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部分國民黨和新黨的臺北市議員，曾在陳水扁市長任內表示支持通用拼音，認為通用拼音是臺灣唯一能夠兼顧尊重多種族語言，以及中文譯音方便性的譯音系統（此時通用拼音可使用q、x、zh拼寫ㄑ、ㄒ、ㄓ，與漢語拼音相容），但是在通用拼音放棄相容漢語拼音、藍綠對立激化後反對通用拼音。
臺南市立學甲國民中學，學甲的拼寫SyueJia來自通用拼音''Syuéjiǎ''，臺南之''Tainan''則沿用威妥瑪拼音
* 按照臺灣華語拼音聯盟網站所載《「臺灣地名臺灣拼音」基本資訊與說帖》：「源於1996年行政院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建議的通用標音系統」，有人會誤會1996年的「教育改革總諮議報告書」主張「通用拼音」。依洪惟仁於1999年4月20日自由時報「自由廣場」投書之《請誠實對待「通用拼音」》文中記載：「李(遠哲)院長在4月6日給我們的回信中做出非常明理的澄清：……（教改會）基本上同意推動用英文拼音符號代替現有的注音符號（第一式），至於採用何種形式的英文拼音，教改會同仁並無定見，理當由語言學家與教育主管當局審慎研究。」、「通用拼音乃余伯泉先生個人之志業，非遠哲或中研院所委託之工作。」。不過教改總諮議報告書確實建議發展通用標音系統，當時任職於中央研究院的余伯泉也是源於這個建議，發展出通用拼音，李遠哲院長也主持了通用拼音的第一次推動會議，但是基於中央研究院另一批專家有不同的拼音主張，李遠哲態度變為更審慎。2002年教改會同仁黃榮村任教育部長時，承行政院的核示，公布通用拼音政策。
* 2009年11月20日臺北市國道客運轉運站抗議活動中，臺北市議員莊瑞雄宣稱「學甲使用S（Syuejia）已幾百年」。然而此說法顯非事實，學甲於日治時期以臺語發音拼作ハクカー（Hakkā），或以日語漢字音拼作Gakkō，戰後至2002年前則以威妥瑪拼音拼作Hsuechia。
* 臺灣各地地名的拼音方式，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一直處在多版本並存的狀態，造成許多外國觀光客、外籍居民與當地人溝通上的困難。
*臺灣華語拼音聯盟以羅馬拼音「名從主人」慣例，強調臺灣使用通用拼音的正當性。有人批評2003年余伯泉協助陳水扁政府頒布地名譯寫原則，違反「名從主人」慣例、變更全國鄉鎮市區沿用數十年的威妥瑪拼音英譯名稱，改採通用拼音英譯，尤其是淡水、鹿港兩地具歷史意義的英譯名稱──臺語白話字的Tamsui及威妥瑪拼音的Lukang，目前已由內政部於2011年6月16日核定回復。不過2002年通用拼音公布時，縣市以上大地名均維持舊拼音，嘉義與宜蘭拼音的改變也獲得地方政府的同意；通用拼音使用原則的地名譯寫原則，清楚標示可考慮傳統與歷史因素。1998年余伯泉主導的臺北市路名拼音，已將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拼寫為Ketagalan。
*面對臺灣多元的族群文化，通用拼音包含了「華語通用拼音」、「臺語通用拼音」、「客語通用拼音」三種拼音方案，以英文自然拼音為基礎，試圖整合、溝通臺灣各種語言的拼音平臺，提高學生的學習成效，減輕臺灣學生因多語言、多拼音的學習困擾，通用拼音在臺灣語文的發展史仍是值得注目的。
* 臺灣教育部「97年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閩南語綱要(100學年度實施)」特別標示：「標音符號原則於三年級教授，惟學校得視實際需要及學生程度提前於二年級實施。『配合多元語言環境，注意符號系統間的共通性。』」通用拼音為「配合多元語言環境，標音符號系統間的共通性」提供一個可能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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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高雄捷運小港站 (233072957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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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Kaohsiung RoadSign.svg
File:Fusing Township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20080601.jpg
* 現代標準漢語#語音系統歷史
*  臺灣地名用臺灣拼音| 母語教學
*  臺灣地名用臺灣拼音 | 大家一起學母語
*  積丹尼-推漢語拼音， 摧通用拼音
*  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的相似性：在「音節」與「詞」層次上比較
*  Pinyin4j（支援中文字符轉換到通用拼音的Java庫；開放源代碼）
*  鯤島本土文化（臺語通用拼音字典PDF檔）
*  注音轉換工具 - 各種注音方式之間的轉換
賀龍，原名賀文常，字云卿，湖南省桑植縣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中國工農紅軍、八路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創始人、締造者和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
賀龍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曾手持兩把菜刀襲擊慈利縣長衛兵。曾任討袁護國軍指揮、湘西護國軍營長、靖國軍團長、四川警備旅旅長、混成旅旅長、建國川軍師長。曾率部與北洋軍閥及四川軍閥楊森作戰。1926年，賀龍參加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第一師師長、第二十軍軍長。1927年8月1日，他擔任南昌起義總指揮，此后回到湘西，組建紅二軍團，任軍團長，并開辟洪湖蘇區。1936年，任紅二方面軍總指揮，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任八路軍120師師長、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參加百團大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他任西北軍區司令員，組織后方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區司令員。1952年，任國家體委主任，開創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事業。1954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59年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文化大革命時，被林彪和康生指控為準備推動“二月兵變”，于1969年6月9日遭迫害致死。1974年，中共中央宣布為賀龍平反。
1925年4月，任澧州鎮守使時的賀龍。
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2月9日，賀文常出生在湖南省桑植縣洪家關。先祖原籍湖北省安陸府鐘祥縣賀家灣。遠祖賀崇先，明末隨農民起義武裝余部來到湖南，在慈利縣九溪衛落戶。清順治十年，桑植縣土家族群眾舉兵起義，清政府派兵鎮壓。當時，桑植屬九溪衛巡檢司管轄。賀崇先被迫應征加入清軍到了桑植，后來就在洪家關定居下來。桑植習俗將居民劃分為“軍、民、客、土、苗”5家，“軍家”是指從軍后在當地落戶的人家，賀氏屬于漢族軍家。
賀文常五歲時，在本鄉私塾讀書。后因家境貧寒，在家從事輔助勞動，農閑時跟父親學裁縫。十四歲時，與人結伴運鹽謀生。1914年，參加中華革命黨。1916年1月參與領導湘西暴動，發動群眾攻打石門縣城。3月，率領鄉鄰21人搗毀芭茅溪鹽局，繳槍12支。隨即，組織桑植討袁護國民軍并任總指揮，后任湘西護國軍左翼第1梯團第2營營長。失敗后前往長沙，改名賀龍。在此期間，賀龍因刺殺譚延闿失敗被捕，后獲釋。1917年9月，賀龍回鄉組織農民武裝，參加援鄂戰爭，任湘西護法援鄂軍民軍第1路游擊司令。12月，因受上級猜忌被解除武裝。返鄉途中在石門、慈利交界的兩水井，與吳玉霖用兩把菜刀襲擊慈利縣長衛兵，奪槍兩支，重新拉起隊伍。
1918年起，賀龍任湘西護法軍第1營營長、湘西靖國軍第3梯團梯團長、湘西巡防軍第2支隊司令等職。1920年，賀龍在駐防桃源期間與“進步人士”交往，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2年，隨援川軍入川，同四川軍閥部隊作戰，任川東邊防軍警備旅旅長，負責長江防務。1923年6月，被孫中山委任為四川“討賊軍”第1混成旅旅長，親率部下在涪陵截獲為吳佩孚運送軍火的日本輪船“宜陽丸”。11月。后因“討賊軍”內部分裂，作戰失敗，這使他對孫中山依靠地方軍閥能否成功產生了疑慮。1924年秋以滇川黔建國聯軍先遣隊名義率部回湘，12月攻占澧州。1925年3月任建國川軍第1師中將師長，4月任澧州鎮守使。1925年年底，由于支持五卅運動，以及轄區內日本輪船貿易虧損，賀龍遭到趙恒惕進攻，被迫率部退到貴州銅仁。
1926年7月，賀龍率部加入國民革命軍，任第八軍第6師師長兼湘西鎮守使。8月改任第九軍第1師師長，通電參加北伐戰爭，并歡迎由共產黨員周逸群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左翼宣傳隊留在一師工作。9月，在所部開辦政治講習所，建立政治機關，并任命周逸群為政治部主任。與此同時，率部攻入湖北，激戰黃金口、斗湖堤，連克松滋、沙市、宜昌。1927年2月，任獨立第15師師長。5月率部參加第二次北伐，在河南西華逍遙鎮和臨潁小商橋兩敗奉軍。6月，賀龍任第20軍軍長，奉命回師武漢。
1927年7月上旬，賀龍在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分共前夕，會見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7月下旬，率部開赴九江，會見譚平山等共產黨人。到達南昌后，被周恩來代表中共前敵委員會委任為起義軍總指揮兼第20軍軍長。8月1日，賀龍參與領導南昌起義。國民政府方面則馬上調集軍隊包圍了南昌。8月3日，中共部隊按計劃撤離南昌。8月7日，張發奎率第四軍入南昌，接著追擊中共部隊。而中共方面，蔣光鼐、蔡廷鍇師在南進廣東途中脫離了部隊。又因天氣暑熱，長途行軍，且未鼓動群眾，後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9月，賀龍在瑞金由周逸群、譚平山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南下中共部隊在途中遭粵軍和中央軍夾擊。在部隊到達廣東大埔縣三河壩後，周恩來決定主力南下進擊潮汕地區，試圖獲得蘇聯共產國際海運的援助。留朱德率第25師堅守三河壩。9月23日至10月2日，南下中共部隊到達汕頭。於潮安汕頭戰鬥及揭陽戰鬥過程中，一度攻占潮汕，但最終於湯坑受到大敗起義軍在潮汕失敗后，賀龍經香港轉到上海。
賀龍到達上海后，向周恩來提出返回湘鄂西，獲得批準。1928年1月，賀龍返回湘西，與周逸群等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
。3月回到桑植后，組織起3000余人的工農革命軍，攻占桑植縣城。4月初，在國軍反撲時作戰失利，隊伍大部失散。7月任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書記和重新組建的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9月，因叛徒出賣，部隊遭國軍多次襲擊，損失巨大，被迫退入湖北鶴峰山區。在姐姐賀英指點下，賀龍決心創建新型武裝。1929年1月，賀龍率部襲占鶴峰縣城，創建湘鄂邊蘇區。此時接到中共中央《關于軍事策略問題給賀龍同志之指示信》，他謝絕了信中要他離開湘西到中央工作的意見，表示要在當地堅持斗爭，并對部隊進行思想整頓，反對軍閥主義和“拖隊”等傾向，建立各級政治工作機關。不久，指揮紅四軍挫敗湘鄂西民團聯防的多路進攻，擊斃總指揮王文軒，攻占桑植縣城。7月，采取誘敵深入和伏擊戰術，殲滅國軍向子云旅，使紅四軍發展到4000余人。隨后率部向大庸、慈利發展，消滅地方武裝和團防。
紅軍長征勝利后，紅二方面軍部分領導人合影，前排左起甘泗淇、賀炳炎、關向應、王震、李井泉、朱瑞、賀龍。后排左起張子意、劉亞球、廖漢生、朱明、陳伯鈞、盧冬生。
1930年7月，賀龍率部東進，4日在公安縣南平文廟與周逸群創建的紅六軍會合，任合編的紅二軍團總指揮，指揮所部攻占潛江等地。10月起，由于以鄧中夏為首的中共湘鄂西特委命令紅二軍團南渡長江配合進攻長沙，部隊接連失利，被迫退到鶴峰、五峰一帶。1931年3月，紅二軍團改編為紅三軍，他任軍長，率部轉戰荊門、當陽、遠安地區。6月攻占房縣，創建鄂西北蘇區。10月率部返回洪湖。1932年春，連獲龍王集、文家墩等戰斗的勝利，使洪湖蘇區進入全盛時期。但在夏曦左傾路線影響下，致使紅三軍第四次反圍剿中陷于不利，被迫于10月退出洪湖，繞道豫西南、陜南、鄂川邊轉往湘鄂邊。1933年，曾多次準備在湘鄂邊重建根據地，但都未成功。期間，對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推行左傾路線和肅反擴大化進行抵制。1934年5月，率部進入川黔邊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陽等地，創建黔東蘇區。在此期間，蔣介石曾派遣熊貢卿前來勸降賀龍，但賀龍在報告湘鄂西分局后，將他處決。
1934年10月，紅三軍與紅六軍團會師，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11月，部隊攻入湖南，在龍家寨殲陳渠珍2個旅大部，并建立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賀龍任紅二軍團兼軍區司令員。
1935年初，國軍以80余團兵力，分六路進行圍剿，賀龍采取誘敵深入、殲其一路的戰法，在桑植陳家河殲國軍58師172旅；接著又在桃子溪殲國軍58師師部及174旅，并乘勝東出慈利，連戰連捷。5月，指揮部隊轉向湖北，以一部包圍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區打援，殲國軍41師師部和121旅，俘虜師長張振漢。8月在板栗園設伏，殲國軍85師大部，擊斃師長謝彬。隨后又在芭蕉坨擊潰國軍陶廣縱隊10個團，徹底挫敗國軍圍剿，并乘勝占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1935年9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采用分進合擊進攻湘鄂川黔邊。11月，他與任弼時等從湖南省桑植縣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突圍國軍封鎖，開始長征。
1936年2月，在黔西縣城參加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會議，決定兩軍團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之后與任弼時率紅二、六軍團在烏蒙山區與國民革命軍周旋。7月2日，紅二、六軍團到達四川甘孜，與張國燾、徐向前的紅四方面軍會合。紅二、六軍團及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任紅二方面軍總指揮，期間與張國燾作斗爭。10月，紅二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在將臺堡會師，長-{征}-結束。11月，指揮所部參加山城堡戰役。12月，賀龍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
任八路軍120師師長時的賀龍
1937年8月22日，賀龍出席洛川會議，隨后任命為中央軍委前方分會組成人員。25日，紅二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120師，賀龍任師長，率部參加抗日戰爭。10月起，在雁門關等地打擊日軍。在作戰中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1938年2月，指揮晉西北七城戰役，收復七座縣城，殲日偽軍1500余人。同年秋，以主力一部組成大青山支隊，挺進綏遠開辟大青山根據地。1938年12月，賀龍率師主力東進冀中，擴大冀中根據地并進行擴軍。1939年4月，指揮齊會戰斗，與日軍激戰三晝夜，期間遭日軍毒氣彈襲擊中毒。1939年8月，因國共摩擦，賀龍率120師返回晉西北。10月，指揮陳莊戰斗，殲日偽軍1200余人。
1940年2月回到晉西北，任晉西北軍政委員會書記，挫敗日偽軍掃蕩。8月，指揮所部參加百團大戰。11月，任晉西北軍區司令員。領導軍民進行反掃蕩、反蠶食、反治安強化運動。
1942年，賀龍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晉綏軍區司令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兼西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在此期間，陜甘寧邊區面臨日軍和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賀龍提出“一手拿槍，一手拿鋤”的口號，派359旅到南泥灣屯墾，使部隊基本實現自給；統一邊區財政，實行鹽和土特產品統銷制度，克服了根據地的經濟困難。1945年，賀龍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結束后，賀龍擔任晉綏野戰軍司令員，指揮攻占文水等地。10月，率部挺進綏南，協同晉察冀野戰軍發起綏遠戰役，打擊傅作義部國軍。1946年7月，指揮晉北戰役，攻克八座城市，殲閻錫山部8600余人。8月，同聶榮臻率部發動了大同集寧戰役，因傅作義的巧妙救援，解放軍的進攻以失敗告終。1947年7月，中共中央小河會議決定，賀龍以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統一領導陜甘寧、晉綏兩個邊區部隊及后方工作，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支援西北解放戰爭，保障中共中央后方基地的安全，同時負責整個西北戰場后方工作和根據地建設。賀龍首先同習仲勛、林伯渠、王維舟、賈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陜甘寧邊區政府領導人一起，迅速實現了兩區財政經濟的統一。賀龍兼任西北財經辦事處主任，并將兩區的銀行、貿易公司合并，成立了統一的西北農民銀行和西北貿易公司。主持了聯防軍后勤工作會議，在軍隊供給上實行統籌統支，將財務部門和供給部門合并，做到財供統一。指示陜甘寧各地成立兵站，由地區專員和縣長兼任站長，負責籌糧、籌款、運輸、供應，使野戰軍走到哪里，便可以在哪里得到供應，集中黨政軍民的力量，為前方籌集經費、糧草、被服、彈藥，開展新式整軍運動等軍隊政治工作，加強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地方兵團建設：壓縮機關、充實連隊；在老區動員失散兵員歸隊；在新區動員群眾參軍、組織游擊隊、擴大地方兵團。這樣做一方面可作野戰軍的補充兵團；另一方面也可以升級為野戰兵團。保障了西北野戰軍挫敗國軍重點進攻并轉入外線實施戰略反攻。1948年2月，賀龍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區司令員，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書記，9月兼任西北軍政大學校長。1949年2月，任西北軍區司令員。5月，擔任西安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
1950年，時任西南軍區司令員的賀龍
1949年10月，賀龍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軍區司令員，率第18兵團翻越秦嶺進入四川作戰，以“先慢后快”的作戰方針協同第二野戰軍發起成都戰役，迫使國軍主力裴昌會兵團投降，攻占西南全境。攻占西南后，他組織了一系列工作，包括整編國軍投降部隊，肅清土匪武裝，恢復工農業生產等。同時，賀龍還部署昌都戰役，促成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9月，賀龍擔任國家體委主任。他遵照毛澤東“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的方針，提出“體育要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組織多種形式的全民健身運動，舉辦全國運動會，建設基層體育組織。1965年1月，向毛澤東推薦徐寅生《關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講話。他注重體育運動作風建設，提出不怕苦、不怕難、不怕傷的“三不怕”和思想、身體、技術、訓練、比賽“五過硬”的口號，使中國體育運動水平在短時期內迅速提高，一些項目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乒乓球、舉重、登山、游泳、田徑等項目先后產生了一批世界冠軍和世界記錄，籃球、足球、排球水平也有很大提高。
1954年6月，賀龍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在第一屆全國人大上當選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此后又擔任國務院編制審查委員會主任，主持機關精簡整編。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3月，作為中國政府特使，出席巴基斯坦首任總統的就職典禮。9月，出席中共八大，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59年9月，賀龍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管國防工業，1960年任軍委國防工業委員會主任。賀龍多次到基層調查研究，狠抓軍工產品質量，尤其重視飛機的生產；并強調自力更生發展國防工業，完善國防工業體系。
1963年9月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組織了大練兵、大比武等活動。1964年8月，在向毛澤東匯報軍隊減薪工作時，提出取消軍銜制，獲毛澤東認可。1964年11月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下臺后，賀龍隨周恩來前往蘇聯訪問，試圖修復中蘇關系。然而在11月7日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招待會晚宴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說到“中蘇關系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關系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曉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系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并與賀龍發生爭吵。隨后，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當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議。勃列日涅夫則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酒后胡言。周恩來則認為是酒后吐真言，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未立即回應。周恩來隨即率領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表示抗議。第二天，勃列日涅夫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蘇中關系因此繼續惡化。
文化大革命爆發不久，賀龍對文革中無限上綱的作法表示不滿。林彪和康生指控賀龍準備推動“二月兵變”，企圖刺殺毛澤東，又指國家體委是「賀龍的獨立王國」，「混進了大批叛徒、特務和走資派。毛澤東為了了解情況，在中南海游泳池邀約賀龍，對賀龍說：“你不要緊張，我做你的保皇派！”他接著說：“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于黨、忠于人民，對敵斗爭狠，能聯系群眾。”9月6日，林彪受毛澤東委托，就賀龍問題在中央軍委會議上正式“打招呼”。9月10日，賀去見林。11月13日，賀龍在中共中央軍委接見外地來京串連的軍隊院校師生大會上，要求軍隊院校師生發揚光榮傳統，遵守紀律，不介入、不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不參加上街游行、炮打司令部等活動。
1967年1月，毛澤東決定隔離賀龍，他和周恩來在中南海作了專門研究，要周親自去落實 。1月10日，賀龍在人身安全遭受威脅的情況下，經周恩來安排，被轉往西山，隨即失去人身自由，被立案“審查”，受到嚴重迫害。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表示：“對賀龍不保了。”
1969年6月8日，賀龍在糖尿病惡化的情況下並未使用胰島素治療，反而被注射高滲葡萄糖溶液，9日即因糖尿病酸中毒病逝於301醫院。
九一三事件后，毛澤東于1973年底在軍委會上承認在對待賀龍的問題上“搞錯了”，并說“我聽了林彪一面之辭，所以我犯了錯誤”。1974年9月29日，中央發表了《關于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然而這一決定仍有所保留。1975年6月9日，在賀龍逝世6周年之際，賀龍的骨灰安放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周恩來在追悼會上連鞠7個躬。后賀龍的骨灰由北京遷葬家鄉張家界。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了《為賀龍同志徹底平反的決定》。
位于湖南長沙的賀龍體育文化中心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宣布為賀龍徹底平反時，稱賀龍為“我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卓越的軍事家，是我軍的創始人之一”。并贊譽他“光明磊落，剛直不阿，顧全大局，豁達大度，平易近人，對革命堅信不移，對困難從無畏懼，始終充滿革命樂觀主義”。1996年3月21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劉華清在“紀念賀龍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上講話贊譽賀龍“多謀善斷，沉著堅定，機智果敢，具有高超卓越的軍事指揮藝術”、“實事求是，注重深入實際，講求實效，勇于開拓，具有理論聯系實際的優良作風”。
賀龍除“賀胡子”的外號外，還有“岳飛岳鵬舉”的別稱。早在秋收起義時，毛澤東就曾用“兩把菜刀鬧革命”的故事激勵部下。長征到達陜北后，毛贊譽賀龍是“紅二方面軍的旗幟”，并對他率領紅二、六軍團低損失完成長征表示欽佩；此后還稱賀龍為“老總”，而在中共將領中，只有朱德、彭德懷、賀龍三人被毛澤東稱為“老總”。此外，賀龍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事業的奠基人。曾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的榮高棠回憶說：“他為了把‘三大球’（足球、籃球、排球）搞上去，組織觀摩解放軍大練兵運動，學習‘郭興福教學法’，還請來世界女子排球冠軍日本隊的教練大松博文來幫助我們進行嚴格訓練。采取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頗有起色。”1995年11月18日，劉華清為賀龍題詞：“開國元勛，世人楷模”
1977年，由湖南省縣兩級政府撥款，將桑植縣洪家關賀龍故居按原貌修復。1983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將賀龍故居列入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9年11月，賀龍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之一。2006年5月25日，賀龍故居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對于賀龍的批評，主要集中于他的舊軍隊出身。陳獨秀在1930年認為“湘鄂交界賀龍的第二軍，系一色土匪即所謂賀大哥的舊部，人數根本不能確定，這個‘紅軍’向來就沒有一點黨及農民組織的關系。”文化大革命時期，賀龍則被冠以“大土匪”、“大軍閥”等進行批判，最終被迫害致死。
賀龍先祖原籍湖北省安陸府鐘祥縣賀家灣。遠祖賀崇先，明末隨農民起義武裝余部來到湖南，在慈利縣九溪衛落戶。清順治十年，桑植縣土家族群眾舉兵起義，清政府派兵鎮壓。當時，桑植屬九溪衛巡檢司管轄。賀崇先被迫應征加入清軍到了桑植，后來就在洪家關定居下來。桑植習俗將居民劃分為“軍、民、客、土、苗”5家，“軍家”是指從軍后在當地落戶的人家，賀氏屬于漢族軍家。據《賀氏家譜》載，賀龍的祖父、曾祖父輩，賀家均有人與谷姓和其他姓氏的白族人家聯姻。因此，有人認為賀龍是白族血統。賀龍祖父賀良仕，武舉出身，原有一定家產；然而到賀龍父親賀士道時，家道中衰。賀士道娶鶴峰土家族婦女王金姑為妻，有五女二子，賀龍排行第四。姐姐賀民英（賀英）、賀五妹，妹妹賀滿姑，弟弟賀文掌。
賀龍在家鄉時曾經有一個童養媳徐月姑，生了一個女兒賀金蓮。徐月姑在南昌起義期間病故。1920年，賀龍父親被土匪截殺，弟弟被蒸死，族裡按照桑植風俗，要喪事期間給賀龍續娶，以期生子，謂之「喪婚」。這樣賀龍就娶了土家族姑娘向元姑，又納了藝人出身的胡琴仙為妾。賀龍后將家眷接到上海。后來向元姑從上海回到家鄉，1949年病故。胡琴仙和賀金蓮被捕。國共合作以后，胡琴仙出獄，化名王琳回到家鄉，晚年定居重慶。長征前，賀龍與蕭克分別娶了出身商人家庭的一對學生姐妹，賀龍娶了姐姐蹇先任，蕭克娶了妹妹蹇先佛。蹇先任生有一女賀捷生，后離婚。1942年，賀龍與薛明結婚，生有一子賀鵬飛，兩個女兒賀黎明，賀曉明。
賀龍長子賀鵬飛，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中將，曾任海軍副司令員。女兒賀捷生，少將軍銜，曾任軍事科學院軍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長。有謠言曾稱賀龍之女賀捷生曾在文革中對父親進行大字報批判，但賀捷生本人在2012年3月9日的全國政協討論中對此否認，稱網絡流傳為偽造，并呼吁徹查網絡造假 。
聶榮臻，字福駢，小名雙全，出生于四川省江津縣（今重慶市江津區），中國軍事家、政治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
聶榮臻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于192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擔任黃埔軍校秘書兼政治教官，參加北伐戰爭。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他參與南昌起義、廣州起義，后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長、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一軍團政委，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八路軍115師副師長、政委，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參加平型關戰役，并開辟晉察冀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書記、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三書記、華北軍區司令員等職，指揮平津戰役等作戰，攻占華北全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聶榮臻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國防科委主任，主抓“兩彈一星”研制，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牽扯進“二月逆流”案。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他繼續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92年5月14日，聶榮臻在北京逝世。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11月27日，聶榮臻出生于江津吳灘鄉石院子。聶榮臻父親聶仕先，母親唐雨衫。今石院子以“聶榮臻故居”之名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聶榮臻8歲時，到外祖父家讀三年私塾；但外祖母去世后，外祖父在家守喪，私塾停辦。此后，聶榮臻到沙土堡孔德三塾館就讀。1913年，他轉到吳灘插旗寺小學，不久又到永川縣陳食高等小學住讀。1917年夏，聶榮臻考入江津中學就讀。聶榮臻在此期間，閱讀達爾文的《進化論》、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新青年》等書刊。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后，聶榮臻積極參加當地學生運動。隨后，由于校方受到軍警影響，聶榮臻無法繼續就讀，便決定赴法國勤工儉學。
1922年，聶榮臻在比利時沙洛格瓦勞動大學化學系學習時留影。
1919年12月9日，聶榮臻乘法國郵輪“司芬克司號”在上海市楊樹浦碼頭啟程，穿越南海、馬六甲海峽、印度洋、紅海、蘇伊士運河、地中海前往法國；1920年1月14日，聶榮臻抵達法國馬賽港。華法教育會派李璜輔助聶榮臻在法國的學習事業，聶榮臻被分配到蒙塔爾紀中學學習法文，他在學校認識了蔡和森、蔡暢、向警予、陳毅、鄧小平等，而鄧更成其終身知己。因為學校學生太多，聶榮臻再度被分配到德洛的胡乃爾中學去學習法文。冬天，因為他的積蓄用完了，不得不開始勤工儉學，他先后在法國、、雷諾汽車廠、巴黎西門子公司多米松分廠做汽車輪胎檢驗工、鉗工、車工、煉焦工等。
1921年1月，華法教育會不再資助學生的留法，而北洋政府則要求留學生回國。1921年2月28日，聶榮臻從胡乃爾中學到巴黎同400多個學生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愿，結果被法國警察鎮壓。1921年6月，北洋政府專使朱啟鈐來到法國巴黎，他以中國的筑路權、采礦權、稅收作抵壓借款3億法郎，用來購買軍火。 6月30日，旅法學生召開了第一次“拒款大會”，并且在中國駐法公使館進行抗議。7月25日，中法借款條約簽訂，共計借款5億法郎。8月13日，旅法學生召開了“第二次拒款大會”，并且痛毆國駐法公使館秘書王曾思，為了參加抗議活動，聶榮臻專程從克魯鄒鋼鐵廠趕來巴黎。不久，學生進占里昂中法大學的運動失敗，一百余人被遣返回國。1921年11月底，聶榮臻離開法國，到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化學工程系學習。在比利時期間，聶榮臻的思想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1922年6月，經劉伯堅、熊味耕介紹，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3年春，聶榮臻經趙世炎和劉伯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聶榮臻到巴黎，擔任旅歐社會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和訓練部副主任。在此期間，他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并擔任國民黨駐巴黎通訊處處長。1924年秋，聶榮臻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后轉入紅色教授學院中國班學習。
1925年9月，聶榮臻回國，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并擔任政治軍事月刊社編纂委員會政治編輯主任。1925年10月24日，聶榮臻在《黃埔潮》上發表《軍隊中政治工作的意義》一文。中山艦事件后，聶榮臻被免去了在黃埔軍校的職務，調中共廣東區委軍事部任特派員。北伐戰爭開始后，聶榮臻任軍委特派員、中共湖北省委軍委書記，后在中共中央軍事部參與向北伐軍中派遣中共黨員等工作。四一二事件后，聶榮臻被派往上海，協助周恩來整頓遭受破壞的工人糾察隊，處理善后工作。
1927年7月，聶榮臻任中共前敵軍委書記，赴九江準備組織武裝起義。南昌起義時，聶榮臻組織張發奎部第25師兩個多團起義，后任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黨代表，與軍長葉挺率部南下。起義軍隊在潮汕失敗后，聶榮臻和葉挺護送病中的周恩來轉移到了香港。1927年12月，他潛回廣州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在起義軍受挫的情況下，他與葉挺決定撤退。1928年，聶榮臻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提出培養一批軍事技術人才。1930年初，聶榮臻調任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1930年5月到達上海，在中央特科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聶榮臻調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
1932年4月紅軍占領漳州后，聶榮臻與林彪在繳獲的飛機前留影。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變節，這使得中央決定將中央機關緊急遷移。1931年12月，聶榮臻撤離上海，前往中央蘇區，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3月，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政治委員，與林彪搭檔。1932年3月，聶榮臻支持毛澤東關于紅軍主力應向國民政府統治薄弱的地區發展的意見。同年4月，聶榮臻作為紅軍東路軍政治委員，參與指揮漳州戰役。1933年2月，他與林彪指揮紅一軍團參加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取得黃陂戰斗和草臺崗戰斗的勝利，殲滅國軍2.8萬人。同年8月，兩人合作指揮部隊在烏江圩殲滅國軍第80師。
1936年2月，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干部在陜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后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
1933年12月，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蔣介石調集100萬國軍，并以50萬重點進攻中共中央蘇區。國軍用重炮炸掉紅軍簡陋的堡壘，而紅軍采用李德的戰術在陣地戰中攻擊國軍堡壘，因缺乏重武器連吃敗仗。8月31日－9月3日的溫坊戰斗，聶榮臻與林彪指揮紅一軍團和兄弟部隊采用運動戰，斃傷國軍2000余人，俘2400余人。但這次勝利并沒有扭轉整體戰局。
1934年10月，聶榮臻率部參加長征。聶榮臻與林彪率紅一軍團擔任掩護中央縱隊、軍委縱隊的前衛任務，先后突破國軍第一、二道封鎖線，并在危急形勢下，力排眾議，率部搶占九峰山，突破第三道封鎖線。12月，參與湘江戰役。1935年1月，參加遵義會議，在會上支持毛澤東的主張。1935年5月，任紅軍先遣隊政治委員，與司令員劉伯承率部通過大涼山彝族區，搶占安順場，組織突擊隊強渡大渡河，接著率紅1師、干部團沿大渡河東岸北上，擊潰川軍一個旅，策應西岸瀘定橋戰斗。1935年6月中旬，紅一軍團在懋功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之后，他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支持毛澤東的北上方針。1935年10月，與林彪率先遣隊進入陜北吳起鎮，結束長征。同年11月，他率部參加直羅鎮戰役。1936年2月，他與林彪率紅一軍團渡過黃河，進攻山西閻錫山等部，殲滅國軍約7個團，俘4000余人。隨后，聶榮臻又率領部隊參加西征戰役和山城堡戰役。
1938年，組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時，關向應、彭真、聶榮臻三人合影
1937年8月，聶榮臻任八路軍115師副師長，獲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1937年9月，與林彪共同指揮所部進行了平型關戰斗，殲滅日軍板垣師團一部1000余人。1937年11月，聶榮臻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3000人在五臺山區創建抗日根據地。先后開辟了冀中、冀東、平西、平北等根據地，到1939年，晉察冀根據地發展到擁有七十二個縣、1200多萬人口、主力部隊近10萬人。
1939年秋，日軍兵分十二路向晉察冀邊區進行冬季掃蕩。聶榮臻指揮八路軍在雁宿崖同日軍進行激戰，殲滅1500余人，并在黃土嶺戰斗中與楊成武指揮部隊擊斃阿部規秀中將。1940年春，聶榮臻率晉察冀南下支隊到晉東南參加與國軍朱懷冰部的作戰。同年8月的百團大戰中，聶榮臻組織指揮部隊在正太、津浦、平漢、北寧線等鐵路線進行破擊戰，使日軍的交通樞紐陷于癱瘓。
1941年秋，日軍對晉察冀機關所在地發動掃蕩。聶榮臻指揮主力相機轉至外線打擊日軍，進行鉗制作戰，并率領黨政機關在有限兵力掩護下，周旋于深山峽谷之中，從日軍薄弱點安全轉移。1942年，日軍發動五一大掃蕩，在根據地日益縮小的情況下，聶榮臻提出“向敵后之敵后挺進”，組建多支武裝工作隊，深入敵后襲擊日軍，擴大游擊區。1943年1月15日，聶榮臻出席了在阜平溫塘召開的邊區首屆參議會。他和宋劭文等一起接見了邊區代表，并向代表們匯報了晉察冀情況。1943年8月，聶榮臻奉命赴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出席中共七大。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45年8月10日，聶榮臻與蕭克、劉瀾濤命令全區部隊立即向北平、天津等大城市進軍，并命令冀熱遼軍區抽調部隊由李運昌率領向遼寧進軍。
1948年12月，平津戰役總前委指揮部合影，左起：黃克誠、譚政、聶榮臻、蕭華、羅榮桓、劉亞樓、高崗、林彪。
1945年9月，聶榮臻回到晉察冀，擔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書記、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0月2日，在張家口召開干部會議，統一思想，并組建野戰軍。1945年10月，聶榮臻與賀龍共同指揮晉察冀野戰軍和晉綏軍區部隊向傅作義部國軍發起綏遠戰役。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頒發1月停戰令；隨后，聶榮臻主持了晉察冀軍區部隊的復員工作。由于受和平思想影響，晉察冀軍區部隊大量復員，影響到部隊之后的戰斗力和以后的作戰。
1946年6月，國民革命軍率先向共產黨軍隊開始全面進攻，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7月，聶榮臻和賀龍發起晉北戰役，在北線進攻同蒲路，攻占大量城市。1946年8月，聶榮臻率晉察冀軍區部隊發動了大同集寧戰役，因傅作義的巧妙救援和聶榮臻判斷失誤，晉察冀部隊的進攻以失敗告終。隨后國軍進攻晉察冀邊區首府張家口，解放軍被迫撤退。10月22日，退出張家口的晉察冀中央局在淶源召開會議，聶榮臻發表講話，強調應以殲滅國軍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同年11月起，晉察冀軍區發起易滿戰役、保南戰役、保北戰役等作戰。1947年4月，聶榮臻指揮正太戰役，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國軍3.5萬余人，攻克正太鐵路沿線七城及井陘等重要礦區，使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區連成一片。6月，陪同朱德到冀中指揮青滄戰役。同年11月，在取得清風店戰役勝利后，聶榮臻又組織晉察冀野戰軍乘勝發起石家莊戰役，首創解放軍攻克大城市模范戰例。1948年1月，晉察冀野戰軍發起淶水戰役，殲滅傅作義部32師，35軍軍長魯英麟兵敗自殺。
1948年5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抵達河北平山西柏坡。5月上旬，中共中央決定組建華北局，原晉察冀軍區與晉冀魯豫軍區合并，改為華北軍區，聶榮臻任華北局第三書記、華北軍區司令員。隨后組織第2兵團楔入熱西、冀東地區，切斷了東北與華北國軍的聯系。隨后在平漢路北段發動進攻，吸引國軍華北主力。然后又西進綏遠，進攻平綏路兩側，配合遼沈戰役。1948年12月，平津戰役開始后，中共中央決定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組成平津戰役總前委，統一領導與指揮東北野戰軍與華北軍區部隊作戰。新保安戰役后，聶榮臻分析局勢，向毛澤東建議爭取和平進入北平，毛澤東表示同意。攻占天津后，聶榮臻與林彪等一起同傅作義成功地進行了和平談判。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聶榮臻兼任平津衛戍區司令，隨后又兼任北平市市長、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期間他組織了一系列任務，包括整頓平津地區的社會治安，剿滅土匪，改編傅作義部隊。同年6月，聶榮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1955年9月27日，徐向前、聶榮臻、宋任窮等在授勛大會上
1949年10月1日，聶榮臻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閱兵總指揮，陪同朱德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10月19日，聶榮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代理總參謀長。其間，聶榮臻主持了解放軍的多兵種建設和現代化建設，以及大規模精簡整編工作。1949年11月，聶榮臻又當選北京市市長。朝鮮戰爭爆發后，聶榮臻負責中國人民志愿軍作戰的部署等工作。1952年秋，聶榮臻因勞累過度，昏倒在辦公室里。1953年2月17日，聶榮臻任“全軍軍銜實施委員會”主任。1953年3月起，因病情嚴重，聶榮臻到南京、杭州等地休養。
1954年，聶榮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主管軍工生產和軍隊的裝備工作。1955年7月，陳云、聶榮臻、薄一波組成三人小組，負責指導原子能工業的籌建工作。9月，聶榮臻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和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6年5月10日，聶榮臻向中央提出《關于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9月15日至27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10月，聶榮臻參與領導指定《十二年科學規劃》。11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接替陳毅主管科學技術工作。1957年4月24日，聶榮臻召集陳賡、安東等人討論導彈研究與仿制等問題，并說“搞導彈事業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應遵照周總理講的以導彈帶動其他的精神辦。”9月7日，聶榮臻任團長，陳賡、宋任窮為副團長帶領中國政府工業代表團赴蘇聯，代表團其他成員有錢學森、李強、劉杰、萬毅、劉寅、王諍、張連奎等，就新技術援助問題進行會談。10月15日，聶榮臻與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別爾烏辛簽訂《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
1958年2月15日，聶榮臻被指定為導彈、核試驗靶場建設的總負責人。6月10日，任中央科學小組組長。1958年10月，聶榮臻擔任國防科委主任、國家科委主任，主持導彈、原子彈、人造衛星的研究工作。1959年9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抓尖端武器工作。20世紀60年代初，在中國國內遇到嚴重困難，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停止一切技術援助的情況下，聶榮臻先后兩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等報告，明確提出“兩彈一星”必須堅持“攻關”，并進一步強調必須堅持“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成果為輔”的方針。1961年4月，聶榮臻主持制定了《科學工作十四條》。1962年11月17日，中央決定成立15人專門委員會，領導國防尖端事業。周恩來為主任，聶榮臻為成員之一。1963年12月16日，聶榮臻向毛澤東匯報1963至1972年科學規劃綱要。1964年6月，中國成功發射了自行研制的第一枚中近程地對地導彈，1964年10月16日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6年2月11日，向周恩來報告科研“三步棋”的設想。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聶榮臻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10月，聶榮臻現場指揮了中國導彈核武器的首次發射。1967年1月19日，在京西賓館召開軍委碰頭會，圍繞軍隊內部是否展開文革運動，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三位元帥與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爭執起來。此時葉群突然拿出發言稿批判蕭華，當晚紅衛兵抄了蕭華的家。次日上午，京西賓館繼續開會，蕭華講述被抄家經過，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于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蕭華。徐向前與葉劍英氣憤之下敲桌子，而葉劍英亦因此拍傷手骨。該事情被四人幫誣陷為“京西賓館事件”，為“二月逆流案”之始。
京西賓館會議剛結束，紅衛兵開始批斗楊勇，中央軍委工作開始陷入混亂。情急之下，徐向前于1月24日晚，獨闖林彪住處毛家灣，并開門見山要求軍隊必須保持穩定，并要求制定規則。隨后林彪表示同意，并請葉劍英、聶榮臻趕到毛家灣，共同商議出七條意見。之后葉、聶、徐三位元帥趕赴釣魚臺國賓館，與中央文革小組討論，確定七條意見。后經各軍區領導討論，改成八條意見。1月28日，林彪與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澤東審批該八條命令。
同年2月16日，軍方與文革小組的沖突達到頂峰，聶榮臻、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紛紛發言怒斥文革小組。會后中共文革小組向毛澤東匯報，經毛澤東表態，文革小組開始制造“二月逆流案”。同年3月起的七次“政治生活會”上，聶榮臻被迫接受批判。6月，聶榮臻赴核試驗基地現場指揮中國首次氫彈試驗。1968年3月，發生楊余傅事件，陳伯達、康生等借機“揪楊余傅的黑后臺”，將矛頭指向聶榮臻。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召開，朱德、陳云、葉劍英、徐向前、陳毅、聶榮臻等人被分為不同小組，進行批判。1969年1月3日，毛澤東表示為二月逆流案平反。然而在同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朱德、陳毅、徐向前、聶榮臻等元帥繼續被分組批判。
1969年2月，聶榮臻被下放到化工三廠勞動。同年10月，林彪發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各軍隊將領被迫疏散離京。其中朱德去廣州、葉劍英到長沙、劉伯承去武漢、陳毅在石家莊、聶榮臻去邯鄲，徐向前在開封。1970年2月，聶榮臻因濕疹返回北京治病。1970年8月，聶榮臻參加中共九屆二中全會。1971年，華北會議后，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和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被撤職；隨后，江青又大批聶榮臻是“華北山頭主義”的“黑后臺”。同年，林彪九一三事件爆發，不久陳毅去世，毛澤東在參加完追悼會后，為“二月逆流案”平反。1975年1月，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軍委常委會，被任命為軍委常委。9月15日，會見并宴請日本友人中岸九三。對中岸九三說：“30多年前你在晉察冀參加‘反戰同盟’，幫我們訓練戰士使用擲彈筒，至今歷歷在目。希望中日兩國世代友好下去，不再兵戎相見。”
1976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去世；9月下旬，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醞釀粉碎四人幫集團；聶榮臻通過楊成武轉告葉劍英，認為必須使用非常手段。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發動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7年8月，聶榮臻復任中央軍委副主席。1978年8月，聶榮臻在全國民兵工作會議上，強調要堅持人民戰爭的思想。1979年提出，武器裝備現代化要依靠自力更生、大力協同的思想，同時主張精簡整編，走精兵強國之路。1980年6月10日，接到總政治部轉來日本國“日中合作戰友會訪華團”贈送的日本古代武士盔，總政還轉達了訪華團的這樣一段話：“贈送古代武士盔，是日本傳統的崇高禮節。我們謹以此向聶榮臻將軍閣下40年前在戰火中救出日本小姑娘的人道主義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我們中不少人曾在華北地區與八路軍作過戰，對聶將軍很欽佩，一定要反省自己的侵華歷史。”。11日，接到美穗子的來信。12日上午，接受《解放軍報》、《解放軍畫報》、《北京晚報》、八一電影制片廠的有關人員聯合采訪時說：
7月14日，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會見美穗子及其全家。8月8日，聶榮臻致信中共中央，請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9月10日，在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全體會議批準）。1984年6月6日，當選黃埔軍校同學會名譽顧問。1985年8月23日，聶榮臻寫信給中共中央，請求退出中央委員會。信中說：“我衷心擁護黨中央關于領導干部年輕化的重大決策。……這是我們黨事業興旺發達，繼往開來，經久不衰的重要保證。我今年86歲，又體弱多病，已喪失工作能力。為此，懇請免去我的中央委員職務，以便年輕些的同志進中央領導機構。”。10月16日中國發明者協會成立，任名譽會長。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87歲的聶榮臻正式辭去中央軍委副主席，過著全退休生活。
1988年8月，聶榮臻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4月17日，寫信給胡耀邦夫人李昭，信中說：
4月22日，坐著輪椅出席胡耀邦追悼會。6月21日，聶榮臻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會上以書面形式，批評趙紫陽在六四事件期間的錯誤。1990年1月19日，與徐向前一起，發表對黃埔師生的春節談話，呼吁海內外黃埔師生為海峽兩岸盡早和平統一做出努力。3月，請辭全國老齡問題委員會名譽主任。
1992年4月12日，向聶力和身邊兩位老秘書囑咐“遺言”，秘書們以錄音形式記錄整理：
5月14日，聶榮臻因心力衰竭，搶救無效，于22時43分逝世，享年92歲。他是十大元帥中最後逝世的。
1938年3月，毛澤東曾評價聶榮臻：“中國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說，叫做《水滸傳》，里面寫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故事，五臺山就在晉察冀。五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1967年，毛澤東在研究出席“八一建軍節招待會”人員名單時，又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魏巍1985年在寫給聶榮臻的祝壽詩中也說：“一生厚道人稱贊，千秋風流一元戎”。1989年11月，聶榮臻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之一。
1992年5月15日，新華社發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訃告，評價聶榮臻為“杰出的、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贊譽聶榮臻“心底坦蕩、大公無私、生活儉樸、嚴于律己、寬于待人”。1992年5月28日，聶榮臻元帥的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按聶榮臻的遺囑，他的部分骨灰被撒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一棵檜柏樹下，樹旁豎立一塊漢白玉石碑，正面刻著聶榮臻80歲時的詩句“喜松柏之氣概，念四化之早成”。背面刻著“聶榮臻骨灰撒放處”。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的烈士陵園。
聶榮臻逝世后，應家屬請求，江澤民題詞“聶榮臻同志永遠和我們在一起”。1999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軍委舉行“紀念聶榮臻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江澤民發表講話，贊譽聶榮臻說：“他實事求是，不尚浮華，反對空談，踏踏實實為黨工作。他勤于學習，善于思考，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從不居功自傲，始終與人民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他嚴守黨的紀律，堅持原則，維護團結，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艱苦樸素，廉潔奉公，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2013年12月11日，央視一套黃金時間播出根據聶榮臻女兒聶力《山高水長：我的父親聶榮臻》改編而成的電視劇《聶榮臻》。
對聶榮臻的批評，主要集中于他對粟裕的態度。聶榮臻主持總參謀部工作期間，曾與時任副總參謀長的粟裕不睦；1958年，聶榮臻積極參加了對粟裕的批判。
百團之戰后，聶榮臻與日軍遺孤栫美穂子合影，隨后聶帥將栫美穂子歸還給日軍。
1940年8月20日，聶榮臻在當時屬於晉察冀邊區的河北石家莊井陘煤礦一帶的東王舍村救下日本孤兒加藤美穗子（當時4歲，結婚後跟隨丈夫姓氏“栫”）和加藤瑠美子（當時1歲）姐妹兩人。她們的父母在井陘礦站的工作，日軍投炸彈時被炸死。出於人道主義的考量，聶榮臻將姐妹兩人交還日軍。同時給日軍將領寫了一封親筆信。
加藤瑠美子被交還日軍後不治身亡，但加藤美穗子活了下來。40年後的1980年，美穗子率家人到中國拜訪聶榮臻，對當年的救命恩典表示感謝。1999年11月美穗子出生地都城市與聶榮臻的出生地江津區結為友好城市。
1915年，聶榮臻與元配夫人龍升賢結婚，屬包辦婚姻。聶榮臻赴法前，兩人共同生活了四年時間，但龍升賢并未懷孕。自參加中國共產黨后，聶榮臻為免家人受害，和家人斷絕了通信來往。1988年5月12日，龍升賢病逝。逝世后，聶榮臻除了派專人前來料理外，還以全家的名義，給龍升賢送了花圈和挽聯。
1928年，聶榮臻在香港從事地下工作時，與機要交通員張瑞華結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瑞華歷任歷任中共中央華北局組織部、中共中央組織部副處長、處長，是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95年2月23日在北京逝世。
聶榮臻與張瑞華有女聶力，原國防科工委技術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第六、七屆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將軍銜。女婿丁衡高上將，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國防科工委主任。
*2012年，我們的法蘭西歲月
*2013年，電視劇《聶榮臻》。
*  “科技元帥”聶榮臻的非常之路
*  紀錄片：“科技元帥”聶榮臻
*  1999年紀錄片：聶榮臻
陳毅，原名陳世俊，字仲弘。四川樂至人，祖籍湖南新寧。中國共產黨革命家、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詩人。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長。
陳毅早年在法國勤工儉學，于1923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文書和中共黨委書記。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他擔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紅三軍政委、紅二十二軍軍長兼政委、江西軍區總指揮，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抗日戰爭時期，他擔任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代理軍長，參加開辟華中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中原野戰軍副司令員、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毅歷任上海市市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等職，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牽扯進“二月逆流”案。1972年1月6日，陳毅在北京逝世。
1901年8月26日，陳毅出生于四川樂至復興場張安井村“一個小地主”家里。5歲讀私塾，9歲上小學。1916年考入成都甲種工業學校（現名成都工業學院）。1919年春，赴法國勤工儉學，在巴黎結識周恩來、蔡和森、李富春等，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冬，加入“工學世界社”。1921年6月，北洋政府專使朱啟鈐來到法國巴黎，他以中國的筑路權、采礦權、稅收作抵押借款3億法郎，用來購買軍火。 6月30日，旅法學生召開了第一次“拒款大會”，并且在中國駐法公使館進行抗議。7月25日，中法借款條約簽訂，共計借款5億法郎。8月13日，陳毅等旅法學生召開了“第二次拒款大會”，并且痛毆中國駐法公使館秘書王曾思。不久，學生進占里昂中法大學的運動失敗，陳毅于10月被武裝押送回國。1922年秋，經蔡和森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1923年春，陳毅到重慶，任《新蜀報》文藝副刊主筆。10月赴北京入中法大學學習，11月經顏昌頤、肖振聲介紹，轉入中國共產黨，并擔任中法大學中共支部書記。1924年，加入茅盾等組織的文學研究會，并當選中法大學學生會主席。1925年，任北京市學生聯合會中共黨團書記，并參加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工作。1926年3月大沽口事件發生后，參與組織北京反對八國通牒大會和示威游行，在三一八慘案中幸免于難。8月，受中共北方區委書記李大釗委派，回四川從事兵運工作，結識朱德。同年12月，與楊闇公、朱德、劉伯承等發動瀘順起義。1927年春到武漢，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部文書和中共委員會書記。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7日，陳毅在撫州趕上南下的起義軍，被任命為第11軍第25師第73團政治指導員。進入廣東后，奉命留守三河壩，歸朱德指揮。起義軍主力于潮汕地區失敗后，他協助朱德重新編組部隊，轉戰閩粵贛湘邊界地區，同時對部隊進行思想和組織紀律整頓，開展群眾工作，支持農民運動，建立統戰關系，并把一部分黨團員分配到連隊，加強基層政治工作。
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的陳毅
1928年1月，參與領導湘南起義，任工農革命軍第1師黨代表。3月兼任中共郴縣縣委書記、湘南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發動群眾建立蘇維埃政權和地方武裝。4月，在寧岡礱市和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任第12師師長，并當選為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參與領導創建井岡山根據地。5月，出任四軍軍委書記。7月受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率第28、第29兩個主力團前往湘南。后在國軍圍攻下遭受損失，撤回井岡山。1929年1月，隨紅4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任第1縱隊黨代表。6月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代理前委書記，主持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會上對毛澤東進行了批評，隨后當選前委書記。
1929年8月，赴上海參加中共中央軍事會議，向中央提交《關于朱德、毛澤東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等文件，對紅四軍的發展歷史、戰略戰術、組織編制、政治工作等作了詳實介紹，受到中央重視。隨后，被指定參加以周恩來為召集人的“三人委員會”，并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九月來信”，帶回紅四軍向前委傳達，同時請回毛澤東主持前委工作。12月，協助毛澤東召開古田會議。1930年2月，被任命為紅六軍（后改稱紅三軍）政治委員、軍委書記。6月，任紅二十二軍軍長。10月初，率紅二十二軍北上，配合攻打吉安。富田事變發生后，陳毅受命前往處理。
1931年4月起，陳毅在贛西南特區委支援反圍剿作戰，并率領地方武裝配合作戰。此時，贛西南地區和紅一方面軍大打AB團，陳毅對于一些查無實據的在押者批準釋放，以致被李韶九等懷疑為AB團首要分子，但得毛澤東保護。1932年1月，任江西省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從江西軍區陸續動員大批赤衛隊和民工支援作戰。8月，組織江西軍區所屬部隊配合第一方面軍進行樂安宜黃戰役。1933年2月，配合主力紅軍進行第四次反圍剿戰爭。9月第五次反圍剿戰爭開始，陳毅任西方軍總指揮，率所部轉戰贛江兩岸，配合主力紅軍作戰。1934年1月，出席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再次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
1934年8月28日，陳毅在江西興國老營盤指揮作戰時負重傷。10月，長征開始后，他因腿傷未愈被留在蘇區，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軍委分會委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1935年3月，與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根據遵義會議后中共中央的指示，領導紅軍和游擊隊突出重圍，轉入分散游擊作戰。此后，在同中央失去聯系、國軍進行頻繁清剿和嚴密經濟封鎖的情況下，率部周旋于油山地區，堅持了三年游擊戰爭。1936年冬，陳毅在梅嶺被國軍四十六師圍困，寫下《梅嶺三章》。
1939年2月，周恩來與部分新四軍領導人合影。左起：陳毅、粟裕、傅秋濤、周恩來、朱克靖、葉挺
1937年9月6日，陳毅出山，先后在贛州、南昌與國民政府地方當局進行合作抗日的談判。后赴湘贛、皖浙贛等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動員紅軍游擊隊下山整編。期間，險遭湘贛邊游擊隊負責人譚余保錯殺。新四軍成立后，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委員、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副書記、新四軍第1支隊司令員。1938年5月，率部挺進江南敵后，開辟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游擊根據地，先后進行新豐、新塘、句容、珥陵等戰斗。1939年起，執行向南鞏固、向東作戰、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在南京、上海之間先后取得東灣、延陵等戰斗的勝利。11月，組建新四軍江南指揮部，陳毅任指揮。
1940年7月，陳毅率江南主力挺進蘇北，成立蘇北指揮部并任指揮。陳毅制訂并貫徹了“滅敵、反韓、聯李”的策略方針。10月與粟裕等指揮黃橋戰役，殲滅韓德勤部主力1萬余人，隨后在鹽城與南下八路軍會師。11月，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成立，陳毅任副總指揮并代理總指揮。同月，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呈送《關于蘇北統戰工作的經過與主要經驗》的報告，得到肯定并轉發全軍。12月，短暫兼任八路軍第五縱隊司令員一職。
1941年，奧地利醫學博士羅生特（中）與劉少奇、陳毅合影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軍軍部，陳毅任代理軍長，同政治委員劉少奇等將華中9萬兵力整編為7個師和1個獨立旅。陳毅先后發表《論建軍工作》、《論軍事建設》，總結經驗教訓，領導部隊整訓，推動部隊以加強中共領導為中心環節的全面建設。1941年2月，國民革命軍李長江部投奔汪精衛，陳毅組織指揮討伐李長江戰役，攻占泰州，殲李長江部5000余人
。7月，領導鹽阜蘇中戰役，反擊日軍掃蕩，殲3800余人。10月，組織指揮程道口戰役。1942年春，劉少奇返延安后，陳毅代理軍委分會書記，全面貫徹中共中央的方針，領導新四軍堅持華中敵后抗戰，指揮各部挫敗日偽軍的掃蕩、清鄉，發展抗日根據地，新四軍也由重建時的9萬余人發展到13.5萬人。1943年10月，在軍委分會會議上，遭受新四軍代政委饒漱石的批判，此即“黃花塘事件”；11月，前往延安，參加中共七大。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當選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8月，任新四軍軍長、中共中央華中局副書記。當年，陳毅與小自己21歲的張茜結婚，戰爭期間，長子陳昊蘇、次子陳丹淮先后出生。
1947年，華東野戰軍領導人合影。左起：葉飛、丁秋生、韋國清、鄧子恢、陳毅、唐亮、粟裕、陳士榘、譚震林。
抗日戰爭結束后，陳毅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副書記、新四軍軍長兼山東軍區司令員、山東野戰軍司令員。1945年10月，指揮所部發起津浦戰役，殲國軍2.8萬人，遲滯國軍北進。1946年6月，指揮部隊先后攻占德州、泰安、棗莊、周村、張店、膠縣、高密、即墨等城鎮。7月起，率領山東野戰軍南下，取得朝陽集戰役的勝利；但之后在泗縣戰役中失利。1946年9月，國軍攻占淮陰、淮安，此后粟裕指揮的華中野戰軍和陳毅指揮的山東野戰軍集中行動。10月11日，毛澤東專門給華野發電報稱：“陳張鄧曾粟譚團結協和極為必要。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你們六人經常在一起，以免往復電商貽誤戎機），戰役指揮交粟負責”。在此以后，同粟裕、譚震林等一起組織指揮了宿北、魯南等戰役。
1948年夏，中原野戰軍部分領導人合影。前排右一鐘漢華，右二趙紫陽，右三李雪峰。中排右起：陳再道、杜義德、劉伯承、陳毅、王近山，后排右一范朝利、右二孔慶德。
1947年1月起，陳毅任山東野戰軍與華中野戰軍合并組建的華東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華東軍區司令員。陳毅主要負責大政方針定奪，具體作戰由粟裕負責指揮。次月，組織萊蕪戰役，殲滅李仙洲部。同年5月，指揮華東野戰軍在沂蒙山區進行運動作戰，引起張靈甫的國軍精銳整編第七十四師突進，華野決定圍殲該部，即孟良崮戰役，最終張靈甫陣亡。同年8月，陳毅與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八個縱隊進攻豫、皖、蘇等地，取得沙土集戰役的勝利，隨即挺進豫皖蘇地區。11月，赴陜北參加中央會議。11月赴陜北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途中應邀在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晉察冀、晉綏等地作報告，闡述了毛澤東軍事思想。1948年5月，陳毅調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書記、中原軍區和中原野戰軍第一副司令員，保留在華東的職位，組織鞏固中原解放區，保障中原野戰軍的后勤供應。11月，參與組織指揮淮海戰役，為總前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