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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凋亡是一個主動的由基因決定的自動結束生命的過程，所以也常常被稱為程序化細胞死亡。凋亡細胞將被吞噬細胞吞噬。這一假說是基于Hayflick界限提出的：1961年Hayflick根據人胚胎細胞的傳代培養實驗提出。指細胞在發育的一定階段出現正常的自然死亡，它與細胞的病理死亡有根本的區別。細胞凋亡對于多細胞生物個體發育的正常進行，自穩平衡的保持以及抵御外界各種因素的干擾方面都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例如：蝌蚪尾的消失，骨髓和腸的細胞凋亡，脊椎動物的神經系統的發育，發育過程中手和足的成形過程。
胡克對于軟木中細胞的繪圖，1665年
細胞是由英國科學家羅伯特·胡克於1665年發現的。當時他透過顯微鏡觀察軟木塞時看到一格一格的細胞壁，命名為細胞(cell)，這個名詞就此誕生。當時羅伯特·胡克所看到的細胞只是細胞壁，還不是現在所定義的細胞。細胞學說最早由馬蒂亞斯·雅各布·施萊登和泰奧多爾·施旺提出。現代細胞理論的內容包括：所有生物均由一個或多個細胞組成，細胞由原已存在的細胞分裂而來，生物最重要的功能在細胞內完成，所有細胞均包含有控制功能和傳遞繁殖信息所必須的遺傳物質。
細胞（cell）一詞來源于拉丁語cella，意為“狹窄的房間”。羅伯特·胡克最先使用該詞作為描述性術語來表述“最小的生物組成結構”，在他1665年出版的書中他把通過顯微鏡所看到的軟木塞細胞與僧院中僧侶所居住的小房間來比較。而這樣觀察到的細胞早已死亡，僅能看到殘存的植物細胞壁，雖然他並非真的看見一個生命的單位（因為無生命跡象）後世的科學家仍認為其功不可沒，一般而言還是將他當作發現細胞的第一人。而事實上真正首先發現活細胞的，還是荷蘭生物學家列文虎克。
* 1674年，列文虎克以自製的鏡片，由雨水、乃至於他自己的口中發現微生物，他也是歷史上可找到的第一個發現細菌的業餘科學家。
* 1809年，法國博物學家（博物學即二十世紀後期所稱的生物學、生命科學等的總稱）拉馬克提出：「所有生物體都由細胞所組成，細胞裡面都含有些會流動的『液體』。」卻沒有具體的觀察證據支持這個說法。
* 1824年，法國植物學家杜托息（Henri Dutrochet，1776年－1847年）在論文中提出「細胞確實是生物體的基本構造」又因為植物細胞比動物細胞多了細胞壁，因此觀察技術還不成熟的時候比動物細胞更容易觀察，也因此這個說法先被植物學者接受。
* 1839年，德國動物學家泰奧多爾·施旺進一步發現動物細胞裡有細胞核，核的周圍有液狀物質，在外圈還有一層膜，卻沒有細胞壁，他認為細胞的主要部分是細胞核而非外圈的細胞壁。同一時期，德國植物學家馬蒂亞斯·施萊登以植物為材料，研究結果獲得與許旺相同的結論，他們都認為「動植物皆由細胞及細胞的衍生物所構成」，這就是細胞學說的基礎。
* 在德國泰奧多爾·施旺和馬蒂亞斯·施萊登之後的十年，科學家陸續發現新的證據，證明細胞都是從原來就存在的細胞分裂而來，而至21世紀初期的細胞學說大致上可以簡述為以下三點：細胞為一切生物的構造單位、細胞為一切生物的生理單位、細胞由原已生存的細胞分裂而來。
* 細胞最早作為和製漢語出現在日本蘭學家宇田川榕菴1834年的著作《植學啓原》中。據沈國威研究，《植學啟原》中的“細胞”是指小胞，而不是cell。
* 1858年，蘇格蘭傳教士韋廉臣與中國數學家李善蘭翻譯的《植物學》中首次把“cell”翻譯為「細胞」，該書將這個詞傳到日本，在日本成為標準譯法，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該詞傳回中國。
* 作為醫生的孫文則把cell譯作「生元」。
* 1855年：魯道夫·菲爾紹說新細胞來自預先存在細胞的細胞分裂（omnis cellula ex cellula）。
* 1859年：路易·巴斯德通過實驗證否生命自發發生（generatio spontanea）（盡管弗朗切斯科·雷迪已經在1668年進行了一項實驗，得到相同的結論）。
* 1931年：恩斯特·魯斯卡在柏林大學建立了第一臺透射電子顯微鏡（TEM）。 到1935年，他用光學顯微鏡的兩倍分辨率構建了TEM，揭示了以前無法解析的細胞器。
* 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2月28日首次宣布DNA雙螺旋結構。
* 1981年：琳·馬古利斯發表了細胞進化中的共生關系，詳述了共生體學說。
*  MBInfo - 細胞功能和過程的描述
*  MBInfo - 細胞組織
*  細胞內部  - 國立衛生研究院 (美國)的科學教育手冊, 有PDF和ePub格式。
*  Cells Alive!
*  細胞生物學  亞利桑那大學的“生物項目”。
第一版樂譜的扉頁，由Giovanni Cappi e Comp于1802年8月2日在維也納出版
《C小調第14號鋼琴奏鳴曲》，作品27之2，是路德維希·范·貝多芬於1801年在匈牙利創作的獨奏鋼琴作品，并于1802年題獻給貝多芬的學生（Giulietta Guicciardi）伯爵夫人。流行的別稱“月光奏鳴曲”（，）來自貝多芬去世后評論家的評論。該作品是貝多芬最受歡迎的鋼琴作品之一。
貝多芬將“月光奏鳴曲”于1802年題獻給貝多芬的學生（Giulietta Guicciardi），據說貝多芬曾與她有過一段戀情。但據稱，題獻給圭齊亞蒂其實并非貝多芬的原意，在該曲的創作過程中，貝多芬并未考慮到圭齊亞蒂。在亞歷山大·會德豐·泰勒（Alexander Wheelock Thayer）所撰的《貝多芬的一生》（''Life of Beethoven''）一書中表示，貝多芬原本要題獻給圭齊亞蒂的作品是《C大調輪舞曲 作品51/2》（Rondo in G major, Op. 51, No. 2），但該作品由於某些原因已經題獻給里奇洛烏斯基（Lichnovsky）伯爵夫人。貝多芬于是在出版的最後一刻撰文，將“月光奏鳴曲”改爲題獻給圭齊亞蒂。
該作品的首版被命名為“幻想曲式的奏鳴曲”，與貝多芬的前一首作品《降E大調第十三鋼琴奏鳴曲 作品27/1》（Piano Sonata No. 13 in E-flat major Op. 27, No. 1）采用相同的標題。而“月光”一名來源於音樂評論家路德維希·萊爾斯塔勃在1832年（貝多芬逝世5年后）撰寫的一篇評論，他說第一樂章的朦朧氣氛有點像琉森湖夜晚的月色。。在此後十年閒，德國與英國出版物普遍采用“月光奏鳴曲”作爲該曲的標題。該奏鳴曲在十九世紀後期便以此標題聞名于世。
但許多批評家對於“月光”標題所表達的浪漫性質表示反對。他們認爲“月光”這一標題很荒誕，且會有將此作品誤導成葬禮進行曲之嫌。據評論家費舍爾所說，“月光”這個標題極具誤導性，並非貝多芬本意。他更指出貝多芬在手稿上有對莫扎特《唐·喬望尼》的備註，其中點明唐璜殺人後的音樂也是升C小調，且與貝多芬作品的第一樂章有相近之處。亦有人稱此樂曲表達了對裘莉塔·圭齊亞蒂的愛意，甚至稱後者即是所謂“不朽的愛人”。
而其他批評家則表示接受“月光”這一稱呼，認爲這個名字令人回味，而且與該曲自身所表達的含義相符。
後人根據“月光”的名字編纂出許多傳說，其中一篇名為《月光曲》的文章被收錄入中國大陸的人教版小學六年級上冊語文課本。
對于本曲，尤其是第一樂章，歷來有著不同的解讀，包括對自然景色的描摹、對朋友的追思和對女學生單戀的宣泄等。柏遼茲認為其氣氛如哀歌一般。費舍爾也認為第一樂章是葬禮上的歌。貝多芬的一位傳記作者則稱此作品與莎士比亞的《李爾王》在情緒上有所關聯。在具體內容的詮釋上，并沒有共識。
此曲在結構上頗有革新之處：并沒有遵照傳統的規矩，采用“快—慢—快”的結構，其第一樂章也并非奏鳴曲式；反而該曲的重心和高潮部分都在最為戲劇性第三樂章。這種突破是貝多芬所追求的。德國評論家保羅·貝克撰文稱：“如果一部作品以奏鳴曲式的快板樂章起頭，那么一上來就定下了基調，讓后面的樂章只能補充而不能改變；但貝多芬想要的是一個前奏曲、一個序幕、一個引言，而非一個概括性的呈示。”
該曲第三樂章充分利用了“sforzando（突強）”的力度記號。貝多芬經常使用這個記號來表達激烈、跌宕的情感起伏，以增強樂曲的戲劇性。因而雖然第三樂章還是以“piano（弱）”為主，但卻有著很強的沖擊力。
全曲沒有兩個完全一樣的小節，但大多都有著緊密的關聯，例如第一樂章中的固定節奏型，以及第三樂章中類似但有所變化的上行音組。這樣的處理增強了張力和多樣性。
貝多芬在樂曲開頭寫有意大利文提示“Si deve suonare tutto questo pezzo delicatissimamente e senza sordino”，意為全樂章都應當踩延音踏板。然而這一指示是針對當時的鋼琴而言的；現今鋼琴的延遲音已經長得多，如果全程踩踏板，會造成極其不和諧的混雜聲響。有些演奏家特地使用復古的樂器，以營造貝多芬原設想的效果。
對于現代鋼琴演奏而言，大多數演奏家都盡量多地踩踏板，只要不造成負面效果即可。也有使用“半踩踏板”的，這樣可以避免太過分的混音。巴諾維茨（Banowetz）提出了另一個建議：在第一樂章開頭輕輕按下最低的幾個音，并固定使之持續整個樂章，以達到共振的朦朧效果。
該作品由3個樂章組成：
# 遲延的柔板
# 激烈的急板
全長約14到20分鐘。
:第一樂章，左手八度音、右手三連音和旋律。
首樂章（遲延的柔板，Adagio sostenuto），升c小調，二二拍，十分粗糙的奏鳴曲式（其第二主題并非在屬調上，而是在不相關的b小調上）。樂章以左手的八度音和右手的三連音琶音開頭，漸漸引入右手的主旋律；同時，右手的三連音固定節奏型依然不停，一直貫穿全曲。力度非常弱，多標注有“pp（很弱）”，最響處也不過是“mf（中強）”。該樂章時長約6分鐘。
該樂章氣氛沉著、朦朧、有著靜想的意味，令人印象深刻。柏遼茲評論說：“這是人類語言所不能描述的詩篇。”他亦將右手的旋律稱為“追悼”，這與“月光”的解讀大相徑庭。即便在貝多芬的時代，該樂章也享有盛名，甚至到了令貝多芬煩惱的地步——他對自己的學生卡爾·車爾尼說：“我絕對寫過更好的東西。”
:第二樂章諧謔曲主題，重復的節奏型。
第二樂章（稍快板，Allegretto），降D大調，三四拍。是較常規的諧謔曲，包括諧謔曲主題和三聲中部，之后諧謔曲主題再現一次。采用了升c小調的和聲大調降D大調（之所以稱“降D”是為了記譜識譜上的方便）。樂章時長僅2至3分鐘。
該樂章篇幅短小，主題簡短（四音固定音型），有多次重復；較為平靜、優美，充當前后兩樂章之間的橋梁作用。李斯特稱之為“兩道深邃的鴻溝間的一朵小花”。
:第三樂章激烈的第一主題、較平和的第二主題、特強的高潮。
末樂章（激烈的急板，Presto agitato），升c小調，四四拍，奏鳴曲式。該樂章是全曲的重心，也是貝多芬實驗性質的一曲。第一主題是右手爬升的琶音，左手是強烈的斷奏。第二主題較如歌，與第一主題交織細密。發展部開頭回顧了兩個主題，并在再現部結尾處達到戲劇性的高潮進入華彩樂段部分，然后再由主調的第二主題動機漸強到連串快速琶音高潮，之后音階下行到寂靜無聲，最終又一次漸強結束。該樂章時長約5至6分鐘。
該樂章情感爆發十分激烈，有許多快速的琶音、顫音和夸張的表情記號，對于演奏者的技巧和情感體驗有著很高的要求。曾就該樂章說過：
* 波蘭作曲家蕭邦的《幻想即興曲》從該作品（尤其是第三樂章）中汲取了靈感。前者也是在升c小調寫成，中段進入降D大調，恰與《月光奏鳴曲》的三個樂章相同。
* 披頭士的歌曲Because也由該奏鳴曲引發。約翰·列儂當時正聆聽妻子演奏第一樂章；他要求將原來的和弦倒過來彈一遍，并據此創作出此歌曲。
* 該曲（尤其是第一樂章）亦常被電影電視作為背景音樂使用。
* 《名偵探柯南》漫畫第62至67話及動畫第11集《鋼琴奏鳴曲〈月光〉殺人事件》中，該曲貫穿整個故事情節；該集也于2021年3月6日和13日播出重制版本，以紀念《柯南》動畫集數達到1000集，重制版中的《月光奏鳴曲》由日本鋼琴家演奏。
*  對該作品的詳細分析和錄音資源
Moonlight Sonata Adagio sostenuto played by Armen Ghazaryan
Formal analysis of Beethoven's ''Moonlight Sonata''
*  Analysis and recordings review of Beethoven's ''Moonlight Sonata''
* , arranged by Georgii Cherkin
*  A lecture by András Schiff on Beethoven's piano sonata Op. 27, No. 2
*  by András Schiff
*  by Wilhelm Kempff
*   Beethoven's Moonlight Sonata on Synthesizers by Louis Capet XXVI
*  Recording by Gleb Ivanov, piano from the Isabella Stewart Gardner Museum
*  Ricordi edition, The William and Gayle Cook Music Library at the 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Music
晉文公，姬姓，晉氏，名重耳，晉獻公之子，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晉國國君，在位九年，在趙衰（趙國先祖）、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魏國先祖）、介之推等人的輔佐下，成為春秋五霸之一，開創了晉國長達一個多世紀的中原霸權，為后來的三晉（趙國、魏國、韓國）位列戰國七雄奠定了基礎。
前671年，晉獻公與戎族通婚，娶狐季姬，生下重耳。
前665年，繼母驪姬生下一子，取名奚齊，驪姬與優施通姦，淫亂後宮，兩人開始排擠陷害申生、重耳、夷吾。在前665年，晉獻公派重耳守護蒲城。
前655年，重耳之兄申生被驪姬害死，重耳也遭到驪姬之亂的迫害，離開了晉國都城絳，到蒲城，他父親晉獻公派勃鞮謀殺重耳，勃鞮割斷了重耳的袖子，重耳爬墻僥幸逃走。重耳的母親是戎族，他決定往狄族人的地方逃跑，至翟國，在翟國被晉國攻打後，又逃往其他國家，自此流亡19年，經歷狄、衛、齊、曹、宋、鄭、楚、秦八國。
前651年，晉獻公逝世，荀息當國相，繼母驪姬立自己的兒子奚齊為國君，里克砍死奚齊，又活活鞭殺了驪姬，荀息自殺，里克派人迎接重耳回國即位，重耳辭謝。前650年，重耳的弟弟夷吾自立，是為晉惠公。重耳在狄國住了十二年。前644年，晉惠公派勃鞮第二次追殺重耳，重耳沒死，決定不能在狄國多留。
重耳逃到衛國。衛國看他是個倒運的公子，不肯接待他。他們一路走去。走到五鹿（今濮陽東南）地方，實在餓得厲害，正瞧見幾個莊稼人在田邊吃飯。重耳他們看得更加口饞，就叫人向他們討點吃的。莊稼人懶得理他們，其中有一個人跟他們開個玩笑，拿起一塊泥巴給他們。重耳冒了火，他手下的人也想動手揍人了。重耳的舅舅狐偃連忙攔住，接過泥巴，安慰重耳說：“泥巴就是土地，百姓給我們送土地來啦，這不是一個好兆頭嗎？”重耳也只好趁此下了臺階，苦笑著向前走去。
重耳聽說齊桓公的宰相管仲去世了，決定去齊國給齊桓公效勞，他同時希望得到齊國的幫助和保護。重耳在齊國過安逸的生活，放棄了恢復君位的愿望。齊桓公贈送他20輛車馬，并且主持了將宗室女齊姜嫁給重耳。
前639年，齊桓公死後，齊國發生內亂。趙衰、咎犯有一天在一棵桑樹下商量如何離開齊國，一個宮女在桑樹上聽到他們的對話，回宮以后偷偷的告訴了重耳的妻子齊姜。齊姜因為怕宮女洩露秘密，不但沒有給宮女獎賞，而且馬上把她殺了。齊姜也勸告重耳趕快離開齊國，但是重耳不肯。因此，趙衰等人讓重耳喝醉了，把重耳抬到馬車上離開齊國國都臨淄。重耳醒來的時候已經太晚了，感到非常憤怒，拿了戈追殺狐偃，幸虧沒有成功。
重耳和他的忠臣到了曹國。曹共公聽說重耳的肋骨連成一片，很好奇，所以趁重耳洗澡的時候，偷看了他的裸體。曹共公如此無禮，重耳頗生怨心。
前638年，楚國打敗宋襄公軍隊不久以后，重耳到了宋國。宋襄公熱情地款待了他，并贈送了20輛車馬給他。
前637年（周襄王十五年、魯僖公二十三年、鄭文公三十六年），重耳路過鄭國，鄭國大夫叔詹勸鄭文公要以禮待重耳，鄭文公卻以“諸侯亡公子過此者眾，安可盡禮！”為由，不聽叔詹勸告，對重耳不予禮遇接待。（這即是日後晉文公邀秦穆公興問罪之師的起源，加上鄭文公在城濮之戰起兵助楚，讓晉文公有了問罪的理由。更造成日後秦、晉之間的幾場戰爭（殽之戰、王官之戰和一些邊境衝突）埋下伏筆（事見《左傳》）。
到了楚國，楚成王設宴接待他，并問他以后打算如何報答楚國。重耳回答“萬一晉國和楚國之間發生了戰爭，我愿意命令軍隊撤退三舍（即九十里）”。楚國大夫成得臣（子玉）建議楚成王馬上殺死重耳，以免給自己留下后患，但是楚成王沒有采納他的意見。
最后，重耳到了秦國，秦穆公熱烈地接待了他，并主持將宗室女子五人許配與他，其中就有秦穆公的親生女兒懷嬴。（參考《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晉惠公因治國無方，韓原之戰戰敗，使晉國內外交困。國人怨聲載道。前637年秋，晉惠公亡，其子晉懷公立。晉大夫欒氏暗中遣使赴秦，勸說重耳歸國稱君。據《左傳》，周襄王十六年（魯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年）春二月（夏曆十二月），秦穆公派兵護送重耳回晉國。秦軍東渡黃河入晉。晉國西南部的令狐、桑泉（均在今山西臨猗縣）、臼衰（今山西永濟市東北）三邑相繼歸降重耳。晉懷公發兵西進迎擊秦軍，駐軍廬柳（今山西臨猗縣西北）。秦穆公使者赴廬柳游說晉軍，使其倒戈，退到郇邑（今山西臨猗縣西南）。跟隨重耳流亡在外的狐偃便與秦、晉兩國大夫在郇邑會盟，支持重耳稱君。隨后，重耳率秦軍經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東北）進入晉都翼（又稱絳，今山西翼城縣西南）繼位，為晉文公。晉懷公逃到晉國北部的高梁邑（今山西臨汾市東北），被文公派人殺死。
重耳即位後，在諸侯中威信很高。侍奉晉惠公的舊臣呂省和郤芮害怕遭到晉文公的迫害，所以想謀殺他。他們計劃放火燒他的宮室。
勃鞮聽聞了他們的陰謀，想告訴晉文公，但是文公拒絕見他，因為他曾試圖刺殺文公兩次。勃鞮說他當時純屬奉命行事，提醒他“過去齊桓公沒有記恨管仲向他射箭”，晉文公聽了，便接待了勃鞮，勃鞮就揭露了呂省和郤芮的陰謀。呂省和郤芮逃走，晉文公向秦穆公求助。秦穆公將呂省、郤芮二人誘殺于黃河岸邊。夏，秦穆公派三千秦軍入晉，助其加強防務。至此，晉文公在歷經十九年的流亡生涯后，開始了在晉國的統治。
《公羊傳》的記載有所不同。據《公羊傳》，前636年底，懷公死后重耳才篡奪了晉國。
孔子為晉文公重耳避諱篡位，并未在《春秋》正文中提及晉文公即位細節。
前635年，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帶發起動亂，周襄王逃到鄭國并向晉文公緊急請求援助。同時，秦國正準備去救周王。晉文公想當霸主，他趁這個機會顯示了他的權力和威望，所以不顧晉國剛剛才安定，決定在行動之前拯救天子，不讓秦國得到功勞。因此，他答應了周襄王，打敗了王子帶，并護送周襄王返京。為了感謝晉文公的恩惠，周王將河內、陽樊等地賜與晉。
當時齊桓公已卒，中原群龍無首，楚國乘勢堀興。晉文公先翦除楚國的羽翼，擊敗曹國、衛國，使二國與楚國絕交。
前633年（周襄王二十年），宋國都城商丘被楚軍包圍。前632年初，晉文公率兵救宋，為報答楚國在他流亡國外時楚國的款待，下令軍隊退避三舍（九十里），在衛國的城濮（今山東濮縣南）大敗楚軍。晉文公主持踐土之盟，成為霸主。
晉文公繼而聯合秦國，攻打親楚的鄭國，阻止日後楚國的北進。
晉文公在位期間，執政為：郤縠、郤溱、先軫、趙衰、狐毛、狐偃、欒枝、胥臣、先且居、箕鄭、胥嬰、先都。
前628年冬，晉文公去世，其子晉襄公即位。
史書并未明確記載晉文公的出生時間，對于他流亡時的年齡有兩種說法。
#《史記》的說法，則魯僖公五年（前655年），流亡時就已經四十三歲，到六十二歲回國，于七十歲時去世。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左傳·昭公十三年》記載：“……我先君文公 狐季姬之子也 ……生十七年……亡十九年”，晉文公是十七歲時因亂出奔，在外流亡達十九年才最終回國接位，在位八年后去世，終年四十四歲。楊伯峻考證史記的記載為誤，左傳記載的晉文公生年正確。重耳當生魯莊公二十三年（前671年），其姊伯姬於魯僖公五年（前655年），嫁於秦穆公時，年齡在十七歲左右，不可能四十四歲矣。《左傳·昭公十三年》原文記載：“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余、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従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
#《國語》：「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與《左傳》記載一致。
#妾周氏，祖籍秦國，晉成公母
#另有兩位秦國妾。
* 公子黑臀，母周女，即晉成公
*除了《左傳》和《史記》等文獻以外，子犯和鐘的銘刻也記載了關于晉文公的生活的重要信息。
程硯秋，官章名承麟，藝名菊儂，後改艷秋，字玉霜，后改御霜，男，滿洲正黃旗人，程佳氏，北京人，中國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大名旦”之一，青衣程派創始人。曾任北平中國戲曲音樂學院副院長。
程硯秋（右）與梅蘭芳（左）
最早官名是承麟，硯秋恩師羅惇曧把“承”改為漢姓“程”。程硯秋最初藝名是菊儂，1918年改為艷秋，字玉霜，后改御霜，取意于“艷于秋者厥為菊”，后改藝名為程硯秋，取意“硯田勤耕秋為收”。
程硯秋清光緒二十九年農歷十一月十四日酉時生于北京。幼年家貧，6歲經人介紹賣身入榮蝶仙門下學京劇，登臺后不久聲譽鵲起，被羅癭公賞識。程聽從羅癭公的安排，分別拜師梅蘭芳及梅蘭芳的老師王瑤卿學習京劇。程嗓音條件并不好，但是在王瑤卿的指點下，發展成了婉轉深沉的程派唱腔。1922年18歲首次到上海演出，引起轟動。
1920年梅蘭芳的原配夫人王明華，即是硯秋的師娘，向程硯秋介紹果湘琳（京劇藝人）之長女與之訂婚。那年程硯秋才16歲，還很年輕不想早成家，提婚的事就擱置了下來。1921年2月羅癭公與梅家再次撮合，這次提親的對象不是原來果家的長女，而是次女果秀英，那時提親是不讓相親的，硯秋被帶到一家列有果家全家福照片的照相館，程硯秋看了照片覺得很好。1923年4月9日梅蘭芳、王明華夫婦為媒，舉行結婚聘禮儀式。1923年4月26日，程、果二人舉行結婚典禮，羅癭公并為秀英更名作果素瑛。
1924年，金仲蓀開始從事編劇工作，專為程硯秋作劇。
1930年，延聘名畫家邵逸軒君，教授繪畫，用功極勤，曾一日而書五福，畫三幅。
1932年1月與焦菊隱赴法國考察戲劇。程硯秋是一位愛國藝術家，他曾演愛國戲劇《亡蜀鑒》（川劇也有該劇，名為《江油關》），但很快遭到國民政府禁演。抗日戰爭期間，他在北京通過義演為抗日捐款，并且拒絕為日本人唱戲，但最終由于被迫害，無法繼續演出，所以程硯秋回鄉務農直到戰爭結束。
1953年任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1954年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195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8年3月9日20時20分，程硯秋因患心肌梗塞于北京逝世。
程硯秋所演的戲，大多數為悲劇，如《荒山淚》《春閨夢》《文姬歸漢》等，只有《鎖麟囊》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程硯秋晚年最后一部戲是《英臺抗婚》。中年后兼致力于戲曲理論研究，對舞臺藝術和劇種源流等有所論述，編為《程硯秋文集》。
程硯秋所演的劇目有《梨花記》、《花舫緣》、《紅拂傳》、《玉鏡臺》、《風流棒》、《鴛鴦冢》、《賺文娟》、《玉獅墜》、《青霜劍》、《亡蜀鑒》、《金鎖記》、《碧玉簪》、《聶隱娘》、《梅妃》、《沈云英》、《文姬歸漢》、《斟情記》、《朱痕記》、《荒山淚》、《春閨夢》、《費宮人》、《鎖麟囊》、《女兒心》、《馬昭儀》等。其中《荒山淚》被拍成電影。
程硯秋在1930年代，除日常工作外，每星期有三天與夫人一起學習法文，另平日常以書畫創作自娛。
其演唱的《文姬歸漢》唱段曾在文革期間「琴箏瑟改革小組」下的京劇唱腔器樂化工作中，由項斯華移植為古箏曲。
程硯秋曾收藏一床明代的仲尼式古琴「浣塵」，該琴現藏於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
* 余敏玲：〈 程硯秋與中國共產黨〉。
*  《京劇大師程硯秋》當代中國出版、ISBN?9787801705723，作者：胡金兆。
*  《程硯秋在戲曲改革中的命運》文摘報，2006秋。
*  《細雨連芳草，都被他帶將春去了——程硯秋往事》，作者：章詒和。批踢踢實業坊轉載，章詒和2005年3月－2006年6月於北京守愚齋。
丁肇中（，），男，祖籍中國山東日照，生於美國密歇根州安娜堡，美籍華裔實驗物理學家，中央研究院、美國科學院院士及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曾獲得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曾發現一種新的次原子粒子，並把那種新粒子命名為“J粒子”。
1936年，丁肇中出生在美國密歇根州的安娜堡，他的父母原本希望他出生在中國，不過當他父母在美國進行學術訪問的時候，他提早出生了，因為這個小意外，丁肇中具有了美國公民的身分。在出生的兩個月后，丁肇中隨父母回國。由于中華民國正與日本交戰，丁肇中的童年直到他12歲之前都未接受傳統教育，而主要由他的父母在家里教育他。
1949年，因為國共內戰，丁肇中全家輾轉遷入臺灣，進入竹南國小就讀，小學畢業於臺中市大同國小。當年後來考入了臺北市立成功中學初中部。隔年轉入臺北市立建國中學初中部，1952至1954年就讀高中部。初中時，他在數理領域已有卓越表現。高中畢業會考時，被保送進入臺灣省立工學院（今國立成功大學），但丁肇中放棄保送，參加聯考。後來參加聯考失利，又考進臺灣省立工學院機械工程系。入學未久，於1956年9月，丁肇中旋以志趣不合為理由辦理休學迅速離開省工學院，隨後進入美國密西根大學，才算正式進入高等教育學府修習工程學、數學和物理學。1959年，獲得數學和物理學學士學位。1962年獲得物理博士學位。並在求學過程中，認識了凱伊·庫尼（Kay Kuhne）。
畢業後，他立志要從事研究工作，於是選擇了在瑞士日內瓦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一份薪金較低的工作。一年後到哥倫比亞大學物理系擔任講師，1967年起轉到麻省理工學院擔任教授。他研究的方向主要是高能實驗粒子物理學，包括量子電動力學 (quantum electrodynamics)、電弱統一理論 (Electroweak theory)、量子色動力學 (quantum chromodynamics) 的研究。
1966年開始，丁肇中領導的實驗小組進行了一連串關於量子電動力學和矢量介子 (vector meson) 的實驗工作，不但加深了人類對矢量介子的認識，還證實了量子電動力學的正確性。1972-74年，小組在美國布魯海文國家實驗室進行實驗，發現了第四種夸克 (quark)。1979年他與中科院高能所唐孝威等科學家合作，發現用來傳播夸克之間的力的膠子 (gluon)。
1974年，丁肇中與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教授伯頓·里克特幾乎同時各自發現新的複合粒子－J/ψ介子。1976年，兩位教授因此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及美國政府的。他是首位用中文在頒獎典禮發表演講的科學家。他在演講中強調實驗和理論工作同樣重要。
阿爾法磁譜儀（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又譯反物質太空磁譜儀，簡稱AMS）是一個安裝于國際空間站上的粒子物理試驗設備，由丁肇中博士于1995年首次倡導開始。目前計畫由CERN等機構合作進行。
丁肇中為美國物理學會、義大利物理學會、歐洲物理學會會員，中央研究院外籍院士，巴基斯坦科學院院士以及俄羅斯科學院院士。並且獲得密西根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莫斯科國立大學、波隆那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校的名譽博士，並為上海交通大學的名譽教授。此外他也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資深校董以及榮譽教授，曲阜師范大學名譽校長以及山東日照職業技術學院的名譽院長與山東省外國語職業技術大學名譽校長，以及前身為臺灣省立工學院的國立成功大學傑出校友。
曾經流傳一種說法，因為他自己中文姓氏“丁”和英文字母“J”類似，所以命名為J粒子，其實這是一個誤會。
真正的意思“J”在量子力學上代表電流、光，而J粒子和光、電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就命名為J粒子。
丁肇中的父親丁觀海早年求學于光華大學（今華東師范大學）和交通大學，因國共內戰，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入臺灣，擔任國立臺灣大學工程學教授。母親王雋英是心理學教授。
丁肇中是家中長子，有一弟一妹，分別取名為丁肇華及丁肇民，全家皆擁有中華民國國籍。丁肇中接受中國中央電視臺主持人曲向東采訪時，在被問到如果有第四個兄弟姊妹，是否取名為「丁肇族」時，他爽快說：「不，叫丁肇國，因為沒有這個國，所以就到臺灣去了！」取名「中華民國」是要紀念為中華民國起義而殉國的外祖父王以成。
丁肇中和他的第一位妻子凱伊·庫尼（Kay Kuhne）于1960年結婚，并有二個女兒：珍妮（Jeanne）和艾美（Amy）。1985年他與蘇珊·卡洛·馬克思（Susan Carol Marks）博士結婚，1986年生下兒子克里斯多福（Christopher）。
位于山東省日照市的丁肇中祖居
丁肇中在山東日照的祖居“五宅”由曾祖父丁惟堦，于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所建，分別由“種德堂”、“古梅軒”、“花山天井”……等五個庭院組成，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功能房140間，建筑面積，原為1818平方米，總占地約14000多平方米，為清代北方具有代表性的一組建筑群落，2009年12月15日由日照市立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目前並設有丁肇中科技展覽館。
丁肇中在臺灣的舊居（臺北市大安區泰順街33巷4號））已依《文化資產保護法》被臺北市政府指定為歷史建築，名稱為「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丁觀海、丁肇中寓所」（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在新生南路與羅斯福路一帶設校，在溫州街臺大教職員宿舍群），為丁肇中青少年時期與其父臺大教授丁觀海在臺灣住處。
* “我不會反對和他們（理論物理學家）吃中國飯，但是沒有興趣跟隨他們的理論做實驗。”
*  諾貝爾官方網站丁肇中自傳
*  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介紹：丁肇中
*  國立臺灣大學日式宿舍－丁觀海、丁肇中寓所—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通稱司馬相公，陜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人，北宋文學家、史學家。西晉安平獻王司馬孚的后裔。世稱涑水先生，身後稱司馬溫公。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叟，山西運城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宋仁宗時中進士，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王安石施行變法，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引發新舊黨爭。當時司馬光竭力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在皇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后被命為樞密副使，堅辭不就，次年退居洛陽，以書局自隨，專心編纂《通鑒》。
司馬光從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他就立志編撰《通鑒》，作為封建統治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八卷上進，英宗命設局續修。王安石變法以后，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繼續編撰《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都親自動筆，用功刻苦、勤奮，以他的話法是：“日力不足，繼之以夜。”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神宗賜書名《資治通鑒》。
元豐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盡廢新法，罷黜新黨。為相八個月病死，追封溫國公。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司馬光的遠祖可追溯到西晉皇族安平獻王司馬孚，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曾為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屬翰林學士院），在藏書閣擔任皇帝的顧問，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譽。
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 (1019年11月17日)，司馬光出生於陝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省夏縣)出生時，他的父親司馬池正擔任光州光山縣令，于是便給他取名“光”，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深受其父影響，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提到說，作者曾見到司馬光親自寫一張字帖，上面提到說司馬光在年紀大約五六歲的時候，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將胡核去皮，他姐姐問他是誰做的，司馬光回答是自己剝皮的，父親責備他小孩子怎么可以說謊，司馬光並宣稱自己從此不敢再說謊。
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簽蘇州判官事，做了一年多由于父母相繼亡故而丁憂。降服后，簽武成軍判官（滑州），任職兩年。后經連襟之父樞密副使龐籍的推薦，入京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在京城任官十年。至和元年（1054年），龐籍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司馬光改并州通判。嘉佑二年（1057年）司馬光代龐籍巡視邊地，主張在麟州筑堡失敗損兵折將，龐籍因事獲罪，司馬光引咎離開并州，任職開封府推官。兩年后改修起居注、判禮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同知諫院。嘉佑六年（1061年）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司馬光立志編撰《通鑒》，作為統治者的借鑒。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戰國迄秦的《通鑒》八卷上進宋英宗，英宗命設局續修，并供給費用，增補人員。宋神宗以其書“有鑒于往事，以資于治道”，賜書名《資治通鑒》，并親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他竭力反對，與安石在帝前爭論，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神宗命他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堅辭不就。
熙寧三年（1070年），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的身分前往陝西永興軍擔任知軍一職，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親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僅任過佐貳官與幕職官。之後皇帝問司馬光陝西民間的狀況時，司馬光說道青苗法和助役法等這兩項新法的措施危害陝西（永興軍是陝西的一部份）地區，是當地的禍害，而對此皇帝回答道：「助役法只行於京東（不包括陝西）和兩浙一帶，而雇人充役的做法，則已經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說在司馬光擔任陝西永興軍知軍時，助役法尚未實行於陝西一帶。次年司馬光退居洛陽，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臺，以書局自隨，繼續編撰《通鑒》，至元豐七年（1084年）成書。書成后，司馬光官升為資政殿學士。
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聽政，召他入京主國政，次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數月間罷黜新黨，盡廢新法，所謂“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九月初一日(1086年10月11日)，司馬光執政一年半，即與世長辭，享壽六十六歲。“京師人為之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靈柩送往夏縣時，“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家家掛象，飯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於高陵。
死后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賜碑“忠清粹德”。遺著有《潛虛》、《均韻指掌》、《類編》、《傳家集》、《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通鑑目錄》、《通鑑考異》、《通鑑舉要歷》、《稽古錄》（《歷年圖》、《歷代君臣事跡》和《百官公卿表》）、《切韻指掌圖》、《司馬文正公集》等等37種。
宋徽宗把元祐年間反對將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示後世，這些碑叫作元祐黨人碑。
司馬光在政治上被后人視作強硬的守舊派，他幾度上書反對王安石變法。他認為刑法新建的國家使用輕典，混亂的國家使用重典，這是世輕世重，不是改變法律。所謂“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就竭誠為國來說，司馬光與王安石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體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圍繞著當時財政、軍事上存在的問題，通過大刀闊斧的經濟、軍事改革措施來解決燃眉之急。司馬光則認為在守成時期應偏重于通過倫理綱常的整頓，來把人們的思想束縛在原有制度之內，即使改革也定要穩妥，因為“大壞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變法過於躁進，用人不善，用之變法官吏素質不良，也是新法遭至反對之理由。雖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為了切中時弊，但實際收效欠佳。反對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擾民”、“祖宗之法不可廢”以及王安石作風霸道專斷。司馬光曾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是地域出身，他上奏宋神宗聲稱：“閩人狹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
宋神宗熙寧年間，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臺，自此居洛陽十五年，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歷經19年編輯完成。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成書不到2年，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司馬光都親自動筆，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熙寧四年（1071年），呂誨卒，司馬光為他寫墓誌銘。蔡天厚得其摹本獻王安石。王安石將之掛在墻上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
他小時候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玩時，一個據說名叫上官尚光的小孩，不小心掉進裝了水的甕，其它小孩都嚇跑了，只有司馬光情急生智，搬起一塊大石頭，砸破水甕，救了小孩。《宋史》曰：「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
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宋朝在多次對外戰爭中敗北，只能與遼夏給予歲幣以換取和平，國勢已經到了刻不容緩之境地、司馬光仍堅持宗法及倫理綱常治國等，但除盡罷新法外卻提不出有效的政策方針，總的來說司馬光適合為儒而稍不適為官，為人品德剛正、學富五車，極具學者風骨。《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傳第九十五》：“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于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愿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于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
*趙頊：“司馬光方直。”“未論別者，即辭樞密一節，自朕即位以來，唯見此人。”（《宋元學案·卷八》）
*呂公著：“孔子上圣，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闊。況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于迂矣。”（《宋元學案·卷八》）
*文彥博：“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彥博留守北京，遣人入大遼偵事，回云：‘見遼主大宴群臣，伶人劇戲，作衣冠者見物必攫取懷之，有從其後后以鞭撲之者。曰：司馬端明邪！’君實清名，在夷狄如此。”（《宋元學案·卷八》）
*程頤：“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邵（邵雍）、張（張載）三人耳。”（《宋元學案·卷七》）
*邵雍：“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君實九分人也。”（《宋元學案·卷八》）
*蘇軾：“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于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于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于洛，往來陜郊，陜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平！”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其文如金玉谷帛藥石也，必有適于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東坡全集·卷九十·司馬溫公行狀》）
*邵伯溫：“蓋帝知為治之要：任宰輔，用臺諫，畏天愛民，守祖宗法度。時宰輔曰富弼、韓琦、文彥博，臺諫曰唐介、包拯、司馬光、范鎮、呂誨云。嗚呼，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
*趙逵：“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宋史·卷三百八十一·列傳第一百四十》）
*葉逋：“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相，然考其功效，驗其人才，本朝以資格為用人之利也決矣。”（《歷代名臣奏議·卷五十五》）
*張栻：“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后患，公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雖圣人，不過如此說。近于‘終條理者’矣。”（《宋元學案·卷八》）
*朱熹認為：“溫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免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又將神宗朝時宋軍戰爭得之土地，無償送還給西夏。而日后新舊黨爭漸淪為意氣及權位之爭、不再著重於國政運轉。朱熹說司馬光“溫公之說，前後自不相照應，被他（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讚揚司馬光“溫公可謂智仁勇。他那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宋元學案·卷八》），但稱“元祐諸賢是關閉著門說道理底”。
*王稱：“君子之用世也，惟人心，豈可以強得哉，湛然無欲，而推之以至誠，斯天下歸仁矣，光以忠事仁宗，而大計以定，以義事英宗，而大倫以正，以道事神宗，而大名以立，以德事哲宗，而大器以安，方其退居于洛也，若與世相忘矣，及其一起，則澤被天下，此無他誠而已，誠之至也，可使動天地、感鬼神，而況于人乎？故其生也，中國四夷望其用，及其死也，罷市巷哭思其德，其能感人心也如此，是豈人力所致哉，自古未之有也。”（《東都事略·卷八十七》）
*呂中：“所貴乎大臣者，非以其有過天下之材智也，必其有服天下之德望也。王安石所以變舊法之易者，以其虛名實行，足以取信于人。司馬光所以改新法之易者，以其居洛十五年，天下皆期之為宰相也。然安石其權臣，溫公其重臣歟。”（《宋史全文·卷十二下》）“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于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圣，則不使司馬光慭遺于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夾，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薨于今日，而黨議已兆于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系也。”（《宋史全文·卷十三上》）
*王應麟：“歐陽子（歐陽修）之論篤矣，而‘不以天參人’之說，或議其失。司馬公之學粹矣，而‘王霸無異道’之說，或指其疵。信乎立言之難！”（《宋元學案·卷八》）
*倪謙：“公之在宋朝正聲勁氣，天下共知。”（《倪文僖集·書司馬溫公告身后》）
*孫承恩：“熙寧諫諍，忠讜切深。元佑相業，旋乾轉坤。行成無偽，學幾不雜。一德醇儒，百年清節。”（《文簡集·卷四十一》）
*李廷機：“司馬光入相，新法悉皆休。”（《五字鑒》）
*張燧：“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耶 ’袁石公有云：‘學問到透徹處，其言語都近情，不執定道理以律人。’若公者，庶可語此矣。”“溫公《資治通鑒》稿雖數百卷，顛倒涂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千百年眼·卷九》）
*謝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馬溫公之相業，寇萊公（寇準）、趙忠定（趙汝愚）之應變，韓魏公（韓琦）之德量，李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程明道（程顥）、朱晦庵（朱熹）之真儒，歐陽永叔（歐陽修）、蘇子瞻（蘇軾）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國（文天祥）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用于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五雜俎·卷十三》）
*林時對：“國之任相，猶室之任棟；用匪其材，鮮不顛覆。雖云大廈將傾，非一木能支；然轉亡為存、圖危于安，不乏斡旋補救之術。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古來旁求爰立、或取諸夢卜、或起自屠釣，咸能光復啟宇，祀夏配天。無論漢、唐、宋全盛，蕭（蕭何）、曹（曹參）、丙（丙吉）、魏（魏徵）、房（房玄齡）、杜（杜如晦）、姚（姚崇）、宋（宋璟），洎韓（韓琦）、富（富弼）、范（范仲淹）、歐（歐陽修）、司馬諸公，克奏戡定弭寧之略。……國以一人興，豈不誠然哉！”（《荷牐叢談·卷二》）
*王夫之：“自開元以后，河北人材如李太初（李沆）、劉器之（劉安世）、司馬君實者，蓋晨星之一見爾。”（《讀通鑒論·卷二十六·穆宗》）；“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粟，一歸地官，使天子知天下之余于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于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愚，三曰術疏而不逮。”“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泄而無余。一時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于蠻煙瘴雨之中，愔愔自得。上不知有志未定之沖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女主，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群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熒，以為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是豈足以酬天子心膂之托，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煢，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宋論·卷七·哲宗》）
*康熙帝：“司馬光立朝行已，正大和平，無幾微之可議。不祗冠有宋諸臣，求之歷代亦不可多得。”（《閱史緒論》）
*李光地：“武侯（諸葛亮）之外，如郭令公（郭子儀）、范文正公（范仲淹）、司馬溫公，皆實有孟子之意。”“武侯有手段，侈人以司馬溫公比之。溫公是個好人，才具焉能比武侯？”（《榕村語錄·卷二十二·歷代》）
*蔡世遠：“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范文正、司馬文正也。”（《二希堂文集》）
*顧棟高《司馬溫公年譜序》：“唯公忠厚質直，根于天性，學問所到，誠實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饑，參苓之可以已病。”然而政治生涯並不突出，儘管他認為“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存之”，但實際卻因情感上不滿王安石而不擇優劣盡罷新法
*《歷代群英歌》：“司馬力攻新法，忠彥敢言正直。”“宋代稱六君子，濂溪明道伊川。康節橫渠同是，溫公君實為然。”（《提綱釋義》）
*石蘊玉：“熟誦公名，中華外域。簽判居蘇，乃為親屈。”
*陸以湉：“錢武肅王用警枕，司馬溫公亦用警枕，興王、賢相勤勞正相同也。”（《冷廬雜識·卷四》）
*蔡東藩：“到底安邦恃老成，甫經借手即清平。如何天不延公壽？坐使良材一旦傾。”“本回敘高后垂簾，及溫公入相，才一改制，即見朝政清明，人民稱頌。……但司馬光為一代正人，猶失之于蔡京，小人獻諛，曲盡其巧。厥后力詆司馬光者，即京為之首，且熙豐邪黨，未聞誅殛，以致死灰復燃。人謂高后與溫公，嫉惡太嚴，吾謂其猶失之寬。后與公已年老矣，為善后計，寧尚可姑息為乎？”（《宋史演義》：立幼主高后垂簾 拜首相溫公殉國）
*梁啓超在《王安石傳》批評司馬光不懂軍事：「保甲之法既廢，將兵之制復壞，宋欲不南，更可得耶？然則禍宋者，果荊公（王安石）乎哉，抑溫公乎哉？」
*③ 《稽古錄》（包含《曆年圖》、《國朝百官公卿表》、《通鑑舉要歷》）
蘇軾，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時著名的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醫學家。字子瞻，一字和仲，號東坡居士、鐵冠道人。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南宋理學方熾時，加賜諡號文忠，複追贈太師。有《東坡先生大全集》及《東坡樂府》詞集傳世，宋人王宗稷收其作品，編有《蘇文忠公全集》。
其散文、詩、詞、賦均有成就，且善書法和繪畫，是文學藝術史上的通才，也是公認韻文散文造詣皆比較傑出的大家。蘇軾的散文為唐宋四家（韓柳歐蘇）之末，與唐代的古文運動發起者韓愈並稱為“韓潮蘇海”，也與歐陽修並稱“歐蘇”；更與父親蘇洵、弟蘇轍合稱“三蘇”，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蘇軾之詩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又與陸游并稱「蘇陸」；其詞“以詩入詞”，首開詞壇“豪放”一派，振作了晚唐、五代以來綺靡的西崑體餘風。後世與南宋辛棄疾並稱「蘇辛」，惟蘇軾故作豪放，其實清朗；其賦亦頗有名氣，最知名者為貶謫期間借題發揮寫的前後《赤壁賦》。宋代每逢科考常出現其文命題之考試，故當時學者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嚼菜羹”。藝術方面，書法名列“蘇、黃、米、蔡”北宋四大書法家（宋四家）之首；其畫則開創了湖州畫派；並在題畫文學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王安石變法期間，蘇軾雖贊同政治應該改革，但反對操之過急的政策及王安石任用的後任呂惠卿，因此招來新黨爪牙李定橫加陷害；後來又因蘇軾反對「盡廢新法」，受到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斥退，終生當不了宰相。由於蘇軾在新舊黨爭中兩邊不討好導致仕途失意，被侍妾王朝雲戲稱為“一肚皮不合時宜”。在元祐更化中一度官至尚書；紹聖年間因新黨的章惇為相，又加貶謫至儋州（海南島）；徽宗即位，遇赦北歸時病卒於常州。墓在河南郟縣。
祖父蘇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父蘇洵，母程氏。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蘇軾生於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其父親將他命名“軾”，意為車前的扶手，取其默默無聞卻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蘇軾有一個弟弟蘇轍，小他兩歲（1039年出生），兩兄弟從小到大一起讀書遊玩，後來也同一年中進士。
蘇軾年幼時父親出游在外，母親將其養大，并教他讀書，曾令其以范滂為榜樣。蘇軾生性放達，好交友。和其父蘇洵、其弟蘇轍并稱“三蘇”。
蘇洵修編族譜，自稱是初唐相國蘇味道后裔。然而蘇洵自己也承認蘇味道的后人與自己的高祖之間世系不可考證，蘇洵的高祖才是信史的上限。蘇洵的尋根方法，在當時就有人不以為然。柳立言認為蘇洵修撰族譜編寫世系，將三百多年前的唐代宰相蘇味道當做自己家族的始遷祖，是看中蘇味道的知名度，蘇洵編訂族譜的目的是不問親疏，團結蘇姓人士，爭取共享政治和社會資源，以虛構始祖來聯宗。
慶歷二年（1042年），蘇軾入小學，拜道士張易簡為師，當時居住在眉州一處叫紗縠行的地方。三年，蘇軾入鄉校，以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為榜樣、楷模。五年，父親蘇洵因公在外，他的教育都由母親程夫人負責。至和元年（1056年），娶妻王氏，為青神人王方之女。二年，前往成都游覽，拜訪了張方平。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才20歲，與弟弟蘇轍一同進京參加會考，之後兩人皆中進士。當時蘇軾在禮部論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青睞，且由此將該文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而歐陽修亦十分讚賞，原本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而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之後在殿試中乙科。同年四月，蘇軾母親程氏去世，他不得不按禮法丁憂回鄉。
嘉佑四年（1059年），完成服喪后的蘇軾跟隨父親蘇洵與弟弟蘇轍一起沿著長江下溯，前往荊楚之地。有《南行集》。五年，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但蘇軾并未就任。嘉佑六年（1061年），參加制科考試，位列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第三等。當時韓琦說：“今歲制科，唯蘇軾、蘇轍最有聲望。”授大理評事，除簽書鳳翔判官。十一月十九日，與蘇轍在鄭州西門外告別，當年十二月到任。當時鳳翔府主政者陳希亮，與蘇軾個人關係極差，兩人互相看不起。不過，蘇軾後來在密州與希亮子陳慥相得甚歡。治平二年（1065年），罷任鳳翔簽判，還朝直史館。
治平三年（1066年），父蘇洵過世，蘇軾回蜀守喪，英宗憐之，同意以官船載運蘇軾一家。
熙寧二年（1069年），服闋（守喪完畢）任判官誥院兼祠部員外郎，反對王安石變法中對科舉制度的改動，王安石於是屢次在神宗面前詆毀蘇軾，司馬光、范鎮舉薦蘇軾作諫官，王安石力反之，神宗想讓蘇軾寫起居注，王安石向神宗進言，說蘇軾在回家守喪時，乘機販運蘇木（一種染料），最後神宗放棄這個任命。三年，因為蘇軾一直反對王安石，王安石門下的御史謝景溫又誣陷蘇軾販賣私鹽，范鎮極辯蘇軾販鹽之誣，並願意退休負責。
熙寧三年（1070年），蘇軾擔任當年度的科舉主考官，蘇軾本欲擬上官均為第一名（狀元），因發現上官均的策論有詆毀王安石變法的情況，便改上官均為第二名。
熙寧四年（1071年）蘇軾遷太常博士攝開封推官，因不堪新黨的迫害，求外職，神宗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願予之潁州通判，神宗最後折衷，讓蘇軾擔任比較好的杭州通判。先是熙寧三年，王安石的姻親謝景溫彈劾蘇軾居喪往返途中順道做買賣生意，但查無實證。滯留京城至熙寧四年夏末，神宗批示“改通判杭州”，遂經由陳州赴杭，十一月到任。神宗當時對司馬光說：“蘇軾非佳士，卿誤識之。”司馬光則不以為然，為蘇軾做了辯解，而蘇軾本人則迫于壓力，并沒有對此處置發表任何意見。初到杭州時，前任刺史沈立尚未卸任，于是蘇軾便受命監考，得閑二十余日，其間亦多有唱酬。熙寧五年，陳堯佐之子陳襄接任杭州刺史。蘇軾被派往湖州勘察堤壩情況，期間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遇并作詩。
熙寧六年（1073年）正月二十七日及八月，兩度游覽云泉山風水洞，作詩并留下題名，題名今存。冬，蘇軾沿運河往返於常州、潤州、蘇州、秀州之間，賑濟災民。官職不變。至熙寧七年夏回到杭州。過了幾個月接到詔命前往密州，九月二十日告別杭州道友，十月啟程。熙寧八年除夕，蘇軾在潤州度過。熙寧十年受命知河中府，后改知徐州。二月與其弟蘇轍會面，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黃河決口，水困徐州，蘇軾參加救災。元豐元年，改筑徐州外小城，立東門黃樓。蘇軾作《黃樓賦》。
蘇軾在杭州大麥嶺留下的題名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移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七月，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諫議大夫李定、國子博士李宜之等上疏彈劾蘇軾，說他謗訕朝政、愚弄朝廷、妄尊自大云云。二十八日，朝廷派遣中使皇甫遵至湖州將蘇軾逮捕。八月十八日，下獄。十一月三十日結案。此次蘇軾因烏臺詩案入獄，幾死，因為寫文章向朝廷訣別，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神宗動心，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由御史臺專人押送前往。蘇轍也因為其兄求情而遭貶為監筠州鹽酒務。司馬光、黃庭堅、乃至王安石之弟王安上皆罰銅二十斤。蘇軾在黃州“深自閉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間，與漁樵雜處”，與張懷民交游，也結交禪門人士，當時佛印擔任廬山歸宗寺住持，與蘇軾時有往來。有〈戲答佛印偈〉曰：“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禪床。”
元豐四年，朋友馬正卿為蘇軾請到了黃州營地以東一塊地，蘇軾躬耕其中，命名為“東坡”，復于元豐五年營造雪堂，自號東坡居士。十月，過黃泥坂，游覽赤壁，作《赤壁后賦》。元豐七年離開黃州，將雪堂留給當地人潘邠老，赴任汝州團練。途經江州，游廬山，作詩有《題西林壁》等。經過筠州，留蘇轍處十日。經金陵，于泗州度過除夕，因沒有繼續旅行的盤纏而上書請求允許在常州宜興縣居住，獲得允許。八月十七日，得命知登州，到任才五天，蘇軾又被召為禮部郎官，上京后半月，除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殿。
元祐元年（1086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任禮部郎中、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時蘇軾無意間在祭奠司馬光的場合開程頤玩笑，指他迂腐，一開始不以為意，后被言官朱光庭抓住把柄，說他辱罵司馬光、程頤，連章彈劾，傅堯俞、王巖叟、孫升等也旋即加入彈劾蘇軾的行列，但朝廷最終沒有給與處分，且內批說：“不須彈奏”。元祐二年，除翰林侍讀。蘇軾與程頤的關系進一步惡化，兩人黨徒互相攻訐。十一月，拜戶部侍郎。三年，蘇軾以翰林學士知貢舉，負責取士。蘇軾改革了宋代取士的特奏名制度，當時但凡是禮部特別上奏的都濫賜出身，蘇軾和孔文仲以為不可，遂上《論特奏名人恩澤太濫劄子》。此后朝廷接納其建議，設置了特奏名進士、諸科取士的限額及品階。元祐四年（1089年）蘇軾出知杭州，與執政恩例（同副相待遇）。到杭州之日，上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父老遺民，與臣相問。”元祐五年（1090），蘇軾聽取錢塘縣尉許敦仁的建議開拓西湖，取淤泥作堤壩，在其上筑橋，是為蘇堤。五月，拜御史中丞。元祐六年三月九日，罷杭州，召還朝，除翰林承旨，入侍邇英殿。八月，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此次還朝后出知潁州，其實是由于賈易彈劾蘇軾，即蜀洛黨爭之事。蘇軾曾說：“賈易為程頤之死黨，怨臣兄弟最深，志在必報”。宰相呂大防、劉摯和高太后都覺得賈易言過其實，“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為了平息黨爭，高太后采用呂大防的建議，將蘇軾與賈易都外放為地方官。元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移知揚州。九月召還朝，以兵部尚書兼翰林侍讀學士，至十一月，又除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元祐八年，言官黃慶基、董敦逸彈劾蘇軾。八九月間，蘇軾出知定州。
紹圣元年（1094年），章惇、安燾執政，蘇軾遭來之邵彈劾，遂被哲宗貶謫至惠州，十月三日，到貶所，住在僧舍中。二年三月，遷居合江亭。三年，惠州修新橋，蘇軾典賣了自己的腰帶以資助建設。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營建白鶴峰新居。五月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至四月十七日，蘇軾接到命令，遂貶儋州。當時蘇轍也被貶謫至雷州，兩兄弟恰好相遇于藤州，便同行前往雷州半島。六月十一日，蘇軾告別弟弟，出航渡海。七月十三日，到儋州。初到時無地可住，蘇軾就在官舍暫住。不久，當地人為他建了三間房屋，蘇軾將其命名為桄榔庵。
元符元年，蘇軾在儋州，游天慶觀。吳子野來訪。蔡京派遣呂升卿、董必等去嶺南謀害蘇軾兄弟，曾布向皇帝進言不可，救兩人免于大難。二年，瓊州進士姜君弼、唐佐來到蘇軾處學習。三年（1100年），徙貶所于廉州，隨即又任舒州節度副使、永州居住。過廣州、清遠，到英州時，賜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任便居住在外軍州（即隨意選擇偏遠州郡居住）。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下詔讓蘇軾北還。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行經南安軍。正月到虔州，五月到真州。夏天因冷飲過度，下痢不止，又誤服黃芪，結果病情惡化，“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孫氏館病卒，享年六十四歲。由弟蘇轍歸葬於郟縣小峨眉山（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南宋孝宗追贈謚號“文忠”。
蘇軾疲於應付新舊黨爭，遇事“如食內有蠅，吐之乃已”，蘇軾既反對王安石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舊黨司馬光盡廢新法。儘管新黨一直稱蘇軾為舊黨而藉故追究，但實際上蘇軾在元祐更化時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時有衝突，導致他在新舊兩黨之間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時常遠貶外方，不過他在各地居官清正，為民興利除弊，政績頗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蘇堤就是實證。
好美食，創造許多飲食精品，好品茗，亦雅好遊山林，黃庭堅稱他“真神仙中人”。
位於雲林虎尾的法持媽祖宮內的石雕園中雕像。
蘇軾的書法作品《寒食帖》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曾自謂：“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詩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
黃州詞，是蘇詞的奇觀；黃州文，則是蘇文的高峰；《赤壁賦》是其高峰之巔。黃庭堅曾批評蘇軾說：“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陳巖肖說：“坡為人慷慨疾惡，亦時見于詩，有古人規諷體”。陳師道說：“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