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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國的官僚制度可分為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是一個體系寵大的官制系統。在中央官制中，包括有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的丞相、丞相的助手內史、監督百官的御史、指揮禁軍的中尉、輔王的大傅等掌握著南越國內政外交的重臣，還包括有郎、中大夫等普通的中央官員，將、左將、校尉等軍事武官，以及食官、景巷令、私府、私官、樂府、泰官、居室、長秋居室、大廚、廚官、廚丞、掌御、少內等負責王宮內務的官員。在地方官制中有郡的官員假守、郡監、使者等，縣的官員縣令等，縣以下的官員嗇夫等。從以上官制可知，南越國沿襲了秦朝的部分官制，又在漢朝官制上進行了大量的改進，此外，南越國還根據自身的情況自創了少量的官制。
南越國還實行了和中原政權相似的其它一些政治制度，比如實行戶籍制度，推行使用漢字，推行使用中原的度量衡制度等。這些來自于中原的制度對治理南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枚銅虎節（C204），上有錯金銘文“王命命車徒”
南越國的軍隊主要來源于秦朝征嶺南時的大軍，南越國建國之后，一些越人也加入到這個軍隊中，總人數應有數十萬人。南越國的軍事官職有將、左將和校尉等，兵種包括有步兵、舟兵和騎兵等，南越國君主通過銅虎節作為信物來調動這些軍隊。在南越國墓葬出土的兵器中，主要分為青銅兵器和鐵兵器，其中青銅兵器又占了絕大多數，這反應了當時南越國鐵器的稀缺。當時，南越國的士卒主要配備的武器為銅劍、銅矛、銅弩機、銅鏃等；將官使用鐵劍、鐵矛、鐵戟、鐵鈹、鐵鏃、鐵鎧甲等。
南越國的族群政策沿襲了秦朝南海郡尉任囂、趙佗起就實行“和輯百越”的政策，對來自中原的移民和本地的百越人之間的相互融合起了積極的作用。秦平南越和南越國建國初期都是以中原人為主要依靠力量的，后來逐步吸收了許多越人加入到南越國的政權里來，比如丞相呂嘉、左將黃同等都是越人，呂嘉的宗族在南越國當官的有70多人。南越國政權還在一些族群復雜的地區分封當地越人為王侯，如在西甌分封的西于王等，讓其自治。這些越人治越的方式，增強了越人對南越國政權的認同感。生活習慣方面，在趙佗的帶動下，南越國政權的中原人入境隨俗，開始遵從越人的風俗習慣。社會上中原人與越人之間的通婚聯姻越來越普遍，連王室也盛行。南越國王室與越人丞相呂嘉的家族世代有聯姻，末代南越王趙建德的母親也是越人。這些政策對南越國的政權穩定、經濟發展、文化交流都起了很有效的作用。在整個南越國時期，中原人和越人和睦共處，逐漸相互融合。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帝印”封泥（C0-2），說明南越國第二代君主雖然對漢朝稱臣，但在國內仍自稱為帝
南越國自前196年第一次向漢朝稱臣后，與漢朝共經歷了兩段臣屬和兩段對抗期，一直到前111年南越國被漢武帝所滅。
南越國首次臣屬于漢朝是從前196年劉邦派陸賈出使南越國，趙佗接受劉邦賜給的南越王印章開始，一直到前183年為止。在這13年的臣屬期里一方面雙方的政治、經濟來往不斷，兩國都有收益，通過朝貢、回賜和貿易，漢朝獲得了南越國的特產，南越國獲得了漢朝的鐵器、馬牛等。另一方面，兩國又在互相提防，在兩國交界的關口互相都有重兵布防。
南越國首次和漢朝對抗是從前183年呂-{后}-對南越國實行禁絕關市的經濟封鎖，趙佗和漢朝絕裂開始，一直到前179年為止。在這4年時間里，趙佗脫離漢朝，公開稱帝，并出兵攻打漢朝的內諸侯長沙國，呂-{后}-亦派大將和軍隊前去和南越國交戰。在這場戰爭中，因為南越國的軍隊成功阻止了漢朝軍隊的南下，使南越國的聲望大增，使閩越、夜郎等也紛紛臣屬于南越國。
南越國第二次臣屬于漢朝是從前179年漢文帝派陸賈第二次出使南越國，趙佗去帝號再次臣屬漢朝開始，一直到前112年為止。這段臣屬期維持時間非常長，共經歷了四代南越王，總共67年。在這段時間里，除了開國君主趙佗外，其余君主都比較平庸，沒什么建樹，對漢朝的依附也越來越深。第二代君主趙眜在閩越侵犯南越國時，甚至把漢武帝搬了出來，讓漢武帝出兵來對付閩越。此舉使趙佗時期就已經臣屬于南越國的閩越，和南越國脫離了臣屬關系，而直接受制于漢朝，使南越國實際上被孤立起來。
南越國第二次和漢朝對抗是從前112年丞相呂嘉反叛，殺第四代君主趙興、樛太-{后}-和漢朝使者開始，一直到前111年南越國滅國為止。此時的漢朝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力強大，曾在北面數次大敗匈奴，迫使匈奴遠走漠北。而此時的南越國內部分裂，樛太-{后}-和呂嘉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并最終導致了他們之間的互相殘殺。所以這次南越國的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就被漢武帝大敗，最終導致了南越國的滅亡。
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地形圖，詳細的描繪了長沙國與南越國邊界的地形與水系
長沙國位于南越國的北面，包括今湖南的大部分地區和江西的部分地區。劉邦在分封第一代長沙王吳芮時，把南越國實際統治的南海、桂林、象三郡也一并分封給吳芮，致使長沙國對南越國從一開始就懷有敵意，所以長沙國也聽任漢朝在其南部與南越國交界的地區設置重兵，使其成為漢朝監視南越國的前哨陣地。實際上，由于長沙國是漢朝的一個內諸侯，在政治上完全依附于漢朝，沒有獨立性，所以通常漢朝對南越國的政策和外交，也就是長沙國對南越國的政策和外交。
閩越國位于南越國的東北面，包括今福建省的大部分。閩越國在秦朝時被秦始皇所滅，設為閩中郡，國王無諸被廢。漢朝立國時，無諸因輔佐劉邦有功，前202年被復立為閩越王。南越國和閩越國的關系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前196年趙佗第一次臣服漢朝后開始，此時，南越國和閩越國同臣屬于漢朝，是平等的關系。第二階段是從前183年趙佗和漢朝交戰，成功阻止漢軍南下開始，此時，南越國的聲望大增，閩越因而臣屬于南越國，開始了對漢朝和南越國的雙重臣屬關系。第三階段是從前135年閩越王郢襲擊南越國，趙眜請求漢武帝出兵，平復閩越之亂開始，這時閩越國重新歸屬漢朝中央，和南越國恢復了平等的關系。
西南夷位于南越國的西面，與南越國交界的西南夷國家主要有夜郎、毋斂、句町等。夜郎國是西南夷當中地域最廣的國家，疆域包括今中華人民共和國貴州、云南及四川三省的南部地區。夜郎因為和南越國同屬于百越人，且共同面對強大的漢朝，所以交往密切，互有通商。在前183年趙佗成功抗擊漢朝后，包括夜郎在內的一些西南夷國家都紛紛臣屬于南越國，一直到南越國滅亡，都保持著一種松散的臣屬關系。前112年，漢武帝出兵征討南越國時，派何遺征發西南夷的軍隊，準備沿牂柯江而下攻擊南越國。但西南夷國家多不愿出兵，甚至且蘭的君主還公然反抗，殺死了漢朝使者和犍為郡太守，也從側面反映了西南夷和南越國相互依存的關系。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玉質酒具，角形玉杯（D44）
戰國時期嶺南地區雖然已有水稻耕作等農業生產，但進行農業生產的工具多為石器和簡單的青銅器，與已廣泛運用到鐵器農具的中原地區相比，農業生產水平相對落后。秦始皇征服嶺南之后，讓秦軍屯戍嶺南，又從中原遷移過去大量移民，這批移民的南下帶去了中原的鐵器農具和發達的農業生產技術，提昇了嶺南的農業生產水平。南越國立國之后，原為秦軍將領的開國君主趙佗仍注重農業的發展，推廣使用中原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并在與長沙國交界的地方設立關市，通過長沙國從中原地區輸入鐵制農具和馬、牛、羊等家畜用于農業生產。其間雖然在呂后掌握漢朝朝政時對南越國實行了經濟封鎖，但中原和南越國的關市貿易在呂后死后很快又得到了恢復，直至南越國滅亡。
南越國使用的農工工具多為鐵制，南越國墓葬出土的鐵制農具有鋤、鍤、钁、鐮、錛、鏟等，主要用于農作物的耕種、收割、鋤草等；出土的鐵制工具有斧、銼、、刀、錘、鑿等，主要應用于木工、金工、打制石器等工種。在鐵制農具中，鋤和鍤是南越國最常用的農具。鋤主要在農耕時用于清除雜草，疏松土質等；鍤是插地起土的農具，主要用于翻地、修埂、開渠等。而钁主要用于深掘土地、開荒造田、刨掘樹根等，鐮用于收割農作物，斧可用來砍伐森林。這些鐵制農具的廣泛使用有效地促進了南越國的農業發展。但由于南越國鐵礦資源缺乏，冶鐵業不發達，這些鐵制農具主要還是要依靠中原地區的輸入，因此南越國的鐵製農具的普及程度還是遠遠不及中原地區，分布范圍主要在南越國都城和郡縣治所的周邊區域，而在一些偏遠地區，仍在使用石器和青銅器。
南越國最常見的糧食作物是水稻，早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古越人就開始人工栽培水稻，南越國時更是大面積推廣種植。水稻非常適合嶺南地區高溫多雨，水源眾多的生長環境。除水稻之外，在南越國墓葬中出土的糧食作物還有黍、粟、菽、薏米、芋、大麻子等，雜種這些旱地作物，是為了適應嶺南地區地形復雜、山多田少的自然環境。在南越國的墓葬中還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說明當時南越國已有了成熟的釀酒技術。在南越國的墓葬中出土的瓜果有柑桔、桃、李子、荔枝、橄欖、烏欖、人面子、甜瓜、木瓜、黃瓜、葫蘆、姜、花椒、梅、楊梅、酸棗等。其中荔枝是嶺南特有的水果，據東晉的《西京雜記》記載，趙佗曾將荔枝作為貢品進貢給劉邦。而橄欖的出土，則否定了過去的學者認為它原產于波斯，是漢武帝通西域后才傳入中國的看法。
在南越國的墓葬中發現有牛的殘骸，但沒有發現犁鏵或其它有關牛耕的遺物，所以尚不清楚南越國是否使用牛耕。除牛之外，還發現有羊、豬、雞等家畜和家禽的殘骸，以及禾花雀、竹鼠等野生動物殘骸。尤其是禾花雀，在2001年成為廣東省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之前一直是粵菜一道菜肴的主料。南越國的墓葬還出土了大量的水產品，包括有鯉科魚類、龜鱉類等淡水產品，產于珠三角河口地區的耳螺、筍光螺、河蜆等淡水和海水交界的水產品，和青蚶、楔形斧蛤、龜足等海水產品，可見當時南越國已經掌握了嫻熟的漁業生產技術。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船紋銅提筒（B59），其上的紋飾展現的是羽人海戰凱旋圖。
據考古發掘證明，嶺南地區最遲在春秋時期就已經開始使用青銅器，并掌握了原始的青銅鑄造技術，但當時青銅器的應用并不廣泛。秦始皇征服嶺南和趙佗建立南越國之后，來自中原的青銅鑄造技術使嶺南地區的冶鑄業有了很大的發展，青銅器的種類和數量都非常豐富，僅在南越文王墓和羅泊灣一號墓兩個南越國的墓葬中就分別出土了500多件和200多件的青銅器。在這些青銅器中，有部分是從中原或鄰近地區輸入，如兵器中的銅戈、銅矛、銅劍、銅弩機、銅鏃等，日常用品中的銅鏡、銅帶鉤、銅牌飾、銅錢、蒜頭扁腹壺、漢式銅鼎等。此外，南越國自身鑄造的青銅器也比較多，有句鑃、越式銅鼎、銅提筒、銅熏爐、銅鼓、提梁漆繪壺、銅烤爐、銅鍪、編鐘、銅鈁、竹節銅筒、羊角鈕鐘等。其中的一些銅器體型碩大，胎壁較薄，鑄有各式繁雜的花紋。南越國的青銅器分為鑄造和鍛造兩種加工方式，其中鑄造的銅器占了絕大部分。鑄造的方式又分為范鑄法和失蠟法兩種，以范鑄法居多，對于比較復雜的銅器則先分鑄各個附件，然后與器物主體再進行合鑄。南越國境內有豐富的銅、錫、鉛礦，在廣西北流的銅石嶺就發現一座始于南越國的采礦和治銅遺址，有14座煉爐，據估算可年產銅料3.2噸。
嶺南地區的鐵器也是在秦始皇征服嶺南之后才開始大量出現，南越國時期，使用鐵器已經較為普通，單單在南越文王墓就出土鐵器246件。南越國墓葬出土的鐵器主要可分為農具、手工業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等，種類繁多。其中南越國的農具和手工業工具已大部分為鐵制品，包括有鋤、鍤、钁、鐮、錛、鏟、斧、銼、錐、刀、錘、鑿等。但鐵兵器還是比較稀缺，通常只配給將官使用，包括有鐵劍、鐵矛、鐵戟、鐵鈹、鐵鏃、鐵鎧甲等。南越國的鐵器也分為鑄造和鍛造兩種加工方式，絕大部分為鍛造，只有少量的鐵器，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一件越式大鐵鼎就是鑄造而成。由于南越國境內鐵礦資源缺乏，南越國本身的冶鐵規模十分有限，鐵器主要還是依靠從中原的進口，冶鐵的原材料也主要是從中原輸入，或者利用廢舊鐵來進行鐵器的加工鍛造。
南越國的金銀器主要在南越文王墓中出土，其中重要的金銀器有“文帝行璽”金印、“泰子”金印、“右夫人璽”金印、金帶鉤、玉龍金鉤、漆杯金座、金扣象牙卮、金珠、金花泡飾、杏葉形金箔片、小金羊、銀洗、銀盒、銀匜、銀卮、銀帶鉤等。這些金銀器大部分為南越國工匠所制，少部分為中原地區傳入或海外的舶來品。南越國的金銀器制造工藝有鑄、壓、錘碟、抽絲、焊接、鑲鉗等。此外，還有用金銀在其它質地的器物表面進行裝飾的鎏金、貼金和錯金銀等工藝。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龍鳳紋重紋玉佩（D62）
南越國的玉器主要發現于規模較大的貴族墓中，一般的中小型墓葬很少，其中最多的是南越文王墓，共出土了244件玉器。南越文王墓的玉器全由軟玉制成，分為禮儀用玉、喪葬用玉、裝飾用玉、器用用玉四大類，器型有玉衣、鼻塞、玦、璧、璜、玉環、組玉佩、玉舞人、佩飾、劍飾、帶鉤、棋子、卮、杯、盒、翁仲、印章等。這些玉器紋飾豐富，紋樣可分為幾何紋和動物紋，在動物紋中又以龍鳳紋最常見。其中的精品有絲縷玉衣、角形玉杯、承盤高足杯、龍虎并體玉帶鉤、龍鳳紋重環玉珮、鳳紋形牌飾、獸首銜璧、玉舞人等。根據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可以看到南越國的玉雕工藝已達非常高的水平。南越國玉器的玉料一部分為自產，也有來自于嶺南之外。南越國的玉器加工工具相對簡陋，如鉆孔的工具還是用竹木器和骨器等，但加工的技巧卻很高超，其中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銅框鑲玉卮和銅框鑲玉蓋杯還出現了鑲嵌工藝。
在南越國的墓葬中，出土最多的器具是陶器，僅在南越文王墓就出土陶器多達991件。南越國墓葬出土的陶器主要有儲容器、炊具等日常生活用具，和專為陪葬用的明器，以及一些建筑用的磚瓦等，器型有鼎、盒、壸、鈁、提筒、尊、熏爐、瓿、甕、罐、卮、杯、豆、碗、缽、盂、勺、盆、甑、鋗、釜、盤、案、紡輪、網墜、瓦當、鋪地磚、魚形響器等。這些陶器大部分為南越國本土制造，多是一些有著南越風格的幾何印紋陶。南越國陶器按陶質可分為泥質陶和夾砂粗陶兩種，泥質陶占了絕大多數，其陶土經過精心掏洗，并摻有少量細砂。南越國的陶器煅燒的火候也比較高，屬于胎質堅硬的硬陶。在制壞工藝方面，分為手制、模制和輪制三種，其中主要以輪制為主，大多數器物都用了兩種或三種的制作方式，很少只用單一技法完成。在裝飾方法上，有模印、拍印、施壓、刻劃、鏤孔、附加堆紋、彩繪等方法，紋飾復雜，富于變化。其中拍印紋中最具代表性的幾何圖形印紋就有百余種，成為南越國陶器裝飾的一個特色。而對于彩繪工藝，則有紅、黃、黑、白四種顏色，所繪的紋飾多為云紋、水波紋、弦紋等。南越國的部分陶器的表面還經過了施釉，方法分為蘸釉法和刷釉法。在裝窯方法上，分為疊燒法和仰燒法，疊燒是當時先進的燒窯方法，能在相同的窯內燒制更多的陶器。
廣西貴港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漆繪銅器，漆繪提梁銅筒（M1:42）
南越國時期，漆器制造業有了重要的發展，該時期的出土漆器數量眾多，器型豐富。在羅泊灣一、二號墓中共出土了800多件漆器，是南越國墓葬中出土漆器最多的一處。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漆器也不少，但由于腐朽嚴重，大部分無法分辨外型。南越國漆器的器型主要有耳杯、卮、豆、盆、壺、鈁、敦、桶、盂、奩、梳篦盒、梳、工具箱、博局、籌碼、拐杖、鳩杖、傘頂軸、屏風、泡釘、劍鞘、刀鞘、矛柄、盾、甲、環、玦、球、棺等。南越國的漆器有木質胎和類纻胎兩種，以木質胎為主，木質胎又可分為旋木胎、斫木胎和卷木胎等。南越國的一些漆器還在局部嵌扣上金屬或玉器，這種器物稱為釦器，南越文王墓中發現了大量釦器的金屬部分遺物。南越國漆器的基本色調為黑地朱繪，即在黑色漆底上，用紅、白兩種常用色繪彩，也有少量用到綠、墨綠、褐、黃、金等色繪彩。南越國的漆器大部分都繪有花紋圖案，這些紋飾可分為幾何紋、云氣紋、花草紋和動物紋等。南越國還有一種漆繪銅器，即將漆繪于銅器上，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漆畫銅鏡和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漆繪提梁銅筒和漆繪銅盆等均為此類器物。根據南越國漆器上的銘文，可知當時番禺和布山兩地設有官辦的漆器作坊監造漆器，為南越國的漆器制造中心。
南越國紡織業的織造原料以絲和麻為主，在南越文王墓中，以絲占了絕大多數，按絲的質地不同，又可細分為絹、羅、紗、錦等。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大批已碳化的絲織品和印染工具，以及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織機配件來看，南越國的紡織品大部分應為本地織造，紡織業具有一定的規模。而且織造的工藝相當高，能生產出經緯密度每平方厘米320×80根紗的超細絹，和表面布滿縐紋而顯得厚實的縐紗等絲織物。南越文王墓出土了兩塊青銅印花凸版，顯示了當時已具有成熟的印花工藝；而出土的用朱砂來染色的朱絹，和涂上黑油可防雨的黑油絹，可以看到當時已掌握了多種涂染工藝。此外，在一些出土的織物中還可以看到砑光工藝和刺繡技術。
嶺南地區造船業大規模的發展始于秦朝，廣州市中山四路發現的秦漢造船工場遺址即始建于秦朝平定嶺南之際，一直到南越國首任君主趙佗統治的后期才被廢棄，而且南越國的造船工場還應該不止這一處。在秦漢造船工場遺址中，共試掘出三個造船臺，據推算，這些船臺可以造出長20米、寬5米、載重量為20至30噸的船只。在這個造場工場中，已用到鐵錛、鐵鑿、鐵釘等鐵制工具，造船的木材主要有格木、樟木和杉木等，造船主要采用榫接法拼合，并用木釘、竹釘、銅釘或鐵釘釘聯。南越國制造的船只已經運用到軍事、捕船、交通、娛樂、經商等各方面。
廣州發掘出土的秦漢造船工場遺址，證明了南越國的都城已具備了生產大批內河和沿海航行船只的能力，該遺址目前已回填保護
秦朝之前，嶺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基本處于物物交換的原始狀態，并沒有進入貨幣經濟的階段。秦朝平定嶺南之后，大量南遷的中原人帶來了中原發達的貿易方式，嶺南地區才開始逐漸進入貨幣經濟時代。南越國建國之后，歷代的君主都注重與鄰國、特別是與漢朝的商業貿易。前196年，南越國和漢朝建交后，趙佗即在南越國和長沙國交界的地方設立關市，通過長沙國從中原輸入鐵器、青銅器和牲畜，引進中原的先進技術，并向中原輸出南越國出產的白璧、珠璣、玳瑁、犀牛角、翠鳥、紫貝、孔雀、能言鳥、珊瑚、荔枝等土特產。南越國與閩越、夜郎等其它周邊國家的商業貿易也十分密切，南越國主要通過牂柯江來和夜郎等西南夷國家進行貿易往來，甚至還通過夜郎和巴蜀進行商貿。在呂后與南越國交惡時期，趙佗還以贈送財物的方式，來獲得閩越、夜郎、西南夷的附屬和支持。南越國沒有自己鑄造的貨幣，其使用的貨幣均是從中原輸入的，這些貨幣主要以秦朝和漢朝的“半兩”錢為主。南越國的貨幣流通范圍有限，僅局限于番禺、布山等主要治所，大多數邊遠地區還是采用物物交換的原始方式。
除了陸路和內河貿易之外，南越國的海上貿易也有很大的發展，據廣州市的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的考古發掘證明，南越國的都城番禺已具備了生產大批內河和沿海航行船只的能力。在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船紋銅提筒（B59）上有一副羽人海戰凱旋圖，在船之間出現了首尾隨行的大魚、海龜和海鳥等海洋生物，這也顯示了當時的南越人已有能力進行海洋貿易。他們開辟了通過南海與東南亞和南亞諸國進行海上商業貿易的路線，這條路線后來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在南越國宮署遺址中，發現了許多海上貿易交住的證據，比如石水池底部使用的冰裂紋鋪砌術，疊石柱，八棱石柱等均和中原的磚木建筑技術有差異，而和西方、古埃及、古印度等地的石構建筑技術相類似。這里出土的磚瓦部分施有青釉，這種釉并非中原同時期用于陶瓷上的灰釉和泥釉，其化學特征反而和西方的玻璃存在相似性。在南越文王墓中，也發掘出銀盒、象牙、金花泡飾、乳香、玻璃珠飾等與海外貿易密切相關的一些舶來品。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句鑃（B96），按大小依次刻有“第一”至“第八”的序號，且每件均刻有“文帝九年 樂府工造”的文字
南越國除了從中原遷移過來的中原人使用古漢語外，本地的南越、西甌、駱越等土著居民皆使用古越語，目前分布在東南亞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南部的壯侗語系就被認為是古越語的一個分支，而現在分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廣西兩地的粵語則被認為保留了很多古越語的成分。
嶺南地區的百越人在先秦時期沒有自己的文字，秦朝征服嶺南之后，南遷的中原人帶來了漢字。南越國創立之后，由于其創立者趙佗和大部分的官員均來源于中原，因此漢字成為南越國的官方文字。南越國時期的文字材料主要集中在南越文王墓、南越國宮署遺址和羅泊灣一號墓中出土。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文字資料主要有印璽、封泥、陶器戳印文字，銅器、銀器上的銘刻，陶器上的墨書，竹簽墨書等幾種類型，印璽、封泥和陶器戳印上面的文字皆為標準的秦篆。羅泊灣一號墓出土了寫有文字的木牘5件、木簡9件、封泥匣5塊和一些刻有或烙有文字的銅器、漆器、棺具等。其中以自名為《從器志》的木牘最為珍貴，上有372個文字、19個符號，字體為略帶篆書筆意的隸書。南越國宮署遺址的一口古井中發現了100多枚木簡，這些木簡主要為南越國的籍薄和法律文書等，上面的文字字體多數為成熟的隸書、少數為帶篆書筆意的隸書。
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翔鷺紋銅鼓（M1:10），上有漢字“百廿斤”和銜魚飛翔的鷺鳥、羽人劃船、羽人舞蹈等圖案
南越國的人民能歌善舞，在南越國流行著一種稱為“越謳”的音樂，還曾流傳到中原地區。在南越國的墓葬中，出土了不少樂器，包括有鐘、磬、句鑃、鐃、鼓、銅鼓、銅鑼、鐓于、響器等打擊樂器，琴、瑟、越筑等弦樂器和笛等吹奏樂器。其中銅鼓是嶺南最有特色的土著樂器之一，它除了作為樂器使用之外，還是古越人地方首領們權力和財富的象征，在越南和廣西的羅泊灣一號墓皆有南越國時期的銅鼓出土。南越國的鐘除了中原常見的甬鐘和鈕鐘之外，還有嶺南地區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南部地區特有的半環鈕鐘和羊角鈕鐘。其它起源于嶺南和周邊百越人所特有的樂器還有銅鑼、鐓于、響器和越筑等。
在南越國墓葬的出土文物中還發現有描繪南越舞蹈的圖繪，據考古學家分析，這些舞蹈主要分為越式舞和來自中原的“雜舞”，越式舞種類繁多，有翔鷺舞、羽舞、武舞、蘆笙舞、建鼓舞、盤鼓舞、群舞、杵臼舞等，其中翔鷺舞、羽舞、武舞、蘆笙舞、建鼓舞的舞者都穿著羽人狀的舞服，并帶有祭祀意味，應該是南越的“雅舞”。來自中原的雜舞只有一種，即長袖舞，是王宮里君主和群臣歡宴時所設的娛樂性舞蹈。
通過南越文王墓和羅泊灣一號墓的出土文物，專家推測出南越國王侯宮廷用樂分為大型編懸樂與室內房中樂。編懸樂以鈕鐘、甬鐘、句鑃、編磬等大型擊奏禮樂器為主，琴、瑟等絲弦器為輔，表現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船紋銅提筒（B59）上羽人海戰凱旋圖所展示的雅舞，用以彰顯身份和維護統治。而房中樂以琴、瑟等絲弦器為主，鈴、鐸、響器為輔，表現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玉舞人（C137）所展示的曼舞，用以內廷享樂之用。這充分顯示了南越國擁有和中原一樣的宮廷禮樂氣派。
南越國的裝飾圖案主要集中在陶器、銅器和漆器上，其中以銅器的裝飾圖案最為豐富。這些圖案按內涵可分為象征性、寫實性和敘事性三大類。象征性的圖案主要有各種幾何紋，包括繩紋、綯紋、櫛紋、變形云紋、鋸齒紋、三角紋、水波紋、圓渦紋等，這些紋飾主要組成各種紋帶、邊飾來襯托主題圖案，有時也作為主體紋飾。寫實性的圖案是一些忠于生活原形的構圖，如南越文王墓出土的船紋銅提筒（B59）上繪制的一幅羽人海戰凱旋歸來殺俘慶功的圖案，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銅鼓（M1:10）繪制的銜魚飛翔的鷺鳥、羽人劃船和羽人舞蹈的圖案。敘事性的圖案通常由幾個連續的畫面組成了一個具有故事性的圖案，如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漆繪銅盤（M1:15），上面就有四幅可能是描述某場戰爭的關聯圖畫。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銅烤爐（編號G40），上面有乳豬形象
在南越王墓的后藏式里出土了漢式鼎、越式鼎、銅鍪、釜甑、烤爐、煎爐等多達130多件的炊具和容器，可以看到當時王宮已經有熬、蒸、炙、煎、炮、羹、焯等非常多樣的烹飪方式，其中熬是用文火久煮，炙是燒烤，炮類似于今天的“泥燴”，羹是水煮，焯類似于今天的火鍋。另外還出土了大量糧食、果品、禽畜、海產品的殘骸，顯示出當時食材的豐富。其中出土的水產品多達14種，包括有龜足、笠藤壺、青蚶、耳螺、楔形斧蛤、廣東魴、鯉魚、大黃花魚等。出土的銅姜礤（C70）證明了當時的人會用它來磨姜汁，以對海鮮進行癖腥提鮮。在南越王墓還出土了200多只“泥燴”禾花雀的殘骸，大量雞、牛、羊、豬的骨頭。在一件出土的銅烤爐（G40）上，還雕有烤乳豬的實物形象。另外專家推測當時南越國還吃龜鱉、蛇類等。可見，南越國的食官將中原先進的烹調技藝和嶺南豐富的食物資源、飲食方式進行了融合，形成了粵菜獨樹一幟的風格，并一直影響至今。
南越國的越人有著獨特的風俗習慣。他們的發式主要有斷發、椎髻、披發三種。斷發是指剪短頭發，而中原地區的人因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觀念影響，一般不會剪短頭發，椎髻是指將頭發盤起成椎狀的發髻，披發是指披散的長發。越人還喜歡在身上刺上各種顏色和花紋的文身，這些文身通常是部落標志、圖騰崇拜和成人禮的象征。由于南越國南面臨海，境內河網眾多，所以很多越人水性很好，他們擅于利用船來進行漁獵，喜歡食用各種魚類和貝類，在一些出土的銅鼓上還描繪了他們傳統的競渡龍舟習俗。越人的居所多為巢居和干欄，巢居是指營建在樹上的房屋，干欄是指利用多根柱子做支撐，把房屋凌空建在柱子上，這兩種凌空建造的房子都是為了避免蛇蟲走獸的侵擾和適應當地高溫多雨的環境。
南越國相對于中原地區來說，仍保留有一些不人道的習俗，比如人殉和獵首。在南越文王墓中發現了15具殉人，這些殉人都是南越文王趙眜的寵妃和身邊近待。羅泊灣一號墓和二號墓也分別發現了7具和1具殉人，他們都為墓主人的家奴。獵首的情形則描繪在南越國墓葬出土的一些銅鼓和銅提筒上，表現了南越國的越人將敵人俘獲后，割下首級獻祭的場面。
南越國宮署遺址內的彎月形水池
南越國的遺跡多分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和廣西兩省區，其中以南越國都城的所在地，即現今的廣州市分布最多。目前在廣州市范圍內的共有五處和南越國有關的遺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它們分別為秦代造船遺址、南越國宮署遺址、南越文王墓、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和蓮花山古采石場。此外，至1995年為止，廣州市共發現南越國的墓葬多達250多座，是南越國墓葬發掘最多的地區。在廣州市之外的廣東省地區，仍有很多的南越國遺跡，它們包括南雄的橫浦關、陽山的陽山關、樂昌的趙佗城遺址、仁化的古秦城等南越國的關防遺址，以及零星分布在肇慶、樂昌、曲江、南海等地的南越國墓葬。廣西的南越國遺跡主要以墓葬居多，它們主要分布在貴港、賀州、平樂、合浦、梧州、柳州、興安等地。其中較重要的墓葬有貴港羅泊灣一、二號墓，賀州金鐘一號墓，此外在平樂銀山嶺、合浦望牛嶺、貴港風流嶺等地的漢墓群中亦有南越國時期的墓發現。
南越國宮署遺址位于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保護面積約5.2萬平方米，它是秦征嶺南以來廣州歷代地方官署的所在地，這里挖掘出來的南越國相關遺跡包括有南越國宮苑和宮殿遺址、秦代造船遺址等。南越國宮苑遺址包括1995年發掘的石水池和1997年發掘的曲流石渠，兩者相連組成了南越國宮苑的園林水景。石水池名為“蕃池”，總面積約4000平方米，目前僅挖掘了400平方米，在這里出土了疊石柱、石門楣、八棱石柱、石望柱和“萬歲”瓦當等建筑構件，可知水池當中原筑有一組大型建筑。曲流石渠殘長約180米，石渠中設有急彎處、彎月形石池、渠陂等特殊構造，用以營造不同的水體景觀，石渠上方還有一座石板平橋和與之相連的步石供人漫步。南越國宮殿遺址是2000年發掘的，包括有一號宮殿、二號宮殿、滲水井、北宮墻等部分。一號宮殿約580平方米，原是高臺建筑，臺基外面有印花磚和卵石鋪砌的散水。二號宮殿僅挖掘了其中一角，宮殿結構和一號宮殿相同，在該殿出土了印有“華音宮”的陶提筒蓋殘片，說明二號宮殿有可能叫“華音宮”。滲水井里發現了一百多枚南越國的木簡，內容涉及籍薄和法律文書，可以從多個側面反映南越國的各項制度和宮廷生活。北宮墻僅剩夯土墻基，該宮墻的發現可以準確確定南越王宮的北界。秦代造船遺址是1975年發現的，遺址內有三個平行排列的造船臺，長約100米，每個船臺由枕木、滑道和木墩等組成。2009年7月，在南越國宮署遺址上開始動工興建南越王宮博物館對其進行保護和展示。
南越文王墓的墓室
南越文王墓通常稱為南越王墓，是南越國第二代君主趙眜的陵墓，位于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象崗山上，是一座鑿山深埋多室結構和有斜坡墓道的石室墓，造墓采用豎穴和掏洞兩種形制的結合。該墓在1983年被發現，建筑面積約100平方米，按前朝后寢的格局分為前、后兩部分，前部外面是一條斜坡墓道。墓道的殘長是10.46米，靠近墓室前部的是一個外藏槨，共出土了17個大陶甕及銅車飾、儀仗等，墓道共發現殉人兩名。墓室前部共有3室，前室居中，左右兩側為東、西兩個耳室。在前室中發現帶“景巷令印”的殉人一名，應為掌職王室家事的宦者，另有一些隨葬品。東耳室主要陳放的是宴樂用具，包括有青銅鈕鐘和甬鐘各1套，石編磬2套，青銅句鑃1套，還有提筒、鈁、壺、瓿等大型酒器及其它的宴樂用具，另有殉人一名。西耳室是各種珍寶的庫藏，包括有青銅禮器、金銀飾件、玉石珍玩、車馬飾件、五色藥石、印章封泥、絲織衣物、陶器石器、漆木竹器、銅鐵工具等。墓室后部共有4室，主棺室居中，其后部為后藏室，左右兩側為東、西兩個側室。主棺室內置一棺一槨，棺和槨之間有頭箱和足箱。墓玉身著絲縷玉衣，頭枕絲囊珍珠枕，玉衣里外共發現有31塊玉璧，墓主身邊還有龍鳳紋重環玉佩等3件透雕玉飾，成串的組玉飾和10把鐵劍，以及能證明墓主人身份的“文帝行璽”金印、“帝印”玉印、“泰子”金印、“趙眜”玉印等隨葬品，墓主的頭箱放有大玉璧、玉角杯等多鐘玉器件，足箱放有100多件仿玉陶器和古波斯風格的銀盒。東側室是墓主四位殉葬夫人的葬所，出土了“右夫人璽”、“左夫人印”、“泰夫人印”等印章，以及7組組玉佩、銅鏡、帶鉤、銅熏爐等。西側室是廚役之所，殉葬了7人，置有豬牛羊三牲和一些隨葬品。后藏室是儲放珍饈食品的庫房，室內共堆疊銅器、陶器130多件，以炊器、儲盛器、盥洗器為主，并有禽畜和海產品的殘骸等。南越文王墓總計出土隨葬品1000多件，包括銅器500多件，玉器240多件，鐵器246件，另有金器、銀器、陶器等一批。1993年2月8日，在原墓址建立起來的遺址博物館西漢南越王博物館全面落成。
羅泊灣一、二號墓位于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羅泊灣附近，離貴港市區約5公里。羅泊灣一號墓在1976年被發現，是一座大型的豎穴土坑木槨墓，其槨室呈凸字形，南部為斜坡墓道。該墓的槨室結構復雜，分前、中、后三個槨室，12個槨箱，但因為早年被盜過，遺留的陪葬物不多且被擾亂，槨室內的主棺為雙層漆棺，另還有兩具單層棺。墓道的南部是車馬坑，出土了一輛實用馬車，車廂已朽，僅留鎏金的銅車馬器。槨室底板下有七個殉葬坑，共葬有七名殉人和少量的陪葬品，另有東、西兩個器物坑，殉葬坑和器物坑都未被擾亂過。在西器物坑中出土了翔鷺紋銅鼓、銅盆、銅盤、銅勺、竹節銅筒、木制革鼓、鐵釜、銅蒜頭扁壺、銅盤口鼎等物。在東器物坑中出土了銅盆、銅缽、銅鋗、葫蘆瓢、銅匜、銅桶、陶甑、銅鼓、銅鈁、銅三足案、銅九枝燈、銅鼎、彩繪銅盤、筒形銅鐘、羊角鈕銅鐘等物。在羅泊灣一號墓中共出土陶器50件、銅器192件、鐵器25件、金銀錫器8件、玉石器14件和竹木器、絲麻織品一批。其中出土的漆器中不少烙印有“布山”戳記，表明了現在的貴港就是南越國時桂林郡布山縣治的所在地，而墓主被認為是當時桂林郡的最高官吏。羅泊灣二號墓在1979年被發現，和羅泊灣一號墓形制相近，也是一座大型的豎穴土坑木槨墓，其槨室呈凸字形，南部為斜坡墓道。該墓分前、后兩槨室，主棺在后室，為兩重髹漆套棺。在槨室底板有一殉葬坑，內有殉人和少量隨葬品。該墓曾被嚴重盜擾，只出土隨葬品123件，主要為銅器和陶器，另有少量的玉器、鐵器、木器、金器等。在后室的頭箱中，出土了一枚“夫人”玉印，因此墓主被認為是南越國王侯一級官吏的配偶。
尊號、謚號或封號
南越武帝、南越武王
前203年－前137年
南越文帝、南越文王
趙眜（趙胡）
前137年－約前122年
約前122年－約前113年
約前113年－前112年
高昌侯、術陽侯
前112年－約前111年
陶六博俑，東漢，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綠釉陶六博俑，漢代，河南省靈寶市出土，藏于河南博物院。
六博，又作六簙，是中國戰國到晉朝流行的一種擲采行棋的兩人或四人局戲，以多得籌為勝，行棋模擬貓頭鷹等鳥類在池塘獵魚的行為。
*《揚子·方言》：「簙謂之蔽，或謂之箘，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或謂之蔽，或謂之箭裏，或謂之簙毒，或謂之夗專，或謂之??璇，或謂之棊。」
*《楚辭·招魂》：「菎蔽象棋，有六博些。」
**王逸註：「菎，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以菎蔽作箸，象牙為棋。」、「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
*《說苑·善說》：「燕則鬥象棋而舞鄭女。」
*長沙馬王堆3號西漢墓遣策：「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直食其廿；象笄？三十；象割刀一；象削一；象口 口 口 口。」
六博因為每方各用六根箸、六塊棋子，所以名稱六博、六簙，也有許多別名。在戰國時代也可稱象棋，指象牙之棋，是象棋此中文辭的最早含意。也有人認為六博棋子有其他材質，取名象棋是表示是象徵的遊戲。
*《管子》：“流於博塞，戲其工瞽。”、“是故秋三月以庚辛之日發五政：一政、曰禁博塞。”
*《莊子·駢拇》：“問穀奚事，則博塞以游。”
*《尹文子》：“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
*《孔子家語》：“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孔子曰：有之，為其兼行惡道也。”
*《史記 魏公子列傳》：「魏王(魏安釐王)與公子(信陵君)博。忽邊境舉峰，報『趙入寇，且過境』，王釋博，欲召臣議。公子曰：『趙王田獵耳，非寇也。』復博故。王懼，心不在博。」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即后來的漢景帝）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
六博在戰國時期已經開始流行，與別名為格五的塞戲並稱。湖北江陵、山東曲阜等地就發現有戰國時期博局盤、博箸和棋子。
秦漢時期六博更為流行，漢長安城未央宮少府建筑遺址、北宮南磚瓦窯場址發現有陶質博局盤；在各地秦漢時期的墓葬中發現有很多的漆木質博局盤及六博博具。在漢畫像石和畫像磚上有關博戲的畫像也有大量發現，如四川的新津、成都和彭縣，河南新野出土的畫像磚，都刻有二人或四人投著行棋的對博場面。有關博戲的畫像石主要發現于陜西、河南、山東、江蘇、四川等省，都刻有投箸行棋的對博圖像，所刻博具形式與考古發現差不多。魏晉時期六博依然存在，甘肅嘉峪關魏晉壁畫墓中繪有六博的圖像，但魏晉以后逐漸不再發現。
六博創制、流傳年代久遠，棋具和棋局結構復雜，走棋方式變化多樣，彩點名目繁復。由于年代久遠，記錄玩法的《古博經》、鮑宏的《博經》、《塞經》（《舊唐書》記載兩書名為《小博經》、《博塞經》）早已失傳，只留只言片語。與六博還可能有關的書有《隋書》記載的《雜博戲》、《太一博法》、《雙博法》、《皇博法》；《舊唐書》有《大小博法》、《皇博經》、《大博經行棋戲法》、《二儀博經》、《大博經》。
黑漆朱繪六博具，馬王堆3號西漢墓出土，藏湖南省博物館
彩繪陶六博具（附骨製棋子），西漢，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陶六博俑（博局），東漢，藏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出土博具實物及相關文物簡述如下：
*1972年河南省靈寶出土東漢綠釉陶六博俑，兩俑對博，中間置長方形盤局，其一邊置6根箸，一邊置方形博局，博局兩邊各有6枚方形棋子，中間有2枚圓“魚”。
*1973年湖北江陵鳳凰山8號西漢墓出土整套博具，有博局盤1件，竹箸6根，用半邊細長竹管制成。骨質棋子12枚，6白6黑，為長方體，竹箸與棋子盛在一個圓形漆奩內。該墓出土遣策記：「博。筭、口、梮、博席一具、博橐一。」博是全套博具。筭（算），算（箸），囗應是綦（棋），梮是木博局。墓葬年代為西漢文景時期。博席、博橐朽沒無存，其它均與同時出土的遣策對應。
*1973年長沙馬王堆3號西漢墓出土一套完整的漆盒裝六博棋具，盒內有方形博局盤一件，上有12個曲道4個飛鳥圖案，大象牙棋子12枚，6白6黑，灰色小象牙棋子20枚，箸分長短兩種，長箸12根，短箸30根，象牙削刀一件，灰黑色，呈竹葉形，兩邊有刃，有木柄，通長17.2厘米。象牙割刀一件，木骰一件，為球形十八面體，每面均陰刻篆體文字：一面刻驕，相對的一面刻男+妻，其余各面分別刻數字一至十六。是迄今所見配套最齊全的博具。該墓遣策中有記博竹簡一組八枚：博一具；博局一；象棋十二；象直食其廿；象笄？三十；象割刀一；象削一；象口 口 口 口。所記與出土實物相符。該墓年代為漢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墓主為列侯。
*1975年12月湖北云夢睡虎地 11號、13號秦墓均出土博具。11號墓出土的博局盤長方形，盤面以中部方框為中心陰刻12個曲道紋和4個圓點。棋子12枚，其中6顆為長方體，博箸6根。13號墓出土的博局盤長方形，盤面也有以方框為中心的12個曲道4個圓點，盤的一側有一個長凹槽，內置骨棋子6枚竹箸6根，槽外蓋有一有圓孔的長木片，骨棋子一大五小，竹箸亦為半邊細長竹管制成。據11號墓竹簡知該墓年代為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
*1995年年3月湖北荊州紀城戰國墓一號墓，據稱發現六博盤，未見其它博具。盤為長方形，盤對角有兩個圓形穿孔。
有的墓葬雖隨葬全套博具，但出土時已朽壞殘缺：
*1972年湖北云夢大墳頭1號西漢墓出土方形木博局盤一件，盤面用紅漆繪方框、12曲道及4個圓圈。
*1978年廣西西林縣西漢墓則出土銅質博局盤一件。
*1978年宜昌前坪105號西漢墓出土銅質博棋子一枚。
*1974年北京大葆臺1號西漢墓出土象牙博棋子一枚。
*1983年廣州二代南越王墓出土博具五、六套，但木博局盤均已殘朽，只剩下博局的銅框、貼花、殘漆片以及用青玉、水晶、象牙制成的幾副博棋子。
*2005年5月在徐州東郊一座西漢中期夫妻合葬墓，出土“六博”。該“六博棋”棋盤已經腐朽，只能看出大概輪廓，周圍散落著許多六博棋子。
*2006年1月在徐州北洞山漢墓附近發現西漢楚王的陪葬墓。墓葬南部位置出土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12枚棋子均保存完好。六博棋具南北向整齊排列，寬2.5厘米長3厘米，紅彩，棋子邊放置一把籌碼，腐朽較為嚴重。從棋具下發現曲道的痕跡判斷，六博棋應當為骨制，但因腐朽痕跡模糊不清。
戰國時期的一套完整的六博棋具包括梮、棋、箸。通過對考古資料研究發現，早期和后期的六博具稍有不同。
六博棋盤簡圖之一
《博局占》干支占位配合六博棋盤，有說法是塞戲
*《古博經》：“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為水。」
*《西京雜記·陸博術》：“許博昌，安陵人也，善六博，竇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張道揭畔方，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又曰：『張道揭畔方，方畔揭道張，張究屈玄高，高玄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本來原文順序有誤，第二句的『畔揭』錯植顛倒，已被學者改正。
博局也稱“椐”，多為木質方形，盤面髹黑漆，也有白漆的，有一方形大框，框內中部是一方框，周邊有有T L V I形的棋路，名為曲道，共十二道，四角處有四個圓點，中間區域稱為水。有些博局是中央方框與四角曲道以斜線相連，傅舉有認為是塞戲。
博局形式似乎是模仿自栻盤，栻盤關于生門、死門、相生、相克的說法，對博局也產生了影響，博局上的十二曲道中就有不利行棋的“惡道”。1993年，尹灣6號墓出土刻有「博局紋圖」的漢墓簡牘，為研究帶來了重大突破。此博局紋圖為占卜所用，棋盤標有干支占位，直行為占卜事項，橫列是占卜術語，兩方對應得出占卜結果。其上之占卜術語「方、廉、揭、道、張、曲、詘、長、高」9字，和許博昌術語「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9字相通，但棋子運行與干支順序無直接關係。
棋盤有九種棋位，有在線側、線上、點上、框內。
*方：中央方框內，共一處，又稱為水。
*畔：又稱廉，被T分開的中央方框線外側，如圖上的B，共八處。
*揭：T中與中央方框垂直的線兩側，如圖上的C，共八處。
*道：T中與中央方框平行的線上，如圖上的D，共四處。
*張：L中平行邊界的線上，如圖上的E，共四處。
*究：又稱曲，L中垂直邊界的線上，如圖上的F，共四處。
*屈：又稱詘，中央方框與四角曲道的斜線上，如圖上的G，共四處。有些則是畫四個圓點。
*玄：又稱長，四角方框中與L凹處背對的線上，如圖上的H，共四處。
*高：四角方框中與L凹處正對的線上，如圖上的I，共四處。
南越文王墓的六博棋子，無任何標記。
*《古博經》：“用棋十二枚，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
*《楚辭·招魂》：“晉制犀比，費白日些。”
*《列子集釋》：「裴駰曰：『報采獲魚也。』字案真經本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鰈，比目魚也。蓋謂兩魚勇之比目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鰈，他獵反。今本云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鰈不用魚，用魚不用鰈字。」
每方有六枚棋子，色分為黑紅或黑白兩組，形狀為六面長方體，多以象牙、玉石或金屬制成，無任何標誌，每組均大小相同。也有考古物棋子是一大五小，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的考古實物。
另外，有公用的標記物，得到時可獲得籌碼，稱為魚，共兩枚，代表比目魚，因此《楚辭》也稱為比，晉國有用外表白亮的犀牛角製作。這些魚會放在稱為水的棋盤中央方框。有些則是稱為直食其，共二十枚，熊傳新指出考古實物中，直食其與籌的比例約為1:2，表示作用於魚相同。
依擲具不同，有箸、煢、瓊三種之分。
唐代成玄英註解《莊子·駢拇》時寫：“行五道而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 。其認為六博與塞戲差別在是否用瓊作投子，而《爾雅》則說明別名為格五的塞戲係投箭。於此乃成玄英錯認六博為「行五道」；然後人誤以為塞戲沒有擲具，亦錯認六博無僥幸取勝的成分。
博具，西漢，馬王堆三號墓出土。此博具為漆器，有六箸、二十枚直食，屬於大博、格五。
*《爾雅》：「格，至也，亦格五，博屬行箭，但行梟以格殺，漢吾丘壽王善之。」
*《說文》：“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
*《前漢書》：“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以八箭投之。”
*《西京雜記》：“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
*《顏氏家訓·雜藝》：“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煢，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煢十二棋，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箸也稱為箭，是用半邊細竹管，中間填金屬粉再髹漆而成，剖面呈新月形，材質也有玉製。這樣投擲時就能夠正反不同，便出現不同數目的籌碼。N條箸，能表現N+1個采，許多傳統擲賽遊戲有使用，如柶戲。用六根箸當擲具的六博稱為大博，有格五的別稱。
也有用兩箸、五箸、八箸的變體。
*《顏氏家訓·雜藝》：“小博則二煢。”
煢是十八面或十四面體的骰子，除兩面寫字，其他為連續數字。一面刻驕字；反面刻(男+妻)；其他面刻一到十六或一到十二的數字。歷史學家李學勤認為(男+妻)不見字書，應是讀媿。用兩顆煢當擲具的六博稱為小博。
西漢時出現代替博箸的煢，多用玉、竹、木、骨等材料。
*《古博經》：“其擲采以瓊為之。瓊畟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鋭其頭，鉆刻瓊四面為眼，亦名為齒。”
*《博經》：“瓊有五采，刻為一畫者謂之塞，刻為兩畫者謂之白，刻為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者五塞之閑，謂之五塞。”
*《列子·說符》：“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魚而笑。”晉人張湛注：“擊，打也，如今雙陸碁也。”
《古博經》指瓊是長方型四面體的骰子，共四采。
《博經》指瓊是長方型五面體的骰子，其中四面有刻痕，刻字有塞、白、黑、五，在五、塞之間一面無刻字，共五采。至今朝鮮還有此類擲具，稱為輪木。
*《古博經》：“其擲採以瓊為之。二人互擲採行棋。棋行到處即豎之，名為驍(梟)棋，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一牽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
*《戰國策·楚策》：“夫梟棋之所以能為者，以散棋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為散乎？」
*《戰國策·魏策》：“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 鄭眾註《考工記》曰：“博立梟棋。”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博者貴梟，勝者必殺梟，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
*《楚辭·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
**王逸注：「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言己棋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棋，下兆於屈，故呼五白，以助投也。」
*《焦氏易林》：“豫之剝：野鳶山鵲，奕棊六博；三梟四散，主人勝客。”、“否之睽：野鳥山鵲，來集六博；三鳥四散，主人勝客。”
*《資治通鑑·卷四·周紀第四》「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初始佈置時，玩家們將棋子平躺布于局中的其中一側的外側棋位，這些棋子稱為散。棋盤中央放上魚或直食其，籌碼放在棋盤旁。遊戲開始後，互相根據擲的數字決定行棋步數。
依許博昌的口訣，棋子移動有三種路徑。很類似柶戲等十字戲類遊戲。
*方→畔→揭→道→張→道→揭→畔→方...反覆：棋子由內往外，再返回到內。
*張→道→揭→畔→方→畔→揭→道→張...反覆：棋子向內由外往內再90度轉向、或不變向，朝至另一處外部。
*張→究→屈→玄→高→玄→屈→究→張...反覆：棋子大致順時鐘方向繞行。
散只能以「張→究→屈→玄→高→玄→屈→究→張」，此路徑順時鐘繞行。散擲到某些采後就即豎起，改稱為梟或驍(驍在漢代為梟的借用字)。箸在擲到六面有五面皆白、瓊擲到五或白采時、煢擲到梟采時，散變成梟。但若煢擲到媿采時，梟要變回散。
梟可以「張→道→揭→畔→方」從外往內，到方的棋位，也就是可入水吃標記物，這動作稱為牽魚，牽一條魚獲二籌。獲得魚的梟再以「方→畔→揭→道→張→道→揭→畔→方」，此路徑將帶魚帶離後，再返回方位繼續牽剩下的一條魚。既使散變為梟依然會被敵方的散或梟所殺。若牽一條魚的梟被敵方所殺，稱為翻一魚，敵方獲三籌；若牽兩條魚的梟被敵方所殺，稱被翻雙魚，敵方獲六籌。梟也能穿過中間以「張→道→揭→畔→方→畔→揭→道→張」；或行經張的棋位轉成「張→究→屈→玄→高→玄→屈→究→張」，以到他處去攻擊敵棋、搶奪敵方的魚。
勝利以多得籌碼者為勝，所以阻止敵方得魚、或奪對方的魚，殺梟是重要的手段。行棋有如兩方的貓頭鷹飛繞著池塘以爭魚吃的行為。
六博遊戲方式類似許多棋子由外往內環繞的擲賽遊戲，吃法也是擲賽遊戲的特徵，與印度的八條盤碁關係最密切，差別在於六博有升級棋，改以獲得在中心終點的籌碼多為勝，而不是到達終點就獲勝。
六博被當成中國象棋前身的錯誤，在於；其一，名字相同，雖兩者遊戲類型差異頗大，但皆可解釋為象徵的遊戲；其二、人錯把以為梟、盧、雉、犢、塞這五種樗蒲的采當成六博的棋子名，並以為殺梟等同於象棋類遊戲的將軍，把象徵貓頭鷹獵魚的遊戲當成兵戲。
據稱，中國象棋國家一級裁判員王前民在2006年3-4月，發表他判斷的六博棋遊戲規則，並演示對局。他認為六博不用擲具，是玩家像三六九棋類同時出手指來決定步數。
受六博影響的新莽時期十二辰博局鏡
曾藍瑩藉由尹灣出土的漢墓簡牘，比對出占卜術語和博局紋上天干地支的對應排列順序，認為六博局不但用於遊戲，也可用於占卜，雖然迄今占卜的實際操作方法依舊不明。
因占卜的目的在於趨吉避兇，因此六博局紋便帶有「吉祥」之義，故漢代人認為在鏡上鏤刻博局紋可以「去不祥」。1986年，日人西田守夫首次發現兩張銅鏡拓片上，有「刻婁（鏤）博局去不羊（祥）」的銘文字樣；1993年，江蘇連雲港4號墓又挖掘出「竹片『刻治六博中兼方』」。
「TLV」3個符號出現在西漢晚期規矩鏡，國外學者依其形狀像英文字母「TLV」，故稱為TLV鏡。其圖案紋飾一般用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故又稱為規矩四神鏡。
六博其勝負關鍵在於擲採，頗有娛樂價值。至後代雖失傳，但文人依舊會用於詩詞。
*李白《相和歌辭.猛虎行》:“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梁園吟》:“連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賭酒酣馳輝。”；《送外甥鄭灌從軍三首》之一:“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
*李益《雜曲歌辭.漢宮少年行》:“分曹六博快一擲，迎歡先意笑語喧。”
*  也談規矩鏡--兼論日晷及博局
*  六博 消失無蹤的博弈競技
*  農戶家中偶獲罕見的漢代六博棋盤
*曾藍瑩：〈 尹灣漢墓《博局占》木牘試解 〉。
大肚王國（未知—1732年）是一個史前時期在臺灣中部由臺灣原住民拍瀑拉族、巴布薩族、巴則海族、洪雅族建立的多部落酋邦。「米達赫」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員工大衛·萊特定義的一個擁有特殊政治地位的郡省地域，他稱呼統治者為米達赫王，在官方的熱蘭遮城日誌中尊稱該統治者為「君主」（vorst），《巴達維亞城日記》則是稱「番仔王」（Quataongh）。
在鼎盛時期的領域範圍南端約到鹿港，在大肚溪上中下游的流域。荷蘭時期的領域範圍主要在今天的臺中市，以及彰化縣北部和南投縣的一部分，其性質推測可能為一鬆散的部落聯盟，因為其政體無文字證據證明具有組織和有效率的統治形式。
大肚王有文獻記載且較能考證的君主（白晝之王）有兩位，分別是甘仔轄·阿拉米和甘仔轄·馬祿。漢人稱大肚王為，學者翁佳音推測可能係閩南語番仔王 (Hoan-á-ong)的轉訛。荷語稱其為白晝之王，臺灣原住民則稱之為Lelien。歷任大肚王皆以「甘仔轄氏」為統治者之姓氏，而甘仔轄也是拍瀑拉語的別稱。甘仔轄·阿拉米於1648年駕崩後，其外甥甘仔轄·馬祿繼任大肚王。馬祿繼位後，由於尚年輕，所以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交涉時，大部份都由其繼父塔拉荷持籐杖出席集會，且因當時大肚社係傾向以女性核心來維持家系，當地實權在馬祿的外祖母手中。
有學者認為，荷蘭文獻中的大肚王之「王」與 kingship概念不一定相同。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出任巡臺御史的黃叔璥在他的《臺海使槎錄》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載：「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說明17世紀臺灣中部確實有一個「番長」存在，而其可能是跨部落的。
「王」的角色，是在祭典儀式中扮演對眾人祈福的角色，社眾對「王」呈貢獵物。「王權」的內涵，包括對轄下之社發生紛爭時擔任仲裁，並提供實質庇護的能力。此一屬巴布拉族的「王」，轄下統治19或20社，包含巴布拉、巴則海、洪雅、巴布薩等不同語族；依據蘇格蘭人大衛·萊特（David Wright）的記載，大肚王國最強盛的時候曾統治27個部落，只是後來有9至10部落獨立。「王」所屬的大肚南社傾向以女性為核心來維持家系；王外出時的儀式性權力展現並不明顯，只有一、二名隨從跟隨，也沒有定奪屬民生死的權利。
「大肚王」透過流域體系建立的政治主權，具有地理環境相對穩定、握有河口區位等地理因素的基礎，利於在當時的背景下，透過流域體系建立跨語族的統治；然後，「王」的統治內涵，再透過諸如控制首獲獵物權、仲裁屬民世俗紛爭、提供部份實質庇護，與扮演祭儀中的象徵性角色等含括經濟、政治、軍事與意識型態上的實踐，形塑出以「王」為統治範圍——以河口一帶為權力核心、流域體系為空間網絡的區域輪廓。
荷蘭東印度公司於1624年起殖民臺灣之後，於1638年獲海盜情報，知在中部馬芝遴地區（彰化縣福興鄉與鹿港鎮一帶）計22社，其中大甲溪以南的18社是由一位叫甘仔轄·阿拉米（Kamachat Aslamie）的領袖所統轄，但荷蘭人起初未派兵征服。
大衛·賴特（David Wright）是16世紀40年代居住在臺灣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 蘇格蘭代理人，他將米達格列出11個平原地區的“郡或省”。然而，在具官方色彩的熱蘭遮城日誌中，荷蘭人稱呼大肚地區的統治者與瑯嶠地區都是「君主」（荷蘭語：vorst，地位次於國王），且瑯嶠君主相比大肚君主的威勢更大。
到了1642年8月，荷蘭人征服北臺灣西班牙人後，將其目標轉為征服西部平原的原住民，以連通臺灣南北的道路。直到1644年，荷蘭上尉Piter Boon才正式率兵遠征北臺灣未臣服的原住民，戰勝後南下打通陸路，因為遭遇巴布拉族的強烈反擊而未成功。翌年Piter Boon再度進攻，摧毀了13座反荷部落，Kamachat Aslamie只得接受范布鍊（Simon van Breen/1643-1647）牧師的協調。
1645年4月荷蘭人召開南部的地方會議，Kamachat Aslamie跟荷蘭東印度公司訂定條約，表示臣服，內容與瑯嶠君主與荷蘭人簽訂的瑯嶠條約內容類同，喪失不少權力。不過直到1662年荷蘭人離開臺灣為止，大肚王國都維持半獨立狀態。大肚王國不肯接受基督教，只讓歐洲人通過領土而不準他們定居，也無荷語的翻譯員。
大肚王國在1645年左右所統轄的範圍主要是大肚溪流域，大約是大甲溪南岸至舊濁水溪以北流域，是跨部落的統治或聯盟關係。
大肚王國對於後來的明鄭時期鄭氏政權亦對抗之。1661年鄭成功領兵渡海攻打荷蘭東印度公司軍隊，取得臺灣統治權，大肚王國頑強抵抗鄭軍，導致鄭成功等人認為他們受到荷蘭的煽動。由於鄭軍當時尚未攻下安平，就已缺糧，因此下令往北屯墾，就地取糧或種植，因此與大肚王國諸社發生激烈衝突，此次衝突，鄭軍將領楊祖陣亡，一鎮之兵（約五百人）「無一生還者」。後來鄭軍再派出將領黃安，以埋伏之計襲殺大肚社頭目。
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之後，為了反清之需要，實施「兵農合一」政策，派遣鄭軍分赴各地屯墾，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活動空間，導致鄭氏政權和大肚王國數次武裝衝突。
其中1670年大肚王國轄下的沙轆社抵抗鄭氏侵略，遭鄭氏政權將領劉國軒強力進攻，屠殺至僅剩六人，幾乎滅族，史稱沙轆社之役。
1731年（雍正九年），清朝官吏對原住民指派勞役過多，引起原住民群起反抗，發生大甲西社番亂（大甲西社抗清事件），清軍利用岸裡社「以番制番」，翌年被鎮壓下來，各族人陸續逃離原居地，遷往埔里（南投縣北部）一帶，大肚王國翌年亦告瓦解。
臺中沙鹿地區拍瀑拉族人於農曆八月二日舉行祖靈祭，也是傳統的過年節慶。
''起始年代見註釋1。''
*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登陸臺灣。
*1638年：荷人獲海盜情報，得知大肚王國的存在。
*1644年：荷人進攻臺灣北部的凱達格蘭族，事成後南下進攻大肚王國，失敗。
*1645年：荷人再度進攻，毀13部落，國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簽約，依約定要參加地方會議，同年牛罵社、沙轆社與斗尾龍岸社獨立。
*1648年：大肚王甘仔轄·阿拉米逝世，由其外甥甘仔轄·馬祿獲選為繼任人選。
*1640年代到1650年代：大衛·萊特記載：米達克區的領土為大肚王（Keizer van Middag）所轄有。
*1654年：甘仔轄·馬祿和繼父特羅噶（Terroge）一同出席集會領受籐杖。
*1650年代：遊記：「福爾摩沙是個非常富庶之島……最富庶的地方現由大肚王所統轄」。
*1661年：明鄭軍隊登陸後與大肚王國發生武裝衝突，鄭軍將領高凌戰死；鄭成功令楊祖征之，又被殺；鄭成功派黃安、陳瑞進攻，誘殺大肚將領阿德狗讓，戰火遍及大肚王國諸社。
*1662年：明鄭政權擊敗荷蘭並佔領臺灣南部。
*1664年：鄭經派劉國軒到半線屯田
*1670年：鄭經、劉國軒舉兵征服大肚王國，進攻大肚、沙轆、斗尾龍岸等社並屠殺數百原住民，致社民大舉逃往南投埔里、水里（現臺中市龍井區），戰勝的明鄭得以吞併大肚臺地以西、神岡等地。大肚王國大部解體並開始衰落。
*1683年：清朝征臺並擊潰明鄭海軍，明鄭數月後後投降。
*1699年：吞霄社事件爆發，最終憑藉岸裡社之協助平定。
*1715年：巴宰族岸裡社頭目阿莫帶族人投清，任張達京為通事。
*1731年：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爆發。
*1732年：負責征伐大甲西社的福建分巡臺灣道倪象愷的劉姓表親為求立功，將大肚社（在今臺中市大肚區）五名前來幫助官府運糧的「良番」（歸順的原住民）斬首引發不滿，大肚王國集結大肚社與十餘社原住民圍攻彰化，清國派臺灣鎮總兵王郡以及岸裡社的部分原住民征伐，大肚社等社兵敗投降，大肚王國正式完全瓦解。
*1822年 中部平埔族因生活困難而大舉遷往埔里。
**張秋鳳《大肚王國的故事》
**莫凡、蔡達源《大肚王：甘仔轄.阿拉米》
**臺中一中 何冠威《鹿與白晝》（「第二屆全國高中職奇幻文學獎」首獎）
*  大肚番王傳奇 中央研究院平埔文化資訊網
*  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 中部平埔族群青年聯盟
古印度象棋或音譯為恰圖蘭卡（，），是古印度的一種象棋類游戲。該詞在梵文'是性狀復合詞，意為“有四肢或四部分”，在史詩中通常意為“軍隊”。 起源於印度笈多時期的雙人對弈棋類，歷史可追溯到西元前五、六世紀的八條盤碁，也有四人版變體，而直系後代為泰盧固象棋，此游戲為部分象棋遊戲的祖先。
多兵種的棋類早在烏爾王族局戲就有，有雨燕、渡鴉、雞、鷹、家燕這五種棋子，但非以殺王為獲勝的局戲。
六世紀時，印度人帶著此遊戲傳入波斯，而波斯人之後也帶波斯雙陸去印度。
古印度象棋在本地發展為泰盧固象棋；往東則發展成泰國象棋、高棉象棋、緬甸象棋、馬來象棋、日本將棋等；往西發展成波斯象棋，在棋子和規則上有大規模的改進，開始在中亞各民族廣為流傳。
騎士巡邏問題在古印度象棋的文獻中就有出現。
印度人帶古印度象棋至波斯王宮
波斯人帶波斯雙陸至印度王宮
一幅描繪黑天在八條盤碁玩古印度象棋的印度古畫
威廉·瓊斯將古印度象棋的規則從梵語翻譯成英文。準確規則不詳。象棋歷史學家認為其規則與繼任者波斯象棋類似。
* 棋盤為正方形，八乘八的方格，同於八條盤碁。
* 棋子兵種有王一個、士（或）一個、象兩個、馬兩個、車兩個、兵（或）八個。四種棋子反映了古印度軍隊的四種兵種。《雜阿含經》:「天帝釋聞阿修羅王興四種兵：象兵、馬兵、車兵、步兵，來欲共戰。」
棋子配置類似現在的國際象棋。王位置為己方左方數來第五行的底格，雙方王並不同行。士的位置己方左方數來第四行的底格。其餘兵種位置都相同。泰國象棋、高棉象棋、馬來象棋、衣索比亞象棋的棋子排列皆是兩王不同行；波斯象棋、蒙古象棋、西洋棋則是兩王同行。
王走法與國際象棋的王相同，移動為周圍八格。
士走法與中國象棋-{的}-士相同，移動為右上、右下、左上、左下這四格。
象走法有好幾種描述。
: 同波斯象棋，與中國象棋的象類似，走田字形，但無塞象眼。
: al-Adli在840年描述走法是跳至縱或橫向兩格，與帖木兒象棋的洞屋相同。
: 比魯尼在1030年描述走法是移動為上、右上、右下、左上、左下這五格。泰國象棋、高棉象棋、緬甸象棋、馬來象棋的象、日本將棋的銀將也同走法。
馬走法與國際象棋的馬相同，與中國象棋的馬相似（但無拐馬腳），移動為L字形。
車走法與國際象棋、中國象棋的車相同，移動為十字方向，不限步數。無國際象棋的王車易位規則。
兵走法與國際象棋的兵類似，吃法同為左上及右上，但兵的第一步時不能走兩步，無吃過路兵。升等只能升變為目的格的對應兵種，並且要該玩家已失去原先兵種的狀態。譬如己方兵到達b8-{}-（敵方馬之起始格）只能升變為馬，同時己方亦須有馬已失去，方能使用此「升變」該兵並「重召」為馬。
*  恰圖蘭卡的歷史與玩法介紹
關於卑南王的說法擁有兩種，第一種為荷蘭人所稱“卑馬巴的國王”（Pimala Pinarai），第二種為清治時期的比那賴（Pinadray）。
古時，一對夫妻搭乘竹筏漂流至臺灣東海岸，登岸後欣喜將竹杖插於地面後前往山麓，竹杖冒芽生長而繁茂成林，卑南後裔視為神聖的保護象徵。夫妻在山麓生下二子，其兄前往知本開墾、弟前往卑南開拓，經年累月下人口逐漸繁衍，最終統治附近一帶的諸族。
《臺灣通史》：「唐貞觀間，馬來群島洪水，不獲安處。各駕竹筏避難，漂泊而至臺灣…而統一為卑南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