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1938年4月由郭挺一向閻錫山建議，把工衛總隊（團）擴建為工人武裝自衛縱隊（旅），郭挺一任縱隊長兼政治委員，侯俊巖（共產黨員）任政治主任。縱隊下設2個總隊（團）。第一總隊隊長周子禎（共產黨員），政治主任王景任（共產黨員）。第二總隊隊長李子豐（共產黨員）/舊軍王伯言/傅貴標，政治主任王慶生（共產黨員）。1938年5月，二總隊在交城、文水、方山一帶組成。其中一營由方山、臨縣、靜樂的農民組成，二營由交城東西社邊山農民和韓支隊組成，三營由汾陽、孝義等地農民、青年學成組成。1938年9月經郭挺一與閻錫山舊軍軍長傅存懷、趙承綬爭奪，把太原西山圪寮溝知識分子韓謙領導（傅存懷出錢組織）的400人的韓支隊爭取過來，編入二總隊，成為二營。傅存懷、趙承綬向閻錫山告了狀，韓謙遭到通緝。韓謙到工衛旅后改名韓益齋，被郭挺一任命為第二總隊（22團）上校副團長。
1938年12月，郭挺一就派崔群去決死二縱隊聯系，通過張文昂把決死二縱隊的游擊九團經閻錫山批準撥給工衛隊，任命崔克軒（崔群）為政治主任。
1939年4月秋林會議后，工衛旅改編為第二○七旅，下轄三個團：
*第二十一團：團長周子禎/彭嘉詩，政治主任王景任，副團長鄭團九
*第二十二團：二總隊改稱。團長傅貴標（先）、彭敏（后）、彭凱，團政委王慶生，政治主任曲俊
*第二十三團：團長李如山（亞馬），政治主任崔克軒（先）、麻志皓（后）
該旅干部戰士不愿意使用晉綏軍番號，更不愿意去掉“工人”二字。經侯俊巖與郭挺一研究，最后改為“工人武裝自衛旅”（簡稱工衛旅）。郭挺一任旅長兼旅政委兼第二專署督察專員。1939年8月旅部決定22團暫留文水、交城籌備軍用物資，并協助文水縣政府工作；23團尚在晉西南沒有開來；旅部與21團開駐岢嵐地區。郭挺一的二專署管轄岢嵐、五寨、神池、忻縣、河曲、保德、偏關7縣，旅部駐在岢嵐城內。
1939年9月，第二十三團移防岢嵐、五寨等地；第二十二團仍留交城。
十二月事變中，工衛旅積極投入反頑斗爭：二十三團解決和接管了岢嵐縣政府及第二專署；二十二團配合兄弟部隊解決了第八專署；二十一團配合彭八旅、決死四縱隊、暫一師參加了臨縣窯頭，寨上等戰斗。1940年1月，第二○七旅列入八路軍第一二○師序列。旅醫院設在不足10戶人家極為偏僻的交城縣羅板溝建立一排能容納近百名傷員的土房子依勢靠坡搭枝建起，柳瑩（女）任醫院支部書記，全體醫護人員自己種糧，上山采野杏核、野桃核榨油，種菜養豬改善生活。1940年3月改編為八路軍工人抗日武裝自衛旅（“工衛旅”），1940年4月21團返回交城，23團編入21團。僅轄第21團和第22團。1942年1月工衛旅全部到達興縣集中休整。1942年4月，賀龍師長在工衛旅全體軍人大會上說：“蘇聯有個工人師容，中國有個工人旅，就是你們。”1942年10月“精兵簡政”，旅部機關撤銷，保留番號，第二十二團并入第二十一團，隸屬晉綏軍區第八軍分區。1942年11月，第21團奉命返回交城，執行“擠”敵任務。1943年6月，21團先一個營另二個連，后團部及其余所有連都離開交城移防興縣。1943年11月，第21團直屬于晉綏軍區。
1945年4月，調歸晉綏軍區2分區兼獨二旅，仍稱21團。1947年9月改稱西北野戰軍第三縱隊獨立二旅第6團。1949年2月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3軍第7師第21團。
1952年7月1日，第21團改編為第1軍第7師戰車團。1953年1月該團編散，仍保留番號。1953年3月，以步兵學校抽調部分干部戰士、坦克第1、第2、第3訓練基地和裝司修理營抽調部分乘員，重新組建機關和營連機構，番號坦克自行火炮212團，隸屬第7師，暫歸華北軍區裝甲兵領導。1955年4月5日入朝歸建。
青年抗敵決死隊是閻錫山將原山西軍政訓練班、民訓干部教練團和山西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的一部為基礎改編而成。
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在山西太原正式成立。
開始成立的是第一總隊，后二、三、四總隊相繼成立。日軍侵入山西后重新編制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縱隊，下轄一至十二總隊，共十二個團。
1938年6月上旬，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召集各軍、師主要高級軍官秘密會議（“第一次古賢會議”），講話稱：“這次會議是給你們開追悼會的，但是如果你們懂的了道理，也可以說是慶生會”“抗戰以來，晉綏軍抗光了，唯獨八路軍不但沒減少，反而增加了”。會議決定各軍、師成立干部學校，以閻錫山的“四新教育”為閻軍培養軍官；決定將給決死縱隊的2個軍的番號給七十一師（郭宗汾）擴編為三十三軍、教導二師（彭毓斌）擴編為三十四軍。第一次古賢會議后，閻錫山開始限制、削弱、分化新軍，授意部屬向中共提出取消動委會。1938年9月，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召開“抗戰行政檢討會議”（第二次古賢會議），進一步從政治上限制和打擊犧盟會勢力的發展。
從1938年底開始，決死隊進行了“西林整軍”，共產黨八路軍的朱德、彭德懷、左權等將領來給決死隊干部訓練，決死隊完全由共產黨掌控。1939年上半年，決死隊發展到50個團，約四五萬人，占閻錫山麾下150個團的三分之一。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陜西宜川縣秋林鎮召開“軍政民高級干部會議”（秋林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山西新、舊軍師長、獨立旅旅長以上部隊軍官、各區專員、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區干部，公道團縣團長、部分縣長及犧盟特派員等共一百六十七人。會期二十九天。閻錫山在會上提出取消新軍政治委員、改編新軍為舊軍、縮小專員職權，以同志會代替犧盟會、取消動委會、限制群眾運動等議案。會后，閻錫山決定成立“山西省政府”，下設四個省府行署：晉東北區駐五臺設第一行署，楊澄源任主任；晉西北區駐嵐縣設第二行署，趙承綏任主任；晉東南區駐陽城設第三行署，孫楚任主任；晉西南區駐吉縣設第四行署，陳長捷任主任。193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宜川會議（即秋林會議）后閻錫山的動向的電示：閻錫山召開宜川會議的重要決定內容為：
# 取消新軍政委，政工人員服從同級軍官；
# 縮小專員權限，不能直接委任縣長；
# 強調“同志會”為領導軍政民工作的最高組織；
# 限制民眾運動。
閻錫山向右轉，我黨的方針與工作是：
# 提出鞏固山西內部團結統一，擁護閻錫山堅持抗戰，鞏固晉綏軍與八路軍的合作；
# 對國民黨應采取抵制的方針，對復興及西西等頑固分子應堅決與之斗爭；
# 對山西舊軍舊派應采取爭取的方針；
# 對山西新派應幫助鞏固其已得陣地與力量，應用各種方法抵制新派專員、縣長的撤換
# 在黨內部要明確的解說中央方針，防止黨員喪失自己的立場，輕易離職的現象。
# 黨組織應更秘密起來，特別是在新軍和政權中的黨員更應力求短小精干。
1939年6月閻錫山根據“秋林會議”上取消政委制和新軍一律按閻軍統一的建制和番號進行整編的“決議案”，對新軍進行了改編：
**獨一旅，旅長梁述哉（舊軍官），政治部主任牛佩綜
**二一六旅，旅長臺耀西（舊軍官），政治部主任固仲英（黨員）。
**獨二旅，旅長艾子謙（舊軍官），政治部主任韓鈞（黨員）
**一九六旅，旅長白英杰（舊軍官），政治部主任徐榮（黨員）。
**獨三旅，旅長顏天明（舊軍官），政治部主任董天知
**一九七旅，旅長趙世玲（舊軍官），政治部主任張鳳閣（黨員）
**獨七旅，旅長蘆憲高（舊軍官），政治主任李立果（黨員）
**二〇三旅，旅長劉武銘（舊軍官），政治主任劉玉衡（黨員）
* 工衛隊改編為二〇七旅，旅長郭挺一，政治部主任侯俊巖。
**二〇九旅，旅長張韶芳，政治部主任廖魯言
**二一二旅，旅長孫定國，政治部主任成林
**二一三旅，旅長郝玉璽，政治部主任程國梁。
* 續范亭領導的動委會游擊支隊編為暫一師，師長續范亭，參謀長張希欽，郝夢九任政治主任。
此外，閻錫山擬將薄一波調秋林任山西省政府建設廳長，雷任民少將參事。張文昂和戎子和仍任六、五公署專員兼本專署保安旅旅長。1939年7月1日，戰動總會被閻錫山強令解散，于是日發出結束通告宣布：“本會遵照閻司令長官的轉令，于本年六月底正式結束，所有各縣、區、村級戰地動委會以及雁北、察、綏各工作委員會、工作團與辦事處，均遵令一律結束。”動委會的人員，一部分由程子華率領導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一部分留在晉西北轉到其他工作部門，還有少數人分別到了秋林和延安。1939年8與10日，中央發出《關于閻向右轉后我們對策的指示》：閻自秋林會議后，日向右轉，最近許多布置有害于抗戰。我應：（一）給閻的進攻以后反攻與抵抗。除共產黨、八路軍給以公開批評外，在山西，新軍及犧盟內部以閻過去進步綱領反對閻今天之倒退，給其進攻以有力的與必要的反抗，但均應注意方式，不應在報紙上及言論上公開反閻。（二）采取一切辦法，在政治上、組織上鞏固黨、整頓黨，使黨成為短小精干強有力的領導核心。擬于適當時機派人與閻談判。9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山西開展反逆流斗爭的指示》指出“山西形勢，自秋林會議后起了很大變化。逆流繼續發展，而反逆流斗爭手效不大”，因此在山西必須開展反對投降妥協的斗爭；共產黨八路軍應對山西形勢表明整個態度，八路軍在山西之各部隊將領，應當對山西抗戰問題發表公開意見；共產黨在山西的組織。尤其是新軍犧盟及政權中的黨組織，必須嚴密緊縮，停止不可靠分子的黨員組織關系，洗刷壞分子、投機分子。
1939年10月下旬開始，閻錫山在秋林召開“同志會”臨時代表會，閻軍主要將領召到秋林，部署向新軍發動進攻的計劃。會上成立了“討叛軍總指揮部”，六十一軍軍長陳長捷任總司令，決定將晉西南的四個軍一個師一個旅，在日軍配合下，集中先解決決死二縱隊。對晉東南、晉西北、晉東北都進行了軍事部署。1939年11月15日夜，王靖國等二十八人在閻錫山家中歃血為盟，成立了“鐵軍”組織，規定一人發展三人，遞層發展，所以也稱“三三鐵軍團”，號召建立三十萬鐵軍作為長期反對共產黨八路軍的核心力量。
193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山西反投降斗爭的指示》，指出全黨應該注意以下各點：（一）建立勝利信心，使全黨及新派懂得，只要方針對與步驟無錯誤，客服投降分裂倒退是可能的。（二）使黨員和新派懂得，不得其時不得其地的幻想痛快干法是有害的。一定要堅決的有步驟的去干。（三）一定要有正確的方向，要有通盤的計劃，要有適當的步驟。（四）對于最壞分子于最壞行為，須絲毫不猶豫的堅決的但是有步驟的有勝利把握的打擊之。（五）要把每一地區內新派各種力量中間的主要黨員干部組成一個五至七人的小委員會，作為團結新派領導新派行動的核心，區黨委應密切注意該區斗爭的發展，并適當指導這個核心。
1939年12月爆發晉西事變決死隊宣佈起義，成功的打擊閻錫山勢力，1940年2月決死隊并入八路軍。
截至2021年，曾隸屬決死隊的部隊仍然存在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編制中，它們是：
*25px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山地合成第四十旅，又名“決死勁旅”，為前決死第一縱隊
*25px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輕型合成第一七九旅，又名“光榮的臨汾旅”，為前決死第三縱隊
*25px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輕型合成第五十五旅，又名“雪域雄師”，此旅一部曾經為政衛第二一二旅
山西汾城部分參團青年名單。
U2可指下列事物：
* U2樂團，成立於愛爾蘭都柏林的流行搖滾樂團
* U-2偵察機，由洛克希德（Lockheed）生產，美國空軍配屬的偵察機
* U-潛艇（Unterseeboot Zwei），德國潛艇代號
* U-2雙翼機，由蘇聯波利卡波夫（Polikarpov）設計局開發的雙翼飛機，又稱為Po-2
* U2輕軌電車，由德國西門子·杜瓦克（Siemens-Duewag）合作開發的輕型有軌運具
* U2電影館，臺灣知名的連鎖MTV電影院
* U2服裝，香港的服裝連鎖店
* U2，英國便利航空（EasyJet）所使用的IATA代號之一
* 德語區的地鐵二號線（U-Bahn Zwei）
** 柏林地鐵2號線（Berlin U-Bahnlinie Zwei）
** 維也納地鐵2號線（Wien U-Bahn Zwei）
* 英文的網路用語「You two」（你們兩個）的簡寫
文明是日本的年號之一，在應仁之後、長享之前。指的是1469年到1487年這段期間，此時期的天皇是-{後土御門天皇}-，室町幕府的將軍是足利義政、足利義尚。
*應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469年6月8日），因戰亂而改元。
*文明十九年七月二十日（1487年8月9日），改元為長享。
出自『周易』的「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之句。
*三年7月27日（1471年8月13日）：蓮如在越前建築吉崎御坊。
*三年9月18日（10月31日）：伯耆守護山名豐之、謀反失敗在伯耆國由良島被殺死。
*三年 11月 櫻島文明大噴火
*六年2月16日（1474年3月4日）：一休宗純就任大德寺住持，對應仁之亂後的大德寺復興有所貢獻。
*九年11月20日（1477年12月25日）：自應仁元年（1467年）以來持續不斷的應仁之亂終告平息。
*十四年2月4日（1482年2月21日）：足利義政開始建築慈照寺觀音殿（銀閣寺）。
*八年8月28日（1476年8月28日）：狩野元信（畫家，永祿二年過世）。
*十二年12月15日1481年1月15日）：足利義澄，室町幕府第十一代將軍（永正八年過世）。
*十六年（1484年）：細川高國（武將，享祿四年過世）。
*二年12月27日（1470年1月18日）：後花園天皇，第102代天皇（應永二十六年出生）。
*五年3月18日（1473年4月15日）：守護大名山名宗全（應永十一年年出生）。
*五年（1473年）：細川勝元（武將，永享二年出生）、伊勢貞親（享年五十四歲）。
*八年（1476年）：日野勝光（貴族、日野富子之兄，永享元年出生）。
*十三年4月2日（1481年4月30日）：一條兼良（歌人、古典學者，應永九年出生）。
*十三年7月26日（1481年8月21日）：朝倉孝景（武將，正長元年出生）。
*十三年11月27日（1481年12月12日）：一休宗純（臨濟宗的僧人，應永元年出生）。
*十八年7月26日（1486年8月25日）：太田道灌（武將，永享四年出生）。
北京佛教居士林，原名華北居士林、北平居士林，位于北京市西城區西安門大街129號，是北京唯一獲得政府批準的佛教在家信眾宗教活動場所。
居士林主要是在家人學修佛法的公共場所。1929年12月，社會名流、佛教界著名的胡瑞霖（字子笏）居士等聯合華北各地佛教社團及信眾，成立了華北居士林，即現在北京佛教居士林的前身。1930年5月20日由林眾集資購置西安門外大街11號院全部房屋39間，作為固定林址，開展林務活動，并立石碣為證。抗戰前夕，胡瑞霖移居五臺山潛修佛法。1938年7月居士林循例召開年度林眾大會，會上選出周叔迦居士為理事主席，并通過修訂的《華北居士林章程》，仍規定“本林以佛法救濟眾生為宗旨”。二戰開始后，中國各地的居士林雖先后停辦，但北京居士林仍在不斷發展。1945年秋更名為北平居士林。
1949年2月北京佛教居士林提倡在家佛教徒從事勞動生產，學習政治并響應政府號召，開設“社友針織社”，靠織襪生產來募集股本，還開設了正勤職業補習（原名明明職業補習學校）。 1949年5月13日北京佛教居士林召開會員大會，推選周叔迦居士為理事長，并通過《北平居士林簡章》，規定了“以集合在家佛教信徒，以舍已利人之精神參加生產，服務社會為宗旨 ”。1949年10月1日后更名為“北京居士林”。1952年9月3日本林得到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立案。
林眾的誦經活動
1958年后，北京居士林全部房產被外單位占用改為廠房和家屬宿舍。1980年恢復后每月舉行四次蓮池念佛會，逢佛誕日等節日舉辦大法會，并多次禮請高僧大德為在家眾傳授三皈五戒及講經弘法，還經常舉辦齋僧、放生、打佛七等法事活動，以及從事社會福利事業。這一時期暫借廣濟寺舉行活動。在居士們多方奔走下，于1994年基本收回。但原建筑已殘破不堪，經信眾及海外教友多方募集資金，得以林址重光。
北京佛教居士林坐落在一座綠色的鐵門后，白色的影壁前供奉著維摩詰居士的坐像。院落不大，建筑都是1994年后重建的。正殿高懸達摩講堂的木匾，東西兩側是兩派白色的房屋，為辦公、接待林有之用。院正中放有香爐和蒲墊。繞正殿后是一圈宣傳欄，有宣揚佛法名理的內容，還有展示著北京佛教居士林舉辦的一些慈善活動，以及一些政治學習的介紹。院落的南側是一家素食店，為信眾提供素食的餐飲服務。正殿后的墻上，提有“北京居士林重建林址記”，還擺放著一塊“英國摩訶菩提會副會長包樂登受瑜伽菩薩戒紀念”的方尖碑。
北京佛教居士林現設有辦公室、財務、佛教法、物流通處及素食部等部門。
*林長：1980年恢復后，副林長為楊德能、胡繼歐（胡瑞霖居士之女兒），楊德能居士兼任總務長。現任理事長夏法圣居士。夏法圣1979年北京居士林恢復活動后參加居士林工作，1984年3月擔任副理事長，2000年擔任北京佛教居士林林長至今。
*導師：導師的工作是指導信眾在家自修。現任導師是傳印法師（現任北京市佛教協會會長）。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全名：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縮寫：LSE；正式中文名：倫敦政經學院或倫敦經濟學院），位於英國倫敦，成立於1895年，是一所於全球政、商、法、學界極負盛名的菁英貴族大學，同時是倫敦大學的成員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一向被譽為「世界一級的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機構」，對社會科學的重視於全英國，甚至放到國際間來說，都是屬一屬二的。針對全球億萬富豪的調查報告顯示，倫敦政經學院位列世界前十所（為所有歐洲大學之冠），培養出最多億萬富豪的學校。
18世紀的歐洲，政治經濟學意指泛社會科學，包含心理學、社會學、地理學、統計學、數學、商管學、法律學、哲學等，成立於該時期的倫敦政經學院因此獲名，所以倫敦政經學院的系所設置和研究範疇非限於政治和經濟，其擅長領域亦不止於政治與經濟，該校在過去漫長的歲月中誕出多位諾貝爾獎級的數學家、活躍於歐美科技界的統計學家與行為科學家、名聞各地的心理學家和公衛傳播專家。倫敦政經學院的經營方針向來刻意維持於小型機構，以維護他們對特定學門的專注，以及確保理想的生師比例，故其規模遠小於盡力囊括各類學科的綜合型大學。在許多場合校方使用簡化後的校名來自稱，因此「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成了倫敦政經學院的正式簡稱。
倫敦政經學院一直以來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帝國學院、倫敦大學學院並稱為G5超級精英大學，也是英國的金三角名校。至2016年為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校友、教員及前教員之中包括了20名諾貝爾獎得獎者、55名各國政壇領袖、31名英國下議院議員及42名上議院議員。在2013至2021年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社會科學及管理學的排名上已連續九年榮登世界第二、歐洲第一，其管理學碩士課程亦在2018年至2020年的QS管理學碩士課程排名中連續3年名列全球第七，在2011-2016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的社科領域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均居於英國或全球第一位。
在多數的大學綜合排名中，醫學及理工為主的學校更佔優勢，例如具備理工醫學院的倫敦帝國學院在多個大學綜合排名上，曾大幅領先側重社會科學設置的倫敦政經學院，但倫敦政經學院在專業排名中表現出色，例如在2016年QS世界大學排名的專業排名中，倫敦政經學院的所有14門專業，有12門皆進入了世界前八。
創始人之一西德尼·韋伯
創始人之一貝特麗絲·韋伯
倫敦政經學院在1895年由社會主義組織費邊社成員韋伯夫婦（西德尼·韋伯與貝特麗絲·韋伯）、格雷厄姆·華萊斯和蕭伯納建立。建立之初，資金由私人慈善家提供，包括來自費邊社成員Henry Hunt Hutchinson的20,000英鎊的遺贈。由于創始人都堅信由改良主義者而非革命者來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倫敦政經學院的建立就是為了輔助費邊社達到其建設更好社會的目的，因此它的研究課題一直專注于貧窮、財富不均等相關議題。這使得費邊社和倫敦政經都成為影響英國工黨的重要力量之一。
倫敦政經學院建立的目的在于重新教育和培養表現不穩定的英國政商精英，因為當時英國教學和研究表現差強人意，其研究生數量相比其他國家少很多。就在倫敦政經學院建立前一年，英國科學促進會曾表示了系統學習社會科學的需要。韋伯夫婦考慮到倫敦政經學院的辦學目的，實際上采用了當時巴黎政治學院的全面涵蓋了社科領域的課程安排。1895年10月，倫敦政經學院在Adelphi的約翰街9號正式開學。
倫敦政經學院得到迅速擴張，在1896年9月就與新建的學院圖書館英國政治經濟圖書館一起搬到了Adelphi Terrace 10號，并在后來幾年繼續發展的步伐。到了1900年，倫敦政經學院被倫敦大學認可為其所屬的一個經濟學院，并與同年開始招收大學部生和博士生。與此同時，倫敦政經學院的學術范圍開始擴展到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包括地理（1902年）、哲學（1903年），然后是國際關系、歷史、法律、心理學和社會學。到了1902年，小小的Adelphi Terrace校區已經容納不下整個學校，于是倫敦政經學院當年正式搬到了現在位于Aldwych和國王道的校址——離白廳近在咫尺。學校的老教學樓（Old Building）在1922年正式在Houghton Street落成，1920年得到英王喬治五世奠基，至今仍然是學校重要的辦公和教學用地。
前校長威廉·貝弗里奇
在福利國家理論建立者和英國國民衛生保健系統的創立者威廉·貝弗里奇做校長的幾年里，倫敦政經重新定義了經濟學，這一新構想即“（經濟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行為及如何將有限或者稀缺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科學”后來被作為經濟學的標準定義。在這個標準上看，倫敦政經應該被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始祖。貝弗里奇任命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為教授，而后者通過他與凱恩斯著名的爭論將倫敦政經學院推上舞臺。而倫敦政經與凱恩斯代表的劍橋大學的兩鐘思想形成了現代經濟學兩個主要的學派，至今還在爭論福利國家和完全市場經濟的優劣。另一方面，與此同時學校的政治學教授哈羅德·拉斯基，作為極左政策的倡導者，也對英國政治有巨大影響。很多知名的世界領袖，包括約翰·肯尼迪，在倫敦政經就學時都受到他的影響。
倫敦政經學院最初的傾向社會主義的聲譽，在1960年代發生了變化：當時的校長WA努力抗爭，使學校擺脫了費邊社的影響；這在當時引發了許多學生抗議，甚至包括了當時服務多年的校董會主席昂內爾·羅賓斯。
倫敦政經學院的前任校長安東尼·紀登斯是政治中間派“第三種道路”的創始人，托尼·布萊爾和比爾·克林頓都是其追隨者。托尼·布萊爾2005年在學校為費邊窗的永久展示揭幕。
倫敦政經學院上大課的情景
倫敦政經學院提供超過130個理碩士（MSc）課程，2個公共管理碩士課程，一個法律碩士課程，30個理學士課程，一個法律學士（LLB）學位，2個文學士學位（國際歷史和地理）。這些課程通過學校19個科系，超過30個研究中心和一個語言教學中心授課。主要科系及研究中心如下表：
* 發展研究學會（DESTIN）
* 雇傭關系與組織行為組（EROB）
由于所授社會科學課程都緊密相聯，所有大學生在第一年和第二年都被允許選擇至少一個專業以外的課程，以拓展他們的社科教育。此外學校也開放大課，不同科系的學生都可以旁聽。學校主要以大課和小班兩種方式授課，大課人數依不同課程而定，最大的大課（如基礎經濟學）一般由將近千人參加，而小班通常有10-20人一班。
進入倫敦政經的競爭十分激烈，其研究生的入學要求是必須取得英國大學部的第一（First）或第二等（Upper Second）學位，或外國大學的同等學位。它的大學部課程申請也是全英競爭最激烈的，平均13.4人才獲得一個位置，超過牛劍。其中一些課程，比如法律和經濟，競爭更加激烈，超過20個人競爭一個位置。2007年，其入學要求為大學入學（UCAS）點數476，相當于在A-Level取得AAAA。由于倫敦政經申請人數眾多，它和牛津劍橋一起，是全英三個從來沒有進入大學入學（UCAS）最后補錄程序（Clearing）的三所大學。
近年來，倫敦政經也和其他英國頂級大學一起卷入了“私立學校學生高接受率”的風波。而根據私立學校委員會（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在2006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私立學校學生在倫敦政經取得一個位置的幾率僅為29.7%，是羅素集團大學里最低的。
倫敦政經同時也與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和巴黎HEC管理學院，共同提供名叫“TRUIM”的MBA課程。時長為16個月的課程，將六個學習模塊安排在全球5個商業區域。Whitefield Consulting和金融時報，在2007年都將TRIUM商學院列為EMBA課程全球第二。
此外，倫敦政經暑期學校（LSE Summer School）自從1989年成立以來也已經有所發展，2006年的申請人數超過3,000人。該課程提供超過50個科目，內容與大學部類似，包括了會計、金融、法律、國際關系和管理等等。在每年7月－8月，倫敦政經也與北京大學合辦“倫敦政經－北大暑期學校”。
倫敦政經學院正門
倫敦政經學院教學與研究以社會科學為主，教學質素與研究成就在全球享負盛名。《星期日泰晤士報》和《衛報》的2021年全英大學排行榜中，倫敦政經學院分別排名第四和第五，而在2005年發表的《泰晤士專上教育增刊》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倫敦政經學院排行第11；2004年該校更獲同一機構列為全球排行第二的社會科學類大學。
在2013至2020年的QS世界大學排名中，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社會科學及管理學的排名上已連續八年榮登世界第二、歐洲第一。 其管理學碩士亦在2018年QS管理學碩士排名中名列全球第七。
倫敦政經學院是管理學、法律、經濟學、國際關係、政治學、哲學、人類學、社會學、歷史、社會政策、金融等方面研究的全球先驅。
學生國際化是學院的特色之一。全日制學生約有7500名，其中英國本地生佔34%，另外18%來自歐盟成員國，44%來自世界其他120多個國家及地區。大學部佔48%，研究所佔52%。
學校主要街道：Houghton Street
倫敦政經學院的校園位於倫敦市的法律中心霍本，毗鄰皇室法庭、英國廣播公司和倫敦四大法律學院，其中最著名的林肯律師學院就近在咫尺。倫敦政經學院同樣以其公共演講而聞名，通常向學生、教職工開放，有時也向公眾開放。這些演講者通常為國內國際杰出的政府首腦、外交家、作家、商業人士、學者等。近期的演講者包括阿倫·格林斯潘、喬治·索羅斯、比爾·克林頓、本·伯南克、托尼·布萊爾、戈登·布朗、戴維·卡梅倫、科菲·安南、埃里克·施密特、格哈特·施羅德、科斯塔斯·西米蒂斯、比森特·福克斯·克薩達、納爾遜·曼德拉、勞倫斯·薩默斯、議員傑基·史密斯、等。
英國政治經濟圖書館螺旋樓梯
LSE的主圖書館是英國政治經濟圖書館(BLPES)，這也是全球最大的社會科學圖書館。圖書館建于1896年，是英國的國家社會科學圖書館，在國際上也非常重要。
BLPES每天有6500人訪問，還有每年1.2萬人使用國際研究資料。
此外，肖氏圖書館（Shaw Library）是學院另一間圖書館，提供小說等休閑讀物，位于學院老教學樓（Old Building）內，費邊窗（Fabian Window）也在這里展示。此外學院的學生也可以使用倫敦大學學其他成員學院的圖書館，以及位于羅素廣場倫敦大學議事大樓的額外設施。
諾森伯蘭（Northumberland）學生公寓
倫敦政經學院的住宿安排在其開設的學生公寓，學生公寓分布在倫敦市中心十個不同的區域。在學生公寓居住的學生超過3,400人。此外，第一年大學生中大約有25%的學生居住在與倫敦大學其他學院共用的幾個學生公寓里。學校保證所有的一年級大學生和部分研究生都可以住在學生公寓，但在校園內就沒有住宿提供。最近的Grosvenor公寓離學校有步行5分鐘的路程，而最遠的公寓坐地鐵和公共汽車都要花45分鐘。大部分的學生公寓都是不同國家種族、男女在一起居住的。公寓一般提供31周，即不包括復活節和圣誕節假期，或者40周的住宿合約。
最大的學生公寓Bankside公寓于1996年開放，8層樓可以居住617名學生。該公寓毗鄰泰晤士河南岸，在著名的泰特現代藝術館后面，位置優越。1995年開放的High Holborn公寓是第二大的學生公寓，離學校10分鐘步行路程。其他公寓都分布在倫敦較好的地段，包括Butler's Wharf公寓坐落在倫敦塔橋旁邊，Rosebery公寓位于繁華的Islington區，以學校前教授命名的Carr-Saunders公寓就坐落在富裕西區的倫敦電視塔旁。
2005年后，學校開設了三個新的學生公寓用來滿足全部的第一年大學生的需求。2006年開設的Lilian Knowles公寓可以容納360個學生。2006年10月新開放了位于諾森伯蘭大街（Northumberland Avenue）的學生公寓。該公寓毗鄰特拉法加廣場和泰晤士河，離著名的商業區牛津街、皮卡底里圓環、倫敦唐人街、柯芬園和眾多西區劇院都很近。公寓樓被列為二級建筑，在維多利亞時代曾經是豪華酒店，后來作為政府辦公使用。
距學校最近倫敦地鐵站是Holborn站和Temple站。2007年11月14日之后，通往歐洲大陸的歐洲之星火車移到聖潘可拉斯車站，距離學校步行大約要25分鐘。此外，到Aldwych和國王大道的公共汽車會直接停在學校的Houghton街。
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內部
1930年代倫敦政經和劍橋兩個學校之間的辯論在經濟學學術界十分著名。兩個學校在學術見解上持續的較量可以追溯到倫敦政經建立之初，當倫敦政經的經濟學教授埃德溫·坎南（1861-1935），與當時頂尖的經濟學家，劍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阿爾弗萊德·馬歇爾，爭論關于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以及該學科是否應被看做一個有機的整體。（馬歇爾當時反對倫敦政經講純理論和其所依賴的經濟史分開羅列）
爭論同時也涉及到關于經濟學家的角色問題，他們應作為超然的專家還是實際事務的顧問。對于倫敦政經和歷史經濟學家而言，經濟學理論的應用比經濟學理論本身更具意義。雖然倫敦政經和劍橋的經濟學家們在1920年代曾并肩工作過——比如建立了倫敦劍橋經濟服務（The 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但在1930年代兩間學校對于經濟蕭條的解決方法產生異見，爭論重新開始。
倫敦政經的羅賓斯和哈耶克，及劍橋的凱恩斯是這場學術思維爭論的主要人物。爭論擴展到一系列問題，包括當時經濟問題的解決方案應該是通貨緊縮還是需求管理，以及對于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更廣泛的概念等。羅賓斯和哈耶克的觀點基于注重自由貿易和反對干涉主義的奧地利經濟學派，盡管羅賓斯后來承認這一手段在當時的經濟蕭條中提出來是不合時宜的。在當時各主要經濟體不斷增加的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貶值政策下，只有盡早實施近似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才能夠實現經濟復蘇。
凱恩斯和劍橋的政策在1930年后成為了實踐準則。但隨著米爾頓·弗里德曼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成長和影響逐漸增大，倫敦政經的自由主義思想逐漸開始影響當今的自由經濟體。
對于哈耶克觀點的最好評價，就是當今世界不斷增多的國際自由貿易組織，以及諸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各種國際共識。解決1930年代的大蕭條處理方法并非最佳，這些成果都對于國際社會避免重蹈覆轍而產生了積極作用，這也是當時劍橋的學者所倡導的。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對于對經濟學的理解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很多都能通過以下個人和他們的作品所體現，這些人都曾經在倫敦政經或教授過，或研究過，或學習過。盡管以下大多數經濟學家最終都因某個理論或作品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下面主要列出的是他們對于整體現代經濟學模型和思想所做的重要影響：
* 約翰·希克斯，最著名的貢獻是創造了IS-LM模型，成為現在所有大學學習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起點。
*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諾貝爾經濟學獎1974年獲獎者，是經濟自由主義最主要的倡導者，他的文獻可以定義英國和美國分別在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時代的主要經濟政策。哈耶克哲學的實施曾經導致了很多關鍵的經濟結果，包括工會的減少。Bean and Crafts的論文稱這一點成為兩國過去25年里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而同一時期歐洲其他主要國家都實現了穩定的經濟繁榮。  他同時也對最終導致東歐共產主義瓦解的自由市場思潮產生重要影響。
* 詹姆斯·米德因其在貿易理論的開創性研究獲獎。
* 威廉·阿瑟·劉易斯，發展出經濟學重要的“二元經濟”模型，用來證明經濟工業化理論的主要基礎，也為Heywood對于英法工業化比較的“修正主義”觀點墊下基礎。劉易斯同時也對貿易理論中* 貿易條件的重要性有尖端的研究。
* 默頓·米勒1990年因其在金融經濟學的理論工作與他人分享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 羅納德·科斯因其對于交易成本重要的發現和分類，以及完善的產權界定可以解決外部性問題，獲得了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 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因其在發展經濟學的諸多貢獻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工作包括了在性別平等方面的研究，他在作品中指代抽象的某人時總是用“她的”，而非“他的”。森后來離開倫敦政經，轉往牛津教書，但在經濟系他并沒有被允許教授自己著名的關于貧困的課程。
* 羅伯特·蒙代爾，被稱為歐元之父，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其主要研究領域是最優貨幣區。他的工作仍然是現在分析和評價單一貨幣有效性的主要支柱。
* 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成為IS-LM模型的一個有效延伸，幫助研究國際平衡，同時也是分析浮動和固定匯率相對優劣的基本理論。
* 喬治·阿克洛夫，諾貝爾經濟學獎2001年的獲得者，他以1970年刊登在經濟學季刊的文章《檸檬市場：品質的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而著名，在這篇文章中，他指出了「資訊不對稱」在市場造成的損害。
同時，倫敦政經學院的威廉·菲利普斯，雖然從未獲得諾貝爾獎，但其1958年提出的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線，成為政府經濟政策關于失業和通脹的重要依據。
除了學術上的貢獻，大學及其畢業生不斷對經濟學界做出重要的貢獻。2006年1月，IDEAS經濟研究報告將倫敦政經學院列為全球第三的大學經濟研究系，是非美國大學的第一名。
耶魯大學於1999年發表計量經濟學的研究影響，分析了全球最佳的100名經濟學博士生，倫敦經濟學院因為其畢業生名下發表的研究超過2000頁而名列全球第一，科學評估將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系，在過去兩次考核中（1996年和2001年）評為最高的5A級，許多非政府機構普遍都將倫敦政經學院的經濟研究所和經濟系列為全球前20，大多時候都是美國以外的機構中最佳，盡管其研究方向集中在經濟學，倫敦政經學院還是世界前12名研究機構之一。
穆阿邁爾·格達費的兒子賽義夫·伊斯蘭·卡扎菲在倫敦政經學院獲得科學碩士與博士學位，其政敵指稱該博士論文涉嫌請人捉刀，倫敦政經學院設立獨立調查小組對此指控進行了解，由於指控方未能提出具體證據證明該論文是由他人代寫，故最終對塞義夫的博士學位做出保留的結論。
斯里蘭卡《可倫坡電訊報》（Colombo Telegraph）2013年10月3日的報導指出，前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副領導人和漢班托塔區議員、前斯里蘭卡總統拉納辛哈·普雷馬達薩的兒子的維基百科頁面上，顯示他獲得了倫敦政經學院的學位，但其本人在接受該報採訪時提到，他在LSE參加了一年級考試，後來由於患了麻疹造成腿部麻痺，無法參加進一步的考試，故獲得的是 Aegrotat Degree，而非學士學位。
倫敦政經學院向《可倫坡電訊報》證實，「普雷馬達薩於1991年8月1日獲授的是  Aegrotat Degree ，等同就讀證明，而非正式學位。」當學生有確實赴學，因重大病故未能完成考試，屬未獲得正式學位，學生可向校方申請 Aegrotat Degree 的證書，證明自己未完成正式學位，有就學事實；許多人不清楚 Aegrotat Degree 是張就學證明，誤以為是學位證書，然而 Aegrotat Degree 上都有載明其用途。
特定媒體和教授對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的博士學位和博士論文提出質疑，在多方機構的認證下，包含過去蔡英文的聘任單位（中華民國教育部、國立政治大學）、前職場上司（蔣經國前總統任命之大法官劉鐵錚）、倫敦政經學院校方、中華民國法院判決結果等，2019年10月，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網站新聞區(In the press)聲稱在1984年授予了蔡英文法學博士學位，并列出蔡英文在1985年的論文“不公平貿易行為和保障措施”在該學院圖書館內的個人副本 。
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
倫敦政經學院通過其與政界、商界、法律界的緊密聯系，一直以來對國際社會一直有重要影響，衛報曾經提到：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衛星地圖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虛擬游覽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生聯盟
*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校報《The Beaver》
索爾·貝洛（，），美國作家，也是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普利策獎獲得者。索爾·貝洛的代表作為《洪堡的禮物》。
1915年貝洛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爾一個俄國—猶太血統的移民家庭，在他的父親被牽連進一個販賣私酒的糾紛之后，全家都搬到芝加哥并在那里定居下來。在芝加哥，貝洛的想像力變得豐富起來，而他的思想也開始萌芽。
他在經歷了西北大學的人類學研究、芝加哥的平民生活和被卷入政治紛爭的青澀歲月后，索爾·貝洛完善了自己的世界觀。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從事寫作，中途去了一趟墨西哥，希望拜會被流放的俄國共產主義作家托洛斯基，不幸的是托洛斯基在他到達的前一天被殺了。
貝洛的第一部小說《晃來晃去的人》，于1944年發表，緊接著《受害者》在1947年出版，在歐洲都引起了巨大反響。然而，在《阿奇正傳》（《奧吉·馬奇歷險記》，1953年）里，他試著去描繪在大蕭條期間芝加哥的第一代美國猶太人的流浪生活，這是貝洛寫作生涯的一個轉折點。《阿奇正傳》是貝洛風格的初次亮相，盡管作者自己并不覺得此書文筆足夠成熟，并且馬上推出一系列在他看來文字老到，更具美感的文字，它們是1956年的《抓住時機》（《且惜今朝》）和1959年的《{雨王亨德森》。后者幾乎可以說是他最負盛名的喜劇小說，連同他1964年的作品《赫索格》，是貝洛自己的事業高峰同時也是美國1950年代小說的高峰，令之后的作家難以望其項背。
然而上世紀60年代末的嬉皮士們卻并不喜歡貝洛，他們把他視為墨守成規、大男人主義、種族歧視以及精英意識的代名詞。而貝洛的反擊是《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年），在里面他嘲弄當時統治著美國社會的嬉皮士作風和淺陋的佛洛伊德世界觀。對于現代生活的批判讓人們感覺到他逐漸變成了右派，他在197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感言中就大行批判之道，人們于是稱呼他為一個由激進分子轉變了的新保守派。“讓我多花點時間來看看這個工作吧，”貝洛說道，“提及私生活，混亂或者幾近瘋狂；說到家庭，丈夫、妻子、家長、孩子，都困惑而迷亂；再看看社會風氣、人際交往以及性行為，更是世風日下。個人混亂了，政府也暈頭轉向了。道德的淪喪和生活的潦倒是我們長久的夢魘，我們困在這騷動的世界里，被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所困擾。”
無可厚非，貝洛的黃金時期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和1975年《洪堡的禮物》的發表間，當然了，他寫作生涯中的小小說成果也相當驚人。他的作品遠遠超出了曾經誤解或忽視他的那些新浪潮主義者和存在主義者所能估計的價值。
正如諾貝爾的獲獎理由所概述，貝洛是一個“對于當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的作家。“康拉德說得沒錯，藝術是試著去發現世界，從現實生活中，也從物質中，去發現生活的根本、永恒和精髓。”貝洛的存在就是在說明這樣一個道理，這位現代的大師級人物，筆耕不輟，并且延續著小說的魅力。他同司湯達、康拉德、狄更斯、福樓拜、德萊塞這些偉大的文字實踐者齊名，不以古怪作噱頭、不借時髦為賣點，而以其對人性的刻畫見長。現在他加入了他們在天堂的聚會，索爾·貝洛需要的惟一的墓志銘是—小說家。
索爾·貝婁有過5次婚姻，五任妻子分別是：阿尼塔·戈什金、亞歷山德拉（桑德拉）察恰巴佐夫、蘇珊·格拉斯曼、亞歷山德拉·約內斯庫·圖爾恰，以及賈尼斯·弗里德曼。前四次婚姻均以離婚告終。他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兒子格雷格·貝婁成了一名心理治療師，在2013年，他父親去世近十年之后，出版了《索爾·貝洛的心：兒子的回憶錄》（''Saul Bellow's Heart: A Son's Memoir''）。貝婁第二次婚姻生下的兒子亞當·貝婁，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非虛構書籍《贊美任人唯親》（''In Praise of Nepotism''）。2000年，索爾·貝婁在84歲時，和第五任妻子賈尼斯·弗里德曼生下了他的第四個孩子，也是第一個女兒。
「貝婁早年就對文學有著濃厚的興趣，讀大學時就練筆寫作。至今已發表十多部長篇小說和多種短篇集、散文集、札記。其中小說《晃來晃去的人》、《阿奇正傳》、《雨王亨德森》、《赫索格》、《賽姆勒先生的星球》、《洪堡的禮物》，一次又一次把貝婁推向廿世紀美國小說創作的高峰。」
*《晃來晃去的人》（''Dangling Man''，1944年）
*《受害者》（''The Victim''，1947年）
*《奧吉·馬奇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1953年），獲國家圖書獎
*《抓住時機》（''Seize the Day，1956年）
*《雨王亨德森》（''Henderson the Rain King''，1959年）
*《赫索格》（''Herzog''，1964年）, National Book Award
*《賽姆勒先生的行星》（''Mr. Sammler's Planet''，1970年）, National Book Award
*《洪堡的禮物》（''Humboldt's Gift''，1975年）, 獲1976年普立茲小說獎
*《院長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1982年）
*《更多的人死于心碎》（''More Die of Heartbreak''，1987年）
*《》（''A Theft''，1989年）
*《》（''The Bellarosa Connection''，1989年）
*《真情》（''The Actual''，1997年）
*《拉維爾斯坦》（''Ravelstein''，2000年）
*賈長安/譯，《擺盪的人》，臺北市：晨鐘，1970年。
*鄭臻、袁則難/譯，《抓住這一天》，臺南市：新風，1971年。
* 王存立/譯，《雨王?韓德森》，臺北市：久大，1974年。
* 譯者不詳，《韓伯的禮物》，臺北市：世界文物，1978年。
*鄭臻、袁則難/譯，《抓住這一天》，臺北市：遠景，1981年。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編譯委員會/著，《梭爾貝羅》，臺北縣：書華，1981年。
*吳安蘭/譯，《最後的十二月》，臺北市：皇冠，1982年。
*湯新楣/譯，《阿奇正傳》，臺北市：遠景，1983年。
*陳映真/主編，《索爾?貝婁》(諾貝爾文學獎全集)，臺北市：遠景，1983年。
*葉瑋/譯，《珍重今朝》，臺南市：文言，1983年。
*詹生、貝婁、以撒辛格/著，名片名著全集編輯委員會/譯，《遲開的薔薇》，臺北市：逸群，1984年。
*麥倩宜/譯，《怨婦》，臺北市：皇冠，1984年。
*鄭臻、袁則難/譯，《抓住這一天》，臺北市：遠景，1988年。
*顏元叔、劉紹銘/譯，《何索》，臺北市：臺灣英文，1989年。
*鄭臻、袁則難/譯，《抓住這一天》，臺北市：萬象，1993年。
*宋兆霖/譯，劉森堯/導讀，《赫索格》，臺北市：桂冠，1994年。
*鄭臻、袁則難/譯，《抓住這一天》，臺北市：桂冠，1995年。
*程長泰/譯，《受害者》，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5年。
*李桂蜜/譯，《像他這樣一個知識分子》，臺北市：時報文化，2003年。
*  諾貝爾官方網站關于索爾·貝洛介紹
* Mr. Sammler's City, ''City Journal,'' Spring 2008
*  Nobel site with two speeches (one of which is an audio recording) & longer biography
*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Criticism by the Saul Bellow Society
*  Bellow's 1955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 for reference book
*  JM Coetzee on the early novels
*  ''Slates assortment of other writers' takes on Bellow, mostly eulogistic
*  Joyce Carol Oates on Saul Bellow
*  Saul Bellow 'Bookweb' on literary website The Ledge, with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ading.
*  Blogpost on Bellow's Russian family name–Belo or Belov?
*  Review of Bellow's collected letters
*  Saul Bellow, a neocon’s tale  by John Podhoretz
*  Reflections with Saul Bellow by Dejan Stojanovi?
*  Saul Bellow's grave, Brattleboro, Vermont
*  'Between Fiction and Autobiography', review of ''Letters'' in ''The Oxonian Review''
*  "Leaving the Yellow House", a short story in Narrative Magazine, (Winter 2007).
*  "Bellow and Trotsky", Judie Newman, '' Berfrois '', 1 June 2011
category: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霍華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1890年8月20日－1937年3月15日），簡稱H·P·洛夫克拉夫特，是美國恐怖、科幻與奇幻小說作家，尤以其怪奇小說著稱。
洛夫克拉夫特自稱其寫作的主題為“宇宙主義”，這一主題的基本概念為：人類有限的心智無法理解生命的本質，而宇宙對于人類來說是殘酷陌生的。洛夫克拉夫特通過一系列圍繞著非人諸神主題展開的關聯松散的小說開發出克蘇魯神話體系；同一時期他還在作品中設定出了《死靈之書》，一本關于魔法儀式及失落知識的虛構魔法書。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品大多包含悲觀與憤世嫉俗的情感，與啟蒙思想、浪漫主義以及基督教人文主義的價值觀格格不入。
雖然洛夫克拉夫特的名氣在他在世時一直很低，但在死后其名聲卻日益高漲；今天，洛夫克拉夫特被視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恐怖小說家之一。根據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所說，洛夫克拉夫特—以及19世紀的埃德加·愛倫·坡—“對后世恐怖小說家施加了無可估量的影響。” 斯蒂芬·金稱洛夫克拉夫特是“20世紀最偉大的古典恐怖故事作家。”
洛夫克拉夫特於1890年8月20日早上9點出生在美國普羅維登斯194號（現454號）的家宅里。他是珠寶推銷員溫菲爾德·斯科特·洛夫克拉夫特（Winfield Scott Lovecraft）與其妻莎拉·蘇珊·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Sarah Susan Phillips Lovecraft）的獨生子。可追溯到的母系祖先于1630年抵達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他的父母在30歲左右才成婚，且雙方都是初次結婚，這在當時并不常見。1893年，洛夫克拉夫特三歲時，他的父親在推銷旅行途中於芝加哥的一家旅館精神失常，其后被送往普羅維登斯的巴特勒醫院；老洛夫克拉夫特在那里一直待到1898年過世。洛夫克拉夫特一生都堅稱父親發瘋的原因是工作過度引起的“神經衰弱”，但是現代觀點認為其父失常的真正原因是麻痹性癡呆。洛夫克拉夫特到底是否了解父親的疾病及其真正成因（梅毒），今天已無從稽考，但他的母親很可能曾使用過含砷的酊劑（當時治療梅毒的常用藥物）作為“預防藥物”。
洛夫克拉夫特的外祖父惠普爾·范·布倫
在父親住院后，洛夫克拉夫特由母親、兩個姨母（莉莉安·德蘿拉·菲利普斯與安妮·埃米麗妮·菲利普斯，Lillian Delora Phillips & Annie Emeline Phillips）以及商人外祖父惠普爾·范·布倫·菲利普斯（Whipple Van Buren Phillips）照看，五人住在一間屋子里。洛夫克拉夫特小時候就表現出與眾不同的文學天賦，他三歲時即能背誦詩歌，六歲時已能寫出完整的詩篇。他的外祖父經常給他一些文學經典鼓勵他閱讀（如《一千零一夜》，布爾芬奇的《神話時代》，還有兒童版本的《伊利亞特》與《奧德賽》）。他的外祖父也時常向洛夫克拉夫特講述一些自編的哥特式恐怖故事，這引起了他對怪奇小說的興趣。不過，洛夫克拉夫特的母親時常擔心這些故事會給他帶來不良影響。
大約9歲時的洛夫克拉夫特
洛夫克拉夫特童年時經常患病，雖然他總是將原因歸咎于自己身體孱弱，但其中有一些疾病可以肯定為心身疾病。早前的猜測認為他在胎兒時從父母處感染了梅毒，但這種看法現已被摒棄。由于身體狀況和好斗的天性，洛夫克拉夫特在八歲前基本沒有接受過學校教育，八歲時入學一年后又旋即退學。這一時期他廣泛地閱讀各類書籍，對化學和天文學展現了濃厚的興趣。他於1899年起自己編輯出版了幾期膠版印刷刊物《科學公報》（''The Scientific Gazette''）。四年后，他進入當地的）就讀。一般認為洛夫克拉夫特早年患有夜驚（一種睡眠疾病）；他相信自己曾被恐怖的“暗夜幽靈”襲擊過。他很多作品的靈感可能都來自于這一時期受到的驚嚇。
1904年，洛夫克拉夫特的外祖父去世，這場變故徹底地改變了他的生活。對他外祖父遺產的處理失當導致其家庭陷入財務危機，一家人不得不搬往安格爾街598號（現為聯式房屋，598-600號）的一間小屋子裏。失去故宅對他的打擊非常大，當時的洛夫克拉夫特甚至曾考慮過自殺。1908年，在他高中畢業前夕，洛夫克拉夫特經歷了一場“精神崩潰”（據洛夫克拉夫特自述），他最終沒有獲得高中文憑（盡管他一直堅稱自己高中畢業）。S·T·喬希在洛夫克拉夫特的傳記裏認為他崩潰的主要原因是無法學好高等數學，而不精通這一科目的話他又無法成為理想中的職業天文學家。即使在洛夫克拉夫特往后的生活中，這一求學路上（他希望能入讀布朗大學）的失敗仍使他無法釋懷。
1919年，洛夫克拉夫特的母親在受歇斯底里和抑郁癥的長期折磨后被送往她丈夫曾住過的巴特勒醫院。她在醫院時仍與洛夫克拉夫特保持通信，直到她在1921年5月21日去世前，兩人的關系依舊十分親密。母親的離世又給洛夫克拉夫特帶來巨大的打擊。
母親去世后數月，洛夫克拉夫特前往波士頓參加一次業余記者集會，會上他遇見了索尼婭·格林。索尼婭出生于1883年，比洛夫克拉夫特年長7歲，她的祖先是烏克蘭裔猶太人。兩人於1924年結婚，婚后移居至紐約布魯克林。洛夫克拉夫特的姨母們對這場婚姻不甚滿意，因為她們不希望洛夫克拉夫特娶一個商人為妻（索尼婭開有一間帽店）。婚姻伊始，洛夫克拉夫特被紐約的生活徹底迷住，但很快夫婦兩人就遇到了財務危機。索尼婭變賣了帽店，其後又出現了健康問題。由於洛夫克拉夫特的薪水不足供兩人開銷，他的妻子不得不搬到克利夫蘭求職。此后洛夫克拉夫特獨自一人住在布魯克林的雷德胡克社區，逐漸對紐約生活起了厭惡之情。而在移民大潮中無法找到任何工作這一嚴峻的現實，與他對自身盎格魯-撒克遜人血統的認同相抵觸，這激起了他的種族主義觀點，具體體現在了他的短篇故事《》（''The Horror at Red Hook''）之中。
在分居數年后，洛夫克拉夫特和妻子決定平靜地離婚，但這一過程始終沒有徹底完成。此後他回到了普羅維登斯，和自己的姨母們住在一起。
重返普羅維登斯后，洛夫克拉夫特住在巴恩斯街10號一間“寬敞的棕色木構維多利亞式房屋”里。這裏也是其小說《查爾斯·迪克斯特·瓦德事件》中威利特博士的住址。回到普羅維登斯后的十年（也是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洛夫克拉夫特一生中最多產的時期。幾乎所有他為通俗出版物（主要是《詭麗幻譚》）所寫的知名短篇故事都出自這一時期；他在這一時期的長篇作品也同樣豐富，如《查爾斯·沃德·德克斯特事件》與《瘋狂山脈》等等。他還經常替其他作家修改文章或是代筆寫作，這一類作品包括《墳丘》（The Mound），《飛來橫禍》（Winged Death），還有《金字塔之下》（又名《與法老同囚》）（與哈利·胡迪尼合著）等。
洛夫克拉夫特在表面上看來是個傳統的保守主義者，但他卻自認是“新政民主黨人”，他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堅定追隨者。
盡管在此一時期洛夫克拉夫特杰作不斷，但他的經濟狀況卻越來越拮據。他不得不搬到姨母家寄宿。同時他還受到友人羅伯特·歐文·霍華德（蠻王柯南系列作者）自殺的打擊。1936年，洛夫克拉夫特被確診患上了腸癌。他受病痛折磨直到於1937年3月15日去世。
H·P·洛夫克拉夫特之墓
洛夫克拉夫特和他父母一起葬於菲利普斯家族墓地。1977年，他的一個讀者團體出資為他在天鵝角（Swan Point）重修了一座墳墓，墓碑上刻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姓名、出生與死亡日期，以及一句話：“I AM PROVIDENCE”（雙關語，可譯為“我是普羅維登斯人”或“吾乃天命之人”），這句話出自他的私人信件。
H·P·洛夫克拉夫特這個名字在今天已經成為了恐怖小說的同義詞。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克蘇魯神話”，影響了全世界的小說作家；洛夫克拉夫特式的恐怖元素曾出現在各種小說、電影、漫畫（例如蝙蝠俠系列里的阿卡姆瘋人院）、音樂、游戲甚至是動畫裡。許多現代恐怖作家，包括斯蒂芬·金、本特利·利特、喬·R·蘭斯代爾、艾倫·摩爾、伊藤潤二、弗朗西斯·保羅·威爾遜與尼爾·蓋曼，都曾受洛夫克拉夫特的影響。
雖然洛夫克拉夫特的很多作品都發表在像《詭麗幻譚》這樣的流行雜志上，但於有生之年他的知名度一直不高。此外，他一直和一些同時代的作家保持通信，例如與他成為朋友的克拉克·阿什頓·史密斯與奧古斯特·德雷斯。這些作家后來形成了“洛夫克拉夫特作家圈”，他們經常從洛夫克拉夫特的故事中借用驚悚元素——比如説擁有令人不安的名字的神秘書籍，失落的古代眾神——如克蘇魯及阿撒托斯，還有怪異的地方——例如新英格蘭的阿卡姆鎮和米斯卡塔尼克大學。
洛夫克拉夫特死后，洛夫克拉夫特作家圈的活動仍在繼續。奧古斯特·德雷斯是其中最為多產的一位，他進一步完善了克蘇魯神話的體系。但德雷斯的創作卻引起了爭議；洛夫克拉夫特自己一直將筆下的諸神作為推動情節發展的要素，但德雷斯創造了一個完整的宇宙體系，描繪了發生在‘善良的’“古神”與‘邪惡的’“外神”之間的戰爭，給克蘇魯神話帶來了傳統的善惡斗爭元素。
洛夫克拉夫特的創作被一些評論家分成三個時期。盡管洛夫克拉夫特自己并沒有提過這種分類，但他確實曾寫過，“這是我的‘坡’部分還有‘鄧薩尼’部分——不過哎呀——洛夫克拉夫特部分哪去了？”
* 恐怖故事時期（約1905年–1920年）
* 幻夢神話時期（約1920年–1927年）
* 克蘇魯神話/洛夫克拉夫特式恐怖時期（約1925年–1935年）
一些評論家認爲幻夢神話和克蘇魯神話之間的差別並不大，尤其顯著的是兩者都涉及了神秘的《死靈之書》以及克蘇魯諸神。不過幻夢神話比較接近奇幻小說的范疇，而克蘇魯神話則更像科幻作品。此外，幻夢神話的故事大多發生在異世界里，而克蘇魯神話則與人類生活的世界有著許多交集。
影響過洛夫克拉夫特的作家包括（筆名弗朗西斯·史蒂文斯，''Francis Stevens''，洛夫克拉夫特曾公開贊譽過她，并最終開始“模仿貝內特的早期寫作風格”），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羅伯特·錢伯斯（著有《黃衣之王》，洛夫克拉夫特在給克拉克·阿什頓·史密斯的一封信里曾說：“錢伯斯就像魯珀特·休斯（Rupert Hughes）和倒下的泰坦巨人們一樣，他們擁有良好的頭腦和教育，卻不懂得怎樣使用它們。”），亞瑟·瑪臣（著有《大潘神》），鄧薩尼勛爵（《》以及其他作品），埃德加·愛倫·坡，亞伯拉罕·格雷斯·梅里特（《》以及基于前書的《》）以及洛夫克拉夫特的朋友羅伯特·歐文·霍華德和克拉克·阿什頓·史密斯。
洛夫克拉夫特認為最適合自己的時代是18世紀早期。他的寫作風格，尤其體現在他的信件中，與啟蒙時代的奧古斯都風格作家約瑟夫·艾迪生與喬納森·斯威夫特等人非常相似。他甚至還在文章中使用了不少這一文學時期的特殊語法。雖然洛夫克拉夫特的小說主題和啟蒙運動所主張的人類可以用理性探求宇宙一概念相抵觸，但從洛夫克拉夫特的私人信件看來，他相當支持同時代的理性主義者，例如伯特蘭·羅素。
他曾在小說《克蘇魯的呼喚》開頭引用過阿爾杰農·布萊克伍德的小說《半人馬》（''The Centaur''）；并說過布萊克伍德的《柳林》（''The Willows''）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怪奇小說。
洛夫克拉夫特的其他私人藏書還包括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維奇·安德列耶夫所著的《七個被絞死的人》（''The seven who were hanged''）與詹姆斯·德·米勒（James De Mille）所著的《》（''A Strange Manuscript Found in a Copper Cylinder''）。
洛夫克拉夫特和他的故事對後世文化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他本人也受過許多現代作家的盛讚。相當多與他同時代的人物，包括他的朋友與同事，如奧古斯特·威廉·德雷斯，羅伯特·歐文·霍華德，羅伯特·布洛克和弗里茨·萊伯等，都受過他的直接影響。許多後世人物也受到了洛夫克拉夫特的影響，當中包括視覺藝術家克裡夫·巴克，恐怖小說家斯蒂芬·金，漫畫作家艾倫·摩爾與尼爾·蓋曼，電影導演約翰·卡彭特，斯圖爾特·戈登，吉爾摩·德爾·托羅，恐怖漫畫家伊藤潤二，以及藝術家漢斯·魯道夫·吉格爾。自1963年《鬧鬼的宮殿》開始，他的作品被陸續改編成電影。
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寫了一個短篇故事《餘事未了》（''There Are More Things''）紀念洛夫克拉夫特。當代法國作家米歇爾·維勒貝克則為其著有一本名為《》（''H. P. Lovecraft: Against the World, Against Life''）的文學傳記。美國作家喬伊斯·卡羅爾·歐茨曾為洛夫克拉夫特的短篇故事集作了引言。美國書庫在2005年出版了洛夫克拉夫特文集，在實質上承認了他為美國經典作家。
洛夫克拉夫特在小說中廣泛地使用他的家鄉新英格蘭作為背景。他的書中出現過大量真實存在的地點，但也有一些是虛構的。
* 羅得島州帕斯科格，出現在《雷德胡克恐怖事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