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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簡稱“全運會”，是由中國國家體育總局主辦，以中國各省級行政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解放軍、行業體育協會為參賽單位，以奧運會比賽項目為基本設置項目的的綜合性運動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水平最高、規模最大的綜合性運動會，每四年舉辦一次，一般在奧運會結束後一年舉行。
1950年代末，在“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口號的激勵下，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為契機，第一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于1959年9月13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開幕。自1984年中國組團參加夏季奧運會以來，從第五屆全運會開始，全運會成為選拔奧運選手和練兵的重要機會，項目設置與奧運會接軌。從第七屆全運會起，全運會安排在夏季奧運會后一年舉辦，在周期上做到“全運會出人才，亞運會練人才，奧運會出成績”。為了調動各省市區的積極性，1994年，國家體委在1996年奧運會前推出了“將奧運會獎牌帶入全運會”的舉措，即將某省市區運動員代表中國在奧運會上取得的獎牌，作為該省市區成績計入次年舉行的全運會中。為響應“全民健身”口號，從第十三屆全運會起增設非專業運動員參與的群眾賽事活動項目，并取消了獎牌榜，只公布比賽成績榜，不再分別公布各省區市的金牌、獎牌和總分排名。
前三屆全運會均在北京市舉辦，第四至第九屆在北京市、上海市、廣東省三地輪流舉辦。2000年12月，中國國務院辦公廳取消全國運動會由北京、上海、廣東三地輪流舉辦的限制，允許有條件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申請舉辦全國運動會，所需經費主要由承辦全國運動會的地方人民政府自籌，中央財政給予一次性定額補助，場館設施建設所需資金由地方人民政府自行負擔。國家體育總局一般在運動會舉辦前6年向全國下發申辦工作通知，各地須以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名義提出申請。申辦候選單位只有一個單位時，該候選單位經審查符合申辦條件可自動當選。申辦候選單位達到兩個或兩個以上時，國家體育總局將召開專門會議，采用候選單位陳述，國家體育總局領導、機關有關職能部門代表、有關運動項目管理中心代表以及全運會各參賽單位代表進行無記名投票，按照簡單多數獲勝的方式選舉確定。2005年在江蘇舉辦的十運會是首次采用申辦方式確定承辦單位的全國運動會。
1965年全運會
目前，競賽項目共設34個大項，除武術外與夏季奧運會項目設置大致相同。
*游泳（含跳水、水球、花樣游泳）
*體操（含競技體操、藝術體操、蹦床）
1959年9月13日至10月3日
1965年9月11日至28日
1975年9月12日至28日
1979年9月15日至30日
1983年9月18日至10月1日
1987年11月20日至12月5日
1993年9月4日至15日
1997年10月12日至24日
2001年11月11日至25日
2005年10月12日至23日
2009年10月16日至28日
2013年8月31日至9月12日
2017年8月27日至9月8日
2021年9月15日至27日
12000余
廣東省、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粵港澳大灣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冬季運動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殘疾人運動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
*全國體育大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
廖暉，男，廣東惠陽人，生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原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畢業。1960年8月參加工作，1965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共第十二至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連任六屆。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1960年8月起，18歲的廖暉開始接受軍事專業訓練。1965年，畢業于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地空導彈總體設計專業，同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後一直在解放軍中服役，任空軍高射炮兵獨立四師三營一連引導技師，1972年任空軍駐國營761廠軍工產品質量檢驗軍事代表，同年9月，祖母何香凝病逝。1975年任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高射炮兵處參謀，1980年任總參謀部裝備部科技處副團職參謀。
1983年6月，父親廖承志病逝，41歲的廖暉被調至國務院繼承父親僑務辦公室副主任職位，從副局級躍升副部級。一年后，又晉升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成為當時最年輕的正部級干部。1997年8月，香港回歸后，轉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香港回歸初期，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制度由廖暉與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共同推動，建立兩地政府高層制度性聯系，又擔任澳門特區籌委會副主任委員。
廖暉在2003年3月和2008年3月，當選第十屆、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排名第二位），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全面負責中共在香港、澳門的統戰工作。
2010年10月，68歲的廖暉卸任港澳辦主任職務。 2013年3月，71歲的廖暉卸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
*祖父廖仲愷，中國國民黨左派元老。
*祖母何香凝，中國國民黨重要左派人物。
*父親廖承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妻子趙汝蘅，1944年出生，中央芭蕾舞團前團長。
*姑母廖夢醒，宋慶齡秘書，全國人大代表，婦聯執委。
*姪兒廖紅革，《海外同胞史編輯委員會》任副部長。
*兒子廖懷南，鳳凰衛視國際公關顧問業務副總監，專長媒體經營工作，2012年6月2日結婚。
*兒媳吳辰君，1978年出生，臺灣演員、歌手、舞蹈家。
* 伊東真弓(Mayumi Itoh). (2012).『日中関係的先駆者 廖承志與高碕達之助』(''Pioneers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ao and Takasaki''). Palgrave-MacMillan ISBN 978-1-137-02734-4 http://www.amazon.com/Pioneers-Sino-Japanese-Relations-Liao-Takasaki/dp/1137027347
吉恩·羅登貝瑞是政治平等主義的狂熱擁護者，常常在影集裡宣揚他對一個基於平等原則的未來社會的願景。知名的女性航員，烏蘇拉（, 由妮雪兒·尼柯斯所飾演），是第一個在美國電視頻道飾演主要角色的非裔美國人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短短二十年後，《星艦奇航記》裡就有亞洲血統的軍官光·蘇魯（，由喬治·竹井飾演）。在第二季裡並加入了一位俄羅斯人角色，帕夫·契可夫（，由華特·科寧格飾演）。
現代的觀眾可能會發現，跟今日的標準相較，較早的系列影集對於少數民族和女性的描寫有所偏見。可是這個節目在當時可是很先進和大膽的。《星艦奇航記》在美國最早聲名大噪的一件事是讓一個白人和一個黑人在電視上接吻。在「柏拉圖的繼子女」（'）這一集裡，科克艦長和烏蘇拉遭到心靈控制，非自願地，但是他們的嘴唇還是相碰了，雖然這裡面沒有任何情欲。
後來的系列影集也是致力於反對陳腔濫調。《銀河飛龍》讓一個禿頭男子擔任主角；《銀河前哨》讓黑人當主角；《重返地球》則是有一位女艦長。此外，在《星際爭霸戰》裡用來影射現實生活裡的蘇聯以及持續進行的冷戰的克林貢人，在《銀河飛龍》裡則變成盟友以及主要角色之一。這也預示了冷戰的終結，就在柏林圍牆崩毀的兩年前。
多年來，《星艦奇航記》系列影集從未公開描寫過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的人類角色，儘管來自同性戀與支持同性戀的影迷們不斷地請求加入這一類型的角色。雖然羅登貝瑞承諾會加入同性戀角色，可是直到1991年他過世之前，這個諾言一直沒有實現。然而，在《銀河前哨》的一集「團圓」（'）裡有兩位女性角色的接吻場景。許多星艦迷們把這一集解讀為對同性關係的承認。說句公道話，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其他科幻小說或是幻想故事的連鎖事業裡（例如：《星際大戰》），這個議題總是被刻意避過。
《銀河飛龍》影集裡引介了更多關於《星艦奇航記》宇宙的資訊。星際聯邦因為有先進的複製器科技，所以有充裕的經濟來源，但是沒有貨幣。勞力、購買、和銷售不再是必需的，匱乏不再限制人們對於物質需求的滿足。貪婪和嫉妒也因此大大地減少。主角們常常解釋說星際聯邦的目的是讓個人和全宇宙都受益。然而，某些資源還是有限的。例如提供曲速引擎和複製器科技動力的物質，所以星際貿易仍然很普遍。
在系列影集裡遇到的許多外星種族不管是外形或者是人際關係方面都跟人類很相像，也可能有不同種族間的混血兒。在《銀河飛龍》裡的一集「追逐」（'）裡解釋說，銀河系裡的許多原始星系在很久以前就被一個稱為「宇宙旅者」的古老種族所「播種」，以便他們這個瀕臨滅種的生物可以在銀河的各個角落，以各式各樣的形式生活下去。
原始《星艦奇航記》的影迷們一般自稱為「Trekkies」。當《銀河飛龍》開始製播的時候，這個稱謂變成一種暗示，指的是一種令人討厭（Nerdy）的盲目信仰，而被某些人認為是輕蔑。因此，一些新系列影集的影迷們決定自稱為「Trekkers」。之後這兩個名詞變成可以互通。
在羅登貝瑞死於1991年之後（事實上是一段時間之前就開始），有越來越多的象徵讓一些星艦迷把整個星艦系列連鎖事業不僅僅是視為一個單純的娛樂，而是把羅登貝瑞的觀念幾乎當成一種宗教。第一個證明是一些星艦迷對《銀河前哨》與它對未來多阻礙與缺乏正面性觀感的負面回應，導致某些影迷們指控劇集的製作人們（尤其是羅登貝瑞的後繼者瑞克·博曼）褻瀆了他們心目中的神。之後的系列影集，如：《重返地球》，特別是《星艦前傳》，以及大部分的電影，都被戴上違反羅登貝瑞原則的大帽子。不過支持者們還是讚揚這些後羅登貝瑞時代的製作人們，例如博曼、布蘭農·布拉加、隆納德·摩爾等人，因為他們讓《星艦奇航記》擴展至它的原創人原始夢想之外。
由於它的大受歡迎，一些屬於星艦奇航記的觀念與語言慢慢融入了大多數人的文化當中，而可以被視為一種流行文化。一些句子，比方說像是「史考提，把我傳送上去！」、「吉姆，他已經死了」、以及「反抗無用」等，被廣泛地熟悉與理解。其他像是曲速引擎、傳送器等等也是。然而，「史考提，把我傳送上去！」這個句子卻從未實際上在《星際爭霸戰》的任何一集中被說過。不過在《星艦奇航記動畫版》裡面倒是講過不少次「史考提，把我們傳送上去！」。
《星艦奇航記》在許多電視影集、電影、以及其他文獻中都曾被參考、模仿、嘲諷等等。請參考參考到星艦奇航記的以獲得這些作品的列表。
在1977年，由於星艦迷的遊說，美國太空總署將第一艘原型太空梭命名為企業號。
在1990年代初期，蘋果電腦公司的一項將麥金塔作業系統移植到其他非蘋果生產個人電腦的計畫，使用了代碼為星艦奇航記計畫的名稱。因為它的目的是到達「麥金塔前所未至的領域」。
199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發出了一張跟《星艦奇航記》有關的車牌（號碼）。不過在2000年代初期就停止使用了。
在2004年，億萬富翁理查·布蘭森宣佈了一項研發第一艘商用太空客機的計畫，維珍銀河航空。航線第一艘太空船將命名為維珍太空船企業號，第二艘將命名為維珍太空船航海家號。
跟星艦迷自製系列的概念一樣，數以千計的人們，逐字創造他們自己的《星艦奇航記》口袋宇宙，並集合他們的朋友們，一起撰寫新的故事與冒險。每個玩家創造一個角色，通常是根據在各個系列當中知名的外星種族（包含克林貢人、瓦肯人、崔爾人、貝塔星人、以及人類），有的也會扮演比較少見的種族，像是達頓人等等。
每個玩家都會被分配到一個模擬情境或是一個平臺裡的航員角色。每個模擬情境代表一個星際基地、一艘星艦、或是一個殖民地等等。最常見的情況是玩家們扮演在一艘星際艦隊船隻上面的航員，比較少見的情況是玩家扮演的航員在一個星際艦隊基地，或是一個行星上的設施。
遊戲進行的方式是每個航員自行撰寫一些稱為「貼文」的小故事，然後分送（通常是透過電郵）給其他的航員們閱讀。這些貼文是作者們所扮演的角色，按照他們所在的特定模擬情境，對於一些遵循著中心故事線發展的事件所做的反應。舉例來說，如果他們的星艦遭到攻擊，扮演工程師角色的可能會寫一篇提到他修復護盾產生器過程的貼文；扮演作戰軍官的會寫到他試圖使用光砲摧毀敵方武器的過程。扮演醫官的可能會寫到試著治療傷者的部分，在這裡有無限的可能性。
其他的作者同時也會根據他們角色的觀點來創作他們的貼文。分送貼文的方法有很多種，包括：
*所有的貼文統一寄到一個中心電郵地址，讓遊戲主持人（，通常會扮演艦長的角色）閱讀，修改互相矛盾的部分，校對拼字或是文法錯誤等等，然後用電郵分送給每個航員。
*貼文由作者直接寄給所有其他的航員。（通常會使用郵件論壇來進行，例如：雅虎群組，臺灣叫做奇摩家族）
*貼文可能會張貼在某個電子佈告欄上。
*舉行一場即時互動交談（聊天室、），時間由艦長或是遊戲主持人決定。（大家的玩法都不一樣，有的玩家們會讓遊戲主持人以外的擔任艦長）
貼文不光只是特定角色進行普通任務的短篇故事，它還包含了更多東西。玩家們被鼓勵在他們的貼文裡提到跟其他角色的互動。角色們之間也會建立友情與其他關係。有些遊戲模擬情境的主題是戀愛。正如其他說故事的媒介一樣，人物的發展過程也是受到大大地鼓勵。在許多高品質的遊戲裡，玩家寫了某些角色寫了好幾年，看著這些角色隨著時間的流逝成長與改變。
在這個媒介裡，說故事的經驗也被強化了，因為不像電視影集和電影，這裡沒有預算和時間的限制。而且，劇情線並不限於只能描述少數角色的活動。遊戲經常包括5到10個，甚至20個以上的作者和角色。而且每個都可以參與任一條故事線，而且能對劇情提供極大的貢獻。（跟系列影集裡不同，劇情的走向不是由某些收視率較高的主角所主導，即使他是新進成員也能擔當最舉足輕重的角色）（譯註：大概是在罵衛斯里這個角色）
這個媒介也允許星艦迷們重新探索一些老地方，這些老地方在許多系列影集裡可能只出現了幾次。有些故事提到星艦被帶入鏡射宇宙裡；或者是拜訪一些只在星際爭霸戰裡出現過的世界，像是由1930年代芝加哥黑幫改編的文明等等；跟以往敵人的戰爭，像是博格人，羅慕倫人，以及多明尼恩人等等。在許多不同的遊戲裡也會創造一些全新的種族與星球。
在大部分的遊戲裡，作者們的角色也會有軍階和所負責的崗位（就像系列影集和電影裡面大部分的角色一樣），隨著遊戲的進行與經驗的成長，他們也會獲得晉升做為獎勵，甚至受勳等等。遊戲成員們也很看重這些獎勵，有些玩家甚至會在即時通訊的交談裡稱呼他們遊戲裡的上級為「長官」（或）。
多年來，許許多多不同的遊戲開始和完結，這一類型的遊戲至少在互聯網上存在十年以上。有的遊戲只包含少數玩家在一艘模擬星艦上，有的規模甚至大到一個艦隊，包含上百個玩家和數十個不同的模擬情境，還有許多規模介於這兩者之間的遊戲。（如果你對艦隊規模的遊戲有興趣的話， 自由艦隊 是一個有多重遊戲平臺和一大群作者的艦隊。）
多年來遊戲進行所使用的媒介也變化了許多。有些是即時交談，通常是在IRC上舉行，有些則是在電子佈告欄或是郵件論壇上。遊戲經驗也是各不相同。有的玩家們是在奇蹟網頁佈告欄上，有的是在美國線上的電子佈告欄。有的玩家們會在電郵為主的方式上採行類似電子佈告欄的方式，也就是有一個中央位置，可以讓成員們觀看他們的貼文，而不是讓遊戲電郵塞爆了他們的收件匣。
採訪為新聞自由權的核心功能之一（圖為美國印地安那波里斯的一群攝影記者）
新聞自由，或稱新聞自由權，通常指政府通過憲法或相關法律條文保障本國公民言論、結社以及新聞出版界采訪、報道、出版、發行等的自由權利。這一概念也可以延伸至保障新聞界采集和發布信息，并提供給公眾的充分自由。（各國新聞自由度排名請參見新聞自由指數）
至于官方的信息，政府則有責任和義務根據信息的相關程度和重要性對其進行詳細的分類，以決定哪些信息可以向公眾公開，哪些信息涉及到了國家的機密而必須受到保護，以此來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許多政府服從所謂的《陽光法案》或《信息合法化自由公約》來定義國家利益的概念范圍。
新聞自由源起於歐美等國對於出版自由的爭取，隨著社會演進，新聞自由理論基礎從傳統到新穎，新聞與出版的自由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逐漸發展出完整的權利體系。目前許多民主國家均承認新聞自由的重要性，許多非政府組織（如無國界記者）每年針對世界各國作出新聞自由程度評鑑。隨著科技進步，新聞媒體逐漸突破來自政府的壓力，但也有更多大企業給予新聞業帶來新的挑戰。
在現代的集權國家裏，新聞自由是一個被高度質疑的爭議概念。這些政權將新聞自由視為對政府權威以及社會安全的威脅。因此，大多數集權制國家都會設立全國性的宣傳機構，用來維持集權政府的統治，對所謂任何試圖挑戰政權權威性的媒體或記者的活動進行壓制。有的時候，這種對言論的鎮壓達到了野蠻的程度，甚至會動用警察和軍隊等具有武力的單位。在這些國家裏，新聞從業人員往往需要在新聞理念和意識形態之間尋求某種平衡，否則就會受到專制政權的威脅。威脅的方式包括解雇、被列入黑名單、人身攻擊、綁架、刑訊，甚至暗殺。
新聞自由這一概念是從近代政治經濟學和新聞學中衍生出來的。西方主流的新聞學學術界認為新聞自由的傳統理論基礎包括天賦人權理論、觀點市場理論及民主促進理論，較新的新聞自由理論基礎則為第四權理論。
天賦人權學說集大成者盧梭
天賦人權，或譯自然權利，基本精神是強調人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利，這些權利是人生而有之的，不是別人賦予的，因此絕不應該被剝奪。較系統的天賦人權理論可以追溯到荷蘭國際法學家和哲學家格勞秀士（1583－1645），他提出「自然權利乃是正當理性的命令。」他的追隨者斯賓諾莎（1632－1677）提出，每個人都有天賦的自然權利。這些觀念被英國的政治經濟學者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繼承和發揚。前者指出：「自然權利就是每個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天性的自由」；後者則對人類的自然狀態、自然權利和自然法做了論證。
天賦人權學說的集大成者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英法學者提出的天賦人權學說在各自國內的資產階級革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天賦人權的倡導者們無不認為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是自然權利中最重要的權利之一。這種觀點在洛克的《人類理解論》和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中得到闡述。在西方國家爭取新聞自由的鬥爭中，「天賦人權」始終是最有力的理論武器之一。
「觀點的自由市場」最早是由英國政論家、文學家約翰·彌爾頓在1644年《論出版自由》中提出。彌爾頓認為真理是通過各種意見、觀點之間自由辯論和競爭獲得的，而非權力賜予的。必須允許各種思想、言論、價值觀在社會上自由的流行，如同一個自由市場一樣，才能讓人們在比較和鑒別中認識真理。將「觀點的自由市場」理論化的第一人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斯圖爾特·密爾（1806－1873）。他在《論自由》一書中指出：「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所力圖窒閉的意見是一個謬誤的意見，假如我們確信，要窒閉它也仍是一種謬誤」。
「觀點的自由市場」以及與之相關的「觀點的自我修正」理論后來稱為自由主義新聞學的理論根基，也是西方新聞自由的理論根基。盡管在1950年代受到了來自美國社會責任理論的修正，但至今仍對西方新聞界產生著強大而持久的影響。
人民主權是從天賦人權理論再延伸，也是現代西方民主社會的理論基石，其理論要點就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礎來自廣大人民的同意，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如果變成損害人民利益以保障自己權利的政府，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它，建立新的政府。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們第一次闡述這一觀點。在這一觀點后來衍生出了著名的「三權分立」原則。
新聞自由對于人民主權原則的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盧梭認為輿論是「法律之外的法律」，任何強權都必須尊重新聞輿論，否則便無法維持其存在。19世紀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1805－1859）在論述美國新聞自由時指出：“當每個公民都被授予管理國家的權力的時候，那就必須承認公民有能力對同時代人的各種意見進行抉擇，對認識之后能夠指導他們的行為的各種事實進行鑒別”。
波特·史提瓦大法官是第四權理論的提出者之一
第四權理論是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波特·斯圖爾特於1974年11月2日在耶魯大學的一場演講中所提出。第四權理論作為新聞自由的理論，使得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有所區別，此區別在於強調新聞媒體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係作為一種政府三權（行政權、立法權與司法權）以外的第四權力組織，用以監督政府、防止政府濫權，因此第四權理論又稱為「監督功能理論」。
史提瓦大法官從歷年最高法院判決中分析，認為憲法保障新聞自由的目的是為使新聞媒體成為一種制度性的組織，使其能夠獨立於政府之外、具有自主性、免受政府的干預，易言之，根據第四權理論，新聞自由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形成一個意見或言論的自由市場；也非將媒體視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中立訊息溝通管道；更非為完成個人表達自我。從這個理論基礎觀之，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在本質上有相當大的差距。
不過美國法律界對於史提瓦大法官所提的第四權理論並非沒有質疑。首先，從美國憲法的立法原意來看，制憲者原意似乎並未就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作一區別，相對地，有學者指出制憲者只是將出版自由（即現代意義的新聞自由）視為是言論自由的一個表現方式而已。再者，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中也從未將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視為二種不同的基礎權利。
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究竟在權利的具體內涵上是否有所差別？新聞自由究竟有沒有比言論自由給予公民更多的權利，一直是法學界爭論不休的議題。例如在美國的薩克斯比與華盛頓郵報案中，主筆多數意見的史提瓦大法官（也是第四權理論提出者）即認為新聞記者跟一般大眾一樣，對於在監獄中的犯人沒有採訪權。但也有學者認為，根據不同的理論基礎所提出的新聞自由權，在內涵上會與言論自由稍有不同，易言之，根據某些理論，「新聞媒體基於新聞自由得享有一些一般人基於言論自由所無法享有的保障」。（林子儀，1992）
臺灣大法官林子儀（專研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指出，倘若新聞自由的理論基礎為第四權理論，其具體內容即應視為了達成憲法所賦予的監督功能需要而定。他認為在此前提下，最低程度的新聞自由應該包括：①設立新聞媒體事業的權利；②搜集資訊的權利；③不揭露資訊來源的權利；④編輯權利；⑤傳播散發資訊的權利。（林子儀，1992）
依照教授的區分，美國司法實務界跟法學者理論所曾論及的新聞自由具體內涵，大致可分為以下八項，但並非全部均為美國最高法院所認可：
# 新聞媒體應有取得政府所控制的資訊或是進入政府所掌控管理的設施，以獲取其所需資訊的權利。例如：進入監獄採訪人犯或進入刑事法庭旁聽之權。
# 新聞記者為獲取資訊或為報導某事件，有時得不受某些法律規範之權。例如：禁止侵入他人住居的規範，在某些狀況下，記者可以不必遵守的權利。
# 新聞媒體享有報導損害他人名譽資訊的特別權利。
# 新聞媒體對於政府的或其他事前限制措施時，比一般大眾受較多保護。
# 新聞記者有不受大陪審團偵訊或不需回答大陪審團某些提問的權利。
# 民事訴訟程序中，新聞媒體得拒絕回答任何關於編輯人員、製作人或出版程序中工作人員心神狀態的質詢。
# 在非為刑事犯罪嫌疑犯狀況下，新聞媒體有不受政府搜索及扣押之權。
# 政府為達成一般經濟或社會政策，或為促進訊息傳播多元及公平性，進而對一般媒體或專業新聞媒體所進行的規制，新聞媒體有免受此類規制的權利。
貝克教授將上述八種權利類型的新聞自由權利，依照性質再區分為三大類，這三大類即可概括性地描述新聞自由的權利性質：
新聞自由作為一種防禦性權利，係指：新聞媒體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為維護此一重要制度之必要，主張新聞自由得使新聞媒體免受政府之干預。新聞自由防禦性質表現在：新聞媒體的免於證言之權；不得搜索、扣押新聞媒體之權；新聞媒體有免受政府為達成一般社經政策或促使傳播多元、公平性而行管制措施之權。
免受政府干預為各種基本人權的基本特性，然而基本人權的權利基礎在於人性尊嚴；根據第四權理論，新聞自由並非植基於對人的尊重，而是為了發揮監督政府的制度性功能，是一種制度性權利。既然權利基礎不同，防禦性新聞自由的具體內容端視政府採取何種類型的干預而定，其並非絕對的權利，易言之，倘政府的管制措施係為促進新聞媒體對政府的有效監督（也就是新聞自由的權利基礎），且這種限制比不限制更有助於目的達成，則對新聞自由加以限制即為合憲。
新聞自由作為一種表意性權利（speech rights），係指：新聞媒體有權傳播其所選擇的訊息或意見。新聞自由的表意性質表現在：免於某些禁止報導命令或事前限制措施之權利；即使事實傳達有錯誤，可免受誹謗罪追訴之權利等。
新聞媒體事業所追求的目標一般而言即係將資訊傳達給公眾，倘若政府可用命令禁止報導某些新聞資訊，或是要求新聞媒體在報導或評論前，事先進行自我審查，則新聞自由傳達真實的使命難以完成，於監督政府的理想亦成空談。此外由於新聞媒體在快速變動的社會中擔任傳達資訊的重要角色，倘要求新聞媒體所報導者與客觀事實完全相符，新聞媒體業將耗費過大的成本於查證事實，且誹謗罪可能造成新聞媒體業的寒蟬效應，因此在某些狀況下（美國發展出合理評論原則、真實抗辯原則、真實惡意原則等），新聞自由即包括了使新聞媒體免受誹謗罪追訴的特權。
新聞自由作為一種外求性權利係指：為增進新聞媒體發揮其效能，而給予新聞媒體業的從業人員一些特別的機會以取得新聞所需的資料或資訊。在這個層次上，新聞自由的權利即包括前述新聞媒體進入政府機關，取得政府所掌控資訊的權利、新聞媒體不受禁止侵入他人財產限制的特權等等。
新聞自由表現成為外求性權利即脫逸傳統上人權所屬的防禦權體系，易言之，傳統人權理論中，各種人權係以防禦權為主，但新聞自由之權利基礎倘若採取第四權理論，其作為一種制度性權利，功能即不以防禦權為限。然而，這也是法學界探討、爭辯最為激烈之處。較無爭議的是「新聞媒體為採訪新聞是否有權侵入他人財產」這個問題，一般學說或實務界均不認為新聞自由包括不受禁止侵入他人財產限制的特權，縱使較為偏向支持媒體的學說理論，也認為新聞自由權利與他人的財產權或是隱私權係常處於權利衝突的狀態之中，須在具體個案中個別判斷、權衡何者重要，而非謂新聞自由必然優先。
至於「新聞媒體是否有權近用政府所掌控資訊」這個問題更是爭議連連。在美國，史提瓦大法官、貝克教授均認為新聞自由並不包括取得政府所掌握資訊之權，其理由包括：(1)近用政府所掌控資訊對於媒體監督政府之功能而言並非必要，媒體光是取得政府資訊並不足以監督政府；(2)政府所掌控之資訊並非全然皆須公開，縱使給予新聞媒體取得該資訊之權利，亦欠缺相關之標準，恐在事實上造成不可行的難題；(3)是否公開資訊為一種政策決定，應該由立法機關制定資訊公開的相關法令，在憲法層次上而言，新聞自由並不意味著政府有公開所掌握資訊的義務。反對上述理論者則認為：(1)新聞媒體倘有權向政府獲取資訊，則更有利於作出正確的新聞報導；(2)立法機關倘若出現立法怠惰現象，遲遲不願制定資訊公開法規，致使人民無從救濟；(3)取得政府機關所掌控之資訊作為一種積極性權利，並不涉及國家預算、資源的重分配，因此若允許此類型的新聞自由，並不會造成標準模糊、事實上不可行的難題。（林子儀，1992）
受新聞自由保障者，包括了新聞媒體之從業人員及其事業主。
新聞媒體的從業人員——記者、編輯、評論員及專欄作家基於新聞自由，有免受政府干預，進行採訪、調查、編輯及評論，並使其工作成果呈現給大眾之權利，甚至包括對抗事業主的意志而為專業新聞報導、評論的權利，不過後者並非憲法上新聞自由的本質而有待立法規定。
新聞媒體事業主的新聞自由權利則包括設置新聞媒體事業、決定營運方針及人事選任管理等權利，但由於媒體係一重要的制度性組織，有學者主張新聞媒體事業主的人事任免權應受到前述理念的制約，以免影響新聞媒體專業人員的新聞自由權利。
新聞自由的提出，是近代報刊出現以后，歐洲中世紀並不存在新聞自由問題，傳播新知識的權利附麗於出版的權利之上，而出版之權是掌握在教會或王室手中的特許權利。15世紀手抄小報首先出現于文藝復興運動發源地意大利，其反教會的傾向引起了羅馬教廷的恐懼和干預。為了防止反梵諦岡印刷品的流傳，教宗曾命令各國大主教對報紙一律實行原稿檢查，方許公開傳播。許多報人因言論違禁而受到迫害，甚至被處以肉刑和死刑。17世紀以后近代報紙在歐洲誕生，為資本主義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專制政權對輿論的束縛，展開了漫長的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
約翰·彌爾頓是西方新聞自由理念的偉大先驅
1694年之前，英格蘭的都鐸王朝一直施行嚴格的出版物許可制度。一切出版物都必須擁有政府頒發的許可才可以順利出版。這一制度是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於1530年設立的，聲稱設立該制度的目的是抑制「誹謗、惡意、宗派、異端」。在此前50年的英國內戰中，約翰·彌爾頓在他的小冊子《論出版自由》裡激烈的反對并嘲諷政府對出版物進行審查的許可制度。他寫到：「一方面，欠債者和瀆職者可以悠哉游哉的逍遙法外，另一方面，無傷大雅書籍則不得不被人在標題中加入一個虎視眈眈的獄吏。」盡管彌爾頓的言論在當時并沒有起到多么顯著的作用，不久之後他的《論出版自由》卻被當作新聞自由誕生路程上的一個里程碑。
彼時的英格蘭施行嚴厲的《誹謗法》，對人民批評政府的言論予以鎮壓。英國皇家的「星法院」規定國王的權力至高無上，任何對國王的指責都是被禁止的。《誹謗法》并不保護講真話的人，因為其使命就是禁絕一切對政府的批評。「星法院」在1641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後被撤銷，但是國會在1643年又制定了新的新聞檢查法，規定未經檢察官的審查批準，不許印發任何書籍和小冊子。在1647年又先後發布《印刷限制令》和《印刷令》。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1662年查理二世再次頒布印刷品檢查法，強化對輿論的控制。在檢查制度下，許多人因言獲罪，受到人身迫害，或者僅僅因為法官一時的脾氣而被罰款或入獄。
1689年的《權利法案》是英國最重要的憲法性法律，該法第9條規定：「國會內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國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詢問。」這雖然只是就議員在國會的言論的特許權的規定，但是連同法案中規定的人民請愿權，可以認為是在憲法上最初就言論自由做出的規定。1695年，《檢查法》被廢除。
不過這距離英國獲得真正的新聞自由還有100多年的時間。1712年，國會通過《印花稅法》，規定對報紙、小冊子、廣告和紙張都要徵稅，統稱為「知識稅」，為此報紙必須要在政府登記備案，以方便管理，同時還加強對誹謗罪的懲處。直到1850年代陸續廢除各項知識稅，新聞自由才被認為正式在英國確立。
然而經過以彌爾頓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長期的努力和奮鬥，新聞自由還是在工業革命期間的英國得以實現。新聞媒體被譽為「第四權」，其他三權分別是國王、議會和教會。從此，新聞媒體在西方國家民主化的進程中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法國雖然在15世紀末就出現了近代報刊，但是新聞出版始終是王室的特權。這個行業由王室絕對控制，不許其他人隨意染指。國王和王室卻可以將這一特權授予他人，獲得授權者必須保證不違背王室的一切規定且要交納各種稅金。國王任命「新聞出版檢查官」對全國的所有出版物進行預先審查。在17世紀，這種檢查官共有300多位。
英國知識界爭取新聞自由的斗爭對法國產生了影響。進入18世紀，法國的新聞自由思想通過孟德斯鳩、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著作得到充分的闡釋和傳播。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期間，各等級、各階層紛紛上書要求新聞出版自由。而雅各賓派的羅伯斯庇爾則是世界新聞史上第一位闡發新聞自由立法的政論家。他主張：借助語言、文字和出版物來表達自己思想的權利是不能以任何手段來加以束縛和限制的；法律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對人們表達自己的意見的行文予以處罰；立法的目的是保障而不是處罰。
著名的法國《人權宣言》在其第11條中規定：「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每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有責任。」這個條文成為後來許多國家憲法和國際人權公約參考的典範。
拿破侖時代是法國歷史上新聞自由狀況最為惡劣的時期
但是，法國的新聞自由制度并沒有隨著這個具有憲法效力的法律條款的誕生而確立，而是隨著法國革命、復辟的曲折進程而經歷了逾百年的磨難。1793年，執政的雅各賓派對反對派的報刊實施無情的鎮壓；拿破侖執政後，查封了全部反對派的報刊和獨立黨派的報刊。他設立了一個名為「新聞辦公室」的機構，專門處理報刊出版的日常管理事務。拿破侖有一句名言：「一張報紙可抵三千毛瑟槍。」法國新聞學學術界認為，拿破侖統治時期是近代法國新聞出版業所處環境最為惡劣的時期。其后，復辟的波旁王朝設立《欽定憲章》，表面上保護新聞自由，但不久又拋出《七月赦令》，宣布全面停止新聞自由。在此之後幾十年內，隨著復辟勢力和革命勢力力量的消長和反復，新聞檢查制度也時而取消、時而恢復。
法國新聞自由的確立是以1881年7月29日《新聞自由法》的公布為標志的。該法承接了《人權宣言》的規定，全面否定了先前與新聞自由相沖突的所有做法，特別是預先檢查制度。該法還規定，判斷新聞出版活動是否合法應當由法院而非政府來裁決。法國的《新聞自由法》還詳列了事后處罰的規定，對媒體的教唆罪、誹謗罪、妨害公共秩序罪行為予以追懲。
然而《新聞自由法》所規定的新聞自由長期以來僅僅局限于印刷媒體，廣播電視仍長期由國家控制。這一狀況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改變。1981年社會黨上臺后，通過法令允許建立私人廣播電臺，放棄國家對廣播電視媒體的壟斷。至此，法國獲得歷史上最充分的新聞自由。
北美殖民地時期的第一張報紙被稱為「權威報紙」，意指該報紙由英國的殖民政府出版發行，是殖民政府名副其實的傳聲筒。第一張定期出版的報紙是《波士頓新聞信》，出版人是約翰·坎貝爾，從1704年起每周發行一次。殖民地時期的報紙發行機構不是郵局，就是政府，因此此時的新聞界很難挑戰政府的權威。
殖民地時期的第一張獨立的報紙是詹姆斯·富蘭克林在波士頓發行的《新英格蘭報》。該報誕生於1721年。幾年後，詹姆斯·富蘭克林的弟弟本杰明·富蘭克林買下了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公報》，這張報紙是殖民地時期報業的佼佼者。
在這一時期，創立報紙是無需經過當局許可的。報紙可以自由發表言論，但是卻有可能因宣揚不利于當局的言論而被政府以「誹謗罪」或「煽動罪」加以指控。「新聞自由」這一概念之所以能夠被明文寫入美國憲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735年發生在紐約市的聯邦政府訴約翰·彼得·曾格案。曾格的律師安德魯·漢密爾頓聲稱無論如何，傳播事實都不能構成誹謗。在他精彩的辯護下曾格被無罪開釋。盡管有曾格案作為先例，其時的聯邦政府仍然聲稱他們有權力將那些宣揚不合時宜觀點的報刊所有者關進監獄。
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領導者們將新聞自由作為他們致力于爭取的權利之一。1776年的《弗吉尼亞權利法案》宣稱：「新聞自由是一切政治自由的基石，任何一個民主政權都絕不應妨礙這種自由。」與之類似，在1780年的《麻薩諸塞憲法》中規定：「新聞自由對于保障一個國家其他自由而言必不可少。在新的聯邦政府中，這一自由不容妨害。」以此為基礎，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正式規定，國會永遠不許制定妨害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法律。新聞自由制度在美國正式確立。
1931年，在尼爾訴明尼蘇達案中，美國最高法院依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做出有利于媒體的裁決。類似的案例還包括：
* 紐約時報訴聯邦政府案（''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裁定批準《紐約時報》刊登「五角大樓文件」。
* 紐約時報訴薩利文案中，法院裁定：“讓新聞媒體保證每一條新聞報道都真實無錯，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除非公職人員能拿出證據，證明這種指責是出于真實惡意，即‘明知其言虛假，或滿不在乎它是否虛假’”才構成誹謗。聯邦最高法院的此判例，使政府官員不但要在法庭上證明新聞媒體報道失實，而且還要同時證明新聞媒體懷有“真實惡意”，以及它的確對自己造成了具體的傷害，才能談得上是誹謗。
美國在設置了新聞自由的法律之后，也發現了新聞自由的一些問題，尤其是在新聞自由的管制方面。1815年2月11日，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給詹姆斯·勞埃德（James Lloyd）的信中提到：“如果人類狀況有什么改善的話，那么哲學家、神學家、立法者、政治家和倫理學家將發現，在他們不得不解決的最困難、最危險和最重要的問題中，對新聞界的管制居于首位。如果沒有新聞管制，治理人類就無從實現；如今盡管有了它，治理人類也無從實現。”1974年由新聞自由委員會（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出版的《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中寫道，“新聞自由處于危險之中，原因有三：一是新聞界的發展大大降低了能通過新聞界表達其意見和觀點的人的比例，二是新聞機構服務于少數人，未能提供滿足社會需要的服務，三是新聞機構的指導者不時地從事受到社會譴責的種種活動。”這些危險的產生主要是由于新聞界的經濟結構和現代社會工業組織所致。任何能夠保護自由的權力也能威脅自由，因為政府保護每個媒介機構反映社會現實的自由，但不免會由于保護政府利益而干預新聞的傳播，以此來影響新聞自由。由此，美國新聞自由委員會提出了一個關于“新聞自由”的新話題——政府對新聞自由的管制界限以及新聞工作者的自律。新聞自由委員會建議“在傳播業中，哪里需要集中，政府就在哪里努力保證公眾從這些集中中獲益；哪里的私人大眾傳播機構不能夠或不愿意提供本國的信息給某個或某些國家，政府就在哪里使用自己的媒介來彌補這種不足；大眾傳播機構接受自己作為信息和討論的共同載體的責任；新聞界盡可能地運用一切手段來提高其工作人員的能力、獨立性和效用，新聞界的成員們開展生氣勃勃的相互批評。”
* 在美國憲法確立後不久的1789年，其時的執政黨聯邦黨試圖通過《外僑和通敵法案》來扼殺媒體對政府的批評。這一舉動受到廣泛的反對，對聯邦黨的執政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托馬斯·杰斐遜是法案的反對者之一。杰斐遜在1800年的美國大選中當選為總統。當選後，他赦免了所有因該法案而被捕的人。在就職演說中，杰斐遜反復強調自己對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支持：「如果我們當中有人試圖解散我們的聯邦政府或者摧毀我們的共和制政體，就讓他們在真理可以自由的修正謬誤的環境中如紀念碑一般靜默吧！」
* 《1917年反間諜法》和《1918年反煽動法》規定，政府可以在戰爭時期對媒體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對於「以背叛、褻瀆、侮辱、詆毀的語言攻擊美國政府或美國憲法或美國軍隊」的言行，可以被處以至多20年的徒刑和1萬美金的罰款。在1919年申克訴聯邦政府案中，最高法院做出了對這兩個法案有利的判決，制定了「」的衡量準則。1921年，國會廢除了這兩部法案。在1969年的「布蘭登堡訴俄亥俄州政府案」中，「明顯而即刻危險」準則被相對比較寬容的「即行的非法行為」準則所替代。
* 1988年的哈索伍德學區訴庫米爾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任何一所學校都有權對于刊載在校刊上的具有爭議性的文章予以事先審查和撤銷。」
* 近些年來，網絡媒體的迅速崛起使得美國對新聞自由的界定顯得更加困難。因發表於網絡上的言論通常過於開放而很難得到有效的把關和控制，其可能產生的後果也很難預料。這一切都使得「新聞自由」這一概念顯得更加含混。
印度憲法中并沒有明確的提及「媒體」這一概念。印度的媒體以憲法第19條第一款「所有公民都有言論及表達的自由」的規定來界定其所享有的自由。
然而，該條目的第二條款也規定政府有權廢除第一款所賦予媒體的自由。該款還規定，賦予或廢除媒體自由的主體只能是法律或國家，其判斷的依據是看媒體是否損害了「印度的主權獨立與完整、國家安全、良好的國際關系、公共秩序、傳統禮法、傳統道德」，以及媒體是否「蔑視法庭、蓄意誹謗或教唆犯罪行為」。
印度有許多法律限制新聞自由，比較嚴厲的包括《國家機密法》和《反恐怖主義法》。《反恐怖主義法》規定，如果警察或軍隊懷疑任何人以任何形式與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有所接觸并威脅到了國家安全，警察或軍隊便可以將此人投進監獄。這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新聞從業者對新聞源的利用，迫使新聞記者只能使用更加「安全」的新聞來源，比如政府方面提供的信息。這自然對媒體運行的效率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對新聞業采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待方法，即報紙是“黨的喉舌”，發出黨的聲音。新聞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工具。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1996年明確把中國新聞業定位為輿論導向，他視察人民日報社的時候指示“科學的理論武裝人，以正確的輿論引導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輿論導向正確，黨和人民之福，輿論導向錯誤，黨和人民之禍”。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在2016年2月考察三大官媒中表示，新聞輿論工作“必須把政治方向擺在第一位，牢牢堅持黨性原則，牢牢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牢牢堅持正確輿論導向，牢牢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各個方面、各個環節都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因此，中國政府牢牢把握住了國內的話語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的任何媒體都無法說出反共，于共產黨不利之語，一但說出，即立遭封殺。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沒有頒布一部新聞法，過去的中共領導人陳云說出了原因：“國民黨統治時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抓它的辮子，鉆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鉆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在1978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一日千里，“新聞自由”在中國大陸也得到了一些有限的發展成果。如今無論是在報刊雜志還是電視臺上，新聞媒體對于黨政政府官員的過失行為的批評並非一概沒有，也有一定數量的關于各級官員不當行為的質問和披露，然而其內容仍是被嚴格審查的。而中國共產黨的黨報《人民日報》和中國中央電視臺（CCTV）等官方媒體也不再是改革開放之前一味的政治宣傳，而是有了較為實用的新聞報道，官方媒體也出現了一些如《焦點訪談》較為有名的輿論監督節目。
還有不可忽視的一點就是“互聯網”，網絡在當今中國社會上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一些不為人知的負面新聞如腐敗案件等，都是通過在境外網絡上的傳播而被小部分群眾所知的，之后才被大陸主流媒體報道。但近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強了網絡審查。
在其他國家，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於1776年制定、後來經過多次修改的《出版自由法》。這部憲法性法律不僅較早確立了新聞自由，而且對於政府行為做出了相應的義務性規範。至於資產階級革命發生較晚的國家，如德國、日本，在19世紀中後期相繼在法律上承認新聞自由。
在德國，1849年、1871年憲法都有保障公民表現自由的條款。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魏瑪憲法》在第118條規定了表現自由，并規定政府不得對報刊進行檢查。但是希特勒上臺後，這些權利又蕩然無存。納粹德國將新聞媒體當作宣傳法西斯主義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基本法》第5條完整的規定了「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至此德國的新聞自由正式確立。
日本明治維新後，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日本臣民在法律範圍內，有言論、著作、出版、集會和結社之自由。」但是這部憲法的基礎是天皇主權，公民權利出於天皇恩賜，而不是自然權利。天皇一道命令就可以限制或取消。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戰時陸續頒布《新聞紙發行條目》、《》、《》等一系列禁令，嚴密控制新聞出版。戰後占領軍當局（同盟國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迅速廢除了這些禁令，使日本媒體擺脫了政府控制，經過占領期間的一段新聞統制後，逐步走向自由化。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新聞自由主要體現在所有公民都有通過各種合法途徑來表達自己觀點和意見的自由。《世界人權宣言》指出：
新聞自由一般通過立法來實現。立法機構通過法律條文在不同程度上保障科學研究、出版、信息傳播和印刷的自由。如果新聞自由這一概念在某國憲法中能夠得到明確體現，那么這個國家的新聞自由就是相對充分的。保護新聞自由的法律中通常可以涵蓋保障“言論自由”的內容。在言論自由的問題上，媒體和公民個體具有等同的效力。
除了上述的通過立法的方式來體現新聞自由之外，一些非政府組織還以更加嚴格的標準在全世界范圍內來衡量新聞自由的程度。
每一年，「無國界記者」組織都會為世界各國的新聞自由程度評定等級。評定的結果主要以該組織向其成員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發放的調查問卷為依據，同時也參考學術界、法律界和人權活動家的意見。調查問卷上的問題主要包括是否有記者受到人身威脅、媒體是否面臨來自其他社會組織的壓力，等等。該組織致力于公正的評價一個國家的新聞自由程度，而不去褒貶該國新聞界的整體水平。
「無國界記者」組織將如下因素作為標準：一個國家遇害、被放逐或被迫害的新聞從業人員的數量、電視或廣播媒體是否存在壟斷現象、政府是否對媒體施行審查制度、媒體在社會體系中的獨立程度，以及外籍記者在采訪中所要面臨的障礙，等等。
無國界記者在其2003年公布的報告中指出：在這一年度裡，全世界總計有42位新聞從業人員因堅持新聞專業主義理念而失去生命；至少130位新聞從業人員則為此而入獄。例如：
* 哈薩克斯坦的里拉·巴瑟托瓦事件。
* 中華人民共和國、尼泊爾、厄立特里亞、馬來西亞的新聞從業者會因為在報道中使用了不被官方認可的敏感詞匯或圖片而受到法律制裁。
*馬來西亞在作風獨斷的馬哈蒂爾治下發生的茅草行動。
* 烏克蘭的喬吉·R·貢加茲事件。
2020年無國界記者組織對180個國家的新聞自由程度做出評估，排名前四位的國家分別是：挪威、芬蘭、丹麥和瑞典。排名最后的是北朝鮮，其次分別為土庫曼斯坦、厄立特里亞以及中國。
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評估顯示，2003年全世界新聞自由程度最高的國家是芬蘭、冰島、荷蘭和挪威。
2004年，除上述國家外，丹麥、愛爾蘭、斯洛伐克和瑞士也躋身新聞自由程度最高的國家名錄。新西蘭和拉脫維亞緊隨其後。該組織同時也評出世界上新聞自由程度最低的國家，其中朝鮮名列榜首，古巴、緬甸、土庫曼斯坦、厄立特里亞、中華人民共和國（港澳除外）、越南、尼泊爾、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也被列入名單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09年排名中倒數第八，比它低的有老撾、古巴、緬甸、伊朗、朝鮮等。
按照無國界記者的報告分析，全世界超過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缺乏新聞自由的國家。這些國家多半沒有建立民主制度，或者民主制度發展得不夠充分。
「自由之家」組織在更廣的范圍內考察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現狀，以求查明是否該國的媒體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存在依附關系，并因此為危損新聞自由的行為提供理論上的依據，認為一個國家的媒體是否具有獨立性和該國新聞自由的程度密切相關。
「保護記者委員會」是一個獨立的非盈利團體，其主要工作是推動全球新聞自由及捍衛記者的權利，還主持評選年度國際新聞自由獎，以表彰因報道新聞而被毆打、被威脅、被恐嚇乃至被監禁的記者和新聞自由推動者。
要求捍衛新聞自由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新的現代化的傳播技術正在逐漸取代傳統的信息傳遞方式。幾乎每一種傳統媒體和信息傳播方式都開始采用更加先進的科技，使得新聞從業人員能夠更加高效的從事采訪和傳播工作，捍衛「新聞自由」。以下幾個例子可以說明這一現狀：
* 地面電視 v.s. 衛星電視：地面電視系統相對比較容易管理和控制。衛星電視由于其傳播的內容可以非常輕易的傳出國界范圍而顯得更加難於操控。例如，阿拉伯語媒體卡塔爾的半島電視臺的傳播訊號就經常超越國界，在更廣的范圍內報道關于其他國家的爭議性新聞。然而，由于衛星訊號接收裝置越來越廉價，安裝也越來越簡易，對于各國政府而言想阻斷外國衛星電視訊號在本國境內的傳播顯得尤為困難。
* 基于網絡的出版技術 v.s. 傳統出版技術：傳統的報紙雜志的出版主要依賴硬件資源和其他辦公，例如場地、印刷設備等等。這些硬件資源非常容易受到攻擊。與之相比，基于網絡技術的出版系統處于一種“無形”的狀態，可以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跨地域的管理。
* 網絡電話 v.s. 傳統電話：傳統的電話技術非常容易被竊聽和記錄，而現代化的網絡電話技術則由于采用了復雜的加密技術，可以有效的防止被第三方竊聽。隨著網絡電話技術越來越多的被新聞界所利用，政府對信息傳播的控制將越來越困難。
通常，政府方面也不斷的發展新的科技手段作為對新聞界高科技化的回應。然而由于新聞界傳統的反應敏捷的特征使得在發展高科技問題上，媒體往往要比政府的步伐快一些。新聞界不斷的采用更加新穎的現代技術，以適應網絡時代捍衛新聞自由的需要。
由於各種新興技術的發展，新聞媒體傳統上來自政府的壓力逐漸被突破。然而新聞媒體在現今社會中除了報導政經消息外，各類生活或是產業消息也面臨許多新的挑戰，許多富可敵國的大企業面對新聞媒體的不利報導，以抽廣告方式加以抵制、不斷興訟以阻礙負面報導的出現（參照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甚至以向法院聲請假扣押記者財產等方式來對付媒體。此外，由於媒體仍然屬於商業體系的一環，其營運狀況也攸關是否能承受各種置入性行銷、廣告新聞化的誘惑，進而堅持新聞媒體專業性的抗壓力。
* 溫得和克宣言（1991年）
* 浩騰媒體意圖抽起港鐵廣告事件
* 無國界記者 世界新聞自由度排行榜
MIM-104愛國者導彈是美國雷神公司製造的中程地對空飛彈系統。它取代勝利女神飛彈與MIM-23鷹式導彈，成為美軍中高空防空武器。愛國者導彈系統在波斯灣戰爭中成功攔截了伊拉克軍隊發射的飛毛腿導彈，這是歷史上首次在實戰中成功攔截彈道導彈，這使其聲名大噪，成為此次戰爭中美軍的代表性武器之一。之後經多次升級，愛國者導彈成爲美國戰區導彈防禦系統中負責末端中低層反導的重要組成部分，部署在美國本土、北約與多個主要非北約盟友。
20世紀60年代，美國陸軍考慮要發展新一代的防空武器，以取代MIM-14勝利女神-力士與MIM-23鷹式導彈。該新武器系統被命名爲FABMDS（Field Army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System，野戰陸軍彈道導彈防禦系統）,1963年這個項目改名爲AADS-70（ARMY Air Defense System 1970s，陸軍防空系統-1970）,1965年8月，陸軍導彈司令部最終確定該武器系統是一種既能攔截高性能飛機、又能攔截近程彈道導彈的地對空導彈系統，定名爲SAM-D（Surface-to-Air Missile-Development，地對空導彈-發展型）。1967年5月，雷神公司被選爲主承包商；1969年11月，SAM－D進行了第一次發射測試；1973年，工程發展階段開始，一年後，在1974年1月項目需求發生了重大變化，SAM－D被要求采用指令+TVM（Track-Via-Missile）制導模式。因爲項目要求的變更，研發進度被拖延并導致了經費削減。直到1975年TVM經過驗證測試後，項目才在1976年1月進入了全尺寸發展階段，并在當年5月被正式命名爲愛國者（patriot，來自系統所使用的雷達代號“Phased Array TRacking (''to'') Intercept Of Target”的首字母縮寫），測試導彈獲得三軍統一命名編號XMIM－104A。1977年開始進行在電子幹擾環境下發射多枚導彈攔截不同目標的試驗；1980年10月，MIM－104A導彈獲得了第一份生産合同；1982年，第一套愛國者導彈系統樣機交付部隊；1984年，達到了初始作戰能力（IOC）。
MIM-104A是愛國者導彈剛服役時的基礎型號，只能攔截飛機而并不具備設計中的反導功能。
1985年3月開始進行的愛國者先進能力升級（Patriot Advanced Capability，PAC），該計劃分多階段，第一階段是爲了使愛國者導彈具有反戰術彈道導彈的能力進行的地面設備軟件升級。升級後加高了雷達的搜索扇面（從25°增加到90°左右）。1986年9月在美國白沙導彈試驗場，升級後的愛國者PAC-1在26000英尺高度成功攔截了一枚速度2馬赫的長矛導彈，攔截彈的戰鬥部爆炸破壞了長矛導彈的控制面，使其墜毀在距目標2千米的地面。
愛國者系統的第二階段的改進代號爲PAC-2。PAC-2進一步改善了地面雷達算法，并且第一次對攔截彈進行了升級。對導彈引信和戰鬥部的改進可以將來襲的敵方導彈摧毀而不只是將其打擊偏離彈道。新的戰鬥部每個預制破片的重量從2克增至45克，破片的速度也稍快些，大大增強了對付密結構的戰術彈道導彈戰鬥部的摧毀效力。M818E2雙模脈沖都卜勒引信替換了原來的XM818引信。該引信有雙錐波束：窄錐波束探測距離更大，用于對付導彈目標；較寬的錐型波束則用於對付飛機。作戰時通過雷達至導彈的上行數據鏈傳遞目標是導彈還是飛機以及接近速度和橫向速度的信息，使引信的性能最佳化。1987年11月PAC-2測試成功，并于1990年交付陸軍。PAC-2被投入海灣戰爭戰場并取得了具體的捷報。
制導增強型導彈（Guidance Enhanced Missiles，GEM）于1996年開始裝備，編號爲MIM-104D。主要改進內容包括4點：改進導彈的動力裝置、引信和C波段前置接收機，從而提高了導彈的射程、射高和制導精度，使其能夠攔截射程達600公里的戰術彈道導彈。GEM進一步升級爲GEM-T與GEM-C。GEM-T稱爲GEM+（MIM-104E），加裝了一個Ka波段毫米波主動雷達導引頭，使引導頭成爲采用半主動C波段雷達導引頭與主動導引頭相結合的雙模導引頭，使用氮化鎵MMIC功率放大器的發射機取代原有的行波管功率放大結構 ，并于2002年11月列裝。GEM-C爲針對低空低RCS目標如巡航導彈的升級型號。
PAC-3的發展有三個獨立階段，其中前兩個階段主要對雷達、通信系統進行改進，而第三階段使用了來自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全新設計的攔截彈，一般所稱的愛國者3型導彈或PAC-3都是特指此新型導彈。
第一階段改進計劃即PAC-3(1)包括：使用了GEM攔截彈；改進火控計算機，使其數據處理速度和存取數據的容量分別達到原來的4倍和8倍；增加可擦寫磁盤系統和數據記錄儀，使作戰單位能夠借助光盤及內裝的數據記錄器采集作戰過程中的所有數據；改進地面雷達處理器，使其具備在雜波中分辨巡航導彈的能力。爲了配合硬件改進，還采用新型的控制軟件，解決了PAC-1/2系統作戰軟件對戰術彈道導彈目標飛行軌跡推算能力不足、難以進行交戰控制管理的問題。
第二階段PAC-3(2)是PAC-3(3)形成戰鬥力前的過渡型號，主要包括對愛國者導彈營系統和導彈連系統兩方面的改進。
在營級系統方面的改進是對愛國者導彈營的通信能力增強改進計劃，主要是與Link-16聯合戰術信息分發系統（JTIDS）聯網，使愛國者具備與TMD信息互通和共享的能力,可從其它雷達系統中將目標的數據提供給愛國者火力單元。
在導彈連系統方面的改進包括：使用了GEM+攔截彈；升級了AN/MPQ-53雷達達的計算機系統和顯示控制系統，采用運算速度更快的芯片和存儲器并改進了雷達波束控制算法，以減小雷達副瓣，提高對抗反輻射導彈的能力。
第三階段PAC-3(3)系統采用了體積更小，具有主動雷達制導引導頭和直接動能碰撞（KKV）戰鬥部的新型專用彈道導彈攔截彈ATM2，也可同時之前系統的攔截彈兼容。由于新型攔截彈的直徑比舊型的導彈縮小了0.155米, 一輛發射運輸車得以攜帶16枚愛國者三型導彈（四具發射器當中，每個發射器配備四枚導彈）。相比之下，舊型導彈只有四枚（每車四個發射器，每個發射器一枚導彈)。地面系統也進行了全面強化，雷達升級爲AN/MPQ-65。2003年，僅有的50枚左右仍處于測試階段的PAC-3被投入伊拉克自由行動，并在兩次實戰攔截中都成功摧毀了目標。
PAC-3攔截彈源自星球大戰計劃的ERINT（Extended Range Interceptor，增程攔截器）項目，ERINT于1992年6月進行首次飛行試驗，于1994年被選爲PAC-3系統的攔截彈，于1995-1997年內進行了多次靶場測試與攔截試驗。PAC-3或稱ATM2由一級固體助推火箭、制導設備、雷達引導頭、姿態控制與機動控制系統和殺傷增強器等組成。全彈長4.635米，彈體直徑爲0.255米，起飛重量304千克，助推火箭關機後的重量爲140千克。彈頭與助推火箭在飛行中不分離，始終保持一個整體。其作戰距離160千米，作戰高度30千米，最大飛行速度5馬赫。
導彈依靠控制面和彈體前部的180個微型脈沖固體火箭發動機（被稱爲姿態控制發動機，ACM）進行機動，以實現動能擊殺目標，因此它完全摒棄了之前的近炸彈頭。不過爲了增大攔截目標的有效直徑，以便靠動能摧毀目標，PAC—3攔截彈上有一個名爲“殺傷增強器”的裝置。該裝置放在助推火箭與制導設備段之間，長127毫米，重11.1千克。殺傷增強器上有24個214克重的破片，分兩圈分布在彈體周圍，形成以彈體爲中心的兩個破片圓環。當殺傷增強器內的主裝藥爆炸時，這些破片以低徑向速度向外投放出去，等于增大了攔截彈的有效直徑，從而使目標或被整個攔截彈擊中，或被破片擊中。
PAC－3導彈的作戰測試于2001年底開始，直到2003年才具備了初始作戰能力（比原計劃落後4年），雖然2002年年中的作戰測試只是部分成功，但是當年8月它被宣布進入戰備狀態，2003年3月，PAC-3導彈被投入伊拉克戰爭。
導彈分段增強型（Missile Segment Enhancement，MSE）在PAC-3基礎上采用了更強大的雙脈沖發動機，根據攔截目標的位置情況，PAC-3 MSE導彈將控制發動機産生第二級推力的時間，從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導彈“命中即毀”目標的能量。爲使導彈能夠在更高的高度作戰使用，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爲導彈安裝了更大的氣動舵；爲增加飛行時間，導彈還配備了新的電池和電子設備。 其他部分借用了PAC-3導彈的核心技術，包括主動射頻導引頭、相同的制導處理器單元、姿態控制部件、慣性測量裝置和數據鏈。PAC-3 MSE尺寸比PAC-3導彈更大，須使用新的12聯裝M903發射裝置，即一輛發射車可搭載12枚PAC-3 MSE，比PAC-3少4枚。改進後導彈擴大了飛行包線，增大了防禦範圍，在分層化的導彈防禦體系中，PAC-3 MSE導彈可填補戰區高空防禦導彈與PAC-3導彈系統之間的空域。
PAC-3 MSE原被美國、德國和意大利聯合研制的中程擴展防空系統（Medium Extended Air Defense System，MEADS）選爲攔截武器之一。MEADS包括具有360度監視與火控能力的雷達系統、網絡分布式戰術行動中心和輕型發射器，可以通過C-130和A400M運輸機運輸，以進行快速部署，只要一個發射器、一個戰鬥管理器和一套火控雷達，它就能具備作戰能力，當更多的組件到達時，它們無需關閉系統，類似即插即用模式，這些組件會自動無縫的并入網絡，從而進一步加強了作戰能力。雖然這個系統進行了多次成功的攔截測試，但項目的唯一采購者德國陸軍選擇了另一種導彈IRIS-T SL用于MEADS。美國方面則于2011年宣布不會采購MEADS，并將MEADS與PAC-3 MSE上的技術移植到愛國者系統中去，以此在節省開支的情況下來提高後者的技術水平，最終PAC-3 MSE於2015年11月交付美國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