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例子：在公開討論區看到與自己意見不同的文章時，立刻發文以粗話辱罵對方，又或是散佈假消息甚至以小圈子形式訂立偽法律胡亂框限定義一些詞語的意思和用法，來污衊對方和控制公眾言行，從而達致淨空異己。
* 在討論中對別人的勸言充耳不聞，無視不利自己的問題，並利用偷換概念的詭辯技巧，意圖將別人的意見打倒（俗稱「專門『死撐』」）。甚至有某些情形，在狀況對自己不利時，採用發佈垃圾信息的方式進行洗板以把討論弄得一團糟，甚至蔑造錯誤觀點或動用明顯傾向自身喜惡的觀點不惜扭曲大眾對現事情實況的認知，再配合針對性的大發雷霆情緒統戰，期望搏取大眾同情以得到更強勁和更持續的針對效果和／或打壓效果。
* 無視版權條例，一而再再而三的轉貼受版權保護的文章。在經過勸諭及警告後還是繼續犯。
* 使用匿名或分身帳號假造支持言論，或是假造行為模式非常討人厭的異見分子，以減輕針對使用者本身的指責。
* 當居處於一些資訊平臺的管理員職位時，於該等資訊平臺針對目標人物／目標族群作出無理的消音（如刪除文章）甚至程度不一的停權（如禁止貼文、禁止瀏覽、禁止登入，甚至註銷帳戶），以打壓目標人物／目標族群的言論空間，減少其對自身或自身所屬族群的威脅，保障自身或自身所屬族群之言行橫行霸道的權力。
蓋茨氏蚜蠅（英文：''Bill Gates' Flower Fly''；學名：''Eristalis gatesi''）是一種在哥斯達黎加的昆蟲，在哥斯達黎加高山的森林內發現。由于這是一個新的品種，現時昆蟲學家對這新品種還未有足夠的認識。哥斯達黎加的昆蟲學家為表彰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對昆蟲學研究的慷慨貢獻(捐助)，將其命名為蓋茨氏蚜蠅。
*約瑟夫-瑪麗·雅卡爾發明打孔卡控制編織的織布機。
*約漢·威廉·里特爾發現紫外線。
*1月1日——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合并組成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
*1月1日——吉塞普·皮亞齊發現第一顆小行星谷神星。
*2月9日——法國與神聖羅馬帝國簽訂呂內維爾條約達成停戰，象徵第二次反法聯盟的崩潰，奧皇放棄神聖羅馬帝國主權。
*3月4日——托馬斯·杰斐遜當任美國總統。
*3月23日——俄國沙皇保羅一世在政變中遭到殺害，亞歷山大一世繼位。
*6月——海地制立憲法，廢除奴隸制度。
*7月18日——拿破侖與教宗簽定《教務條約》。
*9月12日——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宣布吞并格魯吉亞，格魯吉亞承認俄國的決定，拒絕接受波斯傳統的保護。
*11月26日——查理斯·哈契特發現鈮。
* 義律，英國駐華商務總監。（1875年逝世）
* 3月23日——保羅一世，俄國沙皇。
經濟法是公法，是調整國家對市場經濟活動實行干預、管理、調控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隨著部門法劃分界限的逐漸明確以及法學學科的不斷發展，“經濟法”這一概念的法學意義已經被特定化為與民商法相并列的經濟法法律部門以及與其相對應的經濟法學科，而不再是“調整經濟法關系的法”或“與經濟法相關的法”這樣的表面含義。
一般認為，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是在市場經濟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到壟斷階段以后才產生的。如美國1890年通過的規范托拉斯行為的《謝爾曼法》、德國1896年通過的規范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等，都是經濟法產生初期的重要立法，是經濟法產生的標志。在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對于經濟法的研究較為深入；在美國、英國等英美法系國家，雖然一般不強調“經濟法”之名，但也同樣在財政、稅收、金融、市場競爭等方面，存在著大量的“經濟法規范”。事實上，只要是搞現代市場經濟的國家，就離不開宏觀調控和市場規制，就需要有相關的經濟法規范。
經濟法的體系存在爭議，特別是在經濟管理專業里，經濟法包括了商法、民法的內容。經濟法學界自認為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其體系包括：其一，經濟法主體制度，涉及國有資產管理法、國有企業法、特殊企業，市場準入制度。其中市場準入制度與行政法有部分重合，但行政法的適用偏向于程序審查，而經濟法的適用則偏向于實體審查。其二，公共經濟管理法，涉及規劃和產業政策法，財政法，稅法，金融證券法，會計和審計法等。其三，經濟活動法，涉及政府參與的經濟合同制度，競爭法和對外貿易政策法，消費者法等。
**國有企業法（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
*江平，中國著名法學家，有“民法泰斗”之稱，曾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專業博士生導師，國務院批準的有突出貢獻、享受政府津貼的專家。
*漆多俊，武漢大學、中南大學、廈門大學博士生導師，任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經濟法研究會副會長。
*史際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法教研室主任、經濟法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
*《經濟法》，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3年），ISBN 978-7-5095-4359-7
*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發明達那炸藥。
*郭元益食品的創辦人郭樑楨於現今士林神農宮一帶開設糕餅店鋪。
*盧森堡被承認為中立國，普魯士駐軍撤守，但盧森堡公爵一職仍由荷蘭國王兼任至1890年。
*英國下議院制定1867年改革法案，是繼1832年改革法案後英國議會史另一次重大改革。
*2月13日——明治天皇登基。
*2月17日——蘇伊士運河開通。
*3月1日——內布拉斯加州加入美國。
*3月11日——朱塞佩·威爾第的著名歌劇《唐·卡洛斯》於巴黎歌劇院（Opéra）首演。
*3月29日——英屬北美條約簽定。
*3月30日——俄羅斯將阿拉斯加賣給美國，賣價720萬美元。
*4月1日——新加坡成為英國直轄殖民地。
*4月3日——坦普爾1號彗星被發現。
*5月29日——奧匈帝國成立。
*6月9日——坂本龍馬完成船中八策。
*7月1日——北德意志邦聯憲法生效，直到1871年德意志帝國成立為止。
*8月28日——美國占領中途島。
*9月2日－9月8日——國際工人協會代表大會。
*9月28日——多倫多成為加拿大首都。
*11月9日——德川幕府第15代將軍德川慶喜向登基不久的天皇歸還政權，稱為大政奉還。
*12月10日——日本維新志士坂本龍馬被暗殺，史稱「近江屋事件」。
* 1月21日——馬克西姆·魏剛，法國將軍（1965年逝世）
* 4月16日——威爾伯·萊特，美國飛機設計師和發明家（1912年逝世）
* 6月4日——卡爾·古斯塔夫·曼納海姆，芬蘭元帥和第一位總統（1951年逝世）
* 6月8日——法蘭克·洛伊·萊特，美國建築師。有「有機建築」聞名，代表作落水山莊。（1959年逝世）
* 6月19日——曾習經，清朝財政官員、著名詩詞人、書家。（1926年逝世）
* 7月27日——恩里克·格拉納多斯，西班牙音樂家。（1916年逝世）
* 8月3日——鮑德溫，前英國首相。（1947年逝世）
* 8月14日——約翰·高爾斯華綏，英國小說家、劇作家。（1933年逝世）
* 11月7日——瑪麗·居里，波蘭裔法國籍女物理學家、放射化學家。（1934年逝世）
*8月25日——邁克爾·法拉第，英國物理學家（出生1791年）
*11月19日——任柱，中國革命家，捻軍領袖（出生年不詳）
*12月10日——坂本龍馬，日本維新志士。
非遮蔽雙絞線(UTP)的內部結構
雙絞線是由兩條外面被覆塑膠類絕緣材料、內含銅纜線，互相絕緣的雙線互相纏繞（一般以順時針纏繞），絞合成螺旋狀的一種電纜線。雙絞線可減少傳送中信號的衰減、減少串擾及雜訊、並改善了對外部電磁干擾的抑制能力。
它是由亞歷山大·格拉漢姆·貝爾發明的。一百多年來，一直用於電話網。過去主要是用來傳輸類比信號的，但現在同樣適用於數字信號的傳輸，屬於資訊通訊網路傳輸媒介。
雙絞線可以用作平衡傳輸線，作為的一部分，它可以大大降低通過電場或磁場耦合而引起的雜訊（noise）影響。兩條導線中，每條導線感應的電流幾乎相等。兩條導線螺旋絞合確保兩條線與干擾源（interfering source）的平均距離相同，並且受到的影響相同。雜訊因此產生共模訊號，該共模訊號可以在接收器處僅通過檢測差分信號來消除。
當雜訊源靠近信號線時，在非雙絞線上共模抑制比開始失敗。較近的導線將更強地與雜訊耦合，並且接收器將無法消除雜訊。這個問題在電信電纜中尤為明顯，雙絞線可抵消這種影響。
* 屏蔽雙絞線（STP）於線外有金屬網以屏蔽電磁干擾。
* RJ-45接頭：雙絞線與網卡，雙絞線與集線器的接口，俗稱水晶頭。
EIA/為雙絞線電纜定義了幾種不同質量的型號。
這幾種型號如下：
* 1類（CAT-1）：主要用于傳輸語音，用于數據傳輸。
* 2類（CAT-2）：傳輸頻率為1MHz，用于語音傳輸和最高傳輸速率4Mbps的數據傳輸，常見于使用4Mbps規范令牌傳遞協議的舊的令牌環。
* 3類（CAT-3）：指目前在ANSI和EIA/TIA568標準中指定的電纜。該電纜的傳輸頻率為16MHz，用于語音傳輸及最高傳輸速率為10Mbps的數據傳輸，主要用于10BASE-T。
* 4類（CAT-4）：該類電纜的傳輸頻率為20MHz,用于語音傳輸和最高傳輸速率16Mbps的數據傳輸，主要用于基于令牌的局域網和10BASE-T/100BASE-T。
* 5類（CAT-5）：該類電纜增加了繞線密度，外套一種高質量的絕緣材料，傳輸頻率為100MHz,用于語音傳輸和最高傳輸速率為100Mbps的數據傳輸，主要用于100BASE-T和10BASE-T網絡，這是最常用的以太網電纜。
* 超5類（CAT-5e）：超5類具有衰減小，串擾少，并且具有更高的衰減與串擾的比值（ACR）和信噪比（Structural Return Loss）、更小的時延誤差，性能得到很大提高。
* 6類（CAT-6）：10BASE-T/100BASE-T/1000BASE-T。傳輸頻率為250MHz傳輸速度為1Gbps標準外徑6mm。
* 擴展6類（CAT-6A）：10GBASE-T。傳輸頻率為500MHz傳輸速度為10Gbps標準外徑9mm。
* 擴展6類（CAT-6e）：傳輸頻率為500MHz傳輸速度為10Gbps標準外徑6mm。
* 7類（CAT-7）：傳輸頻率為600MHz傳輸速度為10Gbps單線標準外徑8mm多芯線標準外徑6mm。
* 8類 (CAT-8)：40GBASE-T。傳輸頻率為2000MHz傳輸速度為40Gbps。
數據是通過觀測得到的數字性的特征或信息。更專業地說，數據是一組關于一個或多個人或對象的定性或定量變量。
它可以是一堆雜志、一疊報紙、開會記錄或者病人的病例記錄。
雖然“數據”和“信息”這兩個術語經常互相替換使用，但是他們的含義完全不同。在一些流行出版物中，當數據被置于情境之下審視或經過分析之后，“數據”就會變為“信息”。然而在學術課題論述中，數據只是信息的單元。在經濟領域上，“信息”衍生資訊經濟，而“數據”則衍生資料經濟。
數據運用在科學研究、商業管理（比如銷售數據、收入、利潤、股價）、金融、政治（比如犯罪率、失業率、識字率）和事實上的其他一切人類組織性活動形式（比如非營利性組織所做的流浪者人口調查）中。
數據會經過測量、收集、報告和分析，因此它可以使用圖表、圖像或者其他分析工具進行可視化。數據作為一種關于一些已存在的信息或知識的一般概念，會使用一些可以更好地利用或處理的形式進行呈現或編碼。
原始數據是一組未經過糾正的數字或特征。原始數據需要通過移除異常值和明顯的儀器或數據錄入誤差來進行糾正（比如溫度計在北極的戶外測量到的熱帶溫度）。數據處理通常分成若干階段，某個階段的“已處理的數據”在另一個階段可能就是“原始數據”。
現場數據是指在不受控的“原位（in situ）”環境中收集的原始數據。而實驗數據是指在科學研究情境中通過觀測和記錄產生的數據。
趙紫陽，原名趙修業，河南滑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在地方先后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他先后擔任過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等職務。趙紫陽主持了1980年代后期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平息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左傾運動，被視為黨內改革派主要領袖之一，為中國民主運動作出過貢獻。中共官方宣稱他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犯了嚴重錯誤，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后被撤銷黨內一切領導職務并遭受軟禁。
趙紫陽于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滑縣工委書記、縣委書記，中共豫北地委組織部部長，宣傳部部長，中共冀魯豫邊區地委書記，冀魯豫軍區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桐柏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第二書記、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時期遭迫害，此后擔任中共內蒙古自治區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曾經流傳「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的說法。
趙紫陽于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先后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之一。在任期間，他參與啟動和領導的改革運動為中國大陸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全球性的市場經濟奠定了基礎。除大力發展市場經濟外，他還積極提出并設計政治體制改革方案，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中國大陸官方宣稱其“犯了嚴重錯誤”，而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被免去黨內外一切領導職務，僅保留黨籍，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后的16年。他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后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于2005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他的遺體于2005年1月29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遺體最終于2019年10月18日下葬。
趙紫陽生於河南滑縣桑村鄉趙莊。父親趙廷賓，字良鄉，又名秋喜，家中有數十畝田地，是當地的一位地主，但平日樂善好施，得村民愛戴；他與髮妻劉氏得一子，取名趙修業。1927年趙進入位於桑村鄉的縣立第十七小學讀書。1932年6月在桑村小學的一間簡陋的教室裡宣誓加入中國共青團（其介紹人就是校長楊慶然和兩位教員胡敬一、聶真三，三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後由於中共準備的夏季滑縣暴動和其他起義遭鎮壓，地下黨組織解散，趙修業與組織失去聯繫。趙修業在準備這次暴動時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分田地；他還對自家的田地和牲畜分發給農民和賣掉，其費用獻給黨組織，引起父親趙廷賓的不悅，但是他還是成功說服了他的父親。
1932年秋天，趙父送趙修業到縣立第一小學讀書。1933年夏天，趙成功考取開封的省立初級中學（今開封高中），中學時期，他成績優異，多次獲得校方頒發的獎學金。1935年北平的一二九運動爆發，趙修業與同學參加了聲援北平學生的活動，當時還是初中生的他參加了開封高中學生發動的臥軌請願行動，要求政府停止進行內戰，出兵抗日。1936年，趙修業考入武昌高級中學。在武漢，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趙紫陽。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國進入全面抗戰狀態。時年十八歲，正在武漢讀書的趙紫陽因戰爭輟學，返回家鄉組成抗日團體，1938年2月趙紫陽再次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系，之后被中共派往冀魯豫省委黨校學習。同年5月，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9月，學成回到滑縣，年僅20歲的他被中共委任為滑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大量發展黨員。1939年春，滑縣工委改稱縣委，趙紫陽改任縣委書記，擁有不小的地盤和地方武裝。
南陽地委領導成員
1939年，在趙紫陽的策動下，他的老同學、原中國國民黨籍的滑縣縣長陳曙輝率軍投靠中國共產黨，宣布脫離國民黨領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編。此一大膽且成功的舉動使趙紫陽更受上級重視。同年6月，趙紫陽上調成為中共豫北地委宣傳部長，他也因此認識了宣傳部的幹部梁伯琪，兩人之後結為連理。1940年6月，任中共晉豫魯冀邊區第二地委（後改為第六地委）書記，1943年改任中共豫魯冀邊區第四地委宣傳部部長，當時日軍正展開大規模的掃蕩行動，中共的根據地大幅減少，趙紫陽親率邊區第四軍分區第二十一團部隊開辟新根據地，殲滅日軍一個營，同年7月，趙紫陽在滑縣開展僱佃貧農運動和減租減息運動，調動了地主和農民的積極性，其滑縣建設的經驗受到鄧小平等人的讚賞。至抗戰勝利時，趙紫陽已經成為中共黨內頗具名氣的中層領導人。
1948年夏，中原野戰軍部分領導人合影。前排右起鐘漢華、趙紫陽、李雪峰；中排右起陳再道、杜義德、劉伯承、陳毅、王近山；后排右起范朝利和孔慶德。
1945年8月後，中共中央任命他為地委副書記兼軍分區副政治委員、冀魯豫軍區第四地委書記兼第四軍分區政治委員。同年春天，中央局書記鄧小平在山東冠縣舉行的土地改革問題的座談會上特別肯定趙紫陽在滑縣的土改經驗，并將趙紫陽的經驗推廣到中央局的所有轄區，趙紫陽也因此在當時被稱爲“土地問題專家”。194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在全國的「解放區」開展大規模土地改革，已經創造出滑縣成功的農民運動經驗的趙紫陽再次受到重視。鄧小平對身邊的人說“將來我們解放了，像小趙這樣的同志都是黨的寶貝。”劉鄧大軍攻克滑縣之後，滑縣、衛南成為解放軍的重要後方。趙紫陽再一次回到滑縣，主持徹底的土改運動，他堅持在土改中支持農民，對地主，根據罪惡的輕重施行文鬥、武鬥、反省三種形式輕重有別的懲罰。趙紫陽的父親趙廷賓在這次土改期間，因財產流失導致情緒受刺激，肺心病發作去世。
1947年秋，趙紫陽率地方部隊隨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南下，中共中央任命他為中共桐柏區黨委副書記兼桐柏軍分區副政治委員。經過幾個月的戰鬥，中共最終在桐柏山站住腳跟。12月，中共中央中原局批準成立桐柏區黨委和桐柏軍區，司令員王宏坤，政治委員劉志堅，趙紫陽任軍區副政委和兼任桐柏區黨委副書記，趙紫陽主要負責土改工作和組織人事工作。1948年7月他在平氏會議上宣布停止分土地、打土豪、亂沒收，有步驟地對已分土地的地區進行復查調查工作。1949年3月，為適應渡江作戰，桐柏軍區撤銷，趙紫陽改任中共南陽地委書記兼南陽軍分區政治委員。
1949年10月後，趙紫陽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常務委員、秘書長、農村工作部部長、副書記等職。1950年，擔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1951年4月，他辭去南陽地委書記的職務，南調廣東，成為「南下幹部」的一員，協助陶鑄等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1965年，趙紫陽任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同時增補的中南局書記還有李一清和金明），雖然趙紫陽從未當過中南局第一書記，但1965年46歲的他是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1966年接替陶鑄為中南局第一書記。
當時中共在全國建政後不久，即開展大規模的土改運動。廣東當時由葉劍英任省委書記兼人民政府主席，他的兩名主要下屬古大存和方方主持土改。他們根據廣東獨特的社會和歷史現實，主張「寧慢勿亂」，并頒布了《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對廣東土改實行較溫和的手段路線，給大多數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不作過分清算。趙紫陽抵達廣州之後，很快就被任命為中共華南分局秘書長；1951年5月被增選為中共廣東省土地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方方。而陶鑄任華南分局第四書記。他們上任後，對廣東的「溫情主義」式的「和平土改」感到不滿，加上當時的地方幹部和南下幹部的矛盾尖銳，南下幹部受到地方幹部的排斥，他們打算仿效北方放手進行「疾風暴雨式」土改的意願也受到阻撓。陶、趙於是向中央寫了關於廣東土改的報告書，認為於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
1952年，毛澤東向廣東發出了「依靠大軍，依靠南下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土改政策。毛澤東的指示使廣東的政局形勢發生逆轉，葉劍英和方方都被批評而作了檢查，他們被調離了廣東，古大存的職權也被架空。陶鑄升任華南分局第二書記，主持全面工作；趙紫陽稍後也升為華南分局副書記，兼分局農村工作部部長，主持土改工作，當時趙紫陽作為陶鑄的助手，從嚴從緊執行土改政策，親自批核了許多土改的決策。在當時極左的氛圍中，根據中央意見，陶鑄開展了整頓幹部隊伍和「反地方主義」的運動，造成一系列冤假錯案。
1953年4月葉劍英上調武漢時宣布廣東全省的土改工作勝利完成，農村的工作任務進入全力發展生產的階段。當時的趙紫陽剛剛接管農業事務，他馬上發出穩定生產關係，扭轉農村混亂的局面，保護私有制的指示，成效比較顯著。不過同年11月，毛澤東一聲令下，全國隨即放棄保護私有的政策，開始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數量指標式的合作化運動使廣東各地農村出現了屠宰牲畜、砍伐樹木、變賣生產工具等情況，令生產遭到破壞。趙紫陽對此反復強調合作化的過程中要著重於農民的互利、生產的提高，注意循序漸進。但是毛澤東卻撰文讚揚貧下中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批判右傾保守的路線，提出不少冒進的設想。鑒於毛澤東的權威，合作化運動按照其指示發展，中共中央最終在1956年秋宣布勝利。在合作化運動期間，趙紫陽的思想即開始發生轉變，這種轉變是受其上司陶鑄的影響而來的；陶鑄在那幾年的工作中，逐漸認識到原來的極左政策的錯誤和禍害，向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的溫和路線靠攏。陶鑄的轉變促成了趙紫陽的思想轉變，陶鑄對他的思想影響一直持續到陶鑄逝世。
1957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掀起反右運動，陶鑄因為職責不得不劃定一大批知識分子為右派；趙紫陽由於主管農業，可以不參與劃右派的工作。不過在這種困難的環境下，陶鑄和趙紫陽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暗中保護了一批知識分子。他們發表文章宣傳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經濟建設，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等觀點。趙紫陽還親自制定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殊生活補助和醫療保健政策。
從1953年開始，廣東省積極發展農業生產，開展農業增產運動，大力興修水利，開展農業技術改革，促進糧食增產。1955年秋收，潮安縣縣委稱潮安縣成為全國第一個水稻千斤豐產縣。在1958年中央糧食征購指標提高的背景下，陶鑄堅信當年沒有糧食大豐收，懷疑農村干部隱瞞產量，陶鑄于1959年1月中旬到東莞調研后得出的結論為，生產大隊隱瞞和動用了由公社統一管理的糧食和資金。與此同時，趙紫陽到雷南縣考察后認為雷南有瞞產問題，必須開展反瞞產運動。2月，趙上書毛澤東報告“反瞞產私分”的經驗，毛當即批示向全國推行，“反瞞產私分”事實上誤導了中央。在趙紫陽進一步了解真相后，如實向中央報告，建議政府停止“反瞞產”。但是，“反瞞產私分”造成的影響已經難以挽回。中央肯定了趙的報告，轉發各省，號召全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趙紫陽開始批判「共產風」、「浮誇風」，提出“按勞取酬”、“愛惜民力”、“不要愚公移山”的要求，強調按照客觀的條件和客觀的規律辦事，珍惜財力，不能單單依靠群眾熱情進行生產。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期間，廣東在全國範圍內算是較沉著穩定、死亡人數較少的省份。
1960年3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的趙紫陽來到南海縣一戶麥姓農家視察時，看到麥氏兩幼童兄弟為了舔一只飯勺裏的飯汁而打架，他感觸良多。趙紫陽回到省委後，一開口就對陶鑄說：「舊社會中，中國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麼？」同年年中，陶鑄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使廣東省委大部分工作都由趙紫陽負責，趙紫陽決心開始實施對各方面工作的整頓。為了恢復生產，發展經濟，趙紫陽經常下基層調研，了解基層情況，他不但與地、縣、市的領導座談，也到公社、大隊座談，聽取干部和農民的意見、呼聲和要求，幫助解決困難，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聽到哪個地方有增產的消息，他必實地察看，以總結經驗。由于趙紫陽鼓勵干部暢所欲言，當時佛山書記杜瑞芝、專員楊德元、張勛甫，順德勒流公社黎子流，南海大瀝公社陳賢芳，中山縣委謝明仁，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汕頭書記劉俊杰，惠陽書記原魯、李富林等等，都樂意與趙紫陽談心，講真話。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十二條」，稱要堅決反對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上級的正式表態使趙紫陽終於可以放手整頓，於是他著力扭轉瀕于崩潰的廣東經濟。他表明不準刮「共產風」、搞平均主義，要重新找回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和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兩大優良作風。他對集體經濟的優越性已經產生懷疑，他在農業上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政策，實行獎罰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生產，提高個體生產積極性。當時他向全省推廣清遠縣農民創造的「聯繫產量責任制」（與「包產到戶」模式大同小異），使廣東農村的生產得以恢復，并推行農民可保「自留地」和養小量家禽等「土地政策」，至1963年，廣東經濟形勢基本得到好轉。
在對外關係上，他在廣東採取較自主的對外政策，與劉鄧的「三和一少」相呼應，廣東的對外關係得到改善。如在粵港關係上，1961年2月，趙紫陽允許寶安縣的水庫向香港供水；隨後，粵港兩地又達成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協議，解決了香港的淡水供應問題。在1962年，廣東民眾為了擺脫饑荒而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每天都有數千人衝過邊防線，中央下令廣東要將此事作為第一任務來抓。趙紫陽承受很大的壓力，不過他提出的對策則主要強調要「安排好群眾的生活，讓群眾看到前途，跟群眾做好思想工作，講明群眾在香港很難立腳，不動武，不進行清算」。趙紫陽富有同情心的做法贏得外界的好評。
1965年初，陶鑄專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職位自然由趙紫陽正式繼承，46歲的趙紫陽也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上任不久，趙紫陽就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意圖改變農村落後的面貌，在農村實現水利化、化學化、電氣化、機械化，引進國外先進的農場管理技術，但這些政策被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打亂。
1966年4月，文化大革命開始的前夕，時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政委的陶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突然被提升，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武漢軍區第一政委，中南局第二書記王任重接替陶鑄任中南局第一書記兼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并隨同陶鑄進京。趙紫陽曾勸說過陶鑄，說北京局勢兇險，這工作不適合他，但是陶鑄並未能聽從趙的勸告，上京赴任了。陶鑄上調中央後，趙紫陽在廣東失去了保護他的最大屏障，廣州軍區司令員、林彪麾下的人馬黃永勝不再受到陶鑄的制約，迅速發展自己的勢力，趙紫陽面臨著被打倒的危險。
一開始，廣東的紅衛兵運動雖然也在外地的影響下和中山大學、華南工學院學生的帶領下有所涌動，甚至發出一些質疑趙紫陽和省委的聲音，但是由於陶鑄晉升最高層，未有人敢公然批判陶鑄和趙紫陽的路線，加上陶鑄力保在廣東前線的趙紫陽，所以趙紫陽尚可以盡力將風起云涌的造反運動置於省委的領導之下。但是，形勢很快發生逆轉，陶鑄在中央的短短半年間，沒有執行毛澤東的路線，反而竭力保護劉鄧和一大批老幹部，使他和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矛盾激發，毛澤東也決心打倒這個「鄧小平的代理」。1967年1月4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正式宣布陶鑄為中國「最大的保皇派」、「打倒陶鑄」。
陶鑄迅速被打倒了，之後上海「一月風暴」使造反派的奪權潮向全國蔓延。1967年1月21日，「廣東省革命造反聯合委員會」（省革聯）對廣東省委進行奪權，趙紫陽等人被扣押到中山大學主樓。不過這次奪權只是象征性的，由於造反派根本沒有能力治理廣東，所以趙紫陽和他們談判後協議由省革聯監督省委，省委繼續處理日常事務。但是更大的一場風暴很快又來臨，省革聯和廣州軍區支持的造反派發生權力鬥爭乃至武鬥，1967年2月28日，廣州軍區對省革聯控制的《廣州日報》進行軍管，省革聯最終垮臺。1967年3月15日，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成為全省的最高權力機構，黃永勝為軍管會主任。
黃永勝控制整個廣東之後，趙紫陽因為是「陶鑄在廣東的代理人」而成為最重要的攻擊目標。他被羅列了「八大罪狀」并遭監護審查：
1970年6月30日，趙紫陽和夫人梁伯琪以及兩個十六七歲的子女被下放到湖南省漣源縣湘中機械廠勞動，1971年5月在周恩來的保護下，趙紫陽被分配到內蒙古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革委會副主任。1972年，再度調任廣東，被任命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兼廣州軍區政委。，
1975年初，鄧小平回家鄉四川考察，受文革負面效應影響，當時四川的狀況令鄧小平心寒，四川人民飽受饑餓之苦，經濟上瀕于崩潰，為改變四川面貌，鄧小平任命趙紫陽主政四川，10月趙紫陽成為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1月由四人幫掀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在全國開展，到1976年，鄧小平被打倒，趙紫陽也因此受到牽連，1976年2月14日，“四人幫”點名批評趙紫陽大搞復辟倒退，10月四人幫垮臺，鄧小平東山再起，這為趙紫陽在四川順利開展工作奠定基礎。
在四川任職期間，趙紫陽全力投入恢復經濟，發展工農業生產。在農業問題上放寬政策，提倡發展多種經營，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政策取得顯著成果，1977年相較于1976年，四川全省糧食總產量增長10%，1978年下半年，農村政策進一步放寬，將農民的自留地面積擴大至總耕地面積的15%左右，并支持農民包產到戶。隨著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廣，趙紫陽又率先在四川進行了全國最早的人民公社改建鄉政府的試點，為在全國范圍內取消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經驗，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遙相呼應，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并取得很好效果。當時有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趙紫陽在四川進行農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探索工業改革，他在工業上實施的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方針和相配套的14項政策使試點企業真正成為主體，釋放了企業的活力，為促進工業發展，又出臺了對新的社隊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三年內免征所得稅，對政策性虧損的產品實行定額補貼等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積極促進了四川工業生產和商業流通服務的恢復和發展。試點企業的總產值、實現利潤、上繳利潤增長幅度均有顯著提高。
1984年，趙紫陽與時任美國總統的羅納德·里根共進早餐
鄧小平在取代華國鋒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之后，將趙紫陽的“四川經驗”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樣板，并于1977年提拔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年其成為正式委員。趙紫陽于1978年2月至1983年6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七），3月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後，出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黨內排名也從第七上升為第四。胡耀邦下臺之后，時任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于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推選為代總書記，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上趙紫陽正式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並任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家中央軍委副主席。
1987年6月10日，趙紫陽訪問民主德國東柏林
在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大潮中，軍事上掌握大權的鄧小平、政治上主導平反冤案的胡耀邦、經濟上推行改革的趙紫陽，這三駕馬車順應歷史潮流，使百廢待興的中國總體上出現向好的發展勢頭。趙紫陽在價值觀上早已拋棄蘇聯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模式，在改革實踐中為市場化與私有化奠定基礎。在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趙紫陽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他促使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大膽引進並推動設立股票市場和期貨交易，他還親自主導加入關貿總協定（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的總體設計，一步步引領中國從計劃經濟的困境邁向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坦途。西方觀察家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是歷史上最為開放的時期，許多對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限制都有所放松，允許知識分子自由表達。當時政治上雖然沒有完全實現民主，但在思想文化上充滿了民主氛圍。
趙紫陽在1980年3月17日出任新成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開始主導中國的經濟政策，擔任總理后更把自己在四川任職期間的經濟政策推向全國。他的經濟改革以簡政、放權和鬆綁為主導，在農村下放土地使用權和鄉鎮企業經營自主權。1980年，趙紫陽對各省施行財政包干制度，使地方財政利益與市場化方向保持一致，從而形成抵制計劃經濟的力量，使反對市場化改革的政治勢力難以逆轉中國的經濟改革路徑。這一改革，多年來一直遭到兩股勢力的攻擊，一是主張恢復計劃經濟的政治勢力，另一股勢力是主張集權改革的知識分子。為引進外資、創造出口，他積極支持習仲勛、任仲夷等人在沿海省份建立的經濟特區。同時在城市進行企業改革，如1982年減稅讓利、1984年利改稅、1986年企業承包制和1988年股份制試驗。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中國的農業和工業生產在1980年代得以快速提升，農業產量、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外貿進出口總額等指數不斷增長。
1984年是中國進入全面改革的階段，從1984年第四季度起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現象，趙紫陽提出軟著陸政策，在他的主持下中國經濟既獲得降溫，又沒有出現衰退。1985年初推出的價格雙軌制是中國經濟向價格市場化過渡的開始，趙紫陽指出價格不在市場中形成的話，企業就不會有競爭力。然而大部分國企還隻習慣聽從指令，對市場價格反映不靈，所以價格改革採取放調結合，能放的一律放，一時放不了的先調，直至完全放開。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不斷向廣度和深度發展，中國政府希望恢復中華民國時期在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中的席位，1986年1月10日，趙紫陽向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秘書長阿瑟·鄧克爾第一次公開表達了這一意向，趙紫陽說如果中國在關貿總協定的地位得以恢復，中國同關貿總協定成員國間的貿易往來將進一步擴大。1988年9月，在經濟學家張五常的安排下，趙紫陽與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北京會面。當年中國經濟再度過熱，主持經濟改革政策的趙紫陽面臨價格改革和企業改革的雙重問題。5月經鄧小平首肯，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提出用五年時間每年以一定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實現理順價格、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實現價格闖關。自改革以來物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7月中國物價上漲幅度以19.3%創下新高，8月價格闖關的消息正式發布后，全國出現了大范圍搶購并伴隨通貨膨脹。價格闖關雖然產生了負面效應，但最終實現了市場定價機制，計劃經濟下呆板劃一、缺乏彈性的政府定價機制成為歷史。價格闖關的負面效應成為1988年9月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保守派勢力」攻擊趙紫陽領導的「改革派」的主要把柄，改革派因通貨膨脹受挫，倡導經濟緊縮、治理整頓的保守勢力再次崛起，保守派的政策令人民對改革開放的前景充滿疑慮。
1980年代，儘管趙紫陽被國內的左派視為修正主義者，但他主張政府行政透明化和國家政策的制定要聽取民意的方針卻受到國民的廣泛歡迎。趙紫陽對社會主義的定義跟中共黨內保守派有很大不同，趙紫陽認為政治改革是社會主義面臨的最大考驗。他相信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是密不可分的。進入1980年代后期，趙紫陽和胡耀邦共同推進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選舉，政府更加透明化，國家政策制定要更多的磋商，官員對自己的錯誤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等。趙和胡還進行大規模的肅貪行動，允許對中共高干子女，特別是那些在其父母庇蔭下發展起來的子女（即太子黨）實施調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政策也招致中共黨內許多掌權人士的不滿，1986年發生學潮后，胡耀邦受到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責，一批黨內元老迫使胡耀邦辭職。趙紫陽后來接任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趙紫陽在被任命為總書記一個月前，接受一場美國的電視采訪時，表示自己不適合當總書記，更適合管理中國的經濟事務。當時中外已經公認趙是鄧選定的接班人。基于中國需要進行多樣化的經濟改革來刺激生產的前提，趙紫陽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詳細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指出這一階段要持續上百年。
1986年上半年，鄧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啟動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研討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成立，成員包括趙紫陽、胡啟立、田紀云、薄一波、彭沖。1986年10月， 趙紫陽提議的中央研討小組辦公室成立（簡稱“中央政改辦”），具體由鮑彤、嚴家其、賀光輝、周杰等人負責，并于次年向中央提交報告《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獲鄧小平認可。以鄧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言論為后盾，趙紫陽等人從目標、模式和進程等方面制定政治改革戰略，提出在中國的改革目標中要實現政治體制現代化，政治改革的主題是從革命體制向建設體制轉變，使中國的政治運作逐步走上程序化、規范化和制度化的軌道。在鄧小平的主導下，趙紫陽等人設計了一套破除舊體制弊端且可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針對舊體制中權力過分集中、人治色彩濃重、政治運作和信息不透明的弊端，他提出黨政事務應該分開，在此之前這種言論是一種禁忌；其次，進一步下放權力，適于地方政府決策的事情都由地方直接定案；再次，改革官員任用制度以克服人事腐敗，為建設高效穩定的公務員隊伍提供制度保證；最后，建立社會協商對話機制，提高政府活動的開放度，重大情況知會人民，需經人民討論，以逐步實現趙所倡導的政治開放。1987年10月，趙紫陽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后，落實政治體制改革，同年12月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
在為民間創造活動空間上，趙紫陽為知識界與工人做了許多事情。趙紫陽對民主學說持開放姿態、擅于策略性地支持民主自由思想。1983年他與胡耀邦一起成功地抵制了“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他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破壞減低到最小限度。趙紫陽在策略性地盡快結束“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之后，就迅速擴大新聞自由，使中國在經過1980年代三次反自由化運動后，還能出現一段寬松的輿論環境，使得中國的“新啟蒙”得以繼續。但政治改革的啟動并不順利，至1988年中期幾乎陷于停頓狀態。1989年突發「六四事件」后，趙紫陽視危機為契機，主張用和平手段解決問題以便推進政治改革，但學生運動最后武力鎮壓收場，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嘗試宣告失敗，并被后來的上位者束之高閣。
里根夫婦晚宴前合照
1981年10月，趙紫陽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國際首腦會議上闡述了中國關于改革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立場。趙紫陽提倡開放的外交政策，努力改善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系，以使其支持中國的經濟改革。趙紫陽指出中國不依附于任何超級大國，中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堅持獨立自主，對一切國際問題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態度和對策。中國判斷是非的標準，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各國友好合作和促進世界經濟繁榮。
1980年代初，中蘇開始討論關系正常化，蘇聯主動提出舉行中蘇邊界談判。中國從安全立場出發，要求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停止支持越南以及削減在中國邊境駐軍。1982年9月27日，趙紫陽表示與蘇聯建立關系是有困難的，需要時間，蘇聯必須采取措施停止威脅中國安全，中國并不希望打蘇聯牌反對美國，打美國牌反對蘇聯，也不允許任何人打中國牌。1984年末中蘇兩國關系逐漸改善，12月21日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伊萬·阿爾希波夫與趙紫陽會晤，并簽訂貿易合作協定。但中蘇之間潛在的地緣政治上的敵對和互相猜疑并未消失。
1982年6月，趙紫陽於日本唐招提寺鑑真和尚墓前栽種了一棵從揚州帶去的瓊花。
1984年1月，趙紫陽以中國總理身份對美國進行為期一周的訪問。期間，美國時任總統里根對趙紫陽解放思想、堅持改革、勇于創新的作為表示贊賞，里根表示，趙紫陽所說的“同束縛生產力發展的各種經濟形式和常規決裂”的話是具有遠見的，被美國人民理解和贊賞。在趙紫陽到達美國之前，里根于1984年1月9日簽署了一份當時被定為機密的文件。文件顯示美國有意放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并將中國視為不結盟、但友好的國家。美國鼓勵中國繼續留在蘇聯的勢力范圍之外，鼓勵中國放開極權政體，在經濟上逐步走向市場機制，繼續拓寬中國和主要工業化國家之間的紐帶，如果上述兩個目標能夠實現的話，美國會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對中國宏大的現代化努力予以支持；美國認為一個強大、穩定的中國將逐漸有助于促進亞洲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和平。在軍事方面，美國希望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共同面對來自蘇聯的威脅，幫助中國提升軍事防御能力，適當程度上提供民用和軍事技術的轉讓。訪問結束后，中國外交部發文指出趙總理對美國的訪問在對外政策上進一步顯示了中國獨立自主的形象，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得到國際輿論的廣泛報道與好評。通過發表講話、電視采訪、回答問題，向美國人民介紹了中國的內外政策，擴大了影響。另一方面，美國人民對中國還不很了解。趙總理有針對性的講話和回答問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上，中國不再進行意識形態的擴張，對激進政體的支持亦逐漸下降，對外援助總額也不斷縮減。與經濟發展相比，雖然非洲等地區不再被視為與蘇聯外交爭奪戰的地域，但非洲仍然是中國對第三世界開展外交政策的重點地區，在外援總額下降的同時，仍然增加對非洲的援助。1982年底至1983年初，趙紫陽訪問非洲，提出中國同非洲國家經濟技術合作的四項原則，趙紫陽認為中非經濟合作應擴展到雙方相互來往，而不是中國單方面援助。1984年6月11日，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恩里科·貝林格去世，正在挪威訪問的趙紫陽縮短行程，前往意大利出席其葬禮。多國政要也出席了此次葬禮，其中包括蘇聯高官戈爾巴喬夫。
在華國鋒下臺、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他與陳云、李先念等在權力分配和治國理念上均存在分歧。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辭職后，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但是以陳云、李先念等人為首的保守集團中意鄧力群，王震四處活動支持鄧力群，甚至當面勸趙紫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原本沒有當總書記的意愿，更加愿意在總理職位上繼續經濟改革，但是左派的活動引起趙紫陽警覺，若由鄧力群接任總書記，反自由化形勢會更加嚴峻。雖然最終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占據上風，趙紫陽成功代理總書記，但是陳云勢力仍有巨大影響力。這批勢力因經濟改革出現一些問題開始質疑改革開放，認為改革搞糟了，不如重新回到計劃經濟。
從1987年開始，趙紫陽與中共內部反改革的教條主義者、左傾勢力關系緊張，矛盾激化。左派刮起“倒趙風”和“反改革開放風”的同時，關于趙的兒子是官倒的謠傳開始集中爆發。對此，趙紫陽主動提出調查自己家屬，而李鵬聲稱他無力阻止其子退出公司。趙下臺后，中央對其子女進行調查，但沒有查出問題。而李鵬聲稱尉健行和呂培儉查明趙的長子倒彩電、次子倒汽車牟利數千萬元。作家胡平稱這是“倒趙派”的誣陷。1990年6月，王任重將調查趙的三十條材料交給趙，材料中沒有其子的官倒問題。胡平說若趙的兒子真存在官倒問題，李鵬僅在1989年6月的日記中提一句，之后卻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大做文章，這與李鵬的人品和作風不符。
趙紫陽無法完全認同左派勢力的反自由化運動，若反自由化運動持續進行的話，十三大就無法為深化改革開放定調。趙紫陽為此發文對反自由化作出嚴格規定，劃定界限，明確自由化的概念為“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的思潮”，這樣就不會重復中共過去搞運動式的混亂。在反自由化的氛圍中，左派勢力企圖把反自由化擴大，延伸至經濟領域，在左派元老支持、在鄧力群的授意下，黨校出現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反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聲音。趙紫陽向鄧小平提出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長遠看主要是來自左的干擾。鄧小平贊同趙紫陽的看法。1987年夏，在得知鄧小平同意反左后，中宣部出現抵觸情緒，趙紫陽對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和副部長王維澄提出批評，但是趙紫陽深知中宣部的幕后是鄧力群等人。早在1987年3月，趙紫陽就曾向鄧小平提議讓李瑞環到中宣部協助鄧力群工作，這樣就可以使下面有些意見反映上來，中央的意見也能更好貫徹下去。鄧小平對此同意，但陳云反對。
1987年，隨著中共十三大臨近，趙紫陽正式向鄧小平建議鄧力群可以進中央政治局，給他一個發表見解的地方，但是不能進中央書記處，不再負責宣傳方面的工作。這事正醞釀時，黨內老同志李銳給趙紫陽寫信反映鄧力群在延安時期生活作風和道德方面的問題，認為鄧力群品質不好又保守僵化，不應負責意識形態方面工作。趙紫陽把信轉給鄧小平，鄧小平批示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宣傳工作。后來，由胡啟立主管意識形態。趙紫陽在十三大上定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個基本點主要是反左。這更加引起左派的不滿，李先念在十三大后公開攻擊趙紫陽，稱趙紫陽學習西方國家的東西太多。
1988年5月13日，趙紫陽向思想理論界的人士指出，反自由化運動開展以來，形勢已發生變化，反自由化應該告一段落，之后主要進行日常教育。
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是鄧力群控制的左傾思想筆桿子大本營，聚集了一大批反對改革開放的寫手，早在1985年底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的時候就打算撤銷鄧力群的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但是被陳云擋下。胡耀邦沒有做成的事情，趙紫陽接著做，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趙紫陽將左派的大本營書記處研究室以及《紅旗》雜志撤銷。
1989年4月因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運動，胡耀邦的追悼會結束之后，趙紫陽對學潮運動提出的對策包括勸導學生復課，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力求緩和矛盾，不可擴大矛盾，避免流血，若有打砸搶等違法行為，要依法處理。鄧小平也同意了趙紫陽這一溫和的處理對策。但在趙紫陽訪問朝鮮期間，國內當局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刺激學生發動「四二七大遊行」。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有些學校已經復課。
5月4日，趙紫陽在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時強調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決問題，并認為應當通過協商和對話，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新華社發表了趙紫陽的講話。但在各大學黨委書記會議上，何東昌等人散佈「趙紫陽的講話與四二六社論精神不一致」，引發學生絕食，絕食的目的是為了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link= 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談話
5月13日，趙紫陽在鄧小平家談到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來訪問題，鄧小平表示自己與戈爾巴喬夫會晤后，兩黨的關系就恢復了。趙紫陽非常注意鄧小平的這句話。因為這和外交部原來的方案不同。所以在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會晤后，5月16日晚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一開始就說戈爾巴喬夫和鄧小平的會見，兩黨的關系就恢復了，戈與鄧的會見是戈這次來訪的高潮。接著很自然地就講到鄧在黨內地位以及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決定。趙紫陽的原話為：
趙紫陽后來得知鄧小平的家人及鄧本人對講話非常惱怒。究竟鄧為何認為趙紫陽有意把他拋出來，要推卸責任，是什么人從中挑撥，趙始終不清楚。趙紫陽對講話使鄧產生誤解表示遺憾，除了5月13日鄧小平對趙紫陽表示自己與戈會晤后，兩黨的關系就恢復了，趙紫陽才自然而然向戈提到鄧在黨內的地位外，從中共十三大開始，在會見外賓時，他將鄧在黨內的決策地位通報給國外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領導人已經成了慣例，而這種通報完全是為了維護鄧的地位。趙紫陽在晚年與姚監復的談話中再次解釋，他的講話并不是要拋出鄧小平，當時說重大問題要請示鄧是黨中央的決定，意在表明不是鄧小平獨斷或戀權，本想通過公開解釋來消解民間對鄧小平垂簾聽政的誤解。趙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申辯中也說這種決定在組織上是合法的。趙同時強調在此之前，鄧是信任他的，4月23日趙紫陽訪問朝鮮之前，鄧有意將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讓給他。
趙紫陽還準備開宣傳會議以及登報解釋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趙的秘書鮑彤起草的內容已經準備登報，內容主要講鄧在黨內的貢獻，從而肯定鄧的地位，而之前給質疑鄧的工人代表解釋鄧在黨內地位問題時，工人代表們表示理解。然而5月17日發生的事情卻迫使趙紫陽提出辭職，宣傳會議及為鄧小平貼金文章的登報計劃因此中斷。鮑彤指出在4月26日社論發出后，李鵬在各種場合說《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傳達的精神是鄧小平的精神。李鵬已經把鄧小平拋出去了，根本不用趙紫陽把鄧小平第二次拋出去，趙紫陽將鄧小平拋出去的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5月17日，鄧小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任政治局常委的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員兼國家主席楊尚昆列席，鄧的秘書王瑞林擔任記錄。會上針對學生運動問題李鵬和趙紫陽激烈交鋒。姚依林支持李鵬，胡啟立支持趙紫陽。鄧小平最終表態反對“自由化”，要求黨內保持一致。在此次會議上，鄧小平還提出宣布“戒嚴”，打算使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趙紫陽會后提出辭職。原《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在2005年透露，當時同趙紫陽一樣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的將軍包括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和宋時輪，他們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準中國人民。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態度強硬，最后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游行。5月19日，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談話：
趙紫陽講話結束后，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后一次向公眾亮相。19日晚李鵬宣布了可以實施武力清場的戒嚴令，而已失去了政治權力的趙紫陽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事件移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解決，為此趙紫陽要求中共中央辦公廳立即電傳在美國訪問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回國；而溫家寶并未執行命令，將電報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否決，從而延緩了萬里回國，使這一計劃未能實現。
天安門清場以后，由中共元老主導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開，會議以批判趙紫陽為主，李鵬在報告中指責趙“分裂黨”和“支持動亂”，李先念甚至人身攻擊趙。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因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僅保留中國共產黨黨籍；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江澤民成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議程是聽取審議通過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針對報告，趙紫陽做出了富有針對性的申辯。
我仔細回想了自學潮和動亂發生以來這些日子我是怎樣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對，哪些地方做得不對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會舉行以前，常委內部沒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會結束后，我提出三點意見：一．追悼活動已經結束，社會生活應納入正常的軌道，對學生游行要堅決勸阻，讓他們復課。二．對學生要采取疏導方針，應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進理解。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現打、砸、搶、燒、沖行為要依法懲處。李鵬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對這一段具體情況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紀念“五四”大會上的講話，事前經過了政治局、書記處同志的審核，送審時，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根據這些一意見，我們對稿子做了多處改動。
我覺得，這次會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必須跟上。……我主觀上認為，這是真正為黨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多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我是積極的，大膽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謹慎態度。我也曾自稱是“經濟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來，我的思想上有了變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的這種想法，影響著我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觀察和處理。我覺得，在今天黨的會議上，我應該講明這些心里話，向同志們交心。很可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希望同志們批評幫助！
五、我五月四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年會代表的講話，本意是想促進學潮的平息，同時也想使外資增強對中國穩定的信心，講話發表后，開始聽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當時并沒有意識到有什么問題。李鵬同志也對我說，話講得很好，他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時，也要呼應一下。這次講話的調子比較溫和。我的這次講話，從當時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還可以。后來同志們批評我的講話未經常委討論，這是事實。不過，中央各位領導同志接待外賓時的談話（除正式會談方案外），歷來都不提交常委討論，一般都是根據中央的方針自己去準備。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會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會。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學生們堅持要我們改變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我非常為難。我當時的想法是，先繞過這個問題，在廉政和民主建設方面辦幾件好事，使群眾看到我們正在做出努力，事態也許會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件大事來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開性、透明度、群眾監督、群眾參與等密切結合起來。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處匯報時，向小平同志報告了這些想法，小平同志贊成，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關于我同戈爾巴喬夫談話的問題。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國外黨的主要領導人時，曾多次向他們通報，我黨十三屆一中全會有個決定，小平同志作為我黨主要決策者的地位沒有改變。我的目的是讓世界上更明確知道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發生變化，在組織上是合法的。這次訪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談了這個問題。我跟戈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慣例了。問題在于這次作了公開報導。……照理說，這些內容的話，是不會給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鄧小平決定的印象的。我實在沒有想到，這樣做，反而傷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對此承擔一切責任。
八、關于五月十六日夜間的常委會。我從朝鮮回來以后，聽到各方面對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反映很大，已成為影響學生情緒的一個結子。當時我曾考慮，可否以適當的方式，解開這個結子，以緩解學生的情緒。……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會上我提了一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李鵬同志說，社論中所說的“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是小平同志的原話，不能動。我當時不同意這種說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處召開的常委會上，李鵬、姚依林同志批評我，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到我五月四日在亞銀年會上的講話，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這次常委會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定性，并做出了調軍隊進京戒嚴的決策。我表示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我非常擔心它將帶來嚴重的后果。由我來組織執行這個決策，很難得力。我是在黨的會議上坦率地講出我所擔心的。會后，我再三考慮，很害怕因為我的認識水平和思想狀況而影響和耽誤常委這一決策的堅決貫徹執行。我在情緒比較急躁和沖動的情況下便想提出辭職。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勸我說，如我辭職，將在群眾中起激化作用，并說常委內部還是能夠繼續共事的。我無論如何不能做使黨為難的事。因此辭職信沒有發出。但情況的發展仍使我憂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給小平同志寫信，要求他再次考慮我的意見，并打電話給尚昆同志，請他再向小平同志說一下。我覺得無論如何，在黨內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許的。身為總書記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回想，辭職信雖然沒有發出，但當產生這個念頭，從全局來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關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原來在學生絕食二天后，我就準備去看他們。后來我又幾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種種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學生已絕食進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險，已經到了緊急關頭。盡管我當時身體已感不適，但我還是下了決心一定要去。因為學生已絕食七天，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動之以情，勸說他們停止絕食外，還能說些什么呢。在我們看望之后，當天絕食學生的情緒已有緩和，并于當晚九時，宣布停止絕食。我不能說我的講話在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碼是沒有起反作用。
十一，關于我沒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開大會的問題。我要說明，那天我是因為有病向常委請假的。喬石同志在會上也是這樣宣布的。我請了三天病假，假滿以后我就沒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讓我參加任何會議。情況我也就不知道了。
從以上可以看出，我對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問題當時總的想法就是要設法緩和與學生的對立，爭取學生中的大多數，使學潮逐步平息下來。我十分擔心在同多數人的矛盾尚未緩解的情況下采取強硬手段，特別是動用武力，將很難避免發生沖突和流血事件，那樣就會使事態更加擴大，即使把學潮平息下去，將會留下很大的后遺癥。最近小平同志發表了非常重要的講話，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說，這場風波的到來，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影響的必然結果。還說，現在來比晚來好。如果從這樣的高度來觀察問題，我的原來的那些想法當然就成為多余的了。我當時確實沒有認識到這樣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結合學習小平同志的講話進一步思考這個問題。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的撤銷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摘我有保留意見。對于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范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于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并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后，各大學繼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這至少可以說明我那次講話并沒有引起學潮升級。五月十九日實行戒嚴以后，我就沒有工作了，當然也再沒有發表任何講話。此后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如果說我請病假沒能參加五月十九日的會議，以后事態的發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這無論如何解釋不通。
關于分裂黨的問題。什么才是分裂黨的行為？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內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表示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公開講話中側重點有時有些不同，口徑不那樣一致，人們中間有這樣那樣的議論，這是不斷出現過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黨。而李鵬同志報告中指摘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論，又指摘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因為我請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