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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729年發現了電傳導，即電荷可以從一個物質傳導至另外一個物質的性質。只有某些種類的物質會傳導電荷，其中，金屬的能力最為優良。從此，科學家不再認為產生電荷的物體與所產生的電荷是不可分離的，而認為電荷是一種獨立存在的物質，在那時被稱為「」。1733年，做實驗發現，假若被絲綢摩擦後的玻璃對於帶電的金葉片呈現出排斥的現象，則被羊毛摩擦後的琥珀會對這帶電的金葉片呈現出吸引的現象，因此，他將電分為兩種，被絲綢摩擦後的玻璃帶有「」，而被羊毛摩擦後的琥珀則帶有「」。這兩種電會彼此相互抵銷。這理論稱為「雙流體理論」，是對於電現象首次給出解釋的電學理論。稍後，美國科學家也獨立獲得相同的結論。
在十八世紀，美國人班杰明·富蘭克林是電學最前端的專家之一，他認為「單流體理論」比較正確。他想像電儲存于所有物質裡，并且通常處于平衡狀態，而摩擦動作會使得電從一個物體流動至另一個物體。例如，他認為累積的電是儲存于萊頓瓶的玻璃，用絲巾摩擦玻璃使得電從絲巾流動至玻璃。這流動形成了電流。他建議電量低于平衡的物體載有負電量，電量高于平衡的物體載有正電量。他任意地設定玻璃電為正電，具有多余的電；而琥珀電為負電，缺乏足夠的電。同時期，英國學者威廉·沃森也獨立達到同樣的結論。1747年，富蘭克林假定在一個孤立系統內，總電荷量恒定，這稱為電荷守恒定律。
庫侖扭秤
1785年，使用查爾斯·庫侖與約翰·米歇爾分別獨立發明的，庫侖證實了約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基本定律：帶有靜態電荷的兩個物體彼此之間所感受的作用力與距離成平方反比。這奠定了靜電的基本定律。
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約瑟夫·湯姆孫於1897年實驗計算出組成陰極射線的粒子的電荷質量比。由於這數值與陰極物質、放電管內氣體無關，湯姆孫推斷，陰極射線的粒子源自於在陰極附近被強電場分解的氣體原子，這粒子為所有物質的組分。由於湯姆孫獲得的電荷質量比是電解實驗獲得的氫離子電荷質量比的千分之一倍，湯姆孫錯誤推斷，這粒子的質量很小，電荷很大，稍後他又修正為，粒子的帶電量等於電解單位電荷，而質量則為氫原子的千分之一。湯姆孫稱這粒子為「微粒」（corpuscle），就是微小粒子的意思，但學術界後來採用術語「電子」來標記這粒子。1899年，湯姆孫實驗團隊做光電效應實驗與熱離子發射實驗測得於先前陰極射線等同的電荷質量比，這意味著這些實驗所涉及的粒子都是電子。。由於湯姆孫建議電子為組成物質的基礎粒子，並且做實驗確切證實他的論述，他被公認為電子的發現者。電子是人類發現的第一種基礎粒子。
1898年，湯姆孫做實驗發現，假設照射X射線於氣體，使用所產生的負離子來將過飽和水蒸氣凝結，則可以粗略測量帶電水滴的帶電量，其與電解實驗獲得的氫離子帶電量大約相等。隔年，他利用光電效應來進行類似實驗，仍舊獲得同樣結果。但是這些實驗所獲得的數值是很多帶電水滴的統計平均值，它們並未能證實所有電子的帶電量相等。美國物理學家羅伯特·密立根在1909年起完成一系列實驗測量電子的帶電量。起初，他使用水滴為測量對象，後來，由於油滴的蒸發率較低，他改使用油滴，在這些油滴實驗裏，他仔細地測量，帶電油滴在重-{}-力與電場的庫倫力的雙重影響下的懸浮運動。從獲得的數據，所有油滴的帶電量皆為同一數字的整倍數，因此認定此數值為單一電子的電荷，即基本電荷，並且斷定，電的基本結構是自然不可分的基本電荷，而不是多個不同數值的統計平均值。俄國物理學者於1911年利用光電效應，照射紫外線於鋅金屬微粒子來製成帶電金屬微粒子，然後測量其帶電量，他也獨立獲得同樣結果。
假設在平衡狀況，某物體的總電量不等于零，也就是說，這物體帶有正電荷或負電荷，則稱此物體帶有靜電。這方面的問題屬于靜電學領域。琥珀在經過用貓毛摩擦后，能夠吸引輕小物體，這現象稱為靜電現象。這是負電荷從貓毛轉移到琥珀后，所呈現的電性。當兩個處于電勢不相等的物體相互接觸在一起，就會發生另外一種靜電現象，稱為靜電放電，使得一個物體的電荷流動至另一個物體，從而促成電勢相等。雷電是一種比較劇烈的靜電放電現象。在大自然中，因為云層累積的正負電荷劇烈中和，會產生雷電和其所伴隨的電光、雷聲、熱量。
一個正電荷與其電場線
一個負電荷與其電場線
帶電粒子時常被稱為電荷，但電荷本身并非粒子，只是為了方便描述，可以將它想像成粒子。帶電量多者稱為具有較多電荷。處于一外電場的帶電粒子，其所感受到的外電場的庫侖力相依于其帶電量。
點電荷是帶電粒子的理想模型。真正的點電荷并不存在，只有當帶電粒子之間的距離超大于粒子的尺寸，或是帶電粒子的形狀與大小對于彼此相互施加的作用力的影響能夠被忽略時，可稱此帶電體為「點電荷」。
一個實際帶電體能否視為點電荷，不僅與帶電體本身有關，還取決于問題的性質和精確度的要求。點電荷是建立基本規律時必要的抽象概念，也是分析復雜問題時不可少的分析手段。例如，庫侖定律、勞侖茲力定律的建立，帶電體所產生的電場以及幾個帶電體之間彼此相互作用的定量研究，試驗電荷的引入等等，都應用了點電荷的觀念。
給予兩個電量分別為、，位置分別為、的點電荷。根據庫侖定律，點電荷作用于點電荷的力量的大小與方向，以方程式表達為
有時候，雖然物體的總電量等于零，電荷分布可能會不均勻（例如，因為存在著外電場）。對于這狀況，這物質稱為電極化物質。束縛電荷是由于電極化而出現的電荷，束縛于原子內部。與束縛電荷明顯不同，自由電荷是從外部置入的額外的電荷，不被束縛于原子內部。帶電粒子朝著某方向的運動形成了電流，特別是在金屬內部運動的電子。
在粒子物理學中，許多粒子都帶有電荷。電荷在粒子物理學中是一個相加性量子數，電荷守恒定律也適用于粒子，反應前粒子的電荷之和等于反應后粒子的電荷之和，這對于強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電磁相互作用都是嚴格成立的。
反粒子帶有的電荷與對應粒子帶有的電荷，電量相同，電性相異。夸克帶有非整數電荷，不是-e/3，就是2e/3；但是科學家從未觀察到單獨夸克的存在（這事實可以用漸近自由的理論來解釋）。
電荷宇稱時間對稱對于粒子和反粒子的相對特性設下了強烈的約束。因此，可以嚴格地測試這理論。例如，質子和反質子的電荷的總和必須正好等于零。這全等式的精確度已經作實驗測試至108分之一。使用潘寧阱來囚禁反質子，質子和反質子的電荷質量比相等性質的精確度也被測試至6×109分之一。
電荷守恒定律表明，在一個孤立系統裏，不論發生什么變化，總電荷必定保持不變。所有物理程序都必須遵守這定律。在量子力學里，從波函數的規范不變性可以推導出這定律。
流入某體積的淨電流為
其中，是電流，是電流密度，是包圍體積的閉曲面，是微小面向量元素，垂直於從體積內朝外指出。
應用散度定理，將這方程式寫為
總電荷量與體積內的電荷密度的關係為
電荷守恆要求，流入體積的淨電流，等於體積內總電荷量的變率：
對於任意體積，上述方程式都成立。所以，可以將被積式提取出來：
密檐式塔從樓閣式塔發展而來，與樓閣式塔的不同是塔檐比樓閣式塔的多且密，為磚石結構。密檐式塔的第一層特別高，設有門窗，多雕刻佛像或佛經故事。密檐式塔多為實心塔，也有的中空，開有通氣口。但塔內沒有階梯，一般不做登臨之用。
密檐式塔是與東漢或南北朝時期，主要分布在華北、東北地區。早期的密檐塔由于不設斗拱塔檐不能伸出太長，北京房山區云居寺石經山上的唐代密檐式塔就屬于這種。
還有一種塔外部是密檐式，內部為樓閣式。這樣的塔多是磚塔，在密檐式塔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由于內部是樓閣式，可以登塔觀臨。這類塔建造起來比樓閣式或密檐式都要復雜，所以自北魏初始，經唐、遼、金后就走入低潮，沒有得到更大的發展。
File:Xiao yan ta.jpg|小雁塔
File:Wan song monk pagoda01.jpg|萬松老人塔
File:Tianning Pagoda 1.JPG|北京天寧寺塔
File:Cishou_Temple_Pagoda.JPG|慈壽寺塔
File:Burning Lighthouse.JPG|通州燃燈塔
File:Lingguangsita.JPG|北京靈光寺佛祖靈牙舍利塔
北京靈光寺塔院中的方亭式石塔
亭閣式塔較樓閣式塔結構簡單，更為平民化。形式上如同中國式的亭閣頂上加了個印度式的塔剎。塔身有四角形、六角形、八角形、圓形等，大多為單層。早期亭閣式塔為木質結構，后來被磚式所取代。最初亭閣式塔只是為了供奉佛像，后來逐漸發展成了埋葬僧人或普通人的墓塔。
有一種類似亭閣式的塔，塔基上置一球體作為塔身，其上置一塔檐，檐頂上設塔剎，即以方、圓、三角、半月、團形的石塊予以疊制，形成的造型叫做五輪塔。五輪塔都是石材建造，造型雖然簡單，卻富于變化，依地點、時代的不同而具體造型不同。五輪塔在元明時發展成兩類，一類為佛教顯宗所用，自成體系，數量較多；一類為佛教密宗所用，沒有單獨形成體系，建造數量也較少。這類塔由于形式上的特點，多被用作墓塔。
現存最早的亭閣式塔為少林寺塔林唐代法玩禪師塔。亭閣式塔在宋代、遼代、金代最流行，元代以后就逐漸絕跡了。
File:少林寺塔林法玩禪師塔.jpg|少林寺塔林唐代法玩禪師塔
File:嵩山少林寺塔林普通塔.jpg|少林寺普通塔 河南，嵩山，北宋
File:Beihai mxt1.jpg|妙相亭塔（北京，清代）
File:WhiteCloudTemplepic2.jpg|白云觀真人塔（北京，清代）
電阻物質的兩端接有導線。
電阻率，又稱電阻系數，是描述材料導電性能的物理量。
電阻率在數值上等于單位長度、單位截面的某種物質的電阻，數值上等于長度為一米，橫截面為一平方米的該種物質的電阻大小。
電阻率的倒數為電導率。電阻率與導體的長度、橫截面積等因素無關，是導體材料本身的電學性質，由導體的材料決定，且與溫度有關。
電阻率在國際單位制的單位是Ω·m，讀作歐姆米，簡稱歐米。常用單位為“歐姆·厘米”。
電阻率較低的物質稱為導體，常見導體主要為金屬，而自然界中導電性最佳的是銀。其他不易導電的物質如玻璃、橡膠等，電阻率較高，一般稱為絕緣體。介于導體和絕緣體之間的物質（如硅）則稱半導體。
電阻率的科學符號為 ρ 。
對于一般物體，電阻，電阻率、長度  與截面積之間的關系如下：
* 截面面積  單位為平方公尺
* 電阻率  單位為歐姆·公尺
這個方程被稱為電阻定律。
電阻率一般會隨溫度變化而變化。在溫度變化不大時，電阻率與溫度之間存在線性關系：
其中 是該材料在0攝氏度時的電阻率， 是攝氏度時的電阻率，是電阻率的溫度系數。 在溫度變化不大的范圍內可以認為是常量。多數金屬常溫下的電阻率溫度系數約為0.004。
然而，有的物質的電阻率隨溫度的升高而減小，如電解液。
電阻率 (Ωm)
電阻溫度係數（20&nbsp;℃）
1.59×10?8
1.7×10?8
2.44×10?8
2.82×10?8
5.6×10?8
8×10?8
1.0×10?7
1.1×10?7
2.2×10?7
4.82×10?7
4.9×10?7
9.8×10?7
1.10×10?6
1010 至 1014
覆缽式塔各部分標注，以永安寺白塔為例
覆缽式塔，又稱喇嘛塔、佛舍利塔，是藏傳佛教常見的佛塔，藏地稱呼為“曲登”；主要流傳于南亞的印度、尼泊爾，中國的西藏、青海、甘肅、內蒙古等地區，直接來源于印度的卒塔婆。
覆缽式塔的造型與印度的卒塔婆基本相同。覆缽式塔的造型在北魏時期的云岡石窟中就又出現，早期流入西藏，再從西藏流傳至其他地區。隨著卒塔婆在中國逐步演化為中國的寶塔，印度的卒塔婆也在不斷演化，并在元代隨著藏傳佛教的興盛，再一次傳入中土，并開始大量在漢民族地區出現。
覆缽式塔是一重實心的建筑，供崇拜之用。被用作舍利塔，還可做僧人的墓塔。其形體大小不一，中國現存最大的覆缽式塔是建于元代的北京妙應寺（白塔寺）白塔。除此以外還有北海公園的永安寺白塔。而香泥小塔也都是喇嘛塔的式樣。
覆缽式塔的基本結構相同，有八種不同的風格。塔的每層結構都表達著一種宗教意義。覆缽式塔基本都是由四部分組成，從下向上分別是：
*基座：有圓形、方形、八角形、多角形，其中圓形很少見，山西代縣圓果寺里的覆缽式塔即是圓形幾座。最多見的為方形，采用須彌座式建造，即通常是方形或-{亞}-字形折線式束腰。在基座半腰部位雕有伏蓮或仰蓮，有的還有獅子。多角形的基座是方形的折角，每個轉交折五個尖角。基座上多有臺階，稱為“金剛圈”，用以承托塔身。
新加坡覆缽式塔
藏式喇嘛塔的基座很寬大，有的開辟為房間，用于存放物品或居住喇嘛。
*塔身：也成為塔肚子、覆缽、覆缽丘，形如倒扣的缽，因此得名。有的塔在塔身上開有佛龕，稱為眼光門。塔身多是圓肚，也有做出棱角，內蒙古無神奇烏審召塔就是八角形的，這種樣式多見于尼泊爾。
*塔脖子：又稱為相輪，因疊成圓錐形的相輪最多有十三層，所以也叫“十三天”。塔脖子有的短粗，有的細長，一般都砌出奇數（七、九、十一、十三）條線條，也有的做成象征性的光面。
*塔剎：由傘蓋和寶剎組成。傘蓋位于十三天的上部，通常包括華蓋和流蘇，也有采用天地蓋的造型。寶剎的形制有三個系統：日月剎、金屬高剎、寶珠剎。
塔脖子和塔剎象征著佛的頭部，巨大的塔身蘊含著深厚的佛教內涵。
File:Stupa Kirti Gonpa Ngawa Sichuan China.jpg|四川阿壩市格爾登寺的白塔
File:Miaoyingsi baita.jpg|北京妙應寺白塔
File:Beihaibaita.JPG|北京北海永安寺白塔
File:Dajuesi jlslt.JPG|北京大覺寺迦陵舍利塔
File:Chorten in Shenyang.jpg|沈陽護國法輪寺塔
File:甘孜縣白塔公園.jpg|甘孜縣內的白塔公園
*五臺山 顯通寺白塔（塔院寺白塔）
北京地區的藏傳佛塔
妙應寺，俗稱白塔寺，位于中國北京市西城區阜成門內大街171號，是一座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現作為博物館對外開放。該寺始建于元朝，初名“大圣壽萬安寺”，寺內建于元朝的白塔是中國境內現存年代最早、體積最大的藏式佛塔。1961年，“妙應寺白塔”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
遼朝時，妙應寺所處地區位于遼南京城的北郊。根據元朝僧人如意祥邁的《圣旨特建釋迦舍利靈通之塔碑文》（以下簡稱《特建碑》）記載，該寺的前身是遼朝的永安寺。永安寺內有座佛塔，題額曰“釋迦舍利之塔”，為遼朝壽昌二年（1096年）三月十五日顯密圓通法師釋道?建造。塔內裝藏有舍利戒珠20粒、香泥小塔2000個、《無垢凈光大陀羅尼經》等五部陀羅尼經以及其他物品。從塔藏可見永安寺及塔屬于密教。后來永安寺約毀于元朝滅亡金朝時的戰火，僅有塔幸存。
白塔寺西側宮門口東岔上的商店和市場
自明清時期起，將遼塔和元塔混為一談，以為現存的白塔建于遼朝。1960年代初，北京大學考古系教授宿白從元朝僧人如意祥邁的《至元辨偽錄》中發現了《特建碑》，明確了現存的妙應寺白塔是元朝而非遼朝所建。元朝至元八年（1271年）三月二十五日，元世祖忽必烈敕令開啟遼塔，發現塔藏，同時敕令重建新塔。《元史》記載新塔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建成。其建造目的是為了迎奉釋迦佛舍利白塔是在入仕元朝的尼婆羅（今尼泊爾）匠師阿尼哥主持下設計和建成。當時阿尼哥剛從西藏來大都，因其為八思巴弟子，并在中統元年（1260年）在西藏建過藏式佛塔，所以獲忽必烈重用。白塔建成后，帝師亦憐真親自為白塔裝藏。《特建碑》記載白塔初建時，上面有許多佛教圖像雕飾，如塔座上雕刻的動物，須彌座的眾多護法神像，覆缽體上的五方佛標志及“天母所執器物”等，但這些雕刻隨著時間推移而風化殆盡。
至元九年（1272年），開始以白塔為中心興建“大圣壽萬安寺”（以下簡稱“萬安寺”），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完工。該寺因位于元大都城內西部，所以《涼國敏慧公神道碑》又將其稱作“西苑”。史書稱，“帝制四方，各射一箭，以為界至”。萬安寺的四至是根據從白塔處射出的箭的射程決定的，根據推算，一箭之地約為200米（正好符合如今妙應寺山門到白塔的距離，可見現在的山門與元朝山門位置大體相同），所以萬安寺的占地面積約16萬平方米。阿哥尼之子阿僧哥等人為萬安寺的殿堂設計“塑造大小佛像一百四十尊”。元朝姚遂《牧庵集》卷十一普慶寺碑文記載，大承華普慶寺的殿堂布局仿照大圣壽萬安寺，只是規模比萬安寺小。元朝趙孟頫的《大普慶寺碑銘》記載了大承華普慶寺的五進建筑的詳細格局，可由此推測萬安寺的格局。
至大四年（1311年），元朝朝廷專設“萬安規運提點所”，品秩為正五品，負責萬安寺的修繕工程。天歷三年（1330年），“以萬安規運提點所既廢，復立萬安營繕司”。1978年北京市文物局大修白塔時，在塔剎部位發現了一條至正四年（1344年）修繕白塔的刀刻題記。
塔院外的阿尼哥像
萬安寺是元朝皇家寺院，屬于藏傳佛教薩迦派。元朝帝后以該寺為祈福之所，常親自來此禮佛。朝廷也經常在此舉行大型佛教活動，如元貞元年（1295年），元成宗鐵穆耳在該寺主持“國忌日”活動，飯僧七萬多人。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朝鮮學僧惠永帶領寫經僧百人至大都，應邀在大圣壽萬安寺講《仁王經》。從忽必烈時期開始，該寺也是元朝朝廷“百官習儀之所”。并且是譯印八思巴文、畏兀兒文佛經之處。
元朝多位帝后都在萬安寺設有御容殿（影堂），“月遣大臣致祭”，御容即帝后的影像。萬安寺所設御容殿包括元世祖忽必烈的仁壽殿、元世祖昭睿順圣皇后的睿壽殿、元世祖南必皇后的懿壽殿、元裕宗的明壽殿，以及元裕宗徽仁裕聖皇后、元仁宗、元英宗的御容殿，御容殿均有各自的名稱。
萬安寺第一任住持是釋知揀，為漢傳佛教華嚴宗僧人，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被忽必烈任命為萬安寺的住持。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二十四年（1287年），知揀參加校勘、編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至順三年（1332年）繼任為第二任住持的是知揀的弟子釋德嚴（尊稱“嚴吉祥”）。延祐三年（1316年），德嚴參與了旃檀佛像源流的討論，討論結果由大學士程鉅夫撰文刻碑《旃檀瑞像記》。
元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忽必烈駕幸萬安寺，將旃檀佛像供奉于該寺。這尊旃檀佛像約在東晉十六國時期從龜茲傳入中國，據說是401年由龜茲僧人鳩摩羅什帶來，先后在龜茲、涼州、長安、建康龍興寺、江都開元寺、汴京皇宮滋福殿、汴京啟禪院、燕京圣安寺、燕京萬壽山仁智殿、大都萬安寺、北京鷲峰寺、北京弘仁寺供奉。1900年庚子事變時，弘仁寺毀于火災，旃檀佛像下落不明。
大圣壽萬安寺是大都等級最高的佛寺。大都的其他著名寺院還有大宣文弘教寺、大護國仁王寺、大興教寺、大天壽萬寧寺、大崇恩福元寺、大承華普慶寺、大承天護圣寺、大永福寺、大昭孝寺、大天源延圣寺、大乾元寺、大慶壽寺、大覺海寺、大寶集寺、弘教普安寺、義利寺（半藏寺）、興化寺、石佛寺、崇慶寺、興福院等等。
元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萬安寺遭雷擊燒毀，白塔幸存。《元史》卷五十一《五行二》記載，“元至正二十八年八月甲寅，大都大圣壽萬安寺災。是日未時，雷雨中有火自空而下，其殿脊東鰲魚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帝聞之泣下，亟命百官救護，唯東西二影堂神主及寶玩器物得免，余皆焚毀。”
1900年代初的白塔
明朝宣德八年（1433年），明宣宗敕命維修了白塔，并立了一通小石碑，碑文曰“宣德八年重新修造碑”，此碑至今仍存寺中。天順元年（1457年），經宛平縣人郭福奏請朝廷，由司役監太監廖秀出資，重建寺廟，成化四年（1468年）建成。建成后?朝廷賜額“妙應寺”，并立有《敕賜妙應寺碑》、《妙應寺助緣檀越芳名碑》、《開山大檀越碑》，三碑均已無存，僅《敕賜妙應寺碑》的碑額尚存寺內，中國國家圖書館有三碑的拓片。妙應寺的面積只有1.3萬平方米，大約是萬安寺的八分之一，范圍也僅為萬安寺的中部南側狹長地帶。明朝妙應寺是一座漢傳佛教寺院，采用伽藍七堂的建筑格局。這種建筑格局延續至今。
明朝成化元年（1482年），明憲宗敕令在白塔周圍用磚造燈籠108座，“以奉佛塔”，同時于每月朔望派中貴（太監）奉香燭燈油。成化四年寺院建成后，司役監太監廖秀又出資為該寺購得一些田地。弘治乙丑年（1505年），司役監太監王敬出資修繕該寺。1978年大修時，從七佛寶殿主梁架上發現一則瀝粉貼金題記：“大明弘治乙丑年孟冬辛未月吉時前總鎮司役監太監王敬蓋造。”萬歷十四年至十五年（1585年-1586年），慈圣皇太后出資修繕白塔天盤壽帶。1978年大修時，發現白塔天盤華鬘上鑄款：“大明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李，大明萬歷辛卯年九月吉日造。”白塔正面覆缽與十三天之間的塔脖子上立有一銅碑：“重建靈通萬壽寶塔天盤壽帶，大明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懿旨，萬歷歲次壬辰季春吉日造。”白塔天盤華鬘下吊掛的36個銅鈴中，有30個是明朝萬歷時佛教信徒施造，皆有銘文。
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68年），康熙帝敕令重修妙應寺及白塔，完工后在殿庭中立有兩通御制石碑（均為滿文、漢文合璧）。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帝敕令重修妙應寺及白塔，工程持續兩三年，乾隆十八年立有《御制重修妙應寺碑文》（滿文、漢文合璧）。碑文內稱，這次修繕中，乾隆帝特將一套佛教文物裝藏在塔剎內，碑文記載：“粵大清乾隆十有八年，歲在癸酉秋七月，重修妙應寺白塔，朕手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一卷及藏文尊勝咒并大藏真經全部七百廿四函，以為塔之鎮。”1978年大修白塔時發現了這批文物。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帝敕令修繕妙應寺，重點修繕殿堂，完工后乾隆帝將“御制滿、漢、蒙古、西蕃合璧大藏全咒十套，西蕃首楞嚴經一份，維摩詰所說大乘經全部”賜給寺僧。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再次修繕白塔。妙應寺經清朝三代修繕，只有意珠心境殿和七佛寶殿中間“工”字形的殿基是明朝的，其余殿堂建筑可能都是清朝更新的。
清朝妙應寺為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駐有喇嘛。從清朝起，在妙應寺中還興起轉塔的習俗，以每年農歷六月四日（釋迦牟尼初傳法日）、十月二十五日（傳說是白塔落成日）的轉塔活動規模最大。清朝轉塔多在前一天夜里，到中華民國時期則改為當天白天。喇嘛繞白塔三周，頌經奏樂，眾人圍在外面觀看，摩肩接踵，場面熱鬧。至今仍有很多善男信女虔誠地繞塔祈福。清朝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帝舉辦千叟宴，以乾清宮為主會場，妙應寺為分會場。乾隆帝即興作《妙應寺八韻》，刻成石碑。
1900年代初的意珠心境殿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變，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沖進妙應寺將法器、供器等席卷而去，歷代寶物和經卷蕩然無存。當時該寺住持既望撰寫了《妙應寺白塔歷略》記載此事。清朝宣統年間，宣統帝、瑜皇貴太妃、瑾皇太妃布施銀錢修葺寺廟，并勒碑記錄。中華民國時期，1924年蒙古王公及善信居士募集萬金修繕寺院。1925年8月，段祺瑞布施大洋一千圓鑄銅鐘（實為白塔華蓋下的風鈴）一口。1925年8月，黃參贊印成垿布施大洋五百圓鑄銅鐘（風鈴）一口。1925年農歷九月初一日，樂門劉氏率子達明義仁德鑄鐘（風鈴）一口。1925年秋，賞戴花翎頭品頂戴鑲紅旗漢軍都統嵩靈重修并鑄鐘（風鈴）一口。1925年10月，信士弟子湯名鼎為亡母敬獻風鈴一口。1933年，朱慶瀾等三人出資為妙應寺鑄造法器，現存具六神通殿內的三套五供，供器上刻有朱慶瀾等三人的題記，其他有幾套現存雍和宮。
1936年4月15日，由湖北麻城人劉稚蘭發起，河北寧河人劉宇民捐資千金，舉辦了規模盛大的“敬塔功德法會”。參加法會的僧眾來自北京雍和宮、妙應寺、嵩祝寺、極樂庵、通明寺、廣濟寺、法源寺、賢良寺、拈花寺、鷲峰寺、柏林寺、翠峰寺、地藏庵等十多個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寺廟。張翰藻居士將這次法會的盛況記錄為《白塔寺千僧齋記》，刊登在佛教雜志《微妙音》上。這次法會的一個內容是紀念乾隆年間三世章嘉寫的《京西門白塔因緣志》的重新發現，該書因1900年庚子事變而從妙應寺失落，寺主玉峰“尋之數年而未獲”，1936年春才在嵩祝寺發現，“得其版而拓之”，季步翹居士等人禮請菩提海譯為漢文。這次法會上“于敬塔齋僧之日，大書而懸塔上。”
1937年，舊都文物整理委員會募資修繕白塔，這是中華民國時期唯一一次有官方性質的修繕活動。白塔塔基正面西南側有題記：“中華民國二十六年，舊都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重修，於七月經始，十二月竣工。”1978年修繕白塔時，在塔上發現1937年農歷十月初三日修塔工人羅德俊寫的一篇反映日軍侵華暴行的短文手稿，后藏首都博物館。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日軍占領北平。1962年《白塔寺“四有”調查工作報告》對負責看守寺中殿堂的白云臺喇嘛的訪問記錄：“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強盜，不顧我們當時的阻止，將七佛殿內金柱鋸斷，當作馬槽使用。還將白塔寺附近居民使用的惟一一口甜水井填死，使寺院屋舍倒塌，野草叢生。”
清末至中華民國時期，妙應寺是很正規的藏傳佛教格魯派寺院，僧眾來自滿蒙地區，堅持早晚功課。1906年，喇嘛印務處奏請將1900年被焚毀的弘仁寺的喇嘛撥移妙應寺居住，但不知此請是否獲得了落實。1936年北平寺廟調查登記中，妙應寺常住僧人16人，廟務由同福寺札薩克喇嘛兼管，慈佑寺副達喇嘛也常住妙應寺，幫助辦理一切事務。此前妙應寺僧眾多學習滿文佛經，從1936年以后一律改為藏文佛經。1946年再次調查登記時，寺廟住僧未減，得木奇為章褚缽，有札薩克1人（拉喜丹巴，為同福寺札薩克喇嘛，兼管妙應寺），格斯貴2人（巴丹、雙喜，均為慈佑寺格斯貴）。1946年，北平市政府部門將同福寺、慈佑寺裁廢，僧眾并入妙應寺。
清末夏仁虎《舊京瑣記》說：“京師之市肆有常集者，東大市、西小市是也。有期集者，逢三之土地廟，四、五之白塔寺，七、八之護國寺，九、十之隆福寺，謂之四大廟市，皆以期集。”而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則顯示，實際上是民國二年（1913年）白塔寺管事喇嘛向蒙藏事務局要求“將該廟招商收租，以資修葺”，獲得蒙藏事務局批準每月逢五、六日招商收租。由此形成了白塔寺廟會。白塔寺廟會每月逢農歷五、六日（即初五、初六、十五、十六、二十五、二十六日）開辦，每月6天廟會，1922年起改成陽歷逢5、6日開辦。白塔寺廟會舉辦時，寺內及寺院周邊的胡同里都是攤販、藝人表演等等，有吃有玩，熱鬧異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土地廟廟會停辦，花市改為長期集市，白塔寺廟會改為逢3、4、5、6日開辦，每月12天廟會。約在1958年至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逐漸停辦，此后再未恢復。
2006年七佛寶殿內的三世佛
由于歷史原因，白塔寺東、西配殿及其南北兩側廂房還有塔院東西兩側的耳房，全部為居民占用，寺內只剩四座大殿及白塔，寺院區域和被居民占用的區域間筑有圍墻隔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白塔寺東西配殿、廂房等由西城區房管局管理，中軸線上殿堂由北京市民政局民族事務科喇嘛事務管理組管理。
1953年，白塔寺成為中國佛教協會直屬寺院。1961年3月4日，妙應寺白塔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62年，國家為白塔裝避雷針。1964年國家修理白塔塔身。1962年2月，北京市文物工作隊派調查小組調查白塔寺，撰寫《白塔寺“四有”調查工作報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白塔寺成為中尼兩國傳統友誼的象征，尼泊爾政要及有關人士來北京時多來該寺參觀，這一傳統延續至今。1961年至1965年，寺內碑刻、佛像有所損毀。1964年至1965年，北京市民政局將中路殿堂移交中國佛教協會管理。
1965年5月，在極“左”路線干擾和破壞下，中國佛教協會無力繼續管理白塔寺，經辦公會議研究決定，將白塔寺移交北京市文化局“保管”。白塔寺從此中止了喇嘛住寺的歷史。1965年7月，白塔寺完成移交給北京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隊代管，西城區文教局掌握實際使用權，用作校外兒童活動站。1965年至1966年，白塔寺內佛像經校外兒童活動站上報批準，被拆毀，部分法物移交給雍和宮。文化大革命初期，1966年至1969年，校外兒童活動站停止活動，天王殿、意珠心境殿、七佛寶殿被西城區查抄辦公室用作倉庫，塔院成為豐盛絕緣材料廠堆放器材的場地。
2006年七佛寶殿內二十四諸天像中的雷神
1969年，西城區副食管理處為興建白塔寺副食商場，拆除了山門及鐘鼓樓，從此白塔寺只能從天王殿東北、白塔寺東夾道西側的一個很小的側門進入。據說此后文革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陪同尼泊爾客人參觀白塔寺時，竟找不到入口。1972年3月28日，周恩來總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的一份請示報告（3月26日韓念龍、劉友法上報，3月27日李先念批示“送總理批示”）上批示：“同意修復廣濟寺，重修尼泊爾工程師為我建筑的西城白塔寺，不作廟宇，只作古跡看待，專供游覽。”1975年，周恩來又提出修白塔寺一事，后因周恩來病重而未能實現。1976年唐山大地震震壞白塔頂部。1978年8月，國家撥專款對白塔寺四座大殿和白塔進行大規模修繕，10月1日打開銅塔剎時發現乾隆塔藏。1980年3月18日，成立了“北京市白塔寺文物保管所”，隸屬北京市文物局。1980年9月1日，白塔寺正式對外開放。1987年，白塔寺文物保管所改歸首都博物館直接管理。1990年6月1日國際兒童節，舉辦首屆白塔寺六一兒童廟會。
自1980年對外開放后，白塔寺先后舉辦了《白塔寺文物展》（意珠心境殿，1980年6月開展）、《密宗百尊佛像展》（七佛寶殿，1982年9月開展）、《北京春節風俗展》、《中國古塔圖片展》（1983年開展）、《元大都歷史陳列》（1987年11月開展）、《佛教文物展》（1991年4月開展）、《紀念抗日戰爭60周年白塔寺出土文物特展》（1997年7月7日開展）等展覽，白塔寺文物保管所的研究人員也發表和出版了大量學術研究成果。先后接待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首相柯伊拉臘等尼泊爾政要參觀訪問。
北京市領導白介夫（1980年7月）、封明為等都曾批示恢復山門。1995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批準《北京市文物事業發展五年規劃》，其中對白塔寺提出了保護要求。1997年，西城區人民政府同北京市文物局合作，“打開山門，亮出白塔”工程啟動，拆除了山門及鐘鼓樓原址上的白塔寺副食商場，搬遷了占據白塔寺東廂的居民39戶。1997年12月2日，舉行西城區人民政府向白塔寺“移交白塔寺已騰退建筑和用地的交接儀式”。1997年12月8日，復建山門工程動工。12月12日，復建山門工程全面開工。其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山門、鐘鼓樓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了地下的原山門、鐘鼓樓地基及臺階、石刻等遺址，經多次勘測和召開現場論證會，為山門、鐘鼓樓的修復工程提供了依據。1998年初，北京市人民政府將白塔寺山門復建工程列為向市民承諾的60件實事之一。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李志堅、北京市市長賈慶林親臨山門施工現場指導工作。1998年10月，山門復建完工。此后，白塔寺復建鐘鼓樓、配殿、廂房的工程逐步完工，寺院占地面積恢復到8300平方米。1998年10月25日，白塔寺舉行山門復建工程竣工典禮，白塔寺重新對社會開放。1999年2月18日（農歷正月初三），白塔寺舉行建寺720周年慶典，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副院長那倉·向巴昂翁·丹曲成來活佛參加慶典并表示祝賀，同時參觀了白塔寺珍藏文物展。
1998年重新開放后，白塔寺先后舉辦《白塔寺珍藏文物展》、《藏傳萬佛造像藝術展》（意珠心境殿，辦至2013年）、《白塔寺與元大都展》、《佛典瑰寶展》（天王殿，2000年9月25日開展）等展覽，并多次舉辦講座。2009年舉辦《阿尼哥畫傳展》。
2001年11月中旬，北京市文物局投資3000多萬元完成了白塔寺西路大覺能仁殿、前殿、轉角樓等配殿的133戶居民的搬遷工作。同時，北京市人民政府責成2002年完成占據白塔寺西路后半部分的原西城區豆制品廠的搬遷及西路舊貌恢復工作。2002年6月，西路修繕工程開工。2003年9月底全部竣工。西路修繕工程包括西配殿、西配房、方丈院、大覺能仁殿、轉角樓、僧舍房等。開放白塔寺西路被列為北京市人民政府2003年向市民承諾的60件實事中的第25件。2003年9月29日，白塔寺西路修繕竣工暨《白塔寺歷史文化展》開幕儀式舉行。
2003年青海文都大寺捐贈給白塔寺的葉衣佛母像，位于七佛寶殿內
2000年代初，白塔寺與青海文都大寺結成友好聯系。文都大寺等方面向白塔寺捐贈、捐建了佛教造像，包括天王殿內的布袋和尚、四大天王、韋馱像，七佛寶殿內三世佛背后的葉衣佛母像。2004年起，白塔寺管理處與應福田藝術品交流中心合作，交流中心對外銷售紀念品和主辦文化活動，白塔寺管理處則解決了文物保護的資金缺口。應福田藝術品交流中心捐建了塔院內四個角亭的藏傳佛教護法像。2000年代中期，白塔寺作為非宗教活動場所，還曾違法請來喇嘛住寺，在塔院內四個角亭招徠游客牟利，后被北京市佛教界舉報而不得不停止非法宗教活動。2000年代，白塔寺管理處與北京今風古韻餐飲有限公司簽訂租賃合同，在白塔寺西路開設旅游餐廳“今風古韻·白塔寺公館”，另外還和北京玉潤天河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簽訂了經營旅游商品的租賃合同，在白塔寺東廂房出售旅游商品，兩個合同期限均為20年。2011年，北京市文物局緊急發文，對博物館出租場地開展“接待性服務”進行規范。此后不久，今風古韻、玉潤天河兩家公司的合同均提前解除。
2009年11月8日，“出塔文物展覽開幕式暨青海文都大寺銀塔捐贈儀式”在意珠心境殿前舉行。為紀念白塔建成730周年，北京市白塔寺管理處舉辦該儀式。展覽以白塔出塔文物為主題。同時接收由青海文都大寺噶爾哇·阿旺桑波活佛捐贈的一座銀質舍利寶塔和忽必烈、八思巴、亦憐真、阿尼哥四尊木質人物塑像。該銀塔由軍凱房地產公司董事長王國仙捐資制作，其上鑲嵌的寶石由另一位企業家捐贈。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確定落實宗教房產政策，但北京市一直拒絕將白塔寺交還中國佛教協會。2005年全國兩會期間，中國佛教協會在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提交了“要求將北京白塔寺歸還佛教作為活動場所”的提案（即《政協第十屆全國委員會第2663號提案》）。北京市文物局收到該提案后，在《答復》意見中引用1972年周恩來對白塔寺“只作古跡看待，專供旅游”的批示作為拒不落實宗教政策、繼續占用白塔寺的理由。
2013年二季度，北京市文物局拆除妙應寺西路違法建筑，完成妙應寺西路騰退、移交中國佛教協會的前期準備工作。2013年至2014年，北京市文物局向中國佛教協會移交白塔寺西路房屋86間，移交建筑面積500余平米、占地面積3870平米。中國佛教協會隨后對移交房屋加以修整，辟為“中國佛教協會白塔寺辦公區”。
2015年12月6日（農歷十月二十五日，白塔竣工736周年紀念日），白塔寺在經歷2年7個月維修期后首度開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至2010年前后，白塔進行過大小8次修繕。2010年，白塔寺管理處編制了白塔修繕方案，2013年6月開始施工，2015年11月完工，歷時2年7個月。這是繼1978年修繕之后的又一次大規模修繕。此次重新開放后，白塔寺管理處保留了《白塔寺歷史文化展》（意珠心境殿西配殿及其北的西廂房）、《藏傳佛教藝術展》（意珠心境殿）等展覽，并新舉辦《元三都城市文化展》（七佛寶殿）、《唐卡臻品藝術展》（意珠心境殿東配殿及其北的東廂房）等展覽。
2015年起，西城區城管部門拆除了白塔寺周邊15條胡同內的大量違法建筑，以打通白塔寺兩邊胡同的消防通道，消除安全隱患。
擺放在天王殿（圖左）北側的“白塔寺功德鐘”
妙應寺的建筑分為中路、西路，以及寺外以東的藏經殿。
中路建筑為妙應寺的主要建筑。現存的中路建筑格局大體保存了明朝重建時的風貌，在南北中軸線上依次有山門、天王殿、意珠心境殿、七佛寶殿和塔院等。中路主要建筑分別為：
*山門：1998年按照原貌重建。面闊三間，辟有三個券門。中間門上有石額題：“敕賜妙應禪林”。東西兩旁有八字影壁。
*天王殿：為第一進殿。面闊進深均為三間。殿內原來正中供奉布袋和尚，兩側是四大天王，布袋和尚背面是韋馱。殿內佛像及陳設在文革前被搗毀。1998年恢復開放后，設《佛典瑰寶展》，展出乾隆塔藏清朝初刻版大藏經《龍藏》。2003年恢復殿內布袋和尚、四大天王、韋馱塑像。2015年重新開放后，天王殿暫不開放。
**鐘樓、鼓樓：1998年按照原貌重建。位于天王殿前院內東西兩側。均為樓閣形式，東側為鐘樓，西側為鼓樓。1998年鑄“白塔寺功德鐘”一口，上有《重鑄白塔寺鐘銘及詩》，但未掛在鐘樓內，而是擺放在寺內，2000年代起長期設在天王殿以北。此外，2000年代青海文都大寺還曾捐贈一口銅鐘，最上有大字銘文“青海文都大寺”。
*意珠心境殿：為第二進殿。又稱“大覺寶殿”，舊時又稱“三世佛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殿前有月臺。殿門外上方懸掛乾隆帝題寫的“意珠心境”金字匾額。殿內原先供奉三世佛，兩側是十八羅漢。殿內佛像及陳設在文革前被搗毀。1998年恢復開放后，設《藏傳萬佛造像藝術展》，展出首都博物館所藏銅鍍金藏傳佛教造像近萬尊。2009年，青海文都大寺捐贈的一座銀質舍利寶塔和忽必烈、八思巴、亦憐真、阿尼哥四尊木質人物塑像放在此殿展出。2015年重新開放后，改為《藏傳佛教藝術展》，主要仍為原展的銅鍍金藏傳佛教造像，并將銅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轉移至此展中展出，放置在主佛像的背面。
**元代石獅：一對，位于意珠心境殿前月臺上東西兩側。1986年夏，從北京市東城區麒麟碑胡同運來。獅身高17.5厘米，長125厘米，寬67厘米。石獅起初殘損嚴重，遷來后進行了修復。這對元代的石獅在清朝震鈞《天咫偶聞》卷三有零星記載。
**銅香爐：位于意珠心境殿和天王殿之間，1999年由北京金融街建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捐制，歐陽中石題寫銘文。
**幡桿：一對，位于意珠心境殿和天王殿之間，銅香爐的東西兩側，下有石制桿座。
**東配殿：位于意珠心境殿前東側。南北均接廂房。2000年代初期，在東配殿及其以北的廂房曾短暫舉辦法器展。后改為紀念品商店。2015年重新開放后初期，曾舉辦《唐卡臻品藝術展》。
**西配殿：位于意珠心境殿前西側。南北均接廂房。2003年起，在西配殿及其以北的廂房設《白塔寺歷史文化展》，展出白塔寺歷史及相關文物，包括石刻、碑拓、模型、照片及部分乾隆塔藏文物。2015年重新開放后，繼續設《白塔寺歷史文化展》，展品增加了原放意珠心境殿的2009年青海文都大寺捐贈的一座銀質舍利寶塔和忽必烈、八思巴、亦憐真、阿尼哥四尊木質人物塑像。
七佛寶殿藻井
七佛寶殿與白塔
*七佛寶殿：為第三進殿。面闊五間，進深四間，是最大的殿堂。頂部為三個精美的盤龍藻井。殿內原來供奉過去七佛。殿內佛像及陳設在文革前被搗毀。現正中長方形束腰石須彌座上供奉楠木三世佛（阿彌陀佛、釋迦牟尼、藥師佛），三佛各高約2米多，均結跏趺坐，釋迦牟尼兩側侍立有阿難、迦葉兩弟子。這組佛像是1984年開始供奉在此，三世佛的其中之一是從護國寺遷來，其余兩佛及兩弟子為仿照該佛風格新塑。殿內兩側現供奉明代銅鑄二十四諸天中的18尊，1980年開放時原準備新塑十八羅漢像，但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視察后認為塑像不合佛教規范，故十八羅漢像全部銷毀，文物部門乃調來拈花寺內的二十四諸天像中的18尊，供奉在原為十八羅漢設的神位上。東側自南向北依次為：日宮天子、散脂大將、金剛密跡、緊那羅神、雷神、摩醯首羅天、閻摩羅王、大梵天、鬼子母天；西側自南向北依次為：摩利支天、堅牢地神、帝釋天、大辯才天、菩提樹神、大功德天、東岳大帝、娑竭羅龍王、紫微大帝。拈花寺二十四諸天像其余6尊里，四大天王被調到法源寺天王殿供奉，韋馱天神、月宮天子則不知下落（有說調去南京，但消息不可靠）。1980年開放后，三世佛背面供奉的是一尊銅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為明代坐像，是從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后為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在地北海琉璃閣遷來。2003年此處改供青海文都大寺捐贈的葉衣佛母塑像；銅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被移到意珠心境殿東配殿，2015年重新開放后又移到意珠心境殿。七佛寶殿內西南角有一口青花大瓷缸。1998年恢復開放后，七佛寶殿還曾存放過大慶壽寺雙塔出土的石雕高僧海云像，2005年首都博物館新館建成后被轉移到新館。
**赑屃：位于七佛寶殿和意珠心境殿之間的“工”字月臺下東側，石制，原為石碑底座。現石碑已無，赑屃頭已殘缺。
**石亭：位于七佛寶殿和意珠心境殿之間的“工”字月臺正中，2010年代初放置，為漢白玉方形石亭，其內供奉佛像，石亭東西南北各放置一個石香爐。后佛像被撤除。2016年石亭被撤除，四個石香爐被放置在“工”字月臺南北兩側。
*阿尼哥銅像：塔院門外階梯西側，有阿尼哥銅像。當時銅像石底座正面有銘牌寫有阿尼哥生平，背面有銘牌用中文、英文和尼泊爾文寫有：“尼泊爾阿尼哥協會代表尼泊爾人民特立此像以紀念尼泊爾偉大的工藝家—阿尼哥；感謝尼泊爾旅游局、喜馬拉雅銀行和尼泊爾皇家航空公司對此項活動大力支持。日期：公元2002年5月1日。”2015年重新開放后，銅像石底座改為正面刻中文金字“阿尼哥”及生卒日期，其他三面無文字。
*東、西耳房：位于塔院南部東西外墻以外的東西兩側，各為一個小院，南有院墻，上開小門。院內有石階梯通耳房。耳房坐北朝南。1998年恢復開放后，為白塔寺文物保管所辦公用房。
塔院內的白塔南面
*塔院：位于寺院最北部，高出地面約2米，平面為“凸”字形，南窄北寬，四周圍以紅墻。南部是具六神通殿，殿北即為白塔。北部中央是白塔，四隅各有一座角亭。
**院門：額曰：“勅建釋迦舍利靈通寶塔”。門外有石臺階。
**具六神通殿：面闊進深均為三間。殿內陳設保持了清朝原狀。殿內正中的釋迦牟尼佛龕上方橫梁上掛有乾隆帝御筆“具六神通”黑底金字木匾，木匾上中方有篆書印章“乾隆御筆之寶”。殿內中央上方掛有一排17個銅鈴。正面供奉木雕鎏金三世佛（迦葉佛、釋迦牟尼、彌勒佛），釋迦牟尼左右有二弟子，是清代所造，三佛各有佛龕。佛前各有一張供案，案上各擺放一套銅五供，為朱慶瀾等三人在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農歷四月五日供奉，銅五供每套中有一件刻銘文，橫刻篆書“妙應寺”，豎刻楷書“弟子朱慶瀾、陳能仁、翟鐘祿謹供。中華癸酉四月朔。”釋迦牟尼佛龕東側有一張清代龍椅。具六神通殿內東、西兩壁上，懸掛有八幅清代唐卡，東壁自南向北掛有戰神巴丹瑪奔、獅面佛母、馬頭金剛、大威德金剛，西壁自南向北掛有綠度母、十一面千手千眼觀音、、無量壽佛。殿內東、西兩壁下也各有一張供案，案上各擺放一個木質小佛龕，其內東為無量壽佛，西為金剛薩埵。2013年重修白塔前，八幅唐卡及東、西小佛龕內佛像，以及殿內中央上方的17個銅鈴已被移走，并以八幅唐卡的照片擺放在東、西供案的空佛龕兩側。
**燃香處：位于具六神通殿北山墻外，依北山墻而建的灰磚灰瓦建筑，辟三個獨立的券洞，內用灰磚砌成臺階式樣。2015年重新開放后，三個券洞加裝玻璃門，其內臺階上擺放一些小佛像。
**角亭：四個，位于白塔東北、西北、東南、西南，每個平面均為正方形。2000年代在其內分別新塑了藏傳佛教護法神像。東南亭為喜金剛，西南亭為寶帳怙主，西北亭為咕茹咕咧佛母（大紅三尊），東北亭為白財神。
**二鹿聽經石雕：位于白塔正南方，白塔塔基東西階梯交接處的小平臺南側短墻上。
**鐵香爐：原來位于具六神通和白塔塔基之間正中。2000年代移到七佛寶殿和意珠心境殿之間的“工”字月臺正中，后來移到月臺南側并且移除了上部的圓形罩亭，月臺正中改放石亭。2015年重新開放后，仍在月臺南側。鐵香爐高約2米，下有三足，中為鼓腹爐身，上部是帶雙耳的爐口。該香爐是明朝御馬監太監王琦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發心鑄造，嘉靖元年（1522年）鑄成。爐身銘文為：
**香爐：2000年代，上述明代鐵香爐被移走后，原址改擺放一只新造的香爐，形制模擬明代鐵香爐。之前放在明代鐵香爐上部的罩亭改放在此香爐上。
**花供：2000年代放置在香爐北側，緊靠白塔塔基放置。為一個寶瓶形石柱，下有六角石須彌座，上可供花。
**石槽：位于塔院內，是過去喂馬用的石槽，長條形，外部雕琢精美。
西路建筑分為南北兩個院落。南為大覺能仁殿、轉角樓所在院落，北為方丈院。2003年修繕竣工。起初設“禪林茶院”。2000年代裝修改造為高級餐廳“今風古韻·白塔寺公館”，各院落都設有池水。2013年移交為中國佛教協會白塔寺辦公區。西路主要建筑有：
*正門：位于西路最南端。從天王殿前院落西北角的一條東西通道可通往此門前。2003年修繕竣工后，正門內東西兩側加建有游廊，通東、西配殿前廊下。
*大覺能仁殿：為西路南院的第一進殿。面闊三間。
**東、西配殿：位于殿前東西兩側。面闊三間。
*前殿：為西路南院的第二進殿。面闊七間。2003年修繕竣工后，殿前院落東西兩側加建有游廊，南接東、西配殿。
*轉角樓：為西路南院的第三進殿。兩層樓房。平面呈“Π”形，中央圍成一個小庭院。“今風古韻·白塔寺公館”時期，曾改造為“右漩閣”。
*方丈院：位于西路南院以北，塔院的西側偏南。是一個獨立院落，南有院門。“今風古韻·白塔寺公館”時期，曾改造為“書園”。
妙應寺的藏經殿位于白塔寺東夾道17號，坐北朝南，獨門獨院，現存院門及東、西配殿，為西城區普查登記文物。
白塔建在塔院北部的正中，正式名稱為“釋迦舍利靈通寶塔”，因為通體皆白，故俗稱白塔。為磚石結構的覆缽式塔，塔院面積（即整個白塔的底座面積）1422平方米，高出地面約2米，塔院北部為正方形，正方形的中心為白塔的塔基。塔基面積810平方米，通高50.9米，由塔基、覆缽、相輪、塔剎四部分組成。
塔基（須彌座）位于最下部，高9米，分為三層。下層為護墻，上、中兩層為須彌座，每層的四面都左右對稱內收兩個折角。須彌座的束腰部分，兩邊有立柱，上下有梟枋，襯托出很多小立面。在塔基上層的四周，圍有明代添置的一組鐵燈龕。塔基上層中央是形體雄渾的巨型蓮座，用磚砌雕出的24個凸起的仰蓮瓣塑飾而成。蓮座上面還有內迭的五道金剛圈，用以承托塔身。
塔身為巨大的覆缽，上大下小，最大處直徑18.4米，形如寶瓶。7條鐵箍將覆缽箍緊。覆缽頂部間砌一層小須彌座，和塔基一樣為四面左右對稱內收兩個折角。小須彌座上為相輪。
相輪為下大上小、呈圓錐狀的十三道水平輪圈，又稱作“十三天”。相輪起到塔座到塔剎之間的過渡作用。在相輪頂置直徑9.7米的華蓋（又稱“天盤”）。華蓋呈圓盤狀，以厚木為底，上覆銅質筒瓦和銅板，周沿垂掛36片銅質透雕的華鬘，每片寬約1米，長2米，下面各吊掛一風鈴。
塔剎位于華蓋頂部中央，高約5米，重約4噸，共分8層，為空心銅鎏金喇嘛塔形狀。塔剎的高度和坡度恰好構成了相輪圓錐體的錐尖，使其與相輪成為一個整體，并且與白色的塔體形成鮮明對比，把窣堵坡這種佛教建筑形式體現到極致。在塔剎上還有一則元代的題刻。
隨著時間推移，白塔出現了地基下沉、局部變形、建材強度下降、外表皮脫落等現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先后有9次對白塔的較大維修：元至正四年（1344年），明宣德八年（1433年）、天順元年（1457年）、萬歷二十年（1592年），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民國十四年（1925年）、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2010年前后，白塔進行過大小8次修繕。其中，1964年修理塔身，1978年大修，1988年修繕覆缽與相輪間須彌座東北坍塌部位，1996年國家文物局撥款整修。2010年，白塔出現磚裂掉灰，2011年灰層大面積脫落，其中以西北面最嚴重，大片抹灰落到院外居民家。2013年5月，白塔大修工程啟動，維修人員拆除了白塔表面80%的青磚，補磚近1萬塊，對塔身進行了加固和粉刷，2015年11月底正式完工。
白塔的華蓋和塔剎
1980年，從白塔塔基后側出土一個元代詩文罐。高約25厘米，口徑約15厘米，腹徑約20厘米。帶蓋。黃褐色釉下施黑彩紋飾。腹部的詩文裝飾為：“游十洲：夾岸蒼苔蔽綠苔，紅林黃葉畫屏開。彩般遙指十洲去，一派韶音天畔來。”罐內有骨灰、金箔和藥草等。應為佛教僧人骨灰罐。
1978年維修白塔時，1978年10月1日打開塔剎，發現塔剎是由木塔柱將銅制構件分段套接而成，塔剎內有乾隆十八年（1753年）修塔時裝藏的僧冠、僧服、佛經、佛像等100多件文物，由首都博物館收藏，部分文物此后在寺內展出。這次發現的主要文物有：
*清代初刻版大藏經《龍藏》一套：位于塔剎底座內。全部用黃褐色高麗紙包裝成函。經文寫在開化榜紙上。因雨水滲入塔剎而受損，出塔時存560余函，其中200余函較完整。
*楠木描金銀佛經函：位于塔剎塔身（即小塔瓶）內。外罩一個鏨花鍍金銅罩，正面刻蓮花圖及楷書“大清乾隆癸酉年敬裝”。經函長68厘米，寬37厘米，高24.5厘米，除底面外其余五面均用金銀粉繪纏枝蓮花圖。經函內裝佛物，最上層為白色哈達，哈達下鋪一層褐色藏香，其下是另一條白色哈達，其下為綠色哈達和放在四角的四個鏨花鍍金銀瓶，瓶內有黃檀木念珠等物。綠色哈達下面是一個用綠、黃、金黃、藍、紫五塊金線織錦分五層包著的包袱皮。包袱皮內是經折裝乾隆手書《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及藏文《尊勝咒》。包袱皮下面依次是黃色、藍色哈達。經函內一側壁上有小龕，內有銅鍍金小盒，盒身內外刻有藏文《尊勝咒》，盒內有一尊赤金無量壽佛像，無量壽佛全身鑲44顆紅寶石，手心捧一寶瓶，瓶內有一顆白色寶珠。
*黃檀木觀音菩薩像：位于塔剎塔身內。由一整塊黃檀木刻成。外罩一個銅罩，銅罩正面陰刻韋馱立像，下面陰刻“大清乾隆癸酉年敬裝”。黃檀木長67.5厘米，寬22厘米，厚15.5厘米。上下左右面都有金銀綠三色漆繪蓮花纏枝圖。黃檀木正面嵌彩繪木蓋，木蓋正面繪哼哈二將。和木蓋同一平面的黃檀木，上端有三世佛圖案，兩側為八寶圖，下端為二龍戲珠。木蓋背面豎題墨書：“念彼觀音力，能救世間苦。愿以此功德，眾生同得渡。”落款“乾隆御筆”。御筆旁有紅漆書梵文六字真言。木蓋內為佛龕，佛龕上部是16厘米高的內雕觀音像，觀音像頂的佛龕楣上也有紅漆書梵文六字真言，佛龕兩側壁繪菩提樹，佛龕下部是個圓形金色木質缽盂，其內套裝一個銅質鍍金扁圓小盒，盒外插有一把銅鎖及鑰匙。打開盒蓋見分層依次裝有綠、紅、黃、藍、藏青五個團龍金線織錦小包袱，自上而下依次包有檀香、木屑、樹膠、花形金片、小黃綢包。小黃綢包內有珍珠、碎玉及33顆舍利子。這些舍利子應屬肉舍利，曾在三世章嘉的《京西門白塔因緣志》中被提到。
*銅三世佛：位于塔剎塔身內。共三尊，通高24.5厘米。分別為迦葉佛、釋迦牟尼、彌勒佛，分別置于三個大小相同的楠木透雕龕形須彌山內，須彌山高43厘米。
*五佛冠、補花袈裟：位于塔剎塔身內。原裝在一個髹漆彩繪木胎圓盒內。五佛冠在盒內上方。補花袈裟在五佛冠之下。
*五彩線密封冊：位于塔剎塔身內。外罩一個正方形銅罩，陰刻蓮花圖及“大清乾隆癸酉年敬裝”，銅罩正面中央有紅漆圓圈。密封冊為正方形，邊寬29.2厘米，厚4.6厘米，外表用紅黃藍白綠五種彩線規律纏繞，正面有白塔圖形，塔身上繡有梵文字母“啊”（表示“佛部心”）。密封冊出塔后未開封。經國家航空研究所用光學儀器透視，密封冊內是一座小白塔，形制與密封冊正面的白塔圖形相同，小白塔覆缽部位有個洞，洞內有尊盤膝而坐、雙手合十的小金佛。
以下是部分塔藏文物的圖片：
Nanmu_Buddhist_scripture_box_(1753).jpg|楠木描金銀佛經函。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Nanmu Buddhist scripture box 2 (1753).jpg|楠木描金銀佛經函。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Laquered round box (1753).jpg|髹漆彩繪木胎圓盒。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Buddhas_of_three_ages_(1753).jpg|三世佛像和山形楠木像龕。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Wooden_Avalokitesvara_statue_(1753).jpg|黃檀木觀音菩薩像。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Wooden_Avalokitesvara_statue_brass_cover_(1753).jpg|黃檀木觀音菩薩像銅罩。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Wooden Avalokitesvara statue lid (1753).jpg|黃檀木觀音菩薩像蓋。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
Qianlong Tibetan handwriting.jpg|乾隆手書藏文《尊勝咒》
有全背紋身的男人：米高及龍，靈感為圖解聖經啟示錄（Die Bibel in Bildern：Revelation）那章的圖，而上背則有啟蒙運動的口號「敢於求知」（Sapere aude）。
刺青，又稱文身或紋身，指用有墨的針刺入皮膚底層而在皮膚上書畫出圖案或詞彙。《現代漢語規範詞典》中對「文身」的解釋為：「在人體的皮膚上刺上文字或圖案」。
中國古代開始就有關於刺青的記載：
*《越絕書·外傳本事》記載：「越王勾踐，東垂海濱，夷狄文身。」
*《墨子·公孟》：「越王句踐，剪髮文身。」
*《左傳·哀公七年》則指出：「太伯……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裸以為飾。」---剪頭髮和紋身，不穿衣服當成裝飾。
*東漢楊孚《異物志》記載廣西的文身族群：“雕題國，畫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錦衣，或若魚鱗”
先秦時代以來黥刑就是在犯人臉上刺字。在中國古代典籍，就曾出現文身、鏤身、紮青、點青、雕青等文字，其他還有用刺青來作警示的例子如岳飛之母刺字的故事。但慢慢刺青已演變成個人裝飾的一種，例如在《四大奇書》之一《水滸傳》中，至少就有三個滿身刺青的重要角色：花和尚魯智深、九紋龍史進與浪子燕青。明朝將軍多刺青，最著名即1644年山海關名守將吳三桂，故清為除明勢力，處斬名將后多取明將全身人皮且展示炫耀已逝人紋青皮，舊說還可做人皮燈籠賞玩，若人大面積刺青，刺青于后頸經背到腳跟皮膚，顯示他不怕痛因為刺青頗痛，通常紋九天玄女或觀音菩薩，或字如反左建國，小面積多蝴蝶或玫瑰或史努比狗像或單或雙紅心，日本1990年代拍成電影的漫畫淚眼煞星，即全身紋隻大龍，最先進有趣的是票房穫利成功的電影殺手47，主角某殺手后腦勺光頭，竟紋一電腦買買條碼
此外還有族群文身的。至今包括臺灣泰雅族和賽夏族之內，世界許多地方的原住民，都有在面部刺青的傳統，在許多文化中，刺青還是一種社會階級與地位的象徵。
古埃及更利用刺青來畫分社會地位，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婦女流行在唇部紋上紅色，類似現代的紋唇、紋眉等永久性彩妝的美容方式。也有頗特殊刺青，即沒喝酒平常體溫看不見刺青，但若喝酒后體溫升高，刺青即浮現可見
以往，在一些群體當中，刺青是一種勇氣的表現，刺青能得與同儕的認同，70與80年代初，在黑社會幫派中，有時擁有一塊刺青普遍來說，也是入會考驗之一，因此給人刺青是與黑道中人掛鉤的印象；在香港舊式幫派成員中通常都在左臂刺一條青龍，右臂刺一隻白老虎，因而有“左青龍，右白虎”這句話來代表黑社會份子。
隨著社會風氣的開放，與身體展現的文化興起，大家逐漸能接受身體的表現型式，愛好刺青者會組成聯誼社團，定期舉行展覽會，將刺青圖案視為藝術品，有名的刺青師傅也被視為藝術家，社會學或人類學者也會以流行的角度來研究這種帶有暴力色彩的流行文化。不少藝人會選擇刺青來強調自己的個人風格，例如王菲與謝霆鋒就曾經弄了一對“情侶裝”的紋身；貝克漢姆亦將愛妻維多利亞（Victoria）的名字以四個印度文字刺到左前臂上，不過據學者指出紋身師幫貝克漢姆刺錯字了。
在日本的愛好刺青者，有時是出自對刺青名師的崇拜，希望能在身上留下刺青師傅的作品，有些日本人喜好浮世繪等有民族代表性的刺青，甚至是各種明王、佛像。日本人的刺青習慣據說起源於越人。
在泰國除普通刺青外，更有刺符一說，這是屬於泰國佛教的一種專門的刺青手法，他們以一些特定的圖案，由當地僧侶或大師等具有特定資格的專業人士用完全人手手工的方式刺在身上的，用的工具更是有別於現代刺青師常用的紋身機器，據說，根據不同的刺符有不同的作用，其中不缺乏是能夠改變運勢，可保平安，增加人緣或異性緣等等各種的，亦由於這樣，這種刺青形式不但被加上神秘的宗教色彩，在現代，不只是泰國，在馬來西亞或香港等許多地方，亦開始漸漸流行起來。
從韓國流行起小巧精緻的刺青風格，微刺青即小圖刺青的意思，採用的針具通常較大面積刺青針具更細，在操作上相比大面積刺青，較不需要足夠體力，卻相對需要更穩定的刺青技術，及設計圖稿能力，女性的接受度相對性更高，也讓女性更容易接觸刺青文化。
以前的人要紋身，需要用針沾上墨，一針一針把圖案刺上去，所以稱之為“刺青”。現在通常都會用紋身槍，安全快捷許多。
某些體質的人並不適合刺青，所以在刺青之前，必須知道自己例如是否容易產生蟹足腫，因為容易產生蟹足腫的人，其傷口在癒合時會有凸起的組織增生，反而會破壞刺青圖案的美感與整體性；要知道自己是否為蟹足腫的體質，可觀察卡介苗接種的位置。另外糖尿病和甲狀腺疾病的患者，其傷口較一般人不易癒合，也不適合刺青。
由於刺青的過程，可能會傷及真皮造成血液感染，因此艾滋病、B型肝炎等傳染性疾病也是潛在的風險。
去除刺青可找皮膚科的醫師協助，主要的方式是用激光去除，依面積大小、皮膚深淺程度有不同的收費標準，但不同的顏料去除的效果不一，有時會有黑色素沉澱的後遺癥。但通常，刺青都不可能完全消除。
* 嚴重的糖尿病、心臟病、癲癇病、皮膚病等患者不宜紋身，女性月經期不宜紋身，未成年人不宜紋身，用紋身覆蓋傷疤者需等傷口完全愈合后才可紋身。
* 紋身器械設備衛生必須符合衛生條件。紋身必須使用一次性手套和刺針，如若使用紋身機，紋身機手柄必須經過高溫、高壓消毒。（有人認為紋身可視為一次小手術）
* 不可用動物血液或朱砂等紋身，鴿子血朱砂紋身此種方法極其危險。
* 刺青要去除為漫長高花費的過程，現在科技有激光搭配藥水反覆多次清洗燒除八到九次，能較大深度去除，但完全不留痕跡不可能，近距離仔細觀察還是能看出痕跡。
* 紋身后3-5小時，將保鮮膜撕掉，用生理食鹽水將藥膏和滲出的組織液沖洗干凈，且不可用力擦拭紋身傷口，清潔後用紙巾印乾紋身傷口，可使用凡士林或紋身專用修護藥膏保養，每二至四小時將藥膏洗淨後擦藥。到第三天左右便會結痂，要持續擦藥保持濕潤，皮膚乾燥不適會想抓癢，切記不可抓摳。現代刺青傷口並不深不一定會有結痂感但仍是傷口不可摩擦或碰水
* 傷口不可用酒精和碘酒處理（酒精會刺激傷口，紫藥水會破壞紋身的顏色）。
* 紋身完成幾天后，由于皮膚愈合，會發癢，結痂，脫皮，均屬正常現象，不可抓撓傷口，以免感染或脫色。
* 如有潰爛，化膿，流水，傷口遲遲不愈合或發燒等現象請及時咨詢紋身師或去醫院檢查。
* 穿著寬松舒適的衣服，避免衣物擠勒紋身。
中國大陸教育界的校規中，凡是未成年紋身，學校可以強制他們停學，直到紋身清除後才能恢復上課。但校規屬於最低層級的行政規定，實際執行情況有因地制宜可能性，2017年有浙江案例是中學家長證實了學生紋身有部份為非自願，與同儕壓力和紋身店老闆的惡性意圖有關，出具了控告紋身店老闆的訴訟中法律文書，並同意用不可輕易穿脫的布條全面遮蓋紋身，校方同意在紋身清除過程的較長時期內讓其回校上課。中國大陸也有對有紋身的人不能從軍、投考警察或是參加公務員考試的要求等，現因時代的發展，軍警對有刺青的參考者有些許寬松：“有紋身者的裸露部位紋身不超過10平方厘米，或紋身部位要在穿著訓練服時不能露出來。2018年1月19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召開宣傳例會，宣傳司司長高長力提出，廣播電視邀請嘉賓應堅持“四個絕對不用”標準，并明確要求節目不用紋身藝人、嘻哈文化、亞文化（非主流文化）和喪文化（頹廢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