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美國藥典（United States Pharmacopoeia）美國藥典是由科學非營利組織美國藥典委員會所發表
*英國藥典（British Pharmacopoeia）
*1930年中華民國衛生部出版了《中華藥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于1953年出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以后又出版了1953年版第一增訂本、1957年版、1963年版、1972年版、1985年版、1990年版、1995年版、2000年版、2005年版、2010年版及2015版藥典。現行為2015年版。
*1930年出版了《中華藥典》。中華民國于1949改版《中華藥典》第二版，之后陸續改版了1980年第三版、1995年第四版、2000年第五版、2006年第六版及2011年第七版，目前最新版本為2016年第八版。
*因應臺灣正名運動，於2005年8月31日將《中華中藥典》更名為《臺灣傳統藥典》，2013年4月再改名為《臺灣中藥典》(Taiwan Herbal Pharmacopeia)。
*國際藥典（The International Pharmacopoeia）是世界衛生組織綜合世界各國藥品質量標準和質量控制方法編寫的，其特殊之處在于僅供各國編定各自的藥品規范時作為技術文獻參考，并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中藥方劑像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方劑，簡稱為“方”，是中醫師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經過辨證審因、決定治法，選擇適當的中藥，按組方原則，酌定用量、用法，配伍而成的藥品，是中醫辨證論治療的主要工具之一。
方劑起源很早，可能與藥物的產生同步發生，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即反應了進入農耕時期后，。方劑的來源可能有兩個途徑：其一，來源于生理活性猛烈的藥物，此類藥物雖然容易認識，但在使用過程中因用量難以控制，經常導致中毒，故被稱作“毒藥”；其二，來源于飲食，在飲食的過程中，部分飲食物的療效被發現，即“藥食同源”。在《周禮·天官冢宰》中，記載有“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的“醫師”，也有“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的“食醫”，正可以反應出方劑的這兩種來源。皇甫謐在《針灸甲乙經·序》中，認為伊尹“以亞圣之才，撰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是方劑的起源，也體現了飲食與方劑起源的關系。
1973年，《五十二病方》出土于馬王堆三號漢墓，該書抄寫于秦漢之際，方多為外科和皮膚科方，其次是內科方、兒科方和婦科方，每病有方少則一二首，多則二十幾首，總數共280首，以內服和外用方為主，也有少量祝由方。《五十二病方》書中既沒有具體的腧穴名稱，也沒有五行學說的痕跡，對于陰陽學說也很少反映，沒有把臟腑名稱和病名結合起來，尤其藥味簡單，用量粗略，劑型單調，單味藥方達110方，組成藥物最多的醫方也只有7味藥，成書應該在《神農本草經》與《黃帝內經》之前，是現存最早的方劑著作，被認為反應了戰國時期的方劑學成就。
《黃帝內經》成書晚于《五十二病方》，大部分出于戰國時期，少部分為漢代產物，其中載方共13首，即“湯液醪醴”“生鐵洛飲”“左角發酒”“澤瀉飲”“雞矢醴”“烏鲗骨丸”“蘭草湯”“豕膏”“?翹飲”“半夏秫米湯”“馬膏膏法”“寒痹燙法”“小金丹”，合稱“內經十三方”。這些方劑內容上仍較古樸，但劑型豐富。此外，《內經》陰陽五行、津液氣血、臟腑經絡等理論的建構，病因病機、望聞問切的學說以及不同治法的提出都為方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而其中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的藥物氣味配伍原理、“大、小、緩、急、奇、偶、復”七方的方劑分類方法都成為了方劑學的重要理論。
《傷寒雜病論》融理法方藥于一體，共載方劑314首，被后世譽為“經方之祖”。
后世著名的方書有《肘后備急方》、《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太平圣惠方》、《圣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婦人大全良方》、《濟生方》、《普濟方》等。
方劑與治法聯系緊密，“方從法出，法隨證立”。《醫學心悟》有“汗、吐、下、泄、溫、清、消、補”八法。方劑也常根據治法分類。
中醫認為“方”與“藥”兩者“似合而實離”，清朝醫學家徐大椿在《醫學源流論·方藥離合論》中指出：“方之與藥，似合而實離也。得天地之氣，成一物之性，各有功能，可以變易血氣以除疾病，此藥之力也。然草木之性，與人殊體，入人腸胃何以能如人之所欲，以致其效？圣人為之制方以調劑之，或用以專攻，或用以兼治，或相輔者，或相反者，或相用者，或相制者。故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也就是說，在醫療過程中，需要以辯證立法為基礎，選擇合適的藥物組合成方劑，根據不同藥物的功用，通過合理配伍以增加或改編其功用，調其偏性，制其毒性，一方面以消除藥物的不利影響，而另一方面使各具特性的藥物能發揮其綜合作用，以適應治療的需要。
在組方過程中，方劑以“君臣佐使”作為組方原則，并根據實際情況在成方基礎上進行藥味、藥量的加減及劑型變化，將藥物配伍成方劑。
“君臣佐使”是方劑的組成原則，最早見于《內經》。《素問·至真要大論》：“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
方劑常用的劑型有湯劑、散劑、丸劑、膏劑，現代又常使用顆粒劑、口服液及注射液。
*  中藥材圖像數據庫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Images Database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中文, 英文)
*  中藥標本數據庫 Chinese Medicine Specimen Database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中文, 英文)
*  藥用植物圖像數據庫 Medicinal Plant Images Database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中文, 英文)
*  中草藥化學圖像數據庫 Phytochemical Image Database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中文, 英文)
*    《香港中藥材標準》網上檢索系統 Hong Kong Chinese Materia Medica Standards (HKCMMS)  中國香港特別行區政府.衛生署.中醫藥規管辦公室
category:方劑學
指令式編程；是一種描述電腦所需作出的行為的編程典範。幾乎所有電腦的硬體都是指令式工作；幾乎所有電腦的硬體都是能執行機器碼，而機器碼是使用指令式的風格來寫的。較高階的指令式編程語言使用變數和更複雜的語句，但仍依從相同的典範。菜譜和行動清單，雖非電腦程式，但與指令式編程有相似的風格：每步都是指令。因為指令式編程的基礎觀念，不但概念上比較熟悉，而且較容易具體表現於硬體，所以大部分的編程語言都是指令式的。
很多指令式編程語言（比如Fortran、BASIC和C）是匯編語言的抽象化。
大部分的高級語言都支援四種基本的語句：
# 運算語句一般來說都表現了在記憶體內的資料進行運算的行為，然後將結果存入記憶體中以便日後使用。高階指令式編程語言更能處理複雜的表達式，可能會產生四則運算和函數計算的結合。
# 迴圈語句容許一些語句反覆執行數次。迴圈可依據一個預設的數目來決定執行這些語句的次數；或反覆執行它們，直至某些條件改變。
# 條件分支語句容許僅當某些條件成立時才執行某個區塊。否則，這個區塊中的語句會略去，然後按區塊後的語句繼續執行。
# 無條件分支語句容許執行順序轉移到程式的其他部分之中。包括跳躍（在很多語言中稱為Goto）、副程式和Procedure等。
迴圈、條件分支和無條件分支都是控制流程。
早期的指令式編程語言都是電腦本身的機械語言。在這些語言中，指示非常簡單，令硬體的執行更容易，卻阻礙了複雜程式的設計。1954年開始開發的FORTRAN，是首個在複雜程式的設計中除掉機器碼的編程語言。它是編譯型的編程語言，容許命名變數、複雜的表達式、副程式和其他功能，這些功能現在在指令式語言中都非常普遍。後來的二十年中，可以看到大量的其他高階指令式編程語言出現。在1980年後，物件導向編程有迅速的發展；物件導向編程語言均有著指令式的風格，但增添了支援物件的功能。
羅馬一處噴泉旁的俄刻阿諾斯像
俄刻阿諾斯（古希臘語：；）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泰坦，大洋河的河神。
在最原始的荷馬史詩里，俄刻阿諾斯是原始神之一，與其妻忒堤斯一起為其他所有神的始祖。而后來被廣為接受的赫西俄德的體系則把他劃為由原始神產生的第二代神，為地母蓋亞與天神烏拉諾斯之子。按照赫西俄德，俄刻阿諾斯的妻子是他的姐姐忒堤斯，兩人生下了3000個兒子和3000個女兒，這就是世界各地的河神與大洋神女（“俄刻阿尼得斯”）。
在泰坦戰爭爆發時，俄刻阿諾斯明智地置身事外，因此在奧林帕斯神推翻泰坦的統治后仍得以保有自己的全部權利。奧林帕斯神的首領宙斯的第一個妻子就是俄刻阿諾斯的女兒墨提斯（大洋神女之一）。埃斯庫羅斯把俄刻阿諾斯描寫成一個開明的人，他曾徒勞地試圖使宙斯與普羅米修斯和解。在古典時代的希臘神話中，俄刻阿諾斯作為海洋主宰的地位被波塞頓取代。
在大多數歐洲語言里，“海洋”一詞來自俄刻阿諾斯的名字。
?《世界神話辭典》，遼寧人民出版社，ISBN 7-205-00960-X
古冶區是河北省唐山市的市轄區，地處唐山市中東部地區，東臨灤縣，西接開平區，人口36萬。是一個產煤區，著名的開灤公司下設五個礦在本區。經濟以煤炭為主。
“古冶”地名一說源自“千斤冶”。古冶一帶的冶鐵活動可追溯至商代，西漢時這里稱為千斤冶，后來演化為古冶。另一說源自“古爺”，據說明朝永樂年間古姓的冶鐵高手移居此地，百姓尊其為古爺，官方后來將發音接近的古冶作為地名。
下轄5個街道辦事處、2個鎮、3個鄉：
古冶區總人口36.2萬，其中：城市人口27.1萬，農業人口9.1萬。2011年，古冶區人口出生率5.59‰，政策生育率98.14%，性別比104，已連續12年實現人口負增長。
有漢、回、滿、蒙古、土家、朝鮮、藏、壯、苗、彝、布依、維吾爾、侗、達斡爾、錫伯、俄羅斯、佤、畬等18個民族，漢族人口占總人口的98.4%。
多為明清時所建，有文字可考者共有13處：
*古冶清真寺，始建于1876年。
對稱多處理（，縮寫為 SMP），也譯為均衡多處理、對稱性多重處理、對稱多處理機，是一種多處理器的電腦硬體架構，在對稱多處理架構下，每個處理器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對資源的使用權限相同。現代多數的多處理器系統，都採用對稱多處理架構，也被稱為對稱多處理系統（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ystem）。在這個系統中，擁有超過一個以上的處理器，這些處理器都連接到同一個共享的主記憶體上，並由單一作業系統來控制。在多核心處理器的例子中，對稱多處理架構，將每一個核心都當成是獨立的處理器。
在對稱多處理系統上，在作業系統的支援下，無論行程是處於使用者空間，或是核心空間，都可以分配到任何一個處理器上運行。因此，行程可以在不同的處理器間移動，達到負載平衡，使系統的效率提升。
在計算領域，對稱多處理是一種多處理機硬件架構，有兩個或更多的相同的處理機（處理器）共享同一主存，由一個操作系統控制。當前最常見的多處理機系統使用了對稱多處理架構。以多核處理器為例，對稱多處理架構就是這些核，它把這些核當作不同的處理器。不同的處理器之間可以由總線、矩陣開關或片上mesh網絡來連接。使用總線或矩陣開關的對稱多處理架構有可擴展性方面的瓶頸，它是由處理器之間連接的帶寬、能耗，以及內存和磁盤陣列等引起的。使用mesh連接的架構避免了這些瓶頸。它能夠支持更多數量的處理器，具有幾乎線性的可擴展性，代價是犧牲可編程性。
優點是並行度很高，但是由于系統匯流排的帶寬是有限的，故處理器數目受限，且效能受限。
克雷YMP向量電腦的處理器板
向量處理器，又稱數組處理器，是一種實現了直接操作一維數組（向量）指令集的中央處理器（CPU）。這與一次只能處理一個數據的標量處理器正相反。向量處理器可以在特定工作環境中極大地提升性能，尤其是在數值模擬或者相似領域。向量處理器最早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早期，并在70年代到90年代期間成為超級計算機設計的主導方向，尤其是多個克雷（Cray）平臺。由于90年代末標量處理器設計性能提升，而價格快速下降，基于向量處理器的超級計算機逐漸讓出了主導地位。
現在，絕大多數商業化的CPU實現都能夠提供某種形式的向量處理的指令，用來處理多個（向量化的）數據集，也就是所謂的SIMD（單一指令、多重數據）。常見的例子有 VIS, MMX, SSE, AltiVec 和 AVX。向量處理技術也能在游戲主機硬件和圖形加速硬件上看到。在2000年，IBM，東芝和索尼合作開發了Cell處理器，集成了一個標量處理器和八個向量處理器，應用在索尼的PlayStation 3游戲機和其他一些產品中。
其他CPU設計還可能包括多重指令處理多重（向量化的）數據集的技術——也就是所謂的MIMD（多重指令、多重數據）——并實現了VLIM。此類設計通常用于特定應用場合，而不是面向通用計算機的市場化產品。在富士通的 FR-V VLIW/vector 處理器中，組合使用了兩種技術。
平行向量處理機最大的特點是系統中的CPU是專門定制的向量處理器（VP）。系統還提供共享存儲器以及與VP相連的高速交叉開關。
// 改自英文維基 Vector_processor
//SSE simd function for vectorized multiplication of 2 arrays with single-precision floatingpoint numbers
//1st param pointer on source/destination array, 2nd param 2. source array, 3rd param number of floats per array
void mul_asm(float* out, float* in, unsigned int leng){
unsigned int count, rest;
//compute if array is big enough for vector operation
rest  = (leng*4)%16;
count = (leng*4)-rest;
// vectorized part; 4 floats per loop iteration
if (count>0){
__asm __volatile__  (".intel_syntax noprefix\n\t"
"loop:                 \n\t"
"sub ecx,16            \n\t" // decrease address pointer by 4 floats
"movups xmm0,ebx+ecx \n\t" // loads 4 floats in first register (xmm0)
"movups xmm1,eax+ecx \n\t" // loads 4 floats in second register (xmm1)
"mulps xmm0,xmm1       \n\t" // multiplies both vector registers
"movups eax+ecx,xmm0 \n\t" // write back the result to memory
"jnz loop              \n\t"
".att_syntax prefix    \n\t"
: : "a" (out), "b" (in), "c"(count), "d"(rest): "xmm0","xmm1");
// scalar part; 1 float per loop iteration
if (rest!=0)
"add eax,ecx           \n\t"
"add ebx,ecx           \n\t"
"rest:                 \n\t"
"sub edx,4             \n\t"
"movss xmm0,ebx+edx  \n\t" // load 1 float in first register (xmm0)
"movss xmm1,eax+edx  \n\t" // load 1 float in second register (xmm1)
"mulss xmm0,xmm1       \n\t" // multiplies both scalar parts of registers
"movss eax+edx,xmm0  \n\t" // write back the result\n\t"
"jnz rest              \n\t"
大規模并行處理機是由多個由微處理器，局部存儲器及網絡接口電路構成的節點組成的并行計算體系；節點間以定制的高速網絡互聯。大規模并行處理機是一種異步的多指令流多數據流，因為它的程序有多個進程，它們分布在各個微處理器上，每個進程有自己獨立的地址空間，進程之間以消息傳遞進行相互通信。
工作站機群每一個節點都是一個完整的工作站，特別地，大規模并行處理機(MPP)可以近似的看成為一個沒有本地磁盤的COW。COW的網絡接口是松耦合的，即它是接到I/O總線上而不是像MPP那樣直接接到處理器存儲總線上的。
合成藥物列表
**非苯二氮?類 (Z-drugs)
***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
***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
***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
***血清素去甲腎上腺素多巴胺再攝取抑制劑
*作用于循環系統及血液系統的藥物
***作用于自主神經系統的抗高血壓藥
****作用于神經末梢的抗高血壓藥
****作用于中樞神經的抗高血壓藥
****作用于毛細小動脈的抗高血壓藥
****血管緊張素II受體拮抗劑
****1,2,4－苯并噻二嗪類
*****含有磺酰胺基的利尿藥
***HMG-CoA還原酶抑制劑類
**作用于DNA拓撲異構酶的藥物
洗牌交換連接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連接，它是兩種連接的組合：洗牌（Shuffle）與交換（Exchange）。
洗牌連接是按照以下方法連接的，首先，我們假設有8個節點，從0到7編號。然后將它分成兩半，并像洗牌那樣，將一組中的一張牌放到另一組的另一張牌之上。于是，原先的次序就變成了04152637,然后你對照的列出原來的次序01234567，于是洗牌連接就是將0連到0，4連到1，1連到2...... 。
交換連接就是將所有相鄰的奇數號與偶數號相連。
網絡直徑（network diameter）是指網絡中任意兩節點間的最長距離，一般用鏈路樹來度量。通常要提高網路傳輸的品質和速度下，網路直徑就會減小。
網絡的對剖寬度（Bisection Width）是指對分網絡所要移去的最少邊數。
其數目等於對剖平面的鏈路數，與每條鏈路的連線數（或稱作鏈路寬度或通道寬度）二者之間的乘積，即表示穿越對剖平面總共的連線數。
將一個網絡A嵌入到另一個網絡B中是指將A中的各節點映射到B的節點。
膨脹系數（Dilation）膨脹系數是指被嵌網絡在主嵌網絡中對應的邊數（即鏈路數）。如果系數為1，則稱為完美嵌入。例如，2-D環繞可完美嵌入到超立方體連接中去。
竹城。又稱淡水廳城、新竹縣城，是指臺灣在清治時代於今日新竹市中心所建的城廓，創立於雍正元年（1723年），是當時淡水廳廳治( 北臺灣行政中心 )所在，後臺北府設立，淡水廳城改為新竹縣城。現存的磚石城池完成於道光九年（1829年）。因此有時也用「竹塹城」一詞來代指新竹市。迎曦門是竹塹城現今唯一留存的城門，是中華民國國定古蹟。
《淡水廳志》（1871年）的竹塹城圖
「竹塹」為新竹的古稱，最早是平埔族道卡斯族「竹塹社」的所在地。漢人約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間，由泉州移民王世傑（閩南籍）來此開發，而在他率領親族鄉民來此屯墾後，此地逐漸成為清代北臺灣最重要的政經與文化中心。當時竹塹隸屬於臺灣府諸羅縣。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貴事件平息後，清朝鑑於原諸羅縣轄區過大，統治鞭長莫及，於雍正元年（1723年）分虎尾溪以北設彰化縣，同時設置淡水捕盜同知專司北臺灣事務，竹塹被劃於其轄區內。直至雍正九年（1731年）正式於大甲溪以北至雞籠分劃轄區，設置淡水廳，並改長官為淡水撫民同知。
清朝治臺初期，為了避免流民造反，曾經禁止臺灣建造石磚城，因此，竹塹城早期的雛型，是以種植竹圍的方式代替磚牆。雍正十一年（1733年）淡水海防廳從彰化縣城正式移來竹塹時，淡水同知徐治民在四週遍植莿竹，整個區域呈圓形，週長440丈（約1408公尺），有東、西、南、北四個門，為竹塹建城之始。到了1759年，莿竹均已腐杇。1806年，因蔡牽等人侵擾臺灣沿岸，同知胡應魁諭民造土城。七年後，同知查廷華又再加高加寬土圍。
1827年，進士鄭用錫（閩南籍）等向前來巡視的閩浙總督孫爾準倡議興建磚石城及四城門樓，獲清廷同意後，於次年（1828年）開始築造磚石城垣，周長為860丈（約2752公尺），牆高1丈5尺（4.8公尺），高度加雉堞則為1丈8尺（5.76公尺）。該城以城隍廟為中心，東門為迎曦門、西門為挹爽門、南門為歌薰門、北門拱宸門，而在東西南三門都設有砲臺一座，北門則為兩座。東門街、西門街、南門街、北門街通往四門，加上上述的土圍，就構成了新竹街區，此外在北門外還有臺灣唯一的牌坊群，而西門石坊街上還有新竹歷史最悠久的楊氏節孝坊（1824年建）。磚石城牆於1829年秋完工，名為淡水廳城，又名竹塹城。竹塹城外挖築壕溝為護城河，並設吊橋兩座，長8.2公尺，寬1.6公尺，與鳳山縣舊城東門段護城河同為目前臺灣僅存的護城河。此外由於磚石城周長比起之前的土城短很多，所以原本在土城裡的鄭氏北郭園與竹蓮聚落等都變成城外，後來又因附近的水田莊、湳雅莊等地興起，所以道光十九年（1839年）臺灣道姚瑩便命淡水同知龍大惇調查是否有增建土城的必要，而三年後（1842年）在鴉片戰爭期間，有英國軍艦侵擾附近的大安港，故當時的同知曹謹與仕紳在磚石城外加築一圈土城，周長1495丈，城外植竹開溝，溝寬二丈，城高為一丈，另建有大小城門共八座，分別是大東門「賓暘門」、大西門「告成門」、大南門「解阜門」、大北門「承恩門」、小東門「卯耕門」、小西門「觀海門」、小南門「耀文門」與小北門「天樞門」。
進入日治時期，1901年北門大街金德美商號大火，將整個北門付之一炬。1902年，總督府實施市區改正，開始拓寬道路並拆掉城牆與城樓，南門、西門也被拆除，只剩東門（迎曦門）存留至今。原來以防禦為用的護城河，河水成為灌溉用圳道——振利圳。
File:竹塹城迎曦門城樓.jpg|迎曦門城樓
File:竹塹城迎曦門門額 20190615.jpg|迎曦門匾額，左書「道光戊子季冬」，右書「署同知李慎彝監造」，1828年
File:竹塹城迎曦門城門洞 2.jpg|城門洞
File:竹塹城迎曦門圓環.jpg|道路中央圓環內的迎曦門
迎曦門（東門）是竹塹城僅存的城樓，位於新竹火車站沿中正路直行約400公尺處，為國定古蹟。而護城河經過整治後，結合現代建築，現為具休憩功能的親水公園。護城河中有各種魚悠游水中，一旁的草地上也不時有文化藝術表演。城門為一幢二層樓的建築。城牆雉堞為燕子磚砌成，城樓下段為城座，以唐山石及條形花崗石石塊疊砌而成，城牆上鐫刻著時任署理淡水撫民同知李慎彝所題的「迎曦」二字。上層城樓原為木構建築，現已改為混凝土造，城樓結構共二十四根立柱，屋簷為歇山重簷式建築，屋脊燕尾起翹，簷下懸掛著精雕吊筒。城門門洞採半圓拱型的造型。
迎曦門除了本身為古蹟之外，城前的廣場也於1999年被時任新竹市長蔡仁堅打造成新竹之心，為一個結合傳統與現代科技的露天市民廣場，贏得了2000年臺灣建築獎首獎與第二屆遠東建築獎首獎兩項建築獎。廣場設計成地上地下各一層的展演場所，一般民眾皆可向政府申請，提供表演或發展文藝空間（例如樂團的發表、慈善的捐款活動、政府推展的文藝活動等），每隔周禮拜周末都有由頂尖音樂家族所舉辦的音樂表演。其中新竹之心為圓環中心，竹塹城歷史光廊將其與護城河連接，讓人們了解竹塹城的由來。除了在假日的夜晚都會有活動之外，平日的夜晚偶爾也會有提供一些休閒娛樂。近年來更用光雕的方式，將迎曦門與新竹之心打造為藝術作品，成為新竹的文化象徵地標。
新建臺灣府淡水廳城碑記。
竹塹城護城河
聯名具呈的有鄭用錫、林長青、郭成金、鄭用鑑、溫斌元、林國寶、劉獻廷、鄭廷珪、王奠邦、林茂堂、陳鳳鳴等其中除了竹塹在地主要的家族個人或舖戶代表外，板橋林家的林平侯與大龍峒陳家的陳維藻也聯名參與，可見竹塹之建城不僅關係城內百姓的身家性命，也牽涉到整個北臺灣社會與經濟之發展。
*賜進士出身誥授朝議大夫、福建臺灣府知府、前鹿仔港理番同知、閩縣武平羅源三縣知縣、充嘉慶戊辰己卯兩科鄉試同考官，浮梁鄧傳安撰。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候補知州、借補福建臺灣府澎湖通判署臺防同知事、前連江縣知縣、充嘉慶丁卯癸酉丙子道光辛巳四科鄉試同考官，黃梅蔣鏞書。
*賜進士出身敕授承德郎、福建臺灣府噶瑪蘭通判署淡水同知事、前臺灣晉江沙縣清流等縣知縣、充嘉慶戊辰癸酉道光壬午三科鄉試同考官，威遠李慎彝篆額。
*新竹文化地圖，潘國正編，1997
* 中央氣象局24H全天監視竹塹城即時影像
臺灣日治時期，或稱日據時代、日本時代、日治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本統治時期，是臺灣歷史上於1895年至1945年間由日本（大日本帝國）殖民統治的時期。
日本身為最後一個躋身新帝國主義的國家，其帝國主義型態具有後進性，與西方國家由資本主義引導海外殖民政策不同，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無力在臺灣從事大規模資本活動，因此統治初期是由臺灣總督府主導臺灣的拓殖規劃。原則上，由官方為日本資本家量身定做各種規則，強迫臺灣提供資源、物產及勞力，為其服務。在殖民國家發展定位上，日本將臺灣做為支持本國工業的後盾，同時是日本向南洋發展的基地。日本在臺灣實行特別法，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自大正時期後，日本對臺灣統治已漸趨穩固以及大正民主風潮的政治風氣改變，日本統治當局於日治中後期改取較為柔和的內地延長主義統治方針、以及改派任文官總督，臺灣亦在短時期內發展蓬勃的本土政治運動及社會運動。同時也有許多臺人如鍾理和等前往日本本土或“滿洲國”學習，亦有赴中國大陸與國共合作抵抗日本統治。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方因應戰爭需要更進一步推行全面性的皇民化政策，以期將臺灣人同化於日本，不過儘管有高砂族加入及被征入日軍，仍有臺灣人前往中國大陸參戰抗日，日本統治當局在民族認同問題下，改派臺灣兵赴南洋即可看出官方與日籍臺灣人的煎熬。基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需求，臺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設施、教育設施、公共衛生、農業以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現代化，但在對外經濟關係上則被日本化。
1945年，日本帝國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在臺日軍根據一般命令第一號向同盟國的受降代理人蔣中正大元帥投降，臺灣交由國民政府接管。國民政府及其后身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推行中國民族主義教育，強調日本殖民臺灣的負面影響，并把日治時期臺灣的抗日運動與中國抗日戰爭做連結，將本時期視為等同日本侵華歷史的一部分。學者周婉窈認為，由於日本統治末期推行皇民化運動造成的低中國性，接著戰後初期陳儀政府治理失政集負面中國性之大成，其視當時臺灣人為「日本奴化教育下的劣等國民」，在臺灣本地人與戰後來臺大陸人之間形成族群隔閡，依1947年8月17日阿爾伯特·魏德邁向國務卿報告說許多臺灣人認為過去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情況比較良善。臺大歷史系博士生蕭明禮認為皇民化運動將日本化的概念內化，造成臺灣人被迫選擇是臺灣人還是日本人的認同，其後續效應一直影響到今天。部份臺灣史學者認為，臺灣人的日本情結不僅影響許多在日治時期出生的臺灣人，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臺灣對本土認同、臺灣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乃至臺灣獨立運動的興起。日本留在臺灣的基礎建設、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影響亦於近代不斷被各界重新檢視或評價，此為東亞乃至於世界殖民史上少見的情形，時常引起學術界的興趣及研討。
對1895年至1945年日本統治臺灣這段期間，由於受到臺灣政治及學界長期以來在政黨、國家認同和統獨問題上的對立、以及華語地區對日本的複雜情感影響，基於不同立場與觀點而有不同稱呼，如「日治時期」、「日據時期」、「日本時代」、「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統治時期」等等，官話方言以前二者最為常用，臺語則多用日本時代。至於在日方則習慣稱該時期為領臺或領臺後。不同的用詞背後通常隱含對該時期的評價、以及使用者本身的立場。
在臺灣，「日治」的用法在戰後初期出現，如1947年前後的《民報》，或1949年的國民黨報《中央日報》。官方於《臺灣省政府公報》1951年冬字第41期的新聞處公文矯正前後，改採「日據」。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日治時期」的用法經執政的民主進步黨政府推廣，並作為教科書的標準用法，遂在臺灣成為用法之一。2013年7月22日，中華民國行政院宣布，政府公文書處理上將統一使用「日據」用語，並函文至相關行政機關，但教科書審查同時接受「日據」及「日治」用字。但實際上未被公務機關嚴格遵守，「日治」用法仍普遍散見於各政府部門網站。2016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控制下的行政院表示，前述公文因沒有法律依據，並不具約束力。
至於現今日本則多用「日本統治時代」稱呼之。
《馬關條約》第5條內文：「本約批準互換之後限二年之內，日本準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但限滿之後尚未遷徙者，酌宜視為日本臣民。」，支持日治說法的人士將其解釋為其他人若不願或無能力離開，留在臺灣不論是否自願接受日本統治，法理上視為自願，據此支持「日治時期」的用法。
1926年的中華民國全圖，領土並不包含臺灣。
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的宣傳海報
1912年由英國公司出版的日本地圖，其中包含臺灣。
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謝國興指出，中華民國在1931年在臺北設有「中華民國駐臺北總領事館」，在法理上中華民國完全承認日本對臺灣統治的合法性。「日據」則是意味著日本或者非法、或者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情況下佔據並統治臺灣，「日治」不過是客觀事實的描述，「日據」則是具有情緒性抗議的價值判斷字眼，就客觀的歷史過程來說，清朝政府在馬關條約訂定後固然沒有立場說日本「侵略佔據」了臺灣。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指出：「日據」不是研究者自發的用語，而是經過官方矯正的用語。「日治」的用法在戰後初期即已出現，但在1951年11月15日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發出公文（臺灣省新聞處代電，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事由：為日據臺灣五十年光復後俗稱「日治時期」有矯正必要應稱為「日據時期」特電轉請查照），公文中表示「甲午戰爭我國戰敗，遂為日本佔據，我乃喪失主權，此係侵略行為武力佔領之所致，如稱此時期為日治時期，不特有眛於日本過去對華之侵略行為，抑且易使臺省同胞泯滅其固有之國家民族意識，實有矯正之必要。」為由，通令「全省各報社、通訊社、雜誌社」一律「改用日據」。這份公文顯示，戰後初期一般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日治時期」，在這個時點被官方矯正為「日據」，跨越一甲子，在解嚴後逐漸改回日治，實際上只是恢復原有的俗稱。
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李永熾認為臺灣在清治時期與日治時期都一樣是殖民地，也呼應這種用法。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對「殖民地」的定義：「強國以武力或經濟力量開拓或侵占本土以外的疆土，並獲得管轄權，此種被剝奪了政治、經濟等獨立權力的區域或國家，稱為『殖民地』。如北美十三州曾是英國的殖民地。」 ，接近矢內原忠雄所稱臺灣當時之情境：受日本統治，但臺人並無平等完整之參政權。
日軍進臺北城北門街的想像圖（原畫典藏於日本明治神宮聖德紀念繪畫館），第三位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第五位為明石元二郎，今博愛路
學者李國祈從民族與文化立場認為應採「日據」用法：「臺灣絕大多數的居民是漢人，使用的語言文字是中文，風俗習慣亦是中國南方的風俗習慣，故無論就民族思想的立場，或文化的認知，殊以為當用日據較為妥善，如用日治顯然模糊了史家嚴正的立場。」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作家曾健民等人提出，《馬關條約》乃中國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不具正當性與光明性若肯定該條約之正當性，則延續二十年的臺灣人民的武裝抗日活動即成非法，成為殖民統治史觀中的「匪徒」。
有學者基於反殖的角度採用此一詞彙，理由是在清廷割讓臺灣予日本時，部分臺灣人民並不同意交由日本統治，且曾建立「臺灣民主國」，發動乙未戰爭，以及日本帝國「始政」後的游擊戰，作抵抗，而後淪陷。而且日本以殖民地經營臺灣，各種建設多為配合日本本國發展之需要，更將臺人視為二等公民，因此日本統治臺灣應以「日據」稱之。
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日據時代」作為官方用語，藉此強調臺灣為其固有領土。
臺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鱗在學術著作中採用「日本殖民統治」的觀點。臺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表示她個人傾向使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但是這個稱法在行文中有時顯得冗長，有必要簡化，於是就會用「日治時期」。
此種用法多見於臺語（白話字：Ji?t-pún s?-tāi）及客家話，是老一輩臺灣人或民間的用法，語氣中性，通常無特別褒貶意涵。
「領臺」或「日本領臺」這一類用法出現在日本統治臺灣的當下，使用場合包括歷史描述或統計中的時代區隔等，此外也出現在戰後的日語文書。這一用語有時是指日本取得臺灣的這一時間點，在此語境下，則會有「領臺當時」之類用法。
前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認為，「日治」是指「日本統治」，表示其統治有政治上與法律上的正當性。「日殖」指「日本殖民統治」，殖民行為在道德上或有問題，但是有法律上的正當性。「日據」是指「日本占據下的殖民統治」，指其殖民行為無道德、政治、法律上的正當性。張亞中表示「稱『日據』才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臺灣先人抗日行為的尊重，更是符合我國仇恨日本的國格。」張亞中並提出三項論證支持其論點：
#1895年甲午戰敗，清廷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澎湖。1941年12月9日中華民國正式與日本宣戰時，宣告廢除中日之間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包括清朝的《馬關條約》。
#1943年11月26日中華民國、美國與英國共同發布的《開羅宣言》中，即明定「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臺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表示日本對臺灣是竊取行為。也就是說，國際社會雖然認識到日本殖民統治臺灣是事實，但是認為日本是以武力強占取得，沒有正當性。
#195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簽署《中日和約》，雙方承認「在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雖然日本殖民統治臺灣為事實，但依條約，中日兩國均已同意《馬關條約》為無效，因此日本是在「占據」臺灣行為下行使殖民統治。基於尊重條約與國家立場，所謂「日本統治時期」的正確用法應為「日據時期的殖民統治」。
1896年日本外務省次官原敬致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照會
畢業紀念冊裏印載著1921年旅居臺灣的中國大陸學生訪問時稱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替代=
前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林滿紅認為，用「竊據」字眼是敵對政權的常用語。以之形容1895年臺灣的主權關係變化，是不願意回到《馬關條約》原文「完全主權割讓」的想法，也是不能接受既成事實的想法。且日本在當時趁德、法、俄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時，與三國簽訂臺灣必須由日本統治而不割讓給其他列強的協定，使《馬關條約》具有多國國際條約的性質。
臺灣政治及歷史學者黃昭堂認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從漢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故以「日據時代」或「日本殖民時期」稱之，都以異族侵略的角度看待臺灣割讓給日本，強調臺灣是被日本從中國手中強行「竊據」，故稱「日據」。而「臺灣人意識」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確立的，但當時還沒有成為「臺灣民族意識」。
日本下關的「春帆樓」：甲午戰爭戰後和談處。
1894年（清光緒20年），清帝國與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次年3月20日，戰況呈現敗象的清朝，派出李鴻章為和談代表，並以全權大臣身分赴日本廣島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並約在日本下關著名旅館春帆樓。到達之後，李鴻章要求先停戰，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被迫承認朝鮮獨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
臺灣割讓予日本的記載為馬關條約第二條之內：第二、割讓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第三、割讓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的各島嶼。另外，第五條亦有如下之文字：中日兩國政府於本約批準交換後，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員赴臺灣省，實施該省之讓渡事務，但需於本約批準交換後二個月內，完成上述之讓渡。5月8日此條約生效，因為此條約，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該和談經過亦史稱臺灣割讓或乙未割臺，日本接收臺灣時遭遇數月的抵抗，是為乙未之役。
1895年，日本東陽堂曾發行《臺灣征討圖繪》共計5編，為日本從軍記者所留下記錄。當代照片較為不普及，會以畫報的形式傳播戰爭相關訊息，並可見得記錄者之主觀意識。這類歷史畫於日清戰爭時相當流行，這充分表現了日本方面的觀點。
此外，在馬關條約中規定，當時臺灣的居民有兩年的過渡期可以自由選擇國籍。在兩年內未離開臺灣者，則自動移籍日本，即「住民去就決定日」為最後期限。當時選擇離開的人只佔全島居民的0.23%-0.25%左右，其餘留下的人未離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
* 不肯放棄辛苦建立的產業：雖說臺灣是移民社會，但歷經了兩百多年的經營，許多漢族已經於臺灣擁有土地房產，生根發展。
* 日人尚未強行禁止臺灣人民的傳統風俗，因此民眾並未感受到必須立刻遷出的壓力。
在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中，武裝抗日運動主要發生在日本統治的前20年。根據一般學者的研究，武裝抗日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期是臺灣民主國抗拒日軍接收的乙未戰爭；第二期是緊接著臺灣民主國之後的前期抗日游擊戰，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2。之後，臺灣反日運動轉為維護漢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過期間仍發生轟動全世界的霧社事件。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總督府報告，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臺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領有臺灣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
清廷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決定，在臺灣住民中引起了軒然大波。1895年5月25日，臺灣官民宣佈於臺北成立臺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並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未料，日軍在5月29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於是臺灣民主國政府的領袖們，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內渡逃亡至中國大陸。6月11日，泉州籍辜顯榮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本軍進入臺北城。6月下旬，餘眾又在臺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民主國雖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小的血戰。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大陸，日軍佔領臺南，這個武裝遠遠不敵日軍而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單憑民眾之力奮戰存活184天的臺灣民主國政權，至此完全劃下了句點。
臺灣民主國宣告崩潰以後，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於1895年11月8日-{向}-日本東京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隨即在臺灣展開統治。但是，1個多月以後，臺灣北部原清朝鄉勇又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事件。而這一期的抗日可以說是第一期臺灣民主國抗日運動的延伸。
1896年，苗栗地區部分義軍撤往大湖，加入泰雅族原住民抗日行列。由「得磨波耐社」大頭目「北都巴博」率領，在馬那邦山區與日軍展開一場殊死戰。但日軍擁有-{zh-cn:山炮; zh-tw:山砲;}-等重型武器。原住民4位頭目北都巴博、接卡久因、杜哈魯、莫拉邦、和義軍將領柯山塘及屬下全部陣亡，日軍陣亡七十多人。
中南部地區簡義、柯鐵虎、劉德杓為首的民勇。於1896年6月進攻駐守南投街及斗六街的日軍，7月進攻鹿港，辜顯榮率「別動隊」協助日軍。雖有部份「別動隊」成員倒戈，但民勇軍仍告失敗。事後，日軍在雲林地區展開清鄉報復行動，約六千至三萬人遇害，史稱雲林大屠殺。
西元1902年苗栗地區風雲再起，因原住民不滿歧視與壓迫且詐騙了山墾權，襲擊「南-{莊}-支廳」。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紛紛響應，交戰1個多月，史稱「南-{莊}-事件」。之後，日本人又殘殺逃到馬那邦山避難的難民，引起原住民更大規模抗日，雙方交戰好幾個月。
學者江彥震認為當時臺灣自主與反日勢力並沒有因為戰爭落敗而完全平息，並提出客家人是以「保家」重於「衛國」的臺灣民間反抗說法，在後續的20年間的日人統治下，陸續出現抗日行動。但當時主要的抗日活動多以「克服臺灣，效忠清廷」為口號，代表是並稱為「抗日三猛」的簡大獅、林少貓及柯鐵虎。其中柯鐵虎以「奉清國之命，打倒暴虐日本」為口號，與朋友自稱「十七大王」，在雲林一帶盤據。
1915年西來庵事件被捕之人頭戴籠盔，由臺南刑務所押解至法院送審
1902年，漢族抗日運動稍歇，直到1907年11月發生北埔事件，武裝抗日才進入第3期。這段5年的停歇時間，一方面是源自兒玉源太郎總督的高壓統治，一方面也因為總督府以民生等政策拉攏臺人。在雙重因素影響下，臺灣漢族對於抗日行動採取了觀望的態度。
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總共有13起零星武裝抗日事件。但是，除了最後一次的西來庵事件外，規模都很小，還有的事先就被發覺捕獲，因此和過去大規模的反抗不同。西來庵事件是漢人第一次利用宗教力量來推動抗日，規模的浩大，事件的結束，亦使臺灣人認識，因為軍事實力的懸殊，起義舉動難有作為，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治，轉型為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所以西來庵事件也成為臺灣漢人的最後一次武裝抗日。
這些事件中，有11件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後，並且有4件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發動的。13起事件中，宣稱要將臺灣復歸中國版圖的有4件，稱王稱帝、要自立臺灣王朝的有6件，兩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標的則有2件。由此數字可以發現，欲自立臺灣政權的比例，超過要將臺灣歸還中國的部分，且與前二期中同樣以臺灣建國為目標的事件相比，也不再強調對於清朝的忠誠。這個轉變可能和1911年清朝被推翻，臺灣人民原本習慣效忠、認同的對象突然消失所致。
霧社事件時，日軍由馬赫坡高地之塹壕向馬赫坡大巖窟砲擊
後期抗日運動中，以發生於臺中州能高郡霧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之霧社事件最為著名。這並非一場為了建立新國家或回歸中國的俗稱?義軍?行為，而是由於日本人對臺灣原住民長期的壓抑傳統文化（包含謀生的狩獵）、歧視與勞動剝削，致原住民生活困苦、長年積怨。
1930年10月27日，以頭目莫那魯道為代表，共六個部落300多位族人發動對日本人的出草及抗暴，殺死在霧社小學舉行運動會的134名日本人（包括許多婦孺及受到原住民好評的日本醫師）。事件發生後，總督府主張對原住民擁有報復及討伐權。於此理念下，總督府遂展開近二個月的討伐，以賽德克族（當時被歸類於泰雅族）為主，參與反抗行動的三百名原住民兵勇非戰死即自盡，其家人或族人也多上吊或跳崖；而後日方也放任敵對原住民對起事部落出草。史稱霧社事件及二次霧社事件。該事件由於總督府方處理方法也不當，令總督府多位高級官員下臺以示負責，也成為臺灣日治時期最直接且最激烈的武裝抗日行動。
日治時期的第一段時期，1895年5月8日清朝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生效，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起，一直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1895年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原布政使司衙門宣布在臺灣「始政」。在此約二十年內，以臺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臺民頑強的抵抗。除犧牲慘重外，也遭致國際社會的嘲笑，因此曾經在1897年的國會中，出現「是否要將臺灣以一億日圓賣給法國」的言論，稱為「臺灣賣卻論」。在這種情況下，著重于鎮壓的日本當權者對於臺灣總督的人選，都以授階中將或上將的武官來擔任。
身著童子軍裝的後藤新平
1898年，日本明治政府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四任總督，並派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以為輔佐，從此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治理臺灣。加上日本于1902年年底大抵肅清臺灣抗日運動勢力之後，成員全為日人；且務須遵守日本法律的臺灣總督府之對臺統治權才就此建立起來。而日方這種軟硬兼施的殖民地政策，一般稱為特別統治主義。
事實上，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就存在著殖民地統治策略的兩條路線之爭。第一條路線就是後藤新平所代表的特別統治主義，但他同時也醉心於德國式科學殖民主義。後藤新平認為，從生物學的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臺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亦即分離於內地之外的帝國屬地，不適用內地法律，必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後藤認為應當要先對臺灣的舊有風俗進行調查，再針對問題提出應對政策。這個原則被稱為「生物學原則」，同時也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方針。
相對於特別統治主義的殖民地路線，則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內地延長主義。受到法國殖民思想影響的原敬，相信人種文化與地域相近的臺灣和朝鮮是有可能同化於日本的，因此主張將新附領土視為「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直接適用本國法律。
從1896年到1918年，擔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所持的特別統治主義主導了臺灣的政策。在這段時間內，臺灣總督於「〈六三法〉、〈三一法〉」的授權下，享有所謂「特別律令權」，集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於一身。而握有絕對權力的臺灣總督，除了有效壓制武裝抗日運動之外，也嚴密控制住整個臺灣社會（包括治安在內）。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官方統計，僅在1898至1902年的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臺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統治臺灣前八年，共有三萬二千人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
皇太子裕仁在1923年訪問臺灣，照片攝於高雄驛前。
日本治臺的第二時期，自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臺南市境內）發生的1915年開始（漢族最後一次的武力抗爭），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就在此一時期，國際局勢有了相當程度的變化。1914年到1918年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根本動搖了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威。歷經這場戰爭，十九世紀興盛的民族主義，一般只適用於規模較大的國家民族，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改造成弱小民族也能適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與自由思想風靡一時，民族自決主義更瀰漫全世界。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民族自決原則及稍後列寧所提倡的「殖民地革命論」，於相互競爭中傳遍了各殖民地。為了緩和殖民地的抗爭，已經逐漸弱化了的宗主國家開始對殖民地人民做出讓步，允諾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權或者更開明的制度。
1910年代中期，日本本國的政治生態也有了改變。在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正處於由藩閥政府與官僚政治轉換到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所謂大正民主時期。1919年，田健治郎被派任為臺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在赴任前，與日本首相原敬談妥，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並於同年10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他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臺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臺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之後廿年，總督府歷任總督延續此政策。在具體措施上實施地方自治、創設總督府評議會、公佈日臺共學制度及共婚法、撤廢笞刑、獎勵日語等，對於促進同化進程頗有作為，也改變了過去後藤新平的「以無方針為方針」，「只管鐵路、預防針與自來水」的內政方向與統治政策，故此時期可稱之為與始政時期施政方式完全南轅北轍的同化政策時期。
自1937年的七七事變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另一個階段。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所以臺灣總督府在1936年9月恢復了武官總督的設置以滿足戰時的需要。在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國際聯盟，而導致國際聯盟對其的物資禁運懲罰，所以日本需要臺灣在物資上為其提供支援。然而要臺灣人同心協力，實非臺人完全內地化不可。因此，總督府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還全力進行皇民化運動。該運動大倡臺人於姓名、文化、語言等全面學習日本，並全面動員臺人參加其戰時工作，而這項運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止。此種由臺灣總督府主導，極力促成臺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就是皇民化運動，終其言，為內地化的極端形式。
臺灣神社。翻攝自日治時期官葉，右方還有臺灣總督府家徽式的郵戳
皇民化運動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使臺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
臺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強迫臺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臺灣民間信仰和燒毀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由於因應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在中國戰線的人力需求，在1937年首度徵調臺籍軍夫做軍需品運輸工作，做為臺灣軍無搭配輜重部隊的解決方案。此外，殖民政府也在1940年公佈改姓名辦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臺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高砂挺身報國隊、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
除了徵兵-{制}-造成的青年大量傷亡外，臺灣也在經濟方面大受打擊。1944年後，受到盟軍25次大空襲影響，受波及的臺灣農工生產值於戰爭結束前的1945年降到最低點。若與1937年相比，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更不到33%。煤礦由20萬公噸降到1萬5千公噸，電力供應從戰前32萬千瓦，戰後僅能供應3萬千瓦。
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戰況吃緊，導致日本本土已無力應付大量的兵員徵用。1945年4月1日，日本天皇詔書外地的朝鮮與臺灣的居民擁有日本帝國議會的參政權，在此之前早已經開始下達徵兵令。
此外，二次大戰時，日本人在臺灣強行徵集了許多慰安婦。絕大多數慰安婦是在遭到脅迫或欺騙的情況下被徵召，因此造成受害者肉體及心靈上的嚴重創傷。至今，這個事件仍被群眾視為踐踏女性權利及尊嚴的行為。在現今的臺灣社會，有基金會專門研究慰安婦的歷史（如婦女救援基金會），並且協助至今仍存活的慰安婦對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
五州三廳時期之臺灣行政區圖
日治初期行政區劃變動非常頻繁，在1895年統治開始以來25年間，一級行政區共計更動8次。直至1920年10月實施「地方制度改正」，成立五州二廳（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臺東廳、花蓮港廳）後進入穩定期，僅1926年從高雄州分設澎湖廳以及後續成立某些州轄市。
1920年實施的「地方制度改正」，影響深遠。今日的行政區界幾乎就是在當時確立，變動很少。外也配合都市擴張，逐步將鄰近地區併入各都市，例如現今臺北市松山與信義兩區前身為七星郡松山莊，1938年併入臺北市。
另外，隨著1920年新政區改制，少部分傳統地名亦以地名雅化的原則開始改名。例打狗→高雄（今高雄市）、打貓→民雄（今民雄鄉）、水返腳→汐止（今汐止區）、錫口→松山（今松山區）、枋橋→板橋（今板橋區）、阿公店→岡山（今岡山區）、媽宮→馬公（今馬公市）、噍吧哖→玉井（今玉井區）等，且多數保留迄今。另外臺灣地名常見的「-{藔}-」、「仔」等用字，也在當時統一改為「寮」、「子」等。
日治時期行政區
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基隆市
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臺南市、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
面對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日治時期，如何對這段統治歷史加以分期是一個十分基本、但卻極為重要的研究問題。一方面，如果以臺灣總督府施政策略的變化作為觀察重點的話，一般研究者多將這段時間分成三個時期：前期武官總督時期（漸進主義時期，1895年-1919年）、文官總督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年-1937年）、以及後期武官統治時期（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另一方面，若以臺灣住民的反抗運動作為觀察重點，一般研究者多半以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當作界限，分成前後兩期。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為期二十年，是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後期自1915年至1945年，長達三十年，是政治抗日運動時期。
1916年，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筆下的總督府
臺灣總督府是日治時期的最高統治機關，其首長為臺灣總督。該總督府的組織特色為絕對的中央集權，也就是身為總督府主官的臺灣總督，總攬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形成總督專制的政體。
臺灣總督府成立初，設民政、陸軍、海軍三局。民政局下置內務、殖產、財務、學務四部。在乙未戰爭期間，曾短暫命高島鞆之助為副總督一職，他也是50年日治時期唯一的副總督。1896年，陸海軍兩局合併為軍務局。民政局則在原本組織下增設總務、法務、通信共七局。經歷1898年、1901年、1919年三次修訂總督府官制後，就成形不再變更。而不管怎樣變動，約略來說，若不包含地區性的行政組織，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的主要行政組織分為中央行政與所轄官署兩大類型的部門。
以1945年來作說明，臺灣地方的中央行政方面：總督之下有其左右手，在1919年之前，稱為民政長官（或稱民政局長官），1919年之後稱為總務長官。另外，總督府編制尚有總督官房與五局二部及所轄的官署機關。
不管1896年發布的六三法及後來1906年三一法或1921年法三號，日本帝國所屬臺灣皆採委任立法制度，總督府為當然中央機關。而一般政策形成過程，通常是由總督府內的技術官僚制定法律政策後即授權臺灣總督以臺灣總督府令命其中央機關、所轄官署或地方政府執行政策。但有部分情況，總督仍須與日本內地的國會協商並取得其同意，如專賣制度的推行等事務。
兒玉源太郎，第四任臺灣總督
在1895年到1945年半個世紀當中，日本共派任了19個總督，如果依總督職位身分，約可以將其劃分為以下三個時代：前期武官總督、文官總督時代以及後期武官總督，而每任總督的平均任期時間約為兩年半左右。
在前期武官總督方面，共有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佐久間左馬太、安東貞美與明石元二郎。在1919年之前的這幾位總督中，在日本近現代史，乃木希典與兒玉源太郎都被視為日俄戰爭日方戰勝的關鍵。卒於任內的明石元二郎還在生前留囑，將墓地設置於臺灣。
文官總督時代則大約與大正民主時代重疊，且都是日本黨派派系所推選赴任。1919年－1937年間，共有田健治郎、內田嘉吉、伊澤多喜男、上山滿之進、川村竹治、石塚英藏、太田政弘、南弘及中川健藏擔任其職務。該階段總督，身分為文官，且均為內閣所屬黨派推派。
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日本軍國主義抬頭，臺灣總督重新由軍方擔任，此間共有小林躋造、長谷川清與安藤利吉。最後一位安藤利吉總督為臺灣總督府的末任總督，在戰後作為戰犯受審，1946年於上海監獄自殺。
總務長官原本名稱為民政長官，1918年8月20日改名為總務長官，該職務除了是臺灣總督的左右手之外，另外也為總督府各項政策的實際執行者。
臺灣總督府歷任總務長官計有水野遵、曾根靜夫、後藤新平、祝辰巳、大島久滿次、宮尾舜治、內田嘉吉、下村宏、賀來佐賀太郎、後藤文夫、河原田稼吉、人見次郎、高橋守雄、木下信、平塚廣義、森岡二朗、齋藤樹、成田一郎。後藤新平為臺灣日治時期各項政經建設的基礎肇始者。內田嘉吉則為唯一也曾擔任臺灣總督的總務長官。
除了總督與總務長官外，臺灣總督府尚有縝密的官僚體系，其轄下設有總督官房、警務局、農務局、財務局、文教局、礦工局、外事部及法務部。而除了行政機關外，臺灣總督府還設有功能型的所轄官署。其中包含法院、刑務支所、少年教護院、警察官訓練所、交通局、港務局、專賣局、臺北帝國大學、各級直屬學校、農林業試驗所等等。
日治初期臺南市某戶資料：阿片吸食、纏足均在調查之列
1945年32萬在臺日僑分布圖
臺灣總督府於臺灣的戶政調查十分詳實，各項統計數據也相當具有客觀與準確性，一些特別的資訊例如種族、鴉片吸食、纏足、殘疾、種痘俱在調查之列；1905年之後，每隔五年舉辦的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所顯示的各項調查數據顯示，臺灣人口在日治時期呈現0.988%－2.835%間的年自然增加率。1905年，臺灣日治時期始政初期，臺灣總人口約有303萬人，到了1940年，則約587萬，而1946年終戰之後，根據中華民國政府的當時數據，更達609萬人。
如就細列分析，日本移民臺灣人口有案可稽者，約從5萬人增至30萬人，比例則從1.8%升至5.32%；根據1940年國勢調查的結果，依地域別，47%是九州出身者。另外，1940年代的農業人口則約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至於各地方州縣人口，不管是1905年的92萬，還是1940年的148萬俱以臺南州最多、臺北州居次。不過，如以單一都市而言，1904年起，總人口八萬人以上的臺北已取代臺南成為臺灣人口最多的城市。
總督府為了調查臺灣詳細地形並仔細區分土地種類及使用情形、確定土地之所有權，以利辦理地租改正及租權整理，1898年（明治31年）頒訂了《臺灣地籍章程》及《土地調查章程》，並於9月5日成立臺灣臨時土地調查局，所謂的土地調查包括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地形測量三項。自1898年起辦理地籍調查，通令民眾自行申報耕作土地，並攜帶土地憑證以便指認，經調查局丈量登記後，便認定為其所有，否則將視為國家所有地。確定各筆土地的所有權。結果使得田賦稅收大增，詳細地籍資料的建立也使日人對臺灣的土地資源更加了解。
總督府也派人利用三角測量技術，對臺灣本島及周邊附屬島嶼進行了面積及地形的測量，完成了一些正確的臺灣地圖。這對總督府的治安控管政策及資源開發有莫大的助益。舉例來說，劉銘傳時期估計臺灣約有36萬餘甲土地，經過此次測量後，卻發現有63萬多甲的土地。
此外，為了開發山林資源，總督府也實施了林野調查，以確定各地樹種及物產的分布。在林野調查的政策下，許多學者專家進入山林，間接促成了日治時期對臺灣動植物及臺灣原住民文化的系統化、科學化研究，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
總督府廢除大清律例之效力，舉凡旗人在《大清律例》、《名例律》明定旗人在法律上的特權全部被廢除。日本政府在臺灣實施以日本化的西式法律為主的規範架構。
1915年美國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的福爾摩沙茶屋（Formosa Tea House）
總的來說，臺灣日治時期的經濟是種相當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以臺灣自然資源與人力，來培植宗主統治國的整體發展。此種模式於兒玉源太郎的總督任內打下基礎，並於1943年太平洋戰爭中達到最高點。若以年代區分，1900年－1920年間，臺灣的經濟主軸於臺灣糖業，1920年－1930年為以蓬萊米為主的糧食外銷。綜括這兩階段，總督府的策略約略是以「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為最高指導方針。至於1930年之後，則因戰爭需要，總督府對於臺灣的經濟重心則轉為工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