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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死刑人數在中國是國家絕密，確切的數字無以得知，國際人權組織大赦國際2018年有關死刑的年度報告中說，中國依然是全球執行死刑最多的國家，每年約有數千人在中國被處以死刑。但同時也指出，中國人口基數遠大于其他任何國家，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一結果。
中國政府承諾要在慎殺上努力。中國政法大學法學教授許蘭亭認為中國政府2000年代中期已經在減少死刑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死刑的核準權於2007年1月1日以後收歸最高人民法院來復核。且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指出，2007年一年中，由於證據不足、程序不當或是量刑過重等原因，最高人民法院推翻了地方法院15%的判決。
21世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器官移植分為死刑犯器官捐獻和公民自愿捐獻兩種形式。美國自由亞洲電臺等媒體相繼指控“中國大陸政府有計劃的在刑場和火葬場摘取死囚的皮膚、眼角膜和腎臟派遣各大醫院使用”與批評。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議員提議拒絕向摘取死刑犯身體器官的中國人發放簽證。
2005年，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區衛生高層會議上首次承認中國以死囚器官作為移植主要來源，但強調不存在強迫或者盜取死刑犯器官的問題。2006年，中國衛生部對規範器官移植、禁止人體器官買賣制定了新規定，並于同年7月1日正式實施；2007年4月6日，中國國務院公佈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于同年5月1日正式實施；內容規定，醫療機構臨床用於移植的器官，必須經捐贈者書面同意；捐贈者有權在器官移植前拒絕捐贈器官；人體器官不得買賣。
2008年，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務院的支持下，黃潔夫使用技術準入手段，在3個月內把全國能做器官移植的醫院從600多家減少到163家。2014年12月3日，黃潔夫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停止死囚器官的使用，公民捐獻成為唯一合法來源。2017年2月，黃潔夫在梵蒂岡的反器官販賣峰會上再次承諾對死囚器官移植零容忍。但美國之音、法新社等媒體對于中國是否真正停用死囚器官仍有質疑。
除此之外，有調查者指控說中國共產黨政府大規模系統性活體摘取良心犯的器官，供商業性移植給中國人或外國人謀利，被害者因此死亡，主要對象是遭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以及部分其他宗教及少數民族團體成員，這些人士被關押在監獄或勞教所等場地；而中國政府強摘法輪功修煉者等良心犯器官的可能性，也使得歐盟通過歐洲理事會反對人體器官販運公約，並使得以色列、西班牙、臺灣等陸續立法禁止到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旅遊。
有報道認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下令新疆政府將中國及部分中亞國家的一些穆斯林被集中至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中，在這些基地中，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教育，并且擁護中國共產黨、學習中文。中國政府表示，這些舉措是為了打擊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和宗教極端勢力。極大扭轉了新疆安全形勢，保障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權、健康權、發展權等基本人權。
此外，據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發言人的講話：“2010年至2018年，維吾爾族人口從1017萬人上升至1272萬人，增加255萬人，增幅為25%，高于全疆人口14%增幅，更明顯高于漢族人口2%增幅，哪來的‘種族滅絕’？”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各國對維吾爾人事態分成兩大陣營針鋒相對，連續多年（2019-2021）支持中國新疆政策的國家比反對者多。
* 2020年10月6日，德國、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海地、洪都拉斯、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以及大部分歐盟成員國在內的39個國家在聯合國發出聯合聲明，要求中國尊重維吾爾人的人權，允許包括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在內的獨立觀察員立即不受限制地進入新疆。同時還要求中國維護香港的自治權利，尊重香港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包括古巴在內的45個國家則發表聲明，支持中國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極端化措施。另有包括巴基斯坦和中國在內的55個國家發佈聲明，譴責任何以香港局勢為藉口干涉中國內政的行為。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指責德國、美國和英國濫用聯合國平臺，將人權問題政治化，挑起政治對抗。
* 2021年6月仍然發生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署信競爭”，指責當前新疆政策的共44國。 但支持中國者比反對者多不少，共68國， 認為該指責"出于政治動機和毫無根據"。 據《以色列時報》，由于美國政府施壓, 通常不與中國對抗的以色列罕見加入簽署聲明的44國行列。美國新聞周刊指出，指責中國的聯合聲明中明顯缺乏伊斯蘭國家支持--如果將主要是穆斯林的波黑（Bosnia and Herzegovina）除外,  支持中國的確有不少伊斯蘭國家。
在公民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和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政府指出，生存權和發展權是最基本的人權，人權發展應當考慮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明，近年來，中國公民的生活水平、識字率和平均預期壽命得到提高，工作場所的安全標準得以改善、防災減災救災能力顯著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經濟建設作為其施政的中心，這一方針使中國大陸在十年內迅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使國內7億多人口擺脫貧困，占全球減貧人口的70%以上。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在全國范圍普及了義務教育，這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此外，中國政府還計劃到2020年使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擺脫貧困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建國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意識形態的原因，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一直處于缺位的狀態，對個人所能擁有和支配的財產有嚴格的限制，從而使得建國初的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得以完成。改革開放后，對個人的私有財產的承認與保護開始建立并逐步進展，普遍認為初具體系。2004年3月14日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文字寫入憲法，在憲法地位上首次確認了對公民私有財產權的法律保障與價值確認；2007年3月16日物權法在草案經過多次重大爭議後在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這被認為是建立民法典的重要一步。
房產所有權也被部分學者質疑，如王怡認為公民買來的房屋所有權證并非有所有權，“支付的只是70年的房屋租金”，“基于目前的地權制度，我們無法‘買斷’任何一間房屋。”認為它和《憲法》經修改所確立的“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原則就已構成顯著的沖突。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2019年數據，中國大陸城鎮國有和集體單位人員年度平均工資為8.24萬元，城鎮私營單位人員年度平均工資為4.95萬元，國有單位與民營企業年均收入差距較大。
根據聯合國2019年數據，中國大陸最富有20%人口的收入是最貧困20%人口的9.2倍。根據2018年福布斯富豪榜，中國最富有的100人擁有6430億美元超過底層40%的家庭4.25億人擁有的6370億美元，美國《外交政策》2016年報道指，中國大陸貧富差距仍在逐步擴大。
1949年的《共同綱領》和1954年憲法都曾承認和保障公民的遷徙自由。1958年1月，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標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對人口自由流動實行嚴格限制和政府管制。1975年，憲法正式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定，至今未恢復。
2014年，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擬放開戶籍管理制度，逐步放開自由遷徙權
。2015年，中國開始實施居住證制度改革，并配套以相應的公共資源建設計劃。
根據UNIAP對中國人口販賣的獨立調查報告稱，在2006年至2007年間，中國紙質媒體總共報道了800起關于人口販賣的案例。研究發現年齡和性別等因素與販賣不同類型的人口之間存在聯系。例如，為了滿足收養需求而販賣年輕男孩，為了性剝削需求而販賣女孩和年輕婦女。
中華人民共和國販賣人口、強迫勞動和強逼賣淫的主要來源國，也是重要的過境國和目的地國。來自中國大陸的婦女和兒童被販賣到非洲、歐洲、拉丁美洲、中東和北美地區，而被販賣到臺灣、泰國、馬來西亞和日本的人則在當地主要從事被嚴重剝削的性工作和被強迫的高強度體力勞動。來自緬甸、越南、蒙古、前蘇聯(波羅的海國家除外)、朝鮮、羅馬尼亞、印度尼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和加納的婦女和兒童被販賣到中國后，主要也從事被嚴重剝削的商業性工作和被強迫的高強度體力勞動。
2017年，美國國務院監督和打擊人口販賣辦公室將中國列入第3級監察名單。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婦女權利大幅提高。當下，中國婦女的權利在憲法意義上規定與男性平等。但是，婦女實際上在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所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仍與男性存在一定差距。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規定，中國實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禁止包辦、買賣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為。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員間的虐待和遺棄。結婚必須男女雙方完全自愿，不許任何一方對他方加以強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結婚年齡，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歲，女不得早于二十周歲。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雙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權利。夫妻雙方都有參加生產、工作、學習和社會活動的自由，一方不得對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
LGBT（男同性戀、女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行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屬于違法行為，也不受到相關法律的保護和法律支持，也沒有任何相關的反歧視法律和政策，同時一直視同性戀議題為“敏感話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于同性戀的態度可以歸結為“三個不”，即“不支持，不反對，不提倡”。《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婚姻為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對同性結婚法無明文規定，行政實務上則只接受由男女登記結婚，不承認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等同性伴侶關系，沒有保護同性戀免受歧視和仇恨罪行的法律、規章和政策。從中國的道德的方面來說，這種行為是違背倫理的。
1997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廢除了模糊地將同性性行為入罪的流氓罪。2001年4月20日，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學會等制定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將“自我和諧型同性戀”從中刪除。這兩個事件一般被認為標志著同性戀在中國的非罪化和非病理化。
2006年發布的一項針對生活在大中城市、受過良好教育、相對年輕和“活躍”的男同性戀者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因為受歧視，30%～35%的同性戀者曾有過強烈的自殺念頭，9%～13%的人有過自殺行為；超過半數人由于不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嚴重影響生活和工作。
2003年9月，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教育權報告員在考察中國教育狀況后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公共教育經費方面的支出不足GDP的2%，低於聯合國建議的6%，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義務教育上的投入在非常低，遠未到達世界教育投入比重的平均水平，但其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稱，托馬舍夫斯基沒有採用中國政府提供的數據，「卻使用了許多與事實不符的數據」。根據202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布的數據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總理李克強于2021年初所作出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內地教育經費投入的比重已占國家GDP總量的5%。
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施行《義務教育法》，規定小學初中不收學雜費，但由於政府投入不足，實際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能實現。2006年修訂通過《義務教育法》并規定2006年9月1日開始實行，俗稱“新義務教育法”。率先保障西部農村國中小學生，小學生平均每人每年補助140元，初中生180元，貧困寄宿生500元，當年就有20萬中輟生回流。2007年中國大陸中東部農村中小學實施「免雜費、免書本費、逐步補助寄宿生生活費」；2008年京津滬等21個省市試辦城市國中國小學生（含私校學生和農民工隨遷子女）學雜費免費，每生每年免繳190元至350元。2015年，中國財政部、中國教育部宣布將在2017年全面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免費提供教科書和提供補助生活費給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現階段，義務教育已經在中國大陸全境基本實現并往公立學校全免費方向推進，經濟困難者可以申請兩免一補計劃達成免費上學。隨著社會的發展，延長義務教育年限至12年的呼聲逐步增大。
高考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線的現象的公平性具有一定爭議。諸如山東，河南，湖北等參加高考學生比重大的省份，每年許多學生的分數已經達到很多著名大學在所在地的入學分數線。然而在上述省份的學生若是填寫入學志向略欠考慮，可能會直接落第。例如2008年河南省參加高考的學生100萬人（全國的十分之一）中，僅僅4%的學生就讀重點大學，是全國均值的三分之一，而頂級大學的入學率更是僅有全國均值的四分之一。這是按省份地區劃分入學分數導致的不公平現象。
根據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的研究，按照現行的高考制度，以北京大學為例，不同省份學生入學的機率相差懸殊。若以每一萬學生報名北京大學并順利入學的比例計算，廣東省是1.4人，接近萬分之一。而大學所在地的北京的學生入學率是52.2人，相差37倍。由此引發的移民現象已經出現，雖然這種現象通常不被政府允許。以此移民的人又被稱為“高考移民”。
高考除了考試分數外，還有多種加分途徑，如少數民族、烈士家屬等；過去，省級優秀學生、思想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跡者、奧林匹克競賽優勝者和體育特長生等也可以獲得加分，而這些加分項已于2018年取消。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指出，上述已取消的高考加分項目在方式上違背“程序公平”原則，加分的范圍和具體分值存在不嚴謹性，不能真實體現學生素質，反而會衍生出腐敗、造假現象，對教育公平造成損害——例如無線電測向、航空模型等項目作假現象嚴重。
高校自主招生中曾出現過的校長推薦制存在爭議。對校長推薦制存在質疑的人認為該制度給予校長很大權力，監督不到位則有可能滋生腐敗，並且不能保證實施過程中的公平性；就目前公示名單來看，校長推薦的學生成績多名列前茅，該制度很有可能成為北京大學提前鎖定優秀生源的變相政策。
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進一步規範高校錄取、自主招生、保送生；加強、加分資格審核，查處違法違規；中國各大高校已經頒布自主招生簡章，規范自主招生行為。
2011年，《中國青年報》披露了一名河北的學生因模擬考試與高考實際成績相差過大而要求查詢考卷，卻處處受阻的事件。該學生2008年參加高考，原本幾次模擬考成績都可以就讀重點大學，正式考試時也沒有沒有出現發揮失常的情形，但最終成績居然與預估的和模擬考試成績的相差100分之巨，因而向河北省教育局提出查詢考卷的要求，最後被拒絕。後來在2009年，該學生復讀並再次參加高考，得到幾乎和2008年一樣的結果，提出查詢申請雖然得到批準，卻不允許學生本人查看考卷，而是由考試閱卷組的評議專家查看，得到了“考卷沒有問題”的結果，學生本人認為這無法令人信服。同樣的問題在北京、河南等地也出現過類似的案例，有的案例甚至還鬧上法院，但能查詢到考卷的案例很少。教育學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認為造成這些事件的原因在於高考查詢制度的不完整，而且高考考卷屬於“國家機密”，查詢考卷的可操作性不高；而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除了認同楊東平的意見外，還認為一些高考改卷的評卷員“不負責任”。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實現了從貧困到溫飽、再到小康的歷史性飛躍。1949年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7元，2018年增加到28228元，名義增長566.6倍，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59.2倍。按照2010年農村貧困標準，1978年末中國農村貧困人口7.7億人，2018年末減少到1660萬人。
在教育事業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經過70年的努力，教育面貌發生根本改變。9年義務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快速普及，高等教育大眾化水平進一步提高。2018年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94.2%，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為88.8%，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48.1%。中國教育規模居世界首位。
英國駐華大使館在2015年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發布聲明，肯定中國在社會和經濟領域所取得的人權進步。“英國與中國的代表都參與起草了世界人權宣言，并且兩國現在都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中國在社會、經濟領域所取得的人權進步值得肯定。單單2014年一年，就有超過1200萬人脫貧，而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直在努力普及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中國政府認為，中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人權保障，中國的人權問題大多是由于經濟不發達造成的，中國政府堅持致力于提高中國的人權水平，中國有權利按照自己的特殊情況來建立人權觀，對中國人權狀況惡意批評者是意圖利用人權問題為其政治目的服務。改革開放以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開始得到改善。
2004年4月17日，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沙祖康表示：中國今天的人權狀況就比美國的人權狀況要好，中國人口比美國多五倍，如果按照人口比例來講，我們問題至少應該比美國多五倍，那才說明我們人權狀況和美國一樣。但現實是，我們目前人權狀況比美國的好，說明中國人權至少比美國好五倍。”
2009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明確規定了2009至2010年各部門在促進和保護人權各領域的工作目標和具體措施。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份以人權為主題的國家規劃，是全面推進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重要政策文件，用制度推動人權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事業從此進入了新階段。近年來，從覆蓋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到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從9年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到農村地區免費午餐的推行，從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公民的權利保障基礎在不斷夯實，個體全面發展空間得到不斷拓展。預定的各項目標都已如期實現，其中有約35%的約束性指標和50%以上的涉民生指標超額或提前完成。《行動計劃》的全面實現，展現了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和全面促進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堅定信心和決心，標志著中國人權事業的發展邁入了一個新階段。
2009年7月31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接受美、英、法、德、日、南韓、新加坡、香港7國和地區媒體聯合採訪宣稱：“中國從來不缺少言論自由。”
2013年7月30日，《人民日報》刊文《中國人權事業，博采眾長的實踐》，文章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人權狀況是完美的。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努力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中國愿繼續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各國開展人權對話，為促進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在2015年世界人權日當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于美國駐華大使、德國駐華使館關切中國人權狀況的聲明作出回應稱：“我注意到一些人總是過分關注中國的個案，卻選擇性忽視中國13多億人民的感受和正在享受的自由和進步。這如果不是政治偏見，就是認識論和方法論出現了嚴重偏差。希望他們不要一葉障目。”
新華社在《中國當選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意味著什么？》一文：“何為人權？人權的含義和內容比較廣泛，但不管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一個人的最根本的人權就是生存權，也就是吃飽飯的權利，穿暖衣的權利，有房住的權利，總之，就是享有基本生存權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人權觀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即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人權觀主要是指人的生存權、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較大改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論述認為「脫貧就是最大的人權」張維為聲稱「一個人在貧困狀態下空談我有這權利有那權利本質都是一種腦中的空想，沒任何現實意義，所以哪一國底層脫貧工作做得最好就是最有人權，但西方永遠不敢加入這條評量標準，原因眾所周知，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數字說話現在一億三千萬人次每年出國，滯留海外者十萬人中不到一兩人，請問按西方講我們是沒有人權的國家那這些人為何又買機票自己回來?還不趕快逃走，所以任何事情一用大規模數據來解釋跳脫一些奇怪的個案時，很多人就講不出話。」
美國、英國、西班牙等西方國家政府和印度政府及其政要，國際特赦、人權觀察等國際組織和學者，以及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認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缺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普選權、LGBT平權等政治權利，并且存在迫害異議人士的現象”，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狀況不良并持續惡化”。
2018年，在無國界記者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中國的排名為倒數第五。美國人權組織自由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為「劣中之劣」。美國人權觀察組織指出2009年中國人權“顯著惡化”。
美國國務院幾乎每年度都在其發表的各國人權狀況報告中國部分中，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侵犯了許多國際普遍認可的基本人權，包括對異議分子的壓制、法律體系無法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等。被指違反人權的例子包括了長時期拘留、通過勞改的形式對犯人進行再教育、強迫供罪、虐待以及對犯人不當管制，以及對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集會集社自由、宗教自由、勞工權利以及隱私權方面的壓制與侵犯。2010年3月11日，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稱：“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化。反對政府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迫害和打壓，互聯網信息自由流動受到限制和禁錮。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加強了對使用互聯網的監管、控制內容、限制信息、屏蔽國外和國內一些網站，鼓勵自我審查，懲罰那些違反規定的人。中國中央、省和地方各級政府雇用成千上萬互聯網電子通訊信息監督員（被外界稱為“網警”）。
美國之音報道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把通過互聯網和平表達反對意見的中國公民關進監獄。至2009年年底，中國囚禁了30名記者和68名網絡持不同政見者。2009年，中國對5000人執行了死刑，以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的人數比創紀錄的2008年有所下降，但是仍然有1150人被逮捕，其中1050人以危害國家安全罪被起訴”。
2016年3月，美國駐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代表基思·哈珀宣讀了一份由美國、日本、澳大利亞、英國、德國、荷蘭、瑞典、挪威、丹麥、芬蘭、愛爾蘭和冰島共計12國的政府代表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發表的聯合聲明，聲明說：“我們對中國無情鎮壓公民社會以及手段之嚴厲深表關切，現在已經從壓制批評輿論發展到鎮壓維權人士以及大膽直言的書商和律師，而且還越來越擴展到海外”，“我們在紀念活動人士曹順利被拘留致死2周年的同時，應該采取聯合行動，明確表示，不能袖手旁觀，讓踐踏異議人士的行為繼續下去。”
2019年9月起，美國國會審議並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宣稱香港人權存在問題，需要美國促進改善。
2021年1月19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公開稱中國共產黨當局對維吾爾人犯下“種族滅絕罪與反人類罪”，蓬佩奧的繼任者布林肯同意蓬佩奧的說法。
2021年國際人權日當天，歐洲聯盟駐華代表團發表聲明，批評中國系統性侵犯公民和政治權利，以及在香港實施的《國家安全法》破壞了香港人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經濟學人等媒體和人權觀察、中國大陸人權等人權組織表示，中共政權在一些人權議題上處置失當，包括：死刑，獨生子女政策，西藏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中國大陸的新聞自由，缺乏對人權的法律承認，缺乏獨立的司法機構，缺乏法治和正當程序，工人權力的嚴重缺乏，限制遷徙自由的戶籍制度以及缺乏宗教自由，然而，受理人權案件的律師經常被騷擾、剝奪資格和逮捕。
2019年10月，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訪問北京，表示「歐盟承認各國國情不同，在保障和促進人權問題上做法也不同。歐洲國家自身的人權狀況也存在問題，歐盟無意在人權問題上作他國的『教師』，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同中方開展人權交流與合作，共同推動國際人權事業的發展」期間會晤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王毅回應表示「一國人權狀況好不好，最重要的判斷標準是本國人民滿意。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中國即將實現全面脫貧目標是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奇跡，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就是保護和提升人權。」
中國法學會成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利明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編纂中首創了人格權單列成編的體例，強化了對人權的保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的發展意義重大。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中華人民共和國法治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審查
*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運動、中國維權運動
* 新華社-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白皮書
* 新華社-《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斗爭與人權保障》白皮書
* 《新疆的反恐、去極端化斗爭與人權保障》影片版
美國人權包含一系列受憲法、憲法修正案、州憲法、國際法、聯邦州份法案保障的權利。除法律保障外，美國人權更受公民倡議和公民投票保障。美國聯邦法院有權審理國際人權法，并視國際法為美國法律。
美國的人權狀況備受爭議，受到了國際方面的廣泛關注和批評。雖然人權在美國受法律保障及公眾認同，但死刑、族群政策、持槍權、警察暴力等威脅仍存在。PBS newsHour報導稱，美國有人因無法支付罰款而入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人權機構稱，美國對窮人進行嚴酷的政策壓迫； 隱私國際的調研中稱，美國政府進行的大規模監控項目侵犯公民的隱私權。
2006年德國之聲在評論2005年美國發布的《國別人權報告》時認為，盡管美國媒體享受充分的自由使得美國政府的行為受到監督，但是這個監督機制并不能完全杜絕踐踏人權的現象：由于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虐囚事件、美國中央情報局東歐黑監獄、美國中央情報局以非法手段逮捕和押送恐怖活動犯罪嫌疑人的種種作為，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公信力正在不斷下降。
但儘管人權狀況時被批評，加上各項指標落後于一些已開發國家，美國仍被認為是侵害人權狀況不嚴重的國家之一。以人權的重要指標之一的「性別權力測度值（GEM）」為例，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標準所製成的「管理及經理人女性比率」人權狀況顯示，該國於相關正面評價上排名第4，在該指標的最後總排名中，美國亦為第11。就美國的公民自由和政治權利而言，美國在人類自由類別中也名列前茅，獲得86分（滿分為100分） 。美國具有較高程度的新聞自由，在2017年新聞自由報告中美國的新聞自由級別為“自由”，并在199個國家中排在第33位（與斯洛文尼亞并列）。
很多美國公民并不了解權利法案僅僅保護公民的合法權利不受聯邦政府侵犯。1868年批準的第14條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看起來將憲法中聯邦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擴展到各州。最高法院逐漸開始接受這個意見，第一個在州級別被保護的權利法案權利是在吉特洛訴紐約州案中判決應受到保護的的言論自由權利。
憲法第一修正案以兩個宗教自由原則開始。第一個是政教分離原則，而第二個是宗教活動自由原則。
政教分離原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確立一種宗教或禁止傳教自由的法律，造成對各級政府是否應該同意資助宗教組織、校內祈禱和如何教授進化論和圣經中的神創論等等問題的爭論。在勒蒙訴柯茲曼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賓西法尼亞州關于政府直接擔負教會學校教師工資的《非公立中小學教育法》，禁止州政府直接資助教會學校，并提出了判斷政府是否涉嫌違反“政教分離”原則的三項標準。在亞哥斯提尼對費爾頓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對1985年的亞谷拉對費爾頓一案的判決，裁決聯邦政府資助教會學校的殘疾學生并未違反政教分離原則。2002年，在杰曼訴西蒙哈里斯案中，最高法院裁決政府可以使用擇校補助金券資助教會學校。
1962年最高法院在恩格爾訴維塔萊案中裁決在公立學校內進行官方主持的禱告活動違反的政教分離原則。在1985年的華萊士訴賈弗里案中，最高法院認定在公立學校規定“靜思時間”的措施違憲。1992年和2000年，最高法院分別判決在學校畢業典禮和橄欖球比賽之前的祈禱違憲。
1987年，在愛德華訴亞谷拉案中，規定在公立學校教授進化論的同時必須教授神創論的法律被最高法院判決違憲。但是近年最高法院逐漸趨向于平等對待宗教組織。在羅森博格訴弗吉尼亞大學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如果大學在資助其他群體，那么它必須同樣資助宗教群體。
宗教活動自由原則通常需要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動之間取得平衡。在就業司訴史密斯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在平等原則下有權對宗教活動進行限制。在1997年的博恩市訴佛羅爾斯案中，最高法院判決國會通過的宗教自由恢復法案越權給與了宗教組織超出宗教活動自由的權利。但是在2006年的岡薩雷斯訴植物聯盟教會精神救助中心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政府必須有非常有說服力的理由才可以繞過宗教自由恢復法案的限制來限制宗教自由。
言論自由是美國人經常提到的一種自由，但是很多美國人并未意識到言論自由也受法律限制。1919年的申克訴合眾國案確立了危險測試，允許在公共秩序受到言論的明顯而即刻的威脅時限制言論自由。在1925年的吉特勞訴美國案中確立了危險傾向測試，限制了有可能導致暴力的言論。在這之前，對言論的限制通常被判決為違憲，這些限制也包括對報紙、電影和電視節目的限制。1971年的紐約時報訴美國案中，最高法院判決紐約時報有權公布關于越南戰爭的信息。最高法院也將保護范圍擴展到象征性言論和商業言論。1989年，在引起很大爭議的得克薩斯訴約翰遜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焚燒國旗屬于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象征性言論。
一些范圍內的言論不受憲法保護。這些言論包含猥褻性言論、誹謗、攻擊性言論和不當干涉。在米勒訴加利福尼亞州案中，最高法院確立了判斷猥褻性言論的標準。2002年，最高法院在阿什克羅夫特訴自由言論聯盟案中判定1996年通過的兒童色情預防法違憲。口頭和書面的誹謗屬于利用自己的言論自由侵害他人的名譽權。攻擊性言論和不當干涉屬于利用自己的言論自由侵犯他人的言論自由，法院通常判決這些言論不受憲法保護。但是在麥卡錫主義盛行的紅色恐慌時期，很多人因為被麥卡錫指責同情共產主義而失去工作。
因特網的發展提出了重新定義言論自由的挑戰。在雅虎禁止在其網上拍賣區出售納粹相關商品之后，Google、雅虎、微軟和思科因為協助進行中國網絡審查而于2006年受到美國國會調查。在2006年初，美國公眾在仇恨性言論、宗教權利和美國校內對學生服飾的規范的問題上仍舊有很大分歧。
第三任美國總統托馬斯·杰斐遜說：「如果政府和報紙兩者之間只能有一個存在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
出版自由可以被認為是書面的言論，所以很多保護言論自由的條款也保護出版自由，但是書面毀謗不受保護。1964年，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在職官員不能針對發表與公務行為有關的誹謗性不實言詞要求得到損害賠償，除非能證明有關言詞出于"實際惡意"。這項規則的適用范圍后來被擴大到所有公眾人物。這個解釋允許了對官員進行批評，討論不同政見而不用面對起訴。另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公眾知情權和刑事司法系統中個人和警方的公正審判權的沖突。在1979年的甘乃特公司訴德·帕斯夸勒案中，最高法院認定法官可以采取召開秘密聽證會的措施來保護被告的公正審判權免受過度新聞報道產生的偏見所影響。在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創建之后，無線電臺、電視臺、電影等廣播媒體具有比印刷業具有更多的限制。這些限制包括對等時間規則、人身攻擊規則、公平原則等條例，要求廣播媒體同等對待一個有爭議問題的各方觀點。
儘管如此，在美國卻有不同的方法來限制不利於權勢者的言論，一個例子就是素食者誹謗法案:
"在通過素食者誹謗法案的州，對肉類、家禽或者生海鮮中的細菌所引起的健康風險、沙拉中的亞硫酸鹽、熏豬肉里的亞硝酸鹽和其他加工食品，以及食物中含有的高脂肪含量物、農藥/除草劑處理物、基因技術制造成分或者其他劇毒化學物質發表評論，會讓該評論員經歷一場費用高昂的官司。
另外，食品誹謗法案還對原告施加了沉重的取證壓力，換句話說，食品的批評者們必須例舉出能可靠并且科學地證明他們觀點的實例和數據。僅僅是通過討論相關議題來引起公眾對食品的警惕和呼吁應有的調查是不被該法案所允許的。"
2005年，美國地區在無國界記者的世界新聞自由排行中列第40位。
因為靜坐示威相對較少，集會和請愿的自由經常與言論和出版自由有關。集會和請愿自由主要的問題在于官員如何平衡集會和請愿的自由與維護公共交通和公共秩序的必要。在1978年的史密斯訴柯林案中，最高法院認定納粹主義者也有集會自由。
美國建國初期的邦聯條例第四章賦予了人民自由進出其它州的權利，但是乞丐、流浪者和逃亡奴隸被排除在外。美國憲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每個州的公民均享有諸州公民的所有優惠與豁免權，去除了乞丐、流浪者和逃亡奴隸條款，但是并未明確定義公民和優惠與豁免權的含義。直到美國憲法修正案第十四條通過之后，公民的定義才被明確。第十四條第一節規定：“所有在合眾國出生或入籍、并受制于其管轄權的人，都是合眾國公民和其居住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訂或實施任何法律，來剝奪合眾國公民的優惠與豁免權。”
美國目前實行納稅人制度，遷移者以納稅地為居住地點，無須申請準入許可。但是在屠宰場案之后，對優惠與豁免權的狹隘解釋和各州設立的居住年限、市場準入等條款實際上對于跨州遷徙進行了一些經濟和政治限制。在1969年的福利居住期限案中，最高法院判決地方政府不得通過限制福利救濟而限制遷徙自由。在1970年的俄勒岡州訴米切爾案中，最高法院禁止在總統和副總統選舉中應用居住期限規定限制遷徙者的政治權利。
美國繼承了英國的濟貧法，允許收容無業貧民。但是1941年的愛德華茲訴加利福利亞案中，最高法院判決加州不能因為可能的犯罪行為而逮捕窮人。1970年，在美國訴Cassiagnol案中，最高法院判決在政府地產上流浪合法。1972年，在帕帕克里斯托訴杰克遜維爾市案中，最高法院判決逮捕四處閑逛、流浪和游蕩的人的杰克遜維爾市流浪條例過分模糊。1988年，在紐約人訴布賴特案中，最高法院判決禁止在主要交通設施附近閑蕩的規定過分模糊。
隱私權在憲法中并未被提到。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爾德訴康涅狄格州案中，隱私權被裁定為已經被權利法案所涵蓋，成為一種一般性的憲法權利。信息傳播方式的進步使得公眾日益關注隱私權。在1973年的羅伊訴韋德案中，隱私權被用來保證美國婦女墮胎的權利。這個判決到2006年初為止仍然是美國公眾爭論最多的政策之一。另一個引用隱私權的決定是選擇死亡的權利。1990年的克魯贊訴密蘇里州衛生部案中，最高法院要求安樂死需要有遺囑和其他文檔證明死亡意愿來保證生存的權利。在2006年的岡薩雷斯訴俄勒岡案案中，最高法院裁定聯邦政府無權干涉在州內允許的輔助自殺。
在九一一事件后，在美國政府加強了對公民的監視措施的情況下，隱私權更加受到關注。
一個很難平衡的問題是如何保證刑事訴訟的嫌疑犯的權利。權利法案中第4、5、6和8條修正案處理刑事訴訟的嫌疑犯的權利，后來法院逐漸將他們的保護范圍擴展到所有被起訴者。1963年的吉迪恩訴溫賴特案的判決確保了貧窮的重罪被起訴人要求辯護律師的權利。1966年，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的判決要求警察在詢問之前需要通知對方具有的憲法權利，亦即米蘭達警告。
在1914年的威克斯訴美國案中。非法搜集的證據不被采用的原則首次在聯邦法庭中得到應用。在1961年的馬普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判定這個原則在州法庭也適用。1984年，最高法院在判決美國訴里昂案和密西西比訴夏普德案時建立了善意例外，允許采用經過善意但是有缺陷的程序得到的證據。
各國死刑圖示
歐盟、羅馬天主教會和一些其他組織呼吁在全球范圍內廢止死刑。截至年為止，發達國家中只有美國、日本、新加坡及臺灣執行死刑。一些美國人認為死刑違反了憲法第八修正案中的“不得施加殘酷和非常的懲罰”條款。在弗曼訴佐治亞州案中當時的死刑法規被裁定為過于隨意和武斷，違反了這條修正案。直到各州重新制定法規之后，在格雷格訴佐治亞州案中，新的死刑法規才得到肯定。截至年為止，美國有32個州及聯邦政府、軍隊允許執行死刑。2002年，在休斯敦紀事報對得克薩斯州的一次調查中，死刑的支持率達到將近70%。
1990至2005年間，大赦國際記錄了19例被處決的少年犯。2005年3月，美國最高法院在Roper v. Simmons案中判決處決少年犯違憲。
1996年，國會通過反恐怖主義與有效死刑法，縮短了死刑犯上訴的期限。
廢除美國奴隸制度的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
在1863年之前，美國憲法保護奴隸制度。1857年3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訴桑福德案中判決奴隸不是公民，因此沒有權利在聯邦法院提出任何訴訟。1863年亞伯拉罕·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和美國憲法第十三條修正案的通過終止了憲法中的這種不平等。在1865年到1875年，為保護非裔美國人的權利不受州政府侵犯，當時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通過了很多人權法案，保障黑人男性公民的權利。但是因為最高法院裁決這些法律違憲，所以它們并沒有很大效果。而1870年代民主黨重新控制南方後，開始實施若干種族隔離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判決是在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創建了隔離但平等的原則，導致種族隔離制度的泛濫，在南部尤甚。在1877年聯邦軍隊從占領的南部州撤退之后，民主黨控制的南部州通過了很多法案限制了非裔美國人的投票權，例如祖父條款、文化測驗、人頭稅、民主黨白人初選制等等。「白人初選制」直到1944年的史密斯訴奧爾賴特案才被裁定違憲。但是截至2006年初，在佛羅里達州和亞拉巴馬州，多達約三分之一的黑人因犯過罪或因無身份證明文件而被剝奪了投票權。
種族隔離制度的終止開始于19世紀30年代，在其間一系列的訴訟都和高等院校是否應該錄取非洲裔美國人有關。最終，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中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制度違反了第14條憲法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一些人在這個裁決中找到了漏洞，之后一段時間內，私立學校的注冊人數暴漲。1955年，最高法院要求公立學校立即采取行動廢除種族隔離，但是在南方學校中，種族融合進展不大，經常需要由法院下令強行運輸學生。在1995年的密蘇里州訴詹金斯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密蘇里州法院關于密蘇里州政府必須給與學校財政支持以糾正事實上的種族不平等的判決，聲明密蘇里州法院僅有權強制取消法理上和學區內的種族隔離。
雖然非裔美國人是最被關注的種族歧視對象，但是其他少數民族在美國也同樣曾經遭到歧視，例如排華法案和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強迫收容在美國的日裔的措施。
美國婦女參政最初是在廢除奴隸的運動中。柳克麗霞·莫特和伊麗莎白·斯坦頓組織了1848年8月26日的紐約塞尼卡福爾斯的第一次婦女權利大會。蘇珊·安東尼和伊麗莎白·斯坦頓在1869年建立了全國婦女投票權協會，露西·史東建立了美國婦女投票權協會。愛麗斯·保羅在20世紀早期建立了議會聯盟。這些協會的活動促使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得以在1920年被國會通過，禁止了生產、銷售、飲用酒類的行為，以及各州因性別而剝奪公民的投票權。
在20世紀60年代，女權運動者呼吁實現婦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平等，並開始爭取女性的身體自主權如避孕及墮胎等。在1972年，女權運動者試圖通過平等權利修正案，當時在國會參眾兩院獲得跨黨派支持，但修憲門鑑未能獲得四分之三的州議會支持（35州），在規定的批準時間內（1982年）沒有得到足夠數目的州的批準。在這次失敗之后，女權運動者轉向爭取在議會之內的席位，推動州的平等權利修正案。一些政治行動委員會被創建來支持民主黨的女性候選人。女性開始參與各級選舉，包括地方縣議會及州議會，甚至州長及聯邦層級，已有女性參選總統、副總統、州長，以及在內閣和最高法院任職，但現時尚未有女性擔任總統及副總統。1981年，珊卓拉·戴·歐康納成為美國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1984年，傑羅丁·費拉羅成為民主黨首位女性副總統候選人。1997年，馬德琳·歐布萊特成為首位女性的美國國務卿。2002年，南希·裴洛西當選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于2007年成為首位女性的美國眾議院議長。2008年，莎拉·裴琳成為共和黨首位副總統候選人。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成為民主黨首位女性總統候選人。
1964年民權法案禁止在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但是這些法律并未被嚴格執行。1991年在電視上現場直播的安妮塔·希爾斯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克萊倫斯·托馬斯性騷擾一案使得性騷擾案件開始受到關注。在法拉格訴博卡雷頓市案和博靈頓工業公司訴艾樂思案中，最高法院裁定雇員和雇主都應進行合理的努力防止性騷擾的發生。另一個性別歧視的例子是工資不平等。雖然1963年的《公平報酬法》規定在同一組織中從事相同工作的員工必須獲得相同的工資報酬，但是女性的收入總體上仍舊比男性低。一些關鍵性因素是婦女占據護士這樣的低工資職位，以及玻璃天花板阻止了婦女被提升到企業的最高職位。
1935年，在大蕭條末期通過的國家勞工關系法案，創建了全國勞工關系委員會來保護工人的組織、集體談判和罷工的權利受到保護。1992年，美國批準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保證了勞工自由參與工會。但是從1953年到2003年，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的工會會員人數從1680萬下降到了1580萬，占勞動力的比例從33%下降到12.9%，其中私營部門的比例更下降到了8%。在會員比例上升的公有部門，很多雇員被法律剝奪了罷工的權利。2005年12月，紐約交通工會因舉行罷工而被處以每日一百萬美元的罰金。
1938年公平勞工標準法規定了全國最低工資和個人可被要求工作的最高時數。它還有加班費的規定和防止虐待童工的標準。但是，很多公司并未執行這些標準，而且一些工種不受該法限制，例如管理人員和小時工、外包合同工這樣的非雇員職位。2004年，電子藝界因執行無加班費的每周80小時工作制而被判罰賠償一億多美元，之后公司內大量的雇員職位被轉成非雇員職位。2005財年，美國勞工部為189000名雇員討回1.19億美元欠薪。2006年，IBM公司因長期不支付加班費面臨數十萬員工和前員工的起訴。
在美國的外籍勞工并不受上述法案保護。直到1943年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結盟后才被廢止的排華法案基本上禁止了華人勞工入境 。美國的勞工簽證政策將工作和合法居留權聯系起來，使得外籍勞工的參與工會權利在受到侵犯時經常不能尋求法律保護。200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霍夫曼復合塑料公司訴全國勞工關系委員會中裁定，非法移民不受國家勞工關系法案保護。墨西哥內政部移民局局長因此向美國外交部提出抗議。
年齡歧視有可能成為范圍最廣的歧視，因為所有人都會不可避免地變老。1967年通過的雇傭年齡歧視法禁止對40歲以上的工人進行就業歧視。1978年通過的修正案則基本禁止了70歲之前的強制退休政策。在奇美爾訴佛羅里達評議會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各州享有主權豁免，雇傭年齡歧視法不適用于州雇員。美國老年人成立了一些組織來對抗年齡歧視，其中最大的是美國退休人協會。
殘疾并不在1964年的民權法案被禁止的就業歧視方式之中。1990年通過的美國人殘疾法案標志著殘疾人的權利受到保護。這個法律要求雇主合理地提供殘疾人工作所需，以及公開場所和公共服務必須可以接待殘疾人。增加面向殘疾人的設施所需的開銷引起了一些爭論。在1998年布瑞格登訴雅培制藥案中，最高法院裁定感染人類免疫缺陷病毒的艾滋病人也受此法案保護。
1969年的石墻騷亂開創了同性戀權利運動，之后同志運動在美國各地1980年代，推動了禁止性取向歧視的法律的通過，並爭取聯邦撥款防治愛滋病。
1996年在羅默訴埃文斯案中，最高法院推翻了一項不保護同性戀者免受歧視的州憲法修正案。同性戀者爭取公民權利動漸漸引起保守派及宗教團體的反對，但是民權運動家杰西·杰克遜則公開支持同性戀權利，認為他們只是爭取平等的公民權利。
比爾·克林頓于1993年上任後，隨即提出立法允許同性戀者在軍中公開服役，但受到軍方及保守派反對，最後改為不問，不說政策。
1996年，國會通過了禁止聯邦政府承認同性婚姻的捍衛婚姻法案，在當時獲跨黨派支持，並獲總統克林頓簽署。但是，對于同性婚姻問題的爭論更多。
2003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勞倫斯訴德克薩斯州案中判決性悖軌法違憲，認為按照美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同性戀關系屬于公民隱私權的一部分，受到法律保護，美國正式將同性戀非刑事化。
2010年，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簽署法案，正式廢除了持續了17年的“不問，不說”政策，同性戀者在2011年起可以公開服兵役。
1996年，夏威夷最高法院推翻了州憲法中禁止同性婚姻的條款。2004年，馬薩諸塞州成為首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州份，紐約州，康涅狄格州，艾奧瓦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爾州以及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將同性婚姻合法化。新澤西州等州將同性伴侶民事結合合法化。其他州則陸續通過了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甚至寫入州憲法。2012年，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公開表達對同性婚姻的支持。2013年6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布捍衛婚姻法案違憲，其後各州陸續宣布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違憲，同時亦引發州政府的法律訴訟。2015年6月26日，美國最高法院正式宣布同性婚姻全國合法化。
根據華盛頓觀察的報道，美國是全球在押人數最多的國家。非洲裔男性在在押人員中所占比例比在總人口中所在比例要高得多，而很大一部分人是因為交易額很小的毒品交易而入獄的。監獄過于擁擠造成獄警人手嚴重不足，在有些時候造成獄方無力阻止騷亂。
1979年，美國國會通過“司法系統改善法案”以及相關法律，允許私人公司在特定條件下雇傭監獄犯人，聯邦監獄勞工項目的犯人享受聯邦最低工資待遇。工會和人權組織批評推行監獄勞工隱藏著踐踏人權的潛在危險，危及到一般工人的就業機會。
在反恐戰爭中，美軍逮捕了很多本國和外國公民并且對他們長期拘押。這些在押人員受到的待遇引起很大爭議。聯盟軍隊作戰部副主任、陸軍準將馬克·金米特在阿布哈里卜監獄虐囚案開審之后說，盟軍隊“在執行拘押和審訊行動中遵守《日內瓦公約》”。
美國政府認為基地組織這樣的恐怖組織并未簽署日內瓦公約，所以戰俘不受日內瓦公約保護，但是2004年華盛頓地區法院裁定政府用以確立被告的“敵方戰斗人員”身份的國防部法庭違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納粹主義運動受到重創，在美國、蘇聯等多數國家都不承認納粹主義者在本國的政治權利，不準舉行游行集會，對其運動都采取鎮壓政策。在1970年代，美國對納粹主義者的政治權利限制有所松動，有部分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納粹主義者也應該享有美國規定的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不該限制其人權”的觀點。
在蘇聯解體1990年代后，“新納粹”勢力和共產主義流派“當代馬克思主義者”都被允許在美國國內舉行游行集會，他們的政治權利如建黨以及游行、集會權利也得到了保障，沒有了人權限制。雖然這一改變遭到了曾經的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受害者們的強烈反對，但美國仍然堅持他的“制衡”政策。
近年來，美國政府在難民問題上的許多行為備受關注。2019年1月，聯邦政府依據《移民保護議定書》（俗稱“留在墨西哥”計劃），將尚在等候審查的庇護尋求者遣返墨西哥。許多身心障礙或其他慢性疾病的庇護尋求者遭到遣返，他們處于經常危險且不適人居的境況，而且很難得到律師代理和公正審訊。7月，美國政府又宣布新的行政規章，規定全美各地無法證明至少在美國居住兩年以上的人都可適用快速遣返，使被遣返的庇護尋求者和難民面臨迫害。來到美墨邊境的移民兒童被關押在邊境保護局如同監獄的不人道環境中，家庭和單身成人也被關在過度擁擠的危險場所。政府監管機構已經發現，孩子與父母分離會產生嚴重心理創傷。盡管如此，特朗普政府仍然宣布一項新規定，允許對兒童及其家屬實施可能導致嚴重心理創傷的無限期拘留。
2019年有3名移民兒童在入境美國不久后死亡，此前亦有3名兒童于2018年在美國移民監護下死亡而創下十年來首例。至少7名成年人在被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拘留期間死亡；6名成年人在被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拘留期間死亡，多與美國拘留設施中醫療照護不完善有關。數名絕食抗議的在押人員遭到殘忍、不人道且有辱人格的方式強制灌食。
特朗普政府一再揚言將大規模臨檢，導致移民社區普遍恐慌。8月，美國移民當局臨檢密西西比州某食品加工廠并逮捕680人，是全美十馀年來最大規模的職場臨檢。肉類和家禽業的移民工人在工作場所遭受嚴重虐待，但因害怕被驅逐出境而不敢聲張。美國持續驅逐長期居民，未適當考慮他們的家族和社區連帶，以及他們對于返回原籍國后可能遭受迫害的憂慮。盡管存在前述各項侵犯人權情況，國會仍持續批準行政部門的撥款要求，任由標準、監督和透明度均有所不足的移民機構獲得更多經費。
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林肯紀念堂演講《我有一個夢》
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的裁決是一個勝利，但是并未動搖種族隔離制度的根基。1955年，羅薩·帕克斯因為拒絕讓座給一位白人乘客而被捕，觸發了新一輪反對種族隔離的運動。浸信會牧師馬丁·路德·金為此組織了一個長達一年的聯合抵制蒙哥馬里公共汽車運動，從此成為人權運動領導人。在1963年，很多人權運動者進行游行和演講推動在國會懸而未決的人權法案，例如馬丁·路德·金在華盛頓特區林肯紀念堂前進行的著名的演說《我有一個夢》。
1964年的民權法案在各種跨州公共設施，例如旅館和公共交通之內禁止了各種歧視，并且禁止了就業歧視。1965年通過的投票權法禁止了在選舉注冊過程中的歧視，并且允許聯邦官員接受選舉注冊。對投票權法的修正案更加上了雙語選票等保護性條款。但是，這并不能阻止總體投票參與率的下滑，以及解決政治和經濟上的不平等。根據《紐約時報》在2000年進行的一次民意調查，93%的白人表示愿意投票給符合條件的黑人總統候選人，認可種族通婚的人占60%以上，80%的人表示不在乎他們的鄰居是白人還是黑人。但這次民意調查也顯示，40%的非洲裔美國人懷疑白人的誠意，他們認為歧視問題仍然存在。不過也有80%的非洲裔美國人認為，他們現在比他們父母那個時代有更多的機會。
很多被1964年民權法案保護的群體因為以往的歧視缺乏教育和就業機會。政府為了糾正這一現象，創建了反歧視行動，給與這些群體不同程度的優惠性差別待遇以消除以往種族歧視造成的影響。這個政策一直受到爭議，在1978年開始遭遇嚴重挑戰，在加利福尼亞州大學董事訴巴基案中，最高法院判決少數民族配額錄取制度是對非少數民族的反向歧視。在20世紀80到90年代中，最高法院給反歧視行動添加了一系列限制。1995年，在阿達蘭德建筑公司訴佩納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使用種族或者族群作為反歧視行動條件的做法必須是為了保證極為必要的政府利益。1996年的侯普伍德訴德克薩斯州案判決法學院使用種族因素作為錄取條件的行為違法。同年，加利福利亞州的公民投票通過了加州民權動議，終止了所有政府支持的反歧視行動計劃，但原有的反歧視法律除外。
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發動了反恐戰爭。
九一一襲擊事件之后，美國政府迅速頒布了臨時性的愛國法，大大加強了執法部門和情報機構監測公民和收集情報的能力。這個法案在國會和法院不斷受到挑戰，2004年，其中第505條被聯邦地區法院裁定違憲。盡管法庭總是批準監聽申請，喬治·沃克·布什總統仍然未經法庭允許就授權美國國家安全局監聽公民的電話和電子郵件。這條措施被紐約時報揭露之后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很大爭論，很多人認為總統的措施違反了1974年的隱私法案和1978年的外國情報監聽法案，并且起訴到聯邦地區法院。同時，美國九一一襲擊事件之后實行的預防性的拘禁和逮捕外國公民也受到一些人的譴責。對阿拉伯族人和回教徒受到的仇視和歧視的處理也被一些人認為是違反了憲法的平等對待條款。
美國于2003年發動了美伊戰爭。在開戰時所描述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遍尋不獲之后，美國政府將戰爭描述為解放伊拉克民眾的人道主義軍事行動，但是一些組織認為在戰前并未有明確而危險的人權威脅。
在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關押的囚犯受到的對待，引起很大爭議。一些人譴責美國為了獲得情報而使用酷刑。美國政府稱關押嫌犯的地區在法律上并非美國領土，所以這些人無法擁有如關押在美國領土上時會享受的美國憲法所賦予的權利。但在2004年的拉蘇爾訴布什案中，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美國政府的辯護，多數裁定關塔那摩基地的囚犯有權向美國法院申訴，引證是美國對關塔那摩灣有唯一的控制。
國際紅十字會和人權觀察都對美國在關塔那摩灣的行為提出了譴責。2006年人權觀察的世界人權報告中指出，虐待性的拷問行為是美國用來打擊恐怖主義的策略。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曾敦促美國政府盡快關閉關塔那摩監獄。2005年11月2日，華盛頓郵報報道稱美國在東歐國家內設立了秘密監獄。
2000年，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中稱，美國警察存在使用酷刑、有爭議的槍殺和虐待囚犯的行為。2000年5月份的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討論了關于美國執行《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情況，本年度一共有85人在14個州被處死，這使得被處死人的人數從1976年以來增加到了683人；這些受刑人員中，包括有在18歲以前犯罪的個人，和有智力問題的個人。
很多美國人不同意聯合國和大赦國際的指責。持這種看法的人對此的原因有很多：他們不認為死刑是酷刑（特別是有很多死刑是通過注射執行的），他們不接受低智商可以作為免除死刑的借口，他們認為較年長的青年人應該像成人一樣對他們的侵犯行為負責，并不是所有支持死刑的美國公民持這些觀點。
2021年3月22日，自由之家發布特別報告指出，美國民主當務之急的三大問題：有色人種遭遇的不平等對待；金錢在政治中的不當影響；黨派對立和極端主義。這是自由之家過去15年來首次發布針對美國民主缺陷的報告。報告指出，美國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歧視造成了有害的后果，使數百萬遭受警察虐待和長期監禁的人缺乏有效的補救途徑；美國選舉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受到投票限制的極大損害，這些限制對有色人種影響尤為嚴重；美國采取的移民和庇護政策，違背替躲避海外壓迫的人們提供自由和機會的承諾，違反國際人權標準以及美國憲法和聯邦法律所規定的保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少數定期發布美國人權報告的組織之一，被認為是反制美國國務院定期發布的人權報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自2000年起定期發布《美國的人權紀錄》，時間一般是在美國發布《國家人權狀況報告》后幾天。但中國發布的人權報告通常只針對少數特定國家，而不是像美國那樣同時發布多國人權報告。
2002年3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2001年美國的人權紀錄》。在2001年2月27日，它發表了一篇2000年美國人權狀況的報告。該報告批評了美國的人權狀況，列舉了一些列美國侵犯人權的紀錄。報告認為，美國政治體系是不民主的（引用了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為例），美國司法機關帶有種族偏見，美國通過全球的軍事行動“破壞世界和平和穩定”。
2019年12月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評論，“美國200多年發展史本身就是一部印第安人的血淚史”，“美國政府還對印第安人實行強制同化政策，長期對印第安人進行驅逐、屠戮和迫害，不給予印第安人應有的公民權利”，“美方對自己迫害屠戮印第安人的殘酷行為選擇性遺忘，對印第安人的血淚歷史和悲慘現實視而不見”。
2020年3月13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2019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導言以2019年4月15日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的名言“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這才是美國不斷探索進取的榮耀”為開頭，提及“美國政客的言論，徹底暴露了其在人權問題上奉行雙重標準、以人權維護霸權的虛偽面目”。
2021年3月中美高層阿拉斯加會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以“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為證據，斥責美國的人權紀錄、制度性不平等。2021年3月22日，《華爾街日報》發表前總編輯吉拉德·貝克（Gerard Baker）的評論，稱楊潔篪舉出的那些理由“每一件都可以從民主黨總統競選綱領中拿到，也可以從獲普利策獎報紙的故事中選出，或是從聽頂尖美國大學每天講授的學生筆記中找到”。紐約大學法學院榮退教授孔傑榮說，如果外國對美國人權的批評是基于事實，“我們必須學會接受和回應”，美國不應回避短處，“難道像中國那樣鉗制公眾討論和建議的做法會更好嗎”。
201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與梅里德·科雷根·麥奎爾寫給人權觀察的公開信批評，美國身為超級大國，經常違反國際法從事軍事行動，威脅世界和平，卻不會被譴責侵害人權。
2020年7月，前諾丁漢大學訪問學者鄧聿文說，美國內部的問題，包括種族問題、黨派政治的極化問題、政治人物尤其總統的不自重問題、選舉政治的民粹問題、社會的貧富分化和公平正義問題等，在特朗普上臺后都趨于惡化，致使美國的“民主燈塔國”形象在全世界受損。
2021年6月，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佛瑞·薩克斯說，美國在經濟權利、少數族裔權利和干涉他國內政方面存在侵犯人權問題，卻無視自身侵犯人權的問題，反而帶著偏見批評他國人權；美國違反《聯合國憲章》相互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原則，多次非法、自私地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甚至侵略他國、推翻他國政府。
2020年9月14日，人權團體對喬治亞州一所民間經營的移民拘留中心歐文郡拘留中心（Irwin County Detention Center）進行的大量子宮切除手術予以譴責。拘留中心內的被拘留者對子宮切除手術感到疑惑，質疑拘留中心將她們作為人體試驗，並指稱幾乎所有被拘留的婦女均做過子宮切除手術。被拘留者還指控，在2019冠狀病毒病美國疫情期間，拘留中心拒絕對出現癥狀的被拘留者進行篩檢。墨西哥外交部亦表示，至少2名墨西哥女性在拘留中心時，沒經過她們同意就被實施手術。人權團體南方計畫（Project South）和喬治亞拘留觀察（Georgia Detention Watch）等組織代表遭關押的移民向美國政府投訴。
瑞典王國，通稱瑞典，是一個位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北歐國家，首都為斯德哥爾摩。瑞典西鄰挪威，東北與芬蘭接壤，西南瀕臨斯卡格拉克海峽和卡特加特海峽，東邊為波羅的海與波的尼亞灣，與丹麥、德國、波蘭、俄羅斯、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隔海相望，國土西南端-{zh-hans:通過; zh-hant:通過; zh-tw:透過;}-厄勒海峽大橋與丹麥相連。瑞典面積為450,295平方公里，為北歐第一大國家，人口約1,000萬。64%的國土由森林覆蓋，人口密度低（每平方公里僅25人），只有都會地區人口密度較高，87%的人口居住在只佔國土面積1.5%的城市裡。瑞典是一個現代、自由與民主的高度發達國家，其公民享有高品質的生活，政府亦非常注重環保。
瑞典是傳統的鐵、銅和木材出口國，其水資源也很豐富，但石油和煤礦資源十分匱乏。隨著運輸和通訊的進步，這些自然資源也能夠更大規模地從各地開採，尤其是木材與鐵礦。經濟自由與教育普及而使瑞典開始歷經快速的工業化，並從1890年代開始發展製造業。20世紀中期，瑞典成為一個福利國家，並於1995年加入歐洲聯盟。
由於瑞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設立福利國家之社會福利的制度，已被國際視為極力追求人權與平等的國家之一，並且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指數中通常名列前茅。
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隨著冰河時期內陸積雪漸漸溶解，瑞典一帶地區石器時代已有人聚居。他們居住在波羅的海附近，主要以打獵、蒐集、捕魚為生。貿易活動的遺跡顯示瑞典南部青銅器時代人口已頗為稠密。
九至十世紀時，瑞典地區發展出維京文化，以搶略、侵略、貿易、殖民等方式向東發展，受影響的地區包括波羅的海、俄羅斯及黑海。1150年代時瑞典佔領芬蘭，芬蘭成為瑞典本土一部份。
公元1397年，瑞典、丹麥、挪威三國共擁一主，但各國仍維持國家的身分，史稱卡爾馬聯合。15世紀起，瑞典人極力抗拒丹麥的企圖吞併。1521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一世再次建立王權，瑞典從聯盟中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