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三位總統安德魯·杰克遜，亞伯拉罕·林肯和富蘭克林·羅斯福任命的大法官是全體任職合共超過100年的。
以下是美國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表中“確認票數”指參議院確認總統提名時的票數。在現任法官中，克拉倫斯·托馬斯是任期最長的法官，截至，其任期為天；最近加入法院的法官是艾米·康尼·巴雷特，其任期始于2020年10月27日。
（美國首席大法官）
紐約州布法羅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2003–2005）私人執業律師（1993–2003）美國司法部副首席政府律師（1989–1993）白宮法律顧問辦公室總統副法律顧問（1982–1986）美國司法部長特別助理（1981–1982）
喬治亞州薩凡納
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1990–1991）公平就業委員會主席（1982–1990）美國參議員約翰·丹福思立法助理（1979–1981）孟山都公司律師（1977–1979）密蘇里州助理司法部長（1974–1977）
Breyer
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
1994年8月3日
美國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首席法官（1990–1994）美國聯邦第一巡迴上訴法院法官（1980–1990）哈佛法學院教授（1967–1980）
紐澤西州特倫頓
美國聯邦第三巡迴上訴法院法官（1990–2006）薛頓賀爾大學法學院教授（1999–2004）美國新澤西地區聯邦檢察官（1987–1990）美國司法部長副助理（1985–1987）首席政府律師助理（1981–1985）美國新澤西地區聯邦檢察官助理（1977–1981）
Sotomayor
紐約州紐約市布朗克斯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法官（1998–2009）美國紐約南區地方法院法官（1992–1998）私人執業律師（1984–1991）紐約州紐約市曼哈頓區助理地區檢察官（1979–1984）
美國司法部總檢察長（2009–2010）哈佛大學法學院院長（2003–2009）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1999–2003）白宮法律副顧問（1995–1999）國內政策會副會長（1995–1999）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1991–1995）
科羅拉多州丹佛
2017年4月10日
美國聯邦第十巡迴上訴法院法官（2006–2017）科羅拉多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2008–2017）美國司法部首席副協理檢察長與代理副總檢察長（2005–2006）私人執業律師（1995–2005）
2018年10月6日
哥倫比亞特區巡回上訴法院法官（2006–2018）
白宮幕僚秘書（2003–2006）
路易斯安那州紐奧良
美國聯邦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2017–2020）
最高法院目前有6名男性大法官和3名女大法官。在九名大法官當中，有一名是非裔美國人（托馬斯大法官）和一名西班牙裔美國人（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有一名大法官的父母至少有一方是移民：阿利托大法官的父親出生于意大利，至少六名大法官是羅馬天主教徒，兩名是猶太教；其中目前尚不清楚尼爾·戈薩奇是天主教徒還是美國圣公會教徒。大法官平均年齡為65歲8個月。現任大法官都有常春藤聯盟的教育背景，除了艾米·康尼·巴雷特就讀于圣母大學。3名大法官來自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喬治亞州、科羅拉多州、華盛頓特區和路易斯安那州各1名。
在19世紀，每個大法官都具有歐洲血統（通常是西北歐），而且幾乎是新教徒。多樣性主要是在地理上的，代表了該國的所有地區，而不是宗教，種族或性別的多樣性。
大多數大法官都是基督教新教徒，其中包括36名美國圣公會教徒，19名長老會教徒，10名自然神論者，5名衛理公會派教徒和3名浸信會教徒。第一位天主教大法官是1836年任命的羅杰·B·坦尼，第一位猶太大法官是1916年任命的路易斯·布蘭迪斯。自那時以來，總統任命至少一位天主教和猶太人大法官作為平衡，近年來情況已經扭轉。現時最高法院均由猶太人和天主教徒組成，特別是以逾半人口信仰基督新教的美國顯著特別（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只佔美國四分之一的人口）。
種族和性別的多樣性在二十世紀末期開始不斷增大。瑟古德·馬歇爾于1967年成為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于1981年成為第一位女性大法官。非裔美國人克拉倫斯·托馬斯于1991年繼任了馬歇爾的席位。奧康納之后，魯思·巴德·金斯伯格于1993年成為了第二位女性大法官。奧康納退休后，接著索尼婭·索托馬約，第一個拉丁裔女性大法官于2009年加入最高法院，以及在2010年任命的艾蕾娜·卡根。2020年9月18日金斯伯格去世后，2020年10月26日，艾米·康尼·巴雷特被確認成為最高法院歷史上第五位女性。
最高法院歷史上有六名在外國出生的大法官：詹姆斯·威爾遜（1789-1798），出生于蘇格蘭的卡斯卡地區；詹姆斯·艾德爾（1790-1799），出生于英國雷威斯；劉易斯·威廉·帕特森（1793-1806），出生于愛爾蘭安特里姆郡；大衛·布魯爾（1889-1910），出生于土耳其士麥那；喬治·薩瑟蘭（1922-1939），出生于英國白金漢郡以及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1939-1962），出生于奧地利維也納。
目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共有三位退休大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和大衛·蘇特、安東尼·甘迺迪。退休大法官不會再參與聯邦最高法院的審判工作，但可能被臨時指派到下級聯邦法院辦公，其中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為主。這類指派乃係基於下級法院院長請求，經退休法官同意後，由首席大法官指派。近幾年來，奧康納大法官便曾在數個聯邦上訴法院中辦事，另外，蘇特大法官也經常在其擔任大法官前任職的第一巡迴上訴法院中參與審判。
桑德拉·戴·奧康納
德克薩斯州艾爾帕索
Souter
麻塞諸塞州梅爾羅斯
1990年10月9日
加利福尼亞州沙加緬度
法院的許多內部運作是由基于法官的資歷進行的；不論其服務時間長短，美國首席大法官被認為資歷最深的法官。而大法官乃是依據任命的次序論資排輩的。
最高法院內堂
在法庭會議期間，大法官根據資歷排座，首席大法官坐在法庭中央，大法官則坐在候補席上。最資深的大法官坐在首席大法官右側，而最資淺者坐在離大法官最遠的左側。
因此，從2020年10月開始，從面向法院的方向來看，法院將從左到右如下：卡瓦諾、卡根、阿利托、托馬斯（最資深的大法官）、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布雷耶、索托馬約、戈爾蘇奇和巴雷特。同樣，當法院成員聚集在一起拍正式合影時，大法官們按資歷排列，資歷最深的五位成員按開庭時的順序坐在前排，資歷最淺的四位大法官站在他們身后，同樣按開庭時的順序排列。
在大法官們的閉門會議上，目前的做法是由首席大法官首先發言，接著由最資淺者開始依序發表意見，資歷最深的大法官最后發言。這些會議中最資淺的大法官在單獨召開會議時可能需要做任何微不足道的任務，例如假如有人敲會議室的門，將由最資淺的大法官來應門，以及將最高法院的命令傳達給最高法院的書記員。大法官約瑟夫·斯多利任職資淺大法官最久，任期從1812年2月3日至1823年9月1日，共4,228天。緊隨其后是大法官史蒂芬·布雷耶，為4199天，1994年至在2006年1月31日。塞繆爾·阿利托也在同一天加入最高法院。
截至2019年，首席大法官的年薪為270,700美元，其他大法官則為258,900美元。根據美國《憲法》第三條第一節規定，禁止國會降低現任大法官的薪資。一旦大法官符合退休年齡和退休任職的規定，其可申請退休。大法官的退休金是基于聯邦政府的雇員使用的相同公式計算的，但與其他聯邦法院的法官一樣，大法官退休金將不會低于退休時的薪資。
雖然大法官是由總統提名的，但大法官也不代表或接受政黨的官方認可，而立法和行政部門也普遍接受了這種做法。然而，大法官在法律和政治界被非正式地分為司法保守派、溫和派或自由派。這種傾向通常是指法律前景而不是政治或立法方面。大法官的提名需由在立法機構的政治人士贊同，他們以投票通過或不贊成大法官的提名。
繼艾米·康尼·巴雷特的任命確認后，最高法院由6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和3名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的大法官組成。現在普遍接受的是，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和大法官托馬斯、阿利托、戈薩奇、卡瓦諾、巴雷特（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組成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由民主黨總統任命）組成了最高法院的自由派。根據戈薩奇在第10巡回上訴法院的記錄看來，他是屬于很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諾在被任命為最高法院法官之前，被認為是華盛頓特區巡回法院中比較保守的法官之一。同樣的，巴雷特在第七巡回法院的簡短記錄也是保守的。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前，首席大法官羅伯茨被認為是法院的中位數大法官（處于意識形態光譜的中間，有四位大法官比他更自由，四位大法官比他更保守），使他成為法院的意識形態中心。
湯姆·戈德斯坦2010年在SCOTUS博客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大眾對最高法院是在意識形態方面進行大幅劃分，每一方在每一輪都推動一個議程如漫畫旨在“在很大程度上適應某些先入為主的偏見”。他指出，在2009年的任期，近一半的案件是全體一致決定的，只有約20%由5票對4票決定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案件涉及狹義的自由派/保守派的劃分（如果不包括索托馬約爾的案件，則更少）。他還指出，幾個案例反駁了最高法院的派別劃分的普遍觀念。戈德斯坦進一步指出，大量的先前的刑事被告人撤回訴訟（通常是法官判定下級法院明顯錯誤應用先例并在沒有通報或論證的情況下扭轉這種情況）就是表明，保守派的大法官沒有積極的意識形態。同樣地，戈德斯坦也表示，自由派的大法官更有可能作廢國會的法令，顯示出對政治進程的不尊重，并且不尊重先例，也缺乏優點：托馬斯是最經常呼吁推翻先例的（即使長期以來）他曾經錯誤地做出判定，在2009年任期間，斯卡里亞和托馬斯是投最多反對票，判定國會立法無效。
根據SCOTUS博客的統計數字，2000年至2011年的12個任期中，平均19個主要問題（22%）的判定是由5-4票決定，平均70%的分歧意見由最高法院以傳統意識形態派別判定的（約占所發表陳述的15%）。在那段時期里，保守派集團在62%以意識形態為主的判決的時候占多數，占所有5-4票判決的44%。
2010年10月任期，最高法院判決了86起案件，其中包括75件已簽署的多數意見和5份判決撤銷（最高法院駁回下級法院，不提出異議，不對案件發表陳述）。4起案例以未簽名陳述判定，2起案例需最高法院做出確認，還有2起案例的案件作出判定，另有2起案件駁回不予受理。由于大法官卡根曾任美國總檢察長，她回避了26起案件。在80起案例中，有38例（約為48%，自2005年10月任期以來最高的比例）是全體一致（9-0或8-0）的判定，16例是以5-4票判定的（約20%，而在2009年10月任期是18%，在2008年10月任期為29%）。然而，在16例的5-4票判決中的14例中，最高法院以傳統的思想路線劃分（屬于自由派的是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保守派包括羅伯茨、斯卡里亞、托馬斯、阿利托以及肯尼迪大法官的“關鍵票”）。占這16例中的87%，是過去10年來最高的比例。在肯尼迪大法官加入后，保守派集團在5-4票判決中占63%。
2011年10月任期，法院判定了75起案件。其中，33例（44%）全體一致判定，15例（20%，與前一任期相同的比例）由5-4票判定。后15年，最高法院根據意識形態線劃分了10次，肯尼迪大法官與保守派的大法官（羅伯茨、斯卡里亞、托馬斯和阿利托）站隊5次，與自由派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馬約爾和卡根）站隊5次。
2012年10月，最高法院判決了78起案件。其中五起是以未簽名陳述判決的。78項判決中有38項（占判定的49%）是全體一致的判決，而24項判定是完全一致的（即所有參與的大法官有同一個陳述）。自2002年10月的任期以來，這是法最高院十年來全體一致判決的最大比例（51%的判決是全體一致作出的）。最高法院在23個案件中分立為5-4判決（占總數的29%）；其中有16個案件是以傳統意識形態劃分，首席大法官法官羅伯茨、大法官斯卡里亞、托馬斯和阿利托是站在同一個陣營，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馬約爾以及卡根則站在另一個陣營，而肯尼迪大法官則具有決定權。在這16起案件中，肯尼迪法官大法官有10例是站在保守派陣營，有6例是站在自由派陣營。其中在3起案件的判決中，大法官陣營劃分非常有趣，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加入肯尼迪、托馬斯、布雷耶和阿利托大法官為多數派，而大法官斯卡里亞、金斯伯格、索托馬約爾和卡根則為少數派。大法官之間意見一致最多的是金斯伯格和卡根，在他們投票的75個案件中，同意了72件；意見最不一致的是大法官金金斯伯格和阿利托，他們投票的77件案件中，同意了45件。根據他作為最高法院“關鍵票”的立場，肯尼迪大法官在24起案例中的20起及任期內78起案例中的71起站在5-4票判定的多數方。
最高法院大樓
最高法院于首次會議于1790年2月1日在紐約市皇家交易所大樓舉行。當費城成為首都時，最高法院在1791年至1800年在舊市政廳辦公前，曾在獨立廳舉行了短暫的會議。政府搬到華盛頓特區后，最高法院在美國國會大廈的多個地方辦公，直到1935年，最高法院終于有屬于自己的辦公大樓了。四層樓高的最高法院大樓是由卡斯·吉爾伯特（Cass Gilbert）設計，其古典風格配上大理石外墻與國會大廈和國會圖書館周圍的建筑物相當。該大樓包括法庭，大法官大廳，擁有廣泛法律書籍的圖書館，各種會議場所和配套設施如健身房。最高法院的建筑物是屬于國會大廈建筑的范圍，但其警察部隊獨立于國會警察局。
位于One First Street NE和馬里蘭大街，即美國國會大廈的街對面，美國最高法院大樓周一至周五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向公眾開放，周末和假期不開放。 參觀者不得自己參觀法庭。建筑內有一個自助餐廳，一個禮品店，展品以及時長半小時的宣傳片。最高法院休庭期間的上午9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每小時都舉行有關法庭的講座，無需預約。當法院在十月至四月每隔兩周的周一、二、三的早上（有時候是下午）舉行庭審期間，公眾可以旁聽口頭辯論，至十二月至二月暫停。旁聽坐席先到先得，一場公開的庭審大概有250個旁聽席位。開放旁聽席位的數量隨著不同案件的情況而不同；對于重要的案件，一些訪客會在前一天到達并等待一整夜。從五月中旬至六月底，最高法院從上午十時開始發布判決或司法意見，這些15至30分鐘的庭審活動也以類似的方式向公眾開放。最高法院警察可以回答公眾的問題。
最高法院墻上印刻的馬伯利訴麥迪遜案引述，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在此提出司法審查概念
國會根據聯邦憲法第三條授權控制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對于兩個州或以上的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初審和專屬管轄權，但他們可能拒絕開審這類案件。同時，最高法院還擁有初始非專屬管轄權，以聽審“大使，其他部長，領事館或外國副領事組織的一切訴訟，美國與其他國之間的一切爭議以及所有訴訟或一國對另一國公民或外僑的訴訟。”
在1906年的合眾國訴希普案，最高法院維護其初審管轄權起訴藐視法庭的個人。由此所產生的訴訟仍然是最高法院歷史上唯一的蔑視訴訟且進行刑事審判的事件。蔑視訴訟起因于在大法官約翰·馬歇爾·哈蘭允許埃德·約翰遜的律師提出上訴后， 約翰遜晚上在田納西州查特怒加市被以私刑處死。一個私行死刑的暴民在一名地方警長的協助下，將約翰遜被從他的監牢中移走，并將其掛在大橋上。之后，一名副警長用別針在約翰遜的身上釘了一張紙條：“致哈蘭大法官，現在來找你的老黑吧。”當地警長，約翰·希普（John Shipp）以最高法院的干預作為私刑的理由。最高法院任命其副書記員為特別主事人主持在查特努加的審判，且在華盛頓最高法院大法官前進行了結辯陳詞。9名犯人被判犯藐視罪，3名犯人判處3至90日的監禁，其余6人判處60天的監禁。
然而，在所有其他情況下，最高法院都有只有上訴管轄權，包括簽發職務執行以及禁止下級法院的令狀。考慮到基于其初審管轄權的案件不多，于是幾乎所有案件都在最高法院上訴。實際上，僅有的涉及初審管轄權且最高法院法官聽審的案件，是州與州之間的爭執。
最高法院的上訴管轄權包括來自聯邦上訴法院的上訴（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調取案卷的令狀前的認證和刑事責任問題），美國武裝力量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波多黎各最高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 ，維爾京群島最高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以及“對州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終判決或命令做出判定”（通過調取案卷的令狀） 。在最后一類案件中，如果一個州的最高法院拒絕聽審上訴或缺乏聽審上訴的管轄權，可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例如，佛羅里達地區上訴法院拒絕作出判決，如果（a）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拒絕調取案卷的令狀，如佛羅里達州之星訴B. J. F.案，或（b）地方上訴法院發布了一項引用法院判詞的決定，只是肯定了下級法院的判定，而不討論案件所涉及的實體問題，那么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這是因為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缺乏聽審類似判定的上訴管轄權。基于1789年的《司法法案》創立的最高法院的權力可接受考慮州法院而不僅僅是聯邦法院的上訴。通過對且在馬丁訴亨特之承租人案 (1816)和科恩斯訴弗吉尼亞州（1821）中判決中看出這是最高法院的早期歷史始終堅持的。盡管有幾種允許所謂“程序與附隨審查 ”的州案件，但最高法院是唯一一個對州法院判決的直接上訴具有管轄權的聯邦法院。必須指出的是，這種“附帶審查”通常僅適用于死囚，而不適用于常規司法系統。
由于美國《憲法》第三條規定，聯邦法院只能受理“案件”或“爭議”，最高法院不能像一些州最高法院那樣不就相關案件作出判決或不出具意見。例如，在Defunis訴 Odegaard 416 U.S. 312（1974）案中，法院駁回了訴訟，質疑法學院平權政策的合憲性，因為原告學生開始訴訟后已從該學院畢業，最高法院的判定是無法補救原告所受損害。然而，最高法院認定在某些情況下，聽審似乎沒有意義的案件是有益的。如果一個問題是“可以重新回避審查”的話，即使原告在最高法院并不一定會得到有利結果，最高法院也會處理該問題。在羅伊訴韋德案（1973）以及其他墮胎案件中，最高法院也會處理懷孕婦女所提出的墮胎要求，即使后來不懷孕了。因為通過下級法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的案件的處理時間通常比正常妊娠期的時間要長。另一個訴由消失的例外是自愿停止非法行為，最高法院考慮再次發生這種行為的可能性以及原告人是否需要救濟。
美國共分為13個巡回上訴法院，其中每一個上訴法院均由最高法院分配一個“巡回大法官”。雖然這個概念在共和國的歷史上一直存在，但其意義卻隨時間推移而變化。
根據1789年的《司法法案》，每位大法官都必須在審判區管轄范圍內或在指定巡回法庭內作巡回審判，并與當地法官一起審理案件。這做法由于巡回審判路途遙遠和困難而遇到許多大法官的反對。此外，大法官在巡回法庭可能判定與最高法院利益沖突的案件。巡回審判于1891年廢除。
如今，在審判區管轄范圍內的巡回大法官負責處理某些類型的申請，根據法院的規定，這些申請可以單獨由一名大法官進行解決。其中包括緊急中止（包括在死刑案件中執行死刑的中止）的申請以及在審判區管轄范圍內的案件引起的“全令狀法案”的禁令以及日常要求如請求延長時間。過去巡回法官有時還在刑事案件中作出保釋，人身保護令，以及上訴許可調案令的申請。一般而言，大法官通過簡單地批示“批準”或“拒絕”或指示進入某一標準程序來解決這類申請。然而，如果大法官愿意的話，可以選擇在這種情況下發表意見（稱為庭內意見）。
巡回大法官可作為該巡回上訴法院的法官，但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幾乎不曾發生。在上訴法院，巡回大法官的資歷比巡回法庭的審判長高。
首席大法官傳統上會分配到哥倫比亞特區巡回法院，第四巡回法院（包括馬里蘭州和弗吉尼亞州，即哥倫比亞特區鄰近的州）以及聯邦巡回法院。每個大法官會分配到一或兩個巡回法院。
截至2020年11月20日，大法官巡回法院分派如下：
巡回上訴法院
哥倫比亞特區巡回上訴法院
首席大法官羅伯茨
第一巡回上訴法院
大法官布雷耶
第二巡回上訴法院
大法官索托馬約爾
第三巡回上訴法院
大法官阿利托
第四巡回上訴法院
第五巡回上訴法院
第六巡回上訴法院
大法官卡瓦諾
第七巡回上訴法院
大法官巴雷特
第八巡回上訴法院
第九巡回上訴法院
第十巡回上訴法院
大法官戈薩奇
第十一巡回上訴法院
大法官托馬斯
聯邦巡回區上訴法院
現任法官中有六名被分配到他們以前擔任巡回法官的巡回法院：羅伯茨首席大法官（哥倫比亞特區巡回上訴法院）、布雷耶大法官（第一巡回上訴法院）、索托馬約爾大法官（第二巡回上訴法院）、阿利托大法官（第三巡回上訴法院）、巴雷特大法官（ 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戈薩奇大法官（第十巡回上訴法院）。
最高法院的工作庭期從每年10月的第一個星期一開始并持續到次年6月或7月初。每個庭期由大約兩周的交替時期組成，稱為“開庭”和“休庭”。大法官們在開庭期間聽審案件并作出判決;他們在休庭期間討論案件并撰寫判決陳述。
幾乎所有案件都以請愿書方式提交給最高法院，通常被稱為“上訴書”。最高法院可以根據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任何一方的呈請給予的復審令，審查聯邦上訴法院的任何案件。如果這些判決涉及聯邦法律或憲法法律的問題，法院可能只會審查“州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終判決”。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一方是上訴人，非提請人是被告。無論哪一方在初審法院發起訴訟，所有案件名稱都是上訴人訴被告人。例如，亞利桑那州訴埃里內斯·米蘭達案是以州的名義對個人提起刑事起訴。如果被告已定罪，那么在向最高法院上訴時，將確認其定罪。而當米蘭達以其向提出案件上訴申請時，該案的名稱將變為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
有些情況是屬于最高法院的初審管轄權，比如當兩個州之間有爭議時或者當美國聯邦政府與一個州之間出現爭端時。在這種情況下，案件可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這種情況的例子包括合眾國訴德克薩斯州案，該案旨在確定是否一宗地屬于美國或德克薩斯州。弗吉尼亞州訴田納西州案，是否兩州錯誤劃分的邊界可由最高法院進行更改以及州與州之間的正確邊界設定是否需要國會批準。雖然自1794年以來沒有發生類似佐治亞訴布列斯福德案的案件，各方法律行動中，最高法院具有初審管轄權并可以要求陪審團判定事實爭議。另外兩個初審管轄權案件涉及殖民時代通航水域之下的邊界和權利的新澤西州訴特拉華州案，訴以及河岸州上游水域的水權的堪薩斯州訴科羅拉多州案。
投票決定是否批準調審令的庭審會議為會商。會商是在9個大法官內部的秘密會議；公眾和大法官的書記員將排除在外。如果有4名大法官投票通過上訴，案件將進入簡報通報階段；反之，案件結束。除死刑案件及其他最高法院要求被告通報的案件外，被告不需要提交對請求調審令的答復。
最高法院只基于“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批出請求調審令的，在“最高法院10點規則”中闡明原因。包括：
* 解決在解釋聯邦法律或聯邦憲法條款方面的沖突
* 糾正嚴重偏離公認的司法程序的慣例
* 解決聯邦法律的一個重要問題，或明確審查下級法院的裁決，該裁決與法院先前的裁決直接沖突。
當不同的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對同一法律或憲法規定的解釋發生沖突，律師稱之為情況“巡回法院分裂”。如果法庭投票拒絕請求調審令，如絕大多數上訴一樣，通常是不出具意見的。駁回上訴并不是判決案件的案情，而下級法院的判決將是該案件的最終判決。
為了處理法院每年收到的大量上訴（法院每年收到的7,000多個上訴中，僅要求100份或以下案件的簡報并進行庭審口頭辯論），最高法院采用了稱為“調審令池“的內部案件管理工具。目前，除了大法官阿利托和戈薩奇，其他大法官都參加復審小組。
當法院提出請求調審令時，該案子設定為口頭辯論。雙方將就案件的案情簡要介紹案件的不同之處，他們可為批準或拒絕請求調審令而提出不同的理由。經雙方同意或最高法院批準，“法庭之友”也可以提交辯護狀 。最高法院從10月至4月每月舉行2周的口頭辯論。每一方都有三十分鐘的時間提出其論點（法院可能會選擇給予更多的時間，但很罕見），在陳述時間里，大法官可能會打斷律師并提問。上訴人首次發表陳述時，可以在被告陳述結束之后，預留一些時間來駁回被告的論據。如果另一方同意，法律之友可代表一方作出口頭辯論。最高法院建議律師假設大法官熟悉并閱讀了案件的簡報。
為了向法庭提出抗辯，律師必須首先被最高法院律師協會承認。每年約有4000名律師加入該協會。最高法院律師協會預計有23萬名會員。實際上，訴狀僅限于數百名律師。其余律師加入協會需繳納一次性費用200美元，每年賺取大約75萬美元。律師可以以個人或團體的名義承認。團體承認是在最高法院現任法官面前進行的，其中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批準接納新律師的動議。律師通常申請協會是為了將承認證書放在辦公室或簡歷上顯示。如果他們希望參加口頭辯論，他們也可以獲得更好的坐席。最高法院律師協會的成員也可以進入最高法院圖書館館藏。
口頭辯論結束后，提交案件判決。案件的判決由法官的多數票決定。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在該期限結束時在特定期限內對有爭議的所有案件作出判決。然而，在這個期限內，最高法院無義務在口頭辯論之后的任何規定時間內作出判決。在口頭辯論結束后，法官退到另一次初步投票的會議，占多數資歷最高的大法官將最高法院陳述的初步草案分派給同一陣營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在特定情況宣布判決最高法院的陳述草案以及大法官們的任何同意或異議陳述。由于在美國最高法院大樓的法庭內禁止使用錄音設備，所以是通過紙質副本將判決傳遞給媒體，這被稱為是“實習生的營運”。
最高法院有可能因為大法官空缺，導致案件票數打平。如果發生這種情況，那么下級法院的判決會被承認（affirm)，但不會變成有約束力的判例。聽審案件，必須有至少六名大法官在場。如果人數不足可以聽取案情，大多數合格的大法官認為一個案子不能在下一個任期內聽審和裁定，那么下級法院的判決就如同最高法院的打平一樣得到確認。對于通過美國地方法院直接上訴向最高法院提起的案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可將有關案件發回到有關的美國上訴法院作出最后裁定。這在美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一次，就是合眾國訴美國鋁公司案（1945年）。
最高法院的陳述分三個階段發布。首先，最高法院的網站和其他網站發布一個判決簡述。然后，法院命令的幾個陳述和清單都以平裝書的形式結合在一起，稱為美國報告的初步出版材料，官方系列書將呈現最高法院最終版的陳述。在發行初步出版材料大約一年后，將發布《美國最高法院判例報告》最終合訂本。《美國報告》的每一卷都有編號，以便用戶可以引用這套報告 - 或由另一個商業合法發布商發布但包含平行引用的競爭版本，以幫助那些想通過閱讀訴狀和其他簡報快速輕松地查找案例的人。
* 《美國報告》最終合訂本569卷，涵蓋截至2013年6月13日全部案例（部分2012年10月任期）。
* 21卷的陳述以判決簡述的形式（卷565-585，2011-2017年任期，每期三卷，每卷兩部分）發布，外加卷568第一部分（2018年任期）。
截至2012年3月，《美國報告》共出版了30161份最高法院的陳述，涵蓋了從1790年2月至2012年3月的裁定。 這一數字并不能反映最高法院審理案件的數量， 因為多個案件可以通過一個陳述處理（例如，社區學校學生家長訴西雅圖學區案與梅雷迪思訴杰斐遜縣教育委員會案以相同的陳述作出裁定;根據類似的邏輯，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實際上不僅裁定了米蘭達案，還裁定了其他三個案件：威哥尼拉訴紐約州案，韋斯特歐沃訴合眾國案和加州訴斯特沃特案）。一個更不尋常的例子是“電話案例”，其中包含一整套相互聯系的陳述，在《美國報告》中占據了整個第126卷。
陳述也通過兩名非正式的平行匯編發表：由西方（現為湯森路透一部分）出版的《最高法院判例匯編》和由LexisNexis公司出版的《美國最高法院報告，律師版》簡稱“律師版”。在法庭文件，法律期刊和其他法律媒體中，案件引文一般源于三本匯編的一處；例如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引文以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585 U.S. 50，130 S. Ct. 876, 175 L. Ed. 2d 753 (2010)呈現。其中，"S. Ct."代表《最高法院判例匯編 》，“L. Ed”代表律師版。
律師使用縮寫格式，即以“ U.S. ,  ”引用案件。其中為卷號，為陳述開始的頁碼，為該案裁定的年份，用于“精確定位”到意見中的特定頁碼。例如，羅伊訴韋德案的引文是410 U.S. 113 (1973)，這表明該案是在1973年判決的，并出現在《美國報告》第410卷第113頁中。對于尚未在初步印刷材料中發表的陳述或法定，卷和頁碼可以替換為“___”。
在起草和批準《憲法》的辯論中，聯邦法院制度和司法當局對《憲法》的解釋幾乎沒有引起關注。事實上司法審查的權力在這上面是沒有提到的。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司法審查的權力是否是憲法起草者意圖的問題，很快就因為缺乏對這一問題的證據而受到阻撓。然而，司法機構推翻法律和行政行為的權力是非法或違憲的，這是一個既定的先例。許多開國元勛接受司法審查的概念;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黨第78號寫道：“法官必須將《憲法》視為一項基本法。因此屬于他們，以確定其意義以及任何立法機構特定訴訟法的意義如果兩者之間發生不可調和的差異，應該有優先的義務和有效性的優先權;或者換句話說，憲法應該優于立法機構和法令。”
最高法院在馬布里訴麥迪遜法案（1803）中確定了宣布違反憲法的法律權力，完善了美國制衡制度。在解釋司法審查權力時，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表示，解釋法律的權力是法院的特定職權，司法部門有義務說明法律是什么。他的論點并不是說法院有特權洞察憲法的要求，而且《憲法》所規定的司法機構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義務是閱讀并遵守《憲法》的規定。
自共和國成立以來，司法審查的做法與平等主義，自治，自決，信仰自由的民主理想處于緊張的關系。一方面是將聯邦司法機構，特別是最高法院視為“最分離，最少檢查所有政府部門”的人。事實上，聯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必以其任期內的“良好行為”期間而被推選，而且他們的薪酬在擔任職務期間是不可能“減少”的（第三條第一節）。雖然有彈劾的程序，但只有一個大法官曾經被彈劾，至今沒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被免職。另一方面則將司法機構視為最不危險的分支機構，幾乎沒有能力抵制其他政府部門的勸誡。據指出，最高法院不能直接執行判決;相反，其依賴于尊重憲法和法律來維持其判決。 著名的例子是1832年出現的不服從，當時在伍斯特訴格魯吉亞案，格魯吉亞州忽視了最高法院裁定。安德魯·杰克遜總統與格魯吉亞法院一致表示：“約翰·馬歇爾大法官已經作出判決，現在讓他執行吧！”然而，這個所謂的引用是有爭議的。南方的一些州政府也在1954年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判決后，抵制了公立學校的廢除種族隔離。最近很多人擔心，尼克松總統拒絕遵守最高法院在美國訴尼克森（1974年）的命令交出水門事件的錄音帶。然而，尼克松總統最終還是遵守了最高法院的判決。
憲法修正案可以（并已）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定，已有5個案例：
* 奇澤姆訴格魯吉亞案（1793年） - 被第十一修正案（1795）推翻
* 斯科特訴桑福德案（1857） - 被第十三修正案（1865）和第十四修正案（1868）推翻
* 波洛克訴農民貸款和信托公司（1895年）- 被第十六修正案（1913年）推翻
* 邁納訴Happersett案（1875） - 被第十九修正案（1920）推翻
* 俄勒岡訴米切爾案（1970） - 被第二十六修正案（1971年）推翻
當最高法院對涉及法律而不是憲法的事宜進行判決時，簡單的立法行動可以扭轉判定（例如，2009年國會通過了莉莉·萊德貝特公平薪酬法，取代了2007年萊德貝特訴固特異輪胎和橡膠公司案中的限制）。此外，最高法院不能免于政治和制度上的考慮：低級聯邦法院和州法院有時會違反教義創新，執法官員也是如此。
另外，其他兩個分支機構可以通過其他機制來限制最高法院。國會可以增加大法官的數目，使總統有權通過任命來影響未來的判定（如上述的羅斯福最高法院填塞計劃）。國會可以通過限制最高法院和其他聯邦法院對某些議題和案件的管轄權的立法：這是第三條第2節中的建議，如果上訴管轄權“具有此類例外情況，國會可以根據這些法律執行。“最高法院在偏袒一方的麥卡德爾（1869）“重建”案件中認定國會判決，但其拒絕了國會在美國訴克萊因案（1871年）中判定特定案件的權力。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通過司法審查的權力，界定了聯邦政府立法機關和執行部門之間的權力和分離的范圍和性質; 如在合眾國訴柯蒂斯 - 賴特出口公司案（1936），在戴姆斯與摩爾訴里根案（1981）中，特別是高華德訴卡特案（1979）（其中有效地給予總統權力終止未經國會或參議院同意的情況下批準的條約）。 法院的判決也可以對執行權力的范圍施加限制，如漢弗萊執行機構訴美國（1935年），鋼鐵緝獲案（1952年）和合眾國訴尼克森案（1974年）。
每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配有幾個律政書記協助審查和研究復審令的請愿書，并準備法官備忘錄和起草陳述等。大法官允許有4個書記員。首席大法官允許有5個書記員，但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每年僅聘請3個書記員以及首席大法官羅伯茨通常只聘請4個。一般來說，律政書記的任期為一到兩年。
大法官霍勒斯·格雷于1882年聘請了第一位律政書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和路易斯·布蘭迪斯是最先聘請法學院應屆畢業生而不是秘書兼速記員為書記員。大多數法律政書記都是剛畢業的法學院畢業生。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于1944年聘請了第一位女書記員露西爾·洛門。大法官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于1948年聘請了第一個非裔美國人威廉·科爾曼。聘請的律政書記絕大多數從精英學校獲得法律學位，特別是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法律學位，這十分不均衡。從1882年到1940年，62%的律政書記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最高法院所選擇的律政書記通常是其法學院班級的精英，且經常是法學評論編輯或模擬法庭董事會的一員。到了70年代中期，在聯邦上訴法院擔任過法官書記員成為了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書記員的先決條件。
8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曾為其他大法官擔任書記員：拜倫·懷特曾擔任弗雷德·文森的書記員，約翰·保羅·史蒂文斯曾擔任威利·拉特里奇的書記員，威廉·倫奎斯特曾擔任羅伯特·H·杰克遜的書記員，斯蒂芬·布雷耶曾擔任阿瑟·戈德堡的書記員，約翰·羅伯茨曾擔任倫奎斯特的書記員，埃琳娜·卡根曾擔任瑟古德·馬歇爾的書記員，尼爾·戈薩奇曾擔任拜倫·懷特和安東尼·肯尼迪的書記員，以及布雷特·卡瓦諾曾擔任肯尼迪的書記員。戈薩奇和卡瓦諾大法官曾在肯尼迪手下同時任職。戈薩奇是第一位與自己曾擔任過書記員的大法官同時在任的大法官，從2017年4月開始，直到2018年肯尼迪退休。隨著卡瓦諾大法官提名的確認，最高法院的多數成員首次由前最高法院書記員組成（羅伯茨、布雷耶、卡根、戈薩奇和卡瓦諾）。
幾位現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曾在聯邦上訴法院擔任書記員：約翰·羅伯茨曾擔任美國第二巡回上訴法院法官亨利·弗蘭德利的書記員，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任美國第三巡回上訴法院法官倫納德·I·加思的書記員，埃琳娜·卡根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回上訴法院法官艾伯納·J· 米克瓦的書記員以及尼爾·戈薩奇曾擔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上訴法院法官大衛·B·森特爾法官的書記員。
最高法院大法官聘請的書記員通常在起草陳述時留下相當大的回旋余地。根據范德比爾特大學法學院法律評論2009年發表的一項研究，“最高法院書記員似乎是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一個無黨派機構”。前聯邦上訴法院法官J. Michael Luttig說：“隨著法律越來越趨近于政治，政治關系自然而且可預見地成為通過法院壓制的不同政治議程的代理人”。劍橋大學歷史教授戴維·杰羅夫（David J. Garrow）表示，法院已經開始反映出政府政治部門的影子。加羅教授稱“我們的書記員工作隊伍的組成越來越像眾議院的組成”。“各方都提出只有意識形態的純粹主義者。”
根據范德比爾特法律評論研究，這種政治化的聘請趨勢加深了最高法院是“反思意識形態論據而不是以法治為由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機構”的印象。《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2012年6月的調查顯示，只有44％的美國人贊成最高法院所做的工作。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法官的判定有時受到其政治或個人看法的影響。
法院一直是在一系列問題上的批判對象。其中：
最高法院被批評為不在憲法范圍內行使司法能動主義，而非解釋法律和行使司法限制。司法能動主義的訴求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意識形態。經常被引用的保守司法行為主義的例子是1905年洛赫納訴紐約州案的判決，許多著名的思想家包括羅伯特·博克，安東尼·斯卡利亞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都對該判決進行批評。經常被引用的自由主義司法行為主義的例子是羅訴韋德案（1973），將墮胎合法化，其部分原因是基于“第十四修正案”所表達的“隱私權”，一些批評者認為這是迂回的推理。法學家、大法官和總統候選人都批判了羅伊的判決。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判決受到保守派人士如Patrick Buchanan和前總統競選人Barry Goldwater的批判。最近，聯合公民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的判定被批評為改變長期以來第一修正案對公司不適用的觀點。林肯警告說，關于斯科特訴桑福德案的判決，如果政府政策變得“不可逆轉且被最高法院的判決所限定...人民將不再是自己的統治者了”。前任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用這些話來證明司法能動主義：“你做你認為是對的，讓法律在后面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法院的傾向不同。雙方的批評家都抱怨說，持激進觀點的法官以自己的觀點代替了憲法。評論家還包括Andrew Napolitano，Phyllis Schlafly，Mark R. Levin，Mark I. Sutherland和James MacGregor Burns等作家。過去來自兩黨的總統都對司法能動主義發起攻擊，其中包括富蘭克林·羅斯福、理查德·尼克松、羅納德·里根總統。最高法院提名人羅伯特·博克（Robert Bork）說：“法官所做的就是一場政變，一場緩慢移動，踩著高蹺地，但仍然是政變。”參議員阿爾·弗蘭肯（Al Franken）指出，當政界人士談論司法能動主義時，他們對一名能動主義法官的定義是一個不同于他們投票想要的人。一位法學教授在一篇于1978年發表的文章中稱，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是立法機構”。
因為沒有保護個人權利，法庭的判決受到批判：德雷斯特·斯科特案（1857）判定維持奴隸制;  普萊西訴弗格森案（1896）根據獨立但平等的原則維持種族隔離；凱洛訴新倫敦市案（2005年）被包括新澤西州州長喬恩·科茲寧在內的杰出政治家批評為破壞財產權。有報道稱一些批評家認為，保守派占多數的2009年大法官席位“變得與印第安納州的選民相抵觸”，這些法案傾向于“剝奪大量沒有駕照公民的投票權，特別是窮人和少數民族選民。”艾爾·弗蘭肯參議員批評最高法院“侵蝕個人權利”。不過，也有人認為，法院過于保護個人權利，特別是被指控犯有或被拘留的人的權利。例如，首席大法官沃倫·漢堡（Warren Burger）是一個直言不諱的批評者，斯卡里亞大法官批評最高法院在布邁丁訴布什案的判定中是否過分保護關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權利，理由是人身保護令應受主權領土的限制。
這種批評與司法能動主義的抱怨有關。喬治·威爾（George Will）寫道：最高法院在美國國家管理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對介入2009年關于汽車制造商克萊斯勒公司的破產程序的批判。一位記者寫道：“露絲·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干預克萊斯勒破產案”并公開了“進一步司法審查的可能性”。但從總體上認為這種干預是適當運用最高法院的權力以對行政部門進行審查。沃倫·E·漢堡（Walren E. Burger）在成為首席大法官之前曾認為，由于最高法院具有這種“不可見的權力”，所以其很可能“自我沉迷”，不可能“進行冷靜的分析”。拉里·薩巴托（Larry Sabato）寫道：“聯邦法院，特別是最高法院已經過度授權”。
英國憲法學者亞當·湯姆金斯（Adam Tomkins）認為，美國的法庭（特別是最高法院）制度的行為和立法機構有缺陷。他認為，由于法院須多年的等待才能通過這個制度，才能嚴格限制其他兩個分支。相比之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可以經請求可直接宣布違反憲法的法律。
美國歷史上曾有過有關于聯邦和國家權力界限的辯論。詹姆斯·麥迪遜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等籌劃者在《聯邦黨人文集》中提出，他們當時提出的《憲法》并不會侵犯州政府的權力，但另一些人認為，聯邦政府的擴充的權力與制憲者的愿望是一致的。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明確授予《憲法》未授予的美國權力分別向國家或人民保留。由于最高法院給予聯邦政府太多的權力干涉國家權力機關而受到批評其中一個批判如下，最高法院允許聯邦政府濫用商業條款，維護與州際商業無關的規定和立法，但這是以規范州際商業的幌子頒布的;并且因為涉嫌干涉州際商業，致使國家立法無效。例如，第五巡回上訴法院采用“商業條款”來維護“《瀕危物種法》，從而保護德克薩斯州奧斯汀附近的六種特有的昆蟲種類。盡管昆蟲沒有商業價值，也沒有跨越州邊界；最高法院于2005年通過這一判決。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認為，國會完全可以行使州際商業的權力到最大限度。除了《憲法》規定之外，不承認任何限制。大法官阿利托表示，商務條款下的國會權力是“相當廣泛的”。現代理論家羅伯特·B·德里克建議現在應繼續討論《商業條款》。國家權力倡導者如憲法學者凱文·古茲曼也批判了法院，稱其濫用了第十四修正案破壞國家的權威。布蘭迪斯法官辯稱允許各州在沒有聯邦干預的情況下運作，這表明國家應該是民主的實驗室。一位評論家寫道：“最高法院判決違憲的絕大多數案件都是涉及州法律而不是聯邦法律。”不過，其他人認為《第十四修正案》是將“保護這些權利和保障提升到國家層面”的積極力量。
因其陪審團判決不向大眾公開，最高法院受到批評。 根據杰弗里·托賓（Jeffrey Toobin）的評論《9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秘密世界》：記者難以將最高法院內部運作報道出來，正如一個封閉的“卡特爾”，僅能通過不包括內部運作的公共事件和出版物進行自我揭露。評論寫道：“很少有記者能夠深入挖掘法院事務。最高法院內部運作良好。但唯一受傷的是美國人民，他們對于最有權威的9名大法官知之甚少。”拉里·薩巴托抱怨法院與外界隔絕。2010年的菲利·迪金森大學調查發現，61％的美國選民同意舉行電視法庭聽證會有利于民主”，50％的選民表示如果機會的話他們會收看電視轉播的最高法院法庭訴訟。近年來，許多大法官的身影都出現在電視和書籍上，并向記者發表了公開聲明。在2009年的C-SPAN采訪中，記者約翰·比斯丘皮克（今日美國）和萊爾·丹尼斯頓 （SCOTUS博客）認為，最高法院是一個“非常開放”的機構，只有大法官的私人會議不向公眾開放。2010年10月，最高法院開始在其網站上發布其星期五進行的口頭辯論的記錄和文本。
最高法院的某些判決被批評為將最高法院置于政治舞臺之上，并決定其他兩個政府分支的職權。布什訴戈爾案（Bush v. Gore）的判定是最高法院在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實際干預，並決定最終的選舉結果，大法官中5比4的判決，五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禁止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選擇」喬治·W·布什而不是普選票較多的阿爾·戈爾成為第43任美國總統，這個案件的判決受到特別是民主黨的廣泛批評。另一個案例是最高法院關于分配和重劃選區的判決：在貝克訴卡爾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對分配問題作出判定;法蘭克福大法官反駁最高法院的判決涉嫌所謂的政治問題。很多牽涉政治爭端的司法判決通常展現5比4，判決亦反映大法官的政治意識形態。
阿倫·斯派克特參議員說，最高法院應該“判決更多的案件”。另一方面，雖然斯卡里亞大法官在2009年的一次采訪中承認，最高法院的如今聽審案件的數量要比他加入最高法院時的數量要少。但他也表示，他沒有改變其對案件審查的標準，他也不相信他的同事改變了他們的標準。他將1980年代后期的大量案件歸咎于由法院通過的新聯邦立法的早期波動。
批評家拉里·薩巴托寫道：“終身任期的絕對性，以及任命長期開庭審理案件的年輕律師，有上一代想法的高級法官比只有當代觀點的法官好。”桑福德·萊文森一直批評那些身體惡化卻仍然在職的大法官。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表示終身任期已經“嚴重滯后，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幾乎總是落后于時代”。解決這些問題的提案包括由萊文森和薩巴托提出的大法官任職期限以及理查德·愛潑斯坦等提出的強制退休年齡。但是，其他人則認為，終身任期帶來諸如公正和免受政治壓力的實質性好處。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在聯邦主義議文集第78號文件寫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像永久在職那般維持堅定和獨立。”
在21世紀，增加了對大法官的接受昂貴禮品和旅行的審查。羅伯茨法院的所有成員都接受了旅行或禮物。2012年，索尼婭·索托馬約爾大法官收到了來自于出版商Knopf Doubleday的190萬美元預付款。斯卡里亞大法官等曾接受由私人捐助者資助的數十次昂貴的異國旅行。大法官以及對判決感興趣的人一起參加由黨派團體舉辦的私人活動，但卻引起了參加活動期間不當交流的擔憂。同道會法律總監斯蒂芬·斯普爾丁指出：“這些旅行導致了公正問題，并涉及到了關于大法官的公正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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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最高法院簡介（牛津通識讀本系列）
*  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2000~2003部分全文 (焦興鎧主編,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出版, 2007)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簡稱美國憲法，是美國的根本大法，奠定美國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礎。該憲法于1787年9月17日在費城召開的制憲會議上獲得代表的批準，并在此后不久為當時美國擁有的13個州的特別會議所批準。根據這部憲法，美國成為一個由各個擁有主權的州所組成的聯邦國家，同時也有個聯邦政府來為聯邦的運作而服務。從此聯邦體制取代了基于邦聯條例而存在較為松散的邦聯體制。1788年，美國憲法正式生效。美國憲法是世界上首部成文憲法，該憲法為日后許多國家成文憲法的制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后，13個殖民地地區根據邦聯條例，首次成立大陸會議為形式的松散的中央政府。在這種體制下，大陸會議沒有征稅權，同時由于缺乏全國性的行政和司法機構，國會只能依靠各個州的地方政府（各地政府之間往往缺乏協作）來實施其指定的法律。同時，國會對于各州之間的關稅也無權介入。由于條例規定只有所有州的一致同意才能修改《邦聯條例》，而且各州對于中央政府非常不重視，經常不派員參加中央會議，因此國會經常因為表決人數不足而被迫休會。
1786年9月，5個州的行政長官在安那波利斯舉行會議，討論如何修改邦聯條例以促進各州之間通商往來。會后他們邀請各州的代表來到費城進一步討論發展聯邦政府的事宜。在激烈的辯論后，邦聯國會在1787年2月21日批準了修訂邦聯條例的提案。除羅德島州之外的12個州都接受了邀請，并派代表參加1787年5月在費城舉行的會議。最初的決議案寫明了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起草邦聯條例的修正案，但是會議最終決定重新起草一部憲法。費城制憲會議代表投票同意采用秘密會議的方式，并且同意新的法案需要獲得13個州中的9個州的批準才能生效。有人批評說這是對會議權限和現行法律的逾越。但是對于邦聯體制下的政府極度不滿的會議代表全體一致同意將憲法草案交付各州表決。1787年9月17日，憲法在費城正式完稿，此后經過數個州立法機構伴隨激烈辯論的批準過程，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爾州成為第九個接納憲法州。邦聯議會隨即設置了憲法運作的時間表，在憲法框架內運作的聯邦政府終于在1789年3月4日成立。
目前憲法條文的原稿收藏于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美國國家檔案館，向世人永久展出。
關于在憲法草案上簽名的會議代表名單，請參看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簽署人列表。
當年制憲代表在草案上簽字時所使用的銀制墨水盒
1787年12月7日
1787年12月12日
賓西法尼亞州
1787年12月18日
1788年1月2日
1788年1月9日
1788年2月6日
1788年4月28日
1788年5月23日
南卡羅來那州
1788年6月21日
新罕布-{}-什爾州
1788年6月25日
1788年7月26日
1789年11月21日
北卡羅來那州
1790年5月29日
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二款將其本身的地位表述為“國家的最高法律”。法官們通常將之理解為：當國會或者州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與美國憲法有所沖突的話，這些法律將被宣布無效。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眾多判例不斷地強化美國憲法的權威性。
美國憲法明確了由選舉產生的政府具有唯一的合法性。人民通過選舉或者指定產生的政府官員和議員來行使權力。議員們也可以修改美國憲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甚至還可以重新起草新的憲法。
根據產生方式的不同，各種政府官員在權力上有著不同的限制。通過選舉產生的官員只有通過選舉才能繼續留任其職位。而由政府首長或部門指派的其他官員則根據指派人的意愿決定去留，而且隨時可以被罷免。這一規則也存在例外：美國聯邦法院系統法官在接受美國總統的任命之后，該項任命將終身有效。創立這一例外的目的是為了保證法官在司法過程中不因為其職位的變動而受到行政權力的不當干涉和壓力。
盡管美國憲法歷經多次修改，但是1789年憲法的基本原則至今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 三權分立——美國國家權力分為三部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這三部分權力相互之間保持獨立。在理論上，三權是完全平等，并且互相制衡。每種權力都有限制另外兩種權力濫用的職能。這就是現代民主社會著名的三權分立原則。一般認為其思想根源來自法國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的著作《論法的精神》。
* 聯邦體制——美國憲法規定美國采用聯邦制的國體。聯邦政府只擁有在憲法中列舉的有限權力，而其余未列明的權利都屬于各州或者人民。（參看美國憲法第十修正案）
* 憲法至上——美國憲法以及國會通過的法律的效力高于其他一切法律、行政法規和規定。自從1803年著名的馬伯里訴麥迪遜案之后，美國聯邦法院系統擁有了違憲審查權。這意味著聯邦各級法院可以審查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是否與憲法相抵觸，并且可以宣布違反憲法的法律無效。同時，法院還可以審查包括美國總統在內的各級政府頒布的法令的合憲性。但是，法院的這種審查權不能主動行使，只能在某一具體訴訟中被運用。因此，這也被稱作“被動的審查權”。（參看美國訴尼克松案）
* 人人平等——根據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人人都有平等地獲得法律保護的權利。各州之間也保持平等地位，原則上任何州都不能獲得聯邦政府的特殊對待。根據憲法的規定，各州要互相尊重和承認彼此的法律。州政府和聯邦政府要在形式上保持共和體制。
根據美國憲法第5章所規定的程序，美國國會可以通過憲法修正案。此外，美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州可以聯合提出修改憲法的議案。一旦修正案獲得通過，將被視為美國憲法的一部分，其效力等同于美國憲法主文。
美國憲法的序言只有一句話，由52個字構成。
這篇序言并沒有賦予或者限制任何主體的權力，僅僅闡明了制定美國憲法的理論基礎和目的。盡管如此，這篇序言尤其是最開頭的「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 三個單詞）卻成為美國憲法中被引用頻率最高的部分。
美國憲法原稿第二頁
美國憲法原稿第三頁
美國憲法原稿第四頁
在序言之后，美國憲法的正文由七條組成。其中前三條主要規定了聯邦政府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的權限范圍和組織運作；第四條說明了各州和聯邦相應的義務、責任以及將來新州加入聯邦的程序；第五條規定了將來需要對憲法進行修改時所需通過憲法修正案的具體程序；第六條則說明了憲法的法律地位；第七條規定了憲法生效所需要經過的程序。與之后世界多個國家的憲法頗為不同的是，美國憲法正文中不但沒有任何莊嚴的承諾，偉大的構想，光輝的遠景或是領袖的思想，也幾乎沒有提到人民享有的權利（即人權），而這后一點也成為當年憲法批準過程中最大的障礙。而最終為了憲法得以通過，支持憲法的聯邦黨不得不保證會在下一次國會開會時立即對之進行修訂，這就是之后聯邦國會于1789年9月25日提出，最終于1791年12月15日得到足夠數量的州批準的前十條修正案，史稱權利法案，其中不但列舉了人民生來就擁有而不是任何政府賦予的多項基本權利，還規定了許多涉及實際法庭審判過程中的標準程序，并且補充說明列舉這些權利并不意味著人民只有這些權利而沒有其它的權利等。權利法案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已經成為包括《世界人權宣言》和許多之后誕生的國家憲法中對人權規定的主要來源。
憲法第一條，規定了立法機構，即美國國會的權力和組織。美國國會包括參議院和眾議院兩部分。憲法規定了國會議員的選舉辦法以及任職資格條件。憲法規定，美國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一職，只有在贊成票和反對票相等的時候有權投決定一票，但是在近些年來的實踐中，副總統投票的情況已非常少見。此外，條文還簡要規定了立法程序以及國會的職權范圍。第一章的末尾規定了對聯邦和各州立法機關的限制。
憲法第二條，規定了行政機構，即美國總統的相關事項：美國總統選舉的程序、政府官員任職資格、就任儀式的宣誓、政府官員的權力和職責、指派官員的程序。同時，這一章還特別規定了美國副總統的職位，并規定在美國總統失去行為能力或者辭職之后由副總統繼任其職位。第二章最后還規定了對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副總統、法官和其他官員）的彈劾以及免職程序。（參看美國選舉人團）
憲法第三條，是對司法機關即美國聯邦法院系統（包括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有關規定。憲法規定要建立一個最高法院，原則上美國國會可以設立低級別的法院，而所有低級法院的判決和命令都可由最高法院進行再審。這一章還規定了所有刑事訴訟的被告有權要求實行陪審團制度、叛國罪的定義、國會對于叛國罪的處罰以及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