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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ctionary of Organic Chemistry
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是由英國哲學家約翰·奧斯丁於1962年#註1提出。這個理論認為，我們日常的對話可以分為六種話語區類型：
利用這種分類，有利於學習，而這種好處並不單單局限於第二語言的學習。
香港作家畢華流先生曾就這個理論，在他的作品《頑皮教室》裡用“下課了”這三個字來“說明”：在不同的場合下，同一句句子可以有不同的意思，並符合上述的六種話語分類。
* 透過說，「小心！地滑」，-{A|zh:瑪莉;zh-hk:瑪莉;zh-cn:瑪麗}-做出提醒-{A|zh:彼得;zh-hk:彼得;zh-cn:皮特}-要當心的言語行為。
* 透過說，「我會盡我所能，在家裡吃晚飯。」，彼得做出承諾在家裡吃晚飯的言語行為。
* 透過說，「各位先生女士，請您們留心喔！」，瑪莉請求聽眾安靜。
* 透過說，「和我比一下！目的地是那座建築物。」，彼得向瑪莉下戰書。
* 約翰·奧斯丁: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ss.) 1962 - Paperbac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nd edition, 2005, ISBN 0-674-411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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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云，曾用名廖陳云，江蘇省青浦縣（今上海市青浦區）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國共產黨第一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重要成員之一。
陳云早年領導上海工人運動，隨后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并隨部參加長征，相繼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等職。隨后赴東北，任東北局副書記。隨后擔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員，領導銀元之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云曾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負責全國經濟恢復工作與制定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1950年接替病逝的任弼時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位列五大書記之一，地位僅次于毛劉周朱四人。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排擠出領導核心，之后恢復原職，出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1987年，接替鄧小平當選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被認為是當時主政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葉劍英退休后陳云被外界視為是中共黨內僅次于鄧小平的第二號領導人，保守派領袖。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時召開中顧委常委會，促成元老們同意清場。1992年中共十四大后退休，以便重新啟動改革開放，卸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一職，展開其3年的退休生活。1995年陳云在北京因病辭世，終年90歲。
青年時期的陳云
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5月11日，陳云出生于江蘇省蘇州府吳江縣汾湖巡檢司（原久泳鄉）章練塘（今上海市青浦區練塘鎮）的一戶農民家庭中，父親陳梅堂、母親廖順妹。他兩歲喪父，四歲喪母，與胞姐陳星由外祖母撫養，過繼給舅父廖文光，改姓廖，名陳云。1917年，經鎮顏安小學校長杜衡伯舉薦，免費入顏安高等小學讀書。1919年，因家貧無力繼續求學，經老師張行恭介紹，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學徒，了解、學習書局的商業運作與財務交易，這段經歷是他從事經濟職業生涯的開始。
1925年五卅運動時期，陳云被推選為商務印書館罷工臨時委員會委員長，與沈雁冰等一起領導全館職工大罷工。隨后由董亦湘、惲雨棠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商務印書館總支部干事、發行所支部書記，隨后連續三次參加上海工人起義。1927年10月，受中共派遣，離開商務印書館，到青浦發動農民舉行武裝暴動。同年12月，擔任中共青浦縣委書記，組織農民革命軍，改任淞浦特委組織部部長。1928年1月，陳云赴上海籌集武器裝備，而淞浦武裝部隊被國軍鎮壓，同年9月重建組織；11月擔任江蘇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1929年4月，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滬寧巡視員。1930年7月，兼任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1930年9月24日至28日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二十五歲的陳云，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陳云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自此陳云一直躋身中央委員會長達56年。
1931年3月，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變節，陳云協助周恩來處理后續事件中顯示出他的機智果斷；同年5月，周恩來、陳云、康生、潘漢年、鄺惠安重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然而6月2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因被捕，供出周恩來住處，周恩來被迫轉移。陳云因此挑起重建中央特科重擔，他化名“李介生”，黨內被稱“先生”，期間處理向忠發案后的中央機關轉移；并撤銷第四科，并精簡其他科室人員；安排特科人員撤離上海，包括李克農、錢壯飛、胡底、陳賡、陳養山、李強等人；并重建上海的人際關系網。
1931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博古宣布共產國際來電，批準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陳云為臨時中央政治局九名委員之一。（后來延安整風時毛澤東1944年3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講話時明確：臨時中央經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機關批準過，根據這一點看是合法的）。1932年3月14日，任中共臨時中央常委、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12月23日，在上海會見魯迅，并將秘密在魯迅家中居住的瞿秋白夫婦接出轉移。1933年1月13日，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遂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機關由上海遷到蘇區。1933年1月底，臨時中央領導人張聞天、博古、陳云及楊尚昆等到達瑞金。1933年1月30日，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會議”，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區中央局出席。博古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蘇區的政治局委員合起來，會議選出博古為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為常委兼宣傳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任弼時為組織部長兼黨校校長；陳云為常委兼全總蘇區執行局黨團書記；劉少奇為全總蘇區執行局委員長。1933年7月，中共中央局成立組織局（相當于書記處），負責協調中央各部工作，處理日常事務。成員有：張聞天、陳云、王稼祥、李維漢等，主任李維漢，實際由中央局常委張聞天主持，開會、議事、作結論。1933年8月8日，中央局決定成立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各省縣監察委員會，以處理黨員違紀問題。常務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成員有康生、陳云、何叔衡等。期間負責糾正中央蘇區的一些經濟政策與執行。1934年1月15日—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29歲的陳云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同時是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央蘇區的四名書記之一，中共中央國統區工作部部長，并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成員。
1934年10月，陳云以紅五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參加長征，軍團長為董振堂，政治委員為李卓然，參謀長為劉伯承；期間參加過湘江戰役。同年12月，軍委第一、第二縱隊合并后軍委縱隊，陳云擔任縱隊政治委員，與劉伯承、葉劍英搭檔。1935年1月，軍委縱隊攻占貴州遵義，陳云任警備司令部政治委員；期間出席遵義會議；會議后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此后組織部隊參與四渡赤水。5月上旬，紅軍渡金沙江時，陳云任渡河司令部政治委員，負責在南岸指揮部隊上船；促使三萬紅軍在十天內渡過金沙江，使得中央紅軍擺脫了國軍十余萬部隊的追截。6月中旬，他奉命從四川省天全縣靈關殿秘密離開，由當地中共組織派靈關小學教員席懋昭（席哲明）護送，經天全縣、滎經、雅安、成都到達重慶，在劉伯承弟弟家中住了十幾天。只身乘民生公司輪船去上海，經章乃器幫助住在朋友家中。此事後來被稱為陳雲出川。
然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鑒于上海地下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陳云、潘漢年在上海難以立足，指示他們同赴蘇聯。1935年9月初，同陳潭秋、曾山、楊之華、何實嗣等人乘坐蘇聯貨輪赴海參崴，9月下轄抵達莫斯科，列席少共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大會閉幕后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騰代遠一起受到斯大林等聯共領導人接見。10月2日開始以史平的化名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會議。10月22日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陳云作的題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1935年10月22日史平同志的報告）》一文（即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向書記處系統地、實事求是地講述了中國共產黨、中共中央紅軍主力戰略大轉移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參加會議的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曼努伊爾斯基說：“這是極其珍貴和十分重要的材料，多年來我們還不曾有過外國黨的這類材料。我認為，迄今為止在我們對中國的態度上有過許多的熱情和下意識的愛，但我要讓你們相信，我們看到了一個確實在中國成長為一支巨大力量的生氣勃勃的黨。”該報告經人整理編輯成《英勇的西征》一文，于1936年春發表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上，成為后人研究長征和遵義會議歷史的珍貴史料。這期合刊上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了《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一文，概述了毛澤東從中國共產黨一大以來的革命歷程，在談到紅軍長征時說：“中國紅軍主力，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之下，打破了敵人的四面包圍而退出了江西”，稱贊毛澤東“有鐵的意志，布爾什維克的決心，英勇無畏的精神，革命名將和政治領袖的無限天才——這就是中國人民首領毛澤東同志的特長。”高度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中央。
1935年10月9日，陳云同陳潭秋、騰代遠等出席共產國際七大和青年共產國際六大的11名中共代表，一起進入莫斯科列寧學校學習并組成特別班，學習政治經濟學和英文。這是陳云參加革命以來獲得的第一次進入學校學習的機會。陳云在特別班學習期間主要學習馬恩列斯原著、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西方革命史、中國革命和中共黨史等內容。為了使學習更加深入，學校還請經濟學家西嘎爾與陳云等中共代表住在一起，這樣陳云和其他學員們便可以隨時隨地向他請教問題，得到更深一步的輔導。陳云后來在談到蘇聯的學習生活時說：“一九三五年我到蘇聯，看不懂英文報紙，要人家翻譯成中文。后來我旁邊住了一位大學生，我就跟他學英文，用了幾個月的功夫，馬馬虎虎能看懂報上的一點消息了。”1936年3月，陳云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八分校（專門培養中國東北抗聯干部，在校學員有二三百人）兼任“黨的建設和工會建設的代理副教授，每年授課一百課時。”。在此期間，陳云以被紅軍俘的國民黨軍醫“廉臣”的自述，寫出約3萬字的《隨軍西行見聞錄》，1936年秋連載于中國共產黨在巴黎主辦的《全民月刊》，向國統區和海外宣傳長征。由于陳云刻苦學習、成績優異，1936年5月8日陳云獲莫斯科列寧學校“突擊手”稱號。1936年3月撰寫《論全中國學生的救國運動》，刊登于《全民月刊》第一卷第四期。6月以史平之名同王明、康生等在《救國時報》第三十七期上發表文章，紀念瞿秋白犧牲一周年。《革命運動的發展與奸細的活動》、《是真話還是謊話》、為悼念魯迅逝世撰寫的《一個深晚》、關于抗日統一戰線的《“誠意”和基本準備》等文章多次發表于《救國時報》。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組建西路軍，試圖打通通往蘇聯的國際通道。然而，西路軍在與馬家軍的交戰中因援助不力，幾乎全軍覆滅；殘余部隊在李卓然、李先念的率領下西出祁連山，抵達新疆星星峽。1936年10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組織一既代表共產國際又代表中共中央的代表團，派回國迎接執行奪取寧夏戰役的計劃、擔負打通國際路線的紅軍部隊”。代表團由陳云任團長，騰代遠任副團長，成員還有段子俊（負責電臺）、李春田（負責譯電），馮鉉（負責翻譯）。12月8日，陳云率代表團離開莫斯科乘火車前往阿拉木圖，12月中旬，代表團由阿拉木圖抵達靠近新疆的霍爾果斯，“在霍爾果斯看到了蘇聯當局準備供給西路軍的坦克、大炮和其他彈藥武器，但當時正值西安事變爆發，蘇共中央認為有日本方面的背景，故改變原來的充允。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電示陳云等停在邊境，等候指示”。“大約1937年4月下旬才奉共產國際命令去新疆。”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說服盛世才帶領部隊，援接李先念等率領的西路軍余部，并帶領部隊進入迪化休整。1937年10月，建立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 1937年11月，陳云返回延安。
抗日戰爭期間，陳云在延安
1937年11月29日，陳云與王明、康生等人返抵延安，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并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組織管理中共黨員黨籍、入黨、籌建學校及培養干部。盡管擁有大量權力去組建政黨團隊和后備力量，但他卻沒有利用它去建造自己的帝國。1938年3月，同于若木結婚，婚后經常將一些孤烈士遺孤帶到家中吃飯輔導。4月30日，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9月，陳云在抗日軍政大學作《論干部政策》的講演，系統性闡述陳云對組織工作的見解。11月20日，日軍轟炸延安時，陳云被埋在窯洞里，但因發現及時得以脫險。12月，短期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一職。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救濟委員會，負責救濟被捕同志。救濟委員會內部工作由陳云負責，外部工作由董必武負責。1941年，主管南方工作委員會；之后數年中，陳云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參與到中共中央的政治決策領域中，指揮指導中共在國統區的活動與安排。1942年5月，他擔任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委員，參加整風運動，增強黨組織對軍隊的領導力。1943年3月，因操勞過度，毛澤東安排其居住在棗園休養一年。中央組織部的職權被劉少奇任書記的中央組織委員會代替。陳云在主管中組部的七年中，中共黨員從3萬上升至121萬，培養并向全國輸送了大批干部。然而他執意反對康生在湖西事件、“拯救運動”中夸大右派、肅托及打壓迫害干部行為；反對江青轉入魯迅藝術學校；以及在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問題上，他也表達了反對意見；這些事情卻給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打擊迫害，埋下了伏筆。
1944年3月5日,彭真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1944年3月6日，病愈復出的陳云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由賀龍兼任）。這是陳云在以前的工運工作、干部組織工作之后，首次擔任重要經濟管理職務，結果證明是黨內很稀有的財經專家，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專家，簡直堪稱經濟天才。因為大量工作涉及到關于生產、貨幣、黑市、預算、匯率和交易，他在這個階段中積累了大量的金融和財經經驗；也成為他政治生涯中，領導中共財經工作的開端。
1945年6月，他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在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并增選陳云、彭真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47年，陳云和蕭勁光在臨江。
1945年9月，因為日本投降，蘇聯計劃撤退出中國東北，國共雙方均籌劃進占東北。9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中共東北中央局。陳云任東北局5名委員之一，立即趕赴東北開展工作，力爭在東北建立根據地。為方便與蘇聯紅軍交涉，中共中央軍委臨時授予陳云中將軍銜。
1945年9月15日，陳云與彭真、葉季壯、伍修權、段子俊和莫春和等乘坐蘇聯飛機飛往沈陽，飛機在山海關機場降落加油時意外沖出跑道栽進麥田，飛機上其他人都受到不同程度傷害，唯獨陳云沒有受傷。隨后陳云等人改乘火車，于9月18日抵達沈陽，開始著手與國民政府爭奪東北，并與東北抗日聯軍領導人接洽籌備工作。從九月至十一月，陳云在沈陽、哈爾濱、松江省的賓縣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
1945年11月16日，陳云赴長春籌建并擔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建立中共在吉林省的領導。11月下旬，主持北滿分局的主要成員高崗、張聞天等人在哈爾濱開會三天，針對干部中的混亂思想與東北局的領導狀況，1945年11月30日與高崗、張聞天聯名向東北局、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黨在東北的戰略方針的建議電報《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要點是：
*我黨我軍獨占三大城市沈陽、長春、哈爾濱及長春鐵路干線以獨占東北的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
*當前在滿洲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裝力量在錦州、沈陽前線給國民黨部隊以可能的打擊，爭取時間，同時將其他武裝力量及干部有計劃地、主動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包括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略地區，以掃蕩反動武裝和土匪，肅清漢奸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圍及長春鐵路干線兩旁的廣大的鞏固根據地。
*要達到這一目的，必須防止干部中以為不經過嚴重斗爭就可以取得全滿洲的想法。必須嚴重注意干部中由于進入城市而生長起來的享樂、腐化傾向，同時應該預先防止干部中可能發生的思想上和行動上的混亂。
*“由于北滿是處于南滿的后方，因此，我們認為，北滿工作的中心，應該放在廣大的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幾個根據地的建立。如以珠河、牡丹江為中心，以佳木斯、依蘭為中心，以綏化、北安為中心，以洮南、三肇為中心，以訥河、龍江為中心，建立若干根據地。我們的兵力、干部、資材，必須主動地向那些地區轉移，以造成我們前進和后退的陣地”
中央迅速復電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參考陳云、李富春、黃克誠、林彪等人意見，替中央擬定并于1945年12月28日發出了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即中共中央“十二月指示”。明確指出：我黨現時在東北的任務，是建立根據地，是在東滿、北滿、西滿建立鞏固的軍事政治的根據地。”“建立這種根據地的地區，現在應當確定不是在國民黨已占或將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線”。“也不是在國民黨占領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線的附近地區內”。“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干部中一切不經過自己艱苦奮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僥幸取勝的心理，必須掃除干凈”。
1945年11月底兼任東北人民自治軍北滿軍區政治委員，創建北滿根據地，組織進剿當地武裝。1945年11月23日中共黨政軍團各機構單位撤出哈爾濱，分局進駐賓縣后，為了落實黨中央“十二月指示”，具體制訂了建設北滿根據地的方針政策，以統一干部思想、做好戰爭準備，陳云到賓縣、通河、方正、木蘭等縣做調查研究工作，東北民主聯軍派出了關內老八路部隊：劉轉連的359旅、楊國夫劉其人的渤海七師、田松的海軍支隊等開辟、鞏固北滿根據地。1945年底北滿已查明有光復軍、挺進軍、地下先遣軍番號的政治土匪有13萬人之多，而北滿軍區部隊只有2萬人。土匪控制了北滿2/3的縣城，采取“先（當）八路，后（當）中央”的策略，混入東北人民自衛軍，一遇時機便發動武裝叛變。在建立北滿根據地過程中，各地新部隊先后叛變人數多達3.3萬人，被殺害的老干部有150多人。北滿分局采取“建軍、剿匪與發動群眾”三位一體，從1945年10月至1946年4月，北滿五省的各級政權（民主參議會和人民代表會、民主政府）、省級軍區和各級武裝力量相繼建立，部隊迅速發展到10萬多人。與此同時，各地相繼開展了反奸清算，在清算斗爭的基礎上，結合春耕生產，開展了減租減息運動，各省民主政府先后公布了減租法令和辦法。到1946年6月，北滿地區的敵偽土地基本分配完畢。1946年4月20日，陳云為北滿分局起草了一份給東北局并轉中央的報告《北滿根據地建設的進展狀況》，說北滿五省中除龍江省漠河等五個縣，合江省同江、寶清二縣尚被敵占領，正進剿外，所有縣城都在我手。“北滿六十五個縣，我已占的五十八個縣中，農民已經發動者十六個縣，其余僅在開始。農民斗爭目前是清算運動，同時分配開拓地、滿拓地、漢奸地、減租增資”。“我們的政策是發動經濟斗爭后，迅速武裝農民，搜繳地主土匪武裝以加強之”。“武裝農民，應成為農民已經起來的標準”。“到二月底止，北滿軍隊和地方的新黨員只有一千人左右，軍隊占十分之六，我們吸收黨員取謹慎政策。……估計三月以后的發展將迅速一些”。“二月至三月中旬，我軍主力到達，北滿全面展開剿匪戰爭，克復了二十二個縣城。”
1946年4月，陳云任東北民主聯軍北滿軍區哈爾濱前線野戰司令部政治委員。1946年4月28日，經戰斗后進駐哈爾濱。5月，因第二次四平戰役中東北民主聯軍失利，共軍退出吉林市、長春市，東北局5月21日退居哈爾濱。中央再次重申了1945年12月中央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電告東北局要“作長期打算，為在中小城市及廣大鄉村建立根據地而斗爭”。1946年5月下旬，北滿分局在哈爾濱召開了省委書記聯席會議，決定立即組織工作隊下鄉發動群眾，落實“五四”指示，實行土地改革。
1946年6月12日，中央又發出關于東北局干部分工問題給東北局的指示，改組了東北局的領導機構，將北滿分局與東北局合并。6月16日，林彪任東北局書記、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彭真、羅榮桓、高崗、陳云為東北局副書記、民主聯軍副政委。，分管財政經濟和后勤工作。為在全東北普遍落實中央關于建立東北根據地的指示，解決干部中的思想問題，統一東北黨內的認識，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東北局于1946年7月3日至11日召開擴大會議，會前東北局委托陳云同志起草會議決議。因當時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和意見，陳云親自與東、西、南、北滿的領導同志談話，傾聽對形勢任務和建設根據地問題的看法，親筆寫出了文件的草稿，并征求有關同志的意見，作了修改。會議通過這一決議后，陳云又根據討論提出的意見進行了修改。上報中央后，經毛澤東親自修改，黨中央于7月11日批準了《關于形勢與任務的決議》（簡稱“七七決議”）：
*東北當前任務是“克服和戰問題上的混亂思想，準備以長期艱苦斗爭取得和平。……全黨必須下最大決心，努力準備一切條件，粉碎蔣軍進攻，以戰爭的勝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移不定及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應掃除干凈”。
*“堅持中央關于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正確方針。……必須規定，無論目前或今后一個時期內，創造根據地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位。……必須認識，創造根據地的主要內容是發動農民群眾。……隨著群眾運動的發展，必須吸收在斗爭中的積極分子加入我黨，并在農村中建立黨的堡壘——支部。”
*要求“造成干部下鄉的熱潮，克服干部中的錯誤思想。”“強調共產黨員為人民服務的責任，號召他們走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要統統到農村中去，并確定以能否深入農民群眾為考察共產黨員品格的尺度。”“力求在半年之內把群眾發動起來”。
*“東北是處在長期艱苦斗爭的環境中，但東北斗爭的前途是光明的。我們在東北已占先機之利”
東北局擴大會議后，從3個方面迅速采取了重大措施。
*（一）東北局與各省市委的主要領導同志親自傳達了“七七決議”。陳云迅速前往齊齊哈爾，于1946年7月13日在中共西滿分局會議上作了題為《發動農民是建立東北根據地的關鍵》的傳達報告，強調“總方針是發動群眾，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有了群眾，一切好辦，可以有軍隊，清除土匪，經費供給也有來源，沒有群眾，一定失敗，死無葬身之地”。
*（二）動員了1.2萬干部下鄉，到農村中去發動群眾，實行土地改革、剿匪、建黨建政、動員參軍、推動生產等等。陳云在西滿分局會議上說：“軍隊每個團都要抽三分之一指戰員下鄉。要當參謀，參群眾之謀。城市、機關、學校工作都可放松一點，受些損失都可以。鄉村工作的比重應占全部工作的百分之八十。”他明確指出；“能否發動農民是東北斗爭成敗的關鍵”。
*（三）動用主力部隊、地方武裝和工作隊，進一步開展了剿匪、搜山斗爭，大大小小的“座山雕”，散匪與地主武裝很快被殲滅了。
1946年10月中旬，蔣介石親臨沈陽，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針，派遣鄭洞國率領十萬部隊進攻南滿共區，共軍被迫從安東、通化等城市撤退。至11月下旬，中共南滿根據地僅剩下臨江縣、長白縣、撫松縣、靖宇縣、輯安縣五座小縣23萬人口，三、四萬部隊，形勢十分危機。東北局經中央批準，派遣陳云、蕭勁光，1946年10月27日從哈爾濱出發，經牡丹江、圖們繞道北朝鮮至臨江縣，改組成立遼東分局堅持斗爭。陳云兼任分局書記和遼東軍區政治委員，蕭勁光任分局副書記、遼東軍區司令員，蕭華任分局副書記、遼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副政委。12月，在七道江會議上已經做出撤出南滿翻越長白山退到延邊的決議。12月13日晚陳云乘火車頭從臨江趕到七道江，與參會人員分別交流，12月14日晚在會議上發言，形象地說：東北的敵人好比是一頭牛，牛頭牛身子是向北滿去的，在南滿留了一條牛尾巴。如果我們松開這條牛尾巴那就不得了，這頭牛就要橫沖直撞，南滿保不住，北滿也危險；如果我們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敵人會進退兩難；因此，抓住牛尾巴是個關鍵。陳云全面分析了形勢，對‘留下’和‘撤走’的利害得失，算了細賬，經過反復比較，說明留下堅持的重要意義和可能性。最后，他加重語氣說：我是來拍板的，拍板堅持南滿……南滿一定要堅持，三、四縱隊全部留下，一個人都不走，堅持就是勝利。七道江會議的意義在于統一了大多數同志的思想，確定了堅持南滿斗爭的基本方針，并決定了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和作戰方針，為挽救南滿的危局邁出了第一步。而此時，由杜聿明率領的國軍進攻北滿共軍根據地，陳云同蕭勁光指揮遼東軍區部隊，采用迂回滲入的敵后游擊作戰策略，與國軍在遼東的臨江地區焦灼，即東北臨江戰役。同時林彪指揮北滿部隊三次南越松花江，牽制國軍力量；戰役持續到1947年4月，以國軍在通化西北紅石拉子地區主力覆滅為結束，史稱“三下江南，四保臨江”，此戰役的結束標志著國共雙方在東北戰場上，攻守局面徹底改變。
陶賴昭松花江大橋通車典禮上講話
1947年5月，東北民主聯軍發動夏季戰役，使得滿洲各根據地連成一片，并將國軍限制到大城市及鐵路沿線，陳云兼任東北行政委員會書記，同年七月，他領導遼東地區進行土地改革。1948年4月，東北局決定撤銷遼東分局，將遼寧、安東、遼南三個省委及旅大地委改歸東北局直屬，陳云回到哈爾濱。經過三個月短期調養后，他擔任東北局常委、副書記，同時兼任新成立的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東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工作。8月，全國第六次勞動大會在哈爾濱舉行，恢復中華全國總工會，1948年10月，陳云在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8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和東北軍區成立，陳云兼任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仍然主管東北經濟。10月27日，東北局決定由陳云、伍修權、陶鑄、張學思、王首道、陳郁、朱其文、劉居英（任交通處處長）、朱理治、張維楨、陳龍等11人組成沈陽市軍管會{r|cyyear1|page=537-539}}，伍修權為副主任兼沈陽衛戍司令員，陶鑄為副主任、市委書記兼沈陽衛戍司令部政委，朱其文為市長；同時，決定抽調新老干部4000人，由陳云率領乘專列火車前往沈陽。列車于10月29日從哈爾濱出發，途經吉林市、梅河口，繞道四平市到達開原。入城后不到一個月，寫了《關于接管沈陽經驗簡報》，解決了接管大城市工作中的兩大難點，即怎樣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樣迅速恢復秩序，電告東北局并轉報中央：
*（1）入城后首先要恢復電力生產與供應。
*（2）要迅速解決市場及金融物價問題。
*（3）對警察必須收繳槍支，讓其徒手服務。
*（4）迅速出版報紙，穩定人心，宣傳黨和政府的政策。
*（5）工資問題需要妥善解決。
*接管沈陽有一條重要教訓，即入城后不應立即將所有監獄犯人釋放。正確的作法應該是將政治犯迅速釋放，老盜竊犯、土匪等應繼續拘留，分別處理，這樣社會治安會更好（沈陽當時有1/3到1/2的盜竊案是入城后釋放出獄的犯人所為）。
還根據沈陽經驗，在簡報中建議中央和各戰略區野戰軍，準備專門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后，移交給市委、市政府等機關。這樣，接收班子可積累經驗，其中骨干可暫成專職，依此接收各大城市。中央認為這個報告很好，作為成功的經驗轉發給了各中央局和各野戰軍前委。
1948年12月，因高崗赴中央參加會議，陳云短暫代理中共中央東北局活動。1949年1月5日，陳云出席了沈陽工人代表大會并《在沈陽工人代表大會上的講話》在1949年2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此時陳云已當選為全國總工會主席，1949年2月，他參加了西柏坡會議，之后返回東北，這段時間中，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保持與蘇聯、朝鮮、香港的貿易聯絡，并積極與華北、華南的中共組織合作提供援助和支持。
1949年3月14日，周恩來起草的《中央關于財政經濟工作及后方勤務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中央應即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首先與華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合并，并加入東北、華東、西北、華中各區財政經濟工作負責人為委員，依靠華北政府各部及其直轄的各省市，進行業務。并決定由陳云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財經工作。5月9日，陳云抵達北平參加籌組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工作；7月正式成立，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并成立。
上海戰役結束后，因上海面臨煤炭糧食短缺、金融物價波動，加上十五萬國軍投誠，上海經濟面臨崩潰。為此，中財委召集的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五大區財經領導干部會議在上海開幕（即上海財經會議），陳云主持會議，著手重點解決上海經濟。當時盡管解放軍占領上海，人民幣仍然無法在上海金融市場上立足。為貫徹中央政府推行人民幣為法定貨幣的指令，陳云發動了著名的“銀元之戰”，即最初采用拋售銀元、禁止銀元流通等方式打擊投機，但效果甚微。銀元對人民幣的價格仍然高增不止，為此華東局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通過經濟及政治兼顧的方式穩定上海金融市場。之后上海商人惡意囤積糧食、棉花和煤炭，為此陳云主持了“米棉之戰”，轉移華東地區的儲備，才徹底穩定了上海市的物價。9月，他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政協委員。
1949年10月1日，陳云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重工業部部長。11月，主持政務院財經委員會會議，研究穩定市場物價，并支援朝鮮戰爭、以及重大城市的供給。1950年2月，主持全國財政會議，研究克服財政經濟困難的政策和措施，次月政務院通過其起草的《關于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到四五月間，中國大陸財政經濟工作統一，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價趨于穩定。5月8日至26日，陳云主持北京、上海等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研究商品滯銷問題。會后開始調整工商業，調整國營與私營企業關系。6月4日，因任弼時病重，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陳云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并與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組成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主席團。同年10月，任弼時逝世后，陳云正式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50年11月15日至27日，陳云主持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因朝鮮戰爭爆發，財經工作重心從穩定市場調整為國防，并提高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
1951年5月，陳云參加主持西藏和平談判，之后著手進行西北油田、淮河治理。1952年8月至9月，隨同周恩來等出訪蘇聯，就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工程、生產橡膠、中蒙鐵路、旅順口海軍基地等問題與蘇聯協商。然而因為多年積勞成病，1953年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后，陳云被送往醫院；之后被安排療養，期間中財委由副主任薄一波領導。同年6月，全國經濟會議上，高崗因私人免征批發稅而與薄一波產生分歧，高崗借此攻擊劉少奇和周恩來出現路線問題。7月23日，鄧小平和陳云被調回北京參加會議，會議中陳云站在了劉少奇、薄一波一邊；隨后鄧小平代替薄一波職位，與陳云搭檔在中財委工作。12月，高崗開始積極私下與陳云、鄧小平、林彪聯系，試圖說服幾人排擠劉少奇、周恩來。1954年2月，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通過《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開始反對高崗、饒漱石，陳云并以張國燾映射暗示。陳云還奉毛澤東指示，勸告在杭州的林彪不要支持高崗。之后高崗自殺、饒漱石被捕，史稱“高崗饒漱石事件”。
1954年4月，陳云擔任中共中央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草案工作小組組長，主持制定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同年9月29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結束，陳云擔任國務院副總理；隨后他著手對糧食實行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即統購統銷；他開始著手對公私合營等經濟模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確定了中國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模式。1955年下半年，由于各地對經濟走勢持過于樂觀態度，加快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和公私合營的進度，并設置過于理想的冒進目標，導致經濟出現混亂和緊張局面。1956年初，周恩來、陳云等人努力并最終成功遏制冒進勢頭，確保經濟平穩上升并回歸理性。9月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云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1月10日，陳云還兼任中共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組長（成員有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
1958年6月8日，陳云在北京聽取關于石油工業發展情況的匯報
然而反冒進的行動招致了毛澤東等人的反感，恰逢陳云深感身體不適，請求休養，并趁機到各地考察上海、蘇州、重慶工廠進程。1958年1月的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與陳云的“反冒進”，稱道：“就只有陳云懂經濟，我就不能領導經濟？”陳云因病未出席此次會議；2月18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稱周恩來、陳云等與右派相距只有50米，周恩來和陳云被迫做檢查。之后毛澤東開始大力宣傳激進式發展，展開大躍進，最終造成了三年的國民經濟危機；陳云被迫在多次會議中承認錯誤。1958年10月，他兼任任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并對東北三省和南方九省市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和改進。1959年3月，陳云因心臟病離京赴桂林、杭州休養，休養期間仍然到東北、華東、江浙等地考察農業、鋼鐵、礦產等問題。當國民經濟遭到嚴重困難時，毛澤東再次重用陳云，委托他調整關系經濟全局的過高的鋼鐵生產指標（大煉鋼鐵問題）。因為身體不適，他請求休養，從而繞開了之后的八屆八中會議（廬山會議），也規避了后續的反右傾運動，而得以在上海、蘇州去研究評彈，并向馬寅初贊許其計劃生育的主張。1961年，他并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動員城鎮兩千萬人下鄉、通過幾種高價商品回籠貨幣等措施，恢復國民經濟。
1962年1月，鑒于中國基層對于大躍進的嚴重不滿與困惑，中共中央召開擴大的中央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會議最后形成了對大躍進的廣泛批評；然而作為資深經濟領域專家的陳云卻婉言謝絕毛澤東的邀請，在大會中緘默不語。同年2月下旬，北京中南海西樓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西樓會議），陳云作《目前財政經濟的情況和克服困難的若干辦法》報告，指出增加農業生產，解決吃穿問題，保證市場供應，制止通貨膨脹，在目前是第一位的問題。3月7日，在中共中央財經小組會議上講話，著重談國民經濟計劃中的綜合平衡，并向毛澤東建議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稱黨內存在“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間接批判陳云。9月，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批判了“單干風”、“翻案風”，并稱陳云為“老右傾”。此后，陳云因心臟病、心絞痛，此后的數年中，他仍然在南方各地進行療養，實際上靠邊。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和陳云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
1966年8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中將矛頭指向國家主席劉少奇，并隨之發動文化大革命。盡管陳云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和毛澤東一致的立場；同月13日，康生仍然率先發難陳云，稱其“思想也是長期與主席（毛澤東）對立的。”不到半年中，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接連被打倒；1967年1月，在陳伯達的煽動下，1月19日、21日，陳云家兩次被紅衛兵抄家；周恩來私下保護他到中央聯絡部十八所休息。對于被抄家，陳云卻泰然表示“沒有關系，讓他們抄吧，反正沒有多少東西了。”。而此時反抗他的紅衛兵力量愈發強大，“徹底批判陳云聯絡站”在北京師范大學校園內展開誓師大會。自感被排擠的陳云在年底給兒子陳元表示，將把后面的時間用于集中閱讀，以準備后面的五年計劃。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謝富治借機攻擊陳云的經濟政策，陳云被迫做出檢討。1969年4月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后，他離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只保留了中央委員的名義。同年10月20日，他被下放到江西南昌青云譜江西化工石油機械廠，妻子于若木和孩子們都被分散安排到各地。1970年6月，于若木在五七干校張貼揭發江青鋪張浪費的大字報，被開除黨籍、隔離審查。
1971年10月，林彪的死訊傳到江西，撰寫了《我對林彪的揭發》，陳云說道：“林彪比我小兩歲”、“主席很快就會讓我回北京了”；同年4月24日，他由南昌返回北京；5月，九屆二中全會上，撰寫《對于叛黨、叛國、陰謀家、賣國賊林彪的揭發》。7月，陳云參加國務院業務組開始協助周恩來研究中國當時國際經濟形勢，并討論當時對外貿易、熟悉新形勢下的美國為首的西方政治經濟體制。不久于若木也隨單位遷回北京，夫妻再次能夠團聚。1972年7月21日，陳云給毛澤東寫信，要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及參加老同志學習班，并提出在春秋季節到外地做些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閱信后批示同意。1973年10月3日，陳雲趕赴廣州參加商品交易會，并指導外貿部熟悉國際市場交易。10月10日，為對外貿易部起草向國務院的報告，并建議中國改變單純購買外匯，并兼顧籌建中國的黃金儲備。1975年1月，他擔任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副委員長。1976年1月，參加毛遠新主持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對鄧小平進行揭發、批斗，此后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在一年內相繼去世；同年9月下旬，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醞釀粉碎四人幫集團；葉劍英托王震找陳云商議對策。陳云起初考慮采用召開中央全會解決，但卻感到沒有把握，最終只能暗示葉帥采取非常手段。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10月18日，陳云致信李先念，在信中提出了對當前工作的六條意見和一些注意事項。之后李先念多次向華國鋒建議，推動陳云復出參與中央領導工作。
陳云和鄧小平，1952年攝於頤和園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陳云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表示擁護鄧小平復出工作的立場，7月，鄧小平在葉劍英的支持下復出，開始撥亂反正，并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1978年7月31日，向李先念提出，國務院務虛會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對方意見，“出國考察的人回來吹風，下面也往上面吹風，要引進度多少億，要加快速度。無非一個是借款要多，一個是提出別的國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們可不可以再快一點。”“有些同志不大好講話。務虛會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11月12日，陳云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指部分批判四人幫揭發出來的問題要由中央作考慮或決定；指出應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彭德懷案、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并對康生在文化大革命所犯的種種罪行予以批評調查。陳云的發言得到很大響應，大量出席者就陳云的意見提出反應，會議展開突破性進展。12月18日-22日，他出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且被選為中央紀委第一書記，分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公安、檢察、法院、民政等中央政法部門；他指出中紀委的基本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整頓黨風”。之后他積極參與從事審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冤假錯案，并對受到迫害的人們進行追悼、平反，會上反對華國鋒“兩個凡是”理論。1979年2月，鄧小平請求陳云協助分析中越邊境沖突，在陳云的支持下，鄧小平命令發動中越戰爭，戰爭在一個月后結束。同月，中紀委會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案件進行復查，最終形成平反決定。
此外他仍然集中關注中國的經濟走向。1979年3月，他就開始撰文提出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的關系，強調對資源的分配比例會影響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1979年3月14日，成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他擔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在同年5月調查建設寶山鋼鐵，開始聚焦于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7月1日，陳云、薄一波、姚依林被任命國務院副總理，不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年10月，他被檢查出患有結腸癌，于10月24日做結腸癌切除手術。同年底，在討論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10名主犯的量刑時，陳云主張“黨內斗爭不能開殺戒”，徐向前元帥堅決反對把江青、張春橋處以死刑。
1980年6月后，他的身體狀況逐漸恢復，回到工作中，期間積極促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集體領導制、提倡“只生一個孩子是眼前第一位的工作”的計劃生育政策、并組織培養年輕干部梯隊。8月30日，與鄧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職務。10月，根據陳云的指示精神，查明康生、謝富治直接參與了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中央決定撤銷他們的《悼詞》，開除黨籍，骨灰移出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11月，《陳云同志文稿選編》出版，在黨內發行，收錄陳云在1965年9月至1962年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文稿。
1981年，他主持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復查潘漢年案，將調查的范圍延長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同年3月，參與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重新評價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作為。在審定反思過去錯誤的政治歷史后，陳云組織考察處理干部新老接替的發展問題，籌建青年干部局。在6月27日-29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贊同華國鋒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并作了重要發言，提出三點意見：
1981年，陳云提出“鳥籠經濟”理論，強調經濟發展必須是在計劃指導下進行，反對冒進式的發展。1982年2月2日，要秘書轉告中宣部：“現在期刊和廣告上用女人和美人的像太多。我們國家應該是宣傳英雄主義的，要特別嚴格地掌握這個問題。”6月，《陳云同志文稿選編》出版，在黨政軍民各系統的地區、師級以上干部及財經院校和研究單位副教授、副研究員以上人員范圍內發行，收錄陳云在1949年至1956年重要會議講話的文稿。7月1日，提出改善知識分子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7月3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首次提出“清理三種人”。9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他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9月23日，與時任中央黨校校長王震談話時又強調：對“三種人”要注意，中共中央中組部、中央黨校、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三家是管干部的。只要這三個地方把好關，“三種人”“五種人”就上不來。
1983年3月，在聽取關于當前經濟形勢的匯報后，提出了“十條意見”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領導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提出批評，“1980年提出調整經濟是對的”、“國家財政存在赤字是確實的”、“對中央各部門不要分‘信得過’和‘信不過的’，綜合部門的話也要聽”、“說‘一五計劃’時期搞了一百五十六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歷史唯物，是唯心主義”、“我們現在的黃金儲備，絕大部分是1973、1974年國際貨幣動蕩時買來的”、“……書記處和國務院對財經工作……要有所分工，有所側重，重點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書記處對經濟問題要研究，但方法要改進”。會議決定今后中央關于經濟工作的決定一律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對外宣布和解釋。
1984年2月15日，《陳云文選》（1926～194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國新華書店發行。該書在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指導下，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輯、中央文獻研究室參加審核。書中的各篇著作都經過陳云的校閱。當日，全國各主要新聞媒體均對此作了宣傳報道。4月25日，陳云在聽取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委員谷牧關于沿海城市開放問題的匯報時說：“……對是否搞特區貨幣，我考慮比較多……而兩種貨幣并存，人民幣的‘腿’會越來越短，特區貨幣的‘腿’會越來越長。因為‘優幣驅趕劣幣’，這是貨幣的客觀規律。”5月26日，陳云在中國銀行工作人員一封反對發行特區貨幣的信上批示：“特區貨幣發行權必須在中央，決不能讓特區貨幣與人民幣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流通。如果不是這樣做，就會出現國民黨時期法幣發行之前的狀況。”由于陳云明確表示“不同意發行特區貨幣”，深圳特區貨幣的計劃因此遭到擱置。7月15日，《陳云文選》（1949～1956年）出版發行，當日，全國各主要新聞媒體均對此作了宣傳報道。
1986年6月15日，《陳云文選》（1956～1985年）出版發行，當日，全國各主要新聞媒體均對此作了宣傳報道。
1987年1月14日，出席了“民主生活會”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對胡耀邦進行了嚴肅的同志式的批評，同意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陳云在會上講話指出：
1987年11月，為了進一步推進新老交替，陳云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后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等職務，隨后陳云接替鄧小平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這一期間，他提出了“對比例失調的國民經濟實行全面調整”，“社會主義經濟不僅要有計劃，而且要有市場調節”，“執政黨的黨風事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大量提拔培養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是黨中央的當務之急”等觀點；海外媒體稱其為治國八老之一，持續影響著中國經濟和政治決策。
1987第12期的《書報簡訊》刊登了美國人戴維·巴克曼(David M.Bachman)的著作《陳云與中國的政治體制》（Chen Yun and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書中稱陳云的主張是“1978年后改革和調整經濟的重要基石”，“是五十和六十年代唯一持有正確方針的中國領導人（未參與反右、反對文革和大躍進）”，“被視為遵守民主集中制的模范”，他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鼻祖。
1989年5月26日，陳云主持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會議，主張對學生運動采取以軍事手段鎮壓，并且在會上首次提出了“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大決定不再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87歲的陳云正式離開政壇退休。1994年2月，陳云到上海過春節，這也成為了他最后一次公開露面。1994年5月25日，他因為肺炎住進北京醫院，此后再也未能出院。
位于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內的陳云墓，2020年
1995年4月10日14時04分，陳云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陪護他到最后一刻。4月12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發出陳云同志逝世的訃告。4月17日，陳云的遺體在北京火化，遵遺囑，葬于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一株雪松下。
陳云堅決支持計劃生育。他在1979年6月1日的談話中說，要“制定法令，明確規定只準生一個”“先念同志對我說，實行‘最好一個，最多兩個’。我說再強硬些，明確規定‘只準一個’。準備人家罵斷子絕孫。不這樣，將來不得了。”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是陳云的座右銘，他的整個經濟和政治措施均以實事求是為指導，并堅持“交換、比較、反復”的辨證方式，通過交換意見使認識比較全面；通過各種方案的比較得出正確的結論；通過反復的考慮再作最后決定。1990年1月24日，他將這十六字理論寫入一幅條幅，贈給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以勉勵；之后又撰寫贈與朱镕基、吳邦國、黃菊等人，勉勵其進行上海地區改革。
“三個主體、三個補充”，旨在強調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是陳云在1956年9月20日的中共八大上作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的報告中提出的一項經濟思想。1949年后，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經濟發展程度與情況存在問題和特性，陳云主張在工商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并以個體經營進行補充；在生產計劃方面，以計劃生產為主體，按照市場變化、國家計劃許可范圍中進行補充性的自由生產；在流通領域，堅持公有制分配為主體，并允許有限的自由市場。這點情況有別于蘇聯經濟模式，但又與市場經濟存在區別。他的思想和主張貫穿于第一個五年計劃、大躍進后期的經濟調整中，對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進行按比例發展，建立基本貨幣制度、發行和管理統一貨幣（第二套人民幣）；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敢于利用西方國家信貸體系、組建商品交易所和期貨市場。他主張在中國經濟中政府必須保持平衡管理，即政府收入和開支平衡、進出口平衡、主要商品的供需平衡等。
“鳥籠理論”或稱“鳥籠經濟”，最初是黃克誠提出的，其寓意市場經濟是“鳥”，計劃經濟是“籠子”，“鳥應關在籠子里”，意指提倡“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經濟模式。陳云在1956年曾以這個觀點推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相佐的經濟模式；然而因為政治變遷，這一思路在1982年重提。是指強調搞活經濟，市場調整，不能離開計劃的指導。這一理論和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更多是兩人性格和經歷中“謹慎與積極”的差異，而非支持與反對的不同。
中共官方和一些學者主張鳥籠經濟是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一類過渡經濟理論和方式，并有彈性的解釋，陳云也在上海浦東、深圳特區等很多場合中，表達自己對改革的支持。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鳥籠經濟是反對或限制改革的中共保守思想。
陳云對《》持否定態度，認為“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制定了一個新聞法，我們共產黨人仔細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辮子，鉆它的空子。現在我們當權，我看還是不要新聞法好，免得人家鉆我們空子。沒有法，我們主動，想怎樣控制就怎樣控制。”
1956年9月13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陳云與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一起被推舉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候選人，毛澤東評價陳云說：“至于陳云同志，他也無非是說不行、不順。我看他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他看問題有眼光。我過去還有些不了解他，進北京以后這幾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問題尖銳，能抓到要點。所以，我看陳云同志行。”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也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預備會議上稱陳云“歷史上沒有變節，經濟方面還是懂一些的。右是右了些，可還不是極右！”
胡喬木說廬山會議前，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又評價陳云：“我不能搞經濟工作，我不懂。我認為我這一輩子搞不了了，年紀這樣大了，還是陳云搞得好。”1961年6月24日，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同王任重談話時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1962年初，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稱評價陳云說：“陳云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
1995年4月12日，中國共產黨官方發布訃告，稱贊陳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陳云同志的一生，是為中國各族人民徹底解放、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頑強奮斗的光輝的一生。”“陳云同志在七十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堪稱楷模。他始終堅持并善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創造性地領導革命斗爭、經濟建設和黨的建設，表現了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遠見卓識和杰出的領導才能。”
陳云在去世后仍然受到官方和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2005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陳云同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吳邦國主持大會、胡錦濤發言，稱贊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堅持原則，光明磊落，不居功，不自恃，始終能夠擺正個人和黨的位置。陳云同志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遇到過曲折，但他始終顧全大局，維護團結，既不隨波逐流，也不消沉退避。”2015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陳云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習近平發言稱“陳云同志身上表現出來的堅定理想信念、堅強黨性原則、求真務實作風、樸素公仆情懷、勤奮學習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1949年春，中共中央東北局會議上，東北局根據中央工委關于保障貧雇農在土改中的領導權和一切通過貧農團的指示精神，受到毛澤東批評。遼寧省委副書記白堅和林一山等向陳云率先發難，稱陳云在臨江戰役中過分強調困難，把中共的處境形容為“風雨飄搖中的豆油燈”，批評他犯了悲觀主義的錯誤。另一方面則在土地改革中過于左傾，包括“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陳云盡管做出自我批評，但也反而批評白堅等人。高崗總結時，嚴厲批評白堅、林一山、劉建章，雙方出現嚴重沖突；在李富春、林楓等人調停下事情平息。不久，中共中央組織部將白堅調離東北。文化大革命期間，陳云的經濟主張也受到反對。1968年，康生、謝富治先后對陳云發難，稱他是：“陳云搞些什么？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價商品。他一貫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幹好事”。
陳云與夫人于若木共有5名子女，分別為大女兒陳偉力、兒子陳元、女兒陳偉華、女兒陳偉蘭和小兒子陳方。
*長女~陳偉力（1942年1月-）:歷任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副總經理，中國國際技術智力合作公司總經理兼黨委書記。現任浙江省愛心事業基金會理事長。
*長子~陳元（1945年1月－）：中國人民銀行前副行長，國家開發銀行首任行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次女~陳偉華（1947年-）：任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歷史教師。
*三女~陳偉蘭（1949年4月）：原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
*幼子~陳方（？-）：是中山實業公司總經理。
陳云酷愛評彈，是他最熱愛的娛樂之一。早在十歲時，他就經常和姨夫去看評彈；之后他在政治生涯中，也經常過問上海、蘇州的評彈業行情和新聞，甚至親自指導當時的評彈臺風，鼓勵教學和交流活動。1979年11月，在結腸癌切除手術后，仍然住院中的陳云應蘇州評彈學校邀請，為該校提寫校名，并致信周良道：“我的題字實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經你一再催促，評彈又是我喜歡的文藝，所以依囑寫上六個字，不知可用否？”1987年1月13日，他為蘇州評彈學校題名。2004年，得知蘇州評彈博物館籌建的消息后，陳云夫人于若木將陳云生前所收藏的6箱共計562盒評彈資料全部捐贈予蘇州評彈博物館，博物館內也特別設置了“陳云同志與蘇州評彈”專題展室，以展出這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