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1957年6月1日，儲安平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批評中共存在黨天下思想。1957年6月6日，毛澤東閱讀陸定一呈送的《高等學校整風情況簡報》。簡報中提及北京大學有學生寫文章表示中共黨中央已開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臺。而在當天下午舉行的黨外人士舉行的座談會上，盧郁文當眾宣讀自己收到的匿名恐嚇信，恐嚇信作者在信中表示「我不理解有人為什么只許說反面話不許說正面話，對講了正面話的人就這樣仇視」、「我們應當深思，我們對共產黨的批評究竟是從什么地方出發？要到什么地方去呢？」李仲公也表示，自己因為批評了對中共提意見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匿名恐嚇信。同樣在當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6月7日，毛澤東在會見胡喬木和吳冷西時表示，盧郁文收到的匿名恐嚇信，給自己提供了一個反擊右派的絕好機會。毛澤東還表示，自己準備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么？》，發動反擊右派鬥爭。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毛澤東起草的《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其中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當天人民日報刊登毛澤東的社論《這是為什么？》，提到給盧郁文的匿名信表明有人試圖借整風運動進行階級斗爭，並指出“少數的右派分子在‘幫助共產黨整風’的名義之下，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把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打翻”，但是社論在最后還指出“共產黨仍然要整風，仍然要傾聽黨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評”。
1957年5月中旬至6月初，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6月12日批發全黨。文章說：“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他們不顧一切，想要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刮起一陣害禾稼、毀房屋的七級以上的臺風……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向頂點。”6月14日，《人民日報》又發表另一篇社論（據說是毛澤東親筆寫的）《文匯報一個時期的資產階級方向》，點名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提出“讓大家鳴放，有人說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它們出籠，才好殲滅他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于鋤掉。”同年7月1日，毛澤東又為《人民日報》撰寫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其中寫道：“民盟在百家爭鳴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整個春季，中國天空黑云亂翻，其源蓋出于章羅（注：指章伯鈞、羅隆基）同盟……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嚴肅對待黨內右派份子問題的指示》：“既然他的言行同黨外右派份子一樣，就沒有理由不根據一視同仁的原則，把他同樣劃為右派份子，并與之進行堅決的斗爭。因為這種黨內右派份子，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害就愈大。因此,對那些同黨外右派份子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人, 決不應該因為他們是黨員而有所寬容，決不應該漏掉真正的黨內右派份子。”
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其中包括辨別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文“中共中央關于《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標準，包括：
# 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城市和農村中的社會主義革命，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關于社會經濟的基本政策（如工業化、統購統銷等）；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堅持資本主義立場，宣揚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剝削。
# 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攻擊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斗爭；否定“五大運動”的成就；反對對資產階級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資產階級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 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反對共產黨對于經濟事業和文化事業的領導；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為目的而惡意地攻擊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蔑工農干部和革命積極分子、污蔑共產黨的革命活動和組織原則。
# 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煽動群眾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煽動工人和農民的分裂；煽動各民族之間的分裂；污蔑社會主義陣營，煽動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之間的分裂。
# 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蓄謀推翻某一部門或者某一基層單位的共產黨的領導；煽動反對共產黨、反對人民政府的騷亂。
# 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系，通情報，向他們報告革命組織的機密。
另有“極右分子”的標準：
# 右派活動中的野心家、為首分子、主謀分子和骨干分子。
# 提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綱領性意見，并積極鼓吹這種意見的分子。
# 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特別惡劣、特別堅決的分子。
# 在歷史上一貫反共反人民，在這次右派進攻中又積極進行反動活動的分子。
簡言之，反對共產黨及其主要政策的是右派，其中領導人物為極右分子。《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文匯報》的羅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
與其它后來被中國共產黨自己否定的政治運動相比較，反右運動本身并未被中共視為錯誤，官方最終仍然保留了極少的右派分子。但中共承認執行過程中有“擴大化”問題，即“反右擴大化”：在具體執行中，尤其是在運動的后期，很多單位將標準簡單化，為下級單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許多人被冤枉。“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根據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復查統計，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和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全國共劃分右派份子552,973，其中改正了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但學界認為此人數統計低于實際人數。據解密檔案顯示，還有大約140多萬人被列為“中右分子”（即中間偏右，類似“候補右派”）。此外，還有“內控右派”、“右傾”、“疑似右派”等各類劃分。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對右派分子進行分類：“作為右派的主體，我認為主要是這樣幾部分人：一個是以‘章(伯鈞)羅(隆基)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人物，和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第二是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的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分子；第三類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第四呢，是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鐘惦棐、蕭軍為代表的文藝界的領導和著名文藝家；第五類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學家。以上五部分人都是中國當時和未來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了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
在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后，正在反右運動中的中共領導人們認為在經濟計劃上也要克服“右傾”，即要相信群眾的力量，用比資本主義更快的速度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中共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加上同年在農村迅速開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合稱“三面紅旗”。全國的中心任務從反右轉移到了大躍進，反右運動逐漸停止。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元帥因為批評大躍進運動而受到批判，引發主要限于清洗軍隊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傾運動。
1957年的青島會議期間，毛澤東提出了處理右派的原則：一是“給他們一點事做，也不剝奪他們的公民權”；一是“要搞個勞動教養條例，除了少數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勞動教養”。鄧小平在7月23日書記處會議上提出，關于右派問題，“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再說”，“但要積極做準備工作，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7月26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并報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核批準。8月4日《人民日報》公布了這個決定，同時發表社論解釋：
1958年，中共中央對劃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輕重作出六種處理，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于行政處分。被處以前兩類處罰的右派分子被迫離開原來的工作，到邊疆、農村、監獄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由于超負荷的勞動和不久之后到來的全國性的饑荒，這些被發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則被處罰從事沒人愿意做的體力勞動，如清掃廁所等，或者在被歧視的情況下繼續原來的工作。個別人由于不堪侮辱自盡。一般來講，受到中央點名的，在國際國內有一定影響并在中央人民政府擔任領導職務的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受到沖擊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銷行政職務等，而來自基層單位默默無聞的眾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經歷了比較悲慘的命運，譬如林昭，一些人因此客死他鄉。從1958年起，一些右派們逐漸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沖擊。在經歷過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運動后，加上時間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僅有十萬餘人。
自此，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批評共產黨及其政府，中共也不再允許來自黨外的批評，政治斗爭從共產黨對黨外勢力轉變為共產黨內部不同路線的斗爭。在各個民主黨派方面，經歷過從“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驟然轉變，各黨派參政議政不復1950年代初期的熱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發聲，造成這些政黨一步一步愈發邊緣化，造成了中共一黨專制的局面。
經過反右運動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掛帥，強調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路線上來，它標志著從抗美援朝結束之后幾年內中國大陸快速而和諧的發展的結束，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會主義建設為主”的政策中止，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性從此壓過了經濟的發展。
自此，中國共產黨人對“右”唯恐避之不及，“緊跟”毛澤東的指示，政治路線從此嚴重左傾。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的影響力進一步提高。反右運動中的變化為之后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筆。反右運動為接下來的大躍進運動中將要實行的各種政策轉變有效地消除了可能面對的來自中共黨內或者農業專家的反對的聲音。而大躍進運動則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直接原因。也有部分學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與反右運動有直接關系。
“文化大革命”前，上海市根據195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關于摘掉確已悔改的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先后分5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這些人被稱為“摘帽右派”。
1977年，胡耀邦被任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黨校工作，并開始著手進行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組織中央黨校的教師編寫了《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作為社論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報》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須落實》，這兩篇文章在全中國大陸取得了空前的反響，宣告了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調任中組部部長。1978年春，統戰部、公安部、中組部、中宣部、民政部在山東煙臺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反右運動遺留問題的處理。在煙臺會議上，產生了激烈的爭論，保守派認為對于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群眾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視就已經足夠了，沒有必要平反關于右派的冤假錯案；但是胡耀邦等同志認為，必須對反右中的冤假錯案予以徹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終保守派的意見占據了上風，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復了統戰部上報的《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請示報告》，將其作為1978年的第11號文件轉發全黨。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對于錯劃的右派要落實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職、提級、調資、獎勵、授予職稱等問題上與其他職工一樣對待，但是報告沒有提到對錯劃右派的平反。1978年5月2日，上海市對本市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471人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
煙臺會議后，胡耀邦繼續推動對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發表，一場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展開，保守派的勢力受到壓制。在這樣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開了關于右派問題的第二次會議，會議上的交鋒仍然激烈，但是主張完全平反右派問題的主張最終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貫徹中央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因該文件編號為197855號，有被簡稱為「55號文件」）的通知中指出：“對過去錯劃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有反必肅、有錯必糾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方針。已經發現錯了的，盡管事隔多年，也應予改正。”相比于5個月前的請示報告，實施方案對落實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確和細化的規定，最重要的是，實施方案指出：“凡不應劃右派而被錯劃了的，應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經批準予以改正的人，恢復政治名譽，由改正單位負責分配適當的工作，恢復原來的工資待遇。”“原是共產黨員，沒有發現新的重大問題的人，應予恢復黨籍；原是共青團員的，應予撤銷開除團籍處分。”1978年11月，中共上海市委批轉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統戰部、公安局、勞動局、民政局關于貫徹中共中央《貫徹中央關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的通知的實施意見，要求各單位做好改正工作。1979年，中共上海市委先后批轉市委統戰部等5部門《關于錯劃右派改正后若干具體問題處理意見》和《關于對“中右分子”審查安置等問題的批復》等文件。到1980年9月，復查改正工作基本結束，上海市共改正16297人（1957年后，機構及人員變化很大，該數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在上海市的與仍屬上海市管轄的人員中的復查改正數），其中市級愛國民主人士被劃為右派分子的有106人，改正104人（彭文應、陳仁炳2人未被改正）。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經被劃為右派的55萬人幾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極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維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認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認定的90餘名右派分子，總計不足百人。
中國共產黨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在80年代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來的工作崗位或得到升遷，如前國務院總理朱镕基。
在運動結束后，除了少部分被開除出隊，全部進行經濟處理。從發給每月十來元基本生活費到連降幾級工資，所有右派分子的家庭經濟都受到重大打擊。家人因被牽連無法獲得安排工作，絕大多數右派分子家庭陷入長期困境。右派分子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子女在升學就業受到政治歧視，教育程度很少超過初中。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后對錯劃右派分子改正時，并沒有給與經濟補償或賠償。
File:China Cultural Revolution Anti-Rightist Campaign Rehabilitate file.png|經由11號文件和55號文件所下發摘掉右派分子帽子通知書。
File:China Cultural Revolution Anti-Rightist Campaign Rehabilitate file 2.png|經由55號文件所下發的改正通知書。
File:China Cultural Revolution Anti-Rightist Campaign Rehabilitate file 3.png|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撤銷開除公職、勞動教養處理，恢復政治名譽和工資待遇的通知書。
1978年，中組部、中宣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發布《貫徹中央關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對確實劃錯了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撥亂反正時期，至1980年剩下5,000余名右派，即“未獲改正的右派”。最終，根據中共中央的資料，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計96人未被改正。
*撥亂反正期間，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五中全會于1980年2月23-29日召開，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時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
*1980年3月，鄧小平在討論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說到（收錄于《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于擴大化。統戰部寫了個報告給中央，提出錯劃的都要改正，沒有錯劃的不能改正。但是，對于沒有錯劃的那幾個原來民主黨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們的結論中也要說幾句：在反右派斗爭前，特別是在民主革命時期，他們曾經做過好事。對他們的家屬應該一視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顧。......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以后，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提到：“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談論有關八六學潮的問題時再次提及此事。他說（收錄于《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斗爭，有太過火的地方，應當平反。但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秘書長劉政認為：“正當人民代表大會建設和工作健康發展之時，1957年夏季掀起了一場反擊右派的政治運動。從此民主政治建設的良好開端和有益探索中斷了。人民代表大會建設和工作受到嚴重損害。”他認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的進攻實行反擊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由于對右派分子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加上采取了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性階級斗爭的方式，而不是主要依靠法制去進行，這就使這場斗爭嚴重的擴大化了。......由于反右派斗爭極嚴重地擴大化，同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以造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的主觀愿望相反，給國家的政治生活帶來了嚴重的消極影響。人民代表大會建設和工作也因此受到了嚴重損害。”
*新華社原副總編穆廣仁認為，“反右運動排除了政治上的同路人、合作者，清剿了文化藝術界學術界的精英，夭折了思想界的哲人，摧毀了建設祖國急需的大量知識分子的前途，給中華民族、給共和國帶來沉痛的國殤。但它更加深遠的影響，是鑄成了階級的（嚴格地說并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黨專政和領袖專政。”
*中共中央黨校原科研辦公室主任杜光認為，反右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力量與新專制主義政權的第一次對決”、“是一場專制統治者為了撲滅民主力量而有意挑動起來的民主革命”。杜光認為，“當時，民主力量面對的是一個“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專制暴君。他仗恃著高度集權的政黨和一黨專政的國家機器，從誘使知識分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通過“整風”運動，一步一步地把知識分子推向“鳴放”的高潮，然后“聚而殲之”，把足以威脅專制制度的民主力量一網打盡。”而作為結果，反右運動“摧毀了中國的民主力量，造成了中國民主革命長達20年的沉寂。”
*徐賁教授認為，“在1949年以后發生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可有說是留下最深、最持久社會創傷的兩次災難。”
* 學者高伐林認為，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精英的精神摧殘和扭曲、對中華民族創造力的毀滅性打擊”、“造成中國思想界知識界元氣大傷，陰影籠罩幾代人”。
* 學者朱正認為，「當年‘右派分子’發表的言論，基本上都是希望中國成為一個法治的、民主的、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對于這些主張，如果1957年不是橫加批判，而是認真聽取，采納其中可以采納的部分，那么，后來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和社會道德面貌都會有很大的不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也就不會發生，這幾十年的歷史就會是另一番面貌 。既然“反右派”運動將這些言論作為打擊對象，那就不難判斷，這場運動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是必要的還是有害的。」
* 學者劉賓雁認為，“反右派運動，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歷史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報復。二十余年來連篇累牘的批判知識分子之軟弱的文章，忽視了一個巨大的事實，那就是廣大工農群眾的蒙昧在五十年代成為毛澤東暴政的強大后盾......”
*學者傅國涌認為，“如果說，毛澤東是反右運動的始作俑者，鄧小平則是反右運動的前線總指揮、具體實施者，他的頭銜就是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因此，我們可以理解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55號文件雖決定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卻最后保留了幾個標本不予改正，以示反右的正確性”、“鄧小平心中一直有個揮之不去的‘反右’情結，這件事的決策者雖是毛，而他本人就是執行者，他連毛都不愿否定，何況否定自己。”
* 《美國之音》認為，“就受迫害的知識分子人數來看，反右斗爭成為中國歷史上秦始皇焚書坑儒尤為不及的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鎮壓活動”、“反右運動是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的致命一擊，使得幾十年后這兩個群體基本上處于‘集體失聲’的狀態；而這種狀態，和中國后來發生的一系列災難，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 尼基塔·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提到，「當然，我實際上清楚地懂得‘百花齊放’意味著什么。它的意思是在文化和藝術領域讓各種不同傾向發展。但現在已很清楚這一口號只是一種挑撥，倡導它是為了讓人們更公開地表達自己的思想，從而剪除那些具有異色異味的花，并把它們踩入泥土。 」
*毛澤東私人醫生李志綏認為：「毛這步棋估計錯了。最後毛幾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鬱，患了感冒，把我叫回來。睡眠更加不規律。毛感覺上了民主黨派的『當』，自信心受到極大挫折，因此毛準備狠狠『整』民主人士。」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
**百花運動、反右運動及大躍進
*中國大屠殺列表、共產主義政權下的大屠殺
* 博訊新聞網： 反右五十年專題
* 王紹光： 歷史的邏輯與知識分子命運的變遷
* 觀察網： 反右五十年專題／ 反右博物館
* 蘋果日報:  中共建政60年：香港故事──三反五反、反右運動（1951－1958）
* 李梧齡回憶錄： 不堪回首──泣血年華
* 吳永良回憶錄： 北大荒生活記實
歐洲女子促進者籃球錦標賽自1989年起舉辦，讓較弱的球隊有機會與其他隊伍切磋技藝。
*  歐洲女子促進者籃球錦標賽
遺傳編程或稱基因編程，簡稱GP，是一種從生物演化過程得到靈感的自動化生成和選擇計算機程序來完成用戶定義的任務的技術。從理論上講，人類用遺傳編程只需要告訴計算機“需要完成什么”，而不用告訴它“如何去完成”，最終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人工智能：自動化的發明機器。
遺傳編程是一種特殊的利用進化算法的機器學習技術，它開始于一群由隨機生成的千百萬個計算機程序組成的“人群”，然后根據一個程序完成給定的任務的能力來確定某個程序的適合度，應用達爾文的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確定勝出的程序，計算機程序間也模擬兩性組合，變異，基因復制，基因刪除等代代進化，直到達到預先確定的某個終止條件為止。
遺傳編程的首批試驗由 斯蒂芬·史密斯 （1980年）和 Nichael·克拉姆（1985年）發表。約翰·Koza（1992年）也寫了一本著名的書，《遺傳編程：用自然選擇讓計算機編程》(ISBN 9780262111706)，來介紹遺傳編程。
使用遺傳編程的計算機程序可以用很多種編程語言來寫成。早期（或者說傳統）的GP實現中，程序的指令和數據的值使用樹狀結構的組織方式，所以那些本來就提供樹狀組織形式的編程語言最適合與GP，例如Koza使用的Lisp語言。其他形式的GP也被提倡和實現，例如相對簡單的適合傳統編程語言（例如Fortran、BASIC和C語言）的線性遺傳編程。有商業化的GP軟件把線性遺傳編程和匯編語言結合來獲得更好的性能，也有的實現方法直接生成匯編程序。
遺傳編程所需的計算量非常之大（處理大量候選的計算機程序），以至于在90年代的時候它只能用來解決一些簡單的問題。近年來，隨著遺傳編程技術自身的發展和中央處理器計算能力的指數級提升，GP開始產生了一大批顯著的結果。例如在2004年左右，GP在多個領域取得近40項成果：量子計算、電子設計、游戲比賽、排序、搜索等等。這些計算機自動生成的程序（算法）中有些與2000年后人工產生的發明十分類似，甚至有兩項結果產生了可以申請專利的新發明。
在9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為遺傳編程發展一個理論十分困難，GP在各種搜索技術中也處于劣勢。2000年后，GP的理論取得重大發展，建立確切的GP概率模型和馬爾可夫鏈模型已成為可能。遺傳編程比遺傳算法適用的范圍更廣（實際上包含了遺傳算法）
除了生成計算機程序，遺傳編程也被用與產生可發展的硬件。
Juergen Schmidhuber進一步提出了宏遺傳編程，一種使用遺傳編程來生成一個遺傳編程系統的技術。一些評論認為宏遺傳編程在理論上不可行，但是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認。
* Banzhaf, W., Nordin, P., Keller, R.E., Francone, F.D. (1997), ''Genetic Programming: An Introduction: On the Automatic Evolution of Computer Programs and Its Applications'', Morgan Kaufmann
* Cramer, Nichael Lynn (1985),  " A representation for the Adaptive Generation of Simple Sequential Programs" in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etic Algorithms and the Applications'', Grefenstette, John J. (ed.), CMU
* Koza, J.R. (1990), ''Genetic Programming: A Paradigm for Genetically Breeding Populations of Computer Programs to Solve Problems'', Stanford University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technical report  STAN-CS-90-1314 . A thorough report, possibly used as a draft to his 1992 book.
* Koza, J.R. (1992), ''Genetic Programming: On the Programming of Computer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MIT Press
* Koza, J.R. (1994), ''Genetic Programming II: Automatic Discovery of Reusable Programs'', MIT Press
* Koza, J.R., Bennett, F.H., Andre, D., and Keane, M.A. (1999), ''Genetic Programming III: Darwinian Inven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Morgan Kaufmann
* Langdon, W. B., Poli, R. (2001), ''Foundations of Genetic Programming'', Springer-Verlag
* Poli, R., Langdon, W. B., McPhee, N. F. (2008),  ''A Field Guide to Genetic Programming'' , freely available via Lulu.com.
* Smith, S.F. (1980), ''A Learning System Based on Genetic Adaptive Algorithm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 Genetic Programming FAQ
*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 John Koza's Genetic Programming Site
* Juergen Schmidhuber's GP Site, with pre-Koza GP papers (1987)
* Bill Langdon's GP bibliography
* Meta-Genetic Programming Site
* Global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 Theory and Application
中華民國國道六號，又稱「水沙連高速公路」，簡稱國六。
是中臺灣一條服務廣域交通的橫向高速公路，整個路線分為先期的霧峰－埔里段，以及遠期的埔里－花蓮段，目前先期路段已全部通車。2009年9月，國道六號經南投縣政府透過評審與網友票選二階段辦理，結果以「水沙連」之名獲得最高票，於是南投縣政府提請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將國道六號命名為「水沙連高速公路」。
路線行經盆地及丘陵地帶，只能沿著臺14線附近的腹地興建，因此交流道大多與臺14線連接，臺14線亦是國道六號的替代道路。
臺灣本島地形由北到南被中央山脈和雪山山脈分隔為東西兩大區域。東部區域地形封閉，開發程度遠比西部區域來的緩慢，為平衡本島東西部區域均衡發展，於1986年1月由臺灣省政府公路局開始辦理中橫高速公路可行性研究（埔里—花蓮），並於1990年3月完成可行性研究報告，1991年8月中華民國交通部發函指示將本計畫自埔里延伸至草屯，以銜接第二高速公路。1994年3月交通部召開「研商12項建設規劃中部橫貫公路會議」，指示由本局接續辦理第2階段可行性研究，第2階段可行性研究報告經陳報行政院1998年1月核定略以：本計畫分為兩段辦理，霧峰至埔里段為配合中部地區觀光與運輸需求，應儘速提前完工，請繼續辦理綜合規劃，陳報核準後再進行細部設計，並研究本路段獎勵民間參與之可行性；埔里至花蓮段因尚存地熱、斷層、巖爆、湧水等不確定因素，請繼續評估後另案陳報核定。 因921大地震後，造成國姓、埔里及日月潭等地區各項民生、觀光產業一蹶不振，2002年行政院為加速地震災區重建，提振南投地區產業發展，乃將霧峰至埔里段計畫納入「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3年7月本路段建設計畫奉行政院核定，並訂名為國道六號南投段。
國道6號南投段於2009年3月21日全線通車，全段速限原為90km/h，2012年9月1日增加為100km/h。起點自國道三號霧峰系統交流道，終點為埔里端。
西端終點—霧峰系統交流道
東端終點—埔里端
遠眺烏溪旁興建中國道六號（2006年攝）。
國道六號南投段起於國道三號之霧峰系統交流道，往東沿烏溪、南港溪、眉溪河谷及山區而行經南投縣草屯鎮、國姓鄉後在埔里鎮與臺14線相交，全長37.6公里。隧道長4.2公里，佔全長11%；經過斷層帶路段以路堤方式建造以方便地震後快速修復，路堤長7公里，佔19%；橋梁26.4公里，佔70%。本條國道為第三代高速公路，融合環境、生態、景觀及符合交通需求之永續發展公路。
南投路段工程使用新材料、新工法，亦運用生態工法：配合地方環境、人文意象與景觀特色以落實環境與生態保育的永續理念，在規劃設計時擬訂下列原則：
* 本路段設計以橋樑、隧道為主，力求土方平衡。開闢砂石車專用道，避免施工期間假日對臺14線交通之干擾。
* 大跨徑橋梁跨越河谷，減低對河川的影響，「國姓高架橋」曾為臺灣最高橋墩，高達72公尺。
* 運用新工法、新材料，以節能減碳、達成永續發展。
* 石灼巷跨越橋是用輕質混凝土，使用水庫淤泥製作，減輕橋重讓橋墩縮減，減少水泥二氧化碳排放。
* 橋墩柱全面使用自充填混凝土，優點可以防止水泥乾硬後有蜂窩缺陷產生，加入爐石粉之廢棄材料以減少水泥用量。
* 設計鋼管斜撐橋，減少量體、增加通適性與景觀，橋墩不再是圓柱或正方形柱造型以增加美觀，也可以使高速公路整體縮小，融合於環境之中。
* 興建鋼便橋，減低施工對坡面的影響。施工完成後對公路旁環境破壞程度非常小。
* 於交流道設置生態池與生物廊道及排水邊溝設置生物逃生坡道，並訂定規範於施工期間保護稀有動物之生存環境。
* PC板透明隔音牆加貼猛禽貼紙、以減少鳥類撞傷。
藉由上述具體有效且對環境友善的作為，國道六號南投路段工程之混凝土容許添加爐石粉及橋墩柱均使用自充填混凝土，減少水泥用量達24萬公噸、減少二氧化碳排量約21萬公噸，通車後從臺14改走國道六號更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路線與地域特性相融合，保留自然地貌。此路線不僅是南下車流藉國道3號快速通往日月潭的道路，也是國姓鄉民及埔里鎮民的聯外道路，大幅改善了兩地居民的聯外交通需求，縮短了前往國道三號的時間。
**1月27日，愛蘭交流道至埔里端路段通車。
**12月27日，霧峰系統交流道至東草屯交流道路段通車。
**3月21日，東草屯交流道至愛蘭交流道路段通車。
**10月22日，國姓交流道通車。
**1月，新增的舊正交流道完工通車。
**11月21日，新增的北山交流道在下午2點完工通車。
**9月28日，舊正交流道東向出口通車。
2009年9月1日通車營運
*臺中–埔里（經中投公路）：臺中客運、南投客運聯營車（6899），05:30~22:00約每15~30分鐘一班車；全航客運（6268），05:30~23:00約每15~30分鐘一班車。
*臺中–埔里–日月潭（經高鐵臺中站）：南投客運高鐵快捷（6670），05:30~21:30約每30分鐘一班車。
通車之後營運
*臺北─埔里─日月潭：國光客運（1832至埔里，1833經埔里至日月潭）（臺北-埔里路線部分行駛臺14線）。
霧峰系統交流道～舊正交流道
舊正交流道～36.2k
36.2k～埔里端
+ 國道六號沿線隧道一覽
國姓一號隧道
2,455公尺
國姓二號隧道
1,283公尺
*全臺最高橋墩：國姓路段高架橋之P12號橋墩，墩高68.1公尺，曾是全臺最高橋墩（之後被墩高99公尺的省道霧臺谷川大橋打破紀錄）。
國道六號的遠期路段計畫現在是擱置中，規劃從埔里向東延伸到花蓮縣，在吉安鄉興建系統交流道，與花東高速公路相連接。依未來預定路線來看，沿途會興建數座隧道與橋樑，其中在穿越中央山脈需建造一座15.1公里的能高隧道，從能高山的山腹通過，因此在面對數千公尺厚的地層巖覆所帶來地熱、巖爆、湧水、地質破碎帶（包含斷層）、通風豎井的施作等工程問題，建設與養護成本高昂，再加上生態保育的爭議，使得遠期路段的工程暫時遭到擱置。
2010年10月27日，時任南投縣長李朝卿表示於民國96年國土規畫會議中，即曾建議將國道六號終點從埔里鎮，向東延至仁愛鄉霧社，再建造隧道穿越中央山脈通往花蓮，連結東西部的交通 ; 李朝卿亦表示與縣府也多次向中央建議及爭取，後將國道六號延伸至霧社案交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進行可行性評估。
2019年6月8日，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國國民黨候選人韓國瑜，於花蓮縣總統造勢大會，以此為政策口號，他表示：「當地花蓮的很多政治菁英很多意見領袖，拜託我們說國道6號很重要，希望我們能夠提出來，因為花蓮人迫切需要跟臺中變共同生活圈，所以我提出來。至於工程問題跟預算問題，那是可以去探討的。」此議題一出引起社會一番討論，以及現任南投縣縣長林明溱表示過去擔任立法委員時也曾極力為地方爭取該項計畫，認為國道延伸至花蓮是好事，但他坦言，以當時工程技術，似乎難度不小。至於臺灣土木工程專家部分，則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此規劃以臺灣環境條件而言，永遠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另一派則認為，雖然現階段尚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但工程技術上已並非完全不可能，政府或許可以參考國外類似案例和邀請更多世界級學者專家來評估未來的可行方向，並不需要太急著因為政治考量而否定這項民生重大議題。2019年6月10日，資深媒體人黃暐瀚指出現任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於2016年上任後，也曾要求中華民國交通部須將該計畫列為遠程路段目標，足以證明當時蔡英文總統也曾對強化臺灣東西交通便利有所重視，和韓國瑜現今的訴求並無二致。隔日（2019年6月11日），蔡英文回應各方疑慮，表示並沒有在過去做過類似的承諾，且該計畫早在馬英九政府時期就因當時的工程技術並不可行而否決該項計畫。
在不同的語境中，廣東宏遠可以指如下事物之一：
*廣東宏遠華南虎籃球俱樂部，廣東宏遠集團下屬的籃球俱樂部。
*廣東宏遠足球俱樂部，廣東宏遠集團曾經擁有的足球俱樂部，2001年轉讓解散。
西羅尼姆斯·法布里休斯，Hieronymus Fabricius又名Girolamo Fabricius，義大利解剖學家。
生於阿夸彭登泰。師從帕多瓦的加百利·法洛皮奧(Fallopius)。1562年繼承其師任解剖學教授。他是詳細描述靜脈瓣、胎盤和喉的第一人。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為其弟子之一。卒於帕多瓦。
便秘，指因糞便會太硬或太乾而排便不順或難以排出的狀況。一般而言，正常排便的頻率約在每日三次到每週三次之間，便秘的併發癥包含痔瘡、肛裂、糞便阻塞。不同患者對便秘的描述也不同。最常見的是排便費力（52%）、糞便硬結（44%）、排便不盡感（34%）、排便頻率減少（33%）。歐洲的發病率是17.1%，大洋洲則為15.3%。
便秘通常有許多成因，常見原因包含內有糞便的結腸運動得很慢、患有腸躁癥或骨腔疾病等，相關的潛在性疾病包含甲狀腺功能減退癥、腹瀉、帕金森氏癥、結腸癌、憩室炎、炎癥性腸病等，導致便秘的藥物治療包含服用鴉片類藥物、部分抗胃酸藥、鈣通道阻滯劑以及抗膽鹼劑，大約90%服用鴉片藥物的患者會發生便秘。當便秘患者發生下述情況時將需要進一步的觀察，如便秘體重減輕、貧血、糞便帶血，家族病史中有人擁有炎癥性腸病或結腸癌者，或初發時患者年事已高等。
便秘的治療方式依其潛在性成因和患病時間長度有所不同，可能有幫助的措施包含：飲用足夠的液體、攝取多一點纖維及增進運動等。如果上述方法都無效，建議服用膨脹型瀉劑的瀉藥、滲透劑、軟便劑或潤滑劑；刺激型瀉藥僅建議給上述方式都無效的患者，其他療法包含生物回饋或接受手術。
通常便秘的發生率約在 2-30%，生活於安養院的老人則提高到50-70%；在美國，平均一年投入2.5億美元在便秘治療上。
當結腸（大腸）肌肉無法有規律地正常運作，以致糞便未能如常排出體外，便會造成便秘。
便秘的成因有很多，部分人的病因更不只一個。以下是一些可能會導致便秘的情況：
# 生活習慣產生變化，例如假期或外遊
# 年齡──長者比年輕一輩較常出現便秘。不過，疾病及藥物也是一個十分重要誘因
# 抑壓便意
# 懷孕或更年期期間荷爾蒙產生變化
# 服用某些藥物包括制酸劑、強效止痛藥（如嗎啡）及一些抗抑鬱藥
# 部分疾病例如柏金遜癥或糖尿病
導致便秘的常見原因包括：
**藥物，如利尿劑及含有鐵、鋁的藥物等
**藥物，如洛哌丁胺、阿片類、抗抑郁藥
**機械性，如直腸內脫垂、盆底疝、直腸前突
**功能性，如盆底肌失弛緩綜合征
* 戒煙（尼古丁有瀉藥的作用)
增加食物中纖維素的含量
含油脂多的食物，潤滑腸道
瀉藥包括容積型瀉藥、軟化劑、潤滑劑、吸水劑（鹽類瀉藥和高滲性瀉藥）、刺激性瀉藥。
# 1．滲透性瀉劑（聚乙二醇4000）、乳果糖等
* 聚乙二醇4000：通過聚乙二醇4000的氫鍵固定水分子，使水分保留在結腸內，增加糞便含水量并軟化糞便，促進排便的最終完成。
* 乳果糖：是人工合成雙糖，在胃及小腸內不被分解和吸收，到達結腸后，通過滲透作用使水和電解質保留于腸腔內；并被腸道正常菌群分解為乳酸和乙酸等，并進一步提高腸腔內滲透壓，產生導瀉作用；阻斷氨的吸收；其酸性代謝產物能刺激腸黏膜，增加腸蠕動，促進排便。由于乳果糖在體內分解產生氣體，故部分患者會有腹脹、排氣增多等胃腸脹氣表現。用量過大會產生惡心、腹脹、腹瀉和低鉀血癥、高鈉血癥等。禁用于胃腸道阻塞、糖尿病或低糖飲食者。慢性便秘患者治療劑量為每天1-2次，每次5-10g，以每日保持2-3次軟便為宜。臨床用于慢性功能性便秘，包括老人、兒童、嬰兒和孕婦各個年齡組的患者，安全性高。對于肝性腦病患者，應用乳果糖后，不僅具有保持大便通暢的作用，還可減少氨的吸收，有利于肝性腦病的恢復。
# 2．鹽類瀉劑（硫酸鎂）
* 口服硫酸鎂在腸道內不易吸收，留在腸腔內形成高滲狀態，導瀉作用強且迅速，一般口服2-6小時后即可排出水樣或半流體糞便。可引起嚴重不良反應，臨床上應慎用。目前通常用于全結腸鏡或鋇劑灌腸等檢查前的腸道準備工作。
# 3．刺激性腹瀉（蕃瀉葉、鼠李、酚酞、篦麻油等）
* 長期使用刺激性瀉劑可損害患者的腸神經系統，而且很可能是不可逆的。
* 酚酞：口服后在腸內形成可溶性鈉鹽，刺激結腸粘膜促進蠕動；并阻止腸液被腸壁吸收而其導瀉作用。一般用藥后4-8小時可排出半流動性軟便，導瀉與腸腔內液體酸度有關。對闌尾炎、腸出血、心腎功能不全，高血壓、腸梗阻及嬰幼兒、孕婦禁用。臨床應用每次1-4片，臨睡前服用。對全結腸鏡檢查前、X線檢查或術前作腸道準備者，應提前8小時服用。
* 比沙可啶：口服后經腸內細菌分解的產物及藥物本身對壁均有較強的刺激作用，能增加腸蠕動，促進解便；同時可抑制結腸內NA+、CA2+及水分的吸收，從而使腸腔內容積增大，引起反射性排便。臨床上對急，慢性便秘有效率較高。還可用于分娩前、手術前，腹部X線檢查或內鏡檢查前的腸道排空，手術后，產后恢復正常的排便習慣。服用后可引起腹痛，偶可發生劇烈的腹部痙攣。急腹癥、痙攣性便秘、重癥硬結便、肛門破裂或痔瘡潰瘍患者禁用，孕婦慎用。
# 4.  容積性瀉藥（纖維素）
* 能加速結腸或全腸道轉運，吸附水分，使大便松軟易派出，緩解便秘及排便緊迫感；果膠、車前草、燕麥麩等可容性纖維有助于保持糞便水分；而植物纖維素、木質素等不可溶纖維素可增加大便量。
* 纖維素制劑的優點在于其經濟、安全、適用于各級醫療機構；但攝入纖維素制劑較多時會發生胃腸脹氣，對于結腸乏力的患者應該慎用。
* 補充纖維素后并不能立即顯效，應用7-10天后根據具體情況適當加減用量。
# 5.潤滑性瀉劑（開塞露液狀石蠟）
* 開塞露（含硫酸鎂、甘油、丙二醇）：能潤滑并刺激腸壁，軟化大便，使其易于排出，成人20ml/次，主要適用于硬結便患者，尤其是老年癥患者。
* 液狀石蠟：在腸道內不被吸收或消化，潤滑腸壁，使糞便易于排出。對年老體弱、長期臥床的便秘患者使用是應注意其有引起脂質性吸入性肺炎的可能，長期服用可致脂溶性維生素缺乏。成人15-30ml/次，用藥后6-8小時產生效果，一般于睡前服用。
# 6.中藥瀉劑
* 就中醫而言，便秘分為實秘、虛秘。熱秘以清熱潤腸為主，可服麻仁丸；氣秘應理氣導滯，以蘇子降氣湯-{}-加味。虛秘又分氣虛，以益氣潤腸為主，用補中益氣湯-{}-加減；血虛則宜養血潤燥，四物湯可用；寒凝則應溫通開秘，以溫脾湯-{}-加味。
* 臨床上常用的中藥制劑應注意，制劑中大都含有大黃、蘆薈等刺激性瀉劑成分的藥物，故不主張長時間的應用。
* 簡言之，在慢性便秘治療中，選用不恰當的瀉劑或瀉劑應用劑量不合理等，均可能引起患者脫水、電解質平衡紊亂等到不良反應。對有高血壓、心臟病、糖尿病、腎功能不全合并便秘的患者，應選用安全的通便藥物，如聚乙二醇4000。
普蘆卡必利，替加色羅
*灌腸：通常使用軟肥皂水、濃氯化鈉溶液、磷酸鈉溶液，主要副作用為水、電解質紊亂。
* 咖啡灌腸：有一定功效但不推薦。
* 腸道按摩法：促進淋巴的活化，讓身體恢復元氣。
對于保守治療無效的患者，可考慮手術治療。結腸無力可行結腸次全切除術，盆底功能障礙可根據具體情況實施盆底重建等手術。
雙城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東北部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下轄的一個市轄區。建成區面積33.57平方公里。市人民政府駐雙城鎮。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設雙城堡協領衙門，為雙城設治之始。2014年5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準撤銷縣級雙城市，設立雙城區。
雙城，或名雙城堡（該地名中“堡”字在當地發音為pǔ ㄆㄨˇ），因境內有金代布達寨和達河寨兩個城的遺址而得名。雙城是滿族發祥地之一，有“南有遼陽府，北有雙城堡”之說。
明朝為納憐河衛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屬拉林副都統轄地。嘉慶十七年（1812年）設雙城堡協領，屬阿勒楚喀城副都統轄。
嘉慶十九年，吉林將軍富俊在此建城。
雙城的城市中心街道十字街是一把弓箭。東西大街就是弓的背，南二道街就是弓弦，南北大街就像搭在弦上的箭，正對著北方。據說嘉慶十九年三月，吉林將軍富俊行圍打獵來到滾兔嶺（今雙城杏山鎮一帶），此地草木蔥籠，獐鹿遍野，天上百鳥爭鳴，水中群魚戲水，是一塊難得的風水寶地，便在這里建起一座方圓十里的城池。2007年，雙城市在102國道與東直路交口處建造富俊將軍青銅雕像，成為雙城標志性景觀。
光緒六年（1880年）置雙城廳。宣統元年（1909年）升府。民國二年（1913年）廢府改縣，屬吉林省濱江道。1958年劃歸松花江專區。1988年撤縣設縣級市。2014年5月，國務院批準哈爾濱市對部分行政區劃進行調整，即：撤銷縣級雙城市，設立雙城區。
下轄10個街道辦事處、9個鎮、4個鄉、4個民族鄉：
漢族為雙城市人口最多的民族，此外有滿族、朝鮮族、回族、蒙古族、達斡爾族、錫伯族等15個少數民族，其中滿族是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
高職（專科）院校（全國共1109所）：黑龍江畜牧獸醫職業學院
耕地總面積3374946畝，其中灌溉水田面積86140.2 畝，旱田3273878.4畝，菜田14927.4畝。牧草地264492.7畝，其中天然草地260429.9畝，人工草地4062.8畝。未利用土地總面積690007畝，其中荒草地47249.7畝，鹽堿地1128畝，沼澤地7004.8畝，沙地1770.8畝，其它未利用土地11148.7畝。
雙城是全國聞名的糧食生產大縣。以奶牛、生豬、蛋雞為主的畜牧業也發展較快，奶產量居全國第一位。畜牧業的發展也吸引一些食品加工企業來此辦廠投資，如雀巢、旺旺、匯源等，馳名商標的黑龍江老村長酒業總公司也位於此。
雙城市把招商引資作為振興工業經濟的主體措施，吸引到一些國內外知名企業來此開辦工廠。除食品工業外，紡織、機電、電子、石化、制藥等產業也具有一定規模。但是，與招商引資的成功相比，本土自主產業比較落后，缺乏本地知名企業。
主要景觀有“四野”遼沈戰役前線指揮部舊址紀念館、世紀汽車歷史博物館、承旭門、魁星樓、觀音寺、雙城堡火車站、承旭公園、希望廣場、民俗文化步行街等。農村有一些旅游度假村。
*傅庚辰：作曲家，1935年生，滿族。
*莫德惠：曾任濱江巡警長、奉天省省長、東北大學校長、國民黨政會主席、憲政促進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民國考試院院長、總統府資政等職。
*王家楨：曾任張學良的外交秘書主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等職。
五常市是黑龍江省哈爾濱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位于黑龍江省的南部，拉林河上游。
五常源自儒家中“三綱五常”中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清朝咸豐年間，今五常地區放荒供人民開墾，以三綱五常中的五常之名陸續建立了「舉仁」、「由義」、「崇禮」、「尚智」與「誠信」這五個甲社，民眾遂將此地稱為五常。
今五常地區在35000年前便有類人生物活動的跡象。夏至周時被稱作肅慎，漢、晉時期屬夫余，隋朝時屬靺鞨，唐朝時屬渤海都督府，遼代屬東京道，金朝為上京會寧府轄下，元朝為遼陽行省轄下，明朝屬奴兒干都司轄下，清朝初期為寧古塔將軍轄下區域。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為了反攻沙俄軍隊，清軍在此地屯糧，古稱“拉林倉”。1744年（乾隆九年），將拉林倉改為拉林城，劃入寧古塔將軍轄區內。1761年（乾隆二十六年），從寧古塔將軍的轄區內劃分出一部分，并劃入新設的阿勒楚喀副都統轄區內，拉林城便在這部分轄區之內。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改為阿勒楚喀副都統直轄此區域。1869年（同治八年），新設五常堡衙門，劃歸吉林將軍轄下。1881年1月25日（光緒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新設五常廳，歸為吉林分巡道管轄。1882年（光緒八年），在拉林新設巡檢，歸雙城廳管轄。1909年4月9日（宣統元年閏二月十九日），將五常廳升格為五常府。中華民國成立后，于1913年3月2日將五常府改為五常縣。1914年6月，將五常縣改劃入濱江道。1929年2月，撤銷濱江道，五常縣改由吉林省直轄。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五常縣起初隸屬于吉林省，后于1934年12月改為濱江省轄下。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五常縣劃歸松江省直轄。1947年，先后從五常縣分出山河和拉林兩地，并建縣，1948年又將山河縣撤消，并回五常縣。1954年8月，松江省和黑龍江省兩省合并為黑龍江省，五常縣劃入黑龍江省轄下。1956年3月6日，中國國務院決議撤銷拉林縣，并回五常縣。1958年8月，劃入松花江專區。1960年5月，劃入哈爾濱市轄區內。1993年8月28日，五常撤銷縣制，改為縣級市。
五常市位于黑龍江省的南部，處于拉林河上游；北部緊鄰阿城市，東部與東南部與尚志市、海林市和敦化市接壤，南部與吉林省的舒蘭市和榆樹市相鄰，西北與雙城市比鄰。五常市屬大陸性季風氣候，有著冬季漫長，夏季短暫的特點。年平均氣溫3.5攝氏度；七月份為最炎熱的月份，平均氣溫23攝氏度，一月份為最寒冷的月份，平均氣溫-19攝氏度。五常市全年無霜期130天，年平均降水量625毫米。
下轄12個鎮、9個鄉、3個民族鄉：
2009年，五常市全年GDP總量為170億元人民幣，并以年平均15%的速度增長，其年政府財政收入約6.1億元人民幣，在黑龍江省內排名第9位。五常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468元人民幣，農村居民則為7200元人民幣，其農村人口收入位居全省首位。
五常市是重要的商品糧生產基地，其土地肥沃，多為黑土，適宜種植物的生長。據統計，五常市共有黑土地127.6萬畝。2016-2018年，五常大米連續三年獲得全國銷量第一。五常大米是中國地理標志產品。
五常市境內探明擁有20余種礦產資源，主要包括磁鐵、鉻、石英、大理石等。五常市市域的60%為山地，林業資源十分豐富，其木材總蓄積量達1225萬立方米。
五常市境內有拉林河和阿什河兩大水域，年徑流總量35億立方米，境內河流總長2240公里。除自然河流之外，五常市還擁有龍鳳山水庫和磨盤山水庫，其蓄水量達2.7億立方米，磨盤山水庫還作為哈爾濱市的飲用水主要來源。
訥河市是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
清宣統二年(1910年)改設為訥河直隸廳，1913年置縣，1992年撤縣設市。2008年，撤銷訥河市所轄的訥河鎮，改設通江、雨亭兩個街道辦事處。同時，對部分行政區劃作相應調整。
下轄2個街道辦事處、11個鎮、3個鄉、1個民族鄉：
訥河甜菜、訥河馬鈴薯：中國地理標志產品。
北安市位于中國黑龍江省中北部，是黑河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
民國元年（1912年）10月設龍門招墾局，下屬龍門、安古、鳥魚三鎮。民國五年（1916年）3月1日黑龍江省令改為龍門縣，民國六年（1917年）7月14日改稱龍鎮縣。1938年12月24日，滿洲國政府批準改名為北安縣，1939年1月1日執行；北安是希望“北方平安”的意思，當時北安的經濟和社會呈現殖民地特點的畸形繁榮景象。二戰後中華民國劃定的黑龍江省中，北安是該省的省會。1960年曾改市，1963年又改縣，1983年5月18日，恢復北安市（縣級）。
下轄6個街道辦事處、5個鎮、3個鄉、1個民族鄉：
紅星酸菜：中國地理標志產品。范圍為紅星農場。
鐵力市是黑龍江省伊春市下轄的縣級市。因此地為古代的鐵利府與鐵驪部而得名。面積6620平方千米，人口40萬。郵政編碼152500。市政府駐鐵力鎮。
光緒二十二年(1906年)，建立鐵山包協領屬。民國四年(1915年)5月14日，奉中華民國大總統旨令廢協領署，改“鐵山包”為鐵驪，將余慶安邦河以東地域劃歸鐵驪，并于協領衙門置鐵驪設治局。偽大同二年(1933年)，建立鐵驪縣公署。偽康德十年(1943年)，設慶城縣與鐵驪縣佐辦事處。
1946年6月27日，成立鐵驪縣人民政府，隸屬黑龍江省北安市。
1949年，省府移至齊齊哈爾市，鐵驪縣歸其屬。
1954年3月，稱鐵驪縣人民委員會。
1955年8月，黑龍江省與松江省合并稱黑龍江省，省城移至哈爾濱市，鐵驪縣為其所屬。同年11月19日，國務院決定鐵驪縣改為鐵力縣。
1958年9月，與慶安縣二次合并，稱慶安縣鐵力鎮。
1962年10月20日，慶、鐵分置縣，鐵力縣隸屬黑龍江省松花江專署。
1965年，隸屬綏化專署。
1967年，成立鐵力縣革命委員會。
1970年4月1日，鐵力縣隸屬伊春地區。
1979年12月14日，鐵力縣隸屬伊春市。
1980年9月，縣革命委員會改稱縣人民政府。
1988年9月13日，國家民政部批準鐵力撤縣建市，由省直轄。
1989年1月，鐵力市政府領導體制變更；同年7月，鐵力市歸屬伊春市，其名稱隸屬關系延續至今未變。
2019年7月，原屬鐵力市的朗鄉鎮改屬新成立的大箐山縣。
下轄5個鎮、2個鄉、1個民族鄉：
其中年豐鄉為朝鮮民族鄉、雙豐鎮為國家級小城鎮建設試點鎮。轄區內有伊春林業管理局所屬的四個國家林業局（即雙豐林業局、桃山林業局、朗鄉林業局、鐵力林業局）和綏化農管局所屬的鐵力農場。
鐵力市總人口40萬人，是一個多民族雜居城市。境內有漢族、朝鮮族、滿族、回族、蒙古族、壯族、瑤族、土家族、達斡爾族、錫伯族、裕固族、鄂倫春族等12個民族，漢族人口最多。11個少數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在鐵力鎮、桃山鎮、朗鄉鎮、雙豐鎮和年豐鄉，農業人口居多。
鐵力中國林蛙油：中國地理標志產品。中國林蛙又稱雪蛤、哈士蟆。
虎林市是黑龍江省雞西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因源于境內的七虎林河而得名。
清宣統元年（1909年）六月二十日，吉林巡撫陳昭常奏請“密山府屬呢嗎口地方，設一分防同知”，此即呢嗎廳，七月初二奉朱批批準，因廳同知未派，仍由呢嗎口一帶稅務局兼交涉辦理廳務。屬吉林行省東北路道密山府。共有人口900人。宣統二年（1910年），因沿用呢嗎口舊稱與俄伊曼難分，而呢嗎廳又在七虎林河之南，為“符名實，而垂久遠”，陳昭常又于宣統二年（1910年）三月九日，奏請將呢嗎廳改名為虎林廳，四月十八日奉旨批準。
民國二年（1913年）5月，改虎林廳為虎林縣。
1958年11月20日，虎林、饒河全縣，寶清、密山部分，鐵道兵農墾局（后改牡丹江農墾局），合并為虎饒縣。1964年6月5日，撤消虎饒縣，恢復虎林縣、饒河縣。1996年10月，撤消虎林縣，改為虎林市。
下轄7個鎮、4個鄉。6個農場、兩個林業局：
* 珍寶島：因1969年3月2日和1969年3月15日與蘇聯在此發生邊境沖突的珍寶島事件而聞名。
珍寶島大米：中國地理標志產品。
肇東市位于中國黑龍江省南部，是綏化市下轄縣級市（1965年以前曾短暫歸屬哈爾濱管轄）；為黑龍江省第一大、中國第31大肉類生產大縣市，因地處肇州縣的東邊而得名；1912年設肇東設治局，1914年改肇東縣，1986年設肇東市。
總面積4330平方千米，建成區面積23平方公里，人口93萬。地理位置與哈爾濱市松北區、呼蘭區毗鄰，2008年入選黑龍江省唯一全國百強縣。
下轄4個街道辦事處、13個鎮、8個鄉：
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安達市是黑龍江省綏化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與大慶市毗鄰。安達各民族居民通用語言為漢語，屬黑龍江省次方言，北方方言規范，接近普通話。面積3586平方千米，人口51萬人，其中城市人口22萬人。
安達市是全國著名的奶牛之鄉和肉牛基地。草原面積272萬畝，與澳大利亞的墨爾本、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同屬于世界三大優質草場，以培育了中國黑白花奶牛而聞名遐邇。年產優質牧草2億公斤，植被構成以馳名中外的羊草為主，是亞洲東部特有的建群植物種，素有"世界明珠"之稱，富含奶牛所需的20多種微量元素，其粗蛋白含量比國內外同類型牧草高出2和3個百分點，大量出口日本、南韓等國。安達火車站建有黑龍江省第一個糧食外運戰略裝車點。
地處黑龍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腹地，位于東經124度53分-125度55分，北緯46度01分-47度01分之間。南距哈爾濱120公里，北至“鶴城”齊齊哈爾160公里，與石油名城大慶毗鄰接壤，周圍與青岡、蘭西、肇東、肇州、林甸5個縣市為鄰，位于哈大齊經濟帶上的黃金地段，是哈大齊工業走廊上的節點城市。
地貌類型屬松花江、嫩江沖積一級階地。全市地勢平坦開闊，由東北向西南逐漸低下，海拔由212米降至134米，相對高差78米，地面坡度1/600-1/300。苗家圍子、十八里、揚青屯、高子和屯到三井子一線，為兩個地貌單元的分界線。以東屬小興安嶺山前沖積、洪積傾斜高平原區，海拔180－210米；以西屬烏裕爾河、雙陽河沖積泛濫低平原區，海拔130－180米。高原區屬剝蝕堆積地形，低平原區屬堆積地形。東部低平原區泡沼較多，為淺洼地。
地處中緯度北溫帶亞歐大陸季風氣候區內，屬于溫帶大陸性半濕潤季風氣候。主要特征是：冬季寒冷、干燥，時間長達200天以上；夏季雨熱同期，時間短，約120天。年降雨量少，蒸發量大，比值為1：3.7，氣候干旱，受季風環流和狹管效應影響；春秋季風大，頻率高。
年平均氣溫為3.2℃。年際間氣溫差異不大。受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影響，境內西南部氣溫略高。年內1月氣溫最低，平均-19.9℃，最低-25.4℃；7月氣溫最高，平均22.8℃,最低17.9℃。近百年來，安達地區氣溫逐漸升高。相距50年，平均氣溫上升0.8℃ 平均最高氣溫上升0.6℃ ,平均最低氣溫上升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