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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方便管治島上華人，以及讓華人有簡便的民事訴訟途徑，戴維斯在1844年推行保甲制，指示「十戶為甲，十甲為保」，好讓舊有地方鄉紳繼續有權主理地方事務。香港的「保甲制」推行了十多年，至1861年才完全廢止。
自從《南京條約》簽訂後，英方一直要求履行進入廣州城的條款，但卻遭時任兩廣總督耆英以「民情未協」為理由多番推遲。對此，英方曾以不歸舟山群島為威脅，耆英無可奈何，唯有在1846年4月與戴維斯立下協議，當中表示，情況許可的話，清廷就會讓英人入城；而英方亦應承，只要清廷不將舟山群島許與外國，英國就會歸還群島，並擱置提出依約進入廣州城的要求。協議一-{出}-，使廣州人民以為英方有心「讓步」，連帶激發了他們的反英情緒，其中不少人更組織團練，常常與身在廣州的英國教士和商人發生肢體碰撞。經過多次交涉不果後，戴維斯在1847年4月以有英國公民在佛山被毆為理由，派遣3艘軍艦，士兵900人，先後攻佔虎門炮臺和廣州十三行。最後，耆英在4月6日出面調停，除承諾懲處滋事份子外，又保證讓英國人在兩年內入城。
然而，耆英深知英人在兩年之後入城完全是妙想天開。為免自己在兩年後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局，於是他極力向朝廷請求內調，以求脫身自保。耆英的請求得到朝廷批準後，兩廣總督一職在1848年2月由徐廣縉繼任。徐廣縉上任後，聯同廣東巡撫葉名琛重新採取強硬手段堅拒英人入城，結果在戴維斯港督任內，入城條款始終無法實現。
除了入城爭議之外，中英雙方自簽《南京條約》以來也一直就本港「治權」引起爭議。而爭議是由於《條約》的中、英文本用詞因翻譯失誤所起的。英方認為，依據條約英文本，香港島既然已割予英國，英方自然有權立法管治島上居民，否則英國將無從在港作有效管治。然而，清廷一直卻以澳門作為香港的藍本，澳門既有中國官署管治華人，因此香港亦應該照辦不誤。
戴維斯的前任總督砵甸乍爵士曾向清廷作出妥協，表示願意分享「治權」，讓非常住的犯事華人，以及所有犯下重罪的華人送交清官審理，但是建議仍為清廷拒絕。後來中英兩國復簽《虎門條約》，始終未能就此達成共識。至於戴維斯接任後，乘清廷力主剿滅天地會時單方面宣佈，香港政府享有對華人的「治權」，由於耆英一向希望與戴維斯保持友好關係而唯有屈從，自此英方亦取得香港的「治權」。
戴維斯任內以瘋狂抽稅而聞名，為了達到收支平衡，戴維斯除了以賣地作為政府收入外，又大肆徵稅，稅項可謂名目繁多。他除了透過訂立《土地登記條例》、《公眾法飲肆及售酒領照營業條例》和《售鹽鴉片當押業拍賣商營業牌照條例》等條例，對煙草、酒精、拍賣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徵收稅款外，更在1845年向妓女收取「妓捐」。
另外，戴維斯又曾在1844年8月透過訂立《人口登記法例》，設置總登記官（Registrar General）和總登記官署（1913年改稱「安撫華民政務司署」），對全島進行殖民地成立以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戶口登記，結果錄得全島人口共23,988人外，又不論洋人華人，一律徵收人頭稅，每年洋人5元，華人1元，事件引致大批華人搬離香港島，而隨後各界停工罷市，人頭稅方才暫緩執行。大幅的徵稅、廣州入城的問題，再加上潮濕的天氣，使英國的管治陷入很大的困難。有見及此，當時的庫政司羅拔·蒙哥馬利·馬丁（Robert Montgomery Martin）更曾一度私自向英國政府建議將香港歸還清廷，不過後來他因故辭職，事件才擱置下來。總言之，戴維斯之重稅政策招致英商的強烈不滿，而不少人更聯署去信倫敦作出投訴，結果成為他下臺的一大導火線。
開埠初期的香港島。
賽馬活動是英國人的社交文化，為討好在香港的英資，戴維斯任內開始定期舉行賽馬活動，他本人亦曾表示願意捐出200元，設立一個「公使杯」，作為在賽事中勝出馬匹的獎金，不過卻因為英商馬主們的杯葛，沒有馬匹參賽，「公使杯」被迫取消。從此事可想而知戴維斯任內聲望之低下。
戴維斯與首席按察司曉吾（John Hulme）間的不和是他下臺的直接原因。戴維斯與曉吾工作上早有矛盾。曉吾於1845年冬在海軍少將柯訖郎在英艦「HMS亞金科特」（HMS Agincourt）號上舉行的舞會上醉酒，戴維斯藉機向英國政府告狀，要求辭退曉吾。殖民地大臣回應指示戴維斯組成審議庭進行研訊，戴維斯遂委任由行政局議員組成的審議庭研訊，並自行擔任主席，審議庭大多數成員並同時為控方證人。審議庭最後決定將曉吾辭退。曉吾返英時，大批外國商人到碼頭送行，表示對戴維斯不滿。曉吾被辭退後返回英國，向倫敦政府投訴。審議庭的決定最後遭英國政府推翻，並促使戴維斯在1848年3月18日辭任總督一職，3月21日離開香港。
卸任港督以後，戴維斯在1854年獲KCB勳銜，於1876年的時候又獲牛津大學頒授民法學博士學位。此外，他亦偶有發表著作。
戴維斯晚年退居於自己位於告羅士打郡的宅第荷里活塔（Hollywood Tower），後於1890年11月13日在那裡去世，享年95歲。戴維斯是歷史上最長壽的香港總督，不過，他的死訊在香港卻沒有相關的報導，似乎他已經被香港人所淡忘。
戴維斯在1822年迎娶埃米莉·韓費雷夫（Emily Hurnfravs）。埃米莉的父親理查·韓費雷夫曾在印度孟加拉擔任陸軍中校。戴維斯與埃米莉育有4名孩子，分別是：
* 埃米莉·諾埃爾·博福特（Emily Nowell Beaufort，1823年—？）
* 沙利文·弗朗西斯·戴維斯（Sullivan Francis Davis，1827年—1862年）
* 亨麗埃塔·安妮·戴維斯（Henrietta Anne Davis，？—1909年）
* 佛羅倫斯·林德（Florence Lind，？—1914年）
戴維斯於1867年第二度結婚，這次是露西·埃倫·洛克（Lucy Ellen Rocke），她的父親在埃克斯茅（Exmouth）擔任牧師。兩人育有一名兒子：
* 弗朗西斯·貝利厄·戴維斯（Francis Baileau Davis，在父親死後世襲為從男爵，1871年—1896年）
* F.R.S.（1822年3月28日）
* F.R.A.S.（1824年8月11日）
* Bt（1845年7月18日）
* K.C.B.（1854年）
* D.C.L.（牛津大學，1876年）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戴維斯任內名聲不佳，所以要到他卸任後的一段長時間，才有地名以他命名。
* 爹核士街：位於香港島堅尼地城。
* 摩星嶺（Mount Davis）：位於香港島堅尼地城以西。
* ''Three Delicated Rooms'' （《三與樓》，1815年）
* ''An Heir in His Old Age'' （《老生兒 (Laou-Seng-Urh)》，1817年）
* ''Chinese Novels'' （《中國小説選》，1822年）
* ''Chinese Moral Maxims'' （《賢文書》，1823年）
* ''The Fortunate Union'' （《好逑傳》，1829年）
* ''The Sorrow of Han'' （《漢宮愁》，1829年）
* ''Poesis sinicae commentarii'' （《漢文詩解》，1834年）
* ''A Vocabulary, containing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peculiar to Canton and Macao, and to the trade of those places; together with the titles and addresses of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Hong merchants, &c. &c. alphabetically arranged, and intended as an aid to correspondence and conversation in the native language.''（《詞彙表，包含限於廣東和澳門以及此兩地貿易的中文詞語和短語；兼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政府、十三行等等的全部官員的頭銜和稱呼，並欲成爲以母語通信和交談之裨助》，1824年）
*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1836年）
* ''Sketches of China'' （《中國見聞錄》，1841年）
*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交戰時期及媾和以來的中國》，1852年）
* ''Chinese miscellanies :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中國雜記：散文和筆記集》，1865年）
* ''Shueypingsin : a story made from the Chinese romance Haoukewchuen'' （《水冰心:根據中國傳奇故事改編》，1899年身後出版）
* 王賡武主編，香港史新編（上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
* 張連興著，《香港二十八總督》，朝華出版社，ISBN 978-7-5054-1743-4
*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305082231/http://www.singpao.com/20070221/feature/902936.html，''由「免稅港」到「萬稅港」荷包拎錢有段古''，黃炘強撰，《成報》，2007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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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asiaweek.com/asiaweek/97/0620/hkhistory.html ，''When Eccentrics Ruled the Roost''，Arthur Hacker，Asiaweek，2001年。
*  香港藝術館藏畫 ：戴維斯畫像
*  香港藝術館藏品 ：維多利亞女皇頒給港督戴維斯爵士的委任狀
*  香港藝術館藏畫 ：港督戴維斯與耆英會面圖
Jigdo（"Jigsaw download"，曲線下載）是為Debian套件設計的下載工具，可以從幾個鏡像站點下載不同的文件，然后再生成一個CD映像。
Jigdo的標準程序包括一個jigdo-file工具。用戶要收集一個CD映像，先得下載一個非常小的''imagename.jigdo''文件。jigdo-file工具就將這個文件作為參數，從網絡上獲取相應的文件：''imagename.template''和一系列.deb包（在.jigdo文件中已經列出）。然后通過mkisofs工具生成一個ISO映像。
Jigdo在Debian下實現，目的是減輕鏡像站點的負荷，這些鏡像站點一般都存放有許多的CD映像，不但要求大容量硬盤，還占用很多的帶寬，這樣才能夠提供足夠的光盤映像下載（一張CD是650M，DVD是4.7G）。而Jigdo的要求就不是這樣了，它可以獲取各自的Debian包，而不要求一定要單獨歸檔的光盤映像，這樣就可以直接從apt-get列表中完成取得下載，最后才在本機生成CD/DVD文件。
*  用jigdo下載Debian光盤
*  Debian Jigdo mini-HOWTO
*  針對Mac OS X（包括GUI）的移植
*  使用jigdo下載Debian光盤映像文件
文咸爵士，Bt，KCB（，），又譯般咸、般含、文翰、蒙咸或濮亨，英國東印度公司及殖民地官員，1836年至1843年出任第四任海峽殖民地總督，後於1848年至1854年出任第三任香港總督，並兼任駐華全權公使及駐華商務總監等職。
不同前兩任港督，文咸在任時聲望良好，亦平息了香港居民對政府的不滿。文咸在任港督期間為定例局首次引入非官守議員的議席，又成功緊縮開支，以及爭取使香港地契由75年延長至999年。另一方面，文咸任內亦曾多番與清廷兩廣總督徐廣縉交涉，要求準許英商踐約進入廣州城，但最後沒有下文。文咸曾於1853年訪問南京與太平天國領袖展開會談，會談的不快促使英國對太平天國採取中立的態度。
文咸在1803年9月7日出生於英國根德郡法弗舍姆，是父親喬治·般咸上校（Captain George Bonham）與第二任妻子依莎貝拉·拜恩斯·伍德蓋特（Isabella Baines Woodgate，？－1852年6月18日）所生的長子，夫婦兩人在1802年10月28日結婚。在此以前，喬治·般咸上校曾在1797年3月18日與寶麗娜·勒欣頓（Paulina Lushington）結婚，但二人不久在1802年6月離婚。
文咸有一同父異母的兄長，名叫喬治·威廉·般咸少校（Major George William Bonham），在東印度公司工作。另外，文咸另有胞妹叫依莎貝拉·夏洛特·般咸（Isabella Charlotte Bonham，1808年4月16日－1872年2月5日），她在1825年2月19日嫁給比利時的約瑟夫·費迪南·都儲蒙伯爵（Comte Joseph Ferdinand d'Oultremont，1797年2月27日－1869年4月11日）。
文咸一家乃英格蘭雅息士歷史悠久的地方望族，祖上塞繆爾·般咸上校（Captain Samuel Bonham，1677年－1745年2月28日）靠奴隸貿易發跡，1740年在雅息士建成家族宅第奧實府（Orsett House）。至於文-{咸}-的父親也同樣從事出海貿易，是東印度公司的員工，可是他在1810年於南中國海指揮東印度公司船隻「真英國人號」時遇上颱風，船隻遇險，而他的父親因失蹤而被判定遇險身亡，當時文咸只有7歲。
儘管文咸年幼喪父，但這沒有影響他跟從亡父與及同父異母的兄長，選擇加入東印度公司工作。文咸早年參加過東印度公司提供的法律課程，學成後即於1818年獲公司指派工作。
文咸最先在1818年被派往英國位於印尼蘇門答臘的殖民地，明古連（今明古魯省）馬爾博羅堡擔任抄寫員，至1823年獲擢升調到星加坡（今新加坡）出任參政司（Resident）助理。至1833年12月，文咸獲委任為星加坡參政司，任內曾在1834年至1835年署任海峽殖民地總督，為期數月。
在1836年11月，文咸進一步獲委任為海峽殖民地總督，當時年僅33歲。在任三洲府總督期間，他同時主管了馬六甲及星加坡地區，1837年至1843年時還兼任威爾士太子島（今檳城檳榔嶼）總督。在任內，為了削減開支，他致力於精簡當地的司法架構，除了限制執業律師的人數外，更親自負責審理案件，以提升法庭的審案效率。此外，文咸任內選擇以星加坡為辦公地點，自他以後，歷任海峽殖民地總督都在當地辦公。文咸後於1843年1月卸任總督，返回英國。
過了一段日子後，文咸再被起用，於1848年被委為第三任香港總督。在此以前，文-{咸}-的前任戴維斯爵士曾因為大肆徵稅以致大失民心，相反，文咸在任海峽殖民地總督期間，當地政通人和，頗受愛戴，再加上文咸向以為人務實敦厚著稱，又具管治華人的經驗，因此在得到時任外相巴麥尊勳爵的力薦下，英廷選擇以文咸為港督，試圖挽回香港居民對政府的信心。
在上任之前，英廷特別向文咸授予CB勳銜，他未幾在1848年3月21日抵港履新，除了港督職務外，他還同時兼任英國駐華全權公使、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和香港島海軍中將，全面主理對華的外交及貿易事務，在同年4月8日，文咸復以威妥瑪出任港督私人秘書。文咸曾於其他殖民地任職，富有殖民地行政管理經驗，這亦使他成為首位在殖民地政府出身的港督。
戴維斯爵士的施政因深受非議而黯然下臺。
文咸上任港督以後，立即著手於挽回民心。一方面，他宣佈取消前任總督設立的不合理稅收，使華人不再罷市離埠；另一方面，為了討好不滿的英商，在得到時任陸軍及殖民地大臣格雷勳爵的準許下，文咸在1849年11月邀請十五名非官守太平紳士，表示打算委任其中兩人為定例局非官守議員。十五名太平紳士隨後在同年12月推舉出渣甸洋行大班大衛·渣甸及威廉·渣甸的外甥約瑟·艾德格出任議員，其中又以大衛·渣甸出任首任首席非官守議員，兩人其後於1850年6月正式履新。自此以後，歷年定例局內皆置有非官守議席，而渣甸洋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在定例局（後稱立法局）更必定佔有席位。
雖然文咸曾認為「學習中文會使人頭腦糊塗」，他本人亦對於在政府晉升懂中文的人士顯得十分抗拒，但文咸其實也十分關注華人社區的利益。在任內，他準許華人領袖負責解決發生於華人社區的民事糾紛，而對於法院出現對華人不公的審訊，他亦會運用總督特權加以介入；此外，文咸又引入不少措施，防範對英國法律欠缺認識的華人遭人蒙騙。
文咸在香港的政策成功地挽回民心，使政府重拾英商、英籍與華籍居民的支持，這使得其功績深受英廷肯定，並決定在1850年向他授予KCB勳銜，成為爵士。
儘管撤銷了前任港督立下的種種苛稅，但政府的財政問題卻更形嚴重。為了解決港府的財政問題，文咸曾經一度不支取薪金，而且還擱置不少已計劃好的大型工程，當中擬建的香港動植物公園更被無限期押後，到1864年方才建成。此外，文咸任內又削減警隊規模，合併政府職位，甚至將部份政府工作外判，以求大幅削減政府開支。
另一方面，為了鼓勵土地買賣，以及增加土地拍賣的收入，文咸仿傚星加坡，在1849年3月3日刊憲宣佈香港地契有效期將由原先的75年大幅延長至999年，意味土地擁有權之穩定性將獲得大幅度的保障；同時間，政府又撤銷拍賣土地所收取的拍賣稅，但改為向拍賣商收取牌照費。文-{咸}-的賣地政策除了得到商人歡迎，也大大助長了香港的土地買賣，為政府庫房帶來可觀的收益。
文-{咸}-的開源節流政策使港府財政狀況得以大大改善，港府開支由1846年的49,000英鎊減至1847年的36,900英鎊，到1851年更進一步減至15,500英鎊。英國殖民地原本計劃每年向香港撥款不多於25,000鎊，但至1850年時，香港提出的撥款要求已自行減至少於20,000鎊，到1854年時更減至少於9,000鎊。大抵上，文-{咸}-卸任以後，撇除軍費開支，港府基本上已做到財政自給。
雖說文咸任內減少基建工程，但他仍在1851年動用14,940鎊，命令總測量官急庇利興建港督府。港督府在1855年正式竣工，其時文咸已經卸任，因此他沒有機會搬進港督府。終文咸一任，他一直租借渣甸洋行位於灣仔面海的樓房，作為辦公和起居的地方。而除了港督府外，1847年奠建興建的聖約翰教堂亦在1849年3月11日落成啟用，教堂前後共銀8,736鎊，後於1852年獲晉升為座堂，至於香港聖公會的首任會督施美夫則獲文咸委為教育委員會主席，主管教育事務。
此外，在1851年12月28日，上環（今蘇杭街一帶）發生大火，燒毀房屋四百多座，造成三十多人死亡，並留下大堆瓦礫。很多人對本來對瓦礫的處理甚感苦惱，但文咸想到把瓦礫推到附近岸頭，填海造地，既可增加土地供應，又可輕易處理瓦礫，一舉兩得。文咸填海計劃在1852年展開，是為香港第一個正式的填海工程，計劃使維多利亞港上環及中環西部一帶開闢不少土地，自此以後，港府接續對維港進行大小的填海。
文咸任內亦於1848年11月建成了香港第一所的公立醫院，但大抵而言，當時香港的醫療設備及衛生環境仍十分落後，而且疫病更經常在香港肆虐。僅就1850年而言，在流行性疾病橫行下，香港一年有百分之十的外籍居民染病死亡，其中軍隊更佔上外籍死亡人數的百分之二十。
在文咸任內，香港的海盜活動非常猖獗，屢有沿海居民及商船遇劫，當中以徐亞保及赤柱黃麻角人士「十五仔」的兩股海盜最為活躍。在1849年，文咸下令派海軍聯同清廷水師剿盜，使徐亞保一方重創敗逃；英軍同年又擊潰「十五仔」的勢力，最後向清廷投誠。翌年，英軍所發現徐亞保蹤跡，並在大鵬灣再度重創徐亞保及其餘部，徐亞保後於前赴清廷投誠途中被部眾出賣，最後被英軍所拘捕，並於獄中自縊身亡。
除了中國海盜以外，文咸任內的香港水域也有外籍海盜出沒。在1851年6月，英籍海盜芬頓登上葡萄牙船隻劫掠，並殺害兩名葡籍軍官。芬頓後於同年12月再度作案時被捕，翌年1月被法庭宣告無罪，結果引起了澳門的葡國殖民地政府大為不滿。文咸本身與澳葡政府保持了良好關係，在文-{咸}-的介入下，芬頓被改判三年有期徒刑，事件才得以平息。
終文咸一任，最初香港雖然海盜為患，但經他加以大舉掃蕩以後，香港水域的海盜問題在他任內終於得以大幅度改善。
自從《南京條約》在1842年簽訂後，英方一直要求履行進入廣州城的條款，幾經爭論，前任港督戴維斯爵士才於1847年與時任兩廣總督耆英達成協議，答應兩年後讓外國人入城。
文咸對清廷能否履約十分關注，在上任後不久，文咸在1848年4月29日登上停泊於虎門的英艦，會見新任兩廣總督徐廣縉，商討有關踐約入城的事宜。雖然徐廣縉特意登上英艦以示坦白，但兩人在有關議題上卻毫無進展。未幾，文咸在同年6月7日致函徐廣縉，正式表示應就明年4月開城前的細節準備展開磋商，惟徐廣縉此時以入城激起民怨，做成困擾為由而加以拒絕。此後，雙方多次進行書信來往，仍未能將問題解決。
巴麥尊勳爵一度建議只讓文咸及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兩人入城。
當時的英國外相巴麥尊勳爵曾建議英方作出讓步，將入城的權利縮減至僅限於文咸及英國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兩人，但巴麥尊勳爵隨後改變立場，認為硬要進入一個充滿敵對態度的城市，實屬無謂，故此打消了讓步的念頭。在同年12月，巴麥尊勳爵復致函文咸，表示可將有關議題暫擱。
在1849年1月，中、英雙方再就入城議題展開討論，文咸與徐廣縉二人復於2月17日至2月18日在虎門舉行兩日會談，惟雙方始終沒有進展，徐廣縉指入城將致「民情憤激，眾怒難犯，非官所能禁止」，而文咸則堅持踐約，並表示福州、上海都可以入城，如果廣州繼續拒絕入城要求，將會率艦到天津「伸冤」。徐廣縉隨後向文咸表示，入城決定須進一步上請京師，故未能立即答覆，而文咸為了儘早得到回覆，曾表示願意提供快船代為傳遞信息，但被徐廣縉婉拒。
未幾，京師在同年3月下詔，表示為了踐約，容許英國人入城一次，但下不為例，惟而有關建議仍為徐廣縉所反對。徐廣縉認為，英國人一旦入城，將會導致人心瓦解，內外交訌，不可一試。同時間，文咸為了展示英方實力，特地將三艘軍艦調到香港，並以小艇測水探路，以示恫嚇，但這樣卻進一步激起廣州民情。在得到徐廣縉支持下，廣州十三行在3月開始停止通商，而民間更組織團練十萬，防範英國人入城，形勢十分危急。貿易中斷後，各國外商損失慘重，為了重開貿易，英商士紳遂向文咸發聯署信，要求擱置入城要求。
受到各方壓力下，文咸終在1849年4月9日致函徐廣縉，信中表示「所爭論的問題沒有進展，只得暫時擱置」，根據文咸與及英方的信中原意，入城議題只因為沒有進展而暫時擱置，但有關信件被英方的德籍翻譯郭士立翻譯後，卻變成「所議之款，今如前未定，必須存候也」，結果根據徐廣縉的解讀，就以為英方已經永遠放棄進入廣州城的要求，並且向道光帝加以稟報。
有關入城踐約之爭後隨著貿易重開而被擱置下來，但數個月以後，文咸復提出入城之議，惟徐廣縉以貿易已經恢復而加以拒絕。在1850年，文咸曾遣人到上海及天津向大學士穆彰阿及耆英遞信陳情，但都沒有下文，此後入城踐約一事就慢慢被擱置下來。終文咸一任，外國人始終不能進入廣州城，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廣州門禁才得以打破。
在1851年1月，拜上帝會創辦人洪秀全在廣西發動金田起義，聚眾建立太平天國，實行揭竿起義，試圖推翻積弱的清廷。太平天國的起義很快席捲整個江南地區，及至1853年，太平軍人數已暴增至五十萬人，大軍更在同年3月攻陷南京，並將之定為「天京」，一時之間，聲勢十分浩大。
當時外國對於清廷及太平天國誰勝誰負，沒有把握，因此初時多表示保持中立。由於太平天國主張信奉上帝和基督，而領袖洪秀全更自命「天王」，與基督以「天兄」相稱，因此引起不少外國人的興趣。其中，為了清楚了解太平天國的對外態度，文咸在1853年4月27日乘坐「HMS赫爾梅斯號」（''HMS Hermes''），親自抵達「天京」訪問洪秀全。
文咸曾試圖與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會面，但不成功。
文咸抵達不久，就因宮廷儀規而未能直接與洪秀全見面，但他的翻譯密迪樂就成功拜會「北王」韋昌輝和「翼王」石達開。然而，在與太平天國交涉期間，文咸對之大感失望，儘管他得知洪秀全承諾讓外國人在太平天國內自由通商，但他卻拒絕承認清廷與英國簽訂的《南京條約》。文咸曾言如果太平天國拒絕承認外國在華通商權益，將使英國協助清廷一方，但太平天國一方卻不為所動。另一方面，文咸發現太平天國的人生活十分腐敗糜爛，窮奢極侈，而且對外國人不表歡迎，與想像中的基督徒社會有很大出入，這使文咸對洪秀全及太平天國留下不佳印象。
文咸返港後對英國提交報告，報告內對太平天國的描述，促使英方決定繼續保持對兩方中立的態度。與此同時，內地的大規模起義使局勢十分動盪，更因此觸發了自香港開埠以來首次的大規模難民潮。為了逃避戰火，大批難民自太平天國起義後紛紛湧入香港，在1848年，香港島人口僅21,514人，但及至1853年，人口已增至39,107人。有關的人口增長持續至後來起義軍實力減弱而相應回落。有鑑於有太平天國成員紛紛隨難民入境活動，影響香港治安，文咸又在1854年立例遞解太平天國及天地會成員出境，至同年12月21日，被遞解的人數多達一百多人。
文咸在任港督期間，由於身兼全權公使及商務總監，因此經常不在香港。文咸不在香港期間，香港事務皆由香港副總督所負責。文咸任內共有兩位副督，第一位是士他花利少將，他在1851年2月25日卸任後，副督一職由乍畏少將接任。
在1852年3月，文咸因為健康理由而返英休養，至1853年2月才返港繼續職務，期間港督一職皆由乍畏少將署理。此外，文咸返英休假期間，駐廣州領事寶靈博士在1852年4月14日起暫代商務總監職務，期間於港督官邸辦公，至1853年2月16日為止。在英國期間，為表嘉許其對大英帝國的服務，文咸在1852年11月27日獲維多利亞女皇晉封為從男爵，封號為“威爾特郡馬姆斯伯里的文咸從男爵”）。
文咸在1854年4月12日卸任港督職務，並由寶靈博士接任，他從此退出了殖民地服務，1857年3月獲委任為北孟加拉鐵路公司（Northern Bengal Railway Company）主席。文咸後於1863年10月8日在英國倫敦帕丁頓病逝，終年60歲。死後與亡妻一同安葬於倫敦肯薩爾園公墓（Kensal Green Cemetery）。
文咸在1846年6月16日在倫敦漢諾威廣場的聖喬治教堂舉行婚禮，迎娶埃倫·埃米拉·巴納德（Ellen Emelia Barnard）為妻。埃倫的父親為托馬斯·巴納德（Thomas Bernard），曾任職於東印度公司，於孟買當公務員。埃倫與丈夫同以善於交際著稱，她後於1859年4月3日逝世，夫婦兩人育有一獨子：
* 喬治·法蘭西斯·般咸 （George Francis Bonham，在父親死後世襲為從男爵，1847年8月28日—1927年7月31日）
* 抄寫員(1818年-1823年)
* 星加坡參政司助理(1823年-1833年)
* 星加坡參政司(1833年-1836年)
* 署理海峽殖民地總督(1834年-1835年)
* 海峽殖民地總督(1836年-1843年)
* 威爾斯太子島總督(1837年-1843年)
* 香港總督(1848年-1854年)
* 駐華全權公使(1848年-1854年)
* 駐華商務總監(1848年-1854年)
* 獲委任北孟加拉鐵路公司主席(1857年3月)
文咸在歷史上獲得了良好的評價。文咸為人以公正、敦厚、大方隨和以及富有活力著稱，這使得他深受殖民地的英籍居民愛戴；而他往往有考慮英商的利益，亦使他不像香港首任總督砵甸乍爵士和次任港督戴維斯爵士那樣，遭到英商杯葛和向倫敦告狀。在他的治下，不論是海峽殖民地還是香港，局勢都相對平靜，殖民地各方面平穩發展，而時任外相巴麥尊勳爵亦曾讚揚，指文咸擁有「實事求事的常識」（practical common sense）去將殖民地治理好。
著名香港史專家安德葛（G. B. Endacott）曾評價認為文咸具「親和力、思想細密，以及明白有甚麼事最好不要理會」，本身亦沒有「刻意顯露自我或表現自己的領導才能」，他的種種處事作風，使安德葛同意文咸是香港開埠以來的「首位模範港督」（the first model governor of Hong Kong）。
* K.C.B. （1850年）
* Bt. （1852年11月27日）
* 文咸東街及文咸西街：位於香港上環，自文咸填海計劃所開闢。
* 般咸道官立小學：位於般咸道。
* 蒙咸街（Bonham Street）：位於新加坡萊佛士坊的一條近河小街，兩邊分別是大華銀行大廈二座和百得利路6號。
* 蒙咸山（Bukit Tuan Bonham）：位於新加坡，現稱「福康寧」（Fort C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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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文咸從寧波訪問太平天國後返港的報導 ，載於1853年7月8日《紐約時報》。
寶寧爵士（，），又譯寶靈、包令，曾是英國的國會下議院議員，也是英國政府派駐香港的第4任總督。他同時也是一名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家、旅遊家、多才多藝的作家和語言學家。
寶靈爵士出生在英國英格蘭地區埃克塞特一個老清教徒家庭，顯然是一位論派的。他亦在一位論教派的學校接受教育，在這一個階段他希望長大後可以成為一名牧師。在他早期的生活中，受到了傑里米·邊沁哲學思想的影響深遠，後來彼此更成為朋友，雙方建立了很好的友誼關係。但是無論如何，他卻不贊同邊沁輕視純文學的思想。他是一個勤奮的外國語言文學學生，特別是那些東歐的語言文學。
寶靈爵士與  和  並列，同時躋身於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學家行列—他的天賦使他的人生最後學懂了200種語言，他並能流利說出和互相交談其中100種語言。 他的主要文學作品是翻譯大部分歐洲國家的民間詩歌，他自己也有創作屬於個人的詩歌和讚美詩，以及工作在政治和經濟的課題。他人生第一本作品是 Specimens of the Russian Poets (1821–1823)。 接著是 Batavian Anthology (1824)， Ancient Poetry and Romances of Spain (1824)， Specimens of the Polish Poets（1827）， Serbian Popular Poetry， （1827）， and Poetry of the Magyars (1830)。
在此期間，他開始在新成立的西敏評論（Westminster Review）出力，其中他在1825年被任命為主編。通過他在評論工作中的努力，他獲得了重要的名望成為了政治經濟學家和議會改革者。他長期在其報紙上主張其自由貿易的評論，然後才由理查德·科布登和約翰·布賴特推廣。
他誠摯地為議會改革、天主教解放（解除天主教在英國的禁令）和普及教育辯護。1828年他訪問了荷蘭，並在1829年2月在荷蘭格羅寧根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1830年|次年，他在丹麥編制出版了斯堪的納維亞語/北歐語詩歌集。直到1832年，他出任英國和外國一位論派協會的外務秘書。
1843年，寶靈爵士被任命為傑瑞米·邊沁的文學遺囑執行人，並擔負著準備收集作品出版的任務，其後修繕和發行了十一卷面世。
1835年，寶靈爵士被蘇格蘭地區基爾馬諾克自治市選區選出，進入議會的成員。並在次年，他被國會任命為一個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將發送到法國調查的兩國之間的貿易實際狀況。他到一些國家在從事類似的調查，如瑞士，意大利，敘利亞和德意志帝國。
結果，他在這些任務於下議院完成了一系列的報告。四年後，從1841年直到1849年，他的議員席位由英格蘭蘭開夏郡博爾頓選區選出。在這個繁忙的時期，他發現了休閒文學，並在1843年翻譯出版了女王法院的手稿（the Manuscript of the Queen's Court,），一個集合捷克中世紀的詩歌，今天視為謬誤的捷克詩人瓦茨拉夫漢卡。1846年他成為馬志尼的人民國際聯盟主席。
在1840年代中期，他作為代表博爾頓的國會議員，並沒有為他帶來財富或收入 ，寶靈爵士卻試圖維持他的政治生涯，他選擇大量投資在威爾士南部的鋼鐵工業。在1845-46年，他帶領一小群富裕的倫敦商人和銀行家成立了Llynvi鋼鐵公司，並在威爾士地區麥斯特格和格來摩根建立了大型綜合性鋼鐵廠。他安排了他的兄弟、查爾斯、作為駐地董事，不失時機地在他的煉鐵廠周圍地區，命名寶靈頓。雖然他在19世紀40年代末行業蕭條中失去了他的資本，但是寶寧爵士已經在麥斯特格區贏得了作為一個開明的僱主的聲譽。一個現代的評論說﹕「他給了窮人的權利和帶走他們的祝福。」他在威爾士南部的創業失敗，直接導致寶靈爵士接受首相巴麥尊閣下的邀請到中國廣州出任英國駐中國的領事。
1849年，寶靈爵士被任命為英國駐廣州的公使，兼任英國在中國的商務總監，他在該職位工作了大約四年。在他返回英國期間，寶靈爵士區別了自己作為一個英國十進制貨幣的倡導者，並發表了一篇評論，題目為十進制系統在數字，硬幣和帳戶的工作（1854年）。
寶寧早年在愛思德的商會工作。在1829年於格羅寧根獲法學博士學位。1835年在基爾馬諾克市選舉中成為英國下議院議員。議會上，主張英國銀幣十進制。1849年曾創辦公司，可惜營商不得法，所以重回政壇。1849年來華任英國駐廣州領事，學會廣州話。1852年到香港任代理商務總監。1854年4月升任為港督、兼任駐港英軍總司令、海軍中將及對華全權代表及商務監督。曾協助清朝兩廣總督葉名琛擊退陳開對廣州的進攻。
* 1857年裕盛辦館毒麵包案
* 寶靈街，位於香港九龍油麻地
* 寶靈城，原名鵝頸，位於香港港島灣仔與銅鑼灣之間
** 寶靈頓道，寶靈城內主要道路
** 寶靈頓運河，寶靈城旁的一條運河，即現時的堅拿道所處位置
分類:第12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分類:第14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分類:第15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夏喬士·喬治·羅伯特·羅便臣，第一代羅士敏男爵，GCMG，PC（，），早年稱羅便臣爵士，1897年晉封世襲男爵後，改以羅士敏勳爵（，又譯樂善美勳爵）為通稱，並為後世所廣泛採用。羅士敏是一位英國資深殖民地總督，最初在軍隊服役，後來改於愛爾蘭地方政府工作，在當地爆發飢荒期間表現突出，從而受到重視，並獲派到西印度的殖民地政府工作。在1859年，時年僅三十五歲的羅士敏獲委為第五任香港總督，成為香港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督。任內，他對政府進行大幅整頓，而且還作出不少革新，包括發行貨幣、郵票和興修水塘、港口，使香港的根基得到穩固確立，為日後的發展作好準備。
羅士敏勳爵的工作得到英廷肯定，使他在此後得以在錫蘭、澳洲新南威爾斯和南非開普殖民地等地繼續擔任總督。在新南威爾斯供職期間，他的親民作風頗得民眾歡迎，但卻曾與當地的責任政府出現磨擦。羅士敏晚年任開普殖民地總督，任內由於成功與特蘭斯瓦波爾人展開談判而頗獲加許；惟後來他又協助當地政壇巨頭塞西爾·羅德斯的殖民主義擴張計劃，結果在英國引起一定的爭議。
羅便臣在1824年12月19日生於家鄉愛爾蘭韋斯特米斯郡的羅士敏，具有盎格魯-愛爾蘭血統，在家中六名兒子中排行第二。羅便臣的父親是海軍上將夏喬士·羅便臣（Admiral Hercules Robinson，1789年－1864年），母親則叫法蘭西斯·伊莉莎伯·沃德（Frances Elizabeth Wood），同樣祖籍羅士敏，是亨利·威曼·沃德（Henry Widman Wood）的獨女。羅便臣一家為家鄉望族，其祖父克里斯托弗·羅便臣牧師（Rev. Christopher Robinson，？－1834年）是羅士敏的教區牧師；叔父拜仁·羅便臣爵士（Sir Bryan Robinson，1808年－1887年）曾任西澳大利亞總督，而他的長兄亨利·羅便臣（Henry Robinson）則在都柏林郡任濟貧法監理官，至於其中一位弟弟羅敏申爵士（Sir William Cleaver Francis Robinson，1834年－1897年）在日後更在加拿大成為法官。
羅便臣在1840年7月14日入讀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1843年7月27日獲發到皇家愛爾蘭槍兵第87軍團，擔任少尉；後來又在1844年9月6日以捐納的形式成為中尉。惟於1846年，由於家族宅第被強制出售，羅便臣被迫辭職退役。
在內斯勳爵的協助下，羅便臣於1846年成功進入愛爾蘭工務局工作。有見於當時正值愛爾蘭大飢荒（1845年－1849年），憑藉他在軍隊的經驗，羅便臣很快就被委任為財務督察，負責監管基爾代爾郡、凱里郡和多尼戈爾郡的救濟工作；未幾，他又負責一些核數工作。羅便臣在飢荒期間表現出色，這使他在1852年，僅以28歲之齡，就獲委任為墟市及市場首席專員，主理飢荒後的重建工作。在任專員任內，羅便臣走訪各地，著力為愛爾蘭的鄉郊地區進行改革，後來他又撰寫一份引人注目的調查報告，成為他再度升遷的原因。
在1854年3月3日，羅便臣獲擢升到西印度出任蒙特塞拉特主席（相當於總督），由此展開其長達約四十年的殖民地公職生涯。約一年後，他復於1855年獲改調到鄰近的聖克里斯多福擔任副督，同時兼領一個背風群島高級總督的虛銜。在任副督期間，羅便臣因為為當地引入苦力，結果在1859年獲英廷封為爵士。
羅便臣在1859年9月9日出任第五任香港總督，當時三十五歲還不到，是歷史上最年輕的港督。在這時，香港這片殖民地只有十多年的歷史，社會各方面都亟待改善。惟在最初幾任港督任內，香港卻是非不斷，使得其名聲大壞。《泰晤士報》在1859年3月15日就對香港留下這樣的評論：
羅便臣到達香港後，也感到當地的「公眾與社會也散發出一種侷促不安的感覺」。而他的第一份送回英國的報告也認為，香港「……與其他英國屬土完全是兩回事，這裡從很多方面都使人感到一股怪異的不協調。」在這種背景下，羅便臣進行大舉整頓，使香港走出早年所留下的陰霾。
在政府管治方面，由於不少在早年專斷獨行的官員已經去職（例如威廉·堅），所以羅便臣的管治比以往數任總督來得容易。在輔政司孖沙的協助下，羅便臣接掌港督後不久就成立一個公務員瀆職調查委員會，對涉嫌與海盜黃墨洲進行不法貿易的總登記官高和爾展開調查；另外又調查涉嫌包庇與經營妓院的警察司查爾斯·梅。經過一連串的聆訊後，高和爾最後被裁罪成免職，而查爾斯·梅則得以原職留任。
議政局議員合照，頭戴大禮帽者為羅便臣爵士，圖右為警察司查爾斯·梅，最左者為輔政司孖沙。
與此同時，在剷除舊有勢力後，羅便臣即開始對公務員的招聘進行改善。以往，香港政府的主要官員大多是由軍人、教士和商人在當地臨時招募而來，並沒有一個統一化的制度。在羅便臣政府初期，政府內更僅有四人曉得廣東話，其中更只有一人會寫中文，結果這使政府與華人溝通存在極大困難，而法庭在審訊案件時亦因為缺乏傳譯而時常判錯案。有見及此，羅便臣在1861年3月向定例局提出實行「官學生計劃」，並且獲得通過，而計劃亦甚得殖民地部的讚賞。
根據方案，港府每年向英國的各大學院招聘學生，通過考核者可前往香港受訓3年，學習中文，並且由港府支付生活開支。日後完成訓練者，更會獲授以政府要職，並提供優厚薪津。有關方案後來在1861年10月12日刊憲，並在翌年4月成功選出香港第一批官學生。計劃落實後，香港政府官員的招聘得以制度化，同時亦吸引了一些人才來港，日後的港督梅含理爵士和金文泰爵士兩人，就是由香港官學生制度培訓出來的。
為了進一步吸引人才，羅便臣又調高了公務員的薪酬，幾經爭取，港督薪金由3,000鎊一年上調至5,000鎊一年；重要官員薪金約為每年2,500鎊不等，一般部門首長年薪為1,000鎊左右，而即使是新培訓出來的官學生，年薪也有500鎊。
羅便臣亦十分重視與華人社區的關係。除了向官學生教授中文外，羅便臣又在1862年3月1日出版首份中文憲報，名為《香港轅門報》，以便華人社區更能了解政府運作，並讓他們認識香港的法律。此外，羅便臣於1861年廢除了戴維斯爵士所推行的保甲制，並以總登記官主管華民事務，從而加強政府與華人社區的溝通。
此外，定例局亦得到羅便臣進行改組。除總督為主席外，政府五名主要官員獲委任為官守議員，另外則有一名政府官員與三名獨立人士成為非官守議員。羅便臣又通過一項規定，禁止政府官員投票反對總督的提案（有鑑於前港督寶靈爵士的填海方案在1859年於定例局二讀時遭輔政司和按察司投反對票而流產），使總督的權力得到進一步的穩固。
九十六先時郵票
在羅便臣任內，香港的郵政與貨幣政策得到了重大的革新。首先在郵政方面，他在1860年5月改組香港的郵政部門，以郵政司（即今郵政署長）主管郵政局，使之獨立於英國的皇家郵政。到1862年12月8日，羅便臣率先發行香港首套的通用郵票。該套郵票在英國印製，面值包括有二先時、八先時、十二先時、十八先時、二十四先時、四十八先時和九十六先時，而每張郵票皆印有英女皇維多利亞的頭像。自此開始，香港不需要再依賴於英國郵票。在1863年，羅便臣復推出四先時、六先時與三十先時郵票，使香港的郵票種類更為完備。
皇仁書院前身為中央書院，是香港首間官立學校。
在開埠初年，香港並沒有自行發行法定貨幣，早年市場流通的貨幣計有英鎊、西班牙銀圓（即佛洋）、墨西哥銀圓（即鷹洋）、中國白銀與銅錢（即制錢）等等，換算十分混亂。另外，港府早年貨幣採用銀本位，但財政度支卻用金本位，使港府在記帳上往往要以英鎊來計算，極不方便。有見及此，羅便臣在1862年宣佈棄用金本位，改為全面使用銀本位為貨幣計算單位。為了配合新政，羅便臣更在1863年首次發行港幣，當中包括香港一文、香港一仙和香港一毫，全部都是硬幣，並且在英國鑄造運港，而當時每一港元則大約可兌4先令2便士。
至於在教育方面，羅便臣於1862年3月10日成立香港第一所官立學校國家大書院（即中央書院），並以史釗域為該校首任掌院。與一般教會辦學團體不同的是，羅便臣一向反對學校向學生傳教，因此國家大書院並不講授宗教，而且比起其他教會學校更著重中文。首座官立學校的設立，標誌著政府開始直接統籌香港的教育事務，未幾在1865年，羅便臣進而設立教育司署，並以國家大書院掌院史釗域兼任教育司，由此從教會等辦學團體手上，取回制定教育政策的權力。
與他的前任港督寶靈爵士一樣，羅便臣亦十分關注香港的填海工程，曾經對寶靈爵士任內所作的填海加以修整和完善。後來在1864年，羅便臣復提出要媲美澳門，建議在香港島中環填海，這個計劃寶靈爵士也曾經在他的填海計劃提出過，但卻因為沿岸地主、海軍與商人的反對而泡湯。同樣，羅便臣的計劃提出後，引起社會很大反響，最後促使他擱置計劃。
此外，在1859年，羅便臣率先提出興建香港第一座水塘。經過一輪公開徵集設計圖則的活動後，水塘終在1860年年尾在薄扶林動土。水塘其後在1863年落成，名為薄扶林水塘，從此市區開始有自來水供應。不過，薄扶林水塘原本設計容量為3,000萬加侖，但最後的設計僅可容納200萬加侖，供水量遠低於原先的估計。因此在他卸任後不久，港府就計劃於大潭修建第二座水塘。
在1848年的時候，時任港督戴維斯爵士曾有意修建一座植物公園，但因為財政與批地問題一直擱置。到1860年，羅便臣方才在中環覓得土地修建公園。在1864年8月6日，公園的第一期工程竣工，並開放予公眾參觀，成為了香港歷史上第一所公園。
羅便臣任內的社區建設還有很多，其中計有綠化街道、於市區提供煤氣路燈等等，再加上上文所述的動植物公園等等，均使香港的市面質素得到提高。另外，渣甸洋行曾在羅便臣任內提出捐建香港首座大會堂，有關建議要至1866年才得到落實，惟當時羅便臣已經卸任。
割讓初期的尖沙咀。
隨著清廷在英法聯軍之役的連番落敗，中、英雙方在1860年10月24日簽訂《北京條約》，將隸屬於九龍司的南九龍割讓英國，成為英屬香港之一部份。後在1861年1月19日，羅便臣和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巴夏禮會同清廷代表，於九龍舉行一項「授土儀式」，正式歸併了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
不過，其實戰事尚在進行期間，英兵已早於1860年3月進據九龍尖沙咀駐紮，並成功向兩廣總督勞崇光「租借」得九龍半島，因此在戰事完結後，巴夏禮復代表軍方要求將南九龍撥歸予英軍為軍營之用。羅便臣最初對建議表示反對，並堅持九龍必須用作民用或康樂發展，使得英軍與港府雙方爭持不下。最後到1864年，羅便臣單方面將邊界擴至深水埗一帶，並將英軍遷到該地，事件才得以暫時平息。
自英法聯軍之役以後，香港的經濟得到很顯著的發展。由於《天津條約》與《北京條約》洞開不少中國商埠，又準許外國人到內地經商，再加上鴉片貿易得到合法化，使得香港的轉口貿易受惠。在1864年的時候，從香港入口的貨物總值約3,400萬兩，其中入口貨品又以鴉片、棉織品等等為主；至於經香港出口的貨品則包括有茶葉和絲等等。
此外，不少企業亦在戰後紛紛在港成立，當中包括有好像黃埔一樣大大小小的輪船公司，以至於煤氣公司等等。此外，在眾多洋行遷到香港運作的情況下，不少銀行亦相繼出現。其中，於1864年在港成立的匯豐銀行，歷經百多年，至今仍然是區內最重要的銀行之一。在外資林立的帶動下，香港總商會在1861年正式成立。該商會由各行大班組成，日後對港府的施政還起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在經濟增長的情況下，政府收益也有顯著上揚。在1865年的時候，政府總收益高達175,717鎊，其中賣地收益為30,866鎊，比10年前增長有10倍之多。同時，在歸併九龍以後，香港總人口由1860年的94,971人增加至1861年的119,321人。人口的增長使港府在差餉等各方面的收入都有明顯上升。另外在1860年和1865年，羅便臣又決定增收商業登記牌照費和印花稅，開拓出更多財源。在財政條件充裕的條件下，英國政府在1864年更要求每年上繳20,000鎊，以作軍費開支。
除了處理香港的經濟事務外，羅便臣任內還擔任一個專門管理海峽殖民地財政事務的委員會委員，該委員會後來促使海峽殖民地在1867年不再從屬於東印度公司，正式納入英國殖民地部的管治。
羅便臣在任港督期間，香港在各方面都有不錯的發展，西方對香港的印象也逐漸改觀。羅便臣在港的政績甚獲英廷重視，他在1865年3月15日任滿離港後，即在3月21日奉命前往錫蘭出任署理總督，後來更在同年5月16日改為正任錫蘭總督。
出仕錫蘭總督七年期間，羅便臣建立起一個強勢政府，對當地進行了有效管治，當中包括有廣建電報網絡、海港、鐵路和道路外，又引入新式的灌溉系統、改革當地的公務員系統，以及維持各地部族的穩定。同時，羅便臣亦曾為了原居民及殖民地經濟的利益，多番與殖民者發生衝突。儘管如此，其施政仍然受到肯定，英廷及後更在1869年6月向他授予KCMG勳銜。有關其任內施政，有人認為他喜歡權力，也有論者認為這是其帝國主義作風所引申出的「現代化家長式管治」。在1870年3月，皇室成員阿弗烈親王訪問錫蘭，當時由羅便臣伉儷親自相迎，乃錫蘭之一大盛事。
亨利·帕克斯爵士在羅便臣出任總督七年間，曾三度出任總理。
在1872年2月，有關任命羅便臣為澳洲自治殖民地新南威爾斯總督的消息刊憲，他遂在同年6月3日抵達悉尼正式就任。與在錫蘭一樣，羅便臣任內仍然不減其「家長式管治」的作風。儘管新南威爾斯是自治殖民地，並且擁有自己的責任政府及總理，但羅便臣卻認為當地政黨發展尚在草創階段，因此作為總督，他有必要對政府作出一定的干預。他甚至絕不認為，一個統轄自治殖民地的總督，其職能「僅限於像一隻機械貓頭鷹反覆唱一樣的調子」。
正因如此，羅便臣積極參與新南威爾斯的基建、教育、社會改革、經濟以至於文化等各方面的事務，這使他與議會和責任政府陷於緊張的關係。而他與當地的兩大政壇領袖亨利·帕克斯爵士（Sir Henry Parkes）及約翰·羅伯遜爵士（Sir John Robertson）也處於不太友好的關係。
除此之外，羅便臣夫婦又大顯親民作風，經常走訪新南威爾斯各地，同時又盡情投入於木球和賽馬活動。他的名下馬匹「京士堡」（Kingsborough），更曾於1875年的澳洲賽馬會打比賽中勝出。另外，其女兒諾拉（Nora）在1878年8月舉行的婚事，亦曾傳為一時佳話。雖然他與責任政府存有不少磨擦，但他始終深得殖民主義者以至普遍民眾的大力支持。
在1873年10月，新南威爾斯立法議會根據一個專責委員會的報告，敦促軍方迫令一位F·R·L·羅西上尉（Captain F. R. L. Rossi）退役，可是有關建議在行政局會議中被羅便臣推翻。羅便臣認為自己身兼軍隊總司令之職，軍人的任免權在於總督，而不在議會，因此他堅持議會無權作出干預。羅便臣的決定使新南威爾斯一時間出現憲制危機，而總理帕克斯爵士唯有將有關建議臨時擱置。在事件中，議會認為總督有意攻擊議會的權力及利益，不過輿論及民意卻一直站在羅便臣一方。
未幾在1874年，總督與立法議會再次出現爭執。事緣早於1872年，一名叫法蘭克·伽德納（Frank Gardiner），被判囚32年的囚犯，已在獄中被囚8年，期間表現良好，坊間不斷有輿論求情羅便臣早日特赦他。至1874年，羅便臣終於答應有關求情，決定特赦伽德納，但伽德納必須離開新南威爾斯。羅便臣認為伽德納不是死囚，因此總督自行特赦囚犯，是理所當然的權利。然而，有關消息傳出後，羅便臣即在同年6月遭到立法議會的責難，惟羅便臣在後來的行政局會議上加以反擊，並指有關指控完全是「不合情理和不義的的喧囂聲」。羅便臣和以總理帕克斯爵士為首的立法議會，在釋放伽德納一事上愈演愈烈，最後促使帕克斯爵士政府垮臺，而帕克斯爵士及後更在1875年的大選中敗於對手羅伯遜爵士。
羅便臣在1874年9月獲英廷委任到斐濟參與該地成為英國殖民地的談判。同年10月10日，斐濟正式成為殖民地，羅便臣遂兼任斐濟開埠後的首任總督，而英廷更因此在1875年1月向他授予GCMG勳銜。在1875年6月卸任斐濟總督前，羅便臣都留在斐濟，專心處理建埠以後的基本政務。然而，羅便臣不在新南威爾斯的時候，總督一職本應由首席大法官詹姆士·馬田爵士（Sir James Martin）署理，惟羅便臣卻拒絕作出有關委任，事件使兩人關係陷於不和。隨後在1875年，英國上議院有關調查伽德納事件的報告送抵新南威爾斯，報告中有指羅便臣供稱釋放伽德納一事，得到馬田爵士的支持，結果雙方在《悉尼先驅早報》展開筆戰，其中，馬田爵士撰文否認支持釋放伽德納，並對羅便臣加以抨擊，又質疑羅便臣是否明白新南威爾斯有責任政府的存在。
在羅便臣出任新南威爾斯總督後期，當地責任政府多次垮臺。自羅伯遜爵士的政府在1877年3月垮臺後，短短一年之間，總理及政府三次換班，使政局陷於混亂，也使政府運作陷於癱瘓。有見及此，羅便臣在1878年9月19日於提交殖民地部的報告書中，建議凡解散議會重選前，議會必須先通過政府分期的財政支出議案，以維持政府運作。羅便臣的建議深得殖民地部支持，但不少輿論則認為其建議具政治目的，甚至是著意控制議會的干預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