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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條第3項涉及大會第十屆常會期間可能舉行審查會議的問題，仍保留原行文：“安全理事會任何七個理事國之表決”，
第61條的進一步修正案于1971年12月20日通過，并于1973年9月24日生效。該條的本次修正案將經社理事會的成員再增至54國。
二戰后，美國的聯合國憲章序言海報
我聯合國人民
:同茲決心，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
: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
:創造適當環境，俾克維持正義，尊重由條約與國際法其他淵源而起之義務，久而弗懈，
: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
:并為達此目的，
: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
: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接受原則，確立方法，以保證非為公共利益，不得使用武力，
:運用國際機構，以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
:用是發憤立志，務當同心協力，以竟厥功。
:爰由我各本國政府，經齊集金山市之代表，各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本聯合國憲章，并設立國際組織，定名聯合國。
此次會議中華民國派出的代表和高等顧問共11位，正式排定的簽署順序為：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首席代表）
#駐英國大使顧維鈞
#國民參政會主席王寵惠
#駐美國大使魏道明
#前駐美國大使胡適
#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吳貽芳
#中國青年黨代表李璜
#中國民主社會黨代表張君勱（中華民國憲法起草人）
#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
#大公報總編輯胡霖
#高等顧問施肇基（資深外交官）
會議最後的簽字儀式，除宋子文、胡適因故不克參加外，其餘9位中華民國代表皆在憲章上簽字，以昭信守。
韻書是中國古代按韻編排的字典。記錄了每一個字的意義之餘，還用反切記錄了它的讀音。韻書和韻表不同之處，在於韻表依照一個既定的格式，把字按著音、韻、調來排列。
最初，韻書編纂的目的是為文學創作，方便詩人依韻寫詩。同時，韻書也具有字典的作用：可以按照字的讀音查詢其意義。
中國最早的韻書是三國時期李登編著的《聲類》，今已佚失。唐封演《聞見記》說：「《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未，不立諸部。」
晉代呂靜編著有《韻集》，《魏書·江式傳》載：「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但此書亦已佚亡。修訂《切韻》的顏之推在《顏氏家訓·音辭篇》裏批評呂靜：「『成、仍、宏、登』合成兩韻，『為、奇、益、石』分作四章。」這說明《韻集》跟《切韻》分韻存有分歧。
官方韻書胎於唐代，孫愐修隋代陸法言之《切韻》，改為《唐韻》。王仁昫之《刊謬補缺切韻》也是《切韻》的一個增修本，較《唐韻》更早。但孫愐曾利用朝廷擴大《唐韻》之影響，故《唐韻》雖為孫愐私著，命名卻帶官方性質，為當時押韻之標準。《唐韻》有206個韻，其中定某些韻可同用，故實僅112個韻。孫愐《唐韻》之后還有一種《廣唐韻》。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陳彭年等人奉詔，據更早之《切韻》、《唐韻》等韻書修成《大宋重修廣韻》，即《廣韻》。此亦使《廣韻》成為中國古代首部由官方主修之韻書。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即《廣韻》頒行後29年，宋祁、鄭戩給仁宗上書，批《廣韻》多用舊文，「繁省失當，有誤科試」。另據王應麟《玉海》記載，賈昌朝亦同時上書批評宋真宗景德年間編之《韻略》為「多無訓釋，疑混聲、重疊字，舉人誤用」。故仁宗令由丁度等人重修此二部韻書。結果景祐四年當年即完成《禮部韻略》，二年後於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完成《集韻》。《集韻》為《廣韻》之修訂本，而《禮部韻略》則為《韻略》之修訂本。因《禮部韻略》於收字及字之注釋方面皆為科舉應試考慮，較《廣韻》、《集韻》都簡略，故稱作《韻略》。又因其為當時科舉考試用之官韻，而官韻從唐代開元以來就由主管考試的禮部頒行，所以叫《禮部韻略》。《廣韻》《集韻》《禮部韻略》又將某幾個韻同用，雖仍有206個韻，但合并可同用之韻後僅剩108個韻。
金代平水書籍（即山西平水地方管理圖書印刷之官員）王文鬱作《新刊韻略》併舊韻為106個韻，後來劉淵刻書刊行新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共107韻（此書已佚，僅能從元初黃公紹、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一書瞭解到一些概況）。與宋仁宗景祐四年發佈之206韻之科舉考試用官韻《禮部韻略》不同，新的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和王文鬱的106韻的平水《新刊韻略》是一致的。106韻和107韻之區別只在於上聲「拯」、「迥」二部合併與否。元初陰時夫著《韻府群玉》定名106韻的版本為「平水韻」。明代以後文人則沿用106韻。
《洪武正韻》為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樂韶鳳、宋濂等11人奉詔編成之明代官方韻書，共16卷。《洪武正韻》在明代多次翻刻，影響很大。《佩文詩韻》則於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至五十五年（1716年）期間編輯成書，共106韻，為清代科舉用之官方韻書，完全取代了《洪武正韻》。
如非格律詩，詞依《詞林正韻》押韻，散曲則依《中原音韻》押韻。
《》（由愛德華-亨利·阿夫里爾所著）當中的一幅插圖。它展示了某個男性一邊自慰一邊進行性幻想
性幻想，又稱意淫，是指使人萌起性方面的情感，並能產生或增強性興奮的心像或思想模式。性幻想可透過想像或記憶來產生；自主或外部的刺激亦能引起性幻想——後者的例子有情色文學、色情作品、某些物件、具性吸引力的某人。凡是使人性興奮的事物，都可能使之產生性幻想。而性興奮又可能使人繼續產生性幻想。
幾乎所有社會都有性幻想的蹤跡。不過鑑於部分性幻想的內容有違社會或宗教道德規範，所以人們很少會選擇將之付諸實行。在某些情況下，即使只是把性幻想的內容拿來討論，也會被視為觸犯當地禁忌，並可能使當事人受到抑制。有些人視性角色扮演為把性幻想表達出來的便捷渠道。此外某些電影會描繪或討論性幻想——觀眾們可能從中找到共鳴。性幻想的內容對當事人可能是積極的，亦可以是消極的，甚或兩者兼而有之。人們過去的經歷可能會影響性幻想內容，而性幻想亦可能對將來的性行為構成影響。此外，當事人可能不會想在現實中實現這些幻想。由於幻想是全靠腦海內的想像而產生，所以其內容可以不為世人接受、偏離現實。上述特點使得研究者能從性幻想當中獲得跟性行為有關的心理過程資訊。
性幻想亦是文學、電影、藝術的一種類型。這類作品可能因其美學而受到贊賞，不過同時有很多人對這類作品感到不舒服。比方說，可能能夠歸於性幻想類型底下，色情電影同樣能夠這樣分類。此外部分電影會為安排性幻想一組鏡頭或一個場景。像《》（1971年）、《阿瑪柯德》（1973年）、《美國心玫瑰情》（1999年）般的主流電影包含了性幻想的場景。在很多情況下，使用幻想場景的用意在於描繪角色的性心理。
由於難以客觀地對性幻想進行鑑別和測量，所以大多研究都會評估人們清醒時的有意識性幻想，並採用以下三種方法的其中一種：
* 在受訪者保持匿名的情況下，向之發放一份清單，要求他們在當中填寫自己有過什麼幻想、多常有上述幻想、在什麼情況下會出現某種幻想。這種方法依賴於研究對象的回顧性記憶，所以其準確性可能受限於此。清單亦可能不夠全面，對某些幻想存有偏誤。
* 在受訪者保持匿名的情況下，要求其以敍事形式把自己的性幻想寫下來。這種方法同樣依賴於研究對象的回顧性記憶。有些研究限制了受訪者可以寫下的性幻想數量（比方說要求他們寫下最常出現的性幻想），而且受訪者可能不會寫下所有的幻想——他們可能會忘記不常出現的幻想、不敢多寫、面對比填寫清單更大的社會期許。
* 要求調查對象在一段時間內以核對表或日記來記錄自己的性幻想。這種方法需花很長的時間才有代表性，而且實際執行性可能很低。
研究者可能會為了確定對象的說法有多可靠，而去量度其在面對不同刺激時的興奮反應，並把之跟他的回答進行比對。他們在當中會採用的技術有陰道光體積變化描記圖法、陰莖應變片，量度性器官脈搏幅度、性器官血容量、心率的工具。一項於1997年發表的研究發現，男性的性興奮比起女性更會反映在性器官血容量上，而以脈搏振幅為依據的判斷則沒出現差異。此外研究者較易判斷女性是否處於低度興奮狀態。
有關性幻想的研究就像大多性研究般，同樣要面對研究樣本過少、樣本不夠代表性、非隨機抽樣等問題。因此不同研究的共同發現尤其重要。女性可能較容易漏報自己的幻想頻度，因為她們較不容易察覺到自己是否興奮，或較不會對外這樣報稱：不少女性會在想像浪漫情景的情況下產生性興奮，但由於其並不露骨，所以不把之當作性幻想看待。儘管不同社會對性有著不同的態度，但大多有關性幻想的研究都以生活在現代西方社會的人口為研究對象，所以有關研究的代表性存疑。學術界內因此有著「希望更多研究以其他社會和歷史為研究對象」的呼聲。此外，目前對5-12歲孩童的性幻想了解甚少，因此有需要進行更多以人的一生為跨度的縱向研究。有鑑於性在很多時候是一門禁忌議題，所以研究者在一些地方進行研究時，會發現難以在當地取得誠實而具代表性的樣本。比方說，1997年一項針對南亞的研究顯示，大約75%的男同性戀者害怕「給人發現」——這點會使當地的有關研究變得更為複雜。
性幻想的內容因人而異——從平凡到離奇荒誕的情景，不一而足；並受到每個人的經驗和慾望所影響。人們可透過想像像強奸、閹割、綁架般的危險或違法情景，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性束縛。它們能讓人們把自己想象成現實中「所不會見到的自身」，比如把自己想像成有權勢者、天真無邪、充滿著內疚感。幻想對性行為有著相當大的影響，甚至有人能只透過幻想來達至性高潮。儘管人們的性幻想有著幾個共同主題，但任何行為和客體都可以在人的腦海中加以情色元素。
由葛飾北齋所繪的《章魚與海女》，它是把性幻想給畫下來的藝術作品
性幻想越來越被視為健康關系的必要一環。理論家們認為，幻想可用於促進伴侶間的性快感。此外研究者發現，性幻想跟性高潮、興奮、整體滿足感之間存在正相關性。斯特羅爾（Stroller）用一句話來概括性幻想的相對好處 ：「性幻想是個人的色情物品，我們在當中反復演練那些在實際性生活中幾乎不可能實現的需求」。因此，性幻想可讓人滿足那些無法於現實實現的慾望。從此一角度出發的研究者宣稱，幻想婚外性行為或多伴侶性行為跟長久的伴侶關係呈正相關。性幻想因此被視為對抗性饑渴的手段。
性幻想可用於處理關係上的困難——人們能以其對抗性方面的不滿足。與擁有美滿婚姻的女性相比，關係不順的女性擁有顯著較多的性幻想。於內心創造幻想情境能使人更好地應對壓力和不安。對於女性的情況而言更是如此。幻想因此能使人們從新的角度和立場出發，暫時忘卻痛苦，並增強自我價值感。
若以演化角度看待性幻想，那麼便可得出與上文完全不同的解釋。鮑爾比（1960年/1982年）的依附理論認為，若欠缺能夠依附的人，那麼當事人便會失去自尊。容易焦慮的人較有可能以性去換取安全感，因此，他們可能因渴望親密關係而進行性行為，並在挑戰關係狀態的情況下，增加性行為的頻密度。相反，逃避型依附者會對性關係帶來的親密感感到憂慮，並會為了減低有關感受，而採取積極措施。他們的性行為模式有：與偶伴發生無感情基礎的性關係、為了提升自己而與人發生關係、在性行為期間抽離情感。性幻想較有可能以跟依附有關的主題為主軸，焦慮型依附者傾向報稱自己擁有較多的性幻想，並在幻想中將自己塑造成軟弱無力、可以信賴的樣子。逃避型依附者則會把自己幻想中的人際關係描繪成「冷漠無情，沒有人情味」。因此對他們而言，性幻想的主要功能是透過心智表徵來實現人際目標。
演化視角為性幻想中的性別差異提供了解釋。研究文獻指出，女性較有可能在幻想中把自身的身體和情感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而男性則較-{聚}-焦於性伴侶的形象。女性亦較容易把性伴侶想像成想跟自己維持長久關係，抑或共渡了一段長時間的單一特定人物。現有證據證明，就生育後代這點而言，男性跟年輕富生育能力的女性性交具有一定益處。他們亦演化出一種用以解讀繁殖伴侶「新鮮特征」的能力：他們偏好於具有「白膚、濃發、厚唇」等等特徵的女性。相比之下，女性的繁殖動力源自男方的投資以及基因庫。從女性的角度來看，與多個男性伴侶性交的風險遠遠超過潛在得益。因此，男性聚-{焦}-於特定的身體特征並不足為奇，它的起源和目的都可以演化來解釋。此可推導出在男性注視女性，並視之為獲得性快感的手段的同時，女性亦已習慣於此，並保持被動，幻想出特定的性伴侶。
人們可能沒有把性幻想付諸實行的慾望，不過也有人會以之來為將來的性體驗打好計劃。差不多所有人皆會進行幻想。此一行為可在任何時間發生，不過人們在做白日夢時較容易出現幻想。人們常在伴隨性幻想的情況下自慰。相對於女性，男性可能較偏向於一邊幻想一邊自慰。
在性行為期間，有些人會以幻想來把自己從難受的地方帶開。其他人則反以幻想來集中精力，保持興奮。比如正在被他人咂陽的男性可以以幻想-{聚}-焦於受刺激的部分，忽略其他事物。在性行為期間，男性傾向於把注意力集中在身體的一部分——他們較容易只聚-{焦}-於一個部分所受的物理刺激，不把自身當作一個「整體」去看待。
許多伴侶會向對方分享自己的幻想，以獲得更多的親密感和信任，或僅僅是為了讓對方或自身更興奮、更有身體上的反應。一些伴侶視分享幻想為非插入式性行為的一種；這亦為BDSM於1980年代的興起提供了一個潛在解釋——人們為了避免感染HIV，而把BDSM當作性幻想的安全出路。伴侶們可能會以性角色扮演來滿足自己的性幻想。
幻想還能成為性治療的一部分。它們可用於令性刺激加強，使得當事人更興奮，更容易實現性釋放。1986年一項針對已婚女性的研究顯示，性幻想有助她們進入性興奮狀態，達至性高潮。性治療師經常鼓勵性高潮障礙的女性患者進行幻想和自慰。
幾乎所有社會都有性幻想的蹤跡，不過實際發生率因年齡、社會、性取向、性別而異。不過由於有關研究極為依賴於回溯性記憶，以及受到、性禁忌等因素影響，所以很難確定每種性幻想的實際發生率。一般而言，男女雙方最為普遍的性幻想如下：回憶起一段令人興奮的性體驗、幻想跟現任伴侶發生性行為、幻想跟其他人發生性行為。每項研究之間並沒有為這三類幻想的受歡迎程度得出一致結論。僅次上述三類的幻想內容有口交、於浪漫地方發生性關係、權力不對等下的性關係、強暴。
不論男女，都常會幻想口交場景
實際上有做過（%）
有幻想過（%）
在工作期間發生性行為
2004年一項美國研究顯示，與實際執行相比，較多人會幻想某種行為。
研究顯示，兩性在幻想的產生上有著很大差異。男性傾向於回想過往的性經驗。而女性則傾向於想像一位虛構情人，抑或過往所沒有的性經歷。男性的性幻想往往-{聚}-焦於視覺圖像和解剖上的細節。不論男性有著哪種性取向，他們都傾向於對視覺上的性刺激表露出更大興趣，並較會幻想不存在情侶關係的性接觸。
女性性幻想則較著重於心理上的性刺激，包含更多的情感聯繫。因此，女性較有可能報稱自己的性幻想帶有一定浪漫成分和親密感，比方說，她們可能會幻想自己的男性伴侶具有英雄特質，並會在危急關頭毫不猶疑地拯救自己。從演化角度來看，這樣女性就會較願意忠於其男性伴侶，以換取他的投資，一同撫養後代，增加其存活機會。
大多研究強調了兩性在性幻想上的幾點差異。男性研究對象較偏向在該些研究中報稱以下這些幻想類型：探索型、親密型、冷淡型、虐戀型。探索型幻想的例子有同性性經歷和群交；有關觀看他人性交和戀物行為的幻想則歸類在冷淡型。女性較傾向於報稱自己的性幻想有同性或名人參與其中。與另外三種相比，兩性都較偏好於親密型的性幻想，這包括有關口交和公開性行為的幻想。275x275px
阿爾弗雷德·弗雷迪·克魯帕在受到葛飾北齋的《章魚與海女》啟發後，繪製了這幅同名畫作
與女性相比，男性較常幻想跟多個伴侶發生性行為（即三人性行為或性派對）。他們亦更常幻想多種不同類型的伴侶。從演化角度來看，這可能是男性「有能力在任何時間使多名女性受孕，產生多個後代」的特點所致。因此亦可預測男性更可能接受多重性伴侶的概念，以此提高成功繁殖的機會。
兩性亦在幻想自己是支配方還是臣服方的頻度上有所不同。男性幻想自己是支配方的頻密度跟幻想自己是臣服方的相當。而女性則較常幻想自己是臣服方。不過很多人在性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並不跟性別定型吻合。男性在性上不是天生積極的。同樣，女性在性上也不是天生被動的。這些刻板印象可能隨著年紀而減少。
反之，性幻想可能因人而異，像性格或學習經歷般的因子對性幻想的影響可能大於性別本身。有研究者表示兩性在性幻想上的差異已隨時間推移而縮小，並認為此一趨勢可能在將來延續。他們同時以性幻想的類型和頻密度佐證上述說法。
+圖表2：有過某種性幻想的比率（以性別區分）
每種幻想的百分比（%）
首次性幻想的年齡也有性別之差。與女性相比，男性偏向於報稱自己在年紀較小的時候（一般11-13歲）出現首次性幻想，其內容亦較女性的露骨。兩性首次性幻想的常見主題有與名人（像是電影明星）或老師發生性行為。兩性性幻想的內容亦因年紀而異。比方說，年輕男性傾向於擁有較多的多伴侶性幻想，而其頻度會隨著年紀而下降，同時同性性幻想會隨年紀而略有增加。女性以陌生人或同性為對象的性幻想頻度則在其一生中較隱定。
兩性在性偏離幻想上存有差異（即幻想的是-{非}-典型性對象）。性偏離幻想的內容有近親性行為、窺視他人更衣、裸體或發生性行為、戀物性異裝、跟動物或兒童發生性行為。一項研究發現，超過60%男性承認曾幻想跟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33%則報稱自己有過強暴幻想。性偏離幻想與其他性幻想一樣，同樣被視為在18歲之前就會出現，不過這可能因性偏離的種類而異。
+圖表3：性偏離幻想的種類與首次出現的年齡
首次出現的年齡（歲：月）
窺視他人更衣、裸體或發生性行為
與不是近親的異性孩童發生性行為
與不是近親的同性孩童發生性行為
不尋常的性幻想在男性中更常見；男性較常幻想往伴侶身上撒尿/伴侶往自己身上撒尿。《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指出，女性性偏離確診者數量很少，唯一的例外就是性受虐（DSM-5更名為性受虐障礙）。此外在要求人們想像出自己參與性偏離活動的情境時，男性的性興奮程度會比女性大。 不過這種情況可能是針對女性性偏離的研究不足所致。女性的性偏離幻想有性施虐、露體、與孩童發生性行為。
由於當代社會對性比以前更為寬容，且人們對於各種性行為有著更多認知，所以與過去相比，當今人們更願意嘗試把各種性幻想付諸實踐。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把自己的性幻想付諸實行，因為她們的性幻想較多落在現實上可執行的範圍之內。研究者已就「支配型性幻想（比如強暴幻想）跟在現實表現出侵略性行為的關係」進行了調查，結果發現男性性犯罪跟性強迫幻想之間有著相關性。有關結果可能在心理病態特質較高者身上較為顯著。
由於很多變量都會影響性幻想，因此性別之間在性幻想上的差異可用到不同理論框架去解釋。根據社會建構主義的說法，性社會化為性幻想的有力預測因子，而性幻想的性別差異則是社會影響下所誕生的產物。從此一角度延伸下去，便可得出女性的性擁有較多可發展空間的結論，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女性應如何思考和行動」的社會期望所影響。演化視角（又稱演化心理學、社會生物學）則與之相反，認為性幻想主要受生物因子所影響。在解釋女性偏向幻想相熟一段時間的愛人，而男性則偏向幻想陌生伴侶的傾向時，兩種視角可出現以下差異：
社會建構主義可能會把此一差異解釋成因社會不斷向女性灌輸守貞和謹選男人的觀念而造成；而演化視角則可能會在女性的祖先上找答案，認為只擁有一個伴侶能確保其繁殖安全——當中只要她保證忠於自身的男性伴侶，那麼男方便會更願意為之及其後代進行投資。最終使得此一想法延續至今。演化心理學亦有助於解釋為何女性傾向於在幻想中以男性名人為自己的對象。該理論認為，此一傾向對其祖先是有利的，因為與較高地位的男性維持關係能使自己及後代得到較佳保護，增加後代的存活機會。
麥斯特與強生於1979年進行了首項有關同性戀者性幻想的研究，不過他們並沒有透露數據如何得來。他們總共募集了30名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結果發現，男同性戀者的五大常見性幻想有：想像跟性有關的身體部分（像是陰莖和臀部）、帶強迫成分的性體驗、在田園風光的情境下發生性行為、群交、與女性發生性行為。1985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男同性戀者偏好於幻想跟其他男性發生非特定的性行為、口交、與之前沒性經歷者發生性行為。在這兩項研究中，男同性戀者和男異性戀者的幻想基本類似，不過對象的性別會有不同。2006年的一項非代表性研究則以印度的男同性戀者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與男異性戀者相比，男同性戀者更著重探索型、親密型、冷淡型的性幻想。虐戀型則沒有差異。整體而言，男同性戀者與男異性戀者之間的頭號性幻想具有些許差異。在研究進行期間，同性戀在印度仍屬違法。
2005年的一項研究為住在洛杉磯大都會區的女異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女同性戀者較常幻想女性的某些部位（臉、乳房、陰蒂、陰道、臀部、胳膊、頭發），而女異性戀者則較常幻想男性的某些部位（臉、陰莖、臀部、胳膊、頭發）。女同性戀者亦有著更多「取悅多個女性」的幻想；在問及有關「取悅多個男性」的幻想時，兩個組別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兩個組別在回答沒有區分性別的問題時，同樣沒出現顯著差異。
強暴幻想是兩性相對普遍的性幻想
強暴或姦污是兩性相對普遍的性幻想。他們可能會幻想一整套強姦情境，亦可能會把之幻想成性情境的一部分。幻想方可能會把自己幻想成受到他人強迫或脅迫的那方，但亦可能幻想自己在強姦別人。一些研究顯示，女性比男性更常把自己幻想成因脅迫而進行性行為。哈里頓（Hariton）和辛格（Singer）在1974年發表的研究中寫道，根據他們的調查，「被制服或被迫屈服」是第二常見的幻想；克納夫（Knafo）和賈菲（Jaffe）於1984年發表的研究顯示，被制服是性交期間最常見的幻想；佩萊蒂爾（Pelletier）和赫羅爾德（Herold）在1988年發表的研究發現，超過一半女性受訪者報稱曾幻想因威迫而與他人進行性行為。其他研究亦發現以威迫為主題的性幻想，但其頻密度和普遍度都低於上述研究。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該些女性渴望自己受人強姦——該些幻想往往包含浪漫和自己被勾引的情境，而且幻想中的男性一般是其喜歡的類型。更為重要的是，該些女性能夠完全控制自己的幻想，當中自己一般不會受任何傷害。一些女性性受害者報稱，她們會幻想起跟其受害記憶差不多的情境，並對此感到厭惡。她們表示該些幻想十分逼真，這可能使該些女性回想起自己身心所受的痛苦。
很多人認為女性之所以會幻想自己因威迫而進行性行為，是因為這樣就可免除因不符社會期望而起的罪惡感，即女性不必對自己的性欲和行為負責。莫羅爾（Moreault）和福林斯塔德（Follingstad）在1978年發表了一項研究，當中證實了此一說法，並發現在性上擁有更高罪惡感的女性，較多報稱自己有過以被制服、被支配、無助為主題的幻想。佩萊蒂爾（Pelletier）和赫羅爾德（Herold）則以另外一套方法去量度罪惡感，結果發現兩者之間沒有聯繫。其他研究顯示，報稱擁有威迫性幻想的女性對性有著更正面的態度，這與內疚假說矛盾。斯特拉斯伯格（Strassberg）和洛克德（Lockerd）於1998年發表的研究發現，擁有威迫性幻想的女性一般較少罪惡感，更有性愛傾向。結果她們便有著更頻密和更多種類的性幻想。此外，他們亦寫道威迫性幻想並非最常見普遍的。
圣巴斯弟盎在歷史上既是宗教聖像，亦是秘密性幻想的象徵
各個社會對性幻想和性本身有著不同的態度。社會對人們性幻想的私隱有著很大影響。由于很多地方把性幻想視為禁忌，所以有時甚至連公開討論之都不為社會容許，迫使性幻想只能留在自己腦海。在較為寬容的環境下，人們可能會跟密友、重要的人等等分享自己的性幻想。
生活在西方社會的人於較近期才在道德上接受性幻想，有關性幻想的正式研究亦剛起步沒過多久。性幻想在此之前會被視為「魔鬼代理人」植入人們腦海的可怕想法。在當時，即使心理學家願意接受和研究性幻想，但他們還是對此了解甚少，甚至把女性的性幻想視為歇斯底里的癥狀。在二十世紀初之前，許多專家將性幻想（尤其是女性的性幻想）視為不正常。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認為，存有性幻想的人都是性匱乏或性不滿的，亦即他們沒得到足夠的性刺激和滿足。之後幾十年，一些著名的研究和匯編陸續推出，使得性幻想變得更為人接受。帕特里夏·彼得森的《道德、性事實與幻想》（Morality, Sexual Facts and Fantasies）、阿爾弗雷德·金賽的《金賽報告》、菲利斯和埃伯哈德·克倫豪森的《情色幻想：性想象力的研究》（Erotic Fantasies: A Study of the Sexual Imagination）、南希·弗萊德的《我的秘密花園》都推動了有關過程。到了現在，很多人把性幻想視為性的自然和積極元素，並可用於加強性感受。很多基督徒相信《聖經》禁止對配偶以外的人產生性幻想，正如《馬太福音》第5章28節所寫的般。還有人認為，圣保羅在譴責「不道德」或「不潔凈」的肉體行為時，把性幻想連同一起譴責。盡管西方世界對性幻想的態度相對寬松，但許多人仍然對自己的幻想感到羞恥和內疚。這可能會誘使人患上性功能障礙，使伴侶的性生活質量下降。
儘管大多數人不會對自己的性幻想或想法感到內疚或厭惡，但的確有些人會出現這種負面感受。一般而言，在對自己的性幻想感到內疚的研究樣本中，男女比例相當。1991年的研究為較為著名的例外：當中發現女性更對首次性幻想感到內疚或厭惡。就女性的情況而言，對性抱有的內疚感跟性幻想的頻密度和種類呈負相關。男性方面，性內疚感跟性幻想時的興奮度減少有關。女性所報稱的內疚感整體上比男性更強烈；若他們的性興奮和性高潮都依賴於性幻想，那麼其所報稱的內疚感亦會較強烈——這點適用於男女兩方。
已有多項研究評估了性幻想跟內疚感的直接關係。其中一項以160名保守派基督徒為對象的研究顯示，16%的男女報稱對性幻想感到內疚，5%為此對自己感到不高興，45%認為自己的性幻想是「道德敗壞，不容接受」。各個研究在內疚感與年齡的關係上給出了矛盾不一的答案——克諾特等人（1998年）及艾利斯和西蒙斯（1990年）發現，較年輕者傾向於對性幻想產生較少的內疚感，而莫舍爾和懷特（1990年）則相反。
一項於2006年發表的研究以美國已婚異性伴侶為調查對象。它量度了個人對自身性幻想的內疚感，以及對伴侶性幻想的妒忌感，結果發現女性、18-29歲的伴侶、婚姻與關係維持時間較短者、共和黨支持者、羅馬天主教徒更對性幻想產生內疚感；男性、41-76歲的伴侶、關係已維持較長時間者、民主黨支持者、猶太人則傾向表露出較少的罪惡感。此外，女性、18-29歲的伴侶、羅馬天主教徒、信奉非猶太教信仰者會傾向於更對伴侶的性幻想產生妒忌感；男性、41-76歲的伴侶、猶太人、無宗教者則傾向表露出較少的妒忌感。
越軌的性幻想主題有：在沒得到對方同意的情況下與之發生性行為、違法性行為、帶虐待成分的性行為
越軌性幻想是指包含違法性行為、沒給予同意者、虐待成分的性幻想。儘管性偏離者會出現越軌性幻想，但越軌性幻想並非罕見/偏離於社會大多數人。DSM-5把性偏離定義為對非-{典}-型目標或對象有著強烈和持續的偏好。打屁股、鞭打，對兒童、動物、橡膠產生性意念等等，都可歸進此類。儘管DSM-5承認並不是所有性偏離都帶有病態性質，但精神科醫師仍難以區分性偏離喜好與性偏離障礙兩者，因為並沒有客觀標準界定何謂正常的性幻想。文化、歷史、社會、政治等因素都會影響正常的定義。
一項使用了統計分析和威爾遜性幻想問卷的研究顯示，以動物或兒童為對象的性幻想十分罕見，不過其亦把「非-{典}-型」的性幻想主題限至七種，其中包括淫樂排尿、異性裝扮、強奸。多項研究發現，不少人會產生「非-{典}-型」的性幻想——因為性幻想種類愈多，當事人的性生活滿意度愈會增加。比方說，2011年的研究表示，柏林超過一半的老年男性擁有「非-{典}-型」的性幻想，其中21.8%曾產生擁有虐待成分的性幻想——這是淫樂殺人的先決條件。另一項研究發現，人們在搜尋色情作品時，經常會輸入跟支配與臣服有關的字眼。
大多有關性犯罪的研究都聚-{焦}-於男性。像淫樂殺人般的性犯罪十分罕見，因為大多數越軌性幻想最後都不會真的付諸行動，它們亦不是參與性犯罪的風險因子。一些人認為，由于性犯罪的法律定義狹隘，所以性犯罪率經常受到低估。研究者在調查性犯罪時經常面對一些限制，比如「性犯罪的定義、犯罪方式和地點、由于犯罪者偏向誇大自身動機，所以所獲資訊有機會不完整或不準確、法律上的限制」。除此之外，研究者的方法同樣會影響結果（本質主義描述法與現象學描述法）。
據信，越軌和虐待型性幻想是性犯罪的潛在風險因子。70–85%的性犯罪者會產生各種類型的越軌性幻想，當中某些主題可歸類為性犯罪。比如淫樂連續殺人犯比淫樂非連續殺人犯有著更多的強暴幻想，82%犯罪者會在現實中拿著武力參與暴力性幻想。此外，研究者亦發現報稱擁有越軌性幻想的罪犯比沒有者更危險。
參與性犯罪的風險因子還有精神疾患（特別是偏執狂和思覺失調）、暴力史、曾經被捕、學習表現不佳、物質濫用、財務問題。不過一般而言，童年受到性虐待的經歷與越軌性幻想的配合才是使人們把越軌性幻想付諸行動的主因。大多強姦犯報稱自己於童年時擁有創傷經歷，並在後來出現越軌性幻想。
給他人造成痛苦是性犯罪者的一個共同幻想。打屁股（上圖）便是一例
不論是那種類型的性犯罪者，他們大多都會在性幻想中包含虐待主題。當中內容細節有尋找受害者、在性交期間使人受傷或受苦、在興奮時產生傲慢感/全能感。
心理病態者和黑暗三角人格特質者很多都會產生此類型的幻想，以及各種性偏離幻想。自戀特質與去人化的性幻想密切相關。研究表明，越軌和虐待型性幻想是自戀者應對脆弱性時的一種因應機制。較高的心理病態水平跟越軌、去人化、不受約束的性偏離和性幻想有關。不過這也可能跟性沖動因性偏離喜好而增加的現象有關。此外，心理病態亦會增加色情作品對越軌性幻想發展的影響，它使得人們更有可能幻想強暴情境。心理病態還會增加在現實生活中把越軌性幻想不加任何限制地實施出來的可能性，比如從事BDSM/虐戀行為，甚至強姦。不過BDSM相關幻想在一般人口當中仍屬常見。《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三部曲的盛行可能使之正常化，令人們對BDSM的看法從「極端、邊緣、危險」一轉成為「時尚刺激的有趣活動」。《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使得BDSM更廣為人知及接受，令之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虐待型性幻想是理解連環殺手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們的性犯罪是維持和發展自身幻想的「試探」，即他們會根據幻想去犯罪，然後把犯罪情景納入自身的幻想當中，以此增加興奮度。他們亦會漸漸往幻想加入虐待內容。
很多淫樂殺人是一早計劃好的，因為它們早以性幻想的形式存在於當事人腦海。他們往往會在殺掉受害人前向之施加大量痛苦和恐懼感，這有助於滿足自己的虐待型性幻想，儘管這只是一時之快。他們亦會努力於現實準確還原自己的幻想。
童年時的虐待在會否把虐待型性幻想付諸實行這件事上扮演重要角色。大多數遭受童年性虐待的性犯罪者會在早期開始產生強暴幻想，以及像性沖突、無能、抑制、無知、社會障礙般的性問題。這些問題會對當事人產生不少壓力，犯罪者於是把越軌性幻想視作壓力的因應機制。若不成功解決上述問題，那麼他們便會選擇沉迷於自己能掌控一切的幻想世界內。他們對自己的越軌性幻想投入了大量精力；當他們的幻想因脫敏或壓抑而開始失效時，他們就會改以實現幻想來緩解內部壓力。他們計劃以犯罪來使自己興奮，或實施強迫性暴力謀殺。強迫性暴力犯罪具有沖動性質，起因則在於阻止暴力/虐待型幻想付諸行動的阻力和限制會令人感到焦慮，並使人出現各種身心表現。這些表現繼令欲望變得無法控制，最終使得當事人為了解脫而將自己的幻想付諸行動。
研究者發現，幻想中的虐待內容通常在開始自慰後的1-7年內顯現。由於社交退縮的緣故，所以他們大多缺乏與理想的伴侶練習性技巧的機會，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他們更依賴自身幻想。最終，他們的幻想和「試探」成為他們唯一的興奮來源。
一些研究顯示，早期的性騷擾經歷，以及自慰與性高潮所致的增強效應，都使得當事人從社會上學習了具越軌成分的性腳本。然而，於童年時受到性騷擾的人長大后不一定會成為無法自控的犯罪者。麥克庫洛赫等人認為，早期的創傷經歷使得當事人具備發展虐待型性幻想的先決視覺條件，這可能是犯罪者難以克制自己不去把虐待型性幻想付諸行動的原因。儘管一些研究者認為認知扭曲是兒童性虐待等性犯罪事件的原因，但證據顯示認知扭曲只在被逮捕後為了正當化自身行為而出現，而這並非性犯罪的動機。
::期刊文章
* Friday, Nancy (1998). ''Men In Love''. New York: Delta Trade Paperbacks. .
::論文和學位論文
* ,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 , presented to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Human Service Professions, Widener University.
* , presen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dministration, and Counseling,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披頭士樂隊是1960年在利物浦組建的一支英國搖滾樂隊，在華語地區亦稱為“甲殼蟲樂隊”、“-{zh-hans:披頭四樂隊; zh-tw:披頭士樂隊; zh-hk:披頭士樂隊}-”等。樂隊成員為約翰·列儂、保羅·麥卡尼、喬治·哈里森和林戈·斯塔爾。他們被廣泛承認為史上最偉大、最有影響力的搖滾樂隊。根植于噪音爵士樂和50年代搖滾，披頭士探索了各種音樂類型，從流行謠曲到迷幻搖滾，經常創新地運用經典元素。1960年代早期，他們的極度流行產生了披頭士狂熱（Beatlemania）現象。隨著日后創作的成熟，他們被視為當時反文化運動理想的化身。
從1960年起的之后三年間，披頭士在利物浦和漢堡的俱樂部中演出，逐漸積累了聲望。樂隊經理人布萊恩·愛普斯坦把他們打磨成職業樂隊，制作人喬治·馬丁激發了他們音樂上的潛能。在1962年末發行第一首打榜歌《》后，披頭士走紅英國。后一年，隨著披頭士狂熱在英國的蔓延，他們取得了“”的昵稱。到1964年初，披頭士已征服美國流行樂市場，成為國際巨星，引領了英倫入侵潮流。1965年后，披頭士制作了一系列革新而影響深遠的專輯，包括《》（1965）、《》（1966）、《》（1967）、《》（1968）以及《》（1969）。樂評界認為它們是披頭士最好的作品。1970年披頭士解散，之后樂隊成員都有各自成功的單飛生涯。列儂于1980年12月遭槍擊遇害，哈里森于2001年11月因肺癌病逝。剩余的成員麥卡特尼和斯塔爾如今依舊活躍在樂壇。麥卡尼亦有各成員中最成功的單飛事業，是全球最富有的音樂人之一。
根據美國唱片業協會統計，披頭士是美國史上銷售量最高的樂隊，共售出1.83億張唱片。他們是英國排行榜上冠軍專輯最多，也是英國單曲銷量第一的樂隊。2008年，披頭士在《公告牌》的“史上最成功音樂人Hot 100”榜單上登頂；2014年，他們以20首冠軍單曲在《公告牌》“最多冠軍單曲”榜單上排名第一。他們擁有10座格萊美獎，1座奧斯卡最佳原創配樂獎以及15座艾弗·諾韋洛獎。樂隊作為一個整體入選了《時代》雜志的“時代100人：本世紀最重要的人物”名單。披頭士是史上最暢銷的樂隊，全球總銷售量估算為6億到10億間。2004年，《滾石雜誌》把披頭士列為歷史上最偉大的藝人。
1957年3月，彼時16歲的約翰·列儂與幾個同校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一個噪音爵士樂隊。他們首先稱自己為“”（黑杰克），但在發現另一個當地樂隊已用了此名后改稱“”（采石工人），源于他們中學的名字。同年7月6日，在一次教堂演出結束后，列儂在后臺第一次遇見15歲的保羅·麥卡特尼。不久后，麥卡特尼作為節奏吉他手加入樂隊。1958年2月6日，麥卡尼邀請同校朋友喬治·哈里森來看樂隊的表演。列儂面試了14歲的哈里森，對其演奏能力印象深刻，但認為他年齡太小，不能加入。一個月后，因哈里森的堅持，他被招入樂隊，成為主音吉他手。到1959年1月，列儂中學里的朋友都離開了樂隊，只剩下他們三人，列儂也開始了在的學業。這三位吉他手，至少有三次以“”（約翰尼和月亮狗）之名宣傳自己，無論何時只要找得到鼓手就開始演奏搖滾樂。列儂在藝術學院的朋友斯圖爾特·薩克利夫，用賣畫的錢買了一把貝斯，于1960年1月加入樂隊。就是他建議把樂隊的名字換成“”，致敬巴迪·霍利和。同年5月，樂隊名稱改為“”（銀色甲殼蟲），作為利物浦流行歌手的伴奏團到蘇格蘭進行了短暫巡演。同年6月，他們把名稱改為“”（銀色披頭士），并在8月中旬改為“”（披頭士）。至此披頭士樂隊正式誕生。
披頭士的非正式經理人為他們安排了在漢堡的駐場演出，但樂隊缺少一名固定的全職鼓手。在8月中旬，他們面試并錄用了皮特·貝斯特。四天后，五名成員和德國夜總會老板簽訂了3個半月長的駐場表演合約。研究披頭士歷史的學者馬克·萊韋森寫道：“他們于8月17日傍晚駛入漢堡，正當紅燈區開始蘇醒……閃爍的霓虹燈好像在尖叫提供的各色娛樂，衣不遮體的女人不害躁地坐在窗前等客。”
柯許米德把紅燈區的幾個脫衣舞俱樂部改作音樂演奏場地，他先把披頭士安置英德拉俱樂部，在英德拉因噪音投訴關閉后，于10月把他們轉到。披頭士因在競爭對手里演出違反了合同，柯許米德得知后給了樂隊一個月終止的通知，并向當局揭發了謊報年齡的哈里森，導致哈里森于11月21日被驅逐出境。一周后，麥卡特尼和貝斯特在自己房間內點燃了掛毯，柯許米德讓他倆以縱火未遂之名被逮捕，隨后也被驅逐出境。列儂則在12月中旬回到了利物浦，而薩克利夫和他的德國未婚妻阿斯特麗德·柯歇赫爾一起留在漢堡直到2月末。她拍攝了第一批披頭士的半專業照片。
接下來的兩年間，披頭士間歇地在漢堡駐扎，期間服用藥物，既為娛樂，也為通宵演出時保持亢奮。1961年，第二次漢堡之行期間，柯歇赫爾為她的未婚夫剪了“”發型（名字來源于），該發型日后被其他樂隊成員采用。1961年7月，薩克利夫決定退出樂隊，在德國繼續他中斷了的藝術學業，之后麥卡特尼代替他成為貝斯手。1961年6月，德國制作人雇傭了披頭士作為歌手的伴奏團隊，錄制了一些作品。
結束第二次漢堡之行后，因莫西節拍樂的潮流，披頭士在利物浦的知名度漸漸增加。然而，他們對一夜又一夜在相同幾家俱樂部演出感到厭倦。1961年11月9日，在他們經常出場的洞穴俱樂部，披頭士遇到了伯樂和日后的經理人布萊恩·愛普斯坦，當時他是一位音像店店主和音樂專欄寫手。他后來回憶道：“我一聽就喜歡上了他們的音樂，新鮮真誠，有一種我認為的……明星氣質。”愛普斯坦在之后的幾個月中向他們毛遂自薦，于1962年1月被任命為經理人。2月初，迪卡唱片公司面試并拒絕了披頭士，說道“愛普斯坦先生，彈吉他的樂隊正在消亡的路上。”4月，他們回到漢堡卻迎來了悲劇，在機場等候的柯歇赫爾帶來了薩克利夫幾日前死亡的消息。薩克利夫因腦溢血在漢堡去世，年僅21歲。一個月后，百代唱片旗下Parlophone廠牌的制作人喬治·馬丁簽約披頭士。
倫敦阿比路錄音室的入口。
1962年6月6日，馬丁和披頭士的第一次錄音在百代唱片的倫敦阿比路錄音室進行。馬丁立即向愛普斯坦抱怨貝斯特糟糕的技藝，并建議用職業鼓手替代他。早就盤算著解雇貝斯特的披頭士用林戈·斯塔爾換掉了他，后者原本是的鼓手。9月4日，斯塔爾和樂隊一起錄制了《》，但對斯塔爾不滿的馬丁雇傭了鼓手，在一周后的第三次錄音中錄制了《》、《》和《》這3首歌。馬丁一開始選擇斯塔爾版本的《》，但隨后選擇發行的是懷特擊鼓的版本，斯塔爾在該版本中演奏了鈴鼓。在10月初發行后，《》在“”榜單上沖到第17位。同月，他們在地區性的新聞節目中現場演出，首次在電視上亮相。11月末，他們錄制了《》的又一版本，對此馬丁非常有遠見地預言道“你們剛剛完成了第一首冠軍歌曲。”
1962年12月，披頭士結束了他們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漢堡之行。到1963年，他們已經達成一致——每個成員都要在專輯中獻聲，包括音域狹窄的斯塔爾，以鞏固他在樂隊中的位置。列儂和麥卡特尼已經成為了一對無間的創作搭檔，隨著樂隊的成功，他們壟斷性的合作限制了哈里森作為主唱的機會。愛普斯坦努力最大化披頭士的商業潛力，促使他們的演出更加專業。列儂記得他說：“看，如果你們真的想去更大的地方，你們必須要改變——別在臺上吃東西，別罵臟話，別抽煙。”列儂說：“我們曾經愛穿什么穿什么，不管是在臺上還是臺下。他會告訴我們，牛仔褲不是特別得體，盡量穿合適的褲子。但他不想讓我們突然看上去都一樣了，他會讓我們保留自己的個性。”
他們的商標是基于樂器零售商和設計師艾澤·阿比特的一次即興勾畫。
1963年2月，披頭士在一天之內完成首張專輯《》的馬拉松錄制。該專輯中收錄了他們之前發行的兩張單曲唱片上的四首歌曲。相比第一首《》的反響，單曲《》獲得了更大的成功。在同名專輯發行的2個月前，1963年1月，這首歌登頂了倫敦所有排行榜的榜首，除了在“唱片零售商”榜上位于第二。的編輯回憶披頭士“急著發行首張專輯，在一天內匆忙完成”，評論道：“在它發行了幾十年后，這張專輯依舊聽起來新鮮，正是因為它當初是被如此緊張地制成的。”列儂說那時的作曲沒有太多想法；他和麥卡特尼“只是按埃弗里兄弟、巴迪·霍利的風格，寫一些流行歌曲——只想創造出點聲響，而歌詞幾乎是不切題的。”
首張專輯在1963年3月的發行，開啟了他們日后在英國發行的12張錄音室專輯中有11張成為冠軍專輯的記錄。樂隊的第三首單曲《》于4月發行，也成為了榜單大熱門，開始了披頭士在英國17首單曲幾乎連續登頂第一的記錄（在之后6年間發行的18首單曲中只有一首不是冠軍單曲）。第四首單曲《》在8月發行，是當時英國賣得最快的唱片，在四周內賣出75萬張。該曲也是他們第一首賣出一百萬張的單曲，創下英國最高銷售量記錄，直到1978年被麥卡特尼單飛后的作品《》超越。他們商業上的成功增加了媒體曝光度，但披頭士卻對此態度不恭，與當時大眾對流行樂手的期望背道而馳，這反而引起了人們更強烈的興趣。隨著披頭士的走紅，他們有了一批尖叫的瘋狂崇拜者，媒體把這種現象取名為“披頭士狂熱”。
1963年10月30日，麥卡特尼、哈里森、瑞典流行歌手和列儂在瑞典電視節目《》的片場。
10月末，披頭士開始為期五天的瑞典巡演，這是他們繼1962年12月最后一次漢堡之行后第一次在國外亮相。當樂隊于10月31日回國時，茫茫大雨中“上百名尖叫的歌迷”在希斯羅國際機場迎接他們。大約有五十到一百名記者、攝影師以及的代表也等在機場接機，日后這樣的情形將上演一百多次。第二天，他們開始了九個月內的第四次英國巡演，為期六周。11月中旬，披頭士狂熱愈演愈烈，在普利茅斯的一場演唱會開始前，警方不得不用高壓水槍來控制人群。
專輯《》在榜首位置停留了30周，直到被他們自己的第二張專輯《》取代。百代唱片甚至推遲了后者的發售時間，以等待首張專輯的熱潮平息。 《》在7月至10月期間錄制，運用了更好的錄音室技術。它占據了21周榜首位置，在榜上共停留了40周。稱該專輯為“最高級別的續作——超越了原作。”這張專輯也引起了《泰晤士報》樂評人的注意，他稱列儂和麥卡特尼為“1963年杰出的英格蘭作曲家”。報紙發表了一系列他的文章，其中以尊重嚴肅的態度詳細地分析了披頭士的音樂。《》成為了英國史上第二張銷量達一百萬的專輯，第一張為1958年音樂劇《》的原聲帶。樂隊新聞官托尼·巴羅在寫唱片封套時使用的最高稱贊“”，被媒體廣泛化用為“”作為他們的昵稱。
百代唱片在美國的子公司Capitol唱片一開始拒絕發行披頭士的音樂，包括頭三張單曲，因此他們在美國的發行被推遲了一年多。與此同時，他們于1963年通過美國獨立廠牌和發行了歌曲，但版稅和版權的法律問題阻礙了樂隊的銷售。愛普斯坦安排了一次四萬美元的營銷活動，并得到了卡羅爾·詹姆斯的支持，他首先在1963年12月中旬播放了披頭士的唱片。之后，樂隊才開始在美國排行榜上取得成功。12月末，弗吉尼亞州的電臺“”介紹了披頭士，與此相伴的是全套營銷活動，包括發放樂隊襯衫。幾天內，該電臺上播放的每兩首歌中就有一首是披頭士的歌。1964年1月的第一個周末還沒到，披頭士的歌已在紐約市播放（也伴隨著營銷活動和同樣的播放頻率），接著蔓延到整個國家。對披頭士音樂的需求增加導致了Capitol唱片在當月加急發行了單曲《》。該單曲于1963年12月26日發行，離樂隊計劃好的首演只不到幾周遠，賣出了一百萬張，在1月中旬登上美國榜單榜首。
1964年2月7日，披頭士登陸美國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
1964年2月7日，披頭士離開英國，大約四千名歌迷聚集在希斯羅機場，在飛機起飛時揮手尖叫。他們到達紐約約翰·甘迺迪國際機場時，估計有三千名沸騰的歌迷前來歡迎。兩天后，樂隊在“”上第一次在美國電視上現場演出。大約有超過2300萬家庭中的7300萬觀眾收看了該節目，是當時美國人口的34%。根據尼爾森收視率報告，這是“有記錄的史上觀眾最多的美國電視節目”。第二天早晨，披頭士收到美國評論界的一致負面評價，但一天后他們在的第一次美國演唱會上則見證了“披頭士狂熱”。回到紐約，他們在卡內基大廳的兩次演出都反響熱烈。樂隊之后飛到佛羅里達，再次亮相“”，吸引了7000萬人收看。披頭士于2月22日回到英國。
注意到競爭對手Capitol唱片在1963年對披頭士的冷淡，建議其電影分部為樂隊拍攝電影，主要寄希望于電影原聲帶的商業潛力。1964年3月到4月，樂隊成員費時6周在仿紀錄片《A Hard Day's Night》中扮演自己，影片由導演。影片分別于7月在倫敦，8月在紐約首映，取得了國際性的成功，一些影評人把它和馬克思兄弟相比。樂評人認為，電影原聲帶《》見證了他們“真正地成為了一支樂隊。頭兩張專輯受到的各異影響融合成了一種鮮明、歡快、獨創的聲音，充滿了響亮如鈴鐺般的吉他聲和令人傾倒的旋律。”那種“響亮如鈴鐺般的吉他聲”出自于哈里森的款電吉他，是制造商給他的樣品，在本專輯中首次被使用。
1964年4月4日的那一周，披頭士的歌曲在告示牌百大熱門榜上占據了12席，包括前5名的位置。他們的流行引發了美國人對英國音樂前所未有的興趣，之后其他英國樂隊接連在美國首演，并在接下來的三年中連續巡演，這種現象被稱作“英國入侵”。他們的發型以當時的標準來看異樣地長，被許多成年人效仿，成為了蓬勃發展的青年文化的反叛標志。
1964年，麥卡特尼、哈里森和列儂身穿相同的灰色正裝，在荷蘭的電視上演出。
在6月和7月的國際巡演中，披頭士在27天中共演出了37場，分別位于丹麥、荷蘭、香港、澳大利亞和新西蘭。8月，他們回到美國，在23個城市開了30場演唱會。為期一個月的美國巡演再次掀起熱潮，從舊金山到紐約，每次每場30分鐘的表演能吸引一到兩萬名歌迷。
8月，記者安排披頭士與鮑勃·迪倫見面。迪倫到紐約的酒店套房中拜訪樂隊時，介紹給他們服用大麻。古爾德指出這次會面在音樂上和文化上都有重要意義，在此之前雙方的歌迷“被視為分屬兩個不同的亞文化世界”：迪倫的聽眾是“有藝術和高智商傾向的大學生，懷著對政治和社會的理想主義，帶有溫和的波希米亞風格”；與此相反，披頭士的歌迷被認為是“名副其實的——指年齡范圍從小學到高中的孩子，生活被商業化的流行文化包圍，包括電視、廣播、流行音樂、粉絲雜志和青少年時尚。他們被當做偶像崇拜者看待，而不是理想主義者。”古爾德寫道，在會面后的六個月內，列儂會“開始在唱片中公開模仿迪倫的鼻音、尖利的彈奏風格和內省的聲音性格”；在一年內，迪倫會“在的幫助下繼續前進，永遠地拋棄了民謠的純粹性；……民謠聽眾和搖滾聽眾的區分會幾乎消失，（而披頭士的歌迷）也顯示出長大的跡象。”
披頭士的第四張錄音室專輯《》開始顯現出成功帶來的商業壓力和對藝術創作的追求之間的矛盾。他們本打算讓此專輯像上一張《》一樣，只包含樂隊的原創曲目，計劃于1964年8月到10月之間錄音。然而，樂隊已經在之前的專輯上耗盡了歌曲庫存，而常年的國際巡演使樂隊的創作變得困難。列儂承認道：“歌曲素材成為很大的問題。”于是，他們從現場演出曲目中挑選了6首翻唱歌曲收錄進專輯。這張專輯于1964年12月初發行，其中的8首原創曲目脫穎而出，顯示了列儂-麥卡特尼創作組合的日益成熟。
1965年初，列儂和哈里森的牙醫在邀請他們吃晚飯時，偷偷地在咖啡中加入了。列儂如此形容這次體驗：“只是有點嚇人，但很奇妙。讓我目瞪口呆了一兩個月。”后來，他和哈里森開始慣常服用這種藥物，斯塔爾也至少加入了一次。麥卡特尼一開始對此持反感態度，但最終在1966年末作了嘗試。他成為了第一個公開談論的披頭士成員，在一次雜志采訪中表態“它讓我大開眼界”以及“使我成為了更好、更誠實、更寬容的社會一員”。
1965年6月，在首相哈羅德·威爾遜給予提名后，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頒發給披頭士四名成員大英帝國勛章員佐勛章，爆發了爭議。當時這一榮譽主要授予退伍軍人和公民領袖，一些保守的受勛人退回了他們的徽章以示抗議。
電影《》的美國預告片中，披頭士在田野中演奏音樂。
披頭士的第二部電影《》，仍由萊斯特導演，于7月發行。影片被描述為“大體上是一個對詹姆斯·邦德的揶揄之作”，收到了評論界和樂隊褒貶不一的評價。麥卡特尼說：“《》很棒，但它不是我們的電影——我們有點像是受邀明星。它很有趣，但從根本上說，電影的點子有些錯了。”電影原聲帶被列儂占據，他創作并主唱了大部分歌曲，包括兩首單曲：《》和《》。相對應的專輯《》是披頭士的第五張專輯，其中除了兩首翻唱曲目《》和《》外都是原創歌曲。它們是最后兩首被披頭士收錄進專輯中的翻唱歌曲，除了最后發行的專輯《》收錄的對利物浦民歌《》的簡短演唱。在《》中，樂隊增加了人聲多軌錄音的使用，編曲上結合了古典樂器，著名的例子是流行謠曲《》中的弦樂四重奏。該曲由麥卡特尼所作，是世界上被錄制的翻唱版本最多的歌曲。
樂隊的第三次美國巡演于1965年8月15日在紐約謝亞球場開啟，觀眾人數破紀錄地高達55,600人——李維森描述為“也許是披頭士最著名的一場演唱會”。接著在其他美國城市舉行的九場演唱會大獲成功。在亞特蘭大，披頭士使用了臺上監聽揚聲器的舞臺監聽系統，是最早使用這種技術的現場演出之一。在巡演末尾，在音樂上對披頭士有重要影響的埃爾維斯·皮禮士利（貓王）邀請他們去他在比佛利山的家中會面。
1965年的10月中旬，披頭士進入了錄音室。這是他們首次在制作專輯期間沒有其他任務纏身。第六張錄音室專輯《》于12月發行，評論界認為該專輯是樂隊在音樂的成熟度和復雜度上邁出的重要一步。隨著樂隊對愛情和哲學更深入的探究，他們開始擴大主題性的創作方法。傳記作家彼得·布朗和斯蒂文·蓋尼斯把樂隊音樂上的新方向歸因于“披頭士如今對大麻習慣性的服用”。樂隊證實了這一說法，列儂稱這張專輯為“大麻專輯”，而斯塔爾說：“大麻真的影響了我們的很多變化，特別是對寫歌的人。因為他們寫出了不同的材料，我們演奏得也不同了。”在《》中偷襲古典音樂世界采用了長笛和弦樂后，哈里森在《》一曲中首次采用了錫塔琴，標志著樂隊進一步打破流行音樂的傳統邊界。隨著他們的歌詞變得更有藝術性，歌迷們開始從中尋找更深刻的涵義。列儂對《》評論道：“我試著成熟老練地去寫一件風流韻事……但用一種模糊不清的手法，讓你看不出來。”
《》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歌曲是列儂和麥卡特尼合作的成果，但其中也有他們各自單獨創作的作品，盡管官方署名仍然為兩個人。《》這首歌被認為是列儂-麥卡特尼作品中最精彩的一首之一，日后兩人都聲稱自己是該曲的主作者。哈里森稱《》是他“最喜愛的專輯”，斯塔爾稱之為“啟程專輯”。麥卡特尼說：“我們有過可愛爛漫的時期了，現在是擴展成長的時候了。”然而，錄音工程師日后指出，在錄音室中已開始顯現出樂隊內部有矛盾的跡象——“約翰和保羅之間的沖突變得很明顯了”，他寫道，“只要在保羅掌控的地方，喬治沒什么可做的。”2003年，《滾石雜誌》在“史上最偉大的500張專輯”榜單上把《》列為第五位。網站的樂評人稱該專輯為“經典的民謠搖滾唱片之一”。
1966年6月，Capitol唱片發行了《》，這是該廠牌為美國市場制作的披頭士合輯唱片之一。唱片的封面引發了爭議，封面上有穿著屠夫工作服并咧著嘴笑的披頭士四人，伴著生肉和斷肢的塑料嬰兒娃娃。一種說法認為這是對Capitol唱片公司“屠宰”了他們美國版唱片的一種諷刺的回應。之后的上千張唱片用新封面粘在原封面之上發行，而一張未剝皮的原版唱片在2005年12月的一場拍賣會中賣出了$10,500的高價。同時，在英格蘭，哈里森遇見了錫塔琴大師拉維·香卡，后者同意傳授他彈琴的技藝。
唱片封面事件的一個月后，在一次菲律賓巡演中，披頭士無意間怠慢了該國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她期盼樂隊能在總統府參加一個早餐會。受到邀請時，愛普斯坦代表樂隊禮貌地拒絕了，因為接受這樣的官方邀請從來不是他的規矩。他們很快發現馬科斯政權不習慣于得到“不”的回答。由此造成的騷亂使樂隊陷入危險境地，他們費力逃離了該國。緊接著，樂隊成員第一次造訪了印度。
幾乎是一回到家，他們就不得不面對美國宗教和社會保守人士以及三K黨的猛烈抗議，起因是列儂在當年3月在英國記者莫琳·克里夫的采訪中的言論。列儂說：“基督教會消亡，它會衰落然后絕跡。我不需要為此爭論；我是對的，我會被證明是對的。我們現在比耶穌更受歡迎；我不知道搖滾還是基督教哪個會先消失？耶穌還行，但他的信徒們愚笨又平庸。是他們扭曲基督教的行為在我眼中毀了它。”該言論實際上在英格蘭沒有引起注意，但五個月后，就在樂隊的美國巡演之前，美國青少年樂迷雜志《》發表這篇報道后，這句話在美國南部圣經地帶的基督徒中引發了強烈爭議。梵蒂岡舉行了抗議，而西班牙和荷蘭的電臺，以及南非的國家廣播服務對披頭士的唱片下了禁令。愛普斯坦指責《》雜志對列儂的話斷章取義。列儂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如果我說的是電視比耶穌更流行，我也許不會陷于現在的局面。”列儂聲稱他說的是其他人對樂隊成功的看法，但在記者們的提示下，他總結道：“如果你們想要我道歉，如果那樣會讓你們滿意，那好吧，對不起。”
披頭士為美國巡演做了準備，但清楚他們的音樂在美國會受到阻礙。另一個問題是放大器的使用。樂隊一開始使用的是放大器，后來換成了更強大的100瓦放大器，是公司在1964年為他們的大型演出特別設計的，但這些仍然不夠用。樂隊要和歌迷巨大音量的尖叫聲搏斗，他們已經越來越對例行的現場演出感到厭倦。披頭士認識到他們演唱會的重點已經不再是音樂了，便決定把八月巡演定為最后一次巡演。
《》已經標志了樂隊邁進的一大步；于1966年8月，在最后的巡演前一周發行的專輯《》則標志了另一步。Pitchfork網站的斯科特·普拉根霍夫稱之為“一支變得極度自信的樂隊的聲音”和“重新定義了人們對流行音樂的期待”。《》突出了復雜成熟的詞曲創作，實驗性的錄音室技術，和擴張的音樂風格，從創新的古典弦樂編曲到迷幻搖滾。唱片封面摒棄了傳統的樂隊照片，而是由他們在漢堡時期就認識的德國朋友設計，是一幅有力的、藝術的黑白拼貼畫。拼貼畫是披頭士四人的漫畫像，鋼筆白描風格，致敬插畫家奧伯利·比亞茲萊。專輯發行前的先行單曲為《》，以《》作為B面。文化歷史學家蘇爾·奧斯特里茨認為這兩首歌曲的宣傳短片是“最早的音樂視頻之一”。它們于1966年6月在美國“埃德·沙利文秀”和英國“”節目中播出。
《》中實驗性的歌曲有《》，列儂所作的歌詞來源于心理學家蒂莫西·利里的《》一書。創作該曲的時候，八盤卡帶被分散在EMI大樓內，每盤配有一名工程師或一名樂隊成員隨機變動環帶的進行，同時由馬丁采樣輸入的數據從而得到混合錄音效果。麥卡特尼的《》值得注意地采用了弦樂；古爾德稱之為“一首真正的混合作品，不屬于任何已知的歌曲類型”。哈里森也成長為了詞曲作者，他創作的3首歌曲在專輯中贏得了一席之地。2003年，《滾石雜志》把《》列為史上最偉大的專輯第三位。然而，在專輯發行后的美國巡演中，樂隊沒有演唱其中的任何曲目。克里斯·英格漢姆解釋道：“它們很大程度上都是錄音室作品……一支四個人的搖滾樂隊是無法在現場實現那些效果的，尤其在充滿歌迷尖叫聲的環境中。‘現場的披頭士’和‘錄音室的披頭士’已經截然不同了。”樂隊的最后一場商業演唱會于1966年8月29日在舊金山的舉行。這標志著他們被不間斷巡演所占據的四年的終結，在此期間樂隊在世界各地的演出超過了1,400場次。
卸下巡演的重負后，披頭士于1966年11月下旬開始錄制專輯《》，采用了更加實驗性的手法。據工程師確認，這張專輯的錄制時間超過了七百小時。他回憶樂隊堅持“《》的一切都必須不同以往。我們把擴音器放進銅管樂器的鐘形部分里，把耳機變成擴音器連接到小提琴上。我們用巨大的原始振動器來變化器樂和人聲的速度，我們把錄音帶切碎再顛倒地黏起來。”歌曲《》中有一部分用到了40人的管弦樂團。這次錄音期首先于1967年2月產出了成果——雙A面單曲唱片《》，這兩首歌沒有被收入到專輯中。隨后專輯《》于6月發行。
《》的專輯封面，“所有音樂唱片中最著名的封面，也是世界上被模仿致敬得最多的圖像。”
該專輯運用了當時相對原始的四軌錄音技術，在音樂上的復雜性震驚了同時代的音樂人。沙灘男孩的樂隊領袖布賴恩·威爾遜在當時處于個人危機之中，正掙扎著試圖完成雄心勃勃的專輯《》。他聽到《》這首歌的經歷據說是導致《》項目未能完成的諸多因素之一。樂評界對這張專輯一致表示贊譽。古爾德評價道：
《》是第一張在背面帶有完整歌詞的主流流行/搖滾專輯。這些歌詞成為了評論分析的對象；例如在1967年末，該專輯是文學評論家和英語文學教授的學術探究對象，他看到自己的學生“以一種讓他作為文學教師只能感到嫉妒的專注程度在聽這支樂隊的音樂”。波利爾從中發現了一種“混雜的隱喻”：“假定他們只在做一件事或只用一種風格去表達是很不明智的……對一個主題的一種感情是不夠的……任何單一感情常常必存在于看似相矛盾的語境中。”麥卡特尼在那時說：“我們寫歌。我們清楚歌曲要表達的意思。但一周后另一個人對這首歌有一些其他意見，而你無法駁斥。……這些歌曲只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你自己想要的涵義。”2003年，《滾石雜志》把該專輯列為“史上最偉大的500張專輯”之首。
《》，披頭士電視電影的原聲帶，于1967年12月初在英國發行，是一張六曲雙面的迷你專輯。在美國，這6首歌和另5首單曲一起發行了同名的密紋唱片。
1月，披頭士為動畫電影《》拍攝了片段，其中有樂隊成員的卡通版形象和組成原聲帶的11首歌曲，4首是新歌。發行于1968年6月，樂評人贊揚這部電影的音樂、幽默感和創新的視覺效果。直到七個月后，電影的原聲帶專輯才得以發行。
在此期間，雙面密紋唱片《》于11月發行，因其空白封面通常被稱為“白色專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