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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哈巴谷書2：2-20）耶和華回答説：“將這默示明明地寫在版上。”雖然事情看來遲延，至終必然成就。耶和華以這句話安慰哈巴谷：“惟義人因信得生。”（哈巴谷書2：2，4）狂妄自大的仇敵即使把萬國萬民都招聚到自己手下，他的惡謀也必不得逞。事實上，他所招聚的人必親自提説攻擊他的五禍：
* “禍哉！迦勒底人，你增添不屬自己的財物。”他自己必被擄掠。他會被搶奪，“因［他］……殺人流血，向……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強暴。”（哈巴谷書2：6，8）
* “為本家積蓄不義之財……的有禍了！”由於他剪除多國的民，以致牆裏的石頭，房內的棟梁也必呼叫。（哈巴谷書2：9）
* 耶和華宣告説：“以人血建城……的有禍了！”他百姓勞碌得來的必被火焚燒，化為烏有。“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哈巴谷書2：12，14。）
* ‘在怒中使同伴喝醉，好看見他下體的有禍了！’耶和華必使他喝他右手的杯，使他滿受羞辱，不得榮耀，“因［他］殺人流血，……向……城中一切居民施行強暴。”雕刻的偶像對造他的人有甚麼益處呢？這些無用的神豈不是啞口無言嗎？（哈巴谷書2：15，17）
* “對木偶説：醒起！對啞巴石像説：起來！那人有禍了！這個還能教訓人嗎？”耶和華卻與這些沒有生命的神截然不同，他在“聖殿中；全地的人都當在他面前肅敬靜默”。（哈巴谷書2：19，20）
（覆蓋哈巴谷書3：1-19）哈巴谷在嚴肅的禱告裏生動地憶述耶和華大而可畏的作為。耶和華顯現時“榮光遮蔽諸天；頌讚充滿大地。”（哈巴谷書3：3）他的榮光如同白晝，他前面有瘟疫流行。他站立，使大地震動；趕散萬民，使永久的山崩裂。耶和華如大能的戰士策馬揚鞭，坐在救恩的戰車上，弓箭全然顯露。大山深淵都震慄翻騰。日月都在本宮停住，在上帝大發烈怒，通行大地責打列國時，他的箭射出發光，他的槍閃出光芒。他出來要拯救自己的百姓和受膏者，要露出惡人的根基，“直到頸項”。（哈巴谷書3：13）
預言者在異象中目睹耶和華在古時所顯的大能，也見到他在未來震撼世界的活動，這令他感動不已。“我聽見耶和華的聲音，身體戰兢，嘴唇發顫，骨中朽爛；我在所立之處戰兢。我只可安靜等候災難之日臨到，犯境之民上來。”（哈巴谷書3：16）雖然如此，哈巴谷決心無論處境多麼艱難——無花果樹不發旺，葡萄樹不結果，圈中絶了羊——他仍會因耶和華而歡欣，因救他的上帝喜樂。最後他以這段話結束他的極樂之歌：“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腳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穩行在高處。”（哈巴谷書3：19）
使徒保羅體會到哈巴谷書在教導方面十分有益，因此他曾在三個不同的場合引用其中的第2章第4節。
* 他對羅馬的基督徒強調好消息是上帝的大能，為要拯救一切有信心的人，説：“因為上帝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 在寫給加拉太人的信中，保羅強調祝福是藉著信心而獲致的，説：“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上帝面前稱義，這是明顯的；因為經上説，‘義人必因信得生。’”
* 保羅也在寫給希伯來人的信中再度引用耶和華對哈巴谷所説的話，表明基督徒需要表現使人得救的活信心。
可是他不僅引用哈巴谷書“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同時從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引用了另一句話：“他若退後，我心裏就不喜歡他。”他總括説：我們是“有信心而得救的人”。
對今日需要力量的基督徒來説，哈巴谷書十分有益。這本書教導基督徒要依賴上帝。在警告別人留意上帝的判決方面，這本書也大有益處。他提出有力的警告：千萬不要以為上帝在執行判決方面會耽延；判決是“必然臨到”的。（哈巴谷書2：3）巴比倫毀滅猶大國的預言的確應驗了。不但如此，巴比倫本身也在公元前539年被米底亞波斯人所征服。為了警告當時的猶太人不要失去信心，使徒保羅決定引用哈巴谷書，説：“你們務要小心，免得先知書上所説的臨到你們。主説：你們這輕慢的人要觀看，要驚奇，要滅亡；因為在你們的時候，我行一件事，雖有人告訴你們，你們總是不信。”沒有信心的猶太人並沒有留意保羅的話，正如他們不相信耶穌説耶路撒冷行將遭受毀滅的警告一般；公元70年羅馬軍隊摧毀耶路撒冷時，他們就不得不面對缺乏信心的後果了。
今日也一樣，哈巴谷的預言鼓勵基督徒在這個暴力充斥的世界裏保持堅強的信心。這本書幫助他們教導別人和回答普世各地的人都一致提出的問題，上帝會對惡人施行報應嗎？請再次留意預言提出保證説：“要［繼續］等候；因為必然臨到，不再遲延。”（哈巴谷書2：3）不論地上有甚麼動亂發生，王國繼承者的受膏餘民都將哈巴谷論及耶和華在以往採取報應行動的話緊記在心：“你出來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哈巴谷書3：13）耶和華的確是他們的“聖者”，是“亙古而有”的。他是“磐石”；他必責備不義的人，賜生命給蒙他眷愛的人。一切愛好公義的人都可以為他的王國和至高統治權而歡欣鼓舞，説：“我要因耶和華歡欣，因救我的上帝喜樂。主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大名府又稱北京大名府，中國古代的重要府衙之一，在今天的邯鄲市大名縣，轄境大約相當于今河北省邯鄲市東部大名縣等地、河南省濮陽市市區、濮陽縣、清豐縣、南樂縣、安陽市內黃縣東部、滑縣東部、新鄉市長垣縣東北、山東省東明縣等地。
唐朝末年，魏博節度使田悅升魏博的魏州為府，典故取於《史記》的一句話：「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故改稱「大名府」，未獲唐朝政府承認。五代十國時，置興唐府，又改廣晉府，后漢時改為大名府。
北宋時為了成為對抗遼國的邊陲重鎮，地位提升為陪都，乃北宋四京之一的北京，也是當時河北最大的城市，故又號“河朔重鎮”、“北門鎖匙”，在其北方不遠便是遼國的燕京。北宋被金朝擊敗南遷之后，大名府失去其戰略地位而衰落，但仍為大名府路治所。元代為大名路，明清兩代仍為大名府。民國初年為大名道首縣，後來由于交通形勢改變而失去河北南部主要城市的地位，現今的大名府舊址只是村落等級的小地方。
清朝初期沿襲明制，轄一州，十縣。雍正三年（1725年），將內黃縣、濬縣、滑縣割改隸屬河南省彰德府、衛輝府。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裁撤魏縣，原魏縣境分入大名縣、元城縣。此後大名府轄大名縣、元城縣、南樂縣、清豐縣、東明縣、長垣縣、開州，至清末。
《水滸傳》中蔡京的女婿梁世杰梁中書(實為梁子美)為此地府尹，手下有李成、聞達、索超等強將。盧俊義、燕青亦出身此地。
皮卡第，又譯庇卡底，是法國的一個舊大區，它下屬三個省：埃納省（Aisne，02）、瓦茲省（Oise，60）和索姆省（Somme，80）。
2016年1月1日，皮卡第大區與北部-加來海峽大區合并為上法蘭西大區。
“皮卡第”一詞并非來源于地理名詞，也不是一個歷史名詞。這個詞出現于1248年，是從picard也就是piocheur（挖地者，引申為勤勞者、苦讀的學生）衍生而來。當時巴黎人將所有在Senlisis和Valois森林北方地區生活的農民稱為piocheur；而在法國的北方，那些不講弗拉芒語的人被稱為picard。這些地區包括阿拉斯、濱海布洛涅、加萊以及圖爾奈，而來自這些地方的學生在巴黎和奧爾良就成了“皮卡第人”。
在中世紀，“皮卡第”指的是巴黎以北的法國，甚至包括說荷蘭語的佛蘭德地區。因此這個名詞所指稱的區域比現在的皮卡第大區要廣很多，在巴黎的拉丁區，人們稱呼那些從佛蘭德來，在著名的索邦大學就讀的學生為“皮卡第人”。
在狹義上，“皮卡第”可以指設立於十六世紀的皮卡第行政區，包括索姆省、埃納省的北部以及瓦茲省的北部邊界。而''皮卡第語''之類的名詞中被保留了下來。
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布倫港和加萊也被認為屬于皮卡第地區，而現在它們屬于北部加來海峽大區。不過歷史上這些地區還曾經屬于阿圖瓦省，它們于十五世紀從該省分出。
現在的皮卡第大區涵蓋的范圍要大于歷史上的皮卡第省，因為埃納省的南部和大部分的瓦茲省曾經是歷史上的法蘭西島省，而索姆省和埃納省的北部才屬于原來的皮卡第省。當1982年建立大區的時候，皮卡第省的面積不足以成立一個大區，因而法國政府決定將法蘭西島的北部加入新的皮卡第大區，這些地區包括博韋、瓦盧瓦（Valois）、努瓦永、拉昂、蘇瓦松等。
由于歷史原因，皮卡第大區其實是一個人為劃分的地理概念。事實上瓦茲省的南部處于大巴黎的輻射范圍，當地的居民來往于法蘭西島工作和學習，很少認為自己是“皮卡第人”。
在地理上，人為劃分的痕跡也相當明顯。“真正的”皮卡第地區是開闊的平原，血腥的索姆河戰役在此展開；而大區的南方，歷史上屬于法蘭西島的地區則是風光旖旎的丘陵地區，覆蓋著茂密的樹林。
除了南部，該地區通用的方言是皮卡第語。
皮卡第語與被推廣為國語的法蘭西島使用的語言法蘭西語（''francien''）是不同的，它在十八世紀達到了頂峰：它的使用范圍包括目前的皮卡第大區全境（除了瓦茲省和索姆省的南部）、加萊海峽省、諾爾省（除了敦刻爾克）、部分比利時埃諾省（蒙斯和圖爾奈地區）。至十九世紀初，皮卡第語在博韋、努瓦永和韋爾萬南部已不再使用，而成為一種鄉間土語。
*  維基旅游上的皮卡第（法語）
*  在皮卡第的埃納省旅游（法語）
*  皮卡第語（法語、皮卡第語）
發育到第五個星期（或懷孕后第七個星期）的人類胚胎
胚胎是專指有性生殖而言，是指精子和卵子合成為合子之后，經過多次細胞分裂和細胞分化后形成的有發育成生物成體的能力的雛體。它指的是發育生物學最早的階段。
有性繁殖的生物體裡，一旦精子使卵子受孕，卵子就變成受精卵，并同時擁有精子和卵子的DNA。植物、動物、部分原生物中，受精卵會自發細胞分裂，并形成一個多細胞的生物體。胚胎指的就是這個發展形成過程的最初階段，從受精卵開始第一次分裂，到下一階段發展開始前。
人類生命狀態
鄒家華，原名鄒嘉驊，男，福建永安下渡村人，祖籍江西餘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前領導人，曾任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二屆、十三屆、十四屆中央委員，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務。作家鄒韜奮之子。
1944年，父親鄒韜奮在上海去世后，18歲的鄒家華在安徽淮南參加新四軍，先在華中新四軍建設大學學習，后任山東省政府實業廳建設科干事。1946年任中共松江省哈東地委秘書，中共賓縣常安區委副書記、書記。1948年起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補習俄文，后來赴蘇聯莫斯科包曼高等工業學院機械制造系學習。
1955年起任沈陽第二機床廠（中捷人民友誼廠）工藝科工藝師、副主任工程師、廠副總工程師、副廠長兼總工程師、代廠長、廠長。1964年任第一機械工業部機床研究所所長兼黨委書記。1966年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后來下放勞動。
1972年，鄒家華任一機部機械研究所黨委副書記、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3年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晉升副部級。1982年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黨委副書記。1985年任兵器工業部部長、黨組書記，晉升正部級。1986年任國家機械工業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
1988年4月12日當選為國務委員，晉升副國級。1988年4月至1989年12月任國務委員兼機械電子工業部部長。1988年12月至1991年4月任國務委員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是負責中國經濟事務的最高級官員之一。
1991年4月8日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后于1993年3月30日連任），1992年10月1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996年4月兼任全國礦產資源委員會主任，1996年5月兼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他當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父親鄒韜奮，中國記者和作家，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去世，終年49歲。
*母親沈粹縝，江蘇蘇州人，1997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6歲。
*妻子葉楚梅，1928年出生，是葉劍英元帥的女兒，機械工業部機床局原副局長。
*其弟鄒競蒙，曾任中國氣象局局長、世界氣象組織主席。1999年2月22日晚上在北京遭歹徒搶劫殺害，終年70歲。
程抱一（，音“弗朗索瓦·程”，） 是法國著名華裔作家、詩人、書法家。 法蘭西學術院院士。
程抱一，原名程紀賢。其成名作《張若虛》（碩士論文）系用該署名發表。
程抱一，江西南昌人，畢業于重慶立人中學。1947年，進入南京金陵大學（金陵大學后并入南京大學）英文系，半年即輟學，1948年隨其父程其保（時任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駐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官員）赴法國留學并隨后定居。程抱一到法國12年后獲得第一份正式工作（1960），到法20年后獲得第一個公立名校文憑（1969,Diploma of EPHE,Grande école Public）。程紀賢在法國自學、苦讀、旁聽12年后，結識著名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并受其提攜（見余熙《程抱一專訪-擺渡東西文化間》），于1963年進入戴密微畢業并執教的直屬法國高教部之名校高等研究應用學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法國結構主義、符號學派的大本營”高等研究應用學院由拿破侖三世的教育部長創建于1868年，是直屬法國高教部著名國立學術機構，名師云集，享有國際盛譽。漢譯名：法國高等研究院、高等研究學院、巴黎高等實驗研究院、法國高等研究實驗學院、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等等），拜李嘉樂（Rygaloff Alexis，舊北大羅常培與老舍之法國弟子）與戴密微弟子謝和耐（Jacques Gernet）為導師，用8年時間完成并通過其碩士論文《唐代詩人張若虛詩之結構分析：春江花月夜》（法語），于1969年在EPHE取得碩士學位（答辯評審委員：羅蘭·巴爾特、謝和耐）。
此碩士論文一舉成名，受到當時在EPHE執教的多位世界著名學者如列維·斯特勞斯（Levi Strauss）、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拉康（Jacques Lacan）、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等人的重視，次年即由人類學學報大本營巴黎綿羊出版社與法國高等研究院聯合出版（《Analyse formelle de l'?uvre poétique d'un auteur des Tang Zhang Ruo-xu》, Cheng Chi-Hsien, MOUTON et EPHE PARIS 1970. "Le travail a été présenté sous la direction de Rygaloff Alexis pour le dipl?me de l'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n 1969. Jacques Gernet et Roland Barthes ont bien voulu en être les rapporteurs. Au cours de la redaction, j'ai beneficié des conseils précieux de Paul Demieville et Jean-Pierre Dieny. Qu'ils trouvent ici l'expression de ma profonde gratitude."）。此論文發表后，程紀賢在巴黎一舉成名，因克里斯蒂娃之重視，而受到著名的巴黎（éditions du Seuil）約稿，遂將其碩士論文《張若虛》擴充，接連發表著名小冊子《中國詩語言研究》和《中國畫語言研究》。后用已經出版的三本書，直接通過答辯（未撰寫常規博士論文），在由EPHE教授謝和耐所創建的巴黎七大東方系（UFR LCAO of PARIS 7）取得博士學位。
之后，程抱一主要任教于巴黎東方語言學院（INALCO），教授漢語和中國文化，也曾多次受邀在其他院校授課講學。
中年后，程抱一不再進行學術研究，而轉向文學創作。發表了多部個人詩集和小說，多用法文發表。其中也包括介紹中國文化，翻譯中法兩國文學大師的作品，被法國學術界稱贊為“中國與西方文化之間永遠不疲倦的擺渡人”。他的許多作品已經成為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繪畫、詩歌的主要參考材料，他的詩歌《石與樹》被選入《20世紀法國詩歌選》。2002年程抱一被選為法蘭西學術院院士，法蘭西學術院僅有40名終身院士，程抱一是其中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位亞裔院士，授予他的佩劍柄上鐫刻著文天祥《正氣歌》的第一句“天地有正氣”。
*《唐朝張若虛詩歌形式的分析》（1970年）
*翻譯老舍的《駱駝祥子》（1973年）
*《中國詩歌文字》（1977年）
*《虛與實：論中國繪畫語言》（1979年）
*《夢幻空間：中國畫的千年史》（1980年）
*《七首法語詩》（1983年）
*《亨利·米肖，他的生平和著作》（1984年）
*《朱耷，叛逆的才子》（1986年）
*《中國詩歌語言和中國宇宙觀的聯系及其音韻的生命力》（1986年）
*《中國詩歌語言中主觀和客觀的交融，東方和西方的詩》（1988年）
*《石與樹》（1989年，被收入《20世紀法國詩歌選》）
*《云霧與源泉，中國過去和現代詩歌音韻的變遷》（1990年）
*《生命的季節》（1993年）
*《36首愛情詩》（1997年）
*《用石頭做標記》（1997年，和法邊·威爾第耶合著）
*《天一言》（1998年，獲費米娜文學獎）
*《石濤，人間趣味》（1998年，獲安德列·馬爾羅獎）
*《托斯卡納旋律》（1999年）
*《歌唱的起源》（2000年）
*《二重唱》（2000年，獲羅杰·開魯瓦獎）
*《呼吸變成語言》（2001年）
*《誰講述我們的夜晚》（2001年）
程抱一父親程其保是第1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女兒程艾蘭（Anne Cheng）是著名漢學家，早先在巴黎高師學英文專業，后改學漢學，到法國高等實驗研究院跟隨著名漢學家桀溺教授（Jean-Pierre Dieny）學習漢學。1998年其代表作《中國思想史》獲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西方漢學最高獎)，于2008年進入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接掌曾由馬伯樂、戴密微、謝和耐等執教過的法國最高漢學講席。
程抱一父女合譯的《論語》至今仍然是權威的法文版本。在西方，與辜鴻銘所譯的《論語》英文版并稱雙璧。
# (法)楊年熙：《程抱一印象記》作者簡介：程抱一《天一言》中文版譯者。原刊：廣州南方周末集團《mangazine|名牌》雜志特約稿。
# 《程抱一的唐詩翻譯和唐詩研究》-蔣向艷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 《程抱一的漢學研究之路》載《法國研究》2007年02期；蔣向艷；華東師范大學)
# 《程抱一創作實踐研究-對話與融合》-牛競凡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8(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 (法)程抱一高宣揚-對話-遠近叢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Madeleine Bertaud, >, Paris Hermann 2009.
# Cheng Chi-Hsien (Francois Cheng), >, MOUTON et EPHE PARIS 1970.
# "Le travail a ete presente sous la direction de Rygaloff Alexis pour le diplome de l'EPHE en 1969.
# Catherine Argand, >, LIRE, 2001.12.
# Anne Cheng, La Chine pense-t-elle ? Paris : Collège de France / Fayard 2009
# L'Homme - Revue francaise d'anthropologie / publiée par EPHE-Sorbonne, 6e Section ; directeurs Claude Lévi-Strauss,
# émile Benveniste, Pierre Gourou. Paris Mouton 1961-1981.
*  法蘭西學院網站對他的介紹（法文）
皮埃爾·狄蓋特（，），比利時共產主義者，作曲家，家具制作工人。《國際歌》作曲者。
皮埃爾·狄蓋特生于比利時根特城的工人家庭，后全家移居法國北部工業城里爾。他曾在里爾的音樂學校夜校學習兩年，和弟弟阿多爾夫經常有手風琴沿街演唱募捐支援罷工工人。后來成為工人黨里爾支部的《工人之聲》合唱團指揮。
1888年6月工人黨里爾支部負責人要求他在歐仁·鮑狄埃的《革命歌集》中選一首譜曲，他立即被詩篇《國際歌》所吸引，在一夜之間為《國際歌》譜好曲，第二天為副歌配好合唱，經聽取工人意見，反復修改，于6月23日在賣報工人紀念會上第一次演唱。《國際歌》是一首不朽的無產階級戰歌，表達了世界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革命意志，音樂莊嚴雄偉，氣勢磅礴。
1894年《國際歌》公開出版，但為了使作者免遭政治迫害，只署名“狄·蓋特”。1920年法國社會黨分裂，皮埃爾·狄蓋特加入同年成立的法國共產黨，他的弟弟阿多爾夫參加了右翼社會黨，由于《國際歌》在工人運動中影響極大，社會黨宣稱曲譜為阿多爾夫所做，并在1917年逝世的阿多爾夫墓碑上題詞“《國際歌》作曲者阿多爾夫之墓”。皮埃爾和法國共產黨經過18年訴訟，最后根據阿多爾夫去世前寫下的遺書，說明其受社會黨負責人之騙的經過，1922年9月23日法國巴黎高等法院判定皮埃爾·狄蓋特為歌譜作者。1928年應邀訪問蘇聯，并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
1932年9月26日逝世，遺體由國際工人組織及法國共產黨葬于巴黎近郊的圣丹尼區。
狄蓋特的代表作品還包括《前進! 工人 階級》、《巴黎公社》、《起義者》，以及自己作詞的《共產黨之歌》、《兒童支部》、《紅色圣女》等歌曲。
*狄蓋特，https://web.archive.org/web/20060619064847/http://www.mingrenxiaoxiang.com.cn/html/mrdt/wh-gj/digaite.htm
*《國際歌》作曲者比爾·狄蓋特，https://web.archive.org/web/20041205091135/http://www.cycnet.com/history/today/0109/0927002.htm
-{T|zh-cn:吐魯番盆地;zh-tw:吐魯番窪地}-
-{H|zh-cn:吐魯番盆地;zh-tw:吐魯番窪地}-
吐魯番盆地（維吾爾語名：），位于中國新疆天山山脈東南面的博格達山與覺羅塔山之間，面積有50,000平方公里。吐魯番盆地是全世界最低的盆地，盆地中心是海拔為（-154米）的艾丁湖面，是中國大陸的最低點，也是僅次于死海、阿薩勒湖的世界第三低窪地。由于吐魯番盆地四周的山嶺高聳，盆地內部受熱快而散熱慢，形成了那里夏天高溫干燥的氣候，其蒸發量是降雨量的百倍甚至是數百倍，夏天酷熱，最高氣溫曾達到過50℃。盆地北部有豐富的地下水源，當地人為減少水的蒸發，修建了著名的“坎兒井”，把地下水引出地面，澆灌莊稼。吐魯番盆地的日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故那里生產出來的瓜果十分香甜，深受人們的喜愛，最著名的有哈密瓜和葡萄。此外，盆地內還蘊藏著儲量可觀的油氣資源。
《詩篇》（, '；唐朝景教譯《多惠聖王經》）是古代以色列人對上帝真正敬拜者所記錄的一輯受感示的詩歌集，包括150首可用音樂伴唱的神聖詩歌，供人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對主作公開崇拜時唱詠之用。它是《希伯來圣經》中第19本書。這些詩歌除了對主的頌讚之外更含有許多禱告，也透露對主充滿信賴的心聲。天主教會、正教會稱為聖詠，是舊約聖經詩歌智慧書的第二卷。伊斯蘭教稱之為“宰逋爾”。
在《希伯來聖經》中，這本書的名字是西佛·透希爾林（Se′pherTehil·lim′），意即“讚美之書”，或簡稱透希爾林（Tehil·lim′），即“讚美詩”。它是透爾拉（Tehil·lah′）一字的複數詞，意思是“讚美”或“讚美歌”。這個詞見於詩篇第145篇的題署。“詩篇”一詞採自希臘文《七十士譯本》所用的桑末（Psal-moi′），所指的是用樂器伴奏的歌。這個名字也曾屢次在基督教希臘文聖經中出現，例如在及。詩篇乃是用來讚頌、敬拜上帝的神聖詩歌。
主題：敬虔之人藉著讚美、禱告、並歡騰的歌唱，尋求並接觸神，所表達的情緒、感覺、感想和經歷。
* 這方面的資料主要來自詩篇的標題；在150篇中有116篇附有標題。這些標題可包括下列六類的資料：
** 種類（如金詩，訓誨詩等）、
** 用途（如獻殿，安息日）、
** 樂器（如絲弦，吹得樂器）、
** 調子（如遠方無聲鴿，百合花）、
** 作者（如大衛，摩西，可拉的後裔）、
** 寫作的場合或原因（如三篇：“大衛逃避他兒子押沙龍的時候作的詩”）。
根據這些標題，我們可以總結出《詩篇》裡四位主要的作者。他們都是著名的音樂家，肩負歌頌神的重責。
# 希幔與以探的訓誨詩（89篇）；
# 大衛總共作了73篇的詩，
# 亞薩所寫的12篇，
# 可拉後裔的11篇；
此外，詩篇亦包括了耶杜頓撰寫的三篇(、、)、所羅門撰寫的兩篇及摩西寫的一篇。
另外，由於一些大衛的詩提及聖殿或被擄，有學者認為不會出自大衛的手。無可否認，“大衛的詩”原文可有各種的解釋，包括：
# 大衛所寫的詩；
# 為大衛而寫的詩；
# 許選自一本“大衛詩集”都指大衛親筆所寫的詩。
詩篇第一章的希伯來語文本。
一位猶太人在西墻前朗讀詩篇
* 詩篇的主要內容是對猶太人的神耶和華的祈禱和頌讚。
詩人遭遇患難（例如疾病，被人誣告等）時向神獻上的哀求，求神迅速除去他們的痛苦。
# 呼叫耶和華的名字（引言）
# 向神細說痛苦（詩人的苦情）
# 求神采取拯救的行動（祈求的內容）
# 指出神為何應該應允祈禱（祈求的基礎）
# 向神許愿或即時發出信心的讚美（結語）
祈禱詩分為個人或團體的祈禱詩：前者的重點是詩人自己遇到的困難，后者則多是全國遭受外敵的侵略和凌辱。
** 讚美詩：耶和華的奇事和屬性（例如創造，救贖選民出埃及，祂的慈愛信實等）。這類讚美詩分為三部分：
# 引言（邀請人同來贊美耶和華）
# 原因（指出為什么要讚美祂）
# 結語（重復引言或詩人的立志）
** 感恩詩：述說耶和華如何垂聽了詩人遇難時的祈禱，搭救了他，故他現在到聖殿獻上感恩祭，贊美神為他們施行了奇事。這一類於感恩詩包括：
# 引言（詩人稱頌神）
# 原因（復述以前落入困境和獲神拯救的經過）
# 勸勉（鼓勵和他一起的親友或旁觀者敬畏這位信實的耶和華）
# 結語（向神還願）
（-）這卷詩除了第1，2，10及33篇之外，其餘各篇均注明是大衛執筆的。詩篇第1篇開宗明義地道出詩篇的主旨，指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而竭力跟從的人是快樂的；他們與不敬虔的罪人截然不同。這便是詩篇中頭一次宣述的福。詩篇第2篇一開始便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問題，論及世上的君王和臣宰合謀“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受膏者”。耶和華嘲笑他們，並在怒中責備他們説：“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上了。”他必定會把一切仇敵徹底粉碎。你們作君王和統治者的，現在便“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並要尊敬他的愛子，否則就自招滅亡了！（第2，6，11節）故此詩篇很快便引出了聖經的王國主題。
在第一卷詩裏，禱告——不論是懇求抑或感恩的祈禱——居於顯著地位。詩篇第8篇把耶和華的偉大和人的渺小作一對照，第14篇則把拒絕順服上帝權威的人的愚昧揭露無遺。詩篇第19篇描述耶和華上帝的奇妙創造如何彰顯他的榮耀，第7-14節則強調緊守上帝的完美律法所帶來的豐富裨益；後來第119篇詩對此作了更詳盡的論述。詩篇第23篇是舉世公認的偉大文學傑作之一，但它感人至深之處在於以優美簡潔的筆觸把執筆者對耶和華的忠貞信賴表露無遺。我們多麼渴望能夠‘一生一世住在偉大牧者耶和華的殿中’！（23：1，6）詩篇第37篇對生活在惡人當中的一切敬畏上帝的人提出健全的忠告，第40篇則鼓勵人要像大衛一樣甘心樂意遵行上帝的旨意。
（-）這卷的頭八篇詩是由可拉的後裔執筆的。第42及43篇都標明由可拉的後裔所寫，但其實它原本是一首分成三段的詩歌，各段由一句重複的話將其連接起來。（，；）詩篇第49篇強調人無法為自己提供贖價，並指出惟有上帝才能救贖世人脫離“陰間的權柄”。（第15節）詩篇第51篇是大衛與赫人烏利亞的妻子拔示巴犯了大罪之後所寫的，詩句流露出衷誠悔改的精神。（-）這卷詩的最後一首注明是“論及所羅門的詩”（《新世》），詩句祈求耶和華祝福所羅門，與他同在，使他國運亨昌。——詩篇第72篇。
（-）其中至少有兩篇詩，詩篇第74及79篇，是在耶路撒冷於公元前607年遭受毀滅之後寫成的。詩中對該城的浩劫深表哀痛，並懇求耶和華‘因他名的榮耀’幫助他的百姓。詩篇第78篇憶述以色列的歷史，自摩西起一直記述到大衛如何“按心中的［忠誠］牧養他們”（第72節）；此外，第80篇指出耶和華的確是“以色列的牧者”。（第1節）詩篇第82及83篇以強烈的語氣懇求耶和華判決除滅一切與他和他百姓為敵的人。經文絶非只求復仇雪恥，而是深盼百姓“尋求你——耶和華的名！……使他們知道惟獨你——名為耶和華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卷末的第89篇則顯揚“耶和華的慈愛”，正如他與大衛所立的約以無與倫比的方式所顯示的一般。大衛的後裔必在耶和華面前坐在大衛的寶座上施行統治，直到永遠！（第1，34-37節。）
（-）這卷詩像第三卷一樣包含17首詩。它以摩西的禱告開始，將上帝的永恆與人生的匆促短暫作一鮮明對照。詩篇第92篇頌揚耶和華的卓越品德，接著是一組偉大的詩篇，詩篇第93-100篇。這組詩一開始便歡呼説：“耶和華作王［了］！”因此“萬民”都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他的名！……因耶和華為大，當受極大的讚美”。“耶和華在錫安為大”。詩篇第95篇及第96篇有選節在聖公會的公禱書裡合稱為皆來頌。詩篇第105及106篇齊聲讚美耶和華，因他為自己的百姓施行奇妙的作為。儘管他們屢次大發怨言，故態復萌，上帝仍然忠貞地緊守他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把應許之地賜給亞伯拉罕的後代。
詩篇第104篇稱頌耶和華，因他以尊榮威嚴為衣，並宣述他在地上的偉大作為和豐饒出産所顯明的智慧。經文接著強調詩篇全書的主題而首次發出這樣的歡呼：“你們要讚美耶和華！”（第35節）經文籲請所有純真的敬拜者要把耶和華的名所配得的讚美歸給他。這句話在希伯來文只用一個字詞去表達，就是哈路亞或“哈利路亞”，後者的寫法是今日普世的人所熟悉的。從這節經文起，這句話一共出現了24次，有不少詩篇更以這句話作開始和結束。
（-）。第107篇描述耶和華如何施行拯救，並多次反覆使用這句音調優美的話：“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第8，15，21，31節）第113至118篇便是所謂的頌讚詩篇。據密西拿經所記，這些乃是猶太人在舉行逾越節、五旬節、住棚節和獻殿節時詠唱的詩歌。
第117篇詩十分簡潔有力，是聖經中節數最短的一章。詩篇第119篇則是聖經中篇幅最長的一章，順序按22個希伯來字母分段，每段8節，共計176節。除了兩節（第90和122節）外，所有經節都在某方面指向耶和華的話語和律法，並在每段裏複述詩篇19：7-14所用的字詞（律法、法度、訓詞、命令、典章）。全章共用了以下8個字詞去表達上帝的話語：命令、典章、律法、訓詞、律例、法度、言語、話語，反覆提及逾170次。
詩篇第120-134篇這一組15篇詩稱為登高之歌。譯者對這個詞語有不同的譯法，原因是它的意思仍未完全為人了解。有些人認為這個名稱所指的是這組詩歌的內容意義崇高，雖然並無清晰的理由要抬舉這組詩過於其他詩篇。許多注釋家認為這個名稱出自詩歌的原本用途：供敬拜上帝的人“登上”耶路撒冷城守節時詠唱之用。當時前往首都的路程被人稱為登城，因為該城高踞在猶大諸山之上。大衛對上帝的百姓必須團結一致地敬拜上帝一事懷有特別深刻的體會。他十分高興聽到人這樣説：“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衆支派的確上那裏去，一同“稱讚耶和華的名”。為了這緣故，他懇切祈求耶路撒冷得享和平、安全、繁榮；他禱告説：“因耶和華——我們上帝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
詩篇第132篇談及大衛所起的誓，表示他不會歇息，直等到他為代表耶和華臨在的約櫃尋得適當的安息之所為止。約櫃被安放在錫安後，經文以優美的詩句描述耶和華的確已揀選了錫安作為“永遠安息之所，我要住在這裏，因為是我所願意的”。上帝承認這個地方是崇拜的中心，“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們！”
詩篇第135篇稱頌耶和華為當受讚美的上帝，因他凡事都隨己意而行，從而跟虛無的偶像有天淵之別。造偶像的人必定會像它們一樣遭受毀滅。第136篇是供和唱之用的，故此每句都以此作為結束：“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這種和應體裁曾在許多場合被採用。詩篇第137篇透露當時猶太人雖然被放逐到巴比倫去，心底裏卻仍時刻惦念著錫安；這也證明他們雖然遠離家鄉，卻沒有忘記祖國的詩歌或詩篇。詩篇第145篇歌頌耶和華的美善和王權，並宣告他“保護一切愛他的人，卻要滅絶一切的惡人”。（第20節）然後來到詩篇令人振奮的高潮，詩篇第146-150篇再次強調全書的榮耀主題，每首詩的開始與結束均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這種讚美之聲在詩篇第150篇達到最高潮，在六節詩中曾13次籲請宇宙衆生齊聲讚美耶和華。
聖經中的詩篇兼具文字與風格之美，足以和任何語言的文學傑作媲美。然而基督徒普遍認為，它並非僅是一本文學著作而已；它的內容包含來自耶和華上帝的信息。這本書深入洞察聖經的各項基本道理。
* 表明耶和華是宇宙及其中萬物的創造者。
* 耶和華的名字在詩篇中總共出現了近700次。此外，耶和華這名字的縮寫式“耶”則出現了43次；因此，耶和華的聖名平均在每一篇詩中出現約5次。此外，詩篇以以魯謙或上帝一詞談及耶和華約350次。詩篇中有許多地方也以“至高統治主”的頭銜去表明耶和華的至高統治權。
詩篇表明人與永在的上帝不同:
* 人人都會死，都生在罪孽之中而需要一位救贖者。人一死便歸回“塵土”，下到希屋爾（人類墳墓的總稱）中。
* 詩篇強調人需要留意上帝的律法和信賴耶和華。
* 它警告人提防任意妄為和“隱而未見的過錯”。
* 鼓勵人要誠實及有健康的交往。
* 它指出良好的品行是耶和華所嘉許的。
* 它向人提出光明的希望，宣告“救恩屬乎耶和華”；凡是敬畏他的人，他要“救他們的命脫離死亡”。
在基督徒角度中詩篇充滿了許多預言，表明“大衛的子孫”耶穌基督會以耶和華的受膏君的身分施行統治。後來基督徒會衆在公元33年的五旬節産生，聖靈開始啟發使徒們對預言的了解。在那一天，彼得在他的著名演講中一再引用詩篇的經文去發展演講的主題。這個主題與一個人有關：“拿撒勒人耶穌”。彼得的論據的較後部分差不多完全基於引自詩篇的經文，證明耶穌基督便是那更大的大衛，而且耶和華不會撇下耶穌的魂在海地斯裏，而是要使他從死裏復活過來。“大衛並沒有升到天上，”但是，正如他在詩篇110篇預言説，他的主卻會如此行。關于大衛的主，使徒彼得在演講達到高潮時有力地回答説：‘就是你們所釘死的耶穌！’
彼得根據詩篇所作的演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圣經記載，在那天大約有3，000人受浸加入基督徒會衆。這件事實是對以上的問題提出有力的答覆。
不久之後，在一個特別聚會中，衆門徒向耶和華提出懇求。他們引用詩篇2：1，2，並且説這些話已應驗了，因為世上的君王聯合起來攻擊上帝“所膏的聖僕耶穌”。記載也繼續説，他們“都被聖靈充滿”。
在希伯來書最先的兩章，有多節經文是引自詩篇的，論及耶穌是在天上作王的上帝兒子，比其他天使更優越。保羅根據和其他經文表明，耶穌有一個由“弟兄”組成的會衆，是亞伯拉罕的種子的成員，是“同蒙天召的”。從希伯來書6：20開始直至第7章，使徒進一步談及耶穌還持有另一個職位，“照著麥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遠的大祭司”。這是指上帝在詩篇110：4起誓所作的應許而言。保羅再三提及這個應許，藉此證明耶穌的祭司職分比亞倫的優越得多。使徒保羅解釋，藉著耶和華的誓言，耶穌得以在天上而不是在地上作祭司，並且“永遠為祭司”——他的祭司職分會為人類帶來永久的裨益。
希伯來書10：5-10說，耶穌深深體會到自己必須犧牲生命；這乃是上帝對他所定的旨意，而他亦決心要執行上帝的旨意。這是以大衛在詩篇40：6-8所説的話為根據的。這種對上帝效忠的精神的確堪作我們的榜樣，對我們每個人都有極大的裨益。我們可以思念和效法這個榜樣而贏得上帝的嘉許。
耶穌所採取的途徑在他於苦刑柱上經歷可怕的考驗時達到高潮。詩篇曾以令人驚訝的細節預言到這件事，包括有人拿醋給耶穌喝，別人抽簽分他的外衣，他手腳所受的殘酷傷害，他受人嘲笑，以及耶穌呼喊説，“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甚麼離棄我？”時所表現的更大精神痛苦。約翰福音19：23-30指出，甚至在這個艱苦的時刻，耶穌也必然從詩篇得到安慰與指引；他深知經上所有的話都必須應驗。耶穌也知道詩篇曾談及他的復活與擢升。他在死亡的前夕帶領使徒們一同“唱詩”讚美耶和華時，他無疑將這些事緊記在心。
詩篇表明“大衛的子孫”和王國的種子就是基督耶穌，他現今已在天上的錫安被擢升為君王和祭司。基督教希臘文聖經大量引用詩篇經文,表明這些經文已應驗在耶和華的受膏者身上。此外，詩篇也預言到耶穌的真正門徒所組成的會衆，但不是論及其中個別分子而是論及整個群體。這群來自萬國的人得蒙耶和華的喜悅，一同致力於讚美耶和華的聖名的工作。
研讀詩篇可以加深基督徒對耶和華上帝的王權的體會。耶和華通過應許的種子和王國的後嗣行使他的王權，洗雪他的聖名而為自己帶來榮耀。留意其中的內容就能因‘耶和華的威嚴和尊榮’而歡欣，正如大衛在詩篇第145篇所説一般：“［他們要］傳説你國的榮耀，談論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為，並你國度威嚴的榮耀。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代！”正如詩篇所預言，上帝建立的基督王國由人廣為宣揚。詩篇所説的最後一句話十分適當：“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你們要讚美耶和華！”
希伯來語(馬所拉文本)和希臘語 (七十士譯本)譯本的差異:
希伯來語詩篇
11–113
10–112
114–115
117–146
116–145
146–147
148–150
* 希伯來語詩篇第9和10篇在希臘語譯本中被合并為第9篇
* 希伯來語詩篇第114和115篇在希臘語譯本中被合并為第113篇
* 希伯來語詩篇第116篇在希臘語譯本中被拆分為第114篇和115篇
* 希伯來語詩篇第147篇在希臘語譯本中被拆分為第146篇和147篇
講多篇詩篇合并進單一作品的著名作曲家有：
* 奇切斯特詩篇 – 倫納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 Melodie na psa?terz polski – Miko?aj Gomó?ka
* Tehillim – 斯蒂夫·萊奇
* 詩篇交響樂 – 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
詩篇的內容一般用于晚禱，知名音樂家如：克勞迪奧·蒙泰韋爾迪（Claudio Monteverdi）, 莫扎特和安東尼奧·維瓦爾第（Antonio Vivaldi），他們創作時引用詩篇是作為教堂音樂家的責任的一部分。
為單獨詩篇配樂的作品在下面列出，這些作品只包含一篇詩篇的內容：
* 詩篇 121, 和 詩篇 124 音樂家：Loys Bourgeois (c. 1500–1559)
* Levavi oculos meos (詩篇 121) 音樂家：奧蘭多·德·拉絮斯 (1532–1594)
* 詩篇 1, 詩篇 29, 詩篇 121, 和 詩篇 150 音樂家：海因里希·許茨 (1585–1672)
* Beatus Vir (詩篇 112) 音樂家：維瓦爾第 (1678–1741)
* 詩篇 121 音樂家：巴赫 (1685–1750)
* 詩篇 148 音樂家：William Billings (1746–1800)
* 詩篇 42 (1837) 音樂家：門德爾松 (1809–1847)
* 詩篇 150 音樂家：塞扎爾·弗蘭克 (1822–1890)
* 詩篇 13 音樂家：勃拉姆斯 (1833–1897)
* 詩篇 13 音樂家：李斯特 (1811–1886)
* 詩篇 18 音樂家：卡米爾·聖桑 (1835–1921)
* 詩篇 148 音樂家：佛漢·威廉斯 (1872–1958)
* 詩篇 148 音樂家：古斯塔夫·霍爾斯特 (1874–1934)
* 詩篇 14,24,25,42,54,90,135,150 音樂家：查理斯·艾伍士 (1874–1954)
* 詩篇 121和詩篇 150 音樂家：高大宜（Zoltán Kodály） (1882–1967)
* 詩篇 121 音樂家：達律斯·米約 (1892–1974)
* 詩篇 24 音樂家：莉莉·布朗熱 (1893–1918)
* 詩篇 121 和 詩篇 150 音樂家：Howard Hanson (1896–1981)
* 贊美主耶和華（Praise Ye the Lord） (詩篇 147, 148, 和 150) 音樂家：羅杰·塞欣斯 (1896–1985)
* 詩篇 121 音樂家：亨利·考埃爾 (1897–1965)
* 詩篇 150 音樂家：羅伊·哈里斯 (1898–1979)
* 兩首贊美詩(包含詩篇121) 音樂家：Gerald Finzi (1901–1956)
* 詩篇 28 音樂家：阿蘭·霍夫哈奈斯 (1911–2000)
* 詩篇 29 音樂家：Hugo Weisgall (1912–1997)
* 詩篇 150 (1962, op. 67) 音樂家：本杰明·布里頓 (1913–1976)
* 詩篇 150 音樂家：George Rochberg (1918–2005)
* I Was Glad (詩篇 122) 音樂家：Daniel Pinkham (1923–2006)
* 詩篇 (13)和一句格言 音樂家：Ned Rorem (b. 1923)
* 大衛的詩篇(詩篇 13) 音樂家：Robert Starer (1924–2001)
* 詩篇 24, 詩篇 40, 詩篇 121, 和 詩篇 150 音樂家：Samuel Adler (b. 1928)
* 詩篇13篇3首配樂 音樂家：Edwin London (b. 1929)
* 詩篇 143 音樂家：Yehudi Wyner (b. 1929)
* 詩篇 150 音樂家：William Mathias (1934–1992)
* 詩篇 8 音樂家：John Corigliano (b. 1938)
* 詩篇 6 和 詩篇 92 音樂家：Mark Alburger (b. 1957)
* 詩篇 73 音樂家：BarlowGirl
* 詩篇 40 和 詩篇 116 音樂家：U2
* 詩篇 50 音樂家：Underoath
* 多篇詩篇 音樂家：Soul-Junk（不同的專輯）
*  舊約希伯來文朗讀與分析: 詩篇第一篇
*  聖詠譯義 - 古詩體的聖詠，吳經熊博士 譯.
*  聖詠經 - 1879年東正教 固里卡爾波夫  (Гурий Карпов) 譯本。
*  聖詠集 - 天主教《思高聖經》線上閱讀.
國家檔案局和中央檔案館，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是主管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和國家檔案接收、征集、整理、保管的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下屬機構暨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現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管理。
1926年7月，中共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組織問題議決案》，決定“增設中央秘書處，以總攬中央各種技術工作”。中央秘書處成立后，內設的文書科承擔了文件閱覽、保管、收發等項職責。1927年10月正式成立文件保管處。1930年4月，中共中央《對秘密工作給中央各部委全體工作同志的信》中稱，因環境惡劣，各機關不宜保存文件，“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至1930年10月，文件保管處已集中大批文件。后來文件保管處撤銷，隨即成立中央文庫，由周恩來直接聯系。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分管中央秘書處工作，并兼任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繼續指導中央文庫的工作。中央文庫對外通過“家庭化”方式出現，成員各有職業和身份，但是不參加群眾集會及游行，不參加保護中央文庫以外的政治斗爭等活動，以減少同外界接觸，避免暴露。周恩來還請瞿秋白起草了《文件處置辦法》，其中規定各種文件應當保存兩份，“一份存閱（備調閱，即歸還）、一份入庫，交將來（我們天下）之黨史委員會”。中央文庫嚴格執行了《文件處置辦法》。
中央文庫收集和保管的是1922年起至1933年中共中央自上海遷到江西瑞金止的中央及各地黨組織的文件、中國工農紅軍檔案、中華蘇維埃政府文件等，共計2萬多件。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全部文件，1927年至1932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包括鄧小平所作的八七會議記錄。另外還有許多重要報告及文獻，例如1927年8月《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1928年11月毛澤東的《井岡山的斗爭》、1929年9月陳毅的《關于朱毛紅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1931年4月鄧小平的《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等。
中央文庫自1930年建立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一直設在上海。1940年，為給毛澤東主持編輯《六大以來》提供資料，周恩來通過秘密渠道從中央文庫將一批檔案文獻調至延安；當時還曾設想將中央文庫全部文件調到延安，但因條件不具備而未實現。中共黨員張唯一、陳為人、徐強、吳成方、繆谷稔、陳來生等及相關人員先后負責管理中央文庫。其中，陳為人1932年到1937年負責管理中央文庫，曾一度與中共黨組織中斷聯系，一家5口靠典賣家產生活。陳為人患嚴重肺病無錢醫治，卻仍設法保全中央文庫，多次搬家，最終病逝。陳來生1942年到1949年負責管理中央文庫，因經費極其緊張，他動員整個家庭保管中央文庫，他父親、兩個弟弟和妹妹一家靠擺雜貨攤、大餅店、面店為生，用跑單幫做掩護，4次成功轉移中央文庫，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1949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華東局辦公廳請示中共中央辦公廳如何處理中央文庫的檔案文獻。中央辦公廳復電稱，請指定幾個可靠的同志負責清理登記、裝箱，并派專人護送，全部送中央秘書處；對保管文件有功的人員，請中央華東局辦公廳先予獎勵。該復電是經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審閱，周恩來批發。電報稿有句話原文為“對保存文件有功的同志，請你處先予獎勵”；毛澤東根據事先了解到的情況，在審稿時將“有功的同志”改成“有功的人員”，即對保護中央文庫有功的同志、家屬及有關人員都應表彰和獎勵。中央文庫的檔案文獻現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1950年，蘇聯專家米留申先后在6月5日、7月20日、8月10日三次致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建議成立國家檔案局，并成立五個中央國家檔案館，制定全國統一的文書檔案工作制度、全國統一的標準的文件材料保管期限一覽表等等。1954年初，在中國人民大學任職的蘇聯專家謝列滋涅夫提出整頓全國檔案工作意見和建議，認為當務之急是“請中央發布一個關于檔案工作的指示，以督促各方面的注意和重視；并請中央設立領導全國黨、政、軍檔案工作的機構”。該意見受到中共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重視。1954年3月12日，吳玉章致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長習仲勛，轉告上述意見。1954年7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處長曾三致函習仲勛，建議成立檔案管理局。
1954年10月31日，第二次國務院全體會議召開，討論通過了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所作的關于批準國務院下設20個直屬機構的報告，其中包括了國家檔案局。11月8日，根據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提議，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國務院設立直屬機構國家檔案局的建議獲批準。1954年11月10日，國務院發出(54)國政習字第六號通知，國務院下設的20個直屬機構中包括了國家檔案局。
1954年11月26日，國家檔案局局長曾三主持研究國家檔案局的組織機構問題，參加者有中共中央秘書局副局長裴桐、中共中央秘書局田風起、國家檔案局籌備人員王明哲、胡明誠以及國務院秘書廳檔案科章波。12月16日，國家檔案局籌備小組成立，組長于青來，副組長王明哲、胡明誠。12月20日，曾三召集會議討論《國家檔案局組織條例》。1955年5月20日，國務院秘書長第16次會議討論《國家檔案局暫行組織簡則》、《國家檔案局一九五五年工作計劃要點》。8月26日，國務院秘書長第23次會議討論《國家檔案局組織簡則》及組織編制等問題。1955年11月19日，《國家檔案局組織簡則》經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實行，其中規定“國家檔案局在國務院直接領導下，掌管國家檔案事務。”還規定了國家檔案局的職責、權力和任務。11月25目，國務院(55)國秘常字第二一八號通知宣布《國家檔案局組織簡則》獲得批準。1954年12月28日，國家檔案局成立臨時黨支部。1954年12月18日，國務院秘書廳發出(54)國秘常字第二十四號文，發送國家檔案局印章一枚。12月22日該印章正式啟用。1955年3月15日，國務院發出(55)國秘常第五十二號文，頒發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國家檔案局印章。3月21日，國家檔案局以(55)檔字零四三號文宣布啟用該印章。
1954年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決定成立中央檔案館籌備處，開展籌備建館工作。1959年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成立中央檔案館。1959年10月8日，中央檔案館開館。基本任務是：“科學地管理黨和國家的重要檔案、資料，進行史料的考證和研究，編纂出版檔案文獻，為社會主義各項事業服務。”。經研究論證，提出了中央檔案館建設總體方案，館址選在北京西郊溫泉苗圃以南、白家疃以西地區。方案認為此處西南靠山，較為隱蔽，有利安全；無礦區，空氣清潔，有利檔案保護；距公路不遠，交通便利。方案提出，中央檔案館設計建筑面積44000平方米。1955年8月26日，習仲勛主持國務院秘書長辦公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同意，并報周恩來批準了該方案。經3年多建設，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周恩來為中央檔案館題寫館名。郭沫若為中央檔案館題詩：“前事不忘后事師，自來墳典萃先知。猶龍柱下窺藏史，呼鳳輿前聽誦詩。國步何由探軌跡，民情從以識端倪。上林春訊人間滿，剪出紅梅花萬枝。”
1956年4月16日，國務院《關于加強國家檔案工作的決定》中首次提出檔案是“國家的歷史財富”，并明確規定了檔案工作的基本原則。1958年底和1959年初，周恩來根據檔案工作的實際情況提出：“我認為應放在黨委秘書長領導之下，不要放在政府系統領導之下，其原因是有許多黨的檔案不宜歸政府管，而更重要的是每一檔案必須以黨的政策方針為綱才好整理，故必須從每一檔案的出處立根，宜歸黨管。至于組織形式，也是政府的一個機構，那是可以的。”1959年1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統一管理黨、政檔案工作的通知》，由此確立了黨政檔案工作統一管理的原則，其中規定，“在檔案工作統一管理之后，各級檔案管理機構既是黨的機構，又是政府機構。”國家檔案局既是黨的機構，又是政府機構，由中共中央辦公廳直接領導。中央檔案館既是黨的檔案館，又是政府的檔案館；既接收保管黨的系統的檔案，也接收保管政府系統的檔案。自此，全國檔案工作統一由國家檔案局領導，中央黨的檔案和國務院機關的檔案統一由中央檔案館管理。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各機關團體、企業和事業單位和中央各國家機關均按照該規定，實行了黨政檔案統一管理和黨政檔案工作統一領導和指導。
1965年11月，主管國家檔案事業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因“竊聽器事件”被停職審查。1966年5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進行批判，撤銷職務。文革爆發后，1966年5月下旬，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田家英自殺身亡，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曾三及大批干部受株連。改組后的中央辦公廳領導推行極左路線。1966年6月3日，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來到國家檔案局召開國家檔案局、中央檔案館17級以上干部會議，傳達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辦公廳的決定，宣布曾三、裴桐的“罪行”。國家檔案局指導全國檔案工作的職責被停止，國家檔案局的首要任務是揭發批判曾三、裴桐。1966年6月4日，中央檔案館召開全體干部大會，傳達中辦副主任鄧典桃的報告，宣布中央檔案館正式開始文革；當日封閉檔案庫房，業務工作停滯。中辦決定，除了保證隨時提供中央書記處調用檔案之外，停止其他檔案利用工作，并查封檔案，收管庫房鑰匙。中央檔案館的主要任務是揭發批判曾三、裴桐。6月13日，中央辦公廳向全國發出《關于揭發批判檔案工作中反社會主義黑線的通知》，全盤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檔案工作，稱檔案工作中“存在著一條以曾三為首的反社會主義黑線”，號召全國檔案戰線揭發批判。11月5日，中央辦公廳正式撤銷曾三的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國家檔案局局長、中央檔案館館長職務。
此后，國家檔案局和中央檔案館局處級干部20人被全部打倒。干部和工勤人員28人被立案審查，其中局級干部6人、處級干部11人，科以下干部、工人11人；被迫害致死5人，開除黨籍4人，留黨察看11人，受其他處分8人。另有70多人受各類審查和迫害。其中，國家檔案局副局長王仲珊、處長衛文秀受迫害去世。明清檔案部干部殷鐘麒1969年1月到江西五七干校勞動，9月被定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遣送重慶老家，1970年在原籍去世。大批業務骨干被調離檔案工作崗位，一批規章制度被廢止。
196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決定，中央檔案館由中央文革小組直接領導。5月初，軍代表進駐中央檔案館，領導運動。9月22日，中央檔案館轉歸中央辦公廳領導。1968年1月4日，中央辦公廳派中國人民解放軍8341部隊軍代表進駐國家檔案局，領導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1969年1月，國家檔案局全體工作人員被下放江西省進賢縣中央辦公廳五七干校，從事體力勞動并繼續開展運動。1969年5月26日，國家檔案局被撤銷。
1970年1月，中央檔案館改名為中共中央檔案館。在此前后，國家檔案局科研所等機構被撤銷，東北檔案館遭到肢解，中國歷史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被劃出檔案系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停辦，地方各級檔案機構大多遭到撤銷。各級檔案館和機關檔案室或被撤銷，或被削弱。全國檔案機構陷入癱瘓。
曾三被打倒后，全國各級檔案部門的部分領導及大批干部受到株連迫害。大批干部被調離工作崗位、進入五七干校。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館長胡敬一、副館長王可風，黑龍江省檔案局局長韓二輝、重慶市檔案館館長張達成、武漢市檔案館館長楚占彪、上海市公安局檔案處處長王學純等遭打擊迫害去世。
中央檔案館改名為中共中央檔案館后，有不少人和單位仍然使用“中央檔案館”一名。例如1972年，為妥善保存錄音檔案，周恩來在中央廣播事業局《關于移交錄音檔案的報告》上批示：“待中央檔案館庫房建立起科學保管條件，就將應長期保存的錄音檔案接收進館。”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征集毛澤東主席的一切手稿，到1980年5月，各地已經向中央檔案館移交毛主席手稿2000多件。1977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劃辦公室主持召開了在京檔案界部分人員參加的檔案科學規劃座談會，會上成立了“檔案學規劃小組”。該小組起草了《檔案學八年（1978—1985年）規劃的初步設想》（草稿）。197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批準恢復國家檔案局。同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室發出《關于恢復中央檔案館名稱和國家檔案局的通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于為“檔案工作中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等錯案徹底平反的通知》, 要求各級檔案部門必須徹底平反因受這兩個文件影響而形成的冤、假、錯案。同年8月，國家檔案局在北京召開全國檔案工作會議，會議提出“恢復、整頓、總結、提高”的主要任務。同年10月，在北京舉辦了由國際檔案理事會發起的國際檔案周慶祝活動。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國家檔案局《關于處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形成的冤、假、錯案內容的文書材料的意見》。
1980年1月，國家檔案局、外交部聯合發出關于中國1980年正式加入國際檔案理事會給國際檔案理事會主席的信。《檔案工作》雜志正式復刊并公開發行。同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關于中央檔案館開展利用工作的請示報告》，并且就開放歷史檔案的問題作出決定。同年7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家檔案局在北京聯合召開全國科技檔案工作會議, 討論恢復、整頓科技檔案工作的任務以及《科技檔案工作條例》，該條例經國務院批準于同年12月發布施行。同年9月，中國檔案代表團參加了國際檔案理事會在英國倫敦舉辦的第九屆國際檔案大會，中國自此正式加入國際檔案理事會成為會員國。
1981年1月，國務院發出同意文化部、國家檔案局、國家人事局制定的《圖書、檔案、資料專業干部業務職稱暫行規定》的通知。同年9月，國家經濟委員會、國家檔案局聯合發出《關于在企業整頓中要注意整頓科技檔案工作的通知》。同年11月，中國檔案學會成立大會暨全國第一次檔案學術討論會在北京召開，大會通過《中國檔案學會章程》、《中國檔案學會三年學術活動計劃要點》。
1982年1月，國家檔案局成立了檔案出版社。1982年1月18日，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國家檔案局聯合發出《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基本建設檔案工作的通知》。同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檔案局《關于“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檔案材料處理問題的報告》和《關于開放歷史檔案問題的報告》。1983年4月，國家檔案局頒發《檔案館工作通則》。同年5月，國家檔案局、勞動人事部聯合發出《關于印發〈檔案工作干部業務職稱實施辦法〉的通知》。同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檔案局等單位聯合調查組《關于“文化大革命”和“兩案”審理中形成的檔案材料處理問題的報告》。1984年3月，國家檔案局經同中共中央統戰部及全國政協協商，召開了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全國工商聯檔案工作座談會并發出《關于加強民主黨派檔案工作的通知》。
1980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國家檔案局關于全國檔案工作會議的報告》進一步明確了檔案工作管理體制和原則。就管理體制說，各級檔案機構既是黨的機構又是政府機構。國家檔案局既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工作部門，又是國務院直屬局，對全國檔案工作進行指導、監督、檢查。地方各級檔案管理機構都是同級黨委和人民政府的直屬機構。為加強黨對檔案工作的領導，還規定各級檔案管理機構在中央由中央辦公廳主任直接領導，在地方由各級黨委秘書長直接領導，不設秘書長的縣委由辦公室主任直接領導。重新確立了集中統一管理檔案工作的原則。1982年底，全國檔案管理機構已經基本恢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