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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爭結束后，本廷克辭去領袖職務，為格蘭比勛爵（Lord Granby）取代。很多托利黨黨員認為迪斯雷利的發言褻瀆了他們的信仰，所以他未能成為新一任領袖。在黨內發生斗爭的同時間，迪斯雷利正設法和曼納斯家族一起籌集資金，以購買位于白金漢郡的休恩登莊園（Hughenden Manor）。對于有抱負的托利黨黨員而言，一個鄉間宅邸和一個郡的議席是必需品。迪斯雷利夫婦后來一直每隔一段時間就離開倫敦到休恩登居住。1848年9月21日，事情因為本廷克突然逝世而變得復雜。不過，迪斯雷利最后還是從他的兄弟亨利·本廷克勛爵（Lord Henry Bentinck）和蒂奇菲爾德勛爵處借得了一筆25,000英鎊的貸款。
格蘭比在擔任領袖不到一個月就因為感到自己能力不足而辭職，下院托利黨在剩下來的議期里面都沒有領袖。新議期開始后，領導下院托利黨的是格蘭比、迪斯雷利和約翰·查爾斯·赫里斯（John Charles Herries）這個三頭聯盟。這一安排顯示其他托利黨黨員既需要迪斯雷利的才能，又不信任他。這一局面最終在1851年因為格蘭比辭職而結束。迪斯雷利掌控了托利黨。
三任首相德比伯爵
1851年3月，約翰·羅素勛爵提出了一個平均鄉間和市區選舉權的法令。因為他的支持者有內部分歧，法令沒有通過，他的政府因此倒臺。女王委任斯坦利為新一任首相，不過，后者有感弱勢政府作為不大，拒絕了任命。因此，羅素留任首相。迪斯雷利對此感到惋惜，因為他一直等待機會擔任官職展示能力。斯坦利拒絕組成內閣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認為他的追隨者經驗太少，“我不能將這些名字不送到女王眼前。”
1851年6月，斯坦利因為父親逝世，繼承了德比伯爵頭銜。因為輝格黨在1851年的下半年受到內部紛爭削弱，所以國會余下的議期相對平靜。被羅素開除的前內閣閣員巴麥尊勛爵決心采取行動令政府倒臺。1852年2月4日，巴麥尊追隨者和托利黨黨員聯手否決了政府提出的民兵法令，迫使羅素辭職。德比為免名譽受損，接受了女王的任命出任首相。德比邀請巴麥尊為新一任財政大臣，但遭到對方拒絕，唯有轉而任命缺乏財政管理知識的迪斯雷利為新財相。與巴麥尊一樣，格萊斯頓同樣拒絕加入政府。迪斯雷利接受職位的原因可能是負債累累的他受財相5,000英鎊的年薪所吸引。新內閣的成員大部分都缺乏經驗。年老的威靈頓公爵在聽到官員名單后，不斷說“誰？誰？”，無意間為新政府起了名字。
在接下來的數周里，迪斯雷利一直擔任下議院領袖和財政大臣。他定期向女王匯報下院情況。女王稱他的匯報“非常奇怪”，“很像他所寫的書”。1852年7月1日，因為以弱勢地位執政困難重重，德比宣布國會休會。他希望托利黨會在接下來的大選中取得勝利，而迪斯雷利也希望托利黨能取得大約40席的優勢。不過，選舉結果令他們大失所望無論是托利黨亦或是輝格黨都沒有取得明顯的優勢。德比決定繼續延長國會休會時間。
財政大臣迪斯雷利的任務是制定一個符合以下要求的預算案：預算案既要滿足托利黨保護主義支持者的要求，又要避免遭到自由貿易者聯手反對。12月3日，他在下院引入預算案。他降低了麥芽和茶葉稅，以減輕工人階級負擔。為了持平收入防備法國，迪斯雷利又倍加房產稅，繼續入息稅。總體而言，他的目的是推行造福工人階級的政策，爭取他們的支持。雖然預算案沒有太多保護主義的元素，但是在野黨仍下定決心阻止他通過，并且將迪斯雷利拉下臺，以報1846年之仇。西德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預言預算案不會通過，因為“沒有人會改宗猶太教”。
19世紀50年代的威廉·格萊斯頓
迪斯雷利在12月3日提出了預算案。他已準備好在同月6日按照傳統為辯論結尾。政府慘敗已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迪斯雷利首先批評了單個的政敵，然后批評了整體的政敵，“我所面對的是一個聯盟；...而我也知道，英國并不喜歡聯盟”。他長達三個小時的演說很快成為經典之一。就在議員開始分化的時候，格萊斯頓起立，不顧托利黨黨員的呼聲，憤怒地發表了一篇演說。不過，隨著格萊斯頓慢慢控制了下院，打斷他的聲音越來越少。他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里，將迪斯雷利描繪成一個輕浮的人，將他的預算案描繪成顛覆傳統的法案。預算案以19票之差無法通過，而德比也在四日后辭職。皮爾派成員阿伯丁伯爵隨后組閣執政，新任財政大臣為格萊斯頓。因為皮爾派反感迪斯雷利，所以托利黨不可能重新統一。
政府倒臺后，迪斯雷利等保守黨黨員再次充任在野黨成員。他在44年的政治生涯里面，有三分之一的時間都身處在野黨。德比在這段時間里面都不愿借機拉跨政府，避免上屆政府迅速倒臺的情況再度出現。他也知道現時的執政聯盟都厭惡迪斯雷利。迪斯雷利在這一段過渡時期反對政府的所有重要政策。
1853年6月，牛津大學在德比勛爵的建議下，賦予迪斯雷利榮譽學位。1854年爆發的克里米亞戰爭令政界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平靜。迪斯雷利也發表了愛國演說支持國家。英國軍隊在戰爭中表現得相當笨拙。1855年，對戰事感到不安的議員提出建立委員會協調軍務。阿伯丁政府將提議選為信任動議。迪斯雷利帶領在野黨以305票對148票否決動議。阿伯丁辭職，女王邀請德比組成新政府。令迪斯雷利無奈的是，他拒絕了邀請。最后，女王唯有安排只愿擔任首相的巴麥尊接替阿伯丁。形勢在巴麥尊時期逐漸變得對英軍有利。1856年初，戰爭因雙方簽訂巴黎條約而結束。迪斯雷利雖然很早就已經發出結束戰爭的呼聲，但是對時間沒有太大的影響力。
印軍在1857年嘩變時，迪斯雷利已經是研究當地治理方法的專責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委員。他曾提出取消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當地的管治權。叛亂結束后，巴麥尊在1858年引入法令，以直接管治印度。因為很多保守黨黨員都沒有跟隨迪斯雷利反對這一法令，所以法令在毫無阻力的情況下通過了下院。
巴麥尊對奧爾西尼事件（Orsini affair）的反應動搖了他的首相地位。法皇拿破侖三世在事件中被意大利革命份子用白金漢郡制造的炸彈襲擊。巴麥尊在法國大使的請求下，在議會中提出修改謀殺罪（Conspiracy to murder）的條文，將制作炸彈列為重罪。因為很多自由黨黨員投向在野黨一方，所以提議在二讀時以19票之差被否決。巴麥尊立即辭職，德比勛爵接管政府。
德比沒有和其他黨派結盟，組成了完全由保守黨黨員組成的新政府。格萊斯頓再次拒絕加入內閣。迪斯雷利又再出任下議院領袖和財政大臣。和上次一樣，德比政府處于弱勢，要利用對手的分化保持執政。迪斯雷利重新向女王作定期匯報，讓她了解“報紙沒有報道的消息”。
德比政府執政時間不長，只有一年，不過卻推行了一些進步的政策。他們所引入的《1858年印度政府法令》（''Government of India Act 1858''）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管治權。他們的成員迪斯雷利還提出修改成為兩院議員的誓言，以確保猶太教徒也有機會加入議會。上院勉強通過了他的提議。1858年，萊昂內爾·德·羅特希爾德終于成為了第一個猶太教下院議員。
迪斯雷利和德比在內閣出現空缺后再度邀請在表面上仍然是保守黨黨員的格萊斯頓擔任官員，以加強政府的力量。迪斯雷利親自寫信求他將政黨利益置于個人恩怨之上：“雖然，每個人都有各自的職責，但是，在我們之上有一種比我們強大、可以安排我們命運的力量。”格萊斯頓在回信中表示，他拒絕邀請完全不是出于個人情感，他并且指出迪斯雷利和德比之間的分歧遠比迪斯雷利想象中大。
托利黨黨員在1859年通過了一個改革，稍微擴大了選民范圍。因為自由黨修補了羅素陣型和巴麥尊陣型的關系，所以政府在1859年3月羅素提出一個修訂案時被在野黨擊敗。德比解散了議會，但是托利黨在新一屆大選中取得的席位仍不足以控制下院。新一屆國會召開時，德比政府提出修訂御座演說（Address from the Throne），為在野黨所否決。他因此辭職，由巴麥尊接替。
德比第二次倒臺后，一些保守黨黨員認為迪斯雷利要對政黨的失敗負責，他們還認為迪斯雷利對德比不忠心。德比警告迪斯雷利，有人企圖將他迫出前排。二十多年后擔任首相的青年保守黨議員羅伯特·塞西爾勛爵也參與了這個陰謀。他在文章中聲稱，迪斯雷利擔任下議院保守黨領袖降低了保守黨的執政機會。當他的父親表示反對他這么做時，他說：“我不過是將鄉紳在私下里說的印出來而已。”
羅伯特·塞西爾勛爵在19世紀60年代是他的勁敵
因為迪斯雷利領導的在野黨軟弱無力，所以德比私下里同意應該避免尋求機會擊敗政府的論調。迪斯雷利一直透過政府官員取得國內外的訊息。雖然他在公開場合甚少評論美國內戰，但是他和大部分英國人一樣推測南方會勝出。巴麥尊、格萊斯頓和羅素沒有像他一樣保持沉默，曾多次表明支持南方，令英美關系蒙上陰影。1862年，迪斯雷利首次見到了普魯士伯爵奧托·馮·俾斯麥，并且說要“小心這個人，他說話絕無花假。”
因為托利黨黨員不滿巴麥尊處理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問題的方法，所以兩黨休戰在1864年結束。迪斯雷利在德比病重無法幫助他的情況下，仍然設法團結了政黨。如果沒有了叛逃缺席的托利黨議員，巴麥尊就會因為議會通過不信任動議而下臺。雖然有留言稱已有八十歲高齡的巴麥尊健康出現了問題，但是他仍然是備受歡迎的人物，而自由黨也在1865年7月的大選里面取得了更多席位。在托利黨競選失利后，德比推測他自己和迪斯雷利都不會再有機會執政擔任官職。
1865年10月18日，巴麥尊逝世。事件打亂政治了政局走向，羅素再次成為了首相，而格萊斯頓則成為了侯任黨首和下議院領袖，直接與迪斯雷利交鋒。羅素早期的施政重點，是引入改革法令，不過，法令公布后自由黨又再出現了分化。保守黨和自由黨異見派不斷攻擊格萊斯頓提出的法令，最終在6月擊敗了政府。同月26日，羅素辭職。因為自由黨異見派不愿加入執政黨，所以德比第三次被迫組成弱勢政府，新財相仍然是迪斯雷利。1867年，保守黨引入了另一個改革法令。勢單力薄的迪斯雷利只能接受在野黨修改法令，以換取他們對法令的支持——不過他拒絕接受格萊斯頓修改法令。
《1867年改革法令》最終在八月通過。法令賦予所有男屋主、租金達10英鎊的男租客投票權，令選民人數增加88%即938,427人。法令也取消了居民人數少于10,000人的腐敗選區，增設了15個此前沒有代表議員的城鎮選區，增設了人口密集的城鎮選區如利物浦、曼徹斯特的代表議員。包括克蘭伯恩子爵在內的保守黨右派反對這個法令。克蘭伯恩子爵不但發言反對法令，還辭職以示抗議，他稱迪斯雷利的“政治背叛在我國議會歷史里面無可比擬”。不過，他沒有足夠的能力發起叛亂推翻德比和迪斯雷利。迪斯雷利在法令通過后備受各界稱贊，而且因為在保障法令通過的過程中，展現出“出色的議會手腕”，而成為黨內的英雄。
德比因為患有通風長期臥床，無法處理政務。1868年2月新一屆議期開始時，他在利物浦附近的府邸諾斯利堂（Knowsley Hall）養病。他只有68歲，比巴麥尊、羅素離開政壇時年輕得多，所以他不想辭職。德比知道“病魔侵擾會使我在不久的將來失去履行職責的能力”。醫生要求他辭職保住健康。2月末新議期開始后，德比寫信給迪斯雷利，以確認他在“附上更多責任時不會畏縮不前”。有了信心之后，他又向女王寫信推薦迪斯雷利，因為“只有他能得到群眾和黨內同僚的忠心支持”。女王在懷特島奧斯本樓邀請迪斯雷利組成政府。女王向長女——普魯士儲妃維多利亞寫道：“迪斯雷利先生是新首相！這對于一個在人民間崛起的人來說，是多么值得驕傲！”新首相對前來祝賀的人說，“我爬到了滑桿的頂端。”
改革法令規定，在登記工作完成后，必須重新進行大選。如果保守黨不能在大選中扭轉形勢，迪斯雷利的首個首相任期就會縮短。迪斯雷利對德比內閣只作了兩個改動：以凱恩斯勛爵（Lord Cairns）代替切爾姆斯福德勛爵（Lord Chelmsford）擔任大法官；以喬治·沃德·亨特（George Ward Hunt）填補財政大臣的空缺。德比也曾打算在時機成熟時賦予切爾姆斯福德閑職，將他調走。不過，迪斯雷利不想等待而且他認為凱恩斯遠遠勝過切爾姆斯福德。
在迪斯雷利首次擔任首相時，議會在熱議愛爾蘭國教會問題。雖然絕大多數愛爾蘭人都是天主教徒，但是新教仍然是當地的國教，其教會受直接稅補助。天主教徒對這一情況相當不滿。迪斯雷利和亨利·愛德華·曼寧協商在都柏林建立了一間天主教大學，以應對問題。同時間，格萊斯頓提出在愛爾蘭取消新教的國教地位。格萊斯頓的做法團結了自由黨，分化了保守黨。
因為登記工作尚未完成，所以保守黨繼續執政。兩黨都不希望用舊制度舉行新大選。格萊斯頓運用優勢推動議會通過法令。迪斯雷利政府在12月的大選之后倒臺。自由黨在大選中取得了110席的優勢。
第一屆迪斯雷利政府存在時間雖然不長，但仍然引入了一些和政治無關的法令。這屆政府取消了公開處決犯人的做法，用《腐敗行為法令》（''Corrupt Practices Act''）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選舉舞弊的情況。政府還買下電報公司，實現了早期的國有化。除了修改學校法律和蘇格蘭法律體系之外，政府更引入了數個鐵路法例。迪斯雷利在任內派出了羅伯特·納皮爾爵士（Sir Robert Napier）遠征埃塞俄比亞。
1870年左右的迪斯雷利
因為自由黨在下議院具有優勢，所以迪斯雷利能做的只有抗議政府推動立法程序。他在等待自由黨犯下錯誤。他用在野的空閑時間下了一本新小說洛塞爾（Lothair）。前首相出版小說對英國民眾而言是一件新鮮事，所以新小說被人爭相搶購。
1872年，因為迪斯雷利無力挑戰格萊斯頓，保守黨內部出現了不同聲音。迪斯雷利的行動和自由黨的明顯分化，消除了這些聲音。迪斯雷利在出席同年的威爾士親王康復感恩儀式上受到了歡呼，顯示出他得到了民眾的支持。迪斯雷利支持約翰·埃爾登·戈斯特（John Eldon Gorst）改革保守黨管理體系。迪斯雷利接受戈斯特的建議，在曼徹斯特公眾集會發表演說。他在一片歡呼聲中將自由黨前座議員比喻為“一系列休眠的火山。山頂絲毫沒有火光。但是情況仍然危險。但地震還是會偶爾發生，大海也可能會發生轟鳴。”而格萊斯頓則主宰了局面，解決一個問題后又再遇上另一個問題。
維多利亞女王在迪斯雷利首次遷出唐寧街10號時冊封了他的妻子瑪麗·安妮為比更士菲女子爵。1872年，八十歲的瑪麗·安妮因胃癌在12月14日病逝。她在彌留之際沒有接受神職人員的建議歸順耶穌基督，說：“你知道迪齊就是我的耶穌基督。”她病逝后，一直對他好感的格萊斯頓也寫信慰問迪斯雷利。
1873年，格萊斯頓進一步推動立法程序，準備在都柏林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學。這個做法分化了自由黨，保守黨、愛爾蘭天主教徒的聯盟在3月12日以三票之差否決了他的提議。格萊斯頓辭職后女王邀請迪斯雷利出任首相。迪斯雷利婉拒了女王，因為他無意組成弱勢政府，依靠在野黨分化維持執政。他想繼續在野，等待時機。備受丑聞纏繞的格萊斯頓政府改組了內閣，但無補于事，執政仍然困難重重。改組內閣時，格萊斯頓自己接替擔任財政大臣，引來了不少質疑聲音——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擔任王室受薪官員的議員都需要參加補選。
1874年1月，格萊斯頓解散了議會以舉行大選，他認為等得越久，選情就會越來越對他不利。投票為時兩周，由2月1日開始。迪斯雷利用了很多精力貶低自由黨過去五年執政的表演。投票結束后，保守黨取得了明顯的勝利。即使是在勢力較小的蘇格蘭，保守黨的席位也由七席增至19席。保守黨在全國贏得了350席，而自由黨和愛爾蘭自治聯盟（Irish Home Rule League）只取得了245和57席。女王第二次任命迪斯雷利為新首相。
迪斯雷利組成了改革以來最小的內閣——只有12人，其中六人是貴族，六人是平民。貴族當中，有五人曾在迪斯雷利的第一屆內閣中任職。第六名貴族是梳士巴利勛爵，他與迪斯雷利達成了和解，入閣擔任印度事務大臣。外務大臣由前任首相德比的兒子擔任；而財政大臣則由斯塔福德·諾思科特爵士（Sir Stafford Northcote）擔任。
1876年8月，迪斯雷利獲封為比更士菲伯爵（Earl of Beaconsfield）和休伊登子爵。早在1868年，女王就提出過冊封他為貴族，不過他婉拒了女王。1874年他在巴爾莫勒爾患病時，女王又再作出同樣的提議，不過他不想離開下議院升入陌生的上議院。他在第二次擔任首相時飽受疾病煎熬，曾考慮辭職，不過因為他的副手德比擔心自己無力應付女王，所以他沒有將想法付諸實踐。升入上院對迪斯雷利而言是變相的辭職，因為那里的辯論不如下院激烈。迪斯雷利在1876年議期的最后一天即8月11日在下院徘徊觀望了一陣才離開國會。第二天早上，報紙報道了他獲封為貴族的消息。
比更士菲這一頭銜除了是瑪麗·安妮·迪斯雷利的子爵爵位名稱之外，也是埃德蒙·伯克的伯爵爵位名稱，不過伯克在接受頭銜之前就已經逝世。比更士菲還是迪斯雷利小說維維安·格雷中的一個次要角色。迪斯雷利寫過一些和升入上院有關的文字，1876年8月8日，他向布拉德福德勛爵夫人塞琳娜（Selina, Lady Bradford）寫道：“我厭倦了那個地方下院”，不過當他人問他是否喜歡上院時，他回復道：“我是已死之人；已死但在樂土。”
以內務大臣理查德·阿什頓·克羅斯（Richard Assheton Cross）為首的新政府官員推行了多項改革，當中包括向城市提供低息貸款興建工人住宅的《手工業者及勞工房屋法令》（''Artisan's and Labourers' Dwellings Improvement Act 1875''）。新政府還引入了《1875年公共健康法令》（''Public Health Act 1875''），將全國的衛生標準提升到現代水平。類似的法令還有《食物及藥物銷售法令》（''Sale of Food and Drugs Act''）和《教育法令》（''Education Act''）。
迪斯雷利政府也訂立了旨在保護工人權益的新《工廠法》（''Factory Act''）、允許和平罷工的《1875年合謀及財產保護法令》（''Conspiracy and Protection of Property Act 1875''）和允許工人在民事法庭起訴違約雇主的《雇主及工人法令》（''Employers and Workmen Act''）。因此勞工自由黨（Liberal-Labour）議員在1879年向選區民眾說：“保守黨在這五年里面為工人所做的事多于自由黨在過去五十年為工人所做的事。”
迪斯雷利沒有將塞繆爾·威伯福斯任命為倫敦主教令他在1868年大選中失去了選票。
1870年女王按照格萊斯頓的建議發出了樞密令（Order in Council），將競爭性考試（Competitive examination）引入公務員錄取程序，取代過往用人考慮政治因素的做法。迪斯雷利不同意格萊斯頓，不過沒有取消樞密令，不過他的做法違背了他的想法。比如說他將原本是由公務員出任的職位分給黨內的成員。他這么做是有整個黨支持的，因為保守黨已經三十年沒有長期執政，黨內的成員都渴望有薪職位。迪斯雷利為了扶持一個經濟拮據黨內領袖，不惜觸怒格萊斯頓，創設了一個每年薪酬達2,000英鎊的職位。不過，迪斯雷利在任內建議女王冊封的貴族卻少于格萊斯頓在任內建議女王冊封的貴族——只有22個，其中一個還是皇室成員，而格萊斯頓在短短五年時間內就冊封了37個貴族。
在教會職位方面，他也做了類似的安排，任命父親的朋友的兒子悉尼·特納（Sydney Turner）。出于政治原因，他反感除低教派（Low Church）以外的教派，只晉升低教會派的成員。因此他和女王發生了沖突，因為女王的亡夫阿爾伯特親王比較支持廣教派（Broad Church）。其中一個極具爭議的人事變動就在1868年之前發生。當時迪斯雷利勉強接受了女王的建議，用倫敦主教（Bishop of London）阿奇博爾德·泰特（Archibald Tait）填補坎特伯里大主教的空缺。此后迪斯雷利沒有用受到不少人支持的前任溫徹斯特主教賽繆爾·威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填補泰特空出的倫敦主教職位——相反他用了林肯主教（Bishop of Lincoln）約翰·杰克遜（John Jackson）填補空缺。布萊克認為他的做法令他失去而不是得到了選票。
迪斯雷利一直都將外交視為政治家最應重視和最有趣的事務。不過，布萊克認為他在上任時并沒有如何推行外交政策的具體想法。迪斯雷利很少出國。年輕時去過中東旅游之后，他只在度蜜月和去巴黎時出國。迪斯雷利最后一次出國已經是1856年。因為他經常批評格萊斯頓在外交方面的無所作為，所以他采取行動時所想的可能是如何才能鞏固英國在歐洲的地位。迪斯雷利第一次擔任首相的時間太短，沒有機會讓他在展示外交手腕。
新冠換舊冠一圖表現了英國首相迪斯雷利像阿拉丁的啞劇版本中的首相賈方用新燈換舊燈一樣把維多利亞女王的王冠換成了皇冠。  迪斯雷利通過裝腔作勢的舉動——如提出加冕維多利亞女王為印度女皇制造了帝國主義者的公眾形象。
1869年開通的蘇伊士運河將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航程縮短了幾個星期、幾千公里。到了1875年，80%使用運河的船只都來自英國。如果印度再次爆發叛亂，或者是遭到俄國入侵，那么蘇伊士將會成為節省時間的關鍵所在。因為運河是由法國人開鑿的，所以大部分運河所有權和債券都歸他們所有。不過，也有部分運河股份屬于以揮金如土聞名的埃及赫迪夫伊斯梅爾帕夏。因為運河陷入了資金虧損的困境，所以修建者斐迪南·德·雷賽布企圖提高收費改變局面。但是，赫迪夫以武力迫使了德賽布撤回提議，使迪斯雷利注意了這個事件。埃及赫迪夫的名義首領是奧斯曼蘇丹。和克里米亞問題一樣，蘇伊士問題引發了更大的近東問題，令西方國家必須考慮如何處置日益衰落的奧斯曼帝國。運河落成前，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貿易和通訊都要經過奧斯曼帝國，所以英國一直在盡力支撐奧斯曼抗衡俄國。如果君士坦丁堡落入俄國手中，英印通訊將會被切斷，俄國艦只也將會自由無阻地駛入地中海。法國也有可能以敘利亞殖民地為基地威脅英國的航線。英國此前錯過了購買股份的機會。
迪斯雷利在游歷中東時曾到過蘇伊士一帶。擔任首相后，為了顯示出印度要道運河的英國利益，他派遣自由黨議員內森·邁耶·羅斯柴爾德到巴黎打探雷賽布是否有意出售股份。1875年11月14日，《》（''Pall Mall Gazette''）的編輯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Frederick Greenwood）從倫敦銀行家亨利·奧本海姆（Henry Oppenheim）處得知赫迪夫計劃將自己的股份賣給一間法國公司。格林伍德很快將這一消息轉告給外交大臣德比勛爵。迪斯雷利從德比處了解到這一情況后，迅速采取行動。11月23日，赫迪夫表示愿意以10億法郎出售股份。迪斯雷利沒有向英格蘭銀行尋求幫助，反而向萊昂內爾·德·羅特希爾德借取貸款。羅斯柴爾德冒著交易可能不被議會批準的風險接受委托購買了股份。12月25日，雙方在開羅簽署了購買的合約。第二天股票就送到了英國領事館。
迪斯雷利告訴女王，“完成了；女士，你擁有了運河！”公眾視這個大膽行動為英國控制了海洋的大膽宣言。伊恩·馬爾科姆爵士（Sir Ian Malcolm）說購買蘇伊士運河是“迪斯雷利先生傳奇生涯里面最為傳奇的故事。”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面，保護通往印度的要道蘇伊士運河，成為了英國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后任外交大臣的寇松勛爵在1909年稱運河“對英國遠東和地中海南部的勢力有決定性的影響”。
維多利亞女王在迪斯雷利剛剛入選議會時對他很好奇，不過女王很快就因為他背叛皮爾而厭惡他。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女王的態度在迪斯雷利極力討好下有所軟化。他告訴馬修·阿諾德，“人人喜歡奉承；當你走入宮廷，就應該手拿泥刀不斷粉飾”。記載迪斯雷利生平的作家亞當·基爾希（Adam Kirsch）認為迪斯雷利這樣對待女王，部分原因是他想奉承君主，另一部分原因是他認為忠誠子民就應該這樣對待君主，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作為一個出身中產階級的猶太人，他因為能夠經常與君主見面而畏懼不安。迪斯雷利在第二次任相時和女王建立了深厚友誼。女王和他的關系是除了墨爾本勛爵之外的首相無可比擬的。迪斯雷利第二次擔任首相時，在近代以來都有名無實的吻手禮（Kiss hands）上真的單膝下跪行禮。理查德·奧爾德斯（Richard Aldous）在描寫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交鋒的書中說，“兩人在接下來的六年里為雙方利益利用了之間的關系。”
維多利亞女王一直希望得到一個女皇級的頭銜，以反映出英國版圖正在不斷擴張這一事實。她因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頭銜比她高級而苦惱，因為長女的頭銜在女婿繼位后超越她而不安。她還認為成為女皇，等于向世界表明英國在世界上有不斷加強的威望。在非正式的場合，人們為了表達對維多利亞的敬意，已經用印度女皇這個頭銜稱呼了她一段時間。現在她想正式獲得這個頭銜。女王說服了迪斯雷利引入王室頭銜法令，并且私下向他透露她準備親自主持國會開幕。當時的君主只有有求于議員時，才會親身出席大典。迪斯雷利在試探了一些議員之后謹慎回應了女王，并且建議女王不要在御座演說（Queen's Speech）里面提及這個意愿。
迪斯雷利準備完成推動立法時的表現并不出色。他忽略了威爾士親王和在野黨的意見，結果激起了前者的怒火，引起了后者對他發動大規模攻擊。迪斯雷利其中一個老對手——前財政大臣羅伯特·洛在下院辯論時指責迪斯雷利接受了兩個前任首相都沒有接納的提議。不過，格萊斯頓立即表面他不是兩者之一，而迪斯雷利也在女王的準許下，引用女王的說話表明她此前沒有類似提議。作家布萊克稱迪斯雷利“在演說中痛批洛，摧毀了他的政治事業”。洛為他的說話作出了道歉，此后他再也沒有擔任職位。迪斯雷利說在全倫敦的人當中，他只會不和洛握手，又說“他陷入了爛泥之中，我對他置之不顧。”
迪斯雷利帶著擔憂，勉強地將法令引入下院投票表決，不過結果出人意料地以75票的優勢通過。法令正式生效后，維多利亞開始以“Victoria R & I”作為署名。奧爾德斯在著作中寫道：“然而，不受歡迎的《王室頭銜法令》（''Royal Titles Act''）動搖了迪斯雷利在下院的權威”。
1877年俄土戰爭進行時在保加利亞爆發的戰斗
1875年7月，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基督徒因為受到宗教迫害和殘暴鎮壓，發動針對土耳其統治者的叛亂。次年一月，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勒-阿齊茲一世接受了匈牙利政治家安德拉希·久洛的提議，同意進行改革。不過認為勝利在望的叛軍沒有因為蘇丹作出讓步而放下武器，而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好戰份子也加入了戰斗。土耳其人殘酷鎮壓了起義。和土耳其人暴行有關的消息傳到英國時，迪斯雷利和德比在議會表示不相信它們。迪斯雷利稱它們為“咖啡館的蠢話”，并且表示指控土耳其施行酷刑都是不符合事實的，因為“東方人通常用更快捷的方式切斷他們和犯人的聯系。”
已經辭去黨魁職務離開公眾視線的格萊斯頓在了解到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亞的暴行之后極其憤怒，在1876年8月執筆迅速撰寫了一本小冊子要求施暴的土耳其人撤出保加利亞。迪斯雷利收到格萊斯頓送來的小冊子之后，說小冊子“充滿報復性，文筆低劣···是所有保加利亞駭聞中最為駭人的一個。”格萊斯頓的小冊子銷量極佳，促使了自由黨黨員要求政府和奧斯曼帝國結束盟友關系。9月3日，迪斯雷利向梳士巴利勛爵寫道：“如果沒有這些不快的“暴行”，我們就能建立增添英國榮譽、滿足歐洲大陸的和平。現在我們又要在新起點出發進行工作和控制失去了所有同情的土耳其。”雖然發生了如此的事件，但是迪斯雷利政策仍然向君士坦丁堡傾斜。
內閣將梳士巴利勛爵任命為英國代表，派遣他到土耳其出席在1876年12月和1877年1月舉行的。會議召開前，迪斯雷利私下建議梳士巴利在會議上為英國爭取軍事占領保加利亞、波斯尼亞，以及取得土耳其陸軍的控制權。梳士巴利忽略了迪斯雷利被歷史學家安德魯·羅伯茨（Andrew Roberts）稱之為“可笑”的意見。最后與會的西方代表未能和土耳其人達成共識。
1877年2月議會開幕時迪斯雷利以伯爵身份升入了上院。他在整個議期內只在2月20日發表過一篇有關近東問題的演說，他在演說中表示各國必須維持巴爾干的穩定，而迫使土耳其割讓領土并不會實現這個目標。他希望土耳其人能夠允許英軍占領某些戰略重點作為英方與其簽署和約的回報。他認為軍事占領可以令俄國不敢輕舉妄動，不過他的內閣同僚都傾向于瓜分奧斯曼帝國。就在迪斯雷利抱病和閣員辯論的時候，俄國在4月21日入侵土耳其發動了戰爭。
1877年12月，攻入奧斯曼領土的俄軍占領了保加利亞的戰略重鎮普列文。君士坦丁堡陷落似乎指日可待。俄國人的進展令部分英國人不再計較奧斯曼的暴行，要求政府介入戰爭幫助土耳其。另一部分英國人則希望俄國人取得更多進展。俄軍攻陷普列文成為了各間報社幾個星期內的重要新聞，在很多人看來迪斯雷利預言俄國人會威脅英國在地中海東部的利益的確屬實。國民的沙文主義情緒增加了迪斯雷利的政治支持率，而女王為了表示支持他，也打破慣例到訪他的鄉間宅邸休伊登。政府在一片戰爭狂熱中向議會申請6,000,000英鎊撥款作為準備海陸軍的軍費。復出的格萊斯頓反對撥款，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只有小半的自由黨議員追隨他。除了一些人認為迪斯雷利太弱軟弱沒有立即向俄國宣戰之外，大部分人都支持他的政策。
根據聖斯特凡諾條約和柏林條約劃分的保加利亞國界
土耳其擔心俄軍進占君士坦丁堡向俄方求和，在1878年3月簽署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割讓領土建立了覆蓋巴爾干大部分地區的保加利亞。根據條約，俄軍最初會駐扎在保加利亞之內，所以新國家將會成為俄國的附庸國。奧斯曼在歐洲的其他領土也會取得獨立，而俄國則會取得另外一些領土。英國人并不接受這一條約，發出抗議并且希望俄國會參加俾斯麥提出的柏林會議。內閣討論了迪斯雷利提將印度部隊部署在馬耳他再轉運到巴爾干，并且動員的提議。德比辭職以示抗議，職位由梳士巴利頂上。因為英國正在積極備戰，所以俄國人和土耳其人同意在柏林協商。
會議召開之前，英俄雙方在1878年4月至5月進行了秘密談判。俄方愿意在大保加利亞上作出讓步，不過決心保留歐洲的比薩拉比亞、黑海東岸的巴統和卡爾斯。為了抗衡俄國的領土擴張，英國與奧斯曼談判取得了塞浦路斯做海陸軍基地之用。取得該島后，迪斯雷利接受了俄國的領土擴張。
1878年6月至7月進行的柏林會議的中心是迪斯雷利和俾斯麥。普魯士宰相后來在他人參觀他家時說：“中間的是我君主的肖像，右邊的是我妻子的肖像，而左邊的則是比更士菲勛爵的肖像”。迪斯雷利在會議上以英文而不是至今仍是國際外交語言法文發言引起了一片喧囂。按照其中一個說法，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駐柏林大使奧多·羅素勛爵（Lord Odo Russell）為了避免他在與會者面前展現糟糕的法文，對他說大家都希望他這位英文大師以自己的語言發言。
迪斯雷利將詳細工作交給梳士巴利，自己負責制造保加利亞統一的障礙。迪斯雷利不是總是如愿以償：他希望巴統能夠成為非軍事化地區，但是俄國人堅持己見，并且在1886年加固了城鎮。會議期間英奧雙方公布了《塞浦路斯協定》（''Cyprus Convention''），令迪斯雷利再次成為轟動一時的人物。
迪斯雷利促成了土耳其必須在歐洲保留一定的領土以保衛達達尼爾海峽的共識。據說，迪斯雷利在俄國不愿讓步時吩咐秘書為俄國代表召喚特別火車，方便他們返國開戰。雖然俄國最終作出了讓步，但是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后來還是說會議是“受俾斯麥統領的歐洲反俄聯盟”。
1878年7月13日各國代表在柏林拉齊維烏宮簽署了條約。英國的政府首腦就是在這時首次以“首相”身份簽名。迪斯雷利和梳士巴利返國在德文和倫敦受到了英雄的待遇。首相在唐寧街10號門口收到了女王送來的花束。他告訴門前的人群，“梳士巴利和我為你們帶回了和平——我希望是帶有榮譽的和平。”女王意欲冊封他為公爵，為他婉拒，不過他表示只要梳士巴利能獲頒嘉德勛章，他就愿意接受相同殊榮。柏林流傳著俾斯麥對迪斯雷利的贊譽，“Der alte Jude, das ist der Mann！”
英軍在伊散德爾瓦納戰役中作出的最后抵抗
會議完結幾周之后，內閣考慮了發起大選利用民眾情緒的可行性。當時的國會以七年一屆，除了出現突發情況之外，一般都只會在第七年舉行大選。迪斯雷利決定不提前發起大選的第一個原因是當時的國會在上屆大選以后只維持了四年半的時間，第二個原因是當時并沒有保守黨將會大敗的征兆。很多歷史學家認為迪斯雷利不發起大選是一個巨大錯誤。不過，布萊克則認為當時的地方選舉已經出現了不利保守黨的結果，所以迪斯雷利選擇等待并沒有錯過機會。
因為成功入侵印度的軍隊通常來自阿富汗，所以英國人在19世紀30年代以后，一直都在監視甚至有時干預阿富汗的事務，以防備俄國勢力滲入中亞。1878年，俄國在喀布爾設立了使館。阿富汗人并沒有像英國人所希望那樣抗拒俄國人。印度副王利頓勛爵（Lord Lytton）擅自向阿富汗人發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們接受英國使團并且驅逐俄國代表。他沒有理會首相的警告，堅持執行自己的計劃。因為對方沒有作出回應，所以由羅伯茨勛爵指揮的英軍發動了進攻。英國人在輕松地擊敗敵軍后，不但安插了統治者，還留下了使館和駐軍。
英國的南非政策是鼓勵以英國人為主的開普殖民地、納塔爾殖民地（Colony of Natal）和布爾人為主的南非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結成聯邦。開普殖民地總督巴特爾·弗里爾爵士（Sir Bartle Frere）認為土著部落不承認英國政府，聯邦就不能建成。他向祖魯人提出了要求，收到了意料之中的回拒。弗里爾在最后通牒即將過期之前才向政府匯報了他的行動。迪斯雷利唯有支持他的行動，并且在1879年1月初派出援軍。在援軍到達之前，一支行軍極快隱蔽極佳的祖魯軍團（Impi）在1月22日突襲了英軍營地。過千英國及殖民地部隊在伊散德爾瓦納戰役陣亡。英軍戰敗的消息在2月12日才抵達倫敦。迪斯雷利寫道，“恐怖的災難直達我的內心”。他批評了弗里爾，不過沒有將他撤職，受到了各方非難。迪斯雷利任命嘉內德·沃爾斯利爵士為高級專員和總指揮與祖魯人交戰。英軍最終在1879年7月4日的烏倫迪之役徹底擊敗了祖魯人。
1879年9月8日，喀布爾使館的路易斯·卡瓦那里爵士（Sir Louis Cavagnari）和其他使團成員為叛亂的阿富汗士兵所殺。羅伯茨展開了為時六周的遠征懲罰阿富汗人。
1874年大選后格萊斯頓以格林尼治（Greenwich）議員身份回到國會。他在選舉中得票第二，在保守黨候選人之后，所以結果對他而言不像勝利而像失敗。1878年12月，他得到了自由黨愛丁堡郡（Edinburghshire）下屆大選候選人提名。愛丁堡郡又名中洛錫安郡（Midlothian），是蘇格蘭的一個小型選區，由兩個貴族——分別是保守黨黨員巴克盧公爵（Duke of Buccleuch）和自由黨黨員羅斯伯里伯爵控制。羅斯伯里既是迪斯雷利的朋友，也是格萊斯頓的朋友。他在到了美國進行考察后，認為英國政治家也可以使用當地的競選活動方法。格萊斯頓在1879年1月接受了他的建議，展開了中洛錫安宣傳（Midlothian campaign）活動，在全國各地向民眾演講批評迪斯雷利。
對保守黨不利的因素還有惡劣天氣引致的農業歉收。四個連續的潮濕夏季對農業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谷物法取消后，農民不再可以像以往一樣提高價格彌補損失，因為從美國入口的谷物令價格一直保持在低位。其他歐洲國家采用了保護政策應對類似困境，有人向迪斯雷利作出恢復谷物法的建議，為他所拒絕，因為谷物法會提高生活價格導致城市工人階級不滿。保守黨在經濟困頓的環境里面失去了很多農民的支持。
1879年，迪斯雷利的身體狀態繼續惡化。因為抱病在身，他在11月參加于市政廳舉行市長大人晚宴時遲到了四十多分鐘。雖然很多人指出他的外表十分健康，但是這個外表是他盡了極大努力才得以維持的，當他告訴出席者他準備在明年再度參加晚宴時，很多人發出了笑聲。格萊斯頓隨后又進行了他的宣傳活動。雖然迪斯雷利在公開場合表現得十分自信，但是他在私下里已經估計到保守黨將會在下屆大選失敗，開始考慮首相辭職授勛名單（Prime Minister's Resignation Honours）人選。
雖然保守黨黨員籠罩在悲觀氣氛之中，但是他們在1880年初受到了一點鼓舞——保守黨候選人在自由黨據點南華克（Southwark）的補選中取得了意外勝利。內閣因此下定決心要執政到國會解散為止。三月初他們重新考慮了策略，決定盡早展開競選活動。3月24日，議會解散。一個星期之后首個選區開始投票。
迪斯雷利沒有公開參與競選活動，因為貴族并不適宜發表演說影響下院選舉。另外兩個保守黨領袖——梳士巴利和印度事務大臣克蘭布魯克勛爵（Lord Cranbrook）也因此不能向民眾演講。和預測不同，保守黨不但遭到了失敗，而且被自由黨拋離。自由黨取得了大約50席的絕對優勢。
迪斯雷利知道這將是他最后一次任相，沒有因為失敗而加罪于人。他告訴布拉德福德勛爵夫人他離任的工作和上任的工作一樣多，而且比較苦悶。女王因為他敗選而感到苦悶。在1880年4月21日辭職前，他提交了他自己的私人秘書蒙塔古·科里（Montagu Corry）也包括在內的授勛名單。
回到休伊登后，迪斯雷利對自己的失敗進行了反思，并且繼續創作《恩迪彌翁》（Endymion）。他在1872年就開始寫這本小說，但沒有完成就因為1874年大選而停筆。1880年11月，他在迅速完成撰寫工作后，出版了小說。他透過中間人繼續和維多利亞女王保持通訊。1881年1月國會復會后，他在上議院擔任保守黨領袖，企圖適度影響格萊斯頓的立法程序。
患上哮喘和通風后，迪斯雷利一直避免到戶外活動，以避免病情惡化。3月，他又染上了支氣管炎，除了在26日出門和梳士巴利等保守黨領導人會面之外，他一直臥病在床。他的朋友敵人都在他彌留之際前來探望他。迪斯雷利婉拒了女王來訪他家，“她只會請我向阿爾伯特傳話。”4月5日，他收到了女王的最后一封來信，幾乎失明的他在拿著信件片刻后請樞密院委員巴林頓勛爵（Lord Barrington）讀出其中的內容。其中一封簽名是“一個工人”的信件讓他十分高興，“不要死，我們不能沒有你。”
醫生為了避免影響公眾，在迪斯雷利病危的情況下，發布了樂觀的消息。時任首相格萊斯頓多次要求調查對手的病況，并且在日記中寫道，“愿上帝在他的枕邊。”公眾對前任首相的求生搏斗有極大興趣。迪斯雷利習慣在復活節接受圣禮。不過他的朋友和家人擔心接受圣禮會導致他失去求生意志，所以沒有按照他的習慣讓他接受圣禮。復活節后的星期一早上他開始語無倫次，然后陷入昏迷。雖然有謠言指他的逝世前所詠誦的是猶太教申述對上帝的篤信的施瑪篇（Shema），但是迪斯雷利受確認的遺言是“我想活但不怕死”。
迪斯雷利的遺囑執行者擔心太多人群會前來致敬，所以沒有安排公開的葬禮。4月26日，在休伊登舉行的葬禮的喪主是最終得到這個莊園的迪斯雷利兄弟拉爾夫（Ralph）和侄子科寧斯比（Coningsby）。女王非常悲傷，考慮了冊封拉爾夫或科寧斯比為貴族以紀念他的可能性，不過她最終打消了念頭，因為兩人不適合取得爵位。她受禮儀所限，不能參加他的葬禮，但仍然送出了報春花。她在葬禮結束四日后到墓地擺放了一個花環。
迪斯雷利與妻子同葬于休伊登圣米迦勒及諸天使教堂（Church of St Michael and All Angels）的一個墓室。教堂里面還設有一個由維多利亞女王樹立的紀念高壇。他的遺作由私人秘書羅頓勛爵處理。迪斯雷利的墓室里面也存放著詹姆斯·布里奇斯·威廉斯（James Brydges Willyams）的妻子莎拉（Sarah）的遺體。迪斯雷利一直莎拉進行通訊，坦白地討論政務。1865年她在逝世后給迪斯雷利留下一筆遺產幫助了他還清債務。迪斯雷利的遺產價值84,000英鎊。
迪斯雷利在西敏寺內有一個紀念碑，它是由格萊斯頓在下院演講紀念他時提議樹立的。格萊斯頓為了避免尷尬沒有出席迪斯雷利的葬禮。他的演講一如公眾所料，贊揚了迪斯雷利的品質，但沒有談及他的政治觀點，成為此類演講的模范。
西比爾第一版書名頁
布萊克評價說迪斯雷利“寫出了一個極好的詩篇，一個差得難以置信的五幕無韻悲劇。除此之外他寫了一篇政治理論論文和一部優秀的政治傳記——《喬治·本廷克勛爵生平》···非常公允準確。”不過決定迪斯雷利文學成就的是小說。他的小說的批評意見一開始就是分開的。R·W·斯圖爾特（R W Stewart）觀察到評論迪斯雷利小說總是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的，另一個是藝術的。批評家Robert O'Kell同時用兩個標準評論了他的作品，“即使你是堅定的托利黨黨員也不可能當迪斯雷利是一流的小說家。同樣，即使你厭惡他作品的浮夸，也不可能稱他為無足輕重的作家。”
迪斯雷利早期的“銀叉”小說《維維安·格雷》和《年輕的公爵》的特點都是描述了浪漫化的貴族生活，刻畫了略加掩飾的知名人物。他早期的部分作品也描繪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拜倫式雙重性格：既是一個浪漫的詩人也是一個大膽的行動者。他最有自傳色彩的作品是嚴肅但效率不佳的小說《孔塔里尼·弗萊明》。批評家威廉·庫恩（William Kuhn）認為迪斯雷利的小說可以當成“他從來沒有寫過的回憶錄”那樣來讀，它們透露了一個受到維多利亞時代社會規范拘束的政治家的內在生活。
布萊克稱另外一部19世紀30年代的小說《阿爾洛伊》“賺錢但枯燥無味”，而其他同時代的小說《伊斯坎德爾的崛起》（''The Rise of Iskander''）、《地獄的婚姻》（''The Infernal Marriage''）、《天堂的伊克希昂》（''Ixion in Heaven''）則影響很小。他下一部成功作品是《亨利埃塔·坦普爾》。小說按照他和亨利埃塔·賽克斯的感情，講述了一個負債累累的年輕男子在權益婚姻和激情之間作出抉擇的故事。《維尼夏》則是一部為錢而寫的次要作品。
19世紀40年代迪斯雷利創作了一個帶有政治主題的三部曲。布萊克認為迪斯雷利的《科寧斯比；或，新世代》（''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在小說類作品中加入了政治元素，表明了自己的信念：英國未來成為世界強國的關鍵在于有一群年輕、充滿理想的政治家，而不在于有一幫自滿的守舊衛士。”在《科寧斯比》之后的是另一部政治小說《西比爾；或，兩個民族》，和前作相比更加現實、目光銳利。次標題“兩個民族”是指具有巨大經濟社會差距的特權精英和貧窮工人。三部曲的最后一作《唐克列德；或，新十字軍》則強調了國教會在重振國家萎靡不振的精神方面擔當的角色。
迪斯雷利最后兩部完成小說是《洛塞爾》和《恩迪彌翁》。丹尼爾·R·施瓦茨（Daniel R Schwarz）稱前者是“迪斯雷利意識形態的天路歷程”，講述了一個內容與圣公會、天主教教會角色有關的政治故事。《恩迪彌翁》雖然以輝格黨黨員為主角，但是結尾說明了迪斯雷利本人的經濟政策和政治信念。迪斯雷利一直在著作里面用稍加改動的角色嘲笑自己的敵人：《恩迪彌翁》中的圣巴布（St Barbe）普遍被視為諷刺威廉·梅克比斯·薩克萊的角色——三十年前，薩克萊在《笨拙雜志》（''Punch''）冒犯了迪斯雷利。迪斯雷利的遺作《法爾科內》（''Falconet''）的同名死板中心人物，毫無疑問是諷刺格萊斯頓的角色。
迪斯雷利病逝后，梳士巴利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年的領袖生涯。保守黨在此期間都在強調已逝領袖的“一國保守主義”，說明保守黨和城市精英自由黨不同，和工人階層享有同一信念。比如說，迪斯雷利經常強調提高市區工人的生活質素重要性。保守黨試圖勾起工人階級對迪斯雷利記憶，因為他和工人的關系據說非常融洽。20、21世紀的歷史學家重新評估了他這一方面的政策。1972年，B·H·阿博特（B H Abbott）指出不是迪斯雷利而是倫道夫·丘吉爾勛爵發明了“托利黨民主”（Tory democracy）這個詞匯，不過將它變成保守黨政策和哲學必要部分的人仍然是迪斯雷利。2007年，帕里寫道，“托利黨民主的神話在20世紀60年代經過學術研究的詳細審視后不復存在，他們展示了迪斯雷利對推動社會立法方面只有很少興趣，在處理1867年的議會改革時非常靈活。”盡管如此，帕里仍然認為現代保守黨之父是迪斯雷利而不是皮爾。保守黨政治家、作家韓達德在2013年指出，“迪斯雷利不是一個一國保守主義者——不單單是因為他從未使用這個詞匯。他完全反對其中的概念。”
迪斯雷利擴張大英帝國的熱情也被視為他吸引工人階級選民的原因之一。在他取得保守黨領導權之前，帝國主義一直是自由黨黨員——當中最為著名的是巴麥尊的政策，而保守黨對此總是有所抱怨。迪斯雷利令保守黨變成了最為支持帝國和軍事行動以鞏固地位的政黨。迪斯雷利傾向于這一思想，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視之為保守黨的優勢，另一部分原因他想和厭惡帝國擴張的格萊斯頓對抗。布萊克稱迪斯雷利的帝國主義“決定了保守黨在多年之后的走向，而他所開創的這個傳統可能是保守黨在那個世紀最后二十幾年里面贏取工人階級支持的最大資本”。部分歷史學家認為迪斯雷利對帝國和外交的取態背后有狼滿的推動力：阿博特寫道，“迪斯雷利在托利黨神秘的御座、教會、貴族和人民概念后面加上帝國。”另一些學者在他的政策里面發現了實用的成份。為格萊斯頓作傳的菲利普·馬格努斯（Philip Magnus）比較了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的外交政策，指出迪斯雷利“從未真正理解崇高道德原則和他們在外交政策上的實際應用，推行的政策經常不但沒有增進國家利益，更破壞政治穩定。”在帕里看來，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可以視為空中的巨型城堡，或者是強迫英國商人階層清楚認識歐洲政治現實的過遲嘗試。”
迪斯雷利在生時他的對手甚至他的朋友和盟友都會質疑他是否真正信仰他自稱擁護的觀點，或者是這些觀點有沒有被他當作成為終身政治家的條件所采納，他是不是裝腔作勢地鼓吹自己不信仰的觀點。約翰·曼納斯勛爵在1843年青年英格蘭運動進行時寫道，“如果我能說服自己迪斯雷利相信他自己所說的話，我將會更加高興：他的歷史觀點和我非常相同，但是他真的相信他們嗎？”布萊克在1966年指出這個問題在以往不能回答，現在回答更是不可能了。然而，保羅·史密斯（Paul Smith）在討論迪斯雷利政治觀點的雜志文章里面說，爭論他的思想也是一并爭論了他幾乎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涯，而“不可能將它僅僅當作罪犯進入英國政治殿堂的工具。”
斯坦利·溫特勞布（Stanley Weintraub）在他所作的迪斯雷利傳記中指出，他的題材人物為英國邁向20世紀作出了極大貢獻，在受到自由黨對手格萊斯頓的阻礙的情況下，通過了19世紀其中一個最偉大的改革法令。“他將女王抽出居喪，將她變成國家象征，創造托利黨民主氣候，協助英國保留了君主立憲制。他為英國鉸接了一種持續到二戰的帝國角色，并且將不時自我孤立的英國帶入協調之中。”
弗朗西斯·沃爾什（Frances Walsh）評論了迪斯雷利在公眾生活中的多個層面：
迪斯雷利逝世后，他在保守黨的萬靈殿里的地位，仍然存在爭議。迪斯雷利迷倒了時人、劃分了時人的政治觀點。他被很多人，包括他的一些同僚視為一個冒險家，一個騙子，但是，也有人視他為目光長遠的、愛國的政治家。作為演員的他，在政治舞臺上扮演過眾多角色：拜倫式英雄，文人，社會批評家，議會內的演奏家，休伊登的鄉紳，皇室成員的好友，歐洲政治家。他特殊、復雜的性格給研究他的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帶來了一個挑戰。
*  Text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分類:第13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分類:第16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分類:第17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分類:第19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分類:第20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分類:第21屆英國下議院議員
天綠香，學名守宮木，又叫樹仔菜、五指山野菜、減肥菜、泰國枸杞，為大戟科守宮木屬植物。主要產于南洋群島和東南亞，在中國海南、廣東、江蘇、浙江、云南、福建、四川等地有零散栽培，亦有野生。
表裏辨證，中醫術語，系八綱辨證（指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八類證候，為中醫辨證學的基本綱領）的具體內容之一。八綱辨證的特點在于把握疾病發生發展過程的整體性、確定性與相關性。表裏是用以辨別疾病病位最基本的綱領。
表證是一種證候，由於六淫之邪從皮毛口鼻而入侵入人體淺表所引起的證候。多見於外感病初期階段。
表證特點：起病急、病程短、病位淺、病情輕；惡寒發熱，頭身痛，舌苔薄白，脈浮，或鼻塞流涕，咽喉癢痛，咳嗽。
裏證是指病變部位在臟腑氣血的一類證候；凡非表證者，一切證候皆屬裏證。多見於外感病中，後期及內傷病。裏證有三種：
*表邪不解，由表入裏形成裏證；
*六淫邪氣直接侵犯臟腑形成裏證；
*由於情志內傷，飲食勞倦等原因所致的疾病也稱為裏證。
裏證特點是病位深在；臨床表現復雜。
表裏，觀察病位（虛實，觀察病勢；寒熱，觀察病性；陰陽，觀察病類）：
::*新病、病程短者，病在表；久病、病程長者，病在裏。
::*發熱惡寒同時并見者病在表;但發熱或但畏寒者均屬裏證.
::*表證者：舌苔常無變化，或僅舌邊尖紅，脈浮；而裏證者：舌質舌苔常有變化，脈不浮或沉。
另外，表證有表寒、表熱、表虛、表實之分；里證有裏寒、裏熱、裏虛、裏實。
::*表裏同病
::::即有表證，又有裏證，表證和裏證在一個時期同時出現
::*表裏出入
::::*表邪入裏
::::::表邪不解，內傳入裏，出現裏證，即為由表入裏。是機體抗邪能力降低；邪氣過盛；護理不當；失治誤治。
::::*裏邪出表
::::::某些裏證，病邪由裏透達於肌表，則為由裏出表。是治療、護理得當；機體抗病能力增強。
病位是表癥時
病位存在於身體表層，屬於表癥的狀態時，癥狀有惡寒、發熱、頭痛、發汗、關節痛、神經痛、腫脹等。中醫的表癥，表示疾病在身體表層，採取排汗治療，將表層的疾病排出身體外層，稱為『汗法』。中醫芳療則是使用溫熱身體的精油促進流汗。推薦精油：薑、肉桂、茶樹。療效良好的中藥和食材：桂枝、蔥、紫蘇。
病位是裡癥時
病位存在於內臟等深層，屬於裡癥的狀態時，癥狀有口渴、腹痛、腹脹、便秘、下痢、排尿異常。有時會是慢性疾病。中醫採取打擊疾病驅出體外的『清熱法』或『瀉下法』等治療方法。中醫芳療基本是以降低體熱的精油，或是利尿效果的精油，將廢物排除體外。推薦精油：薄荷、杜松果、絲柏。療效良好的中藥和食材：薄荷、米、山藥。
第二代羅金漢侯爵查爾斯·沃森-文特沃斯，KG，PC，FRS（，），英國輝格黨政治家，1765年7月至1766年7月及1782年3月至7月兩度出任英國首相。
羅金漢生於約克郡的貴族家庭，早年曾先後叫海恩子爵及莫爾頓伯爵，1750年世襲父親爵位，此後名為羅金漢侯爵，旋於翌年加入上議院。羅金漢在投身政治初年獲得喬治二世信任，但自喬治三世於1760年登基後，喬治三世因寵信托利黨而導致羅金漢與皇室關係日漸疏離。不過，憑藉他的地位及財力，他逐漸成為輝格黨內的重要領導人物之一，並在議會內組成名為「羅金漢輝格黨人」的派系。
1765年7月，羅金漢侯爵在喬治三世的皇叔坎伯蘭公爵支持下出任首相，任內最大成就是廢除前任政府制定的《印花法令》，取消原本向北美十三州殖民地開徵印花稅的計劃，從而消除當地民眾的不滿。然而，由於羅金漢經驗尚淺，因此當初在組閣上存在一定困難。此外，政府又不獲喬治三世全力支持，而內閣內部又出現黨爭，最終促使羅金漢在出任首相一年後，決定在1766年7月辭職。
辭任首相後，羅金漢侯爵在野共16年之久，期間一直處於反對派位置，未曾於內閣供職，一直到1782年3月，托利黨的諾斯勳爵因英軍大敗於美國獨立戰爭而辭任首相，喬治三世唯有第二度召羅金漢組閣。在第二段任期期間，他率先承認美國獨立，而且還大大擴充了愛爾蘭國會的立法職能，另外又改組內閣制度，首創設立內務大臣及外務大臣兩職。然而，羅金漢未及見證英、美兩國在1783年正式簽署代表終戰的《巴黎條約》，便突然在1782年7月1日病死，前後在任僅兩個多月，終年52歲。他死後，英國政壇一度陷入憲政危機，至托利黨小皮特在1783年12月出任首相，政壇才恢復穩定。
文特沃斯林屋
第二代羅金漢侯爵出生於1730年5月13日，出生時姓名本為查爾斯·沃森-文特沃斯閣下（The Hon. Charles Watson-Wentworth），父母分別是第一代莫爾頓勳爵（1st Lord Malton）及瑪麗·芬奇女爵（Lady Mary Finch）。沃森-文特沃斯一家本姓沃森，先祖原居於北安普敦郡的羅金漢堡，祖上曾於英國內戰時期效忠保皇黨，至於他的曾祖父第二代羅金漢勳爵（2nd Lord Rockingham，1630年－1689年）娶第一代斯特拉福伯爵（1593年－1641年）的女兒安妮·文特沃斯女爵（Lady Ann Wentworth）為妻，查爾斯·沃森-文特沃斯的父親後於1695年繼承其舅公第二代斯特拉福伯爵的大筆遺產，家族姓氏遂由「沃森」改成「沃森-文特沃斯」。
沃森-文特沃斯在家中十名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八，也是家中第五名男丁，不過也是家中唯一活到成年的男丁。沃森-文特沃斯少時在南約克郡羅塞藍（Rotherham）的家族宅第文特沃斯林屋（Wentworth Woodhouse）渡過，在1733年，沃森-文特沃斯的父親獲晉封為第一代莫爾頓伯爵（1st Earl of Malton），他遂在1739年從早逝的兄長繼承得禮節性頭銜海恩子爵（Viscount Higham），成為父親貴族爵位的法定繼承人。在1738年，他入讀倫敦的西敏公學，惟旋因患病而於同年休學，後來升讀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
在1745年，年僅15歲的海恩子爵以上校身份加入一個由父親組成的義勇軍團，最初負責駐守龐蒂弗拉克特（Pontefract），以防範試圖覬覦皇位的美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入侵。翌年4月，海恩子爵的父親再獲晉爵為第一代羅金漢侯爵，他遂進而獲另一禮節性頭銜莫爾頓伯爵（Earl of Malton），同年冬天，他單人匹馬隻身前往卡萊爾，會同佈防當地的坎伯蘭公爵（Duke of Cumberland）追剿美王子查理，深獲坎伯蘭公爵賞識。莫爾頓伯爵在劍橋大學的日子並不長久，很多時也身在外地，並在1748年至1750年花兩年時間遊歷歐洲，到1750年12月因父親逝世而返國，並世襲成為第二代羅金漢侯爵（2nd Marquis of Rockingham），時年僅20歲。羅金漢在世襲父親的侯爵爵位前，亦在同年9月17日獲封屬於世襲貴族爵位的莫爾頓伯爵，但由於此一爵位屬於愛爾蘭王國貴族爵位，因此不能自動成為大不列顛的上院議員，但可成為愛爾蘭的上院議員。
羅金漢侯爵繼承父親爵位時未滿21歲，按當時規定不能晉身上議院，因此他一直到1751年5月13日生日才獲資格加入上院，並於同年11月獲選為皇家學會院士。與他的先父一樣，羅金漢在上院加入了輝格黨陣營，而且獲得喬治二世的信任，使他在1751年7月獲委為約克郡西瑞丁郡尉（Lord Lieutenant），翌年繼而領寢宮侍臣銜，1755年再榮任約克郡海軍中將，任內在1756年平定謝菲爾德發生的糧食暴動。1760年2月，他獲喬治二世頒授屬最高榮譽的嘉德勳章。雖然從政經驗尚淺，但羅金漢早年在約克郡具一定聲望，當地的輝格黨會所更在1753年易名「羅金漢會」（Rockingham Club），反映出他在當地具政治份量。
在1760年10月，喬治二世駕崩，由孫兒喬治三世繼位，輝格黨內的政治權力分佈亦開始出現變化。喬治三世登位後有意分化輝格黨，並寵信喬治·格倫維爾及貝都福公爵一派的輝格黨政要，不少拒絕投靠的輝格黨政治家則支持首相紐卡斯爾公爵及年紀尚輕的羅金漢侯爵，使輝格黨開始出現分裂。到1762年5月，喬治三世任命他相當寵信的托利黨政治家標得伯爵出任首相，下野的紐卡斯爾公爵、羅金漢及其他輝格黨政要深感不滿，並在國會動員投票反對通過標得為英、法草擬的七年戰爭和約，試圖迫使托利黨政府垮臺，但不成功。結果，羅金漢與其他有份參與計劃的人士失去喬治三世的信任，並失去所有公職，史稱「無辜的佩勒姆黨人屠殺」（Massacre of the Pelhamite Innocents）。其中，羅金漢在1762年停任所有的郡尉職務，而且不再領寢宮侍臣職銜。儘管如此，由於紐卡斯爾公爵這時年事已高，因此紐卡斯爾的支持者轉而奉羅金漢侯爵為領袖，組成所謂的「羅金漢輝格黨人」（Rockingham Whigs）。此外，他又在1763年4月獲邀出任其母校西敏公學的信托人，後更在同年10月擊倒對手喬治·格倫維爾，獲選為查特豪斯公學總裁。
在1763年4月，標得伯爵因失勢而卸任首相，喬治三世遂改召喬治·格倫維爾接任組閣，不過，格倫維爾在議會的支持度始終有限，而政府又於1765年通過對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引入《印花法令》，引起很大爭議，後來格倫維爾因故失去喬治三世信任，最終促使他在1765年7月遭撤換。喬治三世撤換格倫維爾前，曾授意皇叔坎伯蘭公爵組閣，但坎伯蘭公爵只願當名義上的內閣領班，有鑑於他和羅金漢侯爵交情非淺，而且又在下院擁有最多支持，因此他向喬治三世推薦由羅金漢任第一財政大臣（即首相）。儘管喬治三世並不希望由羅金漢組閣，但最後仍予以首肯。
北美有報章以「致命」來形容《印花法令》。
雖然羅金漢在國會擁有不少支持，不過他始終未曾在內閣供職，所以經驗有限。另一方面，羅金漢不獲威廉·老皮特（後為第一代查塔姆伯爵）及其追隨者支持，而他又不願拉攏標得及格倫維爾的派系，使組閣出現一定困難。經一番努力後，他成功招攬亨利·西摩·康韋將軍（General Henry Seymour Conway）及格拉夫頓公爵等人入閣出仕，可是，羅金漢政府一開始就備受前任留下的《印花法令》困擾。根據這份在1765年3月通過的法令規定，自同年11月開始，原本只適用於英倫的印花稅將在北美十三州殖民地開徵，屆時當地所有報紙、法律文件、牌照、骰子、撲克牌及官方文件都要徵稅。有關法令在北美的殖民地引起軒然大波，當地民眾更在1765年10月於紐約發起印花法令大會（Stamp Act Congress），呼籲抵制英國貨，以示不滿。
格拉夫頓公爵
面對北美殖民地的反英情緒日益高漲，再加上抵制英國貨的行動對英商構成商業損失，羅金漢在1766年4月宣佈撤銷《印花法令》，從而平息北美民眾的不滿。另一方面，為了平衡利益，他又同時通過《聲明法令》，指英國國會有權力就任何事務為北美殖民地立法。雖然如此，不少擁護《印花法令》的政客如喬治·格倫維爾和貝都福公爵等等仍然對此加以批評，指羅金漢向殖民地的「叛亂份子」施恩退縮，而儘管羅金漢成功平息了北美的反英情緒，惟事件仍為日後的美國獨立戰爭埋下一大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