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Welsh, Frank, ''A History of Hong Kong''. HarperCollins, 1997.
* Kratoska, Paul H., ''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of Malaya, 1941 - 45''. C. Hurst & Co. Publishers, 1998.
* Airlie, Shiona M., "Clementi, Sir Cecil (1875–1947)",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kers-Jones, Sir David, '' Feeling the Stones: Reminiscences by David Akers-Jone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ee, A. C. W., and, So, K. T., " Child slavery in Hong Kong: case report and historical review", ''Hong Kong Medical Journal'' Vol 12, 6 December 2006, pp. 463-466.
* Saravanamuttu, Manicasothy, '' The Sara Saga''. Penang: Areca Books, 2010.
* Corfield, Justin, ''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Singapore''. Scarecrow Press, 2010.
* "CLEMENTI, Sir David (Cecil)", ''Who's Who'' 2013. London: A & C Black, 2012.
* Cornelius, Vernon,  and, Chew, Valerie, " Sir Cecil Clementi", ''SingaporeInfopedia'', retrieved on 16 June 2013.
* Cornelius, Vernon, " Clifford Pier", ''SingaporeInfopedia'', retrieved on 16 June 2013.
* " Straits Settlements", ''WorldStatesmen.org'', retrieved on 16 June 2013.
* " Hong Kong", ''WorldStatesmen.org'', retrieved on 16 June 2013.
* 魯迅著，〈 略談香港〉，《語絲》周刊144期，1927年8月13日。
* 王齊樂著，《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波文書局，1983年。
* 〈 百載建設〉，《點滴話當年》，香港：水務署，2001年。
* 〈 1912年：港府不準孫中山登岸，港人開會歡迎孫中山〉，《香港6000年》。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 《 金文泰爵士略傳》。香港：金文泰中學，造訪於2013年6月16日。
* 〈 建設及建築物－歷史建築(四)荃灣及屯門〉，《香港地方》，造訪於2013年6月16日。
** 曾焯文著，〈 金督仙遊七十年〉，香港獨立媒體網，2017年11月23日。
**  Decentralisation Proposals In Malaya, The Straits Times, 14 December 1932
貝璐爵士，KCMG，KBE（Sir William Peel，），英國殖民地官員，曾長年在馬來亞任公職，後自1930年至1935年出任香港總督一職。
貝璐在1875年2月27日生於英格蘭北部諾森伯蘭郡的赫克瑟姆（Hexham），父親名叫W·E·貝璐，曾在約克郡波士頓溫泉（Boston Spa）任職牧師。貝璐早年入讀位於韋克菲爾德（Wakefield）的錫爾科茨公學（Silcoates School），後來於1893年升讀劍橋大學皇后學院，其中在1896年的數學優等考試中名列第11名（11th Wrangler），同年亦以文學士資格畢業。在1931年，貝璐再獲皇后學院頒授文學碩士學位。
從劍橋大學畢業後，貝璐在1897年前往馬來亞，在當地的殖民地政府任職官學生，未幾先後在1898年和1899年於高淵和大山腳擔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另在1901年以前，他亦一直在威省內任同職。
在1902年，貝璐被改調到星加坡出任署理助理輔政司。但不久以後，他在1905年派回檳城改任署理助理裁判司兼法醫官。至1908年，貝璐改任審計官，到1909年轉到馬來聯邦管轄下的雪蘭莪出任署理參政司秘書，1910年改於下霹靂州任署理地方民政事務專員。在1911年，貝璐調回檳城，擢升為檳城市議會專員署主席，期間曾在1917年2月至10月署任檳城參政司（Resident Councillor）。
在1918年，貝璐累遷為星加坡市議會專員署主席，到1919年轉任馬來聯邦食物管制官（Food Controller），至1920年擢升到海峽殖民地（三洲府）任勞工署署長（Controller of Labour），其中又曾於1921年在當地政府兼任歐籍人士失業委員會主席。在1922年，貝璐出任英國駐吉打地方政府顧問，期間曾在1925年5月至7月同時署任檳城參政司之職。未幾在1926年，貝璐終獲擢升為馬來聯邦布政司，當中在1927年5月至6月，他更署任了馬來聯邦護督兼高級專員之職。
貝璐在1930年卸任馬來聯邦布政司，被改派到香港接替金文泰爵士，升任第18任總督。貝璐隨後在1930年5月9日抵達香港的皇后碼頭，正式履新。其實，他早在1927年任馬來亞護督的時候，英政府就曾詢問貝璐，問他是否願意擔任一個重要性較低的總督級職位；當時貝璐表示同意，結果就在1930年，他就獲委任當港督。
相較於前任港督金文泰爵士，貝璐為人較為隨和，作風沉穩，對英政府持合作的態度，並不會像金文泰爵士時常與英政府持相左意見，甚而反對英政府的政策。在當時，由於英政府財政緊絀，所以對殖民地政府的事務，不論大小都愛一一過問，故此，貝璐就成了英政府眼中理想的港督人選。
貝璐十分關注香港的社會建設，首先在醫療方面，他任內於1934年建成了長洲醫院，並且在1933年正式動土，在港島興建遠東規模最大的瑪麗醫院。至於在食水方面，貝璐在1931年建成了九龍副水塘與香港仔水塘，其後又於1935年展開城門水塘第三期工程。城門水塘第二期工程展開之時，時值英皇佐治五世登基25週年，貝璐遂將城門水塘更名「銀禧水塘」。此外，在貝璐任內亦見證了香港電話線路轉駁全面自動化。
瑪麗醫院在貝璐任內動工興建。
香港的交通在貝璐任內亦有很大發展，在1933年，他正式批準油蔴地小輪引入汽車渡輪服務，從此汽車可以在港、九兩地行駛；同年6月11日，他又分別向九巴和中巴兩所巴士公司發放為期15年的專營權，準許九巴專營九龍、新界和離島的公共巴士服務，而中巴則專營於香港島地區。發放專營權一事，結束香港公共巴士自由競爭的局面；與此同時，貝璐又借機會引入新的條款，加強監管本地公共巴士服務。當中，港府除規定兩所巴士公司都要把收益的某個百份比撥歸政府外，政府更對巴士車資作出監管。此外，巴士公司又須由英籍人士組成，而巴士也要購自英國。在航空交通方面，貝璐上任不久以後，粵、港兩地機場開始互航，而啟德機場的指揮塔和飛機庫亦在其任內落成。
在市政服務方面，由於香港的家居排污問題引起了社會關注，立法局遂在1935年3月通過了《1935年市政局條例》，決定改組原潔淨局為市政局。新的市政局要到貝璐卸任後，至1936年1月才告正式成立。市政局除大致擁有潔淨局的權力外，更加入了民選議員的席位。
自國際聯盟在1919年成立以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問題開始備受聯盟的關注，而且還成為了國際議題。國際聯盟一直希望香港政府禁絕境內的賣淫活動；可是，歷任的港督均認為港府已訂立了相當的法例，對黃色事業作十分有效的規管，而且秦樓楚館一類煙花之地在中國古已有之，所以不便禁絕香港傳統的賣淫活動。在這種背景之下，港督的意見得到英國保守黨政府的默認，所以終1921年代，有關禁絕賣淫的提議始終沒有在香港落實。
然而，在貝璐上任後，時值英國工黨剛剛上臺執政；而由於工黨政府與國際聯盟的立場一致，所以禁絕賣淫活動之聲再起。貝璐初時反對禁絕賣淫，指出港府對賣淫業的規管打理，「比起倫敦政府處理國務還要井井有條」；他又認為，華人社會中的妓女並非如西方所想的街頭孤兒，她們往往能夠成為大戶人家的妾侍，所以禁絕賣淫並不可取。儘管貝璐的努力辯解，但工黨政府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結果貝璐唯有屈從。經港府查證後，貝璐向英政府匯報，香港共有6所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內面共有17名領有牌照的歐籍妓女；此外，全港又有222所中國和日本人開辦的妓院，內面共計有2,657名領牌妓女。
資料發表後不久，國際聯盟在1931年派出一隊人口販賣調查團到香港。貝璐事後遂根據調查團的建議，在1932年6月勒令關閉所有由歐洲人經營的妓院，而歐籍妓女則被遞解離境；後到1934年6月，所有華人妓院亦遭到勒令關閉。不過，出乎西方輿論意料的是，賣淫活動被全面禁絕後，香港的社會風氣反而沒有得到改善。賣淫活動轉到地下發展，在灣仔一帶更出現不少流鶯在街頭流連，此外，缺乏了以往的監察，駐港英軍染性病的比例亦由以往的7%急升至24%，可見禁絕賣淫的政策並不成功。
除了賣淫活動以外，工黨政府同時聯結了英國反鴉片聯盟，向港府施壓要求禁售鴉片。在種種壓力下，貝璐遂在1931年開始立法禁煙，除吊銷公煙的專賣牌照外，又不得市民私藏與吸食鴉片。在當時，英商已不再是鴉片的主要供應商，相反，內地軍閥為了籌集經費而迫令農民改植鴉片，所以中國大陸成為了鴉片的主要來源地。有見及此，貝璐又特設了緝私隊追緝私煙。
總體上，禁售鴉片對香港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因為這除了使私煙不絕外，市面上亦衍生不少非法煙館，不少人更因為吸食或販賣鴉片而被定罪，以致監獄出現過份擠迫的問題；而禁售鴉片以後，警察受賄的情況也有所惡化。所以貝璐曾經抱怨禁售鴉片與當年美國禁酒一樣，將不會取得成功。
此外，禁售鴉片使港府的財政構成沉重打擊。在過往，銷售合法鴉片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但是在禁售鴉片以後，猖獗的私煙販賣使港府白白失去了這方面的財政收入，結果，貝璐唯有大幅增收遺產稅、成藥稅和娛樂稅，以彌補禁售鴉片所導致的財政赤字，經過一番努力，到1936年的時候，鴉片收益已大幅減至政府總收入的百分之一。在此以後，港府繼續禁售鴉片，到1945年9月20日，港府更正式宣佈禁絕鴉片貿易。不過，鴉片在那時已經式微，可卡因和海洛英一類的新興毒品已成地下市場的主流。
在1929年，美國華爾街爆發了全球性股災，一時間使歐洲和美國陷入了長久的大蕭條之中。身在遠東的香港最初仍能夠置身於事外，可是隨著1931年國際白銀市場崩潰，白銀的跌價立即導致奉行銀本位的港元大幅貶值；以往在1920年代，每一港元大約可兌三仙令，但是白銀跌價後，每一港元只可兌換小於一仙令，意味要多於20港元才能兌換到一鎊。港元貶值後，倫敦曾派一貨幣委員會來港，事後建議一日中國維持銀本位，香港也應當跟從。可是，在1934年，由於美國政府大舉搜購白銀，遂使中、港銀價大幅反彈，而國民政府於1935年宣佈放棄銀本位後，港府為免港元進一步升值，在同年11月宣佈放棄銀本位，但當時貝璐已經卸任。
面對經濟不景，貝璐曾在1932年設立一個節約委員會（Retrenchment Commission），以設法緊縮政府開支。該委員會建議政府應引入更多華籍公務員，以取代薪酬相對較高的外籍公務員。港府最初在市政和衛生部門執行有關建議，當中包括開始招聘華籍護士到公立醫院工作。此外，有鑑於於公務員薪俸以英鎊結算，貝璐亦曾下調公務員薪酬，以節省政府開支。到1934年，貝璐更發行了2,000萬元公債，用於地方建設之上，以收刺激就業之效。
總括而言，儘管港元因為大蕭條而貶值，但是香港的經濟卻沒有比想像中差，因為港元貶值期間增強殖民地的競爭力，貿易額亦因而上升。在這種背景下，貝璐任內港府的財政收入一直穩步增長，而且更首次逼近3,000萬港元的水-{平}-。
貝璐在1935年5月17日卸任港督之職，返回英國，展開退休生活。貝璐晚年退居於英格蘭東薩西克斯郡的貝克斯希爾（Bexhill），後於1945年2月24日，即生日的3天前卒於倫敦，享年69歲。
貝璐在1911年與維爾勒·瑪麗·德雷克（Violet Mary Drake）結婚，她的父親則名W·D·萊恩（W. D. Laing）。貝璐與貝夫人共生有兩名兒子，他們是：
*拿督約翰·貝璐爵士（Dato Sir John Peel，1912年6月16日—2004年5月8日），英國殖民地官員，保守黨政治家及歐洲議會成員。
*R·L·貝璐（Richard Laing Peel，1914年—2002年），英國殖民地官員。
*貝璐三父子皆於劍橋大學皇后學院畢業，貝璐在1893年入讀，而其長子與次子則分別在1930年和1933年入讀。
*貝璐熱愛到郊外騎馬和打高爾夫球，任港督時更興建粉嶺別墅。總督別墅於1934年建成，貝璐每逢假日都愛到那裡避暑。
*貝璐曾於1934年10月17日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總行立下奠基石，該行是當時香港首幢安裝冷氣系統的商業樓宇。
貝夫人美沙酮診所
*C.M.G. （1926年）
*K.B.E. （1928年）
*K.C.M.G. （1931年）
*K.St.J. （1931年）
*貝璐道，連接香港仔及太平山的道路，原名「鴨巴甸新路」，1960年改現名。
*貝夫人健康院，原址位於灣仔修頓中心，於2006年遷往鄧肇堅醫院。
*貝夫人美沙酮診所，位於灣仔柯布連道。
*貝璐樓，位於香港英皇佐-{}-治五世學校內。
*貝璐工程實驗室，原於香港大學內，在1981年拆卸。
*，位於馬來西亞吉隆坡蕉賴的道路，排檔食肆林立，為當地有名的夜市和食街。
*，位於馬來西亞檳城喬治市的道路，座落此街。
*'' Eminent Alumni''，劍橋大學皇后學院，2007年7月18日造訪。
*'' Full Details for Query #64226''，CousinConnect.com，2007年7月18日造訪。
*'' COUNCIL MEETI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1933年10月12日。
*'' COUNCIL MEETING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1934年10月18日。
*'' Malaysia ''，WorldStatesmen.org，2007年7月18日造訪。
*'' Malay States ''，WorldStatesmen.org，2007年7月18日造訪。
*'' 香港貨幣制度的興替 ''，香港金融管理局，2007年7月18日造訪。
** 香港大學贊辭，1935年發佈
** 貝璐爵士於港大領受學位後致辭
郝德傑爵士，GCMG，CBE，KStJ，FRAS，FRSA（，），英國資深殖民地官員，1935年12月至1937年4月為第19任香港總督，1937年10月至1944年9月任錫蘭總督。擔任港督前，他曾長期在馬來聯邦和海峽殖民地供職，並在1933年至1935年間任海峽殖民地輔政司。
郝德傑1907年加入馬來聯邦政府，1924年至1925年間曾獲派回英國任大英帝國博覽會馬來亞專員，後來調任海峽殖民地輔政司期間曾於1934年2月至11月暫代因病退休的金文泰爵士署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兼馬來聯邦高級專員一職。在馬來亞任職多年以來，他以善於排難解紛及調和種族關係著稱，官聲卓著，屢獲英廷嘉獎。在港督任內，他帶領港府推動不少革新，其中包括在1936年1月1日正式將原有的潔淨局改組成市政局，而銀禧水塘及瑪麗醫院也在其任內建成。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大陸局勢日益動盪，他任內還多次與國民政府官員舉行會面，並曾於1936年9月於廣州宴請蔣介石委員長。
郝德傑出任港督的時間相當短促，在任僅約16個月就因為錫蘭局勢不穩而於1937年4月16日匆匆卸任離港，調任錫蘭總督。任內，他對當地的憲政改革要求予以肯定和支持，但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影響，有關改革受到拖延。在任錫蘭總督後期，他見證了太平洋戰爭爆發，雖然錫蘭一度受日本攻擊，但未有陷落，他其後於1944年退休返英。郝德傑晚年曾任英政府的殖民地服務任命委員會委員，倡議以一中央部門統籌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政務職系詮敘事務，惟有關建議到他身後方獲採納。
郝德傑興趣廣泛，除殖民地事務外，也熱愛繪畫及精於彈奏鋼琴。此外，喜歡寫作的他在早年經常發表有關馬來亞的文章，晚年曾出版兩本以靈異故事為題材的小說。
郝德傑在1884年10月26日生於英國肯特郡博克斯利（Boxley），乃安德魯·凱迪克牧師（Rev Andrew Caldecott）及伊莎貝拉·瑪麗·約翰遜（Isobel Mary Johnson）所生之長子。郝德傑的母親伊莎貝拉是斯坦寧·約翰遜牧師（Rev Stenning Johnson）之女。郝德傑另外有一名胞弟名叫約翰·萊斯利·凱迪克中尉（Lieutenant John Leslie Caldecott，1886年－1914年），約翰原於皇家衛戍部隊砲隊（Royal Garrison Artillery）服役，曾任尼亞薩蘭總督的副官，後來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1914年9月9日戰死於非洲尼亞薩蘭（今馬拉威），遺體葬於當地的卡龍加軍人墳場（Karonga War Cemetery），終年28歲。
郝德傑早年入讀位於拉特蘭的阿賓漢姆學校（Uppingham School），在校內屢獲獎學金，其後又憑獎學金考入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郝德傑在大學校內的學業同樣優異，除了獲得獎學金外，他在第一次古典文學考試（Classical Honour Moderations）獲三級榮譽，以及在1907年的古典文學考試獲二級榮譽成績，並於同年取得文學士（B.A.）學位畢業。1948年，他獲母校艾克塞特學院選為榮譽院士。
從大學畢業後，郝德傑旋於1907年11月獲殖民地部聘任為馬來聯邦官學生，最初先後被派到馬來亞的檳城印度人入境事務總監辦事處和巴生印度人入境事務助理總監辦事處工作。其後，他於1909年署任日拉務（Jelebu）理民官、1911年改任署理瓜拉庇勞（Kuala Pilah）理民官、同年出任日拉務理民官，翌年重任署理瓜拉庇勞理民官。1913年，他獲調到中央，於吉隆坡的聯邦司署（Federal Secretariat）擔任勞工署副署長（Deputy Controller, Labour），1914年轉任署理布政司助理秘書，至1916年任聯邦司署二等助理秘書，1920年出任署理政府助理秘書。郝德傑在1922年9月返回英國休假，期間於1923年1月接受特別任命，出任大英帝國博覽會馬來亞專員，以協辦於1924年至1925年間在倫敦溫布萊舉辦的大英帝國博覽會，並負責專門統籌博覽會內的馬來亞館（Malaya Pavilion），直到1925年12月卸任為止。英廷其後於1926年向他頒授CBE勳銜，以肯定他在籌設馬來亞館方面的工作。
1926年3月，郝德傑重返馬來亞怡保出任都市規劃官（Town Planning Administrator）兼州務土地估價官（State Valuer）；任內於1927年分別獲委任為房屋調查委員會（Housing Enquiry Committee）和工務司署調查委員會（Public Works Department Enquiry Committee）主席，就房屋供應不足和提升工務司署效率等議題展開研究。1927年7月，他獲委任為馬來亞勞工署副署長兼署理海峽殖民地次官，至1928年以甲一級官學生身份獲擢升為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郵政事務司。他此後一度被重新派到地方工作，當中包括在1929年署任森美蘭參政司（Resident），翌年署任霹靂州參政司一職，以及在1931年正式出任雪蘭莪參政司。1932年3月，郝德傑獲進一步陞遷，以額外參事身份調回中央出任馬來聯邦布政司，1933年12月改任海峽殖民地輔政司。1934年2月，時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金文泰爵士因病宣佈退休，郝德傑遂任署理海峽殖民地總督兼馬來聯邦高級專員一職，署任總督期間，他秉承了金文泰爵士的方針，繼續將中央權力下放地方。至同年11月新督上任後，郝德傑重任輔政司。
郝德傑在馬來亞供職凡28年，期間曾任各種官職，皆以極具辦事效率著稱，再加上他在地方善於排解糾紛，調和各族關係，所以甚得民心，備受輿論好評。為表彰郝德傑的貢獻，英廷於1932年向他頒授CMG勳銜，後來又於1935年元旦授勳名單中冊封他為下級勳位爵士。1935年5月，香港總督貝璐爵士退休，郝德傑遂於7月獲任命接替貝璐為第19任港督兼三軍總司令。郝德傑在1935年12月12日由新加坡抵達香港，同日新任駐港三軍司令巴度苗少將（Major General A W Bartholomew）亦剛好乘同一輪船抵港，故兩人一同於皇后碼頭就任履新。與之前歷任港督不同的是，郝德傑履新時沒有佩劍，亦沒有穿著殖民地官服，他是歷史上首位身穿洋服，頭戴禮帽上任的港督。
郝德傑就任港督以前，中國大陸的國民政府剛好宣佈放棄銀本位，以致同樣奉行銀本位的港元大幅升值，兌換價相當波動。港府隨後於1935年11月9日的臨時立法局會議中宣佈廢除銀本位制度，並首度將港元與英鎊掛勾，匯率維持於大約每16港元兌一英鎊，以尋求設法穩定港元幣值，便利貿易。為作出相應配合，郝德傑上任後，港府開始收回及停止鑄造銀幣，並改以鎳鑄造輔幣，以防白銀流失，另外，港府又加入其他主要發鈔銀行，參與發行紙幣，以維持貨幣的流通量。
一元紙幣，紙幣配上英皇喬治五世肖像
另一方面，為了減輕政府開支，讓更多華人投身政府，以及拉近官民關係，郝德傑任內確立港府公務員體系的本地化政策。在1936年，他規定港府日後聘請公務員時，必須先於本地作出招聘，假如本地無合適人選，方才改於英國或海外進行招聘。郝德傑的本地化政策，使到護士等不少專業職系可以就地招聘華人出任，成本相比海外招聘大大降低。不過，對於官學生（即政務主任）及其他高級及敏感的職位而言，卻繼續於英國本土進行招聘，所以實際上，郝德傑任內推出的公務員本地化政策相當有限，港府要到1948年才正式委任首位華人政務官，而公務員本地化政策在1960年代才開始大力推行，至於布政司及財政司等高位更遲至香港主權移交前夕，才由華人出掌。
在市政改革方面，郝德傑繼續前任港督貝璐爵士的政策，著手改組原有的潔淨局為市政局。根據前任政府通過的《1935年市政局條例》，郝德傑在1936年1月1日正式設立市政局，以取代早於1883年成立的潔淨局。在新成立的市政局設有13個議席，其中5席為官守議席，分別由衛生局長、醫務總監、工務司、華民政務司及警察司出任，另外6席為非官守委任議席，餘下兩席為民選議席，為潔淨局成立以來首創。不過，由於當時的合資格選民必須為認可陪審員，因此選民人數相當稀少，而公眾普遍對市政局選舉的反應亦極其冷淡。隨後市政局舉行了首次選舉，但兩席民選議席只有一人參選，反映公眾對此並不熱衷。市政局成立之初，與前潔淨局一樣主要關注衛生問題，而隨著中國大陸不斷有難民因逃避紛亂局勢而湧入香港，市政局亦對樓宇規例作出關注。然而，由於國內局勢愈益動盪，香港的衛生情況逐漸惡化，而住房問題亦成為戰前港府的一大考驗。除市政局外，郝德傑於1936年委任羅旭龢爵士為行政局華人代表，以接替退休的周壽臣爵士。羅旭龢在此後一直出任行政局華人代表，不過他在1941年香港淪陷後轉投日治政府，結果在香港重光後，被港府永不敘用。
銀禧水塘落成碑記
在社會發展方面，港府歷年來的多項基建工程相繼在郝德傑任內落成，當中包括先後在1937年建成的銀禧水塘（又稱城門水塘）及瑪麗醫院，前者大大舒緩了供水不足的問題，而後者則是當時全遠東規模最宏大的醫院。另外，香港的航空交通在其任內亦有長足發展，在1936年，港府將位於九龍的啟德機場改作民用機場，同年3月24日，帝國航空首架由檳城開出的客機抵達啟德機場，標誌著香港開始有定期的航機客運服務。當日為了隆重其事，儘管機上只有16袋信件及一名乘客，但郝德傑仍親到機場迎迓。而自從帝國航空提供往返香港及檳城的定期客運服務後，從香港可以乘搭飛機，以轉機的形式抵達倫敦。繼帝國航空後，不少航空公司亦開始將航線伸延至香港，使香港的航線規模不斷擴充。在1936年10月，泛美航空開通往來香港與菲律賓馬尼拉的航線，而有關服務後來更於1937年延伸至美國三藩市。
郝德傑爵士對中、港關係亦深表關注，而其時中國大陸的局勢日益不穩，故兩方政府的接觸亦頗為頻密。在1936年9月，郝德傑出訪廣州，拜會國民政府的軍政要員，期間他於9月18日在沙面英國領事館宴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等人。郝德傑返港後，廣東省政府主席黃慕松與廣州市市長曾養甫復於同年11月抵港回訪郝德傑。黃慕松於任內猝逝後，新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吳鐵城又在1937年4月官式訪問郝德傑。不過由於郝德傑未幾調離香港，故此沒有機會回訪。至於郝德傑卸任以後，大陸時局急速惡化，在同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更爆發全面的中日戰爭，所以一直到1938年7月，繼任港督羅富國爵士才有機會代郝德傑回訪吳鐵城，但當時日軍已經進犯廣東省，局勢比郝德傑任內更為動盪。
在1937年，由於錫蘭局勢不穩，善於調和種族關係的郝德傑遂獲英廷任命為錫蘭總督兼三軍總司令，並於4月16日離港，結束在任港督一職前後僅約16個月，成為歷史上在位時間最短的港督之一，上任錫蘭總督前，英廷又向他頒贈KCMG勳銜，以示嘉獎。跟馬來亞一樣，郝德傑在港時官聲甚佳，故其卸任消息傳出後，坊間一度有民眾上書要求郝德傑留任，但未能成事。至於對郝德傑本身而言，他上任港督前未曾到訪過香港，事實上對香港感到一定的陌生，相反，他對服務多年的馬來亞仍有深厚的感情，並嘗言在港的時間每天都在想起馬來亞，還希望一有機會便回到馬來亞工作。
郝德傑上任錫蘭總督以前，前任總督司徒拔爵士反對修訂錫蘭於1931年制定的《多諾莫爾憲法》（Donoughmore Constitution）以建立責任政府，引起輿論爭議，甚至一度陷入憲制危機。郝德傑在1937年10月16日抵達錫蘭履新後，隨即以務實手段化解危機，並於1937年11月開展有關修憲的公眾諮詢，然而他於翌年6月公佈改革報告後，錫蘭國務會議始終未能就修憲達成最終共識，其中少數族裔，如泰米爾人和穆斯林社群等等的地位，以及他們在議會內的議席比例問題，仍然成為憲改紛爭的主要焦點所在。
不久以後，由於太平洋戰爭在1941年爆發，憲改問題一時間被迫擱置，不過在郝德傑於1941年及1943年兩度爭取後，英廷終在1944年授意成立一委員會處理憲改問題，有關委員會後來促成錫蘭於1948年取得自治領地位而獨立。郝德傑任內對憲改採取積極正面的態度，使他得到不少如D·S·森納那亞克及J·R·賈亞瓦德納（J. R. Jayewardene）等等的政治領袖的支持及肯定。而為表揚郝德傑的努力，英廷於1941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中向他賜予GCMG勳銜。
二戰期間，錫蘭雖然受到日軍進攻，但幸而未有失守，可是其他如香港及新加坡等等的英國殖民地卻相繼投降，落入日軍之手。1942年馬來亞淪陷後，英廷決定委任原本為英軍東方艦隊總司令的海軍上將傑弗里·萊頓爵士（Admiral Sir Geoffrey Layton，1884年－1964年）為錫蘭三軍總司令，結果郝德傑停任三軍總司令，但繼續出任總督，地位比萊頓要低一級。郝德傑爵士原本對此深表不滿，並在私底下向殖民地部以辭職相要脅，但最後他仍接受了有關安排。雖然如此，郝德傑與萊頓兩人在戰時緊密合作，有效確保錫蘭在戰時的安全。1943年，郝德傑還讓出位於康提的總督別院，給予盟軍東南亞戰區最高總司令蒙巴頓勳爵進住，以方便指揮設於附近的盟軍東南亞司令部。
郝德傑在任錫蘭總督期間的身體健康狀況大不如前，他因為髖關節炎而導致有長短腿，而且每每開始步行的時候都感到特別痛楚，不過他仍堅持多做運動，並時常與妻子遊歷錫蘭的郊野。除了髖關節炎以外，他在1938年8月因扁桃體炎而要動手術切除扁桃腺，其後還要在同年11月前往印度馬德拉斯接受專科放射治療。雖然健康倒退，再加上妻子在1943年意外逝世一事對他構成沉重打擊，但他仍堅持履行職務，一直到二戰後期的1944年9月19日才卸任返英，開展退休生涯。
返英退休以後，郝德傑在1944年獲英廷委任為殖民地服務任命委員會（Colonial Service Appointments Board）委員，任內致力於協助推動英國殖民地獨立及組建英聯邦。為此，他在委員會內大力倡議設立一中央機構，統籌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政務職系詮敘事務，另外又在《泰晤士報》表達其看法。不過，其建議未獲採用，最後導致他在1947年從委員會請辭。一直到數年以後，英政府重新考慮有關建議，終於在1954年設立女皇陛下海外公務員系統（HM Overseas Civil Service），從而著手加快各殖民地的獨立進程。
在任錫蘭總督期間經常因病不適的郝德傑，晚年也備受疾病困擾。在1951年初，郝德傑的健康狀況突然崩潰，並因腎衰竭而一度陷入昏迷。雖然郝德傑後來恢復清醒，健康有好轉跡象，但病情未幾再度急劇惡化，終於1951年7月14日病逝於薩塞克斯（Sussex）伊切諾爾（Itchenor）皮爾龐特（Pierpoint）家中，終年66歲。郝德傑死後，香港政府為表哀悼，所有政府機關一律於同年7月16日下半旗致哀。
* 以官學生身份加入馬來聯邦政府(1907年11月)
* 署理日拉務理民官(1909年-1911年)
* 署理瓜拉庇勞理民官(1911年)
* 日拉務理民官(1911年-1912年)
* 署理瓜拉庇勞理民官(1912年-1913年)
* 馬來聯邦勞工署副署長(1913年12月-1914年)
* 署理馬來聯邦布政司助理秘書(1914年-1916年)
* 聯邦司二等助理秘書(1916年-1920年)
* 署理馬來亞政府助理秘書(1920年-1922年9月)
* 大英帝國博覽會馬來亞專員(1923年1月-1925年12月)
* 怡保都市規劃官兼州務土地估價官(1926年-1927年)
* 房屋調查委員會主席(1926年-1927年)
* 工務司署調查委員會主席(1926年-1927年)
* 馬來亞勞工署副署長兼署理海峽殖民地次官(1927年7月-1928年)
* 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郵政事務司(1928年-1929年)
* 署理森美蘭參政司(1929年)
* 署理霹靂州參政司(1930年-1931年)
* 雪蘭莪參政司(1931年-1932年3月)
* 馬來聯邦布政司(1932年3月-1933年12月)
* 海峽殖民地輔政司(1933年12月-1934年2月)
* 署理海峽殖民地總督兼馬來聯邦高級專員(1934年2月-1934年11月)
* 海峽殖民地輔政司(1934年11月-1935年12月)
* 香港總督兼三軍總司令(1935年12月12日-1937年4月16日)
* 錫蘭總督(1937年10月16日-1944年9月19日)
* 錫蘭三軍總司令(1937年10月16日-1942年)
* 殖民地服務任命委員會委員(1944年-1947年)
郝德傑早年在馬來亞工作的時候結識同樣在當地任職公務員的奧麗芙·瑪麗·英尼斯（Olive Mary Innes）。奧麗芙是海峽殖民地上訴庭大法官約翰·羅伯特·英尼斯（John Robert Innes）的女兒，郝德傑與奧麗芙在1918年結婚，並在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 約翰·安德魯·凱迪克（John Andrew Caldecott，1924年2月25日－1990年7月14日）：事務律師和商人出身，M&G集團主席，曾獲勳CBE勳銜；及
* 鍾·凱迪克（Joan Caldecott）：1941年嫁給約翰·奧里甘（John O'Regan），奧里甘跟其外父郝德傑一樣是殖民地官員，郝德傑擔任錫蘭總督期間，他正好在1938年至1941年出任其私人秘書一職，他後來於1950年至1956年出任牙買加副輔政司。
郝德傑在任錫蘭總督期間，奧麗芙患上焦慮和抑鬱癥，曾經在可倫坡一家療養院休養數星期，但病情未有好轉，而且還經常失眠。1943年12月，奧麗芙與家人前往位於錫蘭中南部努沃勒埃利耶的總督渡假別墅女皇小屋（Queen's Cottage）渡過聖誕節，然而在12月31日凌晨時份，備受失眠困擾的奧麗芙懷疑在神智不清的情況下意外從二樓窗臺失足跌落一樓地面平臺身亡。奧麗芙墮樓身亡一事對郝德傑構成很大打擊，為免以妻子的喪事迎接1944年新一年之始，有關當局隨即在12月31日早上完成驗屍，並在同一晚上於當地的聖三一教堂舉行喪禮。
奧麗芙身後數年，郝德傑於1946年另娶伊芙蓮·梅·帕默（Evelyn May Palmer）為第二任妻子，伊芙蓮是J·羅伯遜博士（Dr J. Robertson）之遺孀及H·帕默（H. Palmer）的女兒。
郝德傑爵士興趣廣泛，早年曾發表不少關於馬來亞事務的文章，並撰寫有關當地的歷史書籍，在晚年他又出版過兩本靈異小說。除寫作外，他熱愛畫畫及精於彈奏鋼琴。郝德傑的其他興趣包括網球及高爾夫球，也是聯合大學會、皇家帝國學會、海外聯盟及伊切諾爾航海會等會會員。
* ''History of Jelebu'', 1912.
::（直譯：《日拉務歷史》，1912年。）
* '' Not Exactly Ghosts'', 1947.
::（直譯：《似鬼非鬼》，1947年。）
* ''Fires Burn Blue'', 1948.
::（直譯：《藍火》，1948年。）
** 英帝國司令勳章（C.B.E.） （1926年1月19日）
**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同袍勳章（C.M.G.） （1932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 下級勳位爵士（Kt.） （1935年2月21日）
** 聖約翰爵級司令勳章（K.St.J.） （1936年6月19日）
**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司令勳章（K.C.M.G.） （1937年2月1日）
** 聖米迦勒及聖喬治爵級大十字勳章（G.C.M.G.） （1941年英皇壽辰授勳名單）
** 皇家亞洲學會院士（F.R.A.S.）
** 皇家藝術學會院士（F.R.S.A.）
* 牛津大學艾克塞特學院 （1948年）
** 郝德傑道（Caldecott Road）：位於九龍長沙灣近琵琶山一帶。
** （Caldecott Hill）：位於中區一個住宅區，區內以他命名的地方還有：
*** 加利谷地鐵站（Caldecott MRT Station）；
*** 加利谷弄（Caldecott Close）；及
*** 安德魯路（Andrew Road）。
* ''Perak Government Gazette''. 1908.
* ''The Pahang Government Gazette'' Vol. 13. Selangore Government Printing Press, 1910.
* ''The Dominions Office and Colonial Office List''. London: Waterlow & Sons Limited, 1927.
* "Sir Andrew Caldecott - Distinguished Services Rendered in Straits and F.M.S. - 28 Years Endeared Him to All Classes", ''The China Mail'', 12 December 1935, page 6.
* ''The Colonial Office List''.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49.
* De Silva, K. M., '' A History of Sri Lanka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ISBN 978-0-90583-850-2
* O'Regan, John, '' From Empire to Commonwealth: Reflections on a Career in Britain's Overseas Service ''. London: The Radcliffe Press, 1994. ISBN 978-1-85043-777-2
* Spurr, Russell, ''Excellency: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Hong Kong FormAsia, 1995. ISBN 978-9-62728-312-6
* " CALDECOTT, Sir Andrew", ''Who wa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96. (Electronic version. Subscription required)
* " CALDECOTT, (John) Andres", ''Who wa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96. (Electronic version. Subscription required)
* " LAYTON, Admiral Sir Geoffrey", ''Who was Who''. London: A. & C. Black, 1996. (Electronic version. Subscription required)
* O'Regan, John, " Caldecott, Sir Andrew (1884-1951) ",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5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Electronic version. Subscription required)
* Carroll, John M., "Kotewall, Sir Robert Hormus",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ISBN 978-9-88808-366-4
* " Hong Kong ", ''World Statesmen.org'', retrieved on 12 May 2009.
* " Sri Lanka ", ''World Statesmen.org'', retrieved on 12 May 2009.
* " Malawi ", ''South Africa War Graves Project'', retrieved on 12 May 2009.
* 〈郝德傑十二日抵港，本港紳商準備歡迎〉，《工商日報》第三張第一版，1935年12月7日。
* 〈郝德傑逝世，各機關下半旗誌哀〉，《工商日赧》第五頁，1951年7月17日。
* " Malaysia ", World Statesmen.org
*  LegCo Sittings 1935 Session
*  LegCo Sittings 1936 Session
*  LegCo Sittings 1937 Session
*  The Short Stint of Sir Andrew Caldecott
*  Handling a Political Crisis
香港外匯基金是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用以支持港元匯率穩定。
香港外匯基金設立於1935年，根據《貨幣條例》（於1950年改名為《外匯基金條例》）設立，基金持有支持香港紙幣發行的儲備。1976年，用以支持香港政府發行硬幣的硬幣發行基金資產，香港政府的財政儲備，與政府的大部分外幣資產均轉撥至外匯基金。硬幣發行基金在1978年12月31日與外匯基金合併。
1998年8月，外匯基金動用了1,180億港元(佔外匯基金約18%)購買大量香港股票以穩定香港金融市場。
1998年11月1日，由政府賣地所得的土地基金資產亦併入至外匯基金。
這八個基金分別是基本工程儲備基金、資本投資基金、貸款基金、土地基金、公務員退休金儲備基金、賑災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和獎券基金。
外匯基金由香港金融管理局負責管理。按外匯儲備計，香港的儲備屬全球十大之一。
2008年2開始投資於新的資產類別，包括新興市場債券、私募基金、新興市場股票、房地產，以至人民幣資產，至去年底累積投資總市值已達830億元，另有560億尚待投資的承擔額，相信能提高中長期的回報。
2013年11月，外匯基金公告聯同Great Portland Estates PLC成立各佔一半股權的合資公司共同發展倫敦Mayfair區的漢諾威廣場項目，預計造價25億港元。
以億港元為單位。
對香港政府債權
對香港私營部門債權
2015年12月31日，貨幣基礎1,591,724百萬，支持資產1,692,456百萬。
貨幣發行局帳目支持資產（Backing Assets）足夠支持106.33%貨幣基礎。
2018年9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透露金管局正跟央企商討合作，於「一帶一路」國家投資興建基建項目。金管局總裁陳德霖回應指外匯基金會以財務、回報而不是政治因素來選擇投資項目。余偉文認為基建投資與經濟周期的相關性較低，有助提高外匯基金防禦性。
2019年5月，基金經理質疑金管局所持有的4,364億美元外匯儲備資產少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建議的4,950億美元，不足以支持聯繫匯率制度，更表示正在沽空港元。金管局回應指忽略了外匯基金的4.2萬億港元亦可用作維持匯率穩定，並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方程式只適用於新興市場。
* Eight Finance
*  香港金融管理局 - 外匯基金數據及刊物
葛量洪爵士，（，），又譯葛亮洪，英國殖民地官員，早年曾於香港輔政司署供職，及後歷任百慕達與牙買加兩地的輔政司、尼日利亞的布政司，以及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等職，1947年至1957年出任第22任香港總督，是除麥理浩勳爵外，任職時間最長的港督。葛量洪治理香港獲得不錯的聲望，另一位是1970年代港督麥理浩勳爵，可算是港人印象較深刻的港督。
在港督任內，葛量洪爵士見證了中國的國共內戰，及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國國民黨，並於1949年建立了新政權。中共建政後的政治動盪，使香港在人口、社會和經濟各方面都出現既深且廣的轉變，而國、共兩黨在香港的衝突和政治事件的迭起，以至於韓戰的爆發，再加上香港戰後百廢待興，社會基建受到嚴重破壞，都使葛量洪爵士面對著極其嚴峻的考驗。不過，在他的帶領下，港府作出多項重大措施，成功使香港成功克服重重困難，並且建構出香港在戰後的基本格局，漸漸從轉口港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港。葛量洪爵士在1965年曾發行自己的回憶錄，在書中，他對中國大陸的共產政權以及香港前途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評論，其中，他認為中國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掌政，終有一日都會向英國提出取回香港主權。
葛量洪在1899年3月15日生於英國大倫敦蘇別頓的茨伯翰。父親名腓特烈·威廉，任職執業大律師；母親則名叫雅麗珊·埃塞雷德·瑪麗·西爾維·艾蜜麗·馮·赫德。葛量洪早年入讀威靈頓公學，其後入讀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並在1917年編入第18營皇家輕騎兵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服役。大戰完結後，葛量洪升讀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其後以文學碩士資格畢業。
葛量洪的父親在一次大戰期間被殺。母親在戰後再婚，嫁給來自挪威的蒙特將軍。蒙特將軍曾參與八國聯軍之役，也擔任過袁世凱的顧問。所以葛量洪的母親在再婚後隨丈夫遷居北京，而葛量洪本人則獲英國殖民地辦公室聘請，派往香港輔政司署，並於1922年12月乘船抵港。
雖然來到香港，但他只逗留了數天，就被送到中國大陸學習中國方言。自1923年至1925年間，葛量洪都是在廣州和澳門兩地學習廣東話，雖然他最終通過了所有測試，但整體上他仍是學不成。在1925年，葛量洪到北京探望母親和繼父，並遊歷了紫禁城和頤和園各名勝，此外，他還學習了國語。在1925年返港後，葛量洪才正式開始在香港輔政司署的職務。
自1925年至1935年的10年間，葛量洪大致上都是擔任特別助理輔政司，但就曾經放了兩次長假期。第一次是放了18個月假回英國讀法律，而第二次則是於1934年獲送到帝國國防學院進修。在1934年的時候，葛量洪又取得了英國內院的執業律師資格，而適值當時香港法官短缺，因此他返港後曾一度被借調任初級裁判官。雖然葛量洪對法律十分有興趣，但認為自己天資有限，所以借調18個月後就返回輔政司署。
由於在輔政司署多年都沒有晉升的機會，使葛量洪在1934年的時候向殖民地辦公室申請調職，最終更得到批準。葛量洪在1935年10月離開香港，至1935年12月抵達百慕達出任輔政司。儘管他獲擢升為輔政司，但他的薪金卻只及在香港工作的三分一。
在1935年至1938年，葛量洪擔任百慕達輔政司；至1938年，他被調到牙買加任同職。在牙買加期間，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葛量洪曾參與和美國的合作，讓美國海軍動用牙買加之海港作中途站，而美國政府就轉贈50部舊型潛水艇以作回報。未幾，葛量洪再度在1941年獲調到西非尼日利亞出任布政司，當時的尼日利亞是盟軍的重要據點，除了有兩個派往緬甸的師在當地受訓外，尼日利亞也是棕櫚油和橡膠一類軍需品的主要供應地。葛量洪在尼日利亞接待過途經那裡的政要，而他亦曾參與過盟軍在西非舉行的連串軍事會議。
葛量洪在1945年二戰尾聲的時候，被擢升為斐濟總督兼西太平洋高級專員，其中西太平洋高級專員一職曾一度於二戰期間擱置。雖然葛量洪早年出任輔政司和布政司的時候，就曾多次署任總督，不過斐濟總督仍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的總督職級職位。在任內，葛量洪著手於重建戰後斐濟，除修復在戰時被破壞的基建外，他又設法恢復當地經濟，另外，他亦積極推動成立各種機構，謀求國際合作，以改善南太平洋的發展和福利事業。葛量洪曾到訪過南太平洋諸島，體察民情，此外他亦曾與湯加女王等地方領導人物會面。
在1947年，葛量洪再獲調任，到香港出任總督。葛量洪於1947年7月25日抵達啟德機場，隨後乘船到皇后碼頭正式履新。此外，在斐濟任輔政司的列誥，也隨葛量洪調到香港供職。
葛量洪於1947年抵港履新時，香港可謂「百廢待興」。歷經自1941年至1945年的日治時期，以及戰火的洗禮，戰後香港之社會基建受到了嚴重破壞。儘管重光後的過渡軍政府和隨後楊慕琦爵士的民事政府，皆大肆重建，但在短時間內，香港的市面仍然充斥著一種荒涼的氣氛。至於在社會面貌上，戰後香港放寬了很多限制，華人的地位日漸平等，以往太平山山頂不準華人置地居住的慣例在1947年撤銷，而華人加入行政立法兩局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緊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以後，中國大陸卻沒有恢復和平。物價飛漲、貪污腐敗以及國、共兩黨的不和，終於促使國共內戰的爆發。而經過了1948年至1949年之間所發生的「三大戰役」，則標誌著國民黨的失勢已成定局。由於中國在二次大戰後，局勢依然動盪不堪，這促使二戰後繼續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這種現像在1949年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執政後，情況更有加劇之勢。雖然在這批難民之中不乏是為逃避共產黨政權的資本家，但是難民的湧入仍然對香港構成了沉重負擔，更衍生出種種社會和政治問題。
1952年的尖沙咀
以香港總督命名，1957年成立的葛量洪醫院
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外，二次世界大戰後所衍生出的「冷戰」，也同樣對香港構成負面打擊。為免共產主義散播開去，「赤化」其他國家，「恐共心理」與「杜魯門主義」成為了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所取的態度。正因如此，與共產中國邊境接壤的香港就夾在「兩大意識形態陣營」之間。其中韓戰在1950年的爆發，更差一點使香港的經濟崩坍。
儘管面對種種的困難，葛量洪在10年的港督生涯中，卻成功化解種種危機，使香港經濟從谷底反彈，並漸漸步入現代化。
在開埠初期的香港，不少華人均視香港為暫託之居。在香港工作賺錢後，一般都會回鄉安居，所以人口流動性十分之高。同樣在昔日的時候，中國軍閥一旦爆發地方內戰，都會有不少難民湧入香港，但這批難民往往在這些地方內戰完結後就返回中國，因此港府一向也不會對難民提供特別的救濟和支援，恐防會變相吸引難民。香港首次有大批難民打算永久居留，要算是在1937年日本侵華後的一段時間；不過這批難民卻在香港淪陷後，遭日治政府強行遣返中國。
然而，由於中國持續動盪，香港在戰後的人口數量卻急速飆升，至1946年中已經回復至戰前達100萬人的水平。由於葛量洪沒有預料逃港潮的難民不會返回中國，結果踏入1950年年中，香港的人口更劇增至接近240萬人的水平，全港大約每三人就有一人是難民。在1950年5月，葛量洪終於宣佈封鎖邊境關卡，限制難民進入香港，以紓緩香港的人口壓力。但是，儘管港府關閉了關卡，卻仍然持續有小量難民進入香港。
1950年前的香港深圳邊界隨了有一些哨崗外，基本上是不設防的，人們可以自由進出中、港兩地，而主要的進出地則在文錦渡、羅湖和沙頭角三地。可是在共產黨立國後，雙方卻開始在邊界設置障礙，而中共一方更在文錦渡設置了大型擴音器，專門謾罵港府。至於在邊界的管制上，共產黨的邊境守軍有時會開放關卡，但很多時又會關閉關卡，嚴禁任何人士前往香港。而在關卡關閉的日子，中國人民解放軍甚至曾經槍擊已越過障礙、逃抵英界的難民；而解放軍士兵也曾經越界，將難民捉返華界。此外，負責在邊防巡邏的香港警察與駐港軍人也時常受到解放軍的襲擊；有些警察曾因為在巡邏時過分接近邊界，遭解放軍開槍示警；另亦有警員在英界邊防視察時，遭越境的解放軍阻止巡邏。面對種種解放軍越境的情況，葛量洪終決定在未有設防的邊界地段設置障礙並稍後成立香港邊境禁區，二戰前人們自由出入中、港的情況，至此已不再復見。
在1956年，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放寬言禁，一時間中國的局勢似乎平定下來。於是不少港人遂要求港府重開關卡，並指離開香港的人定必比進入香港的人多。有見及此，葛量洪決定在1956年2月重開關卡，但是，由於重開關卡再度吸引大量難民到港，葛量洪又在同年9月宣佈關閉關卡。至於在開放關卡的短短七個月的時間，港府就錄得有60,000人進入香港而沒有返回分中國。自葛量洪卸任後，中國至1962年因「大躍進」又引發起另一次難民潮。
石硤尾大火後，港府負起興建公營房屋的責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香港曾受到了猛烈的轟炸，所以到重光以後，全港有近四分之三的房屋因遭破壞而不宜人居。儘管港府在戰後己立即著手於重建，但正如上文所說，大量的難民湧入，對香港的住房構成極大的壓力。由於港府一向奉行自由貿易，為免干預市場而沒有任何公型房屋計劃，加上港府預期難民在適當的日子便會返回中國，所以就容許難民在城市邊緣和山邊建造寮屋。這類任意興建的寮屋，一般只用火水罐拆出的鐵皮或木版搭建，面積極小，但往往就住上好幾人，此外，這類寮屋一般更缺乏乾淨水源，而且衛生情況也十分惡劣，火災等意外更時有發生。在1953年12月25日聖誕節，石硤尾寮屋區發生大火，事件中雖然只有三人喪生，但大火一夜間就使約50,000人無家可歸。這次大火除了使葛量洪真正意識到難民不是短暫居留外，也使香港的房屋政策出現了根本的改變。
大火發生後，葛量洪決定立時興建一批樓高兩層的徙置大廈。而整個清理災場、修築道路以及興建第一批徙置大廈的工程，前後僅用了7個半星期就告竣工，成功於短時間內安置好大量寮屋居民。此外，葛量洪又成立了屋宇建設委員會和徙置事務處，專門負責興建徙置區，以望及早安置好在港的寮屋居民。早期的徙置區，每區大約容納60,000人，每座徙置大廈則可住2,000人，平均每5個人居住在一個面積為120平方呎的住宅單位。儘管這些徙置區的生活質素仍然十分低下，但內裡有商店、學校、診所和社區中心等配套設備，所以環境事實上要比寮屋區好得多。由於當時香港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要被安置，所以港府需要在十分有限的財政能力下，設法取得龐大的資金興建徙置區。葛量洪曾經就此事呼籲外界伸出援手，結果英國、美國和聯合國均曾撥出專款以助建造徙置區。
自葛量洪推出徙置區計劃後，香港政府就負起了建造公型房屋的責任，。另外，繼他以後，港府又推出了多項房屋政策，當中計有「政府廉租屋計劃」，以至於後來的「十年建屋計劃」等等。
同樣地，香港不少的校舍在二戰期間也遭到破壞，這使葛量洪上任時，香港出現校舍嚴重不足的問題。儘管葛量洪上任後就著手興建大量的中學和小學，但由於這都是較長遠的計劃，為了解救燃眉之急，他決定學校每日分上、午和夜晚三班，以盡量讓大部分的適齡學童接受教育。此外，在何明華會督的配合下，工人學校亦相繼出現。不過，為免共產黨滲透學校，使學校變成「反殖」溫床，葛量洪對學校作出嚴密的監控，除了由有關部門審視課程外，家長會有時也要向教育部門作出匯報，此外，港府更曾關閉一些受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學校。但是在整體上，共產黨仍然暗地裡活躍於部分的學校。
另一方面，隨著學校數量的增加，教師的需求亦日益增大。可是香港僅有的羅富國教育學院卻未能滿足需求，結果葛量洪在1951年9月新設了葛量洪教育學院。葛量洪曾對於新的師範學院以他命名，感到十分自豪。
重光後的香港大學，遺下二戰期間遭受嚴重破壞的痕跡
至於在大學教育方面，香港當時唯一一所大學——香港大學在戰時也受到洗劫，大學建築物除受到嚴重破壞外，在日佔時期亦一直停課，到1946年才陸續重新復課。儘管大學在重光後一遍荒涼，但是復原的速度卻十分之快。在葛量洪任內，香港大學得到何東爵士捐出港幣100萬元，用於興建女生舍堂，而港府本身亦撥出400萬港元專門用於重建大學；此外港府又將每年的經常性撥款調高至150萬元。在1953年，葛量洪從英國邀來的詹寧斯爵士和洛根爵士，為香港大學發表一項報告，對大學的未來發展提出建議。報告發表後，遂成為港大在戰後的重要發展藍圖。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以前，不少因為英文能力有限，而不獲港大取錄的預科畢業生，通常都會選擇到中國的大學繼續升學。不過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這種造法卻日益罕見；相反，不少從中國逃難到香港的學者，則開辦不少私人專上院校（如新亞書院等）。可是，這些院校均不是大學，沒有資格頒授學位，所以要求在殖民地設立一所以中文作授課語言的大學的呼聲亦漸漸浮現。為此，葛量洪曾在1951年委任怡和主席賈士域就香港高等教育作出研究，探討香港設立一所中文大學的可能性。然而，香港大學擔心自己的地位將受動搖，所以對建議大力反對，一直到葛量洪卸任的時候，港大、港府以及那些專上院校始終也沒有達至共識。
葛量洪本人事實上是贊成香港建立第二所大學的，理由是他擔心共產黨會自行在香港設立一所可與港大分庭抗禮的大學。在他卸任後，有關建立中文大學的建議一直要到1961年才得以落實，最終在1963年正式成立。
在昔日，港府通常都會把痳瘋病病人和部分的精神病病人送到廣東省的教會醫院接受治療，費用均由港府支付，不過這種做法在1949年中國易幟後就中止了。為了協助這類病人，葛量洪曾與國際痲瘋救濟會合作，於1951年在喜靈洲設立喜靈洲痲瘋病院，該院可收容達500名痳瘋病病人。另外，他又致力擴充照顧精神病病人的服務，更動工興建新的精神病院。除此之外，葛量洪任內興建和擴建的醫院還包括律敦治療養院、葛量洪醫院和廣華醫院等。
在1949年前後，湧港的難民中曾包括有數百位中國的西醫。但由於中國西醫的資格不獲港府承認，所以這班醫生只可獲政府僱用，而不可以私人執業。在葛量洪的協助下，港府為這群醫生提供了特別的考試，以選出具水準的醫生，好讓他們在港行醫。
除了房屋、教育和醫療外，葛量洪還推動了不少大型基建，旨在重建戰後的香港，當中包括了修建水塘和擴建機場。這兩項計劃其實早在他上任前已在構思中，不過都是在他任內落實的。在1952年，葛量洪正式通過動工興建大欖涌水塘，水塘在1957年建成，共花費了1,000萬英鎊，儲水量高達45億加侖。然而，水塘建成後，香港食水仍然不足，這使葛量洪卸任後，港府又興建了一個更大的水塘，而且還開始向大陸購買東江水。
至於機場方面，葛量洪曾打算在新界屏山建造國際機場，但當他得悉飛機將來升降須要越過中國領空後，擔心飛機有被擊落的可能，因而打消念頭，改為擴建啟德機場。啟德機場的擴建工程在1954年正式提出，工程建議把原有跑道增長至2,194米。有關工程要到他卸任後，即1958年9月才告竣工，自此以後，基本上任何飛機都可以在啟德機場升降，而機場一直至1998年才被赤鱲角的香港國際機場取代。
早在1930年代以後，隨著大英帝國國力的消減、平等和自決理念的流行，以及一眾殖民地要求獨立的呼聲愈來愈高，英國政府已意識到是時候要下放權力讓殖民地發展民主，再讓他們自主獨立。其中，《1931年西敏法令》的通過，亦正式弱化了宗主國與自治領的關係，成為殖民地步向獨立的先聲。可是，好景不常，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使到讓殖民地獨立的計劃被中斷，英國為了保持實力來對付軸心國，結果擱置了殖民地的民主進程。
一直到戰後，殖民地獨立的訴求重新湧現，英國亦著手讓殖民地獨立。當中，印度、緬甸和錫蘭等地就紛紛在戰後宣佈了獨立。至於香港作為大英帝國殖民地的一員，英國政府最初也是打算讓香港走同樣的道路的。在1946年，葛量洪的前任港督楊慕琦爵士復任後，就大膽推出了後世通稱的「楊慕琦計劃」，建議港府下放權力，設立一個大致上由民選產生的市議會，企圖由此培育民主，長遠使香港具備獨立的條件。
不過，計劃推出後，由於社會各界始終未能達至共識，因此終楊慕琦爵士一任，計劃始終沒有落實。而在葛量洪接任後，他更與楊慕琦爵士持相左的意見。葛量洪認為，香港的問題「不在於自治或獨立」，而是在於「與中國的關係」，其他殖民地適用的方法也並不代表在香港同樣適用；他又認為香港的前途屬於「外交層面」，多於「殖民地層面」，因此葛量洪對「楊慕琦計劃」一直持保留的態度。
另一方面，葛量洪認為由於新界是租借的土地，無論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交還中國，因此他更斷然認為，「香港要麼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麼是中國廣東省的一部分」，並且相信香港不可能獨立。至於在民主的意識上，葛量洪認為香港人要的，只是「穩定的環境」、「合宜的稅率」和「公正的司法」，認為香港人只重工作和賺錢，而且不會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專家」治理香港更顯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