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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正式提出「大躍進」口號，在社論中指出“在農業合作化后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號召農民群眾掀起一場“新的生產高潮，爭取一九五八年的豐收”，鼓勵各地將干部下放到農村，從事一線生產。周恩來將這篇社論介紹給毛澤東，說譚震林他們提出了一個“大躍進”的口號，周恩來說這個提法很好，毛澤東讀后也很欣賞。第一次杭州會議開於1957年12月16日至12月18日，據毛澤東1958年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稱無結果而散。第二次杭州會議開於1958年1月3日至1月4日，有周恩來參加；毛澤東兩次講話，著重講領導經濟建設之方法問題，政治與業務問題，敵我與人民內部兩類矛盾問題，以及不斷革命、技術革命等；並再次批評反冒進，還第一次點名批評周恩來等人。1月11日至1月22日，南寧會議召開，毛澤東主持會議。1月19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1時結束；周恩來和劉少奇都在會上發言，承擔反冒進之責任。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主要講工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1月2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毛澤東主持會議。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頤年堂召開，毛澤東認為：會議「實際上是中央內部的整風」。3月9日至3月26日，毛澤東召開成都會議，毛澤東插話：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英國，二十年或稍多一點時間趕上美國，那就自由了，主動了；薄一波曾說過：「如果我們按照一九五六年八大確定的指標和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辦事，不搞甚麼『大躍進』，那麼，我國在一九七二的鋼產量超過英國是綽有餘裕的。」。4月1日至4月9日，毛澤東召開武漢會議。4月27日至4月29日，毛澤東召開廣州會議，討論工業問題。5月5日，中共八屆二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開幕，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工作報告，確認毛澤東1957年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在整個過渡時期，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社會建成以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始終是我國內部的主要矛盾」，通過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改變八大一次會議關於國內社會主要矛盾之正確論斷；為後來發生之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之錯誤，提供理論依據。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黨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通過十五年趕上和超過英國的目標，通過提前五年完成全國農業發展綱要，還通過「苦干三年，基本改變面貌」等口號。全國“大躍進”已經進入高潮。
1958年5月25日，毛澤東給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志信中寫道：“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官方媒體上，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8月7日，毛澤東說：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兵學商，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8月17日至8月30日，毛澤東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北戴河會議作出決定，一是一九五八年鋼產量一千零七十萬噸，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二是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與此同時，在全國農村立即出現一個人民公社化運動高潮，完全突破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上講先做試點之範圍，突破毛澤東關於明年春天實現公社化之規劃；其來勢之迅猛，遠超當年之農業合作化運動；到9月底，百分之九十以上之農戶加入人民公社；全國成立23,000多個公社，平均每社近4,800戶，還出現以縣為單位之人民公社或縣聯社；人民公社取代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為中國農村唯一之生產組織，同時又具有基層政權之社會管理職能。
鞍鋼第二煉鋼廠6號平爐的煉鋼工人，為了提前完成1958年生產45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實干巧干，創造了4分半鐘裝一爐料的新成績。”
原標題：“為了超額完成一〇七〇萬噸鋼！”，黃石市大冶鋼廠拍攝
1957年11月，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領導人雲集莫斯科，召開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中共中央主席、國家主席毛澤東也率團前往。在慶祝大會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報告中提出通過和平競賽，在“今后15年內不僅趕上并且超過美國”的目標。蘇聯的行動口號使得毛澤東深受啟發，在18日的會議上提出了中國5年后鋼產量達到1000萬到1500萬噸，15年后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行動口號。195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劉少奇在中國工會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祝詞中首次在國內公開宣布15年趕上或者超過英國的目標：“15年后，蘇聯隊工農業在最重要的產品的產量方面可能趕上或者超過美國，我們應當爭取在同一時期，在鋼鐵和其他重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者超過英國。那樣，社會主義世界就將把帝國主義國家遠遠拋在后面”。12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座談，介紹莫斯科會議情況，同時向他們通報關於在十五年內趕超英國之設想。
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國人大作關于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比1957年增長17％。4月14日，國家經委匯總各地上報的鋼產量指標，上報1958年計劃為711萬噸。3月20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作報告，提出1962年鋼產量可以達到1500萬噸，十年超過英國、再有十年趕上美國“是比較現實的設想”。王鶴壽的報告受到毛澤東高度重視，號召其他部門要向冶金部學習。毛澤東全盤接受了王鶴壽的十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的觀點，4月15日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一文中宣布：“我國在工農業生產方面趕上資本主義大國，可能不需要從前所想的那樣長的時間了。”不過為了“留余地”，毛澤東在黨內信件中表示“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不變。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及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目標。李富春提出1962年鋼產量3000萬噸，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計劃。王鶴壽發言論證這一計劃的可行性，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1962年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5月18日，毛澤東在《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批語中，采納李富春等人的意見，盡管稍做保留，仍明確提出：“七年趕上英國，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趕上美國。”八大二次會議肯定了當時全國出現的“大躍進”形勢，調整了“二五”計劃指標，鋼產量由1200萬噸提高到3000萬噸，糧食從5000億斤上升到7000億斤。提出要使中國在15年或更短的時間內，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美國（所謂「超英趕美」）。從此，“大躍進”在中國大陸全面展開。農業要“以糧為綱”，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工業則“以鋼為綱”，將趕超英國的目標縮短為7年、5年以至到6月份毛澤東簽字的報告定為“兩年超過英國”。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提出的鋼產量要比1957年增加一倍達到1，070萬噸，決定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
隨后各行各業都出現“浮夸風”。1958年9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當場展示了土高爐土法煉鋼煉出的鋼錠。毛因此鼓勵全國用土高爐土法煉鋼。
一部關于在1958年發動大躍進時期的中國的影片，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拍攝。
人民公社社員在公社食堂裡免費吃飯。糧食儲備被吃光后公社食堂也隨之解散。
毛澤東號召大家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干的精神。1958年8月，劉少奇派人到山東壽張縣進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額豐產情況，寫回的調查報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后來被社會流傳成著名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會后，全國各條戰線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會議，確定了一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提出1958年鋼產量翻番，作為實現“大躍進”的重要步驟，達到1070萬噸。《人民日報》經常報道某某公社農業大放衛星。在早稻畝產36000斤的基礎上，中稻畝產達到46000斤。田里的稻谷緊密得排在一起，人都可以坐在上面。同年，還出版發行了祖國主要建設成就地圖。1958年10月，毛兩個月前直接視察過的新立村報出了天大的數字：“畝產12萬斤。”
以1957年曾獲畝產千斤糧食帥旗的四川郫縣為例，該縣在當年提出“學麻城，趕孝感”的口號，在大面積豐產上要“元帥升帳”，同時在發射高產“衛星”中也要在四川領先。從收早稻開始，與附近的新繁縣競爭，發射一個比一個大的“衛星”。為了開展發射水稻“衛星”的競賽，他們專門在城關北街十字口豎立一個長十幾米，寬數米的“衛星發射臺”。每次發射一顆高產“衛星”，就使用一個裝飾性的彩色水稻牌懸掛在“衛星臺”上，象征“衛星”升起了。水稻牌的大小會隨著產量的高低而變化。隨后，“衛星臺”上的水稻牌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當年，全縣共發射水稻“衛星”41個。8月26日，該縣犀浦鄉第一農業社居然出現畝產稻谷4萬多斤“大衛星”。驗收上報的總產量為45262.8斤，平均畝產45217斤，超過安徽省繁昌縣東方紅三社的水稻大“衛星”2187斤，超過實收總產量26000—27000斤，超過當地水稻正常單位面積產量的77－88倍。實際情況卻是當地工作人員趁在晚上田間燈光較弱，人多手多，校收人員難于察覺的情況下進行偷梁換柱：
# 將移栽日期比實際移栽期提早一個月，虛報為7月13日，隱瞞移栽水稻已半吊黃熟重要情節。
# 從其他田收打進倉的黃-{zh-hans:谷; zh-hant:穀;}-秘密運到驗收現場，冒充“衛星田”稻谷過秤。
# 將一籮-{zh-hans:谷; zh-hant:穀;}-重復稱一次、二次甚至三次，稱為“轉轉秤”。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於頭版報導湖北省麻城建國公社創出早稻畝產36956斤的「紀錄」
《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虛假新聞也充斥報紙的各大版面，農業高產“衛星”層出不窮。僅1958年8月1日到9月5日止，《人民日報》經常在一版顯著地位用特號字（有時套紅）登出糧食高產“衛星”。先是夏收小麥創高產的新聞：
秋收開始，《人民日報》又開始報道早稻畝產的高產衛星，開始新一輪浮夸競賽：
在大躍進過程中，這種虛報產量的事比比皆是。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縣，號稱一年收獲糧食12億斤。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署名康濯的通訊報道，報道中說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對當地進行了視察。毛澤東高興地說：1958年9月初，劉少奇到他的“共產主義試點公社”河北省徐水縣視察，當他聽到有人說，給山藥灌狗肉湯，畝產可以收120萬斤時，即說：實際上，1957年徐水的糧食畝產才剛剛138斤，其中夏糧畝產僅有70斤。不過，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也開始對浮夸風表現出了越來越強烈的懷疑。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並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之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之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全縣「全民所有制」，並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毛澤東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11月2日至11月10日，毛澤東在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後來被稱作「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8日，《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送毛澤東審閱，他略有修改，交鄧小平閱辦。另一個文件毛澤東改過兩遍，把文件名為《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在1958年11月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一文中，毛澤東說：
在他1959年4月29日的《 黨內通信》中毛說：
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
過分虛高的高產量也引起懷疑，然而在全國享有很高聲望的物理學家錢學森卻在《中國青年報》上撰文宣稱：“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裡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么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多倍！”，李銳回憶說，1958年12月他問毛澤東怎么會相信那些衛星產量時，毛澤東回答說是看了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依照這種虛假報道制定的國家徵收糧食額度嚴重超出實際產量，連農民的口糧也被徵收用于填補差額，直接加重農民與基層干部之間矛盾，成為了導致后來災荒的主要原因。
1958年10月中旬拍攝的土高爐。原始注解為：“英雄的河南省人民，在全黨全民大辦鋼鐵的運動中，一躍再躍，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大煉鋼鐵遺跡現存極少，福建南靖五更寮土高爐群是其中一例
會后全國形成了全民大煉鐵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底，鋼產量調整較1957年翻一番，提出“以鋼為綱”的口號，號召全民煉鋼。在農村，也修建了土法的煉鋼爐，企圖在田間煉鋼鐵。很多人把家里的鍋子，鐵器等金屬都捐獻出來煉鋼鐵，但由於技術不合規格，只是煉出大量的廢鐵，造成極大的浪費，並對環境造成極大污染。
煉鋼需要鐵礦、焦炭、燃料等材料。由於鐵礦不足，於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採礦，使糧食產量大減。由於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引發日後的天災，所以這些天災都是屬於人為的。有報導稱，廣州增城的掛綠荔枝樹在此劫中大部分被砍去了，而且建造高爐的建築材料不足，甚至把文物建築拆了，把磚塊拿去建爐，還說文物也要為煉鋼服務。水庫項目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大量基建項目紛紛上馬。農村也推行真正名副其實的大鍋飯，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每個家庭都統一在公社食堂吃飯。稱為“放開肚皮吃飽飯”。
運動中，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在大躍進中嚴重泛濫。接連發生的問題使得中共高層開始考慮調整政策。部份中共黨員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希望中共領導調整政策。1958年11月21日至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武昌舉行，毛澤東主持會議；會議圍繞人民公社問題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安排問題，著重討論高指標和浮誇風問題。11月21日，關於《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毛澤東說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放兩年再說，不可外傳，勿務虛名而受實禍，虛名也得不了，說你們中國人吹牛；「綱要四十條草案」被擱置。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和《關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草案）》。全會還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於他不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由於嚴重之浮誇風和高估產，1958年徵過頭糧，徵走相當數量之農民口糧和種子糧，致使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下降；輕工業生產和原材料生產嚴重落後，城市副食品和日用消費品供應十分緊張，農村勞動造成極大浪費，國民經濟嚴重比例失調；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
對形勢的樂觀估計，并不只限于毛澤東本人。湖北省委在傳達討論上海會議精神給中央的報告，對1958年的總結和對1959年的展望中提到，1958年大躍進，“兩條經驗，一條教訓”。兩條經驗分別是：一、1958年的大躍進為今后工農業高速的發展開辟了道路，造成了大躍進的局勢；二、“放手發動群眾，一切經過試驗”。這是保證多快好省的總路線能夠實現的關鍵。一條教訓，是指“勝利沖昏了頭腦”。1959年1月26日至2月2日，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在中南海召開；毛在2月1日和2月2日之講話中，提出完成任務之幾個有利條件，確定1959年仍然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之一年，為會議定基調；會議各項主要指標仍然居高不下，基本維持武昌會議之指標；毛後來感到後悔2月毛澤東說藏富于民不見得是壞事，意為糧食是被農民藏起來了。
1959年7月上旬湖北省委經濟工作會議上，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在總結中強調，1959年必須繼續組織大躍進。他說：目前我們的形勢是有利的，比去年同期好……現在供應雖然還相當緊張，但是在向好轉方面走。為了繼續躍進，必須抓住兩個問題：1、大力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政策；2、大搞群眾運動，插紅旗樹標兵、抓落后趕先進。說大話是不對的，但革命者要立大志、建大業，因此仍要發揚共產主義風格。
農村的煉鐵爐
但在地、縣委書記及一般干部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對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有著不同看法。湖北省經濟工作會議中有人在小組討論發言中說：“1958年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去年大辦鋼鐵是‘得不償失’。”“一面說躍進，一面餓肚皮，怎樣也不好解釋。”因此，地、縣級領導人對1959年的生產指標，都是“保險”、“再保險”，多一斤也不接受。
天津市和平區2400多名科以上黨員干部討論中央緊急指示時，談出了七大埋怨，其中主要是：埋怨領導好造大計劃；埋怨農村工作搞得不好（不給農民自留地，不叫農民自己養豬，弄得人心惶惶）；埋怨宣傳工作有毛病，1958年宣傳這里大躍進，那里大豐收，結果卻不是這樣。一般干部和職工中，有人認為，“現在農村糧食緊張和城市副食品緊張都是公社化鬧的。”他們提出：“去年取消自留地，今年回復自留地；去年搞食堂，今年散伙；去年搞供給制、幾飽，今年按勞取酬，是不是過去搞錯了。”并認為，“煉鋼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如圖：「農村煉鋼土爐」、「人民公社的育幼院」、「樣板戲」。
農村煉鋼土爐
人民公社的育幼院
1959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在江西廬山召開，對1958年高指標政策造成的后果，與會者在認識上出現了分歧，柯慶施等強調“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雖然承認出現了一些問題，但并不嚴重，并認為通過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工作，問題已經解決。應當鼓足干勁，繼續躍進。而持反對意見的彭德懷面見毛澤東未果，遂向毛上書陳述意見。彭認為：大煉鋼鐵“有失有得”，引起“比例失調”；影響到了工農之間、城鄉之間的關系，“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錯誤的原因，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等。同時黨內中下層干部也多有懷疑和埋怨，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砸了，黨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議，也被蘇聯“老大哥”認為是錯誤的。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戰“三面紅旗”，動搖全黨、全國繼續躍進的信心。于是，毛借此信，發動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以再次激起人們的“革命干勁”，實現工農業的生產大躍進，從而扳回1958年的敗局。
繼廬山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打成“反黨集團”后，各省市自治區機關的反右傾運動也隨之展開，產生了一批所謂的“反黨集團”、“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曾下令解散公共食堂的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愷帆，此外福建、青海、湖南、黑龍江、遼寧等地也都有省委書記、省長、副省長、廳局長、地市縣長被打為“反黨分子”和“反黨集團”。這次反右傾運動，打擊官員和群眾的規模，超過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據1962年甄別平反時統計，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分子”的干部和黨員有三百幾十萬人，加上被定為“階級異己分子”等類名目的人數則更大，截至1962年8月，全國得到平反的干部、黨員和群眾共六百多萬人。1980年，解放軍為1959年因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意見而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或其他“政治帽子”予以平反的有17212人。反右傾運動的直接后果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后剛剛稍有糾正的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再次刮起，擔心政治錯誤的地方官員幾乎無人敢于講實話，依然強購農糧，終于導致大面積糧荒。經濟學家薛暮橋回憶錄中提到，“1957年農業大減產，情況極為嚴重。但公社干部不敢反應農民呼聲。”
大躍進的脫離實際導致這場運動難以為繼，據統計，1960年，糧食實產2870億斤，比1957年3901億減少26%以上；棉花實產2126萬擔，比1957年3280萬擔減少了35%以上；油料作物實產3405萬擔，比1957年7542萬擔減少一半多；豬的年底存欄數為8227萬頭，比1957年14590萬頭減少56%；大牲畜年底飼養量7336萬頭，比1957年的8382萬頭減少12.5%.整體上退回到了1951年的水平，油料作物僅為1951年的一半。
“以鋼為綱”、“元帥升帳”。為實現鋼鐵翻番，全國大量基礎建設上馬。1958年到1960年每年新增基本建設投資都在百億元以上，1960年達384億元，比上年增長11%，比1957年增加1.8倍。在基本建設投資總額中，生產性建設投資所占比重都在86%以上（1958年為88%，1959年為86.8%，1960年為86.4%），擠掉了非生產性的建設。工業上單純追求產量帶來諸多負面影響。為保證鋼鐵生產達標，鋼鐵工業本身的基本建設規模擴大，與鋼有關的煤、電、運輸等行業建設也隨之增加。導致工業內部失調，全國職工人數猛增，超出國民經濟特別是農業負擔能力，加劇了社會商品的供需矛盾。
在公布完成的1108萬噸鋼中，合格鋼只有800萬噸；1369萬噸生鐵中，合格品只有953萬噸。國家統計局估算，1958年土法煉鋼虧損達50億元，財政上花費了大量補貼。森林等自然資源遭到過度開發甚至嚴重破壞。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壓縮空氣”的精神，將北戴河提出的1959年鋼產量3000萬噸的指標降低為1800萬噸左右。據新華社《內參》報道，從1959年1月開始，鋼鐵生產的指標，月月都沒有完成計劃。記者報道說：
農村的人民公社刮起“一平二調”的共產風，高指標引發的“浮夸風”，以及脫離實際的生產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和干部特殊化風“五風”共生，加之大辦工業、大煉鋼鐵調用大量勞動力，大片農作物未及時收割，大片田地荒廢。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保守估計，1958年農作物有10%未收回。大辦公共食堂又浪費了大量糧食，致使1958年冬-1959年春個別地區開始斷糧，浮腫病開始出現。與此同時，各地領導干部卻恐于被打成右傾，紛紛瞞報，不報，中央對于人民公社依然好評連連。然而斷糧卻使得當年連中南海也受到影響，據時任毛澤東醫生的李志綏回憶，中南海裡沒有了肉和油，連米和蔬菜都很少見。地方上，為了按浮夸數據征購糧食，出現了抄家、強行搜糧的情況，為補足巨大的數據缺口，農民口糧也被征收。然而浮夸帶來的巨大的缺口依舊無法彌補，部分人民公社為保留部分口糧和減少損失，以天災作為藉口，降低了高產量糧數。但全國范圍的糧食緊張已經無法挽回。但中國共產黨所屬的高級幹部其飲食均受到按級別分配的「特需供應」保護，生活影響並不大。
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澤東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1960年鋼產量為1,849萬噸，糧食產量為6,000億斤；會議是在繼續「大躍進」之濃厚氣氛中召開，估計形勢和確定指標都不切實際。3月24日至3月25日，毛澤東在天津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反對一平二調，反對颳「共產風」等；糾「左」工作中後退，要求城鄉食堂普遍化，要求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等；提出在工業中試辦托拉斯等。4月，當時河南信陽地區，已開始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但是毛澤東卻並不知道，連分管農業之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也了解不到真實情況。從1958年冬天起，浮誇風在廬山會議後重新颳起來。顯然不是因為搞基本建設和抗旱多用糧食造成大量出現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主因還是「五風」氾濫，徵購過頭糧。1950年代至1960年代，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實行國際戰略，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政策。
1960年6月8日至6月18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主要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之補充計劃；工業規模擴大過快，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農村和城市缺糧狀況日趨嚴重；問題是積纍起來，最初被假象掩蓋，一旦發現大面積問題，事情已很難辦；沒有棉花供應，4月上海紗廠停工；毛澤東提出要轉入主動，改變被動局面，決心降低計劃指標。7月5日至8月10日，北戴河工作會議剛進入討論國內經濟問題；蘇聯政府7月16日照會中國政府，決定召回在中國工作之蘇聯專家，而且不等中國答覆，在7月25日就通知說，在中國工作之全部蘇聯專家都將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間全部撤走。7月3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周恩來就蘇聯撤走專家和外資問題向會議作報告。會議決定，堅決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產品、重點企業和基本建設項目；認真清理勞動力，充實農業戰線，首先是糧食生產戰線；會議還有一項重要決定，就是成立中央局。進入10月以後，越來越多嚴重情況反映給毛澤東，如一些農村餓死人等；問題使毛吃驚，毛澤東之心思和注意力更多轉回到國內。從10月開始，毛澤東開始吃素不吃肉；毛澤東對護士長說：「國家有困難了，我應該以身作則，帶頭節約，跟老百姓共同渡過難關，不要給肉吃，省下來換外匯。吃素不要緊。」3月，毛澤東曾為中央寫過指示，提出要堅決制止一平二調之「共產風」，口氣很嚴厲；到10月，「共產風」和其他幾股歪風，對農村生產關係和農村生產力，對農村經濟和人民正常生活造成之極大破壞和嚴重後果，大量暴露出來；加上嚴重自然災害，1960年之糧食產量下降到2,870億斤，比1957年減少26%以上。毛澤東看到反映農村嚴重情況之報告越來越多，包括信陽事件之報告，對毛澤東震動極大；「五風」造成之損失慘重；糧食嚴重減產，農村中餓死逃荒死現象大量出現；特別是有些地方幹部蛻化變質，違法亂紀，摧殘人命，無法無天，使人感到，這種地方已經不是共產黨領導之天下；這個問題給毛澤東留下很深印象，成為毛澤東以後發動「四清」運動之重要起因。
同時經濟困難使得珠三角地區大批人員出逃香港，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局面，該情況由內參上報中央，震動朝野。
全國性饑荒和大面積非正常死亡接連出現，許多地方甚至發生了人吃人的慘劇。關于具體死亡人數，至今未有精確統計數據公布。當時由於中國內地的消息封鎖，一般專家不易精確的統計死亡人數，各種渠道公布的非自然死亡人數是4500萬左右，其中光是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達1000萬，這也成為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饑荒之一。中國大陸徐滌新主編《當代中國的人口》提供的數據，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144萬人。而早在1958年非正常死亡就已出現，如四川、山東、河南、甘肅當年則高達21.11‰、個別省份則延續到1962年（四川省1958-1962年平均死亡率達34.03‰。普通死亡率則僅為7.02‰）據此，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林蘊暉做出結論，從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因大躍進運動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3000萬左右。另外，根據另外一位新華社記者楊繼繩的計算，大饑荒餓死國人為3600萬。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馮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4年遍閱全國解封檔案，認為大躍進造成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下達的國家級課題，以及西安交大的蔣正華計算結果，是1700多萬。據當年的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稱，他和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糧食部長陳國棟做了一個電話調查，得出一個死亡幾千萬的人數，送交周恩來審閱后周要求銷毀。
在2011年1月11日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中國官方首次承認“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但回避了三年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總人數。
2013年，江蘇師范大學特聘數學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否認大躍進餓死上千萬人口。孫經先認為，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應該在250萬人以下。其中針對楊繼繩的《墓碑》部份引發與楊繼繩的論戰。
就在同一時期，陷入意識形態相互撻伐的中蘇關系公開破裂。蘇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大煉鋼鐵上都反對中共的政策，中共則對蘇聯與“帝國主義”緩和關系而不滿，最終蘇共撤走專家、毀棄援華合約，使中國進退兩難。毛澤東為保住顏面，以頂住“蘇聯大國沙文主義、老子黨的壓力”為藉口，勒令全國人民束緊褲腰帶，提前還債，爭氣煉鋼等為號召，挽回頹勢，以爭取做和蘇聯一爭高低。只是此時國力已衰弱不堪，出現的只有更大規模的非正常死亡。
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　中共中央在北戴河舉行工作會議，研究中國經濟調整問題，確定壓縮基本建設戰線，保證農業生產等措施。1961年1月14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九中全會中，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大躍進運動終告結束。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有省市地縣三級干部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向大會提交了書面發言，在1月18日召集的《報告》起草委員會上，彭真點名毛澤東也有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問題和辦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臺。如果毛主席的1%、1‰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然而周恩來發言要大家承擔自己的責任，他說：“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幸虧主席糾正得早，否則栽得跟頭更大，要中風。……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陳伯達很快也發言，向彭真發難：“我們做了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主席負責？……亂搞一氣，不是主席的政策。”
劉少奇于1月27日在大會上作了3個小時的口頭報告。在該會上，劉承認了大躍進的結果：“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為什么不足？這是因為1959、1960、1961年這三年我們的農業不是增產了，而是減產了。減產的數量不是很小，而是相當大。工業生產在1961年也減產了，據統計，減產了40%，或者還多一點。1962年的工業生產也難于上升。”造成局面的原因，劉少奇說：“有些地方的農業和工業減產，主要原因是天災。有些地方，減產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災，而是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去年我回到湖南一個地方去，那里也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我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沒有天災？他們說：天災是有，但是小，產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月30日的講話中，毛澤東帶頭做檢討，承擔中央的責任：“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人的應當是我。”
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負責大躍進政策的具體部署。鄧小平作為總書記，曾被毛澤東稱為大躍進的“副帥”，他代表中央書記處在會議上做了自我批評，認為應該由做具體工作的中央書記處負主要責任。大會還下發了中央書記處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寫的檢討，但是會上有人提意見，認為中央書記處的檢討不深刻。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代表國務院作了自我批評，周恩來說：“對于缺點和錯誤，在中央來說，國務院及其所屬的各綜合性的委員會、各綜合口子和各部，要負很大責任。計劃上的估產高、指標高、變動多、缺口大，基本建設戰線過長，權力下放過多、過散，不切實際的、過多過早過急的大辦、大搞，等等，國務院及其所屬部門，都是有責任的。”他說自己犯下兩個嚴重錯誤，一個是1959年8月26日在人大常委會上提出了超過實際可能的關于躍進、大躍進、特大躍進的標準，另一個是主持起草了一個關于將輕工業下放98.5％，重工業下放96％的文件，將權力下放過多過散。
國家主席劉少奇整理口頭報告批評說：“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總結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的錯誤為止。”他還說，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
大躍進期間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水庫的粗制濫造。1975年8月，臺風尼娜為河南等地帶來暴雨，最終引致河南“75·8”水庫潰壩，駐馬店地區板橋、石漫灘兩座大型水庫，以及數十座中小型水庫同時垮壩潰決，約30個縣市、1700多萬畝農田被淹，1000多萬人口受災，約24萬人非正常死亡，倒塌房屋500余萬間（一說680萬間），沖走耕畜30.23萬頭、豬72萬頭，京廣線被沖毀102公里。2005年該事件被美國《探索頻道》評為世界歷史上最重大的人為技術災難第一名。
前任水利電力部長錢正英說：「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受災面積最大、死亡人數最多的水災，是水利工作最慘痛的教訓。」
2012年8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河南考察黃河防汛工作時強調，1975年8月，河南南部淮河流域受臺風影響造成特大暴雨洪災，導致板橋、石漫灘等水庫垮壩，造成重大損失，我們不能忘記這個沉痛教訓。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及此事。
1983年7月31日，陜西省安康市發生特大洪災，導致安康幾乎全城被毀，共造成870人死亡、89600人受災，經濟損失4億余元人民幣。此次洪災的成因除漢江流域連日大暴雨等自然因素以外，修建于大躍進時期的丹江口水庫使得安康下游的河槽不斷淤積抬高，最終導致了江流不暢乃至下游倒灌。
此次洪災中，安徽省桐城市鄰近的汪洋水庫潰壩造成至少上百人死亡。該水庫興建于1958年的“大躍進”時期，庫容并不大，修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防洪與灌溉，雖然水庫的壩高達到20多米，但并沒有興建相應的蓄放水閘門，水庫放水主要通過開敞式溢洪道，屬于低標準水庫。
此外，湖北省黃石市的富水水庫（興建于1958年）溢洪道一號閘失事，造成20人死亡、54人受傷，造成2.3萬公頃農田受災事，上萬間房屋倒塌。
* 美國學者羅斯·特里爾認為，“1958年是年老的毛澤東把軍事精神注入政治的第一次努力的一年。”“他把5億農民趕進了2.4萬個人民公社的集體生活之中。他不僅想使經濟發展的速度加倍，而且試圖改造人們的靈魂。他要讓中國人民相信，革命并不是像其本身所表現出來的，是來自上面的一種壓力形式，而是人們發自道德選擇的絢麗花朵。”“‘大躍進’實際上是一種發展的思想，但它不是清晰、一致同意和具體詳細的發展計劃。”“‘大躍進’的整個思想諷刺意味十足，它是一位知識分子試圖改造外部世界的典型的事例，這股改造世界的動力只是他一時頭腦發熱產生的幻想。”
* 荷蘭學者，中國歷史學家馮客（Frank Dik?tter），“脅迫、恐嚇、系統性暴力構築了大躍進的基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有預謀的大屠殺。”
*中華民國政府提出的重工業五年建設計劃（1936年3月）、中德三年計劃（1936年6月）
* 錢學森：《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發表於《知識就是力量》1959年第8–9期合刊
*: 《農業中的力學問題》宣稱「 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1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麼單位面積幹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
* 王凡：《田家英之死》，《羊城晚報》，2010年10月9日。
* 蕭冬連：《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北京，1999年。《共和國年輪（1961）》，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莊，2001年。
*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首版；南方出版社，海口，1999年再版。《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再版。
* 謝春濤：《大躍進狂潮》，河南人民出版社，鄭州，1990年。《廬山風云》，中國青年出版社，北京，1996年。
* Roderic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躍進（1958-1960）》，河北人民出版社，石家莊，1989年。（英文版于1982年出版）
* 丁抒：《人禍》（1988-1989年在香港《九十年代》連載）2005年《九十年代》雜志社出版單行本。
* 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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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利克斯·格林. A Curtain of Ignorance: China: How America Is Deceived. （London: Jonathan Cape，1965）
* ''Mao: The Unknown Story''（中文版《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香港，2006）
*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原題《永久的墓碑》，2008年香港出版。（英法德日文版於2012年出版）
* 楊繼繩：《關于大饑荒年代人口損失的討論》，《炎黃春秋》2014年第9期第77頁，炎黃春秋雜志社出版
* 東夫：《麥苗青菜花黃─大饑荒川西紀事》，田園書屋，香港，2008年出版。
* 喬培華：《信陽事件》，開放出版社，香港，2009年出版。
*  香港中文大學論文庫大躍進/大饑荒分類
*  1958年農業大躍進放衛星地圖
*  鍾延麟：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兼評中共對該歷史之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
*  毛澤東—Time.com評選的的20世紀最重要的100個人物之一
*  大躍進中的毛澤東—Rotten.com圖書館
*  楊大利：大躍進與當代中國 楊大利著 林立偉譯
風林火山是日本戰國時期甲斐國將領武田信玄所使用的軍旗，旗幟上書「疾如風，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
文字出自中國《孫子兵法·軍爭篇》：「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日語：）。武田信玄在讀過《孫子兵法》後拜訪和尚快川紹喜，訴說他想設計新武田軍旗，於是從中挑選出上述的句子作為旗印。
其實風林火山旗並非武田信玄原創，早在200年前的南北朝時代，在奧州舉兵的年輕武將北畠顯家就曾經在對抗足利尊氏時使用此一旗印。北畠顯家是名門村上源氏的後代，學識非常高，深深被孫子兵法吸引。
風林火山旗的原始型式並非大家所熟悉的長方形陣旗，據甲陽軍鑑及川中島合戰圖屏風（米沢市上杉博物館藏）和武田信玄配陣圖屏風（大阪城博物館藏）中的文字和圖畫紀錄，風林火山旗應為方形黑底四行直書的陣旗。日本戰國時代中期的陣旗多為方形旗。日本至今藏有一面戰國時代晚期的長方形藍底的風林火山旗，以致多數書籍、影視作品及電玩皆引用此款式的風林火山旗，反令真正的風林火山旗湮沒無聞。
日本文學家井上靖曾以「風林火山」為題，發表以武田信玄軍師山本勘助為主角的同名小說。
傳說武田信玄曾將他的風林火山旗幟掛在今山梨縣北杜市長坂町日野春村內的一棵松樹上，日語稱為“信玄公旗掛松”。這棵松樹于明治、大正時期為附近居民清水倫茂所有；1902年，鐵道省（當時稱“鐵道院”，JR前身）興建鐵路中央本線，其中的日野春站臨近該棵老松樹。清水倫茂擔心老松樹會受到即將通行的蒸汽火車污染，曾三次通過書面向鐵道院提出保護老松樹的請求，但皆未得到鐵道院正面回應。鐵路于1904年開通，十年后的1914年，信玄公旗掛松果真枯死。清水正式向地方法院控告鐵道院規劃鐵路時濫用權力，致使他的老松受火車污染而枯死，并最終勝訴獲得賠償。這起案件成為日本民事訴訟的經典判例，史稱。
自2019年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以來，香港警察因不按警察通例在制服貼上編號及出示委任證備受爭議。在2020年6月香港國安法實行前夕，大批防暴警察到元朗YOHO MALL 形點商場拘捕參與元朗YOHO端午節和你shop的市民，警察因在制服上貼上風林火山字樣，被質疑制服有空間貼上風林火山卻無位置貼上編號。
基礎教育，指人們在現代社會開始工作前需要接收的基本教育。通常包括正規的小學和中學階段的教育。接受基礎教育是一個人獲得具備現代公民素養的基本必要方式。大多數國家都有免費提供基礎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即義務教育，但義務教育不一定能完全覆蓋基礎教育的全部學年和內容。
臺北市大同區雙蓮國民小學。
小學，是人們接受最初階段正規教育的學校，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一般6歲到12歲為小學適齡兒童，為初等教育機構，小學階段教育的年限通常是6年。小學教育階段後為中學教育階段。
小學最早是指文字學，後來成為古代私塾的意思，小學還存在社學、義學或貴族學校等學校中。在一些書院如明道書院，也分小學部分。
清代末年擬定的壬寅學制中，小學堂為第二初級的教育機構。
中華民國初期，小學堂一般被稱作小學校，簡稱“小學”。1912年9月，教育部頒布《小學校令》，分初等小學校（簡稱“初小”）、高等小學校（簡稱“高小”）兩級。初等小學為四年（義務教育）、高等小學為三年，總共七年，從兒童滿6歲起至14歲為止。小學校同時設立初小、高小的，稱為完全小學校（簡稱“完小”）。學生在高等小學校畢業后可進入中學校或師范學校、甲種實業學校。
1944年實施《國民學校法》，各小學改名為國民學校，簡稱國校，1968年國民義務教育往上延伸到初級中學（此後改稱國民中學），總共9年；國民學校則改稱國民小學，年限6年，簡稱國小；中共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轄下的國民學校均復名為「小學」。
小學教育的目標通常是培養學生使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逐步培養學生獨立的邏輯思維能力，簡單的計算能力，讀寫能力；掌握一些基本的自然常識。
世界各地小學課程視當地教育主管機關而有所不同。
泰國露天小學
*中國大陸的小學教育是九年義務教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任何適齡兒童都必須接受小學教育，學費有困難者可以透過申請兩免一補免費上學。教育部門原則上規定只有當年9月1日前滿6（或7）周歲的兒童才能在該學年開始時（即當年9月1日）進入小學學習。
*中國大陸的小學教育分成兩種制度：五年制與六年制。目前，絕大多數省市實行的是六年制。這些省市的初中教育為三年，因此被稱作“六三制”。而上海市、山東省等部分省市實行的是五年制小學教育，學生在小學接受五年教育，在初中接受四年教育，完成義務教育的學習，因此被稱作“五四制”。以往，學生在小學階段需要學習語文、數學、自然常識（或：科學）、社會（或：品德與社會）、思想品德（或：品德與生活）、音樂、美術、體育、計算機（或：信息技術）等課程。
* 作為九年制義務教育的開端，小學教育在中國大陸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小學教育的模式也為學生以後接受基礎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 當前，中國大陸小學教育的覆蓋率已經超過99%，入學率接近100%，絕大多數兒童都可以在合適的時候接受小學教育。但是在某些地方，由於經濟落後、地方觀念等因素，仍然有部分適齡兒童無法入學。
* 中國大陸現行中小學學制，起源于1922年的北洋政府效仿美國的壬戌學制，采用6-3-3學制，其中小學教育的6年，又分為初小4年、高小2年，因此小學校分為初級小學、高級小學和完全小學。由于當時中華民國大陸時期長期陷于軍閥戰爭、經濟落后的局面，文教事業不普及，甚至高小畢業就算是“小知識分子”。
*1951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了《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全日制小學學制未改動，增加了對成人實施小學教育的“工農速成初等學校”、“業余初等學校”和識字學校。1959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試驗改革學制，即“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開門辦學”，從1960年開始，部分地區實施了小學五年一貫制、中學五年一貫制、中小學十年一貫制或初中小學九年一貫制、高中再分文理科等，這一時期由于小學師資普及，基本取消了初小、高小劃分，普及了完全小學。
*1984年，隨著《義務教育法》的制訂實施，中國大陸的五年制小學普遍延長一年改成了六年制小學，并把小學辦學責任交給了鄉鎮基層政府與廠礦企業，謂之“集資辦學”。中國大陸依舊有部分地區實行小學五年制。
*1976年到2016年間，中國大陸由于農村地區人口向城市集中，農村生源缺乏的地區開始集中辦學，很多鄉鎮合并撤銷到只剩一所中心小學，因此消失了大概91.6萬所小學。
香港小學課程為六年（小一至小六），是義務教育的一部分，學生完成六年小學後會通過香港教育局升中派位機制升讀中學。
小學課程主要包括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常識，亦包括音樂、視覺藝術、體育、電腦及普通話。過去常識科前身為社會科、科學科、健康教育科三科，合稱社科健，於1990年代中期合併為常識。過去小學是半日制，分上午校和下午校，現今則以全日制為主。2000年後，由於香港的適齡學童人數減少，香港出現縮班殺校的情況，教席減少導致出現超額教師，教育界因此爭取推行小班教學，唯香港政府對此態度並不積極，香港的師資水平也備受關注，其中香港教育學院（今香港教育大學）雖然是香港師資培訓的主要院校，但該校語文水平被指長期不達標，在英語水平測試的表現是香港八間教資會資助大學中最差，令外界關注將會為人師表的該校畢業生在學校任教的能力。
據香港教育條例規定，就讀小學一年級的最低入學年齡是5歲零8個月（即在開學該年（西曆1月1日至12月31日）內滿6歲）。開學日為每年的9月1日，如果該日為週末，則順延至下星期一。
臺灣國民小學課程的學習領域主要有語文學習領域（包含中文、英語、地方語言（臺語、客語與原住民語），中文在小學稱作「國語」，國中或以上稱作「國文」）、生活領域（小學1、2年級的科目，為自然與生活科技、藝術與人文、社會領域的合併科目）、數學領域、社會領域、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藝術與人文領域、健康與體育領域、彈性課程、綜合活動領域，以及六大重大議題（資訊教育、環境教育、性別平等教育、人權教育、生涯發展、家政教育）；其使用課本因學校而有所不同。
小學分為兩種，國民小學與國民型小學。國民型小學（Sekolah Jenis Kebangsaan，SJK）採用中文或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國民小學（Sekolah Kebangsaan，SK）除了英語、科學和數學採用英文教學之外，所有科目使用馬來語為教學媒介語。在晉升進入中學教育之前，小學生在六年級需參加小六鑑定測驗（Ujian Pencapaian Sekolah Rendah，UPSR），馬來語（國語）不及格的考生須讀為期一年的中學預備班(Peralihan)注：馬來文。
情況1：直線''LNM''穿過三角形''ABC''
情況2：直線''LNM''在三角形''ABC''外面(M與N位置可能有錯）
梅涅勞斯定理（Menelaus' theorem），以古希臘數學家為名。它指出：如果一直線與的邊''BC''、''CA''、''AB''或其延長線分別交于''L''、''M''、''N''，則有：
它的逆定理也成立：若有三點''L''、''M''、''N''分別在的邊''BC''、''CA''、''AB''或其延長線上（有一點或三點在延長線上），且滿足
則''L''、''M''、''N''三點共線。利用這個逆定理，可以判斷三點共線。
如果在上式中線段用有向線段表示，那么右面的結果為-1。
該定理與塞瓦定理的等式僅在條件上有所不同，二者互為對偶定理。
如情況一，設，，，則在中由正弦定理，有
同理，因對頂角相等在和中有
三式相乘即得
目前不確定是誰首先發現了梅涅勞斯定理。現存最早的關于定理的內容出現在梅涅勞斯的著作《球面三角學》中。在本書中，定理的平面版本被用作證明該定理的球形版本的引理。
在《天文學大成》中，托勒密將該定理應用于球形天文學中的許多問題。
在伊斯蘭黃金時代，穆斯林學者投入了大量從事梅涅勞斯定理研究的著作，他們稱之為“關于割線的命題”（shakl al-qatta'）。完全四邊形在他們的術語中被稱為“割線圖”。比魯尼的作品“天文學的鑰匙”列出了其中的一些作品；這些作品都可被歸類為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內容的一部分，如al-Nayrizi和al-Khazin的作品，其中每個作品都展示了梅涅勞斯定理的特殊形式（如用角的正弦表示的等式），或作為獨立論文組成的作品，例如：
塔比·伊本·庫拉撰寫的“關于割線圖的論述”（Risala fi shakl al-qatta'）。
Husam al-DIn al-Salar的《揭開割線圖的奧秘》（Kashf al-qina'as asrar al-shakl al-qatta'），也被稱為《割線圖之書》（Kitab al-shakl al-qatta') ，或在歐洲被稱為“完全四邊形的論文”。 Al-Tusi和Nasir al-Din al-Tusi提到了其中丟失的內容。
阿爾·錫杰齊的工作。
Abu Nasr ibn的《Tahdhib》。
Roshdi Rashed和Athanase Papadopoulos，Menelaus'Spherics的早期翻譯和al-Mahani'/ al-Harawi的版本（來自阿拉伯手稿的Menelaus Spherics的重要版本，以及歷史和數學評論）, De Gruyter, Series: Scientia Graeco-Arabica,  21,  2017, 890 pages.
*  Alternate proof  of Menelaus's theorem, from PlanetMath
*  Menelaus From Ceva
*  Ceva and Menelaus Meet on the Roads
*  Menelaus and Ceva at MathPages
*  Demo of Menelaus's theorem  by Jay Warendorff. The Wolfram Demonstrations Project.
第5周期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中第五行（即周期）的元素。含有:
+ 第5周期元素
電子構型Kr
4d15s2
4d25s2
4d45s1
4d55s1
4d55s2
4d75s1
4d85s1
4d105s1
4d105s2
4d105s24p1
4d105s24p2
4d105s24p3
4d105s24p4
4d105s24p5
4d105s24p6
黃易可以指：
* 黃易 (正德進士)，正德十二年進士、明朝政治人物
* 黃易 (順治進士)，順治十六年進士、清朝政治人物
* 黃易 (篆刻家)，清朝晚期篆刻家
* 黃易 (作家)，香港玄幻武俠小說家
虎皮鸚鵡（；，，通常暱稱為或美式英語中的），又名背黃青鸚鵡、脊黃青鸚鵡、脊黃青鸚哥，俗稱石燕、嬌鳳、彩鳳、鸚哥、阿蘇兒、五色小鸚鵡、長尾戀愛鳥，是一種小型的食穀性長尾鸚鵡，為虎皮鸚鵡屬中唯一的物種，自19世紀以來就被人類當作寵物飼養。
其名稱最早記錄於1805年，由於鸚鵡的體型小，成本低以及能夠模仿人類語音而成為世界各地的流行寵物之一。
虎皮鸚鵡在原生地可在多生態環境生存，如灌木叢、森林、草原、農場田園等。全種類的虎皮鸚鵡都有類似于遷徙的行為，在澳大利亞，每年冬天（6月到9月）占據北方，到夏天（9月到1月）又聚集到南方。
虎皮鸚鵡原產大洋洲，廣泛分布于澳大利亞內陸地區，東部、西南部、北省的沿海地區，約克角半島、塔斯馬尼亞島乾旱地區生存了超過500萬年。喜集群，常結成20只數百只不等的一群外出覓食，有時甚至聚集2萬或更多數量成群活動。由于虎皮鸚鵡很早就被人工飼養，并且容易繁殖，已成為世界上很流行的寵物，人工飼養種在世界各地可見。
虎皮鸚鵡是一種體形較小的鸚鵡，連同尾羽體長在18厘米左右，體重（1.1–1.4盎司），將翅膀展開後約（12英寸）。人工飼養種的體形略大于野生種。原生種主要為黃綠色型。虎皮鸚鵡的頭部及背為黃綠色遍布細的黑色橫紋，如同虎身上的條紋，也因此而得名。它的腰、胸及腹部為綠色。尾羽幾乎與身體等長，中央尾羽兩只為最長呈深綠色，其他尾羽呈綠色對稱排列。嘴下至頸部羽毛黃色不具橫紋，面頰部各有一塊藍紫色橢圓斑。頸部有一圈黑色近圓形斑，如同項鏈。雌雄同色，僅在蠟膜的顏色有差異。幼體雄鳥鼻膜為紅潤肉色，特定品系如白黃化、華樂、隱性派特及部分荷蘭顯性派特之雄鳥，成熟後鼻膜也不會變色，其他品系雄鳥成熟後會轉變為藍色，幼體雌鳥會從鼻孔邊泛白擴散到整片鼻膜為灰白色或邊緣淡藍色，繁殖受阻時，受荷爾蒙影響，會轉變為淡黃色、褐色、深褐色。喙為黃色，具鉤，起到爪的作用，幫助攀爬。眼睛為圓形，瞳孔黑色，虹膜灰白色。跗跖很短，被羽毛遮住。足為對趾足，利于抓握。
黃色型和藍色型
虎皮鸚鵡最早的顏色變異出現在1850年代，從此很多人熱衷于培育各種色型的品種。目前人工培育出的主要色型有藍色、黃色、白色（白化種）等，有的品種同時具備多種顏色。有些人工種的頭背部的黑斑暗淡甚至全無。
虎皮鸚鵡以各種植物的種子、漿果及植物的嫩芽、嫩葉為食，到秋季飛到田間啄食谷物。
出生5天出生11天馴養下的虎皮鸚鵡
虎皮鸚鵡全年可繁殖，在原生地多是在雨季過后，有充足食物供給時開始繁殖。喜集體營巢，常在樹洞內筑巢。每巢產卵4－7枚，卵白色而有光澤。雌鳥孵蛋，孵化期18天，30天后幼鳥可離巢學飛，長到5－6個月可達到性成熟。
在北半球的城市中有時可以看到逃逸出來的虎皮鸚鵡，由于長期人工飼養，逃逸種生存狀況不是很好，容易受到本地種的排擠，存在覓食困難。
目前此種未被列入保護，是準許貿易的觀賞野生動物。
在大洋中的殖民地，英國人最早開始飼養虎皮鸚鵡。1840年，英國的博物學家約翰·高爾德把虎皮鸚鵡帶入英國，不久之後，大批虎皮鸚鵡進入英國，同時出現了大型的鸚鵡集市。由于虎皮鸚鵡繁殖能力強，各種虎皮鸚鵡品種的出現更增加了人們的興趣，至今仍是人們熱衷的寵物之一。
人工飼養的虎皮鸚鵡體形較野生種大，壽命也較長。野生種一般壽命7-8年，人工飼養種可達12年，更有甚者能活20多年。
虎皮鸚鵡在馴養早期可以模仿人說話，許多記錄都表明它們有很強的模仿能力。於2012年，在日本有一個人飼養的虎皮鸚鵡逃逸，由于它能唸出自己的名字及家里的地址，最終被送回主人手上。據主人所說由於以前也走失過鸚鵡因此曾故意教牠講自己的名字跟地址。
虎皮鸚鵡馴養不難，可使用定期接觸訓練法、保留獨處時間、重複抓放等方式訓練它們。因為與生俱有攀爬本能及良好保持平衡的能力，它們亦能透過反覆練習學會許多技藝，如爬梯攀繩、盪鞦韆、投籃、套圈圈、握手等。
鸚鵡學舌是指一些鳥類可以模仿人類語言，因為鸚鵡作為該類鳥的代表最為人知，所以鸚鵡學舌作為此類的通稱。會學舌的鳥類所能掌握的詞語程度不同，例如有些烏鴉雖然很聰明，但只會個別詞語。
*  Budgerigar Encyclopedia  Alen AxP Encyclopedia
前四個五邊形數.
五邊形數是能排成五邊形的多邊形數。其概念類似三角形數及平方數，不過五邊形數和三角形數及平方數不同，所對應的形狀沒有旋轉對稱（Rotational symmetry）的特性。
第個五邊形數可用以下公式求得
首幾個五邊形數為...
，其奇偶排列是「奇奇偶偶」。
第個五邊形數是第個三角形數的。首個五邊形數的算術平均數是第個三角形數。
利用以下的公式可以測試一個正整數''x''是否是五邊形數（此處不考慮廣義五邊形數）：
*若n是自然數，則x是五邊形數，而且恰為第n個五邊形數。
*若n不是自然數，則x不是五邊形數。
依照費馬多邊形數定理，任何整數都可以表示為不超過5個五邊形數的和。但大多數的整數都可以表示不超過3個五邊形數的和。在小於的整數中，只有以下6個整數需用5個五邊形數的和來表示：
9, 21, 31, 43, 55, 89
廣義五邊形數的公式和五邊形數相同，只是n可以為負數和零，n 依序為0, 1, -1, 2, -2, 3, -3, 4...，廣義五邊形數也可以用下式表示：
n 依序為0, 1, 2, 3, 4...，
其產生的數列如下：
0, 1, 2, 5, 7, 12, 15, 22, 26, 35, 40, 51, 57, 70, 77, 92, 100, 117, 126, 145, 155, 176, 187, 210, 222, 247, 260, 287, 301, 330, 345, 376, 392, 425, 442, 477, 495, 532, 551, 590, 610, 651, 672, 715, 737, 782, 805, 852, 876, 925, 950, 1001, 1027, 1080, 1107, 1162, 1190, 1247, 1276, 1335... (OEIS:A001318)
在歐拉的整數分拆理論中，五邊形數定理說明廣義五邊形數和整數分拆的關係。
用第n個五邊形數（n>2）排列組成的正五邊形，外圍點的個數有個，因此在內部的點個數為：
剛好也是一個廣義五邊形數。
所有的整數都可以表示成不超過3個廣義五邊形數的和。
若三角形數可以被3整除，則除以3之後的數必為廣義五邊形數。
廣義五邊形數和中心六邊形數有密切的關係。將中心六邊形數以陣列的方式排出，並且從中間將正六邊形分為二個梯形，較大的梯形可以表示為五邊形數，而較小的梯形可以表示為廣義五邊形數，因此中心六邊形數可以表示為二個廣義五邊形數的和（五邊形數也是廣義五邊形數的一種）：
19=12+7
37=22+15
等式右側為二個廣義五邊形數，且第一項是五邊形數(''n'' ≥ 1)。
*Leonard Euler: On the remarkable properties of the pentagonal numbers
* Pentagon, Kartenhaus und Summenzerlegung（德文）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積電、臺積、臺積公司或TSMC，與旗下公司合稱時則稱作臺積電集團，是臺灣一家從事晶圓代工的半導體製造廠，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園區，主要廠房則分布於新竹市、臺中市、臺南市。
2019年7月，臺積電在美國《財富》雜誌評選「全球最大500家公司」排行榜中，依營收規模名列全球第363名，依獲利規模名列全球第39名。2019年8月，臺積電在PwC發表的「全球頂尖100家公司」排行榜中，依公司市場價值名列全球第37名。截至2020年12月，臺積電為臺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最大成份股。根據臺積電公布的2020年度報告20-F文件，該公司最大股東為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持股比例6.38%。20-F文件注明該公司在美國花旗銀行開設託管臺積電存託憑證專戶，并有5,321,575,398股普通股(占21.8%)在該賬戶中。該存託憑證專戶僅為股票交易使用，并非美國花旗銀行通過該賬戶持有臺積電股份，并且非中華民國人士想要持有臺積電的股份必須通過中華民國保管人（custodians）代持。
1986年，中華民國政府為培植半導體產業，由工研院主導與荷蘭飛利浦共同簽約並成立一家半導體製造公司，交由時任工研院院長的張忠謀帶著一群以出身工研院為主的工程師一同籌辦，張忠謀遂出任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而工研院的半導體技術則主要來自1970年代中期，由中華民國經濟部出資1000萬美元的RCA技術移轉計劃。
1994年，臺積電在臺灣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1997年，臺積電赴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發行美國存託憑證（ADR），並以TSM為代號開始掛牌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