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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初期的文學比較樸陋，文學家大多是韓昉等遼人與宋人。直到蔡珪出現，才被稱為金朝文學正傳之宗，其他尚有黨懷英，其他還有趙渢、王庭筠、王寂、劉從益等。金章宗時期有名的文學家有趙秉文、楊雲翼、李純甫與元好問等，女真人中有名的有金帝完顏亮與金章宗。金帝完顏亮南下侵宋時，在揚州賦詩，有句云：「提兵百萬西湖側，立馬吳山第一峰。」海陵王立志滅宋統一，作詩言志，筆力雄健，氣象恢宏。金章宗酷愛詩詞，製作甚多，但意境只在宮中生活，近似宮體詩。在金章宗的倡導下，女真貴族官員也多學作漢詩。豫王完顏允成的詩歌，編為《樂善老人集》行世。下至猛安、謀克，也努力學詩。如猛安術虎玹、謀克烏林答爽都和漢人士大夫交遊，刻意學詩。金朝有名的文人為王若虛與元好問。王若虛著有《滹南遺老集》，擅長詩文與經史考證，初步建立了文法學和修辭學，其論史則攻擊宋祁，論詩文則尊蘇軾而抑黃庭堅，是金朝具有權威的評論家，後來潘升霄的《金石文例》即受其影響。元好問是金朝文學集大成者，著有《遺山文集》。他的《論詩絕句》30首，重在衡量作家，開後來論詩的一個重要派別。元好問的《中州集》是以詩存史，他把各地區、各族的詩人均視為中州人物，這是統一的包括各族在內的中華思想的具體反映。
雜劇與戲曲在金朝得到相當的發展，已盛行以雜劇的形式作戲。金代院本的發展，為後來元曲的雜劇打下了基礎。金章宗時期的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是中國古典戲劇中一部帶典範性的劃時代傑作。他是根據唐朝元稹《鶯鶯傳》改寫，但是在思想還是藝術方面都突破傳統思想的束縛，被稱為「古今傳奇鼻祖」、「北曲之祖」。
女真文和漢文是金朝通行的官方文字，其中女真文是根據漢字改製的契丹字拼寫女真語言而制成的。女真族原採用契丹字，隨著金朝的建立，完顏希尹奉金太祖之令，參考漢文與契丹文創造女真文，並且在1191年八月頒行。1165年徒單子溫參考契丹字譯本，譯成《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金世宗時，朝廷設立譯經所，翻譯漢文經史為女真文，而後又陸續翻多多本漢文書籍。金世宗對宰相們說：「朕之所以命令翻譯五經，是要女真人知道仁義道德所在」。然而當時女真字與漢字對譯，都要先譯成契丹字，然後再轉譯。金章宗時，專設弘文院譯寫儒學經書，命學官講解。1191年罷廢契丹字，規定今後女真字直譯為漢字。但隨著漢語的通用，女真貴族多已識讀漢字。漢字書籍在女真族中廣泛流行。
金朝宗教大都主張順從和忍耐，主要和北方漢族與異族統治者有關。無論是金代的佛教還是道教，都主張以本教義為主的佛、道、儒的三者合一，如在佛教的理論發展中有很高造詣的萬松行秀和李純甫。全真教創始人王喆，凡立會也必以三教名之，完顏璹的《全真教祖碑》：“足見其沖虛明妙，寂靜圓融，不獨居一教也。”王喆從三教合一的主張出發，勸人們誦《道德清靜經》、《般若心經》及《孝經》等道、佛、儒三家經典。
佛教早在女真族時期即有流傳，金朝滅遼朝及北宋后，又受中原佛教的影響，對佛教的信仰更加發展。佛教如華嚴、禪、淨、密教、戒律各宗都有相當的發展。其中禪宗尤為盛行，這可說完全受了北宋佛教的影響，對金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習俗都有重要影響。。女真族佔領中原後，道詢繼承淨如在靈巖寺弘法，著有《示眾廣語》、《遊方勘辨》、《頌古唱贊》諸篇。汴梁則有佛日大弘法化，傳法弟子圓性於大定間應請主持燕京潭柘山寺，大力復興禪學，著有語錄三編行世。萬松行秀尤為金代著名禪師。傳曹洞青源一系之禪，嗣法磁州大明寺雪巖滿禪師，雖治禪學，而平時恆以《華嚴》為業。他曾在從容庵評唱天童的《頌古百則》，撰《從容錄》，為禪學名著。他兼有融貫三教的思想，常勸當時重臣耶律楚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極得楚材的稱頌，說他「得曹洞的血脈，具雲門的善巧，備臨濟的機鋒」，一時傳為佳評。
道教到金朝出現全真教、大道教和太一教等三大新興道派。全真教創始人是王喆，於1167年創建全真教，後由他的七位弟子輪流接任。全真教除了繼承了中國傳統道教思想以外，更將符錄、丹藥等思想以外的內容重新整理，為今時今日的道教奠下了根基。大道教創始人是金初劉德仁，于1142年開始傳道。主張「守氣養神」，提倡自食其力，少思寡慾，不談飛升煉化，長生不老，並且把儒家思想納入自己的體系。此外，大道教有出家制度。太一教始祖蕭抱珍，於1138年創建。以符籙道法為主，也有守柔弱的內煉之法。尊奉太一。太一教模仿天師道的秘傳原則，每代掌教人必須改姓「蕭」。其立教宗旨是「度群生於苦厄」，尊重人倫。
女真人信仰薩滿教，它是一種包括自然崇拜、圖騰、萬物有靈、祖先崇拜、巫術等信仰在內的原始宗教。薩滿是溝通人與神之間的中介，在重大典禮、事件和節日的祭祀時都有巫師參加，或由他們司儀。消災治病、為人求生子女、詛咒他人遭災致禍等，幾乎都成為薩滿的活動內容。
金代藝術的發展，也在各方面取得很高成就。金章宗設書畫院，收集民間和南宋收藏的名畫，王庭筠與秘書郎張汝方鑒定金朝所收藏書畫550卷，并分別定出品第。1127年金兵攻破北宋京城汴梁，就掠奪宋廷藏畫、俘擄畫工北去。金代宮廷講求書畫名蹟的收藏，以所獲北宋和內府藏畫為基礎，復從民間徵集加以充實。金朝繪畫在漢文化影響下，比遼朝繪畫更為隆盛，特別是金世宗至金章宗時期，繪畫活動益趨活躍。金章宗善詩文書法，又愛好繪畫，他在政府秘書監下設書畫局，將藏畫加以鑑定，又效宋徽宗書體在名作上題簽鈐印。金朝還在少府監下設圖畫署，“掌圖畫鏤金匠”，當時有名的畫有虞仲文《飛駿圖》、王庭筠《枯木》、張珪《神龜圖》、趙霖所繪《昭陵六駿圖卷》等，其中以張瑀《文姬歸漢圖》為最佳。金帝完顏亮能畫竹，完顏允恭畫獐鹿人物，王庭筠善山水墨竹，王邦基善畫人物，徐榮之善畫花鳥，杜锜畫鞍馬。武元直、李山與王庭筠等山水竹石畫作，比起同時南宋院畫家的作品，似乎更顯出「文人」的品味。
金代書法家學自北宋書法，金章宗學宋徽宗的瘦金體，很有成就。王競擅長草隸，尤工大字，兩都宮殿榜題都是競所書。黨懷英擅長篆籀，為學者所宗。趙渢擅長正、行、草書，亦工小篆，正書體兼顏、蘇，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行草書備諸家體，時人以渢配黨懷英小篆，號「黨、趙」。吳激得其岳父米芾筆意，王庭筠在當時學米諸人中，造詣最深，其書法為元初巙子山諸人所不及。任詢具有多方面的才藝，書法為當時第一，《中州集》稱他：「畫高於書，書高於詩，詩高於文。」。
金代初年，女真族的樂器只有鼓、笛兩種，歌詠只有「鷓鴣」一曲，「高下長短，鷓鴣二聲而已」。進入宋境後，金軍掠取宋朝教坊的樂工、樂器、樂書，漢族的音樂融入女真族的音樂之中。金世宗設宴招待南宋與西夏使者，樂人學宋朝，但服裝不同。金朝舞蹈源自先人靺鞨的靺鞨樂，立國後基本上直接吸受自北宋舞蹈，同時也發揚女真族的樂舞文化。在戲曲方面，北宋流行的諸宮調到金朝成為主要的說唱品種。當時只有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和《劉知遠》流傳至今，其中《西廂記諸宮調》的出現，有著元曲初步形成的意義。
《測圓海鏡》圓城圖式，其中用天地乾坤等指代三角形內各點
金朝的科學技術也有很大的發展。醫學方面產生許多學派，不同創新的理論與爭鳴對元朝醫學與後世的醫學有較大的影響；北方農業技術在比較落後的基礎上有迅速的發展；數學方面在金元之際發展出天元術；天文曆算方面修正大明曆使其精確；此外，建築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興建盧溝橋、金中都、山西大同華嚴寺等建築。
從靖康之變后到蒙古時期，由於頻繁的戰爭和暴政，加上頻繁的自然災害，導致人民生活貧苦，疾病流行，使得醫學十分活躍，被稱為新學肇興。金朝時期發展出劉完素的火熱說、張從正的攻邪說與李東垣的脾胃說。由于實踐的豐富，不少醫家深入研究古代的醫學經典，結合各自的臨床經驗，自成一說，來解釋前人的理論，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劉完素開創了河間學派、張元素開創了易水學派，張元素的弟子李東垣又自創了脾胃學說，這三家與元朝朱震亨的養陰說合稱金元四大家，對中醫理論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
金朝吸收北宋的農業技術，使得東北金上京一帶的農業產量得以提升。現今考古學家還在今東北地區挖掘許多金代使用的犁鏵、瓠種等鐵製農具。當時金朝與西夏等地區有名的農書有《務本新書》、《士農必用》等農書，可惜現已失傳。當時養殖蠶桑與園藝的技術也十分發達，例如利用「牛糞覆棚」將西瓜種植於較寒冷的東北地區。
當時數學最重要的進展是天元術的發展，天元術即是古代中國建立高次方程的方法，其中「天元」相當於現在的未知數。1248年金元時期的數學家李冶在其著作《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中，系統地介紹了用天元術建立二次方程。金廷學習北宋建立司天監以觀測天文，當時的數學也十分發達，使得金朝士人熱中編寫曆書。金廷於1137年頒布楊級編寫的《大明曆》（與祖沖之的《大明曆》不同）。而後趙知微於1180年修編成較精確的《重修大明曆》，其精確度超過宋朝優越的曆法《紀元曆》。同時間耶律履也編出《乙未曆》，然而精確度不如《重修大明曆》。
金1115年－1234年
應-{乾}-興運昭德定功仁明莊孝大聖武元皇帝
1115年－1123年
收國 1115年－1116年
天輔 1117年－1123年九月
1123年－1135年
天會 1123年九月－1135年
弘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
1135年－1149年
天會 1135年－1137年
天眷 1138年－1140年
皇統 1141年正月－1149年十二月
海陵煬王（世宗諡）
1149年－1161年
天德 1149年十二月－1153年三月
貞元 1153年三月－1156年正月
正隆 1156年二月－1161年十月
1161年－1189年
大定 1161年十月－1189年
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
1189年－1208年
明昌 1190年－1196年十一月
承安 1196年十一月－1200年
泰和 1201年－1208年
衛紹王（宣宗諡）
1208年－1213年
泰和 1208年－1209年正月
大安 1209年正月－1211年
崇慶 1212年－1213年
至寧 1213年五月－九月
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
1213年－1223年
貞祐 1213年九月－1217年九月
興定 1217年九月－1222年八月
元光 1222年八月－1223年
敬天德運忠文靖武天圣烈孝莊皇帝
1223年－1234年
正大 1224年－1232年正月
開興 1232年正月－四月
天興 1232年四月－1234年正月
盛昌 1234年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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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中國歷史政權
納爾遜·霍-{}-利薩薩·曼德拉（ ，），南非川斯凱人，為南非反種族隔離革命家、政治家及慈善家，亦被廣泛視作南非的國父。1994年至1999年間任南非總統，是第一個由全面代議制民主選舉選出的南非元首。他任內致力于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實現種族和解，以及消除貧困不公。作為非洲國家主義者和民主社會主義者，他在1991年至1997年間任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1998年至1999年間任不結盟運動秘書長。
當選總統前，曼德拉是積極的反種族隔離人士，任非洲人國民大會武裝組織民族之矛領袖。當曼德拉領導反種族隔離運動時，南非法院曾判處他「密謀推翻政府」等罪名，曼德拉前后共服刑26年半，其中有約13年在羅本島度過。
1990年3月14日出獄後，曼德拉領導調解與協商，並在推動多元族群民主的過渡期挺身領導南非。自種族隔離制度終結以來，曼德拉受到了來自各界的讚許，包括從前的反對者。曼德拉在40年來獲得了超過一百項獎項，其中最顯著的便是199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2005年，南非廣播公司舉辦了「」票選活動，結果曼德拉被選為最偉大的南非人。他作為南非政界元老，持續對時事話題發表他的見解。在南非，他普遍被暱稱為馬迪巴（Madiba），這是曼德拉家族中長輩對他的榮譽頭銜，而此稱謂也變成了曼德拉的同義詞。
2013年6月，曼德拉因肺部感染而病危，在住院86天後於9月出院回到約翰內斯堡的家中，並過了95歲的生日。2013年12月5日，南非總統雅各布·祖瑪宣布，長期苦於腎臟感染的前總統曼德拉在當天於家中辭世，享壽95歲。曼德拉的祖父是國王，父親是部落酋長，而其本人則成為國家領袖。
曼德拉曾經說：「如果人生沒有競爭，就像沒有高潮的一本書。」
1918年7月18日，曼德拉出生于當時由開普省管轄的烏姆塔塔鎮姆維佐村（Mvezo），起名為“Rolihlahla”，在科薩語口語中意為“搗蛋鬼”。后來，以他的族名“馬迪巴”（意為“調解人”）揚名。他的曾祖父努班庫卡（Ngubengcuka）是位于現東開普省特蘭斯凱區的泰姆布族人的統治者。這位國王的其中一個兒子姓曼德拉，是納爾遜的祖父，也是他姓氏的由來。但由于曼德拉的母親來自于伊克斯伊巴家族，是所謂的“左方王室”，所以他的后代屬于皇室家族支系的貴賤聯姻所生，沒有資格繼承王位，但被譽為世襲的皇家顧問。他的父親葛德拉·漢瑞·孟伐肯伊斯瓦（Gadla Henry Mphakanyiswa）出任地方長官和皇室參贊；他的上一任被指控收受一名白人地方官的賄賂后，他于1915年被委派上任。1926年，葛德拉也因貪污遭解雇，但納爾遜所得知的版本是父親由于勇敢抵抗地方法院的無理要求而被辭退。葛德拉信奉非洲的創世主伽瑪塔（Qmata），是一夫多妻主義者，共娶了四個妻子，育有四兒九女，他們分別住在不同的村里。納爾遜的母親是葛德拉的第三房妻子諾塞凱尼·范妮（Nosekeni Fanny），她是右方王室科達瑪的女兒，也是科薩族的阿瑪穆培武支系的一員。
曼德拉后來回憶說他的早年生活充斥著“習俗、宗教儀式和禁忌”。他與兩個姐妹在母親所在的庫努村的一家茅舍里長大。他是個放牛娃，大部分時間和其他男孩在外面玩耍。他的父母都是文盲，但他的母親是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在他七歲時把他送去了一家本地的循道宗學校讀書。曼德拉受洗成為基督教徒后，他的老師為他取名為“納爾遜”。曼德拉快9歲時，他的父親到庫努村逗留期間死于某種尚未確診的疾病，曼德拉認為父親得的是肺病。父親死后，曼德拉有種“被拋棄”的感覺，他后來說自己繼承了父親“驕傲不羈的叛逆精神”和一種“頑強執著的公平信念”。
曼德拉的母親把他帶到了南非村莊姆克海凱澤韋尼的“圣地”大殿，把曼德拉托付給泰姆布族的攝政王瓊津塔巴·達林岱波酋長（Chief Jongintaba Dalindyebo）養育。雖然曼德拉在此后的多年無法與母親相見，但他感到瓊津塔巴和他的妻子諾英格蘭德待他如親生孩子，把他與他們的兒子宙斯提斯以及女兒諾瑪芙一起培養。由于曼德拉和他的養父母每周日都參加禮拜，基督教精神成了他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大殿旁的一家基督教教會學校上學，學習英語、科薩語、歷史和地理。他開始逐漸喜歡上非洲的歷史，聆聽到訪大殿的長輩所講的故事，并開始受到喬伊酋長反帝國主義思想的影響。但當時的曼德拉卻認為歐洲的殖民者是恩人，而不是壓迫者。16歲時，曼德拉、宙斯提斯和其他幾名男孩到泰哈拉哈接受割禮，標志著正式步入成年階段；儀式結束后，曼德拉被賜予“達利布洪加”的名字。
Mandela 1996, pp. 16, 17
為了掌握成為泰姆布王室樞密使的必要技能，曼德拉到恩格科波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學校（Clarkebury Boarding Institute）就讀中學課程，該學校是泰姆布蘭德村為非洲黑人所設的最大的西式中學。迫于與其他學生以平等的地位交往，曼德拉稱他一改傲慢的姿態，第一次和一名女生成了最好的朋友；他開始參加體育運動，逐漸愛上園藝并成了他一生的愛好。曼德拉僅用了兩年完成了中學學業后，1937年，他轉學到希爾德頓綜合學校（Healdtown Comprehensive School）。希爾德頓是位于博福特港的一家基督教教會學院，包括宙斯提斯在內的大部分泰姆布王室成員都在此就讀。校長強調英語文化和政府的優越性，但曼德拉對非洲本土文化愈發感興趣，結交了人生中第一位講塞索托語的非科薩族朋友，并逐漸受到他特別喜愛的一位老師的影響。這位老師是科薩人，但卻打破了禁忌與一名索托人結婚。曼德拉花大量的空余時間進行長跑和拳擊，于是在入學第二年成了協助老師管理學生紀律的級長。
在養父瓊津塔巴的支持下，曼德拉到了黑爾堡大學（University of Fort Hare）攻讀文學學士學位。該大學是位于東開普省艾麗絲鎮的一所精英黑人院校，約有150名學生。入學第一年，曼德拉修了英語、人類學、政治、地方行政管理以及羅馬-荷蘭法律等課程，立志成為土著事務部（Native Affairs Department）的口譯員或文員。曼德拉住在韋斯利公寓樓，和他的親戚凱澤·達利旺加·馬坦齊馬（K.D. Matanzima）以及奧利弗·坦博（Oliver Tambo）成了好朋友。其中，奧利弗在此后數十年一直是曼德拉的摯友和戰友。曼德拉不但延續了他對體育運動的興趣，而且還開始跳交誼舞，參加戲劇社一部關于亞伯拉罕·林肯的戲劇演出，并加入學生基督教協會，為當地社區辦圣經班。雖然曼德拉有不少朋友加入非洲人國民大會以及反帝國主義運動，希望南非獨立，但曼德拉避免參與其中，并在二戰爆發時聲援英國在大戰中所做的努力。他還協助成立大一新生的內務委員會，對大二學生的主導地位提出異議，并于大一末時參加學生代表委員會（Stu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的食品質量抗議行動，為此他被勒令停學處分；最終他沒有拿到學位就退學了。
1940年12月，曼德拉回到姆克海凱澤韋尼，得知瓊津塔巴為自己和宙斯提斯分別安排了婚事；他們為此感到驚慌失措，因此一起經由昆士敦港逃到了約翰內斯堡，于1941年4月到達。曼德拉在皇冠礦找到了一份守業者的工作，這是他“第一次見識到南非的資本主義”，但工頭發現他是離家出走之后便把他辭退。曼德拉在喬治·歌赫鎮的一位親戚家逗留期間，被介紹認識了一位房地產商兼非國大積極分子瓦特·西蘇魯（Walter Sisulu）。他給曼德拉在一家名為“維特肯、西德斯凱和埃德爾曼”（Witkin, Sidelsky and Eidelman）的律師所找了一份見習律師的工作。律所的經營者是一位支持自由主義的猶太人拉扎爾·西德斯凱（Lazar Sidelsky），他對非國大的運動表示贊同。在律所，曼德拉結識了一位非國大和共產黨的成員蓋伊·拉德貝（Gaur Redebe）和一位猶太裔共產黨員內特·布雷格曼（Nat Bregman），布雷格曼成了曼德拉的第一位白人好友。通過參加共產主義演講和聚會，曼德拉深刻地感受到歐洲人、非洲人、印第安人和有色人種是可以平等共處的。曼德拉越來越關心政治，并于1943年8月參與了一場聯合抵制公車的游行，阻止了票價上漲。同時，曼德拉繼續接受高等教育，他報讀了一家南非大學的函授課程，每晚花時間自主攻讀他的學士學位。
曼德拉薪資微薄，在亞歷山德拉鎮的索瑪家族大宅租了一間房子；盡管當地的貧困、犯罪和污染問題嚴重，亞歷山德拉鎮（Alexandra）對曼德拉而言一直是“一片寶地”。曼德拉雖然過著窮困的生活并因此感到窘迫，但他曾追求過一名斯威士女子，后來追求他房東的女兒但并不成功。為了省錢并住得離約翰內斯堡市中心近一些，他住進了維瓦特斯蘭本地勞工協會（Witwatersrand Native Labour Association）的大院，和各個部落的礦工一起生活；由于大院是“出訪酋長們的中途驛站”，曼德拉在這里曾與巴蘇陀蘭的攝政王后見面。1941年底，瓊津塔巴到訪，原諒了曼德拉離家出走的事。在返回泰姆布蘭德的路上，攝政王逝世于1942年冬天；曼德拉和宙斯提斯晚到了一天，錯過了他的葬禮。1943年初通過了學士學位考試后，曼德拉回到了約翰內斯堡走上了律師的從政之路，而沒有留在泰姆布蘭德擔任樞密使。他后來回憶稱自己并不是突然頓悟，而是“就這么自然而然去做了，而且只能這么做”。
1944年7月班圖男士社交中心，曼德拉和伊芙琳·梅斯參加沃爾特和伯蒂娜·西蘇魯的婚禮。
曼德拉到金山大學攻讀法律，他是當時唯一一名非洲本土學生。盡管面對種族歧視，他結交了一些信奉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歐洲、猶太和印第安學生，其中包括喬·斯洛沃（Joe Slovo）、哈里·施瓦茲（Harry Schwarz）和魯斯·弗斯特（Ruth First）。加入非國大后，曼德拉越發受到西蘇魯的影響，經常和包括老朋友奧利弗·坦博在內的一群積極分子聚集在西蘇魯的奧蘭多公寓里。1943年，曼德拉遇見了安東·萊姆比德（Anton Lembede）。萊姆比德是一名非洲民族主義者，他強烈反對組成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種族統一戰線結盟。雖然曼德拉與非黑人以及共產主義者結成好友，但他同意萊姆比德的觀點，認為非洲黑人在爭取政治上的自治權時應完全自成一隊。經商議，曼德拉等人決定有必要成立一支青年組織，以集中動員非洲人站起來反抗壓迫。隨后，包括曼德拉在內的一支代表團到索菲亞鎮非國大主席阿爾弗雷德·比提尼·旭瑪（Alfred Bitini Xuma）的家里提出商議此事；非洲民族大會青年聯盟于1944年復活節周的周日在伊洛夫街的班圖男士社交中心正式成立，萊姆比德擔任聯盟主席，曼德拉為執行委員會中的一員。
曼德拉在西蘇魯家遇見了伊芙琳·梅斯。梅斯來自特蘭斯凱的恩格科波，是一名非國大的積極分子，當時正在接受護士培訓。曼德拉和梅斯于1944年10月5日結婚，先是在梅斯的親戚家住了一段時間，后來他們在1946年初租了奧蘭多的第8115號房。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馬迪巴·桑貝基勒（桑比）出生于1945年2月；第二個孩子名為馬卡齊韋，出生于1947年，但出生后九個月死于腦膜炎。曼德拉享受家庭生活，他歡迎母親和姐妹莉碧到家中一同生活。1947年初，他在“維特肯、西德斯凱和埃德爾曼”律所的三年見習期結束，他決定成為全日制學生，靠班圖福利信托基金維持生計。
1947年7月，曼德拉把生病的萊姆比德火速送到醫院，后者不治而死；非國大青年聯盟主席的位置由態度更溫和的彼得·穆達（Peter Mda）接任，彼得同意與共產主義者以及非黑人合作，并任命曼德拉為非國大青年聯盟的秘書。曼德拉不同意穆達的方式，1947年12月他支持一項把共產主義者逐出非國大青年聯盟的法令，認為他們的意識形態與非洲人的不合，但最終并未成功。1947年，曼德拉被選進德蘭士瓦省非國大的執行委員會，屬于省委主席蘭摩漢努（C.S. Ramohanoe）的管轄之下。蘭摩漢努違背德蘭士瓦執行委員會所愿，與印第安人以及共產主義者合作，包含曼德拉在內的眾人強迫他辭職。
1948年的南非普選中，只有白人可投票選舉，結果丹尼爾·弗朗索瓦·馬蘭（Daniel Fran?ois Malan）領導的以南非白人為主導的重新聯合國民黨當權，不久該黨與阿非利加黨合并組成國民黨。國民黨公然地進行種族歧視，編寫新的種族隔離法律，推廣種族隔離。曼德拉在非國大中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他和其他骨干分子受到南非印第安人社區的策略的影響，開始提倡采取反種族隔離的直接行動，如：聯合抵制和罷工等。旭瑪不支持這些措施，通過大會對他投的不信任票后被罷免主席一職。取而代之的是詹姆斯·莫洛卡（James Moroka）主席和一個更激進的內閣，其中包括西蘇魯、穆達、坦博和高德弗里·皮塔杰（Godfrey Pitje）；曼德拉后來講述道“至此，我們帶領著非國大走上了一條更激進和革命的道路”。由于把時間花在了搞政治上，曼德拉在維瓦特斯蘭大學的最后一年連續三次考試不及格；最終于1949年12月被拒絕授予學位。
非國大的三色旗
1950年3月，曼德拉取代旭瑪在非國大全國執行委員會的位置。同月，捍衛言論自由大會于約翰內斯堡召開，聚集了非洲人、印第安人和共產主義積極分子，呼吁進行一次反種族隔離大罷工。曼德拉反對該罷工，因為這不是非國大領導的。但大部分黑人勞工參與其中，導致了越來越多的警方鎮壓和1950年《反共產主義法》的推行，影響了所有抗議組織的行動。1950年，曼德拉當選非國大青年聯盟的全國主席；在1951年12月的非國大全國大會上，他繼續堅持反對組建種族統一戰線，但遭多數票否決。從那以后，他完全改變了原來的觀點，開始支持種族統一戰線的做法；受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等朋友以及蘇聯支持獨立戰爭的影響，曼德拉也開始相信共產主義。他開始受到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爾·列寧、約瑟夫·斯大林和毛澤東等人的理論的影響，接受辯證唯物主義。1952年4月，曼德拉開始到海爾曼·邁克爾律師事務所工作，但是他對工作和政治行動的不斷投入意味著與家人一起的時間更少了。
1952年，非國大著手準備一場與印第安人和共產主義者聯合的反種族隔離不服從運動，成立了一個全國志愿者委員會招募志愿者。受甘地的影響，該運動決定采取非暴力抵抗的形式。有人認為這是倫理的選擇，但曼德拉卻認為這是實用的做法。6月22日在德班的集會上，曼德拉向聚集的10,000名群眾發表演說，宣布抗議運動開始。曼德拉因此被捕并在短時期內軟禁于馬歇爾廣場監獄。隨著更多抗議的舉行，非國大的成員由20,000增加至100,000名；政府的回應是實施大規模拘捕，提出1953年《公共安全法》以推出戒嚴令。5月，政府當局禁止德蘭士瓦省非國大主席馬克思（J. B. Marks）公開露面；由于無法繼續任職，他舉薦曼德拉為繼任者。盡管極端泛非主義的巴法貝吉亞群體反對曼德拉的候選資格，他還是于10月份當選了地區主席。
1952年7月30日，曼德拉因觸犯《反共產主義法》被捕，包括曼德拉在內的21名被告（其中還包括莫洛卡、西蘇魯和南非印第安人大會領袖達度）在約翰內斯堡法庭受審。最終，他們的“反共”罪名成立，被判服9個月苦役并緩刑2年。12月，曼德拉被下禁令六個月內不能出席會議或與多于一人以上的群體談話，使他無法執行主席職務。不服從運動逐漸消停。1953年，安德魯·庫內內（Andrew Kunene）在德蘭士瓦省非國大會議上朗讀曼德拉的“自由路漫漫”演講；該講題援引自印度獨立運動領袖賈瓦哈拉爾·尼赫魯所講過的一句話，尼赫魯對曼德拉的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演講中列出了一套以防非國大遭禁的應變計劃。這個曼德拉計劃，或稱為M計劃是把整個大會拆分成各個領導力更集中的細化組織。
曼德拉通過了資格考試，成了完全合格的律師。他先是在特巴蘭奇與布里吉士律師事務所工作，后到自由主義者經營的海爾曼·邁克爾律師事務所工作。1953年8月，曼德拉和奧利弗·坦博在約翰內斯堡市中心開了一家名為“曼德拉與坦博”的律所。這是國內唯一一家非洲人開的律所，很多憤憤不平的黑人到此求助，律所經常處理警方施暴案件。由于遭到政府當局的反感，律所的辦公室許可證根據《種族分區法》被撤銷，律所被迫遷往較偏僻的地方；因此，律所的客戶日漸減少。曼德拉的次女瑪卡齊薇·芙米婭（Makaziwe Phumia）于1954年5月出生。盡管如此，曼德拉和伊芙琳的關系僵化，而且伊芙琳指控曼德拉通奸。有證據表明，曼德拉與非國大成員莉蓮·恩戈（Lillian Ngoyi）以及秘書魯思·莫帕蒂（Ruth Mompati）有奸情；不斷有傳言稱后者懷了曼德拉的孩子，但該傳言未經證實。曼德拉的母親諾塞凱尼對他的行為心生厭惡，回到了特蘭斯凱。伊芙琳信奉耶和華見證人，不能接受曼德拉沉迷于搞政治。
種族隔離制度充斥著社會。
1955年2月，曼德拉參與阻止拆除約翰內斯堡的黑人城鎮索菲亞鎮的抗議失敗后，得出的結論是非國大“別無選擇，只能進行武裝和暴力反抗”。他建議西蘇魯求助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求支援軍備武器。但盡管中國支持反種族隔離斗爭，中國政府認為該運動還不成氣候，無法打游擊戰。在南非印第安人大會、有色人種大會、南非工會聯合會和民主大會的共同參與下，非國大策劃了一場人民大會，呼吁所有南非人為后種族隔離時代提建議案。魯斯蒂·伯恩斯坦（Rusty Bernstein）負責根據人民的反饋起草了一份《自由憲章》，憲章中呼吁建立一個民主、非種族主義的國家，并將主要產業國有化。在1955年6月的克利普鎮大會上，3000名代表與會并通過了憲章。雖然大會當場被警察鎮壓了，但《自由憲章》仍是曼德拉思想體系的核心部分。
1955年第二次禁令后，曼德拉出差到特蘭斯凱與當地部落領袖探討了1951年《班圖權力法》的影響，并在探望了母親和養母諾英格蘭德后啟程到開普鎮。1956年3月，他收到了第三次禁止公開露面的禁令，限制他五年之內不能進入約翰內斯堡，但他常常違抗之。曼德拉的婚姻破裂，伊芙琳離開他，帶著他們的孩子到他的弟弟家生活。1956年5月，伊芙琳發起離婚訴訟，稱曼德拉曾對她施暴；曼德拉否認指控，并爭取孩子的監護權。伊芙琳于11月撤銷了離婚訴訟請求，但曼德拉于1958年1月提出離婚；離婚手續于3月辦理完畢，孩子判由伊芙琳撫養。離婚訴訟期間，曼德拉開始追求一名社工維尼·馬蒂奎茲拉（Winnie Madikizela）并促使她參與政治，他們于1958年6月14日結婚。維尼后來參與到非國大的活動中，期間坐了數周的牢。
1956年12月5日，曼德拉與大部分非國大領導層因犯“嚴重叛國罪”而被捕。在群眾的抗議聲中，他們被關押在約翰內斯堡監獄，并于12月19日在排演廳接受了預審后準許保釋。辯方的辯駁始于1957年1月9日，由辯護律師弗農·比讓吉（Vernon Berrangé）監督，并持續至9月休庭為止。1958年1月，奧斯瓦爾德·皮若（Oswald Pirow）法官被任命審理此案，2月他裁定“有充分理由”把被告移至德蘭士瓦省最高法院受審。1958年8月，正式的叛國罪審判于比勒陀利亞進行，被告成功申請把原來的三位與執政的國民黨有關聯的法官更換掉。8月，一項指控被撤銷；10月，控方撤回起訴，并于11月重新遞交一份新的控訴，指控非國大領導層因鼓動暴力革命而犯嚴重叛國罪。被告否認該項指控罪名。
1959年4月，那些不滿非國大統一戰線手段的激進泛非主義者成立了泛非主義者大會（泛非大）；曼德拉的朋友羅伯特·索布奎（Robert Sobukwe）當選泛非大主席，但曼德拉認為該組織“尚未成熟”。1960年5月，非國大和泛非大都舉行反通行證運動。運動中，非洲人把本來法律規定必須隨身攜帶的通行證燒毀。泛非大組織的其中一次示威游行中，警方向群眾開火，造成沙佩維爾大屠殺，69名示威者死亡。曼德拉為表團結，當眾燒毀自己的通行證。同時，全國各地騷亂爆發，政府宣布實行戒嚴令。政府采取緊急狀態的措施，于3月30日抓捕曼德拉和其他積極分子，在未經起訴的情況下，直接把他們送進臟亂的比勒陀利亞地方監獄關押。非國大和泛非大也于4月被禁。這使得辯護律師很難與他們取得聯系，而且根據此前的約定，叛國罪審判的辯方應退出抗議行動。8月底緊急狀態解除后，被告從監獄釋放，在庭上進行自我辯護。曼德拉利用空余時間于3月在納塔爾省的彼得馬里茨堡附近舉行了一場全體非洲人會議，1400名反種族隔離代表與會，并同意進行一次不出門罷工行動，紀念5月31日南非成為共和國。1961年3月29日，經過長達六年的審訊后，法官們作出無罪的裁斷，使政府難堪。
曼德拉曾經在農場上躲藏過的茅屋
曼德拉偽裝成司機，微服出巡全國各地，組建非國大的新型細化架構并籌劃5月29日的大型不出門罷工抗議活動。警方下令拘捕“黑花俠”（當時的曼德拉被稱為“黑花俠”，套用自艾瑪·奧希茲1905年發表的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的歷史冒險小說《紅花俠》）。曼德拉與記者們秘密會面，并且在政府阻止罷工失敗后向政府發出警告稱，很多反種族隔離積極分子不久后將通過泛非大的武裝力量“波可”（Poqo，意為“非洲真正的主人”）等組織訴諸于暴力。他認為非國大應成立一支武裝團隊以引導其中一些暴力起義，并說服在道義上反對暴力的非國大領袖艾伯特·盧圖利以及同盟的積極分子團體這么做的必要性。
受菲德爾·卡斯特羅在古巴革命中所領導的七二六運動的啟發，曼德拉于1961年與擔任南非共產黨主席多年的喬·斯洛沃以及瓦爾特·西蘇魯共同創立了“民族之矛”武裝組織。成為這一激進組織的主席后，曼德拉從毛澤東和切·格瓦拉所寫的關于游擊戰的禁書中汲取經驗。民族之矛正式脫離非國大，后來成為非國大的武裝聯盟。大多早期的民族之矛成員是支持共產主義的白人；曼德拉在沃爾菲·科迪什（Wolfie Kodesh）于伯利爾的公寓里藏了一段時間后，遷到一個位于利弗尼亞的屬于共產黨員的利里斯里夫農場。雷蒙德·莫翰拉巴（Raymond Mhlaba）、斯洛沃和伯恩斯坦也到這里會合，并共同整理了民族之矛的章程。雖然曼德拉否認曾加入南非共產黨，但2011年發表的歷史研究表明他從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起很有可能曾經加入了共產黨一段時間。這一點在曼德拉死后得到了南非共產黨和非國大的確認。據南非共產黨稱，在曼德拉1962年被捕時，他不僅是黨員，還在黨的中央委員會任職，但出于政治原因否認了這一點。
曼德拉在約翰內斯堡索韋托的故居
民族之矛以其細化架構的方式運作，采取破壞公共設施的行動，最大限度地對政府施壓，同時盡量減少人員傷亡。破壞行動包括在夜深無人時炸毀軍事設施、發電站、電話線路和運輸系統。曼德拉稱他們這么做不僅因為這是危害最小的方式，而且“因為這樣不會導致人員死亡，并有利于以后種族間的和解”。他還指出“我們給民族之矛的成員下達嚴厲的命令，不支持危及生命的行為”，但如果這些策略都失敗了，民族之矛將采取“游擊戰和恐怖主義行動”。非國大領袖盧圖利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久后，民族之矛對外公開其存在，于1961年的和解日（12月16日）進行了57次轟炸，并在除夕發動又一輪攻擊。
非國大同意派曼德拉代表組織到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參加1962年2月的東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運動組織（PAFMECSA）大會。曼德拉秘密前往埃塞俄比亞，在會上會見了海爾·塞拉西一世并在塞拉西之后發表了講話。會后，他到了埃及的開羅，借鑒了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政治改革經驗；隨后到了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該國總統哈比卜·布爾吉巴給他支助了5000英鎊軍備費用。他還到了摩洛哥、馬里、幾內亞、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和塞內加爾，接受了利比里亞總統威廉·杜伯曼（William Tubman）和幾內亞總統艾哈邁德·塞古·杜爾的資金支持。隨后，他從非洲到了英國倫敦，會見了反種族隔離的積極分子、記者和著名的左翼政治家。從英國返回埃塞俄比亞后，他開始學習為期六個月的游擊戰課程，但僅進行了兩個月就被召回南非。
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和牧師塞西爾·威廉姆斯（Cecil Williams）在豪伊克附近被警方抓捕。很多團體涉嫌向警方告發曼德拉的行蹤，包括在德班接待曼德拉的奈度（GR Naidoo）、南非共產黨的白人成員以及中央情報局。但曼德拉認為這些猜測都不可信，而是歸咎于自己的大意，暴露了行蹤。曼德拉的傳記作者安東尼·桑普生（Anthony Sampson）認為，懷疑中央情報局的“傳言尤其站不住腳”。曼德拉被關押在約翰內斯堡的馬歇爾廣場監獄，被指控煽動工人罷工以及未經國家批準擅自出國。由斯洛沃擔任法律顧問，曼德拉在庭上自我辯護，他希望利用這次審判的機會表明“非國大在道義上反對種族主義”，同時大批支持者在庭外示威游行。曼德拉被移至比勒陀利亞后，妻子維尼可探視。他在獄中開始學習倫敦大學的函授課程，攻讀法律學士學位（LLB）。審訊于10月15日開始，但他身穿傳統的無袖皮夾克出庭，打斷了庭審程序。他還拒絕傳喚任何證人，并把辯護詞變成了一場政治演講。最終他被判有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他離開法庭時，支持者高歌《天佑非洲》。
1963年7月11日，警方突擊搜查利里斯里夫農場，抓捕了在農場里的人并搜出了記錄民族之矛活動的文件資料，其中一些內容提到曼德拉。10月9日，利弗尼亞審判在比勒陀利亞最高法院開始，曼德拉及其同志被指控發動四次破壞公共設施事件以及共謀暴力顛覆政府。他們的首席原告珀西·育塔（Percy Yutar）要求判他們死刑。垮圖斯·德維特（Quartus de Wet）法官不久后指出證據不足拒絕立案，但育塔重新提交控訴，從12月至1964年2月作了為期數月的陳述案件，傳喚了173名證人，并向法庭呈上了成千上萬份文件和照片。
除了律師詹姆斯·坎特（James Kantor）所有指控均不成立外，曼德拉和其他幾名被告承認組織破壞公共設施，但否認曾同意發動反政府的游擊戰。他們利用此次審判的機會，強調其政治運動的目的。抗辯程序開始時，曼德拉作了一次三小時的演講。此次演講是受卡斯特羅的“歷史將為我平反”演講的啟發，盡管遭官方審查，仍被媒體廣為報道，且被譽為曼德拉最精彩的演講之一。審判引來了國際上的關注，聯合國和世界和平理事會等國際機構發出釋放被告的呼吁。倫敦大學聯盟投票選舉曼德拉為總統，倫敦的圣·彼得大教堂為他舉行夜間禱告。南非政府普遍認為曼德拉和他的共同被告是暴力的共產主義破壞分子，1964年6月12日，垮圖斯·德維特法官判曼德拉及其兩名共同被告四項指控罪名成立，判決終身無期徒刑而不是死刑。
曼德拉和其他犯人在羅本島石灰石礦上干苦役
曼德拉和他的共同被告被從比勒陀利亞轉移到羅本島的監獄，并在那兒連續關押了18年。曼德拉與B區的非政治囚犯分隔開，被關押在一個只有8x7英尺（即長2.4m寬2.1m）的潮濕的水泥牢房里，里面放了一張草墊給他睡覺。經利弗尼亞審判的囚徒遭幾名白人典獄官的辱罵和體罰，日復一日負責把大石鑿成碎石，直至1965年1月被調至石灰礦場干活。一開始，曼德拉被禁止戴墨鏡，石灰折射的強光使他的視力永久性受損。他利用晚上的時間攻讀LLB學位，但他不允許讀報，曾幾次因藏有偷帶進來的報紙而被單獨監禁。曼德拉被定為最低級，即：丁等囚犯，因此每六個月才允許一次探視和一封書信來往，但所有書信都被嚴格審查。
為改善監獄條件，政治囚犯會發起罷工和絕食，并將之視為小型的反種族隔離斗爭，但曼德拉認為絕食不怎么起作用。非國大的囚犯把曼德拉、西蘇魯、戈萬·姆貝基（Govan Mbeki）和雷蒙德·莫翰拉巴（Raymond  Mhlaba）選為四人核心領導小組；同時，曼德拉也加入了一個代表島上所有政治囚犯的小組“烏倫迪”，并通過該小組與泛非大以及游擊戰協會的成員取得聯系。曼德拉開創了“羅本島大學”，囚犯們互相教授自己擅長的專業知識。他與同志們辯論同性戀和政治等話題，就政治上和姆貝基、哈里·瓜拉等馬克思主義者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曼德拉雖然每周日參加基督教的禮拜，但他也對伊斯蘭教有所研究。他也學習阿非利加語，希望與獄官之間相互尊重，并改變他們的看法，使之支持曼德拉的事業。很多政治上的大人物探訪曼德拉；其中意義最重大的是進步黨的自由議會代表海倫·蘇斯曼（Helen Suzman）的探訪，她在監外積極支持曼德拉的事業。1970年9月，他與英國工黨議員丹尼斯·希利（Dennis Healey）見面。南非司法部長吉米·庫魯格（Jimmy Kruger）于1974年12月前來探望，但他和曼德拉并不意氣相投。曼德拉的母親于1968年到獄中探視，不久后逝世；他的長子澤比次年死于車禍；曼德拉被禁止參加這兩人的喪禮。他的妻子因政治運動經常被監禁，因此極少能探訪，他的女兒于1975年12月首次探監；維尼于1977年獲釋，但被迫在布蘭德堡居住，所以仍然無法到獄中探望。
1967年起，監獄條件得以改善——給黑人囚犯提供長褲，而不是以前的短褲；允許進行體育比賽；食物質量也提高了。曼德拉后來指出“盡管我們的處境窘迫，但足球讓我們感到生機活力和成功感”。1969年，戈登·布魯斯（Gordon Bruce）為曼德拉制定了越獄計劃，但后來一位南非國家安全局的特務介入，想在曼德拉逃亡時把曼德拉擊斃，于是越獄計劃取消。1970年，皮爾特·巴登霍斯特（Piet Badenhorst）警官出任獄長。曼德拉眼看著對囚犯的身體和精神虐待越來越嚴重，他向來訪的法官抱怨，于是法官把巴登霍斯特調崗了。新上任的威利·威廉姆斯（Willie Willemse）警官與曼德拉建立了合作的關系，并積極改善監獄狀況。
1975年，曼德拉成為甲等囚犯，被準許更多的訪客和書信來往；他與曼戈蘇圖·布特萊齊(Mangosuthu Buthelezi)和德斯蒙德·圖圖等反種族隔離積極分子有書信來往。這一年，他開始寫自傳，當時自傳被偷運到倫敦，但一直未被出版；獄官發現了其中的幾頁，于是他的學習特權被中止了四年。這幾年里，他把空余時間花于園藝和閱讀，直至1980年，他又重新開始攻讀LLB學位。
60年代末之前，曼德拉的聲譽遠不如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和黑人覺醒運動（BCM）。BCM認為非國大的做法不起作用，于是發起激進的行動，但1976年索韋托起義后，很多BCM激進分子被監禁于羅本島。雖然曼德拉不認同他們的激進主義，也瞧不起反種族隔離的白人激進分子，但他試著與這些年輕的激進分子建立關系。1978年7月，曼德拉慶祝60歲生日時，他的苦境又重新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他獲得萊索托政府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1979年印度政府頒發的“尼赫魯國際理解獎”，以及1981年蘇格蘭頒發的“格拉斯哥城市自由獎”。1980年3月，記者珀西·戈博扎（Percy Qoboza）發起了“釋放曼德拉！”的口號，觸發了一場國際運動，最于使聯合國安理會也呼吁釋放曼德拉。在越來越多的外界壓力下，南非政府還是拒絕釋放曼德拉，仗著強大的冷戰同盟國的支持——一是美國總統雷根，二是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他們都認為曼德拉是共產主義恐怖分子，并支持打壓非國大。
1982年4月，曼德拉與其他非國大高層領導瓦爾特·西蘇魯、安德魯·穆蘭杰尼（Andrew Mlangeni）、艾哈邁德·拉特拉達（Ahmed Kathrada）、雷蒙德·莫翰拉巴一起被轉移到了開普鎮托開區的波爾斯穆爾監獄；他們認為這么做是為了消除他們對年青一代積極分子的影響。雖然曼德拉想念羅本島上的風景和那里的同志情誼，但波爾斯穆爾的條件比羅本島要好。曼德拉和波爾斯穆爾的獄官布萊格迪爾·蒙羅（Brigadier Munro）相處得很好，被準批建立一個屋頂花園，而且如饑似渴地閱讀，并進行廣泛的書信來往，現階段批準每年52封信。他被任命為多種族民主統一戰線（UDF）的主席，該組織的宗旨是對抗南非總統波塔所推行的改革。波塔的國民黨政府允許有色人種和印第安人公民投票選舉屬于他們種族的議會，對教育、衛生和住房有控制權，但黑人被排擠在這一體系之外；在UDF和曼德拉看來，這是企圖制造種族分歧，分裂反種族隔離運動。
全國各地的暴動激增，很多人擔心會爆發內戰。迫于國際游說團體的壓力，跨國銀行停止注資南非，導致經濟停滯。當時曼德拉的國際聲譽正值頂峰，多家銀行要求波塔釋放曼德拉，以緩和動蕩的局面。雖然波塔認為曼德拉是危險的極端馬克思主義分子，1985年2月，波塔提出如果曼德拉“絕對摒棄以暴力行動為政治武器”的話，就可以把他釋放。曼德拉輕蔑地拒絕了這個機會，由女兒辛德茲替他發表了一段聲明：“在人民的組織（非國大）仍然遭禁的情況下，我獲得的算是什么自由？只有自由人可以談判。一個囚犯之身是不能簽訂協議的。”
1985年，曼德拉因前列腺腫大而動手術，手術后被安排住進一樓的單獨房間。國際代表團派了“七位顯赫人士”與曼德拉見面，談判和解事宜，但波塔的政府拒絕合作，在6月時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并動用警力鎮壓騷亂。反種族隔離勢力進行反擊，非國大于1986年發動了231次攻擊，1987年發動了235次。政府利用軍隊和右翼準軍事組織的力量打壓反抗運動，并秘密資助祖魯民族主義運動“因卡塔自由黨”攻擊非國大成員，使暴力事件進一步升溫。曼德拉要求與波塔進行會談，但波塔回絕了；曼德拉改為與司法部長科比·庫切(Kobie Coetsee)于1987年秘密會面，并在接下來三年進行了11次會議。庫切組織了曼德拉和一組四人的政府官員自1988年5月起進行談判；小組同意，如果非國大永久性地摒棄暴力，切斷與共產黨的聯系并不再堅持多數民族統治原則，就可以釋放政治囚犯以及給予非國大合法地位。曼德拉拒絕了這些條件，堅持只有政府放棄暴力，非國大才會結束武裝斗爭。
1988年7月曼德拉的70歲壽辰吸引了國際的關注，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在倫敦溫布利球場舉辦的納爾遜·曼德拉70歲壽辰致敬音樂會。曼德拉雖然在國際上樹立了英雄的形象，但他面臨著一些私人問題。非國大的領導告訴他，維尼自封成為一個犯罪團伙“曼德拉統一足球會”的會長，在索韋托折磨并殺害包括兒童在內的對手。盡管有人勸他與維尼離婚，但他在維尼被判正式有罪之前一直對她保持忠誠。
“納爾遜·曼德拉——南非的自由斗士”。1988年蘇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紀念郵票。
由于牢房的陰濕環境，曼德拉的肺結核病一度加重。病情好轉后，于1988年12月曼德拉被轉移至帕爾附近的維克托·韋斯特監獄。在這里，他住進了一間相對舒適、帶私人炊事員的看守房，利用時間完成他的LLB學位。他還被批準許多訪客探訪，如反種族隔離運動發動者以及老朋友哈里·施瓦茲。曼德拉還與逃亡在外的非國大領袖奧利弗·坦博進行秘密通訊。1989年，波塔中風，雖然還是總統，但從國民黨主席的位置退下來，繼任的是觀念保守的弗雷德里克·威廉·戴克拉克。令人出乎意外的是，波塔于1989年7月邀請曼德拉進行茶話會，曼德拉認為這是一次出于好意的邀請。六周后，戴克拉克繼任南非總統，這位新總統認為種族隔離制度是站不住腳的，并無條件釋放除了曼德拉以外的所有非國大囚犯。1989年柏林墻被推倒后，戴克拉克召開內閣會議，就非國大合法化以及釋放曼德拉進行討論。盡管一部分人強烈反對他的方案，但戴克拉克于12月與曼德拉進行了一次雙方均認為是友好的會面，討論當時的形勢，隨后于1990年2月無條件釋放曼德拉并使所有之前禁止的政黨合法化。不久之后，曼德拉的照片20年來首次可以在南非公開發布。
2月11日離開維克特·韋斯特監獄時，曼德拉與維尼手牽著手出現在大批圍觀的群眾和媒體前；這一事件在全世界實況轉播。在群眾的簇擁下，曼德拉被載到開普鎮的市政廳。他發表了演講，表達了對和平的向往以及與白人少數群體的和解之意，但也清楚說明非國大的武裝斗爭還沒結束，并將“針對種族隔離的暴行實施純粹的防御行動”。他希望政府能同意展開談判，這樣就“無需武裝斗爭”，并堅稱他的主要目的在于為黑人這一多數群體帶來和平，給予他們國家和地區的選舉權。出獄后，曼德拉住在德斯蒙德·圖圖家里。接下來的幾天他會見了好友、積極分子和記者，并于約翰內斯堡的足球城體育場給100000人作了演講。
約翰內斯堡盧圖利公寓，從1991年起成為非國大總部
曼德拉繼續進行非洲各國訪問之旅，分別到贊比亞、津巴布韋、納米比亞、利比亞和阿爾及利亞會見了支持者和政治家，隨后到了瑞典與坦博重聚，然后到倫敦出席了在溫布利球場舉辦的“納爾遜·曼德拉：全球向自由的南非致敬”音樂會。他鼓勵各國支持對種族隔離政府的制裁，在法國和梵蒂岡城分別受到弗朗索瓦·密特朗總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熱情接待，并到英國與撒切爾夫人見面。在美國，他與布什總統見面，在國會兩院發表講話，并到了八個城市參觀，深受非裔美國人的贊賞。在古巴，他與久仰大名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總統會面，兩人一見如故。他還到印度會見了拉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總統，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總統，馬來西亞的馬哈迪·莫哈末首相，澳大利亞的鮑勃·霍克總理，還到訪了日本；但他沒有到訪一直以來支持非國大的蘇聯。
1990年5月，曼德拉帶領一支多種族的非國大代表團與政府的11名南非白人代表進行初步談判。曼德拉對南非白人歷史的論述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談判達成了《格魯特庫爾備忘錄》，政府解除緊急狀態。8月，曼德拉意識到非國大在軍事上處于極度不利的境地，于是要求停火，簽訂了《比勒陀利亞備忘錄》，這使得他受到民族之矛積極分子的廣泛批評。他花了大量的時間團結并發展非國大C，于12月出席了一場由1600名代表參加的約翰內斯堡大會，很多代表認為他的見解比想象中更和緩。在1991年7月于德班舉行的非國大全國大會上，曼德拉承認了該黨的過失，并宣布他要建立一個“強大而運轉良好的任務組”，以實現多數民族的統治權。會上，他當選非國大主席，接替了疾病纏身的坦博；會議還產生了一個不同種族、男女混合的50人執委會。
曼德拉在新置的非國大總部，即位于約翰內斯堡的貝殼屋分到了一間辦公室，并和維尼住進了她在索韋托的大房子。曼德拉聽說維尼和達利·姆珀夫有一腿后，與維尼的婚姻關系就越來越緊張，但他在維尼的綁架和毆打案審判過程中一直支持她。他向國際南部非洲辯護和援助基金以及利比亞領導穆阿邁爾·卡扎菲爭取到維尼的辯護費，但1991年6月，維尼被判罪名成立，判處6年有期徒刑，上訴后縮減至兩年。1992年4月13日，曼德拉公開宣布與維尼分居。非國大以其濫用非國大資金為由將她逐出全國執委會；曼德拉搬進了約翰內斯堡一個以白人為主的市郊住宅區“霍頓”。黑人間的暴力爭斗不斷增加，以夸祖魯-納塔爾省非國大和因卡塔自由黨支持者之間的爭斗尤甚，導致了上萬人死亡，這使得曼德拉的聲譽進一步受損。曼德拉與因卡塔的領袖布特萊齊會面，但非國大阻止了就此事的進一步談判。曼德拉意識到國家情報機構中有一股“第三方力量”在推動“對人民的殺戮”，并公開指責他越來越不能信任的戴克拉克是導致塞博肯大屠殺的幕后兇手。1991年9月，全國和平大會于約翰內斯堡召開。會上，曼德拉、布特萊齊和戴克拉克簽訂了一份和平協定，但暴亂仍在持續。
1991年12月，南非民主大會（CODESA）在約翰內斯堡的世貿中心召開，來自19個政黨的228名代表參加了會議。非國大代表團雖然由西里爾·拉馬福薩帶隊，但曼德拉仍然是關鍵人物。戴克拉克利用閉幕詞譴責非國大的暴動后，曼德拉上臺斥責戴克拉克是“一個非法、失信的少數群體政權的頭目”。由于國民黨和非國大處于支配地位，會上達成的談判極少。CODESA第二次大會于1992年5月召開，會上，戴克拉克堅持認為后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應采用輪換主席的聯邦體系，確保少數民族得到保護；曼德拉不同意，他要求采用由多數民族統治的單一政制體系。由政府教唆的因卡塔自由黨激進分子對非國大積極分子發動了博伊帕通大屠殺后，曼德拉取消了談判。后來他到塞內加爾參加非洲統一組織的一場會議時，要求召開一次聯合國安理會的特別會議，并提出要求聯合國維和部隊到南非駐扎，以防止“國家恐怖主義”。于是，聯合國派出特派使者賽勒斯·萬斯到南非協助談判。非國大號召全國大規模行動，于8月組織了一場南非歷史上最大型的罷工，支持者在比勒陀利亞上街游行。
1992年，戴克拉克與曼德拉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握手
在一次抗議游行中，28名非國大擁護者和一名士兵被西斯凱防衛部隊射殺而死，造成了“比紹大屠殺”。曼德拉由此意識到大規模行動只會導致更嚴重的暴力事件，因此于9月重新恢復談判。曼德拉提出了三個條件：釋放所有政治囚犯、禁止使用祖魯傳統武器、以及隔開祖魯的學生公寓，后兩項措施是為了防止因卡塔自由黨的進一步襲擊；在越來越大的壓力下，戴克拉克勉強同意了。談判同意舉行一場多種族的普選，選舉結果是成立了一個為期五年的全國統一聯合政府以及延續國民黨影響力的制憲會議。非國大也作出了讓步，允許保住白人公務員的工作；這樣的讓步引起了強烈的國內批評。雙方同意修訂臨時憲法，保證三權分立，成立憲法法庭，并引入美式的人權法案；同時把國家劃分成9個省份，各省設有自己的首長和行政機構，這是戴克拉克要求的聯邦制和曼德拉支持的單一政制之間的折中方式。
極右派南非白人政黨的同盟關切南非人團體（COSAG）和因卡塔自由黨等黑人種族分離主義組織對民主進程造成了威脅；1993年6月，白人至上主義的阿非利卡人抵抗運動（AWB）襲擊肯普頓公園世貿中心。非國大領袖克里斯·漢尼被謀殺后，曼德拉作了一場公開演講以平息騷亂，不久后他到索韋托參加了一場大型葬禮，悼念死于中風的坦博。1993年7月，曼德拉和戴克拉克都訪問了美國，分別與克林頓總統會面，兩人都收到了自由勛章。不久后，他們在挪威共同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受非國大的年輕領袖塔博·姆貝基的影響，曼德拉開始與商界的大人物會面，并對于他支持企業國營化的觀點輕描淡寫，擔心會嚇跑當前極其需要的外國投資。在1992年1月于瑞士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上，中國和越南共產黨員鼓勵曼德拉接受私營企業，但受到非國大的社會主義成員的批判。曼德拉還曾客串1992年電影《馬爾科姆·艾克斯》（Malcolm X）中的小配角，在最后的鏡頭扮演一名正在朗誦馬爾科姆·艾克斯其中一個演講的老師。
曼德拉在1994年大選上投票
大選定于1994年4月27日進行，非國大著手組織競選運動，開設了100個競選辦事處，并聘請為顧問。格林伯格在全國各地精心舉辦了人民論壇，曼德拉可參與其中。他在南非黑人心目中是德高望重的人物。非國大在競選運動中宣傳一個重建與發展項目（RDP）——將在五年內建100萬座房子，普及義務教育以及讓更多人享用水和電力資源。該黨的口號是“共創全民更美好生活”，但并沒有解釋這一發展計劃的資金何來。除了《每周郵報》和《新國家報》，其他南非的媒體因擔心民族沖突持續，反對曼德拉當選，反而支持國民黨或民主黨。曼德拉花大量時間為非國大籌款，到北美、歐洲和亞洲與富有的捐贈人見面，其中還包括曾經支持種族隔離政權的人士。他還敦促把選舉年齡從18歲降至14歲；這一提議被非國大否決，后來成了笑柄。
曼德拉擔心COSAG會暗中破壞大選，特別是牽涉AWB的博普之戰和與因卡塔自由黨有關的貝殼屋大屠殺發生后，他與彼得·威廉·波塔、皮克·博塔和康斯坦德·維爾容（Constand Viljoen）等南非白人政治家和將軍會面，勸服他們遵從民主體制；同時，戴克拉克說服因卡塔自由黨的布特萊齊參與競選，而不是發動分裂戰。作為兩大政黨的領袖，戴克拉克和曼德拉開展了競選辯論，辯論全程電視直播；雖然普遍人認為戴克拉克在辯論中表現得更好，但曼德拉最后主動握手使他吃驚，這一舉動令一些評論員認為是曼德拉獲勝。大選順利進行，期間暴力事件比較少見，但AWB的一個活動小組引爆汽車炸彈致20人死亡。不出大多數人所料，非國大大獲全勝，獲得了62%的選票，只差一點就能達到三分之二的大多數選票以進行單方面修憲。同時，非國大在七個省份勝出，因卡塔自由黨和國民黨各占領一省。曼德拉在德班的奧蘭治高中進行總統選舉投票，雖然非國大的勝出為他當選總統作了有力的鋪墊，但他公開承認大選有出現舞弊和搗亂等行為。
曼德拉入住位于開普敦的總統辦公地點
新當選的國民議會所辦的第一件事是正式推選曼德拉為南非第一任黑人政府最高首長。1994年5月10日，他的就職典禮于比勒陀利亞舉行，世界各地10億名觀眾收看了電視直播。4000名來賓出席了典禮，其中包括背景迥異的國家領導人。曼德拉領導著全國統一政府，政府由缺乏治理經驗的非國大占支配地位，同時也包括國民黨和因卡塔自由黨的代表。根據《臨時憲法》的規定，因卡塔自由黨和國民黨如果贏得20或以上席位，便有資格在政府任職。為兌現早前的協定，戴克拉克成為第一副總統，塔博·姆貝基為第二副總統。雖然當時姆貝基不是曼德拉的優先任用對象，但曼德拉在擔任總統期間變得十分器重他，把政策細節都交由他來處理。曼德拉搬進開普鎮泰因海斯的總統辦公室辦公，讓戴克拉克繼續住在格魯特·舒爾的總統官邸，自己則住進了附近的威斯布魯克宅邸，并將之重新以阿非利加語命名為"Genadendal"，意為“慈悲谷”。他保留著霍頓的家，并在家鄉庫努村起了一座房子。他會定期到那里附近走走，和當地人見面，并審理部落糾紛。
76歲時，曼德拉身患各種疾病，雖然表現出一如既往的活力，但他感到孤寂。他經常款待如邁克爾·杰克遜、烏比·戈德堡和辣妹樂隊等名流，結識英裔美國人等超級富商，并在伊麗莎白二世1995年3月到南非進行國事訪問時對她友好招待，這些引起了非國大反資本主義者的強烈批判。雖然生活環境華麗氣派，但曼德拉平時生活簡樸，他把年收入552,000蘭特的三分之一捐給了他1995年成立的納爾遜·曼德拉兒童基金。雖然公開支持媒體自由并友好對待很多記者朋友，但曼德拉對國內媒體持批評態度，認為絕大部分媒體由中產階級的白人所開辦和經營，過于注重散布關于犯罪活動的駭人消息。曼德拉擔任總統后，一天換幾次衣服。他的其中一個標志是被稱為“馬迪巴襯衣”的熱帶風情蠟染襯衫，就連正式場合也這么穿。
1994年12月，曼德拉的自傳《漫漫自由路》出版。1994年末，曼德拉參加了在布隆方丹舉行的第49屆非國大大會，會上選出了更為激進的全國執委會，維尼·曼德拉是其中一名執委會成員；盡管維尼希望與納爾遜和好，但納爾遜于1995年8月啟動離婚訴訟。1995年時，他已經與格拉沙·馬歇爾建立了戀愛關系，格拉沙是莫桑比克的政治積極分子，比曼德拉小27歲，是莫桑比克前總統薩莫拉·馬歇爾的遺孀。他們于1990年7月首次見面，當時格拉沙還正在服喪，但他們的友誼后來發展成伴侶關系，格拉沙還陪同曼德拉多次到國外出訪。她拒絕了曼德拉的第一次求婚，希望保持自立，并把時間合理分配到莫桑比克和約翰內斯堡。
曼德拉領導了從種族隔離的少數民族統治向多元化民主的轉變后，他認為實現民族和解是他作為總統的首要任務。曼德拉見過其他非洲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后由于優秀白人分子的離開而導致經濟受損，于是他向南非的白人保證他們將在這個“彩虹之國”受到保護且有發言權。曼德拉嘗試組建最多元化的內閣，由戴克拉克擔任第一副總統。其他國民黨官員被分別任命為農業、能源、環境以及能源和礦產資源發展部長，布特萊齊被任命為內政部長。其他內閣職位由非國大的成員擔當，其中很多是非國大的老同志，如喬·莫迪賽（Joe Modise）、阿爾弗萊德·恩佐（Alfred Nzo）、喬·斯洛沃、馬克·馬哈拉杰（Mac Maharaj）和杜拉·奧馬爾（Dullah Omar）等，但也不乏如提托·姆博維尼(Tito Mboweni)和杰夫·拉德貝（Jeff Radebe）等年輕成員。曼德拉與戴克拉克的關系很僵；曼德拉認為戴克拉克故意挑釁，而戴克拉克感覺他被總統故意羞辱。1995年1月，曼德拉在大選前譴責他大赦了3,500名警員，后來又批評他在前國防部長馬格努斯·馬蘭（Magnus Malan）被控謀殺罪時為其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