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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22日，自立早報頭條報導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局長殷宗文在6月28日於臺北市聯勤外事俱樂部召開秘密會議下令監聽反凍省的國民大會代表，標題並以「無恥」二字譴責此一行為；殷宗文隨即召開記者會發表聲明否認。在殷宗文要求自立早報更正無效後，殷宗文委任律師陳秉鈞控告自立早報發行人陳政輝及總編輯劉從哲加重誹謗罪，陳政忠則委任謝長廷（民進黨中評會主委）、蘇友辰（蘇建和案辯護律師）與薛松雨（士林地方法院行政庭庭長退休）為律師。1997年7月24日，劉從哲親自上李四端主持的TVBS-N節目《新聞百分百》，重申報導無誤及新聞自由。1997年7月28日，殷宗文正式提出自訴。1997年8月15日，臺北地方法院首次庭訊。1997年9月7日，自立早報刊登道歉啟事；同月10日，殷宗文撤告。
《懷唐伊條約》（；），毛利人和英國政府于1840年2月6日簽訂的條約，該條約使新西蘭成為英國殖民地。
1642年的時候，亞伯·塔斯曼沒有上岸，也沒有意愿要把新西蘭變成荷蘭的殖民地。在1769年英國船長詹姆斯·庫克“發現”這塊地的時候，毛利人已經居住將近一千年了。照他們英國的原住民權利原則（Doctrine of aboriginal title）一個國家的本地人有權力運用擁有權。
從1800年后，許多澳大利亞，歐洲的捕鯨魚、捕海狗的人、商人、傳教士等開始定期來到新西蘭海岸，利用這土地的資源。到了1838年，就已經有兩千位歐洲人居住在新西蘭了。這時候犯罪跟賣淫業的比率也漸漸地增加，對白人和毛利人都有很大威脅。同時法國和美國因為經濟貿易上的原因，也開始對新西蘭有興趣了。特別是法國想篡奪英國的權利，把新西蘭變成它的殖民地。所以因為一些法律得不到良好蛋貫徹以及法國的威脅，英國開始采取措施加強對新西蘭的控制。
1832-1839年，英國政府決定委派雅各·巴斯比 (James Busby) 去保護英國在新西蘭的經濟利益。雖然他的權力有限（毛利人稱他為Man of War without guns），巴斯比的成績是把許多北島的毛利族聯合在一起，然后設立了“新西蘭聯合部落”，這時候因為毛利人怕法國的侵略巴斯比就替他們寫了一個請愿書，要求英國女王的王室保護。英國必須要有在新西蘭的主權這事才能實現。
在1839年時，英國殖民地部委任威廉·霍布森船長（William Hobson）為新西蘭領事。霍布森得到指示去“處理新西蘭的原住民事務讓他們認可陛下在全部或部分島群的權利”。所以在1840年1月的時候，霍布森就搭船從悉尼到新西蘭，他請巴斯比寫出一個協定的草稿，而且也請他參加他們的談判。巴斯比就詳盡的記錄了這個條約的英文版。但很顯明的是霍布森和他的隨行人員都缺乏條約談判經驗。
經過細微的修改后，霍布森在二月四號就把條約抄本交給一位傳教士，亨利·威廉牧師 （Henry Williams）去翻譯成毛利語的版本。這個翻譯工作非常困難因為有很多英文字都沒有相等的毛利意思。
到了1840年二月六號的這一天，有45位毛利領袖族長跟英國政府在懷唐伊（Waitangi）這個地方簽訂了條約。后來這個條約開始在新西蘭北島跟南島的各個地區生效。一共有三十位毛利族長簽署了該條約的英文版，512位族長簽了毛利語的版本。
由1974年起，懷唐伊條約簽署之日已成為公眾假期，稱為懷唐伊日。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的維多利亞女王鑒於其王恩，切望保護新西蘭土著領袖和部落應有的權利和財產，並保障他們能夠享受所需要的和平和良好秩序。因為大批女王陛下臣民已定居於新西蘭。從歐洲和澳大利亞等地方來的移民仍不斷擴張
:因此必須任命一位授權的人員，與新西蘭原住民談判，叫他們承認女王陛下在島嶼全部或任何部分的統治權。
:女王陛下因此甚願建立一個固定形式的文人政府，必須避免因缺乏與土著人口所需的法律和典章所造成的邪惡後果。女王陛下及其臣民樂意授權本人，皇家海軍船長和新西蘭副總督威廉·霍布森去邀請各新西蘭邦聯和獨立的領袖來同意以下的條文和條件：
:新西蘭聯合部落邦聯的領袖和其他還未參加邦聯的分離和獨立的領袖，必須絕對而毫無保留地把他們所有的權利和主權權力讓與英國女王陛下，就是所謂邦聯或獨立土著領袖所行使或據有的統治主權。
:英國女王陛下確認與保證各新西蘭土著領袖和部落，以及他們相關家庭和個人，其完全專屬而無干擾的繼續擁有他們的土地和地產、漁場、森林和其他財產，不管是集體或個別擁有，因為這是他們的希望和期望繼續保留的財產。但是聯合部落的領袖和獨立的領袖必須把他們土地的專屬優先購買權讓與女王陛下，可以用同意的價錢轉讓與相關業主或女王陛下所委任的人。
:鑒於英國女王陛下，其所有英國臣民的權利和特權和王家保護得延伸到所有紐西蘭土著
:所以我們，新西蘭聯合部落長官的聯邦們，聚集在懷唐伊的代表大會，和我們獨立部落的首領在新西蘭各個領土地區，已經完全明白前述條約的條款，接受與進入這條約的精神和意義。謹見證，我們已在指定的地點和日期附上了我們的簽名或記號。主曆壹捌肆零年貳月陸日，成於懷唐伊。
:毛利文Rangatiratanga和Kawanatanga存在翻譯錯誤，在之后的毛利人與白人的爭斗中，起到了不小的影響。在第一個條約里Kawanatanga代表了州長或總督等的職位，英文翻譯是Govwenership。而在第二個條約中，Rangatiratanga代表了絕對的主權，英文翻譯是absolute sovereignty。這個翻譯錯誤導致了接下來一系列問題。
16位元整數可以儲存（或65536）的不同的數值。使用無正負號的表示方法，這些數值是介於0到65535的整數；使用二的補數表示，可能的數值範圍是由-32768到32767。
有名的16位元處理器包含Intel 8086、80286、摩托羅拉68000和WDC 65C816。
16位元應用程式是任何的MS-DOS或早期版本的微軟Windows的軟體，原先可以在16位元Intel 8088和Intel 80286微處理器上執行。這些應用程式使用20位元區段-偏移位址表示法來擴充，只有用在16位元處理器中可定址記憶體的範圍。包含大於 KB指令的程式和資料因此必須由特別的副程式，在他們的64KB節區之間切換，增加了16位元應用程式的複雜度。
康寧祥，臺北市萬華區人，中華民國政治人物、民主運動參與者。曾任臺北市議員、立法委員、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為臺灣黨外運動要角。是自1970年代之後臺灣新一代崛起的本土政治人物。康寧祥也是少數與蔣經國有過來往與交情的黨外政治人物之一。
康寧祥祖籍桃園縣大園鄉，父親康振福在十多歲時到臺北討生活，在日本人開的「藤田製果」當學徒，學成後自己開店，取名「福田製餅」，由於生意不錯，隨後大園康家的伯公、祖父、叔叔們也接著過來。住在堀江町。戰後康振福曾被國民黨吸收，當選過雙園區一屆區民代表。母親辛寶玉在二戰期間曾為艋舺後火車站地區婦女防護團的負責人，在日本投降那年（1945年）過世，留下康寧祥及兩個弟弟、兩個妹妹，和大他兩歲的養姐。康寧祥大舅舅在二戰期間曾被抓去南洋當軍伕，沒被美國砲彈打死，卻死在「祖國」的槍下，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清鄉，被蔣介石的部隊抓去馬場町新店溪旁槍斃。
康寧祥在雙園國小畢業後，由於沒考上臺北市的初中，到樹林中學就讀，曾受教於音樂家許石，也曾受教於郭衣洞（柏楊）。初中畢業後，由於沒考上高中，進入延平補校就讀，與郭國基之子郭蓋世成為同學，康寧祥與郭蓋世互有往來，也時常前往郭國基家，聽他分析以往奮鬥過程。1956年康寧祥延平補校高二時，適逢郭國基競選省議員連任，在臺北參選。康寧祥便為其助選發傳單，崛江町父老也動員為郭國基助選。1957年大學聯考，康寧祥考上臺北法商學院（今國立臺北大學）。康寧祥為大學畢業須繳交畢業論文的最後一屆，其論文題目為《英國政府與政黨政治》，在大學四年間，康寧祥積極閱讀《自由中國》、《民主潮》、《時與潮》、《文星雜誌》等雜誌，以及吳濁流的《臺灣文藝》。
大學畢業後，康寧祥於屏東空軍機場服預官役，在屏東機場管制中心任副管制長。期間繼母過世。退伍後，康寧祥曾參加電臺播音員考試，到面試時未過，就待在家中製餅。期間康寧祥曾考上中油當加油站員工，月薪七百多。期間康寧祥曾離家租屋，然而受不了房屋分期款。只好賣了搬回汕頭街（現已與艋舺大道合併）老家，在祖父原先養豬的豬寮居住。市政府禁止市區養豬後，康寧祥一家遂棲身於八坪大的住屋，直到1975年搬出去。康寧祥在加油站工作了七年，最後在重慶北路百齡橋頭的小站擔任領班。雖然領班是工人在加油站最高的位子，然而還是要加油一輩子。職員的缺都由有黨政關係的佔走了，輪不到工字出頭。像康寧祥這種沒加入國民黨的基層工人要更上層樓，更是不可能。
在加油站工人時期，康寧祥一邊幫人加油，跟大家輪日、夜班。另方面也維持大學時代的閱讀習慣，除了閱讀《聯合報》駐日特派員司馬桑敦的日本政情分析外，《民主潮》、《時與潮》、《純文學》以及舊書攤找到的《自由中國》半月刊，也是每期閱讀。當時每個月康寧祥都會從重慶南路、西門町抱回一大堆書刊、雜誌。當時康寧祥與加油站同事聊天時，對於當時報紙報導「匪偽政權謀我席位再度被擊敗」的報導表示反論。康寧祥認為臺灣的局勢很快有大變化，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是遲早的事，說不定兩三年就看得到。當時同事仍說「有影沒？你是不是書讀多了胡思亂想？」然而康寧祥向他們分析，中華民國如果聯合國席次保不住，國民黨就有麻煩了。外交上受到中共排擠，內政上統治正當性也會受到挑戰，同事們還是不太懂。當時康寧祥內心已經有參政的急迫感，只是等待時機。
民國五十六年（1967年），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原有省轄市議會及新併入的六鄉鎮臺北縣議員一起組成臺北市臨時議會，任期兩年。1969年11月，臺北市舉行改制直轄市後的第一屆臺北市議員選舉，康寧祥所處的崛江町議員周得福，之前受到國民黨提名，本次卻礙於學歷要件不符，不能連任。林先陣等街坊鄰居主張應推新人參選，遂提議由口才好、又念過大學，也沒有加入國民黨的康寧祥角逐議員，認為可以延續陳益勝、張詩經之後的無黨籍香火。當時康寧祥的家人並不支持，其舅舅在二二八事件後被槍殺的陰影仍盤旋在腦海裡，最後其妻子同意康寧祥參選。1969年9月，康寧祥以無黨籍身分正式參選第五選區（龍山、雙園、古亭、中正），當時康寧祥的積蓄只有賣房子還貸款後的八萬五千元，同選區中除了國民黨的對手外，還有實力雄厚的兩位無黨籍候選人：城中區建築師吳玉盛以及古亭區高金殿。當時康寧祥以在舊報紙上書寫大字報、臺語四句聯的方式打開知名度。也受到加油站同事的弟弟、就讀臺大哲學系的孫慶餘幫他助選當時曾在康家餅廠打過工的啞巴黃勇三，也找了群啞巴朋友幫康寧祥助選。然而康寧祥也受到傳單遭當局沒收、印刷店老闆遭警察帶走的事件。在公辦政見會上，康寧祥以傳單被沒收、發傳單的啞巴被抓、印傳單的老闆被警察抓走，國家大事半點機會也沒得講為演講題材，受到鄉親鼓勵。在於新公園音樂臺舉行的第七場公辦政見會上，臺下出現了無黨派的前輩郭雨新、黃玉嬌、李秋遠、黃信介，表示專程結伴要為他加油。成為康寧祥與他們的第一次見面。11月，康寧祥高票當選市議員，原先被看好的高金殿、吳玉盛反而落選。
當選後不久，康寧祥即幫黃信介助選國民黨政府遷臺後首屆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並幫忙其演講。當時臺北應選四席，據康寧祥回憶當時國民黨提名兩席、第三個本來提名板橋林家花園後代林宗賢，後來發現他牽扯到二二八事件就取消提名，改提《國語日報》社長洪炎秋，剩下一席黨外遇上黃信介與張詩經爭取。最後黃信介成功當選立法委員。
在市議員時期，康寧祥認識了曾任林獻堂秘書的葉榮鐘，透過葉榮鐘介紹認識日治時期的社會運動要角陳逢源、巫永福、黃得時等人。在康寧祥當上市議員後受特務監視時，王詩瑯的書房也成了社會運動前輩與康寧祥傳授臺灣史的地方。也曾得到《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篇》，由王詩瑯譯成中文。1969年，康寧祥受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傅嵐（Jerry A.Flower）代表美國邀請訪美，然而申請護照卻遭到擱置半年。直到康寧祥受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召見，蔣經國問他「聽說你要到美國去？」康寧祥回答申請護照都沒下文，蔣經國命令國民黨組工會主任陳建中給他護照。三天後康寧祥就收到公務護照，由國民黨中央黨部專程派人送到他家。1970年6月，康寧祥訪美。在美國新聞處安排下與柯爾·喬治見面，在華府與費正清見面，並在休士頓認識蔡斯將軍。8月回臺。
市議員任內，康寧祥揭發了國民黨民眾服務站支用市政府預算。臺北市政府1972年預算中，各民眾服務站以「推行文化復興運動」、「加強社會教育改造國民生活運動」、「社會團體獎勵」等名義，從教育局預算支用了11,328,000元。以「一般民政」、「區里組織及訓練」等名義編列在民政局預算達163,200元。以「執行漲價歸公」名義在地政局支用1,922,000元，以稅務管理名義在財政局支用4,543,000元，以「勞工行政」、「機關團體補助」名義在社會局支用8,054,000元。總共國民黨市黨部一年在市府各局處就支用27,753,000元。
此外，當時一個非國民黨籍的公務員想當上科室的股長，或是一個非國民黨的國民小學教員，想要當教導主任。幾乎不可能。當時警政單位的主管，從最基層的派出所主管，不只百分百的國民黨籍，而且幾乎是外省人。當時臺北市65個派出所主管，只有3個是臺灣人。至於分局長，臺灣人一個也沒有。這種省籍歧視直到蔣經國卸任行政院長都未改善。
民國六十一年(1972年)，因應蔣經國內閣的「吹臺青」政策，國民黨政府舉行增額立法委員選舉，臺北市分到五席立委名額。國民黨提名四席，包括軍方支持的李志鵬、上海幫生意人，也是明星花露水老闆周文璣、馬偕醫院董事長李東輝、受到新光吳家支持的丁守真，剩下一席則放出風聲要給國泰蔡家代表蔡萬財（後改名蔡萬才）。康寧祥於8月宣布參選，並說服原先不支持他的黃信介，推出其弟黃天福競選國大代表，成聯合競選。當時臺北市在五年前剛併入士林、北投、景美、木柵、內湖、南港，選區遼闊。康寧祥以臺灣人意識覺醒為政見主題，並抨擊國民黨限播臺語歌曲、臺語連續劇不準用臺語播出的歧視語言政策，也獲得民眾的支持。選前康寧祥更受到黑函攻擊，稱他因案準備退選。日後康寧祥獲前國民黨立委雷渝齊向他證實臺北市黨部有一特殊小組，專門針對康寧祥造謠、抹黑。最後康寧祥以第二高票當選立委，只輸給軍眷票支持的李志鵬，並擠下丁守真。1973年2月1日報到。由於康寧祥的口才與辯才是頗能吸引民眾的目光，而且康寧祥與資深立委梁肅戎、陳蒼正等人有都有不錯的交情。
在立法委員任內，康寧祥於1973年4月16日初試啼聲質詢行政院長蔣經國，針對違憲徵收的電話、電報臨時捐。1973年10月，對省縣自治提出法制化，未獲蔣經國回應。在1975年質詢時，康寧祥首度將臺灣抗日運動史搬上國會殿堂，日後1975年康寧祥連任後，蔣經國曾數度邀請他到行政院辦公室茶敘，表示康寧祥質詢的臺灣先民抗日運動史他聽都未聽過，聽得非常感動。並對國防預算及中央銀行內黑官氾濫提出質詢。1974年9月，康寧祥應邀二次訪美。在1974年的《時代雜誌》中，康寧祥被列入150名「全球未來領袖」之一。
1975年，康寧祥與黃信介、張俊宏等人合作出版《臺灣政論》雜誌，作為黨外運動的傳播工具。年底，《臺灣政論》遭到國民黨當局停刊。
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第二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康寧祥角逐連任，適逢康寧祥父親在競選活動前一週過世，康寧祥忙著處理其後事，最後以吊車尾連任。當時蔣經國在立法院說過「支持現任立委連任」，因此對於無黨籍人士相對客氣，如康寧祥所在的臺北市選區、黃順興所在的臺灣省第三選區、許世賢所在的臺灣省第四選區，國民黨都採取不足額提名，在競選活動上不像過去發動媒體醜化黨外，或者任國民黨籍候選人大肆買票。當時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委易勁秋曾兩度到康寧祥家中拜訪，第一次純粹禮貌性，第二次就問康寧祥「需不需要什麼幫忙？」康寧祥對他說「只要國民黨不要到萬華、龍山亂買票，我就感激不盡了！」。有人認為由於康寧祥都主張「議會路線」而非「街頭路線」，所以都獲得連任。這是奇怪的說法，因為街頭路線要一直要到1980年代末期才真正出現，至於1979年美麗島雜誌社集團可以說才可能要開始走上街頭就全部被逮捕了，而1983年後的批康也只是為1980年代末的街頭路線作?身而已，街頭運動還沒有真正展開。換句話說說在1983年之前臺灣根本沒有什麼街頭和議會路線的區別的。因此康以和街頭對比的議會路線而當選，是不知所云的看法。
1977年五項地方公職選舉（縣市長、縣市議員、臺灣省議員、臺北市議員、鄉鎮市長）中，國民黨受到空前挑戰。康寧祥受到曾參與中國民主黨組黨的齊世英、吳三連之託，與黃信介組成助選團，輔選黨外人士。康寧祥拜訪選省議員的蘇洪月嬌之夫蘇東啟、何春木及角逐省議員的張俊宏。在11月的巡迴助講間，為參選高雄縣長的黃友仁助選、以及雲林縣長及省議員的黃蔴及蘇洪月嬌、在宜蘭競選省議員的林義雄、參選三重市長的陳進炮站臺。唯在趕路去臺南市時，發生預備的車子四個輪胎都遭故意破壞之事，因此來不及趕往臺南體育場為蘇南成及蔡介雄助講。最終黨外陣營一舉奪下空前的四席縣市長、21席省議員及臺北市議員六席。
受到1977年地方選舉的鼓舞，預定於1978年底舉行的中央民代（立委、監委、國大代表）吸引了許多無黨籍人士參選，如陳鼓應、陳婉真、王拓、劉峰松等人。10月6日，黃信介在王拓募款餐會中宣布成立「黨外助選團」。12月5日，「全國黨外候選人座談會」召開，康寧祥上臺專題演講，對黨外運動提出深入的建議。然而當時黨外的聲勢浩大，也引起國民黨注意。在王昇主導下，國民黨政軍特成立「安基專案」，動員國家機器對付黨外。黃信介及康寧祥接受到誣陷，黃信介被指涉入余登發案的「通匪」；康寧祥則受到王昇對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的費浩偉說「康寧祥是共產黨。」日後康寧祥受費浩偉提起這點。12月15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中美建交公報》。同年12月16日，美國總統卡特宣自1979年1月1日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美協防條約》（即《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亦於1979年12月31日終止。同日，時任總統蔣經國就美中建交發表聲明，指出美國背信毀約；強調絕不與中國共產黨談判。蔣經國並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布「緊急處分令」，宣布選舉延期舉行，「即日起，停止一切競選活動。」。當時，黨外人士如黃信介、許信良等人都提議組黨，但康寧祥認為時候未到，導致康寧祥與其他黨外領袖分道揚鑣。
民國68年(1979年)6月，當時擔任立法委員的康寧祥又出版《八十年代》雜誌，並擔任《八十年代》雜誌的發行人兼社長。
民國68年(1979年)12月10日的國際人權日在臺灣高雄市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康寧祥並沒有參與。且康寧祥問政溫和，導致黨外新生代的不滿：美麗島事件發生後，艾琳達撰文〈反對運動總批判〉，以「革新保臺」與「革命保臺」兩種路線嚴厲批評康寧祥。
民國69年(1980年)的第三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康寧祥角逐連任，當時社會氣氛普遍低迷，關心民主政治的學者、記者都很洩氣，然而康寧祥基於多年與國民黨搏鬥的經驗及對臺灣社會的觀察，仍鼓舞「晚則五年，快則三年，黨外一定重新站起來。」。康寧祥鼓勵受刑人家屬及黨外僅剩的精英代表黨外參選，一方面拜訪當時國民黨省黨部主委宋時選，要求互設溝通管道。以「黨外候選人聯誼會」推薦候選人。康寧祥指出除了「延續黨外香火」外，亦有為美麗島事件翻案的意味。選舉結果「真黨外」推薦10席立委，當選六人，包括美麗島事件受刑人家屬許榮淑、黃天福，辯護律師召集者之一的張德銘，以及黃煌雄、黃余綉鸞和康寧祥。由於康寧祥還是主張「議會路線」而非「街頭路線」，所以仍獲得連任。
1982年6月，康寧祥受「北美洲臺灣人教授協會」之邀，與新當選的張德銘、黃煌雄，加上監委尤清，組成「四人行」的黨外訪問團訪問美國。首站抵達舊金山。當時國民黨政府恫嚇公職人員如果藉由赴美考察參加該年在休斯頓舉辦的「世界臺灣同鄉會聯合會」（國民黨政府視其為臺獨組織）年會，政府將「依法處理」。面對在聖荷西臺灣同鄉提問是否參加，康寧祥以「如果休斯頓同鄉會邀請我們，阮四人願意承擔一切的風險應邀前往」。隔日7月3日，「黨外四人行」前往休斯頓。當時參加世臺會第九屆年會的八百多名同鄉，則「移駕」聽取演講與對話。據世臺會會長陳唐山回憶，康寧祥等人的演講安排為其安排，使世臺會成員與其巧遇，讓島內黨外人士與臺獨人士雙方有一次技巧性接觸。此行康寧祥等人更進一步與全美二十四個臺灣同鄉會發表共同聲明，主張「臺灣前途應由臺灣一千八百萬人共同決定」，為島內外反對勢力有進一步合作空間。「黨外四人行」在美國造成旋風，陸鏗在1982年8月15日出版的香港《百姓》雜誌〈臺灣黨外『四大名旦』的訪美旋風〉給予評價「世界上的事，在必然中有偶然的因素，蔣經國和鄧小平都不會想到，在他們兩個對雷根的拔河賽中，攔腰殺出一個康寧祥。」
1982年5月，黨外雜誌《深根》批評康寧祥對黨外立委杯葛事件「放水」，開始了「批康運動」，包括邱義仁、李敖加入戰局。起因於1982年立委黃正安等人提案，要求警備總司令列席立法院報告業務，共二十五人登記發言，然而在僅二人發言後，大量國民黨立委就硬以表決方式否決提案，事後黨外人事開會決定以杯葛法案，國民黨在派出黨團書記長周慕文「懇談」，使康寧祥「陣前倒戈」。引起李敖發表〈放火的，不要變成放水的〉一文批評康寧祥放水。1982年8月，李敖發表〈戰鬪是檢驗黨外的唯一標準〉一文，批判康寧祥背叛選民。隨後在1983年康寧祥針對行政院長孫運璿要求取消《臨時條款》中，孫答以「充實」臨時條款，獲康寧祥贊同，再被批評「放水」。1983年9月，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民進黨新潮流系前身）在各政論雜誌發起「批康運動」批判康寧祥。，導致康寧祥於1983年立法委員選舉中爭取連任失敗，落選。
康寧祥認為「批康運動」給了國民黨「順風推倒牆」全力拉下他的機會，在國民黨臺北市黨部主委關中主導下，提名大批被視為財團「金牛」的候選人參選立委，並動員社會網路及黨團組織，在康寧祥傳統票倉萬華、龍山、雙園、建成大肆買票。讓蔡辰洲、高忠信、洪文棟如入無人之境，賄聲賄影。終於讓康寧祥基層票源慘敗。選舉結果，四位黨外候選人（康寧祥、黃天福、江鵬堅、楊祖珺）的得票比1980年選舉立委選舉康寧祥和黃天福兩人的得票總和還少了三萬票。
1984年6月，康寧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赴美一年作訪問學者。並參加臺灣同鄉會演講，也拜訪雷根在休士頓的競選總部，由於以往德州是民主黨天下，1984年總統選舉時竟由雷根勝過孟岱爾，因此康寧祥拜託美國國務院，接觸共和黨當地操盤者，了解當時共和黨對墨西哥裔社區的經營。其間康寧祥曾於1985年1月前往巴西，會見臺獨運動參與者、政治犯鍾謙順。1985年3月，回到臺灣。
1984年，「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民進黨康系、前進系前身）成立，被視為針對黨外編聯會的抗衡性組織。康寧祥試圖化解「公政會」和「編聯會」的矛盾。1985年地方選舉（省市議員及縣市長選舉），「公政會」和「編聯會」合組「中央委員會」，派出黨外精銳參選，結果省議員推薦18席當選11席、臺北市議員推薦11席全數當選，宜蘭縣游錫堃、桃園縣黃玉嬌、新竹市莊姬美、屏東縣蘇貞昌、臺北市第三選區謝長廷都以最高票當選。選後康寧祥等人在費希平家開會，商討黨外組織化。1986年4月，康寧祥等人申請成立公政會「首都分會」，進一步組織化，陳水扁也宣布成立公政會「臺北分會」。1986年5月17日，黨外公政會「首都分會」於臺北市濟南路成立。6月13日，公政會「首都分會」提出康寧祥與林正杰草擬「民主時間表」，要求1987年成立新黨、1988年解嚴行憲、1989年國會全面改選、1990年總統直選、1991年臺海和平。
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康寧祥也參與民進黨創黨「工作小組」，為建黨十八人之一。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成立，康寧祥成為黨員。
1986年底第五次增額立法委員選舉中，民進黨在臺北市提名三席康寧祥、謝長廷、吳淑珍，當時吳淑珍因其夫婿陳水扁因案被關的悲情可以訴求，謝長廷則從黨外公政會到組黨，基層穩固。當時康寧祥有「批康」陰影，缺乏公職資源，選情一路不被看好。當時謝長廷的助選大將賁馨儀一度跑來找《八十年代》的編輯康文雄說「老康的聲勢很弱，我們謝議員說，要你們想想，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忙？」康寧祥回應說「謝謝關心，叫他顧好自己就可以啦！」當時許多海外內學者擔心其選情，在報上連署呼籲選民保住他這一席，參與連署的學者包括外省籍的余英時、許倬雲、林毓生及諸多臺灣同鄉。甚至連成舍我都托齊世英交給他兩萬元，當時成舍我辦校力求節儉，連教職員申請補發原子筆，都要拿舊的筆芯去換新的筆芯。開票結果，康寧祥重新當選立法委員。唯選前被看好的謝長廷因票源遭「代夫出征」的吳淑珍吸走，意外落選。當時吳淑珍拿到臺北市第二高票。
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籲請政府調查東崗慘案。
1987年秋天隨著民進黨首屆黨主席江鵬堅任期將滿，黨內有同志勸康寧祥出面，且認為勝算很高。唯最終康寧祥認為姚嘉文出馬可獲「編聯會」接受等因素，對外宣布支持姚嘉文。並邀費希平、蘇貞昌、游錫堃、傅正、黃華等人希望一起支持姚嘉文。
1987年年底，民進黨發起「1225國會全面改選運動」。在國民黨動員三萬人，25日當天在國父紀念館舉行「慶祝支持憲政團結大會」、與情治單位關係密切的「反共愛國聯盟」揚言反制下，民進黨中央決議全黨動員。12月25日向親臨臺北中山堂「行憲四十周年紀念大會」致詞的蔣經國示威。小組更決議每週二、五，在立法院四周進行「民主聖火」繞跑，為「1225」行動暖身。當時國民黨政府調集一萬五千名警力，以「雙衛管制」方式自12月25日在中山堂四周實施交通管制。動用警力之多、管制範圍之大，遠超過八年前對付美麗島雜誌社國際人權日的活動。在朝野對峙下，康寧祥出任現場指揮官。迫使國民黨溝通小組與民進黨黨主席姚嘉文、創黨主席江鵬堅、立院黨團召集人費希平「三人諮詢小組」見面，打破當時國民黨不承認民進黨的說法，形成首度「黨對黨」談判。
12月25日當天，臺北西門圓環湧進超過三萬人群眾，連臺北南下的自強號火車都被擋在武昌街口平交道一個多小時、新竹北上的平快車只能停靠萬華車站；中山堂內的國大議場中，總統蔣經國也首度遇到民進黨籍國代當面抗議，當國大秘書長何宜武代表蔣經國宣讀致詞時，十一位民進黨代表突然起立，高呼「國會全面改選」。康寧祥曾回憶「蔣經國處理中央民代老化問題，始終下不了決心，1972年我進入立法院就開始針對中央民意代表機構老化提出質詢，...後來許多黨外立委（或民進黨立委）也對此提出呼籲，只要蔣經國稍微聽進去，也就不必在臨終前十九天受辱。」
1989年10月24日，康寧祥在立委最後一次總質詢，發表〈開創和平、自由、安康而有公義的新時代〉告別質詢稿。建議政府應設置適當機構與對岸對等接觸；兩岸應簽定各種協定，以規範通郵、通電、通航與貿易等關係。
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李登輝總統同意召開國是會議。康寧祥與黃信介、張俊宏、陳永興等人代表民進黨出任籌備委員，達成國會全面改選、反對國大現狀、現行總統選舉方法應改進等共識。
民國78年(1989年)，康寧祥宣佈不再連任立委。1989年6月，康寧祥創立《首都早報》，以「忠實傳達臺灣人民的心聲，一份真正屬於臺灣社會的報紙」為標示，並以鄭欽仁、李永熾、李筱峰主持言論部，以每天一大版刊登宣揚臺灣意識以及本土文化的文章。頗有1975年《臺灣政論》的盛況。
然而《首都早報》創報時機正值報禁解除，新報紙此起彼落，大家競相搶奪《聯合報》、《中國時報》兩大報系長期壟斷的廣告，使發行資源、效果相當有限。此外《首都早報》有其他新報沒有的政治原罪：被國民黨及情治單位認為是獨派媒體，再三干擾刊登贊助廣告的企業主或贊助發行的公司行號訂戶，許多企業界老闆只敢暗中財務支持，不敢公開登廣告。甚至一些觀光飯店也受到警總壓力，而不敢訂閱給投宿旅客閱讀。由於資金不足，《首都早報》堅持了一年兩個月，於1990年8月27日停刊。
當時《首都早報》受到許多贊助及投資，包括大陸建設的殷之浩。他聽說康寧祥要辦報，就叫他女婿郭英聲（殷琪前夫）兩次送來巨資，並不收股票。成為出資最多的股東，連股票都不拿。後來報社關門，一毛錢都沒還他。
民國82年(1993年)2月1日，監察院改制之後，康寧祥接受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推薦而成為第二屆監察委員，1998年監委改為立委行使同意權後；康寧祥連任監委。直到2002年2月1日，獲總統陳水扁邀請入閣，出任國防部副部長。
在監委任內，康寧祥兩度出國考察軍購。第一次前往美國，拜會卡特政府時代的國防部長、時任CSIS董事長布朗，前往德州參觀生產F-16的洛克希德公司，並前往洛杉磯長堤美軍港口，參觀由國軍接收的諾克斯級巡防艦。
1993年12月底，康寧祥在監院國防及情報委員會召集人任內，針對尹清楓命案提案派由陳孟鈴委員調查。陳孟鈴於1994年10月提出調查報告，彈劾前海總武獲室主任姚能君、李崑材和前海總後勤署長鄭家財三人。並指出尹案調查的困境：尹清楓生前人際關係亟待調查、尹清楓生前所錄反蒐證錄音帶遭消磁滅證；以及涉嫌重大的軍火掮客汪傳浦、單亦誠逃亡未歸，證人涂鄭春菊又避重就輕，影響釐清案情。
康寧祥並追查拉法葉艦傭金案，發現以近最後追訴期，要求軍方向海軍跨海提告。並將五大箱佐證資料交給法務部「特調小組」召集人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盧仁發，追查傭金流向。並配合駐瑞士代表王世榕追查，2005年11月8日，瑞士聯邦法院終於針對汪傳浦存放在瑞士46個帳戶而被查扣的存款駁回抗告，判決臺灣勝訴。只要臺灣提出證據，汪傳浦被查扣的存款就會匯回臺灣。2007年6月，瑞士當局命令相關銀行將汪傳浦等存放款中的美金3500萬先發回臺灣。2010年5月，國際商會仲裁法庭判決臺灣勝訴，Thales公司（前身為代表法國出售拉法葉艦給臺灣的湯姆笙公司）應給付臺灣違約金5.91億美元，另加附利息、律師費、仲裁費。2011年7月，海軍總司令函覆監察院，該軍已和Thales公司完成履行仲裁判決協議簽署，賠償額度約8.75億美元。
1994年，康寧祥提案糾正國防部縱容前空軍上校黑幼明的「旋轉門」，發現黑幼明在1984年至1991年間，從臺美的軍火交易中，收取美金九百六十多萬的傭金，軍方卻任由黑幼明上下其手。
1998年10月，第二次辜汪會談，康寧祥隨辜振甫團前往中國。然而到達北京時，中方卻臨時決定，江澤民不方便見他。最後康寧祥在海基會國際記者會上，發表〈給江澤民先生的建議公開談話〉，除書面資料外，並由隨團的蔡英文當場以英文翻譯給國際記者了解。
民國90年(2001年)，榮膺第一屆國立臺北大學傑出校友。
民國91年(2002年)，出任國防部副部長，2003年出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於陳水扁總統時期曾任總統府資政。
* 60px 一等景星勛章（2004年5月19日于臺北總統府頒授）
* 康寧祥在市議員時期爭取建設堀江町附近的萬華區辦公大樓（現雙園區圖書館分館）、開闢莒光路時，時任臺北市長高玉樹曾提醒他：「康仔，路我是可以開，不過你要想清楚，你們那邊住的是窮苦人家，或者外地人，路沒開，那些選票永遠是你的，路一開，就必須拆遷，原有的住家必須搬到別的地方，新搬進來的不見得會投你票」。對此康寧祥笑笑跟他說「沒想那麼多啦！你開就是了」
* 民間一般認為蔣經國與康寧祥有交情，然而根據黃清龍研究1979年以前蔣經國日記之紀錄。蔣經國在1975年4月6日記載：「余在立法院提出總預算報告，康寧祥提出挑撥政府與人民、臺籍與大陸籍同胞感情之質詢，用意惡毒，余以理直氣壯之態度答之，但由於激憤之情過盛，所以感到講話過於激動，有失一向保持的平和之道，事後頗為後悔，蓋小人之言，不必以如此之態度處之。」；1978年4月10日日記中又記「內憂者在於國內少數野心家和卑鄙的敗類如康、黃、張、林之類，被共匪所利用從事破壞搗亂和打擊，余決以沉著堅定而對之。政治是不講情面的，絕不可上當。」顯示至少到1979年前，蔣經國不僅沒把康寧祥當掙友，恐怕還視為「三合一敵人」。
* 2021年7月4日，陳水扁訪問邱義仁時，表示他認為如果不是當年「批康」的發生，完成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第一位臺灣總統不是陳水扁，而是康寧祥。
* 康寧祥之妻陳麗容，與前臺灣省議會議長劉炳偉是表姊弟。陳麗容的父親陳雙興是劉炳偉母親的大哥。在黨外氣氛最緊張的1970年代，劉家政治活動未受康寧祥因素干擾。劉炳偉之父劉順天還曾任康寧祥的助選員。
* 康寧祥堂弟康水木曾擔任其助選員，後來擔任5屆臺北市議員。康水木之孫康家瑋2022年以「康寧祥孫仔」的名義競選臺北市議員。
《首都早報》，是臺灣在解除報禁之後創刊的日報。《首都日報》在1989年5月4日試刊，1989年6月1日創刊，1990年8月28日停刊，創辦人為康寧祥。
《首都早報》的登記資本額為新臺幣四億元，據悉最大出資人為一營造界名人但並不願出名，創刊時董事長為王璽瑜（屢想從政但皆未成功的建商，曾任臺北市建材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臺北市塑膠製品商業公會理事長），副董事長為葉榮嘉（建築師、榮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常務董事劉豐彥（飛順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康寧祥（常務董事兼發行人），董事為白省三（建築師、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林文彬（前臺灣省立臺中醫院婦產科主任）、洪茂榮（臺北市迪化街人士，博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明德（時任臺北市議員）、陳金德（時任臺灣省議員）、廖運範（現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肝膽科權威，當時為長庚醫院肝膽科主任）、陳春銅（良茂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明洋（艾力克新加坡私人公司董事長、昶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常務董事），監察人王文猷（美商第一聯美銀行副總裁）、田再庭（律師、前民間全民電視公司董事長）。駐董事會顧問為臺大哲學系事件受害人李日章（為康寧祥親密摯友，為報社核心）。
《首都早報》創刊社長為康寧祥大學同學張逸勢（長年居於海外，籌備創刊才回國），總編輯為從《聯合報》挖角的戎撫天。創刊時原計畫邀請呂秀蓮擔任總主筆，但最後請臺大歷史系教授鄭欽仁擔任。創刊時報社人事如下：副社長計有三位許陽明（負責總務人事）、張永誠（負責廣告發行）、林蒼祥（現淡江大學教授，負責財務會計），副總編輯計有三位徐慰虹（兼政治中心主任）、李義仁（兼國際新聞中心主任）、黃鴻仁（兼財經新聞中心主任），駐美國特派員彭光理（Michael J. Fonte，2002年擔任民進黨中央黨部國際事務部駐華府聯絡人），駐香港特派員黃國華，主筆室主任李筱峰，印刷廠廠長許玉川。後《首都早報》曾改組人事，名政論家江春男繼任社長兼總編輯。
由於《首都早報》的資金不足、與通路未能順利打通，《首都早報》於1990年8月27日停刊。《首都早報》創刊時集合了六十多個小股東，當時以為這樣可以獨立辦報、不被財團和政客控制，後來才知道這將導致：報紙出問題時沒有人願意負責。
《首都早報》停刊三個月後，以〈媒體與不實廣告〉為主題的15篇報導讓楊憲宏、方儉、李鍾梅、洪淑蓉與蕭世暉等五人獲得金鼎獎公共服務類團體獎。
《首都早報》籌備時即專職投入記者招募工作。
《首都早報》創刊宗旨揭諸「忠實傳達臺灣人民的心聲，一份真正屬於臺灣社會的報紙」，也以敢言作為其號召。
1990年，總統李登輝任命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院長，《首都早報》曾經以-{斗}-大頭版標題〈幹！反對軍人組閣〉導致各大報跟進報導而名噪一時。1990年，民進黨秘書長張俊宏拒絕《首都早報》記者林國明出席其即將舉行的公開記者會，跑民進黨新聞的記者集體抵制該場記者會以聲援林國明，使該場記者會流會。《首都早報》以〈媒體與不實廣告〉為主題的15篇報導，是膾炙人口的報導。
目前不少的臺灣媒體工作者都曾經於《首都早報》服務。
《首都早報》創辦人康寧祥，創刊時任立法委員，後曾任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監察委員、國防部副部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總統府資政。
《首都早報》副社長許陽明曾任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民進黨副秘書長、臺南市副市長；其夫人管碧玲為原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副教授，現任立法委員。
;編輯部高層
*《首都早報》第一位總編輯戎撫天，前《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現為《旺報》總主筆）。
*《首都早報》副總編輯楊憲宏，現為政治評論家。
*《首都早報》副總編輯金恆煒，現為《自由時報》專欄作家。
*《首都早報》政治組主任黃清龍（前《中時晚報》、《中國時報》總編輯）
《首都早報》攝影記者符鼎偉轉投入傳播業。
*政治與軍事評論家張友驊曾任《首都早報》軍事記者。
*《首都早報》記者吳仁-{杰}-等人曾在立法院擔任助理
*《首都早報》記者陳盛山（後曾任職交通部長辦公室、高雄市政府觀光局長）
*《首都早報》記者彭孝維，曾任臺北市議員助理
*《首都早報》記者傅臺成，曾參選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但落選
*《首都早報》記者謝英士，轉任律師
*《首都早報》記者劉志卿，轉任法官
*陳高超，後來轉為電視名嘴、富比士網路科技執行長、《富比士地產王月刊》社長、國衛電視臺《夜夜高潮》主持人。
*周慶輝、胡永芬，這兩位後來成為《時報周刊》記者。
*-{沈}-怡、邱婷（其母親為亂彈名家），這兩位後來成為《聯合報》記者。
*原臺大學運學生林國明，曾擔任首都早報政治記者，在《首都早報》停刊後留學美國耶魯大學獲社會學博士，現專任教臺大社會系。
*林國明的夫人崔良芬，曾於《首都早報》任職會計。
* 1990年8月27日 《首都早報》走入歷史(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歐陽莫愁， 〈「首都人」何去何從？〉，臺灣新聞記者協會《目擊者雙月刊》第3期第28頁，1998年1月1日-{出}-刊。
* 劉吉雄20130531縮影微捲, #二次堆積
沼津市，是位於日本靜岡縣東部的市。於1923年7月1日成立。為靜岡縣東部的中心都市，施行時特例市。沼津市也是沼津都市圈的中心，濱臨駿河灣，觀光業發達。
密歇根州卡拉馬祖
1985年4月5日
由於沼津市做為財經界人物的休養地，因此鐵公路交通在明治初期就開始建設。
:東海道新幹線通過本市，但無設站，需利用鄰近的三島車站轉乘。
:皆為東海旅客鐵道營運：
:*東海道本線：沼津車站、片濱車站、原車站
:*御殿場線：大岡車站、沼津車站
**伊豆箱根鐵道軌道線：1906年開業，1963年廢止
**伊豆縱貫自動車道（東駿河灣環狀道路）
; 主要漁港
* 大賀典雄（指揮家、前索尼社長、前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副會長等）
* 小野伸二（職業足球選手、效力於札幌岡薩多、前日本國家足球隊成員）
* 杉山賢人（前職業棒球選手）
* 山本昌邦（足球教練、前日本國家足球隊成員）
* 千野志麻（前富士電視臺播報員）
* LoveLive! Sunshine
* 靜岡県沼津市の公式ウェブサイト
李劼人，原名李家祥，抗戰時期亦字笠生，曾用筆名老懶、菱樂等，四川成都人。中國小說家，翻譯家。
早年曾赴法國留學4年零10月。與王光祈、周太玄開辦了“少年中國學會”，創辦了《川報》和“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的刊物《星期日》等影響了諸如巴金、艾蕪、沙汀、張秀熟、袁詩蕘等一代青年的刊物。在其文學生涯中，發表各種著譯作品近600萬字。被郭沫若稱為“中國的左拉”，法國漢學家溫晉儀稱李劼人的作品是中國現代文學中“中西影響相融合的一個范例”。
1962年12月24日晚在成都去世。
2014年10月24日，李劼人誕辰123周年之際，位于成都的李劼人故居經過4年多修繕重新開館。
*大河小說三部曲：《死水微瀾》、《暴風雨前》及《大波》。其作品比較完整地反映了從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十幾年間四川的社會風貌和歷史變革，具有濃郁的時代氣氛和地方色彩。
中國建設銀行位于北京市金融街的總部大樓
位處香港喜來登酒店天臺的中國建設銀行企業標誌牌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縮寫：CCB），簡稱中國建設銀行、建設銀行或建行，是中國大陸四大國有股份制商業銀行之一，是中國大陸規模第二大的銀行，也是英國《銀行家》（The Banker） 雜志公布的“2019年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中位居全球第二位的銀行。同時也是代表香港金融業的八行五保之一。建設銀行一級資本為2720億美元，在2021年的財富世界500強企業榜單中位列第25位。
建設銀行大廈 (廈門)
1954年10月1日，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在承接原交通銀行機構的基礎上設立，其成立初衷是管理國家基本建設資金。
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標志（1996年前）
1979年8月28日，國務院批準將中國人民建設銀行由辦理基本建設投資撥款監督工作的專業銀行（財政部隸屬的司局級單位）升格為國務院直屬單位，由國家建委、財政部代管，以財政部為主；1980年9月19日，中組部任命財政部副部長武博山兼任行長。根據國家計委、財政部中國人民建設銀行1984年12月14日文件規定，從1985年1月1日起，凡是由國家預算安排的基本建設投資全部由財政撥款改為建設銀行貸款，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實行利潤留成的財務體制。1985年1月14日，安徽省政府秘書長周道炯升任建行行長。
1994年2月17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王岐山接任建行行長。1994年，按照國家投資體制改革的要求，中國人民建設銀行將代行的財政職能和辦理的政策性基本建設貸款業務分別移交財政部和國家開發銀行。1995年建行和摩根士丹利、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有限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香港名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等合資組建了內地首家國際性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是我國第一家有外資參股的投資銀行。1996年3月26日，中國人民建設銀行正式更名為中國建設銀行。1998年2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周小川接任行長。2000年2月18日，中國銀行董事長兼行長王雪冰調任建行行長。2002年1月，美國貨幣監理署公布了對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的調查結果，認為中國銀行紐約分行涉及信用證欺詐、欺騙性貸款和其它違規行為，而這些事實大多發生在王雪冰擔任紐約分行行長期間，事發后他受到審查并被迅速免職，最終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2002年1月10日，建行第一副行長張恩照臨危受命接任行長。2004年7月22日，中組部任命中信集團公司常務副總經理常振明為建行黨委副書記。2004年9月15日，中國建設銀行由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制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建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屆董事會第一次會議選舉張恩照為董事長，常振明為副董事長兼行長。9月17日，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成立，承繼原中國建設銀行的商業銀行業務及相關資產和負債，董事長成為一把手，行長為二把手。2004年12月9日，美國的一家公司向美國法院起訴張違反了美國1977年《海外腐敗行為法》，收受了競爭對手的100萬美元，而且還接受競爭對手的邀請，到世界上最豪華的高爾夫球場之一加州卵石灘度假。2005年3月被“雙規”，后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常振明短期代行董事長職權。2005年3月17日人民銀行副行長郭樹清出任建行董事長。2005年6月17日，中國建設銀行和美國銀行于北京共同宣布，雙方簽署了關于戰略投資與合作的最終協議。根據協議，美國銀行將分階段對建設銀行進行投資，最終持有股權可達到19.9%。2005年7月4日，中國建設銀行和淡馬錫控股就戰略合作事宜達成一致并簽署最終協議。根據協議，淡馬錫將在中國建設銀行計劃的海外首次公開發行時以公開發行價格認購10億美元的股份。2005年10月27日建行在香港率先公開發行上市，實現了國有獨資商業銀行改革新的突破。
2006年7月13日，中國建設銀行發布公告，啟用新國際頂級域名“WWW.CCB.COM”。2006年7月，中信公司董事長王軍退休，常振明從建行功成身退，重返中信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2006年7月27日，交通銀行副董事長兼行長張建國調任建行副董事長兼行長。
2006年8月11日，香港股市收市后，恒指服務公司宣佈把建行在9月11日起納入恒生指數成份股，是首間國企公司成為香港藍籌股。10月20日，中國建設銀行舉行臨時股東大會，通過以97.1億港元收購美國銀行（亞洲）有限公司100%股權的議案，并且易名為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2007年9月25日，中國建設銀行登陸A股市場。建行90億A股的首次公開發行共籌集資金580.5億元。2007年11月8日，麗新發展宣布，與中國建設銀行合作投資把中環麗嘉酒店現址重建為甲級商廈，其中部分樓面將作為中國建設銀行香港的營業辦公樓。中國建設銀行會向麗展及三家少數股東以13.69億元購入麗嘉酒店合共40%股權，相當於每遲樓面作價15,800元。
2012年3月14日，建行香港地產控股以25.1億元向信和置業及大股東黃氏家族購入九龍灣宏照道18號東匯18全幢，以總樓面34.862萬方遲計算，樓面遲價約7200元。東匯18已經正式改名為中國建設銀行中心（CCB Centre）。2012年12月，中國建設銀行大廈正式啟用。2013年11月1日，建行收購巴西工商銀行（Banco Industrial & Comercial SA）72%股權，作價約17億雷亞爾（合7.8億美元），包括1.573億股普通股及2,470萬股優先股。
2014年，中國建設銀行以1213億美元銷售額，342億美元利潤登上福布斯2014年度全球企業2000強排行的第二位。
中國建設銀行是首家以全流通形式在香港上市的中國國有商業銀行，同時是首間在中國大陸登記的公司成為恒生指數成份股。作為國家專業銀行，建行主要經辦國家基本建設撥款，管理和監督使用國家計劃確定的基本建設資金。
*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站
8位元的CPU一般都使用8位元資料匯流排和16位元位址匯流排，意思就是他們的定址空間侷限於64 KB之內；然而，這不是「自然法則」，因此有其他的例外。
第一個廣泛被採用的8位元微處理器是Intel 8080，被很多1970年代晚期和1980年代早期的電腦中使用，通常是用來運行CP/M作業系統。Zilog Z80（與8080相容）和Motorola 6800也都是使用在類似的電腦中。Z80和MOS Technology 6502的8位元CPU都曾經廣泛地被70和80年代時的家用電腦和遊戲主機所使用。很多8位元CPU或者微控制器都是今天普遍存在的嵌入式系統中的基礎。
8位元總共有28（256）種的排列組合。
在電視遊戲的說法，「8位元」指的是在1980年代中期的電視遊戲主機普遍世代。由任天堂（NES）和世嘉Sega所帶領，「8位元時代」從大約1985年持續到1990年早期16位元主機系統的崛起。
「8位元」名詞的普遍出現是因為下一代的遊戲主機廣告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因為他們驕傲地把他們自己廣告為「16位元系統」。
《紅梅隨想曲》吳厚元於1980年作的單樂章二胡協奏曲，基本素材是歌劇《江姐》中的歌曲《紅梅贊》，藉著對梅花的描寫讚頌，來描述江姐等人物的性格、情操。本曲最初的版本是交響樂團為伴奏，其後有民樂團伴奏的版本。
此曲在二胡演奏的發展歷史中代表了演奏技術的一大步進，其中許多困難的換把和音階跳進，都是之前的二胡曲所無，因此成為當時演奏家們努力的目標，也因此間接促進了其後二胡演奏技術的突飛猛進。
樂曲由引子和4個主要部分組成：
# 第1部分：以《紅梅贊》的旋律為主題發展變奏，歌頌紅梅的品格而樂觀向上的精神
# 第2部分：小快版，二胡和樂隊演出副主題的輕快旋律，表現充滿理想的樂觀精神。
# 第3部分：從散板發展，運用戲曲音樂中拖腔的要素，接著二胡由慢板深切的抒情，轉入快板的高潮，經過1段二胡獨奏的華彩樂段，進入第4部分。
# 第4部分：主題再現，《紅梅贊》的主題在樂隊壯闊地演出中展開，展現出奮鬥的精神，最後二胡與樂隊交織快速演奏，在強烈氣勢中結束。
32位元也是一種稱呼電腦世代的名詞，在於以32位元處理器為準則的時間點。
32位元可以儲存的整數範圍是0到4294967295，或使用二的補數是-2147483648到2147483647。因此，32位元記憶體位址可以直接存取4GiB以位元組定址的記憶體。
外部的記憶體和資料匯流排通常都比32位元還寬，但是兩者在處理器內部儲存或是操作時都當作32位元的數量。舉例來說，Pentium Pro處理器是32位元機器，但是外部的位址匯流排是36位元寬，外部的資料匯流排是64位元寬。32位元應用程式是指那些在 32位元平面位址空間（平面記憶體模式）的軟體。
32位元應用程式這個名詞的出現，是由於原先為Intel 8088和Intel 80286微處理器所撰寫的DOS和微軟Windows。這些是16位元的區段位址空間定址的微處理器。擁有大於64KB 的程式和資料因此必須要經常地在不同區段間切換。相對於其他的機器運作，這些操作是相當的耗時，因此應用程式的效能可能變得較差。再者，使用到區段的程式設計比起平面記憶體空間的方式，會導致某些程式語言上的複雜性，像是C語言和C++語言的“記憶體模式”。
在 IBM 相容系統上，從16位元軟體轉移到32位元軟體，隨著 Intel 80386 微處理器的推出而變成可能。這個微處理器和他的後代支援16位元和32位元節區的區段記憶體空間（更精確地說，是有16或32位元位址偏移量的區段）。如果全部的32位元區段的基底位址都設定為0，那麼區段暫存器就不用明確地使用，這些區段可以被遺忘掉，處理器就像是擁有一個簡單的線性32位元位址空間。然而為了相容性的因素，大多數軟體仍以16位元模式撰寫。
像是Windows或是OS/2作業系統提供了也讓16位元（區段）程式可以像32位元程式執行的可能性。前者16位元的相容性之所以存在是因為要提供向前相容性，而後者32位元是用來作為新的軟體發者使用。
iOS 11起停止支持32位應用程序。
錢姓是一個漢姓，宋時的《百家姓》中排列第2位，因此而為人熟識。
五代十國時，錢姓是吳越國王的姓氏，編於宋初的《百家姓》將錢姓列于宋帝趙姓後的第二位，因此有考證者認爲《百家姓》為吳越國國民所編（吳越在宋朝建立后的978年降宋，但末代君主的王爵一直延續到988年）。
錢氏源自彭祖篯鏗，為黃帝的九世孫，被后人尊稱為彭祖。篯鏗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長壽者（去世時145歲），也是民間神話中壽星的原型。
周文王時，彭祖后代篯孚，在朝中負責管理錢財，被稱之為「錢府上士」。籛孚家族十分興旺，他的後代以先輩「錢府上士」的官職為榮，就以「錢」為姓。
由於錢姓是從籛姓分化出來的，與彭姓有共同的祖先，所以在歷史上的錢姓和彭姓常自稱是一家。參見吳越錢氏。
錢姓血脈比較純正，其郡望主要集中於江南，有：
自先秦以來錢姓人口都主力集中江浙地區。宋時，錢姓在全國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蘇、山東，這三省錢姓占錢姓總人口的54%。至明代，錢姓在全國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蘇、江西。這三省集中了80%的錢姓人口。清代開始，一部分錢姓遷往臺灣。
當代錢姓在全國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蘇、浙江、安徽、上海、廣東、云南等省市，大約占錢姓總人口的68%。
美援在臺灣的通用標誌之一
國民革命軍遠征部隊駐印軍士兵在瓦魯班戰役中操作美國支援的75mmM1榴彈炮
美國援助，即美援，在廣義說法是指美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提供的貸款和軍事物資等援助。
而狹義說法是指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遷移臺灣後，在美國國會通過「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Acts）從1951年10月10日開始到1965年6月30日為止，臺灣島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防堵共產勢力擴張的第一島鏈一環，同西歐、日本、韓國等形成國際中的反共陣營，而在經濟上繼續獲得美國的援助。
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18日訪問中華民國時與時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搭敞篷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熱情群眾夾道歡迎。蔣總統夫婦親至臺北松山機場迎接，艾森豪總統並於傍晚在總統府前廣場對50萬群眾發表演說。兩國總統發表聯合公報，穩固邦誼，譴責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縣隔日砲擊之惡行，也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共同抵禦中共在本地區之挑釁」。艾森豪與蔣中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分別擔任歐洲及中國戰區的盟軍統帥。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國民革命軍與日軍作戰時，美國將中美關係定位為「中美兩國並肩對日作戰」，透過《租借法案》開始對中華民國進行援助。1937年-1949年美國對中華民國援助總金額為35.23億美元，其中，15.15億美元為中日戰爭相持階段的援助，佔比為40%；20.07億美元為國共內戰時期的援助，佔比為60%。開始時在對日作戰時所得的美援物資，在同盟國當中屬於最少的：1941年先獲得援助金有2600萬美元，僅達年度美國對外租借總額的1.7%；1942年的援助比例為1.5%；1943年與1944年都保持在0.4%；到1945年大戰結束前，才提升到11.07億美元，比例為8%。
1948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在首都南京市成立了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美國則在上海成立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1948年12月30日，行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臺灣辦事處成立；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臺灣之後，美援運用委員會也隨之遷往臺灣，並且由陳誠擔任主任委員，同年停止援助，直到韓戰爆發才在1951年繼續。美援計畫由中華民國與美國聘請美國懷特工程顧問公司（J. G. White Engineering Co.）擔任審查，懷特公司並派出經理狄寶賽（V.S. De Beausset）於1949年來臺擔任負責人。
從1951年到1965年，中華民國大約每年自華府得到大約一億美元的貸款；1951年，因中國共產黨勢力擴張引發韓戰，在這背景下第一批的美援物資運往臺灣。1954年，中華民國與美國簽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並且成立了美軍協防臺灣司令部（USTDC）以及駐臺美軍顧問團（MAAG），駐臺美軍開始協防臺灣。美援的內容除包括民生物資與軍事戰略物資之外，也包括基礎建設所需的物資，例如建築道路、橋樑、堤壩、電廠及天然資源的開發等，臺中縣（今臺中市）德基水庫便是美援貸款之下的產品。另外，美方除實質上的物資援助中華民國之外，各種技術合作與開發亦廣泛的進行，同時，華府亦鼓勵臺灣的大學與美國境內的大學進行學術合作與人才交流，更以實際資金來協助中華民國的大學興建校舍。另外，戰後美國對中華民國傾注的大量貸款，解決了當時中華民國外匯資金不足的發展問題。
1957年，美援由原本的贈與性質改為贈與及貸款並行；贈與性質的援助款由主持援外事項的國際合作總署主管，而生產性的經濟開發計畫則由美國設立的開發貸款基金貸款。1959年，美國對中華民國的金援逐漸減少。1962年後，美國認為臺灣的經濟開發程度已高、不再適用防衛資助，美援方式大部分改為貸款；以貸款後的第十一年起，分三十年無息償還。1965年7月，華府停止對中華民國的援助貸款。中華民國自從1951年到1965年總計15年間接受美國的經濟支援達14.8億美元，還有冷戰時期美國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援助約42.2億美元（大多是二戰裁減下的船艦及新開發待驗證的噴射機）。2004年1月，中華民國積欠美方的貸款已全部清償完畢。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僅僅一個星期後美國就向中華民國提供了5,000萬美元的貸款，當時中方是以每盎司0.45美元的價格把存於美國準備為貸款擔保的6200萬盎司白銀出售給美國，再用這筆資金購入黃金，將黃金存入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來作為擔保。而6,200萬盎司白銀在當時最多不過價值2800萬美元，所以美國所出貸款明顯高於擔保價而帶有援助性質。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面的四年多時間，美國還有繼續大量收購中華民國持有的白銀，僅在1937年到1938年間就收購了3.12億盎司，總價值1.572億美元。同時美國還放棄了在《中美白銀協定》中要求中方必須保持貨幣準備金的25%是白銀的規定，以放寬對中華民國出售白銀的限制。另美國甚至把舊金山造幣廠已為中方所鑄造好的300萬盎司銀元也一併收購。時報章評論此舉是「既能幫助中國，又不刺激日本，還能避免國會與最高法院麻煩的少數好辦法之一」。
除此之外，美國還分別有過多次「貸款」援助：包括1937年的黃金抵押貸款，再到1938年的桐油借款，1940年的華錫借款、鎢砂借款，最後的則是1941年的金屬借款和平準基金貸款，而借款的條件是隨時間而越來越優惠。累計上述貸款本金總共2.4億美元，中華民國是僅還款半數，剩餘資金相當於變相贈款。而美國在正式參戰後的1942年還向中方提供了5億美元貸款，用以穩定國民政府的戰時財政。
到1941年4月中旬左右蘇日中立條約簽署後蘇聯正式結束援助中華民國對抗日本入侵，美國羅斯福總統即在5月初宣告中華民國被納入《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的適用範圍之內，從而取代蘇聯、成為中華民國對日作戰的主要援助國，從美國手中獲得包括技工、卡車、燃料以及道路修築設備等重要的人員與物資支援，也開啟之後更長而廣泛的合作關係。。
早期美援火車有DT650及CT270型，為當時最快的臺鐵客運火車。
美援的項目非常龐雜，包括軍事、電力、交通、肥料、水泥、製糖、造紙等，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皆是受援單位，其中交通運輸被列為優先發展的項目──包括鐵道、公路、港口、民航的修築與改善，以及電訊的擴等等。此外美援亦提供民營工業的小型貸款，教育計畫及師資訓練、人員進修計畫等。在美援時期，基礎建設工程中平均有74%的總投資額來自於美援，為美援投資項目中所佔比例最高者。
臺灣電力公司是美援重點資助的機關，位於大甲溪的天輪發電廠是臺電第一座獲得美援的大手筆資助之工程，獲得美援支援工程費用、運輸設備及鋼管，於1952年9月21日竣工；第二座美援發電廠是位於臺灣東部立霧溪畔的立霧發電廠，獲得美國經濟合作總署撥款資助，於1951年修復原來的發電廠，1954年6月21日第二部機組完工。
其他美援的建設項目包括：霧社水庫、龍澗發電廠、南部火力發電廠、西螺大橋、中橫公路、麥帥公路、石門水庫、民生社區、中興新村、光復新村等。美援更以實際資金來協助臺灣的大學興建校舍，包括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第一教學大樓、東海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館、臺灣師範大學樂群堂、臺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大學農業陳列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