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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一進會積極協助日本對俄國作戰，“輸誠日本軍前進的向導與偵探及運輸人員、鐵工、役夫等諸般事，爲殫誠竭力，靡不用極”，他們征募韓人運輸隊為日軍搬運軍需物品，對俄軍進行間諜活動，鋪設對日本具有很高戰略意義的京義線鐵路。在1904年10月和11月兩個月間，一進會和日軍僅在平安南道安州便強制征募了26697人為日本服務，而在1904年10月到1905年9月這段期間，一進會在平安北道征募了72900人，平安南道64700人，黃海道11514人，從1905年6月10日到10月20日被一進會動員的朝鮮人便有114500人。在日俄戰爭期間，“一進會助戰往死者數千計”。由于一進會為日本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因此它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賞識和保護。一進會運營的相關財政，表面上是來自向會員征收的會費，實際上正規的會費征收是遠遠不夠的，大部分資金都是由駐韓日軍的特務機關和后來的韓國統監府提供的。而一進會也得到以內田良平為首的日本右翼組織黑龍會的大力支援，內田良平甚至還出任一進會的顧問。所以“一進會之一切活動，皆承其（黑龍會）之指使”，這種說法是恰當的。
在日俄戰爭結束后，一進會的待遇才有所好轉，并開始從事進一步的親日政治活動。特別是1905年11月《第二次日韓協約》締結前夕，一進會更是大力奔走活動，積極推動大韓帝國成為日本保護國。1905年11月5日，李容九、宋秉畯等以一進會百萬會員的名義向全國國民發表宣言書，呼吁韓國民眾接受日本帝國保護，宣稱“……況如派外公使，其名位虛飾，寧委任于友邦政府，依其力而保維國權……我一心同氣，以信義交友邦，以誠意對同盟，依其指導保護，以維持國家之獨立安寧幸福于永遠無窮”。根據韓國學者趙恒來研究，這份所謂“宣言書”其實是由一進會的日本顧問佐瀨熊鐵起草的。
這份“宣言書”出爐后，韓國輿論譁然，皇城基督教青年會、國民教育會、大韓俱樂部、憲政研究會等團體紛紛發文駁斥，韓國政府也不得不貼出告示，稱“近日一進會所謂宣言書者，措詞橫豎，立論狂悖，有非人民所敢言者矣，由是而輿論駭膛，浮訛胥動，興言及此，深庸痛忱，固當徹底查究。第念會民素性忠愛，斯豈本心，必由于執迷誤解，致有此舉。茲庸告示，大小人民咸須知悉，破除疑團。”試圖以此抵消一進會宣言書的惡劣影響，然而不僅日本警務顧問丸山重俊反對這份告示，宋秉畯等人更是直接到參政大臣韓圭卨家中質問告示之事，“惡言威壓，無所不至”。一進會的“宣言書”被日本作為韓國人自願要求保護而大加宣傳和利用，為其侵韓的“合法性”貼金。隨後在1905年11月17日，《乙巳條約》終於締結，日本剝奪了大韓帝國的外交權，并設置韓國統監府以控制朝鮮。至此朝鮮淪為日本保護國，然而身為朝鮮人的一進會卻“瀝酒相慶，尤陽陽焉”。在《乙巳條約》締結過程中，一進會再次為日本立下大功，正如黑龍會要人葛生能久所言：“李容九與宋秉畯內外相應，以一進會之名義堂堂發表宣言書，壓倒時論，使該協約的成立容易許多，其功勞亦不可沒也。”
《乙巳條約》締結后，一進會有了日本人的撐腰，其氣焰一時十分囂張，在1906年3月伊藤博文就任韓國統監時，一進會在漢城南大門搭起牌樓，大書“歡迎”二字。但一進會在朝鮮民眾面前已經是過街老鼠，各地時常發生毆打一進會會員的暴力案件，不但如此，一進會本身也再度面臨窘境。從1906年開始，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興起，各種愛國社會團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言論活躍，其后又發生“國債報償運動”這樣的民族主義排日運動，使主張親日的一進會空前孤立，士氣低落。一進會的重要人物宋秉畯甚至還在1906年8月因“隱匿罪犯”的名義鋃鐺入獄，其后又圍繞宋秉畯問題，在一進會內部出現了李容九（親宋）和尹始炳（反宋）兩派的對立和分裂。1906年11月李容九設新約紀念宴，但他邀請的社會名流沒有一人赴宴，所以此時的一進會一度出現“踽踽無所歸，如失群之魍魎”的萎縮狀況。
為了打開局面，一進會開始大力攻擊樸齊純內閣。統監伊藤博文力勸樸齊純與一進會提攜，但樸齊純決定辭職，一進會也透過演講會、評議會、建議書等形式，叫嚷內閣全部辭職。于是在1907年5月樸齊純內閣倒臺，取代以建立的李完用內閣。一進會果然獲得成效，出獄后的宋秉畯躋身新內閣，擔任農商工部大臣的職位，而大量的一進會員也被起用為地方的郡守、觀察使。真正讓一進會勢力全面振興的，是不久后發生的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事件。原來當時高宗不愿做日本的傀儡，派密使前往荷蘭海牙，企圖參加第二次萬國和平會議，結果不但沒能取得成功，反而敗露給日本人。高宗早就是日本的眼中釘，伊藤博文正好借“海牙密使事件”的機會將他廢掉，而被伊藤博文推向前臺的，正是韓國政府及民間團體一進會。李完用與宋秉畯也是早就就表現出廢帝的意思，因此這二人在這次逼宮的過程中最為賣力。一進會顧問內田良平也極力鼓動宋秉畯和李容九，于是在1907年7月6日的御前會議上，宋秉畯叫囂：海牙密使事件，伊藤統監既已相詰責，而長谷川大將又向大漢門開炮，皆因皇上暗中排日的結果，解決之途有二，要么親駕赴日，謝罪于日皇，且托以教育皇太子，要么皇上出大漢門，幸大觀亭（駐韓日軍司令部），迎長谷川大將，面縛納降，向其謝罪，折磨高宗達兩個小時之久。并在隨后10多天內以日本武力為后盾反復逼宮，甚至宋秉畯還拔劍威脅。他手下一進會的嘍啰們也沒有休息。一進會員在宋秉畯、李容九及內田良平等人的動員下，以15人一組，連續數日在慶運宮前提著燈籠，舉行敦促高宗退位的游行示威。漢城市民對一進會的賣國行徑忍無可忍，終于發生流血沖突。史載：“一進會數百，自數日前持械圍宮城，與倭無別。至是都民大呼：‘一進會皆倭也！盍相誅之？’釼棒如雨，死者數十，走而折肢軆者相屬于道。”到1907年7月19日這天，高宗宣布皇太子代理政事，日本對外宣布高宗已經退位。于是在這天漢城各界又掀起了更大規模的反對示威運動。一進會再度成為被群眾攻擊的對象，其機關報紙《國民新報》報社遭到襲擊，印刷機器被搗毀，社員被毆打。示威運動很快被駐韓日軍鎮壓下去，高宗皇帝也在日本人及一進會等親日勢力的壓力下于7月20日被迫宣布退位。其后皇太子李坧登基，是為朝鮮王朝的末代君主——純宗。
一進會在這次逼退高宗的過程中又為日本做出重大貢獻，因此其與日本的關系也就更加密切。1907年10月，日本皇太子嘉仁訪韓時，一進會在內田良平的指示下搭建奉迎牌樓、獻納土產、提燈列道歡迎等活動，為表彰一進會立下的“汗馬功勞”，日本政府不僅賜給一進會26萬元補助金，同時還授予會長李容九勛三等寶瑞章。1908年6月，宋秉畯升任內部大臣，成為內閣的二把手。但一進會一再做出的親日賣國行為則愈發將自身推向韓國民眾的對立面，自高宗退位以后，隨著《第三次日韓協約》（丁未七條約）的締結、大韓帝國軍隊的解散等一連串事件的發生，韓國國內義兵運動的洪流終于蔓延，一進會員則成為義兵重要的攻擊對象。因為一進會以斷髪為特征，因此很容易辨認，當時的義兵“遇一進會，輒斷頭投地，曰：‘亡國者此賊也！’”，因此義兵每到一地，一進會員和日本人一樣都是其屠殺的對象，從1907年7月到1908年6月，共有926名一進會員被義兵殺死，140余名受傷，被燒360余戶，財產損失達5萬多元。于是一進會主動向伊藤博文和李完用請纓，要求組織“自衛團”，加入到討伐義兵的行列中。這種“自衛團”以一進會會員、郡吏和地方“志愿者”為骨干，主要任務是調查戶口、收回私藏的武器、巡邏警戒、偵察義兵情況后報告給官憲等。一進會又成為日本鎮壓義兵運動的幫兇。
一進會不僅是日本侵吞朝鮮的爪牙，也是日本向中國擴張的幫兇，在所謂“間島問題”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一進會很早就向間島地區滲透，1905年10月，一進會就派會員李光洙“巡視”間島。此后大批一進會員移民間島，他們在臨江六道溝設立總部，并在“間島”其他地方設立許多分支機構，進行各種偵察和破壞活動，與日本的“間島派出所”狼狽為奸，企圖攫取當地的主權。比如一進會的頭目之一金禹龍就在間島派出所任職。對此《吉林舊聞錄》一書有詳細記錄：
清朝政府不歡迎一進會。吉林當局制訂的《保守主權14條》中明確規定：“越墾韓民既守從中國法律，便是我國之墾民。又有入韓國一進會者頗多，似此種人，不論其是否我歸化韓民，即行逮捕之，亦以民事刑法分別處治之。”此后直到1909年《圖們江中韓界務條款》締結，一進會一直是中朝邊界上令清政府頭疼的問題。
一進會一向主張日韓“政合邦”（與日本所要求的日韓并合不同，見前文），并要求盡快實行。而伊藤博文治韓政策則屬于漸進式的，不符合一進會的要求。1907年海牙密使事件發生以后，一進會顧問內田良平向伊藤博文力陳立即合并之必要，伊藤博文以“經費不足”為由拒之。因此一進會對伊藤博文的政策一直不滿。內田良平及李容九、宋秉畯等認為伊藤博文自從1908年以后，絲毫沒有要推進合并的意思，從而開始積極籌劃反伊藤運動。同時一進會也與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產生齟齬，任內部大臣的宋秉畯于1909年2月辭官前往日本，并于同年3月15日當選為一進會總裁，此后他往返于日韓間，進行反伊藤和推動合并的活動。1909年6月伊藤去職以后，一進會就開始醞釀將合邦付諸實施。然而繼任的統監曾禰荒助跟伊藤一樣，也是一個穩健派，因此黑龍會指使李容九等彈劾曾禰荒助。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在中國哈爾濱被韓國愛國青年安重根刺死，日本舉國嘩然，要求立即合并的聲音甚囂塵上。而一進會也以此事為契機，在韓國發起了“合邦請愿運動”，掀起軒然大波。
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以后，一進會就提出韓國要向日本派“謝罪團”，而其副會長洪肯燮更是親自前往日本出席伊藤的葬儀，在日本期間，他與一進會總裁宋秉畯等就日韓合邦的問題進行磋商，回國后再與李容九密議此事，決定立即展開“合邦請愿運動”。他們讓日本黑龍會的武田范之和一進會成員崔永年起草分別給韓國皇帝、內閣和統監的上疏文和請愿書，1909年12月2日，三份賣國文件終于完稿。當晚，一進會通宵召開臨時總會，最終通過了“日韓合邦”的決議，主要內容有“永久保證韓國皇室安全”、“廢止韓國政府，由日本政府直接行使政令”、“廢止統監府”、“只保留一進會，解散一切學會團體”等。1909年12月4日，一進會代表向純宗皇帝和總理大臣李完用提交《日韓合邦上疏》和《上總理大臣書》，一進會會長李容九則親自向曾禰荒助統監遞交《上統監書》。同日，李容九又以一進會百萬會員的名義在一進會機關報《國民新報》又發表《韓日合邦聲明書》，大力鼓吹日韓合邦。但是一進會掀起的“合邦請愿運動”并沒有得到太多人響應，反而遭到了各方的反對。12月5日，漢城各界各團體4000余人召開國民大演說會，聲討一進會的賣國行徑，反對呼聲不僅擴散到全國各地，還波及海外韓人社會。同日《大韓每日申報》以《奴會宣言》為題發表社論，稱一進會為“奴會”，揭露其“合邦請愿運動”的陰謀。李完用原本并不反對一進會，他甚至還令自己的兒子和門人加入一進會，以此向日本人獻媚，沒想到一進會卻比自己更先倡導“合邦之說”，“完用憤甚，遂暗阻之”。他故意不將一進會的上疏文奏于皇帝，而將其退還，此后一進會還想上奏，李完用仍將其退還。此外李完用還分化瓦解一進會，通過塞錢和封官許愿等手段使一進會副會長洪肯燮于12月7日退會。統監曾禰荒助也認為一進會的“合邦請愿運動”引起了民心騷動，他一方面壓下反對合邦的呼聲，另一方面也對一進會的活動進行嚴格控制，并對日韓合邦的輿論持消極態度。日本政府也“合邦”此保持克制。李容九及內田良平等一進會要員在韓國已成為過街老鼠，必須有嚴密保護才能出門，據報道，“近日一進會本部由日本憲兵、巡查各二人進行保護，從昨日起又加派了韓國巡查六名。”就連一進會內部的很多會員都看不下去了，“凡會民等，亦憤容九所爲，痛其汚染，聲討容九，因自割籍退會者，一日至七十人，外道會民亦相續退會”。鑒于一進會的“合邦請愿運動”給韓國社會造成的惡劣影響，1909年12月20日，曾禰統監命令內田良平回日本。
一進會自然不甘心就此打住，李容九于12月10日成立了“一進會合邦聲明贊成同志會”，隨后又成立了“漢城普信社”、“贊成建議所”、“國民義務贊成會”、“紳士協議所”等有名無實的親日團體，紛紛發表聲明呼吁合邦。1909年12月23日，李容九又向日本首相桂太郎上《陳情書》，對李完用及曾禰荒助大加撻伐，懇請日本吞并韓國。1910年1月2日李容九又入統監府，懇乞實施日韓合邦。又多方偵探官僚大臣和社會名流的舉動，暗中推進合邦事業。1910年春，反對合邦的聲音逐漸平息下去，一進會總裁宋秉畯也認為“合邦事似已完成”。1910年2月2日，桂太郎特地發表一項表彰一進會有“功”的照會，4月9日一進會又為這份照會舉行祝賀儀式，高呼“韓日皇帝萬歲！”“一進會萬歲！”。一進會如此賣力地推動日韓合邦，為不久之后《日韓合并條約》的締結、朝鮮半島最終淪為日本殖民地做好了重要的輿論鋪墊工作。
1910年8月22日，日本帝國駐韓國統監寺內正毅同大韓帝國內閣總理大臣李完用簽訂《日韓合并條約》，大韓帝國滅亡，朝鮮半島淪為日本殖民地，一進會一直為之奮斗的目標終于實現了。但并沒有如他們所愿“保留一進會”，而是于9月12日被統監府勒令其與其他社會團體一并解散。一進會被特別賜予解散費15萬元，而其頭目宋秉畯則被封為日本帝國子爵，李容九亦獲得10萬元恩賜金。1910年9月25日，一進會正式宣告解散。中國著名政論家王蕓生對此評論道：“一進會之會員號稱百萬，以此計之，每人僅得一角五分錢，而貽賣國賊之萬世罵名，可謂廉價矣！”
一進會是大韓帝國后期登場的大大小小無數社會團體中延續最久的團體，也是當時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社會影響力最大的團體。它的初衷是效仿日本的文明開化路線，呼吁改革，掌握國內政治的主導權，是失勢的開化勢力與一部分東學勢力相結合的產物。他們主張的聯邦式的“政合邦”也與日本主張的殖民地化的“日韓并合”有相當大的差別，所以一進會雖然與日本合作，但可謂是同床異夢。在實踐過程中，一進會的主張完全被日本方面所利用，成為日本一步步蠶食吞并韓國的工具，招來韓國亡國之禍。因此它普遍被韓國后世評價為親日賣國團體而遭到唾罵，而其主要人物幾乎都被列入親日反民族行為者的名單中。日本方面則認為一進會也是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中的一個啟蒙團體。
皇國臣民之誓詞，為1937年10月2日朝鮮總督府向朝鮮半島發佈的文章，並且要求學生與一般市民在各種場合之中記誦。
*皇國臣民之誓詞（第一種，兒童用）
::我們都是大日本帝國的臣民。
::我們以心向天皇陛下盡忠盡義。
::我們要不斷自我鍛鍊而成為堅強的國民。
*皇國臣民之誓詞（第二種，大人用）
::我等皇國臣民以忠誠之心報君國。
::我等皇國臣民相互信愛協力，相互團結。
::我等皇國臣民應培養忍耐之精神以宣揚皇道。
新界鄉議局大樓中的劉皇發銅像
劉皇發，OBE（；），人稱發叔、劉皇叔、新界王，曾任香港立法會議員、新界鄉議局主席、行政會議成員、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屯門區議會主席及龍鼓灘村村代表，另為仁愛堂創辦人及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成員。劉皇發生於香港新界屯門龍鼓灘村，為新界原居民。
自1980年起他出任新界鄉議局主席，個人擁有至少680幅新界土地，故有「新界土皇帝」或「新界王」之稱，然而，在2010年9月，《明報》揭發他在行政會議上，漏報多項物業買賣，違反申報指引，及後劉皇發公開道歉。
劉皇發在政治上是建制派一員，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2010年亦有支持特區政府之高鐵撥款以及政改方案。自1998年擔任立法會議員，連續十年以上未提出任何動議，亦甚少出席會議，但會參與重要表決。直至2013年12月4日，立法會大會上討論劉皇發首個動議，內容是反對將西貢大浪西灣村落納入郊野公園範圍，最終被否決。在2014至15年的監察報告中，指劉是表現最差的立法會議員。
劉皇發在1936年出生於屯門龍鼓灘龍鼓灘村的窮等家庭，是家中的獨子。劉早年就讀龍鼓灘知行學校，在校時是全國政協委員兼前沙田區區議員簡松年父親簡冠文的學生。在靈山中學初中畢業後，劉皇發曾幫父母從事農耕工作，又曾任職九廣鐵路公司的路軌上漆工作，後來在元朗開設雜貨舖經營小生意。
劉皇發曾經是立法會最年長的議員，與林偉強、張學明、李國英合稱「立法會鄉事四子」。
他亦曾出任香港惠州社團聯合總會的總監。
2017年7月23日早上，劉皇發於屯門青山灣天佑居家中安詳離世，終年80歲。
劉皇發曾於1980年為屯門消防局落成主持揭幕
1960年，劉皇發在前任新界鄉議局主席陳日新的支持下，擔任屯門龍鼓灘村村代表，為當時最年輕的新界鄉村代表。1972年，劉獲選為屯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其後，劉皇發成功游說龍鼓灘村民，低價出售地皮予政府用作英軍操炮區，並得到香港政府的賞識，成為日後投身政壇的踏腳石。1973年，劉獲香港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劉與發展商關係密切，早在70年代成功游說長實主席李嘉誠在龍鼓灘興建青洲英坭廠，最終於1983年建成。
1980年，出任新界鄉議局主席。1982年，劉出任屯門區議會主席。1985年，劉出任區域市政局議員。同年，他獲香港政府委任為立法局議員。九十年代初仍任臺北僑委會僑務諮詢委員。1991年及1995年，他以功能組別鄉事組別的選舉，自動當選立法局議員。1993 成自由黨創黨黨員。1996年，擔任臨時立法會議員。1998年、2000年、2008年及2012年，均以功能組別鄉議局組別，自動當選立法會議員。2004年，劉改以區議會功能組別參選立法會，並順利當選。2005年7月1日，劉獲頒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Great Bauhinia Medal, GBM），以表揚他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他也是首位新界原居民獲此榮譽。
2008年由於當時民建聯堅持派員出選區議會功能界別，劉皇發唯有改為參選鄉議局功能界別而當選。而在鄉議局功能界別的林偉強則參選區議會功能界別但落敗。同年，劉皇發退出自由黨。
2011年由於何君堯推屯門鄉事委員會修章，禁止任何人連續三屆擔任鄉委會主席，使他不能以當然議員資格競選連任屯門區議會主席。其後劉皇發於2012年獲政府委任為委任區議員，重返屯門區議會，並成功再次當選屯門區議會主席一職。有關任命亦遭到何君堯動員反對。
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再次於鄉議局功能界別自動當選。
2015年5月，已擔任鄉議局主席35年的劉皇發不競逐連任，而他的長子劉業強其後則在無競爭下自動當選成為新任鄉議局主席。
2015年6月18日，政改方案在立法會付諸表決，但大批建制派議員在表決開始前突然離場，政改方案在8:28的大比數下被否決。建制派議員在表決後見記者，稱是希望以集體離場爭取時間，讓未到的劉皇發可以趕來投票。劉皇發亦被批評是導致政改失敗的罪魁禍首。但據及后媒體披露的建制派在Whatsapp群組中的聊天記錄顯示，當天建制派議員表示沒有提及過要等待劉皇發。
2015年屯門鄉事委員會改選後，接替何君堯再次成為主席，2016年以當然議員資格，繼續成為屯門區議會議員。
2016年1月，因身體抱恙而缺席會議，所以今屆未有競逐連任屯門區議會主席，並由民建聯梁健文當選為屯門區議會主席，正式結束長達34年的屯門區議會主席任期。
2016年3月4日，《香港政府憲報》公布劉皇發已由2016年2月22日起辭任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同時失去屯門區議會當然議員議席。結束34年區議會議員生涯。
200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自由黨前副主席周梁淑怡向代主席劉健儀投訴，指責劉皇發在選舉期間，不斷替其對手民建聯的張學明拉票，令她流失大量鄉事票而落選。劉皇發回應說，張學明跟他是同根同源，所以幫助張出選是沒有做錯。他還揚言自己「不是自由黨黨員」，「大不了退黨」。不久，劉皇發向劉健儀遞交退黨信件，稱自己身為鄉議局主席，工作繁忙，無法兼顧自由黨的黨務，所以決定退黨。
2012年10月7日，劉皇發與六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成立「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他成為創始聯盟榮譽主席。
根據政府特區公布的5位新行會成員的利益申報，劉皇發擁有多達98間公司的股份，成為擁有最多公司股份的行會成員，但比起2011年最高峰期擁有的129間公司股份減少了大約24%，業務範圍主要涉及飲食、投資、地產、管理、貿易等。同時，劉皇發亦沒有再擔任公司董事，即他已辭去向立法會申報的11間公司的董事職位。他曾任上市公司達成集團非執行董事。家族亦持有永同益集團外，他亦涉及1980年代「生發案」的生發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宏景投資有限公司、皇發投資有限公司等。
長實在1987年將屯門雅都花園的商場及停車場，亦交由劉皇發負責代售。
在土地和物業方面，有「新界土皇帝」之稱的劉皇發亦擁有640幅新界土地，稱冠於行政會議成員。當中最少187幅土地由他全權持有，包括165幅位於屯門；餘下逾450幅土地則由他與妻子，或與他有關聯公司及祖堂所持有。包括他與家族共持有在新界東北發展區內最少3.7萬平方呎土地，保守估計可獲得約4500萬元賠償。他亦於香港、內地及新加坡擁有多間物業。
同時，劉皇發擁有多個會籍，包括九龍會、中國會、香港高爾夫球會、香港黃金海岸遊艇會、香港賽馬會遴選會員以及深圳觀瀾湖鄉村俱樂部。
2010年，《明報》發現，在時任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公布穩定樓市措施前及同日，透過個人控制的公司及家族關連公司，購入元朗加州花園3幢洋房及YOHO MIDTOWN單位24伙，部分單位以「摩貨」形式獲利逾80萬元。不過他未有按照行會指引申報，其後被揭發涉嫌漏報位於鹿頸、介乎烏蛟騰及谷埔的大批農地。劉皇發稱自己在申報問題上「觸覺差少少」，指是他兒子「摩貨」。
劉皇發與吳妹姝夫妻為香港賽馬會會員，名下馬匹大部分皆以「龍船」兩字命名，包括金玉滿堂（1978-1979馬季進口的配售馬，烙號AM237，與陳日新、何新權、梁紀曾合夥）、龍船（該駒的中文馬名曾使用三次，但三駒英文馬名有分別，一匹為1984-1985馬季進口的自購馬（曾先後由歐金洪、告達理訓練），烙號BA072，英文馬名為REGAL ACE，一匹為1999-2000馬季進口的自購馬（練馬師為簡炳墀），烙號BV192，英文馬名為FISHERMAN'S CREEK，一匹為2015-2016馬季進口的自購馬（練馬師為蔡約翰、丁冠豪、鄭俊偉），烙號CV186，英文馬名為BIG BANG BONG）、金龍船、猛龍船、龍船義浩、大龍船、真龍船、龍船快（該駒的中文馬名曾使用兩次，但兩駒英文馬名有分別，一匹為2010-2011馬季進口的自購新馬（由告東尼訓練），烙號CM144，英文馬名為REAL DRAGON，一匹為2021-2022馬季進口的自購新馬（練馬師為呂健威），烙號DG229，英文馬名為FOREVER GLORIOUS）、驪龍、龍船鼓響。
另外，劉皇發、劉吳妹珠伉儷是07/08告東尼練馬師賽馬團體、新界鄉議局集團團體的成員，名下馬匹有「金玉滿堂」（CJ286）、「新界福星」、「新界之星」、「新境界」。除此之外，劉皇發的兒子劉業強、次子劉業光、長女婿黃汝坤、二女兒劉麗華、三女兒劉玉蓮、三女婿余漢坤、外孫女黃雍賢、黃雍蔚亦是香港賽馬會會員、馬主，名下馬匹包括強人、客家寶、知己知彼、知己百勝、好知己、驌龍、騂龍、翠龍、疾風勁草（劉業強）、龍船旺、龍船勁、龍船寶、勁風（黃汝坤）、哥哥仔、小阿哥、縱橫十六（最醒團體）、艦長天下（智多星團體）、龍鼓飛揚（原名「蒸氣火車」）、龍船狀元（原名「攀高直上」，金玉滿堂團體）、專一（原名「神仙眷侶」，專競聯盟團體）。
劉皇發已婚，其妻為吳妹珠，兩夫妻育有五名子女，包括劉業強、劉業光、劉麗芬、劉麗華、劉玉蓮。劉業強在劉皇發退休後繼承父親所有公職及物業。劉業光為聖保祿醫院骨科醫生。
*非官守太平紳士（1973年）
*中國政法大學名譽法學博士（2012年）
香港政府在港英時期，即遣公務員於新春時到沙田車公廟向車公求籤，占卜本港一年運勢，2003年因任命的「求籤官」何志平是基督徒而引爆輿論，又恰逢SARS疫情嚴重，更令香港人非議。2004年起，求籤一事香港政府不再派遣官員，改任命劉皇發以新界鄉議局主席身份求籤，占卜出香港一年運勢。2004年至2015年間的農曆新年，劉皇發皆會並親自求籤、解籤，每年都成為香港傳媒的「新年新聞」。2016年劉皇發退休後，由其子劉業強以新界鄉議局主席身份求籤。
劉皇發自1985年當選立法局議員後，未曾提過一項動議。直到2013年，身為鄉議局主席的他，終於提出他立法會生涯當中的「處女動議」，內容是關於要將位於大浪灣的西灣村剔除納入郊野公園的範圍。這項議案亦是劉的政治生涯當中唯一的動議。
劉皇發曾經捲入博士學歷爭議。壹週刊於2014年6月5日報道，中國政法大學曾經中間人簡福飴接受劉皇發近一千萬人民幣捐款。其後劉皇發不但獲得名譽博士銜頭，簡福飴亦獲特殊待遇，其畢業論文雖曾被評為不合格，但校長卻突然公布委任他為特別顧問，結果成功通過評審。
2015年6月18日，立法會為政改進行表決。到進行表決時，葉國謙突然帶領一眾親中議員離開會場，但有個別建制派議員未有跟隨，最後議案在8票贊成，28票反對下大比數被否決。事後親中派為當時怪異的行為作出辯解，他們表示想等候身體不適的劉皇發前來立法會投票，所以在表決前集體離場，意圖令議會出席人數不足，最後卻弄巧反拙。而「等埋發叔」就成為網絡上的潮語，嘲笑建制派為政府議案護航不力而諉過他人。
香港的街道、地方鮮有以本地華人知名人士命名（例子包括達之路、啟德），命名時在生者是更少之又少，但是劉皇發卻得此榮譽，包括：
*新發邨：在1974年為配合將青山區更名為屯門區，香港政府故將當時區內唯一一條公共屋邨青山邨更名為新發邨，「新」是指前新界鄉議局主席、時任屯門鄉事委員會主席的陳日新；「發」則是指當時是屯門鄉事委員會副主席的劉皇發。新發邨因西鐵綫屯門站工程拆卸，已重建為新鴻基地產上蓋住宅物業瓏門及V City商場。
*皇珠路：名稱則取自劉皇發的「皇」字和其太太吳妹珠的「珠」。
*頌皇臺：屯門井頭下村村民為感謝劉皇發的貢獻而命名，意為讚頌劉皇發。
*仁愛堂劉皇發幼稚園暨幼兒園：屯門新墟的一所幼稚園。
*仁愛堂劉皇發夫人小學：屯門安定邨的一所小學。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大角咀的一所中學。
*劉皇發報告廳：位於北京中國政法大學逸夫樓內的演講廳。
*救世軍三聖邨劉伍英學校：屯門三聖邨一所已停辦的小學，校名取自其母親伍英。
*佛教劉天生學校：屯門大興邨一所已停辦的小學，校名取自其父親劉天生。
*天生樓：屯門一座單幢式住宅，重建前由劉皇發家族持有，取名自其父親劉天生。
分類:佳寧娜（控股）集團人物
支那（源自，），亦曾譯作至那、脂那、摩訶支那、摩訶至那國等，與震旦同義，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經佛教經典傳入中國。在中國的周邊國家，如日本、韓國、西藏的古代佛教文獻也有使用「支那」這個詞。古代中國有佛教徒以印度為「中國」，稱中國為「支那」。
使用這個詞匯稱呼中國的習慣於9世紀初經由佛教交流傳入日本。江戶時代後期，「支那」成為日本人對中國的一種稱呼。在明治維新之後，該用語由日本傳回中國，中國知識份子、中華革命黨人開始使用這個名詞。1894年甲午戰爭後，日本躋身列強，並獲得二億兩白銀賠款及臺灣與澎湖，部分日本人的態度由此對中國人變得輕蔑，「支那」一舊稱便有看似食古不化的味道。1912年宣統退位，中華民國建國後，日本內閣不再使用「大清國」或「清國」等詞，公文書中開始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國」稱呼中國，未隨即新稱「中華民國」，在部分人眼中此後遂含歧視之意。
從1913年到1946年間，中華民國政府和民間多次要求日方停用支那一稱。1913年10月16日，中華民國北洋政府駐日代理公使向日方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稱呼，改稱「中華民國」，但被日方拒絕。在《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時，中方對日方堅持使用支那一詞進行抗議，亦未獲理會。1930年，國民政府明令拒絕接受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的日本公文書。最終自1932年起，日本在外交場合中不再使用這個名詞。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盟軍佔領時期，駐日盟軍司令部（GHQ）政治顧問團對“支那”稱謂進行了調查，確認“支那”稱謂含有蔑意，被廣泛認為是一種對中國的歧視用語，且被用於仇恨中國的演繹上，指導日本政府應予改善；1946年，日本政府通令日本國內公文書中不可使用支那名稱。日裔史學家若林正宣告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
現今該詞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被認為是一種對中國的歧視用語，稱呼中國人為支那人，類似於在日本稱呼日本人為「Jap」、以及在美國稱非洲裔美國人為「黑鬼」，被視為含有種族歧視或侮辱的意涵，在中華民國法院見解中則不認為此詞必然是歧視用語，歸屬於言論自由範圍，法律不干涉。目前在佛教研究、歷史、地理學和地質學等研究中，“支那”於學術範圍中尚有少量使用，如音譯自法語的印度支那、交趾支那，以及日文中的「東支那海」「南支那海」（，即東中國海、南中國海）。
支那（，）這個稱呼起源於古印度，最早是一個地名。在印度古典《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摩奴法典》及《普魯哈特薩瑪希塔》（Brhat-sajhitā）等書中，記載了支那這個地名。因為《摩訶婆羅多》、《摩羅衍那》及《摩奴法典》等書在歷代皆有增補。古印度最初何時開始使用支那這名稱，尚未具體考證。惟在孔雀王朝寫成的《政事論》中，記載了支那產絲一事，因此最晚在公元1世紀時，這名詞就已經在古印度通行。
在部派佛教經典中，確實使用支那為地名。如《那先比丘經》、《普曜經》、《大毗婆沙論》等，《清淨道論》中曾提到支那布一詞。大乘佛教經典，如《華嚴經》等，也記載此地名。古印度文獻本身，對於支那的記載並不清楚，很難推定它的詳細地點。除了支那這個地名外，也記載了居住在支那的支那人，來自支那的馬，以及來自支那的絲織品。在記載中，又有支那與小支那的區分，中國相當於支那、大支那、摩訶至那，小支那為中國的某個屬國。在《大方廣佛華嚴經》中，將中國與疏勒併舉，因此小支那可能是指疏勒或是于闐。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的夾註，認為支那指廣州，莫訶支那（大支那）為唐朝京師（長安或洛陽）
印度學學者烈維認為，在印度古代，支那被用來泛指喜馬拉雅山以北的地區，代表遠方之國，通常不一定特指哪一個國家，往後才用為專指中國的名稱。因為古代絲綢主要生產於中國，印度記載支那盛產絲綢一事，也被用來證明古印度所說支那，確指中國。
隨著佛教經典漢譯，「支那」一詞進入中國，並明確被認為是中國的稱呼，漢譯又作支那、脂那、至那等。在唐代之前又譯為震旦，由漢傳佛教經典記載，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發現他們以「震旦」稱呼中國。學者一般相信，支那與震旦源自同一個語根，兩者是不同時期的不同翻譯，支那這個名稱可能在東漢後期在印度出現。
唐玄宗曾經寫詩道：
鶴立蛇形勢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無言語，
穿耳胡僧笑點頭。
在這個名詞傳入中國後，有些佛教徒以支那作為中國的別稱，如道宣、智昇、唐人冥詳、玄奘弟子彥悰和慧立、唐玄宗、清涼澄觀、明代憨山德清大師、靈峯蕅益大師及其弟子成時、凈源法師、宋初高僧贊寧，宋代和尚法恭禪師、宋末佛教史學家志磬、普濟、清人龔自珍、彭希涑。宋太宗時期，施護在翻譯天竺國國王給宋朝皇帝的信時將宋朝翻譯為支那，宋朝皇帝翻譯為支那皇帝。
葛維漢（D.C.Graham）於1940年代至中國進行民族誌採訪，記錄一位羌族居民的口傳古代故事，故事中稱漢族古名為「支那」（Tzu La），而羌族自稱「戈拉」（Gu La）。西藏佛教經典中，也有以支那來稱呼中國，如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論》。
慧苑認為，支那的名稱來自於中國人多所思慮。但義淨認為，支那只是一個名稱，在梵文中沒有特殊涵義。梵語，意為思慮，發音與拼法皆和接近，慧苑可能因此做出這個解釋。
《翻譯名義集》說，支那之名有兩個說法，一是文物國，二是邊遠之意。《雜阿毗曇心論》與《大毘婆沙論》皆以真丹或至那來比喻遙遠之意。馮承鈞認為，支那原為「遠方之國」或“邊地”之意，原本用來稱呼喜馬拉雅山脈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區，后來引申為對中國的稱呼。
梵語（Cīna）， 中古波斯語（?īn），與拉丁語發音與拼法相近，同指中國，可能來自同一個來源。包括德語、英語，法語等西歐各國對中國的稱呼，皆源自拉丁語。其梵語（Cīna）的由來也來自同源。最早主張支那來自存在于公元前9世紀的秦國是17世紀的意大利傳教士和漢學家衛匡國，其后法國語言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和德國漢學家貝特霍爾德·勞費爾也支持此說。 這也是如今對該詞最普遍、傳統和被接受的說法。也有學者認為，這是源自絲國、瓷國等，如學者古希臘和羅馬稱絲為 Ser，Seres就是「產絲之國」。另一個則是 「Sinae」，「產瓷之國」。
蘇曼殊認為，支那這個字的對音，相當於梵語（Cīna）。
1655年，天主教傳教士衛匡國在其著作Nuvus Atlas Sinensis主張，秦朝的名稱，轉變為梵語Thin、Chin，成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最終成為China。伯希和也同樣主張，支那一語來自於漢語秦，被印度假借。但此說同樣無法證實，也有學者認為希臘語與拉丁語的Sinae可能是由絲、瓷的音轉換的。
因為秦在上古漢語中為濁音，近代才轉變為清音，學者鄭張尚芳主張，支那來自晉的音轉。
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中國地理歷史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ien）書中，主張支那的名稱來自越南的古地名，日南郡。澳大利亞漢學家韋傑夫（Geoff Wade）主張，支那一名來自貴州古國夜郎。
1904年日本印製“滑稽歐亞外交地圖”以漢字和英文標明露西亞、日本、朝鮮、臺灣、支那、西藏、土耳其斯坦
1914年日本印製“滑稽時局世界地圖”亦標明支那
經由中日間的學問僧往來，支那這個稱呼在唐朝傳入日本。空海《性靈集》，是日本文獻中，首次出現支那之名。鎌倉南北朝僧虎關師鍊《元亨釋書》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稱的記錄，但早期並不普遍流傳。
根據考證，日本古籍中曾重複出現「日本與中國」並將日本與中國並列成相對兩國的記載。
江戶時代，使用支那作為中國代稱的風俗漸廣，相傳由朱舜水傳入日本的拉麵，當時被稱為支那麵。日本以支那來取代中國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為“中國”這個詞明示「中國」才是中央之國，日本只是“東夷”。
17世紀末，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曾主張自己的國家可稱為「中華」，用它來稱呼外國並不合宜；他認為可以用「震旦」、「支那」或「唐山」來稱呼中國。
另有一說日本國內有領土稱「中國」，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戶時代就開始設法區別，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為主，如日僧大玄《淨土頌義鈔探玄鈔》等。
18世紀初，蘭學家新井白石在與義大利傳教士談話後所著的地理書籍中，將西方人所言的「チイナ」（發音接近今義大利語對中國的稱呼Cina）解讀為「支那」，杉田玄白與大槻玄澤等人，效法荷蘭等歐洲國家，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認為中國並不居於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對尊崇中國的風氣。幕府末期，以支那來作為中國代稱的習慣，在日本開始流行。蘭學家的主張，由福澤諭吉整理為脫亞論，支那的稱謂，在明治維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風氣，如高杉晉作曾以支那入詩。
明治政府在正式場合把中國稱為大清國或大清帝國，比如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清戰爭。支那則在民間通行，如一般的民間報刊，把甲午戰爭稱為日支戰爭。甲午戰爭令日本開始躋身東亞地區強權的行列，而中國的國力則進一步衰弱。日本將華北稱為「北支」、華中稱為「中支」、華南稱為「南支」。
在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因清朝已經結束，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改以中華民國來稱呼，日本政府在對中國的正式文件上，漢語部份使用中華民國，但對應的日語則使用支那來取代，作為對中國的稱呼。1940年以流行歌曲《支那之夜》為靈感拍攝的同名日本電影，由東寶出資拍攝，中華電影公司協助拍攝，長谷川一夫和李香蘭主演。
在日治時期，臺灣教育，比照日本之用法，將中國大陸稱為支那，稱中國為支那成為一般的習慣。如1918年，賴和於《臺灣日日新報》發表的詩作，與連橫發表的文章《鴉片有益論》，1936年陳逢源出版《新支那素描》，1941年江文也出版《上代支那正樂考》。畢業紀念冊裏印載著1921年旅居臺灣的中國留學生中國民族主義者，如吳克泰等人，因認同中國，表示不滿。日本人認為臺灣對中國的認同，會影響日本人的統治，也認為中國大陸企圖透過各種關係，在臺灣製造革命，使臺灣脫離日本的統治。
1914年，板垣退助來臺灣，宣揚亞細亞主義，希望臺灣人成為日本人與中國人（支那人）之間的橋樑。他回到日本後，發表《臺灣之急務》，主張同化主義，讓臺灣人享有與日本人同等待遇，融入日本。板垣等人稱臺灣為「本島人」，稱在臺日本人為「在臺內地人」。
1923年，蔣渭水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辜顯榮組織臺灣士紳反對，在臺中演講，宣揚日本統治成效，以及中國的落後時，以支那稱中國，並宣稱「吾人寧可做太平之狗，而不做亂世之民」。1939年東京依林書店出版的〈掌中北支?蒙疆詳圖〉1936年3月，林獻堂參加《臺灣新民報》所組成的華南考察團，至中國遊歷，在上海歡迎會致謝辭時，說了一句：「我們回到了祖國！」《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此事，6月17日，由在臺日本人組成的愛國政治同盟會，毆打林獻堂，造成祖國支那事件。
明治維新後，日本書籍傳入中國，支那之名在中國復興。嚴復在其譯作中，以支那來譯英語，曾譯《支那教案論》，也曾以支那入詩。與林紓同譯《黑奴籲天錄》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稱。林紓稱「支那」一詞並無貶義。
1886年，楊仁山出使英倫，結識南條文雄，回國後，倡印大藏經，希望振興佛教，以佛教振興中國，作〈支那佛教振興策〉。
日俄戰爭後，日本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中國至日本留學的風氣興起後，以支那自稱的習慣在中國也慢慢傳開，尤其是反對清朝統治的革命家們。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東京舉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並在創會通告中多次提到支那，242年算自南明永曆帝敗亡，章太炎對日本警長說：「余等皆中國人，非清國人。」1904年，宋教仁等華興會成員在東京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
梁啟超曾以支那少年為筆名，出版過《支那四千年開化史》，并且在其他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稱，但也有以中國自稱者。康有為之女康同璧有「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詩句傳世，曾得毛澤東贊賞。另如孫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人梅屋莊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在日本發起成立「支那共和國公認期成同盟會」，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民國。
曾經加入過光復會的蔣智由有詩《有感》曰：「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凄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1910年，同盟會成員，仿效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人斬，結合洪門等勢力，成立支那暗殺團（又稱東方暗殺團），以刺殺清朝顯貴為目標。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中華民國」此國號並沒有立即得到日本承認。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規定：今後不論中國的國號如何變化，日本均以「支那」稱呼中國。日本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也始于此時。
1913年10月16日，中國駐日代理公使奉中國政府訓令拜訪日方官員，要求廢除「支那共和國」一稱 ，改稱中國自主選擇的國號中華民國，中方民間亦有此要求，然而日方拒絕中方民眾及政府的要求，交涉未果。在《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巴黎和會及五四運動時，中方對日方堅持使用支那一詞進行抗議，亦未獲理會。1914年，孫文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仍自稱支那、對支政策、支那革命黨-、支那國民、支那人等，共計34次 。
1915年，中國留日學生彭文祖在《盲人瞎馬之新名詞》一書，抨擊“支那”是來自日文的新名詞，呼籲國人盡快廢棄。1919年，在中國國內出版的《東遊揮汗錄》中，作者對日本稱為中國為“支那”一事進行了抨擊。1921年，唐蔚芝作〈不忍人之政論〉，認為歐美人以支那人稱呼中國人，是對中國的種族歧視，主張復興孟子儒學，以復興中國。同年，郁達夫出版短篇小說《沉淪》，故事主角由中國至日本留學，周遭的人雖然待他沒有異常，但因懷抱身為中國人的自卑感，暗自懷疑別人心中對他有歧視，產生憂鬱癥，終而自殺。故事主角自稱支那人。在小說《雪之夜》中，郁達夫表達在日本時，被日本人稱為支那或支那人，感受到自卑跟被侮辱的感受。
1924年世界書局出版的《新式初等歷史讀本》里有一段話：我國凡君主易姓，必要改換國號，那最著名的，有唐，虞，夏，商，周，秦，漢，晉，唐，宋，元，明，清。現在是改為中華民國了，但外人稱我國叫支那，也叫震旦。
1922年，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復興唯識學。1925年，詩人聞一多在其詩歌《我是中國人》中自稱“我是中國人，我是支那人”。
1929年，柳亞子寫詩讚揚孫文與毛澤東，有「並世支那兩列寧」詩句。
在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日本外務省開始追隨軍部稱呼中華民國為「支那」，此後「支那」被視為是一種種族歧視用語，是對中國人的貶抑。經中華民國政府蔣介石領銜抗議後，日本政府官方已宣布不再於正式場合使用這個名詞。
1930年5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並責令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19日，國民政府文書局長楊熙績又在總理紀念周政治報告中提出抗議：「私人交際尚應名從主人，況國交-{云}-。……倘日本再有如此無理之字樣，我務當予以退還並嚴詞詰責之」中方的強硬態度引起了日本駐華外交機關的注意和日本媒體的反擊。
其後中國民間各地一些媒體如《民國日報》和《武漢日報》發表同名的長篇連載評論予以批駁日方：
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華民國」代替支那在官方文書的稱呼，但民間報刊仍稱中國爲“支那”。1935年《臺灣日日新聞》記載臺灣與南支那和左
1934年7月13日，蔣介石對廬山軍官訓練團演講時提到「支那」一詞，他認為「支那」是日文「死」字的諧音。蔣說：「他（日本）叫我們中國叫『支那』，這『支那』兩字，照日本話是什么意義呢？就是半死人！可知他眼中就沒有我們中國，所以不稱我們中國為中華民國，而始終叫我們為『支那』」。
1935年，法尊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出版，太虛大師作宗喀巴偈贊，以支那釋子自稱。其中，將藏文東昆（藏文中國的音譯），譯為支那。1939年《臺灣新民報》社所出版陳逢源著《新支那素描》1939年，《菩提道次第略論》出版，同樣以支那作為中國譯名。
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中日爆發全面戰爭。日方把七七事變叫做“支那事變”。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官方也把中國叫做支那，以示對抵抗中的國民政府的不承認。由於「支那」已演變成貶低中國的歧視性詞語，因此于右任在報章上提議將印度支那半島改稱為「中南半島」，意為「在中國以南的半島」
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政府向全國發出關於迴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的通告，此後“支那”這個詞完全從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書、報刊雜誌中消失。
日本一家拉麵館的「支那麵」招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語中的支那是指整個謀求占領的中國，那時候說的支那人，為中國領土之中國人，而在戰時海外華人如英屬馬來亞、新加坡、荷屬東印度之華人以及英屬香港之華人亦被囊括在內。
二戰結束以後，日本政府接受中華民國政府之要求，發布《關於回避使用支那稱呼之事宜》，已經不在公家單位與各類機關團體使用此一名詞，教科書和戰時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為“中國”，涉及到南海時（二戰前稱“”）則改用片假名記為“”。現代日本民間都不使用此詞，然而一些日本的右翼分子，如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則繼續使用該詞。有時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也用英文「China」的日語發音「」，作為折中說法。
1947年8月，日本京都學派重鎮、京都大學支那學會的機關刊物《支那學》在創刊27年後終刊。其後「支那學」改稱「中國學」（Sinology），「支那」漸成死語。
1937年日本所繪製地圖
日本漢學家實藤惠秀在其《中國人留學日本史》一書的中文版序言中寫道：「所筆者謹向已故留日學生在天之靈和現在仍健在的留日學生諸君鄭重報告，時至今日，這個非常令人厭惡的名稱（支那）已從日本語言中消失了。」
在-{zh-tw: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zh-cn: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期間，位于日本兵庫縣淡路市的伊弉諾神宮內發布的防疫告示使用了“支那武漢肺炎”的稱呼。
中國有少數民族的語言中有以「支那」為地名，但與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國」之用法無關。位於雲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盈江縣中，其中一個鄉鎮名為「支那鄉」；同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縣中和鎮的轄下鄉村中，亦有地方名為「支那村」。而中國大陸吉林省華夏文化研究會會長亦姓名為支那。
在中文裏“支那”一詞也還由于歷史關系沒有被徹底淘汰，如地理名稱「印度支那」，但以支那一詞作為對中國地域之代稱則已全面消失。但也仍有少數學者如陳寅恪偶在特定場合使用支那稱中國。
1998年，中國大陸四大入口網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網址的英文寫法是sina.com，引起部分在日本的中國大陸移民和留學生抗議，因為sina是「支那」一詞的日語訓令式羅馬字；他們深怕網站一旦流行，勢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聯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對他們的歧視，因為「支那」一詞在軍國主義上含歧視隱義。這種引起誤會的使用事件還有支付寶。2018年10月，支付寶的廣告文案「他鄉遇故支」遭到指責，部分網友認為「他鄉遇故支」的「支」指的是「支那」。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認為將「他鄉遇故支」的「支」解讀為「支那」純屬無聊。支付寶則在官方微博辯解稱，「他鄉遇故『支』，我是小支，支付寶的支。手機上那個支付寶的只有一個『支』字logo的我。希望每個出境游玩的中國人都能在異國他鄉偶遇我，偶遇一份溫暖。」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轉關於改用漢語拼音方案作為我國人名地名羅馬字母拼寫法的統一規範的報告》中實施說明第二點表明，在羅馬字母各語文中國國名的譯寫法不變，不會要求外國統一使用漢語拼音（Zhōngguó） 作中國國名。
2008年7月24日，重慶一即將開業的火鍋起名“支那”，并打出橫幅“支那火鍋即將開業，免費贈湯圓紅酒，歡迎屆時光臨！”引起一名過路人憤慨，并將現場照片發在龍湖論壇上，該店隨即招來眾網友猛烈抨擊。25日橫幅被城管扯下。31日一名自稱該火鍋館老板的男子向重慶晚報打來電話，表示取名“支那”是工作人員失誤，希望通過媒體向民眾道歉。在火鍋館門口，男子為了顯示自己道歉的真誠，更是手舉道歉信跪下。
2013年2月8日下午7點左右，錘子科技創始人、網絡名人羅永浩（中國朝鮮族人）一直在新浪微博發布關于他日本行的照片，并附少許評論，言語中處處流露出對日本無盡的熱愛和贊嘆，并稱被日本的藝術氣息深深的折服。此外羅永浩還稱中國人為「支那人」，引發網友強烈抗議。
2017年7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印發《企業名稱禁限用規則》，規定企業名稱不得含有“支那”一詞。
2017年9月7日，一名在港中大就讀的中國學生唐立培在微博與網友掀起罵戰，并用「支蛆」一詞辱罵網友。9月9日凌晨微博ID為「@唐立培你多讀點書行不行」的賬號發消息對此前對網友使用「支蛆」等詞解釋稱，「一時沖動的口舌之爭，如有冒犯，十分抱歉。特別是文章發出前的微博中所用的‘支蛆’等言論，沖動之下，口不擇言，現在我收回，并再次致歉。」9月12日晚，唐立培的高中就讀學校瀘州天立國際學校官網移除了唐立培的名字。
2018年1月，日本漫畫作品《愛吃拉面的小泉同學》改編成動畫播出。該動畫片第七話約12分鐘的時候，畫面中店家的招牌「廣東支那蕎麥軒」、「支那蕎麥」、「支那御料理」，臺灣播出時則是完整保留，但是中國大陸播出時，「支那」2字被涂掉，變成「廣東蕎麥軒」、「御料理」，「支那蕎麥」則是全部涂掉。
2018年4月19日，《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在上海迪士尼小鎮舉辦宣傳活動，活動本身組織混亂，活動結束后現場留下大量垃圾，對此一名名叫「@潔潔良」的新浪微博網友（廈門大學環境與生態學院在讀研究生、中國共產黨黨員田佳良）因用“惡臭你支”諷刺這種現象。隨即「@潔潔良」和其他網友發生爭執，過程中「@潔潔良」多次使用“支那”一詞。網友提醒支那是侮辱中國的意思，潔潔良回應“廢話，不侮辱，我說它干嘛”。事件被媒體曝光后引發網友強烈憤慨。@潔潔良所就讀的廈門大學表示調查此事并給予田佳良留黨察看、留校察看處分。同年8月15日，田佳良被開除黨籍並退學。
2020年6月，中國科學院大學一名學生季子越在其名為「神樂坂 梓月」的twitter賬戶使用「支那」、「賤畜」、「廢物」、「支那解體不是更好嗎？」等字眼，引起網民不滿。6月27日，中國科學院大學發布聲明，譴責季子越的相關言論，並聲稱已經成立調查小組進行處理。涉事學生事後道歉，自稱傷害了祖國，辜負了父母。7月19日，季子越被中國科學院大學開除。
香港日佔時期，日本政府稱呼香港華人為支那人，例如：將帕西華人混血兒羅旭龢列為「英支混血兒」，以及將當地華人菁英如金融界和法律界的專業人士列入《香港在住支那人有力者調查表》中。
2012年9月15日，數十名香港網民響應社交網絡號召，到上水港鐵站近彩園村的出口外示威。他們不滿水貨客阻塞港鐵站，影響北區居民生活，大批市民圍觀。有示威者舉起辱罵中國人的標語，又高叫反對中國人的口號，場面一度混亂，期間有示威者被掌摑。有示威者舉起辱罵中國人的標語，又高叫反對中國人的口號，場面一度混亂，期間有示威者因呼喊「支那人」被掌摑。
2012年10月，香港高登有用戶將PSY的《江南Style》重新填詞，二次創作了「核突支那Style」MV（「核突」即「噁心」），歌詞內容嘲諷中國大陸人隨處便溺，再次引發陸港網民罵戰。
2013年1月，香港的日本超市生活創庫出售一種日本牌子的日本拉面，價錢牌上譯爲「日本健康支那麵」，結果此事被臉書網民群組惡搞，隨後該商品被下架。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估計，可能是該超市大意。
2013年12月24日，提倡港獨組織香港人優先在臉書賬號聲稱“奉勸大家莫講話唔好用支那銀行服務、連支那銀行鈔票都唔好用！八成假架！”。12月26日，以招顯聰為首的幾名香港人優先成員手揮港英旗，闖入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內，并高叫“解放軍滾出香港”等口號，遭到站崗解放軍的制止。駐港部隊隨后關上大門戒備。“香港人優先”組織的臉書賬號則發布消息聲稱“我地強襲支那軍駐港軍營”。
2014年12月26日，上水海禧廣場兩間相連店鋪閘門，有人用紅油噴上簡體字「護港驅蝗」，及「X你支那」等字句涂污。。
2015年6月6日，2015年度升小統一派位放榜，約20名香港本土力量及熱血公民成員到位于上水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正慧小學的跨境學童派位中心門外，不斷用揚聲器大叫“雙非返大陸”的口號，并拉起“我不是中國人”、“支那蝗蟲返大陸”等橫額，指責在港出生的雙非學童來港搶學位讀書。“本土力量”發言人何志光稱，雙非學童侵占港人學額，長大后搶香港人的工作，對港人子女不公平等。
2015年6月11日于香港舉行的香港對不丹世界杯外圍賽，當大會按慣例在球賽開始前奏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幾乎全場一片噓聲，持續到奏完，完全掩蓋了歌曲。有在中國大陸看直播的民眾不滿，指發噓聲的人是「港狗」、「奴隸」；而香港球迷則上載現場影片助威，大罵大陸網民是「支那狗」。
2015年8月熱血公民主席鄭松泰在網臺節目聲稱：“‘支那’會‘支爆’？嘛。咁‘支爆’嘅話，到時香港同大陸談判嗰陣，搵咩人談判呀?”
2015年11月17日晚，旺角大球場進行中國隊對陣香港隊的世界杯外圍賽。場外有幾名香港本土力量成員高舉“HONG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國）”的標語，召集人何志光高呼“中國人滾出香港”、“中國必敗”、“支那必敗”等口號，有不少人附和，高呼“香港建國”和應，亦有人揮動龍獅旗。
2016年9月，香港特區政府照例在10月1日當天舉行酒會以及升旗禮，包括多個新當選的非建制派議員都獲邀出席，但除了民主黨和前學運領袖、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答應出席之外，其余公民黨以及青年新政已經表明不會出席。青年新政更發表聲明稱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是「支共國慶」。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候任立法會議員梁頌恒、游蕙禎在就職時以英語宣誓期間，「China」部份讀出「Chi-na」（梁於事後辯稱是口音所致），被認為有冒犯及侮辱中國人之意。同年11月，律師余若海引用中文維基百科「支那」條目指有理由相信兩人借宣誓鼓吹港獨。同月15日，法庭裁定取消兩人的議員資格。
2016年10月19日，嶺南大學一名大陸女生於網上遭到辱罵。該名女生投訴她入住的嶺大南宿霍藻棉樓（Hostel B）5樓屬男女混合樓層，同層學生常鬧至三更半夜。19日凌晨兩點過后仍被吵得不能入睡，出走廊發現至少十多名男學生聚集喧嘩嬉戲。女生開聲要求「你哋可唔可以收聲呀？」隨即一名男生刻意大叫「細聲啲呀！夜啦！唔好嘈！有人瞓覺呀！」女生不滿反問「你係咪覺得好好玩？」男生不停高叫「返去同Warden講呀！」期間所有人退回房間，但有人刻意將音樂聲調較得更大。該名內地女生將片段放上網，并以英語留言批評這批男生，又稱對香港的未來感到擔心。有留言反譏拍片女生是「支那狗」，並持有雙重標準。
2016年10月25日，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黃臺仰在臺灣期間於網臺《Channel-i》直播節目中，發表支持涉嫌辱華誓詞的候任議員游蕙禎和梁頌恆的言論，明確表示支持香港獨立，並且講述與「臺獨」人士交流的經歷，又稱「我在臺灣日日講『支那』，咁又點?共產黨是我仇家，難道還要中共、爺爺咁樣叫」。
2017年4月25日，亞冠G組小組賽香港東方足球隊主場對陣廣州恒大的比賽期間有恒大球迷向東方球迷方向舉中指，至賽事尾聲，恒大球迷舉「殲英犬滅港毒」橫額挑釁，部分香港球迷大叫「支那狗」還擊。
2017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學涉及政治衝突事件，並爆發社會關注的罵戰事件。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周竪峰以對方多次違規使用民主牆為由，借機向中國大陸學生發怒，不斷用粵語辱罵，及以「支那人」稱呼對方。
反修例運動期間支那多次見諸報端，被用來攻擊中國大陸以及支持中國大陸的人士。如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遊行，有示威者包圍中聯辦的過程中，朝中聯辦門口的中國國徽擲油漆彈，在中聯辦外牆寫上「屌支那」、「支聯辦」、「fk支那」等標語。中聯辦以及國務院港澳辦認為這些示威者朝中聯辦辦公大樓門口懸掛的國徽投擲黑色油漆彈，在外牆噴塗侮辱國家、民族的字句等行為已完全超出和平示威的範疇，性質嚴重，影響惡劣，對此強烈譴責。同年8月，一芳水果茶香港門店因發表支持一國兩制言論在香港深水埗的分店遭到示威民眾惡搞，將一芳臺灣水果茶改成「共芳支那水果茶」。而支持香港警方的陳小春在林口體育館開唱前亦有人在體育館噴塗「支那陳小春」字眼。同年12月28日，有示威者在連接上水廣場及火車站的行人天橋，斥責拖行李箱經過的內地旅客及港人為「支那人」 。
1896年，臺灣總督府公佈的「支那人上陸條例」
1896年4月4日，日本外務省次官原敬致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的照會
1898年，臺灣總督府設置的「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進行關於土地的舊慣調查，並將調查資料均收錄於《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公文類纂》內。1900年，日本法學者岡松參太郎以實地調查為基礎，編成《臺灣舊慣制度調查一斑》，當中記載：「今所謂臺灣土人，皆是來自中國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約可分為泉州、漳州及廣東人三種。其人種之差異，多少由於言語風俗不同。」
日本歷史學家竹越與三郎說，「（臺灣以）支那人種占絕大部分，支那人種又可分為二， 此種分別不是人種學上的區別，而是歷史、社會因素導致的分別，而幾近於人種學的分別。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區之移住民，通常被稱為福老，或被稱為閩族，約二百四十餘萬人。另一是廣東附近地區的移住民子孫，一般被稱為客家，或被稱為粵族，其數四十餘萬人」。
高野孟矩向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松方正義等日本中央政府高官投訴臺灣總督府的各種虐政時提到：「或-{云}-臺灣土人（包括支那人種）到底不是能施之以仁德為基本之政 的人種。論者之意在於只有以殺伐才能治臺灣土人。但小官卻謂以仁德為基本之政,並不在於必不殺伐, 而是不以使用軍隊屠殺人民、焚掠民屋為目的。」而且高野孟矩在告發日本軍隊在鎮壓土匪過程中之殺戮、焚燒與軍隊、軍夫之暴行時又提及：「軍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亂翻弄戰勝者之威勢,沒有來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順則毆打之,或掠奪財物、家畜,或姦淫婦女種種非行多矣。」
日本「臺灣青年社」的創辦人王育德於1963年發表在《臺灣青年》的文章〈臺灣民族論〉，文中引述《產經新聞》大宅壯一在1960年到臺灣旅行後所撰文章道：「來臺灣最感驚奇的是，當地人毫無顧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語彙，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國奴』一詞……本島人所說的『外省人』或許同是漢民族，但現在已成為另類人種。」
到了2010年，支那一詞在持有臺獨立場的人士之間開始變得常用，甚至媒體上亦出現「支那」字眼的文章。
2009年，發生筆名「范蘭欽」的郭冠英辱臺事件後，主張臺灣獨立的學者李筱峰即曾投書報紙批評「支那狂犬范蘭欽」。
2011年，一名嘉義市政府公務員在一次中國大陸地區遊客阿里山的車禍後在其Plurk上稱中國人為支那人。
2014年3月20日，臺南市240名年輕人搭乘6輛游覽車，從國立成功大學集結北上來到臺北投入聲援反服貿行列。其中聲援學生在馬英九肖像上，打上「支那賤畜、外來種滾」標語。
2015年9月29日，有網民指出臺灣女演員鐘嶼晨在臉書發文稱：“找到可以去廈門賺爆支那人的錢來為臺獨勢力努力的合作伙伴”。又稱合作對象是某中國大陸國企。有網民表示“這種虛偽行為可恥”，要認真調查疑似涉事企業。10月8日，臺灣歌手黃安向國臺辦舉報鐘嶼晨和其父親鐘大偉曾于當年9月初來廈門與夏商集團洽談。國臺辦于16日承認確有其事并稱夏商集團不會和鐘嶼晨父女有任何合作。
2016年12月23日，有臺灣網友C在PTT上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言論，指兩岸同為中國人，該一起復興中原民族榮耀，又說希望PRC（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日收回臺灣；文章引發另一名網友R不爽，以「哈支那哥被叫一下支那人就崩潰，寄幾百封信來罵人」、「夾卵蛋」、「支那五毛崩潰喔」等留言嘲諷，結果R挨告加重誹謗罪。 2017年，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發出的「不起訴處分書」，當中表明「『支那』在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記載係指『中國』，係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且漢語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語、荷蘭語、德語、英語中的『China』以及法語中的『Chine』於口語發音上亦近乎相同，是『支那』一詞，於我國（臺灣）人民之主觀認知上，大多認為是『China』之中文譯音，而未含有貶抑之負面評價之意。」，故「支那五毛」等意見表達及批判言論屬《刑法》第310條第3款之可受公評事項，不構成公然侮辱或誹謗等妨害名譽罪嫌。
2017年7月，前立委蔡正元提到部分臺灣人反對簡體字以及馬偕醫院林媽利醫師先前「85％的臺灣人是帶有臺灣原住民的血緣」的研究時用「支那」嘲諷臺獨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