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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革命得到了許多波蘭人的積極響應，許多波蘭城鎮和鄉村都懸掛上匈牙利國旗。蘇聯入侵發生后，普通很大的幫助。波蘭各地成立了公民組織向匈牙利人民提供幫助。至11月12日，波蘭有超過11000人登記獻血。的數據表明僅僅通過空運，就有44噸的藥物、血液等醫療物資送往匈牙利。而通過公路和鐵路運送的援助還要多很多。波蘭援助的物資金額在1956年達200萬美元。
匈牙利革命期間，不少匈牙利人向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邊境地區的居民求援。同時，革命也對周邊其他的東歐國家產生影響。羅馬尼亞有超過200萬的匈牙利族人口，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特蘭西瓦尼亞城市克盧日、特爾古穆列什、蒂米什瓦拉、巴亞馬雷、奧拉迪亞等城市，大量學生舉行示威活動聲援匈牙利革命，且示威活動還在進一步蔓延至羅馬尼亞其他地方。為防止匈牙利革命蔓延至國內，10月24日，羅馬尼亞工人黨政治局決定在與匈牙利接壤的邊境地區實施緊急安全措施和簽證檢查，封閉匈牙利邊境。此外，羅馬尼亞政府還對來自匈牙利的信件和出版物實施嚴格而全面的審查。作為進一步的防范措施，羅馬尼亞政府還命令秘密警察部隊加強對關鍵地點、車站、通信設施、大學校園和黨政辦公地的保衛工作，拓寬道路以便于取道羅馬尼亞的蘇軍通行，取消士兵和國家安全部隊人員的假期。接下來的幾天里，羅馬尼亞領導人還采取措施緩解本國經濟狀況，提高最低工資水平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開展大規模抓捕行動，數千人被捕。盡管如此，羅馬尼亞多地仍然發生了“大規模混亂”。10月25日，博雅依大學興起了學生運動，吸引了數百名大學生和多數教職員的參與和支持，其中包括許多共產黨黨員。尤其是當地的匈牙利族學生參與者眾多。巴亞馬雷和卡雷的年輕人甚至想要加入匈牙利軍隊，連駐扎在當地的羅馬尼亞軍隊和安全部隊都受到了示威者宣傳的影響。10月30日，羅馬尼亞工人黨政治局成立了由四位政治局委員埃米爾·波德納拉希、尼古拉·齊奧塞斯庫等人組成的“總司令部”。該司令部擁有特別權力，可下令開槍射擊并宣布實行緊急狀態。革命發生兩個月后，鐵托也曾向蘇聯駐南斯拉夫大使透露，“反動派尤其在克羅地亞有所抬頭，那里的反動分子公然煽動南斯拉夫安全機關的工作人員使用暴力。”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發和其他城市，“針對蘇聯的敵視和不信任”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否認了相關報道，但承認匈牙利事件對增援與匈牙利長達560公里邊境地區的軍隊產生了“不良的心理影響”和“敵視社會主義和反對社會主義的情緒”。捷克斯洛伐克軍隊高層人士發出警告，稱混亂局勢會“誘使（匈牙利）反革命軍隊進入我國，煽動斯洛伐克地區叛亂”，而斯洛伐克南部地區主要由定居；“如果蘇聯和匈牙利軍隊（從匈牙利北部）撤離，（捷克斯洛伐克）現有的軍事力量不足以組織反革命集團的入侵。”同時，匈牙利局勢對東德和蘇聯本國也產生了沖擊。匈牙利革命爆發后，東柏林的緊張形勢迅速升溫，東德高官奧托·格羅提渥稱“波匈事件表明敵人在尋找社會主義陣營的薄弱環節，并企圖以此將其擊垮”，他十分清楚東德就是這“薄弱環節”。根據最新解密檔案，早在1954年春夏之交，蘇聯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學生就發起過抗議活動，爭取政治討論和持不同意見的自由。1955年下半年，一些莫斯科國立大學的學生開始出版報紙，積極討論有爭議的政治話題。大學管理者曾試圖對此進行壓制，但學生們通過其他方法繼續出版報紙。隨著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展開，蘇聯多地都發生了混亂和示威活動，引發蘇聯領導人的擔憂。11月4日前后，包括莫斯科國立大學、列寧格勒國立大學、莫斯科航空學院、等在內的蘇聯多所大學和學校爆發了反戰的抗議示威活動，參與者中不乏共青團團員。首都以外的騷亂，其規模和頻繁程度對蘇聯領導人沖擊很大。于是，蘇聯政府命令克格勃安全部隊開展全面鎮壓。在雅羅斯拉夫爾等邊遠城市，特種防爆部隊強行驅散了學生組織的要求蘇聯撤軍的示威活動。在莫斯科，一些學生和教師發起集會，“譴責蘇聯武裝干預”。克格勃部隊于是被派往莫斯科國立大學將他們逮捕。此后，蘇聯政府通過校方將相關參與者開除并加強了共青團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學生的影響活動。
西方國家此時同樣不知所措，總部設在德國慕尼黑的自由歐洲電臺匈牙利語頻道吸納有很多憤怒的匈牙利移民，他們不斷對革命者進行鼓動。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0月24日曾建議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討論匈牙利問題，不過安理會未能采取行動來解決問題。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發生的另一件事情：當雙方停火后，引發了蘇伊士運河危機。這一事件雖然沒有轉移美國的注意力，但使得美國譴責蘇聯的行動的難度大大增加。正如時任美國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松所說：“我們無法一邊抗議蘇聯的所作所為，另一邊又允許英國人和法國人借機向納賽爾出手”。盡管杜勒斯此前還曾號召將共產主義“推回”，“解放”東歐，但是杜勒斯于10月27日和28日兩次表示表示：“我們不把這些國家（波蘭和匈牙利）視為潛在的軍事盟友”。此時此刻，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匈牙利只駐有一位工作人員，而與他的聯系也隨著蘇聯軍隊的入侵而中斷。10月31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電視講話中再次強調了杜勒斯的說法。
當時，美國試圖通過中央情報局秘密特工和自由歐洲電臺以秘密行動的方式來影響局勢，不過相關行動很快失敗。中情局人員既無法找到隱藏在歐洲各地的武器庫，也不能確定應該為誰提供武器。中情局的信息主要來自當地報刊和美國國務院駐布達佩斯的雇員蓋佐·考托瑙（Geza Katona）。10月28日，納吉新政府上臺的同一天，自由歐洲電臺進一步加強廣播力度，鼓勵人們開展武裝斗爭，并傳授了反坦克作戰的方法。最后，在中情局計劃處處長的命令下，電臺以“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結束廣播。當納吉上臺時，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向白宮建議讓明曾蒂神父做領導人更好（因為納吉有共產黨的背景），并讓中情局的廣播播放了反對納吉的宣傳內容，稱他是引來蘇軍的叛徒。廣播繼續報道了起義活動，而中情局錯誤地認為匈牙利軍隊已經全部倒戈，反抗者正在獲得武器。（威廉·科爾比記敘稱當起義被鎮壓后，威斯納“精神崩潰”。）革命遭鎮壓后，有人曾批評自由歐洲電臺對匈牙利民眾造成誤導，讓他們誤以為如果繼續堅持抵抗，美國和北約就會插手。此外，艾倫·杜勒斯還向艾森豪威爾撒謊稱自由歐洲電臺沒有向匈牙利民眾承諾援助，艾森豪威爾則相信了杜勒斯，廣播稿在當時作為機密保留下來。
1956年11月5日荷蘭埃因霍溫支持匈牙利的游行
當11月4日蘇聯入侵匈牙利，納吉發出呼吁時，安理會提出的批評蘇聯的決議遭蘇聯否決。結果，安理會通過了將此事提交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大會以50票贊成8票反對15票棄權的表決結果要求蘇聯結束對匈牙利的干預，但是新成立的卡達爾政府拒絕接納聯合國觀察員。此外，美國總統德懷特·艾森豪威爾基于對匈牙利抵抗運動的詳細研究，十分清楚美國很難進行軍事干預，并且此前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內部的政策討論只關注了以經濟政策和政治言論在蘇聯的衛星國引發不滿，并未對其他方式展開討論。在1998年的一次采訪中，匈牙利駐美國大使批評了1956年西方世界的不作為，他提及了當時聯合國的影響力并以1950年至1953年的韓戰舉例。不過，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近期解密了美國國防部所做的研究，表明美國沒有干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當時美國認為存在觸發與蘇聯爆發核大戰的風險。這些考量迫使艾森豪威爾政府面對局勢時采取了更為謹慎的態度。
11月1日有關匈牙利局勢的新聞紀錄片
10月30日下午晚些時候，包爾紹德州工人委員會通過電臺廣播稱有些蘇聯部隊已通過邊境城市扎霍尼撤回國內。第二天，該電臺又廣播稱“...出于我們和全國人民均不理解的原因，有大量蘇軍，其他包括防空部隊和裝甲部隊，已經改變了行軍方向！它們又從扎霍尼和尼賴吉哈佐方向涌進我國領土！...”此后，納吉不斷接到報告，大量蘇軍乘著卡車和坦克，滿載槍支彈藥返回匈牙利。起初，納吉并未重視這些消息，認為這是蘇聯撤軍行動的一部分。但是，后來相關情報越來越多，說蘇軍已渡過蒂薩河并正在占領一些重要城市。蘇軍折回匈牙利的消息在全國散布開來，各種革命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代表紛紛向政府強烈要求匈牙利立即退出《華沙條約》并仿照奧地利宣布中立。他們認為退出華約是防止災難最有效的辦法，這樣做可以從根本上使蘇聯人失去動武的資格。退出華約的呼聲越來越高，甚至連外交部革命委員會都派人送來宣言，代表外交部包括兩位副部長在內所有高級官員，要求退出華約和宣布中立。
為此，納吉多次召見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起初安德羅波夫拒絕直接回答。11月1日11:40，安德羅波夫來到議會大廈，向納吉表示蘇聯政府仍會尊重10月30日宣言，將會把蘇軍撤出匈牙利，要求匈牙利派軍事代表團討論撤離的軍事和技術細節問題。納吉質問安德羅波夫，要求他解釋7.5萬人左右的蘇聯軍隊和2500輛坦克為什么會開進匈牙利，為什么這些軍隊宣稱受到匈牙利政府的邀請前來鎮壓法西斯和反革命，安德羅波夫則表示這一切“完全正常”。納吉認為安德羅波夫在當面說謊。
華沙條約組織標志
當天下午，蘇軍開始包圍民用機場和多瑙河以西地區的消息不斷傳來，納吉召開社會主義工人黨執行委員會會議，通報了相關情況，稱蘇聯已撕毀《華沙條約》，匈牙利應退出該軍事同盟。在卡達爾和明尼赫等人的同意下，納吉內閣隨后正式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華沙條約》。傍晚內閣舉行會議，集體召見蘇聯大使通知相關決定。面對安德羅波夫不斷重復蘇軍是在正常換防，要匈牙利政府放心的說法，卡達爾一反溫和克制的常態，站著走到安德羅波夫面前憤怒大吼，稱如果蘇軍坦克進入布達佩斯，他“將走上街頭，赤手空拳和你們搏斗！”令在場人士十分吃驚和擔心。
納吉政府隨后向各國駐布達佩斯外交使節和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通報情況并向四大國求援，要求聯合國大會緊急討論匈牙利局勢，以維護匈牙利的中立國地位，并于晚19:50將此決定以廣播的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公布。納吉政府的決定被普遍認為符合當時大多數匈牙利居民的愿望。由于結盟，匈牙利在20世紀兩次卷入世界大戰且均以失敗告終，國家飽受戰亂之苦，多數人渴望國家中立，不歸屬東方和西方。通過此決定，納吉與民眾間的隔閡和疑慮驟然減少。一小時后，卡達爾也通過廣播電臺發表演說，贊揚人民“光榮起義”，宣布解散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建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公布新黨綱領，表示新黨將“永遠同過去的罪行決裂。它將保衛我國的榮譽和獨立不受任何人侵犯...我們號召一切忠誠的愛國者：團結起來，爭取實現匈牙利獨立和取得匈牙利自由。”在電臺宣讀完中立宣言后，政府同工會及各地工人委員會代表討論停止罷工而進展艱難的談判重新恢復，雙方開始建立起互信。原本態度激進的代表投票一致決定支持納吉政府，決定結束自10月23日開始的總罷工，從11月5日起全面復工。布達佩斯18家大企業代表立即呼吁，要求勞動者“無條件信任我們的政府”并立即回到工作崗位。此后，全國輿論趨于一致，傾向于建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統一國會，曾不受控制的外多瑙河地區國民議會也宣布“信任納吉總理”。北部和東部的國民議會則呼吁在蘇軍撤離前黨派間停止斗爭，甚至連作家協會、宗教界信義宗主教、歸正宗主教都出面號召教徒參與重建國家的工作。不過，明曾蒂則暫未表態
當晚10點，納吉為了像波蘭一樣爭取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而做出最后的努力，在議會大廈與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會談，卡達爾與國務部長蒂爾迪一同出席。納吉表示匈牙利退出華約宣布中立是因為蘇聯違約在先，他請求郝德青向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轉告，新政權堅持社會主義，政府成員多數也是共產黨員。蘇聯派遣軍隊插手匈牙利事務是一個無法挽回的錯誤，希望中國可以勸阻蘇聯。郝德青表示將會轉告匈牙利政府的請求。不過，在此之前郝德青已將此事件定為“反革命暴亂”并建議中共領導人向蘇聯施壓，對匈牙利進行軍事干預。中共報刊很快發表文章譴責這一事件，令納吉極為失望。在會見羅馬尼亞大使時，納吉表示對中國將他的政府稱作“賣國政府”尤其感到傷心。在與中國大使會談期間，卡達爾提前離場，和納吉等人不辭而別，一同突然消失的還有內務部長明尼赫。卡達爾具體是出于何種原因而突然消失至今仍眾說紛紜。據1989年卡達爾逝世后留下的遺言等資料，當晚，二人乘坐明尼赫的汽車前往蘇聯大使館，在蘇聯人陪同下換乘汽車從特科爾蘇軍軍用機場乘機經烏克蘭烏日霍羅德，在勃列日涅夫的陪同下飛往莫斯科。
11月3日晚，革命領導人之一、匈牙利國防部長馬萊特·巴爾在與蘇軍舉行撤軍談判中被蘇聯克格勃主席謝羅夫逮捕，后遭處決。
月初，國防部長馬萊特·巴爾開始全力準備應對蘇聯可能發動的進攻。但是由于沒有任何勝算且擔心發生大規模流血事件，面對各地匈牙利軍隊開火還擊的請求，納吉反復下令嚴格禁止他們采取行動，并派人制止電臺和報紙傳播反蘇文章，以防給蘇軍開火的借口。面對從四面八方而來的蘇聯軍隊，納吉只是反復向蘇聯大使提出抗議。此外，納吉十分清楚從40年代末期開始，蘇聯已經成體系地滲透進匈牙利軍隊的各個部分，因此匈牙利政府屆時可能無法指揮軍隊進行戰斗。因此，當后來戰斗發生的時候，大部分匈牙利軍隊都留在了軍營內被蘇軍繳械。2日下午，蘇聯大使以口頭照會的方式通知匈牙利政府第二天蘇聯將派馬利寧將軍率代表團在議會大廈就撤軍問題舉行談判。
3日，蘇聯軍事部署完畢后，匈牙利政府不再收到蘇軍在匈牙利調動的消息，給其造成了局勢好轉的印象。全國各地，許多人開始復工，商店和餐館恢復營業，街道恢復了電車和公共汽車，公共治安也穩步好轉。納吉還因奧地利政府阻止攜帶武器的匈牙利流亡者回國而特意召見奧地利公使表示感謝。國防部長馬萊特·巴爾在基利安兵營召開會議時認為蘇軍部署的軍事力量遠超過鎮壓所需，因此調動軍隊是針對西方國家的，目的是炫耀武力。因此，匈牙利不應打破停火的現狀，否則后果不堪設想。而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小亨利·卡伯特·洛奇通過廣播表示“聯合國不能對匈牙利事件袖手旁觀”，更增加了匈牙利人的信心。中午11點，馬利寧率蘇軍代表團與匈牙利代表團會談，談判氛圍緊張但進展順利。蘇軍同意1957年1月15日前全部撤離匈牙利，但更熱衷于討論撤離條件。他們要求匈牙利政府必須修復損壞的蘇軍紀念碑，并保證這些紀念碑受到保護和尊重。他們還要求匈牙利提供運輸和物資上的支持并在最后一批蘇軍撤出前舉行歡送儀式，但匈方經過計算發現蘇軍要求遠超過實際所需，引起了他們的警覺。最終，匈方同意了蘇方的意見。雙方暫時休會，到晚10點繼續舉行。
會談順利展開使納吉和馬萊特十分高興，認為蘇聯撤軍大有希望。晚間，馬萊特率領代表團前往布達佩斯附近切佩爾島特科爾蘇軍基地討論蘇聯撤軍問題。在馬利寧與代表團打完招呼短暫進行會談后，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將軍便率8名便衣男子持沖鋒槍闖入會議室，強行將匈方代表團成員繳械并逮捕。馬萊特代表團隨即與納吉失去聯系。時隔不久，蘇軍全面開始了對布達佩斯的軍事行動。
10月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已決定將打破事實上的停火，粉碎匈牙利革命。蘇聯方面的計劃是宣布在卡達爾的領導下成立“臨時革命政府”，而該政府會請求蘇聯協助恢復秩序。卡達爾在納吉政府任職期間一直和蘇聯大使館保持著聯系。當到達莫斯科后，卡達爾和明尼赫與一同參與了當時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會議記錄表明，卡達爾并不傾向于蘇聯展開大規模軍事干預。11月2日，卡達爾警告說“使用軍事力量是具有毀滅性的，這會導致大量的流血事件。發生這一結果會侵蝕社會主義國家的權威，并使（匈牙利）共產黨人的士氣土崩瓦解。”此后，雖然卡達爾的語氣有所改變，但仍暗示蘇聯出兵只會使事態更糟。與1956年12月以后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形成鮮明對比，卡達爾此時仍提醒蘇聯領導人需要意識到這次事件是真實民意的反映，勞動人民黨的形象已在廣大群眾眼中大為受損。在2日和3日的會議上，卡達爾嚴厲批評了蘇聯過去所犯的“錯誤”，對拉科西的評價比納吉還要低。他對事件的評論得到了明尼赫的呼應，明尼赫稱“‘反蘇情緒’的根本來源”是匈牙利人民“確信（共產黨）政權完全是通過蘇聯人的支持才得以繼續存在”。不過明尼赫和鮑陶的主張與卡達爾截然相反，明尼赫強調了蘇軍撤軍的危險，認為不能過度指望政治斗爭，鮑陶則直接主張蘇軍進行武裝干涉并在匈牙利實行軍事專政。為了避免沖突并在蘇聯再次干預時統一宣傳口徑，蘇聯決定派遣代表團前往其他東歐國家和中國與各國共產黨政府進行溝通。同時，為了掩蓋再次出兵的意圖，蘇聯派外交官前往匈牙利和納吉政府接觸，佯裝商討蘇聯撤軍的問題。
11月1日至3日，赫魯曉夫離開莫斯科與華約盟國會面，告知他們干涉的決定。第一面是在蘇波邊境城市布列斯特會見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哥穆爾卡、總理約瑟夫·西倫凱維茲和政治局委員愛德華·奧哈布，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陪同。由于當時波蘭局勢也非常動蕩，此次會談尤其敏感。蘇聯與會者希望波蘭不要反對蘇聯對匈牙利進行軍事干預，但沒有取得成功。雖然波蘭領導人同意鎮壓匈牙利的“反革命”，但他們強烈反對蘇聯使用武力。赫魯曉夫甚至無法確定波蘭方面之后不會公開批判蘇聯。會后，波蘭統工黨政治局召開了緊急會議，“對蘇聯武裝干預匈牙利表示反對”并發布聲明稱此次危機應該由“匈牙利人民而不是外國勢力”解決。聲明于次日在《》上刊登。不過，為了避免和蘇聯發生沖突，哥穆爾卡最終決定不公開表示反對。
隨后，赫魯曉夫前往布加勒斯特與羅馬尼亞領導人格奧爾基·喬治烏-德治、捷克斯洛伐克領導人安東寧·諾沃提尼和保加利亞領導人托多爾·日夫科夫會面，三國領導人對蘇聯的軍事干預表示強烈支持，并愿意派遣本國軍隊參與。但是在科涅夫的建議下，赫魯曉夫最終決定軍事行動由蘇軍單獨負責。11月2日，赫魯曉夫與馬林科夫一同飛往非華沙條約成員國但同屬共產黨政權的南斯拉夫與南共領導人鐵托、卡德爾、蘭科維奇與南駐蘇大使米丘諾維奇在鐵托的度假島布里俄尼秘密會面。鐵托收回了此前對納吉的支持，表示同意蘇聯的行動。他還說服了赫魯曉夫選擇卡達爾擔任匈牙利的新領導人。此外，鐵托還要求蘇聯批判拉科西，采取改革措施以獲得民眾的支持。作為交換，鐵托承諾將會利用和洛松齊·蓋佐的聯系說服納吉在蘇軍到來前立即下臺，以避免給外界造成蘇聯的軍事行動是針對某一領導人的印象。不過此后，鐵托并未兌現這一承諾并因此引發蘇聯方面的不快。
11月布達佩斯街頭一輛燃燒著的蘇軍裝甲車
蘇軍第二次干預行動代號“旋風行動”，由伊萬·科涅夫元帥在索爾諾克指揮發起。10月23日前，蘇軍駐匈牙利的5個師被擴編為17個師并得到了來自駐羅馬尼亞蘇軍和喀爾巴阡軍區數萬人的支援，這些部隊開始時在匈牙利東部和南部邊界集結。巴巴賈尼揚中將指揮的以及來自附近由中將指揮的第38軍被派遣至匈牙利執行此次行動。彼得·拉先科負責指揮布達佩斯地區的行動，米哈伊爾·卡扎科夫和米哈伊爾·馬利寧指揮其他地區的行動。卡扎科夫首先接到的命令是前往匈牙利和奧地利的邊境，以防止任何西方干預的可能并阻斷匈牙利從西方獲得援助的渠道。3日晚21:30，蘇聯軍隊完全包圍布達佩斯。天亮前，基拉伊·貝拉向納吉報告基什孔豪洛什的匈牙利駐軍遭到了蘇軍的攻擊，并以國民衛隊司令的名義請求允許開火遭納吉拒絕。在納吉的命令下，基拉伊立即下達部長會議主席的指示：“匈牙利軍隊不得以武力回應蘇軍的進攻。”隨后，米什科爾茨也傳來緊急報告稱被大量蘇軍裝甲車包圍。4:30，前一天剛被解職的原國防部長將軍報告蘇軍坦克從各個方向向布達佩斯撲來，納吉才最后放棄全部希望。
布達佩斯的口號“俄國人滾蛋！” (Ruszkik haza!)
凌晨3:00，蘇聯坦克沿著多瑙河佩斯一側分兩隊直插布達佩斯，一隊從南順索洛克薩里路（Soroksári út）北進，另一隊由北順南進。因此，在槍聲打響前，蘇聯人實際上已將布達佩斯一分為二并控制了所有橋頭堡，并以背后寬廣的多瑙河掩護后方。裝甲部隊穿越了布達并于4:25首先向的匈牙利軍營開火。隨后不久，蘇聯炮兵和坦克的炮火聲在布達佩斯各區都能聽到。旋風行動結合空襲、炮擊以及17個師的步兵裝甲兵協同作戰。，部署了T-34-85中型坦克，新型的T-54、IS-3重型坦克、ISU-152式重型突擊炮和敞篷。與首次出兵相比，蘇軍再次出兵時手段更為殘酷，即使是在平民區，只要有任何房屋的窗口射出一槍，蘇軍坦克就會把整幢房屋轟為平地，哪條街道遇到抵抗，整條街的居民都會受連累。蘇軍坦克通常沿著道路緩慢前進，同時不加區分向建筑物開火。在街上被槍彈擊斃或被炮彈炸死的平民數以千計。由于蘇軍封鎖了道路，傷員無法送入醫院。和于勒伊大街等主要街道被炸為廢墟。盡管如此，布達佩斯的幾個火車站附近、塞納廣場、莫里茲·日格蒙德廣場、古布達的、蓋勒特山和等處，蘇軍仍遭到頑強抵抗，幾天內有近百輛坦克被炸毀。戰斗最為激烈的地方是基利安兵營和科爾文夾道。在此，蘇聯坦克排列在附近以猛烈的炮火轟擊兵營圍墻，數百位抵抗者誓死不降，經過3天戰斗后除少數重傷員外全部陣亡。
5:20，納吉以廣播的形式向全國和全世界宣布蘇聯正在進攻布達佩斯，表示政府在堅守崗位。隨后，廣播臺以英語廣播了納吉講話，并每隔兩分鐘以英語、法語、德語、匈牙利語和各種斯拉夫語重復講話，并試圖呼叫失蹤的軍事代表團。7:57，匈牙利作家與妻子代表匈牙利作家協會通過廣播向全世界求援。同時，在少將的指揮下，蘇軍包圍議會大廈，議會衛隊被繳械。8:07（一說8:35），蘇軍進入議會大廈，中心電纜被切斷，在此的自由最終停止了廣播。蘇軍釋放了關在議會大廈的拉科西-赫格居什政府部長，包括后來政府成員道比·伊什特萬和。內閣緊急會議于議會召開，但只有三位部長出席。隨著蘇聯軍隊的到達大樓被占領，協商疏散隨即展開。國務部長畢波·伊斯特萬決定作為國民政府最后的代表留守崗位。他寫下了《》，作為提醒國家和世界的宣言，他呼吁人們抵制蘇聯的入侵，號召人民不要支持占領軍或他們扶植的“傀儡政府”，呼吁世界各國和聯合國拯救匈牙利。
第八區街道的蘇軍ISU-152式重型突擊炮，后面是一輛被拋棄的T-34/85
截止4日早8:00左右電臺被奪取后，有組織的守城行動已經停止，但仍有不少守城者退入堡壘工事中繼續抵抗。4日至9日，部分，包括預備役部隊做出了零星但混亂的抵抗。在此之中，朱可夫宣稱將12個師、2個裝甲師和整個匈牙利空軍繳械。匈牙利人民軍繼續在布達佩斯各區、的佩奇市周邊、多瑙新城（當時稱斯大林城）的工業中心展開頑強抵抗。布達佩斯市區的戰斗有1萬到1萬5千人的抵抗軍戰士參與。市中心工人和其他底層群眾聚居的第八區（約瑟夫城）和第九區（費倫茨城）等地，蘇軍遭到了格外猛烈的抵抗，雙方傷亡慘重。在克巴尼奧、新佩斯及多瑙河岸有“工人階級堡壘”之稱的切佩爾等工人群眾聚居的邊緣地區，戰斗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遜色，且持續時間更為長久。切佩爾的抵抗者在人民軍炮火的支援下甚至擊落了四架蘇軍噴氣式戰斗機。為了鎮壓切佩爾的抵抗，蘇軍不得不在市區抵抗結束后調集最精銳的兵力和武器展開進攻。
最后，多瑙新城和切佩爾的抵抗一直堅持到了11月11日。而佩奇有200位戰士一直抵抗至11月14日。盡管匈牙利人民軍發生了個別軍官公開倒向蘇聯的事件，但是絕大多數普通士兵仍堅持忠于革命。他們最后不是選擇與侵略者作戰，就是選擇逃離軍隊。聯合國的報告也宣稱沒有記錄顯示有匈牙利軍隊倒向蘇軍的情況。事后發現，參與此次鎮壓行動的相當一部分蘇軍士兵是從蘇聯亞洲地區調集而來，他們從來沒有到過歐洲，不少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和什么人作戰。有人甚至向匈牙利人詢問市中心流過的河流是否是蘇伊士運河。也有人稱他們是被派往柏林與德國法西斯作戰的。此外，大批1949年后移居匈牙利的希臘共產黨人和約兩百位朝鮮留學生也積極投入戰斗。多數朝鮮留學生曾參加過朝鮮戰爭，他們利用自己的作戰經驗，幫助訓練了不少無作戰經驗的匈牙利年輕人使用機槍和迫擊炮并與之并肩作戰。一些布達佩斯醫科大學的朝鮮留學生加入了搶救匈牙利和蘇軍傷員的行動。革命后，大部分朝鮮留學生被蘇軍送回朝鮮，少數逃往南斯拉夫和西方國家。
4日凌晨，明尼赫·費倫茨通過索爾諾克廣播電臺（Szolnok）宣布成立“”。6:00，卡達爾在索爾諾克宣布成立“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在宣言中他稱“我們必須制止反革命分子的過激行為。行動的時刻已到，我們會保衛工農的利益和人民民主的成就。”當天晚些時候，卡達爾號召“社會主義事業忠誠的戰士們”停止躲藏，拿起武器。不過，這并沒有得到匈牙利人的支持。聯合國報告認為所發生的戰斗，其性質并不是內部分裂所導致的內戰，而“是一支裝備精良的外國軍隊以強力對一場民族運動的鎮壓和對其政府的消滅行為”。
布達佩斯第8區戰斗結束后的瓦礫
戰斗結束時，匈牙利人有超過2500人死亡，20000人受傷。死傷主要發生在布達佩斯，有1569人死亡。死者約56%是工人，且傷亡一半都是30歲以下。蘇聯方面有699人死亡，1450人受傷，51人失蹤。據估計，其80%發生在布達佩斯第8、第9區的戰斗之中。
在短暫的十二天之中，匈牙利民眾經歷了狂喜和混亂，幾乎每一個共產黨政權的標志都遭到攻擊，雕像被推倒，紅星從建筑上移除。受到脅迫而不得不改名的斯大林城市民自發決定把市名改回原來的名字。的許多戰士并沒有與革命者戰斗，而是大批倒戈投入革命者陣營，他們還向其他匈牙利人分發武器。布達佩斯市警察局局長也倒戈加入了革命者行列。在匈牙利全國，有暴民將秘密警察私刑處死并攻占檔案館。大批民眾還沖進拉科西的別墅，看到別墅中奢侈的家具和地毯，這些民眾憤怒不已。
10月30日處決布達佩斯黨委大樓守衛。類似照片后來被用于共產黨宣傳，為鎮壓行動辯解。
匈牙利革命發生前后，蘇聯對事件的報道在敘述上一直保持連貫。在蘇聯第二次干預發生后，蘇方立場得到了世界各國共產黨的支持。此時，蘇聯的報道仍堅持了此前的觀點。在暴力事件發生36小時后，《真理報》報道了事件經過，為后來蘇聯對事件的報道以及國內歷史學定下了基調：
#10月23日，有一些真誠支持社會主義的匈牙利人舉行示威活動，對拉科西和格羅政府所犯的錯誤表示不滿。
#法西斯主義者、希特勒分子、反動派和反革命暴徒，在西方帝國主義的資助下利用動亂發動了一場反革命行動。
#一些在納吉領導下的真誠的匈牙利人請求駐扎在匈牙利的蘇聯（華沙條約）軍隊協助恢復秩序。
#納吉政府癱瘓致使被反革命勢力滲透，從而遭到削弱以致解體。這可以從納吉最后宣布退出華約這一行為中看出。
#卡達爾領導下的匈牙利愛國者與納吉政府決裂，匈牙利真誠的革命工人和農民于是組建政府；這個真正受到民眾支持的政府請求蘇軍司令部制止此次反革命事件。
#在蘇聯的幫助下，匈牙利的愛國者粉碎了此次反革命事件。
蘇聯第一則報道比西方提早了24小時，而當時這些報道并未提到納吉向聯合國發出了呼吁。后來也沒有提及納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外被捕這一事件。此外，蘇聯對事件的描述也未解釋納吉是如何從愛國者變轉變為叛徒。一方面，蘇聯媒體報道稱當時匈牙利局勢平靜，而西方媒體則報道當地爆發了革命危機。據蘇方報道，匈牙利人從來沒有任何革命的想法。1957年1月，蘇聯、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代表在布達佩斯會面，審視評估蘇聯所扶植的政府建立以來匈牙利國內形勢的發展。此次會議發布聲明“一致作出結論”，匈牙利的工人們在卡達爾政府的領導和蘇聯軍隊的支持下，挫敗了“消滅匈牙利人民在社會主義道路上所取得成就”的企圖。
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其他華約成員國政府竭力主張卡達爾應繼續審判前納吉政府的部長官員，對“反革命分子”采取懲罰措施。事后，卡達爾政府還出版了一系列“白皮書”（《匈牙利十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勢力》），記述了一些針對共產黨和秘密警察的真實暴力事件和納吉支持者的供述。這些白皮書后來以多種語言的形式在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廣泛傳播。雖然白皮書是以事實為基礎的，但是它為呈現事實證據所采用的渲染及敘事方式并未得到蘇聯以外其他國家歷史學家的廣泛接納。
1956年11月14日到達烏得勒支的匈牙利難民
革命被鎮壓后，蘇聯對匈牙利全境實施了軍事管制，蘇共中央主席團派馬林科夫和蘇斯洛夫作為代表現場坐鎮監督，政權主要由蘇軍領導人、謝羅夫等克格勃人員構成，卡達爾的辦公室也處于蘇聯人的嚴密監視之下。蘇聯將匈牙利劃分成許多軍區，從國內派來一批政工干部擔任各軍區副司令，他們配合克格勃在匈牙利展開肅清起義者和“恢復秩序”的任務。12月中旬前，大部分抓捕活動由蘇聯人展開，甚至審訊記錄都是用俄文書寫。按照科涅夫的命令，各軍區開展的任務包括：“肅清反革命分子”、“搜查和搜繳武器”、“保障蘇聯公民和當地居民的安全”、“不準任何居民結社、示威和召開群眾大會”、“關閉可用作集會的場所，如影劇院和俱樂部等”、“保護國有財產和國有企業、廣播電臺、電話局、電報局及印刷廠”、“未經許可禁止印刷傳單”、“修復-{}-蘇軍紀念碑及墓地”、“了解各階層居民思想動態并展開宣傳工作”、“恢復當地行政機關和黨組織權力”。期間，數千名匈牙利人被逮捕，26000人被審判，22000人被判處徒刑送進監獄，13000人被軟禁，229人被處決。而原匈牙利外交部長耶森斯基·蓋佐估計有350人被處決。大約20萬難民逃亡國外成為難民。為了應對嚴重的匈牙利難民問題，紅十字會和奧地利聯邦軍在特賴斯基興和格拉茨建立了難民營。
匈牙利難民分布
85 000
22 000
斯堪的納維亞
25 000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11月8日，布達佩斯大部分地區被蘇聯控制，擔任“工農革命政府”部長會議主席和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的卡達爾一方面配合蘇軍行動，另一方面，面對匈牙利各個階層對新政權的刻骨仇視，也開始爭取以和平的方式逐步實現社會和解。他并未試圖在匈牙利恢復原有的斯大林體制。由于工人委員會掌握了匈牙利全國許多地方的政權，其組織的零星抵抗和大規模的罷工活動一直持續到了1957年中旬，對匈牙利經濟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為了應對此局面，卡達爾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協，承諾于1957年1月1日起提高工資8%至15%，取消無子女稅，恢復國徽上的科蘇特標記并停止俄語作為學校的必修課。新政府還表示擁護革命期間提出、備受歡迎的匈牙利民族自決原則，但事實上，蘇聯軍隊卻一直未曾撤軍。此外，加入重組后共產黨的人數十分有限，到1956年12月，黨員人數從80萬人下降到了10萬人。盡管如此，卡達爾還是穩步加強了他對匈牙利的掌控并壓制住了異議人士。從當年起，蘇聯還對匈牙利軍隊展開了大規模“清洗”，重新引入了對所剩部隊的政治教育制度。1957年5月，蘇聯在匈牙利進一步增兵。而匈牙利則通過簽訂條約的形式接受了蘇聯永久駐軍的現實。
自60年代起，卡達爾開始在匈牙利國內推動對共產主義制度的改革，他提出口號，主張“誰不反對我們，就同我們在一起”，宣布大赦，到1963年底，匈牙利革命期間被捕的政治犯大部分已得到釋放。卡達爾還逐漸控制住秘密警察，防止其作出過火行為，推動相對寬松的文化和經濟政策，并于1966年引入了稱為“”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將匈牙利嚴格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給予基層企業管理者更多決定權，以營利作為企業的主要目的并解除了對外貿易的限制。這些政策的運用使匈牙利與其他東歐集團國家相比人民生活水平相對更高，因此使匈牙利獲得了“最快樂的兵營”這一稱號。
蘇聯軍隊攻占布達佩斯時，納吉·伊姆雷、盧卡奇·格奧爾格、洛松齊·蓋佐和拉依克·拉斯洛的遺孀茱莉亞在南斯拉夫政府的邀請下躲進了。在得到蘇聯人和卡達爾政府保證他們可以安全離開匈牙利后，納吉和其他人于11月22日離開大使館，隨即被捕并押往羅馬尼亞斯納戈夫軟禁，由蘇聯克格勃“反革命事務”顧問鮑里斯·舒米林主持審問。軟禁期間，各方曾多次要求納吉認錯并表示支持卡達爾政府，以換取寬大處理，遭納吉拒絕。卡洛伊·久洛在勸說納吉失敗后向卡達爾政府提議對納吉進行審判。次年4月14日，納吉被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安全機關正式逮捕，與其他人一同運回布達佩斯。洛松齊在監獄中等待審判期間發起絕食抗議，由于獄卒“無意中將喂食管插入氣管”而死。1958年6月15日，經過秘密審判，納吉、馬萊特、吉姆斯等人被以“組織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叛國罪”和“組織軍事暴動罪”等罪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遺體被秘密下葬于布達佩斯郊外的。此外，明曾蒂主教于11月在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避難，因匈牙利政府沒有取消在1949年對他的叛國罪判決，在此后15年里一直住在美國大使館。由于身體健康惡化和梵蒂岡的請求，他于1971年9月離開大使館前往奧地利。
曾擔任匈牙利國務部長、政治理論家畢波·伊斯特萬在逃亡被捕入獄前撰寫了一部政治回憶錄。入獄期間，他的回憶錄手稿被帶到西方。其中，他寫道匈牙利的局面“使西方世界出盡了丑”，10月前西方國家一直鼓動東歐國家人民起義，但是當匈牙利人真的這樣做時，西方又拋棄了他們。他認為西方的做法不僅削弱了其政策的效率，而且讓人懷疑他們的誠實性。他指出“匈牙利的局勢若能自由發展，很快就可以表明其前景不僅不危險，而且對社會主義事業能提供極大的教訓...這是本世紀一次最有益的社會主義試驗的開端，但是卻被蘇聯坦克粉碎。”
匈牙利革命的領導人之一、《新左翼評論》編輯委員會成員在逝世前不久，接受的采訪。他以自己在1952年蘇共十九大期間對斯大林短篇講話的回憶，總結了匈牙利這次革命的意義：“斯大林在大會期間始終默不作聲。最后，他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講話，大概一頁半的長度。他說有兩面旗幟進步資產階級丟下了，而這兩面旗幟工人階級應該將其拾起。它們分別是民主和民族獨立。確信無疑的是，1956年的時候，匈牙利的工人們確實高舉了這些旗幟！”
蒂米什瓦拉示威活動最終引發羅馬尼亞革命，羅馬尼亞共產黨政權倒臺。
隨著匈牙利革命的爆發，羅馬尼亞的“匈牙利問題”日益凸顯，并始終困擾著羅馬尼亞共產黨政府。1956年11月21日，羅馬尼亞領導人波德納拉希、喬治烏-德治以提供匈牙利急需的食品和醫療物資的名義訪問布達佩斯。而實際上羅馬尼亞則幫助匈牙利重組了革命中遭到重大打擊的安全機構。數百位有特蘭西瓦尼亞匈牙利裔的羅馬尼亞秘密警察在布達佩斯參與了相關行動。作為交換條件，卡達爾則訪問了布加勒斯特，譴責當地特蘭西瓦尼亞匈牙利人對匈牙利革命的支持中夾雜著民族主義和領土收復主義的訴求。
此后，出于對國內匈牙利族的擔心，喬治烏-德治在羅馬尼亞開展了廣泛的融合匈牙利族的政策，如減少學校中的匈牙利語課程，增加大學階段接受匈牙利語教育的難度、將克盧日匈牙利語教學的博雅依大學與羅馬尼亞語教學的巴比什大學合并，成立巴比什-博雅依大學并削弱了其他匈牙利語大學的地位，使這些大學開始向雙語大學轉變。博雅依大學教授、詩人以自殺對合并兩大學表達抗議。此外，1960年起羅馬尼亞政府還分割后廢除了原馬扎爾自治區，以進一步削弱了匈牙利族人口比例，將原自治區的兩個區劃歸羅馬尼亞族占主導的布拉索夫縣，使當地匈牙利族人口比例從77%降至62%，羅馬尼亞族從20%上升至35%，最終引發了鄰國匈牙利政府的關注，從而引發了羅馬尼亞與匈牙利以至于蘇聯政府關系的惡化。齊奧塞斯庫上臺后，羅馬尼亞匈牙利族的處境期初有所改善。但是不久，齊奧塞斯庫開始了進一步同化匈牙利族的政策。隨著羅馬尼亞生活水平與匈牙利逐漸了拉開差距，當地匈牙利族的不滿日益增加。
雖然南斯拉夫此前已經與蘇方就軍事干涉達成共識，但南斯拉夫未經蘇聯同意允許納吉等人在大使館避難引發了蘇聯方面的強烈不滿。11月4日，停在大使館對面英雄廣場上的蘇軍坦克突然用機槍向大使館底層窗戶掃射，南斯拉夫大使館三等秘書米倫科·米洛萬諾夫（Milenko Milovanov）被擊斃，引發雙方外交沖突。納吉進入大使館后第二天就正式請求南斯拉夫政府將他和朋友送往南斯拉夫，鐵托立即寫信給赫魯曉夫希望蘇聯提供方便。7日，赫魯曉夫明確拒絕了這一要求，還要求南斯拉夫交出納吉等人。8日，蘇聯外交部長謝皮洛夫緊急約見南斯拉夫駐蘇聯大使米丘諾維奇時，米丘諾維奇為蘇軍對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暴力行為提出強烈抗議。謝皮洛夫不僅拒絕接受抗議，且未表示任何遺憾。
南斯拉夫方面在匈牙利革命期間的態度前后矛盾，不少行為令人費解。11月11日，鐵托在普拉發表演講，認為蘇聯的問題不是“個人迷信”造成的，而是蘇聯制度本來就如此，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主義，克里姆林宮中現在還有斯大林分子。在談及匈牙利問題時，鐵托對蘇聯提出了批評。同時，鐵托表示支持卡達爾政府，則刺激了身在大使館的納吉。有分析認為鐵托原本希望通過收留納吉，使之與外界斷絕聯系，并迫使納吉辭去部長會議主席職位，從而幫助卡達爾政府立足。而蘇聯方面則認為南斯拉夫在“為拯救反革命而努力”。納吉在南斯拉夫大使館避難18天期間，使館生活條件日趨艱難，最終在得到卡達爾政府向南斯拉夫政府的保證后離開大使館。隨即蘇聯人違背承諾將其逮捕。剛剛短暫緩和的蘇南關系立即急轉直下。1957年11月，蘇聯為了彰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團結壯大，慶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召開了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皆派領導人參加。南斯拉夫方面鐵托沒有出席，且代表未在大會的聯合公報上簽字，觸怒蘇聯。蘇聯方面認為重判納吉可以起到懲罰南斯拉夫的作用，于次年1月開始起訴納吉。1958年3月，赫魯曉夫為表示緩和姿態，派卡達爾赴南斯拉夫與鐵托接觸。期間，鐵托勸說他不要對蘇聯唯命是從，應像波蘭一樣保持獨立。卡達爾后將此內容告訴了赫魯曉夫，從而再次激怒赫魯曉夫，使赫魯曉夫下定決心在納吉案件上“立即采取某種行動”。
1956年10月30日，蘇聯政府召見奧地利駐莫斯科大使，指責此次事件是由位于奧地利和西德的匈牙利流亡者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的。11月1日，在納吉宣布匈牙利中立、蘇聯第二次出兵開始后，蘇聯駐聯合國代表團開始反復提出這一指責，并通過《真理報》、《消息報》和等眾多其他蘇聯媒體，援引奧地利共產黨機關報《》自27日以來的報道，猛烈攻擊奧地利政府違背中立身份，支持“反革命”和叛亂分子，并為他們提供軍事基地。蘇聯稱美國在奧地利進行秘密活動，從這里向匈牙利輸送武器彈藥和特工，試圖將匈牙利的反共革命說成是受到由美國人支持的奧地利“反動”“法西斯”團體策劃組織的結果，以實現使蘇聯的干預行為正當化的目的。對此，奧地利政府否認了全部指控，稱蘇聯的說法是“徹頭徹尾”的編造，并于11月4日查封了《人民之聲》。奧政府還邀請了四大國駐奧武官考察奧匈邊境。奧外交部稱蘇聯的行為是為了“通過不間斷重復，制造出一個神話，以使人們相信匈牙利發生的事件是由外部策劃所致。”據稱，捷克斯洛伐克、東德領導人和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曾要求蘇聯出兵重新占領奧地利東部地區。期間，曾出現蘇聯侵犯奧地利邊界的事件。有兩名蘇軍士兵在追逐匈牙利難民時越境進入奧地利境內，一人被捕，另一人在逃跑時被擊斃。
12月，蘇聯知名學府莫斯科鐵道工程學院的100多名學生舉行集會，強烈批判蘇聯的侵略行為，他們稱“卡達爾和他的工農革命政府之所以掌權，依靠的完全是蘇聯軍隊的刺刀。”據時任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報告，集會的演講者譴責蘇聯的波蘭和匈牙利政策，“（演講者）說蘇聯國內的媒體正在向人民傳播著假消息，錯誤描述著匈牙利的實際情況，‘說謊稱匈牙利正在發生白色恐怖’...他還表示反對蘇聯在波蘭駐扎軍隊，稱駐軍沒有必要，波蘭沒有這些軍隊也沒有問題。”在全聯盟國立電影學院，數十位學生被指責就波蘭和匈牙利問題“傳播有偏見的信息”，據報道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通過收聽美國之音來了解此次事件。12月12日，克格勃逮捕了電影學院中進行“有害的政治討論”的學生，這次逮捕行為激發了超過350名學生新一輪的抗議，抗議者中還包括著不少共青團員。他們稱“克格勃的行為錯誤且粗暴，讓人回想起了過去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所作所為。”學生們要求當局告知他們逮捕的法律依據是什么，之后審判是否公開。集會的組織者威脅將召開更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在經過莫斯科市黨委官員的勸說后，他們放棄了之后的示威活動。此次事件過后，集會的組織者大部分都被逮捕并開除。
為了應對一連串的抗議活動，蘇共中央決定加緊實施11月4日“清理高等教育機構中的不良分子”的決定。1956年底，各大重點院校的人事變動基本完成。此外，蘇共領導人還派蘇共中央相關部門派出指導人員前往全國各個城市“改進高等教育機構意識形態方面的培訓工作”，提高共青團對學生活動的影響。當年年底至1957年年初，蘇聯領導人還下令逮捕了繼續違反校方規定的異議人士和學生。不過，以彼得·波斯別洛夫為首的蘇聯高層官員仍然認為這些措施并不充分，需要采取更為嚴厲的措施。盡管后來，蘇聯領導人沒有進一步加大力度，但匈牙利革命還是對蘇聯國內產生巨大沖擊，也因此左右了蘇聯領導人的決定。
等歷史學家稱，后來先后擔任克格勃主席和蘇聯領導人、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羅波夫經過此次事件形成了“匈牙利情結”：“透過大使館的窗戶，他十分驚恐地目睹了那些遭人憎恨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是如何被吊在電線桿上，一個看上去強大無比的共產黨政權是如何迅速垮臺的。這些問題在安德羅波夫的余生里始終讓他揮之不去。以后每當其他共產黨政權面臨威脅時，如1968年在布拉格、1979年在喀布爾以及1981年在華沙，他都非常肯定，就像1956年匈牙利那樣，只有武力才能保證這些政權繼續存在。”
盡管西方國家揚言要對蘇聯主導的東歐實行推回政策，而蘇聯又許諾要馬上實現社會主義，這一時期的各國領導人和后來的歷史學家將匈牙利起義失敗視為冷戰在歐洲進入僵持階段的標志。由于美國未能有效威懾住蘇聯對匈牙利革命的鎮壓，艾森豪威爾“”的有效性備受質疑。隨著約翰·肯尼迪總統上臺，美國以“”代替了新展望政策。1957年接受一家報紙采訪時，赫魯曉夫評價道“美國所提供的支持...在本質上與繩索給受絞刑者提供的支持一樣”。
西德外交部長曾建議東歐人民不要“采取可能會給自己帶來災難性后果的極端措施”。北約秘書長保羅-亨利·斯巴克則稱此次革命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自殺”。時任瑞典首相塔格·埃蘭德稱這次革命證明了“獨裁制度，無論它表現得多么強大，可以多么有效地組織對其公民進行監控和鎮壓，在它的內部還是蘊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
1957年5月10日，埃莉諾·羅斯福在薩爾茨堡和流亡的匈牙利革命者見面
1957年1月，聯合國大會決議對蘇占匈牙利展開調查和觀察行動，聯合國秘書長達格·哈馬舍爾德對此做出回應，成立了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委員會的代表來自澳大利亞、錫蘭（斯里蘭卡）、丹麥、突尼斯和烏拉圭，主席是丹麥政治家、社民黨領導人阿爾辛·安德生。他們分別在紐約、日內瓦、羅馬、維也納和倫敦召開聽證會，5個月的時間里采訪了110位難民，其他包括政府部長、軍官和納吉政府的其他官員，此外還包括工人、工人委員會成員、工廠管理者、技術人員、共產黨人和非共產黨人士、學生、老師、作家、醫護人員和匈牙利士兵。委員會還審查了來自匈牙利的檔案、報紙、廣播稿、相片和影片及其他記錄，采訪了其他200多位匈牙利人作證。
匈牙利政府和羅馬尼亞拒絕讓聯合國特別委員會官員入境，蘇聯政府則未對提供信息的要求作出回應。1957年6月，268頁的委員會報告提交聯合國大會，這份報告記錄了起義和蘇聯干預的過程，并作出結論“卡達爾政府和蘇聯的占領違反匈牙利人民的人權”。一項聯合國大會決議得到通過，譴責“對匈牙利人民的鎮壓和蘇聯的占領”，不過沒有采取其他行動。這份報告和作者的動機受到了蘇聯和卡達爾政府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批評。匈牙利代表不承認報告所作結論，稱這份報告偽造事實，所成立的委員會為非法。他們還稱這個委員會敵視匈牙利和她的社會制度。一份蘇聯外交部出版的俄語刊物在1957年發表文章，譴責此報告是“虛假與歪曲事實的集合”。
美國《時代周刊》將匈牙利自由斗士選為1956年的時代年度風云人物。時代周刊的文章稱這一決定直到革命的爆炸性事件發生后才做出，封面圖片和所配文字是一位藝術家對匈牙利自由斗士的描繪，這篇文章在講述三位人物的故事時使用了假名。2006年，在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五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上，匈牙利總理久爾恰尼·費倫茨發表講話時稱時代周刊封面上年度風云人物是“自由匈牙利的面孔”。
久爾恰尼在和英國首相布萊爾見面時，再次特意提到這幅圖片“它是一幅理想化的照片，但人物的臉確實與革命者的臉一樣”。
195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蘇聯對匈牙利的所作所為導致西班牙、荷蘭、瑞士抵制了此次奧運會。在奧運村，匈牙利代表團將共產黨的匈牙利國旗撕下，升起了自由匈牙利的國旗。12月6日水球半決賽時，蘇聯隊和匈牙利隊發生沖突。比賽過程極其暴力，比賽結束前為制止觀眾間的搏斗還一度中斷比賽。當今，這次比賽被稱為“水中血戰”，還拍成幾部電影。最終，匈牙利隊以4比0的成績取勝，后取得奧運會金牌。
1956年10月28日，約5千5百萬美國人觀看了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綜藝節目，時年21歲的埃爾維斯·普雷斯利（貓王）第二次擔任主角，沙利文呼吁觀眾向從蘇聯侵略中逃離出來的匈牙利難民提供幫助，普雷斯利在1957年1月6日沙利文的另一場節目中露面，再次呼吁大家進行捐助。普雷斯利還在節目結束時獻唱福音歌曲《》，他覺得這首歌很貼合當時的氛圍。至1957年底，這些捐贈由總部在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分配，包含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總價值達2600萬瑞士法郎（1957年折合600萬美元），相當于今天5460萬美元。2011年3月1日，布達佩斯市長在普雷斯利死后授予他榮譽市民的稱號，作為感謝的象征將位于布達佩斯市中心最重要的兩條街道交叉處的廣場以普雷斯利命名。
隨著50年代即將結束，匈牙利事件使西歐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發生分裂。意大利共產黨首先分裂，據意共機關報《團結報》，包括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和喬治·納波利塔諾在內的意共領導人和大部分普通黨員支持蘇聯鎮壓起義的行為。然而，共產主義工會組織總書記吉賽普·蒂·維多里奧公開聲明反對意共領導人的觀點，其他著名黨員如、和其他黨內有影響力的人士也表示了反對。而意共的密切盟友意大利社會黨領袖彼得羅·南尼也反對蘇聯干預。2006年，納波利塔諾當選了意大利總統，在2005年所寫的自傳中，他表示他為當年自己為蘇聯在匈牙利的所作所為辯解感到后悔。他說當時他認為黨的團結和蘇聯對共產主義的領導更為重要。
匈牙利事件發生后，大不列顛共產黨遭受重創，數千名黨員退黨。英共報紙《工人日報》記者對暴力鎮壓起義做出報道，他發回的稿件卻遭到英共領導人刪改。從匈牙利一回到英國，弗萊爾就從報社辭職，隨即被英共開除。在法國，如歷史學家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迪里等溫和的共產黨人紛紛辭職，對法國共產黨支持蘇聯行動的政策表示質疑。法國哲學家兼作家阿爾貝·加繆在他的公開信《匈牙利人之血》中批評了西方世界的無所作為。甚至連法國共產主義者、哲學家讓-保羅·薩特在他的文章《處境5：斯大林的幽靈》中對蘇聯進行批評。而在奧地利，奧地利共產黨多處辦公室被憤怒的示威人群搗毀。此次事件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起對此前以斯大林主義傾向占主導的美國共產黨造成災難性影響，黨員人數直線下降，所屬報紙《》因發行量下降于1958年停刊。
1956年10月30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表示“堅決要求蘇軍開進匈牙利穩定局勢”。11月3日下午，在布達佩斯的50多名中國留學生接到通知到使館避難。期間，很多匈牙利知識分子由于對中共有較好的印象，前往中國大使館請求避難，但遭到大使館方面的拒絕。1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支持在社會主義國家間適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維護匈牙利主權獨立。11月3日，再次發表社論，改變態度，表示支持蘇聯出兵匈牙利進行鎮壓。《人民日報》成為發表支持鎮壓最早的黨報之一。事態平息后，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于1957年1月16至17日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在蘇軍坦克的護送下到達布達佩斯，給新的匈牙利政權以極大支持，他將匈牙利事件定性為：“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指使下的匈牙利國內外反革命分子發動的武裝暴亂，其目的是摧毀匈牙利人民的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匈牙利革命后，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表示支持赫魯曉夫和卡達爾，他認為“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出了反而好，有膿包總要出膿”，東歐一些國家的反革命殺得太少了。
當年，11月10至15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二中全會，討論了匈牙利局勢。劉少奇分析了事件原因，并做出一定程度的反思，認為應“要加強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國家領導人員的權力應該有一定的限制”、“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懸殊”，“瑞典...內閣首相是手上拿一個皮包，搭公共汽車到首相辦公室去辦公的”、“華盛頓在革命之后，做了八年總統，又退為平民。...這樣的辦法，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參考一下，也可以退為平民？資本主義國家中有些人當過部長，當過總理，結果又去當教員，當教授，當律師，當經理，當校長。”毛澤東則認為：“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是很危險的。”會議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于1957年展開整風運動。
蘇共二十大及匈牙利革命發生前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也隨之發生了一些不穩定事件，如農民要求退社，成批的城市手工業者退社單干，工人罷工和學生罷課，中共黨內思想動向出現波動。1957年1月，面對相關事件，毛澤東表示“蘇共二十大的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在匈牙利，大民主一來，把黨政軍都搞垮了。在中國，這一條是不會發生的。”“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來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就對他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后來，在反右運動期間，毛澤東發表《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指示》，提到“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期間，大批持反蘇言論者因評論匈牙利事件遭中國政府逮捕。1959年5月5日，匈牙利代表團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毛澤東向明尼赫強調，匈牙利共產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貢獻巨大，中國從中學習到了許多經驗。毛指著身后的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說，他提供的報告和建議幫助他評價和處理了匈牙利局勢。毛回憶說中國使館報告提到匈牙利的反革命勢力正取得越來越多的支持，警告如果蘇聯不除掉納吉政府，資本主義會在匈牙利復辟。但此后，卻從支持到強力反對，特別是中蘇論戰期間等其他場合，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畫風突變，也曾多次以“匈牙利事件”對蘇聯進行批評。
匈牙利革命前夕，即1956年8月到11月，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受到蘇聯去斯大林化和中國雙百方針的影響，正在開展人文佳品運動，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對知識分子言論的控制，不少北越的知識分子開始向共產黨發起挑戰，批評北越政權照搬中共經驗，土改期間濫用暴力。9月，越共被迫承認土改中的“錯誤”，開始“糾錯”，“平反”并釋放被捕者。由于越共的土改在農村地區積怨已久，當越共認錯的消息于10月底傳到農村后，北越義安省農民于11月5日舉行瓊瑠起義，約2萬人參加。越共不得不調動越南人民軍第325師展開鎮壓，約6000人死亡或被迫遷移。11月18日到21日，周恩來訪問河內，與越共領導人就越南和國際局勢進行會談。11月初，隨著蘇軍開始鎮壓匈牙利革命，越共開始發表文章對知識分子進行反擊。匈牙利革命鎮壓后五天，越共機關報《人民報》發表社論“我們不應允許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離間黨和人民，誹謗我們的制度，在人民之間制造混亂，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動的思想。”不過，受到當時中共的影響，越共對知識分子的反擊程度有限，一些表達異議的文章仍不時發表，直到中共次年全面展開反右運動后，越共才開始大規模對知識分子展開鎮壓。
由于沒有歷史包袱并承認蘇聯對東歐的控制，印度與蘇聯維持著較好的外經關系。1955年，尼赫魯與赫魯曉夫、布爾加寧互訪，受到對方的熱烈歡迎。訪問印度期間，蘇聯表示會恪守和平共處原則，向印度投資建設鋼鐵廠并支持印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的立場。不過，直到1956年10月，印度才開始在匈牙利常駐外交官，對當時的局勢了解有限。因此，在事件初期，出于對局勢升級美蘇對立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擔憂以及埃及局勢，印度對譴責蘇聯有所保留，在聯合國涉及譴責性詞句的對蘇決議上投棄權票，但支持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和聯合國觀察員前往匈牙利。盡管印度屢次試圖緩和聯合國及其他國家的對蘇態度，但是并沒有獲得蘇聯的積極回應，印度的相關提議仍遭蘇聯否決。
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間，納吉曾在布達佩斯塞爾維亞大使館避難，這里鑲有紀念納吉的牌匾
在匈牙利國會大廈前飄揚的匈牙利革命旗幟
隨著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放松對東歐各國的控制，1988年，納吉女兒等遇難者遺孀成立了“歷史公正委員會”，要求為當年所有受害者平反、恢復名譽。6月16日納吉遇害30周年，數百人舉行示威游行，要求為匈牙利革命平反，立刻得到廣泛支持和響應。1989年1月28日，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局委員波日高伊·伊姆雷根據調查結論宣布：“1956年發生的事件是一場反對當時正在使國家蒙受恥辱的寡頭統治的人民起義。”3月15日匈牙利青年節，民間在裴多菲雕像前舉辦聲勢浩大的活動，呼吁為匈牙利革命平反，要求蘇聯撤軍，反對一黨制，實行言論、新聞、宗教自由的發言接連不斷，人們決定把1956年革命高潮開始的10月23日定為全國節日。6月16日，匈牙利政府為納吉等人重新舉行了隆重的國葬，30萬人參加吊唁安葬活動。東歐劇變與匈牙利實現民主化后，1989年10月16日革命33周年的紀念日，匈牙利共和國宣布成立，將每年的10月23日確立為全國紀念日。2014年，匈牙利政府以戰爭罪和否認共產黨罪行的罪名判處原卡達爾政府二號人物，曾參與鎮壓匈牙利革命的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比斯庫·貝洛5年6個月徒刑，他是匈牙利首個也是唯一一個受審的原共產黨政權高官。
1991年12月26日蘇聯解體前夕，在匈牙利和蘇聯簽署的雙邊關系條約前言中，戈爾巴喬夫代表蘇聯，葉利欽代表俄羅斯正式為蘇聯1956年在匈牙利的行為道歉，兩位領導人在莫斯科同時再次以口頭的形式向匈牙利外交部長表示歉意。1992年11月，俄羅斯聯邦總統葉利欽訪問匈牙利在匈牙利議會演講時再次道歉，并將俄羅斯檔案館中1956年4月到1957年7月的115件相關文獻轉交匈牙利政府。2006年3月，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在訪問匈牙利時表示雖然現在的俄羅斯已不是蘇聯，但仍“為這些事情負有某種道義責任”，他在自由廣場進獻花圈并向匈牙利歸還了二戰期間被蘇聯軍隊掠走的一些珍貴古籍。
美國全國各地建有多個紀念匈牙利革命的紀念碑。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麥克阿瑟公園西北角，匈牙利裔美國人于20世紀60年代修建了一個紀念匈牙利自由戰士的方尖碑，頂部有一只可以俯瞰整個洛杉磯的美國鷹。其他還包括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的敏真諦廣場，1968年科羅拉多州丹佛的匈牙利自由公園。
2006年2月13日，美國國務院紀念了匈牙利革命發生五十周年。美國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在與美籍匈牙利人協會舉辦的紀念活動上發表了演講，為當年匈牙利人民在追求自由和民主時做出的犧牲，匈牙利難民為美國和所在國做出的貢獻，1989年為對抗共產黨統治的東德難民提供避難所表示感激，並講到：
*1957年，蘇聯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創作了《第11號交響曲》，副標題為“1905年”，以紀念在1905年血腥星期日中被沙皇俄國鎮壓的工人運動。而該作品實際上反映了匈牙利革命，肖斯塔科維奇曾說“不要忘記我是在匈牙利起義后寫下這支交響曲的。”
*2003年，匈牙利小說家、散文家，國際筆會主席康拉德·哲爾吉出版自傳《客居己鄉：一段匈牙利生活》，敘述了匈牙利革命期間的相關經歷，該書獲得2008年。
*2004年，匈牙利導演與斯洛伐克、波蘭合拍了反映納吉·伊姆雷生平的電影《》。
*2006年，美籍匈牙利電影制片人安德魯·瓦伊納和拍攝了反映匈牙利革命和水中血戰的電影《》。
*2006年，美國電影制片人劉玉玲與昆汀·塔倫蒂諾拍攝了由馬克·斯皮茨主演的紀錄片電影《自由的怒吼》，反映匈牙利革命和水中血戰。
* 195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水中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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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ry, David M. ''Diplomacy at the Brink: Eisenhower, Churchill, and Eden in the Cold War.''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4.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尊稱聖雄甘地（，拉丁字母轉寫 Mahātmā Gāndhī），英屬印度政治家，印度國父，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和國大黨領袖，他帶領印度獨立，脫離英國殖民地統治。他的非暴力（??????，''ahimsā''）哲學思想影響了全世界的民族主義者和那些爭取和平變革的國際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