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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稱：“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鄧稱：「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由于趙紫陽同情「六四民運」，結果被撤銷總書記職務。六四天安門事件導致鄧的另一個接班人趙（以及據說是原定接任趙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下臺，趙此后一直被軟禁在家，直至2005年去世。鄧決定不在現有的北京高層中選擇一名接班人，而是從上海召來當時的市委書記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據悉，正當鄧考慮由誰來接替趙時，李先念和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之好幹部，力主調到中央；鄧很快接納二人建議。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議決撤銷趙所有職務；選舉江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從此江被確認為中共第三代領導集體核心。7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懲治腐敗，從國務院所屬公司做起，堅決制止高干子女經商。
5月31日，鄧稱〈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第一，要改換領導層。新的中央領導機構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這是最重要的一條。這是向人民亮相啊！”、“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個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第二，要扎扎實實地做幾件事情，體現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對腐敗的現象我也很不滿意啊！”、“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希望大家能夠很好地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很好地團結。只要這個領導集體是團結的，堅持改革開放的，即使是平平穩穩地發展幾十年，中國也會發生根本的變化。”
1989年9月4日，鄧〈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向中央請求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9月16日，鄧稱〈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教授時談到：「過去兩個總書記都沒有站住，並不是選的時候不合格。」11月8日，85歲的鄧在十三屆五中全會上宣布退休。11月9日，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同意鄧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接任。1990年3月19日，鄧在七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后退休，由江接任。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領袖。
鄧小平南巡的時候所乘坐的軍艦
在國際上被孤立，西方國家縮緊對中國的高科技出口，并延長本國的中國留學生滯留期限。鄧指出，「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還要很冷靜地觀察」，基本上是因為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之道路。“左”的勢力在“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旗號下，試圖把中國拉回到文革前，借政治運動來解決國內的重重矛盾。
當鄧的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夫婦和4名子女（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1992年春，鄧考察武昌、廣州、深圳、珠海與上海。依靠昔日的威望，鄧以普通黨員的身份在考察途中發表系列演講，強調經濟建設的重要，批評那些懷疑改革開放的人，明確表示“左”的東西對中國而言比“右”更可怕。鄧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南巡”期間，鄧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稱：“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他的南巡與演講使中國重新步入改革開放的軌道。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改革開放，而與鄧一起南巡的楊尚昆又在軍中展開學習鄧的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講話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全體黨員，由此結束歷時3年半的「治理整頓」，並掀起新一輪的經濟熱潮。
鄧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的高速度發展。中國十多年改革經濟體制，從農村到城市，儘管經歷幾次波動，但終於邁進市場經濟。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刮起「鄧旋風」的氣氛中召開；江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的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著市場改革派之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的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的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十四大」可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竿。中共十四大把鄧“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寫進中共黨章。「十四大」確認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在十四大上，鄧將年輕的胡錦濤提升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常被認為是鄧為江安排的繼任者。
1992年刮起「鄧旋風」，使沉寂3年多的中國經濟再度活躍，並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大步邁步；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之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1992至1993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的失衡現象。鄧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針以“鄧小平理論”始終得到貫徹，他被官方譽為是“改革開放和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自己卻說，改革其實是“摸著石頭過河”。
在官方報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鄧最后一次在公開場合出現，他乘坐剛剛全線通車不久的北京地鐵，饒有興致的走遍了半個老北京。11月14日，中共中央通過由朱鎔基制定的《（市場）改革五十條》，該文件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作用」；文件又為企業、金融、財稅、投資及外貿等改革訂下目標和策略，故可說是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規劃和行動綱領。
鄧因身體原因自1994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陳雲也於次年8月動大手術，並於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國的「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
1996年12月12日，鄧因呼吸道疾病住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南樓病房。中國中央電視臺第一套節目于1997年1月1日起播出傳記紀錄片《鄧小平》，當時已患帕金森氏癥晚期的鄧小平本人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寫他的傳記紀錄片。1997年2月春節前夕，病情略有平穩的鄧小平向前去探望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傳達了自己對全國各族人民的節日祝賀，并希望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中央領導下“把今年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和召開黨的十五大這兩件大事辦好”。2月15日，鄧小平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澤民，向其轉告鄧小平的臨終囑托。2月19日21時08分，鄧小平去世，享耆壽92歲。鄧小平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2月20日，依據聯合國1947年旗典，按例，聯合國總部降半旗、聯合國大會默哀。3月2日，遵其遺囑將骨灰撒入大海，并捐出其角膜。他的殯車為雙尾門的豐田Coaster。此后，中國大陸進入后鄧小平時代。
1997年9月召開「十五大」，該會肯定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明確寫進黨章。
鄧個性很強，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一個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之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還是個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幹；葉劍英曾評論鄧：「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之一人專政之極權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專制時代。
對鄧的正面評價，是他執政后倡導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中國長期對外封閉，走向世界，大幅度改善中國國民生活，提高中國國際影響力，使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對現代中國崛起貢獻卓越。
1997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
1956年9月13日，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評價鄧：「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是比較起來，他比較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會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評價鄧說：“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又説：「為什麼小平同志在講到警惕右時，特別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泛濫的時間很長，影響很深。在建設和改革中要開闢新的道路，要改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時，阻力常常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由於『左』的東西往往帶著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給人們以迷惑作用，這就更需要提醒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干擾。」中共中央前領導人薄一波在鄧去世后寫下挽聯評價他：“一人千古；千古一人”，并親自闡釋對聯的深刻含義：“一人千古，表達了我對小平同志的哀思；千古一人，是我對他的評價，是說他成就大業、功勛至偉。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凡建非常之業，必賴非常之人；而壯哉非常之人，必成非常之功。”
前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評價鄧時說：“鄧小平無疑是個智勇雙全的人，我將他視作大洋彼岸的朋友。我一直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可以和鄧小平這樣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進行中美建交的談判。”鄧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美國總統喬治·布什評價鄧時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生的巨變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鄧小平，鄧小平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此外，第四任聯合國秘書長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等人也稱贊鄧的國內政策和國際關系。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說：“鄧小平對整個世界最大貢獻就在于，他向全世界表明，中國可以如何管理和快速發展；而中國又能夠因此向整個世界作出何等的貢獻。”對于“一國兩制”成功解決香港問題，他說：“這無論對中國、英國、香港本身，還是對世界都是最圓滿的結果。”
鄧誕辰110周年之際，馬來西亞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馬哈迪·莫哈末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鄧小平對中國的政策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由此開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造就了今天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同時也使中國在工程、建筑、科學等各個領域取得了巨大進步。”他認為，中國的發展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鄧小平功不可沒。馬哈迪和鄧小平有過兩次會面，一次是1978年鄧小平訪問馬來西亞的時候，另一次則是1985年他首次訪華期間。
2011年，美國《商業內幕》網站評出的“20世紀最成功的獨裁者”中鄧小平排名第八位，并指出在他統治時期中國的教育和經濟相繼改革，而且他讓落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轉型成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
批評者稱，在鄧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織下，特別是六四事件，大量的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人士被構陷下獄。
1975年8月河南“75·8”水庫潰壩后，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接到急電後立即將險情報告給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紀登奎和李先念經短暫商討后認為只有動用軍隊才能化險為夷。他們決定向時任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彙報想法，請求具體指示，鄧當時有權力和能力調集各兵種參與搶險工作，而無需驚動毛澤東和周恩來。之后李先念向鄧小平家打電話，鄧女兒鄧榕稱鄧小平身體不適，已經入睡，并堅持不肯叫醒父親，但據紀登奎和李先念後來瞭解，當晚鄧並沒有生病，也沒有入睡，而是在萬里家打麻將。
有觀點認為，鄧時期對撥亂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項基本原則”的入憲，不許否定社會主義、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 他于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并一直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還有學者認為，鄧在對毛澤東本人的評價上以及在對極權主義、專制主義的反思中也體現出了鄧個人的局限性，尤其是在1980年代初《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過程中，鄧堅持要求對毛作出“功大于過”的評價、要求擁護“毛澤東思想”。
此外，鄧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的角色和處理方式至今仍存在許多爭議。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提到，一些幹部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時，鄧小平採取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香港媒體人林行止認為這是他一生中的污點和晚年的遺憾。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以來，由于中國發展勢頭被疫情拖慢以及自身較大的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的逐漸展現等原因，在中國大陸網絡上出現了一套批評的鄧的話語體系“稻學”，認為鄧需要對三年困難時期以及改革開放后的貧富差距、社會不平等、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社會問題負“主要責任”。
改革開放並非由鄧啟動，它是鄧上臺之前在華國鋒之領導下起步。鄧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之設計師；事實上，變革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之設計。不如說，鄧是全面領導轉型過程之總經理，梳理和總結各種想法，展示給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之步調和方式；鄧穩定領導最高層，使人們保持信心經歷巨變；鄧選拔和指導團隊，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鄧解決難題，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之解決方案；鄧加強統治，保持控制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的新環境。
毛澤東加強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鄧則將統治結構拉回來，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之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獨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毛澤東去世後，鄧大膽取消「階級出身好」選拔幹部之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之辦法；根據鄧在1977年採取之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幹部。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考試，而是根據工作表現；鄧的接班人也沿用制度。鄧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之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來自城市之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之吸引力。鄧時代開始的開放性流動，與毛澤東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更加深遠之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向以城市為主之社會之過渡以及傳播共同之國家文化，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之最根本之社會變化之一。
鄧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之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說：「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鄧需要敢闖敢幹之幹部，他願意承擔蒼蠅飛進來之代價；鄧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為自己或家人斂財。
鄧給接班人留下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挑戰向個人撈好處之當權者；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的居民，中國所提供的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聯合政府官員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築商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為當地居民就業。
鄧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的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鄧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1974年，作為首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中國領導人，鄧稱，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帝國」，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之政變，鄧回答：「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
鄧把這種社會主義叫做“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為堅持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鄧的改革還包括由政府對宏觀經濟主導和調控，其經濟改革措施也最早在農村施行。同時鄧重視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以科技帶動產業改革。通過吸收國外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加快了自身經濟發展速度。
中共十四大把鄧“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寫進中共黨章。「十四大」確認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
鄧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并建議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舉行國共兩黨平等會談，實行國共第三次合作。1984年2月22日，鄧稱：「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著，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1980年代其正式向臺灣提出一國兩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蔣經國則以一國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應。
位于深圳蓮花山公園廣場的鄧雕像
鄧曾兩次登上時代雜志的年度人物，分別是1978年和1985年。
為了紀念鄧自1979年開始，作為深圳經濟特區發展的策劃者和貢獻者，其銅像于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蓮花山公園廣場豎立。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為3.68米。雕像刻畫了鄧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畫面。許多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曾參觀此雕像。另外，在中國的幾個城市里，鄧的大型宣傳幅甚至出現在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標建筑附近，上面寫著強調改革開放或一國兩制政策的信息。
Deng Xiaoping billboard 01.jpg|鄧小平在廣東省深圳市的宣傳幅
Deng Xiaoping billboard 08.JPG|鄧小平在四川省都江堰市的宣傳幅
Deng Xiaoping billboard 10.JPG|鄧小平在云南省麗江市的宣傳幅
位于四川省廣安市鄧故里旅游區的鄧銅像
2001年8月，廣安市設立鄧小平故居保護區。為深切緬懷鄧的豐功偉績，讓世人了解鄧的生平事跡，2001年10月，廣安市在保護區核心區域開工修建鄧小平故里旅游區。鄧小平故里旅游區占地八百三十畝、總投資近億元，園區集山、水、池、林、亭、路等于一體。鄧小平故居、鄧小平故居陳列室、鄧小平銅像廣場、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游景點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鄧小平故里旅游區對外試開放。2003年10月1日，鄧小平故里旅游區正式開放。
2004年8月13日，為了紀念鄧的百歲誕辰，于鄧小平故里旅游區修建了鄧小平銅像廣場和鄧小平故居陳列館。鄧小平銅像廣場的鄧小平銅像，高2.5米，重1.2噸，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崗石做成，正前方鐫刻著江澤民題寫的“鄧小平銅像”五個大字。這尊鑄銅座像坐北朝南，鄧面容溫和，兩頰瘦削，目光敏銳深邃，身穿短袖襯衫、軍便褲、沿口布鞋，面帶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視著自己家鄉的山山水水。
坐落著鄧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轄區的牌坊村，也作為一座講述鄧小平生平事跡的博物館，同時也作為廣安區改革開放的一個精彩縮影，被保存下來。
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有一條6車道，寬25米，長3.5公里的大道：鄧小平大道。其于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兩米高的紅色花崗巖紀念碑矗立在這條路線的東端，紀念鄧小平的碑文以漢語、俄語和吉爾吉斯語三種語言書寫。
中國中央電視臺于1997年1月發行了一部名為《鄧小平》的紀錄片，講述了鄧從留學法國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2014年，中央電視臺在迎接鄧誕辰110周年之際，推出一部紀念鄧的電視連續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
1945年，鄧夫婦及其長子長女
祖父鄧克達，勤勞、儉僕。祖母戴氏會紡紗織布。
父親鄧紹昌，字文明，生于1886年（清光緒十二年），出生時父母已年過40。家里有一點田。鄧紹昌12歲時，父親病逝，母親獨自挑起持家擔子。由於時局不安，鄧紹昌在成都法政學校只念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務農。鄧紹昌接受過新式教育，見過世面，加之為人豁達、講義氣，經常參與一些「場面上的事」，在當地算是小有名氣和影響。早年曾參加「哥老會」（在四川又叫「袍哥會」），在協興場「袍哥會」中先後當過“三爺”、“掌旗大爺”（即頭領）。辛亥革命時期，率眾參加過廣安武裝起義。鄧紹昌後來又新置一些地，到鄧小平出生時，已是一個擁有二三百挑穀之小地主。大多數時間都在協興鎮和縣城度過。1914年，當上廣安縣團練局長、八縣聯防副指揮。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傳到鄧紹昌手上時，有120挑穀地。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之長工。鄧紹昌收入有每年幾十石租及幾萬株桑，任職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換。由於賭博輸錢，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逃到外地。鄧紹昌逃難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經濟亦隨之逐漸破產。1936年，鄧紹昌客死他鄉，不滿50歲。鄧紹昌對孩子嚴厲，動輒打罵，但有維新思想，力主把鄧送到國外留學；鄧在法國參加革命活動後生活窘迫，鄧紹昌賣穀子、賣地寄錢接濟。後來鄧談到父親時說「進步黨人」。弟弟鄧墾評價父親：「他屬舊社會的人，有舊社會的一些壞東西、壞作風。但他對舊社會不滿，對我們兄弟倆參加革命，一直採取支持、擁謢的態度，從來沒有反對過。」鄧紹昌先后娶過四任妻子。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 第一任妻子張氏，婚後不到兩年就去世。無后而死。
*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長女鄧先烈，長子鄧先圣即鄧小平，次子鄧先修即鄧墾，三子鄧先治即鄧蜀平，次女鄧先珍（10歲時病死）。淡氏是廣安望溪家壩人，在當地算是富裕。據鄧榕說，鄧母親十分疼愛鄧；鄧後來也回憶說，非常敬重母親，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淡氏雖沒有念過書，但賢惠通達，勤勞能幹。淡氏於1926年病故。鄧後來回憶說，當時家能夠保持生活，全靠母親。
* 第三任妻子蕭氏，生子鄧先清。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
*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兒。前夫病死後，她帶著一個女兒鄧先芙改嫁鄧紹昌，生兩個女兒。大女兒鄧先蓉（10多歲時病死），小女兒鄧先群。1949年鄧和劉伯承到重慶後，鄧把夏伯根從廣安老家接到重慶同住，從此和鄧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
鄧一歲時，父親鄧紹昌按照當地習俗給鄧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親。
鄧一生結婚3次，首任妻子張錫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於1930年不幸難產早逝。張錫瑗又名西遠、希園，河北良鄉（今屬北京房山區）人，比鄧小4歲，父親是良鄉鐵路站站長；1922年入保定直隸第二女子師範學校讀書；192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青年團，並擔任學校團組織負責人，參與學生驅趕校長，作為學生代表之一赴北京、天津宣傳學生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任中國國民黨保定市監察委員；1925年隨父親到北京，入清明中學讀書，同時任中國國民黨北京市婦女部秘書，參加國民會議促成會活動；受李大釗影響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於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1月被派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俄文名字叫多加多娃；1926年回國，1927年在保定參與領導鐵路工人罷工，後調到中共中央機關秘書處工作。1930年初，鄧回到上海時，妻子張錫瑗臨產住進寶隆醫院；鄧到醫院照看妻子，張錫瑗生下孩子沒過幾天患產褥熱去世，孩子隨後夭折。
1931年7月14日，金維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與鄧同行，原名金愛卿，浙江岱山人，與鄧同歲，1919年曾在縣立女子學校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任女校教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運工作，1927年被選為舟山總工會執行委員。1929年任中共江蘇省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1930年任上海絲織業工會中共黨團書記和上海工會聯合行動委員會負責人；活潑開朗，果敢幹練，風風火火。鄧是在上海李維漢家中彙報工作時認識金維映，到中央蘇區後不久結為夫婦。金維映在中央蘇區曾擔任于都縣和勝利縣縣委書記；鄧被審查時，金維映與鄧離婚。后嫁與李維漢（1896年6月2日－1984年8月11日），1941年死於莫斯科。
鄧與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原名浦瓊英，1916年4月生於雲南省宣威縣一個工商業家庭；父親浦在廷經營生產宣威火腿，是當時雲南著名「火腿大王」，曾追隨孫中山參加北伐軍，1926年因生意上緣故全家搬到昆明。在昆明，浦瓊英上小學，考入省立昆華女子中學；1931年9月北平舉辦全國運動會，浦瓊英被選為雲南省代表隊少年組60米短跑代表，到香港時九一八事變，全國運動會停辦。浦瓊英決定隻身往北平求學，到北平一個補習班學習，次年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學。1935年參加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成為學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外圍組織成員。1937年11月，和三姐浦石英到延安，考入陝北公學，數月後畢業分配到陝北公學圖書館，1938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數月後選送到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特別訓練班學習，改名卓琳。與鄧第一次見面，鄧同卓琳談自己革命經歷和前兩次婚姻；第二次見面時，鄧誠懇說：「我有意要和你結婚。在前方戰鬥很辛苦。我年紀是大了些，又不大會說話。年紀大，這是我的缺點，但我希望能從別的方面彌補。」卓琳「覺得這個人還可以。他有點知識，是知識分子。……他親自來找我了，說話又是那麼真誠，我就同意了。」1939年8月下旬結婚。
#長女鄧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藝術家；丈夫吳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副會長黨委書記、金輝集團（香港）名譽主席。現任山西太鋼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兼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名譽會長。
#長子鄧樸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出生，鄧小平夫婦在與麻田村一河之隔之雲頭底村找一位奶媽叫郭金梅，一年後鄧小平率部轉戰河北；郭金梅帶著孩子跟隨鄧小平夫婦到涉縣赤岸村住些日子，劉伯承為孩子取名「樸方」。在文革中導致下半身癱瘓，中國殘聯第五屆主席團名譽主席，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在80年代后期是康華公司的負責人；妻子高蘇寧，骨科專家。
#次女鄧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長，現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書記處第一書記、常務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丈夫張宏曾任中科院科技開發局局長。
#三女鄧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蕭榕，小名毛毛，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總政組織部副處長，駐美大使館三秘，全國人大常委會政研室副主任，民主與法制出版社社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賀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將賀彪之子，總參裝備部少將，曾任中國保利集團公司董事長、總經理。
#次子鄧質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畢業于北京大學物理系，后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物理系獲得博士學位，曾任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直屬的中信興業公司董事長，1993年初，鄧質方正式加入建設部管理企業屬下企業「四方集團」，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總經理。1993年5月鄧質方連同首鋼、長實、加怡，共同收購香港上市公司「開達投資」，并易名為「首長四方」。妻子劉小元，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生物物理學博士。
#長外孫女鄧卓芮，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丈夫吳小暉，1966年10月18日出生；曾任安邦保險集團董事長。吳小暉2018年5月10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105億元，違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繳。
#外孫鄧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公開姓名為卓泝，易簡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發作病逝。
#外孫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其后隨夫馮波到加拿大生活，2010年育有1子馮然。丈夫馮波，1969年10月出生，出身名門，馮波父親是國務院參事和中國民盟中央副主席馮之浚（1937年4月-2017年2月20日），馮波母親董麗惠；馮波哥哥是著名投資家馮濤；馮波1987年18歲留學美國；1992年畢業于舊金山摩云大學電影導演專業；1997年回國,2004年合伙創建聯創策源投資基金。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為新浪、亞信融資。
#孫子鄧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原名鄧小弟，鄧質方與劉小元1984年在美國留學所生，曾擁有和使用過美國國籍，是鄧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孫。2008年杜克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畢業后在美國紐約一家律師樓工作，曾任廣西百色平果縣副縣長。他于美國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為“David Zhuo”。
1959年，鄧在打臺球時不慎摔傷股骨，傷愈后為恢復腳力，他養成每天散步的習慣，并漸漸喜歡這種鍛煉方式，但從此失去打臺球的愛好。他散步每次走三公里左右，很少說話，目不斜視，抬頭挺胸，只是一個勁地往前走。
新中國成立之初，主政西南局的鄧在重慶學會打橋牌。從此，鄧與橋牌結下不解之緣，打橋牌成為他工余為數不多的娛樂。鄧打牌技藝精湛，守得緊、攻得狠、叫得準、打得穩，風度翩翩，一派大將風度。世界著名的橋牌冠軍楊小燕說：“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鄧小平是一個偉人。他的打牌技術是又穩又精。”聶衛平曾透露，鄧常在人民大會堂的118廳一起打橋牌，鄧經常跟丁關根為搭檔，聶衛平經常跟胡耀邦、萬里為搭檔。鄧打牌時雖然不愛賭錢，但是非常守規矩，輸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樣鉆桌子。此外，鄧愛抽煙，其煙為“熊貓”牌香煙，由上海卷煙廠特制，以味道淡著稱。“熊貓”牌香煙因為鄧的緣故，價格異常昂貴。晚年時鄧把香煙戒掉。
鄧亦是一位資深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訪時表示鄧最愛的是孩子和足球。青年時期，他曾在法國勤工儉學，花費吃飯的錢去購買球票。鄧亦有要求工作人員錄製重要的足球比賽，供他在公餘時間欣賞。1979年，鄧提出“足球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并改組中國足協，提出“衝出亞洲”的目標。1977年7月30日，鄧第三次復出后，突然在舉行國際足球邀請賽的北京工人體育場中出現，現場八萬名球迷在賽前起身為其鼓掌致敬。
*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
*  鄧小平紀念館 - 中國官方對鄧小平的評價
*  《巨人的背影——為毛澤東辯護及當代中國問題省思》，董玉振（1965-）著，新加坡南洋出版社，2003年。
*   《鄧小平的晚年之路》在線閱讀
政治是由各種團體進行集體決策的一個過程，也是各種團體或個人為了各自的領域所結成的特定關系，尤指對於社會群體的統治，例如統治一個國家，亦指對於一國內外事務之監督與管制。狹義來說，這個詞多用來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然而社會學家也用來指涉包括各種利益機構、學校、宗教機構在內的相互之間的關系。
從人類社會學來講，政治是人類社會中存在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社會現象，它影響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這個社會現象非常復雜，因而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以及從不同學科角度，不同的學者對他的論述也不相同。而且政治內涵的本身也在不斷的變化，因此對政治的闡釋也充滿了爭議，始終沒有一個確切公認的定義。
政治學是專門以政治為研究對象的一門社會科學，研究政治行為的理論和考察權力的獲得與行使。
不少西方語言中的「政治」一詞（法語politique、德語Politik、英語politics），都來自希臘語，這個詞可以考證出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在《荷馬史詩》中，最初的含義是城堡或衛城。古希臘的雅典人將修建在山頂的衛城稱為“阿克羅波里”，簡稱為“波里”。城邦制形成后，“波里”就成為了具有政治意義的城邦的代名詞。政治成為了城邦公民參與的統治和管理活動。
中文里的“政治”一詞很早就有使用。《尚書·畢命》有“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周禮·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這時一般都是將“政”與“治”分開使用，各有其不同的含義。政治乃社會人生事業之一支，斷不能脫離全部社會人生而孤立，故任何一國之政治，必與其國家自己傳統文化民族哲學相訢合，始可達於深根寧極長治久安之境地。
在中國古代，“政”一般表示：
* 朝代的制度和秩序，例如“大亂宋國之政”
* 一種統治和施政的手段，如“禮樂刑政，其極一也”
* 符合禮儀的道德和修養，如“政者正也，子帥以政，孰敢不正”
* 朝廷中君主和大臣們的政務活動，如“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
“治”在中國古代則一般表示
* 安定祥和的社會狀態，如“天下交相愛則治”
* 統治、治國等治理活動，例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中國古代的這些“政治”的含義，與西方和古希臘的“政治”含義完全不同，很大程度上政治只是一種君主和大臣們維護統治、治理國家的活動。
中文里現代的“政治”一詞，來自于日本人翻譯西方語言時用漢字創造的相同的“政治”一詞。當英文的從日本傳入中國時，人們在漢語中找不到與之相對應的詞。孫中山認為應該使用“政治”來對譯，認為“政就是眾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他的這一說法在當時的中國非常具有影響力。孫中山認為，「政治」譯成英文是，有三個意思：「一個是國政，就是政府中所行的國家大事；一個是黨爭，就是政黨中彼此所用的詭謀；一個是說是非，就是像以前所舉的家庭是非之例。」
古希臘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年滿20歲的公民（不包括婦女、奴隸和外邦人）都參與城邦的管理和統治工作。在古希臘人看來，人是具有德性的，人生活的意義在于實踐自己的德行。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因此人也就是天生有德性的動物。人們在公共活動中充分展現他的德行。亞里士多德說：“政治的目標是追求至善。”
城邦公民之間的通過說服來達到政治目的。肯尼斯·米諾格認為，在古希臘，“人與人之間在政治關系上是完全平等的，大家都只是服從自己制定的法律，并輪流做統治者和被統治者。”
羅馬共和國的政體本質上是一種和古希臘一樣的城邦政體。這時的政治就是共和國的活動。“共和國”（Res Public）中的publicus（公共）源自populus（人民）。當時這個詞的意思是“人民的共同事務”。在古羅馬的政治中，對共和國的建立和維持是其核心。
在羅馬人看來，王權統治是一種奴役。因此羅馬人設立了兩名執政官和保民官來維持這種統治。為了維護人民的自由，古羅馬發展出了三種不同的權力和兩種和諧狀態：
** potentia，實在的權力
** potestas，根據制度設置的職位所具有的權利和權力
** 權威（auctoritas），在政治活動和制度中對宗教和祖先的崇拜，表現為元老院的承襲體制和對政治的咨詢權
中國古代的政治和西方包括古希臘的政治含義有很大不同。中國古代的政治很大意義上是君主和大臣管理和統治國家的活動。這種政治被宣揚為上承天命，因而施行善政才能上合天意，而惡政則違背天道，會受到懲罰。
中國古代的政治貫穿了個人的日常生活，道德是衡量政治活動的標準。在這種政治下，缺乏制度上的規范，政治的運作更多依靠道德規范。
中世紀的歐洲政治是處于古代政治和現代政治的轉型期。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城邦體制被破壞，逐漸形成了賞賜和分封體制，政治已經不再是所有公民平等參與的公共活動，而成為了國王和大臣們的活動。政治已經不是為了共同起源、共同信仰而實現正義的活動，而成為了一種利益政治。政治活動中解決問題的手段由對話和說服，變成了暴力和戰爭，成為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政治的超越意義已經不存在。托馬斯·阿奎那把亞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依其本性是政治的動物”改成了“人依其本性是社會的動物”。
隨著基督教的興起和發展，
1780年時愛爾蘭王國國會的眾議院
現代政治是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確立的國家體系下發展出來的。在民族國家內部，市民社會的興起形成了一種以私人權益為基礎的社會關系，從而經濟生活對政治權威產生了制約；世俗君王或共和政權從此需從經濟中尋求其合法性，政治的職能變成了維護經濟利益的展開。因此馬克思提出，政治是以經濟為基礎的上層建筑，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是以權利為核心的各種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的總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現代政治具有很重要的影響。自此，政治成為了獲得、保持、奪取權力的各種活動的總稱。
同一時期，為保障各自的安全及利益，現代國家逐漸將處理外部事務視為政府日常職能之一，國際關係因而成為現代政治的重要課題。為管理日趨繁雜的國際事務，各國政府共同建立起外交、國際法等現代國際制度，甚至授權成立各種國際組織。除了傳統的安全課題，在地理大發現以來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國際政治的範圍也逐漸擴展至國際政治經濟的管理，以及其他地緣政治以外的事務。
1917年十月革命以來，在世界各地陸續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認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政治就是各階級之間的斗爭，政治就是反對世界資產階級而爭取解放的無產階級的關系”，而將國內政治視為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份，並根據相關學說理論制定其內政及對外政策。這樣的政治型態在20世紀後期東歐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和蘇聯相繼解體後，僅在少數國家得以存續。
政黨是以執政或是促進或保障特定政治理念為目的政治組織，多半會參與選舉或是抗議等政治活動，政黨一般會有其意識形態，也會提出其政綱。
政黨政治是指一個國家通過政黨來行使國家政權的一種形式。政黨可能以合法選舉、政治革命或軍事政變的方式執掌政權，成為執政黨，在野黨則會以監督或反對黨的方式來影響國家政權的行使。而民眾通過為政黨工作或投票贊成自己支持的政黨，來間接的影響公共政策。依政黨體系的不同，又可以分為一黨獨裁制、一黨優勢制、兩黨制及多黨制等。
File:European-political-spectrum-zh.PNG|thumb|250px|基于Hans Slomp的理論的歐洲政治光譜
rect 236 0 531 82 自由意志主義
rect 38 35 233 150 無政府主義
rect 272 112 453 199 社會自由主義
rect 456 143 637 232 保守自由主義
rect 138 169 327 263 社會民主主義
rect 0 255 134 364 左派
rect 624 255 764 364 右派
rect 280 331 483 447 基督教民主主義
rect 487 376 650 476 保守主義
rect 543 526 696 617 法西斯主義
rect 83 512 246 613 共產主義
rect 275 550 482 650 威權主義
rect 280 266 482 328 中間派
政治光譜是一個衡量個人及政黨政治立場傾向（即不同意識形態）的工具，會由一至多個軸線構成。政治光譜有很多種，如政治傾向測試、政治羅盤、等，大部份的都會區分出左派（社會主義傾向）和右派（保守主義傾向），這是從18世紀法國議會的坐席方向沿襲而來的，也衍生出左派、右派和中間派的術語。
有些政治光譜除了左派和右派後還加入其他的因素，或是如諾蘭曲線在政治及經濟二個面向來區分右派（威權主義）與左派（自由主義）。
政治腐敗是指政府官員為了個人不合法的利益，濫用政府權力。若因為其他原因而濫用政府權力（例如對反對者的政治迫害或是警察的暴行），不算是政治腐敗。個人或是組織的不當行為，若政府沒有直接參與，也不算是政治腐敗。只有政府官員的不當行為直接和其職位有關時，才算是政治腐敗。
政治腐敗的種類很多，包括貪腐、賄賂、利益輸送、勒索、裙帶關係、政治獻金、黑金、侵吞及竊盜統治等。估計每年全世界和政治腐敗有關的金錢約有十億美元。政府良好的法治、透明度及責任制都有助於避免政治腐敗。
沒有直捷了當的統計學方法來測定政治腐敗的程度。但有一些機構會發佈政治腐敗的相關數據。例如國際非政府組織透明國際每年會基於專家對不同國家腐敗程度的印象，而公佈各國的清廉指數，2012年的前三名分別是丹麥、芬蘭及紐西蘭。
由于政治的復雜性，不同學科、不同學者對政治的理解和對其概念的定義也不相同。
在政治學中，政治首先被作為一個研究對象對待。政治學在美國形成初期，政治被理解為以憲法、法律和正式機構為代表的政治制度。
在行為主義產生后，權力成為了理解政治的一個主要因素。早期的行為主義者拉斯韋爾認為“政治學是對權勢和權勢人物的研究”。羅伯·道爾也認為政治體系“是任何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響力、權力和權威的人類關系的持續模式。”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興起后，從行為主義對權力的過分關-{注}-重新定位于對各種政治制度的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行政系副教授周保松認為，不少人認為政治本質是爭權奪利爾虞我詐，區分敵我階級鬥爭，是不談對錯只論權術，以道德要求政治是不務實不成熟，好心做壞事；無法否認現實政治有此等現象，但實然不等於應然，努力希望通過制度去保障權利福祉，避免個體受壓迫宰制；從孔子到馬克思，建構政治道德有助理解道德判斷和情感，推動人類社會進步；人不純粹自利，有意願和能力與其他人合理生活。政治目的是找方法協調合作，解決爭端，建立穩定正當政治秩序。因為活在一起，人是多元的，難免有衝突，各人都有信念和追求，政治就會出現。政治正是希望透過制度建立秩序，擺脫暴力解決紛爭；政治不是如何取得和行使權力，而是權力如何才正當；需要制度確保行使權力者得到授權監督。盧梭在《社會契約》說，只有國家將「力量轉變為權利，服從轉變成責任」，權力才正當。
從經濟學角度看，政治是一種功能化的活動。從古典政治經濟學到馬克思主義，都認為政治是在一定經濟基礎和生產關系上的上層建筑，是一定時期之內經濟關系的集中體現。在一定程度上，世界體系論者和依賴理論者也是這種看法。
現代的西方經濟學則把政治關系看作是一種交換關系。他們大多從個人主義的角度考察政治，認為政治為市場服務，政治活動是理性的經濟人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展開的一系列計算和運籌過程。
布坎南從公共選擇理論看政治，認為個人在市場中的活動和在國家中的活動都是一種交換關系。
從社會角度看，政治組織、政治關系被認為是社會組織和社會關系演化的高級階段。從社會分工角度看，政治就是為了協調社會的正常運轉。
在社會學家眼中，政治成為了社會的一種功能。
從法學角度，政治是一種法律現象，它是立法、執法、守法的過程。因此作為政治核心的國家在一些法學家看來，是為執行法律而設置的；而也有人認為國家本身也是一個法人。
在文化人類學中，政治被看作是一種象征、信仰體系、符號。文化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認為“一個國家的政治反映著它的文化格式。”
氧（；），是一種化學元素，其化學符號為，原子序數為8，原子量為，在元素週期表中屬於氧族。氧屬於非金屬，是具有高反應性的氧化劑，能夠與大部分元素以及其他化合物形成氧化物。氧在宇宙中的總質量在所有元素中位列第三，僅居氫和氦之下。在標準溫度和壓力下，兩個氧原子會自然鍵合，形成無色無味的氧氣，即雙原子氧（O2）。氧氣是地球大氣層的主要成分之一，在體積上佔20.8%，僅次于氮氣。地球地殼中近一半（46.6%）的質量都是由氧和氧化物所組成。
氧是細胞呼吸作用中重要的元素。在生物體中，主要有機分子，如蛋白質、核酸、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還有組成動物外殼、牙齒和骨骼的無機化合物，都含有氧原子。生物體絕大部分的質量都由含氧原子的水組成。光合作用利用陽光的能量把水和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氧氣的化學反應性強，容易與其他元素結合，所以大氣層中的氧氣成分只能通過生物的光合作用持續補充。臭氧（O3）是氧元素的另一種同素異構體，能夠較好地吸收中紫外線輻射。位於高海拔的臭氧層有助阻擋紫外線，從而保護生物圈。不過，在地表上的臭氧屬於污染物，為霧霾的副產品之一。在低地球軌道高度的單原子氧足以對航天器造成腐蝕。
卡爾·威廉·舍勒於1773年或之前在烏普薩拉最早發現氧元素。約瑟夫·普利斯特里亦於1774年在威爾特郡獨立發現氧，因為其成果的發表日期較舍勒早，所以一般被譽為氧的發現者。1777年，安東萬-羅倫·德·拉瓦錫進行了一系列有關氧的實驗，推翻了當時用於解釋燃燒和腐蝕的燃素說。他也提出了氧的現用IUPAC名稱「oxygen」，源自希臘語中的「?ξ??」（oxys，尖銳，指酸）和「-γεν??」（-genes，產生者）。這是因為命名之時，人們曾以為所有酸都必須含有氧。在東亞，日本最先開始接觸現代化學，因此將其直譯為酸素，今天依然是氧的日文漢字名稱。在中國則是清末由徐壽等人的翻譯書籍傳入許多化學詞彙，其中原法文元素名「oxygène」被譯為「養」，後譯為「氱」，最終演變為今天的中文名「氧」。
氧的應用包括暖氣、內燃機、鋼鐵、塑料和布料的生產、金屬氣焊和氣割、火箭推進劑、氧療及航空器、潛艇、載人航天器和潛水所用的生命保障系統。
費隆所做的實驗啟發了後世對燃燒與空氣間關係的研究
人類最早研究燃燒和空氣之間的關係，可追溯至前2世紀古希臘學者拜占庭的費隆所做的實驗。費隆在著作《氣動學》中寫道，如果將點燃的蠟燭置於水中，再用瓶子蓋住蠟燭至水面，水面就會在瓶頸內上升。費隆錯誤地推論，有一部分空氣經燃燒轉換成火元素，因此可以經玻璃中的小孔逃逸出去。過千年以後，李安納度·達文西在費隆的基礎上又觀察到，燃燒和呼吸都會消耗部分空氣。
17世紀，羅伯特·波義耳證明空氣是燃燒過程必需的物質。進一步證明，燃燒只需要空氣中的一種成分，他稱之為「銅硝石之靈」。在其中一個實驗中，他發現把點燃的蠟燭或老鼠放在蓋著水面的密封容器內，水面都會上升，而且在蠟燭熄滅或老鼠死亡時，容器內空氣的四分之一容量會被水取代。他得出的結論是，燃燒和呼吸都會消耗「銅硝石之靈」。
梅奧發現銻在燃燒之後重量有所提升，由此論證「銅硝石之靈」一定是在燃燒過程中和銻結合了。他也認為，肺臟能將「銅硝石之靈」從空氣中分離出來，運送到血液之中，而動物的熱量和肌肉運動都是「銅硝石之靈」與體內某些其他物質反應的結果。梅奧在1668年《兩篇論文》中的〈論呼吸〉一文中發表了這一系列實驗和發現。
格奧爾格·恩斯特·斯塔爾推動了燃素說的發展和普及
羅伯特·虎克、、米哈伊爾·瓦西里耶維奇·羅蒙諾索夫和在17、18世紀都在實驗中產生了氧氣，但無一發現氧是一種化學元素。由於有當時盛行的燃素說來解釋燃燒和腐蝕過程，因此他們都沒有發現氧氣在這些過程中重要的作用。
煉金術士約翰·約阿希姆·貝歇爾在1667年建立燃素說，化學家格奧爾格·恩斯特·斯塔爾又於1731年對燃素說作進一步修改。根據燃素說，所有可燃物質都由兩部分組成。一部分為「燃素」，會在物質燃燒過程中釋放出來。不含燃素的部分則是物質的「純態」。人們認為，木材、煤等可燃性高、燃燒殘留物少的物質主要都由燃素所組成，鐵等不可燃、會受腐蝕的物質則含有很少的燃素。空氣在燃素說中並無任何作用，此學說最初也未經量化實驗的驗證。大部分常見物質在燃燒過程中都會變輕，所以似乎失去了某種成分，這成為了燃素說的主要觀察基礎。
舍勒比普利斯特里更早發現氧氣，但研究結果發表得比他遲
瑞典藥劑師卡爾·威廉·舍勒在1771至1772年間最早發現氧。他對氧化汞和不同硝酸鹽一同加熱，產生出氧氣。舍勒把這種氣體產物稱為「火之氣」，因為它能支持燃燒過程。手稿《論空氣與火的化學》記錄了這項發現，1775年寄往出版商，1777年出版。
約瑟夫·普利斯特里一般被譽為氧的發現者
1774年8月1日，英國教士約瑟夫·普利斯特里把陽光聚焦到裝有氧化汞的玻璃管中，從而釋放出一種氣體，他將其稱為「無燃素氣」。他注意到，蠟燭在這一氣體中燃燒得更加旺盛，老鼠在呼吸此氣時顯得更加活躍，存活的時間也更長。在自己吸入「無燃素氣」後，普利斯特里寫道：「它在肺中的感覺和普通空氣無異，但一段時間內我感到胸腔格外輕盈舒適，頗感良好。」這些發現在1775年發表的論文《對空氣的進一步發現》中有所記載。由於普利斯特里比舍勒更早發表論文，因此常被稱為氧氣的最早發現者。
法國化學家拉瓦錫之後也聲稱獨立發現了氧氣。普利斯特里在1774年10月拜訪拉瓦節時向他講解過這項實驗如何釋放出某種新的氣體，又於1774年9月30日致信拉瓦節，講述他所發現的新物質。拉瓦節並未提及收到過此信。舍勒去世之後，人們在他的遺物之中發現了這封信的副本。
雖然拉瓦節並沒有獨自發現氧氣，但他卻是對氧化過程進行量化實驗並正確解釋燃燒過程的第一人。自1774起，他利用一系列實驗推翻了燃素說，又證明普利斯特里和舍勒所生成的物質是一種化學元素。
安東萬-羅倫·德·拉瓦節推翻了燃素說
拉瓦節觀察到，在密封容器中對錫和空氣加熱後，總重量並沒有增加。在打開容器時，空氣會迅速湧入。以此可推論，加熱過程消耗了容器中的部分空氣。他也注意到，錫的重量有所提升，且重量之差和湧入的空氣之重量相同。與此類似的實驗都記錄在拉瓦節1777年出版的著作《燃燒總論》中。他證明空氣是兩種氣體的混合物：燃燒和呼吸過程所必需的「活氣」，以及無助燃燒和呼吸的「死氣」（，取自希臘語，意為「無生命」），也就是氮氣。法語等某些歐洲語言至今仍稱氮氣為「azote」。
1777年，拉瓦節將「活氣」改名為「oxygène」，結合希臘語詞根「」（尖銳，指酸味）和「-γεν??」（產生者）。之所以詞源提到酸味，是因為他誤以為所有酸都必須含有氧。之后化學家確定拉瓦錫在這方面是錯誤的（氫才是酸的基礎），但那時這個名字已被公認為氧的名稱了。
英國的普利斯特里比拉瓦節更早研究氧氣，「oxygen」一詞也受到了英國科學家的反對。不過在1791年，伊拉斯謨斯·達爾文（查理斯·達爾文的祖父）的科普詩集《植物園》出版，其中一首名為''Oxygen''的詩以歌頌氧氣為主題，使「oxygen」進入英語詞彙之中。
羅伯特·戈達德，身旁為液氧汽油火箭
約翰·道耳頓的原子理論主張，所有元素都是單原子物質，而在化合物中，不同元素的原子數都呈最簡單的整數比。例如，道耳頓假定水的公式為HO（1個氫原子對1個氧原子），從而推論氧的原子量為氫的8倍。今天所知的實際數值約為16。1805年，約瑟夫·路易·蓋-呂薩克和亞歷山大·馮·洪保德證明水是由兩份氫、一份氧所組成。事實上，氫氣和氧氣都是雙原子分子。1811年，阿莫迪歐·阿佛加德羅利用這一點，通過阿佛加德羅定律推導出水的正確成分。
19世紀末，科學家發現可以通過壓縮和冷卻使空氣變為液體，再分離其中的各種成分。瑞士化學家、物理學家拉烏爾·皮克泰利用串級法，通過蒸發液態二氧化硫使二氧化碳液化，再通過蒸發液態二氧化碳使氧氣液化。1877年12月22日，他向法國科學院發送電報，宣佈發現液氧。兩天後，法國物理學家路易·保羅·卡耶泰宣佈用自己的方法，同樣成功製成液氧。兩人都只產生了幾滴液氧，無法進行進一步的分析。1883年3月29日，波蘭科學家和終於製成穩定狀態下的液氧。1891年，蘇格蘭化學家詹姆斯·杜瓦產生了足夠的液氧做進一步研究。1895年，德國工程師和英國工程師分別研發出商業可行的氧氣液化過程。兩者都先降低空氣溫度，使其液化，再用蒸餾法將不同成分逐一氣化，分開捕獲。
1901年，科學家使乙炔和壓縮氧氣的混合物燃燒，首次進行了氧炔焊接。氧炔焊接之後成為了焊接、切割金屬的常用方法。1923年，美國科學家羅伯特·戈達德研發出首支消耗液態推進劑的火箭推進器。該火箭分別以汽油和液氧作為燃料和氧化劑。1926年3月16日，戈達德在美國麻薩諸塞州奧本成功發射一支小型液態推進火箭。火箭達到每小時97公里的速度，並飛至56米的高度。
地球大氣中的氧氣含量在全球範圍內有稍稍下滑的趨勢，這可能和燃燒化石燃料有關。
臭氧是地球上一種較為稀有的氣體，主要分佈在平流層。圖為臭氧的分子結構示意圖
雙原子氧（O2）分子的空間填充模型
雙原子氧（O2），亦即氧氣，是氧元素在地球上最常見的同素異形體，地球大氣氧的主要部分（見存在形式一節）。雙原子氧的鍵長為121pm，鍵能為498kJ·mol?1。與生物圈內其它分子的雙鍵或兩個單鍵相比，雙原子氧的鍵能更低，所以它與任何有機分子的反應都會釋放熱能。這一性質是生物體呼吸作用的主要原理（見生物學上的作用一節）。
三氧（O3），常用名為臭氧，是一種高反應性的氧同素異形體。在上層大氣中，O2經紫外線分解成獨立的氧原子。這些氧原子再與O2結合後，形成臭氧。由於臭氧能較強地吸收紫外線範圍內的輻射，所以臭氧層能阻擋一部分輻射抵達地球表面，有屏障的作用。在地球表面出現的臭氧是汽車廢氣所產生的一種空氣污染物。
四聚氧（O4）分子為亞穩態，2001年發現。科學家曾認為，將O2加壓至20GPa所形成的固態氧，是由四聚氧所組成。但2006年的一項研究證明，此固體相態實際上是由O8原子簇所組成，結構為三方晶系。這種同素異形體很有可能是比O2和O3更強得多的氧化劑，可做火箭燃料。
1990年，科學家將固態氧加壓至96GPa以上，發現了氧的金屬相態；1998年，又證明該相態在極低溫下具超導性。
氧放電管所釋放的綠光與極光中的綠色相似
氧氣在水中的溶解性比在氮中高，在淡水中的溶解性又比在海水中高。在大氣中氧氣和氮氣的分子比例為1:4，而在水和空氣達致平衡的狀態下，該比例為1:2。氧氣在水中的溶解度會隨溫度改變：在0°C下的溶解度（14.6mg·L?1）約為在20°C下的雙倍（7.6mg·L?1）。當空氣處於25°C及時，每公升淡水含6.04毫升氧氣，而每公升海水則含4.95毫升氧氣。
+海平面上水的溶氧量
9.0&nbsp;mL
6.04&nbsp;mL
7.2&nbsp;mL
4.95&nbsp;mL
氧氣在90.20K（?182.95°C）凝結，在54.36K（?218.79°C）凝固。液氧和固氧（O2）都是呈淡天藍色的透明物質，這是由於氧分子會吸收紅光。（天空呈藍色是由於藍光的瑞利散射，而非因氧氣的吸收光譜所致。）高純度液氧一般是通過液化空氣分餾法萃取的；亦可利用液氮的低溫使空氣中的氧氣凝結。
極光和氣輝（夜輝）的部分顏色來自於氧氣分子的光譜。氧氣分子會吸收赫茨貝格連續區和舒曼–龍格帶內的紫外輻射，形成原子氧。這一過程對大氣中層的化學有重要的作用。在激發態下的單態氧在溶液中會化學發光，呈紅色。
氧氣具有順磁性。圖為懸浮在磁極之間的液氧
氧氣具有順磁性。在實驗室中，用強力磁鐵可以使液氧懸浮在兩個磁極之間。通過分析某個氧氣樣本的順磁性，可得出樣本中氧氣的純度。
到了大質量恆星的生命晚期，16O聚集在氧殼層，17O聚集在氫殼層，18O則聚集在氦殼層。
自然界中的氧元素由^16O、^17O及^18O三種穩定同位素組成，其中^16O的豐度最高（99.762%）。
大部分^16O是在大質量恆星氦聚變過程晚期合成，也有一部分源於氖燃燒過程。^17O主要是在碳氮氧循環中從氫至氦的聚變過程中產生，因此分佈在恆星內部的氫聚變區域。14N在捕獲一個4He原子核後變為^18O，因此^18O分佈在大質量恆星的氦區域。
在穩定同位素以外，氧還有14種放射性同位素。最穩定的為^15O和^14O，半衰期分別為122.24秒和70.606秒。其餘的放射性同位素半衰期都在27秒以內，大部分甚至低於83毫秒。質量低於^16O的同位素的最常見衰變模式為β+，產物為氮；質量高於^18O的同位素則主要進行衰變，產物為氟。
+通過光譜學估算的銀河系元素豐度表
質量比例（百萬分率）
71 × 氧氣質量（紅條）
23 × 氧氣質量（紅條）
在全宇宙中，氧的豐度排在第三位，僅在氫和氦之後。太陽總質量的0.9%為氧元素。按質量算，氧是地球海洋中和陸地上最常見的化學元素：在地球地殼中佔49.2%，在海洋中佔88.8%。氧氣是地球大氣層中含量第二高的成分，佔總體積的20.8%，總質量的23.1%（共1015噸）。在太陽系中，地球大氣的氧含量是獨一無二的：氧氣只佔火星大氣體積的0.1%，金星的大氣氧含量則更低。這些行星的氧氣是含氧分子（如二氧化碳）在紫外線輻射下所釋放出來的。
地球之所以有異常高的氧氣，是因為氧循環。地球上的氧主要在大氣、生物圈及巖石圈之間流動，是為生物地球化學循環。光合作用是氧循環的主要推動力，它決定了目前的地球大氣成分。氧氣通過光合作用釋放到大氣之中，再經呼吸作用、分解作用和燃燒離開大氣。今天的大氣氧含量處於平衡，氧氣的生成率和消耗率相同，約為每年大氣氧氣總量的二千分之一。
冷水可溶解更多的。圖為海洋表面含氧量的分佈情況
氧氣也出現在海洋中。O2在低溫海水中的溶解量更高（見物理性質一節），所以兩極附近海洋的生物密度比其他海洋高許多。受硝酸鹽、磷酸鹽等植物養分所污染的水可促使藻類生長（稱為富營養化過程）。這些藻類以及其他生物物質在分解後，會降低水的氧含量。水體的生化需氧量，即把含氧量復原至正常水平所需的氧氣量，是水質的一項量化指標。
18O含量隨過去5億年間的氣候變化的趨勢圖
古氣候學家可通過測量海洋動物外殼和骨骼中^18O和^16O同位素之比，推算百萬年前的地球氣候。同位素^18O的質量比^16O高出12%，因此海水中含^16O的水分子會比含^18O的水分子蒸發得更快。海水溫度越低，蒸發率的差異更大。當氣候寒冷的時期，蒸發的水形成的雨雪會有較高的^16O，剩餘的海水則含較高的^18O。因此在寒冷氣候下，海洋生物的外殼和骨骼會包含更多的^18O同位素。
行星地質學家已分析過地球、月球、火星上及隕石中氧同位素的相對含量。起源號衛星所攜帶的矽晶片暴露在太陽風中，於2004年隨衛星返回地球。科學家在分析晶片後發現，太陽中的^16O比例比地球上高，意味著有某種未知的過程在太陽系原行星盤坍縮形成地球之前，消耗了部分的^16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