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銀行秘密付錢給某些報紙，以促進特定的金融利益，并掩蓋或洗地不當行為。他們還從商業產品的新聞報道中收取廣告費用。有時，報紙會以發布不利信息為要挾，強迫企業在他們發行的報紙上做廣告。外國政府，尤其是俄羅斯和土耳其，每年秘密支付給媒體數十萬法郎，以保證對其在巴黎出售的債券進行有利的報道。當俄羅斯真正遇到壞消息時，比如說1905年俄國革命與日俄戰爭，俄羅斯政府付給了這些法國報紙高達100萬法郎，目的是給俄羅斯政府洗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報紙變成了一個宣傳機構，大力宣傳法國軍隊的功勞，并避免批評的評論。他們很少報告盟軍的戰果，把所有的好消息都歸功于法國軍隊。總而言之，這些報紙并不是獨立的真相擁護者，而是秘密付費的銀行業廣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新聞界的黃金時代。他們的年輕的工作人員被征召，而且找不到男性的替代者(當時認為女性不適合當記者)。鐵路運輸實行了定量供應，紙張和油墨的運輸減少了，導致原料的缺乏，進而導致了報紙發行量的減少。通貨膨脹提高了新聞紙的價格，而新聞紙一直供不應求。封面價格上升，發行量下降，在巴黎郊外出版的242份日報中的許多都關門了。政府成立了部際新聞委員會，對新聞界進行密切監督。一個獨立的機構實施了嚴格的審查制度，導致新聞報道或社論被禁止留白。這些日報有時只有兩頁，而不是通常的四頁，這使得一家諷刺性報紙試圖以同樣的精神報道戰爭新聞:
: 戰爭的消息。一半的齊柏林飛艇將一半的炸彈扔向中場休息的戰士，造成四分之一的人員受傷。齊柏林飛艇在半路上遭到部分半高射炮的攻擊，被摧毀了一半。"
地方報紙在1900年后蓬勃發展。然而，戰后巴黎的報紙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停滯。戰后最成功的報紙是《巴黎晚報》，它沒有任何政治議程，致力于提供聳人聽聞的報道，以幫助發行量，但同時也提供嚴肅的文章，以樹立聲望。到1939年，其發行量已超過170萬份，是與其最接近的競爭對手《小巴黎人報》的兩倍。除了日報外，巴黎晚報還贊助了一份非常成功的女性雜志《瑪麗-克萊爾》，同時還贊助了另一份雜志《Match》，這是一個模仿美國的新聞攝影雜志《Life》的雜志。
法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民是法國公民中的典型。歷史學家歐根·韋伯在其影響深遠的著作《從農民到法國人》(1976)中，追溯了法國鄉村的現代化進程，并認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法國鄉村帶著一種民族認同感，從落后和孤立走向現代。他強調鐵路、共和學校和全民征兵的作用。他的發現基于學校記錄、移民模式、兵役文件和經濟趨勢。韋伯認為，直到1900年左右，法國的國家意識在各省都很薄弱。韋伯接著研究了第三共和國的政策是如何在農村地區創造出法國民族意識的。韋伯的學術研究受到了廣泛的贊揚，但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他們認為1870年以前法國各省就存在著法國民族意識。
樂蓬馬歇百貨公司
1838年，阿里斯蒂德·布奇科在巴黎創立了樂蓬馬歇百貨公司，到1852年，它在“同一棟大樓內的各個部門”提供各種各樣的商品。商品以固定價格出售，并有兌換和退款的保證。到19世紀末，隸屬于莎瑪麗丹百貨公司的法國信貸商人喬治·杜法耶爾已經為300萬客戶提供了服務。莎瑪麗丹百貨公司是法國一家大型百貨商店，由樂蓬馬歇百貨公司的一位前高管于1870年創辦。
法國人對巴黎大商店所帶來的國家聲望感到自豪。偉大的作家埃米爾·左拉(1840-1902)把他的小說《貴婦人》的背景設置在一家典型的百貨商店里。左拉把它描繪成一種新技術的象征，這種新技術既改善了社會，又吞噬了社會。這本小說描述了商品銷售、管理技術、市場營銷和消費主義。
杜法耶爾百貨公司是一家大型百貨商店，位于巴黎北部，建于1890年，價格低廉，吸引了大量的工薪階級顧客。在一個公共空間很少的社區，它無疑提供了一個能消費的公共廣場。它教育工人把購物作為一種令人興奮的社會活動，而不是像中產階級在中心城市的著名百貨商店那樣，僅僅是獲得必需品的一種例行活動。與資產階級商店一樣，它幫助消費從商業交易轉變為消費者與搶手商品之間的直接關系。它的廣告承諾有機會以合理的成本參與最新、最時尚的消費主義。一些最新的發明也得以展示，比如說留聲機和X光機，當然還有當時轟動性的發明—電影。
1870年后，這些商店的員工開始以女性為主，為年輕女性提供了享有聲望的工作機會。盡管工資低、工作時間長，但他們享受著與最新、最時尚的商品和高檔顧客之間令人興奮的復雜互動。
20世紀初法國最重要的政黨是激進黨，成立于1901年，名為“共和、激進和激進的社會主義黨”。它的政治傾向是古典自由主義，一方面反對君主主義者和神職人員，另一方面反對社會主義者。許多成員被共濟會吸收。 激進分子分為兩派，一派是呼吁通過國家干預實現經濟和社會平等的活動人士，另一派是把穩定放在首位的保守派人士。工人們罷工的要求威脅到了這種穩定，并把許多激進分子推向了保守主義。它反對婦女選舉權，因為擔心婦女會把票投給它的對手或天主教會認可的候選人。它贊成累進所得稅、經濟平等、擴大教育機會和國內政策的合作社。在外交政策上，它主張在戰后建立一個強大的國際聯盟，并通過強制仲裁、有控制的裁軍、經濟制裁、甚至還可以建立一支國際軍事力量來維持和平。
萊昂·甘必大的追隨者，如雷蒙·普恩加萊，他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委員會主席，創立了民主共和聯盟（ARD），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成為主要的中間偏右政黨。
隨著激進分子、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共和黨人和君主主義者都在爭奪控制權，執政聯盟有規律地瓦解，很少持續幾個月以上。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些崩潰并不重要，因為它們反映了許多政黨聯盟的微小變化，這些政黨通常會失去或獲得一些盟友。因此，政府的更迭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的部長換屆，許多人從一個政府換到下一個政府，通常是在同一個職位上。
在第三共和國的整個歷史時期，法國的天主教教會在共和主義者、君主主義者和專制主義者（如拿破侖主義者）之間的地位之爭從未間斷過。法國的神職人員和主教與君主主義者關系密切，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貴族家庭。共和主義者來自反教權的中產階級，他們認為教會與君主主義者的聯盟是對共和主義的政治威脅，也是對現代進步精神的威脅。共和主義者憎恨教會的政治和階級歸屬;對他們來說，教會代表著舊政權，法國歷史上大多數共和主義者認為那個時代早已成為歷史。新教徒和猶太人的支持使共和主義者更加強大。國會通過了許多的法律來削弱天主教會。1879年，神父被排除在醫院管理委員會和慈善委員會之外;1880年，針對宗教集會采取了新措施；從1880年到1890年，許多醫院用非專業婦女代替修女;1882年，通過了《茹費理學校法》，在這一法律基礎上1801年教務專約仍然有效，但在1881年，政府削減了它不喜歡的神父的薪水。
1905年法國關於政教分離的報紙報導
共和主義者擔心控制學校的宗教秩序——尤其是耶穌會和圣母升天會——會向孩子們灌輸反共主義的思想。決心根除這一問題的共和主義者堅持認為，他們需要控制學校，以便法國取得經濟和軍事上的進步。 (共和黨人認為德國在1870年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優越的教育體系。)
早期的反天主教法主要是1882年共和主義者茹費里制定的。該法案禁止一切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禁止宗教教職人員在學校任教，并從宗教學校撥款來建造更多的公立學校。在本世紀后期，茹費里的繼任者通過的其他法律進一步削弱了教會在法國社會中的地位。民事婚姻成為強制性的，離婚被引入，軍隊取消隨軍神父。
當教宗良十三世于1878年成為教宗時，他試圖緩和教會與國家的關系。1884年，他告訴法國主教們不要對國家采取敵對態度。1892年，教宗通諭建議法國天主教徒團結在共和國周圍，通過參與共和政治來保衛教會。“自由行動”于1901年由雅克·皮奧和阿爾伯特·德·蒙創立，他們是前君主主義者，在教宗良十三世的要求下轉向了共和主義。從教會的角度來看，它的使命是表達良十三世在1891年的通諭《新事》中所體現的政治理想和新的社會教義。
自由行動是ALP政黨出現的議會團體，它添加了populaire（“受歡迎的”）一詞來表示這種擴張。會員資格對所有人開放，不僅僅是天主教徒。它試圖聚集所有“誠實的人”，成為良十三世所尋求的大熔爐，在那里天主教徒和溫和的共和黨人將團結起來支持寬容和社會進步的政策。它的座右銘概括了它的計劃:“人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工人提供更好的條件。”然而，“老共和主義者”寥寥無幾，而且它也未能成功地重組所有天主教徒，因為它遭到了君主主義者、基督教民主主義者和整合主義者的回避。最后，它主要從自由天主教徒(雅克·皮奧)和社會天主教徒(阿爾伯特·德·蒙)中招募人員。ALP從一開始就被卷入斗爭，因為宗教問題是它的當務之急的核心。它以自由和普通法的名義保衛教會。“法國行動”的激烈反對使該運動從1908年開始衰落，當時它失去了羅馬的支持。然而，直到1914年，ALP一直是右翼最重要的政黨。
改善與共和主義者關系的努力失敗了。雙方都有根深蒂固的猜疑，德雷福斯事件（1894-1906）更是火上澆油。天主教徒在很大程度上反對德雷福斯。他們在《La Croix》雜志上發表了反猶太和反共和主義的文章。這激怒了共和主義政客，他們急于報復。他們常常與共濟會會館聯合工作。皮埃爾·瓦爾德克-盧梭內閣（1899-1902）和埃米爾·孔布內閣（1902-05）與梵蒂岡爭奪主教的任命。在1903年和1904年，隨軍神父從海軍和陸軍醫院被撤職，士兵們在1904年被命令不得經常出入天主教俱樂部。
1902年，當埃米爾·孔布當選為總理時，他決心徹底擊敗天主教。任職不久，他就關閉了法國所有的教區學校。然后他讓國會拒絕所有宗教的授權。這意味著法國54個修會全部解散，約2萬名成員立即離開法國，許多人前往西班牙。1904年，法國總統埃米勒·盧貝在羅馬拜訪了意大利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教宗庇護十世對意大利政府的這一接見提出了抗議。孔布反應強烈，召回了法國駐聖座大使。接著，1905年頒布了一項廢除拿破侖1801年教務專約的法律。教會和國家最終分離，所有教堂財產都被沒收了，宗教人員不再由國家支付工資。公眾的崇拜活動被交給了天主教的門外漢協會，他們控制著進入教堂的通道。然而，在實踐中，群眾和儀式繼續進行。
孔布遭到了所有保守黨派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大規模關閉教會學校是對宗教的迫害。庫姆斯領導的左翼反教權聯盟面臨主要由親天主教的ALP組織的反對。ALP擁有更強大的民眾基礎、更好的資金和更強大的報紙網絡，但在議會中的席位卻少得多。
孔布政府與共濟會分會合作，對所有軍官進行秘密監視，以確保虔誠的天主教徒不會被提拔。這樁丑聞被曝光后，削弱了對孔布政府的支持，于是他辭職了。這也打擊了軍隊的士氣，因為軍官們意識到，對他們的職業生涯而言，審查私人生活的間諜活動比他們自己的專業成就更重要。
1905年12月，莫里斯·魯維埃的政府引入了法國政教分離法。這項法律得到了孔布的大力支持，他一直嚴格執行1901年的《自愿結社法》和1904年的《宗教集會自由教法》。1905年2月10日，議院宣布“梵蒂岡的態度”使得政教分離不可避免，1905年12月通過了政教分離法。教會受到嚴重打擊，失去了一半的神職人員。然而，從長遠來看，它獲得了自主權;因為從那以后，國家在挑選主教時就沒有了發言權。
1871-1914年法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緩慢重建與俄羅斯和英國的聯盟以對抗來自德國的威脅的基礎上的。俾斯麥在1871年占領阿爾薩斯和洛林是一個錯誤，引發了法國民眾幾十年對德國的普遍仇恨和復仇的要求。俾斯麥的決定是對法國回應，也是軍隊對強大的敵人的要求。可是這是沒有必要的，因為法國的軍事力量比德國弱得多，但它迫使俾斯麥調整德國的外交政策，以阻止法國擁有任何主要盟友。阿爾薩斯和洛林的不滿持續了好幾年，但到1890年，隨著法國人意識到懷舊不如現代化有用，這種不滿基本上消失了。法國重建了軍隊，強調現代化的特點，如新的大炮，1905年后，大量投資于軍用飛機。在恢復聲望方面，最重要的是大力強調日益強大的法蘭西帝國，盡管付出了巨大的財政代價，但它也帶來了聲望。很少有法國家庭在殖民地定居，而且他們在自然資源和貿易方面太窮，無法顯著地使整體經濟受益。盡管如此，法國殖民地的規模僅次于大英帝國，并且在國際事務中享有聲望，并為天主教徒(在議會中受到共和主義者的猛烈攻擊)提供了一個機會，讓他們把精力投入到把法國文化和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修建巴拿馬運河的一項極其昂貴的投資完全失敗了，在金錢方面，許多人死于疾病和政治丑聞。 俾斯麥于1890年被解雇，此后，德國的外交政策開始變得混亂。例如，柏林方面切斷了與圣彼得堡的緊密聯系，允許法國人通過大量金融投資進入，造成了巴黎與圣彼得堡之間的軍事聯盟——事實證明，這種聯盟至關重要，而且持久。德國與英國不和，于是法國承認英國在埃及的主導地位，而英國承認法國在摩洛哥的主導地位。這使得英法兩國走得更近，最終在1904年后建立了非正式的軍事關系。
法國外交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國內事務;經濟、文化和宗教利益集團很少關注外交事務。永久的專業外交家和官僚們已經形成了他們自己的在奧賽碼頭(外交部所在地)如何運作的傳統，他們的風格一代又一代幾乎沒有改變。大多數外交官來自地位顯赫的貴族家庭。盡管法國是歐洲為數不多的共和國之一，但它的外交家們與宮廷貴族代表們相處得很融洽。首相和主要政治家通常很少關注外交事務，允許少數資深人士控制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十年里，他們控制了法國駐10個主要國家的大使館(在其他地方，他們派出了級別較低的部長)。他們包括泰奧菲勒·德爾卡塞, 是1898年至1905年的外交部長；保羅·康朋，是1890-1920年駐倫敦大使；朱爾斯·朱塞蘭德，是1902年至1924年駐華盛頓大使；還有卡米爾·巴雷爾，從1897年到1924年被派駐在羅馬。在外交政策方面，人們普遍認為需要征收高保護性關稅，這使農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在被德國人打敗后，一種強烈而廣泛的反德情緒集中在復仇主義和奪回阿爾薩斯和洛林的呼聲。龐大的帝國是一個值得驕傲的事情，因此管理者、士兵和傳教士都是高地位的職業。
從1871年到1914年，法國的外交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一個沒有朋友、沒有多少領土的屈辱大國，到1914年成為歐洲殖民體系的核心，一個繁榮的殖民帝國，其規模僅次于英國的殖民帝國。雖然宗教在國內政治中是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但天主教會使傳教工作和教會建設成為殖民地的特色。大多數法國人忽視了外交政策;外交方面的問題在政治上不被重視。
法國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對德國的恐懼之上的，因為德國龐大的國土和快速增長的經濟是法國無法匹敵的，再加上要求阿爾薩斯和洛林回歸的復仇主義。與此同時，帝國主義也是一個因素。 在爭奪非洲的過程中，法國和英國在非洲的利益發生了沖突。最危險的事件是1898年的法紹達事件，當時法國軍隊試圖占領蘇丹南部的一個地區，而一支聲稱是為埃及赫迪夫服務的英國軍隊到達了該地區。在巨大的壓力下，法國人撤出，確保了英埃對該地區的控制。兩國之間的一項協議承認了現狀，承認英國控制了埃及，而法國成為摩洛哥的主導力量，但法國總體上遭受了恥辱性的失敗。
蘇伊士運河最初由法國人修建，在1875年成為英法兩國的合作項目，因為兩國都認為它對維持他們在亞洲的影響力和帝國地位至關重要。1882年，埃及持續的內亂促使英國介入，向法國伸出援手。埃及政府使英國得以有效控制埃及。
法國在亞洲有殖民地，并尋求結盟，結果在日本找到了可能的盟友。應日本的要求，巴黎分別于1872-1880年、1884-1889年和1918-1919年派遣軍事使團幫助日本軍隊現代化。中法戰爭（1884-1885）期間，因印度支那問題與中國的沖突達到高潮。孤拔上將摧毀了停泊在福州的中國艦隊。結束戰爭的條約使法國成為越南北部和中部的保護國，并將其分為東京和安南。
在擴張主義者茹費里的領導下，第三共和國極大地擴展了法國的殖民帝國。法國占領了印度支那、馬達加斯加、西非和中非的大片領土，以及波利尼西亞的大部分地區。
瑪麗安娜（左）、俄羅斯母親（中）和不列顛尼亞（右）象征著三國協約
為了孤立德國，法國煞費苦心地拉攏俄國和英國，首先是1894年的法俄同盟，然后是1904年與英國的友好協約，最后是1907年的英俄協約，也就是后來的三國協約。這種與英國和俄羅斯對抗德國和奧地利的聯盟最終導致俄羅斯和英國作為法國的盟友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幾年里，法國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德國實力的敵意和恐懼。1894年，在德國和俄羅斯的外交談判未能達成任何協議后，法國與俄羅斯帝國結成了聯盟。直到1917年，法俄同盟一直是法國外交政策的基石。1914年之前，法國通過大量投資和貸款，進一步加強了與俄羅斯的聯系。1904年，法國外長泰奧菲勒·德爾卡塞與英國外交大臣蘭斯頓勛爵談判達成了《英法協約》，結束了英法之間長期的緊張關系和敵意。作為一種非正式的英法聯盟，友好協約在1905年和1911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摩洛哥危機以及秘密的陸軍和海軍人員會談中得到進一步加強。德爾卡塞與英國的協定在法國引起了爭議，因為在20世紀初，英國恐懼癥很突出，1898年法紹達事件（英法幾乎開戰）和布爾戰爭（法國公眾輿論非常支持英國的敵人）都強化了這種情緒。最終，對德國力量的恐懼將英國和法國聯系在了一起。
由于忙于國內事務，法國政府在1912年底至1914年年中期間很少關注外交政策，盡管在1913年，法國不顧社會主義者的強烈反對，將服役期從兩年延長至三年。1914年7月迅速升級的巴爾干危機令法國感到驚訝，但卻沒有引起對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情況的足夠重視。
博尼法西奧紀念法國外籍軍團士兵的紀念碑（1897-1902）
第三共和國雖然是共和國，但是受到當時橫行歐洲的帝國主義精神的影響，建立了一個法蘭西殖民帝國。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是在法屬北非和法屬印度支那。法國的管理者、士兵和傳教士致力于將法國文明帶給這些殖民地的當地居民，被稱為文明使命。一些法國商人去了海外，但幾乎沒有永久的定居點。天主教會也參與其中，它的傳教士是獨立于殖民體系之外的，他們承諾要永久地留在這里，學習當地的語言和習俗，并使當地人皈依基督教。
法國成功地將殖民地納入其經濟體系。到1939年，三分之一的出口流向殖民地；巴黎商人在農業、礦業和船運上進行了大量投資。在印度支那，為種植水稻和天然橡膠開辟了新的種植園。在阿爾及利亞，富有的定居者擁有的土地從1890年的160萬公頃增加到1940年的270萬公頃；再加上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類似行動，結果使北非農業成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農業之一。法國本土是一個壟斷市場，所以大地主可以在巴黎借到大筆資金，用拖拉機和機械化設備來現代化農業技術。其結果是小麥、玉米、桃子和橄欖油的出口急劇增加。法屬阿爾及利亞成為世界第四大葡萄酒生產國。 新喀里多尼亞的鎳礦開采也很重要。
對殖民統治的反對導致了1925年摩洛哥、1926年敘利亞和1930年印度支那的叛亂，所有這些都被殖民軍隊迅速鎮壓。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國是協約國中傷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法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因為俄國和德國要開戰，法國履行了對俄國的條約義務。所有決定都是由高級官員做出的，特別是雷蒙·普恩加萊總統、總理兼外交部長勒內·維維亞尼和駐俄羅斯大使毛里斯·巴列奧洛格。沒有參與決策的有軍事領導人、武器制造商、報紙、利益團體、政黨領導人或法國民族主義發言人。
英國希望保持中立，但在德國軍隊入侵比利時前往巴黎的途中，英國加入了這場戰爭。1914年9月，法國在第一次馬恩河戰役中的勝利，使德國迅速取勝的戰略宣告失敗。這變成了一場漫長而血腥的消耗戰，但法國最終取得了勝利。
法國知識分子歡迎這場戰爭，以報復1871年戰敗和失去領土的恥辱。在草根階層，保羅·德魯德領導的愛國者聯盟是一個以中產階級下層為基礎的原法西斯主義運動，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它一直主張進行一場復仇戰爭。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長期反對戰爭和備戰。然而，當其領導人讓·饒勒斯，一個和平主義者，在戰爭開始時被暗殺，法國社會主義運動放棄了它的反軍國主義立場，加入了國家戰爭的努力。總理勒內·維維安尼呼吁以“神圣聯盟”的形式實現團結，在法國幾乎沒有反對者。
1914年法國軍隊成功保衛巴黎后，這場戰爭成為西線的一場塹壕戰，傷亡率極高。這變成了一場消耗戰。直到1918年春天，雙方幾乎沒有領土得失。喬治·克列孟梭以其兇猛的精力和決心贏得了“老虎”（le Tigre）的綽號。1917年后，他領導了聯合政府，決心打敗德國。與此同時，法國東北部大片地區落入德國占領者的殘暴控制之下。消耗戰的大屠殺在凡爾登戰役和索姆河戰役中達到了高潮。到1917年，叛亂的情緒已在空中蔓延。士兵們一致同意抵抗任何德國人的進攻，但法國人的進攻將推遲到美國人到達之后。
國家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實施了審查制度，這導致了1915年諷刺性報紙《鴨鳴報》的誕生，該報紙繞開了審查制度。德國對東北部主要工業區的入侵損害了經濟。雖然1914年被占領的地區只擁有法國14%的工業工人，但卻生產了58%的鋼鐵和40%的煤炭。
1914年，政府實施了戰時經濟控制和配給。到1915年，戰爭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數百萬法國婦女和殖民地男子取代了300萬士兵中的許多平民角色。1917年，隨著美國食物、金錢和原材料的涌入，大量的援助隨之而來。戰后，這種戰時經濟將產生重要的反響，因為它將首次打破不干涉主義的自由主義理論。
軍火的生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遠遠超過了英國、美國甚至德國。這些挑戰是巨大的：因為當時德國占領了東北部的工業中心地帶，人力短缺，以及法國的動員計劃使得法國處于經濟崩潰的邊緣。然而，到1918年，法國生產的軍需品和大炮比其盟國還多，同時為美國軍隊提供了幾乎所有的重型裝備。(美國人把他們的重型武器留在家里，以便利用現有的交通工具盡可能多地派遣士兵。)戰爭部以戰爭早期幾個月為基礎，使生產與陸軍的作戰和戰術需求相匹配，重點是滿足對火炮永不滿足的需求。工業和軍隊之間精心設計的聯系，以及為確保提供所需數量和質量的大炮和炮彈而作出的妥協，被證明是法國在戰場上取得成功的關鍵。
最后，戰爭造成的損失約占1913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13%，主要是生產性資本和住房的破壞。國家債務從1913年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6%上升到1919年的170%，這反映了大量發行債券來支付戰爭費用。通貨膨脹嚴重，法郎對英鎊貶值了一半以上。
為了弘揚法國的民族精神，許多知識分子開始進行愛國主義宣傳。“聯合圣職會”試圖把法國人民拉向真正的前線，從而為士兵們爭取社會、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 一般民眾的反戰情緒很弱。然而，在知識分子中有一種和平主義的“人類權利聯盟”（LDH）。在頭兩年的戰爭中，它一直保持低調，1916年11月舉行了第一次代表大會，反對在西線屠殺法國士兵。會議的主題是“持久和平的條件”。討論的重點是法國與其專制、不民主的盟友俄羅斯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如何將對LDH所代表的所有支持與俄羅斯對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尤其是波蘭人)的惡劣對待聯系起來。其次，許多代表希望提出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的要求。經過長時間的辯論，這一提議被否決。辯論顯示，LDH內部分成兩派，一派是相信仲裁只能在和平時期進行的多數派，另一派是要求立即結束大屠殺的少數派。1918年春，德軍的進攻失敗了，同盟國被成功地擊退了。各個階層的法國人民團結一致，支持喬治·克列孟梭總理提出的全面勝利和苛刻的和平條件的要求。
1919年凡爾賽四人會議:英國的大衛·勞合·喬治、意大利的維托里奧·埃曼努爾·奧蘭多、法國的喬治·克列孟梭和美國的伍德羅·威爾遜
美國站在協約國一邊參戰，促成了1918年夏末時局的轉變，導致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導致德國投降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德國經過四年的戰斗已經疲憊不堪且大批美國軍隊於1918年夏天從美國來到德國。 和平條款是由英國、法國、美國和意大利這四大國強加給德國的。克列孟梭提出了最苛刻的條件，并在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中贏得了大部分條款。德國在很大程度上被解除了武裝，被迫對這場戰爭承擔全部責任，這意味著它需要支付巨額戰爭賠款。法國不但收復了阿爾薩斯-洛林，還占領了德國盛產煤炭和鋼鐵工業區薩爾盆地。德國在非洲的殖民地，如喀麥隆，被法國和英國瓜分。從奧斯曼帝國的殘余中，法國獲得了敘利亞和黎巴嫩的托管權。奧斯曼帝國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盟友，在沖突結束時也解體了。
在占領萊茵蘭期間，法國士兵在觀察萊茵河
從1919年到1940年，法國由兩個主要的政治聯盟集團統治。一方面是由喬治·克列孟梭、雷蒙·普恩加萊和阿里斯蒂德·白里安領導的右翼國家集團。這個集團得到商業和金融的支持，對軍隊和教會都很友好。它的主要目標是對德國的報復，促進法國商業的經濟繁榮和國內事務的穩定。另一方面則是由激進的社會主義黨的愛德華·赫里歐主導的中間偏左的左翼聯盟。赫里歐的政黨實際上既不激進，也不是社會主義政黨，而是代表了中小企業和中產階級下層的利益。它強烈反對神職人員和抵制天主教會。這個利益集團偶爾愿意與社會黨結成聯盟。至于說其他的反民主團體，如左翼的共產主義者和右翼的保皇主義者，則扮演了相對次要的角色。
來自德國的賠款在加強法國財政方面發揮了核心作用。政府啟動了一項大規模的重建計劃，以修復戰時的損害，并背負著巨額的公共債務。稅收政策效率低下，逃稅現象普遍存在。1926年金融危機加劇時，普恩加萊征收了新稅，改革了稅收制度，并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以平衡預算和穩定法郎。國債持有者損失了80%的債券面值，但是失控的通貨膨脹并沒有發生。從1926年到1929年，法國經濟繁榮，制造業也穩中向好。
20世紀20年代，外國觀察家注意到法國上層階級的無度，但他們強調，法國東北部那些經歷過戰爭和占領的地區正在迅速重建。他們報告了金融市場的改善，戰后文學的光輝和公眾士氣的復蘇。
被稱為“大蕭條”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法國的影響比其他國家要晚一些，大約在1931年爆發。 上世紀20年代，GDP以每年4.43%的速度強勁增長，而上世紀30年代的GDP增長率僅為0.63%。與美國、英國和德國相比，大蕭條相對溫和：失業率在5%以下見頂，產量最多比1929年下降20%。此外，也沒有出現銀行業危機。
1931年，組織嚴密的退伍軍人運動要求并收到了他們戰時服役的養老金。這些資金來自于彩票的發行——這是自1836年以來法國首次允許的彩票。彩票立即流行起來，并成為年度預算的主要基礎。雖然大蕭條還不是很嚴重，但彩票吸引了慈善的沖動、貪婪和對退伍軍人的尊重。這些相互矛盾的沖動產生了大量的現金，使法國的福利國家成為可能，它位于慈善事業、市場和公共領域的十字路口。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法國對外交政策的興趣日益濃厚，對德國軍國主義的恐懼首當其沖。戰爭造成的可怕破壞，包括150萬法國士兵的死亡、鋼鐵和煤炭產區的大片破壞，以及退伍軍人的長期成本，一直被人們銘記。法國要求德國通過每年的賠款來承擔戰爭的大部分費用。法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利用力量平衡和聯盟政治迫使德國遵守《凡爾賽條約》規定的義務。但是法國面臨的問題是美國和英國拒絕建立防御聯盟。東歐的潛在盟友，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實力太弱，無法對抗德國。俄羅斯一直是法國在東部的長期盟友，但現在它被巴黎方面極度不信任的人所控制。1924年，法蘭西向一個更溫和的政策過渡，這既是對來自英國和美國的壓力的回應，也是對法國弱點的彌補。
1919年，法國熱情地加入了國際聯盟，但感覺遭到了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背叛，當時他承諾美國將與法國簽署一項防御條約并加入該聯盟，但遭到了美國國會的拒絕。法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維護法國的實力，消除德國的威脅。當德國在1923年拖欠賠款時，法國占領了工業化的魯爾地區。認為賠款不可能成功支付的英國工黨首相拉姆齊·麥克唐納向法國總理愛德華·赫里歐施壓，要求他對德國做出一系列讓步。在1932年賠款結束之前，法國總共從德國得到了16億英鎊，但法國不得不向美國支付戰爭債務，因此凈收益只有6億英鎊左右。
法國試圖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蘇聯建立一個防御德國的條約網。這些小盟國幾乎沒有努力去增強它們的軍事力量或技術能力，它們仍然很弱小，政權也不穩定。最后，事實證明這些聯盟毫無價值。法國還在其與德國接壤的邊境上建造了一堵強大的防御工事，其形式是一個堡壘網絡。它被稱為馬其諾防線，人們相信它可以彌補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的巨大人力損失。
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是對20世紀二三十年代法國軍隊的要求作出外交上的回應，以對抗德國的威脅，特別是與英國和中歐小國的威脅。
隨著德國在1933年之后變得更加強大，綏靖政策也被越來越多地采用，因為法國經歷了經濟停滯、殖民地動蕩和激烈的內部政治斗爭。歷史學家馬丁·托馬斯說，綏靖政策不是一個連貫的外交策略，也不是對英國的模仿。法國在埃塞俄比亞問題上安撫了意大利，因為它不能承擔意大利和德國結盟的風險。當希特勒派兵進入萊茵蘭(德國境內不準派兵的地區)時，巴黎和倫敦都不愿冒戰爭的危險，因此沒有做出任何回應。 1938年，在希特勒的要求下，法國和英國在慕尼黑同意了他的條件，犧牲了與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同盟。
1920年，社會主義運動分裂，大多數人組成了法國共產黨。由萊昂·布魯姆領導的少數派保持了社會主義的名義，到1932年，人數大大超過了無組織的共產主義者。當斯大林在1934年告訴法國共產黨人與其他左翼人士合作時，一個強調團結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成為可能。1936年，社會黨和激進派在共產黨的支持下組成了一個聯盟來完成這一任務。
在1936年春季的選舉中，人民陣線以微弱優勢獲勝，由社會黨人領導的政府與激進派聯合執政。共產黨支持其國內政策，但沒有在內閣中占有任何席位。當時的總理是萊昂·布魯姆，一位回避決策的技術官僚社會主義者。在執政的兩年里，它致力于工會尋求的勞動法改革，尤其是強制性的每周工作不超過40小時，之前是48小時。所有的工人都有兩周的帶薪假期。集體談判法促進了工會的發展;黨員人數在一年內從100萬增加到500萬，當共產主義和非共產主義工會聯合起來時，工人的政治力量得到增強。政府將軍火工業收歸國有，并試圖控制法國銀行，試圖打破法國最富有的200個家族的權力。政府以更高的價格購買了多余的小麥，但農民必須支付更高的稅收。1936年，一波又一波的罷工襲擊了法國工業。工資率上升了48%，但每周的工作時間卻減少了17%，因此生活成本上升了46%，因此普通工人的實際收入幾乎沒有增加。法國產品價格上漲導致海外銷售下降，政府試圖通過使法郎貶值來抵消這一影響，這一措施導致債券和儲蓄賬戶的價值下降。總體結果是法國經濟受到嚴重損害，經濟增長率下降。
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人民陣線是失敗的，盡管有些人稱之為部分的成功。人們普遍認為，它未能達到左派的期望。
政治上，由于布魯姆拒絕按照共產黨的要求積極干預西班牙內戰，人民陣線分崩離析。  在文化上，人民陣線迫使共產黨人接受他們長期嘲笑的法國社會因素，如愛國主義、退伍軍人的犧牲、軍官的榮譽、資產階級的威望、社會黨和議會制共和國的領導。最重要的是，共產黨人把自己描繪成法國民族主義者。年輕的共產黨人穿著革命時期的服裝，學者們把雅各賓派奉為英雄前輩。
歷史學家在研究戰間期時把他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右翼，研究了各種類型的保守派和天主教團體，以及極右翼的法西斯運動。舊秩序的保守派支持者與“高級資產階級”(上層中產階級)、民族主義、軍事力量、維護帝國和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他們最大的敵人是左派，尤其是以社會主義者為代表的左派。保守派在外交事務上存在意見分歧。幾位重要的保守派政治家支持《格林瓜爾》雜志，其中最重要的是安德烈·塔爾迪厄。《世界報》以其聲名顯赫的過去和尖銳的文章，是一個主要的保守主義報紙。
夏令營和青年團體被組織起來，以促進工人階級家庭的保守價值觀，并幫助他們設計職業道路，其中火十字團尤其活躍。
法國共和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強烈反對神職人員。1905年頒布的《政教分離法》驅逐了許多宗教團體，宣布所有教堂建筑歸政府所有，并導致大多數教會學校關閉。從那時起，教宗本篤十五世就尋求和解，但直到教宗庇護十一世在位時才實現。在教宗通諭《最重要的》（''Maximam Gravissimamque''）中，許多爭議都得到了默認的解決，并使得可以忍受的共存成為可能。
天主教會在1920年后擴展了它的社會活動，特別是通過組織青年運動。例如，最大的年輕職業婦女組織是公教職工青年會，由進步社會活動家約瑟·賈爾定于1928年創建。它鼓勵年輕的職業婦女采用天主教的方法對待道德，并為將來作為母親的角色做準備，同時它促進了精神平等的概念，并鼓勵年輕婦女在目前發揮積極的、獨立的和公共的作用。
極右翼的天主教徒支持幾個尖銳但人數不多的團體，宣揚類似于法西斯主義的教義。最具影響力的是“法蘭西行動”，由作家夏爾·莫拉斯于1905年創立。它宣揚強烈的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和反動思想，呼吁回到君主制和由天主教會統治國家。1926年，庇護十一世譴責了“法蘭西行動”，因為教宗認為，法國教會繼續把自己的命運與君主制復辟這一不太可能實現的夢想聯系在一起，是愚蠢的。他還不信任這場運動僅僅以功利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名義來捍衛天主教的傾向。“法蘭西行動”從未完全從譴責中恢復過來，但它在維希時代很活躍。
1940年法國B1重型坦克被摧毀
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推遲了納粹德國對法國迫在眉睫的威脅。法國和英國放棄了捷克斯洛伐克，向德國提出的占領蘇臺德地區（捷克斯洛伐克境內德語人口占多數的地區）的要求讓步，以安撫德國人。密集的重整軍備計劃始于1936年，并于1938年軍備產量增加了一倍，但只在1939年和1940年產生效果。
歷史學家就1940年法國政府的突然垮臺爭論了兩個主題。一種強調廣泛的文化和政治解釋，指出失敗、內部不和還有貫穿整個法國社會的一種“不安”感。另一種則指責法國最高統帥部糟糕的軍事規劃。根據英國歷史學家朱利安·杰克遜的說法，法國將軍莫里斯·甘末林提出的代爾計劃注定要失敗，因為它嚴重誤判了德國B軍對比利時中部的進攻。代爾計劃體現了法國軍隊的主要作戰計劃，以避開A、B、C等在低地國家享有崇高威望的德軍裝甲師。當法國第1、第7、第9集團軍和英國遠征軍在比利時與B集團軍會師時，德國第A集團軍在1940年的色當戰役中繞過了盟軍，穿過了阿登山脈，這是一片被認為是裝甲部隊無法通過的破碎而茂密的森林地帶。德國人還沿著索姆河谷向英吉利海峽海岸沖去，在一個大包圍圈里困住了盟軍，迫使他們開始了知名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在黃色方案中體現的這一卓越的德國戰略的結果是，盟軍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被擊敗。1940年6月22日，法國不得不接受阿道夫·希特勒在貢比涅簽署的第二次停戰協定中所規定的條件。第二次停戰協定是在德國人于1918年11月11日簽署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協定的同一節車廂中簽署的。
第三共和國于1940年7月10日正式結束，當時法國議會授予菲利普·貝當元帥全部權力，貝當元帥在隨后的日子里宣布成立“法蘭西國”，即通常所說的“維希政權”或“維希法國”，其首都位于法國中部的維希鎮。戴高樂曾在6月18日發出呼吁，告誡所有法國人不要接受失敗，團結起來解放法國，并繼續和盟國并肩作戰。
在其七十年的歷史中，第三共和國從一個危機到另一個危機，從解散的議會到任命一個精神疾病的總統（保羅·德沙內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與德意志帝國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那些年里，出現了許多政治沖突，左翼和右翼之間的裂痕日益加深。當法國在1944年解放後，一些呼吁恢復第三共和國及制憲會議由臨時政府成立法蘭西共和國憲法草案的繼任者，建立了法蘭西第四共和國（1946年至1958年），所具有的議會制度和第三共和國完全一致。
第三共和國第一任總統阿道夫·梯也爾在19世紀70年代稱共和主義是“最不可能使法國陷于分裂的政府形式”。法國可能同意成為一個共和國，但它從未完全接受第三共和國。作為法國自1789年革命以來持續時間最長的政府體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最終被載入史冊，原因卻是因為它不受歡迎。然而，它的壽命表明，它有能力經受許多風暴，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三共和國最令人驚訝的方面之一是它建立了法國歷史上第一個穩定的共和政府，第一個贏得大多數人支持的政府，但它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作為一個臨時政府而存在的。以梯也爾為榜樣，大多數的奧爾良君主主義者逐漸團結起來，支持共和政體，從而為共和政體提供了大部分精英的支持。另一方面，正統主義者仍然是堅定的的反共和主義者，而夏爾·莫拉斯在1898年創立了“法蘭西行動”。這個極右君主主義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的拉丁地區產生了影響。它也成為參與1934年2月6日推翻第二次左翼聯盟政府的暴亂的各種極右聯盟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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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普恩加萊（，），又譯雷蒙·彭加勒，法國政治家。1912年－1913年擔任法國總理和外交部長；1913年－1920年擔任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總統；1922年－1924年與1926年－1929年再次出任總理，他是第三共和國任期最長的總理（在任時間共計2343天）。
普恩加萊生于巴勒迪克，其堂兄是著名的數學家昂利·龐加萊。他在巴黎大學學習法律，1880年成為律師。
* 1887年－1903年擔任眾議員。
* 1893年、1895年任公共教育部長。
* 1894年－1895年、1906年任財政部長。
* 1903年－1913年擔任參議員。
* 1909年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
* 1912年－1913年任總理兼外長期間，確立法國對摩洛哥的殖民統治。
* 1913年－1920年任總統期間，積極備戰，促使內閣通過3年義務兵役法。
* 1920年任賠款委員會主席，復任總理兼外長，主張對德采取強硬政策。
* 1923年出兵魯爾，迫使德國繼續支付賠款。
* 1924年在議會選舉中失敗。
* 1926年取代E.赫里歐，另組國民聯盟政府，任總理兼財政部長。
* 1934年10月15日卒于巴黎。
弗朗索瓦·保羅·儒勒·格雷維（Fran?ois Paul Jules Grévy，1813年～1891年），法國共和派政治家，首位共和派法國總統（1879－1887）。他確定了第三共和在法國的建立。
格雷維曾參加1848年的制憲會議，由于擔心路易-拿破侖(拿破侖三世)東山再起，他主張設立權利較小的行政首腦，這一觀點，他始終堅持不渝。1851年—1868年離職，操律師業，但仍參加共和派的政治活動。1868年選入立法團，很快成為自由反對派領袖。1870年第二帝國崩潰后，他任新成立的國民議會議長(1871年—1873年)和眾議院議長(1876年)。
1879年1月帕特里斯·麥克馬洪元帥辭職，他擊敗對手萊昂·甘必大，當選為總統。在職期間，他努力縮小自己的權力，避免行使過多權力影響共和派控制的國民議會，堅持要有一個強大的立法機構，這使得法國總統在此後的80年成為虛位元首。他的外交政策十分明智，特別是在普法戰爭慘敗后，他抵制了向德國復仇的民族主義要求，并反對法國擴大在非洲的殖民地，但支持法國在越南的擴張。
1885年連任成功，1887年因其女婿捲入一場政治醜聞，雖與他本人無涉，卻被迫辭職。
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法國工程師出身的政治家，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的“勝利的組織者”拉扎爾·卡諾之孫，左派議員之子。1887年當選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第四任總統。1894年6月24日被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刺殺。瑪利·弗朗索瓦·薩迪·卡諾於午夜過後(即6月25日)死亡。
卡諾原受工科教育，曾在阿南西任政府工程師。后任諾曼底專員。他曾一度擔任下塞納省的省長，后由科多爾省選入眾議院。他和左派共和黨任采取同一立場，集中注意有關公共工程和鐵路發展等問題。1878年10月任公共工程部副部長，1880年任部長。1887年卡諾當選為第三共和國的總統。在職期間發生了政治冒險家喬治·布朗熱將軍的陰謀、勞工騷亂、無政府主義運動和巴拿馬運河公司丑聞(1892年)。即使如此，他在這7年間設法保全了自己的名譽。1894年6月24日他在里昂博覽會發表演說后，被一個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擊傷致死，葬在先賢祠中他杰出的祖父旁邊。
菲利·弗朗索瓦·福爾（，，）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六任總統（1895～1899）。1895年在意料之外當選法國總統，使左派人士大挫。
菲利·福爾於1865年10月25日在法蘭西大東方社加入共濟會。
福爾之死，由《小日報》作插圖
1899年2月16日，福爾在愛麗舍宮與30歲的情婦在他的辦公室進行性愛活動時，因內出血猝死；相傳有關性活動是口交。
阿爾貝·弗朗索瓦·勒布倫（法語：，;），法國政治家，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最後一位總統（1932年－1940年）。
勒布倫出生于默爾特-摩澤爾省上梅爾西(Mercy-le-Haut)一個農民家庭，以班上最好的成績畢業于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和礦業學院(école des mines)。原本是法國沃蘇勒和南錫的一名采礦工程師，29歲進入政壇，1900年作為左翼共和黨成員選入眾議院，曾加入內閣擔任公職，處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時政策。後來加入民主聯盟并在1920年當選為參議員，1925年至1929年間成為參議院副議長。1931年至1932年還當了正式議長一年。1932年他正式當上總統。
1939年成功連任，二次大戰爆發，他的總統職位於1940年7月10日被貝當取代(盡管勒布倫從未正式辭職)，並於同年7月15日逃亡到維濟耶。1943年8月27日德國人進入該地區，他被德國緝獲，被送進蒂羅爾的一個小城堡囚禁。1943年10月10日由于健康不佳，他被允許回到維濟耶，但一直被不斷的監視。
1944年8月9日當盟軍解放法國后，勒布倫會見了戴高樂將軍，并承認他的領導，說他沒有正式辭去總統，是因為國民議會已經解散離開，沒有人接受他的辭職。
二次大戰結束後他正式歸隱，至1950年3月6日在曠日持久的疾病中死于肺炎。
安德烈·萊昂·布魯姆（，，），為法國政壇溫和左派的代表人物和三任法國總理。布魯姆是法國社會黨領袖尚·饒勒斯的徒弟並在1914年繼承他的志業。他在1936～1937年當上人民陣線聯合政府的領袖，成為法國第一位社會黨籍（也是第一位猶太人）總理。由於堅定反對親德的維琪政權而遭到逮捕，被監禁到1945年才獲釋。戰後成為法國主要的元老政治家之一。
布魯姆在1872年出生於巴黎一個富裕的同化猶太人家庭，他的父親亞伯拉罕是位來自亞爾薩斯的商人。布魯姆就讀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和巴黎大學，畢業後同時成為了律師和文學評論家。
原本布魯姆對政治毫無興趣，直到1894年德雷福斯事件對其造成極大的影響，如同其他法國猶太人一樣受到社會的敵意和攻擊。作為德雷福斯派的成員使布魯姆接觸到當時社會黨的領袖饒勒斯並對其產生欽佩感，促使他加入了社會黨(當時稱為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和黨報人道報，之後他成為黨內的主要理論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饒勒斯遭到激進民族主義者刺殺，布魯姆因此開始在社會黨領導階層中嶄露頭角，1919年當選巴黎地區的代表進入國民議會。他始終相信一個「好的專制統治」根本不存在，所以布魯姆反對社會黨加入共產國際，1920年俄國革命時他曾嘗試阻止黨內的分裂，但最終激進派還是帶著人道報等組織分裂出去另組法國共產黨。
布魯姆繼續領導社會黨度過20和30年代，同時也是黨報人民報的總編輯。
萊昂·布魯姆
高樹鄉（、）位於臺灣屏東縣北方，北臨高雄市六龜區，東鄰三地門鄉，西鄰里港鄉，西北連高雄市美濃區，南接鹽埔鄉。屬六堆中的右堆，客家人口約佔全鄉56%左右。
本鄉位處屏東平原東北部，除東南方的丘陵外，全境均屬高屏溪眾多支流所沖積而成的平原，地勢平坦，東有中央山脈阻隔，氣候上屬熱帶季風氣候，年均溫約28℃，年雨量約2500公釐。
居民產業以農業為主，近年來觀光業也頗有發展，有部分地區被劃入茂林國家風景區的範圍，為茂林國家風景區的門戶，目前屏東縣政府正探勘溫泉，即將成為高屏地區交通最便利及距離高雄市、屏東市最近之溫泉觀光區，並擬規劃為觀光休閒區。高樹是屏縣33鄉鎮中老人最長壽鄉鎮，平均年齡78歲，老年比例居全縣最高，約佔全鄉總人口的24.25%。
高樹鄉醫療院所數量位居屏東縣鄉鎮前茅，特別是高樹市區醫療院所密度極高，為屏北平原與高屏山麓地區的重要醫療服務中心。
高樹鄉為臺灣原住民排灣族、馬卡道族的故地，昔日大澤機社極有可能坐落此處。乾隆時期實施守隘、屯番政策，高樹鄉位於番界線上，屬北坪，故有不少平埔原住民移入。
約在1737年（乾隆二年）時開始有福建、廣東一帶的客家輾轉遷居於此，此時船斗莊有一大租館，名稱「東振館」，招丁墾植於今之東振一帶，總居人數有三百餘戶之多，故於此地內落居，成一部落，名曰東振新莊，至清朝同治辛已年，因荖濃溪洪水氾濫，流失西北面一帶之良田數千甲，部落內之房屋亦多故被毀，不克居住，住民乃遷徙至「大車路」（現今高樹市區）重建家園，共有二百餘戶。其名曰大車路者，蓋以其路甚寬，可容牛車數輛並行之故也。
日本時代，將東振新莊改為東振新區，後合併加蚋埔區而成「高樹-{莊}-」。地名稱為高樹有二說，其一乃源自於在地之馬卡道族大澤機社，經地名改正後，將原大澤機（Da-Ka-Ki）翻譯成日文「高木（タカキ）」，即為高樹之意 ；抑或稱因-{莊}-頭木棉一株，其樹甚高，分支十八盞，形如車蓋冠於群樹，故取之以為-{莊}-名之。
本鄉地區於清代隸屬鳳山縣。日治初期先隸屬阿猴廳港西上里高樹下-{莊}-，後改隸屬高雄州屏東郡，分東振新區及加蚋埔區。1920年臺灣地方改制，在此地設置「-{高樹莊}-」，劃歸高雄州屏東郡管理。戰後初期劃設高雄縣屏東區，1950年改隸屏東縣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