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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3月，馬尚德從上海坐火車到沈陽準備去蘇聯學習。等簽證期間，他以工人身份領導了日本控制的撫順煤礦的工人運動。1929年7月14日，劉少奇到沈陽任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問他是愿回上海還是留在東北。馬尚德表示愿意留下。于是滿洲省委任命他為中共撫順特別支部書記，擔任省委常委，化名張貫一(使用母親姓，又以對黨一貫忠誠之意取“貫一”為名)；同時任命馬守愚為共青團撫順特支書記。
1929年8月16-19日，張貫一在撫順帶領大批礦工罷工。工人們提出反對裁員、上調工資和改善待遇等要求。罷工持續了4天，日本老板不得不做出妥協。1929年8月30日晚，因有人告密，張貫一在撫順居住的福合客棧被當時的日本煤礦上的兩名持槍的日本警察抓捕。當晚，撫順的組織共有11名黨團員被捕，撫順特委成員幾乎全部被捕。日本方面在當地登報宣稱攪局的共產黨人已被一網打盡。劉少奇曾向上級反映當地組織被破壞、有多名干部落難的情況，但沒有得到回應。
張貫一沒有承認日本警察搜到的文件是自己的。日本警察署署長親自審問他。張貫一否認是共產黨員，還說自己不叫張貫一，而叫張富義。張懷疑自己是被叛徒出賣的，于是要求與檢舉人對質，但對方沒有出面。他被折磨6天，什么也沒說。日本警察署只好將其交給撫順公安局，1929年10月中旬由撫順地方法院檢察處起訴。地方法院在公開審理此案件時，被張當庭反諷“作為官府不僅不能保護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在替日本人來審判我”，弄得場面很尷尬，結果只能敷衍收場。但撫順地方法院又不敢得罪日本人，于是將楊靖宇交給遼寧高等法院。1929年12月26日，遼寧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對楊靖宇予以起訴：“被告意圖宣傳共產主義所為，實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條之未遂罪，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送付公判。”2月6日，遼寧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處楊靖宇有期徒刑一年半，在遼寧第一監獄服刑。1931年1月，張學良在東北實行一次大赦。張貫一不愿意放棄共產主義，沒有選擇“自首”。遼寧高等法院檢察處向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張學良辦公室）呈報了一份特赦政治犯的報告：“張貫一系未經自首之共產黨犯……依政治犯大赦條例第四條，不在赦免之列。” 1931年4月下旬，張刑滿出獄。
張貫一剛一出獄就想辦法接觸中共的外圍組織中國革命互濟會。張貫一出獄3日后，因中國革命互濟會的一位共產黨員在被巡警搜身時搜到他的地址而再次被捕。這一次政府懶得審判慣犯張貫一，直接對其進行長期關押。張貫一和趙尚志都關押在同一監獄，而且在獄中都比較出風頭，但尚無證據顯示他們在獄中有過接觸。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張貫一經組織營救于11月出獄，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兼“滿洲省委軍委代理書記”。1932年，他向滿洲省委組織部負責人何成湘表示愿意搞抗日武裝。從此，他離開了城市地下工作，擔任滿洲省委軍委代理書記，并開始化名楊靖宇。這個新名字在朝鮮話里有“驅除外敵”的意思。
1932年秋，楊靖宇創建中國工農紅軍第32軍南滿游擊隊，任政委，并在罄石縣附近建立了游擊根據地。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給滿洲各級黨部及全體黨員的信》（后來簡稱“一·二六指示信”）。根據“一·二六”指示，楊靖宇以南滿游擊隊和海龍游擊隊為基礎，于1933年9月組成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獨立師，任師長兼政委。1934年4月，他聯合17支抗日武裝，成立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任總指揮。同年，他擔任第一軍軍長兼政委。
1936年，在東北由中共拉攏的多支抗日部隊根據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統一建制，陸續成立抗日聯軍。同年2月，楊靖宇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軍長兼政委。同年，東北抗聯第一軍和第二軍整編成為東北抗聯第一路軍。，他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總司令兼政委。楊靖宇通過一個個勝仗逐漸在當地揚名，在當時有“南有楊靖宇，北有趙尚志”的說法。
隨著東北抗日力量壯大及抗日斗爭持續，日軍對東北戰略后方更有所顧及，逐漸采用堅壁清野戰略，強制聚攏邊區農民，推行嚴格的良民證管制，偽軍高強度追襲，自備糧控管，提前收割糧食等，一方面將全部的民眾集中管制，又采用良民證防止抗日武裝與群眾接觸，對群眾口糧收繳只能備幾日糧食以及提前收割糧食防止支援抗日武裝，偽軍高強度追襲以消耗抗日力量精力。當時日軍有命令：看到抗聯和其它隊伍，放過其它，只打抗聯；看到抗聯隊伍里有楊靖宇的隊伍，放過其它，只打楊靖宇的隊伍。
曾有人向楊靖宇主張率領部隊向蘇聯轉移（抗聯稱其為“西征”，其實就是朝蘇聯方向敗退），等形勢好轉后再回來。楊靖宇則認為不能撤，因為舉起抗日大旗不容易，再回來再想舉起大旗就更難了。
1940年1月，楊靖宇所率部隊被關東軍重兵圍困，他組織部隊分散突圍。但據稱被一個參謀出賣，他所率的60多人被發現。2月18日，楊靖宇已斷糧近5日，最后跟在他身邊的兩個戰士在尋找食物時戰死。一身村民打扮的偽軍趙廷喜曾勸他：“我看你還是投降吧，如今‘滿洲國’對投降的人不殺頭的。”楊靖宇則回答：“老鄉，我是中國人哪！不能做這樣的事。我們中國人都投降了，中國就完了！”趙廷喜擔心其他幾個和他一起撞見了楊靖宇的人去告密，就搶先告發了楊靖宇的位置。2月23日，楊靖宇在吉林省濛江縣三道崴子戰死，時年35歲。
日滿軍將楊靖宇的尸體拉回濛江縣城古見聯隊大隊部，警察署官員找來變節者程斌和張秀峰前來辨認確認是楊靖宇無疑。還讓隨軍記者拍照。岸谷隆一郎抽出指揮刀親自剖開了楊靖宇的腹部，探查楊靖宇究竟吃的什么東西，看到里面根本沒有一粒糧食，岸谷隆一郎叫兩個日本兵用盤子端著切下的胃，送到濛江縣醫生洪寶源那里進行化驗。確認胃里面一粒糧食也沒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顯是剛吃進去的，一團一團的還沒變樣。得知結果后，岸谷隆一郎說：“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嘆：大大的英雄！”日軍將楊靖宇的遺首裝在一個長25厘米、寬25厘米、高35厘米、前面安有玻璃的木箱里，。之后又到通化省所屬各縣示眾。后遺首被送到新京。岸谷隆一郎指令濛江縣警務科長王世洪辦理，最后在古見聯隊大隊部后院挖出了楊靖宇遺體，在當地找了兩個木匠，兩個人找來一塊楸木，刻上眼睛、鼻子和嘴，，安葬在保安村西崗上。
楊靖宇受過學校教育，，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他還在蹲監獄。聽到炮響聲時，他勸說獄友不要盲目趁亂越獄，并向獄中資歷更高的黨員請教對策。事實證明他的謹慎是對的，監獄當時確實加強了防范，且有對越獄者格殺勿論的緊急命令。雖然與中共中央的直接聯系中斷，但楊靖宇還是設法搞到過一本毛澤東寫的討論部隊建設經驗的小冊子。楊靖宇將其隨身攜帶，并推薦給其他抗聯領導。經考證，這本小冊子就是毛澤東寫于1934年的《游擊戰爭》(《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游擊隊活動的指示》)，內容分3章，其中第3章專門討論如何加強軍隊思想建設。這說明楊靖宇重視經驗學習和黨內思想建設(所謂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寶”之一)，另外還特別注意確定打擊目標時要保護老百姓的利益，這對于領導一支雜牌軍在惡劣自然環境和數倍敵軍的圍剿下堅持數年之久是很有幫助的。
在戰爭策略方面，楊靖宇提出“不擊中敵人要害的仗不打”、“對當地人民損害大的仗不打”、“不能占據有利地勢的仗不打”、“無戰利品可繳的仗不打”等原則，采用“敵合我分，敵進我退，乘敵之虛，各個擊破”的游擊戰術。東北樹高林密，楊靖宇了解到日軍在哪里活動，就提前率部設伏。敵人來了就分散，敵人過去就開火，打完就撤，日軍連個人影都見不到。在楊靖宇的主持下，抗聯第一軍通過戰術研究會、戰斗講評和軍事訓練等多種方式，發揮集體智慧，總結實踐經驗，在戰斗中注重誘敵深入和集中優勢兵力。他擅長的半路伏擊、遠途奔襲和化裝襲擊被戰士們概括為“楊司令三大絕招”。為匪多年、熟悉山林作戰的偽軍邵本良部千余人，就是被楊靖宇運用游擊戰術連續打擊并最終全殲的。
為方便戰士牢記戰術要領，楊靖宇把其內容編入歌曲加以普及。為鼓舞士氣，楊靖宇親自創作了《第一路軍軍歌》：“我們是東北抗日聯合軍，創造出聯合軍的第一路軍。乒乓沖鋒殺敵繳械聲，那就是革命勝利的鐵證。正確的革命信條要遵守，官長和士兵待遇都要平等。鐵般的軍紀風紀要服從，鍛煉成無敵的革命鐵軍。英雄的同胞們前進哪！打出去日本！推翻滿洲國！這一次民族革命戰爭，完成了弱小民族解放運動！這一次民族革命戰爭，完成了弱小民族解放運動！”
20歲出頭的馬尚德，攝于1926年。這是馬尚德留給家里人唯一的照片，因為家人并不知道他后來在東北使用的化名，所以這也是抗戰勝利后其家人尋親的唯一線索。東北抗聯的老干部通過這張照片一眼就認出照片上的人就是他們的楊司令。
馬尚德只見過女兒一面，那是1928年3月27日晚，即在女兒出生后的第5天。馬尚德聯想到家人因為自己干革命而東躲西藏，于是就給女兒起名“馬躲”。清晨天微微亮時，楊靖宇看了熟睡中的兒女一眼，就匆匆離開了。夫妻當時只知是生離，不想竟是死別。郭蓮身邊只留了一件丈夫的物品，即攝于1926年秋天的一張照片。
不僅是國民黨經常搜捕馬尚德的家人，后來的日偽政府也因有人打報告說馬尚德是去東北從事抗日活動而對其家人嚴刑拷問，但沒有得到任何口供。馬尚德的家人是“剿匪司令部”的抓捕對象，他們在李灣村的房子被人查抄5次，房子也被燒毀，一家人東躲西藏。馬尚德離開后，母親張君經常對著兒子的照片流淚，還曾因思念兒子而哭瞎了雙眼。張君因不愿說出(也確實不知道)兒子的下落，數次被人拷打。1938年，在一次慘遭毒打后，她一病不起，不久就離開了人世。臨終前，她拉著兒媳郭蓮的手，從墻縫中摸出兒子的照片，說：“娘是見不到他了，你一定等他回來，一定要找到他呀！”婆母去世后，郭蓮獨自一人挑起全部的生活重擔，拾過破爛，討過飯，帶著兒女艱難度日。郭蓮和兒女曾把馬尚德的照片藏在墻里、縫在破棉襖里，只為收好這唯一的念想。她黃昏時常常一個人靜靜地站在門口，癡癡地凝望著村口丈夫離開的那條小路。郭蓮直到1944年因遭毒打導致一病不起而去世，也沒能再見到丈夫。1944年，日偽漢奸將她拉去嚴刑拷打。她頭上被打出一個雞蛋大的洞，之后又被扔進糞坑浸泡，但什么都沒有供認。由于天熱，生出蛆來，又無錢醫治，郭蓮于農歷九月十三日離開人世。病重期間，她將兒子馬從云、兒媳方秀云、女兒馬錦云和女婿張連清叫到炕前說：“好好藏著你爹的照片，將來，等紅軍打回來了，拿著這張照片找你爹去。記住，你爹叫馬尚德……”
1945年日本投降后，確山縣城不時有從東北過來的人民軍隊經過，其中有不少屬于從東北過來的第4野戰軍。馬從云和馬錦云兩家人從破棉襖里取出照片，每天都從村里來到十里外的確山縣城大街上，拿著父親的照片詢問路過的解放軍是否認識馬尚德。兩家人過了很久也沒有打聽到消息，非常失望，并開始懷疑馬尚德已兇多吉少。1947年冬，楊靖宇的家鄉河南省確山縣李灣村給其家人撥付了1000斤麥子的革命失蹤軍人家屬撫恤糧。
1949年5月，郭沫若先生寫下《詠楊靖宇將軍》的詩篇。
1950年，黑龍江省委決定建立東北烈士紀念館，并計劃將楊靖宇將軍的事跡作為最為重要的陳列內容。籌備期間，人們發現難以找到了解楊靖宇早年經歷的人。直到開館前夕，甚至連楊靖宇的真正出生地也沒有搞清楚。當時只找到一張舊履歷表，寫有：“馬尚德，號潤生，到東北后曾用名楊靖宇……領導過1928年的劉店暴動，1929年春天來東北后，擔任中共撫順特別支部書記，同年8月入獄，1931年11月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后任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中共滿洲省委軍委代理書記……1936年任東北抗日聯軍第1軍軍長兼政委……”黨內知道楊靖宇真名的健在者本來就少，至于其出生地和家鄉在何處，是否還有后人等情況，大家幾乎一無所知。根據這張履歷上，大家推斷楊靖宇的家鄉可能在安徽。1951年夏天，為盡快找尋楊靖宇的確切出生地和他的家人，黑龍江省委決定派出一個以省委常委陳雷為首的調查組趕赴安徽。在安徽省委的幫助下，調查組不但很快查明1928年的劉店暴動確在安徽境內，同時也掌握了這次暴動的領導者中確有馬尚德，但沒有人打聽到馬尚德是哪里人。調查組無意發現《人民日報》曾在某顯著版面上刊載了楊一辰的回憶文章《憶模范共產黨員楊靖宇同志》。陳雷知道楊一辰是楊靖宇的親密戰友，于是細看這篇文章，并發現里面提到楊靖宇是河南人還領導過確山農民大暴動。陳雷找到楊一辰，從其口中進一步打聽到了楊靖宇的確切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楊一辰還說：“楊司令曾經說過，只要抗戰一結束，他就回去看看。如果現在他妻子還在世上，你們到河南一定會見到的。”
1951年夏天的一個中午，馮仲云等幾位干部模樣的人來到馬尚德老家。調查組的同志把正在吃飯的馬從云仔細打量了許久，又向方秀云和丈夫問了有關父親的情況。后來他倆找出楊靖宇唯一的照片，調查組立即確認了他們就是楊靖宇將軍的后代，并激動地說：“找到了，終于找到了楊司令的后代！”但得知馬尚德之妻在等了18年后已于1945年病故時，他們不禁唏噓長嘆。而馬從云他們也早就聽說東北有個抗日英雄楊靖宇，但并不知道楊靖宇就是他們思念的馬尚德。
馬尚德有一子一女，兒子叫馬從云；女兒叫馬躲，建國后改名馬錦云。1942年春天，馬從云與17歲的方繡云(-2006)結婚。因家有幾十畝地，兒子馬從云在土改初期被劃為“地主分子”，后因確認是楊靖宇的兒子，因而沒有被追究。馬從云受組織照顧，到開封工農干部速讀班學習，畢業后，分到鄭州鐵路局工作。1964年，馬從云在出差途中突然去世，時年38歲。丈夫去世后，39歲的方秀云懷著3個月的身孕，還帶著最大14歲，最小只有5歲的4個孩子，生活相當艱難。她撿過破爛，糊過紙盒，縫過手套……在上世紀50年代建的兩間36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帶著孩子一直住到1998年拆遷。鄰居多次勸她找政府解決生活困難，她說：“就因為我這樣的身份，更不能給政府添麻煩。比起我公爹、公婆當年的困難，眼下這點困難算什么。”
馬從云有2個女兒和3個兒子，從大到小依次是馬繼光、馬繼先(女)、馬繼傳(女)、馬繼志和馬繼民，其中最小的馬繼民生于1965年。馬繼民當過兵，在南海艦隊服役，復員后在鄭州鐵路局物資采購供應中心工作。2005年7月7日，馬繼民被靖宇縣聘請為靖宇縣縣長助理，負責紅色旅游等工作。馬繼民獲政府聘用的新聞剛傳出時，曾在網上引起不小爭議。馬繼民則表示自己從事的是紅色旅游方面的工作，而且自己不拿工資，還強調自己絕不負責招商引資一類的商業事務，以免給爺爺抹黑。馬繼民表示，他可以沒有大出息，但不能給爺爺抹黑。
兒媳方繡云把從楊靖宇犧牲地帶回的一塊帶樹皮的樺木當作傳家寶收藏。馬繼先的兒子(兒媳方繡云的外孫)則去過國外。
方繡云教育子女在外不要隨便透露是英雄的后代。馬繼志曾在1977年到1981年參軍，并參加了1979年中越戰爭，但服役期間從未和戰友提起過自己爺爺的名字。他在戰爭中負過傷，并榮立過三等功一次。
* 楊靖宇身形高大(身高超過190cm)，陣亡前夕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一路健步如飛跑了數日，把追擊的日軍都累壞了。
* 楊靖宇早年從事地下工作時，曾向上級反映叛徒太多，批評地方黨委的組織水平糟糕。
* 楊靖宇有文化，字也寫得好，蹲監獄時經常幫監獄的看守寫文書，爭取到了許多看守的同情和支持。(當時很多監獄看守不會寫字，連給家里寫信都要求人。)看守們提拔他當雜役頭目，對他在監獄里傳播共產主義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還有的看守偷偷地帶給他一些親共的刊物看。他也以愛國為切入點，向一些有正義感但對中共持懷疑態度的看守兜售共產主義學說。他還出主意幫另一位獄友洗脫過冤屈，令獄友和看守們對他的能力刮目相看。這樣一來，楊靖宇蹲監獄不但沒有被國民黨影響，反而還影響了身邊人的政治方向。
*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愿。很多部下都犧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個人。雖臨難，但我的同志們在各地轉戰，帝國主義滅亡之日必將到來。我將抵抗到底，無須多說，開槍吧。”
東北地區曾有一首兒歌廣為流傳：“滿天星，數不清，東邊道，出英雄；抗日英雄無其數，楊靖宇數第一名。”另有一首《楊靖宇將軍之歌》也常被提到：“松花江水流不停，不滅日寇氣不平，長白山上英雄多，數著楊靖宇楊司令。”楊靖宇被中共《救國時報》譽為“東三省第一個執行游擊戰術的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表彰楊靖宇等抗聯戰士是“冰天雪地里與敵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艱難奮斗之模范”。
參與“圍剿”的偽通化省警務廳長岸谷隆一郎曾承認楊靖宇“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嘆：大大的英雄！中國人真了不起，楊靖宇這樣的人要有十個，我們日本就完蛋了”。岸谷隆一郎向記者解釋為什么非要勸楊靖宇歸順時說，“我們為了讓楊（靖宇）活下去，使他的才能向好的作用方向轉化，才考慮勸他歸順。”偽滿1940年4月出版的日文《協和》雜志263期登載的《楊靖宇討伐座談會》一文有這樣的記錄：楊靖宇“不但有武功，而且有文才”，“才干不一般，不是一個尋常人物可比的人”。曾把楊靖宇的遺體抬下山的日本士兵金井曾說：“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一直崇敬楊將軍。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軍銜應該和我們關東軍司令一樣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睡一樣的床，實在是不可思議！作為原日本關東軍二等兵，我已經76歲了，我還活著，他卻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軍禮敬給這位堅強的中國軍人。”
當吉林通化初告日軍投降的時候，各地失去日軍靠山的偽軍“討伐隊”瘋狂地打家劫舍，匪患猖獗。楊靖宇的舊部40余人來到通化后，當地200多名煤礦工人慕楊靖宇之名前來參軍，迅速組建出一支剿匪軍。楊靖宇的名字在當地土匪眼中也有很重分量。在抗日已勝利后的一次剿匪中，土匪派出的談判代表在確認對方是楊靖宇帶領過的支隊后就馬上堅定了投降的打算。土匪代表回到林子中后沒過太久，土匪們就繳械投降。
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為楊靖宇陵園送過花圈，并且在回憶錄中寫道：“楊靖宇那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人值千金，眼值八百。我一看楊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個忠厚而熱情的好漢”，“我和楊司令，民族不同，出身也不同，但我想起同他相逢時的種種情景，仍然久久地暗自流淚，好幾天吃不下飯。”
*1945年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下旬中共在濛江縣建立起民主政府后，立即籌備為楊靖宇重新安葬。1946年初，濛江縣副縣長兼民教科長張匯東主持召開了各界代表座談會，動員募捐為楊靖宇將軍修墓，縣政府提出將濛江縣改為靖宇縣。1946年2月14日東北行政委員會將濛江縣命名為靖宇縣。1946年2月14日縣政府發布《為濛江縣易名告各地同胞書》：“我們為永遠紀念楊司令，故將濛江縣改為靖宇縣，以作長久紀念。請大家不要再叫濛江縣而稱靖宇縣，以此來追念抗日救國的先烈楊靖宇司令吧！”縣政府的這一決定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該縣人民群眾和大小商戶踴躍捐款為楊靖宇司令修墓。修墓經費解決后，便開始備料、選擇墓地、買棺木，這些準備工作在一個月內便完成了。李咸陽老先生書寫了碑文。石碑正面鐫刻“抗日民族英雄楊靖宇將軍之墓”13個大字，下款書寫著“靖宇縣民主政府暨靖宇縣各界人民同立”，背面鐫刻著楊靖宇將軍傳略。楊靖宇將軍的陵墓修建在濛江縣保安村西北的一個平崗上。青磚砌成的墓室，前面橫額上寫著“抗日民族英雄楊靖宇將軍英名千古”。墓室里安放著棺木，棺木前的供桌上擺放著楊靖宇將軍放大的頭像照片。墓室周圍砌起青磚花格圍墻，墓室門前矗立著楊靖宇將軍的墓碑。1946年2月23日，楊靖宇殉國6周年。遼東省政府、靖宇縣政府隆重召開楊靖宇將軍追悼大會。遼東省政府主席張學思、副主席杜著衡、東北民主聯軍楊靖宇支隊政治委員劉培植、縣委書記田稼豐、縣長周嘉達等靖宇縣的各級干部和各界群眾數千人參加了大會。省政府主席張學思在會上致悼詞。許多當年在楊靖宇司令領導下的抗聯老戰士在墓前大哭。各界群眾按照傳統習慣焚香燒紙悼念。隨后，縣人民政府在楊靖宇墓前槍決了漢奸王士洪、桑文海和告密者趙廷喜、李正新。從1946年2月23日這天起，濛江縣改名靖宇縣，楊靖宇犧牲地附近的保安村改名為靖宇村，濛江鎮改為靖宇鎮。
* 1946年2月13日，通化專員公署代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總司令林彪、政委彭真、羅榮桓發布命令：將原通化支隊改為通化省保安部隊楊靖宇支隊，以紀念抗日先烈。楊靖宇支隊的番號后來又改了幾次，但戰士們還是喜歡叫楊靖宇支隊，每到一個地方只要有人問起是哪個部隊的，都回答是楊靖宇支隊。楊靖宇支隊如今是濟南軍區某集團軍裝甲旅。在每年的楊靖宇殉國日，軍隊都會舉行紀念儀式。
* 1946年5月7日，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刊載了由鄭昌撰寫的《楊靖宇同志》一文，介紹楊靖宇的事跡。
* 1948年年初長春地下黨李野光從一個曾做日軍酒保生意的日本人鈴木那里聽說有兩顆抗日聯軍指揮官的頭顱存放在原關東軍的醫務部，一顆是楊靖宇司令的，另一顆是“三江好”（陳翰章）的。關東軍醫務部早已經不存在了。李野光等地下黨探尋了許多長春的熟人也沒有線索。1948年2月下旬，李野光從他的老同學也是地下黨的劉亞光那里聽說，國立長春大學的醫療器械和藥物、人體標本多半是從日本關東軍醫務部拉出來的。李廣德和劉亞光伺機到長春大學醫學院查找到兩只直徑8寸多、高約1尺7寸的圓柱形玻璃缸，里面泡在福爾馬林藥水中的兩顆頭顱，布滿灰塵的封蓋上面一只容器貼著紙條上寫著“三江好”，而另一容器上字跡難辨，推測是楊靖宇。1948年10月19日長春易幟。次日，劉亞光將兩顆烈士遺首送至亞光醫院。4天后由李廣德送到松江軍區前線指揮部長春辦事處。1948年12月松江軍區派張羽率5名戰士乘火車和步行經轉吉林市、五常縣，護送遺首至哈爾濱市，于1948年12月25日正式安放在哈爾濱東北烈士紀念館。
* 1957年，中央決定把楊靖宇烈士的遺體和遺首在吉林省通化市合葬。1957年8月下旬，楊靖宇遺骨由靖宇縣移至通化市。1957年9月25日，黑龍江省暨哈爾濱市黨政軍民在東北紀念館禮堂舉行隆重的恭送楊靖宇司令遺首大會。運送烈士遺首的列車到達通化后，通化市黨政軍民在新通化火車站舉行了隆重的遺首迎歸儀式。楊靖宇司令的遺骨，用石膏賦形，同遺首對接好，覆蓋五星紅旗，殮入黑漆棺木，罩以黑色絲絨，安放在靈堂后部拱形園廳正中。周保中被聘為安葬委員會委員，負責修改校補《楊靖宇將軍生平事跡》一文，除根據資料與可靠記憶仔細訂正外，還送楊一辰、馮仲云、李范五等廣泛征求意見，1957年12月底定稿。
*  1957年9月，通化市楊靖宇烈士陵園在毛澤東、周恩來親自關心下歷時三年施工竣工。朱德委員長題詞：“人民英雄楊靖宇同志永垂不朽”。郭沫若為楊靖宇賦詩一首：“頭顱可斷腹可剖，烈愾難消志不磨。碧血青篙兩千古，於今赤飾滿山河。”彭真為烈士陵園題詞。生前戰友周保中題詞“正氣長存，靖宇同志千古”。謝覺哉題詞“丹心貫日，靖宇同志千古”。
* 1958年2月23日，楊靖宇烈士陵園揭幕儀式暨楊靖宇殉國十八周年公祭大會在通化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代表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鄧華上將、吉林省委書記兼省長栗又文、黑龍江省委副書記于天放、河南省副省長邢肇棠、楊靖宇將軍親屬代表馬慶云、東北抗聯老戰友周保中和馮仲云、尹俊山等和各界群眾九千多人參加。中共中央以及國務院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朱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朝鮮勞動黨的抗聯老戰友金日成、崔庸健、金一、金光俠、崔賢等送花圈，并高度評價了楊靖宇光輝的抗日戰斗一生。當日11時50分周保中和馮仲云等一起為楊靖宇蓋棺封墓。《吉林日報》同日發表抗聯老干部周保中的長詩《悼念楊靖宇將軍——十八年后公葬之日》。楊靖宇烈士陵園現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國家4A級景區，免費開放對外開放。
*1958年，家鄉政府在河南省確山縣李灣村修建了楊靖宇將軍故居紀念館。
*1989年底，在靖宇縣三道崴子修建楊靖宇將軍殉國地紀念碑，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陳云親筆題名。
* 1995年1月12日，河南省確山縣舉行了楊靖宇誕辰90周年紀念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親筆題寫館名：“楊靖宇將軍紀念館”。
*2009年，楊靖宇將軍入選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2014年，民政部公布的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名錄中，對楊靖宇也作了重點收錄。
* 楊尚昆，胡喬木，周保中《楊靖宇將軍生平事跡》
《步入輝煌》
顏學恕，周友朝
西安電影制片廠
《白山黑水》
《民族魂·楊靖宇》
八一電影制片廠
片名一說為“鐵血英魂—楊靖宇”。
《東北抗日聯軍》
孫波，單聯全，孫文才
《楊靖宇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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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電影制片廠，黑龍江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
王洛勇和李文岐還合作拍攝過2003年電視劇《林海雪原》。原著《林海雪原》中的人物謝文東原先就曾是東北抗聯的干部。
趙尚志，漢族（一說滿族），遼寧朝陽人，中國共產黨黨員，著名抗日將領。
幼年隨其父母到哈爾濱，曾做過學徒、雜役和信差；1925年2月，考入哈爾濱許公工業學校；1925年五卅運動后，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組織了許公學校學生會并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派往黃埔軍官學校第五期學習。1926年“中山艦事件”之后退出黃埔返回東北工作。1927年和1930年，兩次遭到奉系軍閥的逮捕而入獄。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被營救出獄。1932年春，曾先后任全滿反日總會黨團書記，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負責中共滿洲省委軍委工作，曾經與楊靖宇同事。其間與共產黨員范廷桂在香坊城高子車站附近炸毀日本軍用車一列。1932年5月，被派往巴彥，協助張甲洲整顧巴彥游擊隊。根據1932年6月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會議”的指導方針，滿州省委指示巴彥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三十六軍江北獨立師，張甲洲任師長，趙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該部沒有政委。該部于1933年初瓦解。滿洲省委把責任全部加在他身上，并以“右傾”錯誤，開除了他的黨籍。這一挫折并未影響其抗日決心。
后只身投入義勇軍孫朝陽部，當了一名馬夫。由于積極獻策，得到孫朝陽的重用，被任命為參謀長，后率該義勇軍骨干隊員脫離孫部，去珠河。1933年10月， 創建了珠河反日游擊隊，任珠河縣抗日游擊隊隊長。1934年6月，珠河反日游擊隊擴編為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任東北反日游擊隊哈東支隊司令。
1935年1月，滿洲省委決定，正式恢復他的黨籍，充分肯定了他在開除黨籍期間，繼續堅持抗日斗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此后，歷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三軍軍長，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兼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軍長，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執行主席等職。
1935年4月，由于滿洲省委的上級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機關于1934年10月被破壞，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把滿洲省委領導班子調入蘇聯執行審查，僅省團委書記留守。
1935年6月3日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副團長康生共同署名發給東北地區黨組織的《給吉東負責同志的秘密信》，也稱《六三指示信》、“王康指示信”，由吉東特委轉發給北滿的黨組織。指示信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政策，即實行全民反日統一戰線，不分黨派、階級、民族的反日統一戰線。這與共產國際七大提出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以及《八一宣言》的主張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糾正只搞“下層統一戰線”的關門主義錯誤的精神都是一致的。為此，東北人民革命軍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楊靖宇領導的南滿省委、周保中領導的吉東特委都貫徹執行了《六三指示信》。1936年至1937年的兩年中，東北抗日聯軍處在一個大發展階段。1935年之前，東北人民革命軍只編了5個軍，人數不足萬人。到了1937年，東北抗日聯軍共編成11個軍，人數達2萬5千至3萬人。由于趙尚志認為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都不可信，對六三指示信和補充信的某些觀點和批示持有不同意見，對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來信的真實性、正確性產生懷疑。1936年9月召開了珠河、湯原中心縣委和抗聯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作出政治決議和組織決議，批評《六三指示信》總的精神是右傾的，決定成立北滿臨時省委，選選馮仲云為臨時省委書記（后為張蘭生、金策），并派出代表到莫斯科找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直接反映情況與建立聯系。
1937年初，吉東省委與抗聯第五軍負責人周保中得知北滿發生的情況后，寫信給北滿臨時省委，認為他們把《六三指示信》曲解為右傾是錯誤的，希望他們糾正。這樣幾次通信之后，北滿臨時省委的李兆麟和馮仲云都認識到周保中的意見應該接受。但又困于趙尚志的態度一直很強硬，難以改變北滿臨時省委的決定。李兆麟請周保中到松花江以北湯原根據地參加定于1937年秋天召開的北滿省委擴大會議，以求共同說服趙尚志改變態度。在這次會議上趙尚志聽到了多數人在談論《六三指示信》是不該反對的論述時，自己也說了一些自己在認識上有偏差一類的話。時任省委書記的馮仲云就認為會議產生了效果，在會議結束而周保中又要返回松花江南岸之時，他以省委書記的身份，周保中以吉東省委代表身份，兩人共同署名起草了一份給東北各地黨組織的通告：北滿省委擴大會議在吉東省委代表周保中的參加下，共同討論了由中央代表團所發出《六三指示信》執行中所發生的問題，兩省委共同認為，該指示信是正確的，應該堅決執行的。東北的各級黨組織都必須認真執行……。周保中離開后，馮仲云將此交趙尚志閱看，并說準備下發。趙尚志看了之后，質問馮仲云并不同意下發。由張蘭生接替了馮仲云任北滿省委書記。
1937年秋天，吉東省委和北滿臨時省委共同商定東北抗日聯軍第2路軍和第3路軍西征。這是由于在松花江下游的三江地區集中了北滿省委和吉東省委所領導的大量抗日部隊，引起了日本關東軍的極端關注，意圖把圍剿的重點放在此處聚而殲之。
1937年11月26日趙尚志致信蘇聯遠東總司令布留赫爾元帥尋求蘇聯援動。1938年1月，北滿臨時省委派趙赴蘇尋求援助并溝通與中共中央聯系渠道，蘇方懷疑趙為冒充代表，并受大肅反布留赫爾一案牽連，被關押審查一年半。抗聯第6軍軍長戴鴻濱率部隊500余人，護送趙尚志到國境線黑龍江江邊，趙尚志過江后，戴鴻濱所部遭日滿優勢兵力圍堵，無路可走在數日后也越過國境進入蘇聯。蘇方把軍級干部趙尚志、戴鴻濱、祁致中等人羈押于伯力的同一間囚室；國境的抗聯部隊被繳械審查后，遣送到盛世才的新疆。
從1938年初開始，第3路軍有3名軍長趙尚志、戴洪濱、祁致中過境進入蘇聯，兩名軍長謝文東、李華堂投敵，僅剩下第3路軍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獨撐北滿抗日武裝斗爭，領導抗聯第3路軍開始西征，途中雖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成功進抵小興安嶺西麓，并站穩腳跟，抗日游擊活動一直堅持了五年以上時間，直至1944年初才最后退出該游擊根據地進入蘇聯境內。
1938年2月，李兆麟給北滿臨時省委寫信，要求解決北滿臨時省委一直不承認《六三指示信》問題，并表明自己的態度，認為趙尚志堅持的是一個“左”傾關門主義的路線，是反對黨中央的。北滿省委必須堅決改變這一錯誤路線，回到黨中央的正確路線上來。1938年5、6月間，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在趙尚志赴蘇未歸之時，在通河召開了第7、第8兩次常委會，與會者有中共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組織部長魏長魁、宣傳部長馮仲云、執行委員李熙山（許享植）等。會議否定了1936年9月珠河、湯原中心縣委與抗聯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的決議，指責該次會議犯了“左傾關門主義反黨路線”錯誤，趙尚志是主要責任者，并決定撤銷趙尚志在黨內軍內的職務，由李兆麟繼任北滿抗日聯軍總司令。會議期間，省委執行委員金策質疑李兆麟過去也同樣擁護過趙尚志的主張應該自我檢討；而且在趙尚志缺席的情況下才提出自己的意見也欠妥。李兆麟接受了金策的批評，并解釋說：自己過去先是擁護過趙尚志的主張，之后認識到這個錯誤時又不敢和趙尚志爭辯，有自己軟弱性的一面；趙尚志是從來不會容忍別人和他爭辯的，我有時還真的擔心趙尚志會殺我的腦袋。會議決議指責趙尚志繼續執行“左”傾關門主義，并列舉以下幾點：
#提出“走狗軍隊（指偽軍）法西斯化，集團部落的保甲長都是極端的反動分子”的“左”的口號；
#反對中央代表團關于將謝文東和李華堂的部隊改編為東北抗日聯軍第8軍和第9軍的指示；
#過多地用繳械的手段對待被我們收編的抗日山林隊；
#歧視并分裂兄弟部隊；
#以恐怖手段對待地方黨組織；
#提出“不許敵人進入游擊區一步，沒收土地，實行平分”、“農民必須死守游擊區內組織農民暴動等不切實際的斗爭口號；
#對中共中央代表團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場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態度。
1939年6月，蘇聯解除對趙尚志的羈押，任命他率領越境在蘇的東北抗聯100余人重返東北。在伯力出發時，下達任務的蘇軍少校任命了趙尚志為“你們游擊隊的總司令，你們要有紀律，聽從趙尚志的命令”，該部主要任務是與北滿省委建立聯系。過境前的行軍途中，趙尚志任命了6軍軍長戴鴻濱為總司令部參謀長，11軍軍長祁致中任總司令部副官長，陳雷為總司令部宣傳科長、于保合為總司令部電信科長（負責無線電臺）、劉鳳陽為中隊長。推選設立了中共黨支部，書記趙尚志、支部委員有戴鴻濱（北滿臨時省委委員）、陳雷、劉鳳陽、于保合、李在德（于保合的妻子）、韓箱根。部隊全部換裝了新造日式武器，包括六挺機槍。趙尚志從第3路軍越境入蘇的人員那里獲知一年多以前趙就被北滿臨時省委解除職務，大為震驚，說要肅清奸細路線，還指名說奸細就是北滿、吉東省委某些人。過黑龍江進入中國后，該部隊主動進攻消滅了日滿的烏拉干河金礦局所。此戰后2-3天，趙尚志主持支部委員會，決定以違抗命令、動搖罪名處決了祁致中。趙尚志以東北抗聯總司令的名義下達命令，命令撤銷抗聯第3路軍，通令屬于周保中抗聯第2路軍的第5軍和第7軍均須接受趙的領導，以東北抗聯總司令名義召集北滿抗聯黨、軍領導人聯席會議。后因缺糧，于1939年9月分為三股行動：戴鴻濱一部去找北滿省委傳達趙尚志的開會命令；陳森、劉鳳陽帶走一部去游擊；趙尚志、陳雷帶數十人在查布溪趙把頭營作為后方部隊。趙尚志又派姜立信去北滿省委傳信。等了近三個月，也沒等到北滿省委委員們來開會，派出傳達的戴鴻濱、姜立信也一去不復返。入冬落雪后糧食沒有著落，趙尚志被迫于1939年12月率剩下的十幾人越境退回了蘇聯。
1940年1月，北滿省委（此時張蘭生已經犧牲，繼任書記金策、常委李兆麟、馮仲云、高禹民、許亨植等）據戴洪濱報告說——趙尚志要戴洪濱以強迫手段強行讓省委幾個領導人去東北抗聯總司令部開會，從而嚴重懷疑趙尚志有捕殺他們的企圖，以趙反對 “王康指示信” （即反對王明、康生）而被北滿省委第10次黨委會通過決議，永遠開除趙尚志的黨籍。該決議列舉的理由，包括趙“說李兆麟、馮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細；張蘭生、許亨植、金策都有奸細嫌疑，北滿是有系統的奸細組織”，說“38、39年沒有越境或沒有潰散的北滿抗日部隊都有奸細關系”，以及“企圖捕殺馮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許亨植、張蘭生、金策等……”
1940年1月，正在蘇聯伯力商談北滿省委與吉東省委統一領導指揮的吉東省委書記周保中、北滿省委常委馮仲云，與退入蘇聯的趙尚志召開三人會議，史稱“第一次伯力會議”。會議決定在未能與中共中央聯系上之前，應該能得到蘇共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黨組織的指導和支持，蘇方指定一位少將王新林（白種人）和一名校官海洛為固定聯系人。三人會議結束后，交通員傳來消息，北滿省委開會認定趙尚志等人處決祁致中、企圖捕殺北滿省委等嚴重問題，把趙尚志小部隊的七名支部委員開除黨籍（韓箱根實際上已經在戰斗中犧牲）。1940年2-3月間，周保中、馮仲云與趙尚志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心，對趙尚志提出了許多誠懇、嚴肅的批評。趙尚志向周做了檢討，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周保中、馮仲云給在小興安嶺抗日密營的北滿省委寫信，請求對趙尚志不要在開除黨籍的前面加上“永遠”二字，以能給他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周保中向北滿省委提議，請求趙尚志到抗聯第2路軍擔任副總指揮，以求繼續發揮其軍事才能。北滿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見。1940年4月，趙尚志到由周保中任總指揮的第2路軍就任副總指揮。
1940年11月，抗聯第2路軍總指揮部直屬部隊總結全年工作，召開了直屬隊黨員大會，形成了《1940年11月6日第二路軍總指揮部直屬部隊黨員會議草案》，其中要求上級黨組織“迅速對趙尚志加以審判，并要求與以嚴厲的處置”的內容。周保中向上級黨提出了兩個想法，一個是要趙尚志離開第二路軍，并把趙尚志再送到蘇聯去；一個是撤回在1940年春周保中給北滿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遠”開除趙尚志黨籍的請求。北滿省委于1941年初再次開會，決定恢復永遠開除趙的黨籍的決定。
抗聯余部撤到蘇聯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堅決不同意趙尚志到抗聯人員的集訓所在地——北野營，而要求蘇聯將他送到集體農莊或工廠中去接受群眾的教育。于是，趙尚志最終被孤獨悲壯地排斥在黨組織與抗聯之外。
1941年秋季，趙率領5個人的小分隊從蘇聯回到東北境內執行任務。1942年2月12日，在率部襲擊梧桐警察分駐所（今鶴崗市境內）的戰斗中被內奸劉德山打傷，受傷昏迷后被逮捕犧牲。他的頭顱被割下保留在日軍內，屍身被丟進松花江的冰窟窿裡。但由於他的頭顱開始腐爛，日軍把他的頭顱送到長春的般若寺埋藏。
1946年11月，中共為了表彰趙尚志的抗日功績並永遠緬懷這位抗日英雄，把珠河縣改名為尚志縣（今尚志市），把他的犧牲地改為尚志村，把哈爾濱的一條主要街道命名為尚志大街。
1982年6月8日，中共黑龍江省委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提議，給予趙尚志完全平反并恢復黨籍，朝陽家鄉的出生地王倫溝鄉被命名為尚志鄉。
1980年代，查明趙尚志遇難地點。1995年，鶴北林業局在其遇難處建立一座紀念碑，由原黑龍江省省長、抗聯戰士陳雷題寫碑文。1999年2月1日，黑龍江省人民政府將趙尚志將軍遇難地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2004年6月1日，他的頭顱由其后代李龍帶領的團隊再被發現時，只剩頭骨。11月1日，經多次鑑定後，確認那是趙尚志的頭顱骨。后將遺骨葬回老家遼寧省朝陽縣尚志鄉的將軍山。2005年，位于哈爾濱市尚志市的尚志烈士陵園暨尚志碑林列入第五批黑龍江省文物保護單位。
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是一家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城區中的博物館，簡稱為SAM。
此博物館設立於1933年6月23日，原建築屬於裝飾藝術時期風格，座落於義工公園當中。由西雅圖藝術學院的校長理察·富勒（Richard E. Fuller）和他的母親瑪格麗特·富勒（Margaret MacTavish Fuller）捐出給市政府。主要的收藏在1991年12月移到了城中區，舊的史蹟建築則成立了西雅圖亞洲藝術博物館（Seattle Asian Art Museum）。
自1991起，西雅圖藝術博物館與華盛頓互惠銀行（Washington Mutual）合作擴館，新館已在2007年5月開幕，擴大70%以上的畫廊空間。此外，西雅圖藝術博物館在西雅圖海岸碼頭區設了奧林匹克雕塑公園（Olympic Sculpture），已在2007年1月開幕，入場免費。
西雅圖藝術博物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入場免費。
博物館中的“藝術階梯”與中式雕像。
*  西雅圖藝術博物館官方網站  – 英文
西雅圖亞洲藝術博物館是一座專門收藏亞洲藝術的博物館，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的義工公園內，目前是西雅圖藝術博物館的一部份。簡稱為SAAM。它的建築屬於1933年的裝飾藝術風格，在1991年，西雅圖藝術博物館將主要館藏從這個建築移走，搬到了西雅圖城區當中，並建立了這所西雅圖亞洲藝術博物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和星期六，入場免費。
* 西雅圖亞洲藝術博物館  – 參觀資訊
蓼國，是中國歷史上春秋時代的諸侯國。春秋時代有兩個同名的蓼國。
一個是《春秋左氏傳·桓公十一年》記載公元前701年（楚武王四十年）“鄖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此為位于今河南省唐河縣的蓼國，此國亦稱廖國。《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七年》記載春秋末期的楚國大夫追溯先君楚武王克州國和蓼國的功業，州蓼兩國一起提，應該是這個楚武王四十年曾經和州國等國謀劃聯合討伐楚國的蓼國。
另一個是《春秋左氏傳·文公五年》記載的公元前622年即楚穆王四年，“楚公子燮滅蓼”的這個位于今河南省固始縣的蓼國，此蓼國為庭堅（又稱高陽或者八愷）之后裔。
另春秋時代在今安徽省舒城縣一帶有舒蓼國，為偃姓的群舒之一。
《春秋左氏傳·文公五年》記載的蓼國位置在河南固始縣東北，都城為現安徽霍邱城關附近。國都位于固始縣蓼城崗遺址。
《春秋左氏傳·桓公十一年》記載的蓼國在今河南唐河縣南。
楚國設立「雩婁邑」（邑治在今固始縣陳淋鎮附近）和「雞父邑」（邑治在今金寨縣開順鎮）兩座城池。
秦統一中國之后，沒有在此設立郡縣，蓼國的地盤隸屬于九江郡。項羽建立西楚之后，公元前206年在此建立了「九江國」，九江王為英布。
西漢在原來的蓼國設立了安風縣、蓼縣、安豐縣、雩婁縣、陽泉縣，隸屬淮南國九江郡。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武帝封膠東康王幼子劉慶為六安王，以此五縣歸其轄。后又設「義城縣」，不久廢。
其領地的另一部分改稱湖陽。漢置湖陽縣，屬南陽郡。郡該地后世有湖陽城。
2006年1月在河南省固始縣高墩子村，發現了一處西周時期一座大型城市的遺址。很多人認為這就是古蓼國遺址。這個遺址中部是一個大型房基，四周環繞著護城濠溝。這座遺址是河南省發現的西周時期夯土基址中，面積最大的一個。
大型房基的局部保存完好。于南墻和居住面中，發現了南北不等分排列的15排柱洞。居住面大致能分出3到4層，有柱洞200多個保留至今。這座房子在歷史上多次進行維修。
護城壕的寬度大約14到16米，底部距離現地表5米。
此遺址曾經出土了大量西周時期陶器的碎片。
這處遺址占地面積約有3萬平方米。東西長度大約64米，南北款度大約有62米，高度有兩米。中間的大房基東西長度大約32米，南北殘缺的邊界的寬度有5至30米。當年的面積在960平方米以上。
《史記·夏本紀》：禹封皋陶之后（偃姓）于英六。
《正義》：英即蓼也，是為虞蓼子國，殷（商）屬徐州。
《禹貢指南》：殷割淮南江北以益徐。
古蓼滄桑話水門
義工公園（Volunteer Park），是一所位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的公共公園，面積有48.3英畝（195,000平方公尺），位於西雅圖市的國會大廈小丘區Capitol Hill。1867年市政府以兩千美元向J.M. colman購得。在1885年原本被指定為公共墓地。1887年改名為湖畔公園（Lake View Park）。當時的公共墓地則變更為在湖畔的另一個指定地發展。保留下來的湖畔公園在1887年後，逐漸的被市民稱為市府公園（City Park）。
1901年，為了紀念在美西戰爭時的服務義工，正式被改名為義工公園。目前這個公園包括了一個1912年蓋的溫室，一棟上有觀景臺的水塔，一個水池，還有西雅圖亞洲藝術博物館，以及一件日裔美籍雕塑家野口勇（Isamu Noguchi.）的雕塑作品「黑陽」（Black Sun）。
性學或性科學（、），是關於人類的性表象的系統研究，包括人類的性趣味、性行為、性功能......性學一詞通常不包含與性有關的非科學研究，比如社會批評及政治學研究。
現代性學是一門跨學科領域，它使用了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方式，包括生物學、醫學、心理學、統計學、流行病學、社會學以及犯罪學來研究性學的議題。性學研究人類的性成長、性關係的發展、性行為的機制以及性功能障礙等。它也會研究特別群體中的性，比如身心障礙者、兒童和老人的性。主流性學還對性病理進行研究，包括勃起功能障礙、高血壓和戀童癖。
現在還存留著一些古代的性手冊，包括了奧維德的《愛的藝術》、瓦茨亞亞那（Vatsyayana）的《欲經》、《Ananga Ranga》和《芳香園》。然而，這些手冊都沒有將性視為科學或醫學這些正式領域中的研究議題。亞歷山大·讓·巴蒂斯特·帕倫- 杜夏特雷（Alexander Jean Baptiste Parent-Duchatelet）在19世紀30年代早期訪問了3,558名巴黎的註冊妓女，並以此寫成《從公共衛生、道德及行政方面檢視巴黎市賣淫情形》（De la prostitution dans la ville de Paris），此一著作在他死後一年（1837年）才出版，此一研究遭普遍認為是現代的首項性學研究。
人類性行為的科學研究始於19世紀。當時歐洲國界版圖出現了一些大的轉變，因此當時的衝突法引入了與性自由有關的法律，但另一方面卻把同性性行為定為犯罪。
哈維洛克·艾利斯是19世紀後期性解放運動中的開創性人物。
儘管在維多利亞時代道德霸權及性壓抑的社會風氣充斥著當時的社會，但在十九世紀末，性解放運動開始於英國及德國萌芽。在1886年，理查德·馮·克拉夫特-埃賓男爵出版了一本被認為把性學科學化的研究書籍——《性精神病態》（Psychopathia Sexualis）。
在英國，性學之父哈維洛克·艾利斯這一位醫師兼性學家挑戰了當時性壓抑的社會風氣，比如對同性戀及自慰的禁忌，他以自身的研究去改變當時性的觀念。他於1897年發表的《性倒錯》（Sexual Inversion）開創了性學研究的先河，當中研究了男同性戀的性關係，包括成年男性與男童之間的性接觸。艾利斯是首位客觀地研究同性戀的研究者，因為他沒把它形容成一種疾病，或是不道德的/犯罪行為。這項研究假定了同性之間的愛超越年齡以及心理上的性別。他還使得其他重要的心性概念得以發展，比如自體性行為、自戀。其後兩者均被弗洛伊德進一步完善。
德國的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跟艾利斯一樣，開創了跨性別現象研究的先河。他對「跨性別」此一用詞下了定義，並把其跟同性戀獨立區分開來，形成一個新的類別。艾利斯注意到赫希菲爾德有關易裝癖的研究，但對他所選用的用語感到不滿，於是在1913年他首創了「性美倒錯」（sexo-aesthetic inversion）此一用詞去指稱此一現象。
在1908年，第一本性學期刊——《性學學刊》（Zeitschrif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正式出版，並以每月更新的方式出版了一年。該期刊曾刊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以及弗洛伊德的學術專著。1913年，第一個性學學術協會——性學學會（the Society for Sexology）正式成立。
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依據他對他病人的研究，發展出了一套性的理論。他所提出的性心理發展階段依次為口腔期、肛門期、性器期、潛伏期	、生殖期。他認為這些階段會在嬰兒期到青春期，以至青春期以後一直持續地經歷。
1933年5月，納粹分子燒毀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創辦的性學研究所。
前納粹時期的德國以傾性自由主義的法國民法典為基，組織起來並抵制維多利亞時代的反性文化。因此當時德國的部分傳統學者把研究重心轉移至「性」上，使德國成為性學的領導者。赫希菲爾德這一位醫師是一位直言的性別少數群體支持者，他成立了科學人道主義委員會——第一個支持同性戀和變性者權利的組織。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亦在1919年於柏林建立了，內有20000冊藏書、35000張照片、大量的藝術品等館藏。許多來自歐洲不同地方的人都會到訪該研究所，為的是增加對性的了解，以及為自己的性關係問題和性功能障礙尋求解決之道。
赫希菲爾德開發了一套為異性戀男性和女性確定性媒介（sexual intermediary）類型的系統，以顯示人類性行為的潛在多樣性，並把今天稱為變性者或變性人的一類人與同性戀區分開來，稱他們為「transvestism」（易裝癖者）。在性行為研究領域中，德國領導者的地位隨著納粹黨的統治而結束。納粹取得政權後幾個月，亦即1933年5月6日，納粹黨摧毀了該研究中心，並且燒掉赫希菲爾德的圖書。
參與早期同志權利運動中的性學家包括、、。歐斯特·格雷芬貝格發表了子宮環的初步研究，G點的「G」亦取自格雷芬貝格（Gr?fenberg）的首個字母。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性學在美國和歐洲都得以復興。性行為、性功能和性功能障礙的大規模研究使得性治療開始發展起來。美國二戰後的性學研究受到歐洲難民湧入的影響，並因金賽研究而得以普及。更早以前美國的性學領域研究者主要是由著力結束性交易的團體組成的，並大力推動針對年青人的性傳染病教育。在1947年，阿爾弗雷德·金賽於印弟安納大學設立一所性學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Sex Research），現在這個研究所稱作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他在他的書（1948年）中寫道：「在性行為的科學認知上，人們對農場動物的了解遠高於人類。」
在20世紀50年代，心理學家兼性學家約翰·曼尼的研究使得性身份和性別認同理論得以發展。他的研究是具爭議性的，尤其是大衛·利馬（David Reimer）的醫療事故，即使該事故是雙性嬰兒和兒童的治療方案的發展關鍵。捷克斯洛伐克的開發了。該設備旨在客觀測量男性性喚起的程度，目前用於評定某人是否戀童或戀少年。此工具亦運用於性罪犯身上。
在1966年至1970年，麥斯特與強生先后發表了兩份研究——《人類性反應》（Human Sexual Response）以及《人類性功能障礙》（Human Sexual Inadequacy）。他們的著作銷量不俗，他們后於1978年成立
性學的現代樣貌有很大一部分是反映出了20世紀的現象。
性學與許多其他領域的研究有關，屬於科際整合：
* 醫學中的婦科學（gynaecology）、男科學（andrology）、生殖器的解剖學、性傳染病、性偏離、神經科學等。
* 生物學研究其他動物的性行為，用來和人類性行為作比較。進化生物學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來研究性行為的成因。
* 性的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女性主義。
* 公眾議題：墮胎、公共衛生、生育控制、代理孕母、性虐待和生殖科技的爭議。
這是關於著名的性學家列表，依照其逝世年份排列：
* 哈夫洛克·靄理士 (1859-1939)
* 愛德華·韋斯特馬克 (1862-1939)
* 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 (1868-1935)
* 伊萬·布洛赫 (1872-1922)
* 阿爾弗雷德·金賽 (1894-1956)
* 威廉·賴希 (1897-1957)
* 威廉·麥斯特 (1915-2001) and  (born 1925)
* 約翰·曼尼 (born 1921)
* 吳敏倫(born 1946)
* 詹姆斯·坎托（1966－）
*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exual Medicine
*  Archive for Sexology
*  「談性」SexTalk.com.tw 是個探討兩性關係、性解放、性多元議題與性愛議題的健康網站。
黃胸-{}-鹀（學名：''Emberiza aureola''），又名金-{}-鵐、黃膽、禾花雀、黃肚囊、黃豆瓣、麥黃雀、老鐵背，是鵐屬的一種鳥類，在中國遭到大肆捕殺而在2017年列入IUCN紅色目錄極危物種。
黃胸鹀喜歡在平原的灌叢、葦叢、農田等低矮植物構成的生境活動，常常結成較大的群，穿梭于農田葦叢之間，群的大小不一，大者逾500只以上，小群則僅有50只左右，在遷徙季節甚至可以看到上萬只一起飛過的壯觀場面。由于大量的非法捕捉，這種場景已不多見。
黃胸鹀分布于亞洲東部和歐洲東北部，繁殖區東抵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千島群島一線；越冬區則在南亞和東南亞，幾乎覆蓋整個印度支那半島和大部分的南亞次大陸；在中國，本物種分布于整個中國東部地區，包括東北、華北、華中、華東各省區以及西北的部分省區均可見本物種在遷徙季節過境，亦于越冬季節見于西南和華南各省，其在中國的分布西線可抵內蒙古西部、青海、甘肅至西藏東部一線，在臺灣島和海南島等里島，本物種均為偶見冬候鳥，此外在新疆天山山脈附近也有黃胸鹀指名亞種的分布。另據研究，黃胸鹀的繁殖地一般在北緯50度以北而越冬地一般在北緯20度以南，分界比較明顯。
黃胸鹀體形中等，約15厘米長，全身色彩鮮明，以黃色為主。雄鳥繁殖羽頭頂、頸及背部栗紅色；臉和喉部為黑色；頸下有一寬邊黃色環，與黃色的胸部間有一條栗色胸帶相隔；背部棕褐色有黑褐色的縱紋；脅部有栗褐色的縱紋；肩上覆羽有明顯的白色橫斑紋，白斑后有一道較黯淡且細的翅斑；下體鮮黃色；非繁殖期的羽色較黯淡，頰和喉部黃色，耳羽黑色且雜有白斑。
雌鳥及亞成體頂紋沙色，兩側冠紋略深；眉紋皮黃色較明顯；背部顏色和縱文教雄鳥的略淺；肩上的白斑和翅斑較雄鳥的灰暗，下體黃色較黯淡。無論雌雄，腰和尾上覆羽都為栗紅色；外測兩對尾羽外測具楔狀斑。飛行時翼上的白色斑塊明顯可見，配合體色，是辨識的主要特征。上喙灰色，下喙粉褐色；腳是淡褐色。
與其他鹀屬鳥類一樣黃胸鹀的喙形適合咬開谷物的殼，是一種以植物性食物為主的鳥類，他們取食的食物主要為稻子、麥子。高梁、谷子等農作物，因而曾經被認為是有害農業生產的害鳥遭到捕殺，但是隨著人們對自然現象的進一步認識，認為原有的以有益有害區分野生動物的二分法有較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而現在已經不再強調黃胸鹀所謂害鳥的身份了，另外具野外剖檢的結果，黃胸鹀在繁殖季節會大量取食各種昆蟲，這一習性與其他食-{zh-hans:谷;zh-hant:穀;}-鳥一致。
黃胸鹀在每年的5－7月間繁殖，營巢與草原或接近草原的林緣地帶，巢筑于草叢間，巢呈碗狀，以馬尾、草根、纖維等柔軟材料纏繞而成，每巢產卵4－5枚，孵化期12－13天。
黃胸鹀在2004年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近危，在2008年被列入易危，在2013年11月1日被列入瀕危物種，2017年12月5日被列入極危，十四年內連升四級，距野外滅絕只剩一步之遙，消失速度之快不容樂觀。
在中國，黃胸鹀在鳥類貿易中占有很大份額，中國南方和北方本物種進入貿易市場的形式也有著極大的差異，在中國北方，本物種作為一種寵物進入貿易市場，因其雄性外形優美叫聲悅耳而受到歡迎；而在中國南方，本物種作為食品進入市場，由于中醫理論認為本物種有滋補強壯的作用，因而在廣東民間人們將中醫理論加油添醋，錯誤地宣傳食用以禾花雀為主要原料煲制的湯可以補腎壯陽，極大地提高男性的性能力。雖然這一說法沒有得到現代藥理學的實驗支持，但這一傳統仍然隨著粵菜和廣東食文化的傳播而廣泛傳播，由于始終未能實現人工繁殖，其所需的個體均-{zh-hans:系;zh-hant:係;}-野外捕捉。這一飲食文化給黃胸鹀帶來了滅頂之災，并造成野生黃胸鹀的種群數量大幅度下降。此外，醫師更警告食用黃胸鹀有潛在的致病危險。
2017年，鑒於近年中國濫捕禾花雀情況嚴重，國際自然保育聯盟於12月初將其保育評級由「瀕危」調升至「極度瀕危」級別，更有修讀設計的學生花了十三個星期，設計了一套桌上遊戲，希望教育孩子保護這珍貴的物種。
*  禾花雀圖片_鳥類 - 鳥類網
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一座記述景教在唐代流傳情況的石碑，現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館，是中國首批禁止出國（境）展覽文物之一。
丹麥探險家（Frits Holm）認為，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是了解古代中國與其他文化的交流中極為重要的石碑，當與羅塞塔石碑、米沙石碑、阿茲特克太陽歷石並列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
唐太宗貞觀九年（635年），大秦國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宰臣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準其傳教，貞觀十二年秋（638年）為其在長安建大秦寺。自635年開始，景教在中國順利發展了150年，與祆教及摩尼教并稱“唐代三夷教”。
此碑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太蔟月七日（781年2月4日）由波斯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碑文是朝議郎前行臺州司參軍呂秀巖根據唐貞觀年間大秦寺僧景凈的述文書寫并題額。碑身高197厘米，下有龜座，全高279厘米，碑身上寬92.5厘米，下寬102厘米，正面刻著“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及頌文，上有楷書三十二行，行書六十二字，共1780個漢字和數百個敘利亞文。
唐武宗會昌年間推行一系列毀佛政策，會昌五年（845年）三月，敕令不許天下寺院建置莊園，又令勘檢所有寺院及其所屬僧尼、財產之數。四月，下敕滅佛，殃及景教。此碑被埋入地下。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出土，當時不少西方傳教士得知后，爭相拓片，把碑文拓片譯成拉丁文寄往歐洲本國。當地人怕此碑被他們盜走，秘密地把碑抬到附近的金勝寺內，豎起來交寺僧保管。
清文宗咸豐九年（1859年）武林韓泰華重造碑亭，但不久因戰亂碑寺被焚毀，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一些學者主張將此重要的景教文物運往歐洲保管。1891年歐洲某公使館請求總理衙門設法保護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總理衙門匯出100兩銀子，但到陜西時只剩下5兩，只能草草搭一小蓬遮蓋。
現在位於西安碑林中的景教碑（頂部）
20世紀初，丹麥人傅里茨·何樂模出三千金買下此碑，準備運往倫敦。方藥雨透露與羅振玉，羅氏立刻轉告時任學部尚書榮協揆，乃通令陜西巡撫曹鴻勛制止此事。陜西巡撫派陜西學堂教務長王獻君與何樂模協商，最后何樂模同意廢除購買合同，但何樂模獲準復制一個大小相同的碑模帶回倫敦。復制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模版，十分逼真，幾可亂真。1907年陜西巡撫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入藏西安碑林（現西安碑林博物館）安置。回倫敦后又依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模版，復制了一批，分派各國大學和朝鮮金剛山長安寺。其中一復制模版現展於美國華盛頓特區喬治城大學文化交流中心地下室。此外，中國陜西省周至縣大秦寺，日本和歌山縣高野山、京都大學綜合博物館和愛知縣春日井市日本景教研究會總部，羅馬耶穌會宗座額我略大學和廣州基督教天河堂也有復制品。
現在位於西安碑林中的景教碑（全圖）
這塊石碑上說的是唐太宗貞觀年間，有一個從古波斯來的傳教士叫阿羅本，歷經跋涉進入中國，沿著于闐等西域古國、經河西走廊來到京師長安。他拜謁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國傳播基督教。此后唐太宗降旨準許他們傳教，景教開始在長安等地傳播起來，也有景教經典《尊經》翻成中文的記載。碑文還引用了大量儒、佛、道三教經典和中國史書中的典故來闡述景教教義，講述人類的墮落、彌賽亞的降生、救世主的事跡等。碑文雖係波斯傳教士撰寫，但他的中文功底極其深厚。
; 碑文正文
大秦寺僧景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