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羅姆人長途遷徙的緣故至今尚為史界之謎。羅姆人的祖先是低種姓的印度教徒，應征入雇傭兵軍隊后，升為剎帝利（即戰士）種姓，同時被派往西面以抵制伊斯蘭教國家的擴張。另有學者稱，穆斯林征服印度北部后，其俘虜淪為奴隸并發展出自身獨特的文化，成為羅姆人的前身。但羅姆人到達中東后，為何不折返印度，反而繼續前進，進入歐洲，則是不解之謎。羅姆人后來也大量遷入美洲。
羅姆人也曾出現在中國，名為囉哩回回，經常盜竊，地方官指他們有近親相交之嫌，理由是他們人數不多，不與外人通婚。
由於文化及宗教上的差異，進入歐洲的羅姆人經常被歐洲人迫害。納粹德國也曾迫害他們。
* 印地語等：Lambani, Rabari, Banjara
全世界約有五百萬至一千萬羅姆人，其中大多數居住在歐洲。羅姆人主要聚居地有：巴爾干半島、中歐、美國及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另外西歐、西亞及北非也有羅姆人居住。
羅姆人在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西班牙和美國的人口超過五十萬。保加利亞的羅姆人占總人口的約4.4%，其比例在世界各國當中排名第一。捷克公開提出願意離開的羅姆人可給津貼。
在今日，有一部分羅姆人正試圖保持其傳統生活方式，居無定所。在東歐許多地區，羅姆人定居在生活條件極差的棚戶區內，和其他民族居民仍然時有沖突。但在其他地區，羅姆人則靠其傳統文化（如羅馬尼亞羅姆人的傳統銅匠工藝）成功-{致}-富。
在東歐共產主義時期，東歐各國由于實行計劃經濟，羅姆人在就業方面障礙較少，但后來東歐轉為市場經濟以后，羅姆人失業問題愈顯嚴重。現在多國有大量羅姆人靠社會福利為生，這導致針對羅姆人的歧視深化，同時也成為了社會隱患，如斯洛伐克在進行社會福利改革時曾有羅姆人聚居點發生騷亂。
2004年6月，匈牙利選出了歐洲議會的歷史上第二位羅姆人議員，同時也是第一位女性羅姆人議員：女士。同時東歐七國于2005年發起“容納羅姆人年代”，旨在改善羅姆人的生活。
羅姆音樂著重使用高音符以及音符之間大跨度的滑動，歌唱以其情感豐富而著稱，羅姆人也是西班牙盛行的弗拉明戈舞的主要起源。
直接描寫羅姆人的文學、藝術作品有：
* 小說《巴黎圣母院》艾斯梅拉達（維克多·雨果）
* 歌劇《卡門》（喬治·比才）
* 南斯拉夫電影《流浪者之歌》
* 美國女歌星史蒂薇尼克斯演唱抒情歌曲《吉普賽》（Gypsy）
* 拉丁樂壇天后夏奇拉歌曲《吉普賽》（Gypsy）
* 美國樂壇天后女神卡卡歌曲《吉普賽》（Gypsy）
* 紀錄片《一路平安》（Tony Gatlif）
* 美劇 《迷眼》 (Shut Eye)
有關羅姆人（茨岡人）的文藝作品更是不勝枚舉，尤其在西洋音樂方面，李斯特（如匈牙利狂想曲等）、薩拉薩蒂（流浪者之歌）、勃拉姆斯（如匈牙利舞曲等）、拉威爾（如茨岡）的音樂就多援引羅姆元素。（由於以前茨岡人常與匈牙利人相混，所以前述作品中對羅姆常有“匈牙利”的誤稱。）
臘八粥，又稱佛粥，是一種在臘八節用由多種食材熬制的粥，因應材料不同又有「八寶粥」、「七寶粥」、「五味粥」等名稱。中國民間傳說來自天竺。南宋文人周密撰《武林舊事》說：“用胡桃、松子、乳覃、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臘八喝臘八粥的習俗主要流傳于中國北方，一些大的寺廟也會舍粥施膳。
漢地相傳農曆十二月初八這一天是世尊釋迦牟尼佛佛成道日，四大天王從天上來到人間，分別以內裝有八寶飯的金、銀、琉璃、瑪瑙等缽供養世尊，世尊欣然接受後將四缽合而為一。為了紀念佛陀成道，一些佛教寺院會在這天煮粥供佛，並分送十方善信。而這天（農曆十二月初八）習俗上又稱「臘八節」（或稱「法寶節」）。
唐宋盛行臘八食粥的風俗，北宋孟元老著《東京夢華錄》記載：「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隊念佛……諸大寺作浴佛會，並送七寶五味粥與門徒，謂之臘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雜料煮粥而食也。」南宋吳自牧的《夢梁錄》也說到：「十二月八日，寺院謂之臘八，各寺俱設五味粥，名曰臘八粥，亦名佛粥。」
清朝時，民間百姓準備臘八粥祭祀祖先，分贈親友，以示祝福，又效仿佛門施粥送福，特地送給窮苦人家；吃臘八粥更是宮廷盛事，皇帝、皇后賜文武大臣臘八粥，也發放米果給各大寺院。
舊時，臘月初八吃臘八粥，算是大家萬戶的習俗，甚至主人會爲家裡的雞狗餵上幾勺，花卉果樹枝幹上塗上幾口，認為這樣必能六畜興旺、果實豐收，如童謠裡說道：「臘八粥，臘八飯，小雞吃了就下蛋」。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臘八粥》：“臘八粥者，用黃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栗子、紅豆、去皮棗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紅桃仁、杏仁、瓜子、花生、榛穰、松子及白糖、紅糖、瑣瑣葡萄，以作點染。”
皇宮的臘八粥用上等奶油、羊肉丁、五穀雜糧，乾果紅棗、桂圓、栗子、花生、菱角、核桃仁、葡萄乾、瓜子仁、金糕、青紅絲等材料。民間用雜米、豆、核桃、榛子、松子、棗、栗之類，盛起後，碗中上鋪乾果色糖。
近代有流傳于河北廊坊一帶的傳說，講一好吃懶做的浪蕩子貪嫖、好賭，花光了祖輩的遺產，在“臘七臘八，凍掉下巴”的日子，已無大米之炊，只好在幾個幾乎空空如也的糧倉下摸出幾粒穀子，煮在一起充饑。臘八清晨，鄰居們發現浪蕩子已經凍死。為志不忘此事，使悲劇不再重演，鄉鄰們相約每年在臘八這天以各種雜糧煮粥，逐漸成為習俗。
安全期是指女性的一種生理周期，是指女性不容易受孕的期間，與月經有關係。若安全期估算準確，且月經週期沒有變化，可以在不進行其他避孕措施的情形下，在安全期進行性行為，但女性只是懷孕的機率變小，還是有機率會懷孕。
女性月經週期在26至35日都是正常情況，足足有約10日的差隔，可見安全期未必安全。安全期常被視為月經出現前7日至後7日，因此俗稱為前七後七，如果以月經出現的第一天算後7日也稱為前七後八。
以月經週期28至31日為例，在月經后4至5日後為月經期，屬於安全期。至下次月經來前14日為排卵期，為易孕期。月經周期之間的兩個安全期由排卵期隔開。排卵期幾乎可以肯定是在下一次月經來臨前的第14日，或者早5日，晚4日到來，即所謂的危險期。因為男性精子可以在女性體內-{存活}-3日，所以有必要將危險期在前述14日前的5日再提前3日以備不測，該日就是第一階段安全期的結束日。第二階段安全期開始是從前述14日后的4日，直到第二次月經來臨日。通常月經后12至22日排卵，進入危險期。
女性排卵的時間大約是經期開始第一天往前的14天，但因為精子最長大約可以在女性體內存活5天，所以女性容易受孕時間是排卵期的前5天跟後4天，而其他就是不容易受孕的時間即成為安全期，也是不易受孕期
碳酸鋰（Li2CO3）是一種無色至白色結晶，能溶于水，但溶解性不佳。用于治療精神疾病，多用於躁狂癥的治療。
白色單斜，鹼性晶體，無潮解性，在空氣中是穩定的。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小，因此可以通過用碳酸根離子沉淀溶液中鋰離子的方法來制備。溶解度隨溫度的升高而降低。從溶液中析出的碳酸鋰不含結晶水。由于鋰離子具有很強的極化性，因此碳酸鋰的熱穩定性比其他堿金屬碳酸鹽要差一些，加熱到熔點以上時，便會發生分解，產生氧化鋰和二氧化碳。
將二氧化碳通入碳酸鋰的水懸浮液中時，碳酸鋰即轉變為酸式碳酸鋰而溶解。如果再將酸式碳酸鋰的溶液加熱，則又放出二氧化碳，并沉淀出碳酸鋰。碳酸鋰的這個性質可用于除去其中的雜質。
碳酸鋰在精神科臨床的應用其實相當偶然。1940年初，氯化鋰曾代替氯化鈉用于高血壓和心臟病患者，以降低鈉離子的攝入量；后因其毒性作用而于1949年放棄使用。1949年，澳洲醫生約翰·凱德（John Cade）在研究躁郁癥的成因時估計它與尿酸有關，不過由于尿酸在水中的溶解性很小，難以進行動物實驗，而尿酸鋰是最易溶于水的尿酸鹽，于是他就用尿酸鋰來進行實驗。結果發現，接受過尿酸鋰的動物都變得十分溫馴和安靜，攻擊行為得到控制。經過進一步研究，他發現尿酸鋰中的鋰離子才是關鍵所在，于是他便進一步進行實驗，并在期刊上發表文章《鋰治療精神興奮》，正式將鋰引入精神科臨床用于躁狂癥的治療。
工業上碳酸鋰用于制造其他鋰鹽，如氯化鋰和溴化鋰等。它還在搪瓷、玻璃、陶瓷和瓷釉中作為氧化鋰的原料，也被加到電解制鋁的電解槽中，用以增加電流效率和降低電解槽的內阻和槽溫。在醫學上，則用于躁狂癥的治療。
* 《碳酸鋰的臨床應用》山東大學出版社，ISBN：9787560760650
* 鋰鹽：乳清酸鋰、檸檬酸鋰、硅酸鋰
* 碳酸鹽：碳酸鈉、碳酸鉀、碳酸銣、碳酸銫
鄒容，原名紹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生於四川省巴縣（今重慶市），曾經在留學日本時改名鄒容。是中國近代著名革命宣傳家，《革命軍》一書的作者。
1885年在出生四川省巴縣的鄒紹陶，幼年曾就讀於英國倫敦基督教公誼會（又稱貴格會）於1892年創立的廣益中學，是第一屆畢業生。
1902年自費赴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同文書院，開始參加革命運動。
1903年因與同學張繼、陳獨秀等人一同剪去清政府留學生監督姚文甫的髮辮，事後被迫回國。至上海後，與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釗等人結為摯友，積極參加拒俄運動與愛國學社的革命活動。是年出版《革命軍》和《流血革命》，亟言排滿反清，號召人民起來革命，誅殺清帝及滿人，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共和國」。
不久，蘇報案發，因清政府的要求，鄒容與章太炎一同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通緝。鄒容原本可以逃得掉，然而在吳稚暉慫恿愛國學社的人，在鄒容家門口丟磚塊叫罵「不入獄為無恥」下，與愛國學社不合的鄒容憤而投案。
鄒容入獄後，章太炎被關一起，在引渡和無期徒刑的風波後。最後被租界判處2年有期徒刑（章太炎3年），監禁期間，罰作苦工。監禁期滿，逐出租界。鄒容在獄中，因受印度獄卒虐待及憤怒，開始衰弱、生病。最後大病四十天。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二十九日（4月3日）深夜病死於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監獄，年僅二十歲。距離刑期結束還剩七十天，隔天，章太炎撫屍哀働，看見鄒容口中有血，兩眼微睜。
1924年清明節章炳麟偕李根源、章士釗等前往華涇祭奠革命先烈鄒容。同去的還有于右任、田桐、張繼、曾道、吳秉鈞、吳庶咸、 黃次九、 吳劍秋、丘志云、童子鈞、童顯漢、劉少禹、朱品珊、韓麗生、洪伯才、馬君武、常必誠、張季鸞、冉仲虎、趙鐵橋、劉亞休。圖為祭掃后全體在鄒容墓前的合影。
《革命軍》一書風行海內外，暢銷一百餘萬冊，是清末革命書刊中流傳最廣的，對散播革命思想有很大貢獻。蔣中正、胡適等在青少年時期都曾閱讀過此書並受其感召反清。
1912年3月29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追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
1943年12月，重慶市政府將城內的新生路改名為鄒容路。
1946年6月，在重慶市渝中區公園建立起鄒容烈士紀念碑。
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瑞松指出，從學術研究和思想文化中的探究角度而言，鄒容的著作《革命軍》可謂只是出自於一位熱血青年的未成熟之作，其中所提到的思想觀點大多缺乏原創性，甚至有明顯的轉借拼貼之斧鑿痕跡。鄒容在挪用其他思想家的過程中並未照單全收，除了有意地刪減若干論點外，其論述的主要用意仍是要明確界定所謂漢族和滿洲人的敵我分明界線。他亦指出，對於許多閱讀《革命軍》的讀者而言，該書最大的吸引人之處正是其鮮明的排滿言論和仇滿意識。關於鄒容對於「漢人如何遭受滿洲人嚴重迫害和奴化」的各種革命宣傳控訴，日本學者桑原隲蔵曾於辛亥革命剛結束後針對這些指控提出一些觀點，在革命黨指控滿人殘暴屠殺，以及嚴行剃發令的指控上，桑原雖然認為這些指控有誇大的嫌疑，並且缺乏和歷史上其他類似事件的比較視角，但他基本上同情漢人針對這些屠殺和壓迫事件有強烈的情緒反彈現象。然而在有關「政治權力分配上是全由滿人壟斷而漢人淪為奴隸」的指控上，他認為和事實大有出入，清統治期間滿漢政治勢力的分配，遠比先前的異族政府（例如元朝）公平得多，特別在同治中興後，內政外交的大權大半已由漢人官僚所掌控。因此以「主奴」的關係界定滿漢之間的政治權力分配情況並不符合事實。
*楊瑞松：〈 打造共同體的新仇舊恨：鄒容國族論述中的「他者建構」〉。
劃清界限意指與某種思想觀念或事物保持距離，分清是非。類似中國古代的“割袍斷義”、“劃案而坐”。本意指與某人或者某事分開不再有交集，現在可以引申做“拋棄”、“改觀”。
因為在中共階級斗爭意識形態里，無論是與思想主張，還是與人、事劃清界限，其前提都是由于存在不同的階級；有階級就有截然分明和對立的階級利益、階級立場——不是我們就是他們。這是帶根本性、決定一切的大是大非。在這種觀念看來，雖然由于地域（同鄉）、人際關系、經歷等原因，由于思想的抽象性造成某些邊界模糊，但是仍然掩蓋不住階級矛盾、斗爭的內在本質。
所以站穩立場，從思想、認識、感情、行為上劃清界限，就是組織對于參與者要求無條件忠誠、擁有戰斗力的基本保證。劃清界限是站穩立場的必要前提條件。它既是意識形態的邏輯結果，又含有實際的組織功能。既是對所有人“道德凈化”的普遍要求，更是對家庭出身有問題者的絕對命令。對他們來說，這是世界觀改造的入門主課。
從遺留的語言材料來看，該詞使用頻率出現的第一個高潮是三反五反，第二個高潮是揭批胡風，第三個高潮是反右，第四個高潮是文革。如果說前三次更多是要求當事者對外與地富、資本家、反革命、右派劃清界限，后一次就主要是要求當事者對內——對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庭下手。走了一個從改造世界到改造自我（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從掃除外圍到消滅社會細胞（家庭）攻堅戰的圓圈。
1966年4月29日在北京市東安門大街友誼商店，砍傷出席亞非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第四次全體會議的馬里代表團團長巴卡里·特拉奧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駐中國大使館一等秘書馬羅夫人的“反革命殺人犯”楊國慶（被處死刑），判決書公告認定“（楊國慶）不是同自己的反動家庭劃清界限，卻堅持反動立場，對黨、對政府、對人民懷著刻骨的階級仇恨”，是“為了實現他反革命報復的目的”。更助長了“劃清界限運動”。
當時，組織會大會小會地專題幫助，派人找他們談心，“憶苦思甜”對其進行教育（和風細雨），要求他們相信組織（包括認識能力、處置公正得當），交出私人信件，詳細匯報提供情況，交代社會關系，揭發“罪行”，一次又一次地從思想根源上重新清理、“認識”、“懺悔”過去的經歷和生活細節、意識；不接受父母的“金錢腐蝕”，拒絕高檔服飾、飲食，疏遠自己的家人，斷絕與家庭的日常來往，連父母生病或經濟上窘困可以照顧、資助時也絕不施以援手，生怕影響自己“進步”。有的被推上陪斗臺，剃陰陽頭，游街，打罵，監禁，遣返農村，身體虐待（狂風暴雨），被迫或主動公開聲明脫離父子母女關系以示決絕、清白，擺脫“株連禍因”，惟恐危及自身安全。急匆匆丟棄、燒毀以前的照片、書信、記錄，甚至從心里抹去過去的記憶……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徹底”，他們往往比被要求的做的更多、走得更遠。而當他們對自己的行為有內疚負罪感產生，乃至鄙視自己時，只能更加依附于組織，從那里尋找類似親情的代償品、歸屬感。
90年代以后，劃清界限一詞被視為侵犯人類尊嚴、踐踏親情的野蠻行徑，漸漸遠離了日常語言，由嚴重的政治立場問題向真假的是非問題、技術性事務問題轉移。類似行為被認作“人格低下”、“出賣親友”、“打小報告”，當成笑料，為人不齒。詞義感情色彩也含有了貶義或調侃的喜劇意味（如“為了身材和零食劃清界限！”“愛情也要劃清界限”“《刺虎》與‘戲說’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因資訊發達，使處于邊緣、邊界模糊、被忽略的事物凸顯出來，受到極大人們關注，區分清楚（罪與非罪）或打破其界限（城鄉結合部豪華別墅的建設），又成了重大的認識課題和開發主題。
*新華社《最高人民法院宣判反革命分子殺傷外國朋友案件 槍決罪大惡極的現行反革命罪犯楊國慶》，《人民日報》1966年6月14日
*資中筠《鋼琴與政治》，載《記憶1》，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資中筠《殘缺的追憶》，《隨筆》2005年第1、2期）
舊社會（潮汕話/閩南話稱作老社會）與“新社會”相對，與舊中國涵義類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近代常用政治詞語。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觀點是：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界，是時間標記上“他們/我們”、“敵/我”截然兩分的政治學裁斷。此前是反動、壓迫、黑暗、剝削、丑陋、愚昧、災難、恐怖、不義，此后是進步、解放、光明、福利、美好、文明、幸福、和平、正義……一是天堂，一是地獄。狹義地說，舊社會指1949年（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前）以前的國民黨統治，廣義地說，還指1949年以前的整個社會歷史，包括北洋政府、清朝乃至更久遠的古代，等等，或稱舊時代。該詞起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一直使用，并逐漸淡化。但在文革時期，把它的意識形態內涵發揮到了極致。
從表面看，其僅僅是歷史的時間劃分、標記，實際上包含著豐富的話語內容。時間標記的技術外衣，掩蓋了它把政治合法性放到括號懸置起來的內在過程，作為自明的概念前提來使用；抹去了證明的必要。雖然，所有政權的合法性，都既與它的得來（過去）相關，也與它的運轉（現狀）相關。但這一標記輕而易舉地用現實存在否定了合理性追問，阻斷、拒絕了所有對當下政治的質疑、批評，在“他們/我們”、“敵/我”的裁斷高度面前，所有質疑、批評都被政治化了，都有與前政權同流合污、與人民為敵的嫌疑。因為在新舊社會背面，橫亙著的是群眾性仇恨和緊張。
因此在它前面冠以“萬惡的”粘合“萬惡的舊社會”已經成為固定詞組。另一個固定詞組是“新舊社會兩重天”。它們高頻率的反復使用，自然內化了人們對官方意識形態附加涵義的認同，使之成為一種無意識，不知不覺驅動人們的認知模式。況且還有一整套憶苦思甜（新舊社會對比、憶苦飯）教育制度運作，強化、鞏固其觀念體系。
雖然戒毒、禁賭、關閉妓院、打擊會道門等雷厲風行的社會改造取得了驚人成功，但由“舊社會”一詞造成的觀念斷裂（一次比一次激進的近代革命到此達于登峰造極）、屏蔽卻誘發了一系列誤區：既然它指稱的社會呈現出整體反動性，那么在這個社會得勢的統治階級成員，就應該被進行專政打入另冊，不能講人道、行仁政（鎮反、肅反和屢次運動對歷史反革命清算），缺乏積極的社會氛圍、建設性的全民和解；對服務于它的政府人員（哪怕做技術的都稱偽人員）、律師、報人、教師等知識分子，都視為舊人員而犯有原罪，思想感情、立場觀點甚至學術技能都是有問題的，伴隨不斷運動的世界觀改造成為他們的畢生功課；大多數起源于西方的人文科學如法學、經濟學（包括金融學和管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從中央到地方宗教事務部門全被撤消）、美學、性學都被一竿子打死，宣判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說，系科被撤消（北京政法學院等法律教育機構一律被撤消），教授被轉行，學說被批判，圖書被封存；超越階級界限、粘合力極強且擁有自治權的民間中層組織（武訓興辦的義學是它的組成部分之一），被當成封建性的族權——宗族（又稱為氏族）加以取締……
因掃蕩舊社會的道德優越感激發起來的樂觀主義、發展焦慮，助長了經濟制度改造和建設方面對一大二公、計劃的信賴，臣服于蘇聯工業化模式的推動下，犧牲農業（重、輕、農），借助強勁行政力量的命令式社會動員（就業率超常）獲得極大效率，但反經濟規律的窮過渡、大躍進、大煉鋼鐵、過度密植、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割資本主義尾巴、高積累……卻是災難性的。由于生活在“美麗新世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個舊社會復辟的可怕預言對人們的恐嚇，一方面使他們盲目信賴現實政治及其宣傳，一方面使他們對被判為敵對勢力的人充滿盲目仇恨（哪怕并不了解他的罪行），成為一種合法傷害權。
后文革時期以至2000年代的口語里雖然仍保留了該詞，但使用頻率已經大大下降，作為時間標記的功能還有，原有意識形態涵義還沉睡著，只是隨著階級斗爭氣氛淡化（沒有完全失效），它的控訴色彩、政治正確的成分都日漸稀薄。以調侃語氣使用“舊社會”的也出現了：面對婚姻市場成本上升的人懷戀“舊社會”的早婚、多妻、女性柔順；重慶九龍坡鳳中路餐館拿它為名以廣招徠；詛咒村干部惡霸、腐敗的對比說舊社會地主的節儉；低收入階層埋怨消費物價飛漲就像舊社會；等等。
*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
馬其頓地區現在分屬、及（而小部分屬、及）
馬其頓的歷史區域
馬其頓地形圖
馬其頓（Macedonia）是位于東南歐巴爾干半島上的地理和歷史地區。長期以來，它的界線發生了很大變化，但現在認為該地區涉及六個巴爾干半島國家：希臘（北部的馬其頓地區）、北馬其頓共和國、保加利亞（布拉格耶夫格勒州）、阿爾巴尼亞、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它占地約，人口約476萬。
北馬其頓共和國自1992年立國以來使用馬其頓共和國的國號，常常簡稱為“馬其頓”；但馬其頓共和國和馬其頓地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存在名稱爭議。希臘方面認為“馬其頓”是希臘歷史的一個概念，反對馬其頓共和國使用“馬其頓”名稱，所以暫名為前南斯拉夫馬其頓共和國，直到2019年2月更名北馬其頓後矛盾才得以化解。
馬其頓地區其已知的最古老定居點可追溯到約9000年前。公元前4世紀中葉，馬其頓王國統治了巴爾干半島；從那之后，馬其頓的歷史便開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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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00年前后，羅馬
軍區是拜占庭帝國中后期的行政單位。上圖是馬其頓軍區的大致范圍，大部分位于西色雷斯
1843-1927年間，馬其頓邊境的變動
歷史上，對馬其頓的定義幾經變化。
在腓力二世對外擴張之前，古老的馬其頓王國（該地區即得名于此）位于今日希臘的馬其頓省的中西部。在公元二世紀，馬其頓的所在大約就是現今意義上的馬其頓，但當今馬其頓共和國的北部地區在當時并不在“馬其頓地區”之內。雖然原因尚不明確，在之后的11個世紀中，馬其頓的位置發生了顯著變化。羅馬帝國的馬其頓行省包括了現在希臘的北部和中部、馬其頓共和國的大部分和阿爾巴尼亞東南部。簡單地說，羅馬人設立的同名行政區比馬其頓王國要大上許多。在羅馬時代晚期，行省邊界重新劃分，形成了馬其頓主教區，包括當今的希臘本土及隔愛琴海相望的克里特島、阿爾巴尼亞南部、保加利亞部分地區和馬其頓共和國。在拜占庭帝國，馬其頓軍區最初是位于斯特魯馬河東側的色雷斯軍區的一部分。這個軍區包括了色雷斯的多個部分，而馬其頓王朝亦得名于此軍區。因此，這一時期的拜占庭文檔中所提到的“馬其頓”是很可能指的是馬其頓軍區。在另一方面，馬其頓地區在公元9到10世紀間受保加利亞第一帝國統治，后于1018年被并入拜占庭帝國的保加利亞軍區。
14世紀末，隨著奧斯曼帝國逐步征服東南歐，“馬其頓”在政區名稱中消失了數個世紀，而且極少標示在地圖上。這個詞作為一個地理區域的名字而再度復興。在19世紀后期，它已經有了與今日大致相同的邊界。
在中世紀和近代，馬其頓作為巴爾干地區的一部分，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人、瓦拉幾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猶太人和土耳其人均定居于此。今天，作為一個多種文化交匯的邊境地區，馬其頓的人口結構相當多元化。
1910年，巴爾干半島和小亞細亞的民族分布（由紐約的William R. Shepherd繪制）
1918年，巴爾干半島和小亞細亞的民族分布（國家地理）
*在文化和地域上自認為是“馬其頓人”（"Macedonians"，希臘文：Μακεδ?νε，''Makedónes''）。他們占據了當地人口的大部分（約51%），數量大約為250萬，今天，他們絕大部分居住在馬其頓 (希臘)。希臘馬其頓人人口混雜，與其他土著部族，以及希臘難民（來自小亞細亞）、和東色雷斯希臘人在20世紀初大量涌入。這是由于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人口交換，在此期間，超過120萬東正教徒難民從土耳其移居希臘，638,000人定居在希臘馬其頓省。在保加利亞和馬其頓共和國存在較小的希臘少數民族，但人數難以確定。官方調查結果顯示，2001年，定居在保加利亞的3408人中，只有86人在保加利亞馬其頓（布拉戈耶夫格勒州）聲稱自己是希臘人；而馬其頓共和國2002年的人口普查中，只有442人自稱希臘人。
*馬其頓民族在民族意識和在地域意識上都自認是“馬其頓人”（馬其頓語：Македонци，''Makedonci''）。他們是當地的第二大民族。因其大多原籍為斯拉夫人，也被稱為“馬其頓斯拉夫人”和“斯拉夫馬其頓人”（希臘文：Σλαβομακεδ?νε?，"Slavomakedones"）。據2002年的人口普查，他們是馬其頓共和國的主要民族，大約有130萬人聲稱自己是馬其頓人。根據2001年的保加利亞最新的人口普查中，保加利亞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州有3,117人自稱是馬其頓人。保加利亞官方公布的馬其頓人數5,071人，相對于希臘馬其頓的馬其頓人數而言較少。1951年，希臘第一次將母語列入普查，結果表明，有41,017人的母語為斯拉夫語，大多分布在希臘的西馬其頓周邊。雖然他們自稱使用的是斯拉夫語，但按語言學分類可歸入保加利亞語或馬其頓語。他們大多自視為希臘人，盡管也有小部分人在國家身份上認同馬其頓和保加利亞。在1989年阿爾巴尼亞的人口普查中，大約5000名阿爾巴尼亞公民自稱馬其頓人。
*保加利亞的馬其頓人是自我認定為“馬其頓人”的保加利亞人（保加利亞語：Mакедонци，''Makedontsi''）。他們代表了大部分保加利亞馬其頓的人口，人數大約為37萬，大多定居在布拉戈耶夫格勒州。在阿爾巴尼亞、希臘和馬其頓共和國，一些小團體認同保加利亞，人數未知。在馬其頓共和國2002年的人口普查中，1,417人聲稱有保加利亞民族認同。奇怪的是，在最近的幾年里，大約60,000馬其頓人已申請保加利亞國籍，大約1萬人已經獲得保加利亞護照。保加利亞加入歐盟顯然是一個強效的激勵因素。為了得到保加利亞國籍，申請者們必須簽署一份聲明以證明他們是保加利亞出身，實際上否認了其少數民族的權利。
*阿爾巴尼亞人是該地區的另一主要族群。阿爾巴尼亞人在馬其頓共和國的北部、西部的特定地區中占主要地位，根據2002年的人口普查，占馬其頓共和國總人口的25.2％。
*少數突厥人、波什尼亞克人、羅姆人、塞爾維亞人、瓦拉幾人（阿羅蒙人和）、埃及人、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塞法迪猶太人和）也能在馬其頓見到。
目前，大多數當地居民信奉東正教，主要有希臘東正教、保加利亞正教會、塞爾維亞東正教和馬其頓東正教。作為少數族裔的穆斯林也不容忽視，包括阿爾巴尼亞人、保加利亞人（波馬克人）、（托爾貝什人）、波斯尼亞人和土耳其人。
雖然有證據顯示早在舊石器時代此地即有人類居住（例如發現歐洲最古老人種的佩特拉羅納山洞），已知最早的定居點——如希臘伊馬夏州——可以追溯到9000年前。整個新石器時代，包括新尼科門迪亞的希臘北部最常見的建筑方式是木制框架和。發掘品包括造型簡單但制作精良的陶器（有的紅底上會有白色裝飾），頭部呈柱狀的陶土女俑（分布范圍從色薩利到多瑙河谷），石斧，石錛，燧石刀片和石制裝飾品（如無法確定用途的奇怪“鼻塞”）。發掘品的組成家家不同，表明在這個定居點自始就有一定程度的分工。農業經濟以種植谷類作物（如小麥、大麥和豆類）以及放牧（綿羊、山羊，以及少量牛和豬）為主。狩獵在經濟中居于次要地位。從公元前7000年到公元前5500年，這個新石器時代早期的定居點存在了一千多年。
目前看來，位于馬其頓地區西部、阿利阿克蒙河流域的是新石器時代中期（約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4500年）最具代表性的遺址。典型的風格（白底紅紋）的陶器分布在定居點的南側。這一時期的陶器在馬其頓地區中、西部的許多遺址均有發現，但至今沒有一個遺址被廣泛發掘。
新石器時代晚期（約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3500年）的風格在整個區域的遺址中都有很好的體現（應指出的是：根據巴爾干地區的情況，此時期的馬其頓地區東部仍被稱為新石器時代中期）。快速變化的陶器樣式，表明已與相當遙遠地區有貿易往來的陶器碎片，說明社會、經濟和技術都在迅速改變。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銅制品的出現，倫弗魯很好地證明了這類物品受到了北邊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文化的影響。這一時期的主要出土定居點包括塞爾邁灣西側的馬克里基亞羅斯（Makryialos）和帕利亞姆貝拉（Paliambela）， 塞薩洛尼基南部的塞爾米（Thermi），茲拉瑪（Drama）平原上的西塔格里（Sitagroi）和迪基里塔斯（Dikili Tas）。一些遺址分布地過于密集，形成了土丘，當地居民稱之為’’’toumbas’’’。另一些則稀疏一些，彼此相距約一公里（馬克里基亞羅斯）。這兩種類型在同一地區同時存在，可以推測，這種定居點結構的差異反映了社會組織的差異。一些群落顯然為應對外敵做好了防御措施，如馬克里基亞羅斯的壕溝或帕利亞姆貝拉的同心環墻。保存最完好的建筑發現于迪基里塔斯，長的木制框架成排擺放，固定在墻壁的外面并用粘土涂抹，有些上面還飾以公牛頭骨。
公元前第三個千年末期，馬其頓地區的語言區，出自Georgiev, Map 2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anguages"
祭祀活動的顯著證據發現于 –托波爾尼卡（Topolnica），遺跡橫跨了塞雷北部的希臘-保加利亞邊境線。其中一個深坑似乎原來是個地下室，坑里有著殘骸的連續層，包括大量雕像，公牛頭骨，陶器（其中一些有著罕見、不尋常的外觀）。
盡管綿羊和山羊在牲畜中的地位有所下降，這一時期的農耕經濟延續了在在新石器時代初期的做法，釀酒葡萄的種植也被充分證明。
在希臘北部，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時期的墓穴很少，無法對樣式做出明晰的推斷。但是隨葬品似乎非常有限。
馬其頓王國的形成過程
馬其頓的古典時期從前500年到前146年，地理上包括馬其頓、伊利里亞和色雷斯三部分。這片土地上，有培奧尼亞、達爾達尼亞、馬其頓和培拉貢尼亞四個王國，一些部落（如），以及希臘城邦的殖民地。在馬其頓興起之前，當地南部的部分地區生活著的部落，而西部（即）則有馬其頓人和伊利里亞人聚居。伊利里亞人和馬其頓人之間發生戰爭的時候，布利吉人很可能與馬其頓人和平共處。在古典希臘時期，培奧尼亞王國最初占據了整個阿克西厄斯河流域及周邊地區，包括現在希臘馬其頓地區的北部，馬其頓共和國的大部分，以及保加利亞西部的一小部分。到公元前500年，馬其頓王國的統治中心應位于下奧林波斯山南麓與阿利阿克蒙河最淺河段之間的某處。波希戰爭期間，馬其頓王國臣服于波斯人，但在普拉提亞戰役獨立。在腓力二世和亞歷山大大帝統治時期，馬其頓王國迅速擴張，將整個馬其頓地區納入版圖。亞歷山大的征服使得希臘文化和思想傳播到了當時的近東，但他的帝國在他死后四分五裂。他的將軍們將帝國瓜分，建立了各自的基業。馬其頓王國被卡山德奪取，直到他在公元前297死亡。雖然馬其頓王國依然強大，但它對色雷斯-伊利里安地區的控制力在緩慢衰退。這一時期，-{zh-cn:凱爾特人幾次入侵馬其頓;zh-hant:高盧入侵巴爾幹;}-，但先后被卡山德和安提柯二世擊退，整體影響不大。
羅馬時期的馬其頓（圖中還包括了培奧尼亞和南伊利里亞）及周邊地區，出自Droysens Historical Atlas，1886
公元前2世紀，馬其頓對該地區的掌控被崛起的羅馬所終結。腓力五世在位期間（前221年－前179年）與羅馬人發生兩次戰爭。馬其頓在第一次馬其頓戰爭（前215年－前205年）中獲勝，但在第二次馬其頓戰爭（前200－前197年）中大敗。雖然腓力五世幸免于難，但他的繼任者珀爾修斯（前179年－前168年在位）在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前171－前168年）中戰敗被俘，最終失去了整個王國。馬其頓被分成四個羅馬附屬的共和國，最終在公元前146年被吞并，成為羅馬帝國行省。這一時期，通俗拉丁語通過殖民者和軍事人員傳入巴爾干地區。
隨著羅馬帝國于公元298年分裂，馬其頓的統治者變為拜占庭帝國。約在3世紀到5世紀間，哥特人和匈人的破壞性入侵使得整個地區的人口幾近枯竭。盡管如此，拜占庭帝國的其他地區依然蓬勃發展，特別是如塞薩洛尼基這樣的沿海城市成為重要的貿易和文化中心。從6世紀初，盡管帝國有著強大的武力，仍然頻繁入侵。持續了數個世紀的入侵最終導致了巴爾干地區的人口和文化發生劇烈變化。雖然傳統的學術觀點認為這是斯拉夫人大量殖民所致，并提出羅馬身份認同的廣泛消退可能在3世紀就已開始，特別是在那些被征稅和饑荒折磨的鄉下人中更是如此。在此背景下，人數相對較少的斯拉夫戰士和他們的家庭不斷滲透，能夠同化較多的當地居民——斯拉夫的文化模式有時更具吸引力。通過這種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大部分馬其頓地區被納入斯拉夫部族的控制。塞薩洛尼基擋下了一次又一次攻勢，拜占庭帝國依舊鼎盛，但斯拉夫文化的影響力在穩步上升。
斯拉夫人的定居點沿著部落和領土的界線分布，拜占庭的希臘史學家稱之為「Sklaviniai」。這些定居點間歇性地進攻拜占庭帝國，或是獨自進攻，或是有保加爾人或阿瓦爾人協助。大約在公元680年，一群“保加爾人”（很可能是之前阿瓦爾人俘虜的羅馬基督徒的后裔）在汗（理論上已經和保加利亞的阿斯巴魯赫汗同屬咄陸部）的帶領下，入駐，試圖奪取塞薩洛尼基地區。當帝國能抽出軍隊的時候，巴爾干地區的控制權已經易手。君士坦斯二世在位時，俘獲了大批馬其頓的斯拉夫人，他們被轉移到小亞細亞中部，在那里，他們被迫承認拜占庭皇帝的權威，并在帝國的軍隊中服役。在7世紀后期，查士丁尼二世再次對馬其頓的斯拉夫人和保加爾人組織了大規模的遠征。他率軍自君士坦丁堡出發，征服了眾多斯拉夫部落，并在塞薩洛尼基的郊區建立「色雷斯軍區」，并攻克了這座偉大的城市。然而在回師途中，他被庫柏的斯拉夫－保加爾人伏擊，失去了大部分軍隊和戰利品。之后，他失去了王位。對斯拉夫人的鎮壓并不徹底，因此盡管取得了一時的成功，該地區的統治仍不穩定，時常有叛亂發生。直至8世紀后期，皇帝都更愿意將防線收縮到南部的愛琴海沿岸。隨后從色雷斯和希臘兩個軍區各分出一部分轄區，合并為新的「馬其頓軍區」，它與如今馬其頓地區的地理位置并不相符，而在更遠的東方（以阿德里安堡為中心）。
約在公元836或837年后，斯拉夫人便從拜占庭的記錄中消失了，因為他們已被擴張中的保加利亞第一帝國吸收。公元837年，保加利亞第一帝國吞并了部分馬其頓地區，斯拉夫人在馬其頓的影響力隨著這個國家的興起而增強。在860年代前期，兩個來自塞薩洛尼基的拜占庭希臘人——西里爾與美多德兄弟，創造了斯拉夫人的第一套文字格拉哥里字母（最初用于轉錄古教會斯拉夫語）因而通常稱他們為斯拉夫世界的使徒。他們的文化遺產被中世紀的保加利亞繼承并發展，公元885年后，“第一個說保加利亞語的大主教”、圣徒居住在奧赫里德地區（在今馬其頓共和國），此地因而成為一個著名的宗教中心。克萊門特與（圣徒西里爾與美多德的另一個弟子）在奧赫里德附近創建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斯拉夫文化中心（即現在的），在那里，學生們用古教會斯拉夫語、格拉哥里和西里爾字母學習神學。根據納拉什（今希臘）的銘文，在10世紀初，保加利亞、拜占庭之間的邊界大約在塞薩洛尼基以北20公里處。據拜占庭作家的記錄，當時 塞薩洛尼基周圍的居民除了希臘人以外，還有“斯基泰人”（保加利亞人）和斯拉夫人（和兩個部落）。
10世紀末，拜占庭皇帝約翰一世·齊米斯基斯在970－971年間的羅斯－拜占庭戰爭中征服了保加利亞東部后，保加利亞第一帝國的政治文化中心轉移至現在的馬其頓共和國境內。之后，因首都普雷斯拉夫和沙皇鮑里斯二世落入敵手，王權也被在圣索非亞大教堂廢黜，保加利亞被拜占庭正式吞并。沙皇保加利亞的薩繆爾建立了新的王朝——，首都設在奧赫里德，同時也是的所在地。薩繆爾其繼任者繼續抵抗拜占庭長達數十年，最終在1018年屈服。包括馬其頓在內的西保加利亞被并入拜占庭帝國的保加利亞軍區，而保加利亞牧首也被降級為。
斯拉夫人起義不斷發生，往往受到北邊塞爾維亞公國的支持。每次短暫的獨立都會被拜占庭迅速鎮壓。諾曼人和拜占庭此時也處于，諾曼人從意大利南部發起攻勢，一度占領了西北海岸的部分區域。
從12世紀起，部分馬其頓地區被的塞爾維亞王國征服。在13世紀，繼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后，拜占庭希臘人、薩洛尼卡王國（拉丁十字軍建立的短命王國）和保加利亞第二帝國在馬其頓的歸屬上有爭議。馬其頓南部的大部分處于伊庇魯斯專制國保護下，后由尼西亞帝國接手；而北部則由保加利亞統治。但1261年后整個馬其頓都劃歸拜占庭統治。直到1341年至1347年間，，塞爾維亞的統治者斯特凡·杜尚趁機擴擴張，并建立塞爾維亞帝國，領土包括全部馬其頓地區，以及除了薩洛尼卡、雅典和伯羅奔尼撒以外的希臘的中、北部。杜尚于1355年去世，不久之后帝國分裂，統治馬其頓的是和他的兒子。
這時，奧斯曼帝國打敗了眾多基督教國家（如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逐漸威脅著巴爾干地區。1371年，奧斯曼贏得馬里查戰役后，馬其頓地區大部分成為其附庸，在14世紀末被完全吞并。此后近500年間，馬其頓都在奧斯曼帝國控制下，在此期間，突厥人的遷入形成了少數族裔。塞薩洛尼基后來成為那些在1492年被西班牙驅逐的塞法迪猶太人的聚居地。
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有領土爭議并接受俄國沙皇仲裁的地區
19世紀，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三國的復國運動興起后，對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的領土（被認定為“馬其頓”）存在爭議，這導致在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形成兩個陣營，它們需要在突厥人和競爭對手之間分配兵力。
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加利亞馬其頓－阿德里安革命委員會（BMARC，1902年后改為SMARO；另一種版本說，它包括馬其頓革命組織（MRO，1902年后改稱TMORO））。在戈采·德爾切夫領導下，該組織于1903年發動了伊林登－，目的是取得自治或獨立的權利（1902年之前只有保加利亞人可以加入，但后來它邀請“每個馬其頓人或奧德林人，不論國籍，團結起來”），希臘人也在。后因歐洲列強的外交干預，馬其頓獲得自治權一事被提上議程。
有人聲稱（水果或蔬菜沙拉）因當地復雜的人口構成而得名。
巴爾干半島民族分布圖，由希臘外交官揚尼斯·延納季奧斯所作，1877年由英國制圖師E.斯坦福出版
1877年巴爾干半島的民族分布圖，由法國制圖師A.桑韋出版。后世的歷史學家認為這張圖的立場偏向希臘。
巴爾干半島的民族分布圖，法國民族志學者紀堯姆·勒讓作于1861年
19世紀后期東南歐的民族，1897年版：
巴爾干半島民族組成，Atlas Général Vidal-Lablanche, Librairie Armand Colin, Paris, 1898.
1918年中歐及巴爾干地區民族分布圖，La Science et la Vie.
幾個世紀以來，馬其頓已成為一個多元文化地區。史料記載有：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阿爾巴尼亞人、吉普賽人、猶太人和瓦拉幾人。從中世紀到20世紀，馬其頓地區講斯拉夫語的人多被認定為保加利亞人或希臘人，偶爾是塞爾維亞人。在期間，此地區的許多保加利亞人都支持為了建立保加利亞的文化、教育和宗教機構（包括）的斗爭。到了20世紀，“保加利亞人”與“馬其頓斯拉夫人”成為同義詞，最終變為“馬其頓民族”。（語言學家和宣傳家，著有"On the Macedonian Matters"（1903），被馬其頓人標榜為“馬其頓國家的創始人之一”）指出：
希臘領土的演變過程。圖中的“馬其頓”是希臘的一個省。
自1830年希臘成立以來，邊境的限制就令北部（伊庇魯斯和馬其頓）的居民不滿。這些問題在1844年得到解決，希臘總理揚尼斯·科萊蒂斯在雅典的制憲會議上說：“希臘王國不是希臘，它只是希臘的一部分，最小、最窮的那部分。希臘人，不僅包括王國的居民，也包括住在約阿尼納、塞薩洛尼基、塞雷斯和奧德林的居民。”他提到的這些屬于奧斯曼帝國的城市和島嶼是偉大理想（指古典希臘的重建或拜占庭帝國的復興）的一部分。這里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對于希臘而言，馬其頓是一個有著眾多希臘人的、希望并入新希臘的地區。在當時，今天的馬其頓共和國的稱呼是“斯科普里采邑”。
1878年柏林條約再次改變了巴爾干的局勢。該條約將馬其頓和色雷斯重新劃歸奧斯曼帝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黑山獲得完全獨立，并從奧斯曼帝國獲得一些領土。俄羅斯將在1879年5月前保持在保加利亞和東魯米利亞的軍事顧問。奧匈帝國獲準占據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新帕扎爾桑札克。柏林會議也迫使保加利亞（于同年早些時候的圣斯特凡諾條約中獲得自治）將其領土的一半以上交還奧斯曼帝國，這其中就包括了馬其頓。當初在俄國的施壓下，加上保加利亞人、保加利亞督主教區的信徒眾多，將絕大部分馬其頓劃給保加利亞。領土損失令保加利亞不滿，這在之后的70年間刺激了許多保加利亞政治家，他們試圖審查條約——不管使用和平或是武力手段，還想將所有他們宣稱保加利亞人占多數的土地統一起來。此外，塞爾維亞對馬其頓也很感興趣，在此之前保加利亞的競爭對手只有希臘，而希臘直到1881年接收色薩利后才與馬其頓接壤。柏林會議并未建立一個永久性的制度，因而使得圍繞土耳其歐洲部分（包括所謂的馬其頓地區）的紛爭再度開始。在隨后的幾年中，所有的鄰國都瞄準了土耳其的歐洲部分，但在自身限制、奧斯曼的軍隊和列強在該地區的領土野心下進退維谷。
塞爾維亞的政策有著明顯的反保加利亞傾向，試圖阻止保加利亞影響馬其頓的居民。另一方面，保加利亞利用其宗教機構的權力（成立于1870年的保加利亞督主教區）推廣它的語言，讓更多的人認同保加利亞。此外，因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區長期在希臘人不多的村莊創辦希臘語和希臘文化的學校，希臘在保護其利益方面處于有利地位。這樣一來，牧首區就和以同樣方式推廣保加利亞文化的督主教區產生紛爭。事實上，屬于哪個教區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國家認同。簡單地說，如果一個人支持牧首區，他將被視為希臘人；而如果他支持督主教區，他將被視為保加利亞人。然而在當地，村民們有時不能自由表達自己所屬的教區，有很多武裝團體試圖捍衛并（或）擴大自身領土。一些武裝團體是當地人自行組織的，其他的則是由保護國派遣而來。
然而競爭者的主要目的并非增加自身在馬其頓的影響，而僅僅是為了防止馬其頓屈從于對方的影響。這種往往采取暴力讓民眾“選邊站”的手段使得一部分人對雙方都很抵觸。愛好和平的馬其頓農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這對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推行各自種族理念的計劃形成阻礙，最終形成了明顯的社會落差。駐貝爾格萊德的英國大使在1927年說：“目前，不幸的馬其頓農民處于錘子和鐵砧之間。某一天，‘非正規兵團’來到他家，強迫他提供食宿和金錢，第二天警官們就以這個罪名把他扔到監獄里；馬其頓人是熱愛和平、相當勤勞的農民，如果（塞爾維亞）政府給他適當的保護、教育、免于瘧疾和良好的交通，他似乎應該和10年前成為保加利亞人一樣，成為塞爾維亞人。”這場比賽拔河比賽使得“馬其頓國家認同”這一理念的發展受到阻礙和推遲。此外，當周邊國家的帝國主義計劃可能導致馬其頓的分裂時，一些馬其頓知識分子（如米西爾科夫）提出創立“馬其頓國家認同”，這可以讓馬其頓斯拉夫人與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希臘人相區分。
以塞爾維亞或保加利亞的方式給馬其頓斯拉夫人施洗，旨在證明這些國家在馬其頓地區的領土要求是合法的。希臘方面，由于宗主教創辦的學校傳播希臘認同，因而可以更輕松地維持控制。出于同樣的原因，保加利亞在1871年籌備督主教區政府時，將馬其頓人視為“兄弟”，以防止民族多元化。另一方面，塞爾維亞無法建立塞爾維亞語學校，只能用宣傳的方式來擴大影響。塞爾維亞認為馬其頓的起源神話和保加利亞的分類法（將馬其頓人視為韃靼人而非斯拉夫人）會讓講斯拉夫語的馬其頓人認同保加利亞，因此他們強調“馬其頓人”的特點是介于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之間的階段。綜上所述，塞爾維亞的宣傳試圖使馬其頓人有自己的民族認同，以減少保加利亞的影響，這就是“馬其頓民族”。保加利亞從未承認斯拉夫馬其頓人的種族多樣性，或是為“馬其頓民族”這個詞賦予地理意義。1893年保加利亞建立了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VMRO）旨在對抗塞爾維亞和希臘在馬其頓的活動。VMRO希望在革命運動中獲得答案，為此他們發動了伊林登起義（1903年）以解放一些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保加利亞用這個手段使馬其頓的問題國際化。伊林登事件改變了希臘的立場，它決定采取準軍事行動。為了保護希臘馬其頓人和希臘的利益，希臘派遣人員訓練游擊隊并組織民兵（被稱為makedonomahi，即馬其頓戰士），以對抗保加利亞。之后，戰爭便成了解決的唯一手段。
然而在1908年之后，阿爾巴尼亞的崛起和土耳其民族主義迫使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放棄在馬其頓問題上的分歧，并于1912年結為聯盟以對抗奧斯曼帝國。無視了國內支持建立一個“由基督徒掌權的馬其頓自治省”的輿論，保加利亞政府與塞爾維亞在戰前約定，將該地區劃分為兩部分：兩國有爭議的部分——即分割線西北部——將在戰后接受俄國沙皇仲裁；塞爾維亞正式宣布放棄對分割線東南部的領土聲明，此地將歸屬于保加利亞。但希臘和保加利亞的戰前條約中并沒有對被征服地區的劃分達成任何協議——顯然兩國都想竭盡所能地占地盤，它們的目光都投向了塞薩洛尼基。
兩次巴爾干戰爭（1912–1913年）之后的分界線
第一次巴爾干戰爭中，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和黑山幾乎占據了所有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領土。保加利亞在色雷斯一線與奧斯曼主力正面交鋒。它在第一次巴爾干戰爭中的軍費和傷亡人數比其他三國的總和還高。馬其頓被希臘、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占領。1913年5月，奧斯曼帝國簽署倫敦條約，將馬其頓讓渡給巴爾干同盟，但并未對分配方式做出詳細說明，這加深了盟國之間的裂痕。因阿爾巴尼亞的獨立阻礙塞爾維亞進入亞得里亞海，塞爾維亞請求擱置戰前條約，并要求保加利亞在領土上作出更大的讓步。同年5月，希臘和塞爾維亞簽署塞薩洛尼基密約，規定根據實際控制的領土劃分馬其頓。為了領土，塞爾維亞、希臘以及保加利亞開始備戰。
1913年6月，保加利亞沙皇斐迪南一世，既未咨詢政府，亦未經宣戰，即下令軍隊突襲希臘軍和塞爾維亞軍的駐地，引發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保加利亞部隊全線潰退。塞爾維亞軍隊在達到所有領土目標后停止行動，保加利亞軍得以喘息。在過去的兩天中，保加利亞人計劃在擋住希臘軍。然而與此同時，羅馬尼亞軍隊越過不設防的保加利亞北部邊境，輕而易舉地進逼索非亞。羅馬尼亞干涉戰爭是為了以滿足其對保加利亞的領土要求。奧斯曼帝國也從中作梗，重新控制了包括埃迪爾內的東色雷斯。第二次巴爾干戰爭（也稱聯盟內戰）留給保加利亞只與斯特魯馬河谷和一小部分色雷斯（包括一些愛琴海邊的小港口）。瓦爾達爾馬其頓并入塞爾維亞，隨后被稱為南塞爾維亞。南馬其頓（愛琴馬其頓）并入希臘，此后被稱為希臘北部。第二次巴爾干戰爭給該地區帶來了深重災難。在六月底的軍事行動中，希臘軍隊在保加利亞駐地，基爾基斯鎮縱火，基爾基斯和塞雷周邊有超過160個村莊的約50,000名難民涌入保加利亞。作為報復，保加利亞軍隊也在希臘軍在塞雷的駐地縱火，同時武裝了茲拉馬地區的穆斯林，這導致了一場針對希臘平民的大屠殺。
1913年，馬其頓被瓜分
1915年9月，希臘政府允許協約國軍隊在塞薩洛尼基登陸。1916年，親德的希臘國王同意了德國的要求，讓同盟國的軍隊進入希臘馬其頓攻擊塞薩洛尼基的保加利亞軍。其結果是保加利亞占領了希臘馬其頓的東部，包括卡瓦拉的港口。然而隨著協約國于1918年勝利，該地區重歸希臘版圖。在1922年希臘軍蹂躪小亞細亞后，希臘用希臘馬其頓的土耳其人與土耳其色雷斯和安納托利亞的希臘居民希臘土耳其人口互換，這使得愛琴馬其頓的人口迅速增加，希臘人成為多數族裔。塞爾維亞治下的馬其頓在1918年并入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即后來的南斯拉夫王國），隨后在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間經歷了迅猛的“”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該區域的邊界再次變化。德軍占領該地區時，大部分南斯拉夫馬其頓和一部分愛琴馬其頓被移交給保加利亞管理。在保加利亞治理東希臘馬其頓期間，大約100,000名來自該地區的保加利亞難民重返故里，也許有同樣多的希臘人被驅逐或逃離至希臘。西愛琴馬其頓被意大利占領，與西南斯拉夫馬其頓并入意大利占領的阿爾巴尼亞。希臘馬其頓的其余部分（包括所有的海岸）被納粹德國占領。納粹大屠殺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就發生在這里，塞薩洛尼基的60,000名猶太人被驅逐到波蘭集中營，只有幾千人存活。
1944年，紅軍進軍巴爾干半島，迫使德軍撤退，馬其頓獲得解放。保加利亞政府執意不從希臘領土撤軍，在美國和英國的施壓下，馬其頓恢復了戰前邊界。保加利亞馬其頓迅速恢復常態，但南斯拉夫馬其頓的保加利亞愛國者經受了來自貝爾格萊德當局的種族清洗，而希臘馬其頓則在希臘內戰（1944.12－1949.10）中遭到破壞。
內戰之后，大批在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避難的前希臘人民解放軍戰士（他們形容自己是“馬其頓民族”）被希臘當局禁止重返。他們中的大多數因在德占希臘期間的罪行被指控。
巴爾干諸國對于歡欣不已，這令它們得以收復在歐洲的領土。1908年的是一次令民眾對帝國現代化期望落空的民族主義運動，它加快了奧斯曼帝國對巴爾干占領的終結。為此，巴爾干諸國在1913年春季結為同盟。第一次巴爾干戰爭于在1912年八月爆發，歷時6周，由黑山向奧斯曼帝國宣戰，后者最終面對在色雷斯、馬其頓、阿爾巴尼亞北部和南部以及科索沃四線作戰的境況。馬其頓的作戰條件很惡劣。由于事先沒有任何約定，希臘和保加利亞孤注一擲地向“第一次巴爾干戰爭的唯一大獎”——塞薩洛尼基進軍，兵臨城下的處境使得奧斯曼帝國從馬其頓撤軍。希臘軍捷足先登，占據了塞薩洛尼基，他們是唯一的受益者。說：“這是場有利于希臘人的戰爭”。
第一次巴爾干戰爭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放了巴爾干半島，并解決了除馬其頓以外的重大爭議。1913年春，在新得的領土上，塞爾維亞和希臘開始“塞爾維亞化”和“希臘化”，而保加利亞則要面對猶太人和土耳其人帶來的一些困難。保加利亞做夢都想占據塞薩洛尼基，他們正在為此備戰。1913年6月，保加利亞軍隊接受密令，突襲塞爾維亞人。希臘和塞爾維亞曾于同年5月簽署雙邊防御協議，因此兩國決定在保加利亞最虛弱的時刻回擊——保加利亞在上個冬天損失慘重。此外，羅馬尼亞也因覬覦保加利亞的土地而與之開戰。
1913年8月簽訂的布加勒斯特條約令保加利亞失去了之前的大部分戰果。大半馬其頓被劃入南塞爾維亞，如今的馬其頓共和國一帶和愛琴馬其頓則成為北希臘。希臘的領土和人口幾近翻倍，其北部邊界自巴爾干戰爭后至今少有變動。塞爾維亞得到瓦爾達爾省（現在的馬其頓共和國）后，便將視線轉向愛琴海，以塞薩洛尼基為最高目標。然而從保加利亞獲得大量人口的希臘在巴爾干戰爭勝利后不久，就計劃將愛琴海地區的斯拉夫人同化。
許多馬其頓的志愿者加入保加利亞軍，他們以等部隊的名義與敵軍戰斗。
在馬其頓戰役后，馬其頓地區的現狀保持不變。1918年，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王國（1923年更名為南斯拉夫王國）的成立預示著斯科普里既沒有特別的管理制度，也不會承認任何形式的馬其頓民族認同。實際上，由于北馬其頓最終被塞爾維亞征服，對馬其頓身份認同的聲明一直停留在口頭上。
1917年俄國革命后，塞爾維亞馬其頓的局勢發生變化。據斯費塔斯所述，共產國際處理馬其頓問題的方式取決于政治環境。20世紀20年代初，共產國際的立場是支持馬其頓成為一個唯一獨立的巴爾干蘇維埃民主政權。實際上，蘇聯希望的是保加利亞的共產主義者和保加利亞–馬其頓各社團組成同一戰線，攪亂巴爾干半島的局勢。在共產國際的保護下，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IMRO）將“一個獨立的馬其頓”理念升級成“一個巴爾干諸國的聯邦”，將全體馬其頓人統一起來。但數年后保加利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加入軸心國一方，蘇聯便停止了支持。
1941年，德軍準備從羅馬尼亞入侵希臘，在到達保加利亞邊境后，向保加利亞提出軍事通行權。在武力威脅下，沙皇鮑里斯三世別無選擇，在1941年3月1日正式加入法西斯陣營。由于《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存在，民眾沒什么反對意見。
1941年4月6日，盡管加入了軸心國，在入侵南斯拉夫之戰和希臘戰役的初期，保加利亞政府仍然消極怠工。在德、意、匈三國軍隊擊潰南斯拉夫和希臘之際，保加利亞仍然袖手旁觀。南斯拉夫政府于4月17日投降，希臘政府則堅持到了4月30日。4月20日，保加利亞不再觀望，派軍進入愛琴海地區，試圖奪取色雷斯以獲得愛琴海出海口，以及東馬其頓和大部分東塞爾維亞。所謂的瓦爾達爾省被保加利亞和意大利瓜分，意大利占據了西部，而保加利亞對馬其頓的占領被當地居民視為壓迫，原本關系良好的兩國逐漸疏遠。
德占希臘時期（1941–1944），抵抗組織以希臘共產黨（KKE）及其軍事部門民族解放陣線（EAM）、希臘人民解放軍（ELAS）為主。盡管民族解放陣線的許多成員都是斯拉夫人，卻分為兩派：保加利亞-希臘派和馬其頓派。為了揚長避短，希臘共產黨找上了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約瑟普·布羅茲·鐵托，雙方合作建立了馬其頓的民族解放陣線。雄心勃勃的鐵托亦為希臘馬其頓制定了計劃，成立了馬其頓民族解放陣線反法西斯會議（ASNOM），使擺脫壓迫的意愿在全馬其頓傳播開來。此外，希臘共產黨在“大馬其頓”一事上頗為積極，直到它意識到“在內戰中取得勝利”如同鏡花水月一般。此后，兩個民族解放陣線因政見不合而分道揚鑣，馬其頓民族解放陣線于1944年被驅逐出希臘。
戰爭的結束并未給希臘帶來和平。政府軍和民族解放陣線之間爆發了激烈的內戰，雙方傷亡約50,000人。希臘共產黨在1949年的戰敗迫使他們的斯拉夫成員要么離開希臘，要么接受并使用希臘的語言和姓氏。斯拉夫人受到歧視，政府甚至不承認他們是少數族裔。1923年以來，希臘唯一獲得國際承認的少數民族是西色雷斯的穆斯林。
由于南斯拉夫馬其頓大部分被保加利亞占領，該地區成為鐵托唯一沒有發展游擊隊的地區。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同時也為了反抗軸心國，1943年“馬其頓共產黨”在泰托沃成立。同時，保加利亞人的暴力鎮壓使得他們在平民眼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到戰爭結束時，“馬其頓民族意識幾乎不存在，直到民眾從痛苦的經歷中認識到：無論索非亞或是貝爾格萊德的統治，都令人難以下咽。然而即使沒有屬于馬其頓人的國家，仍有馬其頓共產黨存在，以共產黨為核心，馬其頓人民共和國得以建立”。
因此，鐵托在戰后將南斯拉夫馬其頓從塞爾維亞中獨立出來。1946年，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首都為斯科普里。作為切斷馬其頓人與保加利亞之間關系的一種手段，鐵托宣揚“一個獨立的馬其頓民族”概念。雖然馬其頓語非常接近保加利亞語，但其不同之處卻被刻意強調；馬其頓地區的歷史人物也被烙上了馬其頓人（而非塞爾維亞人或保加利亞人）的印記。馬其頓東正教從塞爾維亞正教會中分裂出去，但并未獲得以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區為首的其他東正教會的承認。共產黨試圖用嚴厲的懲罰來阻止親保加利亞的傾向，這一作法直到1991年才停止。
鐵托的行為有很多理由。首先，作為一個克羅地亞人，他希望削弱塞爾維亞在聯邦內的影響，而在曾屬于塞爾維亞的土地上建立一個與塞爾維亞地位相當的國家達到了這個目的。其次，他想斷絕馬其頓斯拉夫人與保加利亞的關系，因為民眾對保加利亞的認同將破壞維護聯邦統一的根基。最后，鐵托試圖以“解放”馬其頓的名義，為南斯拉夫日后向他國提出領土要求——包括皮林馬其頓（即保加利亞的布拉格耶夫格勒州）和愛琴馬其頓——找到正當理由。設想中的“馬其頓國”將是南斯拉夫聯邦中的一員，南斯拉夫由此可以進入愛琴海。
早在1944年8月，鐵托就顯露過這一想法，他在一份公告中聲稱他的目標是重新統一“1912至1913年間被巴爾干帝國主義者瓜分的馬其頓”。為此，他與保加利亞談判，意圖成立一個可能包括阿爾巴尼亞的新聯邦，以及在希臘內戰中支持希臘共產黨一方。1949年希臘共產黨戰敗，鐵托亦與蘇聯和親蘇的保加利亞發生齟齬，重建共產主義的馬其頓這一想法遂被摒棄。
希臘和蘇聯均將視為希臘內的“第五縱隊”，官方不承認他們是少數族裔。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內戰的希臘經濟困窘，許多安置在當地的希臘人和說希臘語的當地人移居國外，特別是澳大利亞。希臘的軍事獨裁在1959至1967年略有放松，此后又施以嚴格限制。這種情況在希臘恢復民主后逐漸緩解，然而直到20世紀90年代希臘還因“騷擾”馬其頓斯拉夫政治家（盡管如此，他們還是成立了）一直受到國際人權活動人士批評。在別處在希臘馬其頓的其他地方，戰后的經濟發展活躍，該地區迅速成為希臘最繁榮的地方。沿海的旅游業相當發現，特別是在哈爾基季基半島。
在忠于蘇聯的第三國際書記——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的領導下，保加利亞最初承認了馬其頓的存在，它甚至同意皮林馬其頓加入南斯拉夫馬其頓，基于這個原因，當地人在1946年的人口普查中宣稱自己是“馬其頓人”。這引發了不滿，許多人被監禁或被軟禁在馬其頓以外的農村地區。在鐵托與東方集團決裂后，這個主張即被廢除，同時馬其頓國和馬其頓語的地位也不被承認。
20世紀40年代后，馬其頓的歷史學家試圖將一大批在19世紀保加利亞復興及武裝抵抗運動中的杰出人物宣稱為馬其頓人，這引發了索菲亞的極大不滿。保加利亞多次指責馬其頓共和國挪用保加利亞民族英雄和符號、篡改文學作品和歷史文獻，以便證明馬其頓斯拉夫人的民族意識在1940年之前便已存在。保加利亞引述的例子包括：的民歌集《保加利亞民歌》，塞爾維亞考古學家Verkovic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所作的《馬其頓的保加利亞人之歌》“作品集”的和“馬其頓民歌”。此后幾十年間，這個問題給馬其頓共和國與保加利亞、前南斯拉夫之間的關系造成了惡劣影響。
20世紀90年代初，南斯拉夫馬其頓總統基羅·格利戈羅夫試圖使自己的共和國不受南斯拉夫內戰波及。馬其頓的生存依賴南斯拉夫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積極支持。在二者都開始崩潰之際，馬其頓當局允許并鼓勵比之前更強的馬其頓斯拉夫民族認同感，例如默許民族主義者“重新統一馬其頓”的主張。在不滿于本民族的權利因逐漸興盛的馬其頓斯拉夫民族主義而受到損害。雖然一些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倡議讓馬其頓重新并入塞爾維亞，但鑒于塞爾維亞正忙于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和克羅地亞之間的戰爭，而且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及克羅地亞相比，馬其頓境內的塞爾維亞人更少，因而這個倡議沒有實現的可能。
20世紀后期，東歐劇變，馬其頓與其諸多盟國一道于1991年底宣布從南斯拉夫獨立。1991年，社會主義的馬其頓共和國舉行關于獨立的全民公投，贊成獨立占據了壓倒性的優勢。阿爾巴尼亞族人抵制次此公投——盡管他們確實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并積極參與政府、議會的工作。馬其頓社會主義共和國宣布從南斯拉夫聯邦獨立，此事并未引發新的沖突。保加利亞隨即于1992年2月率先正式承認馬其頓共和國的獨立。新的馬其頓憲法于1991年11月20日生效，并據此組建了基于議會民主制度的政府。基羅·格利戈羅夫成為馬其頓獨立后的首任總統，繼任者為鮑里斯·特拉伊科夫斯基。2001年1月初，（U?K）與馬其頓共和國的治安部門發生武裝沖突。2001年8月13日，馬其頓共和國和阿爾巴尼亞人代表簽署，通過給予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人更多權利的方式，解決了一部分沖突。2002年1月，對阿爾巴尼亞游擊隊和叛軍的大赦結束了這場沖突，而零星的叛亂持續到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