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20世紀末，大部份數值分析的演算法都已用許多不同的程式語言實現。軟件庫包含了許多數值分析演算法的程式，大部份是Fortran及C語言的程式。商業產品也實現了許多不同的數值分析演算法，包括國際數學及統計程序庫數字型檔及軟件庫，GNU科學數值庫則是自由軟體的數值分析演算法軟件庫。
數值分析的商用應用程式包括MATLAB、、LabVIEW及IDL等，自由軟體或開源軟體的數值分析應用程式則包括FreeMat、Scilab、GNU Octave （類似Matlab）、IT++（C++函式庫連 library）、R語言 （類似S-PLUS）及一些Python的衍生版本。各應用程式的性能有很大的差異：一般而言向量及矩陣的運算都很快，而各應用程式純量運算的速度差異則可能會超過10倍以上。
許多計算機代數系統的軟體（像Mathematica及Maple）由於使用無限精度算術的計算方式，可以得到比一般軟體更準確的結果。
電子試算表的軟體也可以處理一部份簡單的數值分析問題。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共一大，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7月30日會場被租界巡捕房搜查后休會，8月3日在浙江省嘉興閉幕結束。大會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由于歷史原因，學界對一大的會議時間、參會代表、會議成果等多有爭議。
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荷蘭人馬林到達上海，提議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到上海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李達所主持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作為發起團隊展開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並且向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選派2名代表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各地加上日本小組，共有七個共產主義小組推選了12名代表出席大會：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濟南代表：王盡美、鄧恩銘；廣州代表：陳公博；日本留學生代表：周佛海；另外陳獨秀又指派代表包惠僧帶去了他的信件，其中包括四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另外，南京和徐州兩地也分別派出代表郭青杰（或說劉真如）和陳亞峰抵滬出席一大。但南京代表因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不愿受紀律約束，中途退席，并“挽陳返徐”。何叔衡因為年紀偏大（45歲），被幾位主要代表認為是“老夫子”不適合出席，在開會之前返回長沙。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處兼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克爾斯基也參加會議。
這13名代表的身份都是記者、學生或教師，他們代表全國50余名黨員，但是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南陳北李”陳獨秀、李大釗都沒有參加會議。陳獨秀當時正在廣州擔任南方政府廣東省教育廳長。同時，陳獨秀考慮到陳公博剛剛結婚，讓他順便到上海游玩。對于李大釗未參加會議，中國史學界有三種主要說法，一是，忙于北京大學的校務，二是，籌備、出席少年中國學會年會，三是，領導北平八大高校的索薪斗爭運動。李大釗于6月3日率代表到新華門總統府請愿時，頭部受傷，入院治療。有作者認為是北京小組成員沒有預見到一大的歷史意義，故未通知李大釗。即劉仁靜在多年后回憶所說稱：由于對一大的意義認識不足，一般習慣于在組織活動中不驚動李大釗，因而沒有選舉他。北京小組選舉時，張國燾成為第一個被推選的代表。鄧中夏、羅章龍以工作繁忙為由拒絕當選代表。最終劉仁靜成為北京小組第二個代表。
當時在法國的旅歐共產主義小組由于沒有和國內取得聯系，也沒有派出代表參加會議。但學界仍將之與七個共產主義小組一同視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另一方面，由于郭青杰和陳亞峰的退出，南京、徐州小組未被歸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亦不在中國共產黨建黨黨員統計范圍之內。
7月23日晚，會議召開，大會由張國燾主持，毛澤東、周佛海擔任會議記錄。地點位于上海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后改為望志路106號，現黃浦區興業路76號）的一幢石庫門房屋“李公館”，是同盟會元老李書城的住所。1921年春李書城租下這里兩幢房子，即108號與106號，把兩幢房子打通，李書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號樓上，而他的弟弟李漢俊則住在106號樓上。不久，李書城帶著警衛梁平到湖南主持討伐湖北督軍王占元的軍務。李漢俊是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和李達一起負責中共一大的籌備工作。李漢俊說，他家房子大，可供開會之用。這樣，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館底樓的餐廳里舉行。
7月30日晚，周佛海忽然腹瀉沒過來開會，正在舉行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時，一名穿灰布長衫的陌生中年男子，從后門闖入餐廳，朝屋里環視了一周。李漢俊發現這不速之客，問道：“你找誰?”那人答道：“我找社聯的王主席。”李漢俊說：“這兒哪有社聯?哪有什么王主席?”“對不起，找錯了地方。”那人一邊哈了哈腰，一邊匆匆后退出去。當時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后來在各自的回憶錄中這樣回憶那個陌生人：包惠僧回憶他“穿灰色竹布長褂”；李達說是“不速之客”；張國燾說是“陌生人”；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當機立斷，提出要立刻轉移會議地點，立即散會撤離會場。唯有李漢俊和陳公博留在那里沒有走。李漢俊帶著陳公博上了樓，坐在書房里。陳公博在《寒風集》中寫：“我本來性格是硬繃繃的，平日心惡國燾不顧同志危險，專與漢俊為難，現在有了警報又張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著漢俊談話，看到底漢俊的為人如何，為什么國燾對他有這樣的惡感……”就在代表們剛剛散去不久，那個陌生人就帶著一群法國巡捕前來搜查。陳公博在發生該事件后十來天內寫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在1921年8月《新青年》雜志上公開發表而采取一些隱語，記敘隨后發生的事情：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費沃利】，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么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只是尋常的敘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嚴密搜檢，于是翻箱搜篋，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
……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產黨，所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里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著對著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對于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
陳公博在他1944年所寫的回憶文章《我與中國共產黨》又補充了一個情節：
(密探)什么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里的一張共產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隱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最初決定在杭州西湖繼續會議。在上海代表李達的夫人王會悟建議下，前往浙江嘉興南湖繼續會議。由她提前在嘉興安排會議事務。8月2日，王會悟與部分代表等先行乘火車抵達嘉興。她為會議在煙雨樓前預租了一艘絲網船。次日，其余代表乘火車抵達嘉興，由王會悟接站、登船。他們佯裝成游湖的客人，在船上舉行了最后一天的會議。會議結束后，大部分代表當天趕回上海。
馬林、尼克爾斯基以及李漢俊、陳公博未前往南湖參加閉幕會議。陳公博與妻子于31日夜乘車至杭州游玩，8月3日回到上海，次日乘新寧輪回廣東。離開前，周佛海等人與他談話。周佛海告之陳公博會議已在嘉興南湖結束，陳獨秀當選中共中央局書記。
陳公博、周佛海各有文章回憶說，一大在上海召開最后一次會議的當天夜里，陳公博夫婦所住的大東旅館發生了孔阿琴被殺案。1921年8月1日上海《新聞報》刊登的《大東旅社內發生謀斃案》，8月2日的后續報道《大東旅館中命案續聞》。從《新聞報》和《申報》的報道，案件發生的時間為7月31日凌晨。由此可以確定法租界巡捕房密探闖入一大會議的時間為7月30日傍晚。從這一命案日期往前推8天，一大開幕日期是7月23日。1981年紀念建黨60周年時，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正式將一大開幕確定為7月23日。。這一開幕日期也與陳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行程相符：7月21日到上海，7月22日拜見2名外國教授（馬林與尼科爾斯基）。
嘉興會議既大會閉幕時間仍長期未有定論，相關文獻只能籠統的說是八月初的一天。存在的六種說法（日期），分別是7月31日，8月1日、2日、3日、4日、5日。
陳公博兩次回憶從杭州回到上海后，周佛海與他談話，提及嘉興會議結束。次日，陳公博乘新寧輪回廣東。研究者根據《申報》刊登新寧輪于8月4日出港的公告，推定嘉興會議時間在8月4日之前。8月2日作為常見的說法，或視為定議。王會悟作為嘉興會議會務人員，持8月2日說，但其對嘉興會議的回憶亦有改變。2013年，中共嘉興市委組織課題組對這一問題展開專題研究，2018年宣布經研究推定為8月3日。
對于閉幕會議的日期各種資料存在的沖突如下：
* 尼克爾斯基在1921年10月13日發出的一封信件中寫道：“從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大會”。
* 按李達的回憶，法租界警察搜查上海一大會場是8月1日，而嘉興閉幕會議是在8月6日上午10時到下午6時。李達回憶中上海會議終止時間與已查證的7月30日不符。
* 張國燾回憶，會場遭搜查后第二天停會。
* 陳公博于1924年的碩士論文《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中指出中共一大持續了兩周，并指出遭搜查時是第一周的周末。1921年7月30日是周六，與陳公博的回憶相符。
* 李達妻子王會悟在1980年代接受電視臺采訪時，說了“一大”開會的情況：正是王會悟在法租界會場發現有危險，被迫休會兩天以后決定到嘉興去。只有王會悟是“一大”會務人員，安排代表住宿，并以本地人身份去租了一條船作為“會議室”。在船上開會時王會悟一人坐在船首望風，其他代表在船艙中開會。她請代表們在桌子上放了一副麻將牌，遇到可疑情況即輕敲木板，代表們即弄出麻將牌聲音。
* 據《上海生活報》1921年8月2日報道，7月31日，法國警察要求在法租界舉行會議必須在48小時前取得批準。
* 8月1日下午，曾有臺風侵襲浙江，狂風暴雨導致嘉興南湖發行游船傾覆亡人事故；嘉興火車站受臺風影響至8月2日都在搶修。一大代表和知情人的回憶中均未提及此事，因而石川禎浩等學者分析一大閉幕會并不是8月1日或2日舉行的。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規定了黨的奮斗目標、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黨的紀律，通過了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確定了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中共一大召開后沒有多久，黨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壞，造成中央檔案資料全部遺失，這其中就包括一大檔案。1923年8月18日，《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會議的報告》寫：“我們只能提出關于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國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個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遺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寫：“黨的第一次大會文件，現在是找不到了。”
1936年6、7月間，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莫斯科的《共產國際》雜志（中文版、俄文版）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發表了四篇文章，時在莫斯科的陳潭秋撰寫發表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共10頁。被海內外的中共黨史界公認為是最早回憶并公開發表的有關中共一大內情的重要文獻。陳潭秋的文章指出：住在博文女校參加會議的9名外地代表是1921年7月下半月到上海的，并對9名外地代表進行了介紹；中共一大之前各地共產黨組織稱作“共產主義小組”；確定了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是廣東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這次到會的一共有十三個人，除上面九個人以外，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同志，上海代表李漢俊與李達，李漢俊因為一貫保持其右傾觀點，并與北洋軍閥、政客相結納，放棄了黨的立場，在四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然而武漢國民黨叛變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軍閥槍彈之下。李達在‘五卅’運動后，被偉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黨的戰斗隊伍以外去了。還有一個廣東代表陳公博，在陳炯明背叛孫中山以后，他幫助陳炯明反對孫中山，經黨歷次警告不聽，最后被開除黨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變而為國民黨的要人了。”陳潭秋在文章中確定了參加一大的13位代表的具體姓名，并對每位代表當時的去向進行了記述。該文指出陳獨秀“在廣東陳炯明部下任教育廳長”而未到會。一大推選張國燾為大會主席，由毛澤東、周佛海擔任大會記錄。一大開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召開。會議討論的問題中，出現了以李漢俊為首的“公開馬克思主義派”與以劉仁靜為首的極“左”派之間的爭論。一大會場遭到搜捕后，“我們分散后，各人找旅館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為據我們的推測，偵探發現我們的會議，是由博文女校跟蹤而得的。”“我們原定會議期間是七天，被偵探發現后，決定縮短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們再沒有適宜開會的地方，于是決定乘火車到杭州西湖繼續開會，到了上火車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變計，到離上海約三百里之嘉興城下車，嘉興有一個南湖，也時常有人雇船游覽。我們借游湖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預備酒食，在船上開會。”“這是會議的最后一天，李漢俊與陳公博兩人未出席，因為他們自昨夜事件發生后，即被偵探監視，不便行動，所以他們沒有來嘉興。”“這一天早晨天色陰暗，但到了八時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來湖上，對于我們的會議進行，殊感不便，到九時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為敗興，然而對于我們倒很便利了。我們很放心地進行了一天的討論，直到夜晚十一時閉會。”“當時正式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除留日學生與留法勤工學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漢、廣州、長沙、濟南幾個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則僅有個別通信關系的同志。但總計全國可以符合當時條件的黨員，不過七十余人。因此，決定暫時不組織正式中央機關，只成立臨時中央局，與各小組發生聯系。”“確定黨員為中國共產黨，并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
1937年尼姆·韋爾斯女士訪問陜甘寧邊區時，向董必武問起了中共“一大”文獻的下落。在尼姆·韋爾斯所著的《中國共產黨人》第一卷《紅塵》中，記述了董必武的回憶：“原來陳獨秀要參加會議并確定為這次會議的主席。但是，那時他必須在廣東，于是張國燾代替他。關于這次會議的所有記載都丟失了。我們決定制定一個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的宣言。但是，黨的這個最早的文件，我們一份也沒有了。……”
1950年，中國專家發現了一篇蘇聯人葛薩廖夫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的中文文言譯本，詳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提到了中共“一大”討論第一個綱領的情況，談及關于綱領的激烈的爭論，但沒有收入第一個綱領的原文。葛薩廖夫寫此文時在中國，跟共產國際來華代表有工作接觸。這篇歷史文獻，出自一部藍色封皮、線裝的《蘇聯陰謀文證集匯編》的文言文寫的書籍，沒有標明何時由何出版社出版。經查證，此書來歷是：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突然包圍、突襲、搜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蘇聯代表處，抓走了在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中共領袖李大釗，從大使館搜去所有文件，內中便有葛薩廖夫用俄文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文。張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譯成中文文言文，編成此書。葛薩廖夫的《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出訪莫斯科，與蘇共交涉，要求把共產國際有關中共的檔案交還中共。1957年蘇共向中國移交了俄文版的《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檔案》，其中有兩份文件，翻譯成中文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其中《綱領》中寫明了黨的名稱、奮斗目標、入黨條件、組織原則等。但這兩份文件無作者、無年月日、無收發文方、僅僅就是稿件而已。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刊載于內部保密刊物《黨史資料匯報》第六號、第十號上。為了鑒定從蘇聯運回的這些文件是否可靠，還原譯成的中文表述是否準確，中央檔案館籌備處辦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陳銘康和李玲把文件送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請求鑒定。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寫下了親筆復函：
“我看了你們送來的《黨史資料匯報》第六號、第十號所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這三個文件雖然是由俄文翻譯出來的，但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文沒有載明時間，其他兩個文件上載明的時間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開會的那一年，可說是關于我黨‘一大’文字記載最早的一份材料。……”“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作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問題的……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的評語。
1960年，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室主任韋慕庭聽說哥大在整理圖書館檔案時發現一篇1924年的碩士論文，名字叫《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作者是Ch'en Kung-Po，即陳公博。碩士論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兩份英文附件分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關于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1921年中共一大會議被法租界巡捕打斷后，陳公博沒參與南湖上的最后一天會議，但是最后定稿的《綱領》和《決議》被陳公博帶了一份遞交給未能參會的陳獨秀了。陳獨秀決定先不發表，于是這份文件就這樣留在陳公博手里了。1923年赴美留學，在美國寫碩士論文剛好用上。此文的重要性還不在于論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錄。附錄全文收入六篇文獻：
* 附錄一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一九二一年)；
* 附錄二中國共產黨關于黨的目標的第一個決議案(一九二一年)；
* 附錄三中國共產黨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 附錄四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二年)；
* 附錄五中國共產黨章程(一九二二年)；
* 附錄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這六篇附錄中，附錄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連中國共產黨也沒有找到的重要歷史文獻
1972年，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黨史陳列部的李俊臣，結束了“五七”干校下放勞動，回到單位，到北京圖書館翻閱文獻，在日本出版的《東洋文化》雜志上讀到藤田正典教授的論文《關于中國共產黨一全大會、二全大會、三全大會文件的研究》，該文一條注釋中寫著196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了陳公博的《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一書。北京圖書館里當時就收藏了這本英文版《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李俊臣把該書的韋慕庭寫的緒言及陳公博的論文，譯成中文。跟俄文版還原譯成的中文稿一對照，兩種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譯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當時是根據同一中文原稿翻譯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條，而俄文稿同樣缺了第十一條。這更表明兩種外文稿同源于一種中文稿。中文原稿中為什么會缺了第十一條，則成了歷史之謎：或許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條誤編為第十二條，只是漏了一個號碼，原件內容無遺漏；或許是手稿中漏寫第十一條；也可能是第十一條引起很大的爭議，付諸大會表決時被刪去。兩個版本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成中文。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其宗旨和原則等決議，並且制定有關工作機構和工作計畫的臨時性綱領。在綱領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其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而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還有從事各類工人運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為領導機構，稱為“三人團”。陳獨秀擔任書記，張國燾擔任組織主任，李達擔任宣傳主任，主編《共產黨》月刊。
會議召開前，與會人員并未意識到會議的意義和政治影響。隨著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成功執政，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普遍的觀點認為，“一大”的召開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每年的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
與中共一大相關的電影有《開天辟地》（1991）和《建黨偉業》（2011）等，電視劇則有《開天辟地》（2011）和《中國1921》（2011）等。
一大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猶如一輪紅日在東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國革命的前程。這是近代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毛澤東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一大會址旁的新紀念館將在2021年7月前開放
現中共一大會址位於上海市黃陂南路347號，新天地附近。會議結束后，至中共政權在1949年占領上海時，因城市變遷，已無法確定詳細地址。1950年，中共上海市委組織人員確認一大會地。最終，通過周佛海妻子楊淑慧辨識，確定興業路76號為一大會址。1952年9月，會址復修，成立紀念館對外開放，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據原住于該址對面的蔣涵箴先生文章回憶，1952年之前，該址并不是石庫門的中式洋房，中共一大只是在臨街某店鋪的二樓的一個房間召開。1952年將所有店鋪遷走，改建為石庫門的中式洋房，才有了興業路76號的一大會址。
死亡時間（年齡）
被中共開除黨籍
曾脫離共產黨
曾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
曾支持汪精衛
作為共產黨員被敵人處死
被共產黨處死
作為漢奸被處死
1942（58）
納粹德國占荷蘭阿默斯福特
被納粹德國處死
1938（49）
蘇聯哈巴羅夫斯克
被聯共（布）處死
1966（75）
是（1923-1949）
1927（37）
是（1924）
是（1922）
脫黨后被處死
被桂系軍閥處決
1979（82）
加拿大多倫多
是（1938）
1987（85）
是（1929）
被公交車撞倒不治
1976（82）
1935（58）
1975（89）
1943（47）
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
被盛世才秘密處死
1925（27）
1931（30）
1946（53）
1948（50）
是（特赦為無期）
1979（85）
是（1927）
本條目是有關伊拉克的通訊狀況。
2001年前的伊拉克通訊，可以說是一窮二白，主要的交換機是使用國內的兩家大通訊商。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嚴重破壞了包括國際通訊在內的電訊業。美國國際開發署為此修理了交換容量，并且建立了一個移動和衛星通訊工具。目前有線通訊已經超過了戰前的水平。
:154.7萬 （2005年）
:870萬(2006年)
在2003年期間遭受破壞的交換機和干線已經修復，但是仍然存在被破壞的問題。交換容量正在提高準入。移動通訊已經被廣泛使用，并且一個大城市為中心建立了三個GSM網絡，全國范圍的連通性得到了完善。目前有870萬的移動通訊用戶。
國際長途代碼：964
衛星基站：2（1個在大西洋，1個在印度洋）
1個全球衛星通訊系統在大西洋地區。1個阿拉伯通訊衛星（不起作用）
同軸電纜和微波無線電中繼與約旦、科威特、敘利亞、 土耳其連接。盡管新建了衛星網關，但是巴格達以外的國際電話還經常出問題。
不受管制的媒體經過17個月的增長，在伊拉克境內已經有了大約80個電臺（2004年）。
電視臺: 21(2004年)
因特網國家代碼:.iq
互聯網服務商:5(2006年)
網民:36,000(2005年)
# '' The World factbook''- Communications Iraq, CIA, last updated on 8 March, 2007
甲骨文，又稱契文、甲骨卜辭，為商朝晚期王室用於占卜記事而在龜甲或獸骨上契刻的文字，是中國及東亞已知最早的成體系的文字。商代文字上承原始刻符號，下啟西周文字，是漢字發展的關鍵形態。現成熟的今文字或說楷書即由商代文字漸漸演變而來。除了甲骨文，商代文字也包括商代金文，是通常比甲骨文更正式的書體。
一般認為，晚清官員、金石學家王懿榮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從來自河南安陽的甲骨上發現了甲骨文。安陽城西北的小屯村，是商晚期國都遺址“殷墟”的所在，考古發掘及其他途徑出土的甲骨已超過十萬塊。此外，在河南其他地方也有例如狩獵旅行、獻祭、戰爭或其他事件的記錄。這些甲骨文年代被確定為從商晚期武丁在位開始（約前1250－前1200年）延續到春秋 。
甲骨文的發現，促進了各國學者對中國上古史和古文字學等領域的深入研究，并開創了一門嶄新學科——甲骨學。
2006年時，有考古學者、古文學者指出，陶文可與甲骨文同爭中國及東亞最早文字。
全世界目前已發現的殷商甲骨文不到5000字，但真正被釋讀出來的字數僅在1500-2000字之間，大部分還沒有被釋讀出來。而在已經破譯的甲骨文中，也有一批尚有爭議。
甲骨文自發現以來，學者從不同角度提出過多種不同命名：
*從書寫材料角度，其文字刻寫於龜腹背甲和獸骨之上，因而有龜甲文字、龜版文、龜甲獸骨文字等名稱。
*從文字用途角度，其文字用於占卜記錄，因而有卜辭、貞卜文字、甲骨卜辭等名稱。
*從書寫方式角度，其文字為刀筆刻劃，因而有契文、殷契文字等名稱。
*從文字發現位置角度，甲骨文大多出土于河南安陽小屯村殷墟遺址，因而有殷墟卜辭、殷墟書契、殷墟文字，簡稱卜辭、殷契、契文。
民國十年（1921年）12月25日，史學家陸懋德在北京《晨報副刊》發表的“甲骨文之發現及其價值”中首次提出「甲骨文」一詞。隨後，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等人陸續在著作中使用，該詞逐漸被學術界和大眾認可，成為通用的名稱。
由於甲骨文本身已經是一種發展得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統，所以學者認為它應該是起源於一種更原始的文字。2003年至2006年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平湖市博物館對位於中國浙江省平湖市林埭鎮莊橋墳遺址的大型良渚文化遺址發掘，發現240多件器物有刻畫符號，被認為可能是甲骨文的其中一個可能的起源，被稱為「良渚原始文字」。
《禮記·表記》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現在已知殷商君王在處理大小事務之前，都要用甲骨進行占卜，祈問鬼神，常命巫師在龜甲獸骨上鑽洞燒灼，形成裂痕。巫師根據裂痕分辨神諭，事後將所問之事契刻於甲骨上。商亡之後，占卜在周代逐漸絕跡，其文字也逐漸不為人知。甲骨文最早出土於何時，目前尚無定論。河南安陽殷墟一帶，自北宋以來就不斷發現商代銅器，當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歷代學者都沒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
學術界基本認同清末官員、金石學家王懿榮是甲骨文的最早發現者。而關於具體發現過程則有兩說。
第一說源於劉鶚的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出土龜版之後，被山東濰縣古董商人范壽軒、范維卿等人收購，并運至北京售賣。時任國子監祭酒的王懿榮素來喜好收集古物，通曉金石文字，從古董商手中高價收購了這批甲骨。
另一說流傳甚廣，與中藥「龍骨」密不可分。龍骨一般是指遠古動物的骨骼化石，中醫認為其可以入藥，有治療咳逆、瀉痢、便血的作用。後來，甲骨代替龍骨，用於藥用，安陽一帶有人甚至世代以此為業。在這一過程中，甲骨文資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光緒二十五年，王懿榮染疾服藥，偶然在中藥中的龍骨上發現了古文字。
王懿榮爲清末翰林，進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學造詣。他在得到甲骨之後，即認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遺物，并開始重金收購有字甲骨，至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0片左右。然而，王懿榮尚未對這種文字進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國聯軍攻佔北京時自殺殉國。
王懿榮對甲骨的收購，逐漸引起學者重視，古董商人則故意隱瞞甲骨出土地，以壟斷貨源，從中漁利。王懿榮好友劉鶚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為甲骨來自河南湯陰。後來羅振玉經過多方查詢，終於確定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洹河之濱的小屯村，這裡與古文獻記載的商朝後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
甲骨文的發現引發了當地民間對甲骨的私掘熱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學者紛至沓來，大量收買。據統計，到民國十七年（1928年），已有數萬片甲骨流散各地。
同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創辦人傅斯年很快提出殷墟發掘計劃。8月，在考古學家董作賓領導之下，第一次對殷墟進行了科學發掘，直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前后共進行十五次發掘，獲得有字甲骨24918片，尤其是其中民國二十五年的第十三次挖掘，於YH127坑獲得極重要的巨量甲骨一萬六千餘版，震驚海內外學術界。
日軍佔領安陽期間，日本方面曾組織日本學者在當地發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將所得運往日本。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科學院等部門繼續開展甲骨發掘工作，共獲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輝縣、偃師、洛陽、鄭州二里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遺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陝西岐山、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還發現了周代的有字甲骨。
第1期（27代武丁時代）
第2期（28代祖庚，29代祖甲兄弟時代）
第3期（30代廩辛，31代康丁兄弟時代）
第4期（32代武乙，33代文丁時代）
第5期（34代帝乙，35代帝辛時代）
(盤庚、小辛、小乙時期的甲骨較少，總共約占殷墟甲骨的2％。)
這些甲骨文分別為（從左至右）：馬、虎、豕、犬、鼠、象、豸、龜、爿(床)、為、疾
德國收藏的甲骨文
陳夢家曾估計為10萬片。甲骨發掘存世的有十五萬四千片，其中中國大陸藏有十萬多片，臺灣藏有三萬多片，，其他國家如日本、英國、德國、加拿大、瑞典等12個國家藏有大約兩萬七千多片。
上方的是商代金文，中間是甲骨文，下方是現代楷書；這是各個不同字體的差異對比
孫詒讓的甲骨文研究主要反映在他的《契文舉例》和《名原》兩部著作中。《契文舉例》成書于光緒甲辰年（1904），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共十篇：釋日月、釋貞、釋卜事、釋鬼神、釋人、釋官、釋地、釋禮（以上上卷）、釋文字、雜例（以上下卷）。其中《釋日月》主要解釋干支字及紀日紀月法；《釋貞》考釋甲骨占卜制度及辭例；《釋卜事》考釋甲骨占卜的內容范圍；《釋鬼神》考釋甲骨卜辭中涉及的鬼神祭祀對象；《釋人》考釋卜辭中所涉及的人物；《釋官》考釋卜辭中所涉及的官名；《釋地》考釋卜辭中所涉及的方國及地名；《釋禮》考釋卜辭中涉及的典禮制度。以上各篇從標題看好像是討論甲骨卜辭所反應的內容和相關的商代文化制度，但事實上是在考釋文字的基礎上來談的，宗旨仍在于文字考釋。下卷《釋文字》以考釋一般文字為主，其中有少數文字的考釋在上卷各篇中已經涉及；《雜例》仍考釋甲骨占卜之例。從今天的眼光來看，《契文舉例》我們主要是看作孫氏甲骨文字考釋的專著。
《名原》撰寫于光緒乙巳年（1905），是在《契文舉例》的基礎上而寫成的，可以看作是一部純粹的文字學著作。孫氏在《敘錄》中談到該書的創作主旨：
自宋以來，彝器文間出，考釋家或據以補正許書之訛闕。邇年又有龜甲文出土，尤簡渻奇詭，間有原始象形字。或定為商時契刻，然亦三代瑑跡爾。余少耆讀金文，近又獲見龜甲文，咸有撰錄。每惜倉沮舊文不可復睹，竊思以商周文字展轉變易之跡，上推書契之初軌，沈思博覽，時獲塙證。……今略摭金文、龜甲文、石鼓文、貴州紅巖古刻，與《《說文》》古籀互相校勘，楬其歧異以著省變之原，而會最比屬，以尋古文、大小篆沿革之大例。約舉辜較，不能備也。
不同時期的秋字
可見孫氏意在以金文和甲骨文——尤其是包含較多象形文字的甲骨文——探求漢字造字本原，以補正許慎《說文解字》之失，并考查漢字演變沿革的規律。此書亦分上下二卷，列原始數名、古章原象、象形原始（以上上卷）、古籀撰異、轉注楬橥、奇字發微、說文補闕（以上下卷）七篇。孫氏對于金文可以說是非常熟悉的，眼光也很敏銳。《名原》的大多數的討論都是先舉金文，然后再通過偏旁分析和文字形體的類比而涉及甲骨文字。各篇凡涉及對甲骨文字的考釋，大多數與《契文舉例》是一致的，但也有新的考釋，有些地方還修正了《契文舉例》中的失誤。
民國六年（1917年），王國維發表了第一篇甲骨文研究的學術論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王國維利用甲骨文的實物資料證實了司馬遷《史記·殷本紀》中對商朝的記載，即自商湯建國到商紂滅亡，有三十一王，歷經六百多年；同時，王國維也更正了一些《史記》中的錯誤，如：上甲以后的世系次序應為“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史記·殷本紀》誤為“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又發現王亥之名「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與《呂氏春秋》、《史記·殷本紀》、《三代世表》及《漢書·古今人表》所記載的胲、核、該、王冰、振和垓，「實係一人」，有“中宗”稱號的本來是祖乙，《史記·殷本紀》誤為大戊，《史記殷本紀》誤康丁為庚丁、誤文丁為大丁。
早期曾從事甲骨文研究的學者有羅振玉、丁山、武龍章、王襄、商承柞、葉玉森、陸懋德、胡光煒、程憬、林義光、柯昌濟、馬衡、容庚、聞宥、余永梁、陳邦懷、陳邦福、張鳳、羅福成等人。王襄還著有《甲骨文字典》以及《室殷契征征文》。1904年，孫詒讓依據《鐵雲藏龜》，寫成《契文舉例》一書。羅振玉著《殷墟書契》、《殷墟書契奢華》、《鐵雲藏龜之餘》、《殷商占卜文字考》、《殷墟書契考釋》等有關甲骨文的書。董作賓著有《殷虛文字甲編》、《殷虛文字乙編》、《殷虛文字外編》。1933年董作賓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提出的十項標準，即：世系、稱謂、貞人、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其核心斷代標準是：世系、稱謂、貞人，並依此把甲骨文分為五期——第一期：武丁及以前，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癛辛、康丁；第四期: 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金石學者王本興把已有定論的甲骨文字歸集成冊，編成《甲骨文字典》，與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劉艷霞合作增加了漢語拼音索引，使檢索更容易，開創了甲骨文拼音索引編典的先河。1931年，周予同《關於甲骨學》一文提出「甲骨學」這個名詞。朱芳圃在1933年出版了專著《甲骨學文字編》，1935年又出版了《甲骨學商史編》。
一期（27代武丁時代）
賓組, 武丁卜辭
二期，文武丁卜辭
出組，庚甲卜辭
三期（30代祖辛，31代康丁兄弟時代）
康丁卜辭、何組，廩辛卜辭
無名組、何組
四期（32代武乙，33代文武丁時代）
子組、武組、武文卜辭
何組、武組、歷組
五期（34代帝乙，35代帝辛親子時代）
目前發現有大約15萬片甲骨，甲骨文有4,672個單字，其中1,723個字可隸定，大部分的字義仍不可解。甲骨文使用了象形、指事和會意等漢字造字的方法。在字的使用上可以看出假借的造字方法。形聲字占25％左右。中國商代和西周早期以龜甲來記載，甲骨的內容涉及天文、氣象、地理、職官、畜牧、宗教等方面。甲骨文的會意字，求意思明確，甲骨文的體積和甲骨文的繁簡往往決定文字的大小。
2017年，中國文字博物館斥巨資，以“破譯單個甲骨文獎勵10萬元”的天價懸賞一批總量近3500字需要釋讀的疑難甲骨文，換言之，這次中國文字博物館懸賞破譯甲骨文的獎勵基金，將達到3.5億元人民幣。
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
*1914年羅振玉《殷墟書契考釋》中釋出人、地名外的甲骨文字485個，至1927年的增訂本增加到571字。
*1933年董作賓發表論文《甲骨文斷代研究例》，提出了“貞人集團”的概念。貞人是商朝記事的史官，代表商朝的知識份子。董作賓論文中提出了除世系、稱謂、貞人以外的其他七項斷代標準，即坑位、方國、人物、事類、文法、字形、書體。坑位指甲骨出土的地區。文法是指卜辭的文法。書體是甲骨文的書寫風格。
*陳夢家在《甲骨斷代與坑位——甲骨斷代學丁篇》一文中創用了“賓組”、“自組”等名稱，將董氏提出的一期、二期、三期的貞人集團分別稱為“賓組”、“出組”、“何組”。並通過貞人（卜人）來給甲骨分組。對於董作賓提出了“文武丁卜辭時代之謎”的分期說，陳夢家提出異議，他把“文武丁卜辭”分為“子組”“?組”“午組”三組卜辭，并且認為它們都屬于第一期武丁時代。
*李學勤在《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一文中提出“歷組”名稱，又在《小屯南地甲骨與甲骨分期》一文中提出了“無名組”名稱。李學勤認為陳夢家所分出的賓組、自組、出組、何組、黃組，必須再加上歷組、無名組。
*黃尹一詞在殷商甲骨文中大量出現，郭沫若則認為是伊尹的另一個稱謂。又有學者指應為「寅尹」；蔡哲茂則認同張政烺看法，認為伊尹身為黃族首領，實為商王武丁的聯姻對象，後世傳說他有廚師身分則不足徵。
*殷墟的甲骨上刻的並不完全是卜辭，也有戰爭的記事殘文，例如《甲骨文合集》編號“36481正、反”收錄的“小臣墻刻辭”。
*甲骨文中有“黃示”一詞，丁山認為黃示即是黃神，指黃帝。
*黃奇逸在《商周研究之批判——中國古文字的產生與發展》一書中，提出甲骨文不是卜辭而是「錄辭」的結論，並舉出了甲骨文舊體系在文字考釋中常犯的錯誤，比如不該出現假借字，如「有」字被通假為又、侑、尤、祐。比如釋讀出一個字，若在其他文句中不通，則采取各種方法讓它硬通，若無法讀通，則置之不理，等等。
*璩效武《甲骨文字辨釋》以甲骨文單字、成句乃至全版釋讀例証，提出甲骨文是殷商政府及商王室文檔的觀點，試圖推翻甲骨文是卜辭的定論。
早期：劉鶚、甲骨四堂（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孫詒讓、王襄、白川靜、朱芳圃、吳其昌、內藤湖南、唐蘭、明義士、丁山、屈萬里、貝塚茂樹、胡光煒、楊樹達、容庚、-{于省吾}-、陳夢家、曾毅公、陳邦懷、孫海波、徐中舒、胡厚宣、李孝定、張秉權、金祥恒、島邦男、松丸道雄、姚孝遂、劉淵臨等。
現今：饒宗頤（香港中文大學）、裘錫圭（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李學勤（清華大學）、林澐（吉林大學）、吳振武（吉林大學）、陳煒湛（中山大學）、李家浩（北京大學）、黃天樹（首都師範大學）、趙誠（中華書局）、夏含夷（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文明系）、鄭振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劉一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曹定云}-（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宇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孟世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鎮豪（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蔡哲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宗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許進雄（臺灣大學）、朱歧祥（東海大學）、（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黃德寬（安徽大學）、劉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沈培（香港中文大學）、陳劍（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李洪琪（西安交通大學）等等。
與甲骨文相關的參考文獻包括：
*郭沫若主編、胡厚宣總編輯：《甲骨文合集》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收有《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國《英國所藏甲骨集》、加拿大《懷特氏等所藏甲骨文集》、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
*姚孝遂主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按類別分類）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
*-{于省吾}-主編、姚孝遂按語編纂：《甲骨文字詁林》
*松丸道雄：《甲骨文字字釋綜覽》
*王宇信：《甲骨學通論》（修訂本）
*王宇信主編：《甲骨學一百年》
*黃奇逸：《商周研究之批判提要》、《商周研究之批判辨疑》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學論著目》（一八九九-一九四九）
*王宇信：《新中國甲骨學論著目》（一九四九-一九八六）
File:CMOC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exhibit - oracle bone inscription.jpg|這塊刻著甲骨文的骨頭，是商朝國君占卜十天內是否會有不詳的事發生
File:Shang dynasty inscribed tortoise plastron.jpg|商朝國君武丁用於占卜神諭的龜腹甲
File:OracleDivining.jpg|占卜版上的甲骨文
File:OracleSun.jpg|與祈雨相關的甲骨文：「今天，會下雨嗎？」
File:Obi-rain.png|與祈雨相關的甲骨文（註解）
File:OracleSpring.jpg|春的甲骨文
File:OracleAutumn.jpg|秋的甲骨文
File:OracleWinter.jpg|冬的甲骨文
* 陶文，與甲骨文同爭中國最早文字
* 新華網河南頻道-河南考古：甲骨文圖片
* 中央研究院數位資源網：歷史語言研究所甲骨文拓片資料庫
* 中央研究院國家寶藏館-帶刻辭鹿頭骨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資源網
* 甲骨文中黃與寅的關系及其相關問題
*-{zh-hant: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數碼化項目：甲骨; zh-hans: 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數碼化項目：甲骨;}-
盧泰愚（，），韓國第十三任總統，韓國陸軍退役將領，全羅南道光州。
盧泰愚1932年12月4日出生于今韓國大邱達城郡，1955年9月從韓國陸軍士官軍校畢業后入伍，參加過越南戰爭。他與韓國前總統全斗煥同是陸軍士官軍校第11期學員，“一心會”核心成員。1980年，盧泰愚接替全斗煥出任國軍保安司令。在全斗煥執政期間，他先后擔任政務第二部長，為準備1988年奧運會新設的第一任體育部部長，內務部部長等職。他還曾擔任1986年亞洲運動會組織委員長（1984年－1986年），1988年奧運會組織委員長（1983年－1986年）。全斗煥執政末期，盧泰愚被指定為全斗煥的接班人。六月民主運動中，盧泰愚發表了著名的六二九宣言，宣布改憲，恢復總統直選。在隨后舉行的1987年大韓民國總統選舉中盧泰愚擊敗金泳三、金大中和金鐘泌，當選韓國第十三任總統。
擔任韓國總統期間，盧泰愚執政的民正黨與金泳三的統一民主黨和金鐘泌的新民主共和黨合并成為民主自由黨，扭轉了“朝小野大”的不利局面。在其執政期間，韓國經濟保持了平穩發展態勢。1991年，韓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808億美元，經濟規模由世界第19位上升為第15位。韓國國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得到很大的提高。包括最低工資制度（1988年）、國民年金制度（1988年）、全國民醫療保險制度（1989年）等福利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框架得以建立。以1988年奧運會為契機，盧泰愚政府積極推行北方外交政策，先后與東歐、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并與朝鮮改善關系。韓國是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創始國。在盧泰愚政府的積極支持下，亞太經合組織于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亞堪培拉成立。
1995年11月在金泳三執政期間，盧泰愚因數千億韓圓秘密資金事件曝光被判無期徒刑，后被改判為17年有期徒刑，補交2,628億韓圓罰款；1997年12月20日，在金大中的建議下被金泳三赦免。
盧泰愚1932年12月4日出生于今韓國慶尚北道達城郡八公山麓西村新龍里的一個農民家庭，全羅南道光州交河盧氏。其第16代祖先是曾參與編撰《經國大典》的朝鮮王朝學者。據說盧泰愚出生前，他的母親曾夢被巨蟒纏身。他的祖父認為巨蟒是青龍，而村名又叫新龍里，因此給他取名“泰龍”。由于這個名字過于張揚，不符合儒家中庸之道，他的祖父后給他改名為“泰愚”。盧泰愚的父親盧炳秀是位村官，在盧泰愚7歲的時候因車禍喪生。盧泰愚是家中長子，有一個弟弟。他對祖父和母親很孝順，學習成績很好，對人也彬彬有禮。1945年，盧泰愚進入。他立志要成為一名醫生，為能考上醫科大學，他在大邱工業中學三年級的時候轉學到大邱有名的慶北中學。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后，盧泰愚報名當了學生兵，參加了不少戰斗，隨大部隊退到釜山，后又反攻到首爾（時稱漢城），并曾越過三八線。1951年7月，盧泰愚從慶北中學畢業，后于同年10月報考了韓國陸軍士官軍校，成為該軍校第11期學員。他與同是來自慶尚道的全斗煥、、是同班同學，住同一個宿舍。
1951年的盧泰愚
1955年9月，盧泰愚從韓國陸軍士官軍校畢業后入伍，先后擔任小隊長、區隊長，1957年晉升為中尉。1959年5月31日，他與的妹妹，慶北大學師范學院的女大學生金玉淑在大邱結婚，不久后被派往美國接受5個月的培訓。1960年，盧泰愚晉升為大尉，次年與全斗煥一起在首爾大學任軍事教官。五一六軍事政變后，盧泰愚經當時是樸正熙民政秘書官的全斗煥推薦，進入軍隊情報機構做了8年情報官。期間，他接替全斗煥擔任士官軍校第11期同學會會長，并曾組織同學向樸正熙聯名請愿，要求罷免中央情報部部長金鐘泌等一批涉嫌腐敗的高級將領。他因此被視為叛亂主謀，要不是全斗煥出面向樸正熙求情，可能就被趕出軍隊。
后來，盧泰愚曾任首都師營長，並到韓國陸軍大學學習，得到晉升。1968年盧泰愚以中校的身份參加越南戰爭。回國后，他在全斗煥的推薦下歷任陸軍總參謀長首席副官、第8師第21團營長、步兵團長、空降旅長、總統警衛室作戰次長助理等職。1974年和1978年，他先后晉升為準將和少將。1979年1月，他被調到號稱“白馬師”的第9步兵師任少將師長。期間他為白馬師的軍歌《白馬之魂》寫詞譜曲。
1979年時盧泰愚少將介入了雙十二政變，使全斗煥政變成功，進而當上首都警備司令官。1980年8月任國軍保安司令官。1981年獲大將軍銜。同年7月15日退役，之后，歷任政務長官、體育部長、內務部長等職。
1984年，在韓國取得1988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承辦權的第二年，國際奧委會提出韓國政局不穩要將奧運會主辦城市改為其它國家。兼任大韓體育會會長和韓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長的盧泰愚親自飛往國際奧委會總部瑞士洛桑進行游說，成功說服國際奧委會取消更改承辦城市的決定。1988年9月17日，韓國如期成功舉辦了第24屆夏季奧運會，參賽國家數目達到有史以來之最。韓國也在此次奧運會上取得了獎牌榜第4位的前所未有好成績。1986年，在盧泰愚擔任體育部部長和亞運會組委會會長期間，韓國還成功舉辦了第10屆亞運會。
在1985年2月的韓國國會選舉中，新民黨獲得24%的議會席位，成為韓國第一大在野黨。執政的民正黨主導地位被撼動，在國會席位出現下降。盧泰愚在此次選舉中當選國會議員，后成為民正黨代表委員，進入政治核心圈。他的政治理念比較中庸，曾在記者招待會上稱自己“不是接班人，是候選人”。擔任民正黨代表委員后，他對在野民主勢力也采取懷柔政策，不斷改善與民主陣營的關系。他對學生運動也不持否定態度。在他的周旋下，民正黨強硬派提出的《校園安定法》議案最終被撤銷。
1987年8月任民主正義黨總裁，盧泰愚是全斗煥所揀選的繼任人。由於全斗煥違反民主普選的承諾，盧泰愚的任命在1987年引發了漢城（今首爾）及其他大城市的大規模支持民主遊行——六月民主運動，是1980年光州事件之後韓國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當時由於正籌備漢城奧運會，盧泰愚為免影響國際聲譽，在美國施壓下，於6月29日發表六二九宣言釋放政治犯，結束軍政獨裁統治，並通過公投修改憲法，平息國民的不滿，他向國民承諾會盡快舉行公平的民主選舉，並要求政府部門作積極準備。盧泰愚的迅速行動使反對派陣營登時手忙腳亂，因為他們未能就派金泳三或金大中出選達成一致而發生內鬨。結果在首次民主總統選舉中，盧泰愚擊敗了金大中和金泳三，成功當選總統，成為自樸正熙之後首位民選總統。他是韓國在沒有出現大量選舉舞弊，選舉公平公開的情況下，首位真正意義上民選的總統。
盧泰愚執政期間韓國成功舉辦1988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1988年2月25日，盧泰愚正式宣誓就職韓國第十三任總統。這是韓國自1960年以來的首次政權和平交接。
在1988年大韓民國國會選舉中，號稱“”的金大中、金泳三與金鐘泌三位野黨領袖全部進入國會，開啟韓國政壇的“”。三大在野黨在國會議席的總數超過了盧泰愚執政民主正義黨的席位，韓國政壇首次出現“朝小野大”的局面。在這種政治環境中，盧泰愚政府在國會的運作中處處受到在野黨的強烈制約。在野黨利用占據多數議席的優勢恢復了被樸正熙廢止的國政監查和聽證會制度。新一屆國會要求對第五共和國鎮壓民主運動的罪行進行清算，將全斗煥送交司法部門處理。迫于國會的巨大壓力，盧泰愚在1988年奧運會結束后將全斗煥推向國會聽證會。在全斗煥對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公開道歉后，盧泰愚政府將其軟禁起來。
為了扭轉“朝小野大”的不利局面，盧泰愚先后對“三金”發出聯合執政的試探。金大中對此表示拒絕，但盧泰愚最終說服了金鐘泌和金泳三。1990年1月22日，執政的民正黨與在野的統一民主黨、新民主共和黨合并成為民主自由黨，由盧泰愚擔任新黨總裁，金泳三和金鐘泌任最高委員。由此，盧泰愚一舉將“朝小野大”扭轉為“朝大野小”。盧泰愚政府拒絕了“朝小野大”時，三大在野黨聯合予以通過的《勞動關系法修訂案》和《國家保安法》的修改要求。
盧泰愚執政后期，執政黨“民正系”進一步衰落。樸泰俊、李漢東、李鐘贊、之間的權力爭奪使民正系方寸自亂。金泳三則另一方面不惜以犧牲自己“民主系”為代價重用民正系要員，從而組成了支持自己的“新民主系”。1991年，金大中的和平民主黨分別與“新民主聯合”和民主黨合并，建立起以金大中、李基澤為共同代表體制的“民主黨”，實現了在野黨的統一。1992年3月，民自黨在第十四屆國會議員選舉中失利。民自黨內唯一可以與金大中抗衡的金泳三于同年5月19日當選第13屆總統選舉候選人。8月，盧泰愚將黨內大權轉給了金泳三，辭去民主黨總裁職務，后又于9月18日宣布退出民主自由黨。10月7日以鄭元植為首的盧泰愚內閣提出總辭職后，盧泰愚組建了韓國憲政史上的首個中立內閣，為金泳三的總統競選營造了非常好的氛圍。
盧泰愚政府繼承了韓國在80年代初確定的金融改革。在金融市場管理方面，盧泰愚政府試圖從制度上確保減少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更多地采取經濟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此外，盧泰愚政府還開始逐步實行金融自由化。1988年12月，韓國放開了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利率管制。盧泰愚政府還試圖促進金融實名制，但由于各方壓力，最終沒能實行。
盧泰愚執政期間的六五計劃提出“實現以效率和公平為基礎的先進經濟，增進國民福利”的目標。盧泰愚政府積極開發以釜山、大邱、光州、大田等城市為中心的獨立于首都圈的東南、西南4個地域經濟圖，并制定了宏偉的西海岸開發計劃，為促進地區均衡發展起到積極作用。盧泰愚執政期間是韓國從權威政治向民主政治轉化的過渡階段，國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得到很大的提高。韓國政府先后制定了最低工資制度（1988年）、國民年金制度（1988年）、全國民醫療保險制度（1989年）等福利制度，使韓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起來。此外，韓國政府從1988年開始推行的城市建設和200萬套住宅建設計劃，使韓國住宅普及率由1982－1986年的69.1%增加到1987－1991年的74.2%。
從1989年開始，韓國經濟增速開始出現下滑。但韓國人均GDP由1988年的4295美元上升到1992年的7007美元。1991年，韓國國民生產總值達到2808億美元，經濟規模由世界第19位上升為第15位。
1988年出訪的盧泰愚
盧泰愚政府以籌備和舉辦1988年奧運會為契機積極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發展外交關系。1989－1991年，蘇聯和東歐發生巨變，二戰后支撐國際關系格局半個世紀的雅爾塔體系幾乎在一夜間崩潰。盧泰愚政府恰逢其時地于1989年2月1日，與東歐國家匈牙利率先建立了外交關系。同年11月2日和12月27日，韓國又分別與波蘭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關系。1990年3月22日韓國與捷克斯洛伐克，3月23日與保加利亞，3月26日與蒙古國，3月30日與羅馬尼亞，9月30日與蘇聯，1991年8月22日與阿爾巴尼亞建立了外交關系。在短短的兩年時間里，盧泰愚政府已經與蘇聯和許多東歐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為韓國外交拓寬了更大的空間。
1992年8月24日在與中華民國中止外交關系后，韓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兩國建交僅1個月後，盧泰愚便于9月27日率龐大訪華團出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見了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領導人，他又邀請楊尚昆主席訪問韓國。雙方在北京發表了《中韓新聞公報》，并簽署了《中韓貿易協定》、《中韓投資保護協定》、《中韓關于設立經濟、貿易、技術聯合委員會協定》、《中韓科學技術協定》。同年12月22日，韓國又與越南建交。
盧泰愚在其總統就職演說中宣稱“南北對話和合作的時代”即將到來。1988年7月7日，他發表了《關于民族自尊、統一和繁榮的總統特別聲明》（《七七宣言》），倡導南北雙方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共同體發展彼此關系，表示愿意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關系，并提出了改善南北關系的六項原則措施。1989年1月23日，韓國現代集團名譽會長鄭周永應朝鮮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的邀請訪問朝鮮，提出了開發金剛山旅游路線的合作意向。這是戰后韓國企業家首次訪問朝鮮。同年9月11日，盧泰愚宣布了分三個階段實現朝鮮半島國家統一的計劃倡議，“高麗民族/國家共同體統一范式”：第一階段，為過度性的高麗國家共同體的建立采用高麗民族共同體憲章；第二階段，形成高麗民族共同體；第三階段，形成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個統一計劃的原則是：自治、和平、民主。
1990年8月4－7日，雙方總理姜英勛和延亨默在韓國首爾舉行了首次南北高級會議。這是朝鮮半島南北分裂后，雙方總理首次面對面的會談。1991年9月17日，韓朝兩國同時加入聯合國。同年12月13日，雙方在第五次總理會談中簽署了韓朝關系史上重要的《南北和解互不侵略和合作交流協議書》。1992年2月18日，雙方在第六次南北總理級高級會議中正式簽訂了《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
盧泰愚執政期間，韓朝雙方經貿與文化交流得到很大發展。1988年12月，韓國現代集團通過間接貿易從北方購進第一批水產品，標志著南北貿易正式開始。1991年3月，韓國天地貿易商社與朝鮮的金剛山國際貿易開發公司商定以5000噸韓國大米換3萬噸朝鮮無煙煤和1.1萬噸水泥，實現朝鮮半島南北方的首次直接貿易。1990年10月11－14日，美東高麗藝術家聯合會在紐約舉行了朝鮮半島南北雙方電影節。10月11－23日，雙方國家足球隊分別在首爾和平壤進行了足球比賽。10月18－23日，由17人組成的韓國代表團參加了在平壤舉行的全國統一音樂會。1991年4月24日－5月5日，韓朝聯合組建同一個體育代表團參加在日本舉行了世乒賽。6月14－30日，雙方聯合組建的代表團在葡萄牙參加了第六屆世界杯青年足球賽。
盧泰愚與韓美聯合軍演的美方軍官握手
盧泰愚執政期間，由于朝鮮半島南北關系的緩和，以及韓美貿易摩擦的升級，韓美關系出現調整。朝鮮一直把美國從韓國撤軍作為改善南北關系的前提。盧泰愚在任期間，韓美首腦舉行了7次會談。1991年11月，由兩國參謀長聯會議首長組成的韓美軍事委員會就韓國在1993至1995年收回平時的作戰指揮權達成一致。1991年2月，雙方修改《》的部分附件。根據修改后的協定，美方歸還了美軍所占的不必要的設施和土地，改善了美軍駐地韓國工人的勞動條件，擴大了韓國政府行使對駐韓美軍刑事裁判管轄權的主權范圍和關稅檢查。與此同時，盧泰愚政府同意逐漸增大對駐韓美軍防御費用的分擔。
隨著韓國外向型經濟的不斷發展，韓國對美貿易順差越來越大。在盧泰愚上臺前，美國依靠301條款開始把一些國家列為非公平貿易對象國。1989年1月1日，美國廢除了對韓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并要求韓國更大程度地開放國內市場，特別是取消對農產品的補貼。盧泰愚入職韓國總統時，美國對韓國的貿易施壓達到了高潮。盧泰愚政府多次派團前往美國談判，經過不斷的外交努力，美國最終同意暫時將韓國排除在“首輪貿易談判對象”國名單之外，但韓國同時也做出向美國擴大開放農產品市場，放寬外國人投資限制，放寬進口限制等相當的讓步。
盧泰愚政府積極發展與環太平洋國家和亞太地區國家的外交與經貿合作。1989年11月在韓國的積極支持下，澳大利亞總理鮑勃·霍克在堪培拉召開了由韓國、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和東盟6國共12個國家出席的“亞太經合組織第一次部長會議”，并成立了“亞太經合組織（APEC）”。1991年11月12－14日，韓國首爾舉辦了APEC第三屆部長級會議。此次會議通過了《首爾宣言》，正式確定了亞太經合組織的宗旨目標、工作范圍、運作方式、參與形式、組織架構、亞太經合前景。在此次會議上，中國以主權國家身份，臺灣和香港以地區經濟體名義正式加入亞太經合組織。
韓國與東盟國家一直保持著很密切的地緣政治，彼此貿易往來也很多。1991年7月在馬來西亞舉行的第24屆東盟外長擴大會議上，東盟正式決定將東盟對韓國的“部分對話伙伴關系”升格到“完全對話伙伴關系”。韓國成為繼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加拿大、歐盟之后東盟的第7個“完全對話伙伴關系”國家。
盧泰愚總統任期即將屆滿之際，執政黨候選人金泳三在1992年大韓民國總統選舉中擊敗金大中當選為新一任總統。然而金泳三作為首任文人政府，立即徹查自全斗煥時期開始的官商勾結活動。1995年11月16日，盧泰愚因籌集和侵吞秘密政治資金而被捕。12月5日，韓國檢察機關對盧泰愚提出起訴。12月18日，盧泰愚首次在漢城地方法院出庭受審，成為韓國歷史上第一位在法庭公開受審的前國家元首。
1995年10月，盧泰愚發表“比起文化大革命時犧牲數千萬人而言，光州事件什么也不是”的言論，引起軒然大波，被韓國輿論指為“妄言”。盧泰愚還說：“中國雖然也發生過這種流血事件，但除了幾個人之外剩下的也不處罰，鄧小平為中心的元老們都受到了優待和活用。” 面對韓國國民的公憤，盧泰愚被迫表態：“我也記不得當初說過這種話，但最終聽了錄音后連我自己都驚訝怎么會說出這種話來。”迫于各界壓力，盧泰愚在1995年10月13日正式就“妄言”向光州事件受害者家屬道歉。
1996年8月26日，漢城地方法院以主動參與軍事叛亂和內亂罪、謀殺上司未遂罪及受賄罪，判處盧泰愚有期徒刑22年6個月。後來上訴得直，減刑期為監禁17年。1997年12月，在候任總統金大中建議下，獲總統金泳三特赦釋放，後住在延禧洞。2013年9月，盧泰愚時隔16年全部繳清追罰稅款。
盧泰愚長子盧載憲在受訪時指出，其父在晚年一直都希望參拜國立5·18民主墓地和參與改變謝罪行動，而盧載憲自2016年起代表其父參拜該墓，是第一個負有武力鎮壓光州民主化運動責任的人士之直系親屬，參拜5?18國立墓地。
2002年，盧泰愚接受前列腺癌手術後健康轉差，此後一直反覆住院和出院，並在首爾延禧洞的家中療養。其後，他因痼疾患上了罕見的小腦萎縮癥和哮喘，同時亦患上肺炎，因而多次住進首爾大學醫院，逝世前夕在首爾大學醫院居家醫療組的照料下生活。2021年4月，其女盧素英曾透露盧泰愚的病況：
2021年10月26日，久病纏身的盧泰愚在首爾大學附屬醫院逝世，享年88歲。
盧泰愚在去世前表示，他盡了最大的努力，希望國民原諒他在任時的不足之處和過失。他的囑咐為「能夠虛心接受賦予的命運，為偉大的大韓民國和國民服務，真的很感謝和榮幸，希望沒有實現的韓朝和平統一能通過下一代實現。」
盧泰愚病逝后，韓國政府為他舉行了為期五天的國家葬。盧泰愚的路奠（??，路祭）於10月30日在其位於首爾市西大門區延禧洞的住處前舉行，而告別式則選定在首爾奧林匹克公園和平廣場舉辦，現場因新冠疫情防疫規定限制只能50人以下參加，由歌手仁順伊演唱追悼曲《手拉手》，該首歌曲為1988年漢城奧運時的主題曲。告別式結束後，遺體運往火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