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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9年，蘇聯的聯盟體系已經到達崩潰的邊緣，由於蘇聯本身改革，而又撤去了原本對其衛星國的軍事支援，華沙公約的共產黨領導人開始面臨政治正當性的危機，團結工聯等反抗運動迅速的在東歐國家中獲得廣泛人民支持而形成大趨勢。在1989年，波蘭和匈牙利的共產黨政府首先被迫開放民主的選舉。而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東歐，大型的示威抗議則淹沒了共產黨領導人的鎮壓部隊。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共產黨政權也相繼垮臺，其中羅馬尼亞革命則是除南斯拉夫以外唯一以流血形式完成的政權更替。東歐的改變是如此的劇烈，美國政府甚至開始擔心區域的穩定性，例如國務卿詹姆斯·貝克便說美國政府不會阻擋蘇聯在幫助民主派的前提下介入羅馬尼亞以減少流血。1989年11月柏林圍牆的倒塌成了東歐民主浪潮的最高點，象徵了共產主義在整個歐洲大陸的全面瓦解，同時也結束了鐵幕對歐洲的分化。1989年的民主浪潮席捲整個歐洲大陸，推翻了所有蘇聯式的共產主義政府，（包括波蘭、匈牙利、東德、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1990年兩德統一后，以蘇聯為首的華約組織陷入癱瘓，一年后華約組織宣告解散，而以蘇聯為首的經互會也在1991年6月宣告解散。
而在蘇聯內部，改革開放則弱化了蘇聯本身與其邦聯國的連結，在1990年2月，隨著蘇聯本身的解體，蘇聯共產黨被迫交出獨佔了73年的國家權力。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加上原本就已經醞釀多年的民族自決意識，也使得蘇聯其下的眾多加盟國一一脫離莫斯科而去，波羅的海三國則完全脫離了蘇聯，最終蘇聯政府于1991年9月6日正式承認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
剛開始戈巴契夫對待東歐的鬆軟態度並沒有延伸到蘇聯本身，同時蘇聯駐軍也在追求革命的波羅的海三國產生了零星的暴力衝突事件。然而，政治局勢的變動之快，使得蘇聯共產黨和軍隊內部的保守派對戈巴契夫的不滿不斷增加，最後在1991年8月發動了八月政變，企圖推翻戈巴契夫並重新建立威權的中央政府。
八月政變並沒有達成政變者預期的目標，反而引起莫斯科人民的集體反抗，並且在鮑里斯·葉利欽領導下迅速的被擊敗。政變的結果也畫下了蘇聯的終止符，連俄羅斯都威脅要從已經是空架子的蘇聯邦聯裡脫離。1991年11月6日，葉利欽簽署總統令，停止蘇聯共產黨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標志著蘇共失去執政黨地位。1991年12月8日，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克維奇以及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在白俄羅斯境內的比亞沃維耶扎原始森林內簽署別洛韋日協議，宣布三國退出蘇聯，并成立一個類似英聯邦的組織取代蘇聯。最後在1991年12月21日，剩下的邦聯國一起成立了獨立國家國協，與蘇聯不同的是，俄羅斯領導人稱新的國協的目的只是為了要讓蘇聯加盟共和國可以進行一次「文明的離婚」，同時新的架構也只是一個鬆散的組織，成員國擁有各自的主權。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聯總統一職，蘇聯最高蘇維埃亦在第二天宣布蘇聯停止存在，世界自此進入后冷戰時代。
冷戰結束后國界的變化。
蘇聯解體後在某些地區的權力真空也引發新的種族和政治衝突。圖為南斯拉夫內戰中遭坦克砲火擊中起火的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國會大樓。
冷戰後，俄羅斯大幅度的減少了其軍事開支，同時前蘇聯下的眾多國家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也造成了不少挫折和數百萬人的失業，資本主義改革過程中引發的經濟衰退甚至還比美國在經濟大恐慌中的衰退還要嚴重。俄羅斯經濟在1990年代經歷了一波衰退，直接導致俄羅斯政府于1998年宣布無法按時償還國債外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引發了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而俄羅斯經濟直到2003年第二次海灣戰爭導致國際油價上漲后才得以恢復，但俄羅斯政府一直到2017年才償還了所有蘇聯時期的遺留外債。冷戰后由于西方各國未有在政治及經濟協助蘇聯的繼承國俄羅斯轉型，北約在這段時間里大力東擴，將眾多前東方集團國家收納進北約，導致美俄關系及俄歐關系無法改善，且北約意圖納入獨聯體國家，間接導致了2008年的俄格戰爭和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
冷戰所留下的影響在現代國際局勢上持續存在。蘇聯解體後，世界成為由美國擔任超級大國領導者的一元世界。冷戰也定義了美國在二戰後的政治角色，到1989年時美國已經與50個國家結盟，並且在世界各地有526,000人規模的海外駐兵，其中326,000人在歐洲，而130,000人在亞洲（大多為駐日美軍和駐韓美軍）。
冷戰同時也是和平時期軍事工業複合體發展的高峰期，同時冷戰中的軍事預算也有大規模的投注在科學的發展上。這種軍工複合體雖然早在19世紀時便已經存在，但在冷戰時成長得最為明顯，並且在20世紀對參與各國的社會、政策、和外交關係產生深遠的影響。
美國在冷戰年代總共花費了約8兆美元的資金在軍事開支上，總共有將近100,000美國人在韓戰和越戰中喪失生命。而在冷戰中喪失生命的蘇聯人總數較難估計，在開支上蘇聯的國防預算對比其國民生產總值則比美國要高出很多。除了兩方在戰場上的軍事傷亡外，在冷戰過程中數百萬人在世界各地「代理國」的戰爭中陸續喪失性命，尤其是在東南亞。
歐洲大部分國家在冷戰結束后陸續廢除征兵制，改為募兵制。曾經僅有芬蘭、瑞士、塞浦路斯等少數歐洲國家還在沿用征兵制，但是在俄羅斯於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後，立陶宛和瑞典先後恢復徵兵制。
冷戰後續的影響至今仍沒有辦法輕易消除，在第三世界，許多在冷戰中被激起的經濟和社會上的爭議至今仍沒有平息。而在共產黨政府垮臺後，有些地區則因為中央權威消失而出現了新的種族和政治衝突，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在東歐，冷戰的結束使得大量國家開始了一段長時間的繁榮經濟成長，尤其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波羅的海國家，在十幾年內便從前鐵幕經濟進入了已開發國家行列。蘇聯解體造就了大量新的自由民主制國家，使得數千萬的人民重享政治自由、宗教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權利。另一方面，索馬里、阿富汗等國家則在脫離強權獨立之後成為了失敗國家。冷戰在東亞造成的臺海問題和朝鮮半島分裂問題至今仍然存在，且后者2003年朝鮮核試驗后不斷在升溫，蘇聯解體后的美俄關系也因美國不斷對俄羅斯的打壓而無法改善。加入了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國家里僅有少數位于東歐和高加索地區的國家成為民主國家，而大多數前蘇聯國家如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塞拜疆等國至今依舊處于威權甚至是極權統治之下。
另外，冷戰後續也影響部份採取高壓統治和以軍人主政的美國盟友，使這些國家或地區也開始先後出現民主化的現象，如西班牙王國、葡萄牙共和國、希臘共和國、大韓民國、智利共和國、阿根廷共和國、中華民國和巴西聯邦共和國等國。
在「冷戰」一詞因蘇聯和美國的戰後對立出現之後，對冷戰的研究包括了其根源、發展、和衝突細節等等，都成為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及記者之間爭論的主題。歷史學家對於是哪方應該對戰後的美蘇關係惡化負起責任仍然有主要爭議，同時兩大強權的衝突是否可以在某年或某處避免也是討論的焦點。
儘管在學界對於冷戰起源地討論相當複雜而多元，主要的歷史觀可以被分為三個主要的學派，這三個用以研究冷戰的歷史學觀點分別為：正統理論（orthodox）、修正主義理論（revisionism）、以及後修正主義（post-revisionism）。
正統理論將發動冷戰的責任歸咎於蘇聯，認為蘇聯在二戰結束時於東歐的擴張是導致冷戰的主因。修正主義則強調美國也應該對戰後衝突的爆發負起責任，認為美國在二戰結束前便已開始主動的孤立和對立蘇聯。後修正主義則認為冷戰的起因更為複雜，並且強調以更平衡的角度分析冷戰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大多數與冷戰有關的歷史學著作都是以三個學派中的其中兩個或全部三個學派作為解釋的框架，儘管純粹修正主義的解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拋棄。
美國政府製作的「臥倒並掩護」宣導電影。
冷戰對期間數十年的大眾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核子戰爭和間諜戰等題材，都一直在音樂、電影、小說、電視劇和其他媒體中出現。由於蘇聯體制在文化上的審查，官方的宣傳和文化機構往往以誇大現況的穩定與和平作為一貫題材，也因此蘇聯文化對冷戰的描寫並沒有如美國一般注重核戰的危險和兩大勢力的對立。而另一方面，美國大眾文化則對於冷戰中的眾多事件，包括紅色恐慌、美蘇的間諜活動、越戰、和核戰爭等題材上產生大量的文化產品。許多作品是以冷戰直接作為背景，其他人則以冷戰中的人事物作為架空的靈感來源。
除此之外，冷戰中的雙方也利用各種媒體作為宣傳媒介。1951年美國政府製作的知名影片《臥倒並掩護》便企圖宣導民防的概念，教導民眾如何應對原子彈的攻擊。美國國務院還試著以自由奔放而隨興的爵士樂作為展現美國民主文化的方式，在1956年開始定期到蘇聯巡迴表演直到1970年代。除此之外，搖滾樂也對成為美國對蘇聯心戰的途徑之一，從自由歐洲電臺、美國之音等電臺向東歐播放的搖滾樂成為鐵幕下年輕世代嚮往西方文化和自由的抒發媒介。
芭蕾舞也成為美蘇兩國在藝術舞臺上競爭的主要場合之一，兩方都對彼此的國家芭蕾舞團提供了大量的資源，企圖以芭蕾舞來「贏得民心」。除了芭蕾以外，兩國還在各種棋藝、數學比賽以及逐屆的奧運上不斷較量，也加深了國際上兩國競爭的表象。此外，冷戰也被用來比喻人與人之間緊張與對峙的關係。
《決勝時刻：黑色行動》是2010年由Treyarch製作並由美國動視發售的一款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劇情設定為冷戰時期，拍攝地點有越南、香港、古巴、蘇聯、美國和烏拉山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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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蘿西·蘭格的《移民母親》照片，描繪出在加利福尼亞州尼波莫大蕭條時期的貧困採豆人：佛羅倫薩·歐文斯·湯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一位有七個孩子的母親，她當時32歲。1936年3月攝。
美國1910–60年名義GDP，其中大蕭條（1929–1939）的年份為增亮。
美國1910–1960年失業率，其中大蕭條（1929–1939）的年份最為顯著。
大蕭條，又稱經濟大危機、經濟大恐慌，是1929年-1933年之間全球性的經濟大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為嚴重的世界性經濟衰退。大蕭條的開始時間依國家的不同而不同，但絕大多數在1930年起，持續到30年代末，甚至是40年代末。大蕭條是二十世紀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廣、強度最大的經濟衰退。在二十一世紀，大蕭條常被立為世界經濟衰退的標桿。大蕭條從美國開始，以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下跌開始，到10月29日成為1929年華爾街股災，并席卷了全世界。大蕭條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帶來了毀滅性打擊。人均收入、稅收、盈利、價格全面下挫，國際貿易銳減50%，美國失業率飆升到25%，有的國家甚至達到了33%。全世界各大主要城市全部遭到重創，特別是依賴重工業的地區。許多國家實際上無法進行建筑工程。農產品價格下降約60%，重擊農業。由于沒有可替代的工種，第一產業中的經濟作物、采礦、伐木等部門受到的打擊最為沉重。有的經濟體在30年代中期開始恢復。大多數國家直到二戰結束后得以復蘇。與其他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一樣，不同經濟學派對大蕭條的根本原因解釋迥然不同。整體而言，市場派學者認為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的錯誤管制將一個正常的衰退擴大為大蕭條，而政府派的學者認為大蕭條顯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的缺陷，呼吁更多的政府管制和干預。
紅色部分反映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華爾街股災前后的波動。
經濟歷史學家常將大蕭條的開始定位在1929年10月29日美國股市的突然崩盤，即黑色星期二；有的則表示反對，認為股市崩盤本身只是一個現象，而不是單純的導火線。
即便在1929年華爾街股災后，一些樂觀人士依然堅持己見。約翰·戴維森·洛克菲勒笑道：“這些日子里人們垂頭喪氣。在我有生的93年中，衰退來來去去。好日子最終總是會到來的。”在1930年早期，股市小幅上揚，但到4月時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該水平幾乎比1929年9月最高點低了約30%。
政府、商業組織在1930年上，一起增加了支出。然而，受到打擊的消費者則勒緊了口袋，減少了10%的消費。與此同時，在1930年中，一場兇狠的干旱席卷了美國中部的農業心臟地帶。
到1930年中期，利率已經降至新低，但預期通貨緊縮和不愿借貸情緒的持續令消費者開支和投資依然低迷。到1930年5月，汽車銷量下降到1928年水平之下。價格總體下滑，雖然工資維持不變。但1931年，緊縮週期開始。農業地區情況更加糟糕，商品價格一落千丈；在礦業和伐木地區，失業率居高不下，人們找不到其他工作。法國銀行家收回了給奧地利銀行的貸款，但這并不足以償還債務。這場災難使中歐和東歐許多國家的制度破產：它導致德國銀行家們為了自保而延期償還外債，進而危及了在德國有大規模投資的英國銀行家們。
美國經濟的衰退減緩其他國家的發展，各國因自身經濟強弱衰退情況有所不同。貿易保護主義者抬頭《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瘋狂尋求自保，導致其他國家以報復性關稅作為回應，這加劇了全球貿易的崩潰。到1930年底，全球經濟衰退全面蔓延，并在1933年達到底谷。所有國家經濟衰退的后果是大規模失業：美國1370萬，德國560萬，英國280萬（1932年最高數字）。大蕭條對拉丁美洲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使得一個被歐美銀行家和商人企業家幾乎完全支配的地區失去了外資和商品出口。
大蕭條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蕭條期間約有200－400萬中學生中途輟學；許多人忍受不了生理和心理的痛苦而自殺；治安日益惡化。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失業。在美國，失業人口總數達到了830萬，1929-1933年間失業率長期介于25%，即使是羅斯福新政時期也從未低於15%。在美國各城市，排隊領救濟食物的窮人長達幾個街區；英國則有500-700萬人失業，市民在勞務市場內需要排很長的隊伍。
1929–32經濟指數變化
華爾街崩潰之日景象
衰退和商業周期被認為是供需不對稱所導致的正常周期性規律。正常衰退或“普通”商業周期究竟如何演變成為危機則被廣泛討論。學者們莫衷一是，而對問題研究的初衷則集中在如何避免未來的經濟危機。
另一個相關議題是大蕭條到底是源自自由市場缺陷，還是政府監管不力。對此，目前主要有兩大觀點。
其一是供需驅動理論，即凱恩斯主義，認為大蕭條源自國際貿易崩潰、消費不足、投資過度，銀行和工業家的不作為以及政府監管的不力。供需驅動理論一致認為信心的大幅度降低，導致了消費和投資的急劇下降，而市場對商品總需求的減少，是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當恐慌和通貨緊縮出現時，許多人認為回避市場是安全之舉。而持有貨幣、等候物價下跌，然后大賺一把的想法，進一步惡化了需求。供需驅動理論因而提出由政府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略以刺激需求，從而帶動經濟的主張。這一觀點成為了50-70年代時人們普遍的看法。
另一派貨幣主義認為，大蕭條之初不過是簡單的經濟衰退，但貨幣政策制定機構，特別是美聯儲，做出了錯誤決定：緊縮貨幣供給，惡化了經濟環境，從而將衰退推向了大蕭條。與解釋相關的是消費借貸所致。持續性借款最終使美國個人債務日增，而所造成的消費熱潮也在大蕭條時結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佛利民則認為是美國政府在大蕭條前對經濟做了過多管制所致，尤其是對銀行的管制，使銀行無法對貨幣需求做出反應，在通貨緊縮下導致經濟大恐慌。債務緊縮導致人們借的越多、欠的越多。
但上述兩大派別都沒有考慮工資（購買力）的重要影響。
美國工業產值（1928–39）
美國農產品價格（1928–35）
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中認為經濟總支出的下跌導致收入、就業大規模降低，從而跌至平均值以下。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達到相對較低的平衡點，而失業率則升至相對較高的平衡點。
凱恩斯的辦法很簡單：既然私營部門不能提供足夠的投資以將生產維持在正常水平，從而讓人們都得到工作，則此時政府必須舉債以維持經濟運行。凱恩斯主義者呼吁政府在危機時刻必須增加支出，或大幅減稅。
大蕭條期間，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支持了公共事業，進行農業補貼，并嘗試了多重方法以重振美國經濟。與此同時，不放棄消滅財政赤字。根據凱恩斯主義，這些措施都對經濟大有裨益。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羅斯福才將美國經濟拉出泥潭。
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國際貿易在1930年后的下降加劇了衰退，特別是那些過分依賴外貿的國家受到的打擊尤甚。許多歷史和經濟學家認為《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打壓了國際貿易，導致了其他國家的報復性關稅，從而導致形勢惡化。雖然美國經濟對外貿易依賴不多，只是集中在農業等領域，但這對其它國家來說則另當別論。從價稅的平均稅率在1921–1925年間是25.9%，但新法則將其飆升至1931–1935年的50%。
美國出口額由1929年的52億美元下降至1933年的17億美元，考慮到隨之下跌的價格，實際出口量只下降了一半。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農產品，例如谷物、棉花、煙草和木材。根據該理論，農產品出口的銳減導致許多美國農民拖欠貸款，從而導致小農業銀行出現擠兌，成為大蕭條早期的特征。
歐文·費雪認為導致大蕭條的主要因素是過度負債和通貨緊縮。費雪將信貸寬松與過度負債聯系了起來，認為信貸寬松鼓勵炒作，吹起了資產泡沫。并就負債與通貨緊縮所導致的經濟繁榮與衰落提出了9條相互影響的事件如下：
# 債務清算和廉價拋售。
# 貨幣供給收縮，銀行貸款清付。
# 資產價格下降。
# 商務資本凈值下跌，導致破產。
# 利潤下滑。
# 生產、貿易、就業率下跌。
# 悲觀、失去信心。
# 囤積貨幣。
# 名義利率下跌，通縮調整利率攀升。
1931年美國銀行外的人群。
在大蕭條前夕的股市崩盤時，法定保證金僅要求10%。換句話來說，投資人每存$10，經紀公司就會借出$9。當行情下跌時，經紀人要求征收保證金，但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債務方拖欠債務，存款人集體取款，使得擠兌現象頻發，導致銀行倒閉。政府擔保和美聯儲的監管則要么無力，要么干脆沒有被啟用。銀行倒閉導致了數億美元的資產損失。
未償還的債務越來越多，這是由于價格和收入下降了20–50%，但債務卻依然保持不變。在1929年恐慌后，在1930年的前10個月，美國有744家銀行倒閉（30年代總計有約9,000家銀行倒閉）。到了1933年4月，倒閉的、吊銷營業許可的銀行產生了約70億美元的呆死壞賬。
銀行倒閉滾了雪球，絕望的銀行家們試圖收回債款，但借款人無以還債。未來的盈利看起來十分渺茫，投資和工程要么減緩進度，要么干脆完全停工。在呆死壞賬和黯淡的前景面前，茍延殘喘的銀行們在貸款上個個謹慎到家。銀行堆積了準備金，結果卻加劇了通貨緊縮的壓力。惡性循環開始了，螺旋式下降加速了。
債務清算跟不上物價低落。相對于資產控股價值的下降而言，大量清算導致所欠美元的價值提升。人們試圖還債，卻適得其反。這是自相矛盾的，債務方越是還債，他們所欠的就越多。這種自我惡化的過程將1930年的衰退演化成為1933年的大蕭條。
1929年大蕭條下美國一家銀行出現擠提
包括米爾頓·佛利民在內的貨幣主義者認為導致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是貨幣緊縮，是美國聯邦貯備系統的失策和銀行業的持續危機所導致的。根據這一理論，美聯儲的不作為導致貨幣供給的M2政策在1929-1933年間縮減了1/3，將普通的衰退推入大蕭條。
美聯儲允許一些大型對公銀行倒閉——特別是美國紐約銀行（New York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的倒閉——導致恐慌和地方銀行的大規模擠兌。而在此期間，美聯儲竟然呆坐在一旁隔岸觀火。他認為，如果美聯儲提供應急借貸，或是簡單地在自由市場上購買政府債券以提供流動資產，在主要銀行倒臺后增加貨幣供給，那么其它銀行就不會跟著大型銀行一道倒閉了，這樣貨幣供給就不會緊張到如此的地步。由于貨幣極端稀缺，商人拿不到新貸款，也不能為舊貸款延期，導致許多投資停滯。這樣的解釋將責任歸咎于美聯儲的不作為，特別是在紐約分行問題上。
美聯儲不作為的一個原因是監管。在此期間，美聯儲提供的信用額度被《聯邦儲備條例》（''Federal Reserve Act''）制約，要求聯邦儲備券背后應有40%的黃金支持。在二十世紀20年代末，美聯儲幾乎在信用額度上達到了持有黃金的許可上限。這個信用額度是美聯儲即期票據的一種形式。
“黃金的承諾”不如“到手的黃金”好，特別是聯邦儲備券在未償還貸款上只有40%的黃金可用。在恐慌期間，即期票據的一部分是由聯邦儲蓄黃金來償還的。由于美聯儲已經在許可信用上達到了上限，所有庫內黃金的減少都會伴隨著信用的大幅降低。在1933年4月5日，羅斯福總統發布《6102號行政命令》，取消了金券、金幣、金錠私有制的合法性，減少了美聯儲黃金儲備的壓力。
新古典學派的最近研究著重于生產力的衰退所導致的出產下滑，以及政策對勞動力市場所帶來的持久影響。吉歐（Timothy J. Kehoe）和普萊斯考特（Prescott）在研究中將經濟衰退分解為勞動力、股本的衰退，以及使用前者的生產力的下滑。這項研究認為大蕭條的理論必須解釋生產力在最初急劇的衰退和之后的迅速恢復，前者與股本之間微弱的關聯，以及勞動力市場長時間的低迷。這項分析否定了存貸的作用，提出了股本衰退的假設。
加拿大失業遊行
另一種解釋來自奧地利經濟學派。它對大蕭條的經濟理論包括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美國經濟學家穆瑞·羅斯巴德，后者于1963年著書《美國大蕭條》（''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他們的觀點與貨幣主義者類似，認為誕生于1913年的美聯儲應承擔主要責任；但是，與貨幣主義不同，他們稱大蕭條的主要原因在于二十世紀20年代貨幣供給的大量擴充，導致信用驅動膨脹的不穩定。
奧地利學派的觀點認為貨幣供給的膨脹導致資產價格（如股票和債券）和資本財的不穩定。美聯儲在1928年過遲地緊縮了通貨，以奧地利學派的觀點來看太遲了，經濟大幅度緊縮變得不可避免。他們認為，在大蕭條之前對經濟的干預是個災難，在1929年之后的干預則是火上添油。
羅斯巴德認為，政府干預延緩了市場調節，導致復蘇之路變得更加艱難。然而，不同于羅斯巴德，哈耶克和貨幣主義者也相信美聯儲在大蕭條早期允許貨幣供給緊縮使得問題更加惡化。
卡爾·馬克思認為衰退和蕭條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所無法避免的，因為除了市場以外，沒有對資本積累的相關干預。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會導致資本積累的不平衡，進而引發不可避免的經濟危機。繁榮與蕭條是一個常態，用馬克思術語就是資本主義“混亂”的發展。許多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危機是因為通過歷史剖釋，可以清楚看出：在二十年代已經存在著當時被人忽視或漠視的若干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趨向。而農業一直沒有從戰後蕭條中完全恢復過來，農民在這個時期始終貧困。此外，所謂工業部門工資水平較高，其中不少是假象。在這十年內，新機器的應用把大批工人排擠掉了。例如，在1920－1929年，工業總產值幾乎增加了50%，而工業工人人數卻沒有增多，交通運輸業職工實際上還有所減少。在工資水平很低的服務行業，工人增加最多，所以大多數工人的工資只增長了2%。其中毫無疑問也包括了許多因技術進步而失業的技術工人。因此那些表示工資略有提高的統計數字，看來沒有把真實情況反映出來。由於工農群眾是基本消費者，這兩類人遇到經濟困難對消費品市場一定會有影響。
機械化農場取代了農工。1938年，德克薩斯州柴爾德里斯縣。
二十年代的兩位經濟學家瓦蒂爾·卡欽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將一理論通俗化，影響了許多政策制定者，包括赫伯特·胡佛、亨利·阿加德·華萊士、保羅·道格拉斯（Paul Douglas）、馬里納·斯托達德·埃克爾斯。該理論認為經濟體生產了過多的產品、以至于消費不完，這是因為消費者收入太少的緣故。他們認為，二十年代財富分配不均是導致大蕭條的緣故。
根據這一理論，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全球范圍內對重工業投資過剩，而獨立經濟，如農業等，在工資和收入上普遍落后。解決方案是政府必須給消費者發錢。換句話說，必須重新分配消費力，維護工業基礎，但再膨脹的價格和工資迫使更多的通脹將購買力轉化為消費支出。經濟的建設過多，新工廠是不需要的。福斯特和卡欽斯建議聯邦和州政府主持大型工程，這一政策被胡佛和羅斯福采納。
美國人均GDP走勢下滑6年後才恢復
全世界的大多數國家于1933年開始從大蕭條中復蘇。美國的復蘇開始于1933年初，但到了1940年，美國仍沒有在十多年間回歸到1929年國民生產總值的水平，且仍然面臨著約15％的失業率——盡管與1933年的25％高失業率相比已有下降。在這段時期的失業率的計算較為簡單，并受到大規模就業不足的影響，而就業不足則涉及到雇主和工人的工作配給。
美國經濟擴張幾乎在絕大部分的羅斯福執政期得以持續（以及迫使其中斷的1937年經濟衰退），而經濟學界對于其驅動力還未能達成共識。大多數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羅斯福的“新政”盡管不夠積極強硬，不能帶領經濟完全走出衰退，但亦功不可沒得加速甚至是引起了復蘇。一些經濟學家也呼吁人們關注羅斯福的言行預示的通貨再膨脹和名義利率的上升，這些都帶來了積極的效果。正是中止這些通貨再膨脹政策導致了1937年的經濟中斷衰退1935年銀行法，可以算作是一個促進了通貨再膨脹的有效政策，它大幅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導致了能阻撓經濟復蘇的貨幣緊縮。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于1938年重回上升趨勢。
克里斯蒂娜·羅默認為，源源不斷的國際黃金流入促進了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成為美國經濟復蘇的重要源頭，而經濟幾乎未出現自我糾正的跡象。黃金的流入一部分是由于美元貶值，一部分則是由于歐洲政治局勢的惡化。在《美國貨幣史》中，作者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也將復蘇歸功于貨幣性因素，并認為，不善的聯邦儲備系統拖緩了經濟復蘇。現任聯邦儲備局主席本·伯南克也對貨幣性因素在全球經濟衰退和最終復蘇中發揮的重要作用持認同態度。他還認識到了制度性因素發揮強而有力的作用，特別是金融體系的重建和重組，并指出需以國際視角來審視大蕭條。
大蕭條期間的人均收入
一些經濟研究表明，正如經濟衰退是由于金本位制的僵化而蔓延全球，正是暫停黃金兌換（或是對黃金形式的貨幣的貶值）使得經濟復蘇成為可能。
大蕭條時期，所有主要幣種均放棄了金本位制。英國是其中的先驅。面對英鎊的投機性沖擊和黃金儲備的枯竭，1931年9月，英國央行停止將英鎊紙幣兌換黃金，讓英鎊在外匯市場浮動。
英國、日本和斯堪的納維亞均在1931年放棄了金本位制。其他國家，如意大利和美國，直到1932或1933年時才放棄了金本位制。而另一些國家，即以法國為首的“金本位集團（Gold Bloc）”成員，包括波蘭、比利時、瑞士，則一直維持著該制度直至1935—1936年。
根據后來的分析，越早放棄金本位制，越能可靠得預測經濟復蘇。例如，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于1931年不再實行金本位制，其復蘇就比沿用該制度更久的法國和比利時更早。拋棄金本位制是一個國家經濟蕭條的嚴重程度和復蘇的時間長短的一個強有力的預測因子，這種關聯在許多國家得以證實，也包括發展中國家。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大蕭條在各國經濟間的表現和長短存在差異。
1942年，德克薩斯州沃思堡工廠的一位女工。由于男子去從軍，婦女大量涌入勞動力部門。
經濟史學家的普遍看法是，大蕭條以二戰的爆發而終結。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的戰爭支出加速乃至導致了經濟從大蕭條中復蘇，而另外一些人則認為戰爭沒有對恢復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戰爭的確降低了失業的發生。
導致二戰爆發的重整軍備政策，卻在1937至1939年間幫助刺激了歐洲經濟。到1937年，英國的失業人口已經下降至150萬。1939年戰爭爆發后的軍隊兵力動員很好的解決了失業問題。
美國在1941年加入二戰后，終于得以從大蕭條的殘余影響中解脫，美國失業率也下降到10％以下。美國龐大的戰爭開支增加了一倍的經濟增長率，對大蕭條而言，也許是在表面上對經濟的廢墟的掩蓋，也許是在實質上徹底畫上了句號。商人們忽略掉堆積的國債和沉重的新稅，重振旗鼓，充分利用豐厚的政府訂單，創造更大的經濟利益。
在大蕭條期間，銀行家們聲名狼藉，以至于江湖大盜如邦妮和克萊德成為了傳奇英雄。
大蕭條的普遍影響導致了：
# 提高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參與性，如羅斯福新政時期實行的一些經濟政策及建立的一些監管機構。
# 以關稅的形式強化了經濟的民族主義。
# 激起了作為共產主義替代物的浪漫-極權主義政治運動（如德國納粹）。大蕭條相對于其他單一原因來說是最能夠解釋為什么在1932年到1938年之間歐洲大陸和拉丁美洲各國政治逐漸右翼化。
# 獨裁者的崛起（例如：希特勒、墨索里尼），極權統治的盛行，間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演講。
威瑪共和國受到了大蕭條極大的重擊，其中美國對德國的援助貸款因衰退而停止供給。失業率飆升，特別是在大城市中，政治轉向了極端主義。1932年，失業率逼近了30%，民眾瘋狂地支持納粹黨和共產黨，兩黨在當年7月的選舉中共同占據了國會的多數席位。1932年的洛桑會議上，德國的戰爭賠款一案被擱置。此時，德國支付了賠款中的1/8。1933年1月，希特拉的納粹黨上臺執政，建立了獨裁政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鋪墊了道路，該沖突是人類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性災難。
大蕭條嚴重影響日本經濟。在1929-1931年間，日本經濟衰退了8%。大藏大臣高橋是清是第一個采納凱恩斯主義的官員：第一，通過大量財政政策，包括赤字支出來刺激經濟；第二，將日元貶值。高橋是清通過日本央行進行赤字開支，并將隨之而來的通脹壓力最小化。計量經濟學研究顯示這些財政刺激十分有效。
貨幣的貶值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例如：日本紡織品在出口市場上取代了英國紡織品成為了第一。而赤字開支的影響也極其深遠，這些支出被用來購買武器軍備。在1933年，日本已經擺脫了蕭條。到1934年，高橋是清意識到經濟可能出現過熱的危險。為了避免通貨膨脹，他削減了武器軍備上的赤字開支。
這個做法導致了民族主義者的強烈負面反應，特別是軍隊的意見強烈，并導致了二二六事件的爆發，高橋是清的遇刺。這引發了日本文職官僚中的寒蟬效應。自1934年起，軍隊對政府的控制持續加強。政府非但沒有削減赤字開支，反而進行了物價控制和配給方案，沒有對通貨膨脹進行控制。這一問題一直遺留到二戰結束以后。
赤字開支對日本產生了改革效果：日本工業產值在30年代翻倍。不僅如此，在1929年，日本的上榜企業中，輕工業，特別是紡織業占據了主流（豐田公司是以紡織起家的）。到1940年輕工業取代了重工業，在日本經濟中的規模最大。
1931年，西澳大利亞州珀斯有超過1000名失業者從游行到財政大樓，與州長見面。
在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澳洲遭受了沉重的打擊。大蕭條始于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并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與其他國家一樣，澳洲遭受了多年的高失業率，貧窮，低利潤，通貨緊縮，收入暴跌以及失去經濟增長和個人晉升的機會。
澳洲的經濟和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大英帝國的主要生產國，澳洲的重要出口產業，尤其是羊毛和小麥等主要產品，受到國際需求暴跌的嚴重影響。1932年，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30％左右，而國內生產總值在1929年至1931年之間下降了10％。
1930年代，多倫多央街布道組織（英文：Yonge Street Mission）向民眾派發免費早餐。
大蕭條使數百萬加拿大人失業，饑餓和無家可歸。在被稱為“骯臟的三十年代”期間，很少有國家像加拿大那樣受到了如此嚴重的影響，這是由于加拿大嚴重依賴原材料和農產品出口，加上草原三省遭遇了嚴重的干旱問題，也稱為黑色風暴事件。高失業率和儲蓄流失最終觸發社會福利的誕生，各種民粹主義的政治運動以及加拿大政府在經濟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作用，最終使加拿大獲得了非常大的改變。
受全球經濟衰退和黑色風暴事件的影響，加拿大的工業生產指數在1932年下降到1929年的58%，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英國等國家，跌至1929年水平的83%。國民總收入下降到1929年的56%，再次比除美國以外的任何國家都還要差。在1933年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失業率達到27%。
危機帶來了許多政治影響，其中一個是結束了經濟自由主義，羅斯福新政用凱恩斯主義將其取而代之。新政擴大了聯邦政府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力。在1933年到1939年間，聯邦開銷翻了三倍，而羅斯福的批評家則攻擊他將美國轉變成了社會主義國家。
大蕭條則導致了二戰后歐洲列國普遍實施了社會民主主義和計劃經濟（參見馬歇爾計劃）。雖然奧地利學派在20年代就開始挑戰凱恩斯主義，但直到70年代，在米爾頓·佛利民的影響之下，凱恩斯主義才被政治所質疑。
二十世紀20年代被稱為「新時代」，財富和機會似乎向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獲勝的美國人敞開了自己吝嗇的大門。整個社會對新技術和新生活方式趨之若鶩，「炫耀性消費」成為時代潮流。胡佛總統也認為，『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的前夜，貧民窟將從美國消失』。
1929年10月29日的美國股災在黑色星期二開始。這一天，股票一夜之間從頂巔跌入深淵，價格下跌之快連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都跟不上。在大蕭條中，當時的紐約流行一首兒歌：「梅隆拉汽笛，胡佛敲大鐘。華爾街發出信號，美國往地獄里沖。」（Mellon pulled the whistle, Hoover rang the bell, Wall Street gave the signal and the country went to hell.）可怕的連鎖反應很快發生：瘋狂擠兌、銀行倒閉、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貧困來臨、有組織的抵抗內戰邊緣等等。
農業資本家和大農場主大量銷毀「過剩」的產品，用小麥和玉米替煤炭做燃料，把牛奶倒進密西西比河，使這條河變成「銀河」。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用木板、舊鐵皮、油布甚至牛皮紙搭起了簡陋的棲身之所，這些小屋聚集的村落被稱為「胡佛村」。流浪漢的要飯袋被叫做「胡佛袋」，由於無力購買燃油而改由畜力拉動的汽車叫做「胡佛車」，甚至露宿街頭長椅上的流浪漢上蓋著的報紙也被叫做「胡佛毯」。而街頭上的蘋果小販則成了大蕭條時期最為人熟知的象徵之一。在那些被迫以經營流動水果攤討生活的人中，有許多從前是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但美國經濟不景氣最大且最恐怖的影響，是1933年德國納粹的勝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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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是出生于德國、擁有瑞士和美國國籍的猶太裔理論物理學家，他創立了現代物理學的兩大支柱之一的相對論，也是質能等價公式的發現者。他在科學哲學領域頗具影響力。因為“對理論物理的貢獻，特別是發現了光電效應的原理”，他榮獲1921年度的諾貝爾物理學獎（1922年頒發）。這一發現為量子理論的建立踏出了關鍵性的一步。
愛因斯坦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覺經典力學與電磁場無法相互共存，因而發展出狹義相對論。他又發現，相對論原理可以延伸至重力場的建模。根據研究出來的一些重力理論，他於1915年發表了廣義相對論。他持續研究統計力學與量子理論，這讓他給出了粒子論與對於分子運動的解釋。1917年，愛因斯坦應用廣義相對論來建立大尺度結構宇宙的模型。
阿道夫·希特勒於1933年開始掌權成為德國總理之時，愛因斯坦正在走訪美國。由於愛因斯坦是猶太裔人，所以儘管身為普魯士科學院教授，他并沒有返回德國。1940年，他定居美國，隨後成為美國公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他在一封寫給當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信裏署名，信內提到德國可能發展出一種新式且深具威力的炸彈，因此建議美國也盡早進行相關研究，美國因此開啟了曼哈頓計劃。愛因斯坦支持增強同盟國的武力，但譴責將當時新發現的核裂變用於武器用途的想法，後來愛因斯坦與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共同簽署《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強調核武器的危險性。
愛因斯坦是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家之一，一生總共發表了300多篇科學論文和150篇非科學作品，有“現代物理學之父”之譽。他卓越和原創性的科學成就使得“愛因斯坦”一詞成為“天才”的同義詞。
拍攝于1882年，3歲時的愛因斯坦
攝於1893年，14歲時的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于1879年3月14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國（德國）之符騰堡王國烏爾姆市。父親是一名商人。母親從小受到良好教育，演奏鋼琴造詣深厚。1880年，舉家遷往慕尼黑，愛因斯坦的父親與叔叔在那裏經營一間電器公司，專門設計與製造電器。
愛因斯坦一家是不遵循猶太教規的阿什肯納茲猶太人。愛因斯坦學習說話的速度比較緩慢，父母因此很擔心，甚至曾經找過醫生看診。他2歲後才學會使用字詞，並且養成一種奇怪習慣，就是每當他想要說話之前，他都會先小聲的對自己說幾遍，直到覺得滿意，才會大聲說出來。家人都很擔心，怕他以後會有學習障礙。
攝於1886年，童年的愛因斯坦與妹妹瑪雅
在4歲或5歲時的某天，父親送了一隻指南針給臥病在床的愛因斯坦，他深深地被磁針展現出的奇異行為所迷住，這成為他以後對物理學產生濃厚興趣的原因之一。大約在那時期，他開始學習拉小提琴。愛因斯坦5歲時進入一所天主教小學就讀。8歲時，他轉學到，（後來改名為），這學校很注重數學、科學、拉丁文與希臘文。在這裏，他獲得7年良好的教育。
愛因斯坦的父親所經營的電器公司，因無法與大公司競爭而被迫於1894年關閉，全家隨後搬至意大利帕維亞，只有愛因斯坦繼續留在慕尼黑完成學業。雖然他住在遠房親戚家裏，但他心裡仍有被丟棄的感覺。嚴格專制的校風與機械式的學習方式令他難以忍受。那年年底，他藉口身體不適，毅然決然地離開學校，搬去帕維亞與家人會合。這樣，他也可以避免從軍。後來，他決然放棄德國國籍，成為無國籍人。在意大利的時期，年僅16歲的他撰寫了有生以來第一篇理論物理論文，標題為《論在磁場裏乙太狀態的研究》。
年僅16歲的愛因斯坦參加了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的1895年入學考試，這時的他比大多數考生至少要小兩歲。雖然他在數理科部分得到高分，但沒有通過考試的文科部分。理工學院院長建議他先完成高中學業，因此他進入瑞士阿勞的讀書，住在教授的家裡。幾個月後，他愛上了溫特勒的女兒瑪莉。隔年9月，他成功通過瑞士，大部分學科都獲得優良成績，特別是在物理與數學兩個學科，都得到了最高分6分。
愛因斯坦的父親很希望愛因斯坦能夠繼承他的電機工程事業，但愛因斯坦對這不感興趣，他認為對他而言這是大材小用。1896年，年僅17歲的愛因斯坦獲準進入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師范系數理科學習物理。他在那裡遇到未來妻子米列娃·馬利奇。同班六名學生中，米列娃是唯一女性，她比愛因斯坦大三歲。愛因斯坦與米列娃在物理方面有共同的興趣與目標，久而久之漸漸擦出愛情火花。1900年，愛因斯坦獲得教學文憑，平均分數為4.9，是全班五名學生中第四名；米列娃的平均分數為4.0，是最後一名，校方不準她畢業，必須留級一年。有些人認為，米列娃與愛因斯坦合作寫出著名的1905年論文，但物理歷史學者經過仔細研究後，找不到任何證明她做出實質貢獻的依據。
愛因斯坦與米列娃的一封早期往來信件於1987年被發現與發表，信中透露他們在婚前曾有一名稱為麗瑟爾的女兒。。1902年初，麗瑟爾誕生在塞爾維亞諾威薩米列娃的娘家。米列娃並沒有帶著麗瑟爾回瑞士，麗瑟爾的命運至今仍舊未知。愛因斯坦可能從未見過麗瑟爾。在1903年9月一封寫給米列娃的信裏，愛因斯坦最後一次提到她，內容暗示女嬰可能被收養或死於猩紅熱。
愛因斯坦和米列娃在1903年1月結婚。婚後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漢斯·愛因斯坦於1904年5月在瑞士伯爾尼出生。二兒子於1910年7月在瑞士蘇黎世出生。4年後，愛因斯坦任聘為德國柏林洪堡大學教授，一家人又再搬回德國柏林。由於夫妻感情不好，米列娃帶著兩個兒子到蘇黎世居住，愛因斯坦仍舊留在柏林。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他倆已分居5年，但婚姻終舊無法挽回，他們正式於1919年2月14日離婚。盡管有報道指出，他為了離婚把光電效應的諾貝爾獎金全部給了米列娃，但是愛因斯坦與妻子和孩子間的信件表明大部分獎金被他用來在美國投資了，其中很多都在大蕭條中成為了泡沫。，二兒子愛德華對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興趣，20歲時精神崩潰，醫生診斷為思覺失調，母親長期照顧他。母親百年後，他被送進精神病院生活，直到1965年過世。
愛因斯坦和米列娃的婚姻並不快樂。愛因斯坦曾經在1910年寫信給他讀中學時的女友瑪莉·溫特勒，在這封於2015年被公開的信裡，愛因斯坦寫到他的婚姻狀況：「每一分鐘空閒時間，我都以誠摯的愛想到你；我現在感受到只有男人能夠感受到的不快樂。」那時，米列娃正懷有二兒子愛德華。
愛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愛爾莎·愛因斯坦是他的表姐，在父系方面，他們都是同一位曾祖父的後代，在母系方面，他們都是同一位外祖父的後代。他們在1919年6月2日結婚。1933年，為了逃避納粹德國，他們移民到美國，居住在普林斯頓。兩年後，愛爾莎被診斷出患有心臟與腎臟疾病，必須臥床休息。她的病情迅速惡化，並於1936年過世。1935年，他的繼女瑪歌（Margot）將他介紹給瑪格麗塔（Margarita Konenkova），之後兩人墜入戀愛。一位俄國間諜專家指認瑪格麗塔是俄國間諜，但這說法尚未被歷史學者證實。
愛因斯坦在1900年畢業，沒能留校擔任助教，接下來兩年時間都沒能找到教職。1901年獲得瑞士國籍，由於健康因素，他沒有被徵召入伍當兵。1902年在大學同學馬塞爾·格羅斯曼的父親協助下，成為伯爾尼的助理鑒定員，從事電磁發明專利申請的技術鑒定工作。1903年成為正式職員。
愛因斯坦在專利局的工作很多都是與電信號傳遞、機電時間的同步化這類技術問題有關，這兩類技術問題也時常會明顯地出現在愛因斯坦的思想實驗裏，而這些思想實驗最終導致愛因斯坦作出關於光的性質與時空之間的基礎關聯的大膽結論。
他利用業餘時間開展科學研究，並且和在伯爾尼遇到的幾位朋友組成討論小組，自嘲地取名為“”。他們時常定期聚集在一起討論科學和哲學，共同閱讀昂利·龐加萊、恩斯特·馬赫和大衛·休謨的著作，他的科學哲學的發展因此深受影響。
1921年，愛因斯坦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之后的官方肖像
1919年11月10日《紐約時報》刊登對於光線被彎曲的新觀察，並且表示這是愛因斯坦理論的大勝利
愛因斯坦最早於1900年已在極具權威性的德國《物理年鑑》發表論文《毛細現象的結論》，由於這篇論文的基本猜測並不正確，其對於日後物理學的發展並沒有給出任何實質貢獻。那年，他決定繼續攻讀博士學位，由於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並不提供物理博士學位，他必須通過特別安排從蘇黎世大學得到博士學位。隔年，他成為蘇黎世大學實驗物理學教授阿爾弗雷德·克萊納的博士學生。那年11月，他寫完了初版的博士論文，但克萊納並不滿意這論文，特別是愛因斯坦在論文裏對於其它科學權威的攻擊。經過努力改善，1905年，他的博士論文《分子大小的新測定法》終獲接受，他可以得到博士學位。同年，他發表了關于光電效應、布朗運動、狹義相對論、質量和能量關系的四篇論文，在物理學的四個不同領域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該年被后人稱為「愛因斯坦奇跡年」。
到了1908年，愛因斯坦已被公認為物理學領域的頂尖學者，伯爾尼大學聘請他為講師，但由於薪俸微薄，他仍需繼續在專利局工作。隔年，蘇黎世大學新設立了一個理論物理學副教授席位，克萊納很想讓愛因斯坦專任這份工作，可是克萊納很不欣賞愛因斯坦的教學風格，他講課時會長時間獨白，並且缺乏條理，愛因斯坦只好提議，在蘇黎世的物理學會開一場講課，請克萊納再評估一次。經過精心準備，愛因斯坦的講課獲得好評，克萊納於是向蘇黎世大學推薦愛因斯坦，「自從他在相對論的成就之後，他已是最重要的理論物理學者之一……愛因斯坦博士會證實他也是一位教師，因為他的才智與良心會在必要時間促使他接受建議」。愛因斯坦成為蘇黎世大學的理論物理學副教授，他辭去了專利局工作。
那時期，布拉格查理大學正在努力招募年輕物理人才，在名望與薪資的雙重吸引下，愛因斯坦1911年轉任這所大學的教授，同時獲準成為奧匈帝國的公民。任職期間，他共撰寫了11篇科學論文，其中5篇論述輻射數學與固體量子理論。1912年7月，他又回到母校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擔任理論物理學教授，主要是教導分析力學與熱力學，在學術研究方面，他專注於引力問題，與數學家朋友馬塞爾·格羅斯曼共同嘗試找到解答，突破似乎在望，但真正嚴格表述還要等待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