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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以畢蘇斯基命名的還有克拉科夫四座假山之一，畢蘇斯基山；以及一座位于紐約，研究現代波蘭史的研究中心與博物館，美國約瑟夫·畢蘇斯基學會；還有華沙約瑟夫·畢蘇斯基體育大學；以及一艘客船“畢蘇斯基號”；一艘炮艦“畢蘇斯基艦長號”；和一匹賽馬“畢蘇斯基”。事實上每座波蘭城市都有條“畢蘇斯基街”（相比之下，以畢蘇斯基的死敵羅曼·德莫夫斯基命名的街道即使真實存在，也是屈指可數，就算是在他的政治大本營大波蘭也是如此）。很多波蘭城市都有畢蘇斯基的雕像；畢蘇斯基雕像最密集的地方位于華沙，那個地方是畢蘇斯基住處美景宮和畢蘇斯基廣場之間的一個區域，兩者僅相距1英里多，卻建有3座雕像。
很多小說作品都有畢蘇斯基這個角色，譬如尤柳什·卡登-班德洛夫斯基在1922年所寫的小說《巴爾奇將軍》（''Genera? Barcz''）亞切克·杜卡伊在2007年所寫的小說《冰》。波蘭國家圖書館列出了至少500部與畢蘇斯基有關的書刊； 而美國國會圖書館列出了至少300部。2001年，安德熱·特若斯-拉斯塔維茨基指導拍攝了波蘭電視紀錄片《畢蘇斯基元帥》（''Marsza?ek Pi?sudski''），其中的主題就是畢蘇斯基的一生。
共產黨政權倒臺后，畢蘇斯基元帥的兩個女兒都在1990年回到波蘭。婭德維加·畢蘇斯卡的女兒約安娜·亞拉切夫斯卡在1979年回到波蘭。她在那里與政治犯，團結工會活動家亞努什·奧內什凱維奇結婚。兩人都積極參與1979年至1989年間波蘭人的反共斗爭。
* 英勇戰斗勛章，第一級、二級、四級、五級
* 帶劍獨立勛章（1930年11月6日）
* 波蘭光復勛章，第一級和第二級
* 金色榮譽十字勛章（四次，包括在1931年獲得的那枚）
* 標記軍官“傘”（1912年）
* “忠誠服務”徽章（1916年）
* 童子軍十字勛章（1920年”
* “金色貿易聯盟”主要的火力旅聯盟
* 卡尼奧夫斯基十字勛章（1929年）
* “波蘭軍團指揮官約瑟夫·畢蘇斯基”徽章（1916年）
* 來自在1914年至1921年間被監禁的前思想犯紀念徽章（1928年）
* 鐵十字勛章，第三級（奧匈帝國）
* 大十字利奧波德勛章（比利時）
* 圣劍綬帶亞歷山大大帝勛章（保加利亞）
* 1918年勇敢十字勛章（捷克斯洛伐克）
* 鷹十字勛章，第一級（愛沙尼亞，1930年）
* 凱特斯利德之星大十字勛章、勇氣勛章和自由勛章，第一級（愛沙尼亞）
* 榮譽軍團大十字勛章，第25864號（持續計數）和軍事勛章（法國）
* 卡拉喬爾杰之星勛章（南斯拉夫）
* 拉奇普萊西斯勛章，第一級（拉脫維亞）
* 耶路撒冷圣約翰主權軍事騎士團勛章，第四級
* 大十字劍與塔勛章（葡萄牙）
* 卡羅爾一世勛章第一級和勇敢者米哈伊勛章第一級、第二級和第三級（羅馬尼亞）
* 圣莫里斯和圣拉撒路勛章，薩伏伊軍事勛章第一級（意大利）
* 雅蓋隆大學（1920年4月28日）
* 亞當·密茨凱維奇大學（1933年11月11日）
* 華沙大學（1921年5月2日）
* 維爾紐斯斯特凡·巴托利大學（1921年9月）
甲  畢蘇斯基或譯畢蘇茨基。人們在通常情況下，會將“約瑟夫·克萊門斯·畢蘇斯基”（Józef Klemens Pi?sudski）的中間名“克萊門斯”舍去，即為“約瑟夫·畢蘇斯基”（Józef Pi?sudski）。幾份英文文獻會將他的名譯為“約瑟夫”（Joseph），但這并非通常用法。他年輕時曾是地下組織一員，并使用各種各樣的代號，例如“維克多”（Wiktor）、“梅奇斯瓦夫”（Mieczys?aw）和“久克”（Ziuk）（后者也是他家族的昵稱）。后來他經常被親切地稱為“''Dziadek''”（“爺爺”或“老者”）和“''Marsza?ek''”（“元帥”）。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波蘭軍團的流亡士兵也稱他為“''Komendant''”（“指揮官”）。
乙 畢蘇斯基有時談起，他是波蘭化的立陶宛人。有關他種族和所屬文化的問題并非僅有一個。蒂莫西·斯內德爾稱他為“波裔立陶宛人”，注意畢蘇斯基并沒有從20世紀的民族主義和種族劃分的方面想過此事；他認為他“既是”波蘭人，“又是”立陶宛人，而他的家鄉是歷史上的波蘭立陶宛聯邦。 大英百科全書在討論他在立陶宛的角色后，認為他是波蘭化立陶宛人； 但是，在他傳記的導論中，它簡單地稱他為“波蘭人”。 哥倫比亞百科全書和Encarta也簡單地稱他為“波蘭人”。
以下譯名僅供參考。
*   (Reprinted in ''Zerkalo Nedeli'' ''(The Mirror Weekly)'', Kiev, February February 3-9 2001,  in Russian and  in Ukrainian.)
*  （由J.R. Foster譯自德語版''Geschichte der polnischen Nation, 1916–1960''）
:''這里僅是一小部分。參見華沙國家圖書館的 圖書列表。''
* Dole, Patryk.  《約瑟夫·畢蘇斯基元帥，彌賽亞和中歐聯邦主義者》
*  約瑟夫·畢蘇斯基美國學會 /
*  ''Bibu?a'' – 約瑟夫·畢蘇斯基寫的書
*  歷史音像資料——畢蘇斯基自1924年起的演講錄音
單簧管，又稱豎笛、黑管，是一種木管樂器，從夏盧摩笛（法語：Chalumeau，一種古代的單簧低音樂器）發展而來的，形成於17世紀末，很有可能是由德國的長笛製造家丹納（Johann Denner，1655年—1707年）所發明的。最早為人所知的單簧管音樂收在阿姆斯特丹的羅傑（Estienne Roger）出版的曲集內（1716年再版）。從大約1780年起，它被一些最大的管弦樂隊採用。現代單簧管則是在1800—1850年發展而成的。單簧管由于音域寬，管樂隊或以管樂為主的軍樂隊的首席通常由單簧管手擔任。
單簧管的管身通常用非洲黑檀木製造，亦有由其他木料、塑膠或金屬製成。有一個鳥嘴形的吹口和圓形的接駁筒，管體成圓筒形，並可裝拆，下端為開放的喇叭口。
在吹口處固定一塊簧片，吹奏者通過簧片和吹口的空間吹氣時，並配合下唇適當的壓力，簧片尖會產生振動，使樂器管內的空氣柱開始振動，因而發出柔美的音色。
單簧管擁有極闊的音域，差不多有4個八度，能涵蓋人聲的絕大部份範圍，在任何的音區，其音量的-{zh-hk:大細;zh-cn:大小}-都能控制自如，相比雙簧管，單簧管更能處理大幅度的旋律變化。單簧管在不同音區都有獨特的音色：低音區深沉，中音區渾厚，高音區明亮，音色又接近人聲，適合表現各種音樂性格，是樂隊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現時常用於管弦樂隊的單簧管有以下類別：
降B調單簧管是常見的單簧管，在管樂團，則再會加上降E調（E）中音單簧管
單簧管是木管樂器中最先推行常規四管制，事實上當幾款變種樂器包括短笛、英國管、低音單簧管及低音巴松管成為管絃樂團的常規樂器後，木管樂器便逐漸由雙管制變成三管制。19世紀末期起，低音單簧管已經不再由單簧管手兼任，同時高音單簧管亦加入編制時，為免令原來單簧管聲部被分薄，因此作曲家都會額多安排多一位單簧管手兼顧高音單簧管，慢慢變成了現今單簧管聲部都比其他木管聲部多1位樂手。
Bb中的低音單簧管，F中的低音號角，D，Bb，A，高G和Eb的單簧管，A中的貝司單簧管（德國系統）
Eb單簧管，黃楊木製成的Bb單簧管，貝斯喇叭，反對中音單簧管（法語系統）
音域 (實音)
倍高音單簧管
罕用，只應用以意大利軍樂隊及近代音樂合奏。
擁有獨特和突出的音色，和單簧管非常配合。樂隊中常和長笛演奏旋律性的樂段。
曾經出現，但因E調高音單簧管的出現，很快便被取代。
聲音比B調及A調明亮。曾於古典時期流行過，現時已經罕用。
現時最常用的制式。獨奏、室樂或管絃樂團皆能應用, 古典時期則較常用於降調號樂曲。
比 B 調單簧管能奏出更豐厚的音色, 古典時期較常用於升調號樂曲。
由巴塞號演變出來的樂器，具備單簧管及巴塞號的特徵。它比A調單簧管有更闊的音域，和巴塞號一樣能吹奏至C3譜音(即B2或A2實音)。古典時期經常應用的樂器。甚至莫扎特所寫的《單簧管協奏曲，K.622》其實亦是應用A調巴塞單簧管，但現時已被A調單簧管所取代。 此外莫扎特晚期的歌劇《狄托的仁慈》（La Clemenza di Tito）也有一段詠嘆調是用B調巴塞單簧管。
於18世紀中後期出現的樂器，同樣能伸延至C3(F2實音)。由於過長，吹嘴及喇叭口部份為彎曲。莫扎特時期亦出現另一種款式，上半段管身向內彎曲45度。但19世紀初便遭淘汰。直至近代才開始有生產商重新製造，個別近代作曲家亦有為巴塞號創作樂曲。
管樂團常用樂器，但在管絃樂團則屬罕見。
管絃樂團中最常用上的單簧管低音聲部，亦出現於管樂團及爵士樂。
倍中音單簧管 (又可稱E倍低音單簧管)
多用於單簧管合奏團。
倍低音單簧管
多用於單簧管合奏團。當演奏近代音樂時亦間中在管絃樂團使用。
在單簧管合奏團中亦有用上 EEE 和 BBB ，但現時仍屬試驗階段。
* 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協奏曲》K.622
* 莫扎特：《A大調單簧管五重奏》K.581
* 卡爾·馬利亞·馮·韋伯：《小協奏曲》
* 卡爾·馬利亞·馮·韋伯：《第一單簧管協奏曲》
* 卡爾·馬利亞·馮·韋伯：《第二單簧管協奏曲》
* 布拉姆斯：單簧管三重奏 Op.114
* 布拉姆斯：單簧管五重奏 Op.115
* 布拉姆斯：單簧管奏鳴曲 Op.120-1,2
* 賴瑞·康姆（Larry Combs）
* 艾迪·丹尼爾（Eddie Daniels）
* 史坦利·杜拉克（Stanley Drucker）
* 班尼·顧德曼（Benny Goodman）
* 雷吉納德·凱爾（Reginald Kell）
* 查理·奈迪西（Charles Neidich）
* 理查·史托茲曼（Richard Stoltzman）
* 亞提·蕭（Artie Shaw）
* 大衛·席夫林（David Shifrin）
* 葉強（John Bruce Yeh）
* 阿弗列德·普林茲（Alfred Prinz）
* 俄斯特·歐騰薩梅爾（Ernst Ottensamer）
* 彼得·施密德（Peter Schmidl）
* 華特·畢肯斯（Walter Boeykens）
* 詹姆士·坎貝爾（James Campbell）
* 傑克·布萊梅爾（Jack Brymer）
* 艾瑪·強生（Emma Johnson）
* 思雅·金（Thea King）
* 安東尼·裴（Antony Pay）
* 葛凡斯·裴耶（Gervase de Peyer）
* 迪特·克利克（Dieter Kl?cker）
* 卡爾·萊斯特（Karl Leister）
* 薩賓娜·邁耶（Sabine Meyer）
* 赫伯特·史塔爾（Herbert Stahr）
* 米歇爾·亞利格農（Michel Arrignon）
* 路易·卡優札克（Louis Cahuzac）
* 亞歷山卓·卡本納（Alessandro Carbonare）
* 傑克·朗斯洛（Jacques Lancelot）
* 保羅·梅耶（Paul Meyer）
* 米歇爾·波特（Michel Portal）
* 亨利·博克（Henri Bok）——低音單簧管獨奏家
* 喬治·彼得生（George Pieterson）
* 凱爾·費傑斯（Kjell Fageus）
* 馬丁·法銳德 ( Martin Fr?st)
* 艾德華·布魯納（Eduard Brunner）
* Buffet Crampon
* Henri Selmer Paris
*  香港單簧管中心 Hong Kong Clarinet Center
程式可以指：
* 程式 (醫學家)，字心源，號建武居士、道承、若水，明朝醫學家
* 程式 (宣德進士)，明朝政治人物
* 程式 (天順進士)，明朝政治人物
* 程式 (1900年)，軍人，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
* 程式 (1911年)，中國電機工程學家
西安事變（又稱雙十二事變）是中華民國第一次國共內戰末期的一場軍事政變。1936年12月12日，時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的東北軍將領張學良和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的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院長蔣介石，要求蔣介石立即抗日，停止「剿共」。
位于陝西臨潼華清池內的西安事變紀念碑（攝于2008年10月）
1932年2月3日，蔣抵洛陽，會商對日抗戰計劃，2月5日由洛陽往鄭州，行經黑石關以東至汜水之間，觀察地形。
為遏止日本勢力擴張，取得蘇聯政府援助，蔣採納宋子文、孔祥熙等意見，於1932年底恢復中蘇邦交。
1933年3月6日，蔣由漢口乘車北上，3月7日到鄭州；3月8日抵達石家莊；3月9日到保定；3月25日，蔣才搭機離開。
1934年11月7日，蔣在綏遠會見榮王、德王、潘王等蒙人與黨政人員，並對各主席和邊外將領指導一切。1936年11月，傅作義反對日本主張的“內蒙古自治”，11月率部抵抗關東軍指使的王英“大漢義軍”和德王、李守信所部的西犯，奪回百靈廟、錫拉木楞廟等地，肅清綏遠境內親日軍隊，挫敗日軍入侵綏遠的企圖。11月2日，蔣視察洛陽橋工程，11月12日遊少林寺。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
蔣交給陳立夫負責打通同共產黨關係；陳立夫交代親信曾養甫（曾任鐵道部次長，當時任廣州市長）物色，曾於1935年11月找到諶小岑（鐵道部勞工科長，曾在天津參加「五四運動」，同周恩來、鄧穎超有來往）接受任務，通過湖南同鄉、歷史學家翦伯贊，約北平中國大學教授呂振羽到南京同曾養甫見面。呂振羽同北平地下黨市委宣傳部長、湖南人周小舟有聯繫，參加抗日統戰活動；經北平市委批準，呂振羽於1935年11月底到南京開始同曾養甫會談。1935年12月，蔣要駐蘇聯武官鄧文儀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負責人王明（陳紹禹）要求國共兩黨談判；王明表示，談判以在中國國內為好，並指定將由蘇聯回國之潘漢年和中國國民黨聯繫；潘漢年在莫斯科同鄧文儀會面後離開莫斯科回國。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發表文告，稱美國對於日本策劃「華北自治運動」不能熟視無睹。1936年春，蔣曾秘密派陳立夫、張沖到歐洲；潘漢年從莫斯科到上海，在上海、南京同中國國民黨代表張沖會談後，經西安劉鼎之秘密交通線於8月8日來到保安，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以及他在上海、南京同張沖、曾養甫談判之情況。
宋慶齡同共產國際有聯繫，擁護共產國際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組織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人民陣線 popular front）和中共《八一宣言》，從宋子文、孔祥熙那裡聽到消息蔣要找共產黨談判；1936年1月，宋慶齡請董健吾（中共秘密黨員，對外身份是牧師）面談，交給他由孔祥熙簽名委董為「西北經濟專員」之委任狀，要他將一封密信送到陝北面交毛澤東、周恩來，董報告上海地下黨後，地下黨介紹張子華同行；到西安後，請求張學良批準他們進入蘇區，張學良知到南京意圖後，更放心同中共聯絡。3月，中共北方局又派周小舟到南京和曾養甫談判；諶小岑又經過左恭在南京工作，找到上海地下黨關係，張子華以中共長江局代表名義到南京同曾養甫會談。張子華4月離開瓦窰堡，5月和8月又來往兩次，又奉中共中央命於9月20日到達廣州，和曾養甫會談；10月15日，蘇維埃中央政府和紅軍軍事委員會單方面發布停戰令，紅軍一切部隊停止對國軍攻擊。
1935年秋，東北軍調入西北，在剿共戰役中損兵折將。1935年9月20日，蔣在西安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統帥陝、甘、寧、青四省軍隊「圍剿」在西北之紅軍。蔣再次推張到「剿共」第一線，擔任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代行蔣之總司令職務。到西北後，張統轄軍隊除調到陜甘近20萬東北軍外，還有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十七路軍總指揮楊3萬人，寧夏馬鴻逵部2萬人，青海馬步芳部約萬餘人。
1935年10月1日，紅二十五軍在勞山伏擊南下之東北軍，殲滅王以哲之國民革命軍第六十七軍第一一〇師2個團和師部，師長何立中戰死。張指揮東北軍會同陜、甘、寧、晉、綏等省武裝，對陝甘紅軍第三次「圍剿」。10月25日，東北軍第一〇七師在鄜縣榆林橋與紅十五軍團遭遇，經5小時激戰，東北軍死傷300餘人，被俘1,800餘人（包括團長高福源）。至此，紅軍分割王以哲之第六十七軍在洛川、甘泉、膚施。
1935年11月13日，張在中國共產黨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簡稱「八一宣言」）中被形容為：「不抵抗將軍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12月，張在南京開完會後，曾到上海找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負責人聯繫，又找杜重遠商談抗日救國之道；中共中央認為經過努力，是可以爭取張和東北軍參加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李杜和宋慶齡有聯繫，提出過此事，宋慶齡知道劉鼎住在國際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對剛到過瓦窰堡同中央聯繫之地下黨員董健吾説，艾黎家中就住了一個共產黨員，可介紹他到張那裡去工作；董健吾見了劉鼎，告訴他到張急於找共產黨之關係，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希望他能去西安見張；劉鼎經過考慮後表示同意，並在上海做許多準備工作，認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統一戰線之文件，調查張歷史、為人處事之特點。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1月初，張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他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2月26日，張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他回來談。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復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復正常通商關係；四、恢復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採購人員安全之責；五、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
3月2日，張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贊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面合作；接著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張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雙方商定：一、和蘇聯聯繫，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學良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繫，由張給以名義掩護；最後，張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面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之東樓內。
張、楊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東北軍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已秘密加入中共，幾乎天天把中央軍胡宗南等部進剿路線、行止時間電告彭德懷；11月21日，紅軍在山城堡取得消滅胡宗南一個多旅之勝利。11月27日，張給蔣一份「請纓抗敵書」，遭到蔣拒絕。
1933年5月，楊和第十七師師長孫蔚如，曾派參謀武志平（中共秘密黨員）到川陝蘇區與紅四方面軍商談訂立「巴山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蔣抗日」之密約；雙方根據這一密約，互不侵犯達兩年之久。
1935年12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鋒攜毛澤東親筆信到西安與楊商談合作；中旬，楊和汪談話，雙方確定聯合抗日之原則；下旬，北方局派負責人王世英到西安，與楊反覆商談後，達成合作抗日協議。
還在江西蘇區時代，紅軍就和陳濟棠有過秘密關係，主要是互不侵犯防區和通商貿易；長征中紅軍代表潘漢年、何長工曾與陳濟棠秘密談判，達成讓紅軍借路西進之協議。1936年6月兩廣事件其間，劉湘同張、楊之間有信使往來，同意逼蔣抗日方針，並曾表示願與西北共同行動；此時，中共黨中央經過上海地下黨派張曙時等到四川統戰上層，聯繫劉湘。中國共產黨中央電令川康地區紅二、四方面軍北上配合新政局：「時局已有新變化，即實行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西北國防政府已有迅速組織的必要，我們將以西北的發動來配合兩廣的行動。」西安事變後，劉湘通電表示贊成張、楊主張抗日救國，希望和平解決，反對武力討伐；山東韓復榘、寧夏馬鴻逵、馬鴻賓等，經過中共黨中央和北方局派人或通過間接關係表達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後，都願意建立秘密關係；1936年8月，宋哲元派劉子青到西安，同中共黨建立聯繫；至1936年下半年以後，盛世才經過張學良疏通，同中共黨建立統戰關係，又聯繫中共黨同蘇聯和共產國際。楊提議張、楊兩軍起而響應，中國共產黨更是一再催促，張借開會之機赴京察看形勢，終以兩廣發生變化、東北軍內部改造遠未完成而作罷。中共北方局聯絡局王世英，和李宗仁派在天津之代表劉仲容父親有統戰關係，並可利用他們電臺發報；1936年8月底，李宗仁、李濟深之代表錢壽康經西安到達保安，要求與中共訂立抗日救國協定；中央表示同意，協定經過修改後，由錢壽康帶回廣西；西安事變發生後，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通電表示支持。
由於兩廣事變和平解決，使中國避免新內戰，符合全國人民團結抗日之願望，順應國內「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形勢。
1935年7月至8月期間，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會議精神，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起草《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通稱「八一宣言」），不久公開發表。宣言呼吁“停止內戰”、“抗日救國”。
1935年11月28日，中國共產黨發表《抗日救國宣言》，鄭重提出：不論任何政治派別……只要他們願意抗日反蔣者……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
1935年12月17日，中國共產黨得到第三國際統一戰線保衛蘇聯之指示，並在瓦窯堡會議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36年1月19日，李克農在高福源引導下，到洛川同張、王以哲會談；張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1月，在第一次洛川會談，中國共產黨已得知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名義發表《紅軍為愿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肯定東北軍大多數是愛國，「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談判；2月10日，周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窰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2月20日，周在瓦窰堡接到中央及軍委從東征前線發給李克農之訓令，指出張同意抗日，願意和他們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2月21日，李克農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窰堡出發，於2月25日到達洛川。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農與王以哲、趙鎮藩磋商紅軍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之間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主要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紅軍同意恢復第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城內第六十七軍人員所需糧草，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予以便利；雙方給予對方採購人員以保護。
1936年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李克農一一作回答，但在聯合蔣和進軍路線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克農表示：「張將軍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報告。」當時，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等駐在山西石樓城指揮紅軍東征，周和博古、鄧發由瓦窰堡趕到石樓；3月16日，李克農到石樓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滙報洛川會談情況；中央立即決定周為代表到膚施同張談判，李克農也同去。3月27日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與張談判問題時，仍堅持反日與反蔣不可分離。3月日，毛、彭、周簽署發表《中國人民抗日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為一致抗日告全國民眾書》，提出停止一切內戰，不分紅軍、白軍，聯合抗日；召開全國抗日救國代表會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要求全國紅軍首先集中河北，阻止日軍前進等項主張。
1936年4月6日，毛、彭聯名致電張，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窰堡啟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張學良先生妥為布置；乙、雙方會商之問題，敝方擬定；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預告為盼。4月9日，周與張在膚施會談。周問張：「怎麼張伯苓是你的老師？」；張説：「過去我抽大煙、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後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張是當時最早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之中國國民黨將軍，已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通商等協議。4月12日，周、李克農等回到瓦窰堡，劉鼎也同行。第二天，留在瓦窰堡之中央負責人立即開會，聽取周在膚施和張會談之報告；會議決定，派劉鼎到張處，任駐東北軍代表，繼續做張和東北軍之工作；李克農與王以哲保持密切關係；鄧發為中央代表經西安、新疆赴蘇聯；在膚施、宜川、洛川、西安等地建立通往白區之交通機關；並決定加緊抗日宣傳工作，爭取東北軍不打紅軍。周即將在膚施談判和中央會議情況電告在前方之毛、彭；4月14日，毛、彭覆電：「張（學良）楊（虎城）兩部關係由你統一接洽並指導之，以其處置隨時告我們……」。4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把中國國民黨列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行列。中共中央認為應該改「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以爭取中國國民黨之大多數參加抗日，最後迫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參加抗日。
1936年5月5日，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把「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和各黨各派並列；第一次沒有稱蔣為「賣國賊」，而稱之為「蔣介石氏」、「南京政府諸公」。通電稱：「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屢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然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
1936年7月2日，洛甫致電王明：「西南發動已20餘日，華北韓復榘、宋哲元醞釀響應，已發出雙方不得內戰的宣言；近日有代表到西安，約張學良共同舉事。」是月初，中國共產黨中央得悉張提出入黨要求後，迅即討論並決定擬許其入黨。
1936年8月，從莫斯科返國之潘漢年來到陝北，匯報鄧文儀在莫斯科主動找王明談國共合作抗日。8月9日，毛澤東、周等聯名致信張「同志」，詳述東北軍與紅軍聯合起來，以蘭州為中心發動西北大舉之計劃。張派部下中共秘密黨員栗又文去新疆，爭取蘇聯援助。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諸位先生」，稱蔣為「蔣委員長」；並向中國國民黨人宣言：「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線，好像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時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書中嚴正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行不向貴黨再一次的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陣線，發動神聖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我們贊成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是月末，張向中國共產黨表示，願率領大部分東北軍與紅軍「合在一起幹」。此時，在共產國際指令下，中國共產黨已決定由反蔣抗日改為逼蔣抗日。中國共產黨決定放棄擁張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並建立西北抗日聯軍之計劃，但仍寄厚望於張，請他說服蔣聯共抗日。張為抗日不惜犧牲一切，欣然答應「要想盡一辦法」勸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縱使「坐牢、殺頭也在所不惜」。8月26日，張文彬到達西安後，9月6日晚又與楊密談，雙方協議取消敵對行動。
1936年9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關于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國共產黨放棄“抗日反蔣”，提出“逼蔣抗日”；明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在日本帝國主義繼續進攻，全國民族革命運動繼續發展的條件下，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的總方針應該是逼蔣抗日」。中共黨中央派葉劍英代表黨中央直接領導東北軍、西北軍中之中共秘密組織，潘漢年到西安同張商量如何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心共同工作和打通蘇聯關係，朱理治為中共特派員領導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劉瀾波），汪鋒到西安幫助楊改造西北軍、領導西北軍中地下黨，彭雪楓在西安上層統戰，邊章伍在葉劍英領導下統戰西北軍上層，吳自立到西安負責採購紅軍軍用物資。中共中央檔案館保存一份《紅軍與東北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戰的協定》草稿，紅軍代表款下有毛澤東簽名，但東北軍款下沒有張簽名，時間是1936年9月22日，是9月20日晚童小鵬在中央聯絡局抄寫。9月24日，潘漢年攜帶周致蔣和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以及《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國共產黨起草之《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離開保安，經西安去南京。
1936年10月15日，中共公開表示，「懇切申請」國民政府「與吾人停戰，攜手抗日」；今後，紅軍主動停止對國軍「任何攻擊行動」，只是在受到攻擊時採取自衛手段；紅軍主力願作抗日先鋒，國軍奔赴抗日前線時，紅軍將提供便利；可惜，南京方面沒有響應。10月29日，葉劍英向中央請示，擬於三日後離西安回保安詳細報告；11月初，中央回電同意葉回保安。11月4日，中共中央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秘書長朱理治在致周等人信中説，己決定讓高崇民（張學良幕僚）推動楊，高用話激楊，楊説，西北局面張負責領導責任，如張幹，他一定接受張領導。11月10日，潘漢年在上海滄州飯店同陳立夫會談，面交周恩來給二陳之信，並口頭轉達中共中央提出之《國共兩黨救國協定草案》八項條件；陳立夫代表蔣答覆：既然共產黨願開誠合作，那我就好提任何條件了；以後潘漢年和陳立夫又進行兩次談判。11月中旬，張公館承啟處錄事趙華新奉命調查西安城裡和市郊所有部隊情況，但調查到中央軍時，儘管拿著總部副官處之證明信，仍不好使；張之副官長譚海只好開一個特別證明，再派一輛小汽車，坐著車去，中央軍才讓調查。12月8日，中共中央對潘漢年指示：至今蔣介石似尚無抗日救亡之決心，合作談判缺乏必要的前提，談判顯無速成之望；紅軍只能擴充，不能減少一兵一卒；離開實行抗日救亡，無任合何商量餘地；彼方如有誠意，須立即停戰，並退出蘇區以外，靜待談判結果；特別指出：「我們願以戰爭求和平，絕不能做無原則讓步。」
1936年8月11日，蔣下牯嶺飛廣州，8月12日視察黃埔校址並遊覽，往弔黃花崗與朱執信、鄧鏗、胡漢民等之墓。10月22日，蔣來到西安。蔣遊覽秦始皇陵和華山後，要在3個月之內將陝北紅軍全部消滅。蔣仍逼迫張、楊繼續「剿共」內戰。張性格豪爽，明確表示反對繼續「剿共」，向蔣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主張，并說不只是他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全軍主張。楊性格深沉，只是委婉說他個人服從命令沒問題，但下面官兵「剿共」士氣低落，抗日熱情高漲。蔣嚴加斥張、楊，聲稱「在殺盡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蔣向張、楊表示「剿共」計劃不變。10月26日，中國共產黨致電共產國際，婉轉詢問如張、楊、閻等與紅軍聯合抗日，蘇聯能否援助。10月27日，蔣在張、楊陪同下，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除訓練團學員外，還有西北「剿總」和第十七路軍總部上校以上、駐西安各部隊團長以上軍官共500餘人參加，蔣說：「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後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便不能算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在，對這種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制裁的」。10月29日，蔣由西安前往洛陽。蔣決定如張、楊不服從「剿共」命令，就把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陝甘，由蔣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任命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為一個方面之總指揮。10月31日是蔣50歲生日。
華清池景區內展出的五間廳內的會議室（攝于2008年10月）
1936年12月1日，張獲悉，如東北軍不執行剿共命令，蔣便將其調赴蘇皖閩。12月3日，張隻身自駕軍機飛抵洛陽見蔣，要求他改變「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釋放沈鈞儒等愛國領袖。張至洛陽，告以所部不穩，請蔣親蒞西安加以安撫。
12月4日，為部署新之「剿共」內戰，蔣從洛陽再次來到西安。陳誠、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朱紹良等陸續來到西安。中央軍陸續開入陝、甘兩省，新購置戰鬥機不斷在西安機場降落。蔣每日分批召見東北軍、西北軍將領，與之「餐敍」，並與中央軍政大員密議剿共計劃，部署第六次大圍剿，務求「二星期（至多一個月內）」消滅紅軍。蔣單獨召見王以哲説，已知道他之電臺與共產黨通報；警告王要服從命令。蔣向張、楊表示：一是進剿紅軍；二是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陝甘兩省給中央軍剿共。
12月7日，張到華清池，決以「至誠」感動蔣，勸蔣當全國的「民族英雄」。蔣已內定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衛立煌為晉、陝、綏、四省邊區總指揮。張懇請蔣認清形勢，改變政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又説東北軍將士抗日情緒不可壓制；他表示對蔣一貫忠誠，面臨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據理力爭，希望委員長慎重考慮；兩人爭執很久。蔣斥責張年輕無知，受共產黨欺騙和麻痺。蔣對張說，即使「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是日晚，中國共產黨收到張要葉劍英即日去西安之電報，「有要事待商」；但葉並不急於啟程，12月10日才從保安出發，12月16日左右才能到達西安（然後赴滬去宋慶齡那裡取共產國際寄來之錢款）。
12月8日上午，楊在張勸說下，去華清池向蔣進諫。蔣命令楊要「放手撤換」十七路軍中「不主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軍官」。楊見蔣態度無法挽回，便返回西安。蔣態度使張、楊徹底失望。張、楊見「苦諫」徹底失敗，商定對蔣「兵諫」。張楊商定以捉蔣方式強逼蔣聯共抗日。
五間廳內的警衛室（攝于2008年10月）
12月9日，西安各校學生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遊行請願活動，以推動團結抗日。在中共地方黨和救國團隊領導下，西安一萬多名大、中、小學生舉行聲勢浩大之示威遊行和召開紀念大會。東北競存小學200多名學生在校長車向忱和教師帶領下，途經民立中學門前時，見警察將該校團團圍住，不許學生出來是便高呼口號；民立中學學生在競存小學學生聲援下，向校門猛衝。大會通過《為督促政府動員全國兵力抗日停止內戰的宣言》，要求國民政府「當機立斷，即日動員全國兵力，收復失地。」警察向競存小學隊伍開槍，一名小學生身負重傷。民立中學學生與競存小學隊伍匯合，直奔南院門廣場。會場上廣大學生群情激憤，齊聲高呼口號；學生遊行隊伍先到西北剿匪總司令部請示，張派參謀長答話，群眾滿意；學生決定去華清池直接向蔣請愿；蔣得知學生請願隊伍前來臨潼之消息，急令張派兵制止，說如果學生不聴，可採取武力行動。張擔心學生運動影響自己之「運動」，前去勸阻，說東北是從他手裡丟掉，他也要親手收回來。張追上學生隊伍。張立即趕到去臨潼之路上對遊行學生講話，指出「前面不是坦途」。他說大家太辛苦了。學生們同聲高呼願意為救國而流血犧牲。張對學生説：「請你們相信我，我張學良和你們是一樣的思想，一樣的心，你們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許我比你們的要求更迫切。你們的意見，我一定負責轉達到，我去講可能比你們更有份量。我保證一星期內以事實答覆你們的要求。」黃昏，學生們才返回西安。學生們見張態度誠懇，就同意不去臨潼，回到西安。當晚，張去華清池向蔣轉達學生請願要求，再次遭到蔣拒絕和斥責。蔣不但不接受，而且申斥張沒有站在他之立場，卻站在學生之立場。張、楊獲悉《大公報》將發表蔣剝奪他們兵權的密囑后，緊急密商，決定12月12日晨對蔣委員長實行「兵諫」，用武力迫使蔣改弦更張。張指定劉多荃擔任扣蔣戰鬥之總指揮；當晚，張、楊在城內易俗社戲院招待南京軍政大員欣賞地方戲秦腔。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張在西安召集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密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
12月10日，張、楊商妥行動計劃。蔣在華清池秘密召開沒有張、楊參加之軍事會議，同時，中央軍萬耀煌部已經陸續開到潼關，進駐到咸陽。
12月11日，蔣在日記中留下：「今日漢卿（張）形色急遽，精神恍惚，甚覺有異。此殆彼昨來見時受-{余}-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今日已聞余訓黎天才（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政工）之言而不安歟？」蔣又召開軍事會議，同陳誠、蔣鼎文、張、楊等商議「剿共」計劃，明令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並決定在12月12日發布第六次圍剿紅軍之命令。
五間廳——西安事變之時蔣介石所住之處（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1日晚，張和楊下令行動。張、楊最後確定翌日（12日）晨6時兵諫，當天張仍到華清池與蔣周旋。蔣要最後確定「剿共」軍事計劃，留張、陳誠、衛立煌、陳繼承等在華清池吃晚飯。飯畢，時間已晚，張又陪幾位大員趕到新城大樓，直到晚上10時才宣佈招待宴會結束。張、楊分別向他們之高級將領和幕僚宣布兵諫計劃並作動員。中國共產黨代表劉鼎住在張公館裡，令木匠出身涂勝華做一部一百瓦電臺於這天做好。劉鼎致電周，說「全西北蔣張對立已成不可掩飾的事實」。午夜過後，張率其重要將領和幕僚來到新城大樓，和楊將在此指揮兵諫。
1936年12月12日零時，一切佈置妥當後，張才告訴劉鼎電告中共中央：「我已發動捉蔣，請予支持。」凌晨2時許，東北軍衛隊一營營長王玉瓚，乘摩托車駛離西安，途經十里鋪和灞橋鎮時，令其所屬部隊迅速趕赴華清池參加捉蔣戰鬥。凌晨，劉鼎從西安接連發出幾個十萬火急電報到保安軍委機要科收到，説張、楊在西安逮捕蔣和陳誠等一批高級軍官，機要科長葉子龍立即將來電送給毛澤東和周。凌晨2時，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同白鳳翔、劉桂五一同乘車離開西安，一起直奔華清池。張、楊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張、楊對蔣兵諫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東北軍到臨潼華清池捉蔣，蔣守衛武力阻攔，東北軍開槍還擊，雙方激戰。蔣慌亂中，由蔣孝鎮背著翻牆逃走，蔣沒來得及穿鞋，為分散敵兵注意，蔣孝鎮把自己鞋子脫下來給蔣穿，然後兩人一前一後，各自向前跑，跑進樹林。蔣在侍衛攙扶下向後牆奔跑。蔣踏著侍衛肩膀爬上圍墻，縱身下跳，跌進牆外溝裡，腰部受傷。蔣忍痛向後面驪山逃跑，摸索前進。蔣躲藏進一個洼坑裡。晨四時，張之東北軍從臨潼之驪山山洞裡捉到蔣，帶回西安城內新城大樓裡。天色漸明，東北軍走到大石頭旁，發現蔣蜷伏在洞裡，蔣被發現活捉。晨五時，張又致電毛：吾等為中華民族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覆；並望紅軍全部速集於環縣一帶，以便共同行動，防胡（胡宗南）敵北進；接著，張、楊又聯名電請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計」。是日晨，第十七軍在西京招待所扣押南京軍政大員，如陳誠、內政部長蔣作賓、邵力子、福建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及陳調元、衛立煌、朱紹良等國民政府軍政要員，並以排槍掃射陳誠住所，中央委員邵元沖等中槍遇難。
五間廳窗戶上的“西安事變”槍戰彈孔（攝于2008年10月）
12月12日上午，張、楊向全國各地和南京國民政府發出通電，指出：「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暨各部院公勳鑒：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鈞鑒：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於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丁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乃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憤。愛國獲罪，令人髮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員警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徹底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之愛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待命之至！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占山、于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澄流叩。文。」當天，張、楊、于學忠、何柱國、王以哲通電全國，闡明扣蔣之原委，提出八項救國主張，以期獲得國人理解、同情和支持。在通電發出之前，張攜帶電稿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之南京軍政要員宣讀通電，要求同意通電者在電稿上簽名；結果，朱紹良、馬占山、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陳繼承、萬耀煌等都簽名。八項主張核心和要旨是「集合全國各黨各派的力量，以民眾的總動員，去抗日救國」。張、楊為爭取各地方勢力和中國國民黨元老派支持，分別致電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鄧寶珊、李烈鈞、閻錫山、宋哲元、傅作義等，說明真相，徵求意見。
在西安綏靖公署楊總部新城大樓，蔣羞憤絕望，不吃不喝，堅拒與張談判國事，以行政院長應住直屬機關西安綏靖公署，拒絕遷到金家巷高桂滋公館，稱張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此。張、楊多次公開講話，對外國記者談話，説明兵諫之目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張在對剿匪總司令部職員講話中説：「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的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行得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12月13日，張由清晨6時便來探蔣，前後四次，均未能盡言；張曾命孫銘九強使蔣移居高桂滋公館，亦因為蔣所拒而未果。對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劉湘等地方勢力，也分別發電説明事變動機和目的，以爭取同情。下午5時，張召集總部全體職員講話，表示一個月來，因為不願剿匪，而又不能槍口對外，內心難過；繼說他與蔣在政治主張上有意見衝突，他認為既不能辭職他去，又不能苦諌成功，只好最後採取兵諌。根據張指示，成立「設計委員會」，成員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純、應德田、王炳南、王菊人等，以高崇民為召集人，實質就是以「共產黨和紅軍為政治領導，有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參加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事變之政治設計機構，類似參議班子。
12月12日上午，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南京最早得知西安事變。下午3時，何應欽在公館裡召集黨政軍首腦「談話會」，制造討伐張、楊之輿論；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居正等，以張「劫持統帥」、「犯上作亂」為由，主張立即出兵討伐，並提出由何應欽主管軍事之意見。張、楊八項主張通電傳到南京後，有人不信張、楊「保蔣安全」之承諾。儘管馮玉祥、孫科、李烈鈞等，主張先弄清情況，説服張、楊，放蔣回京，但主戰派還是占上風。一時南京內外，蔣死活之各種傳聞不脛而走。何應欽即在公館內成立臨時辦公處，籌劃以大軍進攻西安。
是日下午，力行社書記長鄧文儀得知蔣在西安被扣，認為「事不宜遲，非要立即動員軍隊不可」，「不僅地面要包圍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軍去監視封鎖」，以防止張用飛機把蔣送去新疆或蘇聯。
24時，由丁惟汾主持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由于右任代為主持之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緊急聯席會議，連同列席之國民政府五院院長和各部會負責人，共有四五十人參加。南京主戰派一方面利用《中央日報》、中央廣播電臺等動員胡適等人駡「張學良叛國」，宣傳「張學良犯上作亂」，「紅軍占領西安，洗劫全城」，「蔣介石生命危殆」等；另一方面封鎖西安消息，干擾西安廣播電臺，扣發外國記者報導張、楊《八項主張》和西安事變之消息。會議宣讀張、楊通電後，群情憤慨，爭論激烈。爭辯至凌晨2時，意見仍未統一。此時，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考試院院長戴季陶突然站起來，說：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們中央不能決定討逆大計，明日全國立刻大亂，政府垮臺，我們無面目以對孫中山和蔣。
會議決定：一、張學良背叛黨國，決定先褫奪其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所部軍隊，歸軍事委員會直接指揮；二、鑒於蔣被扣西安，無法履行行政院院長職務，會議決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長負責；三、調整軍事指揮機構。聯席會議決定「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改由五人至七人，並加推何應欽、程潛、李烈鈞、朱培德、唐生智、陳紹寬為該會常務委員」，明確規定：「關於指揮調動軍隊，歸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何應欽主張堅決地以武力討伐。
是晚，鄧文儀在南京明瓦廊召開力行社全體幹部緊急大會，到會30餘人。鄧文儀說明開會宗旨後，與會者展開討論。會議做出5項應變決定，核心是「營救領袖，安定後方」。為「營救領袖」，力行社「建議政府請軍政部何部長應欽統一指揮軍事行動」，迅調南京附近陸軍前往陝西救蔣。為「安定後方」，力行社向其各級組織和全體成員發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應協調軍政憲警切實維護，對漢奸、匪諜及反動派嚴密監視，務希鞏固當地治安」。
12月13日晨，力行社常務幹事干國勳奉命飛往武漢，組織「討逆赴難」指揮部，協助和支持武漢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部署落實應變措施，穩定武漢局勢。
12月12日上午，何應欽得知西安事變，及時電告在上海之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孔祥熙；何請孔將此消息轉告在上海之宋美齡。張又分別致電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和蔣夫人宋美齡，説明兵諫之目的，只要蔣接受抗日要求，將保證其安全。宋美齡、宋子文和孔等反對何之討伐主張，力主用和平救蔣。張又直接給孔、宋美齡發電報，説明對蔣只作「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爭取他們為營救蔣而採取和平解決辦法。孔還收到張給他私人之「震」電，張在此電中陳述發動事變之苦衷，鄭重表示「弟愛護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暫請（蔣）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妄加危害」。孔認為張給他私人發電，表明「尚有轉圜餘地」，又考慮蔣在張、楊手中，此時「不能遽閉談判之門」。因此他給張覆電時沒有嚴厲遣責張之行動，只是委婉批評，說：「我兄致弟一電，雖未讀全文，而大體業已得悉。保護介公，絕無危險，足徵吾兄愛友愛國，至為佩慰。國勢至此，必須舉國一致，方可救亡圖存。吾兄主張，總宜委婉相商，茍能有利於國家，介公患難久共，必能開誠接受，如驟以兵諫，茍引起意外枝節。國家前途，更不堪設想，反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艱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於失地之久未收復，及袍澤之環伺籲請，愛國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須格外審慎，國家前途，實利賴之。尊意如有需弟轉達之處，即乞見示。」。張給宋美齡電報中表示：「學良平生從不負人，耿耿此心，可質天日。敬請夫人放心，如欲來陝，尤所歡迎。」
宋美齡初聞蔣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靂，震駭莫名」。當時，西安電訊中斷，「越數小時仍不能得正確消息」，蔣生死之謠傳「已傳播於全球」，其中「駭人者有之，不經者有之」。宋美齡如坐針毯，坐臥不寧，急欲知蔣之生死。宋子文、孔、宋美齡得悉張、楊並無傷害蔣之企圖後，就堅決反對對西安用兵，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首先營救蔣出來；他們想立即飛西安同張、楊面商放蔣問題，但都被何應欽阻止。宋美齡在上海找到威廉·亨瑞·端納；他是英籍澳大利亞人，原為新聞記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國，後任張秘書，1933年張下野後曾陪張遊歷歐洲；1934年初，隨張回國不久，又被聘為蔣顧問；西安事變發生時，他正在上海。宋美齡就請端納飛西安了解情況，張表示歡迎。端納依據多年來對張之瞭解，相信張不會殺蔣；他欣然接受宋美齡之約請，決定親赴西安，探明真相。
是夜，端納隨孔、宋美齡離開上海，趕赴南京。同行者還有與蔣、宋美齡關係密切之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宋美齡派黃陪同端納赴陝，擔任端納與蔣談話之翻譯。
12月13日晨，孔、宋美齡等一到南京，何立即趕到孔宅，向孔、宋美齡通報昨日午夜中國國民黨中央緊急聯席會議之情況和做出之決定。宋美齡為營救蔣，「立下決心」，竭盡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國民政府空軍開始轟隴海鐵路渭南、華縣沿線。中午，宋美齡、孔不顧何之反對，毅然派端納飛離南京，經洛陽赴陝。山東韓復渠支持張反叛蔣，電稱服從副司令願效前驅；四川劉湘主張對蔣出以斷然處置。
12月14日，張敦促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到西安談判。張宣布撤銷西北剿匪總同令部，另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張、楊分任正、副主任；設參謀團，研究軍事重問題。東北軍、十七路軍主力向西安方面中，布置東西防線，準備阻擊由東（主要方面）和由西向西安進攻之中央軍；在陝北，延安、甘泉等地交由紅軍接防，並請紅軍向南推進，以備配合作戰，又成立設計委員會研究政治措施和宣傳。張致電宋，希望宋到西安一趟。郭增愷認為西安事變解決是蔣「與張、楊間在西安的成交，宋子文和蔣夫人是保證者，見證人一個是我，另一個是周恩來。……茲愿負責任指出，蔣先生所公布的，不但是隱藏了許多事實，也是在公然說謊，偽造了許多故事。……完全是蔣先生事后編造的。當時根本就沒有什么訓話。……至于蔣先生所謂對張、楊‘時加愛護’的善意，在他的日記中，倒沒有片言只字的表示。有之，只有在某某兩日的日記中，無頭無尾的寫著‘東北軍問題’‘東北軍問題’十個字而已。我不知道張漢卿看到這幾個字時有什么感想。但我確知若干東北軍將領則曾為這幾個字而發生驚懼的行動，而更覺得蔣先生‘待人不公’更可能另有陰謀。」在張公館，張向蔣提出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等八項和平解決事變條件，並明確告訴他有共產黨和紅軍參加其間。
12月14日上午，孔根據宋美齡要求召開高級會議，研討在武力討伐前如何和平救蔣；出席會議者有五院院長、陳果夫、陳立夫、葉楚倫、何應欽、張群、黃紹竑等，大多數贊成和平救蔣，何應欽不公開反對。戴季陶同意先和平營救，如無效再武力討伐。宋子文對上海新聞界發表談話稱：「蔣委員長在西安絕對安全。本人以為西安事變，乃係國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方法，於最短期內解決，蓋世全世界之目光，刻正集中於中國也。本人與蔣院長公私之關係，及與張學良多年之友誼，均為人所共知，在特殊關係之中，如有任何可能解決之辦法，本人極願在政府領導之下，盡最大之努力。至於採取何種方法，需待政府決定，本人是否有赴西安一行之必要，亦待命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孔受命代理行政院長。孔返回南京後，力求「兵不血刃」解決事變。孔首先拉攏地方實力派，同時積極對蘇聯交涉，以期從內外孤立張、楊。孔立刻通電各省市，針對張、楊在通電中對蔣政策之抨擊，替蔣竭力辯解，說：「中央同人，對於抗敵禦侮，素具決心」。西安宣佈成立「聯合抗日救國軍」。同日，孔還給地方實力派分別發電，提出不同要求，有些還派專人前去籠絡。孔還分化張、楊內部，收買其部下。馮玉祥請時在南京的馬相伯，「以私人名義，請張學良早日護送介公返京」。
12月15日，端納到西安後，張請他勸蔣接受西安方面主張，鄭重表示只要蔣答應抗日，就立刻釋放他，張還表示將親自送他回南京，繼續擁護他為領袖。端納見到蔣。端納告訴蔣，南京政府已決議討伐張、楊。蔣委託勵志社總幹事黃仁霖轉交遺囑給宋美齡：「-{余}-決為國犧牲，望勿為-{余}-有所顧慮。-{余}-決不愧對-{余}-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余}-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余}-靈。但-{余}-妻切勿來陝。」。書信完成後，蔣為黃仁霖再三朗讀，恐張扣留此信，不令攜去，即可使黃回京時口述於宋美齡。
12月16日，國民政府頒布討伐令。遂由政治委員會決議派何為「討逆軍」總司令。中國國民黨中常委又決定劉峙、顧祝同為討逆軍東西兩路集團軍總指揮，分別向西安進逼。
12月17日上午，蔣派蔣鼎文持手令飛返南京，令何停止軍事行動3天；南京以宋美齡、孔為主和派，極力主張用和平方式救蔣；南京討伐軍已有5個師湧入潼關，威脅西安。周到達西安，當夜就將上述情況電告中國共產黨中央，並就蔣之處置問題向中央提出建議。宋子文由上海到南京，準備赴陝，遭到何等人阻撓，理由是宋子文時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帶著官方身份去西安與「叛逆」談判，有違「紀綱」。張、楊非常焦急，由張去對蔣說，如果中央軍仍向前進攻，西安方面軍隊只有“退卻”。蔣拒不同張、楊對話，拒絕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決事變之條件，加之南京政府討伐大軍壓境，逼迫張12月17日同意在內戰爆發，南京政府圍攻西安前對蔣「行最後手段」。這使得張絕不贊成殺蔣，也同意周提出：「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孔致電張、楊：「最好兄能伴介公南返，或至太原，共同計議……蓋劫持領袖逾久，吾兄所負責任逾重……國家民族之存亡，繫於兄之一念。」
12月18日，南京中央政府曾派飛機在西安空投天津《大公報》，由總編輯張季鸞撰寫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說：「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空氣。醞釀著、鼓盪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你們趕快去見蔣先生謝罪吧！……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一定陪你們痛哭，安慰你們，因為他因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大更多。我們看他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夠……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胡適得知蔣在西安被扣之消息，12月20日發表《張學良叛國》一文。同時，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等知名人士紛紛撰文譴責張、楊“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系國家民族之罪人；破壞統一，罪惡昭著。”
12月19日下午，孔召開會議，出席者有孫科、居正、何應欽、宋子文、宋美齡、葉楚傖、王寵惠等，經過激烈爭辯，決定「準宋委員子文以私人資格即日飛赴西安，營救蔣公」。下午2時，宋子文飛離南京，他兩名秘書和剛從獄中要出來之郭增愷同行，當夜在洛陽過夜。根據端納在西安了解之情況，宋子文也到西安。
12月20日上午10時，他們飛到西安，張、楊和端納到機場迎接。宋子文以私人身份抵達西安，經過與張、楊商談，他發現雖然蔣生命暫時安全，但整個西安局勢依然十分兇險。張告訴宋子文，西安方面已擬好條件，準備與南京國民政府談判。宋子文和張見面，張即向他表示西安三方面都主張和平解決事變。宋子文在張和端納陪同下前去見蔣，並獲準單獨與蔣談話。周抓住時機，通過隨同宋子文來陝之郭增愷説服宋子文和他面談，否則也要把中共方針轉他，即：這次事變中共未曾參與，對事變主張和平解決，這是中共團結抗日方針的繼續；望宋認清形勢，權衡利害，勸説蔣改變政策，為國家作出貢獻。宋子文將宋美齡、孔之信面交蔣，宋美齡在信中表示：「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蔣看到此處，不禁落淚，一再叮囑宋子文不要讓宋美齡來。郭增愷向宋子文轉達周意見，宋大感意外，對中共方針十分贊賞；他回南京後，到處宣揚蔣很安全。
12月21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和蔣辭行。宋子文匆忙返京，向宋美齡、孔匯報。孔以代理行政院長身份，同意宋美齡、宋子文去西安談判。宋美齡決心飛陝救蔣。
12月22日，宋美齡毅然離開南京，飛赴西安。宋子文、端納與之同行。中途在洛陽停留。宋美齡深感一旦內戰爆發，不僅使日本乘機大舉入侵，也將威脅蔣之安全。宋美齡嚴令駐洛陽之國軍，在未接到蔣之命令時，空軍不得飛往西安，陸軍停止進攻西安。在飛機即將著陸時，宋美齡從手提包裡抽出一支左輪手槍，交給端納，說：“如果叛軍對我有任何不禮貌行動，你可用此槍立即將我槍殺”。走下飛機后，宋美齡冷淡而有禮貌地向張問好，然後轉向海關官員，命令他們不要檢查行李，因為不能容忍弄皺方衣服。宋氏兄妹飛抵西安稍事休息後，便前往玄鳳橋高桂滋公館看望蔣關押在此。蔣突然見到宋美齡十分驚異，「愀然搖首，淚潸潸下」，蔣要求宋美齡等與張、楊談判時，不要「簽訂某種文件」。宋美齡向蔣通報南京情況，勸他珍惜生命，不宜輕言「殉國」，而要「為國家努力」。宋美齡會見張，批評張「性太急切，且易衝動」，行動「躁急」；張向她申明兵諫「動機確係純潔」，絕無「傷害委員長之意」，表明「不要錢，不要地盤」，唯一目的是要蔣答應抗日，至於簽不簽文件均可。宋美齡等此次到陝西，「尚未聞赤禍之威脅，有如外間所傳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黨無劫持委員長之意，且主張立即恢復其自由。」宋美齡見張態度誠懇，「深信其言之由衷」，承認其行動有異於「舊時軍閥」；她希望張早日結束事變，釋蔣離陝。張表示他個人「極願立即恢復委員長之自由，惟此事關係者甚眾，不得不徵求彼等之同意」；宋美齡催張速將其意轉告楊等，並說：凡願見她者，她均可見，「凡委員長不願見者，-{余}-皆願代見之」。當夜，張與楊等商談後告訴宋美齡：楊及其部將認為「所提之一切條件無一承諾，遽釋委員長，豈非益陷絕境？」同日，汪精衛在意大利熱那亞發表通電。
12月23日和12月24日，宋美齡兩次會見周。第一次長談，周首先説明中共沒有參加兵諫，主張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希望團結抗日，但蔣始終置不理，當前是改變政策之好機會，希望他們兄妹勸蔣先生；宋美齡説：既然中共有誠意，應該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周回答：只要蔣先生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第二次談話，宋美齡明確表示贊成停止內戰，以政治方式解決內政問題，不要擅用武力。蔣指定宋氏兄妹作為代表與西安方面談判；他說，雙方商定條件，他以「領袖人格」擔保，回南京後分條逐步實施，但不簽署任何文件。宋子文與西安三方面商定談判程序，西安方面提出以「八項主張」為談判基礎，宋子文表示同意，並説，由他們兄妹作代表，商定之條件不簽書面協議；西安方面覺得只要大原則達成協議，不簽書面協議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