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根據電磁輻射動力的來源，天文學家目前已知三類不同的脈沖星：
* 旋轉動力脈沖星，恒星旋轉能量的損失提供了動力，
* 由吸積動力的脈沖星（占大多數但不是全部的X射線脈沖星），其中吸積物質的重力勢能是動力（產生從地球可觀察到的X射線）。
* 磁星，其中極強磁場的衰減會提供電磁能。
盡管所有這三類物體都是中子星，但它們的可觀察行為和基本物理學卻大不相同。 但是，存在一些連接。例如，X射線脈沖星可能是老的旋轉動力脈沖星，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動力，并且只有在其聯星同伴膨脹并開始將物質轉移到中子星之后才重新可見。
+ 300 pc以內的脈沖星
距離(pc)
年齡(Myr)
J0030+0451
J0108?1431
J0437?4715
J0633+1746
J0659+1414
J0835?4510
J0453+0755
J1045?4509
J1741?2054
J1856?3754
J2144?3933
費米伽瑪射線空間望遠鏡探測到的伽馬射線脈沖星。
此處列出的脈沖星要么是最早發現的這種脈沖星，要么就是代表已知脈沖星種類群中某種類型的極端事件，例如，測量周期最短。
* 發現的第一顆脈沖星：CP 1919(現在命名為PSR1919+21），也就是上文貝爾小姐發現的那顆脈沖星，位于狐貍座方向，脈沖周期1.33730119227秒，脈沖寬度0.04秒。1967年被發現（''Nature'' 217,709-713,1968）。
* 發現的第一顆脈沖雙星：PSR B1913+16
* 發現的第一個毫秒脈沖星：PSR B1937+21
* 發現的第一顆帶有行星系統的脈沖星：PSR B1257+12
* 發現的第一顆雙脈沖星系統：PSR J0737-3039
* 發現的第一個X射線脈沖星：半人馬座X-3
* 最亮的脈衝星（在電波頻率）：船帆座脈沖星（PSR J0835-4510 或 PSR B0833-45）
* 最亮的毫秒脈衝星：PSR J0437?4715
* 最短週期的脈沖星：PSR J1748-2446ad，週期時間約為?0.0014秒或?1.4毫秒（每秒自轉716次）。
* 最長的脈沖星周期為118.2秒，也是唯一已知的白矮星脈沖星天蠍座AR。
Image:Crab Lucky video2.gif|視頻 – 蟹狀星云脈沖星 – 明亮的脈沖和脈沖間隙。
Image:Vela Pulsar jet seen by Chandra Observatory.ogv|視頻 – 船帆座脈沖星 – X光.
Image:Artist’s impression video of the exotic binary star system AR Scorpii (video).webm|視頻 – 天蠍座AR的藝術家模擬影片。
* 軟γ射線重複爆發源(SGR)
富平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陜西省渭南市下轄的縣。位于陜西中部，渭河平原北部。面積1233平方公里，2006年人口76萬，為陜西省人口最多的的行政縣之一，郵編711700，縣政府駐城關街道人民路。
秦厲共公二十一年（前456年）始在頻山以南設置頻陽縣治（故址在今美原鎮古城村一帶）。
金太宗天會九年（1131年），即宋金兩軍“富平之役”后，金人以富平、美原二縣賜齊（金人立劉豫為齊帝，建都大名）。
下轄1個街道辦事處、14個鎮：
富平境內有西禹高速公路和咸銅鐵路、西延鐵路通過，西銅高速，108國道，210國道穿境而過。
石灰石、大理石儲量豐富。富平是渭北高原上最大商品糧生產基地，盛產蘋果。
有唐獻陵陪葬區、定陵、元陵、豐陵、章陵、簡陵、法源寺塔等古跡。唐代帝陵詳見唐十八陵。
富平柿餅、富平甜瓜、富平墨玉(泥晶灰巖)：中國地理標志產品。
白頸長尾雉的蛋
白頸長尾雉（學名：）又名橫紋背雞，是大型雉科長尾雉屬鳥類，為中國特有種，主要分布於長江中下游平原的200-1900米低海拔至中海拔山區一帶。
本種常活動于中山地帶，在崎嶇的山谷及山地的樹林中活動，善走善飛，能在茂密的灌木間迅速逃逸，且性羞澀不喜鳴叫，因此甚難見到。
本物種體形大小接近環頸雉，體長約為50厘米。雄性體羽以褐色為基調，頭頂、后頸及頸側淺色，自頭頂到頸側逐漸由淺灰褐色過渡到白色；眼周裸露鮮紅色皮膚；上背、肩及胸部栗褐色，隱約可見暗褐色的魚鱗斑；翅上覆羽暗褐色，覆羽中部為藍綠色并帶金屬光澤，頗有雁形目鳥類翼鏡的韻味，但構成這塊區域的羽毛并非雁形目的次級飛羽，而是覆羽；翅上具兩道白色翅斑；尾羽及尾上覆羽甚長，與身體的比例接近1:1，尾羽污白色具寬闊的褐色橫紋；下體白色，兩脅具栗褐色鱗狀斑。雌性體色暗啞，尾羽雖較一般雉類的雌鳥略長但遠遜于白頸長尾雉的雄鳥；頭頂及枕部為暗啞的栗褐色，雙頰及頸側為沾褐色的污白色，眼周亦有紅色的裸露區域但遠較雄性為小；上體褐色，除肩部具一道污白色斑塊外還具兩道白色翅斑，自頜下至胸褐色，著黑斑，腹部白色兩脅具粗大的褐色鱗狀斑；尾羽色暗，隱約可見梢淺色的橫斑。虹膜褐色，喙黃褐色，足藍灰色，雄性足上長有距。
白頸長尾雉為植食性鳥類，在林間取食豆莢、漿果、嫩葉等食物。
*CITES瀕危等級： 附錄I 生效年代： 1997年
*IUCN瀕危等級： 近危 生效年代： 2016年
*IUCN瀕危等級： VU A1cd+2cd 生效年代： 2003年
*中國國家重點保護等級： 一級 生效年代： 1989年
*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等級： 易危 生效年代： 1996年
主要威脅來自于棲息地破碎化、適宜棲息地面積縮小和捕獵等。
白冠長尾雉（學名：'）又名長尾雉、鸐、山雉、鸐雉、鸐雞、山雞。是雉科長尾雉屬的一種，與同屬物種白頸長尾雉同為中國的特有種。其雄鳥尾巴的長度也是所有鳥類中最長的一種。
本物種常活動于中低山地區，最高的記錄不超過海拔2000米，最低亦不低于海拔300米，它們活動的區域常在峭壁附近，活動于針葉林中，善走能飛，常以旱地拔蔥從平地陡然起飛，越過樹梢后發出怪叫即轉為極快速的水平飛行，其飛行速度極快，甚至敢于在獵狗面前橫穿。
白冠長尾雉為中國特有鳥種，分布在中國中部和北部的河南、河北、陜西、山西、湖北、湖南、貴州、安徽等省份，河南省信陽市的董寨國家級鳥類自然保護區就是以本物種為主要保護對象的保護區。
白冠長尾雉的中央尾羽（俗稱“野雞翎子”）被用來制作京劇演員的頭飾白冠長尾雉體形大小比環頸雉略大，體長不計尾羽約60－70厘米，若計入尾羽則雄性體長可達1.5米左右。本物種雄雌異形異色。雄性頭頂、頜部、頸及頸后均為潔白色；面部為一帶狀黑色區域，且延伸至腦后形成一道環繞頭部的黑色環帶；眼周一圈較窄的區域不被羽，裸露的皮膚呈鮮紅色；雙眼的側后下方有一塊明顯的白斑，整個頭部白－黑－白間隔分布，頗似古代日本人的發型；在頸部的白色區域與胸部銜接的邊界上有一條較窄的黑色環帶胸部、肩部、背部金黃色，具粗大的黑色魚鱗斑，系由各羽黑色羽端形成；20枚尾羽極長，一對中央尤其長，中央尾羽銀白色，具黑色和栗色并排的寬大橫紋；翅上覆羽白色羽緣極寬呈褐色，形成類似山斑鳩的大塊具緣色塊；下體栗褐色，胸部的兩脅具粗大的白色斑塊。
雌鳥遠沒有雄性漂亮，尾羽雖亦很長，甚至長過不少其他種雉科鳥類的雄鳥，但若與雄性白冠長尾雉相比，則遠遠不及，頭頂及枕部黑褐色，面頰和頸部為淡淡的褐色，眼后具大塊的黑色斑塊；上背及肩部為黑色和褐色間雜的斑駁顏色，腰部逐漸轉向灰色，下體淡色，兩脅栗褐色，具白色魚鱗斑，翅褐色隱約可見數條淺色翅斑；尾羽基色接近腰部，具淡淡窄窄的淺色白斑。
本種以雜食性鳥類，據中國鳥類學者鄭作新先生9月在秦嶺的調查，其胃容物中60％為昆蟲碎片，此外則為豆類、橡子、柿子、蘿卜等植物型食物。
本物種鳥巢及其簡單，僅為草地上的一個坑，甚至沒有任何的覆蓋物，卵顏色甚雜。
* CITES瀕危等級： 附錄II 生效年代： 2019年
* IUCN瀕危等級： 易危 生效年代： 1996年
* IUCN瀕危等級： VU A1cd+2cd, C1+ 生效年代： 2003年
* 中國國家重點保護等級： 二級 生效年代： 1989年
* 中國瀕危動物紅皮書等級： 瀕危 生效年代： 1996年
* 中國國家重點保護等級 一級 生效年代: 2021年
*  白冠長尾雉的圖片及影片 - ARKive
古斯塔夫·馬勒（，，），奧地利作曲家、指揮家。作為作曲家，他是19世紀德奧傳統和20世紀早期的現代主義音樂之間承前啟后的-{zh-hans:橋梁; zh-hant:橋梁}-。馬勒之后，十二音和無調性音樂等先鋒理念崛起，傳統調性音樂的輝煌時代走向終結。他的指揮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廣泛認可，但他所創作的音樂一度被忽視，在納粹德國時期甚至因其猶太身份而被禁止，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因指揮家伯恩斯坦等人的推廣而得到復興，其音樂價值方為人所周知。到如今，馬勒的音樂甚為頻繁地被演出，亦有無數其作品之錄音發行。
馬勒是猶太人，出生于波希米亞（今捷克境內），出身并不顯貴，但在很早就顯露出了音樂才華。1878年，從維也納音樂學院畢業后，他在歐洲眾歌劇院中擔當過指揮；并于1897年擔任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現稱維也納國家歌劇院）總監。在維也納的十年里，馬勒從信仰猶太教轉變為信仰天主教，但由于其猶太血統，還是頗受反猶輿論的攻擊和排擠。然而他的演出不僅水平優異，而且具有創新性，使他至今在歷史上最偉大的歌劇指揮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他對瓦格納和莫扎特舞臺作品的演繹最為突出。晚年他也短暫地擔任過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愛樂樂團的總監。
馬勒的創作范圍較窄，作品數量不多。終其一生，作曲總是指揮之外的副業。其作品絕大多數都是交響曲和歌曲。他的十一部交響曲篇幅很長，最短者也接近一個小時；規模龐大，增加了樂隊編制，并在第二、三、四、八幾部中加入了人聲；其宏篇巨製《第八交響曲》除超大編制管弦樂團外，更動用了八位獨唱和兩個混聲四部合唱團，首演時樂手數達一千人以上，因而得到「千人交響曲」之別稱。馬勒作品的首演通常伴隨著爭議，很久之后才得到批評家的認可；只有《第八交響曲》在首演時就大獲成功。馬勒的音樂直接影響了許多第二維也納樂派作曲家，尤其是勛伯格、貝爾格、韋伯恩。此外，肖斯塔科維奇和布里頓也為馬勒所影響。
伊赫拉瓦，馬勒長大的地方。
馬勒的家庭來自當時是奧地利帝國一部分的波希米亞東部。他的祖母當過街頭的賣藝人。馬勒一家屬于一個不太受歡迎的的德語小社群，而且又是社群中不太受歡迎的猶太人；童年的處境影響了馬勒未來的無歸屬感。古斯塔夫的父親，伯恩哈德·馬勒（Bernhard Mahler）通過經營釀酒廠讓家境有所起色。他在買了一座小房子，并在1857年與當地肥皂加工商的19歲女兒瑪麗·弗蘭克（Marie Frank）結婚。次年，降生一子，早夭。兩年后，也就是1860年7月7日，次子古斯塔夫出生。
5歲的古斯塔夫·馬勒，1865年
1860年12月，伯恩哈德·馬勒攜妻兒搬到伊赫拉瓦。在那里相繼有12個孩子降生，但一半都早逝。此時的伊赫拉瓦是個有兩萬余人口的商鎮，在此古斯塔夫有機會接觸到民間的音樂，比如街頭歌謠、舞蹈曲調、軍樂的小號聲等。這些元素在他之后的創作中都有所體現。
古斯塔夫4歲時，發現了祖父母的鋼琴，并立刻就開始了學習。他的演奏技術長進很快，在當地是小有名氣的“神童”。10歲時，就在城里的劇院舉行了公演。古斯塔夫熱愛音樂，學校評語稱他經常走神，導致學業不佳。為了提高其成績，他于1871年被送到布拉格的一所新學校中，但并不快樂，不久后又回到伊赫拉瓦。
1874年，他的弟弟久病不治而亡。他試圖在音樂中表達悲傷的情感，并在朋友約瑟夫·斯坦納（Josef Steiner）的幫助下開始創作一部歌劇《士瓦本的厄尼斯特公爵》，以紀念死去的弟弟。該作品如今詞曲均佚。
馬勒在學生時代迷戀瓦格納的音樂，后來成為了瓦格納歌劇的最佳詮釋者之一
伯恩哈德·馬勒支持其兒子走上音樂道路，同意他報考維也納音樂學院。年輕的古斯塔夫被著名鋼琴家看中，于1875—76年被錄取。在艾普斯坦的指導下，他在鋼琴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并在開頭兩年里拿了獎。最后一年他改為專攻作曲，但習作很少有存留下來的，大多都被馬勒本人因為不滿意而丟棄。他甚至曾將一份交響音樂期末作品的稿子毀掉，因為這作品被當時權威的總監輕薄地拒絕。馬勒最早的指揮經歷可能是領導學生樂團，盡管據說他在學校樂團里的主要工作不過是當打擊樂手。歌曲作家胡戈·沃爾夫曾是馬勒的同學，二者關系甚好，但沃爾夫由于違紀而被開除。馬勒有時也做逾矩之事，但因為寫了改過書才免遭同樣命運。
馬勒聽過布魯克納的演講；盡管并非其弟子，但也受其影響。1877年12月16日，布魯克納的《》首演遭到慘敗，噓聲四起，觀眾離席；但到場的馬勒和其他學生之后將該作品改編成鋼琴版，獻給布魯克納。與許多同代人一樣，馬勒迷戀瓦格納，盡管他的關注點在于音樂而非布景。馬勒在學生時代有沒有現場看過瓦格納的樂劇，不詳 。
馬勒1878年畢業，雖得到文憑，卻沒能拿到為出色學生設立的銀獎。之后他又進入維也納大學。馬勒對德國的民族精神和哲學很有興趣，并讀了叔本華、尼采、費希納、陸宰的作品。這些思想家都給馬勒及其音樂造成了深遠影響。傳記作家喬納森·卡爾（Jonathan Carr）稱：“馬勒的心中不只有波希米亞樂隊的曲調、軍樂的小號進行曲、布魯克納式的大合奏（chorale）、舒伯特的奏鳴曲；里面也沖涌著哲學和形而上的問題。”
;最初的工作
1880年夏，馬勒得到了第一份專職指揮的工作：在林茨以南的一個溫泉小鎮里指揮當地小劇場的演出，內容全部是所謂的輕歌劇（operetta）。馬勒之所以接受這份工作，完全是因為艾普斯坦說升職空間大。1881年他來到了萊巴赫（今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那里的劇院雖小但資源豐富，管理者也對拓展演出內容雄心勃勃。馬勒在此處第一次指揮了整部歌劇：威爾第的《茶花女》，此后又獻上了五十余部其它作品。六個月的合約過后，馬勒回到維也納，在擔任兼職合唱指揮。
1883年1月，馬勒當上了奧洛穆克一家劇院的指揮。他后來回憶道：“我踏進劇院門檻的那一刻，感覺如同一個人正等待著上帝的震怒。”雖然他與樂隊的關系不怎么好，在他任職期間，五部新歌劇被介紹了進來，包括比才的《卡門》，并贏得了事先對馬勒懷有惡意的媒體的好評。1883年8月，馬勒成為了卡塞爾皇家劇院的音樂總監，不過這一頭銜掩蓋了他實際的下屬地位。雖然上司威爾海姆·特萊伯（Wilhelm Treiber）很不喜歡他，馬勒還是在令人不快的環境中大顯身手。他指導了一齣自己很喜歡的歌劇，韋伯的《魔彈射手》，并在1884年6月23日指揮了自己為戲劇《薩金根的小號手》創作的情景音樂；這也是馬勒所作的作品第一次面向世人。在卡塞爾期間與女高音Johanna Richter的一段熱烈但不愉快的戀情，讓馬勒創作了一系列愛情詩，并作為歌詞寫入青年流浪之歌。
;布拉格與萊比錫
馬勒在萊比錫的寓所，也是他創作《第一交響曲》的地方
1884年1月，當時名聲斐然的指揮家漢斯·馮·彪羅來到了卡塞爾，馬勒想爭取到彪羅“永久助理”的職位未果。隨后的幾年里他與馳名的簽訂了六年的合同，從1886年開始。馬勒不愿意在卡塞爾停留，于是在1885年7月辭職，并在布拉格的新德劇院獲得助理指揮的職位.
布拉格民族主義抬頭的傾向讓新建的國家大劇院名聲大振，新德劇院受其影響，生意不景氣。馬勒的任務是推出高質量的德國歌劇演出，以挽回衰落的勢頭。他制作的莫扎特和瓦格納作品都獲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突出個人權威的指揮風格在同僚間產生了摩擦，尤其是與經驗更豐富的指揮。
1886年馬勒離開布拉格，來到萊比錫新國家歌劇院，在此與年長的同事阿圖爾·尼基施發生了爭執，矛盾主要關于二人在新推出的《尼伯龍根的指環》四聯劇中如何分工。次年1月，尼基施染病，使馬勒有機會掌握全權。此次演出在大眾中反響極佳，但樂團成員也埋怨馬勒的指揮過于獨裁，排練計劃過于緊湊。
在萊比錫，馬勒與作曲家卡爾·馬利亞·馮·韋伯的孫子卡爾·馮·韋伯（Carl von Weber）結為好友，同意準備一場韋伯生前未完成歌劇《三個品脫》的演出。馬勒對存留下來的草稿進行了潤色和配器，結合了韋伯其它作品中的段落，還加了一些自己創作的內容。1888年1月，這部作品首演，出席者包括許多歌劇院的總監和俄羅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這部作品反響出色，也讓馬勒的地位有所提升。與韋伯一家的交往也使馬勒與卡爾·馮·韋伯之妻瑪麗昂（Marion Mathilde）產生了一段熱烈的感情，但最終不了了之。就在這段時間，馬勒發現了德國民間詩集《少年魔號》，這部詩集將在之后的十二年間深深影響馬勒的創作。亦有說法稱馬勒之前就了解這部詩集，因為他之前創作的《青年流浪之歌》就基于《魔號》中的一首詩。
1888年5月，在與歌劇院舞臺經理發生爭執之后，馬勒辭去了在萊比錫的職位。他回到了布拉格，努力讓《三個品脫》重新上演，并同時排演彼得·科內利烏斯的喜歌劇《》。這次短暫的停留結果是不歡而散：馬勒因為排練期間的一次大發雷霆被掃地出門。然而，經過維也納的一位好友的引薦，馬勒的名字傳到了布達佩斯的皇家匈牙利歌劇院（現匈牙利國家歌劇院）。馬勒順利通過了面試，在1888年10月重新找到了工作。
1892年的馬勒
1888年馬勒來到布達佩斯時，發現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與德奧文化傳統的擁護者之間發生著沖突。在歌劇院，以音樂總監桑多·厄克爾（Sándor Erkel）為代表的民族主義者往曲目單里放了關于匈牙利歷史的劇目，以及本土的民間歌劇。馬勒履職時，文化開放派占了上風。馬勒意識到雙方的立場不和，自己也謹慎行事，直到1889年才公開露面，演出的是匈牙利語版的《萊茵的黃金》和《女武神》。但還未等他將“指環”聯劇排完，保守派就提出應該增加匈牙利本土色彩的作品。為了豐富非德國的曲目，馬勒去了趟意大利，發現了馬斯卡尼的《鄉村騎士》 。
1889年2月，馬勒父親逝世，不久之后姐姐與母親皆先后離世，馬勒自己也深受痔瘡、偏頭痛與咽喉感染的困擾。1889年11月21日，馬勒的《第一交響曲》首演。在一系列家庭和個人健康問題的影響下，這次演出差強人意。音樂批評家在報紙上寫了長長的評論稱，聽眾被前幾個樂章激起的熱情到了終曲的時候就變成了“出聲的抗議”。馬勒在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同僚也說，正像歷史上許多指揮家一樣，馬勒并不是作曲的料，這令馬勒尤其煩惱。
1891年，匈牙利政治上右轉，也體現在了歌劇院的人事變動上。保守的貴族成為馬勒的上司。馬勒此時開始與漢堡國立歌劇院接觸，并在1891年5月簽訂合同之后，辭去了在布達佩斯的職位。他在布達佩斯最后一次音樂上的勝利是一場《唐·喬凡尼》的演出；當時還受到了勃拉姆斯的好評。
馬勒在漢堡的職位是首席指揮，位居總監伯恩哈德·波爾（Bernhard Pohl）之下。不過波爾答應給馬勒相當的自由，前提是他能夠同時在藝術上和商業上取得成功。馬勒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他指揮的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唐懷瑟》、《齊格弗里德》都旗開得勝。另一成功是柴可夫斯基的《葉甫根尼·奧涅金》在德國的首演；作曲家本人到席后稱贊馬勒的指揮水準“令人驚異”。馬勒對排練的嚴苛也讓演奏者和歌唱家都不無牢騷，音樂評論作者彼得·富蘭克林（Peter Franklin）寫道：馬勒“引發了同等程度的憎恨和尊敬”。不過馬勒得到了漢斯·馮·彪羅的首肯；后者改變了在卡塞爾時對馬勒的指揮風格的態度，對他贊美有加。1894年，彪羅去世之后，馬勒接任他成為了全市音樂會的協調者。
1892年夏天，馬勒與漢堡的演唱者來到倫敦，參加為時六周的德國歌劇節。這是他唯一一次去英國。他指揮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讓年輕的作曲家拉爾夫·沃恩·威廉斯激動得“兩夜無法入眠”。然而馬勒拒絕了之后類似的邀請，因為他急切地希望能把夏休時間用來創作。
這時候馬勒自己作品的演出還很罕見。1893年10月27日，馬勒指揮了《第一交響曲》的修改版。這個版本有五個樂章，并且標明為是一首小標題為“泰坦（Titan）”的交響詩。這次音樂會也將一些“魔號”歌曲引介給了大眾。馬勒初次嘗到作為作曲家的成功是在1895年12月13日，《第二交響曲》在柏林首演，馬勒親自指揮。他的助手布魯諾·瓦爾特說，“馬勒作為作曲家的名聲可從那天算起。”同年，馬勒的私生活受到了沖擊：他的弟弟奧托自殺。
在漢堡，馬勒引進了許多新歌劇：威爾第的《法斯塔夫》、洪佩爾丁克的《漢澤爾與格蕾太爾》，以及斯美塔那的作品。然而他對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改編卻受到了廣泛的批評，并因此被迫辭職。馬勒的最終目標是進軍維也納。在一些有影響力的朋友的幫助下，他得以進入維也納宮廷歌劇院，即后來的維也納國立歌劇院。由于當時規定猶太教徒不得參與此職位，馬勒在1897年2月皈依羅馬天主教，並於兩個月後得到這個職位。
1898年的維也納國家歌劇院
在等待皇帝的正式任命期間，馬勒與音樂學院前總監的兒子約瑟夫·黑爾梅斯伯格和權威的瓦格納指揮漢斯·里希特合作。里希特事先并未被告知馬勒即將上任，因此馬勒向里希特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表達了他對前輩的尊敬之情。之后兩人雖然分歧巨大，但從未公開交惡。
帝國首都維也納此時選出了一位反猶的保守派市長，他曾宣稱：“誰是不是猶太人，由我來決定。”在這樣艱險的政治環境下，馬勒需要盡早展示出他在德國文化方面的才華。1897年5月，他的首發演出瓦格納《羅恩格林》和莫扎特《魔笛》贏得了好評。之后不久馬勒因病請假數周，期間受他的姐姐尤斯廷內（Justine）和好友中提琴家的照顧。8月初馬勒趕回維也納，來為《尼伯龍根的指環》在維也納的首次完整演出做準備。這場演出從8月24日持續至27日，受到了樂評人的贊賞和大眾的支持。馬勒的朋友胡戈·沃爾夫告訴鮑爾-萊希納：“我每次讀總譜的時候，都夢想著一種聲音，今天我第一次親耳聽見了夢寐以求的音響。”
1901年幽默雜志中描繪的馬勒的指揮風格
1897年10月8日，馬勒正式被任命為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總監（亦有資料將任命日期定為9月8日）。上任后的第一個制作是斯美塔那的捷克歌劇《》，并將結尾作了改動，讓劇中的英雄主人公活了下來。這引起了維也納極端德國民族主義者的憤怒，稱他試圖與“低等的捷克民族稱兄道弟”。盡管如此，馬勒依然在任期內引進了多達33部新歌劇，并上演了55部新制作。不過其中亦非一帆風順：理查·斯特勞斯的《莎樂美》就因內容爭議，被維也納的審查者砍掉 。
1902年初，馬勒遇到了維也納分離派藝術家與設計師，并在一年后指定他為歌劇院的舞臺設計師。盡管馬勒未來的妻子阿爾瑪聲稱是自己在1902年一月在她繼父的住處將兩人介紹認識，更多的證據表明，早在1901年羅勒就與馬勒主持的宮廷歌劇院有過來往。二人的合作成果頗豐，上演了20多齣廣受贊譽的制作，包括貝多芬的《菲岱里奧》、格魯克的《》和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費加羅的婚禮》的演出也體現了馬勒在藝術上的革新，他將自己創作的一小段宣敘調添加到了第三幕里，冒犯了當時一些維護原著純潔的人。
雖然有這樣多成功的演出，馬勒在維也納的日子并不平順。他與演奏者、歌唱家和管理層沖突不斷，他戲劇化和專制的指揮風格也讓樂隊成員怨聲載道。1903年12月，舞臺工作人員進行了一次反抗活動，而馬勒回絕了他們提的要求，認為他們是受極端人士操縱。劇場之外，維也納社會上反猶的情緒也不曾間斷攻擊，并在1907年在媒體上發起攻勢，意圖彈劾馬勒。馬勒此時已經與歌劇院的管理者發生了不合，原因是他在自己音樂上消耗的時間過多。
馬勒在維也納住處的銘牌
在維也納期間，從1898年到1901年，馬勒還擔任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指揮。1898年，樂團音樂委員會一致通過決議，選擇馬勒作為漢斯·里希特的接任者。外界對此并非沒有異議，有人懷疑非德國人的馬勒是否有能力“捍衛德國音樂”。馬勒上任后的第一個演出季，票房有顯著提高，但樂隊成員不滿馬勒改編名作的習慣，以及對他們已經爛熟的曲目增加額外排練。1899年樂團甚至要求里赫特回來，最終無果。馬勒在1900年帶著樂團去參加了巴黎世博會。在巴黎的音樂會是商業上的失敗，馬勒甚至連回程路費都無法支付，不得不向銀行世家羅斯柴爾德家族借錢。1901年4月，馬勒因為自己健康狀況不佳，也厭倦了抱怨和不滿，遂辭去了指揮職位。三年間他指揮了80多部作品的演出，并推廣了一些不為人知的作曲家，比如赫爾曼·格茨、、。
1907年，馬勒與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總監開始溝通，并在6月簽訂了回報豐厚的合約，答應在紐約指揮四個演出季。同年夏季他向維也納宮廷歌劇院遞交了辭職信。馬勒執掌歌劇院的十年間交到了很少的朋友，據說他對待音樂家就好像“馴獸師對待動物”；他離開時在告示欄上留下的信，甚至被扯下摔到地上。11月24日，馬勒在維也納進行了告別演出，曲目是他的《第二交響曲》。12月初，他離開維也納，渡海來到紐約。
1905年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馬勒在1908年1月1日第一次在大都會歌劇院亮相，指揮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用的是當時在紐約仍然奉為標準、在維也納卻早已過時的精簡版。在繁忙的第一季度演出中，馬勒的表現贏得了廣泛的贊譽，尤其是1908年3月20日的《菲岱里奧》。在這次演出中，他堅持要用維也納舞臺布景的復制品。同年9月19日，馬勒的《第七交響曲》在布拉格首演，據其妻阿爾瑪稱，大眾反應平平。
次年的演出季大都會歌劇院讓意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與馬勒分擔工作。馬勒與紐約交響樂團同臺演出了三次，這一經歷讓他對與交響樂團合作有了新的感覺，并隨后辭去了歌劇院的職務，接受了重組之后紐約愛樂樂團的指揮職務。他有時還會在大都會以客座指揮的身份演出，最后一次是1910年3月5日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1909年夏天，馬勒回到歐洲，投入到《第九交響曲》的創作中，并去荷蘭進行了巡演。
1909到1910的紐約愛樂樂團演出季中，馬勒奉獻了46場音樂會，但內容不是很符合大眾口味。他的第一交響曲在1909年12月16日美國首演，反響很差。演出季結束時，樂團遭到了重大經濟損失。但是1910年9月12日，馬勒的第八交響曲在慕尼黑首演（馬勒生前首演的最后一部作品）。傳記作家羅伯特·卡爾（Robert Carr）稱此次演出為“馬勒一生最大的成功”。不過，馬勒于不久前發現阿爾瑪與年輕建筑師格羅皮烏斯的一段婚外戀，讓他大受打擊，并從弗洛伊德那里尋求幫助。阿爾瑪同意一直在馬勒身旁，但與格羅皮烏斯的關系依然繼續。馬勒將《第八交響曲》獻給了阿爾瑪作為愛情的示意。
維也納的馬勒墓
1910年夏，馬勒完成了《第十交響曲》的柔板樂章，以及另外四個樂章的草稿，當年他已遭逢嚴重的心絞痛威脅。11月，他和阿爾瑪回到紐約，馬勒又開始籌劃指揮連續65場的演出。圣誕節期間，馬勒患上了喉痛，久治不癒。1911年2月21日，高燒的馬勒堅持要完成在卡內基音樂廳的音樂會。這是連續演出的第48場次，同時不幸地，亦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登臺演出。在臥床數周后，最終他被診斷出患有感染性心內膜炎；在沒有抗生素的時代，此病的存活率幾乎為零。他的高燒不退則是急性鏈球菌感染所造成的結果，醫生建議他到當時的細菌研究重鎮巴黎尋求治療。馬勒并沒有放棄希望，他依然談論著恢復演出季，并一直關注阿爾瑪創作的歌曲公演。4月8日，馬勒一家與長期照顧的護士乘船回到歐洲。在巴黎，馬勒的病情沒有好轉，他作出了返回家鄉的決定。5月11日，馬勒一行到達維也納，並於一週後病逝。
1911年5月22日，遵其生前囑咐，馬勒下葬于維也納，阿爾瑪由于身體原因未能出席。有兩百余人參加了葬禮，包括許多知名人物，如勛伯格、貝爾格、韋伯恩、瓦爾特、克里姆特，以及許多重要歐洲歌劇院的代表。勛伯格獻上的花圈上稱他是“神圣的古斯塔夫·馬勒”。《紐約時報》報道了馬勒的死訊，稱之為“當今最為高大的音樂形象之一”，但對其交響作品的評價僅限于長度非凡這一點，并且還將其《第二交響曲》的長度夸大到了“兩小時四十分鐘”，在倫敦，《泰晤士報》稱他“在指揮方面的造詣，除里赫特之外，無人能及”，并說其交響曲“無疑是有趣的，有著現代樂隊獨特的豐滿音效，旋律簡樸以至粗俗”，不過表示“現在來評判其價值還為時過早”。
馬勒的遺孀阿爾瑪比丈夫多活了五十多年，直到1964年才去世。她在1915年與建筑師格羅皮烏斯結婚，五年后離婚。1929年又嫁給了作家維爾費爾。1940年她出版了一本關于馬勒的回憶錄《古斯塔夫·馬勒：回憶與書信》。后世的傳記作家指責這本書蒙蔽事實，自我夸大，提供的信息很多是歪曲的。喬納森·卡爾寫道：“隨著更多的資料浮出水面，阿爾瑪的回憶錄就愈發地顯得問題重重……她隱藏了許多馬勒寫的信件。她不是恰巧疏忽，或者采選不當，而是有意為之。”
馬勒之女是一位雕塑家，于1988年去世。1955年，國際馬勒協會（International Gustav Mahler Society）在維也納創建，指揮家布魯諾·瓦爾特為首任主席，阿爾瑪為榮譽會員。
;聯篇歌曲集、歌曲集及其他聲樂作品
* （1878年─1880年，后分別于1893年和1898年修訂）
* 青年流浪之歌（1883年─1885年）
* 歌曲集：少年魔號（1892年─1896年；另兩首則在1899年 與1901年完成）
* （1901年─1903年）
* 悼亡兒之歌（1901年─1904年）
* a小調鋼琴四重奏（未完成，大約1876年－1877年）
馬勒屬于后浪漫派作曲家，繼承了德奧音樂抒發一種靈性或哲學意義的傳統，是繼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瓦格納、布魯克納、勃拉姆斯之后最后一位大師。馬勒將前人實踐過的東西運用到了自己的音樂中，變化為自己的獨特特征：包括對人聲的使用，對標題的運用，以及突破傳統四樂章結構的嘗試等。瓦格納和布魯克納的前例，也鼓勵了馬勒擴展其作品的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以致于“包括整個情感世界”。
早期的評論家認為馬勒博采千家，卻缺乏自己的風格；而庫克申辯稱，馬勒雖然進行了借鑒，但“將個人性格的痕跡烙到了每一個音符上”，并創作出了具有“杰出的原創性”的音樂。例如對于“斗爭”這一主題的表現，音樂評論家哈羅德·勛伯格認為，馬勒與貝多芬就大相徑庭。貝多芬的奮斗是“勇往直前、戰無不勝的英雄”；而馬勒的是“精神的弱者，牢騷滿腹的青年”，他“享受著自己的不幸，想讓全世界看到他的痛苦”。但勛伯格同時也表示，在他大多數交響曲中，都可以不時看到“沉思者馬勒”被“音樂家馬勒”的輝煌所升華。
馬勒學生時代的習作都已不存。1879年離開大學后，馬勒一邊當鋼琴教師掙錢，一邊繼續作曲。1880年，他完成了一部康塔塔《》。這是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從中可以找到瓦格納和布魯克納的影響，但也具有馬勒獨特的元素。該作品后來被修改、縮減，于1901年首演。1884年，馬勒為《薩金根的小號手》創作了情景音樂。這一部作品現在大多遺失，但有一樂章名為“百花（Blumine）”后來被用到了其《第一交響曲》中。這段時期，與女高音約翰娜·里希特（Johanna Richter）的一段無果戀情，也讓馬勒寫出了一系列愛情詩，后來成為了他的歌曲套曲《青年流浪之歌》的歌詞。
關于馬勒早年散失的作品有多種猜測。荷蘭指揮家威廉·門格爾貝格認為《第一交響曲》非常成熟，不像是第一部交響作品；1938年他提出了所謂“德累斯頓檔案”，這是瑪麗昂·馮·韋伯（Marion von Weber）所持有的一系列手稿。可以肯定這些手稿多數在1945年德累斯頓轟炸時被毀，但依然有可能還有存留。
馬勒的“作曲小屋”
馬勒早期指揮生涯當中，作曲只是業余所做的事。在萊巴赫和奧洛穆克工作期間，他給的詩歌配曲，后來收入“歌曲和詠嘆調集”里。馬勒的第一部交響聲樂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創作于卡塞爾，歌詞是他自己寫的，盡管其中的第一部分與《少年魔號》中的一首詩非常相近。這部作品里的元素被應用到了1888年所作的《第一交響曲》中。基于早年作品的慢樂章“百花”，后來被刪除。此后他又寫了一部二十分鐘長的葬禮進行曲“死之贊（Totenfeier）”，這是此后《第二交響曲“復活”》首樂章的雛形。此后直到1891年，也就是在布達佩斯期間，馬勒的作曲僅限于對“魔號”詩歌的配樂，以及對《第一交響曲》的修改。
1893年馬勒在上奧地利地區施泰因巴赫的阿特湖邊購下了一處夏居。雖然之后居所常有變動，但是“平時指揮，夏天創作”的方式維持了一輩子。在少年魔號的影響下，馬勒在施泰因巴赫寫出了一系列的歌曲，以及《第二交響曲》和《第三交響曲》。
馬勒的第二間作曲小屋，韋爾特湖畔
在維也納歌劇院和愛樂樂團的雙重責任讓馬勒傾注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但1899年他又恢復了作曲。在維也納的剩下的幾年，尤其是作曲家的多產期。在結束了最后的《少年魔號》歌曲后，他開始了《第四交響曲》的創作；次年該作品完成。此時馬勒在奧地利克恩頓州韋爾特湖邊的附近購下了另一處作曲小屋。在這間小屋里，馬勒創作了被后人稱為“中期”或“后少年魔號時期”的作品：1901至1904年間，他為的十首詩配了音樂，其中的五首被稱作《》，另五首則構成了《悼亡兒之歌》；1901至1905年間，馬勒在此寫作《第五》《第六》《第七》三部純器樂交響曲；1906年，馬勒在廢寢忘食的八周間完成了他宏偉的《第八交響曲》。
這段時期也見證了馬勒自己的作品頻繁演出。1899年他指揮了《第二交響曲》在維也納的首演；在1901年2月他第一次公開演出了《悲嘆之歌》（修改為兩段體）；同年他在慕尼黑首演了《第四交響曲》；1902年在克雷費爾德進行了《第三交響曲》首次完整的演出；1904年在科隆首演《第五交響曲》；1905年1月在維也納演出了四首《呂克特之歌》和《悼亡兒之歌》；1906年在埃森首演《第六交響曲》。
1908年，馬勒從紐約回到奧地利，并建立了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作曲工作室，位于奧地利南蒂羅爾托布拉赫附近的松樹林中。在這里，他創作了以中國古詩德譯本為歌詞的聲樂套曲《大地之歌》。馬勒沒有將這一聲樂交響曲加以編號，可能是為了避免所謂的“第九交響曲之咒”（貝多芬、舒伯特、布魯克納等作曲家都只創作了九部交響曲）。
不少分析家都將馬勒的創作生涯分成三個明顯階段：一個很長的“第一階段（早期）”，由1880年的《》到1901年“《少年魔號》時期”結束為止。在“第二階段（中期）”，創作更為集中，至1907年前往紐約為止。“第三階段（晚期）”較短，包括去世前的幾部哀歌式作品。
早期的主要作品是前四部交響曲、歌曲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和一系列其它歌曲（《少年魔號》占主導地位）。在這一階段，歌曲和交響曲關系甚密切，交響作品也具有標題性。馬勒曾給其第一、第二、第三部交響曲寫下詳細的說明文字，但之后都棄而不用。《第四交響曲》的樂章也曾有標題。
中期包括器樂交響曲“三部曲”（第五、第六、第七）、《》、《悼亡兒之歌》、最后兩首《少年魔號》歌曲，以及（某些人看來）馬勒最后、最偉大的積極的頌歌，龐大的合唱《第八交響曲》。也有等批評家認為，《第八交響曲》介乎中期、晚期之間，獨占一位。此時馬勒放棄了明顯的標題和說明，他想寫自明的“純音樂”。中期作品中還多有“石英般堅硬的配器”。此階段的歌曲也多無民歌風味，也不再與交響曲有之前那樣明顯、緊密的聯系。
短暫的晚期包括《大地之歌》、《第九交響曲》和未完成的《第十交響曲》，這三部作品都相當個人化，代表著馬勒臨死前的感受。三部作品都安然結束，象征著奮發被消退所取代。庫克認為這些作品是對生命和世界的“充滿愛的告別”，而不是苦澀、痛心的。作曲家貝爾格認為《第九交響曲》是“馬勒寫過的最神妙的作品”。這三部作品均未在馬勒生前上演。
除了青年時期的一些佚作之外，馬勒基本上只創作交響曲和歌曲，并將此二者糅合在了一起。馬勒音樂中歌曲與交響曲的結合，在庫克看來，是有機的：“他的歌曲很自然地成長為交響曲樂章”。其《第一交響曲》就已經與《孤獨旅者之歌》產生了聯系。到了之后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交響曲，與歌曲集“少年魔號”之間的這種聯系就更為顯著：《第二交響曲》第三樂章諧謔曲來源于同一時期所作的諷刺歌曲“圣安東尼給魚傳道”，第四樂章則取自歌曲“原光”。另一首歌曲“天國的生活”成為了《第三交響曲》中的要素和《第四交響曲》的內核，后者的末樂章幾乎完全是這首歌曲的翻版。
在馬勒的中晚期作品中，與歌曲的聯系不那么直接了。然而學者指出，《第五交響曲》第四樂章“小柔板”以及《第六交響曲》末樂章的素材都與《悼亡兒之歌》有聯系。馬勒的倒數第二部作品《大地之歌》，雖然名為“歌”，但形式上與交響曲無甚分別。
馬勒甚常使用“漸進調性”，即交響音樂中沖突的呈現和解決處于不同的調上。同時期的丹麥作曲家卡爾·尼爾森也使用了這種手法。在早期歌曲中，馬勒對這種手法已有所嘗試，之后的交響曲中運用更是自如。例如《第一交響曲》主要是D大調，但在末樂章開頭的巨響中轉到f小調，經過一番奮斗后，才在終曲的高潮中回歸D大調。《第五交響曲》的各樂章更是經過了升c小調—a小調—D大調—F大調—D大調的過程。《第六交響曲》的開始和結束都在a小調上，暗示沖突沒有得到解決。
伯恩斯坦認為，馬勒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關乎矛盾的，馬勒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既是猶太人又是基督徒；既有信仰又是懷疑論者；既天真又世故；既是波希米亞人又以維也納為家；既是浮士德式的哲學家，又是東方神秘主義者。然而，主要的衝突產生于一個處于世紀之交時代的西方人和他的精神生活之間：從這一對立中產生了馬勒音樂中數不勝數的矛盾對比。這樣的衝突與矛盾，由兩類相對的情感表達：上升的旋律、精致的和聲抒發了強烈的渴望，不協和、扭曲、詭異的音響則代表了苦難和絕望。
馬勒曾對西貝柳斯說過，“交響曲要像世界一樣包囊萬物。”在其作品中，這一信條也有所體現：馬勒的音樂素材來源十分廣闊，鳥鳴和牛鈴象征自然與田園，喧鬧的進行曲、街頭曲調、鄉間舞蹈則象征已經逝去的童年世界。馬勒的獨特之處還在于時常插入的“粗俗樂段”，給嚴肅的氛圍帶來了荒誕感；例如《第五交響曲》的葬禮進行曲中突然進入的流行俗曲。有時這些曲調也會變身為華麗的、莊嚴的布魯克納式高潮，并被馬勒用來象征希望，或沖突的解決。馬勒也意識到了這些特出之處，如對《第三交響曲》中諧謔曲的評價：“這是有史以來最喧鬧，也同時是最悲劇的樂章……好像大自然也開始做起鬼臉，伸出舌頭。”
庫克稱，馬勒音樂中情感的廣度來自他“精妙的配器”，這使得其音樂“不必多加分析便能自明”。另一位評論者富蘭克林概括了馬勒的基本風格：極端的音量、對幕后樂隊的運用、不合常規的樂隊編制，以及對流行音樂和民間舞蹈（如蘭德勒和華爾茲）的引用。音樂學家認為馬勒的猶太根基對其創作產生了持久的影響，他尤其指出其《第一交響曲》第三樂章詭異而滑稽的葬禮進行曲是典型的“”。捷克作曲家馬克斯·布洛德也表示在馬勒的音樂中找到了猶太曲調和節奏。
馬勒的朋友統計稱，馬勒在世時，其作品在歐洲、俄國和美洲演出逾260場，尤以《第四交響曲》61場演出為最多（不含歌曲）。馬勒的作品在其生前吸引了廣泛的注意力，但贊許不多。其《第一交響曲》首演后很多年，評論家和公眾還感到無法接受，甚至有人稱之為“最無聊的交響作品”。《第二交響曲“復活”》評價稍好，被拿來和門德爾松的同類作品相比。馬勒在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擔任總監的一段時期，由于保守媒體的反猶情緒，相當受排擠，以至于其《第三交響曲》雖然比較成功，但還被罵為“寫出這種東西的人應該被放到牢里待幾年”。
之后，對馬勒交響曲的評價一直是褒貶兼有，其歌曲更為人接受一些。在第四、第五交響曲沒能得到公眾認可后，馬勒相信第六最終會成功，但卻遭到了廣泛的譏諷，尤其是對曲中非同尋常的打擊樂器（鐵錘、牛鈴等）。維也納的批評家評論道：“銅管，很多很多的銅管，難以置信這么多銅管！更多更多的銅管，純粹就是銅管！”
馬勒《第八交響曲》的美國首演陣容，參與的演奏家與演唱者多達千人
唯一一次全方位的勝利是馬勒《第八交響曲》的首演，規模宏大，掌聲持續了半小時之久。
馬勒去世后，其作品演出較少，評價也平平。只是在荷蘭，其作品受到了推廣，并被帶到了美國，由紐約愛樂樂團演奏。但在大洋彼岸，得到的多是負面評價，唯有當時的年輕作曲家阿隆·科普蘭稱馬勒的作品非常超前，比理查·施特勞斯有創造力得多。在英國，贊揚的聲音也相當少；其歌曲為人認可，但交響曲被評價為“有時有趣，但放到一起就顯得臃腫”，以及“缺乏火花”。-{zh:肖伯納; zh-hans:肖伯納; zh-hant:蕭伯納}-稱當時的聽眾覺得馬勒和布魯克納都是“昂貴的二流貨”。
在德國和奧地利，馬勒的作品也有演出，多是由與馬勒有交情的布魯諾·瓦爾特和奧托·克倫佩勒指揮。1934至1938年間，馬勒作品在奧地利有一陣復興，因為當時想將馬勒提升到瓦格納在德國般的國家標志地位。納粹德國時期，馬勒作品被禁，只有一些猶太人樂團的演出。
據美國作曲家大衛·希夫的看法，李奧納德·伯恩斯坦在1960年代一手將馬勒從故紙堆中拯救了出來。不過之前五十年-{zh:里; zh-hans:里; zh-tw:裡}-，馬勒受到的忽視只是相對的；和當年巴赫死后的窘況更無法相提并論。不過在伯恩斯坦之前，斯托科夫斯基、米特羅普洛斯、巴比羅利等指揮家已經重視起馬勒起來。
自1960年起，馬勒成為了最常被錄音的作曲家之一，多位指揮家錄制其交響曲全集。其作品也成為音樂會上常見的曲目，在歐洲甚至產生了過熱的現象。哈羅德·勛伯格評論道“難以想象還有哪位作曲家引起了這樣的忠誠”。對這種趨勢，庫克解釋道，是由于反浪漫主義思潮的衰落，社會漸趨自由，品味多元化，以致原本抵制馬勒的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等國，也對馬勒產生了熱情。羅伯特·卡爾（Robert Carr）的理論則認為CD的發明，使得馬勒那些長而艱深的音樂，在家中也可以重復播放，反復聆聽。
在1902年2月16日，給阿爾瑪的一封信中，馬勒稱：“他（理查·施特勞斯）的時代結束后，我的時代才會來臨。我多么希望能夠親眼見到這一刻，并且有你在我身旁陪伴！”其實馬勒如果壽命長些，是有可能見證此時的：和他大約同時代的理查·施特勞斯活到了1949年，而比馬勒僅年輕五歲的西貝柳斯則直到1957年才去世。
馬勒對后世影響相當深遠。其最初的追隨者包括勛伯格、貝爾格、韋伯恩，此三人創立了第二維也納樂派。馬勒的音樂也影響他們后來向無調性音樂的轉變。盡管馬勒個人反對無調性音樂，但對于勛伯格的作品以及其大膽的原創性，還是進行了鮮明的辯護。勛伯格的弦樂四重奏首演時，據說馬勒差點與搗亂者進行肢體沖突。此外，勛伯格的Op. 24《小夜曲》，貝爾格的《為樂隊而作的三首樂曲》和韋伯恩的《六首樂曲》中，都能找到馬勒《第七交響曲》的影響。
其它受馬勒影響的作曲家包括科普蘭、貝里奧、肖斯塔科維奇、布里頓等等。鋼琴家兼指揮家阿什肯納齊在談到馬勒與肖斯塔科維奇時說，二者的聯系“緊密而顯著”，他們都表現了“個人與丑惡世界的抗爭”。評論家在關于布里頓《》首樂章的評論中強調道“這種令人眩目的透明感和配器手法，是馬勒曾精心籌劃并建立的”，并說“即使馬勒自己的音樂沒有存留，他依然在后人的繼承中得到永生”。
馬勒也影響了布魯諾·華爾特與奧托·克倫佩勒等曾經與他共事、事業上受其助力的指揮家。
在維也納的第二年，馬勒買下了市區一間寬敞的公寓，并且在麥爾尼格的新作曲小屋的土地上修建了一座別墅。1901年11月，他在一次社交場合遇到了阿爾瑪·辛德勒，畫家的繼女 。阿爾瑪一開始對馬勒并無興趣，因為當時有關于“他和每個想唱歌劇的年輕女孩的緋聞”。兩人相見時對亞歷山大·馮·策姆林斯基的一齣歌劇發生了爭論，但同意第二天在歌劇院見面。此后感情進展飛快，次年3月9日，二人舉行了私人的婚禮。那時阿爾瑪已經懷有第一個孩子，女兒瑪麗亞（María Anna）。瑪麗亞于1902年11月3日出生；第二個女兒安娜（Anna）出生于1904年。
二人的朋友對這份婚姻表示驚訝和懷疑。把馬勒稱作“佝僂的猶太人”，配不上阿爾瑪這樣的大家閨秀。但馬勒的家人認為阿爾瑪過于輕浮，而且喜歡在年輕人面前顯示自己的迷人氣質。馬勒天生憂郁、有控制欲。他早期的戀人娜塔莉稱與他相處好像“身在一條不斷搖擺的小船上”。婚后不久馬勒就讓阿爾瑪放棄對音樂的學習，因為家里只能有一個作曲家。阿爾瑪將怨氣記錄在了日記中。馬勒還要求他們的家庭生活圍繞著他自己的創作和指揮工作，有時讓阿爾瑪大為光火；但他們的婚姻還是有不少充滿激情的時刻，尤其是馬勒，他曾給阿爾瑪寫過許多封熱情的信。后來馬勒去世之后，阿爾瑪將這些信件編輯、遴選，在1940年出版。
1907年夏天，馬勒疲于應付維也納反對他的聲浪，舉家來到麥爾尼格。不久兩個女兒都患上了猩紅熱和白喉。兩周后的7月12日，瑪麗亞夭折；安娜得以恢復。在這一痛苦的打擊之后，馬勒又得知自己的心臟不正常，隨后維也納的醫師證實了這一點，并建議馬勒遠離劇烈運動。對于此時疾病對馬勒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尚不清楚；在阿爾瑪筆下，這似乎是慢性的死刑，而馬勒在自己的信件中說，只要避免過度疲勞，他可以過正常的生活。然而患病確實讓馬勒的抑郁雪上加霜。1907年末，麥爾尼格的別墅關閉，從此馬勒再未去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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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蒲崗是香港九龍黃大仙區東南部的商貿區，位於牛池灣以西、太子道東以北、啟德明渠以東、彩虹道以南的區域，名稱來源於該地原來的蒲崗村。「蒲崗」之名是「蒲田（莆田）」和「山崗」的結合，分別指開村村民祖籍及該地地形，原址爲新蒲崗西北角的彩虹道遊樂場一帶。1942年侵華日軍驅散蒲崗村村民，削去大部分蒲崗山並拆毀全村原址作啟德機場擴建之用。戰後蒲崗村舊址附近發展出新的住宅及工廠區，命名爲「新蒲崗」。
現在的新蒲崗中部以工廠大廈為主，曾是香港主要工業區之一，現而逐步變成商貿區；而東及西面則有一些住宅樓宇。新蒲崗亦是香港著名導演杜琪峯最喜歡取景的地方，曾取景於此的電影包括《暗戰》、《大隻佬》、《大事件》等等。彩虹道往太子道東天橋底也是無綫電視電視劇取景的熱門地方。
新蒲崗的建築物 (2010年)
新蒲崗現時範圍原有蒲崗、隔坑及沙地園三村，其中蒲崗及沙地園為九龍十三鄉其中村落。1939年啟德機場的07/25跑道在新蒲崗一帶落成，跑道東西走向，長457米，為啟德機場首條正規跑道。飛機起降時，需要把當時清水灣道（今彩虹道一段）的車輛截停。
1958年9月12日，啟德機場位於九龍灣填海地的13/31跑道啟用，取代舊跑道。舊跑道一帶其後發展成工業區，開始有商人設廠。由於該地位於蒲崗附近，因此便得新蒲崗之名。隨著1960年代香港工業發展蓬勃，新蒲崗一度成為大型的工業區域，同時因就近啟德機場而滿佈空運公司。著名的六七暴動亦由區內的香港人造花廠勞資糾紛而引發。不過隨著製造業北移及機場搬遷，新蒲崗各工廠已經轉型為小倉庫、食物製造廠及辦公室等。
雖然新蒲崗範圍內沒有港鐵站，但彩虹道、大有街、四美街及六合街接近鑽石山站，而越秀廣場及譽港灣的一邊則接近啟德站。區內不少舊式工廠大廈未被重建，而新落成的都是以住宅和商業大廈為主，包括友邦九龍金融中心、居屋采頤花園、私人屋苑譽·港灣及香港首個綠置居屋苑景泰苑。
在拆卸中的新蒲崗工廠大廈最後一幢第四座，現改建成臨時露天停車場
由麗宮戲院重建而成的越秀廣場
於1950年代落成。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軍營和土地交還給港府。軍營其後拆卸，於2000年建成私人參建居屋采頤花園。
麗宮戲院於1966年8月25日開幕，有多達三千個座位，分前、中、後座、超等、特等，成為全港戲院之冠。首映電影為《彩色青春》，開幕當日有陳寶珠登臺，胡楓擔任司儀，而蕭芳芳負責獻剪，並由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簡悅強主持剪綵。麗宮戲院和紐約、大世界組成聯線，亦有放映二輪電影。戲院在1992年3月正式結業，拆卸後重建成為越秀廣場。
2018年10月，越秀廣場3樓開始改建，重新開設戲院，名為嘉禾啟德戲院，於同年12月正式開幕。
彩虹道、太子道東、景福街與景泰街之間的新蒲崗政府合署及新蒲崗裁判司署建築群，建於1971年，2001年起停止運作，政府合署內各部門遷往其他地區，而法院則遷往亞皆老街，並改稱九龍城裁判法院，政府合署及裁判司署遷出後騰空後連同毗鄰小型遊樂場地皮，由新鴻基地產（「新地」）於2004年以47億元奪得，平均每平方呎樓面3,820元，並發展為住宅項目譽·港灣及Mikiki商場，於2011年落成。
位於雙喜街的彩虹道街市及熟食中心
新蒲崗錦榮街一帶的舊樓
新蒲崗崇齡街一帶的舊樓
環繞新蒲崗的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