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綜合兩大學派可以這樣來定義學習：學習是因經驗而引起的行為或內在傾向與能力較為持久的良性變化。
加涅把學習過程看作是由操作、執行控制和預期三個系統協同作用的過程。操作系統由受納器、感覺登記器、工作記憶（包括短時記憶）系統、長時記憶系統、反應生成器和反應器組成。執行控制系統對信息、表征形式和加工策略的選擇都具有指導和監控作用。預期指人的信息加工活動受目的指引。認知目的引導著加工方式的選擇。認知加工活動的實現和預期目的的達到會帶來情感的滿足，由此進一步激勵新的認知活動。
從加涅的學習與記憶的信息加工模型來看，知識的學習過程經歷著一個信息輸入—編碼—加工—貯存—提取—輸出的過程，根據這樣的信息流程和執行控制與預期系統的作用，加涅進一步把學習過程劃分成八個相互聯系的階段：（1）動機階段；（2）領會階段；（3）獲得階段；（4）保持階段；（5）回憶階段；（6）概括階段；（7）動作階段，（8）反饋階段。加涅指出，與各個階段相應的心理狀態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在教學影響下出現的。
梅耶是美國當代著名的認知心理學家，他提出了一個簡化的知識學習過程模型，該模型比較簡捷地描述了知識學習的基本過程。從外部看，學習過程的兩端是外部刺激（新知識）和可觀察或可測量的行為反應。從內部看，學習過程始于學習者的注意（A），注意使學習者的經驗指向于與當前學習任務有關的外界信息并激活相關的原有知識（B）；新知識進入工作記憶（短時記憶），當新知識進入工作記憶以后，學習者找出新知識各部分的內部聯系(C)；然后學習者把新知識與原有的相關知識聯系起來，找出新舊知識間的相同點和不同點(D)；最后，新學習的知識進入長時記憶（E）。
根據拉什利（K.S.Lashley）的腦功能整體說，學習活動的效率與大腦受損傷的面積及部位之間的關系為：與面積大小成反比，與部位無關。
參考 學習技巧。
* Schacter, Daniel (2011). “Pscyhology, Second Edition”
ASA可能指如下的其中一項：
*美國國家標準學會，制定標準的組織。
*感光度，ASA在底片上通常代表的涵義。
*全等三角形#ASA（數學），驗證兩個全等的三角形其中一個判定方法。
*奧林匹克運動會美屬薩摩亞代表團
生活公約建立在一個完全不同於威權體制教育的思維，即校園民主。因為校園中的立法機制中，師生平等，才能建立生活公約。事實上，在民主學校中，往往師生平等的會議會是最高權力機構。
師生共治的理想，在多所民主學校的實驗成功後，也證明不是天方夜譚。但是，也有一些因為界限不清或司法機制不良而失敗的例子。
在民主學校還不普遍時，人們常懷疑學生是否能理性地制定公約並遵守？學生有自律的能力嗎？事實證明，學生是需要學習的。如果沒有空間讓他們學習自律，當然培養不出好的民主素養，上述的質疑是倒果為因。在民主學校的成功經驗中顯示，創校初期的學生可以慢慢學會民主素養，而當風氣建立好後，新進的學生很快便進入狀況。
生活公約是一個培養自律能力的機制，能有效兼顧規律與自由，只是威權體制教育者往往害怕學生握有權力後會難以控制，生活公約背後的師生平等更是難以忍受，故生活公約目前僅在民主學校和少數另類學校、在家自學團體中使用。
category:教育
民主學校是一種體現校園民主的學校，以生活公約取代威權體制教育中的校規。民主學校很多樣，各具特色。
伴隨著師生平等的權力結構，彈性的課程設計、選課制或像薩德伯里學校一樣，完全不由成人主動安排任何課程，一切的教育由學習者為出發。這種以學習者為出發的教育理念，稱為自主學習。
並非所以自主學習學校都和瑟谷學校一樣，沒有規定課程。在臺灣的種籽學苑、臺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都有必選修制。
由於理念相近，民主學校同時也與在家自學的個人與組織聯結，形成一年一度的國際民主教育年會，會中人們交流教育與學習的經驗，並分享遇到的困難，尋求協助。
民主學校是另類學校中，學生有最大自由的一類。
安東尼奧·德·奧利維拉·薩拉查（；）是葡萄牙政治家，1932年至1968年擔任葡萄牙總理，他是新國家政體的最高統治者。新國家政體是一個奉行社團主義的獨裁政府，此政體統治葡萄牙直到1974年康乃馨革命。
薩拉查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1926年5月28日葡萄牙政變后，在總統安東尼奧·奧斯卡·德·弗拉戈索·卡爾莫納的支持下進入公眾生活，最初擔任財政部長，后來擔任總理。薩拉查反對民主、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和自由主義，他的統治本質上是保守的和民族主義的。薩拉查將自己與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他批評法西斯主義是“異教的凱薩主義”，既不承認法律的局限性，也不承認道德的局限性。薩拉查宣揚天主教，但認為教會的作用是社會的，而不是政治的，并在1940年通過與教會談判達成了協約。薩拉查政權的格言之一是“上帝、祖國和家庭”。
由于新國家政體使他能夠行使巨大的政治權力，薩拉查使用審查制度和秘密警察來平息反對的聲音，特別是任何與共產主義運動有關的反對聲。他在西班牙內戰中支持佛朗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中立，同時仍然向盟國提供援助。儘管不是民主國家，但葡萄牙在他任內參加了重要國際組織的成立。葡萄牙是1949年北約的12個創始成員國之一,于1950年加入,在1960年成為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創始國成員，并在1961年參與創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他的統治下，葡萄牙也于1962年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并開始了葡萄牙的殖民戰爭。多發性洲際主義學說是他的領土政策的基礎，他認為葡萄牙帝國是一個跨越多個大陸的統一國家。
1974年，在薩拉查去世四年后的康乃馨革命中，新國家政體倒臺。對他的政權的評價各不相同，支持者贊揚其結果，批評者譴責其方法。然而，人們普遍認為薩拉查是葡萄牙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近幾十年來，葡萄牙歷史學家采用了新的資料來源和方法，試圖研究持續了48年的獨裁統治。
薩拉查于1889年4月28日出生在維塞烏區，靠近圣孔巴當，家庭收入不高。他的父親是一個小地主，最初是一名農業工人，后來成為佩雷斯特雷洛家族的管家。佩雷斯特雷洛家族是圣孔巴當地區的一個農村地主家族，擁有分散在維塞烏和科英布拉之間的土地和其他資產。他的父親是安東尼奧·德·奧利韋拉（1839-1932），母親是瑪麗亞·多雷斯蓋特·薩拉查（1845-1926），他們是第五代表親，他是他們的唯一的男孩。他的四個姐姐分別是是小學教師瑪麗亞·多雷斯蓋特·薩拉查·德奧利韋拉、伊莉莎·多雷斯蓋特·薩拉查·德奧利韋拉、瑪麗亞·利奧波蒂納·薩拉查·德奧利韋拉，還有勞拉·薩拉查·德·奧利維拉，她于1887年嫁給了馬里奧·德·索薩的弟弟阿貝爾·佩斯·德·索薩，后者曾擔任薩拉查的內政部長。
薩拉查一開始在他的小村莊上小學，后來又去了維塞烏的另一所小學。11歲時，他在維塞烏神學院獲得了一個名額，從1900年到1908年，他在那里學習了8年。薩拉查曾考慮成為一名司鐸，但像許多很小就進入神學院的人一樣，他決定在接受圣秩圣事后不再擔任司鐸。1910年，在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年，他來到科英布拉，在科英布拉大學學習法律。在科英布拉的這些學生歲月里，他對金融產生了特別的興趣，并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法律專業，專攻金融和經濟政策。1914年，他以19分（滿分20分）的成績畢業，這一優異的成績使他迅速成名，同時，他成為法學院經濟政策助理教授。1917年，他被教授任命為校務長，主導經濟政策和金融專長。第二年，薩拉查獲得了博士學位。
薩拉查在1910年10月5日革命發生時只有21歲，那場革命推翻了歷史悠久的葡萄牙王國，建立了第一個葡萄牙共和政體。第一共和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持續到1926年，之后被軍事獨裁所取代。這首先被稱為軍事獨裁，然后從1928年開始，被稱為全國獨裁。
第一共和國時期被描述為“持續的無政府狀態、政府腐敗、暴動和搶劫、暗殺、任意監禁和宗教迫害”。它見證了8位總統的就職，44次內閣重組和21次革命。共和國的第一個政府持續了不到10周，最長的執政政府持續了一年多一點。葡萄牙的革命成了歐洲的一個笑柄。生活成本增加了25倍，而貨幣貶值到其黃金價值的。葡萄牙的公共財政和經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而且它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就面臨著違約的威脅。貧富差距繼續擴大。1916年，該政權領導葡萄牙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勝利了，但是這一舉動只會加劇該國的危險局勢，所得到的利益并不能彌補支出。與此同時，天主教會受到共和國反教權共濟會的騷擾，政治暗殺和恐怖主義變得司空見慣。根據警方的官方數據，在1920年至1925年間，有325枚炸彈在里斯本街頭爆炸。英國外交官喬治·倫德爾爵士表示，他無法用“政治圖景”來形容這件事，只能說它是可悲的……與后來在薩拉查先生的政府統治下的有序、繁榮和管理良好的國家大不相同。薩拉查后來執政的時候一定不會忘記這種混亂的景象。
公眾的不滿導致了1926年5月28日的政變，受到大多數平民階級的歡迎。當時，葡萄牙的普遍看法是，政黨是分裂的因素，議會制度正處于危機之中。這導致了對獨裁政權的普遍支持，或者至少是容忍。葡萄牙新出現的反議會主義是對以往體制經驗的反應。自由主義和議會制度在英國和美國可能行得通，但葡萄牙人認為自由主義在他們的國家和文化中是不合適的。
作為一個年輕人，薩拉查參與政治源于他的天主教觀點，這是由第一共和國新的反教權立場引起的。他成為與政治無關的基督教民主學術中心的成員。薩拉查反對君主主義者，因為他認為他們反對教宗良十三世所擁護的社會教義，他認可這個教義。他經常為與社會研究有關的期刊撰稿，尤其是他的朋友（后來成為里斯本樞機主教）主持的《社會研究周報》。當地媒體稱他是“新一代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1921年，薩拉查被說服參加議會選舉，盡管他很不情愿。他只在議會大廳里出現過一次，就再也沒有回來，他被自己目睹的混亂和一種徒勞無益的感覺所震驚。薩拉查堅信自由個人主義導致了社會的分裂和對民主進程的歪曲。
戈梅斯·達·科斯塔將軍和他的軍隊在1926年5月28日政變后的軍事游行。
在1926年5月28日的政變之后，薩拉查短暫地加入了何塞·門德斯·卡貝卡達斯的政府擔任財政部長。6月11日，一小群官員從里斯本驅車前往圣孔巴當，勸說他擔任財政部長。薩拉查在里斯本呆了五天。他提出的控制開支的條件被拒絕了，他很快就辭職了。兩小時后，他坐上了回科英布拉大學的火車，他解釋說，由于經常發生糾紛和政府的管理混亂，他無法正常工作。
1926年，葡萄牙最主要的問題是其龐大的公共債務。從1926年到1928年，薩拉查數次拒絕了財政部的任命。他以健康狀況不佳、年邁的父母需要他盡孝以及偏愛修道院為借口。1927年，在西奈爾·德·科德斯的領導下，公共赤字持續增長。政府試圖在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的支持下從巴林兄弟（Baring Brothers）獲得貸款，但條件被認為是不可接受的。1928年4月26日，在共和主義者、共濟會成員卡爾莫納當選總統后，薩拉查最終同意出任第81任財政部長。然而，在接受這個職位之前，他從卡爾莫納那里得到了一個明確的保證：作為財政部長，他可以自由否決所有政府部門的支出，而不僅僅是他自己的部門。薩拉查實際上從上任之日起就是財政沙皇。
在一年的第一年，憑借特殊的權力，薩拉查平衡了預算并穩定了葡萄牙的貨幣。恢復國家財政的秩序，實施緊縮政策，減少浪費，薩拉查創造了許多預算盈余，這在葡萄牙是前所未有的。
1929年7月，薩拉查再次遞交辭呈。他的朋友，時任司法部長通過了一項新立法，為組織宗教游行提供了便利。新法律激怒了反對教權的共和主義者，引發了內閣危機，菲格萊多威脅要辭職。薩拉查建議菲格萊多不要辭職，但告訴菲格萊多，他會和菲格萊多一起做出決定。不過菲格萊多還是辭職了，薩拉查于是也于7月3日辭職，當時他因腿部骨折住院治療。卡爾莫納于4日親自去了醫院探望，懇求薩拉查改變主意。此時反對卡莫納政策的總理離開了內閣，于是薩拉查仍然作為財政部長留在內閣，但獲取了更多的權力。
薩拉查長期穩定的擔任財政部長，而軍方的總理則經常辭職。從他執政的第一個成功年份開始，他找到了了解決軍事獨裁動蕩的財政和政治方案，而軍事獨裁還沒有產生一個明確的領導人。最后，在1932年7月5日，卡爾莫納總統任命薩拉查為葡萄牙第100任總理，從那以后，他開始更接近葡萄牙政壇的權力核心。獨裁政府由一個右翼聯盟組成，他能夠利用審查制度和針對政治圈外人士的鎮壓來拉攏每一股政治潮流中的溫和派。那些被認為是真正的法西斯分子的人被監禁或流放。保守的天主教徒是薩拉查最早和最忠誠的支持者，而不能被吸收的頑固的共和主義者在早期成為他最危險的對手。他們企圖發動幾次政變，但從未形成統一戰線，因此這些企圖很容易被鎮壓。薩拉查從來都不是一個真正的君主主義者，但他卻贏得了大多數君主主義者的支持，因為葡萄牙最后一位流亡并被廢黜的國王曼努埃爾二世總是支持薩拉查。后來，在1932年，正是由于薩拉查的認可，被廢黜的國王得到了國葬的待遇。全國的工團主義者在支持現政權和反對現政權之間十分的矛盾。最后他們得到了足夠多的象征性讓步，使得薩拉查贏得了其中溫和派的支持，但其余的人受到了政治警察的鎮壓。1933年，薩拉查試圖阻止葡萄牙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不久之后，國家社會主義者就沉默了。
薩拉查作為誠實高效的財政部長樹立的公眾形象、卡爾莫納總統的大力支持和精明的政治定位，推動了他的掌權。1940年7月，《美國生活》雜志發表了一篇關于葡萄牙的文章，并在提到葡萄牙最近的混亂歷史時斷言，“任何15年前見過葡萄牙的人都可能會說，它活該滅亡。”它被殘暴的統治，破產，骯臟，疾病和貧窮所充斥。這是如此的混亂，以至于國際聯盟創造了“葡萄牙”這個形容詞來描述國家福利的絕對低下。然后軍隊推翻了把這個國家帶到了這個可悲的關口的共和國。”該雜志補充說，統治葡萄牙很困難，并解釋了薩拉查如何在混亂與貧窮的基礎上進行艱難的改革。
薩拉查的政治哲學基于對天主教社會教義的嚴密解釋，就像奧地利當時的恩格爾伯特·陶爾斐斯政權一樣。這種被稱為“社團主義”的經濟體系，是基于對《新事》和《四十周年》的類似解讀，這兩份通諭的目的是防止階級斗爭，并將經濟問題置于社會價值之上。《新事》認為，工會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就像家庭一樣。《四十周年》為社團主義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藍圖。
一群律師、商人、神職人員和大學教授起草了一部新憲法，薩拉查為其精神領袖，馬爾塞洛·達斯內維斯·阿爾維斯·卡丹奴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憲法創立了新國家政體，理論上是一個代表利益集團而非個人的社團主義國家。他希望建立這樣一種制度，在這種制度下，代表人民的是社團，而不是分裂的政黨，國家利益優先于地方主張。薩拉查認為，葡萄牙的政黨制度已經無可挽回地失敗了。
與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不同，薩拉查從未打算建立一個黨治國家。薩拉查反對全黨概念，并于1930年創建了一黨國民聯盟，并將其標榜為“無黨派”。國民聯盟的成立是為了控制和限制輿論，而不是為了動員輿論，其目標是加強和維護傳統價值觀念，而不是促成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部長、外交官和公務員從未被迫加入國民聯盟。
立法機構被稱為國民大會，只允許國民聯盟的成員參加。它可以提出立法，但只涉及不需要政府開支的事項。平行的社團議會包括市政當局、宗教、文化和專業團體的代表，以及取代自由工會的官方工人聯合會的代表。
對霍華德·威阿爾達說：“在新國家體制下掌權的人真正關心的是他們國家的貧窮和落后，他們擺脫了英美政治的影響，發展了一種新的本土政治模式，緩解了城市和農村窮人悲慘的生活條件。”
薩拉查提出的新憲法建立了一個反議會的獨裁政府，這個政府將持續到1974年。總統將由普選產生，任期7年。新文件賦予了總統廣泛的、幾乎是獨裁的權力，包括任命和罷免總理的權力。總統被提升為卓越的“平衡輪”，國家政治的捍衛者和最終裁決者。 然而，卡爾莫納總統自任命薩拉查為總理以來，或多或少讓他自由行事，并一直如此;卡爾莫納和他的繼任者大多是有名無實的領袖，因為薩拉查掌握著真正的權力。威阿爾達認為，薩拉查之所以能獲得權力，不僅是因為憲法的規定，還因為他的性格：盛氣凌人、專制、雄心勃勃、勤奮努力而且才智過人。
1933年3月19日，葡萄牙全民公投通過了社團主義憲法。一年前曾發表過一份草案，并邀請公眾在新聞界提出任何反對意見。這些人大多都不表示反對，只有不到6000人投票反對新憲法。新憲法以99.5%的選票獲得通過，但仍有488,840票棄權（總計1330,258名登記選民）。休·凱指出，選民投棄權票的人數之所以如此之多，可能是因為選民得到捆綁在一起的條款，他們只能全部認同或全部反對，沒有機會接受其中部分的條款，也沒有機會拒絕部分條款。在這次公投中，葡萄牙首次允許女性投票，這是之前從未有過的。不過在這次投票中，女性選民需要受中等教育，而男性選民只需要會讀會寫，因此總的來說還是沒有做到男女平等。
被認為是薩拉查所屬的國民聯盟的旗幟
1933年是葡萄牙歷史的分水嶺。在薩拉查的監督下，社團和社會福利部副部長直接向薩拉查報告相關事項，并制定了廣泛的法律，形成了社團主義的結構，并開始了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這種制度既是反資本主義的，又是反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社團化伴隨著嚴格的商業法規。工人組織從屬于國家控制，但給予了他們以前從未享有的合法性，并成為各種新的社會項目的受益者。然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即使在充滿熱情的早期，社團主義機構也不是權力的中心，因此社團主義不是整個制度的真正基礎。
1934年，薩拉查流放了弗朗西斯科·羅勞·普雷托，作為對葡萄牙民族辛迪加黨（又稱“藍襯衫”）領導層清洗的一部分。薩拉查譴責民族辛迪加主義者“受到某些外國模式的啟發”（意指德國納粹主義），并譴責他們“通過直接行動崇拜武力，在社會生活中國家政治權力至上的原則，在一個領導人背后組織群眾的傾向”，認為這是法西斯主義和新國家主義的根本區別。薩拉查自己的政黨全國聯盟是作為一個附庸的傘形組織成立的，目的是支持政權本身，因此沒有自己的理念。當時，許多歐洲國家擔心共產主義的破壞性潛力。薩拉查不僅禁止馬克思主義政黨，還禁止革命的法西斯-辛迪加主義政黨。對他的政權最重要的批評是，穩定是通過犧牲人權和自由來換取和維持的。
社團主義與貝尼托·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有一些相似之處，但在治理國家的道德方法上卻有相當大的不同。盡管薩拉查欽佩墨索里尼，并受其1927年《勞動憲章》的影響，但他與法西斯專政保持距離，他認為法西斯專政是一種不承認法律和道德界限的異教凱撒主義政治制度。薩拉查還認為德國納粹主義擁護他認為令人厭惡的異教元素。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薩拉查發表了這樣的宣言：“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工團主義，以及一切可能導致家庭破裂的東西。”我們反對階級斗爭、世俗主義和對國家的不忠;反對農奴制，因為農奴制是一種唯物主義的生活觀念，在農奴制之下強權戰勝公理。”
大多數學者并不認為薩拉查是法西斯分子。斯坦利·G·佩恩寫道，“薩拉查的體制最好被描述為一種威權社團主義，甚至是威權社團自由主義，”而不是法西斯主義。 歷史學家胡安·何塞·林茨說法西斯主義從未在薩拉查的葡萄牙扎根，葡萄牙的新國家與法西斯主義的區別甚至比佛朗哥的西班牙更加深刻。薩拉查實際上是葡萄牙的獨裁者，但他更喜歡一個被動的公權力和有限的政府，社會權力仍然掌握在教會、軍隊和大地主手中。
歷史學家羅伯特·帕克斯頓注意到，定義一個政權是否是法西斯主義的主要困難之一是法西斯主義的元素被廣泛模仿。他寫道，“在法西斯主義的鼎盛時期，也就是20世紀30年代，許多非法西斯主義政權借用法西斯主義的裝飾元素，為自己增添一種力量、活力和群眾動員的氛圍。”他接著說，薩拉查“在復制了一些民眾動員的技巧后，粉碎了葡萄牙法西斯主義”。
薩拉查依靠秘密警察來執行他希望執行的政策。成立于1933年的“國家防衛和監視警察”（以下簡稱“警察”）。它在1945年被改型的國家安全警備總署所取代，一直持續到1969年他下臺以后。秘密警察的存在不僅是為了保護現代意義上的國家安全，而且還是為了鎮壓該政權的政治對手，特別是那些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或蘇聯有聯系的人，該政權視蘇聯為葡萄牙的敵人。
始于1936年7月的西班牙內戰，是該政權激進化的表面原因。在國內，該政權不得不面對1935年的君主主義叛亂、1936年左翼政變的威脅，以及1936年和1937年的幾起炸彈襲擊的陰謀，包括1937年企圖暗殺薩拉查的陰謀。與此同時，西班牙共和軍在里斯本活動頻繁，西班牙軍隊部署在葡萄牙脆弱的邊境，嚴重威脅著葡萄牙的主權。
在西班牙內戰開始時，薩拉查作為戰爭部長和外交部長承擔了更多的職責，同時保留了財政部部長的職責，從而使更多的權力集中在他的手中。薩拉查支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西班牙國民軍與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勢力、無政府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作戰。民族主義者在早期無法進入西班牙海港，所以薩拉查允許他們借道葡萄牙打回西班牙。而且薩拉查還幫助國民軍從海外獲取武器裝備，因此，國民軍稱里斯本為“卡斯提爾港”。后來，佛朗哥在接受《費加羅報》采訪時盛贊薩拉查：“我所知道的最完美、最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就是薩拉查。我認為他的智慧，他的政治意識和他的謙卑是一個非凡的人格。他唯一的缺點可能就是有的時候太過于謙虛了。”
1936年9月8日，里斯本爆發了一場海軍起義。兩艘葡萄牙海軍艦艇的船員叛變了。這些水手隸屬于共產黨，他們把自己的軍官關了起來，并試圖將船只駛出里斯本，這是為了加入在西班牙作戰的西班牙共和軍。薩拉查下令用炮火摧毀這些船只。第二天，所有公務員都必須宣誓效忠，并且嚴格審查。每一個政府官員都被迫宣布他拋棄了共產主義。反共運動旨在鏟除共產主義，但包括了支持民主的反對派。這些在這場起義中被定罪的水手，是第一批被送到由薩拉查在佛得角群島建立的塔拉法爾集中營關押政治犯的人。這個集中營被稱為“緩慢死亡集中營”，數十名政治犯（大部分是共產主義者，但也有其他意識形態的追隨者）被囚禁在極端炎熱、不人道、不健康的條件下，最終死亡。
1938年1月，薩拉查任命特奧托尼奧·佩雷拉為葡萄牙政府與佛朗哥政府的特別聯絡員，他在佛朗哥政府中獲得了很高的聲望和影響力。1938年4月，佩雷拉正式成為葡萄牙駐西班牙大使，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直擔任這個職位。
就在西班牙內戰結束的前幾天，即1939年3月1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簽署了《伊比利亞條約》，這是一項互不侵犯條約，標志著伊比利亞關系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佛朗哥和薩拉查之間的會晤在這一新的政治安排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事實證明，該條約是將伊比利亞半島排除在希特勒大陸體系之外的決定性工具。
該政權的激進主義自然招致反對。恩伊迪奧·桑塔納是冶金家全國聯盟的創始人，他是一個參與反對獨裁的秘密活動的無政府集團主義者，企圖于1937年7月4日暗殺薩拉查。薩拉查當時正在前往里斯本巴博薩杜博凱奇大道一個朋友家的私人教堂做彌撒的路上。當他走出他的別克豪華轎車時，一個藏在鐵盒子里的炸彈在離他只有遠的地方爆炸了。爆炸沒有傷到薩拉查，但他的司機卻變聾了。一年后，美國的主教們在一封公開信中一致表示，薩拉查沒死是“上帝的旨意”。官方的汽車被一輛克萊斯勒皇家裝甲汽車所取代。在警察的追捕下，恩伊迪奧·桑塔納逃到英國，在那里他被英國警方逮捕并被遣返回葡萄牙。隨后他被判處16年監禁。
薩拉查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艱難時期，葡萄牙在第一共和國時期參加了這場戰爭;在他執政期間，葡萄牙直到二戰結束都沒有卷入其中。薩拉查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葡萄牙中立而廣受贊譽。從1939年戰爭一開始，薩拉查就相信英國會損失慘重，但不會被打敗，美國將會介入這場沖突，盟軍將會獲勝。美國記者亨利·泰勒評論道：“我找不到另一位與他意見一致的歐洲大陸領導人。”
1934年，也就是戰爭開始的前幾年，薩拉查在一次官方演講中澄清，葡萄牙的民族主義并不包括“將一個民族或帝國神化的異教理想和反人類的理論”。1937年，薩拉查再次出版了一本書，在書中他批評了1935年在德國通過的紐倫堡法案，認為德國的民族主義“因明顯的種族特征而起皺”，并強加了“法律觀點，公民和主體之間的區別——這可能會帶來危險的后果。”
薩拉查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勝利意味著法治的災難，也意味著像葡萄牙這樣的邊緣農業國家的災難。”薩拉查不喜歡德國的納粹政權及其帝國野心，只是因為他認為德意志帝國是抵御共產主義蔓延的堡壘，而不是一個盟友。出于對共產主義入侵葡萄牙的擔憂，他曾支持西班牙民族主義事業，但他對西班牙政府與軸心國建立緊密聯系的前景感到不安。因此，薩拉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葡萄牙的中立政策包括一個戰略組成部分。這個國家仍然擁有海外領土，葡萄牙無法抵御軍事攻擊。與軸心國結盟將使葡萄牙與英國發生沖突，很可能導致其殖民地的喪失，而與盟國結盟則可能危及祖國大陸的安全。作為保持中立的代價，葡萄牙繼續向軸心國（部分經由瑞士）和盟國出口鎢和其他商品。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葡萄牙政府宣布，有600年歷史的英葡同盟仍然完整，但由于英國沒有尋求葡萄牙的援助，葡萄牙可以在戰爭中保持中立，并將這樣做。在1939年9月5日的一份備忘錄中，英國政府確認了這一諒解。
英國戰略家認為葡萄牙的非好戰性是“阻止西班牙加入軸心國戰爭的關鍵”。1940年5月15日，英國承認了薩拉查的重要作用，當時牛津大學注冊主任道格拉斯·維爾通知他，牛津大學“在上周一的會議上一致決定，邀請你（薩拉查）接受名譽民法博士學位”。《生活》雜志1940年7月的同一篇文章贊揚了薩拉查為葡萄牙所做的工作，文章評論道：“今年，葡萄牙幾百年來第一次對美國很重要。它是美國和歐洲之間所有人員、信息和外交交流的渠道。這場戰爭切斷了葡萄牙與北歐的交往，使葡萄牙成為地理上的理想國——不再是歐洲的一個遙遠的角落，而是歐洲的門戶。”1940年9月，溫斯頓·丘吉爾寫信給薩拉查，祝賀他將葡萄牙排除在戰爭之外的政策，聲稱“在英葡聯盟的許多世紀中，英國和葡萄牙的利益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總是一致的。”1940年至1944年擔任英國駐馬德里大使的塞繆爾·霍爾爵士認識到薩拉查在二戰期間保持伊比利亞半島中立的關鍵作用，并為此稱贊了他。霍爾斷言，“薩拉查憎恨希特勒和他的所有作品”，他的社團主義國家從根本上不同于納粹或法西斯國家，薩拉查從不懷疑他想打敗納粹的愿望。歷史學家卡爾頓·海斯是民族主義研究領域的先驅專家，二戰期間曾任美國駐西班牙大使。他親自會見了薩拉查，并贊揚了他，表達了與霍爾在《戰時西班牙使命》一書中類似的觀點。1943年11月，英國駐里斯本大使羅納德·坎貝爾爵士轉述薩拉查的話寫道，“嚴格的中立是盟國為從葡萄牙的中立中獲得戰略利益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她的中立不是嚴格的，而是厚此薄彼的，西班牙將不可避免地全身心投入德國的懷抱。”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半島就會被占領，然后是北非，結果整個戰爭進程就會向有利于軸心國的方向轉變。”
在亞速爾群島的皇家空軍海岸司令部。
羅納德·坎貝爾爵士認為薩拉查從根本上忠于英葡同盟。1943年5月，在代號為“三叉戟”的第三次華盛頓會議上，與會者一致同意占領亞速爾群島（“敏捷行動”）。英國大使對美國國務院的建議作出的反應是，“在目前這個關鍵時刻，這么做是尤其不合時宜和令人費解的。”他回顧說，在戰爭開始時，薩拉查在得到英國同意的情況下保持中立，并表示，“如果是出于極其必要的理由，他（薩拉查）將做出正確的響應”。英國大使是正確的，當英國在1943年8月請求在亞述爾群島建立軍事基地設施時，薩拉查以聯盟的名義作出了積極和迅速的反應：葡萄牙允許建立這些基地，允許英國使用奧爾塔和蓬塔德爾加達的亞述蘭港口，以及拉杰斯菲爾德和桑塔納菲爾德的機場。從1943年11月英國獲得亞速爾群島的使用權，到1945年6月，8689架美國飛機從拉杰斯起飛，包括1200架B-17和B-24轟炸機飛越大西洋。貨機將重要的人員和設備運往北非、英國，以及在盟軍在西歐站穩腳跟后運往巴黎附近的奧利機場。從歐洲返回的航班運載著受傷的軍人。拉杰斯的醫務人員在前往美國進行醫療護理和康復的途中進行了大約3萬次空中撤離。使用拉杰斯機場將巴西和西非之間的飛行時間從70小時減少到40小時，這一效率的提升使飛機飛越的次數幾乎增加了一倍，清楚地表明了戰爭期間亞速爾群島的地理價值。英國外交官喬治·倫德爾爵士表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盟友的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遠比薩拉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為中立國的好得多”。
葡萄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保持中立的主要原因是戰略上的，并且符合英葡聯盟的總體目標。葡萄牙發揮的這一作用不大，但由于一些復雜的原因，它使得葡萄牙營救了大量戰爭難民。
葡萄牙官方的民族主義并非基于種族或生理原因。薩拉查認為，葡萄牙民族主義并沒有美化一個種族，因為這種觀念是異教的，是反人類的。193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如何建立一個國家》的書，在書中他批評了納粹德國紐倫堡法案背后的哲學理想。1938年，他給葡萄牙駐柏林大使館發了一份電報，命令德國明確葡萄牙法律不允許有任何種族歧視，因此葡萄牙籍猶太公民不能受到歧視。前一年，阿道夫·貝納魯斯出版了一本書，贊揚葡萄牙沒有反猶主義。他是COMASSIS的名譽主席，也是里斯本猶太人社區的領袖。2011年，亞德·瓦謝姆歷史學家阿夫拉罕·米爾格拉姆表示，現代反猶太主義“連在葡萄牙的立足點都沒有”，而在20世紀初的歐洲，它在其它地方發展得相當厲害。
1940年6月26日，在法國向德國投降的四天后，薩拉查授權位于巴黎的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將其總部遷至里斯本。根據里斯本猶太人社區的說法，薩拉查非常尊重里斯本猶太人社區的領導人莫伊塞斯·本薩巴特·阿姆扎拉克，并允許阿姆扎拉克在獲得薩拉查同意的基礎上發揮重要作用。
位于馬德拉的紀念直布羅陀人撤離的紀念碑
1940年7月，由于預計納粹德國即將對直布羅陀發動攻擊，因此直布羅陀平民被疏散。當時，葡萄牙的馬德拉同意收容大約2 500名直布羅陀難民，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他們于1940年7月21日至8月13日抵達豐沙爾，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戰爭結束。
葡萄牙，尤其是里斯本，是最后幾個歐洲人前往美國的出口點之一，大量難民在葡萄牙找到了避難所。葡萄牙駐波爾多總領事阿里斯蒂德·德·蘇薩·門德斯幫助了幾個人，他的行為并不是個例，還有許多葡萄牙的領事官員也曾參與救人。違反指令簽發簽證在歐洲各地的葡萄牙領事館非常普遍，盡管有些簽發得到了薩拉查的支持。1944年，葡萄牙駐布達佩斯大使卡洛斯·桑帕約·加里多幫助了大約1000名匈牙利猶太人。他租用房屋和公寓來庇護難民免受納粹德國及匈牙利王國的驅逐和屠殺。1944年4月28日，蓋世太保突襲了大使的家并逮捕了他的客人。大使也被逮捕。但他據理力爭，以外交公干的治外法權為理由釋放了他的客人。2010年，加里多被亞德·瓦謝姆認為這種行為是正義的。其他在戰爭中拯救猶太人的葡萄牙人包括弗朗西斯科·波拉·萊特·平托教授，他拯救了莫伊塞斯·本薩巴特·阿姆扎拉克。阿姆扎拉克是一位忠誠的猶太人，也是薩拉查的支持者，從1926年到1978年，他領導里斯本猶太人社區長達52年。
1944年7月20日暗殺阿道夫·希特勒的陰謀發生后，包括阿勃維爾員工在內的大批持不同政見者在葡萄牙尋求庇護。直到1942年底，移民都受到嚴格限制。在某些情況下，如果難民被懷疑不是希望通過葡萄牙過境抵達目的地，而是希望留在葡萄牙，那么領事館需要得到里斯本的事先批準。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國籍不明或有爭議的外國人、無國籍個人、俄羅斯人以及被驅逐出其原籍國的猶太人身上。其他前往美洲的難民被允許利用這個國家作為逃跑路線。以這種方式利用葡萄牙作為逃生路線的名人名單相當廣泛。埃里希·瑪麗亞·雷馬克的小說《里斯本之夜》虛構了歐洲政治難民在這個時代通過葡萄牙尋求逃離納粹主義的經歷，情節著重描寫了許多人在獲得離開所需的文件和資金時遇到的困難。
據估計，戰爭期間從葡萄牙逃離的難民人數在幾十萬到100萬之間，這個數字很大，因為當時葡萄牙的人口大約有600萬。戰后，葡萄牙繼續歡迎和支持難民避難。在葡萄牙明愛組織從1947年到1952年組織的一次行動中，5500名奧地利兒童，其中大部分是孤兒，由火車從維也納運送到里斯本，然后送到葡萄牙家庭的寄養中心。
不僅僅是難民，許多在二戰時和希特勒同一陣營的人也得到了葡萄牙的庇護，比如匈牙利王國攝政王霍爾蒂·米克洛什，在企圖和盟軍停戰卻被德國發現推翻了他並佔領匈牙利全境，以及他在戰后為了躲避制裁也逃往葡萄牙，最終得以在葡萄牙安家。
盡管薩拉查政權的審查制度和不人道的監禁了政治犯以壓制不同意見，《生活》雜志于1940年7月卻表達了對薩拉查的認可，描述他是一個“仁慈的統治者”，雜志補充說：“薩拉查沒有野心，他在軍隊的要求下接受了獨裁統治，并以人民的意愿維持著它。（…）薩拉查的獨裁統治是隨和的、家長式的，敵人擁有廣泛的言論自由。（…）民主的支持者們可能會譴責薩拉查是個獨裁者，但他們不能否認，在共和國統治下，葡萄牙把自己弄得一團糟，薩拉查把葡萄牙從混亂中拉了出來。”《國家地理》雜志的一名記者對他在里斯本所享有的自由感到驚訝，他說，這種程度的自由在歐洲其他任何一個首都都無法享有。
1945年10月，薩拉查宣布了一項自由化計劃，旨在恢復在西班牙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受到壓制的公民權利，以期改善他的政權在西方世界的形象。這些措施包括議會選舉、普遍的政治大赦、恢復新聞自由、減少法律鎮壓和承諾實行人身保護令的權利。該政權開始圍繞一個廣泛的聯盟組織起來，這個聯盟就是民主統一運動（MUD），其成員從極端天主教徒和極右分子到葡萄牙共產黨都有。最初，民主統一運動是由溫和的反對派控制的，但它很快就受到了共產黨的強烈影響，共產黨控制了它的青年團。在領導層中有幾名共產黨人，其中包括奧克塔維奧·帕托、薩爾加多·贊哈、馬里奧·蘇亞雷斯、朱利奧·波馬和馬里奧·薩克拉門托。在此影響下，經過幾波鎮壓，1948年政府宣布MUD為非法的。暫時取消的限制后來又逐漸恢復。
隨著冷戰的開始，薩拉查的新國家政體仍保持著嚴格的專制主義。薩拉查之所以能夠穩定掌權，是因為公眾對1926年之前葡萄牙人生活的混亂記憶猶新。然而，到了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對這種不穩定沒有集體記憶的新一代。最明顯的跡象就是1958年的葡萄牙總統選舉。大多數中立觀察員認為，如果選舉公平進行，民主反對派的候選人溫貝托·德爾加多將擊敗薩拉查政權的候選人阿梅里科·托馬斯。德爾加多很清楚，從理論上講，總統解雇總理的權力是對薩拉查權力的唯一制衡。他有句名言：如果當選，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雇薩拉查。德爾加多能夠從政治光譜廣泛的反對派中獲得支持。他的支持者中有一些有爭議的人物，比如新聞活動經理弗朗西斯科·羅洛·普雷托，他是前納粹同情者，也是“藍衫軍”的前領導人，在20世紀30年代被薩拉查流放。官方數據顯示，德爾加多獲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總數約為100萬，遠遠落后于托馬斯。不過即使如此，薩拉查對這一事件非常震驚，他推動了一項憲法修正案，將總統的選舉權移交給兩個議會機構，這兩個議會機構都在他的牢牢控制之下。德爾加多被葡萄牙軍隊驅逐，并在巴西大使館避難，之后流亡國外。他被驅逐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巴西和后來的阿爾及利亞度過的。后來，在1965年，他被秘密警察誘騙到邊境城鎮奧利文薩附近。德爾加多和他的巴西秘書在試圖秘密進入葡萄牙時被殺。一份官方聲明聲稱，德爾加多是在自衛時被開槍打死的，盡管當時德爾加多手無寸鐵;他的秘書則是被勒死的。
1968年，薩拉查在洗澡時跌倒，結果腦溢血。托馬斯總統在聽取了各種專家的意見后，有些勉強地任命馬塞洛·卡丹奴接替他的職位。盡管受了傷，薩拉查還是又活了兩年。當他出乎意料地恢復清醒時，他的密友沒有告訴他他已經被剝奪了權力的事情，而是假裝他還在統治，直到1970年7月去世。
薩拉查的職位
投票數（包含無效票）
在君主政體和葡萄牙第一共和國的最后幾年里，葡萄牙政府曾試圖獲得對非洲領土進行更牢固的控制。政府將自己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原因之一是為了保衛非洲帝國，殖民地被認為是國家身份的一部分。
葡萄牙在非洲的海外領土（1933-1974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是迄今為止最大的領土
在擔任總理之前，薩拉查曾短暫擔任殖民地部長，在此期間，他起草了《1930年殖民法案》，該法案將海外領土的管理集中在他自己的體系中，并宣布有必要將土著民族引入西方文明。同化他們是主要目標，除了大西洋殖民地佛得角（被視為葡萄牙的延伸）和亞洲殖民地印度和澳門（被視為有自己的“文明”形式）。與薩拉查任職之前一樣，土著人民和其他公民之間繼續存在著明顯的法律區別- -后者主要是歐洲人、一些克里奧爾精英和少數非洲黑人。為適應土著社區的部落傳統，他制定了一項特別法規。在理論上，允許當地人逐漸融入葡萄牙文化和公民身份，而在現實中，被同化的非洲人口的比例從未達到百分之一。
1945年，葡萄牙仍然擁有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包括佛得角、圣多美普林西比、安哥拉（包括卡賓達）、葡屬幾內亞和非洲的莫桑比克;南亞的葡屬印度;澳門和遠東的東帝汶。薩拉查希望葡萄牙在國際上發揮作用，而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使他的理想成為可能。
1947年，葡萄牙國會議員恩里克·加爾沃上尉提交了一份報告，披露了葡萄牙在非洲殖民地的強迫勞動和不穩定的醫療服務狀況。它說，當地人只是被當作馱獸。加爾沃上尉勇敢的報告最終導致了他的垮臺，1952年，他因為顛覆活動被捕。雖然《土著法令》為土著居民獲得葡萄牙公民身份設定了標準，直到1961年被廢除，但殖民地的土著居民的生存條件仍然嚴酷，在其政策下，他們的法律地位低下。根據殖民法案，非洲原住民可以被迫工作。通過要求所有非洲男性用葡萄牙貨幣繳稅，政府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即在任何一年之內，很大比例的時間男性只能通過為殖民地雇主工作來獲得支付稅款所需的硬幣。實際上，這使得葡萄牙定居者能夠大規模使用強迫勞動，經常導致可怕的虐待。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殖民制度受到越來越多的譴責，20世紀50年代初，英國開始了非殖民化進程。比利時和法國也緊隨其后。與其他歐洲殖民列強不同，薩拉查試圖抵制這股潮流，維護帝國的完整。
為了證明葡萄牙的殖民政策和所謂的文明使命是正確的，薩拉查最終采納了吉爾伯托·弗雷的熱帶葡萄牙主義理論，該理論認為，葡萄牙人有一種特殊的天賦，能夠適應熱帶地區的環境、文化和生活，以建立和諧的多種族社會。長期以來，這種觀點一直受到批評，尤其是著名的殖民帝國歷史學家查爾斯·R·博克瑟更是譴責這種行為。
總的來說，葡萄牙社會對葡萄牙殖民帝國的捍衛有廣泛共識。薩拉查的大多數政治對手（除了葡萄牙共產黨）也強烈支持殖民主義政策。曾經擔任殖民地部長的若昂·洛佩斯·蘇亞雷斯（馬里奧·蘇亞雷斯的父親）、馬里奧·蘇亞雷斯支持的反對黨領袖諾頓·德·馬托斯將軍和薩拉查的著名對手安東尼奧·塞爾吉奧都是這種觀點。
薩拉查不愿出國旅行，他越來越堅決地不承認殖民地的獨立，他拒絕承認他的政權不可能比他活得長，這些都是他任期的最后幾年的標志。“驕傲地孤獨”是他最后十年的座右銘。對于葡萄牙政權來說，海外帝國是一個國家身份的問題。
葡萄牙士兵在安哥拉巡邏
20世紀60年代，武裝革命運動和分散的游擊隊活動到達了莫桑比克、安哥拉和葡屬幾內亞。除了在葡屬幾內亞，葡萄牙陸軍和海軍部隊能夠通過使用輕步兵、民兵和特種作戰部隊的精心策劃的反叛亂戰役有效地鎮壓大多數叛亂。盡管早期取得了軍事上的成功，但弗朗西斯科·達·科斯塔·戈梅斯上校很快指出，葡萄牙的殖民問題不可能有永久的軍事解決辦法。1961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胡利奧·博特略·莫尼茲將軍試圖通過憲法“政變”說服總統阿梅里奧·托馬斯將年邁的薩拉查從總理職位上撤下。博特略·莫尼茲最終被免除了政府職務。盡管如此，他的政治盟友弗朗西斯科·達科斯塔·戈梅斯還是被允許在《大眾日報》（Diario Popular）上發表一封信，重申他的觀點，即在非洲采取軍事解決方案是不長久的。
20世紀60年代，由于葡萄牙的殖民政策，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排斥葡萄牙政府，尤其是新近獨立的非洲國家。在國內，包括商業、軍事、知識分子和教會在內的葡萄牙精英派系開始挑戰薩拉查和他的政策。后來，盡管馬塞洛·卡丹奴提出了開放政權的初步建議，但他不愿結束殖民戰爭，因此國際社會大多數人都對此表示譴責。康乃馨革命使殖民地能夠獨立，隨后的權力真空導致1975年新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成立，特別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國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國，它們迅速開始驅逐其所有葡萄牙白人公民。這導致了一百多萬葡萄牙人成為赤貧的難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葡萄牙剩下的殖民地中，果阿是第一個失去的。一場短暫的沖突讓全世界對葡萄牙褒貶不一。在印度，由于其地理位置，這一行動在歷史上被看作是對印度領土的解放，而葡萄牙則認為這是對其國家領土和其公民的侵略。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獲得獨立后，英國和法國在這個新國家撤出了他們的殖民地。隨后，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啟動了尋找果阿問題外交解決方案的程序。葡萄牙人自1510年以來一直在果阿，而獨立的印度剛剛建立。尼赫魯認為，無論以何種標準來衡量，果阿邦都是印度人，而且果阿邦是一個被種族主義和法西斯殖民政權無情統治的殖民地，用他的名言來說，“只是印度表面上的一個小疙瘩”。薩拉查堅持認為，盡管果阿邦的地理位置和葡萄牙政治制度的性質不同，但它是葡萄牙的一個省，就像阿爾加維省一樣，是葡萄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薩拉查進一步聲稱，沒有任何地方的果阿人認為或稱自己為印度人，而是認為自己是果阿的葡萄牙人，而果阿人在葡萄牙立法機構中有代表;事實上，有些人已經升到政府和葡萄牙大學的最高管理階層。戈恩人擁有葡萄牙公民的充分權利，因此可以進入所有政府職位，并能夠在葡萄牙領土的任何地方謀生。
在薩拉查和尼赫魯的辯論中，果阿邦人似乎對任何一種立場都無動于衷，果阿邦沒有對葡萄牙政權不滿的跡象。來自《紐約時報》記者的報道顯示，不僅果阿邦的居民對印度主權的前景不感興趣，就連散居海外的印度人也不像印度政府所暗示的那樣充滿信心。
由于印度的軍事行動迫在眉睫，薩拉查命令總督曼紐爾·瓦薩洛·席爾瓦戰斗到最后一人，并采取焦土政策。最終，印度在1961年12月發起了維杰行動，將葡萄牙從果阿和達曼-第烏驅逐出去。31名葡萄牙士兵在行動中陣亡，葡萄牙阿爾伯克基的阿方索號通報艦被摧毀，瓦薩洛·E·席爾瓦將軍投降。薩拉查因這位將軍不服從命令戰斗到最后一人并向印度軍隊投降而將他驅逐出境。
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巴基斯坦、法國、荷蘭、西班牙和德國西部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和官方發言人發表聲明，譴責印度在果阿、達曼和迪烏使用武力。另一方面，蘇聯和所有蘇聯集團國家、南斯拉夫、阿拉伯國家、加納、錫蘭和印度尼西亞都表示完全支持印度的行動。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史蒂文森指責印度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第二條規定的最基本原則之一。另一方面，蘇聯駐聯合國大使瓦勒里安·佐林堅持認為，果阿邦問題完全在印度的國內管轄范圍內，不應由安全理事會審議。
薩拉查是羅德西亞總理伊恩·史密斯的密友。1965年羅得西亞宣布從英國獨立后，葡萄牙通過鄰國葡屬莫桑比克在經濟和軍事上支持它，直到1975年，盡管葡萄牙從未正式承認這個由少數白人精英統治的國家。1975年，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在同由康乃馨革命建立的新葡萄牙政權進行談判后接管了莫桑比克的統治。伊恩·史密斯后來在他的傳記《偉大的背叛》中寫道，如果薩拉查在位的時間比他還長，羅得西亞政府就會一直存在到今天，由一個名為津巴布韋羅得西亞的黑人多數政府統治。
杜魯門總統與葡萄牙大使特奧托尼奧·佩雷拉簽署了北大西洋公約。
盡管該政權具有獨裁性質，但葡萄牙并沒有經歷像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那樣的國際孤立。與西班牙不同，薩拉查領導下的葡萄牙接受了馬歇爾計劃，作為回報，它在戰爭的最后階段向盟國提供了援助。此外，與西班牙不同的是，葡萄牙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12個創始成員國之一，這反映出盡管葡萄牙是唯一的非民主創始國，但它在冷戰期間仍是對抗共產主義的盟友。1950年，葡萄牙加入了歐洲支付聯盟， 1960年和1961年分別參與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立。它在1962年加入關稅和貿易總協定，最后，葡萄牙在1972年與歐洲經濟共同體簽署了一項自由貿易協定，仍然是在新國家政體的主持下。
雖然第一共和國的激進分子把教育作為他們的標志性事業之一，但證據表明，在擴大基礎教育方面，更加民主的第一共和國不如專制的新國家政體成功。在第一共和國時期，7至14歲兒童的識字率從1911年的26%小幅增加到1930年的33%。而在新國家政體, 7至14歲兒童的識字水平在1940年增加到56%，1950年增加到77%，1960年增加到97%。
新國家政體時期小學的必要元素:一個十字架和總理薩拉查和總統阿梅里科·托馬斯的畫像。
在薩拉查治下，小學的數量從1927年的7000所增加到1940年的10000所。在第一共和國的二十年里，文盲率只下降了9%，而在薩拉查統治的二十年里，文盲率下降了21%，從1930年的61.8%下降到1950年的40.4%。1940年，政府慶祝葡萄牙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大多數人都能讀寫的情況。
1952年啟動了一項多管齊下的“普及教育計劃”，旨在最終掃除文盲，并讓學齡兒童入學。該計劃包括對不遵守規定的父母處以罰款，并嚴格執行。到20世紀50年代末，葡萄牙成功地將自己從文盲的深淵中拉了出來，學齡兒童的文盲幾乎消失了。
7–14歲兒童
20世紀60年代，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海外省份建立了大學（羅安達大學和洛倫索馬奎斯大學）。1971年，葡萄牙政府承認了葡萄牙天主教大學的合法地位，并于1973年在葡萄牙大陸建立了幾所國立大學（米尼奧大學、新里斯本大學、埃武拉大學和阿威羅大學）。此外，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的歷史悠久的大學也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和現代化。新的建筑和校園被建造，如位于里斯本的大學城和位于科英布拉的阿爾塔大學。
從20世紀60年代到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新國家政體的最后20年的特點是對中學和大學教育的大力投資，這經是葡萄牙歷史上教育增長率最快的歷史時期之一。
在經歷了葡萄牙第一共和國政治動蕩和金融混亂的歲月之后，金融穩定是薩拉查最優先考慮的事情。作為內閣成員，他第一次涉足葡萄牙政治是在國家獨裁時期，當時葡萄牙的公共財政和經濟總體上處于危急狀態，至少從19世紀90年代葡萄牙王國時期開始就面臨著債務違約的威脅。薩拉查成為總理后，為了平衡葡萄牙的預算和償還外債，他征收了大量的稅收。薩拉查的第一年以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標志。因此，他統治的第一個時代是一個基于自給自足和干涉主義政策的經濟計劃，作為對大蕭條的回應，這種政策在20世紀30年代很流行。在薩拉查的領導下，從1928年起，葡萄牙的預算從資不抵債變成了每年都有可觀的盈余。葡萄牙在國外市場上的信用價值上升，外部流動債務得到償還。然而，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葡萄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不發達，其人口相對貧窮，教育程度較低。
薩拉查，1939年，50歲
保守派的葡萄牙學者，如像杰米·諾蓋拉·平托和芮·拉莫斯聲稱薩拉查早期的改革和政策使得政治和金融穩定，因此社會秩序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左翼政治家費爾南多·羅薩斯等歷史學家聲稱，薩拉查從上世紀30年代到50年代的政策導致了經濟和社會停滯，以及大量人口流出，使葡萄牙成為歐洲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情況發生了變化，甚至左翼歷史學家也承認，“整個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工業增長總體上是相當積極的，考慮到葡萄牙的基本國情，一個更有創造力的自由政權可能只會略微改善一點”。
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薩拉查對經濟政策保持同樣的進口替代方針，這種方針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確保了葡萄牙的中立地位。從1950年到薩拉查去世，葡萄牙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均5.7%的速度增長。上世紀60年代初，擁有經濟學和技術工業專業背景的新技術官僚的崛起，導致了一個新的經濟培育時期，葡萄牙成為一個對國際投資具有吸引力的國家。整個1960年代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將繼續下去。在薩拉查任職期間，葡萄牙于1960年參加了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的成立，并于1961年參加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成立。在1960年代初，葡萄牙還加入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貿總協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標志著薩拉查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的開始。葡萄牙的對外貿易出口增長了52%，進口增長了40%。1960年至1973年的經濟增長和資本形成水平的特點是，GDP（6.9%）、工業生產（9%）、私人消費（6.5%）和固定資本形成總額（7.8%）的年增長率都是空前強勁的。
盡管在非洲領土上對游擊隊進行了代價高昂的戰爭投入，但葡萄牙在1960年至1973年期間的經濟增長為其與西歐發達經濟體的真正一體化創造了機會。1960年，葡萄牙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僅為歐洲共同體（EC-12）平均水平的38%;到1968年薩拉查執政結束時，這一比例已升至48%;1973年，在馬塞洛·卡丹奴的領導下，葡萄牙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歐盟12國平均水平的56.4%。
四十年來，葡萄牙是由一個在神學院受過教育的人統治的，他接受過一些不太重要的命令，并曾考慮成為一名司鐸。在接受財政部長一職之前，薩拉查曾與幾次天主教運動有聯系，并與曼紐爾·岡薩爾維斯·塞雷熱拉建立了非常親密的友誼，后者于1929年成為里斯本樞機主教。在科英布拉的大學期間，他們合住在一所名為“Os Grilos”的老修道院。
1929年7月，在薩拉查擔任財政部長的情況下，政府廢除了一項有利于組織宗教游行的法律。薩拉查向總理遞交了書面辭呈，他說：“閣下知道，我從未要求任何可能改善天主教徒法律地位的事情。”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給這個已經陷入困境的國家增加更多的麻煩，但他不能接受“對法律或前政府已經承認的對天主教或葡萄牙教會的權利的侵犯”。
里斯本大耶穌像
盡管他在掌權前就認同天主教游說團體，而且他的政治哲學基于對天主教社會教義的嚴密解釋，但在他執政的最初階段，他并沒有直接為宗教做任何事情。他想要避免第一共和國的分裂，他知道政治精英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是反教權的。教會和國家仍然是分開的。沒有人試圖建立神權政治。教會失去的財產從未恢復。
1932年，薩拉查宣布天主教政黨是不必要的，因為所有的政黨都將被鎮壓，他“邀請”其成員加入他自己的政治組織——國民聯盟。他認為，教會的角色應該是社會的，而不是政治的。作為回應，樞機主教塞雷熱拉于1933年創建了天主教政黨，并一直在為政治權力而戰，直到1934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告訴塞雷熱拉，他應該關注社會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在1933年的憲法中，第45條規定了所有宗教的公開和私人崇拜自由，以及根據法律和秩序準則建立教會組織和協會的權利。
薩拉查的政治理論以教宗的教義為基礎，并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在天主教世界獲得了極大的聲望。1936年，圣公會在一份田園詩中表達了對該政權的全力支持，次年葡萄牙天主教會領袖重申了這一立場。教宗庇護十二世說：“我衷心地祝福他，我最熱切地希望他能夠成功地完成他的民族復興工作，包括精神和物質方面的工作。”1938年，紐約天主教教區成立的福特漢姆大學授予薩拉查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薩拉查想讓教堂恢復到原來的地位，但也想讓教堂知道自己的地位并保留它。他明確表示，“國家將避免與教會進行政治交易，并確信教會將避免任何政治行動。”
1940年5月，葡萄牙政府和梵蒂岡簽署了一項協約。在簽署協議之前的談判中遇到了一些困難;教會仍然渴望重新建立它的影響力，而薩拉查同樣決心防止政治領域內的任何宗教干預，這是國家的專屬領域。議會共和國的立法沒有根本改變：學校的宗教教學仍然是自愿的，而民事婚姻和民事離婚得到保留，宗教誓言沒有重新確立。主教是由羅馬教廷任命的，但是最終的提名需要得到政府的批準。神職人員要服兵役，但要對武裝部隊實行牧養，戰時還要對醫療單位實行牧養。教會可以建立和維持私立學校，但它們將受到國家的監督。天主教的宗教和道德將在公立學校教授，除非家長提出反對意見。信奉正統婚姻的天主教徒不允許進行民事離婚。該法律規定，“人們的理解是，正是慶祝一樁正統婚姻的事實，意味著配偶放棄了要求離婚的法律權利。”盡管有這一禁令，到1961年，全國近91%的婚姻是正統婚姻。
平托和雷佐拉認為，薩拉查用來穩定其政權的一個關鍵策略是通過《協約》與天主教達成協議。反教權主義將會受到打擊，教會將會在葡萄牙人的生活中獲得榮耀和中心地位。教會同意遠離政治，但它確實為成年人和年輕人運作了許多社會團體。教會的角色成為新國家“有限多元化”的主要支柱。
里斯本發現的紀念碑入口的側面，將阿維茲之劍展示在一個造型精美的十字架上，象征著帝國和信仰的成長。
盡管達成了這一里程碑式的協議，葡萄牙的教會-國家關系和教會間關系在20世紀40年代仍然存在一些緊張。著名的反對派牧師，如阿貝爾·瓦茲姆和約阿金·阿爾維斯·科雷亞，在1945年公開支持MUD，并要求給予工人更多的社會權利。阿貝爾·瓦齊姆是該政權的支持者，但是他攻擊薩拉查和他對社團主義國家的天主教信仰的主張，認為該政權不忠實于天主教的社會教義，因為人民處于貧困之中。這導致了瓦爾齊姆的報紙《工人報》于1948年停刊。在他的個人日記中，他寫道：“在葡萄牙，薩拉查的國家統治教會”。喬奎姆·阿爾維斯·科雷亞被迫流亡美國，于1951年去世。1958年總統選舉的反對派候選人溫貝托·德爾加多是一名羅馬天主教徒，也是該政權的異見者。他引用教宗庇護十二世的話來說明該政權的社會政策是如何與教會的社會教義相違背的。同一年，1958年7月，薩拉查受到波爾圖主教安東尼奧·費雷拉·戈梅斯的嚴重打擊。戈梅斯給委員會主席寫了一封批評性的信，批評對人權的限制，并譴責葡萄牙的貧困狀況。他說，現在是教會走出墓穴，說出自己想法的時候了。薩拉查對此非常憤怒。主教雖然沒有被正式流放，但他決定離開這個國家，似乎里斯本向羅馬明確表示，主教在葡萄牙的存在是不合適的。
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后，大量天主教徒開始積極參與民主反對派。分別于1961年3月、1963年1月和1964年9月在安哥拉、幾內亞和莫桑比克爆發的殖民戰爭加劇了天主教部門內部沿著進步主義和傳統主義路線的分歧。1964年12月，教宗決定前往孟買參加圣餐大會，這對這位葡萄牙政府首腦來說，無異于對整個國家的直接侮辱。自1961年12月以來，這位葡萄牙政府首腦將印度一直視為非法占領果阿的敵人。1964年10月，外交部長弗朗哥·諾蓋拉正式將此次訪問定義為“歡迎會”。
與教宗訪問印度直接相關的是，在教宗訪問葡萄牙之前發生的第二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1965年5月13日，金色玫瑰被歸為法蒂瑪圣所所有。保羅六世于1967年5月3日正式宣布，他打算參加第一次報道的法蒂瑪顯靈50周年慶祝活動，這也是庇護十二世將世界獻給圣母無玷圣心瑪利亞的第二十五周年紀念活動。從一開始，他就盡一切努力消除這次訪問的政治意義。這次朝圣被限制在法蒂瑪，而且只有一天，而不是里斯本，教宗使用的是蒙特雷空軍基地，而不是里斯本機場，這將賦予這次朝圣更多的官方性質。
在葡萄牙，除天主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很少或沒有什么訴求。在薩拉查的新國家政體期間，沒有歧視猶太和新教少數群體的問題，普世運動蓬勃發展。
在埃斯波森迪的阿茲勒赫瓷磚畫上印有薩拉查的一句名言
葡萄牙文學歷史學家安東尼奧·何塞·薩萊瓦是一名共產主義者，也是薩拉查的終身政治對手。他聲稱，讀過薩拉查的演講和筆記的人，會被其清晰簡潔的風格所折服。薩萊瓦認為，薩拉查的散文在葡萄牙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只有政治上的障礙使其失去了這一地位。薩萊瓦說，薩拉查的文章寫得很清晰，就像17世紀的偉大散文一樣，掃除了那些經常掩蓋葡萄牙學者散文的干擾和馬虎。
薩拉查出版了《如何建立一個國家》（Como se Levanta um Estado）和《如何重建一個國家》（Como se Reergue um Estado）兩本書，并且在書中他批評了紐倫堡法案背后的哲學理想。
1968年，薩拉查腦溢血。大多數消息來源認為，這一事件發生在他從避暑別墅的椅子上摔下來的時候。然而，在2009年2月，一些匿名證人在對薩拉查最為保守的秘密進行調查后承認，他是在洗澡時摔倒的，而不是從椅子上摔下來的。總統托馬斯相信這位79歲的總理將在秋天后不久去世，于是解雇了薩拉查，由馬塞洛·卡丹奴代之。盡管受了傷，薩拉查還是又活了兩年。當他出乎意料地恢復清醒時，他的密友沒有告訴他他已經被剝奪了權力，而是假裝他還在統治，直到1970年7月去世。
成千上萬的人在葬禮上，在杰羅尼莫斯修道院的安魂曲中，在運送棺木的專列的通道上，向他的家鄉維米耶羅致以最后的敬意。為了象征性地展示他對葡萄牙和殖民帝國的看法，有一段著名的影片記錄了幾名來自非洲和歐洲的葡萄牙人在他的葬禮上表達敬意的場景。
薩拉查（中間戴眼鏡者）觀察埃德加·卡多佐設計的圣克拉拉大橋的模型。它位于科英布拉，于1954年竣工。
由于薩拉查的長期統治，對他做出客觀評價是困難的。有人認為認為他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葡萄牙的救世主和基督教政治哲學的倡導者，也有人認為他是一個有法西斯傾向的獨裁者，阻礙了葡萄牙的民主進程。
歷史學家湯姆·加拉格爾在1983年批評了薩拉查的過度承諾，他寫道，“1938年，薩拉查告訴安東尼奧·費羅，‘我估計在五年內，這個國家的每個孩子都將有機會閱讀和寫作。’他的真正政策早在六年前就已經顯露出來了，當時他明確表示，‘我認為創造精英比教會人們閱讀的必要性更緊迫’。”然而，在2018年的回顧中，加拉格爾認為薩拉查將葡萄牙的重點放在了家庭、當地社區和天主教信仰的保守價值觀上。他拒絕了法國大革命中的世俗主義和反教權主義，后者在城市里很有勢力，但在農村地區卻很弱。歐洲其他國家政府的負面特征并不普遍。他從來沒有聲稱純葡萄牙血統的優越性。沒有反猶主義政策，他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人們強調的是宗教，但主教和教宗必須在他平靜控制的體系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而不是大吹大擂或魅力四射。民族主義被用作建立一個巨大的全球帝國的主要理由，這個帝國比法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的帝國存在的時間要長得多。薩拉查還成功地利用民族自豪感戰勝了地方主義和在1930年以前長期困擾這個國家的痛苦的派系主義。他的聯盟將君主主義者、溫和的共和黨人、商人、教會人士、土地所有者和軍隊聚集在一起。這些團體都明白，只有在他的領導下，他們的特權才能得到保障。他相信穩定而不是民主，但葡萄牙仍然貧窮，因為歐洲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蓬勃發展。為了爭奪對許多殖民地的控制權，他在士兵身上花了大量的錢，盡管這是一場必敗的戰役。到這時，老人自己的聲望和地位都在下降。他總是拒絕現代化、進步和自由主義等目標，而喜歡傳統、穩定和保守主義，直到21世紀，他的崇拜者仍在重復這些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