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2021年4月12日，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John Dotson發表有關“新華社滲透西方電子媒體”的文章，該文稱位于紐約的新華子公司中國日報發行公司（CDDC）與一系列北美報紙保持了業務聯系，包括《洛杉磯時報》，《西雅圖時報》，《芝加哥論壇報》，《休斯頓紀事報》和《波士頓環球報》。《華爾街日報》在《中國觀察》（China Watch）網頁上托管了新華社贊助的材料。從2019年11月到2020年4月，《華爾街日報》是CDDC廣告資金未公開的接收者；在2020年5月至6月，《華爾街日報》收到了85,296.69美元。  John Dotson表示，“長期以來，中國的官方媒體一直在為美國主要報紙（例如《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上的“廣告”插入付費，這些廣告通常以“中國觀察”或“中國焦點”為旗幟。 這些插頁中的文章看起來像是主辦報紙提供的新聞和社論材料（盡管帶有免責聲明，通常為小字體），但代表了中共海外媒體機構準備的宣傳內容。”
2015年7月3日，《華爾街日報》報導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1MDB）的26億令吉資金流入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納吉·阿都拉薩的銀行戶口。7月5日，納吉稱將考慮是否起訴《華爾街日報》。但之后，他除了起訴林良實、拉菲茲、潘儉偉，《哈拉卡》和《當今大馬》誹謗之外，并無起訴《華爾街日報》。
2020年2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發教授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評論文章時使用了《中國是真正的亞洲病夫》 (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 作為標題。文章刊發后，中國的網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對《華爾街日報》表達不滿和憤怒的情緒，中國外交部發言人也多次對此事表達批評態度，并要求《華爾街日報》道歉。《華爾街日報》表示，稱"sick man of xx"是英語中慣用詞組，該詞不含有任何種族歧視的意味，屬新聞自由，并曾用于包括英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更指中國官方煽動輿情以轉移注意力，掩蓋自身處理疫情的問題。2月19日，中國外交部稱“已就此多次向《華爾街日報》提出嚴正交涉，并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這是自 1998年以來中國再次驅逐外國記者。道瓊斯首席執行官兼華爾街日報出版商威廉劉易斯表示，他和他的團隊對北京的決定“深感失望”，并表示文章是獨立于《華爾街日報》新聞編輯室發表的，被驅逐的記者都沒有參與其中。
亞當·維索茲，巴伐利亞光明會的創始人
光明會是1776年5月1日啟蒙運動時成立于巴伐利亞的一個秘密組織。該組織經常被各種陰謀論指控參與控制全世界的事務，透過掌握貨幣發行權、策劃歷史事件，並安插政府和企業中的代理人，以獲得政治權力和影響力，最終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
“光明會”的拉丁語字面意思就是“受過特別啟示的人”。
其組織源頭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紀的一些諾斯底教派（包括發源自巴比倫的摩尼教的影響），如：14世紀產生于拜占庭帝國的“赫西卡派”（Hêsukhia）；15世紀西班牙加爾默羅會和方濟各會修士中的“阿隆白郎陶斯派”（Alumbrodos）。
巴伐利亞王國因戈爾施塔特大學的實踐哲學教授亞當·維索茲宣傳啟蒙主義的人類倫理的完成可能說（Perfektibilismus），1776年5月1日創建「完全可能性主義者之會」，同年改稱巴伐利亞光明會。
1780年德國貴族、共濟會員阿道夫·科尼格的加入給社團帶來新變化。他開始將光明會體系引入共濟會，擴大在共濟會中的影響。此時德國共濟會的聖殿騎士體系已經式微，在1782年召開的威斯巴登共濟會大會上最終被廢除，而科尼格和一些光明兄弟會領袖則取代玫瑰十字團在新的共濟會體系中獲得領導地位。
光明兄弟會此時仿照共濟會組織結構進行改組，核心領導機構稱作阿瑞斯圣山（Areopag），由懷斯豪普特和科尼格等社團領袖組成。此后，越來越多的共濟會員開始加入光明兄弟會，包括很多貴族，如黑森親王Karl von Hessen-Kassel，普魯士將軍斐迪南，薩克森-魏瑪伯爵卡爾·奧古斯特。
而科尼格看到自己的努力並沒有得到什麼回報，就開始抱怨，並威脅將兄弟會秘密宣揚出去。此事加重懷斯豪普特的憂慮，因為像魏瑪伯爵和歌德的加入似乎有探查的目的。當時光明兄弟會的成員總共有2,000人左右，其中33%是共濟會員，主要分佈在巴伐利亞和圖靈根的魏瑪等地。會員成份有貴族、手工業者和商人，其中3/4是政府官員，達到巴伐利亞政府官員總數的10%，這與社團消滅集權政府的滲透計畫有關。
1784年光明兄弟會在魏瑪召開會議，決定組建新的阿瑞斯圣山，將科尼格驅逐出會。然而同一年，光明兄弟會面臨更大的危機。7月22日巴伐利亞選帝侯卡爾·泰奧多爾頒布社團禁令，禁止一切秘密社團。
1785年3月2日的新版法令中則指名光明兄弟會和共濟會有叛國和異教罪行，令行禁止。斯代爾貝格伯爵Graf Stolberg-Ro?la就因此被吊銷貴族頭銜。
1787年8月16日當局又頒發更為嚴厲的法令，任何加入共濟會和光明兄弟會者都將被處死刑。禁令似乎起到作用，此后光明會便消失，懷斯豪普特則逃到圖靈根州躲藏起來。禁令也在德國引起恐慌，人們開始對秘密社團非常敏感，特別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使各地政府風聲鶴唳。
羅馬教廷於1817年同普魯士、1821年同巴伐利亞先後簽訂協定，共同鎮壓光明會，光明會也成為歐洲秘密社團中最著名的陰謀論代表之一。
美國70年代的驚悚小說《光明會三部曲》認為懷斯豪普特在光明會被解散後來到美國，秘密謀殺華盛頓並取而代之。這部小說影響許多人，如美國驚悚小說家丹·布朗的《天使與魔鬼》，德文版即為《光明會》（Illuminati），描述光明會與梵蒂岡教廷的殊死鬥爭。
共濟會被認為是光明會幕後的主導，是33度共濟會大師（33°會員是共濟會宗教研究級別會員資格、榮譽會員）的精英圈子，甚至提示光明會是為一些想要征服人類的邪惡外星人所工作的，比如“蜥蜴人”、“小灰人”等等。這些理論都認為光明會操縱著當今歐美等國的金融、政治軍事與娛樂界等領域，並且有一個人口削減計畫，消滅有色人種，然後建立一個世界統一政府，以達到完全統治世界的目的（「新世界秩序」）。
有一些學者指出，光明會是一個極其危險、邪惡的秘密組織，主導「新世界秩序」。例如美國企業家帕特·羅伯遜在1991年寫的暢銷書《》中的第177頁寫道：「世界上存在一個陰謀，它是透過共濟會、秘密的光明會、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三邊委員會和猶太銀行家組織而成的菁英集團策畫執行的。」。加拿大陰謀理論家表示，美國民間和基督教右派的鼓動者越來越相信共濟會、光明會和猶太人正在謀劃全球性的陰謀。蘇格蘭物理學家約翰·羅賓森和法國耶穌會教士推論光明會在遭受皇室鎮壓後，實施報復行動，成為法國大革命和恐怖統治背後的策劃者。他們企圖秘密在歐洲和世界各個地方製造，組織激進主義啟蒙運動 — 大量散播、和原女性主義的觀念，企圖推翻各國現有的統治階級，並在1848年製造「人民之春」，導致歐洲各國爆發一系列武裝革命、各國君主與皇室貴族的體制動盪，許多統治階級被推翻、逃亡或被迫接受憲法。
英國歷史修正主義學家和美國社交名流，不僅普及光明會陰謀的神話，並表示光明會是一個顛覆性的秘密組織，服務於猶太菁英，並且支持金融資本主義和，最終目的是分裂和統治這個世界。一些美國大學中的兄弟會（如耶魯大學的骷髏會 ）、紳士俱樂部（如）和智庫（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三邊委員會）都是的掩護機構和傀儡組織。他們指責這些社會政治菁英陰謀組織一個世界政府，來推動「新世界秩序」的議程。
美國作家米爾頓·威廉·庫珀將光明會描述為一個國際神秘組織，由畢德堡俱樂部控制，並與共濟會、哥倫布騎士會、骷髏會以及其他組織合作，最終目的是建立一個「新世界秩序」的政府。美國電影導演和美國活動家麥克·戴斯都認為，光明會已經控制整個世界，而且各種重大的歷史事件都是光明會造成的。例如法國大革命、滑鐵盧戰役和甘迺迪遇刺案，並且光明會多年來都有進行撒旦教儀式的惡行。美國作家米爾頓·威廉·庫珀表示，光明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積極與外星人合作。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因為試圖曝光外星人接管地球的過程，成為光明會暗殺他的主因。
由於「新世界秩序」和光明會的象徵主義是重疊的 — 包括金字塔的形象、方尖碑、全視之眼、荷魯斯之眼、惡魔巴風特、山羊、帝王斑蝶、、黑太陽、閃電、貓頭鷹、蛇、倒五角星和獸名數目，因此有許多使用這些符號的流行藝術家經常被懷疑與光明會有關係，作為改變大眾潛意識的工具之一。例如碧昂絲·諾利斯、Jay Z、阿姆、50 Cent、蕾哈娜、吹牛老爹、DJ哈立德、T-Pain、席亞拉、肯伊·威斯特、小韋恩、女神卡卡和瑪丹娜。吐派克·夏庫爾和麥可·傑克森的突然死亡也經常被認為是光明會造成。
《錫安長老會紀要》在書中寫道：「必須透過共濟會和光明會實行決議，在任何層面上都不得與這兩個秘密組織剝離，以免人類發現猶太人的核心」。英國修正主義歷史學家認為，有一個古老的神秘陰謀 — 由諾斯底教派構思，並交給他們所謂的秘法家繼承人（例如卡巴拉、卡特里派、聖殿騎士、赫密士主義者、玫瑰十字會、共濟會）最終由光明會傳承。這個一脈相承的古老體系試圖顛覆西方世界的基礎，並透過一個世界性的宗教來實施「新世界秩序」，讓人類以帝王崇拜意識信奉敵基督。
2002年1月，美國國防部轄下的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成立整體情報識別辦公室，它的標誌是「一個金字塔上的全視之眼監視著整顆地球」，一些陰謀論者認為，這是光明會自18世紀以來依舊完好的存在、且活躍於美國政府進行「新世界秩序」陰謀的鐵證。美國作家博士在《》文章中表示，他懷疑洛克菲勒家族和光明會可能陰謀汙染所有音樂，以便控制公眾的精神意識。
2013年4月25日，《滾石》雜誌的專欄作家在一篇調查報導中寫道：「世界各地的陰謀論者，所有相信羅斯柴爾德家族、共濟會和光明會正在幕後操控這個世界的人們，我們這些懷疑論者欠你們一個道歉。你們是對的，真正的玩家名單或許有點不同，但你們的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 — 『這個世界是一場被操縱的遊戲』。然而，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應有關注度的唯一原因是，它的規模是如此巨大，以致於普通老百姓完全無法看清全貌」。
* 1911 Encyclop?dia Britannica:'' "Illuminati"''（1911年《大英百科全書》條目《光照會》）
* America's Secret Establish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rder of Skull & Bones — Antony C. Sutton (Trine Day, LLC, 2003)
* Die Korrespondenz des Illuminatenordens. vol. 1, 1776-81, ed. Reinhard Markner, Monika Neugebauer-W?lk e Hermann Schüttler. - Tübingen, Max Niemeyer, 2005. - ISBN 978-3-484-10881-3
* Proof of a Conspiracy Against all the Religions and Governments of Europe—約翰?羅比遜（New York, 1798）
*  alt.illuminati FAQ
* 丹·布朗，（2006年），《天使與魔鬼》，時報出版社
category:網路迷因
維基百科網站所使用的數位憑證，可見載有維基媒體基金會的名稱、簽發的數字證書認證機構、有效期及公開密鑰指紋
公開金鑰認證，又稱數位憑證（digital certificate）或身份憑證（identity certificate）。是用於公開金鑰基礎建設的電子檔案，用來證明公開金鑰擁有者的身份。此檔案包含了公鑰資訊、擁有者身份資訊（主體）、以及數字證書認證機構（發行者）對這份文件的數位簽章，以保證這個文件的整體內容正確無誤。擁有者憑著此檔案，可向電腦系統或其他使用者表明身分，從而對方獲得信任並授權存取或使用某些敏感的電腦服務。電腦系統或其他使用者可以透過一定的程序核實憑證上的內容，包括憑證有否過期、數位簽章是否有效，如果你信任簽發的機構，就可以信任憑證上的金鑰，憑公鑰加密與擁有者進行可靠的通訊。
簡而言之，認證機構用自己的私鑰對需要認證的人（或組織機構）的公鑰施加數字簽名并生成證書，即證書的本質就是對公鑰施加數字簽名。
數位憑證的其中一個最主要好處是在認證擁有者身分期間，擁有者的敏感個人資料（如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等）並不會傳輸至索取資料者的電腦系統上。透過這種資料交換模式，擁有者既可證實自己的身分，亦不用過度披露個人資料，對保障電腦服務存取雙方皆有好處。
人們透過信任數字證書認證機構的根證書、及其使用公開密鑰加密作數位簽章核發的公開金鑰認證，形成信任鏈架構，已在TLS實作並在萬維網的HTTPS、在電子郵件的SMTPS和STARTTLS廣泛應用。業界現行的標準是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部門制定的X.509，並由IETF發行的詳細述明。而在不少國家/地區，都已立法承認使用數位憑證所作的數位簽章擁有等同親筆簽名的法律效力（如歐洲聯盟、香港、臺灣、美國、加拿大）。
根證書（自簽證書）、中介證書和終端實體（TLS伺服器/客戶端）證書的關係
在用于小范圍測試等目的的時候，用戶也可以自己生成數字證書，但沒有任何可信賴的人簽名，這種自簽名證書通常不會被廣泛信任，使用時可能會遇到電腦軟件的安全警告。
根證書獲得廣泛認可，通常已預先安裝在各種軟體（包括操作系統、瀏覽器、電郵軟件等），作為信任鏈的起點，來自於公認可靠的政府機關（如香港郵政、臺灣網路資訊中心）、證書頒發機構公司（如DigiCert、Google）、非營利組織（如Let's Encrypt）等，與各大軟件商透過嚴謹的核認程序才在不同的軟件廣泛部署。由於部署程序複雜費時，需要行政人員的授權及機構法人身份的核認，一張根證書有效期可能長達二十年以上。在某些企業，也可能會在內部電腦自行安裝企業自簽的根證書，以支援內部網的企業級軟件；但是這些證書可能未被廣泛認可，只在企業內部適用。
認證機構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為客戶簽發證書，雖然廣泛認可的認證機構都已擁有根證書，相對應的私鑰可用以簽署其他證書，但因為密鑰管理和行政考慮，一般會先行簽發中介證書，才為客戶作數位簽署。中介證書的有效期會較根證書為短，並可能對不同類別的客戶有不同的中介證書作分工。
授權憑證又稱屬性憑證，本身沒有公鑰，必須依附在一張有效的數位憑證上才有意義，其用處是賦予相關擁有人簽發終端實體憑證的權力；某些情況下，如果只在短期內授予憑證機構簽發權力，便可以不改變（縮短）該機構本身持有的憑證的有效期。這種情況，類似於某人持有長達十年期的護照，而只透過簽發短期入境簽證，來個別賦予護照持有人額外權力。
其他不會用作簽發其他證書的，都可稱為終端實體證書，在實際的軟件中部署，以便建立加密通道時應用。
伺服器通常以域名形式在互聯網上提供服務，伺服器證書上主體的通用名稱就會是相應的域名，相關機構名稱則寫在組織或單位一欄上。伺服器證書（包括公鑰）和私鑰會安裝於伺服器（例如Apache），等待客戶端連接時協議加密細節。客戶端的軟件（如瀏覽器）會執行以確保安全，如果未能肯定加密通道是否安全（例如證書上的主體名稱不對應網站域名、伺服器使用了自簽證書、或加密算法不夠強），可能會警告用戶。
如果伺服器證書上主體的通用名稱（或）一欄以通配符前綴，則該證書可以用於旗下的所有子域名，特別適合較具規模、或設有多個子網站的機構一次過申領，套用於多個伺服器上；即使未來建立新的子域名，也可以套用。但通配符不可用於擴展認證證書上。
有時候，某些TLS伺服器可能會在建立加密通道時，要求客戶端提供客戶端證書，以驗證身份及控制存取權限。客戶端證書包含電子郵件地址或個人姓名，而不是主機名。但客戶端證書比較不常見，因為考慮到技術門檻及成本因素，通常都是由服務提供者驗證客戶身份，而不是依賴第三方認證機構。通常，需要使用到客戶端證書的服務都是內部網的企業級軟件，他們會設立自己的內部根證書，由企業的技術人員在企業內部的電腦安裝相關客戶端證書以便使用。在公開的互聯網，大多數網站都是使用登入密碼和Cookie來驗證用戶，而不是客戶端證書。
在臺灣，中華民國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根據電子簽章法負責簽發自然人憑證，讓國民在網路使用各種政府服務。
客戶端證書在RPC系統中更常見，用於驗證連接設備的許可授權。
一般遵從X.509格式規範的憑證，會有以下的內容，它們以欄位的方式表示：
* 版本：現行通用版本是 V3
* 序號：用以辨識每一張憑證，特別在撤消憑證的時候有用
* 主體：擁有此憑證的法人或自然人身份或機器，包括：
** 國家（C，Country）
** 州/省（S，State）
** 地域/城市（L，Location）
** 組織/單位（O，Organization）
** 通用名稱（CN，Common Name）：在TLS應用上，此欄位一般是網域
* 發行者：以數位簽章形式簽署此憑證的數字證書認證機構
* 有效期開始時間：此憑證的有效開始時間，在此前該憑證並未生效
* 有效期結束時間：此憑證的有效結束時間，在此後該憑證作廢
* 公開金鑰用途：指定憑證上公鑰的用途，例如數位簽章、伺服器驗證、用戶端驗證等
* ：例如一個網站可能會有多個網域（www.wikipedia.org, zh.wikipedia.org, zh.m.wikipedia.org 都是維基百科）、一個組織可能會有多個網站（*.wikipedia.org, *.wikibooks.org, *.wikidata.org 都是維基媒體基金會旗下的網域），不同的網域可以一併使用同一張憑證，方便實作應用及管理
向憑證機構申領簽發電子證書的過程
數字證書一般由數字證書認證機構簽發，簡單的程序如下：
# 鮑伯在自己的機器上使用密碼學安全偽隨機數生成器產生一對足夠強的密鑰，鮑伯的私鑰不會向任何人傳送。
# 鮑伯把他的公鑰，連同主體訊息、使用目的等組成，傳送給認證機構伊凡。
# 伊凡（用另外一些渠道）核實鮑伯的身份。
# 如果伊凡信任這個請求，他便使用鮑伯的公鑰和主體訊息，加上憑證有效期、用途等限制條件，組成憑證的基本資料。
# 伊凡用自己的私鑰對鮑勃的公鑰加上數字簽名并生成證書。
# 伊凡把生成的憑證傳送給鮑伯（伊凡也可以透過證書透明度公佈他簽發了新的證書）。
# 鮑伯可以隨便把憑證向外發佈。
# 鮑伯與愛麗絲事先可能互不認識，但鮑伯與愛麗絲都信任伊凡，愛麗絲使用認證機構伊凡的公鑰驗證數字簽名，如果驗證成功，便可以信任鮑勃的公鑰是真正屬於鮑伯的。
# 愛麗絲可以使用憑證上的鮑勃的公鑰加密明文，得到密文並傳送給鮑伯。
# 鮑伯可以可以用自己的私鑰把密文解密，得到明文。
電子證書可以二進制或Base64形式儲存，常見的文件擴展名有 .cer、.crt、.der和.pem。如果把證書和私鑰一起儲存，則可以使用PKCS#12（.p12）格式。
*DER用于二進制DER編碼的證書。
*PEM用于不同類型的X.509v3文件，是以“ - BEGIN ...”前綴的ASCII（Base64）數據。
*CER和CRT幾乎同義，證書可以被編碼為二進制DER或ASCII PEM。
*PKCS7 文件，也被稱為 P7B，通常用于 Java Keystores 和 Microsoft IIS（Windows）。它們是 ASCII 文件，可以包含證書和 CA 證書。
*PKCS12 文件，也被稱為 PFX 文件，通常用于在 Micrsoft IIS（Windows）中導入和導出證書鏈。
法人團體申領數位憑證的時候，可以視乎其法人的地位及其實際需要申領不同級別的憑證，認證機構會作相應的審核，越高級別的通常都牽涉越嚴謹的行政程序，及需付出更高昂的費用。各大憑證機構和網頁瀏覽器軟件商透過CA/瀏覽器論壇共同建立和維護相關的指導方針。
這是最基本的審核級別，如果申領代表可以證明他擁有管理某域名的權力，認證機構就可以發放域名驗證（DV）證書。認證機構通常使用自動機制（例如或透過電郵確認）審核域名擁有權，所以成本也較低。
如果申領代表可以證明他擁有管理某域名的權力，而且相關組織是實際存在的法人，認證機構可以發放組織驗證（OV）證書。審核程序通常需要經過人手處理。
這是最嚴格的審核級別，審核過程可能牽涉專業法律人員的調查及獨立審計人員的確認，成本也自然更高；成功獲得擴展驗證證書的網站，現代瀏覽器通常會在位址列以綠色表示相關機構的法人名稱及所屬國家代碼。擴展驗證證書的主體名稱或主體別名上不可以有通配符。
公開金鑰基礎建設的弱點，在於人們必須循數位憑證上的信任鏈找到根證書，並信任核發根證書的數字證書認證機構，一旦憑證機構被黑客入侵，黑客可以在人們不知情下簽發了偽冒他人身份的證書，以中間人攻擊進行欺詐。業界已研發不同的防禦方法，例如憑證機構可以透過證書透明度公布新簽發的電子憑證，讓大眾檢查手上收到的電子憑證是否可能未被正式授權（中間人攻擊不會「公布」他偽冒了別人簽發了欺詐憑證），網站管理員也可以定期檢查是否有不明機構發出了未被授權的憑證。另一方面，HTTPS網站可以使用HPKP指明其固定的公鑰，讓中間人的欺詐憑證無法使用。另外，而OCSP和OCSP裝訂也在發展中，讓用戶軟體可以透過第三方檢查憑證是否有効。
在公鑰基礎設施以外，信任網絡則採用去中心化的概念，取代了依賴數字證書認證機構的公鑰基礎設施，因為每一張電子證書在信任鏈中最終只由一個根證書授權信任，信任網絡的公鑰則可以累積多個用戶的信任。
2009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的一名員工向Mozilla申請要求將 CNNIC 加入 Mozilla 的 根證書列表，並且得到了批準。後來微軟也把
CNNIC加到了Windows的根證書列表裏。
2015年，因CNNIC發行的一個中級CA被發現發行了Google域名的假證書，許多用戶選擇不信任CNNIC頒發的數字證書。并引起對CNNIC濫用證書頒發權力的擔憂。
2015年4月2日，Google宣布不再承認CNNIC所頒發的電子證書。4月4日，繼Google之后，Mozilla也宣布不再承認CNNIC所頒發的電子證書。2016年8月，CNNIC官方網站已放棄自行發行的根證書，改用由DigiCert頒發的證書。
2016年，擁有奇虎360背景的中國最大CA證書簽發機構沃通（WoSign）及其以色列子公司StartCom，遭谷歌拒絕承認其憑證。
沃通被揭發在短短5日內發行了幾百個相同序列號的証書，以及對證書日期上造假。
公共行政，或簡稱行政，根據奧托·邁耶的說法，是國家或其他公共行政機構的活動；它不是立法（英語：Legislative）或司法（英語：Judicial）活動，也不主導治理（決策）活動。 公共行政因而是執行公共任務的政府部門；它是政府部門的行政部分。
公共行政學（英語：Public administration），或稱行政學，關注於政府政策的實施，也是研究這種實施並為公務員在公共服務中工作做好準備的學科。 作為一個範圍廣泛的研究領域，其基本目標是推進管理和政策，使政府能夠發揮作用。 該領域之其他定義還有：公共計畫管理；「將政治轉譯為公民的日常現實」；對於政府決策過程的研究，以及對於政策的分析，還有政策產生過程的各種投入，及產生替代政策的必要投入。
公共行政一詞，是公共和行政這兩個詞的組合。在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的每個領域都存在管理，這意味著為了組織或機構的正常運作，必須對其進行適當的統治或管理，並從這個概念中產生了管理的概念。
公共行政主要關注於政府政策和計劃的組織過程，以及直接對該些行為負責的官員的行為。 許多非民選公職人員可被視為公共行政人員，包括各級地方政府及中央政府所屬部門的負責人，如政府預算（部門）主管（如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長等）、部門人力資源（或稱人事行政）主管、公共衛生部門主管、各政府部門或行政首長之秘書等。 或可以說，公共行政人員是指在各級政府公共部門和機構工作的公職人員；他們經常是透過任命、考試或甄選等，而被選拔出並從事於某些類別的職務。有時，狹義的公共行政人員是指事務官（常任文官，在任職時被（依有關規定）要求於政治立場上保持中立，且任期（依有關規定）不受執政團隊或黨派等更迭之影響）；該概念與政務官（由執政團隊任命之官員，對政策負責或隨執政團隊同進退）一詞相對。
在詹姆斯·A·加菲爾德遇刺案等事件發生後，許多美國政府部門職員及學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等，於1880年代推動該國之公務員制度改革，並正式於學術界建立公共行政相關領域。 該領域具有多學科特徵；一種公共行政子領域的提案，列出了其下六個主要支持領域，包括人力資源、組織理論（英語：Organizational theory）、政策分析（英語：Policy analysis）、統計、預算及倫理學等。
有別於政治學，公共行政學者較關注於資源分配、社會公義、經濟效益等議題，而政治學者則較著重權力分配與取得、國際關係等議題。
在發展較為成熟的民主政府體制中，公務員體系中之事務官通常會被要求依照有關規定遵守行政中立原則；同時，透過功績制與對於事務官永久任期的（制度性）保障，避免行政官僚體系因政治介入而經常發生更動；如分贓政治所造成之諸多問題，或因黨派或政治認同、立場與執政者有差異而遭其解僱等。
此外，由於基層官僚（英語：street-level bureaucracy, 縮寫作SLBs）經常掌握政策執行之實務面主要部分，並利用司法無法控制之細節所衍生的不確定性（學理稱之為「不確定法概念」），行使裁量權（英語：discretion）之能力，而經常成為政策的實際制定者。相對地，政務人員（或稱政務官）通常被賦予主導政府政策方向之權力，但同時須就政策之成敗負起政治責任，並隨政治情勢（如選舉結果）發生更動。雙方的立場衝突及所衍生之政治權力競爭，也成為（行政）官僚政治化的主要研究議題之一。
公共行政學的歷史和發展可以分為幾個時期：一個發展前時期和三個發展階段時期。
公共行政學發展前時期的主要思想家包括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馬基維利。
直到民族國家產生後，開始重視對於道德以及政治本質問題的原則，以及公共行政的組織上，對這部分行政的運作往往是較不急迫的問題。馬基維利在君主論一書中提出了給歐洲統治者們的政治指引。不只是政治組織，包括了行政的運作在內，都在這本書中被他闡述。
到了16世紀，民族國家成了西歐行政組織的標準模型。這些國家都需要一個組織以執行法律和秩序、以及設立一個防衛的架構。也非常需要擁有稅賦、統計學、行政、和軍事單位擴展等知識的熟練公務員。
在18世紀，對於行政專家的需求進一步擴大，也因此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法蘭克福建立了一個名為Kameralwissenschaft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學校，以改革普魯士社會。其中最知名的教授是約翰·海因里希·哥特洛布·尤斯蒂，他將學校裡的理論和自然法的概念連結起來，這所學校的理論被稱為官房主義。
在臺灣基礎行政學的教學，主要教科書將近代（約從1887年至新公共管理時期）行政學的發展，大致分類為傳統理論時期、修正理論時期與整合理論時期三大典範。傳統理論時期受到科學管理風潮的影響，主張以嚴謹與標準化的作業流程，試圖獲致績效的最大化，也與企業管理有相當多交集。然而傳統理論也因為過度非人化（即將人作為機械看待而忽略人性尊嚴），以及忽視人性與情感因素對組織績效的可能影響等因素而飽受批評（頁54-56），傳統理論招致的另一個批評則是過於理想主義，雖然清楚擘畫行政的完美圖像，但是忽略理想與現實之間時常存在的鴻溝，而難以形成學理（頁57）。直到霍桑實驗發現人因因素對組織運作的影響後，行為科學遂成為組織理論新興的探討主題，也從此宣告傳統理論時期的結束（頁62）。
1855年擔任維也納教授的羅倫斯·馮·史坦視為是公共行政學的創立者。當時公共行政被當作是行政法的一種形式，但馮·史坦認為這種看法太過侷限。
他的看法在幾個觀點上是創新的：
* 他認為公共行政學是融合了幾種學科的結果，如社會學、政治學、行政法以及財政。由此馮·史坦主張公共行政學是多種學科的綜合。
* 依據馮·史坦的看法，公共行政學是政治理論與實踐之間的互動。他將公共行政學視為是實踐過程的領導部分，但認為這必須先有一個理論根基。
* 馮·史坦認為公共行政學應該盡量採取科學的研究方法。
在當選為美國總統之前，伍德羅·威爾遜即從事於公共行政領域之學術研究；他因而在實務面表現出對於該領域之重視。他在1887年寫了一篇於《》發表之文章〈行政的研究〉（英語名：''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並於其中主張如下概念：
* 將政治與行政分離，即行政之運作應不受政治之干涉
* 以商業的角度來考慮政府的問題，即政府應向企業學習如何有效管理
* 分析比較政治與私人企業和政治計畫間的關係
* 藉由訓練公務員並提升他們的素質來提高行政的有效程度
對於政治與行政兩者間的分離一直是長期以來的爭論議題，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差異也是公共行政學每個時期間的差異。
不過實際上根據學者的研究，威爾遜的研究在當時並未受到重視，早期的公共行政學者也未在其具有分量的文章中做為參考書籍引用，此外檢視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主要的政治學與社會科學著作也顯示該文未被引用。〈行政的研究〉受到重視是1941年《政治學季刊》重新刊載此文後的事，此後公共行政學者才逐漸加以重視並受之影響。
古德諾在《政治與行政》一書中表示「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現，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並認為政府系統有兩種不同的功能，即政治和行政；政治是指政策或國家意志的表示，行政是指政策或國家意志的執行。絕大多數的行政和政治無關，應該免除政治控制，政府的政治與行政功能雖然可以正是區分，然而不可能截然分成政務機關和行政機關的各自功能領域。
* 形成沒有靈魂又備受質疑的官僚制度。
* 當員工利益超越組織目標時會形成意想不到和不可欲的結果。
* 對組織中低層次的員工形成非人性化的結果。
政治與公共行政是否要分離的爭論在1945年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治行政學家和是現代行政學的創始人。他們結合了早期理論家如亨利·法約爾的概念成為一個廣泛的行政學理論。古立克和尤偉克相信法約爾的理論提出了一個有系統的行政論述，這在當時是相當獨特的。他們相信這除了能應用在行政學以外，也能應用在公司的管理上。他們並不想分離兩種學科，但認為一種獨立於私人與公共學科界線以外的行政學科能夠存在。後來行政學主要便是專注於政府的組織上。行政學的論據主要是從法約爾針對組織的14個原則裡所吸納的。錯誤很多古立克與尤偉克是傳統時期....
在1945年後第三代的發展則開始爭論威爾遜和第二代發展的觀點。
最初第三代的發展將政治與行政間的分離相對化，但爭論依然持續著。在美國，由於越戰以及水門事件而使政治的聲名敗壞。公共行政必須從政治裡分離出來。
主要有延續行政政治二分的新公共管理途徑與行政政治合一的新公共途徑，前者主要面向為領導與管理取向來研究公共部門該如何扮演領航者之角色，是行政組織只為工具性質，並不特別區分其與私部門組織與市民社會的差距；而後者則著眼於文官責任、文官倫理，主要研究取向在於社會正義、公共利益以及文官該扮演如何界定甚至協助公民界定公共利益，公組織則有著平衡社會與弱勢優先的功能
在美國學術領域裡，政治學與法律的研究在1900年代分離。在歐洲，尤其是在英國和德國（馬克斯·韋伯）則於1890年代開始分離學科，但早在1720年代的大學裡便已開始講授。聯邦黨人文集裡也數次提起良好的行政的重要性。
一些公共行政學家支持劃清這些相關的學術間的領域界線，如政治學與社會學之間。但一般而言，各學科間的公共行政學部分被視為是一種研究的領域，而不是一種單獨的學科。
身為一種研究領域，公共行政學可以與企業管理學比較，而公共行政碩士（MPA）也被視為和企業管理碩士（MBA）類似，給那些希望追求從事政府或非營利職業的人研讀。比起企業管理碩士，公共行政碩士通常較少技能取向，而包含了在商業學科不常見到的哲學和社會學的觀點。也有一些與公共行政衍生和相關的公眾事物的學位，如公眾政策等等。之間的差異通常是在政治分析或其他議題的重點上，例如針對國際關係的研究與針對憲法議題如權力制衡、行政法、政府與權力等問題之間的差異。
公共行政理論研究（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ory）則是對於政府目的、官僚、預算、政府、和公共事件的研究領域。近年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偶爾會和大量批評的理論取向以及後現代主義對於政府、管理、權力等的哲學概念相連結，但許多公共行政學者仍支持古典的定義，也就是針對合法性、服務、組織的官僚形式、以及政府的等級制度(hierarchy)的研究。
另外還有一個較小的學科—公共管理針對普通的、例常的或典型的管理研究，但是以達成公眾利益為目標。其他人視公共管理為一個新的、以經濟為透視法研究政府運作的學科，後者的觀點被其支持者稱為「新公共管理」，可以視為是一種重新強調其專業本質的改革。
; 政府與組織
《清賦一斑》是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長」後藤新平所召集整理的，主要以臺灣巡撫劉銘傳於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所做的「清賦」工作為對象，蒐集整理相關的文書檔案而成。當時由於兵連禍結、匪類橫行，很多檔案文書都散佚亡失，後藤新平基於鑑往知來的理由，而起意蒐集清賦的相關文獻，保存了相當重要的史料。
《清賦一斑》全書共分三章六節三十九項。開頭先簡單介紹了清賦之前的地租及土地丈量單位，接著就清賦事業本身做介紹，從地方官的建議、保甲制開始，並蒐羅了清丈時的告示、調查、圖冊、細則等，並記錄了當時針對清賦而進行的反抗運動及各項請願、要求，最後並交代了清賦的經費來源以及執行委員本身的功程賞罰；另外還記錄了改租的過程，從行政機關--「清賦總局」的設立，到租率的設置及告示，一直到人民的要求與請願，詳細地記錄了一個改革運動的發起及進行的過程，從公布告示到實際執行遇到困難、反抗或是民眾採行柔性的要求、請願手段，再從中調整行政方針，做出最後的決定，《清賦一斑》所蒐羅的資料完整地顯示這樣的過程，並附上當時的丈單做為參考，明顯地顯示這本書的製作，背後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做為當局執行行政的參考，希望對臺灣島內的行政有所裨益。
木章是全球童軍組織中童軍領導統御的訓練計畫，也是授與童軍服務員的相關獎勵。木章訓練課程藉由教授進階領導技巧，以及童軍運動中的人際連結與責任，使服務員成為一個更好的領導者。
凡完成本國／本地的童軍領袖訓練的童軍領袖，旨可佩戴一對由皮繩繫著的木珠。這對木珠便是「木章」。
在正常情況下，童軍領袖所配的木章有兩顆木珠，但部份人員會佩戴更多木珠：
*助理領袖訓練主任（Assistant Leader Trainer）配三顆木珠
*領袖訓練主任（Leader Trainer）佩戴四顆木珠
*國家訓練總監（National Training Commissioner）或同等人員佩戴五顆木珠
*英國基維爾童軍訓練中心訓練主任配六顆木珠
*世界童軍總領袖配八顆木珠（只有童軍始創人貝登堡曾獲此銜）
中華日報初代總部
中華日報總部
1947年3月14日《中華日報》報導稱於二二八事件時遭國民政府軍殺害的民選臺南市長候選人湯德章律師是「危害國家民族的暴徒」
《中華日報》是中國國民黨於1946年在臺灣臺南市所創辦的地方報。公司全名為「臺灣中華日報社股份有限公司」。
創刊初期，《中華日報》總社設於臺南車站前方，原建物為日本勸業銀行臺南分行（1981年拆除）。1948年2月20日在臺北市設立總社並增出北部版，一度採南北兩版平行發行形式。由於當時臺灣甫脫離日治時期，為考量民眾閱讀：有中、日文並刊設計，作家龍瑛宗即曾任日文版文藝欄主編；後因響應政府推廣國語文政策，遂於1946年10月25日起改為純中文版。
中華日報是中國國民黨「三中黨產」之一，因應立法院通過「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決議，國民黨自2005年開始陸續尋求出脫「五中黨產」：中影、中廣、中視、中華日報、中央日報；中國時報集團經評估後只買下三中，退回中華日報與中央日報。2006年5月24日，中國國民黨決議停止挹注資金給二中，同月31日，中央日報停刊。
至於中華日報，則因在臺南的地方影響力大，且有旅行社等副業，經營狀況尚稱良好、能自給自足；經過數次員工薪資結清後，中華日報目前是獨立資金狀態，近年來又漸漸將重心移回臺南總社，臺北總社則改為辦事處。
《中華日報》與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合辦的「梁實秋文學獎」，從1988年（民國七十七年）開始，為臺灣文壇積極培育散文創作及翻譯研究的人才，同時也發展出版事業，其副刊更是當時數一數二的新文學搖籃。曾連載著名教育家蔣夢麟的自傳《西潮》中文版。
在臺南地方上，《中華日報》被視為國民黨的代言人，其立場也對臺南政治造成影響：前臺南市市長辛文炳曾經回憶第一屆民選市長時，國民黨籍的黃百祿與無黨籍的葉廷珪通過初選進入第二次投票，當時《中華日報》報導一直讚揚黃百祿、批評葉廷珪，反而導致市民反感而使葉廷珪當選。自己與葉廷珪角逐市長時，市黨部要求《中華日報》不要一直報導辛文炳好，也不要一直批評葉廷珪，最後自己才當選。
1997年4月14日晚上，白冰冰得知女兒被綁架後立即報案，警方也高度重視，並成立「0414」專案小組。然而不知是何人走漏了風聲，當時與警界有著密切聯繫的主要媒體，在第一時間得知白曉燕被綁架的消息。不僅立即打電話給白冰冰確認此案，還爭先抵達白家，希望取得「獨家新聞」。無論白冰冰如何哀求記者不要寫、不要報導，《中華日報》和《大成報》仍在次日刊登白曉燕遭綁架的消息，且進行一連串的追蹤報導，令此案的發展走向一條不可挽回的道路。
《臺灣府城議壇風雲: 臺灣與臺南市地方自治發展史料特展專輯》，臺南市歷屆市議員協進會，2007
*  中華日報（每日凌晨1時30分更新）
*  中華日報資料庫（須於受權圖書館使用）
納吉布·阿茲米·米卡提（，），黎巴嫩政治家、商人，現第三度擔任黎巴嫩總理。
米卡提曾於2005年4月15日由總統埃米爾·拉胡德委任，接任奧馬爾·卡拉米總理一職，卡拉米於3月受到反對派持續7星期的壓力而被迫辭職。米卡提和其他總理一樣，也是遜尼派伊斯蘭教徒，不過他就任總理三個月之後，亦步上辭職的後塵，於7月19日交由福阿德·西尼烏拉接任總理。
米卡提1980年在貝魯特美國大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1989年於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其後成立米卡提集團，於阿拉伯國家經營電訊業務。
1998年12月4日，米卡提被委任為公共工程部長。2000年，他被選為的黎波里市的國會議員，其票數超過另一當選者卡拉米。在政治取向上，他比較親敘利亞，但強調個人並非為敍利亞的傀儡。
2011年1月12日，由于在黎巴嫩前總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案的調查工作上存在嚴重分歧，以真主黨為首的“3·8”聯盟的10名部長和另一名部長宣布辭職，導致黎巴嫩國民團結政府解體。黎巴嫩總統米歇爾·蘇萊曼24日召集議員選舉新總理，25日受真主黨支持的他當選為新總理。
當地時間2021年7月26日，納吉布·米卡提在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主持召開的會議上獲得118名議員中的72人支持，被任命為黎巴嫩總理，負責組建新內閣。
奧馬爾·卡拉米（；拉丁化：Omar Karami，），黎巴嫩政治人物，曾出任兩次黎巴嫩總理，第一次於1990年開始，至1992年結束，而第二次則是2004年至2005年4月，他於上任總理拉菲克·哈里里遇刺後遭群眾抗議，因受不住壓力而下臺。
卡拉米於黎巴嫩北部出生，1956年畢業于埃及的開羅大學，獲法律學士學位。其兄長拉希德·卡拉米也是該國政治人物，多次出任黎巴嫩總理，於1987年被刺殺，奧馬爾在之後開始投身政治，在多屆議會中當選議員，還當過教育部長等職務。
常見地雷剖面圖
明朝火龍神器陣法記載的地雷陣
66式人員殺傷雷
地雷是一種放置或埋在地下的爆裂物，經常被用來殺傷經過的敵方人員或車輛，是一種被動式的陸戰軍事武器。
人類最早使用這類被動性殺傷武器的紀錄，可回溯到在中國的宋朝，在一次城池攻防戰中，防禦的宋兵用埋好的爆炸物抵抗蒙古人。明朝時期（據說為名將戚繼光在北方防禦俺答所發明），地雷被大量使用。著名的《火龍經》即編寫，出版于明朝。在西方，直到16世紀開始使用地雷。
地雷在戰爭中被用來阻礙對方的軍隊前進，讓防守一方能以更少的兵力扼守通道。由於埋下的地雷在戰爭之後會繼續殺害無辜的平民，現時已有144個國家禁止使用及擁有反步兵地雷。但是一些國家，包括美國、俄羅斯、中華人民共和國及芬蘭等仍然沒有禁止地雷的使用。
地雷按種類可分為殺傷人員的反步兵地雷（人員殺傷雷），和破壞車輛的反坦克地雷。反步兵地雷通常由人員的腳造成的壓力引爆，但亦有以線索引爆的詭雷。反坦克雷通常可以被磁力引爆。最先進的反坦克雷更能感應辨認敵我。有些地雷同時會被傾側或按壓所引爆，以增加對方掃雷的難度。地雷的設計盡量減少使用金屬，以避過金屬探測器的發現。
地雷的價格非常便宜，反步兵地雷大小如手掌，以塑膠製造，內藏的炸藥足以炸斷人員的腳掌，不能以爆破方式排除。
地雷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佈置，例如以火炮在數公里外佈置，由直升機、飛機或-{zh-hans:巡航導彈;zh-hk:巡航導彈;zh-tw:巡弋飛彈;}-空投，由裝甲車投擲。最常見的做法則是由專門佈雷的人員人手掩埋。人手佈的雷非常難被發現，多數的反步兵雷場會同時佈有反坦克雷，以防對方以裝甲掃雷。
佈雷速度快，容易，需要的價格成本亦很低。相反，掃雷不但成本甚高，而且難度大，需時很長，亦非常危險。常見的掃雷辦法包括有：
*人手掃雷：掃雷人員慢慢爬進雷場，以小刀或鐵枝插入泥土找尋硬物。亦有以金屬探測器協助找尋。
*動物掃雷：以狗或其他動物嗅出地雷的炸藥。現正研究以體重較輕的鼠類動物幫助找尋地雷。
*植物掃雷：利用大部分火藥類物質大都擁有高度的氮元素含量之特性，植物學家利用基因改造方式嘗試培養一種生長快速、吸收到大量氮元素之後就會變色的植物，廣植於可能埋有地雷的地區，待植物長出後就能輕易地調查出何處的地底下有較高的氮含量，進而尋找到可能的埋雷位置。
當發現地雷後，排雷的方法有：
*人力排除（有時會輔以遙控操作的機器人等設備）。
*以高防護力的裝甲車輛，例如加裝掃雷犁的坦克車、堆土機或掃雷專用的拖車壓過雷場。有時會在車前裝上滾動轉輪，以鐵鏈鞭打地面引爆地雷。
*以長管裝炸藥引爆，炸出通道。
File:Minenraeum_anzug.jpg|排雷服
File:Spezialschuhe_eines_Minenraeumanzuges.jpg|排雷鞋
File:M4a4 flail cfb borden 1.JPG|裝有滾動轉輪，以鐵鏈鞭打地面排雷的M4A4
File:Defense.gov News Photo 050414-N-5526M-012.jpg|除雷機器人與克萊莫人員殺傷雷
渥太華條約批準國（藍色）
正確來說，反步兵地雷應該是「反人員地雷」。在戰爭過後遺留下來的反人員地雷所殺傷的平民，比它們在戰爭中所殺的步兵還要多。據統計，單在柬埔寨戰後便有35,000人被地雷炸斷腳而被迫截肢。排除地雷不但危險，需時很長而且昂貴。埋有地雷的土地長時間不能使用，影響當地人的生計。一般而言，經濟上較貧困的國家根本不可能有能力進行大規模排雷工作。
1999年生效的渥太華條約禁止生產、發展、使用、儲存及買賣反人員地雷。至2004年有152個國家簽署，144國通過。但在主要國家中有中國、美國、俄羅斯、印度等擁有大量地雷的國家沒有簽署該條約，英國、法國、日本、瑞典等簽署國則根據條約規定保留數千至一萬多枚地雷作研究反雷技術之用。
中國目前并非渥太華公約締結國，但中國官方稱：“中方認同公約的宗旨和目標，贊賞公約體現的人道主義精神。近年來，中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公約歷次締約國會議和相關活動，并自2005年起對聯大‘《渥太華禁雷公約》的執行’決議案投贊成票，體現了中國對公約的積極態度。”
該公約于1981年4月開放簽署，并于1983年12月2日開始生效。到2002年12月已有90個國家簽署了該公約。《常規武器公約》第二議定書主要針對地雷、誘殺裝置和其他裝置的陸上使用，其中包括為封鎖水灘、水道渡口或河流渡口而布設的地雷，但不適用于海洋或內陸水道中反艦船雷的使用。
中國政府1981年9月14日在聯合國總部簽署了該公約，1982年4月7日交存批準書，1983年12月2日對中國生效。但同時指出：公約沒有規定對違約行為進行監督和核查，這影響了公約的約束力；有關《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餌雷或其他裝置的議定書》并未體現既能嚴格限制侵略國在他國領土上使用此類武器，同時又充分保障被侵略國采取必要的自衛手段的權利；《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燒武器議定書》沒有提到對戰斗人員限制使用。此外，公約及議定書的中文本的文字被認為不夠精確和通順。對這些不足之處，中國政府希望在適當時候能予改進。
有鑑於地雷不分敵我造成戰區軍民死傷與殘疾的危害，國際間促成了「反地雷運動」，呼籲限制地雷的生產與使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于20世紀70年代呼吁對殺傷人員地雷予以全球性的禁止。該組織的呼吁得到了各國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的聲援，并引起了國際禁雷運動組織的注意。國際反地雷組織是其中一個積極投入反地雷運動的國際公益團體，該組織最早發出了類似的呼吁。
越戰時期，美越雙方部署了大量的地雷、詭雷，分布在越南、寮國、柬埔寨一帶，造成嚴重死傷，而受到地雷炸斷四肢的美軍士兵負傷返國後，積極投入了反戰運動與反地雷運動，而美國時任總統尼克森迫於強大輿論壓力，下令美軍撤出越南，並以戰敗收場。後來的柬越戰爭與中越戰爭中，交戰方都有用上地雷。
越戰以來一直存在的地雷問題，使得現今很多越、柬、寮國人民無端被地雷炸到導致嚴重死傷，最終聯合國介入了越戰戰區地雷的排雷工作，並有顯著的進展。
在中華民國（臺灣）管轄的金門地區，為了防止解放軍登陸，國軍在海岸大量部署了地雷，雷下有雷，雷旁有雷。自從八二三砲戰後，金門與對岸的戰火逐漸平息，岸邊埋設的地雷逐漸過期與鏽蝕，從未在反登陸戰發揮作用的地雷，反變成對當地居民不定時炸彈，孩童誤傷事件頻傳。近年來國軍排雷大隊積極在金門進行除雷工作，以解決老舊地雷隨時會傷人的危險。金門全面排雷7年，清除各式雷彈9萬5806枚，於2014年全面清除完畢。
東德在1961年興建了柏林圍牆後，為了更進一步達到針對逃亡西柏林的東德人的具體恫嚇與阻絕效果，東德國家人民軍與史塔西（秘密警察）除了在東西柏林邊界廣設崗哨外，並在柏林圍牆附近部署了大量地雷。在兩德統一即將到來的時刻，東德末代領導人昂納克被推翻，東德臨時政府將柏林圍牆附近的地雷全部清除，雙方人民共同將柏林圍牆拆毀，完成象徵意義的統一。
在南北韓交界處的三十八度線上，雙方在非軍事區以及共同警備區部署了估計總數佈下200萬枚的地雷，使得當地成為世界上地雷分布密度數一數二高的地區。
如戰亂頻仍的衣索比亞、塞拉利昂、賴比瑞亞等地，地雷濫用的結果造成許多軍民肢體殘缺，而聯合國也介入了戰區的排雷工作。
美軍位於古巴關塔那摩灣的海軍基地與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由於位處被美國視為敵國的古巴境內，美方擔心古巴以武力收復關塔那摩灣，因此在周圍部署了十餘公里長的雷區。
由地雷「踩到會爆炸」的性質，引伸出許多「暗藏危險、碰不得」的比喻用法。指無法簡單識破，置之不理會有朝一日突然引爆並帶來禍害的問題。
*地雷公司 - 企業體質不佳、勞動條件刊載不實等的問題公司。
*地雷股 - 財務報表造假，價值與事實不符的上市公司股票。投資人若不謹慎檢查報表，將招致嚴重損失。
*地雷專利 - 自行開發申請、透過併購而來、或購買取得的專利，有潛在危險性但不知何時會爆發。當專利內容與他者發生利益衝突，便可能吃上官司。
*地雷作品 - 遊戲、書籍、電影等在購入、觀賞前無法得知內容，商品內容不符合宣傳或評論介紹、內容粗劣的作品。
*地雷玩家 - 在網絡圍棋領域，通常用來指刻意隱藏自身實力（例如注冊遠低于自身水平的段位數）的玩家。
*路上的「地雷」 - 在某些情況下也會把地上或馬路上流浪狗或寵物犬排泄留下而未清理的糞便戲稱為「地雷」。
斯塔諾夫山脈又稱“外興安嶺”（，，）是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的山脈，位于黑龍江以北，阿穆爾州北端，穿過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中間。山脈全長725公里，最高峰Skalisty Golets海拔2412米。
山谷中的松樹和灌木叢
山下的灌木叢
直到20世紀早期，“斯塔諾夫山脈”可指斯塔諾夫山脈、雅布洛諾夫山脈、朱格朱爾山脈和科力馬山脈。“斯塔諾夫”意為“主要的”。鄂溫克人稱斯塔諾夫山脈、雅布洛諾夫山脈和朱格朱爾山脈為“Dzhugdzhur”，他們認為這是地球的脊梁。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地圖標記為斯塔諾夫山脈（外興安嶺）。根據中國國家測繪局2003年5月9日發布的《公開地圖內容表示若干規定》第十七條規定，漢語版地圖中“斯塔諾夫山脈”之后必須括注中國名稱“外興安嶺”，漢語拼音版地圖和外文版地圖除外。
古代先后有肅慎、鮮卑、蒙古、契丹、女真、鄂倫春等民族在這一帶生活。元朝時隸屬遼陽等處行中書省即遼陽行省管轄。明朝設置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外興安嶺以南即包括內、外東北地區皆置于明朝管轄之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廢棄后，其境內的衛所仍然存在，對當地實施羈縻統治。
17世紀沙皇俄國的哥薩克在西伯利亞發現了斯塔諾夫山脈。1643-1646年，根據雅庫特省長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Голови?н的命令，瓦西里·達尼洛維奇·波亞爾科夫率領了一支探險隊前往Даурия。山口穿過冰凍河流的河床：北坡穿過努亞姆河，南坡穿過Мульмуга河，終點是阿穆爾河口，成為第一個穿過斯塔諾夫山脈的Землепроходцы（陸地探險家）。下一位是葉羅費·帕夫洛維奇·哈巴羅夫，他從雅庫茨克出發，沿著勒拿河、奧廖克馬河和通吉爾河，1650年1月到達通吉爾河的源頭。哈巴羅夫有目的地瞄準了山脈的最低部分——高度不超過500米的Олёкминскому Становику，而波亞爾科夫則在1000米以上克服了這一自然屏障。因此，Тунгирская河谷被發現，在此后幾年內對確保Приамурья與雅庫特的聯繫至關重要。
哥薩克在黑龍江流域與清居民發生武裝沖突。清朝與俄國在1689年9月7日簽訂《中俄尼布楚條約》。條約規定中、俄以外興安嶺和額爾古納河為界，外興安嶺以南為中國領土。外興安嶺成為中俄的界山。
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際，英法聯軍威脅北京，俄國趁機武裝進入璦琿（今黑河市愛輝村），強迫與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中俄璦琿條約》。條約規定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除璦輝對岸江東六十四屯外，土地歸俄國。至此外興安嶺成為俄國內陸的山脈。
斯塔諾夫山脈是北冰洋（勒拿盆地）與太平洋（阿穆爾盆地）的分水嶺。山脈上有許多冰川，是勒拿河的主要水源之一。山的多個山峰是金字塔形的裸巖，沒有植被，山峰被森林覆蓋的狹窄而深的峽谷隔開。Мая河和京普通河的源頭都在該範圍內。結雅河的源頭位於東端的Токинский Становик山脈。
大托科湖是山地內最大的湖泊，位于阿爾丹高地。南面是Токинский Становик山脈。向南2公里是小托科湖。
山坡上分布落葉泰加林，1200米以上是偃松和永久凍土帶。山脊是許多動物物種的棲息地。位於其境內及其腳下的國家公園保護動物。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或軍統，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情報機關之一，負責諜報、暗殺等工作，在1938年至1946年間隸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6年以後更名為國防部保密局。1949年遷臺后，總部在臺灣臺北陽明山下的芝山，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
該機構前身是中國國民黨黨團組織“復興社”下屬的“特務處”。其早期的領導人為戴笠，1946年戴笠死後由毛人鳳繼任。1949年，軍統主要機構撤至臺灣。1950年，國防部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臺灣臺北士林芝山巖設立局本部，以持續執行國內保防工作及情報搜集之重責大任，並主導調查、取締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臺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牽連之廣，造成衆多白色恐怖冤案。
1955年，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執行戰略預警情報搜集、研整之任務。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
1984年發生江南案，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被捕入獄，國防部情報局再次大改組。1985年7月1日，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併編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隸屬國防部參謀本部，受參謀總長直接指揮。
軍統局前身乃為1927年6月成立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胡靖安任組長，蕭烈任副組長，設有總務科、偵緝科、審訊科，成員包括戴笠、徐志強等五十余人。1927年8月13日，蔣介石宣布“下野”，密查組也宣告解散。但是，戴笠、胡靖安等主要成員，仍舊繼續為蔣介石效力。1928年1月，蔣介石重新出山，重建密查組，蔣介石命令戴笠以“上尉聯絡參謀”的名義，繼續從事情報搜集工作。
1931年蔣介石把胡漢民、李濟深、居正、方振武等異端監禁在湯山監獄，激起黨內元老憤怒；4月底，中國國民黨粵方四位監察院監察委員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以蔣非法扣留胡漢民為由，通電提出彈劾案，并例舉蔣種種獨裁事實。汪精衛、孫科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入夏長江中下游與淮河發生特大洪水。九一八事變東北開始淪陷，各地大學生入京抗議示威不抵抗政策，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圍困蔣介石，逼迫其抗日。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圍剿江西中央蘇區以失敗告終。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被迫下野，臨行前命令戴笠成立“聯絡組”，最初成員有張炎元、黃雍、鄭錫麟、馬策、王天木、唐縱等，一面聯系黃埔學生，向各個嫡系部隊傳達蔣介石的指示，一面繼續搜集各方情報。唐縱回憶聯絡組“分布各地，聯絡與考核各同學的行為與態度”。蔣介石深感這個國民黨指揮不動了，迫切需要一個可堪信任、聽話而有力的組織作為工具，來幫他控制國民黨、控制軍隊和國家。黃埔嫡系親信于1932年1月獲得蔣介石同意，在南京組織“力行社”，強調擁護蔣介石以建立其“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為目標。社長為蔣中正，下設干事會和監察委員會。干事會的核心成員有賀衷寒、桂永清、蕭贊育、滕杰、康澤、戴笠、鄭介民、鄧文儀、潘佑強、胡宗南、酆悌、曾擴情、杜心如等十三人（另說應去掉曾擴情、酆悌、戴笠，增加葛武綮、梁干喬、劉健群，以及周復），號稱力行社（復興社）“十三太保”，其中有八名是黃埔軍校一期。另在醞釀階段，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劉健群建議仿照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可組織“藍衣社”，但蔣介石未置可否被擱置。這個組織的外圍，是“革命軍人同志會” 和“革命青年同志會”，再一層的外圍就是“中華民族復興社”，即復興社。1932年2月蔣介石復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2年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爆發，戴笠的“聯絡組”擴大職能招入周偉龍、梁干喬、徐亮、胡天秋、賴申、曹恢先、張兗甫（張冠夫）等，奔波于南京和上海一帶，收集敵我雙方的兵力、傷亡、武器、給養、戰況、士氣、通訊等與戰爭有關的信息，供蔣介石作指揮戰爭的決斷之用。每月只有2500元活動經費；力行社成立后經費增至1.5萬元每月。聯絡組駐地南京的北門橋附近的雞鵝巷。其中，徐亮、馬策和賴申負責的內勤工作，張冠夫負責會計庶務；外勤工作有：王天木在平津、黃雍在南京、張炎元在香港廣州、胡天秋在河南山東、唐縱在南昌，戴笠在蔣介石身邊并負責到各地巡視。后來軍統正式形成，追述它的起源，這個小組就成為軍統的鼻祖，也被稱為“十人團”。實際上聯絡組剛剛成立之時有不少名字，如“密查組”、“十人聯絡組”、“調查通訊小組”等。后來1942年4月1日，力行社10周年紀念活動之時（軍統內部稱“四一大會”），登上主席臺一共十位元老人物，這十個人直接代表了這個組織。
1932年4月1日，聯絡組改為“力行社特務處”，原來“聯絡組”每人負責一個方向，特務處成立后就都擴大為組了。很多人認為力行社是軍統前身，正是這個原因。實際上，特務處一直獨立行事，只是名義上歸屬力行社而已。也正因為如此，特務處一直沒有經費來源，以至于發展一度遇到嚴重的阻礙。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軍委會在1932年9月成立了調查統計局，下設三個處，特務處劃歸該局，從此解決了經費問題。
1933年6月18日，戴笠親自指揮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安徽人，抗戰時任過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副處長，以后自殺）等6人在上海租界刺殺了中央研究院副院長兼總干事楊杏佛。刺殺楊杏佛的主要原因乃1933年初宋慶齡發起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成立，楊杏佛擔任同盟的執行委員兼秘書長，他們即為蔣所厭惡。
1934年11月14日，戴笠親自安排布置，華東區行動組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組員李阿大（上海蘇北幫慣匪，為這個組最主要的兇手）、施蕓之、許建業等六人，在滬杭公路刺殺了上海市參議會會長史量才。戴笠對內指稱史量才擔任上海市參議會會長后，曾陰謀搞上海市獨立運動，要使上海脫離國民黨的統治。所以要刺殺他。但據沈醉回憶，主要是由于蔣介石得到情報說史當時很同情中共、曾經接濟過上海中共地下黨組織的經費，所以決心要殺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
南昌行營調查課與戴笠的復興社特務處、徐恩曾掌握的特工總部（中統前身）都是蔣介石的特務組織，三者鼎足而立，各自為蔣效命。
南昌行營調查課是蔣介石為了配合“圍剿”蘇區紅軍的需要，于1933年在南昌行營秘書處設立的，專司情報工作，由蔣的侍從秘書、力行社干事鄧文儀兼任課長。該課設有一室三組及兩個偵查隊，在華中及東南各省還設有特別區站和普通站組，行動人員及特派員分布各地。鄧文儀接收調查科后，將1932年設在武漢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處第三科及禁煙密查組收入麾下，在各軍事機關和部隊駐地搜捕共產黨，鎮壓進步分子，同時還替蔣介石監視和偵查各級部隊長的活動。其勢力發展之迅速，超過了當時戴笠領導的特務處。
1934年夏，鄧文儀因在調查航空署一架飛機失火案中涉嫌受賄而被迫辭職，其課長職務交由戴笠接替兼任，戴笠順理成章地將權力伸展到了江西反共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