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Reduced Kamatz
注釋2：Shva放在字首發?音，放在字尾不發聲。
元音長度（在以色列希伯來語中發音中不顯著）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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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 S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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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x35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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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 S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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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n S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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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Hebrew letter Samekh Rashi.png
File:Hebrew letter Ayin Rashi.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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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y S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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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Hebrew letter Tsadik-nonfinal Rashi.png
20px, 20px
Tsade So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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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Hebrew letter Resh Rashi.png
File:Hebrew letter Shin Rashi.png
File:Hebrew letter Taf Rashi.png
下表中U+FB1D到U+FB4F有關希伯來字母。
*  Hebrew alphabet lesson
*  How to draw letters
*  Official Unicode standards document for Hebrew
*  Transliterate your English name into Hebrew Letters
*  LiteType.com  - Virtual & Interactive Hebrew Keyboard
*  Mikledet.com - for typing Hebrew with an English keyboard（Hebrew keyboard|Hebrew layout）
*  Hebrew Writing - Typing Hebrew and Nikud using extended English keyboard（Hebrew keyboard|Hebrew Writing layout）
*  Prize Find: Oldest Hebrew Inscription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San（大寫，小寫），是一個已不再使用的古希臘文字的優卑亞字母，是Σ (Sigma)的變體，位于Π (Pi)和? (Koppa)之間。San原來被用來標示/s/，但後來用Σ代替了。這個字母最後一次使用的時間為公元前6世紀。
語源學（，），是一門研究字詞來源的學科。
英語的「」一詞本身源於「」（真實）與「」（字、理性或學問）兩字。
現在所用的語言一部分是從古語言演變而來，一部分是由幾種古語言混合形成的，這些古代語言稱為語源。詞源學就是通過解讀一些古代文本以及比較其他種類的語言，研究一種語言的產生、變化和消亡，語源學致力于揭示詞語的歷史。
語源學同時也試圖推想那些絕跡語言的信息，通過比較親屬語言可得出相近的母語言，被找到的詞根能夠追溯到其原始的語系。如：“印歐語系”。
在17世紀，荷蘭學者，就已經發現了印歐語的存在，但他的研究后來被淡忘了。
1786年，威廉·瓊斯爵士在第三屆孟加拉皇家亞洲學會的年度講演會上首次提出了其關于“原始印歐語系”的假設，他發現希臘語、拉丁語、梵語和新波斯語有著相似的詞源，在進一步研究后，可以推斷出這些語言有著共同的詞源——「原始印歐語」。此外，甚至可以借此推斷出講這種語言的原始印歐民族。
但是研究很快遇到阻礙，因為作為其研究對象原始印歐語是一種已經消失的語言，並且完全沒有以口頭形式或者文字圖案形式保留下來。但通過比對現有的語言及文獻資料，語源學家們還是有所發現，他們發現了原始印歐語系極為龐大，可以說是希臘語、羅曼語族、梵語、波斯語、日耳曼語族、凱爾特語族、斯拉夫語族、亞美尼亞語、阿爾巴尼亞語、赫梯語，以及吐火羅語的母體。
原始印歐語：owi-s
梵語：avih
拉丁語：ovis
希臘語：ois&nbsp;
亞美尼亞語：hov-iw
古高德語：ouwi&nbsp;
英語：ewe
原始印歐語 ''——'' ''*owi-s''，是一種假設的語言。其中“*”表示該詞系一重構的術語，仍無法以文字加以證明。而在衍生變化過程中，由原始印歐語 —— *owi-s ，派生出來的各語系都有所改變。
如：亞美尼亞語中，原來的 “owi-s” 發展成為一個具有復合詞義的詞，即“hov-iw” 轉變為 “牧羊人”的意思；而在高地日耳曼語中，詞語意思的范圍發生了變化，從泛指羊轉變為特指的羊類（母羊），即上表所示。
英語起源于盎格魯-薩克遜語（一種西日耳曼方言，或稱舊低地日耳曼語）， 目前在使用的英語中，還包括一部分對其他語言的吸收以及少數新造詞。
* 格雷斯·斯圖爾特文·霍普金斯
*  (2000). ''The Concise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repr ed., Diane.
*  (1963).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  (2005). Etymology. In: Strazny, Philipp (ed.).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New York: Fitzroy Dearborn, vol. 1: A–L, pp. 304–306.
* C. T. Onions, G. W. S. Friedrichsen, R. W. Burchfield, (1966, reprinted 1992, 1994). '.
*  (2005). ''Word Origins...and How We Know Them: Etymology for Everyone.''
* Hayakawa, Isamu, (2014).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Japanese Words Used in English''. Revised and Corrected Edition. Amazon (Tokyo: Texnai).
*  Etymonline An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縮寫：BOC），簡稱中國銀行、中銀或中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第四大銀行，為財政部管理的中央金融企業之一。如今“中國銀行”四字為郭沫若所題，原上海時期的“中國銀行”四字為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所題。
中國銀行是全球29家“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之一，在《財富》雜志的2018年世界500強排名中位列第46位；2018年，在全球權威雜志英國《銀行家》（The Banker）雜志公布“2018年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中位居全球第三，一級資本為2,240億元美元。
中國銀行總行大樓（北京）
1905年，清政府成立大清戶部銀行，總行設在北京西交民巷，并在天津，上海，漢口，濟南，張家口，奉天（今沈陽），營口，庫倫，重慶，南昌設立分行。賈繼英為第一任行長。戶部銀行是中國歷史上繼中國通商銀行之后第二家銀行。
1906年，戶部改為度支部，“大清戶部銀行”改名為“大清銀行”。
1909年，大清銀行設立杭州，開封，太原，福州，長春，廣州，蕪湖，長沙，西安，云南，江寧支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銀行倒閉。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任命吳鼎昌為監督，在大清銀行基礎上籌建官商合辦股份制中國銀行。因吳鼎昌與臨時政府財長周學熙不合，后由孫多森接手重建事宜。中國銀行章程一百二十條章程以及八局制度全盤仿效于日本銀行制度。1912年2月5日，中國銀行在上海市漢口路3號大清銀行舊址開業。孫多森擔任第一任總裁。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殺，袁世凱的善后大借款被公開，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公開決裂，梁士詒將孫多森趕下臺，中國銀行落入袁世凱手中。
1914年2月，《國幣條例》頒布，同時設立幣制局，發行新銀幣，因為銀幣上有袁世凱頭像，俗稱“袁大頭”。8月1日，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與錢業公會達成協議，將以前貨幣一律取消，只流通袁大頭。
1916年3月22日，強行登基的袁世凱宣布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梁世詒提出停止兌換銀元，中交兩行合并，形成了對抗北洋政府的“抗兌事件”。中行信用破產。
1924年8月15日，中央銀行成立後，成為中華民國廣州政府的中央銀行，往後也一直是中華民國的中央銀行。1927年3月，北伐軍到達上海，中國銀行從北洋政府手中轉移到國民政府手中。1928年，中國銀行反對南京國民政府將其改組為國家銀行的命令并多次拒絕為國民政府提供財政墊款。
中國銀行紐約分行
1928年10月26日，中國銀行轉為政府特許國際匯兌銀行，總行從北京回到上海在外灘的德國總會大樓辦公。1929年11月4日，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成立。
1934年，中國銀行拒絕認購南京國民政府為籌措軍費發行的國債。
1935年3月23日，孔祥熙突然宣佈，政府將要對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實行管制，要求兩行增發股票，要把兩行之控制權交給政府。1935年4月，中國銀行進行增資改組，孔祥熙宣佈由宋子文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和總經理（後來為拉攏江浙資本集團，宋子文只任董事長，總經理由江浙資本集團之宋漢章擔任），但宋子文是董事長實際控制人。國民政府通過改組，只用幾張公債預約券，便把中國銀行奪去爲四大家族所私有，從此變爲國民黨官僚資本的大銀行。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於國共內戰失利，退守臺灣，總管理處隨中華民國政府遷至臺灣臺北，1972年改組並更名為「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以防止中共當局以繼承中國的名義接收資產。留置中國大陸之中國銀行各部則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收歸國有，並續稱「中國銀行」，曾成為唯一指定的外匯外貿專業銀行，其在海外的分行繼續運作。
中國銀行臺北分行，成立於2011年6月22日
新加坡中國銀行大樓
49年3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到天津傳達中共中央關于接管中國銀行的方針和政策；國民政府“四行”、“二局”、“一庫”中，中國銀行有其特殊性，即有商股，有海外機構，歷史悠久。全國解放后，中國銀行要建成面向海外的外匯專業銀行。為此，中共中央原則上決定繼續保留中國銀行的原名義、原機構和原有員工。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后，中共中央對中國銀行機構、人員的方針，要求原封復業，穩步改造，盡快恢復營業。龔飲冰任總經理，冀朝鼎、詹武任副總經理，項克方任上海分行經理。6月5日，上海中國銀行宣告復業。6月16日，總管理處致電海內外各分支機構，要求全體員工保護行產、卷宗、賬冊、統計資料等，堅持職守。
50年1月9日外匯專家、時任香港分行行長、總經理、中國國貨公司董事長的鄭鐵如投共，帶領全體員工宣布向北京總管理處投誠。緬甸、印度、新加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家的中國銀行分支機構也隨后致電宣布起義。
50年4月9日中國銀行董事會在北京召開。南漢宸被選舉為董事長。1950年12月16日，美國頒布《凍結中朝資產條例》，共計凍結中國各銀行資產4,156萬美元，中國銀行損失最為慘重。1957年8月31日，馬來亞聯邦宣告獨立，排斥中國銀行在馬來亞的活動。1958年12月4日，馬來亞通過銀行法案修正案，強制中國銀行檳榔嶼、吉隆坡兩經理處停止營業。
63年新加坡和馬來亞合并，成立馬來西亞聯邦，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出現擠提。馬來西亞強制接管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脫離馬來西亞聯邦，成立共和國。中國銀行新加坡分行重新營業。
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中國國務院指定由中國銀行負責辦理中國被美國政府凍結資產。1983年7月，中英談判，港幣暴跌，中資銀行遭到擠兌。中國銀行出資拯救13家中資銀行。港澳中銀集團成立。
1989年6月5日，六四事件，港澳中資銀行爆發擠提。
94年起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及澳門分行分別成為香港和澳門地區的鈔票發行銀行。中國銀行（香港）集團成立于1980年代，由原以中國銀行為首的13家銀行合併而成。除中國銀行香港分行外，參與合并的銀行包括兩家香港註冊的銀行（華僑商業銀行、寶生銀行），南洋商業銀行（部份分行，但已出售），八家內地成立銀行的香港分行（廣東省銀行、新華銀行、中南銀行、金城銀行、國華商業銀行、浙江興業銀行、鹽業銀行、集友銀行）。交通銀行在香港的業務曾經有一段時間也屬於中國銀行集團，但已於1998年回歸交通銀行總行管理。
90年代中行踏入財務重組階段。98年中國銀行獲中央政府注資425億元人民幣，1999年和2000年中行以出售不良資產方式，獲注資2,674億元。2003年，中央匯金向中行注資1,864億元。2004年中行出售總帳面值2,720億元的不良貸款。
05年8月蘇格蘭皇家銀行聯合李嘉誠的私人基金和美林國際以30.48億美元入股中行9.61%，淡馬錫全資附屬公司亞洲金融控股以15.24億美元入股4.8%。同年10月，亞洲開發銀行以7,374萬美元入股0.23%。
2006年6月1日，中國銀行在香港交易所上市，首次公開招股（IPO）255.69億股，每股最後定價2.95港元，首日收市價為3.40港元。2006年7月5日，中國銀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每股最後定價3.08人民幣，同日成為上證綜指成分股。2006年12月4日，中國銀行成為恒生指數成份股，創下最短時間成為香港藍籌股的股份公司。
15年12月18日中銀香港以680億港元出售南洋商業銀行全部已發行股份給信達金控。
中國銀行東京分行
10年7月2日中國銀行每10股供最多1.1股比例，集資最多600億元，按基準測算，該行共計可供股數量不超過279.22億股，其中A及H股分別最多195.6億及83.62億股。2021年11月30日，銀保監會甘肅監管局（下稱“甘肅銀保監局”）發布公告，同意中國銀行蘭州分行（下稱“中行蘭州分行”）終止營業。從中行蘭州分行獲批成立到終止營業，不足三年時間。
截至2016年末，中國銀行在中國大陸地區擁有37家一級分行、326家二級分行及10,287家分支機構，在境外29個國家和地區設有分支機構578家。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代表處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北京代表處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軟件中心
福州市中國銀行
北京奧運的中銀提款機
加拿大萬錦市分行
馬來西亞蒲種分行
深圳地鐵站無人銀行
** 中銀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 BOC Hong Kong (BVI) Limited
**** 中國銀行（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于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泰國）股份有限公司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 中銀航空租賃（私人）有限公司（于香港聯交所上市的公司）
*** 中銀保險有限公司（于中國內地成立）
**中國銀行（澳大利亞）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新西蘭）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中東（迪拜）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英國）有限公司都柏林分行
**中銀航空租賃（愛爾蘭）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鹿特丹分行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布魯塞爾分行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波蘭分行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斯德哥爾摩分行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里斯本分行
***中國銀行（盧森堡）有限公司雅典分行
**中國銀行（中東歐）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中東歐）有限公司布拉格分行
***中國銀行（中東歐）有限公司維也納分行
***中國銀行（中東歐）有限公司布加勒斯特分行
***中國銀行（塞爾維亞）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土耳其）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墨西哥）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贊比亞）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毛里求斯）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吉布提）有限公司
2009年9月，波蘭A2高速公路50公里工程招標，中國中鐵的子公司中國海外工程公司以4.5億美元的競價贏得承包權，不到波蘭政府預算10億美元的一半。工程由中國銀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無條件擔保。2011年，在工程因為超出預算太多取消後，中國銀行與中國進出口銀行拒絕支付保證金給波蘭國道及高速公路總局，只有德意志銀行支付了它的保證金部分。波蘭國道及高速公路總局已在北京和鄭州的法院對銀行提起訴訟，試圖取得保證金。
2013年9月18日，美國紐約州上訴法庭裁準一群遭巴勒斯坦恐怖份子攻擊的以色列人及遺族在美國對中國銀行提起訴訟，罪名是幫助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洗錢。中國銀行否認幫助恐怖組織。以色列情報員沙亞是本案關鍵證人。2013年11月，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下令阻止他出庭作證。原告表示，以色列政府原先表示會協助訴訟，後來在中國的壓力下改變立場。
2014年7月9日，據中國中央電視臺報道，中國銀行涉嫌造假洗錢案。而這一洗錢案涉及到的金融產品則是“優匯通”（個人跨境人民幣業務），根據中國外匯管理規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購匯等值五萬美元。隨后，中行發布聲明表示報道與事實有出入。“優匯通”業務有嚴格的業務操作流程，對資金用途證明材料和資金來源證明材料有統一和明確的辦理標準，業務辦法和操作流程均已事先報備。辦理時對業務材料進行了逐筆審核，且每筆業務均輸入監管業務系統，較好防范了業務風險。報道中提及的“地下錢莊”和“洗黑錢”情況與事實不符。
2015年6月，意大利檢方考慮控告中國銀行米蘭分行涉嫌幫助當地華人洗錢。據悉從2008年意大利警方就開始名為“現金河”（River of Money）的調查項目，針對在意大利托斯卡納地區影響力越來越大的華人犯罪團伙。2017年2月17日，中行與意大利當局達成庭外和解，中行支付60萬歐元（約437萬元人民幣）罰金。此外，中行米蘭分行四名職員因違反反洗錢規定被法院判處兩年緩刑。
2015年5月8日，中行杭州延安路支行遭到大批儲戶圍攻，據報道自2010年起，原中國銀行員工陸某伙同李某等人，以“可通過其辦理高息存款”為由，誘使客戶將資金和身份資料交于其辦理，并偽造銀行承諾函，吸收儲戶資金。
2020年4月20日，因西得克薩斯中間基原油收報-37.63美元/桶，中國銀行原油寶產品參考該價格結算或移倉。此舉引發投資者嘩然。多個投資者表示不滿，認為中行原油寶未能夠主動根據合約交割時間20日晚上10時，轉倉至6月，因此產生巨額虧損。原油寶自4月22日起暫停新開倉交易。5月4日，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認定，中行應自行承擔穿倉損失。出于投資者適當性的基本原則，將在后續處置中對大小戶區別對待。5月5日，中國銀行提出和解協議，原油寶投資人的負價虧損部分由中行承擔，中行將返還以負價結算后從投資人保證金賬戶中扣除的資金，投資人可能可以拿回20%的保證金。5月6日，根據一名投資者的起訴，河南夏邑縣法院就原油寶事件立案。原告請求中國銀行承擔全部損失。同日，北京威諾律所亦公開一份投資者公開信，律師并指原告期望的賠償比例在60%至80%之間。5月12日，《中國基金報》的報道稱，北京威諾律師事務所和盈科律師事務所2家律所要求其律師停止代理原油寶客戶訴訟中國銀行的相關案件。并報道有消息指，盈科律師事務所稱停止代理的原因是該所與中國銀行和其下屬分支機構有常年客戶關系，而受到壓力。
5月19日，中國銀保監會負責人表示，銀保監會持續高度關注原油寶事件，要求中國銀行與客戶平等協商，依法依規解決問題。據中國銀行披露，該行與客戶和解簽約率已經超過80%，并正在全面梳理審視產品設計、業務策略和風險管控等環節和流程。
12月5日，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公佈處罰結果，中國銀行被罰款5,050萬元，該公司4名員工合計被罰190萬元，並暫停中國銀行相關業務、相關分支機構準入事項。
根據中行年報顯示，截至2018年3月31號，其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為：
期末持股數量
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
64.02%
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7.83%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央匯金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梧桐樹投資平臺有限責任公司
MUFG Bank, Ltd
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境外非國有法人
安邦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 傳統產品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分紅-個人分紅-005L- FH002 滬
*中國銀行行標中的行名四字由南漢宸邀請郭沫若書寫，但是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大樓仍然保留著孫中山的題詞。
*中國銀行現在使用的標志及企業識別系統（CI）由香港設計師靳埭強于1980年代領導設計。
*香港的中銀大廈及北京總部由美籍華裔建筑師貝聿銘設計，貝聿銘的的父親貝祖貽是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
* 上海中國銀行大樓 (外灘)
《竹林七賢與榮啟期》，南朝大墓磚畫。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別為春秋隱士榮啟期、阮咸、劉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濤、王戎。
竹林七賢是指魏末晉初的七位名士：山濤、阮籍、劉伶、嵇康、向秀、阮咸、王戎。活動區域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省焦作市）的竹林。
七人是當時玄學的代表人物，雖然他們的思想傾向不同。阮籍、劉伶、嵇康、阮咸始終主張老莊之學，“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濤、王戎則好老莊而雜以儒術，向秀則主張名教與自然合一。他們在生活上不拘禮法，清靜無為，聚眾在竹林喝酒，縱歌。作品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
在政治態度上的分歧比較明顯。山濤起先“隱身自晦”，但40歲後出仕，投靠司馬師，歷任尚書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為司馬氏政權的高官。阮籍、劉伶、嵇康等仕魏而對執掌大權、已成取代之勢的司馬氏集團持不合作態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後被迫出仕。阮咸入晉曾為散騎侍郎，但不為司馬炎所重。王戎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晉後長期為侍中、吏部尚書、司徒等，歷仕晉武帝、晉惠帝兩朝，在八王之亂中，仍優遊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賢的不合作態度為司馬氏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離析：阮籍、劉伶、嵇康對司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殺害，阮籍佯狂避世。山濤、王戎則投靠司馬朝廷，竹林七賢最后各散西東。
竹林七賢之名的由來，學界存在爭議。東晉孫盛《魏氏春秋》文云：“（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治所在今河南省焦作市東），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內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一般認為“竹林七賢”之名與“集于竹林之下”的竹林之遊有關。
傳統說法認為“竹林”位于嵇康在山陽縣的寓所附近。嵇康與其好友山濤、阮籍以及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四位常在其間暢飲聚會，因而時人稱之為“竹林七賢”。這種說法見于《晉書·嵇康傳》及《世說新語·任誕》竹林七賢條。
陳寅恪認為，“竹林七賢”的活動地方實際上並沒有產“竹林”，竹林七賢是先有“七賢”而後有“竹林”，七賢出自《論語》中「作者七人」的事數，有標榜之義。“竹林”之辭，源於西晉末年，佛教僧徒比附內典、外書的格義風氣盛行，乃托天竺「竹林精舍」（Vlenuvena）之名，加於七賢之上，成“竹林七賢”。
王曉毅不認同陳寅恪的觀點，從漢晉時期佛經中“竹林”這一譯名的出現頻率質疑了陳提出的“托天竺竹林精舍”一說，并結合史料實地考察發現魏晉時期黃河流域確實種植有“竹林”，之后又從時間和地點上論證了竹林七賢聚會的可能性，從而認為傳統說法對于“竹林七賢”一名由來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
*阮籍：傳世作品《大人先生傳》，風格與劉伶《酒德頌》相似，詩存《詠懷詩》八十二首，著有《達莊論》、《為鄭沖勸晉王箋》等
*劉伶：好飲酒，傳世作品《酒德頌》
*嵇康：善古琴，作品有《琴賦》、《聲無哀樂論》、《難自然好學論》、《養生論》、《與山巨源絕交書》。
*向秀：竹林七賢瓦解之后，寫有《思舊賦》
*阮咸：制作了同名樂器——“阮琴”，精通音律，然而在文學方面沒有留下作品
岑逸飛認為，如果分五等，嵇康屬優，隱遁招致殺身之禍，作《管蔡論》為管蔡翻案，認為管蔡之反是疑慮周公篡權，影射司馬氏篡魏，鍾會指他「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下不為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被誅時有3,000名太學生請以他為師；阮籍屬良，狀甚瀟灑，卻能虛與委蛇，聞悉步兵廚人精於釀酒，為飲酒而當步兵校尉，未可厚非，境界及不上嵇康；山濤、向秀屬常，雖有學問，但山濤位至三公，向秀官至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嵇康後與山濤絕交，並非無因；阮咸、劉伶屬可，阮放浪形骸，劉為酒徒，皆乏善可陳；王戎屬劣，神童小時了了，大時壞透，全靠獻媚取容，茍全於世，且貪財聚斂，不知休止。
臺灣高雄市有七賢路以紀念之。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Tanshin.jpg|竹林七賢，狩野探信繪
7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 wittig collection painting 16.jpg|竹林七賢，日本江戶時代狩野派作品
Sevensaintsinthebamboowood.jpg|頤和園長廊彩繪
WLA vanda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jpg|深藍色緞面刺繡，約1860-1880年
The Seven Sages of the Bamboo Grove.jpg
* 萬繩楠，〈清談誤國（附「格義」）〉，《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臺北：雲龍出版，1999）
*顧敏耀，〈異時空符碼再現?在地化互文演繹——臺灣古典詩中的竹林七賢〉，《臺灣學研究》，第12期，2011年12月，頁95-130。
XML文件的文檔類型定義（Document Type Definition）可以看成一個或者多個XML文件的模板，在這里可以定義XML文件中的元素、元素的屬性、元素的排列方式、元素包含的內容等等。
DTD（Document Type Definition）概念緣於SGML，每一份SGML文件，均應有相對應的DTD。對XML文件而言，DTD並非特別需要，well-formed XML就不需要有DTD。DTD有四個組成如下：
* 屬性（Attribute）
由於DTD限制較多，使用時較不方便，近來已漸被XML Schema所取代。
中國文學是指中國的當地中文文學，歷史延續了數千年，從最早有記載的政府檔案到明代為娛樂廣大有文化的中國人而興起的成熟的白話小說集。在中文話語里，「文學」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先進篇》。該節當中，孔子按才能把學生分成四類：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後世稱為“孔門四科十哲”。按北宋邢昺的疏註釋為「文章博學」，意為通曉許多古今文獻及學問。按此說法，廣義來看文學可以解釋為學問又或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文化。如果按現在狹義的說法，文學可以被看成5世紀南朝宋宋文帝所定立的四學：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在此之後，正史之中專載優秀文人行事的“文學傳”也就是這個意思。但是，那種文學只是代表上流階層的文學，並不包括像小說，戲曲的大眾文學又或是近代的主流文學。因此，當我們談及“中國文學”的時候，我們要注意古人與近代學術上之間的文學概念的差別。
另外，自古以來，中國文學包含了著政治，許多的作品均以現實生活為主題，從政的人也寫下不少的文學作品。就像三國時代曹丕的名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所指出，中國人都認為文學擁有左右國家發展的強大力量，文學與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故此，自宋以後，文學之所以多出自官僚之手也正是受到這個思想影響，這也是中國文學的特別地方。受天人合一觀念影響，中國的文學跟道學之間並沒有很明顯的界線。
自古以來，中國文學一向以韻文為主流，尤其是有不少以描畫自然景物及歌頌友情等等為主題的抒情詩。相比之下，雖然敘事詩並不發達，但古代《詩經·公劉》，漢樂府《孔雀東南飛》，從北朝民歌演變而來的《木蘭辭》等等也是有名的作品。如果不計敘述歷史，宗教，思想等等的文章，散文文學最初興盛於唐朝。那種散文的題材，除了一些例外，許多作品並非純創作而是取材於現實，這個傳統直到在西歐文明影響之下誕生的小說時期為止一直長久地維持著。還有，我們要注意在古代中國韻文散文一詞與其說是富有文學性的意義，倒不如說成是文體的一種名稱來得合適。除此之外，還有被稱為駢文的文體。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有不少朝代興替，有一些民族也坐上這個土地的權力的寶座。雖然外來文化的流入也對文學有一定的影響，但一般而言，中國文學是指以漢字及中文所創作的文學。
漢文及漢詩也對日語及日本文學的確立給予非常大的影響。
《御筆詩經圖》 - 乾隆帝御筆寫本
詩經原名為“詩”，在西漢獨尊儒術五經博士設立之后被尊稱為詩經。由於詩經共載有305首詩歌，取其約數，故後世又稱為“詩三百”。後世所提及的詩之六義，分別為：風、雅、頌、賦、比、興。其中前三者是《詩經》內容，後三者是《詩經》的文學手法。“風”是指十五國風，全國各地的民歌。相傳周天子定期官員去民間收集各地的樂曲，其中原因是民歌中反映人民的生活等等，當中有許多帶有諷刺意味的作品，可以看成是反應現實的現實主義作品；“雅”分“大雅”、“小雅”，是貴族宴飲時所奏的樂章；“頌”分“周頌”、“魯頌”、“商頌”，是諸侯宗廟祭祀的樂曲。“賦”，按朱熹《詩集傳》，“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一種鋪敘的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手法；“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就是借其他景物等等作為詩歌的開始，發揮起興的作用。《詩經》中的文學手法，除了以上三種外，還有雙聲、疊韻、頂真等等。其中“複沓法”是《詩經》許多作品的主要特徵，簡言之，就是一首詩分成幾節，每一節內容基本相同，但當中會置換一些詞語，詞語的強烈程度會一節比一節強烈，反復暢詠以收一唱三嘆之效。另外，詩經中，尤其是國風，很多也是四言詩，是中國最早的四言詩。詩經中的現實主義思想，許多的詞藻，文學及藝術手法對後世作家影響深遠。在春秋時期，孔子認為《詩經》“溫柔敦厚”，稱之為“思無邪”，並把《詩經》作為教科書教導學生，後世的科舉也把詩經列入考試範圍當中，是入士必讀的作品之一。
比較著名的詩經篇章有《關雎》《蒹葭》《桃夭》《碩鼠》等。許多詩經的句子被後世的文章多次引用，因此成為成語在漢語中固定存在下來，如“如履薄冰”（《詩經·小雅·小旻》），“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經·邶風·擊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經·大雅·蕩》）等。
蕭云從繪離騷圖經
在戰國時代，位於南方長江的楚國一帶出現了與《詩經》大異其趣的文學體裁，一般稱之為“楚辭”。楚辭最早的記錄可見於西漢司馬遷的《史記·屈原傳》。楚辭的主要作家是屈原（前340年－前278年），在楚懷王之世遭讒被流放，至頃襄王時，投江自盡。有《離騷》《天問》《懷沙》等等作品傳世。除了屈原，也有宋玉等等的作家。司馬遷的時候還沒有用“楚辭”這個名字。參看《漢書·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宋玉賦四篇”等等的記載，並指出這些作品不可以合樂而唱，但卻刻意朗讀，稱之為賦等等的說明。到東漢，王逸編成《楚辭章句》一書（二世紀後半），並輔以註釋，書中所記就是今天我們稱之為“楚辭”的作品。該書主要從政治，倫理的標準，配合屈原的生平來解釋當中的作品，但朱熹的《楚辭集註》就嘗試跳離政治倫理觀點，自由地解釋楚辭。
楚辭的特色，正如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見《宋文鑒》卷九十二）可以看到是用了大量的楚國的神話，事物，方言等等來進行創作的。在作品中，屈原用很多的比喻，比如香草美人，以配忠貞，碧禽臭物，以比讒佞，可以說是中國文學上最重要的浪漫主義作品之一。《九歌》保存了楚辭最古的文型，內容主要是描寫諸神的世界及神與人的互動關係等等，這是屈原以當時楚國的神歌神舞為材料寫作而成。《九章》則是描寫屈原現實的苦惱，放浪等等的主題編寫而成，共有九篇作品。除了以上短篇的作品，還有長篇的，如《天問》《招魂》《離騷》等等。宋玉則有以悲秋為主題的作品《九辯》。其他的作品如《遠遊》《卜居》《漁父》等等雖有些人認為是屈原的作品，但從內容及韻律來看，應是漢朝時期的作品。
楚辭中，要數最成熟的作品就是屈原的《離騷》，共三百數十句。內容敘述主角出身高貴，有優秀的才能，但適逢混俗之世，小人當道。主角雖努力保存自己的清白，但由於君主聽信讒言，最終失去信任。他不斷地自悲身世，有一天決定出遊去尋找理想之國。他在空中及神話世界中漫遊，日落時他仍繼續旅程。終於到達“天門”，但天帝不允許他進門。在這裡，還是有阿謏奉承的小人在阻礙。他繼續旅程，在他身後不知不覺已有排成一列的同行者。於是，當他打算脫離現實世界，飛上高高的天空上時，他在雲之間看到自己的故鄉。自己的馬匹跟同行者也感到難捨難離，不再往前走。詩中最後“亂”的部分，表達出由於在現實中沒有志同道合的人去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就絕望地決定去彭咸的居所，這也預告作者屈原有在汨羅江投江自盡的意思。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可以把作品看成悲劇的英雄敘事詩。《離騷》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其名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常被後世的士大夫藉以自況。
如果撇開口耳相傳的神話故事，中國最早出現的文章就要數商朝的甲骨文及周朝的金文等等。但由於兩者主要記述占卜及簡單政事記錄，可以看成是書面語的起源，若果說成是文學上的散文的起源還是在不成熟的階段。中國文學上文學散文的起源，誠如隋朝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指出：“夫文章者，原出五經”。五經，就是儒家經典的詩、書、禮、易、春秋。關於《詩經》，清朝章學誠《文史通義 詩教上》提出：“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這種觀點把《詩經》看成是散文的源頭，也就是說《詩經》是具有詩歌及散文的元素。《書經》，古稱“書”，也叫“尚書”，其內容敘述上古至周朝政事記錄，全書的語言比較莊嚴拘謹，以下是周天子向降伏的殷朝遺民所發表的告示的一部分：
文中的內容單純，但當中所使用的詞彙如“今”，“予惟”，“爾”等等有一種隆重及有威嚴的感覺，目的是要是殷朝遺民臣服周朝，富有現實性及具功效的文體。《春秋》是魯國的編年體史書，傳說由孔子所編修。當中的記述，編者按年代把歷史事件簡潔地記錄下來，但字裡行間卻隱含著編者個人的褒貶，內容環繞人事及自然現象。
# 說理散文：又稱諸子散文，如《論語》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論的彙編，由孔子門生及再傳弟子紀錄而成，是儒家重要的經典之一。另如《老子》、《孟子》、《墨子》、《莊子》等，均如《論語》，由弟子紀錄而成；到了戰國末年，《韓非子》《荀子》二書，始為荀況、韓非等手著。
#禮記敘事散文：《尚書》（又稱書經）是從堯舜到春秋時期的歷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禮記》內容包括周代的典章制度及各種禮儀，後世很多儒家思想均和此書有關。《春秋》是魯國的史書，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相傳春秋三傳為《左傳》、《穀梁傳》、《公羊傳》等(出自《漢書》藝文志)，至戰國時代，敘事散文發展突飛猛進，《左傳》、《國語》、《戰國策》的出現，為中國敘事文樹立起楷模。
五言詩，大致可以推斷是起源於西漢末年至東漢時期出現的民間歌謠“樂府”。詩歌以五言為句，相比質樸及單調的《詩經》的四言詩更富起伏及表現力，所敘述的內容範疇大大地擴展起來。樂府中有許多五言詩歌，內容以故事為格局，如當中的《孔雀東南飛》就是合共有357句的長篇作品。
至東漢末期，政治混亂，社會動盪，長久以來唱詠的五言體詩歌受到尋求新的文學體裁的知識階層重視，逐漸正式地運用到文學創作上。如作者不詳的《古詩十九首》，就是這時期的五言詩創作的成果。《古詩十九首》的大部分作品以悲傷的歌調為主，內容環繞與相愛的人別離的悲傷，人生無常的概嘆，對死亡的恐懼，生命短暫等等，比如當中的第十一首：
這首詩描寫人的一生由老到死，直至滅亡的時間流逝的感覺。《古詩十九首》的悲歌格調及時間流逝的感覺直至六朝仍是五言詩的主要風格。
西漢武帝時期，司馬遷編撰了《史記》一書，內容敘述了由上古五帝至當時西漢武帝時期的歷史，是一部出色的歷史散文作品、中國首部使用紀傳體的史書。
《史記》共130卷，共分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和七十列傳5個部分。本紀12卷，敘述當權者的世系及有關的史事；表10卷，表列春秋，戰國，秦末分裂時期諸侯各國的關係狀況；書8卷，記載文化制度的沿革；世家30卷，記載春秋以來諸侯的世系及歷史；列傳70卷，記載各式各樣的人物的生平，最後一篇為太史公自序，記述撰寫《史記》的緣起。這種史書體裁後世稱為“紀傳體”。
天一閣的《漢書》明刻本
在《史記》中，列傳是全書最精彩的部分，描述對象由軍事家、政治家、學者，到富豪、遊俠、滑稽家等等，涉及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司馬遷善於剪裁史料及鋪敘史事，在撰寫時候也注意到人物的心理刻畫及個性的展現等等，用平白的文字就能把這些人物描畫得栩栩如生，展示出他的高度的表達技巧。
《史記》雖然是一部歷史著作，但后世也常常贊賞它的文學價值，魯迅曾評價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史記》在傳記中對人物的描寫對后世有相當的影響，馮夢龍的《東周列國志》和明清的傳奇許多情節結構就直接取材于《史記》。
東漢時期，班固寫下了另一部紀傳體作品——《漢書》。跟通史性質的《史記》相比，《漢書》僅撰寫了西漢一朝歷史的斷代史。班固首創的斷代史為後世的正史系列史書奠定基礎。書中敘述史事較為細緻，字裡行間也可看到有漢賦的影子。
漢朝時期其中一種代表文學是“賦”。這種文學體裁受戰國時期楚辭的影響而產生出來。劉勰在《文心雕龍·詮賦》中是這樣解釋賦的：
換言之，就是用許多不同的辭藻來描畫所要表達的對象。這種文體盛行於漢朝的宮廷文人，由《鵩鳥賦》的作者賈誼開其端，其後枚乘寫下《七發》，對日後賦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至漢武帝之世，宮廷文人司馬相如寫下許多著名的作品，至此，漢賦這種文體達至完備。
司馬相如是當時聞名於世的辭賦家，其中以天子遊獵為主題的《子虛賦》（《文選》把之分為《子虛》，《上林》）最著名。該賦藉著子虛，烏有先生及亡是公三人的議論作為全篇的內容核心。在作品開始，楚國出身的子虛先生把楚王遊獵的盛況仔細地道出，接著，齊國出身的烏有先生也把齊國的盛況敘述，對楚國的繁華進行反駁。最後，一直沉默地聽著二人爭辯的亡是公就把上林苑及漢朝天子遊獵的盛大場面闡述出來，表達出前兩者所述的情形不能夠跟漢朝的繁華相提並論，使兩人無話可說。
另外，自枚乘的《七發》以來，賦多藉著兩三個人物的辯論為中心，加上華麗的修辭技巧，形成出綿密的論戰佈局。這種富論說色彩的文學，也可以看出是繼承了戰國時期《莊子》，《韓非子》等的說理散文的特色。
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同樣運用高度的修辭技巧把三人所陳述的豪華盛況刻畫出來，當中以亡是公的上林苑為全篇的壓軸。亡是公把流經上林苑的河流，在河川生活的魚鳥，聳立的山脈，溪谷，分散在苑中不同地方的宮殿，以及庭院的樹木加以敘述，淋漓盡致地展示出上林苑的廣闊的空間。以下部分就是司馬相如借亡是公的口來描畫出上林苑的河流的魚，水底的寶玉與群飛的水鳥。
司馬相如把上林苑許多細緻的部分像是博物誌一樣詳細綿密地描畫出來，把皇帝庭院上林苑的富麗堂皇的全景呈現出來，讀者猶如身臨其境。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賦是以文辭鋪敘為原則，來描寫庭院宮殿的建築空間、都市空間等等廣闊空間最有效的寫作技巧。正是司馬相如才能把這種表達技巧發揮到極點，同類型的作品中，後世中也無人能及。
《上林賦》一開始把上林苑的富麗堂皇細緻地鋪寫出來，在最後以諷喻宮廷生活的過度奢華作結，不免有一點牽強附加的感覺。傳統的看法均認為賦在展示富麗堂皇的同時也應該具有諷諫的內容，所謂“勸百而諷一”，但這不過是表面的看法。實際上，在這篇作品，司馬相如也只是盡宮廷文人的責任，向武帝獻上贊美之詞。司馬相如藉著描寫武帝所統治的空間之廣，所擁有物產之豐，來襯托出武帝的權勢是無可比擬的。
司馬相如之後，王褒、揚雄也是西漢著名的辭賦家，但論作品之比例，修辭技巧仍不及司馬相如。
賦在西漢發展完備，至東漢成為主要的文學類別之一，相類似的作品為數不少。如以當時的大都市長安及洛陽為題，一流的辭賦家班固及張衡分別寫下《兩都賦》及《二京賦》等代表作。這兩篇作品的文學成就雖然相比西漢的長篇的賦絕不遜色，但其手法始終是模仿司馬相如，故其作品失之於沒有個性及平板。因此，為了突破模仿前人之格局，兩人也嘗試改變描寫對象，寫一些具思想性及內在性的作品，如班固的《幽通賦》及張衡的《思玄賦》。
自此，賦的題材及思想內容開始出現變化，直到六朝末期，大量的佳篇陸續出現，張衡將歌功頌德的辭賦發展為小品式的“抒情小賦”。就是說，以自然的小情景，悲恨為題材，運用高度的修辭技巧，從而建構出美的世界。賦的風格大大地改變了。至西晉，左思寫下《三都賦》，同類型像漢朝的長篇敘事賦的作品也不斷地出現，但南朝的《昭明文選》所收錄的漢魏六朝的賦均是一些抒情小賦。
由此看來，賦是以長篇敘事為正統，但這種特色至東漢漸漸失去活力，這種發展絕不是偶然。西漢的賦，善於以論辯的格局來鋪敘廣闊的空間，及運用充滿活力的表現手法，這正配合生於繁榮安定的時代的作家們的價值觀。但是，隨著時代的推移，至東漢末年，社會動盪，作家們的價值觀發生變化，一直以來善寫富麗堂皇的賦不足以描寫當時的社會現實及人們的思想感情。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群雄並起。建安年間，戰爭連年不斷，最後中國大致上分裂成魏蜀吳三個國家，正式進入三國時代。在當時中國的經濟文化的重心仍然集中在曹魏的中原。曹操用人唯才，一時人才濟濟。在文壇上，以建安七子為代表，分別為：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及劉楨。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本身也長於寫詩，他們與建安七子攜手創作了不少擁有真實情感及反映現實的文學作品，風格慷概悲涼，世稱“建安風骨”。
建安詩人的作品繼承了漢朝五言詩及樂府的主題及精神，文學的形式也從民歌蛻變，表現技巧也大大地提升。他們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沿襲漢朝故事式的樂府作品及一些指明特定對象，也包括自己在內的私人的贈答詩。這些贈答詩中，與之前的五言古詩表達普通的情感不同，這時期的詩歌個性比較鮮明，情感豐富，當中又以曹植為代表。
各個版本的洛神賦圖
曹植在與曹丕爭奪帝位失敗後，後半生一直鬱鬱不得志，而他的五言詩就許多時也反映出他那種不遇的悲憤。他的作品豐富，如一些贈答詩《贈白馬王彪》是其代表作。此外也寫有一些歌行體，及賦，如《洛神賦》等。曹植的五言詩大大地拓展了五言詩的題材。
至魏晉交替期，深受道家思想影響的阮籍把五言詩的題材帶進到一個新領域。三國時代末期，魏國統治者的大權逐漸落到司馬氏父子之手，而司馬氏父子也用盡不同的陰謀企圖篡奪帝位，殺害忠良。在這個政治黑暗之世，阮籍寫下《詠懷詩》八十二首，表達出他那複雜屈折的情感及從多角度暗暗地反映當時現實的作品。透過一系列作品的中心思想，反映詩人厭惡受慾望驅使的人，紅顏少年始終也會衰老，隨著時間的流逝，什麼東西終會走進滅亡的絕望感等等，充滿厭世的思想感情。這系列作品環繞著這一種厭世思想，在這之上加入一些形而上的思辨，帶有說理性質，與《古詩十九首》只是排遣因無常感而產生的苦悶不同。
踏入西晉，社會上的貴族階層基本上定型，詩歌也偏向於反映貴族的生活，此時期的代表詩人有潘岳及陸機。
他們的作品講究美的意識及修辭技巧，除了一些貴族的酬唱詩歌外，也有一些發自內在思想感情的出色詩歌。從五言詩的流變看來，潘岳的《悼亡詩》三首有重要的地位。善寫哀悼詩文的潘岳，因妻子的離世而寫下的《悼亡詩》充滿著高度的修辭技巧，建構出一個悲傷的格調。五言詩的悲歌類型的作品直到潘岳的《悼亡詩》表現手法達至成熟。同時代的陸機重視修辭，講究對仗、用典，從而建立出獨特的詩的格調。陸機是多類型的作家，除了五言詩外，也有不同類型的文學作品，其中他的《文賦》就探討了許多文學創作中會遇到的問題。西晉時期的詩人相比於詩的題材，他們更重視詩的表達技巧。
自《古詩十九首》以來，五言詩一直以悲歌格調為主，踏入東晉，風格逐漸轉變。但因為外族侵逼，晉室南渡，建立東晉政權。那時候許多貴族沉迷於佛老思想，崇尚清談，而富道教神仙色彩的“玄言詩”盛行於一時，代表作有郭璞《遊仙詩》十四首。這類型作品主題主要是反映出詩人離開俗世，嚮往山中的神仙世界，當中加入一些自然景物。隨著“玄言詩”的盛行，詩歌開始偏離錯綜複雜的現實世界，轉而以美麗山川自然為對象。到南朝，詩歌的題材也開始從老莊思想轉變至山水景物，當中以劉宋的山水詩人謝靈運為代表。
在東晉末，陶潛以歸隱田園生活為主題創作了許多詩歌。相比謝靈運那種講究修辭技巧及描寫山水景物的山水詩，陶潛用一些比較淡雅的文字來歌頌自己對田園隱遁生活的熱愛，對官場及俗世感到厭惡，這類型的主題與五言詩以悲歌為主調的潮流完全不同。他的文學成就在當時還沒有受到注意，一直到宋朝才正式被肯定。南朝此後的齊梁陳朝，均是短命的王朝，詩歌也重新轉向描寫貴族生活。當中有對特定對象進行描述的“詠物詩”及描寫女性的“艷情詩”，帶有強烈的頹廢傾向。
隨著這種傾向的發展，南朝詩人越來越講求表達技巧，也開始重視詩歌的音律。梁朝沈約順應這個潮流，開始對音律進行研究，並把語言的聲調歸納為平、上、去、入四聲，提出作詩的時候也要跟音律取得平衡。五言詩的發展在這時期踏入最後的階段，其後逐漸催化成唐朝的近體詩形式。但是，由於南朝詩人講究詩歌表現技巧及音律，忽視了詩歌的思想內容，是詩歌陷入內容空泛，無病呻吟的毛病。沈約慨嘆二百年來沒有詩人能夠在詩歌上取得思想內容及音律的平衡，除了謝脁。謝脁詩風纖細，在描繪自然景物同時也帶有個人的思想感情，這一種清新的詩風在後世唐朝的詩人如李白等受到推崇。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短篇小說也開始盛行。由於當時社會動盪，人民生逢戰亂，許多人對現世失去興趣，轉而重視奇怪的事物，而當中的“志怪小說”正是這個時代應運而生的產物。這一類型的小說雖然是記載一些奇怪的事物，但不像後世的小說內容完全是虛構的。代表作有東晉歷史學家干寶的《搜神記》。另外，由於當時佛道盛行，也有一些以道教遊仙思想為主題的作品，如葛洪的《神仙傳》，雖與志怪小說不同，但與集中敘述異界，仙界的主題一致。在這個時期，另外一種的題材是收錄歷史上名士逸話的“志人小說”，代表作有劉宋時期劉義慶編修的《世說新語》。其內容敘述東漢末到東晉末的名士言行，共1030個故事，分成36個綱目。其思想環繞當時崇尚清談的風氣，也描畫出貴族的獨特生活，與志怪小說一樣，也可以看成沒有正視動盪的政治社會的作品。雖然小說內容簡單及篇幅短少，結構也不一定完整，但卻為後世小說創作提供了不少的題材。
在魏晉之前，中國雖然沒有出現文學評論的專書，但在一些文獻也透露出一些人對一些文學作品的意見。比如在《左傳》《論語》，許多時候會引用《詩經》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雖然只是一些片言隻字的牽強附會，但也是反映出讀者對該作品的觀感及意見。至戰國時代，一些人開始對這種牽強附會去解釋經典提出異議，如《孟子》就提出“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云漢》之詩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遺?。’信斯也，是周無遺民也。”他認為，如果只著重一字一句去理解，就不能夠掌握作者整片作品的意思，換言之，了解作者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意思。至兩漢，《毛詩序》及班固的《離騷序》《離騷贊序》就分別對《詩經》及《離騷》從儒家思想進行分析及批評。比如前者把《詩經》一些愛情詩說成是歌頌后妃之德的教化詩，後者著重作者屈原生平而非作品進行批判。至稍後的王逸在其《楚辭章句》中，嘗試推翻班固的意見，從價值判斷中抽離，直接對作品進行評論。
此後，一直到三國時代，文學的地位逐漸從其他的學術分類中獨立出來，文學開始在文學的觀點中重新被認識。在這時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論論文》就是專門論述文學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裡的“文章”，並不是局限於詩賦的狹義文學，也包括今天的公文，哲學文章等等。在這篇文章，曹丕不單止對古代以來的文學，還對當時建安文學的成員及其作品進行評論。比如：
建安七子的王粲徐幹雖然擅長辭賦，但其他的文學類別就要比張衡，蔡邕遜色。這是由於每一個作者有其個性，故有擅長和不擅長的文學類型。在不同的文學類型（奏、議、書、論、銘、誄、詩、賦）有不同的作法，“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會寫文章的人也各有偏好，只有通才的人才能兼擅各種文體。，道出要完全擅長所有的文學作品是非常困難。在文體的掌握上，他又提出先天的“氣”的概念：“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學創作的根本取決於“才氣”，這是作者先天上被賦予的資質，並不是後天勉強努力就能達到。這種天資，就算是親生的孩子也不可能繼承。
《典論論文》發表後不足一百年，西晉陸機也寫成了《文賦》一篇，也是魏晉時期文學評論中的代表作之一。該文以賦體寫成，內容敘述較為抽象的文學理論及評論，並不是對特定的作家或作品進行評論。該文以創作原理為開始，從過去與當時的文學作品及自己作品的看法為基礎而建立出來的文學理論。正如序中所言：“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文賦》開首就寫道：
就是說，站在宇宙中心去環視四周，在古代典籍中吸收養分，在掌握到空間上及時間上的全部東西的基礎之後，作者自然會被季節的轉變（時間）及天下間的自然萬物（空間）所刺激，寫作的旨趣自會油然而生。
此外，陸機在眾多文學體裁論述上，提出不同的文體有不同的標準去衡量，正是“體有萬殊，物無一量”。此文先後對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說十種進行分析。跟《典論論文》相比，《文賦》所提出的文體跟前者有重複也有增加，論述也比較詳細，但最大的分野是前者把官方性質的散文“奏”“議”放在詩賦之前，後者把這類型的文體放在七種韻文之後，這正暗示能夠直接表達個人感情的文體逐漸成為文學的中心，也跟現在文學的概念接近。此文之所以能對眾多的文學體裁提出論述，除了陸機自身是擅長不同文學體裁的作家外，也跟當時文壇的多樣化有關。
《文賦》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對作家心理的分析。雖然該文並沒有對特定的作家或作品進行評論，但陸機在閱覽眾多古來的文學作品之後概括出一些文學的理論，再配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展示出作家在創作中寫什麼，不寫什麼及其創作過程。比如文中：
這就談論到作家自身欠缺獨創性及跟前人的作品相類同的問題。如果自己所創作的是之前已經出現就要割愛，這正栩栩如生地描畫出前人作品與自己的創作互相格鬥的情景。
另外，在作品完成後的遺憾（恆遺恨以終篇，豈懷盈而自足）及創作的時候不能夠隨心所欲（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等等，也是只有作家才有的苦惱，陸機對這類問題也提出客觀的分析。這一種富高度思辨性的文學評論的風格，到《文心雕龍》出現後，達到開花結果的程度。
踏入5世紀，詩人顏延之，謝靈運等人也發表過一些文學評論的著述，而江淹及謝靈運更在他們的“模擬詩”中把自己對以前文學作品的看法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上，文學評論在南北朝越來越變得繁榮。如果要數最高潮，就不可不提梁朝劉勰的《文心雕龍》及鐘嶸的《詩品》。
《文心雕龍》共50篇，是中國文學史上史無前例具系統性的嚴格文學評論巨著，作者從不同角度去分析各式各樣的文學體裁及問題。全書50篇大致可以分成兩部分，前半25篇的首5篇是敘述文學原理，之後的20篇，就把文學體裁劃分為33種類別進行詳細的分析，輔以該類作品的例子，把該類文學體裁的起源，特質及應有的面貌展示出來。後半25篇，不計最後一篇作為該書的序《序志》篇，主要涉及文學及作家的種種問題，如修辭，聲律，比喻，個性等等。雖然作者有深厚的儒家典籍的根基，但他也認為緯書及其他諸子百家的典籍在文學創作上有可借鑒的地方，遂把之納入考察對象，這一點也是《文心雕龍》的總合性當中的一個特徵。
有關劉勰對前人文學作品的看法，在《文心雕龍》一書隨處可見。比如以探討楚辭為主題的《辨騷》篇，他對歷代評論家跳離作品內容隨意發表議論提出異議（“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認為應該按著作品的字句內容進行考察（“將核其論，必征言焉”）。沿著這個思路，劉勰歸納出楚辭的特徵：“同于風雅”四點（“典誥之體”，“規諷之旨”，“比興之義”，“忠恕之辭”）及“異乎經典”四點（“詭異之辭”，“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後者雖有不足的地方，但整體來看也有高度的文學性及藝術性，應該冷靜及總合性地進行分析。
根據劉勰自己從具體的文學作品中進行分析的切身經驗，他也在《知音》篇中論述評論作品的難處，這也可以看成劉勰的文學評論中的方法論。讀者之所以不能夠正確理解作品的原因是因為“貴古賤今”，“崇己抑人”及“信偽迷真”。就是說，凡是古代的作品都認為是好的作品，輕視當今的作品；對自己的標準較低但對別人的標準較高；自己本身沒有識見卻胡亂地相信一些荒謬的論述。此外，他也提出“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會 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就是說，文學作品種類繁多，讀者之間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由於大家的興趣不同而對作品好壞的理解也不同，故此評論不能夠中肯。
那麼，怎樣可以正確地理解文學作品呢？首先，讀者必須大量地閱讀不同文學作品，這樣才可以“無私于輕重，不偏于憎愛，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
關於具體的文學分析及評論方法，劉勰提出從以下六個角度進行觀察：“位體”（文學體裁），“置辭”（措辭），“通變”（傳統的繼承及創造），“奇正”（正統及異端的調和），“事義”（典故的運用），“宮商”（韻律）。但在這當中，只有“通變”，“奇正”及“事義”是稍稍涉及作品內容，其他的也只是觸及文學作品的基本的表達技巧。但劉勰所認為的對文學作品的正確理解並不是單單的從表達技巧的角度去探求，他也寫道：“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由於文學作品是透過表達技巧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在文字上，讀者必須反過來從表達技巧中考察才可以確實的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除了以上六個角度，劉勰也有其他的篇章，比如《麗辭》、《誇飾》、《事類》、《聲律》等等對不同的文學問題進行論述。《文心雕龍》一書既探討了基本的文學理論，也談及作家在文學創作時候遇到的問題，甚至在讀者應該怎樣去理解文學作品的問題上也有很詳細的分析。
相比同時期《文心雕龍》網羅各種各樣的文學問題進行探討，鍾嶸的《詩品》集中以詩，尤其是五言詩為對象進行品評。該書把從漢朝到梁朝123位詩人劃分為“上品”、“中品”、“下品”共九個等級，並加以論述，其等級制與當時朝廷選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相類，同時期其他的藝術範疇如謝赫《古畫品錄》，庾肩吾《書品》及梁武帝《圍棋品》也運用等級制進行評述，也可以看到《詩品》一定程度上是受這個風氣影響的。
《詩品》的一大特徵，就是把眾多的詩人按詩風劃分成系譜，源流主要分成“詩經”及“楚辭”兩大陣營，前者有關人物如曹植，劉楨，沅籍，左思，陸機，謝靈運等，後者包括曹丕，王粲，潘岳，張協等人。詩經系的詩人主要是西晉前的，楚辭系的則是西晉以後。根據鍾嶸的看法，他較肯定詩經系的詩人的成就，這也跟鍾嶸發覺到在當時詩壇出現的流弊有關。
在眾多詩人中，鍾嶸給予曹植很高的評價：“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群。”鍾嶸推崇曹植的原因就是作品內在的強韌的思想感情及外在的華美的詞彩，這兩方面也可以看成鍾嶸品評詩歌的標準。用同樣的角度，他認為劉楨“真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王粲則“文秀而質羸......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劉楨長於“骨氣”但欠缺“詞彩”，王粲有“詞彩”但欠缺“骨氣”，故此其地位次於曹植。縱觀鍾嶸的看法，他對詩經系的詩人給予“骨”，“氣”等等的評語，認為作品中有強而有力的思想情感。
唐詩泛指創作於唐代（618年—907年）的詩，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風格創作的詩。唐代被視為中國歷來詩歌水平最高的黃金時期，因此有唐詩之說，與宋詞並舉。唐代以後，唐詩的選本不斷湧現，現今流傳最廣的是蘅塘退士編選的《唐詩三百首》。清朝康熙年間的《全唐詩》整理收錄了二千二百多名詩人超過五萬首唐詩。唐前半期社會安定，經濟富裕，文人來往和百官遊讌，酬唱傳誦蔚為風氣。天寶之亂後，繼以藩鎮之禍，生活流離困苦，鬱結之情正可用詩歌來抒發。
不論從題材、體裁，還是風格等方面，唐詩對后代的詩歌創作有重大的影響。唐以後依然有人以古體詩和近體詩的格式創作，在後人的文學之中亦常常引用唐詩作為典故。唐詩和當時的書法、藝術和音樂互相影響，亦和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有緊密關係，為研究當時的語言、歷史、宗教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在唐朝作詩是科舉考試其中一個考核的項目。除此以外，唐詩亦成為中國重要的文化，無論是文人還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會接觸到。唐朝除了影響之後中國的文學和藝術，亦影響到日本、韓國的詩詞。在十九世紀開始，不少唐詩亦被翻譯成歐洲語言。
初唐時期，唐朝的詩壇雖未有盡脫前朝綺麗的詩風，但在這時期被稱為初唐四傑的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及陳子昂開拓了詩歌的題材及氣象，詩歌的內容大致上是有感而發，並不像前朝般無病呻吟。在詩歌體裁上，這段時期逐漸地確立近體詩的格律，比如王勃的《滕王閣序》最後的一首詩：
雖然頷聯及頸聯並不工整，但也可見律詩的雛形。
近體詩在盛唐時期發展成熟，就形式而言，可以分成：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詩及七言律詩。就題材而言，這段時期比初唐時期變得多樣化，大致上可以歸納為邊塞，田園，山水，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