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2010–2020變化
2020年每張選舉票對應人口數
每個議席所代表普查人口
占美國總人口%
占選舉人團%
2020估計
11.95%
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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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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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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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82
99.31%
98.04%
98.03%
98.70%
98.50%
99.44%
五十個州及特區
435(+1)
98.91%
98.69%
435(+6)
— 美國眾議院無表決權的成員。
詩歌是一種有節奏和韻律、表達凝練、結構多樣、用于反映生活和表達情感的文學體裁。
詩歌被認為是文學最初的起源，其最初發生于尚未有文字的人類社會，以口語的形式流傳，并與音樂、舞蹈結合。最早的詩歌可以追溯到史前時代非洲的狩獵詩。較為早期的詩歌包括：中國的古代民歌《詩經》；建于公元前25世紀的非洲金字塔中發現的金字塔銘文；西亞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吉爾伽美什史詩》；梵語文學中的吠陀；祆教文學里的伽薩；荷馬史詩，包括《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曾企圖界定詩歌，主要聚焦於修辭以及戲劇、歌曲與喜劇中措辭的運用。後來人們認為詩的特點在於可以吟誦，以及如字句段落的格式與韻律的要求，並強調詩的美感，稱為韻文，以此與散文相區別。至二十世紀中期，詩的定義轉為寬鬆，即以語言作的基本創作。詩能夠自成一格，也能與其他藝術相結合，如詩劇、歌詞或散文詩，文字配上音樂則稱為歌。詩歌將觀察、意識等結合，以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有韻律的形式表達。詩歌所表達的內容與情感范圍很廣，包含敘述性、戲劇性、諷刺性、訓誡式、情色和個人形式等等。。
詩來源于上古人類的原始宗教、神話及口傳文學、勞動號子和民歌。古時很多詩是可以歌唱的，詩常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因此亦稱為「詩歌」。
最早有紀載的詩歌是公元前2150年的《吉爾伽美什》。印度的《吠陀》(1700-1200 BC) 。歐洲在古希臘時期開始有詩歌，著名的詩人有荷馬、薩福和平達等。古羅馬時間著名的詩人有卡圖魯斯、維爾吉和賀拉斯等。一些長篇的詩歌描述了歷史和神話故事，又稱為史詩。亞里斯多德的《詩學》開始對詩作出論述，其著作對後來歐洲和中東的詩歌都有影響。中世紀時基督教的儀式中常常會吟誦聖詩，民間亦常常有遊吟詩人到處唱誦詩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有著名詩人和劇作家莎士比亞(1564-1616)創作了不少十四行詩，在他的戲劇中也有不少詩歌。之後產生了抒情詩、田園詩等類型，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現代詩的定義轉為寬鬆，即以語言作的基本創作。近代更有數字詩興起。現在詩常常發表於專門雜誌（如西方最古老的《詩》與《牛津詩歌》）、個人作品集、眾作家詩選集、與英美詩歌翻譯選輯等。
中國詩很多時稱為「詩詞」或「詩詞歌賦」。中國的詩詞有悠久的歷史，早期的詩詞有《詩經》、《楚辭》和漢《樂府》等。據趙翼統計《左傳》引《詩經》有二百一十七處。詩詞有一定的格律要求，據考證有不少詩詞本來是可以歌唱的，但大多數音樂已經失傳。
詩除了表達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亦反映社會文化，富於想象，語言具有節奏韻律，傳統的詩歌亦常常對結構格式有一定要求。詩的特點在於除了可以閱讀，亦宜於吟誦，又或者和其它藝術形式結合表演。詩常透過特定的形象和技巧，讓字詞除了表面意義之外，蘊含另一層意義，或喚起情感共鳴。
傳統的詩被稱作韻文(verse)，和散文(prose)不同之處在於有獨特的結構、節奏和韻律。歐洲語言的字詞本身有重輕音節的區別，因此西方的詩也特別著重字詞的節奏(rhythm)。從希臘時代開始，不少的詩由輕重格(抑揚格，iamb)或重輕格(揚抑格，trochee)等的節拍(meter)組成。而在中國，由於中文的詞語本身可以由兩字或三字等組合而成，例如一句七字句的詩詞常常可以分作「四、三」或「二、二、三」的詞組。由於這種特性，每個詞組之間唸起來自然形成短的停頓，形成中國詩詞獨特的節奏感。
無論西方或中國的詩都注重字詞的聲韻，常常利用押韻將句子的結尾關聯起來。漢語本身有平仄聲調的分別，因此不少詩詞對字句的聲調有一定的格式要求，稱為格律。
傳統詩對每一句的字節的數目，以及句子的數目都有一定的格式要求，利用整齊的句子或不規則的長短句來達致節奏上的美感，如西方的十四行詩，和中國的近體詩有五言絕句、七言律詩等格式。
詩常常會利用字詞、句子和段落的組合來賦予涵義的層次性和關聯，亦會透過對仗、排比、疊字、疊句等技巧來表現美感。押韻和節奏除了營造音樂般的效果，亦可以達到聯想和共鳴的功用。
在內容上詩歌常常運用隱喻、譬喻與借喻等等手法來暗示一些文字以外的意義，透過對景物的描寫來加強想像，甚至可以創造兩個迴然相異的意象互相輝映，如運用歧義、象徵、反諷等「詩的語言」的文體手法，使詩作遺留多樣、自由的解釋空間。
卡累利阿索爾塔瓦拉Kolmikulmanpuisto Park內的（一名符文歌手）雕像
不少文化建立不同形式的詩歌。在發展較完善的詩體中，一首詩的押韻方法、韻律和其他元素受詩體自身的規則所限。由挽歌只規限詩歌的寫法，至加扎勒和的一種高度規範化的格式，不同的詩體對於上述元素的限制既可寬鬆，亦可嚴緊。下文僅列出一些常見且廣泛應用於多種語言的詩歌形式，至於其他形式的詩歌，則請參閱有關不同文化或時期的詩歌條目，又或。
在云云常見詩歌形式之中，十四行詩在中世紀後期起成為其中一種受歡迎的詩歌形式，而其在十三世紀起漸漸被標準化成一種長度為十四行，且對押韻及邏輯有一套標準的詩歌。打從十四世紀及義大利文藝復興起，這種形式在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的筆下更進一步結晶化（其作品於十六世紀時，被托馬斯·懷亞特翻譯成英語。托馬斯亦因將十四行詩引入至英語文學界而被受讚揚）。傳統意式或遵從「ABBA, ABBA, CDECDE」這種押韻規律，縱使部份變體（當中最常見的為「CDCDCD」規律，尤其於最後六行詩句）亦常見。而英式（或莎士比亞式）十四行詩則遵從「ABAB, CDCD, EFEF, GG」這種押韻規律，當中包含了第三組四行詩（以四行為一組）、詩末的對句，以及從傳統意式十四行詩繼承而來的多元韻腳舖排。在傳統上，以英語編寫的十四行詩常為採用，而在羅曼語族編寫的詩歌中，則以及（或稱「六音步抑揚格」）為最常用的韻律。
各種十四行詩常常使用「轉折」（''volta''）以表達思想的變化、回答／提出問題，又或引伸出更複雜的主題。這「轉折」通常可採用一個「but」字句，將較早行句中的內容否定化或複雜化。在彼特拉克式十四行詩中，這種轉折傾向放於首兩組四行詩及最後六行之間，唯英式十四行詩則通常將之放在最後的對句中或其附近。
十四行詩在某些特別場合中與「崇高的詩意措辭」（high poetic diction）、「想像生動」（vivid imagery）及「浪漫愛情」（romantic love）所連繫，主要原因是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的影響及早期英語文學圈中的十四行詩人如埃德蒙·斯賓塞（正是以他為名）、邁克爾·德雷頓及莎士比亞，當中尤以最後者的十四行詩在英語詩歌中最為知名，而其中20部作品亦被收錄在《》中。然而，轉折手法所衍生的變化與轉變對不少主題帶來一種邏輯上的靈活性。從古至今，不少十四行詩詩人均善用這種形式以表達對於政治（約翰·彌爾頓、珀西·比希·雪萊、）、神學（約翰·多恩、杰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戰爭（威爾弗雷德·歐文、E·E·卡明斯）上，又或與「性」相關（卡羅爾·安·達菲）的話題。另外，部份如及的後現代作者突破十四行詩形式的傳統定義，並完整演譯一種常常缺乏押韻、清晰的思維發展，甚或遵從既有的行數限制（十四行）的「十四行詩」。
File:Shakespeare.jpg|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作品在英語詩歌圈中為數一數二的知名
File:Carol Ann Duffy (cropped).jpg|卡羅爾·安·達菲曾是英國桂冠詩人之一，曾經以十四行詩的方式諷刺
杜甫是唐代其中一位著名詩人，曾著有古詩《冬日洛城北謁玄元皇帝廟》
古體詩（，又稱「詩」）是舊體詩的最主要形式。在這形式中，最重要的變體為「民歌」式詩體（樂府）、「舊式」詩體（古詩）及「現代風」詩體（近體詩）。在任何情況下，押韻是必須的。樂府詩既可是民歌，也可是基於民歌特色而撰寫的詩歌，而行數和每行的字數可不規律。而縱觀其他的古體詩形式中，一般而言以四行（又稱「絕句」）或八行（又稱「律詩」）為常見，並以雙數句為押韻句。一首詩每行的字數受詩體的字數限制而定（遵從一個字等同一個音節之通俗），大多為五言或七言格律，並於末三個音節前包含一個。詩句通常以句號作結（稱之為一「聯」），並視聲韻（verbal parallelism）為一重要的詩作手法。古體詩在格式規定上，相對於近體詩而言較少，縱使「近體詩」一名早於沈約（公元441-513年）在世之時已有理論基礎，唯要待陳子昂（公元661-702年）在世之時才算是發展成熟。縱觀近體詩的其他格式規定中，該形式對平仄有規定，包括但不限於對中古漢語的四聲之規律與使用。近體詩的基本形式（即律詩）有八行，並可分為四聯（couplets，即首聯、頷聯、頸聯和尾聯），且頷聯、頸聯需用對仗，且內容有對比關係（但在語法上需符合對偶規定）。近體詩通常用詞、引喻豐富，且內容可為廣泛，包括歷史與政治。其中一位著名近體詩詩人正為唐代（八世紀）詩人杜甫（公元712-770年）。
詩歌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和載體，亦是中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文學體裁。只是在歷史發展中有所變化。中國詩歌最鼎盛的時期是唐朝(618-907年)，其詩體我們現在統稱之為古詩，劃分為近體詩，這是一個相對於古體詩的概念。近體詩歌雖然極其注重格律，然它仍然符合中國文化的一個最重要特性，即【心意為上】，當格律和心意難以兩全之時，必先心意而次格律。故評判一首中國詩好壞的標準絕對不是其是否完全符合格律，評判一個詩人水平的標準也絕對不是其作品數量。
近體詩之後誕生了一個新的文體—【詞】，其或許可以看做是近體詩的變體或者，故而在中國常將之並稱為詩詞
威斯坦·休·奧登是英語文化圈中其中一位俳句詩人代表
維拉內拉詩是一種由五個三行聯句組成，並以四行詩節作結的十九行詩歌。該詩歌形式的特色在於擁有兩段副歌：這些副歌初用於詩歌首節的第一及第三句，其後於各節的末段中交替使用（唯不包含末節，因該節以兩段副歌作結）；而其餘的詩句則以a-b的方式交替押韻。自十九世紀晚期起，維拉內拉詩漸漸於英語世界中成為常用的詩歌形式，而著名詩人計有狄蘭·托馬斯、威斯坦·休·奧登及伊麗莎白·畢曉普。
五行打油詩是一種經常帶有幽默氣息的五行詩歌。節奏感於五行打油詩顯得尤為重要，皆因第一、二及五行須有七至十個音節，但第三、四行則只需五至七個音節；與此同時，各行之間必須押韻及擁有相同的韻律。五行打油詩的著名詩人包括愛德華·利爾、丁尼生、魯德亞德·吉卜林及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
柿本人麻呂是飛鳥時代的短歌詩人
短歌是一種不講求押韻的，由五節共31個（音系學單位，與英語圈中的「音拍」相同），以「5-7-5-7-7」結構組成。在前半段的5-7-5結構與後半段的7-7結構之間，通常會有一個音調與主題的轉變。早於飛鳥時代，已有諸如柿本人麻呂（七世紀後期在世）等詩人創作短歌，而當時日本詩歌界正受中國詩歌影響。短歌原是日本正式詩歌（一般指「和歌」）中最短者，並常用以探索自我而非公共主題。至十世紀，短歌成為日本詩歌的最主要形態，而既有的用語「和歌」（日本詩歌）則用以代表短歌，而無他者。到了現在，人們仍有廣泛創作新的短歌作品。
俳句是在各種不講求押韻的日本詩歌中最為流行的一種詩歌形式，在十七世紀從（或的首段詩節）發展而成。一般而言，一首俳句以一直行寫畢，並包含三節共17個音（或「音拍」），以5-7-5形式排列。傳統而言，俳句包含一個及一個季語，當中前者常放於全詩其中一節之末端。松尾芭蕉為一最知名的俳句名匠，而他其中一首作品如下：
「富士の風や扇にのせて江戸土産」
克隆詩是云云泰國詩歌形式中最舊者。這能從該詩體對特定音節的音調記號（需以「mai ek」或「mai tho」標記）之要求中反映，而這種規定或可能從泰語只有三個音調（而非現時的五個音調，阿瑜陀耶王國時期曾對泰語音調進行拆分）的時候衍生出來，當中兩個音調正正就是代表上述兩個音調記號。這種形式通常會被視為一種高級且高雅的詩歌形式。
在克隆詩中，一個詩節（「bot」，）中有數行（「bat」，，出自巴利語及梵語的「」一詞，解作「步」），而行數之多寡視乎形式而定；當中一個「bat」可分為兩個「wak」。首個「wak」有五個音節，而第二個「wak」的音節數量則視乎形式而定，可能沒有硬性規定。克隆詩的形式命名視乎一個詩節中的「bat」數量而定，亦可分為兩大類：索番克隆詩及丹克隆詩。二者分別在於最後一個「bat」中第二個「wak」的音節數量，及詩節之間的押韻規定。
四索番克隆詩是現存泰國詩歌形式中最常見者。該形式在每詩節中有四個「bat」，當中每行的首個「wak」有五個音節，而第一及第三個「bat」的第二個「wak」有兩個或四個音節（而第二及四個「bat」則分別為兩個音節及四個音節）。「Mai ek」需要七個音節，而「Mai tho」則需要四個音節。「死詞」（"Dead word"）音節允許置於需要「mai ek」的音節，而修改串字以符合詩體要求一般而言是允許的。
賀拉斯是羅馬帝國時期的抒情詩人之一，曾著有《》一書
奧德詩是一種最初由一些以古希臘語（如品達）及拉丁語（如賀拉斯）寫作的詩人創造出來的詩歌形式。於不少受希臘及拉丁文化影響的文化圈子中，這種詩歌形式衍生出不少形式。一般而言，一篇奧德詩可分為三個部分：正旋舞歌、回舞歌及長短句交替。當中回舞歌部份在格律和押韻規律（視乎傳統而定）上與正旋舞歌部份相若，但長短句交替部份則截然不同。奧德詩採用更為正式的措詞，常以嚴肅的主題為主軸。正旋舞歌與回舞歌從另一面看主題，並通常帶有矛盾和觀點；而長短句交替則將主題推進一層，針對內裡問題進行觀察或解析。奧德詩通常供兩支合唱隊（或兩個人）朗誦或吟唱，其中一支合唱隊（或其中一人）演譯正旋舞歌，另一支（或另一人）則演譯回舞歌，而長短句交替則一同演譯。時移世易，奧德詩出現了不同的形式，而這些形式在表達形式與結構上亦有頗大的變化。其中一種與奧德詩類似的非西方形式正是波斯詩歌中的蓋綏達。
加扎勒是一種普遍於、、波斯語及地區的詩歌類型。在傳統格式上，加扎勒有5至15對押韻的對聯，並在第二行末共享一段副歌。這段副歌可為其中一個或多個音節，並以一個押韻作開首。詩歌的每一段均有其獨特的韻律，而內容多數反映無法實現的愛，又或神性的主題。
一如許多語言具有其他且歷史悠久的形式，加扎勒現時已經演變出不同變體，當中包括在烏爾都語中具備半音樂形式的詩詞形態。加扎勒與蘇非主義有著歷史上的密切關係，當中有一定數量的蘇非主義主要宗教作品均採用加扎勒形式寫成。而加扎勒相對平穩的押韻與採用副歌所製造的咒語效果，亦與蘇非主義本身的神祕主題相當吻合。在此形態的加扎勒詩人之中，尤以13世紀的波斯詩人魯米為數一數二的高手。而在云云加扎勒詩人之中，哈菲茲是其中一個最為有名的，而他的作品常常包含曝露偽善的主題。哈菲茲的生活與詩歌作品已成為不少分析、評論和解釋的主題，而其對十四世紀晚期波斯文學創作的影響，更遠高於任何同期作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抒情詩合集《》，創作靈感正是源自這位波斯詩人哈菲茲。
詩歌除了擁有不同的形式外，在體裁的選用上亦是五花八門。一般而言，一種詩歌體裁往往是對於一篇詩歌的題材、風格，又或在廣泛層面上的文學特徵而訂立的慣例或分類。部份評論視體裁為文學的自然形態，亦有意見認為體裁研究是一門研究不同的作品如何關連和參照其他作品。
杰弗里·喬叟是敍事詩的代表人物之一
敍事詩是一種用作述說故事的詩歌體裁。廣義而言，這種體裁亦包括史詩，但「敍事詩」一詞通常則用以形容。有指敍事詩可能是現存最久的詩歌種類。不少荷馬學者認為，荷馬所著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均整合自多篇題材相關，而篇幅較短的敍事詩。大部分敍事詩，如英式謠曲，又或波羅的式、斯拉夫式史詩，是根植於在文字出現之前口述傳統的一種。據推測，一些區分詩歌與散文的特徵，例如韻律、頭韻及，曾用作吟游詩人（背誦傳統故事的人）的記憶輔助工具。
著名敍事詩詩人包括：奧維德、但丁·阿利吉耶里、、、杰弗里·喬叟、、路易·德·賈梅士、威廉·莎士比亞、亞歷山大·蒲柏、羅伯特·伯恩斯、亞當·密茨凱維奇、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愛倫·坡、丁尼生及安妮·卡森。
抒情詩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左）
有別於史詩與戲劇詩，抒情詩是一種不直接，但以更個性化的風格來說故事的詩歌體裁。此類的詩作偏向篇幅較短、旋律優美，且易於令人沉思其中。抒情詩的另一特點是著重於詩人自身的感覺、感質和感知，而非在描繪角色和行為。抒情詩的著名詩人包括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約翰·多恩、夏爾·波德萊爾、杰拉爾德·曼利·霍普金斯、安東尼奧·馬查多及埃德娜·聖文森特·米萊。
路易·德·賈梅士曾著有史詩《盧濟塔尼亞人之歌》
史詩是詩歌體裁的一種，亦為敍事文學的主要形態。這種體裁通常被定義為一種描繪英雄事蹟，又或反映當時文化的重要本質之長篇詩作。史詩透過連續敍述的方式，講述一個英雄、一個神話人物或一群人物的生平和事蹟。史詩的例子計有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尼伯龍根之歌》、路易·德·賈梅士的《盧濟塔尼亞人之歌》、《熙德之歌》、《吉爾伽美什史詩》、《摩訶婆羅多》、艾里阿斯·隆洛特的《卡勒瓦拉》、菲爾多西的《列王紀》、尼扎米的《康士》（，解作「五書」）及《格薩爾王傳》。自20世紀初開始，縱使史詩以至的創作變得不再活躍，但仍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史詩作品推出，而這些現代史詩包括艾茲拉·龐德的《》、希爾達·杜利特爾的《海倫在埃及》及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德里克·沃爾科特於1992年獲得諾貝爾獎，主要原因是其創作的史詩《》。
約翰·威爾默特是十七世紀英國諷刺詩的高手之一
詩歌可作為諷刺的強力武器。羅馬人對於諷刺詩擁有豐厚的傳統，而這些諷刺詩大多用以政治目的，而羅馬詩人尤維納利斯的《》就是表表者。
此點對於英國諷刺傳統亦無誤。英國首名桂冠詩人、亦為云云之一的約翰·德萊頓於1682年出版的詩作《》中，有一句「一首對於真正的藍色新教詩人T.S.的諷刺」（"A Satire on the True Blue Protestant Poet, T.S."，當中「T.S.」引用自另一名英國詩人的名字）。而第二代羅徹斯特伯爵約翰·威爾默特亦為英國在17世紀的諷刺詩大師。在英國境外，曾有創作諷刺詩的詩人包括波蘭的、阿塞拜疆的、葡萄牙的及大韓民國的（以其詩作《天氣圖》尤為著名）。
托馬斯·格雷是十八世紀後期「墓地派詩人」之一
挽歌是一首憂傷、憂鬱或悲涼的詩歌，通常作為死者的輓歌或用於葬禮的歌曲。「挽歌」二字原為詩歌韻律的一種（韻律），常以描述關於喪事的詩作。另外，「挽歌」或可用以反映某些在作者眼中認為是古怪或神祕的事情。挽歌作為對死者、對更平凡的悲傷，甚或對神祕事物的一種反思，或可被視作抒情詩的一種形態。
著名挽歌詩人包括普羅佩提烏斯、霍赫·曼里奎、揚·科哈諾夫斯基、、埃德蒙·斯賓塞、本·瓊生、約翰·彌爾頓、托馬斯·格雷、、、珀西·比希·雪萊、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丁尼生、沃爾特·惠特曼、安東尼奧·馬查多、胡安·拉蒙·希梅內斯、威廉·巴特勒·葉芝、萊納·瑪利亞·里爾克及弗吉尼亞·吳爾夫。
是寓言詩的代表人物之一
寓言是一種古代文類，通常（縱然不能說「總是」）以韻文形式呈現。它是一種包含擬人動物、、植物、無生命的物體，又或大自然的力量，並述說一個道理（一種「」）的簡明故事。寓言詩在創作上會利用不同的韻律和押韻規律。
著名寓言詩詩人包括伊索、、、瑪麗·德·法蘭西、、、讓·德·拉封丹、、、、伊萬·克雷洛夫及安布羅斯·比爾斯。
戲劇詩是由供演員唸讀或唱出的韻文寫成的戲劇。在不同的文化中，戲劇詩會以不同的形式與形態出現。在詩歌中的古希臘悲劇可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紀，而此或對印度傳統戲劇的發展帶來影響，正如印度戲劇輾轉對中國的變文詩歌戲劇（現今戲曲的前身）之發展帶來影響。東亞地區的詩歌戲劇亦包括日本的能劇。在波斯文學中，戲劇詩的例子包括尼扎米的兩套著名戲劇作品—《萊拉和瑪吉努》和《霍斯勞和席琳》、菲爾多西的悲劇作品如《》、魯米的《瑪斯納維》、的悲劇作品《》，以及的作品《》。20世紀的美國詩人將戲劇詩復興，當中包括艾茲拉·龐德的《Sestina: Altaforte,》和T·S·艾略特的《》。
愛倫·坡有時會被視為「思辨詩之父」
思辨詩（又稱「奇妙詩」，當中古怪詩或恐怖詩是其中一個主要子分類）是一種處理「超越現實」主題的詩歌體裁，而這些主題可以來自科幻小說中的外推，又或中的怪異及可怕主題。這些詩作定期刊載於現代科幻小說作品及恐怖小說雜誌中。有時候，愛倫·坡會被視為「思辨詩之父」，皆因他在思辨詩體裁的貢獻中，其中之一就是其在1848年的隨筆（基於該作品的推測性質，他將之稱作一則「散文詩」）《》中，包含其對宇宙大爆炸起源之推測，而這推測比喬治·勒梅特還要早四分之三個世紀。
散文詩是一種結合散文與詩歌元素的混合體裁，或可能與微型小說（又稱「小小說」、「極短篇小說」）難以分辨。在現代讀者角度而言，縱然部份早期散文例子或會解讀成「詩歌」，「散文詩」的由來一般認為是始於19世紀的法國，而當時嘗試過這類詩歌的詩人包括、夏爾·波德萊爾、阿蒂爾·蘭波及馬拉美。尤自1980年代後期，散文詩逐漸受到讀者歡迎，在《The Prose Poe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Contemporary Haibun Online》及《Haibun Today》等全本式期刊中亦致力於該體裁及相關混合體。在20世紀，撰寫散文詩的包括奧克塔維奧·帕斯及。
路易斯·卡羅既是兒童文學作家，亦是輕詩派著名詩人之一
輕詩是一種用作幽默的詩歌。輕詩之所以稱作「輕」是因為這些詩歌通常簡短、主題既可為輕浮亦可為嚴肅，而且經常包含文字游戲的元素，如、冒險的押韻及重度的頭韻。雖然少數自由詩人在傳統詩體以外的輕詩上不缺出色作品，於英語世界的輕詩至少違反若干正式常規。輕詩的主要形態包括、克萊里休詩及。
雖然輕詩有時候會被貶稱為打油詩，又或被稱是隨意寫的詩歌，幽默在輕詩中往往以微妙或顛覆性的方式帶出嚴肅的觀點。而不少知名的「嚴肅派」詩人於輕詩創作上亦有超常發揮。著名輕詩詩人包括路易斯·卡羅、、、、謝爾·希爾弗斯坦及。
滿貫詩是一種詩歌體裁，源於1986年，於伊利諾伊州芝加哥舉辦首屆詩歌大滿貫。詩歌大滿貫中的演繹者在聽眾面前以情緒化的方式，就個人、社會或其他方面大聲評論，而比賽著重文字遊戲之美、語調和其抑揚變化。而滿貫詩在特定的「」比賽中，通常均具競爭性。
傳統詩歌對詩的形式非常看重，形式的運用與發展基本是為了體現詩歌的美感、利於吟誦、和使內容更深刻。但現代詩歌多對格式要求有所放鬆，一般至少還保留著分行與押韻，或只剩分行。有些分行的“詩歌”，去掉分行後可能僅僅就是篇散文。完全不顧格式的詩歌，實際上已很難認定為詩歌，當然，這牽扯到詩歌的定義及其定義的發展。
現代主義新詩是新詩的一個類型，即中文白話文的。最初稱為現代詩。「現代詩」一詞是由詩人紀弦於1953年2月1日獨力創辦「現代詩季刊社」並發行《現代詩》季刊時，所提出的一種新詩類型。其原意指的是在白話文自由詩的創作形式基礎上，進一步以現代主義精神為創作主題內涵的新詩流派。
1956年1月15日，紀弦與葉泥、鄭愁予、羅行、楊允達、林泠、小英(詩人)、季紅、林亨泰共九人於臺北市民眾團體活動中心舉行「現代派詩人第一屆年會」，宣告「現代派」與現代詩社正式成立。「現代詩」的推廣也自此正式展開。
由於現代詩的推廣初期一度主導了整個詩壇的創作流行風潮，「現代詩」一詞也一度從原本狹義的「現代主義新詩」，進而流行地成為了廣義的「新詩」之同義詞。時至今日，「現代詩」一詞仍因此具有歧義。
懷俄明州是美國西部的一個州。為全美國人口最少的一州，亦為全美印第安人比例第四高的州。此州一共管轄有23個郡（-{縣}-）。懷俄明州內擁有眾多知名的景點，包括舉世聞名的黃石國家公園和大提頓國家公園等，每年吸引成千上萬的海內外遊客前來觀光遊覽。懷俄明的名稱源自古印地安語“mecheweamiing”，意為「大草原」。根據州歷史沿革，懷俄明州亦稱為“大懷俄明”及“牛仔州”。其中，懷俄明州州議會於西元1869年通過授予女性投票權的法案，為世界上首見女性擁有投票權的政府，因而得到“平等之州”的美譽。
本州呈長方形，北鄰蒙大拿州，兩州大致以北緯45度線為分界；東鄰南達科他州和內布拉斯加州，大致以西經104線為界；南面是科羅拉多州，大致以北緯41度線為界；西部是猶他州和愛達荷州，大致以西經111度線為界。
大草原的一部分，科羅拉多境內
懷俄明的西半部分幾乎都為落基山脈所覆蓋，而東部則是高海拔被稱為Gigh Plains的大草原。懷俄明境內有兩個國家公園：黃石和大蒂頓。
懷俄明州的經濟主要依靠旅游業和礦產比如天然氣、天然堿和石油。其農產品主要包含大麥、小麥、干草和羊毛。2020年，懷俄明的地區GDP為392.1億美元。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種能源外，懷俄明還有煤炭、鈾和礦石等資源。其煤炭開采在2008年達到了頂峰。在2020年，懷俄明生產了2.1億短噸的煤炭，比2019年少了21%。
懷俄明州人口超過10000人的城市或城鎮有（以降序排列）：
* 夏延，本州首府與最大城市，隸屬於拉勒米郡
夏延 MSA
卡斯珀 MSA
吉列 μSA
石泉城 μSA
里弗頓 μSA
拉勒米 μSA
謝里敦 μSA
杰克遜 μSA (州內部分)
埃文斯頓 μSA
* 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世界第一個國家公園
* 大狄頓國家公園（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
* 魔鬼塔國家自然保護區（Devil's Tower National Monument）
2003年人口普查，懷俄明州有501,242人，是全美國人口最少的一州，也是在全美國中印第安人比例最高的州之一。目前懷俄明州的種族比例可分為：
根據人口普查，在懷俄明州的居民祖先中，德國人（25.9%）最多，其次是英國人（15.9%）、愛爾蘭人（13.3%）、本土化血統者（6.5%）、挪威人（4.3%）。
此外，五歲以下的居民占有6.3%，18歲以下則有26.1%。至於65歲以上則是11.7%。懷俄明州的女性略少於男性，百分比為49.7%。
美國2012年人口估算顯示，該州人口達到57.64萬。
宗教上，懷俄明州人口信仰比例為：
* 58%－新教徒（Protestant）
* 18%－羅馬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
* 10%－其他基督教派的教徒（Other Christian，大多為摩門教）
* 3%－其他宗教教徒（Other Religions）
* 14%－無信仰者（Non-Religious）
懷俄明州新教徒，其中以衛理公會派教徒（Methodist，10%）最高、其次為長老教會教徒（Presbyterian，9%）、接著是浸禮會（Baptist，9%）。
Rig wind 的天然氣井
懷俄明鐵礦場
::薛安學院（Cheyenne Campus）
::Albany County Campus at Laramie
::Eastern Laramie County Campus at Pine Bluffs
::Francis E. Warren Air Force Base Campus
* 鮑威爾學院（Powell）
* 瑞佛頓學院（Riverton）
* 石泉學院（Rock Springs）
* 透瑞頓學院（Torrington）
* 卡斯伯洛磯（Casper Rockies，新人級先鋒聯盟，母隊：科羅拉多洛磯）
* 杰克遜·波洛克（1912－1956）：畫家、抽象表現主義運動的核心成員之一
* 羅伯特·R·威爾遜（1914－2000）：物理學家，曾參與曼克頓計劃，費米國立加速器實驗室首任所長
:州鳥：西部野雲雀
:州花：彩杯花（''Castilleja linariaefolia''，一種寄生植物）
:州樹：白楊樹
*  Wyoming Government 英文
*  Cheyenne Chamber of Commerce 英文
*  Wyoming Tribune-Eagle 英文日報
*  懷俄明州大學 University of Wyoming 英文
劉少奇，名紹選，字渭璜。曾化名為劉衛黃、劉士奇、趙元啟、陶尚行、胡服等，生于湖南寧鄉，祖籍江西吉水，中國政治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締造者之一，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曾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第二任（第二至三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6年至1966年間擔任排名首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劉少奇曾被毛澤東視作接班人選之一。
劉少奇早年曾參與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五卅運動等中國工人運動、學生運動。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在上海、東北、浙江等地從事秘密工作，后前往中央蘇區，領導職工運動，并參與長征。1936年，奉命前往天津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擴大中國共產黨在華北地區的影響力。抗日戰爭時期，劉少奇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部署新四軍開辟華中根據地。皖南事變后，他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參與重組新四軍。1943年，劉少奇返回延安后，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劉少奇繼續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劉少奇主持起草、推動土地改革法，并曾組織“七千人大會”、領導中央經濟改革，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后來他反對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倡導的“三面紅旗”，且在四清運動時與毛澤東意見相左，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冠以“叛徒、內奸、工賊”等頭銜進行批判。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1969年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劉少奇被拘禁于河南開封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全面平反并恢復其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一切名譽。
劉少奇父母按家族譜系排列，取名紹選，字渭璜，意思是渭水之璜。當地俚語稱最末一個孩子為「滿仔」，劉少奇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家族中平時親切叫他「九滿」。許多人都知道「九滿」愛看書，説話文縐，凡事講道理，外號：劉九書櫃。1915年，參加聲討袁世凱鬥爭後，為表示保衛炎黃子孫、振興中華民族，劉少奇把字「渭璜」按諧音改為「衛黃」。
1898年11月24日，劉少奇生于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鄉炭子沖的東山坡腳下土木結構農舍，父親名叫劉壽生（1865-1911），母親魯氏（1864-1931）。劉家為富庶的農民家庭。母親為民國著名人物魯滌平、魯蕩平姑母。劉少奇經常跟兄姊除草摘菜，或上山放牛拾柴。8歲時，父親送劉少奇到柘木沖私塾讀書，第二年到羅家塘私塾。1908年，劉少奇到月塘灣上私塾，讀《詩經》等。1909年，劉少奇到離炭子沖10公里的粉鋪子洪家大屋讀書，學習國文、算術等。1910年，劉少奇到紅米沖上私塾，數月父親去世，即休學回家。1911年，劉少奇在堂姐家寄讀，學《左傳》等。1912年，劉少奇進入芳儲鄉小學補習，半年後得到初等小學畢業文憑。同年，在湖南新軍從軍的二哥劉云庭帶回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記》，劉少奇認真聽哥哥所述，也讀這套書，并堅持要姊姊剪去辮子，以示同清王朝決裂。1913年暑假，劉少奇以優異成績考入寧鄉縣第一高等小學（又稱玉潭學校）。
1916年1月，劉少奇與同學上街游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劉少奇高小畢業后先后報考邵陽中學、長郡中學和一中，都被錄取。劉少奇就讀于寧鄉駐省中學（現金海中學），插入二年級二期五班。同年被兄騙回鄉，母親作主與鄰村麻雀塘周氏結婚，劉少奇不同意，不久即向周氏斷絕婚姻關係。11月湖南陸軍講武堂第一期從軍隊下級軍官中招生，劉少奇借用六哥劉云庭的朋友劉少基的退伍軍官執照考取。秋，劉少奇報考譚延闓在長沙開辦的陸軍講武堂，以第一名成績錄取；因無校舍，至翌年3月才正式開學。
1917年5月1日湖南講武堂開學，1917年9月湖南省督軍譚延闿下臺，傅良佐繼任，湖南的南北戰爭爆發，該校解散。10月，講武堂解散，劉少奇離開學校回鄉。1918年，劉少奇在家複習和自學中學全部課程及部分大學課程，還閲讀《御批增補袁了凡綱鑒》和《御撰資治通鑒綱目》，準備報考大學。
1919年初，劉少奇插入私立育才中學畢業班。夏，劉少奇在育才中學畢業後，沒等到發畢業證書便到北京，五四運動已接近尾聲。劉少奇找到華法教育會負責人李石曾等，聯繫入留法預備班學習。9月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學附設的留法高等工藝預備班第三班學習，劉少奇讀到《新青年》、《每周評論》和校刊等進步刊物，了解了國內形勢和俄國十月革命及布爾什維克黨。1920年6月畢業。
1920年8月返回長沙，劉少奇經長沙船山學社社長賀民范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進上海外國語學社留俄預備班，學習俄文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閲讀《新青年》、《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報刊。
1921年夏初由上海外國語學社負責人楊明齋介紹去蘇聯，7月9日抵莫斯科，8月3日進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編入中國班。冬，同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東方大學中國班黨、團員組成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加入東方大學總支部，劉少奇任支部委員。經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書記羅亦農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2年1月17日，劉少奇填寫「團員調查表」，在「對於現在社會作何感想」欄目中寫：「資本主義已不能統治全世界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必將由人類的努力開始實現，我們處在這時代的人，應把無窮的希望，促進這段歷史。」春，劉少奇帶領部分同學回國；到上海後，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劉少奇作為工作人員，為遠東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做一些文書性質工作。經陳獨秀介紹，到湖南擔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秘書處擔任領導工作。夏，劉少奇回到湖南，在長沙會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經長談後，劉少奇當即被任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8月17日，湖南省學聯成立湖南工學商各公團聯合會，選舉李立三、易禮容、劉少奇、夏明翰、李六如等為幹事。劉少奇數次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其中有9月與李立三等領導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9月12日晚，劉少奇出席工人俱樂部緊急會議，與李立三等一起布置罷工，決定李立三為罷工總指揮部總指揮；劉少奇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住俱樂部應付事態。9月14日，劉少奇稱：「工人所希望的在於解決目前生活問題，若路礦兩局不派全權代表從磋商條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實上恐萬不能解決。」9月16日，劉少奇稱：如不能達到萬餘工人的要求，就是把我斫成肉泥仍不能解決問題；此時數千工人包圍戒嚴司令部，稱論敢動工人代表半根毫毛，就要路礦兩局片瓦不留；路礦當局和戒嚴司令部立場軟化。9月18日，罷工勝利；10月上旬，劉少奇任工人俱樂部窿外主任，並到長沙向毛澤東等滙報。12月10日，漢冶萍總工會在湖北漢陽成立，選舉劉少奇為執行委員。
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改選劉少奇為俱樂部總主任。8月20日，劉少奇撰〈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敗，並竭力增進工人直接利益外，具體還要做三項工作：㈠努力建設與整頓內部；㈡擴大組織；㈢訓育部員，提高工人階級的知識水平並訓練工人做事的能力。
1924年，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劉少奇加入中國國民黨。9月，漢冶萍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劉少奇為委員長。
在1925年至1926年間，劉少奇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領導政治運動和罷工，成為當地中國共產黨工人運動的主要負責人之一。1925年5月2日，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的開幕式上，劉少奇與蘇兆征、廖仲愷、王一飛等選為大會主席。6月1日，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劉華任副委員長兼組織科主任、劉少奇任總務科主任（相當於秘書長），主管文牘、庶務等五、六個股。11月，因患肺病，劉少奇同何寶珍回湖南養病，住長沙文化書社。12月16日，湖南省省長趙恒惕命令湖南省軍法處派幾個士兵到長沙文化書社逮捕劉少奇，關押於戒嚴司令部。妻子何寶珍、六哥劉云庭四處奔走托關系設法營救。請到同縣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創辦人）、省參議員朱劍凡作擔保人保釋；請劉家親戚國會議員周震麟，周同時也與趙恒惕有親戚關系，寫信說情；請劉少奇母家親戚、湘軍師長魯滌平給趙恒惕發電報說情。
1926年2月上旬，劉少奇在陸軍監獄被關押將近2個月後，終於獲釋；但趙恒惕要他「迅即離開湖南」。5月，中國共產黨要求各地黨組織發展工農運動，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劉少奇組織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全體代表，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到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從速出師北伐，拯救處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宰割下之水深火熱的民眾」。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選出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劉少奇當選全總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組織部長李立三，宣傳部長鄧中夏，委員長蘇兆征。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8月20日，劉少奇在《工人之路》第412期「廖仲愷先生殉難周年紀念特號」上發表〈廖仲愷先生與工農政策〉：「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定要社會各階級民眾一致來參加，建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才可成功。……要得到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來參加革命，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這個革命與工農群眾發生切身利害關係。工農群眾不是可以騙得來參加革命的，一定要真確地為工農利益而奮鬥，繼續不斷地增加工農群眾的利益，真確地謀得工農的解放，這樣自然可以得到工農群眾對於革命的熱烈參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遠。」10月10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湖北全省總工會成立；12月26日，劉少奇〈工會工作中的兩個問題〉：「所謂的民主集權制，就是工會的權力集中在大多數人的會議上，不是集中在個人身上，即凡事須經過大多數人的會議決定。一決定以後，即必須實行。……代表會是任何工會不可缺少的組織。沒有代表會，工會就危險；有了代表會，工會就堅固。」劉少奇稱：「一個工會，如果沒有真正的工人代表會，這個工會就不能接近群眾，就不是工人的工會，就變成了少數領袖的工會。……各工會趕快按照規定，把代表會組織起來，已有代表會的工會，望切實整理，使代表會真正能夠行使職權，按期開會。……一切權力歸於代表會。」12月28日又在《工會基本組織》小冊子序言稱：「工會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才能克盡所擔負的使命。所謂嚴密的組織，就是在執行委員會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會；在執行委員會之下，有群眾中的支部基本組織。」
1927年1月領導了武漢群眾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5月，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劉少奇當選中共中央委員。劉少奇在長期工作中逐漸總結出一套“深入群眾、長期隱藏、積蓄力量”的斗爭方針，并對當時中共中央內部所謂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左”傾錯誤進行抵制，這與毛澤東當時的思想和斗爭策略不謀而合。6月29日，李立三、鄧中夏、林育南、劉少奇、項英、蘇兆征等35人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7月上旬，肺病復發，經中共中央批準，離開武漢去廬山養病。10月26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劉少奇留在上海醫院養病。
1928年2月7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劉少奇等11人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3月24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派劉少奇去天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身份參加領導全國鐵路總工會，並指導順直省委工作。6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處理順直問題特派員機構」，指派陳潭秋、劉少奇和韓連會為特派員（代號潭少連），代行順直省委職權。12月18日，劉少奇在《出路》第二期上發表〈錯誤觀念的糾正〉：「糾正這些錯誤觀念也只有在長期工作的歷史中才有可能。改變現在的舊基礎，也只有在長期工作中才有漸進的新陳代謝的路徑」；如果停頓工作，專門去肅清障礙，不獨不能把障礙肅清，客觀上會走到取消一切的路上去。
1929年夏，劉少奇調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在中東路事件中發動了反對國民政府和張學良、支持蘇聯的運動。8月22日，劉少奇在奉天紗廠門口，因煽動罷工嫌疑與孟堅一同被捕。9月中旬，經奉天高等法院判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取保釋放”。日后劉少奇成為“叛徒”的重要證據，即為此次被捕。9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劉少奇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
1930年夏，劉少奇到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當選為執行局委員。1931年1月，劉少奇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9月，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處決后，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云、黃平、劉少奇、王云程等九人組成。同年冬，劉少奇回國，任黨中央職工部部長、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1932年，劉少奇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
1932年冬，劉少奇進入中央蘇區，領導職工運動。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劉少奇被選為第一屆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同年10月參加長征，擔任紅八軍團的領導工作，后由于作戰失利，紅八軍團撤銷編制，其改任紅五軍團領導工作。1935年，劉少奇參加遵義會議，會上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之一。此后，劉擔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劉少奇和謝飛結婚，年底到達陜北，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委員長。12月，劉少奇參加瓦窯堡會議。
1936年，劉少奇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領導中共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的抗日運動，并與國民黨政界、軍方、學生進行接洽。劉采納柯慶施的提議，向中共中央請示，建議讓被國民政府關押在草嵐子反省院的中共黨員履行監獄當局規定的不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出獄，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批準了劉的建議。關押在反省院的約六十名中共黨員接劉指示，起草《反共啟事》并登報發表后出獄。出獄的這批中共黨員為北方局打開局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因“手續問題”成為劉少奇的“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劉少奇把北方局總部調往山西太原，并與晉系軍閥閻錫山進行溝通。此外，其執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的“深入敵后、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的方針，領導了開創中共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工作。1938年3月，劉少奇返回延安，留在中央指導華北工作。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時，劉少奇與張聞天為反對最力者。
1938年11月，劉少奇參與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全會決定撤銷長江局，設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劉少奇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以“胡服”之名挺進華中敵后，參與新四軍在安徽、湖南、江蘇一線部署工作。1939年7月，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著名演講，對廣大黨員提出了黨性鍛煉的要求。
1939年8月，劉少奇在延安機場送周恩來到蘇聯養病
1940年初，劉少奇制定戰略先集中發展蘇北。在此戰略指導下，陳毅、粟裕所部新四軍從江南渡江北上，并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同時，黃克誠部八路軍南下到達蘇北，與新四軍會合，將華北華中的中共根據地連成一片。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葉挺任指揮（陳毅代），劉少奇任政治委員。此后，劉少奇組織曹甸戰役，進攻國軍韓德勤部，但未能成功。
八路軍、新四軍在蘇北的大發展以及該地區國共摩擦導致的直接后果即為皖南事變。1941年1月4日，葉挺、項英等率領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九千人經茂林北移。1月6日，第三戰區第32集團軍8萬多人在蔣中正命令下，向新四軍發起總攻，爆發皖南事變。新四軍歷經七晝夜激戰，最終失敗，葉挺被俘，項英被殺，蔣介石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在當時局勢下，劉少奇建議中央“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軍事上暫時不實行反攻”。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通告，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劉少奇當天請中央任命陳毅代任新四軍軍長，在蘇北成立軍部。18日，他與陳毅聯名致電中央，再次提出重建新四軍軍部。
1月20日，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劉少奇出任新四軍政治委員兼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與陳毅等人重建了新四軍，擴建了華中抗日根據地。其中首先重建新四軍軍部，并增建華中黨校，以提高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能力；并組織溫和的蘇北整風，確定新四軍發展方向及任務。在劉少奇的組織協調下，新四軍也由重建時的9萬余人發展到13.5萬人。1941年7月，劉少奇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作了《論黨內斗爭》的講演，提出了開展黨內斗爭的正確方針。
1942年3月，劉少奇啟程返回延安，參與整風運動和中共七大。途中經過山東，處理了山東軍政領導人之間的分歧。1942年12月2日，劉少奇返回延安，次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開始進入中共核心決策層，是中共五大書記之一。整風運動中，劉少奇與毛澤東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并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并多次公開檢查。
在1945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論述了中國共產黨的特點和性質、指導思想、中國革命的特點、群眾路線、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原則問題。其中對毛澤東思想作了中共歷史上的第一次系統論述，將“毛澤東思想”明確寫入黨章，并提出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在中共七大選舉的領導集體中，劉少奇名列中共五大書記(相當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為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此后，劉少奇又兼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結束后，在毛澤東赴重慶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進行重慶談判期間，劉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提出了“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并提出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局勢中采取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策略；同時，他發表《中共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產黨在解放區進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把土地分給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國軍攻占延安，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留在陜北指揮國共內戰，劉少奇則擔任中央工作委員會書記，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機關一部轉移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負責中共佔領區土地改革運動的工作。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之后，指導晉察冀野戰軍取得了正太、青滄、保北和石家莊戰役的勝利，殲滅國軍6.2萬余人。同年7月至9月，劉少奇在西柏坡主持全國土地會議，討論土地改革政策，并頒布實施《中國土地法大綱》，沒收地主富農土地，分配給貧農、中農。
1948年4月，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共中央機關部分人員到達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同朱德、劉少奇會合。1948年5月，劉少奇兼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隨后，劉少奇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身份協助指揮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等。1949年3月，劉少奇參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并在會上發言。1949年6月至8月，與高崗、王稼祥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蘇聯專家總顧問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員鄧力群、戈寶權、徐介藩、翻譯師哲陪同訪問。6月27日，代表團下榻孔策沃別墅并與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馬林科夫、米高揚等舉行第一次會談，會談涉及向蘇聯貸款、派遣專家、上海等城市管理問題、新疆及少數民族政策、組建海軍艦隊、莫斯科與北京航線與配套設施、之后與蘇共主席團召開中國政治軍事的討論會、國家機構設置和工商企業管理等。斯大林還決定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并決定以東北人民政府的名義簽訂貸款協定。7月2日，雙方再次舉行會談。雙方共舉行了六次會談（只有一次有會談記錄，兩次會談有確切日期）。會談期間，劉少奇以電報的形式與毛澤東等人溝通。7月4日，以劉少奇的名義，中共代表團向蘇方提交一萬余字的報告，介紹了中國政治、經濟、軍事情況，并向其征求意見。報告中提及中國將一邊倒地倒向蘇聯，也提及了旅順駐軍、蒙古獨立的問題和蘇聯從中國東北“搬走機器設備”的問題，認為“我們是這樣解釋的：這些機器是日本人的，蘇聯把這些東西當作戰利品運走，去建設社會主義，免得落在反動派手中并用它來反對中國人民是完全正確的。”
9月，劉少奇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會上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劉少奇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對土地改革的報告。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劉少奇出席開國大典。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舉行，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由劉少奇負責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員會，指導全國的土地改革工作。其頒布并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農經濟、團結和保護中農、沒收地主土地，并在原耕基礎上用抽補調整方法來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國農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比1951年增長15.3%；糧食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42.8%；棉花總產量比1949年增長193.4%；農民個人生活也有所改善。1952年，劉少奇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慶祝活動。
1951年，劉少奇和黃炎培交談。
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了國家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總理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少奇，而高崗和饒漱石乘機奪位，劉高矛盾也惡化。于是劉少奇和周恩來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于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批斗高崗，使之下臺。
1954年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并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大會作《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
1955年4月2日至4月9日，劉少奇先後邀集西北、西南、中南、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區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當地工作情況滙報；當談到經濟問題時，劉少奇稱：凡是盲目發展得多的行業，困難就大；這裡有一條經驗，並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好的，如果發展不是有計劃、有前途的，發展本身就帶有破壞性。劉少奇同中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一攬子的領導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種業務機構。」劉少奇同華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黨不管黨問題，有個整個問題在內。黨委終天忙，不能管黨，管了什麼？管了徵兵、統購統銷、基本建設等等業務；而這些事應該是由業務機構來管的。黨應該管的是檢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劉少奇稱：「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業務部門去做，黨委就能騰出手來做自己應當做的事情了。……就可以站在監督的地位來指導和幫助業務部門的工作，即管理幹部、檢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地管他們的業務。……今後，黨對政府部門的領導方式，原則上將是如此。」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劉少奇主張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生產力。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召開，劉少奇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他在制定國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針政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23日，劉少奇率領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飛赴莫斯科，秘密訪問蘇聯。10月30日晚，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反對蘇軍撤出匈牙利，認為把匈牙利交給使用暴力手段之反政府勢力是不妥當的。10月31日晚，劉少奇、鄧小平等回國，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要員送機。11月10日，劉少奇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在工人階級執政的國家裡面，就是説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裡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們注意了的話，如果我們採取一些辦法的話也不一定產生，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我個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也談了一下，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採取一些辦法，採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黨內、在人民中間進行教育。此外，還要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在2月的國務院會議上針對經濟計劃提得過大，毛澤東一再告誡“不要潑冷水”，總理周恩來則說“用冷水洗洗”，劉也支持周說“現在有些人腦子太熱了，提得太高了。”兩種不同的思路開始顯現。毛澤東對于劉、周等人提的“反冒進”十分不悅。劉有一次將人民日報的內容為反急躁情緒的社論稿修改后交毛批閱，毛直接批示不看了。毛澤東后來還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
1957年，劉少奇在調查中稱：「恩格斯講過，要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我們黨、政府、國家、經濟機關的領導人，本來是人民群眾的公僕，社會的公僕。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已經變為老爺，把人民群眾當作僕人，自己還不自覺。這是錯誤的。我們所有的領導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的勤務員，沒有權利當老爺。因為不這樣，他就不能把群眾當作跟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處理人民群眾內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農民、普通的學生與我們黨員和幹部一樣看待。我們要信任群眾，群眾才會信任我們。不信任群眾，群眾是不會信任我們的。」隨即就是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反“反冒進”，周恩來做了自我檢討，而劉少奇自忖“我們比主席，總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澤東的一方占據主動，從而拉開了“大躍進”的序幕。
1954年，劉少奇、周恩來、羅瑞卿由陶鑄（左一）陪同，在廣東省視察胡椒園。
1955年，毛澤東掀起農業合作社并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國開始了“大躍進”運動，劉少奇作為一線領導人積極參與了大躍進的決策和具體的推進工作。3月份成都會議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開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劉少奇和周恩來等若干人一起開始“吹公社”、“吹烏托邦”，主張大辦公社、大辦公共食堂、大煉鋼鐵、搞供給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貫徹。6月份，毛澤東批發“兩年超過英國”的報告之后，劉也緊跟精神宣稱鋼鐵產量可以兩三年趕英、七八年超美，并且和毛澤東一樣，在實地考察農業生產的時候公開為浮夸行為加溫。毛澤東曾經要求壓縮一些過高指標，1958年底大躍進的弊病開始露出苗頭之后，劉少奇承認“我的頭腦也有些熱，說過些過頭話”，1959年春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糾左”、“壓縮空氣”。
1957年4月24日，宋慶齡在上海寓所設宴歡迎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左一為劉少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指定劉少奇為自己的接班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由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自己退居“二線”。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并當選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時，向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通報，將由劉少奇接班任中國國家主席。1958年底，毛澤東不做下一屆國家主席的提議得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
1959年二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為劉少奇接班作小范圍吹風。4月27日，劉少奇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當選副主席。劉少奇自動兼任國防委員會主席，成為名義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10月下旬，劉少奇在接見出席全國群英會的勞動模範時，對北京市清潔工人時傳祥稱：「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7月2日至8月1日廬山會議。7月14日，彭德懷致信毛澤東，陳述對1958年以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毛澤東沒作評論，7月16日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示印發給各到會同志參考。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全體會議，嚴厲指責彭德懷的信。彭德懷等人提出的意見，被指責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由此，參會的劉少奇等人開始積極配合毛澤東批判國防部長彭德懷，會議的主題由“糾左”變為“反右”。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8月2日至16日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進一步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批判，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和《關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廬山會議后，劉少奇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為了取得進步的經驗，即使犯錯誤也要從積極方面理解，另一方面劉少奇為了維護毛的權威，仍然參與到以空前的高調呼吁對毛的個人崇拜的浪潮中來，這使得大躍進的錯誤一時難以糾正。
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三次匯報會討論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時發言：看來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萬噸鋼增加到二千零四十萬噸，是犯了錯誤的。今年制訂計劃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勢和矛盾緩和下來，要確實留有余地。每項事情都有個余地問題。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第五次匯報會上發言：看來農民在經濟上是很脆弱的。經濟上脆弱，對違法亂紀的抵抗也脆弱。這種經濟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問題的。今后我們各級領導要特別小心地對待農民問題，把農民生活搞得好一點。
4月1日從廣州到達長沙，開始深入湖南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大躍進造成的惡果全面暴露，劉少奇經過在湖南家鄉蹲點調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發生了急遽的轉變。他決定解散食堂、強調調查研究，開始糾正大躍進的錯誤。
1962年1月27日，劉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正式發給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代表。經常委同意后，劉在大會作長篇講話，補充說明報告：
在會議上，毛澤東作為中共中央主席承擔了中央的責任，鄧小平、周恩來分別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做了自我批評。劉少奇組織批評大躍進等工作的經驗教訓，尖銳指出大躍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身為主持一線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要求全黨糾正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克服困難，做好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報告提出當前要加強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更快地爭取國民經濟的根本好轉。報告闡述了黨的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等優良傳統和作風，對這幾年干部作風中虛假浮夸、強迫命令、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進行了嚴肅批評，要求全黨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分散主義等壞思想、壞作風，把黨的戰斗力大大加強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