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2002年，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簡稱“SARS”）在廣東順德首先爆發。疫情發生初期，中國大陸當局對相關信息進行了隱瞞。2003年3月，“兩會”在北京召開，中共官員仍在竭力對相關信息進行封鎖。此時，《南方都市報》與廣東的其他媒體一樣皆受中宣部完全控制。大會召開第一天，南都記者對衛生部副部長進行了采訪，第二天打破了中宣部的禁令在頭版登出中國大陸當局邀請國際專家對疫情進行研究，并引述衛生部副部長，承認疫情并未“得到控制”。此報道引發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震怒。張德江在北京與廣東省的記者開會時大發雷霆，指責廣東媒體不聽話，需要嚴加管理，并命令對南都進行嚴肅處理。
南都立即提交了一份檢討書，承認犯了嚴重的錯誤，并提出防止再次發生類似事件的計劃，還表示開除了相關記者，并對相關編輯進行了停職。總編輯程益中承擔了全部責任，并被降職處理。實際上，“被開除的”記者更換署名后仍在繼續寫稿，“被停職的”編輯仍在工作。幾個星期后，有關SARS的謊言被揭穿，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對謊言進行了公開譴責。
2003年3月事件發生后，《南都》記者陳鋒最先從一個大學生的短信當中得到了簡略的消息。往常，對司法及執法機構如公安局、人民法院、監獄的批評報道對中國大陸媒體來說屬于禁忌。但是當陳鋒告訴編輯后立即得到了采訪的批準。不久，陳鋒聯系到了孫志剛的父親幫助他找律師、法醫并進行尸檢以取得法律證據。尸檢結果證明了孫志剛是被毆打致死。為了防止宣傳部門提前插手，《南都》記者陳峰連夜編稿，并以“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為主標題，“大學畢業生，27歲，在廣州街頭被收容三天后死亡，尸檢結果表明，事主死前曾遭毒打。”為副標題進行了兩個版面的報道。在報紙刊發前，程益中將該報道發給了新浪網和搜狐網的編輯，兩個網站因此獲得了巨大的訪問量。《南都》的此次報道在社會上引發了強烈的反響，對人民政府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官方因此高調宣布將對事件展開調查。
之后，廣東宣傳部門禁止再報道孫志剛案，但由于北京的宣傳部門并未下達禁令，事件得以在北京得到改進報道。之后，《南都》又報道了湖南收容所從廣東“購買”收容人員充當勞工。
兩個月后，剛剛上任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召開了國務院會議，討論并決定立即廢除收容遣送制度。事后，廣州市委書記林樹森曾威脅《南都》如果在報道孫志剛事件中發現任何不實內容，將到人民法院起訴《南都》。孫志剛事件最終導致18人被逮捕，20名官員受到處分，廣州市領導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嚴厲批評。市委書記林樹森、政法委書記張桂芳和公安局局長朱穗在多個場合表示將會通過各種途徑收拾《南都》。收容制度被廢除幾星期后，作為《南都》廣告客戶的柯達公司受到人民警察調查是否與南都有不正當的禮物或現金往來。7月底，所有《南都》的廣告客戶都受到了調查，喻華峰遭到警方扣押，不久之后在南方報業施壓下被釋放，12月喻華峰再次被逮捕。
《南都》之前對SARS的報道引發了中共廣東省委領導人的不滿，而對孫志剛案的報道則進一步加劇了該趨勢。不久，廣州某醫院確診了一例SARS的疑似病例，是當時中國大陸幾個月來首宗新發病例。《南都》仍于當天對此作出了報道。病例發生即報紙刊發第二天，省委書記張德江召開緊急會議，與省委領導討論應對SARS復發的報道，但是除了張德江本人外，其他官員都已經看過當天《南都》的報紙，這使得張德江極其尷尬、惱火。不久之后，針對《南都》領導層的貪污的調查升級，檢察機關的大批人員進駐。
2004年1月前兩個星期，有20多個編輯記者及廣告業務人員受到了盤問。1月4日，編委李民英被逮捕。程益中本人于1月5日被5名警察帶走，受到7個小時的審訊后被釋放。在此期間，喻華峰被關押在廣州市一家旅館的地下室，受到了毒打，并數次試圖用頭撞墻的方式自殺。2004年1月底，中共廣東省紀委召開干部大會。張德江在會上曾質問到中共是否還擁有《南方都市報》？而廣東省紀委副書記王華元（后因受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被判死緩）則認為：“他們這是私分公款、侵吞國有資產哪！”李民英、喻華峰相繼被捕之后，案情引發廣泛關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全體學習后，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曾單獨留下張德江了解相關情況。此后，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高層領導曾與王華元會面并作出解釋，王華元則表示：“你別解釋了，你注意，我現在是不會搞到你頭上的，但是你一定要記住，一定要把喻華峰這個腐敗分子揪出來，一定要支持。”
2004年3月19日，廣東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喻華峰12年有期徒刑；李民英則被判11年。罪名為貪污、行賄、受賄、私分國有資產等罪名逮捕及判刑。程益中在開庭當天被捕，但他始終沒有認罪。由于普遍懷疑是由于南方都市報關于孫志剛案和SARS事件報道而引起地方政府的報復、以及司法裁定中的巨大爭議而廣為關注。中國大陸學界、新聞界曾為此發起連署聲援活動。4月中旬，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省委書記吳南生，聯名向張德江寫信表示“南方都市報的貪污案子引起群眾很大的異議，值得思考。”“還有很多法學家和經濟學家對這個案子發表看法，我們認為他們的意見是客觀、理性、中肯的，值得我們重視。”約4個月后，司法部門收回了原先的說法，將程益中及分管財務的副主編鄧海燕無罪釋放。喻華峰和李民英仍被關押在監獄中，不過刑期被大幅削減，此后李也被釋放。知名的異議人士劉曉波曾評論到：“眾所周知，《南方都市報》曾經是一家虧損的國有企業，通過俞華峰和程益中等人的努力，僅用三年時間就扭虧為盈，六年后實現年廣告收入13億元，創造了中國報業市場化改革的奇跡。作出如此杰出的改革成就的南都高層，本應得到制度性獎勵，區區幾十萬獎金的分配并不過分，然而，他們非但沒有得到褒獎，反而遭遇牢獄之災。”
2010年4月11日，《南方都市報》歷史評論版刊發了歷史學者洪振快的歷史評論文章《愛國家不等于愛朝廷》，此文被中國大陸網民大規模轉載。4月17日，歷史評論版編輯朱蒂被停職，據其本人稱是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親自作出批示。南方報業網的該文章也被刪除。
2010年6月1日，《南方都市報》B16版刊登了紀念國際兒童節的系列漫畫，其中一幅為一個小男孩用白色粉筆在黑板上繪出三輛往前行駛的坦克，坦克前方站著一個小人，有報道指這是報社影射當年六四事件中的王維林。不過此漫畫中的坦克很快便被報社從網頁上抹去，而且報社也沒有對有關漫畫的問題給予任何回應。2010年6月2日，精華版和南方報業網中《南方都市報》數字報的圖被撤下，原因不明。
2010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報》頭版以“亞殘運會開幕”為主題的圖片，被海外媒體認為其實另藏含義。報道指，背景圖以空凳子紀念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不過，南方報業否認了該圖片另有寓意。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南方都市報時局編輯發現新華網的一條新聞：“中共中央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在北京實地考察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文中提到胡錦濤到廉租房住戶郭春平家中看望時問：“一個月租金多少？能不能承擔得起？”郭春平答：“一個月77塊，承擔得起。”
之後南方都市報根據政要新聞操作守則，認為應第一時間回訪這戶人家，由其講述與胡錦濤見面的過程。同時，編輯對77元的真實性也有疑問。但是由於採訪不順利，無法證實“一個月77元”的真偽。
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播出這一新聞後，大部分網友都懷疑此77元為假。
2011年7月31日，《南方都市報》A23版撰文《他媽的“奇跡”！！！》譴責鐵道部在溫州高鐵事故中搶救不力與掩埋真相。在7月27日，香港《蘋果日報》曾以「他媽的」為頭版標題，譴責當局處理手法草率。
2013年8月20日，《南方都市報》發布了一整版的“天下無三”廣告，關于該廣告“無底線”的質疑聲鋪天蓋地。而報社說明是對廣告審核合格后才刊登的，“我們自身執行流程上不存在漏洞或者什么”。當日晚間，廣東省工商局發布消息稱這則廣告系商業炒作，涉嫌違法，已被立案，理由是其涉嫌違反《廣告法》有關廣告不得含有“違背社會良好風尚”的規定。
2015年3月29日，《南方都市報》發表了《“廣州區伯”（區少坤）長沙嫖娼被抓 被行政拘留5日》的報道。此事件后被迅速傳播，據新華網輿情監測系統顯示，新聞報道《“廣州區伯”因嫖娼被抓 曾稱回廣州上傳舉報視頻》于2015年3月30日成為當日最熱新聞事件，參與數達146685。
2015年9月15日，《南方都市報》發布了一則“全黑”廣告版面，由于沒有留下任何的提示信息，這則廣告一出現便獲得了廣泛的關注。而《南方都市報》的廣告部則表示，因涉及保密，不能透露這則廣告的廣告主，但9月16日該廣告主還會在南方都市報版面刊出揭秘廣告破解謎底。最終在9月16日，《南方都市報》刊出了南方黑芝麻糊的整版廣告，是廣西南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為慶祝公司利好而投放的系列懸疑廣告。香港媒體評論稱，黑版廣告是“政治信號”。
2016年2月20日，《南方都市報》深圳版的封面上方報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召開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唯封面下方同時報道袁庚海葬的報道，導致封面上至下形成“媒體姓黨，魂歸大海”八個大字，被部分人士認為是報章對此表達不滿，有激進愛國人士則舉報該報“居心叵測”。23日，中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委員會發佈內部公告南字20165號，公告稱“南方都市報2月20日深圳地方版封面因采編人員嚴重缺乏政治敏感”，造成版面嚴重錯誤，被個別人在網上惡意解讀導致嚴重導向事故”，南都編輯劉玉霞被開除，南都副總編輯王海軍被記大過處分並報省宣紀組建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南都報系黨委向集團黨委作出深刻檢討。
2016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報》刊登調查報道，稱該報記者在網上花費700元就買到了同事的所有隱私信息，包括開房記錄、名下資產、乘坐航班和網吧上網記錄信息等。該報道傳出后，引發各界強烈反響，首發微博閱讀量1450萬，微博話題閱讀量7038萬，最高峰時在10分鐘內增長了100萬閱讀量。報道也被近300家媒體轉載，各大媒體微博及微信公眾號也轉發了該報道。在南方都市報的微信公眾號上，其閱讀量超過10萬，南都自媒體的閱讀量達到200萬次，并讀閱讀量達到50萬次。至12月13日白天總體閱讀量過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也就此報道作出回應，稱公安部網安局決定將打擊整治網絡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專項行動延長至2017年12月底。12月13日晚，一位曾向南都記者出售個人信息的賣家主動前往湖北省武漢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網絡安全監察處接受警方調查。
200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后，5月14日，朱學勤在《南方都市報》上發表有關地震“天譴”的短論：“這就是天譴嗎？死難者并非作孽者。這不是天譴，為什么又要在佛誕日將大地震裂？愛中華者，當為中華哀。華南雪災，山東車禍，四川地震，赤縣喧囂該清醒了。圣火應該停一停，國旗也該降一降，就為黎民百姓降一次吧，他們不是偉人，只是遺骸，遺骸千萬，只是無言。”，《南方都市報》評論版因刊登這篇文章，相關編輯被暫停工作，“個論”版面也被暫停。
2007年8月30日，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楊奎松在《南方周末》發表《貧富差距始于改革開放?關于建國后干部收入問答》一文。其中說，“貧富差距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官員貪污腐敗盛行‘說到底’是多半早在建國之初就已經確立的制度問題造成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于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有學者反對該文章，稱沒有提到相比民國和蘇聯大幅提升的勞動人民工資，公務員與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大幅縮小、把清潔工當作黨內干部計算最低收入等。
2007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報》以“毛澤東巨額稿費”組織了一個專題，先后刊登了徐友漁著《毛澤東稿費再思考》，寫道：“如果‘文革’中稿費制度被完全廢除，毛澤東收領稿費是全國唯一的例外，那么這個合法性是有問題的”。葛劍雄著《“毛澤東的稿酬”要區別對待》寫道：“從60年代以來開始的版權稅已經完全取消了，但對毛澤東的書或許是全國唯一的例外，依然實行版權稅制”、“剩下的一億稿費應該捐出建設文革紀念館”。其中更是記載毛澤東獲取的總稿費高達1.3121億元人民幣。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引述毛澤東的生活管理員“管家”吳連登說，根據專職負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特別財務清查辦公室“中辦特會室”的計算，在文革中，毛澤東再版的所有著作，沒有接受過任何的稿費。到毛澤東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稿費共計為124萬元人民幣。毛澤東逝世以后，毛澤東的稿費還是放在中辦特會室。到1983年底，全部稿費共計為157萬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調，稿費比原來多出了33萬。大概在八十年代，就全部上交國庫了。。新華網認為，“吳連登有理有據的言論，既澄清了所謂“毛澤東億元稿費”的真相，也給了某些刻意給毛澤東抹黑的人以有力的回擊......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在熟知毛澤東生前生活起居的人們面前，這些人的圖謀再度破滅了。”。
2010年7月，《南方都市報》記者柴會群與肖友若報道深圳一名產婦進入深圳鳳凰醫院生產，因為未給助產士足夠的紅包遭到報復，肛門竟然被助產士縫上。消息傳出，輿論嘩然。但是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記者王志安的回訪調查后，認為媒體存在不實報道：“在事情并未調查清楚，甚至根本就沒有對事件展開調查的情況下，就采用了諸如‘產婦肛門被縫’、‘助產士索要紅包’這樣的標題。”誤導讀者，僅僅采用一面之詞；專業領域不懂裝懂；為求轟動，制造標題黨；自始至終都未能采訪到當事產婦，消息來源存在重大瑕疵。給當事雙方造成了極大的痛苦，互相起訴對方。當事醫院被迫暫停營業。柴會群更被中國記協查處為虛假、失實報道，于2015年01月29日通報。柴會群后以“侵害名譽權”起訴中國醫師協會與駁斥他的央視記者王志安，終審判決敗訴。終審法院法官認為，柴會群在對涉案之“縫肛門事件”和“走廊醫生事件”進行相關報道時，報道內容確有與事實不符地方。
2011年9月18日，《南方都市報》下屬《南都周刊》執行總編許慶亮（網名西門不暗）在新浪微博上用九一八事件調侃全國女性“對于老公男友的求歡，一概拒絕，堅決抗日”，引起部分網民的不滿。19日，《南方都市報》頭版刊出了紀念918事變80周年的文字。最初，許慶亮在微博上稱批評他的網友來自中宣部。翌日許慶亮在微博上為其言論向中國女性道歉，并稱“愛國青年哪涼快哪呆著去”，在網絡上激起更大地質疑聲后，許慶亮再次道歉。
2011年11月8日，《南方都市報》刊發了一條題為《妻子遭聯防隊員毒打強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時》的報道。報道中提到的三名當事人：楊武（化名）、王娟（化名）、楊喜利。其后鳳凰網的調查指該報道疑點重重。
據稱，楊喜利已向起訴《南方都市報》索賠100萬元人民幣。起訴書指“廣東某報業傳媒集團旗下媒體的該篇報道，與現場監控視頻、寶安警方的警情通報內容不符，存在多處嚴重失實之處，大幅內容被加工、改編、虛構、偽造。該新聞的發布，在社會上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對原告及其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負面社會影響。”。
央視2014年2月9日在新聞節目中播出調查報道，揭示廣東省東莞市的賣淫活動猖獗。節目播出后，中國大陸公安部督導警力展開打擊，但廣東媒體對央視的報道公開表達不滿，其中就包括《南方都市報》“南都評論”的官方微博。
2015年9月28日，中國大陸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通報了媒體刊登虛假失實報道的查辦情況，其中與《南方都市報》有關的有兩起，分別是2014年12月由原記者王星編寫的《河南平頂山女官員3個月前自殺 官方至今未通報》和2015年1月13日在該報所辦南都網、新聞客戶端及法人微博發表的《裸女跳河，救人者遭冷遇》。事發后，王星被報社勸退，并依法將其列入新聞采編不良從業行為記錄，且5年內禁止從事新聞采編工作；而后者則遭到警告、罰款等行政處罰，并責令《南方都市報》社將相關采編人員調離采編崗位。
2016年7月13日，檢方以涉嫌強奸罪批準逮捕南方日報記者成希。先前網絡流傳一大學生在6月27日遭到了自己的實習老師、南方日報記者成某的“誘奸”，事后微信轉賬她2000元人民幣。廣州市公安局于6月28日通報：（6月）27日19時許，一名女事主向天河警方報警，稱被一名男子強奸。女事主張某（21歲，某大學大三學生）反映當天下午16時許，其被以前實習時認識的男子成某（29歲）帶至寺右二馬路某酒店房間內實施強奸。
*  奧一網（南方都市報官方網站）
*  匆匆那年──我與《南方都市報》，2014年12月17日譚軍波博客
上海多倫路文化名人街郭沫若足印
郭沫若，幼名文豹，原名開貞，字鼎堂，號尚武，筆名高汝鴻、麥克昂、易坎人、谷人、愛牟、杜荃、石沱等，后以家鄉大渡河和雅河的別稱“沫水”和“若水”取名沫若，晚年敬稱郭老，男，四川樂山人，客家人，中國現代文學家、劇作家、詩人、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學者、社會活動家。郭沫若歷經清末、北洋政府、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等多時期，經過辛亥、北伐、土地革命、抗戰、內戰、三反五反、反右擴大化、文革等諸多重要歷史節點，是一位備受爭議、值得探討的多重身份歷史人物。
郭沫若著述頗豐，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編成《郭沫若全集》38卷。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人之一、中國歷史劇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國唯物史觀史學的先鋒、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社會活動家，甲骨學四堂之一，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以后，曾任中國科學院首任院長、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文聯首任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首任校長，取得了巨大的學術成就。
據樂山《郭氏家譜》所載，郭沫若的祖籍福建汀州府寧化縣。先祖郭福安為郭子儀之後裔。郭沫若在《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中-{云}-：「吾家原籍福建，百五十八年前（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閩遷蜀，世居樂山縣銅河沙灣鎮」，「入蜀四代而至秀山公（沫若祖父），族已昌大」。福建寧化縣屬閩西客家地區，不過郭沫若已是入蜀第六代，是否會客家話，是否自認客家人，有待文獻發掘；後世客家研究有時追認他是客家人。
郭沫若曾祖父郭賢惠之先輩由寧化縣來四川之時「做-{苧}-麻生意」，採集寧化野生-{苧}-麻，跟隨入川之馬幫，到今日之牛華鎮（即郭家早期之坐房）進行交易，並於後來開拓麻布生意成功後繼而開設13座驛站。
郭沫若是四川省樂山縣人，少年曾就讀于成都石室中學。父親郭朝沛經營商業。母親杜遨貞，是一個沒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兒。
1914年，郭沫若留學日本，在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21年1月，還在上學的郭沫若以病假名義休學3個月，以便前往京都帝國大學旁聽文科。1921年發表第一本新詩集《女神》，書中洋溢著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女神》是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郭沫若也因而成為中國新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同年又與郁達夫等人一同創立文學學社“創造社”，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1922年3月15日《創造季刊》問世。這一時期郭沫若的詩作，同胡適等人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作品，影響了日據時期臺灣的早期新詩創作。郭沫若雖熱衷文學，卻沒放棄自己原本的學業，1923年他獲得了九州帝國大學醫學學士學位。
1926年3月赴廣州就任廣東大學文科學長，兼任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員。中共廣東區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惲代英代表黨組織建議郭沫若去黃埔軍校做一些宣傳工作，這時北伐戰爭即將開始，郭沫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行營秘書長。北伐軍攻克武昌后，郭沫若升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中將副主任（主任是鄧演達）。不久赴南昌兼任總政治部駐贛辦事處主任，郭沫若升任南昌特別黨部執行委員、總司令部行營政治部主任，每月加發200元津貼。1926年到1927年兼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九江三一七慘案與安慶“三二三慘案”之后，蔣介石著手清黨，郭沫若隱蔽在朱德的家里，寫下了聲討蔣介石的檄文《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發表在《中央日報》副刊，指出“蔣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汙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是“一個比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張宗昌等還要兇頑、還要狠毒、還要狡獪的劊子手”。
四一二事變后，郭沫若是武漢國民政府的第二方面軍（司令張發奎）政治部中將主任。
郭沫若于1927年8月4日深夜抵達南昌，參加八一南昌起義，這時才知道他已經被推舉為革命委員會委員和七人主席團成員，兼任總政治部主任和宣傳委員會主席。8月5日，按原計劃起義部隊離開南昌南下潮汕、東江。1927年9月初，南昌起義軍到達瑞金，在一所小學校裡由周恩來、李一氓作介紹人，郭沫若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宣誓入黨的還有賀龍。1927年10月初，起義部隊在潮汕被打散，郭沫若等四人在普寧縣隱蔽了10天后，由神泉搭船前往香港，10月下旬抵港。一個月后由香港回上海。1927年12月23日蔣政府發出通緝郭沫若，十年后至1937年才撤銷通緝令。與周恩來會晤后安排郭赴蘇，但郭沫若患上了嚴重的斑疹傷寒，住院治療了一個多月，錯過了航班。這次大病，造成一只耳朵終生全聾。1928年2月周恩來與郭沫若談話，令其保留黨籍出國前往日本避難，做學術研究積累聲望，將來以公開的無黨派面目做文化圈的領袖。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化名吳誠，從上海乘船赴日。
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間受到日本憲兵和警察的長期監視和騷擾。同時開始研究甲骨文、金文。1930年撰寫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通過引用當時的歷史文獻資料與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學發展規律的論斷，提出中國同樣經歷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但此理論后來遭到黃現璠等人的質疑，黃曾于1979年著文提出，認為中國沒有奴隸社會），郭沫若由此在中國開創了唯物史觀派，該學派在此后占據了中國大陸學術界的主流地位。隨著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綱領的中國共產黨走上執政舞臺，該書的觀點被當作今後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小學課本的參考教材之一。郭沫若憑借這一時期的古文字研究，發表了《古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文字研究》、《金文叢考》、《卜辭通纂》，轟動了學界，成為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并稱甲骨四堂，并藉此于1948年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日期間，郭沫若還翻譯出版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德意志意識形態》。
郭沫若反對國內的夏衍、周揚提出的“國防文學”主張，持堅決反蔣的態度。直至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才轉變態度，認識到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國防文學也是個正確的口號，并說：“好，黨決定了，我就照辦，要我做喇叭，我就做喇叭”。此后郭沫若發表了《在國防的旗幟下》等文章。1937年5月下旬，郁達夫從南京來電，謂“委員長有所借重乞速歸”，郭沫若等了一個多月遲遲不見南京方面有所動靜，給在陜北的李一氓寫信：“二萬八千里的行程，我的肉體未能直接參加，我是十二分抱歉的。但我始終和從前一樣……”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政府加緊了對郭沫若的監視。7月25日，蔣介石允準撤銷對郭沫若之通緝令；是日，流亡的郭沫若，化裝乘加拿大籍“日本皇后號”頭等艙回國；7月27日至上海；7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知照行政院、司法院、軍事委員會，取消對郭沫若通緝令。行前未告知日籍妻子與孩子們。
1937年7月27日下午，郭沫若登陸上海，隨后創辦《救亡日報》為淞滬抗戰鼓動宣傳。回國后前往南京拜謁蔣介石，然后發表了一篇《蔣委員長會見記》，對蔣介石進行歌頌，不久拜見汪精衛。夏衍回憶：“在這一段時期內，最使我感動的是他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出自內心的敬愛。有一次對我說：和蔣介石、陳誠這些人見面，在我的感情上是很別扭的，可是和他們談話之后，我才理解到恩來同志指示的正確。”淞滬會戰失敗后，郭沫若經香港至廣州，于1938年1月1日復刊《救亡日報》。旋即接到在武漢的陳誠電報，請郭沫若立至武漢，要事相商。1月9日抵漢之后，從黃琪翔處獲悉是陳誠邀請郭就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之職。在武漢的周恩來、董必武、林伯渠、王明、博古等中共長江局領導勸說郭就職。周恩來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即指副部長是虛職，而三廳廳長是實職可以做大量實際工作。3月中旬，郭沫若接受了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職務。中共長江局決定把三廳作為抗日統一戰線的機構，動員安排了大量文藝界抗日名流人士入三廳工作，包括：胡愈之、陽翰笙、郁達夫、徐悲鴻、沈鈞儒、田漢、冼星海、洪深、馮乃超等在三廳任職。1938年4月1日，政治部三廳正式在武漢工作，投入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武漢抗戰文化運動，如“擴大宣傳周”、“七七獻金”等活動，發動歌詠、話劇、電影等各界一同宣傳抗戰。郭沫若特別重視把三廳的文藝宣傳對象擴大到廠礦工人和下層民眾，貫徹中共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原則。這也引起了政治部主任陳誠為首的國民黨一部分人的反感。
郭沫若在武漢、重慶期間，已經恢復了黨員的秘密身份，與周恩來、鄧穎超在一個黨小組中開會。郭沫若還與鄧穎超一起作為入黨介紹人，發展于立群入黨。
1938年胡風指出當時的文化界“沒有像魯迅先生那樣一聲號召可以波動世界的大作家。”周恩來認為郭沫若適合扮演這個角色。于是周向中共中央提出這個建議。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黨內決定：郭沫若為魯迅的繼承者、中國革命文化界的領袖。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夕，郭沫若隨周恩來撤離武漢，輾轉來到重慶。1940年1月11日，郭沫若在創刊兩周年的《新華日報》上批評蔣政府“連話都不如老百姓說，那是很危險的。反之，能代表老百姓說話的，那力量是比長江大河還要大”。1940年9月，蔣介石突然下令免去郭沫若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職務，調任政治部設計委員閑職，并明文要求軍委會工作人員一律加入國民黨。郭沫若以及三廳內的大批文藝界人士遞交辭呈。周恩來找到信任政治部主任的張治中勸說。蔣介石召見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宣布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安置以郭沫若為首的這批人，并可以不加入國民黨。中共中央南方局決定同意此項決定，借政府機關招牌開展有理有利有節斗爭，擴大抗日統一陣線影響。1940年12月7日，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明文規定：文工會只能潛心研究文化，不能對外從事政治工作。郭沫若任文工會主任委員，陽翰笙、謝仁釗為副主任委員，周恩來為指導委員，除原三廳的近40人參加外，還邀請了沈雁冰、翦伯贊、胡風、陶行知、侯外廬、王昆侖等任委員。文工會經常舉辦文藝講座、文化講座、國際問題講座、國際問題座談會和各種形式的報告會。不久，發生皖南事變，郭沫若題詩：
江南一葉奇冤史，萬眾皆先天下憂；淚眼揩干還苦笑，暫忘家難賦同仇。
中共南方局為預防四一二事變重演，疏散在重慶的一批左翼文化人赴延安、桂林、昆明、香港等地，郭沫若奉命留在重慶，繼續主持文工會。周恩來指示文工會“勤業、勤學、勤交友”，在活動的方式上注意了有所節制，以保存力量。1941年為慶祝郭沫若五十誕辰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周恩來安排陽翰笙把慶祝搞成全國性的政治活動，以振奮文化界自皖南事變與蘇德戰場慘敗以來的士氣。陽翰笙約請了孫科、邵力子、陳布雷、張治中、張道藩、馮玉祥、沈鈞儒、黃炎培、鄧初民、翦伯贊、章伯鈞、羅隆基、王昆侖、屈武、黃琪翔等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四十名為慶祝活動的發起人，周恩來亦在列。1941年11月16日作為慶祝日（此時莫斯科會戰正處于岌岌可危的時候），《新華日報》頭版刊載了周恩來的專文《我要說的話》：
郭沫若創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二十五年，魯迅自稱是革命軍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隊伍中人。魯迅是新文化運動的導師。郭沫若便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如果是將沒有路的路開辟出來的先鋒，郭沫若便是帶著大家一道前進的向導。
該日下午，在重慶的中蘇文化協會餐廳和院子里舉行茶話會，參加者兩千余人，由馮玉祥主持，老舍、張道藩、黃炎培、張申府、周恩來、沈鈞儒等大會發言；并展覽郭沫若25年來專著、譯本、手稿八十多種約兩千余萬字，以及郭沫若各個時期的工作和生活照片。當天，昆明、延安、桂林、香港、新加坡等地也舉辦了文化界的慶祝活動。紀念文章陸續刊載了半年。慶祝活動期間，重慶上演了郭早年的話劇《棠棣之花》，周恩來建議采取“全明星”制，配角都由第一流演員擔任，郭沫若親身參加排演與修改劇本。公映后在重慶引起轟動，周恩來觀看了七場。劇中插曲《湘累》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流傳下來的歌曲。周恩來安排《新華日報》出專刊評論對《棠棣之花》和歷史劇創作。也激發了郭沫若的歷史劇創作熱情，1942年1月上旬僅用9天完成五幕話劇《屈原》的劇本。再次由重慶話劇界全明星制排演《屈原》，劇本還全文連載于《屈原》連載于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的《中央日報》副刊。 1942年2月上旬郭沫若又僅用9天創作了五幕歷史劇《虎符》。1942年五、六月，創作了五幕歷史劇《高漸離》。1942年9月上旬，僅用5天創作了歷史劇《孔雀膽》，這是郭沫若歷史劇中唯一沒有影射當時政治的作品。1943年三、四月，創作了寫夏完淳的歷史劇《南冠草》。這六齣歷史悲劇作品，其中以《屈原》最受歡迎。臺大歷史系教授王遠義認為郭沫若等人這一時期的作品，開創了一條大眾形式與精英創作結合，現代性與傳統民族文化共存的文學與文化道路。
文工會期間，郭沫若繼續從事歷史研究。1942年4月發表《殷周是奴隸社會考》、《墨子的思想》、《述吳起》、《秦漢之際的儒者》、《公孫尼子與其音樂理論》、《呂不韋與秦代政治》、《青銅時代》和《十批判書》等。1943年與林語堂、沈從文、施蟄存展開論戰。
1945年3月30日，政治部文藝工作委員會被張治中予以解散。1945年6月，郭沫若由重慶乘美國軍用運輸機，轉道印度、伊朗，赴蘇參見蘇聯科學院二百二十周年紀念大會。6月29日出席克里姆林宮夜宴，莫洛托夫、斯大林、布爾加寧到場。還參觀了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戰爭浩劫后的城市廢墟。日本宣布投降后，郭沫若于8月16日登機回國，在在蘇聯作訪客五十天。8月20日抵重慶。9月3日，與文化界人士拜會參加重慶談判的毛澤東。郭沫若看到毛澤東用舊懷表，便把自己手上的表送給了毛澤東。此后毛澤東長期戴這塊手表。此間，參加了圍繞剛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沁園春·雪》的論戰，用毛澤東原韻填詞兩闋，稱贊原詞“開生面，是堂堂大雅，謝絕妖嬈”，“何足道！縱漫天迷霧，無損晴朝”。
1946年1月10日，作為社會賢達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在討論擴大改組政府問題時，發言：“主席權限太大，國府委員連建議權也沒有”。
1946年5月8日，全家乘飛機去上海。1947年11月按照中共安排，舉家搬到香港，擔負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領導工作。1948年8月25日，香港《華商報》副刊《茶亭》開始連載郭的《抗戰回憶錄》（后改名《洪波曲》）持續3個月。郭沫若在日本的前妻安娜看到《華商報》后，帶兩個兒女到香港。由馮乃超出面與安娜懇談，最后安娜接受了黨組織的安排，帶著她的兒女們去解放區大連定居。
1948年11月23日，乘船離開香港，12月1日抵達遼東的安東石城島上岸。12月6日抵沈陽。1949年2月25日乘火車進京。
1948年國共內戰期間郭沫若因為考古學和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臺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研究員在《知識場域的桂冠：從第一屆中研院院士的選舉談起》一文敘述了這次中研院院士選舉和郭沫若的當選過程。
加強國際和平-斯大林國際獎金。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郭沫若長期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兩職位，并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歷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中日友好協會名譽會長等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九、十一次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第一至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均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并任全國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第四屆常務委員，第二、三、五屆副主席。
1951年郭沫若獲頒蘇聯國際斯大林獎。1951年7月28日，中國史學會正式在北京成立，郭沫若做主旨發言。1954年，中國史學會公布第一屆理事會名單，郭沫若擔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擔任副主席，同時產生43名理事、7名常委理事。
1955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會主義的胡風綱領》，對胡風的三十萬言書進行逐一批判。
1958年郭沫若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9年至1960年，郭沫若先後創作了以「翻案」為主旨的歷史劇《蔡文姬》與《武則天》。
1962年，為了紀念鄭成功逝世三百週年，郭沫若創作了電影劇本《鄭成功》，但因不久後即爆發文化大革命，未能拍攝。
1966年初，“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前夕，郭沫若以中國文聯主席身份在全國工農兵文藝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自我批判，宣稱“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令全國知識份子驚訝恐慌。
“文革”初期，郭沫若被批判，很快就得到了特別保護。儘管毛澤東下令保護郭沫若，但郭沫若和妻子于立群的處境還是日趨惡化。1967年，在中國音樂學院學習的兒子郭民英自殺。1968年，在北京大學學習的兒子郭世英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毆打致死。
1971年，郭沫若發表學術論著《李白與杜甫》，該書肯定了同為浪漫主義詩人的李白，同時反對將具有濃厚忠君思想的杜甫當作圣人對待。同年作為中國特使，赴伊朗參加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無奈病重而折返。
1978年3月，郭沫若發表了《科學的春天》的書面報告（內容實為原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干部胡平起草），號召知識分子鉆研學術。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根據其遺囑，郭的骨灰灑在山西省昔陽縣大寨人民公社的梯田中。妻子于立群則於1979年2月25日自縊身亡。
郭沫若紀念塑像
郭沫若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和中國歷史學、考古學等領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學方面，被大陸官方現代文學史教科書列為「魯郭茅巴老曹」的第二位；在史學方面，被列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之一。郭沫若曾以歌德自況并被大陸文化界廣泛認可，如周揚曾對郭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新中國的歌德。”；沙葉新則引用恩格斯對歌德的評價指出郭沫若作為偉大天才和凡庸公民的兩面。美國的夏志清對他的評價則相當低：“郭沫若是個孜孜不倦的多產作家。他的譯作是否可靠，譯文是否可讀，大有研究的余地。他對古代中國的研究有無價值，也有問題。至于文名所系的創作，實在說來，也不過爾爾。民國以來所有公認為頭號作家之間，郭沫若作品傳世的希望最微。到后來，大家只會記得，他不過是在他那個時代一個多彩多姿的人物，領導過許多文學與政治的活動而已”。極度推崇者有之，輕視鄙視者有之，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溫儒敏教授等一些嚴肅的研究學者將這種“學院派”中間和社會民眾間對郭沫若截然相反的態度稱之為“兩極閱讀”。
郭沫若在臺灣的學術界和政治界也具有深刻而廣泛的影響，除了臺灣學人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上所受的浸染，不僅僅有傳統的威權時代基于政治和學術的分歧對他的批判（例如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對他的批判），他對于臺灣的倡導改革的人群尤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例如李登輝認為今日臺灣的成就某種程度上歸結于胡適、魯迅、郭沫若等人所倡導的思想和社會變革的實踐。
1920和1930年代，由於郭沫若和魯迅在文學上的主張和政治態度的不同，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1928年初，後期創造社的幾位幹將馮乃超、李初梨等，為了推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將魯迅當成了絆腳石。他們以《藝術與社會生活》等文章，向魯迅發起了猛攻。猝不及防的魯迅開始有點莫名其妙，因為他剛從廣州到上海，目的之一便是與創造社組成聯合戰線。魯迅也不甘示弱，先後寫出了《醉眼中的「朦朧」》、《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等文進行了回答。在論戰中，創造社元老郭沫若親自操刀，用杜荃的筆名，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其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時代和階級性，就此完全決定了。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反革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以前說魯迅是新建過渡期的反革命分子，說他是人道主義者，這是完全錯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魯迅當時並沒有回擊，到了1932年8月，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文章中，罵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
1936年8月上旬，魯迅寫出《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系統的意見。魯迅信中的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8月30日，郭沫若寫成《蒐苗的檢閱》，他說：“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于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后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著問題解決的曙光。”
1936年10月19日，魯迅逝世，面對全國人民哀悼魯迅的形勢，正在日本的郭沫若立即轉向，連夜寫了《民族的傑作—紀念魯迅先生》的悼文，指出魯迅的死，是「不可測算的重大損失」。接著，他又用日文寫了《墜落了一個巨星》的悼文。說「魯迅生前罵了我一輩子，但可惜他已經死了，再也得不到他那樣深切的關心了；魯迅死後我卻要恭維他一輩子，但可惜我已經有年紀了，不能恭維得盡致」。郭沫若還送上了兩副挽聯給魯迅，第一副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無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第二副是：孔子之前，無數孔子，孔子之后，一無孔子；魯迅之前，一無魯迅，魯迅之后，無數魯迅。甚至說自己是以魯迅徒孫的資格追悼魯迅。11月3日，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東京日華學會舉行悼念活動，郭沫若也匆匆趕到現場，在悼念會上高喊：「中國之偉大人物，過去人都說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魯迅。」。在「文化大革命」中紀念魯迅時，郭沫若說：「魯迅如果還活在今天，他是會多麼高興啊！他一定會站在文化革命戰線的前頭行列，衝鋒陷陣，同我們一起，在毛主席的領導下，踏出前人所沒有走過的道路……」
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了郭沫若寫于8月12日的《中蘇同盟四周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四周年紀念日在北平新華廣播電臺對全國的廣播詞》，其中說：“這些歪曲中的另一個例子是關于外蒙古的獨立的。在這一點上我想多說幾句。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于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于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么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又說：“問題應該是——外蒙古脫離了我們之后，外蒙古人民是不是更加幸福了？事實告訴我們，外蒙古人民是更加幸福了。前幾年國民黨政府派到庫侖去監視公民投票的一位姓包的，事畢回重慶，曾經在報上發過談話。“庫侖街頭差不多每家人家都有了無線電。”這是國民黨說的話，而且是有報可查的。在得到解放之后，外蒙古人民的生活和生產不是都已經充分地提高了嗎？人民中國和人民蒙古今后應該是親密的兄弟，我們不能夠固執著那種宗主和藩屬的落后觀念了。那是絲毫也不足引為光榮的！”
1949年11月，郭沫若在《觀察》發表了《我向你高呼萬歲（為-{斯大林}-壽辰所作）》一詩，來贊美斯大林。
在“大躍進”時期的1958年，響應文化戰線的“大躍進”，郭沫若寫了不少歌頌“大躍進”的詩歌，例如其詩《太陽問答》之一段：
1966年“文革”正式開始，郭沫若幾天內立即發表談話，對自己以前的作品全盤否定：“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說我是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么歷史學家。幾十年來，一直拿著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些東西。按字數來講，恐怕有幾百萬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文革”期間，郭沫若的作品《李白與杜甫》是中國大陸能夠被出版的極少數非文革主題書籍，不過他在書中大舉贊頌李白，而極力挖苦杜甫，被認為是為了迎合毛澤東的個人喜好而歪曲歷史與文學。有觀點認為毛澤東并不喜歡李白，毛澤東盡管在1958年前后確實公開說過喜歡李白，但后來他對李白也有過嚴厲批評，他同王洪文、張春橋談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時說：“你李白呢？盡想做官！結果充軍貴州。”
郭沫若以毛澤東的詩友著稱，和毛時有詩詞唱和。他曾高度贊頌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甚至將其錯別字“黃梁”也作為贊美的對象。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5周年討論會上，致閉幕詞《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并且朗誦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寫了《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但過了五個月零九天，四人幫被捕，“文革”結束，他立即賦一首《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抨擊“四人幫”：
郭沫若使用過的筆名和別名超過五十個，有：沫若、麥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鴻、汾陽主人、竹君主人、定甫、夏社、沫、愛牟、鼎堂、高浩然、吳誠、林守仁、杜頑庶、杜荃、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生、陳啟修、李季、阿和乃古登志、蒙其外史、王假維、郭愛牟、蒙其生、蒙侄、谷人、郭石沱、佐藤和夫、安娜、鼎、楊伯勉、杜衍、白圭、戎馬書生、牛何之、羊易之、丁汝成、龍子、克拉克、江耦、有孤、藤子丈夫、佐藤貞吉、郭麥弱、高鳴、于碩等。
郭沫若生平著作超過百萬字，集結為《郭沫若全集》38卷，分為文學編（2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歷史編（8卷，人民出版社出版）、考古編（10卷，中國科學出版社出版），然仍有大量佚文未能收錄。
郭沫若的新詩在語言上有所突破，其處女作《女神》寫作時間和胡適的《嘗試集》是同一時期，即便論發表時間也是緊隨著胡適的《嘗試集》，所以一般認為郭沫若和胡適是漢語新詩的開創者。有些后輩詩人更進一步，例如聞一多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中，認為郭沫若的詩歌創作大大超過了胡適，“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但也有某些研究者認為郭的這些詩歌往往不耐細讀，虛浮叫囂，浪漫濫情。其名作《女神》一詩，受19世紀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惠特曼的自由詩句子長而口語化，《女神》一詩亦著重詩句節奏，每行重複特定的字詞以帶出節奏，而不用押韻。
*《“獻給在座的江青同志,也獻給各位同志和同學”》
*《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鋼，鐵定的一〇七〇萬噸！》
*《紅透專深(調寄十六字令)》
*《我向你高呼萬歲----斯大林元帥》
*《三個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聶嫈)
在1930年代中期，郭沫若從理論問題轉向考証，著重考古材料而非古代文獻，也不太引用馬克思主義典籍，出版了《卜辭通纂》、《兩周金文辭大系》、《甲骨文字研究》、《青銅器研究要篆》等著作，使他成為甲骨文和金文最重要的專家之一。郭沫若對中國早期社會的觀點，「主導」了其後中國的史學；他對「封建社會」重新下的定義，既與中世紀歐洲社會不同，甚至不關乎於馬克思的理論，卻成為日後中國史學界對「封建社會」一詞的公認定義。
*《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
*翻譯河上肇原著《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
郭沫若以書法聞名，風格獨具特色，有「郭體」之稱。在中國許多名勝地點的招牌和學校校名都採用郭沫若的題字，如故宮博物院、北京四中、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沈陽四中、遂寧中學、浙江省桐廬縣中學、中國銀行、香島中學、榮寶齋、中國書店、科學出版社、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瀋陽故宮、華清池、黃帝陵、半坡遺址、吉林大學、福州大學、牡丹江醫學院、西南師範學院、成都武侯祠、濟南李清照紀念堂、承德一中、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廣州白云山、峨嵋山《峨嵋天下秀》、都江堰《天府源》、陝西韓城《司馬遷祠》等
1912年，郭沫若與張瓊華（1890年－1980年）在父母的包辦下結婚，五天后郭沫若離家，兩人沒有離異，以后68年張瓊華一直守在郭沫若老家。1939年郭還鄉時向還在守活寡的張瓊華鞠躬表示歉意。1980年張病逝于樂山，沒有留下子女。
1916年，郭沫若在日本與佐藤富子（1893年－1994年）同居。佐藤富子外祖父是日本北海道大名伊達氏的家臣，高級貴族武士，男爵，日本第一代現代農學家，留美農學博士，北海道帝國大學首任校長。佐藤昌介的女兒佐藤初嫁給了宮城縣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士族傳道士卯右衛門（入贅后改名佐藤右衛門）。卯右衛門與佐藤初的長女就是佐藤富子。佐藤富子是二人的長女。由於佐藤富子父母極力反對與郭沫若的關係，佐藤富子為此斷絕了與父母的關系，郭沫若為其取名“安娜”。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郭沫若不辭而別離開日本，與安娜斷絕了聯系。1948年抗日戰爭結束后，佐藤富子帶著孩子來到香港見到郭沫若，當她知道郭已另有家庭后選擇離開。1949年后，佐藤富子幾次去北京找郭沫若協議離婚后權責問題，郭都是避而不見或借故推脫。后來周恩來親自出面，表示歡迎她和五個孩子都到中國來工作。此后佐藤富子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大連，改名郭安娜，跟兒子郭和夫住在一起。郭安娜曾被選為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文革爆發后，受到一定影響。在此間她還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歲的母親，但在很長時間內未能成行。直到1974年，八十歲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國她處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過的在市川市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當時已住院的郭，這也成為他們最后一次見面。
郭沫若與安娜生有五個子女：
* 長子郭和夫（1917年-1994年）是中國科學院的化學家。
* 次子郭博（1920年-）是建筑家和攝影家，任上海市政府參事室參事、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等職。
* 三子郭復生（亦叫佛生，1923年-）是中國科學院動物所工程師。
* 女兒郭淑瑀（1925年-）。郭淑瑀後來與林愛信結婚，生一女林叢。林叢後留學日本，歸化為日本籍，改名藤田梨那，現任日本國士館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教授，參與創立日本郭沫若研究會。
* 四子郭志鴻（1932年-）是中央音樂學院客座教授。
1934年，在東京的郭沫若結識岑春煊的外孫女《大公報》記者-{于}-立忱并關系親密。1937年-{于}-立忱回到中國不久自縊身亡。同年因中日戰爭郭沫若回中國，結識-{于}-立忱的妹妹-{于}-立群（1916年－1979年）。1938年，郭沫若與-{于}-立群同居，并于1939年夏補辦婚禮。
兩人共生四男二女：
* 長子郭漢英（1939年-2010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工物系，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所研究員。
* 長女郭庶英（1940年－）畢業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生物物理系，現任北京中沛經濟發展中心總經理
* 次子郭世英（1942年－1968年）文革中被北京農業大學的紅衛兵抓去刑訊逼供，不久從四樓墜下而死。
* 三子郭民英（1943年－1967年）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專業是小提琴。1965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文革中自殺。
* 次女郭平英（1946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郭沫若紀念館館長。
* 四子郭建英（1953年-）清華大學本科畢業，北京大學計算機系碩士，現居美國。
另外，郭沫若還有多位情人，包括彭漪蘭、-{于}-立忱（1912年－1937年，-{于}-立群的胞姊）、黃定慧（黃慕蘭，1907年－ 2017年）等。郭的女性關係，譬如先后與多人結婚，對-{于}-立忱的始亂終棄（而間接甚或直接導致其自殺），為不少世人所詬病。
* Arif Dirlik 著，翁賀凱 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
* 余英時：〈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第103-123頁.
* 郭沫若：《沫若自傳》第一至四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郭沫若：《德音錄·先考膏儒府君行述》，1939年.
* 崔榮昌：《四川方言與巴蜀文化》，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
* 畫像：  郭沫若 / 江啟明 (Kong Kai Ming)  Portrait Gallery of Chinese Writer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
*  日本千葉縣市川市郭沫若記念館
* 顧彬：〈 郭沫若與翻譯的現代性 〉。
* 劉劍梅：〈 郭沫若對莊子態度的變遷 〉。
* 藤田梨那：〈 郭沫若的留學體驗——“風景”與“內心世界”的發現 〉。
* 藤田梨那：〈 關于郭沫若《牧羊哀話》的背景及創作意圖之考察梗概 〉。
* 藤田梨那：〈 論郭沫若《女神》時期反殖民統治的詩歌 〉。
* 藤田梨那：〈 郭沫若與日本雜志的關連 〉。
* 藤田梨那：〈 郭沫若流亡日本時期的抵抗文學 〉。
中華人民共和國煤炭工業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已撤銷的部門。
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燃料工業部，1955年撤銷燃料工業部，設立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化學工業部。1970年6月煤炭工業部、石油工業部和化學工業部合並，成立燃料化學工業部。1975年1月又成立煤炭工業部。1983年4月22日，國務院批轉煤炭工業部《關于加快發展小煤礦八項措施的報告》的通告（國發〔1983〕73號），開始允許私人從事煤礦開采（“群眾集資辦礦”）。“開發地下資源要放開手腳，大礦大開，小礦放開，不要細水長流，要有水快流”。1985年全行業實施投入產出總承包。1992年取消價格外計劃限制。1995年，煤礦試行現代化企業制度。1998年國務院下放直屬煤炭企業，推進政企分開。1988年4月再次撤銷煤炭工業部。1993年3月再次設立煤炭工業部。1998年4月正式撤銷。
#陳　郁，1955年7月至1957年9月在任。
#張霖之，1957年9月至1967年1月在任。
#王　素（軍代表）
#徐今強，1975年1月至1976年7月在任。
#肖　寒，1977年3月至1979年12月14日在任。
#高揚文，1979年12月14日至1985年5月20日在任。
#于洪恩，1985年5月20日至1988年5月在任。
#王森浩，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在任。
甲骨四堂是指對甲骨學作出重大貢獻的四位中國學者，因為他們的字號中包含了“堂”字。他們是：
人稱：“甲骨四堂，羅董郭王。”唐蘭曾評價他們的殷墟卜辭研究“自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
他們基本上代表了1949年以前甲骨學研究的成績，四人的學術貢獻相差無幾。
南方日報大廈
《南方日報》是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1949年10月23日在廣州創刊，現屬南方報業傳媒集團。該報日均發行量為96.8萬份（2016年），發行量一直位居中國各省級黨委機關報首位。
1949年9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在贛州會議上決定，在廣州解放后立即創辦《南方日報》。同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廣州，廣州解放。中共在香港創辦的《華商報》翌日停刊，該報60多名新聞工作者前往廣州，和廣東游擊區新聞工作者、南下新聞干部會合，組成籌辦《南方日報》的隊伍。10月23日，《南方日報》創刊，創刊時為對開四版大報，實行“社長負責制”，由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饒彰風兼任社長，楊奇任副社長，曾彥修任總編輯，當時社址在光復中路48號。
1955年1月1日，根據中共中央華南局決定，1952年創刊的《廣州日報》停刊，合并于《南方日報》（6月15日復刊）。同年3月1日，《南方日報》由社長制改為總編輯制。7月1日，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撤銷，中共廣東省委成立，《南方日報》成為廣東省委機關報。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的1966年5月，《南方日報》編委會成員遭到沖擊和大字報圍攻。1967年1月，該報被群眾組織“毛澤東思想南方日報工人造反總部”和“南方日報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奪權。同年3月31日，廣東省軍管會派出軍管小組對《南方日報》實施軍管，并于8月24日至9月6日停刊。1968年2月21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南方日報》改為省革會的機關報。同年9月1日，《南方日報》、《羊城晚報》、《廣州日報》三報合并。
1989年7月1日，《南方日報》遷往廣州大道中的新建大樓辦公。
1993年1月1日，《南方日報》由對開4版擴為對開8版，同年4月1日起又增為12版，并在全國機關報中率先實現每天彩色印刷。1999年起實行自辦發行。
2016年10月21日，《南方日報》改版，恢復重點版，重新打造“時局·觀察版”，增加廣東新聞的版面，同時增加當地、健康等民生新聞的比重。
2018年，報紙入選2017年全國百強報紙推薦名單。
2016年6月28日，一位曾在《南方日報》實習的女大學生通過其朋友的微博爆料稱，自己在實習期間遭到《南方日報》記者成希強奸，事后成希給該名女生2000元人民幣作為“封口費”。當晚《南方日報》在微博上發表聲明，表示“如情況屬實，將嚴肅處理，決不姑息”，但該條微博中將事件形容為“誘奸”，引發了網友的不滿。6月29日，廣州市公安局發布微博稱，警方開展偵查取證工作后，將嫌疑人成希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進一步偵辦中。
石油礦區分佈圖
中華人民共和國石油工業部，簡稱石油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已撤銷的國務院組成部門之一。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從大陸潰退，留下一批石油、地質和化學的專家，多數都集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業部任職，并以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局運作石油相關資源；1955年7月3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撤銷中華人民共和國燃料工業部，成立石油工業部。石油工業部第一任部長李聚奎。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設燃料工業部主管石油工業。
*1950年4月，燃料工業部設石油管理總局，統管全國石油工業。徐今強任總局長。下設東北石油管理局、西北石油管理局等。當時原油主要產自中國西北，西北勘探開發重點是陜北的棗園一帶。
*1953年11月1日起，玉門油田的原油開始較大規模通過公路運輸到蘭州換裝鐵路外運，這是當時中國主要石油來源。1956年7月，蘭新鐵路通車到玉門，結束了原油汽車外運。在兩年多時間里，共計汽車外運玉門原油27萬噸。隨后，開始把柴達木盆地的青海石油管理局冷湖、茫崖的原油用汽車外運，經過阿爾金山當金山口、敦煌到蘭新鐵路柳園站。
*1955年7月3日，撤銷燃料工業部，分別成立石油、煤炭、電力3個工業部。
*1955年，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當時僅有一個獨山子小油田。1955年10月29日，黑油山1號井試油成功噴出工業油流，這標志著克拉瑪依油田的發現。1956年4月，制定了黑油山至烏爾禾長103公里、寬30公里范圍內部署了10條地質剖面，近百口探井井址。這是中國首次展開石油地質會戰，從全國抽調鉆井隊。1956年5月1日，克拉瑪依獲得地名命名。
*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唯獨石油部沒有完成任務，毛澤東對此不滿意。1958年2月20日，總后勤部政委余秋里與石油部部長李聚奎對調職務。
*1958年3月，四川盆地的南充附近的3座鉆井噴油。1958年4月20日，石油部在南充召開現場會議，決定從玉門、青海、新疆3個油田抽調石油勘探職工入川，組織川中石油會戰，共調集115個鉆井隊、36800多名石油職工；并同時成立四川石油管理局，下設川中礦務局、南充礦務局。川中石油會戰第一階段并不順利，并沒有發現穩定油流的鉆井；但石油部黨組仍然決定再次調集力量，拿下川中油田。1958年11月29日，川中會戰指揮部成立，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任總指揮，石油部勘探司司長唐克任參謀長。又完成37口鉆井后，證實川中油田是裂縫性儲油構造，達不到經濟規模。1959年3月，在川中召開的石油部勘探與基建會議，承認川中會戰無法達到目標，被迫下馬。石油部總結的教訓是“放空炮、說大話”，沒有實事求是正式鉆井資料。
*1959年，全國石油消耗量是504.9萬噸，其中自產的僅205萬噸，自給率只有40.6%。國家用于進口原油和成品油的外匯為1.83億美元，占全國進口用匯總額的6.7%。1959年，98%的天然原油產量和61.7%的原油加工能力在陜、甘、青、新四省區，而90%以上的消費量在東部經濟較發達的地區。
*1959年春節，石油部黨組會議決定勘察重點轉向松遼盆地。1959年9月26日，松遼石油勘探局的松基三井噴出工業油流，標志著大慶油田的發現。1959年9月30日和10月3日、5日，石油部黨組先后3次聽取松遼局匯報，研究擴大勘探問題。至1960年1月底，13口探井控制油田面積約200平方公里，地質儲量約1億噸以上，大體上相當于克拉瑪依油田初期的規模。1960年2月13日，石油部黨組向中共中央遞交《關于東北松遼地區石油勘探情況和今后工作部署問題的報告》，松遼盆地石油勘探形勢很好。雖然有些情況還沒有完全搞清，但是，我們畢竟已經掌握了一定的可靠資源，有了進一步開展勘探的牢固陣地和必要條件，再加上油田處于富饒的東北平原，工業基礎雄厚，交通發達，在勘探和開發建設速度上可以比其他地區來得快，打算石油系統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殲滅戰的辦法，來一個聲勢浩大的會戰。7天后，中共中央批準這一報告。2月22日，中央下達了《中央決定動員3萬名退伍兵給石油部》的指示，中央軍委又決定給大慶分配3000名轉業軍官。。1960年2月宋振明率領玉門局職工、張文彬率領新疆局的人員調來大慶參加會戰。4月25日，石油部安排松遼局主攻高臺子-太平屯-葡萄花3個穹隆構造；青海局與四川局主攻杏樹崗穹隆構造；玉門局與新疆局主攻薩爾圖穹隆構造；至10月1日探井63口成功率達90%以上，初步摸清南北長140公里，寬20公里的地下地質構造和含油面積，證明大慶油田是南起敖包塔，北至喇嘛甸，在長達120km的范圍內，都存在有工業性的含油面積；下白堊統湖相沉積三角洲和三角洲前緣相的儲油層的性質良好，砂巖孔隙度、滲透率均為中上等，主要油層埋深適中，加上地層可鉆性好，有豐富的地下水源，可加快鉆井和油田開發速度；油層壓力高，油井都能自噴出油。油層溫度高，抵消了原油高含蠟對開采帶來的困難，可使油田達到較高的生產水平。油水接觸面均在海拔-1050m(井深1200m)，含油面積連為一體，達920平方公里，證實了特大型的大慶油田。1960年6月1日，載著600噸大慶原油的列車從薩爾圖站運往遼寧錦西煉油五廠。1960年當年，大慶年產原油超過100萬噸。
*1970年6月22日，煤炭部、石油部、化學部合并，組成燃料化學工業部（簡稱燃化部）。
*1975年2月1日，燃化部分為煤炭工業部和石油化學工業部（簡稱石化部）。
*1976年，大慶油田年產量突破5000萬噸，并實現了連續27年保持原油年產量5000萬噸以上。此后又連續10年實現原油4000萬噸以上持續穩產，至2012年底10年累計生產原油4.25億噸。
*1978年3月5日，撤銷石油化學工業部，分別設立化學工業部和石油工業部。
*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決定，石油工業實行1億噸原油產量包乾，由石油部承包，實施5年。
*1982年2月15日，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成立，隸屬石油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