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城市國家，如、、等，並沒有下設首都，但是基於國家與城市的雙重身份，人們有時會視之為「首都」。
* 是一個只有21平方公里（8平方英里）的島國，沒有首都，行政管理中心設在雅連。
* ，在《》廢止后，日本法律上已經沒有法定的首都。取代其的《》則定義了日本首都圈。但國際上都公認東京為日本事實上的首都。
* ，沒有法律上的首都，但是國際上都公認瑞士事實上首都為伯爾尼。
在世界各國當中，因為政治和地理位置或歷史的原因，部分主權國家和屬地的首都和首府的名稱成為了政治實體的名稱。下列列舉出與國家名稱相同的首都。
阿爾及利亞人民民主共和國
法定首都；也是阿爾及爾省省會。
法定首都；也是阿布扎比酋長國首府。
巴西聯邦共和國
法定首都；也是巴西聯邦區所在地。
吉布提共和國
多明尼加共和國
法定首都；和國名西班牙語詞源相同。
幾內亞比紹共和國
突尼西亞共和國
法定首都；也是突尼斯省省會。
法定首都；也是羅馬教宗和羅馬天主教中樞所在地。
法定首都；是科威特的首都和首都省的首府。
巴拿馬共和國
法定首都；是巴拿馬的首都和巴拿馬省的首府。
聖馬力諾共和國
法定首都；是事實上的行政首都。
法定首都；城邦；是事實上的行政首都。
新加坡共和國
墨西哥合眾國
盧森堡大公國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國
危地馬拉共和國
法定首都；是危地馬拉共和國的首都和危地馬拉省的首府。
薩爾瓦多共和國
法定首都；是薩爾瓦多共和國的首都和聖薩爾瓦多省的首府。
原法定首都；是伯利茲的舊都和伯利茲區的首府。
隨著現代帝國及民族國家崛起，首都已成為國家及政府的象徵，而且滲透著政治意義。在古代，多數國家行君主專制，「首都」一般指君主理政和居住的地方城市，所謂「天子腳下，首善之區」，首善之名，出自《漢書·儒林傳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南宋耐得翁《都城紀勝序》說：杭州“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繩厚”，“為今日四方之標準”。不同的是，現代首都的選址、建立，以至遷移，均取決於人為因素。舉例：
* 首都重置：曾經是廢墟的雅典，在希臘獨立後被定為首都，以恢復昔日的傳奇光彩。另外，經歷冷戰及兩德統一，柏林再度成為德國的首都。首都重置的例子還有十月革命後、蘇聯以莫斯科作為首都，以區別象徵沙皇統治及由彼得大帝興建的位處芬蘭灣的聖彼德堡。
* 首都遷移至地理或人口較次要的選址，可能基於經濟或戰略因素（或稱為「前鋒首都」或「先鋒首都」）。彼得大帝把政府由內陸的莫斯科遷至位處芬蘭灣的聖彼德堡，為俄羅斯帝國確立作為歐洲及西方國家為定位；而凱末爾則把政府東遷至安卡拉，以區別象徵奧斯曼的伊斯坦堡。明成祖把國都由南京遷至北京，把中國政治中心北移，以防滿蒙等明長城以北的外族侵擾邊疆。其他例子有東京、阿布賈、努爾蘇丹、巴西利亞、赫爾辛基、伊斯蘭馬巴德、奈比多及亞穆蘇克羅。
* 首都的選址作為政治地域平衡，以代表新國家的統一。例子有伯爾尼、坎培拉、馬德里、渥太華、巴西利亞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坎培拉平衡悉尼和墨爾本；渥太華平衡英語及法語省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平衡美國南北，南北戰爭時期，面臨南方邦聯的進攻，聯邦軍用了大量資源來保衛該地。當時鐵路和電報發達，聯邦政府可選擇遷移費城或紐約，但他們選擇了死守首都。
* 中華民國政府在抗日戰爭中遷移到重慶市，並定重慶為陪都，戰後始遷回南京市，而在第二次國共內戰失利後再遷往臺北市。在1990年代前，實質首都雖在臺北市，卻在教科書上記載南京為首都以呼應其「光復大陸」之政策。但現今絕大多數臺灣人已將臺北市視為首都，中華民國政府以臺北市作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作為首都的地位，教科書記載的首都也改成臺北市。
* 有時氣候因素也可能成為遷移首都的原因，中美洲國家貝里斯的舊首都貝里斯市由於靠海的關係，曾遭到颶風毀壞，最後貝國政府將首都遷到位處內陸的貝爾墨邦以躲避颶風。
首都長久以來是戰爭的首要目標，佔領首都等同取得敵方的政府，是戰勝的關鍵。
首都，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會聚並不是永恆不變的。在古代，國家一般採取中央集權政策，地方勢力有限；首都一旦淪陷，就意味著朝代的覆亡。中國三國時代，蜀漢、吳因失去各自的首都──成都和建業（今南京）而亡國。
過去，社會經濟傾向地方權力，這戰略方式在封建制度發展後尤其盛行，其後又在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再獲肯定。對於世界其他地方，包括西方而言，首都在軍事上是較次要的。1205年，拉丁人在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後佔領了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然而，拜占庭勢力成功在數個省份中重組；地方貴族在60年後重奪首都，並把國祚延長了200年。英國勢力先後在美國獨立戰爭和第二次英美戰爭中劫掠了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但美國勢力得到地方政府和傳統上獨立的邊遠地區的平民的支援，仍足以在地方開展戰鬥。例外的是，高度中央集權國家，例如法國，其中央政體有效地協調偏遠地區的資源，為國家帶來絕對的優勢。但是，假如首都被佔，國家會面臨崩潰的邊緣；其他戰略方面，法國的傳統敵人德國，於兩次世界大戰時把目標集中於佔領巴黎。
「遷都」指一個國家將原來設立的首都，由另一個城市取代，主要行動是將政府高層重要機關總部遷移至新首都，而背後亦涉及很多原因。在古代，多數國家面對不穩定的政治環境，因而遷都的機會較多。也有可能是舊的首都由於某些原因（例如經濟）而逐漸喪失其重要性。朝代的交替或領土的變更或擴大亦影響首都的遷移。
在中國，明朝從應天府（今南京）遷都北平府（改稱順天府，又稱北京），加強北方邊防，以防滿蒙兩族侵擾邊疆。李自成佔領首都後，明朝大致滅亡（南明──幾個由明朝皇室在南方建立的流亡政權──則繼續聲稱作為明室正統而存在）。而滿洲人在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二(1644年6月6日)進入北京，將首都從沈陽遷往北京，則代表了正式的權力轉移。這樣的格局在中國歷史屢見不鮮，及至20世紀傳統儒家政體垮臺。滿清覆亡後，基於地方分權及交通技術的改進，國民政府得以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迅速遷都，並維持其原有的領導架構。1949年因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后，中華民國政府也從南京遷都至臺北市。
在其他國家例子有蘇聯/俄羅斯（聖彼得堡—莫斯科）、土耳其（伊斯坦堡—安卡拉）和東西統一後的德國（波恩—柏林）。或是像巴西或澳大利亞等重新建造城市移轉首都的例子。
然而，因為古代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例如於2005年遷都的緬甸）行政架構較為簡單，遷都相對於已開發或相對發達國家來說是容易得多。現代的國家遷都要顧及將龐大複雜的政府部門有序不紊地調遷的步驟，以及巨大的國家經濟開支，故此一次完整的遷都可能要花上近10年的時間。
但也有其變通的方式讓國家資源不至於太集中於首都，但又不用花費巨資遷移首都，有些國家便設立所謂的副首都、行政副中心或是陪都來分散其風險。
首都不是其最大城市的國家
一些國家的最大城市並非首都，如圖上所示。
以下列出各大洲的最大首都，以市區／都會區人口計算：
* 非洲：開羅（11,146,000）
* 亞洲：東京（35,237,000）
* 歐洲：莫斯科（10,400,000）
* 北美洲：墨西哥城（17,809,471）
* 大洋洲：惠靈頓（445,400）
* 南美洲：布宜諾斯艾利斯（14,230,000）
* 非定都於最大城市的國家的列表
雙生子佯謬是一個有關狹義相對論的思想實驗。有一對雙生兄弟，一個登上宇宙飛船作長程太空旅行，而另一個則留在地球。結果當旅行者回到地球后，他發現自己比留在地球的兄弟更年輕。
這個結果似乎與狹義相對論矛盾：狹義相對論所探討的是物體慣性參考系的相對運動，比方物體A為觀察者，觀察到物體B等速率遠離自身，相反的，物體B也會認為物體A等速率離開自身，根據狹義相對論，物體A會認為物體B的時鐘走慢了，物體B也會認為物體A的時鐘走慢了。狹義相對論指出所有觀測者都有同等意義，沒有任何一個參考系（frame of reference）是會獲得優待的。因此，旅行者預期回到地球后會看見比他本人更年輕的雙生兄弟，但這就與他兄弟的想法恰好相反。
但實際上旅行者的期望是錯誤的：狹義相對論并沒有說所有觀測者都有同等意義，而是只有在慣性系中的觀測者（即沒有進行加速運動的觀測者）才有同等的意義。但宇宙飛船在旅途中毫無疑問是至少加速過一次的，所以旅行者并不是慣性系。反之，留在地球上的兄弟在整個航程中都是在慣性系之中（如果忽略源自地球質量及移動所帶來的相對較小的加速度），所以他能夠把他跟他兄弟分辨開來。
有些人在解決這吊詭時會認為狹義相對論并不能夠用于加速中的物體，而只可使用廣義相對論，這是不正確的。舉個例說，該對雙生兄弟的年齡是可以借著求時空間隔（spacetime interval）在他們任何一個慣性系中所行走的時空路徑（這些路徑被稱為世界線）上的積分來準確地計算出來的。近似的方法可以用來計算一加速中的宇宙飛船的相對性行為（參看相對性火箭）。狹義相對論唯一不適用的情況是當重力的影響是不能被忽略的時候，這時就真的需要用到廣義相對論。
這個結果是由狹義相對論所推測出的（移動時鐘的時間膨脹現象），而且能夠透過實驗來驗證。
日常生活中其實也有這種怪異的情況：如果兩人相距一段距離，則A會看到B「縮小」了，但是B也覺得A「縮小」了。這種透視現象已經被人們適應、接受了，因爲它存在於平日的生活裏，但是人們對相對論就毫無準備。
我們已經對有關距離的相對論見解習以爲常了：從甲地到乙地的距離當然等於乙地到甲地的距離。另一方面，當我們考慮到速度方面，會認爲如果一個物體在運動，運動一定會是相對於某物：星體、地面或另一人。A物相對B物的速度，是相等於B物相對A物的速度，兩者完全相等。
注意要在參考系統中建立「同時」的概念，「到底一件事是否和另一處的另一件事同時發生」這個問題有著關鍵的重要性。所有計算都最終要涉及到哪些事件是同時發生的。也要留意，要建立兩個空間中相隔的事件的同時性，這兩個地方一定要有訊息相互傳遞，這也代表了光速是決定同時性的一個重要因素。
大家當然會問到，狹義相對論怎麼能在A相對B有時間膨脹而B相對A也有時間膨脹的情況下不前後矛盾。要消除矛盾，我們必須丟棄人們日常對同時性的直覺概念。同時性，是位於一個參考系中的一位觀測者和一系列事件之間的關係。
理論的架構裏有一個同時性的相對論，它影響著特定事件如何根據有相對運動的觀測者被調準。由於每個觀測者對兩個事件是否同時發生都有不同的見解
國旗遊行1919年6月4日北京，清華大學學生被捕。
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學生運動。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學生游行示威，抗議巴黎和會上有關山東問題的決議，敦促政府不可簽約，要求懲處相關官員。事情的緣由是，中國作爲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本期望“公理戰勝強權”，能收回戰敗國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但參會各國決定把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民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積蓄的民族情緒爆發，學生高喊“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上街游行，並發展到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五四運動”這個概念一般還包括5月4日后一系列的全國性游行示威、罷課、罷市、罷工等事件，包括工商界參與的六三運動，導致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被罷免，最後中國代表團6月28日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
關於“五四運動”跟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爲二者基本是一個運動的兩個階段，可以統稱爲廣義的“五四運動”，或者“五四新文化運動”；另外一些意見認爲二者有聯係但應該區分開：自由主義者認爲一個是文化運動，一個是政治運動；或者一個是啓蒙，一個是救亡；蔣介石認爲一個是崇洋媚外，一個是愛國運動；毛澤東認爲一個是舊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一個是新民主主義的開始，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并在此後成爲領導。
五四運動是一場學生和知識分子發動的政治運動，基本達成既定目標，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思想和政治熱情。五四運動本身得益于此前新文化運動對學生思想和組織的預備，又反過來幫助新文化運動進一步推廣，但也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分化。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中，陳獨秀、李大釗等一大批人積極投入政治活動，胡適等少數人繼續堅持非政治化的文化運動。非政治化的新文化運動廣度擴大了，深度卻停滯了，許多政治思想則被引入。五四激發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削弱了北洋政府統治。青年人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助成了北伐，但國民黨掌權以後自身也被學生運動所困擾。在外來政治思潮的湧入中，馬克思主義開始進入中國，並迅速擴大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許多五四運動的參與者成爲共產黨領袖。五四運動大大地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進程。從1939年起，國共兩黨都各自規定五四為青年節，國民政府於1944年改爲文藝節。
對五四運動認識和評價衆説紛紜，周策縱大致區分了自由主義者、國民黨、共產黨三大類立場，每一類裏面還有不同看法和歷史變遷。大致而言，自由主義者肯定新文化運動，肯定五四運動本身，但否定五四運動所引發的政治和革命浪潮，認爲阻礙了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國民黨方面，孫中山、蔣介石都提倡傳統文化，否定新文化運動，孫中山肯定五四，蔣介石對五四運動態度很微妙，明-{zh-hans:著;zh-hant:著;}-還是褒獎，強調其民族情緒，不談其反傳統的一面，暗中盡量疏遠；共產黨對二者都肯定，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對五四運動的評價大大提高，毛澤東認爲五四運動是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運動，將文化革命推進到新階段，開啓了新民主主義，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并在此後成爲領導。
《每週評論》關於山東問題
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全球革命浪潮之中，俄國十月革命的結果激發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時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在1919年3月爆發三一運動，同年3月2日，第三國際在莫斯科成立。在外來思想和影響交織影響下，本土傳統的思想、文化、政治等都隨之發生巨大改變。而五四之前很多國家都爆發了群衆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這些事件都為運動帶來催化劑作用。
西方思想在晚清尤其甲午戰爭之後大量傳入中國並影響年輕一代，到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建立，這種影響隨著《新青年》等刊物的發展以及白話文運動的推展，自由和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學生以及一般的市民。社團組織在中華民國後發展，新文化運動中各種組織紛紛建立，出現包括少年中國學會、工學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平民教育講演團和工讀互助團等組織，打下社會政治動員的基礎。而同時間革命風潮導致政局一直極不穩定，由二次革命到1914年袁世凱解散國會後，北洋政府就曾試圖恢復帝制，失敗後至1916年袁世凱去世，各地軍閥相繼各自對峙，期間爆發三次革命。而社會在曲折進步的同時，社會民衆也日益不滿持續動盪的時局。
「五四運動」前後，北京政府總統、內閣、國會之間達成了某種平衡，故政治運作較先前為暢順。當時政府領導者為大總統徐世昌、國務總理錢能訓，及「安福國會」幕後領袖段祺瑞。但政府仍深受各個黨派、各地軍閥的制約，政策因之時有變異。國會中段祺瑞操縱的「安福系」親日，梁啓超爲首的「研究系」親英美派，研究系在五四前後一直煽動社會不滿情緒，「文治派」與「安福系」也藉機相互攻訐，以謀求自我派系之利益。是以「五四運動」絕對不可以單單理解為群眾在愛國意識之下的自發行為；事件源起、擴大都深受黨派鬥爭之影響。
此時南方另有一政府，源於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開展三次革命，又稱護法運動，誓師北伐，但1918年孫中山在內部矛盾中離職，廣州軍政府由桂系軍閥掌控。1919年2月，南北曾經試圖和談，但并無結果。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五人中有一人為南方政府代表。孫中山寓居上海，那裏是蔣介石的勢力範圍，并與在福建的陳炯明來往密切。而同時其他軍閥都有參與角力，除了控制國會的皖係段祺瑞以外，還有直系馮囯璋，奉係張作霖，山西閻錫山，桂系陸榮廷等等，雖非獨立，但都各自爲政，關係錯綜複雜。這些錯綜複雜的派系在五四前後都有很多的運作，為運動推波助瀾。周策縱認爲：“新式知識分子在五四事件中能夠成功，在諸多原因中，其中之一便是軍事和政治派系之間的實力均衡”。
中國的教育制度在清末的新政中，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革。到了民初，高等教育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辦學方針，李大釗、朱家驊、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嚴復（翻譯家）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同時培養學生獨立自主開放進步的思想和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在思想上五四前夕是一個空前開放的時代。中國近代以來，排外與開放兩個思潮不斷鬥爭，甲午戰爭震動中國，一方面開始有更多的人重視思想的引進，另一方面也激發排外情緒，義和團事件是一次排外情緒大爆發，但此後轉入一個越來越開放的年代，新政、憲政、基督教、進化論、德先生、賽先生，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實用主義，等等，各種外來思想紛紛進入中國。
在外來思想的影響下，中國的傳統文化被重新審視，出現了白話運動，反儒家思潮、整理國故。
1915年以來，這些對內對外的思想運動到了一個新高度，稱爲新文化運動，《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是這個運動的主要陣地，提倡民主與科學。
自從1895年甲午戰爭以來，日本就在中國不斷擴張勢力。通過1895年甲午戰爭占有了臺灣等地，使中國藩屬國朝鮮獨立，此後不斷蠶食，于1910年吞并朝鮮。
1914年8月23日，大日本帝國加入英法協約國陣營對德意志帝國宣戰，旨在奪取德國在東亞的殖民地，包括膠州灣。經70多日激戰，於11月7日全部佔領德國膠州灣租借地。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北洋政府在5月9日，接納了其中大多數的要求，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為新聞界所得知，并發佈該協定，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以及賣國政府強烈的不滿，被認為這是國恥，同時也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但除了跟日本以外，五四前夕的中外關係大部分是空前的好。美國一直是對中國最友好的國家，1868年簽訂蒲安臣條約，承諾尊重中國領土完整，1899年，美國發表門戶開放照會，呼籲各國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義和團運動是一個中外關係的大倒退，但此後美國帶頭，各國主動放棄部分庚子賠款，中外關係大大緩和。1907年到1917年間，中英合作最終禁止了鴉片進口，1912年12個國家簽訂了《國際鴉片公約》，基本解決一個歷史遺留問題。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站在英法協約國一方向同盟國陣營德國及奧匈帝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在跟英美法一同成了獲勝的協約國後，中國民衆歡呼“公理戰勝強權”，跟這些國家的政府關系和民間觀感可以說都是在一個空前友好的階段。
清末以來，中國的工商業雖有所發展，但在西方產品的輸入情形下，中國本土工商業的發展仍然有限，一戰的發生使歐洲各國產業無力東顧，中國的工商業獲得很大的發展，參與工商業的人口持續增加，民族工業，尤其是輕工業得以巨大發展，城市中的工商階層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也更顯重要，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成為聲援愛國學生的主要力量。
在五四爆發前兩個月，日據朝鮮爆發三一運動。朝鮮獨立人士在首爾塔洞公園宣讀《獨立宣言書》引發數萬名人民反日游行示威。三一運動很快席卷整個朝鮮半島。有200萬以上群眾參加了上千起反日示威和暴動。三一運動受到當時中國各界密切關注，得到當時中國廣大知識分子的高度支持與贊揚，成為推進五四運動的思想動力。三一運動被認為是加速了五四進程，成為五四的行為楷模。
天津學生支援北京
1919年1月18日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美國總統在會前提出十四點和平原則，包括廢除秘密條約、平等對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國際聯盟等，受到各國廣泛歡迎，中國希望借此解決山東問題
2月15日，中國代表團向大會正式提交請求《山東問題說貼》，經雙方多輪陳述，幾經曲折，最後美國支持中國，英法傾向於日本，日本以退出國聯相威脅，美國妥協。大會4月30日決定支持日本立場，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代表團向政府直接報告結果的同時，代表團顧問梁啓超則致電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和林長民：“對德國事, 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 因日使力爭, 結果英、法為所動, 吾若認此, 不啻加繩自縛, 請警告政府及國民, 嚴查各全權, 萬勿署名, 以示決心”。
5月1日北京《中國時報》刊登中國代表團所報告之失敗原因：“此次中國主張失敗之原因，一由於1917年2月至3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膠澳讓歸日本之密約，二由於1918年9月，我國當局與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遂使愛我者無從爲力”。
5月2日，外交委員會事務主任林長民在《晨報》上發表文章《外交警報敬告國民》：
5月2日晚，北京大學的一些學生在北大西齋飯廳召開緊急會議，議論巴黎和會事，氣氛激昂，決定通知北大全體學生舉行大會。
5月3日晚，北京大學學生在北大法科（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大會，北大一千多人幾乎全體出席，高師、法政專門、高等工業等學校也應邀有代表參加，北大校長蔡元培亦有知曉和私下支持。同學們爭相發言，號召大家奮起救國，并要求嚴懲曹汝霖（交通總長，《二十一條》經手簽訂者）、章宗祥（駐日公使，簽訂膠濟鐵路協議）、陸宗輿（幣制局總裁，1915年駐日公使，向日借款經手人）。最後定出四條決議：一、定於次日即5月4日協同其他兄弟學校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二、通電巴黎專使不準簽字，三、通電各省于5月7日（國恥日）舉行愛國示威游行，四、聯合全國各界一致奮起力爭。
被學生燒掉的趙家樓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教育部代表前去北大勸阻未果。下午1點許，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三千余名學生匯集天安門前廣場，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合約簽字”等標語、口號。軍警前來意圖驅趕，見學生勢大，旋即撤退。羅家倫起草的《北京全體學界通告》，印刷了5萬份，廣泛散發：
然后，總指揮傅斯年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隊伍隨即向東交民巷使館區進發。巡捕房不準學生通過，學生派代表前往美、英、法、意使館遞送說帖，至美國說帖中這樣説：“二十一條中日協約，乃日本乘大戰之際，以武力脅迫我政府強制而成者，吾中國國民誓不承認之。青島及山東一切德國利益，乃德國以暴力掠去，而吾人之所日思取還者。吾人以對德宣戰故，斷不承認日本或其他國繼承之。...吾國與貴國抱同一主義而戰，故不得不望貴國之援助。...請求貴公使轉達此意於貴國政府”。因爲是星期天，并未見到各國公使本人。
東交民巷未能通行讓學生很懊惱，臨時決定前往位于長安街東端之北的趙家樓二號曹汝霖住宅，下午4點半左右到達，要求曹汝霖出來解釋與日本締結密約的原因。數十名軍警把守，試圖讓學生後退。學生非常激動，翻墻打開大門湧入。學生未尋見藏匿起來的曹汝霖，發現了章宗祥，毆打了他，並搗毀家具，火燒曹宅，史稱“火燒趙家樓”事件。隨後，軍警前來驅散，逮捕了32名學生。
北京高師學生七日保釋返校”
五四運動時期清華學生在體育館前焚燒日貨
北京政府方面態度嚴厲。5月6日，總統徐世昌下令警察恢復秩序，“倘再有借名糾眾，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弛”。5月7日驅散社會團體的國恥日紀念活動。5月8日，訓誡教育部，要其整飭學校。5月10日，學生提訊。5月14日，下令將用軍力來鎮壓學生運動。5月18日，日本公使向外交部抗議，要求禁止學生的反日活動，日本軍艦集中于天津、上海、南京等港口游弋，施加武力威脅。5月23日取消多種學生及社會刊物，5月25日，教育部下令學生3日內復課。
學生方面寸步不讓，各校校方在短暫調停之後也與政府對立。5月5日，北京各校開會，重申要求。14所院校校長開會，著手爭取被捕學生的釋放，也勸告學生保持冷靜。5月6日，成立北京學生聯合會。9日，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11日，教育總長傅增湘辭職，多所學校校長紛紛辭職。北京教職員聯合會隨之成立。被捕學生向法庭提交言辭激烈之聲明。罷課開始是各校自行其是，到5月18日，學生聯合會決定全體罷課，上書總統，發表公開宣言，提出六點要求：不可簽字山東條約、懲辦曹章陸、挽回蔡傅、撤銷對學生壓力、抗議日本留學生被捕、重啓南北和談。5月21日，總理錢能訓回復，模棱兩可地表示會“鄭重進行”之意，隨後有更多高壓手段。學生進一步加強組織，設立義勇團、講演團、各校自治十人團。學生運動從大規模集會轉向多樣化小型街頭集會，發表演講，鼓勵抵制日貨。
五四運動得到全國各界支持，影響了22個以上省份的200多個大小城市。大中院校的學生迅速響應，游行、示威、罷課、成立學生聯合會，6月16日在上海成立全國性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全國的報紙、社會團體、工商團體紛紛表示支持學生。各方政治力量也都表示支持學生，南方政府、孫中山發表言辭激烈的聲明，一些軍閥、康有爲等也表示支持和同情學生。
揚州群眾火燒日貨支援學生
6月3日，北京大逮捕，引發上海罷市罷工浪潮，進而擴展到全國，運動進入一個更激烈更廣泛的階段，這既是五四運動的一部分，也可以單獨稱作六三運動。
6月1日，總統徐世昌下令北京戒嚴，2號逮捕7名學生，學生非常憤怒，出動更多的人上街，3號逮捕400餘人，4號逮捕700餘人，政府不得不徵用校舍作爲拘留所，學生出動更多的人在街頭演講，做好了被捕的準備。1000余名女學生在總統府游行請願，教師及社會各界紛紛伸出援手，去監獄慰問，送去食物。6月11日陳獨秀在街頭散發他寫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後來9月16日方獲保釋出獄。
5月下旬，上海學生與商人、工人積極聯絡，使得運動的參與面擴大了，成爲運動的新的中心。5月31日，上海爲在5月7日因傷去世的北大學生郭欽光舉辦追悼會，有10萬名學生和市民參加。6月3日，北京大逮捕開始之後，上海學生與工商界領袖開會，並一家一家地走訪商店，懇請支持。6月5日，上海大罷市開始，包括租界的商店也統統關門。上海工人也開始罷工，參加人數估計6萬到10萬以上。6月5日，上海各界成立“全國各界聯合會”，亦稱“工商學報聯合會”。此後罷工罷市浪潮擴散到全國。
在全國各界的壓力下，北京政府終於後退。6月5日，軍警從校園撤退，6月9日，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辭職，總統徐世昌提出辭職但沒有被接受，6月13日，總理錢能訓辭職，6月12號，各地的罷工罷市開始停止。
6月24日，政府通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改變此前要簽約的指示，讓他們自行決定是否簽約。全國各界各方前後給代表團發了7000多封電報，強烈要求不可簽約，巴黎華僑也組織游行示威強烈要求不可簽約。對德《凡爾賽條約》中也包括廢除中德不平等條約的條款，這是中國想要的。代表團跟和會溝通，看是否能簽約但注明保留意見，不承認轉讓山東權益給日本相關條款，和會不允許，一直抗爭到最後無果。最後，6月28日簽約日，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中國沒有簽署對德《凡爾賽條約》，到1919年9月15日方正式宣佈終止與德國的戰爭狀態。後來與德國單獨談判，於1921年5月20日簽署《中德協約》，德國共和政府放棄《中德膠澳租借條約》所獲一切權益，包括膠澳租借地。
1921年11月11日，美英法日中等九個一戰戰勝國在華盛頓舉行華盛頓會議。在美國的調停下，1922年2月4日，中日簽訂《解決山東懸案條約》，將膠澳租借地交還中國，膠濟鐵路交還中國，所駐日軍撤離，等等。2月6日，九國簽訂《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又稱《九國公約》，聲明"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等。
這是中國的一個外交勝利，至此，山東問題算是比較圓滿地解決。
五四運動大大促進了新文化運動的蓬勃發展。
* 出版：在五四以後的半年內，湧現出約400種白話文新刊物，許多舊雜志也改爲白話文，介紹西方思想。新書和翻譯大幅增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書翻了一番，從1919年的602種到1920年的1284種。
* 社團：成立各種團體、組織，五花八門、不勝枚舉。各種演講到處都有。許多知識界的名人訪華，到各地訪問演講，比如杜威1919-1921、羅素1920-1921、泰戈爾1923年訪華，等等。
* 文學：五四運動開創了中國文學新時代。五四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出現了大批白話文文學家，如魯迅、茅盾、葉聖陶、郭沫若、郁達夫、鄭振鐸等。
* 教育：1920年1月12日，教育部決定在小學國文教學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1921年10月，北京政府頒布了《學校系統改革案》（壬戊學制），小學六年，初中四年，高中兩年，大學四至六年，以美國為藍本。出現平民夜校。
* 藝術：出國學畫的人逐漸增加，許多美術院校相繼成立，油畫得到推廣，湧現出許多畫家，以四大校長，即顏文樑、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的影響最大，還有方幹民、吳大羽、衛天霖等人。
* 婦女運動：婦女運動進一步發展，1920年初，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開放女禁，開始招收女生。女性就業機會增加，自由婚姻更加普遍，節育的思想傳入中國等等。
新文化運動在發展的同時也開始分化。五四運動剛結束，7月份，胡適和李大釗就因爲“問題和主義”而辯論起來，陳獨秀和一些《新青年》的同仁因爲是否談政治產生分歧，最後陳獨秀把《新青年》變成了共產黨的機關刊物，胡適等人另辦了《努力周刊》，正式分了家。1922年知識分子們關於非基督教運動又有一次爭論。此後各人愈行愈遠。大致上，一派是堅持非政治化的自由主義者，堅持民主、自由，如胡適、傅斯年，這是少數派；另一派是參與政治的左傾人士，這裏面又大致分兩派，一派後來轉向共產黨，如陳獨秀、李大釗，另一派轉向國民黨，如吳稚暉。
五四運動大大增強了中國社會的反傳統思潮，杜威在1921年這麼評論說：“世界上似乎沒有一個像中國那樣的國家，學生如此一致和熱切地追求現代和新的思想觀念，特別是關於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思想觀念。同時也很少見到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有些辯論本來可以用來維護既成秩序和現狀的，卻一點也不被重視，事實上，完全沒有用來做辯護”。但相對堅持傳統的思想仍然還是存在，比如蔣介石、梁啟超、梁漱溟。
五四以後，學潮成為中國的一大難題和主要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之一，難以枚舉。一項調查表明，1922年中國發生125次教育界大騷亂。學生也成立了很多學生組織，活動更加多樣化、社會化、政治化。自由主義者表達希望學生回校學習，左傾主義者則積極鼓勵學生運動。
五四以後，現代工會開始發展起來，罷工也增加了，到1925年發展為五卅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積極參與工人的運動。
五四以後，大城市中的商人們開始以各種方式組織起來。比如在上海，他們建立起馬路商界聯合會，成為上海最有影響的組織之一。
五四運動影響了中國的政治勢力的平衡。它削弱了段祺瑞的力量，1920年7月北方軍閥爆發直皖戰爭，皖系段祺瑞下臺，直系上臺。
後來的國民黨、共產黨都積極吸納參加過五四的學生，毛澤東這麼評價五四與北伐：“很明顯，沒有五四運動，第一次大革命是沒有可能的。五四運動的的確給第一次大革命準備了輿論，準備了人心，準備了思想，準備了幹部。”
五四之前，傳入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不少，比如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五四以後成為一股熱潮12月，社會主義研究會在北大成立，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都是成員，各地都有類似的組織。1920年3月，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劉仁靜等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五四的時候最流行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無政府主義，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漸漸被排擠、衰落。
五四運動引起了蘇聯的注意，認爲這爲馬列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機會，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遣維經斯基來到中國，先後認識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幫助成立了上海和廣東等地的共產主義小組，1921年6月3日，馬林來到中國，他發起並主持了中國共產黨一大。參加過五四的青年學生成為共產黨成員的重要來源。
在五四之後日益濃重的政治氣氛中，出現了非基督教運動和反帝運動，蘇聯帶領中國共產黨策劃並發動了這兩項運動，許多參加五四運動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積極地參與。
反對基督教的思想在中國一直就存在，義和團運動就是一次大爆發，但此後進入一個比較寬容發展的時期，孫中山、宋教仁都是基督徒，基督教青年會、中國內地會等發展很快，國語的和合本聖經1919年翻譯出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次大會於1922年4月4日在北京舉行。
五四之後共產國際帶領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有組織的非基督教運動，得到青年和知識分子的熱烈回應。時任共產國際在華工作全權代表的俄國人利金，擬定了反對基督教運動之計劃。一些青年學生在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前身）的倡議和領導下，於1922年3月4日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設立章程，規定同盟以反對基督教為宗旨，並於3月9日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報《先驅》第四期發表特刊，發布《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及其通電，號召全國學生，起來反對將於4月4日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
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大多不信基督教，在五四之前許多對宗教持溫和與學術性的批評態度，如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五四以後，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逐漸分成兩派，其中一派受蘇聯影響，積極參與非基督教運動，對基督教發起嚴厲的批判，與幾年前的溫和批評相去甚遠。1922年3月21日李大釗、蔡元培、陳獨秀等77人發表《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4月4日，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12人發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則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此後雙方公開辯論若干回合。
五四的宗旨是反日，不是廣義的反帝。反對帝國主義是列寧主義的重要部分，五四以後在蘇聯的推動下，國內左傾政治思想和民族主義思想不斷發展，推動了反帝運動的發展。前述1922年3月的《非基督教同學同盟宣言》，反對基督教的理由就是因爲它幫助“資本主義”“掠奪我國經濟”，就是反帝的意思。1923年7月13日，中國學生聯合會、全國總工會、全國商業聯合會等組織在北京成立“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此後成爲中國政治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極少數自由主義學者如胡適并不認同將西方國家都歸爲掠奪中國的帝國主義。
** 五四運動是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又是反封建的運動。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
** 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五四運動是當時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 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
**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國的文化革命，是資產階級領導的，他們還有領導作用。在五四以后，這個階級的文化思想卻比較它的政治上的東西還要落后，就絕無領導作用，至多在革命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一個盟員，至于盟長資格，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肩上。
**我們試看當時所謂新文化運動，究竟是指什麼？就當時一般實際情形來觀察，我們實在看不出他具體的內容。是不是提倡白話文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零星介紹一些西洋文藝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推翻禮教否定本國歷史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祇求解放自身不顧國家社會，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打破一切紀律，擴張個人自由就是新文化運動？是不是盲目崇拜外國，毫無抉擇的介紹和接受外來文化，就是新文化運動？如果是這樣，那我們所要的新文化，實在是太幼稚太便易，而且是太危險了！老實說：當時除了白話文對於文學與思想工具略有所貢獻以外，其他簡直無所謂新文化。當時所有的新文化運動在他所標揭的「民主」與「科學」兩大目標來說，其本身簡直是完全失敗！不僅失敗，而且將我們中國固有高尚的民族道德與倫理哲學，完全鄙棄，由是不三不四的思想與各種異端邪說，一齊傳布出來，反而使中國真正的文化，有陷於無形消滅的危險！
**日本帝國主義者初則利用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提出所謂「二十一條」，繼又迎合北洋派的武力政策，成立政治借款，更締結所謂「中日軍事協議」，向中國的領土進兵。日軍復擅自攻取青島，並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路礦權利。這些國恥，違背我國民的希望，侮辱我國民的自信，激起我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五四運動就是這種要求最鮮明的表現。在國民強烈的革命要求之下，軍閥官僚的政治，只有沒落的一途。
**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思想，流行國內。他們對於中國文化，都是只求其變而不知其常的。他們對於西洋文化，都是只仿其形跡，而不求其精義以裨益中國的國計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學子，喪失了自尊與自信。...他們的思想和主張，在客觀上是與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應的；而在主觀上更並無什麼根，不過是人雲亦雲。...其結果他們的效用，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在這種風氣之下，帝國主義者文化侵略纔易於實施。這真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
** 五四運動完成了兩項偉大的政治收穫：第一，便是在全國輿論譴責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親日高級官員撤職；第二，便是由於全國學生的強烈抗議和中國在巴黎留學生的強烈反對，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因此使所謂‘山東問題’能夠在（1921年召開的）‘華盛頓會議’得以重開談判而獲得解決。
** 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來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的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歷史性的政治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這項學生自發的愛國運動的成功，中國的政黨因此頗受啓發。他們覺察到觀念可以變成武器，學生群衆可以形成一種政治力量。...1919年以後，國共兩黨的領袖們，乃至梁啓超所領導的原自進步黨所分裂出來的研究係，都認識到吸收青年學生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當時所有的政黨都想爭取青年知識分子的支持，其結果便弄得‘知識界裏’人人對政治都發生了興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構想的文化運動和文學改良運動的影響也就被大大地削減了。
** 五四運動包含兩個性質不相同的運動：一個是新文化運動，一個是學生愛國反帝運動。關於五四運動應否包括新文化運動，歷來有不同看法，本文同意二者有極密切聯繫而視爲一體。
** 以專注於文化批判始，仍然復歸到政治鬥爭終。啓蒙的主題、科學民主的主題，又一次與救亡、愛國相碰撞、糾纏、同步。中國近現代歷史總是這樣。不同於以前的是，這次即同步又碰撞帶來了較長時期的複雜關係。
** 儘管新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並非政治、而是文化，但從一開頭，其中便明確包含著或暗中潛埋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這種以啓蒙爲目標、以批判舊傳統爲特色的新文化運動，在適當條件下遇上批判舊政權的政治運動時，兩者便極易一拍即合、彼此支援，而造成浩大的聲勢。五四運動正是這樣。啓蒙性的新文化運動開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運動，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
** 啓蒙沒有立刻被救亡所淹沒；相反，在一個短暫時期內，啓蒙借救亡運動而聲勢大張，不脛而走。啓蒙又反過來給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隊伍。
** 五四時期啓蒙與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沒有延續多久，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鬥爭，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壓倒了思想啓蒙的主題。救亡的局勢、國家的利益、人民的飢餓痛苦，壓倒了一切，壓倒了知識者或知識群對自由、平等、民主、民權和各種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壓倒了對個體尊嚴、個體權利的注視和尊重。
** 五四之後，除了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參加救亡-革命這條道路以外，另一條繼續從事教育、科學、文化等工作的啓蒙方面，也應該得到積極的評價。
** 四人幫倒臺以後，“人的發現”、“人的覺醒”、“人的哲學”的吶喊又聲震一時。五四的啓蒙要求、科學與民主、人權和真理，似乎仍然具有那麼大的吸引力量而重新被人發現和呼籲，“拿來主義”甚至“全盤西化”又一次被提出來。這不是悲哀滑稽的歷史惡作劇麼？繞了一個圈，過了七十年，提出了同樣的課題？
** 根據英國科技史學者李約瑟的研究，在文藝復興前，中國的科技從來就是領先全球的。但李約瑟未能解釋何以中國會先盛後衰，我的解讀是兩個原因：自漢以下的「獨尊儒術」，加上隋唐以下的「科舉取士」，兩者一結合，就使得中國幾乎所有讀書人一輩子皓首窮經，再也無暇鑽研天下其他學問了。所幸，這兩套約束先後在20世紀初獲得解除。清末1905年廢科舉，民初1919年五四運動重新認識科學，自此以後，中國原本的科技力獲得釋放。民國時期大師輩出，改革開放以來科技領域頻放異彩，此之故也。這一點，西方人不懂，中國人自己也多未懂，但慢慢會懂。
* 方豪，浙江金華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及其后的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的首任主席。後在安徽、浙江等地長期從事教育工作。
* 羅家倫，浙江紹興人，字志希。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界全體宣言》起草人。倡導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五四後留學海外，後來擔任過國立中央大學校長、清華大學校長（1928年9月18日就職）。逝世於臺北。
* 段錫朋，江西永新人，字書貽。北京大學學生會會長、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會長、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會長。逝世於上海。
* 王自治，甘肅正寧人，字立軒。北京大學學生，繼段錫朋之後任北京學生聯合會會長。后長期在甘肅省任職，並從事教育工作，曾任甘肅學院（今蘭州大學前身）院長。曾參加中國國民黨。1949年后留在中國大陸，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 張國燾，江西萍鄉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後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後來因與王明等人產生矛盾而借機出逃。最後逝世於加拿大。
* 傅斯年，山東聊城人，字孟真。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遊行總指揮。五四後遊學柏林、倫敦等地。歸國後致力於學術研究，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並曾任臺灣大學校長。逝世於臺北。
* 鄧中夏，湖南宜章人。北京大學學生，北京學生聯合會總務干事，參與火燒趙家樓行動。后成爲中國共産黨創始人之一，長期擔任中共高級領導人。被中國國民黨逮捕后殺害于南京。
* 許德珩，江西九江人。北京大學學生。后創立九三學社，任主席。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病逝於北京。
* 匡互生，湖南邵陽人，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生，首位沖進曹汝霖家者，也是火燒趙家樓的點火者。后為教育家。
* 夏秀峰，湖南新寧人，北京高等工業專科學校學生，北京高等工業專科學校學生代表，1919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學西齋飯廳會議上寫血書。后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
* 謝紹敏，貴州赤水人，北京大學學生，1919年5月3日在北京大學法科禮堂召開的大會上寫血書“還我青島”。
* 羅章龍，湖南瀏陽人，北京大學學生。后成爲中國共産黨高級領導人。
* 高君宇，山西靜樂人，北京大學學生。后成爲中國共産黨高級領導人。
* 羅隆基，江西安福人，清華學校學生。后為中國民主同盟主要領導人之一。
* 王造時，江西安福人，清華學校學生。清華學校學生評議會主席（清華學校學生運動的領導機構）。清華學校學生代表團成員，清華學校學生會第一任會長。曾經兩次被捕（一次是在東安市場散發傳單，一次是去向政府請愿）。
* 何浩若，清華學校學生。后加入中國國民黨，曾擔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創辦中央日報。逝于臺灣。
* 聞一多，湖北蘄水（今浠水縣）人。清華學校學生。中華民國學生聯合會清華學校代表。后為詩人，學者，曾任西南聯大教授。被暗殺于昆明。
* 瞿秋白，江蘇常州人，後來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
* 鄭振鐸，原籍福建省長樂縣，生于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鐵路專科學校代表。作家。
* 耿濟之，上海人，與瞿秋白同為俄專代表。翻譯家，俄羅斯文學研究家，外交家。文學研究會重要創始人之一。與鄭振鐸同為《國際歌》的最早譯者。
* 楊興亞，天津學生聯合會總代表
* 張太雷，江蘇常州人，北洋大學學生，天津學生聯合會評議部部長。後來領導了中國共產黨的廣州起義。但在起義中被暗殺。
* 于方舟，直隸寧河人，原名蘭渚，又名芳洲。直隸省立第一中學學生，天津各界聯合會學生代表。后為中共天津市委創始人之一，1928年去世。
* 馬駿，黑龍江省寧安人。又名天安，字遹泉，號淮臺。回族。天津學生聯合會副主席。后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
* 孫越崎，北洋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代表
* 周恩來，南開中學學生，天津覺悟社領導人。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重要領導人，曾長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 張文英，山東省桓臺縣人，本名姬文，字文英，漢族。五四運動時期的山東省學生聯合會主席以及留日學生救國團領袖，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擔任天津永大和久利執行與總務主任二十三年，立項並支持研發出了侯氏鹼法。
* 何葆仁，復旦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主席。
* 周明棟，同濟大學學生，上海學生聯合會調查科主任，同濟學生代表。
* 陳潭秋，湖北黃岡人，原名澄，字云先。中共創始人之一。
* 蔡元培，民主主義革命家和教育家，北京大學時任校長。
* 朱家驊，柏林大學博士，中國教育家，地質學家、學者，北京大學時最年輕的地質學教授、德語系主任。
* 李大釗，畢業於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 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首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 胡適，中國近代學者、詩人、歷史家、文學家、思想家。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 梁啟超，中國近代民主維新人士。
* 林長民，國民外交協會理事。
* 魯迅， 中國近現代思想家、作家。
* 歐美同學會：會長蔡元培、會員朱家驊、胡適等。
* 國民外交協會：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團體聯合組成的國民外交協會在熊希齡宅開成立大會，推舉熊希齡、汪大燮、梁啟超、林長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寵惠、嚴修、張謇、莊蘊寬十人為理事。北京大學英語專業學生張庭濟擔任英文翻譯。21日，該會通電發表七點外交主張：“一、促進國際聯盟之實行；二、撤廢勢力范圍并訂定實行方法；三、廢棄一切不平等條約及以威迫利誘或秘密締結之條約、合同及其他國際文件；四、定期撤去領事裁判權；五、力爭關稅自由；六、取消庚子賠款余額；七、收回租界地域，改為公共通商。”
* 少年中國學會：一些不滿現狀、主張社會改造的青年組成。根據馬志尼在西方創造「少年意大利」創建。1918年6月30日發起，7月1日正式成立。發起人是王光祈、周太玄、李大釗、陳愚生、曾琦、雷寶菁、張夢九。王光祈是學會初期的主要負責人。學會存在達六年之久，先後入學會的有120多人。總會設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設有分會，國內許多省份都有它的會員。在國外，旅居法國的會員最多。刊物：《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和《星期日》。1925年五卅運動興起後，學會分裂，無形解散，停止活動。
* 新潮社：《新潮》（英文名稱是Renaissance，即「文藝復興」之意）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口號，與當時的《新青年》雜誌相呼應。它是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團，主要發起人是傅斯年、羅家倫。該社1918年11月19日開始成立，19年元旦創刊《新潮》月刊，1920年8月15日正式改成學會。成立時會員21人，1919年底發展到37人。「五四」後不久，傅、羅先後出國留學，新潮社即停止活動。
*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北大學生組織的一個社會團，主要發起人是鄧中夏、廖書倉等。1919年3月成立，1925年結束活動，會同曾發展到六七十人。
*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北京大學學生高崇煥、鄧中夏等十九人發起。
* 民治主義同志會：1922年春天，由北京大學九個學生發起的。這九個人是王汝（後改名崑崙）、傅汝霖、鍾汝中（後改名天心）、陳兆彬（後改名君樸）、鄒德高（明初）、陳銘德、譚克敏、袁世斌、姜紹謨等。
* 實踐社：發起人李壽雍、許孝炎、鄧文（火軍）等。除鄧文於1926年同李大釗先生一同遇難外，其成員大部分均傾向於支持國民政府。
* 興中學會：發起人童冠賢、王次甫、王禮錫等。此派以不左不右自命，後來王次甫加入新政學系，童冠賢則在蔣戰敗時，「人棄我取」地當上了政府的立法院長。學會經費由商震供給。
* 國民會議促成會：1925年5月1日在北京成立。
* 國民社：1918年5月，中國留學生因反對《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罷學歸國後，在上海成立了學生救國團。1918年10月20日在北京成立國民社，1919年1月創刊《國民》雜誌。國民社得到蔡元培、李大釗等的支持，團結了許多具有愛國思想的青年知識分子，會員近200名。
* 覺悟社：為打破天津男女學生的組織分開局面，1919年9月16日創建。當時社員有21人，男女各半。其中包括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張若名、諶志篤等。這個組織比較嚴密，對外廢除姓名，發展新社員必須有三名以上社員介紹，由全體社員討論決定，他們用抓鬮辦法決定每人的代號，周恩來就是「伍豪」；鄧穎超就是「逸豪」。1920年1月該社創刊《覺悟》，其中周恩來撰寫《覺悟的宣言》等。後來周恩來、郭隆真等因領導學生運動被捕，覺悟社轉地下。
* 孫文主義大同盟： 1927年1月26日廣州成立，後改名孫文主義學會，因黃埔軍校組織反共的孫文主義學會，又改為中山主義大同盟。 這個同盟是由八個青年發起的，即郭春濤、鄧飛黃、李誠之、於振瀛、李世軍、延國符、廖維藩、王炳鈞，後來加入者有王立哉、范予遂、黃少谷（湖南人）等二百餘人，後大部成員入汪精衛的改組派，並服務馮玉祥。
* 新民學會：共產黨早期組織，1918年4月14日成立時，1920年底70餘人。發起人毛澤東、蔡和森，包括李維漢、向警予、蔡暢、謝覺哉等。起初，「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1920年5月，毛澤東在上海半淞園主持在滬會員會議，討論確定學會的態度是「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7月，旅居法國的會員在蒙塔爾集會，議定學會方針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中國共產黨正式建立後，新民學會便逐漸停止了活動。
* 誠學會： 是四川學生鄒附初、陳銘德、鄭獻徵等所組織，是企圖插手四川政局的地方性組織。大部分是民治主義同志會會員，與四川軍閥劉湘等有聯繫。
*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念五四活動
** 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專題： 人民網、 南方網
** 紀念五四運動九十周年專題： 中國共青團
** 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認為“五四運動期間推動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即使對於現今社會仍極具歷史意義，形成數十年後知識份子的奮鬥目標與社會改革方向。”“年輕學子不應被絕對真理或終極教條所左右，應培養自身獨立判斷思考與解決問題的實力，總統認為這象徵著五四時代最重要的啟蒙精神，相信這也將有助深化臺灣民主經驗的內涵，讓我們的社會尊崇追求真實且不媚俗的精神。”“臺灣以累積半世紀的民主經驗，做出第二次的政黨輪替，可以很自豪的說自己是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也就是在五四所提倡的民主方面，交出第一張成績單。總統認為這不只對臺灣，對整個華人世界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 2005年，兩岸四地大學生匯聚澳門紀念「五四」運動
* 五四青年節：1949年政務院正式宣佈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中華人民共和國）
* 五四精神：繼承五四運動及其思想的內在精神
* 五四事件：五四運動別稱，特指五四當天的遊行示威活動
* 五四派：以五四為指導思想的青年派別
* 五四紀念館：北京、天津、上海均有設立實地紀念館，同時亦有設立網上紀念館
* 五四青年獎：共青團中央和全國青聯於1997年1月23日設立
*五九國恥：五四運動的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北洋政府所妥協的「二十一條」
1980年代的新五四運動（New May Fourth Movement），當時稱為就是新古詩運動（Neo-classical Poetry Movement），由范光陵博士（Dr. Fan Kuanling）等主張新古詩運動，主要提倡新古詩運動、詩意油畫、與四位先生打一桌牌，即德先生、賽先生、誠信先生（又名良心）、禮義先生（又名孝經）。
2014年，由中華民國的新黨所提出的新五四運動，以發揚五四精神、捍衛民主與法治為號召，呼籲國人手持國旗走上凱達格蘭大道，一同譴責近日來太陽花運動以及426凱道反核的行動。根據警政署的統計，截至當日下午2點20分左右，約有1萬餘人參與。張安樂、王炳忠以及正逢母喪的馬以南、馬冰如皆有參與。
2018年，臺大自主行動聯盟發起新五四運動反對政府引發的校長遴選事件。
* 張灝： 〈重訪五四──論五四思想的兩歧性〉（1999）
* 張灝：〈 五四與中共革命：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化〉
*王汎森：〈 五四運動與生活世界的變化〉。
*王汎森：〈 思想史與生活史的聯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
*羅志田：〈 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后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
* 羅志田： 〈歷史創造者對歷史的再創造——修改「五四」歷史記憶的一次嘗試〉（2004）
*孫隆基：〈 公元1919年──有關「五四」的四種不同的故事〉。
* 丘為君：〈 革命與國家的想像─—《甲寅雜誌》、《新青年》與五四啟蒙運動〉。
* 陳方正： 〈論啟蒙與傳統的關係——五四與日本啟蒙運動的反思〉（1999）
* 王晴佳： 〈五四運動在西方中國研究中的式微？〉（2009）
*  汪暉：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
*  羅章龍：五四運動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
*  謝選駿：反傳統主義的七十年
*  周展安：二十世紀中國的文化與政治——以“五四”為場域的反思
*  李大釗——五四運動的總司令
*  五四運動紅色領袖正年輕（附圖）
*  我參與了五四運動－梁實秋
*  人民日報：紀念五四運動八十週年
*  蘇聖雄：試論北京政府對五四運動的態度及舉措
* 周策縱，《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同書較早譯本名為《五四運動史》，岳麓書社，1999年出版。原書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唐啟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 李澤厚，《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1986年，收錄于：李澤厚，《中國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
* 林毓生著，穆善培譯，《中國意識的危機》，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 近藤邦男著，丁曉強等譯：《救亡與傳統：五四思想形成之內在邏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 余英時、張灝、王元化、林毓生、王汎森、歐陽哲生、劉軍寧、秦暉，《五四新論: 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 聯經出版公司，1999年5月4日。
* 林賢治，《五四之魂: 中國知識分子精神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6月初版。
* 葉曙明，《重返五四現場: 1919，一個國家的青春記憶》，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9年4月。
* 劉再復，《共鑒“五四”: 與李澤厚、李歐梵等共論「五四」》， 三聯書店(香港)，2009年6月1日；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
* 曹汝霖，《一生回憶》，香港春秋雜志社，1966年初版；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
* 張鳴，《北洋裂變: 軍閥與五四》，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初版。
是一個存在于1299年至1923年的軍事帝國，國名來自創立者奧-{}-斯曼一世，以伊斯蘭教為國教。
奧斯曼土耳其人源自于西突厥烏古斯人的游牧聯盟。自中亞遷至小亞細亞，日漸興盛。極盛時勢力達亞歐非三大洲，領有南歐、巴爾幹半島、西亞及北非之大部份領土，西達直布羅陀海峽，東抵裏海及波斯灣，北及今之奧地利和斯洛文尼亞，南及今之蘇丹與葉門。自消滅東羅馬帝國後，定都於君士坦丁堡。且以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故鄂圖曼帝國的君主蘇丹以自封的形式，視自己為天下之主，繼承了東羅馬帝國的基督教文化及伊斯蘭文化，因而東西文明在其得以統合。
鄂圖曼帝國位處東西文明交匯處，並掌握東西文明的陸上交通線達六個世紀之久，直至大英帝國在18世紀通過直布羅舵打通地中海航線為止。在其存在期間，不止一次實行伊斯蘭化與現代化改革，使得東西文明的界限日趨模糊。同時鄂圖曼帝國雖然是伊斯蘭教，但對西方文明影響舉足輕重，其建築師希南名留至今。16世紀，蘇萊曼大帝在位之時，日趨鼎盛，其領土在17世紀更達最高峰，控制今日中東歐不少國家。在巴巴羅薩的帶領下，其海軍更掌控地中海。
此時的鄂圖曼帝國是15世紀至19世紀唯一能等同崛起的歐洲基督教國家的伊斯蘭教勢力，但鄂圖曼帝國終不能抵擋近代化歐洲國家憑藉著強大工業力量的沖擊，局勢於19世紀初趨於轉變，開始成為英國、法國等國家的近代化進程的一環，但其卓越的戰略地理位置使英國、法國得以利用鄂圖曼帝國干擾俄羅斯帝國對外向歐洲擴張，並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成功將其阻止。其後第一次世界大戰敗於協約國之手，鄂圖曼帝國因而分裂。之後凱末爾領導土耳其國民運動，成功推翻蘇丹的統治并放棄了大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疆域，建立了主權獨立但面積較小、僅控制色雷斯及小亞細亞的土耳其共和國，鄂圖曼帝國至此滅亡。
鄂圖曼帝國領土動態圖
鄂圖曼土耳其語的官方名稱為「」，拉丁化轉寫為「」，意為“奧斯曼的崇高國度”；現代土耳其語中稱為「」“奧斯曼帝國”或「」“奧斯曼國”。漢語譯名方面，《明史》稱之為“魯迷國”，亦即阿拉伯語化的“羅馬帝國”，這沿襲了唐宋以來稱呼建都君士坦丁堡的政權為“Al-Rum”的傳統；英語名稱為「」或「」，或簡稱「」；阿拉伯語名稱為「 」。
奧斯曼帝國國名得名于開國蘇丹奧-{}-斯曼一世的名字。“奧斯曼”（奧斯曼土耳其語：；現代土耳其語：；國際音標：/osman/），注意奧斯曼土耳其語原使用阿拉伯-波斯文字書寫，/s/音出現在元音後的詞中時以? /θa:/標示。由於土耳其語無「θ」音，而以「t」音代之。當鄂圖曼勢力擴張到東歐時，日耳曼人將「?????」（othman）訛念為ottoman，後轉音為「鄂-{}-圖曼」。這使得清代譯名對應翻譯國名為「鄂-{}-圖曼」，中華民國成立後亦沿用（以拉丁語“ottomano”為翻譯標準）；另有「鄂-{}-斯曼」、「奧-{}-圖曼」、「奧-{}-圖-{}-托曼」等譯名。
目前，中國大陸譯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簡稱「奧斯-{}-曼帝國」或「奧斯-{}-曼」。臺灣、香港一般稱為依照英語名稱音譯為「鄂圖-{}-曼帝國」，部分書籍也音譯為「歐斯曼帝國」。
西突厥與唐朝戰爭戰敗后西遷。阿拉伯帝國統治西亞期間，為對抗十字軍東征攻占耶路撒冷等內憂外患，以塞爾柱突厥人為雇傭兵。到11世紀下半葉，突厥部落以塞爾柱人為首遷居小亞細亞，建立羅姆蘇丹國。13世紀30年代，烏古斯人卡耶部落首領埃爾圖魯爾獲得封地瑟于特，瑟于特遂成為奧斯曼帝國的發祥地。埃爾圖魯爾之子奧-{}-斯曼一世蠶食拜占廷領土，并于1299年自稱埃米爾，宣布獨立，建立以其名命名的奧斯曼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