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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曾感嘆說：「中國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絲、棉和皮毛。既有這些大宗物產以及無數土製副產品，所以他們不需要從別的地方購買一文錢的東西。」雖然乾隆晚期（18世紀後期）英國已發生工業革命，但初起步的工業文明比起已十分成熟的中國手工業相比力量未顯。康乾時期的外貿大幅出超，是手工業產品領先工業文明的最後輝煌時期。在絲棉織品的水平方面，清朝絲織工藝比明朝大有發展，而且發展出不同的地方體系。全國絲織業的中心仍是江南的南京、蘇州、杭州，廣東也生產絲綢，而且有對外通商的地利。絲綢不只是在中國國內富有者的消費品，也是外商的熱銷貨。當時的民謠：「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綴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講述了當時廣州十三行出口絲綢的盛況。
《全球通史》指出：「城市手工業如棉紡織業，製陶業等也已從17世紀三四十年代經歷的蕭條陰影中走出來，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甚至還超過了以前的生產水平。」亦指出在17世紀末，紡織業，製陶業，製鹽業和礦冶業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同時提及：「這些可觀的經濟變化產生的大量財富使中國仍然分化劇烈的社會出現了差距縮小的趨勢，也使得僅憑人的著裝來判斷他的社會地位變得更加困難。」
清朝貨幣大體上採白銀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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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清朝潞河督運圖（局部）３.jpg|清代《潞河督運圖》（局部），清代畫家徐揚所繪反映蘇州城的繁華盛況。
法國漢學家杜赫德指出，在清朝的統治下，原本閉關鎖國的中國逐漸向外界開放，並維持著國內、近鄰貿易以及歐洲貿易。甚至說全歐洲的貿易量都無法跟巨大的中國貿易量相比 ，並且說中國的各個省份有如歐洲的各個王國，各自擁有自己豐富且多種多樣的特產進行貿易，而且這傾向於聯盟保護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裡也一樣，以至官員們在商業界裡都擁有自己的股份／分成，他們當中有部分人會將他們的金錢委托給值得信任的人打理以保證他們的資產在商業往來中取得成果，連平民百姓也可以從商業貿易中得益。同時記載了清朝市集的繁華程度和中外商家的貿易情況，並稱中國商人在交易時都很誠實。
中西貿易在乾隆年間獲得了相當的發展，英國每年要從中國進口2300萬鎊紅茶，這些茶葉帶來的茶葉稅，為英國王室提供了十分之一的收入來源。與此同時，每年有3000萬兩白銀流入中國。
《全球通史》裡對明清兩朝對外貿易作出了比較，認為明朝在「下西洋」後荒廢了中國的海上貿易：「16世紀初，明王朝實行了閉關政策。明初，朝廷曾進行大規模的『下西洋』活動，這是明王朝自信力的標志。但這時，遠洋探險已告結束。一度引以為榮的中國艦隊成為停泊在沿海的一堆廢物。海上貿易逐漸讓給了外國人。而土耳其人和蒙古人則繼續占據著通往中亞大陸的陸上商路。」，而在康熙年間中國的對外貿易出現了急劇膨脹和發展。主要的出口商品被集中在南方的廣州口岸，大量的茶葉、絲綢、棉布、瓷器和漆器經這里運往歐洲銷售，18世紀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一度令荷蘭東印度公司產生危機感。
在海外貿易方面，史學家黃啟臣批評「清朝海外貿易萎縮停滯，比不上宋明兩朝發展」的說法缺乏計量根據，並且指出在清朝乾隆十年間四港貿易額是明朝最高時期的三十五倍，僅廣州一地，貿易額就是明朝全部貿易最高額的十餘倍：「雖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的阻礙和影響，但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未因此停頓或萎縮，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勢頭向前發展，其規模和貿易總值遠遠超越前代，達到了新的高度。」他亦比較不同朝代在海外貿易的發展與成果：「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是全國海外貿易稅餉收入最高的年份，共29000餘兩，按當時的稅率為一兩徵稅二分推算，這一年海外貿易商品總值約為100萬兩。而乾隆十年（1745年）四港貿易總值達到36571777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粵海關一處的貿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年）的貿易值為11105800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長10．1倍。」他亦以宋代作比較：「宋代海外貿易商品總量值未見統計，南宋趙構說：『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來推算，那麼南宋的海外貿易商品總量值也不過500萬兩而已，這還達不到雍正七年（1729年）粵海關貿易值的一半，不足道光七年（1827年）粵海關貿易值的十分之一。」
康熙年代中國國庫從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銀1810萬兩，上升到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銀4737萬兩；晚期，由於出兵定西藏、屯重兵于青海以防準噶爾的因素，令庫存三年連續下降，到了康熙末年（1722年），國庫為銀2716萬兩，錢138598串。另外在乾隆元年（1736年）國庫為銀3396萬兩，到乾隆末年（1795年）為銀6939萬兩，錢38串。
盛世之后，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占世界的三分之一，美國學者肯尼迪在《大國的興衰》一書中指出，當時中國的工業產量，占世界的百分之三十二；即使是工業革命之後，亞當·斯密說：“中國和印度的制造技藝雖落后，但似乎并不比歐洲任何國家落后多少”。當時雖然中國經濟是世界第一，但這只是生產總量第一，而非人均。從人均來講，英國、法國已經走在前面。
清朝的賦稅很輕，以總額而言，17世紀末期的英國人口為500萬，稅收每年達700萬英鎊，折合約銀二千餘萬兩，和人口為30倍的中國大體相埒，相比之下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賦稅很輕的國度。康乾時期又對外積極擴張用兵，同時大興各種工程，但國家每年的財政都有盈餘，國庫儲備銀也逐年上升，充盈的國庫是大幅度免除賦稅的重要物質保證。乾隆認為：「天地只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檐蔀屋自為流通。」即與其將財富積聚國庫，不如讓它流通於民間，藏富於民，才能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康乾時代才能在對外積極擴張、對內大興工程的同時卻不增加賦稅和人民的負擔，因為國力強盛，扣除軍費和工程費的開支，國家財政照樣有盈餘。
康乾時期的中國不僅是東亞的貢貿易體系的中心，而且在整個世界經濟中佔據支配地位。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這種位置和角色的現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約世界生產的白銀貨幣的一半，這些白銀是促成了16世紀至18世紀明清兩代的經濟和人口的迅速擴張與增長，該成就直接緣於中國經濟和中國人民在世界市場上所具有的巨大、不斷增長且其他地區都望塵莫及的生產能力、技術、生產效率、競爭力和出口能力。直到19世紀40年代的鴉片戰爭，東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
自康熙帝以來，清政府進行了大規模的圖書編纂，例如《古今圖書集成》是由福建侯官人陳夢雷所編輯的大型類書，共有一萬卷，目錄四十卷，約一億七千萬字，萬餘幅圖片，引用書目達6000多種，是現存最大部的類書和中國固有文化的寶庫，被稱之為「康熙百科全書」。同時康熙年間修訂的《康熙字典》，是中國古代第一部收字最多、規模最大、價值最高、影響最廣的大型漢語字典，成為了中國辭書史上的一座豐碑，對中國辭書編纂史具重大意義。而乾隆年間修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叢書。另外，清朝還誕生了中國古典章回小說的巔峰之作《紅樓夢》，具有高度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而清朝的《儒林外史》和《夜譚隨錄》等也是中國古典文學的重要作品。
18世紀初，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廷從事兩項巨大的科學工程。一項是《律歷淵源》（1713—1722年），介紹了中國和西方音樂各種理論、樂器制造、天文歷法以及西方的數學與中國的算學；另一項是用近代科學方法繪制了第一幅詳細的中國地圖（1708—1719年）。
康熙時期大量編印中國古籍以及用滿文翻譯漢文經書，而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雙方的交流的容包括西方天算、醫學、生物、史地、藝術、宗教，中國的歷史、語文、經學、藝術，乃至於堪輿、風水等等也傳到了西歐，然而由於東西雙方由於國情文化的背景不同，加上政治功利的因素，雙方都不是全盤接受，而是有功利選擇性的吸收。以西歐而言，社會上儘管流行「中國風」、「羅科科」，但對中國的價值現觀、社會規範、思維方式等等了解不深，只有極少數人用中國的「理」來打擊宗教權威，也是不離功利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國對於當時的西學，惟皇帝的喜愛、興趣為準，民間影響的不多，以致到禁教之後，人們對西學也很快的日益模糊。
另外，清初有才華的傳教士會被皇帝欣賞和重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亦指出分別由康乾皇帝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亦收錄了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康熙亦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有學者認為康熙雖然重視科學，但得出的成果不如西方，亦有學者認為現今學界可以共信的一點就是康熙能放棄成見，虛心學習在當時還對中國人陌生的、被視為異端的西洋文化，並重用西洋人才，是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康熙亦被評價是一名提倡西歐科學研究的人，認為「人們從他身上可以看到歐洲近代文明的曙光」，「他是滿族歷史的驕傲，也是中華民族歷史的傲驕」。
清代修《四庫全書》收錄並留存了在清朝期間已為數不多且近乎消亡的唐代文獻，當時的四庫館臣認為「古書亡失，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是固不以多寡論矣」，因此抱著「有見必錄」的原則，體現了清人保存古文獻意識的覺醒，另外，限于時代及環境的影響，清人對唐代文獻的認識多少受到考據學思想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時代特征和局限性，但并不足以影響清人在唐代文獻認識上的正確性及其對后人的啟迪作用。清代亦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集大成時期，清人在很多學術領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對前人文集的搜集和整理也不例外。比如清人整理宋人別集方面就取了很大的貢獻和成績。
曾經自稱有「排滿思想」的梁啟超卻對清朝二百多年文化發展有高度評價：「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然固儼然若一有機體之發達，至今日而蔥蔥鬱郁，有方春之氣焉。吾於我思想界之前途，抱無窮希望也……」。對於《四庫全書》的貢獻，梁啟超亦對此有正面評價，並指出清朝盛行的輯佚學救亡了不少早已失傳的大量中國古籍：「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
《皇輿全覽圖》中的山東半島、遼東半島及朝鮮半島
清朝初年，朝廷宣布禁止學者創立書院，糾眾結社，表面上是不許“空談廢業”，實際上是不許“集群作黨”。
有說法認為，有清一代，思想的禁錮前所未有。議論時政、撰寫史書，往往帶來殺身之禍。于是人們噤若寒蟬，思想上難以解放，更談不上活躍。清朝的文字獄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傷害是非常大。特別是在清朝乾隆之後，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決絕地放棄自尊和人格，為了功名利祿而貪污、腐化等現象在晚清時創了中國歷史之最。除了文字獄以外，清人又藉編修《四庫全書》等機會，大規模禁毀各類書籍數千種。
據統計清代禁書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次數上都遠勝于明代，也遠超于中國古代以往的任何朝代。其中，違礙書籍的數量是明代的約29.2倍，科舉時文是明代的約27.2倍，劇本小說是明代的10.2倍，妖書是明代的約8倍，禁書總數為明代的約12.6倍。明代的統治時間為278年，清朝自天聰年間開始禁書，到道光年間，共224年，比明代還要少50多年，而其禁書的數量卻比明代多了不止十倍。雖然這只是一個概數，但卻能很直觀地反映出明清兩朝在禁書數量上的巨大差距。
《劍橋中國史》則指出，清代文字獄中禁止的大多數作品實際上一直都被保存下來，大多數遺失的作品也不在被禁之列。被列入禁書名單的書往往反而被認為有特殊價值，從而被小心地保存下來。禁令實際上是最有效的「廣告」形式。
儘管在康熙晚年發生過《南山集》案，但對於一些明朝遺民的反清思想，康熙帝在大部分情況下都以寬容的態度處理，一些著作例如詩僧函可的《千山詩集》、被指「違礙之處觸目皆是」的顧炎武所著的《顧炎武詩文集》和王夫之的《讀通鑑論》都陸續結集出版，在顧炎武的著作中記載了莊氏《明史》案以及自己如何以死相拒參加官修《明史》之事，當中以「北去（按原抄本作『胡裝』）三百舸，舸舸好紅顏」之類的詩句批評清初滿洲貴族的暴行，而王夫之則在《讀通鑑論》中說天下之大防有二，他認為「夷狄」乃「異類」，故「殲之不為不仁，奪之不為不義，誘之不為不信」，號召漢人起來反抗滿洲人的統治，然而他在當時都未予追究。晚明清初學者以及在其著作《留書》和《明夷待訪錄》中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一改其著作中《明夷待訪錄》之用中性干支紀年而採用清朝正朔。在黃宗羲晚年的詩文和書信中，讚美清朝的字眼不一而見。如稱清朝為「國朝」，稱清軍為「王師」，稱清聖祖為「五百年名世，於今見之」的「聖主」、「聖天子」，其統治為「王道」。」。以至有學者指出，進入康熙年間，江南大部分儒士態度逐漸轉變，放棄了反清鬥爭並且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康熙朝以後，江南大部分儒士則逐漸放棄了反清鬥爭，轉而承認清朝統治的合法性，民族鬥爭漸趨回歸社會批判運動。
中國歷史學博士喻大華認為文字獄的影響事實上被誇大，他引用顧炎武的觀點指出考據學的重要性：「清代文字獄集中于雍乾兩朝，但考據之風則倡導于清初。顧炎武針對明代學風空疏而在清初倡導經世致用，力行實學并大搞考據，深刻地影響了清代的學風。學者們受他影響而搞考據，而愈搞考據愈覺求真知之不易，愈覺考據學之重要，于是相與研習，蔚為風氣。總之，一個時代學風的形成有著深刻的內在原因，無論把文字獄的作用如何夸大，它也只是外因，不能最終說明問題。」
用言語文字的方式反對現存政權的統治在中國歷朝都是嚴重的政治問題，明、宋以及統治相對寬鬆的唐朝也通過強制手段對號召民眾推翻現政權的人進行懲處。在18世紀，發生文字獄的年份大約三十年，且主要是集中在乾隆中葉。內容清楚和時間明確的文字獄總共有58起，若算上不確定的案件，至多不超過100起。在五十多起文字獄中，有二十多起是因包括少數生員的下層百姓缺乏政治常識，例如誤觸廟號、御名或因語言「狂悖」而被清政府羅織罪名；有五起是因為胡廷內部政府鬥爭以文字得罪者，分別是汪景祺案、戴名世案、胡中藻案以及彭家屏等案；有七起是因為皇帝過分敏感而造成的案件，例如世臣之案；其餘的二十多起案件源於臣民確有不同思想觀念或政治見解但不是有意公開反清而得罪。在一百年裡，文字獄的文人犧牲者只有戴名世、謝濟世以及案發時已去世的呂留良、沈德潛數人。
清朝的文化高壓政策打擊的對象比較集中，主要是危害和不利於清朝統治的思想，對不同學術、學派、宗教以及科學技術的探討，乃至文學藝術的創作, 清朝政府採取的則是優容並蓄的措施，例如清廷對當時知識界的學術爭議「漢宋之爭」就採取不介入政策，對公然反對官方統治哲學的理學且說出「亂之本，鮮不成於上」的戴震也從未追究其「害義傷教」之罪，貶斥理學、被正統學者批評是「名教罪人」的袁枚也從來沒有被治罪。在18世紀，真正由皇帝發動的和針對學者的文字獄比較少見，而且大多從寬處理。
清朝對天文學有相當程度的重視，從順治到乾隆期間命傳教士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製了較為先進的曆法。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寫有關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說》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了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啟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癡》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了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康熙年間有一些精通醫術的傳教士如張誠和白晉等向中國傳授西方醫學，並且被容許在入職朝廷、建立試驗室傳授解剖學知識，康熙對此深感興趣，以致在一次研探解剖學時得病。法國傳教士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用滿文翻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著作並名之為《欽定格體全錄》，巴多明和白晉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譯出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著作，並且在北京傳播相關知識。西方傳入的醫學知識和理論亦引起了中國醫學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劉獻廷研究過人物圖說等西方醫學著作，乾隆年間著有《醫林改錯》的醫學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視解剖學：「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癡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清朝建立前，中國的數學和天文學出現了倒退，明朝年間失傳的宋元兩代的數學知識經過清代學者梅穀成等人重新發現並加以研究；另外，明朝初期也立令殊死學習天文學的民人，放寬禁令後有學者編寫了一部天文著作，可是無人問津、不被重視且「未曾用之」，以至到了後期朝廷在天文方面要依賴傳教士利瑪竇。
《四庫全書》對西方科學書籍作出較高的評價：「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詐遷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也將西方宗教與西方科學作了區分，強調“「節取其技能」”，《四庫全書》的作者們明白傳教士的來華目的是為了傳播天主教，介紹西學不過是傳教的手段。因此他們在讚揚西學的同時指出「蓋欲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為詭譎」。另外，《四庫全書》收錄了27種西方傳教士的著述，當中包括西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錄的書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資》、《坤輿圖說》、《乾坤體義》等。
康乾時期，清朝廣建寺廟，因俗而治，眾建分勢，與蒙聯姻等民族政策，對蒙古建喇嘛寺廟群，平定準噶爾部叛亂，收復土爾扈特部，對西藏與班禪額爾德尼加強聯系，對西南土司推行改土歸流政策。通過修德安民、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穩定邊疆民族地區。
清初的皇帝大多通蒙藏回語，與歷代的帝王有所不同。
清初入關後有「六大弊政」，剃髮（或薙髮）、易服、圈地、佔房（侵佔房舍）、投充（搶掠漢人為奴隸）、逋逃（逃人法），延續時間最長的，是逃人法。順治七年六月，廣西巡撫郭肇基等人因為「擅帶逃人五十三名」，被處死。清初曾頒令諭：一、八旗制度移入關內，全族皆兵。二、鼓勵滿人入關。三、圈地，使近畿五百里內全屬旗人所有。四、禁止旗漢通婚；禁止滿人自由擇業。弊政中的投充和逋逃皆為圈地所造成的直接結果。康熙帝親政後即立即下令永遠停止圈地，並逐步放寬對逃人的禁令並最終裁撤督捕衙門。隨後康熙開始採取一系列與民休息的政策。
清初蒙古分為四大部。
1690年至1697年間烏蘭布通之戰與三征噶爾丹使噶爾丹戰死，創立多倫會盟以保護喀爾喀蒙古。雍正時期將喀爾喀蒙古併入清朝。1729年聽從張廷玉建議，以傅爾丹與岳鍾琪兵分二路於科布多對抗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最後於和通泊之戰戰敗。1732年噶爾丹策零東征喀爾喀蒙古，兵至杭愛山，被喀爾喀親王策棱擊敗。1734年清準和談，以阿爾泰山為界，西北大致和平。
青藏地區的和碩特汗國協助黃教達賴五世擊敗紅教統一全藏，之後分裂成青海與西藏和碩特。達賴六世時，藏區政事交由第巴（理事大臣）桑結嘉錯管理，他聯合準噶爾對抗西藏和碩特的拉藏汗，拉藏汗先下手殺桑結嘉錯並廢除達賴六世。1717年噶爾丹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攻殺拉藏汗，並且佔領拉薩。清軍于1718年試圖進藏但被準軍擊敗，最後於1720年由胤禵率軍驅除成功，協助七世達賴入藏，以拉藏汗舊臣管理藏區。這是清朝正式經營青藏地區之始。清政府從此在西藏駐軍。
雍正初年青海親王羅卜藏丹津意圖復興和碩特汗國而亂，隔年年羹堯與岳鍾琪等人平定。為此雍正帝佔領部分西康地區，又在西寧與拉薩分置辦事大臣與駐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區。
乾隆時期對西藏加強控制，開始規定所有事務都要由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商同辦理，並明示中央的派駐管員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的地位平等。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擬定并頒佈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正式制定了金瓶掣籤制度，並且頒布被一些現代學者認為是西藏屬於中國領土的最有力證據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自此，西藏涉及國家主權和中央權威的重大問題已經完全由朝廷掌握，如西藏與鄰國的關系、軍隊駐防、宗教領袖的繼承、內部叛亂的鎮壓等必須由大臣處理或者上報朝廷決定。
1745年準噶爾汗噶爾丹策零去世，國內諸子爭位。乾隆帝乘機於1755年派降將阿睦爾撒納為引導，以定北將軍班第率軍平定準噶爾，攻下伊犁。而後阿睦爾撒納想要成為新一代準噶爾之主，由於沒有獲得乾隆帝支持而叛變。乾隆帝派兆惠西征，最後於1757年平定天山北路，準噶爾亡，其族慘遭滅絕。然而在天山南路，脫離準噶爾統治的回部領袖大小和卓兄弟起兵反清，史稱大小和卓之亂。其領袖布拉尼敦與霍集占佔據喀什噶爾與葉爾羌，意圖自立。1758年乾隆帝再命兆惠西征，兆惠率輕軍渡沙漠圍攻葉爾羌（今新疆莎車），反被包圍於黑水營。隔年清將富德率軍解圍，兆惠與富德最終攻滅大小和卓，並讓帕米爾高原以西的中亞各國成為藩屬國。
雍正聽從鄂爾泰建議推行改土歸流，廢除具自治性質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數民族。
乾隆初年派張廣泗平定貴州苗民之亂，隨後清軍前往平定大渡河上游的大小金川（今四川金川縣與小金縣）動亂，史稱大小金川之役。1747年到1749年期間發生大金川之戰，清軍於此吃盡苦頭。1771年第二次金川之戰爆發，大小金川的諾木與僧桑格均叛，清將溫福戰死，阿桂歷經多次作戰，直到1776年方平定。
郎世寧繪《萬國來朝圖》局部
馬戛爾尼使節團於承德避暑山莊萬樹園晉見乾隆皇帝。
學者戴逸認為，康乾時期的中國外交日益保守和封閉，清政府自認為是“天朝大國”對海外貿易有嚴格規定，嚴禁百姓隨意出海；若出海，船只大小有限制，鐵器不能帶，糧食不能帶多；到了海外限定必須兩年回來，否則回國之后將被沒收財產、充軍戍邊。限制貿易，無疑也就阻礙了經濟的前進；另一方面對中國人民的思想也是束縛，看不到外面的情況，視野受到限制。從康熙、雍正時期開始的禁教，到乾隆時期僅因馬戛爾尼團隊不給自己磕頭這一禮節問題而把人趕走，也使中國失去了了解世界的一次機遇，中國被遠遠地被落到後面去 。
然而馬戛爾尼向清朝提出的要求因侵犯中國主權而被乾隆帝覆信批駁，當中六項要求如下：
#要求英國貨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
#要求在北京設立商行；
#要求在珠舟山佔一島嶼，以便英國人居住和收存貨物；
#要求在廣州城劃一地方居住英國人，或者居住澳門之人出入自便；
#要求準許英商從廣東內河航行澳門，貨物不納稅或少納稅；
#要求確定關稅條例。
有學者指出有一些史學家往往斷章獨引乾隆所言「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以證明清朝「閉關鎖國」，但對英國侵犯中國領土完整及關稅自主的六項要求卻避而不談。此外，乾隆對西方科學其實並不排斥，也並非完全不感興趣，他刻意對英人帶來的科學產品表現一種冷漠的態度，近年有學者研究指出這很可能是一種反制措施和政治表態的手段。更有學者強調乾隆一向重視西學，他拒絕馬戛爾尼的要求，其實是「洞悉其奸」，看破英國派遣使團來華的政治陰謀。
美國歷史學家歐立德指出，乾隆帝非常熟悉西方地理是，他甚至讓天主教耶穌會傅教士蔣友仁在圓明園一座大殿的墻上繪制了一幅世界地圖。他知道法國爆發了革命，也知道俄國宮廷中當前的陰謀。乾隆帝在接見馬戛爾尼使團時故意問“英國距離俄羅斯有多遠？他們的關係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離英格蘭不遠？是否向英格蘭朝貢？”，是為了給對方留下「偉大的大清帝國不可能對遙遠的小島國家英國有任何的興趣」的印象。當馬戛爾尼使團向乾隆展示英國海船的模型時，他詳細詢問了關于軍艦上零件以及英國造船業的問題，次日，乾隆就密令軍機大臣傳諭兩廣總督：“英吉利在西洋諸國中較為強悍，且聞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國商船之事”，需要振作海防，提高警惕。
另外，當時東亞幾乎所有國家，包括朝鮮和日本，都處于嚴厲的鎖國狀態。朝鮮當時被稱為“隱士王國”，因為它將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而統治日本的德川幕府早在明末（1633年）就開始頒布第一次鎖國令，嚴禁日本人與外國貿易，禁止日本與海外交往，同時禁止日本人出國以及在外的日本人回國，甚至禁止制造適于遠洋的船只。隨后鎖國令又頒布了多次，成為德川幕府的長期外交政策。1647年葡萄牙船來到日本，要求恢復外交關係，但被幕府拒絕。日本直到19世紀中葉才被迫打開國門。在中國，1683年清軍攻占臺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對于與西洋的貿易，康熙帝則十分謹慎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后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馬克思在評論中國歷史上的「海禁政策」時認為：“一個人口幾乎佔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然而歷史學者何新華指出，不論是傳統國家還是現代民族國家都天然具有排他性，所謂的“閉關”或曰“鎖國”只是一種正常的邊界管理制度和國家管控外貿的措施，從這一意義而言，任何國家都需“閉關鎖國”，區別只在程度差別。又指出單從“閉關鎖國”的字面意義而言也不盡準確：「清代並非完全“閉關”，在陸地邊疆方面，清代採取了非常進取的戰略，在海洋邊疆方面，實際上採取的是一種“限海”戰略———有限度的開海戰略。」。歷史學者劉軍指出「認定中國清代前期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於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鴉片）的英國商人」。
1765年朝鮮北學派先驅洪大容在出使清朝時體會到清朝國運的變化，他在《湛軒燕記》中寫道：「清主中國，盡有明朝舊地，西北至甘肅，西南至緬甸，東有瓦喇。船廠又其發蹟之地。而在明朝一統之外，則幅員之廣甲於歷朝。藩夷之服貢者，琉球間歲一至，安南六歲再至，暹羅三歲，蘇祿五歲，南掌十歲一至。西洋、緬甸貢獻無常期。蒙古三十八部不服者二，其三十六部選士入學，選兵入衛，通關市、婚姻，商胡貿遷無限域，馳馬交於關東，則與一統無甚異也。」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數增加遲緩。由於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以及地主以多報少之故，貧民迫於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所以採取攤丁入地政策，廢除人頭稅（丁稅），併入土地稅內。這使得無產者沒有納稅負擔，而地主的負擔增加，對於清朝人口的持續增加、減緩土地兼併、以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
清朝的人口擴張和流動規模在長期性和常規化等方面在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為了「移民實邊」、發展經濟和保衛疆土，清政府鼓勵內地人移民到蒙古南部、新疆、臺灣及東北地區。在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內地各省約有七百至八百萬人遷移到邊疆和海島地區，形成了一股股由中原向東南、西南、西北、北、東北四面八方輻射狀的移民浪潮。
有說法認為清朝人口的增長主要是依賴美洲農作物的輸入，又由于清朝的經濟和人口的增加主要歸因于美洲作物番薯，故稱“康乾盛世”為“番薯盛世”，然而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侯楊方指出，清朝中期玉米、番薯的產量合計僅占全國糧食產量的4.63%，美洲作物對清朝人口巨量增長并突破2億、3億直至4億的作用并不重要，清朝中國數億人口的主要糧食仍然是傳統作物。歷史地理學家韓茂莉亦指出將康乾盛世歸功于南美作物這一提法缺乏事實依據，盡管玉米、甘薯傳入中國，對農業、人口均起到重要作用，但從沒有達到絕對優勢，傳統糧食作物依然是農作物中的主流。另一方面，在盛世期間，農民能夠進食肉類的機會亦比以往的朝代有所增加。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人口和經濟政策也給當時的中國帶來巨大的生存壓力，為了養活激增的人口，不得不開墾森林、草原和圍湖造田，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災害。
中國的森林大致在明代中期以後大面積的消失，黃河中游的森林在明清兩代尤其遭遇到毀滅性的破壞。從晚明到清末，中國的森林消失得最為迅速，情況也最為嚴重。盛世時期的清朝不能加以抑止前朝嚴重耗損自然資源的行為，且一發不可收拾。清朝在統一戰爭後土地嚴重荒蕪，人口大量流亡的狀況下，亦實行了減輕賦稅、招民墾荒、安置流民、興修水利、推廣高產作物等措施，以圖迅速恢復生產，使社會經濟回復到正常的發展軌道上，儘管18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不足與局限，對環境的破壞便是一例：康乾盛世時期由于人口壓力巨大，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更趨嚴峻，當時人們通過圍湖造田和為圍河造田，來開拓更多的耕地，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災害，比如在福建地區“閩中自高山至平地，截截為田，遠望如梯，真昔人所云‘水無涓滴不為用，山到崔嵬盡力耕’者，可謂無遺地矣，而人尚什五游食于外。設使以三代井田之法處之，計口授田，人當什七無田也。”這一明朝時期的描寫，到了清代依然使用。在山東沂水縣地區，“貪利愚民開墾”荒山，“雖種雜谷，一遇旱年，顆粒不收”；萊蕪縣“開山愈多，而良田之沖沒益甚，草樹既盡，土松石露，一雨未畢，沙石墮下，低田乃益受其害，墾一沖十，得不償失。”。在江南平原地區“地無不耕之土，水無不網之波，山無不采之木石，而終不足以供人用……向無人煙之處，今則宅舍彌望。蓋人滿之患，至斯極矣”。
毀塘、填溝、截河、占用河道造田、與水爭地，成為全國性的問題，這不僅摧毀了本就脆弱的水利設施，而且釀成了更大的生態災難。還有因為種植方式的問題，正在引發大規模的水土流失，導致了乾隆年間出現大范圍的江河湖堰淤塞。當時清人汪士鐸也感慨到環境破壞帶來的災害。
康乾盛世期間不論是救災、防災，如荒政、倉儲，還是相關的公共工程建設，如水利建設，幾乎都是同一時期其他國家難以比得上的，以致有西方學者把18世紀的中國稱之為「福利國家」。然而到了盛世後的嘉道及光緒年間，儘管清政府在這方面還是做了很多工作，但更多時候基本處在一個相對來說有心無力的階段，所謂「竭天下之力，而所救不過十之一二」。
姑蘇繁華圖（局部）
William Alexander筆下清朝中國人在雨中的打扮
一名乾隆晚期的軍人
中國婦女、小孩和女僕
乾隆年間的前期和中期是一個社會穩定、經濟增長、疆土擴張、軍事力量強大、政治自信以及文化繁榮的時期。在國際上，清朝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政治實體，其領土讓所有歐洲國家都相形見絀。清朝的人口相當於當時世界人口總數的1/4，是當時歐洲人口的3倍。清朝的國內經濟規模同樣非常龐大，馬戛爾尼本人估計至少是英國的4倍。駛向北方市場的滿載木材的船隻需要一天時間才能通過固定的檢查站。地區間的茶葉、棉花、糖、絲綢和糧食貿易量，相當於歐洲的紡織品和日用品的國際貿易量。從廣州這樣的南部港口到天津這樣的北方港口的航程有3200公里，相當於里斯本到漢堡的航程。北京和江南沿海城市的奢侈品消費與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奢侈品消費不相上下。
康乾時期的另一個成就是國家識字率的提升，不僅是男性，還包括女性的識字率。由於貿易產業的發展，該時期的男性出門得更頻繁，為了讓家中的男性在家外獲得成功，家中的女性需要擁有自己獨特的權威。這意味著在一些上流家庭中，一名最理想的母親是跟他們的丈夫一樣都受到教育，都會閱讀和寫作，其主要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的兒子盡可能在年輕的時候學會讀書識字。清代在重視和強調對婦女的教育這一方面，跟以往的朝代相比是一項很大的改變。
李景屏認為康乾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個盛世，但由于封建體制的制約，大量社會財富流向非生產領域；在畸型消費的刺激下，奢靡之風席卷著清朝上下，盛世的根基漸趨蛀空。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出使任務失敗歸國期間，其副使斯當東記載：「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而馬戛爾尼本人則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并認為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內中國沒有改善和前進，相比歐洲反而倒退了。在《停滯的帝國》一書有如此描述：「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
馬戛爾尼也指出乾隆晚期社會的混亂與不穩定，例如貧窮、饑荒、棄嬰和民變、兵禍等，都加速了當時清朝社會的動蕩不安。
馬戛爾尼：“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里，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馬戛爾尼們還研究了滿清的法律，認為「一個民族的法律是他們的精神狀態和性格明白無誤的見證」；「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細致并不斷地干涉個人行為」所以，它不可能強盛，它的衰亡是必然的，因為「一個民族是否強盛和幸福完全要嚴格地取決于它的每人誠實的榮譽感是否強烈。」。
馬戛爾尼在日記中記載了乾隆年間中國平民百姓的生活，他認為中國的水手相當強壯，工作時會哼歌但勤懇且紀律嚴明，又認為他們聰明且忠於職守。他又看到有一些婦女靈活地行走，讓他想起有纏足這種習俗的在北方省份的底層婦女中已經很少見的一種說法，這些婦女從臉上看似飽經風霜，但依然氣色良好、頭髮整齊，孩子眾多而大多一絲不掛。他亦發現中國的男性大多樣貌美觀，精神良好，而且身軀健壯。對於這種場景，馬戛爾尼表示在當時情不自禁地想喊出莎士比亞的《暴風雨》：
在馬戛爾尼周遊中國的旅程中，他表示看到乾淨整潔的農事，見到了辛勤勞動的平民百姓，百姓的臉容以及馬車在道路上疾馳的場景，感到自己恍惚身在英格蘭，回想起自己舊時的美好回憶。
馬戛爾尼亦表示訪問團在天津時受到當地官員的熱情款待，當地高級官員還向他們送上超乎他們所需的糧食。他記述道，只有在東方，外國人才會受到如此熱情好客的款待和尊重。馬戛爾尼亦稱當中兩名分別姓萬和周的官員為聰明，坦率，而且健談的人。此外，馬戛爾尼亦稱讚熱情地款待馬戛爾尼一員的直隸總督相當有禮貌，並且對中國的建築大加讚賞。在宴會期間，馬戛爾尼稱無法用任何言語表達出該名總督的謙遜和高貴端莊，並感謝這位仁慈且值得敬佩的年老總督細心地聽取馬戛爾尼一員關於船舶方面的請求，馬戛爾尼亦表示對中國的高層官員以慈愛與謙遜對待下屬和平民百姓表示震驚。儘管當時中國在外國人的印象中比起其他國家更注視階級長幼觀念以及比較推崇家長制，馬戛爾尼發現清朝的官員也是會以謙遜尊重的態度對待自己家的僕人，主僕關係非常融洽親密且真誠。而中國的父母也會以慈愛與寬容對待他們的孩子，並且指出有些中國父母偶然會賣掉自己親身孩子，但只會在父母處於極端無助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總體而言，馬戛爾尼對中國平民百姓的評價大致上為正面，稱他們性格頑強，富有商業頭腦，在繁雜的體力勞動中依然能保持樂觀開朗的心態，在工作中會發生爭吵甚至打鬥，但只是在極端情況下且不常見，馬戛爾尼認為這是因為有嚴厲的法律抑制他們的行為，因為他知道在中國殺人償命的法律，不論有意無意，亦不論是否僅僅出正當防衛。
馬戛爾尼訪華團一行人在經過直隸省的清河鎮時稱讚當地人的勤儉和誠實以及環境建設：「吾儕自館舍出發，行四英里半出北京城，又行五英里至清河。稍息，進早食。清河乃一小鎮，有城墻衛之，自清河前行，一路景色絕佳，道路亦平坦極利行車。而人民勤儉、誠實之狀復與英國人民相若。吾行至此，恍如置身于英國疆土之中，不禁感想系之矣。」
對揚州的商業堪盛和境色的描述：「至揚州，其地商業堪盛，吾等本擬在此略作休止。茲以松大人已改換計劃，擬抵杭州后始命停船，故此間并未耽擱，揚州名勝之區僅在吾眼簾中一閃而過也。」
馬戛爾尼轉述一位常駐中國的英國神父勞克斯的言論：「又言：『我輩讀中國歷史證以目睹，則中國社會似尚無顯著之缺點，唯殘害嬰兒一事，吾西人以為極背天理，華人則視為無足輕重，即日日見之，亦不以為怪。』」 。
馬戛爾尼認為當時中國的工業「雖有數種，遠出吾歐人之上」，但同時認為在化學上及醫學上的知識「處于極幼稚之地位」。
馬戛爾尼訪華團成員之一的愛尼斯·安德遜（Aeneas Anderson）對中國乾隆年間刑法方面亦有正面評價與概述：「殺頭案在中國是非常少見的。關于這問題，我甚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聽，一有機會就向人探問，我不只問過一個人，有好幾個人，至少有70歲高齡的老人，他們從未見過或聽到過有殺頭處刑的事……」。他同時讚揚中國的犯罪率低，發達的商業狀況和農作物的豐盛：「……比較輕的刑事案，在這人口非常多、商業又發達的國內也不常有。」；「周圍是各種富饒的農作物，廣闊的草場上滿布著綿羊和最肥美的牛。他們的園圃看上去可以供應家庭所需也能觀賞，它同時生產大量的蔬菜和水果；這美妙的景色使我的眼光繚亂」。
訪華團亦記載了中國多處地方的環境狀況：
*天津一帶：「我們經過的農村依舊是一片富饒豐盛的面貌，雖然有些部分比以往所見的多些變化，參差不齊。上午我們經過一市鎮名“曹東浦”。這鎮靠在河邊，看來很悅目，地區相當廣闊。房屋是磚砌的，一般不超過一層房；顯然的特點是房屋前面都有墻。」
*北京郊區一帶：「（每）走過的鄉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這個馬車隊伍停歇在一個大市鎮內，鎮名“吉陽府”。說它是人口稠密，則我又用了這冗繁的語詞，這語詞可以同樣應用于整個帝國，如每個村莊、市鎮、城市；不，每一條河流和河流的兩旁也充滿了人。在這國家里，在我們所經過的地方，人口是極為眾多而且是到處是那么多：我們走過的鄉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數足以充塞我們英國最大的市鎮，道路兩旁不少別墅田莊散布在田野之間，大為增色，也足以證明其富裕”
*山東省南部：「呈現一幅美麗的圖畫：密密的叢林、巍然的房屋、高聳的寶塔，以及山似的高坡，還有相互交織的湖沼與河流，種種景色讀者雖能想象，但作者的拙筆無力描寫盡致。其中又值得一提的是環湖高處的房屋都裝上金字塔式的或者是尖頂式的屋頂，頗有“哥德”式建筑之風。」
*廣州城：「這城市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寬，用寬大的石板鋪砌，房屋超出一層的很少，用木材和磚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門之上有漂亮的陽臺，因而門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種油漆裝修得很美麗……居民服裝與我已經敘述過的無異，但使我驚異的是，這城市雖已靠南，離北京很遠，而在這冬季氣候依然很冷，居民要穿上皮衣：這種衣服顯然不單是一種奢侈品，或限于上流人士，因為我們所見的皮衣服裝店很多，店里的皮料很豐富，如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都有。」。
明朝亡於清朝，與明朝自身的腐敗有密切關係。對於明朝官僚機構的臃腫和腐敗貪賄，朝鮮使臣也有所體會。隨著清朝政治上的穩定、文化上的發展、經濟上的繁榮，再加上清朝越來越以一種寬鬆和優惠的政策對待朝鮮，一部分朝鮮人特別是其中一些親身遊歷過清朝的燕行使臣，目睹清朝社會繁榮和與清朝文人接觸筆談之後，儘管受儒家「春秋名分」思想的影響，依舊視清為夷，但對比本國狀況，卻深感此夷不再可鄙，無法可攘。
朝鮮人鄭太和在1649年和1662年兩次出使清朝，寫有《陽坡朝天日錄》和《壬寅飲水錄》兩部燕行錄。鄭太和在《壬寅飲水錄》中記載他注意到途經一些地方市肆，清代已初現繁榮景象，使臣在北京遇到為清朝所用的漢人文官亦感覺頗為親切，又指出使臣在明代所遭遇的沿途敲詐及繁文縟節也已摒除。
1691年，謝恩兼三節年貢使一行回國復命，正使瀛昌君李沉在受朝鮮國王召見時說道：「臣累度往來，閭閻比前頗盛，人民益繁矣」。1790年，徐浩修出使清朝，其《燕行紀》紀錄了沿途的所見所感，指出當年的「口外之荒漠」如今「商旅輔湊，市裡櫛比，水草豐饒」，他認為這是清人「以中華之利與外夷共之」。徐浩修又回想元代「蒙俗質樸尚有混沌，未鑿底意」，但是「待人接物純是誠款」，發出「天之生才固不限於華夷也」的感嘆，也對傳統的華夷之別提出了疑問。
1715年，領議政李光佐出使清朝，回國後他對英祖說：「清人維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時，但國俗之簡易稍異矣。」宋寅明認為：「清主立法簡易，民似無怨，不必促亡也。」而徐浩修儘管偏見地以為「今中朝士大夫??稍欲務實者，亦不過拾掇亭林竹坨之餘緒而已。」但同時也看到了清朝「不懈文教」和對儒學的推崇。
稱頌“盛世”并非始于清人，但是在清代的官方文獻中大量出現贊美本朝為“盛世”的文字，其使用頻率之高、范圍之廣，遠遠超過以往的朝代。
到了晚清時期，清朝國勢式微，士大夫還是習慣用“盛世”一詞諛頌清朝，有關“盛世”的著作仍層出不窮。
1980年代後，中國在話語和學術上的有所放寬，對清朝更細緻和更正面的觀點開始出現，對清代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方面的學術研究開始興盛起來，與滿族相關的研究工作也逐漸復興。人們對清朝的認識從一個「不太黑暗的時代」變為一個強大、經濟繁榮、文化發展以及人口眾多的「啟蒙時代」。
「康乾盛世」問題在學術界是一個頗受關注的問題，當中的關注與訴求也包含了歷史敘述、價值評判、道德情感、現實關懷諸多面向。盡管清朝在康雍-{乾}-三朝時達到頂峰，18世紀被視為清朝的最繁華時期，甚至認為這段時期代表了中華文明的一個新的高峰。但這段時期在中國歷史上仍頗具爭議，以致學界對“康乾盛世”是否存在尚存爭議，或有論者大體肯定“康乾盛世”，但也注意到其間存在的問題；或大體否定，但也指出其間亦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各種認識和觀點的交流中，有學者提出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釐清，如「康乾盛世作為一個概念或名詞或說法能否成立」、「認識康乾盛世的標準是什麼」和「對康乾盛世問題應持什麼樣的態度」等。
北京語言大學漢語學院教授周思源不同意康乾時期是“盛世”，只能稱“康-{乾}-之世”。他的主要理由有：漢唐之所以公認為盛世，與其政治環境寬松、精神昂然進取有很大關系。而康雍乾三朝最大的失誤就是禁錮思想，以文字獄為代表的嚴厲的殘酷的禁錮思想。至于“康雍-{乾}-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明末以來戰亂頻仍之后的一種恢復性發展。而并不是由于新的生產方式和使用新的科學技術引起的生產力革命性大提高。”
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對周思源的觀點作出評論：「整個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都沒有『新的生產方式』與『新的科學技術』，都是專制的封建制度。按照周先生（周思源）的理由，中國封建社會就不會有什么『盛世』。」他亦指出「盛世有陰影，衰世也有希望」，不認為「盛世就是美哉善哉，萬事大吉。這不是客觀的歷史事實，也不是辯證的思想方法……清初大概只用100多年時間使糧食生產翻了一番多。在當時農業技術并無顯著提高的水平下，是了不起的成就。不但恢復了明末的水平，而且大踏步地前進了。這是廣大農民的努力，也離不開清政府重視農業，獎勵墾荒，興修水利，減輕賦稅，推廣高產作物（玉米、甘薯、花生）以及鼓勵和默許移民等政策的結果。」
有學者認為，雖然康乾時期的人口和糧食產量呈快速增長態勢，但與同時期的歐洲國家英國來橫向比較的話，無論從存量還是從增速來看均具有較大差距。此外有說法稱康乾時期中國的科學技術水平不高、生產力水平低下、軍事實力不強、文化事業停滯不前，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因此認為“康乾盛世”并不存在。康雍乾時期已經孕育了許多社會問題，無論從政治、經濟、科技文化還是從人性解放角度來看，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世界的差距都是越來越遠。
直到18世紀，當時正處在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昌盛、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得以鞏固。若只把康雍乾時期和漢、唐、元、明作縱向比較而不進行世界的橫向比較，中國當時的社會看起來仍具有活力和繼續發展。18世紀的中國確有值得稱道的巨大成就。亦有學者批評當代一些人將中西對比角度帶入清史，否定康乾盛世，以及用中西橫向比較的「盛世」概念去評價傳統史學縱向比較的「盛世」概念是屬於概念錯位。「康乾盛世」中所謂的「盛世」概念，是傳統中國史學中的概念，中國傳統史學相信歷史循環論，將時代分為治世和亂世，盛世和衰世，並以此作為褒貶依據，而傳統史學中的「盛世」概念是縱向而言，例如「貞觀之治」與隋末的衰世相比是「盛世」。
侯楊方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看，國家軍力強盛、對外開疆拓土的同時會伴隨著對內的橫徵暴斂，因為強大的軍力和戰爭需要經濟的支撐，導致民力消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秦始皇伐匈奴、征南越、建長城、修宮室耗費天下民力，結果強大盛的秦朝傳至二世後滅亡；漢武帝征伐匈奴的結果是漢朝戶口減半，導致民怨沸騰，漢武帝本人晚年也痛悔自己就是另一個秦始皇；唐玄宗對外頻繁用兵，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親歷者杜甫形容：“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結果唐朝的開元盛世迅速在安史之亂爆發後走向了衰落。而康乾盛世開拓的版圖空前，用兵頻繁，從歷史經驗看橫徵暴斂似乎不可避免，但清朝統治者在這一時期，不僅沒有增加賦稅，反而頻繁下令蠲免天下賦稅，其力度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康熙曾多次南巡視察河工，體察民情，他認為自己的出巡會對地方造成一定的騷擾和負擔，因此他經常蠲免所經地方的賦稅，即使沒有慶典、巡幸、用兵，康熙也經常「無緣無故」蠲免天下賦稅，有一次甚至免除了全國所有州縣的一年賦稅。在康熙帝在位的62年間總共不同程度地蠲免天下錢糧共計545次，總計折合白銀達1.5億兩。康熙中期以後天下太平，經濟繁榮，國家歲入不過三千五百餘萬兩白銀，即相當於免除了4年多的歲入。
魯迅說他看了外國人的一些記載，懷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獄吹出來的。魯迅對康乾時期的重要文化成就之一《四庫全書》多次發表批判言論，如“清人篡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顧誠說：清朝統治的建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后的統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正是當中國處于這種“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學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來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慶也應該算是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說是無道昏君），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后暴露無遺。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歐立德不認為乾隆從一開始就想通過編纂《四庫全書》來對學術和文學的發展加以審查。他認為乾隆的初衷是「蒐集和保存古今之圖書」，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儘管乾隆期間的文字獄帶來種種亂象，但並非是乾隆一個人的責任，許多文字獄的判罰雖然以朝廷的旗號進行，但這並不能說明大規模的審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為清朝皇帝的皇權實際上並非無限，乾隆無力阻止官僚擴大化文字獄。
中國作家張宏傑認為乾隆盛世是一個「饑餓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數統治者利益最大化設計出來的盛世。乾隆時代的中國人，是“做穩了的奴隸”，只許有胃腸，不許有頭腦。乾隆的盛世監獄精心塑造出來的國民，固然是馴服、聽話、忍耐力極強，卻無法挺起腰板，擦亮眼睛，迎接撲面而來的世界大潮。英國人一到中國，馬上發現中國人遠不是傳說中的那樣，是“全世界最聰明、最有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發現中國人普遍缺乏自尊心，自私、冷漠，對公眾事物漠不關心。
中國作家易中天說康乾時期：不過帝國制度徹底毀滅前的回光返照，論氣度，論胸襟，論精神，均不能與“漢唐氣象”相提并論。
學者洪振快認為康乾盛世甚至認為「18世紀的中國都不能和中世紀的英國相比」。
美國漢學家和歷史學家魏斐德指出，清朝比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快地擺脫了17世紀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令歐洲君主羨慕的是，在多爾袞，順治帝和康熙帝奠定的牢固基礎上，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近兩個世紀中，都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的中國圖景呈現給歐洲人，引來歐洲人對中國的強烈嚮往。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余年間，在歐洲形成了長時間的“中國熱”。法國啟蒙學者伏爾泰稱贊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國熱”期間，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筑等。
日本學界亦尊重和推崇康熙和雍正，有日本學者翻譯了《圣諭》，并且稱呼康熙帝為“上國圣人”，康熙的訓渝《十六條》，以《聖渝廣訓》書名刊行，天明八年（1788年）並附以雍正對十六條訓渝的敷衍釋文於書後再次出版。稱該訓渝“實為萬世不易的金言”，對雍正亦稱為“希世仁君”。
清初思想家和政論家唐甄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雖年谷屢豐，而無生之樂。」，又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另外，唐甄的記載經常被引來論證清代經濟的停滯與不景氣，然而唐甄指出的是市場缺銀，而非物資及糧食供給不足，這種情況在雍正年間已有明顯改善。
晚明清初學者以及在早年激烈批判清朝統治者的黃宗羲，在康熙時代也逐漸稱清朝為「國朝」和清朝的統治為「王道」，在晚年一改「太平有策莫輕題」之初衷，在其著作中稱清朝為「聖朝」、「國朝」，稱清聖祖為「聖天子」，稱清兵為「王師」。
1765年，朝鮮使臣洪大容質疑「中國多災異，民心多動」的傳聞，向中國友人錢塘、嚴誠和潘庭筠打聽當時清朝社會的實狀。潘庭筠回答：「並無此事。數年前回部抗逆，三年而滅。」嚴誠則說：「此時太平極盛之世。即有小丑，無聊竊發，皆即時剿滅。如有所謂馬朝柱者，叛跡雖著，然大索天下，十年不獲。今聞其人已斃伏天誅矣。至於民心，則普天之下，無不感戴，並無騷動之說，江浙尤甚。屢蒙蠲租賜復之恩故也。」洪大容感嘆：「我東（朝鮮）亦被顧卹。貢獻奏請，事事便宜」；「自康熙以來，待之迥異他藩，有請曲徇。前明時則太監用事，欽差一出，國內震撓。雖然，豈敢以此怨父母之國哉。」另一方面也體會到清朝對朝鮮的「厚往薄來」，他在與錢塘三士（潘庭筠、嚴誠、陸飛） 的交往中，感到中華文化並未因滿族入侵而有太大的變化，他評價三名中國友人「雖斷髮胡服，與滿洲無別，乃中華故家之裔也」，「非吾輩所及也」。
在日本的教育體制中，初等教育和部分中等教育是強制性的。大部分學生在小學校和中學校(-{zh-hans:初級中學; zh-hant:國民中學}-)階段就讀於公立學校，但是到了高等學校(高中)之後，私立學校成為主流。
在小學校以前的教育有選擇性就讀的幼稚園和(托兒所)；托兒所的服務對象是一足歲到五歲的兒童，幼稚園的服務對象是三歲到五歲的兒童。每間托兒所和幼稚園的教育訴求都不相同，有些是為了準備私立小學校入學考試，有些只是單純提供嬰孩玩耍遊戲的空間。從小學校到高等教育機構，學年都是從每年四月開始、三月結束；從八月開始會有一段暑假，在年底時會有寒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教育排名中，日本學生長年在閱讀理解、數學、科學項目中名列前茅: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中，日本學生歷年的平均成績在此三科目皆達到540分 。從歷史上來看，日本人普遍較高的教育背景和社會大眾對於教育的重視被視為戰後日本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之一。但是，儘管在日本，每位學生分配到的教育資源遠超過其他OECD會員國，日本政府的教育預算佔GDP的比例卻比OECD會員國平均還低。不僅如此，教育產業總體分配到的GDP比重也偏低，在2015年時，教育佔日本GDP的比例只有3.5%，相較之下OECD會員國平均為4.7%。2014年的統計資料顯示，日本25至64歲人民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為48%，世界第四；在擁有碩士學位的比例上，僅次於南韓。高校畢業生中，繼續升學的比例佔了75.9%。
在日本，教育是個重要的課題。現今日本的教育體系奠基於憲法與《》，並由文部科學省負責統籌。一般有三種類型的教育可供選擇：進入公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進入私立學校接受義務教育，或是到不合文部科學省標準的私立學校。日本實行小學校6年、中學校3年的義務教育，大部分學生在接受完義務教育後還會繼續進入高等學校就讀。
雖然日本的義務教育年限只有小學及中學校（初級中學）的9年，仍有超過90%的學生會進入高等學校（高級中學）就讀。超過250萬的學生會進入大學或學院深造。2010年高等學校（高級中學）就學率為98%，位列全球第一，大學就學率也高達45.5%。在過去，進入高等教育被描述成「地獄般的」和「戰爭般的」。然而由於近年來日本出生率的下降，適齡學童越來越少，這個現象開始改變。現在學校開始競爭努力招收新生。不過許多學生仍然在正常課程之外，被送進補習班學習。
昭和日本教育指南
日本的教育制度起始於頒布的《大寶律令》，起初僅止於貴族及武士階級，但在江戶時代開始擴大到一般平民。歐洲列強勢力在19世紀來到日本時相當驚訝，因為當時日本人有相當高的教育和大眾文化，而歐洲人認為沒有工業革命這一切不可能存在。當時估計男子識字率達到50%，而女子也達到20%，在大城市例如江戶和大坂更高，遠高於許多當時國家。寺廟和神社為每個人提供閱讀、寫字和算術課程，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為18世紀開始興起的「寺子屋」。武士階級則有他們自己的學校來學習。老師們大多不領薪水，卻受到很好的尊重。當時估計日本有14,000間學校和750,000名學生。這種普及、公立的教育制度很大程度上協助了明治維新後教育的歐化。
女性教育問題在平安時代就是重要課題。在戰國時代，情況開始明朗，女子可以接受教育，因為如果她們的丈夫戰死，她們就要幫忙保衛家園。佛教和神道教的看法也有幫助，因為它們並不輕視女性，而且待她們平等。日本第一部小說《源氏物語》的作者紫式部，就是一位在平安時代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陸續開始普及6年小學、3年中學校（-{zh-hans:初級中學; zh-hant:國民中學}-）的9年制義務教育。1970年代，高等學校（高中）教育普及化，直到20世紀末，大學教育也開始逐步普及。21世紀來，日本將教育大眾化逐步邁向重點發展研究生教育，目標是要把研究生的人數從20世紀末的10萬翻增加至20萬。
，（簡稱「日教組」，為日本全國教師組成的工會）提出「寬鬆教育」、以及學校全面週休二日的「」改革思維。度起實施邁向寬鬆教育路線刪減學習內容、授課時數；在第2次中曾根內閣下成立的臨時教育審議會（臨教審）著手寬裕教育的方針，1989年全面修改學習指導要領啟動，1992年廢除小學第1學年、第2學年的理科、社會，而新增教科生活。
然而寬鬆教育的問題從2002年開始浮現，2004年國際學生學習評量（PISA2003、TIMSS2003）結果出爐，日本學生的分數低落成為問題。時任文部科學大臣中山成彬要求中央教育審議會重新審視學習指導要領 。在寬裕教育環境下成長的「寬鬆世代」開始成為社會輿論關注的重點，因為寬裕教育所帶來的教育改革並沒有讓日本學生的創新能力明顯提高，反而各種學習成果大幅下降。，文部科學省公布新學習指導要領方案，從2011年起小學、中學的寬裕教育措施，僅有學校週5日制繼續保留。
東京都立綜合藝術高校
國民終身教育是21世紀日本教育的新亮點，、圖書館、博物館等公共教育文化體系已經遍布日本全國各地。截至2006年，日本有青少年活動中心1,320個，公民館17,143個，博物館1,196個和公共圖書館2,979個。
大學院博士課程
大學院碩士課程
專修學校專門課程
專修學校一般課程
高等專門學校
專修學校高等課程
高等特殊學校（盲/聾/養護學校）
中等特殊學校（盲/聾/養護學校）
初等特殊學校（盲/聾/養護學校）
幼稚特殊學校（盲/聾/養護學校）
目前日本教育主要劃分以下三個階段，分別為小學校（6年教育，7-12歲學生入讀）、中學校（3年教育，13-15歲學生入讀）、高等學校（3年教育，16-18歲學生入讀）。
日本一個小學生
在這個階段的第一級至第九級的教育是日本義務教育。每個學年度由每年的4月1日開始，下年3月31日結束。每個學期之間都會有假期。日本的小朋友以前星期一至五全日上課，星期六上半日課；不過，這制度由2002年起全面取消。不少老師仍在週末上班，他們亦必須在暑假（通常是8月）工作。根據法律規定，每個學年最少有210日為上課日，但是大多數公立學校會撥出大約30日，作為學校節日、運動會和非學術上的儀式（特別是一些鼓勵合作和學校精神的儀式）。扣除這些活動和星期六半日上課的日數後，上課教學的時間每年約有195日。
在義務教育階段中，教科書由政府免費發放。每隔三年，學校會從文部省事先擬好的教育用書清冊中選取新的用書，這些用書包括教科書、政府出版品和其他經過認可的書籍。教科書運送到公私立學校的費用由文部省負責。日本教科書體積小，易於攜帶，是學生的財產。
日本人對教育（特別是強制教育）抱有幾個重要信念。他們認為所有學生有能力學習知識，學生的努力、堅持不懈、自律能力及非學術上的能力是決定學生的學業成就。這些學習及行為習慣是能夠通過講課及訓練而學回來的。所以，小學及初中學生不是根據他們的能力而編班授課，也不是適應各學生的差異。
全國性的學習範圍讓學生得到均衡和基本的教育。強制教育讓學生得到一個同等學習的機會，而各學校的財政分配是相對性相同的。不過，這種制度被評為缺乏彈性、缺乏理解學生的特別需要和興趣。日本教育在80年代進行了改革，新制度特別強調彈性、創意、表現自己的機會，但只是有很少的進展。批判性思考不是日本教育制度中最重要的概念。學生一般要求背誦測驗內容，所以學生高分的原因並不能反映他們的真實能力-{zh-hans:水平; zh-hant:水準}-。
由於學生只修讀某個程度的課程，有天資和有學習障礙的學生會被忽略。例如：一位母語為英語的學生會自動分配到適合他/她程度的英文班。一位不懂初中一年級數學的初中三學生亦需要學習以他能力以下的數學。學校原則上不會開辦輔導和精英班去迎合個人需要。在極端的情況下，有開發問題的學生會被編入普通班裡，但老師缺乏參加針對這些學生的訓練。
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是家長不敢承認自己的子女有特別需要。在美國，大多數地區設有專門及技能學校給一些有嚴重殘障的學生就讀。在這情況下，每一位學生會由一位老師或看護者從旁協助。當這些學校為這些學生提供較好的服務，成人服務正面臨財政困難的危機。
日本女高中生制服
日本高中的主要科目
在日本的高中，必修學科如下：國語（日本語）、數學（小學科目為算數）、生活（自然科學）、社會（公民、地理、歷史）、理科 （科學）、外國語（英語）、體育、保健體育、技術、家庭（設計、工藝、家政）、圖畫工作、藝術、音樂、情報（資訊科技）。
+ 大學學部?短期大學學科學生分布表（2012年）
醫?齒?藥?看?保健
教育?教員養成
日本的高等教育機關主要有大學、短期大學、專門學校、高等專門學校、研究所(大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