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Hippeastrum mauroi Campos-Rocha & Dutilh
* ''Hippeastrum menesesii R.Vásquez & R.Lara
* ''Hippeastrum minasgerais'' (Traub) Meerow
* ''Hippeastrum miniatum'' (Ruiz & Pav.) Herb.
* ''Hippeastrum mollevillquense'' (Cárdenas) Van Scheepen
* ''Hippeastrum monanthum'' (Ravenna) Meerow
* ''Hippeastrum morelianum'' Lem.
* ''Hippeastrum nelsonii'' (Cárdenas) Van Scheepen
* ''Hippeastrum oconequense'' (Traub) H.E.Moore
* ''Hippeastrum organense'' Hook.
* ''Hippeastrum papilio'' (Ravenna) Van Scheepen
* ''Hippeastrum paquichanum'' (Cárdenas) Dutilh
* ''Hippeastrum paradisiacum'' (Ravenna) Meerow
* ''Hippeastrum paranaense'' (Traub) Meerow
* ''Hippeastrum pardinum'' (Hook.f.) Dombrain
* ''Hippeastrum pardinum'' J.J.Veitch, 1867
* ''Hippeastrum pardinum'' Lem.
* ''Hippeastrum parodii'' Hunz. & A.A.Cocucci
* ''Hippeastrum peruvianum'' Meerow & Campos-Rocha
* ''Hippeastrum petiolatum'' Pax
* ''Hippeastrum pseudopardinum'' (Cárdenas) R.Vásquez & R.Lara
* ''Hippeastrum psittacinum'' (Ker Gawl.) Herb.
* ''Hippeastrum puniceum'' (Lam.) Voss
* ''Hippeastrum ramboi'' R.E.Bastian & Büneker
* ''Hippeastrum regina-vittatum'' Herb.
* ''Hippeastrum reginae'' (L.) Herb.
* ''Hippeastrum reginae'' Linnaeus, 1759
* ''Hippeastrum reticulatum'' (L'Hér.) Herb.
* ''Hippeastrum robustum'' A.Dietr., 1852
* ''Hippeastrum roseoalbum'' R.S.Oliveira & Dutilh
* ''Hippeastrum rubropictum'' (Ravenna) Meerow
* ''Hippeastrum sanfranciscanum'' Dutilh & R.S.Oliveira
* ''Hippeastrum santacatarina'' (Traub) Dutilh
* ''Hippeastrum scopulorum'' Baker
* ''Hippeastrum starkiorum'' (I.S.Nelson & Traub) Van Scheepen
* ''Hippeastrum striatum'' (Lam.) H.E.Moore
* ''Hippeastrum stylosum'' Herb.
* ''Hippeastrum sylvatica'' Mart.
* ''Hippeastrum teyucuarense'' (Ravenna) Van Scheepen
* ''Hippeastrum traubii'' (Moldenke) H.E.Moore
* ''Hippeastrum umabisanum'' (Cárdenas) Meerow
* ''Hippeastrum unguiculata'' Mart.
* ''Hippeastrum vanleestenii'' (Traub) H.E.Moore
* ''Hippeastrum variegatum'' Gereau & Brako
* ''Hippeastrum verdianum'' Büneker & R.E.Bastian
* ''Hippeastrum viridiflorum'' Rusby
* ''Hippeastrum vittatum'' (L'Hér.) Herb.
* ''Hippeastrum wilsoniae'' L.J.Doran & F.W.Mey.
* ''Hippeastrum wilsonii'' L.J.Doran & F.W.Mey.
* ''Hippeastrum yungacense'' (Cárdenas & I.S.Nelson) Meerow
* ''Hippeastrum ×batemannii'' Herb. Herb.
* ''Hippeastrum ×benthamii'' Herb. Herb.
* ''Hippeastrum ×brookesii'' Herb. Herb.
* ''Hippeastrum ×gravianae'' M.Roem. M.Roem.
* ''Hippeastrum ×hendersonii''
* ''Hippeastrum ×hortorum'' Maatsch Maatsch
* ''Hippeastrum ×splendens'' Herb. Herb.
;歸入本屬的物種：
* ''Carlotea formosissimum'' Arruda
* ''Carlotea speciosa'' Arruda
* ''Moldenkea lateritia'' Traub
** see also ''Hortus Veitchii'', Messrs James Veitch and Sons
*  Digital edition by the University and State Library Düsseldorf
*  ''originally published 1896''
*  For references to ''Hippeastrum'', see p.&nbsp;7ff. and 31-4; for detailed descriptions of ''Hippeastrum splendens'', see pp.&nbsp;52–3.
*  For discussion on the status of ''Leopoldia'', see p.&nbsp;65.
*  (Search for ''Hippeastrum'')
羅馬共和國是前509年到前27年之間的政體，其正式名稱是「元老院與羅馬人民」。前44年尤利烏斯·愷撒擔任終身獨裁官時，共和國面積達到鼎盛。
據羅馬史，羅馬王政時期最後一任國王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的兒子強暴了一位貴族婦女盧克麗霞，並造成此婦女自殺，其親戚布魯圖斯因此起兵推翻國王。前509年盧修斯兵敗下野並被流放，羅馬王政時代自此結束，羅馬共和國正式成立，國家由執政官、元老院及人民大會三權分立。掌握國家實權的元老院由貴族組成。執政官由百人隊會議從貴族中選舉產生，行使最高行政權力。部族大會由平民和貴族構成，議會領袖稱首席元老，七年為一期，一人至終身為止最多做三期，由平民大會選出。
驅逐國王之後的最初十六年，羅馬陷入了長期的所謂騷亂之中。前494年，當時羅馬同鄰近部落發生戰爭，而羅馬平民拒絕作戰，帶武器離開羅馬，史稱“平民運動”，在這種情況下，貴族被迫承認了平民選舉保民官和召開平民大會的權力，平民所選的保民官，負責保護平民的權利不受貴族侵犯。公元前471年，平民大會獲得特里布斯會議稱號，但其決議僅對平民有效。
前454年羅馬成立一個由貴族和平民構成的十人立法委員會。前451年，十人立法委員會頒布了一部法典，并刻在12個銅表上，被稱為十二銅表法。銅表法禁止貴族與平民通婚，這也標志著羅馬法的誕生。公元前367年規定每年必須有一位執政官由平民擔任。前326年，取消了債務奴隸制。
羅馬共和國的憲法能夠被分成五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公元前509年推翻君主政治開始。最后一個階段到公元前27年，真正將羅馬共和國變為羅馬帝國的改變發生時為止。在共和國的歷史中，法規的改革大多是由貴族和平常的公民的沖突而引起。
王國最后的國王盧修斯·塔克文·蘇佩布在前509年被盧基烏斯·尤尼烏斯·布魯圖斯領導的一伙貴族推翻。塔克文為了奪回權力做了許多努力，比如塔克文陰謀、與維愛和塔爾基的戰爭以及羅馬和克魯修姆的戰爭，但全部都以失敗告終。王國和共和國的法規相比，最重要的差異出現在政治首腦上。在改革之前，一個國王可以被議員選舉之后就終生掌握權力。但是，現在有兩個執政官被選舉出來任用一年。執政官可以檢舉他的同僚，如果執政官濫用權力，在任期結束的時候就有可能會遭到起訴。當兩個執政官同時認可的時候，與舊國王的政治權利沒有區別。
在公元前494年，羅馬與兩個鄰居的部落交戰，平民士兵們拒絕前去攻擊敵人，反而退回到了阿文提諾山。平民們要求自己選舉自己的官員，貴族們同意了，于是他們就回到了戰場。平民們稱這些新的官員為護民官。這些護民官可以擁有兩個助手，這兩個助手稱為平民執政官。在公元前五世紀中，一系列的變革通過了。這些改革使一切由平民通過的法律完全有效。在公元前443年，審查制度被建立起來。從公元前375年到371年，共和國在護民官用自己的否決權阻止高級法官的選舉下經歷了憲法危機。
在公元前367年，每年需要選舉一個平民執政官的法律被通過。在共和國建立后的不久，百人會議成為了主要的立法機構。在這個集會中，人們會選舉法官通過法律。在執政官的職位向平民開放的之后平民就同時掌握了執政和審查的權利。在公元前342年的公民投票中對職位做出了限制一個人只能在同一時間擔任一個職位，從任期結束到再選舉要間隔十年。還有的法律通過禁止貸款來減輕平民的債務負擔。在公元前337年，第一個平民執政官被選舉出來。在這段時間，護民官和議員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密切。議員們發現他們需要通過平民官員來達成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為了取得護民官的支持議員們給予了護民官很大的權力，護民官也開始對議員們利好。在這種情況下，平民議員能夠確保護民官是自家人。護民官變成了一個到高層的墊腳石。
在公元前312年前不久，公民大會通過了奧威尼亞法。在早期共和國時期，只有執政官可以指任新的議員。這個行動將這個權利轉到了檢察官的手中，同時也需要檢察官指任新的地方法官到元老院。到此為止，平民已經把握了眾多權利大的職位。也正因此平民議員快速增加。但對于不是出生在一個顯赫的家族中的平民來說進入元老院依舊是非常困難的事情。老的貴族家族通過法律的力量延續著，因為只有貴族可以得到高的官位。新貴族通過社會結構重組而存在。同樣的，只有革命可以推翻這個新的社會結構。
到公元前287年，平民的平均經濟水平變得很差。問題集中在廣范圍的負債上面。平民們要求救濟，但是元老院議員們拒絕處理這件事情。這最終導致了平民的脫離，平民們撤退到了Janiculum。為了結束這樣的情況，一個獨裁官被任命了。這個獨裁官通過了《霍騰西亞法》，元老院必須同意公民大會通過的任何法案。這不是第一個要求公民大會的決定具有完全的法律效應的法條。公民大會在公元前449年通過修改草案獲得了這樣的權力。這個法律的重要意義是奪走了貴族對平民的最后的武器。而導致的結果就是國家的控制權轉移了，不是轉到了選民的身上而是轉到了新平民貴族身上。
平民階級和貴族階級在政治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對于大多數的平民而言的境地并沒有改變。一小部分的平民家族取得了老的權貴家族一直擁有的身份，但是新的平民貴族就像老貴族一樣，變得對一般平民的困境沒有興趣。平民通過離開羅馬直到擁有更多權力的時候拒絕回到羅馬的方式反抗。貴族們才意識到平民對他們是多么重要，于是同意了平民們的要求。平民之后返回了羅馬并繼續工作。
《霍騰西阿法》除去了貴族對付平民最后的武器，因此解決了這個時代最大的政治問題。沒有這樣重要的改變在公元前287年-133年發生。這個時代的重要的法律依舊是由元老院頒布。實際上，平民們安然地擁有權力，但是并不會太注意去使用它。因為這個時代的問題主要是在外交及軍事政策方面，元老院在這個時代享有較高的權力。這是羅馬共和國軍隊最活躍的時期。在這個時代的最后幾十年中許多平民變得很窮。長時間的戰爭逼迫平民離開田地去戰斗，在這期間田地就變得荒蕪了。土地貴族開始以廉價收購破產的農場。伴著物價的下降，許多農場主無法確保農場的盈利，導致了無數的農場破產。許多失業的平民涌入羅馬尋求政治保障。窮人們一般選舉那些最照顧他們的領導人。一個新的從屬文化浮現了，市民會尋找平民主義的領導人以取得救濟。
先前的時代能看到極大的戰爭上的勝利，以及極大的經濟上的失敗。平民們的愛國心促使他們不再尋求另外一場新的變革。現在軍事情形已經穩定，只需要很少的士兵。這個和大量的奴隸被運進一同加劇了失業人士的情況。失業人士涌入羅馬的潮流促使投票更傾向平民。
提比略·格拉古在公元前133年被選舉當作護民官。他致力于推行限制個人擁有土地量的法案。貴族處在會損失很多財富的立場上，怨恨地反對這項法案。提比略將法案提交給了平民議會但是被馬可&nbsp;屋大維否決了。提比略運用平民議會彈劾屋大維。一個人民的代表站在人民的對立面是違背羅馬的憲法的。如果按照邏輯來講，這個理論會移除所有對民眾意向的限制，將國家短時間把持在民眾的絕對控制之下。他的法律實施了，但是提比略被300個同盟在他再選時謀殺了。
提比略的兄弟蓋烏斯在公元前123年被選舉為執政官。蓋烏斯的最終目標是削弱元老院并加強民主力量。在過去，元老院會清除政治對手通過建設一個特殊的司法委員會或者是“元老院最終決定”。兩種方法都使元老院能繞過一般公民的權利。蓋烏斯宣布司法委員會不合法并且“元老院最終決定是違反憲法的。蓋烏斯之后提議一個法律授予意大利盟友羅馬公民的身份，這個法律并不得民意，這導致了他失去了許多支持。他在公元前121年第三次選舉中失利，并被3,000元老院的支持者殺害。盡管元老院取回了局面，但是格拉古兄弟已經讓平民的影響變大。
前107年，在民主派支持下，馬略當選為執政官并開始實行軍事改革。他推行募兵制，使大批無地或少地公民湧入軍隊。
前90年，為了擺脫羅馬的控制，拉丁人起義，史稱同盟者戰爭。
前82年蘇拉率軍占領羅馬。次年，迫使公民大會選舉他為終身獨裁官，開創了羅馬歷史上軍事獨裁的先例。前60年，凱撒、克拉蘇、龐培秘密結盟，共同控制羅馬政局，史稱前三頭同盟。前53年，克拉蘇戰死于安息。前48年，尤利烏斯·凱撒在內戰中擊敗龐培，被宣布為終身獨裁官，集軍政大權于一身。他厲行改革，但因獨裁統治而招致政敵仇視，在前44年3月15日遭以布魯圖所領導的元老院成員刺殺。
凱撒死后，羅馬內戰又起。前43年，安東尼、雷必達、屋大維公開結盟，獲得統治國家5年的合法權力 ，史稱后三頭同盟。隨后屋大維將另外兩人打敗，于前27年元老院授與屋大維“奧古斯都”的尊號，建立元首制。屋大維大權在握成為事實上的皇帝，羅馬共和國結束了，古羅馬進入了羅馬帝國時代。
羅馬自公元前5世紀初開始，先后戰勝拉丁同盟中的一些城市和伊特拉斯坎人等近鄰，又征服了意大利半島南部的土著和希臘人的城邦，成為地中海大國。羅馬軍隊的基本單位是方陣，由八千名步兵組成，他們以幾個行列深的長橫隊進入戰場，方陣又分為百人團，一個百人團號稱有一百個人。只有一些百人團能裝備前線所需昂貴的盔甲和武器；他們就成為方陣的最前幾列。其他裝備較差的人則殿後。羅馬人在戰爭方面的早期經驗，導致他們軍隊在結構戰術方面有所變動。後來採用三千六百人組成的兵團取代較大的方陣。除了保有方陣的傳統裝備——盔、盾、矛、劍之外，還有鐵製桿頭的標槍，因此使得標槍在可以遠距離擲出。這個新的組織使軍隊在戰場上有了更大的彈性。
從共和開始，幾乎所有羅馬公民都必須從軍，而且施以嚴格的訓練。另外，羅馬公民握有土地，役齡在二十七歲至六十五歲，應執政之徵召而入伍。這種徵召稱為「克拉西斯」（classis），最後演變為「階級」。第一種徵召令是下達給有能力購置全套金屬盔甲的人，有的可買兩匹馬成為重騎兵，其他種徵召令給予較貧窮的人。
公元前509-公元前315時的羅馬士兵似乎一直模仿本身就在模仿希臘軍隊的伊特拉斯坎人。一般認為，把方陣隊形的引進軍隊的是國王塞爾維烏斯·圖利烏斯。根據記載，第一列是由最富裕的市民組成的，他們能購買最好的裝備。接下來越靠后面就是越貧窮裝備越差的。這種方陣的一個缺點就是它只在平坦寬闊的地形中發揮較強的作用，而在意大利半島的中部的丘陵地區，羅馬軍隊就會陷入不利之中。在公元前四世紀，羅馬人放棄了這種編隊，改由了更為靈活的支隊組成的陣型。有人認為是馬庫斯·福利烏斯·卡米盧斯改革的，於390BC高盧人入侵后采用，但更多時候被認為是從撒姆尼人學習過來的，可能是在第二次撒姆尼戰爭（西元前326-304）中出現的。
前315至107年這段時期，一個五千人的包括重裝和輕裝步兵的軍事編隊為一個軍團。軍隊的編制是在社會階級、年齡和參戰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一個小隊由一百二十人同一種類的步兵組成。小隊們一般會根據這三種重步兵類型部署到三個分開的隊列：每個第一列的小隊都是皮革裝甲士兵組成的，他們穿著青銅胸甲和插著三根長約三十厘米的矛，并且拿著包裹著鐵皮的木盾。他們的武器是一把劍和兩根矛。第二個步兵縱列防具和武器都和第一列基本一樣，但穿的是比第一列更輕的鎖子甲。第三個縱列是在羅馬軍隊中最后的希臘重裝步兵風格的一組。他們的武器和防具和第二列差不多但他們的矛更輕。這三種分級雖然仍有一定的社會階級的影響但是，但實際上來講年齡和參戰經驗的影響更重。年輕，沒有作戰經驗的被分在第一列，老一點的有些經驗的在第二隊，年老經驗呢豐富的會分配在第三列。重裝步兵團會被許多的輕裝步兵和騎兵部隊支援，一般一個兵團有三百個騎兵。騎兵部隊是由最富裕的騎馬者組成的。還有一個附加的沒有任何特殊戰爭角色的團隊，他們跟隨在第三列的后面，他們被用于填補戰爭中可能導致的人員空缺。輕步兵軍隊由1200個沒有護甲的士兵組成，他們最年輕并且來自較低的社會階級，他們配備了一把劍和一只小盾以及一些輕標槍。
前264年-前146年羅馬和迦太基之間為爭奪地中海沿岸的霸權發生了三次戰爭，被稱為「布匿戰爭」。前264年至前241年的第一次布匿戰爭，主要是在地中海上的海戰。一開始在西西里島交戰，接著羅馬進攻迦太基的本土，迦太基被羅馬打敗。前218年至前201年的第二次布匿戰爭，三次戰役中最著名的一場。迦太基主帥漢尼拔率領6萬大軍翻越阿爾卑斯山，入侵羅馬；羅馬先戰敗，但是羅馬主力后來則出兵迦太基本土，漢尼拔被迫回軍馳援，迦太基最終依然戰敗，喪失其全部海外領地，交出所有戰艦，并向羅馬賠款。此年的羅馬統治下的人口達到770萬人。
羅馬軍隊是包括了其他意大利半島的聯合軍隊，這意味著有一半的人都是其他SOCII（公元前91年以前的意大利半島自治部落和城邦與羅馬的永久軍事聯盟）提供的，包括伊特魯里亞、翁布里亞、阿普利亞、坎帕階薩謨奈，以及南希臘的眾城邦。波力比阿斯敘述在第二次布匿戰爭開始時羅馬組織了七十七萬人的軍隊，其中七十萬是步兵，七萬是騎兵。羅馬的意大利盟友會翼型排開，大概得平衡羅馬軍團的人力。在300BC后一小只的海軍被操控在很弱的范圍，但這只海軍在五十年后得到了飛躍性的成長（第一次布匿戰爭后）。經過一段時間改造，海軍急速成長為迦太基模式的四百條船，完成後可以承載十萬個士兵，并運送軍隊上岸以進攻，但這支海軍在布匿戰爭后規模也逐漸下降了。
布匿戰爭帶來的巨大的人力和財力的消耗，導致了羅馬支隊軍團短期內的衰弱。在前217年，臨近第二次布匿戰爭開始的時候，羅馬不得不正視一個長時間存在的原則，就是士兵必須同時是公民和財產擁有者。這是伴隨著一些社會壓力和中產階級的大量流失而來的。羅馬國家必須為士兵購置以前是士兵自行購置的武器。重裝步兵的類型變得模糊不清，可能是因為國家承擔兵器的提供而導致的。值得一提的是，人力的短缺給羅馬的盟友為羅馬提供軍隊帶來了極大的負擔。最后羅馬只能開始去找雇傭兵來和軍團一起戰斗。
三次布匿戰爭所動員的人數達到了一百萬以上，這是西方古典時期所動員最多人數的戰爭，羅馬和迦太基都損失了數十萬的壯丁。
前214年至前148年，羅馬發動過四次「馬其頓戰爭」。
*前214年-前205年--第一次馬其頓戰爭，雙方議和
*前200年-前197年--第二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勝利
*前171年-前168年--第三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勝利
*前150年-前148年--第四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勝利
經過四次馬其頓戰爭，羅馬征服了馬其頓并控制了整個希臘。又通過羅馬-敘利亞戰爭和其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亞的部分地區，建立成一個橫跨非洲、歐洲、亞洲，稱霸地中海的大國。
到了共和後期，由於戰事頻繁，服役時間長，農民無力維持耕作，不少農地被迫荒廢。貴族及有錢人開始兼併土地，不少以奴隸作人力的大莊園開始出現。餘下的小農戶無力與大莊園競爭，被迫賣地維持生活，境內無業遊民人數大增。因為這些羅馬公民失去土地，無力自備裝備，這嚴重威脅羅馬兵源。於是蓋烏斯·馬略當選前107年的執政官後，對古羅馬進行了一系列軍事改革，史稱馬略改革。羅馬軍隊的結構變遷描繪了羅馬軍事力量的組織形式的變遷。羅馬軍隊被分為羅馬陸軍和羅馬海軍，但在在防衛力量的現代化中，他們的區分變得不明晰。
107-27BC的馬略變革中，羅馬執政官蓋烏斯·馬略提出了一份軍隊改革的計劃。在107BC，所有的公民，不論是否富裕，不論社會階級，都可以加入羅馬軍隊。這項除去了加入軍隊需要的財務要求的舉動，持續了幾個世紀才逐漸完全實現。三個種類的步兵的區分已經被取締，取之而帶的是一只單一的軍隊。
重裝步兵軍團從公民中選出來，而輕裝步兵在不是公民的人中選出。而軍隊的高層依舊從羅馬的貴族之中選出。與以前的共和國不同，羅馬的軍團不再是不固定的戰時征兵制，而是固定的薪水傭兵制。這導致了參軍的責任通常落在了那些對薪水有需求的窮人身上。這來了一個不穩定的因素——無產階級取得了更高的地位。
羅馬軍團在共和國晚期幾乎都是完全的重裝步兵軍隊。軍團的主要單位是隊由480個步兵組成。這個單位比以前的單位要大得多，它被分為6個80人小支。每個小支又被分得更細，分成了10個幕組每組8人。騎兵比起戰斗用更多得是用來偵查和跑腿。軍團也有一個專們的大概有60人的炮手隊。每個軍團都有一個差不多同樣大小的盟友團跟著。
但是羅馬軍隊最明顯的缺點是他的騎兵，尤其是他的重裝騎兵。隨著羅馬的邊境的擴展，他的敵人從大型的步兵軍團變為了大型的以騎兵為基礎的軍隊，以步兵為基礎的羅馬發現在一個戰略的不利地位，尤其是在東部。
在羅馬攻克整個地中海而導致的下降后，羅馬海軍又迎來了一段短暫的擴張和升級以應對一些新的需求。在凱撒的組織下一只船隊在英吉利海峽組建以侵略整個不列顛；在龐培的組織下一個龐大的船隊在地中海組建以清除西亞人。在接下來的內戰中成千的船在希臘組建服役。
凱撒在前58年至前50年期間征服高盧地區，使之成為羅馬的高盧行省。
前2世紀30年代至前1世紀三十年代先后爆發了西西里奴隸起義和斯巴達克起義。在前133年至前123年實行格拉古兄弟改革。前107年，在共和派支持下，馬略當選為執政官并開始實行軍事改革。他推行募兵制，使大批無地或少地公民湧入軍隊。在前100年羅馬統治下的人口達到1430萬人。前90年，為了擺脫羅馬的控制，意大利人起義，史稱同盟者戰爭。
元老院的最終權威來自于元老院議員的尊敬和威望。這種尊重和威望是基于先例和習慣，以及元老院議員的素質和聲譽。元老院通過法令，這些法令被稱為senatus consulta。這些法令是元老院向地方官提出的正式 "建議"。但在實踐中，這些法令通常都是由地方官來執行的。羅馬元老院的重點通常是針對外交政策的。雖然從技術上講，它在管理軍事沖突方面沒有正式的作用，但元老院最終是監督這些事務的力量。這是因為元老院在國家預算和軍事事務中擁有明確的權力。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國民大會權力的衰落，元老院的權力不斷擴大，元老院在普通法律制定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其成員通常由羅馬參議院任命，參議院成員通常由羅馬參議院選拔新當選的裁判官，使參議院成為一個部分選舉的機構。在軍事緊急時期，如1世紀的內戰，這種做法變得不那么普遍，因為羅馬獨裁者、凱旋門或元老院本身會選擇其成員。到了共和國末期，元老院可以在緊急情況下頒布senatus consultus ultimum，而不是任命獨裁者。
羅馬人民大會
羅馬公民身份不是可以輕易取得的，也是擁有許多重要的法律權利的重要前提，如審判權和上訴權、結婚權、選舉權、任職權、簽訂有約束力的合同以及特別免稅權等。一個擁有全部法律和政治權利的成年男性公民被稱為 "法律上的優等公民"。法律上的優等公民選舉他們的議會，然后由議會選舉地方法官，頒布立法，主持死刑案件的審判，宣戰與和平，以及偽造或解除條約。立法議會有兩種類型。第一種是comitia("委員會")，它是所有法律上的樂觀者的集會。第二種是concilia("理事會")，是特定的法律團體的集會。
公民是以世紀和部落為基礎組織起來的，每個世紀和部落都會聚集成自己的大會。Comitia Centuriata("Centuriate Assembly")是各世紀(即士兵)的大會。Comitia Centuriata的主席通常是執政官。百夫長每次投票，直到某項措施得到大多數百夫長的支持。Comitia Centuriata將選舉擁有帝國權力的行政官（執政官和巡撫）。它還選舉檢查官。只有Comitia Centuriata可以宣戰，批準人口普查的結果。 在某些司法案件中，Comitia Centuriata還扮演最高上訴法院的角色。
部落(即羅馬公民)大會Comitia Tributa由執政官主持，由35個部落組成。部落不是民族或親屬群體，而是地理上的分區。 三十五個部落的投票順序是隨機抽簽選出的。 一旦某項措施得到多數部落的支持，投票就會結束。Comitia Tributa雖然沒有通過很多法律，但它確實選舉了考斯特、庫魯勒-艾迪爾(curule aediles)和軍事法庭。 庶民議會與部落大會相同，但不包括貴族。他們選舉自己的官員、平民法庭和平民議員。通常由一名平民部落長主持大會。該議會通過大多數法律，也可作為上訴法院。
每位共和國地方執法官都擁有一定的憲法權力。參議院為每個人分配了一個省。這是該職位任職者的權力范圍，可以適用于某一地理區域或某一特定責任或任務。執政官的權力來自羅馬人民(包括平民和貴族)。 帝王轄區由執政官和巡撫擔任。嚴格地說，它是指揮軍事力量的權力。但實際上，它在其他公共領域，如外交、司法系統等方面也擁有廣泛的權力。在極端的情況下，擁有帝國權力的人能夠判處羅馬公民死刑。所有的裁判官還擁有強制權（coercitio）。裁判官利用這一點，通過對犯罪行為實施懲罰來維持公共秩序。 裁判官還有尋找預兆的權力和義務。這種權力也可以用來阻撓政治對手。
對裁判官權力的一種制衡叫做Collega（合議制）。每個裁判官職位至少由兩個人同時擔任。另一種制衡手段是挑釁（provocatio）。在羅馬時，所有公民都受到保護，不受脅迫，通過provocatio，這是正當程序的早期形式。它是人身保護令的前身。如果任何地方法官試圖對公民使用國家權力，該公民可以對地方法官的決定向護民官提出上訴。此外，一旦治安法官的一年任期屆滿，他必須等待10年才能再次擔任該職務。這就給一些執政官和巡撫帶來了問題，這些治安官的任期偶爾會被延長。實際上，他們將保留該職位的權力（作為一個治安官），而不正式擔任該職位
羅馬共和國的執政官是最高級別的普通行政官，每人任期一年。他們保留了以前國王的一些服飾，如 "praetexta "長袍和 "fasces"，后者代表著實施肉刑的權力。領事權力包括國王以前的 "指揮權"（imperium）和任命新的元老院議員。執政官在民事和軍事上都有最高權力。在羅馬城內，執政官是羅馬政府的首腦。他們將主持元老院和議會的工作。在國外，每位執政官將指揮一支軍隊。 他在國外的權力幾乎是絕對的。執政官管理民法，指揮各省軍隊。每5年選舉兩名普查員，任期18個月，在此期間進行人口普查。在人口普查期間，他們可以將公民登記到元老院，也可以將他們從元老院中清除出去。夸士通常協助羅馬的執政官和各省的總督。他們的職責通常是財務方面的。
由于護民官被認為是平民的化身，他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們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是由平民宣誓來實現的，即在護民官的任期內殺死任何傷害或干涉護民官的人。傷害護民官、無視護民官的否決權或以其他方式干涉護民官是死罪。 在軍事緊急狀態下，將任命一位獨裁者，任期6個月。 憲法政府將被解散，獨裁者將成為國家的絕對主人。獨裁者任期結束后，將恢復憲政。
羅馬人把每天自日出至日落分為12時，春分和秋分時每時60分，夏至時每時75分，冬至時每時45分，並把日落到日出分為4更。
* 蓋烏斯·尤利烏斯·愷撒：《高盧戰記》
* 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
* 《西洋全史（四）：羅馬興亡史》，燕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羅馬文明》，華滋出版，ISBN 978-986-6271-16-8
* 古羅馬：羅馬王政時期、羅馬帝國、大秦
* 羅馬執政官：羅馬共和國執政官列表
羅芳伯，原名芳柏，出生於廣東省嘉應州，客家人，為世上首名華人總統，亦是蘭芳共和國的立國者。
乾隆三十七年，即公元1772年十月間，羅芳伯因鄉試不第，便「乃懷壯遊之志」，與百餘名親戚朋友經虎門出海，來到加里曼丹島。羅芳伯作《遊金山賦》記其事。
當時的加里曼丹已經有不少的華人在此居住。最早羅芳伯以教書爲業，但是因為羅芳伯文化背景高、有膽識並懂武術，不但能夠團結華人，又能與當地土人合作，深受當地土著以及華僑的擁戴。羅芳伯因為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出眾的組織才能，在坤甸一帶華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所以被各地同鄉會推舉為領袖。但是當時婆羅洲島上不但有七個採礦公司之間互相爭鬥，外部又有爪哇島的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武裝入侵，羅芳伯便積極聯絡蘇丹和當地土著頭人，成立華人與當地民衆相結合的軍隊，兩次擊退荷蘭軍隊，取得了東萬律的管轄權。羅芳伯曾與坤甸素檀聯合出兵平亂。蘇丹為此備酒設宴慶賀。溫雄飛著《南洋華僑通史·羅芳伯傳》對此事記有載如下：
羅芳伯原配梅縣李氏，繼配婆羅洲達雅族人。
1777年，羅芳伯根據當地人民的意見，以東萬律爲首府，著手建立蘭芳公司，並組織蘭芳大總制共和國。羅芳伯稱「大唐總長」，敬稱爲芳伯。
羅芳伯在任內期間，領導人民改進農耕技術、並且擴大礦產的開採，發展交通事業，同時創辦學校，建立全民皆兵，組織青壯年參加軍事訓練，平時務工、務農、經商，戰時集結打仗，並設有兵工廠，製造槍炮，建立鞏固的防務，並且與中國有貿易上的往來。蘭芳大總制成立19年（1795年）後，羅芳伯因病在坤甸逝世，終年58歲，臨終前他推薦有功績且武藝超群的江戊伯繼任，保證了政局的平穩。
羅芳伯等人所建立的業績，一直爲後人所敬仰，東萬律有紀念他的芳伯公學，坤甸有羅芳伯紀念廳和墓園，其家鄉梅縣石扇梅北中學內有羅芳伯紀念堂。
褫奪公權或禠奪公權（disfranchisement、disenfranchisement、disenfranchise、deprivation of civil right、civil death），為《中華民國刑法》第34條第1款之從刑-{zh-hans:。; zh-hk:。; zh-tw:。}-
《中華民國刑法》第36條自民國24年（1935年）7月1日施行時，褫奪公權者，褫奪「為公務員之資格」、「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之資格」。民國95年（2006年）7月1日施行修正《中華民國刑法》時，不再列舉褫奪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的資格。
民國107年（2018年）《中華民國刑法》第36條修正，褫奪公權者，褫奪「為公務員之資格」、「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
褫奪公權時間的長度,也依其所判之刑期長短而有所不同。按照中華民國刑法第37條：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
:宣告6月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褫奪公權1年以上10年以下。
:褫奪公權，於裁判時併宣告之。
:依第一項宣告褫奪公權者，自裁判確定時發生效力。依第二項宣告褫奪公權者，自主刑執行完畢或赦免之日起算。
2006年7月1日施行修正《中華民國刑法》時，第37條改成：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不變）
: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新規定）
:褫奪公權，於裁判時併宣告之。（不變）
:褫奪公權之宣告，自裁判確定時發生效力。（新規定）
:依第二項宣告褫奪公權者，其期間自主刑執行完畢或赦免之日起算。但同時宣告緩刑者，其期間自裁判確定時起算之。（新規定）
中華民國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之方法，在第八款規定宣告多數褫奪公權者，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2006年7月1日施行新版刑法時，此規定不變。
依據民國44年（1955年）11月21日司法院大法官《司法院釋字第56號解釋》，公務員被判褫奪公權，而其主刑經宣告緩刑者，在緩刑期內，除別有他項消極資格之限制外，非不得充任公務員。
依據民國48年（1959年）12月2日《司法院釋字第84號解釋》，公務員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刑之宣告者，雖同時諭知緩刑，其職務亦當然停止。
** 執行公共職務之禁止（從刑，僅適用於公務員）
** 執行公共職務之中止（從刑，適用於公務員及專業人士）
** 剝奪選舉權或被選舉權 （從刑，涉及政治方面權利）
同理心，或稱同感心、共情等，是從他人的參照系統中理解或感受他人正在經歷的事情的能力，也就是運用理解力與想像力等，嘗試（在想像中）將自身置於他人處境或所在「位置」的能力。 或者，也可以這麼說，同理心描述了識別、理解和同情他人的感覺、情緒、思想、動機和人格特質的能力和意願。 同理心通常還包括對他人的感受做出適當反應的能力，例如憐憫、哀悼和出於同情的幫助等。
同理心的基礎是自我認知—一個人對自己的情緒越開放，他們就越能理解他人的感受，以及自我超越，以便能夠克服以自我（認知）為中心的態度。
同理心的定義涵蓋了廣泛的情緒狀態。 同理心的類型包括認知同理心、情緒（或感情）同理心、身體同理心和精神同理心等。
同理心在許多科學和應用領域（例如音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犯罪學到政治學、心理治療、心理學、生理學、物理治療、護理科學、教育、哲學、語言學、醫學和精神病學，再到管理或營銷。
對於所有和人相關的事情，同理心都至為重要，在日常社交、醫病關係、公共政策制定、司法正義的實踐等各方面，對他人展現同理心，尤其是對當事人主觀感受展現出充分的同理心這點，都是至為重要且不可忽略的；而一個人是否展現充分的同理心，應當由被同理者決定。
同理心與同情心有相似之處，但並不相同。
同理心指能夠站在對方立場設身處地思考、於人際交往過程中能夠體會他人的情緒和想法、理解他人的立場和感受，并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和處理問題。它主要表現包括了情緒自控、換位思考、傾聽能力以及表達尊重等與情商相關的方面。
同理心和同情心的區別在於，同理心是對他人的情緒、想法、立場、行為等有真正的理解；而同情心則更多是情緒上和他人產生共鳴；但兩者之間確實有重疊之處。
同理心的作用具體來說，是在既定的事件上讓自己進入他人角色，體會到他人因環境背景、自身生理與心理狀態以更接近「他人」在本位上的感受與邏輯。進而因為自己體會了「同樣」的經驗，也就更容易理解當事人所處當下狀態的反應，並更能夠理解這種行為和事件的發生脈絡。而就算是自己的看法與他人不同時，也能夠理解對方在心理、情緒或行為上的反應，不過能夠理解和體會他人並對他人感同身受並不一定代表對其也能夠認同；然而當事人的主觀感受對同理心的展現是至為重要的，不能充分理解和體會當事人真正的主觀感受，很難產生真正的同理心和關懷。
同理心在應用上有許多不同的定義，包括：廣義的情緒狀態、照顧與幫助他人的慾望、與另一個人的經驗情感相同的情緒、辨別出另一個人的想法或感受、使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差異變得不那麼明顯等。同理心也被認為是感受和分享另一個人情緒的能力。有些人認為同理心是一種能夠與他人情緒相匹配的能力，而有些人則認為同理心是對他人溫柔。光是辨別出別人的想法和感受，稱不上是有同理心。
被同理對象的主觀感受，在同理心的產生和發揮中至為重要，對一件事，像是病人對病痛的看法，當事人的主觀感受，和第三方的客觀看法一樣重要，所以同理心很重要，不能因為一件事情是主觀感受而將之忽略，甚至可說若不能充分理解和體會對方的主觀感受，就不會有同理心。
擁有同理心能夠幫助人理解決策制定和認知思維過程中的許多因素。理解「過去的經歷會對當前的決策有影響」這個概念可以讓我們對一個在面對問題時作出不合邏輯決定的個人產生同理。過去的經歷包含：家園或家庭破碎、童年創傷、缺乏養育和許多其他因素，這些因素會在人們的腦中留存，並能夠影響人們做出決定。Martin Hoffman是一位研究同理心發展的心理學家，他認為每個人天生都有感受同理心的能力。
同理心涉及「理解他人的情緒狀態」，因此同理心情緒表徵源於「被理解的情緒特徵」。舉例來說：如果該情緒是以身體感受為中心，那麼同理心的核心即是掌握他人的身體感受。另一方面，如果一個情感中更重要的是以信仰和慾望的組合為中心，那麼同理心就會掌握決定了這個情感來源的信念和慾望。這一種能力，是將自己想像成另一個人的複雜想像過程。不過，識別情緒的基本能力可能是天生的並可能在無意識中實現，且它可以藉由訓練以不同程度的強度或準確度來達成。
同理心並非一種全有全無的事物，而是有不同程度之分的，也因此同理心具有「較多」或「較少」的衡量。同理心互動的典範涉及一個人以「公認的」可容忍方式去準確的識別另一個人持續的刻意行為、相關情緒狀態與個人特徵。準確和可容忍的認同是同理心的核心特徵。人類識別他人身體感受的能力與人的模仿能力相關，並且似乎建立在人對於身體動作和面部表情後能產生相應動作或表達其感受的先天能力的基礎上。人類似乎也能夠透過聲調或其他聲樂表達內心感受，並建立同樣的直接溝通。
同情（Compassion）與同情心（sympathy ）是與同理心類似的心理因子，但他們的定義並不相同，瞭解同情與同理的差異能幫助人更明確的定義同理心。同情通常被定義為個體能夠感受他人需要的情感，這種情感並激勵我們幫助有需要的人。同理心則是對需要之人的關心和理解的感覺。有些人的同理心中包含了一些同情心，像是一些對他人的擔心，一些學者也認為包含了希望別人更好或更快樂的元素。
同理心與可憐、情感傳染也不同。可憐通常是指另一個人遇到麻煩並需要幫助，但因為自己無法解決問題，對某人「感到抱歉」；情緒感染則是指一個人（特別是嬰兒或暴徒）以模仿的方式「捕捉」其他人所表現出來的情緒，而不必對正在發生的情況有所認知。
在正向心理學的領域，同理心與利他主義、自我中心主義常被相提並論。利他主義著重在以使他人受益的行為上，而自我中心主義則是著重個人利益優先的行動與行為。有時，當某人對另一個人產生同理心時，就可能會發生利他行為。然而，有些學者會質疑這種利他主義的行為也有可能是受到自我主義的驅使。不過根據正向心理學家的說法，人們會被他們利他主義可以透過同理心的感動來產生。
目前已知的同理心的類型包括有認知同理心、情感同理心和軀體同理心。情感同理心與認知同理心則是較常被提及的兩個主要同理心類型，雖然科學尚未就這兩種同理心的區別定義達成一致的共識，但基本上接受這兩者的區別。此外，情感和認知同理心之間是彼此獨立的，能在在情感上強烈同理他人的人不一定也善於理解他人的認知觀點。
情感同理心（affective empathy）又稱情緒同理心（emotional empathy）是一種能夠以適當情感回應他人情感狀態的能力。同理情感是一種基於情緒感染的能力，並會受到他人的情緒影響而覺醒。情感同理心還可以細分為兩個程度：
* 同理關注（Empathic concern）：指對他人的痛苦展現同理和同情。對比於個人苦楚，同理的關注是超越自我中心的。
* 個人苦楚（Personal distress）：自我中心的感受到對他人的痛苦、不適與焦慮。不過個人苦楚是一種同理心的基本形式又或根本不構成同理，還沒有成定論的共識。目前的研究發現嬰兒能透過展現自己心疼來回應他人的痛苦，而到了2歲時，才開始能夠以像是：試圖幫助、安慰和分享等其他方式回應。
認知同理心（cognitive empathy）是了解他人觀點或精神狀態的能力。認知同理心和心智理論這兩個術語有時被當作同義詞，但由於目前缺乏心智理論與同理心的比較研究，所以尚不清楚兩者有什麼明確或具體的異同。認知同理心也可以細分為以下尺度：
* 觀點採擇（Perspective-taking）：又稱為觀點取替，是指一種自發性採納他人的心理觀點的頃向。
* 幻想（Fantasy）：一種基於虛構角色進行設想的頃向。
* 戰術／戰略同理心（Tactical/strategic empathy）：有意圖的使用觀點採擇來達到某些預期的目的。
軀體同理心（Somatic empathy）是一種身體反應，可能是基於軀體神經系統中鏡像神經元的反應。
在不同的情況下情感和認知同理心會有不同的影響，並造成不同的行為與結果。像是精神病態（Psychopathy）和自戀與情感同理心的障礙有關，但與認知同理心無關；而躁鬱癥和邊緣性人格障礙與認知同理心缺陷有關，而與情感同理心無關。自閉癥譜系障礙則與認知同理心缺陷及情感同理心缺陷的各種組合有關。精神分裂癥也與兩種同理心缺陷都有關。然而，就算沒有這些條件，每個人的情感和認知同理心之間也有各不相同的平衡狀態。
在一個針對以同理心為主題的功能性磁振造影（fMRI）研究進行的後設分析指出，「情感–知覺同理心」以及「認知–評價同理心」是由不同的大腦區域活動進行的。此外，針對不同類型腦損傷患者的研究也證實了情感和認知同理心之間有所區別。明確來說，下方額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似乎是情感同理心共鳴的作用區域，腹內側前額皮質（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則似乎可以調節認知同理心。
從發展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大概兩歲的兒童通常會透過對應另一個人的情緒狀態來產生一些情緒反應，透過這樣的過程，兒童開始表現出同理心的基本行為。但也有一些案例在一歲時就產生一些同理心的雛形，因為兒童開始明白，就像自己的行為一樣，其他人的行為也是有目標的。有時候，幼兒在兩歲時就會安慰或是關心別人；同樣在兩歲，有些幼兒則會用或「假裝」或是「虛假」的概念來玩弄或是愚弄他人作為遊戲，這些行為要產生的前提就是孩子必須要知道別人在想什麼。為了發展這些能力，孩子必須要透過更多面對面的互動機會。
根據芝加哥大學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進行的研究發現，7至12歲的兒童似乎具有同理他人疼痛感受的自然傾向，這個發現與之前針對成人同理疼痛感受的fMRI研究結果一致。該研究還發現，當兒童看到一個人故意傷害另一個人的時候，大腦一些參與道德推理的區域也會被激活。
儘管18個月到兩歲的兒童能夠表現出一些包括試圖安慰哭鬧的嬰兒的同理心跡象，但大多數的孩子直到4歲左右才會表現出完全成熟的心智理論。心智理論涉及瞭解其他人可能具有與自己不同信念的能力，並且被認為涉及認知同理心的成分。兒童通常能夠在4歲左右通過「錯誤信念」的任務，即「莎莉－安妮測試（Sally-Anne test）」，這個任務被認為是對心智理論的考驗，而自閉癥患者經常在這個測試中發現其在使用心智理論上的困難。
同理心成熟（Empathetic maturity）是耶魯大學護理學院開發的一種認知結構理論，用以解決成年人如何理解患者的人格問題。該理論首先由護士運用，之後並應用於其他專業。其理論假設認知結構之屬性具有三個層次。其第三層級，也就是最高級別的層次被認為是關於護理道德結構的元倫理理論。
憤怒與愁苦是與同理心相關的兩個情緒因子。愁苦同理（Empathic distress）是感受到另一個人的痛苦，這種感覺可以轉化為憤怒同理、不公正的感覺或內疚感。這些情緒可以被視為親社會情緒，有些人則認為可以視為道德行為的動機。
憤怒同理（Empathic anger）則是一種來自於愁苦同理的情緒，憤怒同理對於幫助慾望和懲罰慾望都有直接影響。同情的憤怒可以分為兩個子類：特質憤怒同理（trait empathic anger）和狀態憤怒同理（state empathic anger）。
遺傳學與基因體學的研究發現，部分的同理心由遺傳決定。例如：在觀察ADRA2B（Alpha-2B adrenergic receptor，α-2B；腎上腺素能受體）的缺失變體攜帶者的情緒激動圖像時，會發現杏仁核被更多的激活。5-HTTLPR基因似乎是決定負面情緒信息敏感性的因素，並且會由於ADRA2b的缺失變體而減弱。OXTR（Oxytocin receptor；催產素受體）基因的雙G變體攜帶者具有更好的社交技能和更強的自尊。位於3號染色體上LRRN1周圍的基因則控制了人類對他人情緒的閱讀、理解和回應能力。
fMRI已被應用於研究同理心的功能性解剖學（functional anatomy），神經科學也因此被用以解釋同理心的成因。很多研究發現，一個人觀察他人的情緒狀態會激活神經網絡的一部分，被激活的神經網絡通常參與處理自己那個「與被觀察者相同的狀態」，像是：厭惡、感動或是痛苦。Preston和弗蘭斯·德瓦爾指出，以神經科學基礎對同理心的研究受到越來越多關注。一項進行了40個樣本的fMRI薈萃分析發現，情感同理心與島葉活動增加有關，而認知同理心與中扣帶皮層、鄰近背內側的前額葉皮層活動有關。
一些學者提出，在同理心運作期間，運動神經元產生的鏡像行為可能有助於重複感受。同理行為也可以為另一個人提供同理心，像是藉由引發仁慈、寬恕等情緒。
廣義的同理心是指一個人對他人之情緒狀態的反應。近年來，人們越來越傾向將同理心的來源指向運動神經元的模仿。但是該如何解釋同理心中的個體差異？同理心並不是一個單一極的構造，而是一個複雜的結構。實際上在面對某特特定情況時，並非每個人的反應均一致，因此同理心的個體差異也可能來自於人格特質的不同。同理心量表中有針對不同類型的同理心的測量項目，其中同理關注量表（Empathic Concern scale）評估「他人導向（other-oriented）」的同情和關注感，而個人苦楚量表（Personal Distress scale）則衡量個人焦慮和不安的「自我導向（self-oriented）」感受。這些量表的組合有助於瞭解那些可能不被歸類「具有同理心」的人，並擴展了同理心狹隘的定義，利用這種作法，研究人員能拓展導致同理心的要素，並藉此列出一個多面向的定義。
另外，以下列有一些從不同觀點對同理心個體差異所進行的研究。
行為和神經成像研究指出，在五大人格特質當中，外向性和親和性的溫暖（warmth，外向性的一個面向）和利他（altruism，親和性的一個面向）這兩個面向（facet），和同理心準確度以及內側前額葉皮質（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和顳頂葉交界區（temporoparietal junction）這兩個和同理心相關的腦區的活動程度呈現相關。
過去的研究中，女性通常會比男性有更多的認知同理心。平均而言，女性受試者在同理心商的得分通常高於男性，而男性在系統化商數這兩個商數的區分是由「同理心與系統理論建立的，這個理論認為一個人對他人的反應可能建立在「情緒與認知的同理」或是「系統化的分析與建構」之上。患有自閉癥譜系障礙的男女性則通常在有較低的同理心商數，系統化商數則較高。
使用各種神經生理學測量的一系列研究指出，包括：腦磁圖（Magnetoencephalography，MEG）、脊柱反射興奮性（spinal reflex excitability）、腦電圖和N400範式（N400 paradigm）皆已證明在人體鏡像神經元系統的運動中存在有整體性的性別差異，女性受試者表現出比男性受試者更強的運動共振。此外，上述的這些研究也發現，女性在同理心的自我報告測量上得分較高，並且這些數據與其生理反應正相關。不過也有一些研究顯示性別沒有顯著的同理心差異，這些研究認為性別差異其實是動機差異造成的結果。
發表在《神經心理學（Neuropsychologia）》期刊上的一篇綜述指出，女性在識別面部特徵、處理表情與情緒方面往往較男性更好；不過男性能夠更好的識別憤怒、侵略和威脅等特定行為的線索。 Rena A Kirkland在《北美心理學雜誌（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上發表了一篇薈萃分析研究，指出在「閱讀心靈（Reading of the mind）」測試中，女性的表現顯著的較男性更好。閱讀心靈測試是一種測量認知同理心能力的研究方法，Kirkland的研究在10個國家蒐集了259個樣本。《認知與情緒（Cognition and Emotion）》期刊的另一項薈萃分析則調查了215個樣本，指出女性在非語言的情感認知上較具有優勢。
神經科學家Tania Singer使用fMRI發現，男性在觀察他人因受「不公平」而進入痛苦狀態時，與同理心相關的神經反應會顯著的降低。《神經科學與生物行為評論（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期刊的一篇研究也發現，人在出生時就存在有同理心性別差異，同理心會隨著年紀而成長並且在整個生命中基本上保持一致和穩定性。平均而言，女性比男性具有更高的同理心；而不分性別來說，同里心較高的孩子在整個成長過程中的同理心會一直是較高的狀態。進一步使用事件相關電位（ERP）之類的大腦研究工具分析發現，在看到人類痛苦的狀態向，女性具有比男性更高的EPR波值。另一項使用N400工具進行的研究則發向，平均而言女性在應對社交情況時的N400值較高，並且與受試者進行的同理心自我報告結果正相關。一項結構性fMRI研究並發現女性在後下額葉和前下頂葉皮質區域具有較大的灰質體積，這與鏡像神經元相關。 女性在情感和認知同理心之間也有更緊密聯繫的傾向。
研究人員認為，這些性別差異在成長過程中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因此受到環境影響的可能較低，甚至無法用環境影響來解釋，推論可能是人類在演化和遺傳中逐漸產生的。在史前時期，女性是兒童的主要養育者和看護者，可能因此在演化過程中產生了神經學上的適應性，使女性更容易意識到非言語表達，並做出反應。根據「初級看護假設（primary Caretaker Hypothesis）」，史前的男性與初級看護人並沒有與女性相同的壓力，因此可以解釋現代情感識別和同理心在性別上的差異。
Iain King在其2008年出版的《如何隨時做出好的正確決定（How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nd Be Right All the Time）》一書中指出，同理心的對錯由「本質」或「DNA」決定。並且強調了同理心的獨特性，因為其具有所有可以瞭解倫理學觀點的特徵。首先他指出，同理心具有「部分自立」的特性，他的形成與產生有部分基於我們內部自身，一部份則是由外部產生的，而道德動機也是如此。 這樣的特性使得那些基於同理心的判斷與個人意見有足夠理由和程度被視為一種「道德」。 他的第二個論點則認為：自私的態度可以成為一種道德手段，但對他人的同理是一種通往生命與價值的途徑。King認為使用同理心作為道德體系的基礎，能夠調和「倫理基礎的後果」、「美德與倫理學」與「行為基礎的判斷」。King這種以同理心為基礎的倫理制度已被一些佛教徒所接受，並用於解決一些實際問題，例如：「何時該說謊」以及「如何發展文化中性的愛情關係」。
哲學家邁克爾·斯洛特（Michael Slote）在《護理與同理心倫理（The Ethics of Care and Empathy）》一書中提出了一種以護理倫理作為同理心基礎的理論。他的主張是：「道德的動機應該、並且確實的源於同理心反應並以之為基礎」。他認為人類對道德意義情境的自然反應可以透過同理心來解釋的。斯洛特進一步說明，透過同理心建立的限制與義務，可以自然轉變成為道德。這些自然產生的義務包括對家人及朋友更大的同理心，這種更大的同理心也是一種道德義務。其也對時間和物理距離做出了說明，指在時間和物理距離較近的情況下，例如與家人或朋友在一起時，這種道德義務似乎比對遠方的陌生人來的更自然。斯洛特進一步補充道，在同理心和我們自然的同理關係中有一些錯誤的行動，像是刻意的減少我們的同理心、或是透過中間人而不是直接對某一對象產生同理心都是錯誤的。
在現象學中，同理心是從另一個人的角度來描述對某事物的體驗，而不會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產生混淆，這借鑒了代理感（Sense of agency，SA）。從最基本的意義來說，這指對方身體的經驗，同時它也是「我的身體在那裡」的經驗。然而，從大多數的其他角度來看，這些「經驗」是被修改的，以方便去經歷對方的經驗；這麼來說，在同理心的經驗過程中，即使我經歷了這種經驗，但所經歷的依然不是「我的」經驗。同理心也被認為是主體間性的條件，因此也是客觀性構成的來源。
在歷史觀點中，對同理心的探討主要在於「同理心是否可以跨越時間」。近年來一些後現代歷史學家，例如凱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一直在爭論是否能對過去的人產生同理心的可能。詹金斯認為，同理心的優勢只存在於「現在」，因為它與主導現代社會的自由主義和諧地對應，並且可以與約翰·史都華·彌爾的互惠自由概念（Concept of reciprocal freedom）聯繫起來。詹金斯認為，過去就相當於一個「外國」，我們無法理解也無法獲得過去時代的認識論條件。
越來越多的關於動物行為與神經科學的研究指出，同理心並不局限於人類，在現實中同理心可能與哺乳動物一樣古老，或者可能比哺乳動物更古老。一些例子像是：海豚會拯救人類免於溺水或鯊魚襲擊。Tom White指出，鯨類動物有許多梭形細胞，這是 傳遞同理心的神經細胞，這可能意味著高度社交的動物對彼此的感覺也有很強的認識。
在靈長類動物的研究中，無論是圈養或是野外，都觀察到許多類似於同理的行為。特別是在倭黑猩猩中，在目前的研究中，牠們可以說是所有靈長類動物中最具有同理心的。最近的研究也發現囓齒動物同樣具有同理心並且能夠引發親社會行為。囓齒動物被證明可以同理籠中的痛苦，但不會對陌生個體產生類似的表現。因此芝加哥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Jean Decety認為，同理心不是人類的專利。他認為這些強而有力的證據表明，同理心具有演化、生化與神經學的基礎，即使是人類最先進的同理心形式也建立在更基本生理運作形式上，不過藉由情感交流、社會依附等相關的核心機制保持聯繫，像是透過父母的照顧。涉及同理和關懷的核心神經迴路包括腦幹、杏仁核、下丘腦、基底神經節、島葉和眶額皮質。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同理心有時也被認為是重要的角色，對於任何政策，任何可能受到負面影響的個人，其個人情感都必須納入考量，不然很容易就會出現踐踏個人權益的問題。像是公共建設經常都會面臨鄰避效應的問題，公共建設對社會整體有益，但許多公共設施都會對所在地的民眾造成主觀情感和實質上的負面影響，而對受負面影響的民眾做出合理補償這點，也是公共建設中必須考慮的問題。
除了一般的公共政策制定外，一些說法認為，同理心在司法正義的實現上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對司法正義有一定的重要性。且如上所言，發揮同理心的先決條件是充分理解和體會當事人的主觀感受，因此罪案受害者或其親屬的主觀感受，或他們對自身或自己家人受害可能會出現的主觀感受，在任何司法過程及刑事政策的制訂中都不可忽略。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和團體，也常因其主張，以及確實有很多謀殺受害者家屬期盼兇手被處死刑、且確實有受害者家屬因為廢死團體積極推動廢除死刑而感覺自己受到欺負的事實，而被認為對受害者「沒有應有的同理心」。
在日常人際交流上，同理心常被認為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能力。同理心常被認為對於促進良好溝通、增進人際和諧至為重要，社會上也常希望所有的人都對彼此展現出適當的同理心。一些看法認為，現代社會的問題不是缺乏同理心，而是同理心過剩，面對這種看法，有觀點認為，同理心依舊至為重要，而問題在於同理心失控；另外有說法指出人們的判斷常會受到自身當下所處的狀態影響，而這使得人們有時難以同理他人的處境，也有研究認為同理心和一個人的良善程度無關，同理心較高，不代表更傾向為善，同理心較低也不代表更具侵略性。
在日常語境中，「沒同理心」一詞常會被人拿來指責一些行為表現看似冷血、看似對他人的痛苦沒有感覺的人；而一些人和團體也常被指責「沒有同理心」，像例如具自閉癥特質的人、部分企業主管、政府官員、一般公務員和醫護人員，以及推動廢除死刑的人和團體，都會受到「沒同理心」的指責，甚至就連要人不要討論相關兇殺案的觀點，也會被人以「如果今天換成是你」這類提醒他人對受害者有同理心的話語糾正；另外在中文當中，一些人則會用諧音的「銅鋰鋅」來諷刺一些人同理心過剩、以致到了理盲濫情的程度。
初期的同理心研究主要由自填式問卷量表進行，隨著科技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同理心研究採用神經科學進行，像是fMRI已被應用於研究同理心的功能性解剖學（functional anatomy）。
人際反應指數（The 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是一款公開發布用於進行同理心多維度評估的量表。它包括28個題目的自填式問卷，分為４組，每組為7題的項目量表，涵蓋了情感和認知同理心的細分項目。這款量表中，同理關注量表（Empathic Concern scale）評估「他人導向（other-oriented）」的同情和關注感，而個人苦楚量表（Personal Distress scale）則衡量個人焦慮和不安的「自我導向（self-oriented）」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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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茨瓦夫·謝爾賓斯基
謝爾賓斯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