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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莉生于1949年6月22日的美國新澤西州，母親是位商業藝術家，父親是製藥公司的行政。她的曾祖父來自德國，因此她是具有德國血統的德裔美國人。她是長女，有兩個弟弟。
梅莉在紐澤西的長老教會派社區長大，初中時第一次參與了校內的戲劇演出“The Family Upstairs”。12歲時，被選為校內音樂會的獨唱，開始上歌劇的課程，但即使擁有歌唱上的才華，梅莉認為她對歌劇沒有感覺也不懂："I was singing something I didn't feel and understand. That was an important lesson - not to do that. To find the thing that I could feel through. ”因此學習歌劇僅維持了四年。高中時梅莉累積了更多戲劇演出的經驗，大學時期出演的《茱莉小姐》（Miss Julie）使她的演技備受矚目。她模仿各式口音的能力、出色的背臺詞速度，令指導教授驚嘆：「沒有人教梅莉演戲。是她自己教自己的。」1971年，獲得瓦薩學院戲劇系學士學位後，申請上耶魯大學戲劇學院藝術系。每年超過十部戲劇作品的參與，加上得自己打工賺取學費，使她體力透支，開始思考暫時停止學習演戲，轉而修習法律。1975年從耶魯大學戲劇學院畢業，獲得碩士學位。1980年，進入達特茅斯學院成為訪問學者，並在1981年得到該校榮譽博士學位。
出席1989年的奧斯卡頒獎禮
2004年6月位于圣彼得堡
她出演了《曼哈頓》（伍迪·艾倫導演），《法國中尉的女人》、《絲克伍事件》、《遠離非洲》、《紫苑草》、《歲月星塵》、《黑暗中的呼號》等一系列廣受好評的電影。1984到1990年間，她贏得六次全美民選獎“最受歡迎電影女演員”；1990年贏得“世界最受歡迎獎”榮譽；也是六位獲得3個以上奧斯卡最佳演員的其中之一。
梅莉的從影態度非常實際，腳踏實地不喜浮夸。在2004年艾美獎頒獎典禮上，她憑借6小時長的《天使在美國》一片榮獲連續短劇／電視電影最佳女主角獎，致詞如此開場：“有的時候我覺得大家對我評價過高……不過絕不是今天。”（You know there are, there are some days when I myself think that I am overrated, but not today.）不過到了1990年代時，她完美的演技卻受到了許多評論家的抨擊。他們指責她總是演一些“冷冰冰”的角色，通常還帶有口音，總而言之，就是一些觀眾不能立刻領會到人情味的角色。因此斯特里普就開始拓寬自己的選角范圍，其中包括鬧劇《飛越長生》、1995年的《麥迪遜之橋》、《驚濤駭浪》（她唯一的動作電影）以及展現她喜劇才華的《呷醋妙女郎》等。
與此同時，斯特里普的演技日益精湛，她在《親親壞姐妹》和《弦動我心》中的表演均屬上乘。為后者她還學會了拉小提琴。
進入21世紀，越來越多的人視梅莉為當今世界上最知名的演員。如此高的地位也使她能夠出演范圍更加廣泛的電影。她為電視動畫連續劇《辛普森一家》配過音，為史蒂芬·史匹柏導演的《人工智能》中Blue Mecha配音，與尼古拉斯·凱奇合作出演《改編劇本》，在HBO改編的6小時連續短劇《天使在美國》中一人分飾四角，與妮可·基曼和茱莉安·摩爾共同拍攝《時時刻刻》。在2004年，她接拍了重拍版《戰略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還與金·凱瑞和裘德·洛合作參與《波特萊爾的冒險》。同年，紐約曼哈頓區區長宣布2004年的5月27日為“梅莉·史翠普日”。2006年，史翠普獲《時代》雜誌評選為「年度百大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2008年的歌舞音樂劇《媽媽咪呀！》，是她從影生涯以來票房最高的作品。
2012年2月，獲得第62屆柏林電影節終身成就獎。之后，又以《鐵娘子：堅固柔情》獲得第84屆奧斯卡最佳女主角。30年後再度獲得影后。
2016年2月，梅莉·史翠普擔任第66屆柏林國際影展競賽片評審團主席，此次經驗為梅莉?史翠普首次在其多年演藝生涯中以非演員身份參與影展活動。柏林國際影展主席迪特·考斯雷克讚譽梅莉·史翠普：「在《媽媽咪呀！》和《鐵娘子》中可以看出梅莉?史翠普是最富創造力以及多方發展性的影視藝人之一。我們很高興能邀請她帶著自己豐富的演藝經驗回到柏林影展，選出能獲得國際殊榮的得獎者。」
另外在此次影展中，外界質疑評審團的組合由白人組成，缺乏種族多元性，梅莉·史翠普於媒體記者會回應：「至少女性有包含其中。」並接著說：「事實上，是我們（女性）在主導這個評審團，這在由男性所掌控的產業中是相當少見的，所以我想柏林影展是居於先鋒的。」
同年，她唯一一部電影為由英國導演史提芬·費雅斯執導的《走音天后》。她的演出也獲得評論家選擇電影獎的最佳女主角獎及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美國演員工會獎、英國電影學院獎的提名。
2017年，梅莉?史翠普主演由斯蒂芬·斯皮爾伯格執導的《郵報：密戰》，飾演《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瑟琳·葛蘭姆，其為美國第一位女性的報紙發行人。此部電影獲得非常高的正面評價，而梅莉?史翠普也因此獲得第75屆金球獎最佳女主角提名並第21次參與奧斯卡金像獎，獲得第90屆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殊榮。
2017年1月8日，梅莉?史翠普獲得第74屆金球獎的終身成就獎「塞西爾戴米爾獎」(Cecil B.DeMille Award) ，並且在得獎感言中感謝好萊塢的外媒以及演員，各自扮演自身的角色，體現了記者報導真實、演員誕生藝術的精神。她也在致詞中呼籲一同保障媒體的新聞自由。最後引用好友莉亞公主的話：“撿拾你破碎的心，讓它成為藝術。”（Take your broken heart, make it into art.）
2017年2月，梅莉?史翠普與愛蜜莉·布朗再度合作演出由羅伯·馬歇爾執導的《愛·滿人間》（2018上映）。
斯特里普在七十年代曾與電影演員約翰·卡佐爾訂婚，后者因骨癌于1978年3月去世，雙方共同出演了后者的最后一部影片《獵鹿人》。她在同年遇見雕塑家Don Gummer后于1978年9月15日結婚，此后兩人共生育了4個孩子：長子 Henry "Hank" Wolfe Gummer (1979年11月13日出生), 女兒 Mamie Gummer (1983年8月3日出生), 女兒 Grace Jane Gummer (1986年5月9日出生), 和 幼女 Louisa Jacobson Gummer (1991年6月12日出生)，其中兩個女兒 Mamie 和 Grace 都是演員，Hank Wolfe 是一名音樂表演家。
梅莉·史翠普與絕大多數好萊塢人士一樣，史翠普的政治觀傾向於左翼民主黨，而且毫不掩飾自己的政治觀點。2004年初舉辦的第61屆金球獎頒獎典禮上，她憑藉《天使在美國》一片贏得了電視類最佳女主角。發表得獎感言時，她針鋒相對地反駁了美國保守派的觀點，她表示，美國最大的問題，絕不是願意與愛人白頭偕老的人們，也不是服用類固醇的職業運動員。這兩點分別是針對保守派反對同性婚姻和美國國會對運動員服用類固醇作出審查而發。當在領獎後臺問起「那你認為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時，梅麗回答「It has three initials（首字母為三個）」，暗指G.W.B－喬治·W·布什。
在2016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她發表了演說表示支持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克林頓。
在2017年1月8日，她獲得第74屆金球獎終身成就獎「塞西爾戴米爾獎」(Cecil B.DeMille Award) 時，也高度表態了其政治立場，並批評美國總統當選人唐納·川普。她認為川普擁有強而有力的平臺及背景但並沒有正確的使用這份力量。川普嘲笑一名身障記者（Serge F. Kovaleski）之後，她說：「川普所擁有的的權力，反擊對手的能力和政治地位都遠超過這位記者」，而且「當擁有權力的人濫用自己的職位去欺淩其他人的時間，我們所有人都會輸。」史翠普提及：「好萊塢是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組建的，如果我們因移民身份而被驅除，好萊塢會是一片空城，再也沒有藝術誕生，你能收看的只有足球比賽和拳擊搏鬥。」川普透過社群軟體推特回應史翠普的言論，稱她為「好萊塢最被高估的演員之一」及「輸不起的希拉蕊手下的奴才走狗」。
梅莉·史翠普在影視生涯獲得多種獎項，其中最受矚目的是：
* 21次奧斯卡提名，其中三度獲得獎項：兩座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與一座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獎。
* 30次金球獎提名，其中八度獲得獎項：五度電影最佳女主角（三座劇情類，二座音樂與喜劇類）、兩座電影最佳女配角獎以及一座連續短劇與電視電影最佳女主角獎。
* 第62屆柏林電影節榮獲終身成就獎。
* 第74屆金球獎榮獲金球獎終身成就獎。
梅麗史翠普於2004年獲頒美國電影學會終身成就獎。。於2008年獲得，又在2011年獲頒甘迺迪中心榮譽獎。
*  Meryl Streep at BAFTA forty-minute webcast, January 2009
*  Meryl Streep at Emmys.com
陳濟棠，字伯南，生於廣東省防城縣（今廣西防城港），漢族客家人，中華民國陸軍一級上將，前廣東省政府主席、海南特別行政區首任行政長官、總統府戰略顧問，曾長期主政廣東，政治上與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禮，經濟、文化和市政建設方面頗有建樹，有「南天王」之稱。主政廣東時，廣州工商業和市政建設成績卓著，為廣州打下現代化基礎。
陸軍一級上將陳濟棠
其父陳謙世代務農，耕讀傳家。其五兄是曾任國民政府廣州鹽運高官及禁煙局局長陳維周。其長兄濟華早年曾在防城東興幹過星相業，陳六歲時入其叔金湘所設村塾啟蒙，十七歲隨五兄維周入防城小學攻讀。
1890年，陳濟棠出生於廣東省防城縣。自六歲起，陳濟棠便入讀村塾，接受了完整的傳統儒家教育。1907年，17歲的他考入廣州黃埔陸軍小學，投身清朝新軍。在學期間，由該校教官鄧仲元介紹與同班同學鄧演達等秘密加入同盟會，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陳濟棠考入廣東陸軍速成學校，次年畢業。畢業後曾在瓊崖督辦轄下蘇汝森團任機關槍連排長、林虎統率之第二軍第二團任連長、鄧仲元所統率的粵軍第一師任營長，後升團長。在此期間，陳濟棠參加陳炯明與孫中山領導的護國戰爭、護法戰爭以及兩次粵桂戰爭。六一六事變陳孫決裂后，他站在孫文的國軍一邊，攻擊陳炯明。
1923年春，陳升充粵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曾三次率部入廣西，協助黃紹竑、李宗仁收拾桂局。在肇慶兼任西江督辦公署參謀長。陳於此時認識了大本營駐肇慶行營主任古應芬。
1925年7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粵軍第一師於此時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升為軍長，陳濟棠升任第十一師師長。同年秋冬間，陳率部參加第二次東征和南征戰役，頗著戰功。
1926年北伐期間，他隨李濟深留守廣東，率師分駐高州、雷州、欽州、廉州。陳一面收編在欽縣的鄧本殷殘部張瑞貴部成立補充團，一面對徐聞、合浦、茂名、陽江各屬土匪進行清剿。陳濟棠駐紮北海期間，對當地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均不予支持；同時，又使其兄陳維周去承辦各項捐務謀取厚利。陳濟棠和他的親信師參謀長李揚敬及師政治部主任林翼中密商挽救辦法，決定請求赴蘇聯考察。1927年春，陳濟棠終請得以國府名義到蘇聯洽商購買軍火及訓練飛行員事宜，率林翼中暨空軍及其他技術人員二十多人前往蘇聯考察。
1927年4月，清黨後不久，兩廣當局便將第十一師從欽、廉、高、雷調回廣州擔任警衛工作，陳濟棠在蘇聯得知這個消息，便於是年6月由蘇聯回國。抵粵後，初時托病入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留。 醫」，以觀風色。一面使他的親信李揚敬、林翼中、林時清等四出活動，向各方疏通；一面請托當時廣東省政府財政廳廳長古應芬向李濟深進言，給他復任第十一師師長職務。由於古之力薦，陳順利復職。此時廣東正在擴編軍隊，第三十三團團長黃鎮球升任新編第三師副師長，遺缺由葉肇升任，與陳有矛盾之第十一師副師長鄧世增調任第八路軍參謀長，而由-{余}-漢謀繼任副師長。
1927年8月，中國共產黨南昌武裝兵變。9月，共軍南下入廣東。李濟深命陳濟棠、薛岳、徐景唐分率第十一師、新四師、第十三師共1.6萬人組成“東路軍”由河源東進、尋找共軍主力決戰。東路軍官兵多為廣東人，遂奮勇應敵。28日，雙方首次交火，共軍主力6500余人在揭陽縣山湖擊潰東路軍一部，隨后進攻至汾水村，與東路軍主力展開鏖戰。至30日，共軍主力傷亡近半，無力再戰，乃向揭陽方向逃亡。四日后，他們又在普寧新安的蓮花山遭東路軍截擊，大部潰散。10月，陳曾率部參加阻擊南昌南下至潮梅由葉挺、賀龍所率領之軍隊，兩軍在豐順相遇，當時戰況極為激烈，葉、賀軍因彈盡敗退海陸豐，是即「湯坑之役」。
不久，由前線回師的前方第四軍首領張發奎、黃琪翔又和汪精衛聯合起來，打著「護黨救國」旗號，驅逐李濟深，獨佔廣東，一般人稱為「張黃事變」。陳濟棠擁護李濟深，率部在東江上游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陳濟棠、錢大鈞分別指揮駐閩粵籍將領陳銘樞指揮的第十一軍共兩個師，作為東路軍。1928年1月1日，東路軍進抵增城、花縣，在東江上游參加對張發奎部隊作戰。張發奎部隊被驅逐出粵境後，李濟深由南京回到廣東，復任中央政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第八路軍總指揮等職務。陳在潮梅取得財政收入和擴編軍隊。其後陳升任第四軍軍長，又兼任西區善後委員，統轄余漢謀第十一師、香翰屏第十二師、陳章甫第二十五師，駐紮廣州。陳修築公路、發展珠三角洲航運業及改良各城鎮、興辦學校、裝設全區電話網等。同時陳又在防地內徵收煙、賭保護費；此外，他密結財政廳長馮祝萬，與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緊密聯繫，互通聲氣。並通過古取得胡漢民好感。因此，在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他得以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1928年3月1日，李濟深將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部改稱為廣東編遣區主任辦事處，各軍改稱為師，各師改稱為旅，以陳為第一師師長，徐景唐為第二師師長，蔣光鼐為第三師師長、蔡廷鍇為獨立第一旅旅長、鄧世增為第二獨立旅旅長。
李宗仁、白崇禧與李濟深以廣西同鄉關係聯合以武漢為對抗蔣介石的根據地。蔣一面集結兵力向武漢進迫；同時派吳稚暉來廣東，請李濟深到南京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並商談和平解決各軍編遣問題。
在蔣、桂關系惡化時，蔣中正便已派遣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赴粵，以考察為名策動粵籍干部反桂。古應棻在廣州與廣東省主席陳銘樞、江防司令陳策及陳濟棠三人頻頻接觸，政界一時流傳起“三陳倒李”的說法。當時陳銘樞從北伐後升任第十一軍軍長。李濟深於上一年8月把廣東省政府主席職位讓給陳銘樞。
古應芬向蔣推薦陳濟棠代李濟深掌握軍權。李濟深幕內馮祝萬，也向蔣作同樣之條陳。陳濟棠接到古應芬秘密傳來訊息後，便故作鎮靜。
1929年蔣桂戰爭起，李濟深被蔣介石扣押在南京湯山。李濟深被囚后，粵籍諸將陷入一片驚愕，有人主張聯桂討蔣。在此關鍵時刻，陳濟棠于3月30日在白鵝潭的軍艦上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自己遵從蔣中正的命令，正式出任“廣東編遣區特派員”，同時要求駐廣州的三個桂軍團立即撤走。桂軍不敢強抗，撤走。次日，陳濟棠離艦上岸，在廣州城內設特派員辦公室。之後，陳升任第四軍軍長兼廣東綏靖委員，駐扎廣州，然後再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至此，陳濟棠表示支持蔣介石，兵不血刃地結束了新桂系對廣東的主宰，成為執掌廣東軍權的人物。
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於湯山，胡親信古應芬逃出南京到香港，即派人到梧州策動陳濟棠反蔣；陳一面以巨款接濟古應芬去聯絡各方反蔣，一面派香翰屏為代表與李宗仁、白崇禧講和，重修舊好。4月下旬，古應芬和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等，公開聯名打電報給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彈劾案；陳濟棠跟著將在廣西軍隊撤返廣東肇慶、韶關，由兩廣將領聯名通電擁護彈劾案。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藉出巡為名，離職往上海，然後轉到廬山去投蔣；陳濟棠指定民政廳長許崇清暫行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職，面派兵收繳陳銘樞駐紮黃埔之翁照垣、黃固兩個保安團槍械。5月中旬以後，汪精衛、孫科、李宗仁以及古應芬、鄧澤如、蕭佛成、鄒魯等陸續來到廣州，於6月初舉行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並另成立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出現寧粵分裂；陳濟棠乘機將第八路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自任總司令，以繆培南為參謀長，以余漢謀、香翰屏、李揚敬分任第一、二、三軍軍長，各轄2個師，另編教導師1個、獨立師2個、獨立旅2個、獨立團8個和砲兵團、戰車營等，很快擴充到15萬人以上。同年9月發生九一八事變，南京釋放胡漢民（於10月初恢復自由），蔣介石下野為先決條件，11月初寧粵互派代表到上海議和，通過談判協議寧粵復合。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接受胡漢民建議，決定在廣州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於1932年初成立，陳濟棠和李宗仁均任常務委員。
陳濟棠、唐紹儀等在廣州通電反蔣。在陳濟棠統治廣東5年間，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和廣州市黨部始終以陳濟棠親信林翼中、黃麟書分任主任，把持一切。陳濟棠兩度派廣東財政廳長區芳蒲偕廣東合作事業局長溫晉韓（溫仲琦）北上與中央政府協商，1936年兩方同意內定蔣介石為總統、陳濟棠為副總統，但蔣介石因個人因素而拒絕與陳濟棠合作。
之後數年，陳集廣東黨政軍大權于一身，人稱「南天王」。
1933年海珠橋開通日北岸人山人海。
陳濟棠主政期間（1926年-1936年），對廣東發展有建樹，制訂《廣東三年施政計劃》，描繪了廣東1932～1935年的發展大綱。先後興建各類工廠、港口、公路、大學/中學/小學等。廣州百業繁榮，市政建設成績顯著，海珠橋、中山紀念堂、中山大學、德明中學五山新校舍（陳亦曾任省立中山中學校長）、愛群大廈等等，以及30多條馬路，皆是陳濟棠主政廣東時興建，被稱為廣州的黃金時代。廣州更一躍而成為南中國的“首善之區”和繁華大都市（人口達112萬）。那時，市郊農民常將農產品“拿到香港市場去賣，賣了錢，一頭洋面粉，一頭洋餅干，挑回家吃”；“茶樓二分之一以下的廳堂生意最熱鬧，可見平民和勞動界的享受普遍”；而“外人初到廣州游覽，常嘆廣州近年物質之進步。蓋高樓大廈，車水馬龍，頗足眩人耳目。”
陳濟棠主粵，由1932年到1935年內，開辟市內和郊區路線近30條，拓闊內街1300余條，完成粵漢鐵路建設，在廣州珠江沿岸建碼頭數十座，建成天河機場。
1933年建成廣東第一條公路干線廣汕公路，公路通車里程躍居全國第一。與廣西合辦西南航空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家全華資航空公司，除多條國內航線外，還開通了從廣州到越南河內的國際航線。設長途電話管理處，統一辦理全省電話業務。到1935年，全省100個縣、市中，除海南樂東等三縣外，均有電話設置，“其規模之大，是以比擬先進之邦而無愧”。
陳濟棠通過時廣州市長林雲陔與其子林崇真，羅致大批留美學生與專業人士，幫助廣東建立大批現代化工業，建起西村工業區、河南紡織區（現大元帥府紀念館一帶）、蔗糖工業等，經濟效益十分顯著，同時擴大了就業。規劃了市中心商業區，將惠愛路、上下九路和西濠口商業區規劃為廣州的中心商業區，建成中山戲院、新華戲院、新華酒店、新亞酒店等。據描述，當時“廣州的大街小巷布滿商店”，平均約50人就有一間商舖。
大南路平民宮於1931年尾落成，由林克明設計，現時為燈飾城使用改動較多
1929年10月至次年6月，貧民教養院新院舍在石牌相繼落成，老人陸續遷入。原東較場老人院改興辦平民居留所，解決市民特別是貧民的住屋困難，亦以輔助貧民教養院開銷。1930年9月5日，平民居留所正式對外營業，時人叫它做“平民宮”。住屋占地面積32井（1井即2500平方米），四周園林景色，道路樹木婆娑，住室平排，全部單人式，可住290人。室內有床帳、枕蓆、家私用具、電燈水池、浴室廁所等，還設有書報室、收音機等。截至1931年9月，平民居留所累計收留過過千小販、工人等勞苦人士。
1929年陳濟棠將所截獲桂系軍閥走私罰款6萬銀元，給予廣州市政府，劃撥位于大南路與高第街之間的原廣東省軍事廳舊址，用于建設平民宮。1931年8月竣工，占地約1600平方米，分為前后兩座，前座四層，設禮堂、會客廳與辦公室；后座三層，除可容納400多人的平民宿舍外，另設有夜校和圖書室。平民宮投入使用后，配套設施不斷完善，1934年底至1935年，這里增設了貿易部，還特意設立了小販貸款處。平民宮每月開支約為900銀元，由市政府核準劃撥。
1932年起，市工務局開始籌劃興建勞工安集所，建筑費用除市政府下撥之外，還向社會各界募捐。相繼建成供來省城務工鄉友的工人宿舍，有珠江鐵橋（今海珠橋）南便橋腳與北便橋腳各一勞工安集所，法政南路八旗會館舊址第一號與第二號勞工住宅，河南同慶路義居里第一號與第二號勞工住宅等。
這段時間，陳濟棠增設大批職業學校，擴充平民學校、補習學校，創辦省立國醫學院、廣東陸軍軍醫學校等，培養大批軍醫人才。國立中山大學在石牌建設新校，在建設資金無以為繼時，陳濟棠多方設法，除要求全省黨政軍官員“捐薪”，還多次向蔣介石及中央政府要求撥款。石牌新校建成后，中山大學獲“世界第一大學校”美譽（梁漱溟語）。在廣州國民黨 “四大”上，陳濟棠倡議設立省立勷勤大學，以紀念國民黨元老古應芬（字勷勤）歷年關照提攜之恩，由時省政府主席林云陔親任校長，分設師范學院、工學院、商學院三所學院。
陳濟棠主張復興中國的「固有道德」，要求中小學以讀經（《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為主要科目，每週至少授課6小時，中等以上學校必修《孝經》；他重修孔廟，恢復了孔子、關羽、岳飛的官方祀典（清亡後停止）；並在姨太莫秀英影響下，參拜南海神廟等廣州著名廟宇。這些舉動被胡適等人視為復古倒退，遭到各階層人士的激烈批判。
當時廣東初小使用的政治教科書《新公民讀本》，第一課便是「陳總司令愛我，我愛陳總司令」，培養個人崇拜。
陳濟棠響應國民政府新生活運動中關於反對「奇裝異服」的主張，認為短袖等女裝「奇裝異服」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表現，以「改良社會風化，挽救世道人心」為由，提議廣東政治研究會制定服裝標準。
此標準經議會通過，省政府得以執行，命省會公安局與廣州市社會局協同辦理。兩局發出佈告、傳單，組織女子宣傳隊到公共場所演講，十幾天後未見收效，乃於1935年9月1日開始強制取締「奇裝異服」。
9月1日，省會公安局派大批休班武警分赴市內各裁縫店，發現奇裝異服一律沒收、焚毀，使得短袖等女裝立時絕跡。但仍有些具備勢力之人表示反對，不肯切實執行。
1936年初夏，廣東當局公佈婦女標準，規定衫腰之闊窄、衫裙之長短及衣袖是否過肘等方面。5月5日，省公安局派出三十多個「維持風紀隊」，遇有衣著違反標準之婦女，即拘捕上車回局，在其袖上蓋「違反標準服裝」字樣之印記；路人見狀，往往趁機嘲弄這些婦女。
陳濟棠還暗中收購中共蘇區鎢礦砂，在香港轉手倒賣，幫助了紅軍度過經濟封鎖難關。1935年，陳晉任為一級上將
到了1936年秋天，陳維周也破例被任命為警衞軍軍長。1936年6月，陳與新桂系聯合，以“抗日救國軍”名義反蔣（兩廣事變）。但陳手下空軍大隊為蔣介石重金收買，司令黃光銳於7月帶領48架飛機飛往南昌投奔南京。陳手下其他大將，如余漢謀等，亦通電表示服從中央。陳濟棠被迫出走香港，廣東多年經營成果拱手讓給蔣中正。
陳濟棠到香港后，蔣介石派黃鎮球去安慰他，說將來借重他的地方還多。此后陳濟棠即出洋考察。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陳濟棠由歐洲回國，任國民政府委員及最高國防委員和戰略委員會委員。1940年春，更任國民政府農林部長。
1949年，任海南行政長官兼海南警備司令。9月14日，海南特區軍政聯席會議開幕。1950年到臺灣，任總統府戰略顧問。1954年11月3日卒於臺北，獲厚葬於新北投。
北投陳濟棠墓園噴泉與墓塚遺跡
陳濟棠將軍墓園原址為臺北市北投區奇巖路105號，墓園完成之初相當雄偉壯麗，然而在1992年，陳濟棠將軍的後代將其骨骸揀拾遷葬到廣東湛江湖光巖，原址因長年缺乏維護目前已呈現頹傾荒廢狀。
家中一共有18個兒女。三子陳樹桓是1950年代香港政界人物，1959年至1967年任香港市政局議員；十子陳樹柏在1994年9月在美國硅谷成功創辦了國際科技大學；十二子陳樹杰則現為香港利苑飲食集團主席；女兒陳寶馨則在臺灣創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陳濟棠在廣州東山梅花村興建陳濟棠公館，作為個人府邸。
1980年9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從美國回國參觀的陳濟棠第十子陳樹柏教授時，曾說了一段頗令陳樹柏意外的話：“令尊治粵8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鄧小平還親筆書寫魯迅詩“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贈與陳樹柏。
香港的珠海書院亦為陳濟棠戰後於廣州所建。
陳濟棠於1937年抗戰期間，以私產700萬捐助政府抗戰，此事刊於《良友畫報》。
艾草（學名：），又稱作艾、艾蓬、甜艾、香艾、冰臺、艾蒿、灸草，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分布于亞洲及歐洲地區。
多年生草本，揉之有香氣；葉子羽狀分裂，背面有白絲絨毛；秋季開花，頭狀花序小而多，排成狹長總狀花叢。
left艾草有很多種，有濃烈芬香氣味的，南方人端午節用來懸掛于大門以避邪。還有一種氣味比較溫和，可以食用。
在中國南方傳統食品中，有一種團子就是用艾草作為主要原料做成的（參見艾糍）。即：用清明前後鮮嫩的艾草和糯米粉按一比二的比例和在一起，包上花生、芝麻及白糖等餡料（部分地區會加上綠豆蓉），再將之蒸熟即可。在中國北方，人們會採摘初生的艾蒿葉與麵粉摻在一起做食品。
在廣東東江流域，當地人在冬季和春季採摘鮮嫩的艾草葉子和芽，作蔬菜食用。
廣東梅州客家人最喜歡的做法將老艾草曬干留存。可以將一把干艾草塞進雞肚子里，加一些姜片，就可以用電壓力鍋蒸熟。也可以揉下艾葉蒸切好的小雞塊，普通鍋蒸熟即可。還可以用小沙袋裝好，煲雞湯，加入桂圓肉、枸杞、黨參等。
除了食用，艾草還可以點燃可當作蚊香驅趕蚊蟲、調經止血、安胎止崩、散寒除濕之效、治月經不調、經痛腹痛、流產、子宮出血、根治風濕、頭風、月內風、靜心、收驚，加工後可做成艾灸。
古語有云：「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可以想像古時端午節家家戶戶門口都插上艾枝的景象。其原因為艾草有驅除鬼怪之用。
針灸就是針法和艾灸的統稱。把點燃的艾條放在適當的穴道的皮膚上方，就可去除相應的疾病。
艾草也可用來製香。而把艾葉曬乾再點燃，和艾香一樣，有驅蚊、避邪、袪濕、袪寒之用。
1.回回蒜—誤食會出現噁心、想吐、胸悶等現象，嚴重情況下會呼吸困難導致死亡。
* 相異處：氣味，艾草味道清涼，回回蒜氣味難聞，且有毒
* 回回蒜功效：治療皮膚疾病和緩解咳嗽等病癥
* 相異處：野艾蒿的葉片為鮮綠色細長型比較薄，生長前期表面有短絨毛，葉邊鋸齒紋路深，艾草的葉片為灰綠色較肥大比較厚，絨毛在葉片背面且不會脫落，葉邊鋸齒紋路淺、野艾蒿開花時花朵為橢圓形狀，顏色為橙黃色，艾草開花時顏色為淡黃色，花冠的形狀為高腳杯的形狀、野艾蒿是普通青草味且有淡淡的臭味，艾草有有特有的清香味
* 野艾蒿功效：祛濕、散寒、鎮咳、止血
3.銀膠菊—外來種，主要生長在休耕地或廢棄工地，具有毒性，接觸會產生皮膚發炎、花粉癥及過敏性支氣管炎
* 相異處：艾草背面呈現灰白絨毛狀，銀膠菊為淺綠色、銀膠菊葉柄為方形（似芹菜）、艾草搓揉後有香味，銀膠菊無香味、銀膠菊開白色小花，艾草花為淡黃色
艾草燉絲瓜（解除頭痛）、艾草麵、草仔粿、水餃、艾草茶包、艾草年糕
本身是可以治病的草藥，因端午前後天氣燥熱、蚊蟲孳生、百毒盡出，人易生病，故掛艾草，以求健康。
*  野艾 Ye Ai 中藥標本數據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衛生紙、廁紙、草紙、手紙是一種薄而且軟的紙張，供人們如廁後擦屁股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清潔皮膚、物品。形狀有單張四方型的抽取式衛生紙，或者捲成滾筒形狀的。通常由木漿製造，跟一般紙的製造過程差不多，但是極薄極脆弱。脆弱使得衛生紙遇水就爛，以免在廁所內造成堵塞。製造目的跟外觀極其類似的面紙大不相同（滾筒式則可能與廚房紙巾搞混）。如果把面紙誤當成衛生紙使用，很容易導致廁所堵塞。一般為白色，也有其他顏色。
在紙出現並便宜到可以用來拭穢之前，人們使用過的廁後清理材料包括水、布、葉子、玉米芯、土坷埌(土塊)、木竹片（廁籌)、繩子。李約瑟指出中國最早的用紙拭穢記載見於6世紀的《顏氏家訓》：
9世紀中葉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唐代廣州也有記載：
《元史》列傳第三載元裕宗的妻子極為孝順公婆，侍奉婆婆昭睿順聖皇后（察必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在《紅樓夢》41回，劉姥姥在大觀園突然覺得要拉肚子，於是「忙的拉著一個小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說明清朝的平民用紙拭穢是常見的。
兩千年前蔡倫改良造紙術，改變了書寫的歷史。十九世紀，開始以木漿製紙。二十世紀初，美國史古脫紙業公司買下一大批紙，因紙面產生皺摺而無法使用。面對一倉庫的無用的紙，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在主管會議中，有人建議將紙退回供應商以減少損失，這個建議獲得所有人的附議。該公司負責人亞瑟·史古脫（Arthur Scott）卻不這麼想，他想到在捲紙上打洞，變成容易撕下成一小張一小張的。史古脫將這種紙命名為「桑尼」衛生巾，賣給火車站、飯店、學校等放置於廁所中，因為相當好用而大受歡迎，並慢慢普及到一般家庭中，為公司創下了許多利潤。
* 抽取（每包約90～130抽）
* 捲筒（以重量公克，或總長度，或「節」做為規格的單位）
由於衛生紙「用完即棄」的特性，過去有環保團體指出，不應浪費珍貴的木漿來造衛生紙，而應該轉用蘆葦或竹之類生長速度較快的植物，甚至應該循環使用報紙來製成衛生紙。1990年代中期，香港曾有一種標榜用再生報紙製成的紙巾，但由于報紙的油墨很難脫色，使紙巾的表面有不少黑點，加上紙質較差，使它在市場上的反應不好。
全世界絕大部份地區的人如廁後用的廁紙跟面紙都是丟進馬桶。不過為了避免堵塞，在中國大陸地區都有不成文規定，會把用過的衛生紙丟在廁所旁的垃圾筒內，而在這些地方，不論男廁或女廁的馬桶旁均放有垃圾筒，臺灣的洗手間也有類似的習慣。但是，如果在沒有定時清理垃圾筒的情況下，沾黏糞便的衛生紙，可能會使衛生環境惡化，成為病菌的散佈源頭。
2016年起，臺灣官方已經開始宣導如廁後的衛生紙直接丟入馬桶的概念，但因臺灣部分房舍排水設施過於老舊以及個人的使用習慣的緣故，成效仍尚待觀察。
將鈔票圖案印在衛生紙上的趣味衛生紙
部分衛生紙設計得很有趣味，以供如廁的人娛樂。比如有將數獨游戲印在衛生紙上的，可以一邊如廁一邊玩。
每當出現大型災難（如流行病出現）時，卷裝衛生紙極容易被搶購一空，一些分析認為，由于西方國家或推崇西方文明的地區會對衛生紙消耗量相當大；由于對災難的未來發展情況不明朗（包括管治政府對災難的反應，謠言的傳播等），可能會導致長期隔離，而令人們加大對各種物資的屯備量；卷裝衛生紙在商店中是占空間大而顯眼的貨品，過快的搶購速度導致貨架容易清空的情況，會更進一步加劇人們對物質短缺的恐慌心理和害怕錯過的心理，最終令商店補充上架的速度很難跟上人們搶購的速度。
2020初，疫情肆虐，香港曾引發搶購防疫用品潮，廁紙一度被搶購一空。2020年2月17日，香港1名男子於惠康超級巿場持刀指嚇卸貨職員，同時另外2名男子劫走共50條、共600卷廁紙，總值為1,695元。涉案3男于當年3月11日於區域法院承認搶劫罪，被判監40個月。法官判刑時指，案發時疫情嚴峻，市面出現搶購潮，不能因所劫去的廁紙價錢不高，便否認其市場上價值。法官認為3人使用手推車，顯示犯案前有簡單部署，並非毫無預謀。。
貨架上的面巾紙
2010年聖誕節期間推出之健力氏節日盒裝面紙(香港)
面紙是一種極薄而柔軟的紙張。它的外觀通常跟入廁使用的衛生紙極其相像，而衛生紙有單張四方型的、捲成圓筒型的，其中單張四方型的又經常包裝在紙盒或塑料包裝中，上面露出一口，便於每次抽取單張。這種抽取式的包裝、使用方法，又正好和衛生紙最常見的包裝、使用方法雷同，以致於兩者經常造成使用者的混淆。
面紙的設計目的和衛生紙正好相反。衛生紙的接受濕度強度較低，即：使用後，投入馬桶中，浸透水後比較容易被水流沖散，以免造成廁所馬桶堵塞。而面紙目的是用來擦臉、擦手，正因為會接觸到汗水，因此對濕要求較高，不容易拉斷、碎裂，以免影響使用。如果將面紙丟進馬桶中，就有可能造成水管堵塞。而衛生紙，通常是要求在使用後投入馬桶中沖走的。
因此面紙雖然外觀和使用方法和衛生紙經常極其類似，但是用途（擦哪裡）和用法（是否可以丟進馬桶）則完全不同。
濟南事件，又稱濟南慘案、五三慘案，是1928年5月3日國民革命軍在北伐途中經過山東濟南時，賀耀組在山東各地擊敗北京政府方面的張宗昌部（4月末攻入濟南）。此時，賀耀組軍與山東日本駐軍發生衝突，日軍蠻橫，導致五月八日談判破裂，南京國民政府的談判代表被殺害，這次糾紛被稱之濟南事件。日本方面要求蔣中正將所謂濟南事件的責任者賀耀組罷免，蔣中正遂罷免了賀耀組的第3軍團總指揮兼南京衛戌司令的職務。日軍借口革命軍對城內的日本僑民進行搶劫、屠殺12人，而出動軍隊展開報復，殺害中國軍人與民眾六千余人的事件。其中，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派遣濟南的外交處處長兼國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及署內職員17人被日軍殺害。慘案發生后，日方否認日軍屠殺中國軍民，并要南京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懲兇，并于5月11日攻佔濟南。直至次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濟案協定》之後，日軍才退出濟南。而酒井隆於1946年9月30日在南京雨花臺伏誅。
濟南位處津浦鐵路與膠濟鐵路交會點，加上黃河、小清河水運暢通，在當時是座人口達約三十八萬的商業都市。1914年日本從德軍手中奪取膠澳地區（今屬青島市）后，1918年中日簽署《山東問題換文》，日本取得在濟南、青島駐軍的權利，膠濟鐵路由中日合營。1922年中日在美國的調停下簽署《中日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中國買回膠濟鐵路，日本歸還租借地并從青島、濟南撤軍。1925年，奉系軍閥張宗昌控制山東。
1928年是中國國民政府北伐的最后一年。自1926年蔣中正宣誓北伐后，北伐軍節節勝利，1927年3月進入南京，隨后發生了南京事件，導致英美反對。當時日本的態度是希望歐美列強不要出兵，否則容易“刺激其民族意識，從而導致不可收拾之局面”（當時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語），不利于日本保護其僑民。4月，發生分共事變，國共分裂。不久后汪精衛在武漢另組國民政府，寧漢分裂。
而在日本，1927年4月，主張對中國實行所謂積極政策的田中義一內閣成立。為應對北伐軍北上，日本于5月28日決定出兵山東，派兵二千到山東，從青島登陸並準備開赴濟南，是為日本第一次出兵山東。此舉遭到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的同時抗議。有人認為此次出兵是為了援助張作霖，阻止北伐軍而借口保護日本僑民。而此前蔣中正亦派人到東京謀求日方諒解，日方希望北伐軍止于徐州。8月，蔣中正主動下野，日本也跟隨英國的決定，從山東撤軍。10月蔣中正赴日后，于11月5日與田中義一會談，希望改善其對華政策，然而田中反勸蔣中正以統一長江流域為終止，停止北上。蔣中正在日記中批評日方“毫無誠意”，勢要“妨礙我革命北伐之行動，以阻止中國之統一”。
1928年1月，蔣介石重任北伐軍總司令。4月起，誓師繼續北伐。北伐軍分為三路，直指親日的奉系張作霖軍。北伐軍一路攻占臺兒莊、臨城、臨沂，勢如破竹，直逼濟南。蔣中正特別知會日本駐上海領事，北伐軍將保護戰地的外國僑民。
1928年4月，眼見北伐軍直取濟南，日本陸相白川義則在17日的閣會上提議日本再次向山東派兵，并得到其他閣員的贊同，內閣決議以山東軍撤退及北伐軍中斷膠濟鐵路為理由出兵，由橫須賀派陸戰隊赴青島。4月18日，日本外務省發表聲明，聲稱山東局勢之巨變影響在濟南的日僑，出兵純屬自衛。4月19日，田中義一與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奏請天皇出兵。同一日，日本內閣召開臨時會議，決定出兵，并加派第六師團長所部5000人從門司出發前往山東。20日作出出兵聲明。為了搶先控制濟南，日軍駐天津3個步兵中隊於4月20日侵入濟南，在濟南城裏築起街壘。20日至21日間，南京政府、北洋政府、上海總商會紛紛對日本政府提出嚴重抗議。23日，國民黨重要黨部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日本出兵問題，通過《為日本出兵山東事致全體黨員訓令》并任命蔡公時為戰地外交部主任，宣傳保護僑民政策；24日，對外發表《告世界民眾書》、《告日本民眾書》呼吁世界人民援助中國，呼吁日本人民反對出兵。同時，張宗昌退回濟南，并與孫傳芳以及奉張作霖命令來濟南的潘復、王古元共商對策。
4月25日，日軍第六師團在青島登陸，26日，第十一旅團開抵濟南商埠，呈現出一副臨戰態勢。同日，日軍勸降張宗昌。4月30日，國民革命軍顧祝同第九軍之第三師，已攻至濟南之南仲宮鎮大澗溝一帶，第三師師長涂思宗師長獲報，「濟南張宗昌仍在督屬座鎮，并購軍衣，候日兵由膠濟路前來增援，以日兵穿彼軍服，以抗我軍，藉止北伐軍進濟南城」。涂遂與第十四師黃國樑師長，共同籌商對策，決議以砲兵向千佛寺山地北軍之掩護陣地砲擊，派陳又新率一團乘夜向千佛山搜索前進，張宗昌棄城北逃德州，該團遂佔領濟南城、分守四門，肅清城內殘敵，下達命令後，由第三師副師長韓德勤面報第九軍顧祝同軍長。5月1日，清晨由第九軍第三師涂思宗令第七團團長王敬久率部跑步入城，轉向東門外肅清城東之殘敵，並率鄭洞國團長整隊入城，到濟南南門外，日軍第十一旅團長齋藤瀏即乘三輪卡車率參謀來門前，涂思宗即下馬互相敬禮，並用名片交該師參謀長陳隱冀翻譯，說明我軍任務，並請日軍協助，握手而別。方振武所率的第四十一軍亦從百里外進入濟南，其余革命軍部隊也隨后到達。這時日軍已在市內各馬路構築工事，敷設電網，步步為營。經交涉后，日軍于5月2日（一說5月1日）拆除街面上的工事。入城的北伐軍人與日本方面多有對立。據第六十五團團長李默庵回憶，第六十四團入城時有士兵扯下日本使館區的日本國旗，日方因而提出抗議。事件經團長洪士英調解後平息。
5月1日晚，蔣介石的總司令部、外交部長黃郛也到達濟南（一說5月2日上午九時）。5月2日，第六十五團中有士兵私下零星三兩人跑到日本使館區鳴槍，但并非有組織的行為。
5月3日，國軍戰地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外交處主任、山東交涉員蔡公時與十八名隨員到濟南，於經四緯六路成立外交部特派員交涉公署。
5月3日，日本軍國政府出兵山東，武裝干涉中國內政，造成6123人罹難，1701人傷殘，17名中國外交人員慘遭虐殺，國民政府山東交涉公署交涉員蔡公時赴任不到一天，挺身而出，就壯烈殉國；日軍50餘人持械進入山東交涉公署，威逼工作人員交出武器。日軍將署內職員剝光衣服后鞭打，然后拖至院子裡用機槍掃射（有研究指當時署內共有23人，有6人逃脫）蔡公時用日語抗議，怒斥日軍暴行，日軍大怒，割去他的耳朵和鼻子，又挖去舌頭、眼睛，並對其他人百般蹂躪，除一人僥倖逃脫外，其餘的人全部被日軍殺害；蔣介石下令北伐軍“忍辱負重”，撤出濟南，繞道北伐，但日軍並不罷休，不但否認屠殺中國軍民，反而要求南京國民政府道歉、賠償、懲兇。5月11日，南京國民政府直接致電美國總統柯立芝和國際聯盟秘書長德蘭孟，要求美國和國際聯盟出面調停；事實上自5月11日起，濟南完全在日本軍隊佔領之下。直至次年3月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濟案協定》并懲辦涉事國民革命軍軍官之後，日軍才退出濟南。
5月3日上午九時左右，中國軍隊第四十軍賀耀組部的一名士兵因患病被送往基督教醫院治療，日軍士兵阻止通行，由于語言不通，發生爭執。日軍士兵突然開槍，打死中國士兵一人，余人避入醫院。大約同時，日軍在魏家莊向正在張貼標語的中國士兵開槍，造成數人死傷。此外，據賀耀組回憶，日軍在九時左右突然向駐扎在附近的第四十軍第三師第七團的兩個營展開攻擊。由于當時第七團的團長、營長正外出開會，兩個營傷亡慘重，其中第二營全軍覆沒。十點半時，有一個日本人在隆昌洋行附近試圖通過第四十軍防地，遭到四十軍士兵阻止，雙方發生沖突。各處日軍士兵聽到槍聲后陸續開槍，對中國市民和軍人展開屠殺，十二時之后已經槍聲密集，導致尸體滿街。十二時后交涉公署已無法聯系，電話亦被割斷。此后，濟南城內各個革命軍師團向日軍展開反擊，日軍派聯絡參謀佐佐木到一中佐知會蔣介石，聲稱遭受革命軍的挑釁性攻擊，要求革命軍停火。蔣介石知悉后當即命令城外的中國軍隊于下午五時之前離開濟南，并知會日軍第六師團長，請其約束部下。日軍趁亂（也有說是在5月6日）將當時駐扎于濟南市廣東會館的第四十軍第七團軍士共千余人強行繳械并當場槍殺大量中國人，此后日軍將其余人押送至日本領事館。第三十七軍第一團在其駐地小緯四路遭日軍包圍繳械，官兵大部被擄走。有日軍向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黃郛辦公處開槍射擊。黃郛隨后赴日軍司令部交涉，遭到強行扣留，衛隊被繳械，日軍迫使他簽字承認沖突由中國士兵挑起，遭到他拒絕。
原外交部特派員交涉公署，五三慘案蔡公時殉難地。
下午二時，北伐軍大部退出濟南城，以避衝突，日軍占領郵政局和電報局。晚上23時，蔣中正派熊式輝赴日軍司令部商討處理辦法，正在協商時，日軍用炮火炸毀中國軍用電臺，守臺士兵全體陣亡。大約同一時間，日軍闖入山東交涉公署，殺害包括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在內的17名署內職員。
5月3日晚23時左右，日軍聲稱在山東交涉公署門前發現日軍尸體，破門而入后強行要搜檢交涉署人員的槍械，但并無所得。國民黨戰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主任兼山東交涉員蔡公時及署內全體職員被日軍捆綁，并被刺刀割裂臉面耳鼻。蔡公時用日語抗議后，被割去耳鼻，繼而挖去舌頭和眼睛。日軍將署內職員剝光衣服后鞭打，然后拖至院子裡用機槍掃射。最后，蔡公時、張麟書等17人全部被殺死，署內職員僅有一人逃脫（也有研究指當時署內共有23人，有6人逃脫）。
蔡公時被殺後，蔣介石一方面防止事件擴大，先令各軍禁止衝突，然後令北伐軍退出濟南，繞道繼續北伐；另一方面則從外交交涉，分別-{向}-日軍司令，日本外務省抗議，並要求日軍即時撤出濟南，同時請求英國和美國協助調停。但日本並未停止行動，繼續從日本本土向山東增兵一萬餘。
濟南事件中喪生日本受害者的屍檢（日本資料）
據日本方面說法，5月3日，國民革命軍突然大舉襲擊日本人的商店，殺害日本人，店中財物被洗劫一空。中村粲在《大東亞戰爭的起因》中描述，據當時日本駐南京武官佐佐木到一中校的手記與外務省的公電記載，“殘暴的中國官兵綑綁手無寸鐵的日本平民，用斧頭等利器砍劈，當場分屍”。此外，婦女悉數被從陰道插入棍棒，男性的陰莖則全砍下來，小腸與內臟紛紛外露，甚至有的遭到剝皮的命運。然而，日本歷史學家秦郁彥認為這是酒井隆陰謀夸大當時情況，以鼓動軍方出兵。當時在北京公使館的岡田芳政少尉也在其回想錄中談到，當時曾經聽說被殺的日本僑民實際上是朝鮮的毒販，被當地人報復而殺害的。當時蔣介石的機要參謀張群在《日華風云七十年》（《日華風雲の七十年》）中認為：“濟南事件時，被中國民眾殺害的日本人是十二名。他們是秘密出售鴉片的浪人，之前得罪當地中國人，在戰亂中被殺害。當時日軍大大夸大事實，作為宣傳使用。”
5月5日和6日的《朝日新聞》的報道中，死亡的日僑人數上升到「二百八十個日本人被虐殺」，和實際的數字有二十倍以上出入。中國士兵如此的暴行震撼日本內地，日本國民群情激憤要求政府「暴支膺懲」( 應該出兵支那（中國）、討回公道 )
5月4日，情形稍有緩和，著人通告革命軍，稱雙方將領如能彼此“瞭解”，可使風波不再擴大。當天上午沒有槍聲，晚上槍聲復作。據國民政府當時記錄，當日國民革命軍派出熊式輝與日軍代表在交涉署附近開會時，日軍代表態度驕橫（據熊式輝日后追憶，“對方一種驕橫無人性的態度，并不是真心約來會商和解，似為故意對我加以激怒，求能擴大事態，阻礙我軍之渡河北進”），聲稱“濟南已為日本佔領，你們已為俘虜，我們是日本大國民，你們是亡國奴”等，要求：濟南車站及商埠內外，不許中國兵通行；濟南二十里內，不許駐兵；要認此案是中國造成。
5月5日，蔣中正離開濟南。此時，奉蔣中正命令，原先駐扎濟南的革命軍部隊已經基本退出，繞道繼續北上。尚有兩個團留在城內。與此同時，日軍從大連抽調的第二十八旅團和部份空軍到達濟南。
5月7日午後三時三十分，日軍向北伐軍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十二小時之內做出交代。并提出五點要求：
# 中國方面必須將涉案的高級軍官處刑。
# 解除所有反抗日軍的軍隊的武裝。
# 駐守辛莊、張家莊的北伐軍隊必須在十二個小時內撤退
# 嚴禁一切排日的宣傳。
# 將軍隊隔離在濟南及膠濟鐵路沿線二十里之外。
中方對事態的發展感到震驚，又因當時蔣中正不在，由戰地政務委員會主席蔣作賓至日本總領事館回復，說明要求延長回答期限，然而日軍并沒有采納，認為可以自由行動。從5月8日凌晨四時起，由于認為沒有得到滿意答復，決定貫徹軍方命令，開始炮轟濟南全境。5月8日上午，革命軍的答覆到達日方，但日方並不滿意，繼續攻擊，占據濟南周邊。5月9日上午9時，日軍向濟南城發動進攻。下午，濟南守軍被迫退入城內，進行巷戰。日軍進城之後即開始大規模放火以及進行無差別屠殺。至5月10日，雙方進入僵持局面。10日夜晚，守軍接到蔣介石發出的“放棄濟南”命令，從東門退出。5月11日，日軍進入濟南城，佔領濟南全境。據事後濟南慘案外交后援會的初步調查，中國平民於事件中死亡3945人，傷1537人，而后濟南慘案被難家屬聯合會的調查結果為中國平民死亡6123人，傷1701人。據日本方面的調查，此事件中中國一般市民的死亡人數為三千六百人，傷者一千四百人，日軍死亡二十六人，傷一百五十七人。
事件發生后，中國各地民眾紛紛表示憤慨。慘案消息傳到上海后，上海總商會通電南京政府外交部指出：“民情激昂，不可遏抑……務請鈞部繼續嚴重抗議……國勢雖弱，民氣猶存，當此國難已至，誓竭全力為政府后盾”，又通電各埠總商會和日本民眾，并發表告各友邦宣言，還組成“對日委員會”進行抗議。通電奉系北京政府稱“此次濟南發生不幸重大事件，全國震駭，南北政府同時提出抗議，是對內政見雖或有歧異，對外仍然表示一致”，現在國難已臨，只有“停息內爭，集合全力，以御外侮”，況且 “南北當局，本像一家，頻年戰爭，徒苦吾民”，當“趁此時機，肆此干戈，表同情于黨國……召集國民會議，解決國是。”實際上，5月5日，上海商界已經宣布對日經濟絕交、學生聯合會成立反日運動委員會、工人方面成立上海工界對日外交后援會。
五三慘案發生后的濟南齊魯大學學生游行隊伍。
5月10日，南京政府批準伍朝樞立即由歐赴美尋求幫助的計劃。接著，南京政府也直接致電美國總統柯立芝和國際聯盟秘書長爵士（時譯德蘭孟），要求美國和國際聯盟出面調停。5月15日， 美國眾議院作出了《調停濟案爭議決議案》，美國國務卿諾克在新聞發布會上公開表示對日不滿。日本亦曾派出代表向美、英、法、意、德等國解釋出兵山東和對滿洲的政策，以求取得諒解，但均遭冷淡對待。
5月28日，日本外務省向國際聯盟提交了關于濟南慘案的說明書，說明事件責任在于中方。與此同時，松井石根中將奉命來華協商。
1928年6月8日，國民革命軍繞過濟南進入北京。15日，南京政府宣布“北伐告成”。王正廷在6月8日就任外交部長后發表聲明，言明“原則上日本需首先撤兵，然后正式開始交涉”。7月10日，田中義一首相在內閣會議上提出《濟南事件的條件》。7月13日，日本政府和南京政府重新展開談判，但只派駐滬商務領事矢田七太郎為代表，而且談判前提包括中國政府向日道歉，懲辦禍首，賠償損失及保證日本在華僑民今后安全。南京政府拒絕談判。10月18日，矢田七太郎奉日本政府訓令，以全權代表的身份到南京與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會談。南京政府提出的談判前提包括日本答應先撤兵等，日方無法接受，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1929年1月25日，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以全權代表身份，在南京與王正廷就濟案進行第三階段的談判。經過五輪談判后，雙方意見于2月4日，交換完畢，訂立四項原則：
# 在山東日軍無條件撤退；
# 濟案責任，由中日合組調查委員會于日軍撤退進行調查后，再行確定，并查明損失；
# 賠償以平等相同為原則；
# 蔡公時被害，日本不知其為外交官，允由日本政府另行道歉，不再提要求。
然而日方仍不肯簽字，談判再次停頓。
3月初，中日雙方恢復談判，由日本新任駐上海總領事重光葵與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周龍光、山東交涉員崔士杰秘密進行協商。
1929年3月28日，中日雙方簽署了《中日濟案協定》，其主要內容如下：
# 自簽訂協定日起，兩個月內，日軍在山東的駐軍全部撤退。
# 雙方損害，共同組織調查委員會，另行調查。
# 濟南之不幸事件認為“已成過去，以期兩國國交益臻敦厚”。
協議簽署后，日軍退出濟南。其后兩年間，民國政府數次提請日方派定人員組織調查，然而日方沒有回應。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起“九·一八事變”。中國外交官蔡公時和濟南民眾數千人（包括日本僑民數十人）的傷亡，以及雙方要求的賠償問題，實際以后也沒有被提起。
由于當時日本媒體比中國媒體發達的多，慘案發生之后，雙方的對外宣傳力度有天壤之別。5月3日起，日軍派出五名佐尉級軍官作為“宣傳要員”。在5月3日時，日資的電報通訊社已經發布事件起因為“中國方面，有暴徒圖搶”，東方通訊社也稱“以中國兵之搶掠為起因”。5月4日、5日，日資的《順天日報》在報道中指出是“南軍”（國民革命軍）蓄意掠奪，虐殺日僑。5月5日、6日，日本國內新聞也大幅報道日僑被害慘狀。消息一出，日本境內一片嘩然。5月13日，東京召開“暴支膺懲”大會，要求報復中國。日本社會仇華氣氛四起，數千華工失業，數百人被拘捕，數十人被驅逐回國。在國際上，大多數國際媒體都采用日本的資料和觀點，“路透社為日人所用，日為日使館陳敘片面宣傳，送各西字報”（路透社被日本人利用，每天為日本使館陳述片面宣傳，送到各個外文報社）。當時，雖然有《米勒評論報》、《英文導報》持中立態度，但大部分媒體均偏向日本，認為日本出兵正當，例如《泰晤士報》駐北京通信員稱“北京外僑皆歡迎日本對于中國之嚴厲的自衛手段”，《每日郵報》也主張對中國干涉。5月28日，日本外務省向國際聯盟提交關于濟南慘案的說明書，其中說明“日軍絕不無故殺戮毫無抵抗之華人”，并稱“其中是否有蔡公時其人，則不得而知”。
相比之下，中國媒體在國際上的宣傳大為落后。另一方面，蔣介石采取的極力隱忍，以避沖突的方針，也使得南京國民政府的相應宣傳腳步遲緩，慢人一步。直到5月8日，南京政府才發表對外聲明，“將日軍的暴行宣告全世界”，此時已經失去輿論之先聲。南京政府遲緩的外交反應也受到當時國內媒體的詬病。5月8日之后，南京政府的對外宣傳正式開始。5月9日，伍朝樞致電張靜江、黃郛，要求“組織搜集日軍暴行的證據，以俾宣傳”。譚延闿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致電國際聯盟秘書長，要求召開理事會公斷濟案。12日，譚延闿致電美國總統，請求主持公道。胡漢民、孫科時在巴黎聯系北京政府外交部長羅文干和北京政府駐國際聯盟代表陳箓，請他們將此案提交國聯。5月13日，國民政府派出王寵惠赴英國，李石曾赴法國，伍朝樞赴美國，向各國訴說濟南慘案真相。同時成立專門的國際宣傳委員會，以宣傳慘案真相。6月3日，駐日內瓦代表夏奇峰向國聯提出《關于濟南日兵暴行抗議書》，駁斥日本于5月28日所作的說明書。然而，總體看來，南京政府的對外宣傳首失先機，又沒有組織，加上時南京國民政府并未獲得國際承認，以及硬件設備匱乏，因而短期內影響有限。大部分國家輿論仍然偏靠日本。“法國的輿論差不多都是幫著日本說話的，……至多是不幫日本說話而已，但也絕不會替中國人說話的”。
中國民間的反應則迅速得多。5月4日，濟南成立“五三慘案外交后援會”，調查慘案真相。5月6日，上海各大學學生召開聯合會，決定成立國際宣傳隊，致電美國大學委員會和日本大學教授，請求協助宣傳。5月7日，上海各界反對日軍暴行委員會（簡稱反日會）在上海成立。截止至1929年2月，中國各地成立的反日會已達到三百五十余個。各界人士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的外僑和外國人民進行宣傳，竭力爭取國際輿論支持。
隨著雙方宣傳繼續，國際輿論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向中國傾斜。美國國內輿論開始對日本嚴厲，希望政府出面干涉。英國的態度轉為中立，認為“日本對華出兵之真意，大有可疑之點”。德國新聞界也呼吁“不可對日本乘中國時局不安侵占其軍事經濟的要地而袖手不問”。
5月4日，國民黨濟南市黨部密邀濟南教職員聯合會、市學生聯合會、婦女協會等團體，成立“五三慘案外交后援會”，調查慘案真相。1929年日軍退出濟南后，受害者家屬共同組織了“濟南慘案被難者家屬聯合會”，調查慘案過程事實。1930年3月將所整合資料集成《濟南慘史》一書，印發5000冊發送與當時編者與社會名流。1937年日軍占領濟南后搜索并銷毀此書，至2011年已知僅剩2本。
濟南慘案是發生在國民黨北伐後期的中日衝突。日本為了維護其在華北和滿洲、蒙古的特殊利益而出兵山東： 一方面可能是希望妨礙北伐，另一方面則是要向快將統一中國的國民黨顯示力量。中國的歷史學者認為「日本妨礙北伐、有計劃的挑釁行動」。不同於之後日本侵華戰爭，在1928年，日本國內尚有反對出兵的聲音，英美的行動亦是日本政府主要的考慮。中國方面，以國民革命、收回列強特權為己任的中國國民黨，首次正面面對「列強」的實力，北伐尚未成功的情況下，不欲正面對抗。除了在口號標語上抗日，紀念濟南事件及蔡公時以外，實際行動上亦只是「先安內，後攘外」。
濟南慘案的發生及其善後的處理，還有宣傳使得中國國內反日情緒更高漲，濟南慘案也使得中日雙方互信合作的希望破滅，中方最終放棄聯日外交，轉而和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建立較為密切的關系。
蔣介石的軍隊在中國北方擴大控制區域，同時日本皇軍不能掌控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量。 日本皇軍領導人擔心蔣介石及中國社會的以此激起的愛國主義激情反應，會威脅日本在東北南滿洲的利益。 滿洲的軍事首領張作霖一直在與蔣介石秘密談判聯合之事，導致6月4日，日本皇軍炸毀張作霖的專列，加速推動建立滿洲國的行動。
濟南慘案也對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蔣中正的心理產生重大沖擊，蔣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此后蔣在日記中堅持每日寫上“雪恥”二字 。
位于泰安岱廟內的濟南慘案紀念碑。
位于濟南趵突泉公園內的濟南慘案紀念堂。
位于濟南趵突泉公園附近的濟南慘案紀念碑。
五三慘案后，新加坡華僑在陳嘉庚帶領下發起“山東慘禍籌賑會”，并聘德國雕塑名家鑄造蔡公時銅像，欲運往濟南，然而之后中國局勢動蕩，銅像只能暫存于新加坡陳嘉庚的橡膠廠裡。1942年新加坡淪陷，人們將銅像深埋地下，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才取出。
1950年前后陳嘉庚侄子陳共存曾就銅像運往中國一事聯絡中共政府，但被告知“沒有單位可以接收銅像”。從1965年起銅像被存放在孫中山南洋紀念館晚清園中。2002年，新加坡《聯合早報》訪問陳共存后披露銅像來歷，濟南市民遂要求將銅像請回中國。2006年4月10日，銅像被移交至濟南市人民政府，之后被擺放在“五三慘案”紀念園。
與五三慘案相關的紀念性建筑包括“五三慘案”紀念亭（五三亭）、紀念碑（多處）以及紀念園。濟南“五三慘案”紀念園是為迎接蔡公時銅像于2006年開始修建。建成后包括了多個之前的紀念建筑。
濟南市西門南側立有“五三慘案”紀念碑。1929年，山東省政府在泰安岱廟內立《濟南五三慘案紀念碑》，次年在遙參亭前立《濟南五三慘案紀念碑》。1937年年底日軍占領泰安，地方維持會將紀念碑拉倒掩埋，后于1983年6月恢復。1995年濟南“五三慘案”紀念園建立，仿岱廟碑立五三紀念碑。
濟南市趵突泉公園內立有“五三慘案”紀念亭。五三亭最初位于小緯六路附近某小學的廣場上，是為1932年由濟南市民自發捐助建造，內有紀念蔡公時及慘案的挽聯。1937年12月濟南淪陷之前，為使亭柱不被日軍破壞，將其推倒掩埋，其址后為中山公園一部分。二十世紀90年代初中山公園擴建時挖出亭柱后，1998年于濟南護城河西岸重建五三亭。次年趵突泉公園擴建時將其圈入。
2007年濟南慘案紀念園在趵突泉公園北區建成，內有原有的“五三慘案”紀念亭與新建的紀念堂、入口牌坊以及警世鐘臺。紀念堂內放置蔡公時先生銅像。
自1999年起，濟南市會在每年的5月3日十點整時試鳴防空警報，持續30分鐘，以悼念在此事件中的遇難者。
位于濟南市市中區經四路370號的國民政府駐山東特派員辦事處舊址，于2006年成為山東省第三批重點歷史文物保護單位。2009年濟南城市環境整治時將其中住戶遷出，修復后作為紀念館使用，陳列五三慘案的相關圖片、文字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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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城主（，簡稱“DM”）是進行《龍與地下城》系列桌上角色扮演游戲（TRPG）時組織玩家的游戲主持人。一般由精通游戲規則、經驗豐富的老玩家擔任。負責游戲劇情的設計，決定人物接下來遇到的冒險旅程。一般進行一次TRPG稱為“跑團”。
要成為《龍與地下城》中的一個地下城主，你需要“三寶書”，即三本核心規則書：
*《玩家手冊》（Player's Handbook，簡稱PHB）——基本的游戲機制和角色創建信息。
*《地下城主指南》（Dungeon Master's Guide，簡稱DMG）——指導一個玩家成長為地下城主的進階規則書。
*《怪物圖鑒》（Monster Manual，簡稱MM）——挑選用什么怪物來阻撓我們的英雄們前進。
還有一樣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想像力。
分類:游戲術語
《哈姆雷特》又名《王子復仇記》，是莎士比亞于1599年至1602年間的一部悲劇作品，是他最負盛名和被人引用最多的劇本。習慣上將本劇與《麥克白》、《李爾王》和《奧賽羅》一起，並稱為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
戲劇中叔父克勞迪謀害了丹麥國王--哈姆雷特的父親，篡了王位，并娶了國王的遺孀葛簇特；王子哈姆雷特因此為父王之死向叔父復仇。劇本細致入微地刻畫了偽裝的、真實的瘋癲 —— 從悲痛欲絕到假裝憤怒 —— 探索了背叛、復仇、亂倫、墮落等主題。
《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亞戲劇中是最長的一齣，也是英國文學中最富震撼力、影響力的戲劇之一，并似乎“不停地被他人講述、改編著。”本戲劇是莎士比亞有生之年最受歡迎的戲劇之一，并自1879年以來就雄踞皇家莎士比亞劇團演出榜首。戲劇影響了眾多作家，包括歌德、詹姆斯·喬伊斯、艾瑞斯·梅鐸等人，并被稱為“在《灰姑娘》之后最常被搬上熒幕的戲劇。”
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來自于阿姆雷特傳奇(Amleth)，出自十三世紀的薩克斯·格勒麥蒂克斯的作品《格斯塔·達諾拉姆》，并在十六世紀由學者弗朗西斯·迪·貝勒弗萊斯特重新講述。他也可能參考了伊麗莎白時代的《烏哈姆雷特》(''Ur-Hamlet'')。莎士比亞也讓演員理查德·伯比奇出了名。在之后的400多年中，劇中角色都由頗負盛名的演員們來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