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安徽：當時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500萬人。而依據地方志，可以推測大饑荒期間安徽非正常死亡應有400萬人，最低估計也不應少于350萬人。中共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李堅調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間餓死人的總數，將生產隊、公社，再到每個縣的統計數字逐級彙總，安徽全省餓死人總數350萬，正式上報為300萬。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在文革後表示：核實結果，安徽餓死350萬沒錯。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
* 河南：依據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萬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萬人，粗略估計非正常死亡約150萬人，主要發生在1960年，達135萬人。
* 山東：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
* 甘肅：1954年5月張仲良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是三年大饑餓時期，治下餓死人最多的五個地方最高長官之一。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以及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皆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 。特別的是，甘肅酒泉境內的夾邊溝農場曾爆發過“夾邊溝慘案”。
* 貴州：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一說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而經查證，《江口縣志》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占全縣人口的4.6%。
*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
* 陜西：2013年，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在陜西省委黨報《陜西日報》上發表文章，紀念父親習仲勛誕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陜西也發生了饑荒。
+2005年曹樹基的各省統計數據（單位：萬）
非正常死亡人口
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縣，曹樸莊、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窯三個村就因糧食虛報，加上有關部門和上級拖延應對，造成糧食供應困難，導致共8人餓死、另1人自殺。事後地方當局關注，而組成省、地、縣三級聯合調查組到當地查明情況，但中共河北省委是在過了兩個半月後，才轉發調查組已上交的報告給中共天津市委等其他機關。
於是各個農村的公共食堂糧食短缺，導致了嚴重的饑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饑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灣》獲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一等獎，其中紀錄了大饑荒時期的真實片段：“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里浮著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著一具骨頭。幾天之后，父親又往鍋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
* 四川：前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長寧（縣）是個爛攤子，20多萬人口就餓死了7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
* 安徽、甘肅：2013年11月20日，美國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佈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此外，退休干部梁志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2008年10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志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
* 山東：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
*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于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愿、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
信陽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并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在餓死20余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黃立眾（1956年考入北大，因說農村有人餓死，被校長陸平開除）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并針對當時的情況制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暴動準備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后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1982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給予部分平反。
人民公社食堂
大躍進時，出現了“浮夸風”和“大煉鋼鐵”，大鍊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煉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 而浮夸風也是導致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間知名的口號包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
此外，大躍進及其后的“農業學大寨”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對農業生產造成負面影響。
大躍進時期起，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糧食被浪費，而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又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
大躍進初期，毛澤東發起的“除四害運動”，把老鼠、麻雀、蒼蠅以及蚊子定為四害。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饑荒問題。雖然後來麻雀被除名，但已造成相當的生態破壞。
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被嚴重夸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征收量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經濟學家孟昕、錢楠筠研究大饑荒的制度原因，發現1959年大饑荒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糧食產量高的地區，反而餓死的比率比較高。他們認為這是中央計畫經濟下，政府難以蒐集產量新資訊並且作出調整的結果。
1956年初，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轉變。同年10月6日，國務院出臺《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一般以社為單位，根據一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一計算和擬定。歸社統一計算的結果，糧食有余的為余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合作化后，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系。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規定》提出：“國家對糧食豐收地區的余糧社，可以在定購數量以外，適當增購一部分，但增購部分不得超過余糧社增產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又作出補充規定，根據一九五六年的經驗和供銷矛盾的新發展，提出在堅持“三定”的基礎上，實行以豐補歉的方針。對超過糧食“三定”的余糧社、自足社，必須增購一部分糧食，對缺糧社必須減銷一部分糧食。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征購的糧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狀態。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于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最終，1959到1961年平均征購數占糧食總產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近一倍。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饑荒的起始年。
大饑荒出現以后，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
中共黨營媒體人民網——《國家人文歷史》則總結指出：在戶籍制度嚴格執行的時代，“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稱“按保守估計，農村有上千萬人餓死。”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饑荒研究專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糧食減產，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糧食分配，而且通常結合著對于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匱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誤導。在中國這場5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新的集體經濟，農村的下級官員因搶著虛報他們公社收獲產量，而留給當地農民很少剩余。阿馬蒂亞·庫馬爾·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災，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而當時的中國在毛澤東的經濟政策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卻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新聞自由，經濟政策持續三年而沒有得到校正，從而造成了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饑荒。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后發現，“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饑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一部分死于階級斗爭。在大饑荒中饑餓的人，很多是因被減少給予食物的量而導致的。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歸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他們所分得的食物也會因其勞動量的減少而縮減。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于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后為什么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饑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饑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并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
歷史學家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由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饑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的“糧食戰爭”。
+1950－1960年中國糧食國際貿易情況（單位：萬噸）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系，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在全國范圍出現嚴重的饑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著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致使糧食問題更加嚴重。1960年1月，與外交部、外貿部平行的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立，專門負責向外國贈送現款、食品等。就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切·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予對方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蘇關系惡化，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持反對赫魯曉夫的立場，贈予五億盧布，并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此外，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
* 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還有支援阿爾巴尼亞15000噸小麥，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 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 1965年5月10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
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 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發表了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為歷史最高。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堅決糾正各種“左”的偏差，開始緊急調運和進口糧食，并開始采取大幅度減少糧食征購、提高糧價等緊急救災措施。
1960年底，蘇聯體諒中國的國情，提出“還債的事可以延緩”。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則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復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沈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1962年，美國肯尼迪政府嘗試通過糧食援助改善兩國關系，但美國拒絕從臺灣撤軍，而中國堅持要求撤軍，并因此拒絕了援助。基于中國支持東南亞共產主義奪權以及中印戰爭等因素，肯尼迪政府最終放棄了對華政策調整和援助提議。
1958年黃河水災期間，周恩來總理（中）查看濟南濼口黃河鐵路大橋。此次防汛工作相對成功。
對于自然災害在大饑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爭議。一方面，據《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8年，“1-8月，全國大面積旱災……冀、晉、陜、甘、青與西南川、滇、黔及華南粵、桂等省區。春旱時間長，波及面廣，嚴重影響農作物播種、生長。河北省中部、東部連續200多天無雨雪……5月中旬……西南、華南及冀東持續干旱。入夏，華東、東北800多萬頃農田受旱。吉林省266條小河、1384座水庫干枯，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內，旱災波及24個省區2236萬公頃農田。” 1959年，“1-4月，冀、黑嚴重春旱。” 1960年的旱災期間，“1-9月，以北方為主的特大旱災”、北方地區60%的農業耕地未有任何降水。1961年，旱情持續，但氣候環境有所緩和，其中“1-9月，全國范圍的特大旱災。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1865.4萬公頃。” 1962年，“1-9月，全國大面積旱災。”
另一方面，據楊繼繩研究，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于1958年曾說道“我們匯報上級想要的任何數據”以夸大自然災害、減輕官員對饑荒死亡的責任。許多國外的觀察家也持有相似觀點，認為自然災害的程度和影響力被夸大了。 一些學者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氣象日志研究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楊繼繩調查了全國范圍內350個非政府氣象站的氣候數據，結果顯示1958-1961年的氣候屬正常，并無特大旱災、特大水災或異常低溫。歷史學家馮客也指出，大饑荒時期的許多水災并不是由于異常天氣所致，而是大躍進期間大規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稱，自然災害本身無法解釋的整個事情，而當時中國大陸的領導層要為這次事件負上主要責任。還有學者指，“根據當年的氣象資料，1958年無論從官方的記載，還是老農的回憶來看，都是風調雨順的一年。...... 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氣候方面的負面影響，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絕對不是蔓延全國且長達三年之久的大饑荒產生的主要原因。況且，受災面積不等于成災面積。在糧食供應充沛的條件下，即使發生大災，農民也有體力和積極性將災害損失控制到最小。” 此外，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幾乎年年都有自然災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糧食產量幾乎都處于年年增長的狀態。
*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約為負30％、屬一般干旱，其干旱幅度與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別突出。作為對比，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而且恰處于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卻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屬一般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黃河中下游發生了水災，但防汛工作相對成功。澇災分為一般澇、大澇兩個等級，1954年長江有大澇，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這個時期的降水量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較小的，這三年是常態年份。
*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同樣有重要影響，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也不算大，沒有出現超常低溫。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觀看話劇《千萬不要忘記》（1964年）。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后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主持中央具體事務，而林彪在會上依然堅定支持毛澤東路線；該會議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出進一步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此后，劉少奇主導推出“三自一包”政策以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存條件，獲得鄧小平、陳云、鄧子恢等人的支持。1962年7月，鄧小平在一次內部會議中提出了改革開放后廣為流傳的“貓論”（早期版本）：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
但此后，毛澤東與劉、鄧等人之間分歧加大，尤其在階級斗爭等問題上。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以及八屆十中全會上，與會人士多著重于如何提高糧食生產等問題，而毛澤東則集中講了階級斗爭形勢問題，號召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同時批評了鄧子恢等人的“包產到戶”是在搞資本主義。1963年，毛澤東在全國發起“四清運動”，毛與劉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逐漸升級。1964年2月9日、29日，毛澤東先后會見兩個外國黨的領導人，說道︰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里更多。夏季我們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全會，把這些問題都抖落出來了。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其中劉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為劉少奇的主要罪狀。
鄧小平當政后三年困難時期才能被客觀地討論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工農業生產模式發生了系統性的轉變， 完成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到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撥亂反正期間，1980年2月23-29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劉少奇獲得徹底平反，《人民日報》稱“劉少奇的冤案，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時說：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1980年4月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再次提到：“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云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提到：廬山會議后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八屆八中全會關于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但是，對于大饑荒，中國大陸在1990年以前宣稱是由于政策的誤判加入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所致，而現在中國大陸官方和主流媒體則開始回避這一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并沒有收錄“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而在各地初高中歷史課本中只略有提及。
從左至右：朱德、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毛澤東（1962年7月）。
前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和國家主席劉少奇于1962年7月對毛澤東說：“餓死這么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說：“人民公社化后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么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斗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
前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回憶這段歷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婦女穿白鞋吊喪）。怎么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嚴重的浮夸，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里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夸，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著。這里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時候，他（毛澤東）情不自禁地罵了一句，并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云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么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中國共產黨原本稱呼此事件為三年自然災害，起自1962年初，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將大饑荒的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論點。後來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后，人為因素正式被指為主要原因，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其更正為「三年困難時期」，並將主要成因歸結為“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
其他在各種公開場合承認大規模餓死農民的中共高級干部還包括：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出獄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其聲稱全國當時大致餓死500萬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李銳等。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筆名”依娃”）采訪兩百多名大饑荒幸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幸存者》出版，她調查大饑荒的動機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饑荒中餓死。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饑荒死難者的名字。她認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對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餓死。
2012年11月，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饑荒報道——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論做出了嘲諷。
2012年4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通過新浪微博否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上千萬人，引發部分網友激烈抗議。次日，北大教授孔慶東等人轉發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餓死人是謠言，是外國人寫的黨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饑荒做了專題報道，提到：“大饑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0年了。50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歷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歷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
北京廣播大廈（1959年）及一旁的大躍進標語“干勁一鼓再鼓，上游一爭再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他認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資訊；公社裡的人當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們看到報紙上說形勢一片大好（這是沒有新聞自由的結果），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自己失敗了，而不是政策有問題，所以他們數字造假。當大饑荒達到高峰的時候，北京根據造假數字，得出的結論是收成比實際多出一百萬噸。還有學者的觀點是：將大災難的責任歸結到毛退居二線之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等一線領導負有直接責任，或認為毛是無責任的受害者，譬如，新加坡學者董玉振在其著作《巨人的背影——為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第三章“大饑荒解析”，稱饑荒的主要責任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 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的親屬派系后代則將主要責任歸結為毛的好大喜功獨斷專行，并稱劉周鄧陳等是冒著政治生命終結的風險與毛做了斗爭。
2013年9月，徐州師范大學數學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否認大躍進餓死上千萬人口；其認為，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應該在250萬人以下。楊繼繩認為孫經先以「遷移後不上戶口」解釋人口變化，而沒有解釋沒有戶口如何獲得糧食配給。孫經先反駁稱糧食配給制針對當時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通過參加生產小隊勞動而分得糧食，因而不需要購買實行配給制的商品糧。
2013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撰文表示，“‘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
2012年，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遜認為：“大饑荒是中國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紀人類的一個很大的慘案。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這一段被抹掉了。中國的歷史書上沒有大饑荒的記載，就連大饑荒這個詞都沒有，只是說“3年自然災害”，或者是‘困難時期’。”
2011年6月，歷史學學者曹樹基在《盲人摸象：有關大饑荒的不同回憶》一文中說道：“ 一位學者就曾經這樣質問我，死亡2000萬人口與死亡3000萬人口有什么區別？還有必要進行這樣的深究和追問嗎？我不同意這種觀點。這是因為，每一個餓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價值，沒有理由說，誰的生命重于泰山，誰的生命又輕于鴻毛。對于大饑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靈和他們的家屬永遠保持追究責任的權利，即便對于那些死絕的餓殍，存活的人們也有義務為他們討回公道。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造成人口死亡的這場大饑荒，開始淡出人們的記憶。對于大饑荒中死亡人口數據的質疑，開始蔓延，有漸漸變成一種社會思潮的趨勢。”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楊繼繩在此書中寫道：“真理的旗幟掌握在共產黨手里...不少人愿意為這個偉大的理想作出犧牲。自己挨了餓，家里餓死了人，還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為了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應該的。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們馴服，新聞封鎖使人愚昧。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不僅當時鄰近地區不知有其事，甚到幾十年后還嚴加保密。處理這些重大事件的辦法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個別問題來處理，把一個地方餓死人當作‘一個指頭’，在承認‘一個指頭’的同時，大講‘九個指頭’的成績。”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采訪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凄慘的。”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說再次提道：“那個時候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湖南叫做過苦日子，那真難受。我親眼看到五個餓殍，倒在田埂上、路旁邊和橋底下，餓死幾千萬人啊。... 剛剛日子好了一點。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過了1962年開始好轉，還沒幾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么一個偉大的國家，這么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么亂七八糟。”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把大饑荒的責任歸咎于毛澤東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饑荒的原因之一。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系。余杰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文章，批評“三年困難時期，因‘左’的錯誤所造成的農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確實是存在的，損失是極其慘重的”，“這一錯誤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質的錯誤”，但同時認為“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刻意隱瞞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社會主義制度自我調整和糾錯的能力是很強的”，并且批評“某些西方敵對勢力反復炒作中國餓死幾千萬人，而且一再夸大”，“人口學研究被某些西方媒體和一些敵對勢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炒作，已經遠遠超出純學術范圍了，并且以此質疑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
*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
*1932年蘇聯大饑荒、農業集體化
**1932年哈薩克斯坦大饑荒
*  - 作者1949年生于遼寧，以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親身經歷被背景寫成的長篇歷史小說。
* 曹樹基： 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 張廣友：《 大饑荒見聞錄》
* 黎津平： 三年“自然災害”事實真相
BeOS是一種由Be公司針對多媒體使用所開發的作業系統。
1991年，讓-路易·加西帶領包括AppleNewton開發員Steve Sakoman在內的一眾Apple員工創建了Be公司。Be公司開發了一個全新的操作系統，從設計之初就針對多CPU和多線程的應用程序。與此同時，Apple已陷入不能推出其新操作系統Copland的困境，正在尋找代替品。加西認為這是個黃金時機。1996年，加西要價4億美金，允許Apple Computer使用BeOS。然而Apple估算Be公司的總值為8000萬美金，故此出價1.2億，后來上升到2億。最終未能成交，Apple轉而購買NeXTSTEP，同時重新得到史蒂夫·喬布斯。
*1996年11月，BeOS發佈了第一個運行于蘋果機上的版本。
*1998年，發佈了第一個運行于Intel平臺的版本。
*2000年發佈了5.0版本，包括了個人版（BeOS 5.0 Personal Edition）和專業版（BeOS 5.0 Professional Edition），其中個人版是免費的。
官方最後發行的版本是BeOS R5版。後Be公司被Palm公司于2001年8月以1100萬收購，從此不再發佈官方版本。
DR1–DR5
DR6 (developer release)
1996年9月
Advanced Access Preview Release
PR1 (preview release)
PowerPC and Intel x86
R4.5 ("Genki")
R5 PE/Pro ("Maui")
2000年3月
R5.1 ("Dano")
Intel x86
BeOS的設計理念是專門用於多媒體處理的“多媒體作業系統”，採用先進的64位文件系統，支援多處理器，其多媒體性能異常優越。BeOS開始是運行在BeBox硬件之上的。與其他同期的操作系統不同，BeOS是為了充分利用現代硬件的優點而編寫。針對數字媒體工作優化，BeOS能夠充分利用多處理器系統通過模塊化的I/O帶寬，多線程，搶斷式的多任務和被稱為BFS的定制64位日志文件系統。BeOS的GUI遵循清晰整潔的設計原理而開發。其API是用C++編寫而成，非常容易編程。雖非源于Unix的操作系統，但其實現了POSIX兼容，并通過Unix Shell命令行界面來訪問
*擁有32個工作空間（虛擬桌面）
*類似數據庫的64位日志的文件系統
由BeOS衍生出來的其它非官方版本仍然在繼續發展，如開放源代碼的Haiku（OpenBeOS）等。
以完全重新創建類BeOS系統為目標的衍生版本有：
以繼續發展原有BeOS系統為目標的衍生版本有：
* Bebits（BeOS軟件大全）
* Haiku Project
Be公司由曾在蘋果電腦公司擔任主管的讓-路易·加西於1990年創辦，位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門洛帕克，同時在法國和日本設有分部，在被收購的過程中公司搬至加利福尼亞州的山景城。公司早期的目標是開發專供音樂與視訊處理的多媒體作業系統，產品有BeOS作業系統、BeIA系統、BeBox（硬體產品）等。2001年第四季度被Palm公司以等價于1100萬美元的股票收購。
Be公司旨在使用C++在一些專有平臺上開發出新一代操作系統。BeOS可在BeBox上運行，后來被引入蘋果電腦公司的PowerPC架構（盡管蘋果反對這樣做）。1998年BeOS開始引入英特爾x86架構，同時對PowerPC的支持慢慢減少。BeOS的最終版本是BeOS R5。
德國之聲（，，縮寫：）是按《德國之聲法案》（Deutsche Welle Act）設立，並由德國政府提撥預算資助的公共國際廣播機構，是德國廣播電視聯合會（ARD）以及歐洲廣播聯盟（EBU）成員。
德國之聲前身為西德政府設立的廣播公司。總部設於波昂。在60多個國家共有1500多名正式員工與1500多名約聘人員，與波昂及柏林的同事合作製作廣播、電視以及網際網路的資訊服務。以29種語言播出廣播節目，以德語、英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播出電視節目。內容上側重國際時事，也包含介紹德國，以及德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交流。
2003年搬遷前，德國之聲位于科隆的總部大樓。
位于波恩的德國之聲辦公區。
位于柏林的德國之聲辦公室。
早在1924年就出現了“德國之聲有限公司”，這是一個德國所有地區的廣播聯合機構，座落在柏林。戰后，德國之聲于1953年5月3日首次以短波播出德語節目。6月11日，德廣聯的成員簽署合約成立共同的德國之聲短波節目。這個節目首先由當年的北德廣播公司負責，之后又由座落在科隆的西德廣播公司接管。該公司的臺長對德國之聲的節目負責。一年之后，德國之聲啟動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節目。
德國之聲從1953年5月3日開始廣播節目，時任西德總統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的講話是其首次短波廣播，豪斯以“致我們全世界親愛的同胞”的講話向世界問好。至2003年，其主要的駐地在萊茵河畔的科隆。
1960年，通過立法，“德國之聲”正式成為獨立的廣播電臺。1962年起，德國之聲陸續擴充其他語言豐富廣播節目。1990年，隨著兩德統一，原東德的柏林國際廣播電臺終止對外廣播。該電臺的一些工作人員和其播出頻率和播出設備被德國之聲採納。
兩年之后，也就是1992年4月1日，德國之聲在柏林以德語和英語播出DW-TV電視節目。該電視節目通過衛星播出，在以后的幾年內不斷擴充。現在德國之聲共有5個電視頻道，分別為DW-TV（英語頻道，面向全球播出）、DW-TV Arabia（阿拉伯語頻道）、（西班牙語頻道）、DW-TV Deutsch+（美洲頻道，每天播出20小時德語節目和4小時英語節目）和DW-TV Deutsch（德語頻道，面向亞太及歐洲播出）。
1994年，德國之聲注冊域名www.dwelle.de，成為德國第一家網上廣播公司。
2003年，值德國之聲成立50周年之際，德國之聲的廣播部和網絡部搬遷到德國舊都波恩以前的政府區，德國之聲的電視節目改在柏林制作。據2002年德國之聲年度報告中報道，此次搬遷的費用為1500萬歐元。
財政經費削減對德國之聲造成很大的影響。2004年，削減的金額就達到了75萬歐元。德國之聲重新進行內部結構重組，并調整節目的方向和重點，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政治氣候和媒體市場的需求。其后，通過立法，德國之聲的網站DW-World正式與廣播、電視并立，成為德國之聲多媒體的三大支柱之一。德國之聲網站的重點語言是：德語、英語、漢語、俄羅斯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阿拉伯語。
2011年10月30日，德國之聲停止除非洲、亞洲以外的短波廣播。2013年1月1日，德國之聲短波中文廣播停播。2021年10月28日，白俄羅斯當局下令屏蔽德國之聲網站。
2022年2月3日，作為對德國禁止RT DE落地的回應，俄羅斯當局關閉德國之聲駐莫斯科分社，撤銷德國之聲員工在該國的工作資格許可，終止德國之聲在俄羅斯境內的衛星廣播和其他廣播。
德國之聲女記者在德累斯頓
德國之聲電視部（DW-TV）
1965年3月7日，德國之聲中文編輯部成立，目前有近20名工作人員，並在全球範圍內擁有一個通訊員網路。德國之聲中文部通過信件、電話、電郵與聽眾聯絡，並於2006年開通手機簡訊平臺。2018年開始,德國之聲在臺北設立亞洲辦公室。
* 中文廣播：中文廣播每天通過互聯網向全球各地的華人用華語播音60分鐘。德國之聲中文節目以國際時政為主要內容，此外還有文化地理歷史等專欄節目。
* 亞洲廣播：德國之聲在斯里蘭卡、新加坡、韓國都建有發射臺，斯里蘭卡的發射臺設在亭可馬里（Trincomalee），有一部400千瓦中波發射機，3部250千瓦的短波發射機，新加坡的發射臺有100千瓦的短波發射機，韓國的金堤發射臺有250千瓦的短波發射機。
* 臺灣廣播：德國之聲在臺灣也使用調頻和中波落地播出。如花蓮的FM97.3和臺北的AM1494，現由國立教育廣播電臺轉播。
德國之聲網站是德國之聲多媒體、互動的網上服務項目。德國之聲網站以30種語言提供有關德國、歐盟以及國際的時事新聞、背景報導。德國之聲中文網每天更新時事、經濟、文化和體育新聞，提供包括如何留學德國以及歐洲旅游等信息，并提供部分被中國大陸當局禁止出版圖書的在線閱讀，但不提供德國當局禁止出版圖書的在線閱讀。德國之聲的官方數據稱，該公司每週在世界各地觸及1億5700萬名閱聽眾。
德國之聲學院（德語:DW Akademie）是德國之聲媒體開發、媒體諮詢和記者培訓的國際中心。它為全世界的合作夥伴和客戶提供多種多樣的媒體培訓和咨詢項目。它與廣播機構、媒體組織和大學合作，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以促進自由和獨立的媒體。這項工作主要是由德國聯邦經濟合作及發展部資助。其他資助來自德國外交部以及歐盟。
德國之聲學院的新聞培訓計畫是一個為期18個月的青年記者課程，提供德國之聲製作內容以下三個領域的編輯訓練: 廣播、電視和網路。它針對來自德國以及有德國之聲傳播對象地區中有抱負的記者。
與波昂大學和波恩-萊茵-錫格應用技術大學合作開設的"國際媒體專業"碩士課程，即在德國之聲學院進行。為期四學期的課程將媒體開發、媒體管理和通訊等學科集於一體。研討會以英語和德語舉行，而且該學位目標為來自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媒體代表。
''Carsten von Nahmen''於2018年9月成為德國之聲學院的負責人。自2017年2月起，他一直擔任德國之聲駐華盛頓的資深記者，並且在此之前，從2014年起擔任德國之聲副總編輯和主要新聞部門的負責人。格拉姆施(德語:')於2013年11月至2018年5月擔任德國之聲學院的主任，並且在此之前，他擔任德國之聲的多媒體區域總監。他接替了前德國之聲學院主任'，其曾擔任德國之聲廣播節目的副總編輯，且更早之前曾為多家媒體機構工作，並擔任過Inter News service的特派記者。捨費爾(德語:')自 2014 年起擔任德國之聲學院的副負責人，並曾任德國之聲的總編輯。
總體來說，德國之聲的資金來自于政府撥付的稅款，以保障其在德國境內報道的中立性，每年德國之聲從德國聯邦政府得到撥款。也就是說，德國之聲的經費并非來自廣播電視用戶的收費。在有限的范圍內德國之聲可以提供一定的廣告時間。
2003年，德國之聲的經費大約為2.77億歐元。經費支出的具體詳情記載于每年的年度報告之中。德國之聲的目標和計劃也在中期計劃報告中詳細說明。自1999年以來，聯邦政府不斷縮減開支，德國之聲也受到影響，不得不采取裁員，縮減短波廣播語種等一些節約措施。但是，德國之聲也看到因特網發展的前途，并逐漸擴充德國之聲網站的內容和語種，并開發除新聞之外其他的因特網服務項目。
近年，常有聲音指責德國之聲收受懷疑來自臺灣民進黨的政治捐獻，在其中文媒體上刻意抹黑中國大陸，其中包括刊登大量未經證實的消息，引起中國大陸政府的強烈不滿。而德國國內民眾認為，作為德國國營媒體，不應該收受國外政治機構的捐獻。
2008年8月4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前四天，時任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的張丹紅受邀參加德國電視二臺一訪談話節目時，宣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成功「使四億人脫貧」，說明「中國共產黨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在實踐人權宣言第三條方面的貢獻都要大」。此前的7月24日，張丹紅在德國電視二臺節目中談到西藏時表示，中共「為保護西藏文化做了很多事情」等。張丹紅其后被迫從德國之聲離職支持張丹紅的中文部主任馮海音被調至中央部擔任編輯。
針對此事，中國媒體普遍指責德國存在「反華情緒」和「反華勢力」，説張丹紅「因言獲罪」與西方標榜的「新聞自由不符」。人民網認為，德國之聲標榜客觀公正，但自從2008年張丹紅離職之後之後，改組後的德國之聲中文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抨擊與日俱增，上萬份中文報道「遭審查」。並且不再像以往那樣每周刊出讀者留言。而以往的讀者留言，批評德國之聲的評論佔有很大的一部分。在德國的華人異議人士組成的“聯邦共和國作家圈”要求清查德國之聲員工政治背景和審核中文部過去五年節目內容，環球網批評這一要求「是要搞新聞檢查」。中國網報道指，張丹紅在任職期間，也發表過不少「反華言論」，呼吁公眾理性看待該事件。
德國《焦點》雜志稱，張丹紅「過于客觀公正的觀點」，表示張違反「德國之聲」的宗旨。2008年9月，海外異議人士徐沛批評張丹紅用流利的德語講出中宣部謊言，正如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所形容的「獨一無二的災難」，并且譴責張丹紅於中共在法輪功成員器官爭議發生時還為中共說話。
在各方壓力下，8月30日，德國之聲電臺中文網發表官方聲明，稱“張丹紅并沒有解除工作”“她接受的為數不少的媒體訪談中，有一次她的一些表達與德國之聲所秉承的主導理念不相符合”“在調查結束前，慣常做法是暫停針對公眾的活動”。此聲明再次引發中國媒體與輿論質疑，《青年參考》質詢德國之聲中文部，“為什么一位工作了18年的資深記者‘有一次一些表述與主導理念不相符合’，就停止她的職務？”2011年5月，四名被德國之聲裁撤的華人員工發布公開信，控訴德國之聲中文部“設置秘密‘監督員’，清除‘異己’員工”。公開信詳細回憶了北京奧運會前發生的張丹紅事件前后經過，并稱自己“是2008年‘中國論戰’遲來的犧牲品”。2013年，馮海音回任中文部主任。
2020年中國南方水災期間，7月9日，德國之聲中文推特在報道武漢洪水時，刻意配圖“幾乎被淹沒的武昌黃花磯涼亭”，以表示所謂洪災的“嚴重性”。有網友詢問配圖拍攝時間，德國之聲中文推特回應“是哦7月8日拍攝的”。隨即遭中國武漢網友指出此涼亭是武昌江灘上的親水涼亭，汛期被淹非常正常。淹沒的涼亭也成為了武漢市民的觀光景點和了解汛期水位的標記，根本不能反映城市的受災情況。有的網友還在地圖上指出照片中各景物的位置，推斷出攝影的方位，并表示“可見攝影記者是站在岸邊拍攝，且記者故意調用長焦鏡頭只選取涼亭進行拍攝。圖片結合德國媒體發的文字，其片面夸大事實的意圖非常之明顯。”
NHK大河劇是日本放送協會（NHK）自1963年起，每年製作一檔的系列電視連續劇，於日本時間每星期日晚間8點在NHK綜合頻道播出，每集播出時間為45分鐘，每一檔製作約50集（不過在1993年到1994年這兩年，則一共製播了三檔）。其以日本歷史的人物或是一個時代為主題製作，與時代劇類似。
大河劇中的“大河”來自法文詞彙中的“”（大河小說），意即以家族世系的生活思想為題材而寫成的系列長篇小說，從這個名字也可看出大河劇的定位。
大河劇的主要題材，以日本家喻戶曉的戰國時代故事為主，其次則是幕末故事，改編自歷史小說的也不在少數。在選角方面多以實力派演員優先，但因近年來收視率不振的關係，大量採用偶像演員，且在故事上虛構部份頗多，遭到非議的地方也不少，所以一度有人提出「大河廢止論」，認為應該停拍大河劇。
特別的是，在1984年到1986年之間，大河劇連續三部都是近代戲。NHK為此另開一個「水曜時代劇」時段，也做了三檔古裝劇，演員絕大多數都曾經參與過大河劇的演出，使得水曜時代劇在實質上地位與大河劇可以相提並論。
大河劇的演出者幅度非常廣，有時候邀請的主角、配角，會橫跨非電視電影界的人物，比如舞臺劇、傳統藝能演員、歌手、偶像、搞笑藝人，陣容非常多元，因此會看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面孔。在一開播時，曾有（僅用松竹、東寶、、、東映的導演與演員），因此啟用的很多當時新進演員，如緒形拳、、石坂浩二等，一演出就變成超級巨星。在五社協定結束後，也不乏新人爆紅的案例，如第21作《德川家康》演出信長的役所廣司、第25作《獨眼龍政宗》的渡邊謙。另外在2000年後，《北條時宗》的北村一輝和宮迫博之、《新選組！》的山本耕史和堺雅人等，也都是因為演出大河劇後活躍起來。
目前統計，歷年大河劇主角最年長者為2000年《葵德川三代》的津川雅彥，時年60歲；最年輕者為2008年《篤姬》的宮崎葵，時年22歲。而主演次數最多者為西田敏行，共計四次。兼任大河劇和晨間劇主角的有三人——松嶋菜菜子、宮崎葵及井上真央。
第6作《龍馬來了》以前都是黑白色作品、第7作《天與地》開始採彩色拍攝。第29作《太平記》開始採音響效果，且為加深觀眾對歷史的印象，並可觀賞地方風情，開啟了遺蹟巡禮橋段——太平記故里，這便是後來大河劇紀行的雛形。第39作《葵德川三代》開始採高畫質拍攝，第49作《龍馬傳》採30P攝影機拍攝。第58作《韋馱天～東京奧運故事～》進一步採用4K超高畫質拍攝，片尾紀行首次介紹國外城市。
大河劇原則上是一年一作。但1993-1994年間出現短作：《琉球之風》播出6個月、《炎立》與《花之亂》均僅9個月。2009年至2011年，NHK推出「21世紀特別大河劇」，原定在2006年播出司馬遼太郎原著的《坂上之雲》，但因編劇野澤尚自殺身亡的關係，使本劇要在三年內的12月分部上檔。
因為保存技術與版權等問題，現存較為完整的大河劇，約從1976年《風雲虹》開始。1970年代由於底片成本高昂，故放送後節目會拿去錄製其他節目。因此NHK在1970年代以前自身留存的大河劇完全度也無法得知。但現在已經逐步發掘或透過民間提供，送至美國修復。目前有16部作品仍處於殘缺狀態，確定的是1978年《黃金的日子》有完全版、1980年《獅子的時代》以後完全版、總集篇都有。1977年《花神》有留存總集篇，1975年《元祿太平記》有完全版（參演者江守徹錄製）。另外像1971年《春之坂道》最終回有家庭錄影帶版，1979年的《草燃》部分內容也有民間提供。
另外，在大河劇中飾演同一角色的演員也是非常少有，目前有紀錄的共28位：
《義經》《平清盛》
《女太閤記》《春日局》
《信長KING OF ZIPANGU》《琉球之風》
《秀吉》《軍師官兵衛》
《》《軍師官兵衛》
《獨眼龍政宗》《葵德川三代》
《江～公主們的戰國～》《直衝青天》
《信長KING OF ZIPANGU》《江～公主們的戰國～》
《天地人》《軍師官兵衛》
《信長KING OF ZIPANGU》《利家與松》
《利家與松》《功名十字路》
《秀吉》《真田丸》
《德川家康》《獨眼龍政宗》
《功名十字路》《天地人》
《女太閤記》《葵德川三代》
《春日局》《葵德川三代》
《春日局》《信長KING OF ZIPANGU》
《秀吉》《天地人》
呂宋助左衛門
《》《真田丸》
《軍師官兵衛》《真田丸》
《德川家康》《春日局》
《》《龍馬來了》《》
《西鄉殿》《韋駄天～東京奧運故事～》
中文劇名日語原文劇名（羅馬拼音）
播出起訖日期
花之生涯(Hana no Shōgai)
1963年4月7日1963年12月29日
＊全劇為黑白。＊講述江戶幕末時代之大老?井伊直弼的生涯。
赤穗浪士(Akō Rōshi)
1964年1月5日1964年12月27日
＊講述江戶幕府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時之忠臣藏事件。
太閤記 (Taikōki)
1965年1月3日1965年12月26日
緒形拳 藤村志保
＊1996年重新製播成《秀吉》，全劇為黑白。＊主角是安土桃山時代的天下人豐臣秀吉。
源義經 (Minamoto no Yoshitsune)
1966年1月2日1966年12月25日
緒形拳富司純子
＊2005年重新製播成《義經》，全劇為黑白。＊講述平安時代的源平合戰的主角源義經。
三姊妹 (San Shimai)
1967年1月1日1967年12月24日
藤村志保 栗原小卷
＊全劇為黑白。＊背景為江戶幕末到明治維新，第一次以虛構人物為主角的大河劇。＊此劇為來年紀念明治維新百週年。
龍馬來了 (Ryōma ga Yuku)
1968年1月7日1968年12月29日
北大路欣也 淺丘琉璃子
＊最後一部以黑白廣播的大河劇。＊2010年重新製播成《龍馬傳》。＊主角是江戶幕末志士坂本龍馬。＊此劇為紀念明治維新及龍馬逝世百週年。
天與地 (Ten to Chi to)
1969年1月5日1969年12月28日
海音寺潮五郎
石坂浩二 高橋幸治
＊第一部彩色大河劇。＊主角是戰國時代越後國大名上杉謙信。
最後的樅木 (Mominoki wa Nokotta)
1970年1月4日1970年12月27日
吉永小百合 栗原小卷 田中絹代
＊講述江戶時代前期之。
春之坂道 (Haru no Sakamichi)
1971年1月3日1971年12月26日
＊本劇為紀念主角江戶時代前期之軍法劍術家柳生宗矩誕辰400週年。
新?平家物語 (Shin Heike Monogatari)
1972年1月2日1972年12月24日
仲代達矢 中村玉緒
＊2012年重新製播成《平清盛》。＊主角是平安時代的權臣平清盛。
國盜物語 (Kunitori Monogatari)
1973年1月7日1973年12月23日
＊主角是戰國時代之齋藤道三與織田信長。
勝海舟 (Katsu Kaishū)
1974年1月6日1974年12月29日
＊主角是江戶幕末時代之開明派幕臣勝海舟。＊渡於該年患胸膜炎而病倒，由松方接演並完成餘下集數。
元祿太平記(Genroku Taiheiki)
1975年1月5日1975年12月28日
石坂浩二江守徹
＊第二次以江戶幕府時代之忠臣藏事件為題材，主角是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之側用人柳澤吉保。
風與雲與虹(Kaze to Kumo to Niji to)
1976年1月4日1976年12月26日
緒形拳 吉永小百合草刈正雄露口茂
＊講述平安時代中期承平天慶之亂之策動者平將門與藤原純友。
花神(Kashin)
1977年1月2日1977年12月25日
淺丘琉璃子 篠田三郎 中村雅俊
＊主角是江戶幕末時代長州藩的軍事家大村益次郎。
黃金的日子(ōgon no Hibi)
1978年1月8日1978年12月24日
市川染五郎 栗原小卷  丹波哲郎 緒形拳
＊主角是安土桃山時代的商人呂宋助左衛門，別名納屋助左衛門。
草燃(Kusa Moeru)
1979年1月7日1979年12月23日
石坂浩二 巖下志麻 松平健 鄉廣美 篠田三郎
＊主角是鎌倉幕府開創者源賴朝與正室北條政子。
獅子的時代(Shishi no Jidai)
1980年1月6日1980年12月21日
大原麗子大竹忍
＊背景是江戶幕末至明治維新，第二次以虛構人物為主角的大河劇。
女太閤記(Onna Taikōki)
1981年1月11日1981年12月20日
西田敏行 中村雅俊藤岡弘
＊主角是安土桃山時代的天下人豐臣秀吉的正室寧寧。
山頂的群像(Tōge no Gunzō)
1982年1月10日1982年12月19日
緒形拳 松平健 隆大介 伊丹十三
＊第三次以江戶幕府時代之忠臣藏事件為題材。
德川家康(Tokugawa Ieyasu)
1983年1月9日1983年12月18日
役所廣司 武田鐵矢夏目雅子
＊涵蓋安土桃山到江戶時代前期，以江戶幕府首任將軍之德川家康為主角。
山河燃燒(Sanga Moyu)
1984年1月8日1984年12月23日
松本幸四郎 西田敏行 三船敏郎大原麗子
＊唯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日裔美國人為主題的大河劇，「近現代三部作」之第一部，水曜時代劇（現稱『木曜時代劇』）的始祖。
春之波濤(Haruno Hatō)
1985年1月6日1985年12月15日
松坂慶子 中村雅俊風間杜夫
＊「近現代三部作」之第二部，水曜時代劇（現稱『木曜時代劇』）的始祖。＊講述明治大正時代的頭號女優川上貞奴，隔年將屆主角逝世40週年。
命(Inochi)
1986年1月5日1986年12月14日
三田佳子丹波哲郎伊武雅刀宇津井健野際陽子
＊「近現代三部作」之第三部，水曜時代劇（現稱『木曜時代劇』）的始祖。＊講述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經濟高速增長化的農村，集體就業，石油衝擊等主要事件，唯一一部無歷史人物登場的大河劇。
獨眼龍政宗(Dokuganryū Masamune)
1987年1月4日1987年12月13日
渡邊謙 櫻田淳子 北大路欣也 巖下志麻三浦友和西鄉輝彥
＊主角是安土桃山到江戶時代前期的武將伊達政宗。＊自2016年為止平均收視率最高的大河劇。
武田信玄(Takeda Shingen)
1988年1月10日1988年12月18日
中井貴一  若尾文子西田敏行中村勘九郎
＊主角是日本戰國時代的甲斐國大名武田信玄。
春日局(Kasuga no Tsubone)
1989年1月1日1989年12月17日
大原麗子 中村雅俊 山下真司丹波哲郎江口洋介
＊主角是江戶幕府三代將軍德川家光乳母春日局。
宛如飛翔(Tobu ga Gotoku)
1990年1月7日1990年12月9日
西田敏行 鹿賀丈史田中裕子加山雄三
＊採雙主人公模式，以薩摩藩下級武士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為主角，描述他們年輕時代推翻幕府、建立明治政府、意見相左等的故事。
太平記(Taiheiki)
1991年1月6日1991年12月25日
真田廣之 澤口靖子高嶋政伸武田鐵矢藤村志保緒形拳
＊主角是鎌倉南北朝時代建立室町幕府的足利尊氏，描述其推翻鐮倉幕府、北條執政與朝廷爭鬥的故事。
信長KING OF ZIPANGU(Nobunaga, King of Zipangu)
1992年1月5日1992年12月13日
緒形直人 菊池桃子仲村亨鄉廣美宇津井健
＊主角是安土桃山時代的戰國大名織田信長。＊以外國傳教士的觀點來描述織田信長的一生，也是首部外國籍擔任旁白。
琉球之風(Ryūkyū no Kaze)
1993年1月10日1993年6月13日
東山紀之 渡部篤郎原田知世小林旭江守徹萩原健一
＊「浪漫大河劇」之第一部。＊講述江戶時代的琉球王朝。
炎立(Homura Tatsu)
1993年7月4日1994年3月13日
渡邊謙  里見浩太朗
＊「浪漫大河劇」之第二部。＊講述平安時代的奧州藤原氏的興亡，主角為、藤原清衡、藤原秀衡與藤原泰衡四代。
花之亂(Hana no Ran)
1994年4月3日1994年12月25日
三田佳子草刈正雄萬屋錦之介野村萬齋
＊「浪漫大河劇」之第三部。＊主角是室町幕府八代將軍足利義政正室日野富子，講述其鉤心鬥角，滋生應仁之亂的故事。
八代將軍吉宗(Hachidai Shōgun Yoshimune)
1995年1月8日1995年12月10日
西田敏行中村梅雀石坂浩二瀧田榮中井貴一 津川雅彥
＊主角是江戶幕府八代將軍德川吉宗，講述其進行享保改革、整飭吏政的故事。
秀吉(Hideyoshi)
1996年1月7日1996年12月22日
竹中直人 澤口靖子 高嶋政伸 仲代達矢
＊主角是安土桃山時代的天下人豐臣秀吉。
毛利元就(Mōri Motona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