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洛杉磯, 加利福尼亞州
美國航空、達美航空、捷藍航空、阿拉斯加航空
三藩市, 加利福尼亞州
美國航空、達美航空、捷藍航空
拉斯維加斯, 內華達州
勞德代爾堡, 佛羅里達州
達美航空、捷藍航空
邁亞密, 佛羅里達州
美國航空、達美航空
西雅圖-塔科馬, 華盛頓州
阿拉斯加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捷藍航空
聖胡安, 波多黎各
波士頓, 麻薩諸塞州
+ 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最高客運量的國際航線 (2017-18)
倫敦-希斯路
美國航空、英國航空、達美航空、維珍航空
巴黎-戴高樂
法國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挪威航空、法國特大航空
墨西哥國際航空、達美航空、捷藍航空、因特航空、沃拉里斯航空
達美航空、荷蘭皇家航空
米蘭 (馬爾彭薩)
意大利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阿聯酋航空
歐洲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西班牙國家航空
達美航空、漢莎航空、新加坡航空
墨西哥國際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因特航空、捷藍航空
羅馬 (法林明高)
意大利航空、美國航空、達美航空
甘迺迪國際機場。
地圖顯示紐約市、甘迺迪國際機場（1）、拉瓜地亞機場（2）和紐華克自由國際機場（3）的位置
肯尼迪機場有非常便利的公共交通，紐約地鐵（MTA Subway），長島鐵路（LIRR），紐約公交均服務機場旅客。機場捷運及地鐵公交的具體信息可參見 機場公共交通官網。
甘迺迪國際機場捷運（英文：AirTrain JFK，下稱機場捷運）連接甘迺迪國際機場和紐約地鐵與長島鐵路Jamaica站以及紐約地鐵A線的Howard Beach Station，並途經機場所有航站和租車場。乘坐機場捷運往來機場範圍的車站均不收費，但前往機場範圍以外的地鐵站每程收費$7.5。乘坐機場捷運（轉乘地鐵）從甘迺迪機場前往曼哈頓中城約需時45分鐘，耗資10.5美元。
巴士亦連接甘迺迪國際機場至紐約地鐵和長島鐵路的車站，包括Q3、Q6、Q7、Q10、Q10LTD（Limited，大站車）、B15及數條接駁地鐵站的免費巴士線。這些巴士均為無障礙化，可供輪椅上落。在Jamaica站外還有更多的公交線路前往紐約其他地區，如Q20A,Q20B,Q44SBS可前往法拉盛。
紐約計程車與轎車委員會所營運的黃色計程車開始在2007年起，劃一規定從甘迺迪國際機場前往曼哈頓的路程均收費$45（不包括小費及過路費）。這項劃一收費措施已經在2006年11月30日起，在由曼哈頓前往甘迺迪國際機場的計程車上實施。乘的士前往曼哈頓的路程最快只需25分鐘。紐約計程車限載4名乘客；客貨車則限載5名乘客。
*1962年3月1日，執行美國航空1號班機的一架波音707-123B（編號N7506A）由此機場起飛後不久即因方向舵故障墜入牙買加灣，機上95人全部罹難。
*1962年11月30日，執行東方航空512號班機的一架道格拉斯DC-7B（編號N815D）在霧中降落時墜毀於此機場，25人死亡。
*1965年2月8日，執行東方航空663號班機的一架道格拉斯DC-7B（編號N849D）在由此機場起飛之後因機師空間迷向而墜毀，機上84人全部死亡。
*1975年6月24日，執行東方航空66號班機的一架波音727-225（編號N8845E）在向肯尼迪機場進近時遭遇微下擊暴流，墜毀於皇后區，導致113人死亡，11人受傷。
*1990年1月25日，執行哥倫比亞航空52號班機的一架波音707-321B（編號HK-2016）在飛往該機場的途中因燃油耗盡而墜毀於長島，導致73人死亡，85人受傷。
*1992年7月30日，執行環球航空843號班機的一架洛歇L-1011（編號N11002）在由紐約飛往舊金山時因起飛失敗而墜毀，機上292人於90秒內全數逃生。
*2001年11月12日，執行美國航空587號班機的一架空中客車A300B4-605R（編號N14053）在日本航空的一架波音747-446（執行飛往成田的JL47號班機）起飛後1分鐘起飛，機師過度使用方向舵以應對日航班機的尾波亂流，導致這架A300的垂直尾翼脫落，墜毀於皇后區，機上260人和地面5人死亡。
《中日通商章程》，全稱《中日通商章程：海關稅則》，為中國（清朝）和日本於1871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9月13日簽訂的條約，與《中日修好條規》同日簽定。中方代表為直隸總督李鴻章，日方代表為大藏卿伊達宗城。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日本明治五年），日本提議修改此條約。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日本明治六年），清朝政府派李鴻章與日本使節在天津進行換約。
《中日通商章程》共33款，作為中日平等貿易的法理依據。其中第一款規定中國對日本開放此前已經對西方列強開放的15個沿海沿江口岸，日本對中國開放此前已經對西方列強開放的8個沿海口岸，從而廢止了德川幕府時期的鎖國政策，打開了中日貿易全面發展的大門。
自1871年《中日通商章程》簽署以后，兩國間的貿易獲得了快速發展。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兩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值增長了五倍。
劉白羽，原名劉玉贊，男，北京人，中國現代作家。
1916年9月2日，劉白羽出生在京兆地方。
1938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2005年逝世于北京市。
* 1950年 影片《中國人民的勝利》： 斯大林文藝獎
* 1989年《芳草集》： 優秀散文獎
* 1991年《第二個太陽》：茅盾文學獎，第三屆
* 1990年至1994年 《心靈的歷程》：中國優秀傳記文學作品獎
*劉晨(主編): 《劉白羽代表作》,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99, ISBN 7-5080-1550-9
*劉白羽: 《散文選集》, 天津: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93, 2004印, ISBN 7-5306-1089-9
*劉白羽: 《第二個太陽》, 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7, 2005印, ISBN 7-02-004887-0
*劉白羽: 《心靈的歷程》(新版), 北京: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1994, 2003印, ISBN  7-5033-1620-9
*劉白羽: 《風風雨雨太平洋》, 北京: 華藝出版社, 1998, ISBN  7-80142-071-3
*劉白羽: 《劉白羽文集》, 北京: 華藝出版社, 2000, ISBN  7-5080-2165-7 (十卷)
* Lju Bai-jü: ''Flammen am Jangtse'', übers. von Walter Eckleben, Berlin: Dietz, 1957
*''Drums Like Spring Thunder'', Tr. Sidney Shapiro, ''Chinese Literature'' 7 (1960): 71-75
*''Flames Ahead'',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4
*''The Glow of Youth'', Tr. Gladys Yang and Yang Hsien-yi. Chinese Literature 11 (1959): 5-57
*''A Heart-warming Snowy Night'', Tr. Sidney Shapiro, Chinese Literature 2 (1959): 3-13. Also in ''I Knew All Along and Other Storie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147-57
*''Landmark'', Chinese Literature 9 (1960): 17-32
*''The Most Marvelous Day in Her Life'', Tr. Gladys Yang, ''Chinese Literature'' 12 (1964): 54-61.
*''Night on the Grassland'', Tr. Gladys Yang, ''Chinese Literature'' 12 (1964): 54-61.
*''On the Dusty Highway'', Tr. Tang Sheng, ''Chinese Literature'' 3 (1955): 52-59. auch als ''On the Dusty Road'' in: Kai-yu Hsu (ed.): ''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25-32.
*''Six A.M. and Other Stories'',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3.
*''Sunrise'', Tr. Gladys Yang. ''Chinese Literature'' 11 (1960): 33-37.
*''Typhoon'' Tr. Sidney Shapiro, ''Chinese Literature'' 5 (1960): 3-11.
*''Fajrolumo en la fronto'', ?anhajo: ?anhaja esperantista ligo, 1951.
*Lieou Pai-Yu: ''Six heures du matin'': nouvelles, Pékin: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1953
* Chen Tan-chen: ''Liu Pai-yu's Writings'' in: ''Chinese Literature'' 3 (1963), 88-94
* Charles Laughlin: ''Incongruous Lyricism: Liu Baiyu, Yang Shuo and sanwen in Chinese Socialist Culture'' in: Martin Woesler (ed.):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Essay: Defining the Chinese Self in the 20th Century'', Bochum: Bochumer Universit?tsverlag, 2000, 115-129, ISBN 3-934453-15-5
量子力學中，以自旋物理與核磁共振專家費利克斯·布洛赫命名的布洛赫球面是一種對於雙態系統中純態空間的幾何表示法。在討論量子位元的場合上常常運用到。
對量子位元這樣的雙態量子系統而言，其存在的可能狀態（採用狄拉克標記的右矢表示）可以由兩個互相正交的基底以複數線性疊加所構成，這兩個基底可以選用和為代表。在物理實作上，和代表了做投影式量子測量所會得到的唯二結果。
從任意純態出發：，其中。
其中稱作共同相位，因為對、對都一樣影響，而在實驗上測量不出來，故可以將之捨棄不看。也因為如此，我們可以令為非負實數。
至於相對相位就不同了，它的影響可以在球面上表現出來。故得：
由於的存在，我們也能令非負實數。
由上述條件可定出與的範圍如下：
將和的所有分佈在三維空間中畫出來，就可以得到一個球面，此即布洛赫球面，如同圖1。
可以注意到正交（有「垂直，呈90度關係」的意思）的兩個基底和在此幾何表示法下成為一軸的兩端，變成180度關係（的緣故）。通常設定它們處在軸，即：
離球心距離皆是1。
有些學者及書刊對於球面所採用的表示為：
是故，其狀態的定義為：
此種表示法的用意在使布洛赫球面上表示方式和一般 中的球面以球坐標 表示方式一致。
布洛赫球（Bloch ball）是布洛赫球面的擴充，混合態會出現在球內（離球心距離的點）而不是球面上。並可從此推論出球心該點所代表的量子狀態是最大混合態（maximally mixed state），用密度矩陣形式及狄拉克標記表示即（另見「量子位元」）：
可以看到這是兩個彼此正交的純態以恰好一半一半的比例構成混合態。
*  Density Operator of a Single Qubit: The Bloch Sphere
安藤利吉（，）為宮城縣出身之日本陸軍軍人。最終階級陸軍大將。舊制宮城縣第二中學校1回、陸軍士官學校16期。陸軍大學校26期。臺灣日治時期第19任（末任）總督。
安藤為宮城縣人，生於1884年（明治17年）。陸軍士校、陸軍大學畢業。1931年任陸軍省兵務課長，之後歷任日本駐英大使館武官、旅團長、教育總監部本部長、第5師團長、第21軍司令官、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1941年以預備役受征召任臺灣軍司令官，1944年晉升陸軍大將，12月30日被任命為第19任臺灣總督，接替長谷川清。臺灣軍擴張為第十方面軍後，他兼任第十方面軍司令官。日本戰敗，安藤利吉代表第十方面軍司令官暨駐軍向盟軍投降。初被任命為「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聯絡部」部長，進行臺灣各級政府移交，以及日軍、日僑遣返等工作。1946年（昭和21年）4月13日，他以戰犯的身份被美軍憲兵逮捕，主要原因是過去俘虜美國陸軍航空軍時進行過不當的處刑與虐待。之後他被押解到上海由美軍管理的監獄，4月19日於受審在押上海監獄期間，服氰化鉀自盡。
曾任記者的伊藤金次郎在其著作記述，安藤利吉在未就任總督之前曾以臺灣軍司令官身分在1944年4月悄悄邀請臺北的有力日人到糖業聯合會館聚會，聚會上他表示無法給予臺灣同胞絕對的信任，且似乎暗示這是由於之前歷任總督的施政無法完全讓臺灣人心悅誠服之故。而此次演講消息走漏後，某些自認忠君愛國的臺灣人認為受到侮辱，甚至向官方投訴，而當時的臺灣總督長谷川清與總督府人員亦感到大為不滿，認為軍方對總督府有所不滿直說即可，豈可在半公開場合向民間人士批判總督府。
1945年10月赴臺灣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被指為收受、侵吞原日本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黃金，其女婿李卓芝亦涉及貪污「劫收」臺灣。臺灣旅日作家黃文雄表示，由於葛敬恩向欲留在臺灣的日本人收賄、又在接收日本資產時中飽私囊，為了掩蓋「侵吞臺灣黃金案」，遂將協助善後的安藤利吉毒殺滅口。
蘇新於1949年出版的著作《憤怒的臺灣》一書中表示：「所謂黃金一百二十公斤，是安藤親手送給葛敬恩的...這些黃金放在原田大佐的家裡時，已被美籍軍人艾文思中校所獲悉，原田害怕事發，把情形報告安藤，安藤再向葛敬恩說知此事，葛敬恩卻泰然自若，對安藤說：『你放心，一切都在鄙人身上』」、「同年八月，葛敬恩突被召赴京...他在老蔣面前，堅定說並沒有此事...他回到了上海，在上海逗留很久，不知所幹何事，不過，奇怪的很，恰巧葛在上海期間，日本戰犯安藤利吉，忽在上海戰犯監獄服毒自殺」、「關於安藤的自殺，不但在臺日本人，就是臺灣人也都疑心與『黃金案』有關」。蘇新並引述自臺灣總督府主計課長的說法：「許多日人被拘時，這本清冊正本抄本均被查出、被拿走了，唯一的證據只剩下了安藤一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你想安藤是怎樣死的？一句話，貪污手段之妙、消滅異己之毒，我們是不及國民黨官僚百倍！」
另根據學者蘇瑤崇的考證，認為《憤怒的臺灣》蘇新所提「侵吞黃金弊案」純係美軍聯絡組艾文思中校侵佔事件，與葛敬恩無關。
*3月 日本宮城縣仙臺第二高等學校畢業
**11月 獲任官為步兵少尉?分派至位於仙臺的步兵第4連隊
*5月 派遣至滿洲，步兵第50連隊中隊長
*2月 陸軍技術審査部人員（軍事調査委員）
*1月 駐在英國－1921年9月
*8月 步兵少佐（少校）?平和條約實施委員（駐在歐州）
*3月 步兵大佐（上校）?步兵第13連隊長
*3月 派遣至廣島，第5師團參謀長
*4月 第5獨立守備隊司令官?陸軍中將
**11月 召集?臺灣軍司令官
*秦郁彥編『日本陸海軍総合事典』第2版、東京大學出版會、2005年。
*福川秀樹『日本陸軍將官辭典』芙蓉書房出版、2001年。
闕史八代（日語：；現代日語：），指日本史書上自第二代綏靖天皇，到第九代開化天皇之間的八代天皇。雖然這八位天皇各有年表（即位、系譜），然而治理事蹟的記載卻付之闕如，因而得名。
闕史八代世系圖
一般提到的闕史八代，是包含下列八位天皇（左為漢風追號，右為和式諡號）：
*安寧天皇　磯城津彥玉手看天皇
*孝安天皇　日本足彥國押人天皇
*孝靈天皇　大日本根子彥太瓊天皇
*孝元天皇　大日本根子彥國牽天皇
*開化天皇　稚日本根子彥大日日天皇
根據傳統史書的說法：“綏靖，英斷果敢，負荷大業。與母兄八井耳命，協謀立誅罪魁。天位以正，尚武之稱，不亦宜乎。安寧、懿德、孝昭、孝安、孝靈、孝元、開化七帝，淵默沖靜，誕敷至化。政令簡樸，其民皥皥如也。太祖之隆緒，蘊列聖之耿光。垂拱天下，治，無一事可記。無為之德，不宰之切。人莫能得而名焉。垂衣裳而治者，其在斯時乎。”（引述自《日本國史略》）換言之，指稱斯八代天皇之時，天下太平，遂無事可記。而部份天皇長壽得不合理，亦令人懷疑可信性：
*綏靖天皇在位三十三年駕崩，享壽八十四歲
*安寧天皇在位三十八年十二月駕崩，享年五十七歲
*懿德天皇在位三十四年駕崩，享壽七十八歲
*孝昭天皇在位八十三年駕崩，享壽一百一十三歲
*孝安天皇在位一百零二年駕崩，享壽一百三十六歲
*孝靈天皇在位七十六年駕崩，享壽一百二十七歲
*孝元天皇在位五十七年駕崩，享壽一百一十五歲
*開化天皇在位六十年駕崩，享壽一百一十五歲
對此不合理的長壽，有多種說法。一派認為，這八代天皇並不存在，而是基於要滿足神武天皇於辛酉年（前660年）開國，及崇神天皇於前97年即位之說，為了填補神武天皇至崇神天皇之間的時間而虛構出來，才會出現不合理長壽。另一派認為，如果為了填補時間而虛構天皇，那大可虛構更多天皇代數，以把虛構天皇的壽數縮短成較合理水平，何必虛構如此令人起疑的不合理長壽，認為反証了當時可能真的存在如此長壽的天皇。又另一派認為，這些天皇確實存在，但歷史不詳，而是在不虛構天皇代數、滿足神武天皇於辛酉年（前660年）開國之說、填補神武天皇至崇神天皇之間的時間，這些條件限制下，而被刻意拉長了年紀，才導致此一不合理的長壽。另外，在《白河本舊事紀》中，對闕史八代的時代，有詳細的歷史記載。惟獨該書有偽書之虞，並不為學術界所採用，但該書的支持者則揶揄國史之缺漏，將此八代天皇稱為「有史八代」。
* 《先代舊事本紀》——天皇本紀
* 《日本國史略》——闕史八代
分類:亞洲歷史懸案
臺灣議會請願團抵達東京車站時，與前來歡迎的當地臺灣留學生共同合影，攝於1924年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生于20世紀上半葉，是由新民會發起，向日本帝國議會爭取在臺灣設置自治議會的政治運動；該運動是臺灣對日本統治從武力反抗轉為近代式政治運動的轉捩點，也是日治時期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政治運動。其起源可追溯至1918年的《六三法》撤廢運動。林呈祿認為撤廢《六三法》無異於接受當局的內地延長主義政策，有損于臺灣的特殊性和獨立性。受其主張影響，運動的方向遂由撤廢《六三法》轉為設置臺灣議會的訴求；基於日本立憲政治的精神，應設置臺灣議會，將臺灣總督府的立法權交歸還民眾。
從1921年1月30日第一次向帝國議會提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由林獻堂領銜、旅日與在臺民眾178人聯名簽署起，到1934年9月2日決議停止為止，運動共歷時13年，期間提出請願15次。最初的參與者以東京的臺灣留學生為主。至第三次請願運動籌備時，成立了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從而被臺灣總督田健治郎以影響社會治安為由禁止，釀成治警事件。其後，運動得到了日本輿論的支持與臺灣民眾的同情，參與人數邁向高峰。不過在1931年臺灣民眾黨被迫解散後，由於失去支持團體，加上法西斯主義的壓制，運動在1934年正式宣布中止。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除了對臺灣民眾建立法治的觀念和確立對憲政精神的追求，也影響了日本政府在1935年使州、市、街、-{莊}-議員半數改由民選，成為臺灣地方自治的開始。
明治29年法律第六三號，也就是所謂《六三法》的內容條文。帝國議會所通過的《六三法》使臺灣於日治時期採委任立法制度，並授權臺灣總督能夠頒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
日本在甲午戰爭取得對臺的統治權後，一開始並未做好殖民準備，故請來英、法兩國的顧問前來提出建議。但在遭逢武力反抗的情況下，沒有實施原來的構想。1896年3月底，日本政府遂依據臺灣總督府的要求，由帝國議會通過《關於應在臺灣施行的法令之法律》，俗稱《六三法》。
實施《六三法》雖令臺灣在名義上是日本領地，實際上卻成為殖民地，即使日後經過《三一法》和《法三號》的修正，讓臺灣的立法體系逐漸被編入日本的體系中，但仍然無法享有日本內地的民主成果。且由於該法每逢有效期限將屆時，就被送進帝國議會要求順延，無不引發爭論。最後日本政界將《法三號》定為無期限限制，使爭議告一段落，但對臺灣的知識分子而言，「六三問題」和切身權利相關，需尋求解決方案。
由於日本從1905年到1925年間受到海外思想的影響，且1918年成立的原敬政友會內閣在思想和政策上更趨於自由化，因此產生了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層面的民主運動，是為大正民主思潮。
期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1918年1月發表「十四點原則」，其中的民族自決思想風行一時，致使日本當局重新檢討治臺政策，改派文官總督，採行同化主義，改善教育政策，讓臺灣百姓的智能和視野都有所提升，臺灣青年也因為本地缺乏高等教育，赴日留學蔚然成風。這時期的日本普選運動風潮正盛，鄰近的朝鮮爆發三一運動爭取獨立、中國興起了五四運動，東京的臺灣留學生身處這股國際思潮中，除了嚮往民主主義，民族意識也受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而開始覺醒。
臺灣知識分子視《六三法》為總督府獨裁的依據，在爭取民族自決運動的過程中，便將撤廢《六三法》視為主要任務。從1914年開始，林獻堂、蔡培火、林呈祿、蔡式穀和鄭松筠等東京的臺灣留學生，一方面透過臺灣同化會的參與，尋求日方同情者的支持，另方面則組織啟發會（後改為新民會）從事廢除運動。並在其機關刊物《臺灣青年》和《臺灣》中發表文章爭取臺灣人的政治和法律權利。1920年11月《六三法》期滿前，時任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本島現況尚未至能達廢棄本法的程度」言論一出，200餘名新民會會員隨即於當月28日在麴町區富士見町展開示威。
然而《六三法》的撤廢運動有其侷限，參與者往往主要訴求集中對經濟、政治和社經地位的平等，意味著若獲得公平對待，可能不會從事民族運動。明治大學畢業的林呈祿就指出，此一運動否定了臺灣的特殊性，變相承認了「內地延長主義」。1920年12月15日，他在《臺灣青年》第5號上發表的文章已有以「設置臺灣議會」取代「撤廢《六三法》」的思考。
林呈祿的主張影響了日本留學生的想法，但他的「完全自治」主張被蔡培火認為不太可能，於是提出「設置民選議會」的構想。1920年（大正九年）年底，在林獻堂的裁決下，《六三法》的撤廢運動告終，轉向以臺灣議會請願為共同目標。
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於1923年2月22日印刷、2月25日所發行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大致上分為和兩部分。蔡惠如等278人在這回（第3回）請願活動中連署，透過日本貴族院議員、眾議院議員和等介紹人的幫助下，於1923年2月23日第46屆帝國議會中正式提出。這本《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文稿便是配合該次請願活動印製，分送給貴族和參議兩院的議員及各大新聞社的記者
運動參與者在首次請願所提出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書》中闡明了4項重大意義，包括：臺灣情況特殊，不同於日本國內，有特別立法之必要；日本是立憲國家，臺灣在其統治之下，應享有立憲政治之待遇；臺灣總督同時掌握立法權及行政權，違反憲法精神，應將立法權還給人民；設置臺灣議會，臺灣的特別立法與預算審核，改由臺灣議會進行。
實際上，對於臺灣議會的定位，其地位是隨著請願運動時間的拉長而依次下滑。根據林呈祿在治警事件法庭中的陳述，臺灣議會是獨立於日本帝國議會之外，以臺灣為範圍，掌有立法權和預算權的殖民地特別議會。不過在第2回請願的理由書中卻有所退縮，將施行於臺灣的法律又分為「日本臺灣共通性質之立法事項」和「將實際上帝國議會所不能代辦之有關臺灣特殊事情」，前者的制定樣仍歸給帝國議會，僅後者歸給臺灣議會。
對日本國會議員而言，臺灣議會的權限、選舉方式和稅收分配等等細部規劃均付之闕如，輪廓不夠明確具體。統治當局更直指，若設置和帝國議會擁有同樣權力的議會，即為變更憲法條文中將議會明定為「貴族院與眾議院」的條文，只能由天皇發動，不可由人民請願權提出。面對這種指控，林呈祿和蔡炳耀在1924年的第5次請願中提出一份，挑明：
臺灣議會原為擁有臺灣立法全權的殖民地特別議會，後變為僅限於特別情事立法的議會，最後權限僅等同於日本內地的地方議會而已。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1921年起到1934年為止，14年間共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15次，在《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將其分為三期：從運動開始到臺灣文化協會的分裂（1921年－1926年）為統一戰線時代，共計有7回請願；1927年至1930年是戰線分裂時代，發動了第8回至第11回共計4次請願；1931年至1934年間的第12回至第15回請願則是沒落期。
林獻堂等人於1920年底至1921年初決定展開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便在東京神保町中國基督教青年會館內開始接受請願書的簽署，由於籌備時間倉促，簽署者多為東京的臺灣留學生。後來在1921年3月21日交付請願委員會審查，遭到兩院同時以「不採納」回應。請願雖然失敗，但此一消息引起臺灣本島的熱烈反應，蔣渭水甚至帶頭召集人馬，在臺北為返臺的林獻堂等人舉行盛大歡迎會，表現最為熱切。不過，一片贊同聲中也有少數的反對者，像辜顯榮本身是總督府評議會的評議員，視主張自由平等者為叛逆、臺灣議會設置運動妨礙臺灣的發達和進步；林熊徵、李延禧和許丙認為一國內不能有兩個議會，請願運動是破壞日臺融和的離譜行為，所以3人就故意捐錢給《臺灣》雜誌，試圖將其改變為學術刊物；鄭肇基和吳子瑜是基於個人好惡而反對，多針對林獻堂進行人身攻擊；林烈堂則是認為當時非從事政治活動的時機，因此屢屢私下勸止。惟這些聲音相當微弱，而且主要反對者辜顯榮又被視為「御用紳士」，一般人並不理睬，所以也未受重視。
臺灣總督府對於請願運動相當側目，田健治郎總督向林獻堂、蔡惠如、林呈祿和蔡培火等人要求放棄運動未果後，1922年8月起正式展開彈壓，讓活動大受打擊。像林獻堂即在親友勸阻、銀行藉故催討債務，以及總督府特工謠言分化造成東京同志不諒解的情況下，在第3回請願中不再領銜簽署。不過，此一運動依然屬合法進行，總督府這樣的壓迫仍無法將運動的力量根除，於是在1923年產生了針對請願運動更加全面的反擊行動——治警事件。
1923年2月10日時，各家報紙報導蔡培火、陳逢源和蔣渭水等人在日本進行請願運動的相關剪報。在這回（第3回）請願活動中，蔡培火、陳逢源和蔣渭水等人於2月9日抵達北九州市門司，2月10日自神戶東上前往東京，並在行程中發表聲明指出：「設置臺灣議會有助於日本全體的發達；人種、風俗等和內地有所差異的臺灣有其特殊情況，故產生議會設置論；期望臺灣議會設置的實現，並能夠審議在臺所施行的特別法律和特別會計；議會設置運動並非以獨立為前提，無須擔憂……」，並以美國的民主政治作為舉例。值得注意的是，林獻堂並未一同前往日本，因此引發學者認為其可能受到臺灣當局壓力而不得前往
由於來自臺灣總督府的壓力，運動參與者深感成立組織的必要，於是在籌備第3回請願時，蔡培火和蔣渭水等人決定組織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1923年1月16日，由石煥長向臺北市北警察署提出政治結社報備。在臺北州警務部佐藤部長勸其自動撤回申請未果後，2月2日第一次大會即遭政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之名禁止。
同盟被禁後，運動參與者依然發起了第3回請願，蔡培火、蔣渭水和陳逢源在赴日期間和東京臺灣青年會成員商討後，將同盟會本部從臺北改為東京，由林呈祿向東京的早稻田警察署申請建立成功。此舉造成臺灣總督府的不滿，多名運動參與者在1923年12月16日遭大規模搜察、扣押和起訴，史稱「治警事件」。最後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林呈祿、石煥長、林幼春和陳逢源等6人遭判刑3到4個月不等。
治警事件造成臺灣民眾的恐懼，事件發生後的第4回請願和審判開始前的第5回請願均導致簽署人數大減。連同遭到初步壓制的第3回，是運動的挫折期。不過，治警事件在日本被媒體報導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反而受到媒體、官員、學者和青年的支持。在法庭辯論中，擔任被告律師的法學博士清瀨一郎和永山章次郎都指出本運動無違憲的情事。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學部教授也在《臺灣民報》撰文支持，甚至《大阪每日新聞》1923年3月23日的社論都直指總督府的行為是「無理態度，是不賢明的措施」。輿論的支持使運動洗去違憲的疑慮，加上總督府的壓迫行動引起民眾同情，讓原本已淡出的林獻堂重新出面領導運動，激發了民眾參與的熱情，反而成為本運動發展的新里程碑。
第5回請願雖然受到挫折，但介紹議員和田川大吉郎分別在1924年的9月和12月25日來臺考察，為運動帶來鼓舞。第6回在文化協會的大事宣傳下，出發、抵日和歸臺演講都受到盛情歡迎；第7回，因治警事件入獄的蔣渭水和蔡培火等人假釋出獄，在各地投入宣傳；至第8回時簽署人數更達到2,470人的高峰。日方則一再以政府委員不出席的方式杯葛。在民眾逐漸體認設置臺灣議會的必要、運動合法性受到確認，以及總督府干涉力道減弱的情況下，請願運動於是蓬勃發展起來。
+ 統一戰線時代請願運動表
請願書提出日期
委員會上呈日期
1921年1月30日
林獻堂等187人
田總督說明／不採擇
1922年2月16日
林獻堂等512人
賀來總務長官說明／不採擇
田川大吉郎清瀨一郎
田川介紹議員說明／不採擇
1923年2月22日
蔡惠如等278人
馬場法政局長說明／不採擇
3月12日3月19日
1924年1月30日
林呈祿等71人
1月31日眾議院解散、貴族院停會，故未能提出
蔡培火等233人
清瀨一郎神田正雄
7月14日7月17日
兩介紹議員說明／審議未了
1925年2月17日
林獻堂等782人
3月9日3月16日3月18日3月20日3月23日
1926年2月9日
林獻堂等1990人
3月1日3月10日3月17日3月19日
清瀨、神田兩介紹議員及黑金拓務局長說明／不採擇
臺灣民眾黨黨員的合影，攝於1931年2月18日
臺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在1921年成立，成員多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領導，日人甚為忌憚，故林獻堂簽訂備忘錄，約定文協不能介入政治。不過成員仍以個人名義從事政治運動的籌組工作。治警事件中被提起上訴的18名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均是文協幹部；文協演講的內容也和此運動的訴求有關，足見文協支持臺灣議會請願運動的事實。
1927年1月3日，臺灣文化協會由連溫卿等左派份子掌握，半數會員退會形成分裂。文協會員參與請願運動聯署的人數，從第9回的101人到第15回的5人有明顯的減少。7月10日，退出者在迭經爭論後成立臺灣民眾黨，繼續領導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新的臺灣文化協會則在第9回請願時提出反對聲明，斥其為臺灣解放的障礙。
第9回請願運動由臺灣民眾黨擔當，蔡培火和蔡式穀先後在2月和4月赴日。兩人會合後在4月23日到達東京，當天晚上臺灣青年會為他們舉辦歡迎會，出席的左傾學生卻在會場上表示反對，對贊成運動的講話加以辱罵干擾，使雙蔡悄然退席。而就在前一天，分裂後的新文協也發表聲明斥責該運動為解放臺灣的障礙。第10回，為因應左派反對，運動參與者在臺灣大肆宣傳，但在日本的活動則一切從簡，以避免不必要的糾紛。這兩次請願仍被日方以拖延的方式，形成「審議未了」的結局。第11回起，運動同志改變方略，方式力求簡化，並且決定在未受議會拒絕前，仍應繼續徵求簽名。
+ 戰線分裂時代請願運動表
1927年1月20日
林獻堂等2470人
1927年1月19日
1月31日2月21日2月28日3月7日3月14日3月18日3月23日
1928年4月25日
林獻堂等929人
林獻堂等2050人
5月4日5月6日
林獻堂等1932人
神田正雄土井椎太
3月4日3月11日3月20日
林獻堂等1314人
1930年4月28日
4月28日5月6日5月12日
5月12日由武富參與官說明／不採擇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和日本友人的合影，攝於1937年前
臺灣民眾黨復因左傾和在「殖民地自治」形成兩派路線的爭執，林獻堂和蔡培火等右派人士於是在1930年8月另籌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不過兩派仍舊支持此運動，因此第12回請願時，兩派在臺灣北、中、南部都出現各有一個請願書索取處的情況。在本回請願後，臺灣民眾黨於1931年2月18日被迫解散、同年8月蔣渭水病逝，請願運動在喪失支持團體，使得第13次請願大受打擊。
第14回請願開始，臺灣內外情勢丕變，自由主義和民族自決主義兩大運動基本理念，被新崛起的法西斯主義壓制，運動參與人員對前景益發悲觀。林獻堂等29人在1934年9月2日討論後，依陳逢源的提議發布了請願運動中止聲明書，本欲再向臺灣總督府提出的《臺灣統治意見書》則在當局警告下停止。次年4月1日，總督府公布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案，開放一半議員為民選，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內部出現主張解散的聲音；歷經林獻堂多次主張改組為政治結社未果後，1936年8月15日由楊肇嘉宣布解散。
+沒落期請願運動表
1931年2月12日
蔡培火等1381人
3月9日3月13日
3月9日武富政府委員說明／不採擇
2月18日2月25日3月4日3月24日
1932年6月3日
林獻堂等2684人
堤政府委員說明／不採擇
清瀨一郎清水留三郎
6月6日6月10日
6月6日堤政府委員說明／審議未了
1933年1月31日
林獻堂等1491人
2月20日3月6日
1933年2月6日
林獻堂等1859人
3月6日3月7日3月10日
清瀨介紹議員說明／不採擇
1934年2月6日
林獻堂等1170人
生駒管理局長說明／不採擇
為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供政界人脈的植村正久牧師
日本基督教會對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提供了許多支援。1917年，請願運動中的主要人物蔡培火結識了植村正久牧師，並在1920年4月於植村主持的富士見町教會受洗。之後，蔡培火透過植村的關係認識諸多日本政界人士，這些人也成為了后來請願運動中的介紹議員。除了介紹議員之外，植村正久尚對臺灣人的政治運動提供了諸多的支援，包括出借作為政治演講會場、為臺灣言論機關奔走，以及派教會代表慰問治警事件中被捕人士，並協助延請辯護律師。
江原素六和田川大吉郎兩位議員是富士見町教會的教友，在第一次請願中分別擔任貴族院和眾議院的介紹議員，其中又以只要有議席就擔任介紹議員的田川大吉郎對此運動最為熱心。田川和臺灣頗有淵源，1883年14歲的田川曾進入長崎外國語學校學習中文，在甲午戰爭中擔任中文口譯；1895年撰寫的曾獲《大阪朝日新聞》徵文比賽第三名；1896年接受臺灣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之邀赴臺擔任《臺灣新報》主筆。他認同新的殖民政策，主張應使島民自治、同化於19世紀的日本文明。因此，他以臺灣也應實施立憲主義精神的理由，支持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呈祿在起草請願書時，很可能就接受過他的指點。
無教會主義的虔誠基督徒、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則是來自日本學術界的聲援者。他基於第四章中，耶穌初次傳道所讀的以賽亞書的精神，對殖民問題希望能實現「被虐待者得解放、沒落者的上升、自由獨立者和平的結合」之理念。在1926年4月親自抵臺考察政經社會實況後，1928年起陸續發表論文，1929年出版《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分析日本帝國主義對臺人的壓迫，甚至為蔡培火的《與日本本國民書》作序。以他的專業，表達對此一運動的認同。
基督教本身由於教義和日本國體論有所不同，加之其普世主義和博愛主義也使信徒對殖民地人民較少歧視心態。再加上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在日本代表了一些現代性，與臺灣知識分子反抗運動中的「文化啟蒙」目的相同，早期的日本基督徒也較傾向自由主義、國民主義。種種因素結合下，使臺灣人的政治反抗運動得以在日本基督教中找到盟友。
時任日本共產黨領袖曾於1923年3月在東京青年會出版的《臺灣》4卷3期發表一文，指出這是臺灣人民走向自決的第一步，呼籲支持本運動。但1927年，日共認為這個運動傾向獨立，故加以反對。佐野學本人的立場也在1933年被捕時大轉變，譴責共產主義運動，並認為殖民地獨立和民族自決等資產階級（「布爾喬亞」）觀點已過時，臺灣應受日本統治，以享有相等的經濟利益和相等的權利。
日俄戰爭後，日本的殖民政策學在學術圈中成立，至集大成。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以山本為首，包括泉哲，以及稍後的矢內原忠雄和等學者，出現批判日本殖民政策的潮流，且益發強烈。這些學者的論述，是被統治民族在殖民地統治的框架內，以合法的辯證內藏含有民族意識的政治要求。包括田川大吉郎等自由主義議員擔任請願介紹的行動，都可以由這些學者提供理論上的根據。
山本美越乃於1914年起在京都大學擔任殖民政策的講座，在朝鮮發生三一運動後，山本在1920年出版的教科書《殖民政策研究》裡主張統治方針由同化主義轉向自治主義。基於此一觀點，他在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發起第1回請願後即表態支持。不過，山本反對「極端的自治主義」，他認為給予殖民地自治的權能就「如同為將來獨立做準備」，「與殖民地領有的目的不相容」，所以需要適當地限制。
在第2回請願運動中，宣傳用的即引用了山本的主張，除援用法國殖民失敗的例子做為印證外，也說明何以不透過《眾議院選舉法》的施行要求中央參政；1921年5月第44回議會終了時，朝鮮閔元植提出「在朝鮮施行眾議院選舉法」、臺灣則有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山本在評論這兩項運動時，認為臺灣議會的設置時期尚早，但理論上較佳。他在1922年首次赴臺觀察後，對臺灣人知識階層的評價提高，因此1925年的論文便拿掉「時期尚早」等保留字眼，直接表態支持臺灣議會。
泉哲任教於明治大學和京城帝國大學，作為一名殖民政策學者，他同時也對國際法有所研究，是以對殖民政策的分析，相對於其他殖民政策學者頗有獨到之處。他長期在私立的明治大學講學，使其相較於官學研究體制的學者，更具有廣泛的視野和民主主義內涵。他對殖民地統治方針的主張，是基於人道主義、民主主義和人種民族平等主義構成，不止主張殖民地自治，更提倡聯邦制理論作為殖民地未來的願景，甚至在最終理論上主張殖民地放棄論。
林呈祿、鄭松筠、蔡式穀、葉清耀和彭華英等活躍於臺灣政治運動的核心分子，都是於泉哲任教的明治大學法科畢業，因此他跟臺灣留學生有密切的交流。泉哲是《臺灣青年》和《臺灣》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最頻繁的日本人；在請願運動開始後，泉哲不僅公開地表示支持，時常受邀出席記者招待會，並鼓勵運動者以穩健的方式進行活動，他也長期發表文章，為運動提供學術理論支援，《臺灣議會設置請願理由書》中所主張「於統治上便利之場合則模仿本國制度，不利之場合則採用特別制度，為臨機應變的本國本位主義，」即可見到泉哲理論的影響。
1919年朝鮮的三一運動使得日本的殖民政策遭受空前的質疑，當時田健治郎正好出任臺灣總督，改採漸進式的內地延長主義，以「日臺融合」和一視同仁為方針。在大正民主志士的知識份子中，對殖民地政策的問題思考，大多數均和日本政府的改革方向一致，並主張政治待遇的改革要激進，其中代表人物包括中野正剛和植原悅二郎。
中野正剛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曾任東京《朝日新聞》記者、東方持論社主筆，1920年5月起連任8屆的眾議員。他站在「激進的內地延長主義」和「民本主義式的帝國主義者」的立場，對民族歧視的情況嚴厲批評，並主張應廢除《法三號》，對臺灣採同情的態度。他在1919年8月組織改造同盟，包括植原悅二郎、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情示同情的永井柳太郎和介紹議員神田正雄都是其中成員。植原悅二郎認為應撤廢殖民地的特別統治制度，由帝國議會直接管這些「新領土」。所以他在治警事件發生時，對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遭鎮壓一事表示抗議，但在第49次會議，運動要求他支持時卻遭到了拒絕。
另外，主持大日本平和協會的阪谷芳郎也是內地延長主義的支持者。他擔心臺灣會和朝鮮一樣要求獨立，因此表示在承認日本統治主權的前提下，任何改革方案他都會鼎力相助。他不同意另設臺灣議會，而是主張讓臺灣人獲參政權，選出代表參加帝國議會。
臺灣律師黃靜嘉認為，1920年代初期日本的法典已是繼受西方法治觀念而制定的，而臺灣在日本統治下，法律經1920年代初期的改革，也伴隨著日本內地法的施行而引進了更多的西方民主式法律。
臺灣學者葉永文認為，這種法律雖然被日本化、殖民地化，基本上仍是建基於西方民主精神的法治架構中，臺灣人民在法治觀念的養成過程中也已漸形浸染於民主素質。臺灣的殖民當局在統治過程中也充分體認和遵守「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余重信也指出，如1923年的治警事件中，地方法院法官即宣判臺灣政治異議分子無罪，已見司法獨立。
1927年的臺灣民眾黨也是在法治保障下成立。葉永文就此論曰，在西方法治觀念的形塑下，不但知識份子對臺灣施行法治政治意念的高漲，一般人民的法治觀念也在知識階層的助播散種下，形成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習性。
1912年的日本在大正天皇即位後展開護憲運動，天皇不再擁有絕對專制的地位，開始了以憲法成為最高規範位階的大正民主時代。日本雖成為立憲國家，但殖民總督在臺灣的權力違反憲政常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便根據日本欽定憲法所賦予臣民的請願權而來發動。歷年推動議會設置的請願書中都明白指出治臺必須參考世界民主潮流和知曉臺灣民心趨向，所以依據殖民母國的「立憲政治」來對臺灣施行憲政的推展和改造成了最重要也最為迫切的首要任務。
臺灣學者葉永文指出，這種訴求反映出臺灣人民對總督專制的不滿、對憲法有漸次認知和對憲政體制的民主有所欲求，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的三權分立，以及各類自由權的保障等西方憲政體制的架構，還有議會政治和普選等民主的相關模式，皆由臺灣知識份子吸取並轉移到島內。葉永文評判道，這種對憲政體制的期盼就算歷經1930年代後的戰時體制和皇民化運動的改造都無法磨滅，所以當戰後陳儀治臺時發布「訓政」宣告，使臺灣人民對「祖國」想像的寄望落空時，便埋下了日後全臺流血衝突的因子。
臺灣學者陳翠蓮認為，由於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獲得不少日本議員和學者的支持發聲，撥弄了殖民者內部的矛盾。為了牽制請願運動和來自日本帝國議會的壓力，臺灣總督府在1921年6月開始將總督府評議會的重要施政部分，形式上諮詢臺人的意見。1926年，時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禮次郎在眾議院表示「臺灣不久應該漸漸要達到自治的狀態」，在統治權力構圖上一度軟化。
1935年，在後起的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持續努力下，3月3日日本眾議院通過實施「臺灣地方自治」的經費預算案；日本政府也隨即公佈州、市和街-{莊}-制改正案，並於11月22日實施「臺灣地方自治改正案」，半數的州、市、街、-{莊}-議員改由民選產生，每4年改選一次，並在1935年舉行第一次市街-{莊}-協議會選舉，成為臺灣歷史上第一次選舉。臺灣學者陳翠蓮認為，雖然這樣的地方自治僅有半套，仍是運動推動之功。
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指出，在帝國議會中，無論是當時的執政黨立憲政友會還是最大反對黨，實際上都是採取內地延長主義。在請願運動的初期，兩黨議員們毫不掩飾對殖民地要求自治的立場。介紹議員為緩和請願委員會的氣氛，往往讓請願宗旨朝內地延長主義進行妥協，暴露出「臺灣議會」要求有其內在弱點。
臺灣學者陳翠蓮認為，由於法律和制度都掌握在殖民者手中，運動者謀求以合法合憲的方式進行體制內抗爭，並不能顛覆殖民統治權力關係，也無法掌握改革的主導權。所以情勢和緩時，還可以要求臺灣議會、殖民地自治，但在法西斯主義抬頭時，就只能擁有打對折的地方自治選舉。同時，運動參與者挪用殖民者論述的策略，畫地自限地將臺灣人的自我圖像比擬為落後的、有待教化的民族；冀求喚起殖民者良知、主動釋放權力，對臺灣人平等以待的做法，等於一味仰人解放，自然難以脫離被殖民的境遇，得到平等對待。
* 啟發會（「新民會」的前身）
* 臺灣青年（「臺灣青年會」的機關刊物）
碧云寺，位于北京市海淀區香山公園內北部，是一座漢傳佛教寺院。
1871年到1872年間拍攝的金剛寶座塔及石牌坊、碑亭
碧云寺位于香山東麓，原靜宜園以北（不屬于靜宜園）。碧云寺始建于元朝至順二年（1331年），據傳是元朝開國元勛耶律楚材的后代阿勒彌（另一說法為“阿里吉”）舍宅為寺，當時叫“碧云庵”。明朝正德九年（1514年），御馬監-{于}-經看中此地的風水，出資擴建，并在后山上挖建墓穴；墓未挖好，他便在嘉靖初年因貪污事發而鋃鐺入獄，死于獄中。到明朝天啟三年（1623年），大宦官魏忠賢又出資擴建碧云寺，并將-{于}-經未能使用的墓穴規模擴大，結果沒有用成便因罪大惡極而在崇禎初年自縊后被戮尸。1644年，魏忠賢的黨羽葛九思隨清軍進入北京，將魏忠賢的衣冠葬在墓中，成為魏忠賢衣冠冢。
1906年《Peking》中的碧云寺
清朝康熙四十年（1704年），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奉命巡視西山時，起初將之當作前朝皇帝的陵寢，后來得知是魏忠賢衣冠冢，遂于同年五月十二日上奏，五月二十二日詔平其墳。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在明朝的規模上又進行大規模的修葺和擴建，新建成金剛寶座塔、水泉院、羅漢堂等建筑，形成了如今的規模。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后，其靈柩曾在碧云寺超度。11月23日，國民黨中央部分委員在碧云寺召開西山會議。
1950年代，碧云寺曾經是全國文聯的休養所。1956年夏，全國文聯組織“作家西北地區參觀團”，馮至、朱光潛、常任俠、鐘敬文等參加。同年8月末鐘敬文回到北京后，曾在作為全國文聯休養所的碧云寺小住，根據此次西北參觀所收資料及見聞撰寫文稿，同時寫出《碧云寺的秋色》等散文。
1957年，碧云寺被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列為第一批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文化大革命期間，碧云寺受到很大破壞，1971年關閉。1979年重新開放后，經整修恢復原來的風貌。2001年，碧云寺被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005年9月，碧云寺維修時，某施工單位在金剛寶座塔附近的施工現場挖出兩具石翁仲和一對鎮墓獸。石翁仲為漢白玉雕刻，真人大小，加上底座總高3米，一個為文官，一個為武將。經過文物專家考證，這些石刻是當年魏忠賢墓壙的遺物。這些石雕放置在水泉院南側峭壁上方不遠處，金剛寶座塔北側。2013年初，碧云寺工作人員在巡查中發現碧云寺后門被撬開，其中這對鎮墓獸丟失（兩具石翁仲仍在原處），遂展開調查，但至今無果。
File:北京城外碧雲寺二頭門.jpg|北京城外碧雲寺二頭門
File:北京城外碧雲寺四層門.jpg|北京城外碧雲寺四層門
File:碧雲寺牌樓腳石獅人物俱係全石刻成.jpg|碧雲寺牌樓腳石獅人物俱係全石刻成
File:碧雲寺內御牌亭乃乾隆爺親筆畫下.jpg|碧雲寺內御牌亭乃乾隆帝親筆畫下
File:碧雲寺內牌樓石桂俱刻人物.jpg|碧雲寺內牌樓石桂俱刻人物
File:碧雲寺內在三門觀上五指塔.jpg|碧雲寺內在三門觀上五指塔
File:碧雲寺五指塔之頭門.jpg|碧雲寺五指塔之頭門
File:碧雲寺內羅漢堂堂內五百零八尊.jpg|碧雲寺內羅漢堂堂內五百零八尊
File:碧雲寺內茶亭乾隆爺在此飲茶.jpg|碧雲寺內茶亭乾隆帝在此飲茶
File:碧雲寺三門碑亭.jpg|碧雲寺三門碑亭
File:碧雲寺五指塔在塔腳照上之景.jpg|碧雲寺五指塔在塔腳照上之景
File:碧雲寺在石級下照上共計一百七十級.jpg|碧雲寺在石級下照上共計一百七十級
File:北京城外在碧雲寺塔頂照出玉泉山一帶.jpg|北京城外在碧雲寺塔頂照出玉泉山一帶（以上照片在1879年左右拍攝，來自《北京和周邊照片相冊》）
碧云寺 香山.jpg|寺門
2010.01.18 香山碧雲寺 167.JPG|山門殿內的密跡金剛力士（俗稱“哼將”）
2010.01.18 香山碧雲寺 168.JPG|山門殿內的那羅延堅固王（俗稱“哈將”）
碧云寺匾額.JPG|外山門上懸掛的“碧雲寺”匾額
碧云寺彌勒殿
碧云寺彌勒殿內的彌勒佛（布袋和尚）
碧云寺依山而建，坐西朝東，占地面積4萬多平方米。主體建筑為從東南向西北的中軸線上的六進院落，依山勢層層上升，其南北各有一組院落作為附屬建筑。主要建筑有外山門、山門殿（內山門）、彌勒殿（天王殿）、大雄寶殿、孫中山紀念堂、羅漢堂、金剛寶座塔等。
*寺門：位于香山公園內北部，香山公園北門內，坐北朝南。碧云寺有院墻包圍，該門開在院墻上。
*石橋：外山門前的臺階下有石橋一座，橫跨在河道上。石橋前立兩尊石獅子，雕琢精細，形像威猛，據說是明朝雕刻。
*外山門：面闊三間，明間開券門洞，兩次間各開一券頂窗，窗扇是三交六椀菱花圖案。門上掛有藍底金字匾，上用滿、漢、藏、蒙四種文字書寫“碧云寺”，為乾隆帝御筆。外山門東西兩側各有一座二層樓，一層和外山門的臺基部分高度基本相當，南側開有拱形門，二層和外山門的高度類似，南側開有拱形窗。
*山門殿（內山門）：建于明朝，面闊三間，單檐灰瓦歇山頂，雅伍墨旋子彩畫，明間開券門洞，兩次間各開一券頂窗，券臉刻有回云紋。殿內兩側是兩尊金剛力士泥塑像，俗稱哼哈二將，文化大革命期間塑像被毀，現在的兩尊塑像是1992年重塑，高4.8米，頭戴寶冠，手執金剛杵，右像（東像）忿顏閉口為“哼”，左像（西像）怒顏張口為“哈”。山門殿兩側各開一小門，單檐硬山頂。
*彌勒殿（天王殿）：建于明朝，面闊三間，單檐歇山頂，柱子未包入墻中。殿內正中供奉銅制彌勒佛，高2.5米，采用五代時期布袋和尚的造型，為明代造像。原來殿內兩側有四大天王像，毀于北洋政府時期。
**鐘樓、鼓樓：彌勒殿前左右兩側有鐘樓、鼓樓，均為二層。
*大雄寶殿（能仁寂照）：建于明朝，面闊三間，開有隔扇門和窗。門上懸掛“能仁寂照”匾額。現在的大雄寶殿內部陳設是1995年恢復的，殿內正中為釋迦牟尼說法像，其左右兩側是阿難、迦葉，左右脅侍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面朝中央；殿內兩側有十八羅漢像及懸山云海，懸山云海中有《西游記》中的神怪形象；釋迦牟尼說法像的背面有海島觀音塑像，面朝北，兩側是善財、龍女。
**經幢：大雄寶殿前兩側各豎一座六棱經幢，經幢前面是放生池。
**放生池：位于彌勒殿和大雄寶殿之間，池上有一座雕欄石橋。
*乾隆御制重修碧云寺碑亭：建于清朝乾隆十四年（1749年），重檐八角攢尖頂，頂覆黃琉璃瓦，上下檐飾斗拱，紅墻紅柱，二龍戲珠彩畫。亭內為乾隆御制重修碧云寺碑文，碑身兩側雕刻纏枝蓮紋，中央是乾隆帝用滿、漢文書寫的《御制重修碧云寺碑文》，記述了碧云寺歷史沿革及規模，碑身下有龜趺海墁。碑亭前的御路上有一塊陛石，裝飾圖案以鳳為主，有鶴、蝙蝠等圖案，但無龍。
*菩薩殿（靜演三車）：建于明朝，面闊五間，中三間開隔扇門，兩梢間開隔扇窗，隔扇圖案都是三交六椀菱花圖案，上朱色漆。喜相逢旋子彩畫，卷草紋雀替。殿前設有走廊，檐柱為四方柱。廊內正檐下懸掛乾隆帝御筆“靜演三車”匾額。菩薩殿內原有明代的5尊菩薩像，后來被毀，現在的是1995年重塑，自左至右依次為大勢至菩薩（騎麒麟）、文殊菩薩（騎青獅）、觀音菩薩（騎朝天吼）、普賢菩薩（騎白象）、地藏菩薩（騎諦聽）。菩薩殿內兩側塑有二十四諸天像和福、碌、壽、喜四星像及懸山云海，懸山云海中有佛教故事雕塑。
孫中山紀念堂
孫中山紀念堂內蘇聯政府贈送的玻璃蓋鋼棺
*孫中山紀念堂（普明妙覺殿）：原為普明妙覺殿，位于寺院的中心。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后曾停靈于該殿，4月2日移至該寺金剛寶座塔石券門內暫厝，直到1929年5月中山陵落成后，其遺體被移往南京紫金山。1929年5月23日到25日，普明妙覺殿內設置靈堂，舉行三天公祭，宋慶齡及其親屬在這里致祭。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遺體暫厝之地，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在普明妙覺殿立“總理紀念堂”，在金剛寶座塔石券門內立“總理衣冠塚”。普明妙覺殿於1954年進行過大修，并更名為“孫中山紀念堂”，由宋慶齡手書該堂名，制成紅底金字木橫匾，懸掛於正廳門上。正廳內中央是孫中山半身塑像，左右兩側的墻上鑲嵌有《孫中山致蘇聯遺書》漢白玉雕刻。右側還放置著1925年3月30日蘇聯政府送來的玻璃蓋鋼棺，因孫中山已入殮，未使用。左側陳列有孫中山生前的遺著和遺墨。
**南廊房、北廊房：正廳兩側有廊房連接廂房，現為《孫中山與碧云寺》展覽室，分別為第一展室、第二展室。經過對展覽內容升級改造后，《孫中山與碧云寺》展覽在2011年9月12日重新對游客開放。展覽分為“求學立志”、“致力革命”、“推翻帝制”、“創建民國”、“討袁護法”、“偉大轉折”6個部分。
**宋慶齡守靈休息室（北廂房）：2011年9月28日，位于孫中山紀念堂正廳右側的“宋慶齡守靈休息室”開放，這是1929年以來首次對游客開放。
*禪堂院：位于大雄寶殿前院落的南側。院門和彌勒殿平齊，為院墻上開的方門。門內有正房及廂房。禪堂院是明清時期僧人坐禪上課的場所，后一直封閉未開放。2006年香山紅葉節期間首次開放，舉辦《千年香山》歷史展，分四個展室，陳列香山歷史圖片和文物。
*羅漢堂：位于孫中山紀念堂的南跨院，建于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仿杭州凈慈寺而建，平面呈“田”字形，每面9間，中間形成4個小天井。堂內有500尊木質金漆羅漢，每尊高約1.5米，神態各異，造型生動。此外，中心是橫三世佛，東、西、南、北各門口分塑有護法神韋馱天、地藏王、接引佛和瘋和尚。在北面屋梁上還蹲坐著濟公，傳說濟公因為替人打抱不平而遲到，所以沒了座位，就爬上屋梁蹲坐在上面。關于羅漢堂中的五百羅漢還有許多傳說，其中第295尊暗夜多羅漢和第360尊直福多羅漢傳說是康熙帝和乾隆帝。在羅漢堂前有一抱廈，內有四大天王塑像。
Bys jgbzt6.JPG|羅漢堂
Azure Clouds Temple 1.jpg|羅漢堂
Bys lht.JPG|羅漢堂
Azure Clouds Temple 2.jpg|從乾隆御制重修碧云寺碑亭前遙望羅漢堂
*含青齋：原名涵碧齋，位于大雄寶殿北側，建于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原為皇帝大臣休息之所，是行宮的第二組建筑。院門開在彌勒殿北側靠西，為院墻上開的一個月亮門。含青齋共有前后兩個院落，第一進正房三間，第二進正房五間。院內疊石為池，景致秀雅，有“云容水態”之稱。含青齋是西山會議會址。1925年11月，鄒魯、謝持、張繼等十多人反對孫中山的政策，擅自召開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即西山會議。
*水泉院：位于孫中山紀念堂北側石階下。院門開在含青齋西側，為院墻上開的一個月亮門。院內松柏參天。
**三代樹：院內東部有一棵“三代樹”，位于院門內道路北側。前兩代古柏均已枯死，樹中心生長出第三代銀杏。
**沼堂：位于石橋西側，為主體建筑，四面環水，已毀，僅存地基。
**洗心亭：位于石橋南側的假山上，1980年代重建。
**三仙洞：位于洗心亭以西，石壁下臨水池有一洞，洞內左右又各套一洞，故稱“三仙洞”，洞內供奉三仙。洞外有廊亭，掛匾“清凈心”。
**石臺：位于敞廳以西，是一座高臺。
**卓錫泉：南側巖壁下一泉為“卓錫”泉，有泉水從石壁隙中流出，潺潺有聲，原是皇家的“聽水佳處”，明朝時即在北京城聞名。
**（某建筑）：位于小廟前的池塘前，已毀，僅存地基。
**小廟：位于最西端的假山上，廟前假山下為一池塘。
碧云寺金剛寶座塔
塔院是位于碧云寺中軸線最西部的院落，其內的金剛寶座塔位居全寺最高處，登塔可俯瞰山下的景色。金剛寶座塔前的建筑有：
*木牌坊：位于孫中山紀念堂以西，單間。牌坊前兩側各有臺階通向下方一小平臺，小平臺前方又有一段臺階。木牌坊的立柱兩側有抱鼓石，枋無名匾，金龍和璽彩畫。木牌坊兩側各有一磚照壁，磚雕精美，中心盒子雕三條游龍，四個岔角各雕一龍。
*石牌坊：位于木牌坊后面，是一座漢白玉的沖天石牌坊，四柱三間，仿木結構，單檐歇山頂。上枋刻飛鶴，下枋刻游龍，雕刻精美。石牌坊的匾額刻有“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安養道場”。石牌坊兩側有石雕八字照壁，共四面。其中兩面與牌坊平齊，背面為雄獅，正面雕有八個中國歷史人物浮雕，人物上方刻有題名：南側照壁正面為藺相如為節，李密為孝，諸葛孔明為忠，陶淵明為廉，正面小額枋刻有“清誠貫日”；北側照壁正面為狄仁杰為孝，文天祥為忠，趙壁為廉，謝玄為節，正面小額枋刻有“節義凌霄”。另外兩面向前斜伸為八字，正面為麒麟，背面為八仙（每面四位）。
*石橋：位于石牌坊后面，橫跨在河道上。
*乾隆御制金剛寶座塔碑亭：石橋及河道后面有兩座御制碑亭，建于清朝乾隆十三年（1748年），南北各一座。八角重檐，上檐為圓攢尖頂，檐下裝飾石雕斗拱。亭內為穹窿頂，頂部有龍頭藻井。亭內有《御制金剛寶座塔碑》，左亭內為滿文、蒙古文，右亭內為漢文、藏文，碑文介紹了金剛寶座塔的由來。
*磚牌坊：碑亭后面是一座磚砌的牌坊，再后面就是金剛寶座塔。磚牌坊前有一對石獅。磚牌坊三間七樓（一主樓，兩夾樓，四次樓），三券門洞，券臉及上下枋無飾紋，坊額無匾。
*紀念樹：2006年4月15日連戰前來碧云寺拜祭孫中山先生衣冠塚時所植白皮松一株。
*孫中山畫像紀念碑：1983年，將頤和園東門外因拓寬馬路而棄置路旁的孫中山畫像紀念碑，遷建到金剛寶座塔前的空地上。
金剛寶座塔與真覺寺金剛寶座塔的形制相似，在建筑規模上超過了真覺寺的金剛寶座塔，此塔通高34.7米，是中國現存最高、最大的金剛寶座式塔。
塔的基座宏偉，分為五層，雕有彌勒佛像、天王像、龍鳳、云紋、獅象等，這在其他塔上并不多見。朝東的方向開有拱券式門，上額嵌有乾隆帝御題橫匾“燈在菩提”，券臉兩側雕有佛像和獸頭形紋飾，券門內墻正中嵌有一塊上刻“孫中山先生衣冠塚”。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故后曾停靈在碧云寺，其移靈時更換出的衣帽被放回到原殮的楠木棺中并封葬在石龕下，供后人憑吊。基座的南面和北面各凹進一段，凹處刻有藥師佛像。
孫中山先生衣冠塚
券門兩側開有樓梯，可以順此登上塔臺，出口處有一座方形漢白玉罩亭，東面開有券門，內設石供桌，券門上刻有“現舍利光”，門邊有西番纏枝花高浮雕。罩亭頂上有護欄，中間有一座窣堵波式塔，四角各立一座漢白玉覆缽式塔，形成了一座小的金剛寶座塔，這種樣式在中國是獨一無二的。在罩亭的后方立有五座方形密檐式塔，均為13層，中間的一座塔身最大。塔身的每個面都雕著三閣佛龕，翻看立有高浮雕的佛像、菩薩像、羅漢像，雕像生動優美。塔檐仿木結構，每層角的脊上雕雄獅和麒麟，以前檐角還掛有銅鈴，現在已經都沒有了。在罩亭東向兩側各建一座覆缽式塔，塔身四面雕有坐式佛像，塔剎上有鏤空的道教八卦符號。
在中央大塔的后面長有一棵植根于塔臺上的古柏，因樹干分為九枝名曰“九龍柏”。中華民國初年，孫中山至此見樹枯萎，曾親手培土扶植，1929年移靈前此樹已枝繁葉茂，孔祥熙特撰寫《總理親手扶植塔頂側柏記》以示紀念。1988年被定為一級古柏。
*汪建民，北京的塔，學苑出版社，2003年，ISBN7-5077-2171-x
歐聯可以指：
*歐-{洲}-聯賽，簡稱歐聯，在香港稱為歐-{霸}-盃，改制後的歐洲聯盟杯，歐洲足球俱樂部第二高榮譽足球比賽。
*歐洲-{冠}-軍聯賽，簡稱歐-{冠}-盃，在香港簡稱歐聯，歐洲足球俱樂部最高榮譽足球比賽。
*歐聯通訊社，意大利羅馬的一家歐洲新聞媒體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