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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北方面，新羅在真興王統治期間疆土擴展到咸興平原。561-568年，真興王對該地區進行了巡視，并立有四塊“巡境碑”，分別位于今慶尚南道昌寧、首爾北漢山、咸鏡南道黃草嶺和摩云嶺。
660年，新羅聯合唐滅亡百濟，668年又滅高句麗。此后，唐在高句麗故地設九都督并在平壤設安東都護府管轄朝鮮半島，引發羅唐戰爭。戰爭斷斷續續持續了7年。唐最終將安東都護府從平壤遷往遼東（今遼陽）。新羅完全控制大同江至元山灣以南的地域，朝鮮半島大部分地區形成統一國家。
新羅統一三國后，從各方面加強其中央集權統治。執行國王指令的執事部和掌管官吏選拔、任免的位和部被擴充，而原來由六部門閥貴族控制的國家權力機構和白會則被改編成沒有實權的咨詢機構。統一新羅還先后設立或擴充了掌管監察的司政府（659年）、掌管司法的左右理方府（667年）、掌管官吏俸祿的左司祿府（677年）、右司祿府（681年）、掌管土木的例作府（686年）等中央機關以加強其中央集權。為加強對門閥貴族的控制，統一新羅采取了遷豪，淡化京位與外位區別，通過“讀書三品科”選拔官吏等措施。神文王五年（685），統一新羅“完備九州”，將全國分成九個州和五個小京，以加強對地方的管理。
新羅寶石金飾寶劍
在經濟方面，新羅在獲得了大量原高句麗和百濟的土地后，進行了新的土地丈量和戶籍登記，并以此為基礎推行“丁田制”。神文王7年（687），開始實行根據官吏職位的高低授予地區收租權的祿邑制。由于地方貴族與中央集權的經濟利益矛盾，祿邑制在僅實施兩年后就被祿俸制所取代。景德王十六年（757），統一新羅又由祿俸制改回祿邑制。
文武王至景德王統治期間的約百年時間里，統一新羅出現了社會經濟繁榮發展的“圣代”景象。據《三國史記》記載，統一新羅一度出現“家給人足，民間安堵，域內無虞，倉廩積于丘山”的富庶。國都慶州“長三千七十五步，廣三千一十八步，三十五里，六部”。《三國遺事》卷一載：“新羅全盛之時，京中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六戶，一千三百六十坊，五十萬里，三十五金入宅。... ...城中無一草屋，接角連墻，歌吹滿路，晝夜不絕”。慶州城在其鼎盛時期是個擁有百萬人口的中世紀大都會，為當時世界第四大城市（僅次于長安、羅馬和君士坦丁堡）。
765年年幼的惠恭王即位后，“太后臨朝，政條不理，盜賊蜂起”，768年又出現全國范圍的真骨貴族奪權叛亂。統一新羅從此開始走向衰退。780年，惠恭王被叛軍所殺，妥協派宣德王即位，封叛亂共謀者金敬信為和白會長官上大。785年宣德王去世后，金敬信擊敗對手金周元奪取王位，是為元圣王。822年，金周元之子金憲昌在熊川州割據成立“長安國”，年號“慶云”。多處地方貴族勢力紛紛響應。但叛亂被鎮壓，但統一新羅內訌仍然不斷。
真圣女王統治時期，“諸州郡不輸貢賦，府庫虛空，國用窮乏”。真圣女王派官吏到各地“督促”租稅，引發全國范圍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各地貴族也紛紛割據。900年，甄萱在百濟故地建后百濟。901年，弓裔在高句麗故地建后高句麗。朝鮮半島出現后三國鼎力局面。918年，王建起兵反弓裔，建立高麗。935年，新羅向高麗投降。次年，高麗滅后百濟。朝鮮半島再次形成統一國家。
新羅皇龍寺復原模型
訥祇麻立干時期，佛教經高句麗傳入新羅。佛教起初在新羅并不被接受。528年，異次頓為助法興王弘法殉教后，佛教開始在新羅得到接受。534年，新羅開始興建首座佛寺大王興輪寺。真興王在位時期，新羅建立起僧官制度。549年，梁武帝遣使為大王興輪寺送來佛舍利。553年，新羅建造護國寺也是新羅最大的佛寺皇龍寺。
7世紀中葉的統一新羅佛教形成了戒律宗、涅槃宗、法性宗、華嚴宗、法相宗五個教派。9世紀后期又出現了禪宗九派（九山）。統一新羅佛教因此有“五派九山”的說法。統一新羅有很多僧人赴唐學習，其中新羅王子金喬覺在九華山圓寂化身為金地藏。據《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記載，有9位新羅僧人經由唐朝西行求法。其中慧超留有《往五天竺國傳》。此外，新羅亦有無赴唐經歷但名聲遠播中原的的名僧元曉。
儒家思想傳入新羅的具體時間不詳。從智證王以儒家《書》、《詩》之「德業日新」，「網羅四方」改國號“新羅”，可見當時儒家思想就已傳入新羅。統一新羅神文王二年（682），新羅設立了專門研究儒家思想的國學，景德王六年（747）設各專業博士、助教，招收貴族子弟進行9年制的儒學教育。元圣王四年（788），新羅開設讀書三品科，將教育與科舉結合起來。此乃朝鮮科舉制度的萌芽。此外，統一新羅亦有大量留學生赴唐學習儒學。較為著名的有強首、薛聰、金大問、崔致遠等。
隨著漢字的引入和鄉札的發明。新羅本土詩歌鄉歌得以興起。三國時期，鄉歌的創作在新羅是最活躍的。但在文獻中流傳下來的僅有《彗星歌》和《運泥謠》兩首。統一新羅時期，鄉歌得到了長足的發展。據《三國史記》記載，真圣女王曾命角干魏弘和大矩和尚修撰鄉歌集《三代目》。該書雖已失傳，但可見當時鄉歌在朝鮮半島已經非常盛行。現存的統一新羅鄉歌有《三國遺事》保存的11首。
許多新羅漢詩被《全唐詩》收錄，包括真德女王送給唐高宗的五言排律《太平頌》，新羅王子金地藏的《送童子下山》等。統一新羅文學巨匠崔致遠的詩歌有《桂苑筆耕集》中的60首、《東文選》的30首和分散在《全唐詩》以及其它文獻的10余首 。現存保留下來最早的統一新羅漢文詩是8世紀上半葉新羅僧人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殘本中的五首。
統一新羅文學巨匠崔致遠
新羅時期出現了金大問、強首、薛聰、崔致遠等散文家，留有《花王戒》、《往五天竺國傳》、真興王巡狩四碑碑志等散文名篇。崔致遠是新羅散文大家。他在唐的16年間創作了萬余篇作品，其中大部分都是散文和應用文（詩歌只有300多首）。他的散文集《桂苑筆耕集》收錄的大多數是駢體四儷六的行政公文，但他的散文內容豐富，體裁多樣，具有很高的藝術成就。他所撰寫的《檄黃巢書》，條理清晰，措辭犀利。據《孤云先生遺事》記載，黃巢在讀到“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時，不覺從床上掉了下來。
統一新羅時期史傳文學和傳奇文學興盛。金大問是史傳文學作家的代表，著有《高僧傳》、《花郎世記》、《樂本》、《漢山記》等作品。統一新羅時期史傳文學的代表作是《金庾信行錄》。據《三國史記》記載，此書由金庾信玄孫新羅執事郎金長清所作，共十卷，是對金庾信一生的記錄，其中有很多神異成分。
現存的統一新羅傳奇文學有《新羅殊異傳》中的《金現感虎》、《崔致遠傳》、《寶開祈禱》3篇。其中《崔致遠傳》采用的是唐傳奇文體，文末帶長詩《雙女墳》。大部分的唐傳奇作品文末的長詩都已失傳。《崔致遠傳》是《長恨歌傳》外，又一篇完整的唐傳奇文體作品。其文末的《雙女墳》是典型的長篇樂府歌行，為朝鮮文學史上的第一首長篇敘事詩。
新羅設有掌管音樂事務的專門機構“音樂署”，有卿2人，大師2人，師4人。據《三國史記》的記載，新羅有“三竹、三弦、拍板、大鼓”等樂器。其中三竹指的是新羅獨特的大琴、中琴和小琴；三弦指伽倻琴、玄琴和琵琶。
現存早期新羅的繪畫主要是慶州市天馬塚和98號古墓出土的天馬圖、騎馬人圖和瑞鳥圖等。隨著佛教的興盛，佛教繪畫在統一新羅時期開始興起。統一新羅設有專門掌管繪畫的機構“彩典”，出現了率居、金忠義等畫家。據說皇龍寺內的古松壁畫，芬皇寺內的觀音菩薩像和晉州斷俗寺維摩像都是出于率居之手。《三國史記》為其立傳，是朝鮮正史中唯一的一位畫家。金忠義是位曾在唐朝學藝的新羅畫家，曾任管理唐宮廷工藝品的少府監。唐朝畫家張彥遠曾評價他的畫技“巧絕過人，跡皆精妙”。統一新羅還有伏麻呂、飯萬呂等赴日的畫家。不過統一新羅畫家的作品都已失傳。
新羅騎士陶俑
新羅陶器是種燒成溫度在1000℃以上的硬質灰陶，結構致密，強度大，近似炻器。早期新羅陶器主要采用泥條盤筑的方法進行成型，4世紀中葉開始使用輪制成型方法。新羅陶器不施釉，而是通過高溫將胎土中的二氧化硅玻化，在陶器表面形成與釉一樣的光滑效果。新羅陶器器型多為高足杯、長頸壺、器臺等，大部分器皿無紋。由于厚葬的習俗，新羅出土陶器中有很多車型、舟型、人偶等異形陶器。
統一新羅陶器多施黃色和綠色釉。佛教的盛行使統一新羅的骨壺比三國時期更加華麗、精致。受唐三彩的影響，統一新羅時期出現了名為“新羅三彩”的三彩釉陶。9世紀后期，新羅開始從中國江浙地區輸入青瓷、黑瓷和白瓷等瓷器，以及制瓷技術。朝鮮陶瓷從此進入瓷器時代。統一新羅是世界上最早從中國引進制瓷技術的國家。
新羅設有研究天文氣象和制定歷書的天文博士和司天博士。《三國史記》有關日蝕、彗星等天文氣象的記載多達四百余條。新羅善德女王時期用于觀測天象的瞻星臺是目前世界現存最早的的天文臺。
統一新羅于717年開設藥殿，指定專門的醫博士教授醫學，主要科目是其從唐引入的《本草》、《甲乙》、《素問》、《針經》、《脈經》、《明堂》、《難經》等醫學理論。三國時期留學印度的僧人回到統一新羅后，對統一新羅的佛教醫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印度歸來的僧人以及唐沿海新羅坊從事貿易的商人還將產于阿拉伯、東羅馬帝國等地的藥材引入朝鮮半島。三國時期曾出現的救療制度在統一新羅時期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與此同時，從統一新羅傳入中國的醫方、藥物也明顯增多，比如高句麗的《老師方》被載入《外臺秘要》，記載新羅僧人用威靈仙治愈足痹的《威靈仙傳》，來華新羅僧人帶來的《新羅法師方》等。其中，威靈仙的藥效很快被中國醫家認可并迅速推廣，并被載入《本草》。據《三國史記》記載，662-929年中國使節先后約9次來朝鮮輸入人參、牛黃、松子等藥材。唐本草學著作中記載有人參、藍騰根、大葉藻、昆布、白附子、土瓜、薄荷、荊芥、菊、海石榴、海紅花、茄子、石發、海松子、桃、榛子、海狗脊、威靈仙、羊脂等原產于新羅的藥材。
統一新羅時期的醫書主要有《濟眾立效方》、《新羅法士方》、《新羅法士流觀秘密要術方》和《新羅法師秘密方》四部。不過這四部書都已失佚，只有《新羅法士方》二首，《新羅法士流觀秘密要術方》和《新羅法師秘密方》各一首保存在日本《醫心方》中。據《三國遺事》記載，新羅曾進行過尸體解剖：“其骷髏周三尺三寸，身骨長九尺七寸，齒凝如一，骨節皆連鎖，所謂天下無敵力士之骨。”
阿迪亞波納（；；中古波斯語：Nodshēragān ；亞美尼亞語：??? ???????）是亞述一個古老的王國，首都為阿爾貝拉。
阿迪亞波納統治者于公元1世紀皈依猶太教。王后還移居耶路撒冷，并在大衛城北部圣殿山南側為自己，以及兒子興建與興建了宮殿。此外，她還協助以色列與羅馬作戰。
阿卡德帝國（ ； ，前2334年－前2192年）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帝國，統治區域位于美索不達米亞（今伊拉克），早于該地區后來出現的巴比倫和亞述帝國。閃米特語族的一支。于前3000年前結束游牧生活，定居于被稱為蘇美爾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并建立了名為阿卡德的城邦國家。前2334年左右，阿卡德君主薩爾貢的軍事征服使其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建立了君主制的集權國家，結束了蘇美爾持續7個世紀的城邦各自為政時代。阿卡德時代末期，受到內部叛亂、邊疆獨立、外敵入侵的困擾，最終于前2193年，末代君主去世后，在不知誰是繼任者的混亂中崩潰，帝國持續時間不到150年，但它為該地區后來時代的君主，樹立了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建立統一國家的先例。
阿卡德時期地圖
在早期蘇美爾城邦時期，城邦之間時常戰爭；早期蘇美爾城邦時期末年拉格什第一王朝的烏魯卡基那在前2378年登基，但是不幸很快被溫馬王盧加爾扎克西武力入侵攻占，之后盧加爾扎克西迅速用武力入侵征服的辦法統治了全部蘇美爾地區和美索不達米亞，他自稱他的帝國從波斯灣一直到地中海。
前2334年阿卡德人薩爾貢開始了他的征服歷程，很快他擊敗并俘虜了溫馬王盧加爾扎克西，建立了阿卡德王朝，薩爾貢在位55年，結束了蘇美爾城邦之間的常年征戰，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建立了第一個帝國——阿卡德帝國，都城為阿卡德。薩爾貢死后，他的兩兒子先后即位，帝國發生叛亂和鎮壓，薩爾貢的孫子納拉姆辛是阿卡德帝國的另一位顯赫君主，他于前2292年左右即位，在位36年，平息了內部叛亂，并發動了美索不達米亞周圍地區的征戰，阿卡德帝國此時東部和北部的疆域，由庫爾德斯坦和土耳其南部石壁上的雕刻表明。阿卡德帝國從薩爾貢開始，到其子理木什和梅尼希吐斯，再到納拉姆辛和他的兒子沙爾卡利沙利結束，共經歷5位國王，前后不到200年時間，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的學者理查德·賽特勒（Richard L. Zettle）等人對阿卡德帝國末期有不同的研究結論，主要不同之處在于帝國由于混亂而崩潰后還有另兩位國王統治了大大縮小的阿卡德40年。帝國一度向東征服埃蘭的一部，向西征服幼發拉底河中游的馬里和敘利亞古國埃卜拉，打開了通往地中海的商路，并與南方的波斯灣國家進行了戰爭，發展了同古代的印度河河谷、阿曼和巴林的海上貿易。
阿卡德人的語言阿卡德語是閃米特語的一個分支，與今天的阿拉伯語、埃塞俄比亞語和希伯來語是遠親。阿卡德人于前3000年之前定居蘇美爾北部，經過長時期的交流，其農業生產技術和城市生活方式已經與蘇美爾人完全相同，不同的僅是語言。雖然口語不同于蘇美爾語，但阿卡德語采用了蘇美爾語的楔形文字用于書寫，為公元前2450年所寫，隨著美索不達米亞併為一個國家，阿卡德語成為行政文書用語。但蘇美爾語仍長期存在于文學、歷史和神廟等各種場合。
阿卡德統治者頭像，青銅，高36.5公分，前2300年－前2200年，尼尼微出土，巴格達伊拉克國立博物館
薩爾貢可能是一位篡權者，因為“薩爾貢”一詞來源于《舊約全書》，代表阿卡德語中的“沙魯基努”，意思為“合法的”或“正統的君主”，通常一位正常繼位的君主不會使用這樣一個稱號。薩爾貢因為建立的美索不達米亞帝國，成為后來亞述和巴比倫君主效仿的偶像。
以至1500年后，公元前7世紀的亞述文書仍在抄錄他的事跡，這則以薩爾貢自述筆調留下的泥板書是這樣寫的：「''我母親是一位大祭司，我不知道父親是誰。母親懷了我，偷偷將我生下。她把我放入用燈芯草編織的籃子里，用瀝青封蓋，隨后把我拋入河中，但河水并未淹沒我。''」
薩爾貢從聖經中的出處亦包括寧錄（Nimrod），是含（Ham）的後代，此出處時間點較為吻合。根據創世紀第十章第十節，「他首先在示拿地區的巴別、以力、亞甲、甲尼各地建國（亞甲Accad即阿卡德Akkad）」。
薩爾貢的身世與《聖經》中帶領猶太人走出埃及的摩西，具有驚人的相似，因此引起學者的極大關注。為了統治古老的蘇美爾人，薩爾貢，這位阿卡德人君主，熟練的運用了權力與宗教的結合，他自封“太陽神安努選定的祭司”、“恩利爾偉大的統治者”——這是蘇美爾城邦的君主們自古以來就使用的稱號；他還給自己的女兒起了一個蘇美爾名字——恩希杜安納，并任命她為烏爾月神的大祭司，她用無可挑剔的蘇美爾語撰寫獻給伊南娜的圣歌，并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后人既知其名又知其作品的作家。
薩爾貢大帝的孫子納拉姆辛也是一名強大的征服者，但是他很罕見的將自己稱為神。這位神－國王在位時間的大部分年頭里不斷征戰，甚至在一尊雕像的銘文中記載，納拉姆辛一年竟打了9次勝仗。不過在幾百年后的史詩《阿加德的詛咒》中，納拉姆辛被描寫為一悲劇式的英雄，阿卡德的滅亡被歸結為納拉姆辛觸怒了大神恩利爾，他的軍隊侵犯了尼普爾的恩利爾的神廟，恩利爾派出東方山上一個“無法無天的民族”進行了報復，級別較低的小神為平息恩利爾的怒氣，詛咒了納拉姆辛和阿加德。
不管是什么原因，納拉姆辛死后阿卡德帝國面臨內部叛亂、邊疆獨立以及周邊各民族的侵襲。敘利亞的阿摩利人、扎格羅斯山上的盧盧比人、及可能來自敘利亞北部的胡利安人和來自伊朗的古提人一直威脅末代君主沙爾卡利沙利。大約前2193年，末代君主去世，帝國崩潰，到處陷入無政府狀態，《蘇美爾王表》記載“（到底）誰是國王？誰又不是國王？伊給給是國王嗎？那奴木是國王嗎？伊米是國王嗎？艾路路是國王嗎？”古提人在混亂中進入這個國家，阿卡德帝國滅亡，都城阿加德被毀，考古學家至今尚未找到其遺址。
由于阿加德遺址至今未被發現，所以對其歷史，主要依靠相對比較豐富的銘文來彌補。但同時代的埃卜拉遺址在1964開始被意大利考古學家所發現，提供豐富的側面資料。埃卜拉位于現敘利亞境內，是一個從前3000年就起就存在的商業古國，其鼎盛期為前2400年左右，它曾戰勝位于美索不達米亞北部，不愿承認它霸主地位的馬里，但是它的實力無法與強盛的阿卡德王國相比。
學者們一般認為，前2275年左右，埃卜拉為納拉姆辛時期的阿卡德所毀，也有些學者認為它毀于更早的薩爾貢大帝時代。大火毀滅了埃卜拉，但也留下了其遺址，數千年來無人打擾。在遺址中的一個檔案館中，意大利考古學家發現了2萬多塊被大火烤焦的泥板書，現在稱為埃勃拉文書，上面刻滿了楔形文字。
其中記載了埃卜拉是一個26萬人的城邦，2.2萬人住在城內，該城邦由1.17萬名專業行政人員管理，其中4700人在4座巨大的宮殿內供職，其余人則散居于邊遠的居民點和遙遠的殖民地。這些官員控制著以紡織品和金屬的生產和出口為主的先進的工業經濟。城邦中大量飼養綿羊，僅國王一人就有8萬頭，該城周圍的灌溉農田中種植著亞麻，羊毛和亞麻為紡織品提供了豐富的原料。埃卜拉的貨物曾運抵古代近東的大部分地區，包括美索不達米亞的馬里和亞述爾，北方至安納托利亞南至巴勒斯坦，海運貨物抵達黎巴嫩海岸的比布魯斯，可能再從那里出口埃及。
納拉姆辛記功碑，紅砂巖，阿卡德時期，前2500年－前2000年，蘇薩出土，盧浮宮
阿卡德時期的雕刻藝術，比早王朝時代進步得多。原因可能是第三位國王，薩爾貢之子梅尼希吐斯對雕刻藝術具有極濃烈的興趣。他曾從海上遠征到遙遠的小亞細亞，并從那里運來閃長巖，這是一種軟硬度非常適合雕刻的巖石。上圖為一尊青銅頭像，根據國王特有的發型判斷為一名君主，不過具體是哪位存在爭議，可能是薩爾貢，也可能是納拉姆辛，頭像的嘴唇、鼻孔、臉頰和眼窩部分的現實主義手法和早期的粗糙雕塑已經截然不同。右圖為著名的納拉姆辛記功碑，它記載了納拉姆辛遠征山區民族凱旋的事跡，身材幾乎是敵人兩倍高，頭戴牛角帽的是自稱為神的納拉姆辛，牛角帽是神的象征，畫面中腳踩敵人的納拉姆辛位于畫面中央，前進的士兵和哀求的敵人都注視著他，上方的星星是神的象征，樹木和山石作為自然景觀與人物融為一體是藝術史上的首創。但在這以后1500年的近東藝術中，再也沒有發現過類似的石碑浮雕。
*阿卡德帝國樹立了在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建立統一國家的先例，地位類似結束蘇美爾城邦時代的盧加爾扎克西。
基什王：前2358年-前2335年
統一全國：前2334年-前2280年
前2279年－前2270年
前2270年－前2255年
前2255年－前2218年
沙爾卡利沙瑞
前2218年－前2193年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香港官方英文名稱：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縮寫CEPA）及《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澳門官方英文名稱：Mainland and Macao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縮寫CEPA；官方葡文名稱：Acordo de Estreitamento das Rela??es Económicas e Comerciais entre o Continente Chinês e Macau）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與香港及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簽訂的特別政策，先後在於2003年6月29日及10月18日簽訂。
兩份《安排》通過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管制等措施，加強港澳地區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貿易聯系，為求幫助兩地走出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和沙士事件而引起的經濟景氣低迷，同時通過港澳地區成熟的市場經濟，為中國大陸企業在金融業及服務業等注入活力，同時提高這些企業的競爭能力。
《安排》合約文本以中文版本為標準，五項原則為：
*順應雙方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促進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實現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繁榮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國兩制的框架底下，同樣屬於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的相對貿易協定，對同樣屬於一個國家的貿易方面之條約。
*世界貿易組織會員簽約《內地與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會員：
:：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1995年1月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分別在2006年6月26日和6月27日與澳門和香港簽署《補充協議三》，中國進一步在服務貿易領域擴大對於港澳地區的開放，加強與港澳地區在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的合作。
2007年6月29日，中國商務部與香港簽署《補充協議四》。7月2日，中國商務部與澳門簽署《CEPA補充協議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澳門特別行政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英文：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葡文：Acordo de Estreitamento das Rela??es Económicas e Comerciais entre a Regi?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Hong Kong e a Regi?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政府簽訂的特別政策。香港和澳門在2015年11月展開《港澳CEPA》的磋商，經過三輪會議及其後的磋商，雙方於2017年6月29日就主體文本及承諾減讓表達成最終共識，並於2017年10月27日簽訂了《港澳CEPA》。
*  工業貿易署 -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  香港工會幹部宋治德：香港CEPA僅對企業在中國投資有利 就業環境惡化 工資持續下降
*  民進黨首波選舉廣告　香港網友比臺灣討論熱烈
江上青，譜名世侯，號玉清，生于中國江蘇省江都縣仙女廟鎮（今揚州市江都區），祖籍安徽旌德縣江村，曾任中國共產黨皖東北特委委員，暨南大學社會系肄業。前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的叔父和嗣父。
江上青像，位于安徽省旌德縣江村
* 1911年出生，是中醫江石溪及後妻范氏的兒子之一。
* 1927年，考入南通中學并于同年加入中國共青團。
* 1928年夏，轉入揚州中學，此時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同年在揚州被捕，關押在蘇州監獄，獲刑半年。
* 1929年5月，獲釋。考入上海藝術大學文學系。由父親依唐代錢起寫作之唐詩名句：“江上數峰青”，改名江上青。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在上海參加江蘇省委會議時被捕，關押在提籃橋監獄。
* 1931年，進入暨南大學社會系學習。
* 1933年后，改號「玉清」，從事革命文化教育工作。
* 1935年，與王者蘭結婚，在揚州平民中學任教師。
* 1938年，赴安徽工作，任安徽省第六行政區保安司令盛子瑾督察專員的秘書。並兼職「第五游擊縱隊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中國共產黨特別支部書記」、「中共皖東北特別委員會委員」、「皖東北抗日軍政幹部學校副校長」、「洪泗政組部第一書記」、「洪泗軍需公署專員兼任第一、二分局長」。
* 1939年8月29日，在泗縣遭和盛子瑾有私仇的當地地主武裝襲擊身亡，遺體被扔進濉河，漂至今江蘇省宿遷市泗洪縣境。后安葬于八路軍、新四軍皖東北辦事處附近的崔集。中國共產黨表彰其為革命烈士。1982年，江上青墓遷葬于泗洪烈士陵園，江澤民請江上青的好友張愛萍題寫了“江上青同志之墓”七個字。2001年公布江上青烈士墓為第一批宿遷市文物保護單位（革命紀念地）。
江上青手記《吟贈蘭妻述懷》
江上青與王者蘭（1911年1月－1985年8月）夫婦僅有兩個女兒江澤玲、江澤慧。在他去世后，其兄江世俊把自己的兒子江澤民過繼與江上青為嗣子，承繼香火。
所以王者蘭是江澤民的叔母和養母，同時她也是江澤民夫人王冶坪的姑姑。
江上青在安徽時與張愛萍、汪道涵過從甚密，張在1980年代為江上青的墳墓題寫過墓碑。張愛萍後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國防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汪道涵後任上海市市長，提拔江澤民，薦以繼上海市長之任。
*  “雙百”人物中的共產黨員 江上青
*  江澤慧撰文紀念父親江上青 披露江澤民家世
藏人行政中央所使用的雪山獅子旗
黃色為現有的西藏自治區，橘色及黃色為藏人行政中央主張歷史意義的大西藏地區，紅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所設的藏族自治州，歷史上為藏人及漢人的爭議區域。淺藍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擁有，被印度實際控制的藏南地區。深藍色為傳統上不屬於西藏的歷史上屬于西藏文化圈的地區，今印控克什米爾、錫金和不丹
圖博獨立運動，又稱藏獨運動，簡稱藏獨或西藏獨立，是主張藏區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一系列運動。藏區與中原王朝在歷史上有不同程度上的交往，唐朝時和吐蕃多次發生戰爭，之後吐蕃分裂，元朝時與薩迦派建立供施關係。在清朝中期西藏開始接受清廷駐軍保護，然而到了清末，在英國影響下西藏主權意識逐漸抬頭，中國觀點主張傳統的中藏關係是臣屬關係，因此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西藏觀點則認為歷史上雙方是一種供施關係與朝貢關係，並非西方「主權」的觀念。中華民國建政後宣稱繼承清朝對西藏的主權，遭達賴喇嘛（13世）、大英帝國、蘇聯、推動分離主義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反對。國民政府雖有派駐拉薩的蒙藏事務機構，但對半獨立狀態的西藏行政中心噶廈鮮有實際影響。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噶廈談判破裂后訴諸武力，噶廈戰敗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確立中央人民政府對西藏行使實權。這場1950年的戰事，中國人民解放軍稱之為昌都戰役，藏軍及部分英美法印的媒體或學術著作稱之為中國入侵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吞併西藏（annexation）或侵略西藏（aggression），其後更於1959年藏區騷亂後，治權分裂的狀態結束，受到中央直接管理。1987年爆發大規模抗議事件，不久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官方的壓力使對立再度升高。當前世界主流國家並不承認其是主權獨立的國家，而且藏人內部尚且沒有建立起一致的獨立或自治共識，惟西藏獨立運動仍然存有一定的影響力。
1206年成吉思汗進攻西夏時期，衛藏地區部份勢力已表達歸順蒙古之意，1246年西藏正式歸順大蒙古國，繪製地圖並列出向蒙古納貢之清單。
中國主張中原王朝對西藏進行直接管治的歷史始于元朝，元朝時期的西藏政教合一制趨于定型，逐步形成了政教權力的高度統一，便于蒙古人對西藏的統治和治理，而且元朝在西藏設立了基層組織。
1240年蒙古征服吐蕃（今西藏）。忽必烈1260年登基成為大蒙古國皇帝，將西藏薩迦派八思巴封為國師、中原法王，1270年升級建立帝師制度，輔助元朝國政，並設置宣政院，宣政院為專管全國佛教事務的機構，兼管設立於吐蕃的三個宣慰司。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擁護自己的各路蒙古宗王在開平府召開忽里勒臺大會，舉行例行的大汗選舉儀式，宣佈即蒙古大汗位。忽必烈建號「中統」，意即中原正統。
1271年12月，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宣布大元帝國為繼承於三皇五帝、秦朝、漢朝、魏晉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北宋、金朝統治中原的正統王朝。
1279年，元軍攻入崖山，南宋滅亡。西藏同步與中原地區進行清查全國戶口，建立驛站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行政區，十三萬戶上有三個元帥府。
明朝對西藏的實質控制力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是間接治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主編人譚其驤亦表示：「（明朝）對青藏高原的統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種羈縻關系而已，真正的統治是談不上的」，又表示明朝對西藏的關系遠遠趕不上元朝及清朝對西藏的關系。但與唐朝相比，明朝和西藏沒有發生大型戰爭，使明朝得以專注應付北方。
1720年代以來，清朝開始在西藏地區駐軍并設置駐藏大臣。1751年乾隆帝頒佈由領兵入藏的四川總督策楞制訂的《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西藏建立噶廈政府（西藏的說法是由第七世達賴喇嘛建立噶廈政府，中國的說法是由乾隆帝建立），長官為噶倫，秉承達賴喇嘛、駐藏大臣旨意辦事。後來由平定廓爾喀的大軍統帥福康安跟達賴與班禪等制訂出的章程稱為《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確立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平等的權力。到18世紀末清朝在西藏的權威達到頂峰，但隨后由于自身的衰落而逐漸削弱。
光緒帝剝奪達賴喇嘛封號的公告迅速被藏民扯破
1904年，英國軍隊從英屬印度入侵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逃離西藏。駐藏大臣有泰沒有代表清廷在《拉薩條約》上簽字，聲稱中國無權代表西藏簽訂有關條約，此舉被認為令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受到質疑，中國學者廉湘民對此作出反駁，因為清朝當時也不滿條件，故有拒絕簽字的其他動機。後來事情最後是英國于1906年與清政府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國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而中國則應允不準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內治。
1910年2月，鐘穎統帥二千餘名清軍抵藏，加強對西藏的統治，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清政府在1910年2月25日宣佈罷免十三世達賴喇嘛，并加強了對西藏的鎮壓。1910年3月14日，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當時印度總督明圖伯爵會面，要求英國依守《拉薩條約》，協助西藏與清庭交涉，但是明圖遵照英國政府的指令加以婉拒。達賴也對明圖表示不承認西藏沒有參與的《中英藏印條約》與《中英續訂藏印條約》。
1912年清軍撤離拉薩
1911年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邊疆非漢族地方產生動蕩和騷亂，軍紀較差的駐藏清軍也發生了內訌，西藏也宣布驅逐在藏滿漢官員，而支持漢人的喇嘛和部分噶廈政府的人員都被殺害。至1912年底原清朝駐藏大臣和駐藏清軍全部離開西藏，史稱第一次驅漢事件。
1912年2月，清朝統治者發布退位詔書，宣布中華民國為其繼承政權：「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然而有學者指出西藏人民不願意從效忠清朝統治者轉而效忠新成立的民國政權。
從1912年至1949年，西藏不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管治，但中國未放棄對西藏的主權，因故西藏雖然有了治權和政府但並未獲得承認。
西藏在清朝覆滅後與尼泊爾、不丹建立邦交，並與外蒙古相互承認獨立，1913年通過《蒙藏條約》，「兩國」關係正常化。但當時的西藏噶廈或者是藏傳佛教的神職人員都似乎從未對這一條約表示認可，俄國政府則表示，身為布里亞特人，阿旺德爾智是俄國的臣民，因此他無法以達賴喇嘛代表的身份參與外交事務。而《恰克圖條約》中俄國仍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而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認為當時不屬於獨立國家的外蒙古沒有資格承認西藏獨立，尼泊爾、不丹當時為英國的保護國，無外交權。
西藏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西藏1913年發行的藏鈔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在3月11日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月22日下達的《大總統袁世凱命令》和5月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中強調對西藏的主權，而非英國所說的宗主權。1913年初，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隨即于2月13日發表聖地佛諭公告，宣布「藏區」獨立，但未得到世界上大國的認可。達賴喇嘛實行的新政包括首次發行紙幣，發行雪獅郵票，建立現代郵政系統等。
中華民國政府之西藏宣撫使陳貽范、十三世達賴特使倫欽夏扎·班覺多吉以及英印政府外交政務秘書亨利·麥克馬洪，于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姆拉舉行會議。英國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將西藏分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國管理的內藏，并使中國政府承認對西藏行使的只是宗主權而非主權。1914年7月西藏和英國簽署了《西姆拉條約》，而北洋政府拒絕簽署。此后歷屆中國政府都不承認“麥克馬洪線”。
1914年（民國三年）5月，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公布《中華民國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之領土依從前帝國所有之疆域」。
1918年，達賴喇嘛正式頒布雪山獅子旗為西藏國旗，規定以後藏軍也只能使用國旗。
1927年5月，蘇聯通過外蒙古代表團與西藏政府談判，試圖與西藏建立外交關系，并曾于1928年派遣蘇蒙聯合代表團訪問拉薩。1928年7月，南京政府成立蒙藏委員會，9月，流亡內地的九世班禪和國民政府取得聯繫。1929年1月，班禪駐京辦事處成立，和國民政府建立了直接的政府聯繫。9月，十三世達賴決定主動與國民政府接觸，國民政府代表官員奉使入藏。隨後西藏政府在南京和北京等地設立辦事處，與國民政府建立起進一步的政治聯繫。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圓寂。1934年1月12日，國民政府派黃慕松為致祭冊封達賴專使，並攜帶了350萬美元。1月31日，國府行政院決議讓熱振·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代攝達賴職權。黃慕松在趕赴西藏的途中，西藏內部以龍廈·多吉次傑總司令為首的親英國勢力決定發動西藏獨立，計劃先暗殺自主派（反對外力變更西藏）首領，再派兵至都昌阻止國民政府勢力入藏，但由於有人告密，龍廈被捕，挖去雙眼終身監禁（龍廈事件），首席噶倫澤墨宣佈服從十三世達賴遺訓與中國和好。黃慕松完成中藏會談後，建議國民政府協助班禪返藏（班禪於1937年12月病逝）、籌備西康省（1939年1月建省，省主席劉文輝）來解除藏人的疑慮。民國政府也派遣吳忠信率使團，參與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
1947年的亞洲關係會議期間，兩位西藏代表（右前）之前可以看到圓形版本的雪山獅子旗。最左發言者為聖雄甘地。
國民政府隨後面臨中共崛起與日本、蘇聯接連侵犯中國東北等內憂外患，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西藏事務，雙方關係沒有進一步的發展。1939年起，西藏自主派不滿熱振傾向中國，乃聯合原先親英勢力進行牽制，並指責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青海靈童）系經國府核定，違反掣籤傳統，熱振·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隨後暫行退位。1941年7月，國軍計劃開闢康印公路來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交通封鎖，遭受西藏軍阻攔（康印公路事件）。1942年7月6日，西藏宣佈成立「外交局」。當時的西藏政府已經與尼泊爾、不丹建立邦交，英國與蘇聯認為中國對西藏僅有宗主權，而非主權。
1947年噶廈發給夏格巴·旺秋德丹的出國護照
1945年5月，熱振當選第六屆國民政府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熱振派首席噶倫彭康遭罷黜。1947年，熱振被捕隨後遇害（熱振事件）。1949年7月22日，在英國的慫恿和操縱下，在尼泊爾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官方文件中，文件按如下順序列舉了與六個所謂主權獨立國家的外交關系：英國、西藏、法國、美國、印度、不丹。由于聯合國要求申請加入的國家必須證明自身是主權獨立的，其中一項判斷標準，就是申請國須獲得其它主權獨立國家的承認。在這份尼泊爾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文件中，西藏被列于英國之后，法國、美國、印度、不丹之前。聯合國接受了尼泊爾成為正式會員國，不代表聯合國實質認可了尼泊爾所列舉入會理由。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9年7月22日，其時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本身尚未建立。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僅要解放中國，還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強調民族自決與自由聯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國。毛澤東宣佈「蘇維埃民族政策的出發點就是將一切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爭取和團結到蘇維埃的周圍，以壯大革命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
1934年中共通過〈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其憲法大綱提出：「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承認各弱小民族有自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凡居住在中國的地區的，他們完全擁有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結果不如中共預期，西藏民族主義者並未如臺獨、疆獨、蒙獨等分離主義者與中國共產黨建立合作關係，相反的由於共產主義者將宗教視為鴉片，認為迷信破壞勞動者的階級團結，軟化了鬥爭意識，引起藏民的反感。蘇聯佔領外蒙古後於1924年協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政權，並在蘇聯影響下對蒙古內部進行階級革命與宗教審判，這類宗教迫害讓西藏感到強烈不安，擔憂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會滲透到西藏，因此西藏民族主義者對於赤色革命相當拒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遺囑中對於共產主義下西藏將要遭受苦難也做出說明。
此段時期內，由于政治的影響，班禪活佛被迫離開了西藏，由此西藏全境被以達賴喇嘛爲首的噶廈控制。1949年中共在青海玉樹俘虜第十世班禪，隨後便利用班禪活佛與達賴間的矛盾，孤立達賴喇嘛，拉攏班禪活佛，以期達成「分而治之」的目標。日後張國華在其〈革命回憶錄〉裡毫不避諱的表示：「班禪返藏，那是代表著西藏愛國力量增強了」。
從1912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西藏在受英國勢力的影響下，英國一直希望西藏獨立或依靠印度。1934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后，西藏事務由攝政熱振活佛主持。熱振活佛支持國民政府，并成為后來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第一任經師。但在政治斗爭中，熱振活佛不敵其政敵，死于獄中。此后，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經師一職便由被某些中國官員定為的分裂派掌控，印度獨立及中共建政後，對西藏構成政治衝擊。
1949年7月，噶廈政府下令將國民政府駐拉薩辦事處人員全數驅逐出境。由於駐藏辦事處未經噶廈批準，因此藏方認為該單位並不具合法地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中國共產黨實際控制區域尚未及於西藏等西南地區，北京的廣播電臺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內蒙、海南、臺灣在內的中國領土”。同日班禪代表西藏人民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祝賀新中國誕生，并表示：「茲幸在鈞座領導之下，西北已獲得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僅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鈞座致上祟高無上的敬意，並矢擁護之忱」。毛澤東和朱德覆電：「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願意成為統一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
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昌都，藏軍于10月21日投降，解放軍俘虜了包括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軍官和2600余名士兵，擊斃4000千餘名西藏士兵（另一說擊斃5700人），同時對外宣稱西藏和平解放。印度副總理瓦拉拜·帕特爾給尼赫魯的信中：「中國政府試圖以和平表白來欺騙和愚弄我們，我個人認為，所謂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說法在如此關鍵時刻，讓我們的大使產生了夢幻般的信任。中國人無疑為了對西藏展開軍事行動而在集中力量，我認為中國的行為是一種背信棄義」。中共則強調：「解放西藏人民驅逐外國勢力和影響，讓西藏人民擺脫壓迫，自由享受民族區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神聖義務」。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同中央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其后解放軍進駐西藏地區。中共政府與達賴達成協議，在西藏暫不進行政治制度的變更，因此有臺灣學者認為十七條協議正是一國兩制的濫觴。與此同時，中共在西藏周邊的四川、云南、甘肅和青海等省份進行土地改革，包括鼓動藏族傳統聚居區人民對藏族地主進行階級斗爭。達賴喇嘛於1951年10月24日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兩天後毛澤東覆電祝賀，同日解放軍進入拉薩。
據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的記述，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拉薩後違背原有承諾向拉薩徵用大半現有存糧，使拉薩面臨前所未見的瀕臨饑荒邊緣，解放軍張經武將軍甚至向達賴喇嘛強索2萬噸大麥，但噶廈政府表示已無能為力，有關學者認為要不是印度即時出口稻米，西藏情況可能早就失控，亦有說法認為周恩來、李維漢也承認把西藏糧食徵收光了，民間私藏少數庫存食物則被鬥爭運動挖光了。1950年12月，毛澤東在給西藏阿里的地方官員的信中指出：“人民解放軍入藏部隊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決不侵擾老百姓。”，又指出從1951年冬到1954冬，中方共開墾荒了「地61000畝，修水渠20000多米，收穫糧食35萬多公斤、土豆76萬多公斤、蔬菜600多萬公斤」，宣稱緩解了物資供應危機。
1953年開始，中共在鄰近西藏的安多與康等藏人聚集地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於激進，被認為是企圖消滅當地的藏族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造成地方暴發反抗運動。參與反抗的西藏人除了與解放軍打游擊戰，也聚集到尚未施行土改的西部避難，造成後來反抗人士在拉薩大集合。
1954年在解放軍西藏軍區的協助下，「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拉薩愛國婦女聯誼會」等組織紛紛成立，有計劃性的開始對當地人民進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同年，中國頒布憲法片面取消了原有《十七條協議》裡的西藏特殊自治狀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體化，並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設的行政管理部門以漢人主導行政事務，西藏代表遭架空成了掛名官員。
1955年，第十六世噶瑪巴活佛下令四大弟子夏瑪巴仁波切、泰錫度仁波切、蔣貢康楚仁波切、嘉察仁波切逃往海外，十六世噶瑪巴也於1959年2月4日率領160人出走不丹、錫金、印度。
1956年，駐西藏十八軍參謀長李覺、後勤部長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人曾上報毛澤東建議：「西藏一團人費用等於駐內地三師人，勞民傷財；鄰國印度獨立不久，不可能威脅西藏」被毛澤東認定為「思想叛黨」並冠上「有意誇大西藏地區艱苦」、「出賣祖國邊疆」等罪名，遭到集體整頓牽連400餘人。夏季，中共在康區、安多等地推動政治改革與土地革命過於激進，密集對僧侶與寺院進行清算批鬥引發民怨。西藏人民會議（西藏地下組織）組建游擊隊武裝反抗，青海、甘肅、四川藏區也發起串聯進行反抗。達賴喇嘛在參加印度釋迦牟尼佛入寂2500週年儀式上，於德里與尼赫魯、周恩來會談中表明對近期西藏局勢惡化的憂慮，並尋求政治避難的可能。中國政府隨即宣布延緩「民主改革」，同時撤除西藏部份中國官員，解放軍則開始對「叛亂份子」進行清洗運動。印度外交官事後質疑尼赫魯當時無法認清中國的野心。
中共在康區和安多地區積極推行改革結果導致情勢惡化，1956年北京政府指出：「事實證明西藏上層人士只有少數人支持改革改造，多數人存有疑慮，多數群眾也缺乏這種積極改革的要求。」中共政府同時宣布對西藏的改革延遲推行。同時公佈〈停止進行民主改革的宣傳提綱〉，並聲言「人民解放軍會對叛亂份子嚴懲不貸」「解放軍會出手鎮壓」。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范明（隨後在反右運動中遭清洗）曾經自我檢討：「解放軍軍官與其他幹部很普遍出現大漢民族沙文主義比較優越的感覺，對西藏落後感到厭惡，歧視西藏，歪曲西藏，不能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傳統風俗習慣，變得驕傲自大，具有特權思想。」據稱，中共也以袈裟顏色來侮辱出家人，如「黃禿驢」、「紅賊禿」。
李江琳表示，據中共官方內部文件，從1957年開始，青海省藏族人口因飢荒向外求援，中共部隊卻對藏族濫捕濫殺，導致雙方關係緊張。
四水六崗衛教志愿軍標誌
1958年6月16日，康巴地區各地反抗力量聯合起來，在山南地區聚集了超過15,000人，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以武力反抗康區的改革。康巴人心理上認為衛藏與他們無關，他們是為保衛本土康區而戰。四水六崗的成立是形成泛康巴身分認同的重要事件。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青海展開武力平定，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戰役結束後，解放軍部份軍隊才糾正了「我們是解放藏民，不是消滅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錯誤思想，與使用藏語說「站住！不要跑！」。但亦有投降的藏軍在交上所有武器後被要求聽取「社會主義」的講座，並且從解放軍手上得到小量金錢後被釋放回家的記載。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解放軍武力控制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推翻達賴，加入他們。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中華民國稱為三月起義），隨後拉薩發生武裝沖突，葉蔭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勝並公佈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解放軍接著攻擊拉薩大昭寺，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中國共產黨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拉薩事件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解放軍展開了為期六年半的「平叛作戰」（包含12場主要戰役，如早期的拉薩戰役、山南戰役），動員超過23萬5千人的地面部隊（不含後勤與武裝民兵），與三個空軍師加二個空軍獨立團。毛澤東並指示解放軍在西藏當地練兵，通過這場戰爭，中國總參、總政、總後與各級軍事學校都派員當兵「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促使解放軍建立了完整的後勤網、跨區指揮系統。由於中國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缺乏空軍立體作戰的實力，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上空進行空軍演練，以杜-2、杜-4、伊爾-28轟炸機來創造大規模的殺傷力。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而是在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談判破裂后，3月19日，解放軍開始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炮擊，共持續四天。中共發表達賴喇嘛的信件聲明：「達賴與此次的暴動無關，達賴是遭暴徒刧持到印度」。4月18日，達賴發表聲明，指責中共未遵守十七點協議，不斷干涉西藏政局，並將大批僧侶送往中國築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於自願。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了解散西藏政府的命令，并由原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履行西藏政府職責。第14世達賴喇嘛隨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國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周恩來表示「西藏反抗的行為是自取滅亡的，創造了推動民主改革的有利條件」。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擴大軍事控制與清算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計劃地搜查每一戶「反動分子」，並將他們的財產充公，一部份遭到公開槍決，喇嘛則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勞改集中營。據班禪喇嘛宣稱，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強迫僧侶與民女、比丘尼性交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
班禪喇嘛在青海視查後，宣稱他發現西藏人民「窮到連碗都沒有」，他也認為毛澤東式的批鬥太過殘酷，被批鬥的西藏人民並沒有犯下太嚴重的過錯，卻被捏造了許多毫無根據的罪行，一開始大吼狂踢、拔髮擰肉，接著以金屬、棍棒毒打，不少藏族人當場七孔流血、四肢殘廢，有人甚至忍受不了凌虐被迫投河自殺。
1962年，班禪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紅衛兵也把前「農奴」帶到批鬥大會現場，「揭發了」班禪農奴主「剝削人民的血淚劣跡」，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西藏實行人民公社後，所有生產成果歸為共產黨幹部管制，導致西藏人民過著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體怠耕怠工抵制。中共則呼籲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加強意識型態鬥爭，抓緊馬克思主義打破宗教枷鎖茨仁夏加認為中共一時間不明白為甚麼漢人沒有因為大躍進哀鴻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數民族為何會發生大規模暴動，又認為哈薩克人、維吾爾族人（也發生暴動，中共為此封鎖邊界）、西藏人也無法理解為何漢人在面臨飢荒與迫害時不進行反抗（據《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記述，民間的零星反抗很廣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對現代通訊手段的壟斷，使得任何自發的集體反抗行為很難發生，以致民眾的反抗與中國歷代相比的確要弱小得多）。西藏史學者次仁夏加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均富理想是一場騙局，因為共黨所承諾經濟社會上的正義平等，早期確實吸引許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終中共剝奪了個人的土地與牲畜財產，實行公有化，同時摧毀舊有的經濟制度與私人財產、糧食生產，全權由共黨接管，導致週期性飢荒，連最窮的農奴都瞭解這是一場騙局。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傾共立場明確的班禪遭紅衛兵抄家毒打，監禁在秦城監獄（1968年至1977年，毛澤東去世後獲釋）。1966年、1967年，由漢人主導的兩大造反派成立，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開始對西藏進行階級清算與屠殺。1967年4月西藏的漢族紅衛兵已超過兩萬人，開始在市區進行巷戰，解放軍西藏軍區張國華將軍不敵攻勢，緊急逃往四川（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衛」 ，西藏兩大造反派展開真槍實彈的武鬥。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肅西藏到達巔峰，當年超過五萬民喇嘛被送入營改集中營。1978年，班禪「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黨、反人民、陰謀叛國的罪行」其重要親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禪經師，死於1974年）、頓吉·索朗多吉（死於1977年）、詹東·計晉美（死於1978年）未能熬過文革，進一步削弱日後中國對西藏的影響力。曾協助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邦達多吉也因「組織叛亂」、「反對改革」等「罪行」於1974年遭鬥死。亦有文字記載文革期間有大量無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統性屠殺，導致人口銳減。
有學者指出在中共統治西藏的前20年間，西藏有六千座傳統寺院遭摧毀；中國學者李江琳認為當時藏族的人口減少近乎「種族滅絕」。亦有學者認為"種族屠殺"的指責是誇大的說法（見「統計與相關爭議」）。
中共官方曾總結西藏「四大資源優勢」：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全國最大林區之一、世界屋脊旅遊勝地，礦藏非常豐富。學者鄭重言認為藏人並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貢覺縣為例，每人每年糧食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間對西藏提供財政補貼，在西藏興建大量被視為不切實際的設施和工廠等投資，當中包括浪費1500萬元的玻璃廠和化肥廠、挖不出煤的向陽煤礦，「盲目上馬又下馬」且浪費2000多萬元的墨脫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間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也從1701萬增加到2180萬，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被指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土地改革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前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裡去啦？」。
1976年9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去世，10月，四人幫在懷仁堂事變中被逮捕，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1979年8月，達賴喇嘛胞兄土登晉美諾布率領五人訪問團前往西藏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訪問，並與北京當局建立接觸。1980年又有兩次同性質的訪問。1981年，北京當局發現達賴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仍保有某種景仰，於是取消了第四次訪問。
1980年5月胡耀邦去西藏後表示：「搞得你們相當窮，底子差，交通困難，科學技術、文化水平較低」。9月，班禪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指出：「中國應尊重藏族的風俗習慣，不該把民族服飾當成黑衣黑飾來批」。隨後修復一部分寺廟，解除部份宗教禁令，並將布達拉宮和大昭寺、札什倫布寺、哲蚌寺、薩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動場所列為全國或自治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區委發出《在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的通知》，對1970年以來農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反動富農」給予平反。並退回部分「非法佔用的寺廟和宗教人士的財產」。7月，恩久·洛桑群培、頓吉·索朗多吉、詹東·計晉美獲得平反。
據班禪喇嘛記述，在毛澤東死後，他本人對於北京當局的統治手法仍感到不滿：「中共要求果洛地區的藏族死者親屬在屍體坑上跳舞慶祝消滅叛匪」他亦表示最讓自己痛苦的是北京當局禁止藏人為一般已故的亡者超度，按當地的習俗是對先人的不敬或無情。許多藏族群眾見到班禪喇嘛在藏區視察總會流淚哀呼：「勿使我雪域之人滅絕、勿使佛教滅亡」。
從1980年至1983年，北京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宣稱撥款545萬元修復西藏各地寺廟，在1986年資助專款600多萬元以及黃金50407.6克維修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到1989年完工，工程總耗資1000多萬元。1989年，北京政府做出了“保護大師法體﹐修建靈塔祀殿﹐尋訪轉世靈童”三項決定。第二年﹐中共撥出專款6406萬元﹐黃金614公斤，白銀275.022公斤，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修建班禪靈塔，1990年9月20日奠基開工，於1993年修成並取名為“釋頌南捷”。大殿總建築面積1933平方米，高為35.255米﹐為鋼筋水泥櫃架結構﹐用花崗巖石砌成。靈塔面積為253平方米﹐塔高11.55米﹐塔身全部用0.5-0.8毫米厚，純度為99.01金皮包裹，遍鑲珠寶，共有珠寶6794個﹐寶石袋868個。另外，從60年代起先後撥款維修，於1984年至1988年，北京國家文物局從本單位和北京、河南﹑四川等8個省文物單位抽調高級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共34名，協同西藏文物專家一起對布達拉宮進行勘察﹐形成了重建布達拉宮的總設計方案，於1989年，中共中央撥專款5300萬元進行搶險維修並在該年開始動工，於1994年竣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和自治區政府先後撥出3.4億元，維修及修復了千餘座遭西藏文革摧毀的寺廟，以及拉薩大小清真寺﹑芒康的天主教堂和一批苯教寺廟，1982年至1996年間﹐北京國務院確定了哲蚌寺、桑耶寺等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傳聞，1980年解放軍駐西藏獨立第52團所屬汽車營裡約60-70人叛變，與當地牧民一同襲擊中共林芝縣委會（林芝事件），並奪取大量槍械，使其西藏游擊隊更為壯大。
1983年西藏發生示威遊行與騷亂，據西方學者記載，至少有三千人被捕，多數人於8-11月間遭處死。
1985年9月1日，中共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中共中央下令恢復西藏部份寺院的佛教活動。8月9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中共將裝飾數以千計的僧寺和寺廟用的無價宗教雕像、塑像、聖經掠奪一空，送往內地。按記錄我們有五千七百個僧院和五百座寺廟遭摧毀，其中損失最大且無法彌補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經被中共摧毀殆盡」。而班禪在《七萬言書》裡寫道在西藏有各類寺廟二千五百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七十餘座。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1958年則談到西藏三區有3929座藏傳佛教寺院，中國有約五千多座藏傳佛教大小寺院。
臺灣歷史學者、異議人士施朝暉指出十四世達賴喇嘛曾多次要求中共進行和談實現真正的「自治」，中國北京當局一蓋不鬆口，1987-1989年西藏地區黨委書記胡錦濤指揮部隊展開「大屠殺」與種種非人道的打壓。
1987年拉薩發生流血衝突，美國國會於1987年6月18日通過西藏人權受到中共迫害的決議案，認為中共以軍事手段統治西藏侵害人權，監禁西藏人民的黑牢缺乏食物，導致許多人活活餓死。因為聯合國「反虐待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可恥的刑罰或處置公約」於1987年6月生效，西藏血腥事件引起歐洲議會的注意，通過「即刻要求中國政府尊重藏人宗教自由與文化自治之權」，並認同達賴喇嘛所提的「五點和平計劃」是解決問題的基礎。1987年10月，西藏再次發生兩次暴動與軍事鎮壓。1988年3月，又發生反共運動。198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獲邀至歐洲議會發表斯特拉斯堡建議（Discours Strasbourg）。
1989年3月5日，西藏再次發生反共暴動，雙方衝突過程激烈，北京當局總理李鵬於3月7日發布西藏戒嚴。中國與歐洲建交後，由於歐洲議會打算以民意機構發揮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因此在1989年3月16日的歐洲議會會期中，通過「強烈譴責北京在西藏首府暴力鎮壓行動，尤其是使用武器，並要求解除戒嚴」決議，北京駐歐大使劉山向歐洲議會會長抗議：「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並認為歐體企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1989年接著又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使得歐洲議會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尊重人權為維繫雙邊貿易之先決條件」。1990年5月1日，北京當局解除拉薩戒嚴。1991年3月，西藏流亡政府表示由於中國領導階層的閉塞和反對，斯特拉斯堡建議已經無效。
1995年5月，被達賴喇嘛指認為第十一世班禪的更登確吉尼瑪據傳遭中共軟禁，至今下落不明，中共另立一人為第十一世班禪。有人權組織稱他為「世界上最年輕的政治犯」。
1999年12月，14歲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從西藏出走印度(他被達賴喇嘛和中國政府共同承認為轉世活佛)。他於2014年表示全力支持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使藏人真正自治。
自1980年代起，北京政府創辦了北京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在西藏各寺廟開辦學經班，設立藏文印經院並出版各種宗教典籍、研究著作和學校教材。中國官方表示：西藏青壯年的文盲率從舊西藏高達95%，到1990年為止西藏教育水平屬全中國最低，2013年文盲下降到0.8%。從1985年開始，西藏實施對接受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的農牧民子女包吃、包住、包學習費用的“三包”政策，先後12次提高補助標準，惠及51.04萬人，但有資料顯示仍有三分之一西藏兒童沒受過教育與醫療。2007年，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9年免費義務教育，2012年又在全國率先實現15年免費教育，主要課程用藏語授課。至2013年間，西藏地區共有14種藏文雜誌、10種藏文報紙，西藏人民廣播電臺開辦有42個藏語（包括康巴語）節目、欄目，藏語新聞綜合頻率每天播音達21小時，並在新聞媒體與教學內容中加入了許多被指用來強化對達賴喇嘛辯證看待的「愛國教育」內容。西藏人均壽命從1951年的35.5歲提高到2013年的68.17歲。北京官方政府亦花費巨款去支持西藏的經濟和文化，並宣稱西藏政府百分之九十靠中央政府撥款，因為西藏人生活水平、醫療水平低，所以中國政府派了大量的漢族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文化工作者、醫療衛生人員到西藏支援建設，建造學校、院等基礎設施，並為藏語創造大量藏文科技詞彙，在學校用藏語教學。」。美國國務院也同樣表示藏人的經濟和生活水平被提高，亦指出北京政府以大量補貼資助發展西藏的經濟。
根據中方學者記載，從五十年代初至1997年，中央政府共向西藏投入400多億元；1959年至1996年調運進藏物資674萬噸，其中商業物資110萬噸，糧食130萬噸，石油148萬噸。有西方學者亦指出，中國政府每年會給予西藏一定金額的補貼，單在1997年，中共中央就給予了四億六千萬美元的補貼資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