, 1997
*  南京城墻(卷名：文物 博物館), 中國大百科全書, 1997
*  金陵圖書館專輯：南京明城墻
天康（或作天安；404年-405年二月）是東晉晉安帝時桓謙的年號，共計2年。
《晉書》、《資治通鑒》都沒有這個年號。王應麟《玉海》載有天康、天安兩個年號。李兆洛《紀元編》只有天康年號，其注云“一作天安”。其時間根據《校增紀元編》：“元興三年僭號，明年二月平”。
**元興（402年-404年）：東晉皇帝晉安帝司馬德宗的年號
**義熙（405年-418年）：東晉皇帝晉安帝司馬德宗的年號
**建初（405年-417年二月）：西涼政權李暠年號
天安可以指：
*天安 (北魏獻文帝)，北魏年號。
*天安 (文德天皇)，日本年號。
*天安市，大韓民國忠清南道的城市。
*天安艦，南韓海軍艦艇，2010年3月沉沒。
《順風相送》是明代的一部海道針經。現存鈔本被收藏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著者姓名不詳，封面有“順風相送”四字，因此得名。
1935年北京圖書館研究員向達至牛津大學圖書館整理、抄錄中國古籍。1961年出版《兩種海道針經》，將《順風相送》收錄其中。
《順風相送》的著者及成書年代不詳，現留最古抄本保留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順風相送》，其副頁有一行拉丁文，說明此抄本是1639年（明崇禎12年）牛津大學校長贈送。因此其成書下限為明朝崇禎年間。
因為其序文中，記載1403年（永樂元年）鄭和下西洋時，曾校對針經的記錄。荷蘭漢學家戴聞達（J. J. Duyvendak）認為《順風相送》在1430年（明宣宗宣德5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完成。其校正者可能就是鄭和寶船上的舟師。英國漢學家李約瑟贊同戴文達對《順風相送》成稿年代的論斷。
但因其卷下記載，在呂宋港有銃城，呂宋港即今馬尼拉，馬尼拉於1571年開埠通商，1573年建立炮寨，即此書所說的銃城。同卷中又記載「收入長岐港，即籠仔沙磯，有佛郎番在此。」，長岐港在1570年至1571年間，因葡萄牙商人到此貿易而建港開市，在此之前只是小漁村。根據這兩個記載，日本學者一般將此書的成書上限定為1570年代（明隆慶年間）。臺灣學者陳宗仁也支持這個觀點。臺灣學者陳佳榮認為約成書於1593年。
*《順風相送》有序文一篇，內有字句：
** “又以牽星為準，保得寶舟安穩”。“寶舟”一詞專指鄭和下西洋的船只，“牽星”指過洋牽星術，是《鄭和航海圖》中使用的術語。
**“永樂元年奉差往西洋等國開昭，累次校正針路，牽星圖樣，海嶼水勢山形圖畫...”。清楚說明《順風相送》的作者根據已有的針路圖進行校正針路、牽星圖、水勢山形。《順風相送》的校正者極可能就是鄭和寶船上的舟師，著書年代應該是明永樂年間。
*《順風相送》可能是根據元代的一種海道針經校正而來。元朝擁有發達的海軍，曾派出海軍攻打日本和爪哇，元朝海軍必定有海道針經一類的航海指南。《順風相送》中祈拜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明著天妃”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封賜天妃的封號，一直沿用到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明永樂七年1409年，明成祖賜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弘仁普濟天妃。《順風相送》中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既有元朝封號“明著天妃”又有明朝封號“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可見《順風相送》是明代舟師校正元代航海指南而來。
《順風相送》內容豐富，可分為幾個部分：
*“春夏二季必有大風，若天色溫熱，其午后或云起，或雷聲，必有暴風，風急，宜避之”。
*“云腳日色已赤，太白晝見，三星動搖，主有大風”
*“船若回唐，貪東，海水白色赤見百樣禽鳥，乃是萬里長沙，可防可防”
*大佛堂  “對開有老古石，淺不可近，流急”
*“大武放洋，用甲寅針七更船，取烏丘，用甲寅并甲卯針”。
*“北風東涌開洋，用甲卯取彭家山。用甲寅及單卯取釣魚嶼。正南風，梅花開洋，用乙辰，取小琉球；用單乙，取釣魚嶼南邊；用卯針，取赤坎嶼”。
*廣東往磨六甲：南亭門放洋，用坤未針 （217.5°）五更船取烏頭山。用單坤針（西南 225°）十三更取七洲洋。坤未 （217.5°）針 七更船平獨豬山。……乾亥（322.5°）針五更船平昆宋嶼，單亥針（330°）五更船取前嶼，乾（315°）針五更取五嶼；沿山使取磨六甲。
*定潮水消長時候：“初一、初二、十六、十七日子午時長。初三、初四、十八、十九日丑未時長。初五、初六、二十、二十一日寅申時長……。”
明代舟師使用，用水浮羅盤，有一定的規矩：“取水下針，務要陽水，不取陰水”，“安羅經，下指南（針），須從乾宮下”。下針之前，舟師必須誦讀《地羅經下針神文》，拜周公圣人，李淳風仙師，定針童子、轉針神郎、換水神君、下針力士、走針神兵、羅經坐向守護尊神、護國庇民妙靈昭應明著天妃等神靈，祈求“今日良辰下針，青龍下海永無災”。
MS.Laud Or.145
http://iiif.bodleian.ox.ac.uk/iiif/viewer/40aeb385-ef63-4f69-b11f-cccc2dc4f723
*《鄭和航海圖》，向達整理，中華書局
*《兩種海道針經》，向達整理，中華書局
推鉛球是田徑運動場上的其中一項運動，是屬於投擲項目，它對增強體質特為有效，當中更能發展上下肢力量的功能。
，當時大炮已經存在，大炮使用之呈圓形，以金屬製造。當時的士兵在無需作戰時流行以炮彈作為擲遠比賽用的工具，這就是推鉛球的始祖。
在19世紀時英國最先把推鉛球項目列入田徑的其中一個項目，後來，推鉛球項目曾經把運動員以體重分級，如柔道項目般，但最後成績証明了推鉛球項目最重要的是合適技巧。
當時標準的男子鉛球重量為十六磅，據說在14世紀時，炮彈的重量也是十六磅。
現代鉛球在當初成為田徑體育運動後，最早期是採用原地推鉛球的技術，後來經過時間的演變，逐漸出現了林林總總的方法，如側向前、側向滑步推。直至20世紀50年代左右，美國推鉛球運動員創立了背向滑步推的新技術。目前許多國家頂尖男子鉛球選手已改用旋轉式技術，女子鉛球仍以採用滑步式居多。
運動員在推鉛球之時需要在直徑2.135米的圓形區內，以單手把球從肩上推出，鉛球必定要落在落地區中角度線以內方為有效。
在鉛球上，它以鐵以及鉛製造，在常規的比賽中，男子鉛球重7.26千克，直徑11至13厘米，女子鉛球直徑9.5至11厘米，重量是為四千克。
在量度上，鉛球需以地痕之最端拉向推擲圈之圓心，以推擲圈內緣至鉛球著地痕跡近緣之距離為成績，距離之計算需以0.01米為最小單位，不足0.01米並不計算在內。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納博科夫（，）是一名俄國和美國作家，同時也是20世紀傑出的文體家、批評家、翻譯家、詩人、教授以及鱗翅目昆蟲學家。1899年出生于俄羅斯圣彼得堡。他在流亡時期創作了大量俄語小說，包括俄語文學《天賦》，但真正使他獲得世界聲譽的是他用英語完成的《洛麗塔》。他同樣也在昆蟲學、國際象棋等領域有所貢獻。
納博科夫在1955年寫的小說《洛麗塔》，在二十世紀受到關注并且獲得極大榮譽，他之後發表的英文小說《普寧》、《微暗的火》、《愛達或愛欲：一部家族紀事》，都展現了納博科夫對于字句斟酌以及細節描寫的鐘愛。
納博科夫在聖彼得堡的出生地，現在是納博科夫故居博物館。
作家的祖父德米特里·納博科夫，俄國司法部長
作家的父親，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在一戰期間
1899年4月22日（儒略歷4月10日） 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羅維奇·納博科夫出生于圣彼得堡一個顯赫而富有的俄羅斯貴族家庭，其根源可追溯到14世紀韃靼王子納博克穆爾扎，他進入沙皇政府，家族的姓氏由此而來。他的父親弗拉基米爾·德米特里耶維奇·納博科夫（1870–1922年）是自由派律師、記者和政治家，母親艾倫娜則是礦業豪門的女繼承人葉蓮娜·伊萬諾夫娜·魯卡維什尼科娃，金礦礦主百萬富翁的孫女。他的父親在革命前是自由憲政民主黨的領導人，著有許多有關刑法和政治的書籍和文章。 表親包括作曲家尼古拉·納博科夫。他的祖父德米特里·納博科夫（1827–1904年），在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期間，擔任俄國司法部長。他的祖母是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男爵夫人瑪麗亞·馮·科夫（1842-1926年）。通過他祖母的德國血統，他也是作曲家卡爾·海因里希·格勞恩（1704–1759）的親戚。
弗拉基米爾是家中的長子和最受喜愛的孩子，有四個弟妹：謝爾蓋（1900–45）、奧爾加（1903-78年）、埃琳娜（1906-2000年）和基里爾（1912-64年）。謝爾蓋因公開譴責希特勒政權，于1945年在納粹集中營諾因加默集中營被殺。艾茵·蘭德回憶奧爾加（在斯托伊尼娜中學的密友）是君主立憲制的支持者，她首先喚醒了蘭德對政治的興趣。 埃琳娜后來成為弗拉基米爾最喜歡的兄弟姐妹，1985年發表了她與弗拉基米爾的通信，是納博科夫后來傳記作者的重要來源。
納博科夫的童年和青年時期，在圣彼得堡，以及該市以南西弗斯卡亞附近的鄉村莊園維拉度過。納博科夫自稱他的童年，是“完美”和“世界主義”的。他的童年生活有幾點特別之處：家中使用俄語、英語和法語，所以他自幼就通曉三種語言。他講述了他的母親給他讀的第一本英文書是弗洛倫斯·蒙哥馬利的《誤解》（1869年）。事實上，納博科夫還未懂得讀寫俄語，已能讀寫英語，使愛國的父親十分失望。納博科夫在《說吧，記憶》一書中，仔細描述童年養尊處優的生活細節。他對童年往事記憶猶新，盡管日後終生流落異鄉，他仍然對童年生活優裕而感到欣慰。童年生活點滴成為他的寫作題材，從他的首部著作《瑪麗》，到到後期作品《愛達或愛欲：一部家族紀事》，均有他早年生活的影子。盡管家庭名義上信奉東正教，但家人都不太熱衷於宗教，而納博科夫對宗教失去興趣後，也沒有被逼到教堂禮拜。1916年，納博科夫繼承了叔叔瓦西里·伊萬諾維奇·魯卡維什尼科夫的羅日德斯特韋諾莊園，就在維拉莊園旁邊。但不到一年，十月革命爆發，他便自此失去了莊園。這是他唯一曾經擁有的房子。?
羅日德斯特韋諾莊園
納博科夫的青春期，也是他第一次認真從事文學工作的時期。1916年，納博科夫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詩集》（''Stikhi''），書中收錄了68首俄文詩歌。當時他就讀于圣彼得堡的特尼舍夫學校，他的文學老師弗拉基米爾·瓦西里耶維奇·吉皮烏斯一直批評他的文學成就。《詩集》出版后不久，在一次社交活動中，弗拉基米爾·吉皮烏斯的堂姐、著名詩人季娜依達·吉皮烏斯對納博科夫的父親說：“請告訴你的兒子，他永遠不會成為一名作家。”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后，納博科夫的父親曾任職于圣彼得堡的俄國臨時政府；十月革命爆發後，納博科夫舉家離開圣彼得堡，前往克里米亞。他們本沒有打算長期離國，便寄居朋友的莊園里，1918年9月，他們移居至由烏克蘭人民共和國控制的利瓦季亞，而父親則出任克里米亞地方政府的法律部長。
1918年11月，德軍撤走；1919年年初克里米亞白軍起義失敗後，納博科夫一家離國前往西歐，開始背井離鄉的生活。1919年從俄國流亡之后，納博科夫一家先在英國定居，納博科夫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學生，最初修讀動物學，後來學習斯拉夫語和羅曼語。負笈劍橋的經歷，亦成為后來寫作《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和《榮耀》等作品的素材。
1920年，納博科夫家人遷往德國柏林，父親亦於柏林創辦流亡人士報章《船舵》(Rul')。1922年6月，納博科夫於劍橋取得法文與俄文學位後，便跟隨家人前往柏林。
1922年3月，納博科夫的父親在德國柏林，被俄羅斯君主主義份子Pyotr Shabelsky-Bork刺殺。暗殺者真正的目標其實是流亡政黨立憲民主黨領袖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米留科夫，但納博科夫的父親卻因舍身掩護米留科夫而身亡，因此，納博科夫日後的小說反復出現角色因誤會而被錯手殘暴殺害的情節，例如，在《微暗的火》中，刺客錯將詩人約翰·謝德認作逃亡的君主，而將其刺殺。父親逝世後不久，納博科夫的母親和妹妹葉蓮娜移居布拉格，以遺孀的身份領取政府撫恤金。
納博科夫留在柏林，在那里成為流亡人士之間頗有名氣的詩人和作家。他以筆名 V. Sirin寫作，這個筆名出自俄國神話生物西琳鳥。他的寫作收入不多，因此他也靠私人教授英語、法語、網球和拳擊幫補生計。迪特爾·齊默（Dieter E. Zimmer）曾寫到他在柏林的15年歲月：“他從未喜歡過柏林，最后他非常不喜歡柏林。他住在柏林活躍的俄羅斯社區里，這個社區或多或少是自給自足的。他留在那里，只因無處可去。他只認識幾個德國人。除了女房東、店主和警察總部的移民官員之外，他認識的德國人很少。”
1922年，納博科夫與斯韋特蘭娜·西維特訂婚。1923年初，因為女方父母擔心納博科夫不能養活妻子，女方解除了婚約。 1923年5月，納博科夫在柏林的一次慈善化裝舞會上，邂逅了猶太律師的女兒（Vera Slonim，1902年1月5日-1997年4月7日） 兩人在1925年4月于柏林成婚， 獨子德米特里於1934年出世。
1936年，薇拉因為德國反對猶太人的環境而失去工作。同年，行刺納博科夫父親的兇手，坐上了流亡白俄群體的第二把交椅。同年，納博科夫開始尋找於英語國家的職位。1937年，納博科夫離開德國，移居法國，在那里他與俄國移民伊琳娜·瓜達尼尼有過短暫的戀情。  他的家人跟著他去了法國，途中最后一次造訪布拉格，然后先后住過戛納、芒通、昂蒂布和弗雷瑞斯，最后在巴黎定居。1940年5月，納粹德軍進軍法國，納博科夫一家乘搭尚普蘭號輪船前往美國。只有弟弟謝爾蓋沒有登船離開，他于1945年1月9日死於諾因加默集中營。
在歐洲生活的這些年里，納博科夫出版了9部俄文長篇小說：《瑪麗》、《王，后，杰克》、《防守》、《眼睛》、《榮耀》、《黑暗中的笑聲》、《絕望》、《斬首之邀》和《天賦》，并發表和出版了一些翻譯作品、詩集、詩劇和劇本。劇本《事件》與《華爾茲發明》在巴黎以俄語上演。
赴美後，納博科夫一家最初居於紐約曼哈頓，納博科夫則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擔任義務昆蟲學家；1941年成為衛斯理學院比較文學住校講師，每周教授俄語三日。學校特別為他設立教職，讓他有足夠收入和空馀時間，進行創作和研究鱗翅類昆蟲學。納博科夫也是衛斯理學院俄語系的創辦人。1941-42年，他和家人都住在麻省韋爾斯利_(麻薩諸塞州)，而1942年9月至1948年6月則住在麻省劍橋；1944年，他在美國各地舉行巡回講座後，回到韋爾斯利教授俄語；1945年與薇拉歸化成為美國公民；1942年以後，他同時擔任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館長一職；1948年至1959年則在康奈爾大學擔任俄國與歐洲文學教授，學生包括日後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魯思·巴德·金斯伯格。金斯伯格指納博科夫深深影響了她的寫作生涯。1952年，納博科夫同時兼任哈佛大學斯拉夫語文客座教授。
每年夏天，納博科夫會到美國西部旅行，採集蝴蝶樣本，他在旅途中動筆創作小說《洛麗塔》，而妻子則擔任「秘書、打字員、編輯、校對、翻譯和書目編撰；他的經紀、營業經理、律師和司機；研究助理、教學助理和後備教授」。納博科夫試圖把未完成的《洛麗塔》稿件焚毀，但被妻子阻止，並指妻子是他生命中最幽默的女子。
1953年6月，他舉家搬到俄勒岡州阿什蘭市；他在那裡完成《洛麗塔》，並動筆創作小說《普寧》。他跑到鄰近的山丘找尋蝴蝶，並寫成詩歌《Lines Written in Oregon》。1953年10月1日，他們一家回到紐約，他後來也在紐約教授年輕作家托馬斯·品欽。
他在留美期間出版了《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實生活》、《尼古拉-果戈里》、《俄國三詩人》、《庶出的標誌》、《故事九則》、《確證》等書。
1955年，《洛麗塔》遭四家美國出版社拒絕后，轉由巴黎的奧林比亞出版社（Olympia Press）出版。1958年，《洛麗塔》在美國出版。期間他還出版了《菲雅爾塔的春天》、《普寧》、《納博科夫十三篇》，并與獨子德米特里合譯米哈伊爾·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
蒙特勒宮酒店
在瑞士蒙特勒附近的墓地
1961年10月1日，納博科夫夫婦移居瑞士沃州蒙特勒，長住在費爾蒙特萊蒙特勒宮酒店，直到生命終結。1977年7月2日去世。 遺體安葬于蒙特勒附近的Clarens公墓。
納博科夫在昆蟲學上的成就同樣令人矚目。他花很多業餘時間在蝴蝶上，納博科夫自己不會開車，所以每次外出捕捉蝴蝶時，都是由妻子薇拉載他。他們為追逐一隻蝴蝶，可以跋涉十幾英里。他對捕獲的蝴蝶進行分類，並用顯微鏡仔細觀察。1940年代，他還出任了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鱗翅目部的負責人，組織收集得來的標本。不過納博科夫是自學成才的學者，在世時，不少鱗翅目專家對他的研究成果不以為然。
納博科夫主攻灰蝶的其中一支，他認為這種灰蝶在數百萬年前從西伯利亞經白令海峽遷徙至美洲大陸，即由阿拉斯加飛越千山萬水到達智利。他於1945年公佈此結論，稱這種灰蝶有過五次大遷徙；他亦將這種灰蝶在美洲大陸的分佈區域形容為一隻“大馬蹄”，但結論遭到學界尖銳批評。2011年1月，英國皇家學會宣布，學者經過為期十年的基因研究，證實納博科夫的研究成果具有充足的科學依據，並認為他對完善灰蝶分類系統，作出“重大貢獻”。
File:Hemiargus ceraunus.jpg|''Hemiargus''分支（1070萬年前，第一波）
File:Willamette valley fenders blue butterfly icaricia icarioides fenderi.jpg|''Icaricia''分支（930萬年前，第二波）
File:Plebejus lupini.jpg|''Lycaeides''分支（240萬年前，第三波）
File:Arctic Blue, Bonavista.jpg|''Agriades''分支（110萬年前，第四波）
File:Plebeius optilete.jpg|''Vacciniina''分支（1百萬年前，第五波）
1985年，小行星7232以他的名字命名。
*  Vladimir-Nabokov.org – Site of the Vladimir Nabokov French Society, Enchanted Researchers (Société fran?aise Vladimir Nabokov : Les Chercheurs Enchantés).
*  "Nabokov under Glass" –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exhibit.
*  ''The Atlantic Monthly'' – Review of ''Nabokov's Butterflies''
*  "The Life and Works of Vladimir Nabokov".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profile and lectures. 2002
*  Vladimir Nabokov poetry
*  Nabokov Online Journal
*  "The problem with Nabokov". By Martin Amis 14 November 2009
*  "Talking about Nabokov" George Feifer, 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 24 February 2010
*  "The Gay Nabokov". ''Salon'' Magazine 17 May 2000
*  BBC interviews 4 October 1969
*  Images of Nabokov First Editions
*  Nabokov Bibliography: All About Vladimir Nabokov in Print
使用希伯來語鍵盤及介面的諾基亞3220
Nokia 3220，一款諾基亞公司開發的手機，於2004年發售。
* 屏幕 65,536色TFT材質顯示屏，128×128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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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多·富比尼（，1879年1月19日－1943年6月6日）是意大利數學家，最著名是他的富比尼定理。
富比尼生于威尼斯。早年即因他的老師們和他作數學老師的父親影響而醉心數學。1896年他進了比薩高等師範學校，跟隨著名數學家烏利塞·迪尼和路易吉·比安基學習。他早時已經有點名聲，他1900年發表的博士論文《橢圓空間中的克利福德平行》，在比安基廣泛流傳的微分幾何著作中作了討論。
他獲得博士后，開始擔任一連串的教授職位。1901年他在西西里的卡塔尼亞大學開始教學，不久后轉到熱那亞大學；1908年轉到都靈的都靈理工大學，接著在都靈大學。他留在這里數十年。
他這時的研究主要在數學分析，特別是微分方程、泛函分析和復分析；但他也研究了變分學、群論、非歐幾里得幾何和射影幾何等學科。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他轉為從事應用層面的工作，研究發射炮彈的準確度；戰后他的研究依然朝向應用，工作成果應用到電路和聲學問題。
1939年，富比尼年已六旬，將近退休時，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采取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黨鼓吹了數年的反猶太政策。身為猶太人，富比尼擔心家庭的安全，所以應邀到普林斯頓大學任教；4年后于紐約市逝世。
19世紀的美國南方依靠黑人奴隸生產棉花，圖為棉花採收情形。
美國內戰的爆發肇始於美國在內戰之前時期相互糾結的數項爭議，如奴隸制、領土擴張主義、區域主義、以高關稅保護美國北方工業、經濟與政黨政策等。美國在版圖急遽膨脹後，不得不面對應將新領地拓殖為「蓄奴州」或「自由州」的問題。最後終因國內的奴隸主勢力衰退、南北雙方在經濟上與社會上無法掩飾的歧異，乃至在各州是否有權退出聯邦等問題上意見相左，從而爆發內戰（1861年－1865年）。
內戰前夕，美國清楚的分為一國四區：東北地區（即今新英格蘭）工商業型經濟增長，且人口密度增加；西北地區（即今美國中西部）自耕農擴展迅速；東南方地區主要為墾殖農場，但在某些地域經濟衰退；西南方地區棉花產業爆炸性增長，迅速的程度一如當時美國疆域之拓展。
當時的美國東北與西北方雇用自由工人，但東南與西南方使則用奴工，這樣的全國性社會與經濟結構上的歧異，在19世紀中期導致南北雙方對社會遠景的看法互異。
在戰前一段時日，對政府之存續、利益上之折衝、與對暴漲的新領土之看法等範疇內，美國憲法提供了規範這些衝突的基礎。奴隸制度在道德上的爭議雖長久不衰，但各政黨為維持全國的整體性，皆淡化了自身反對奴隸制的立場，於是產生了1820年的密蘇里協議與1850年協議。
19世紀中期，因著群眾民主在北方勃興、舊式第二黨體制崩解、1840年代疆域的擴張、與有害且具敵意的地域觀念，使美國國內的政治人物越來越難以凝聚區域性共識。1850年代，美國共和黨與其技巧純熟的政治人物們，藉多樣的政治活動興起成為區域性的多數黨，工業化的北方轉變為勞務自主的資本主義性格。1857年經濟大恐慌使地區性緊張關係更加惡化，且促使共和黨在1860年的選舉勝出。1860年的美國總統當選人林肯，在南方遭遇蓄奴既得利益者們堅強的民意抵抗，引發南方數州脫離聯邦。林肯以戰爭手段維護聯邦的統一。
許多合眾國史的編纂者長久以來將這場事關奴隸制度存廢以及分離與否的衝突視為「美國二次革命」——一個美國跨入現代工業社會的革命性分水嶺。
在北方，反蓄奴運動於1830～40年代聲勢大起。北方社會當時在社會與政治改革主義二者的刺激下，歷經鉅變。而在北方經歷著先期的工業發展與都市化時，整體的美國的生活正面臨著嚴苛的變化。改革者一般是受緬懷過去的情懷所驅使，而當時的許多改革家們致力於創新或改進社會制度，以面對新時代的來臨。當時改革家們所推動的，改善監獄與收容所，便是一例。
為求瞭解當時與改革運動同時興起的反蓄奴運動，必須注意到美國社會上與經濟上的結構性改變與其內涵。當時的結構性改變包含了經濟整合與政治重整、自勞力密集朝向資本密集的發展趨勢、與市場導向式資本關係的散播。工業革命的全球性發展並不侷限於美國；產權觀念以及消費品與舊式農業社會的連繫（例如：貴族式的傳統、類封建式的社會佈局、以及在個人主義上，與他人的多重關係）逐漸斷裂崩解。社會與經濟兩者的壓力相互糾結，在在需要一種價值體系以將社會的變遷視為值得嚮往的自然發展。個人自由主義、社會流動、與自主勞工等觀念受到重視，與當代經濟發展相互交織。
1830與1840年代的改革者們著重以種種主義來改變生活方式與工作習慣，以求幫助勞工們面對工業化的資本主義社會。其觀點植基於在當時在美國人記憶中依舊鮮明的第二次大覺醒——強調個人自新的新世紀宗教復興——之遺意。
因此，北方的改革運動便沾染上洋基基督新教（Yankee Protestantism）之大覺醒運動的精神特質。在十九世紀末的最後二十五年大行其道的改革主義——雖然包含著種種具衝突性的理想主義——大為注重以內在的自修、自律、與-{自制}-來改造人性。而對許多改革者而言，著重於人性的改造代表著，提昇社會道德（具晉升機會、有財產權、與勞務自主）的承諾，這些也被視為美式民主的核心價值。
在1830與1840年代，反蓄奴運動的興起適與傑克遜民主的高峰交會，兩者皆由「反貴族政治」與平等主義精神而獲得鼓舞。反蓄奴者崇尚「勞務自主」；即從事勞務應具誘因而非受威逼；勞務應具技術性與教育性，並有升遷等奬勵；工作可因應市場變化而自由轉換。在這些期望的背後，是當時因經濟結構持續變動而激發出的「勞務自主」等觀念。
在許多改革者眼中，美國南方的奴隸主與北方的愛爾蘭工人階級兩類人不符其生產力、信仰、冷靜、儉約、自強、-{自制}-等價值觀。當時的改革者一般會將北方窮困的勞工、醉鬼、與罪犯等所遭遇的困境歸罪於其自身：生活窮困，是因為把薪水都花在酒精上，或是因為無法抑制性衝動以致生出太多小孩，而非因為其微薄的薪資僅足餬口。當時的改革者從而關注於協助計酬工人適應產業要求，而非質疑產業本身。
當時的廢奴主義者們，對於改革的時機與改革運動所領導的勞務自主，都具有共同的熱忱。因為源起於自強、工業化、儉約等信條，大多數的廢奴主義者——其中最具影響力者為——譴責奴隸制度為支配他人的命運與勞動成果，而將自由身定義為不受拘束。在內戰前的改革者眼中，有自制力的人為真正具有人身自由者。
在1830與1840年代中，美國的反奴隸制組織與新興的各個族裔團體，並非基於熱忱以共同集結挑戰計酬勞務體系，而是因為同具美國北方新教的成員基礎。由此可解釋愛爾蘭勞工階級與廢奴主義者間，其後持續數十年的緊張關係。當時唯有少數的改革者遊走於雙方陣營之間，如英裔移民（紐約《工人之聲》''Workingman's Advocate''）的編輯）與當時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時常因財產縮水而對大工廠心懷不滿的小技工是這些團體的要角。但居多數的廢奴理想主義者並不重視關懷市郊工人階級的呼籲。主流的廢奴主義者蔑視奴隸主，但罕聞其關懷自主勞工惡劣作業環境的呼聲。舉例來說，就其觀點而言，挨餓的童工只不過是所從事的職業較不理想，或說所處的境地較不高尚。
主流的廢奴主義者通常將熱情傾注於種種對社會有不同願景的改革運動上，如創設監獄與收容所、禁酒、並救濟「值得加以援助的窮人」（其具訴訟手續以與「不值得加以援助的窮人」作區分）。對廢奴主義者與從事相關運動者來說，這些願景須以淨化社會上的罪行來達成。這些罪行包括酗酒、賣淫、無知，以及比這些更應受譴責的，奴隸制度。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指出：「"自由之土"的呼求甚囂塵上，非為將自由延伸至黑人身上，乃是為了保障白人的自由。」
1830與1840年代中，聚集在改革者們身上的設想、品味、與文化共同醞釀了1850年代的政治與意識型態。愛爾蘭勞工階級與德國天主教徒所形成的移民浪潮挑起了輝格黨人與民主黨人的種種反應。白人勞工與農民們害怕數目不斷增多的自由黑人競爭工作機會——又稱懼黑人癥——恐懼感持續增長，反應在北方數州所通過具歧視性的上。
在西北方，雖然農地租金上漲，自耕農的數目依舊倍於農業勞工與佃農。而且，整個西北好似一個超大型的小鎮。在當地，雖然膨脹的製造體系侵蝕技工與匠人的經濟自主性，其地區性產業主要仍是小型企業。社會的流動性在北方集中於各城市郊區，長期受珍視的觀念如掌握機遇、正派經營、與辛勤工作至少在當時足資轉用於產生勞務自主的意識型態。
在北方具田園風味與小鎮風情之處，因「勞務自主」的性格而成型的社會形象，在現實上卻對應著大規模的階級性。在蒸氣動力輪船、鐵路，與電報等先進的交通設備與通訊器材之驅動下，內戰前二十年的西北方見證了暴漲的人口增長與經濟規模。東北方的勃興則與外銷市場結合，使當地農夫的社會地位提高。鄉村與小鎮——屬於美國共和黨的鐵票區——強力擴張。居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為小規模的資本主義，以使白人勞工有機會力爭上游，擁有房產，甚至自己當老板。許多自由之土的支持者主張奴工體系與黑人移居者（在俄勒岡州等地則包含華人移民）應被排除於西部大平原之外，以確保自主的白人勞工之主流地位。
1847年，威爾莫特但書遭到反對，因而促成「自由之土」力量的鞏固。次年，俗稱燒倉派（，其反對者譏其手段激烈，猶如為趕出穀倉內的老鼠而燒掉整座穀倉，因而得名）紐約的族裔民主黨員（Radical New York Democrats）、自由黨、與反奴隸制的輝格黨員在八月於紐約州水牛城集會，組成自由之土黨。該黨支持前總統馬丁·凡·勃倫與小查爾斯·弗蘭西斯·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 Sr）搭檔競選正副總統；反對將奴隸制度延伸入俄勒岡屬地與墨西哥屬地等前此不在美國版圖內之屬土。
南北雙方對奴隸制度的看法受限於兩方勞工體系中基礎性的歧異，而在文化與意識型態上的堅持使其歧異更是色彩鮮明。艾瑞克·馮納在其《自由之土、自主勞務、自由之士》(''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1970)一書中，走出查爾斯·畢爾德（為1930年代的史學領袖）的經濟決定論。馮納強調勞務自主的理念對北方反奴隸制人士的重要性，指出主張廢奴者的道德觀並不一定就是北方的主流觀感。許多北方人士（包含林肯在內）反對奴隸制度的部分原因在於懼怕黑奴可能散佈到北方以致威脅自主的白人勞工。基於此點，共和黨人與主張廢奴人士在北方可透過廣為宣導「勞務自主」的政策以獲取有力的同情。對關心自身利益的北方人來說，「奴主勢力」觀念的說服力遠高於南方黑奴的悲慘境遇。一如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所寫，「''自由之士''的呼求甚囂塵上，非為將自由延伸至黑人身上，乃是為了保障白人的自由。」若說1830年代與1840年代勞務自主的概念有賴於北方社會的轉變，其形成政策則有賴於群眾民主之勃興驅策下的社會變化。1850年代中期，曾長期抑制區域衝突的舊有第二黨體制崩解，於是時機來臨。
1850年代，政治人物所活躍的社會中，傳統上於1820年與1850年可抑制區域性衝突的約束——最主要的是穩定的兩黨政治——已因隨著北方的群眾政治所帶來的緊張關係而遭腐蝕。
當時，各政黨對選民的動員達到空前的高峰，如此政策形成美國群眾文化的基本要素。專攻內戰之前時期的史家們同意，美國人參與政治的熱情在1850年代甚於今日。由於中產階級的茁壯，與社會經濟兩者的迅猛成長與變遷，有更多聲音促使群眾參與政治；從而使精明的政客能以關注「奴隸制度擴張至西部的議題」為由動員支持者。在當時，政治活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娛樂大眾——充斥著各色人物與集會、遊行等奇景。政治領袖通常成為公眾利益、期待、與價值取向的投射對象。
史家艾倫·倪文斯的著作是一個例子。他撰述過1856年的多場政治集會，出席集會的男男女女來自各處，各約兩萬至五萬不等。唐·佛瑞鮑契寫道，1860年時，北方各州的投票率可高達百分之八十四。宗教信仰復興運動於1850年代達到最高峰。歇斯底里式的恐懼與偏執性的猜疑是這時期美國的標誌。1850年代是宣傳者、煽動者、與極端主義份子的樂土。1854年出現了極多的新政黨，包括共和黨、人民黨、反內布拉斯加人組織（Anti-Nebraskaites）、融合黨（Fusionists）、一無所知運動、略識一二黨（Know-Somethings，為反奴隸制的本土化支持者）、緬因州姻親黨（Maine Lawites）、禁酒者黨（Temperance men）、蘭姆酒民主黨（Rum Democrats）、銀灰輝格黨（Silver Gray Whigs）、印度黨、硬殼民主黨（Hard Shell Democrats）、軟殼黨（Soft Shells）、半殼黨（Half Shells）、與過繼者公民黨（Adopted Citizens）。
同時，在對奴隸制度拓展至美國西部的爭議於五十年代後半成為政策焦點之前，對所謂《奧斯坦德宣言》（提議兼併古巴）的論戰，與遣返逃奴的問題使區域性緊張關係持續不斷。在1850年協議之後，若干北方團體的反蓄奴立場更為激進；且當時南方人開始到北方來追捕逃奴，或指稱在當地居住了數年的非裔美國人原為奴隸。而若干主張廢奴人士公然阻止實行該協議中的法條。1850年的《逃奴法案》(')常受到有組織的公開對抗。在波士頓——一個因未曾有逃奴遭遣返而聲名遠播的城市——希歐多爾·帕克連同市內其他精英人士於1851年4月在群眾協助下阻攔該法案實施。公然抗命的作法逐城逐鎮的出現。最值得注意的是1851年時的紐約州西拉鳩斯市與1854年於波士頓再度發生者。然而，一如上述，這些爭議未曾引發危機，直到1820年才因密蘇里協議而爆發。協議內潛藏著與之前相同的爭議：各屬土內的奴隸制度。
出人意料，且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南方州於1851年各自舉行憲政會議，考慮拒行聯邦法律並脫離聯邦。南卡羅萊納州更進一步，其議案中甚至沒有「不脫離」的選項，而只有「不在他州無共同行動下脫離」。南方各州的憲政會議中，佔多數的聯邦支持者表決駁回分離案。在密西西比州的集會中，更進一步否定該州有脫離聯邦的權利。對照於日後的發展，這點頗令人關注。距此不到十年，當南卡羅萊納州於1861年倡議分離時，密西西比州是首先跟從的數州之一。
1850年代，區域衝突再起，導因於與1820年密蘇里協議中相同的爭議：各屬土內的奴隸制度。南北兩方實際上對昭昭天命的信條各自作了不同的詮釋，因而腐蝕了國家主義與全國性的結合力。
1850年代，美國的邊界擴展至愛荷華、明尼蘇達、密蘇里的西界之外，圍繞著美國中央大平原。僅僅一個世代之前，此區尚被稱為美大荒，且大多數的美國人並不清楚密蘇里河河灣之外有這片廣大的可耕地。於是，此前位居美國國境西北的各州（介於阿帕拉契山脈與密西西比河之間）此時不得不作好準備，讓拓殖者再度西向墾殖。而墨西哥於1848年2月2日被迫簽下瓜達盧佩·伊達戈爾條約，割讓大片土地給美國，更使情況加劇。由於北方的自耕農並不想與奴工競爭，於是新近獲得的西部領土是否應允許實行奴隸制度便引發了爭議。
自韋伯斯特－阿什伯頓條約與墨西哥割讓所得的新領土不僅重新掀起舊有爭議，擾動蓄奴州與自由州在參議院中的均勢，同時也置聯邦政府於區域性緊張關係的衝突中心。墾殖者期望聯邦政府能成大事：在新領土上建立州政府，並移置當地土著（以空出地方給白人）；再加上，在原有各州與位於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新領土之間，其通訊與運輸很自然地越來越成為問題；於是，拓殖者之長遠利益，成為要求延伸聯邦政府公權力的因素之一。華盛頓不再如過去一般天高皇帝遠，她成為解決地區定位與直接調解區域性衝突所不可少的政治力量。
尤里西斯·格蘭特稱美墨戰爭為「一場以大欺小的不公平戰爭」，且為美國內戰的成因之一：「進佔、分離、與併吞德州是……一場掠奪領土的陰謀，使可於美利堅聯邦內建立蓄奴州。」
鐵路運輸於1840年代興起，擁護政府補助獎勵交通運輸者遂得到額外的支持。史蒂芬·道格拉斯提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企圖建立輻湊於其家鄉伊利諾州的鐵路網。道格拉斯——與整個密西西比河谷居民——很自然的想要在自己的地盤上擁有鐵路，以使芝加哥在通往太平洋岸的交通線上成為大站。為取得南方的支持，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提出人民主權論，認為應由各新領土上的議會來決定「一切與奴隸制度相關的問題」，其效力及於撤銷密蘇里協議。在貫洲鐵路的理念在國會獲得支持的同時，它也很快的捲入地區本位主義之中。
比在國會內反對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更重要的是，必須確定北方各州的輿情對其進行抵制。因其效力及於撤銷密蘇里協議——一個許多北方人篤信其神聖崇高，幾乎當成憲法條款的法案─美國國會史上或許沒有另一件議案有如此大量而迅速、全面、兇兆般的更動。然而，在法案提出的首月，輿論出乎意料的沉默，以致無法預示出情況的嚴重性。由於當時北方的報紙忽略其內情，共和黨領袖們悲嘆著民意之缺乏反應。
民意的反應最終還是來臨，但須由意見領袖來激發。沙蒙·蔡斯的「訴諸獨立的民主黨人」大幅度的喚醒公意。在紐約，威廉·席瓦德因為各方缺乏協同行動，終於挺身而出，成立少見的反對內布拉斯加法案的組織。「國家紀元」（National Era）、「紐約論壇」等報紙，與地區性的自由之土小報，隨即讉責該法案。
由於眾所周知北方的社會資源超出南方，以及勸說南方雄心大展，將奴隸制度的力量拓展至現有範圍之外的意見高漲，因此北方人所接受的觀點為：在共和黨具優勢的情況下，製造適當的衝突。共和黨在成立後的六年內便奪下白宮寶座。該黨聽取邊疆民意對「自由之土」的情緒性爭執，建立連貫的意識形態主旨，在南方與發展迅速的北方之間的區域性不滿上，與民主黨領袖相互競爭。
共和黨的力量自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提案之相關立法爭議中增長。當北方抵制該案的民意成形後，共和黨領袖轉而促進其他的政治重整。亨利·威爾遜宣稱輝格黨已死，並矢言反對任何復興該黨之作為。荷利斯·格里利的''論壇''呼籲成立新的北方黨。而班傑明·韋德（Benjamin Wade）、賽門·蔡斯、查爾斯·桑諾（Charles Sumner）與其他人明白表示出聯邦對內布拉斯加提案的反對態度。''論壇''的甘瑪利爾·貝利（Gamaliel Bailey）於五月與反奴隸制的輝格黨員以及民主黨國會議員們召開政黨地方會議。
三十多名內布拉斯加提案的反對者在1854年2月28日於威斯康辛Ripon公理教會（Ripon Wisconsin Congregational Church）舉行的會議中，呼籲成立新政黨，並提議以「共和」為名（以使其理想與獨立宣言相結合）。1854年夏季，這些創黨元老也成為共和黨得於北方數州成立的要角。在保守人士連同許多中間份子僅僅滿足於籲求恢復密蘇里協議或禁絕拓展奴隸制度之際，激進人士則鼓吹撤銷1850年的逃奴法（Fugitive Slave Laws）並立即廢止蓄奴州的奴隸制度。「激進人士」一詞當時也用於反對1850年協議者。該法案將奴隸制度延伸至新領土上。
若無後見之明，美國於1854年的選舉看來像是一無所知主義的大勝，而非反蓄奴者；當時天主教移民的問題取代反奴隸制度成為訴諸民意的爭議點。以費城的例子而言，一無所知運動成員道格拉斯以超過八千票的多數取得市長職位後，儘管他隨即對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提案有不同的意見，道格拉斯成為一無所知運動的代言人，而非其政策危及民主黨的共和黨人。
建黨之後，隨著共和黨員自稱為「勞務自主」的政黨，該黨在中產階級間獲得支持而聲勢大起，卻未能吸引領取終身俸者與失業者。黨員們所讚頌之勞務自主的優越性，只不過反映出數百萬「已得自主」者的經驗，或另外數百萬人的期待。美國共和黨員們成為國家主義者、平均主義者、帝國主義者與世界主義者，一如英國之保守黨員。由於不能容忍社會多樣性，黨員們試圖將其價值觀加之於其他團體上——包含溫和派議員與反奴隸制者；而地區性政黨與少數族裔政黨（在美國為民主黨；在英國為自由黨）則籲求文化多元主義與地方自治。
當時尚非「已得自主」者包含愛爾蘭移民：在北方的工廠作業員中佔一大部分，且持繼增長。共和黨員的願景為有條理的自由，在他們眼中，天主教藍領階級缺乏自制、節慾與冷靜等基礎。黨員們堅持，接受教育、信仰宗教、辛勤工作——即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之價值觀——與支持共和黨之間彼此高度相關。「在將學校當成麻煩製造者之處，在信仰不受尊重且懶人與浪費者作主之處，」支持共和黨的《芝加哥民主報》（''Chicago Democratic Press''）編輯在詹姆斯·布坎南於185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打敗約翰·福瑞蒙特後寫道，「布坎南在這種地方獲得最堅實的支持。」
當時的美國社會遭關於種族宗教、社會經濟與文化上的各種斷層所貫穿，且逐漸發展為地域性斷裂、北方新教（Yankee Protestants）與浮現的工業資本主義兩者間利害關係的傾軋、以及逐漸昇高的美國國家主義與南方奴主利益攸關者之間的對抗。例如頗受稱頌的史家唐·法瑞貝契（Don E. Fehrenbacher）在其《偉人之序曲─1850年代的林肯》（''Prelude to Greatness, Lincoln in the 1850s''）一書中，記載著伊利諾州奴何自外於國家的政治活動，書中指出投票行為受在地居民行為模式影響。當時南方墾殖者的居住區為民主黨鐵票區，而新英格蘭墾殖者的地區則堅定支持共和黨。再加上，眾所周知位於邊疆的鄉村帶其政治立場溫和，利於勞務自主與自由之土等議題發生影響。
其後兩年間的「堪薩斯內戰」事件，擄獲被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等事件所激發的群眾熱情。來自北方的墾殖者受新聞媒體與論壇以及強力宣傳廢奴的組織所影響。他們通常收受諸如來自新英格蘭移居者協助公司等組織的金融援助；而來自南方的墾殖者通常獲得家鄉社區的捐獻。南方人擁護在其地盤上的憲法權利，並維持有效的政治力量以抵禦「具敵意且有害的立法機構」。
美國中央大平原並不適於種植棉花，知道這一點的南方人之所以主張美國西部開放蓄奴，常見的理由——或許是最常見的——是採礦。巴西是使用奴工採礦最成功的例子。十八世紀中期，米納斯吉拉斯採鑽及附加的探金促使大量的奴隸及奴主自巴西東北的產糖區轉業。美國南方領袖知道這是一樁好買賣，早在1848年雜誌《狄波評論》（'）即已推行此事。
1855年左右，堪薩斯州內對奴隸制度的爭議之空前激烈緊繃；但當地壓倒性高比例的外來墾殖者僅渴求土地，絲毫不在意當時逐漸浮現的大型公共議題。當地居民多不關心地域衝突或奴隸制度的爭議，州內的緊張關係實始於互不相讓的墾殖者之間的彼此傾軋。當地首批據地安頓下來的墾殖者中，無人擁有自身所據土地之權狀；而後至之墾殖者們又急於佔據新發現的無主可耕地。在來自北方州與來自密蘇里墾殖者們雙方緊繃而激烈的對抗中，僅極少部分具有高尚意識形態，以質疑奴隸制度。實際上，密蘇里州的墾殖者視堪薩斯為自身地盤，將盤據當地的北方墾殖者當成入侵者；而北方墾殖者痛恨密蘇里人未經正當手段便攫取最肥美的土地，貶之為'令人作嘔'的半野蠻人。
然而，1855至1856年間堪薩斯內戰的暴力行為在約翰·布朗─追隨者稱他貫徹上帝意志，摧毀奴隸制度─介入這場混戰後達到意識型態上的高峰。在約翰·布朗刺殺了五名支持蓄奴的墾殖者後（即所謂的「波塔瓦托米大屠殺」（Pottawatomie Massacre）），堪薩斯州內掀起了數場游擊式的武裝暴亂。除約翰·布朗外，這些參與暴動的持械集團通常只對圈地與劫掠有興趣而已。
國會與全國輿情事後的反應所造成的影響較暴亂本身更為深遠。南北雙方都普遍認為，在堪薩斯所發生的事是一個縮影，反映出對方的積極策劃，責任須由對方承擔。無論這種想法是否完全正確，南北兩方皆堅信不移。「血濺堪薩斯」最終成為區域性衝突的一個象徵。共和黨領導者之一，查爾斯·桑諾在參議院裡被代表南卡羅來納的眾議員普利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用柺杖攻擊。
在美國東岸報導堪薩斯騷亂的新聞前，華盛頓於五月19與20日間發生一件狂暴而離奇的相關事件。麻薩諸塞州參議員查爾斯·桑諾在參議院內所作名為「反堪薩斯的罪行」（The Crime Against Kansas）的演說中譴責皮爾斯政府與制度性蓄奴，並指名道姓的控訴南卡羅萊州的安祖·巴特勒（Andrew Pickens Butler）參議員─一個與其針鋒相對的奴隸制度辯護者。他在演說中以「性」明指暗諷這位南卡羅萊州的參議員為奴隸制度中的「唐吉訶德」：他「挑了個情婦（從娼的奴隸），…，誰見了她都嫌醜，只有他始終覺著可愛；世人眼裡視為墮落者，在其眼中是為貞潔。」因為南方紳士依不成文的規矩須為受辱的家族尊長復仇，桑諾於數日後遭巴特勒的外甥─美國聯邦眾議員普利斯頓·布魯克斯（Preston Brooks）─於近距離內以沉重的手杖作近乎致命的重擊；他因失血過多失去意識，無法回到參議院履行職務長達三年。這位麻州參議員於是成為區域性緊張關係的另一個象徵。在數年間，他在北方成為奴隸制社會行為野蠻的例證。
由於對堪薩斯的事態發展感到憤慨，共和黨─美國史上第一個區域性政黨─深具信心地首次參與總統大選。黨提名人約翰·佛瑞曼（John C. Frémont）一般對新政黨來說是個穩妥的人選─雖說因其母為天主教徒，令黨內主張本土化的一無所知運動支持者感到不快─提名一個無參政記錄，卻因曾遠赴極西部而夙負盛名的探險家可令前民主黨人耳目一新。而其他兩位競爭者，威廉·席瓦與沙蒙·蔡斯，相較之下太過激進。
儘管如此，1856年美國總統大選活動中幾乎未提及奴隸制相關爭議─即民主政治與貴族政治的對抗─反而聚焦於堪薩斯的爭執點上。共和黨譴責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及奴隸制度的進一步延伸，而倡議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計畫以整合反蓄奴的理想主義與北方在經濟上的渴望。這個新政黨迅速的發展出堅強的政黨文化，伴隨一大群活力充沛而有教養的活躍份子，催票入櫃，數目空前。民眾熱情響應。年輕的共和黨員組織「全面覺醒」（Wide Awake）俱樂部，並吟誦口號：「自由之土、自主勞務、自由之士、佛瑞曼！」（Free Soil, Free Labor, Free Men, Frémont!）由於南方吞火者（支持脫離聯邦的激進人士）甚至部份立場溫和人士都揚言一旦佛瑞曼當選便要脫離聯邦，詹姆斯·布坎南因為聯邦整體性前途堪慮而得利。
艾倫·倪文斯在其八卷聯邦體制的嚴酷考驗（Ordeal of the Union）中，論斷美國內戰為一場「無從制止」（irrepressible）的衝突。倪文斯綜合融匯各項相互傾軋的因素，著重於道德、文化、社會、意識型態、政治、與經濟等種種爭議。為能如此，他將對歷史的爭論帶回社會與文化因素的重點上。倪文斯正確的指出，當時南北兩方很快的成為兩種不同的人民。文化差異的根源為奴隸制度之爭；但各自相異的基本前提、品味、與文化也同時令彼此越離越遠。
戰前有數項因素降低區域衝突，使聯邦體制可勉力面對拒行聯邦法規危機（Nullification Crisis）等事件。其根本的理由是，越來越支持南方，且助其鞏固於聯邦政府中利益的民主黨，當時仍具支配地位。
民主黨當時在美國是多數黨，通常掌握國會、總統職位、司法機構、以及許多州內的官職；該黨並促進南方大農場主與北方民主黨人間的結盟關係。在林肯於1860年美國總統大選橫掃全國前，奴隸主在美國日漸增多的新領土上仍可佔上風，並對國家政策有極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