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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認為法律不及禮制重要。禮與法兩者之中，要維持社會秩序，主要靠的仍是禮而不是法，法律只能用於百姓，對於士人還是應用禮樂。法治固然重要，但必須以禮治為本，禮的實踐，是推行法律的基礎，此關係不可顛倒。能否在朝廷建立禮節，將影響對衙門和民眾的管理，人民的教化應始於朝廷禮義的建立。荀子也認為人比「法」更重要，要治國必須有賴君子而不能單獨倚靠法制，與孔子意思相近，而與法家有根本不同。
荀子提倡「尊君」之說，與法家申、韓有相近之處，而與孟子大相徑庭。君主制國家是保持社會秩序的前提，政治組織由君主產生，政治生活由君主維持，定立和監督全國臣民的權利義務，治亂繫於一人，因此必須尊君。荀子希望用君長的禮義，救人性的偏失，君主能約束臣民，防止他們的貪婪破壞社會。聖王的權威是絕對的，他是道德榜樣，臣民導師，能帶來秩序，為臣民所仿傚，移風易俗，不用刑罰，真正實現天下太平。荀子不贊成對君主權力作制度性的限制，以免引發國家內亂；他甚至支持臣下像喪父一樣為君主守喪三年。在孔、孟的政治思想中，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但對荀子來說，個人卻沒有獨善的理由。不少學者認為荀子強調忠君之道，強化君權。黃俊傑認為，荀子所要傳達的是君臣關係的絕對性，臣下對君主必須服從，基本上與戰國晚期君主權力高漲的歷史背景相符合。
不過荀子的尊君，仍與法家以君主為政治主體的觀點有根本不同。荀子尊君是因為君主有重要職務，君主猶如高貴威嚴的公僕。作為國君的條件，是組織社會與國家的能力，解決社會民生問題，其出現乃是為人民的福祉（《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基於受人信賴而掌管權力，而不是為謀求自身的利益。此外與和法家不同的是，荀子不認為應把權力完全賦予國君，他指出君主不可以獨攬大權，要君臣分工，各有職守，打破世襲與門閥，建立專論才能的文官制度。荀子支持世襲王朝，接受平庸君主在位的現實，而主張君主清靜無為，遠離實際政務運作，將實際政務委托給大臣，由大臣代替君主執行。周成王與周公就是君主與賢相的典範組合。荀子的最終理想是君主為一個象徵元首，其功能主要是儀式性的，君主要能夠選拔適當的宰相而不過分干預，讓宰相能以君主的名義治國。
孔、孟重視君主的道德而不強調其權勢，法家申不害和商鞅則只重視君主的權勢而不強調其道德；荀子綜合二說，兩者並重。統一天下之君，必須有禮義和忠信的品德，心要誠懇。能達成仁義之德的諸侯，便具備統一天下的資格。君主制度有不同的模式，一是理想的聖王，一是普通的君主，在沒有真正王者的世界裏，君主的命令並非神聖，忠臣可以違抗君主的命令，例如竊取兵符的魏國信陵君。佐藤將之認為，荀子支持臣下按照自己對國家利益的判斷，來決定是否聽從君主的想法，並無集中君權。但臣下不遵守王命的權利，只限於為了國家社稷的最高利益，一個人不能因個人道德考慮而藐視君主命令。人民的認可，是政治權力的直接基礎，暴君失去民心（《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不能盡其職責，則尊嚴喪失，可以廢位或誅滅，跟孟子說法相似。荀子抨擊現實世界中的君主，認為暴君失德將失去統治的合法性，認可湯、武革命，但沒有像孟子那樣，明確支持在現實世界中造反和推翻暴君。
荀子認為當時秦國可以稱為霸主，但尚未足以稱「王」。秦國佔有地理優勢，老百姓風俗樸實，服從官長，音樂和服裝都很正派；官吏則恭敬行事，認真盡責，上層官員則奉公守法，不結黨營私，君主不必辦事，而事情亦可做妥，行政效率很高。秦國四代都能戰勝其他諸侯，並非僥幸。他認為當時秦國的強大是史無前例的，但也認為專靠武力的方法，其勝利是有止境，開拓土地不如提高道德威望重要，必須起用有文化道德的人治國，才能號令天下諸侯。他指出秦國一直擔心受天下諸侯聯合對抗，批評秦國沒有儒者的教導，跟治國的理想標準還有巨大差距。荀子雖然深入了解秦國優勢，但並未看出短時間內將天下一統。他並認為即使天下統一，還是應該保留封建制度。
荀子贊成社會分工和合群合作，以免互相爭奪和工作怠惰。人類不能與野獸競爭，必須合群，形成社會組織，才能生存。社會組織中，人必須分工，各有職守，互相幫助，社會上各種人，都按一己的能力而取得其地位，社會資源的分配，應該合乎正義的原則。荀子支持封建制度，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家，士大夫有田邑，官吏有俸祿，農民商人工人都是庶人，要努力工作，才可以穿衣吃飯。君子與小人的界限，要嚴格劃分，把勞心者和勞力者分為兩個不可動的階級，後者要服從前者。社會雖然不平等，但同時社會成員卻可從資源爭奪中解脫出來，保障大家的安全，得以共享公共福利。人們的社會地位即使並不相同，但仍可以互相監督，確保特權階級不會逃避應有責任。故大多數人都認識到，如果要得到安全與和平，就須存在社會分工。認為，荀子具有社會契約的觀念。
荀子指出要國富民足，應「節用裕民」，國君和官員都節儉不浪費，並要減輕賦稅，協助人民增加生產。人欲是無窮的，必須加以限制，合乎物資供給的數量。他主張減少浪費資源，與墨家思想表面上有相似之處，但荀子認為在禮制許可的程度下，人民乃可享樂，如果資源處理得當，人的欲望是能到滿足的。為了百姓生計，政府應該輕徭薄賦，並協助流通財物，使天下物產以有易無，互相供給。物欲是生產的動機，不可一味抑制，要增加生產，必須改善生產者的生活，發揮他們的積極性。農業是財富根源。從人民生活是否飽足，可以看出國政的治亂。
荀子傾向唯物論，認為「天道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自然和物質世界獨立於人的主觀意識，自然界依照自己的規律運行，沒有目的，無所作為，獨立於人類社會，社會事情的好壞，都不能感動自然界。天地是道德中立的，天人界線分明，天不會干預人間事務。所謂天命和災異與政治和人事無關，應破除迷信，不用畏懼災異；自然界的不正常現象，並非社會將有災禍的預兆，天人感應說是虛構的，否定有神論和目的論。先秦諸子中，荀子的唯物主義思想是最徹底的，其天人界限，帶有一種以人類為中心的人文主義，並傾向自然主義，有異於孔、孟的天；孔、孟的天是命之主宰，荀子的天則純是自然，對天的解釋接近道家，他和莊子一樣劃分天人界限，只是把價值觀翻轉過來：天並不具有神意，亦不關心人類的命運，與人事也不呼應。然而，荀子也認為天地及日月的永恒運行，是統治者所應效法的對象；統治者不僅呈現天地的秩序，也應仿效天地對萬物的撫養功能。
中國思想史上，宰制自然的觀念，以荀子所論最為果斷。他提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思想，批評道家的宿命論和只知順應天命。國家治亂並非天命，人定勝天。社會組織和社會秩序是人類獨有的，是自然界的一個特殊領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份，但又能作天地萬物的主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但荀子認為不必深入研究自然，因為人無論如何都不能對自然界有完全的了解，即使知道很多，還是跟無知者沒有分別，不如不求甚解。李約瑟認為，荀子「否定了理論性探索的重要性」，其好奇心只限於對人直接有用者，可說是反科學的。
荀子認為「氣」是萬物的根本和基本要素，萬物都有氣。自然界的各種變化，來自陰陽二氣的消長與變化。荀子給萬物分類，最低等的是只由氣組成的死物，其次是有生命的植物，接著是有知覺的動物，最高等是兼具氣、生命、知覺和思想的人類，群體生活是人類生活的特質。荀子這種分階層的世界觀，反駁莊子和惠施把人和蟲混同於一的想法。動物和人類共有的叫「血氣」，和人類的智能相比，血氣是低一層次的。每個人的「氣」都有差別，因而有些人剛勁積極，有些人則萎靡懶惰。
荀子排除超自然力量對人的影響。祭祀不在乎是否真的有神袛，關鍵在於人的態度要誠懇。他反對用占卜或祈禱來尋求或影響天意，不相信有鬼，認為鬼只是人因恐懼而起的幻覺，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還是主張保留傳統宗教儀式，像求雨、喪禮和祭祀這類宗教儀式，可以作為一種點綴和裝飾，發洩和滿足人的感情。宗教活動也可以維護等級制度，例如喪禮中天子所用的棺槨要用九層，其餘按等級遞減；貴族可以建立宗廟，而百姓則不能。荀子也批評相術，認為人的貴賤禍福與形相無關。
荀子的心術論包括兩個層次，一方面可能受孟子所影響，強調「誠」與修身，一方面強調靜態的心，以正確地掌握外界現象。心是神智的最高主宰，人有五種感官，而心能把五官所得的感覺綜合起來。心能保持虛靜清明，認識事物就能較為全面，對外物的認識就像鏡子對外物反映，這種說法和莊子相似。心並須保持「一」的狀態，以統一繁多的知識，用類推演繹的方法，以知道和應付自然界與社會的變化。人只要知道一般就足夠，不必對具體事物作具體研究。荀子批判一般人的認識能力，認為人絕不可能認識絕對普遍之真理。人要以理性制情感，心要「虛一而靜」，才能認識真理。但荀子也相信，君子的理性能力有超理性的來源。他誇大心的作用，認為心能「大清明」後，就能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可能受道家思想影響，他心目中的聖人，包含有神秘主義的道家成分，聖人的心大大超出理性智能之上，能與「天」同化，不受阻礙或蒙蔽，達到真正的客觀，能調配全部的新知識。
語言方面，荀子認為清晰的語言是聖王的成果。萬物的名稱起源於遠古，通過約定俗成而賦予名稱的意義，就制度、官位與禮法而言，聖王確定其名稱，再約定俗成。
王先謙《荀子集解》書影
荀子著作有數萬字，與孔、孟相比，荀子文章對問題的陳述更完整，對論題的推衍更充分。司馬遷記載，荀子晚年對其大量的著作進行了整理，但這些著作并沒有存世，現存著作全部來自于劉向整理。西漢末年，宮廷史官劉向整理皇室藏書，收集了322篇（篇為竹簡文獻的單位）荀子的著作，并認定其中290篇為重復的。劉向編輯出32篇荀子的著作，并合稱《孫卿書》。這些數字表明，荀子的文章已經獨立流傳了兩個世紀左右。818年，楊倞校勘與注解《孫卿書》，改動了部份篇章和段落的次序，重新命名為《荀子》，這文本成為後世《荀子》各種版本的祖本。
今天普遍的共識是，《荀子》為散文集，主要為荀子所作，但書的組織肯定有改變之處。劉向的資料來源多樣，比如《議兵》稱荀子為孫卿子，而荀子不會如此自稱I,233-39。又比如，在《非相》篇，只有開篇的幾句是論述相學的，其余的文段似乎都是劉向不太知道該歸于哪一篇的散文。此外，還有一些章節是一般的指導性材料，以及很少有人研究的詩詞和韻文謎語。因此，重構荀子的論點需要跨章閱讀，從整體上看，該書傳達了一個獨特的哲學立場，但個別章節本身有時是不連貫的。今本《荀子》大概有91000多字。
荀子深化和開拓了儒家思想，充分詮釋了孔子沒有詳細說明的人性與天道觀，豐富了儒學傳統。儒家一些有關孝的思想以及《孝經》中若干章節源自荀子。有學者認為，荀子對「誠」的闡釋，影響了《中庸》思想的形成。荀子許多理論和觀念，保存在《禮記》中。荀子在儒門中特別著重文獻知識，經學傳授也往往追溯源於荀子，漢代傳授《詩經》的三個學派「魯詩」、「韓詩」和「毛詩」都淵源自荀子的詩學。荀子接受了貴族世襲制的衰落與官僚制的興起，西漢初年儒家可能受了荀子政治觀念的影響，適應了中央集權制的做法。荀子的門人弟子「著書布天下」，他們承先啟後，對漢初文化復興舉足輕重。漢代思想家深受荀子影響。賈誼有關禮制的觀點，深受荀子思想薰陶；西漢初期的韓嬰受荀子啟發，在其《韓詩外傳》中引錄荀子有關修身的著作；董仲舒反對孟子的性善論，受到荀子影響，其學說也發揚了荀學；劉向亦非常尊敬荀子。東漢時王充、仲長統、孔融三人對孝道的批評，部份繼承荀子的觀念。宋代司馬光受荀子影響，贊同荀子而反對孟子人民有權革命的主張。荀子也影響了日本儒學，如荻生徂徠的思想受益於荀子。
荀子可能促進了法家的發展。因韓非、李斯都是荀子學生，有學者認為荀子可說是法家先驅，亦有學者反駁此說，因為法家的形成早在荀子之前。荀子觀點與法家學說有相通之處，其性惡論為韓非所繼承，荀子主張用暴力對付百家爭鳴，韓非和李斯都發揮這種思想。孔子誅殺少正卯的故事，最早見於《荀子》，後來少正卯就成為離經叛道的代名詞。荀子強調秩序，助長了專制獨裁政治的發展，「可能為權威主義的興起提供意識形態的基礎」。
荀子影響了中國後世的政治文化。認為，荀子可說是中華帝國的締造者，他對戰國時代思想與政治的直接影響不及墨子或商鞅，對士大夫精神文化的長期貢獻不能與孔孟老莊相比，但他對秦漢以後歷來王朝及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卻超過其他思想家，他和韓非的思想代表了戰國時代政治思想的頂峰，為塑造帝制政治文化作出決定性貢獻。漢代政體與荀子思想有許多相似之處，包括經學教育、禮法並用、禮制的等級性、關注百姓經濟生活、限制臣下權力同時又保留臣子的尊嚴和進諫的權力。荀子建立禮制的哲學基礎，提倡禮的重要性，集禮治理論之大成，其理論使漢朝官員明白禮制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從而建立朝廷的禮制。漢朝禮制的理論來自荀子，司馬遷對禮制意義和內容的理解，也是根據荀子，《史記：禮書》主要摘錄自荀子〈禮論〉一篇。荀子關於君主與士人關係的思想，對漢代以下有巨大影響。佐藤將之認為，荀子對東亞中、日、韓三國的國家、社會以及倫理觀都產生「整體性的重大影響」，改變了東亞的道德觀和倫理意識。
有人認為荀子的〈賦篇〉是漢賦起源之一。〈賦篇〉採用主客問答的形式開頭，運用鋪陳和排比的手法，與後來的漢賦相似。
日本東京靖國神社內的戰爭館“遊就館”的名稱取自《荀子·勸學篇》中「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中的“遊”、“就”二字，館方并將出處語題于展廳入口顯要處。
荀子是中國思想史中的巨擘，先秦時代最後一位大儒，也是第一個描繪出帝國架構的儒者，稱讚他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理論家，馮友蘭和德效騫都把荀子與亞理斯多德相比，認為荀子在中國哲學發展中的角色與貢獻，與亞理斯多德之於西方思想史相似。有關荀子在儒門的地位，看法不一。《荀子》一書從沒有被視為儒家經典。有的認為他是曠世鉅儒，在儒學發展史上有樞紐地位；有的批評他是孔門異端，法家先驅，背叛了儒家精神，走入法家的歧途。在漢代，荀子被尊奉為儒者典範，地位略低於孟子，但仍有並駕齊驅之勢。司馬遷在《史記》中將孟、荀二人合傳，視二人為孔子以來之兩大儒者，不分高下。到中唐，荀子地位不如孟子終於定案，韓愈的道統系譜，只有孟子而沒有荀子，他認為荀子「大醇而小疵」，但仍不失為聖人之徒。1084年，宋神宗下令孟子可以「配享」孔廟，荀子、揚雄及韓愈三人則從祀孔廟；孟子封「鄒國公」，而荀子只封「蘭陵伯」。
宋代以後荀子地位更低，受程朱理學嚴厲批評。宋明理學尊奉孟子之「純」，而批評荀子「駁雜」和傾向法家。荀子的思想常拿來與孟子比較，荀子不同之處，通常被視為異端或非正統。理學主張性善論，不少儒者如程頤、胡瑗、黃百家都批評荀子的性惡說，程頤認為聖人之道失傳於荀子，「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朱熹更幾乎否認荀子是儒家，指責「荀卿全是申、韓」。自南宋後期起，儒者開始提出廢除荀子從祀孔廟，如熊鉌、宋濂、胡居仁等。荀子地位也因其弟子李斯焚書而受連累，唐代陸龜蒙、宋代蘇軾都因李斯而怪責荀子。1530年，荀子終於罷祀於孔廟。明末及清代，一些反理學的學者比較欣賞荀子。明代歸有光、李贄都重視荀子，清代考據學興起，重視禮學，荀子傳經有功，地位得以提升，如汪中、凌廷堪都讚揚荀子；嚴可均和姚諶建議荀子重新從祀孔廟，指出六經傳世乃荀子之功。
清末學風大變，維新派多抨擊荀子，梁啟超、譚嗣同都把二千年來的專制君權歸咎於荀子，譚嗣同批評荀子創立君主專制之說，背叛了孔子。在他的《仁學》中這樣評價荀子“（中國）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民國時荀子地位更低，在反傳統運動中，荀子備受吳虞等人抨擊，一些知識分子把荀子視作權威主義的代表。1949年後，荀子卻因為思想與唯物主義相近，倍受重視，尤其在文化大革命前後。文革「批孔揚秦」，荀子因弟子韓非、李斯而受到讚揚。在20世紀學術界，有學者讚揚荀子有科學思想、邏輯思想，也有學者批評荀子的性惡論是「對人性尊嚴的否定」，而其「天人之分」則被看做「缺乏道德形上論」的證據；港、臺新儒家多批評和反對荀子，斷言荀子不是儒者正宗。
*何淑靜：〈 論荀子的「身—心關係」〉。
*尤銳：〈 萬能而無所為——荀子對於王權主義的調整〉。
*佐藤將之：〈 《荀子》的人“性”論是否為《韓非子》“人”觀的基礎？〉。
*佐藤將之：〈 《荀子》“禮治論”的思想特質暨歷史定位〉。
*佐藤將之：〈 作為共生理念之基礎價値的荀子「禮」概念〉。
*李晨陽：〈 荀子“稱情而立文”的命題如何成立〉。
*鄭宰相：〈 朝鮮儒者之荀子觀——以性惡說批判為中心〉。
李（，「悝」-{zh:普，粵;zh-cn:;zh-tw:;zh-hk:}-），又作李克、李兌等，魏國安邑（今山西省夏縣）人。中國戰國時代著名思想家。任魏國的相邦，主持變法，其「重農」與「法治」結合的思想對商鞅、韓非影響極大。故一般認為他是法家的始祖。
魏文侯於周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年)繼位後，已實行中央集權的制度。周威烈王四年(前422年)，任李悝為相國，主持魏國變法，吳起為西河郡令，西門豹為鄴縣令，對政治、經濟、軍事進行改革。
進行「盡地力之教」，其發展農業生產，但主要為鼓勵農民精耕細作，推廣成功的耕作經驗，提高糧食產量。
李悝在經濟方面，並且實行「善平糴」政策，國家在豐年以平價購買餘糧，荒年以平價售出，以平抑糧價；政治上實行法治，廢除維護舊貴族特權的世卿世祿制度，獎勵有功於國家的人，按照功勞和能力提拔官吏，如任命吳起為西河守，用西門豹治鄴。變法後，魏國國力增強，成為戰國初期強國之一。
* 《法經》。 他還彙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成六篇《法經》，包括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其內容主要闡述如何維持治安、緝捕盜賊、防止人民反叛及對犯罪者的判刑等等。六篇中，〈具法〉一篇為全書的目錄。商鞅聽說秦孝公雄才大略，便攜帶《法經》到秦國，以該書作他變法內容的藍本，成就了歷史著名的「商鞅變法」。《法經》現僅存篇目，內容雖已失傳，但仍可於《秦律》及從今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發掘出的「秦簡」中反映出一部分來。
*楊寬著《戰國史》，臺灣商務卬書館，1997年。
墨子，子姓，墨氏，名翟，春秋末戰國初期宋國（今河南商丘）人，一說魯國（今山東滕州木石鎮）人，是中國戰國時期著名思想家、科學家、政治家、軍事家。
提出了“非儒”、“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葬”、“節用”、“交相利”等觀點，創立墨家學說，并有《墨子》一書傳世。墨家在當時影響很大，墨子因反儒，創立墨學。重視科學。《墨子》一書中體現的墨子的思想在后世仍具有一定影響，廣為流傳的《千字文》中便記載了出自《墨子·所染》的「墨悲絲染」的故事。到了清朝，隨著諸子學的興起，學者對墨子思想的研究又提升到新的高度。
2016年，中國發射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以紀念墨子。
墨子曾學習儒術，因不滿“儒”之繁瑣，另立新說，聚徒講學。據說楚王曾計劃攻宋，墨子前往勸說楚王，并在與公輸般（魯班）的模擬攻防中取得勝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與主張見墨家。
《墨子·非儒篇》主要批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禮義思想。墨子反對儒家婚喪之禮，實則是反對“親有差”。又指責儒家的禮樂與政事、生產皆無益，又通過晏嬰等之口，諷刺孔子與君與民都是口頭上講仁義，實際上鼓勵叛亂，惑亂人民。墨子一生過著簡樸的生活，“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主張“節用，節葬，非樂”，他的弟子也是“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歷史學界至今無法確定墨子的真實姓名，有以下各種說法。
最傳統的說法是：墨子，墨氏，名翟，《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內都如是稱。司馬遷沒有給墨子立傳，僅在孟子、荀卿傳後，有簡略記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元和姓纂》稱：“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氏，後改為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而《新唐書·藝文志》也沿用這種說法。童書業根據《廣韻·六脂》以及《姓氏急救篇》所引的《世本》文字“宋襄公子墨夷須為大司馬，其后有墨夷皋。”及《通志·氏族略》記載的“墨臺氏，子姓，宋成公子墨臺之后。”考證出，宋襄公之兄公子目夷（子魚），也就是《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所記載的著名的子魚論戰故事的主人公，其名目夷又寫作墨夷或墨臺，其后裔以墨夷為氏。童書業據此認為墨子為宋國公室子姓墨夷氏之后，因此墨子繼承了貴族身份為宋國大夫。
南齊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則稱墨翟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瑯環記》也附和此說，并認為墨子姓翟名烏。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樹屋書影》更具體地提出：“以墨為道，今以姓為名。”認為他姓翟，并將姓轉成名；而“墨”是一種學派。晚清學者江瑔所著的《讀子卮言》承襲周亮工的說法，并進一步說明，以為古代確實有“翟”這姓氏，但無“墨”姓，而且戰國諸子中儒、道、名、法、陰陽、縱橫、雜、農、小說等，都沒以姓作為學派名，因此墨應該是學派的名稱。
近代學者錢穆從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開研究，認為古人犯輕刑，則罰作奴隸苦工，故名墨為刑徒，實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為極。墨子和弟子們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樣，就被稱為墨了。而歷史上西漢淮南王英布遭黥刑后稱為黥布，也是一證。而翟確實是名，因《墨子》和《呂氏春秋》記載墨翟，往往稱“翟”。
也有人認為墨家「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墨」即是「黧黑」。這有可能是對墨子刻苦自勵的一種形容詞。或者墨子根本是來自於印度或者阿拉伯的外族人。
墨子生于何處，現有書籍并無明確記載，歷史上也有不同的說法，曾有宋人說，楚人說，魯人說，甚至有印度人說等。其中魯人說已經為墨學界絕大部分人所認可。
*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據此有學者稱其為宋人。此說一直流行到清代。
* 清代畢沅注《墨子》時，據《呂氏春秋》高誘之注，并參照墨子諸多與魯陽文君的對話，推定其為魯陽人，即楚人。
宋人說和楚人說遭到梁啟超的批駁。在《墨子學案》中，據《墨子·公輸》“歸而過宋”，力證非宋人。據《墨子·貴義》“墨子南游于楚。”若墨子是楚國魯陽人，則當為“游郢”。方授楚《墨學源流》，張純一《墨子魯人說》都對墨子宋人說、楚魯陽人說進行了批判。姜寶昌《從高誘注論到墨子為東魯人而非西魯人》：畢沅誤讀了高誘注。
清代孫詒讓作《墨子間詁》，在附文《墨子傳略》中，第一次提出墨子為魯國人。其主要依據為： 《墨子·貴義》“墨子自魯即齊”。《墨子·魯問》“以迎墨子于魯”。《呂氏春秋·愛類》“公輸般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
著名墨學研究學者張知寒在《墨子原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論文中進一步考證，墨子出生地應為古代邾國的“濫邑”（現山東滕州境內），濫邑后來歸屬魯國。其主要依據有：墨子是宋國貴族目夷之后，史載滕州東南有目夷亭。墨子學說繼承了邾婁文化的傳統，而邾婁號稱“百工之鄉”，而墨子生活習慣和科技成就與此密切相關。該學說現得到絕大多數墨學研究者（匡亞明、任繼愈、楊向奎、張岱年、季羨林）的認同 。
胡懷琛撰《墨翟為印度人辨》、《墨子學辨》等論著，首次提出墨子為印度人。他認為墨並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蠻狄」之音轉；而且墨子長得黑，主張兼愛、非攻，顯示墨子應該是婆羅門。金祖同、陳盛良等人則提出墨子可能是穆罕默德時代以前的近東人士，衛聚賢考證墨子應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
早期墨家弟子很多，《公輸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但現存有關墨子及墨家活動的資料很少，“而徒屬名籍亦莫能記述”。現存史料中可考之稱“鉅子”者有孟勝、田襄子、腹?等三人。其他包括：耕柱子、禽滑釐、縣子碩、公尚過、隨巢子、胡非子。
現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的各代門徒逐漸增補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近代有大量學者如錢臨照鑽研《墨經》，發現《墨經》幾乎涵蓋了哲學、邏輯學、心理學、政治學、倫理學、教育學、自然科學等多個學科內容。
墨子主張非儒，反對儒家等級制度。 提倡科學兼愛非攻平等。墨子特別著重「利」和「功」，尤其是「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是評估一切價值的標準，合乎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才有價值；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即是人民的「富庶」，凡能使人民富庶的事物，都是有用。其主張與效益主義相近。對百姓沒有直接用處或有害的事物都要將其節約，反對奢侈，主張節葬短喪，反對音樂；國家人民的最大問題，是國家人民的互相鬥爭，而互相鬥爭的起因，在於人民的互不相愛。墨子因而提出兼愛之說，兼愛能利人利己，為了阻止鬥爭，墨子提出「非攻」，反對戰爭，更付諸行動，研究防御戰術，曾與魯班於攻防戰中較量。人沒有相愛的本能，為了促使人民兼愛，墨子提出種種的制裁，主張有神明在上，賞賜兼愛者與懲罰不兼愛的人，鬼神同樣賞善罰惡，人亦須自求多福，不應垂手而祈求神靈保祐。賞罰都是個人自招的，並非命定。
墨子也著重政治的制裁，要使世界和平，人民安樂，不但需要有一帝在天上，亦需要有一帝於人間。應以天子的號令為是非的絕對標準，除此之外不應再有其他標準，在下者一律服從，而天子又以「兼相愛交相利」為令，那麼天下人都會「兼相愛交相利」。天子代天發號施令，人民只可服從天子，天子可說兼君主與教皇於一身。《墨子·魯問》：「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葬、節用；國家熹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尚同：推舉賢人統治，由賢明的統治者來統一法的標準（法度）。
尚賢：尊重人才，把人才問題看成是國家政治中的頭等大事，主張賢者在位，能者稱職。
節葬：厚葬久喪會使國家貧窮、人民寡少、政治混亂，必須加以廢止。
節用：提倡極其刻苦樸素的生活，是極端救世的苦行學派，強調要做到不增加費用又要有利於人民。
非樂：從社會功利的角度出發，認為貴族所採用的禮樂制度，皆屬浪費而不實用，除加重人民負擔，也會影響國家經濟。
非命：不承認有「命定」的存在，認為人力定可勝過命運。如果人們相信命運，則只會使人們聽從命運的安排，進而懈志懶惰、喪失進取之心。
天志：認為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扮演主宰人倫秩序、施予賞善罰惡的能力與角色。
明鬼：墨子明鬼的目的，主要是想借助超人間的權威以限制當時統治集團 的殘暴統治。
兼愛：認為天下之所以亂，是因為人們之間缺乏無分別的愛，只要人們平等互愛、視人如己，就不會有不孝慈、盜賊、侵奪之事。
非攻：主張兼愛天下，放棄戰爭，以為攻伐是不義且不利的事。
非儒:   此篇主要是批駁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的禮義思想。墨子反對儒家婚喪之禮，實則是反對“親有差”。又指責儒家的禮樂與政事、生產皆無益，又通過晏嬰等之口，諷刺孔子與君與民都是口頭上講仁義，實際上鼓勵叛亂，惑亂人民。
墨子建立中國古代第一個邏輯學體系——墨家邏輯，主要以三物論為代表，三物分別為故、理、類。
墨子還是一個傑出的科學家，在力學、幾何學、代數學、光學等方面，都有重大貢獻，爲當時諸子所望塵莫及。墨子在《墨經》精到地闡述了經典力學中力的概念和力矩原理，提出“力”、“動”與“止”的定義。關于槓桿原理，亦提出了“重”、“權”（力）、“稱頭”（重臂）、“稱尾”（力臂）等概念。《墨經》中提出了“端”、“尺”、“區”、“穴”等概念，大致相當于近代幾何學上的點、線、面、體。墨子和他的學生做了世界上最早的針孔成像實驗，在當時就知道了光的直線傳播。他也提出了“粒子論”的雛形，關于“端”的論述，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間的，是物體不可再細分的最小單位。
墨子的科學成就被中外眾多學者稱贊。蔡元培認為：“先秦唯墨子頗治科學”。墨子號人力飛機便是向墨子的“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致敬。為向墨子在光學領域的突出成就致敬，中國將全球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命名為“墨子號”。
* 墨學國際研討會、墨子國際研究中心
* 戴卡琳：〈 墨家“十論”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 〉.
*  《墨子》全文在線閱讀 (簡繁體注釋翻譯)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墨子》全文與《墨子白話今譯》 ； 《墨子》原文和英譯
* 電影《墨子》觀看（1905電影網）
商鞅，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政治家、統帥，法家法派代表人物。衞國國君的後裔，姬姓，故稱為衛鞅，又稱公孫鞅。後因在河西之戰中立功獲封于商十五邑，號為商君，故稱之為商鞅。
商鞅早年學習法家、兵家、雜家思想，后侍奉魏國國相公叔痤任中庶子，秦孝公在秦國國內頒布求賢令后由魏入秦，通過變法改革將秦國改造成富裕強大之國，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商鞅改革了秦國的戶籍、法律、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經濟上商鞅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織；軍事上商鞅作為統帥率軍收復了河西地區（今山西、陜西兩省間黃河南段以西地區）部分失地。但商鞅在變法改革過程中制定了嚴酷的刑法打擊舊貴族，招致極大的怨恨，商鞅本人也遭到舊貴族勢力的報復，最終兵敗戰死，屍首遭五馬分屍。
商鞅及其變法對法家學派有著深遠的影響，法家學派后人將商鞅的言行與思想及其后學著作匯編成《商君書》。司馬遷著《史記》時，為商鞅單獨立《商君列傳》。此外，現代學者馬非百著《秦集史》、王蘧常著《秦史》時，都將商鞅和其門客尸佼合立於《公孫鞅傳》。
商鞅是衛國嫡出或庶出公子與妻子或小妾所生的兒子（除了太子之外，諸侯嫡庶之子都被稱為公子，諸侯嫡庶之孫都被稱為公孫。商鞅在衛國可以自稱為公孫鞅。但在其他國家，只能自稱衛鞅。），年輕時喜歡刑名法術之學，受李悝、吳起的影響很大。他向尸佼學習雜家學說，后侍奉魏國國相公叔痤任中庶子。公叔痤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商鞅，說：“商鞅年輕有才，可以擔任國相治理國家”。商鞅年輕，公叔痤見魏惠王無意願，又對魏惠王說：“主公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殺掉他，不要讓他投奔別國。”魏惠王認為公叔痤已經病入膏肓，語無倫次，於是皆不採納。公叔痤私下要商鞅趕緊離開魏國，商鞅明白魏惠王未把自己放在眼裡，不采納公叔痤用他之言，也不會采納殺他之言，所以並沒有立即離開魏國。
前362年，秦孝公繼位。當時黃河和殽山以東的戰國六雄已經形成，淮河、泗水之間有十多個小國。周王室勢力衰微，諸侯間用武力相互征伐吞并。秦國地處偏僻的雍州，不參加中原各國諸侯的盟會，被諸侯們疏遠，像夷狄一樣對待。秦孝公繼位后以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為己任，在國內頒布了著名的求賢令，命國人、大臣獻富國強兵之策。秦孝公在求賢令中指出：“秦國自秦厲共公之后接連幾代不得安寧，國家內憂外患，魏國趁機奪取了祖先的河西之地。諸侯們疏遠秦國，恥辱沒有比這更大的了。賓客和群臣中誰能為秦國獻出富國強兵之策，我便給予他高官、土地的賞賜。”
公叔痤死後，商鞅聽說秦孝公在國內發布求賢令，便攜帶李悝的《法經》投奔秦國，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見孝公。商鞅第一次用帝道游說秦孝公，孝公聽后直打瞌睡并通過景監指責商鞅是個狂妄之徒，不可任用。五日后，商鞅再次會見秦孝公，用王道之術游說，孝公不能接受并再次通過景監責備商鞅。商鞅第三次會見秦孝公時用霸道之術游說，獲得孝公的肯定但沒有被采用，但商鞅此時已領會孝公心中的意圖。最后商鞅見孝公時暢談富國強兵之策，孝公聽時十分入迷，膝蓋不知不覺向商鞅挪動，二人暢談數日毫無倦意。景監不得其解，向商鞅詢問緣由。商鞅說秦孝公意圖在當今爭霸天下，所以對耗時太長才能取得成效的帝道、王道學說不感興趣。
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進行變法，又害怕國人議論紛紛，所以猶豫不決。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商鞅勸秦孝公說：“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搞出名堂，辦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成功。況且超出常人的行為，本來就會被世俗非議；有獨道見解的人，一定會被一般人嘲笑。愚蠢的人事成之后都弄不明白，聰明的人事先就能預見將要發生的事情。不能和百姓謀劃新事物的創始，但可以和他們共享成功的歡樂。探討最高道德的人不與世俗合流，成就大業的人不與一般人共謀。因此，圣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利于百姓，就不必遵循舊的禮制。”甘龍反駁說：“圣人不改變民俗來教育民眾，智者不改變已形成的法令來治理國家。順應民風民俗教育民眾，不費力就能成功；沿襲舊有制度來治理國家，官吏習慣而百姓安定。”商鞅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的說法。一般人安于舊有的習俗，而讀書人拘泥于書本上的見聞。這兩種人奉公守法還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談論成法以外的改革。夏商周三朝禮制不同能統一天下，春秋五霸法制不一能各自稱霸一方。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約；賢能的人變更禮制，尋常的人被禮制約束。”杜摯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變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換舊制。仿效過去的法度沒有過失，遵循已有的禮儀不會出現偏差。”商鞅說：“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有利于國家發展就能不仿效過去的法度。商湯、周武王不沿襲過去的法度能夠得天下，夏朝、商朝因遵循舊制而滅亡。反對舊法的人不能非議，而沿襲舊禮的人不值得贊揚。”秦孝公十分贊同商鞅的觀點。
變法之爭結束后，秦孝公于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布《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主要內容為：
刺激農業生產
以農業為本業。為刺激農業的發展，商鞅制定了增加農民數量，使全國各行各業的人都從事農業；禁止農民購買糧食，迫使農民專心務農；實行愚民政策，隔絕農民與知識的接觸；強迫農民心如止水，使農民愚守于耕種；整肅吏治，保證官吏廉潔奉公，政令措施一致，不拖延公務；裁減官吏的從屬人員，減少官吏擾農等措施。
抑制商業發展
以商業為末業。為抑制商業的發展，商鞅制定了商人不得賣糧；提高酒肉價格、加重商品銷售稅；禁止百姓經營旅店、客舍；禁止軍隊的市場出現歌姬，商人必須為軍隊提供兵器鎧甲；禁止軍隊內部的市場私自運送糧食，嚴格規范運送糧食的車輛；加重交通要道市集的稅賦；商人的奴仆必須服役等措施。
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
加重處罰力度打擊國內心胸狹窄、性情急躁、懈怠懶惰、揮霍錢財、阿諛奉承的百姓；取消影響農業生產的娛樂活動；改變秦國國內重視學問，鄙視農業生產的風氣。
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
加重貴族的賦稅，限制其豢養食客；貴族子弟除嫡長子外必須服徭役，提高其免除徭役的條件；禁止士大夫通過辯論、游學來提高國內百姓的見聞；禁止貴族、官吏雇請傭人，迫使貴族子弟親自勞動。
實行統一的稅租制度
按農民收入糧食的數量統一征收田租，即土地稅。加重貴族、商人的稅賦。
在全國范圍內登記戶口，禁止百姓擅自遷居。將山川湖澤等自然資源收歸國有，禁止農民進入謀生。
《墾草令》在秦國成功實施后，秦孝公于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為：
改革戶籍制度，實行什伍連坐法
秦國的都、鄉、邑、聚都是自然形成的居民點，到秦獻公時為便于征兵作戰和加強相互監視，實行了“戶籍相伍”制度，按五家為一伍作為基本單位將全國人口進行編制。商鞅變法時，在秦獻公“戶籍相伍”制度的基礎上增加什伍連坐法，將全國居民五家編成一伍，十家編成一什，以伍什為基本單位，居民相互監督檢舉，一家犯法，十家連坐。不告發奸人的處以腰斬；告發奸人的與斬敵首級受同樣賞賜，即賞賜告奸者爵位一級；隱藏奸人的與投降敵軍受同樣懲罰，即匿奸者本人將被處斬，其全家財產被充公。軍隊中同樣按五人為基本單位進行編制。商鞅還規定，出行較遠者及旅店的旅客必須持有官府印發的憑證，旅店不能收留沒有憑證的旅客住宿，否則店主與奸人同罪。
明令軍法，獎勵軍功
軍中爵位一級以下到小夫稱操士和校徒，爵位二級至不更稱為卒。軍隊按五人為單位進行編制，戰場上一人臨陣脫逃，加刑于其余四人；四人中如有斬敵首級者，則免罪。每五名士兵中設有屯長，每百人中設有百將，戰爭期間沒有斬獲敵人首級的，該部隊的屯長和百將將被處斬。士兵斬敵人首級滿三十三顆，屯長和百將賞賜爵位一級；攻城戰斬敵首級滿八千顆或野戰斬敵首級滿兩千顆，官吏自操士和校徒以上全部獲得賞賜。攻城戰時城的每個方向設有十八名沖鋒陷陣的士兵，一隊士兵如能斬敵人首級五顆，則隊中每個士兵都將獲得爵位一級；如有人貪生怕死，則在軍前處以黥刑或劓刑示眾。將官及各級官員配有短兵，將官戰死于戰事，加刑于短兵；短兵如能斬敵首級，則免罪。戰后士兵將斬獲的敵兵首級示眾三天后交由將軍核實，核實無誤三天后可按軍功獲得爵位：士兵斬敵甲士首級一顆可得爵位一級，良田一頃，住宅土地九畝，役使無爵位的庶子一人，并且擁有擔任官吏的資格；斬敵甲士首級五顆可以役使本鄉的五戶人家；欲為官者斬敵甲士首級一顆可擔任五十石俸祿之官，斬敵甲士首級兩顆可擔任百石俸祿之官。
廢除世卿世祿制度
商鞅的新法規定，凡是宗室、貴戚沒有軍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屬籍，不能享受貴族的特權。有軍功可以彰顯榮耀，沒有軍功即使富有也不能彰顯榮耀。
建立二十等軍功爵制
按軍功賞賜爵位，官吏必須從有爵位的人中選用。軍功爵制后來逐漸發展成二十等爵位制：一級為公士，二級為上造，三級為簪裊，四級為不更，五級為大夫，六級為官大夫，七級為公大夫，八級為公乘，九級為五大夫，十級為左庶長，十一級為右庶長，十二級為左更，十三級為中更，十四級為右更，十五級為少上造，十六級為大上造，十七級為駟車庶長，十八級為大庶長，十九級為關內侯，二十級為徹侯。土地、房產的分配以及家臣、奴婢的服飾，都按爵位等級決定。此外，二級以上的爵位可以用來抵罪。爵位自小夫至大夫，死后每高一級可在墳墓上多栽一棵樹來彰顯地位。
私斗是指貴族間為爭奪土地、財產，聚集封地內邑兵進行的邑斗。頻繁的私斗不但破壞生產，而且造成大量無辜勞動力的傷亡。為徹底消除私斗，商鞅的新法規定，凡聚眾私斗的，視情節輕重處以不同的刑罰。
獎勵耕織，重農抑商
生產糧食布帛多的，可免除徭役。凡是從事工商業或是因不生產導致貧困破產的人，連同妻子、兒女罰入官府為奴。
改法為律，制定秦律
商鞅在李悝的《法經》六篇的基礎上改法為律，制定了《秦律》六篇，為《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用輕罪重罰的原則規范秦國人的行動，如在街道上倒灰將被處以黥刑。
推行小家庭制
為充分利用國內勞動力，商鞅新法規定一戶有兩個兒子的，成年后必須分家獨立謀生，否則要加倍繳納賦稅。
徙木立信 明·馮夢龍 《新列國志》插圖
商鞅頒行新法前為取信於民，派人在國都后邊市場的南門豎起一根三丈長的木頭，招募百姓中能把木頭搬到北門的人立即獲得賞金十兩。百姓們都感到很詫異，沒有人去搬。後商鞅將賞金追加至五十兩，終于有個人將木頭搬到北門，果然獲得賞金五十兩。商鞅借此表明令出必行，絕不欺騙，史稱「徙木立信」。
商鞅的新法在秦國實行一年后，百姓到國都抱怨新法不方便的人數以千計。此時正逢太子駟觸犯新法，商鞅認為新法之所以不能順利實行，是因為有貴族帶頭違反。因為太子是國君的繼承人，又不能施以刑罰，于是就處罰了太子之傅公子虔，以黥刑處罰了太子之師公孫賈。后公子虔又觸犯新法，被處劓刑。自此，秦國人就都遵守新法。商鞅的新法在秦國實行十年后，國內百姓都非常高興。秦國人路不拾遺，山中沒有盜賊，家家富裕充足。人民勇于為國家打仗，怯于私斗，鄉村、城鎮秩序安定。百姓之中有當初說新法不方便現今說方便的，商鞅指責他們是擾亂教化之民，將他們全部遷往邊疆，此后百姓之中再無人敢議論新法。
經過第一次變法后，秦國國力開始強大。前358年，秦國在西山（今河南省熊耳山以西）擊敗韓國的軍隊。前357年，楚宣王派右尹黑來迎娶秦孝公的女兒，與秦國聯姻。前355年，秦孝公與魏惠王在杜平（今陜西省澄城縣東）會盟，結束了秦國長期不與中原諸侯會盟的局面。
咸陽（今陜西省咸陽市東北）位于關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順渭河而下可直入黃河，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可直通函谷關。為便于向函谷關以東發展，秦孝公于前350年命商鞅征調士卒，按照魯國、衛國的國都規模修筑冀闕宮廷，營造新都，并于次年將國都從櫟陽（今陜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主要內容為：
開阡陌封疆，廢井田，制轅田，允許土地私有及買賣
“陌”指畝與畝之間的小道，“阡”指百畝與百畝之間的小道，封疆則指大塊田地周圍所建筑的封土堆和矮墻，是土地所有者的標記。商鞅變法時為充分利用秦國國內的土地和勞動力，重新劃分了全國耕地，去除了原有的阡陌封疆，將貴族的閑置耕地收回國有后重新分配，改周制百步為一畝為二百四十步為一畝。商鞅還下令恢復了舊制的轅田，規定耕種轅田者不必按舊制每三年將土地交還國家，也不需根據轅田的分配遷徙搬家。此外，商鞅還下令允許土地自由買賣。
將秦國國內村莊合并為41縣，縣衙內設置縣令處理縣內政務。前349年，秦國開始在各縣設置定額俸祿的官吏。滿萬戶以上的縣設置縣令，不滿萬戶的縣設置縣長，俸祿三百石至一千石不等。縣令、縣長之下設置縣丞輔佐縣令，設置縣尉處理縣內軍務，俸祿二百石至四百石不等。此外還設若干俸祿一百石以下的少吏協助工作。
在征收田租的基礎上，秦孝公于前348年開始在國內加收口賦，即人頭稅。
商鞅變法前，秦國各地度量衡不統一。為了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商鞅制造了標準的度量衡器商鞅方升，規定1標準尺約合今0.2308864公尺，1標準升約合今0.20063492公升。此外商鞅還規范了進位制度，統一了斗、桶、權、衡、丈、尺，規定六尺為一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五十畝為一畦。
燔詩書而明法令，塞私門之請，禁游宦之民
為統一思想明確法令，排除復古思想的干擾，商鞅下令焚燒《詩經》、《尚書》以及諸子百家的著作來明確法令。商鞅同時下令在秦國國內杜絕走后門的私人請托，禁止他國士子通過游說獲得官職。
為徹底挖掘國內剩余勞動力，去除秦國民間戎狄風俗。商鞅頒布法令廢除大家庭制，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
經過第二次變法后，秦國國力更加強大。周顯王派使臣賜予秦孝公霸主的稱號，諸侯各國都派使者前來祝賀。前348年，韓昭侯親自前往秦國，與秦孝公簽訂停戰盟約。前342年，秦孝公派太子駟率領西戎九十二國朝見周顯王，顯示了秦國西方霸主的地位。
戰國形勢圖（前350年）
收復河西失地、恢復秦穆公時期的霸業是秦獻公、秦孝公兩代國君的愿望。秦孝公繼位后，更是將收復河西失地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之一。前354年，趙國進攻魏國的盟國衛國，奪取了漆及富丘兩地（均在今河南省長垣縣），此舉招致了魏國的干涉，魏國派兵包圍趙國首都邯鄲（今河北省邯鄲市）。秦孝公則趁魏軍主力出擊之機，派軍隊偷襲魏國，進攻魏河西長城重要據點元里（今陜西省澄城縣南），大敗魏軍，殲滅守軍7000人并占領少梁（今陜西省韓城市西南），此戰為秦孝公時期收復河西失地的序幕。經過兩次變法后的秦國國力強大，而商鞅作為收復河西的主將，在戰爭中顯示了他的軍事及外交才能。
前353年，趙成侯派使者向齊國求援，齊威王派兵分兩路救援趙國，一路齊軍與宋國景?、衛國公孫倉所率部隊會合，圍攻魏國的襄陵（今河南省睢縣）。同年，魏軍主力攻破趙國首都邯鄲，但在桂陵之戰被另一路由田忌、孫臏所率領的齊國軍隊擊敗。楚宣王也派大將景舍率兵救援趙國，奪取了魏國睢水、濊水之間的土地。秦孝公趁魏國國內空虛之機，于前352年任命商鞅為大良造，率兵長驅直入，包圍魏國并占領魏國舊都安邑（今山西省夏縣西北）。魏惠王急忙派軍隊在上郡要地固陽（即定陽，今陜西省延安市東）以東修建崤山長城（東南起崤山，西北至黃河）來阻止秦軍的進攻。前351年，商鞅又率兵包圍并占領固陽。
前352年，魏惠王調用韓國的軍隊擊敗包圍襄陵的齊、宋、衛聯軍，齊國被迫請楚國大將景舍出面調停，各國休戰。前351年，魏惠王與趙成侯在漳河邊結盟，撤出趙國首都邯鄲。魏國陸續與各國和談后，集中兵力向西反攻，奪回安邑并包圍固陽。為爭取時間在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秦孝公于前350年與魏惠王在彤地（今陜西省渭南市華州區西南）會盟修好，緩和了兩國緊張的關系。
魏惠王以朝見周天子為名，召集泗上十二諸侯舉行會盟，圖謀攻秦。秦孝公下令加強防守，并采納商鞅“尊魏為王”的策略來改變魏國進攻秦國的意圖。前344年，秦孝公派商鞅游說魏惠王，勸說他除了號令宋、衛、鄒、魯等十二個小國外，還要向北聯合燕國，向東攻打齊國，迫使趙國屈服；向西聯合秦國，向南攻打楚國，迫使韓國屈服，這樣霸業可成。商鞅還建議魏惠王順從天下之志，先行稱王，再圖霸業。魏惠王聽從商鞅的游說開始稱王，按照天子的規格大建宮室，制作丹衣和九施、七星之旗，并召集各小國參加逢澤（今河南省開封市南）會盟，秦公子少官和趙肅侯也應邀參加，諸侯會盟后又前往朝見周天子。魏惠王僭越禮制的行為引起了齊、楚等國的憤怒，諸侯紛紛倒向齊國。
前341年，魏國在馬陵之戰遭受齊國重創，主將龐涓自殺，太子申被俘。商鞅趁機對秦孝公說：“秦國和魏國的關系，就像人得了心腹疾病，不是魏國兼并秦國，就是秦國吞并魏國。魏國地處山嶺險要的西部，占據崤山以東，與秦國以黃河為界。形勢有利時就向西侵犯秦國，不利時就向東擴展領地。如今君上圣明賢能，秦國繁榮昌盛。而魏國剛剛被齊國擊敗，可以趁此良機攻打魏國。魏國抵擋不住秦國的攻勢，必然要向東撤退。魏國一向東撤退，秦國就占據了黃河和崤山險固的地勢，向東可以控制各國諸侯，這可是一統天下的帝王基業啊！”秦孝公采納商鞅的建議，決定趁魏國實力尚未恢復之機，大舉攻魏。
前341年，秦國聯合齊、趙兩國攻打魏國。同年九月，秦孝公派商鞅進攻魏河東，魏派公子卬迎戰。兩軍對峙時，商鞅派使者送信給公子卬，說：“我當初與公子相處的很快樂，如今你我成了敵對兩國的將領，不忍心相互攻擊，我可以與公子當面相見，訂立盟約，痛痛快快地喝幾杯然后各自撤兵，讓秦魏兩國相安無事。”公子卬赴會時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虜，商鞅趁機攻擊魏軍，魏軍大敗。魏惠王被迫割讓河西部分土地求和，此時魏惠王說：“寡人真后悔沒有聽公叔痤的話。”商鞅因戰功獲封于商十五邑，號為商君。
商鞅在秦國執政二十一年，招來貴族宗室怨恨。趙良通過孟蘭皋去見商鞅，商鞅對他說：“當初秦國的習俗和戎狄一樣，父子不分開，男女老少同居一室。如今我改變了秦國的教化，使他們男女有別，分居而住。我征調士卒大造宮廷城闕，把秦國營建的像魯國、衛國一樣。您看我治理秦國，與五羖大夫百里奚比，誰更有才干？”趙良說：“那五羖大夫，是楚國偏僻的鄉下人，他聽說秦穆公賢明，就想當面去拜見卻苦于沒有路費，就把自己賣給秦國人，穿著粗布短衣給人家喂牛。秦穆公知道這件事后把他提拔起來，凌駕于萬人之上，秦國沒有人不滿意。他出任秦相期間，向東討伐過鄭國，三次擁立晉國的國君，一次出兵救晉；他在秦國境內施行德化，巴國前來納貢；他施德政于諸侯，四方少數民族前來朝見，由余聽說后，不遠萬里趕來敲門投奔。五羖大夫出任秦相，勞累不坐車，酷暑炎熱不打傘，走遍國中不用隨從的車輛，不帶武裝防衛，他的功名永載史冊，他的德行施教于后代。五羖大夫死時，秦國不論男女都痛哭流涕，連小孩子也不唱歌謠，正在舂米的人也因悲哀而不發出相應的呼聲，這就是五羖大夫的德行啊。如今您能夠見到秦君，靠的是秦君寵臣景監的推薦介紹，這就談不上什么名聲了。身為秦國國相不為百姓造福而大規模地營建宮闕，這就談不上為國家建立功業了。懲治太子的師傅，用嚴刑酷法殘害百姓，這是積累怨恨、聚積禍患啊。教化百姓比命令百姓更深入人心，百姓模仿君臣的行為比命令百姓更為迅速。如今您卻違情背理地建立權威、變更法度，這不是對百姓施行教化啊。您又在封地南面稱君，天天用新法來逼迫秦國的貴族子弟。公子虔閉門不出已經八年了，您又殺死祝歡，用黥刑處罰公孫賈。這幾件事，都不是得人心的。您一出門，后邊就跟著數以十計的戰車，車上都是頂盔貫甲、身強力壯、持矛操戟的貼身警衛，您離開這些警衛肯定不敢自己出門。您的處境就好比早晨的露水，面臨很快消亡的危險。您還打算要延長自己的壽命嗎？那為什么不把封地交還給秦國，到偏僻荒遠的地方澆園自耕；勸秦君重用那些隱居山林的賢才，贍養老人，撫育孤兒，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這樣才可以稍保平安。您還要貪圖封地的富有，以獨攬秦國的國政為寵幸，聚集百姓的怨恨，秦君一旦舍棄賓客而不能當朝，秦國想要拘捕您的人還能少嗎？您喪身的日子就會像抬起腳來那樣迅速地到來。”但商鞅最終沒有聽從趙良的勸告。
商鞅被施刑圖 明·馮夢龍 《新列國志》插圖
前338年，秦孝公病危，《戰國策》記載秦孝公想傳位于商鞅，商鞅推辭不接受。 趙良警告的五個月后，秦孝公去世，其子秦惠文君繼位。 商鞅想要告老退休，有人向秦惠文君說：“大臣功高蓋主就會危害國家社稷，對身邊的人過于親近就會惹來殺身之禍。現如今秦國的男女老幼只知道商鞅的新法，而不知道君上您。況且君上您與商鞅有仇，愿君上早下決斷。”公子虔等人也告發商鞅謀反，秦惠文君于是派人捉拿商鞅。商鞅逃至邊關，晚上想住宿旅店，因未帶身份證件，店主不知道是商鞅本人，害怕新法連坐而不敢留宿。商鞅感嘆道：“制定的法律竟然遺害到了這種地步！” 這就是成語“作法自斃”的來歷。
商鞅帶領親屬及手下隨從逃亡至魏國，魏將穰疵怨恨商鞅用欺騙的手段俘虜公子卬、擊敗魏軍，將其驅逐回秦國。商鞅回秦后被迫潛回封地，發動邑兵攻打鄭縣（今陜西省華縣）。秦惠文君派兵攻打，商鞅戰敗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帶回咸陽，處以車裂后示眾。秦惠文君同時下令誅滅商鞅全族。商鞅死后，他所推行的新法并沒有被廢除，而是一直影響著秦國乃至以后的秦朝。
《漢書·藝文志》在法家論著中記載商鞅著有《商君》29篇，兵家權謀論著中著有《公孫鞅》27篇。其中《公孫鞅》已失傳，現存的《商君書》共有24篇，其中第16篇刑約和第21篇御盜內容已失傳。此外，《群書治要·卷三十六》還摘錄有《商君書·六法》一段文字。
《商君書》又稱《商子》，是由商鞅的言行和思想及法家后學著作匯編而成，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品之一。書中主張以法治國、重農抑商、重戰尚武、重刑輕賞，貶斥儒家學說、縱橫家及游俠。以下為《商君書》的篇目及主要內容：
變法前夕商鞅與甘龍、杜摯在秦孝公面前圍繞變法展開的一場爭論。
二十種重農抑商、開墾荒地的法令及法令的意義、理論根據和實行后的效果。
闡述重農、重戰的重要性。
圍繞富國強兵的闡述一系列具體措施。
論述治理百姓的問題。
治國要規劃利用全國的土地，實行以地養戰的政策。篇中還提到打壓國內說客、隱士、游俠、手工業者及商人和重刑輕賞。
從人類社會的發展一步步論述到戰國時代，得出只有法治才是唯一行得通的政治道路的結論。
論述專一從事農戰。
論述賞罰問題。
論述一系列戰爭的戰略戰術。
論述強兵勝敵之法。
論述防御戰的戰略戰術。
論述法治的原則、內容及目的。
論述治國的三個要素：法度、信用和權力。
用優待移民的方式招徠三晉的百姓。
原文已失傳。
提出三個政治主張：壹賞、壹刑、壹教。
為國君提出治國方略：實行法治、推行強權政治、重刑重戰。
秦國國內的一些政治、軍事制度及有關措施。
推行弱民政策，反對強民政策。
論述重農重戰的政策。
論述國君統治臣民的方法。
國君如何利用勢（統治權）、術（統治手段）來治理臣民。
主張法治，反對賢治。
推行法令的辦法、指出法令是治國的根本措施、強調法令必須明白易知。
此外，《漢書·藝文志》在農家論著中記載有《神農》二十篇，顏師古引劉向的《七略·別錄》認為此書疑為李悝和商鞅所著。
廢井田，開阡陌（漢畫像磚）
商鞅的思想可分為兩方面，他具有法家共有的思想，此外他還具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前者使商鞅成為法家的一個派系，后者使商鞅的思想具有自己的特色。
法家認為政治目標要固定，而政治手段需要靈活。為實現政治目標要調動所有的政策和組織，靈活的采用相應的手段，以便實現這個目標，法家掌握權力后通過變法革新就是基于這個理論。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于山東六國。其次，法家主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最后，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明法”，商鞅一樣抱著這種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例如蔡澤游說范雎時曾說：“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韓非也說商鞅“燔詩書而明法令”，可見商鞅不但在言論上明法，在行動上也以此為目標。
商鞅獨立的思想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韓非在《韓非子·奸劫弒臣第十四》中評價商鞅的什伍連坐法：“犯之者其誅重而必，告之者其賞厚而信”可為明證。再次，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商鞅通曉法家、兵家兩家思想，兼有政治、軍事的雙重性格，這使他不但重法，而且重兵。商鞅反復強調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取得軍事上的成功，為此商鞅鼓勵對外發動戰爭以及按軍功彰顯榮耀，并在變法時頒布了獎勵軍功的法令。最后，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商鞅治理秦國，使百姓專注于農耕和兵戰兩件事，全國各個階層及各行各業的人必須從事農業和軍事有關的活動，剝奪百姓獨立的思想和行動，全國的政策法規都必須針對重農重戰的國策來制定。為此，商鞅還為秦國制定了統一的賦稅和度量衡制度。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后經過發展逐漸形成一門學派，鄭良樹稱為商鞅學派。商鞅學派經過建立、開拓、發展、定型和后勁五個階段，配合秦的歷史，逐漸成為主宰秦國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商鞅通過變法將秦國改造成富裕強大之國，為秦國將來統一六國，建立一統天下的秦朝，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歷朝歷代對于商鞅進行的富國強兵的變法都有極高的評價，例如：
蔡澤評價商鞅：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李斯評價商鞅：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評價商鞅：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強霸孝公，后世遵其法。桑弘羊稱贊商鞅：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飭政教，奸偽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地割，兵休而國富…功如丘山，名傳后世。劉向評價商鞅：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彊，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彊，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
北宋的王安石曾賦詩稱贊商鞅：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梁啟超的作品《中國六大政治家》將商鞅與管仲、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張居正并列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麥孟華給予了商鞅“法學之巨子，政治家之雄”的極高評價。陳啟天評價商鞅的變法“不但創造了秦國的命運，而且決定了秦后二千年的政治歷史”，商鞅是一位“革新的、實行的大政治家”。毛澤東對商鞅評價很高，說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國富民偉大的政治家，是一個具有宗教徒般篤誠和熱情的理想主義者”。青年毛澤東寫道：商鞅的新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福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貪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 他還稱贊商鞅“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徹底的改革家，他的改革不僅限于當時，更影響了中國數千年”。
商鞅執法不避權貴，治理國家殫精竭慮、盡公不為私的精神也得到了廣泛的肯定。范雎評價商鞅：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死，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請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韓非稱贊商鞅：塞私門之請而遂公家之勞。《戰國策》稱贊商鞅：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強大。劉向評價商鞅：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此外，商鞅作為統帥為秦國攻城略地，拓地千里，許多著作將商鞅與當時的名將并稱。《漢書·刑法志》將商鞅與吳國的孫武、齊國的孫臏、魏國的吳起并稱；《荀子·議兵篇》將商鞅與齊國的田單、楚國的莊蹻、燕國的樂毅并稱。
司馬遷對商鞅評價不高，他認為商鞅用膚淺的帝王之術取悅秦孝公、通過秦孝公的寵臣景監走門路這些不光彩手段獲得重用后，在秦國國內采用近乎“暴力”的手段進行快速改革、處罰公子虔、欺騙公子卬、不聽趙良的勸告，這些足以證明他是個刻薄少恩的人。
董仲舒批評說：商鞅廢除井田，導致“富者田連仟伯，貧者亡立錐之地”。班固認為商鞅變法加劇了百姓的貧富懸殊以及諸侯國之間相互兼并，嚴重地影響了社會的安定。班固還批評商鞅鼓勵發動戰爭，致使橫尸遍野、生靈涂炭。
商鞅變法時所設的連坐之法，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頂、抽肋、鑊烹之刑。商鞅執法嚴酷，曾在渭河邊一日處決囚犯七百人，河水因此變紅，號哭之聲驚天動地。商鞅嚴格執法、濫用酷刑的行為招致普遍的怨恨，漢昭帝時的賢良文學也認為商鞅的嚴酷刑法是造成秦朝快速滅亡的重要原因，《舊唐書》甚至將商鞅稱為酷吏。
記錄商鞅言行的《商君書》作為一部法家學派作品，其中充斥著大量弱民政策以及法家士子為帝王穩固政權，剝奪百姓人權的觀點。例如：《商君書》中認為國家與人民是矛盾的關系。人民強大，則國家虛弱。所以想要國家強大，則必須削弱人民。能夠戰勝強敵、稱霸天下的國家，必須制服本國的人民。只有使人民自主性低、樸實忠厚、以及服從規矩，人民才不易結成強大的力量來對抗國家和君主，這樣國家才會容易治理，君主的地位才會牢固。《商君書》中認為人性本惡，必須承認人之惡性，治理國家要以惡治善才能使國家強大。《商君書》中主張重刑輕賞，他認為加重刑罰，減少獎賞，是君主愛護民眾，民眾就會拼命爭奪獎賞；增加獎賞，減輕刑罰，是君主不愛護民眾，民眾就不會為獎賞而拼死奮斗。
商鞅貶斥儒家學說，將儒家所推崇的禮樂、詩書、孝悌、修善、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貶斥為六虱，認為國家必須去除六虱才能強大。西漢以來的儒生對于商鞅使用嚴酷刑罰改變民風民俗、敗壞道德的行為多有非議。賈誼評價商鞅：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漢昭帝時的賢良文學批判商鞅：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為俗，欺舊交以為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于百姓，無信于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商鞅反圣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后政耗亂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復。唐代的趙蕤評價商鞅：夫商鞅、申、韓之徒，貴尚譎詐，務行苛刻。廢禮義之教，任刑名之數，不師古，始敗俗傷化。此則伊尹、周召之罪人也。 朱熹批評：“他（商鞅）欲致富強而已，無教化仁愛之本，所以為可罪也。”
為紀念商鞅，陜西省商洛市于2007年建成商鞅廣場，坐落于該廣場的商鞅雕塑也是該市的標志性建筑之一。商鞅雕塑高9米，左手持簡，身佩寶劍。雕塑背后是一面總長33.8米的浮雕文化墻，講述了商鞅變法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