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Erich Gamma, Richard Helm, Ralph Johnson, and John Vlissides: Design Patterns, Addison-Wesley, 1995, hardcover, 395 pages, ISBN 978-0-201-63361-0, Design Patterns CD, 1997 ISBN 978-0-201-63498-3
* Frank Buschmann, Regine Meunier, Hans Rohnert, Peter Sommerlad, Michael Stal: Pattern-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Volume 1: A System of Patterns, John Wiley & Sons Ltd., ISBN 978-0-471-95869-7
* Douglas Schmidt: Pattern-oriented Software Architecture. Volume 2: Patterns for Concurrent and Networked Objects, John Wiley & Sons Ltd., ISBN 978-0-471-60695-6
* Alan Shalloway, James R. Trott: Design Patterns Explained: A New Perspective on Object-Oriented Design, Addison-Wesley, ISBN 978-0-201-71594-1
* Martin Fowler: Patterns of Enterprise Application Architecture, Addison-Wesley, ISBN 978-0-321-12742-6
*  Java J2EE模式目錄
*  mgrand的書介紹了許多模式
*  hillside.net模式目錄
*  C#面向對象設計模式縱橫談系列課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縮寫：），簡稱中南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的一所以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為主干，兼有文學、史學、哲學、理學、工學、藝術學等九大學科門類的普通高等學校，由原隸屬財政部的中南財經大學和原隸屬司法部的中南政法學院合并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屬的四大財經院校之一，是國家“211工程”和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項目重點建設高校之一，也是世界一流學科建設工程高校之一，法學學科入選世界一流學科建設工程。
學校現有兩個校區，首義校區位于歷史悠久的黃鶴樓下，南湖校區位于南湖湖畔，學校占地3,211余畝（南湖校區2,911畝，首義校區300畝），建筑面積110萬余平方米，是中國最早開通校園網絡的百所高校之一，圖書館藏書300萬余冊；學校運動場曾作為全國第四屆大學生運動會主會場和主賽場，同時也作為中甲球隊武漢卓爾的主場；位于南湖校區的曉南湖是中國最大的校園湖。
*1948年6月，中共中原局決定并報經中共中央批準籌建中原大學。由第二書記陳毅擔任中原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
*1948年8月中原軍區司令員劉伯承在河南寶豐正式宣布中原大學成立，任命范文瀾為校長，潘梓年為副校長。
*1948年12月中原大學遷往開封。
*1949年5至8月遷往武漢。
*1953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以中原大學財經學院為主體，集中中山大學、湖南大學、南昌大學、河南大學、廣西大學、武漢大學、中華大學等一批高等院校財經學科的師資力量和圖書資料合并組建中南財經學院。馬哲民任院長、朱明遠任黨委書記兼副院長。中南財經學院隸屬國家教育部。
*1953年成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時，以中原大學政法學院為主體，合并了湖南大學、中山大學、廣西大學的政治系和法律系組建中南政法學院。李伯釗任院長，林山任黨委書記兼副院長。中南政法學院隸屬國家司法部。
*原中山大學圖書館接收了部分華南聯合大學所藏財經政法類圖書資料和設備, 1952~1953年第二度院系調整, 該藏品悉數調撥予中南財經和政法學院, 圖書在1952年11月4日前分三批次裝箱調出共67676冊。
*1958年湖北省接收了教育部和司法部移交的中南財經學院、中南政法學院并將兩校與中南政法干校、武漢大學法律系合并組建為省屬湖北大學，同時擴充了文史和數理化專業，擬將湖北大學建設成為綜合性大學。校長由湖北省副省長孟夫唐兼任，黨委書記朱劭天，主持工作的副校長李光斗。歷史上曾稱為“湖北大學”，但與今日湖北大學無關。
*在“文化大革命”的肅殺氣氛中，高等教育園地一片凋零。湖北大學被迫撤消，縮編為湖北財經專科學校，是當時全國原有18所財經院校僅存“一所半”中的“半所”。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剩下的教職員工堅守財經教育陣地，并盡力保存政治、法律專業的師資力量。
*這是學校發展史上最蕭條的六年。但全校師生員工講黨性，講團結，顧全大局，堅守崗位，積極工作，保住了學校的發展陣地，為“文革”后學校迅速恢復重建奠定了基礎。
中南財大南湖校區
*1978年元月，學校更名為湖北財經學院，恢復四年制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成為“文革”以后最早恢復本科生、研究生招生的高等學校之一。
*1979年元月，學校領導體制發生變化，改由財政部領導，從此學校進入快速發展時期。
*1985年9月30日，湖北財經學院更名為中南財經大學，由鄧小平親筆書寫校名。
*1984年12月，以湖北財經學院法律系主體部分為基礎另辟新區，恢復組建中南政法學院，隸屬司法部。
*2000年2月，國務院批準教育部的方案，同根同源的中南財經大學和中南政法學院合并，直屬國家教育部。
*2000年5月26日，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正式組建，并實行教育部、財政部、司法部以及湖北省“三部一省”共建。
*2005年，進入211工程重點建設高校名單。
*2006年，通過了教育部本科教育評估，等級為“優秀”。
*2011年，成為國家"985工程"優勢學科創新平臺項目重點建設高校。
*2017年，法學學科入選一流學科建設工程。
*2018年，學校在教育部第四輪教育部評估中，應用經濟學和法學獲評"A-"等級。
學校擁有國家級重點學科4個（財政學、會計學、金融學、民商法學），國家重點培育學科1個（經濟史），部、省級重點學科37個，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1個（國家知識產權研究中心），省部級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4個（WTO與湖北省發展研究中心、湖北省就業與再就業研究中心、湖北財政與發展研究中心、湖北金融研究中心）；學校現有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法學、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統計學和哲學七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予點。本科專業48個、碩士點81個（其中包括專業碩士15個）、博士點38個（不含知識產權、企業倫理、偵查學等10個自設博士點，博士點數量居全國財經政法類高校首位）、博士后流動站6個，并擁有工商管理碩士（MBA）、高級工商管理碩士（EMBA）、法律專業碩士（JM）、會計專業碩士（MPAcc）、公共管理專業碩士（MPA）、各層次外國留學生、港澳臺地區學生的招生權。
學校在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的評估結果為:應用經濟學A-,法學A-,法律（專業學位）A-,統計學B+,工商管理B+,工商管理（專業學位）B+,公共管理B+,會計（專業學位B+）理論經濟學B,哲學C+,馬克思主義理論C+,農林經濟管理C+,公共管理（專業學位）C+,管理科學與工程C,外國語言文學C-。
馬克思主義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財政稅務學院
法學院（法律碩士教育中心）
刑事司法學院
新聞與文化傳播學院
會計學院（會計碩士中心）
公共管理學院（MPA中心）
統計和數學學院
信息與安全工程學院
知識產權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國際教育學院
中韓新媒體學院  韓國方面為： DONGSEO UNVERSITY
*廣播電視新聞學系（影像內容方向）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建筑物命名多為以“文”字開頭，象征文科大學，第二字取與水有關的字，表明校韻如水深遠。兩校區的行政樓分別命名為中南樓和中原樓，以紀念學校發展歷史。其首義校區為原中南財經大學、南湖校區為原中南政法學院。兩校區間可以通過公交及武咸城際鐵路通勤。
*錢運錄  十六、十七屆中共中央委員，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黨組成員兼秘書長，原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孫志剛  十九屆中央委員，中共貴州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丁學東  十九屆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秘書長，原財政部副部長
*王軍  十九屆中央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局長、黨組書記
*王寧  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全國人大代表
*陳四清  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國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
*田國立  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國建設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
*趙雯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
*金道銘  中共山西省委原副書記、省紀委書記，中共第十五、十六、十七屆中央紀委委員
*黃進   中國政法大學前校長
*樊麗明 山東大學校長，上海財經大學前校長
*孟建民  國務院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委員
*鄭小瑛  中國第一位女指揮家
*賀鏗  第十、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委員、全國統計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全國統計科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統計學科組組長、中國統計學會副會長、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副會長、中國統計教育學會會長，曾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
*郭道揚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委員會管理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國會計學會副會長與會計史專業委員會主任
*董明珠 珠海格力電器董事長兼總裁
*王利民 中國人民大學民法學教授
*王心怡 房東的貓主唱紅鼻子小黑
*吳佩嶺 房東的貓吉他手少年佩
*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文瀾新聞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列表、211工程
黃河大合唱總譜
冼星海指揮魯迅藝術學院學生演唱黃河大合唱
《黃河大合唱》由光未然（張光年）作詞，冼星海作曲，1939年首演，1941年被改寫成交響樂合唱，為中國現代大型聲樂創作的重要作品。歌曲慷慨激昂，在中國抗日戰爭時起到鼓舞作用。1960年代后期因江青的建議，被殷承宗等音樂家改編為《黃河協奏曲》，后來又出現了有石叔誠版的《黃河協奏曲》，1975年中央樂團對其進行大幅度簡化改編，流行至今。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黃河大合唱》在臺灣“戒嚴時期”曾經被禁止演奏。
1936年5月，中共黨員張光年（筆名光未然）寫出了著名抗日詩篇《五月的鮮花》。后經音樂家閻述詩譜曲后，在全中國傳唱。1936年6月張光年被中共黨組織派到上海，聯絡上海文藝界人士，組織了“中國文藝者戰地工作團”。6月上旬，他在上海大場陶行知創辦的“上海工學團”結識了正指揮排演《五月的鮮花》的音樂家冼星海。適逢上海各界籌備高爾基逝世周年紀念活動，張光年作詞《高爾基紀念歌》，冼星海為之譜曲，這是兩人第一次合作。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張光年回到武漢，創作了《贊美新中國》、《拓荒歌》等詩作，并由冼星海譜曲使這些歌曲在全國傳唱。1938年初，經中共努力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在武漢成立，陳誠任部長，中共的周恩來任第一副部長；政治部下設三個廳，其中第三廳負責宣傳工作，郭沫若任廳長。1938年4月初，第三廳正式在武漢成立。第三廳主要由中共黨員和左翼文藝界人士參加，張光年和冼星海也應邀來第三廳，張光年（化名張文光）被安排在第三廳六處一科（戲劇科）任少校科員，冼星海在六處三科負責音樂工作。
1938年夏，政治部決定將集中在武漢的文藝工作者組成若干演劇隊，分赴各戰區。三廳秘書長陽翰笙（中共黨員）寫報告，建議由張光年任總領隊，率領政治部抗敵演劇三隊（以下簡稱“演劇三隊”）到第二戰區，官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西北戰地宣傳工作視察員”，報告上報至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處，周恩來將“第三廳”劃掉，提高規格為“政治部”的視察員，以更便于工作。當時這些抗敵演劇隊大多建有中共地下支部，張光年兼任中共演劇三隊支部書記。
1938年9月9日，張光年率演劇三隊的三十余名青年男女隊員坐火車赴西安，活動數日后于9月下旬到距中共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不遠的陜北洛川縣演出宣傳。剛到洛川就傳來了侵華日軍攻占武漢的消息，張光年和隊員們十分悲痛。他們從陜北宜川縣出發，爬到一座高山頂上，第一眼看見山下奔騰的黃河時，張光年受到巨大震撼，心中涌出了后來《黃河頌》的頭兩句詩：“我站在高山之巔，望黃河滾滾……”1938年11月1日，他們從壺口下游附近的渡口乘坐渡船，第一次渡過黃河。張光年回憶：“這第一次渡過黃河的體驗，對于我，對于演劇第三隊的全體同志，都是終生難忘的。就是那次渡河和渡河后觀賞壺口瀑布的感受，使我產生了創作《黃河》的沖動。”
渡過黃河后，張光年率演劇三隊到晉西、呂梁前線慰問演出。1939年1月在為隸屬閻錫山第二戰區的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決死第二縱隊慰問演出期間，從汾西縣勍香鎮歸來途中，張光年騎馬跌落摔斷了左臂。二縱隊醫療條件難以為他治傷，到晉西后，二縱隊發電報請示延安的中組部領導陳云、李富春等人，中組部隨即復電，命將張光年送延安治療，并同意演劇三隊全隊到延安。張光年躺在擔架上，由全隊人員及二縱隊軍醫護送，自永和關再渡黃河，行程700華里抵達延安。在延安經醫生確診，張光年左肘關節粉碎性骨折，中組部根據延安和平醫院意見，決定留張光年在延安二十里鋪和平醫院的土窯洞里住院治療。住院期間，張光年開始醞釀寫一首歌頌黃河、贊美中華的長詩。這時冼星海夫婦也早就在1938年10月經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安排下來到延安，并被安排在延安魯藝音樂系任教。1939年6月14日冼星海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9年2月26日（農歷正月初八日），冼星海來到醫院探視張光年，兩人決定創作一部大合唱。張光年住院期間口授詩句，由演劇三隊隊員胡志濤記錄。在此前幾個月醞釀的基礎之上，僅用5天就完成了八個段落、四百多行的歌詞《黃河吟》。3月11日（農歷正月廿一日）演劇三隊在駐地西北旅社的窯洞里舉辦詩歌朗誦會，特別邀請了冼星海來參加。晚會上張光年首次朗誦了他剛脫稿的歌詞《黃河吟》。冼星海聽后十分激動，一把將詩稿抓到手里。
事后冼星海細致了解了詩作的創作背景，隨后在延安魯藝舊址一個小窯洞里譜曲。他在土炕上架起一張小書桌，并讓妻子錢韻玲幫忙在普通的紙上劃出格子作為曲譜用。冼星海習慣邊吃糖邊創作，但延安物資匱乏，張光年就給冼星海買了兩斤白糖。冼星海寫幾句便吃一口白糖。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僅用6天就完成了為《黃河吟》的譜曲，包括總譜帶合唱。這部作品定名為《黃河大合唱》。
1939年3月31日，演劇三隊音樂指揮鄔希零從冼星海手中拿到《黃河大合唱》全部清稿。4月1日起，演劇三隊在延安西北旅社一個寬敞的窯洞里開始排練。為提高演唱水平，鄔希零主持開展了一周的“識譜運動”，由他講大課，每位隊員選學自練一首新歌，在總結會上當眾演唱，并請冼星海指導。合唱隊一共只有30多人，分成四個聲部。延安當時缺少管弦樂隊樂器，冼星海寫伴奏時拼湊了當時在延安能找到的各類中西樂器共11種。作曲家李煥之回憶：“有什么樂器都盡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擊樂器。沒有譜架，就用木板搭起當譜架。沒有低音樂器，就自己動手制作。”就連汽油桶都改成了低音胡琴用。冼星海還動員魯藝音樂系師生組成樂隊協助演劇三隊演出。
1939年4月13日晚，《黃河大合唱》在延安陜北公學禮堂首演，這也是演劇三隊向延安各界的告別演出，觀眾在千人以上。由演劇三隊鄔析零指揮，男聲獨唱田沖，女聲獨唱蔣旨暇，二重唱史鑒和流晨暄，說白胡丹沸，合唱隊全是演劇三隊成員，樂隊共十多人全是魯藝師生。張光年親自登臺朗誦了《黃河之水天上來》。唱完臺下發出熱烈持久的掌聲，演唱隊員們如夢初醒。當天演出，在延安的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都來觀看。4月16日又在延安演出了一場。會后，張光年率領演劇三隊告別延安赴第二戰區。
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慶祝“魯迅藝術學院一周年紀念音樂晚會”上，由魯藝100余人組成的合唱團演出了《黃河大合唱》，冼星海指揮。演出結束后，毛澤東等領導都站起來鼓掌，毛澤東連聲說了幾個“好！”此后延安凡遇重大晚會,《黃河大合唱》都是主要節目。1939年7月8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歡迎他從重慶歸來的晚會上聽了《黃河大合唱》之后親筆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呼聲！”
1940年1月起，《黃河大合唱》陸續在李凌和趙沨于重慶辦的刊物《新音樂》上以簡譜的形式全部發表。
1941年，冼星海於蘇聯莫斯科完成修訂稿，將《黃河大合唱》重寫成為交響樂團、合唱團、獨唱及朗誦的交響合唱《黃河》（後稱蘇聯修訂稿或莫斯科版）。
1946年初，正值國共關系緊張、國內局勢一觸即發，重慶演唱了《黃河大合唱》，周恩來、鄧穎超、李公樸等出席。數月后李公樸即遭國民黨特務暗殺。
1955年，為紀念冼星海逝世10周年，李煥之改編蘇聯修訂稿成一便於演繹的版本，并製作成新聞片。
文革時期，由于張光年被打入“牛棚”，《黃河大合唱》歌詞被認為屬于“王明投降路線”，有人打算改詞演唱，但由于歌詞修改極不理想及周恩來指示“這是歷史，不要改了”，在相當長的時間，《黃河大合唱》處于只奏曲不演唱的狀態，鋼琴協奏曲《黃河》便是在這種情景中誕生的。
1975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其夫人錢韻玲寫信給毛澤東希望可以演唱《黃河大合唱》，當時正好是鄧小平出來工作，就批下來了，用原詞唱《黃河大合唱》。1975年這次演出由中央樂團承擔，嚴良堃等人根據冼星海的延安版本重新配器，形成了中央樂團版，成為《黃河大合唱》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版本。
1987年，在紀念“七七事變”50周年的演出中，曹鵬指揮上海樂團首演李煥之執筆的蘇聯修訂稿簡化版本（後稱上海樂團版），但並未引起太大反響，演出錄音也僅作內部參考。此次演出中包括了此前很少演的含有一段朗誦的第三樂章《黃河之水天上來》。冼星海用三弦為《黃河之水天上來》伴奏，他解釋說，“我用三弦作伴奏，歌詞的內容全由三弦表達出，不是大鼓的伴奏方法，也不是普通的京調伴奏方法。歐洲有一種歌詞與伴奏獨立的歌曲……但中國歌曲用三弦來伴奏而表達歌詞的內容，又可獨立成一曲的，恐怕是第一次嘗試。”這段三弦的調子里還蘊含有《滿江紅》和《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調。
2007年“嫦娥一號”飛上太空，帶去32首歌曲，其中就有《黃河大合唱》中的《黃河頌》。
2015年，冼星海誕生110周年，上海愛樂樂團聯同上海文廣合唱團、臺灣新節慶合唱團、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及多位演唱家，由張亮指揮，於上海之春國際音樂節演出由臺灣學者查太元校對勘誤的蘇聯修訂稿，這是冼星海1941年完成此版本後，首度足本上演。
1945年，臺灣光復，《黃河大合唱》得以公演。1949年，由于政治原因，《黃河大合唱》被禁唱。
1985年，中央樂團到香港演出《黃河大合唱》，有人聽后回臺灣后打算要演，但由于當局不允許，后同意只能演《黃河頌》和《黃水謠》兩段。
1989年，杜黑從嚴良堃處拿到《黃河大合唱》總譜，到了1989年7月1日，在臺北演出了完本的“黃河”，演了兩場，非常轟動。也引起來臺灣媒體的爭論，后來時任國民黨秘書長的宋楚瑜出面說話了：只要是把個別詞改了就好。于是就改了三個地方：“新中國已經破曉”改成“全中國已經破曉。”；“為國家當兵去，太行山上打游擊”改成“為國家當兵去，大家齊心打游擊。”；“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改成“全世界受苦的人們”。
1998年，宇宙光百人大合唱——「歌以載道」演出《黃河大合唱》，由孫越朗誦。
2010年，中華民國國防部舉辦抗日勝利65周年音樂會，《黃河大合唱》重新出現在臺灣舞臺。
1940年，音樂家劉良模將《黃河大合唱》樂譜帶到美國。1949年，宋慶齡親筆題詞贈送樂譜給加拿大多倫多瑪希音樂廳。1945年10月24日，在聯合國成立慶祝大會上，美國黑人歌手保羅·羅伯遜用英語演唱了《黃河大合唱》中的《黃河頌》（樂譜由宋慶齡提供）。
1957年，正值“蘇中友好年”，蘇聯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廳用俄文演出《黃河大合唱》，正在蘇聯留學的李德倫任指揮，郭淑珍唱《黃河怨》，嚴良堃任藝術顧問，莫斯科的樂隊、合唱隊和獨唱演員及中國留學生參加。
1964年，日本神戶一個勞動者業余團體用日文演唱《黃河大合唱》，就連歌詞“自從鬼子來”也忠于原作，并在說明書上注明：“鬼子”即日本軍國主義。
1983年，加拿大多倫多瑪希音樂廳由華人樂團再次演出《黃河大合唱》，不少華僑聽眾激動哭泣。
另外新加坡、菲律賓等國也曾先后演出《黃河大合唱》。
*作品共有八個樂章，每章開首均有配樂朗誦。
*#《黃河船夫曲》（混聲合唱，原稿為男音)
*#《黃河頌》（男高音或男中音獨唱）
*#《黃河之水天上來》（配樂詩朗誦，原稿為三弦伴奏，后改為琵琶伴奏）
*#《黃水謠》（女聲二部合唱，原稿為齊唱）
*#《河邊對口曲》（男聲二重唱及混聲合唱，原稿是男聲對唱）
*#《黃河怨》（女高音獨唱，音樂會上常按修訂稿加入女聲三部伴唱）
*#《怒吼吧，黃河》（混聲合唱）
;《冼星海全集》收《黃河大合唱》四個版本：
延安創作初稿（收在第三卷）
樂隊編制：笛、口琴；小三弦、大三弦、二胡、大胡；竹板、木魚、鈸、鈴、鼓、鑼。
*#《黃河船夫曲》（混聲合唱，全樂隊伴奏)
*#《黃河頌》（男聲獨唱，二胡、大胡、鼓伴奏）
*#《黃河之水天上來》（朗誦，大三弦伴奏）
*#《黃水謠》（齊唱，笛、二胡、大胡、鈴、鼓伴奏）
*#《河邊對口曲》（男聲對唱、合唱，小三弦、二胡、鈴、竹板、木魚、鼓、堂鑼伴奏）
*#《黃河怨》（女聲獨唱，D調笛、口琴、小三弦、二胡、鼓、鑼伴奏）
*#《保衛黃河》（輪唱，口琴、大三弦、二胡、大胡、竹板、木魚、鈸、鈴、鼓、鑼伴奏）
*#《怒吼吧，黃河》（混聲合唱，全樂隊伴奏）
;蘇聯修訂稿（1941年赴蘇聯后修訂，收在第三卷）
樂隊編制：短笛、長笛、雙簧管、英國管、單簧管、低音單簧管、大管、倍低音大管；圓號、小號、長號、大號；定音鼓、小軍鼓、鈴鼓、大鼓、鈸、鑼、竹板、中國小鼓、小鈸；木琴；豎琴；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倍低音提琴
*#《黃河船夫曲》（混聲合唱）
*#《黃河之水天上來》（配樂詩朗誦，弦樂撥弦伴奏）
*#《河邊對口曲》（男聲對唱）
*#《怒吼吧，黃河》（混聲合唱，175小節后用6圓號，12小號，12長號）
;上海樂團修訂稿，李煥之執筆（收在第八卷）
（此版為簡化蘇聯版之演出本）
*#《黃河之水天上來》（配樂詩朗誦，弦樂撥弦配合樂隊伴奏）
*#《黃河怨》（女高音獨唱，加入三部女聲伴唱）
*#《保衛黃河》（混聲合唱，四部輪唱）
;中央樂團修訂稿，嚴良堃執筆（收在第八卷）
*#《黃河之水天上來》（配樂詩朗誦，琵琶及樂團伴奏，旋律與原稿大不相同）
*#《河邊對口曲》（男聲對唱，後段加入混聲合唱）
*#《保衛黃河》（混聲合唱，三部輪唱，有間奏，轉為齊唱）
光未然在《五月的鮮花》后記中說：“《黃河》主要是音樂藝術上的成就。我的歌詞，不過是為冼星海同志天才的飛騰提供了一個跳板”。冼星海則在《我怎樣寫《黃河》》中說：“《黃河》的歌詞雖略嫌文雅一點，但不會傷害它的作風。它有偉大的氣魄，有技巧，有熱情和真實，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現階段的環境，指出“保衛黃河”的重要意義”。
《黃河大合唱》曾出現多個惡搞版本。早在2014年4月，東方衛視播出的《笑傲江湖》的一期節目中，選手以夸張的形式演唱《黃河大合唱》，令評委逗得捧腹大笑，且一致投票通過，這期節目仍可在網絡上找到。而在2017年1月12日的一段“熊貓明歷險記劇組”新年晚會視頻里，《黃河大合唱》被篡改成了“年終獎”版，表演者帶著熊貓圖案的帽子唱道：“年終獎，年終獎，我們在嚎叫，我們在嚎叫……”。此外還有“精神病醫院合唱團”版、“貓咪指揮”版等惡搞版本在網絡上流傳。這些惡搞行為引發冼星海和光未然后代不滿，二人均要求相關視頻禁播，并準備維權，人民日報也撰文批評。消息傳出后，文化部開始研究部署查處工作，排查清理下線惡搞視頻。當日部分惡搞視頻已經被網站刪除，但仍然有殘余。而文化部負責人表示，要求互聯網企業“自覺抵制惡搞紅色經典及英雄人物的互聯網文化產品，傳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2018年4月2日，文化和旅游部指導四川省、成都市文化市場執法部門開展查處工作，其中成都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依法給予視頻制作公司四川盛世天府傳媒有限公司警告和罰款的處罰。另外北京、廣東、福建等地查處新浪視頻、愛奇藝、美拍、UC視頻、百思不得姐等5家提供相關惡搞視頻的網站給予當事人罰款的處罰。
1865年的加特林機槍
加特林機槍／機砲，或譯-{zh-hk:加特林機槍／機砲;zh-tw:加特林機槍／機砲;zh-cn:格林機槍／機砲;}-、蓋特林機槍／機砲，是美國人理查·加特林發明的一種早期機槍，是世界上第一種具有實戰價值的機槍。在問世之初就擁有每分鐘600-900發的致命射速，于1862年取得專利。首次使用于美國南北戰爭，在北美印第安戰爭及19世紀末美西戰爭中大量使用。該型機槍也是清軍以及日軍最早裝備的機槍種類，當時稱為“格-{}-林快炮”。使用彈藥有和.30-06春田步槍彈等。
1895加特林機槍
初期的加特林機槍結構較為簡單，使用手搖轉柄使得槍管組沿著順時針方向旋轉，每根槍管轉到“12點鐘”位置時從頂部倒插的彈匣接收一發子彈，然后旋轉到“4點鐘”擊發，之后在底部左側將空彈殼排出，然后空轉回頂部去接收新的子彈。這種多管依次運作的設計將運作步驟分散開，有利于提高射速和槍管散熱，在回轉一周的過程中，每根槍管相應的槍機在和槍管一起旋轉的旋轉體導槽內作往復直線運動，完成輸彈入膛、閉鎖、擊發、開鎖、抽殼等動作。
由于初期加特林機槍為手搖驅動，而戰場的緊張氣氛會使射手過度緊張或興奮，會導致手搖速度不穩定而導致機槍卡殼或炸膛，從而被更穩定的馬克沁機槍所取代。直到二戰之后，開始出現不依賴手動驅動的全自動式旋管武器，使得加特林式機槍得以復興。改進后的加特林式武器的旋轉能源來自于電動機（外力）或彈藥氣體壓力（內力），外力方式多為西方國家軍隊使用，內力方式多為當時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國家軍隊使用。
A-10雷霆二式攻擊機上的30毫米GAU-8多管機砲
近代的加特林機槍以電動機運作，並常見於戰鬥機及攻擊機等軍用飛機上，口徑亦比早期版本為大，最大射速普遍能達到3,000發/分鐘。而「加特林機槍」這個名詞也變成了採用加特林原理運作的多管機槍及機砲的稱呼。而近迫武器系統，則是由電腦全自動操作的加特林機砲，用於防禦低空高速目標。
** M61型20毫米"火神"6管機炮（1959年），美軍戰機主航炮
** M134型7.62毫米口徑“迷你炮”6管機槍（1963年，空軍編號GAU-2，海軍編號Mk 25 Mod 0）常用作艙門機槍
** XM214型5.56毫米口徑“微型炮”6管機槍（M134的縮小口徑版本，從沒有投產）
** XM556微型炮（由美國空彈殼公司開發的5.56毫米口徑手攜式微型砲機槍，目前還沒有獲得任何國家採用）
** GAU-19型12.7毫米口徑多管機槍，有3管或6管兩種版本。
** M197型20毫米口徑機炮（1967年），M61型的輕量型，只有3管。
** 方陣近迫武器系統，美軍使用的近程防禦武器系統（1977年）。
** GAU-12型25毫米口徑“平衡者”機炮（1993年）。
** ГШГ-7.62機槍（GShG-7.62），1960年代
** ГШ-6-23機炮（GSh-6-23），蘇軍戰鬥機主航炮。
** CS/LM12型，（2012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使用的車載6管加特林機槍。
** 730型，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軍艦使用的近程防禦武器系統。
** 1130型，（2012年）730型的11管放大版本，裝備在遼寧號航空母艦上。
* tri.army.mil-THE GATLING GUN
以色列的烏茲沖鋒槍（UZI）。
H&K的MP5A3
史特林軍備公司的史特林沖鋒槍
沖鋒槍（，縮寫SMG，直譯“亞機關槍”），舊譯手提機槍或手提輕機槍，一般泛指設計上用來由抵肩射擊的風冷、彈匣／彈鼓供彈、可以自動射擊發射手槍彈的輕型單兵長管槍械，與同樣是速射自動武器的機槍的差別在不使用全威力的步槍彈。
世界上第一款使用手槍彈的連發速射武器設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協約國意大利于1915年推出的維拉爾—佩羅薩（Villar-Perosa，簡稱VP或FIAT Mod.1915）航空機槍，采用雙槍管設計，發射9毫米格利森蒂手槍彈，裝有兩腳架但沒有肩托，射速超過每分鐘1,500發，但因為是固定在飛機上而非單兵攜帶所以不被一些人看成是真正意義上的沖鋒槍。一戰末期，VP機槍的設計被貝瑞塔公司改成單管直接裝上了木質槍托變成了OVP沖鋒槍，同期另行生產專門為作為衝鋒槍造的貝瑞塔M1918衝鋒槍，意大利人將其稱為“Moschetto Automatico Beretta Mod.1918”縮寫MAB1918，直譯“機械自動槍貝瑞塔1918型”。
同期美國陸軍準將約翰·T·湯普森（John Taliaferro Thompson）在1918年設計了湯普森沖鋒槍（Thompson submachine gun），首次采取submachine gun的稱謂，使用柯爾特.45 ACP手槍彈，于1921年開始量產。
在另一方，同盟國方面的德國和奧匈帝國先把手槍改造成可連發的衝鋒手槍，如魯格P08的炮兵型和奧匈帝國的斯泰爾M1912改造槍，但因為使用上的不便始終無法普及。德國人也推出了發射9×19毫米魯格彈的MP18伯格曼沖鋒槍，因使用手槍彈，德國人將其歸類為類以前述的Maschinenpistole（機關手槍），但與其更早的手槍如魯格P08和毛瑟C96的全自動版本（亦被稱為MP，本質為手槍，造價高昂且連發對槍支的損耗很大）顯著屬不同類型。后因東線戰場上魯格手槍彈顯得威力不足，遂以7.92×57毫米毛瑟步槍彈為基礎，專門開發了7.92×33毫米中長步槍彈，用于全新的Maschinenpistole 43/MP 43，此槍后被希特勒出于鼓舞士氣目的重新定名為Sturmgewehr 44/StG 44（雖然他最初反對為全新開發和列裝這種新類型輕武器耗費戰爭資源），成為漢語沖鋒槍一詞的來源；此稱謂亦被英美所接受，成為assault rifle/AR，以區別于使用手槍彈的“submachine gun/SMG”。
中文語境原本不區分使用手槍彈或中長、小口徑步槍彈的槍型，如使用7.62×25毫米“托卡列夫手槍彈”的PPSh-41“波波莎”沖鋒槍和使用7.62×39毫米中間型威力槍彈的56式自動步槍均被稱作“沖鋒槍”；近來有仿效德、英語，以“沖鋒槍”對應于Maschinenpistole/submachine gun特指使用手槍彈品種，以“突擊步槍”對應于Sturmgewehr/assault rifle特指使用中間型威力彈或小口徑步槍彈品種，雖然中文中這兩個詞都可以看成“Sturmgewehr”的不同翻譯。
沖鋒槍是對1944年出現的德語Sturmgewehr/StG的早期翻譯（德語中“Sturm”本意為“風暴”，如同星球大戰中的“Sturmtruppe”“風暴兵”；作為動詞意為“沖鋒”、“突擊”；“Gewehr”直譯“武器”、“槍”），本身由一戰末期臨時出現的全自動速射輕短武器于二戰末期進化而來。因其便攜性曾與卡賓槍混稱。而卡賓槍原指槍管縮短結構減輕的杠桿式、栓動或半自動步槍，早期使用全長步槍彈的毛瑟Karabiner 98 kurz為避免凡爾賽和約限制亦被稱作“卡賓 98 短”步槍；現各類槍械尤其是可速射的輕短類型，有因規避法律限制等原因，均有降級自定義為“卡賓槍”，造成與“沖鋒槍”界限模糊。
按機能上衝鋒槍，與步槍的短管卡賓槍型，和可以連發的大型衝鋒手槍有所重疊，其實怎樣才算是衝鋒槍往往視乎生產者或使用者的。
因為衝鋒槍是在一戰臨時出現的全新槍械種類。一戰末期協約國軍力開始占據優勢，協約軍以重炮和例如1917年6月7日梅西訥山脊戰役大爆炸撕開德軍防線，然后以步兵沖鋒試圖占領被轟成廢墟德軍陣地，但仍收效甚微，因為德軍作為應對只在1線布置部分兵力，另組織了精銳的“沖擊隊”Stosstrupp/Shock troops攜各種輕便的增強火力武器（MP沖鋒手槍，MG08減重后的MG08/15及MG08/18“輕”機槍，M24手榴彈，MP18沖鋒槍），自第2防線迅速反擊，從協約軍手中奪回甚至更早抵達陣地。MP型沖鋒槍發明的原始用意是在戰壕中近距離使用的有高容量彈匣的速射火器，以避免步槍在戰壕戰中來不及裝彈也不便于拼刺刀甚至有時還不如軍鏟的尷尬，并不強調射程與精度，一開始便與卡賓槍和現代所說的突擊步槍定位不同。
二戰的蘇德戰場上，步兵爭奪陣地的戰壕戰和蘇聯大城市內的奪城巷戰愈演愈烈，同時因蘇德戰場戰線極為寬廣，德軍士兵需要一種可兼顧戰壕戰和地面戰的高容量彈匣速射火器，需融合蘇軍士兵正在使用的SVT-40半自動步槍和PPSh-41沖鋒槍的優點，并對這兩者形成優勢。帝國裝備部部長阿爾伯特·斯佩爾不顧當時希特勒的反對，私下支持發明新式的中間型威力槍彈及StG型沖鋒槍，只是為避免被認為違抗命令，仍將其稱作MP-43并投放東線戰場試用，受到前線士兵的歡迎。當希特勒從前線將領口中得知MP-43的優越性后，認可了施佩爾的做法并親自將其命名為StG-44。
而原始開發國德國和義大利對其定性不同，即德國把其稱為maschinenpistole（機關手槍），但美國、意大利把其稱為手提機槍或連發卡賓槍，在中文的「衝鋒槍」和上兩者概念不同，其實反而是原始的用意即突擊步槍，所以現時實際上並無嚴格的定義。
以發射手槍彈的槍型來說，可因為有槍托和長槍管更可以雙手握持，實際有效射程和精度遠遠超過使用同彈藥的手槍甚多的，一般約可達五十公尺左右。
而且較大和堅固的機匣和槍機構造，可以使用較同外觀和尺寸的標準手槍彈的高膛壓的強裝彈（類似馬格南手槍彈的威力，但用標準彈殼中把火藥裝得較滿），適合作近距離狙擊任務，實際有效射程達一百米級，而使用專用的新型子彈的個人防衛武器更可達二百米級，兩者近距離中都可以貫穿大部分的防彈衣。
而反過來使用減裝彈（在標準彈殼中減少火藥分量）時或本來便用亞音速子彈的型號，因為有較長的槍管，可以在上面開小孔來安裝專用的抑制器。故衝鋒槍常被特警隊作反恐或治安任務用途。
而發射中間型威力槍彈(包括了小口徑步槍彈)的槍型，理論射程和標準突擊步槍相仿，但實際上因為槍過短和輕，很難擊中在三百米外的目標。但因為假想敵也是使用自動步槍的前題下，軍方常歡迎這類槍型。
衝鋒槍並未有統一的定義。
現時一般的書籍上指的是從兩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的角度出發，都是使用手槍子彈，但可用較標準彈更高威力的彈型，即包括高威力的強裝彈並配穿甲彈彈頭或個人防衛武器的專用彈，擁有像步槍構造的槍托和護木或前握把還有接近步槍的槍管長度，可以連發的槍械，更有很多實際由突擊步槍改造成的，如柯爾特9毫米衝鋒槍和PP-19-01勇士衝鋒槍。這也意味通常的衝鋒槍是屬於卡賓槍（短步槍），概念也接近後來的個人防衛武器。所以一旦衝鋒槍被改造或調校單發射擊，便是一支低火力的短小半自動步槍。
但從德國和日本的角度指的是機關手槍（德語: Maschinenpistole）或和制漢字的短機關槍（日語: 短機関銃）即可以連發的短槍。以這種觀念出發的所謂超小型衝鋒槍的，常沒有槍托和超短槍管，又沒有護木或前握把，而且其衍生的半自動型號都被定位為手槍，也通常只可以用標準手槍彈或減裝彈乃至低火力的手槍彈。
但以原始衝鋒槍開發的定義指的是後來的突擊步槍，只不過當時還沒有專用的子彈下才不得不用手槍彈，至今仍然常有人認為短管的突擊步槍就是衝鋒槍。如在中國傳統的分類:
世界各國對沖鋒槍的定義并無普遍接受的共識。按照中國大陸1978年出版《辭海·軍事分冊》之定義，沖鋒槍是“由單兵操作，不配備腳架，通常裝有快慢機，發射手槍子彈或中號步槍彈的單兵連發火器”，可見當時中國大陸并沒有接受北約的“突擊步槍”概念，蘇聯卡拉什尼科夫自動步槍的中方授權制造版本56式自動步槍的正式中文名稱即為“五六式沖鋒槍”，在越戰和中越戰爭相關新聞報導中提及美制M16突擊步槍通常也以“沖鋒槍”稱謂。按此標準，沖鋒槍和自動步槍的主要區別在于彈藥類型和腳架；只有使用全長步槍子彈并不標配腳架的槍型，比如美制勃朗寧自動步槍（Browning Automatic Rifle，簡稱BAR），才會被冠以“全自動步槍”的稱呼。90年代之后出于同國際接軌的考慮，中國大陸也開始采用“自動步槍”來描述使用中間型彈藥的槍型，比如95式自動步槍，然而舊的分類方法已然約定俗成，以至至今在解放軍部隊中仍有采用“95式沖鋒槍”的叫法。
但因為現代治安和反恐作戰，已經為衝鋒槍找到了新的定位和用途，所以較少人接受使用中間型威力槍彈的定義。
捷克斯洛伐克製造的Vz.61蠍式衝鋒槍。
一把比利時製造的P90 LV/LIR。值得一提的是，P90是世界上第一支個人防衛武器（PDW）。
沖鋒槍的設計需求最早來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的塹壕戰上。當時無論是同盟國陣營和協約國陣營的士兵，都在尋求一種能在狹窄的壕溝戰斗環境中進行高射速射擊的全自動武器，它們希望這種武器能夠擁有如同機槍一般的連射火力，但在同時體積也必須縮小到可由單兵攜帶并射擊。
除了維拉爾—佩羅薩空用衝鋒槍外，還出現了三種真正的沖鋒槍，便是同為義大利的把Villar-Perosa改用單槍管、加裝槍托及護木改良版本OVP沖鋒槍，與其正式量產型的貝瑞塔M1918衝鋒槍和德國的MP18衝鋒槍。實際上設計和外觀都是作為可像機槍般連發，使用適合近戰的手槍子彈的卡賓槍。
這類需求在一戰末期最后幾場大規模戰役開始顯露其價值，德軍在實行突擊群戰術的步兵上配備了大量沖鋒槍，并且成功的對協約國軍造成了威脅，但是因為同期出現的美國戰斗霰彈槍在火力上壓倒了沖鋒槍，而在沖鋒槍在戰略上的優勢仍未完全顯露時，一戰便已經結束了。因此沖鋒槍并未在一戰的戰場上對當時步兵的作戰方式產生全面性影響。
M1A1湯普森。
斯登衝鋒槍。
在二戰當中，沖鋒槍已經成為歐美國家的軍隊的主要裝備，著名的如美軍的湯普森沖鋒槍、M3衝鋒槍、德軍的MP40等；就連在戰前將沖鋒槍視為「土匪兵器」而不屑去生產的英國陸軍，也在開戰以后大量的生產、配發被戲稱做「水喉管」的斯登衝鋒槍（Sten）系列裝備部隊，而蘇聯也以PPSh-41沖鋒槍為主力，甚至比步槍更廣泛裝備部隊，有些部隊更以本型為唯一槍械。這時期的沖鋒槍常作為游擊隊和特種部隊的武器，為了降低生產成本，通常采用沖壓的方式制造，二戰前后開發的沖鋒槍多被視為第二代的產物。
二戰末期由納粹德國率先開發出來的突擊步槍成了輕兵器史上的革命性發明，雖然突擊步槍動搖了傳統的步槍以及沖鋒槍在軍隊中的地位，衝鋒槍在二戰後的軍用需求大減，但是沖鋒槍在警用市場數量上仍然相當廣泛。如1954年以色列軍事工業所推出的烏茲沖鋒槍系列便是一例，烏茲沖鋒槍沿用了前捷克斯洛伐克的CZ 25沖鋒槍首創的包絡式槍機設計，這兩種槍械都把彈匣的供彈位置設于握把內，大大縮短了全長而保持了槍管的長度。
為了開發新客戶，槍廠開始為衝鋒槍開發改良套件，如美國茵格倫開發的MAC-10衝鋒槍，即是整合槍管消音器，使它更適合特殊作戰運用。
然而，當時沖鋒槍給人們的印象還是一種結構簡單、精度不高的射擊槍械，尤其是二戰時為了擴增產量而導致製造精密度下降，讓當時的衝鋒槍比一戰時生產的版本更容易故障，射擊精準度也不好。這種既有印象到1960年代后期西德槍廠黑克勒-科赫（H&K）開發出舉世聞名的MP5系列才有所改變。在MP5之前，衝鋒槍為了易於量產使用的反衝式槍機多半採用直接反沖，雖然原理簡單，但對於射手控制射向即相當不利；H&K公司在MP5上的重大改良是將HK G3自動步槍所用的滾輪延遲反沖槍機移植到衝鋒槍上，搭配威力較全裝步槍彈弱的帕拉貝輪子彈，MP5一改原本衝鋒槍廉價、易於量產、射擊精度差的特性，變成高價，但是射擊精準度也非常優秀的衝鋒槍，這讓它成為近身距離作戰之利器。
MP5系列開始被外界廣為知曉是在1980年的倫敦伊朗大使館挾持人質事件（王侯門事件或太子門事件）當中大出風頭，執行攻堅任務的英國陸軍特種空勤團手持MP5進行攻堅的鏡頭經由大眾媒體曝光，加上該次反恐任務的低傷亡成果，西方國家負責特殊作戰的部門，包括警察、軍隊接廣加採用，雖然後來有更多配合近距離作戰的新式槍械誕生，但MP5系列仍是各國反恐任務導向的軍警部隊慣用的標準武器。
H&K的MP7A1 PDW。
由於MP5系列的成功，各國槍廠皆借鑑了HK模式，也就是將突擊步槍的槍機移植到衝鋒槍上，以提高槍械性能的途徑。包括柯特9公釐衝鋒槍、HK UMP衝鋒槍、PP-19-01勇士衝鋒槍等。但是在使用凱夫勒纖維甚至是陶瓷防彈插片的個人防護套件逐漸普及後，採用手槍子彈為主的衝鋒槍陷入制止力不足的窘境。因此到21世紀後緊緻型突擊步槍，或是如FN P90及HK MP7等採用小口徑高穿透力彈藥的個人防衛武器成為取代衝鋒槍的方案。
*鄭國 (諸侯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國，姬友所建立。
*鄭國 (王世充)，隋末唐初領袖王世充建立的地方政權。
*明鄭時期，明末清初由鄭成功建立的地方政權。
*鄭主，越南鄭阮紛爭時期由鄭檢建立的政權。
*鄭姓，是當今中國大陸第二十三大姓，在臺灣是第十二大姓。
釣魚臺列嶼地理位置（；；）
釣魚臺列嶼主權問題是就釣魚臺列嶼之主權是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還是日本國的爭議。釣魚臺列嶼位於東中國海、沖繩海槽以北、臺灣東北外海，其最大島釣魚臺距離臺灣彭佳嶼約140千米，距日本石垣島約175千米。中華人民共和國稱-{zh-cn: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zh-tw: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中華民國稱-{zh-cn:釣魚臺列嶼;zh-tw:釣魚臺列嶼;}-，日本稱尖閣諸島。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均認為釣魚臺列嶼自明朝時期已成為領土，但在1895年被日本所占領，并認為日本在二戰后應將釣魚臺列嶼與臺灣一并歸還中國。但是二戰結束後，該島嶼實際由美國控制，直至1972年5月15日美國將琉球群島管理權移交日本，同時一併將釣魚臺列嶼的行政管轄權也交給日本。
日本政府在1895年認為釣魚島是無人島，而且沒有受清朝統治的跡象，基於無主地先占先得的原則將其劃歸沖繩縣。因此，日本主張釣魚島群島不屬于清朝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的領土，也不在《舊金山和約》規定必須放棄的領土之內。
* 1895年《馬關條約》：清朝在甲午戰爭中落敗，被迫與日本簽定《馬關條約》，第二款第2條註明將「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予日本，但日本主張釣魚臺不包含在該條約的臺灣附屬島嶼之中。
* 1943年《開羅宣言》：規定日本必須將「臺灣、澎湖列島等」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的土地歸還中國（當時為中華民國政府所代表）。但由於蔣介石在1943年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兩次於開羅會議會面期間被詢問是否愿意接管琉球群島時立場飄忽，因此《開羅宣言》在日本應歸還中國的領土之章節只提到“日本所竊取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臺灣、澎湖列島等”，未提琉球群島。
* 1945年《波茨坦公告》：《波茨坦公告》第八條明確規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規定日本主權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戰勝國美中英三國所決定的其他小島之內。1946年1月《聯合國盟軍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77號》定義日本的版圖為“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並指明此版圖范圍不包括北緯30度以南的諸島嶼（釣魚島群島最北的黃尾嶼坐標為 25°56′N；123°41′E，在北緯30度以南）。中國學者指《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和《聯合國盟軍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77號》規定的日本版圖範圍不包括釣魚島群島；但有日本和韓國學者指其後美軍發出的《》第五條說明了訓令第677號並非對日本領土範圍的最終決定。一名曾經與中國中外新聞社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的美國作家認為根據歷史和《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釣魚島群島應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歸還給中國；有越南學者在日本發表的文章則指出中日兩國和不同學者至今對該公告的定義和理解存在分歧。
* 1945年《日本投降書》：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簽署的投降書（日文：降伏文書），宣告日本無條件投降，承約切實履行由美國、中國、英國、而后蘇聯亦加入簽署的《波茨坦公告》的諸條款，亦即接受《開羅宣言》。
* 1951年《舊金山和約》：因內戰導致戰勝國之一的中國代表權爭議難解，故當時的中華民國代表並未受邀參加和會，《舊金山和約》由美國等同盟國（不包括蘇聯）和日本簽訂，美國根據該條約第二章第三條將釣魚島群島亦劃入北緯29度以南的南西群島的範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張舊金山和會和《舊金山和約》違反了《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非法和無效的」。
* 1952年《中日和約》：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數小時由已撤退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日本在臺北訂立，其第二條雙方承認日本已在《舊金山和約》放棄對於臺灣、澎湖群島、南沙群島以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
* 1960年《美日安保條約》簽訂，美國承諾保障日本國土安全，但當時未寫明是否包括釣魚島群島（日本稱“尖閣諸島”）。2014年4月25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晤以後的聯合聲明指出，釣魚島群島（美方用日本所稱“尖閣諸島”的音譯英文）完全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在主權問題上不持立場，但承認目前由日本管轄，且美國有義務保衛，“反對任何憑藉單方面軍事行動改變現狀的企圖”。
* 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簽訂，日本外務大臣宣布結束1952年的《中日和約》；在此《中日聯合聲明》第三條中，日本政府承諾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
1945二戰結束，日本戰敗。1946年11月美國政府發表聲明，將琉球、小笠原群島、原日本托管統治區域置于美國的戰略托管之下，并且將此方案向聯合國提出。1947年4月2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美國的提案。1947年9月23日，當時代表中國民意咨詢機構的國民參政會曾反對把琉球歸屬日本，要求在對日和約中規定琉球應交中華民國托管。同年10月18日，行政院長張群出席國民參政會會議時，也提出“琉球群島與我國關系特殊，應該歸還我國”。但美國拒絕了中國對琉球統治權的要求，表示琉球應納入美方戰略托管網內。 其後中華民國政府因故並未將釣魚島劃入臺灣範圍，釣魚島標以「尖閣列嶼」的字眼。在戰後美軍統治琉球期間，美軍使用釣魚島作為炸射演習場付租金給釣魚島地主日本人古賀善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雖然沒有直接提及釣魚島問題，但如上所述，因臺灣問題等在一開始就反對《舊金山和約》本身。
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勝利的日本經內閣會議審議決定正式在釣魚島建立航標、并將該島編入日本領土，但此后直到1969年日本實際上并未在該島建立任何表明領土歸屬的標樁。同時，日本在一些官方地圖和百科全書中沒有標注釣魚臺列嶼。同樣地，兩岸政府戰後亦有官方地圖和教科書沿用抗日戰爭時期的地圖，將「尖閣群島」劃在日本領海內。1968年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勘察中國東海，附近海域似藏有石油，1969年石垣市政府在釣魚島上建立了國標；1970年8月31日，在美國監督下的琉球政府立法院起草了《關于申請尖閣列島領土防衛的決定》。1971年6月17日，美國與日本簽署沖繩返還協定，1972年5月將釣魚島列島的行政管轄權隨同沖繩管治權一起交還於日本。中華民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71年開始對日本對釣魚島行使主權提出抗議。 中日兩國都是在瞭解到這些島嶼的周邊海底有可能出產石油的情報后，才開始強調自己的領有權。
1972年7月至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就兩國邦交恢復正常化的談判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提出為恢復邦交，暫無必要涉及釣魚島的問題，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對此表示同意“以后再談”，故在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聯合聲明》未具體提及中日兩國的釣魚島領土紛爭。當時日本外相的條約外的補充說明，宣佈1952年的由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訂立的《中日和約》失去存在的意義而宣告終結，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采用日本外相發表談話的形式宣告該條約的結束，將原由中華民國與日本之間訂立的所謂《中日和約》確認是非法的、無效的、必須廢除的（即復交三原則之一），并將類似條款單獨寫入了中日聯合聲明。
1978年8月至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政府談判及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鄧小平重提實現邦交正常化時，“雙方約定不涉及釣魚島問題”，“現在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雙方也約定不涉及，要以大局為重”，史料未見當時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對此提出反對意見。 1972年至1990年代初期間的事實亦顯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雖偶有民間活動的摩擦，尚無發生大的沖突。
1994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以后，日本根據對釣魚島的管轄擴大排他性經濟海域（EEZ），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于6月21日）及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6月23日）均對日方的此類行為正式向日方提出了「嚴正抗議」。
2012年9月，盡管臺海兩岸政府多次交涉、反對，日本政府按計劃完成了對釣魚島購島實行國有化的行動，由此導致中日釣魚島領土爭端危機并急劇升級。9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表了《關于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的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也發表聲明強烈抗議。9月18日起，中國大陸的海監船、漁政船等公務船均在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延伸的12海里領海內巡航，中國大陸漁船在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捕撈作業，而日本海上保安廳在釣魚島（尖閣諸島）附近22公里海域內加派船只警戒監視，但仍有日本漁民表示「不知日本漁船能否安全作業，不知道中國會做什么，我對能否繼續捕魚很不安。」 臺灣漁民9月24日下午集結75艘漁船，在中華民國海巡署12艘艦艇護航下前往釣魚臺，日本緊急派出二十一艘公務船攔截。9月25日，臺灣漁船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艦船的阻攔進入12海里領海，但未能如計劃繞行釣魚臺本島的方式宣示漁權，但漁船與海巡署艦艇距離釣魚臺本島時最近僅2.1哩，是為「925臺灣保釣行動」。有分析人士認為，日本此次行動反而使原來幾乎是單獨對釣魚島的“實際控制”變成了中日交叉控制的局面。
2012年10月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監船、漁政船等執法船已超過10多次進入釣魚島所屬領海巡航，并以“換班”形式保持在釣魚島所屬領海巡航，聲稱對日方巡邏船實施了驅離措施。有媒體認為中國主動驅逐日本巡邏船是「開始在釣魚島爭端逐漸掌握主動權」。日本海上保安廳為應對中國海警船在釣魚島附近的巡航，將在2014年度提高200億日元預算，增聘528人，並在3年內設立擁有10艘大型巡視船的“尖閣專屬部隊”，同時在石垣島上建設棧橋和宿舍，以及新建6艘大型巡視船。
在1786年（清乾隆五十一年）日本仙臺平民評論家林子平寫作的《三國通覽圖說》之《琉球國全圖》中顯示福建前往琉球中山南北兩條海路路線，其中南路標示花瓶嶼、彭佳山、釣魚島、黃尾山、赤尾山諸島采用了與臺灣府不同的顏色。
《中山傳信錄》卷一針路圖 標示福建往琉球路線圖一
《中山傳信錄》卷一針路圖 標示福建往琉球路線圖二
1885年，日本欲占釣魚諸島，但由于害怕會引起清朝的疑慮乃至紛爭，時任日本外務相的井上馨決定“暫時不輕動”。
1946年1月29日《聯合國盟軍最高司令部訓令第677號》第3條規定日本版圖的范圍“日本的四個主要島嶼（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及包括對馬諸島、北緯30度以北的琉球諸島的約1000個鄰近小島”，其中不包括釣魚島群島（釣魚島群島最北的黃尾嶼在北緯30度以南）。
中國認為在18世紀以前，在國際法上是“發現即領有”的時代。兩岸官方均指出中國在明朝不僅先發現并命名釣魚島群島，而且根據早至1403年（明永樂元年）的《順風相送》、1534年（明嘉靖十三年）明朝第11任冊封使陳侃的《使琉球錄》、1561年（明嘉靖四十一年）的《籌海圖編·沿海山沙圖》的編纂記載等，主張當時中國已實施有效主權支配，因此中國對釣魚島群島擁有無可辨駁的主權  。1556年，鄭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后撰寫的《日本一鑒·萬里長歌》中記載了釣魚島屬于臺灣：“……釣魚嶼小東小嶼也”（“小東”即當時對臺灣的稱呼），說明中國當時認定釣魚島等島嶼是臺灣的附屬島嶼。到1683年中國清朝時期，清政府在澎湖海戰迫使鄭克塽投降，康熙帝將臺灣劃入大清帝國版圖，歸福建省管轄。清朝的第二任琉球的冊封使汪楫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在其使録《使琉球錄》卷五中，對赤嶼（屬釣魚列島）和姑米山（屬琉球王國）之間的黑水溝（沖繩海槽）描述為“中外之界”。故此北京和臺北在正式官方聲明中均堅稱釣魚島列島是自己的固有領土。
兩岸政府認為中國自明、清朝始已經對釣魚島將其劃為臺灣附屬島嶼，清朝末期《馬關條約》中割讓者雖未記載釣魚島，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同花瓶嶼等和其他臺灣附屬島嶼一樣已包括在《馬關條約》第二款第2條中， 所以按照二戰後重要協議《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廢除《馬關條約》，釣魚島應和臺灣、澎湖列島等一起歸還中國。兩岸政府亦認為即使《馬關條約》中割讓者不包括釣魚島，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後，其無條件投降所依據的《波茨坦公告》和《開羅宣言》，將日本的主權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國以及其它由戰勝國所決定的小島。中方認為美、中、英三國所決定的小島中不包括釣魚島列島，所以日本必須將釣魚島歸還給中國。中國外交部指控日本堅持據有釣魚島而拒不歸還的立場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對戰后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
兩岸政府反駁日本政府以“無主地先占”為由的要點是：
* 日本方面確曾做過調查，但調查的結論是釣魚島等島“并非無主之物”，而日本從1885年開始調查釣魚島到1895年的竊占是秘密進行的，從未公開宣示。兩岸政府認為日本是乘甲午戰爭戰勝之機以文書作業方式將釣魚臺列嶼編入版圖，因此擔心引起中國的“疑惑”，在行動上采取了“秘而不宣”伺機竊占的策略，對釣魚島的占有自始至終沒有作占領宣告、未經天皇發布敕令召告全世界，不列入條約，外界無從知悉，違反了國際法「先占」法理，因而整個占領過程是明知“并非無主之地”卻秘密竊占，在國際法上自始無效。
* 根據休伯爾（馬克斯·胡貝爾）闡述的時際法（Intertemporal Law）概念和原則，在1895年1月14日，即日本內閣決議將釣魚島群島編入日本領土的那一天之前，中國至少已持續與和平地對釣魚島群島顯示主權權力達400年之久，且在明代即已將釣魚島納入海防區內，確立行使軍事管轄，而釣魚島自古為臺灣漁民的漁場；且清朝出使琉球的使者稱釣魚島之外海域為“中外之界”；這些均可說明中國當時的確在日本勘察釣魚島前對此地有實質及官方主權上的行使及控制，所以釣魚島主權屬于中國，日本沒有藉“有效先占”取得釣魚島主權的法理基礎。
* 簽訂馬關條約前的日本曾經承認中國對釣魚島擁有主權，1783年和1785年在日本出版的標有琉球王國疆界的地圖上，釣魚島都標示屬于中國；日本勘察釣魚島前官員之間的通訊也表示當時日方至少認為釣魚島為中方的“勢力範圍”。兩岸政府認為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從未對中國擁有釣魚島主權提出過異議。此外在1702年，幕府繪制的《元祿國繪圖》、《元祿日本總圖》、《皇國沿海里程全圖》、《大日本六十余州細圖》四圖中的琉球國部分，不含釣魚臺；1719年日本幕府大臣新井白石撰《南島志》記載的琉球三十六島名以及所附琉球國圖，均不含釣魚臺；1810年日本山田聯繪《地球輿地全圖》，以中國命名標示釣魚臺、黃尾嶼、赤尾嶼，而且這些島嶼和中國顏色一致。；1838年日本幕府繪制的《天保國繪圖》中的琉球國部分，不含釣魚臺；1867年日本開成所以伊能忠敬繪圖刊成《官板實測日本地圖》所附《琉球諸島繪圖》，不含釣魚臺；直至日本聲稱發現島嶼後才列入地圖。
兩岸政府反駁日本指中國從1895年到1971年75年間對日本控制釣魚島從來沒有反對的要點是：
* 認為從包括1906年奧本海（L. Oppenheim）和1928年休伯爾（馬克斯·胡貝爾）闡述的國際法「先占」原則來看，占領一塊無主土地必須合乎下列五項步驟：⑴領有的企圖、⑵無主地的確認、⑶占領的宣告、⑷占領的行動、⑸實效管轄，才能成立。中方認為中國自明、清朝始已經對釣魚島有實質控制，而日本違反了國際法理中的⑵⑶⑷條，是以「秘密偷占」的方式暗自霸占了釣魚島。1879年李鴻章與日方談判琉球列島範圍時，雙方已確認當中不包括釣魚島等島嶼，中方認為「古賀辰四郎卻於1884年才聲稱發現釣魚島後，開始種植芭蕉、甘蔗等作物。所謂1926年起向日本政府繳租、購買、後又轉賣予栗原家族云云，實沒有歷史根據」。中國認為直到二戰結束后都未曾對外公開發表過對釣魚島擁有主權并劃入日本領土的聲明，一直到1969年在獲悉該群島海域藏有石油資源後才在釣魚島建立表明領土歸屬的標樁，兩岸政府隨後發表了正式聲明強烈抗議。
* 認為國際法中，默認主權必須是在雙方平等，未來前景和平穩定的情況才可接受，因此1920年中華民國駐長崎領事的“感謝狀”只反映當時日本政府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霸占中國島嶼，不足以作爲中國默認主權領土轉讓的依據。兩岸政府同時認為1931年至1945年間的日本侵華戰爭、之後的中國內戰，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客觀上未能、主觀上未足夠重視或是認識到釣魚島問題，日本並不能因此而改變其暗自霸占並佔據釣魚島列嶼違反國際法的事實。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1年已不承認《舊金山和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歷來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單方面宣布對釣魚島等島嶼擁有“施政權”是非法的。1951年成立不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否定《舊金山和約》時，亦包含否定了日本根據該和約衍生的擁有釣魚島列嶼的依據。
* 認為即使美國在1971年不顧中華民國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抗議把釣魚島等島嶼的行政管轄權移交給日本，但美國政府迄今也未承認日本對該群島的主權宣稱。
*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二戰後一些出版社沿用日占時期的地圖將釣魚島列嶼標為尖閣諸島是由於日本曾殖民過臺灣與澎湖造成的，這些只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歷史的遺痕，而不能證明中國政府當時承認釣魚島歸日本所有，同樣不能證明日本對釣魚島等島嶼擁有主權。
* 1970年臺灣龍門工程實業公司為打撈拆除沉船曾派工人前往釣魚臺列嶼的黃尾嶼建造碼頭、臺車軌道及房舍等建築。
1372年明朝洪武時期遣琉球國使臣楊載發現釣魚臺，表明中國人發現釣魚島比日本人於1884年首次登陸釣魚島的時間至少早了500年。
《順風相送》一般被認為是最早記載釣魚島名稱的史料之一，書中記載有“釣魚嶼”（即釣魚島）和“赤坎嶼”（即赤尾嶼），該書的謄抄本目前保存在英國牛津大學波德林（Bodleian）圖書館，是明朝時期航海指南類的文獻資料，兩岸官方均認為其成書於1403年（明永樂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