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雖說各階段的主要不同，但臺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自然著重在提高農產品或後期工業用品的生產量，以達到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而這種「為已開發的經濟地區提供原料和廉價的勞工」的經濟現象，則為標準的邊陲經濟模式。
日人統治者於治理臺灣時，難脫「經濟臺灣，壯大本土」和南進戰略的基本心態，但與治理香港、朝鮮等等其他次殖民地心態不同，某程度上，日本政府是把經營臺灣的成就視做帝國主義宣傳品與教化成同類的心態來經營（早熟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實踐）；這情形尤其在中期同化階段最為明顯。
日本總督府也頒布了許多與各項產業發展相關的法令及限制，涵蓋了礦業、糖業及樟腦業。這些規定的頒布造成了一些民眾的權益損失，並且或多或少地限制了臺灣民眾對這些產業的投資，使得一部分民眾感到不滿。例如1912年發生的林杞埔事件，就是由於日本當局強徵林杞（今南投縣竹山鎮）一帶的公有林地，並轉交給日本企業所引起的衝突。
日治時期阿里山林業。
日本資本主義在臺灣發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糖業。臺灣總督府為謀求臺灣產糖量的增加，首先進行一連串糖業改革措施，包括引進含糖量高的蔗種、改善製糖方法，獎勵從事糖業者。總督府並扶植資本家投資製糖業，建立「原料採集區域制度」，規定農民只能把甘蔗賣給自己農地附近的糖廠，而且價格由糖廠決定。在這樣的制度下，吸引了許多日本大財團的興趣，紛紛來臺設立製糖公司。另還有幾家臺灣人創辦較大規模的糖公司，如林本源製糖等。
1900年，三井財閥設立臺灣第一家新式製糖工廠「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新式糖廠至1911年已有11家、1927年增為45家，其中臺灣、明治、鹽水港、大日本、新港、新高等糖廠佔總產量80%。然而，從臺灣糖業圖（1934年）可見，有部份臺灣人的傳統製糖事業仍以改良糖廍的方式經營。
經過總督府全力支持後，臺灣糖業於1930年代產量達到高點。以1931年為例，全年共產24億3834萬4890斤（臺斤）輕鬆奪得日本全國各行政區域的首位。
日本稻作專家磯永吉在來臺灣任教臺北帝國大學期間，以日本種稻米改良培植出蓬萊米，廣為臺灣人接受，被稱為「蓬萊米之父」。日治時期更大力推廣紅茶的種植，讓「Formosa Tea」與「Formosa Black Tea」（福爾摩莎紅茶）國際化，外銷歐洲與美洲等地。
1895年5月日軍在澳底登陸臺灣，在初步取得北臺灣港口城市控制權之後，同年9月，大阪中立銀行於基隆設立「大阪中立銀行基隆出張所」，乙未戰爭結束後的1896年6月，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正式批準大阪中立銀行在臺設立分行，這是臺灣第一間西方式的金融銀行。
1897年（明治30年）3月日本國會通過臺灣銀行法，11月成立臺灣銀行創立委員會，開始展開籌備臺灣銀行的工作。1899年（明治32年）3月日本政府修改《臺灣銀行法》，日本政府以100萬元為額度，認購臺灣銀行股份。同年6月，正式成立了「株式會社臺灣銀行」，資金總額為500萬日圓，分別由日本政府、皇室、貴族認購股份。臺灣銀行的總部設於臺北，但其總經理駐守於東京，股東大會也在東京召開。
臺灣總督府除了設立臺灣銀行外，之後還陸續設立彰化銀行、嘉義銀行、臺灣商工銀行、新高銀行、華南銀行、勸業銀行等臺灣支行。另外，總督府尚還在特別法的制定下，設置了包含信用組合、無盡業、金融講會、信託會社等等銀行體制外的金融機構。
臺灣銀行與三菱、三井等財閥共同掌握臺灣的金融體系，透過臺灣銀行的金融及貿易措施，大量日本資金流入臺灣，加速了島內的資本主義化，並且使日本的資金能透過臺灣進出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甚至後來還在中國南部與東南亞設立分行。
臺灣銀行於同年9月26日開始營業，於臺灣發行地區性的流通貨幣－臺灣銀行券。臺灣銀行券依歷次改版，總計有七大類別：銀券、金券、改造券、甲券、乙券、臺灣印刷券，臺銀背書券。
* 銀券（銀本位）：為最早期版本的臺灣銀行券。其面額有：1897年9月29日，發行之壹圓銀券，12月25日之伍元銀券，1900年12月3日發行伍拾元紙鈔，2月5日之拾元券。此時因距臺灣銀行6月之成立僅3個月，時間匆迫，鈔券的圖案未另行設計，直接採用日本鈔券圖案，僅修改顏色與文字；也並非按鈔券面額大小依序發行。
* 金券（金本位）：為改造銀券發行後的弊端，1930年9月16日，由總督府建議將銀券改為與日本所流通相同的金券。1904年7月1日發行壹圓金券，8月26日伍元券，1906年8月1日再推拾元券。鈔券的圖案未另行設計，直接採用日本鈔券圖案修改顏色與文字。
* 改造券：銀券金券發行之時，準備時間都相對匆促。圖案未另行設計，且紙質不佳，有易汙染破損的缺點。改造券即為此發行，改善紙質，並重新設計圖樣。1915年9月1日起發行，面額又回復為四種。改造券發行時不回收金券，並行使用。
* 甲券：1932年臺灣銀行再對改造券進行改造，新券稱之甲券。1937年3月20日發行百元券，為此前未有的大面額。
* 乙券：百元甲券發行後七年，1944下半年末發行乙券。外觀大體無異於甲券。因應日本在二戰末期的窘境，主要差異在以下兩點：（1）於1944年7月1日同日一併發行五元與十元券，四個月後發行壹圓券，發行密集程度為以往未見。（2）為提升印鈔速度，鈔券未印號碼。
* 臺灣印刷券：又稱「現地刷」。臺灣銀行所發行的鈔券，自銀券開始，一向為日本印製，再運來臺灣發行。1944年起盟軍反攻，日軍敗退，7月盟軍取得塞班島後，日本完全失去制空權，海運受阻。臺灣銀行券改為由日本製版，運至臺灣再印製，稱為「現地刷」。1945年5月30日起，為躲避盟軍的轟炸，由總督府決定在金瓜石廢礦坑下建立地下工廠，以芭蕉葉纖維製為原料印鈔，印刷對象擴及百元鈔。為避免轟炸，成鈔與此前鈔券不同，並未集中，而是分散放置。現地刷與乙券相同，為提升印鈔速度，未印號碼。
* 臺銀背書券：又稱「武尊千圓券」。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後，物價嚴重上漲，臺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臺銀持續加印無號碼鈔券，但最大面額百元僅有百元，已不敷使用。乃將日本流通的大面額千圓券鈔，空運來臺，並經臺灣銀行背書，於8月19日流通上市。其本體為日本的武尊千圓券，於鈔票背面左加蓋印紅色「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右加蓋「頭取之印」，作為臺灣銀行的背書。1945年10月25日臺灣光復，11月8日省府宣告終止流通，為七種臺灣銀行券中流通時間最短者。
臺灣銀行券於1946年9月1日起與舊臺幣同等價收兌，共收兌34億4仟3佰70餘萬元；而該收回之銀行券，全數予以銷毀。
自1937年，日本全面進入二戰起，臺灣銀行券的發行數額暨躉售物價指數如下表所列
躉售物價指數
指數增長率(%)
1937/06
1937/12
1938/12
1939/12
1940/12
1941/12
1942/12
1943/12
1944/12
1945/03
1945/08/15 (日本投降日)
1945/08/31
1945/09/11
1945/09/30
1945/10/25
同時，因應戰爭需求，在臺金融措施也開始出現轉變：
因戰爭對實質物資的需求，從1942年起，以徵收「死藏貨幣」之名義，繳收民間原存有的銀、銅等貴金屬。臺銀編印《臺灣經濟金融日報》記載，至1942年11月末，累計繳得如下:
2,796,987圓
6,802,326圓
1,032,560圓
10,631,873圓
包含1944下半年末於日本印製的乙券，及1945年起在臺印製的現地刷。印製時不加註號碼可增加印鈔的速度，同時亦造成貨幣的浮濫。二種無號碼券至1945年10月底，統計為5億8千1百7十7萬，佔當時總發行額29億的比例達2成。其中，現地刷時期擴增可印的百元鈔佔73%，共4億2千4百6拾9萬2千圓。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依當時的決定，日本撤僑在次年(1946年)3月才能完成。距臺灣光復前尚有兩個月空檔，物價嚴重已上漲，臺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臺銀持續加印無號碼鈔券，但最大面額百元僅有百元，已不敷使用。經大藏省決定，將滿載飛機的日本銀行的鉅額臺銀紙幣空運臺灣。
此批鈔券用以支付在臺日機關的薪餉，預付到預期撤僑結束的次年(1946年)3月、退職慰勞金，使通貨發行的膨脹速度更加快速。
武尊千圓券於1945年8月19日流通上市，至10月底的2個月內，發行7億8千4百2十8萬，期間內躉售物價指數1,171.7膨脹為2,585.8 。
除貨幣外，日治時期的度量衡也為官營事業。此目的在使為殖民地的臺灣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成為本國的部分，統括在同一經濟領域中。
度量衡政策分為兩期：1895~1923年間，以「尺貫制」為標準；1924~1945間，為與世界接軌，又改採行「米突制」。兩階段政策皆未能徹底推行，為至今臺灣社會臺尺、坪等單位與公尺、公斤等公制單位混用的歷史因素之一。
日本治臺初期，臺灣的財政仰賴日本國庫的補助，因此，對日本政府來說，臺灣是日本國家財政上的一大負擔。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下，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擬定了一份《財政二十年計劃》，希望能在二十年之內，透過逐年減少補助金的方式，使臺灣的財政獨立。然而，由於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使得日本國庫吃緊，臺灣必須提前實現財政上的獨立。
為了完成財政獨立計劃，總督府除了整理地籍、發行公債、統一貨幣與度量衡之外，也興建了相當的產業硬體設施。此外，大力推行公賣措施及地方稅制的運用，也是完成計劃中的重要環節。專賣制度的內容包括鴉片、樟腦、菸草、食鹽、酒精及度量衡。透過專賣制度，除了使總督府的收入增加外，也間接避免了這些產業的濫伐濫墾。總督府並施行了禁止進口的措施，使這些產業能夠達到島內自給的目的。
此外，地方稅制度的推行，使得總督府能夠自由裁量各部會資源的分配，不必受制於帝國議會。但是，地方稅制也成為總督府專權的一項工具。
1915年後，臺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爭行動，隨之而來的，是自發的的社會運動。臺灣人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運動所設定的目標努力。而這些運動多少也促進社會文化的改善。
除了社會運動相結合的臺灣日治時期文學之外，臺灣接受西方文化最高且最有成就的莫過於美術，也著實出現不少知名的畫家。另外，通俗的流行文化也在此時期首度於臺灣出現並極為盛行。其中又以電影，流行歌曲及布袋戲為其代表。
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
1919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改組原先的「啟發會」成立「新民會」，展開這一階段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而伴隨此過程而來的也有《臺灣文藝》（1934年）、《臺灣新文學》（1935年）等文學刊物的相繼發行。這些擺脫古詩的近代文學，為臺灣白話文運動的肇始者，也被學者認為與和中國大陸的五四運動或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息息相關。
這個文化運動的並沒有因為臺灣總督府刻意壓制而馬上消失。1930年代初期，影響臺灣文學、語言、族群意識的臺灣鄉土話文論戰正式展開。1930年，臺籍的日本居民黃石輝於東京挑起了「鄉土文學論爭」。他在異鄉力倡臺灣文學應該是描寫臺灣事物的文學、可以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學、以及用臺灣話描寫事物的文學。1931年，位居臺北的郭秋生站出來呼應黃石輝，並更進一步挑起臺灣話文論戰倡言作家應當使用臺灣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此呼應並獲得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全力支持。之後，臺灣文學應該使用臺灣話還是官話，描寫的內容是否以臺灣為主要素材，成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相關人士激烈爭論的焦點。然而，由於隨後戰爭體制的出現，以及日式教育文化的滲透，這些論爭無法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終於在總督府全面皇民化政策下，紛紛敗退。
1936年，集結臺灣進步作家的臺灣文藝聯盟、臺灣新文學相繼成立。表面標榜為文藝運動，實則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學結社。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臺灣總督府隨即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皇民化運動於是正式展開。臺灣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為主的團體，如1939年成立的「臺灣詩人協會」，或1940年擴大改組的「臺灣文藝家協會」。
在文化而言，臺灣文學主要探討臺灣人的內心心靈以及臺灣文化的本質，表面看似平淡，其實這是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所帶來的衝擊和反省，臺灣文學界和藝術界人士開始思考臺灣文化的問題，以及嘗試創立屬於臺灣的文化。日治時期具代表性的作家有：賴和（《一根扁擔》）、楊逵（《送報伕》）、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等人。
嘉義街外/ 陳澄波/ 1926/ 畫布、油彩/ 64×53cm/ 第七回日本帝展入選
清治時期，臺灣並無所謂西方美術概念。在畫工職業受鄙視情況下，中國山水人物畫發展也極為有限。1895年，臺灣邁入日治時期之後，藉由教育體繫帶來的美術教育，開始將西洋繪畫、日本畫的等技法與寫生的概念，傳入臺灣。成為公學校學科的西方美術，不但打下臺灣美術欣賞的基礎，也在傳承中，出現不少知名畫家。在此傳承過程裡面，於師範體系任職的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貢獻最多。他不但參與規劃美術師範教育的過程，也親自教習學生。除此之外，他還鼓勵身處外地的臺灣學生前往日本內地學習更深厚的畫作技巧。
1926年，在日本內地就學的臺籍學生陳澄波以一幅〈嘉義街外〉的作品，入選第七回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這是地處外地的臺灣人首次以西畫跨進內地日本官展的門檻。其後他又數度入選帝展和其他各項展覽。
真正讓美術發軔於臺灣的是日治時期官辦展覽的成立。1927年由臺灣總督府與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鄉原古統及木下靜涯等畫家創辦臺灣美術展覽會於1937年－1945年間舉辦16次的該展覽，不但栽培了臺灣第一代西畫家，其展覽演變的臺灣地方繪畫風格，於戰後仍深深影響臺灣畫壇，甚至美術設計，工業設計等等層面。而日治時期的西畫家除了早已經成名的陳澄波之外，尚有李梅樹、廖繼春、郭柏川、陳進、郭雪湖、呂鐵州、楊三郎、顏水龍、林玉山、李石樵、葉火城、陳永堯等等。
莎勇之鐘》，李香蘭主演
從1901年到1937年，臺灣的電影很大一方面上受到日本電影的影響。因為當時臺灣正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時期，所以很多日本電影裡的慣例被臺灣的電影製作人所接受。第一部在臺灣拍攝的電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豐次郎率領日本攝影師等一行人在全臺灣北、中、南一百多處地點取鏡的《臺灣實況紹介》。電影內容涵蓋城市建設、電力、農業、工業、礦業、鐵路、教育、風景、民俗、征討原住民等題材。第一部臺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於1925年由劉喜陽、李松峰等人組成的臺灣映畫研究會製作。而非劇情類型的教育片、新聞片、宣導片也成為日治中期以後臺灣本地電影製作的主流，一直到日本戰敗為止。這裡面，又以描寫原住民少女幫助日人的《莎勇之鐘》（又稱莎鴛之鐘、莎韻之鐘）為其代表。
1908年，高松豐次郎於臺灣定居，開始於臺灣北、中、南部的七大都會興建戲院，並與日本及歐美的電影公司簽約，建立制度化的電影發行與放映制度。1924年後，臺北的放映業者由日本請來一流的默劇旁白（日語稱電影辯士），電影放映業愈加蓬勃。1935年10月，總督府為慶祝日本統治40年舉行臺灣博覽會，以及隔年臺北與福岡間開闢航空通運。
望春風專輯封面。
1930年代之前，臺灣雖有唱片與流行歌曲的出版，但品質與普及化都不怎理想。究其因，無非是流行歌曲與民謠、南北管曲、歌仔戲調、客家山歌等臺灣傳統民間歌曲的難以劃分，如1920年代的《雪梅思君》《五更思君》《烏貓行進曲》或《集英北管》、《共樂北管》或《李連生與白玉枝》歌仔戲調。《烏貓行進曲》是臺灣第一首流行歌。
1930年代，臺灣電影與廣播事業快速發展。因應這兩項新興媒體的產生，不同於傳統歌謠與樂曲的臺灣流行歌曲或唱片業不但隨之出現，亦在短時間內有長足發展。
臺灣最早開始流行歌曲就是搭配由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阮玲玉主演電影的《桃花泣血記》。1932年，電影《桃花泣血記》來臺放映。片商為了招攬臺灣觀眾，委由詹天馬、王雲峰作成的同名宣傳曲意外走紅、擔任主唱的是當時古倫美亞唱片會社當紅的歌手純純（本名：劉清香）。不只此，該曲在隨後的單曲黑膠唱片發行上，更有一定的唱片銷售成績。於是，臺灣流行歌曲或「曲盤」（即臺語的唱片，音「」）藉由電影的影像化而起步。
1920年代，以武俠戲為主的布袋戲逐漸在民間發展，其與傳統布袋戲主要的不同在於劇情上，多採用清末民初新著的武俠小說，例如《七俠五義》、《小五義》等，其表現手法也轉以重視各種奇特武功的展現為主。此時期的代表人物為五州園的黃海岱和新興閣的鍾任祥，此劍俠戲由虎尾、西螺開始發展，流行於臺灣中南部。黃海岱演出的布袋戲音樂融合了北管、南管、亂彈、正音、歌仔、潮調等戲曲音樂，其劇本口白注重閩南漢語，說白中多以詩詞、經史、對聯、字猜組合。
1930年代之後推行皇民化運動，布袋戲也因而有了改變：包括後場禁用中國傳統的北管鑼鼓、改用西樂、語言改用日語等；戲偶雜用漢、和式戲服和戲偶，以及其劇本常為水戶黃門等日式故事。雖然這時期的布袋戲因語言文化的隔閡，不被大眾接受，但其中的一些表現手法，影響了後來金光布袋戲的演出方式，包括音樂、佈景等。
這時期，南部布袋戲界有所謂的五大柱及四大名藝人。「五大柱」分別是指一岱（黃海岱）、二祥（鍾任祥）、三仙（黃添泉）、四田（胡金柱）、五崇（盧崇義）；「四大名藝人」則是一仙（黃添泉）、二崇（盧崇義）、三土員（李土員）、四全明（鄭全明）。
1919年臺灣日日新報「醫學專門學校野球團南下」一文報導有兩名本島人同赴高雄
臺灣的棒球運動源於日本，而日本棒球運動則受美國影響甚深。。1906年3月，位於臺北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次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中學校，即今建國中學）在校長田中敬一的主導下，組成一支棒球隊，成為臺灣史上第一支有史料可考的棒球隊。1921年，住在花蓮港街（今花蓮市）的棒球愛好者林桂興，召集附近的臺灣原住民少年，組成「高砂棒球隊」，常與當地的日本人在「花岡山棒球場」舉行比賽，並逐漸打出名氣。1923年3月，將球隊重新取名為「能高團」。1925年7月能高團赴日巡迴比賽。在長達兩個月的旅行比賽中，能高團分別在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與當地高校球隊比賽，總戰績為三勝四敗一和，雖然不算特別出色，但已足證明原住民也可以在球場上與日本人平起平坐。
臺灣從1923年開始選拔代表隊參加第九回日本高校野球的夏季甲子園大會，至1940年的第廿六回為止。其中臺北一中於第十五回（1929年）打進準決賽、1928年成立的嘉義農林棒球隊於第十七回（1931年）獲得亞軍是臺灣球隊在甲子園最好的成績。嘉農隊的吳昌征在1937年畢業後加入日本職棒巨人隊，後來又打過阪神隊與每日隊，享有「人間機關車」的外號。
六氏先生（六位小學教師）遭匪徒襲殺之碑
由於初期臺灣抗日運動相當盛行，日本當局除以武力鎮壓外，竭盡全力建立其統治體制，部署官署機構，鞏固開發基礎，並設法安撫居民。一切措施猛寬應時適度運用，以樹立臺灣之全面基礎為首要。而在這種情況下，統治機器與不同文化人民間的溝通用義務教育，成為基礎中的基礎。而事實上，大多限定日籍資格才能就讀的日治時期中等或高等教育政策，對臺灣人而言，其成就與影響，大大遠不如基礎教育。而基礎的義務教育在初期依然分為小學校（日本人就讀）、公學校（漢族就讀）及蕃童教育所（原住民就讀）。
1895年7月14日臺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執掌臺灣教育事務。他在《設置臺灣公學校意見》一文中，建議臺灣總督府於臺灣實施當時日本尚未實施的兒童義務教育。臺灣總督府遵循其意見，在同年於臺北市芝山巖設置第一所西式教育場所，也是臺灣第一所小學（今臺北市士林國小），此小學基本上為實驗性的義務教育。隨後，該處所雖發生六氏先生事件，臺灣總督府仍於翌年在全臺灣創立國語傳習所，設置更多義務小學。1898年，國語傳習所並升格至公學校。
日治時期的義務教育除了公學校等制度外，還有專門為臺灣原住民設置，且為理蕃政策重點工作的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及專門容納日籍學童的小學校。
建成小學校舊址
見證日治當時龍泉國民學校（今龍泉國小）的畢業證書，時任最後一期日人校長。
日本統治當局對於義務教育的規範十分嚴格，1919年發布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大多數漢族兒童就讀"公學校"，僅有日本學子與少數社會上層的漢族學童能在師資設備較佳的"小學校"學習（遵循日本內地小學校令規定）。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自決風潮湧起，日本政府提出內地延長主義反制，1922年，總督府第二次發布《臺灣教育令》，要使臺灣教育體系與日本內地一體化與學制銜接，除初等教育外，中學以上學制宣稱施行內臺共學，並停止使用「內地人」、「本島人」等差別性的稱呼，但因原專供臺灣人就讀的中學湧入更多日本人，反造成臺灣人中學以上就學率降低。
1941年3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臺灣教育令》第三次發布，將小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保留部分蕃童教育所），義務教育學制才形式上統一但教材仍有分別，原小學校用第一二號課表且分為初等科及高等科（相當於今國二程度），原公學校用第三號課表，不分初等科及高等科。而不管哪種學校形式，除了特殊的原住民教育體系之外，日治時期的教育關法令明定，該教育場所以中央或地方的經費開辦，而就學資格則為8歲以上，14歲以下的兒童。除了基本年齡限制之外，這些法令還詳細明定該六年制的義務教育應教授的科目為修身、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與體操等，並要求一定師資與適當例假日設計。1943年4月1日正式實施六年制義務初等教育。
臺灣籍兒童的初等教育普及率成長相當緩慢，直到強制義務教育實施後才快速成長。在強制義務教育的實施下，1944年的臺灣，國民學校共有944間，學生人數達87萬6000餘人（含女學童），臺籍學童就學率為71.17％，日籍則高達九成。遠高於當時世界的平均水平。2006年2月6日時任日本外相，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還根據這數據，認為「臺灣之所以現在擁有這麼高的教育水平，完全是因為日本對臺灣實施殖民地統治的功勞」，但實際上，在1939年也就是日本統治40年後，臺灣的就學率才超過50％，換言之有一半的學齡兒童無法入學，究其原因並非是臺人不願意就讀，而是因為學校不足的原因（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17頁）。
+日治時期臺、日籍兒童初等教育就學率比較（資料來源：《臺灣省51年來統計提要》第1241頁）
臺北帝國大學（今國立臺灣大學）的校門
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政策並不希望人民受到太高的教育，臺灣的高等教育比較是向日本人開放。在總督府殖民規範下，初期不鼓勵（但也不禁止）臺人子弟學習人文學科；而因為醫師及教師的高社會地位，以及高收入可以立刻為家庭生活帶來改善，所以臺灣人一般趨向就讀公學校教師的師範學校或培養醫師的醫學校。也由於教師和醫師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兩類學校長期存在激烈的入學競爭。有許多臺灣人前往日本留學，例如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畫家黃土水、李梅樹等。有極少數臺灣人至歐美留學，例如哲學博士林茂生、戰後第一任臺北市長黃朝琴。
治臺後期，仍有臺灣籍人士如宋進英、徐慶鐘、朱昭陽等，得以不改日本姓氏進入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今東京大學）法律系所就讀，並取得日本高等文官資格。
在職業教育方面，總督府最初僅設立農試驗講習生，之後又設立糖業講習所及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等修業半年至二年的職業講習所，用以培養缺乏的初級技術人才。雖然各地陸陸續續設立了普通中學，但總督府為了因應技術勞工的需求，仍繼續偏重職業教育。1922年，總督府公佈了第二次《臺灣教育令》，將職業學校分為農、工、商三個科別。總督府所設立的學校以二年制的職業補習學校為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修業期限改為四年，並且將所有職業學校改為州立。
總督府在以同化為主的教育內政之外，也積極實施改善城市為主的交通改善。而這裡，以鐵路建設最為重要，另外也包含一定規模的公路路線延長。臺灣全島人口從1895年的260萬增至1945年的650萬（不包含福建為主的約兩成中國大陸商人），南北動線或城區往來仍尚可維持一定程度的活絡與暢通。
掌管臺灣鐵路的鐵道部成立於日治時代的1899年11月8日，成立之後，日治時期的鐵道建設邁入積極開發期。在日本治臺將近50年的期間中，最大的成就莫過於1908年，縱貫線全線貫通，形成臺灣首次「空間革命」，讓過去臺灣南北需時數日的交通，縮短至朝發夕至的1日內。
鐵道部陸續還修築了淡水線、宜蘭線、屏東線、東港線路線，也收購一些民營鐵路，包括臺東南線（現屬臺東線一部分）、平溪線、集集線。此外還有林田山、八仙山、太平山、阿里山森林鐵路等林業鐵路。另外，官方亦曾進行北迴線、南迴線與中央山脈橫貫線以及後續路網的路線探查與規劃，但由於工程太過困難及戰爭爆發而終未執行。另外，除了官方外，民間或會社興建鐵路也相當投入，例如糖業鐵路、鹽業鐵路、礦業鐵路、輕便鐵路等曾經密如蛛網偏佈全島並兼辦客運，為地方交通主力；由窄軌輕便鐵道接駁至縱貫線車站，再轉乘大火車至其他主要都市。
日本政府的興建鐵路政策被國民政府批評為掠奪殖民地資源。
歷任部長有：後藤新平、長谷川謹介等。
為了改進臺灣海運運輸，日本政府整建了基隆港，並花費鉅資建造高雄港，使其成為可停靠大量船隻與吞吐貨物的現代化港口。此外，為了改善東部與離島交通，也興建花蓮港與馬公港。
日治時期亦興建數條運河供船隻通行，代表作為臺南運河。
日治時期，臺灣主要的產業是農業，因此，水利設施是經濟建設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推行農業方面，總督府不但透過土地調查與官有土地釋出等方式，確定了臺灣的可耕地面積，也相當重視水利建設。1901年（明治34年），總督府公告了《臺灣公共埤圳規則》，根據此規則規定凡是與「公共利害」有關的埤、圳，一律指定成為「公共埤圳組合」，其規約、預算、興廢與變更均先經官方的認可，也等同將臺灣的埤圳收歸國有。此外，政府也重修老舊埤圳，並在各地進行新的埤圳工程建設。
嘉南大圳的林內水閘門
早期的嘉南平原由於缺乏雨水，這片平原在秋冬是極為貧瘠的荒漠。臺灣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1886年—1942年）以十年的光陰，創建當時東南亞最大的水庫──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自1920年開工，1930年主要工程完工，歷時十年完成（主要設施包含烏山頭水庫）。灌溉面積則達十五萬甲，占全島耕地百分之十四，並引進農作物三年輪灌制，八田與一至今受臺灣人所推崇。
為了發展輕工業，日本人必須獲取電力。1903年2月12日總督府批準了由土倉龍次郎募資成立的臺北電氣株式會社，在深坑一帶利用淡水河的支流南勢溪興建水力發電廠，供應臺北市使用。而後總督府規劃各種水利事業，將民營改為公營並自行開設臺北電氣作業所並興建龜山水力發電所。雖曾發生泰雅族人殺害15位日本工作人員的事件，該發電所還是在1905年8月開始運作供電臺北大稻埕、艋舺等地，1906年供電基隆，是臺灣第一座水力發電所。此後，竣工的有：1909年利用新店溪發電的小粗坑發電所、同年的打狗（高雄）的竹仔門發電所、1911年的臺中-{后里}-發電所等。
尚未設置發電廠前的日月潭，攝於1900年
1919年，臺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下令將各公民營發電所組織為臺灣電力株式會社，並勘查適合水力發電的場所，計劃興建當時亞洲最大的發電廠。結果，在該年的8月間選定了日月潭作為發電廠的廠址。日月潭與其下的門牌潭有320公尺的落差，藉此可以進行水力發電。為了工程的進行，特別由縱貫線二八水驛（今二水車站），分歧一線鐵道直達電廠所在地，以便運送工程所需物資，即今集集線的前身。在進行了濁水溪及日月潭週邊地區的地質勘查後，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波折，終於在1934年完成了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成為臺灣新興工業發展的重要指標。接著，由於電力仍然不足，又分別在1935年、1941年興建了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及萬大發電所。但是由於在太平洋戰爭中遭到了盟軍戰機的轟炸，使得發電工程中斷。到日本撤出臺灣時電力仍未恢復。
File:Kuei-Shan Hydroelectric Power Plant.png|龜山水力發電所，是臺灣第一座水力發電廠
File:Jhuzihmen Hydro Plant.png|竹子門發電所
File:天送埤發電所.png|天送埤發電所
File:Taiwan formosa vintage history other places dams taipics019.jpg|日月潭頭社壩
File:Taiwan formosa vintage history other places dams taipics024.jpg|日月潭武界堰堤
File:LAKE JITSUGETSUTAN.jpg|日月潭第一發電所
File:G03489 065.jpg|1945年3月23日轟炸日月潭的美軍對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投下炸彈時所拍攝
File:G03489 017.jpg|1945年3月23日轟炸日月潭的美軍對日月潭第二發電所投下炸彈後，炸彈命中變電設施，冒出濃濃黑煙。
指總督府在統治初期，採取的一種警備制度。總督府依治安情況，將全島劃分為「危險」、「不穩」、「平靜」（亦作「安全」）三種區塊。危險區塊派遣軍隊駐守，不穩區塊由憲兵守備，平靜區塊由警察負責。但是此制度並未對日治時期初期的武裝游擊抗日發揮太大效果，總督府隨即改採鎮撫兼施的策略，而憲兵主要職務改為討伐「土匪」（指抗日民眾）。
保甲制度係源自清朝時協助政府維護地方安寧的保甲制，雖然名字為「保甲制」，但是日治時期與清朝的保甲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差異。在日治時期，保甲制度是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總督府訂定了《保甲條例》，規定每十戶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每個「甲」都設置「甲長」作為領導者；而「保」則設置「保正」，任期皆為兩年，為無給職。日本人在保甲這方面是讓臺灣人民自行推選的，也就是說所有的保正和甲長都是由管轄區域內的人民推舉出來的。《保甲條例》中規定了所謂的「連坐責任」制度，意思就是，如果某個保甲中的某個人犯罪，則該保／甲中的所有人必須要付連帶責任，藉以達到使人民互相監視的功效。例如：1901年樸仔腳支廳（今嘉義縣樸子市）遭到攻擊，相關的保甲成員皆被處以一千四百日圓的罰金。
保正及甲長也必須要協助日本當局維持秩序、宣傳政策、檢查環境衛生等內政。在此基礎之上，日本當局又從保正和甲長中挑出年壯的青年，並成立了壯丁團，用來協助警察或防治天災。
日人治臺以後，為協助統治政策的實施，在臺灣建立了嚴密的警察制度。在當時的臺灣，警察的職責很廣，除了維持治安等警察原有的職務外，還包括了衛生及協助施政等工作。警察詳細的工作內容大體包括了：
* 執行法律與維護公共秩序。例如監視公共集會、審理小刑案、取締吸食鴉片、管理當鋪等。
* 協助地方政府處理一般行政事務。例如協助宣傳禁令、收稅、管理戶籍、普查戶口等。
象徵警察業務涉及之廣，著名的圖像為在1926年（大正15年）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所展出的海報，將警察化身為千手觀音菩薩，一手拿刀一手拿佛珠，代表糖與鞭子，從衛生取締，思想取締，原住民授產，逮捕犯人，救助等等事務，無事不管。
臺灣人當時習慣稱警察為「大人」，也會拿警察來嚇唬不乖的兒童，這是由於當時警察的執掌完全涵蓋了一般民眾的生活，並且動輒干預人民的日常生活，引而造成人民心中的恐懼。當時，臺灣一個警察平均管理547人，但同期亦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一個警察卻需要管理919人。雖然嚴苛的警察制度對社會治安大有幫助，但是過於嚴苛的干涉使人民私下稱警察為「狗」或「四腳仔」以暗諷警察。
由於反抗日本統治，又拒絕移居大陸之臺灣民間武裝勢力造成日本人的重大犧牲，釀造六氏先生事件，高雄陳中和的和興公司囤積物資被搶奪一空事件，潮州辦務署被屠殺事件，使總督府制定了許多法令來抵制這些抗日活動，後藤新平上任後參考各機構對臺分析報告後發現原有三段警備制度常常造成互相推責，影響工作成效。並指出「雖就軍事教育之素養而言，憲兵確有較優之處，然將禍機防於未然，而轉禍為福，莫如運用警為宜。」決定建立新的治臺方式，減少軍事的干預，提高警察的功能。若要出動軍隊，必須先向民政部門申請許可。並於一八九八年六月首先廢止前總督乃木的伐臺「三段警備」制度。於1898年（明治31年）11月根據《六三法》制定《匪徒刑罰令》，代之專以警察為中心來對付「土匪」(臺灣義民軍)。把警察組織、功能及人數擴大起來，警察力量立即迅速地浸透遍及臺灣各地方各階層。如此對警察的擴權稱之為「警察政治」，又於同年八月、十一月分別公佈「保甲條例」及「匪徒刑罰令」，對「土匪」、「匪徒」加以嚴罰。此律令共有7條條文，效力溯及此令頒布前，規定不管匪徒是主謀者、教唆者或指揮者，一律處以死刑。後藤以鐵腕武力貫徹執行所訂定的法律，僅匪徒刑罰令，在一八九九年一年間依據此法被處死刑者達一千零二十三人。而自後藤就任至1902年的五年期間被處刑的「土匪」總數達三萬二千人，，超過臺灣人口的百分之一。
此外，總督府還制定《匪徒招降策》，以達誘使抗日民眾歸順的目的。此法令規定，對於欲投降的「匪徒」（指抗日民眾），舉行「歸順儀式」，免除其刑責並提供創業基金（稱為「更生基金」）。但總督府有時也會利用招降儀式的場合射殺抗日分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盛行民族自決的風潮，例如三一運動。日本也進入相對自由、開放的「大正民主時代」。臺灣的新興知識分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非武裝的抗日手段，爭取臺灣的民主與自治。
1915年以後，臺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爭行動。隨之而來的，是自發的社會運動。臺灣人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運動所設定的目標努力。
1919年，在東京的臺灣留學生改組原先的「啟發會」，成立「新民會」，展開這一階段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隨後有「六三法撤廢運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相繼發起，並且有《臺灣青年》（1920年）、《臺灣》（1922年）、《臺灣民報》（1923年）、《臺灣戰線》（1930年）、《臺灣新民報》（1932年）、《臺灣文藝》（1934年）、《臺灣新文學》（1935年）等刊物的相繼發行。1921年，蔣渭水醫師結合青年學生，以及臺灣各地社會領袖，共同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成為往後臺灣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政治運動的大本營，也是許多社運團體的「母體」。
此時也有日本本土人士在臺灣從事社會福利工作及社會運動。稻垣藤兵衛於1916年在臺北大稻埕成立人類之家幫助窮人及稻江義塾提供兒童教育，後又從事農民運動，提倡娼妓自由廢業，並參與無政府主義團體「孤魂連盟」的創立。在臺灣從事社會運動的還有泉風浪、古屋貞雄等人。
1927年初，「文協」分裂，左派掌控「新文協」，老幹部退出另組「臺灣民眾黨」。臺灣民眾黨又於1930年分出「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而在農工運動團體方面，「臺灣農民組合」於1926年成立；民眾黨的外圍組織「臺灣工友總聯盟」於1928年結成；同年4月，「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簡單言之，1920年代的上半期，是臺灣社運團體萌芽發展的時期，1920年代的下半期，是各社運團體沿著左右派意識型態分道揚鑣的階段。直到1930年代初期，隨著日本當局的高壓手段，這些分合擾嚷的社運團體才紛紛勢微。
1930年代中期後，在皇民化運動的指導下，臺灣民眾在1920年代曾經盛極一時的政治鬥爭和社會運動，都遭禁絕。在這種情況下，文化運動——特別是文學運動——取而代之，成為反抗運動的主流。（參見文學一段）
臺灣文化協會於1921年創立，在臺灣社會運動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臺灣文化協會以《臺灣民報》做為協會宣傳工具，在臺北、新竹、臺中、員林、臺南等地設立十餘處讀報社，也時常以「文化劇」的演出來啟迪民智。其活動包括了對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舉辦各種講習會演講，並推廣民主及民族自決理念，爾後支援初期數次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但後來其成員因理念不合於1927年分裂為激進左派的新文協和主張地方自治的臺灣民眾黨。之後再加上總督府對社會運動的壓制，導致臺灣文化協會的式微。
1920年代左右，臺灣社會對民族自決與自治的要求日益白熱化，總督府不得不釋放部分自治權。1935年4月1日，總督府公佈《臺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並於同年10月1日實施。改革的內容如下：
臺灣日日新報上關於此次選舉的報導
# 州協議會改為州會，州協議會員改為州議會員，性質由原來的諮詢機關改為議決機關。州會議員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其中市會議員和街莊協議會員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民選的半數由總督派任。
# 市協議會改為市會，市協議會員改為市會議員，性質由原來的諮詢機關改為議決機關。市會議員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非民選的半數由州知事派任。
# 街莊協議會員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非民選的半數由州知事派任。
# 州會、市會、街莊協議會議長仍由官派的州知事、市尹、街莊長兼任。
# 規定年滿二十五歲，年納稅額五元以上，在選區內居滿六個月以上的男子才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婦女則無選舉權。
1935年11月22日，總督府舉辦了臺灣史上第一次選舉，第一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雖然這是臺灣史上首次由經由民選方式產生議員，但這樣的改革仍屬於不完全的自治。所以部分民眾仍然不滿這樣的改革。臺灣地方自治聯盟對這項措施加以批判，並派楊肇嘉等人向總督提出普選、議員全部民選、改街莊為議決機關的改革主張。但總督府並未接受這些建議。
1939年11月22日，因第一屆議員任期終了，總督府舉辦第二屆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1943年由於正值太平洋戰爭，選舉停辦。州會方面，分別在1936年11月20日和1940年11月20日舉辦州會議員選舉。
蔡文輝認為日治時代臺灣社會變遷不論在臺灣史或世界史上都頗具特殊性，不同於正常的由下而上自主變遷，而是全然由上至下的被動變遷。換句話說，雖然臺人也有其努力，但是日治社會的經濟文化政策訂定與執行，還是幾乎由總督府及其技術官僚主導。這主導情事加上來自日本的新移民的示範與加入，儼然把臺灣社會結構截然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
在當局的高壓管制下，除了統治初期小規模且持續的反日運動外，社會較為安定。不過在某些層面下，服從總督府經濟與教育政策的臺灣人民，生活條件也得以改善。也因此，臺灣人口在五十年的日治時期階段得以倍增。
標有「臺灣美人」的歷史照片，約攝於1900年日治時代.
臺灣日治時期的內政雖以特別統治主義為主要宗旨，但在某程度上仍以將臺灣現代化為主要目標。在此理想中，臺灣總督府為主導，社會力量為輔的內政改進，漸進於各施政階段實施。而實施重點，為剔除阿片（鴉片）、纏足與辮髮三大陋習、市區改正與公共衛生等三項。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認為臺灣三大陋習分別為吸食鴉片、纏足與辮髮。其中，與19世紀末期的清朝相同，吸食鴉片為當時臺灣人的普遍社會現象，據統計，半數人有此吸食習慣另外，以布長期綑綁腳趾頭與腳掌，用人力造成足部畸形的纏足習慣為女性特有，辮髮是滿族男人的風俗，是清朝政府強迫男性漢人所為，對于滿族人來說，并非陋習，詳參剃髮易服。
1895年中日兩國簽署馬關條約時，伊籐博文即在場表示「我國日後領臺，必禁鴉片」、「如我日本嚴令禁絕鴉片進口，臺灣當能無一人吸煙」。唯實際接收後考量吸食人口眾多，將原先「嚴禁」政策放緩為「漸禁」。1897年1月21日臺灣鴉片令公佈，總督府採用了鴉片專賣與發行鴉片證的漸進根除方式。在禁止民間販售與控制人數的雙重措施下，根據1900年的的調查，有169,064名鴉片煙癮患者（佔總人口6.3%），1921年，則減少為45832人（1.3%），也確實限制了鴉片的毒害。不過，與完全禁絕的世界潮流產生一段落差。此種減少，相當大的一部分是來自於吸食鴉片的人口自然死亡的緣故。有觀點認為，總督府之所以不完全禁絕，除了毒癮難戒外、也是為了專賣鴉片獲得的高額利潤。
1930年，臺灣民眾黨向國際聯盟控訴臺灣總督府開放容許四萬人的煙癮人口，並以鴉片膏買賣所得為的財政收入。
日本最終走向戒絕鴉片的原因有，杜聰明發明低痛苦的戒毒方法、鴉片收入漸減及鴉片用來提煉藥用嗎啡。
纏足，臺灣稱為「縛跤」（pa?k-kha），是承襲明、清兩代相當普遍的習慣風俗，多流行於閩南籍，客家人較少。該做法乃對女子自幼兒期時以布緊纏雙足，使足骨變形足形尖小，行路只能以足跟勉強行走。會衍生其風俗，是因為小足被當時人認為是種女性美的象徵，不過也普遍被認為對女權的壓迫。在纏足禁絕方面，大致採漸禁、「先民間後官方」的政策。1900年，總督府舉行揚文會，會中黃玉階提倡戒除纏足陋習的放足，並組成臺北天然足會。1911年，臺南廳開始實行強制解足，並將之加入保甲規約，創各地之先。1915年，總督府運用公權力，全面在保甲規約增列禁止纏足的條文。因其條文有其相當嚴格的連坐處分，因此纏足風氣就此滅絕。
另外，在臺灣稱為「辮頭鬃」（pīnn thau-tsang）的辮髮，臺灣總督府則較無積極的動作。除了定期各學校機關與公共場合舉行「集體斷髮大會」及警政宣導外，並無任何禁止條款。不過因清朝政權於1911年滅亡，此種男子頭部前半頭髮剃光，後半部留成長髮並結辮的風氣自此就不再盛行。
本島人的禮服與學生西洋制服。
以臺北正風會、同風會、教化聯合會等集中推廣，廢除蓄奴、納婢等社會習慣。取消滿族在社會上的特權。
日治時期臺灣廢除清朝服制令，使民間普遍的服飾產生了變化，慢慢產生有改良式清裝、日式和服，甚至上半身和服下半身清朝寬裙的組合。
大正道路，今中山路）
市區改正在臺灣，是指1899年起臺灣總督府對臺灣大小都市所研擬的都市發展計劃。之後，該市區改正計劃改名為「都市計畫」。日治時期初始，臺灣總督府建設多注重於應急的衛生工程與軍防建設，1899年8月，臺灣總督府對臺灣數大城市採取約五年的建設計劃，名曰「第一次市區改正」，該計劃以舊有道路的改進與新設道路的擬定為主。以臺北為例，該計劃訂定了拆除臺北城牆的計劃，並整建西門町作為日本新移民住宅。
1901年總督府公告第二次市區改正計畫公告，除了臺北市之外，還將重點移往臺中為主，該計劃實施地區為臺北南門城外與東門附近一帶外，也開發臺中車站等周圍地區。這兩次改正計畫均以水溝與基礎道路改善為重點，其目的為應付來自日本的新移民。而這些市區改正下，也著實容納了不少以移民村型態出現的大量日籍臺民。
較完備的市區改正為1905年8月，其涵蓋城市不但包含當時的第二大城－臺南等大城市，也有人口容量的設計。1917年止，臺灣有20個市街莊進行市區改正。包含更名後的都市計劃，臺灣總督府共在臺灣全島超過70個以上大小城市，實施市區改正。而這些名為市區改正的整體城鎮計劃，對臺灣地方營建影響深遠，迄今臺灣許多城鎮仍沿用當時擬定的市區改正都市計劃繼續執行。
由於乙未戰爭期間，日軍因罹患傳染病死亡者甚多，統治當局始終重視臺灣的公共衛生情形。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於全臺各地廣設衛生所，從日本引進醫生治病與抑止傳染病爆發。但不興建大醫院，而以公共衛生與小型衛生所為主軸的醫療體系，徹底減少瘧疾、鼠疫、結核病的發生率。事實上，此種醫療體系至1980年代之後，才逐漸改觀。
在硬體設施方面，總督府則進行不少公共衛生工程建設，如聘請英國人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和濱野彌四郎赴臺設計全島自來水與下水道。另外，拓寬街道、設立騎樓與春、秋季強制掃除、家屋須闢窗以利空氣流通、患病者須強制遷離至隔離醫院、預防注射等措施，也對公共衛生有所助益。
除此，為了紮下根基，臺灣總督府則從公共衛生教育著手。一方面借重公學校教育體系與警察力量，教導臺人衛生觀念，使一般民眾具有現代衛生的觀念。另外一方面則於臺北帝國大學內設置熱帶醫學研究所及訂定護理人員的升學制度等。
1905年，日治時期的臺灣實施首次戶口普查，臺灣原住民中，幾乎已歸化為漢族的平埔族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1.53%（4萬5千餘人），高山族則約為3.62%（十一萬三千餘人）。而臺灣總督府著重的是後者，非平埔族的十一萬餘原住民。因為日本政府對於臺灣原住民事務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臺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而這些對策稱作 “理蕃政策”。
以多紙臺灣總督府令替代適用於臺灣原住民民刑法的該政策走向，大約可與臺灣總督府統治臺灣的基本精神分為討伐為主的「始政鎮壓」與懷柔為主的「教育同化」及皇民化運動等三階段。其中，1910年開始的五年理蕃計畫，以軍事行動迫使原住民臣服。在太魯閣戰役後的1915年，所有部落幾乎歸順，總督府並沒收槍械。同年7月，掌管原住民事務、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
1936年，臺灣總督府將對於臺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施與臺灣漢族相同的皇民化政策，自此，不具名卻存在的理蕃政策才改以皇民化政策取代。雖是如此，後期內地延長化極端表現的原住民政策，仍可視為以日本本國利益優先的理蕃政策一部分。
北投普濟寺的日本建築風格
日治時期初期，在治理臺灣所需要的宗教安定力量上，臺灣總督府捨棄19世紀末因對外戰爭勝利而興起的日本國家神道教，而選擇了已經在臺灣稍有根基的佛教。這種與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治理殖民地的「宗教殖民」不同的「宗教感化」思維模式，也讓原住民與漢族居多的臺灣，同化於日本的速度加快。
日本政府稱擁有日本血統之鄭成功統治過臺灣，以此解釋日本統治臺灣是繼承遺儲，試圖合理化日本對臺灣的統治。當時臺灣公學校還教授臺灣學童傳唱鄭成功之歌。臺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為日式之「開山神社」，為臺灣第一座神社，並整修為神社樣式，但其舊有格局大致保留。
由於日本深受水戶學影響，而水戶學基於明朝遺臣朱舜水影響，使得日本史又更重視大義名分論而發展為尊皇論。《大日本史》即是其扼要之精神依歸。無論幕末維新思想，亦或今日歷代天皇系譜，無一不受《大日本史》思想之沾染。在此思想體系下，對於明朝遺臣鄭成功一生從事反清復明的功過，日人四方赤良評為：忠義空傳國姓爺，終看韃靼奪中華（韃靼為明朝中後葉時的外患，明朝時的中國人稱呼住在長城以北的蒙古人和滿人為韃靼）。
為因應現實環境，臺灣漢族不得不與在臺日人合作，並以傳統道教寺廟改建、增設日人所熟悉的佛像﹔如地藏王菩薩等。日人統治者，更於臺灣各地設立許多寺院及佈教所。不但如此，臺灣還出現混和道教與佛教的齋教。事實上，藉由神佛來宣揚儒家思維的該宗教興起正起自日治時期。
1934年，日本政府推動「一街-{莊}-一社」的口號。1937年，臺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以各地神社為信仰中心的神道教成為統治者積極推動的宗教。在此因素下，其餘宗教遭受一定的限制，此現象一直到戰後才有所改觀。
日治初期，在日本內地已經全面施行西曆二十餘年的狀況下，臺灣總督府並未禁絕陰曆（舊曆），許多政府機關例如法院仍有給臺灣人數天的年假，直至1919年官方宣布禁止農曆的使用。不過大多數臺灣人仍然使用舊曆，過舊曆年，形成無從禁起的狀況。
標準時方面，1937年以前，臺灣時間仍較日本標準時間慢1小時，1937年調為與日本本土相同。總督府在各地設置大時鐘（例如火車站的正門上方），並且配合例假日制度，以養成人民守時的習慣。總督府並從1921年開始，在每年的6月10日都舉辦許多宣導活動。6月10日是日本人的「時的紀念日」。此外，配合現代科技（電報、收音機），使各地的公務人員及民眾能夠知道標準時間。
1895年11月上旬，正當乙未戰爭之時，中國革命烈士陸皓東被處刑後，陳少白在臺北創立興中會臺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打開局面。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並曾應允支援興中會發動1900年的惠州革命，並與孫中山約定「中國革命黨先起義，以其力擾亂廈門的後方地區，為日本出兵製造藉口，等日軍占領廈門時，就能對孫文的起義軍援助武器、補充兵力」。孫中山坐鎮臺北指揮，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政策轉變，新上任的伊藤內閣下令臺灣總督禁止對中國的武裝起義提供任何協助，要求在臺灣的兒玉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執行，並嚴令孫文離開日人所統治的臺灣。惠州革命遂告失敗，多位革命烈士因此喪生，陸皓東亦被譚鐘麟所處死。而日人上田良政也被清軍逮捕並遭殺害。然而伊藤內閣的成立，使原逃亡在廈門的臺灣抗日人物因為日本政府的政策轉向得以不被押返臺灣處罪。
同盟國軍事佔領日本領土示意圖（圖片中著色部份在當時為日本領土），其中包含臺灣。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錄音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同年8月15日，將這段錄音以廣播對外播放，史稱「玉音放送」。同盟各國紛紛接收到日本投降的訊息，自此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任命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並於9月1日於重慶市宣佈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臺灣警備總部，同時命陳儀兼任臺灣警備司令。經過多日準備後，10月6日於臺北成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
同盟國投降之會場掛有同盟國英、中、美、蘇四國同等大小的國旗，與聯合國旗幟（四國國旗的前面上端，未呈現於畫面）。
依照於1945年9月2日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五星上將發佈的「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規定，在中國（滿洲除外）、臺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現今的越南北部與寮國）境內的日軍高階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向蔣中正委員長投降。奉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於同年10月25日上午10時在臺灣臺北公會堂（戰後改名為中山堂）舉行臺灣地區的受降典禮。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與陳儀將軍進行受降儀式，安藤利吉將軍將受領文件簽署後，由參謀長諫山春樹將軍轉交遞給陳儀將軍，雙方即完成受降儀式。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以轉移臺灣的主權之前，日軍奉麥克阿瑟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將臺灣交由中華民國代表同盟國軍事接管，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方面則視此事件為臺灣光復和對臺灣回復行使主權之始，並頒訂10月25日為臺灣光復節紀念。
10月25日當天，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機關處所設於原臺北市役所（即日治時代的臺北市政府；建物為今行政院院址）。而主要參加人員有國民政府代表：陳儀、葛敬恩、柯遠芬、黃朝琴、游彌堅、宋斐如、李萬居，臺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林茂生。另外，還有日軍代表：安藤利吉及諫山春樹。
+1935年國勢調查民籍國籍別人口
人口 (人)
+1935年國勢調查國籍別外國人人口
border 中華民國
border 英國
border 西班牙
border 滿洲國
border 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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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日據時代、日本殖民時代或日本統治時期可以指一些地區曾被日本統治過的時期，包含曾為大日本帝國外地、日本殖民地、的部分地區。
日本吞併琉球到沖繩返還
1879年－1945年
1972年至今
臺灣日治時期
1895年－1945年
中華民國臺灣省、臺北市、新北市、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 臺灣戰後時期）
1905年－1945年
朝鮮日治時期
1910年－1945年
青島日占時期
1914年－1922年
南洋群島託管地
1919年－1945年
1931年－1945年
1938年－1945年
海南日佔時期
越南日占時期
香港日佔時期
馬來亞日佔時期
柬埔寨日占時期
菲律賓第二共和國
1942年－1945年
緬甸日占時期
新加坡日佔時期
印尼日占時期
尼布甲尼撒可以指以下的意思。
* 尼布甲尼撒一世，古巴比倫的國王。
* 尼布甲尼撒二世，新巴比倫王國最有名的偉大君王。
* 尼布甲尼撒號，科幻電影黑客帝國裏由Morpheus爲船長的船。
金城武（，，暱稱Aniki；），著名演員、歌手。在臺灣長大讀書，先後在日本、臺灣、中國大陸及香港發展，接拍電影、電視劇及廣告等工作，定居臺北及日本。
父親為琉球人，母親為臺灣人。曾分別就讀臺北市日僑學校與臺北美國學校。由於金城武出生於11日，十一合起來便是士，因此父親為其取名為武，合起來就是武士。
幼年就讀臺北市私立雙連幼稚園時，與蘇有朋為同屆同學，但兩人並不同班。
年少時，金城武因想買摩托車而答應拍攝廣告，踏入演藝圈。早期曾和劉若英一同擔任歌手陳昇的錄音室製作助理，並一邊學習音樂製作的相關知識。
1991年，華視八點檔第一部臺灣的電視劇《草地狀元》配角演出，並陸續拍攝廣告、發行唱片等，並踏入電影圈拍攝王家衛與朱延平等多位導演的電影。金城武在當時與林志穎、吳奇隆及蘇有朋等人並稱「臺灣四小天王」，展開演歌雙棲之路線。
1998年，金城武將演藝重心轉移至戲劇，同年，接演日本富士電視臺的日劇《神啊！請多給我一點時間》，劇中冷酷的音樂製作人一角，使其獲得日本第18屆日劇學院賞最佳男主角獎，而此劇亦在日本及其他亞洲地區引起廣泛討論。
2000年後，金城武與不少知名導演合作，如張藝謀、陳可辛、劉偉強、吳宇森等，使其演藝實力獲得廣泛肯定。因金城武會多種語言（日語、華語、臺語、粵語、英語等），使演藝範圍涵蓋全亞洲。
2014年，與導演吳宇森首次合作《赤壁》後，第二次合作電影《太平輪》。
2022年，電影《風林火山》，同片演員有梁家輝、古天樂、劉青雲、高圓圓、姜珮瑤、衛詩雅。
《沉默的姑娘》
《第六感奇緣之人魚傳說》
223（警察）/何志武
《報告班長3》
《校園敢死隊》（港譯：學校霸王）
《墮落天使》
《臭屁王》（港譯：蠟筆小小生）
《摩登笑探》
《逃學戰警》（港譯：新紮師兄追女仔）
《天涯海角》
《泡妞專家》（港譯：重慶愛情感覺）
《號角響起》（港譯：四個不平凡的少年）
《初纏戀後之二人世界》
《火燒島之橫行霸道》
《兩個只能活一個》
《迷霧》（又譯：迷離花劫）
《神偷諜影》
《安娜瑪德蓮娜》
《-{zh-cn:太空游俠; zh-tw:太空遊俠; zh-hk:極盜狂熱份子}-》
《-{zh-hans:武者回歸;zh-hant:回歸者;}-》
《向左走向右走》
《十面埋伏》
《死神的精準度》
《K20：怪人二十面相》
《太平輪：亂世浮生》
《太平輪：驚濤摯愛》
《喜歡·你》
《泰山（動畫）》
泰山（配音臺灣版、香港版、日本版）
迪士尼動畫電影
《草地狀元》（鄉土劇）
《聖誕前夕的奇蹟》（單元劇）
《神啊！請多給我一點時間》
《二千年之戀》
尤利·馬洛耶夫
《黃金保齡球》
《鬼武者》（PS2遊戲）
《鬼武者 無頼伝》（PS2遊戲）
《鬼武者3》（PS2遊戲）
《鬼武者 高清移植版》（PC、PS4遊戲）
《金城武南極探險之旅 金城武の極地任務》DVD
*1989年 KIWI康來奇異果蘇打汽水
*1992年 黑松沙士 放生篇（黑松沙士）
*1993年 Hito伊的 面皰專用洗面乳（Hito伊的洗面乳）
*1993年 雪露乳酸飲料 溜冰篇（維他露飲料）與大S合演
*1996年 曼秀雷敦護唇膏（曼秀雷敦小護士）
*1997年 寶礦力水得清涼飲料（寶礦力水得飲料）
*1999年 易利信 Ericsson T-18 拉麵篇 （易利信T18手機）
*1999年 易利信 Ericsson T-18 溝通篇 （易利信T18手機）
*1999年 易利信 Ericsson T-28 （易利信T28手機）
*1999年 易利信 Dear Heart 心靈聲音傳遞篇（易利信手機） 與島田典子合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