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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伊斯蘭教起源于穆罕默德的叔父帶領使團出使中國，并且修建世界最古老清真寺之一的懷圣寺。 宋朝時期，中國穆斯林控制了出入口貿易，也在朝廷中逐漸有影響力，著名的穆斯林有鄭和、帶領設計和修建元大都（今為北京）的也黑迭兒丁等。明朝時期，早期穆斯林移民的后代在語言、姓名及習俗方面融入了中國社會，同時南京也成為了重要的伊斯蘭教學習中心。信仰伊斯蘭教的人群主要是回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塔塔爾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等十個民族。根據2006年的統計資料，中國現在有大約2,000萬人為穆斯林。
中華文化發源于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炎黃時代是華夏文化的初步形成時期，經過堯、舜、禹和夏、商、周等時期的發展而日臻成熟。當華夏文明在中原發展的時候，在中國疆域內還分布著其他各種文化。正統中華文化中，有尊王攘夷的觀念，春秋大義中的華夷之辯以禮樂衣冠作量度。華夷之辨的宗旨植根于《春秋》以及《儀禮》、《周禮》、《禮記》、《尚書》，以漢文化禮義和炎黃血統作標準。種族民族主義是中國傳統民族主義的其中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種文化民族主義。華夏文化隨著中原王國的對外交流和擴張而傳播，史載大禹的活動范圍已經達到越地；周泰伯建立吳國；在春秋時期，楚、吳、越等地已經成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強烈沖擊，處于劣勢地位的中國人產生前所未有的危機感。為了自保、發展，“師夷長技以制夷”，起初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向西方學習近現代科學、技術，再后來到民國采用民主共和政體，建立現代國家。民初有識之仕發起「新文化運動」，與此同時，各種西方政治文化思潮，如“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也傳入中國。中華文化在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遭受較大損失，全國各地被毀文物、被殺文人較多。目前，在政治思想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仍烙有馬列主義的特征，但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崛起，很多大陸民眾逐漸恢復民族自信，建立在現代社會基礎之上的中國傳統文化和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信仰的恢復、發展也越來越得到重視。
中國文化的地域性也很強烈。除了一些普遍的特征之外，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1990年以后，隨著中國其他地區的人員向各個主要城市的遷移（例如北京、上海、廣州，其目的主要為經濟利益），導致各地不同的風俗大量涌入少數幾個城市，并對目的城市的文化造成影響。中國的少數民族有著自己獨特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然而近年來一些地方由于過度關注于經濟發展，未能完好地保護或保存當地的民俗文化，一些地方的傳統文化瀕臨失傳。但現在部分傳統中華文化也被年輕人追捧，譬如漢服文化、中國傳統樂器文化等。
** 中國以人名命名的地名列表
*胡耀華：〈 對“中國”概念演變及地緣內涵的分析 〉。
*黃俊傑：〈 論中國經典中「中國」概念的涵義及其在近世日本與現代臺灣的轉化 〉。
*趙岡：〈 論中國傳統社會的性質 〉。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始于公元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開國大典，先后制定并通過了《共同綱領》、《五四憲法》、《七五憲法》、《七八憲法》、《八二憲法》五部憲制性文件。截止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共經歷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五位最高領導人，而華國鋒曾擔任過渡時期的領導人。截止202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為轉折點，分為以社會主義轉型及階級斗爭為主題的毛澤東時代（1949年至1976年）、與以現代化建設及改革開放為主題的鄧小平時代和后鄧小平時代（1978年起）。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唯一的執政黨，并堅持對全國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
重大歷史事件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年表”。
1949年4月渡江戰役開始不久，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5軍即占領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總統府。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期間，既已存在的國共摩擦隨即演變為國共沖突。1946年，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爭奪中國政權的第二次國共內戰全面爆發。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解放軍取得遼西會戰、徐蚌會戰與平津會戰三大戰役的勝利。此前的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擊潰中國國民黨指揮的中華民國國軍，在渡江戰役中占領了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市及全國經濟中心——上海市，在中國大陸取得絕對優勢。
旨在建立中國新的聯合民主政府的新政協籌備會議于1949年6月15日至6月20日在北平召開。籌備會決定在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分別完成下列各項任務：一、擬定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二、起草新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條例；三、起草共同綱領；四、擬定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擬定國旗、國歌及國徽方案。第一小組在籌備會成立會閉幕前，即擬定完成“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并獲通過 。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第四小組負責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新政權的名字起初普遍稱為“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在7月9日舉行的第四小組第二次會議上，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主張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后經反復討論，得以采納。此外，最后提交給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文件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中的國號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后，括號加注“（簡稱中華民國）”六個字。周恩來受命于毛澤東，于9月26日中午，緊急宴請二十多位元老，討論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9月27日在政協全體會議討論和通過共同綱領和政府組織法時，正式決定去掉“中華民國”的簡稱。此后，新政權的名字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9月27日，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並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採用公元，今年為一九四九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徵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9月28日，會議休會一天 。9月29日，會議通過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會議代表全國人民的意志，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組織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並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政治基礎。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9月30日下午三點，會議開始，先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的方法，一致通過已經協商的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共180人；然後，以無記名聯記投票的方法，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和委員。檢票期間，全體代表到天安門廣場舉行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典禮，然後回到會場聽取選舉結果。會議主席宣布，毛澤東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為副主席，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其他56人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議舉行簡單的閉幕式。
1949年起，中國社會經歷了一次由中央至地方、有其特色的巨大變革，從貧窮、落后轉變為一個日益現代化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定義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自鄧小平時代起中國奉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發展路線，部分人士進而提出“中國模式”。依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8年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排名世界第86名，發展程度為“高”、屬于發展中國家。
1950年代完成的“一五計劃”奠定了中國工業化的基礎。而截止1964年，據中國官方統計掃盲運動使得全國文盲率從1949年的約80%降至52%（另一份數據顯示，截止1965年文盲率為38.1%）。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文化大革命結束后，1978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156美元，81%的人口為農民，全國文盲人數將近2.4億、文盲率達25%、青壯年中有30%-40%是文盲。
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于2018年建成通車。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國經歷了撥亂反正、開始了改革開放，逐漸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201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中國大陸人均GDP達到9608美元（世界銀行數據為9771美元）、位居世界第69名；2019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開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2018年，中國大陸農村人口比例降至40.42%，另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2015年的中國文盲率下降至3.6%。中國官方數據顯示，1981-2012年間中國大陸貧困人口減少7.9億，大多數人民享有食品、住房、醫療等生活必需品。
改革開放期間，中國南方誕生了新興超大城市深圳市，被譽為“中國硅谷”。2019年，依據《財富》雜志，中國的世界500強公司數量達到129家（《財富》的計算方法納入了10家臺灣公司）、超過美國的121家躍居世界第一。21世紀起，中國高鐵系統、港珠澳大橋、5G網絡等社會大型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引起矚目。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條件的改善，中國人的平均壽命由1949年的35歲提升至2009年的73歲，部分沿海都市人均壽命接近發達國家水平；2019年12月，中國大陸總人口突破14億，而1970年代以來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使得中國人口的增長率穩步下降。因此，中國一定程度上的解決了人口過剩和營養不良的問題。
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煙火表演。
1960-70年間完成的“兩彈一星”工程奠定了中國航天和國防科技的基礎。改革開放后，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和中國探月工程、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大亞灣核反應堆中微子實驗、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蛟龍號潛水器、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袁隆平等人的雜交水稻技術等成就得到國際矚目。21世紀以來，中國公民劉曉波、莫言、屠呦呦先后獲得諾貝爾獎。
1982年，“普及初等義務教育”被寫入《八二憲法》。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中國大陸開始實行九年義務教育。20世紀90年代，高等教育的“211工程”、“985工程”先后啟動。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席位。21世紀以來，在歷屆奧運會獎牌榜上，中國國家隊也位居世界前列。此外，中國還先后舉辦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0年廣州亞運會、2011年深圳大運會，而北京也獲得了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舉辦權。
在外交上，1949年后的中國變得較為獨立自主，雖然在長達22年的時間里遭受到美國及蘇聯兩大國的封鎖、被聯合國排除之外（直至1971年恢復聯合國席位），卻依然被視冷戰中少數幾個獨立于兩陣營外的最重要國家之一。隨著經濟實力的發展，中國也日漸成為全球矚目的大國之一，區域與全球影響力不斷上升，改革開放后1991年加入亞太經合組織、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澳門回歸、2001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截止2019年9月世界上共有180個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外交關系。而一些重要的國際峰會開始在中國大陸舉行，譬如杭州主辦了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廈門主辦了2017年金磚國家峰會。
在軍事方面，中國也取得了較大的發展，截止201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擁有約兩百萬名現役軍人、是世界上兵力最多的正規軍隊，國防安全不再是重大威脅。1949年-201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經歷了11次裁軍，其中包括較為知名的1985年百萬大裁軍，部隊總人數由最初的600多萬降至200萬左右、并進行了現代化改革和精簡編制。
在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產能過剩、缺乏自主創新技術、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人口過剩、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不均、社會競爭激烈等諸多較為嚴重的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長期一黨專政下的中國社會產生了獨裁、極權、濫權、腐敗、壟斷、特權、司法不公、官僚主義、權錢交易、人權受損、自由受限、民族沖突等種種問題甚至災難。此外，中國官方以及部分海內外學者均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數據存在長期造假問題，特別是夸大了經濟成長的數據。
霧霾問題困擾著中國許多大城市（圖為上海陸家嘴的霧霾）。
中國的貧富分化現象較為嚴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12月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8、屬于高，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自1990年起中國的基尼系數從0.35上漲到了2015年的0.5。一方面，太子黨等各大權貴家族壟斷主要行業、控制國家財富，并存在大量“裸官”，許多中央高層的子女或親屬移民海外或擁有外國綠卡。2020年位列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名世界第78名。另一方面，社會底層出現了嚴重的“農民工問題”，2010年以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許多社會低收入人群逐漸構成了新興的“蟻族”階層。此外，中國的城鄉差距逐漸拉大，1996年“三農問題”被正式提出。
人口方面，截止2019年底中國大陸人口數量達14億、居世界第一，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高出3049萬。2020年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真實性和準確性則遭到多方面質疑。截止2013年，中國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等機構估計1970-1999年出生的適婚單身人口中，男性人口比女性高出2315萬； 而截止2018年底，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老齡人口（65歲以上）占總人口的11.9%、屬于老齡化社會。
此外，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進，中國大陸的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及過度開采、人均資源占有量低、生產監管漏洞等也逐漸成為較為嚴重的問題，其中突出的例子包括礦難頻發、霧霾、土壤污染、淡水資源短缺等。中國大陸的食品藥品安全問題也屢見不鮮，21世紀以來曾曝光過毒奶粉事件、地溝油事件、假疫苗事件、校園食物中毒等重大案件。與此同時，20世紀90年代起至2019年，中國大陸主要經歷了四次越發嚴重的產能過剩，鋼鐵、煤炭、冶金等行業供大于求，造成大量企業虧損。2010年以來，高新技術產業缺乏自主技術、大城市的房價飆升等問題也日趨嚴重。
1949年起，中國的司法體系即受到中國共產黨的控制，而至習近平時期中國官方仍明確反對司法獨立，同時對部分維權律師進行了迫害和鎮壓。一直以來，眾多中外學者批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利用對媒體、學術、教育、資訊的控制，掩蓋甚至篡改歷史事實、煽動民族主義和民族情緒，對民眾進行了欺騙和洗腦，以維護一黨專政和自身的“合法性”。中共官方及部分學者則將“還原歷史”、“重寫歷史”、“否定黨史及國史”的主張稱為“歷史虛無主義”。截止2020年，依據《經濟學人》雜志，中國的民主指數為2.27/10，僅位列世界第151名、屬于“專制政權”。截止2021年，依據研究機構自由之家，中國的總體自由指數得分為9/100、屬于“不自由”，而依據國際組織無國界記者，中國的新聞自由程度僅位列世界第177名。
1949-1976年間，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四清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對中國的民主、法制和憲政造成了嚴重的破壞，包括劉少奇、彭德懷、賀龍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內的數千萬人遭到批斗和迫害，中國的知識分子、農村精英階層等受到了巨大打擊，文革時期中國的傳統文化及道德淪亡、科研教育事業也遭受了重大沖擊。據各方估計約有4000萬-8000萬人因此非正常死亡。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事件”26周年紀念活動。
1980年代，鄧小平、趙紫陽等人推動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曾被外界寄予期望，但后期的改革最終因為“六四事件”的爆發而失敗，中國政府也因此事件遭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譴責和制裁。六四事件直接導致了中國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放緩甚至停滯，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提速。
1990年代末期起，江澤民時代的鎮壓法輪功事件和興起的非法器官買賣、胡錦濤時代開始的對中國維權運動的打壓也備受爭議。2000年后，隨著網絡時代的興起，中國政府采取了嚴苛的網絡審查制度進行輿論控制、異見打壓，導致谷歌、雅虎等公司陸續退出中國大陸市場。其中，中國政府還對包括維基百科在內的部分國外網站進行了網絡封鎖，并被指責雇傭大量網絡評論員（俗稱“五毛黨”）發表擁護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評論、控制輿論導向。
2010年代，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政府為了“打擊犯罪”、“弘揚誠信”，開始利用快速發展的大數據和人臉識別等技術建立全社會大規模監控體系和“社會信用體系”，截止2019年6月，中國政府官方數據顯示已有3000多萬人次因為信用分數不夠而被禁止搭乘飛機和高鐵，海內外的反對人士認為此舉嚴重損害了公民的自由和隱私權等基本人權。2019年，習近平提出必須加強共產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明確反對憲政、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此外，新疆再教育營、香港反送中事件和中美貿易戰等事件也在全球范圍內引起廣泛爭議。
毛澤東在1949年開國大典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中國經歷長期的動亂與戰爭，經濟水平落後，貨幣貶值，交通運輸不暢。建國後，一個全面模仿蘇聯工業化模式的共產主義社會便迅速建立起來。在1950年代早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土地集體化以及社會改革。新的政府成功地抑止通貨膨脹、重振經濟，並且建立起因戰火而受到嚴重損害的工業體系。中國共產黨對當時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很大影響：政府根據黨的政策靈活應變，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中下層勞工、婦女以及其它群眾中。
土地改革運動時期農民正在對地主進行批斗
1950年代開始的“土地改革運動”將地主的土地沒收，從政治和經濟上徹底消滅了中國自秦漢以來作為地方政治精英的鄉紳階層，改變了兩千多年來“皇權不下縣”的局面，國家政權的動員力從此深入村鎮基層。這次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對老解放區土地改革的繼續，基本完成了全國范圍內的土改，至1953年，除新疆、西藏、青海、川邊等少數民族地區，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區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3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無償分得約7億畝土地及生產資料，并每年免除地租3000萬噸糧食。但是從1953年開始，中共開始實行土地集體所有制，強制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和農業合作化運動，再次剝奪了農民的土地，且學者估計土地改革共造成100萬-500萬地主、富農及親屬等死亡，導致農村精英階層的消亡。與此同時，中共以大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為主展開了“三反五反運動”，許多資本家和商人被迫害自殺，亦有許多人士被處決或折磨致死，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消亡。同時間發起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支持中華民國的部隊到處與解放軍和新建的地方政權對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0年開展全國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剿匪行動”，動員超過了一百五十萬的軍隊，其中學者估計鎮反運動處決了100-200萬人。隨著“剿匪行動”的開展，數年之后，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地區的殘余武裝被消滅殆盡。與此同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發動朝鮮戰爭。戰爭初期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幾乎占領整個朝鮮半島，但是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后，戰爭形勢逆轉，聯合國軍逼近朝中邊境線。當時的中國領導人認為朝鮮若被聯合國軍占領，將威脅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安全，因此決定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入朝作戰。在經過五次大規模戰役后，雙方進入膠著狀態。1953年7月27日雙方簽署《停戰協定》。
領土方面，中共在1950年的昌都戰役消滅藏軍主力後，1951年同西藏政府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對西藏取得控制權。至此，除臺灣、香港、澳門、少數沿海島嶼及其他與鄰國有主權爭議的領土以外，中國大陸領土已全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1953年的東山島戰役后，國軍未再組織成建制的反擊。至1955年，解放軍發起一江山島戰役，相繼攻占浙東沿海還被國軍控制的全部島嶼。至此，中國大陸沿海只剩下福建沿海的金門和馬祖還被國軍控制 。
1953年至1956年中國政府對生產資料所有制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包括“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社會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又合稱為「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變生產關系的性質。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國政府認為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方面）在中國基本建立。1953年到1957年中國實施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培養了大量的技術專家，產業工人，提高了國民收入，並且通過蘇聯和東歐技術的引進提高了解放軍的現代化水平。1954年9月20日，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稱《五四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共4章106條。
與此同時，各類政治運動逐漸展開。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中國大陸各省、市、自治區、人民解放軍和中央一級黨的、政府和群眾團體的機關開始“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政治運動。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毛澤東將各團體中鎮壓的比例定為百分之五。1957年，反右運動展開，上百萬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等遭到批斗和迫害，中國大陸的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
中國於1950年代末基本消滅血吸蟲病，但是近年又有死灰復燃趨勢。1957年2月，中國貴州省爆發“亞洲流感”，此后傳向世界各地，大規模疫情持續到1958年；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全球共有100萬-400萬人因此死亡。 此后，亞洲流感病毒變異，并于1968-69年導致“香港流感”爆發，再度造成全球100萬-400萬人死亡（世衛組織數據）。
大躍進時期全民大煉鋼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所謂「超英趕美」），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干的精神。社會上出現“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會后，全國各條戰線掀起“大躍進”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確定一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提出1958年鋼產量翻番，作為實現“大躍進”的重要步驟，達到1070萬噸。人民日報經常報道某某公社農業大放衛星。在早稻畝產36000斤的基礎上，中稻畝產達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緊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還出版發行祖國主要建設成就地圖。
當時的人們普遍看輕那些強調技術規範的專家，批評他們為「右傾主義」、「三脫離」等。其後，全國興起大煉鋼鐵運動，宣稱要在15年或更短時間內「超英趕美」。面對有人對冒進的指責，有人發起反冒進，故毛澤東為了反反冒進，提出「大躍進」以阻冒進的指責，希望能在短期內快速提升工業和農業產值。大躍進的結果是災難性的：基層為達到不可能的目標，虛報、謊報、誇大實際產出。農業上，由于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等一些領導人錯誤的認為，合作社規模越大，越能發展生產力；公社化也是加速建設社會主義，并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所以將原有的農業合作社改組成2.6萬多個人民公社，99%的農民加入到組織中來。
大躍進導致原有正常的經濟體系被破壞，農業產值大幅度減少。其特點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調”1960年開始的三年經濟困難更為國民經濟雪上加霜，農村大批人口面臨饑荒。同時，在思想上“左”的錯誤泛濫成災，浮夸風盛行。對于大躍進的評價，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提出反映了黨和人民迫切改變經濟落后狀況的愿望，但是忽略了客觀經濟規律，其教訓是慘痛的 。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因此導致死亡人數一直有所爭議，學術界人士各方估計有1500萬-5500萬人非正常死亡。死去的人主要死因幾乎都是餓死。此時中蘇關係也開始出現裂痕，修正主義的爭論，最終在1959年尖銳化。蘇聯撤走在華的所有人員，並且停止對中國的技術協助，中國的工業幾乎因此完全停頓。中蘇兩國的矛盾之後又迅速公開化，兩國在國際論壇上公開翻臉。此外，尖銳的矛盾導致了1958年的“循化事件”，造成數百人死亡；1959年，爆發藏區騷亂，造成約8萬7千人死亡，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海外。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黨主席毛澤東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國家主席劉少奇、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黨副主席陳雲、書記處負責人鄧小平等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 。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初步總結「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1962年到1966年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
“兩彈一星”工程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聶榮臻等人的主持下順利完成，期間兩彈一星的工程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沖擊。
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毛澤東與林彪（1967年）
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劉、鄧兩人掌握著一部分黨、政大權，採取較為務實的經濟政策，國民經濟在最初幾年曾有所好轉。但是毛澤東對這種現實主義的政策不滿，共產主義遠景及自己的政治理想令他最終與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決裂。1965年開始，毛澤東及其親信開始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政治攻擊。1966年5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第一次試圖利用民意來打擊領導層的劉鄧派，稱後者是「資產階級司令部」，從此中國陷入十年動亂。8月5日，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北京“紅八月”期間，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此后北京紅衛兵開始“破四舊”，并迫害和屠殺黑五類及其家屬，成為文革“紅色恐怖”源頭，此后諸多地區發生大屠殺事件，全國的青年學生組織「紅衛兵」被教唆來攻擊全國各階層的黨的當權者。1967年1月，上海爆發“一月風暴”，各地造反派開展奪權運動，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取代原有的黨政機關。而各派系之間亦有權斗，導致大規模武斗，致使1967-68年間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一些地區情況失控，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無法控制，不得不派出軍隊來平息這些過激的衝突。毛澤東發現學生失控之後，決定發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在中央層面，在「文革」的最初階段，毛澤東與他「最親密的戰友」、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成功地在政治上打擊劉少奇、鄧小平等「走資派」，林彪當時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也在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上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但中國的政治局勢也在1971年發生重要變化，因與主張修憲「廢除國家主席」的毛澤東發生衝突而在內鬥中失敗的林彪在該年9月13日出走，在飛往蘇聯途中飛機失事墜毀。此后，“四人幫”勢力擴大，雖然政治運動依然頻繁，但較「文革」初期已經有所改善。不過在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依然嚴重。1974年1月18日至6月，經毛澤東批準，“批林批孔運動”展開，其中「林」是指林彪、「孔」是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題發揮，打倒周恩來，這是由於批孔運動本來是直接劍指「批周公」。與此同時，在周恩來等穩健派的協助下，鄧小平于1973年恢復工作，並在1975年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領導了“1975年整頓”。同年，中共中央組織修改憲法，富有文革色彩的《七五憲法》獲得通過，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二部憲法。1976年，周恩來逝世，清明節期間發生以紀念周恩來為名、實為支持鄧小平的四五天安門事件。此后鄧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黨內第一把手的位置由毛澤東評價為「你辦事，我放心」的第一副主席華國鋒取得。10月初，華國鋒在葉劍英、汪東興的支持下，成功一舉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此后，華國鋒正式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繼任最高領導人。
文革期間，知識分子被視為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貶低為“臭老九”。大批知識分子、專業技術人員、早期革命家被粗暴對待，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則自殺身亡，中國的科研事業也因此受到重大沖擊。僅在青海省的核基地內，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1968年，“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自殺身亡。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國范圍內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譬如“乒乓外交”和“熊貓外交”。但也因對外輸出革命而導致世界部分地區出現屠殺、排華現象，造成大量華裔傷亡（如：柬埔寨紅色高棉大屠殺、印尼九三〇事件）。
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起中蘇交惡，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失敗，1969年中蘇爆發連續的邊境衝突、曾導致“珍寶島事件”重大危機。此外，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爆發，1967年再度爆發中印邊境沖突。文革時期的外交曾受極左思潮的影響，導致中國與近30個國家發生了外交糾紛、與部分國家惡化到斷交的地步，1967年發生的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許多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斗，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對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基本中斷，與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急劇減少，實際退出了幾乎所有的國際組織，也不出席國際會議；外貿進出口大幅度下降；派出的留學人員全部被召回國，也停止接受外國留學生。
1970年代，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理論。1971年10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下，成為聯合國中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受到主要國際組織的承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應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邀請首度訪華，並會見毛澤東本人。1973年中美雙方同意互設聯絡處，增加聯繫。1970年代，文革中后期起，中國與英國、聯邦德國、日本等國的關係也明顯改善，并正式建交，此前中國與法國已于1964年正式建交。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倒塌的樓房 (原唐山理工大學校內)
下表（可點擊展開）只展示重大的自然災害或人為事故，包括過渡時期（1976-1978年）的重大災禍。
1950年2月
河南宜洛礦難
另有39人受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的第一場最大安全責任事故。
1950年8月
中國大陸死亡4000余人，印度亦有上千人死亡。
遼寧、吉林兩省受災。
受災人口1888萬人、因災死亡3.3萬人，受災農田4755萬畝，損毀房屋427.6萬間。武昌、漢口被洪水圍困百日之久，京廣鐵路一百天不能正常通車。
1955-2000年
脊髓灰質炎疫情
俗稱小兒麻痹癥，首先在江蘇南通爆發，全市1680人突然癱瘓，其中大多為兒童，并有466人死亡。此后一段時間，中國大陸每年報告2萬—4.3萬病例。2000年消除。
1957-1958年
1957年2月源于中國貴州省，中國大陸死亡人數未知，全球約100萬-400萬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是人類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大瘟疫之一。
1959-1961年
1500萬-5500萬
主要由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導致。
1960年5月
大同老白洞煤礦瓦斯爆炸事故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礦難事故。
海河特大洪災
5000余人
北京、河北受到嚴重影響。
1966年3月
震級為里氏6.8級，震中烈度9度。
1968-1969年
1968年7月源于香港，是1957-58年亞洲流感的變種。中國大陸死亡人數未知，全球約100萬-400萬人死亡（世界衛生組織數據），是人類歷史上致死人數最多的大瘟疫之一。
1969年7月
湖北、安徽等地受災，71萬間房屋倒塌。
超強臺風維奧娜
在中國大陸又稱“七二八風災”或“牛田洋風災”。
1970年1月
矩震級為7.7級，震中烈度10度。
1970年代起
70年代起，中國大陸開始爆發乙肝疫情，此后1.2億人成為乙肝病毒攜帶者，每年有數十萬人因此死亡，主要由于乙肝引起的肝硬化和肝癌，被稱為“中國第一病”。
1973年2月
震級為7.9級。
1974年5月
1423-2萬
另有1600人受傷，損失牲畜2000多頭，同時還使66000余間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和破壞，其中倒塌28000余間。
1975年2月
震級為7.3級，震中烈度9度。中國科學家對該次地震進行了準確預測，并提前發布了預報。
1975年8月
河南“75·8”潰壩事件
在超強臺風蓮娜的影響下62個水庫潰壩，是歷史上最致命水災之一、也是受大躍進等影響的重大人為災難，受災人數上千萬，2005年該事件獲官方解密，并被《探索頻道》評為世界十大技術災難第一名。
紅星245、紅星240兩船相撞，均沉沒。
1976年7月
震級為7.8級，震中烈度11度。
1977年2月
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禮堂火災
另有161人致殘。
1977年5月起
約造成全球70萬人死亡，中國大陸死亡人數未知，普遍認為此次H1N1病毒源于蘇聯或中國的實驗室泄露事故或疫苗接種事故。
毛澤東執政的近27年期間（1949-1976年），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之一，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中國現代歷史打上毛澤東印記。一方面，在他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統一了中國大陸絕大部分地區，建立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為以后中國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1949年中國文盲率高達80%，平均壽命僅為35歲，而到毛澤東去世時，文盲率下降到不足7%，平均壽命則提升到70歲。但另一方面，毛澤東沒有積極控制人口增長，反而鼓勵生育，與人口學家馬寅初展開論爭、導致后者遭到批判。1949年中國大陸有4.5億人，到1976年時達到9.3億人。批評者認為造成災難性的結果，而也有學者認為人口增長並非來自於高生育率，而是來自於死亡率的大大降低。毛澤東以後的中國領導人面對這個嚴峻的問題時採取嚴格計劃生育政策。
與此同時，如同過去中國歷史的開國皇帝，在其任內也有許多人遭到政治迫害及大清洗，尤其在他晚年，由於嚴重的政策錯誤，給中國精神文化領域造成巨大的損失。毛澤東時代歷經了建政初期1950-1953年的三大運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1951-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1957年起的反右運動、1958-1962年的大躍進、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據各方估計造成4000萬-8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亦有數千萬人遭到批斗和迫害。其中，反右運動嚴重破壞了中國的民主制度建設并使得中國大陸進入了中共一黨專政的時代，而文化大革命因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而被嚴厲批評和譴責，1967-68年間中國大陸因大規模武斗而進入全面內戰，諸多地區發生大屠殺事件；此外，文革導致中國傳統文化及道德淪亡，大量文物古跡被損毀，法制和憲政被嚴重破壞，文革還影響了柬埔寨的紅色高棉大屠殺（毛澤東和中共大力資助了紅色高棉政權，成為該時期中國輸出革命的典例）。
撥亂反正時期指的是197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去世之后，他的繼任者們逐步結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亂局面，平反冤假錯案和步入改革開放的時期。撥亂反正時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有轉折意義的時期，介于毛澤東時代與鄧小平時代之間，這個時期里，最高權力完成了從毛澤東到華國鋒再到鄧小平的交接，整個國家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改變，進入了現代化建設時代。
這段時期以粉碎四人幫作為標志性事件開始，以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大討論為標志漸入高潮，終于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改革派取得勝利，開始了平反冤假錯案和公審四人幫的工作，并逐步將矛頭對準了文化大革命和晚年的毛澤東。撥亂反正時期以《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通過和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辭職而結束。鄧小平在1977年重新出山，再次恢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職務，並在黨內安排許多自己的支持者。在1978年鄧小平成功地取代由毛澤東欽點的繼承人華國鋒。不過這次鬥爭並沒有像共產黨以前的政治鬥爭中那樣你死我活，而是讓華國鋒漸漸地隱退。1980年，華國鋒國務院總理的職務由趙紫陽取代，而恢復設立的總書記職務則由胡耀邦取得。直到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后卸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甚至到了1997年逝世前），鄧小平一直都被認為是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雖然他後期握有的頭銜只是中央軍委主席和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四人幫”之一的江青（1976年）
1975年，鄧小平繼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開始了大整頓、史稱“1975年整頓”，整頓從工業開始延伸到農業和軍隊，取得了顯著成效。1975年秋天，因為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和與四人幫爭吵升級，毛澤東開始懷疑鄧小平反對文革。毛澤東要求鄧小平對文革下個三七開的結論被鄧小平婉拒。隨后又發生了鄧小平轉清華大學信件事件，毛澤東發怒之下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1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全國發生了悼念活動和抗議運動，最后演化成了清明節天安門廣場悼念事件，被毛澤東定性為反革命事件而鎮壓，史稱四五運動。四五運動后，鄧小平被撤銷職務，中央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被」在家養病。隨后毛澤東任命華國鋒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與紀登奎、陳錫聯、吳德、汪東興形成了工作班子。7月，唐山大地震，華國鋒總理主持救災工作受到毛澤東肯定。這時候中央形成了以華國鋒為首的派別，以四人幫為首的派別，以及以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右派。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23日，舉行了追悼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華國鋒致悼詞。隨后，四人幫和華國鋒發生了激烈矛盾，華國鋒尋求葉劍英的幫助，形成了華葉政治聯盟。四人幫開始連篇累牘宣傳“按既定方針辦”的主席遺囑，而華國鋒認定這是杜撰，目的在于搶班奪權。隨后9月30日，江青因為毛遠新安置問題和毛澤東手稿問題，以及中央全會召集問題大鬧政治局，華國鋒與四人幫矛盾升級，也引發了華國鋒發動政變的想法。10月6日，華國鋒得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協助，與葉劍英一起以召集毛澤東選集討論的名義，誘捕了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并逮捕了江青和毛遠新，史稱“粉碎四人幫”。華國鋒連夜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局一致同意華國鋒繼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四人幫」的垮臺意味著「文革」的正式終結。四人幫垮臺之后幾天，中央宣布了這一消息，全國沸騰。10月13日，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登上了天安門城樓，接受全國人民的擁戴。從此華國鋒被稱為“英明領袖”，享受與毛澤東生前同等的待遇。
華國鋒（1978年）
華國鋒延續了毛澤東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繼續堅持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年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里出現了“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說法，被稱為兩個凡是。這既是政治宣告，也是華國鋒執政的基本依據。兩個凡是受到了受文革迫害的老干部的強烈不滿，成為以后政治變革的導火索。
1977年8月，為了盡快確認華國鋒的領袖地位，中共提前召開了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代表大會上，華國鋒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同時將抓綱治國列入黨的基本路線。這次代表大會上，華國鋒正式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進一步確認了華國鋒的領袖地位，華國鋒的威望達到了頂峰。從1976年-1978年底，華國鋒操控中共政局兩年多，實行一系列政策。這一時期被共產黨官方史料稱為“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文化大革命結束，國家由亂到治 ，經濟開始復蘇，同時大批在文革期間被打倒的干部得以重新工作，從而揭開改革開放的序幕。
1978年，中共中央組織修改憲法，《七八憲法》獲得通過，但依然帶有濃厚的文革色彩和局限性，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三部憲法。
四人幫倒臺之后，鄧小平立即給華國鋒寫信，表達了喜悅的心情，并歌頌華國鋒的豐功偉績，希望能分配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起始，華國鋒沒有理睬鄧小平這封信。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兩個月里，新聞報紙仍然鼓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然而到了年底，華國鋒在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批評了四人幫“批鄧另搞一套”，事實上開始了停止批鄧。1977年開始，批鄧的調子急劇降低。3月份，鄧小平給華國鋒寫了第二封信，表達了希望工作的想法，并請求將這封信公布全黨。
1977年5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全會有兩個議題，一個是宣布鄧小平恢復原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和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職務，一個是公布了四人幫的罪行。從此鄧小平又重新回到了政治舞臺。與之相應的，則是胡耀邦、趙紫陽、彭沖等也進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胡耀邦開始主持中共中央黨校，為撥亂反正做理論工作。
十屆三中全會正式恢復了鄧小平的職務，他作為中央副主席分管科教。1977年夏天，鄧小平主持召開了科教座談會。而撥亂反正也延續到了鄧小平時代的初期。
鄧小平（1979年）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出訪意大利（1986年）
文革后的撥亂反正延續到鄧小平時代早期。1978年5月，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推動了一場社會各階層參與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反對華國鋒的“兩個凡是”。1978年10月，鄧提出“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批駁了四人幫之一張春橋的“全國都成了文盲也是一個勝利”的觀點。 12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次講話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重要拐點。
1978年12月12月18日至12月22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而此次會議也成為了撥亂反正時期的拐點，“改革開放”正式啟動，被廣泛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鄧小平主張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造成的錯誤，1978年后的數年內，鄧小平、胡耀邦等人主持了平反冤假錯案，全國平反的案件達三百多萬件，并特別為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追悼會、徹底平反、恢復名譽。1980年11月20日，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開審判江青反革命集團。江青、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姚文元被判處二十年有期徒刑；而王洪文曾說過：“十年以后再看分曉”，他的地位也最高，罪行及影響僅次于江青和張春橋，所以將他判為無期徒刑。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標志著意識形態上的撥亂反正基本完成。1983年，文化大革命后社會治安混亂、惡性犯罪事件頻發，鄧小平等人進行了大規模的嚴打，三年多共有2.4萬人被判處死刑。
1979年以後，中國走上更加務實的發展道路。原先被打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學者恢復工作。而藝術家、作家、記者們也給予更大的自由度，更多地從批評的角度來創作、報道。到1980年末，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被官方正式認定為一個錯誤。中國也公開審判包括江青在內的「四人幫」等「文革」中的主要領導者。新的、較務實的領導層更加重視經濟建設，而不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1978年12月轉折性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中共領導層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經濟建設口號，擴大農村人口收入，鼓勵國有企業自主經營，降低中央計劃，並在中國建立外國直接投資。全會也決定加快司法體系改革，還向1979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多份新法律的草案。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一行期間，強調了“四個現代化”，并提出了實現“小康”的概念；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引用了“小康”這一概念，并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但在意識形態的解放上亦有阻力，1983年中國大陸的左派保守勢力主導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而1986年底至1987年上半年，左派保守勢力再次主導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但均被胡耀邦、趙紫陽等改革派領導人所平息。
鄧小平的四個現代化目標指的是農業、工業、科技與國防的四個現代化。而實現這四個現代化、使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方法，就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鄧小平指出，中國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而黨的任務就是完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新解釋降低意識形態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而更強調政策的有效性。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遠景需要很長時間，需要幾代甚至幾十代的努力才能實現，認為社會主義並不意味著共同貧窮（原話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鄧小平也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認為並不能因為與毛澤東的看法不同就放棄某一政策，事實上打破個人崇拜的土壤。鄧小平也不像陳雲等一批比較保守的共產黨人，認為那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就不能用在社會主義中國。雖然鄧小平為經濟改革提供理論基礎與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本人並沒有提出很多經濟改革的具體方案。很多時候改革是由地方領導自行提出的，往往並不符合中央政府的決策。但是如果這些改革措施是有效的，那么全國就都可能普遍採取這種措施（大陸媒體多稱之為：貓論，即不管是黑貓還是白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很多經濟改革的政策都來自其它有經驗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四小龍等。
中國的經濟改革與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實行的「新思維」有很鮮明的對比。「新思維」的很多政策是由戈爾巴喬夫本人親自貫徹落實的。許多經濟學家認為，鄧小平採取的「從下到上」的改革方法，而不是蘇聯「從上到下」是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鄧小平的改革中，計劃型、中央管理的宏觀經濟由技術官僚負責，而放棄毛澤東以前採取的全民運動式的經濟發展策略。但是，與蘇聯體制或毛澤東時代不同的是，這種宏觀管理是間接通過市場體制來實現的，而很多還是從西方國家所採用的經濟規劃及控管機制中借鑒過來的。宏觀的經濟管理並不妨礙在較低層次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十分重視農業產出，他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來取代原有的集體化農業。在地方一級，政府利用物質刺激而非政治口號來提高農民的積極性。農民被允許通過向自由市場販賣農產品來獲得額外的收入，縣、省一級也可以自己投資建設工廠，政府鼓勵對輕工業的投資。鄧小平將中國的經濟引上一條重視輕工業、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道路。
位于經濟特區深圳的鄧小平畫像
輕工業產出對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往往是十分關鍵、重要的。這種週期短、成本低、高外匯收入的產業所創造的收入，能夠為以後技術含量高、資本運作複雜的產業提供資金支持。然而與其它經濟改革並不太成功的國家，如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相比，中國的輕工業投資並不需要政府批準。而中國重工業投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而銀行的資金則主要來自消費儲蓄。鄧小平改革的第一個項目就是防止利潤通過稅收或銀行體制以外的任何方式進行再分配；因此，在更高端產業中的再分配往往是間接的。總而言之，鄧小平的改革開啟中國的工業革命。這些改革措施與毛澤東的自力更生政策是相互補的。
改革也十分重視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新的物質刺激與獎賞制度在全國實施。農村市場恢復銷售家產或多餘的農產品，也促進農村工業發展，還為更艱難的經濟改革提供政治上的支持。鄧小平的（特別是早期）市場社會主義在某些地方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或布哈林的經濟政策有某些相似之處。它們都允許私有企業以及貿易市場的存在，而不是完全的政府控制。有趣的是在鄧小平首次會見阿曼德·哈默時，鄧小平要求這位曾經參與投資過列寧時代蘇聯的工業家向他詳細地解釋列寧當時的新經濟政策。
1987年9月，深圳率先試行土地使用有償出讓，出讓了一塊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限期50年，揭開了國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12月，深圳市公開拍賣了一塊國有土地的使用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首次進行的土地拍賣。
改革開放期間，中國決定通過增加國際貿易，特別是購買來自日本和西方的機械來加速現代化進程。通過這種出口導向經濟模式，中國獲得一定的外國資金、市場、先進技術與管理理念，從而加快其經濟建設的步伐。1979-1980年，鄧小平等人支持在深圳、廈門、珠海等中國多地建立經濟特區，吸引外國企業投資。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業區正式建立，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試驗區，在袁庚等人的領導下逐漸發展出了“蛇口模式”、誕生了知名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此后向全國推廣。1984年1月，鄧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認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平安保險，先后在蛇口成立。
1984年5月，大連、秦皇島、天津、煙臺、青島、連云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北海等十四個城市被定為沿海開放城市。與此同時，眾多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開辟了海外市場。改革開放期間，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法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無償援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援助，香港、澳門和臺灣也對中國大陸提供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
經濟特區深圳常被譽為“中國硅谷”。
1977年，鄧小平主導恢復了由于文革而中斷十年的高考。撥亂反正期間，“實施義務教育”的口號被提出；在鄧小平等人的推動下，1982年“普及初等義務教育”被寫入新編憲法《八二憲法》，恢復了對知識和教育的尊重。1985年，在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的提議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確定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1986年，中國大陸《義務教育法》頒布，九年制義務教育確立。
鄧小平曾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四個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現代化”等觀點。1981年12月，鄧小平批準修建“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此后又多次會見支持該項目建設的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1984年10月7日，對撞機工程破土動工。1985年2月，中國南極長城站建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南極科學考察站；同年3月，秦川核電站動工建設，是中國大陸建成的第一座核電站。1986年3月，在四位兩彈一星元勛的建議下，鄧小平親自批準開啟了“863計劃”，由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負責，同年即調撥100億人民幣作為項目專項資金（占全國財政總支出的二十分之一），863計劃此后的重大成果包括神舟飛船、蛟龍號潛水器、天河一號及天河二號超級計算機、龍芯等等。1987年，深圳大亞灣核電站動工建設，是中國建成的第二座核電站，也是中國首座使用國外技術和資金建設的核電站。人才方面，鄧小平批準了包括陳省身在內的諸多外籍華裔人才的引進。
1980年代起，深圳、北京中關村等地的高新電子技術產業崛起，后被譽為“中國硅谷”，其中華為（1987年起）、中興（1985年起）、康佳（1980年）等知名企業在深圳創立，聯想（1984年起）等知名企業在北京創立。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在國際奧委會的席位。1984年，射擊運動員許海峰在洛杉磯奧運會上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奪得了第一枚奧運金牌。此外，撥亂反正、改革開放時期，還誕生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一系列新的文學流派。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強調：
# 憲法應當保證人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
# 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 要體現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
# 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利，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
但此后的“波蘭團結工會事件”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產生了負面影響。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八二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基。其中的部分修訂內容包括：
* 刪除了諸如“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的文革語言；
* 取消了“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條款，不在具法律效力的憲法正文直接出現“中國共產黨”字樣；
* 規定了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 ；
* 一定程度上理順了黨與法的關系、推行黨政分離，將中國共產黨黨務機構分離出國家機構運作體系，明確區分了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
* 恢復了《七五憲法》中廢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副主席職務，任期一屆五年，連任不得超過兩屆；國家主席單獨行使的職權都是禮節性或象征性的，具有這樣特征的國家元首一般被稱為虛位元首。
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主持了中國1980年代后期的政治體制改革。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持續加速，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1986年上半年起，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6月28日，鄧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 還是決定于政治體制的改革”。8月18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一次采訪中提到，“我們說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指領導體制的改革，不是指政治制度。... 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否定這個制度。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不是從今年開始的，鄧小平同志早在一九七八年就講過，后來我也講過。為什么今年把這個問題突出出來？因為經濟體制改革涉及政治體制，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就改不動，改不了。”
1986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胡啟立、田紀云、薄一波、彭沖。9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但他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并要求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鄧強調：要使行政機構能夠有效地工作，不能過多干擾行政機構的工作。決定了就辦，這是我們的優勢，這個優勢不能丟。不能放棄專政，不能遷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緒。我們要搞一個什么樣的體制？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機構要精簡。......民主還是個手段，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系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此時，體制內外的人士對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要求是一致的，而外界也對此次改革的決心和力度抱有期待。其中部分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松的政治氣氛下，并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
1986年10月， 趙紫陽提議的中央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簡稱“中央政改辦”），具體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杰等人負責，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報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獲鄧小平認可。期間，胡耀邦因“八六學潮”被迫下臺，趙紫陽代理總書記，并平息了左派發起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主持了開幕式，趙紫陽作了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該報告由鮑彤負責起草，提出并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念。該報告的第五部分詳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將鄧小平1980年的“8.18講話”作為改革的指導性文件，闡述了許多符合憲政主義的內容，其中包括進一步實行黨政分開、權力下放、提倡法治和監督、完善選舉制度等等。十三大還首次實行了差額選舉，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鮑彤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不久后鮑彤又被任命為中央常委政治秘書。同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1989年，隨著六四事件的爆發，趙紫陽等人被撤職，80年代后期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陷入停滯，有學者將此次政治改革的失利歸咎于鄧小平的個人局限性（譬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有人認為是由于中共左派保守勢力的干擾和圍剿，還有人認為六四事件中部分過于激進的學生也負有責任。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同時，對現實政治控制以及諸如物價上漲、幹部腐敗，雙軌制引發的官倒等社會問題的不滿也開始顯現。而此時的東歐民主化也影響了中國社會。學生和一些知識份子要求更大的政治改革與自由，中共內部的一些元老不斷懷疑改革的進度以及改革的最終目標與社會主義背離。1986年12月，一批示威的學生開始公開反對改革的緩慢進度，也使這些中共內保守派更確信對改革的懷疑，擔心這種改革可能危及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胡耀邦這一鄧小平的親信以及改革的積極推動者，被指責應該為1986年的示威事件負責，而於1987年1月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接任總書記，而副總理李鵬被任命為總理。在趙紫陽接任後，他所倡導的政治與經濟改革受到越來越多的攻擊。而他在1988年5月提出的價格調整也引起普通民眾對通貨膨脹的強烈不滿，有人提出應該加強中共中央在經濟上的控制，並且抵禦西方影響。這最終導致一場政治爭論。1987年-1989年3月，爆發拉薩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