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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陶鑄是中南組組長。7月3日，陶鑄、李銳到胡喬木住處，三人閑談，提到必須遵重經濟規律。7月17日，毛澤東將彭德懷寫給他的信批示印發會議，會議主題由糾“左”迅速轉為反右傾。7月22日，陶鑄在中南組作長篇發言，對彭德懷的信批判不嚴厲，還說“彭總的信對這次會議深入一步展開討論，起了好的作用。”8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進一步清算彭德懷“歷史總賬”時，毛澤東指著彭德懷說：“現在右傾情緒，右傾增長。問題不少，不在老問題，現在是新問題……以信為代表，相當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鑄、周小舟。新問題是要反擊右傾進攻。”8月5日，陶鑄致信黃克誠，動員黃克誠揭發彭德懷。8月2日，中央在廬山接著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會后黨內從中央到地方乃至基層都開展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陶鑄一反自己過去每次運動都帶頭“緊跟”的做法，等各省大致都劃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后，才按上級下達的比例劃了12位廳局級干部為“黨內機會主義分子”。1961年中央下達復查糾正的指示，陶鑄便摘掉了這批人的“右傾”帽子，一律平反。
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說，中央、地方的責任是三七開的說法不能服人。他認為責任主要在上面，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不在此次大會檢討，也應做書面檢討，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檢討不夠深刻。三年困難時期后的1962年，由于廣東省饑荒，陶鑄一方面擴大農民自留地，另一方面原則同意適當放寬對邊防地區農業漁業進出口人員的管理，由此出現了第二次“逃港潮”。而在當年6月初處理民眾在廣州集中擁港的東站事件（''參見：大沙頭站）''時，在高官內部會議中定之為所謂敵我矛盾，促成當局出動軍隊封鎖車站，驅趕與逮捕民眾，導致1600多人被捕。
1953年中央調葉劍英主持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后，陶鑄便接任主持廣東省工作，他樹立過不少農村先進典型。其中，清遠縣洲心公社實行產量責任制的經驗，便是由陶鑄扶植和推廣。1961年早造，清遠縣洲心公社開始實行“田間管理到戶的評比獎罰”的生產責任制。1961年晚造，洲心公社部分大隊在此基礎上制訂了“到戶田”的產量指標，交給社員管理，從而調動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該公社各生產隊相繼實行該做法。到1962年早造，已形成較完整的產量責任制。1962年、1963年相繼在受災情況下豐收，1963年畝產提前跨“綱要”。1962年6月，陶鑄、趙紫陽（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率工作組到洲心公社調研，將這種做法贊譽為“洲心經驗”。1962年7月27日，中共廣東省委發出〔62〕粵發（八）字第62號文件《介紹清遠縣洲心公社實行的產量責任制——批轉省委工作組的一個調查報告》，在廣東省全省普遍推廣“洲心經驗”。1962年6月6日至7日，陶鑄、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書記）到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專區龍勝縣調研。陶鑄由此更感到“洲心經驗”的成功。在龍勝縣調研后，陶鑄回廣東，王任重則到長沙向毛澤東匯報此次調研情況和與陶鑄商定的意見。王任重說：“陶鑄主張實行分戶管理，耕種統一，聯產計酬，增產歸個人。他們那里的清遠洲心公社就是這樣干的。”毛澤東說：“對，是包產到戶，不是分田單干。”隨后王任重電話告知陶鑄：“主席贊成你的意見。”陶鑄接電話后，次日便找中共中央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普向中央寫龍勝縣的調查報告《關于鞏固生產隊集體經濟的問題》，向中共中央建議在農村建立生產責任制。1962年中央召開的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1962年7月22日在該報告上批示： “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各同志。這個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意見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是否還有可議之處，請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發給省、地兩級討論。”中發〔62〕409號文件將該報告及批示印發。會議期間，毛澤東找陶鑄和王任重談話，交代兩人“你們代中央起草一個包產到戶的決定。”毛澤東還說：“不是分田單干，包產到戶還是集體經濟的經營形式。”隨后王任重執筆起草《決定》。這時，有個大區的負責人對毛澤東說：“可不能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就是單干，單干就兩極分化。我們那個地區，搞了單干，兩極分化很厲害。”陶鑄、王任重將《決定》草稿送呈毛澤東后，便無下文。北戴河會議上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斗爭”，所以陶鑄也沒能在會上大力宣傳“洲心經驗”。
1964年9月至12月，趙紫陽在中山縣環城公社庫充大隊蹲點開展“四清”時，同老貧農吳才添、陳二妹夫婦連續詳談，隨后將談話記錄整理成調查報告，送給正在花縣開展“四清”的陶鑄看。陶鑄轉呈北京毛澤東看。毛澤東批示“這兩個老貧農是我們全黨的老師”，并讓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給后來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與會領導。
1964年12月28日，正是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公開責難劉少奇當天，中共中央確定了新一屆國家領導人名單，提交給正在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與上一屆比較可見，林彪取代陳云成為國務院排序第一的副總理；新任的三位副總理是柯慶施、陶鑄、謝富治。
1965年1月，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陶鑄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開始直接參加中央的工作，分管宣傳和文教等方面事務。同年4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訪問越南。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對彭、羅、陸、楊的處理決定，并決定陶鑄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這次陶鑄調北京工作是鄧小平提名，毛澤東同意的。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前三位分別是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此后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等重要職務，協助周恩來進行國務院工作，分管中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體委、新華社、人民日報社、出版總局、廣播事業局、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等，同時還參加中央軍委的領導工作。
1966年9月15日，陶鑄與周恩來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6月9日，剛到北京沒幾天的陶鑄便飛赴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開的一個會議。會議著重討論文化大革命是否派工作組的問題。陳伯達提出不派，而劉少奇、鄧小平等大多數人主張派，陶鑄也明確主張派，毛澤東最后表態認為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派工作組是1957年反右運動中的老辦法，1966年6月13日，劉少奇在《批轉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西北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中也稱，“對大學生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一定要把他們揪出來”，高中應屆畢業生“經過市委批準，可以批判斗爭和戴帽”。工作組在各大中學校將大批師生打成反革命分子，嚴重激化了矛盾。
1966年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并送審《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草稿）》。通知草稿中稱，中央認為工業交通企業與基本建設單位（包括設計、施工單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運動相結合，按照“二十三條”的規定，分期分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展，各地黨委必須抓革命、促生產，做到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1966年7月2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你們的意見，應當迅速將此通知發下去。”陶鑄在文革中堅決執行該通知，反復強調“抓革命、促生產”，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后，陶鑄親自為《人民日報》寫下兩篇“抓革命、促生產”的社論（9月7日《抓革命，促生產》；11月10日《再論抓革命、促生產》）。中央文革小組說陶鑄用生產壓革命。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在負責修訂準備提交此次全會通過的中央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時，陶鑄、王任重將原先的“二十三條”刪改為“十六條”，刪除了其中的“黑線”、“黑幫”專政等內容，寫入干部“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有錯誤的可以改正等內容，此外他們還根據葉劍英（中央軍委副主席）、劉志堅（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的意見，寫入了軍隊不搞“四大”的規定。該草稿呈毛澤東審閱后，毛澤東說：“這個文件改得好。”并親自將其中一條簡化為“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一提法，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當時，劉少奇已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基本靠邊站，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干部對文化大革命均有抵觸。這一提法主要是針對抵觸文革的各級領導干部，從中央來說，王力認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
1966年10月，在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慶祝活動時，陶鑄要求全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照片都要見報，當發現缺少鄧小平的鏡頭時，陶鑄要求新華社一定要設法有鄧小平的鏡頭，于是新華社通過“換頭術”，將鄧小平的頭像移到陳毅的身體上，制造出了帶有鄧小平的照片。
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發生后，周恩來、陶鑄派張春橋（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理。11月13日晚，張春橋給陳伯達打電話稱，自己已不得不簽字同意工總司五條要求，隨后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也分別給陳伯達、陶鑄打電話，對張春橋的做法表示不滿。11月14日，毛澤東在釣魚臺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陶鑄、中央文革小組和軍隊的幾個人參加，而劉少奇、鄧小平、朱德、陳云未參加。據王力回憶，會議開始毛澤東便拿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念了一段公民權利、集會結社自由的條文，這是針對陳丕顯、陶鑄的，他們曾說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組織。接著毛澤東講到認識論，說先有事實后有政策，張春橋的簽字是對的，而過去的政策脫離群眾。會上無人提不同意見，陶鑄等人都作了檢討。
安亭事件前，毛澤東便提出工礦企業要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陳伯達起草工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陳伯達、王力起草了《關于工廠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條指示（草案）》（簡稱《十二條》），提出“允許工廠成立派系組織”、“允許學生到工廠串連”等。但在安亭事件后，《十二條》已顯落后。1966年11月至12月初，周恩來、陶鑄指示余秋里、谷牧召開工業交通座談會，座談會由陶鑄直接指導，會上征求對《十二條》的意見，與會者卻普遍認為《十二條》“左”。11月22日，周恩來、陶鑄、谷牧等人向毛澤東匯報了座談會情況，毛澤東說：“工交企業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眾建立聯合組織。”“十二條不行，可以另寫，討論出來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為此座談會對《十二條》進行了大量修改，實際上基本否定了原內容，并搞了與之相對的《工交企業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規定》（簡稱《十五條》）。周恩來、陶鑄贊同《十五條》，而中央文革小組不滿。周恩來、陶鑄并非反對在工礦企業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認為要有步驟地開展，要“抓革命、促生產”，絕不能影響生產，所以在這一問題上，周恩來和陶鑄的立場與中央文革小組和毛澤東的立場有明顯分歧。陳伯達斥責了搞出《十五條》的谷牧。毛澤東對《十五條》很不高興，“叫他們重寫”。毛澤東叫陳伯達、王力起草了《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簡稱《工業十條》）。毛澤東還指示林彪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工業交通座談會的問題。1966年12月4日、5日、6日下午，林彪主持連續召開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聽取了谷牧關于工業交通座談會情況的匯報，討論通過了《工業十條》，會上批判了陶鑄、谷牧。在12月6日的會議上，陶鑄受到嚴厲批判，王力等人指責陶鑄用生產壓革命，陶鑄作了檢查。林彪作總結講話稱，實質上不是谷牧的問題，而是陶鑄的問題，林彪的這一講話顯然并非其個人意見，而是體現了毛澤東的意思。12月9日，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該文件的下發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擴大至工交財貿各部門。同時，中央文革小組還起草了《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15日由中共中央下發。由此，在1966年12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便將文化大革命擴大至工礦企業和農村中。
1966年11月，毛澤東指示譚震林、陶鑄去中南及華東地區視察。當時陶鑄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斗爭已趨于白熱化，幾乎在每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都直接沖突。1966年10月，和陶鑄站在同一陣線的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去廣州養病。這時，武漢的造反派發現王任重寫的一首詩稱毛澤東為戰友和兄長，乃指責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趁機圍攻王任重。為此陶鑄給毛澤東寫了份報告，建議王任重辭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職務，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毛澤東在報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組副組長，要離開文革小組，請政治局和文革小組開個聯席會，對任重提提意見。”聯席會由周恩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會上集體批判陶鑄，重點批判陶鑄當初派工作組鎮壓群眾、保走資派，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對陶鑄猛烈批判，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也紛紛批判，李先念說：“老陶的問題，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問題。”李富春說：“我看讓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你寫給主席的那份報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嗎？”會上首次給陶鑄扣上了“陶鑄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是沒有劉、鄧的劉鄧路線代理人”的帽子。
一天之后，毛澤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后毛澤東還把陶鑄留下單獨談話一個多小時加以安撫。次日即1966年12月30日晚，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闖到中南海門前，要求陶鑄立即接見，否則全體絕食。陶鑄一進會場，造反派的一個頭頭便指著陶鑄說：“今天不是你接見我們，是我們叫你回答問題，你必須老實回答我們提出的所有問題。”陶鑄和造反派對罵。當時陳毅、李富春一直奉命在隔壁的一個房間里監視此次接見，直到陶鑄承認自己“態度不冷靜”，給了造反派一個臺階，結束了這場六個多小時的接見，陳毅、李富春才離去，此時已是12月31日凌晨4點。1967年1月3日，周恩來就此次接見的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陶鑄曾得知江青銷毀了有關林彪的一些材料。1966年1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會議上，江青一進門便質問陶鑄：“我銷毀了什么材料，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陶鑄說：“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寬了。”
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來和陶鑄等其他中央領導到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教育界、文化界、新聞出版界、體育界代表。下午兩點，周恩來、陶鑄趕回人民大會堂，周恩來準備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文革小組和全軍文革小組成員將列席，陶鑄也將參加。但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這時正在人民大會堂另一個廳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宣布陶鑄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中國最大的保皇派”。周恩來久等他們不來，便親自找江青、康生、陳伯達來開政治局會議。陶鑄參加了政治局會議，但并不知道江青、陳伯達、康生接見武漢“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造反隊”時的講話。下午五點多，政治局會議開完，周恩來和陶鑄又分頭接見群眾代表。這時，“打倒陶鑄”、“揪出陶鑄”的大標語已貼到北京街頭，印有江青、康生、陳伯達講話及“打倒中國最大的保皇派陶鑄”口號的傳單已經在北京街頭散發。當晚，被造反派從廣州揪到北京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李一清來找陶鑄，但陶鑄仍在和周恩來分別接見群眾代表，李一清便將大街上的情形告訴了曾志。當晚九點，中南海西門外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陶鑄”，并宣讀了當天中央文革小組接見時的講話內容。隨后陶鑄失去人身自由，被軟禁在中南海內。
1967年1月7日凌晨1點，周恩來在接見“批判陶鑄聯絡站”代表時宣布：“陶鑄是中央常委。你們舉行批判陶鑄的大會不恰當，因為中央常委對這個問題沒有討論，你們開會我們不能參加。”1月23日夜，周恩來在接見首都大中學生代表時，當著江青、陳伯達的面說：“陶鑄是八屆十一中全會選出來的，我沒有根據不信任他。”
據說陶鑄被打倒后，曾給林彪寫過一封信，林彪看后沉默，葉群害怕出事，隨即將這封信燒掉。
1967年9月，姚文元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評陶鑄的兩本書》，并稱陶鑄為“赫魯曉夫式的野心家”。陶鑄過去曾在《革命的堅定性》一文中寫道：“我們作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一定要像巖石一般堅定，當狂風暴雨之夜，風想把它們徹底掀翻，雨想把它們打進沙灘，浪濤想把它們卷入大海，但是它們屹然不動。當風雨過后，當浪濤退后，它們仍舊矗立在大海邊，指向青天，面對大海。”有大字報將這些語句解釋成：“面對大海，就是面向臺灣；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國民黨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蔣介石。”
1967年上半年，陶鑄每天除在警衛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門看大字報之外，便是不斷被拉出中南海接受批斗。1968年8月間，中央文革小組在天安門召開百萬人批判劉、鄧、陶大會，大會在中南海設三個分會場，分別批斗劉少奇夫婦、鄧小平夫婦、陶鑄夫婦。
196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節前后，陶鑄頭暈眼花想嘔吐。1969年1月，陶鑄惡心嘔吐，胃部不適，全身酸脹。1969年3月被送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二醫院。入院檢查后發現膽囊已患癌癥，需立即手術。病情上報周恩來后，周恩來批示轉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一醫院外科治療，并親自指定北京、上海多位名醫組成醫療小組。手術后不久，病情再度惡化。1969年9月下旬，陶鑄病情加劇，診斷為癌細胞擴散。
1969年10月，陶鑄獨自被“戰備疏散”到安徽合肥。此時他癌癥病情惡化，到11月15日批準進行手術，但發現癌細胞已廣泛擴散，腹腔內血管焦脆，已無法進行手術。1969年11月30日，陶鑄因膽囊癌在合肥病逝，享年61歲。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陶鑄平反。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為陶鑄舉行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陳云致悼詞。
祖父陶益齋。父親陶鐵錚，畢業于衡陽南路優級師范，曾參加武昌辛亥革命，任過漢冶萍公司下屬轉運局長，并與人合伙開辦小煤礦。1918年，其父與三叔被軍閥吳佩孚部下蕭耀南殺害。
*1932年冬天，與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結婚，曾志建國后曾任廣州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職務。1969年陶鑄寫了一首《七律-贈曾志》“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云端。無情白發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馬也知嘶櫪晚，枯葵更覺怯霜殘。如煙往事俱忘卻，心底無私天地寬。”
**女兒陶斯亮（1941年4月4日－），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六局副局長，現任中國市長協會專職副會長兼秘書長和中國醫學基金會副主席。
人權（也稱基本人權、自然權利及人類基本權利）指“個人或群體因作為人類，而應享有的權利”。人權的許多價值以強化人的能動性並以普世（或曰普適）原則要求所有人應享有此天賦權利。一個人不是只有活著才有人權，死人也有人權，盡管死人人權的具體內容不同於活人人權。
人權是所有人與生俱有之權利，它不分種族、性別、國籍、族裔、語言、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地位。人權要求“把人當人”，是人的哲學。人權包括生命和自由之權利，不受奴役和酷刑之權利，意見和言論自由之權利，獲得工作和教育之權利以及其他更多權利。人人有權不受歧視享受這些權利。人權是最核心之自然權利，沒有人權，就沒有自由、平等、民主、憲政和博愛。鑒於人類中資源有限的個體實力不足以防止自身的平等權受到侵犯，甚至被迫放棄這一權利，故而與人權相關聯的集體有代為捍衛該集體之外的個體之平等權利的義務。任何集體也享有代為捍衛該集體之內的個體之平等權利的集體權利，但是集體權利不屬于人權，更不被允許作為用于限制人權的手段。國際人權法規定各國政府之義務，規定政府採取行動之特定方式或應避免之特定行為，以促進和保護人權及個人或團體之基本自由。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確立了是否維護和保障人權成為憲法、國際法及國際社會評判的重要規範性價值標準；此外，比例原則等一些法律原則，也被認為是為了確保基本人權不受政府各種手段過度干預而生的；不過在保護人權的法律實踐上，憲法及國際法的界定存在政治及學術爭議。學者張文貞認為，中華民國在施行兩大人權公約後乃人權國際法與國內憲法的匯流。
人權的概念被認為和公平正義息息相關，捍衛弱勢人權更被認為是公平正義的伸張；然而一些看似保障人權的做法，如廢除死刑等，容易被人認為是在妨礙公平正義；另外，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像活人一樣，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因此死人也有人權，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
世界上最古老的人權宣言，居魯士文書。
1789年8月26日通過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
在古代社會，普世人權的概念還沒有成熟，一個人只會因為他身為團體中的一份子而擁有權利。公元前6世紀的居魯士文書，當中居魯士大帝宣佈釋放所有巴比倫之囚中被擄的猶太人，使其可以重歸家園，此革命性之舉動是為人類史上的第一部人權宣言。有關個人權利的思想，很快便傳播到美索不達米亞鄰近的印度、希臘和羅馬。
*《大憲章》（英國，1215年）：國王自始受到法律的約束，貴族的權利得到保障。
*《權利請願書》（英國，1628年）：人民的權利及自由從此被制定。
*《美國獨立宣言》（美國，1776年）：獨立宣言聲明了對於每個人對於生命、自由與追求幸福的權利。
*《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法國，1789年）：自此以後，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
《世界人權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兩個《任擇議定書》（針對投訴程式和死刑）以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其《任擇議定書》共同構成《國際人權法案》。1945年後通過之一系列國際人權條約和其他文書擴大了國際人權法之構成，包括《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1948年）、《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1965年）、《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1979年）、《兒童權利公約》（1989年）和《殘疾人權利公約》（2006年）。
羅斯褔夫人手持的《世界人權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是人權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文件，由來自世界各地區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通過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通過的第217A(III)號決議宣佈，作為衡量所有國家和人民取得成就之共同標準。《世界人權宣言》第一次規定人之基本權利應得到普遍保護，自1948年通過以來，已經被翻譯成501種語言，是世界上被翻譯最多之資料，是許多新獨立國家和新興民主國家之憲法之思想源泉。1950年，聯合國大會將每年的12月10日為“國際人權日”。《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后20周年即1968年，也被聯合國定為“國際人權年”。
《世界人權宣言》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人人都有資格享受本《宣言》所載的一切權利和自由，不論其種族、膚色、性別、語言、財產、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區別。” 這些權利和自由可分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兩大類。其中，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生命權、人身權、不受奴役和酷刑權、人格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權、無罪推定權、財產所有權、婚姻家庭權、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權、參政權和選舉權等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包括：工作權、同工同酬權、休息和定期帶薪休假權、組織和參加工會權、受教育權、社會保障和享受適當生活水準權、參加文化生活權等等。《世界人權宣言》同時規定，“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個人在享受權利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
雖然存在著對《世界人權宣言》的代表性和時代局限性的質疑，但其作為人類有史以來的一次人權共同宣言，被廣泛認為是國際人權事業的總章程，以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是它的兩個重要補充和細化。更為重要的是，這兩個公約將《世界人權宣言》法律化，并構成了《國際人權憲章》，標志著全人類的人權事業進入了有法可依的新階段。
《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屆聯合國大會該通過，并交由各成員國批準。該公約于1976年1月3日生效。《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是第一個明確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條約，并第一次援引《世界人權宣言》，強調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公民、政治權利的同等重要性和不可分割性，確立了民族自決的權利。《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於1976年正式生效，旨在促進和保護以下權利：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條件的權利；享有社會保護、相當的生活水準和能達到的最高的體質和心理健康的標準的權利；獲得教育以及享受文化自由和科學進步所產生的利益的權利。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于1966年12月16日第二十一屆聯合國大會通過，并交由各成員國批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其《第一項任擇議定書》於1976年正式生效，其《第二項任擇議定書》於1989年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定：行動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平審判以及無罪推定；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意見和言論自由；和平集會；結社自由；參與公共事務和選舉；保護少數民族權益等權利。公約禁止任意剝奪生命；酷刑、殘忍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奴役和強迫勞動；任意逮捕或拘留；任意干涉隱私；戰爭宣傳；歧視；鼓吹種族或宗教仇恨。主要包括：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不得使為奴隸和免于奴役的自由，免受酷刑的自由，法律人格權，司法補救權，不受任意逮捕、拘役或放逐的自由，公正和公開審訊權，無罪推定權，私生活、家庭、住房或通信不受任意干涉的自由，遷徙自由，享有國籍的權利，婚姻家庭權，對天然財富和資源的自由處置權，思想、良心和宗教的自由，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結社和集會的自由，參政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時也明確了部分權利的有條件性或者絕對性。比如，第四條允許締約國在國家生存受到威脅并且正式宣布社會緊急狀態的情況下，減少原本應承擔的義務，但減少的程度必須是客觀需要前提下的最低限度，而且不得包括純粹基于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出身的理由的歧視。而生命權，人格權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進行任何形式的限制。第二十八條規定，設立人權事務委員會，負責監督公約的實施。
納粹“合法”的暴行
在當今主流社會的憲政體制中，憲法一般都將人權明細化和法制化。但是人權作為“人因其為人而應享有的權利”，并不是憲法賦予的，憲法的作用僅僅是保障和實現人權的一種手段。
雅克·馬里頓説過：“人權的哲學基礎是自然法”。根據自然法的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支配人類行為的道德規範，起源於人類的自然本性或和諧的宇宙真理；而依照自然法的法學理論，法律準則的權威，至少部分來自針對那些準則所具道德優勢的思量。
西塞羅曾説過：“事實上有一種真正的法律—即正確的理性—與自然相適應，他適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永恒不變的。……人類用立法來抵消它的做法是不正當的，限制它的作用是任何時候都不被允許的，而要消滅它則是更不可能的……它不會在羅馬立一項規則，而在雅典立另一項規則，也不會今天立一種，明天立一種。有的將是一種永恒不變的法律，任何時期任何民族都必須遵守的法律。”
人權的普世性在政治學和法學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更高法律規則及其衍生開的一些其他概念。更高法律規則意為只有當公平、道德和公正這些更高原則獲得滿足后，法律才可以被執行。在法律實踐上，更高法律規則是通過法治和法治國的概念體現出來。法治可分為狹義法治和實質法治；狹義的法治認為法治本身并不提供“公正”，但為人們提供一個尋求公正的法律框架和程序；實質的法治擴展了狹義的概念，包括某些與此相關的包括自由、人權和民主在內的個人實質性權利。實質法治的這個擴展則在法理上承認天賦人權，也為憲政國家的憲法最終包括了人權法案建立了法理依據。盡管在學術界狹義法治比實質法治獲得更廣泛的認可，但在各國的法律實踐上，憲政國家的憲法普遍包括了人權法案，因而實質法治得到事實上的廣泛的確認。人權正是通過憲政和法治被認為是普世價值。
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對於人權概念的主要批評是，主張人權是一種文化的帝國主義。尤其人權的概念在根本上是源自於自由主義的觀點，雖然這種概念在歐洲、大洋洲和北美洲被普遍接受，但在其他國家可能不被接受。批評者質疑那些提倡人權的思想家例如約翰·洛克、密爾都是來自西方國家，同時這些西方國家自身也都做出帝國主義行徑。這種論點還舉出宗教來證明文化的霸權主義。然而，一些人也對文化霸權的批評論點提出反對。如：人權概念本身也有部分起源於其他的文明和宗教。人權在實踐上也會與帝國主義的行徑產生衝突，例如人權也能被轉換作為民族自決的理論。
另一種批評則認為人權所主張的權利是具有階層性的，因為各種不同權利之間的關係會互相影響。舉例而言，要保障擔任公職等政治權利不能不先確立一定的文化和社會條件，例如適當的教育。而後者是否應該被包括作為第一種基本的權利，則仍是爭論的議題所在。
還有一種則批評人權概念是根基於自行訂立的道德觀上。如果這種道德觀只是個人依據自己喜好而表達的要求，那麼人權就不是客觀的道德原則。美國哲學家Richard Rorty便認為人權只是根基於人類感情的表達上，而非一種理性的實現（不過，根基於利益理論的基礎，他仍然支持法律上的人權）。Alasdair MacIntyre：人權其實與古代人類對於「獨角獸和女巫的信仰相同」。這種批評與道德相對主義相近，它宣稱道德是個人喜好、沒有客觀標準可衡量道德基準。
馬克思主義則反對西方人權觀中“絶對的”“先驗的”等唯心觀點，認為人權不是從來就是“天賦”，而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馬克思認為西方文明中的“人權”是帶有階級烙印的“特權”。“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自由和平等的籠統議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受資本剝削的勞動者，無論怎麼説，都是在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馬克思主義主張的“人權”，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上的“人權”，因為只有消滅了生産資料的私有制才有可能實現任何人之間真正平等，以及“人的解放”。北京日報于1979年3月22日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公開批評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概念，然而這篇文章否定了人權是無產階級應當爭取的東西，其實扭曲了馬克思主義。
對於人權的最後一種批評則聚焦於「誰才有責任監督人權」的問題上。人權的概念起源於避免公民遭到國家侵害，也因此可能代表所有人都有責任介入並保護受到侵害的其他人。因此在民族和國籍的區隔上，由於那強調了人們的不同點而不是相同點，可能被人權運動視為是對人權不良的影響，因為那否認了人們天賦的相同權利。中國則主張國家主權才是最重要的，因為是國家最先立下了人權的條約保證。在對於國家干預和使用暴力與某些的爭論議題上，爭論者的主張通常也都與他們對於人權的看法差異有關，例如將人權看作是法律權利抑或是天賦權利、以及他們是屬於世界主義抑或民族主義的立場都有關聯。
國際社會對人權的內容和分類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各種理論之間不僅有衝突也有重疊之處。所以本章節將人權的各種元素從錯綜複雜的理論中提取出來分列如下。一些人認為人權的評判標準由西方國家界定，關於這點可見下面評判標準一節的說明。
儘管對人權的具體認識與實踐互不相同，但是對于一些人權的最基本的內容還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識。
* 生命權。生命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如果無法充分保障人的生命權，那么一切其它權利都是空中樓閣。無端剝奪人的生命，或者肆意對人施加恐嚇、虐待和折磨，就是用一種非人權的待人方式。任由這種情況發生，個人權利就無從談起。所以一般各國的刑法都將侵害他人生命權的罪行量刑最重。“生命權是一個人之所以被當作人類夥伴所必須享有的權利。”
* 自由權。自由，是人權的靈魂。因此，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都是個人的基本權利。如果沒有充分的自由權，生命權也將失去意義。
* 財產權。財產權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延伸。如果一個人要生存下去、要有能力選擇他喜歡的方式生存下去，一定要有物質作為支持，那麼，對自我勞動的所得進行排他性的占有，就是生命權與自由權必不可少的保障。“人能夠工作，能夠靠自己的勞動成果生活，并把生活剩餘的錢存起來留給子女或者自己的晚年，這都是人尊嚴的一部分。”財產權看似是一種物權，但其實質為人支配物，即支配自己正當所得的權利。
* 尊嚴權。尊嚴也是生命權和自由權的合理延伸。如果一個人若無尊嚴，那麼他的生命至多是一種無人格的形式。作為一種基本的人權，尊嚴的價值早在古代就得到普遍的認同，如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等。尊嚴權主要要求人們在社會交往中互敬互愛，文明禮貌。如果一個人的尊嚴權被否認，就意味者人們可以肆無忌憚的羞辱，威脅，騷擾，中傷他，那顯然他就失去了“作為人類”的資格，這無疑是和人權所不容的。
* 公正權。人權的普適性必然的要求每一個人都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但現實生活中，經濟權力、政治權力、種族、國籍等，都會不同程度將人劃到不同的等級，那麼人權就變成有限的，有條件的，甚至成為特權階級的奢侈品了。而公正權是為了將人權擴展到每一個人身上。公正權不僅是人權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人權中其它部分的必要條件。
2006年3月15日，由聯合國大會建立並直接負責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取代成立60年之久之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為聯合國政府間負責人權之主要機構；理事會由47個會員國代表組成，肩負著在世界各地加強促進和保護人權之任務，應對人權突發事件等侵犯人權之狀況並就提出建議。人權的基本內容僅僅一種最低限的保障，在現代文明社會中，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又出現了很多對人權的擴充。人權的進階內容一般都是基本內容的融合、擴展、深化。但是由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文明的多樣性，對于以下的人權內容和具體的實現方式還存在這不同程度的分歧。
* 發展權。“發展權”最早是1970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卡巴·穆巴耶在一篇題為《作為一項人權的發展權》的演講中被提出，并立即受到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強烈支持。1979年，第三十四屆聯合國大會在第34/46號決議中確認，發展權是一項人權，平等發展的機會是各個國家的天賦權利，也是個人的天賦權利。1986年，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決議通過了《發展權利宣言》，對發展權的主體、內涵、地位、保護方式和實現途徑等基本內容作了全面的闡釋。1993年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再次重申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從而使發展權的概念更加全面、系統。發展權在堅持個人良好發展的同時，也強調了“集體人權”這一新生概念，也就是要求各國，各民族都能平等、自由、友好的交流合作，均等的享受發展機會。發展權強烈的反映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際制定的國際秩序的不滿以及對國際公平正義的訴求，甚至透出相當的共產主義色彩，也就很自然的成為當今國際社會在人權方面的交鋒重點。
* 民族自決權。追根溯源，民族自決權其實源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天賦人權說和人民主權說。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和1789年的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是反映這些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歷史文獻。二戰之后，民族自決權在《聯合國憲章》、《關于人民與民族的自決權的決議》、《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國際法原則宣言》、《關于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宣言》、《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等一系列國際文件中多次得到確認和重申，并作為一項重要的集體人權獲得了廣泛的認可和接受。民族自決權風靡一時是與資產階級革命，以及二戰以后大批受壓迫的民族和國家獨立自主是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國際形勢大大改變的現在，民族自決權更加強調的是本民族國家自主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模式，而不受外部干涉的一項集體人權。對于民族自決權是一種重要人權國際社會普遍沒有異議，但對于民族自決權的限度，民族自決權與最低人權標準的之間的矛盾等，國際社會的斗爭相當激烈。民族自決權被普遍用于發展中國家反對發達國家“干涉”的重要理論依據。
被多數國家認同的人權立法內容包含如下：
* 安全的權利：有關禁止犯罪行為，如謀殺、屠殺、酷刑和強奸。
* 自由的權利：有關自由的範疇，如：宗教和信仰自由、集會、結社、組黨。
* 政治的權利：有關人民的自由參政權，如抗議或入黨。
* 訴訟的權利：有關防止濫用法律制度，如監禁審訊、秘密審訊和過度懲罰。
* 平等的權利：有關公民的平等，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福利的權利（經濟的權利）：有關提供教育和免於遭受嚴重的貧窮和飢餓。
* 民族的權利：有關群體免受種族屠殺和其建立民族國家之權利。
另外，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像活人一樣，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像中華民國民法第六條就說「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像例如法律保障人死後的人格權，因此不能認為死人沒有人權，反應該認為，死人也有人權，只是不同於活人而已。
以下是一些和人權相關的國際法律和文書的列表：
+ 重要人權文書一覽表
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
1948年12月9日
世界人權宣言
1948年12月10日
1949年8月12日
有關戰爭受難者、戰俘和戰時平民的待遇
關於修正1926年9月25日在日內瓦簽訂的禁奴公約的議定書
1953年10月23日
兒童權利宣言
1959年11月20日
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
關於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的決議
1962年12月14日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宣言
1963年11月20日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國際文化合作原則宣言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第十四屆會議
1966年11月4日
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1966年12月16日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任擇議定書
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
1967年11月7日
國際人權會議
1968年5月13日
禁止並懲治種族隔離罪行國際公約
1973年11月30日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1979年12月18日
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
1984年12月10日
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
聯合國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
人民享有和平權利宣言
1984年11月12日
發展權利宣言
1986年12月4日
兒童權利公約
1989年11月20日
; 第一代人權 : 知識分子對教會霸權的反抗，以不被國家侵犯人權為基本的目的，另稱為消極人權。
; 第二代人權 : 在工業及資本主義發展下，反抗童工、階級剝削的意識提倡。
; 第三代人權 :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殖民主義發展下對於個人的人權，從國內這觀念下，反省要擴張到國與國之間的監督。
儘管對于人權的具體內容和保障人權的具體方式存在很大的爭議，但終歸需要一個可以具體實在的判斷標準來促進全人類的福祉。
在人類追尋一個統一的人權標準的道路上，沒有人能夠回避一個無奈的現實。由于歷史，地理等諸多因素有的國家能花費大量的社會資源去呵護寵物和家畜，但有的國家卻為給兒童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醫藥和教育而掙扎。不僅各國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有天壤之別，在文化傳統方面也往往是千差萬別。這些客觀的事實嚴重的阻礙了人類關于人權在現實層面的共識，而且歷史經驗表明，強制移栽的人權往往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癥狀。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當代英國思想家米爾恩提出了“作為最低限度標準的人權”。核心內容主要有兩點，第一，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道德規範的多様性，得到某種共同體認可的權利，沒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也同様適用于其他共同體。第二，無論社會發展和道德規範存在多麼大的差異，一些最低限度的人權必須得到所有共同體的一致擁護。總結起來，人權標準是最低的，所以才能成為普遍的；因為是普遍的，所以也只能是最低的。
在全球化的時代，怎様通過建設性的對話來溝通和擴大人權方面的國際共識已成為了當今國際社會主要議題之一。不僅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內思考人權，而且在與西方文明并駕齊驅的其它文明框架內省察人權，已形成一種“文明相容的人權觀”，是緩和并逐步化解矛盾衝突的一條必由之路。
儘管以《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為代表的一系列人權宣言都肯定了人權的特殊性，指出實施人權原則必須考慮國家的特性和地域特征以及不同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但是社會普遍認同人權仍應有最低限度標準，“貧窮不能做為國家恐怖和酷刑的藉口。”
鑒于一系列複雜的原因，人權的評判標準存在，而且還將長期存在著分歧。但人類在促進人權的偉大事業中不斷溝通，不斷理解，不斷磨合的過程，其本身也是一種人權的促進。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西方在人權觀上有較大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 第一，西方主流意見認為人權原則是普世性的，而中國更強調人權價值觀有文化相對性； 第二，西方人權觀以個體自由和個人權利為核心，而中國更強調集體權力，以及公民義務與權利的統一； 第三，西方人權觀注重政治權利與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等公民權利，而中國的人權觀則強調發展中國家中生存權才是首要人權，應優先予以發展。人們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談到其他人權；以及強調經濟權、社會權和文化權等內容比較含糊的權利。在這些分歧中，比較有影響且常被用來對抗西方人權觀點的，是建立于文化相對主義基礎上的“亞洲價值論”。此論的主要闡述者包括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和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也許是主要基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共產主義的革命意識形態與中國傳統價值并不相容，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政府并沒有公開表示支持“亞洲價值論”的觀點，而是不承認人權的普世性并強調馬克思主義所說的“階級性”和文化差異決定的相對性。
從90年代中期開始，在越來越頻密的國際人權討論中，中國政府表面上逐漸接受人權普世性的看法，但仍然強調在人權問題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具體社會條件。中國政府在人權問題上用來對抗西方的觀點有二：一是中國是發展中國家，需要首先解決經濟發展和百姓的溫飽問題；二是基于對中國近代史上外國帝國主義強權持續對中國侵略、控制、干涉的歷史事實的認知，中國政府認為主權問題也是中國的集體人權問題；西方國家在人權問題上對中國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新形式的干涉主義，是“顏色革命”和“和平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中國政府及各類媒體的宣傳和西方社會制度弊端的暴露，民眾逐漸認識到西方人權觀念的消極面，同時隨著中國和西方對抗加劇，這兩大觀點在當今中國社會有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舊金山的同性戀自豪日
*北京人權律師浦志強2015年12月22日，被控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被吊銷執照
*美國發表2015年各國人權報告，譴責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及員工失蹤事件、打壓中國人權律師的行為，另外也點名北韓、古巴、伊朗
*2016人權律師江天勇、四川人權運動成員陳雲飛，被中國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于2019年2月底刑滿出獄。
國際人權組織
*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
世界各地的人權狀況
*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人權
*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人權高專辦）
*  Project Diana : An Online Human Rights Archive
*  The Avalon Project at Yale University
*  European Social Charter
*  Human Rights in Russia
*  國際特赦組織 /  國際特赦組織臺灣分會
*  崔之元：〈擺脫「亞洲價值」vs「西方價值」的思維方式——對人權問題的思考〉 （2008）
*  Association for the Defense of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ADHRRF)
*  中共政府迫害宗教信仰人權狀況簡報
*  Stella del Mattino
多米尼加共和國，通稱多米尼加，是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國，與西側的海地共處於西班牙島，陸地面積48,670平方公里，首都與最大都市為聖多明哥，官方語言為西班牙語，貨幣為多米尼加比索。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統計，2013年人均生產總值（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約為9700美元。其現任總統是路易斯·阿比納迪爾。
多米尼加原為泰諾族等阿拉瓦克人世居之地，哥倫布於1492年踏上西班牙島後，現今多米尼加的部分被西班牙統治了三百多年，並在1795年至1801年間被法國統治，當地主要種族為西班牙殖民者與當地原住民混血的後代。
1821年11月30日，多米尼加脫離西班牙統治，以西班牙海地的名義宣佈獨立；但只過了9星期，即1822年2月就被島上西邊脫離法國統治的海地吞併。不過兩者文明差異太大以致難以聯合，多米尼加於1844年重新脫離海地統治，再度宣佈獨立，這也是現代多米尼加的國慶日。1865年，多米尼加擊退了西班牙的入侵確保其獨立性。
多米尼加原來由阿拉瓦克人（阿拉瓦克語系）的一支——泰諾人和其他加勒比人居住，他們稱自己居住的島嶼為Kiskeya或是Quisqueya，為「大地的母親」的意思（這個名字也出現在該國的國歌當中），也有原住民稱之為Haití（海地）或是Aytí，Bohio。泰依諾族當時主要以農耕，狩獵，魚獲和採集食物為主。1492年時粗計泰依諾族人口數字從10萬人到200萬人都有。當時共分為五個酋長國：Marién、Maguá、Maguana、Jaragua、Higüey。這些酋長國之下又分成小酋長國。這些酋長國以一種進貢制度為基礎，進貢的物品包括了泰依諾族所耕種的食物。
哥倫布首航艦隊帶領著九十多位船員抵達西班牙島的北邊海地附近。泰依諾族人以為這些歐洲人是超自然的生物，於是竭盡所能地招待這些歐洲人。兩者的社會完全不同，歐洲人穿著的衣服數量激起了當地原住民的好奇心，因此開始稱這些歐洲人為“guamikena”——“蓋住的人”。Marién的酋長瓜卡納加里克斯（Guacanagarix）熱情地招待了哥倫布及他的隊員，提供了他們所需的物品。此後西班牙人開始以這裡當作跳板逐漸征服了加勒比海列島和美洲大陸。
哥倫布於1492年12月5日登陸於島上西北端，為現今為海地的聖尼可拉鎮附近，哥倫布宣佈整個島歸屬於西班牙，並取名為西班牙島。12月23日哥倫布的航船擱淺於今日的海地角附近，不得以他只好留置艦上其中39人於陸地，用沉船的枕木在當地建立了“”。哥倫布隨著剩下的艦隊繼續往東北航行，探查今日多米尼加北部海岸，隨後即折返西班牙。隔年11月哥倫布帶領著十一艘航艦返回聖誕節堡，發現堡內的西班牙人因為強虜泰依諾人婦女而全部遭到當地土著殺害。哥倫布後來在聖誕節堡東邊建立了伊莎貝拉堡，以紀念當時的西班牙伊莎貝拉皇后，為美洲第一個殖民地，西班牙人以此為根據地開始往島內探索，並逐漸在北部內陸現今的聖地牙哥附近建立了其他根據地。伊莎貝拉城五年後由於當地傳染病肆虐，最後只得遷都到西班牙島南方現今的聖多明哥城。哥倫布於西元1506年去世，葬於現今聖多明哥城附近。
西元1496年哥倫布的弟弟巴爾托洛梅奧·哥倫布在島上的南邊，現今的聖多明哥建立了“新伊莎貝拉城”，新伊莎貝拉城視為歐洲人在新大陸所建立的第一個永久殖民地。16世紀中葉開始，西班牙人在島上開始大量種植農作物，西班牙島逐漸的成為歐洲人前往征服加勒比海島嶼和安第列斯群島的跳板，最後進入了美洲大陸。
西班牙人登陸西班牙島上後，逐漸開始對泰依諾族人施行奴隸統治，許多原住民因為反抗而遭到殺害，也有少許人逃往古巴，另外也有些人反抗中獲得勝利，得到些許喘息的機會。泰依諾族人本身缺乏抵擋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的免疫力，加上西班牙人施予的各種迫害虐待，泰依諾人被虐待死亡和自殺的人數不斷，據統計從哥倫布到達西班牙島上後短短30年間，泰依諾族人口從40萬人驟減不到三千人。西元1864年曾有西班牙軍人描述泰依諾族人於復國革命時曾抵抗西班牙軍隊的佔領，此後就無任何有關泰依諾族的記載，目前認定該族人已完全滅絕。泰依諾族人的壁畫遺址目前仍可在當地的國家公園內多處的洞穴中觀察到。由於島上需要大量耕種人力，西班牙人於1520年開始引進非洲奴隸進行耕種，1568年時引進到島上的非洲奴隸已多達兩萬人，19世紀初時島上的黑奴已達到50萬名。
西班牙島初期是西班牙人在新世界最主要殖民地，西班牙人征服了阿茲提克帝國和印加帝國後，重心開始放在美洲大陸，逐漸忽略了西班牙島。1586年英國德雷克船長曾率領艦隊攻打聖多明哥城，但被駐地西班牙部隊擊退。1605至1606年之間西班牙島西岸的城鎮常遭到海盜的掠奪，造成當地人口大多遷往內地。
法國、荷蘭和英國的海盜於17世紀初在西班牙島上的西部活動，法國開始讓農民和商人逐漸的在西班牙島上西部開拓殖民地，受到島上山脈的屏障，沒有引起在東邊的西班牙人注意。1677年時有大約四千名法國人居住在島上西部的11個村莊。1697年，法國和西班牙根據大同盟戰爭的勒斯維克條約，將島上西部地帶讓給法國，正式承認法國在西班牙島上西部海地的主權，西班牙島東部則稱為東聖多明哥。法國在西班牙島上對農業經濟不斷的發展，並引進非洲奴隸耕作，這使得海地在18世紀末時已成為農作物產量非常豐盛的法國殖民地，當時海地人口已達到50多萬人，此時每十位海地人裡黑人佔了九位，成為多數種族。東南邊的西班牙殖民地聖多明哥地區人口數為15萬人，兩地人口比例相當懸殊。
1795年，法國和西班牙在瑞士簽訂巴塞爾和約，同意把西班牙島東部的聖多明哥區域讓給法國，使西班牙島完全成為法國殖民地。六年後，海地黑人圖桑-盧韋蒂爾帶領著其他黑人奴隸群起反抗法國統治，並在1801年奪下法國才統治不久的聖多明哥，進而統一了整個西班牙島。
法國拿破崙將軍於1802年曾派遣軍隊回到島上制服圖桑-盧韋蒂爾並將他遣送到法國判刑，圖桑-盧韋蒂爾最後於1803年因肺炎死於法國地牢中。法軍曾試圖奪回西班牙島，但是受到追隨圖桑-盧韋蒂爾的反抗軍和當地的黃熱病侵襲下，一直無法攻佔島上西北邊的聖多明城。反抗軍最後獲得勝利並於1804年宣佈獨立，成立海地共和國，不過法國仍佔有著東邊的聖多明哥區域。法軍於1808年侵略西班牙的同時，島上東部聖多明哥地區的反抗軍受到當時與西班牙同盟的英國和海地的援助，終於擊退法國的部隊，讓聖多明哥地區重新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聖多明哥回歸西班牙統治後，當地人民逐漸產生了獨立建國的共識。1821年11月30日，前任聖多明哥總督José Nú?ez de Cáceres將軍領導下宣告建國，命名為西班牙海地（Haití Espa?ol），並期望合併在南美洲玻利瓦總統所領導的大哥倫比亞國之下。但是在九週後的1822年二月，海地的總統布瓦耶率軍佔領了西班牙海地，再次完成了全島統一。布瓦耶佔領了東部的西班牙海地國後，解放了當地所有的奴隸，布瓦耶命令沒收白人地主的土地，並且把全國的農地完全歸公。布瓦耶同時關閉了所有的大學，把18-25歲的多明尼加男人全部納入軍隊，並開始對多國人採取高壓政策，許多上層社會的白人離開了島上逃往古巴、波多黎各和其他地區（因白人不得擁有土地）。
布瓦耶開始在島上廣種經濟作物，進行賦稅改革政策並開放跟國外通商。這些政策雖然讓多米尼加的甘蔗和咖啡產量大為增加，但並未廣為農民所接受。布瓦耶認為解放多國是他帶給多國人的恩惠，於是對軍隊裡的多米尼加軍人時常沒有發給任何薪餉，許多軍人便開始到處搶奪當地居民。這種惡性循環最後造成了經濟停滯，財政賦稅越來越重，導致各地多國人民甚至是當初被解放的奴隸開始結合串聯反抗布瓦耶的統治，於1843年推翻了布瓦耶政權。
出生於首都聖多明哥城，25歲的胡安·巴勃羅·杜瓦特為了爭取家鄉聖多明哥的獨立，於1838年秘密成立了La Trinitaria（三位一體會，三位一體即是多明尼加共和國現在的國家格言“上帝”、“故鄉”、“自由”）。馬蒂亞斯·雷蒙·梅亞和弗朗西斯科·羅薩里奧·桑切斯在三位一體會的草創時期並沒有加入，但是他們後來在爭取多米尼加共和國獨立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上述這三位後來皆被稱為多米尼加共和國開國的國父。1844年2月27日，多米尼加共和國人民對海地展開了獨立戰爭並同時宣告多米尼加共和國獨立。多米尼加共和國的草創的憲法仿效於美國憲章，於1844年11月6日完成宣佈。多米尼加共和國在獨立成功後的數十年間，國內的經政起起伏伏，對外從1844年到1856年間不斷的遭到鄰國海地的侵襲，這段期間可以說是內憂外患不斷。同時期佩卓·桑坦納（為抗戰創國初期的軍隊統帥，後來成為首任、第四屆、第八屆總統）、拜亞茲（Buenaventura Báez，曾參與獨立戰爭，曾五次當選多國總統）兩人在掌握政權時各都剛愎自用而互不相讓，桑坦納堅信多米尼加必須依附在西班牙帝國的保護傘之下才能免於海地的侵略，拜亞茲在期望法國來保衛多米尼加的計畫不成後，轉向希望多米尼加能併入美國，最後也功敗垂成。
桑坦納在當選總統後，逐漸展現出自己獨裁的一面，他馬上把和自己理念不和的杜瓦特全家人趕出多國，同時將其他反對自己的人士拘留或是驅逐出境。桑坦納總統擔心西邊海地侵略的威脅，在1861年和西班牙皇室簽署協定，讓多米尼加併為西班牙的屬國。但是反對者的聲浪一直不斷，並於1863年掀起了復國戰爭，其中以羅里蓋茲（Santiago Rodríguez）、孟席歐（Benito Monción）和盧伯龍將軍（Gregorio Luperón）為領導人物。當時位處西邊的海地政權擔心西班牙返回多米尼加後將會威脅到海地，於是積極的支援反抗軍。正處於南北戰爭狀態的美國也強烈抗議西班牙重返多米尼加進行殖民政策。復國戰爭持續不到三年，西班牙軍隊於1865年完全從島上撤離。
戰爭結束後，群雄在各方稱王，各地大小戰爭不斷，使得多米尼加的舉債日多。1869年當時的多國總統拜亞茲（Báez）徵求美國葛蘭特總統的同意，期望能讓多米尼加併入美國聯邦，並讓美國償還多國當時150萬美元的外債。葛蘭特總統認為此舉可以讓在南方已解除奴隸制度的黑人能有一個自由居住地，不再受南方白人的威脅，但是最後仍遭到美國參議院投票反對，功敗垂成。
拜亞茲政權於1874年被推翻，但在兩年後又被選為總統，最後於1878年下臺。將軍於1882年掌握政權後，讓多米尼加多年來不安的政局也逐漸的穩定下來。赫雷茲總統在位期間政局穩定，使得多國經濟得到喘息的機會，蔗糖產業技術不斷的改良，造成許多歐洲和美洲移民進入多國尋找工作。但是赫雷茲私底下卻將國家經費用於私慾，並且建立起自己的御用警衛隊，這使得國家的外債逐漸增高。這些引起了人民對他行為的不滿，在使用高壓政策無效後，赫雷茲於1899年遭到謀殺。多米尼加1902年後又回復了群雄割據的時代，各地草莽獨霸一方，使得當時多國的國庫已完全掏空。使得法國和歐洲等債權國開始對多米尼加虎視眈眈。
多明尼加雪茄工廠
多明尼加街頭
聖多明哥手工製造業
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為了預防歐洲干擾美洲事務，加上為了保護當時正在建設中的巴拿馬運河，羅斯福總統當時以門羅主義而反對歐洲持續對拉丁美洲殖民主張，於1904年提出自己的的羅斯福推論，確定美國有權力介入拉丁美洲事務。美國於1905年和多米尼加協定由美國來管理多米尼加海關外務，並且於隔年和多國簽訂維持此義務50年的契約，其中同意美國有義務將部分海關稅收用以償還多米尼加日漸增多的外債。
當時的多米尼加總統拉蒙·卡塞雷斯在執政六年之後，於1911年遭到暗殺，結果造成往後多年多米尼加政治上的不穩定並引發內戰。美國政府多次斡旋無效後，最後由美國威爾遜總統協助多米尼加於1914年舉行總統選舉並選出曾經擔任（1899-1902）過多國總統的胡安·希門尼斯回任。希門尼斯總統為了獲得當時政治上相關人員的支持，選定當時的反對政黨作為內閣閣員。後來的計畫並不順利，又有國防大臣Desiderio Arias在後操弄政治，結果導致希門尼斯總統自己於1916年5月辭職。
此消息造成美國威爾遜總統大為不滿，另外為防止當時德國勢力趁此機會滲透到加勒比海地區，決定於1916五月年派遣美國海軍陸戰隊前往多米尼加，於兩個月後完全佔領多國。當時美國海軍少將Knapp領導的軍事政府嚴格控管當時多米尼加人民的自由，造成了當地中上階層人士非常的不滿，另在多國東部地區的農民組成反抗軍持續不斷和美軍抗戰。雖然抵抗的意識普遍存在於民間，但是軍事政府也平息了多米尼加多年來不穩定的政治狀態，多國的經濟開始成長和外債也逐漸減少，軍事政府在各地廣建現代化的道路連結各城鎮，並成立了多米尼加初期的國民軍，美軍在多米尼加的建設和政策也造成了楚希略於1920年代在軍中的崛起，並讓楚希略掌政多米尼加達30年之久。美國哈丁總統執政時期改變了美國的拉丁美洲政策，於1922年10月撤除軍事政府並於1924年三月舉行總統選舉。親美派的霍拉西奧·巴斯克斯（1902-1903擔任過總統）最後勝出，並於當年七月登位，同年九月美軍完全撤出多米尼加。霍拉西奧·巴斯克斯總統在位六年期間讓多米尼加呈現了少有的和平狀態，讓全國的政治，人權和經濟方面一片向榮。
霍拉西奧·巴斯克斯總統於1930二月欲競選連任時期，由於受到反對者的激烈抗爭，私底下和當時國家陸軍（前身為國民軍）統帥秘密協商後，巴斯克斯總統自動辭職而讓給當時自稱立場中立的拉斐爾·特魯希略將軍競選，由於其他競選人受到暴力威脅，在沒有競爭者的情況下，特魯希略於1930年五月當選為多米尼加總統。多米尼加在特魯希略獨裁時期雖然經濟仍持續發展，但是財富大都被特魯西略和同夥收刮。然而這段時期多米尼加在醫療，教育，交通港口建設各方面卻也有大幅度的發展。特魯希略並在各地廣建國民住宅，也創建國民退休年金政策，並於1935年和海地達成邊境界線劃分協定，於1941年終結了和美國在1906年訂定的海關契約，在1947年讓多米尼加的外債清償完畢，讓多國人民至今仍津津樂道。
特魯希略在另一方面卻使用謀殺，凌虐，恐嚇等各種極端的方式來抑制反對政府的聲音。為了展現他自大狂妄的一面，特魯希略授予自己大元帥，把首都聖多明哥改名為特魯希略城，另外他把加勒比海最高山杜瓦特峰改為特魯希略峰。並將國內許多大小城鎮的名稱以自己和親人的名字命名。
特魯希略本身有四分之一的海地血統，但是他為了驅除居住在多米尼加國內的海地人，曾於1937年下令部隊殺滅在多米尼加境內居住的海地人，史稱香菜大屠殺。特魯希略為了遮掩此舉為部隊施行的軍事行動，命令所有軍人全部使用開山刀而不用步槍。從1937年十月二日晚上到十月八日整整六天之間，多國部隊在多米尼加靠近海地的邊界處，只要看到膚色較深的人便全部攔下，並顯示荷蘭芹要對方用西班牙文發音，由於使用法語的海地人無法用西班牙語正確的講出荷蘭芹名稱（多國人稱之為perejil，海地人稱之為pèsi），只要是被辨認出海地人全部當場遭到謀殺，據估計當遭到謀殺的海地人約有一萬七千人到三萬五千人不等。數年後多米尼加同意為此事件而賠償75萬美元給海地共和國，但最後實際賠償的金額為52.5萬美元。原先計畫每位受難家屬的賠償金額為30美元，但是由於海地政府貪污嚴重，受難家屬拿到的實際金額僅有0.02美元。
特魯希略上臺執政後，雖然鎮壓人民殘忍的手段不斷，但是其政府卻一直受到羅馬教廷和多數多米尼加上流社會的支持，美國政府深知特魯希略獨裁政權極端殘忍的行為，但是由於冷戰時期和古巴革命的成功，美國需要得到特魯希略的支持，美國對特魯希略的執政並未多作干涉。但是在特魯希略於1960年欲派人謀殺當時委內瑞拉總統羅慕洛·貝坦科爾特後，美國政府和特魯希略政權開始決裂，特魯希略本人亦於1961年5月30日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策劃下於首都聖多明哥被謀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