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鐵幕（英語：Iron Curtain）特指冷戰時期將歐洲分為兩個受不同政治影響區域的界線。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東歐地區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1950年代逐漸形成以蘇聯及其衛星國所組成的東方集團（后以華沙條約組織的形式存在），鐵幕以東的國家主要包括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東德、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蘇阿決裂后退出東方集團）及南斯拉夫（實行不結盟政策，未與蘇聯結盟）和部份奧地利領土，該區域的國家普遍為社會主義共和國并以共產主義為主要意識形態。鐵幕以西的西歐及南歐則是以資本主義為意識形態的西方世界國家（西方世界），該區域內的國家主要包括英國、法國、西德、義大利、冰島、挪威、西班牙、葡萄牙、丹麥、比利時、荷蘭、愛爾蘭（中立國）、瑞典（中立國）、芬蘭（中立國）、瑞士（中立國）、奧地利（中立國）、希臘（南歐）和土耳其（南歐及小亞細亞）及其他位於西歐的微型國家（梵蒂岡）等國，其中部分國家在美國的領導下為對抗蘇聯而組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鐵幕一詞最早出自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威斯敏斯特學院發表的演講中，首次用鐵幕形容歐洲東西方兩個陣營的分裂。
所有德國劇院都必須安裝鐵幕（eiserner Vorhang），作為強制性的預防措施，以防止火災從舞臺蔓延到劇院的其餘部分。
鐵幕一詞出自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1946年3月5日在美國密蘇里州富爾頓市的所發表的題為《和平砥柱》的演講中：
而納粹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在一年之前所發表的《1945年》一文中已經用過這個詞了：
丘吉爾第一次記錄使用“鐵幕”一詞是在1945年5月12日給他致美國總統杜魯門的電報中，他對蘇聯的行動表示擔憂。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艾倫·杜勒斯在1945年12月3日的演說中也用過這個詞，但是僅指德國：
鐵幕一詞在當時并不十分流行，但隨著冷戰中情勢的升級，這個詞開始被廣泛采用來形容歐洲的分裂。鐵幕限制了人員與信息的流通，這個比喻最終在西方世界獲得廣泛接受。另一個與鐵幕相似的詞是“竹幕”，是鐵幕在東亞、南亞等東方世界區域的延伸，但在兩岸較常將「鐵幕」一詞擴展使用、而不使用「竹幕」的稱呼。
隨著共產主義國家的陸續轉變及開放和冷戰的結束，自由主義國家與鐵幕或竹幕背后國家的差異逐漸消失，這個詞也成為了歷史名詞，逐漸很少使用。
2020年7月23日，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在前總統尼克松的紀念圖書館發表《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演說，指責中國造成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擴散並實施暴政威脅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國家安全和民主，呼籲改變中共威脅自由世界的行為。蓬佩奧亦批評“習近平總書記是一個破產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真正信仰者”，呼籲中國人民改變中共。此次蓬佩奧的演講被BBC視為開啟第二次冷戰的新鐵幕演講。
File:?í?ov (Zaisa) - preserved part of Iron curtain.JPG|位於捷克境內、現今獲得保護的「鐵幕」遺跡
File:DNV opona.jpg|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市郊德文斯卡新村的「鐵幕」遺跡
File:Iron Curtain - Hungary.jpg|匈牙利布達佩斯的鐵幕紀念碑
File:UTafel Deutschland geteilt.jpg|兩德邊界是「鐵幕」分隔歐洲的重要象徵；在所有曾因兩德邊界而遭分隔的道路上，都可找到這個告示：「在此處，德國與歐洲曾處於分裂狀態，直至1989年12月10日上午10時15分」（註：因各路口開放時間不一，其記載的時間日期也可能不同）
在電腦遊戲《紅色警戒》系列中，蘇聯陣營有一種稱作「鐵幕」的超級武器設施，可以在短時間之內將一定範圍內的任何建築、車輛、船隻等進入無敵狀態(不分敵我)，使它們在任何一方的任何轟擊下仍毫髮無傷，併使盟軍陣營的超時空傳送無效。而在紅色警戒3中，除了使用盟軍的超時空傳送以外，基本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阻止鐵幕籠罩下的單位。但當鐵幕被用在步兵、警犬等生物單位上時，會導致它們立即死亡。
馬烽，原名馬書銘，男，山西孝義人，中國作家，中國當代文學流派“山藥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 長篇小說《呂梁英雄傳》（與西戎合作）、《玉龍村紀事》、《袁九斤的故事》
* 短篇小說集《村仇》、《太陽剛剛出山》、《中國當代作家選集叢書·馬烽》、《三年早知道》、《馬烽小說選》，《馬烽、孫謙電影劇本選》，《彭成貴老漢》
* 《我們村里的年輕人》、《淚痕》（與孫謙合作）、《撲不滅的火焰》（與西戎合作）
何叫天，原名何萬泰，藝名十歲紅，中國淮劇表演藝術家，江蘇建湖人。出生於上海。
父親何孔德，叔父何孔標均為淮劇名藝人。八歲隨父、叔學藝。十歲正式登臺。初演丑角，后改演老生，兼演武生，小生等。1929年至1937年，經常演出于滬、寧一帶。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擔任上海戲劇協會常務理事、上海淮劇團藝術委員會主任。
水粉顏料使用時會與水混合，以控制干燥時顏色的透明度。
水粉畫是以水調和不透明的粉質顏料繪成的畫。也就是用不透明水彩所畫的畫。顏色過多混合會使顏色變得骯臟，因此水粉畫和水彩畫一樣，不適合制作大幅作品，但水粉畫比水彩畫顏色顯得厚重，可以表現一些更有內容的題材，比起油畫色彩更鮮亮，雖然沒有油畫真實，但更浪漫，所以多用水粉畫的形式制作宣傳畫和電影海報、招貼、商品包裝、廣告、書籍封面設計等。
瑞典畫家安德斯·佐恩《''A premiere''》
毛澤東思想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把中國長期革命實踐中一系列獨創經驗作理論概括而形成的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的指導思想。毛澤東等人提出并在20世紀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大范圍實踐的一種政治、軍事、經濟理論體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與建設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在中國以外廣泛稱為毛主義，但中國共產黨官方從未使用過這個詞，一直使用“毛澤東思想”這一術語。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之一。中國共產黨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其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勝利并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發展，是被實踐證明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結晶。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定義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而不只是毛澤東個人的思想。認為毛澤東思想在六個方面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即貫串于六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有三個基本方面：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認為新民主主義理論和人民民主專政等理論經過了歷史的實踐檢驗，已證明其行之有效。
毛澤東思想的經濟部分自改革開放以來目前已經不使用，而其政治思想、軍事思想、外交思想、文藝思想、哲學思想等多方面內容，則仍然存在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中，也影響了20世紀全球廣泛地區。比較突出的具體內容有“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農村包圍城市”、“兵民是勝利之本”、“文藝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新民主主義”、“批評和自我批評”、“群眾路線”、“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人民戰爭”、“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三個世界”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毛澤東思想不包含“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毛晚年錯誤論點。
毛澤東思想宣傳海報
中國國內首次用毛澤東的姓名來指稱共產黨的理論，是國民黨反共理論家任卓宣（筆名葉青）1941年冬提出的“毛澤東主義”，之后延安理論家張如心在與其論戰中亦沿襲了此詞語。之后是鄧拓和吳玉章。
1920年代後期和1930年代前期，在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傾向作斗爭并總結歷史經驗過程中，毛澤東思想逐漸形成和發展。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和抗日戰爭時期得到系統總結和多方面展開而達到成熟。毛澤東思想一詞最早則是由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在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現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身為五大書記之一劉少奇的報告《論黨》裡。對毛澤東思想的首次系統論述也是該報告。中共七大首次規定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在解放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繼續得到發展。1950年，史華慈首次提出了“毛主義”這一概念，并把它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并列。這是國際學術界首次用領導人的姓氏來命名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1956年在中共八大通過的黨章，取消了毛澤東思想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一規定。 1969年的中共九大黨章又恢復了七大的規定，并稱“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個嶄新的階段”。 此后，毛澤東思想一直被規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智慧的結晶。此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不再是中國官方定義的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毛澤東思想專注于摧毀舊的社會制度和價值系統，并試圖建立一種完全嶄新的社會體制，并提出了一整套相應的戰略戰術和政策策略。在中國以外，許多政黨組織使用“毛主義”一詞并與毛思想混用，中國官方不曾正式使用過“毛主義”或“毛澤東主義”。一些學者認為毛并沒有提出自己獨立的價值系統，他只是跟隨馬列主義，并且反對修正主義。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毛具有較深的國家主義和民粹主義的觀念，“毛主義”則可視為這些元素的混合體。
鄧小平主持下，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概括總結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容，認為毛澤東思想在六個方面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即貫串于六個組成部分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有三個基本方面：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 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
# 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
# 關于革命軍隊的建設和軍事戰略。
# 關于政策和策略。
# 關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
# 關于黨的建設。
三個基本方面：
# 實事求是：即要理論聯系實際，解放思想，用客觀實踐檢驗真理；
# 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 獨立自主：即要把方針要放在本國實際和本國人民力量的基點上，找出適合本國情況的前進道路。
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2002年11月14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強調說明其群眾性質，不將毛澤東思想看作個人成就。中共在過往歷史上曾多次表示毛澤東思想是集體創立。
目前毛澤東思想仍是中共官方學說的一部分。但自1978年鄧小平進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概念已經走到了中國政治的前臺，中國進行了經濟改革，毛澤東思想雖然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之一，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并不包括毛澤東思想。在中共十八大胡錦濤所作的《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斗》這一報告中，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堅持和發展。
1978年北京，「馬克思主義, 列寧主義, 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澤東思想承繼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二者目標一致，都是為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從而在全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根本基點都是唯物論與階級論，否定有神論與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強調人的階級性和階級斗爭。
毛澤東思想與過去馬列主義的經驗相比，主要區別是：中國革命模擬俄國城市工人暴動失敗，轉而鼓動農民起來奪權，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到武裝奪取城市，即“農村包圍城市”。具體實施辦法，一、強調“槍桿子里面出政權”，黨支部建到連上，實行黨指揮槍，統一思想，整肅異己，形成軍隊效忠于黨的局面。二、發動土地革命劃分農村人口的成分，打倒地主，孤立富農，保護中農，“打土豪、分田地”，強制性再分配地主鄉紳的土地和財產，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
毛澤東支持辯證法的對立統一。 “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這個規律，不論在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們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毛澤東支持唯物辯證法的內因論，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矛盾是會轉化，量變會促成質變。
毛澤東政治思想主要有新民主主義理論、人民民主專政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毛澤東認為“世界一切革命斗爭都是為著奪取政權，鞏固政權。”
毛澤東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 階級斗爭在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階段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建立政權之后，資產階級還有復辟的企圖。共產黨的領導人也有可能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鎮壓與寬大相結合：毛澤東認為，對反革命分子“必須實行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即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不可偏廢。”
改造罪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一般說是可以把犯人改造過來，只有個別人改造不過來”。
群眾專政：專政要依靠人民群眾。
毛澤東推動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有的“死刑緩期執行”這一刑罰。
1967年人民畫報。兩彈一星的氫彈成功，被表述為「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偉大勝利」
毛澤東在長期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中不斷探索實踐，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軍事理論，包括一系列軍事戰略戰術和軍事原則方法等。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人民戰爭、游擊戰、運動戰理論；人民戰爭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游擊戰、運動戰等戰略戰術理論被認為源于中國古代兵家和道家的思想或世界觀。
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的奠基人，他明確提出“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結合”的外交思想，堅持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國家間的關系方面，毛澤東認為國家無論大小，應該一律平等，與周恩來一起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毛澤東晚年提出劃分三個世界，被認為是對中國古代縱橫家政治外交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認為“國家是國家的關系，黨是黨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支持各國共產黨，但中國政府不干涉各國政府鎮壓共產黨。
“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源于這一基本觀點，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人民生活是文藝創作唯一源泉，文藝作品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文藝為人民大眾服務，文藝為革命政治目標服務等。強調“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文藝“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文藝是從屬于政治的”。 接受了這些原則的文學藝術家所創作的作品，在其內容和形式等方面都體現了新的面貌。
《講話》以階級觀點和階級斗爭意識來批判所謂“人性”和“人道主義”。《講話》說：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干凈，“頭腦里還裝著剝削階級的臟東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無產階級思想，什么是共產主義，什么是黨”，“無產階級是不能遷就你們的，依了你們，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
毛派，或稱毛主義者，自稱信仰毛澤東思想（或稱毛主義，或馬列毛主義），且反對修正主義。
鄧力群、魏巍、李成瑞、馬賓、林默涵、吳冷西、喻權域、許立群、梅行等，有人稱其為官方毛派或保皇毛派，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立。發聲刊物《中流》、《真理的追求》2001年停刊，后繼媒體有烏有之鄉、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等參與創辦的毛澤東旗幟網、東方紅社科網。張宏良、社科院副院長李慎明等是其中一支的旗幟性代表人物，其基本觀點是反美帝（美帝國主義）、反鄧修（鄧小平）、改造和挽救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消滅國內的反毛勢力。 還有一些尚存的造反派以及支持毛澤東晚年思想的民間毛派，現存造反派標志性人物有袁庾華等。中國毛派的主流立場難以界定，或可分為立場保守的“保黨救國派”（保救派）和支持“馬列毛主義”的激進派。
1984年，國際毛派建立了革命國際主義運動。中國之外的毛派組織曾自稱意識形態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然而秘魯共產黨 (光輝道路)自1980年代以來認為，毛澤東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新階段，因此使用“馬列毛主義”這一術語。后獲菲律賓共產黨、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土耳其共產黨/馬列等認同。在歐洲，一些政黨至今仍支持毛澤東思想，如德國馬列主義黨、希臘共產主義組織等。
信奉毛澤東思想（或毛主義）的阿根廷革命共產黨、秘魯共產黨 (光輝道路)、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中心）都曾一度活躍。菲律賓共產黨、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土耳其共產黨/馬列（及從中分裂的毛主義共產黨）自1960、1970年代以來堅持武裝斗爭至今。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在其于1978年公開發表的著作《帝國主義與革命》中說：“毛澤東的思想絕不是馬克思主義。” 美國革命共產黨刊物《共產黨人》發表《反擊教條修正主義對毛澤東思想的進攻》等文章回應霍查的言論。
* 各種左翼共產主義派系和人物均反對毛澤東思想（之前也反對斯大林）。意大利共產黨左翼代表阿馬迪奧·博爾迪加在1957年稱毛時期的中國是“證實的資本主義復制版”。他抨擊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拋棄無產階級稱毛為修正主義者。博爾迪加認為毛的理論是“極其錯誤的，對馬克思主義有害的”。國際主義共產主義傾向同樣認為，毛澤東和鄧小平沒有本質區別，中共政權“沒有一點社會主義的東西”。
過敏性鼻炎，又稱為鼻敏感、乾草熱、花粉熱、花粉癥或季節性過敏性鼻炎，是因為免疫系統受到空氣中的過敏原影響而導致的鼻炎癥狀。徵兆和病癥包括流鼻涕或鼻塞、打噴嚏、眼睛的紅癢與溢淚、眼睛周圍腫脹 。從鼻腔流出的液體通常是清澈的。癥狀通常會在接觸過敏原後的幾分鐘後產生，而且會影響睡眠、工作能力以及在學習時的注意力，因為花粉而有病徵的患者，大概都集中在一年的特定時間發病。許多過敏性鼻炎的病患也會為氣喘、過敏性結膜炎或異位性皮膚炎所苦。
過敏性鼻炎基本上是受到環境過敏原的誘發，例如花粉、動物毛髮、灰塵或黴菌，遺傳基因還有環境暴露都是造成過敏的原因。在農場裡長大或有多個兄弟姊妹都能減低罹患過敏的機率，其作用機制和IgE抗體有關，當此抗體接觸到過敏原時會促使肥大細胞釋出像是組織胺的化學物質來造成發炎反應。診斷方法常仰賴醫療病史，且結合或是抽血來檢查是否含有特定IgE抗體。不過這些測試有時會呈現偽陽性。過敏的病徵和普通感冒的癥狀類似，但過敏的癥狀常持續超過兩個禮拜而且較少會有發燒的情形。
如果在幼童時期就開始接觸動物，則有機會降低日後因此而過敏的機會。有部分藥物可以改善過敏癥狀，當中包括鼻炎類固醇、抗組織胺，例如苯海拉明、以及類的montelukast（藥品名：欣流）都屬此類。不過對許多人而言，藥物改善的效果有限，或是會有副作用。是讓人暴露在越來越多的過敏原中，此療法一般而言是有效的，過敏原可以注射到體中，或是用口含錠的方式含在舌下。
過敏性鼻炎是過敏的一種，會影響許多人的生活。西方國家在一年內約有10-30%的人們受過敏困擾 ，最常見的年齡大概是從20-40歲左右。在西元十世紀的時候，拉澤斯醫師第一次對過敏有完整的敘述。1859年，醫師發現花粉是造成過敏的原因，而和乾草的關聯卻是因為早期（且錯誤）的理論，該理論提到過敏其實是新乾草的味道引起的。
其癥狀與感冒相似，主要且最大宗癥狀為打噴嚏，其次也有眼睛瘙癢、鼻部癢、鼻塞、流鼻涕和流清水狀白色鼻涕（流鼻水）等癥，間歇性反覆發作。發作時鼻黏膜蒼白水腫，如還有過敏體質會引起蕁麻疹。嚴重也有可能會演變成鼻竇炎、哮喘或耳部感染。
發作時在一段時間內多個噴嚏
間歇、不連續
大量清水樣鼻涕
少量。初為清水樣後轉為黃綠色鼻涕
發熱、喉痛、肌肉痠痛等全身性癥狀
傳染性極強，常大規模爆發
視過敏原而有不同塵螨、貓狗毛等：常年花粉：特定季節發作，常持續兩周以上溫度變化：季節轉換時期，通常都是秋季轉冬季時
10-20天
過敏性鼻炎是一種人體自我保護的免疫機制所產生的排斥反應，它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3個成因：
# 因先天性氣管毛病，使鼻腔對天氣變化、花粉、塵埃或特定致敏原產生過敏反應。
# 後天性致敏原因，例如因為空氣污染、藥物、花粉等致敏原的長期刺激而致病。
# 一些神經性疾病也可誘發過敏性鼻炎比如抑鬰癥。
通常患者接觸或吸入致敏原後，體內的IgE（免疫球蛋白E）會引致肥大細胞釋放組織胺，造成過敏反應。
有些過敏性鼻炎的患者也會患有哮喘。
在西方醫學，過敏性鼻炎沒有完全根治的方法，但可以用藥物或其它方法減輕癥狀。一般是在患者病發時處方抗組織胺藥物，例如馬來酸氯苯吡胺（Chlorpheniramine Maleate），使患者身體停止出現過敏反應。由於早期的抗組織胺藥物容易使服藥者產生倦意，有藥廠研發不易引起倦意的抗組織胺藥物，例如鹽酸西替利嗪（Cetirizine）及氯雷他定（Loratadine），減少影響病者日間的活動。其它藥物如細胞穩定劑及皮質性類固醇也可以減少發作次數或減輕過敏反應，抗充血劑可以減輕鼻塞癥狀。
洗鼻，是清潔鼻腔的一種方法，例如使用生理鹽水清潔鼻腔，可以洗去許多過敏原及髒汙，對改善鼻塞、鼻子過敏有幫助。
*  MedlinePlus Medical Encyclopedia: Allergic rhinitis
胡耀邦，字國光，祖籍江西吉安，生於湖南瀏陽，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耀邦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任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三團黨總支書記，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期間，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三縱隊政治委員、華北軍區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中國共青團書記、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迫害，此后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1981年6月至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是撥亂反正時期、改革開放早期平反冤假錯案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具體執行者，1987年被指責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辭職。1989年4月15日的胡耀邦的去世直接引起大量的民眾懷念與抗議運動，運動由悼念其的演變和加劇最終導致六四事件。
胡耀邦祖籍江西省高安市華林山鎮胡氏古村，1915年11月20日在湖南省瀏陽縣西嶺鎮中和鄉蒼坊村誕生，家中因行九而乳名九伢子。其堂叔父胡祖儀根據《詩經·大雅·文王》篇“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和《易經》“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之句取名為邦，字國光。胡耀邦發育并不算好，幼年吐字困難、有些結巴，但非常聰明且活潑。1920年，他被胡祖倫送至胡氏家族的種桃書屋讀書。
1922年，胡祖儀的新式學堂創議獲得通過，改為興文小學，胡耀邦和堂兄胡耀清因此住轉入新學。1926年，胡耀邦在讀完初小后，到文家市的里仁學堂讀高小，學堂校長陳世喬、教師甘思藻、吳千晉等都是共產黨員，胡耀邦因此開始吸收共產主義。他每天讀書來回需要20公里崎嶇山路，這段艱苦歷程也使他保持健步疾走的習慣直至晚年。在高小時期，胡耀邦更是連年以第一名成績升學，并擔任學堂的少年先鋒隊隊長兼宣傳組長；不久他的表兄楊世俊（楊勇）也轉入里仁學堂。
1927年，國共第一次合作失敗，馬日事變后，里仁學堂被查封，陳世喬、吳千晉等人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并殺害。8月7日，中國共產黨因此召集緊急會議（八七會議），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暴動方針；并派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發動秋收暴動。9月9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師決定攻取長沙，但戰役的困難使得部隊在瀏陽文家市集中并召開緊急會議（即文家市決策），并改為主張放棄攻打長沙，改為向農村山區等地方發展，以求保存實力。9月20日，部隊在里仁學堂操坪集合，毛澤東對中共革命路線調整進行講話，年幼的胡耀邦目睹了這一革命性的場景。
1929年，胡耀邦轉到瀏陽縣立初級中學讀書，并經本縣楊桂英介紹，秘密加入共青團。1930年，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和黃公略的紅六軍在瀏陽、東鄉等地國軍交戰，瀏陽中學部分師生轉移到長沙妙高峰中學。但不久彭德懷率紅三軍團進攻長沙，胡耀邦因此不得不中止學業。同年8月6日，紅三軍團轉戰瀏陽，并和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一軍團在文家市擊潰第四路軍第三縱隊，并成立紅一方面軍。胡耀邦回鄉后，因為能夠讀書識字，被推舉為鄉團支部書記，團結鄉村支援紅軍和蘇維埃政權。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調到第十八區區委做宣傳。不久，中共湘東特委選中，擔任湘東特委兒童局工作。
1931年2月，他改任少共湘東特委技術書記，在任期間的卓有成就的努力，引起馮文彬注意。然而當時由于中共肅反工作的盲目擴大化，1933年中共湘贛省委政治保衛局將年少的胡耀邦和譚啟龍列入AB團（反對布爾什維克組織）嫌疑人名單中，馮文彬有心保護兩人，于是帶他們至中央蘇區駐地瑞金。當時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顧作霖和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長張愛萍經過調查，解除兩人審查、并分配工作，胡耀邦因此留在青年部擔任干事。1933年8月，他擔任中央蘇區反帝擁蘇總同盟青年部部長、兼任宣傳部部長。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初，擔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1934年10月，胡耀邦跟隨中央縱隊開始長征。1935年，他編入紅三軍團第五師第十三團黨總支書記，在強攻遵義門戶的婁山關戰役中負傷，彈片擊中右臀部，被抬入天主教堂急救，但嵌入體內的碎片始終未有取出。年底，胡耀邦跟隨中央紅軍抵達陜北。
延安時期的胡耀邦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派遣紅軍東征山西。1936年1月，胡耀邦調到地方工作組，任石樓縣工作隊隊長，向當地宣傳紅軍及中共宗旨，并為東征紅軍進行補給。然而盤踞山西的閻錫山對此十分恐懼，并請求蔣介石調陳誠、湯恩伯、關麟征的中央軍進行阻擊。中共中央在紅軍獲取物資后，隨即撤回東征部隊返回陜北，歷時75天的東征結束，胡耀邦也隨部隊撤回陜西。盡管如此，他負責的石樓縣一地，短期就招募新兵一千余人，成績最為顯著。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3月，胡耀邦進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擔任第一大隊黨總支書記，后留下編入高級研究班。同年秋，留任擔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副主任，主辦校刊《思想戰線》。1938年24月，抗大舉辦第四期，胡耀邦兼任第四期一隊政委，與隊長蘇振華搭檔。1939年3月，中央調胡耀邦返回延安，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當時部長方強在華北工作，胡耀邦因此代行部長職位、不久直授，由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譚政領導，著手負責整個共產黨部隊領導干部的考察、任免和調動。1940年，胡耀邦兼任軍委直屬機關政治部主任，并配合柯棣華籌建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
1941年11月，胡耀邦同延安中國女子大學畢業生李昭結婚。李昭出生于湖南寧鄉，后隨母到安徽宿縣定居。抗日戰爭期間，投身新四軍戰地服務團、豫東游擊隊，1939年抵達延安。1942年，他們第一個兒子降生，取名飛飛（胡德平）。1945年，胡耀邦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抗日戰爭結束后，胡耀邦向毛澤東請求到前方開辟工作，毛澤東同意并委任他作為先遣支隊的負責人，提早奔赴東北。而此時胡耀邦和李昭的第二個兒子降生，因考慮奔赴東北長遠，只得割舍骨肉，由游擊隊員劉世昌撫養，合兩家之姓氏取名“劉湖”。然而部隊在跨入平泉時，國軍13軍已在美國海軍協助下搶占平泉縣城。1946年，中共中央決定胡耀邦改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與司令員蕭克、政委程子華合作。
然而數月的長途奔襲和緊張工作，胡耀邦忽然高燒腹瀉，當時葉劍英擔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參加軍事調停處執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協和醫院診治，并判斷為阿米巴肝炎。在葉劍英、羅瑞卿的照顧下，他很快康復，之后調往張家口繼續治療，在醫師稗田憲太郎的診斷和護理下，他很快得到康復。同年7月，他改任晉察冀野戰軍第四縱隊政委，與司令員陳正湘搭檔，這也是胡耀邦首次以指揮員身份率部參加戰斗。
當時晉察冀野戰軍剛結束晉北戰役，共軍順利占領山陰、岱岳等地，部隊逐漸圍攻大同。但在大同指日可下之時，傅作義派遣三萬部隊從歸綏遷往大同，并由集寧開進大同。由于聶榮臻判斷失誤，導致傅作義部國軍輕易沖開了解放軍在卓資山的阻擊陣地。盡管胡耀邦、陳正湘率領第四縱隊圍堵集寧，與傅作義部國軍101師發生陣地戰，最終不敵放棄集寧；晉察冀部隊只能隨之撤圍大同。隨后第四縱隊在抵御張家口西線時，再次被善于用兵的傅作義攻破，共軍被迫放棄張家口。
在大同集寧戰役、張家口戰役連續受挫后，1946年10月，晉察冀中央局召開會議，調整部隊戰斗序列；胡耀邦和陳正湘仍然擔任第四縱隊政委和司令。1947年，隨后晉察冀野戰軍接連在易淶戰役、滿城戰役、保南戰役中接連獲勝，四縱趁機占領石家莊外圍的欒城縣，之后配合二縱、三縱，將山西陽泉以西的國軍壓縮包圍。正太戰役成功割斷太原與石家莊的國軍聯系，并促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共軍解放軍相連。戰役結束后，晉察冀部隊再次整編，胡耀邦調任第三縱隊政委，與司令員鄭維山、副司令文年生、政治部主任陸平搭檔。
當時晉察冀野戰軍士氣正盛，決定繼續利用圍城打援戰術，意圖以運動戰方式，消耗北平、太原、石家莊等地的國軍防御力量。因此三縱北上發動大清河北戰役，而二縱、四縱則等候國軍16軍、94軍西援時伏擊。9月2日，胡耀邦、鄭維山率部奔襲保定，但國軍堅持據守各個陣地，共軍損失較多，卻始終無法得到預期目的。然而此時形勢有變，國軍調華北部隊前往東北圍堵東北野戰軍，晉察冀軍區決定再戰保定以北一線，并對徐水發動攻擊，國軍李文親自率軍救援，雙方又形成陣地戰，四縱、三縱被迫撤出；當時野戰軍司令部要求三縱西進再攻淶水縣，胡耀邦復電堅持等待時機，并最終得到同意。
戰機很快降臨。鎮守石家莊的國軍第3軍軍長羅歷戎率軍北上，意圖與孫連仲部南北夾擊，圍困二縱、三縱。通過激烈戰役，野戰軍成功在清風店圍困羅歷戎部，并最終俘獲國軍一萬一千余人。戰役中胡耀邦率領三縱第七旅成功在保定-安順橋一線上，成功封堵試圖南援的孫連仲部。清風店戰役后，石家莊已然是一座孤城。10月25日，解放軍總司令朱德親自抵達安國，指揮石家莊戰役。鄭維山、胡耀邦率三縱從西南，四縱從東北負責主攻。11月6日，解放軍開始進攻石家莊，三縱在8日突破至外市溝，并使用坑道炸藥進攻，因戰役激烈，胡耀邦曾一度到前線突破口指揮。12日，戰役結束，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完全聯為一片，并首創解放軍攻克大城市模范戰例。
石家莊戰役后，國共雙方的重點再次定位到保定以北，胡、鄭兩人再次率領三縱于12月奔襲北上，攻打淶水。1948年1月，三縱在攻擊淶水縣城時，偵查得知國軍35軍主力駐扎莊疃，隨后胡、鄭當機立斷，調令全縱隊改變主攻方向，轉為圍攻莊疃。其他野戰軍部隊迅速參與圍堵，1月13日，國軍32師全軍覆沒、35軍軍長魯英麟舉槍自盡，淶水戰役結束。
1948年5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抵達河北平山西柏坡。5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組建華北局，原晉察冀軍區與晉冀魯豫軍區合并，改為華北軍區；中共中央決定將華北軍區主力組建三個兵團，直屬中央軍委。晉冀魯豫軍區野戰軍改為第一兵團（后改十八兵團），由徐向前兼任司令員和政委、周士第任副司令員和副政委，陳漫遠任參謀長，調升胡耀邦任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下轄八縱、十三縱和十五縱。同年9月，他參加西柏坡會議，隨后到太原前線傳達精神。
太原戰役在結束外圍東山爭奪戰后，中共中央一度考慮暫時圍困太原，而運籌平津戰役；11月，兵團組成對敵斗爭委員會，由王世英、胡耀邦負責，旨在進行政治攻勢、瓦解太原守軍；胡耀邦制定了一系列政治攻勢逐漸酵化、產生效果：他派遣趙承綬、楊誠勸降晉軍第八總隊司令趙瑞，陸續瓦解晉軍一萬余人投誠解放軍。在策動國軍新編30軍軍長黃樵松的行動中，胡耀邦曾自告奮勇、要求入城協助部隊投誠，但被徐向前留住，最終改派黃樵松同鄉晉夫遷往。此事卻由黃部下戴炳南密報閻錫山，致使行動流產，黃、晉等人被國民政府槍決。事后，徐向前力勸中共中央改為主攻，胡耀邦則將在戰前工作，擔任太原前線政治部主任，準備進入太原城后的城市政策和部隊紀律。1949年4月22日，解放軍攻占太原，胡耀邦擔任太原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著手治理太原城市治安，迅速組建山西和太原政府機構、恢復學校和工廠等。
同年5月，十八兵團、十九兵團改隸屬第一野戰軍序列，由彭德懷指揮進攻西北。胡耀邦隨部西進，并率先同解放軍第61軍抵達咸陽前線，與馬家軍馬繼援部交戰并獲勝。此后他隨部參加扶郿戰役、寶雞戰役。西北戰事逐漸結束后，十八軍團改歸賀龍指揮，向西南挺進。當時中共中央決定1949年9月，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7月29日，胡耀邦同賀龍前往北平參加會議，并出席10月1日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當時第二野戰軍、第四野戰軍已經通過渡江戰役進入華東、華中，并對西南局勢進行大迂回攻勢，并順利結束川黔戰役。11月，胡耀邦隨第一野戰軍沖向國軍大巴山防線，以破竹之力連續攻城，將胡宗南兵團圍困至成都附近。成都戰役中，胡耀邦親自安排國軍第七兵團裴昌會投誠。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川北工作委員會，由胡耀邦擔任書記，至此他多年的戎馬生涯也隨之結束。
1949年12月29日，隨著三臺戰役結束，川北地區由解放軍管轄。然而經過戰火滄桑，廣大川北地區社會經濟近于崩潰，百廢待興。胡耀邦率部進駐南充后，開始著手一系列緊迫問題（即《川北區施政方針》），包括土匪暴亂圍攻營山、鹽亭、中壩等縣城和集鎮；伏擊搶劫軍車、商車等事件。隨后中國人民解放軍第61軍兼川北軍區，同年2月，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仍兼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川北軍區政委、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開始治理川北匪情。他采取聯系群眾、組織農會和自衛隊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動和指揮，并在同年8月底成功瓦解七萬三千余的匪情勢力；而隨之建立的農會和自衛隊則投入墾荒和生產。
在宣傳中共政策穩定政局時，胡耀邦并大膽采用黨外民主人士，在川北行署29名委員中，民主人士有15名，他還廣交工商界人士。1950年，川北行政公署職工宿舍大樓遭到縱火破壞，胡耀邦特意在新聞審閱最后加注“領導上思想的麻痹疏忽，也是造成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胡耀邦的自我批判和坦蕩，也得到盧子鶴等民主人士的贊賞；事件也很快通過調查得到解決。此外他還創建、擴建川北大學（即現在四川師范大學）。這些措施使得川北地區很快恢復社會秩序，胡耀邦也很快受到中共中央的注意。
1952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調胡耀邦入京，最初小道消息稱他擔任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部長，然而他在抵京后，安子文則透露他的工作有變，原來毛澤東、劉少奇臨時決定（一說鄧小平的提議），改任他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胡耀邦在最初收到工作分配時，情緒很低落，自嘆已為人父，不甘領導青年工作，心中一度產生抵觸情緒。然而他卻不知，此后的二十三年（至1975年6月）中，胡耀邦始終一直擔任和兼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他一生遭遇和影響力，都與共青團息息相關。
1953年，全國第二次青年團代表大會，前排為胡耀邦、朱德、廖承志
當時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僅創建三年，從治理和運行方面，胡耀邦都只能采取探索方式。這也鍛煉了他能夠很容易與青年、基層干部以及民主人士的溝通與采納；他的為人和做事果斷的風格也得到青年一代的贊賞和推崇。他提出的“宣傳教育工作是團的工作的靈魂”一說，至今仍是共青團的工作準則。1954年，他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9月，他出席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討論憲法草案，期間并發言。
在1954年至1956年期間，他組織、支持各種青年突擊隊參與到生產和墾荒中，其中包括黑龍江北大荒和江西湖畔荒灘。他對江西湖畔荒灘的開墾治理非常關注，并在1984年12月，親自提名“共青城”，而那也是他最終埋骨之地。而有豐富編輯經驗的胡耀邦，創建了《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以提高青年教育和思想。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胡耀邦當選中央委員會委員；1957年，第三屆團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易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時年42歲的胡耀邦當選首任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胡耀邦的性格非常個性化，實事求是，敢講真話。然而1958年的大躍進導致的惡果，使得共青團工作被嚴重破壞，他對大躍進政策產生了懷疑和反感。1959年廬山會議上，胡耀邦沒有隨眾批判彭德懷，除了一份簡短發言外，始終緘默不語，引起毛澤東的不滿。
1963年于井岡山
1962年，七千人會議后，中共中央倡導調查研究之風，胡耀邦請求下放，并擔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書記。在上任之前，他還代表中國阿爾巴尼亞友好代表團赴阿訪問，10月18日回國。同年11月16日，他抵達湘潭，而原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任第二書記。兩人在湘潭相識，并合作共事一年多，彼此互相尊重、互有好感。在上任開始，兩人即率領干部考察湘潭各縣，鼓舞基層干部并引導發展，并在考察后，確定“鼓足干勁，集中力量，以糧為綱，全面安排。”，著重就各縣情況因地適宜，促進生產，達到或接近1957年水平。而當群眾提出“單干”（即包產到戶）問題時，基層干部感到壓力很大，進退失據，胡耀邦則以顧及實際情況，默許包產到戶的實施。胡、華兩人還推廣毛田縣的林業改造（即“毛田經驗”）、并懲治腐敗。
1963年，團中央同胡耀邦聯系，決定次年召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再次調回北京。1964年7月2日，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他再次連任團中央第一書記，這也是他主持召開的最后一次團代會。保留團職的情況下，他卻接到新的任命，派他去主持陜西省工作。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并兼陜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胡耀邦上任后，仍然沿襲此前習慣，與各基層干部溝通并實地調查，他很快發現，因為大躍進等問題，陜西的經濟非常落后；1962年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兩岸農田受淹沒和浸沒，加劇了糧食短缺問題，陜西糧食總產量在1963年居全國各省最低，此外幾乎沒有工業，文盲率約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而由于劉志丹案等影響，干部群眾關系緊張，人人自危。
胡耀邦盡管憂心忡忡，但仍堅持首先將農業生產提升，作為第一要務；此外減少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導致的對基層干部的傷害。1964年底，他出中央工作會議和此后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并借此機會向周恩來、李先念陳述陜西困難，并爭取中央支持：減少陜西征糧量從17億斤降低為14億斤、并獲得增撥3萬噸化肥、籌建陜西化肥廠。身在北京的胡耀邦，此時卻目睹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與國家主席劉少奇對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矛盾激化，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形成一份《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以指揮各地的政治活動。
胡耀邦在返回陜西后，相對柔性地推廣《二十三條》，使得春節時期的陜西民眾倍感輕松。春節過后，胡耀邦動身考察陜南安康地區，在發現當地因為斗爭處分的極端事件后，他自感《二十三條》應當落實到基層，并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條政策”：
然而不過三天，2月17日，胡耀邦來到漢中地委，中共中央西北局來電批評胡耀邦此論，并聲稱可能引起翻案風。盡管基層干部對此表達支持，但中共中央西北局仍然認為此論片面，他被迫做出檢討，并被迫連續多日受著批判。3月17日，極度虛弱的他因病住院，醫生檢查屬于突發大腦蜘蛛網膜炎，住院期間他還是承認了所有批評，當時的陜西改革也陷入困境。葉劍英元帥在得知此事后，偕同張宗遜、張愛萍兩位上將一起搭乘軍用飛機前來西安，以參加軍事會議名義，最終帶走胡耀邦返回北京，胡耀邦再次回到中央。
1965年6月，返回北京養病的胡耀邦，被鄧小平留在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當時北京的大中學生紛紛響應，并開始攻擊為首的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市委。毛澤東借此下令推廣，并使局面迅速攪動。當時劉少奇、鄧小平認為混亂局面必須制止，并在1966年6月3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派駐工作組到北京市各大中學，并由團中央負責北京市中學的工作組，至此團中央也卷入這場斗爭中。不久中央文革小組迅速抵觸工作組，并成功說服毛澤東撤銷工作組。很快，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慫恿下，紅衛兵開始踞守并攻擊團中央。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嚴厲批評共青團中央，稱胡耀邦、胡克實、胡啟立等在團中央工作的“三胡”：“不是糊糊涂涂犯錯誤，而是明明白白犯錯誤”。
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做出《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次日，中央文革小組在工人體育場舉行萬人群眾大會，批評團中央：“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違背了毛澤東的指示；沒有站穩無產階級立場，而是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口頭上堅持群眾路線，實際上猖狂攻擊群眾路線；因對挑動學生斗學生，壓制學生運動的‘中學工作組’所犯的錯誤負責。”隨后，中共中央改組團中央書記處。
隨后，瘋狂的紅衛兵跑到富強胡同，將胡耀邦、胡克實從家中揪到團中央批斗，從此團中央和直屬單位的工作完全癱瘓。之后幾乎每天，團中央的干部都被批斗、受刑，尚在病中的胡耀邦只得忍受全身被抽打紅腫、鮮血直流的痛苦。很快，運動波及到他的全家，時任北京市紡織局局長的妻子李昭；北京大學學生、長子胡德平被隔離關押，三子胡德華和女兒滿妹承擔起家里重擔。1967年，胡耀邦母親劉明倫去世，悲痛之中的胡耀邦只能被紅衛兵押解下去醫院送遺體，而火葬之事只能讓劉湖、胡德華兩人處理。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加劇，毛澤東此時不得不派遣軍隊派駐學校和機關。胡耀邦等干部被關押在團中央南院平房中，由于經常干重活，他患上嚴重的痤瘡。之后他和共青團中央干部被送到河南信陽地區潢川縣黃湖農場。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促使毛澤東為二月逆流案平反，并決定由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周恩來趁此將胡耀邦調回北京檢查身體養病。
1973年，鄧小平恢復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并協助病重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1975年4月，在葉劍英、鄧小平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決定派胡耀邦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隨后他開展一系列活動，將中科院行政業務和黨的工作分開，專門建立行政辦公會議，分工專人抓業務。然而隨著四人幫和鄧小平的矛盾日益激化，胡耀邦在中科院的工作日趨復雜，11月，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被迫再次下野，胡耀邦也因此離開中科院，再次過起了家居生活。
1976年10月12日，在懷仁堂事變后的第6天，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到富強胡同6號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求教此后治國建議。胡耀邦總結：“現在我們的事業面臨著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條：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這三條中興建議，即后來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平反冤假錯案”和“改革開放”，后人也稱贊胡耀邦之言為“隆中三策”。葉劍英聽后非常贊賞，深以為是，竭力向華國鋒等人推薦胡耀邦出來工作。
文革結束后，胡耀邦迅速獲得重用，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歷經磨難的胡耀邦意識到，如果不為文革中殘存的干部解放出來恢復工作，文革后瀕臨崩潰的國民經濟和政治殘局將無法挽救。因此上任后的胡耀邦以中央黨校為平臺，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率先帶頭為平反干部的冤假錯案作了輿論準備。此文與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郭玉峰觀點相左，但文章仍然成功發表。不久，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郭玉峰，接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立即開始了全國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主持全國的撥亂反正工作。
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所有重大冤案，均與毛澤東的指示直接相關；胡耀邦堅持的理念，也逐步與當時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提出的“兩個凡是”產生了正面沖突。1978年，胡耀邦指出，毛主席在晚年也有錯誤，我們應當糾正我們黨和他老人家的錯誤；這些觀點形成了當年的“真理標準大討論”。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經胡耀邦審定的由南京大學胡福明教授撰寫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當天，新華社將這篇文章作為“國內新聞”頭條，轉發全國。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以及不少省級黨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國多數省級黨報都轉載了此文。這篇文章闡明，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標準”；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且是檢驗黨的路線是否正確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發表，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由此引發了一場大討論；支持實施經濟建設的一派最終逐步獲勝。
與此同時，盡管阻力重重，但是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工作仍然取得了重大進展。之后，他指示中組部將調查繼續推前，將之前的幾起大案、要案平反。隨后他繼續調查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案件，將當年被定為“托派”和被肅反的蒙冤人們平反，其中包括中共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李立三和張聞天等。胡耀邦領導的平反冤假錯案活動，也是對中國共產黨歷年錯誤的政治運動的重新平反。經過平反活動，他在群眾中的威信與日俱增，民間俗語有“受了苦，找中組部；有冤枉，找胡耀邦”。
1977年，是胡耀邦在中國政壇的分水嶺，他在僅僅的三年中，即完成了從團中央領導人向黨中央領導人的角色轉變。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增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并出任恢復組建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同時還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晉身最高領導層。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總書記（設有“黨主席”），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1981年6月，接替華國鋒出任中央委員會主席。在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做出黨章修改，不再設黨主席、副主席職務，以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領導集體的最高負責人。胡耀邦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導職務。
然而胡耀邦對改革過于樂觀，并導致一系列與中共其他領導的矛盾。他推動過快的經濟改革引發了黨內以姚依林為首的保守派反對；而由于他過多干涉國務院工作，就連支持改革一派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也頗為不滿。同時，胡耀邦一系列打擊太子黨腐敗活動，引起很多中共元老的厭惡。特別是保守派陳云指責胡耀邦的率性言行，并未能顧及具體情況。最為重要的是，鄧小平認為胡耀邦過于自由的政治態度，超過了鄧小平能夠接受的極限。1986年10月，胡耀邦仍然著手于推進“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并稱將在中共十三大實現。盡管他對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但另一派卻加劇醞釀罷黜的事情，而對此胡耀邦卻毫無察覺。同年年底至1987年初，中國各地爆發八六學潮（又稱丙寅學運），合肥、武漢、上海、北京、昆明、廣州、天津等17個大中城市，爆發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口號聲，震驚中南海。
八六學潮引起了中共元老的震怒，他們將學潮的爆發，歸咎自由化知識分子煽動，以及胡耀邦的縱容。而此前1985年5月10日，香港《百姓》雜誌的陸鏗在中南海訪問胡耀邦，將采訪內容整理成《胡耀邦訪問記》發表在同年6月出版之《百姓》半月刊上，也被中共保守派和既得利益集團視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證之一。高層認為胡耀邦縱容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要求其辭職；并指胡耀邦應該對1986年學生運動的失控負責。12月30日，胡耀邦打算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書記處關于處理學潮的意見。鄧小平不同意開會，并要胡耀邦到他指定的地點談話。鄧認為學生運動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并責問胡耀邦“你難道沒有責任？”胡耀邦回答說：“我保留我的意見。”鄧小平說：“不是保留，而是要你馬上站出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7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強調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被認為是為群眾做思想準備。當夜，在鄧小平家裡，陳雲、薄一波、彭真、王震、宋任窮等中共元老，商議胡耀邦的去留問題。1月4日，鄧小平在家召開會議，參加者有陳雲、 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趙紫陽，鄧小平在會中出示一封胡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之後，鄧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無人表示不同的意見。1月6日，中共中央發布以鄧小平關于處理學生示威指示要點的一號文件。同日，鄧小平通知胡耀邦參加“黨內生活會”。1月10日-15日，在由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主持，有二三十名高級干部參加的“黨內生活會”上，連續幾天指責胡耀邦的“問題”。鄧小平與陳云因地位太高不宜出面，國家主席李先念因在上海沒有參加。
胡耀邦在會上首先作了檢討，承認自己有“錯誤”，但試圖做出一些辯解。之后胡耀邦遭眾人輪流批判，其中薄一波認為胡到基層視察的次數太多、地區太廣，指責他是在“游山逛景，嘩眾取寵”；楊尚昆和王震指責他站錯路線（即“資產階級自由化”）；宋任窮則對胡耀邦對鄧小平的態度進行批判。此外，鄧力群通過五個小時的發言痛斥胡耀邦的作為，稱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和反精神污染關注不夠、沒有做到團結全黨、主要使用跟自己觀點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沒有遵循老領導的意見等。趙紫陽發言批評胡耀邦“不守紀律”。而被胡耀邦視為朋友的王鶴壽也落井下石將私人講話公開。在所謂的生活會上，只有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勛支持胡耀邦，斥責元老們動用文革式手段逼總書記下臺是不正常的，是違反黨的原則的。習仲勳當時曾指著薄一波怒斥。最終，在連續七天的批斗之下，政治局于1月16日召開擴大會議，以舉手通過的方式批準了胡耀邦的請辭，并推選趙紫陽為代理總書記。但胡耀邦保留了政治局常委的名義，只是排名降到最后。1月19日，中共中央三號文件列舉了胡耀邦解除職務的原因：“抵制黨為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縱容全盤西化的要求；沒有充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批‘左’不批右；在經濟工作中鼓勵經濟過快增長和消費，造成經濟失控；在政治工作中經常違反程序；在外事活動中說了一些不應該說的話；經常不遵守黨的決議，未經中央授權就講話”。
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胡耀邦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而當初賣勁倒胡的鄧力群和胡喬木，則在十三大選舉中因得票最少而落選中央委員。盡管胡耀邦被閑坐，他仍然獲得中共黨內改革派、知識分子及學生的歡迎。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大面積心肌梗塞；於早上7時53分逝世，享年74歲。胡耀邦去世后，大批民眾在天安門廣場上聚集、悼念，最終演變成六四事件。
2013年香港，民眾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及胡耀邦
六四天安門事件前，官方舉行了各種級別的悼念活動，包括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有鄧小平參加的高規格追悼會，由於胡耀邦曾經出任黨內最高職務，追悼會規格比原曾經擔任國家元首的葉劍英逝世時高出半格。六四運動后幾年，中國政府逐年降低對胡耀邦的紀念活動的規格，各類紀念胡耀邦的文章也減少。一些海外著作，如楊中美的《胡耀邦——一位激進改革者的傳奇生涯》、和氣弘《胡耀邦》、柴紅霞等人編寫的《胡耀邦謀略》、劉新章《胡耀邦》、河北人民出版社的《胡耀邦》、唐朝編《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胡耀邦逸聞錄》、姚鐵軍編著的《胡耀邦生活紀事》等，從不同側面對胡耀邦生平做出研究，但個別作品因史料所限，主觀臆斷多于客觀敘述。直到2005年，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的提議下才舉行高規格的紀念活動，各類紀念文章及書籍逐漸涌現，其中包括滿妹《思念依舊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沈寶祥《胡耀邦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韓洪洪《胡耀邦在歷史轉折關頭(1975—1982)》、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編寫《胡耀邦：1915—1989》等作品，在史料與論述上逐漸豐富。然而事關胡耀邦在下野前后的政治事情及生平，因牽扯大量人情世故，仍舊是當今中國大陸的政治忌諱。
對胡耀邦的民間悼念始終至今。1989年4月15日，詞作家鄒友開在返京列車上聽到他死去的訊息，悲愴之下創作詩歌《好大一棵樹》，后被譜成歌曲，一時廣為流傳。
2013年1月6日，浙江省臺州市的大陳島放置了一尊胡耀邦銅像，紀念他在1956年號召和領導的墾荒活動。2013年4月15日胡耀邦忌日，解放日報、人民日報等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刊文悼胡耀邦，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等新一屆中共中央領導上臺后首次出現。
2014年4月11日，已經退休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胡耀邦逝世25周年（4月15日）前夕到胡耀邦故居參觀，引起海內外關注。
201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召集“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習近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出席座談會。同時，為紀念胡耀邦誕辰100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胡耀邦文選》。
2018年11月18日，在胡耀邦家鄉湖南瀏陽一尊雕像落成，臺灣中央社報道「僅有胡的兒子胡德平及湖南省委副書記烏蘭出席揭幕儀式，並無中央官員出席」。雕像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準興建，前中央美術學院黨委書記盛楊設計，以胡耀邦中青年時期的照片為原型。
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行動，一開始是在極其困難的局面下展開的。首要的阻力來自于各級的組織部門。因為地方問題遲遲無法解決，各地干部及家屬紛紛上訪。1978年9月，胡耀邦因此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他在會上要求實事求是地落實政策，“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這被稱為“砍旗”。他要求對于反右斗爭中錯劃右派和“二十年表現好”的，可以直接恢復黨籍，不用“甄別平反”這個名詞。
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頒布《貫徹中央關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以“55號文件”貫徹全國。在胡耀邦等人的努力下，11月他們起草的《關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件的調查報告》報送中央，最終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兩天公布：曾被毛澤東、四人幫定為“死案”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平反并迅速引起了轟動效應。此后，包括彭德懷反黨集團、“反黨小說《劉志丹》案”、內人黨事件等也被陸續平反。1980年，他領導的中組部隨后平反陶鑄、陸定一、劉少奇的冤案；同年8月，曾昭倫、費孝通、黃藥眠、陶大鏞、錢偉長、吳景超六教授案被平反。胡耀邦隨后指示中組部將調查繼續推前，最終1955年的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東北叛徒集團案”、“新疆叛徒集團案”乃至三四十年代的數起冤假錯案最終均被平反。
胡耀邦平反黨內外各類“冤假錯案”的歷史功績，在組織上終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歷史，解放了人們的思想，并最終為改革開放理論的出現做了思想上的預備工作。
在學術觀點上，胡耀邦主張理論要聯系實際，接觸世界上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認真解決好具體的政治、經濟生活上的重大問題。對于研究的問題，“只要沒有登報，沒有在黨校以外隨便議論，就不算犯錯誤。屬于研究、探討嘛。在教研室里，沒有定論的東西，誰也沒有權力打人家的棍子。”
針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文章是要在政治上砍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的批判，胡耀邦評價道：“把學術爭論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這個風氣再不改怎么得了呀！”
1984年胡耀邦接受意大利共產黨《團結》日報采訪，說：“十月革命已經過去了60多年，為什么社會主義的發展還沒有超過資本主義國家？到底是什么出了問題？”
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中歷經磨難，自感中共中央的干部政策必須得到保護和控制。1977年3月，在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后，他一邊開始準備平反冤假錯案，將干部從批斗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準備培養新的年輕干部。對于培養干部的方針，他強調思想上要學習好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學習研究毛澤東的思想體系；不能說大話空話、對馬列主義的詞句各取所需。1980年，中共中央黨校舉辦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訓班，大量中層干部逐漸嶄露頭角，其中包括田紀云、尉健行、胡錦濤、楊晶、沈躍躍、周強、司馬義·鐵力瓦爾地等。
在1985年后，中共中央逐漸主張“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取而代之則以年齡上限作為確定干部職務任期的標準，從而根本上隔絕毛澤東時期的所造成的政治問題。然而，胡耀邦過于激進的改革和反腐措施，最終使得中國共產黨中央顧問委員會的權限凌駕于總書記和政治局之上。鄧小平時期所造成的“中共八大元老”的老人政治模式，直接影響到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的境遇，并持續釀成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后，鄧小平等元老被迫逐步離開領導職位，胡耀邦確立的“廢除干部終身制”最終重啟，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任總書記執政時期沿用，但最終在習近平主政后廢除。
胡耀邦從政治、經濟、文化三方面放寬了民族自治權，大力提拔少數民族干部，并制定了相當多的法規和條例，發展少數民族文化和教育，保護民族自治權和少數民族的特殊利益。胡耀邦制定的一系列優待少數民族政策維護了中國共產黨自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開始和少數民族結成的政治統一戰線，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許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團前往西藏，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
#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徵購；
#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
#加強藏文化的地位；
#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
中國獨立記者高瑜指出，胡耀邦的報告引起極大的波動，這是解放軍入藏29年以來，西藏幹部和老百姓沒有聽到過的聲音。他的報告作為中央文件下發，遭到黨內左派的強烈批評，認為是民族工作的錯誤傾向。鄧小平決定收回胡耀邦的報告。當時西藏第一批漢族幹部撤離已經完成，第二批撤離停止，一切恢復原樣。胡耀邦繼續堅持民族問題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進行實地調查，震驚于西藏的貧困，并承認之前的極左路線給藏民帶來了許多苦難，這些舉動令西藏人民對胡耀邦深切懷念。在1981年7月接見了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期間提出了“關于達賴喇嘛回國的五條方針”。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萬里在西藏考察時，在西藏自治區干部大會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條”，其中一條是要讓藏族幹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幹部佔到西藏地區幹部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漢族幹部離開西藏是光榮的。并建議把80%的漢族幹部從西藏撤離。這些建議引起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共鳴。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在北京召開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談會，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條，提出從新疆調回漢族幹部的決定。但最後由于新疆民族主義高漲以及王震的反對，決議沒有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