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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雪給出「法治」三層意思：「首先，『法治』是指除非明確違背了依照常規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並經本國常設法院裁定，否則任何人都不應受到懲罰，抑或依法遭受人身或財產損失。」不能因為違反一位官員以圖定罪之某條規定而遭受懲罰，而應是有充分證據顯示其違反國家既定之法律；判定其有罪必須是國家之常設法院，而不應聽命於政府某所特別法庭，因其法官缺乏必需之獨立與公正。「其次，當我們說『法治』是我國特色之時，不僅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無權凌駕於法律之上，而且（以下完全是另外一層意思）意味著在這裡的每個人，無論其身處哪一階層，何種境地，都要服從國家的一般法以及常設法庭的判決。」無人凌駕於法律之上，並且所有人都遵循相同之法院裡執行之同一部法律。「在第三層意思裡，『法治』，或者說『法治』精神至上，應當是英國制度的一項特色。可以說，我們的憲法貫徹了『法治』精神，因為憲法的各項普遍原則（譬如個人自由，或公眾集會的權利）。在我們看來，是特定案例中，法院關於個人權利判決的結果總匯；許多國外的憲法體制恰恰相反，個人權利的安全穩固（在那些國度，確實有這個顧慮）來源於，或看似來源於憲法的普遍原則。」他對於外國情況之比較，後來證明是誤導讀者；此外，在行文中，他明顯輕描淡寫英國公民尋求政府補償時面臨之問題。
戴雪具體指出法治包含了三個基本元素：
#不溯及既往原則，沒有人會因為違反尚不存在的法律而受到懲罰，或是在肉體上或財物上有損失。即是說當權者不能有肆意的權力，也不能在行為發生後作出有回溯性的修訂法律而懲罰該人；
#沒有人能凌駕於法律上，包括所有男女，且不論其社會地位或其情況；
#法庭的決定是維護人權的最後防線。
英國經歷立憲和後來法治革命，是最早成功法治的國家。法學家兼-{zh;zh-hans;zh-hant|憲制}-法理論家戴雪之著作《憲法學導論》，也是英國憲法其中一個來源。根據該著作，英國憲法的三個要素構成法治：
*普通法佔優越地位，不是橫蠻權力的影響力；
*-{zh;zh-hans;zh-hant|憲制}-法不是個人權利的來源，而是個人權利的結果。
1977年，政治理論家約瑟夫·拉茲確定了幾個法治原則：
*新制定的法律不應該有回溯性。
*法律應該穩定，不應該改變過於頻繁，否則民眾會因為缺乏了解新法而無從適應。
*制定法律應該要有明確的規則和程序。
*自然公正原則應該得到遵守，特別是公正庭審的權利。
*每個人都可以使用法院，沒有人使用法院的權利被拒絕。
*執法和預防犯罪的機構不應允許枉法。
雖然推廣現代“法治”之說法歸功于戴雪。但作為一種法律概念，其發展歷程可以追溯至許多古代文明，包括：古希臘、中國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印度和羅馬。
1789年《法國人的權利與公民權利宣言》反映盧梭和其他18世紀啟蒙運動哲學家之影響：主張人人生而自由，權利平等；一切政治聯盟均力求保護天賦且不可剝奪之人類權利；國家擁有至高無上之權力；自由是在不傷害他人之前提下自由行事；法律只能禁止有害行為；法律是公眾意志之表達；若非法律規定之情況或依據其所規定之方式，不應指控、逮捕、囚禁任何人；法律只應規定完全且顯然必須之刑罰，不允許溯及以往之刑罰；所有人在證實有罪之前都應視作清白（即「無罪推定」），因而在最初對待他們時，應避免一切不必要之嚴厲措施；任何人，只要其行為未曾擾亂公共秩序，皆不應因其觀點和宗教信仰受到騷擾；自由交流思想是最重要之權利之一；人權與公民權利應受到軍事力量保護；眾人皆須對國家開支有所貢獻；公眾有權訧稅收事宜投票；社會有權要求公共官員就其行政行為作出解釋；在一個社會，如果法律不能保證實行，權力亦不能明確分離，這個社會就毫無憲法可言；最後，因為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除非出於公眾需要，否則不應剝奪任何人之財產，因公眾需要而被剝奪之財產應予以補償。
亨利·杜南於1862年出版《索爾弗里諾回憶錄》描述索爾弗里諾戰役之可怕後果，均為其親眼所見。該書促成1864年第一份《》之產生，並為國際紅十字會之成立奠定基礎。古斯塔夫·穆瓦尼埃是國際紅十字會創始人之一，並於1872年強烈要求成立一所國際刑事法庭，用以裁決違反1864年《關於傷員待遇之日內瓦公約》之行為；1998年《國際刑事法庭羅馬公約》得以批準，其夙願終於得償。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曾召開會議，於1868年頒佈《》，提及之武器會對人造成殘忍傷害卻不致死，最終有19個國家擁戴該宣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於1899年召開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產生3份公約和3份宣言。在西奧多·羅斯福及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先後要求下，第二次海牙會議於1907年召開，一共達成13份公約和1份宣言，其中大部份關注是陸戰和海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聯合國之主持下，多份公約得以締結，其中特別值得一提是1948年《聯合國防止及懲罰種族滅絕罪行條約》，是古巴、印度和巴拿馬代表團向聯合國大會秘書長要求。這些規定至少使所有人——戰士、傷員、戰俘、婦女、兒童、平民和非戰鬥人員（如軍醫等）——免遭戰火連綿；就此而言，它們必須被視為「法治」之勝利。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召開大會，《世界人權宣言》以48票贊成，8票棄權，0票反對通過。宣言規定人權之共同標準，還促進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66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和《歐洲人權公約》、《》、《》、《》等。
在西方，古希臘人最初認為完人統治是最好的政府形式。柏拉圖贊同理想化的哲學王作為開明君主，居于法律之上實行統治。然而，柏拉圖也希望完人會善于尊重已制定的法律，解釋道：“我認為，在法律服從其他權威，且缺乏自身的權威的地方，政府很快就會崩潰；但是，如果法律成為政府的主人，政府成為法律的仆人，然后政府就會履行自己的承諾，人類才會享受到上帝給國家的全部祝福。”不僅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斷然拒絕將最高統治者置于超出捍衛和為法律服務的位置。換句話說，亞里士多德也贊同法治：法律進行統治，要比任何單獨的公民進行統治更加合適；基于同樣的原則，如果將最高權力授予單獨個人是有利的，那么就應該僅僅授予監護人，或法律的仆人。
法治的概念與古希臘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的觀點類似，他曾經寫道：“法律應該進行統治”。
根據羅馬政治家西塞羅的說法：“為了獲得自由，我們都是法律的仆人。”
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有爭議的地方行政官可能會在任期結束時被審判。
羅馬帝國時期，最高統治者個人不受法律限制，但那些有冤屈的人可以獲得國庫救濟。
在古代中國，戰國時期的法家學派成員主張以法律作為治理的工具，但他們的“依法而治”是依靠法律來壓制民眾的權利和自由，帝王一人超越法律之上，統治者根據自身統治需要來解釋和修改法律，實際上仍然屬于人治。黃老學派反對法律實證主義，贊同自然法，主張統治者也應該遵守自然法。墨家思想中亦有法治思想的雛形。法家的理論被自秦以后歷代統治者所采用，形成中國兩千多年的“外儒內法”的政治格局。
在中國歷史上首個大一統的朝代秦朝，秦律為該朝代較完善的法律體系。而後有漢相蕭何制定的《九章律》、曹魏的《魏律》、蜀漢的《蜀科》。晉武帝泰始三年（267年）頒行的《晉律》。隋文帝在位時期又制定頒行《開皇律》。唐朝又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永徽律疏》。之後，有後周的《大周刑統》、宋朝的《宋刑統》、元朝的《元典章》、明朝的《大明律》與《大明會典》、清朝的《大清律例》。
1215年，《大憲章》第39章：「任何自由人，若未經身份地位合適之人士依法裁判，或經國法判決，不得加以緝捕、拘囚、剝奪權利或財產，或剝奪法律保護權、放逐，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消其身份地位，吾等亦不強行，或派人強行起訴他。（No free man shall be seized or imprisoned, or stripped of his rights or possessions,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deprived of his standing in any other way, nor will we proceed with force against him, or send others to do so,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ement of his equal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第40章：「對於任何人，吾等不得出賣、拒絕或延遲法律之公道與正義。（To no one will we sell, to no one deny or delay right or justice. ）」
人身保護令，在1670年判決之中，首席法官道明一個簡單事實：「人身保護令是目前最尋常的救濟方法，人靠它恢復被非法剝奪的自由。」
廢除酷刑，基於以下三重考慮，普通法法院決定不對潛在被告或潛在證人施加酷刑：對尚未定罪者用刑太過殘忍；通過酷刑所獲之供詞不足取信，因為人在遭受難以忍耐的痛苦時，會給出任何供詞，以求痛苦停止；此外，不少人堅信酷刑有辱所有牽涉其中者的品格，包括採信或許可以此等方式所得供詞的法院。
1628年，《權利請願書》第5條規定：「然邇來事發，係不幸與上述規定及其他意旨善嘉之英國法律相悖之事。陛下若干臣民，竟至無端監禁。夫以陛下所頒之人身保護令呈請法院予以救濟之時，循依向例，法院即應斥令有司陳明監禁原由。然原由無從究竟，而有司僅謂遵奉樞密院所頒陛下特別詔命辦理，且又將被押者還監，實未控以依法應由彼等承擔之任何罪名。」並在第8條陳述其結論：「據此，彼等伏祈吾王陛下：自今而後，非經國會法案共表同意，不宜強迫徵繳任何人丁之貢金、貸款、強迫獻金、租稅或類此負擔；亦不宜因此等負擔，或因拒絕此等負擔，而命令任何人等答辨，或為答辨而宣誓，或傳喚出庭，或加以禁閉，或另加其他折磨困擾；亦不宜使任何自由人因上述種種而遭監禁扣押；陛下誠宜調離上述海陸軍隊，俾民人今後無受苦累；又上述執行戒嚴法之欽差，亦宜撤去；又今後不宜再委員任此類特職，或令其以上述方式行使職權，恐其有所憑恃，竟違背國法民權，使陛下臣民皆有遭受陷害或處死之憂患-{云}-爾。」
於1671至1676年期間擔任王座法庭之首席大法官，其清單「必須永遠記住的事（''Things Necessary to be Continually had in Remembrance''）」：「①伸張正義之時，我受上帝、國王及國家之委託，因此——②我必確保，執行時做到⑴正直；⑵審慎；⑶堅決。③不依靠個人之理解或力量，而請求並依靠上帝之指引及力量。④伸張正義之時，我不會受強烈情感之影響，不論遭受何種刺激均會克制。⑤我將全身心處理手頭工作，視其他掛念思慮為不合時宜，不予理會。⑥在全部案情和控辯雙方陳述完畢之前，我不會妄作判斷。⑦在理由陳述之初，我不應受任何影響，而應毫無偏見，直至陳述完畢。⑧審判死刑案時，即使本性使然，產生憐憫之情，亦應考慮到國家之損失。⑨謹慎處理案件，嚴格遵守規定，因為判斷之差異會導致惡果。⑩伸張正義之時，不因憐憫窮人或討好富人而有失偏頗。?不應令民眾或法庭之好惡影響我為宣揚正義所做之任何決定。?只要按照正義之法則行事，則無須焦慮他人所言所思。?對罪犯量刑時，應以仁慈寬恕為懷。?若罪犯只以口頭承諾不行傷害之事，對其溫和並非正義。?若證據確鑿，應對殺人犯依法嚴懲。?案件尚未判定之前，不聽從任何形式、任何人之私下教唆。?確保我的下屬⑴不介入任何案件；⑵收取費用時不超出其應得之數；⑶不過分偏好某些理由；⑷不推薦律師。?用餐快速簡單，以便更好地處理案件。」其中規定之準則，作為當今司法職位之行為規範亦當之無愧。
直至1679年，《》在英國上議院以微弱多數通過，具體票數為57比55。1689年《權利法案》，重點在於君主應遵守之規條，從此君王再也不能依靠神授之君權凌駕於法律之上；國會之權威和獨立得到聲明，其訴訟程序之完整得到保護，此外未經國會批準和平時期不得設置常備軍；不經國會同意便中止法律之權力視為非法；用某種權力廢止或拒不執行法律，一樣是非法；有賴於禁止過重罰款、禁止超額保釋金和禁止「殘忍且非正常懲罰」，個人自由和安全得以保全；陪審團審判制度亦得到保護。1701年，英國國會制定《王位繼承法案》，抓住機會通過保障法官終身職位和薪水之規定，在上下兩院一致通過；加上一則更古老之條例規定，高等司法機關使司法機關行使司法職權時之行動應免受民事及刑事訴訟；如此奠定司法獨立之基礎；一個真正獨立之司法機關是防範執政者無法無天之最佳措施之一，否則司法機關會成為專制政府之犧牲品；即使是掌握國家最高權力者，也應接受法律之約束。
英語“法治”（rule of law）在公元1500年前后被首次使用。另一個早期的例子，出現在1610年英國下院給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的請愿書中：
在王國的列祖列宗，以及陛下和王后的恩澤下，臣民們享有許多幸福和自由，其中尤以通過特定的法治被引導和統治（這種統治形式，國王和王后之下的所有人都得以享有），避免不確定的或專斷的政府統治形式最為珍貴。1607年，英格蘭首席大法官愛德華·科克爵士在《禁令實例》（Case of Prohibitions，根據他自己的報告）中說：“對于特定事業而言，法律是黃金魔杖和手段；它保衛國王陛下的安全，確保和平：有了法律，國王被大大地冒犯，并且說，他應該位于有權宣布叛國罪的法律之下；對此我說，就像布拉克頓說過的，國王應該位于，且僅位于上帝和法律之下（quod Rex non debed esse sub homine, sed sub Deo et lege.）。”
在現代學者中，第一個闡述主要的理論基礎的是盧瑟福在《法律為王》（1644）這部著作中。該書的標題，是拉丁語的“法律為王”，顛覆了傳統的規則國王是法律。約翰·洛克也在《政府論》（1690）下篇中討論了這個議題。孟德斯鳩（1748）在《論法的精神》（1748）一書中也討論了這一原則。“法治”（rule of law）出現在塞繆爾·約翰遜的詞典（1755）中。
在伊斯蘭法系中，法治于17世紀成型，因此沒有任何官員宣稱自己超越法律，就算哈里發也不行。然而，這并非世俗的法律，而是以伊斯蘭教法的形式存在的宗教法系。1215年，朗登大主教糾集英格蘭的貴族們，強迫將約翰國王、未來的君主和地方長官置于法治之下，通過《大憲章》捍衛古老的自由，并以稅收作為對國王的報答。憲法的這一根基，被融入到了《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中。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是「法治」史上重要之轉折點：創立一個強而有效之中央政府，同時保證各州之自治權，並（在最初之十項修正案中）保護個人基本權利免受某位現代評論所說之「選舉專制」侵害；它並非統治集團專制命令之產物，而是經過廣泛且高效之辯論後，贏得民意真正支持，才得以產生。1776年，在初創的美國，沒人能超越法律這一觀念得以流行開來。例如，托馬斯·潘恩在《常識》這本小冊子中寫道：“在美利堅，法律為王。鑒于在專制政府中國王就是法律，所以在自由國家，法律應該為王；并且應該沒有其他選擇。”1780年，約翰·亞當斯試圖建立“一個法治而非人治政府”，從而將這一原則貫徹入麻薩諸塞州憲法中。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前10條修正案自1791年12月開始實行，就是《美國權利法案》，涵蓋極廣，其中同英國《權利法案》相應和，但有些卻故意偏離英國模式，甚至超越後者。第1條用以限制立法權，規定「國會不得制定有關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要求伸寃的權利。」第2條規定「紀律良好的民兵隊伍，對於一自由國家實屬必要，故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之權利，不得予以侵犯。」第3條有關和平與戰爭時期之士兵駐紮問題，是美國獨立戰爭過後熱門話題。第4條：「人人具有保障其人身、住所、文件及財物安全，不受無理搜索和拘捕的權利。此項權利，不得侵犯。除非有可成立的理由，加上誓願保證，並具體指明須搜索之地點，必須拘捕之人，或必須扣押之物品，否則一概不得頒發搜捕狀。」第5條反映當時英國慣例，不過有所改動：「非經大陪審團提起公訴，人民不應受判處死罪或會因重罪而被剝奪部分公權之審判；惟於戰爭或社會動亂時期中，正在服役的陸海軍或民兵隊伍中發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應為同一罪行而兩次被置於危及生命或肢體之處境；不應受強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證其罪，不應未經法律適當程序而被剝奪生命、自由、財產；人民私有產業，如無合理賠償，不得徵為公用。」第6條再次反映且超越當時英國慣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應有權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發生所在之州及區之公正陪審團予以迅速及公開之審判，並由法律確定其應屬何區；要求獲悉被控罪名和理由；要求與原告證人對質；要求以強制手段促使對被告有利之證人出庭作證；並要求律師協助辯護。」第7條保有陪審團在任一爭執金額超出20美元之民事案件中之審判權。第8條借鑒英國《權利法案》，規定：「不得要求過重保釋金，不得課以過高罰款，不得施予殘酷、逾常之刑罰。」第9條允許憲法未列出之現行權利繼續存在。第10條將憲法未賦予聯邦政府之權力保留給各州自行行使。
1785年，美國與普魯士簽訂《》，第23條規定商人、婦女、兒童、學者、農民及其他人戰時不受侵害；第24條要求合理對待戰俘：「為防止通過發配戰俘至偏遠惡劣之地，或將其聚集於狹小有害之境，而導到其死亡，締結合約雙方互相並對全世界莊嚴宣誓，絕不採取上述行為。」。
最近試圖重新評估圣經對西方國家憲法的影響。在《舊約全書》中，《申命記》中有一些對猶太人之王進行限制的語言，涉及如下的事情：他應有幾個妻子，為滿足個人使用他應擁有幾匹馬。根據教授的說法，“當時的立法機關非常不現實，以至于從未實際運行過……”《申命記》的社會愿景可能對君權神授的君主產生了一定影響，包括16世紀英格蘭的主教。
在大陸法系裡，法治對應的概念是「法治國」。
一個著名英國案例「伯馬石油有限公司訴總檢察長案」正好反映當年英國政府違反了「不溯及既往原則」法治元素。
事緣為二次世界大戰時英軍在承諾伯馬石油公司將會作賠償後，炸毀其公司在緬甸的油田及設施，為要在其撤退後不讓日軍得到有關戰略性設備。可是在戰後英政府卻拒絕伯馬石油公司的賠償要求，儘管英國政府最終在上議院輸掉了官司。後來英國政府運用其政府影響力在國會通過1965年戰爭損壞法令，規定政府並不需要為戰爭造成的損害而作出賠償，而此法律是有追溯性的，並可追溯至二次大戰時期。
狹義的法治認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而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個人的實質性權利。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也因此，只有在有法治的國家，人權才能獲得保障。就人權保障而言，法治則使普世價值的人權和各國憲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權利不受來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目前，實質法治比狹義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
憲政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一種主張以憲法體系約束國家權力、規定公民權利的學說、理念和政治實踐。這種理念要求政府所有權力的行使都納入憲法的軌道，並受憲法的制約，使政治運作進入法律化理想狀態。憲政是民主制度的基礎和保障，同時也是對民主政治的制衡，在憲政國家，政府和公民的行為都是有邊界的，不能互相僭越，政府所代表的行為世界是公部門，相對來說公民的行為世界稱作公民社會。憲政的根本作用在於防止政府（包括民主政府）權力的濫用（即有限政府），維護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權利；傳統上，憲政本身並不直接涉及到政府是否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但現代憲政理論往往與民主的概念密不可分。
憲法強調法律具有凌駕於包括政府在內的一切的法治的必要性。沒有法治也就沒有憲政。
民主制度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在人民能直接或間接（透過民選的議員、代表）制定各種法律，如果法律不被尊重或遵守（特別是不被政府所尊重或遵守），民主制度也形同虛設。因此民主制度的內涵也包含了落實法治原則。就民主制度而言，法治是使民主制度能發生實際效力的方法。
法治對民主的保障與人權一樣是通過實質法治體現的。狹義法治并不包括民主內涵。
人治，指政府權力不受限制。人治是一個用來特意表明跟法治相反情況的詞彙，除了沒有人管治（例如：無政府狀態），不是法治的情況就是人治。
法制，又稱為以法管治、以法治國或法律工具主義，即法律是政府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其為中國創造的觀念，不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是法治。除了，沒有與這兩個漢字對應的英文。
於「法制」中，表面是說根據法律行事，其他說法亦有：依法制國、依法辦事、依法而治，或簡稱依法。雖然表面上，法治和「法制」都是政府守法，但「法制」並不否定執政者拿法律作為執政的依據，做事時挑合用的法律條文，或者當沒有法律條文合用時，肆意定立法律，而所挑或所立法律雖然錯誤、標準不一、與其他法律衝突，甚至自相矛盾，或違背向人民承擔的保障或承諾，或侵犯人民沒有放棄的權力或自由，但也沒有符合已立法律的有效阻止辦法阻止執政者做事。這種意思的「法制」一詞，公權力依然沒有受到制度實質限制，公權力者可以肆意而為，實質屬於人治。
與法治相比，依法而治側重在法律的使用上，是法律工具主義。但如果僅就法律的目的而言，法治的目的是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平臺和框架，但依法而治的實質仍然不能擺脫人治的信念。法治的實施必須建立在法律上。
以法而治是指當權者透過法律治理國家，但這些法律不一定是由普通公民組成的立法部門制訂的。法治下，行政部門的職責只是執行該等法律，並且受該等法律拘束。因此法治和法制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法律是否拘束人民（因在這兩個情況下，法律都對人民有普遍拘束力），而是在於行政、立法、司法這些政府權力是否也和人民一樣，受到法律的拘束和控制。法治的內涵，不單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側重於法律對政府權力的控制和拘束，否則即為法制。
只有以法而治而沒有法治的結果可能會出現政府用法律的形式壓制民眾。
中國大陸實行民主集中制。中共十九大文獻指出「任何立法必須有利于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維護其領導的工具。當中國共產黨最高權力者違背向人民承擔的保障或承諾，或侵犯人民沒有放棄的權力或自由，財產時，不存在政治機制或法律機構用以阻止。這種體制一直沿用至今，因此不能算為法治，而更傾向於法律工具主義。
在1979年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學術界曾開展過是要“法制”還是要“法治”的爭論。由于-{zh-cn:普通話;zh-tw:在國語;zh-hk:普通話;zh-sg:華語;}-讀音相同，因此學者把“法制”稱為“刀制”（“制”字為刀子旁），將“法治”稱為“水治”（“治”字偏旁為三點水）。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條款，這被中國人看作是“法治”派取得的勝利。中國大陸法學家李步云說：
中共對法制的解釋實為人治。有中國人著作聲稱中共對法治的理解實則為法律凌駕在政權之上，而法律由黨所領導的人大制定，因為中共認為黨是超越利益集團的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組織。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現狀是人治向法律凌駕于政權之上過渡。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提到“中國夢”。要實現“中國夢”，剪除腐敗，調整貧富不均，依法治國是良策。習近平總書記講，“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各級黨組織必須堅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黨政官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干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正如中國當局聲稱中國實行的是民主制度，中國當局也聲稱中國實行的是法治制度。華人學者稱這種本來就在儒家和法家中存在的思想為「」，中文則稱為以法而治。Bevir, Mark. '' The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eory '', page 162.Munro, Donald. '' The Concept of Man in Early China ''. Page 4.Guo, Xuezhi. '' The Ideal Chinese Political Leader: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 Page 152.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曾說：“The difference....is that, under the rule of law, the law is preeminent and can serve as a check against the abuse of power. Under rule by law, the law is a mere tool for a government, that suppresses in a legalistic fashion.”（翻譯：區別在于，在法治社會中，法律是最重要的，可以作為對濫用權力的制衡。根據法律規定，法律只是政府的工具，而政府則以法律的方式壓制。）
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者、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閻學通認為：
上述"反對觀點"中，所謂「領導是能把制度改變」的例子正是由法治退化回人治的體現，依據此個別的逆流即大膽推論「法治人治本質是一種偽命題」，明顯違背學術邏輯而有政治打手之嫌。
* 陳弘毅： 〈西方古今法治思想之梳理〉 （2013）
* 陳弘毅： 〈從哈貝馬斯的哲學看現代性與現代法治〉 （2013）
* 世界正義工程計劃： 法治的歷史及其重要之處
* 法治的歷史：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213225213/http://www.democracyweb.org/rule/history.php
* 人權、天賦人權（自然權利）
* 英美法系：人權法案（或稱權利法案）
亞濟特區（Aceh），是在印尼蘇門答臘島北端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首府班達亞齊。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引發的海嘯嚴重摧毀亞齊。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后的亞齊特區
1949年印尼脫離荷蘭殖民獨立，並以武力佔領亞齊。然而在20世紀初之前，亞濟屬於亞齊蘇丹國，從未被荷蘭正式統治過，這點與在18世紀已被荷蘭佔領的印尼不同。因此，亞齊分離主義者認為亞齊應有權決定自己是否加入印尼。1976年，武裝組織自由亞齊運動成立，以暴力方式爭取獨立。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地震引發的海嘯嚴重摧毀亞齊。
2005年7月17日印尼政府和亞齊分離主義人士，在芬蘭達成和議，宣布8月中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正式簽署諒解備忘錄。12月，印尼軍方大抵完成撤軍，結束近30年的流血衝突，和平露出曙光。2006年7月11日，印度尼西亞國會通過了《亞齊自治法》，賦予亞齊省地方政府更大的自治權。
2009年1月23日，印尼政府在亞齊建成海嘯博物館。
全印尼唯一一個實施伊斯蘭教法的省份，亞齊人是印尼蘇門答臘島北部亞齊特區的主體民族，「公開鞭刑」是對違反教法者的一種懲罰形式，故居於此的民眾嚴格信奉伊斯蘭教，以亞齊語為主要溝通語言。此外，亞濟特區當地還有一些爪哇人、加瑤人、巴塔克人和華人，其中亞濟的爪哇人為來自印尼首都所在的爪哇島的新移民。
印度尼西亞第一架飛機。
亞齊省在2004年破壞性的海嘯后經濟增長緩慢，直到2006年，增長了7.7%。這個增長主要受災后重建效應所驅動，主要增長的行業在建筑、建設方面。
自2003年以來，種族沖突結束了，重建項目導致了經濟結構發生了引人注目的變化。服務業如今扮演了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同時石油和天然氣產量繼續下降。經濟繼續依賴于將要耗盡的油氣資源和農業。
在2005年12月達到最高點的41.5%后，通貨膨脹率開始持續穩定的下降，到2007年6月為8.5%，已經接近于印尼的全國水平5.7%。持續的通脹表明亞齊省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仍然是印尼全國最高的，這導致了在通脹率和工資數據兩方面反映出亞齊的成本競爭力在下降盡管通脹率在緩慢的降低，但CPI仍然在海嘯過后穩定的上升。
拿2002年的數據作為基數，亞齊的CPI在2007年漲到了185.6，而當時全國的CPI漲到了148.2。那時在某些特殊行業名義工資漲了不少，例如建設行業，工人每天的名義工資平均幾乎漲到了60,000印尼盾，而海嘯前為29,000印尼盾。這在亞齊省地區最低工資中也有表現，在海嘯前的550,000印尼盾變為2007年的850,000印尼盾，漲了55%，而鄰近省份北蘇門答臘增長了42%，從537,000印尼盾到761,000印尼盾。
在2005年海嘯過后貧困率有所上升，但比預期的要好些。2006年貧困率降到了比海嘯前還低的位置，這被歸因為災后重建活動以及種族沖突的結束促進了貧困率的降低，也反映出海嘯帶來的貧困是短期的。然而，貧困在亞齊省的嚴重性仍然高于印尼的其他地區，許多亞齊人現在仍然易受到來自其他種族的攻擊，當局加強了在重建繁榮結束之后經濟需要軟著陸的需求。
行業 (% 亞齊省 GDP)
石油、天然氣和采礦業
貿易、酒店和餐飲業
銀行和其他金融服務
小寫字母，亦作小寫體，是羅馬字母、希臘字母、西里爾字母等字母表中所存在的兩種字母形式之一，如羅馬字母表中第一個字母有兩種形式，大寫為A，小寫則為a。在使用這幾種字母表的語言當中，大寫字母主要用于每一句開頭的第一個字母、專用名詞的第一個字母、以及需要特別強調的字句，小寫用于其他情況。各語言也有各自特有的規則，如德語中每一個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用大寫書寫。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字母表只有大寫字母，希臘字母及羅馬字母的小寫是在中世紀時期漸漸發展出來的。早期的小寫體是大寫體的手寫體，由于其書寫速度快，形狀漸漸變圓（如ΑΒΓΔΕΖΗΜΞΡΣΥ變成αβγδεζημξρ?υ），去繁從簡（如ΑΝΣΥΩ變成αν?υω），但為了避免連筆字母之間發生混淆，也出現了一些附加符號，如
ΛΨ的小寫λψ向上延伸的線。同時在書寫過程中，很多小寫字母的筆畫開始向下延伸，突破大寫字母的下限，如ΒΓΖΗΜΞΡΣΦΧΨ的小寫體βγζημξρ?φχψ。但也有一些小寫字母除了較小以外，和大寫并無分別（如ΘΙΚΟΠΤ變成θικοπτ）。
大小寫的并用，源于把詞首、句首字母寫得較大的習慣，后來這些較大的字母便統一成古希臘、羅馬時期所使用的字體，即我們現在所認知的大寫字母，大小寫字母使用的規則是近三百年才漸漸統一的，因此也造成各語言的大小寫規則不盡相同。
青蒿素（；也稱黃花蒿素）及其衍生物是現今所有藥物中起效最快的抗惡性瘧原蟲瘧疾藥。 使用包含青蒿素衍生物在內的青蒿素聯合療法是現今全球范圍內治療惡性瘧原蟲瘧疾的標準方法。青蒿素提取自黃花蒿，1969年－1972年間，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參與的523課題組發現并從黃花蒿中提取了青蒿素，屠呦呦也因此獲得2011年拉斯克臨床醫學獎和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
化學上，青蒿素是少見的一種含有過氧橋的類化合物。普遍認為這種過氧化結構與青蒿素的抗瘧活性有關。已知其他多種天然來源的含有過氧橋的化合物。
世界衛生組織明確指出不要單獨使用青蒿素進行治療，因為有研究指出這會增加瘧原蟲的耐藥性。已證明使用包括青蒿素在內的多藥聯合療法治療瘧疾同時具有很好的效果和耐受性。使用青蒿素來治療間日瘧原蟲瘧疾也越來越普遍，并且使用其來治療癌癥也是近來研究的課題之一。
單獨青蒿素治療瘧疾使用會導致瘧原蟲復發，需要與其他藥物配合使用清除寄生蟲。 世界衛生組織正向制藥商施壓，使其停止向市場供應純青蒿素，以免瘧原蟲對青蒿素產生抗藥性。
青蒿素無論在體內和體外的實驗中均對瘧疾有很好的殺滅效果。
青蒿素的作用機制尚不十分清楚，主要是干擾瘧原蟲的表膜-線粒體功能。青蒿素通過影響瘧原蟲紅內期的超微結構，使其膜系結構發生變化。由于對食物泡膜的作用，阻斷了瘧原蟲的營養攝取，當瘧原蟲損失大量胞漿和營養物質，而又得不到補充，因而很快死亡。其作用方式是通過其內過氧化物(雙氧)橋，經血紅蛋白分解后產生的游離鐵所介導，產生不穩定的有機自由基及/或其他親電子的中介物，然后與瘧原蟲的蛋白質形成共價加合物，而使瘧原蟲死亡。 2015年，Wang等人利用化學蛋白質組學的技術手段合成了基于青蒿素結構的化學探針，準確的鑒定出了青蒿素在瘧原蟲中的100多個蛋白靶點，并且確定了青蒿素的激活依賴于瘧原蟲中生成的大量血紅素。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化學結構中的過氧橋這一基團是抗瘧作用中最重要的結構。改變過氧基團，青蒿素的抗瘧作用消失。青蒿素在體內活化后產生自由基，繼而氧化性自由基與瘧原蟲蛋白質中的活性殘基（例如半胱氨酸殘基中的巰基）形成共價鍵，使蛋白失去功能導致瘧原蟲死亡。另一種觀點認為青蒿素轉化為碳自由基發揮烷化作用使瘧原蟲的蛋白烷基化。目前這一觀點被廣泛認可。
青蒿素選擇性殺滅紅內期瘧原蟲是通過影響表膜-線粒體的功能，阻斷宿主紅細胞為其提供營養，從而達到抗瘧的目的。同時青蒿素對瘧原蟲配子體具有殺滅作用。
有研究推測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對 （Plasmodium falciparumcalcium ATPase 6）具有強大而特異的抑制效果。PfATP6 是惡性瘧原蟲基因組中唯一一類肌漿網/內質網鈣ATP酶（sarco/endoplasmic reticulum calcium ATPase，SERCA）。青蒿素抑制 PfATP6，使瘧原蟲胞漿內鈣離子濃度升高，引起細胞凋亡，從而發揮抗瘧作用。
有報道稱早在2003年和2004年，首例以青蒿素為基礎的綜合療法的耐藥性案例就在泰國柬埔寨邊界出現。2005年以來，治療瘧疾最有效的藥物青蒿素已在柬埔寨、緬甸、越南、老撾以及泰國邊境地區的越來越多患者中失效。
少數部分病人可能會出現輕度惡心、嘔吐、腹瀉，存在胚胎毒性，孕婦慎用。
碳酸鉀甲醇溶液處理青蒿素得到的產物
硫酸-乙酸處理青蒿素得到的產物
青蒿素在常溫下是一種無色針狀晶體，密度1.3g/cm3，比旋光度+68°（C=1.6，溶劑氯仿），幾乎不溶于水，易溶于氯仿、乙酸乙酯和苯；常壓下熔點156℃-157℃。青蒿素屬于正交晶系，空間群D2-P212121，晶胞參數a = 24? b= 9.4? c= 6.3?。其紅外光譜具有δ-內酯羰基的吸收（1745cm-1）和過氧鍵的吸收（831、881、1115cm-1）；其質譜具有質荷比為250的峰，對應的物種為分子脫去過氧橋后形成的分子離子。
青蒿素是一種內酯，因而可以與鹽酸羥胺發生反應，產物遇鐵離子顯色。雖然青蒿素含有過氧鍵，但相較于其他的過氧化物，青蒿素化學性質較為穩定，加熱到熔點仍不分解。青蒿素可被三苯膦或碘離子定量地還原，這一反應可用于定量分析。在常壓和鈀-碳酸鈣催化下，青蒿素的過氧鍵可被氫氣還原，生成氫化青蒿素（C15H22O4）。以硼氫化鈉處理青蒿素，則內酯的羰基被還原，生成半縮醛還原青蒿素（C15H24O5）。
室溫下以碳酸鉀甲醇溶液處理青蒿素一小時，酸化后可以得到一種含有環氧基團的五元環內酯（C15H20O4）；以硫酸-乙酸處理青蒿素可以得到另一種五元環內酯（C14H20O3）。
青蒿素的生物合成
黃花蒿分布地域狹窄，青蒿素含量偏低（0.01%~0.5%），中國以外地區野生黃花蒿因青蒿素含量太低而沒有商業開發價值。
1982年，羅氏公司的研究員G.Schmid和W.Hofheinz以薄荷醇為原料首次完成了青蒿素全合成。稍后，上海有機所的周維善等人以香草醛為原料完成了這一全合成。至2003年已有十余種青蒿素全合成路線。這些路線的起始物包括薄荷酮、3-蒈烯和環己烯酮。
從逆合成分析的角度看，青蒿素的一個特點是它的結構中含有一個1,2,4-三噁唑環。該環實際上是一個縮酮-縮醛-內酯體系的一部分，可以由上圖中α-過氧羥基醛（A）經縮合反應構建。過氧羥基醛（A）又可以由醛（B）的烯醇醚或類似化合物經過氧化反應獲得。過氧化是青蒿素合成中的關鍵步驟，盡管不同的路線采用不同的方法引入過氧基團，這步反應產率總是比較低。
Schmid等人、Ravindranathan等人、Lansbury等人、周維善等人利用烯醇醚在低溫、光照和光敏劑存在下與單線態的氧分子發生的2+2環加成反應產生四員環中間體，然后開環形成過氧化物；Avery等人則利用烯基硅烷的反常臭氧化反應引入過氧基團。用酸處理過氧化產物就可以得到青蒿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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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Nancy Acton等人發現，在低溫和光照下，二氫青蒿酸可以被兩當量的氧氣直接氧化成青蒿素，產率17%-32%。后續研究表明在反應中，二氫青蒿酸先與一分子單線態氧發生烯反應，生成過氧化物。再與另一分子三線態氧反應，開環生成α-過氧羥基醛（A），最后脫水產生青蒿素。不久這一反應就被用于改進青蒿素的全合成路線。化學合成青蒿素工藝繁雜，步驟多，成本高，易污染，尤其引入過氧基團的光氧化或化學氧化的產率不理想，導致化學全合成工藝一直無法用于青蒿素的商業化生產。
黃花蒿與酵母合成萜類前體法呢基焦磷酸的酶促反應完全相同，只要在酵母中增加一個代謝支路就能讓酵母菌合成青蒿素。2006年，美國加州大學的Keasling小組將ADS 基因連同新克隆的細胞色素P450 單氧化酶基因（CYP71AV1）及其還原酶基因（CPR）同時導入釀酒酵母中表達，培育出世界上第一株生產青蒿酸的酵母工程菌。加拿大植物生物技術研究所的Covello小組于2008 年從黃花蒿中分離到雙鍵還原酶基因（DBR2），并將該基因連同ADS、CYP71AV1、CPR 基因一起導入釀酒酵母，率先培育出能合成雙氫青蒿酸的酵母工程菌。
酵母工程菌中未檢測到青蒿素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是釀酒酵母中單線態氧缺乏，雙氫青蒿酸合成后不能轉變成青蒿素；二是青蒿素未被油相環境隔離而與細胞成分（如血紅素）發生烷基化反應，無法檢測到青蒿素。黃花蒿是如何避免青蒿素對本身的傷害呢？ Covello小組的研究顯示，青蒿素合成酶基因在黃花蒿葉片表面具有特殊腺體結構并充滿揮發油的腺狀毛囊細胞中高效表達，說明具有毒性的青蒿素隔離在油相腺毛中應該是一種進化的選擇。黃花蒿采取細胞分區和分相隔離的方式，合成并貯存具有細胞毒性的青蒿素，可用來殺滅獵食性害蟲；同時青蒿素前體在油相環境中更易發生化學催化反應。據測定，青蒿植株中的青蒿素含量比雙氫青蒿酸含量低5-10倍，最大可相差15倍。
2013年4月25日出版的Nature雜志發表了美國Keasling小組和加拿大Covello小組的兩國科學家撰寫的研究通信《強效抗瘧劑青蒿素的高水平半合成生產》一文，報道了將酵母工程菌中青蒿素前體青蒿酸的發酵產量從1.6克/升提高到25克/升，并利用單線態氧成功地將青蒿酸轉化成青蒿素。
''黃花蒿''
20世紀60年代，越南戰爭時期，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軍隊受到瘧疾困擾。為此，北越向中國求援。于是，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和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向中國大陸的頂級科學家下令，要求他們幫助研發相關藥物。當時，中國的形勢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開展正開始逐漸失控，但是，由于命令來自毛澤東本人，該項目得以進行。1967年5月23日，「瘧疾防治藥物研究工作協作會議」召開，代號為523項目的抗瘧藥物研究正式工作開展。在接下來14年中，來自60所軍民機構的500位科學家參與了此項目。
肘後備急方·卷三》中的記載
1969年1月21日，全國523辦公室白冰秋、張劍方二位正、副主任及辦公室田辛到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簡稱北京中藥所），要求其派人參加523項目北京地區中草藥專業協作組。1970年，北京地區523領導小組討論決定，由軍事醫學科學院和北京中藥所合作，派軍事醫學科學院研究人員顧國明和北京中藥所的余亞綱、屠呦呦等人一起，大量查閱和收集了古今醫藥書刊資料，從中挑選了出現頻率較高的抗瘧中草藥或方劑。1971年后，顧國明因其他任務回原單位，由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派研究人員寧殿璽到北京中藥所幫助建立了鼠瘧動物實驗模型。1970年該組先制備的是胡椒提取物（胡椒酮），送軍事醫學科學院鼠瘧篩選，動物實驗效果不錯，由523辦公室聯系，并派人請北京海淀青龍橋中藥廠協助加工劑型，到海南島進行臨床試驗，后因人體效果不理想而中止。該組從2000余種中藥中篩選出640余種可能具有抗瘧活性的藥方，并以這些藥方所涉的200余種植物制成380余種提取物。通過檢驗這些提取物對患瘧疾小鼠的作用發現常山提取物抗瘧作用最強，而青蒿提取物的實驗結果有一定的抗瘧作用，曾出現過對鼠瘧原蟲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穩定（因為是高溫醇提法，沸點78.4攝氏度）。在山東中醫藥研究所、云南省藥物研究所的幫助下，研究人員發現藥用青蒿中，學名黃花蒿(''Artemisia annua'')者有效，而學名青蒿(''Artemisia apiacea'')者無效；而且提取溫度過高會破壞其中的活性成分。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領導的科研小組（包括鐘裕蓉、郎林福等）從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之治寒熱諸瘧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的記載中受到了啟發，認為溫度高有可能對青蒿有效成分造成破壞而影響療效，便由用乙醇提取改為用沸點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1971年10月4日研究組取得青蒿中性提取物對鼠瘧、猴瘧100%瘧原蟲抑制率的突破：
*  用北京青蒿秋季采的成株葉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揮發油對鼠瘧均無效。
*  乙醇冷浸，濃縮時溫度控制在60度所得提取物，鼠瘧效價提高，溫度過高則仍無效。
*  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瘧效價顯著增高穩定。（低沸點乙醚（34.8度），并將溫度控制在60度以下）
后來采用沸點更低（30-20.5度）的汽油提取法成功提取高質量青蒿素，印證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瘧效果與溫度有著非常重要的關系。1971年下半年北京中藥所對青蒿乙醚提取物對鼠瘧原蟲近期抑制率達100%。
1972年3月的全國523會議上中醫研究院屠呦呦做了青蒿提取物的報告后，山東省寄生蟲病防治研究所采用本省黃花蒿的提取物進行鼠瘧試驗，于1972年10月21日在向全國523辦公室作了書面報告一切和屠呦呦的結果一致。
1972年，在全國523辦公室的支持和協調下，北京中藥所經進一步實驗，屠呦呦科研組的倪慕云設計了色譜柱分離的前處理，將青蒿乙醚提取物中性部分和聚酰胺混勻后，用47％乙醇滲濾，滲濾液濃縮后用乙醚提取濃縮后，編為91號，抗鼠瘧作用大幅度提高。在經過動物毒性試驗和少數健康志愿者試服，未發現明顯毒副作用后，經全國523辦公室協調安排，于1972年8～10月到海南島昌江地區進行臨床試驗；又與解放軍302醫院合作，在北京也進行臨床療效觀察。經過共30例臨床試用，取得了比較滿意的結果：
“1972年8-10月采用乙醚提取中性部分在昌江地區（海南）對當地外來人口間日瘧11例、惡性瘧9例、混合感染1例及北京302醫院驗證間日瘧9例，共30例進行了臨床觀察。三種劑量均有效，其中大劑量組（每日4次，每次3克，共36克）療效更明顯。對間日瘧平均退熱時間19小時6分，對外來人口惡性瘧平均退熱時間35小時59分，但短期內有原蟲復現。由于藥物體積較大，無法再加大劑量進行觀察，但發現大劑量組原蟲復現較小劑量組有所減少。臨床觀察藥物對胃腸道、肝、腎功能等未見明顯副作用，個別病人出現嘔吐、腹瀉現象，302醫院2例轉氨酶偏高病人服藥后轉氨酶繼續增高，但1-2周左右恢復正常。”
在粗提物臨床觀察的同時，根據523辦公室要求，北京中藥所開展了青蒿素抗瘧有效單體的分離研究。1972年11月8日，屠呦呦領導的研究組從乙醚提取物中用色譜法分離提取出了多個單體成分，其中1個有抗瘧效果的無色晶體提取物定名為“青蒿素II”，并測定了熔點和分子量。1972年11月17日屠呦呦在北京召開的“523”全體大會上，報告了首次青蒿抗瘧30例全部有效的療效總結，引起523項目參與單位的極大關注。北京中藥所按照全國523辦公室指定的1973年研究計劃的要求，為了將分離的到的“青蒿素II”，盡快拿到現場進行臨床試用觀察，開展了臨床前動物毒性試驗，發現“青蒿素II”對實驗動物的心臟有明顯的毒性。因此，圍繞著“青蒿素Ⅱ”能否進行臨床試用產生了分歧。為此，北京中藥所領導和專家多次研究，全國523辦公室的領導聽取了該所的匯報后，經該所的3名科技人員試服，每天口服1次，連服3天，3人的總劑量分別是3.5g、5g、5g。經心電圖、腦電圖、肝功能、腎功能、胸透和血常規、尿常規檢查，均無明顯變化。其中1人出現四肢發麻感，12h后消失；1人心跳加速（112次/min），30min后恢復正常。北京中藥所領導同意“青蒿素Ⅱ”進行臨床試驗。
1972年，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第八屆國際天然產物化學會議上，南斯拉夫植物化學家宣讀了一份研究報告，稱他們從蒿屬植物中分離出一種新型倍半萜內酯，分子式為C15H22O5，分子量是282，與青蒿素結果相同。南斯拉夫科學家雖然搞對了分子式和分子量，但卻排錯了化學結構，誤以為是雙氫青蒿素的臭氧化物。該文獻見：
1973年3月，北京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的科技人員找到上海有機所，以測定青蒿素結晶的分子結構。經全國523辦公室協調，由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提供了10多克黃花蒿素。上海有機所避孕藥組的吳照華專職帶著北京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的倪慕云和后來的劉靜明、樊菊芬在實驗室進行工作。青蒿素結構測定中的一個主要困難是無法在15個碳骨架中安排5個氧原子，當時參加的人員都曾經考慮過這可能是一個過氧化合物，但是過氧化合物不穩定的傳統概念又否定了這一想法。當時全國本來沒有質譜儀，唯一一套還是北京某機關1974年剛剛引進的。赴京申請到高分辨質譜儀做實驗確定了分子量，再結合碳氫分析數據把分子式確定下來，這是一個有15個碳原子、22個氫原子和5個氧原子組成的化合物，證明它是一個倍半萜類化合物。 在質譜的分析中，他們發現一個特殊的碎片峰M-32，這明顯說明分子中存在兩個氧原子連在一起的情況。1975年4月下旬，在成都召開的全國“五二三項目”座談會上，北京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于德泉報告了另一種抗瘧藥鷹爪素是一個過氧化合物。吳毓林獲悉這一消息后，立即在吳照華的實驗室用青蒿素做了一個碘化鈉的定性試驗，明確了過氧基團的存在。在此基礎上，又用三苯膦的方法作了過氧基團的定量分析，進一步確證了青蒿素是一過氧化合物。根據青蒿素的波譜數據得出了青蒿素的片段結構，如內酯、3個甲基、4個次甲基等；根據南斯拉夫Stefanovic從同一植物中分得的青蒿素B（arteannuin B）的結構，提出其與青蒿素結構可能有相似性；從當時已收集了青蒿素單晶X－衍射的數據，正要進行計算的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提出了一個青蒿素初步結構作為他們計算時參考。最終1975年的12月生物物理所由單晶X－衍射得到了青蒿素的相對構型，根據青蒿素B的結構則可推測得絕對構型；1979年還是由生物物理所通過反常的X－衍射分析最終肯定了青蒿素的絕對構型。
1973年4月，云南省藥物研究所用乙醚提取分離直接得到有效單體，在1973年10月完成鼠瘧與猴瘧動物實驗，定名為“苦蒿結晶III”（后稱“黃蒿素”）。1974年初，云南藥物研究所用重結晶法得到純結晶。
1973年11月，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從山東省當地的黃花蒿提取出有效單體，命名為“黃花蒿素”。
1973年9-10月，由中醫研究院李傳杰為組長的臨床試驗組，再次到海南島昌江地區石碌進行“青蒿素Ⅱ”臨床試驗。全國523辦公室施凜榮和上海523辦公室副主任王連柱到海南現場工作，也到昌江了解的試用情況。該組在海南島昌江縣收治外來人口間日瘧和惡性瘧病人8例：間日瘧3例有效，惡性瘧5例未顯示明顯療效，其中1例雖即時有效，但6天內復發，2例無效，另2例因出現心臟毒性反應而終止了臨床試驗。
1974年2月28號-3月1號，正在進行青蒿/黃花蒿抗瘧研究的北京、山東、云南三地四家單位（北京中藥所、云南藥物所、山東寄生蟲防治所、山東中醫研究所）的科研人員與全國523辦公室在北京中醫研究院召開了青蒿研究座談會，三個地區的研究人員各自匯報了青蒿（黃花蒿）研究進展。北京中藥所的景厚德提出三地的提取到的晶體之間的不同之處：
* 山東25mg/kg有效，北京100mg/kg有效；
* C=O基分化，山東、云南差80；
* 熔點不同，山東：150~151℃，云南：149~150.5℃，北京155~156℃（屠呦呦報告的是156~157℃）
* 毒性：北京的提取物對心臟毒性200mg/kg；后來山東和云南的臨床驗證結果都未顯示有明顯的心臟毒性
景厚德根據以上四點不一樣提出三家提取到的結晶可能不用完全一樣。
1975年6月，北京中藥所重新開展青蒿素的臨床研究，與湖北健民制藥廠合作，用四川酉陽黃花蒿、云南溶劑汽油法提取青蒿素（黃花蒿素），分別在海南或與湖北醫科院、武鋼和河南等單位合作進行的。
1975年，上海有機化學所在化學結構的測定研究中，為證明青蒿素是一個過氧化物，進行氫化—還原等實驗，確定了青蒿素的內酯可被鈉（鉀）硼氫還原，并保留其過氧基團。該還原物稱為“還原青蒿素”或“二氫青蒿素”，后命名為“雙氫青蒿素”。它是制備青蒿素衍生物的重要中間體。1978年，上海藥物所在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中，發現其抗瘧效果比青蒿素更好。由于化學穩定性較差、溶解度低、抗瘧效果不及其他衍生物，當時尚未被列為進一步開發的對象。
1976年523辦公室獲悉南斯拉夫科學家正在分離蒿屬植物的類似物質，估計就是正在研究的青蒿素。為了搶先發表論文，表明青蒿素是中國的原創發明，衛生部直屬的北京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請示，經國家衛生部批準，在1977年《科學通報》第22卷第3期以“青蒿素結構研究協作組”的名義，首次發表了青蒿素化學結構及相對構型的論文，題目是《一種新型的倍半萜內酯——青蒿素》。青蒿素的結構完全公諸于世。
1978年11月23-29日，全國523領導小組在江蘇省揚州市（高郵縣所在地區行署所在地）主持召開了青蒿素（黃蒿素）治療瘧疾科研成果鑒定會，就成果排名達成一致，它們是以下6個單位：衛生部中醫研究院、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云南省藥物研究所、廣州中醫學院（以上為青蒿素研究單位）、四川省中藥研究所、江蘇省高郵縣衛生局（以上為青蒿簡易制劑研究單位）。另外，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等39個單位被確定為主要協作單位。最后通過的《青蒿素鑒定書》對于4個青蒿素研究單位的評語是：“1971年10月，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從中藥青蒿（黃花蒿）中找到了抗瘧有效部分。1972年和1973年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和云南省藥物研究所，先后分離出有效單體青蒿素（黃花蒿素、黃蒿素）。1974年廣州中醫學院和云南省藥物研究所在臨床上成功地運用青蒿素救治了惡性瘧和腦型瘧。”1978年12月28日國務院發布《發明獎勵條例》后，上述6個青蒿素及青蒿制劑研究單位共同向國家科委申報了青蒿素發明獎。評審委員會認為，青蒿素作為新藥發明，結構分析必不可少，提出將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和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列為主要研究單位。同時認為，四川省中藥研究所和江蘇省高郵縣衛生局的成果分別是青蒿生藥片和青蒿生藥簡易制劑，應列為主要協作單位。因此，1979年9月由國家科委主任方毅頒發的“抗瘧新藥——青蒿素”（二等獎）發明證書（A00011）中僅列出6個主要研究單位——衛生部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山東省中醫藥研究所、云南省藥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所、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所、廣州中醫學院。
1978年，蒿甲醚與青蒿琥酯分別研制成功。
由于涉密，1979年這些研究成果才陸續發表，以“青蒿素結構研究協作組”和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名義在《中國科學》1979年第11期發表的《青蒿素的晶體結構及其絕對構型》的論文以劉靜明、倪慕云、樊菊芬、屠呦呦（北京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和吳照華、吳毓林、周維善（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所）聯名發表在《化學學報》1979年第37卷第2期上的《青蒿素（Artemisinin）的結構和反應》的論文，明確寫道：“這個新型的倍半萜內酯我們稱其為青蒿素，它經藥理證明是抗瘧的有效成分”。1979年在英文版《中華醫學雜志》（Chinese Medicine Journal）以“青蒿素研究協作組”（Qinghaosu Antimalarial Coordinating Research Group）名義發表的《青蒿素的抗瘧作用研究》（Antimalarial studies on qinghaosu）論文，更是公開了實驗研究和臨床研究的化學及藥理學數據。
1980年12月5日，時任WHO總干事的致函中國衛生部稱，鑒于氯喹抗性瘧的蔓延己達到不可遏制的地步，WHO迫切希望盡快在中國召開一次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學術研討會。由WHO的瘧疾化療學術工作組（SWG-CHEMAL）主持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學術研討會，于1981年10月6日至10日在北京召開，宣讀的7份研究報告，全部由中方科學家完成。1982年3月20日，國家衛生部、國家醫藥管理總局聯合成立“中國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開發指導委員會”（簡稱青蒿素指導委員會），計劃在兩年內按照國際標準完成青蒿素（口服）、蒿甲醚、青蒿琥酯（針劑）制劑的質控標準、臨床前藥理毒性實驗資料和臨床I、II 、III期等6項課題的研究工作，WHO則向中方提供人員培訓、儀器設備和必要的純種實驗動物等。。
青蒿素的第一個新藥證書于1986年由衛生部頒發給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編號為（86）衛藥證字X-01號。
1987年，由桂林制藥廠、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藥研究所、中國醫學科學院藥物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廣西醫學院、廣西中醫學院研制的青蒿琥酯獲得新藥證書，編號為（87）衛藥證字X-01號。2002年，青蒿琥酯片劑被世界衛生組織（WHO）列入第12版“基本藥物目錄”。
1987年，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和昆明制藥廠研制的蒿甲醚及其注射液獲得新藥證書，編號分別為（87）衛藥證字X-13和（87）衛藥證字X-14號。1997年，蒿甲醚油針劑被WHO列入第9版“基本藥物目錄”。
1989年12月，“抗瘧新藥——青蒿琥酯”獲得國家發明三等獎（A03611），發明人包括8個單位（桂林制藥廠、廣西醫學院、廣西寄生蟲病研究所、廣州中醫學院、上海醫藥工業研究所、軍事醫科院五所、醫學科學院藥物所、中醫研究院中藥所）和8個個人（劉旭、楊啟超、石維志、李國橋、王大林、滕翕和、宋振玉、李澤霖）。
軍事醫學科學院以本芴醇與蒿甲醚研制的復方蒿甲醚于1992年獲得新藥證書，編號是（92）衛藥證字X-23號。復方蒿甲醚于2002年被WHO列入第12版“基本藥物目錄”。
從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新藥評審規定到1995年，總共批準一類新藥14個，其中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類抗瘧新藥就占了7個。
1996年12月，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的“抗瘧新藥——蒿甲醚”發明獲得國家發明三等獎（15-3-001-01）。
*  青蒿素 Artemisinin 中草藥化學圖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青蒿 中藥材圖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黃花蒿 Huanghuahao 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青蒿 Qinghao 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青蒿素 (artemisinin) 化學空間 Chem-Station)
國父（拉丁文：，有時也作，其複數形式為，意思是祖國之父）原本是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時期，一個向其擁有者表示敬意的頭銜。意味著某人創建了一個新的國家，和擁有者在維護其祖國（羅馬）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貢獻，在近代則多意指對於當前國家政權締造有特殊貢獻之人。
與其他所有的羅馬共和國的頭銜一樣，“祖國之父”的頭銜也是由羅馬元老院授予的。第一個接受“祖國之父”頭銜的人乃是著名的演說家西塞羅。他因在前63年的執政官任期內鎮壓喀提林陰謀的參與者而獲得了“祖國之父”的稱號。第二個獲此殊榮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尤利烏斯·愷撒（前45年），此時他已經第二次被任命為獨裁官，是羅馬世界的唯一主人。
在前2年，元老院投票將此頭銜授予屋大維，也就是羅馬帝國的首位皇帝凱撒·奧古斯都。但是“祖國之父”這一頭銜并沒有因此成為代表皇帝權利與榮耀的稱號（即“統帥、凱撒、奧古斯都、第一元老、最高祭司、保民官”）之核心的一部份；而屋大維的繼任者提比里烏斯拒絕接受這項尊榮。后來，元老院將這一頭銜授予很多位羅馬皇帝，通常都是在后者即位很多年以后（除了少數特別被元老們所尊崇的新皇帝，例如涅爾瓦）。因此，很多統治時間很短的皇帝都未獲得這個頭銜。
此外，在15世紀，美第奇家族的第一個佛羅倫斯僭主科西莫·德·美第奇在死后也被授予“祖國之父”的稱號。
尤利烏斯·愷撒
前2年2月5日
81年9月14日
安托尼努斯·比烏斯
馬爾庫斯·奧勒里烏斯和路奇烏斯·維魯斯（共治）
塞普蒂米烏斯·塞維魯
217年6月
238年5月
284年11月20日
286年4月1日
科西莫·德·美第奇
注：除西塞羅和愷撒（羅馬共和時期）以及科西莫·德·美第奇（佛羅倫薩僭主）外，其余皆為羅馬帝國皇帝。
王翼棄兵是最古老的國際象棋開局之一，屬于開放性開局，其走法為：
1.e4 e5 2.f4
王翼棄兵的理念是白方在開局時就攻擊對方的中心兵。于19世紀風極一時。20世紀初期，由于黑方防御技術的深入研究，其使用者開始減少。20世紀後期，職業棋局中基本不使用這種開局。
根據黑方第2步的著法，分為
* The Bishop's Gambit
* Not quite winning with the Allgaier Gambit
* The Double Muzio
菲利多爾防禦是國際象棋開局開放性開局的一種，走法為：
1.e4 e5 2.Nf3 d6
*Christian Bauer, ''The Philidor Files'', Everyman Chess, 2006. ISBN 1-85744-4361.
*Larry Kaufman, ''The Chess Advantage in Black and White'', McKay Chess Library, 2004. ISBN 0-8129-3571-3.
* Some background and analysis
* Opening overview
弗朗索瓦-安德烈·丹尼根·菲利多爾（，），18世紀中葉法國國際象棋大師，作曲家。他重視“兵”在棋局內的地位。他試圖把棋藝理論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被認為是第一個對國際象棋作出系統分析的棋藝理論家。主要著作有《國際象棋分析》。在作曲方面，他是18世紀法國喜歌劇的代表性作曲家，作品富于戲劇性，貼近群眾生活，在當時很受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