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臺灣的天然湖泊不多，最大的是日月潭，面積約8平方公里。其餘大多是由人工所修築的埤塘、水庫居多，如虎頭埤、曾文水庫、烏山頭水庫、石門水庫等。
臺灣氣候以通過中南部嘉義縣的北回歸線為界，將臺灣南北劃為兩個氣候區。以北為副熱帶季風氣候，以南為熱帶季風氣候（夏吹西南風，冬吹東北風）。冬季溫暖（山地低於平地、北部低於南部）、夏季炎熱（除山地外，其餘皆在20℃以上）、雨量多（山地多於平地、東岸多於西岸、北部多於南部）。五、六月為梅雨季，六至九月為颱風季，於冬天時偶有寒流。
*熱帶氣旋：平均每年三至四個。熱帶氣旋是影響臺灣氣候的主要因素，除了強風造成的屋舍毀損，熱帶氣旋所帶來的瞬間雨量也容易造成豪雨，由於降雨空間和時間分布十分不均，容易引發水災以及土石流。如:98年寞拉克颱風，死亡人數超過600人。另一方面，由於熱帶島嶼地形若缺少夏季的熱帶氣旋所帶來的雨水，到了冬季就容易出現乾旱。
*地震：由於臺灣地處板塊交界處（環太平洋地震帶），因此地震頻繁，平均每年發生的有感地震超過百次，災害性的強震約5-10年一次。如1999年在南投縣發生芮氏規模7.3的九二一大地震造成數千人死亡；以及2016年在高雄市發生芮氏規模6.6的臺南大地震。
*寒害：臺灣冬季雖相對溫暖（山區除外），但偶爾大陸冷氣團來襲，氣溫驟降至0℃～10℃低溫，造成農漁作物損失。
*焚風：臺灣雖罕有受到焚風災害，常在颱風的環流系統橫越山脈造成，其中臺東地區常受其害。
只有儲量不多的煤、黃金、銅、硫磺、天然氣、石灰巖、大理石和石棉。
臺灣早在舊石器時代便發現有人類活動，而1624年荷蘭的進佔才將臺灣帶入了信史時代。隨著鄭氏王朝驅逐荷蘭人一直到清治時期，臺灣的城鎮發展由臺南、彰化鹿港、臺北艋舺開始，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古蹟數量較為眾多。
依照歷史人文與自然環境，臺灣島可劃分為四大地理區域與五大都會區，分別為北臺灣、中臺灣、南臺灣與東臺灣，或以北部、中部、南部、東部稱之。而五大都會則為臺灣六大直轄市的發展區域，分別為臺北都會區、桃園中壢都會區、臺中彰化都會區、臺南都會區、高雄都會區，其中又以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構成的臺北都會區最大，而此區域又泛指大臺北地區是全臺灣最大的都會區。而目前中華民國行政院國發會的《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以及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的天氣預報，會使用四大地理區域的劃分方式。但需注意的是，中華民國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將宜蘭縣劃歸為臺灣東部區域，而苗栗縣劃歸為臺灣北部區域、嘉義縣市則劃歸為臺灣中部區域，與中華民國行政院國發會的劃分方式不同。
以下為中華民國行政院國發會的《臺灣地區綜合開發計畫》中的臺灣地理區劃：
臺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市嘉義縣臺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
花蓮縣臺東縣
臺灣自然生態保護區是臺灣以自然保育為目的所劃設之保護區，可區分為「國家公園及國家自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及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等四類型。目前國家公園有九座，其中最新的國家公園為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上述各類保護區公告面積達11,336平方公里，其中陸域面積逾6,946平方公里，已達臺灣陸域面積19%。
摩托車是臺灣常見的交通工具，也是都市空氣污染的原因之一
臺灣許多地區因為高人口密度以及工廠眾多，存在環境污染的問題。在二十世紀後期，臺灣因為眾多的車輛以及工廠，曾遍有空氣污染的問題，自從1987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設立，並且強制使用無鉛汽油，空氣污染的情形已有改善。而在都市中摩托車還是常見的污染源，尤其舊型的兩沖程循環摩托車產生的污染更是顯著。
其他的環境問題包括工廠排放廢水和未處理的水污染，飲用水供應的污染及保育動物的買賣等。雖然有關汽柴油燃燒廢氣含硫量的規定日趨嚴格，但酸雨仍是對人民健康以及森林的威脅。臺灣的大氣學家計，2005年造成臺灣酸雨的污染源中，有超過一半是由於大陸吹向臺灣的季風所引入。因為臺灣的種種環境污染問題，自1995年開始了一連串的環境保護運動。
以下是一些臺灣環境問題：
*核能發電問題及低放射性核廢料處理問題
*氣候變遷對人民生命財產的衝擊
*海岸景觀和海岸生態環境被堤防等破壞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會旗，別稱「梅花旗」
中華臺北（；IOC編碼：）是中華民國（臺灣）在國際體育賽事及亞太經合組織、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等國際組織中使用的稱謂，源自兩岸分治後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中國」代表權爭議。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71年在聯合國取得「中國」代表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根據“一個中國”原則要求各國家和國際組織停止以“中華民國”或“中國”之名稱呼1949年政府遷往臺灣後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方面1976年被強迫以「臺灣」名義參加該年舉行的蒙特婁奧運，因感到矮化而拒絕該隊名。其后，根據1979年6月及10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中華民國需以「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繼續參加奧運會。1981年3月23日，中華民國奧委會（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與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簽訂《洛桑協議》，中華民國方面正式接納「中華臺北」名稱做為參加奧林匹克運動的代表團名稱。這一模式在其後被稱作「奧-{}-會模式」或「奧-{}-運模式」。該模式使得中華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打壓下，得以權宜的參加國際運動賽事及部分國際組織，但亦引起了批評聲浪；隨後因為政治風氣轉變，部分人士要求以「臺灣」為隊名申請參加2020東京奧運的訴求在2020年東京奧運臺灣正名公投案中，以9.6%的差距而被否決。
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1924年 、1932年、1936年、1948年奧運會上，中華民國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做為「中國」的合法代表，以“中國”（、）之名參加奧運會及各項運動賽事。
1949年10月1日，隨著第二次國共內戰戰局奠定，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則因戰事失利而在該年底播遷臺灣。自1952年赫爾辛基奧運開始，中華民國的名稱和定位上就出現激烈的爭執與紛擾，歷時二十年之久。在1979年推出「中華臺北」這個稱呼之前，中華民國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團曾先後以「福爾摩沙—中國」（、，編碼：；1956）、「福爾摩沙」（、 ，編碼：；1960）、「臺灣」（、，編碼：；1964、1968）或者是「中華民國」（、，編碼：；1972、1972冬、1976冬）作為奧運會入場隊名，並以中華民國國旗為旗幟，參加國際比賽。
1952年7月，第15屆夏季奧運會將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這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舉行的首屆夏季奧運會。兩岸及國際奧委會內部就“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認定及奧運代表隊的參賽這兩個問題展開斗爭。
1950年，第15屆夏季奧運會主辦國芬蘭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1951年3月，芬蘭就曾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表示，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能派選手參加該屆奧運會。1952年2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向當時負責體育運動管理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馮文彬提出，鑒于臺灣（指中華民國）方面已報名參加第15屆夏季奧運會，希望知道大陸（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是否要派員參加。青年團中央隨即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遞交書面報告。經周恩來批準，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于1952年2月5日致電國際奧委會秘書處，通知繼續參加國際奧林匹克運動大會的組織并參加赫爾辛基第15屆夏季奧運會。該電文指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體育組織，乃中國的合法代表，而任何其他團體皆“不能作為中國的任何合法代表，亦不能容許其參加此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及其有關的會議”。目的是向國際奧委會爭取承認其作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地位，在國際奧委會內實現中華體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三位一體，取代中華體協等其他組織成為中國的代表，達到“排蔣”的效果。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派出盛之白和謝啟美抵達奧斯陸，準備參加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第46次全會，未果。
7月17日，國際奧會召開第47屆大會中，57位委員以33票對20票的結果通過決議，兩岸體育運動隊伍可以同時參加該屆奧運會，但中華民國代表團受政府指令，本著「漢賊不兩立」的原則退出比賽。
1952年6月16日，國際奧委會主席西格弗里德·埃德斯特隆發表公告稱，由于國際奧委會希望在次年（即1953年）解決中國問題，現在中國的兩個組織——臺灣的一個和大陸的一個，皆不得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6月17日，艾德斯特隆電復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稱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尚未被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所承認，中國大陸運動員不得參加赫爾辛基奧運會。國際奧委會禁止兩岸雙方參加奧運會的決定遭到北京與臺北兩方面的強烈反對。
7月5日，中華全國體育總會秘書長榮高棠和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委員會委員董守義分別致電國際奧委會主席艾德斯特隆，聲明抗議。榮高棠的聲明認為，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國共內戰后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在大陸的組織，中華全國體育總會是由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改制而成，要求繼承原全國體協受國際奧委會承認的地位。該聲明表示，“設于臺北的所謂全國體協并不具有原全國體協的合法地位；原全國體協的合法地位因該組織改制而轉移予全國體總”。同年，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在蘇聯協助下向國際田徑聯合會及國際籃球聯合會繳交會費，要求替代中華全國體協而被承認為中國奧委會。
1954年，在希臘雅典舉行的國際奧委會第49次全會上，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在國際奧委會中的席位得到承認。同時國際奧委會繼續承認代表臺灣方面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會中以23票比21票通過承認兩個中國奧委會，根據1954年9月奧林匹克公報的記載，兩岸雙方名稱分別是臺北方面的“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以及北京方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1956年，第十六屆奧運會在澳洲墨爾本舉行，兩岸奧會均派代表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堅持“臺北不出，北京不入”，希望以五星紅旗取代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未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無法接受國際奧會承認兩個中國奧會的會籍，遂命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隊退出比賽。
1958年8月19日，由于對國際奧委會承認代表中華民國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不滿，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宣布與國際奧委會斷絕關系，單方面宣佈退出國際奧委會和國際田徑聯合會、國際游泳聯合會、國際足球聯合會、國際籃球聯合會、國際舉重聯合會、國際摔跤聯合會及-{zh-cn:亞洲乒乓球聯合會; zh-hk:亞洲桌球總會; zh-tw:亞洲桌球聯盟}-等八個國際體育組織，至此脫離國際體壇。國際奧委會於同年9月5日曾以第125號函通告所有單位：「由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退出奧林匹克活動，國際奧委會不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奧委會。」
1959年5月28日，國際奧會在慕尼黑的第五十五屆年會中受到蘇聯的施壓，迫使對中華民國作出決議。該決議提到：臺北的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因未能控制「中國」的體育運動，其名稱將從正式名單中剔除，倘若用另名申請，國際奧會將予考慮。
1960年7月，中華民國奧會便以「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名稱，向國際奧會重新申請承認。 同年8月12日國際奧會在羅馬召開的第五十八屆年會中，同意中華民國使用與原名稱不同的「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但認為中華民國奧會有效控制的地區僅為臺澎金馬， 因此只能使用「福爾摩沙」的名義參加比賽。因此，1960年在羅馬舉行的第十七屆奧運，中華民國代表團因為抗議大會限制代表團在參與開幕典禮、運動員制服和大會秩序冊等都僅能使用「臺灣」名稱，因而在開幕典禮中，由總幹事林鴻坦手持「抗議中」白布條走在「」名牌後面，這是奧運會史上唯一一次開幕典禮抗議的紀錄。
此後，中華民國雖參加了1964年第十八屆東京奧運會及1968年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會，但名稱問題始終含糊不清。雖然國際奧會同意中華民國使用「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但實際上，在參賽出場及大會的公報或文件上，仍稱中華民國為「臺灣」，因此名稱問題始終沒有獲得真正的解決。直到1968年10月國際奧會在墨西哥召開的年會中，再度對中華民國奧會名稱的問題提出討論，結果以32票對10票同意以中華民國名義參賽，至此，「中華民國」正名一事暫告段落，以「中華民國」參加了1972年的奧運會。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2758號決議，同意“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中國代表權，並逐步取代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國際組織中的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並不承認實際統治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為獨立國家。其他國家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要求，不承認中華民國的主權地位，反對其參加任何由主權國家參與構成的國際組織，並反對其在國際上使用「中華民國」的名稱。
1973年，中華民國方面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分立出獨立的“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中華全國體育總會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申請恢復在國際奧委會的合法地位。因其申請案附帶排除中華民國會籍之條件，因而未被國際奧委會所接受。
1976年，蒙特婁奧運會開始前，當時由於加拿大政府已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曾以「中國」名稱問題，拒發給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入境簽證。杜魯道要求中華民國代表團改稱「臺灣」才給與入境參賽。同年7月9日楊傳廣與紀政為闖關進入蒙特婁而引發國際媒體關注此事件，7月16日國際奧委會召開緊急會議，決議中華民國奧運代表團以「臺灣」名稱參賽。當時的行政院院長蔣經國得知後不接受此決議而不參加當屆奧運。
1978年，國際奧委會在雅典召開年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會中發動中東、非洲、亞洲及東歐等35個國家，提出排除中華民國會籍議案。
1979年，國際奧會在烏拉圭蒙特維多舉行第81屆執委會，會中除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奧會會籍外，也通過繼續承認中華民國奧會，但是對於會籍名稱及所用之旗、歌待研究更改。當時中華民國國際奧會委員徐亨及體壇人士於是多方面聯繫、協調，發動部份國際奧會委員聯署提出修正案，並經大會以36票比28票通過修正內容，承認在北京的奧委會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北京”，在臺北的奧委會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臺北”；雙方使用之旗、歌另加研究，並須取得國際奧會的同意。會后，中國大陸方面對此結果表示無法接受，中國大陸奧委會同時向國際奧委會正式提出了關于解決中國合法席位的建議。
1979年6月及10月國際奧會主席基蘭寧分別透過波多黎各聖胡安及日本名古屋執委會決議，採用通訊投票方式，以62票對17票，將蒙特維多決議案變更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的名稱為“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與國歌；中華民國方面將在“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的名稱下繼續參加奧運會，但須提出不同於以往使用的旗、歌，並由執委會批準。12月國際奧會委員徐亨向瑞士國際奧會總部所在地，洛桑地方法院提出控告此政治性決定違反奧會憲章。
1980年第十三屆冬季奧運會將於2月在美國紐約靜湖舉行，逼於時限，中華奧會代表隊乃在法律程序方面申請「假處分」，請求停止名古屋決議之效力，爭取中華臺北代表隊在平等權利情形下參加該屆冬運會。後來因瑞士洛桑法院認為中華奧會所組代表團雖為國際奧會所承認，但不具會員資格，沒有身分控告，基於此一理由，將中華奧委所提之「假處分」申請駁回，中華臺北冬運代表團遂因而退出比賽。但徐亨控告違憲部份則勝訴，於是國際奧會修改憲章，修改重點為：
# 各國的國家奧會使用「國家名稱」及「國旗」、「國歌」參加奧運會之規定改為使用「代表團」之名稱及旗、歌參加奧運會。
# 國家奧會以其本身名義參加奧運會，而非以其國家名義參加比賽。
# 國家奧會在奧運會期間所使用之代表團旗幟及標誌應先送請國際奧會執委會核準。
為了解決此訴訟案，中華奧會與國際奧會雙方之間因此達成初步協議，雙方主席1981年3月23日於洛桑協議時和國際奧會簽約同意會名、會旗及會徽。首先是將中華民國的奧會名稱，變更為「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並確定旗幟及標誌為「梅花內含五環標誌」；國際奧會也允諾協助恢復所有或者重新申請加入國際奧會相關之會籍。最後國際奧會並以書面保證，以後中華臺北奧林匹克委員會參加國際奧會的各項活動情況下皆能享有與其他任何會員單位同等權益地位，中華奧會主席沈家銘與國際奧會主席薩馬蘭奇，就以1980年的實質條款協議內容，雙方所簽協議書經由國際奧會執委會（Executive Board）正式通過，從此中華民國參加奧運會的名稱確定為「中華臺北」。
1988年12月，應中華奧委會請求，兩岸雙方就“”的中文譯法問題進行磋商。
1989年4月6日，經由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秘書長李慶華與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何振梁在香港簽署協議，內容如下：
雖然協議中並沒有定義此種模式標題和稱謂，但大眾與媒體的習慣將這種參賽模式稱作「奧會模式」。除了體育賽事外，在舉凡電競、學術、技術等許多比賽中，若中華人民共和國組隊參賽，中華民國的代表隊只能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參加，即參照「奧會模式」而不能使用中華民國國旗。
此後出席奧運會相關活動場合時，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會歌使用中華民國國旗歌替代中華民國國歌，會旗及會標使用內含青天白日及五環標誌的梅花圖案。而「中華臺北代表隊」與中國奧委會派出的中國代表團及中國香港奧委會派出的中國香港代表團亦互不隸屬，成績及參賽資格均分別計算。為避免兩岸代表隊同時接鄰進入會場，被混淆為同一代表隊起見，經中華奧會提出異議，復經協商，由國際奧會明文規定中華臺北隊入場序為「T」群（TPE），中國代表隊則列「C」群（CHN），以茲識別。在臺灣則使用「中華隊」或「臺灣隊」來稱呼中華民國國家代表隊。
從1984年塞拉耶佛冬季奧運與洛杉磯夏季奧運開始，經由國際奧委會協調之下，中華民國第一次以『中華臺北』的名稱參與奧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以“中國”名稱同時參加。由國際奧會明文規定中華臺北隊入場序為T群，中國代表隊則列C群作為區別，當屆成績方面由棒球表演賽獲得銅牌與蔡溫義舉重銅牌。其後中華民國即以此模式「奧會模式」組代表團參加，自1984年洛杉磯奧運開始至今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及其他國際正式運動賽會，皆以「中華臺北」參與國際賽事 。中華臺北代表隊也在2004年雅典奧運獲得參加奧運以來第1、2枚金牌。
從1954年第2屆馬尼拉亞運會一直到1970年第6屆曼谷亞洲運動會，都是由已播遷至臺灣的中華民國派隊參賽。但是自從1974年德黑蘭亞運會起，由於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政治影響之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參賽權。此後中華民國長達20年被亞洲運動會拒絕參賽。一直到1990年北京亞運會，中華民國採用奧運模式的名稱「中華臺北」才能得以重返亞運會。
1989年5月，臺灣以「中華臺北」名稱獲得北京方面正式邀請，首次組代表隊前往北京參加亞洲青年體操錦標賽，是為海峽兩岸體育直接交流開始。
1991年11月12日，經APEC主辦會員的韓國居中協調，中華民國以「Chinese Taipei」（中華民國稱「中華臺北」，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中國臺北」）名義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亞太經合組織成員經濟體的「Chinese Taipei」指的是中華民國實際管轄、有效統制的經濟實體「臺澎金馬」。
2004年12月15日，OECD理事會正式通過以「中華臺北」名義成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競爭政策委員會」的觀察員。2005年10月27日，OECD理事會核準中華民國以「中華臺北」名義成為鋼鐵委員會觀察員，另成為漁業委員會專案觀察員。
2009年5月18日，中華民國以「中華臺北」的名義，以觀察員身份參加2009年的世界衛生大會（WHA）。200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談及解決中華民國參與國際組織活動時，稱呼「中華臺北衛生署」，為中國大陸領導人首次在公開場合就這一問題進行表述。
2016年5月10日，中國大陸媒體環球時報提出，依據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一中原則，若臺灣使用「中華臺北」的名稱參加世界衛生組織，代表臺灣承認在國際上的「一個中國」，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系不是國與國的關系，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不是什么人可以隨便否定或者刻意回避就能改變的。
2009年10月，（IAP）告訴臺灣的與會人士，中國大陸希望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檢察官協會（The Prosecutors Association, ROC（Taiwan））」改名。經過斡旋，中華民國法務部和外交部皆同意以中華臺北的名義申請入會。10月20日，IAP秘書長舒茲正式通知，中華臺北成為IAP的團體會員。
另外尚有亞太法定計量論壇、-{zh-tw:亞洲稅務行政暨研究組織; zh-cn:亞洲稅收管理與研究組織}-（SGATAR）、北太平洋鮪魚國際科學委員會（ISC）、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世界關務組織下屬之「關稅估價技術委員會」與「原產地規則技術委員會」、世界貿易組織法律諮詢中心（ACWL）、中西部太平洋漁業委員會（WCPFC）等組織的活動、文件、刊物及網站等均以「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稱之。另在2013年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受邀參與第38屆國際民航組織大會。
2003年8月，瑞士將臺灣居留證的國籍欄位的中華民國改為中華臺北。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也將臺灣的學校列在「中華臺北」之下。多項國際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中華民國亦使用中華臺北參賽。
2008年2月19日，科索沃宣佈獨立兩天後，中華民國外交部正式承認科索沃共和國。擔任科索沃總理塔奇（Hashim Tha?i）外交政策幕僚與科索沃民主黨國會議員的（Memli Krasniqi）說：「真的很謝謝臺灣，但是我們要加入聯合國，我們需要中國的支持」。名為「Who Recognized Kosova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The Kosovar people thank you!」網站上的各國承認列表也無中華民國或臺灣的標示。現今對臺灣的官方稱謂為「臺灣－中華臺北（臺灣）」。
中華民國外交部認為，“Chinese Taipei”應譯作中華臺北。 2008年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楊毅對此解釋說，“中國臺北”和“中華臺北”都是"Chinese Taipei" 的中文譯文，奧會協定不涉及他人在協定範圍外使用中國臺北的權利，因此不認同矮化一說；與此同時，楊毅還表示兩岸奧委會的協議是大會舉辦單位所編印的文件，凡是中文稱臺灣地區體育團隊、組織稱為“中華臺北”。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國大陸政府也采用了“中華臺北”的稱呼，臺灣的代表團在開幕式入場式中也按照「-{中華臺北}-」的簡體漢字筆畫順序，排在日本和中非之間。
2016年7月，新華社發佈《新華社新聞信息報導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2016年7月修訂）》，其中第66點定調採用「中國臺北」或「中國臺灣」，如要使用「中華臺北」需請示外交部與國臺辦。2016年里約奧運會的報道中，中國大陸官方媒體人民日報仍然采用了“中華臺北”的說法。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張小月曾在2017年回應，臺灣絕對不能接受「中國臺北」，“臺灣絕對不是中國大陸的一部分，也會正式向陸方提出抗議。”但之后在2018年平昌冬奧會、2021年舉辦的東京奧運會中，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均使用“中國臺北”的說法。
2022年2月，中國官方媒體報道中出現了「中華臺北」的用法。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現場入場時，臺灣的代表團名稱為「中華臺北」，出場順序也沿用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模式，以簡體漢字「-{中華臺北}-」的筆畫順序排序，但中國官方媒體播報的時候仍稱呼「中國臺北」。
民進黨方面就“Chinese Taipei”問題都存有爭議，有議員直言他們是“Taiwanese”
，世大運手冊改變稱呼，部分「中華臺北」改回「臺灣」 。
在2018年中華民國全國性公民投票中，中華民國總統府國策顧問、前田徑運動員紀政發起了2020年東京奧運臺灣正名公投案，另一方面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發表聲明，稱將以維護臺灣運動員參賽權益為最高原則，堅決反對此次正名公投。該會稱，國際奧委會早于2018年5月4日發函，明確表示不予核準中華奧會更名；如果東奧正名公投通過，國際奧委會可能會以“政治干涉體育”為由撤銷中華奧會的會員資格，危及臺灣運動員參賽權益。東京奧運臺灣正名公投最終以同意票4,763,086張少於反對票5,774,556張，而全案被否決。
2018年12月17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釗燮在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外交部2019年度預算案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外交部曾發布名稱處理原則，對外使用“中華民國”。如果有彈性的話，可以使用“中華民國（臺灣）”、“臺灣”，但應避免使用“中華臺北”。吳釗燮表示，中國大陸把“Chinese Taipei”翻譯成“中國臺北”，對臺灣造成很大困擾，如果可能的話，要避免使用“中華臺北”，以免混同于“中國臺北”。
2021年，東京奧運舉行期間，日本NHK主播和久田麻由子在轉播東京奧運開幕式的中華臺北代表團入場時直接道出「」，即「臺灣」，引發一陣討論，NHK及朝日新聞網站上的獎牌榜亦直接以「臺灣」二字表示；韓國MBC與KBS在進場時的轉播畫面亦以「臺灣」為名來做介紹。此外，《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同樣不再稱Chinese Taipei，改稱為臺灣。
代表隊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所使用之會徽，是由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設計之，並於1981年由國際奧會與中華奧會所簽訂之協議版本確認。當時中華民國國徽和國民黨黨徽雖有規範，但分不清楚。2009年世界運動會首次使用中華民國國徽。
* 奧林匹克運動會中華臺北代表團
*  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動協會
*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
荷西、明鄭、清治、日治、中華民國（至今）等時期，框內數字為大約的統治時間（年）
臺灣歷史，在文獻記載以前，臺灣早已有人類活動。在距今約45萬至19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早期，臺灣與亞洲大陸連結的陸橋（今澎湖水道海域）有澎湖原人生存。距今3萬年前的臺東長濱文化是考古所知的臺灣最古文化，較晚近的新石器時代則有南島語族的考古遺跡。事實上，臺灣因地處南島語族活動範圍的最北邊，也被認為是南島民族在語言及遺傳上可能的發源地，亦是分布區域的最北端。
臺灣的地理位置介於中國大陸、日本與東南亞間，可做為各國船隻的停泊與貨物的轉運站。在17世紀，臺灣中部曾有一超越一般部落規模的大肚王國，而荷蘭帝國及西班牙帝國則分別在臺灣西南部及西北部殖民統治。之後，荷蘭人將西班牙人驅逐，並統治臺灣西部的大部分。1661年4月，鄭成功率領兩萬五千大軍及數百艘戰艦圍攻荷臺首府熱蘭遮城，使荷蘭在1662年2月1日簽約投降，臺灣進入明鄭時期，漢人於此期間大量移民臺灣。1683年，明鄭鄭克塽在清軍攻臺時向清將領施瑯投降，臺灣進入清治時期。
1894年，大清與大日本帝國爆發甲午戰爭。隔年，雙方在馬關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予日本，臺灣進入日治時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戰敗。日本簽署的《降伏文書》中接受同盟國的《波茨坦宣言》，並於其中接受《開羅宣言》之要求：將臺灣、澎湖、滿洲歸還予中華民國。1945年9月2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在中國（除滿州）、臺灣以及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的日軍向代表同盟國的蔣中正投降，並命令日本及其控制之軍事及民間政權協助同盟國佔領日本及其控制地區。蔣中正委派陳儀將軍接受在臺日軍的投降後，隨即片面宣布臺灣光復。美國和英國等同盟國則不同意中華民國片面宣佈恢復對臺灣的主權，並表示臺灣主權之處理必須等到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時才能決定。日本也表示，接受了《波茨坦宣言》和《開羅宣言》的《降伏文書》只具有休戰協定的性質，不具有處分領土的性質，一直至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時，臺灣才脫離日本，並表示日本在《舊金山和約》中只聲明放棄臺灣而未表明其歸屬，臺灣的歸屬須在將來由同盟國決定。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國共內戰中渡江，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失守，同年12月7日，中華民國政府遷臺。1991年起，臺灣與澎湖、金門、馬祖四地公民自1991年起以選舉決定全數中華民國國會議員席次；1996年起，直接選舉產生中華民國總統。但認為中華民國在臺灣不合法的人士則依據國際法主張中華民國政府並不能藉由選舉而在臺灣就地合法。不曾統治臺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聲稱擁有其主權。此外，臺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也是引發主權爭議與臺灣獨立運動產生的原因。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考古館
距離現今三百萬至一萬年的更新世冰河期期間，臺灣曾數次與亞洲大陸本土相連。當兩地相連時，大陸的生物及古代人類可能來到臺灣定居。
澎湖水道海域所撈獲的舊石器時代早期澎湖原人的原始人類具備直立人的特徵，生存於距今約45萬至19萬年前。
目前臺灣已知最早的現代人類，是在臺南市左鎮區一帶挖掘出的原始人類骨骸，被稱為左鎮人。但目前在左鎮地區尚未發現相對應的文化。然而，根據「臺灣血液之母」林媽利教授關於臺灣人血液成分之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祖先是在1萬5000年前冰河時期結束之前，從東南亞島嶼等地遷徙至臺灣。此外，在臺灣原住民的傳說中，如賽夏族的矮靈祭或排灣族的，有些故事描述可能是關於矮黑人（尼格利陀人），但是迄今尚無相關考古證據。
左鎮人想像復原頭像
在挖掘數處考古遺址後得知，臺灣在舊石器時代晚期（50,000年前－10,000年前），就已經開始有人類居住。以現有的證據而言，目前臺灣最早的文化為長濱文化（以臺東縣長濱鄉的八仙洞遺址最具代表性），挖出了大量的粗製石器及骨角器。從日月潭的孢粉分析顯示，從11000年前到4200年前止，就有大量的燒山林開墾的痕跡，這一期有大量種植稻米的遺跡。雖然長濱文化與現今中國南方的文化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然而以目前的考古學證據而言，尚不能確定臺灣的舊石器時代文化是哪一種族群的人類所留下的。
卑南遺址，由日本學者鳥居龍藏拍攝
臺灣新石器時代及金屬器時代的文化與舊石器時代文化關聯性不高，較著名者有新北市八里區的大坌坑文化及十三行文化、臺北盆地的圓山文化及植物園文化、臺東縣的卑南文化等遺址。其中部分遺址中曾出土來自中國的錢幣等物品，說明部分文化可能與臺灣以外地區有所接觸。目前已能確定新石器時代（始於紀元前5,000年）以來的史前文化，是臺灣南島語系民族所遺留。
日本學者移川子之藏曾表示：「今日在臺灣被視為原住民的諸民族之間，不乏證明存在更早期先住民族的口頭傳承。自史前時代起，在本島即有近20種的先住民族。」此外，也有部分文化可能是今日原住民的祖先，例如十三行文化人可能是凱達格蘭族的祖先，不過目前的考古證據還不能完全確定臺灣原住民與新石器時代文化間的對應關係。
臺灣原住民族的呈現多元而複雜，中華民國接續日治時期研究分類當作官方認定的族群有：泰雅族、賽夏族、卑南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鄒族、魯凱族和達悟族等9族。21世紀後，新增認定族群有：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拉阿魯哇族、卡那卡那富族等7族，此等7族今日多居住在山地與東海岸縱谷，其文化特色至今大抵尚清晰可辨。
除了官方認定的族群之外尚有：凱達格蘭族、道卡斯族、巴宰族、巴布拉族、貓霧捒族、洪雅族、西拉雅族以及猴猴族8族不等，主要出自於傳統所謂的平埔族群。臺灣原住民族過去沒有文字，因此只能藉由外來者撰寫之古籍記載及考古證據來推斷原住民族的早期歷史，其中重要的歷史文獻包括《新港文書》、《東番記》、《蕭壠城記》等。
臺灣與古中國的政治聯繫情況，學者間有不同解讀，但清康熙23年（1684年）以後被納入大清帝國版圖是無爭議的。在康熙之前，這個後來名為臺灣的島嶼有數十個到數百個原住民族各部落林立，十七世紀後有荷蘭和西班牙殖民統治部分的地區，古代中國最早將臺灣納入版圖並實際統治係南明時期的明鄭東寧國政權，而在清朝時期康熙將臺灣納入版圖前，臺灣從未被視為中國領土。此處所說之臺灣不包括澎湖群島。
中國古代史書，包括《三國志·吳志》、《隋書·流求傳》及《文獻通考》中，被認為有疑似臺灣的記載出現。例如《隋書·流求傳》記載：「流求國在海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部分學者主張這是臺灣與中國早期聯繫的證據，不過一些觀點主張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文獻中描述的就是西太平洋眾多島嶼中的臺灣，部分學者認為史書所記載的是琉球群島。
室町時代以來，日本人開始以高砂、高砂國、高山國稱呼臺灣。安土桃山時代文祿2年（1593年），豐臣秀吉派遣使者原田孫七郎諭令高山國納貢，但是因使者找不到可傳遞文書給高山國的人而無功而返。江戶時代慶長14年（1609年），德川家康任命有馬晴信曉諭土番納貢。元和2年（1616年），德川家康任命長崎代官村山等安征服臺灣，等安以次子村山秋安率領2、3千人征臺，為規模最大的一次，但因遭遇風災無功而返。寛永18年（1641年），鎖國制度完成，交流漸次減少。不過在明鄭時期，臺灣與鎖國時期的日本仍保持相當的貿易和政治往來，臺日雙方的貿易量在1665年到1672年達到高峰。請參見日本乞師。
16世紀歐洲的臺灣古地圖，16世紀前的臺灣均被描繪為三塊分開的島嶼
？－610年
疑似巴宰族或琉球族
甘為霖《福爾摩莎地誌》
卡貝蘭灣、噶瑪蘭
瑯??十八社
大肚王國是一鬆散的部落聯盟，在1645年左右所統轄的範圍主要是今日大肚溪流域，大約是大甲溪北岸的臺中市后里之南至烏溪（大肚溪）流域。荷蘭在1638年知道大肚王國為是統治了臺灣中部原住民族的政權。是由27個村社的巴布拉族與貓霧捒族、巴則海族、洪雅族、道卡斯族所組成的一超部落王國，共主稱為「大肚王」，在鼎盛時期的領域範圍南端約到鹿港，北方則在大甲溪流域。該王國在1644年荷蘭人武力入侵後降服，1645年4月荷蘭人召開南部的地方會議，大肚王國的甘仔轄·阿拉米跟荷蘭東印度公司訂約，表示臣服，不過直到1662年荷蘭人離開臺灣為止，大肚王國都維持半獨立狀態。
大肚王國雖對荷蘭東印度公司友善，但從未歸順鄭氏王朝，甚至頑強抵抗鄭軍，導致鄭成功等人認為他們受到荷蘭的煽動。1661年鄭成功取得部分臺灣統治權。由於實施「兵農合一」政策，派遣鄭軍分赴各地屯墾，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活動空間，導致鄭氏王朝和大肚王國發生數次武裝衝突。
鄭氏政權滅亡後，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出任巡臺御史的黃叔璥在其《臺海使槎錄》一書中記載：「大肚山形，遠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長名大眉。」雖寥寥數語，卻說明17世紀的臺灣中部確實有一個超部落的王國。1731年（雍正九年），清廷官吏對原住民族指派勞役過多，引起原住民族群起反抗，發生大甲西社抗清事件，翌年遭鎮壓，各族人陸續逃離原居地，遷往埔里一帶，大肚王國終告瓦解。
1626年葡萄牙人所繪荷蘭人在福爾摩沙（大員）臺江內海一帶之活動
臺灣的信史則大約從1624年荷蘭東印度公司展開統治開始。目前有明確文獻記載且能考證時間點者，最早可上溯至1582年7月兩位西班牙人神父與一位葡萄牙人耶穌會士因風擱淺臺灣75天時所寫的三篇文字記錄。
15、16世紀，歐洲國家對外擴張勢力，開闢往東亞的新航路，發現美洲新大陸，縮短了亞洲與歐洲的航行距離，世界從此進入大航海時代。在海權爭霸國際環境下，臺灣進入歷史時代。17世紀初，除了一些零星的琉球人、漢人、海盜遊走進出於臺灣之外，西方重商主義國家也開始注意臺灣。此時遠東海面已成為歐洲三國角逐的形勢：租得澳門的葡萄牙、殖民菲律賓呂宋島的西班牙、據有爪哇的荷蘭，在遠東海面展開商業和殖民的競爭。
《大員港市鳥瞰圖》，收藏於荷蘭米德爾堡哲烏斯博物館
荷蘭人在遠東的商業目的原以明朝為重要對象，但因受制於葡萄牙人的競爭和明帝國的抵制，荷蘭人只好轉向澎湖，先後在1604年、1622年兩度進占澎湖。但因澎湖為大明帝國領土，所以明政府亦兩度派兵驅離荷蘭人。1604年沈有容出兵澎湖驅逐荷蘭人，歷經8個月不分勝負，荷蘭終而議和。在議和訂約中，明政府要求荷蘭退出澎湖，如果退出澎湖，去占領對面的「化外之島」臺灣，明政府則無異議。經此議和，荷蘭人遂在1624年進入南臺灣，建「奧倫治城」，後又改建為熱蘭遮城。後因郭懷一事件，於1653年建普羅民遮城。
《熱蘭遮城與長官官邸鳥瞰圖》約翰·芬伯翁／約1635年／73 x 103 cm／荷蘭 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荷蘭人統治臺灣的第3年（1626年），西班牙也自菲律賓馬尼拉派兵占領臺灣北部。他們先後佔據雞籠、滬尾一帶，並建造聖多明哥城，與南部的荷蘭人展開殖民與商業競爭，但情況不佳。此外，西班牙統治者在金山、三貂角（San Diego）等地都建有天主教教堂，試圖向原住民傳教。西班牙神父也研究原住民語言，著有《臺灣島淡水語詞彙》（西班牙語：）。1642年荷蘭人趕走西班牙人，佔領了二城。
古荷蘭語和新港文（右）並列的《馬太福音》，寫於1650年左右。
荷蘭統治臺灣前後共約38年。其極盛時（1650年）的統治範圍包括嘉南平原為主的地區，北部的西班牙殖民地二城和以及今臺東沿海一帶。荷蘭人對原住民族（福爾摩沙人）採取安撫、鎮壓、教化兼施的方式治理，採行「地方會議」（Landdag）制，從各村選出長老，每年集會以宣導荷蘭當局時政措施，地方會議分北路、南路、淡水和卑南四區，長老須向荷蘭當局宣誓效忠，擁有荷蘭當局授予的藤杖後在社內行使司法權。荷蘭人還廣泛宣傳基督新教的加爾文教派，在傳教同時推廣文教工作，新港文書是為其範例之一。
約翰·芬伯翁作品《澎湖島及福爾摩沙海島圖》，約1640年繪。
當時，移居臺灣的漢人也已有一定數量，也有部分漢人被招募來臺開墾。漢人在很多方面扮演輔助荷蘭人統治的角色，包括擔任「社商」（包稅商）等荷蘭東印度公司利用競標方式將某社的商業交易權外包給出價最高者，並且分四季向社商收稅，藉以增加財政收入，稱為「贌社」。但因為賦稅沉重、人民無土地所有權，田地均為王田，歸荷蘭國王所有，導致部分臺灣人民對荷蘭統治者時有不滿。1652年，因甘蔗減產與人頭稅加重，爆發了郭懷一事件。此外，1629年與1636年也分別發生麻豆溪事件與蕭壟事件兩次大型的福爾摩沙人原住民族反抗活動。
經濟方面，荷蘭人引進了許多新物種，包括芒果、釋迦、甘藍菜、大豆、胡椒、菠蘿蜜、呂宋菸草、豌豆、蕃茄等等，同時也引進了黃牛。當時荷蘭人所使用的土地面積單位「摩爾亨」（Morgen），相當於「甲」，一直沿用至今。此外，荷蘭人在臺灣發展貿易，並以臺灣作為轉口站，臺灣成為明朝、日本、南洋、歐洲等地的貨物集散中心。此時的臺灣已躍入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海洋貿易體系，有別於傳統中國自給自足的封建式小農經濟。不過，荷蘭人在臺灣的統治畢竟是剝削式的統治，1650年左右，荷屬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每年淨收入約40億荷幣（約4噸黃金）。
樹立於安平古堡的鄭成功像
1644年，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和滿族八旗軍先後攻佔明朝首都北京，明朝部分遺臣在中國南方先後擁立幾位宗室為帝，組織流亡政府，繼續抗清，是謂南明。鄭成功就是當時抗清的一股強大勢力。鄭氏於1658年至1659年出兵金陵失敗後，決定轉進其父鄭芝龍、顏思齊等武裝海商曾經略之臺灣。1661年，鄭成功率領軍隊約25,000人先抵澎湖，然後進入臺灣，迅速攻佔各地，展開對荷蘭人之熱蘭遮城的進攻，終在翌年攻下熱蘭遮城，擊敗了臺灣荷蘭東印度公司政權，佔領了南臺灣建立臺灣史上第一個漢人政權。
鄭成功佔領後，改臺灣為東都明京。1662年，在得知永曆帝死於昆明後，鄭經改東都為「東寧」。此後，鄭成功祖孫三世始終皆以「大明延平王」的郡王爵位，並沿用桂王登基後的永曆年號，禮遇眾多明朝宗室。佔領臺灣之初，鄭成功設立京畿承天府，並以新港溪為界，北路為天興縣、南路為萬年縣。鄭成功由於島內糧食不足，鄭氏軍隊各營各鎮部隊，分批在嘉南平原、屏東平原上屯田開墾，故該地區留下帶有「營」、「鎮」、「勁」、「協」等稱號的地名（例如左營、前鎮、柳營等），延用至今。
1662年，三十九歲的鄭成功病逝之後，因亂倫而被罷黜的王世子鄭經從思明州率軍返回東寧，打敗了叔父鄭襲，由於無法再得到明朝皇帝的敕令，於是自行嗣延平王位及大明招討大將軍之職。鄭經稍後將所有留守廈門的鄭氏殘存勢力撤到臺灣，將天興、萬年二縣設為州。與鄭經有密切政經往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以「臺灣國王」（The King of Tyawan）作為其外交稱謂。
在參軍陳永華的輔佐下，鄭經經營與英國、日本及東南亞的貿易，並取得武器彈藥的補給。主要的出口品是蔗糖。英國東印度公司也一度在臺設立商館，但經營並不理想。此外，鄭氏政權也有計劃的在臺灣植入漢文化，鄭經在陳永華的建議下，於1665年在臺南建先師聖廟，設國子監，是為漢文化的「全臺首學」。沈光文則成立了臺灣最早的詩社「東吟社」。
1669年鄭經以比照李氏朝鮮事例、世守臺灣、稱臣朝貢等條件和大清談判，因大清堅持鄭氏須剃髮易服，談判破局。1674年耿精忠、尚可喜、吳三桂等發動三藩之亂。鄭經率兵響應，渡海攻打大清治下的福建與廣東，奪下泉、漳、汀、潮、惠數州府。1680年，鄭經海戰失利，棄守閩粵，撤兵回臺。翌年，鄭經去世，鄭氏政權兵變，要員馮錫範弒監國世子鄭克??，立其弟鄭克塽，國政日劣，人心渙散。1683年，由明鄭投奔大清的施瑯率軍攻臺，海戰失利，鄭克塽向大清投降，結束鄭氏三代在臺23年的統治。
《臺南地圖》作者不詳／十九世紀
從荷蘭治臺時期所引進的西方生產方式、生產項目加上臺灣得天獨厚的氣候，稻米一年二熟、三熟。臺灣又盛產蔗糖及茶；在水產有烏魚，每年所生產的烏魚子是世界名產，全世界僅有俄羅斯所生產的魚子醬可與比擬；在礦產上又有金、煤、硫磺等；在林產上有極為高貴的檜木木材及樟腦，故在經濟上有極重大的利益存在。大清雖領有臺灣，但剛開始對臺灣並無強烈的領土野心。部分官吏認為「臺灣僅彈丸之地，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倒不如「徙其人而空其地」，因此皇帝有意放棄臺灣，後因率兵攻臺的將領施瑯力爭，才將臺灣併入大清帝國之版圖。清治初期，與福建廈門合署臺廈道，道署下設一府三縣，即臺灣府、諸羅縣、臺灣縣、鳳山縣，隸屬於福建省。但是，自從朱一貴事件後，清政府於雍正元年（1723年）不但將臺灣與廈門分署，從臺廈道升格為臺灣道，又在諸羅縣北部增設淡水廳與彰化縣。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於臺南運作的臺灣道行政區劃之下，除既有一府四縣一廳外又於澎湖群島增設澎湖廳。嘉慶十七年（1812年），在宜蘭地區增設噶瑪蘭廳。
大清統治臺灣共計212年（1683年—1895年），儘管其最後並未放棄臺灣，但早期對臺灣仍採取「為防臺而治臺」的消極態度，為節省行政、治安成本限制人口成長，規定官吏不得攜家帶眷；駐軍採班兵制，三年輪調換班，家眷不得隨軍來臺。根據「臺灣編查流寓令」中有關渡臺限制有三：一、渡行臺灣者必須事先取得許可，密航者處以懲罰。二、渡行臺灣者不得攜眷，已渡臺者亦不得接取家族。三、廣東屢成海盜淵藪，因積習未改，其住民不許渡臺（即渡臺禁令，因為粵東人在中國屢次幫助鄭軍對抗清軍）。嚴禁閩粵漢人無照移民臺灣，且不準攜帶家眷；但閩粵人民因山多田少，資源有限，乃不斷湧入。他們或正式持有墾照入臺，或買通船頭偷渡，冒「黑水溝」之險前往臺灣。
漢人與清廷在臺灣所實際控制之區域
禁渡措施對臺灣的社會產生巨大影響，數次強制非法移居臺灣者返回原戶籍地；由於禁帶家眷，導致臺灣男女人口比例失衡，因此不少漢人男子娶平埔族女子為妻，造成平埔族人口減少；並產生童養媳等問題。大量無業的單身男子（被稱作羅漢腳）游手好閒，亦因公權力不彰，社會由豪強門閥把持，漢人移民多輕視官府與法令，使社會治安敗壞，械鬥頻傳。直到1874年牡丹社事件後，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才奏請解除該禁令。
定居來臺的漢人，著重於土地開墾和水利建設。土地開發的區域呈現為「由南而北，先西後東」的順序。今日臺灣尚有大量帶有「股」、「份」、「結」的地名，如五股、頭份、五結等，顯示當時已有墾戶股份或結首制的形式來開發土地。為了提高農作物收成，開始興修大量水利設施，著名的如位於今彰化縣的八堡圳、今臺北市的瑠公圳、今高雄市的曹公圳等。農業生產的主要作物則以稻米和甘蔗為主。同時，經濟的發展伴隨了港口與商貿的興起，隨著貿易量的發展，在臺灣府城之後，又有鹿港、艋舺等口岸發展興起，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說法。
平埔族之一的西拉雅族人物畫像。右圖男子用鼻子吹簫，是其一大特色。
由於臺灣官府社會掌控力較低，仰賴土豪協調地方，在大清統治臺灣的兩百多年間，臺灣民變迭起。班兵制度三年輪調，兵員素質低而擾民；清政府的政策無法有效約束臺灣移墾社會的發展，部分臺灣民眾乃因之起而反抗，發生反抗事件，較大規模者有70多次。「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俗諺乃形容清領二百多年，臺灣社會動亂頻繁的情況。其中最著名的大規模民變有朱一貴事件、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等。除了反清變亂之外，各族群內部也經常發生分類械鬥，其中既有不同族群間的（如頂下郊拼、閩粵械鬥、漳泉械鬥）、不同姓氏間的（如同治年間竹塹北門的蘇黃二姓械鬥）、職業團體間的械鬥和因商業利益而起的械鬥等。
清政府將原住民分為「生番」（以高山族為主）和「熟番」（以平埔族為主）兩類，其中對生番採取封山隔絕政策，劃定「土牛溝」為界，嚴禁漢人越山開墾以避免番漢衝突，而熟番和漢人之間常因土地問題衝突，不少平埔族的土地被漢人違反禁令用欺騙或搶占等方式占有。部分平埔族因此開始進行大遷徙，進入蘭陽平原、埔里盆地、東部山區，或則日益漢化。
億載金城，為1875年沈葆楨延請法國工程師設計建造，建築仿巴黎要塞。
清廷對臺灣的消極態度一直要到19世紀中葉才改變，其原因是由於國際環境的改變。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歐洲勢力衝擊著清帝國統治下的臺灣。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同意讓臺灣開港通商（安平、淡水），不久又開放打狗和雞籠二港。此後，臺灣的對外貿易相當熱絡，臺灣盛產的茶、蔗糖和樟腦大量出口，這增加了就業機會與政府稅收，一些新的城市也紛紛興起；同時也導致原住民族被迫東遷、客家人地位上升、買辦興起與水土環境被破壞等社會和環境影響。
西方文化伴隨著臺灣開港再次傳入臺灣。在西方各教派中，以基督教的長老教會影響為最大，著名的來臺傳教士有馬雅各、馬偕、甘為霖、巴克禮等。同時，各國的勢力也紛紛進入臺灣，1867年（同治六年），發生了羅發號事件，十幾名美國船員在恆春一帶被原住民族殺害。最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與恒春半島十八社首領簽訂了《船難救助條約》，這等於否定了清政府在番地的管轄權，為其後大日本帝國出兵臺灣提供了理由。
1871年，54名琉球人因颱風而漂流到恆春半島，被原住民族所殺。日本派代表要求清政府處理，而清政府以「生番係我化外之民」為由拒絕，結果在1874年（同治十三年），大日本帝國派兵攻打臺灣南部牡丹社的原住民，是為牡丹社事件。之後清政府照會日方，要求日本撤軍，並承認此行動乃「保民義舉」，日方認為這等於放棄對琉球王國的宗主權，而清廷則認為「保民義舉」是指日方提出的受害漁民中有4人為小田縣人。同時自此以後，為因應國際局勢的變化，清政府於是積極擬定經營臺灣的方針。 1884年10月，中法戰爭時，法國海軍將領孤拔也曾佔領基隆，進攻淡水，並下令封鎖臺灣。
劉銘傳肖像。
1875年，沈葆楨以大清帝國欽差大臣身份再度抵臺，儘管他在臺灣僅停留不足一年，卻對臺灣近代化有所建樹。他推行開山撫番的政策，下令開北、中、南三路通往後山，鼓勵漢人入山開墾，至此臺灣東部才逐漸納入大清帝國的領土，但在以武力開拓東部的過程中，也殺害了不少原住民族。此外廢除渡臺禁令，積極推動近代化建設，如機器採煤；在安平建新式炮臺億載金城等。沈葆楨數度奏請調整臺灣行政區劃。次年增設臺北府、恆春縣、埔里社廳、新竹縣、淡水縣、基隆廳，並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諸羅縣為嘉義縣及增設卑南廳，全臺至此共被分為二府八縣四廳。之後經營臺灣的是福建巡撫丁日昌，他繼承了沈葆禎的現代化政策，修建了臺灣最早的電報線。
光緒七年（1881）八月劉璈任職分巡臺灣道，即臺灣實際統治者。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劉璈率軍積極抗戰，創下碩果累累。。連橫在其所著的《臺灣通史》中亦稱他為“有經國之才”的能吏“。為冒領功名，擊其政敵，劉銘傳誣告劉璈十八款。
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後，清政府感到了臺灣的重要性，提升臺灣的行政層級，將隸屬於福建省將近兩百年的臺灣獨立出來，改設為行省，並任劉銘傳為首任臺灣巡撫。伴隨臺灣建省，行政區劃再次調整，全臺從南到北分為三府（臺南府、臺灣府、臺北府）、一州（臺東直隸州）、十一縣（淡水、新竹、苗栗、臺灣、彰化、雲林、嘉義、安平、鳳山、恆春、宜蘭）、三廳（基隆、澎湖、埔里社）。劉銘傳在臺灣積極實施建設，在1891年有了大清帝國第一條官辦客運鐵路（基隆—新竹），南北普設可通福州的電報線，同時也設立郵政與新式學堂，臺北城的街頭亮起了路燈。在劉銘傳的積極治理下，臺灣成為當時大清帝國近代化程度最高的行省。其後的臺灣巡撫邵友濂、唐景崧也繼承了其政策方針，不過由於經費緊縮，建設步伐相對放緩。但是，臺灣建省還不到十年，由於甲午戰爭（1894年－1895年）失敗，清廷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領後期的樟腦為臺灣特產，是合成塑膠的原料，19世紀後期國際需求量大增，使臺灣產量曾達到世界第一。
臺灣民主國國旗
臺灣民主國發行的郵票
甲午戰爭後，大清國欽差大臣李鴻章代表清廷割讓臺灣給大日本帝國。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的決定，在許多臺灣住民中引起不滿，時稱「紳民奔走相告，聚哭於市」，希望清政府改變態度。1895年5月25日，臺灣人民宣佈脫離大清國成立「臺灣民主國」，推舉原巡撫唐景崧為大總統、劉永福為大將軍、李秉瑞為軍務大臣。同時，臺灣民主國制定「藍地黃虎旗」為國旗、刻有「臺灣民主國寶印」文字的國璽、並以「永清」為年號。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希望能藉此引發國際干涉，使臺灣免於被日本統治。臺灣民主國於臺北成立當天，下著細雨，當時已有雨傘和人力車，外頭還放著鞭炮，許多富商也來參與總統就職大典。
1895年5月29日，日軍在基隆附近的澳底登陸時並未受到強烈的抵抗，接著攻打瑞芳時有個小型的接觸戰。日軍於6月3日攻佔基隆時扼守獅球嶺砲臺的清軍已撤走，因此很容易便推進到汐止（水返腳）紮營，準備進入臺北城。根據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吳密察的研究，此時的臺北城已陷入無政府混亂狀態，因為唐景崧等滿清官員已於6月4日爭先恐後倉皇逃回中國，留下來的清軍紀律很差。傳統的軍人，就是穿著軍服的強盜、穿了制服的土匪。這樣的軍隊在主帥相繼遁逃後就很容易變成亂民，這些清軍軍隊丁潰散後四處劫掠、遍地積屍。治安敗壞，臺北人心惶惶，臺北民眾閉隘閘以守禦自保。所以當時在大稻埕的外國人就打電報到日本部隊，要求日本軍隊趕快進入臺北城；臺北城內的有錢仕紳富商們也希望日軍能及早進城維持社會秩序。雖然他們不知道日軍是好是壞，但那時臺北城的清軍已成了人人畏懼的亂民強盜。留守士人紳商乃集議請日軍進城，以保全居民生命財產，並先後派辜顯榮與外籍人士代表等赴基隆見日本人並一路引領日軍進臺北城。日軍於6月7日未發一彈即順利進城。日軍入城後即布告安民。17日，臺灣總督樺山資紀舉行「始政式」。日軍在進臺北城時沒受到什麼抵抗；渡過淡水河向南方推進不久，在三峽、在大溪都受到了真正的抵抗。
6月下旬，臺灣民主國餘部在臺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第二任大總統。為籌措經費，劉永福曾發行紙幣、郵票等。有些學者將劉永福在臺南所建的政權稱之為「臺南共和」（Tainan Republic）或「第二共和」（Second Republic）。此後三個月，臺灣民主國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小的血戰，例如八卦山之役。但到了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逃亡，日軍佔領臺南，結束臺灣民主國184天的歷史。
1895年日軍進臺北城的想像圖，遠方城門為北門-承恩門。
臺灣民主國瓦解後，日本基本上已控制全臺，但各地仍常有抗日事件。早期著名的抗日領袖有簡大獅、柯鐵虎、林少貓等。之後的重要抗日事件有1907年發生的北埔事件、1912年的林圯埔事件，1913年的東勢角事件、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與1930年莫那·魯道領導的霧社事件等。後期的抗日運動除西來庵事件外普遍規模較小，且在密謀階段就被剿殺。因死傷慘烈，轉變為社會政治運動。其中原住民族的抗日行動有以莫那魯道為首的霧社事件。也有日軍主動出擊剿滅原住民的戰爭，如太魯閣戰爭。
西來庵事件被捕人士頭戴竹籠，自臺南刑務所押至臺南地方法院受審
1896年，日本公布《六三法》，授權臺灣總督得頒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早期總督都是武官，權力極大，融行政、立法、司法、軍事權於一人。前三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的任期都不長；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任期則長達8年，但實際治理臺灣的是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基于「生物學原則」，後藤新平借用了源自中國的保甲制度並加以重新制定，並且在兒玉源太郎任總督時，廢除由前任總督乃木希典所頒布的三段警備制，將全臺納入警察管轄。通過特別法，日本以警察政治控制社會，臺灣人沒有平等的參政權，在日治初期的現代化教育程度也遠低於在臺灣的日本人，日後逐年普及，但教育制度上與日本人相比仍不平等。
在公共事業方面，日本在臺灣建立詳細的戶政與地政檔案、統一度量衡、設立臺灣銀行、日臺同步幣制，以及大興電信事業。至1919年，全臺已有7,146支電話與6條電報線。交通方面，1908年西部縱貫線鐵路（基隆－高雄）通車，同時基隆港和高雄港也被加以修建。農業上推動綠色革命，使臺灣成為「米糖王國」。而在文化上，則施行同化懷柔的策略，對臺灣人教授日語，並實行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族三種不同的教育體系。佐久間左馬太總督在任時開始對原住民族施行理蕃政策，以使原住民順應接受日本的統治。社會方面，總督府致力廢除「三惡」，即鴉片、纏足與辮髮。同時加強衛生體制，改造下水道并進行捕鼠工作。改農曆為公曆，在街頭放置時鐘，培養臺灣人的守時觀念。推行市區改正計劃，對後來臺灣城市的營建影響深遠。
1923年臺北小學生於日本皇太子裕仁訪問臺灣時群集總督府前
隨著民族自決的風潮與日本進入「大正民主」時代，1919年後，臺灣總督可由文官擔任，軍權另設臺灣軍司令官掌管，治理臺灣的策略也改為同化政策。臺灣在許多方面與日本逐漸接軌。1922年，《臺灣教育令》通過，臺灣實行與日本相同的學制。1921年，日本國會通過《法三號》，修正部分六三法的內容，臺灣開始通用日本的民法、刑法與商法。1920年，全臺行政區劃改為州廳、郡市與街莊三級制，並推行有限的地方自治。在經濟上，臺灣陸續完成了數個大中型基礎設施建設，如桃園大圳、嘉南大圳、日月潭水力發電所等。米糖產業也進一步發展，特別是蓬萊米於1922年研發成功大大提高的稻米產量。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合影
日治中期，臺灣社會受到各種新思想的啟迪，民智已開，一些留日人士大力推行政治、社會文化運動，力求平等待遇。1914年，林獻堂奔走成立臺灣同化會，追求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地位平等，但成立不久即被勒令解散。1920年1月，留日臺灣青年在東京發起新民會，推舉林獻堂為會長，主張改革臺灣政治體制。並有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等社會政治運動的展開，要求臺灣自治。1921年，蔣渭水等人在臺北成立了臺灣文化協會，藉著對臺灣文化活動的關心，增進臺灣人的知識及對政治的關心，以求喚醒臺灣人的覺醒，啟蒙臺灣人的意識，尤其想要喚起臺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政策的批判。蔣渭水於1927年7月10日成立臺灣民眾黨，臺灣第一個政黨宣告誕生。
1935年市會及街莊協議會員選舉開票日
總督府終於在1935年和1939年在臺灣舉行州會議員和市會議員的選舉，這是臺灣人首次擁有選舉權。同時，農工運動也蓬勃展開，簡吉成立臺灣農民組合，是日治時期臺灣最大的農運團體。1928年，蔣渭水指導成立臺灣工友總聯盟，發動勞工罷工以爭取權益；同年，臺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主張臺灣獨立，但被總督府認定為非法團體。面對農工運動的蓬勃展開，臺灣總督府開始進行全面鎮壓。1929年2月12日，臺灣農民組合與臺共數千名成員被捕，是為二一二事件。1931年，臺灣民眾黨被查禁，附生於民眾黨的臺灣工友總聯盟也趨於式微。之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在1937年7月自動解散，日本治臺進入緊縮階段。
嘉義街外/ 陳澄波/ 1926/ 畫布、油彩/ 64×53cm/ 第七回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入選。
隨著社會運動的展開加上西方文化與當時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臺灣的文學、美術、繪畫等方面開始走向與日本和中國都不同的方向。臺灣新文學運動在1920年展開，領導者有黃朝琴等，他們主張使用白話文，認為文學的目的應是啟發民智，其中賴和被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1933年，臺灣作家與日本作家組建臺灣文藝作家協會，刊行中日文並用的《臺灣文學》雜誌。之後，又成立完全由臺灣作家組成的臺灣文藝聯盟。這一時期令人矚目的畫家則有陳進、林玉山、郭雪湖、陳澄波和廖繼春等。雕塑藝術上以黃土水成就最大，代表作為〈水牛群像〉。音樂家則以江文也等人為代表。電影和廣播也在這時進入臺灣。
1936年，隨著中日關係惡化，自第17任總督小林躋造起，臺灣總督復由軍方將領擔任。在這期間，日方推行對臺灣人的皇民化運動、臺灣產業的「工業化」、使臺灣成為執行「南進政策」基地的「南進基地化」三大政策。在日治中期蓬勃開展的社會與文藝運動也逐漸停擺。
臺北大空襲中，盟軍炸藥在臺北城範圍內的彈著點。
皇民化運動展開後，總督府大力推廣講日語，在各地設立國語講習所。並取消報紙中的漢文欄，廢止學校中的漢文課。1940年2月，總督府公布改姓名辦法，準許臺灣人改為日式姓名。最初臺灣人對此並不熱心，但後期在獎勵政策下，不少人改用日本姓名。同時，總督府大興日本神道，廣設神社，強迫學生參拜，同時壓抑臺灣民間信仰，裁併地方寺廟，這引發不少臺灣人的反對。日本以「農業義勇團」等名義招募臺灣人從軍，人數達12萬人以上、同時前後對原住民族進行八次動員，計有四千名左右的高砂義勇隊前往戰場。1942年，總督府實施志願兵制度，總督府前後三次招募男子志願軍，總數為16,000人。1945年1月，全面實施徵兵制度。臺灣籍日本兵總計207,183人，陣亡30,304人。1941年4月，日本政府成立皇民奉公會，其與皇民化運動不同，是以皇民為口號達到戰爭動員的目的，但總體來說成效有限。
1936年，總督府成立臺灣拓殖株式會社，積極推動臺灣工業化，扮演「工業臺灣，農業南洋」的角色。1935年在高雄港成立煉鋁工廠。1937年，臺灣總督府推動第一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增設水力與火力發電所。1939年，臺灣工業產值首次超過農業產值。珍珠港事變後，臺灣總督府又在1942年推行第二次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力求臺灣工業自給自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看中臺灣的戰略位置，開始請美軍做臺灣研究，並出版《臺灣民政事務手冊》，作為訓練占領臺灣之軍政治理人員之用。當時美國認為，只要控制當時的日本殖民地臺灣，就能牽制日本，以及華南沿海的日軍和菲律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