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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納多次在作品、演講和報刊文章中譴責了種族主義和奴隸制。在非虛構文章《密西西比》中，福克納寫道“人們之所以對黑人施以私刑并非因為他們犯了什么罪行，而是因為他們的皮膚是黑色的”。黑人人物在《沙多里斯》、《喧嘩與騷動》這些早期小說中就已登場，而在《押沙龍，押沙龍！》、《去吧，摩西》中，種族問題直接導致了薩德本和麥卡斯林兩大家族的毀滅。不同于傳統莊園文學中那些受到主人保護的奴隸，福克納筆下的黑人受盡欺凌，可以隨意施以私刑等非人待遇，對黑人女性的蹂躪更是經常出現。但南方傳統帶給作家的影響仍難以磨滅。《喧嘩與騷動》里的迪爾西是他一再稱頌的黑人人物，他贊美她身上“勇敢、大膽、慷慨、溫柔和誠實”的品質。然而一些黑人評論家對此予以批評。瑪格麗特·亞歷山大認為她只是“一個忠心的老仆人形象”，“因為她是一個奴仆，因為她是一個類型”才“被美國白人傳統這樣典型地賦予愛心、憐憫、同情和勇氣”。李·詹金斯也注意到她滿足于做忠仆，“絕不容許他的孩子們有任何越軌行為。”而羅伯特·佩恩·沃倫則強調福克納筆下黑人體現的厄運只是奴隸制度的人格化。他筆下的許多黑人都帶有悲愴和英雄主義的特點，比如《熊》中的山姆·法澤斯。
那第三種人，比起與他們不同種族的人來，與他們膚色相同、身上流的血液相同的人到更像是外人，——這種人又有三部分人組成，彼此各不相同。
——《去吧，摩西》
窮白人也是福克納小說中的重要描寫對象，福克納將之稱為“第三種人”，他們的雇傭費用甚至常常低于黑人，生活在社會的底層。在托馬斯·薩德本的時代，黑人數量大大增加，上層白人向窮白人灌輸種族主義理念，以造成窮白人對上層白人的依附。種族問題的這種起源，在《押沙龍，押沙龍！》等作品中都有詳盡分析。薩德本拋棄了有黑人血統的前妻，然而留給她海地的家業，這種態度表明，他的拋棄行為是社會造成的。《我彌留之際》中本德侖一家也是窮白人的代表，所有家庭成員都做出努力，最終實現了對死去母親的諾言。即使在常常“咯咯癡笑”的沃許·瓊斯身上，也體現出人的尊嚴。
《押沙龍，押沙龍！》中的查爾斯·邦，是福克納塑造的南方道德典型。他靠著自己的艱苦奮斗得到了周圍人的認同，完全不是靠財產。康普生先生告訴他，他可以保持自己的白人身份，可他堅持要求平等權利。在去薩德本百里地時明知亨利可能殺死自己，仍毅然前往。邦的身上集中體現了對種族主義的叛逆，福克納設想，如若邦得到了薩德本的認同，南方就能成為一個和平寧靜的地區了，然而現實無情的粉碎了這種可能性。這個悲劇表明，只有徹底清除種族主義思想，南方才能迎來光明的未來。
南方清教傳統中對父權制的強調，使得福克納作品中出現了一大批暴虐專制的男性形象。托馬斯·薩德本就是這樣一個典型，費盡心力企圖創造一個貴族血統的王國，卻毀滅了整個家族。他是南方莊園主的典型，其家族史是一部濃縮的舊南方歷史。
南方傳統對女性采取嚴厲的壓制。《沒有被征服的》中的德魯西娜熱心參戰，結果被母親和許多人斥為不守婦道。《押沙龍，押沙龍！》中的羅沙關心姐姐卻被父親所鎖在家里，將幻想寄托在薩德本身上希望得到幸福，也最終破滅。貞操也是舊傳統中過分強調的內容，福克納對于這種違反人性的觀念多次予以揭露和批判。他筆下的母親，如康普生夫人，往往是一些有破壞力的人物。這些“大家閨秀”式的人物同時也是傳統社會的受害者。譚波爾和凱蒂則是反叛的人物，然而卻由于自身的弱點走向了墮落。而《押沙龍》中的朱迪思則是另一類人物，勇敢堅毅，有愛的能力，在她身上體現了人性的勝利。
女性的敏感、同情心和青春意識在福克納筆下得到了展現。《喧嘩與騷動》中的凱蒂，對給班吉以溫暖和愛，給昆丁以安慰，對杰生也最大程度予以容忍。《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的愛米麗、《八月之光》中的喬安娜和莉娜，都有著強有力的意志，但卻為男權社會所忽視。婚姻意識是女性個體意識的重要體現，但在南方社會的傳統中，她們的選擇權利受到摧殘。羅沙被姑媽灌輸了對薩德本和所有男人的仇恨，對婚姻的渴望無法得到滿足，結果過了40多年令人窒息的緊閉生活。喬安娜在祖父管教下壓抑自己的生理欲望，并放棄了婚姻。在強大的因襲勢力影響下，她們一個個走向毀滅。福克納還在作品中謳歌了母性。《押沙龍》中的艾倫盡管被丈夫與兒女隔離，仍關注兒女，阻止他們觀看丈夫參加的角斗，聘請教師管教兒子，彌留之際仍懇求妹妹替自己照顧兒女。朱迪思無微不至的照看戀人的黑人私生子，并因此而死。母性某種程度上變得虛偽自私，是社會影響的結果。
一些評論家批評福克納對女性的描寫中有簡單化傾向，她們常常被刻畫成迪爾西式的圣母或譚波爾式的蕩婦。帕里尼認為，這與福克納自己的人生遭遇，尤其是他母親莫德對他的影響有關。
對于福克納作品中的時間形式，評論界一般有三種主要觀點。一種是認為他的時間意識和作品中的時間形式是只有“過去”，因為他筆下的故事都來自過去，統治著人物的思想意識。而薩特認為他的時間模式仍為傳統的過去——現在——未來式，只是去掉了“未來”。而現在的許多西方學者則認為其作品中只有“現在”。而福克納自己接受采訪時說：“實際上我很同意柏格森關于時間的流動性的理論。時間里只有現在，我把過去和將來都包括在其中，這就是永恒。我認為藝術家很可以把時間處理一番。畢竟，人類不是時間的奴隸。”在他眼中，時間唯一的存在形式就是“在個人身上有短暫的體現”，“過去”和“未來”只是“現在”的特殊表現形式。
福克納對內戰前南方狀態的了解，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傳說、書籍、文物和口述歷史，他筆下的“過去”就因而具有虛構性和間斷性。比如康普生等大家族的歷史，都是通過現在人物碎片化的回憶傳達出來，但這種回憶又有著某種真實性，記錄了過去的輝煌和榮耀。他的作品里，“未來”是從“現在”中潛在的表現出來的，正如克林斯·布魯克斯所說，“清醒認識純粹理性的限制，相信心之呼喚，相信人有精神升華和改進的潛力，把人類所經歷的時間看作是一條綿延不斷的洪流從他的過去源源流出，流向尚未經歷的未來。”
這片景色有點從右朝左傾斜，讓人害怕，仿佛我們來到的這個荒蕪的世界正在加速運動，差一點就要掉到萬劫不復的懸崖底下去。可是對岸的那些人都顯小了。好像我們之間的空間其實是時間，是一種一去不復返的東西。好像時間不再是筆直地跑在我們前面的一條越來越短的線，而是變成了平行地奔跑在我們兩撥人之間的一條環狀的帶子，距離是這條線的加速增長，而不是兩者之間的空檔。
——《我彌留之際》
意識流是福克納作品的重要表現手法。比如《喧嘩與騷動》中，昆丁的思緒在手表齒輪的聲音、耶穌在海上行走、華盛頓的誠實、小物件上的紅跡、自己手指的血之間自由跳躍，卻顯得十分自然。自由聯想往往是不受時間限制的，比如《我彌留之際中》艾迪的意識，由過去與父親的對話，聯想到現在教授學生的煩惱，再到將來的安眠，過去、現在和未來就通過意識流串了起來。除了意識的自然跳躍，潛意識的沉淀、積累、擴展也是福克納藝術手法的表現內容，比如昆丁自殺前一天，他對過去的記憶、對周圍環境的感知，全部匯集成關于凱蒂貞操的潛意識。
福克納利用讀者的視覺感知過程，在描寫景物時常常不將焦點聚集在一個事物上，比如左方這段達爾的內心獨白，就傳達出他內心中的憂懼。這些景象在福克納筆下經過了過濾，更加清晰的表達出人物的內心世界。又如《喧嘩與騷動》中只有三歲智力的班吉，福克納通過他視覺感知的混亂模糊、雜亂無章，體現其特有的秩序和邏輯。另外，福克納的作品還借鑒了電影中蒙太奇的手法。比如《押沙龍，押沙龍！》中昆丁與父親對話發生在1909年，之后突然切換到“呼吸著一八三三年那個星期天早上教堂編鐘在其中嗚響的同樣的空氣”，景象的劇烈變換反映出人物激烈的心理活動。
多角度敘事是福克納創作中的重要手法。《喧嘩與騷動》是其采用此一手法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前三部分是班吉、昆丁和杰生以第一人稱敘述的，他們的敘述分別截止于1928年4月7日、1910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涵蓋了康普生家族生活的不同側面和不同時間段。這樣的第一人稱敘事繼承了傳統第一人稱寫法的主觀性和真實感，又克服了單一第一人稱敘事視域限制而體現出全景式的特點。在之后的創作中福克納發揚了這種寫法，在《我彌留之際》中敘事者達到了13人。《小鎮》回歸了《喧嘩與騷動》中三個敘事者的模式，然而與后者不同，這部小說不是采用內心獨白，而是讓三個敘事者進行對談來評說弗萊姆·斯諾普斯，他們的觀點相互矛盾又相互補充。在第三人稱限制敘事上福克納也運用了這種手法，《押沙龍，押沙龍！》就是一個例子，作者從羅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的角度講述了薩德本家族的歷史。昆丁是前二人的聽眾，又是講述者，三個講述者都只提供一些片段，拼湊起來才成為整個故事。
另外，福克納還常常一些特殊的身份視角，如兒童和癡傻人的視角。短篇小說《夕陽》中，黑人廚師南茜與白人有染并懷孕，害怕回家被丈夫發覺，就待在康普生先生家里。她的恐懼通過九歲的昆丁、七歲的凱蒂和五歲的杰生的眼睛傳遞給讀者，雖然這些孩子并不理解發生了什么事。他們的反應也反襯了成年白人對黑人的冷漠。相對于兒童，癡傻人的理解力更低，因而更能燭照出人類的可憐和病態。《喧嘩與騷動》中的班吉即是一個例子，他的敘述完全來自直覺，沒有經過解釋、判斷的扭曲，凱蒂、杰生和康普生夫人的形象就通過他精確的表達出來。
福克納的小說大量使用象征，比如《喧嘩與騷動》中的金銀花出場30多次，象征性、凱蒂失貞、昆丁的軟弱和痛苦、對童年的追念、家族榮譽的淪喪等等。作者還以手表、鐘聲、太陽和影子來象征時間。《我彌留之際》中火災、洪水、棺材、朱厄爾的馬，《去吧，摩西》中的莽原、公鹿、蛇、大熊，均有其象征含義。《紅葉》、《野棕櫚》、《八月之光》、《沒有被征服的》中也常常能見到獵取、逃亡、追捕的意象，這些意象的運用推動了情節的發展和主題的深化。
神話模式則是指作家在寫作時有意的使故事的情節、結構、人物和一個傳統宗教故事或神話相對應。《喧嘩與騷動》中四個部分皆以日期為標題，這四個日期都與耶穌受難有關。每一章內容也與《新約》中耶穌遭遇有類似之處。在這些莊嚴的日子中，康普生家族的成員卻走向墮落與毀滅，不僅具有諷刺性，更使得整部小說成為關于人類的寓言。《我彌留之際》中敘述的歷險，與《奧德賽》和《出埃及記》就有著內在的聯系。安斯的妻子與人通奸，與阿伽門農類似；摩西率領以色列人逃離埃及，也曾經歷長途跋涉。只不過，在《我彌留之際》中，已沒有了那種英雄氣概。而《押沙龍，押沙龍！》和《去吧，摩西》的名字也來自《舊約》。
福克納使用神話原型的目的之一，是為了詮釋傳統。《沒有被征服的》、《押沙龍，押沙龍！》塑造了傳統時代末期悲劇性人物，通過他們的抗爭重溫了傳統時代人的精神輝煌。另外，神話精神還是福克納用以映照現實的價值尺度，比如《三角洲之秋》中，荒原之秋、艾薩克的老去皆具有神話的隱喻性和預言性，荒原的沉默反照出現代文明的空洞無力。福克納對于神話的利用并不是嚴格對應的，而是采用置換變形的手法，比如《押沙龍，押沙龍！》借用押沙龍害兄反父的故事，但本來由逆子承擔的罪責被轉嫁到了作為父親的薩德本身上。
福克納使用的句法往往是奇特而扭曲的，這些句子看起來過于繁復，一個接一個的出現，同位關系很模糊，甚至沒有。插句里面常常套著插句，使人困惑，這些曲折流動的句子使得讀者沉浸于他所創造的世界之中。大量抽象的詞匯在其作品中往往反復出現。這些詞匯的堆砌使他寫出的句子常常被批評為累贅，然而沃倫·貝克認為他的用詞往往很是精確，累贅的傾向在《喧嘩與騷動》之后的作品中也有所抑制。表示特征或抽象定義式的語言往往發展成比喻，比如在“天剛亮，白晝來臨，在那陰郁寂寞的間歇里充滿了鳥兒們寧靜而暫時的活躍”之后緊接上一個比喻：“吸入的空氣，有如清泉”。
在貝克眼中，福克納是“最具主觀性的作家之一”，“貫串于長段文字中表現主題的抒情成分和色彩”是其獨特風格。他的長句是為了表達奇特的思想，這些思想在其作品中隨處可見。在諾貝爾獎授獎辭中，古斯塔夫·哈爾斯特隆說：“從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語言精神，一直到雖然拮據但卻充滿了表達力的美國南方黑人的語言，福克納莫不熟悉而善于駕馭……英美文學中，幾乎沒有一個能像福克納一樣，把句子寫得像大西洋的巨浪那樣無垠無涯”。
除了闡述式的文體，口語在其作品中也經常出現，比如《圣殿》中那種高度個人色彩的對話。有時這種口語是與書面文段相融合的，福克納通過這種不協調來達到一種奇特的效果。在《押沙龍，押沙龍！》中，戰爭結束后昆丁與邦沖突的描寫，即采用了這種手法。福克納還吸收了南方“邊疆幽默”的傳統。考利曾說，“福克納用奇特的方法把美國文學中兩個主要的傳統結合在一起：一是往往接近象征主義的心理恐怖的傳統，從我們第一個職業小說家查爾斯·布洛肯頓·布朗開始，通過愛倫·坡、梅爾維爾、亨利·詹姆斯（在他后期小說中）、斯蒂芬·克萊因和海明威一脈相承；另一個是邊疆幽默和現實主義的傳統，以奧古斯都斯·朗斯屈特的《佐治亞風光》為起始，以馬克·吐溫為最好的榜樣。”“邊疆幽默”的來源是荒誕的民間傳說，《村子》中的《花斑馬》、《一度》就是這種幽默的典型例子，這種幽默的夸張與恐怖的夸張往往緊密相連。他有時也使用一種克制的、狄更斯式的幽默，《圣殿》中孟菲斯妓院的場景就屬于此類。
偵探小說和哥特小說模式在《墳墓的闖入者》、《圣殿》、《押沙龍，押沙龍！》中得以采用。他將《墳墓的闖入者》定位為“一本關于謀殺的偵探推理小說”，小說中的黑人自己做偵探解決了罪案。《押沙龍，押沙龍！》中的偵探是羅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他們從自己的立場和認識出發，通過想象和推理編織出薩德本家族的傳說。昆丁和羅沙在薩德本家族神秘恐怖的“黑屋子”中的驚險歷程、昆丁的破窗而入，都使用了哥特小說的技法，“黑屋子”象征了舊時代的罪惡與黑暗。福克納對兇殺、私刑和性墮落的頻繁描繪，是為了戲劇性的表現善惡斗爭，像《圣殿》中有兩人被燒死、兩人被槍殺、兩人被絞死，一人被割斷喉管，吊著腦袋跑了一陣才倒下。這些對于暴力的極度渲染，制造出了一種令人窒息的氛圍。
福克納還善于運用傳奇手法，隱匿主要人物的程式化作用，直到讀者熟悉了假定的現實主義環境。《士兵的報酬》中，主人公唐納德·馬洪就常常被置于一種撲朔迷離的戲劇化背景當中。恐怖因素也是其小說的重要手法，《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中的愛米麗，多年與一具尸骨睡在一起，令人在毛骨悚然的同時，思考她以這種方法滿足自己欲望的深層原因。
作為20世紀美國南方文學的核心人物，福克納直接影響了包括杜魯門·卡波特、弗蘭納里·奧康納、科馬克·麥卡錫、拉里·布朗在內的眾多南方作家。羅伯特·佩恩·沃倫曾說，“他告訴我們如何在這些素材上創造文學，他的力量太強大了。”比如卡波特，他繼承的主要是福克納的情調，其作品中往往會出現輕飄飄的、夢幻般的性愛。喬伊斯·卡羅爾·歐茨繼承了他的哥特式風格，而他對某一地域上相互糾纏的人物的描寫模式則影響了路易絲·厄德里奇、霍華德·弗蘭克·莫舍等人的創作。
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創作也曾受到福克納的啟發。莫里森和福克納一樣，對傳統懷有深厚感情，與其他黑人作家主要致力于抨擊種族主義和奴隸制不同，莫里森還強調對非洲文化意識的繼承。福克納深入描寫了奴隸制和種族主義對人性的毀滅，如克利薩默斯被虐殺、薩德本家族的敗亡，而莫里森則著力展現這種制度對黑人所造成的精神創傷，此外，兩人都用很大的筆墨揭示了黑人婦女所歷經的最悲慘的遭遇。藝術技法上，莫里森繼承了福克納對情節的淡化和跳躍的敘事結構。她的代表作《寵兒》也采用了多角度敘事的手法，以塞斯、寵兒、丹芙的意識流敘述整個故事，讓不同人物的心靈得以溝通。
在美國國外，法國、日本、俄羅斯均出版了福克納全集的譯本，日本還有兩本關于他的專題雜志。法國存在主義作家讓-保羅·薩特曾承認受到美國小說影響，并說對法國青年來說“福克納是神”。存在主義文學的另一代表人物加繆也注意到福克納小說中的怪誕現象，存在主義的荒謬觀念與之一脈相承。這兩位作家率先探索福克納筆下荒誕世界的內涵，他們的存在主義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風行于西方世界。這種理念試圖重新建立自我與環境的聯系、追求自我本質，對整個當代文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新小說派作家克洛德·西蒙將福克納與馬塞爾·普魯斯特并列為對其影響最大的兩位作家，西蒙的作品也充滿了時空跳躍和冗長的句子，有時甚至長達兩頁不打標點。日本作家中上健次1960年代接觸了福克納的作品，他在1985年的討論會上說自己和馬爾克斯、略薩一樣“通過福克納發現了‘南方’，之后一直創作薩迦”。其作品中的夏芙蓉的象征模仿了福克納作品中的金銀花意象，并且大量運用民間的傳說，福克納的文體以及內心獨白的用法都給他重要影響。
福克納還是許多拉丁美洲作家學習的對象。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番石榴飄香》中談到，“可能在我的早期作品中看出我是受了他的影響……因為在我的創作初期，因為需要而借鑒了他的東西……”。在《百年孤獨》中，馬爾克斯像福克納構建康普生家族的命運一樣描繪了布恩迪亞家族的命運，在描寫傳統倫理、人的異化、社會變遷方面均頗為相似。在寫作技巧上，馬爾克斯借鑒了福克納的神話模式，只不過他利用的是印第安神話。并且，馬爾克斯的小說里也出現了大量象征，比如以黃色事物來象征衰敗和墮落。在時間觀上，馬爾克斯繼承了福克納對于時間的非線性處理。在深層意識上，馬爾克斯也延續了福克納對人類孤獨和痛苦的探索。烏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的作品情調悲觀、時間高度濃縮，繼承了福克納對內心世界的外化。而秘魯作家巴爾加斯·略薩稱福克納是他“攥著紙筆閱讀的第一個作家”，并一直堅持閱讀。福克納的小說結構、對時間和空間的處理以及對種族主題的探討都對略薩產生了影響。
在中國，福克納的名字最早出現于1934年5月施蟄存主編的《現代》雜志，其中刊發的趙家璧翻譯的論文《近代美國小說的趨勢》評介了這位作家。1980年代，福克納的作品被系統的譯介到中國，受到了包括賈平凹、蘇童、莫言在內的一批中國鄉土作家的推崇。莫言于1984年閱讀了《喧嘩與騷動》，發現了虛構地理的可能性。他于是像福克納建立約克納帕塔法縣一樣建立了高密東北鄉，對這片土地也像福克納一樣有著矛盾的感情，其藝術手法中也融入了神秘的情調。先鋒派作家余華將福克納稱為自己的“師傅”，說福克納“傳給我了一招絕活，讓我知道了如何去對付心理描寫……他的敘述很簡單，就是讓人物的心臟停止跳動，讓他的眼睛睜開……真正的心理描寫其實就是沒有心理。”比如《活著》中有慶死后，寫福貴“一把抱住了兒子，有慶的身體都硬了”，就是福克納式的行為描寫。
1932年，約瑟夫·沃倫·畢奇就稱贊了福克納的技巧，但也認為他的“主題幾乎是不堪忍受的痛苦”。這時期的許多評論家只注意到他小說中的暴力，而否定其作品的嚴肅性，認為他缺乏政治責任和社會良知。溫德姆·劉易斯認為他是個“發狂”的人物，宣揚了“裝模作樣的半瓶醋的宿命論”。格雷厄姆·格林在1937年評論《押沙龍》時也有所保留，認為存在一種難以確切說清的東西。喬治·馬里恩·奧康奈在其論文《福克納的神話》（1939）中指出，沙多里斯家族是傳統道德價值的代表，斯諾普斯家族是反傳統反道德的代表，并將這種觀點拿來解釋福克納的所有小說。他為后來的評論者們奠定了基礎。1930年代中期，福克納在歐洲、尤其是法國開始流行。1935年意大利評論家埃米利奧·切基發表論文《野蠻主義的危機》，贊揚了福克納的藝術，但厭惡他反映的文化、社會及生活方式。加繆在《叛逆者》中提到，福克納戲劇性的再現了對宇宙的不滿，安德烈·馬爾羅認為他結合了暴力與形而上學。而薩特在1939年發表的對《喧嘩與騷動》的評論中寫道，他“喜愛福克納的藝術，但是厭惡他的形而上學”，認為福克納的眼光是向后的，其筆下人物沒有未來，只有過去。丹麥的湯姆·克里斯坦森在1939年的論文中談到了《野棕櫚》里對悲愁與歡笑、自暴自棄與洋洋得意的結合。
馬克斯韋爾·蓋斯瑪爾發表的《危機中的作家》（1942）是攻擊福克納文章的頂峰，他認為福克納將黑人和婦女當做南方衰落的替罪羊，將這兩種人的后代塑造成“未來愚蠢的皇帝”。他得出結論：“福克納的許多作品必須歸納在復古的、新異教徒的、以及神經質的不滿（法西斯主義由此而產生）的大類別里，這也是現代神秘主義者所崇尚的對文明的反抗，這種反抗由現代社會的罪惡而產生，對這種罪惡的真正本質的無知滋長了這種反抗，其結局又是向仇恨屈從。”馬爾科姆·考利1945年開始準備的《袖珍本福克納選集》引發了評論界的興趣，他準備這部選集時，福克納的作品在國內已經絕版。考利在序言中說，福克納“是個散文體的史詩詩人或行吟詩人，是個神話的創造者，他把這些神話編成一部關于南方的傳說”。他認為沙多里斯家族的失敗是因為傳統阻止他們使用敵人的武器，而斯諾普斯們雖然得勝，但他們借助的北方機械文明沒有道義，最終使南方走向衰弱。考利繼承了奧康奈的觀點，這種觀點又被沃倫加以發揮。沃倫高度肯定福克納的影響，但也認為“有時候他的悲劇張力只是感情主義，高度的技巧只不過是繁瑣，而哲學份量只是觀念上的混淆不清……這種不平衡的特性正好是他創造力的注腳，表示他敢于冒險，敢于嘗試新的效果，敢于用材料和技巧從事新的探索。”
歐文·豪的《威廉·福克納：一部批評性的研究》（1952）評價了福克納的長處和短處，修正了考利對約克納帕塔法與巴爾扎克《人間喜劇》的比較。他認為“巴爾扎克總是熟練地掌握他的素材，提煉出人物的性格特點，從而揭示出一個社會的階級在特定歷史時刻的地位。福克納并不總是這種善于組織的藝術家；他有些很好的作品不是控制材料，而是向材料屈服的結果。他不像巴爾扎克那樣對社會這個概念感到興趣；只有社會闖進他的視線時，他才對它進行探索。”1950年代的其他批評著作還有羅伯特·庫格蘭的《威廉·福克納的隱秘世界》（1954）、沃德·L·邁納的《威廉·福克納的世界》（1959）、歐文·馬林的《威廉·福克納：一種解釋》（1957，該書以父子關系解釋福克納的作品，把雙方看作壓制和反抗）、哈里·莫迪恩·坎貝爾和魯爾·E·福斯特的《威廉·福克納：批評的估價》（1951，該書將福克納定義為原始主義者，這種觀點為克林斯·布魯克斯所批評）、威廉·范·奧康納的《威廉·福克納的糾結的火焰》（1954）等。奧爾加·維克利的《福克納的小說》（1959）詳細討論了《標塔》、《蚊群》等次要的作品。F·R·利維斯提出了福克納與狄更斯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似的問題，并認為他缺乏組織才能，與前者更像，歐文·豪和萊斯利·費德勒皆同意此說。R·W·弗林特則持相反觀點，R·W·B·路易斯和理查德·蔡斯也認為福克納的作品具有詩的氣質。
福克納逝世后，其聲望在美國穩步上升，密西西比大學每年都會舉辦福克納學術研討會。另外還出版有匯集評論成果的論文集《福克納評論二十年》（1951）、《福克納評論三十年》（1960）、《福克納評論四十年》（1973）和《福克納評論六十年》（2002）。他逝世不久南方作家艾倫·泰特曾撰文說福克納“是亨利·詹姆斯之后美國最偉大的小說家……福克納是國際小說流派的偉大的楷模之一，這一流派一個多世紀以來已經把亞里士多德的關于悲劇是行動而不是品質的教條顛倒過來……我認為威廉·福克納和他本國的霍桑和詹姆斯并駕齊驅”。約翰·韋斯利·亨特的《威廉·福克納：神學張力中的藝術》（1965）考察了南方宗教因素對其作品的影響。
1970年代出版的論著有查爾斯·D·皮維的《現在慢行：福克納與種族問題》（1971）、J．羅伯特-巴思主編的《福克納小說的宗教視野：約克納帕塔法及之外》（1972）、埃德溫·雷·亨特的《威廉·福克納：敘事實際與散文風格》（1973）、阿瑟·F·金尼的《福克納的敘事詩學：作為想象的文體》（1978）等。1976年與1981年的研討會上討論了“南方與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和“福克納與南方文藝復興”的主題，出版了埃文斯·哈靈頓和安·J·阿巴迪主編的論文集《南方與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1977）和安-J·阿巴迪與多林·福勒主編的《福克納與南方復興》（1882）。哈羅德·布魯姆在1985年的一部論著中寫道“批評家和普通讀者都普遍認為，福克納如今已得到承認，被視為本世紀最強有力的美國小說家，明顯地超越海明威與菲茨杰拉德，而且在包括霍桑、梅爾維爾、馬克·吐溫與亨利·詹姆斯——有些評論家也許會把德萊塞也加進去——在內的名作家序列中占有一個與他們不相上下的位置。”1980年代中期以來，若論每年在美國發表的專著和論文數量，福克納在英語作家中僅僅低于莎士比亞。
1990年代以來，對于福克納與種族、性別以及南方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這一時期的主要論著有喬·威廉森的閔羅斯·格溫的《福克納的女性：解讀（超越）性別差異》（1990）、迪亞娜·羅伯茨的《福克納與南方婦女》（1994）、黛博拉·克拉克的《掠奪母親：福克納的女性》（1994）、《威廉·福克納與南方歷史》（1995）、唐哈里森·多伊爾的《福克納的縣：約克納帕塔法的歷史根源》（2001）等等。芭芭拉·拉德的《喬治·華盛頓·凱布林、馬克·吐溫和福克納的種族主義與種族歧視》（1997）強調不應把這些作家只放在美國國家主義框架下考量，而探索了殖民主義對南方文化的影響。
*  邱華棟：大師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美國文學新神話
*  余杰：福克納：羞怯的鄉下人
*  趙玫：美利堅夜空中輝煌的星座——我心中的福克納
*  諾貝爾官方網站關于威廉·福克納介紹
《-{zh-hans:洛麗塔; zh-hant:一樹梨花壓海棠;}-》是一部1962年出品的美國喜劇劇情電影，由史丹利·庫柏利克執導，改編自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可夫在1955年發表的同名小說——《羅莉塔》。
劇情敘述由詹姆士·梅遜所飾演的中年男子杭柏·杭柏特（Humbert Humbert），與當年14歲的女演員所飾演的桃樂莉·海茲（Dolores Haze，小名「羅莉塔」）之間所發生之老少戀。
電影由于其受爭議的主題在上映後造成極大的迴響，並獲得當年多項奧斯卡金像獎與金球獎獎項的提名，而蘇·麗安也靠此片贏得該年的金球獎最佳新進演員獎（Golden Globe Award for Most Promising Newcomer）。儘管參與腳本和製作電影的納博科夫緩和了許多性方面的呈現，飾演蘿莉塔的蘇利安依然被影響到往後的戲路，被侷限於演出性感女性的角色，也間接影響到不順遂的感情路。在晚年時她說過：「我的人生被《蘿莉塔》毀了。」
* 詹姆士·梅遜飾演杭柏·杭柏特
* 彼得·塞勒斯飾演克萊爾·奎迪
這部電影在1997年時又再次被翻拍，導演為艾崔恩·林恩（Adrian Lyne）。
此片港臺中文譯名《一樹梨花壓海棠》乃出自中國古代民間詩句，最早可見於明代蔣一葵《堯山堂外紀》卷九十七「王寵」條中所載浙人嘲老來納妾者之詩句曰：「二八佳人七九郎，婚姻何故不相當。紅綃帳裡求歡處，一朵梨花壓海棠。」經學者考證，「一樹梨花壓海棠」句並非如傳言所指出自北宋蘇軾所作、用來調侃好友張先在八十歲時迎娶十八歲小妾的一首七言絕句，而只是後人比附蘇軾所致。
* 香港外語電影資料網上《 一樹梨花壓海棠》的資料
* 開眼電影網上《 一樹梨花壓海棠》的資料
分類:1960年代愛情片
沙巴崇正中學（英語：Sabah Tshung Tsin Secondary School；馬來語：Sekolah Menengah Tshung Tsin Sabah），是位于馬來西亞沙巴州亞庇市的一所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
1965年，沙巴客屬總會在拿督張福田的領導之下創立了沙巴崇正中學，創校目的是為了招收因在小學會考中不及格或超齡而無法入讀國民型中學的學生，使得他們能繼續接受中學教育。
創校初期，由于還沒屬于自己的校舍，校方只好暫借亞庇中學的課室，在非上課時段時上課。當時，學生人數只有78人。
1967年，三層樓課室竣工，崇正中學這時才擁有屬于自己的校舍。學生人數也達到當時的巔峰期，有670人。
1974年，學生人數跌至24名。此時，校方接收來自沙巴基金局的來函，要求接收崇正中學。崇正中學因此面臨被接管或關閉的命運。
1974年9月，為了復興學校，沙巴客屬總會將崇正中學的財政權與管理權移交給亞庇客屬公會。崇正中學被接收的命運才得以挽回。
崇正中學的基本設施有三層樓課室樓、遮陽棚籃球場（玉榮球場）、藥草圃等，也有為外籍學生和老師分別提供了學生及教職員宿舍。
1994年，為了解決學校活動場地不足的問題，七層樓活動中心大樓（楊云活動中心大樓）竣工。活動中心大樓首兩層被用作食堂，其余五樓則主要用于課外活動用途。活動中心大樓里提供了音樂室、管樂室、華樂室、弦樂室、合唱室、舞蹈室、室內運動場及多用途課室。
2017年，在崇正中學極力推廣STEM教育之下，成立了創客坊。2018年5月31日，創客坊在沙巴創意創新發明大賽里以盲人導航器“STiCK”為代表作拿下了亞軍。
2018年，為了集中學校的行政處，樹立方竣工。
目前，與崇正中學活躍交流的學校有香港李求恩紀念中學。每年，雙方都會透過視訊通話進行一場“港馬雙城藝術交流”。
鯉魚門海濱學校
胡文虎，東南亞華僑商人，生於英屬印度時代，籍貫福建省永定縣中川村（今龍巖市永定區）。父親-{胡}-子欽，原名胡誕欽，是一名「草藥郎中」，於十九世紀中後期由永定隻身到緬甸仰光謀生。早年與弟胡文豹合創虎標萬金油、八卦丹、頭疼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另曾經創辦過東南亞一帶的星報系列的報紙，計有《星洲日報》、《星島日報》、《英文星報》、《星暹日報》與《星檳日報》（今《光明日報》前身）。
胡文虎出生于時期是英屬印度。1908年，（英屬印度時代），胡文虎父親病故，他與弟胡文豹繼承父業。隨後他環遊中國、日本、暹邏（今泰國），考察中西藥的經營概況，隨後回仰光延聘醫師、藥劑師，製成萬金油、八卦丹、頭痛粉、清快水等成藥；其中以萬金油最為暢銷，英屬印度、新加坡、馬來亞，乃至中國華南各地，幾乎家家必備，兄弟二人因而發達致富。
虎標萬金油廣告 星洲周刊  1951
1923年，胡文虎將永安堂總行遷到新加坡，由弟胡文豹留守仰光主管緬甸業務。
1932年，胡文虎再將總行從新加坡遷移至香港。
1937年胡氏永安堂在廣州市的廠房落成，是胡文虎在中國大陸生產經銷“虎標”萬金油的主要場所，初建時是廣州市第二高的樓宇。原永安堂廠房在今沿江路和長堤大馬路交界處，現在是廣州少年兒童圖書館。
1941年12月25日，日軍佔領香港，胡文虎被軟禁於香港大酒店。胡文虎獲釋後，即出資救濟滯港的香港大學南洋學生。1943年他以港商身份赴東京，曾向東條英機抗議香港總督部的施政，指証財政部長中西有三嚴重瀆職貪污受賄。及時香港饑荒漫延，又組中僑公司，以成平價廉賣萬金油籌得資金，多次從廣東省及南洋糴米捐贈東華三院、保良局等慈善機構。抗戰勝利後，1946年秋，胡在新加坡發起組織“福建經濟建設服務有限公司”，親自擔任籌備委員會主任，準備經營金融、交通、工業、礦產以及茶葉、水果等土特產。
1949年10月15日，香港《星島日報》以「廣州天亮了」的大標題，報導廣州政權易手。同年，《星閩日報》改名為《新閩日報》繼續出版。至1950年初，《星島日報》的立場仍保持「中間偏左」。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攻陷廣州後便占據永安堂店樓，作為臨時支援前線作戰之用。
1950年，中共發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勝利公債），凡工商界（指為資本家）都要「定額認購」，中間偏左的胡文虎是一個大目標。由於「定額」過高，胡氏無法全部「認購」，這就觸怒了當局，將胡氏在內地的產業全部沒收。胡被指為“漢奸”，故廣州永安堂被列為“敵產”充公，成為廣東省總工會的所在地。同年7月起，永安堂藥物及星系報紙，一律禁止內銷，從此，童叟皆知的虎標萬金油在中華大地銷聲匿跡，後來更有《星島日報》記者在內地被定罪。同年10月，《新閩日報》及其餘三份在大陸出版的報紙均被當局要求停刊。
1951年起，香港《星島日報》和東南亞其他星系報紙開始反共。1953年，胡文虎訪問臺灣。1954年，胡文虎在美國波士頓接受《環球報》記者訪問，宣稱「對共產黨決難妥協」。
1954年9月，胡文虎因胃病去美國做手術，在返回香港時途徑檀香山，因心臟病發作於9月4日逝世。
胡文虎在新加坡及香港均建有稱爲虎豹別墅的物業，其中新加坡的虎豹別墅園內建有以中國神話傳説為主題的雕塑及建築，至今作爲公園開放。其第三子胡好是香港星島體育會創辦人，養女胡仙曾是中國全國政協委員。
《星洲日報》的刊頭標題，由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題寫
胡文虎於1918年集股創辦《仰光日報》。1919年（民國十八年）開始獨資辦報，在新加坡創辦《星洲日報》。1931年（民國二十年）在廣東汕頭創辦《星華日報》，1935年（民國廿四年）在福建廈門創辦《星光日報》；同年在新加坡再創辦《星中晚報》。後來，他派陳夢因到廣州籌辦《星粵日報》，已投資興建印刷廠，并已一再試版，萬事俱備，後以局勢動盪，前途難測，以致擇吉出版之《星粵日報》不得不停止發刊。而香港《星島日報》則是1938年（民國廿七年）8月1日正式出版。後來因日本局勢不穩將辦報中心移到東南亞。1938年12月，在馬來亞檳榔嶼出版《星檳日報》，又計劃在緬甸辦《星仰日報》，在荷屬東印度辦《星巴日報》，都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火燒至東南亞，半途而廢。1939年2月，全盤承頂《總匯新報》（後改用原舊名《總匯報》）。1941年3月20日，成立，以管理屬下各報。
1945年（民國卅四年）抗戰勝利，1947年10月胡文虎在福州創辦《星閩日報》，在上海籌辦《星滬日報》。1949年3月，在香港創辦英文《虎報》。1950年7月3日，在新加坡增刊英文《虎報》。1951年元旦在泰國創辦《星暹日報》和《星暹晚報》，至此，星系報業成為華人最大的報業集團。
另外還有夭折的《重慶星渝》和短暫經營的砂拉越《先鋒日報》。胡文虎亦曾有意在湖南辦報，但失敗。其他曾出資贊助的有雅加達《天聲日報》；此外還有日本占領時期的廣州《公正報》（社長-{胡}-山）；他也有計劃過在北平（今北京）、漢口、沈陽和臺灣辦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星閩日報》被改名《新閩日報》繼續出版。1950年10月因胡文虎被中共視為「漢奸」，及當局開始禁止私人辦報（報禁）等原因而停刊。其他的廣西《星西日報》、云南《星南日報》、上海《星滬日報》也因相同原因被關閉。
1952年11月1日，《前鋒日報》創刊，是東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一家已在1974年8月29日被當局勒令停刊的華文報。《前鋒日報》之所以有別其他星系報而未冠“星”字一節，是因策劃人吳兆祥先生（胡文虎智囊）當時為虎標藥品婆羅洲及泰國總經銷，有鑒於當地（古晉）華人人口不多，創辦華文報勢必面對許多難題，於是刻意邀請當地領袖之中華總商會會長陳木林，廣惠肇會館主席李永桐象征性入股，出任副董事長及社長要職，協助發展業務。故此，星系報最高當局同意不按傳統冠“星”字，而以《前鋒日報》面世，以表合作誠意。其實，《前鋒日報》與承印者“星越印務公司”是兩位一體。
1932年，淞滬抗戰期間，胡文虎捐款支援英勇抗敵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將士。蔡廷鍇將軍曾說：“本軍在滬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難同仇，令人感奮。”
胡文虎自稱對政治無興趣，只熱衷於文化教育和醫藥慈善事業。他在外國經商致富後，奉行「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宗旨，決定以經商獲利的60%為慈善公益專款。他除了在新加坡捐建10多所義務學校和中小學外，在中國也先後捐助過上海大夏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福州福建學院以及廣州仲愷農工學校、上海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專門學校、汕頭市立第一中學、私立迥瀾中學、海口瓊崖中學、廈門市大同中學、廈門中學、雙十中學、中華中學、群惠中學等院校，還在上述院校中建有諸如「虎豹堂」、「虎豹樓」、「虎豹圖書館」、「虎豹亭」等紀念性建築。在1935年，他還擬定捐款1000萬元國幣在全國興建100所醫院，捐款350萬元國幣在各省市鎮辦1000家小學。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在建了部分學校後他仍將餘款認購了“抗日救國公債”。抗戰勝利後，國統區通貨膨脹，貨幣貶值，這筆巨款變成不值錢。由於他與僑領陳嘉庚的競爭關係，因此他對抗日戰爭的捐助不經過陳嘉庚主導的中國救濟基金會，而是獨立進行。七七事變爆發後，他創辦的《星洲日報》募款11萬8千美元就於當年10月直接捐給南京。
重慶《新華日報》1941年2月2日曾載文盛贊胡文虎“捐資抗戰達數千余萬之巨”，“付資于義捐及公債者達數百萬元”。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際，胡文虎又三次致函當時的中南軍政委員會，帶頭認購2萬份人民政府發行的“勝利公債”。據粗略統計，胡文虎生前捐贈給中國國內慈善事業的款項達2000萬美元。
由于胡文虎慷慨捐助，英皇在1950年特授予他聖約翰勳章；香港大學也於1951年初設立“胡文虎婦產科病系獎學金”。他晚年在香港祝壽時，常施舍食品、日用品，或贈送現金，濟助窮苦老人和孤兒。
抗日戰爭期間，胡文虎曾被選為國民政府參政會華僑代表。1941年秋，他到重慶出席參政會議，受到蔣中正接見。在他返回香港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在日軍占領香港后，胡文虎曾被軟禁三天，在獲釋后仍留在香港。1943年，胡文虎曾多次去上海會見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主席汪精衛，還曾去日本拜會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以港商身份陳說日本香督（日本在香港的總督稱香督）及其財務部長對華僑商人的暴斂。1944年，胡文虎被推選為香港華人協會主席。據聞他曾說過：“作為一個亞洲人，當竭盡全力為大東亞共榮圈而同日本合作。”
1992年，廈門洪卜仁先生幾經周折，終于在日本東京大學的戰史研究室秘密檔案中，找到當年胡文虎在東京與東條英機的談話記錄。原始記錄表明：盡管東條英機提出了種種要求，但胡文虎卻回答說很難辦，沒有答應，并提出要日本政府停止戰爭的建議。整個談話記錄未見有卑躬屈膝的言行。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位於香港新界屯門的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就是以胡文虎的妻子胡陳金枝命名。
1984年5月，福建省人民政府宣布將胡文虎在福建的遺產歸還給胡氏家屬。胡仙後將中川虎豹別墅修葺一新，捐給當局作胡文虎紀念館。1994年9月18日，她專程回鄉參加了胡文虎紀念館開館暨胡文虎基金會成立慶典大會。
1994年，廣東省人民政府決定將廣州永安堂產權歸還胡文虎之女胡仙，她把大樓捐給廣州市人民政府，辟為廣州第一間少年兒童圖書館（即上文所述廣州少年兒童圖書館）。
*  胡文虎 - 馬來西亞華裔族譜中心
*  胡文虎請中共介紹報館總編輯 - 《明報月刊》
莊順皇貴妃，烏雅氏。筆帖式靈壽（1788年2月4日—1824年）之庶女，生母為側室翁氏。道光帝之皇貴妃，光緒帝之祖母，宣統帝之曾祖母。
道光二年（1822年）十月十六日寅時出生。
道光十七年 （1837年) 正月，已故筆帖式凌壽之女奉旨封為秀貴人，二月初十日，秀貴人下進女子四名，二月二十七日，秀貴人被送入圓明園。秀貴人後改稱號為琳貴人。
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琳貴人降為秀常在。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1839年），秀常在晉為琳貴人。同年，咸福宮琳貴人位下官女子大妞，時年十七歲，因砸破一個飯碗和踩壞花針，便被裁衣尺責打手掌數板，並且即時交出，相關部門發現大妞面上左邊有一塊青腫，調查後發現臉上的青腫是之前學做活計粗笨而被本宮女子用裁衣尺並拳責打所致的。
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二十五日，因懷孕而詔封為琳嬪，居承乾宮，九月二十一日子時，生皇七子醇賢親王奕譞。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奉硃諭，奉皇太后懿旨：「琳嬪著晉封為琳妃。應行事宜該衙門按例辦理。其嬪分冊封之禮著毋庸舉行。」
道光二十一年 (1841年) 元旦日卯正一刻，《曾國藩日記》記載：「慈寧宮鋪設拜氈畢，總管一名，請皇貴妃、彤貴妃、琳妃、恬嬪各就拜氈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十三日戌時，生皇九女壽莊固倫公主，同年五月初三日正式冊封為琳妃。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寅時，琳妃生鐘端郡王奕詥。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六日寅時，琳妃生皇九子孚敬郡王奕譓，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詔晉為琳貴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式冊封為琳貴妃。道光二十八年，清宮醫案曾載琳貴妃因不明原因而小產，但是她的身體尚算健康。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文宗進尊為皇考琳貴太妃，居壽康宮中的壽中宮。不詳何時搬進了毗鄰壽康宮后殿的壽西宮，與她同住的有九公主。咸豐年間，琳貴太妃經常給咸豐帝進奉喫食、福肉以及針線活計等，次數遠超其他道光帝嬪妃。咸豐十一年十月，剛登極的穆宗進尊為皇祖琳皇貴太妃。
同治元年二月，同治帝剛登極後，內務府為道光帝和咸豐帝妃嬪安排會親，定於二月二十二日，琳皇貴太妃、彤妃、佳妃和李貴人會親，會親時間從早上卯時至傍晚酉時，琳皇貴太妃與嬸母、舅母、常麟之女會親。
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三日，奕??當時唯二子女半個月內相繼去世， 琳皇貴太妃另外二子皆終身無子女，她唯一的女兒在此之前成婚僅十三個月喪夫守寡。受此打擊，十一月二十六日，琳皇貴太妃逝世，年僅四十四歲。琳皇貴太妃的遺體刻即移送至吉安所。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垂簾聽政的兩宮皇太后為她擬定謚號“莊順”二字，根據內閣的標注，“嚴恪有儀”為“莊”，“和比于理”為“順”，琳皇貴太妃的一生由此蓋棺定論，成為“莊順皇貴妃”。同治六年十月十五日卯時，入葬慕東陵。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莊順皇貴妃親孫載湉入繼文宗，登極為帝，是為光緒帝。光緒十三年二月，特詔增加陵寢祭品，光緒十九年又加崇其園寢的規制。
光緒十六年正月，光緒帝下旨，“莊順皇貴妃母家三代，允宜特示推崇，以光盛典”。於是追封莊順皇貴妃上面三代一品封典，並且賜給其家一個恩封的騎都尉世襲罔替。
莊順皇貴妃與康熙帝孝恭仁皇后及嘉慶帝恩嬪同為巴拜系烏雅氏，莊順皇貴妃一支與孝恭仁皇后一支的關係頗遠，但是莊順皇貴妃的高祖父和恩嬪的祖父同為官保，所以恩嬪是莊順皇貴妃的堂姑祖母，尚在五服之內。
*八世祖：薩穆哈，曾任太僕寺卿、內閣學士、左都御史、工部尚書、禮部尚書等職。
*七世祖：甕鄂春，曾任員外郎兼佐領。
*五世祖：羅岱，曾任光祿寺署正、江南龍江關副監督、鳳陽關正監督。
*高祖父：官保，曾任知府、都統、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等職。
*曾祖父：凝德，曾任藍翎侍衛、鑾儀尉、整儀尉、巴里坤鎮總兵等職；其嫡室為馬佳氏，繼室為王氏、胡氏。
*祖父：百祿，曾任通判、知州。
*嫡祖母：棟鄂氏，稱為棟鄂夫人。
*父：靈壽，乾隆五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道光四年去世，曾任鑾儀衛筆帖式、議敘候選主事。
*兄弟：?禧霖，翁安人所出，被出繼予同族之三多長子騎都尉崇壽；廷會，為承繼子，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亥時出生，後加恩賞給騎都尉。
孝全成皇后（；），鈕祜祿氏，曾祖父為乾隆朝駐藏將軍成德， 祖父為穆克登布，父親為-{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爵、贈一等承恩侯、晉贈三等承恩公頤齡，生母為頤齡的嫡妻烏雅氏。原隸正紅旗滿洲，后抬入鑲黃旗滿洲。她是道光帝旻寧的第三位嫡妻、即位后所立的第二位皇后（1834年起在位），咸豐帝的生母。
嘉慶十三年（1808年）二月廿八日出生，比道光帝小二十六歲。民間所著的《清宮詞》中有記載，“孝全皇后幼時隨宦至蘇州，明慧絕時。曾仿世俗所謂七巧板者，斫木片若干方，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以為宮中新年玩具。”惟《清皇室四譜》、《清列朝后妃傳稿》等都記載孝全成皇后之父是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亦不可能任蘇州駐防將軍一職，因為清代蘇州並無此官職。野史沒有憑據不足深信，但是鈕鈷祿氏留給民間的形象，可見一斑。
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二月初十日，她以男爵頤齡之女的身份在道光朝第一次外八旗選秀中被指定為貴人（實際冊封時直接為嬪），賜徽號“全”字。內務府官員恭查定例配給全嬪應得分例、器皿和什物等項，並且屆期揀派內管領一員侍奉全嬪。同年十一月初二日辰時與睦貴人和祥貴人等人一起入宮。
道光二年（1822年）七月，晉封為全嬪，并于當年十一月冊封皇后佟佳氏時，行冊封禮，正式成為全嬪，年方14歲（虛歲十五歲）。
道光三年（1823年）二月十二日，晉封全妃。翻閱清宮脈案，在該年十二月初一日，太醫請得全妃「脈息弦滑，系半產之癥，以致腰腹疼痛，惡露漸行，淤血停滯作痛」，未知鈕祜祿氏被封為妃是否因懷孕之故。
道光五年（1825年）二月二十日寅時，生皇三女（即端順固倫公主），同年四月十三日，晉封為全貴妃。道光六年（1826年）四月初六日酉時，生皇四女（即壽安固倫公主）。
在清宮檔案《陳設檔》中，屢見道光帝賞賜一些珍玩給全貴妃：“道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來喜傳旨將中洋銅表賞全貴妃”；道光八年又將“寄所托面寶座床上紫檀木嵌玻璃摺鏡一件，旨賞全貴妃”，值得一提的是寄所托位于紫禁城養心殿東暖閣。道光十年八月，全貴妃有孕。道光帝將九洲清晏西路的清暉閣、鳶飛魚躍等建筑拆除，改建成湛靜齋等殿，作為身懷有孕的全貴妃在九洲清晏的新寢宮。該建築群在道光十一年三月正式落成，與道光帝新寢宮慎德堂同期落成。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二十五日，全貴妃脈息安和，已妊娠七個月。是日奏報皇帝，后接諭旨一道：“著四月初九日添吃照額加半吃食，挑選精奇媽媽里。”同年六月初九日丑時，全貴妃生下皇四子奕詝（即咸豐帝），總管太監郝進喜帶領大方脈、小方脈御醫前來診視，母子脈息均安。謹擇得六月十一日午時洗浴，任命姥姥張氏、邵氏擔任恭洗人。皇四子在湛靜齋之內出生，道光帝大喜，當天就傳旨做“吉安”、“出門見喜”兩塊玉壁子，置于其殿前廊明間的簾架上和前殿迎門處。
在全貴妃晉封為皇貴妃之前，道光帝傳旨專門為湛靜齋燒造黃釉渣斗、盅及里外皆黃的釉器。這足以說明全貴妃當時在后宮中地位之高，已被允許使用皇后級別的釉器。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僅二十六歲的鈕祜祿氏晉封皇貴妃，攝六宮事。
道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1834年）詔封為皇后，道光十四年十月十八日行冊后大典，昇平署中和樂由景運門接起，作導引樂，用響器引至乾清宮簷下，中和樂在交泰殿接奏細樂《海上蟠桃》
道光十五年（1835年）十一月初八日，年僅十歲的皇三女夭折，道光帝非常哀痛，遂追封她為端順固倫公主。
道光十九年八月，皇后鈕鈷祿氏已病重。道光二十年（1840）正月初八日，道光帝下諭：「如若事出，諸事按十三年孝慎皇后例。每日祿喜帶領首領太監在二宮門澹懷堂輪流舉哀，俟皇后靈寢進城送至城內，仍回圓明園各歸本處。」同月十一日丑初三刻，鈕祜祿氏薨逝，年僅三十二歲（虛歲三十三歲）。由於她與道光帝感情極深，道光帝十分的悲痛，欽定謚號為孝全皇后。恭慈皇太后（孝和睿皇后）
道光帝在面對鴉片戰爭的巨大壓力時，仍然堅持為皇后舉辦了盛大的葬禮。他下令將皇后靈柩安置于澹懷堂，自己每天都親至靈前奠酒，并于正月十七日親自為皇后選定“孝全”為謚號。四月，道光帝為“孝全皇后”舉行了隆重的“冊謚”典禮；十月，道光帝出發親自將孝全皇后的靈柩護送至西陵龍泉峪自己的帝陵中。十一月，道光帝親自到帝陵主持“孝全皇后”入葬地宮的全過程，并命眾皇子大臣行禮。十二月，返回北京后的道光帝又參與了孝全皇后靈位供入奉先殿的儀式，“親詣告祭”。并特地讓“孝全皇后”的親生兒子、皇四子奕詝在靈前行禮。
道光三十年二月，剛登極的咸豐帝傳諭如意館繪制大行皇帝圣容若干軸、嫡母孝穆皇后御容一軸和生母孝全皇后御容一軸。此次繪制的二位皇后的御容畫心高七尺九寸，寬則為三尺六寸。這兩軸皇后御容皆用于景山壽皇殿三屏風作供奉之用。
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太監張得祿通知造辦處，母后皇太后宮中的總管韓雙喜傳來慈安太后的旨意，命造辦處于正月二十七日派人至鐘粹宮前殿將“孝全成皇后御容璧子”挪至承乾宮前殿安設。
道光二十年正月十七日（1840年2月19日），道光帝發下詔書，賜謚大行皇后鈕祜祿氏為孝全皇后。經過咸豐、同治、光緒三朝累次上謚，謚號全稱為：孝全慈敬寬仁端愨安惠誠敏符天篤圣成皇后。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40年11月20日），道光帝以“謁陵”為名，親自護送孝全皇后梓宮奉移西陵，十一月初九（12月2日）葬入龍泉峪地宮，此前孝穆皇后和孝慎皇后的梓宮已經葬入了該地宮，道光帝去世后梓宮也葬于此，是為三后附葬一帝的清西陵之道光慕陵。
孝全皇后去世后，留下年僅十歲的獨子奕詝，由奕訢之母靜貴妃撫養。道光帝去世后，奕詝繼位，是為咸豐帝。有人認為道光帝是因為痛惜孝全皇后的死，才決定讓她的兒子奕詝繼位的。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二月，孝全皇后所生的皇四女16歲，被封為壽安固倫公主，指配蒙古親王世子德穆楚克扎布，為道光女婿中最為顯赫之人，婚后夫妻感情甚篤。
**宣宗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圣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旻寧
**獨子：皇四子文宗協天翊運執中垂謨懋德振武圣孝淵恭端仁寬敏顯皇帝奕詝
**長女：皇三女端順固倫公主（早夭）
**幼女：皇四女壽安固倫公主（下嫁德穆楚克扎布）
鈕祜祿·繡心
鈕祜祿·伊蘭
*《清史稿·后妃列傳》，中華書局，民國·趙爾巽等
*《正說清朝29皇后·孝全成皇后鈕鈷祿氏》，團結出版社，當代·李擘
*《中國皇后傳》，中國人事出版社，當代·史海陽  ISBN 7-80139-000-8
*《清代后妃》，河南人民出版社，當代·張九洲  ISBN 7-80644-903-5
*《清代后妃》，遼寧民族出版社，當代·王艷春、李賢淑  ISBN 7-80644-903-5
*《清代帝-{后}-的歸宿》，紫禁城出版社，當代·-{于}-善浦  ISBN 7-80047-611-1
*《大清后妃傳奇(圖文本)·道光帝孝全成皇后死亡之迷》，西苑出版社，當代·上官云飛  ISBN 7802100453
前任：孝慎成皇后佟佳氏
中國清朝皇后生卒年份1808年-1840年（冊封期間）（1834年-1840年）
繼任：孝靜成皇后博爾吉濟特氏（康慈皇太后）
廣東實驗中學（簡稱“省實”），是位于中國廣東省廣州市的一所直屬廣東省教育廳的國家級重點中學，全國現代技術實驗學校。廣東實驗中學初中校區坐落在越秀區中山四路51號，高中校區坐落在芳村龍溪大道。
廣東實驗中學是七名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母校。他們分別是中國科學院院士鄧錫銘、姜伯駒、范海福和蔡睿賢，中國工程院院士岑可法、鐘南山、黃耀祥。
該校現有教職員工約330位。
* 1904年，清政府開辦最后一場科舉后翌年停辦科舉考試，在廣州城內舊貢院內開辦“兩廣初級師范簡易館”。
* 1909年，兩廣優級師范學堂開設附設中學堂以及附設小學堂，而中學堂全稱為“兩廣優級師范學堂附設中學堂”。
*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兩廣優級師范學堂改名為“廣東高等師范學校”，而其附設中學隨著改名為“廣東高等師范學校附設中學”。
* 1923年，孫文將廣東高等師范學校改為“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而其附設中學隨著改名為“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附設中學”。
* 1924年，在國立廣東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將“廣東法政學堂”以及“廣東公立農業專門學校”并入，組成“國立廣東大學”，其附屬中學改名為“國立廣東大學附屬中學”，同年廣東大學校長鄒魯“以國內高中未達到相當數額，暫設預科”，以林炳光為預科主任（1930年改為中山大學附屬高中部）。
* 1925年8月，“國立廣東大學附屬師范”與“國立廣東大學附屬中學”合并，統稱“國立廣東大學附屬中學”。
* 1926年，“國立廣東大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其附屬中學撥歸國民政府廣東省教育廳管理，并且改名為“廣東省省立中山中學”，翌年（1927年）國立中山大學以大學不可無附屬中學為由，收回原撥歸給國民政府廣東省教育廳管理的廣東省省立中山中學為附屬中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并遷校址于天官里中山大學法學院內（今法政路廣州市委內）。
* 1930年，原中山大學預科部改為高中部，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址在文明路中山大學內，其原附屬中學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初級中學”，校址在中山大學法學院內。
* 1935年，中山大學石牌新校舍落成，中大各院系遷至石牌新校舍，原文明路校址只留下附屬高中，原在天官里中大法學院內的附屬初中，遷回文明路原中大校址，附屬初中與附屬高中合并，統稱為“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 1936年3月5日，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第二一三次會議決議將中大附中，撥歸廣東省教育廳管理，改名為“廣東省省立中山中學”，并且由陳濟棠出任中山中學校長。同年9月，省立中山中學又撥回中山大學管理，恢復“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校名。
* 1938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國立中山大學遷往云南，附屬中學停辦，直到1941年復辦附屬中學。
* 1941年，附屬中學復辦，隸屬國立中山大學師范學院，定名為“國立中山大學師范學院附屬中學”，校址在韶關乳源。
* 1945年，抗戰勝利，國立中山大學各院系遷回廣州石牌原址，除師范學院與附屬中學、附屬小學遷回文明路中山大學舊址內。
*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中央教育部、中國共產黨軍管會正式敕令國立大學一律去掉「國立」，翌年，按當局的意思取消「國立」二字，改稱為“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 1952年，由于中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山大學附中、嶺南大學附中、廣東文理學院附中和華南聯合大學附中四所高校附屬中學合并，組成“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校址在原文明路中山大學附中內（中學部）以及永漢路（現為北京路）仰忠街原華南聯合大學附中內（小學部）。
* 1956年，華南師范學院附中開設分校，校址位于石牌（即今華南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定名為“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石牌分校）”，校本部則改名為“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校區）”。
* 1958年，位于文明路“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校區）”整體搬到石牌分校內，石牌分校撤銷，原文明路校本部改為華附廣州分校，全稱名為“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分校）”，而石牌校本部則名為“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石牌校區）”。
* 1960年，華南師院附中廣州分校，更名為“中南（廣東）科技學院附屬中學”，隸屬中南（廣東）科技學院。同年“華南師范學院附屬小學”易名為“廣東實驗學校”，校址在仰忠街。
* 1962年9月，“中南（廣東）科技學院”和“廣東水利電力學院”合并，組成“廣東工學院”（現為廣東工業大學），其附屬中學撤銷，恢復“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分校）”校名。
* 1962年，“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分校）”與“廣東實驗學校”合并，華附廣州分校校名撤銷，成為獨立學校，改用“廣東實驗學校”為校名。
* 1968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全廣州市中學名稱編制統一，“廣東實驗學校”則改名為“廣州市第六十中學”。
* 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第六十中學恢復原“廣東實驗學校”校名。
* 1987年，“廣東實驗學校”小學部與中學部分離，更名為“廣東實驗中學”。
* 2004年8月，廣東實驗中學高中芳村坑口新校區落成，翌年（2005年）高中部遷入，原校址為初中部校區。
* 2014年11月23日，廣東實驗中學立教142周年立校90周年校慶。
截至2020年，廣東實驗中學已形成“一花十葉”的一校十區辦學格局，省實與各分校組成省實教育集團，集團內學校分布在廣東省的廣州、珠海等地。集團內學校辦學形式各有不同，但將資源共享、學生管理、師資調配和教研共訓等方面進行統一管理，并在部分學校實行區域集團化辦學。各校的學校章程、規章制度、校園文化等方面均和廣東實驗中學實行統一標準。
* 西堂、南軒、北軒、中齋：原學校教學樓及宿舍，為四合院形式，原為明清廣東貢院範圍，明遠樓就位處原大院正中。建築群自1920年代廣東大學建校後，陸續興建，同舊貢院一起，沿用到之後中學校舍。抗戰時期，貢院被炮彈炸平。中共建政1950年代後，陶鑄打算將此處大院辦成華南的文化中心，多個省級文化部門進駐大院，由此與中學校舍範圍分拆。1980年代後清拆，廣東博物館與省立中山圖書館。
* 北齋：1946年增建，作為教授住房。2005年左右省立中山圖書館新建樓宇而被拆。
* 平山堂：1922年始建，馮平山先后給原廣東大學捐建的兩座校舍之一。與中學共用，後歸中學用作學生宿舍。在1990年被鑒定為危房大部分被清拆，僅保留嵌有“平山堂”的灰檐牆。
* 景堂院：1931年始建，馮平山第二個為原廣東大學捐建的校舍，為紀念其父馮景堂而名。與中學共用。中共建政1950年代後，除中學使用外，曾易手多個單位。直至1985年11月，廣東省政府採納了馮子馮秉芬爵士的意向，交由實驗中學做教學樓用。1996年中學計劃重建做體育館，重建的景堂體育館於2002年落成啟用，館內存有紀念像與銘文。
;國立廣東大學附屬中學
:董世光（1925.8-1926.2）
:麥應昌（1926.2-1926.5）
:金紹祖（1926.5-1926.11）
;廣東省省立中山中學
:熊銳（1926.11-1927.2）
:劉蓉森（1927.2-1927.8）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黃希聲（1927.8-1927.11）
:李應南（1927.11-1929.7）
:唐錫勛（1929.7-1935）
:莊澤宣（附小主任，1929.6-1938）
:陳濟棠（1935秋-1936）
;國立中山大學附屬中學、國立中山大學師范學院附屬中學、中山大學附屬中學
:居勵今（1936.11-1938）
:溫盛湘（黨支部書記1937.9）
:王炎光（黨支部書記1937 .11）
:盧振英（1938初）
:張瑞矩（1938.1-1938.10）
:陳柏如（黨支部書記1938.8）
:張文昌（1941.7-1942.6）
:黃錦均（代校主任，1942.3-1942.6）
:譚祖蔭（1942.7-1943.8）
:段錚（1943.8-1944）
:司徒漢賢（1944-1946）
:蕭錫三（1946.2-1947）
:張嘉謀（1947-1949.3）
:陳一百（1949.3-1949.7）Espa?ol
:陳孝禪（1949.7-1949.10）
:黃杏文（1949.11-1952.8）
;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校區、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分校
:黃杏文（1952.9-1954.7）
:王延青（華南師范學院副院長兼任，1953.3-1955.7）
:黃杏文（校主任，1954.8-1956.7）
:岑學干（1956-1958.8）
:王屏山（兼支部書記1958.9-1960）
;廣東（中南）科技學院附屬中學
:陳煥若（兼支部書記1960-1961）
;廣東實驗學校
:梁嘉（名譽校長1960-1962）
:雷英（1960-1962小學部）
:劉蓮（1960.11-1962.5）
:張潔芬（副校長，1960.7）
:李慶余（副校長，1960. 7-1962.5）
;華南師范學院附屬中學廣州分校
:楊兆源（代校長1960.7-1962.5）
:劉蓮（兼支部書記1962-1968）
:楊兆源（副校長，1962-1968）
:雷英（1962-1968小學部）
:劉筱（1964-1968小學部）
;廣州市第六十中學
:黃貴和、伊政治（政委）
:陳進修、林忠誠（政委）
:王鵬、方炳輝（革委會主任）
:蔡麗英(1978.3-1978.11)
:余敬奎（黨支部書記1978.3-11）
:蔡麗英(1978.11-1979.7)
:劉蓮（兼支部書記1979.7-1984.6）
:余敬奎（黨支部副書記，1978-1984）
:鐘敏恒（副校長，1982-1984）
:鄭啟植（1984.6-1988.5）
:蔡麗英（黨支部書記,1984.6-1988.5）
;廣東實驗中學
:馮思義（1988.5-19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