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在地方管治方面，自李朝初年起，太祖將丁朝和前黎朝時期的十道，改為二十四路。關於這次改制的原因，是由於十道制度，令地方將領既握有重兵，兼管區域政事，權力過大。因此將全國拆分為二十四路，路的長官稱「知府」，由文官出任。路下設州、府、鄉、社（社為最基層，設社官掌理戶籍）等各級行政單位。 李太宗改知府為州牧，軍政權力操於州牧手中。李太宗立下規定，每年與各級官員舉行一次盟誓，向李氏宣誓以表效忠。李朝歷代君主還會分封各子為王，到國內要地鎮守。在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居住地，設州、寨，驩州及愛州特設寨，實行軍事統治，以應付南鄰占婆。少數民族地區為本地酋長世襲之地，在李朝早期，大者名州牧，小者名首領，後來因地域逐漸分割，酋長勢力漸弱，朝廷派知州一人，酋長直接隸屬，而這類的州到12世紀（李朝中期）已稱「鎮」。
李朝疆域相比於丁朝及前黎朝有所增廣，這是基於它「多次對鄰國發動侵略」，故得以「擴大領土」。李朝地方建置亦常有變更，大體而言，就如法國學者馬思伯樂（另有馬司帛洛、馬司勃羅、馬伯樂等譯法）所說：「李氏一代二百年間疆域名稱之沿革，頗多混淆」。
李朝在太祖立國後設置「二十四路」。關於二十四路的全部地名，現已不詳，正如越南學者陶維英所說：「我國（指越南）正史所開列的名錄，如我們所知，只記載了二十四路中的十二路。」陶維英又指出後世所僅知的十二路，包括：天長路（南定省東部）；國威路（為底江流域的山西地區）；海東路（即廣安地區）、建昌路（太平省一部份）、快路（即興安地區）、黃江路（即南定省西部）、龍興路（太平省一部份）、北江路（即北寧、北江地區）、長安路（即寧平地區）、洪路（即海陽地區）、清化路（即清化省地區）、演州路（為乂安省北部地區）。關於「二十四路」的戶口數目，據後黎朝的阮廌《輿地志》，有「三百三十萬一百戶」。
其後李朝領土有所增加。例如在1037年（通瑞四年），李太宗征服臨西道。1069年（天貺寶象二年），李朝攻取占婆國（又作占城國）的、（一作地里）、三州（在廣平省及廣治省一帶），並於1074年（太寧三年）改地哩為臨平、麻令為明靈。位於宋越邊境的廣源一地，據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的考證，本是北宋的羈縻州，由部落首領儂氏世襲管治，但因宋廷須與遼、西夏爭持，無暇南顧，儂氏便實際上受越南李朝的支配。到1052年（崇興大寶四年）廣源州首領儂智高被宋人消滅，李朝更將該州順手而得。李仁宗初年，宋越兩方雖曾爆發戰事，廣源一度被宋軍奪回，但戰後宋廷仍將之交還李朝。（關於李朝領土擴張的情況，詳見下文「對外關係」。）
到12世紀，南宋學者周去非於淳熙年間（1174年至1189年）編著《嶺外代答》，書中概括地記錄了當時的李朝疆土範圍及建置情況：
在20世紀，法國學者馬司伯樂、越南學者陶維英、中國學者楊武泉等等，先後在《嶺外代答》內容上，對李朝轄地情況作了考訂及增補。現將之開列如下表。
即唐代時的交州。
今河內西北黑水河（又名黑河、李仙江）流域西岸。
馬思伯樂稱當地應為「治理蠻夷首領之區域」。
今清化省之清化市。
即唐代時的愛州。
為如月江上之富良。
北江府／天德府
馬思伯樂：北江府管治從諒山到東海的地區。陶維英：天德府即北寧等地
馬思伯樂指除以上四府，尚有北江府，由李氏王室故鄉古法州升為府。陶維英指天德府於1010年由古法州改成，原是屬於北江路地方，從王室故鄉升為府。
陶維英指應天府又稱「南京」，位置亦在河內。
陶維英指長安府由華閭建成。
治所在今廣西東興市江平鎮。包括鄰近的先安（今屬越南）。
即唐代時的陸州，1023年改潮陽鎮為永安州。
在海防西北的東潮。
在太平江與北江（又名急流河）匯流處的至靈境內。
在興安省快州府。
舊名藤州，後來於李朝末年亦復稱藤州。
今清化省東北部份地區。
即唐代驩州，1036年改驩州為乂安州。《越史略》記載1101年「改驩州為乂安府」，馬思伯樂認為《越史略》有誤。陶維英則據《越史略》算作一府。
為瀕海地區。
地接占城（即占婆國）。
在高平、諒山邊境。
馬思伯樂認為蘇州及茂州應為「蘇茂州」，乃一州非二地。
今中國廣西省的靖西、那坡、德保、天等、大新、崇左和越南高平、矢和、東溪以北地區
郭振鐸、張笑梅《越南通史》指廣源原為北宋羈縻州，該地酋長儂智高被滅後李朝將之順手得。
在今越南廣安（鄰近海防）。
李朝大力提倡佛教，使之成為國教，大建廟宇，並讓僧侶參政，因此佛教在李朝得到長足的發展。
早在李太祖時便重視佛教。他本人曾為僧侶，師事萬行，並得他的協助而奪取政權。此後，僧侶階層便在李朝政府裡取得特殊地位，僧萬行便獲李太祖封為「國師」，備受尊崇，其後君主亦模仿太祖的做法，甚至給與僧侶封邑。到李高宗時，曾下詔招募沙汰僧人，到朝中參與改革政治，出謀獻策。
李朝政府又為推動佛教而投入大筆開支。在全國各地，政府大興土木，興建廟宇、寺塔，保留到後世的有延祐寺（又稱一柱寺）、鎮國寺、章山寺、佛積寺、天福寺、永慶寺等等。為了得到《大藏經》等佛教經典，李朝多次派使到宋朝求取。又在每年春、秋二季舉行大法會、花燈佛會，及設置法事道場，均為佛教的典禮活動。在政府的推動下，李朝出現新的佛教教派成立和流布發展（詳見下文佛教發展）。
與李朝同期的宋代，尊崇儒學，理學興盛。李朝政府實施的文教政策，亦受中國學風影響。1070年（神武二年），李聖宗修建文廟及立下規定祭祀孔子、周公等，此舉具有劃時代意義，史家陳重金（即陳仲金）稱越南「有奉祀孔子及諸先賢的文廟，始於此時」。
繼崇儒政策推出後，李朝政府進一步實行中國式科舉制度，取士任官。1075年（太寧四年），朝廷舉行「明經博學及試儒學」三場，中選者黎文盛隨即獲朝廷起用，「進侍帝學」（即教導皇帝學習），成為幼主李仁宗的老師，這是越南實行科舉制之始。1076年（英武昭勝元年），朝廷設國子監，選文職官員識字者入內習文。1077年（英武昭勝二年），考核官員，所考內容為書、算、刑律。1086年（廣祐二年），設立翰林院，選拔全國有文才者，進翰林任職。1195年（天資嘉瑞十年），李高宗舉行「三教」（儒、道、釋）考試。除了在國都昇龍開試，在地方上亦設「鄉試」，以兩級制的方式，分級取士。這一系列措施，對越南封建時代科舉制度奠下基礎。
據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的統計，李朝開科取士的時間，主要集中在李仁宗（1072年－1127年在位）、李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及李高宗（1176年－1210年在位）三位君主統治時期。當中李仁宗開科一次，取士名額十人；李英宗開科一次，取士名額未詳；李高宗開科亦一次，取士名額二十人。此外，郭振鐸、張笑梅又認為，李朝科舉，與私有土地制及地主階級興起有關。因私有土地制在全國蔓延，李朝為配合此一客觀事實，對科舉出身者封賜土地，從而鼓勵私有土地，有助經濟建設，增加國家收入。
李朝為越南法制史上的重要時期，出現了越南較早的成文法律，當中以李太宗於1042年（明道元年）農曆十月制定的《刑書》最為重要。在此之前，越南法制混亂，史稱當時對案件的處理相當煩瑣，司法官吏拘泥於法律條文，處事方式嚴苛，甚至出現枉判及誤判的情況。，李太宗針對這些弊病，下令編定《刑書》，「敍其門類，編其條貫」，使法制得以系統化。《刑書》的重要性，在於它是越南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的律書，對越南法律發展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太宗制定《刑書》以後，李朝歷代都對刑法條律作出增補。例如在1108年（龍符八年）頒「盜殺牛令」、1122年（天符睿武三年）頒「收捕逃亡」、1125年（天符睿武六年）頒「毆人死令」、1127年（天順元年）下令「諸訟已經祖宗理判者不得復奏」1142年（大定三年）定「賣田土例」。、1145年（大定六年）頒令「諸相爭田池財物，不得托權勢家」、1046年（大定七年）頒令「各司決獄，有彊爭不合條制者，杖六十」、1162年（大定二十三年）頒令「自閹者杖八十、刺左膊二十三字」。
綜觀李朝法制，據後世越南學者潘輝注的評論所說，其功用在於「參酌古今，永示成規」，但李朝的律法仍有「失於寬」的缺點，因此「未為善制也」。
李朝時期，對土地的管理，主要分為國有土地（朝廷支配）及公有地（公社可自治）兩大形式。
國有土地由中央朝廷所支配，一般而言有四種處理方式。第一是設立「坊邑」，調動戰俘或囚犯開墾土地，作為莊園，其生產物品皆供李室王室使用。第二是「拓刀田」，由朝廷將一部份土地，分封給立下功勲的軍政大臣。第三是「湯沐邑」，為分封給公主的一種封地 。第四是「寺田」，是君主賜與各級僧侶及寺廟的土地，數量相當龐大。
公有地則應用於農村，農村上的公社可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將土地分給公社成員（包括耕作者、勞動者等）耕作生產，他們有自己的生產工具，義務是向朝廷繳納部份產品、納稅、服一定日期的勞役和兵役。但公社成員只對土地享有使用權，最高擁有權仍屬於君主。
除了國有土地及公有地，李朝時期還有土地私有制發展的趨勢，土地透過被買賣、典當及搶佔等過程，因而逐漸集中在豪紳貴族之手。貴族除享有大片土地，還蓄養家奴，供其使用及買賣。
李朝初年，便著手制定賦稅條例，務求徵課有度，以及制止官員貪污舞弊，損害國庫收入。1014年（順天五年）農曆二月，李太祖釐定稅例，在潭池田土、桑州錢穀、山源藩鎮產物、關隘譏察鹹鹽、蠻獠犀象香料、源頭木條花果等六個方面，規定所應繳稅項。
與此同時，李朝政府又設法推行獎勵及寬減措施，如1010年（順天元年）十二月，李太祖下令「赦天下三年租稅，積年逋久者，即除之」；1040年（乾符有道二年）李太宗下令減免半稅，1044年（天感聖武元年）再下令免半稅。這些措施的用意都在於促進生產，刺激經濟發展。
李朝從太祖皇帝時起，隨著政權逐漸穩固，社會秩序恢復，便開始鑄造貨幣。但因李朝的基本經濟政策是重農抑商，輕視了貨幣的作用，民間交換多是以物易物，加上李朝政府廣建佛寺，銅料多用於塑造佛像，因此李朝貨幣的鑄造量也較少。除李朝政府所鑄貨幣外，丁、前黎兩朝貨幣仍在通行。外來貨幣方面，宋朝的貨幣，透過宋廷對李朝使節進行賞賜，以及中國商人到越南貿易買賣，亦得以在越南大量流通。
有關李朝歷代君主的鑄幣概況，有如下表。
1011年（順天二年）以後。
錢緣適中，錢文上的「順天大寶」四字對讀，採用真書，有傾斜，不太均勻及協調。它的造型厚實，比丁、前黎及陳時錢幣要大，重量約有5克。
迄今發現的「順天大寶」只有一個版式，且流通範圍相當有限。
李太祖稱這款貨幣為「大寶」，以別於中國及越南前朝（丁朝、前黎朝）所用的「通寶」、「元寶」等貨幣名稱。
曾於1042年（明道元年）及1043年（明道二年）鑄造兩次。
錢文上的「明道元寶」四字旋讀，又稱「明道錢」。它有兩種版式，一種是字體粗壯，另一種是字體狹細。兩者字體均採用真書。
鑄造和流通數量很少，與其他貨幣一起通行。
該貨幣主要用於賞賜文武官僚。北宋仁宗也曾鑄造「明道元寶」，不過李太宗的「明道元寶」在鑄造工藝和風格上，與宋仁宗的有明顯區別。
李太宗晚年。
錢文上的「天感元寶」四字旋讀，有兩種版式，一種是光背，一種是背文上有「-{乾}-王」二字。兩者字體均採用真書。
背文上的「-{乾}-王」，是指李太宗次子李日中，以示李太宗對李日中及其生母的寵愛。
沒有李聖宗鑄錢的文獻記載及實物發現。
李仁宗晚年的天符睿武（1120年－1126年）及天符慶壽（1127年）年間。
僅一個式版，錢文上的「天符通寶」旋讀，採用真書，製作工藝比較粗糙，類似李太祖的「順天大寶」，錢徑較大，厚實，光背，錢緣適中，輪廓分明，佈局均稱，但文字較呆板。
數量少的原因基於李朝重農抑商，以及輕視了貨幣經濟的作用。
''天符元寶''
該錢的錢文旋讀，「元」字採用篆書，其餘三字用真書，錢緣略寬，與「天符通寶」不同。
該貨幣被後世學者認為可能是私鑄錢。
沒有神宗鑄錢的文獻記載及實物發現。
大定年間（1140年－1162年）。
錢徑較大，「大定通寶」四字對讀，採用真書，錢緣稍寬，比較厚實，光背。
金世宗亦有「大定通寶」，而李英宗的「大定通寶」則是越南風格，製作上也較為粗糙。
1163年（政隆寶應元年）鑄造。
錢文上把「政」寫成「正」，四字旋讀，真書，光背。
金海陵王也曾鑄「正隆元寶」，而李英宗「正隆元寶」的錢文較粗大，錢緣較寬，且穿孔也較不平整。
治平龍應年間（1205年－1210年）。
有兩種版式，一種是錢徑較大，錢文四字旋讀，採用真書，「治」及「元」二字方正，「平」及「寶」二字瘦長，光背。另一種的錢文與前一種相同而略小，闊緣。
因李朝晚期政局漸趨動蕩，所以鑄行也更少。
沒有惠宗鑄錢的文獻記載及實物發現。
沒有昭皇鑄錢的文獻記載及實物發現。
李朝開國君主李公蘊本為軍人出身，憑武力奪取帝位，因此深知武力的重要性。在即位之後，就著手改組和整頓軍事組織。太祖相當重視軍權指揮，規字各皇子必須平時習武，隨時派到各地任職或作戰。
在軍隊編制方面，太祖於1025年（順天十六年），下詔「定兵為甲」（意為即編制戶籍），每甲十五人，用一人為管甲。凡年十八至二十歲的丁男，稱為「黃男」；二十至六十歲，稱為「大黃男」，須登入冊籍。丁男以十五為一隊，由一隊長管理，平時習武及從事生產，戰時派出作戰。中央備有禁軍，禁軍沿襲前黎朝的制度，於士兵額頭刺有「天子兵」三字。
太祖以後，軍隊編制再有更動。李太宗時，分禁軍為十二衞，李聖宗時再次整頓軍隊，制定軍號，稱為「御龍」、「武勝」、「龍翼」、「神電」、「棒聖」、「保勝」、「雄略」、「萬捷」等等，皆列於左右，額上刺有「天子軍」字樣。陸軍分為弓箭手、兵騎（馬隊及象隊）及擲石兵等兵種。
除了禁軍（又稱為「正兵」），國家又設番兵（即地方兵），仔細區分，不得混雜，以防其變。一旦發生兵變，可互為制衡，便於朝廷調遣。
軍隊出征時，皇帝親自任命將帥，授予“元帥”、“都統大元帥”或“都統元帥”的稱號；《越史略》記載，1037年（通瑞四年），太宗「以開皇王為元帥，討都金等州」”；1043年（明道二年）太宗命令“開皇王為都統大元帥，討愛州。奉乾王為都統元帥，討文州。”以上統帥都由王室宗親擔任。名臣李常杰 （《越史略》作阮常傑）也曾擔任元帥職務。聖宗在位時，1070年（神武二年）農曆五月，“元帥阮常傑俘獲第矩於真臘界。”
李朝中期，西南邊境及國內時有動亂，大臣杜英武乃著重培養軍民熟習軍事，以便隨時定亂及抵禦邊鄰。但到李朝晚期，承平日久，再度出現紀綱漸廢，民不知兵的局面，因而盜賊橫行亦未能有效鎮壓，李朝最終衰亡。
李朝農業得到相當的發展，在沿海和北部平原一帶的荒野，由於政府的推動之下，得以開墾成農田，以水稻方式耕種。為免土地受澇、旱之災，政府致力興修水利，例如在國都昇龍築紅河堤，清化地區再修水壩，使河渠暢通，灌溉農田，增加農產收成。
在農耕上具有重要作用的耕牛，得到政府立法保護，例如但凡盜竊耕牛者，會被罰杖打一百；宰殺耕牛超過規定數量者，會被判入獄。政府還規定農戶互相監督，共同承擔宰牛的責任。因此，李朝時期的農業勞動力、畜力遂得到高度保障，有助發展農業。
李朝時期的工業，由於受到君主的重視，加上從宋朝學習得先進技術，因而取得一定成就。當時的紡織匠，能織出各種花色繁多、圖案新穎的布、綢、綿、緞。陶器方面能製作出白瓷瓦、琉璃磚瓦，以及花紋複雜細膩、塗有棕色、白玉色、象牙色的彩釉瓷器。煉鐵、冶銅、編織、造紙、刻板印刷等工業，也得到中國的傳授，而發展起來。
李朝的建築，有帝王的樓臺宮殿、城壘、供奉英雄人物的廟宇，以及寺廟、寶塔等等。
李氏廷朝在國都昇龍，營建宏大城壘。城包括兩層，總長約有25公里，而皇城之內更有高達四層的宮殿。據越共學者指出，李朝昇龍城的城壘，是越南歷代各王朝當中「最大的一個城壘建築工程」。而李朝的寺廟建築亦甚具規模，如桂武縣的招攬寺，後世所能見到的三層遺址的面積，長度約120米，寬約70米。李朝還有建築了不少多層寶塔，如報天塔（在今河內）高約60米，12層；崇善延齡塔高13層；章山塔有方形塔基，每邊長19米。瓊琳寺（在廣寧省東潮縣）的彌勒佛像高約20米。
李朝時期興建的延祐寺
李朝建築的設計，還會襯託附近的自然風景，力求做到與人工建築與天然景色互相協調。寺廟往往是以對稱的正方形布局。李朝建築物中較具特色的，是保留在河內的延祐寺（又稱一柱寺），該寺建於湖中心，以一根大石柱承托，象徵一朵盛放在水面上的荷花。
佛教在李朝政府的支持下，達到興盛局面。當時國內遍布佛教設施，銘文有「凡有名山勝境，莫不啟拓，以建覺場」、「於是或京師而緬思梵福，紺宇星分；或州縣而擬報洪恩，靈祠棊布」等記述。佛教僧侶人員，受朝廷的君主的禮遇和重用，並且有新的佛教教派創立和流佈。較重要的禪宗草堂派（簡稱草堂派），該派由李聖宗時期，來自中國的臨濟宗僧人草堂所創。草堂原在占城國游化，後因李朝於1069年（天貺寶象二年，七月改元神武）攻入占城，草堂被越軍俘獲回國，但得到聖宗皇帝賞識，拜草堂為師，遂開創草堂派）。後來的李英宗、李高宗諸帝也自稱草堂派弟子，中國學者杜繼文指出該派實為「李朝最得勢的佛教僧團」，其教義提倡「禪淨一致」，即修禪與念佛結合，與中國的禪宗相同。除草堂派外，密宗於李神宗時亦頗為流行，具代表性的僧侶有阮明空、徐道行等人。
越南在10世紀以前，流傳著相當豐富的民間口頭文學作品，包括民間歌謠、神話傳說等等。到10世紀以後的李朝時期，則有漢文文學的蓬勃發展。這是基於越南因長期受中國統治，中國官員在當地推行漢字，加上中越地區的文化交流，造就了越南的漢文文學的發展。
李朝時的漢文學，深受佛教的影響。李朝君主推動佛教，令僧侶在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具有地位，加上特別是李聖宗、李仁宗的詩作，本就「禪語為多」，因此令「禪詩」盛行。李朝初年在朝廷上位高權重的萬行，其詩作的特點是使用了押韻偈語作修飾，例如他的《示弟子》一詩：「身如電影有還無，萬木榮春秋又枯；任運盛衰無怖畏，盛衰如露草頭鋪」，詩文表現了佛教的根本思想。李仁宗所寵信的滿覺禪師，在寂滅前留下一偈：「春去百花落，春到百花開；事逐眼前過，老從頭上來。莫謂春殘花落盡，庭前昨夜一枝梅」，這首偈更被指為李朝最好的詩之一。
李朝的漢文詩歌除了禪詩，還有李常傑的《南國山河》一詩，具有追求民族獨立的意志，與當時的詩作風格迥異，別樹一幟。
李朝時漢語散文作品，比漢語詩歌出現較晚。現存的有開國君主李公蘊的《遷都詔》，該文以駢文體裁寫成，文風簡樸，內容以歷史為鑑，進行正反論證，展現作者的統治才能。到李仁宗時，有官員阮公弼撰寫《大越國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齡塔碑文》，該文以歌頌朝廷為目的，具有誇飾風格，對文字進行雕琢。李公蘊與阮公弼兩文的對比，反映了越南漢文散文在布局謀篇、語言文字運用方面的進步。
從李朝的碑銘文獻當中，亦可看到中國文化與越南自身文化融合的情況。以李朝中葉時的《奉聖夫人黎氏墓誌》為例，該篇銘文的內容典雅，而且使用甚多的中國漢文典故，據統計多達十一處。學者耿慧玲解釋這是由於「李朝繼丁、前黎之後建立了200多年的政權，實際上承續的是五代以來的政治與文化體制，甫自中國政權的直接統治獨立，其中國文化的承續性應該仍然強烈，在碑誌中大量運用中國的典故是很自然的事」。與此同時，《奉聖夫人黎氏墓誌》裡又用到越南的通用語，如使用「好」字，意謂母親；使用「長婆」，是為對高年紀女性的尊稱。
在越南李朝取得長足發展的水上木偶戲
李朝時期的藝術發展，有水上木偶戲的發達。水上木偶戲源自紅河三角洲，農民在農閒和河水氾濫時，便在水上進行木偶戲以作消遣。後來成為一門表演藝術，甚至為越南君主作御前表演。到了現代，水上木偶戲在越南仍是深受重視的本土藝術。
字喃為古時越南民族語言的載體之一，至於它的萌發，據中國學者羅長山指出是「學術界至今尚未有定論」。但早在8世紀（唐朝統治時期）到12世紀，雖然尚未有形成系統的字喃，已以假借字的形式偶然出現。《越史略》於1148年（大定九年）的記載裡，出現了一句「殿前是武吉，非武帶也」的說話，學者羅長山解釋「吉」、「帶」二字便是假借字形式的字喃，喃義是糞尿。這可被視為字喃初期萌芽的遺跡。
越南屬熱帶地區， 北方地區（李朝主要領土範圍）有四季之分，夏季高溫多雨，冬季寒冷潮濕。境內河流甚多，尤以紅河為最大的水系，同時亦容易形成洪水。據《越史略》、《大越史記全書》等越南史籍的記錄，李朝時期曾於1073年、1126年、1127年、1128年、1130年、1131年及1144年出現久雨或淫雨，而洪水亦有多起，分別是1037年、1050年、1053年、1055年、1064年、1080年、1198年、1199年、1208年、1218年、1222年等等。有紀錄的大風則在1132年、1185年、1188年、1204年。不過李朝時亦有多次旱情或春夏季節無雨的紀錄，這些年份是1027年、1071年、1108年、1118年、1124年、1126年、1130年、1131年、1135年、1137年、1138年、1140年、1143年、1146年、1148年、1150年、1165年、1197年、1223年。
紅河三角洲土地肥沃，盛產稻穀。李朝糧食收成較佳的年份，據史籍紀錄都在前半期，即1016年、1030年、1044年、1079年、1111年、1120年、1123年、1140年。蝗災曾有兩次紀錄，分別在1121年及1223年。人類及牲口的疫癥，曾於1100年、1146年、1165年及1195年大規模爆發。李朝後半期有較多的饑荒情況，發生於1042年、1156年、1181年、1199年、1208年。
越南也是有地震風險的國家。史籍記載李朝時有多起地震，發生年份在1016年、1042年、1053年、1098年、1107年、1152年、1153年、1155年、1162年、1171年、1174年、1179年、1180年、1188年、1189年、1192年、1195年、1199年、1200年、1202年、1218年、1223年。
此外，較特別的事故有1127年的「天狗星隕，有聲如雷」；1136年（或1137年）、1224年的「江水如血」和「江水赤如血」等等。
有關李朝一代的自然現象及災害，詳見下表。
1016年順天七年
《越史略》、《大越史記全書》
是歲農作物大熟，禾三十結，直七十錢。
蠲免三年租稅。
1027年順天十八年
《大越史記全書》
1029年天成二年
十月朔，萬歲寺階前天雨白米成堆。
1030年天成三年
十月，農作物大熟。
帝幸鳥路田省歛。
1037年通瑞四年
1042年乾符有道四年
九月，地震。
是歲全國大飢。
1044年明道三年十一月後改元天感聖武
因有征占婆戰事，朝廷蠲免境內今年一半稅錢，以慰跋涉之勞。
1050年崇興大寶二年
六月，大水。
1053年崇興大寶五年
正月初五日，地震三度。
七月至八月，大水。
1055年龍瑞太平二年
十月，大寒。
朝廷為體恤獄中囚徒，命有司發府庫衾席賜之，並日給二飯。蠲免境內今年一半稅錢。
1071年神武三年
自春至夏不雨。
1073年太寧二年
年初，淫雨。
1079年英武昭勝四年
五月，農作物大熟。
1098年會豐七年
八月，地震。
1100年會豐九年
十二月，大疫。
1102年龍符二年
正月，立春日，降瑞雪。
二月，大水。
1107年龍符七年
十月，地震。
1108年龍符八年
1111年會祥大慶二年
秋，農作物大熟。
1114年會祥大慶五年
春，瑞雪降。
1118年會祥大慶九年
夏，旱，後下雨。
1120年天符睿武元年
1121年天符睿武二年
五月，大水。
1123年天符睿武四年
是歲農作物大熟。
1124年天符睿武五年
1126年天符睿武七年
六月至七月，旱。
1127年天符慶壽元年
正月至二月，淫雨。
十二月，天狗星隕，有聲如雷。
1128年天順元年
二月，淫雨。
1130年天順三年
九月，久雨。
1131年天順四年
1132年天順五年
閏五月，暴風，覆延章舟。
1135年天彰寶嗣三年
自春至夏不雨。五月朔，雨。
1136年天彰寶嗣四年
二月，乂安州地震，江水如血。（《大越史記全書》記在天彰寶嗣五年。）
1137年天彰寶嗣五年
1138年天彰寶嗣六年
1140年紹明三年二月以後改元大定
自春至夏，不雨。五月，雨。
1143年大定四年
自春至夏，旱。六月，雨。
1145年大定六年
四月，淫雨。
1146年大定七年
四月，牛畜疫死。
1148年大定九年
1150年大定十一年
四月朔，地震。
五月，天雨黃砂。
1152年大定十三年
四月，地震。
五月及七月，天雨黃砂。
1153年大定十四年
1155年大定十六年
秋，八月，大水。
十二月，地震。
1156年大定十七年
二月，天雨黃砂。
是歲大饑，米一升直七十錢。
1162年大定二十三年
五月，地震。
1164年政隆寶應二年
水文、食糧供應
七月，大水過常，禾穀淹沒。
1165年政隆寶應三年
氣候、疫病、食糧供應
六月，大旱，民大疾疫，牛畜多死，米價騰踴。
1171年政隆寶應九年
七月，地震。
1174年政隆寶應十二年十月以後改元天感至寶
正月，地震。
十一月，地震。
1179年貞符四年
二月，地震。《越史略》記在「孟春」。
《越史略》、 《大越史記全書》
1180年貞符五年
八月，大水。《越史略》記在「孟秋」。
永元殿、會僊殿地震。《越史略》記在「孟秋」。
1181年貞符六年
大饑，民死近半。
1185年貞符十年
六月，暴風大起，二寺門地裂。
1188年天資嘉瑞三年
六月，地震、暴風。
1189年天資嘉瑞四年
1192年天資嘉瑞七年
六月，地震。
1194年天資嘉瑞九年
十月，雨雹，有大如馬首者，死者甚眾。
1195年天資嘉瑞十年
二月，地震。五月，地又震。
1197年天資嘉瑞十二年
1198年天資嘉瑞十三年
七月，大水。
1199年天資嘉瑞十四年
七月，大水，禾穀淹沒。
朝廷於次年正月，發粟賑貧民。
1200年天資嘉瑞十五年
1202年天資嘉瑞十七年八月以後改元天嘉寶祐
三月，地震。
1204年天嘉寶祐三年
十月，大風。
1208年治平龍應四年
大饑，饑死者相枕。
十月，大水。
1210年治平龍應六年
正月，勝嚴寺地裂。
1218年建嘉八年
三月，地震。四月己未，地震。
1219年建嘉九年
二月丙辰，雨雹。
1220年建嘉十年
三月，雨雹。
1222年建嘉十二年
九月，大水。
1223年建嘉十三年
十月，旱、蝗。
十二月己丑，地震。
1224年建嘉十四年十月以後改元天彰有道
九月，自上源頭至京師昇龍，江水赤如血。
佛跡山裂長三十丈。
越南李朝前期的東亞形勢圖
越南的李朝時期，適值宋代。李朝自立國時起，便對宋朝實行兩手策略，一方面向宋朝通好，請求冊封，提高李氏王室的政治威望和國際地位，另一方面又連續侵犯宋朝南方邊境，掠奪土地、人口及財物。
宋朝立國於960年。980年，越南的黎桓奪取丁朝政權，建立前黎朝，宋太宗皇帝以此為口實，於次年（981年）與黎氏發生戰事，結果宋軍戰敗。1010年（順天元年），李太祖代黎自立後不久，便即自稱「安南靜海軍權留後」，遣使到宋，奉貢方物，以示通好。當時的宋真宗皇帝甚為鄙視李氏的奪權，認為前黎朝的臥朝帝取得帝位，本就不合乎道義，李公蘊又效尤奪位，更為可惡。，但宋真宗早已認識到「交州瘴癘」，亦即是多疾疫之地，「若興兵攻取，死傷必多」的道理，不願像宋太宗時出兵南征，所以亦承認李公蘊的統治地位，冊封他為「特進、檢校太傅、安南都護、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交趾郡王」等等封銜。自此以後，李朝便多次遣使入宋，交往頻繁。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指出，李朝遣使入宋的年份有：1010年、1012年、1014年、1019年、1023年、1058年、1063年、1069年、1073年、1078年、1082年、1087年、1107年、1127年、1130年、1156年、1164年、1173年、1178年、1182年、1190年。
而李朝對宋朝邊境的侵擾，始於李太祖時期。1014年（順天五年），越南的「獠戶」張?看因被李朝治罪，逃到中國欽州。李朝便以追捕逃犯為由，寇掠欽州的如洪寨。宋真宗命廣南西路轉運使向李朝追討責任。1028年（順天十九年），李太祖「令子弟與女壻申承貴等，領眾入本道，剽掠邊民」，宋廷亦依舊命廣南西路轉運使向李朝追討。其後李朝對侵擾有增無已。1036年（通瑞三年）農曆十月，李太宗發兵侵宋朝思陵等州，並肆行掠奪破壞，「掠牛馬、焚廬舍而還」。11世紀中葉，廣源州（在今越南高平省廣淵州，當時屬宋境）首領儂智高作亂，侵擾李朝及宋朝邊道地區，1052年（崇興大寶四年）宋人討滅儂智高，李朝將該地順手而得。1059年（彰聖嘉慶元年），李朝入寇宋朝欽州思稟管。1060年（彰聖嘉慶二年），諒州牧申紹泰追捕逃亡兵士，追入宋境，掠奪宋方人員及牛馬而回。
宋朝在神宗熙寧年間（1068年－1077年），對越南李朝採強硬態度。據宋人司馬光記述在此期間，宋廷先後起用的桂州長官沈起、劉彝二人，製作戰船，收編當地部落民眾為兵，授以戰爭技巧，但這些舉動已引起當地民眾的不安。嶺南人徐百祥（又作徐伯祥）將消息洩露到越南，向李朝君臣提出，先法制人可控制敵方的心理，所以不如先出兵入侵宋朝。於是，李朝便於1075年（太寧四年）發動侵宋戰爭，由大將李常傑領兵，攻破中國欽州、廉州、邕州等地。在邕州一役中，知州蘇緘奮力抵抗，城破後自焚而死。而李軍則大行殺戮，在欽、廉、邕三州屠殺數十萬人，並俘擄民眾而回。宋方旋即作出反擊。1076年（太寧五年）三月，宋朝命郭逵、趙卨等領兵，並與越南鄰近的占城、真臘等國聯合出擊。越將李常傑在如月江（在越南北寧省如月村，梂江下段）擊破宋軍，郭逵撤走。其後郭逵部隊奪回廣源州 ，又於富良江（一說為梂江，一說為紅河）大敗越軍，擊殺越將洪真太子。李仁宗對此深感不安，便向宋方要求停戰，願意歸還所擄掠人眾。宋廷亦將廣源州（宋改名為順州）交還李朝，兩國重歸和好。
越南李朝後期的東亞形勢圖
1127年（天符慶壽元年），宋朝發生靖康之禍，北方被金人佔領，宋室南渡，是為南宋。但越宋兩國關係一直延續至李朝後期，仍趨於和好。其中較重要的大事，是改定了越南的國名稱謂，李朝一方面使用聖宗時（1054年－1072年在位）所定的國號「大越」，另一方面，如越南學者陳重金（即陳仲金）所指出，李朝到英宗（1138年－1175年在位）時為止，歷代君主都受宋朝冊封為「交趾郡王」 ，到宋廷封英宗為「安南國王」，越南自此便又稱為「安南國」。
除戰事和封貢關係外，兩國邊境的商業貿易亦甚為頻繁。李公蘊時曾向宋廷要求在欽州設博易場，讓兩國商人進行交易，但宋真宗鑑於李朝騷擾邊防而作罷。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年－1118年），始在邕州開博易場。徽宗以後，宋廷因受北方敵國困擾，無暇南顧，使宋越兩國商人活動更趨活躍。除邕州外，欽州、廉州，以及廣西右江的南江柵亦成雙方商易要地。貿易物品方面，越人以名香、犀角、金、銀、鹽、魚、蝦、蚌、沉香、珍珠、象牙、犀角等等，交易中國的綾錦、羅布、銅器、瓷器、「斗米尺布」、絲綢、紙筆、藥材等等。隨著宋李雙方交往密切，華人移居到越南者亦眾，使越南成為華僑活動的重要國家。但與此同時，兩國間的人口販賣活躍亦嚴重，宋朝廣西地區有人口販子，販賣邊民到李朝境人，每年達數百千人，被賣者為奴終身。
大理國（又稱「鶴拓蠻」、「鶴柘蠻」）是中國西南部的邊境政權，與越南李朝為鄰。越南地區早在第三次北屬的後期（晚唐時期），便屢受大理國前身南詔國蒙氏侵擾。
李太祖時，曾與大理國爆發戰爭。1012年（順天三年），大理國人到渭龍州（在越南宣光地區）進行貿易，李太祖派人擒獲大理國民眾及馬匹萬餘而回。次年農曆十月（1013年，順天四年），渭龍州降附大理，李太祖親征渭龍州，驅逐渭龍州首領何昃俊。何昃俊被逐後逃入大理，得大理政府支持，大理國乃出兵征越。1014年（順天五年），大理將領楊長惠（一作杜長惠）、段敬至率兵二十萬入侵越境，李太祖派兵討伐，在平林州（又作「芳林」及「茅林」，在越南高平）的金華步一帶，擊破大理軍隊，斬首萬餘，俘獲大量士卒及馬匹。李朝得勝後，遣使把戰利品中的六十匹馬，獻給宋朝，以宣示戰功，宋廷亦賜冠帶、器幣、馬匹等物品回禮。宋廷的介入使大理沒有再度出兵，而何昃俊所據的渭龍、都金、常新、平原等州，勢力單薄，到1015年（順天五年）被李朝討平，重新成為李朝的有效控制區域。
李太宗時，盤踞廣源州（在今越南高平省廣淵州，當時屬宋境）等地的酋豪儂智高，多年間先後在越、宋兩國地區作亂。到1053年（崇興大寶五年），儂智高勢力遭宋軍重挫。其後，據越南典籍《大越史記全書》所載，儂智高於該年農曆十月，派使到李朝乞師求助，李太宗「詔指揮使武珥將兵援之」。其後，儂智高再被宋軍所敗，逃入大理國，最終被大理人所殺，把首級獻於宋朝。
宋李雙方曾有邊境衝突，較嚴重的為1075年（太寧四年）的大型戰事， 蔓延邕、廉等地，雙方交惡亦殃及大理。雲南馬關縣有《宋代難民因公殞命古墓碑》提到：「當有宋之時，吾邑接壤越南，越人開拓邊疆，不時過界滋擾，土人不服，起而反抗，慘遭殺戮者指不勝屈。」學者段玉明據此指出，李朝出兵廣西的同時，還會入侵大理東南邊境，甚至可能擄掠人員為奴。
李英宗初年，曾與大理國發生衝突。據中國文獻所載，李仁宗有妾生一子，投奔大理，改姓趙，名智之。1138年李神宗死後，趙智之自稱「平王」，由大理國遣送越南，欲與李英宗爭位，但被李朝出兵擊退。1139年（紹明二年）六月，趙智之遣使入宋，要求協助。宋廷為免「引惹生事」，僅冷淡視之，使趙智之無法得逞。關於趙智之的身份，越南典籍《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注引吳仕的說法，認為是與1140年至1141年間作亂的申利是同一人。
申利事件以後，李朝與大理的往來記載較少。《越史略》提到，1189年（天資嘉瑞四年），有大理僧侶惠明、戒日等到訪李氏朝廷。學者段玉明指，這說明了申利事件後，李朝、大理關係有所改善，趨於友好。
1127年，宋室受到來自東北的金朝入侵，中國出現宋金雙方南北對峙之局。1168年（政隆寶應六年）八月，宋、金同時遣使到越南李朝，而李朝的態度則是禮待雙方來使，然而不令相見。
占婆（又稱占城）位於現時越南中部及南部地區，是李朝南鄰。早在李朝之前，越人已與占婆爆發多起戰事，但與此同時，占婆國政府亦有遣使入越通好。
李太祖即位之初，1011年（順天二年），占城向李朝贈送獅子，以示友好。然而雙方在日後多次兵戎相見。1021年（順天十二年），太祖命兒子開天王李佛瑪率兵南侵，進攻占婆布政寨地區，殺當地「布令」（官名）。1043年（明道二年），占婆王闍耶僧訶跋摩二世（又作「刑卜施離值星霞弗」、「乍兜」、「乍斗」等）派水軍（《大越史記全書》稱為「占城風浪賊」）入侵李朝的沿海領土，李太宗皇帝又以占婆多年沒有遣使通好為由，籌備南征，修造戰船百餘艘，於次年（1044年，明道三年）親自出征，於五蒲江南岸一帶與占婆軍隊爆發戰事，此役中越軍得勝，占婆國王陣亡，軍隊戰死者三萬餘人，被俘五千餘，戰象死者六十頭。該年農曆七月，越軍進至占婆國都佛逝（又作「毗闍耶」），大肆掠奪王宮而回。此戰亦導致占婆第八王朝終結。
李太宗率軍回國後，占婆一度陷於內亂局面。新君主闍耶波羅密首羅跋摩一世（又作「雍尼」，占婆第九王朝首王）趕緊收拾秩序，占婆碑銘資料稱他「偕諸將士，往平其亂」。另一方面，占王試圖修補對越關係。1047年（天感聖武四年），占婆遣使到越，但李氏朝廷認為占王不恭順，竟將占婆使節流放。不過此王仍採和好態度，於1050年（崇興大寶二年）向李朝致送白象、1055年（龍瑞太平二年）遣使入越祝賀李聖宗登基、1057年（龍瑞太平四年。或作1059年，即李彰聖嘉慶元年）及1060年（彰聖嘉慶二年）遣使入越致送禮品及訪問。
1061年，占婆王律陀羅跋摩三世（又作「施里律茶盤麻常楊溥」、「楊卜尸律陀般摩提婆」、「第矩」、「制矩」等）即位後，整頓軍事，以圖攻越。但在發動戰事之前，仍對越作友好姿態，在1063年（彰聖嘉慶五年）、1065年（彰聖嘉慶七年）、1068年（天貺寶象元年）遣使入越訪問。到1068年的年底，占婆終於出兵入侵李朝邊境，李聖宗亦隨即作出反應。1069年（神武元年）二月，李朝發舟師南下，勢如破竹，經日麗海口、尸唎皮奈（?ri Ban?y）等地，在須毛江大敗占軍，占王棄國都佛逝（又作「毗闍耶」）出逃，越軍於是進佔佛逝，終於在四月份，由大將李常傑擒獲占王。李聖宗更親到占婆王宮大宴群臣，又遣使入宋，宣示勝利，到六月才撤軍回國。越軍佔據佛逝期間，肆行破壞及劫掠。據《越史略》記載：「王（指李聖宗）命徧數佛誓城內外人家，凡二千五百六十餘區，並焚之。」占婆碑銘亦記載：「越兵侵佔占婆，王神財富，皆為所得。占婆諸州祠寺、宮殿、村莊、馬、象、牛、穀，咸為掠劫。」李朝又以釋放占婆國王為條件，割取（又作「地哩」）、、等地（此三州在今越南廣平省及廣治省），而占婆國內則出現群雄割據的大亂局面。1071年（神武三年），曾有占婆使節到越致送禮品，法國學者指出到底是否由律陀羅跋摩三世所派，已難確認。
其後，據占婆碑銘記載，第十王朝的訶梨跋摩三世（1074年，太寧三年即位）收拾殘局，而前王律陀羅跋摩三世則投奔越南李朝。1075年（太寧四年），李朝派李常傑進攻占婆，以圖協助律陀羅跋摩三世復位，但被占軍擊退。同年，宋越兩國爆發宋越熙寧戰爭，宋朝於次年1076年（太寧五年）初，遣使聯絡占婆、真臘（柬埔寨），一同出擊李朝。占婆派兵七千，牽制李朝。然而最終，宋、占婆、真臘聯軍仍未對李朝構成致命威脅。到1077年（英武昭勝二年），占婆再次遣使入越訪問通好。
1086年（廣祐二年），占婆遣使到越致送禮品，但越占兩國並未真正和好。在該年，占婆遣使到宋朝，要求當越占兩國使節同時入宋時，宋人不要安排在同一場合碰面，占使籍此要求表達對李朝的不滿。1092年（廣祐八年），占婆又派使到宋，提出聯合攻越，但宋神宗皇帝以李朝常向宋朝入貢通好為由，拒絕建議。而越南李仁宗亦於1094年（會豐三年），遣使敦促占婆向越入貢通好。占婆出於恐懼，便於1095年（會豐四年）、1097年（會豐六年）、 1098年（會豐七年）、1099年（會豐八年）及1102年（龍符二年），向李朝頻繁地致送禮品示好。
1103年（龍符三年）十月，越南演州地區的李覺發動叛亂，被大將李常傑所攻破，李覺逃入占婆，向占婆國王闍耶因陀羅跋摩二世（占婆第十王朝君主）提供李朝內部情報。占婆便出兵攻越，收復地里、麻令、布政等三州。次年（1104年，龍符四年）二月，李朝派李常傑出征占婆，成功奪回地里等三州。於是，占婆再次遣使入越示好，從此對越南遣使不絕。1117年（會祥大慶八年）、1118年（會祥大慶九年）、1120年（天符睿武元年）、1124年（天符睿武五年）、1126年（天符睿武七年），占婆數度遣使入越，特別是1126年的一次，李仁宗皇帝更設宴招待占婆使節。
李神宗時，李朝的另一鄰國真臘（又作「占臘」、「吉蔑」）開始加緊對越進攻，占婆亦捲入其中。1132年（天順五年）七月，占婆與真臘聯合，進攻李朝乂安州，李朝隨即派太尉楊英珥擊破兩國聯軍。其後，李英宗時，占婆因拒絕協助真臘攻越，真臘便於1145年（大定六年），出兵攻占，進至佛逝城（一作「毗闍耶」）。
不久，占婆王闍耶訶梨跋摩一世（占婆第十二王朝君主，又作「鄒時蘭巴」、「制皮囉筆」）即位，收復佛逝，但占婆王室又出現內訌，闍耶訶梨跋摩一世與妻兄般舍羅闍（Van?araja，又作「雍明疊」、「雍明些疊」）相攻。般舍羅闍不利，向越南李朝求助，李朝冊封般舍羅闍為占婆國王，並派李蒙與般舍羅闍率兵征占。此戰在占婆碑銘亦有記載：「越（Yavana）王見闍耶訶梨跋摩雄武無敵，欲制阻之，命占婆人般舍羅闍為國王，予以越將多人，強兵十萬餘（越方史籍記載李朝派清化乂安五千餘人出征）。闍耶訶梨跋摩率佛逝諸軍擊破之，死者不可勝計。」般舍羅闍和李蒙都在戰中陣亡。此戰發生時間，法國學者喬治·馬司培羅說在1150年底或1151年初，《大越史記全書》則記載在1152年（大定十三年），並謂在該年十月，李英宗迎娶占婆國王女兒。
此後十餘年間，占婆國雖繼續派使到李朝致送禮品，但同時又有寇邊活動，甚至連赴越使節也在途中劫掠越南人民。李朝終於在1167年（政隆寶應五年），乘著占婆王闍耶因陀羅跋摩四世（又作「鄒亞娜」）登位不久，派大臣蘇憲誠領兵討伐，占婆新王懼怕對越戰事，向越人致送珍珠方物，越方乃罷兵而回。自闍耶因陀羅跋摩四世以後，占婆集中力量對真臘國開戰，而對李朝則時而修好，時而入寇。1170年（政隆寶應八年），占婆遣使到越訪問。1177年（貞符二年），占婆入寇越南乂安。1184年（貞符九年），占婆遣使訪問。1198年（天資嘉瑞十三年），占婆王蘇利耶跋摩（又作「布池」）遣使到李朝，要求冊封，李朝於次年（1199年，天資嘉瑞十四年），封之為王。
1203年（天嘉寶祐二年），占婆王叔父陀那婆底（Dhanapati Grama，又作「布田」、「布由」）勾結真臘，進攻國王蘇利耶跋摩，國王不敵，便帶著剩餘兵船二百餘艘，逃到越南的幾羅海口（又作「機羅海口」），要求越人支持。越方乂安地區官員杜清、范延等上奏朝廷，李朝派大臣譚以蒙、杜安等處理事件。但譚以蒙、杜安憂慮占婆王有詐，不願提供協助而回。杜清、范延為求自保，謀攻占婆王，但陰謀洩露，占婆王攻殺杜清、范延，以及乂安兵眾二百餘人，然後逃入海，不知所終。於是占婆淪為真臘屬地（時間為1203年至1220年），真臘委任陀那婆底管理占婆地區。李惠宗時，真臘在1216年（建嘉七年）及1218年（建嘉九年）兩度入侵越南乂安州，占婆人亦協助真臘作戰，但均被乂安長官李不染所擊退。
真臘（又作「占臘」、「吉蔑」）位於印支半島，即後來的柬埔寨。在越南李朝，真臘處於吳哥王朝，領土包括現今越南南部、老撾南部和泰國部份領土，與李朝政府亦有交往。據《大越史記全書》的記載，自1012年起，即從李朝立國初期開始，真臘便多次遣使赴越致送禮品，一直持續到李朝後期。真臘遣使的年份是：1012年、1014年、1020年、1025年、1026年、1033年、1039年、1056年、1118年、1120年、1123年、1135年、1191年。
然而真臘與李朝亦多次爆發衝突。據《宋史》所載，在宋仁宗的嘉祐六年（1062年，彰聖嘉慶四年），廣南西路官員向宋廷報告，指出該國向來不熟習軍事，與越南李朝為鄰，時常遭到入侵。到李仁宗時，1076年（太寧五年），宋越兩國交戰期間，真臘與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兩國都參加了宋朝陣營，一同攻越。這是真臘與越南李朝雙方較早的爭端。
及後，真臘數度派兵攻越，而攻擊地點主要在乂安一帶。1128年（天順元年）正月，李神宗繼位後不久，真臘出兵二萬餘人，進攻乂安州的波頭步地區，隨即被李朝將領李公平所敗，俘獲真臘軍隊的主將及士卒。同年八月，真臘派戰船七百餘艘，進攻乂安州杜家鄉地區，又被李朝軍隊擊破。該年年底，真臘國致函李朝政府，要求遣使訪問該國，但李朝政府未有理會。 1132年（天順五年）八月，真臘與占城聯合，侵擾乂安，卻被李朝太尉楊英珥所擊敗。同年九月，乂安州官府成功擒捕三名時常擄拐乂安人民並轉賣真臘的占婆人士，將之押送至李朝朝廷。1137年（天彰寶嗣五年）年初，真臘入侵，李朝派太尉李公平將之擊退。
到李朝後期，真臘仍有攻越活動。李英宗時，1150年（大定十一年）九月，真臘派軍入寇乂安，到霧濕山因暑濕為害，大量士兵病死，便不戰而退。李惠宗時，國內時有內亂，真臘與占婆乘機攻越（占婆於1203年至1220年期間為真臘屬地）。1216年（建嘉七年），真臘與占婆攻乂安州，被乂安長官李不染所擊退。兩年後1218年（建嘉九年），真臘再與占婆進攻乂安，但再度被李不染所擊敗。
越南的另一鄰近民族哀牢，亦為李朝的攻掠對像。早在丁、黎時期，便對原屬哀牢之地的「莒隆賊」進行討伐。到李朝時，1011年（順天二年）農曆二月，李太祖親征莒隆，並在戰爭中「焚其部落，擒其魁首而還，賊遂滅」。到1048年（天感聖武五年）九月，李太宗又命派軍侵寇哀牢人，「獲其人蓄而還」。
沱江流域居住著一個獨立的部落，越南稱其為「牛吼蠻」。據黃仲政《興化風土記》記載：「牛吼言語、文字與哀牢同，今入版圖，興化安州是其地也。」在李朝中期及晚期，曾兩度進攻哀牢人。1119年（會祥大慶九年），李仁宗發兵攻哀窂，「擒其洞長魏滂等數百」。1183年（貞符八年）農曆正月，李高宗命督將吳履信率兵伐哀牢。
在東南亞一些國家，曾與李朝進行交往和通商。爪哇商人曾於1066年（龍章天嗣元年）進獻夜光珠，李氏朝廷以錢萬鏹回送。其後，爪哇、路貉、暹邏等國商人於1149年（大定十年），到達大越國的東部海濱，向李廷要求居住地及通商貿易。李朝政府便在海島立莊，名「雲屯」，讓外國商人經商。1182年（貞符七年），暹羅國使節來進貢禮品。1184年（貞符九年），暹邏、三佛齊等國商人到雲屯鎮，進貢寳物及磋商經貿事宜。
李朝統治越南二百多年，對越南歷史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越南史家陳重金（即陳仲金）便曾提到：「李朝之功在於使我南國成為一個強盛的國家：外則攻中國，平占城，內則整頓武備、編修法律，建立穩固的自主之基。」越共學者亦提到李朝在越南歷史裡，是建設國家的重要階段：「李朝——特別是在十一世紀——開始大規模地進行國家建設，為民族和獨立封建國家的發展打下了全面的牢固的基礎。」
中國學者郭振鐸、張笑梅指出，李朝時期的越南，有五大特點。第一點是李氏朝廷首次把國都建於昇龍，使之成為統治國家的基礎，並且掃除了國內的封建割據勢力，使越南得以真正歸於一統。第二點是在政治上，李朝在中央及地方，都成立了穩定而完備的政治機構，形成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君主制。第三點是在階級關係上，李朝君主重視佛教，任用僧侶，於是使佛教興盛，是為李朝的一大特點。第四點是李朝推動農業生產，並因此制定稅額徵課，以作政府收入，大利於走向富國強兵之路。第五點是李朝的對外政策甚具雄心，曾北犯宋朝，南略占城等周邊國家，以軍事武功、擴張領土而著稱於世。
陳氏代李後，便對李氏王室肆行殺戮。1226年（陳朝建中二年）農曆八月，當時的主政者陳守度諷喻李上皇，讓他自盡。1232年（陳朝天應政平元年）六月，陳朝以先世有一位陳李，故此必須避諱為由，改「李」為「阮」，目的是「絕民之望李氏」。同年冬，陳守度因見李氏族人對於李上皇之死，心懷不滿，於是用計坑埋李氏族人。李惠宗的長女順天公主先嫁與陳煚之兄陳柳，後嫁陳煚（即陳太宗），被冊為皇后，生兒子陳晃（即陳聖宗）；次女李佛金（即李昭皇）在陳煚初即位時被冊為皇后，後被廢，許配與大臣黎輔陳。
陳朝銘文資料中有朝廷如何安置李朝宗室的線索。陳聖宗時，下令王侯貴族召集漂散無產者為奴婢開荒，銘文記載有阮姓人氏獲分配土地，「依舊為耕」。學者認為這些人或許是李朝宗室，他們因被流放而遠去國都以外地區，聖宗為維持其生存便給予田地耕作。
陳朝中期，曾有李氏族人獲朝廷起用。在1318年（陳大慶五年）八月，陳朝發兵攻打占婆，當中一位將領是「李家族將」孝肅侯李必見，在該役中他戰死沙場。越南史籍《欽定越史通鑑綱目》亦指出，這位李必見正是「李氏遺族」。
此外，在李朝中葉，有宗室李陽焜遷居高麗國，其子孫亦一直生活下來，成為韓國旌善李氏。到李朝滅亡之際，宗室李龍祥逃到高麗，繁衍成韓國花山李氏。在現代，這兩個家族成立機構，向越南學生提供獎學金，增進韓越雙方友好關係。
朝鮮高宗（；）姓李，諱?，字明夫（後改聖臨），1863年即位為朝鮮王朝第26代國王，後於1897年登基大韓帝國開國皇帝，1907年退位。本名載晃，乳名命福，是興宣大院君嫡二子，母為驪興府大夫人閔氏。
1864年1月16日（哲宗十五年/同治二年十二月八日），因朝鮮哲宗無子而逝，孝明世子（後尊為朝鮮翼宗，大韓帝國時又尊為朝鮮文祖）的趙大妃擇由李?入繼為孝明世子之嗣子，繼登大寶，封翼成君，12月13日即位。高宗在位期間先後由生父興宣大院君、妻子閔氏等執掌大權，自己並無實權。此時朝鮮正在受到列強的威脅，岌岌可危。國內則因政見不同，分為事大黨和開化黨兩派，互相爭權。
甲午戰爭日本勝利之後，在一系列的日俄政治鬥爭下，高宗選擇了聯俄制日，俄羅斯帝國在1896年2月派兵進入了首都漢城，高宗肅清了朝鮮親日派後於1897年宣佈朝鮮脫離清朝的朝貢體系，建立大韓帝國，改元光武，因此又別稱「光武帝」。高宗的政權因為有俄羅斯帝國保護，所以日本在1905年前不敢輕舉妄動，高宗在位時試圖進行改革，但因為俄羅斯在1905年日俄戰爭中戰敗，導致日本完全控制了朝鮮而失敗了。最終在1907年因為海牙密使事件而被日本人逼迫禪讓帝位予其子李坧（朝鮮純宗）。高宗改稱太上皇，事實上是被日本人軟禁於慶運宮（改名德壽宮）內。
1910年，日韓合併，高宗被封為「德壽宮李太王」。1919年，高宗在德壽宮突然逝世。他的死是朝鮮三一運動的導火線。
1852年壬子（哲宗三年；咸豐二年）7月25日生于漢城貞善坊私第（興宣大院君私第）。
1864年1月16日（農曆1863年12月8日）癸亥（同治二年），哲宗去世，無子。當時與哲宗血緣最近的宗室為其兄長永平君，可是他身為全溪大院君奉祀者又成了實際上的獨子，使他無法繼位，而永平君亦無子嗣；其他的朝鮮孝宗後裔也都數代單傳，不可能入繼大統；李載晃的三位伯父皆只有嗣子或獨子，而他本人有一個同母兄長和一名庶兄。故孝明世子（後追尊為翼宗，朝鮮純祖之子）之趙大妃擇李載晃入承翼宗大統，封翼成君，行冠禮。12月13日即位于昌德宮之仁政門。
當時朝鮮兩大外戚集團——安東金氏和豐壤趙氏圍繞王位問題發生嚴重對立。大院君拉攏趙成夏、趙寧夏兄弟，又買通宮女，與趙大妃聯絡，稱讓趙妃垂簾聽政，對抗安東金氏。趙大妃的決定遭到了把持朝政的領議政金左根、判府事金興根及哲宗之妃金氏（哲仁王后）的反對，理由是“我邦古來無生存之大院君，若立命福，其生父昰應健在，則將何以處其父？且昰應性質兇險，若恃太上之尊，攪亂朝政，必為國家大患！”
原本傾向安東金氏的朝鮮憲宗之妃洪氏（孝定王后）倒向趙大妃，院相鄭元容也支持趙大妃，就連安東金氏出身的金炳學也支持趙大妃，再加上趙大妃本身是宮廷最高長輩，所以具備優勢。安東金氏考慮到李昰應是一個街頭無賴，沒有多少能力，便沒有堅持反對下去。李載晃遂改名李?，過繼為翼宗養子即位為王，史稱朝鮮高宗。李昰應作為國王生父，被封為“大院君”。
高宗即位之后，朝鮮王朝五百年來，首次出現了國王本生父興宣大院君在世，並且長期攝政的局面。
由於清朝太平天國運動的風氣傳至朝鮮半島，大院君執政后對國內的天主教徒采取嚴厲的措施迫害，全國有12萬天主教徒被捕，當中包括12名法國傳教士，其中9人被害。此舉導致法國在1868年派出軍艦出兵朝鮮西海岸尋求報復，史稱“丙寅洋擾”。
1871年，美國駐華公使要求朝鮮開國，遭到拒絕，美軍軍艦前往江華島示威，史稱“辛未洋擾”。兩次洋擾均以外國軍艦撤兵作罷告終，大院君認為這是鎖國政策的成功，于是日益保守，在漢城和各地樹立“斥和碑”，上書“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
1873年，高宗年滿二十一歲而宣告親政。閔妃外戚集團的新政府主張廢除封閉鎖國的做法，在面臨洋夷入侵的情況下恢復同日本的國交。但是因為日本試圖令朝鮮解除與中國的宗藩關系而受到朝方的拖延。1868年3月，明治政府應對馬藩的要求，依舊例將對朝鮮的外交事務全權委托給對馬藩。日本政府委托對馬藩交給朝鮮“王政復古”的告知書，因書中有“皇帝”“朝臣”“奉敕”等只有中國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朝鮮拒絕接受。之后明治政府派外務權大錄佐田白茅出訪朝鮮，但朝鮮不接待對馬藩之外的日本使節。佐田在釜山滯留交涉期間探知了朝鮮的國情，回國后大力倡導“征韓論”。為了催促朝鮮加快建立日韓國交的速度，日本派出軍艦云揚號、第二丁卯號前往朝鮮西海岸示威并測量海圖，與江華島炮臺發生交火。史稱“江華島事件”（云揚號事件）。之后日本以當年美國佩里艦隊的開國要求為藍本，勒令朝鮮迅速開國。次年日本與朝鮮在江華島講武堂簽定《大日本國大朝鮮國修好條約》，史稱江華條約。條約中規定朝鮮開放釜山、元山、仁川三港；日本派駐公使和領事；日本在朝鮮享有領事裁判權等等內容。此后又簽定了相關的通商章程。
此時朝鮮的一些有識之士已經看到了實行改革的必要性。1879年，禮曹參議金宏集（金弘集）率團訪問日本，商談仁川開港、米穀禁運、修改關稅等問題。他于1880年回國時，帶回一本清朝駐日公使館的官員黃遵憲所寫的小冊子，名為《朝鮮策略》。該書建議朝鮮為了求得經濟發展應接受歐洲的各種體制和技術，并同中國、日本和美國合作，加強自己的防衛能力，以阻遏俄國向南擴張。實際上該書體現了當時清朝外交的基本政策，即抵御沙俄，牽制日本，拉攏美國。這一“策略”在朝鮮一披露，于1876年曾主張趕走日本勢力的儒學家便發動了一個強烈反對外國資本主義滲入的運動。這一運動很快便在慶尚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和全羅道的儒學者中擴展開來。朝鮮政府于1881年派一批年輕貴族，即所謂“紳士游覽團”去日本考察行政、軍事、教育、工業和技術體制。與此同時，應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參議金允植率領的60名朝鮮青年訪問了清國。在那里他們主要是研習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藝。這種改革嘗試發自政府本身，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廣為蔓延，不僅席卷了兩班和中等階級，而且席卷了整個社會。1882年5月，朝鮮與美國簽訂《朝美修好條約》，朝鮮正式對西方打開了國門。條約簽訂后，美、英、法、德、俄、意、奧、比、荷、丹等國接踵而來，簽訂了類似條約。
高宗童年一天參加經筵3次，分別是早上7時至9時，中午11時至1時，下午2時至4時。高宗讀《孟子》“湯七十里，文王百里”時，慨然顧曰：“七十里、百里，猶可以為政于天下，況我國三千里乎！何以則能秣馬燕雲，洗祖宗之恥也（指丙子胡亂）？”
閔妃集團執掌國政后，國際國內局勢動蕩。1881年發生了針對高宗的未遂政變，次年發生壬午兵變。清朝派兵進入朝鮮。日本則因公使館被兵變士兵焚毀提出賠償要求，最后與朝鮮簽訂了《濟物浦條約》。1884年，朝鮮的開化派發動甲申政變，宣布朝鮮脫離清朝而獨立，但是兵變被清朝駐軍將領袁世凱鎮壓。
高宗想擺脫袁世凱控制，1886年8月，在高宗默許下朝鮮政府聯絡沙俄，請求出動軍艦驅逐清軍。「引俄反清」、「斥華自主」，事情敗露，袁世凱聯絡大院君打算逼高宗退位，但被李鴻章否決。
1894年甲午（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朝鮮爆發甲午農民戰爭。兩湖招討使洪啟薰兵敗，上疏請借外國援兵。1894年6月3日，朝鮮政府照會清朝，請求出兵。為了爭奪對朝鮮的控制權，清朝與日本進行了中日甲午戰爭。日軍在6月21日夜間迅速攻占漢城，控制國王，強迫其歸政于大院君。6月23日，新組成的朝鮮政府宣布廢除與清朝簽訂的一切條約，朝鮮將依賴日軍從朝鮮領土上驅逐清朝軍隊。在中日戰爭中又強迫朝鮮簽訂與日本的同盟條約，共同反對清朝。
1894年7月30日，朝鮮政府公布從今以后在國內外公私文牒中，采用“開國紀年”以取代原來使用的“清國年號”，后來“與清國改正約條后，派送特命全權大使于列國事”，顯示今后不通過清朝干預而直接派使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
甲午戰爭后，在日本協助下，朝鮮新政府設立“軍國機務處”，開始了內政改革，包括廢除吏戶禮兵工刑六曹，設立內務、外交、度支、軍務、法務、農商務、學務、工務八部；廢除八道，設立二十三府；宮府分離，政府以總理大臣執掌，宮廷事務由宮內大臣執掌；廢除科舉考試；還有使用李朝開國紀年、對腐敗官員的紀律處置、放寬貿易活動限制、建立銀本位的新貨幣制、在財政部管轄下統一財政管理、度量衡標準化、一切賦稅用現金繳納、建立股份公司、依據法院改組法把司法權分離、統一警察力量等社會、財政、文化等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共208條，史稱“甲午更張”。1895年1月7日（高宗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高宗率領世子、百官參拜宗廟，舉行誓告典禮，將國王稱號改為大君主，王妃為王后，王世子為王太子，並宣布《洪范十四條》，其中第一條即宣告“割斷依附清國慮念，確建獨立自主基礎”，正式宣告朝鮮半島與中國上千年的宗藩關系就此終結。
1895年10月15日。金允植記載：“今日閣議，以我國處東洋兩帝國之間，素稱自主獨立，而尊號尚遲，有礙時局，奏上皇帝號，建元。上謙讓數回，可之。”因為得到日本的支持，所以遭到俄、法、美三國公使的堅決反對，而終致流產。
1896年7月4日，多年旅居美國的徐載弼作為顧問組建了高官社交中心“獨立協會”，將“慕華館”改為“獨立館”。11月，作為慶祝“對清獨立”的象征開始建立“獨立門”，以取代“迎恩門”，1897年正式竣工。為此事業，王太子特意下賜100元，獨立協會的發起人等政府高級官僚共獻納510元
1900年8月7日，李熙派宮內府參理官吳仁鐸帶白米一千石，麥粉三千包，葉卷煙二千匣乘坐船只蒼龍號從仁川去天津犒勞八國聯軍。29日發電報祝賀八國聯軍攻克北京保全外交人員。
甲午戰爭后，高宗和王妃閔氏集團對中國徹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和基礎，他們看到日本在俄國、法國、德國的干涉下被迫將遼東半島交還給清朝，企圖利用俄羅斯帝國來牽制日本。1895年年中，朝鮮政府以策劃暗殺閔妃為由下令逮捕親日派大臣-{樸}-泳孝，-{樸}-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閔妃日益親俄，俄國在朝鮮的勢力和影響也越來越大。在這種情況下，1895年10月8日拂曉，日本公使三浦梧樓率領日本士兵、浪人，挾持大院君衝入景福宮，在乾清宮殺死了閔妃并點火焚尸，清除了宮中的親俄派勢力，組成了以金弘集為首的新政府，史稱乙未事變。金弘集內閣宣布實行公歷，改開國五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為五百零五年一月一日（1896年1月1日），并建元號為“建陽”。同時還宣布了斷發令，要求朝鮮人民剪發易服。此舉引發了朝鮮全國范圍內的反日義兵斗爭。俄國公使韋伯利用這一形勢，從停泊在仁川的兵艦上調兵100多人至漢城，經與親俄派協商后，1896年2月11日，高宗率領王世子走出王宮，前往俄國公使館請求避難（「俄館播遷」事件）。高宗在俄國公使館命令逮捕逆賊五大臣，總理大臣金弘集在俄館播遷當天即倒臺，和農工商大臣鄭秉夏在押送入獄途中被巡檢和市民打死，逃亡外地的度支大臣魚允中也在回鄉途中被殺，內部大臣、法部大臣和前軍部大臣逃亡日本。朝鮮建立起以金柄植為總理大臣、李完用為外部大臣的親俄政權。
1896年5月朝鮮政府選派閔泳煥為特使參加俄皇加冕典禮。10月24日朝鮮《獨立新聞》的評論指出：“在朝鮮歷史上單獨派遣公使到一個歐洲朝廷是第一次，當世界諸多國家紛紛派其使臣共同參加俄皇加冕祝儀之際，吾國政府專派的朝鮮使臣確實讓歐美各國國民從內心感到朝鮮無疑已成為遠東地區的一個獨立王。”
大韓帝國皇帝 1898年
1897年2月11日，高宗一行離開俄國使館，返回慶運宮，當時大臣從國際法和“朝鮮是明朝正統傳人”兩個角度懇請高宗稱帝，10月高宗宣布改國號為「大韓帝國」，簡稱「韓國」，意為三韓之地。改建陽二年為光武元年，改大君主稱號為皇帝，王世子為皇太子，追封閔妃為明成皇后，并在漢城的圜丘和皇穹宇祭拜天地，是為光武改革。所有即位禮儀之程序、規格均效仿明朝，主要是依據《大明會典》卷四十五所錄《高皇帝登極儀》。10月13日，李熙在慶運宮太極殿接受群臣朝賀，并頒發了即位詔書。此后日本與俄國為了確立雙方在韓國的利益，先后簽署了《小村—韋伯協定》、《山縣—羅巴洛夫協定》、《西—羅先協定》，協調兩國在韓國的勢力范圍和各種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