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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民國時期，中國作為一戰戰勝國，沙皇俄國決定將「庚子賠款」緩付五年。及至1924年5月底，蘇聯政府聲明，庚子賠款是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不義賠款，蘇聯政府決定放棄沙俄剩餘全部庚子賠款，提倡將放棄的賠款作為中國教育款項。而戰敗的德國和奧匈帝國亦終止了其賠款條約。對日抗戰后期，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才有能力廢除自鴉片戰爭后所簽訂的大部分不平等條約。中華民國大陸時期內戰不斷，經常出現幾個政府代表中國，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來積極發展外交關系。北洋政府時期各個派系的軍閥都依仗不同的國家來對自己的地區加以控制，直到1928年東北易幟。1917年，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并取得勝利。但在巴黎和會上，中國卻不能獲得公平的待遇，導致了五四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中國的國際地位開始顯著提高，戰后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和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71年退出聯合國后，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受到限制，截至2019年10月僅剩15個邦交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成立初期，實行“一邊倒”策略，加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中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1953年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1954年參加解決關于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派出周恩來領導的代表團。1955年，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參加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席間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20世紀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日本等非東方集團國家的關系逐漸恢復正常，并取代中華民國政府獲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七十年代末期，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訪美。20世紀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與英國和葡萄牙的談判，用一國兩制的方式，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分別收回對香港和澳門的領土主權，并分別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西方關系一直較為融洽，但由于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等事件，西方對華進行經濟和貿易制裁，其中軍備禁運至今未能解除。
北宋時流通的交子，是世上最早發行的紙幣。
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轉移的趨勢是由北至南，並大體上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遠古至西晉末年，其中以三國孫吳時轉變較大；第二階段為東晉至北宋末年，其中以唐安史之亂劃分為前後；第三階段為南宋建立至鴉片戰爭，此時長江以南經濟已完全超越黃河中下游。
明清時期，中國社會仍是小農經濟。明代中后期，傳統手工業中，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由于戰亂并未能發展起來。清朝的本地生產總值曾在世界總額中佔到將近三分之一。政府經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的同時，而西方世界則實現了工業革命，中國經濟遂逐漸落后于西方。。自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至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前，中國效仿西方發展工業的過程進行的并不順暢，其間受到內外因素的多重干擾。中日甲午戰爭證明了清朝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而中華民國經濟利用國民政府北伐勝利后至抗日戰爭爆發前的短暫和平時期，得到了快速發展，被稱為南京十年，但經濟成果隨著日本侵華而化作泡沫，并陷入長期惡性通貨膨脹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初期仿效蘇聯模式，實行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起中國的計劃經濟體系，初步完成國家工業化。計劃經濟體系在經歷初期高速發展后，其弊端日趨嚴重。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自此，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開始了三十幾年高速發展。至2010年代，中國已經成為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而且明顯有趕超美國之勢。2013年，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概念，獲得全球六十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響應，這些國家的總人口約四十四億，經濟總量約二十一萬億美元，分別占全世界的六十三和二十九個百份比。中國大陸經濟目前形成了環渤海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珠三角經濟圈、西三角經濟圈、海峽西岸經濟區、香港經濟區、澳門經濟區等區域經濟的格局。
2015年，大陸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國際匯率）爲7,990美元（14,340國際元），香港爲42,390美元（56,878國際元），澳門爲69,309美元。大陸地區的第三產業在2012年首次超過第二產業，佔國內生產總值最大比重。
中國貨幣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一些類型的貨幣就通用。夏商時代，中國使用天然海貝作為貨幣。商代晚期墓中出土的鑄造銅貝，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金屬鑄幣。而現存最早的中國古代銀質錢幣被發現于戰國時期的楚國。宋仁宗年間，已于四川產生交子、會子等紙幣，到元代紙幣的流通擴大到全國范圍，稱為鈔。1935年，中國四大國有銀行頒布法律通告，正式放棄銀本位。2020年，中國四家大型國有銀行同時在深圳等城市對央行數字貨幣進行大規模測試，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表示數字貨幣將取代有800多年歷史的紙幣。
熹平石經殘石，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
中國的語言包括漢語族、藏語、維吾爾語、蒙語等，但中文常常指代漢語。中國的主要語言是漢語族，漢語在語言學上並不是一種語言，而是屬於漢藏語系的語族，包括官話、吳語、粵語、閩語、客家話、贛語、湘語等，其中官話的人口較多和影響力較大，不同地方語言保存了不同時期的古漢語音素。普通話屬於官話，是中國大陸的官方語言和教學語言，並由於推廣普通話政策有高於其他漢語的地位，而粵語是香港和澳門的官方語言，中文在海外現在常常指普通話和粵語。各地漢語可能發生無法用言語互相溝通的情況，但中國文字（漢字）是不受語音影響（漢語的書面語高度統一，各地通用），故兩千年來即使雙方語言不同但仍可以文字溝通無需翻譯，甚至越南、日本、韓國不通漢語的人也可以通過筆談來交流。
聯合國成立後，漢語成為聯合國的六種正式語文之一。
漢字書寫方向遵循特定的規則，圖中是繁體「國」字的正確筆劃順序。
漢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系統中的一種，亦是唯一沿用至今的一種，是當今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也是當今世界上極少數不使用字母拼寫的文字之一，漢字的歷史可以追溯到6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漢字作為中華文化的主要載體，歷經演化，早已逾越象形文字的階段，漢字的字體依歷史演進順序包括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隸書、草書、楷書、行書等。幾千年來，中文的發音不斷演化，不同地區的中國人的方言也有很大差異，但中文的書寫符號漢字極少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人們之間的交流，漢字對于維系一個統一的中國也起相當的作用。
甲骨文是中國已發現古代文字中時代最早、體系較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主要指殷墟甲骨文，又稱為“殷墟文字”、“殷契”，是殷商時代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19世紀末年在殷代都城遺址（今河南安陽小屯）被發現，繼承陶文的造字方法，是中國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紀）王室用于占卜記事而刻（或寫）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殷商滅亡周朝興起之后，甲骨文還延綿使用了一段時期。在中國，除了漢字以外，還有藏文、蒙文、滿文、女書、維吾爾文等文字，以及一些消亡了的文字如西夏文、契丹文等。中國的書法有著兩千多年的傳統，文房四寶之一的毛筆有著豐富的表現力。歷史上有許多著名的書法家及國畫家。
清末的滿漢蒙三語教科書——《滿蒙漢合璧教科書》的〈中國〉部分
中國在虞舜時代已經建立學校，以后夏、商、周時代均有發展。古代中國官學體系最大規模的學府稱為「國學」。虞之上庠，夏之東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漢後之太學，隋後之國子監，皆為國學。先秦上古之大學，一般貴族子弟才能入學；庶民子弟入讀的學校則稱為小學，如舜帝時之下庠、夏朝之西序、商朝之左學、周朝之虞庠。到了秦漢，周室封建制度瓦解，漢代建立太學以後，閭左子弟方可入讀。在國學以外，有各式規模較小「鄉學」、府學、縣學。周代鄉校為諸侯設置，當時不但是學習的地方，還是人們閒時聚會、交談的場所，交談內容包括議論國家政事得失。漢代時，地方官員亦會設置鄉校。唐代韓愈被貶潮州時曾在當地設置鄉校。自漢代獨尊儒術后，中國一直以儒學為正統學問教育。
位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的嶽麓書院
在官學體系以外另設私學，書院、義學、社學、私塾、蒙學等均屬私學體系。書院是古代中國的另一種教育系統。中國最早的官辦書院為唐代開元六年（718年）唐玄宗所創設的麗正脩書院。宋代書院的興起是始于范仲淹執掌南都府學，特別是慶歷新政之後，在北宋盛極一時。這時候出現了四大書院的說法。到了南宋更盛，各延大儒主持，成為理學書院。元代時書院制度更為興盛，專講程朱之學，並供祀兩宋理學家。明初書院轉衰，直到王陽明出，書院再度興盛。隨後書院因批評時政，遭當道之忌，明世宗、張居正皆曾毀書院；尤其是東林書院事件，魏忠賢盡毀天下書院，書院乃大沒落。清初對書院加以監管，至雍正十一年（1733年），才改採鼓勵態度，正式明令各省建書院，書院漸興；惟不分官立私立，皆受政府監督，不復宋元時的講學自由。直到庚子後新政，庚子詔令將全國書院改制為新式學堂，書院制度瓦解。
清末中國頒布壬寅學制，并取消科舉制度，中國教育由儒學為主體的教育轉入近代新式學科教育。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壬戌學制，建立起現代教育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超初實行蘇聯共產主義教育，改革開放后重新審視并進行改革。八十年代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學教育普遍采用九年制義務教育制度，規定學齡兒童均要接受小學和初中教育，目前還在深圳、珠海、浙江、福州、唐山、山東部分地區采用十二年制小學到高中免費教育體制。政策還規定應當免除一切學費和雜費。中國高等教育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實行高考制度來選拔學生進入大學本科或者高職高專就讀，如果因高考發揮欠佳升至高職高專的學生，可在高職高專三年級當年參加專升本考試可轉入大學本科就讀，但不同于高考和考研，專升本僅限一次機會，另外實行考研制度選拔大學本科畢業生攻讀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唐代詩人李白唯一存世的真跡《上陽臺帖》。釋文：「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
中國文學從先秦始，通過詩經、楚辭、漢賦、晉書、唐詩、宋詞、元曲，以及明清章回小說、民國雜文、共產文學、網路文章等持續發揚。「文學」一詞最早見于《論語·先進篇》。經史子集是傳統中國的學問。東晉李充正式確定甲乙丙丁即經史子集次序，但尚未直接用經史子集之名。唐初編成《隋書·經籍志》，這是正式以經史子集為類名的四部分類法中現存的第—部目錄。它分經史子集4部，下分40細類，經史子集各部書籍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余卷，譯本書千三百二十余冊，釋藏七千零八卷，書畫圖象等約二百余種。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爲八目。
中國的近代著名作家，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魯迅
自古以來，中國文學包含了著政治，許多的作品均以現實生活為主題。從政者也有著作不少的文學作品，與中國的政治有著密切的關系。故此，自宋以后，文學多出自官僚之手，是中國文學的一大特色。中國文學一向以韻文為主流，有不少以描寫景物及抒情為主題的詩歌，相比之下敘事作品於中國文學并不發達。然而有不少敘事作品，如《詩經·公劉》、《孔雀東南飛》，及《木蘭辭》等卻是難得著名作品。中國散文文學最初興盛于唐代。唐代散文的題材，除了一些例外，許多作品并非純創作而是取材于現實，這個傳統一直維持到現代。
中國龍是中國神話生物的代表之一。
中國神話一般指的是關于上古傳說、歷史、宗教和儀式的集合體，通常它會通過口述、寓言、小說、儀式、舞蹈或戲曲等各種方式在上古社會中流傳。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話會被假定是歷史真實的一部份，關于中國神話的最初文字記載可以在《山海經》、《水經注》、《尚書》、《史記》、《禮記》、《楚辭》、《呂氏春秋》、《國語》、《左傳》、《淮南子》等古老典籍中發現。
由于中國民族眾多，每個民族都各自至少有一部神話史詩，如少數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諸如南方20個民族共有30多部創世史詩，僅云南16個民族就有20多部創世史詩。
不同民族間的神話史詩內容不同，樣式、文學特點也會不同，如漢族神話史詩多書面記載，文獻典籍豐富，而眾多少數民族多口頭流傳，且內容篇幅多于漢族。并且也受地域的影響，中國北方民族多流傳英雄史詩，南方多流行創世史詩。
浙江寧波天一閣收藏明刻本前漢書，五倫書，錢起詩集
南宋理學家朱熹所著的《四書集注》。
古代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過百家爭鳴，思想文化飛躍發展的局面，涌現出老子、莊子、孔子、荀子、墨子、韓非子等眾多思想家。古代中國文化自西漢尤其是宋以后，以道家文化、儒家文化等為主體，并含有陰陽、五行等觀念。中國文化自成一體，有較大的獨立性和穩定性。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吸收和借鑒其他文化的精華，比如歷史上源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就深深地影響中國。
春秋戰國之時，思想進步，人文理性精神煥發，上古嬗變而來之宗教觀念革新。季梁曰：「民，神之主也，是以圣人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神為人創，民為神主，則前古神秘觀念漸消。上古「上帝」之概念漸由自然之「天」取代，天為道德民意之化身，這構成儒教信仰的一個基礎。儒教以孔子為至圣先師，以昊天上帝為至上神，上帝給人類指派君和師，讓他們來教化、治理上帝的子民。“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傳統的儒家典籍有三類，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漢武帝“獨尊儒術”把儒家立為國教，并設立五經博士，五經成為國家法典，開啟春秋決獄的時代。熹平四年，漢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共刻《易經》、《論語》、《尚書》、《春秋》、《公羊》、《魯詩》、《儀禮》七經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隋唐時代，儒家思想法典化，中華法系形成并覆蓋漢文化圈。中國在儒家禮教思想的影響下，以四書五經為基礎形成冠昏喪祭的習俗，以及衣冠制度， 冠禮、婚禮、喪禮、祭禮等。五四運動后，一部分中國人接受了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并對各種宗教信仰以唯心主義的理由加以否定，他們是無神論者，并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毛澤東思想。
中華文化雖然孕育了諸子百家（道家、儒家、法家、墨家、雜家、縱橫家、陰陽家、小說家、名家、農家等），但主要哲學流派為儒、道、釋，且三派間相互影響深遠。有人認為中國文化以儒道釋三家之說為總本﹐而又以道家為中心﹐儒家為主幹﹐佛學為相互配合。中國人的宇宙觀方面以易經與老莊為代表﹐倫理社會觀是以禮記孔孟之說為代表﹐佛家則以宣揚因果輪迴、眾緣唯心的道理與儒道互相輔助而成。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為源頭，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源遠流長，對中國人的普遍倫理道德，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價值優先觀念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儒家的價值觀影響古代中國大多數公開場合是以儒家的價值觀作為優先的標準。因此可以說儒家的價值取向在總體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優先觀。儒家注重自身修養並講求倫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義」，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人際關係以五倫為規範。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儒家的理想，是成為專才和通才的結合。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的經濟學，是為了人類理想社會而服務。儒家重義輕利，以義為本，以義導利。反對操縱市場，但認可「待價而沽」。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視科技及在物質上的實用，但同時注重全面的人格發展，反對把人變成物質的工具。儒家形上學在以後的理學、心學中進行了展開。儒家相當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
道家思想是中國重要也是具有影響力的哲學思想之一。道家，是道德家的簡稱。道家起源有一說是有出於史官。道家還有隱士一類的達觀厭世者，他們驅使人們以「達觀」來解決人生問題。道家的理論奠定於《老子》（又名《道德經》），與《莊子》為主要思想典籍。道家崇尚自然相處之道，認人類社會中的難題之所以無法解決，皆是因為干預行為過多，故提倡行為上要以無所作為就可以達到無為養息。道家也嚮往著反璞歸真的樸實社會，認為人類回歸原來樸素、無知、無慮的境界，人類的紛爭和煩惱即可真正的解脫。老子在總體上傾向治國方面，在人生觀上，老子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無為而治」，以無為而無不為。道家由人生觀和社會觀擴展至宇宙論，提出「道」、「氣」、「自然」等哲學概念。道既是生物之源，亦是生成萬物之根本，亦是天地萬物之本性，亦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據，亦為治國安邦之根本方略。道家強調「游心」，並推崇自由，道家強調「虛心」，並推崇自然。主張要聯繫性、心、情三者又有所區別。性是指人之先天之本性，；心是指人之內在精神，突出者為人之為人之主體性因素；情是指人之主觀情感。有性、有心、有情，故而之為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的人生。道家對人之命運，持一種自然的無可奈何的態度。對於生死，持一種純自然的態度。與（今之所謂）道教（傳統中國并不區分“道家”與“道教”）之追求長生不老有所不同，老子首倡致虛守靜，莊子則將致虛守靜具體化為「心齋」與「坐忘」，並進而將致虛守靜提升為本體論的高度，而標舉「齊物」。
韓非子提倡的「學本黃老」，將「理」與「道」連結再一起，認為「道」是成為萬物運行法則。吸取儒家仁義思想，與法家治理之數，產生道法共冶一爐，成為漢朝早期的黃老之治。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也就因為道家的社會哲學不以自己發展規格為主，而強調應對的智慧，因此利於人們修養生息的需求，故而讓漢初的黃老之治有了實驗的理論基礎。同時也安定中國士大夫失意於儒家本位的官場文化仍有發揮的舞臺。道家則自老莊玄虛之說，後來成為兩晉大夫競尚清談，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彥德創立「玄學」。另外變化為方士神仙之術，自漢朝張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為「道教」之始。
唐代敦煌星圖是迄今為止世上存留的最古老的星圖。圖中為敦煌莫高窟的辰宿列張圖，描繪了北極地區的天空。星圖繪制于約公元七百年的唐中宗時期。三家不同的星座分別用白、黑、黃標注。整個星圖含星約一千三百顆，配以唐代楷書書寫的描述。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吳國盛認為，中國的科學傳統，與淵源于古希臘、古羅馬的歐陸科學，以及伊斯蘭世界的科學，是各自獨立發展。中國科學萌芽于先秦時期，受到當時的哲學家中注重邏輯思辯、認識論及幾何學研究的墨家，以及重視辯論的名家所啟蒙。漢代造紙術的普及提供了條件，使前人的科學思想知識及辯證，通過紙張保存了下來，后人得以前人的科學著作為藍本作改良，或通過辯證后推翻，形成一套經驗主義科學傳統。至隋唐及宋朝時，中國的科學曾長時期高據世界領先地位。然而由于近代歷史原因，許多古中國科學著作或失傳或流失海外，均不利于中國科學史的發掘整理。科學著作的失傳及流失，甚至令后世史家曾一度認為中國沒有科學。
古代中國為世界貢獻諸多發明創造，包括：四大發明（造紙術、雕版印刷、指南針、火藥）、地動儀、傘（現今所用，能張開收回的傘）、絲綢、瓷器、石油井、紙幣、火柴、漆器、風箏、熱氣球、連弩及中國青銅器等等，而且在天文、數學、醫藥、機械、冶金、陶瓷、紡織、建筑等眾多方面發展出獨具特色的先進成果。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所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和美國科學史家羅伯特·坦普爾所著的《中國的100個世界第一》中列舉了中國領先於當時世界各國的多項創造發明。
中國在商朝就開始使用十進制系統。戰國時的《甘石星經》中的《石氏星表》測定當時一百二十余顆恒星的位置，次於《巴比倫星表》，被認為是世上第二早的星表，有從公元前六一三年到一九一零年間共十三次的記錄。現今舉世公認的最早的太陽黑子紀事，就是載于《漢書·五行志》中的河平元年（即公元前二十八年）三月出現的太陽黑子。秦、漢時期的算經《九章算術》中，自由地引入負數，有了系統的分數運算方法。三國時期的劉徽在《九章算術注》中首先提出關于十進小數的概念。南朝劉宋的祖沖之將圓周率計算至3.1415926至3.1415927之間，并測算出一個回歸年為365.24281481日，這比現今科學家測算的結果只差五十秒。隋朝數學發達，當時士人皆須學習簡易九數，在國子監（大學）設有算學。
宋代城市裏的水力磨坊及圍繞著的運河系統
宋代有先進的土木工程、航海術和冶金學方面的發明。沈括后繼創立會圓術和隙積術最早明確地談到磁針偏角，并發現了「石油」。《夢溪筆談》中還記載涉及力學、光學、磁學、聲學等各個領域，明確指出化石是古代動物和植物的遺蹟，并且根據化石推論古代的自然環境。元朝在天文歷法方面比較發達，一二八零年郭守敬等人主持編訂的《授時歷》延用了四百多年。明朝科技在航海方面的成就顯著。明太宗時由於有鄭和下西洋的海上活動，使得繪製海圖以及羅盤運用的技術大為進步。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由於清政府對天文曆法的重視，民間的天文學研究也很活躍，主要代表人物有著有《曉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的王錫闡等。
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西方科學傳統及技術傳入並主導了中國，在清末的洋務運動主張“中體西用”。以中國傳統的思想、文化及制度為基礎，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是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洋務運動的擁護者馮桂芬主張接受歐美思想為主的學術，提出“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中華民國時期的科技水平不斷提高。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取得兩彈一星的重大科技成果，改革開放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在航空-{zh-cn:航天; zh-tw:航太; zh-hk:航天;}-、高速鐵路、複合材料、電子技術、核技術、替代能源、生物工程學方面處于世界領先水平，但同時在綠色能源、發動機、精密制造、自動化等領域上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
中國東部面海，很早就出現有記載的海洋活動。東部沿海尤其以浙江、福建等江南省份的造船業最為發達。文獻中的中國帆船可追溯至漢代的《南州異物志》。根據該書描述，漢代帆船設計四個風帆，并不直接迎風，而是橫向且稍傾斜地面對迎風面。在獻牲些微航速的條件下，能夠使船只在逆風之下前進，無需像使用大量橫帆的船只一樣降帆。在帆的材質方面，則是使用竹竿加強的硬性篷帳。當時最大的船長達二十米，寬十米，可以容納七百人的重量，或260噸以上的物件。至宋代幾經改良，因地制宜地演變成多種不同的船身及帆具，構造及索具各異，帆船部件名稱因各地方言而有別。十四世紀至十七世紀中期，中國帆船大量出現于整個東洋海域；十四世紀上半葉北非丹吉爾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其著作《遊記》中，就有描寫當時往來印度洋的中國船隻。近年在泉州灣出土的宋代海船，長十一點四丈，寬三點三丈，以十二道隔梁分隔出十三個船艙，隔板厚達十至十二釐米，每道隔梁用三四塊木板榫接而成，並與船肋骨緊密結合在一起，艙內採用水密艙壁。宋船曾採用榫接、鐵釘加固、船板縫隙中填塞捻合物的辦法，來保證船的堅固性和水密性，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南朝劉宋時期，中國海員掌握了從安息國（在今波斯灣地區）到斯訶條國（今斯里蘭卡）的兩萬里海灣航路，開辟了近海航行性質的、直接通達波斯灣的“海上絲綢之路”。隋唐時期，中國海員的航海技術又有了進一步提高。賈耽記載的“廣州通海夷道”中寫到，從獅子國（今斯里蘭卡）續航，循阿拉伯海東北岸駛達波斯灣的烏剌國（今奧波拉），僅需37天。北宋朱彧在宣和元年（1119）所著的《萍洲可談》中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則觀指南針。”這是人類利用指南針進行海上導航的最早文獻記載。
明代早期1405年至1433年間，明成祖命鄭和率領以二百四十多海船組成的船隊七下西洋，足跡遍及東洋世界、印度次大陸、阿拉伯半島、及東非馬達加斯加北部水域，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洋航海項目。鄭和的船隊拜訪了三十餘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和地區。這段時期是在迪亞士發現好望角的七十年前及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的八十年前；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遠航航海項目。鄭和船隊七次下西洋的總航程達到七萬多海里，長度相當於地球圓周的三倍有餘。
十八世紀后，中國民間所用的帆船多為戎克船，該類型帆船排水量小，船底設有多道防水艙，活躍于中國近海，用作貿易時運載貨品之用。王冠倬的《中國古船圖譜》為中國古船研究的整理性著作。
中國境內的民族醫學和宗教醫學有中醫學、藏醫學、蒙醫、維醫學等。其中，中醫學是以漢醫學為主體的傳統醫學，至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根據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的定義，中醫學是“以中醫藥理論與實踐經驗為主體，研究人類生命活動中健康與疾病轉化規律及其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保健的綜合性科學”。
中醫理論來源于對醫療經驗的總結及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思想，將人體看成是氣、形、神的統一體，通過望聞問切四診合參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機及人體內五臟六腑、經絡關節、氣血津液的變化、判斷邪正消長，進而得出病名，歸納出證型，以辨證論治原則，制定“汗、吐、下、和、溫、清、補、消”等治法，使用中藥、針灸、推拿、按摩、拔罐、氣功、食療等多種治療手段，使人體達到陰陽調和而康復。中醫治療的積極面在于希望可以協助恢復人體的陰陽平衡，而消極面則是希望當必須使用藥物來減緩疾病的惡化時，還能兼顧生命與生活的品質。此外，中醫學的最終目標并不僅止于治病，更進一步是幫助人類達到如同在《黃帝內經》中所提出的真人、至人、圣人、賢人的境界。
傳統的中醫學思維模式與源于歐洲的現代科學并不相容，然而，當今之科學期刊已多有論文研究之，并試圖用現代醫學的角度分析中醫中的部分現象和治療機理。在現今世界的醫療體系中，中醫學被歸類為替代醫學中的一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在定義“完整醫藥體系”這個概念時提到中醫學：“NCCAM（美國國家補充與另類醫學中心）把完整醫藥體系描述為涉及‘完整醫藥體系是與對抗療法（常規）醫學獨立地或平行地演變的完整的理論和實踐體系’。這些可能反映了獨特的文化體系，比如中醫學和印度的阿輸吠陀醫學。完整醫藥體系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相信機體有自愈的能力，這種自愈可能涉及到了應用情緒、身體和精神的治療方法。
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統治以后，革命黨在初期主張「排滿」和獨立成為單一的漢民族國家，立憲派則主張「合滿」和建立包括五族在內的多民族國家，并為此與革命派展開過激烈論戰，最後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建立一個各族平等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對少數民族實行扶助政策，并設置了400多個民族自治區域。到了20世紀中期，維吾爾族歷史學家翦伯贊針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問題，主張凡活動于今日中國境內的古代民族都算中國人；凡出現在中國歷史上的民族，都是多民族國家的一個成員。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的劃分，中國目前有漢族、滿族、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壯族、藏族等56個民族，漢族是人數最多的民族。漢族廣泛分布在全國各地，其中主要集中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南、甘陜以及云貴川渝等地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國大陸（包括中國內地、香港、澳門）總人口為12.9533億，其中漢族占91.59％。其他55個民族統稱為“少數民族”。主要少數民族中藏族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和云南等地；滿族主要分布在東北，以及內地許多城市中；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維吾爾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回族主要分布在寧夏；壯族主要分布在廣西。其他各少數民族（如苗族、哈薩克族等）也分布在全國不同地方。
中國人口在歷史上一直占世界人口的較大比例。據估計，戰國末期（前230年）各諸侯國人口總計有三千至三千五百萬人。十九世紀上半葉清朝人口約占全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中國人口約占全世界的五分之一，但新生兒數量僅占全世界的十分之一。因此，未來中國人口占全世界比重將顯著下降。進入21世紀后，面對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政策從2011年「雙獨二胎」開放為「單獨二胎」到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將有助于生育率的提高。到2021年8月20日「全面放開三胎」，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
攝于二十世紀的上海南京路上的人群
古代中國與同時代不少文明一樣屬於專制社會，過往有著上千年時間的君主制歷史，在這段悠長的時間里，中國人社會是圍繞著一個中心運作的，那個就是皇帝，或「天子」。社會被分成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士即是學者和官員，由於他們幫皇帝治理國家而排在第一層，農即是農夫，中國以農立國而且有龐大人口，故解決吃飯問題最為重要，而農夫也是中國傳統上最多人從事的職業，農田也往往由父傳子，所以，農夫被排在第二層，工即工匠，他們負責製造瓷器和刀劍等用品，故是第三層，商即商人，古代中國沒有重視商人對國家發展的作用，商人在古代社會更被人塑造狡詐陰險的形象，是最低的第四層，至於士兵由於很多都是臨時由農民組成，中國傳統社會也流行好男不當兵的思想，故即使是職業軍人都無屬於他們的社會階層。古代中國社會等級森嚴，皇親國戚最有權勢，接下來是各級官員，然后是士大夫，最后是普通百姓。數千年的皇權統治使等級觀念深入人心，官本位思想濃厚。讀書人鉆研儒家經典，參加科舉考試，學而優則仕。古代皇權政府提倡三綱五常，這對于維系社會和諧穩定有正面的作用，但是也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以人倫來維繫的社會，中國社會重視家庭、血緣關系。傳統儒家重視孝道，中國古代社會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甚至到了過份的地步。
表明沒有告知父母就娶妻，也屬於不孝的一種。在禮教盛行的年代，男女婚姻不是靠自由戀愛，而是要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傳統社會與同時期世界大部分地區一樣，屬於父權社會，婦女的地位並不高；而納妾在古代中國上流社會中，更是普遍的現象。中國歷史上只有一個女皇帝武則天，其余的皆為男性。
原始社會的社會關系比較簡單，并沒有法制，而是依靠習俗和慣例來施行。中國奴隸制法律形成于夏，發展于商，完備于西周，瓦解于春秋。戰國時期魏國的李悝總結了各諸侯國立法經驗，制定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初具體系的法典。商鞅變法為秦國統一中國打下了基礎。漢朝劉邦廢除秦朝的苛法嚴刑，頒布了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中國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說是始于魏、晉，成于北魏、北齊，隋、唐采用后便成為中國法律的正統。乾隆五年，《大清律例》頒行，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最後集大成之作。
中國職官從夏朝開始出現，中國的職官系統非常復雜，變化也比較多。國君是一國之主，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是最大的官；宰相是國君之下最高的行政長官。吏治是中國政治的特色。中國的貪污問題比發達國家嚴重。中國共產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曾說：“中國一部二十四史，其實是一部貪污史”。
古代中國差役是古代役法的一種，軍戶、民戶、匠戶三大類，分別服兵役、徭役、工役，差役即為徭役的一種，另外細分「里甲」、「均徭」、「雜泛」三種。差役是按丁田或丁糧輪差，均徭則是以丁為主，服務於官府內的經常性差事，均瑤又分力差與銀差，力差多由富戶應役，名目多為皂隸、獄卒、門子、馬伕、驛館夫，由應役人親身應役，明後期準自募人代役，銀差多為貧戶應役繳納，以平衡負擔，名目為歲貢、馬匹、草料、工食、材薪、膳夫折價，加上里甲差役的民壯、巡警防火的總甲，構成整個明代衙門主要的工作及人員的工食費用。清代因攤丁入畝，已經將徭役部分折銀收入賦中，原是該地方經費及勞動支出，卻變成中央稅收，僅發工食費，靠常例規費生活，與明代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藝術包括中國傳統的各種工藝（如陶瓷、玉器）、美術（如書法、國畫）、音樂（如古琴、古箏）、表演藝術（如舞蹈、戲曲）等。
昆曲《牡丹亭》杜麗娘和柳夢梅
中國傳統音樂是在中原音樂、四域音樂和外國音樂的交流融合中形成發展起來的，包括民間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宮廷音樂等類別。中國傳統音樂有鮮明的特色。常用的樂器有箏、琴、簫等，音律以宮、商、角、-{徵}-、羽五音為基礎。中國新石器時代出現的骨笛，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管樂器。中國傳統舞蹈有著悠久的歷史，體現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美學，而且和武術、雜技、戲曲有著密切關系。戲曲是中國傳統的舞臺藝術，綜合唱念做打等多種表演方式，包括京劇、豫劇、河北梆子、秦腔、評劇、粵劇、越劇、昆曲、黃梅戲、潮劇、晉劇、花鼓戲等多個劇種。
正在書寫的僧侶。
中國書法是漢字的書寫藝術，屬于視覺藝術。許多書法作品是以書信、詩詞手稿、碑文、墓志銘、牌匾、屏風、室內裝飾品等形式存在的。中國書法與中國繪畫、篆刻、舞蹈、音樂等藝術形式相互影響。
《劉太太肖像》 1942年 右
中國繪畫藝術的代表是國畫，主要是用毛筆、軟筆或手指，用墨和國畫顏色在帛或宣紙上作畫。中國畫按照內容可分為花鳥畫、山水畫及人物畫；按照技巧可分為工筆畫、寫意畫、重彩畫、水墨畫、白描畫、壁畫、內畫；按照藝術層次可分為具象國畫和抽象國畫等。中國畫擅長寫意，其重在神似不重形似，強調觀察總結不強調現場臨摹，運用散點透視法不用焦點透視法，重視意境不重視場景。
北京故宮角樓
中國傳統建築具有其獨特構造體系，且對漢字文化圈國家有深遠影響，傳統建築以木材和磚為材料，且會降低建築高度，著名建築有故宮、天壇、頤和園佛香閣、長城等。這類屋頂設計有厚重的屋簷，四邊會略微向上彎曲形成斗栱。另外建築還經常以不同的彩瓷裝飾，包括彩磚、玻化磚、鑲嵌、鈴鐺等，並另行加上各式細節雕飾。現存的中國傳統建筑多是樓高數層的木結構，且多采用坡屋頂，建筑群體采用水平方向發展的院落方式組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建築則開以始受現代主義影響的現代建築為主，直到1980年後才恢復多樣化設計，這類建築有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國家體育場、上海環球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廣州塔等。
《清明上河圖》描繪宋朝京都（東京）汴梁城（今河南開封）的城市規劃。
中國古城邑在規劃上，很早便有在水利、交通運輸、排水、防災、工業配套、軍事防御等範籌上的考量，對於世界城市規劃史發展有顯著的影響。
對於古代城市的選址，《管子》一書中就反對商周以來用占卜確定營邑的方法，説「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意思是建設城市要選擇依山傍水的地形，以免受旱澇之害，節省開渠引水和筑堤防澇的費用，是中國早期有關城市規劃的描述。中國許多古城的選址，如杭州、蘇州、北京、南京、西安、洛陽、開封，都是經過周詳的考慮。
趙州橋（圖）與廣濟橋、蘆溝橋、洛陽橋并稱為中國四大古橋。
據考古發掘分析，中國石器時代的橋梁為木梁橋。隨著鐵器時代的來臨，加工大型石料成為可能，石材成為主要的建筑材料。其中，王莽時期修建的灞橋，以石為墩，以木為梁，是石木結合的代表作。石拱橋的出現使中國古代橋梁進入了一個新紀元。建于隋朝的趙州橋制作精良，結構獨創，其石拱橋跨徑紀錄，直到1959年湖南黃虎港橋的建成才被打破。而盧溝橋和雙龍橋都屬于厚墩聯拱石拱橋。與厚墩聯拱相對應的是薄墩聯拱石拱橋，多見于南方軟基水網地區，其中最著名的是建于唐朝的蘇州寶帶橋。而最著名的竹索橋是四川省都江堰安瀾橋，是以竹蔑為索材的吊橋。而中國最著名的鐵索吊橋是四川省甘孜的瀘定橋。中國古代的造橋技術，特別是石拱橋的建造技術，為現代橋梁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目前中國有超過100萬座公路和鐵路橋梁，近十年來，平均以每年2.7萬座的速度增長。同時，中國橋梁不斷刷新世界橋梁紀錄，創造了眾多“第一”和“之最”（參見世界大橋列表、世界懸索橋列表、世界斜拉橋列表、世界拱橋列表、世界最高橋梁列表 (橋面高度)、世界最高橋梁列表 (結構高度)）。不過中國橋梁建設取得的許多“第一”，多集中在跨徑、塔高等指標上，在橋梁工程技術的基礎理論研究、結構的耐久性和安全性、成套施工技術等方面，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一定距離。
浙江東陽盧宅捷報門。
湖南湘西州的鳳凰古城沿河的吊腳樓，為中國一特色民居建筑。
北京國子監街一所民居。
山西常家莊園，為中國清代一座民居建筑群。
山西的窯洞式民居。
由于中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各地的地理條件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因此，各地人居住的房屋的樣式和風格也不相同。中國古代的園林建筑，追求人工模仿的自然形式，「雖由人作，宛若天成」。 在中國的民居中，最有特點的是北京四合院、西北黃土高原的窯洞、安徽的古民居、福建和廣東等地的客家土樓和蒙古的蒙古包。
方形建築為中式住宅的普遍類型。四合院的格局為一個院子四面建有房屋，通常由正房、東西廂房和倒座房組成，從四面將庭院合圍在中間，故名四合院。四合院就是三合院前面有加門房的屋舍來封閉。若呈“口”字形的稱為一進院落；“日”字形的稱為二進院落；“目”字形的稱為三進院落。一般而言，大宅院中，第一進為門屋，第二進是廳堂，第三進或后進為私室或閨房，是婦女或眷屬的活動空間。四合院在中國至少有三千多年的歷史，在中國各地有多種類型，其中以北京四合院為典型。四合院通常為大家庭所居住，提供了對外界比較隱密的庭院空間。三合院為中國傳統古厝的基本形制。三合院一般由北面正房（正身）和東西廂房（護龍）組成。由于房屋坐落于三個方向，故名三合院。正廳為祭祀與接待賓客之處，左房是戶長居室，右房是長輩居室；左護龍為長子所住，右護龍為次子所住；若中人丁旺盛，則于左右護龍外，再加蓋“外護”，屋舍高度則隨正廳（房）、護龍依次下降。三合院是四合院的簡化形式，通常是將四合院南房直接用院墻代替，大門也采用門樓樣式。其它形式有一條龍、單伸手。
徽派建筑是中國建筑中的一支重要流派，是徽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徽派建筑主要流行于皖南徽州六縣〔歙縣，黟縣，績溪，婺源，祁門，休寧〕，以及舊時的嚴州地區（今浙江建德、桐廬等地），亦流行于贛北、皖南等徽語區（如江西浮梁、德興安徽旌德、石臺，等地）。馬頭牆是徽派建筑最重要的標志之一，徽州三雕和徽州壁畫是最普遍的裝飾物，有些雕刻作品和壁畫如今也是相當珍貴的文物。徽州民居依靠著黃山，又有無數河流、小溪穿過。徽州民居一般都是小橋流水，曲徑通幽，亭臺樓閣，雕梁畫棟，風格清新雅致，又不失奢華。徽州民居注重風水，強調與自然的統一，宏村的牛型設計更是享譽中外，至今來看也十分科學、精致。明清時期，徽商鼎盛，衣錦回鄉后，將巨大的財富帶回徽州各地，修建富麗堂皇的房屋、私家園林也便成了體現身份的方式之一，宏村等地有些房屋的墻壁甚至鎏以金粉，相當奢華。宏村有“民間故宮”一稱，保存著大量的畫作、楹聯、木雕等精美物品，是研究徽文化重要的途徑。著名的徽派建筑代表有，棠樾牌坊群，許國石坊，西遞，宏村，南屏，呈坎，唐模，屯溪老街，等等。其中，西遞、宏村于2000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亦是首個民居類的世界遺產。如今，許多地方都仿建徽派建筑，由以安徽省內居多，北京、南京等地亦有。其中大部分并不是標準的徽派風格，只是將建筑加上一些徽派元素，如馬頭墻安放在屋頂，加之白墻黑瓦。
窯洞是一種民居建筑形式，是中國大陸黃土高原地區，例如陜西省和山西省的特色建筑。黃土高原比較缺乏木、石等建筑材料和燒磚、瓦所需的燃料，但有質地細密的黃土層。窯洞特別是土窯充分利用了這一情況。外部的土層有利于室內恒溫和隔音。下面是實地的地板可以大量承重。易燃材料不多因而火災不易傳播。建築的主要特點是頂上覆土，內部下面方型上面拱型。多數后面比前面稍窄，呈喇叭形。常見的單間窯洞寬約三點五米左右，高約三至四米，深約五至九米。前面有木結構、帶門和格子窗的外壁。內部墻面上抹泥、熟石灰或摻石灰的泥，還可以貼紙和窗花進一步裝飾。窯洞前的地面平整后，在周圍圍以土墻。土窯建築直接在黃土形成的崖壁上挖孔形成居室。多數在內部加蓋磚或石墻，以防止土層倒塌。福建省南部與西部常見此類型，最著名的栱圓形建筑是福建土樓。福建土樓總數約三千余座，主要分布地區包括龍巖市永定縣和漳州市南靖縣、詔安縣、平和縣、華安縣。福建土樓是世界獨一無二的山區大型夯土民居形式，產生于宋元兩代，成熟于明末、清代和民國時期。
中國疍家人是以船為家的漁民。由于他們生活在船艇上，士大夫則雅稱之為“艇戶”。
中國飲食講究禮儀。飲食文化受地域影響，歷經數千年發展出多樣的類別，並對食材、火候、刀工、和調味的技巧極為重視。今日最有影響者為「八大菜系」，包括川菜、粵菜、蘇菜、魯菜、閩菜、湘菜、徽菜和浙菜美食。中國菜分成主食與副食，在和配料的使用極為廣泛，同時強調傳統中醫學的食療方法。菜餚主要的食材有肉類（家禽、牛肉、豬肉、羊肉等）、蔬菜、水果和大豆等，常用的辛香料有韭蔥、薑、蒜，另外會搭配花生油、芝麻油、臘肉、醋、黃酒、肉汁等。現今中國最受歡迎的肉類為豬肉，約佔全國肉類總消費量的4分之3。
一般來說，靠近海洋、氣候溫暖的南方地區民眾主要以稻米為主食、並搭配海鮮和蔬菜菜餚，北方乾燥地區的民眾則以小麥製成的麵點和麵條為主食。過去民眾飲食主要是簡單的米糧和蔬菜，肉類則預留給特殊場合，平日以豆腐、豆漿等豆製品補充蛋白質。部分飲食則受到宗教影響，發展出佛教徒的素齋和穆斯林的清真菜。另外還有許多從中國菜延伸出來的分支，包括香港的飲食文化，及由中國移民發展的美式中國菜，而流行的菜餚有宮保雞丁、鍋貼、麻婆豆腐等。中國被認為是茶的原產地，很早之前便發展出種植茶樹與發酵的方法；並結合文化個性開發出飲用中國茶的方法。
中國飲食文化具有極高藝術和文化價值，強調飲食精緻、審美享受、情感交流與講究禮節，與西洋世界的飲食文化不同，中國主要餐具為筷子；歷史上不少東洋世界國家同樣以筷子為餐具，為一文化特色。
中國是茶的故鄉，中國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幾千年來中國不但積累大量關于茶葉種植、生產的物質文化、更積累豐富的有關茶的精神文化。中國是造酒的古國。在龍山文化時期出現自然發酵的果酒；后來發展將谷物糖化再酒化的技術；先秦時期出現曲法釀酒；漢代以后發展制曲技術；東漢引進葡萄酒；宋代出現藥酒；元代、明代出現從阿拉伯傳入的蒸餾法釀制的燒酒。中國酒文化源遠流長。酒不但用于祭祀、會盟、祝捷等公務活動，還用于民間的喜喪禮儀、歡聚迎送等場合。中國酒文化和詩歌、戲曲也有著豐富的聯系。中國菜已經歷數千年的發展歷史。它由歷代宮廷菜、官府菜以及不同的風味的地方菜系所組成，分為八大菜系。中國菜選料范圍廣泛，制作精細，品類繁多，注重色香味的統一和調料的使用，體現精湛的烹飪技藝和豐富的文化內涵。中國菜的食物大多加工成小塊宜食的尺寸，固體食物使用筷子進食。
穿著中式服飾的女性。
中國服飾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服飾在幾千年的時間中通過歷代中原王朝對周禮服制傳襲下來，在儒教禮典中也不斷適應時代的需要而產生朝代特色的常服。不同朝代的常服則不盡相同，各朝代往往對各個等級允許的顏色、式樣有細致規定，朝代特征較明顯。中國每個民族往往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服飾，歷史上不同朝代的常服則不盡相同，對不同身份不同客層階級的人在衣裝方面也有細緻的規定，如唐裝、藏袍、蒙古袍、漢服、旗袍、中山裝等。
距今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距今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等古文化遺址中，都發現了原始的織布工具和織物殘片遺存。夏商周時期服飾的典型特徵有交領、右衽、系帶等。商代的織物顏色，以暖色為多，尤其以黃、紅為主，間有棕色和褐色，但並不等於不存在藍、綠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黃製成的紅黃二色，比其他顏色更鮮艷，滲透力也較強，所以經久不變並一直保存至今。周代服飾大致沿襲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變化。衣服的樣式比商代略寬松。春秋戰國時期，服飾大致沿襲西周的服制，只是略有變化。百家學說對服飾的完善有著一定的影響。冠服制被納入了“禮治”的范圍，成了禮儀的表現形式，從此中國的衣冠服制更加詳備。
秦漢服裝基本沿襲戰國時期，仍然以衣裳、深衣、襜褕為主，袍按裁剪方式大致分為曲裾、直裾兩種，都是男女均可穿著。武士則著短衣小袖大绔。漢代窄袖緊身的繞襟深衣，衣服幾經轉折，繞至臀部，然后用綢帶系束，衣上還繪有精美華麗的紋樣。衣袖有寬窄兩式，袖口大多鑲邊。衣領部分通常用交領，領口很低。如穿幾件衣服，每層領子必露于外，最多的達三層以上，現代稱“三重衣”。魏晉南北朝時期，服裝基本承襲秦漢的遺俗。男子的服裝流行大袖翩翩的衫子。直到南朝時期，這種衫子仍為各階層男子所愛好，成為一時的風尚。褲褶是游牧民族的傳統服裝，基本款式為上身穿齊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褲。這種服裝的面料，常用較粗厚的毛布來制作。穿褲和短上襦，合稱襦褲，但封建貴族必須在襦褲外加穿袍裳，只有騎馬者、廝徒等從事勞動的人為了行動方便，才直接把褲露在外面。封建貴族是不得穿短衣和褲外出的。到了晉代這種習慣才有所改變。南北朝的褲有大口褲和小口褲，以大口褲為時髦，穿大口褲行動不便，故用錦帶將褲管縛住，有、又稱縛褲。
隋唐婦女的常服仍然是襦裙。在隋代及初唐時期，婦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著緊身長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絲帶系扎；唐代男子常服，以幞頭袍衫為尚，幞頭又稱袱頭，是在漢魏幅巾基礎上形成的一種首服。唐代官吏，除穿圓領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場合，如祭祀典禮時仍穿禮服。唐代初期至中期還流行漠北的君主制國家霍爾回鶻人的胡服。五代時期服飾基本筵沿襲了唐朝服飾。宋代女服基本式樣有兩種：大襟右衽交領和對襟；宋代男服沿襲了大襟右衽交領和圓領這兩種傳統服飾式樣。遼代服裝以長袍為主，男女皆然，上下同制。金代男子的常服，通常由四個部分組成，即頭裹皂羅巾、身穿盤領衣、腰系吐骼帶、腳著烏皮鞋，多用環境色，具有游牧民族的裝飾特點。元代的服飾有腰線襖。明代婦女的服裝以襖裙為主，與前代襦裙的主要差異在於上衣並不束在裙子內。明代男子服飾基本沿襲了大襟右衽交領和圓領這兩種傳統服飾式樣，但又有元代服飾特點，發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飾。明代開始於顯眼處使用紐扣，在部分常服及軍服中使用較多，禮服、官服則仍然沿用交領及盤領款式，不在顯眼處用扣子。清軍入關之后清朝統治者用武力推行剃發易服，結果導致明代男裝及官服消失在清代的主流社會中，但在「十從十不從」的規範下，部分地區的女性、僧道、兒童等的服飾並未強制改變。清代漢族婦女服飾變化方面較男服為少。后妃命婦，仍承明俗，以鳳冠、霞帔作為禮服。普通婦女則穿披風、襖裙。披風是清代婦女的外套，作用與男褂相似，其制為對襟、大袖、下長及膝。披風之上，裝有低領，點綴著各式珠寶。披風的裡面，還有大襟、大襖小襖，小襖是婦女的貼身內衣，顏色大多用紅、桃紅、水紅之類。婦女的下裳，多為裙子，顏色以紅為貴。裙子的樣式，初期尚保存著明代習俗，有鳳尾裙及月華裙等。清末，在普通婦女中間，還流行穿褲。
北京東城區地壇公園的春節。
陰歷，又稱農歷，是源于夏朝的漢族傳統歷法，在儒教“行夏之時”的影響下沿用四千多年，屬于陰陽合歷，以十二個朔望月為一年，二十四節氣來反映季節變化，在東亞文化圈影響廣泛，漢族根據夏歷形成的祭享民俗構成民俗節日。中國的歲時、歲事、月令、時令在日本被稱為“年中行事”或者“名節”，在韓國稱為“歲時風俗”。江戶時代齋藤月岑著有《東都歲事記》，朝鮮時代柳得恭著有《京都雜志》（1800年前後）、金邁淳著《洌陽歲時記》（1819年）、洪錫謨著《東國歲時記》（1840年前後）。還有信奉佛教的藏族使用源自天竺的佛歷，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維吾爾族使用阿拉伯人的伊斯蘭歷，傣族則有傣族歷法。
中國傳統節日是華人隨著季節、時間和物候轉移，開展具有特定主題的風俗和紀念意義的社會活動日，並因應時地環境代代相傳，反映華人累積的傳統智慧和生活情趣以及人與自然、人際關係等，以華人四大節日最為有名。中華傳統節日類型多樣化，根據《通勝》的載錄，年中最少有九個主要節日、二十四個節氣和一百四十多個神誕。這些節日可分為農業耕作、宗教祭祀、人倫孝悌、驅瘟避邪四大類。香港每年的公眾假期共計十七天，其中的十二日被《僱傭條例》規定為法定假日。澳門每年有十五個節日，共計二十日為公眾假期，其中的十日被《勞動關係法》規定為強制性假日。中國大陸少數民族習慣的節日，由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各該民族習慣規定放假日期；全體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適逢星期六、星期日，應當在工作日補假；部分公民放假的假日，如果適逢星期六、星期日，則不補假；中國大陸放假一天的節假日，如遇星期三則不調休。
吐魯番發現的1400年紙牌，外觀與後世香港的「東莞牌」類似，圖片出自Joseph Needham所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ume 5, Part 1, Paper and Printing》，１９８６年臺北敦煌書局出版
中國有不少傳統遊戲，可分為棋類、牌類、猜射等類型。古代中國發展出不少棋類遊戲，如圍棋就是起源于中國，中國古時有「弈」、「-{碁}-」、“手談”等多種稱謂，屬世界三大棋類之一。圍棋是一種策略性棋類，使用格狀棋盤及黑白二色棋子進行對弈。對弈雙方在棋盤網格的交叉點上交替放置黑色和白色的棋子。落子完畢后，棋子不能移動。對弈過程中圍地吃子，以所圍「地」的大小決定勝負。圍棋規則簡單，但玩法千變萬化，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最復雜的棋盤游戲之一。另外，燈謎亦是中國受歡迎的傳統遊戲。在中國習俗的活動上會稱做猜燈謎，每年逢正月十五元宵節，會將燈謎結合賞花燈，變成許多人可共同參與的猜謎游戲。與一般的謎語相比，具有更嚴格的規則。方法是將謎語貼在燈上，多數謎語都是詩詞，猜中謎語的人，有時可獲得獎品。隨著時代改變，現今的燈謎活動未必都將燈謎寫在燈籠上。猜燈謎有時又說為，因此多會在謎語之后看到：“射一個字，某某格”之類的提示。
此外，觀看評書亦是中國傳統的余暇節目之一，評書在湖北、粵廣地區及閩南地區稱為「講古」，在四川稱為「講書」，古稱「說話」，是中國一種口頭講說的表演形式。評書在宋代開始流行。評書的語言載體一般是各地說書人自己的母語，因此也是方言文化的一部份。清末民初時，評書的表演為一人坐於桌後表演，道具有折扇和醒木，服裝為長衫；至20世紀中葉，多不再用桌椅及折扇、醒木等道具，而以站立說演，服裝也較不固定。
元代畫家錢選臨摹的《宋太祖蹴鞠圖》，現藏于上海博物館。最初由宋代畫家蘇漢臣所繪，原作已佚，此為臨摹之作。體育史家認為這幅畫上六人，分別為趙匡胤、趙光義、趙普、石守信、黨進、楚昭輔。
中國在遠古時期就出現蹴踘、射御、角觝、擊劍、捶丸等運動。至唐堯、虞舜、夏、商、周五代，又出現劍術、拳術、投壺、弓矢、擊壤。角觝，又稱角力、摔跤或相撲。殷周時，角觝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周天子挑選出征的武士時，候選人須進行徒手的角力比賽。戰國時，則成為一種表演性競賽。至秦國時才明定成「角觝」，主要為觀賞用。唐代皇宮中還有摔跤隊表演，民間也流行相撲，更於此時傳到日本。相撲形式上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正式爭勝負的比賽，具有打擂臺的意味。這類有些由政府出面組織，有些是民間自發組織；一類則是在瓦社等遊藝場所日常進行的表演性組織。蹴踘是現今足球運動的前身。捶丸則是類似高爾夫的運動，規則是以將球捶進洞最多的一方贏出。至隋唐之時，古代體育發展出諸如摔跤、拔河、秋千等新類型，其中最為興盛的要數馬球與足球這兩種，此兩者在唐代傳到日本。宋真宗時，曾因相撲運動時有人受傷而下令禁絕。明清之際中國體育活動仍有發展。然而，部分活動經過清末至民初一連串的戰爭，中國古代運動至今多已失傳，然而如拔河、秋千等活動仍歷久不衰，如角觝等競技則為日本保存至今。
中國武術俗稱中國功夫，意即打鬥技巧，它也被分成多個門派，由拳腳至運用刀劍等的技巧也有，中國人不單把武術作為打鬥技巧同時也作為一種健體強身和養生的方法，現在中國武術也作為電影的主題。
中國上古存在上帝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祭神祀祖自商朝為中國的國家宗教，祖先神是人們祈求上帝的媒介。堯舜禹的臣子皋陶興“五教”、定“五禮”、創“五刑”、立“九德”、親“九族”。《尚書·皋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中國人的信仰以儒教、祖先信仰、道教、佛教和各種中華民間信仰為主。由於道教、佛教吸收儒教思想以及相互的影響，在南北朝時期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宗教信仰傳統，這些俱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不單深深影響中國，還通過交流而影響日本、韓國和越南等東亞國家。此外，中國還有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東正教等，并有薩滿教、東巴教、萬物有靈信仰等本土地方宗教。佛教徒的構成中，包括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蒙古族、珞巴族、門巴族、土族、裕固族，信仰南傳佛教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以及信仰漢傳佛教的漢族等。
中國遠古原始先民已有其獨特的神話，中國神話記載遠古時世界因盤古開天辟地而出現，之後又有女媧造人和補天的神話，當中神話中的龍後來也成為中國皇帝以至是中國的像徵。中國占星術將星宿劃分為七曜或二十八宿等。除此之外，中國民間也流行有關十二生肖的神話。大多數中國神話主要發生在很古老的三皇五帝時代，其中主要由一本名叫《山海經》的書記載。
儒教的祭祀對象分為天神、人鬼和地祇。儒教百神，組成像人間官僚系統那樣的等級體系。每個神的品級、爵位，一般說來，是由儒者規定的，并載入國家祀典。平素，它們依照規定，享受一方祭祀，如同諸侯的有封地和食邑；大祭時，則依品級配享、從祀于天壇之上。不入祀典的，被稱為“淫祀”。天子是上帝之子、是受天命，即奉天命治理天下。人間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方上帝輪流所感應而生的，因此也稱為“感生帝”。祭祀的法則詳細記載于儒教圣經《周禮》、《禮記》中，并有《禮記正義》、《大學衍義補》等經書解釋。古代中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祭祀有嚴格的等級界限。天神地祇只能由天子祭祀，祭天的圣所是天壇。諸侯大夫可以祭祀山川。士庶人則只能祭祀自己的祖先和灶神。 宗廟供奉祖先靈位。供奉和祭祀祖先的祠堂往往又被稱為「家廟」或「祖堂」。
秦嶺北麓中部陜西省西安市的樓觀臺是道教的圣地。
道教是起源於中國的宗教。春秋時期（約公元前六世紀），老子創立道家，戰國以后又產生神仙家，秦漢時期在道家和神仙家的基礎上，吸收陰陽家、墨家、儒家諸家思想，先后興起方仙道、黃老道，經過長期發展，到東漢，張道陵創立正一盟威道，正式形成道教。
薩滿信仰在中國的傳統始於史前時代，滿洲人的祖先女真人直到公元11世紀也保持著薩滿信仰。薩滿信仰清代以前便在中國東北盛行，並與滿族的傳統結合起來。薩滿信仰（藏人稱之為苯教）在西藏早期居於絕對優勢地位，擁有參政、議政之權，其勢力甚大、信徒甚眾。在吐蕃軍隊出征的時候，也往往會有薩滿巫師隨軍，通過巫術來提高吐蕃軍隊的士氣。赤松德贊繼位之後，為了加強王權，大力扶持佛教勢力，將佛教確立為國教並打壓苯教。赤松德贊這一政策遭到眾多大臣的反抗，但都以失敗告終。此後的數代贊普都延續了這一政策，赤德松贊和赤祖德贊在位期間，更是在政務九大臣之上設置「僧相」一職，將佛教僧侶地位置於世俗貴族之上。僧相強制推廣藏傳佛教，對苯教的打擊則是變本加厲。這使不少苯教信眾逃避到阿里、安多、康區等偏遠地區。為了苯教生存，苯教全面佛教化，苯教供奉起了佛教的佛、菩薩、金剛、明王，改成紅色黃色的袈裟，不再長髮披肩，跟佛教比丘一樣剃髮，成為藏密佛教的一支，但保留了一些教義和儀式規則（例如朝塔時以反方向進行，一般佛教徒以順時針方向進行），例如各派的活佛常常以轉世靈童傳承，苯教則是以宗教考試取得最高的法王、仁波切的地位。
原始薩滿信仰與藏傳佛教結合的這種宗教形式，在北元後期和清代被制度化，並定為國教。在中華民國推翻清朝統治之後的一個世紀裡，薩滿教幾乎消聲匿跡，但是現今仍然可在北京故宮里，仍然可以找到當年清朝皇族舉行儀式的堂子，例如坤寧宮。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的奉先寺盧舍那大佛。
西漢末年，佛教由印度傳入中國，漢朝成立后，有鑒于秦朝的法家思想并不能有效地幫助朝廷維持帝國的長久統治，繼而以無爲而治的黃老之道取代嚴管苛治的法家，漢武帝時，實行獨尊儒術，自此儒家思想成爲中國文化的主軸。兩晉南北朝時，佛教興起，并深受玄學影響。佛教在中國唐朝時發展最興盛，因為當時有一名叫玄奘的僧人，原因是他感於當時傳入中國的佛經翻譯不善而有太多不明所以之處，故唐三藏親自去天竺（印度）取佛經，他於古印度那爛陀寺鑽研和翻譯佛經，然後把這些成果帶回中國，這就是有名的唐三藏取西經。
佛教對於中國習俗與其他宗教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具體表現在信三世。佛家認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因緣和合而生，一切都在輪迴之中。雖然現世作惡而得福得壽，但其業果若不報於現世而將報於來世。因信三世六道，故信善惡定有果報，或報之自身體，或報之子孫，或報之來世。同時還引進了悔罪植福、延壽薦亡、修德禳災、設供祈願等觀念。
佛陀之學即為佛學，佛學以因果輪迴為理論，以五戒十善法為規律，藉以出世解脫為佛家一主要思想﹐以萬事無常轉變生死痛苦為理論。以無我、緣生、苦空為方法﹐以證得無為自在為目的。強調需要出世與解脫，必須厭惡世間欲望，不斷自我修練，解脫是在脫離人世痛苦為目的。在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更進一步強調要捨己救世。佛陀一生所教的內容主要就是知苦與滅苦。「四聖諦」學說是佛教教義的核心，就是苦締、集諦、滅諦、道諦。「苦諦」是佛教認為人生在世，誰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諸多苦難。這些苦難不會因為人的死亡而結束，因為人死之後仍然會在六道中輪迴不息，苦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罷了。佛教還認為，世間的萬物都是變化不定的，沒有永恆，這叫做無常。因為於無常敗壞法起貪著，則將造成身心的熾燃大苦，因此說無常故苦。集諦是講苦產生的原因。佛教認為有情眾生之所以會受苦，在於因無明而於六根觸受起愛執，而導致後有生死的純大苦聚集。佛教認為只要是在六道中輪迴，就無法避免會受苦。要想從苦中真正的、徹底的解脫出來，只有脫離輪迴這一個辦法。道諦為了脫離輪迴，必須進行修行。佛陀給出的方法主要為戒、定、慧三學。依八正道，便可以達到涅槃，永遠從輪迴中解脫出來，證得阿羅漢。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唐代景教基督像絹畫殘片復原圖。
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間也比較早，唐代時景教傳入，到明代時天主教傳入中國，這些宗教傳入后為適應中國社會而本土化，到清代，因羅馬教廷廢《利瑪竇規矩》，禁止中國教徒祭天祀祖，雍正年間清政府禁止天主教在中國活動，1840年西方的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大批傳教士來到中國傳教，并先后在大清帝國和中華民國開辦一些教育、醫療等事業。十九世紀晚期基督宗教在華推行本色運動。當年教會常被指為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工具，因此教堂和西方傳教士成為攻擊目標。教會覺得應該結合中國文化傳道，擺脫與西方傳教士的從屬關系，因此提出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觀念，以消除與民眾的隔閡，使基督宗教在中國扎根。一九二四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委宗座首位駐華代表剛恒毅總主教在上海徐家匯大堂召開第一屆中國主教會議(教會史上又稱上海公會議，自五月十四日開至六月十二日)，大會主題是要求建立一個正常的、自由的、中國化的天主教會。會中研討適應中國地區之傳道方向，給中國教會制訂了一套全備的傳教典章，為中國教務豎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會議中主教們決定了把中國奉托給圣母照顧保護，并奉圣母為「中華母后」，事經圣座核準施行，會議開幕時舉行了隆重的奉獻典禮，會后又由總主教率領數十位主教及神父赴佘山朝圣，向天上母后舉行再奉獻禮。其時有不少外國建筑師在華工作，他們開始以西方技術結合中國傳統形式建造教堂，以示對中國文化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