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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這一點，我講過幾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要堅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打擊各種犯罪活動。這兩只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要超過他們（亞洲「四小龍」），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真正關系到大局的是這個事。”——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沿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會議認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為此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政治局全體會議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勇於創新，敢於試驗，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1992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對省部級幹部進修班講話，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表明「左」的表現主要是停留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教條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過去對社會主義一些不科學認識上，或者停留在改革開放前那些不正確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客觀實際，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開放，甚至認為搞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仍用過去那種「階級鬥爭為綱」思想來影響以至衝擊經濟建設為中心；表現右主要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動亂，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歷史上「左」錯誤泛濫時間長、影響深，帶著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干擾，是妨礙生產力發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同月，李瑞環宣傳貫徹鄧小平重要談話，說經濟建設中心地位一百年不變，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兩個中心或多中心，妨礙和干擾經濟建設發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強化為經濟建設服務，自覺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和途徑，使群眾了解自己利益與責任，自覺為自己利益而奮鬥。同月，榮毅仁（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堅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鄧小平提出，要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使中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臺階，同時提出「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穏步協調地發展」。
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寫進黨章。1992年后，改革開放的路線基本確定，中國從上到下進入了一個周邊國際環境基本和平，國內社會維持穩定，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階段，“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均得到了全面實施和基本完成。
90年代初，鄧小平強迫中顧委主任陳云、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等保守派元老退休并開始實行徹底的改革。鄧小平在生前經過精心挑選后，將他的接班人定為兩位熱情的改革者——江澤民和朱镕基。同時中共十四大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後中國國企陸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92年，鄧小平進行了著名的九二南巡，使得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的改革開放重新提速。受該因素影響，雖然鄧小平于1997年逝世，改革開放依舊得以進行下去。
此后，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展開了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除了少數大型壟斷企業，所有的國有企業都遭到了清算，原屬于國企的資產均被出售給了私人投資者，工人則大量下崗失業。
2001年至2004年間，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48％。此同時，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朱镕基還降低關稅、削弱貿易壁壘、制訂更開放的法規；對銀行體系進行改革；廢除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如公費醫療、福利分房等）；將軍事企業和解放軍強行分離；減輕通貨膨脹；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這些舉動引起了一些群體，尤其是私有化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不滿，但也為中國創下了良好的經濟格局。
到了2005年，內資民營經濟在GDP中比重占到了49.7%，外商和港澳臺的比重占到了15%左右。這一比重在此后繼續擴大。同年，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經濟體。但是，在石油業和銀行業等行業，國有壟斷企業仍然存在。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開，傾向改革的江澤民和朱镕基等領導人開始卸任領導職務，傾向保守的胡錦濤和溫家寶開始逆轉原先的改革措施。觀察員發現該屆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平均主義”和“民粹主義”成分。胡溫政府增加了對醫療保健部門的補貼和控制；停止了私有化的進行，中國經濟被自由派媒體評價為整體呈現出了“國進民退”的趨勢。
為應對2007年-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溫家寶于2008年出臺四萬億投資計劃，這項投資造成了產能過剩、通貨膨脹、巨額地方債務、銀行壞賬、生產率水平下降等問題，中國的經濟結構為此遭到了長期破壞。許多學者都對其持負面評價，只有林毅夫等極少數學者支持該計劃。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大量資金流入商品房市場，房價暴漲了數倍，誘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和家庭問題。
評論者認為朱镕基時代三大改革所積累下的財富在胡溫體制下消耗殆盡。擁有特權的國有部門是政府投資的主要受益者，在新體制的推動下，大型“全國冠軍”發展迅猛，擁有了與國外大公司展開競爭的能力。
但得益于四萬億投資計劃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時，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并成功舉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奧運會，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十年，中國經濟規模擴大了4倍。
2010年，中國的GDP總量超過日本（按國際匯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長春街頭的中國夢主題園藝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當選總書記和軍委主席上臺執政。隨后，中國共產黨擴大控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導致至少288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反映了中共新的企業管理政策。與此同時，習近平、王岐山等人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腐行動以及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等政治運動，但也有“選擇性反腐”和權力斗爭的質疑。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由貿易區最先掛牌成立，成為中國第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9月，習近平到訪哈薩克斯坦，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習近平在同年10月於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時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同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把“一帶一路”升級為國家戰略。此后“全面深化改革”在各種政府文件和新聞中出現，被媒體解讀為“中國改革新程的總綱領”。有分析認為，習近平新時代的“全面深化改革”與前幾十年的“改革開放”相比省略了開放二字，或許意味著持續了三十五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政策（1978年至2012年）已經結束，但以習近平為領導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卻聲稱中國仍然會堅持改革開放，習近平也在諸多公開場合宣告中國將繼續對外開放，且會加大開放幅度。此外，外界和部分體制內人士則認為習的改革路線并沒有遵循鄧的政治體制改革道路，且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屬于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即黨的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的寡頭政治以及“黨領導一切”。
2017年4月，中國設立雄安新區是中國第19個國家級新區。中國政府對外宣傳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其主要任務是成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
2018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開始推行“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將部分國務院機構虛級化，由中共的黨內機構承擔實際職責。有學者和媒體認為本次機構改革是中國政治回歸改革開放前“黨政合一”的體制，作為最高國家行政機關的國務院權力被削弱，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政府的領導。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修正案，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任期限制。有觀點認為此舉終止了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的“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不但破壞了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讓習近平有機會成為繼毛澤東之后的終身領導人和獨裁者。但也有支持觀點認為，這樣會使中國的政局長期處于穩定狀態，讓改革發展的相關政策不會因為政治不穩定而影響實施，對中國接下的發展來說，具有非常積極有效的影響。習近平在會見外國政要和中國官員時曾經解釋，他“個人反對”終身制，修憲廢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是因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這兩個實權職務都沒有限制連任次數，為了避免他擔任的三個職務之間存在任期沖突才推動修憲，不過他并沒有說明他會不會擔任第三屆或者更長任期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同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大會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大會表彰了100名改革開放杰出貢獻人員，向他們頒授改革先鋒獎章，并向10名國際友人頒授中國改革友誼獎章。
2019年8月9日，中國設立深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2019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突破一萬美元。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要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6月1日，中國國務院及中共中央正式印發《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正式計劃將海南打造成自由貿易港。包括海南自貿試驗區在內，截止2020年中國大陸共設立2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2020年中國大陸人均GDP為10839美元，開始向高收入國家邁進，GDP突破100萬億人民幣。
2021年6月10日，中國設立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區，試圖找出能解決中國目前遇到的收入差距，區域差距，城鄉差距等發展難題的道路。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南自由貿易港法》，賦予海南更大的自主權。法案中涉及自貿港內居民權變更、接入全球互聯網、出入境政策及封關等深化改革創新與開放等內容。
2022年1月17日，中國國資委表示中國國有企業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共中央黨政機關和直屬事業單位所管理企業中公司制企業占比97.7%，地方國有企業中公司制企業占比99.9%。
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大包干”紀念館
在改革前的時期，中國農業的績效極差，糧食短缺現象十分普遍。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較為絕對的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也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莊、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強制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名義上新體制使農業生產得到大發展，農村開始富裕起來；實際數據表明，改革后，農業產量增速放緩，農業基礎設施成為無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隨著農業生產開始向專業化、商品化、社會化發展，農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價格剪刀差拉大，由于信息不對稱，孤立的農民無法了解農產品的市場價格，無法形成對農民有利的農產品市場，農業收入下降；而原有的農村鄉鎮企業被鄉鎮領導私自占有后迅速發展起來。
同時，人民公社的解體也導致了原本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的進一步分化。並且在包產到戶以後，小農經濟不再適合農業集體化，公社時期大規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設施，由於無法召集大規模人力維修，而不斷破損。同樣在公社時期的大規模新墾高產、穩產田運動，也無法繼續。集體化的消失也打斷了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逐漸開始發展的機械化，在另一個層面上使得農村更加落後。不僅如此，公社解體後，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鄉鎮企業也無法繼續經營，最終全部破產或者通過改制而私有化。
多數人認為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當時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于其他地區先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頗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漸深入，農村的發展開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兩者之間已經有了巨大的差距，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2006年，中國廢止農業稅條例，中國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歷史終于結束，經改革開放農業改革，中國農村經濟發生了質的變化。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級黨委委派的黨支部書記。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著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政府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公有制}-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公有制}-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內，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著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中國政府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譬如“紅帽子工程”），大量減少了失業人口，緩解了工人的不滿。由此，「改革開放的成功如果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持以及下崗職工的奉獻和犧牲也是不可能的。國家現在所積累的巨大物質財富，也有他們的一份功勞。」
城市改革取得的進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民眾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內混亂的思想。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于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蘇聯、東歐和東德共產主義陣營隨之垮臺，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緩，黨內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鄧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20世紀90年代，金融業自由化。中國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服務業被解釋為可開放的，外商投資獲準；零售、批發和分銷的限制也已經結束。銀行業、金融服務業、保險業和電信業也向國外投資開放。
中國的銀行業由四家大型國有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和中國農業銀行）主導，而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壟斷的。中國最大的銀行——中國工商銀行，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銀行。由于國家管理效率低下，這些金融部門被普遍視為中國經濟的累贅。不良貸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無法盈利的國企出于政治目的進行，尤其是保持低失業率的政治目標，是金融體系和經濟的一大拖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隨后對這些銀行展開了資本重組。2000年，這些銀行在GDP中的比重高達22％以上；到了2006年，它們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總額約為1,600億美元。觀察家們建議通過銀行體系私有化來解決該問題，4家銀行在股市上市時，這一建議得到了部分執行。由于中國的兩大金融交易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籌集資本方面相對無效。
到20世紀80年代，廣告在實現鄧小平推進的現代化目標的作用得到了廣泛的重視。中國政府仍然在毛澤東時代的平均主義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這并沒有抑制消費主義的增長。
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新加坡，與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舉行會談，并談到改革開放要借鑒“新加坡的經驗””。期間，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承認并改正了兩個錯誤：一是改變保守自閉，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資；二是接受李光耀的建議，不再搞革命輸出，大大改善了中國的對外關系。此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尤其在毛澤東時代）在東南亞地區大力輸出共產主義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產黨、馬來西亞共產黨、越南共產黨、柬埔寨紅色高棉、老撾共產黨、緬甸共產黨在內的各國共產黨組織和游擊隊，導致部分地區排華情緒嚴重，造成大量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改革開放后，為了對抗蘇聯，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依然對柬埔寨紅色高棉提供了長期軍事援助。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后，鄧小平又提出了“冷靜觀察”、“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善于守拙”、“有所作為”等中國的外交戰略，后被歸結為“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八字戰略方針。
深圳下四區被劃為特區而大幅成長大廈高樓林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這一情況源自于毛澤東“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三來一補特殊政策。1年后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業區正式建立，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試驗區，在袁庚等人的領導下逐漸發展出了“蛇口模式”、誕生了知名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此后向全國推廣。1984年1月，鄧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認為“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動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招商銀行、第一家由企業創辦的商業保險機構——平安保險，先后在蛇口成立。
位于深圳市蛇口工業區的知名標語“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參考的發展經驗，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圖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發展模式在1984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給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廣州、上海、天津等14個作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洲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后，中國政府將海南單獨設省后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內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準后設立對外開放區。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不過改革開放初期，出於對共產政權的不信任，加上中國自1949年開始，在對外交流方面，接近鎖國狀態，很少人對當時中國有所了解。因此中國改革開放湧來的外資，最初是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直至2011年全年，名義上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實際上一部分港資來源于其他地方，包括中國內地本身）。
國家級新區是承擔中國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綜合功能區。國家級新區屬于城市新區的范疇，是依托舊有城區建立的新城區，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完整性，依托的城市一般是中國具有影響力的國家中心城市或區域中心城市。在行政級別上，國家級新區由國務院批復，相比由所在城市政府批復成立的省市級城市新區，其產生背景和開發建設具有國家意志的屬性。因此，其行政等級普遍高配一級或半級，以調動更多的資源。 至2020年中國共設立19個國家級新區，國家發改委要求各個國家級新區圍繞1至2個重點問題開展體制機制創新探索，形成可推廣的經驗，以便推廣到其他區域。
* 1992年10月，浦東新區成為中國政府批準的第一個國家級新區，曾經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今是中國金融產業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也是全國唯一以金融、保險和證券及商貿為主要產業的國家級開發區。2021年6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擬授權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浦東新區法規。
* 2017年4月，雄安新區成為中國大陸第19個國家級新區，中國政府對外宣稱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該新區是“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載地”。
自由貿易園區是指在主權國家或者地區的關境以外，劃出特定的區域，準許外國商品豁免關稅自由進出，自由貿易試驗區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新的試驗田，實行政府職能轉變、金融制度、貿易服務、外商投資和稅收政策等多項改革措施。截止2020年，中國大陸31個省級行政區中已有21個被批準建立自由貿易實驗區。中國政府賦予了試驗區相當大的自主權，包括在試驗區放寬外商投資建設各種限制，放寬土地使用權限，允許自貿試驗區自己推出稅收政策等。
* 作為第一個自貿試驗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2013年8月正式成立，該試驗區成立時，以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為核心，輔之以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和洋山港臨港新城，將大力推動上海市轉口、離岸業務的發展，推動貨幣兌換自由。
*位于中國東北的黑龍江自貿試驗區目標是打造對俄羅斯及東北亞區域合作的中心樞紐，提出了加快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推進創新驅動發展和建設面向俄羅斯及東北亞的交通物流樞紐。
* 西南的云南自貿試驗區目標是打造“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互聯互通的重要通道，建設連接南亞東南亞大通道的重要節點，推動形成中國面向南亞東南亞輻射中心、開放前沿，提出了創新沿邊跨境經濟合作模式和加大科技領域國際合作力度等。
海南自由貿易港是中國政府計劃在海南自由貿易試驗區更進一部建設的自由港。相比之前的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貿港被賦予了更大的權限，實行零關稅，封關管理，更大開放金融，農業，教育，科研，醫藥，體育，航天，文物等領域的資本準入，《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案》發布后，更賦予了海南自貿港更大的自治權和不違憲前提的立法權。中國政府甚至一度試圖在海南自貿港"試水”博彩行業發展賽馬，結果期間引發極大的爭議，最終被海南省自行否決。
作為對外開放的一部分，改革開放后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和區域合作組織。
* 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代表權。
* 1991年，中國加入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 2001年，中國在美國等國的支持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外貿開始快速發展，并在2014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
* 2001年6月，中國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6國一同創立上海合作組織。
*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啟動。
* 2013年，中國官方提出“一帶一路”項目，其范圍涵蓋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行經的中國大陸、中亞、北亞和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區的國家。主要目的是投資開放中亞，南亞，東南亞，西亞，非洲等地的基礎設施，開發當地市場加強與當地的貿易以改善中國對西方歐美市場的依賴，同時保障中國糧食和能源的供給安全，消耗中國的過剩產能，同時帶動中國中西部的發展，提高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相關內容：絲路基金、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 2016年1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在北京開業。
* 2016年9月，二十國集團峰會在中國杭州市舉辦，這是中國首次舉辦G20峰會。
* 2020年11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簽訂，該協定是由東南亞國家聯盟十國發起，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與東盟有自由貿易協定的五國共同參加，共計15個國家所構成的高級自由貿易協定。該協定超越了歐盟自由貿易區成為世界上最大自由貿易經濟區域。
1978年5月，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考察團前往歐洲五國考察，包括法國、德國、瑞士、丹麥以及比利時，前往學習發展經驗、介紹中國市場。1978年10月，鄧小平率團訪問日本、考察學習，簽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此后中日兩國之間各領域、各層次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增多。鄧小平在訪日期間談到：“首先承認我們的落后，長得很丑卻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樣，那是不行的。…… 這次到日本來，就是要向日本請教。我們向一切發達國家請教。” 1979年1月，中美建交，而據報道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曾提到，“戰后凡是跟著美國走的都富起來了，戰后凡是跟美國作對的都還很窮”。
改革開放期間，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法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無償援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援助，截止2009年中國接收的無償援助近67億美元（約469億人民幣）。其它歐洲國家也積極參與對華援助，僅在2002年-2006年間，歐盟就計劃向中方提供2.5億歐元的無償援助（5000萬歐元/年）。與此同時，眾多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截止2006年世界500強企業中有400多家進入中國市場，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開辟了海外市場。
+改革開放以來主要發達國家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援助
* 截止2018年10月，日本宣布終止對華援助，近40年來日本通過其政府開發援助計劃（日本對華ODA），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援助國，對華援助總額達3.65萬億日元（折合約230億美元），還包括眾多技術、理念和人才的支持。其中，中國的三北防護林、北京首都機場、北京地鐵一號線、重慶軌道交通單軌二號線、中日友好醫院、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等項目均得到日本方面的援助。
* 截止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2大經濟體，而根據日本外務省官方數據，日本通過ODA向中國提供了33164.86億日元（約2638億元人民幣）的開發優惠貸款、1557.86億日元（約124億元人民幣）的無償援助、1739.16億日元（約138億元人民幣）的技術合作資金，總金額高達36461.88億日元（約2900億人民幣）；日本對中國的援助占中國總外援的66.9%、涉及項目達200余個。
* 1972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 2020年，美國對華援助削減了52%，從2019年的6200萬美元削減到了2020年的3000萬美元。
*截止2019年6月，依據美國政府數據，2018年美中貿易逆差達4100多億美元，而中國政府數據顯示為1500多億美元。
* 截止2012年，美國對華援助總額約為5.56億美元，涵蓋藏人社區文化保存、艾滋病預防與治療等30余種援助項目。1999財年-2012財年，美國對華援助總額約為5.36億美元；其中，2001年，在美國的協助下，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截止1998財年，美國對華援助達1941萬美元。
* 1979年，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 截止2019年，德國向中國提供的發展援助已達100億歐元。
*截止2011年，德國向中國提供了12.1億美元無償援助、中國成為了德國政府對外無償援助的最大受援國。
*2010年起，德國正式停止對華傳統援助，但德國經合部仍通過其區域合作基金對華開展合作。
*1982年10月13日，中德兩國政府簽署了技術合作總協定，德國政府開始對華提供無償援助。
*1972年，德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 截止2009年，法國開發署向中國提供的無附帶條件貸款總金額達5.52億歐元，主要用于能源、公路、鐵路、電站等項目建設。
*2004年10月，中法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與法國開發署合作框架協議》，法國開發署每年對華提供總額約1.2-1.5億歐元不附帶條件官方發展援助貸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氣環境領域項目。
*1964年，法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 2021年，英國將把對華援助預算削減95%，僅剩不到100萬英鎊，將從1800萬英鎊減少至90萬英鎊（約合813萬元人民幣），用于“資助開放社會和人權的項目”。
*截止2013年，英國向中國提供的無償援助達2.3億英鎊（折合人民幣達23億元），中英已開展合作項目24個，領域集中在衛生、教育和環境及氣候變化三個領域 。
*2011年3月，英國宣布結束傳統對華發展援助，6月兩國政府簽署新型發展合作諒解備忘錄；但英國國際開發事務部的數據顯示，英國2012年仍然向中國提供了2740萬英鎊（約合2.7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援助。
*1999年，中英兩國政府簽署《發展合作諒解備忘錄》。
*1998年，英國國際發展部制定的《英對華無償援助新戰略》，國企改革、環境保護、醫療衛生、普及教育四個領域為其援助重點。
*1972年，英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改革開放以來，香港、澳門和臺灣也對中國大陸提供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香港資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貢獻包括：內地的第一家“三來一補”企業，內地批準的第一家合資、合作企業，第一家五星級飯店，第一條合資興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塊土地的拍賣等等，在改革開放史上佔了重要的印記。中國改革初期，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
臺商亦開始以外商名義或較為低調的方式進入大陸投資，有更多臺商以港資或香港註冊公司名義進入中國投資。
今日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標語
直至2011年全年，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內地吸收外資的最大來源地。港澳在廣東省的投資項目超過10萬個，實際利用資金1200億美元，占廣東省實際外來資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絕大部分投資來自香港。促使粵港澳形成了以廣東為加工制造基地、港澳為購銷管理中心的獨特格局。數以萬計的港澳投資企業在廣東各地蓬勃發展，數以百萬計勞動力受雇于港澳投資企業。珠三角地區形成了具競爭力的動態化產業集群、開放型，影響世界的加工制造業基地。深圳市投資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和年出口1000萬美元以上企業中，約80%是港商投資或參與投資的。2017年，深圳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增長了11426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術研發和制造基地。香港資金的投資，迅速推動廣東從農業為主的省份發展成工業發達的經濟大省。廣東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改革開放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漸成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廣東省因貪污已落馬的副省長萬慶良說「廣東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就是一部粵港澳合作的歷史。廣東30年的發展離不開港澳強有力的支持，離不開港澳資企業率先進入廣東，率先投資、率先發展。香港人澳門人不僅帶來了資金、技術、人才，為內地輸入了先進的管理經驗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較為熟悉的例子是港鐵公司，促進了許多領域的觀念更新。中國改革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缺乏優良的貨運設施和海外貿易網絡，而香港當時已經是亞太地區重要的貿易中心，擁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硬件設施和一流的貿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內地第五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在資金、技術輸入的同時，香港資金更為改革開放輸入了許多先進的發展理念、經營方式和管理經驗，促進了觀念更新，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鑒。國外有專家認為「內地市場經濟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擁有香港這樣一個成熟的、國際化的市場經濟體系可以借鑒，并為改革的啟動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霍英東投資興建的內地第一家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不僅是因為賓館硬件設施完備，更重要的是從一開業便打破當時的慣例，對所有普通市民開放，其服務意識、管理模式，都令當地政府官員和市民大開眼界，引發觀念的更新，對廣東服務業的興起和發展產生了極大推動作用。商務部副部長姜增偉在接受采訪時總結說「內地的現代化建設就是一條有效利用外資尤其是港澳臺資金的資本積累和發展之路。內地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績，每一天的變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獻。」四名港啇投資的華南城國際工業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業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倉儲、貨運、配送以及金融結算功能于一體，其規模之大、經營范圍之廣，堪稱國內之最。隨著中央政府與特區政府簽署了內地與香港、澳門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CEPA）後，港資在內地的投資領域不斷拓寬，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基礎設施建設、現代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快速發展。香港智經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認為，「CEPA開啟了香港和內地生產要素進一步流動的大門，制度安排為經濟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間。」
臺灣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導致西方禁運、當時在中國投資方只有臺灣，但由于兩岸尚處于對抗時期，臺灣對兩岸經貿往來限制嚴格，有許多臺資與港資合資的方式到中國大陸地區投資，甚至直接就在香港注冊后以港資的名義來到大陸。初期的投資集中在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低的行業，像制傘、制鞋等。1989年，臺資對中國大陸投資項目只有540個，協議金額僅5.5億美元，實際利用資金更低至1.5億美元。臺灣于1990年正式公布《對大陸地區間接投資或技術合作管理辦法》，有條件開放臺商間接對大陸投資，促進了臺商對大陸投資的發展。它們以“臺灣接單、大陸加工生產、產品外銷”為經營模式，平均外銷比率達85%。
臺灣實際開始大規模投資始於1993年鄧小平南巡後。1992年到1994年，臺商對大陸投資項目計2.3萬家，協議金額200多億美元，實際投資額75.8億美元。從1993年臺商赴大陸投資第一波高峰開始到兩岸經貿論壇，臺商在大陸投資的企業已達6萬家，累計投資金額約2000億美元。目前大陸是臺灣第一大出口市場和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 2014年兩岸貿易額為1983.1億美元，較2013年增長0.6%，其中大陸對臺出口462.8億美元，自臺進口1520.3億美元，大陸與臺灣貿易逆差達到1057.7億美元。
中國生產商標（MADE IN CHINA）已經占據世界民生商品20%以上，成為世界工廠
鄧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繼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頂住了來自國內保守派的進攻，成功地將改革開放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基石之一，并不可逆轉地將中國帶入世界經濟中，與世界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從1978年至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個尚有2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與世隔絕的國家，變成了一個經濟繁榮，有著活躍市場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減少了當時世界近1/5的貧困人口。中國也在邁向工業化的道路上飛速前進，成為世界工廠，全球重要的制造業大國，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國家力量大幅增強，2021年GDP超過17.7萬億美元，擁有14億人口的體量，人均GDP達到12551美元、達到中等偏上國家的收入水平，國際地位和軍事實力顯著提高。中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眾多機構預測中國GDP將會在2030年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崛起無疑是21世紀國際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支持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也開始出現變化，人民觀點逐漸多元化，“網絡民意”的現象大量出現。不過，中國共產黨在經濟開放之余，認為為了和平穩定快速的經濟發展，而不愿意對意識形態，政黨政治做太大的改革變動。在言論自由方面，與之前有一定程度的放松。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領導人，繼承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路線，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提出的“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進一步詮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于一些質疑，支持者認為，從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數據表明：公有制經濟仍占主體地位，國有經濟仍控制著國民經濟的命脈，并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表明了中國仍然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在蘇俄前期實行的新經濟政策，允許社會主義存在部分資本主義、恢復市場、貨幣關系，促進了社會主義的發展恰恰表明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是正確的。
不過也有批評家認為，中國共產黨已經摒棄了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理想，轉化為一個資本主義政黨，中國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也有專家認為中國現狀更像是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國家；不過，“中國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政府”也常被外國專家和領導人提及。北朝鮮則一度批評中國是走了“修正主義”的“錯誤路線”；以越南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則是積極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經驗。另外，改革開放導致了中共內部左右兩派的分歧擴大，有人認為，中國要實行多黨政治，只需將中共一分為二。對于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有些人認為應該維護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有些人認為應將中國轉變為社會民主主義國家。
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快速增長，從1978年到2017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按不變價計算增長33.5倍，年均增長9.5%，平均每8年翻一番，從占世界經濟1%到2017年的15%，僅次于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扣除價格因素，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17年比1978年增長22.8倍，年均實際增長8.5%；外匯儲備全球第一；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家和出口加工制造國。債務地圖=（外匯和黃金儲備） - （債務外國人）（資料來源：2010年“美國中央情報局世界概況”）。
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成功實現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民營經濟產值在總量上已經超越了國有經濟，成為了中國經濟增重的重要拉動力量。2007年，中國GDP總量超越德國；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大國。2018年，中國GDP折合13.6萬億美元，2019年超過14萬億美元，2021年17.7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則達25.5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引進外資同樣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中國為全世界吸引外資金額最多的國家（港、澳、臺資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資），而對外貿易規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同時中國成為美國國債（除美國本國以外）最大債權國。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21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12551美元，增長超過55倍，東部部分沿海省市等人均GDP已突破兩萬美元，對于14億人口的體量人均能突破一萬美元，表明中國經濟規模和影響力巨大。 2007年，廣東省GDP總值超越臺灣，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GDP總值超越臺灣的省（個人平均仍遠低於臺灣）。2012年之后江蘇、山東、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后超越臺灣，其中廣東達到兩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數值也超越了臺灣。 2019年，中國外匯儲備約3萬億美元。中國多項經濟產品產量達到世界第一。四十年來中國的城市人口比例已從20%上升到60%以上，而實際上由于大量農業人口進城打工，所以中國實際上的從事非農業人口比例更高。但很明顯的，中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大國成功轉型為工業化國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創造的GDP占比經濟總量的90%+。
改革開放對于海外的影響（特別是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影響深遠。如越南的革新開放政策幾乎就是翻版的改革開放政策；古巴在2019年的憲法公投中通過了新憲法。新憲法明確古巴政府承認私有財產，并認可外國投資。同時也對政治制度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即使是依舊施行計劃經濟制度的朝鮮，也參考了中國改革發放初期的經濟特區模式先后建立了開城工業園區、羅津先鋒經濟特區和新義州特別行政區。金正恩上臺后，朝鮮的私有經濟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但總體來說經濟開放的程度依舊非常小；老撾則是早在1986年就施行了改革開放。不過因為受越南的革新開放政策影響，導致其大量國際投資進入越南而并非老撾。導致其經濟發展非常緩慢。
“六四事件”二十周年紀念活動（美國華盛頓）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提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建議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提倡民主集中制，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全面修憲建議。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具有歷史性意義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也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收入了許多憲政主義的內容和條款，為改革開放奠基。
隨著改革開放的加速，中國社會出現了官倒、權錢交易、腐敗、特權等種種問題，經濟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云、薄一波、彭沖。9月3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10月，中央政改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
鄧小平的政治改革出發點是，在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前提下，實行黨政分開、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義弊端、推動經濟制度進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憲政制度，他強調“要搞一個增強行政效能的體制，講民主必須要和法制聯系起來講，把法制搞起來，才能有穩定的社會環境。我們的行政機構應該很有效能。 ” 其他人士還公開提出了“多黨制”、“三權分立”、“議會民主”、“司法獨立”等西方憲政主義的架構。雖然這些與鄧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觀點可能有所不同，但在當時比較寬松的政治氣氛下，并沒有受到過多的抑制與打壓。198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趙紫陽在其報告中提出并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和設想。198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成立。
但隨著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80年代后期的政治體制改革失敗，趙紫陽、鮑彤等中共中央改革派高層被撤職、而權錢交易、腐敗、特權、壟斷等問題并未得到持久、有效的解決。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進程也因六四天安門事件而放緩甚至停滯，直至鄧小平九二南巡后才重新提速。
2012年后，習近平等人開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等。中國官方認為，從鄧小平等人提倡的政治體制改革，到習近平等人提出的政改，是“政治體制改革在深化”、“走出了新路”、“碩果累累”。但外界和部分體制內人士則認為習的政治體制改革并沒有遵循鄧的政改道路，并且改變了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向，屬于政治倒退，重新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體制，即黨的最高領導人獨攬大權的寡頭政治以及“黨領導一切”。此外，2018年習近平等人修改憲法，取消國家主席和國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有觀點認為此舉廢除了鄧小平時代開始實行的“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破壞了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讓習近平有機會成為繼毛澤東之后的終身領導人和獨裁者。
1980年代出現了幾次較大規模的政治運動。1983年開始的嚴打，在提升社會治安的同時，也造成了諸多冤案，引發了一定爭議。1983年，中國大陸的保守勢力主導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在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的干預下平息。1986年底-1987年上半年，八六學潮爆發、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一職，保守勢力借此主導展開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而后趙紫陽說服了鄧小平，才結束這場運動。
自中共十八大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也發起了多次大規模的政治運動，譬如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腐行動，包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內眾多高級官員被審查和起訴。2018年1月起，開始實施計劃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運動，目標是打擊黑惡勢力和盤踞基礎政權的村霸。其后又發起了整肅中共政法系統官員的政法隊伍教育整頓運動。目前習近平時代的政治運動都宣稱以打擊腐敗和整肅官僚為目的，但外界質疑此舉為“選擇性反腐”和權力斗爭，是針對內部反對者的“大型清洗”。
空氣污染：湖北武漢的霧霾天（2016年）
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是仰仗“中國模式”這一論斷是一種謬論和誤導，中國并非一個創新型國家，其體制存在著威權主義、欠缺自由等諸多缺陷，而自主創新能力依賴于自由，故該模式并不能可持續發展。與此同時，各大權貴家族壟斷主要行業、控制國家財富；并存在大量“裸官”，許多中央高層的子女或親屬移民海外或擁有外國綠卡。
此外，中國官方以及部分海內外學者均指出，中國大陸經濟數據存在長期造假問題，特別是夸大了經濟成長的數據。一位香港評論員則將中國的去自由化視為中美貿易戰的一部分。而美國聲稱中國政府正在向中國的國有企業和私人公司提供不公平和歧視性的競爭優勢。
21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還出現缺乏自主技術、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區域差別大、城鄉發展不平衡、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通貨膨脹、環境污染、教育文化事業、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貪污腐敗蔓延，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社會風氣不好，社會治安環境亟待改善等等諸多較為嚴重的問題，其中中國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首位。部分具體問題如下：
* 中國的發展模式缺乏自主創新技術，高新技術產業長期缺乏關鍵自主技術，存在對外依賴度過高的問題。
*中國的貧富分化現象較為嚴重，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12月中國的基尼系數為0.468、屬于高，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顯示自1990年起中國的基尼系數從0.35上漲到了2015年的0.5。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中國大陸還出現了“農民工問題”，2010年以來包括農民工在內的許多社會低收入人群逐漸構成了新興的“蟻族”階層，而城鄉發展不平衡也屬于突出問題，1996年起“三農問題”被正式提出。而且，0.4%的人口掌握了70%財富，而美國5%人口掌握60%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
* 20世紀90年代起至2019年，中國大陸主要經歷了四次越發嚴重的產能過剩，鋼鐵、煤炭、冶金等行業供大于求，造成大量企業虧損。
*2010年以來，中國大陸各大城市的房價飆升等問題也日趨嚴重。
*社會事業嚴重滯後。在經濟發展中社會事業發展被忽視了，比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事業滯後。2003年在抗擊SARS中表現較為突出，暴露出醫療衛生薄弱特別是農村。2004年中央及時總結教訓，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重新認識增長不等于發展，發展應該是全面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不僅經濟要發展，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都要發展；而且經濟與政治發展要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也要協調，經濟與自然發展同樣要協調，等等，這樣才有可持續的發展。這些年GDP快速增長，財稅大量增加，許多地方大造高樓大廈，經營城市，改造舊城，成了一種潮流。政府機關的大樓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衛生文化事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農村小孩上不起學，還要搞“希望小學”。不少城鎮居民買不起房子，居住條件很差，等等。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建立起來。
*發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才換來GDP的增長速度。
*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飲用水短缺現象嚴重。
**中國模式、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
***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 (1983年)
*** 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八六學潮、政治體制改革、六四事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 赫魯曉夫解凍、古拉什共產主義、新思維
* 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
* Zhao, Xin,  and Russell W. Belk. (2008) "Politicizing Consumer Culture: Advertising's Appropriation of Political Ideology in China's Social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5#2 pp 231–244
* Fighting Poverty: Findings and Lessons from China’s Success (World Bank). Retrieved August 10, 2006.
* Online Extra: "China Is a Private-Sector Economy"
* World Public Opinion
* 《聯產承包叩開農村改革之門》
*  多維新聞網改革開放40週年專題
*  谷牧曾率改革開放后首個政府考察團赴西歐
*  盜火者——他們為中國引來變革火種續
*  《鄧小平版改革開放詞典：有這些話才有今天的中國》
國際婦女節（中國大陸稱為“三八”國際婦女節或國際勞動婦女節）是為了紀念婦女權利的運動，設在每年的3月8日的國際性節日。這個紀念日在很多國家也是法定假期。各地社會在國際婦女節亦慶祝婦女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領域做出的重要貢獻。
第一個婦女節在紐約於1909年2月28日由美國社會黨組織舉行。在1917年3月8日，在俄羅斯帝國首都彼得格勒，紡織女工舉行罷工及游行，遍及整個城市，也導致俄羅斯革命的開始；七日之後，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二世退位，臨時政府確保婦女擁有投票權。1917年，蘇俄將3月8日定為國定假期。這一日在1975年聯合國正式確認之前，慶祝的地區主要是社會主義國家。
設立國際婦女節的想法是最先產生于20世紀初，當時西方各國正處在快速工業化和經濟擴張階段。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廉的工資使得各種抗議和罷工活動此起彼伏。1857年3月8日，美國紐約的制衣和紡織女工走上街頭，抗議惡劣的工作條件和低薪。盡管后來當局出動警察攻擊并驅散了抗議人群，但這次抗議活動促成了兩年后的3月第一個工會組織的建立。
接下來的數年里，幾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類似的抗議游行活動。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當時有將近15000名婦女走上紐約街頭，要求縮短工作時間，增加工資和享有選舉權等，并喊出了象征經濟保障和生活質量的“面包加玫瑰”的口號。首次慶祝婦女節是在1909年2月28日，當時美國社會黨發表了一項宣言，號召在每年2月的最后一個星期日舉行紀念活動。這樣每年的慶祝活動一直持續到1913年。
1910年，第二國際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首屆國際婦女會議。會上德國婦女運動領袖、共產主義者克拉拉·蔡特金倡議設定一天為國際婦女節，得到與會代表的積極響應。次年3月19日，奧地利、丹麥、德國和瑞士等國總共超過一百萬人舉行各種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6天之后的3月25日，紐約發生了著名的三角工廠火災，火災吞噬了140多名制衣女工的生命，這其中大多數是意大利和猶太移民。而惡劣的工作條件被認為是導致如此重大傷亡的主要原因。這場火災后來還對美國的勞工立法產生了重要影響。從1912年至1915年，歐洲的婦女們也于3月19日作為國際婦女節走上街頭，通過舉行和平集會等形式反對戰爭。選擇這個日子是為了紀念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婦女與工人反對梯也爾軍隊偷襲蒙馬特高地國民自衛軍大炮陣地而舉行武裝起義。
紀念國際婦女節的活動后來還證明是俄國革命的前奏。1917年3月8日（俄歷2月23日），聖彼得堡女工舉行罷工，要求得到“面包、和平與自由”；彼得堡全市工人舉行政治總罷工，二月革命由此暴發。4天后，俄羅斯皇帝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新成立的俄國臨時政府宣布賦予婦女選舉權。1919-1921年，國際共產主義婦女節都選在了3月5日。這是為了紀念1918年遇害的德國黨的領袖羅莎·盧森堡的誕辰。
1921年9月9日至15日，第二屆國際共產主義婦女代表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保加利亞代表建議為紀念俄國女工在二月革命中的英勇斗爭，把3月8日定為國際勞動婦女節。從1922年開始，每年的三八節成為國際勞動婦女的節日。蘇聯時期，每年都會在這天紀念“英雄的婦女工作者”。不過在民眾中，節日的政治色彩逐漸減弱而演變成類似西方的母親節和情人節之類向女性表達尊敬和愛意的機會。至今，這天仍是俄羅斯的法定假日，男性會贈送禮物給婦女以祝賀她們的節日。
在西方國家，國際婦女節的紀念活動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期間正常舉行，但后來一度中斷。直到1960年代，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才又逐漸恢復。聯合國從1975年國際婦女年開始，每年于3月8日舉辦活動慶祝國際婦女節。
將國際婦女節列為法定假期的國家包括：阿富汗，安哥拉，亞美尼亞阿塞拜疆,，白俄羅斯，布基納法索，柬埔寨，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限女性），古巴，格魯吉亞，幾內亞比紹，厄立特里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老撾，馬其頓（只限女性），馬達加斯加（只限女性），摩爾多瓦，蒙古，尼泊爾，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烏干達，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越南及贊比亞。
一些國家，例如喀麥隆，克羅地亞，羅馬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及智利，國際婦女節不是公眾假期，盡管如此得到廣泛認受。在這一天，男性慣例會贈送花和小禮給予她們生活中的女性——朋友、母親、妻子、女兒、同事等。在一些國家（例如保加利亞及羅馬尼亞），也被視為等同于母親節，在那里孩子會給他們的母親和祖母贈送小禮物。
1924年3月5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社論《慶祝國際婦女日》轉述了國民黨中央執委會“三八節是國際婦女日”的指示，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發表公告：“公啟者，三月八日是國際婦女日”。這是三八節在中國的肇始。民國十三年在廣州舉行第一屆國際婦女節慶祝大會；民國二十七年中華民國婦女首次參與政治。
在臺灣，1994年以前婦女節也是國定節日。內政部在1991年取消了原本婦女節時婦女當天可以放假的規定，將該天假期與4月4日兒童節合併放假（即婦女節、兒童節合併假期），理由是可以在家照顧放假的兒童；1998年取消放假，併入週休假期，但適用雙週84工時的勞工仍可於清明節前一日放假一天。
1951年中國北京舉辦的國際婦女節紀念活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正式將3月8日定為婦女節，并舉行各種形式的婦女節慶祝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中國共產黨支持男女平等，並於1924年在廣州首次參加舉行了婦女節的紀念活動。1942年，丁玲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三八節有感》一文，她表示：“‘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么時代才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布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國務院令第270號）第三條規定：婦女節（3月8日）屬于部分公民放假的節日及紀念日，婦女放假半天。
中國社會進入21世紀后，對女性普遍性地性別、年齡歧視是常見的社會現象。在此背景下，國際婦女節和“婦女”一詞逐漸被污名化，被普遍地排斥，要求改名的呼聲絡繹不絕。2007年時，全國政協委員張曉梅向全國政協提議將三八婦女節更為三八女人節，她表示“婦女”源自“家庭婦女”，暗示年齡偏大和沒有文化的人，故不太受歡迎。改名體現人文關懷、民生關懷。
另一方面，中國高校孕育的以年輕女性為主題的3月7日女生節成為更受歡迎的節日。但是隨著女生節的流行，反對“女生節”、反對污名化“婦女”的聲音逐漸多了起來，更多女性開始提倡回歸到婦女節的初衷，慶祝屬于自己的節日，而不是以男性視角為核心的“女生節”“女神節”。2021年微博等網絡上關于女性應該過婦女節而不是女生節的討論達到新一輪高潮。
國際婦女節在法國被稱為，并被廣為慶祝。
在意大利，為了慶祝這一天，男人會把黃色的含羞草送給女人。共產主義政治家特蕾莎·馬特伊在1946年選擇含羞草作為國際婦女節在意大利的象征，因為她覺得婦女節在法國的象征紫羅蘭和鈴蘭太稀少，太昂貴，在意大利無法有效使用。
自2019年以來，德國柏林聯邦州也將國際婦女節作為公共假日來慶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