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卡夫卡的家人說一種變種的德語，大概是受到了西意第緒語的影響。意第緒語主要是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在操用此語，并且被蔑稱為“Mauscheldeutsch”（即：Moses German，摩西德語）。由于標準德語被認為是社會流動的媒介語言，所以鼓勵自己的孩子說標準德語。赫爾曼和洛雅一共有六個孩子，弗朗茨·卡夫卡是家中長子，弗朗茨的兩個弟弟海因里希和格奧爾格在嬰兒期就死亡，此時弗朗茨·卡夫卡已七歲。弗朗茨還有三個妹妹：埃莉(Ellie，1889–1944)、瓦萊麗(Valli，1890–1942)、奧塔爾(Ottla，1892–1943)，她們都死在二戰德國對猶太人大屠殺時期。瓦萊麗在1942年被驅逐到波蘭的羅茲猶太區，并最終在那里死去。卡夫卡的父親赫爾曼被傳記作家斯坦利·科恩戈爾德描述為“身材魁梧，自私傲慢的一個商人。”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信里是這么說的“你則是一個真正的卡夫卡，強壯、健康、食欲旺盛、聲音洪亮、能說會道、自鳴得意、高人一等、堅韌沉著、有識人之明、相當慷慨，當然還有與這些優點相連的所有缺點與弱點，你的性情以及有時你的暴躁使你犯這些毛病。”在工作日時，卡夫卡的父母都不在家里，他的母親從事家族的企業，每天工作時長達12個小時，所以卡夫卡的童年在孤獨和寂寞中度過。卡夫卡主要由他的家庭教師以及仆人們撫養長大。卡夫卡和他父親糟糕的關系在他長達103頁的《致父親的信》中有著明顯清楚的展現。在信中卡夫卡抱怨了父親的獨裁和苛刻對自己影響極深;卡夫卡的母親朱莉·洛雅是個溫文爾雅的人，這與他父親形成鮮明對比。父親在家的主宰地位對卡夫卡的作品有著重大影響。。
最早，卡夫卡一家和一名女仆人一起住在一棟狹小的公寓里。在1913年11月，卡夫卡一家搬到了一棟較大的公寓里，這時，卡夫卡兩妹妹加布里埃爾和瓦萊麗已結婚并早已在家里搬家之前就搬了家，并有了孩子。1914年8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戰早期，卡夫卡的兩妹妹的丈夫們在軍隊服役，未有音訊而不知所蹤，她們就又回到了父母身邊居住。卡夫卡在31歲時搬到了瓦萊麗曾經居住過的公寓里，相比之前的較為安靜，這是他第一次獨自居住。
1889年至1893年間，卡夫卡就讀于位于曼斯納街（Masná Street，曾經叫Masny trh/Fleischmarkt即肉市場）的一德意志男子小學（''Deutsche Knabenschule''）。在卡夫卡時13歲，進行了，之后卡夫卡便沒接受猶太傳統教育了。卡夫卡從未喜歡過到猶太人的教會堂參加聚會，他每次到這里來是和父親一起在每年的四個（Days of Awe，???? ??????）。
圖即為卡夫卡就讀中學所在地alt=An ornate four-storey palatial building
在1893年卡夫卡小學畢業后，他考入了嚴格的面向古典文學的文法類：德意志阿爾特斯泰特中學（Altst?dter Deutsches Gymnasium），學校位于布拉格老城廣場金斯基宮內。該學校以德語為教學語言，但卡夫卡也說并使用捷克語；，卡夫卡在學校學了八年的捷克語，并最終取得了好成績。雖然卡夫卡因捷克語而得到了稱贊，而且他說的德語中也摻雜了捷克語口音，但他從未認為自己捷克語說的流利。在1901年，他完成了高級中學結業考試。
在1901年，卡夫卡被布拉格德語查理-斐迪南大學錄取（Deutsche Karl-Ferdinands-Universit?t)，開始學化學，但在兩周后轉而開始學習法律學。雖然卡夫卡未對法學產生興趣，但在畢業后，這一領域會提供一系列的就業機會，并會使父親感到滿意。除此之外，法學的課程較多，這樣留在學校的時間就會更多一些，也就因此給卡夫卡提供了學習德語和德國藝術歷史的時間。期間，他加入了德國學生閱讀和演講會堂(Lese-und Redehalle der Deutschen Studenten)的俱樂部，在這個俱樂部里有演講活動、閱讀和一些其他的活動。在學校里，卡夫卡結識了出生在布拉格的猶太法學博士和哲學家的費利克斯·韋爾特斯（Felix Weltsch，1884-1964）、來自波蘭信仰哈西迪猶太教的演員伊扎克·羅伊（Yitzchak Lowy，1887-1942）和兩位作家奧斯卡·鮑姆（Oskar Baum，1883-1941)和弗朗茨·韋費爾（Franz Werfel，1890-1945）等朋友。
在大學第一學年結束時，卡夫卡遇見了當時在進修法學的馬克斯·布洛德，他之后成為了卡夫卡的終身朋友。成為朋友之后，布洛德很快發現卡夫卡雖然性格上較為內向且話語少，但卡夫卡少有的話語卻通常蘊含著深厚的意義。
卡夫卡終其一生都酷愛閱讀，他在布洛德的倡議下一起讀過原版的（即希臘語)的柏拉圖對話錄《》，在卡夫卡的提議下讀過法語版的古斯塔夫·福樓拜的小說《情感教育》和《圣安東尼的誘惑》。卡夫卡將俄國的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法國的福樓拜、奧地利的弗朗茨·格里帕澤和德國的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這幾位作家認為是自己"真正的干親"。除此之外卡夫卡也對捷克文學感興趣，也對歌德的作品也十分喜歡。卡夫卡成為法學博士是在1906年7月18日，之后無償地做了一年強制的民事和刑事法庭的法律助理。
波希米亞王國工傷保險機構原址。
1907年11月1日，卡夫卡被意大利聘用。他在這家公司工作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此期間，通過卡夫卡的書信表明他對工作時間從早晨8點到下午6點不滿意——使得卡夫卡難以專心于越來越重要的寫作。一年時間不到，在1908年7月15日，卡夫卡在此公司辭職。兩周后，卡夫卡又被波希米亞王國的工傷保險機構聘用。卡夫卡職位晉升很快，兩周后，卡夫卡察覺這份工作比寫作更容易得到父親的接受。卡夫卡的工作涉及到為受到意外事故（如切傷了手指和四肢）造成了人身傷害的工人進行調查并確定相應的賠償金、寫報告和處理一些商人因為自己公司分類風險較高而花過多的保險費用來上訴的事情。管理學教授彼得·德魯克認為世界上首個民用安全帽是由當時的卡夫卡發明的，但工傷保險機構里卻沒有相關的文件記錄因而無法證實。卡夫卡的這份僅僅是支付賬單的工作被父親常稱為''Brotberuf''也就是（卡夫卡）的生計，卡夫卡則常常蔑視此工作。在卡夫卡工作的幾年內，卡夫卡每次都為保險公司匯集并整理編輯好該年的年報，年報由他的上級查收并對此很滿意。卡夫卡通常在下午兩點下班，這樣就有更多時間花在他忠于堅定立場的文學著作上。卡夫卡的父親還期望他能為他家開的高檔商品商店幫忙以及接管。在卡夫卡的晚年，身體上的疾病經常在保險公司工作和寫作時造成阻撓。多年后，卡夫卡的朋友布洛德杜撰了''Der enge Prager Kreis''（“閉合的布拉格圈”The Close Prague Circle ）來描述由一些作家構成的團體，其包括了卡夫卡、卡夫卡的朋友費利克斯·韋爾特斯以及他。
1911年末，妹妹加布里埃爾的丈夫卡爾·赫爾曼和卡夫卡在布拉格的第一家石棉工廠：赫爾曼布拉格石棉制造公司（Prager Asbestwerke Hermann & Co.）成為合伙人。創辦該公司挪用了赫爾曼·卡夫卡的嫁妝錢。在最初卡夫卡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將自己空余時間都投入于此。之后他又開始像之前那樣埋怨這份工作侵犯了他的寫作時間。在那段時期，卡夫卡對的表演產生了興趣和樂趣。在1911年10月，卡夫卡看完一場意第緒語劇團表演后，接下來的6個月，卡夫卡沉湎于意第緒語和意第緒語劇院表演。這也是卡夫卡開始對猶太教相關的探索的起點，也是在這個時候卡夫卡成為了一名素食家。在1915年左右，卡夫卡收到了一戰的征兵令，但是卡夫卡所在的保險公司卻安排職工延期工作，因為保險公司被政府認為是為必要的政治服務。之后，他嘗試加入軍隊，但是由于自身在1917年被診斷為有結核因而被拒絕。在1918年，工傷保險機構因卡夫卡的病狀且由于當時醫院沒有治療的方法而給他補貼了津貼，卡夫卡將自剩余的大部分時間花在了療養所。
卡夫卡的性生活很活躍，根據布羅德提供的資料，可以說卡夫卡被性欲所“折磨”而且卡夫卡的傳記家說明他的生活充滿了“不斷的追求女色”和對“性障礙”的恐懼。卡夫卡在成年后多次去過妓院。并對色情文學產生興趣。除此之外，卡夫卡還與幾位女性有親密的關系。在1912年8月13日，卡夫卡在他的朋友布洛德及其妻子的聚會上遇到了菲利斯·鮑爾卡。鮑爾卡為柏林的一家錄音電話機公司的代理人，并是布洛德的親戚（布洛德的姐姐索菲亞嫁給了鮑爾卡的堂兄弟）。在相遇后的一周即8月20日，卡夫卡在日記里寫道：
菲利斯·鮑爾卡女士。8月13日那天我來到布洛德家，她正坐在桌旁。剛開始我不在意，且立刻把她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她憔悴而毫無表情的面孔，寫滿空虛之感。頸部裸露。身著一件應急的上衣。這種穿著使她非常像一位家庭主婦，現實已經是這樣，但看上去她似乎不喜歡這樣。(我漸漸把情感轉移到她，近近地注視著她……)金色的、些微整潔，不吸引人注意的頭發，有力的下巴。在我往下坐時，我才第一次較仔細地看了看她，剛坐定，我已經作出了不可動搖的判斷在我拿座椅時。
之后不久，卡夫卡僅在一夜晚就寫成《》。之后便投入《美國》和《變形記》兩部小說的創作。卡夫卡和菲利斯·鮑爾卡在接下來的五年內大多通過書信，偶爾見下面來交往，并訂婚過兩次。卡夫卡現存的寄給鮑爾卡的書信在1967年以《給菲利斯·鮑爾卡的信》'' ''為名出版，但鮑爾卡寄給卡夫卡的書信卻沒有保存下來。。傳記作家施塔赫和詹姆斯·霍斯提供的資料，在1920年左右，卡夫卡對在酒店工作的一個貧窮、沒受過教育的女服務生訂過婚，雖然他們二人住在一個出租公寓，訂定了結婚日期，但始終沒有結婚。 在這個時間內1919年11月，卡夫卡給父親寫了很長一段書信。卡夫卡在訂婚日之前，又與另一女性開始交往。卡夫卡在生活中需要女性和色情時，自信心很低落，感到性是很污穢的，特別對自己的身體感到很羞澀。
施塔赫和布羅德陳述在卡夫卡認識鮑爾卡之后，卡夫卡與她的一個朋友，來自柏林的一個猶太女人：瑪格麗特·“格蕾特”·布洛赫有過不正當的私通關系，布羅德還說布洛赫還給卡夫卡生了一個孩子，但卡夫卡不知道有孩子一事。這個孩子是男性，名字未知，是1914或1915年出生，於1921年早死在慕尼黑。但是另一位傳記家彼得-安德烈·阿爾特聲稱，雖然布洛赫有了孩子，但卡夫卡不是父親且和她從未很親密過。施塔赫陳述雖然布洛赫有了孩子，雖然沒有確鑿的證據但矛盾之處能指出卡夫卡是那個孩子的父親。
在1917年8月，卡夫卡被診斷喉頭上患有結核。之后他請求用幾個月的時間去在波西米亞的一個名叫祖拉（Zürau，捷克語:Si?em）的村莊生活一段時間。卡夫卡的妹妹奧塔爾和她姐夫卡爾·赫爾曼就住在這里，他們以農耕為業。來到這里后，卡夫卡感到心情很舒暢，并將這段時光描述為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卡夫卡這樣描述也許是因為在這里沒有任何負擔。他也留下了許多日記和筆記。卡夫卡從中摘錄了109條，后來被出版為'（《卡夫卡隨筆集——對罪愆、苦難、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觀察 》。
1920年，卡夫卡與一位新聞工作者和記者身分的產生了強烈的感情，同樣，卡夫卡給她的信件后來出版為了《給米萊娜的信》。在1923年6月，卡夫卡已四十歲時，在德國北部臨波羅的海的城市格拉爾-米里茨的度假時，遇到了他最后的一位情人：一位二十五歲，來自傳統猶太家庭的幼兒園教師（1898-1952）。迪亞曼特曾私自保存過卡夫卡后期的一些作品，但后來被蓋世太保沒收而下落不明。卡夫卡希望擺脫家庭對自己的影響，以能夠專注于寫作，于是在9月份，短暫的在布拉格待了幾天后，卡夫卡來到柏林和迪亞曼特同居，與她成為了戀人。同居期間，卡夫卡對猶太教的《塔木德》產生了興趣。卡夫卡專注于四篇故事的創作，并打算將其出版為一本合集（即后來的'《饑餓藝術家(合集)》）。
alt=A tapering six-sided stone structure lists the names of three deceased persons: Franz, Hermann, and Julie Kafka. Each name has a passage in Hebrew below it.
在1924年3月，卡夫卡從柏林回到了布拉格，此時卡夫卡的結核開始變得惡化在家里，卡夫卡受到他的家人尤其是妹妹奧塔爾的悉心照料。卡夫卡和陪伴他的迪亞曼特一起在同年的4月10日前往克洛斯特新堡，霍夫曼醫生的療養院進行療養，但在兩個多月后，卡夫卡在療養所去世。卡夫卡的死因似乎是因為餓死的：由于卡夫卡的喉頭結核，使得進食成為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又由于當時的并不成熟，導致沒有任何方式能讓卡夫卡吃下東西。卡夫卡在臨終前，正在創作短篇小說《饑餓藝術家》，這部小說的靈感來源于得知自己無法進食的那一刻卡夫卡死后，遺體運回了布拉格，并于1924年6月11日在布拉格濟之科區（?i?kov）的新猶太公墓（Novy ?idovsky h?bitov）火化。卡夫卡在世時并不有名，但他并不看重名聲。辭世后不久卡夫卡變得有名起來。
在卡夫卡生命的最后幾年時間里，曾給他的一位朋友雨果·貝格曼（Hugo Bergman1883–1975）寄過一張明信片，說自己打算移民到巴勒斯坦。當時在巴勒斯坦的貝格曼卻并不歡迎，擔心卡夫卡的結核會傳染給他和他的小孩。
2005年6月捷克票選「最偉大的捷克人」（''Největ?í ?ech''）中，他排名第55。
卡夫卡害怕別人發現自己內心的猙獰使人反感，但實際上，和他有過交際的人都認為他的舉止穩重又有風度，才華橫溢，幽默感卻匱乏。他們也發現他的穿著外觀簡樸樸素但有男孩般的帥氣感。布羅德將卡夫卡比作德國的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注意到他們都能逼真地、精細地描述一個情景。布羅德認為卡夫卡是他遇到的最令人愉快的人，卡夫卡喜歡和朋友們分享幽默，雖然看上去不是那么嚴肅，但在朋友們遇到困難時會提出好的建議進行幫助。布羅德說，卡夫卡對朗誦十分熱情，演講如同音樂歌唱一般動人。布羅德認為卡夫卡最為顯著的兩個特點是“絕對真誠”(')和“細致嚴謹”(').他對細節和不引人注目的地方的刻意追求，充滿了卡夫卡深厚的愛，那些精密的細節使得一些無法預見的事情浮出水面，看上去很奇怪，但都是真真實實的。(').
雖然卡夫卡在孩童時代未曾喜歡過體育運動，但之后卻對游戲和體能活動展現出樂趣，卡夫卡會騎馬、善游泳亦是一名不錯的劃船手。在周末時，卡夫卡會和朋友著手準備去遠足，而且多數是由卡夫卡個人策劃。卡夫卡還熱衷于自然療法、現代教育體系如蒙特梭利教育法以及新穎的科技如飛機和電影。寫作對于卡夫卡來說很重要，他認為寫作是“一種祈禱的形式”。寫作時，卡夫卡首選在安靜的場合并且對噪聲非常敏感。
佩雷斯·阿爾瓦雷斯（Pérez-álvarez）認為卡夫卡是個類精神分裂型人格違常患者。卡夫卡的風格，傳記家解釋道：不僅是在《變形記》還是他的其他多方面作品，表現出他的中低等精神分裂癥的特征，這也能解釋他的一些作品為什么是如此的驚人。卡夫卡的苦惱能從他1913年6月21日的日記看出：
我頭腦中裝著龐大的世界。可是如何既解放我并解放它，而又不使它撕裂呢。我寧可讓它撕裂，也不愿將它抑止或埋葬在心底。我是為此而存在的，這點我十分清楚。
在《祖拉箴言》的第50條:
人若沒有對某種不可摧毀的東西的持續不斷的信仰，便不能活下去，而無論這種不可摧毀的東西，還是這種信仰都可能是長期潛伏著的。
雖然卡夫卡從未結婚，但對婚禮的舉行和擁有孩子持以崇高敬意。卡夫卡前后有過幾個女朋友，但也有學者對他的性取向有過一些猜測與推測。也有人提出卡夫卡受進食障礙之苦，慕尼黑大學精神病學診所的曼弗雷德·M·費希特醫生（Manfred M. Fichter）指出“對于這個假設的證據是卡夫卡患有非典型的神經性厭食癥”，并且卡夫卡不僅僅是孤獨和憂郁，還有“自殺的傾向”。在1912年末，卡夫卡曾多次考慮過自殺。在來自美國的文學史、文化史家的書《弗朗茨·卡夫卡-猶太病人》中，他對“為什么一個猶太人可能被認為是或者是同性戀，以及卡夫卡是如何把他對猶太男性認識的這些方式融入到他的個人形象和寫作中”的研究。
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Les testaments trahis''）寫道，據布勞德的回憶，卡夫卡喜歡在朋友面前朗讀自己的作品，讀到得意的段落時會忍俊不禁，自己大笑起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卡夫卡參加了在捷克的一個名為Klub Mladych俱樂部的幾次聚會，該俱樂部由無政府主義者、反軍國主義者、反教權主義者等等組成。和卡夫卡上過同一大學和高中的雨果·伯格曼（Hugo Bergmann）在大學的最后一年（1900–1901）時就因兩人政治立場不同而發生過爭吵：“（卡夫卡的）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猶太復國主義矛盾十分尖銳。”“卡夫卡已成為社會主義者，我在1898年成為猶太復國主義者。與社會主義相結合的猶太復國主義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伯格曼還宣稱卡夫卡戴著一朵紅色的康乃馨去學校來表明他對社會主義的支持。當時俄國具有影響力的無政府主義、哲學家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對卡夫卡有過一定影響，在卡夫卡的一篇日記中還涉及到了他：“不要忘了克魯泡特金！”
在共產主義統治的年代，卡夫卡所留下的有關東歐社會主義作品受到了激烈的爭論。隨著卡夫卡對有著官僚主義、失敗的即將覆滅的奧匈帝國進行譏諷的傾向轉變為有對信賴正在興盛的共產主義的表現，看法從而發生了轉變。另一主要方面是在卡夫卡關于隔閡的主題（針對馬克思異化理論）。傳統立場
對于卡夫卡作品中對異化的描述與社會毫不相干，社會理應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1963年，即卡夫卡誕辰80周年之時，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村莊利比尼策（Liblice）舉行了一場會議，會議上重新評估了卡夫卡對官僚主義刻畫的重要性。對于卡夫卡是否是為政治而寫作的作家，仍是一個在爭論的議題。
卡夫卡于1910年
卡夫卡是在布拉格的一個說德語的猶太家庭出生和長大的，并被東歐猶太教及分支深深吸引，他認為東歐的猶太人有著令人著魔的精神生活，這是西歐猶太人所缺失的。卡夫卡的日記中也有很多地方提及到了意第緒語的作家。然而卡夫卡也多次疏遠猶太教和猶太人的生活：“我與猶太人有什么共同之處嗎？我跟自身沒有任何的相似之處。我應在一角落里非常安靜地站著，慶幸我還在呼吸。”在卡夫卡青少年時期，曾宣言自己是個無神論者。
英國作家詹姆斯·霍伊斯（James Hawes）表示卡夫卡雖然對自己猶太人的民族性（希伯來語：????? ??????）有著清楚的認識，但他并未將此融入到作品中。根據霍伊斯所說，缺失的是作品中缺失猶太人人物、主題或者場景。洛塔爾·卡恩則毫不含糊地說：“卡夫卡的所有作品中都有猶太民族性的出現，這是毋庸置疑的。”美國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表示，雖然卡夫卡對猶太人身份并不滿意，但他確實是猶太人作家里最為出色的。卡夫卡作品最早譯者之一的帕維爾·艾斯納（Pavel Eisner，1889-1958）對經典的《審判》一書詮釋道：“存在于布拉格的猶太人的三重維度...其中故事的主角約瑟夫·K，他（象征性地）被一個德國人（Rabensteiner，拉本什泰納）、一個捷克人（Kullich，庫里徹）和一個猶太人（Kaminer，卡米納）所逮捕。雖然沒有證據表明K是一個猶太人，但他是浸淫在現代猶太人中 '無辜的罪惡'（guiltless guilt）的一個體現。”
對卡夫卡《悲傷在巴勒斯坦？！》一文，以色列文學評論家丹·米龍（????? ??）發現卡夫卡和猶太復國主義有著一定聯系：“不管是那些聲稱與復國主義有關系并且復國主義在他們生命和工作有著核心地位的，還是完全否定與它有關或者摒除它的重要性的人，看上去都錯了。真相是在這兩種過分單純化的觀點之間，在那非常難以捉摸的地方。”卡夫卡曾考慮過和菲利斯·鮑爾以及后來的多拉·迪亞曼特搬去巴勒斯坦。卡夫卡在柏林的那段時期，為了學習希伯來語，聘請了布羅德的一個來自巴勒斯坦的朋友普阿·巴托萬(Pua Bat-Tovim)來做他的家庭教師。卡夫卡還在柏林猶太教研究學院聽過朱利葉斯·格林塔爾（Julius Grünthal）拉比和朱利葉斯·古特曼拉比的課。
歷史學家利維亞·羅斯基爾臣（Livia Rothkirchen）認為卡夫卡是“他那個時代的標志性人物。”在卡夫卡的那個時代，有著眾多的猶太人作家，他們對德國、捷克、奧地利和猶太文化都十分敏感。“這樣的情形下，使得他們的作品有了廣闊的世界視野，精煉的品質，近乎超越了抽象的沉思。他們中的一個杰出的例子便是卡夫卡。”
卡夫卡生前曾將所有已發表和未發表作品遺留給同為作家的好友馬克斯·布羅德，并寫一文明確告知其須在自己死后將所有作品銷毀。然而布羅德無視其遺囑，并在1925至1935年間發布了大量作品，未發布的作品則于1939年帶去英屬巴勒斯坦。卡夫卡的情人迪亞曼特也保有一些手稿和日記，但被蓋世太保沒收而失蹤。布羅德逝世后，卡夫卡未發表的作品被遺留給秘書愛思特·霍夫（Esther Hoffe），而后者又將大部分遺留給自己的女兒。最終，以色列國家圖書館于2008年起訴這對姐妹，稱卡夫卡的未發布手稿因1939年就已帶到英屬巴勒斯坦而成為以色列的國家財產。經過多年纏訟，2016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國家圖書館勝訴，卡夫卡未發布的手稿是以色列的國家財產，歸國家圖書館所有。
詩人W·H·奧登稱卡夫卡為“二十世紀的但丁”; 小說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將他列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馬爾克斯稱，閱讀卡夫卡的《變形記》讓他知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寫小說”。
在卡夫卡一家中，這個內斂的作家被看做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特別是他的父親，他對于他兒子的興趣無法給予哪怕一丁點兒的理解。
弗朗茨·卡夫卡越來越沉溺于文學當中，這與他的父親關系甚大。他的父親赫爾曼·卡夫卡是一個成功的商人，而他早期的生活卻非常艱難。赫爾曼·卡夫卡來自于一個農村家庭，在服完兵役后，他在布拉格開始慢慢積累財富。他是一個毫無溫情可言的暴君，經常肆意的使喚和責備他的店員。即使是他自己的孩子，也每天都被他訓斥，他認為他們應該表現得更好，并且應該感恩于他。此外，他一直對他的兒子們有一個明確的期望，即像他自己一樣，坦誠、堅強、并且努力工作。
卡夫卡后來（1919年）曾給他的父親寫過一封將近一百頁的信，但他卻始終沒有將信寄出。在這封信里面，他描述了他在童年所受的創傷：他無比傾慕他那強勢的，幾乎決定一切的，并且每件事都能做出正確決定的父親。然而他對兒子們只有輕蔑的嘲諷，對于弗朗茨所熱衷的事情，他表現出的只有鄙視。這場父子之間實力懸殊的斗爭的結果只有一個——這個本來就靦腆的男孩變得更加內向，并且幾乎不再說話了。年輕的卡夫卡始終活在這樣一種罪惡感中：他對其他人的感情，他對文學的興趣以及他對于生活的夢想——這些所有的個人意識不僅僅是錯誤的，而且簡直是有罪的，他破壞了他父親完美的生活。在他的作品中，關于萬能的、神一樣的父親以及關于罪惡感的題材都經常有所表現，例如1912年的《判決》（Das Urteil），此短篇被認為很好地體現了卡夫卡矛盾的審父心理。
并不像其他的知名的作家那樣，卡夫卡的生平事跡很少被他人所直接引用，相反，他每次多因為他的想象力和觀點被提起。一位名叫西蒙·桑德邦克（Shimon Sandbank）的教授認為卡夫卡對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阿爾貝·加繆、歐仁·尤內斯庫、約翰·馬克斯維爾·庫切和讓-保羅·薩特有一定的影響力。《金融時報》上一位文學評論家將對若澤·薩拉馬戈產生重要的影響的功績歸于卡夫卡，身為作家和編者的艾爾·西爾弗曼（Al Silverman）提到過杰羅姆·大衛·塞林格愛讀卡夫卡的文章。在1999年，由99位作家、學者和文學評論家參與的一個會議上，將卡夫卡的《審判》和《城堡》二書列入“二十世紀最佳德語小說書單”的第二（第一是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的《沒有個性的人》）和第九，西蒙·桑德邦克也說他抱怨現在卡夫卡已在全球為人所知，但他認為卡夫卡神秘莫測的風格還沒有人能夠做到。布羅德曾說過人們會把“20世紀”以“卡夫卡的世紀”著稱。
《卡夫卡的一個朋友》（"A Friend of Kafka"）
作者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艾薩克·巴甚維斯·辛格。故事中一個名叫意第緒語演員杰克斯·科恩說他認識弗朗茨·卡夫卡；在故事中卡夫卡相信了一個只存在于猶太民間傳說中的魔像。
《審判》小說改編電影，電影導演奧森·威爾斯說 "來說說你喜歡的電影，《審判》這部電影是我最最偉大的作品，甚至比《公民凱恩》還偉大"
《西瓜人》（''Watermelon Man''）
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變形記》的影響"。電影中一個有偏見的白人一覺醒來變成一個黑人。
《卡夫卡-片段之24號作品》（"Kafka-Fragmente, Op.&nbsp;24"）
匈牙利作曲家庫塔格·捷爾吉使用卡夫卡部分日記和信件創作的，針對女高音和小提琴演奏。
《卡夫卡的生殖器》（''Kafka's Dick''）
編劇為艾倫·班尼特（Alan Bennett）。時間設定在1980年，某天卡夫卡的好朋友馬克思·布羅德的靈魂突然出現在一個英國的卡夫卡的粉絲悉尼家里，緊接著卡夫卡的靈魂也跟著出現。卡夫卡發現他的布羅德并未執行其遺囑，出版了他所有的書。而后卡夫卡的父親現形，父子二人發生沖突，父親要求卡夫卡必須為其平反，把他寫成一個慈祥的父親，否則他就將卡夫卡的生殖器大小真相公之于眾。
《卡夫卡》（''Kafka''）
杰里米·艾恩斯為主演之一（扮演卡夫卡），萊姆·多布斯（Lem Dobbs）為編劇，導演為史蒂文·索德伯格。是一部展現卡夫卡生平和作品的半傳記影片。時間設定在1919，卡夫卡的的一位同事突然失蹤，卡夫卡為此開始調查此事引出全劇情，其中很多情節借鑒了卡夫卡自己的小說，如《城堡》和《審判》。
《弗朗茨·卡夫卡的美妙人生》（''Franz Kafka's It's a Wonderful Life''）
彼得·卡帕爾蒂自編自導的短篇喜劇電影，理查德·E·格蘭特（Richard E. Grant）飾演卡夫卡。該片贏得了奧斯卡金像獎。
壞蟑螂（''Bad Mojo''）
游戲的故事情節上大致以小說《變形記》。游戲的主要角色是一個羅格·薩姆莎（Roger Samms，暗示《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薩姆莎），他有一只叫做弗朗茨的貓。
《在流刑地》（''In the Penal Colony ''）
劇名為卡夫卡的同名小說《在流刑地》，創作者為美國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
《海邊的卡夫卡》
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一部小說，在2005年成為《紐約時報》十佳圖書之一，也獲得了世界奇幻獎和卡夫卡獎。
《卡夫卡的審判》（''Kafka's Trial''）
丹麥作曲家波爾·魯德斯根據卡夫卡的部分生平和他的小說創作的一部戲劇，于2005年首映，并發行了CD光盤。
《卡夫卡的湯》（''Kafka's Soup''）
創作者為英國作家馬克·克里克（Mark Crick），書中模仿了17位文壇名宿的筆法創作的一部類似烹飪的書。
《卡夫卡式》（''Kafkaesque''）
出自美國電視劇絕命毒師第三季的第9集的劇名。戒毒康復小組的組長用這個詞來形容小粉的狀態（"Sounds kind of Kafkaesque"），后來小粉在和猴子和瘦子說話時又重復用到了這個詞。弗朗茨·卡夫卡的作品通常會展現一個怪誕奇異的世界，而其中的人們都在被罪責、孤立和不安壓迫的同時，徒勞地找尋個人救贖。
《卡夫卡的音樂劇》（''Kafka the Musical''）
由BBC Radio 3的 ''Play of the Week'' 節目所創作的一個關于卡夫卡的廣播劇，其中卡夫卡由大衛·田納特配音。
《聲音的表演—奉獻給弗朗茨卡夫卡》
HAZE網絡唱片廠牌發行的音樂專輯：《聲音的表演—奉獻給弗朗茨卡夫卡》（''Sound Interpretations&nbsp;— Dedication To Franz Kafka''）。發行這張專輯的目的是為了讓世人重新審視20世紀卡夫卡留給我們的文學遺產。
谷歌首頁涂鴉
這年是卡夫卡誕辰130周年。一只戴著帽子，像紳士一般擬人化的蟑螂打開門，來紀念卡夫卡130歲的生日。
由皇家芭蕾舞團所編排（The Royal Ballet），愛德華·沃特森（Edward Watson）為表演者。
沉思》'的首印本（1912年）|alt=A simple book cover displays the name of the book and the author
卡夫卡所有已出版的作品，除開一些他用捷克語寫給米萊娜·杰森斯卡的信之外，都是使用的德語。卡夫卡在世時出版的極少數作品未有太多關注度。
卡夫卡沒有一部是完整的小說。主要是在卡夫卡和多拉·迪亞曼特在柏林居住的那段時期，他焚毀了自己90％左右的作品而迪亞曼特則幫忙焚毀卡夫卡的草稿。在卡夫卡作家生涯前期時，他受到了德國海因里希·馮·克萊斯特的影響。卡夫卡在給菲利斯·鮑爾信中說道馮·克萊斯特的作品是令他害怕的。卡夫卡認為與他的家庭相比他更親近馮·克萊斯特。”
將卡夫卡作品翻譯為中文的第一人為華南師范大學教授的李育中。
* 《判決》(''Das Urteil'')
* 《火夫》（或譯《司爐》）(''Der Heizer'')
* 《變形記》(''Die Verwandlung'')
* 《在流刑地》(''In der Strafkolonie'')
* 《沉思》(''Betrachtung'')
* 《鄉村醫生》(''Ein Landarzt'')
* 《饑餓藝術家》(''Ein Hungerkünstler'')
* 《萬里長城建造時》(''Beim Bau der Chinesischen Mauer'')
* 《與祈禱者的對話》(''Gespr?ch mit dem Beter'')
* 《與醉漢的對話》(''Gespr?ch mit dem Betrunkenen'')
* 《巨響》(''Gro?er L?rm'')
* 《桶騎士》(''Der Kübelreiter'')
* 《失蹤者》(''Der Verschollene'')；又名《美國》(''Amerika'')
* 《審判》（或譯《訴訟》）(''Der Proze?'')
* 《城堡》(''Das Schlo?'')
從1978年起，在德國聯邦政府的財政支持下，一批來自各國的德語文學專家，開始按照當代學術標準來編輯卡夫卡的小說、日記、書信、遺稿，並由菲施爾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陸續出版。
李佩珊，女，江蘇鎮江人，中國科學史家。曾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所長、近現代史研究室主任。
1946年畢業于輔仁大學化學系。1950年在燕京大學研究院、協和醫學院獲碩士學位。
主要從事近現代科學史的研究。
先后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秘書長、副理事長，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常務理事，國際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聯盟科學史分部理事等職，并任《自然科學史研究》等學術刊物編委。
丹尼爾·布爾斯廷
丹尼爾·布爾斯廷（'，），美國歷史學家、博物學家和前美國國會圖書館館長。
1914年出生在美國南部的亞特蘭大，2004年2月28日因肺炎在華盛頓去世。
他一生中出版過20多本著作，其中最重要和最有影響的是兩套三部曲——《美國人》三部曲和人類文明史三部曲。
他是俄羅斯猶太移民的后代，父親是一個律師，在一次為一個猶太工廠主辯護時，得罪了當地的反猶主義者，全家被迫離開佐治亞州，遷移到北方的俄克拉何馬州，他在那里度過了童年。
在哈佛大學完成英國歷史和文學的本科學業后，他獲得了羅德獎學金的資助，前往牛津大學攻讀法律，并通過了英國律師考試，成為了少數可以在英國高等法庭出庭辯護的美國人之一。1940年，他回到美國后在耶魯大學拿到了法學博士學位，子承父業當上了一名律師。他的第一本書就叫作《神秘的法學》。
1944年，他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一個教職，從此開始了自己漫長的學術生涯。目前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使他放棄了法律研究，而將興趣轉移到了歷史研究上。在讀書期間，他曾經有一個獨特的學術觀點，認為美國人實用主義和注重現實的民族性格，并非來自某種教條或信仰，而是在定居北美大陸的過程中，在環境的磨煉下自然形成了。這個觀點可能構成了他后來寫作《美國人》三部曲的主要動機。
1958年，《美國人》的第一卷《殖民之歷程》出版，后面的兩卷《建國之歷程》和《民主之歷程》分別于1965年和1973年出版。這三部曲以150萬字的篇幅，全景式的展現了美國從殖民地一直到當代的400年間的歷史發展，引起了轟動。布爾斯廷也因此確定了美國史專家的學術地位。這套三部曲獲得很多獎項，最后一本《民主歷程》還奪得了1973年普利策最佳歷史學著作。
布爾斯廷在哈佛大學做學生時，曾一度信仰過左翼的激進主義思想，并在1938年短暫參加過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的活動，后來因對斯大林主義和蘇德達成互不侵犯條約的失望，而退出了該小組。1953年，他因這段經歷受到了眾議院非美委員會質詢，他作出了妥協，提供了該小組其他參加者的名單。這件事成為了他一生中最受爭議的事件，60年代末美國學生運動高漲時，他的課因此受到抵制，他本人也遭到學生的沖擊，為此他不得不離開了已經執教25年的芝加哥大學，前往史密森博物館擔任館長。
布爾斯廷是美國學術圈內有名的酷愛讀書的學者。1975年福特總統提名他擔任國會圖書館第12任館長，他對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作出了重大貢獻。在他去世后，現任館長詹姆斯·貝靈頓（James H. Billington）這樣評價他的貢獻：“他建立了國會圖書館圖書資料中心，在全美國積極推動閱讀。他關注的并不僅僅是掃除無知和愚昧，他也十分關心如何恢復人們對閱讀的興趣。他發起了重修杰弗遜大樓的計劃，并爭取到了國會的支持，使其重新成為了美國讀書人的圣殿。......他是一個為書而生的人，是上帝賜給美國的禮物。”
在日常生活中，布爾斯廷有早期清教徒的特點，生活態度嚴肅保守，不喜歡打領帶，而喜歡戴領結。他也是一個十分勤奮的學者，幾乎所有時間都用來寫作。以至在審議他擔任國會圖書館館長的聽證會上，好幾個參議員要求他如果擔任這個職務，就不能把精力放在寫作上。他最后只答應不在工作時間寫作，其他時間——周末、每個工作日的晚上和清晨——依然筆耕不綴。
在國會圖書館工作期間，布爾斯廷得以寫下他的煌煌巨著人類文明史三部曲的第一部作品，1983年出版的專注于科技與地理領域的《發現者：人類發現世界與自我的歷史》。其后，又在1992年出版了專注于文學藝術領域的《創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們的歷史》。以及1995年出版的專注與哲學文化領域的《探索者：人類不懈理解世界的故事》。
1987年，布爾斯廷主動辭去了國會圖書館的工作，過上了退休生活。在1995年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書《探索者》的結尾，他這樣寫道：“身處兩個永恒——逝去的往昔和未知的將來——之間，我們從未停止追尋自己所處的位置和方向感。”這句話也是他的一生的最好寫照。
* 神秘的法學（The Mysterious Science of the Law）（1941）
* 托馬斯·杰弗遜的迷失世界（The Lost World of Thomas Jefferson）（1948）
* 美國政治的精髓（The Genius of American Politics）（1953）
* 美國人：殖民的歷程（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1958）
* 美國觀念和歐洲鏡像（America and the Image of Europe:Reflections on American Thought）（1960）
* 美國虛構事件導論（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1962）
* 美國人：建國的歷程（The Americans: The National Experience）（1965）
* 美國人的里程碑歷史：從普利茅斯到阿波馬托克斯（The Landmark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Plymouth to Appomattox）（1968）
* 今日美國激進主義的衰落（The Decline of Radicalism: Reflections of America Today）（1969）
* 美國人的里程碑歷史：從阿波馬托克斯到月球（The Landmark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Appomattox to the Moon）（1970）
* 荒誕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the Absurd: Or, the Application of Professor X）（1970）
* 美國人：民主的歷程（The Americans: The Democratic Experience)（1973）
* 民主和它在日常生活中產生的不快（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Reflections on Everyday America）（1974）
* 探索的精神：今昔的美國與世界（The Exploring Spirit: America and the World, Then and Now）（1976）
* 技術的共和（The Republic of Technology）（1978）
* 合眾國歷史（與布魯克斯·凱利和魯斯·弗蘭克爾合著）（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rooks M. Kelley and Ruth Frankel）（1981）
* 發現者：人類發現世界與自我的歷史（The Discoverers：A History of Man's search to Know his World and himself）（1983）
* 隱藏的歷史（Hidden History）（1987）
* 創造者：富于想象力的巨人們的歷史（The Creators: A History of Heroes of the Imagination）（1992）
* 克里奧派特拉的鼻子（Cleopatra's Nose: Essays on the Unexpected）（1994）
* 探索者：人類不懈理解世界的故事（The Seekers : The Story of Man's Continuing Quest to Understand His World）（1998）
* United States Library of Congress  official site
*  Center for the Book founded in 1977 by Boorstin
*  Daniel J. Boorstin Papers, 1882–1995
*  Obituary in ''The Guardian''
*  Obituary in ''The Economist''
* Robert D. McFadden,  "Daniel Boorstin, 89, Former Librarian of Congress Who Won Pulitzer in History, Di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04
* Linda D. Wilson,  "Boorstin, Daniel J. (1914–2004)" at Oklahoma Historical Society  ''Encyclopedia of Oklahoma History and Culture'' (retrieved March 11, 2009).
*  ''Encyclopedia of Oklahoma History and Culture'' – Boorstin, Daniel J.
姚文元，浙江諸暨姚公埠人，“四人幫”成員之一。曾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77年被開除出中共。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
1948年7月姚文元加入中國共產黨，1949年后曾在中國作協、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宣傳部工作。
姚文元之父翻譯家姚蓬子是胡風的朋友，姚文元也一度想成為胡風的“入室弟子”。
1955年，姚文元在北京《文藝報》1955年一、二期合刊上，發表批判胡風文章《分清是非，劃清界線》，引起張春橋注意。1955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審查姚蓬子的問題。1955年5月底，姚蓬子以“胡風分子”和“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的雙重身份，被公安部六局逮捕，押往北京審查；姚文元也受到影響，被中共上海市盧灣區委審干辦公室審查。
1957年6月14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發表《錄以備考──讀報偶感》。
1965年10月28日，姚文元署名“葛銘人”在《心理科學》發表《這是研究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和正確方向嗎?——向心理學家請教一個問題》。
1967年姚文元率隊訪問阿爾巴尼亞
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6年5月10日在《解放日報》、《文匯報》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揭開文革大戲的序幕，為文革一系列批判定下基調。此戰功成發跡后，從《解放日報》編委一躍而為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再躍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1966年）。
他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1967年；參與上海奪權）、中共九至十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並任宣傳組成員。任《紅旗》雜志總編、主管意識形態（1970年；接替倒臺的陳伯達）；參與組織了批林批孔和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政治運動。是“池恒”等御用寫作班子主管。文革中幾乎不寫文章，只發表過《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
1976年10月6日，姚文元在懷仁堂事變后被捕并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姚文元黨籍並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在法庭的最后陳述中，姚文元稱，他犯有錯誤或嚴重錯誤、而非反革命罪行，同林彪及其反革命罪行“掛不到一起”。
1996年10月5日，姚文元刑滿出獄，隱居浙江湖州和上海市。1998年6月，姚文元提出有生之年的兩個願望：出版回憶錄與重新入黨。2001年9月，中共中央有關部門曾準許姚文元出版近42萬字的回憶錄，但要送中共中央宣傳部審核而不準由海外出版。而最終卻不了了之，有傳因初稿版本審查未獲當局通過而未能如愿（有“五不準”批示：不準公開沒有解密的黨、政、國家機密；不準公開黨和國家已故領導人的私人問題；不準公開會引起社會爭議、被國際反華勢力利用、危害國家聲譽的資料；不準公開無法核實真偽的敏感政治問題；不準公開發行）。上海市人民政府答應每月撥出人民幣四千元津貼改善姚文元夫婦的生活起居，還派警衛保護他們。后來姚文元又寫了一個5萬字的回憶錄《回顧與反思》。
2006年1月6日，新華社發出以下不足百字新聞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於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歲，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96年10月刑滿釋放。」他是最後一位去世的四人幫成員。
姚文元與妻子合葬，墓碑上只有妻子金英（1933年4月28日-1996年8月19日）的名字，上面的3位女兒、3位女婿等全部只有名字沒有姓氏。墓碑是一塊黑色大理石，正面刻著四個金色字：“真理真情”。背面刻著一首詞《蝶戀花》：「遙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濤寄。碑影悠悠日月裡，此生永系長相憶。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誰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歷歷，年年化作同心祭。」
曾為四人幫成員撰寫傳記的葉永烈說：“新華社消息出來后，美國《洛杉磯時報》等七、八家媒體都有打電話來，我沒有接到國內媒體的一個采訪電話。”他認為，官方訃聞的發布特意選擇周五的下午時間，以周末避開海內外媒體的注意力。
*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留下了一筆遺產。1986年，姚文元母親周文修為繼承遺產與家人爭吵，當時還在獄中的姚文元勸諭妻子對母親讓步。這是謠言，這個出處的基本是編造，姚文元從刑滿后就一直被軟禁，從沒有被釋放，所以文中的所謂姚文元出獄的場景是假的。這點從葉永烈的文章可以得到證明。
*姚文元形象氣質不佳，曾有人說他樣子有點像上門收購舊書報雜志的人。
*《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上海文藝出版社 1959年9月第1版 10078-1043
*《在前進的道路上》人民文學出版社上海分社 1965年 10019-10033
*《評“三家村”——的反動本質》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6年10月 3074-441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上海人民出版社 11074-358
*《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196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3074-452
*《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1975年3月
*2003年12月，異議色彩頗濃的《動向》雜志稱姚出版了《回顧與反思》，并刊登了一些內容，但社會上並未見到該書籍。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歷史問題決議》或《決議》，是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的一項決議。該決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主要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官方總結，是共產黨撥亂反正運動的一部分，也對一些重要的歷史人物（包括毛澤東）的功過得失作出了官方評價。
這篇1981年的《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與1945年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以來兩個最為重要、權威的內部歷史文獻，二者都起到了對有爭議的黨內歷史問題做出結論、全面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統一全黨思想、對未來發展提供指導理論等的一系列重大作用。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之后，中國大陸政壇陸續發生了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復出、兩個凡是、真理標準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確立改革開放政策、廢除終身制等等一系列大的變化。這些激烈反復的變化，造成了中國大陸特別是中共黨內高層的思想混亂。應當如何看待建國以后中國的歷史，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等問題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鄧小平等人認為有總結歷史、統一認識、并以此明確中國的未來的發展方向的必要，《決議》便在如此的歷史背景下誕生。
《決議》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主要主持負責進行的。起草小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負責。在《決議》的起草過程中，自1980年3月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經過中共黨內約四千名高級干部的討論、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議的討論等多次討論和修訂，反復征求、吸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后最終定稿。
這此期間，鄧小平曾多次談過關于《決議》的起草與修改的意見。他指示說《決議》的中心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還是錯誤是第一位？另一個是建國三十二年（1949-1981），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團，還是光明是主要的？并特別指出“《決議》中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黨內黨外、國內國外需要我們對這一問題加以論證，加以闡述，加以概括。”，一切的塵埃落定并總結這些分歧，最終對國家機能的穩健和恢復，對社會的改革和療瘉能起到重大正面作用。
《決議》指出建國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成績是主要的，包括實現和鞏固了國家統一，抵制了美蘇等國際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工業、農業和軍事體系，極大發展了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等等。此外，《決議》還將三年困難時期前后政策做出否定、更對文革在理論與實踐上全面否定。
《決議》將建國后的歷史具體再分成四個階段：
#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1949-1956），期間國家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是基本正確的；
#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1956-1965），期間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過嚴重挫折；
#文革十年（1966-1976），期間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歷史的偉大轉折（1977-1981），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決議》中共產黨也重點檢討了“文化大革命”教訓，并將其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和周恩來
《決議》均有評價毛澤東的功過，黨的集體決議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雖然晚年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則“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撇除掉爭議的部分，決議認為“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做出了永遠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提到正面部份則做積極的評價。
《決議》還總結了毛澤東思想有價值的地方，并特別強調貫徹于毛澤東思想體系需要被執行的各個具體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即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主要有三個方面：
*實事求是：即要理論聯系實際，解放思想，用客觀實踐檢驗真理；
*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針要放在本國實際和本國人民力量的基點上，找出適合本國情況的發展道路。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具有深遠影響的重要文件。在總結歷史的同時，為確立中國下一階段的路線綱領提供了歷史和理論上的依據，也為鄧小平等人重新分配國家和黨內的權力提供了歷史和理論上的依據。
**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45年）
** 《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2021年）
*** 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 對毛澤東的評價、毛澤東思想
* 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11年7月1日
張春橋，山東菏澤巨野人，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政治人物，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常委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南京軍區政委、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等要職，為“四人幫”成員之一。
張春橋1932年至1934年在山東濟南私立正誼中學讀書。1933年春，16歲的張春橋是個文藝活躍分子。濟南高級中學學生李樹慈找到張春橋，與二三十個志同道合的人發起一個文學組織“華蒂社”，即英文"WHAT"。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他自己日后回憶，曾撰寫了關于魯西水災的文章。李樹慈在1967年交代，他當年其實是國民黨復興社分子，發起華蒂社（“中華法西斯蒂”的意思）是為了收買拉攏一批青年學生，為復興社提供情報。張春橋在1956年回憶“我當時對李樹慈這樣的人也沒有惡感，以為他也是一個文學青年。不久，我就聽到傳聞說李樹慈是藍衣社（即復興社）份子，感到給他寫稿是上當，就不和李樹慈往來了。”此事成了“四人幫”被捕之后官方媒體指責張是“國民黨特務”的證據，說“張春橋伙同國民黨復興社分子李樹慈和馬吉峰等人在濟南發起成立法西斯蒂組織華蒂社。張春橋是華蒂社的發起人之一和“中堅”分子，積極為華蒂社發展組織、撰寫文章，進行反動宣傳。”
1935年5月12日，張春橋到達上海。同年底，上海左翼文化運動周揚、夏衍等人認為“左聯”存在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解散“左聯”，成立新的“中國文藝家協會”，魯迅對此抵觸。1936年3月15日，19歲張春橋以筆名“狄克”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發表《我們要執行自我批評》的文章，響應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口號，認為作家田軍（蕭軍的筆名）因為過早離開中國東北，其作品《八月的鄉村》不夠真實。作為《八月的鄉村》的序言的作者，魯迅在同年4月16日寫了《三月的租界》（后收入《且介亭雜文末編》）一文，維護田軍，攻擊狄克，并在8月發文攻擊周揚，后來因為蕭軍也支持國防文學而批判蕭軍。當時《大晚報》副刊“火炬”的主編崔萬秋其實是軍統特務，其特務身份在1949年被證實。1936年1月藍蘋（即江青）也曾在此刊發表文章《隨筆之類》一文，談論演員與天才的關系。“四人幫”被捕之后官方媒體指責張“服務于特務崔萬秋麾下從事文化運動，化名狄克瘋狂攻擊魯迅”。
1936年宋振鼎（化名吳成志，中共建政后任內蒙古林業廳廳長）、林福生等和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系的黨員組織了一個中共預備黨員委員會，發展了一些左翼人士加入共產黨。后來和中共取得聯系后，吳仲超代表中共黨組織明令予以解散，并責令宋振鼎通知了所有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包括張春橋。1938年張到達延安后因為沒有材料證明其已經入黨，于是再次正式入黨，但他自己仍把他參加預備黨員委員會組織算作參加共產黨。
1937年8月日軍進攻上海，發動八一三事變。9月，張春橋離開上海，返回濟南，在張的父親的前同事及同鄉趙福成（趙福承、趙君弼）的家中暫住，但張不知道當時趙福成乃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手下特務。同年12月張春橋離開濟南前往延安，并于次年1月經武漢郭沫若“政治部第三廳”里一個熟人的介紹到達延安。1950年，趙交待他當年送了張一件大衣，“我知張，張不知我。”1976年底，“四人幫”被捕之后，趙福成改口供為受秦啟榮密令關照復興社特務張春橋。“四人幫”被捕之后中共官方說法為張春橋“奉山東復興社特務頭子秦啟榮之命，由復興社特務趙福成掩護，伺機潛入我根據地。”
1940年赴晉察冀解放區，歷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石門日報》社社長、石家莊市政府秘書長兼《石家莊日報》社長。1949年7月至9月任職新聞日報管委會委員。1949年5月隨解放軍進入上海，在新華社華東分社和華東局宣傳部任副社長和副局長。
10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任華東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至1953年1月）。1951年11月至1955年1月任上海《解放日報》社副總編輯、社長。這時正值三反五反，《解放日報》日日有社論，週週有典型，辦的有聲有色。1954年，鄧拓帶領中國新聞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張春橋也一同前往。1955年1月升任《解放日報》社總編輯後，組建了讀者來信組，發揮群眾來信作用。後來還辦了小品文的欄目，讓馮雪峰批判的雜文起死回生。這時中共中央開展對胡風的批判，《解放日報》也開展了對他的批判，姚文元在文藝會堂的發言給張春橋留下了印象，於是請他到報社來合作。8月，調離《解放日報》，到上海市委文藝工作部任部長。1956年當選中共上海市委委員。
1957年4月，他成為上海市委的專職常委。1958年，大躍進開展後，《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深為毛澤東贊賞。1959年到1961年，張春橋擔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上海分會的會長，接待來訪的名人。1962年6月至1965年5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主任。1963年3月至1965年6月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1963年12月至1965年3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1965年，幫助批判《海瑞罷官》。1965年3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文化工作。
1966年5月28日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兼華東局宣傳部部長，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11月11日，他從北京到上海著手處理安亭事件。1967年他與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發動“一月風暴”，全國開始刮起奪權風。1967年2月至1976年10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1967年5月8日至1976年10月兼任上海警備區第一政治委員。1967年5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1967年10月起）。1969年4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70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中央組織宣傳組副組長，1971年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1971年10月至1975年2月為中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1973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黨內排名第九。1975年1月起任國務院副總理。1975年2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1975年1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黨委第一書記（1975年8月起）。
1975年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被刊登在報刊上，甚至印成單行本全國發行。1976年2月（《張春橋獄中家書》里寫的是1975年12月）張春橋訪問了紅色高棉治理下的民主柬埔寨。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張春橋成為僅剩的四名政治局常委之一（另外三人為華國鋒、王洪文和葉劍英）；同年10月6日晚8點，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等，在中南海懷仁堂誘捕張春橋等四人幫成員，四人幫集團覆滅，也標誌文革的結束。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開除張春橋的黨籍并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張春橋在法庭上的表現特別引人注目。他一言不發，以漠視對抗法庭。1981年1月25日，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作出裁定，鑒于張春橋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依法將對其原判處的死刑緩期2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的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送北京復興醫院保外就醫，因癌癥于2005年4月21日病逝。2005年5月10日，新華社發布了張春橋病亡的消息。
2016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張春橋獄中家書》。
張春橋的妻子文靜（原名李淑芬），1916年出生，李淑芬在1943年春與在晉察冀邊區北岳區黨委宣傳部任宣傳干事的張春橋相識相戀。同年底日軍大掃蕩時李淑芬受傷被捕，押到石家莊後參與編寫反共材料和參加反共演出。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李淑芬離開日軍的控制，投靠當時時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輯的張春橋，張安排她進報社當編輯，並改名文靜。抗戰勝利後，1947年他們在張家口結婚，1949年文靜隨張春橋被安排在上海市委辦公廳工作。兩人於1973年離婚，離婚雖經中央批準，但沒有公開。1976年張被捕之后，官方說法是文靜“自首叛變，充當日本特務。張春橋對她長期進行包庇。”1998年張春橋出獄後仍和文靜共度晚年。
張春橋有弟弟張秋橋，曾任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
* 葉永烈，《張春橋傳——葉永烈紀實文集》
* 史云編著《張春橋姚文元實傳：自傳、日記、供詞》，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