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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戰爭的一方是由德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和保加利亞組成的同盟國，另一方是由塞爾維亞王國、蒙特內哥羅王國和法國、英國、俄國（三國協約）以及1915年加入的意大利和1917加入的美國組成的松散聯盟。在1914至1918年間歐洲征召超過6000萬士兵，最終協約國取得勝利。但俄國在1917年戰敗，并導致1917年俄國革命和蘇聯的成立。
在凡爾賽條約（1919）中戰勝國把相對苛刻的條款強加于德國，并在民族自決的基礎上承認在中歐已經解體的德意志、奧匈和俄羅斯帝國廢墟之上成立的新的國家（如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奧地利、南斯拉夫王國、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其中大多數國家卷入局部戰爭中，當中規模最大的是波蘇戰爭（1919-1921）。在隨后的幾十年中，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和1929-1933的大蕭條導致極端民族主義政府——有時被寬泛地定義為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1922）、德國（1933）、西班牙（在1939年結束的西班牙內戰之后）以及其他國家如匈牙利的出現。
在“鋼鐵條約”中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結盟，以及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后，德國獨裁者阿道夫·希特勒在貫穿于1930年代后期的軍事競賽后，于1939年9月1日襲擊波蘭，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起初的勝利（主要是1941年之前征服波蘭西部、斯堪的納維亞大部、法國和巴爾干），軸心國在1941年開始過度擴張。希特勒的意識形態對手是俄國的共產黨，但是由于德國未能戰勝英國以及意大利在北非和地中海地區的失敗，軸心國部隊被分割在西歐和斯堪的納維亞的駐地，同時還要進攻非洲。因此，對于蘇聯（和德國一起在1939-1940年瓜分中歐）的襲擊并沒有用上足夠的力量。雖然一開始取得成功，德軍仍然在1941年12月被阻擊在莫斯科地區。
接下來的一年風頭逆轉，德軍遭受一系列慘重的失敗，例如斯大林格勒戰役和庫爾斯克戰役。同時，日本（1940年9月起與意大利和德國結盟）開始襲擊東南亞的英軍，1941年12月7日襲擊夏威夷的美軍；德國當時對美國宣戰，結束過度擴張。戰爭在軸心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和同盟國（大英帝國、蘇聯、美國）之間全面爆發。同盟國部隊在北非取得勝利，1943年進軍意大利，1944進軍被占領的法國。1945年春德國本土被東線蘇軍和西線其他同盟國部隊分別進占；五月上旬希特勒自殺，德國投降，結束歐洲戰事。
這一時期的標志還有工業化與有組織的種族滅絕。德國開始對于超過1100萬人的有組織的大屠殺，包括大部分的歐洲猶太人和吉普賽人，以及幾百萬波蘭人和蘇聯斯拉夫人。蘇聯的強制勞動制度，強制人口驅逐政策，和烏克蘭大饑荒有著近似的死亡數字。在戰中和戰后幾百萬平民受到強制人口遷徙的影響。
二次大戰，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終結西歐的領導地位。歐洲版圖在雅爾塔會議上被重新劃定，作為日后冷戰中兩大勢力集團明爭暗斗的主要地區被一分為二——西方國家和東方集團。美國和西歐（英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西德等）成立北約聯盟，作為防備蘇聯進攻的保障。隨后，蘇聯和東歐（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東德、匈牙利、波蘭與羅馬尼亞）成立華沙條約，防備美國可能的進攻。
同時，西歐開始逐漸進行政治和經濟一體化進程，希望統一歐洲，防止戰爭再次發生。這個進程最終導致如歐洲聯盟和歐洲理事會等組織的誕生。1980年代團結工會運動削弱波蘭的共產黨政府。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開始實施經濟改革和公開化政策，動搖了蘇聯在東歐的影響。蘇聯支持的政府相繼垮臺，1990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統一民主德國。1991年蘇聯自己也解體，分裂為15個國家，俄羅斯繼承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的席位。最嚴重的分裂沖突發生在巴爾干半島的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六個共和國中的四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和馬其頓）宣布獨立，多數情況下伴隨著一場激烈的戰爭，在某些地區一直持續到1995年。在2006年黑山分裂出來成為獨立國家之后，前塞爾維亞自治省科索沃也于2008年宣布獨立。在后冷戰時期，北約和歐盟逐漸接納大部分前華沙條約成員國。
1985年的申根協定在其加入國之間實現廣泛的的不需護照的邊界開放。1992年，歐盟成員國簽署歐盟條約。由此“歐洲計劃”從具有諸多政治因素的經濟共同體轉變為更深層次的聯盟。1993年11月1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生效，歐洲聯盟正式成立。
1999年歐元創立，并在2002年正式投入使用。當時只有三個國家決定不加入歐元區（英國、丹麥和瑞典）。2004年歐盟進行一次大規模東擴，接納10個新成員國（其中的8個是前共產主義國家）。另2個國家在2007年加入，成員國數量到達27個。
一個為建立歐盟憲法的條約于2004年在羅馬簽署，旨在用一份新的單一文件代替之前所有的條約。但是，它在法國和荷蘭的全民公決否決后一直未能被批準生效。在2007年，各方同意用一份修改而不是替代現有的條約的新的改進條約取代這個提議。該條約于2007年12月13日簽署，即歐盟27個成員國的首腦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就《里斯本條約》的文本內容達成共識，并簽署，交給各成員國批準。2009年11月3日，捷克總統克勞斯宣布他已經簽署《里斯本條約》，至此歐盟27個成員國已全部批準該條約。2009年12月1日，《里斯本條約》正式生效。
巴爾干國家是歐洲下一個最可能加入歐盟的地區，其中克羅地亞已于2013年7月1日加入歐盟。
2016年6月24日，在英國舉行脫歐公投，決定脫離歐盟，成為首個宣布脫離歐盟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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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今山西省忻州市忻府區）人，先世為契胡（或稱羯胡）部酋長，可能為鮮卑化的羯人。祖先居於爾朱川（今山西西北部流經神池、五寨、保德縣之朱家川），故以爾朱為姓氏，後為北魏權臣。
爾朱榮有潔白美麗的容貌，愛好射獵，頗曉兵法。娶南安王拓跋楨女北鄉公主。在北魏後期政權中，爾朱榮憑借鎮壓六鎮之亂，迅速壯大了其軍事力量，擢為遊擊將軍、冠軍將軍、平北將軍、北道都督。鮮于脩禮謀反后，爾朱榮帶兵向東討伐，再度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署理車騎將軍，都督-{并}-肆汾雲廣恒六州諸軍事，升任大都督，加金紫光祿大夫。
皇帝元詡因為不滿靈太后專權，寵幸男寵等放肆之舉，密詔爾朱榮入洛。靈太后得知后殺了元詡，將元詡剛剛誕生的女兒立為新帝，之后又為了長期把握朝政，又立了幼主元釗為帝，魏孝明帝死后，建義元年（528年），爾朱榮借機慷慨宣言，要為元詡之死討個公道，殺奔洛陽。爾朱榮并扶植魏孝莊帝元子攸即位，元子攸封爾朱榮太原王，他的女兒大爾朱氏元子攸原本是魏孝明帝的側妃，此時又成為孝莊帝的皇后。元子攸稱帝的消息傳到洛陽，洛陽守軍紛紛倒戈。靈太后只好絕望地出家為尼，爾朱榮派遣騎兵進入洛陽，將胡太后和元釗抓至河陰（今河南孟津縣），面對胡太后的百般辯解，爾朱榮不為所動，將胡太后和元釗沉入黃河。
隨后考慮到自己在朝廷根基尚淺，自己的軍隊尚不到一萬，怕今后不好控制朝廷，聽從親信費穆的建議，想誅殺立威。于是發動了河陰之變，誘騙王公百官二千多人至河陰，爾朱榮陰冷著臉呵斥百官：“天下喪亂，先帝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以鐵騎包圍，盡殺之，就連元子攸身邊的兄弟元邵、元子正也未能幸免。榮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隨后將元子攸軟禁于營中。爾朱榮從而完全掌控朝政，登上權力巔峰的爾朱榮此時也動了稱帝的念頭。而且此時元子攸也不甘心做個傀儡皇帝，表示帝業自有天命，勸說他擇賢另立，或者自立為帝。高歡也勸說爾朱榮稱帝，但被賀拔岳勸阻。爾朱榮迷信，遇事不決，便鑄金人，爾朱榮連鑄了四個自己的金人都不能成功。甚至打算要立元天穆為帝，可卜者說唯有元子攸是天命所在。權衡一番后，最終還是向元子攸請罪，將他請入洛陽。
河陰之變導致爾朱榮和北魏皇室徹底決裂，再無恢復關系的可能。當爾朱榮打算率領部隊進入洛陽的時，斬殺朝臣的殘暴之舉已經引得眾怒，部隊都不敢貿然進城，軍中呼吁遷都的聲音高漲。留在洛陽的各級官員早已成為驚弓之鳥，不敢露面。加上不斷有流言爾朱榮要縱兵劫掠洛陽，人心惶惶，導致此時“京邑士子，十無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爾朱榮后來也后悔自己殺戮宗室太多，恢復被殺者的身后待遇。
等洛陽稍有安定，爾朱榮對洛陽還是不放心，正式提出打算遷都晉陽，元子攸忌憚爾朱榮的權勢不敢阻攔，爾朱榮卻遭到元諶的極力反對，在爾朱世隆的極力勸阻下才化解了這場針鋒相對的局面，爾朱榮放棄遷都的決定。爾朱榮對自己濫殺朝臣的事情惴惴不安，再次向入宮向元子攸請罪，表示自己絕無二心，元子攸也加以寬慰。當晚，爾朱榮在宮里喝得酩酊大醉，元子攸拿起了刀打算殺害爾朱榮，在左右近侍的苦勸下作罷。半夜，爾朱榮酒醒，對自己剛才放松警戒心有余悸，從此爾朱榮再也不敢在宮中過夜。爾朱榮和元子攸肆意宴飲狩獵，談笑高歌，毫不顧忌君臣禮儀。爾朱榮性格多疑，武器經常帶在身邊，稍有不如意就動輒殺伐。
爾朱榮先后平定了葛榮、邢杲、萬俟丑奴等六鎮之亂的隊伍，更擊敗了攻陷洛陽的南梁名將陳慶之，殺掉了南梁擁立的傀儡皇帝元顥，將出逃長子的元子攸重新迎回了洛陽。此時，天下基本平定，爾朱榮基本統一了北魏在北方全境，被元子攸加封為天柱大將軍，采邑達二十萬戶。但身處洛陽的皇帝元子攸更加憂慮，擔心他更加肆無忌憚地干預朝廷，因為此時元子攸的內外大臣基本都是爾朱榮安插的眼線，他的一舉一動都會匯報給遠在晉陽遙控中央的爾朱榮。更加過分的是，元子攸的皇后大爾朱氏，仰仗父親的威嚴，呵斥丈夫：“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復決？”。忍無可忍的元子攸不甘心坐以待斃，開始策劃鏟除爾朱榮的勢力。
宮內的小道消息傳到爾朱世隆的耳里，爾朱世隆為了阻止爾朱榮來洛陽，寫了封匿名信貼在家前的門口上，言：“天子與楊侃，高道穆為計，欲殺天柱。”隨后揭下，令人傳報給爾朱榮，但是爾朱榮對此毫不在意，反而嘲笑爾朱世隆：“爾朱世隆無膽，朝中誰敢生此心！”。永安三年九月，爾朱榮剛到洛陽，元子攸本來想直接動手，但考慮到爾朱榮心腹元天穆在并州，恐為后患，所以只好先隱忍。洛陽城中有人警告爾朱榮，皇帝元子攸正準備殺他，爾朱榮竟將此事當面詢問元子攸，元子攸急中生智，說道：“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爾朱榮對自己入洛的各種傳聞早有耳聞，見元子攸如此直言不諱，反而對他放下心來。從此，只帶十余名赤手空拳的衛士入宮覲見。
永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530年11月1日），孝莊帝伏兵明光殿，聲稱皇后大爾朱氏生下了太子，派元徽向爾朱榮報喜。元子攸聽說爾朱榮進宮臉色緊張，連忙喝酒以遮掩。爾朱榮見到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從東廂門執刀闖入，便撲向元子攸。元子攸用藏在膝下的刀砍到爾朱榮，魯安等揮刀亂砍，殺爾朱榮與元天穆等人，又殺同時進宮的爾朱榮子爾朱菩提等。
爾朱榮死後，爾朱榮的侄子爾朱兆由并州出兵洛陽，殺死孝莊帝，立元恭為節閔帝，追封爾朱榮為晉武王。高歡收納了爾朱榮軍隊二十余萬人，進佔冀州。
*爾朱羽健，北魏散騎常侍、領民酋長
*爾朱代勤，北魏代理寧南將軍、肆州刺史、領民酋長、梁郡莊公
*爾朱新興，北魏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西河簡王
*爾朱菩提 （516-530）
*爾朱文暢 （527-545）
*爾朱氏，嫁北魏侍中、撫軍將軍、陳留王元寬
*《魏書·卷七十四·列傳第六十二》
*《北史·卷四十八·列傳第三十六》
*《資治通鑒·卷第一百五十二》
在勸說印度人民放棄種姓制度的印度聖雄——甘地
印度種姓制度（，，或作印度卡斯特體系）是曾在印度與南亞其他地區普遍存在的一種社會體系。這種種姓制度以婆羅門為中心，劃分出許多以職業為基礎的內婚制群體，即種姓。各種姓依所居地區不同而劃分成許多次種姓，這些次種姓內部再依所居聚落不同分成許多聚落種姓，這些聚落種姓最後再分成行不同行外婚制的氏族，如此層層相扣，整合成一套散布於整個印度次大陸的社會體系。因此，種姓制度涵蓋印度社會絕大多數的群體，並與印度的社會體系、宇宙觀、宗教與人際關係息息相關，可說是傳統印度最重要的社會制度與規範。
一般認為，印度種姓制度是西元前1500年左右，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而創立的社會制度，原始的古印度文明的繼承者反倒變成了低階的種姓、征服者變成了高階種姓的人。原本的種姓制度並非要劃分階級及人的高低貴賤，而是要確保本身雅利安人的執政權和保持各種工作都有一定的人數；但是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很多支持種姓制度的專家學者在宗教、哲學、人類學上亦有提出大量種姓制度適合印度社會的理論，認為在印度種姓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有些理論在印度非常深入人心。
印度經歷過四次改革種姓制度的時期：最早為佛教與耆那教為首，這兩個宗教都宣稱眾生平等，一開始就是為了反對不平等的種姓制度而創立的宗教，特別是佛教在日後還成為了普世宗教；第二個時期是隨著信仰伊斯蘭教的馬木留克、蒙兀爾等外來征服者統治印度，這些伊斯蘭教徒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種姓制度、大量低階種姓的人為了逃避次層次的生活改信伊斯蘭教；進入現代以後的第三個時期，在民主國家的英國統治的英屬印度時期，英國人帶來的西方平權思想很大程度上衝擊了種姓制度；最後第四個時期開始於1947年印度獨立後，種姓制度的法律地位正式被廢除，各種種姓分類與歧視被視為非法，然而在實際印度社會運作與生活上，其仍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法律的約束力對實際生活的影響有限。
果阿邦的，裡頭保存有聖方濟·沙勿略的遺物。隨葡萄牙人進入印度傳教的耶穌會傳教士們是最早留意到種姓制度的西方人之一。
「種姓」（caste，或譯為卡斯特）一詞源自拉丁語的，原為「純潔」之意，在西班牙語與葡萄牙語則作，即「種族」的意思，同樣的用法則見於16世紀的英國，當時的英語將當作相同的意思。15世紀葡萄牙人在印度建立貿易據點後，首先將此字用於該制度之上，「常常用來稱呼印度最低賤的各個階級，以與高階級的主人們有所區別」。隨著西方社會對該制度的興趣，該詞逐漸被普遍採用，意義上也出現改變。
在英國與法國，種姓稱為，其直到18世紀以後才被採用，並且於19世紀初演變成普遍性的辭彙。然而在19世紀前，英國人常將「種姓」與「部落」兩者混為一談，並且將制度與瓦爾那混淆，這項認知隨著英國殖民印度而廣佈流傳。
在印度，與之相應的辭彙是阇提，其帶有「社群」與「次社群」的意思，也略帶有「物種」的意思，即反應該體系中聚落、定居群體與彼此分工（如同自然界各生物之間的關係）的意涵，這與或原來所指的「部落」或「種族」之意不大相同。
上述內容顯示，「種姓」（在此指）的概念主要來自於西方而非印度，因此該詞彙的意含往往反映西方文化對印度的主要看法。今天，「」不只單指印度的種姓制度，而是指「一種在社群內有嚴格的社會區分之體系」。換言之，西方文化偏向強調該制度的「隔離」與「不平等」的面向，並由此延伸出各種負面的看法。人類學家路易·杜蒙認為，這種強調平等主義的觀點主要源於近代個人主義所強調的自由平等精神，和歐洲傳統的王室跟貴族還有教會這三個階層彼此衝突所造成的結果。
「種姓」一詞原為「宗族」之意，後來隨佛教傳入中國，有時被轉用來稱呼瓦爾那。然而到19世紀西學東漸以後，「種姓」又成為「」的中文翻譯。於是，在中文世界出現用詞混淆的情況：「種姓」既可以是指印度教經典所敘述的「」（即瓦爾那，原義是顏色），也被用來指涉實際生活中運作的「」（即種姓制度）。這種混淆加上對印度社會缺乏深刻了解，造成經常出現將「瓦爾那」誤認為實際的種姓制度之情形。為了避免上述的混亂情形，部分學者根據「''caste''」的發音採用「卡斯特」這項新翻譯，試圖取代傳統上使用的「種姓」一詞，然而使用度上仍不及後者普遍。
另一方面，受到西方觀點以及近代印度的國際主義的觀點影響，社會大眾普遍對種姓制度留下僵化、壓迫與落後等高度負面印象，因此「種姓制度」在日常生活中通常帶有負面的意思，有時作為形容某個制度施行不當的貶義詞。
種姓制度並非一套絕對的社會階層，而是藉由許多不同的標準建立起來的一套相對階序，這些標準諸如：是否吃素、是否殺牛以及是否接觸屍體等等……這些標準背後的核心概念是一套「潔淨與不潔」的價值觀，然而該價值觀卻受到實際生活中的權力關係影響。為此，古代印度的婆羅門發展出一套稱為「瓦爾那」的分類架構，作為解釋並簡化整個制度的方式。因此，這兩套思維方式大致構成整個種姓制度的主要概念。
潔淨與不潔是種姓制度的核心觀念，其依循的原則主要有二：一種是時效性，一種是互補性：
在恆河岸邊洗滌的人們：印度教認為水能洗滌不潔與罪惡，恆河河水則有最佳的洗滌效果，因此印度人經常在恆河兩岸洗澡或擦拭身體。
不潔可分為兩種，即暫時性的不潔與永久性的不潔。在此，「不潔」主要指在生活中各種被視為帶有危險性，而需要將受此影響者加以隔離的事物或情況，比如經血、生產與死亡等等。這些情況之下，即使與之有稍微的接觸都算沾染到「不潔」，需要以慎重的方式隔離或是消除其不潔。
所謂的「不潔」是一套繁瑣的分類體系，這其中最核心者包含《摩奴法典》所規範的人身上的十二種不潔物（如糞便、唾液等）、出生與死亡以及許多次轉手過的人與物品。此外，各種器物之間也有一種比較性的不潔關係，如金比銀潔淨，銀比青銅潔淨，青銅比黃銅潔淨，上述這些金屬又比陶器潔淨，這種比較性的關係會影響到器物的使用年限與價格。同樣地，當人與「不潔」的接觸程度與關聯性也會牽涉到其被隔離的時間長短，以及處於暫時性的不潔還是永久性的不潔。以親人死亡為例，當該狀況發生時，其核心家庭的成員被視為最「不潔」，守喪期最久，不住在同一屋簷下的親戚則依與死者生前來往的程度決定其「不潔」程度與守喪期，即與死者生前來往越密切者需守喪越久，反之則越短。同樣的觀念用於即將殉夫的寡婦，如果她們正處於經期時，依規定不可殉夫，必須等經期結束後四天並沐浴才可自焚殉夫（稱為薩蒂）。上述這些有時效性的例子都可顯示暫時性不潔的情形，而暫時性的不潔通常有直接或間接的化解之道，比如用水清洗（沐浴或洗滌特定部位）、剔除毛髮、塗抹牛的五種分泌物等。
然而如果經常性的接觸「不潔」的事物，比如專門替死者或產婦洗滌衣物、埋葬死者，這種情況下便處於永久性的不潔。換言之，以接觸「不潔」事物為業的人或群體無法擺脫「不潔」的狀態，因此他們與他們的親人必須被長期隔離於大多數人之外，以防污染到其他人。如此，他們便成為「不可觸碰」的賤民，其他非賤民的種姓必需避免與之直接接觸，甚至迫使他們遷居聚落之外，否則有被污染的危險。
因此，在時效性上可以看見潔淨與不潔之間的對立關係：如果要維繫自身的潔淨，必須遠離不潔。潔淨與不潔位在價值觀的最高與最低兩端，彼此相互排斥，互不相容。
互補性主要與婆羅門有關，其基礎建立在於滿足婆羅門對潔淨的需求以及由此產生的不潔 (互補性這用詞是個翻譯失誤, 它並無"互補"的意思)。 作為種姓制度的核心，婆羅門必須保持高度的潔淨，才能維持其神聖的地位，因此隨著歷史發展，婆羅門創造出許多規定與禮儀維繫自身的潔淨，然而執行這些儀式與規定時如果沒有他人協助，多少會沾染不潔而處於不可觸碰的狀態，因此衍伸出各種處理不潔事務的種姓，這些不潔的種姓之存在保障了婆羅門的潔淨。換言之，潔淨與污穢是並存的，而婆羅門則是依賴剝削賤民才能存在。舉個例子，死牛，特別是被宰殺的牛被視為不潔，然而儀式上不可避免需要以牛皮製成的鼓和接觸這些不潔物的演奏者，因此許多地方出現以製作皮革或演奏樂器為業的賤民種姓，然而他們的工作卻與神聖的宗教儀式緊密相關，甚至必須在其中扮演主祭者的角色。
正因為潔淨標準依賴不潔行為才能乎合，因此一個種姓要確立其地位時，會同時根據幾項標準作為參照，比如丁種姓的成員可能會有這樣的看法：「因為我們是素食者，所以等級高於辛、壬、癸種姓；但我們容許寡婦再婚，所以等級不如甲、乙、丙種姓。」由於種姓內的成員都不可避免地要同時遵守與違背某些潔淨標準，因此可以藉由各項由潔淨與不潔所衍生的實際標準將所有種姓一分為二，最後這些標準匯合在一起時，便構成一套由高至低的「潔淨-不潔」種姓階序。
雖然潔淨與不潔的觀念在印度社會中具有其重要性，但現實生活中的權力關係卻未反映在這套價值觀之外，因此這套理想的階序原則未必符合實際上的社會階層。即使如此，潔淨與不潔的觀念提供一個清楚的輪廓，詮釋種姓的社會地位以及與其他種姓的關係。
瓦爾那是印度教經典中解釋種姓制度的分類架構，其內涵主要見於《摩奴法典》與《》等早期婆羅門教經典。在該理論中主要指四種不同的階層，經典中根據一些原則區分四種階層，並明確規範彼此的義務與權利，然而實際社會中，種姓並非依據該理論的規範劃分，因此不能將瓦爾那與種姓制度畫上等號。即使如此，瓦爾那理論仍被應用在近代的實際社會之中，成為許多種姓抬昇自身地位的論述手段，因此仍然有其解釋上的效力與合理性。
瓦爾那是梵語詞 “????” 的音譯。這個術語派生自詞根 ，其含義是“包蓋”或“封裝”（可比較於 ）。在《梨俱吠陀》中，這個術語可以意味著：“人的種類、部落、等級、行業”，特別是表達了在雅利安人和達薩人之間的對立。
早期婆羅門所著的經典中刻意忽略賤民不提，主張將所有的種姓劃分成四種瓦爾那。這四種瓦爾那同樣以婆羅門為首，藉由職能與權利的劃分規範，構成一嚴謹的階序：
#婆羅門：最高等的瓦爾那，也是整個階序的核心。婆羅門本為祭司，根據《摩奴法典》規定，可從事教授吠陀經、司祭與接受奉獻這三樣工作，但在8世紀以後祭司逐漸不受重視，潔淨便取代前者，成為婆羅門最主要的特徵。此外，婆羅門享有許多特權，如不可處罰、不用交稅、不可殺害、可領回部份充公遺失物等。
#剎帝利：次等的瓦爾那，《梵書》稱其具有與婆羅門共享「管轄一切生命」的權利。剎帝利是戰士和統治者，掌握實際的政治與軍事權力，但被排除在完整的司祭過程之外，因此不具有宗教上的權力。此外，其負有保護婆羅門之責。
#吠舍：第三等的瓦爾那。吠舍是農人或牧人，任務是生產食物，並提供各種祭品。《瞿曇》規定吠舍可從事農耕、畜牧與放貸的工作。並且吠舍是唯一擁有經商能力的階級。
#首陀羅：最低等的瓦爾那。首陀羅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僕，負責提供各種服務。
文字學家喬治·杜梅吉爾認為，瓦爾那組成的階序實際上並非由上而下排列，而是由一系列的二分原則所構成：先是首陀羅被排除在外，其他三個瓦爾那構成一組，即再生族dvija（twice-born，能舉行成年禮的瓦爾那）；再生組排除吠舍，由婆羅門與剎帝利構成擁有「統治一切生物之權力」的一組；最後婆羅門排除剎帝利，獨自擁有三種特權，即傳授吠陀經、司祭與接受奉獻。杜蒙根據上述原則進一步補充，認為瓦爾那階序刻意排除賤民就如同上述的二分原則。換言之，整個瓦爾那階序的分類關係大致如下：
大←包含範圍→小
高↑地位與特權↓低
&nbsp;婆羅門
&nbsp;統治一切生物的權力&nbsp;
&nbsp;再生組&nbsp;
&nbsp;剎帝利
&nbsp;瓦爾那階序&nbsp;
&nbsp;吠舍
實際上的種姓制度&nbsp;
&nbsp;首陀羅
&nbsp;賤民
根據上述的解釋，瓦爾那實際上是一套分類體系，而非具有實質內涵的規範架構。透過瓦爾那可以得知早期婆羅門心目中的理想種姓制度為何，卻無法真正了解種姓制度實際運作的情形。
在記載中賤民分為卑種、卑姓、卑業、卑伎
《雜阿含經·一一四六經》：「云何為一種人、從冥入冥？謂：有人生卑姓家，若生旃陀羅家，魚獵家，竹作家，車師家，及餘種種下賤工巧業家，貧窮短命，形體憔悴，而復修行卑賤之家，亦復為人下賤作使，是名為冥。處斯冥中，復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當生惡趣，墮泥梨中。……是故名為從冥入冥。云何名為從冥入明？謂：……然其彼人於此冥中，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以是因緣，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受天化生。……是名有人從冥入明。」
《雜阿含經·一一四七經》：「爾時，世尊而說偈言：……惡劫老病死，常磨迮眾生，四種大族姓，栴陀羅獵師，在家及出家，持戒犯戒者，一切皆磨迮，無能救護者。」。
在四個瓦爾那外，印度的賤民，多由罪犯、戰俘或是跨種姓婚姻者及其後裔組成。因為他們的身分世代相傳，不能受教育、不可穿鞋、也幾乎沒有社會地位，只被允許從事非常基層的工作，例如清潔穢物或喪葬。
由於「賤民」被視為不可接觸的人，因此四個瓦爾那的人嚴禁觸碰到其他賤民的身體，賤民走過的足跡都要清理撫平，甚至連影子都不可以交疊，以免玷汙他人。
由於賤民毫無社會地位，因此至今印度仍然經常發生賤民因不慎接觸到四個瓦爾那的人而被毆打甚至殺害的事件，而這些動手之人有一部份甚至躲過任何法律責任。
19世紀英國人所繪的拉吉普人：拉吉普是孟加拉地區的實際統治者，但他們並非剎帝利，而且大都信仰伊斯蘭教。
雖然瓦爾那提供一套穩固的解釋框架，然而實際上的種姓制度常常與其架構差距甚遠。以1901年人口普查的結果為例，馬德拉斯省沒有任何種姓中屬於剎帝利，屬吠舍者亦十分罕見。大多數的種姓集中在首陀羅的類別下，共佔當地總人口的一半以上，換言之，當地社會主要由婆羅門、首陀羅與賤民所組成；在孟加拉省，戰士與統治者為拉其普特擔任，然而該種姓並非真正的剎帝利〈Risley 1901〉。事實上，在印度的歷史中，各地的統治者未必皆由剎帝利擔任，而且真正的剎帝利常被認為已經不存在於世上，雖然該瓦爾那在階級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另一方面，瓦爾那階級雖然規範各種事物，可是實際生活中卻未必依據這些規範實行，比如婆羅門理應享有許多特權，並且與剎帝利共同統治一切，但是在歷史上，政治權力大都落入婆羅門以外的種姓手中，婆羅門只以其象徵性的潔淨受到大眾景仰。同時，除了婆羅門與賤民這兩個極端外，其他瓦爾那之間的種姓在現實社會中亦無明確的階級關係，大多數的情形是種姓們彼此處於一種模糊的權力分工與關係上，而且經常與瓦爾那階級矛盾。如此，瓦爾那階級究竟反應多少真實性，其與現實中的種姓制度關係為何，便成為許多相關研究者探討之焦點。
有些早期學者，如人類學家，認為瓦爾那理論只能解釋古代印度的種姓制度，不適用於近代以來的情形。印度學家與社會學家則根據古印度的神話，主張古代的婆羅門與剎帝利之間是種相互競爭最高權力地位的緊張關係，因此瓦爾那階級反映了婆羅門想奪取政治權力的企圖。
然而晚近學者以杜蒙為代表，提出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婆羅門與剎帝利原本就是種分工的關係，而且婆羅門與剎帝利皆帶有神聖的性質令兩者均無可替代，但它們的分工關係卻是自我矛盾的：雖然在宗教地位上，婆羅門自認要高於剎帝利，可是實際的政治權力卻由剎帝利掌握，這種情況下造成違反部分「潔淨」規範（比如吃肉或行多妻婚）的剎帝利在種姓地位上不如婆羅門中的素食商人或祭司，這結果卻非掌握權力的王族所能接受，因此瓦爾那階級聲稱兩個瓦爾那共享「統治一切生物的權力」，但婆羅門卻將此權「授予」剎帝利，不問實際政事，剎帝利則「不需」插手婆羅門的宗教職權，且要負起「保護」與「供養」婆羅門之責，使其能安心地執行司祭職務。如此論述之下，瓦爾那巧妙地化解理論與實際生活之間的矛盾，建立起「政教分離」但彼此依賴的關係。
而且，這種功能性的分割使得即使原本的剎帝利消失了，日後掌權的新統治者卻能根據此論述，模仿原屬於剎帝利的角色，與婆羅門進行互動。換言之，瓦爾那是一個權力關係的架構，使婆羅門與統治者在不違背潔淨與不潔的原則之下，在此之下能彼此合作，同時維繫婆羅門的優越地位。此外，在英屬印度時期，由於種姓制度被列入戶口登記的項目，因此部分種姓會藉由普查的時候，可藉由宣稱其瓦爾那拉抬自身種姓的地位。因此，瓦爾那階級事實上提供了藍圖，供各種姓想像「理想的社會」應如何運作。
如果說種姓制度的核心觀念是潔淨與不潔，種姓的實際運作則呈現「集體性」與「階序」的特徵。這些特徵意味種姓並非一成不變的體系，而是深具包容性與彈性的社會制度。
印度教徒只可吃婆羅門和與他同一種姓的人的食物。由牛油煮的食物任何種姓也可食。在進食前會專門洗澡，素食戒酒者也比食肉的地位高。
由於種姓制度與地域緊密結合，並有明顯的區域範圍，因此其政治權力可依區域大小分為三個等級：地方的小王國或地區行政中心、聚落以及各別聚落內的種姓。這三個層級的權力運作雖有高低之分，而且差異甚大，但其共同特色是權力施行者都在模仿瓦爾納階序中的剎帝利，而且都會宣稱其權力的合法性與有效性，即使實際上未必如此。尼泊爾的種姓制度與印度不同:婆羅門與剎帝利遠多於首陀羅，是印度的婆羅門有意為之的結果。
印度行政體系表：村落潘恰雅特也是今日印度地方行政體系中的一個環節（見左下角），2002年時全印度約有26500個村落潘恰雅特。
在近代印度，經常想像鄉村地區有一「村落共同體」的民主自治傳統存在，並認為這是透過「村落潘恰雅特」（Gram panchayat）的方式表現來宰制種姓
英屬印度的殖民官員愛德華·亞瑟·亨利·布蘭特（Sir Edward Arthur Henry Blunt）根據1911年他本人在主持的種姓調查，指出各種姓內的自治狀況可分為三種類型：
* 沒有潘恰雅特的種姓：屬於再生族的高階種姓通常直接根據普遍的公眾意見（可能是流言或許多人的抱怨）作決定。
* 有非永久潘恰雅特的種姓：這些種姓容許當事人（通常是觸犯禁忌者）受到他人嚴重敵視與排擠時有權請求召開臨時性的潘恰雅特，然而實際上這種請求甚少提出，實際上召開潘恰雅特的情形自然非常罕見。
* 有永久潘恰雅特的種姓：不同於其他兩者，有永久性潘恰雅特的種姓具備常態的潘恰雅特組織，使其具有定期召開該會議之能力。一般而言，這類型的種姓大都屬於從事專門職業的種姓或低階種姓。
在此，種姓潘恰雅特屬於潘恰雅特的一種，指每個聚落（或鄰近地區）的單一種姓自行召開的種姓自治大會，目的是處理種姓內部的糾紛（通常是道德與司法問題）與對外的聯合行動。一般而言，只有在「有永久潘恰雅特的種姓」才會有常態的潘恰雅特籌備組織，以及負責籌備召開會議、紀錄與通知當事人等事務的執事。
潘恰雅特原為「五」之意，意即由少數專家與地方領袖召開的小型會議。該詞彙可泛各種地方社會的自治組織，這類定期的群眾大會是其組織內部的小型委員會主導一切，這其中主要包含指導大會的流程與出面解決爭端。即使如此，種姓潘恰雅特卻非少數人壟斷的體系，而是一種由多元權威構成的組織，其存在目的是維護種姓內的習慣與和諧，促使內部成員盡守職責，以及對外保護全體利益，因此實際上猶如種姓內的自治機構。
一般而言，種姓潘恰雅特會出面調查各種有爭議的案件，這類案件大都涉及宗教與道德層面，比如共餐、婚姻問題（離婚、通姦或偷情等）、交易與殺牛等。換言之，種姓潘恰雅特大都裁決與官方法庭無關的紛爭。其審判或協調方式因種姓而異，有些審判前要求當事人發誓與接受試煉，有些採大會全體或內部委員會投票等方式。至於懲罰方面，種姓潘恰雅特以停止當事人享有的特定權利作為手段，這其中包含停止與他人共餐、停止享用某種服務等。最嚴厲的懲罰是禁止當事人與其他種姓成員來往，這又分暫時的禁止與永久的禁止。通常這類懲罰施行於與「不潔」的人或事物接觸者，而這種規範往往涉及一個地方種姓在社會上的地位。即使種姓潘恰雅特會懲罰部分成員，但大多數的狀況下，它謀求調解內部的爭議，而非懲罰其成員。
對外事務上，種姓潘恰雅特主導對特定種姓的杯葛或抵制，以維繫自身的行業利益。有時這類事務還會牽涉與其他種姓的交涉，比如某位銀行家與糕餅師傅有爭執，導致糕餅業種姓找製瓦業種姓建立協議，要後者在該銀行家修房時拒絕提供其所需的瓦片。
為了建立自身權威，種姓潘恰雅特在召開大會時，常引用「潘恰雅特的聲音即梵天的聲音」或「種姓的國王亦為種姓」等諸如此類的語句，以強調組織本身在種姓內的最高權威（好比種姓內的剎帝利）。然而實際上，種姓潘恰雅特往往缺乏執行效率與高階種姓的支持，這兩點正反應其缺乏正式權威的侷限。
種姓制度是一種以宗教為中介的分工制度，這種制度是世襲的，僱主與僱員的關係是世襲的。這種制度有趣的地方是：同一種工作，如果只是自己偶爾在家中做做的話，則不像專業那麼有污染性；同一種工作，在不同地區，態度也不一樣。例如理髮師，在印度南部，因為要負責喪禮事情，所以極度不潔；但在印度北部，因為不用負責喪禮事情，地位較高。
除了婆羅門種姓不可離婚與寡婦不可再婚（婆羅門只可分居，如無子則可再婚），一般種姓的婦女也通融可再婚，但以第一次婚姻（首次婚）最認真，之後也可再婚但不太光釆，歷史上如果丈夫過世其寡婦會執行殉夫儀式薩蒂投火自盡。嫁娶必須門當戶對，相同種姓。低種姓嫁給高種姓，不但無法晉級高種姓，反而夫婦一同貶為賤民，後代亦不得翻身。印度教種姓不平等，兩性也不平等，尤其歧視女性，婚姻嫁娶，女方必須付出高昂的嫁妝，否則男方有權苦待妻子。這也導致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地出現為了嫁妝謀殺妻子的現象——索奩焚妻。
十九世紀後部份西方學者提出，在歷史上古老的印度人種衰亡之後，新起的高加索人種雅利安人的一部分入侵者們經由印度西北方的山口，陸續涌入印度河中游的旁遮普一帶，征服了南部印度的住民達羅毗荼人；經過幾個世紀的武力擴張，雅利安人逐步征服了整個北印度。
在尼泊爾，婆羅門做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授予當地人較高種姓，大部分土邦國王（maharaja）也成了剎帝利。當地主體民族卡斯人沒固定信仰，所以婆羅門經常授予整個村落的人以高種姓。在尼泊爾種姓分類較少而且高種姓人口較多。
南印度的種姓制度比北印度的更嚴格，因南印度沒受異族入侵，種姓傳統保留得更多。
印度獨立後，憲法第15條規定：“任何人不得因種姓、宗教、出生地而受歧視”；第17條明文規定廢除“不可接觸制”。為了保證低種姓人和賤民的教育和求職權力，印度還實施了著名的“保留政策”，不僅在議會兩院為他們保留了一定比例的席位，而且在所有政府機構和國營企業中為他們保留高達27%的名額。另外，還給低種姓出生的學生一定比例的升學名額。在今天，印度人的身份記錄裡不再有任何關于種姓的記載。
盡管自印度獨立以后，廢除了種姓制度，印度憲法明文規定不準階級歧視，但是種姓制度對今天的印度社會特別是印度農村仍然保留著巨大的影響。種姓層級最高的婆羅門不及人口的4％，卻佔有七成的司法權及接近半數的國會席次。就算在天災時，賤民亦飽受歧視，得不到最基本的援助。如在2008年8月，印度比哈爾邦的阿拉里亞發生水災，然而由於阿拉里亞為賤民的集中地，災民得不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協助，令大量災民死於水災當中。
另外，一份旨在展現印度長期受歧視種姓的社會經濟發展的研究數據表明：
* 在2001年，印度全國平均識字率為63%，而最低種姓的識字率卻只有55%。
* 最低種姓兒童疫苗注射水平于2001年為40%，比全國平均水平低4個百分點。
* 在1995年到2005年的十年間，最低種姓的貧困率從49%降至了39%，雖然降幅大于全國平均的8%，但其還是要高出2005年的全國平均值27%。
無論在印度境內或境外，皆有許多對種姓制度的批評。這些批評有些出自印度教教徒。很多印度知識分子意識到種姓制度中的不平等與近代西方興起的民主制度與人權思想大相逕庭，並被評為反現代化的落後制度和印度社會的毒瘤。
早在公元前6世紀時期，受后人敬重的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就在佛教教義中公開反對任何形式的種姓結構；同一時期，耆那教的創始人大雄同樣反對任何形式的種姓結構。在公元8世紀時期開始的印度教中，許多時期的聖人如拿那克、卡比爾、、、、與拒絕接受所有以種姓為基礎的歧視並接受所有來自種姓的教派。許多印度教改革者如辨喜與實諦·賽·巴巴相信印度教無種姓制度容身之地。在公元15世紀，為聖人之一的也接受所有種姓成為他的信徒，這其中包括賤民。上述的聖人大都贊同中世紀時反對種姓精神的虔誠派運動。難陀那，一位低種姓的的印度教祭司，也拒絕接受種姓精神並接受賤民。一些其他的印度教運動同樣歡迎低種姓成為他們的信徒，這些最早是成為。
* Caste Class & Race a Study in Social Dyn
* 吳俊才 編著，《印度史》 三民書局，臺灣。
婆羅門（；）是印度教（婆羅門教）種姓制度的祭司貴族，屬于瓦爾那之一，它主要掌握神權、占卜禍福、壟斷文化教育、報道農時季節、主持王室儀典，在社會中地位是最高的。
古印度社會洋溢著濃郁的宗教氣氛，祭司被人們仰視如神，稱為“婆羅門”。祈禱的咒語具有咒力，咒力增大可以使善人得福，惡人受罰，因此執行祈禱的祭官被稱為“婆羅門”。印歐人相信，藉著苦修、祭祀奉獻，這一生就可以得到神的保佑和賜福：婆羅門由于掌握神和人的溝通渠道，所以占據了社會上最崇高的地位。
婆羅門由于職責和地位的特殊可享有許多特權。他們可以免交各種稅，因為人們認為，婆羅門已經以自己的虔誠行為償清了這種債務，他們不得被處以死刑或任何類型的肉刑，因為婆羅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向婆羅門贈送禮物的人則得到祝福，他們將在今生或者來世，獲得一定的善報。最受歡迎的禮物是土地，它可以“解除贈送者的一切罪孽”。因此婆羅門占有大量地產，常常是整座村莊。
婆羅門多數為素食者，但阿薩姆婆羅門有許多非素食的食物，其中大多是魚、雞、鴿、羊肉和鴨蛋（多數是祭神後的牲禮）。孟加拉的婆羅門吃魚。
除了祭司外，他們也擔任宮廷文士、科學家（星象家、數學家）、教師和公務員。在1950年代以前，婆羅門在政府某些職位領域佔75％。佩戴的繩子質地又區分如婆羅門：棉繩。
因為他們提供的食物各種姓也可食用，因此一些婆羅門以廚師為業。
佛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就生在印度的剎帝利家族。屬犍陀羅藝術，受希臘人雕刻影響巨大。
剎帝利（梵語： '，巴利語：khattiyā），瓦爾那之一，是古印度種姓制度中的軍事貴族，包括國王以下的各級官吏，掌握國家除神權之外一切權力。剎帝利也有高下之分。可分成切特利與剎庫里，前者人數多，地位低；後者人數少，地位高。
現在已無真正的剎帝利，現在的剎帝利多數是拉其普特人。
剎帝利階級據說源自雅利安人。19世紀開始，西方學者發現，現存婆羅門與剎帝利氏族的系譜有長久的偽造傳統。低階層婆羅門會為各地部落領導人偽造出身，讓他們可以成為剎帝利氏族。因此剎帝利階級的起源並不像傳統相信的，起源於單一雅利安人祖先，而是由印度各地原住部落民所形成。
果阿的商人（1800年）
吠舍（梵文： '）瓦爾那的一種，是古印度種姓制度中的普通勞動者，也就是雅利安人的中下階層，包括農民、畜牧者和商人，他們必須向國家繳納賦稅。
首陀羅（，），又譯戍陀羅，是印度教種姓制度的第四階級，最早可以被追溯到《梨俱吠陀》的原人歌，在《摩奴法論》中也有他們的特殊規定。這個種姓由農民、高級傭人和工匠組成，是人口最多的種姓（佔人口50%）。
在《摩奴法論》及之後的文獻，建立了四個種姓的社會階級理論，在這個理論中，首陀羅是最低層級的種姓。根據《摩奴法典》，首陀羅女子與婆羅門男子生下的女性后代，再與婆羅門男子生下后代，如是七代，可以將首陀羅種姓提升至婆羅門。西方學術界認為，首陀羅是由被雅利安人打敗的達羅毗荼人構成。
後來因為反婆羅門教的印度東部的不同教派興起，首陀羅地位得以提升，原來從事的卑賤污穢的工作，由各種賤民填補，賤民被稱為不可接觸者（untouchables）。賤民以旃荼羅（ca??āla）和班吉（除糞者）為代表，旃荼羅（或旃陀羅）多從事屠夫和劊子手等職業。
國共內戰，是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境內爆發的內戰，也是20世紀中國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內戰。內戰的一方為1947年行憲之前由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與行憲后為民選的中華民國政府，另一方為中國共產黨所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及數個割據政權。戰爭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27年至1937年間之第一次國共內戰，第二階段則是1945年至1950年大致結束之第二次國共內戰。其為中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折點，中國共產黨通過這兩次內戰，最終取得中國大陸的統治權，並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取代原有的中華民國國家體制，而中國國民黨則與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相隔臺灣海峽兩岸政治分立與軍事對峙的局面，而雙方自1979年1月1日起完全停火，並於1987年開始兩岸交流。
1925年，主張聯俄容共的國民黨領袖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右派與中共以及支持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之間的矛盾迅速擴大，導致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出現裂痕。在國民黨建立國民政府發動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兩黨矛盾激化。1927年4月12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在上海宣布清黨；同年7月，汪精衛領導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國共兩黨正式決裂。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開始武裝奪權，並先後建立中國工農紅軍及數處革命根據地，與定都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分庭抗禮。1928年12月，國民政府完成北伐、形式上統一中國後，自1930年起先後5次圍攻共產黨在南方之根據地。1934年，在第五次圍剿戰爭中，國軍攻佔當時中共中央所在的中央蘇區，中國工農紅軍主力被迫展開逃亡，於1935年抵達陜北。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後，國共雙方同意停止內戰，達成合作抗日協議，中國工農紅軍編入國民革命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陝甘寧邊區則在名義上由國民政府直轄。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將大量地方軍閥武裝推上抗戰前線，而胡宗南等中央軍精銳則包圍陜甘寧邊區；中國共產黨則以游擊戰為主，建立大量敵后根據地。國共雙方皆指責對方抗戰不力，並多次軍事沖突。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之間的矛盾因裁軍、行憲與聯合政府等議題再度凸顯，導致雙方爆發連番軍事衝突。共產黨將其掌握的武裝力量命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三大會戰後，共產黨在東北與華北取得軍事上絕對優勢。另一方面，國民黨在1947年結束訓政、將以黨治國的國民政府改組為行憲之中華民國政府、將國民革命軍改組為中華民國國軍，頒布動員戡亂令，並以推行金圓券等金融改革措施提振當時尚處戰後疲弱的中國經濟，嘗試以改革換取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的支持，但改革失敗反使國民黨民心盡失。1949年4月，國共雙方在北平進行停火談判但告失敗，中國人民解放軍隨即發起渡江戰役，佔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並漸次奪取絕大部分的中國疆域。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更名後的北京成立，而隨著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輾轉於1949年12月撤退至臺灣臺北。自1955年大陳島撤退後，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範圍限縮在臺澎金馬與部分南海諸島，維持至今。雙方最後的地面戰役為1961年中緬邊境的江拉之戰，而游擊戰則一直持續到1975年。1979年雙方海上衝突停止後大致維持相隔的臺灣海峽分治的統治格局，並於1987年開放非官方的交流。
國共內戰的根本原因是國共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在民主建設尚未成功的中國，任何一個政黨都無法通過吸引選票來使得自己之主張上升為國家政策。
國民黨之政治主張經興中會到1920年代發展，在北伐戰爭時期形成，以孫中山所提出的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主的指導思想，力圖于民族、民權、民生等領域上，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達到中國之統一民主富強。其終極目標為建立一個以西方民主社會為範例的、軍隊國家化、政治實現民主的共和國。
中共之政治主張從1921年建黨以來，經歷巨大變化。平均地權是兩黨根本分歧。最初主導思想是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歷數次失敗后，參考列寧斯大林的蘇聯模式，逐步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即毛澤東思想。但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綱領何時最終定型，內容如何形成，現在并無證據支持。即使是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政以后，其政治綱領也經歷數次較大變化。其政治綱領變化不屬本文探討內容，但是可以確定，中共把國民黨視為“不具備廣泛群眾基礎的階級政黨”，而自視為“代表廣泛群眾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同時，中國共產黨也認為國民黨是資產階級政黨，是中共代表的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對象。中共的最終目標，應該是通過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與當時國民黨政治主張大相逕庭，不可避免的使兩黨逐漸產生對立。
另一方面，國共雙方都有發展自身武裝力量的傳統。辛亥革命后，中央政府被北洋軍閥把持。由于北洋政府軍力強大，孫中山意識到，國民黨沒有自己的軍隊，就沒有可能成功革命。所以國民黨自改組起，便從蘇聯引進黨指揮槍模式，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國民黨的武裝力量通過北伐戰爭徹底推翻北洋政府統治，于1928年在形式上統一中國。北伐戰爭過程中，國共關係逐漸惡化。1927年8月1日從南昌起義開始，共產黨也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中國工農紅軍，試圖奪取政權。至此，兩黨都各自掌握自己的軍隊，內戰於焉展開。
1920年8月，孫中山在廣州宣布重組護法軍政府，繼續護法運動。但其與曾為立憲派的陳炯明在政見上發生沖突，終于引發六一六事變。孫中山回到上海后勢單力薄，需要重新借助外界力量的支持。這時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與北洋政府談判未果，與吳佩孚聯系又遭到拒絕，到達上海與孫文會晤后一拍即合。雙方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開始了國民黨與蘇聯的合作。而當時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國共產黨，在未有自身的軍事力量的前提下對蘇聯方面言聽計從，在城市革命上更需要友黨的支持，也就跟隨蘇聯開展國共合作。陳炯明被多路軍閥擊敗后，孫中山被迎回廣州，建立起大元帥府，在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協助下重組國民黨架構，組建黃埔軍校，蘇聯在軍事上也多有支持。第一次國共合作此時也達到了高潮。中共黨員甚至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此源于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提議），黃埔軍校的不少學生也加入中共。
但孫中山去世之后，蘇聯利用中共將國民黨分裂為左右兩派，國民黨中的實力派勢力擔心靠蘇聯和共產國家支持并領導的中共靠掌控黨政要職逐漸坐大。中國共產黨與蘇聯顧問鮑羅廷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武力在後」為理由，在國民革命軍中發表北伐必敗論，並於廣州市區散發傳單，反對北伐統一。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會議討論北伐問題，並通過反對北伐統一的決議。
1927年3月10日，由蘇聯全權領導掌握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中正方案。同時為防止蔣中正獨攬專權，會議缺席選舉汪兆銘出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中央黨部組織部長，並決議不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改為7人集體領導，免去原來由蔣擔任的上述職務，將蔣降為普通委員。
國民黨右派與中共以及支持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產生矛盾，國共合作開始產生裂痕，國民黨加速分化為不同派系。西山會議乃是國民黨右派開始排斥共產主義的標志。及至1926年5月11日中山艦事件，以及蔣中正在國民黨的地位上升，中共與國民黨其他派系的矛盾日益加劇。最終中共與國民黨各派決裂，并被請出國民黨。蘇聯及中共改組國民黨成布爾什維克黨的計劃破滅。由于沒有本黨的軍隊就難以存續，中共幾年后便開始建立自己的武裝力量。
中山艦事件後，由於和蔣中正產生政見上的分歧，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12月，國民黨左右派正式分裂，鮑羅廷隨國民政府遷往武漢。1927年2月，汪精衛回國途經蘇聯，會見斯大林。回國後，汪精衛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中正排共，堅持容共，4月5日和中共領袖陳獨秀發表《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4月12日，蔣中正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中正武力清黨，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蔣中正遂成立南京國民政府，是為寧漢分裂。蔣中正下令「清黨」，清除國民黨內中共黨員，並在各地大規模捕殺中共分子。
5月中，經李宗仁及朱培德斡旋，武漢及南京避免開戰，決定分頭繼續北伐。月底，共產國際決議改變中共方略，準備武裝工農成立新軍，進行土地改革；但仍留在國民黨內，使國民黨及武漢國民政府成為工農革命獨裁機構。與此同時，中共在湖南開展流血的土地改革，鬥爭地主，使國民黨不少軍官不滿，終與何鍵發生衝突；何鍵、朱培德等亦開始清共，是為「馬日事變」。事變中，中共及傾共民眾死亡達數百到一千余人。7月13日，中共發表宣言，聲明因武漢廣東之復雜關系，中共黨員應退出國民黨。7月15日，汪精衛識破蘇聯與中共的奪權計劃，決定與南京方面主動進行和平分共，同時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之中共黨員立即聲明脫離中共，否則停止其一切職務。
1931年十月革命節，江西瑞金葉坪村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開國典禮
1927年8月1日，中共的周恩來、劉伯承、葉挺、賀龍（其時非中共黨員，為國民黨左派成員之一）等發動南昌起義（國民黨視之為暴動），建立紅軍，即中國工農革命軍。是中共首次建立正式武裝部隊。8月4日，紅軍放棄南昌，南下廣東，國共首次武力衝突爆發。8月7日，中共召開八七會議，確定武力奪取政權，第一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早在之前，即7月15日，汪精衛武漢政府大肆逮捕處死中共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14日，蔣中正下野，武漢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合并，史稱寧漢復合（共產黨稱之為寧漢合流）。
9月，桂系軍閥和西山會議派掌握南京國民政府大權，汪精衛下野。同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發動秋收起義。10月，汪精衛到廣東否定南京政府，鮑羅廷經蒙古回蘇聯。11月，蔣中正回到上海，邀汪北上。12月11日，中共在葉挺、葉劍英領導下發動廣州起義。12月12日，成立廣州蘇維埃政府，但廣東國軍將領張發奎調動軍隊反攻，12月13日，紅軍失敗，被迫撤離廣州。12月16日汪精衛辭職赴法國。
自1927年建軍後到1937年抗戰爆發，中共展開土地改革，並多次與國軍戰斗。這段時期，中國國民黨稱為“剿匪”、“剿共”，中國共產黨則稱為“土地革命戰爭”、“十年內戰”或“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1930年起，國民黨先后對中共位于江西、湖南之控制區實行五次圍剿，前四次未能成功。紅軍通過運動戰，成功守衛南方根據地。但在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在德國顧問建議下步步為營，采取持久作戰和堡壘主義進攻紅軍；加上中共方面因為采用了共產國際派駐顧問李德的錯誤策略，損失慘重。紅軍主力被迫自江西瑞金轉進至陝西延安；中共稱為「二萬五千里長征北上抗日」（國民黨則稱為“流竄”），同時，一部分紅軍在南方堅持游擊戰。紅軍在突圍過程中損失慘重，但在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后，成功突破國軍重重封鎖。途中，中共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重獲軍事領導權。最終長征的紅軍在僅余少量部隊的情況下到達延安。
1936年，周恩來與中華民國陸海軍副元帥張學良交往甚密，張學良甚至還提出申請加入共產黨，最后被共產國際拒絕。后來周恩來多次力勸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實行兵諫，逼迫蔣中正停止剿共，史稱西安事變。最終，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民黨停止與共產黨作戰，第一次國共內戰結束。
西安事變后，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沖突趨于緩和，這段緩和期中共稱之為“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兩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7月17日，蔣中正在廬山發表講話，表明了中國對日本退讓的底線以及準備全面抗戰的態度。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中毛澤東稱中共之真正任務，關于軍事問題，抗日戰爭將是一場艱苦持久戰。紅軍之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主要是戰略配合），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紅軍的作戰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1937年9月，陜甘寧蘇維埃政府改組為國民政府行政院所直轄的陜甘寧邊區政府，陜北地區紅軍約4萬人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依抗戰序列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東渡黃河，開赴華北戰場；另約8000名在紅軍主力長征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
抗戰期間，國民黨主要與日軍主力進行正面作戰，中共則在淪陷區開展游擊作戰。中國與日本發生22次大型會戰和上萬次中小戰斗。其中有國軍與少數八路軍將領擅自協同參與的平型關戰役。中共也有單獨的對日作戰如百團大戰。國共之間曾爆發多次沖突，影響最大者，當屬“黃橋戰役”和“皖南事變”。
抗日戰爭結束時，紅軍發展到130余萬人，民兵260余萬人，解放區擁有約一億人口。
用小推車支援共產黨後勤的農民
1947年3月10日，中共首都留守處人員從南京返回延安3天后，國軍胡宗南兵團從洛川沿成榆公路向延安進攻。
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路線
1945年8月起開始的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國國民黨稱為“動員戡亂”或“抗共衛國戡亂戰爭”，中國共產黨則稱為“解放戰爭”，也稱“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
抗日戰爭結束后，因為國軍與共產黨部隊沖突加劇，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飛赴重慶與國民政府談判。談判內容主要是投降日軍接收，共產黨部隊與國軍的合并，共產黨戰后的參政議政等問題。雙方于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決定在年底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國共兩黨與民盟、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代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和平建國綱領等五個決議案，一致同意在和平建國綱領下，共同實現民主憲政。但實際上雙方沖突未有結束。2月底，雖受反蘇運動等因素影響，國共雙方仍達成整軍方案，統一將國共軍隊整編為中國國防軍。協定劃定全國駐軍服務區，各軍隊集結在此統一整編；整編以12個月為一期，分期縮編部隊，直到完成全國60個師的目標。3月底，國共達成迄今最后一個正式協議——東北停戰協定，但對東北內戰無實際約束。
二戰結束後，由于蘇聯控制了中國滿洲（中國東北）及蒙疆（內蒙古）的部分地區，毛澤東欲接管滿洲，以便能更好地與蔣中正的國民黨繼續展開武裝斗爭。而斯大林則為了避免和美國支持的蔣中正國民黨政府沖突的進一步加劇，拒絕了毛澤東的要求，決定在中國推行“聯合政府”政策。盡管如此，蘇軍于1946年在撤離滿洲回國之前，依然為中共搶占滿洲的真空地帶提供了很多便利條件。例如蘇聯紅軍曾經把繳獲自日本關東軍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給中共將軍林彪的東北野戰軍
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國共雙方邊打邊談，在東北、中原、華北等處展開爭奪。1946年一月停戰令之后，軍事沖突暫息數月；同年3月，蘇聯自東北撤軍，中國共產黨隨即迅速占領重要據點並阻止國軍北上，導致4月時東北發生大規模軍事衝突。六月停戰令前后，山東和中原地區再度爆發沖突，中國共產黨將此視為全面內戰起始點。同年11月15日，在共產黨與民盟的抵制下，國民黨與青年黨、民社黨等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並於該年12月25日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與此同時，國民黨調集三路兵力，集結在陜甘寧邊區和延安周圍。國民黨為迎接制憲國大，下達了第四次停戰令，但對軍隊無實際約束力。11月19日，周恩來所率的中共代表團結束了與國民黨進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談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初，國民黨應美國特使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共舉行圓桌會談，解決兩黨爭端。中共認為國民黨沒有誠意，中共南京代表陸定一回應，“廢除偽憲法（指中華民國憲法）和恢復1946年1月31日軍事位置，是恢復和談的最低限度”。國共談判破裂。1月29日，美國政府決定終止對軍事調處執行總部的關系，放棄國共調處工作，退出三人會議，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駐軍調部的人員。次日，國民黨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組及北平軍調部。2月3日，美國駐延安聯絡團人員撤離。6日，北平軍調處執行部美軍人員撤退。2月底，國民黨下令在南京、上海、重慶之中共留守處代表於3月5日前撤離首都衛戍司令部、淞滬警備司令部、重慶警備司令部，分別致電函京滬渝中共代表，所有中共人員限期全部撤退，并關停重慶《新華日報》社。3月7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
1947年3月15日，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南京開幕。蔣中正主持，出席中央委員146人，候補中央委員46人，列席各地黨部及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68人；蔣致開幕詞，稱“中共全面叛亂……政治解決的途徑已經絕望……政府為捍衛國家統一，保障人民安全，當然不能坐視變亂而不加制止……我敢斷定，決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們建國工作的完成。”同時聲稱實行“民主”，“結束訓政”，“改組政府”。3月17日，參謀總長陳誠向三中全會報告軍事，歷述一年來建軍、復員、整軍工作之情形及對中共之軍事情況，稱：“剿匪絕對自信，絕對有把握”，“剿匪應以軍事為中心”，“如果真正作戰，只需三個月即可擊破共軍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亂，非至共軍全部解除武裝不止。”3月24日，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閉幕，並發表宣言，宣稱中國國民黨之任務為：完成憲政準備，確立建國規模；消除統一障礙，鞏固國家基礎。至此，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徹底破裂。
1947年3月至9月，中共軍隊處於守勢，寧可喪失關內所有根據地，也要死守東北；國軍則向中共控制區進攻，攻占中共不少城市。由于解放軍采取運動戰打擊國軍，國軍屢受打擊，還要分兵把守占領城市，機動兵力日益不足。
1947年，中共軍隊拋棄國軍番號，陸續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簡稱「解放軍」，國民黨方面則稱為“共軍”。
1947年9月至1948年9月，解放軍開始展開主動攻勢，在東北將國軍壓縮至幾個孤立城市，在中原地區則擁有優勢地位，對首都南京所在的華中地區形成壓迫，國共雙方的武力優勢逐漸反轉。1948年秋季，解放軍在東北、華東、華北三個方向發動戰略決戰，即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三大戰役，并取得全部三場戰役的勝利。在三大戰役中，國軍總兵力損失150萬人以上，精銳兵團幾乎全軍覆沒，除西北外，長江以北的地區幾由共產黨所控制。與此同時，共產黨開始在北方動員十數萬名幹部南下，以此作為接管南方政權的主要力量。盡管戰局對共產黨有利，但是農村的南下幹部動員卻一度十分被動，甚至發生了幹部逃亡的現象，反而是城市的失業知識青年更積極地響應共產黨的南下動員。
前蘇聯情報機構將軍蘇多柏拉托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一書中說，蘇聯在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這些戰略進攻行動期間特意引發“第一次柏林危機”，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劃，他們想以此轉移美國對中國國共內戰的戰略注意力，將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減少美國對反共的蔣介石領導下的國軍的援助力度。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在1947年國民大會代表選舉與1948年立法委員選舉後行憲，由國民大會選出蔣中正、李宗仁為首任總統、副總統，將國民政府改組為一府五院的中華民國政府，並在該年9月實施金圓券等經濟改革措施，以企圖挽救民心。但金圓券在同年底即告失敗，造成國民政府統治區內急速地通貨膨脹，使經濟情勢更加混亂。
1949年1月21日，面對軍事與經濟上的失利，蔣中正宣布引退，副總統李宗仁出任代總統。李宗仁接任后，有意與中共停戰。4月，國共雙方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但中華民國政府無法接受共產黨所提出幾近投降的國內和平協定，談判遂於4月20日宣告破裂。北平和談失敗後，解放軍隨即發動渡江戰役，攻下南京、上海等中部大城，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拿下華中與華南大部分地區，國軍則不斷向東南沿海與西南撤退。9月26日，新疆省倒戈。10月1日，中共在北平（後復名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則相繼撤退至廣州、重慶、成都等城市，最終於該年12月撤退至臺灣。
1950年4月西昌戰役，解放軍攻下西康省的西昌縣。1950年8月，解放軍奪取萬山群島。
1949年10月1日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金門縣大膽島上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1986年8月金防部司令趙萬富上將令烈嶼師長龔力少將興建，翌年二人同因三七事件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