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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籌劃宮廷政變失敗後，君主立憲制方案已經破產，民主共和政體的建立已成事實。隨後，他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肯定了武昌起義的必然性，同時又提出今后中國新政體的建設方案，清朝被推翻后，中國究竟應該建立何種民主政體為宜。當時，革命共和派和社會一般輿論大多認為應該建立美式共和政體，梁啟超認為要想在中國建立美式共和政體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雖無法建立美式總統制，但又需要加強中央集權的領導。主張中國采用英國“虛君制”為宜。梁啟超提出方案後，即派羅惇曧到北京與袁世凱接洽，袁另有企圖，不作正面答復。徐佛蘇南下上海后遭到監視，不能開展活動。麥孟華向南北議和代表進言，黃興堅決反對。又派盛先覺赴上海，先后訪問章太炎、宋教仁、李燮和、張謇、趙竹君等人，他們都不同意“虛君制”。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發佈《退位詔書》，宣佈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宣統退位後，孫文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袁世凱選為臨時大總統，袁加緊拉攏梁啟超，請梁參照美、法等國制度，撰寫共和方案，以裝點門面。梁啟超深知美式民主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是米已成炊，只好順應歷史潮流，力爭建立真正的立憲政體、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當孫、袁進行權力交接之時，梁啟超發表了《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對辛亥革命的意義作出充分肯定并提出一個共和政治的方案。方案有利于文人執政，限制總統的獨裁，防止各省獨立與分裂。梁啟超對革命動亂的預言及理論分析，也是革命共和派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因此，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革命派及原立憲派絕大多數人的贊成，成為共和政治的指導原則，從而贏得革命共和派上層的普遍好感。他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張，使袁世凱暗自叫好，孫文亦對方案由衷地歡迎，是年秋，袁世凱派使請梁歸國。
飲冰室所在地|left
1912年8月27日，由共和建設討論會、中華共和促進會、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共和俱進會、國民新政社等政團在北京合併成立中國民主黨。湯化龍任幹事長，馬良、陳昭常、謝遠涵等為幹事，後推梁啟超為領袖。11月8日，梁啟超告別父女離開神戶，與梁啟勳、湯覺頓一起回國。11月16日抵達天津，馮國璋派人遠迎，新、老共和派及袁世凱等勢力都在積極拉攏梁啟超。11月28日，梁啟超入京，袁世凱給以最高禮遇，命梁入住賢良寺，北京各界紛紛邀請梁演說。梁啟超在總統府與袁世凱相見，袁要求梁組黨對付國民黨，而梁啟超也想組黨與國民黨競爭，試圖控制內閣，引導袁世凱走向憲政的軌道。梁啟超將計就計，向袁世凱索要五十萬元經費。12月9日，梁返回天津，著手創辦《庸言報》於12月1日發行，不久將家屬從日本接回天津。同時，在天津意租界西馬路（Via Marco Polo）購地，開始建造一座中式樓房。1915年初建成，全家陸續遷入居住。此后，又在原樓西側另建一座意式兩層洋樓。藏書十萬餘冊，稱為“飲冰室”。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梁士詒、第三排右二為梁啟超等各級議員與各國使節覲見合影
1913年2月4日，梁啟超又加入共和黨，成為民主、共和兩黨的幕后指揮，希望在國會選舉中，可以戰勝國民黨，進而組織內閣。選舉結果國民黨議席占壓大多數。梁得此消息后，“心力俱瘁”，后悔不該回國從政。宋教仁將出任內閣總理，宋被行刺，輿論界認為是政敵袁世凱或梁啟超所為。袁在輿論壓力下，即電令江蘇都督查究主犯。梁亦即在《庸言報》上發表《暗殺之罪惡》一文，要求查個水落石出。不久，兇手應桂馨、武士英先後落網，供出主謀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梁一洗不白之冤，同時從麥孟華得知自己為刺殺後補者，不寒而栗。深感到國內種種紛亂腐敗，無可奈何。對袁世凱之臨時政府不滿，只好等正式政府成立，“徐圖改造。”5月29日，民主黨、共和黨與統一黨合并為進步黨，梁被選為理事。袁世凱為了利用進步黨人，于7月31日任命進步黨名譽理事熊希齡為國務總理。袁隨即提出自己的一份內閣名單，由他的親信掌握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大權，只給進步黨以司法、教育、農工商三個閑職。而進步黨則要求組成由他們掌握要職的內閣，梁啟超甚至想要蔡鍔入閣掌軍事，企圖打破袁的限制，遭到袁的堅決反對。梁本人原想就任內閣總理或財政部長，而袁卻認為梁“僅能提筆作文，不能勝任國家重任”，只肯把梁放在無關大局的教育總長閑職上。梁堅辭不就，幾乎使內閣籌組破產。但是此時袁還必須利用進步黨為他效勞，只好作出局部的讓步。經過四十日的討價還價，熊希齡兼任財政總長，梁啟超任司法總長。梁啟超、湯化龍等進步黨人認為，雖未組成純粹的“政黨內閣”，但可在法制上多下功夫，發揮作用。由于進步黨人擔任總理，并占有財政，司法、教育、農工商四席，所以時人還是稱內閣為“進步黨內閣”。進步黨內閣組成后，在梁啟超具體主持下，制定了內閣大政方針，對外求得和平、友好和尊重主權；在內治上以理財為主，整理幣制及金融，簡政減兵，實行軍民分治、考試授官等辦法，發展實業交通，實行“保護主義”及“開放主義”并舉，獎勵私人農工商發展，在政治上實行司法獨立、保護民權等。
1914年參政院開院時，各級議員合影(第二排左八為梁啟超)
1914年2月，袁公布熱河盜寶案，其目的在使熊希齡名聲掃地，促熊下臺。2月12日，袁準熊希齡辭職。梁啟超亦多次要求辭職，承認自己“一介書生”不懂政務，于2月20日獲準，接任幣制局總裁。上任后，立即上書袁世凱，提出幣制改革方案。又發表《幣制條例理由書》《整理濫發貨幣與利用公債》《擬發行國幣匯兌券說帖》《余之幣制金融政策》《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章，整頓租稅、銀行、貨幣及公債。無奈袁世凱對梁啟超精心制訂的幣制改革方案不感興趣。改革計劃成為泡影。于是他從7月開始請辭幣制局總裁，于12月27日獲準離職。辭去幣制局總裁后，他避入清華學校，撰寫《歐洲戰役史論》。
1915年初天津集會前排左起:蔡鍔、王家襄、湯化龍、梁啟超、林長民、陳敬第;后排左起:蹇念益、湯覺頓、籍忠寅、周大烈、陳國祥、黃遠庸、黃群合影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對德國宣戰。1914年8月3日，袁世凱政府宣布對歐戰中立。8日，日本拒絕中國限制戰區的建議，并想進攻山東半島。9月2日，日軍在山東半島北部登陸，奪取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袁世凱政府卻宣布“局外中立”，劃定灘縣以東的地區為交戰區。9月23日，英軍在嶗山登陸，幫助日軍進攻青島，不久占領青島及膠濟鐵路全線。此前，梁啟超幾次去見袁世凱，要求中國對德軍作戰，收回膠州灣租借地，袁世凱卻拒不采納。10月2日，由黎元洪主持參政院十五次會議，梁啟超經蔡鍔、王揖唐等附議，在會上就日本侵占山東問題向總統提出政治質問案，得到了與會愛國人士的一致贊同。10月5日，參政院通過了梁啟超向袁世凱提出的政治質問案，并請向日、英政府提出抗議。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從日本返回中國，繞過外交部長陸征祥，以「回任所拜見大總統」為由，請求與袁世凱直接密談。在密談中，日置益向袁世凱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並要求中國對此絕對保密。梁啟超在天津探悉“二十一條”內容后，奮然通過《京報》《國民報》《亞細亞報》等，接連發表《中日最近交涉評議》《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再警告外交當局》《示威耶挑戰耶？》等文章，猛烈駁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梁啟超對日本痛斥，使其大為恐慌。起初，日本人絡繹不絕地去天津對梁進行收買。梁則嚴詞拒絕。后來，日本報紙大肆造謠，說德國人以金錢運動梁啟超，故梁攻擊日本以袒護德國。梁啟超為此專門寫了《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對日本報紙的無恥造謠誣蔑，進行了有力駁斥。其后，袁克定在北京郊外湯山宴請梁啟超，并請楊度作陪。席間，袁、楊二人“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之意，希望得到梁啟超的贊同，梁啟超則明確表示反對。不過，梁啟超對袁世凱還是仁至義盡，并寫了一封長信，忠言相告說：“誠愿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愿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愿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愿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斬。”1月20日，梁啟超創刊《大中華》雜志並擔任主編。2月12日，梁啟超被袁世凱任命為政治顧問，梁婉言拒絕。袁見拉攏不成，又于3月31日任命梁啟超考察長江各省司法教育事業，逼梁南下，以免阻礙復辟帝制。梁本不想從命，但得妻子李蕙仙獻計，來個金蟬脫殼。梁決定以回鄉為父親祝壽為名，南下上海、廣州等地，準備將反帝制力量聯合起來。
梁啟超從天津乘船南下，4月22日到上海轉船，25日抵香港。廣東宣撫使龍濟光特派兵艦來港迎接，當晚即回到廣州。28日，梁啟超在廣州設宴慶祝父親生日。5月1日，在廣州八和會館開宴并演戲慶壽，全城各界頭面人物，無不前來祝賀，鼓樂徹夜不停，其隆重熱鬧開廣州城之先例。5月3日，梁啟超及其家族親友乘龍濟光派來之兵輪在七只船及軍隊兩百人護送下。浩浩蕩蕩駛向新會縣。到新會時，官紳率軍隊百人及鄉親父老前來相迎。梁啟超衣錦還鄉，轟動新會。茶坑鄉中連續演戲三日，慶壽之余，還去掃墓祭祖。5月9日離開新會，次日返回廣州，梁得知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要求，對袁世凱的希望已最后破滅，準備聯絡各地軍隊打倒袁世凱。梁離開廣州后，經香港，于6月4日到上海。為避袁的注意和懷疑，先到蘇州、杭州、鎮江等地游玩。6月中旬，馮國璋派人告訴梁，帝制正加緊籌備中，梁即奔向南京，與馮共商對策。6月27日，馮、梁二人上京，準備見袁世凱，試探袁的真實意圖，勸阻復辟帝制。袁一口否定想稱帝，繼續隱瞞復辟帝制陰謀。7月6日，袁世凱又任命梁啟超、楊度、嚴復等十數人為憲法起草委員，擺出決心推行憲政的假像。梁啟超明知袁在玩弄，但不揭露不推辭，參加了起草委員會。不久因病請假回天津養病。8月10日，袁世凱的法律顧問美國專家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教授發表《共和與君主論》，表示中國適合君主立憲。8月14日，楊度等人發起籌安會，鼓動恢復帝制。翌日，蔡鍔奔赴天津見梁啟超，當即決定，梁啟超負責撰文，公開反對帝制，蔡鍔則偽裝擁袁稱帝，以圖大舉。22日，梁啟超寫成《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在《大中華》雜志上發表，對袁的行為進行抨擊，並號召四億國民行動起來，共同討伐袁世凱，保衛共和。京、津各報爭相轉載。8月25日，蔡鍔在云南會館將校聯歡會發起軍界請愿改行帝制時，提筆簽了頭名。此后，他經常與妓女小鳳仙終日尋歡作樂，以迷惑特務監視。此后以治病為名，不理政事。11月11日，蔡鍔在梁啟超幫助下秘密離開北京到天津，蔡鍔將梁啟超起草的云南獨立的各種文告交張孝準先行帶到日本。同時，梁啟超、蔡鍔派戴戡由天津直奔香港，派王伯群先去云南，作為蔡鍔的開路先鋒。12月2日夜，在梁啟超精心安排下，蔡鍔改穿日本和服，變換姓名，次日早登上日本運煤船東渡日本橫濱。隨後迅速乘船南下上海、香港，經河內去云南，于12月19日抵達昆明，受到老部下雲南將軍唐繼堯的歡迎。
梁啟超于1915年12月9日，以準備赴美就醫為名，離開天津，取道大連南下至上海，具體籌劃和指揮云南起義。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梁身在大連，當日寫成《上大總統書》，寄予湯覺頓請其轉交袁世凱，力勸袁懸崖勒馬，但未獲回應，梁袁二人終告決裂，梁決心起義，於12月15日離開大連，12月18日抵達上海後，將《上大總統書》作為公開宣言發表于各大報章。12月22日，梁啟超從南京發電報給蔡鍔，促其立即發動起義。12月25日，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在昆明通電全國宣佈雲南獨立，並即組織約二萬人之「護國軍」，分由蔡鍔、李烈鈞、唐繼堯任一、二、三軍總司令；唐繼堯兼任雲南都督府都督。1916年1月25日，梁啟超去信廣西都督陸榮廷，勸其獨立。陸對梁啟超極為敬仰，並回信說“只要梁啟超早上抵達廣西，我陸榮廷當晚即宣布獨立。”梁啟超決定立即奔赴廣西，3月1日，日本駐上海武官青木中將會見梁啟超，梁將出走之困難告青木，請求幫助。青木當即答應。在其幫助下，3月4日，梁啟超與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志先、吳貫因、唐伯珊七人避開袁世凱密探的追蹤，乘日本郵船離開上海。3月7日到香港後兵分幾路，梁偷渡越南海防，3月27日抵廣西。3月15日，陸榮廷宣布廣西獨立，3月22日袁取消帝制，仍居大總統位。3月28日，梁啟超在龍州發電報給陸榮廷，堅持袁世凱下臺和進取廣東的主張。接著又寫了《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后》，將袁世凱偽造民意的所有密電公開在報紙發表，又以中、英兩種文字，刊印成冊，散佈中外。4月6日廣東龍濟光詐獨立，并邀梁啟超、陸榮廷派代表去廣州談判。陸榮廷認為繼續進攻必給廣東人民帶來災難，建議對龍采取妥協辦法，促龍真正反袁，使兩廣聯合起來，共同北伐。梁啟超接受建議，并即派湯覺頓代表廣西去廣州談判。4月12日，龍在海珠島水上警署邀請各界代表，召開廣東獨立善後問題會議，會議中，當談及軍隊改編問題時，發生嚴重爭執，龍的警衛軍統領顏啟漢和袁世凱在粵代表蔡乃煌突然開槍，將護國軍代表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等當場擊斃，史稱海珠慘案。湯、譚、王被殺，梁啟超萬分傷心。為此寫了《祭海珠三烈文》，以寄托哀思。海珠慘案后，各地民軍繼續進軍，要求殺掉龍濟光或者趕出廣東。梁啟超、陸榮廷率桂軍一萬人東進，與龍軍決戰。4月19日，龍濟光親赴肇慶，與梁、陸會談，答應其提出的條件，被迫處決了蔡乃煌。5月5日，梁啟超在李根源、張鳴岐、黃孟曦陪同下去廣州觀音山，說服龍起兵反袁，毫無結果，但也爭得龍濟光同意組織軍務院的事。5月8日，在梁啟超的一手籌劃下，經與各方面聯絡協商，在廣東肇慶成立對抗北洋政府的護國軍政府軍務院，遙尊黎元洪為大總統。梁啟超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
軍務院在肇慶之主干合影。自右至左：高爾登、李耀漢、李烈鈞、梁啟超、岑春煊、譚浩明、莫榮新、蔣方震、李根源、林虎
5月15日梁離開肇慶，經廣州、香港，于22日到上海，并作為軍務院及南方獨立各省代表，奔赴南京，與馮國璋商討逼袁下臺問題，成為南京會議的幕后參與者。期間，梁啟超隨時將會議情況通報給云南、貴州前線及軍務院，要求桂、粵大軍繼續猛進，決不因談判而稍事放松。當梁得知父親去世消息后，辭去軍務院的職務，抵香港探親辦理父親喪事，閉門居喪，聲稱不聞國事。6月6日袁世凱因病去世，黎元洪繼任總統。6月10日，梁啟超急電總統，請命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又致電獨立各省支持段祺瑞出來收拾北方政局，主張恢復臨時約法，召開國會，懲辦帝制禍首及停止內戰，實現南北和解。不久，孫中山、黃興、蔡鍔等都提出同樣要求。梁啟超雖稱處于守孝退隱之中不問政治，但不能袖手旁觀。6月30日，段祺瑞內閣組成，梁啟超致電獨立各省都督、各總司令，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護危局，非彼莫屬”，望大力支持。認為在段祺瑞領導下，“我國之共和政治必日趨鞏固”在梁的催促下，唐繼堯、岑春煊等于7月15日宣布撤銷護國軍軍務院。至此，護國戰爭宣布正式結束。梁啟超等人將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段祺瑞，把實現民主共和的幻想寄托在軍閥身上。
此后，梁啟超、湯化龍、林長民、王家襄等人組織的憲法研究會於1916年9月13日成立，從理論上去研究民主憲政，這一派人后來被稱作“研究系”。11月8日，蔡鍔病逝，梁到上海辦理其喪事。為調解府院之爭，1917年1月6日，梁從上海入京，向段建議對德宣戰和中國出兵歐洲的問題，12日回到天津寓所。4月25日，為了實行對德「宣戰」，段祺瑞聯絡各省督軍，在京召開「督軍團」會議，對國會施加壓力。為了說明參戰的必要和解除群眾對參戰的各種顧慮，梁啟超于5月8日發表《外交方針質言》，促使各方面同意參戰，振奮中國之人心。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職務。段憤然離京去天津，發表通電不承認黎的免職令，并策動各省獨立，武裝推倒黎元洪。此時，黎電請梁啟超出面幫助，梁以“與世暫絕”為由，拒絕調停。于是，黎電請督軍團團長張勛出面調停，段欲利用張勳對付黎元洪而支持入京。但張勛心懷鬼胎，于6月14日聯合康有為入京趕走黎元洪，並于7月1日擁宣統皇帝重新復位，史稱「張勳復辟」。當晚，梁啟超得知張勛復辟，立即請段起兵討賊，段見黎元洪被趕下臺，立即與梁啟超籌劃組織討逆軍，并任命梁啟超、湯化龍等人為討逆軍參贊。梁啟超立即致電各省將軍及各報館，反對張勛復辟的電文3日刊載于天津《大公報》，指出此次復辟一定成不了大氣候。4日，梁啟超跟隨段於天津馬廠誓師討張，段宣讀梁啟超起草的《代段祺瑞討張勛復辟通電》，號召將軍都督努力同心，保衛民國。11日，討逆軍攻入北京，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康梁師生關係破裂。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啟超任財政總長。段廢止了1913年選出的國會，7月18日，梁啟超、湯化龍等人根據段祺瑞的意圖組織臨時參議院，進步黨人試圖通過改造國會進而控制國會，但梁啟超拒絕召開舊國會的主張。8月24日，梁啟超代為起草的段祺瑞國務院征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發表后，孫中山及部分南方軍閥不承認解散國會。8月25日，部分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發動護法運動。8、9月間，梁與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簽訂續善后借款1000萬日元合同，計劃用于實業建設，結果大都被段祺瑞挪用作內戰經費，使梁啟超有苦難言。11月15日，段用兵在川、湘都遭遇失敗，呈請辭職。梁啟超認為目前政局日趨危險，財政前途日趨窘困，便也乘機提出辭呈。11月30日，梁啟超和其他“研究系”總長一齊離開內閣。梁啟超沉痛而深刻地指出：“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政治黑暗混亂，中華民國僅存招牌而已。”
1916年8月15日，進步黨首領梁啟超、林長民等人創辦「研究系」的機關報《晨鐘報》。李大釗任總編，不久辭去。1918年9月，因刊載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封閉。同年12月，報章改名為《晨報》後重新出版。該報及其副刊《晨報副刊》以新文化為主要宗旨，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極大，李大釗、蔡元培、魯迅、陳獨秀、瞿秋白、胡適、耿濟之、冰心等名流都曾為其主筆。李大釗在該報相繼發表《戰后之世界潮流》《勞動教育問題》《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現在與將來》《“五一節”雜感》等，從而使《晨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它和《新青年》一起，極大地促進了知識分子新的覺醒，促進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1918年11月，一戰結束，中國為戰勝國之一。1919年1月，協約國集團為締結和約，召開巴黎和會，中國政府派陸宗祥等出席。為了將國內人民組織起來聲援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梁啟超、林長民向徐世昌總統建議，在總統府成立巴黎和會外交委員會，總統顧問林長民勸徐世昌請梁啟超赴歐洲，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與各國著名人士聯絡，進行會外活動。12月29日，梁啟超與蔣方震、張君勱、劉崇杰、丁文江、徐新六、楊維新等人乘船離開上海。1919年2月18日抵達巴黎，梁無一刻安眠，疾書《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翻譯為英文、法文，廣為散發，表示中國人對和會的希望。又在新聞發布會上演說，針鋒相對地指出：“若有另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給日本侵略者當頭一擊。梁在巴黎頻繁進行外交活動，先后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及與會各國政府的代表、黨派領袖、社會名流，爭取支持力量。
1919年，中國歐洲考察團在巴黎的合影。左二為蔣百里、左三為梁啟超、左四為張君勱。左一應為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五人代表團之一的劉崇傑.
3月中旬，梁致電外交委員會汪大燮、林長民講述段棋瑞政府與日本訂立密約，承認日本為合法繼承山東主權。汪、林等人得知消息後，十分氣憤，愈感監督政府之必要，立即組織國民外交協會，邀請張謇、王寵惠，熊希齡等名流參加，推張謇為會長，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做后盾。4月8日，協會委托梁啟超為該會代表，向巴黎和會請愿，力爭山東主權。4月24日，梁急電國民外交協會，嚴責政府，萬勿簽字。4月29日，英、美、法三國作出決定，同意將德國在青島及山東的所有權利讓與日本。5月1日，上海《大陸報》刊載中國外交失敗消息。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汪大燮與蔡元培商議，決定發動北京大學學生游行示威，阻止政府簽約。5月3日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決定5月4日游行示威。翌日，五四運動在北京迅速爆發。
在五四運動的熱潮中，北洋政府親日派秘密向巴黎發出簽字訓令，陸征祥亦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出，舉國同憤，林長民急忙密電梁啟超，請梁將政府準備簽字的消息告知巴黎中國留學生，并阻止簽字。6月28日，留學生及中國工人包圍了中國代表團住宅，警告中國代表，“如敢出門，當撲殺之。”陸征祥等不敢離開寓所半步，只好被迫發表聲明拒簽和約。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沒有達到目的，野心不死。1920年1月19日，又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山東善后問題，要求與中國直接交涉，立即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梁啟超于3月5日從歐洲回到上海，當即發表演說，堅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19日到北京，立即要求政府釋放因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23日，《申報》發表梁啟超關于山東問題的講話，指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實際上是中國的勝利，必須抱定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的決心。在梁啟超的疾呼下，堅定了中國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場。1922年2月4日，中日在華盛頓會議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收回了青島及山東的權利。
梁啟超的歐洲諸國之行，了解到一戰后西方社會的變化，思想又發生重大轉變。回國後，決定棄政從教，撰寫《歐遊心影錄》。1920年4月4日，梁在北京組織共學社，其宗旨為“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9月，成立講學社，相繼聘請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印度文學家泰戈爾來華講學。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的國家社會主義、杜里舒的反機械論唯心主義、泰戈爾的痛斥西方文化思想沉淪等，對梁啟超、張君勱、張文英等人影響很深，對中國文化學術界的影響也很大。同時共學社又大量翻譯出版西方名著，印行叢書，計分時代、教育、經濟、文化、科學、哲學、史學、俄羅斯文學等百余種。既介紹了馬克思社會主義及經濟學說，也介紹了基爾特社會主義，還介紹了大批反映俄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及戲劇，對中國新文化的繁榮起了巨大推動作用。梁啟超又為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所作的序，寫成之後，序的篇幅和蔣方震書相當，於是以《清代學術概論》為題，單獨成書。
1921年雙十節期間，梁啟超在天津南開大學主講中國文化史，天津各校師生旁聽者眾多，在南開大學的授課內容被整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同年，其在京、津各所學校先後七次講演。1922年，梁啟超擬在南開大學設立東方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學，這一想法得到嚴修、張伯苓的支持，但響應者寥寥，最終作罷。同年，梁在國立東南大學，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12月底，梁確診患有心臟病。此後數年，梁啟超先後赴濟南、上海、蘇州、南京、長沙、武昌、開封等地巡迴講學，身體狀況每況越下。1923年3月，著成《陶淵明》一書。6月，曹錕派軍警恐嚇逼走黎元洪，準備用重金賄賂國會議員當選為總統。梁去信勸其放棄，但不成功。1924年，梁啟超又將其講課之講義16章，包括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影響，陽明學、經學、史學、程朱學派，王寅旭、梅定九之歷學、算學，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等，合編出版，名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計25萬余字。對《清代學術概論》作了重要的補充，涉及范圍更為廣泛，更全面地論述了清代學術史。9月13日中秋節，夫人李蕙仙因乳腺癌病逝。
晚年梁啟超像
1925年五卅慘案後，梁啟超一改不問政治的聲明，即與朱啟鈐、李士偉、顧維鈞、范源濂、張國淦、董顯光、丁文江等聯合發表《天津宣言》，要求停止屠殺，懲辦兇手。并連續發表文章《為滬案敬告歐美朋友》《對歐美友邦之宣言》《致羅素電》《談判與宣戰》《致段執政書》《我們應該怎樣應付上海慘案事件》《滬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趕緊組織‘會審兇手’的機關啊》《答北京大學教職員》等。號召舉行大罷工，全力對準“上海英捕房”，要求懲兇、賠償、道歉，進而收回租界，撤退領事裁判權等等。是年秋，梁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并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1926年2月，梁啟超忽患便血病，中醫無效。后入協和醫院治療，3月，內科醫生會診多次，建議割除帶有黑點的右腎，轉交外科的劉瑞恆醫生進行手術，術后協和發現便血減少但無法根治。社會輿論認為梁白挨一刀，指責醫生誤診，引發中西醫的大戰，對協和醫院壓力很大。梁啟超考慮中國西醫尚未發達，在1926年6月2日的《晨報副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試圖平息各界對西醫的不信任：“協和這回對于我的病，實在很用心。各位醫生經過多次討論，異常鄭重”。
1926年3月割除右腎後，協和解剖此腎發現如櫻桃般的黑點，是血管硬化，但不是癌癥。在《梁思成與林徽因》（費慰梅著，1994年于美國出版）以及《梁思成》（梁思成的續弦夫人林洙著）等書籍文獻及報道中，有一說法稱當時主刀的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錯割另一側健康腎臟。2006年協和醫院舉辦病案展覽，公開梁啟超病，指傳言不實。
兩年后11月28日，他再入協和醫院治療，專注痔瘡治療，每天喝兩杯瀉油，灌足十日，致胃口轉差。而梁啟超又自作主張，因為胃口不開，就亂吃了幾頓，弄得腸胃一塌糊涂，以致連日高燒不降。經檢查，發現肺部及左肋之間有毒菌，但病因仍不明確，命在垂危，後又拔牙七顆，病情依舊。后發現是念珠真菌病為患肺與氣管，與腎病無關，梁病例有上醫學學刊，是中國發現的第一個念珠真菌病例。 梁思成等寫的訃告“梁啟超得病逝世經過”：
耿痰化驗，則無癆菌，而有一「末乃厲」菌 Monelli 極多，復由左脅腫處取出膿血化驗，結果亦同，以膿血注入小動物體中，亦內部潰爛出血。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于北京協和醫院去世，終年57歲。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梁舉行追悼會，場面隆重。
他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余萬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歐游歸來之后，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指導范圍“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
梁任公、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梁任甫、梁卓如、梁宏猷、雙濤閣主、愛國者、哀時客、新民叢報記者、社員、吉田晉、(柏原文太郎)、檀山旅客、蓮菂園主、適時務者、兼士、軼賜、滄江、賃廬、遠公、孟遠、憲民、逸史氏、外史氏、新史氏、庸言子、新民子、知新子、中國少年、中國之新民、少年中國之少年、自由齋主人、如晦庵主人、梁新會
據考證梁啟超最早提出中華民族這一概念，被認為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奠基人之一。他堅決反對極端主義和促進自由主義的改良。同時，梁啟超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在諸多領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學術貢獻。
梁啟超不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改革家，同時也是新聞史上重要人物，對中國早期報刊政論文有巨大貢獻。從事報刊活動27年，一生創辦領導報刊17種，被譽為“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開創時務文體(白話文)，中國早期新聞學者戈公振在《新聞學撮要》中評價：“我國報館之崛起，一切思想的發達，皆由(梁啟超)先生啟其端”。
梁認為報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其兩大天職是“監督政府”“向導國民”。其辦報四大原則：“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報道確而速”。健全輿論五本：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制；宣傳藝術：浸潤法、煽情法。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魏源《海國圖志》(1843年1月份(五十卷第一版)已印刷)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典出《莊子*內篇*逍遙游》，意為毫不起眼的東西在不同的境況下有很大的用途）。正是1851年《海國圖志》(壹百卷版)在日本的出現，為日本維新變革人士擦亮了眼睛。當時著名的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在讀到《海國圖志》“以夷制夷”的主張后，不禁拍案感慨：“嗚呼！我和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導下，佐久間象山在思想上實現了從排斥西方人到發展與西方的關系的重大變化，他主張從全球的形勢出發思考日本的方略。一時之間，日本各個階層的人開始爭相借閱，很快就出現多達二十幾種的《海國圖志》手抄本，風靡全日本。人們意識到日本面臨著重蹈中國鴉片戰爭覆轍的危險，各界深感不安。相比之下，大清各個階層并沒有這種意識。
另一位維新志士橫井小楠，也是在讀了《海國圖志》后得到了啟發，與佐久間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開國論”的思想。他們在吸收歸納《海國圖志》的精髓后指出，日本發展之路必是“東洋道德與西洋技術的結合”。唯有做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不僅要發展本國的工業，開展對等的對外貿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
梁啟超說：「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托拉斯者，原語為trust，譯言『信』也....，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托少數之人，為眾用信用者，故得是名。」是信，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托少數之人為眾所信用者。”也就是說，由少數有信用的人來經營企業。什么是信用？就是信托責任。他認為當時的股市缺乏信托責任。
宣統二年，梁啟超寫了一篇文章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而有力的法治國家才能生存。而中國，不知法治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責任心強的國民才能夠成功。其實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中國就有公司法，當時叫做《公司律》。律文魯莽、滅裂、沒有什么價值。就算律文完善，也不會實行。梁啟超認為，英國人之所以以商業雄踞天下，就是因為信托責任。其靈魂與美國1929年股市崩盤之后，在1934年所擬定的《證券交易法》的精神是相同的。
1922年，瘋狂的股票交易熱潮終于落下了帷幕。難以維系的交易所紛紛破產，最終存活下來的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托公司也只剩下兩家。梁啟超稱之為股市氣泡，謂其張至極大時，即將散之時也。
他當時給出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說康熙五十六年，當時英國股票市場搞得很興盛，股票價格漲了好多倍，他說你知道當時有誰在炒股嗎？艾薩克·牛頓。牛頓炒股是怎么炒的呢？牛頓寫信給他的朋友，請朋友代他買股票。結果買到以后這家公司就倒閉了。因此梁啟超說，把這封牛頓寫給朋友委托代買股票的信，“藏之于國家大書樓，視為鴻寶，以為商務中人戒”。
中華書局1989年版《飲冰室合集》將原四十冊合訂為十二冊的影印本
*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下冊），下河邊半五郎編，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出版，1902年。（最早的文類編）
* 《清代學術概論》梁啟超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全四十冊）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出版；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合訂為12冊ISBN 7-101-00475-X/K
* 朱維錚編校《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 夏曉虹編校《〈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飲冰」一詞源於《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內心之憂慮。當年，梁啟超受光緒皇帝之命，變法維新，臨危受命，如何解其「內熱」？唯有「飲冰」方能得解。
查「飲冰」一詞，語出《莊子?人間世》。曰：「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其意是爲人臣子，受命於君，恐怕德行未足，難以成事，或事後無法全身而退，因此心焦如焚，欲飲冰以解內熱。當年梁啟超受命於光緒及康有爲，圖變法維新。後來滿清立憲失敗，梁自號「飲冰室主人」，以示「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之慨。
*祖父梁維清（1815年－1892年），號鏡泉，清末秀才。
*祖母黎氏（1817年－1873年），系廣西提督、武探花黎大剛之女。
*父梁寶瑛（1849年－1916年），號蓮澗，清末秀才，因屢試不第，在鄉教書。
*母趙氏（1852年－1887年），三江人。
由左至右依次為：梁思寧、梁思睿、梁思禮和梁思達，1934年攝于天津飲冰室（天津梁啟超舊居）前。
*妻子：李氏蕙仙，李朝儀之季女，因為哥哥李端棻賞識梁啟超之才，許配梁為妻。生梁思順、梁思成、梁思莊。
*通房丫鬟：王氏桂荃 (王來喜)，因為梁啟超堅持一夫一妻制，終身未獲得任何名分，也沒有任何婚姻關系，梁稱其“王姑娘”。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梁思禮。
梁啟超共有15個子女，9個成年。他們中的許多人后來都成為杰出的人才。
* 長女：梁思順（令嫻，1893年4月14日－1966年），詩詞研究專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 長子：未有名（1897年秋），出世一個月夭折。
* 次子：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生於日本東京，著名建筑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中國科學院院士；其妻為林徽因。
* 三子：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 四子：梁思忠（1907年8月6日－1932年），留學先后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中，駐防上海任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因腹膜炎誤醫身亡。
* 梁思莊（1908年－1986年），三女，著名圖書館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 梁思達（1912年12月16日－2001年），五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 梁思懿（1914年12月13日－1988年），五女，從事社會活動，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 梁思寧（1916年10月30日－2006年），六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
* 梁思均（1916年12月6日－？），六子，早喪。
* 梁思廣（1919年12月2日－？），七子，早喪。
* 梁思禮（1924年8月24日－2016年4月14日），八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 梁思同（1926年9月－1927年3月），九子，出世6月夭折。
長孫女：梁再冰，梁思成女，新華社記者，駐外工作多年。
長孫：梁從誡，梁思成子，致力環保，創自然之友協會。
位于廣東新會的梁啟超故居
位于北京植物園的梁啟超墓
在廣東新會和天津都保存有梁啟超的故居并建有梁啟超紀念館。
廣東新會的梁啟超故居位于廣東新會會城鎮茶坑鄉，這里是梁啟超的誕生地。該故居建于清朝光緒年間，為一座青磚平房，占地面積155平方米。故居于1989年被定為廣東省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故居擴建為“梁啟超紀念館”。紀念館由莫伯治設計，主體為一座兩層中西合璧風格建筑，前部分為具有歐陸風格的白色拱型設計，后部分是嶺南風格的仿古建筑，建筑面積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還豎有梁啟超銅像，由林敦厚父子設計。紀念館內有梁啟超生平事跡展。
天津的梁啟超故居位于原天津意租界內（今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毗鄰的還有位于河北路46號的梁啟超書齋——“飲冰室”。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啟超購買空地所建。故居建于1914年，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筑面積1121平方米；飲冰室建于1924年，為淺灰色兩層洋樓，由意大利建筑師白羅尼歐設計，建筑面積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于2003年將故居和飲冰室擴建為梁啟超紀念館。紀念館以故居作為展室，展示梁啟超生平事跡。書齋“飲冰室”做為復原陳列，再現了梁啟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環境。
梁啟超墓今位于北京植物園東環路東北的銀杏松柏區內。墓地總面積1.8公頃，東西分為墓園和附屬林地兩部分。先是在1924年由梁啟超選址，時正室李蕙仙病重（是年9月去世）。墓園1925年8月破土。梁啟超在1929年1月19日病逝，在此與妻子合葬。墓園由梁啟超之長子建筑學家梁思成設計，在1931年竣工。解放前，兒子梁思忠在此下葬。文革時，此帶是軍事管制區，墓園幸免被破壞。女兒梁思莊與其他家族成員也葬于此。在梁思順和梁思成都去世后，梁啟超的通房丫鬟王桂荃也被其親生子女葬在此處。1978年2月24日梁啟超還在世的子女梁思莊、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梁思禮將墓地全部無償轉交給北京植物園。
*毛澤東早年讀書時期非常崇拜梁啟超，并且模仿他的白話文寫作。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1958年4月8日，毛澤東在武昌與吳冷西、田家英的談話中評價梁啟超說：“梁啟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 變法通議 》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梁啟超是在兩次赴京考試落第之后，才同康有為、譚嗣同等一起搞“公車上書”的。“戊戌變法”后，流亡日本辦《清議報》。其后即逐漸失去革新鋒芒，成為頑固的保皇派，擁護君主立憲，反對民主共和。
梁啟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他以高尚的個人情操，淵博的學術，博愛的社會革命活動受到了國內外人士的高度評價。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則評價他是“中國精神之父”。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稱他是“中國珍貴的靈魂”。
*黃遵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于此者矣。
*嚴復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后，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蔡鍔評價他老師:"鍔追隨(梁啟超)先生有年，覺其德行之堅潔，學術之淵博，持義之穩健，愛國之真摯，環顧海內，實惟先生一人。"
梁啟超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時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并不是李大釗，而是梁啟超先生。早在1902年10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說：“麥喀士(馬克思)，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又說：“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采)之個人主義。馬克思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優。”1916年8月，李大釗是在梁啟超創辦的《晨報》供職期間受他的影響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提倡共產主義。
后來，他擁護袁世凱當總統和段祺瑞執政，但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歐戰結束后出國遊歐，回國后即退出政壇，專心著作和講學。有人說梁啟超寫評論往往態度不嚴肅；說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于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則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于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有時寫文章，尤其是政論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梁啟超那個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喜歡把數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但做新聞工作既要知識廣博，又要避免膚淺，這不容易做到，因而梁一邊要努力學習一邊系統總結才做到。梁啟超創辦《時務報》開始確實很辛苦，他自己寫評論，又要修改別人來稿，全部編排工作和復枝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承擔。后來才增加到七八個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廣東人。”
*1929年1月梁啟超病逝，章太炎撰送挽聯致哀。
進退上下，式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復深心姑屈己；
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賴斯人 。
上聯對于逝者一生事業作出具體的評價。進退上下，指梁啟超在仕途中的沉浮曲折，前半生躋身政治和后半生講學著述。式躍在淵，式，語助詞。《詩·大雅·旱麓》：“鳶飛唳天，魚躍于淵。”謂梁啟超在政治舞臺上猶如魚在深淵躍動一樣，進退自如，成就不凡。以師長責言，1916年張勛復辟時，梁啟超與其師康有為產生政見分歧。康與張勛輔佐溥儀復辟，梁則協助段祺瑞誓師討逆，康因此而將其逐出師門，并致書大加抨擊。匡復深心，匡復將傾之國家，使之恢復原樣。亦即為了達到恢復共和制度之目的，有時寧可委屈自己。他與康有為盡管政見分歧，可對老師的態度，卻始終尊敬如一。
下聯言逝者雖然政治態度多變，但在反對帝制復辟斗爭中做出了重大貢獻。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語出《莊子·齊物論》：“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原謂許多極端相反的東西，如一根小草莖與一根柱子，一個丑女和一個美女，這大小美丑本來是非常矛盾的，但從道的觀點看來，又是統一的。此指梁啟超在近代一些歷史事件中，觀點與立場多變，但變的結果是變到“共和”這一方面來了。逮，及至。梟雄僭（jiàn）制，兇狠專橫之人以不正當手段謀取政權，此指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而言。這些亂世之梟雄，都曾上臺表演一番。結句謂再造共和制度依賴此人。此語雖不無一定的道理，卻又明顯屬于溢美之詞。
此聯對于梁啟超一生的評價，總體把握分寸較好。重點在于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中，為再造共和建立奇功；又肯定他后來在反對張勛復辟的斗爭中所達具匡復漢室的決心深義。
*楊杏佛的挽聯是“文開白話先河，自有勛勞垂學史；政似青苗一派，終憐憑藉誤英雄。”
*胡適對梁啟超崇敬之至，他曾講：“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文)、黃(興)，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啟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毛澤東每當在《新民叢報》上看到梁啟超的文章，都要反復地閱讀。
胡適的挽聯是“文字收功，神州革命；平生自許，中國新民。”;趨之，“中國新民，平生宏許;神州革命，文字奇功。”
正是因為梁啟超在當時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在他逝世后，天津、上海都舉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紛紛著文悼念。
*陳少白也是承認的——“救國才是他的宗旨”。
*蔡元培言：“保障共和，應與松坡(蔡鍔)同不朽！”
*郭沫若：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沖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梁漱溟曾這么表達自己對梁啟超學問的佩服，“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于外，傳達給人。他對于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啟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鏟除，所以要破壞。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啟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
*蕭公權：“綜其一生，悉于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于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云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梁啟超以“善變”聞名于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并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鄭振鐸說：“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于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于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常燕生發論：“在整理國學方面，梁(啟超)先生的功力、成績未必勝于王國維、陳垣諸人，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面講，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里，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于學者。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抵不住一個梁啟超的死亡的損失。”
*吳其昌：文體的改革，是梁啟超最偉大的功績，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
*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們還能看到周恩來抄寫的梁啟超的詩—--—“世界無窮愿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可見梁啟超在當時的影響力。梁啟超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
*魯迅在1925年發表《語絲》的《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上寫道：“京師圖書館”將要擴張，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啟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 魯迅又在1927年9月25日致臺靜農信中：“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小約翰》爲荷蘭作家 Frederik van Eeden 所著的《De Kleine Johannes》。）
*譚嗣同說：不有生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后起。康梁就去圖將來了。
* 《蔡鍔與小鳳仙》：2009年香港無綫電視劇，江漢飾演
* 《走向共和》：2003年大陸電視劇，張洪睿飾演
* 《人間四月天》：1999年大陸、臺灣兩地合拍電視劇，郎雄飾演
* 《滿清十三皇朝》：1992年亞洲電視劇，李岡飾演
*《建黨偉業》：2011年大陸電影，張家輝飾演
*《戊戌風云》：又名《帝妃愛情》，1997年大陸電視劇，許正廷飾演
*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著，劉偉 等 譯：《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 張灝 著，崔志海 等 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 黃克武：《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
* 狹間直樹 編：《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 鄭匡民：《梁啟超啟蒙思想的東學背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賴建誠：《 梁啟超的經濟面向 》
*賴建誠：〈 梁啟超論墨子的經濟見解 〉。
* 楊貞德：〈 自由與限制──梁啟超思想中的個人、禮與法 〉
* 楊貞德：〈 自由與自治 梁啟超政治思想中的「個人」 〉
* 汪榮祖：〈 梁啟超新史學試論 〉。
* 黃克武：〈 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 〉
* 黃克武：〈 梁啟超的學術思想：以墨子學為中心之分析 〉
* 黃克武：〈 梁啟超與康德 〉
*黃克武：〈 梁啟超與儒家傳統：以清末王學為中心之考察 〉。
*黃克武：〈 如何評估梁啟超的思想？——回應賴建誠教授 〉。
*黃克武：〈 魂歸何處？：梁啟超與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的再思考 〉。
*羅志田：〈 天下與世界：清末士人關于人類社會認知的轉變——側重梁啟超的觀念 〉。
*關詩珮：〈 移植新小說觀念：坪內逍遙與梁啟超 〉。
*狹間直樹：〈 梁啟超對“國家”認知的心路歷程 〉。
*狹間直樹：〈 關于梁啟超稱頌“王學”問題 〉。
*川尻文彥：〈 梁啟超的政治學——以明治日本的國家學和伯倫知理的受容為中心 〉。
*川尻文彥：〈 “自由”與“功利”——以梁啟超的“功利主義”為中心 〉。
*木山愛莉：〈 梁啟超的《新民說》—如何評價〈論私德〉— 〉。
* 朱鴻林：〈 梁啟超與《節本明儒學案》 〉。
* 王銘銘： 〈文化史，從梁啟超那裏「再出發」〉 （2010）
* 廖就勝《 梁啟超生平活動大事記》
* 鄭世興： 天津梁啟超紀念堂
*  康有為與梁啟超之間的恩恩怨怨
* 陳子明： 梁啟超與五四運動
王震，字余開，曾用名正林、建成，綽號王胡子，湖南瀏陽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的前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上將，因在新疆剛直果斷的處理少數民族問題的風格，被新疆人稱為“王胡子”。
王震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中國工農紅軍湘東獨立一師團政委、組建湘贛根據地，擔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率部長征。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八路軍120師359旅旅長兼政委，組織南泥灣開墾。隨后率領八路軍南下支隊，但未能立足，部隊改為與新四軍會師。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配合李先念部進行中原突圍。此后擔任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第一野戰軍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參加指揮延安戰役、青化砭戰役、羊馬河戰役、蟠龍戰役、呂梁戰役、汾孝戰役、陜中戰役、扶眉戰役等，并占領陜西、青海、新疆等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王震長期主政新疆，并組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后進行北大荒開墾，期間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墾部部長。文化大革命后期，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支持鄧小平復出以及改革開放政策，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中央軍委常委、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顧委副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等職務。他也是鄧小平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王震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少數人制造出來，目的是推翻中共，支持武力鎮壓。
王震是湖南省瀏陽縣馬跪橋村（今馬戰村）人。14歲時，王震因家中貧困到長沙成為工人。1927年加入共青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粵漢鐵路長岳段工會糾察隊中隊長、湘鄂贛邊區赤衛隊支隊長兼政委，中國工農紅軍湘東獨立一師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兼第八軍代政委，隨后與張云逸率領的紅七軍會合，參與領導湘贛根據地反圍剿戰役，配合紅一方面軍作戰。1932年部隊改編，王震擔任紅八軍兼獨立第一師政治委員，在茶陵作戰時負傷。
1935年11月29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的幹部在長征至湖南新化合影。前排左起：周仁杰（紅十六師師長）、李銓（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長）、王震（軍團政委）、夏曦（軍團政治部主任）、蕭克（軍團長）。
1933年，王震擔任湘贛軍區代司令員，參與開辟湘鄂川黔根據地；在出席中華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王震因反對李德、博古的進攻方略，被派遣去蘇聯學習，經毛澤東挽留，繼續回到湘贛地區，與任弼時繼續與國軍作戰。1934年8月7日，王震與任弼時、蕭克率部從津洞地區出發，開始西征。紅六軍團通過游擊戰術，從湖南轉戰廣西，并在貴州印江縣木黃與賀龍率領的紅三軍會師，并整編紅二軍團、紅六軍團，王震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1935年，紅二、六軍團在陳家河與國民革命軍陳耀漢部交戰，王震再度負傷。同年11月，部隊決定長征。1936年，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紅二、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合并組成紅二方面軍，王震仍任紅六軍團政治委員。隨后部隊北上，長征結束。
1942年，朱德(右三)、賀龍(右四)在王震(右二)陪同下，視察南泥灣
抗日戰爭時期，紅六軍團改編為八路軍120師359旅，王震先后擔任副旅長、旅長兼政委，轉戰晉綏、晉察冀、冀中地區，指揮或參加了三交鎮戰斗、收復晉西北七城之戰、下薛孤村戰斗、馬蘭莊戰斗、廣靈靈丘阻擊戰、邵家莊伏擊戰、齊會戰斗、上下細腰澗戰斗、作新莊戰斗、陳莊戰斗、百團大戰等。其中，邵家莊?擊戰擊傷日軍獨立第2混成旅團旅團長常岡寬治少將。在陳莊戰斗中，日軍獨立第8混成旅團旅團長水原義重被八路軍擊成重傷。由于359旅戰績卓著，八路軍總部和邊區政府分別授予359旅"模范黨軍"、"百戰百勝的鐵軍"稱號。
1939年年底，率部返回陜西休整，駐扎綏德地區，兼任綏德警備司令，保衛黃河河防，并消除國民黨在綏德地區的影響。1940年，359旅一部參與百團大戰。1941年，率部屯墾南泥灣，舒緩當時的糧草不足問題，被中共作為自給自足的成功經驗加以宣傳。王震被毛澤東題詞"有創造精神"，被邊區選為勞動英雄，第359旅被西北局譽為“發展經濟的前鋒”。1942年，兼任中共延安地委書記、延安軍分區司令員、衛戍區司令員。
1944年10月，日軍在“一號作戰”中擊潰國民革命軍，于是王震受命率359旅主力組成“國民革命軍第18集團軍第1游擊支隊”（八路軍南下支隊），進軍湘粵贛。1945年1月與李先念的新四軍第5師會師，之后再次南下并渡江成功，抵達湖南平江、瀏陽地區，改稱“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1945年6月，部隊繼續向南挺進，到達湖南中部地區時日軍投降，使得蔣介石得以調集薛岳部隊圍攻此路孤軍。王震前進至廣東南雄地區后，原計劃與東江縱隊匯合的方案被打破，不得北返與新四軍第5師、王樹聲的河南軍區部隊會合，他兼任中原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
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王震與李先念率領一部中原軍區部隊向陜南突圍，即中原突圍，部隊在豫陜交界處遭遇胡宗南、劉峙的十個整裝師包圍，此后歷經數次突圍，1946年9月，359旅返回陜北，此次南下支隊行程長達兩萬余里，被毛澤東稱為“第二次長征”。隨后，王震前往呂梁地區休整，擔任晉綏軍區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46年年底，配合陳賡發動呂梁戰役、汾孝戰役。1947年3月，率部西渡黃河，參與保衛延安的戰爭。
王震此后任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參加了延安戰役和青化砭戰役、羊馬河戰役、蟠龍戰役、沙家店戰役等。1947年12月，援助徐向前的運城戰役。1948年，參與宜川戰役、澄合戰役、荔北戰役、西北冬季戰役。在宜川瓦子街戰斗中，二縱由南向北擔任主攻之一，殲滅國軍劉戡部兩萬余人。隨后的圍攻洛川戰役中，王震突發胃出血而未能參戰。冬季攻勢永豐鎮戰斗中，王震直接指揮二縱殲滅國軍一萬余人，俘虜國軍76軍軍長李日基。
1949年，王震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軍長兼政治委員，6月升任第一兵團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率部參加陜中戰役，攻占西安。隨后參與組織指揮扶眉戰役，率領第一兵團擊敗胡宗南部四個軍部隊。此后第一野戰軍繼續向西推進，王震率第1兵團分作為西路，經通渭、天水、寶雞、臨洮，直取臨夏，再經青海，擊潰馬家軍，占領西寧、張掖，向新疆進軍。
新疆石河子市軍墾博物館前的王震雕像
1949年底，王震率部攻占玉門關，新疆地區國軍倒戈。1950年1月，第一野戰軍占領全部新疆。此前，王震就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新疆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新疆軍區代司令員兼政委。1954年，王震后在新疆成立生產建設兵團從事開墾與屯田。此後，雖然王震離職，但這一生產建設兵團制度被沿襲下來。1952年，由於被毛澤東批評他與時任新疆分局常委兼宣傳部長的鄧力群在新疆的民族、宗教問題政策左傾，被撤銷分局書記職務，1954年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鐵道兵司令員，4月兼政治委員。
1954年10月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5年王震開始在黑龍江建立軍墾農場，主持開墾北大荒等拓荒事業。1955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軍銜，並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5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農墾部部長。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衝擊，但得毛澤東力保。1975年1月四屆人大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1975年2月增補為中央軍委常委。但對“文化大革命”持不同意見，並多次要求鄧小平復出。
鄧小平主政后，王震因與其關系密切而成為其政府成員。王震支持中國經濟改革，但是在政治方面屬于強硬的保守派。他和鄧因共同反對激進政治改革而更為親密。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兼任上海交通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82年4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6月增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1987年卸任。
1987年，胡耀邦被迫辭職后，鄧小平提議由趙紫陽代理總書記，但以陳云、李先念、王震等人為首的保守集團中意鄧力群，王震四處活動支持鄧力群，甚至當面勸趙紫陽不要當總書記。趙紫陽原本沒有當總書記的意愿，更愿意在總理職位上繼續經濟改革，但左派的活動引起趙紫陽警覺，若由鄧力群接任總書記，反自由化形勢會更嚴峻。最終鄧小平在黨內的政治較量中占據上風，趙紫陽成功代理總書記，鄧力群敗陣。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次會議上，王震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在紀錄片《河殤》播出后，王震率先對《河殤》提出尖銳批評。六四天安門事件時，王震支持鄧小平下令實施戒嚴。
1993年3月12日，王震病逝於廣州，享年85歲。臨終前留遺墨：“向黨致敬！向人民致敬！向解放軍致敬！”王震的遺體空運北京。他被官方評價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4月5日，王震的骨灰撒在新疆天山。200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組織“紀念王震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由時任中組部部長李源潮主持，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
王震出身貧農家庭，早年受祖父影響接受教育，后因王震參加革命，祖父慘遭滅口。王震妻子為王季青，就讀北平大學歷史系，后因抗日戰爭，抵達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王季青等四十多人加入了八路軍120師，負責120師民運部擴兵工作。經賀龍、關向應介紹，王震與王季青認識并結婚。王震率359旅轉戰山西，后主政新疆、農墾黑龍江，王季青都相伴相隨。兩人有三子：王兵、王軍、王之。
王兵之子王京陽，其妻葉靜子是葉劍英孫女、葉選寧之女。北京掌上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京京是王軍之女，在澳大利亞接受教育，曾任中科環保集團主席，匯鑫銀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根據彭博社的報道，王京京在一個商業文件中的家庭住址是一所價值700萬美元的香港公寓，部分由中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