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需求量、提前期與加工能力是 MRP-II 制訂計劃的主要依據。而在市場形勢復雜多變，產品更新換代周期短的情況下，MRP-II  對需求與能力的變更，特別是計劃期內的變動適應性差，需要較大的庫存量來吸收需求與能力的波動。
MRP-II 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計劃方法如獨立需求、相關需求、毛需求、凈需求、MPS、MRP、CRP、RCCP 等，完善與發展了生產管理的方法與技術，這是生產管理方法的重大創新。
現代的MRPII借鑒和結合了精益制造（Just in Time,JIT）、全面質量管理的思想和理念。
在MRPII的基礎上，目前已經發展出企業資源計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等管理思想和軟件。
蔣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中國政治人物、軍事家。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到臺灣後復職重任總統，此後一再連任四屆，並連續當選中國國民黨總裁。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任總司令。1930年10月受基督新教洗禮。蔣統治中國近20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仍以總統名義統治臺灣省，直至1975年逝世。
蔣統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緬印戰區以及冷戰中海峽兩岸國共對抗，影響中國近代史和東亞史發展。有觀點認為蔣是20世紀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歷史上最重要的領袖，有「無蔣不成書」的說法。
族譜記載名字。
1902年到寧波上學時所取，至少在1913年二次革命時，尚以此名為正名。
1917年至1918年間所取。典故《易經》豫卦六二：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蔣在臺灣地區正式名稱為「蔣-{中正}-」或簡稱「中正」。蔣逝世後，在臺灣戒嚴時期，多用挪移之尊敬寫法：「先總統　蔣公」稱呼。
1912年留學日本時於自創雜誌《軍聲》中使用之筆名，後成為字，其名另意為「其介如石」。在中國大陸，一般稱為「蔣-{介石}-」。
區別于其子蔣經國（小蔣）的稱呼。
1930年以前蔣在黃埔軍校時得的外號，由於蔣是黃埔軍校校長，根據校規須要剃光頭。中國共產黨跟蔣軍事對抗時取的貶義蔑稱。
16歲在奉化縣城鳳麓學堂讀書時，因好與人爭辯，往往弄得面紅耳赤，并在代表學生與校方談判時仍言辭甚激，同學贈此綽號。
Gimo，Peanut
1935年，任命為中華民國特級上將。特別是以歐洲和美國為主之英語國家外國人，均習慣暱稱蔣為，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特級上將（即大元帥，）之英文簡稱。史迪威打從早年駐華就不喜歡蔣，在日記及其他美國人面前稱呼蔣作「」，即「花生米」。
1938年起擔任中國國民黨總裁，成為中國國民黨的黨魁至逝世為止，「總裁」也成為中國國民黨對蔣逝世後的追贈頭銜。
1914年7月冒充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上海辦事處職員，到中國東北執行秘密任務的化名。
此譯名源自廣州國民政府時期，和孫中山一樣取其姓的國語拼音和其字“介石”的粵語發音。
曾長期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尊稱「委座」（Gissimo），爾後成為蔣之代名詞。
國民革命軍之父
中華民國國軍尊稱蔣為「國民革命軍之父」。蔣擔任黃埔軍校首任校長，透過軍校師生形成「嫡系」，至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嫡系」部隊大幅增加；經由軍隊整編，軍校畢業生完全掌握國軍領導權，蔣「國民革命軍之父」之地位亦確立。
蔣為黃埔軍校首任校長。黃埔軍校畢業的國共軍官面對蔣時通常以學生自居，稱其為校長。
蔣（右）、元配毛福梅（左）、母親王采玉（中）與蔣經國（前）
蔣之家庭屬吳越人。1887年10月31日（清朝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午時），蔣生於浙江奉化溪口鎮武嶺玉泰鹽鋪樓上。蔣自稱是後梁明州評事蔣宗霸及宋代光祿大夫蔣浚明後人。曾祖父蔣祈增，字懷盛；祖父蔣斯千，字玉表；父親蔣肇聰，齋號肅庵，或字肅菴；母親王-{采}-玉。蔣家地產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園，30畝地使蔣家在溪口鎮成為五大首富之一，可謂地方菁英，不過還稱不上鄉紳階級。
祖父蔣斯千把農地出租，在村子裡開一家鹽鋪。父親蔣肇聰繼承祖業在奉化溪口鎮經營玉泰鹽鋪，於蔣8歲時去世。蔣肇聰前後娶過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長女蔣瑞春、長子蔣介卿；徐氏死後，續娶蕭鎮孫氏為繼室，孫氏不久亡故，無所出：後又娶嵊縣王采玉為填房，生蔣介石、蔣瑞蓮姊妹四人，其妹蔣瑞菊和弟蔣瑞青夭亡。蔣瑞春嫁宋周運，曾任蔣家豐鎬房管家，共有三子一女：長子宋漲林在鹽務部工作，次子宋漲生在蔣家豐鎬房當帳房，三子宋祥生在寧波農業銀行當職員，女兒宋林香務農嫁給鄰村王阿孝。1898年，蔣瑞青4歲而亡，從《亡弟瑞青哀狀》可知，蔣「以母命長孫經國為吾弟後」，「不忍重違母命，以傷骨肉之至情，不獲已，仍以長子經國嗣之」。蔣介卿要求將亡弟名下遺產重分，王采玉堅拒；雙方反目，幾至涉訟。
據《蔣-{介石}-傳》作者嚴如平在浙江奉化實地考察並查閱有關史料，蔣家世清楚，曾有傳說蔣父是河南許昌縣衙師爺，蔣母先前嫁給許昌鄭氏，蔣是出生在許昌之鄭三發子云云，不確。後有香港《文匯報》總編馮英子承認為其自行捏造。蔣由母親王采玉撫育成人，對母親頗為孝順。1921年6月14日，蔣母親王太夫人去世，蔣回家奔喪，孫中山派陳果夫作為個人代表參加葬禮，還親筆題「蔣母之墓」四個字。墓碑兩旁刻著蔣自撰之對聯：「禍及賢慈當日頑梗悔已晚；愧為逆子終身沉痛恨靡涯」。在蔣童年記憶中，孤兒寡母，孤苦伶仃，孤立無援；寡母是唯一可敬可信，其他人都不可信賴；正因為從小缺失對人基本信賴，養成蔣成年以後幽暗多疑之心理和性格。
蔣原有妻妾，1901年在家鄉同毛福梅結婚，1910年生蔣經國。母親王采玉挑選毛福梅為兒媳婦。1909年夏，蔣決心休妻，但王太夫人帶著媳婦到上海，毛福梅總算懷孕。1921年毛福梅出為王采玉義女。1912年，蔣在上海納姚冶誠為妾。
1919年夏，蔣於張靜江家中認識陳潔如，並展開追求。1921年12月5日，蔣與陳潔如之婚禮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樓裡之大東旅社舉行，證婚人為張靜江。1924年1月17日，蔣發信叩張靜江：「今接璐（陳潔如）君函，以緯國、冶誠來粵，彼即不與吾相見，並作永遠之辭。未知如何？現尚在滬否？其意究竟如何？請電復。」1927年8月，陳潔如被勸退，離開上海前往美國。1971年2月11日，定居香港之陳潔如死於家中，享年65歲，死時身邊旁無他人，橫臥地上，死後一個星期才被人發現。
1922年12月初，宋子文在上海莫利哀路孫中山寓所舉辦社區基督教晚會，蔣、宋美齡都參加，二人首次謀面。1926年11月蔣致電宋慶齡：「廣州宋部長勳鑒：轉孫夫人玉鑒：江西克復，東南可平，先生在天之靈，可以告慰大半矣。夫人如駕來，請由海道為便，到滬時，中再派專員迎迓，並請孔夫人與三妹同來一敍為盼。中正叩，庚午。」1927年，蔣赴日本向宋太夫人倪桂珍面見求婚之際，蔣自9月28日起在《民國日報》上，連載《家事啟事》3天如下：「各同志對於中正家事，多有來書質疑者，因未及遍覆，特奉告如下：民國十年，元配毛氏與中正正式離婚，其他二氏，本無婚約，現已與中正脫離關係。現在除家有二子外，並無妻女。唯恐傳聞失實，易資淆惑，端此奉覆。」12月1日，蔣與宋美齡結婚，當天上海《申報》刊登兩則啟事，一是蔣宋聯姻，一是蔣之離婚聲明：「毛氏髮妻，早經仳離；姚陳二妾，本無契約。」蔣發表文章《我們的今日》，稱他們之婚姻是「神聖的結合」：「-{余}-平時研究人生哲學及社會問題，深信人生無美滿之婚姻，則做人一切皆無意義。-{余}-今日得與-{余}-最敬愛之宋美齡女士結婚，實為-{余}-有生以來最光榮之一日，自亦為-{余}-有生以來最愉快之一日。-{余}-確信-{余}-自今日與宋女士結婚以後，-{余}-之革命工作必有進步，-{余}-能安心盡革命之責任，即今日始也。-{余}-二人此次結婚，倘能於舊社會有若何之影響、新社會有若何之貢獻，實所大願。-{余}-二人今日，不僅自慶個人婚姻之美滿，且願促進中國社會之改造。-{余}-必本此志願，務完成中國之革命而後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結婚，實為建築-{余}-二人革命事業之基礎。」結婚典禮先按基督教方式在宋宅進行，由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博士來主持，隨後又在上海大華飯店舉行傳統婚禮，由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主持婚禮。1928年10月31日，蔣獲知宋美齡當選為立法委員後，「於心喜而不安」。1930年8月，宋流產，事後幾度陷入嚴重憂鬱；1931年7月宋母逝世，使宋深受打擊，覺得「精神沮喪、淒涼和孤寂」。
蔣入保定軍校就讀，1907年夏
蔣留學日本時留影
蔣在成長階段受到兩股力量影響，第一是新儒家精神，強調修身養性、自律和自省，並且注重責任、勇氣、榮譽和積極進取，而非消極冥想；第二是中國一再喪失領土、主權和自尊之慘痛經歷。蔣五歲入塾，自稱「幼性頑鈍，弗受繩尺」；蔣在私塾誦讀「四書」「五經」及文史典籍10餘年，深受傳統文化思想熏陶。通過報刊和其他信息之影響，蔣打算到外面世界去追尋出路。
蔣十五歲娶毛福梅為妻。1903年起，先後轉入奉化鳳麓學堂、寧波箭金公學、奉化龍津中學堂讀書，學習新知識。青年和中年時期，蔣也讀過一些近代書刊。鳳麓學堂與龍津學堂是奉化兩所新辦學校，學堂開設英文、算學等新課，但教學重心仍在經史子集等舊學。曾經在龍津中學堂擔任過蔣之英文教師董顯光回憶，蔣給他留下難忘印象，「是他每天搶著上海送到報紙的那種熱切期待的表情」。董顯光記得蔣每天早起，在寢室前走廊上立正半小時，抿緊雙唇，眼神堅定，雙臂抱胸，全神貫注在他的目標上。顧清廉鼓勵蔣研讀王陽明及曾國藩之著作。時值《辛丑條約》之後，清政府寙敗，民族危機嚴重，又因蔣喪父後家庭社會地位低微，乃決心出國學習軍事。
同期，日本作為一個弱小國家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也對蔣精神上產生刺激，使之產生了赴日學習軍事的念頭，在龍津中學學習了3個月日語。
蔣剪掉辮子交給母親，要求出國學軍事，母親同意要求並提供出國經費；另有一說蔣留髮出國，到日本把辮子剪掉。1906年4月東渡日本，肄業於東京清華學校，結識在警監學校學習之陳其美，受到反清思想影響。因非公費留學不能入軍校，只好回國。蔣沒有像當時許多人那樣選擇理工及教育等和社會發展有關之科目，而是選擇這條和傳統中國文化人並不相契之道路。蔣試圖就讀軍校，因為日清協議，他不是清政府官方保送，到日本後，因非公費留學不能入軍校。同年冬返回中國，翌年夏考入清政府開辦之通國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前身），習炮兵。日方教官一時間啞口無言，惱羞成怒地稱蔣為“革命黨”，并要求校長趙理泰嚴辦，趙理泰并未特別處理。由於蔣在保定軍官學校深受校長和教官賞識，第二年就成為第一批派往日本深造之四人之一。
蔣在日本聯隊入伍留影，時年24歲
1908年春被選送日本留學，入振武學校學軍事。蔣與陸軍速成學堂62名學生，一起到東北陸軍部集合，自大連乘輪船赴神戶，然後轉往東京，進入振武學校。1908年3月進入振武學校。振武學堂是1903年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所創立之日本國立軍人養成學校，是為了預計進入陸軍士官學校，或陸軍戶山學校就讀之清國留學生，而特別設置之預備教育學校。按規定凡是進入士官學校學習的中國學生，先進入預備學校振武學校學習，畢業后到日本軍隊見習1年，然后再入士官學校正式學習。所學課程以軍事科目和日本語為主；高度軍事化教育，造成蔣強烈軍事化思維。振武學校是幫助中國學生學軍事之預校，與士官根本無關。隨由陳其美介紹加入同盟會，參與反清革命活動。陳其美比蔣大11歲，成為蔣在政治上之良師益友，後來陳其美之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受到蔣之重用。孫中山對蔣的印象也很好。
1910年11月從振武學校畢業時，其總成績在62名畢業生中，排名第55，倒數第八，不能算是優秀。1910年冬振武學校結業後，和張群編入高田炮兵第十三師團當士官候補生，受到嚴格軍事訓練。蔣還接觸到了日軍軍官人手一本的《孫子兵法》、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戰術》。蔣分配至日軍野戰炮兵第19聯隊實習，表現相當不錯。1911年6月，晉升炮兵一等兵；8月，晉升炮兵伍長，原定于當年12月晉升軍曹，后因辛亥革命爆發放棄深造提前回國。蔣因自視甚高，在同學中人緣不好，但也結交幾個朋友，其中有張群和何應欽，放假日蔣和同伴會到餐館飲酒，偶爾也會逛窯子。辛亥革命結束后，包括張群、王柏齡在內的許多振武學校的學生都回到日本完成了陸軍士官學校的學業，但蔣并未選擇回爐。蔣為將自己學歷作實，以捐會費為名，派其副官陳銘閣到北京米市胡同南兵馬司，找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同學會總會負責人劉宗紀，要他將蔣說成是日本士官學校第6期畢業，並捐款5萬大洋。
蔣在日本振武學校就讀三年，1910年第十一期畢業。畢業後，蔣在高田第13師團野炮兵第19聯隊入伍，據師團長在回憶錄中稱，留學時期之蔣君，才能膽略，內蘊不露，說不出有什麼出人頭地之表現。令師團長吃驚是，蔣在1927年11月，首次下野到日本時，特意走訪他，這使長岡對此頗感意外，而蔣臨走時，特別寫下「不負師教」四字。長岡認為，這正是蔣成功之秘訣：「忠誠、感恩。」
蔣第一張西裝照攝於1912年
蔣認為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是日本軍事成功之主要原因，但是他也認為日本生活中，從鐵路系統、教育和生產製造，樣樣講究紀律、效率，關係到日本現代化；終其一生，蔣認為愛國和民族精神是恢復中國尊嚴及世界地位之關鍵。1911年10月，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日本，蔣和張群等即向高田聯隊請假，長崎乘趁日輪回中國，10月30日抵上海；11月3日陳其美奪取上海，並為攻佔南京聚集力量。蔣奉陳其美委派，任敢死隊隊長，與王金發等人率領隊員百餘人赴杭州，參加11月4日光復浙江之役；不久返回上海，任滬軍第五團團長。蔣隸屬第二師，師長是黃郛，旅長是張宗昌。時與滬軍都督陳其美、督署參謀長黃郛甚為相投，遂結為異姓兄弟。蔣被認為是黨內有數之軍事人才。
1912年1月14日，因派系之爭，陳其美命蔣將光復會首領陶成章暗殺於上海廣慈醫院病房。另有資料記載是蔣親手槍殺陶。當時報紙沒提蔣涉及此一謀殺案。孫中山下令「嚴速究緝」，蔣因陶案之故，乃避往日本；蔣在日本學習德語，準備去歐洲，還出版《軍聲》雜誌。孫答應辭職讓位給袁世凱；蔣和陳其美一樣，強烈不贊同孫辭職之決定，但是孫以大局為重勝過權位考量，令蔣大為佩服；蔣後來一生亦多次效法引退。
蔣早年由陳其美的帶領下，開始沉迷風塵，爾後也多次前往妓院尋歡作樂，蔣曾在日記中多次記錄。有一次蔣來不及等待整理就入房，結果看到床舖髒亂，最後「拂袖而去」。
蔣說在討袁之役初起之時，孫才對蔣單獨召見，二人之初見該在1913年，當孫在上海之時。1913年7月，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蔣在上海討袁軍總司令陳其美指揮下，參加攻打江南製造局之役。滬軍都督楊善德下令緝捕蔣，蔣被迫逃進陳其美之娘姨姚冶誠臥室內，遂納姚怡誠為側室。8月各地討袁軍先後失敗。蔣於9月1日抵達長崎，10月29日由陳其美結拜兄弟張人傑做監誓人，填寫誓約，加入中華革命黨。
王金發企圖利用袁世凱招降之投誠令，徵得謝飛麟與陳其美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沒有出賣同志。1914年春奉命回中國組織反袁軍事活動，蔣奉孫令主持上海討伐袁世凱軍事，自兼第一路司令，負攻取上海西部之責；袁遂下令嚴緝蔣，並收買黨人王金發加以暗圖，蔣覺察走避，應陳電邀赴日本。後奉孫命赴哈爾濱視察東北形勢，居月餘，上書孫述歐戰趨勢及倒袁計劃。袁下令通緝蔣，在令文中明白指出：「此次謀亂，係-{蔣}--{介}--{石}-代表孫文主持一切。」蔣在東北策劃討袁工作，但因日本勢力控制東北，難有進展，於秋間返回日本。蔣返日本研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之著述，並研究軍事戰略。
1915年9月，陳其美滯留上海，設總機關於法租界，由蔣擔任軍事職務；10月，蔣奉孫命回上海，擬定「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供陳其美參考；11月10日，陳其美派同志王明山等刺殺袁氏死黨鄭汝成；製造局守軍同志不能及時響應；陳其美偕蔣退回機關部，及法國巡捕房偵探前來搜捕，自露臺越屋走避；1916年5月18日，陳其美遭刺客刺殺於法租界漁里機關部，蔣聞死載屍歸其私寓，經紀喪事，復為文以哭之。
1916年4月，蔣協助楊虎等攻打江陰要塞，楊虎明言與蔣一道離開江陰要塞，並且於離開前還救蔣一命。6月初孫中山任命蔣為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任參謀長，難著成效；及袁氏暴斃，居正去北京，由許崇智代其職，呈請解散，蔣乃赴北京觀察政局，同年秋復回上海。蔣先後與張靜江、許崇智等人焚香換帖，結拜為異姓兄弟。
青年蔣任第二支隊司令時之標準戎裝像，1918年
1923年6月，蔣在廣州攝影。像后有蔣題字：“十二年六月中正在粵討賊紀念攝影以奉靜江二兄惠存”。
1918年2月，海軍總長程璧光為桂系所刺殺，孫益無所恃，乃電召蔣赴廣東以為助，3月11日蔣奉派赴汕頭，出任援閩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因受排擠，於7月辭職。8月18日回到上海。蔣奉派到粵軍中工作，先任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繼任粵軍第二支隊司令，指揮所部攻取大埔、永泰。蔣要辭職，陳炯明竭力挽留，向蔣表示「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10月28日，蔣去日本。
1920年，孫命蔣、朱執信等赴福建漳州，促陳炯明等回師廣州；10月5日，蔣抵汕頭總部策定作戰計劃。9月30日，孫派蔣出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蔣仍在前線與桂系軍閥殘部作戰，但於11月12日趕到上海向孫報告，次日再回到浙江老家，探望老母。11月，蔣不願與陳炯明共事而回上海，與蘇州女子陳潔如同居；陳潔如受過中等教育，能說俄語，與蔣領養一女，取名蔣瑤光；陳潔如1971年病逝，蔣瑤光獲準赴香港奔喪。上海證券交易所理事長為虞洽卿，陳果夫為第五十四號經紀人，他老闆是蔣。1920年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經營證券買賣，成為交易所「恒泰號」經紀人，曾以所獲部分資助粵軍及其他革命事業。由於蔣對投機之奧妙瞭解非常透徹，在證券起落中，經過一年時間，賺了一百萬元，為孫中山籌措了一筆活動資金。
作為一個對時事相當敏感之人物，蔣對當時波及全國之新文化浪潮有所了解。孫想要以廣東為基地，打算武力統一中國。1921年10月，蔣返回廣州，受孫之命擬訂進軍兩廣進而統一中國之作戰計劃。陳炯明則贊同章太炎等倡導「聯省自治」，認為中國問題要走美國聯邦制才能解決，武力統一-{只}-造成中國更糜爛、衰弱；陳炯明認為孫不如先完成廣東一省之自治，再徐圖其他。1922年1月，蔣應孫中山之召抵桂林，因所提先回廣州鞏固後方再圖北伐之建議未被孫採納，於4月返上海。3月，蔣乘機大力主張討伐陳炯明。4月，蔣在回上海船上還給陳炯明寫信：「中正與吾公共同患難，已非一日，千里咫尺，聲氣相通。」6月16日，陳炯明發動武裝，孫避往永豐艦，6月18日電蔣「盼速來」。6月17日孫登上永豐艦，率海軍對抗，6月19日收到孫之急電：「事急盼即來此」。蔣趕赴上海，找到虞洽卿借到6萬銀元；蔣帶著鉅款搭到香港，再租一艘小艇沿珠江而上。6月29日，蔣抵廣東。蔣接過永豐艦之指揮權，命令駛往下游。自是，蔣每日跟從孫中山，指揮海軍沿省河進攻叛軍，直到8月9日聞北伐軍回師失利消息，蔣始侍孫離粵赴上海，8月14日抵滬。孫還曾對外國記者說：「蔣某此來，不啻增加二萬援軍也。」蔣撰寫《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孫親為作序，贊蔣「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蔣由此博得孫很大信任和重用，大大提高政治聲譽；10月，孫編組「東路討賊軍」討伐陳炯明，任許崇智為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蔣為第二軍參謀長，蔣感到「軍中將領，界限甚深，每相排擠」，不久便離開福建回到上海。11月24日，孫長信致蔣，說：「介石兄鑒：頃見兄致展堂季新書，有十日內毫無進步，則無可如何等語。吁，是何言也！吾不能親身來閩，而托兄以討賊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之事，其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總在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期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就如來信云云，子蔭當來滬，此事已不成問題，即內部之大難題已得解決，則進步為極大矣！其他紛繁小故，何足介懷？縱我無進步，而敵則日日退步，如敵軍將士之日有覺悟也、敵人團體日形瓦解也、百粵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甚也，此即日日之無形進步也。由此以觀，我能堅持，便等進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達滅陳之目的，爾後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則必百事無成也！……此候籌祺。孫-{文}-。」當時孫派蔣到福建去，和安福系軍閥建立聯繫；在他們幫助下，孫於1923年回到廣州。在上海，同鄉虞洽卿指點蔣：拜青幫頭號老大黃金榮為師。
孫中山任命蔣為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之委任狀
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結束後，與蔣（中）、教導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左）、第二團團長王柏齡（右）合影，1924年6月
蔣攝於1920年代
1923年2月17日，孫特任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8月，蔣奉孫派遣，率領「孫逸仙博士代表」一行四人赴蘇聯學習考察，歷時三月餘：蔣對蘇聯軍隊實行政治委員、黨代表制深表贊賞；對其軍械武器之研究與進歩，也認為可與歐美各國相競爭；但對於蘇聯沒有同意蔣在庫倫建立軍事基地、向北京進攻之軍事計劃很失望，對於蘇聯之外蒙古政策很反感，認為蘇聯沒有放棄其「侵略」之野心，因而認為蘇聯對中國之援助是別有用心；蔣還認為蘇維埃政治制度是「專制主義」，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不能仿傚；蘇聯之行加深蔣對蘇聯之認識和疑慮。蔣在蘇聯考察幾個月，正值列寧病重，看到史達林和托洛茨基內鬥，對蘇聯政治中「排斥異己」風氣盛行充滿失望。孫在11月22日信中鼓勵蔣説：「能堅忍耐煩，勞怨不避乃能其於有成，若十日無進步，則不願幹，則直無事可成也。」11月27日面見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對蔣說臨別贈言：「忍耐和活動二者，不可缺一。」；蔣把它做為成功立業之要素，12月15日回到上海，並寫一個考察報告。
1924年1月16日，蔣到廣州向孫覆命。1月24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委蔣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10天後，又任命他為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2月6日，蔣設陸軍軍官學校籌備處於廣州南隄。蔣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孫叫蔣回廣州，蔣回信說：「中正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一個月後，蔣辭職，開始發放遣散費；4月，孫批復蔣“務須任勞任怨，百折不回，從窮苦中去奮斗，故不準辭職”。4月9日，蔣對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講話，聲言「一定要仿傚俄國共產黨辦法」，獲得蘇聯顧問之好感和信任。4月21日，蔣返回廣州。5月3日，孫又任命蔣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在軍校極力樹立校長權威，培植個人勢力，重用何應欽、王柏齡等人。10月廣州發生商團事變，蔣承擔孫交給之率黃埔學生平叛之任務。蔣把軍校師生編組成教導團，成為保衛南方政權和統一廣東根據地之一支武裝，於當年10月與工團軍、農民自衛軍等合力平定廣州商團武裝事變。11月孫北上，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時，黃埔軍校學生組織東征部隊第一次東征陳炯明，取得勝利。到當年年底，莫斯科派到中國工作之軍事、政治人員已達1千人左右，並且提供中國國民黨每個月3萬5千元，外加其他補助。
1925年2月，蔣參加國民革命軍東征討伐陳炯明。5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執會應蔣之請，因教導團改稱黨軍，校長名義又不能指揮黨軍，遂「任命蔣-{中}--{正}-為黨軍司令官」。6月，蔣回師廣州平定楊希閔、劉震寰。7月1日，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改組為國民政府，7月3日軍事委員會正式成立，委員為蔣及汪精衛、胡漢民、伍朝樞、廖仲愷、朱培德、譚延闓、許崇智，以汪為主席；7月7日，蔣向軍事委員會提出〈革命六大計畫〉：一、發展西南革命勢力，以抗拒帝國主義及軍閥；二、革除軍隊積弊；三、統一財政；四、整理軍隊；五、利用罷工工人建築道路；六、統一兩廣。7月26日，蔣在軍事委員會會議稱：「統一軍政，自統一名稱始，如舊日湘軍、滇軍、桂軍、粵軍等等，以省為別的名稱，都應一律取消，另用統一的稱號。在軍事委員會曾擬有三個名稱：一、國民軍；二、革命軍；三、國民革命軍。其要義不外指明我們國民黨召集優秀國民所組成的軍隊，是以革命為宗旨，所以國民革命軍乃為最切合的名稱。」8月20日，廖仲愷在廣州被害，國民政府組織「處理廖案特別委員會」，得到蘇聯顧問鮑羅廷信任和支持之蔣與汪精衛、許崇智為委員，被授予政治、軍事、警察全權，處理廖案及時局。8月24日，蔣當上廣州衛戍司令。蔣先支持汪將胡漢民驅送出國，繼而又將握有軍權之許崇智迫離廣州，收編粵軍部分師旅，一躍成為軍事實力首要人物。8月26日，蔣把黃埔軍校兩團學生軍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自任軍長。蔣再次討伐陳炯明，將粵境叛軍全部肅清。汪於9月18日授蔣以廣州衛戍司令。汪和蔣在中央政治委員會之通過下，派胡漢民前往莫斯科，旋即提名胡漢民為中國國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10月間，黃埔學生軍和部分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肅清陳炯明勢力。10月27日，蔣任命侍衛參謀陳賡代理師長阻止潰退不成，準備自殺；在陳賡勸說下蔣放棄自殺，陳賡背著蔣得以逃脫。
1926年1月，蔣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向大會作軍事報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後又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以國民革命軍事教育有必要統一，決定改組黃埔軍校，合併所轄各軍原有各軍官學校，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直屬該會，並以黃埔軍校為校舍，任命蔣為校長。1月28日，毛澤東和蔣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毛澤東報告宣傳審查委員會決議案，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蔣提出改良士兵經濟生活案，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國國民黨黨工幹部百分之七十為中國共產黨人，國民革命軍中876名政工幹部中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為中國共產黨員。2月8日，蔣辭國民革命軍總監之職，2月9日再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汪精衛既不批準，亦不挽留。
1926年2月27日、3月8日，蔣迭次訪汪，告以季山嘉之專橫：「革命實權非可落於外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絡，亦應定一限度，要當不失自主地位。」蔣首先向汪精衛表示制裁共產黨。3月14日，汪暗示蔣離粵，蔣之處境益加困難。此時蔣以為汪精衛和蘇聯顧問某些舉措將削弱自己軍權，甚或被放逐蘇聯，乃於3月20日稱中山艦擅自行動密謀叛亂，宣佈廣州戒嚴，派兵逮捕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國共產黨員李之龍，包圍蘇聯顧問團住宅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衛隊和糾察隊槍支，製造「中山艦事件」。季山嘉與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密謀，欲乘蔣乘中山艦自廣州回黃埔時加以劫持，駛往俄國，以消除其破壞革命之障礙。蘇聯顧問鮑羅廷承認3月20日以來蔣所取得之權力，並按照蔣之要求，令共產黨員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共產國際和斯大林也批準中國國民黨以「同情黨」名義參加共產國際，並選蔣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名譽委員」。斯大林堅持國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蘇聯顧問遂向蔣妥協，更阻止汪精衛組織「反蔣聯盟」。嗣後蔣諉過於汪精衛，說汪挑撥國共關係，迫使汪離開廣州出國。事後鮑羅廷自俄回粵，季山嘉離粵回俄，汪則藉口養病，秘密赴歐。
1926年7月9日，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廣州東校場誓師北伐
蔣攝於1926年
兩廣統一後，蔣極力主張北伐。由於中共中央執行共產國際命令之妥協方針，蔣在1926年5月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提出一系列限共防共之「整理黨務案」：規定中國共產黨員不能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執會主席，不允許中國國民黨參加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共產黨員任職中國國民黨高級黨部執行委員不能超過三分之一。國民革命軍北伐，蔣在蘇聯顧問幫助下，制定各個破敵方針。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於6月4日任命蔣為總司令，直到7月1日下北伐動員令，到7月9日在廣州舉行大規模誓師典禮。在北伐軍7月11日攻克長沙後半個月，蔣率總司令部人員離廣州赴前線指揮作戰；8月23日在長沙召集軍事會議，決定北上進攻武漢。北伐有兩股力量推動：其一自五四運動以來，經過五卅慘案，使民族主義彌漫，形成風潮；其二自蘇聯援助，人力物力。北伐軍在攻克汀泗橋、賀勝橋後，於9月6日攻占漢口、漢陽，吳佩孚部死守武昌；蔣急於破城，幾次下令北伐軍攀城強攻均未奏效。11月9日蔣進駐南昌。11月19日，蔣又電催速將政府遷至武昌：「中央如不速遷武昌，非特政治、黨務不能發展，既新得革命根據地，亦必難鞏固！」12月2日，鮑羅廷在南昌與蔣見面，對遷都武漢有共識。
北伐軍繼續分三路進軍。蔣於1927年1月3日召開中央政治會議第六次臨時會議，會後通告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暫駐南昌。1月12日，蔣到達武漢，歡迎會數萬人，鮑羅廷要求蔣尊重武漢方面意見，使蔣憤恨。蔣拒不出席3月在武漢舉行之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全會選出蔣為武漢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於3月20日在武昌宣誓成立。蔣不斷派人與英、美、法、日等國聯繫。3月，蔣在上海，連日召集秘密會議，與汪精衛等人商討「反共問題」，得到李宗仁等人支持；蔣下令取消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支持吳稚暉、張靜江等人在上海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議，通過吳稚暉提出之《查辦共產黨案》。率部進入南京之程潛，收到武漢中央要求他逮捕蔣之命令，程不予理會。3月26日，蔣到上海，發現工人和學生天天集會示威，要求收回外國租界。
隨著北伐戰爭勝利，蔣擴大自己軍事實力。1927年，蔣離開上海赴南京，4月11日發出「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之密令；4月12日蔣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而此時正逢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然而蘇聯代表鮑羅廷以及中共中央卻以“黨的力量在前，革命的力量在後”為理由意圖反對北伐；4月18日，蔣聯合胡漢民等人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與武漢政府對峙。4月21日，軍事委員會自廣州遷移南京，寧漢分裂。四一二事件使國共反目，兩黨結下血海深仇；事件原因複雜，其中包括蔣和汪精衛爭奪領導權，同時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間不斷滲透國民黨內部使部分右派黨員及將領不滿，並且於地方發起暴動、迫害其所謂的資產階級並掠奪其擁有合法財產等因素。據當時《中國周報》記者斯諾估計，被殺害之左傾分子在5,000人以上。上海流氓勢力反共清黨有功，後來杜月笙成為南京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少將參議。5月5日，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八十八次會議議決籌設中央黨務學校，推定葉楚傖、曾養甫等為籌備員，後第九十二次中常會又議決任命蔣兼任校長。5月21日，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胡漢民、蔣、鄧澤如、閻錫山、王伯群為國民政府委員。
蔣與宋美齡婚禮留影，1927年12月1日
馮玉祥主張停止寧漢之爭，共同北伐。1927年6月13日，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外交委員會，推胡漢民、蔣、吳敬恆、李石曾、伍朝樞為委員。6月20日至6月21日，蔣、胡漢民、吳敬恒等與馮玉祥會於徐州，協議統一指揮，完成北伐，6月22日由馮致電汪精衛，指責武漢之恐怖政策。7月14日，南京中央政治會議決議：任命張靜江、蔣等為浙江省政府委員。7月，被北伐軍擊潰之孫傳芳在直魯聯軍張宗昌幫助下，在津浦鐵路上反攻，7月24日攻陷徐州；8月6日蔣退回南京據江而守，威信驟降，擁兵自重之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機逼蔣下臺；在武漢之汪精衛和唐生智又組織東征軍通電討蔣；而何應欽等嫡系親信此時亦不願出來維持蔣之地位；蔣被迫於8月13日宣布辭總司令職下野，回家鄉住一個多月後，於9月28日赴日本訪問，與日本朝野各界廣泛接觸，會見了時任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田中義一-{只}-表示支持蔣反共和統一中國南方，不支持他北伐及統一整個中國。蔣下野後，李宗仁於8月16日電告汪精衛，請將武漢中央政府盡快遷往南京，汪精衛翌日在中央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稱，南京政府已經無人負責、停止辦公，汪精衛遂覆電李宗仁，決定遷南京，寧漢合流。9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蔣任南京國民政府委員。蔣歡迎從德國延攬來之外籍顧問、曾在魯登道夫元帥麾下擔任首席作戰官之鮑爾將軍；德國人也制訂一套參謀本部制度，一旦蔣回任總司令，即可掌握每個階段之軍事作戰和決策。10月3日，蔣到神戶，即與宋子文同赴有馬溫泉見宋母，請其允諾與宋美齡之婚事，宋母允其所請。宋太夫人原不同意蔣宋婚事，其時蔣表示已與妻妾離異，並表示要遵守基督教義，宋母方予允準。10月19日，國民政府特任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蔣11月8日離日回中國。12月1日，蔣與宋美齡在上海大華飯店結婚，蔡元培擔任主婚人。宋慶齡不喜歡蔣，但與宋美齡姊妹情深，說蔣與宋美齡是「情投意合」。
1927年11月10日，蔣抵上海，11月16日汪精衛、李宗仁到上海與之商談取消特委員會和召開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事，蔣、桂實現聯合；12月10日，南京政府任命蔣為總司令。
蔣下令查辦汪精衛、顧孟餘、陳公博等廣州成立之中國國民黨中執委臨時辦公室，汪精衛再度被迫出國。1928年1月3日，蔣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2月2日，蔣在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政委主席和軍委主席，從此黨政軍權再度集中於蔣手。3月，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在南京正式成立，以蔣為校長。3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一三一次會議，推蔣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對奉系軍閥北伐。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得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蔣集中優勢兵力，專門攻擊奉魯軍薄弱環節山東地區；而在河北、山西一帶則採取守勢，只投放有限兵力，比張作霖之戰略步署略高一籌。
1928年8月4日，蔣於中山陵前祭奠。
張作霖不敢戀戰，帶領文武官員離京出關，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1928年6月9日，蔣發表辭職通電，宣布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稱“作戰目的完成之時，即總司令職權當然解除之日”，6月12日，又宣布辭去另一實質性職務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其帶領下，南京眾多高官紛紛辭職，如丁惟汾、楊樹莊、劉峙等；隨后，其他政治人物如閻錫山、白崇禧、何應欽、李濟深、李宗仁等極力勸阻，馮玉祥表示如果蔣辭職，自己也將辭職；蔣在游覽鎮江金山寺，回家鄉省親后復職。蔣以南京政府名義，於6月15日發表宣言，通告統一完成。6月19日，張學良發電報給蔣，表達對中國之忠貞以及東北投向中央政府之決心；蔣對張學良之前景頗有疑慮。7月6日，蔣、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在北京開會，到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8月9日，蔣派方本仁到奉天，勸張學良把五色旗換成青天白日旗。中國國民黨中執會常務會議乃於10月3日通過《訓政綱領》以及《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並於10月8日產生南京新政府。10月10日，蔣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張學良被提名出任國民政府委員、東北政務委員會主席。12月29日，張學良通電「遵守三民主義，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蔣即電覆，南京政府宣布「統一告成」：「諸兄匡扶黨國，表示精神，無任佩慰！……願與諸公共策之。」
蔣以中央政府名義強調「統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團軍「奉還大政」、「歸命中央」。1929年1月，蔣以「裁軍建設」相號召，召開全國編遣會議，對各派軍事首領委以高官，但奪掉他們兵權。3月蔣桂戰爭一舉打敗桂系，收編李宗仁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通電下野。馮玉祥不肯就範，知蔣必不肯罷休，乃作戰略撤退，向豫西移動，以縮短戰線，並及時炸毀隴海鐵路、京漢鐵路之橋樑和隧道，以阻蔣運兵。5月22日蔣下令討馮，5月23日宣布開除馮黨籍，5月24日下令通緝馮，馮部將韓復榘、石友三投蔣，5月27日馮通電下野。韓就任蔣所授之西北軍總指揮，石就任蔣委任之第十三軍軍長。12月張發奎與駐廣西桂軍聯合反蔣，蔣派何應欽將其擊敗，唐生智和石友三舉兵反蔣，不久即被蔣擊敗。
反蔣同盟在全國共有60萬大軍；蔣有100萬部隊，相當大部分駐守各地、維持治安。蔣用重兵進攻、分化瓦解等辦法戰勝對手。最重要是從頭到尾張學良一直效忠蔣。1930年2月28日，閻錫山迎馮玉祥到太原商議聯合反蔣，宣布閻任總司令，馮為副總司令，4月2日蔣下令免閻職拿辦，4月5日又下討伐令，4月6日宣布永遠開閻黨籍。蔣於5月1日發布討伐閻馮誓師詞。5月11日，中原大戰爆發，蔣由濟南抵徐州，設行營於隴海鐵路，以居中指揮，當晚下總攻擊令，以中央軍第二軍團為主力，沿隴海鐵路向歸德進攻，與晉軍、西北軍開展大規模接觸，孫殿英部被迫退往鹿邑、亳州，萬選才部退至歸德附近。鄭大章認為車站有重兵把守，干擾后自動離去，蔣因此逃過一劫。在蔣軍事進攻和政治策略兼施下，閻、馮軍在隴海鐵路、津浦鐵路相繼受挫，9月18日張學良通電擁蔣揮師入關；8月汪精衛、陳公博改組派和鄒魯、謝持西山會議派聯合倒蔣，在北平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無疾而終。戰爭共有24萬人死傷；蔣並沒追擊已戰敗之軍閥、打進地盤，蔣早已放棄試圖說服或強迫他們大規模裁軍。蔣10月3日於開封軍次，致電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捷。12月6日，國民政府令：教育部新任部長高魯未到任以前，由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兼理。
面對中國國民黨內部矛盾和紛爭，以及社會輿論強烈要求民主、法治，蔣在中國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胡漢民反對；蔣於1931年2月28日將胡漢民軟禁於南京湯山，導致5月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另組「國民政府」。4月30日，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與監察委員鄧澤如、蕭佛成、林森聯名發表「彈劾-{蔣}--{中}--{正}-電」，指「蔣氏猜忌為心，陰險成性，總理以其長軍旅，畀以練兵之任，未及期年，總理逝世，迭乘時變，竊奪軍權，浸而盤踞中樞，把持國柄，潛植羽翼，威脅老成。諸同志仰總理之遺志，急國家之危難，慶其才勇，降心相從。乃瀕年以來，不知斂抑，肆虐愈深，為禍滋甚」。5月1日，汪精衛通電中國國民黨海內外各黨部，略謂蔣禍黨禍國，「暴橫日甚，言之痛心」，現廣東方面奮起討蔣，「事變至此，宜即依據總章，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蔣在國民政府紀念周報告，略謂古應芬等通電，似以監委資格彈劾本人，而手續不合，似別有作用，本人對此電決不計較，如有武人弄兵，相信中央可不用一兵，在最短期內平亂，不虞動搖時局。5月2日，蔣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自請議處，略謂廣州鄧澤如、古應芬等4監委聯名通電「指斥中正罪狀」，「倘果確實，則在黨紀國法皆無可恕」，鄧等通電，雖「於正式彈劾手續有所不合，但中正為尊重黨紀計，不得不請求中央徹底查辦」，並表示「中正理當靜候查辦，服從黨命，決不稍有戀棧」，中監會旋致書蔣，謂鄧澤如等通電，「其語皆摭拾浮言，任意指斥」，所言不合彈劾手續，請蔣「暫勿深究」。5月5日，國民會議在南京開幕。5月6日，出席國民會議之全體代表由蔣帶領冒大雨前往中山陵謁陵，並在陵前宣誓，誓畢，一一在誓詞上簽名蓋章。5月8日，國民會議舉行第一次大會，于右任任主席，討論《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蔣講演「約法」意義，戴季陶報告「約法」起草經過。5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敬恒、張繼見蔣，商調停粵事。6月，蔣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6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大會決議：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蔣兼任行政院院長。6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會議推定蔣為政治會議主席。6月21日，蔣離開南京赴南昌親自組織對江西紅軍實行第三次大「圍剿」。6月26日，蔣為集中一切力量「圍剿」紅軍，在南昌成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黨政委員會」，蔣自兼委員長。7月1日，蔣在南昌行營發出第三次「圍剿」江西蘇區紅軍之命令，蔣自任「圍剿」軍總司令，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聘用英、日、德軍事顧問，調集30萬國軍採取「長驅直入」之戰略，即日開始行動。
1931年，蔣在上海
1931年7月12日，蔣密電張學良，對日軍在東北之挑釁，須極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對日作戰之時」。8月4日，蔣在南昌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堅持「安內可以攘外」，中央對當前國民排日運動「應取慎重態度，免為日方借口」。此時，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日軍迅速占領東北三省。9月19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急電蔣回南京主持一切。9月21日，蔣自江西回南京，在陵園官邸召集在南京中央委員討論時局及應付日本侵略辦法，議定：一、外交方面：加設特種外交委員會，為對日決策研議機關；二、軍事方面：抽調部隊，北上助防，並將攻粵部隊及「剿共」計劃，悉予停緩；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張繼、陳銘樞專程赴粵，磋商統一團結禦侮辦法；四、民眾方面：由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分別發布告全國軍民書及黨員書，要求國人鎮靜忍耐，努力團結，準備自衛，並信賴國際聯盟公理處斷。蔣請陳銘樞赴粵謀和，即以下野為條件，「亦甚願接受」。九一八事變一起，青年學生就湧上街頭示威，要求武裝抗日；有2萬名學生在南京集會，其中1千名南京中央大學學生闖入外交部長王正廷辦公室毆打他；在廣州汪精衛陣營已經和南京瀕於交戰邊緣，此時呼籲全國團結，但蔣應下臺。
9月22日，蔣電告張學良，若日方脅迫以簽字承認「二十一條」為退兵條件，望設法嚴拒，此案已在南京歸為國際交涉。10月14日，胡漢民離開南京赴上海，結束自2月28日以來被蔣幽禁之生活，陳銘樞、吳鐵城、張靜江偕行。10月21日，何應欽奉蔣電召由南昌返回南京，南昌行營事務由參謀長賀國光代理。11月6日，國民政府任命谷正倫為憲兵司令，11月7日谷向蔣請示關於組織憲兵司令部及其職權問題；南京「剿匪」總司令部奉蔣令取消，南京衛戍司令部改番號為第八十三師，移防蚌埠。政府禁止一切示威活動，但是數以千計學生主張對日抗戰，湧入南京，再次襲擊政府高階官員；警方疲於奔命彈壓；外界批評又集中在蔣身上，蔣再度和親信討論引退一事；蔣不考慮批評者要求對日抗戰，因為蔣認為此時抗日將是一場災難。11月14日，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一次大會，出席代表341人，中執監委24人，蔣任大會主席。11月15日，全國財政委員會在南京成立，主席蔣；全國經濟委員會在南京成立，蔣報告經濟建設、農工商振興及交通建設等情況和計劃。11月29日，蔣致電汪精衛，請促粵方早息糾紛，從速入京，俾中央全會得以定期舉行，「中正以一人之身，急圖北上，立待全會開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蔣下令將第三黨領袖鄧演達秘密殺害於南京麒麟門外沙子崗。
蔣迫於各方壓力，於12月15日再次辭職；一個月後，他利用政局不穩，和汪精衛在杭州舉行秘密會談，決定兩人合作，蔣主軍、汪主政。12月15日，蔣通電下野，略謂因粵方「胡漢民等同志微（5）日通電，且有中正必須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語。是必欲中正解職於先，和平統一方得實現」，「權衡輕重，不容稍緩須臾，再四思維，惟有懇請中央準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臨時常務會議決議：準蔣辭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職務，推選林森代理國民政府主席，陳銘樞代理行政院院長；張學良電蔣，請辭陸海空軍副司令職，同日國民政府準張學良辭職，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
12月22日，蔣出席四屆一中全會開幕後，下午偕宋美齡乘飛機赴上海轉返原籍浙江奉化，臨行前致函于右任等，表示決還鄉歸田，從此拒絕任何函電來往；張學良電蔣，謂「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最後指針」。12月28日，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第四次會議決議：一、推舉胡漢民、汪精衛、蔣、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葉楚傖為秘書長；二、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蔣、汪精衛、胡漢民、唐紹儀、張靜江、蔡元培、蕭佛成、鄧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沖、陳果夫、葉楚傖、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翰、薛篤弼、劉尚清、柏文蔚、程潛、經亨頤、孔祥熙、恩克巴圖、楊庶堪、馬福祥33人為國民政府委員；三、通過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推選蔣、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充當會議主席等。前軍統沈醉明言，殺中央研究院楊杏佛，為警告宋慶齡，殺《申報》主筆史量才，因懷疑與中國共產黨有關係，都出自蔣意。
蔣在江西，1933年
中原大戰結束後，蔣在軍事上把主要力量放在消滅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由蔣當總統，把五院院長統一置於總統管轄之下。蔣經常公開警告全國提防中共之威脅，但是蔣希望先弭平軍閥，再來對付中共游擊隊基地；因此蔣暫緩大舉征伐毛澤東及其他中共游擊隊首腦，把「剿匪」工作交給地方及省級軍事指揮官員負責；但是，「蘇區」得到三年喘息時間，有些成長得相當具規模；張國燾說：中共各「蘇區」成長之「主因」是，蔣專注於第二階段北伐和後來與軍閥間之衡突；戰爭使全國各地狀況惡化，鄉村民心背離、創造出成群遊蕩逃兵潰卒，極易被中共吸收；黨派內鬨消耗政府力量，使「蘇區」在金錢和武器援助下有足夠時間去擴張。
1930年7月23日，蔣發布《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書》。中共游擊隊基地成長，反映出中共青年領導人令人佩服之執著、領導力和組織技巧；蔣仍然渴望黨軍貫注同樣之精神；此時中共三個蘇區合起來只有1萬5千支步槍，毛之戰術口號是他們得以存活之關鍵——「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蔣還建立陳果夫、陳立夫CC系「中統」和黃埔系「軍統」，專事破壞中國共產黨，並防範中國國民黨內反蔣派系；他於9月密令取締「左聯」等團體；12月下令頒布《出版法》，查禁「宣傳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鬥爭」之書籍。俗稱「藍衣社」的「力行社」，門戶森嚴，1938年解散時只有300人左右；藍衣社任務是在全國各級學校灌輸軍事紀律和愛國精神，包括效忠「領袖」；藍衣社痛恨法西斯日本，也激烈反帝國主義；其實，他們每項活動都沒能停止中英文報紙和非正式印刷品，不斷出現抗議和批評蔣及藍衣社。在將各派系軍隊收編改組後，蔣即從1930年12月起，連續五次向中共根據地發動軍事「圍剿」，先後調動上百萬軍隊，並聘請外國軍事顧問，經過四年鏖戰，迫使紅軍退出江西、福建、湖北、河南、安徽等根據地長征。1931年5月29日，蔣發動之對江西中央蘇區之第二次大「圍剿」被紅軍完全打破，15天內，紅軍由西向東橫掃700里，共殲敵3萬餘人。
蔣一面在各根據地反覆「清剿」，一面命令西南地方軍隊堵截紅軍長征，借機「整理」西南諸省軍政，逐步掌握雲南、貴州、四川三省。1932年1月22日，蔣、汪返抵南京，汪於1月28日繼任行政院長，並決定成立軍事委員會，指定蔣、馮玉祥、何應欽、朱培德、李宗仁為五人常委。3月18日，蔣就任委員長，並兼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蔣設立南昌行營，組織侍從室，到1936年1月，正式改組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錢大鈞任侍一處主任掌軍事，陳布雷為侍二處主任掌政治與黨務。9月1日，軍政部航空學校正式更名為中央航空學校，蔣親自兼任校長。
對日本帝國主義，蔣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之方針。1934年2月，蔣發起「新生活運動」，謀求重整道德、改變社會風氣，號召恢復「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實踐「禮義廉恥」，來革新個人、改造社會、復興民族；蔣自任新生活運動促進會會長，在全國各地建立分會推動，但收效甚微。5月，蔣任航空委員會委員長。
1935年4月1日，國民政府特任蔣為特級上將；蔣在貴陽對記者稱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謂：「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與解除全國民眾之痛苦，須有一個運動繼新生活運動而起，其名為『國民經濟之建設運動』。此國民經濟運動，乃以振興農業、改良農產，保護礦業、開發礦產，扶助工商、調節勞資，開辟道路、發展交通，調整金融、流通資金，促進實業為宗旨，而以革除苛捐雜稅，減免出口稅，與要求新憲法之實施，禁止紙幣之濫發，為建設國民經濟之初步。今日政府增加中央、中國與交通三銀行之資本，以謀社會經濟之安定與農工商業之進步，亦即此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中之一種。」。4月6日，蔣乘調大軍入貴州追堵紅軍之機，壓迫貴州省政府主席兼第二十五軍軍長王家烈交出軍政權力，是日王以「身兼縱隊司令，不能兼顧省政」為辭電蔣請辭省主席職，繼又辭去軍職，調任軍事參議院參議。4月13日，蔣派李仲公為貴州臨時行政特派員。9月1日，周恩來寫「正式信件」給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蔣指示陳立夫正面回覆周恩來。10月18日，蔣秘密會見蘇聯駐華大使鮑洛莫洛夫，以中國軍隊總司令之身份建議中蘇訂立「秘密軍事協定」，對付日本侵略，保證遠東和平。蔣和鮑格莫洛夫後來說好，由張群和鮑格莫洛夫就此一密約之細節後續談判，在中國政府和中共就統一陣線達成協議後即可生效。11月1日，王亞樵集團剌客、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於南京中央黨部禮堂舉行之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剌蔣不成，汪精衛遇剌重傷。12月30日，國民政府令蔣等47員分別給予雲麾勳章。但是經濟之微弱增長遠遠趕不上日益龐大之軍費開支，財政入不敷支。
蔣對日主張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判。陳友仁批評蔣之對日妥協政策：「余敢正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不接受日人之要求。」1932年2月1日，俞濟時自杭州呈陷電：「滬案嚴重。十九路軍應戰頗獲勝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將本師團調滬增援。乞示」；蔣覆電：「中本日隨政府同人已到豫，貴師行動，一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中正。東」。蔣親自負責全面調度指揮軍事行動，致電前線士卒誓死禦敵；同時，蔣下令在河南省洛陽設立臨時首都，以示政府持久抗戰之決心；日本急派更多部隊和軍艦，使得全上海市日軍高達5萬人；杜月笙也派出青幫狙擊手在敵後攻擊日本人，做為回應。4月29日虹口公園爆炸案，尹奉吉當場炸死河端貞次，白川義則重傷而死，植田謙吉、重光葵炸斷腿，野村吉三郎炸瞎眼，蔣一改態度，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設置韓國人特別班等，積極支援韓國獨立運動。在國統區大批捕殺中國共產黨人士，查禁書籍；派宋子文去美國簽訂五千萬美元之棉麥貸款協定，實際上是謀取剿共之經濟支援。蔣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實施「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先後同意簽訂淞滬、塘沽、何梅等一系列協定；他還阻撓馮玉祥組織察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抗禦日本，鎮壓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人發動之「福建事變」。
1933年，胡漢民致陳嘉佑、程潛密函：「西南抗日軍隊出發，以賢初為總師之任，渠以抗日為倒蔣，如能師出武漢，北局有變，一切正可相機而動。」蔣推行聯保連坐法，要各戶互相監視。蔣認為農村安定靠地主，故不惜代價扶助地主恢復其威權，對地方鄉紳，尤視為反共支柱。6月9日，國民政府派蔣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蔣於7月28日，以「妨害統一政令」為名，通電迫馮玉祥解散民眾抗日軍。1934年11月7日，蔣在綏遠會見榮王、德王、潘王等蒙人與黨政人員，並對各主席和邊外將領指導一切。
侵略中國東北后，日本為轉移國際視線，在1932年初進攻上海，史稱一·二八事變。蔣下令做作最大努力之抵抗。
西安事變時蔣與黨員合照
中國共產黨中央紅軍到陝西省保安縣吳起鎮和陝北紅軍會師。1936年1月，蔣再度向一群大學師生辯護其外交政策，稱雖然他「不懼日」，中國仍不夠強大到足以和日本一戰；其立場不能讓中國人民滿意，但是中國若按照進度在未來四年繼續整軍經武，必可在對日抗戰時重大發揮；此外，西方民主國家仍未把中國與歐美命運視同一體，完全無意提供實質援助。春，蔣調集中央軍5個師入山西，準備打擊經過長征實際逃亡進入西北之共軍，同時也準備對日本侵犯綏遠有限度抵抗。蔣仍然想要武力「剿滅」工農紅軍，在西安成立剿匪總司令部，自兼總司令，一再督飭張學良、楊虎城進兵陝北；張、楊「剿共」受挫，受抗日運動推動和中國共產黨抗日統一戰線政策之影響，主張聯共抗日。5月，周恩來在蔣擔保其人身安全無虞下，偕同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在上海和陳立夫、張群密會，繼續交涉抗日統一戰線事宜。中共方針應是「逼蔣抗日」。6月，毛首度通知共產國際，已經成功和張學良、楊虎城有反蔣同盟秘密協議；斯大林8月13日回信，全面反對毛之做法，直接指示毛「立刻正式向國民黨及-{蔣}--{介}--{石}-提議展開停火談判，並就共同抗日簽署具體協議」，包括成立「統一指揮本部及共同的軍事計畫」。7月14日，國民政府特派蔣為國防會議議長。冬，蔣趕到西安，催逼張、楊出兵；張、楊反對繼續內戰，向蔣苦口極諫遭拒，乃發動「兵諫」，於12月12日晨將蔣扣押。毛收到來自張之急電，宣讀電文，朱德、張國燾等人想立刻把蔣及同行將領處死；毛立刻徵詢莫斯科之指示，提議把蔣交給「人民」公審；毛拍發電給張，恭維張是「國家抗日領袖」，讚揚張「驚天動地的舉動」，稱根本不可能和蔣妥協，暗示張應「堅決地」對付蔣；斯大林命令毛和蔣友好對話，找出方法和平解決，並釋放蔣；接到斯大林命令後，毛、周、朱於12月15日同意通電全國，稱中共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任何貿然動作「只會如日本人的意」；周回到西安，一見到張就稱「不能動（蔣）一根汗毛」，中國迫切要要蔣領導，斯大林和共產國際要求蔣繼續領導中國；周告訴張應設法說服蔣，在原則上同意抗日統一戰線，接著只能釋放蔣，期待蔣信守諾言。後在中共和張、楊以及宋子文、宋美齡等多方面努力下，達成改組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協議。周告訴宋子文和宋美齡，可以透過宋慶齡和周聯繫；他們顯然都沒有向蔣提過，宋慶齡是中共聯絡人。蔣被迫接受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12月25日，蔣由張陪同離開西安，到南京後扣押張，隨即軟禁；繼又迫楊辭職、出國，分化瓦解叛變之東北軍、西北軍，調往河南、安徽。
1937年7月17日蔣發表廬山聲明
「西安事變」後，蔣被迫停止內戰，接受抗日。蔣信守承諾、停止「剿匪」，還開始每月撥款給中共部隊；共產國際也繼續資金提供，於1937年初給中共80萬美元。迫於軍民要求抗日，蔣1937年1月5日下令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改設西安行營；先派顧祝同等，以後又親自與中共代表周恩來等人多次談判國共合作事宜。2月18日，蔣呈請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辭去本兼各職；全會決議：一、陝變張學良所提八項主張，不予置理；二、懇切慰留蔣。3月4日，蔣以禁煙總會總監名義通電全國，要求切實推行禁政，務期如限肅清煙毒。3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議，準蔣辭國民政府委員職。4月19日，蔣經國帶著蔣方良和蔣孝文，回到上海；幾個星期後蔣經國在杭州恭迎蔣並跪地磕頭。7月4日，廬山暑期訓練團第一期學員訓練開始。7月蘆溝橋事變起，日本發動全面戰爭；蔣籌劃之抗戰各項準備工作遠未就緒，乃決定「不屈服、不擴大」，應付時局；在軍事上緊急部署，命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即赴保定，「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線工事」，「堅持到底，處處固守」；同時調集九個師向石家莊、保定集中；7月17日，他在廬山發表談話；此時，蔣還企望蘆溝橋事件能就地和平解決，以犧牲局部換取全局之茍安，連續接見英、美、法、德國駐華使節，希望列國出面調停；蔣對宋哲元在北平於日方談判也「極度容忍」，沒有採取果斷措施及時調遣部隊增援，延誤戰機，使日軍入關輕易擊潰第二十九軍，而於7月29、30日佔領平津地區；蔣急於取得各黨各派勢力合作和支持，在廬山、南京同周恩來等多次會談，同意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8月12日，蔣在南京召開國防最高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得到各地各派軍事首領和中國共產黨代表支持和擁護，舉為陸海空軍大元帥。8月16日，國防最高會議決議，由國民政府授權蔣為陸、海、空三軍大元帥，統帥全國陸海空三軍對日作戰；蔣以中日尚未宣戰，不宜組織大本營，只擴充軍事委員會編制，設第一至第六6個部及國家總動員設計委員會、後方勤務部、衛生勤務部等，另有管理部。9月，蔣自兼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親自指揮淞滬會戰，迅速調集73個師約40餘萬兵力（佔當時全國可調動兵力三分之一以上），在長江下游三角洲狹小地區陣地戰，日軍死傷5萬餘人。大本營副參謀長白崇禧等再三苦諌，蔣才準予向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陣地轉移。期間蔣一直指望英、美各國出面制止戰爭，期待布魯塞爾九國公約會議，但英、美等國政府奉行「不干涉」政策，只有蘇聯於8月21日與中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並給予軍事貸款，派志願空軍助戰。蔣得知九國公約將於11月3日開會，可能制裁日本，又決定收回成命，嚴令各部回到原有陣地死守。政府既收編中共，中共中央於9月22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願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中共重申併入革命軍，接受軍事委員會調遣；蔣也公開稱，中共此一聲明代表「全體國人現在都瞭解只有一個方向、只有一個目標」。12月2日，蔣召集軍事長官滙報，先由外交部次長徐謨報告陶德曼從漢口到南京，下午5時見陶德曼。12月3日，蔣再度約見陶德曼，感謝德國政府努力斡旋，願意接受日本11月之條件為和談基礎：一、中國接受該條件議和；二、華北領土與主權獨立完整；三、德國自始至終調停；四、和談不涉及與第三國之協議。12月23日，日軍渡過黃河，擔任津浦路北段作戰指揮之韓復榘不戰而退，為穩住戰局和嚴肅軍紀，蔣將韓處決。
日本在淞滬會戰後，展開誘降活動；1937年11月5日，蔣在南京會晤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聽取他轉述日本提出七項和談條件，表示願意以七項條件作為談判基礎；11月12日日軍直指南京，蔣調集共15個師約10餘萬人，統交唐生智守衛。11月20日，蔣宣佈遷都重慶，是為陪都。
193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六十二次會議議決，兼行政院長蔣辭職照準。2月，高宗武奉命在香港設立「日本問題研究所」，暗中與日方聯繫。3月29日，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國民政府禮堂舉行開幕典禮；4月1日在武昌舉行第四次會議，決議：一、制定《抗戰建國綱領》；二、選舉蔣為中國國民黨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三、成立國民參政會；四、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
蔣決定保衛徐州，不讓日軍主力離開津浦鐵路，一面先後調集60萬兵力以備決戰，一面處決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1938年3月至4月上旬，蔣曾親赴徐州督導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籌劃作戰，臺兒莊戰役大捷，擊敗日軍兩個精銳師團，殲敵萬人以上；嗣後日軍增調兵力占領徐州，趁勢沿隴海鐵路西進，直撲中原要地鄭州，蔣下令於6月9日炸毀花園口黃河大堤，以洪水泛濫將日軍第14師團、第16師團及機械化部隊困陷其中，戰局暫告穩定，但河南東部和安徽北部、江蘇北部受淹地區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也受到嚴重損失；黃河決堤後，日軍沿大別山北麓和長江兩岸向武漢推進。日軍5月19日攻陷徐州。蔣重新部署武漢防務，以轉入山地與湖沼地區作戰為主，配置129個師及騎兵、炮兵等共約100萬兵力，以及海軍、空軍，層層進行陣地戰，盡量消耗日軍有生力量，前後達4個多月，大小戰鬥數百次，迫使日軍前後投入40萬人以上，消耗軍力重大。6月26日，馬當要塞失陷。10月25日武漢失守，蔣於10月30日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要堅持抗戰到底。有位德國前任情報官員斯坦納斯成為「顧問」，實際上是蔣之衛隊長，頗得宋美齡寵信；日後身分曝光，竟是蘇聯KGB特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