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objc_property_t *propertyList = class_copyPropertyList(aPerson class, &propertyCount);
for ( i=0; i
比起利用NSEnumerator對象或在集合中依次枚舉，Objective-C 2.0提供了快速枚舉的語法。在Objective-C 2.0中，以下循環的功能是相等的，但性能特性不同。
// 使用NSEnumerator
NSEnumerator *enumerator = thePeople objectEnumerator;
Person *p;
while ( (p = enumerator nextObject) != nil ) {
NSLog(@"%@ is %i years old.", p name, p age);
// 使用依次枚舉
for ( int i = 0; i
// 使用快速枚舉
for (Person *p in thePeople) {
快速枚舉可以比標準枚舉產生更有效的代碼，由于枚舉所調用的方法被使用NSFastEnumeration協議提供的指針算術運算所代替了。
蘋果公司在 WWDC2012 大會上介紹了大量 Objective-C 的新特性，能夠讓程序員更加高效地編寫代碼，這些新特性在 Xcode4.4 版本中已經可以使用。
* Object Literals
* 默認生成 @synthesize 代碼
* Subscripting Methods
Objective-C是非常「實際」的語言。它用一個很小的、用C寫成的運行庫，使得應用程式的大小增加很少，與此相比，大部分OO系統需要極大的運行時虛擬機來執行。Objective-C寫成的程式通常不會比其原始碼和函式庫（通常無需包含在軟體發行版本中）大太多，不會像Smalltalk系統，即使只是打開一個窗口也需要大量的容量。由于Objective-C的動態類型特征，Objective-C不能對方法進行內聯（inline）一類的優化，使得Objective-C的應用程序一般比類似的C或C++程序更大。
Objective-C可以在現存基礎上實現（在GCC中，Objective-C最初作為預處理器引入，后來作為模塊存在），而不需要編寫一個全新的編譯器。這個特性使得Objective-C能利用大量現存的C代碼、庫、工具和編程思想等資源。現存C庫可以用Obj-C包裝器來提供一個Objective-C使用的OO風格界面包裝。
以上這些特性極大地降低了進入Objective-C的門檻，這是1980年代Smalltalk在推廣中遇到的最大問題。
在最初的版本，Objective-C並不支持垃圾回收；此事在當時是爭論的焦點之一。很多人考慮到 Smalltalk 回收時有漫長的「死亡時間」，令整個系統失去功用， Objective-C 為避免此問題才不實現垃圾回收。某些第三方版本加入了這個功能（例如GNUstep），而蘋果公司最終也在其Mac OS X 10.5版本中實現了垃圾回收。
另一個廣受批評的問題是Objective-C不包括命名空間機制。取而代之的是程式設計師必須在其類別名稱加上前綴，由于前綴往往較短（相比命名空間），這時常引致衝突。在2007年，在Cocoa編程環境中，所有Mac OS X類別和函式均有「NS」作為前綴，例如NSObject或NSButton來清楚分辨它們屬於Mac OS X核心；使用「NS」是由於這些類別的名稱在NeXTSTEP開發時定下。
雖然Objective-C是C的嚴格-{zh:超集; zh-hans:超集; zh-hant:母集; zh-cn:超集; zh-tw:母集;}-，但它也不視C語言的基本-{zh:型別; zh-hans:型別; zh-hant:型別; zh-cn:類型; zh-tw:型別;}-為第一級的-{zh:對象; zh-hans:物件; zh-hant:物件; zh-cn:對象; zh-tw:物件;}-。
和C++不同，Objective-C不支援運算子多載（它不支持特設多態）。亦與C++不同，但和Java相同，Objective-C只容許物件繼承一個類別（不設多重繼承）。Categories和protocols不但可以提供很多多重繼承的好處，而且沒有很多缺點，例如額外執行時間過重和二進制不兼容。
由于Objective-C使用動態運行時類型，而且所有的方法都是函數調用（有時甚至連-{zh:系統調用;zh-hans:系統調用;zh-hant:系統呼叫;zh-cn:系統調用;zh-tw:系統呼叫;}-（syscalls）也如此），很多常見的編譯時性能優化方法都不能應用于Objective-C（例如：內聯函數、常數傳播、、聚集的純量取代等）。這使得Objective-C性能劣于類似的對象抽象語言（如C++）。不過Objective-C擁護者認為Objective-C本就不應應用于C++或Java常見的底層抽象，Objective-C的應用方向是對性能要求不大的應用
*  蘋果官方Objective-C開發說明文檔
* Objective-C教學
布萊德·考克斯，美國計算機科學家，知名於他在以下領域的工作：
於傅爾曼大學主修化學與數學，於芝加哥大學取得數學生物學博士學位。
* 確斯在Virtual School的主頁
磚塔胡同是中國北京市歷史最悠久的胡同之一，也是目前北京遭到破壞較少，風貌保存較好的胡同之一。位于西城區西四牌樓附近。
磚塔胡同這一名稱，來自于矗立在胡同中的一座青磚古塔，這座塔是元代名臣耶律楚材的老師，金元之際的高僧萬松老人的葬骨塔。萬松老人塔的精確塔齡已不可考，但根據史料推斷，可以肯定在六百年以上，而磚塔胡同的年齡亦應與此相仿。元雜劇《沙門島張生煮海》中也有如下對白:“張羽問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說：‘我家住磚塔兒胡同。’”其中提到的磚塔兒胡同就是今天的磚塔胡同。明人張爵所著《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成書于嘉靖三十九年）、清人吳長元所著《宸垣識略》（成書于乾隆五十三年），均把磚塔胡同作為京城古跡加以收錄，由此亦可以推斷磚塔胡同歷史之久遠。
雖然磚塔胡同得名于磚塔，出名于磚塔，但現存之磚塔卻早已非元代原物，據史料記載，明嘉靖年間，清乾隆年間和民國期間都曾經對萬松老人塔進行過大規模的整修重建。
元明清三代，磚塔胡同一直是京城娛樂中心之一，即所謂“勾闌”、“瓦舍”之所，全盛時胡同里有十數家戲班。在清代，磚塔胡同曾經作為神機營所轄右翼漢軍排槍隊的營地，以后一直是曲家聚集的地方。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磚塔胡同成為進攻西什庫教堂的義和團組織的總部，八國聯軍攻陷北京之后對磚塔胡同造成了很大破壞，各大戲班紛紛逃離，自此磚塔胡同作為京城娛樂中心開始走向衰落，逐漸成為民居。2000年后，磚塔胡同西段開始拆遷，包括張恨水故居等建筑在內的許多四合院被拆毀，并建筑現代小區；中段和東段則得到保存。
近代史上，有若干名人曾在磚塔胡同居住過
*1923年魯迅在與周作人反目后從八道灣搬來磚塔胡同61號(現84號)，并在這里寫出了《祝福》、《在酒樓上》、《幸福的家庭》和《肥皂》、《中國小說史略》等作品。
*鴛鴦蝴蝶派作家張恨水曾居住在磚塔胡同43號（今95號，已于近年拆除）并在這里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1927年劉少奇隨北方局由天津遷到北平，暫住在磚塔胡同四眼井10號的同事家里。
語文教育學院（簡稱ILE）是一所曾經在香港提供在職語文教師專業培訓的院校，成立於1982年。
有鑑於1979至81年間香港在職語文教師語文能力參差，教育署在1982年成立了語文教育學院，為現職中、英語教師提供複修課程。而為提升此項政策的重要性，政府將之定為教育署助理署長級別機構，較另外四所教育學院高一級。
成立的首7個月，學院辦事處附設於銅鑼灣利園山教育署辦事處內；同年9月，學院正式遷入九龍旺角柏裕商業中心21樓（家樂商場頂樓）。
學院成立後，隨即為本港中小學課程編訂第一本《常用字字形表》，為相關教科書的字形定下標準。其後，語文教育學院，以及後來的香港教育學院和現在之大學，亦有繼續更新此字形表。
由於學院是專為在職教師培訓而設，加上位於商業區（甚至有人將學院誤認為一般補習中心），因此學生基本上談不上校園生活。此外，當時部分在辦公室政治中被排擠、年資較淺的官立學校教師，會被上司送入語文教育學院複修，以排斥他們於原先任職的學校之外，是當時教育署體制內事實存在的「解僱部門」。
因為校舍環境欠佳和在85至7年間不敷應用，學院原擬於1986年遷入位於華富邨的佛教中華學校舊址，但最後改為於1989年遷入香港島上環余道生紀念中學舊址（現為中西區聖安多尼學校），原訂新校則改為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語文教育學院於1994年9月1日起，被合併為香港教育學院的一部份（現已正名為香港教育大學）。初期，本校仍為教育學院的校舍之一，直到1997年10月教院永久校舍啟用後遷出。現在，語文教育學院已經改組為香港教育大學的一個學院。
如無特別指明，下述任期年份均由2月1日開始，1月31日結束。
*霍小通（1982-1983 第一任）（後於1989年出任港九潮州公會馬松深中學創校校長）
*白敬禮教授（Prof.Verner Bickley）（1983-1991 第二任）
*簡閎達博士（Dr.John Clark）（1991-1994年8月31日 第三任）
*簡閎達博士（1994年9月1日-1995年內）
*顏偉能博士（Dr.Vernon Anley）（1995年內-1995年8月31日（署任））
*謝曾淑貞（1995年9月1日-1996年8月31日 第四任，末任院長）
*謝曾淑貞（1996年9月1日-1997年10月）
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的安條克之圍（The Siege of Antioch），出自中世紀的泥金裝飾手抄本，Jean Colombe作品，約1490年。
十字軍東征（；伊斯蘭世界稱為法蘭克人入侵；1096年－1291年）是一系列在教皇的準許下的戰爭，由西歐的封建領主和騎士對他們認為是侵略者的伊斯蘭政權（地中海東岸）發動持續近200年的戰爭。十字軍東征最初參與成員，例如：騎士、商人、農民，多數是自願的，受拜占庭帝國之邀，參與奪回聖地戰爭。這些十字軍也非拜占庭帝國主力部隊。東正教徒也參加其中幾次十字軍。
參加這場戰爭的士兵配有十字標志，因此稱為十字軍。十字軍主要是羅馬公教勢力對穆斯林統治的西亞地區作佔領并建了一些基督教國家，因而也被形象的比喻為“十字架反對弓月”；但也涉及對“基督教異端”、其他異教徒和對其他天主教會及封建領主的“敵對勢力”的征服，如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因威尼斯共和國的煽動而將矛頭指向了東正教的拜占庭帝國。
天主教徒相信，十字軍的最初目的是收復被穆斯林統治的圣地耶路撒冷。當塞爾柱土耳其的穆斯林與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國在安納托利亞對戰並取得軍事勝利後，十字軍的戰役為響應拜占廷帝國的求助而被點燃了。曠日持久的戰役斷斷續續在黎凡特地區展開，戰爭中敵友雙方界線不完全是按宗教劃定，例如第五次東征時基督徒們與羅姆蘇丹國結盟。十字軍雖然以捍衛宗教、解放聖地為口號，但實際上是以政治、社會與經濟等目的為主，伴隨著一定程度上的劫掠，參加東征的各個集團都有自己的目的，甚至在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劫掠了天主教兄弟東正教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及在1271年第九次十字軍東征和波斯蒙古政權伊兒汗國結盟一起攻打埃及穆斯林。所以，美國學者朱迪斯·M·本內特在他的著作《歐洲中世紀史》裏寫道，「十字軍遠征聚合了當時的三大時代熱潮：宗教、戰爭和貪慾」。到1291年，基督教世界在敘利亞海岸最后一個橋頭堡——阿卡被攻陷，十字軍國家的命運告終。十字軍東征對西方基督教世界造成了深遠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其中有些痕跡至今尚存。
十字軍東-{征}-地圖
關于十字軍東征的起源和歷史背景，在歷史學界存在廣泛的爭議。一般來說，它與11世紀歐洲的社會和政治形勢、天主教會改革、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歐洲和中東地區的斗爭有著緊密的聯系。
從第一世紀開始，創始于羅馬帝國境內猶太省（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區）的基督教迅速傳遍羅馬帝國。4世紀時的基督教已是羅馬帝國的最大宗教，313年米蘭敕令使之合法化，並在380年時狄奧多西大帝任內成為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在隨后的幾個世紀，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和敘利亞地區都處于羅馬帝國及其分裂后的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境內，基督徒在圣地占據壓倒性優勢。
7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興起，先知穆罕默德的後繼者——四大哈里發時期的穆斯林們迅速向阿拉伯半島以外的地區擴張，中東的歷史格局從此發生巨變。而此時拜占廷帝國和波斯的薩珊帝國因彼此的連年戰爭而筋疲力竭，人民厭戰，新興的穆斯林從中得利，輕易擊敗兩位帝國。穆斯林在636年的約旦擊敗拜占廷軍隊，并于638年占領了圣地耶路撒冷穆斯林稱為古都斯。在7世紀的剩余時間里，阿拉伯人不可阻擋地向北方和西方驅進。阿拉伯軍隊于711年渡過直布羅陀海峽，并擊敗了西哥特人；次年擴張至伊比利亞半島中部（今西班牙）；到8世紀30年代，在歐洲西面，以北非柏柏爾人為主的穆斯林征服者挺進到法蘭克王國的心臟地帶，卻在732年的圖爾戰役中被查理·馬特挫敗，其在西歐的擴張步伐遂被遏止。而在東面，717年—718年君士坦丁堡重挫了烏邁耶王朝阿拉伯人的圍攻，到9世紀時西西里島和許多其他地中海島嶼已被阿拉伯人奪取。
在這場征服風暴過去后的時期，尤其是在阿巴斯王朝時代，儘管相比於烏邁耶王朝宗教政策較為不寬容，然而雙方關係尚稱融洽，在耶路撒冷有奧米耶朝所建立的年集市，吸引了大批西歐商人和朝圣者。在《圣阿丹南傳》里，對下列情況表示驚訝：“來自各國的無數商人群眾，常聚集于耶路撒冷來互相進行買賣。”在869年耶路撒冷主教狄奧多西寫給君士坦丁堡的同僚的信里，贊揚了薩拉森人的寬大政策，因為基督徒可以建造教堂并依照他們自己的法律過活。10世紀開始，東羅馬國力日盛並對穆斯林諸國威脅加劇，穆斯林開始引進突厥人雇傭軍。突厥人的宗教政策並不如阿拉伯人寬容，同時什葉派等較為排外的穆斯林宗派勢力也開始抬頭。雙方衝突日益加劇。
909年，伊斯蘭教什葉派首領在突尼斯以法蒂瑪和阿里的后裔自居，自稱哈里發，是為法蒂瑪王朝（中國史書稱“綠衣大食”），建都馬赫迪亞（969年遷至開羅）。1009年，西方對穆斯林態度發生了巨變，日後圣地的統治權在十字軍出現前反覆在什葉派（開羅）和遜尼派（巴格達）政權之間交替。這一年， 第六任埃及法蒂瑪王朝哈里發暴君下令摧毀包括圣墓教堂在內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猶太會堂，加深了對非穆斯林的迫害。基督教徒到耶路撒冷朝聖的路被封，在近東，朝聖者受新入主西亞的突厥奴隸軍人穆斯林侮辱的消息傳至西歐，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互相對立氣氛更加嚴重。
1039年，在埃及，哈基姆的繼任者恢復宗教寬容政策，允許拜占庭重建圣墓教堂，雙方關係再次和平。隨后，朝圣者被允許往來于圣地，同時突厥穆斯林統治者們也開始認識到朝圣者之于增加財源的重要性。因此，對異教的迫害中止。然而，破壞畢竟已經造成，而后來的塞爾柱人（另一支入主西亞的突厥人）加劇了基督教世界的堪憂。
1092年的塞爾柱帝國
塞爾柱人原是突厥烏古斯部落聯盟的一支，居于中亞吉爾吉斯草原，以其酋長塞爾柱命名。1037年，日益強盛的塞爾柱人建立王朝。1055年，塞爾柱王朝推翻白益王朝，控制了巴格達的哈里發政權。塞爾柱帝國的擴張引發了與拜占庭帝國和法蒂瑪王朝在中東地區的利益沖突，其中1071年在曼齊刻爾特一役中拜占庭的慘敗，以及1073年（一說1076年）耶路撒冷為塞爾柱人所占領，對十字軍東征產生了刺激作用。
在塞爾柱突厥人的統治之下，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的人民及基督徒的地位，史學界尚存爭議。從摩西·吉爾的著作和現存的古手稿殘片來看，“塞爾柱的占領巴勒斯坦時期（1073年—1098年），屠戮多，人口減少，文物遭肆意破壞…”。一般認為，塞爾柱突厥人常刁難、虐待前來耶路撒冷朝聖的基督徒。但是，美國史學家詹姆斯·W·湯普遜援引的話說，“塞爾柱蘇丹以極其寬大和容忍的態度，來統治他們的基督教臣民，甚至有偏見的拜占庭歷史學家，也隱約談到：基督徒在很多情況下寧愿受蘇丹的統治而不愿受此前的皇帝的統治……至于宗教迫害，在塞爾柱時代，沒有一點痕跡。”。「既然11世紀以前穆斯林的統治和11世紀土耳其人的統治并沒有那么大的反差，而西歐的反應卻反差強烈，甚至會大量流傳關于土耳其人虐待的說法，那只能說明同過去相比西歐這一方發生了變化。」。
馬其頓王朝開始後，國勢恢復的東羅馬對法蒂瑪王朝等西亞回教諸國的戰爭開始再度白熱化。1025年，巴西爾二世駕崩後，由於連年內戰，東羅馬國勢日衰。1071年，塞爾柱帝國在曼齊刻爾特戰役中大勝拜占庭帝國軍隊，結果使拜占庭喪失了大半的國土，其版圖只限于巴爾干半島一隅和安納托利亞西北角。至此東羅馬無力單獨對抗穆斯林威脅，君士坦丁堡方面因為失去安納托利亞作為屏障，不得不尋求西方的軍事援助。作為對曼齊刻爾特局勢的回應，1074年，教宗額我略七世發出名為“上帝的士兵”（milites Christi）呼吁，而這常常為當時的西歐所忽視。
11世紀前，歐洲人口并不多，許多人受著貧困的侵襲；木質城堡局限了人們的視野；貨幣不流通，文化只見于王宮和修道院。權力分散和野蠻粗暴是這個時代的特征。1000年左右開始，大規模的人口遷移趨停，人口逐漸增加。農民們有了較好的工具，他們開墾荒地和森林以擴大耕地，富余糧食也越來越多。城市居民增加，開始有別于鄉村，不過這些城市規模遠小于東方。在東方許多港口，西歐人的身影較頻繁出現了。隨著基督教在維京人、馬扎兒人和斯拉夫人中的傳播和加洛林王朝的崩潰，西歐國家的疆域逐漸趨穩；另外，采邑制更加普及，封建領主遍布，他們買得起包括戰馬在內的作戰裝備，這些領主以及隨從們被稱為“騎士”，成為貴族階層的一個象征，建立在日耳曼崇尚勇武、榮譽和忠誠傳統上的騎士制度逐漸成形。許多國家內戰、民族迫害和領主間的私戰等暴力事件不斷發生，像公國、伯國這樣的封建領地實力相對均衡。貴族階層的作戰和冒險欲望強烈，這與當時天主教廷發布旨在使人們克制暴力的“上帝和平、上帝休戰”運動相矛盾。
11世紀的歐洲正處于克呂尼運動的高峰期，宗教的思想觀念與感情已深入到人們的骨髓，人們的時空觀、財富觀、勞動觀以及其他一切行為，無不受到基督教的深刻而持久的作用，在幾乎任何一個教堂或小村莊都會聽到人們發自內心的對天國的追求和對地獄的恐懼。十字軍東征發生前的10—11世紀之交，正值基督教史上的所謂“世界末日”，而這時的西歐也正處于長期的荒年。。人們瘋狂地相信《啟示錄》中提到的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釘死以來的千年末日已經來臨，類似“世界末日之時，西方皇帝會在耶路撒冷加冕，并與反基督的異教徒在那里戰斗”的傳言在歐洲各地到處散播。
在這種壓力下，一種強烈的“贖罪”與“修來世”的意識成為當時的社會時尚，人們把現實苦難看作是上帝對其的懲罰，積極提倡苦修、禁欲、補贖，并由此引發出狂熱的對物崇拜和圣地朝圣。在歐洲圣地朝圣早已有之，但此刻的朝圣被教會賦予了新的含義，即朝圣本身也是一種補贖，朝圣者啟程之始要象教士一樣立誓信教，朝圣期間要過獨身生活，并要朝圣者到達圣地進行祈禱時，“他本身已具有了一種權力，可殺一個邪惡的人或治愈一個病人”。到11世紀時，歐洲朝圣者的人數空前增長。原先小規模的朝圣被大規模的懺悔朝圣所代替。1054年康布雷主教率領3000名朝圣者前往耶路撒冷；1064年—1065年德國科隆、美因茲等地的主教率領上萬名基督徒和一支擁有相當人數軍隊組成的朝圣大軍前往耶路撒冷，結果約有3000人在途中倒斃。在當時宗教文化濃厚的時代氛圍中，去往圣地進行“圣戰”成為一條便捷的贖罪途徑，對于窮苦又無援的民眾來說，朝圣或到東方去“圣戰”也是他們改善命運的出路。
教宗額我略七世
東歐的拜占庭帝國長期奉行的東正教派，并與羅馬的天主派在神學、教會組織等各方面的分歧不斷擴大。1053年，拜占庭帝國基督教會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爾一世，因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禮教堂拒絕使用希臘禮拜儀式，遂將其全數關閉。聖座提出抗議。彌格耳反而質問西方教會彌撒用無酵餅源自猶太人實為異端（新約圣經格林多前書5:8 所以我們過節，不可用舊酵母，也不可用奸詐和邪惡的酵母，而只可用純潔和真誠的無酵餅）。教宗良九世派了亨拜樞機至君士坦丁堡，與彌格耳談判，但是雙方各不相讓，談判破裂。1054年7月14日亨拜進入圣索非亞大教堂，將開除彌格耳教籍的判書放到祭臺上，出了教堂。而彌格耳不肯屈服，當眾把教宗送來的詔書燒毀。之后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相互絕罰，基督宗教正式分裂為西方天主教（拉丁教會）和東方東正教（希臘教會）。有歷史學家認為，雖然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教宗烏爾巴諾二世沒有提及聖座謀求在東方的影響力，但不失為號召十字軍的目的之一。
從羅馬帝國晚期到11世紀，教會官員的任命盡管理論上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任務，但實際上由世俗權威履行。主教和修道院長們接受世俗權利，買賣圣職活動泛濫，甚至神圣羅馬帝國皇帝對聖座施加影響。教宗額我略七世（1073年—1085年在位）因應當時的宗教改革呼聲，提出的教會的權柄高于政治的權柄，并下令禁止貴族私自封立主教及指派教會職位，要求聖品人員嚴守獨身的誓言。然而，這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封建統治者們，尤其是靠日耳曼主教和倫巴底主教支持的神圣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構成威脅，因此發生了敘任權斗爭。教宗和皇帝雙方勢力都需要引導輿論獲取民眾支持，而號召人們對圣地的宗教熱情對確立教宗的“普世權威”是有利的。
1085年的伊比利亞半島：南方的伊斯蘭國家穆拉比特和北方的基督教諸王國（A阿拉貢王國，C卡斯蒂利亞王國，L萊昂王國，N納瓦爾王國，P葡萄牙王國）
實際上，來往朝圣的人們中有不少帶著朝圣者和商人的雙重角色。如10世紀末期，一些意大利商人利用拜占庭給他們的保護建立了同埃及與敘利亞的商業關系。他們對圣地表現出熱忱，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為朝圣者建造旅舍。后來，穆斯林與熱那亞和比薩艦隊作戰失利，加之諾曼人征服西西里（1090年），伊斯蘭勢力逐漸喪失了在地中海的優勢地位，意大利沿岸各共和國的商業野心受到了有力的刺激。
實際上基督徒對異教徒的“圣戰”的序幕在東征之前就已拉開，如1090年意大利南部皈依基督教的諾曼人從穆斯林手中奪回了西西里島。而最早的十字軍運動發生在西歐的邊緣——伊比利亞半島，西歐的基督徒與穆斯林的矛盾在此表現最為劇烈。早年阿拉伯人入侵并滅亡西哥特王國時，半島上就開始了收復失地運動。11世紀，支援伊比利亞人對異教徒的戰斗的外國騎士（主要來自法國）增多，同時半島北方基督教的卡斯蒂利亞王國與萊昂王國實現了聯合。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前夕，作為與東征部隊的呼應，教宗烏爾巴諾二世便鼓勵這里的基督徒們收復塔拉戈納。
烏爾巴諾二世在克萊芒做東征的號召
教宗烏爾巴諾二世在1095年11月在義大利皮亞琴察召開宗教會議，正好東正教的拜占庭皇帝派來特使在會議上痛陳突厥人西侵的壓迫，於是教宗在會議上疾呼西歐應收復聖地並解救同為基督教兄弟的危難，但對抗強大的穆斯林勢力必須有更多的團結勢力，於是教宗在同年12月冬天在法國克萊芒召開更大的基督教會議發表演說以號召更多響應者，此次參與會議多達數萬人並且包含了各地大主教與封建貴族騎士與平民，造成貴族與平民間熱烈響應，並且確立以十字記號為軍隊徽幟，制訂大量徽章大量發放，十字軍的名稱由此而來。
正統十字軍東征的性質為奪回聖地、鏟除異教徒的十字軍。
十字軍的裝束
克萊蒙特會議后，在教宗烏爾巴諾二世的指導下，加之對經濟和精神特權的憧憬，西歐許多社會階層都躍躍欲試，指望在十字軍東征中能夠碰到好運氣，改變自己的處境。第一次十字軍空前需要現款，這導致了經濟社會一度混亂。許多主教、貴族，甚至農民拿出了窖藏多年甚至百年的貨幣，法蘭克帝國瓦解和早期封建割據的局面可見一斑。不少貴族、自由人為踏上征途而千方百計獲取裝備、物資和現款，包括出售不動產、掠奪猶太人等等。
教宗委派一批正式傳教士到歐洲各地向騎士階層宣傳十字軍運動，預定于1096年8月由歐洲武裝騎士組成部隊出發。然而，有一些自告奮勇的狂熱宣傳分子同時鼓動了下層貧民。這些被鼓動的貧民或來自于領主的農民和仆役，或有城市流民、亡命之人等等，他們或許不知道十字軍的宣傳意義，但他們知道要擺脫目前的困頓和窘況。1096年3月，在隱士彼得和沃爾特·桑薩瓦爾的率領下，這些平民迫不及待地自行組織出發了，即平民十字軍。
這群“軍隊”似乎不是前去作戰，去同基督教的敵人搏斗，而更像是舉家移民。“他們以牛羊當作馬用，沿途拖著雙輪小車，車上堆著破碎的行李和孩子們，每經過一個堡壘或城鎮，孩子們伸手問道，‘這是耶路撒冷嗎？’。”這只看似可憐的隊伍，卻漫無紀律，沿途殘忍地進行劫掠和屠戮，許多猶太人、匈牙利人等在他們眼中看起來像“異教徒”的人都慘死在他們手下，但他們本身損傷慘重，疾病、斗毆和貧困讓這支隊伍漸趨萎靡。在死去過半人的情況下，平民十字軍到達君士坦丁堡，又被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打發到小亞細亞迎戰精銳的突厥人，幾乎全軍覆沒。1096年秋天，由武裝貴族和騎士組成的正規十字軍開始出發。1099年，十字軍占領埃及法蒂瑪王朝穆斯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並建立了十字軍國家的耶路撒冷王國和三個附屬小國：伊德薩伯國、的黎波里伯國、安條克公國。這次戰事中十字軍屠殺了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二城。
1144年，穆斯林開始反擊，塞爾柱人摩蘇爾總督贊吉攻打伊德薩伯國。耶路撒冷國王向法王路易七世和德國國王康拉德三世求援，開始了第二次十字軍東征（1147年 - 1149年），結果失敗，伊德薩伯國滅亡。期間因贊吉遇刺，便由其子努爾丁繼承其位，積極統合穆斯林世界的力量，為日後的薩拉丁反收復耶路撒冷作準備。
1187年，埃及此時已經更換為阿尤布王朝，並統一了伊斯蘭世界中前什葉派統治的法蒂瑪王朝和遜尼派巴格達兩者的力量，其蘇丹是連西方人都稱讚有騎士風度的薩拉丁，他以聖戰為號召，動員穆斯林軍隊反攻十字軍國家，最終成功攻克耶路撒冷，俘虜了耶路撒冷國王。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紅胡子）、英國獅心王理查一世和法王腓力二世發動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1189年 - 1192年），腓特烈一世在途中墜水而死，其部隊退出戰爭。法王腓力二世與英王理查一世及後不和，腓力以國內發生糾紛為藉口，途中返回法國，最終只剩理查孤軍力戰薩拉丁。薩拉丁進行了頑強的抵抗，雙方互有勝負，最終達成停戰協議。
《十字軍進入君士坦丁堡》，德拉克洛瓦1840年作
1202年，教宗依諾增爵三世發起了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年－1204年）。最初的目標是埃及，后來受威尼斯的利誘，改變了軍事計劃，攻占了君士坦丁堡，掠奪並屠殺達一星期之久，拜占庭帝國的大部分土地也被攻克，并建立了拉丁帝國（1204年－1261年）。
1204年，法國國王腓力二世兼并了諾曼底公國的全部領土，法英交惡。1215年，英格蘭貴族強迫英國國王約翰簽訂《大憲章》，要求王室尊重司法過程，接受王權受法律的限制。約翰無意遵守，隨即爆發內戰。次年約翰病逝，內戰停火。
教宗依諾增爵三世生前發起，1218年開始的第五次十字軍東征（1218年－1221年），以埃及阿尤布王朝為進攻目標。1219年攻占埃及杜姆亞特，1221年由于尼羅河水泛濫被迫撤退。
幾乎于此同時，1219年至1221年，蒙古帝國成吉思汗發動蒙古第一次西征，滅穆斯林花剌子模帝國，令伊斯蘭世界兩面受敵。
第六次十字軍東征（1228年－1229年）仍然以埃及阿尤布王朝為進攻對象。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二世透過軍事壓力和談判，為耶路撒冷第二王國取得耶路撒冷、伯利恒和通往地中海的走廊。但是到1244年耶路撒冷再度被流亡的花剌子模穆斯林占領。
法王路易九世發動第七次十字軍東征（1248年－1254年），進攻埃及阿尤布王朝，被埃及馬木留克奴隸兵團擊敗，路易九世被俘，1250年以大筆贖金贖回。阿尤布王朝也于1250年被馬木留克王朝取代。
1252年至1260年，成吉思汗四子拖雷的三子旭烈兀率領10萬蒙古軍進行蒙古第三次西征，由伊斯蘭世界東方背後入侵，自中亞進攻，滅末代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哈里發，蒙古鐵騎血洗巴格達，之後攻滅羅姆蘇丹國，並間接令東羅馬帝國從十字軍的拉丁帝國復辟，再消滅困擾十字軍的大敵—阿尤布王朝，大有把西亞穆斯林勢力連根拔起之勢，但因蒙哥汗在南宋戰死令蒙古軍隊主力返回東亞，留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小撮蒙古軍在阿音札魯特戰役戰敗給埃及馬木魯克王朝，之後旭烈兀返回波斯在那裡建立了西起小亞細亞東至阿富汗的伊兒汗國，並且有伊斯蘭的羅姆蘇丹國作為附屬國，繼續侵擾埃及馬木留克王朝的敘利亞，並和東羅馬帝國結盟（拜占庭-蒙古聯盟），近東伊斯蘭世界的存亡岌岌可危。
1270年，此次東征由法王路易九世領導，進攻突尼斯穆斯林哈夫斯王朝。路上發生流行病，路易九世染病身亡，軍隊撤退。
第九次十字軍東征，有時也被合并成第八次東征的一部分。由英格蘭王儲愛德華王子於1271及1272年發動。他獲知法王路易九世在西線失敗之后，率軍渡海在巴勒斯坦阿卡登陸，企圖從東線進攻。初期愛德華獲得了軍事上的勝利，但最後由於十字軍已經嚴重地失去對聖戰的熱情，內訌連連，無法調和，和十字軍同盟的蒙古伊兒汗國又被埃及擊退，最後與穆斯林締結和約、黯然回鄉。
此后，十字軍在東方的領土逐漸落入穆斯林手中。1291年，最后一個據點阿卡（今以色列北部城市）被埃及馬木留克鐵騎攻陷，耶路撒冷王國滅亡。
非奪回聖地十字軍東征的性質為目的並非奪回聖地，而是其他理由鏟除異教徒的十字軍。
1240年時的條頓騎士團於普斯科夫
北方十字軍戰役是由丹麥和瑞典信奉天主教的國王，德意志的寶劍及條頓騎士團和他們的盟友針對北歐波羅的海東南部，信奉異教的立陶宛大公國發起的十字軍戰役。瑞典和德意志為反對俄羅斯的東正教徒而發起的戰役，有時候也被認為是北方十字軍戰役的一部分。這些戰爭中的一部分在中世紀時就被稱為十字軍戰役，但是其他部分，包括大部分的瑞典的部分，到19世紀才第一次被浪漫民族主義歷史學者稱為十字軍戰役。波羅的海東部因為軍事征服而改變：首先是利沃尼亞人、拉特加利亞人和愛沙尼亞人，然后是瑟米利亞人、庫爾蘭人、普魯士人和芬蘭人，都被丹麥人、德意志人和瑞典人合伙擊敗、洗禮、占領，甚至有時候滅絕。
1390年，奧斯曼土耳其軍隊進攻拜占庭帝國。拜占廷皇帝曼努埃爾二世向教宗發出呼吁，請求支援。受此請求，教宗博義九世呼吁，由神圣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和法國勃艮第公爵組織了最后一次十字軍遠征，由勃艮第公爵的兒子無畏的約翰統率。1396年9月28日，最后一支十字軍隊伍在尼科堡戰役中被土耳其軍隊打敗，這也是最后一次十字軍。
阿爾比十字軍的性質為鏟除基督教異端的十字軍。
阿爾比十字軍或卡特裏派十字軍，教宗諾森三世發起為剷除卡特裏派（又稱阿爾比派），對法蘭西南部隆格多克發動的長達二十年的軍事討伐。
教宗依諾增爵三世曾經屢次想要同化基督教派阿爾比派，但最終還是失敗。1209年，諾森三世發起了「阿爾比十字軍」，討伐整個法國南部的阿爾比派。此次暴力鎮壓經歷20年（1209-1229）。自此，阿爾比派全被異端裁判所除滅，至14世紀末期，該派逐漸消失。
拉貢十字軍的性質為鏟除教宗政敵的十字軍。
阿拉貢十字軍，由教宗瑪定四世發起，對阿拉貢王國的佩德羅三世發動。阿
德賓塞十字軍的性質為鏟除教宗政敵的十字軍。
德賓塞十字軍，發生在天主教會大分裂時期，教宗烏爾巴諾六世利用英法百年戰爭命令英格蘭對亞維儂教廷支持者發動。
胡斯十字軍的性質為鏟除基督教異端的十字軍。
胡斯戰爭，教宗瑪定五世發出了教宗詔書組織十字軍要消滅胡斯派。
1212年，傳說教會在法國和德意志組織兒童十字軍東征。有學者認為參與者其實多為流浪人員。
挪威十字軍，由西居爾一世率領，後來協助耶路撒冷國王鮑德溫一世攻占西頓。然而挪威十字軍是自發，沒有受到教宗徵召，比較像是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延續。
* 聖地亞哥騎士團是以收復伊比利亞，驅逐穆斯林摩爾人為使命。
* 四大汗國之一，金帳蒙古軍在波蘭王國多處屠城，後來教宗亞歷山大四世發動了十字軍對抗蒙古韃靼人。
* 四大汗國之一伊兒汗國，可汗阿八哈支持第八次十字軍東征，於第九次十字軍東征出動一萬蒙古鐵騎進攻埃及穆斯林統治下的敍利亞，未能成功。
* 第一次十字軍由西歐封建貴族騎士們在西亞建立了短暫王國，耶路撒冷王國僅維持了88年，但是十字軍東征卻對地中海沿岸國家人民包括（猶太人、東方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帶來了深重災難，伊斯蘭世界無法再恢復到阿拉伯帝國時期的強大，直到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但是也因十字軍在威尼斯人幫助下侵入重創了長期以來成為西歐東方屏障的東羅馬，致使日後奧斯曼土耳其得以多次長驅直入歐洲心臟地帶。數次大規模軍事動員也使西歐各國人民損失慘重，幾十萬十字軍死亡，教廷和封建主卻取得了大量的財富。並使日後東方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基督教世界互相對立加劇。
* 與此同時，十字軍東征帶動了東西方之間的貿易，使不少商人從中變得富有，他們開始贊助畫家和建築家，令更多人成為畫家或建築家，間接影響了歐洲文藝復興以及軍事改革，亦促進東方伊斯蘭世界與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交流。
* 《宗教百科全書》“十字軍”條目
*  The Crusades
萬松老人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區西四南大街43號，磚塔胡同東口，為八角九層密檐式磚塔，是北京內城僅存的磚塔。該塔為萬松行秀的墓塔，原為7層塔，始建于元代，該塔所在胡同也因其而得名為磚塔胡同。明清兩代曾多次重修，其中清朝年間該塔被加蓋至9層。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葉恭綽等人曾專門成立萬松老人塔的維護機構并對其加以修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萬松老人塔先后于1995年和2013年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萬松老人，即為萬松行秀禪師（1166年－1246年），自稱為“萬松野老”，是金、元年間的佛教曹洞宗大師，曾被蒙古大汗窩闊臺選為國師，耶律楚材曾在其門下學禪3年。在其圓寂之后，后人為其在今磚塔胡同東口的位置修建了一座磚砌墓塔，是為萬松老人塔。該塔初建時為八角七層式密檐式塔，塔高一丈五尺，正面有刻有“萬松老人塔”字樣的青石匾額。塔周圍的胡同也因其被命名為磚塔胡同，并成為北京市有史料記載的最古老的胡同。此后曾有人圍塔造屋，此后這間屋子被用作了飯店，塔身一度被拿來磨刀用，塔檐被用來懸掛豬肉。明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該塔被重修，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時該塔再次被重修，并在原來的基礎上被加高，變成了現存的八角九層密檐式磚塔，此外在塔的南側還新增了一塊紀事石碑，上有“乾隆十八歲次癸酉谷旦康親王永恩奉敕重修”字樣。重修后的萬松老人塔高15.9米，四周有塔院保護，該院落東西長約14米，南北寬約7米，總面積99.3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積為25.5平方米。民國初年，萬松老人塔因欠缺修繕，塔頂長滿雜草，原有匾額已經丟失。1927年，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等人為了保護萬松老人塔，組建了萬松精舍，對萬松老人塔出資修繕，并重寫“元萬松老人塔”字樣的匾額，此后請來附近的廣濟寺的僧人照看該塔。1950年，葉恭綽等人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申請再次重修萬松老人塔，并在修繕完成之后將萬松老人塔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保護。
萬松老人塔位于北京市西城區西四南大街41號旁門內，磚塔胡同東口。該塔為八角九層密檐式磚塔，是北京內城僅存的磚塔。塔高15.9米，塔身第一層四正面辟假券門，四側面辟正方形假窗。密檐為疊澀封護檐，密檐下沒有斗拱。塔頂為尖形筒瓦頂，最頂端為剎座和寶珠。塔內包裹有元代的原塔。
1976年時，在唐山大地震的影響下，萬松老人塔的塔尖被震落，但隨即被文物部門重新安裝回去。1986年，北京市西城區政府撥款修繕萬松老人塔，發現在現存塔身內部包裹有元代時修建的原塔。1995年10月20日，萬松老人塔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萬松老人塔被列入規劃中的西城區歷史風貌區，西城區文保部門于2007年開始對古塔進行勘探與修護。2008年，長期占用該院的圖片社被騰退，其余遮擋塔身多年的違章建筑物也被全部清除。2010年，萬松老人塔維修基本完成，此后塔院一直未對公眾開放。2013年3月5日，萬松老人塔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4月23日，北京市西城區政府將塔院打造為北京市市首個非營利性公共閱讀空間“磚讀空間”，具體運營模式是由西城區文化委員會、西城區圖書館以及街道、社區等單位與正陽書局共同組成管委會，委托正陽書局運營管理。此外，西城區圖書館還在塔院內開設了借閱處。
File:Zhuanta tajian.jpg|塔頂細節
File:Wslrt.jpg|2005年的萬松老人塔
File:Zhuanta.jpg|2005年的萬松老人塔，塔院正被一家圖片社占用
File:Zhuanta2.jpg|2011年的萬松老人塔
File:萬松老人塔國保碑.JPG|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標志碑
亨利五世，根據以前的藝術品的臨摹，1902年
亨利五世的紋章
亨利五世（，），蒙茅斯的亨利；英格蘭蘭開斯特王朝國王（1413年—1422年在位）。在他短暫的九年統治期間，他取得了中世紀任何一位英格蘭國王都未取得過的軍事輝煌。
亨利五世是英王亨利四世之子，母為瑪麗·德·伯翰。生于蒙茅斯（在威爾士）。在他出生時他父親還只是德比伯爵。當德比伯爵被放逐期間，亨利被國王理查二世收養，并得到很好的教育。德比伯爵篡位后，即封亨利為威爾士親王。1413年3月20日，亨利五世加冕為英格蘭國王。
亨利五世重燃百年戰爭戰火，而他甚至取得了比愛德華三世更大的勝利。當時法國內部矛盾重重：國王查理六世長期患精神病；兩大貴族集團奧爾良派與勃艮第派流血沖突。亨利五世一一加以利用。實際上，他使勃艮第公爵無畏的約翰背叛自己的國家轉而支持英國。
1415年亨利五世正式侵入法國。事實證明，他是比愛德華三世更善于發揮英格蘭長弓手威力的指揮官。他首先攻下勒阿弗爾，繼而向沿海重鎮加來進軍。在這期間，亨利五世宣稱他要得到法國的王冠。以少勝多的阿金庫爾戰役（1415年）幾乎摧毀法國人的鬥志。此后英軍不斷取勝，1419年全部征服諾曼底，隨即法國北部第一重鎮魯昂投降。
1420年亨利五世迫使查理六世簽訂特魯瓦條約。這份條約對英格蘭來說是難以置信的巨大勝利：條約規定，亨利五世與查理六世的女兒瓦盧瓦的凱瑟琳（法語讀卡特琳）結婚，并且查理六世死后其法國王位由亨利五世繼承（剝奪了法國王太子查理的繼承權）。亨利五世實際成為法國的攝政。
當亨利五世在政治上達到權力頂峰時，1422年卻在萬塞訥附近的一次戰斗中，死於斑疹傷寒。比法國國王查理六世早去世兩個月，法國查理七世立刻宣布繼承法國王位，並沒有遵守特魯瓦條約，英法再啟戰端。
*妻子：凱瑟琳（法國公主），1420年6月20日結婚
鄧穎超，原名鄧文淑，曾化名鄧玉愛，女，籍貫河南光山，出生于廣西南寧，中華民國大陸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名譽主席，中紀委第二書記，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她還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在中共黨內有著崇高威望。
鄧穎超的丈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軍事家、首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兩人于1925年8月8日在廣州結婚。兩人無親生子女，但有包括李鵬在內的養子女若干。
清朝光緒三十年農歷臘月十九日（公元1904年2月4日），鄧穎超出生于廣西南寧邕江北岸的鎮臺官邸中。出生時，名為“鄧玉愛”，學名為“文淑”。鄧穎超的父親鄧廷忠是一名武官，字靖臣，生于1861年，原居河南省光山縣城關鎮，為欽點武翰林，曾任御前侍衛副將（由皇帝直接管理的高級別侍衛），后被欽命為廣西左江南寧副將。曾赴越南參與對法國的作戰，八國聯軍事發后奉命進京護衛慈禧和光緒西徙西安，一路深得朝廷信任。1902年兩宮回京后，被提升為廣西南寧鎮臺，成為綠營軍高級武官，地位僅次于提督。
母親楊振德，湖南長沙人，出身官宦世家，從幼學習中醫，思想進步。1900年，嫁入鄧庭忠府中做填房。婚后第三年，生下獨女鄧穎超。由于“重男輕女”的舊時觀念，鄧廷忠意欲將女兒送人，楊振德以死相逼才讓丈夫作罷。同時，她也拒絕丈夫依舊俗給女兒裹腳。母親的這些反抗封建陋習的進步言行對年幼的鄧穎超也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朝覆滅，同年鄧廷忠去世，楊振德被迫開始獨自撫養鄧穎超。她曾為了女兒的教育攜鄧穎超先后顛沛輾轉于廣州、上海等地，行及中國大部，最后定居于天津。
在鄧文淑考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今天津美術學院、河北師范大學）后，老師為她改名“鄧穎斌”；但她自己又改為“鄧穎超”。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同學參加到這場愛國運動中；她和郭隆真、張若名等人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自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走上街頭，宣傳鼓勵各界婦女參加運動。后來，她和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組織了覺悟社。
1920年后，鄧穎超先后在北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子小學”任教。1923年她和覺悟社社員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繼續從事婦女社會活動；還于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夏，鄧穎超在南開大學暑期學校學習。次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
鄧穎超和周恩來是在“五四運動”中相識的。兩人在中學生涯分別就讀女校（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和男校（天津市南開中學），同樣有參與學校的話劇團，他們在話劇團內有份兒參與的話劇也同樣有鬧“角色性別腳色荒”（女校沒男生飾演男角／男校沒女生飾演女角），而他們的相貌條件又同樣被認為適合飾演跟自己性別不同的角色，因此他們也同樣在中學時期于話劇團內反串起來。
在周恩來赴法國求學后，二人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23年的某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臺……”這時，才確認了兩人間的關系。兩年后，在周恩來回國后不久，1925年8月8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
鄧穎超和周恩來都不避諱地承認兩人的結合首先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檐下的伴侶”。周恩來曾對家中晚輩說，當時自己在法國有一個女朋友，但是他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那個人不合適。
婚后不久，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工作，她將孩子打掉了。一年后，她再次懷孕，臨近生產時發現，胎兒過大而且難產，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此時，政治環境發生逆轉，中國國民黨開始對共產黨進行搜捕。鄧穎超在母親的陪同下，不得不離開廣州。由于難產后得不到休息，身體損傷很大；后來，醫生判定鄧穎超很難再有懷孕的可能。建國后，著名婦產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議她做輸卵管疏通手術，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所以，她和周恩來一直沒有子嗣。但是，他們收養、照顧了很多中共黨員的遺孤，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孫維世。
1925年，鄧穎超來到廣州后，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當時中共中央鼓勵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鄧穎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八位中共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其中就包括鄧穎超和毛澤東等人。當時，鄧穎超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并在中國國民黨婦女部為部長何香凝擔任秘書。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許多中共分子被捕，鄧穎超不得不拖著難產后還尚未恢復的病體，輾轉尋找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
來到上海后，鄧穎超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等職；和周恩來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領導人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后，鄧穎超協助周恩來和中共機關度過了危險；兩人又先后輾轉到達了江西瑞金。
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瑞金后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職務。鄧穎超半年后來到瑞金，就主動淡出了領導層，默默支持周恩來工作。在瑞金期間，鄧穎超歷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等職。1934年，她帶病隨部隊參加長征。
在到達陜北后，鄧穎超又先后出任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秘書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后，鄧穎超跟隨周恩來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戰工作，并先后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等職。1938年1月，她當選“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常務理事；同年3月，和沈鈞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議組建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并出任該會的常務理事；5月，參加起草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6月，又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出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的參政員。
1943年7月回到延安后，鄧穎超接受了“整風運動”的考驗，曾在中央黨校一部進行學習。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穎超和蔡暢、陳少敏作為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進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并出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
抗戰勝利后，鄧穎超又作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她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歷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等職。1949年6月，入選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之一。后來，受毛澤東、周恩來的委托，親赴上海，邀請宋慶齡到北京參與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1965年鄧穎超率隊訪問坦桑尼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鄧穎超先后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54年9月，她出席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并發言。自中共八大以后，鄧穎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始終沒有擔任政府職務；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來逝世后，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臺。于當年12月，在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被增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1978年3月，連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后，鄧穎超于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出任剛恢復設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并同時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后不久，鄧穎超利用早年和國民黨方面的接觸和聯系、以及她在統戰工作中的人脈和聲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對臺工作，并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1983年6月，八十歲時，鄧穎超出任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是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繼宋慶齡之后第二位出任正國級職務的女性（自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閉幕后便開始享受正國級待遇）。此外，她還曾兼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三S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等職。1985年9月，鄧穎超主動申請辭去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職務。1988年4月，84歲的鄧穎超在全國政協七屆一次會議后卸任全國政協主席一職退休。
退休后，鄧穎超身體逐漸衰弱；特別是1990年，因為感冒和肺炎，先后五次住進醫院；1991年8月，開始出現腎衰，數度昏迷。1992年1月23日，身邊工作人員以及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在醫院為鄧穎超慶祝88歲生日。
1992年7月11日的上午6時55分，鄧穎超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88歲，火化後骨灰撒在之前拋撒周恩來骨灰的同一個地點。官方對她的評價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德高望重的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
*1992年，電影《周恩來》，鄭小娟飾演鄧穎超。
*1999年，電影《李知凡太太》，黃薇飾演鄧穎超。
*2001年，電視劇《長征》，黃薇飾演鄧穎超。
*2003年，電視劇《延安頌》，黃薇飾演鄧穎超。
*2006年，電視劇《陳賡大將》，黃薇飾演鄧穎超。
*2007年，電視劇《周恩來在重慶》，黃薇飾演鄧穎超。
*2009年，電影《建國大業》，黃薇飾演鄧穎超。
*2009年，電視劇《解放》，黃薇飾演鄧穎超。
*2012年，電視劇《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黃薇飾演鄧穎超。
*2016年，電視劇《海棠依舊》，黃薇飾演鄧穎超。
*2017年，電影《建軍大業》，關曉彤飾演鄧穎超。
*2019年，電視劇《外交風云》，黃薇飾演鄧穎超。
*2019年，電視劇《永遠的戰友》，黃薇飾演鄧穎超。
* 宋慶齡、何香凝、蔡暢、康克清
彭真，原名傅懋恭，男，漢族，山西曲沃（今侯馬市）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人物。中華人民共和國前領導人之一。早年參加革命，組建共產黨的山西組織，并長期領導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地下工作。抗日戰爭時期，出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等職務。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第一政委、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文化革命五人小組負責人。因二月提綱被免職下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擔任首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等職，重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制體系。號稱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9月11日，傅懋恭生於山西省曲沃縣侯馬鎮垤上村，幼年即隨父傅維山、母魏桂枝下田勞動，夜晚全家紡線，以維持生計。1919年，他考入曲沃縣立第二高等小學。
1922年，畢業后進入山西省省立第一中學，參加進步組織青年學會，并接受馬克思主義。同年冬，傅懋恭任一中青年學會設立的平民小學校長。1923年冬，經高君宇、李毓棠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山西第一個中共黨組織組建，傅懋恭任中共太原支部委員、書記；并領導成立太原國民會議促成會，當選為促成會秘書主任。
1925年1月，他指導成立山西工人聯合會。2月，當選共產主義青年團太原地委書記。5月，參加領導山西各界群眾反對閻錫山強征房屋估價稅的斗爭，迫使閻錫山取消房屋估價稅。6月，五卅慘案后，傅懋恭發動組織“山西各界為帝國主義慘殺同胞雪恥會”，并任副主席。7月至8月，他指導成立正太路太原工人雪恥會、太原總工會。8月下旬，經中共地下黨調往石家莊，任正太鐵路總工會秘書，領導恢復正太鐵路總工會。1926年3月下旬至4月，他成功組織領導石家莊大興紗廠工人的罷工斗爭。5月，調天津工作，至1927年夏，先后任中共天津地委二部委、一部委、三部委書記和天津地委組織部長、職工運動委員。
1927年8月中旬，傅懋恭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11月，任書記。隨后抵達唐山，指導當地工人暴動準備。1928年2月，他升任中共順直省委常委；后因書記李季達被捕殺害，擔任代理書記、組織部長和中共天津特區委書記。1929年2月，中共天津特區委改為中共天津工作辦事處（天津工作會議），傅懋恭任書記。同年6月，因被叛徒出賣，天津地下黨遭到當局查封，他也不幸被捕。1935年，刑滿釋放后的傅懋恭，隨即擔任中共天津工作組負責人，指導天津市學生聯合會，受中共北方局委托重建天津市委。
1936年4月，劉少奇從延安抵達天津負責重組中共中央北方局，委任傅懋恭為組織部部長，組建中共北平學委，改組中共北平市委；并領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部。
1938年，彭真作為中共北方局代表常駐晉察冀邊區。關向應、彭真、聶榮臻三人合影
1937年1月，傅懋恭指導成立北平各界救國聯合會。2月指導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總隊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5月，出席蘇區代表會議，任白區代表團主席。7月，任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后隨北方局機關赴太原，部署共產黨在華北地區的地下工作。同年傅懋恭也改名彭真，取祖母“彭”姓，“真”意指“堅持真理，存真求實”。
1939年晉察冀軍區在河北唐縣何家莊召開會議，后排左六為彭真
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彭真任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參與指導冀東大暴動。1939年，兼任新成立的北方分局黨校校長。同年10月，主持召開北方分局組織工作會議，之后指導中共粉碎山西十二月事變（晉西事變）。1940年，他召開了一系列北方分局干部會議，部署在抗日戰爭期間，鞏固中共工作和堅持鞏固根據地的方針政策。8月，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關于晉察冀邊區目前施政綱領》（通稱“雙十綱領”），在邊區進行選舉、政治及經濟改革。
1941年，彭真在延安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城市工作部部長。同年9月，任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央黨校直屬中央書記處，政治指導由毛澤東負責，彭真仍為教育長。1943年3月，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兼任中央黨校校長，彭真任副校長。1944年3月5日，任中共中央組織部代理部長，隨后參加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參與起草《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6月5日，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員會主任；9月1日，任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作《關于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報告。整風運動中，作《思想方法問題》的總結報告。
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任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8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
1945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的彭真
抗日戰爭結束后，東北被蘇聯紅軍占領。時局此時非常復雜，國共雙方都急欲在蘇聯撤軍后獨占東北。中共中央一方面派彭真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一方面由山東調兵東北，并由林彪指揮前線。為方便與蘇聯紅軍交涉，中共中央軍委臨時授予彭真中將軍銜。1945年9月，彭真與陳云、葉季壯、伍修權等乘坐蘇聯飛機飛往沈陽，飛機在山海關機場降落加油時意外沖出跑道栽進麥田，彭真頭部受到撞擊。隨后彭真等人改乘火車，于9月18日抵達沈陽，開始著手與中國國民黨爭奪東北。10月31日，彭真任東北人民自治軍（1946年1月改稱東北民主聯軍）第一政治委員。
1946年3月，彭真主持的東北局決定迅速占領長春、哈爾濱和齊齊哈爾，確保控制北滿。4月共軍部隊順利占領三座城市后，局勢突變，國軍調孫立人新一軍、廖耀湘新六軍、陳明仁第七十一軍等精銳北上，由白崇禧、杜聿明指揮。盡管林彪、陳云建議撤出長春，彭真主政的東北局在中共中央的堅持下決定堅守長春，林彪被迫率領東北民主聯軍在四平阻擊國軍精銳，最終不敵潰敗，共軍撤往松花江以北。軍事上的失敗使林彪等人與彭真的分歧充分暴露了出來。6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改組東北局，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彭真改任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
1947年7月，彭真離開東北，出席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村召開的全國土地會議。會后彭真被中共中央留在河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常委，指導晉察冀地區的工作。1948年，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隨后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9月，參加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12月13日，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研究接管北平的工作。1948年重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政策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彭真出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主政后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期間他組織了一系列任務，包括重建北平政治機構、保護并恢復北平的企業生產、發展北平文化教育事業，培養干部并輸送全國。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49年，時任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彭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彭真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10月19日，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1月，他當選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協商委員會主席，后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協助中央領導政法工作。
1965年，毛澤東、彭真、西哈努克、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
1950年2月，彭真當選為北京市總工會主席。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中，擔任中央土改問題委員會委員。1951年，當選為北京市市長，以后連選連任，一直到1966年。任內主持共和國建國初年的歷次運動，包括三反五反運動、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農業合作化等。1953年3月，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中共黨組書記，主持《關于政治法律工作的報告》，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法律制度。12月，起草《關于改建和擴建北京市規劃草案》，并開始著手首都建設、擴建街道和整治治安，過程中積極聽從群眾和專家的意見，包括梁思成的城市規劃建設意見。一系列的改革成果顯著，使得北京的工業和市政建設得到嶄新變化。1954年，他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9月，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并發言。1954年12月，彭真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55年，當選為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掌管著首都北京的黨、政工作。
此外，他同時負責著共和國初期的立法工作。1956年7月，彭真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法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草案》等問題。9月15日至27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隨后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協助鄧小平負總責，并分管統戰、政法和港澳方面的工作。11月15日至1957年2月1日，率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蘇聯、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1958年6月，任直屬于政治局和書記處的中央政法小組組長。9月至11月，同各方研究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和人民大會堂的設計方案等問題。1959年4月，出席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分別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和全國政協副主席。1960年6月24至26日，彭真率中共代表團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布加勒斯特會議，會上彭真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發生激烈的言語沖突。7月，赫魯曉夫召回全部蘇聯在華專家。
1961年，彭真與鄧小平一起組織了五個調查組，到北京市順義縣、懷柔縣農村調查研究三面紅旗和大饑荒的問題。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會上總結和批評了大躍進的問題，彭真在會上指出“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錯誤都沒有”。毛澤東被迫在會上承認錯誤，但心中亦對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產生警惕。
1963年7月6日至20日，彭真作為中共代表團副團長，與團長鄧小平及康生抵達莫斯科與蘇共中央舉行了9次會談，蘇斯洛夫為蘇方代表團團長，波諾馬廖夫和安德羅波夫也參加辯論，雙方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出現的問題開展論爭，7月14日，蘇方不顧中共反對公開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