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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於每個個人都會盡力把他的資本用以支持並管理國內的產業，這些產業的生產於是便能達到最大的價值；每個個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擴大。確實，他通常並沒有打算要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進了這種利益至何種程度。由於寧願支持國內的產業而非國外的產業，他只是盤算著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產業的方式在於使其生產的價值能夠最大化，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些常見的情況下，經過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他也同時促進了他原先無意達成的目標。並非出自本意並不代表就對社會有害。藉由追求他個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為有效地促進了這個社會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裝增進公共利益而干預貿易的人所達成的。
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與他對於經濟發展和經濟成長的重視有密切關係，他認為經濟上的增長使得社會大眾可以進行更多更有價值的消費，這在他心目中才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目的」&nbsp;&nbsp; Blaug, Mark (2008). "invisible hand",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v. 4, pp.&nbsp;564–66.  Abstract .。斯密並且以看不見的手來評論眾多的經濟學領域，包括了政府對於競爭、貿易的限制，以及銀行和利息，並提出他認為是「自由的既定體制」包括了國防、公平的司法制度、一些可以造福全社會的公共工程以及提供教育、道路、水壩等等&nbsp;&nbsp; _____ (1997). ''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 5th ed., in ch. 2, sect. 19, "Adam Smith as an Economist, pp.  56–62. &nbsp;&nbsp; Vaughn, Karen I. (1987), "invisible hand",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 2, pp.&nbsp;997–99.  Link .&nbsp;&nbsp; Skinner, Andrew (2008). "Smith, Adam (1723–1790)", Policy,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v. 7, pp.&nbsp;559–61.  Abstract .&nbsp;&nbsp; Viner, Jacob (1927). "Adam Smith and Laissez Faire", sect. IV. Flaws in the Natural Order, pp.&nbsp;214–17, and V.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5(2), pp.&nbsp;217–32 (pp.  198-232).。現代的經濟學教科書常把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作為解釋經濟學的最基本概念。
同時期的托馬斯·馬爾薩斯則利用報酬遞減來解釋生活水平，他預言人類人口會以幾何方式倍增、但糧食生產卻只會漸進的增加，如此一來有限的土地便會導致暴增的人口勞動力產能報酬遞減，於是便會導致生活水平大幅退步的人口過剩出現。馬爾薩斯並且質疑市場經濟的調節性能，批評市場本身無法達成完全就業，並且稱經濟體傾向於過度存款而導致消費不足，這一理論後來也被凱恩斯加以利用。
亞當·斯密注重在財富的生產上，而大衛·李嘉圖則注重在收入的分配。李嘉圖認為地主與資本和勞工之間必然會有衝突存在，他主張隨著人口的成長和生產增加，有限的土地必然會使得租金逐漸上漲，於是減低資本獲得的利潤、以及勞工的工資。李嘉圖是第一個提出了比較優勢的經濟學家，依據此理論，無論一國是否在生產上每個層面都比他國優越或落後，邊際的生產成本差異使得他們都可以從國際貿易過程中獲利。比較利益到今天一直被經濟學家認為是解釋貿易利得的最基本框架。
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末期，一些人開始對其假設提出質疑，比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便提出市場分配收入的問題，他認為市場扮演了兩個主要的角色：資源的分配以及收入的分配。他認為市場在分配資源上可能是最有效的，但不一定可以最好的分配收入，於是產生社會介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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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理論是古典經濟學重要的一部分，亞當·斯密常被認為是提出一個產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其勞動所決定的人，不過，斯密其實在這方面有所保留，比如他說：「所有東西的真正價值，取決於取得這樣東西的難度。」斯密認為除了工資以外的因素也影響了產品的價格。儘管如此，許多古典經濟學家開始以斯密為基礎提出了勞動價值理論，主張勞動是價值的主要或唯一來源。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從古典經濟學裡衍生而出的，卡爾·馬克思提出了其理論的基本模型。馬克思在1867年出版了《資本論》一書，以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主張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必然會產生剩餘價值，也就是資本對於勞工的剝削&nbsp;&nbsp; Mandel, Ernest (1987). "Marx, Karl Heinrich",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 3, pp. 372, 376.。依據勞動價值理論，一個產品的價值是由生產過程中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所決定的，而剩餘價值理論則主張勞工的工資只構成了產品價格裡的勞動力價格，即讓勞動力再生產的部分，從此認為有剝削存在。
從1870年至1910年之間，一系列經濟學家開始對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提出挑戰，這一系列的變革後來被稱為是「邊際革命」。由英格蘭的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和瑞士的利昂·瓦爾拉斯所各自提出，邊際主義否定了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價值是由邊際效用而非勞動所決定的。邊際主義不但解決了古典經濟學所無法解釋的鑽石與水悖論，同時也促生了成為現代新古典經濟學骨架的主觀價值理論。
19世紀末的邊際革命是經濟學的一大分水嶺。古典經濟學重視的是社會活動間的因果關係，例如財富的生產和分配，以及透過政治經濟學分析不同政體下財富分配結構。隨著邊際效用概念的提出，對於生產和交易的研究得以從社會理論（如馬克思主義）中分離出來，而邁向“純粹觀察現象并提出假說”的研究路徑。這種改變使得經濟學得以脫離受到價值判斷影響的規範經濟學，從以往的社會經濟「應該怎麼樣」的問題，退回到純粹研究現實經濟「是什麼」，進而成為不具鮮明立場性和政治性的學問。
約翰·梅納德·凱因斯（右）是發展凱恩斯主義的主要人物。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發展自約翰·梅納德·凱因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一書，此書確立了總體經濟學一領域的獨立&nbsp;&nbsp; Blaug, Mark (2007). "The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v. 27, p. 347. Chicago.。凱恩斯在此書中研究許多在短期（亦即，長期的經濟均衡達到之前）影響總收入和生產的因素，他認為高度的失業可能會因為市場缺乏有效需求而無法自行調整，並且主張為了增加總需求，政府應該透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克服這種情況。在當時經濟大恐慌的環境下，凱恩斯的此一理論對經濟學界產生重大影響&nbsp;&nbsp; Samuelson, Paul A., and William D. Nordhaus (2004). ''Economics'', p. 5.&nbsp;&nbsp; Blaug, Mark (2007). "The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s", ''The New Encyclop?dia Britannica'', v. 27, p. 346. Chicago.。
隨著時間發展，凱恩斯學派出現兩個分支。後凱恩斯學派注重於研究總體經濟學的彈性缺乏以及調整過程，另外他們在個體經濟學上則以實際世界的觀察例子來作為研究基礎，而非透過利益最大化的模型，該學派的主要人物有瓊·羅賓遜等人。
新興凱恩斯學派同樣也是衍生自原始的凱恩斯主義，此流派同意其他經濟學家利用利益最大化來解釋個體經濟學的模型，但提出了價格和工資黏性的理論，用以更新原始的凱恩斯主義，儘管他們對原始框架的支持已經轉變為強調其持續出現特徵，而不是堅持其存在的本質。
邊際革命促生了主導當代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提出了「經濟學」一詞來形容對於「經濟科學」的研究，用以對照之前的政治經濟學。這種轉變就有如在當時數學模型對於自然科學的影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將供給與需求作為分析市場均衡下價格和供給數量的模型，以此解釋產出以及收入的分配。比起古典經濟學，新古典主義重視的是市場的邊際需求。到了20世紀，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遠離了古典經濟學以基數作為分析個體之間生產關係和社會總和利益的方式。
在個體經濟學方面，新古典主義認為動機和機會成本構成了決策的最重要基準，例子之一是消費者理論分析價格（也就是成本）以及收入是如何影響需求的數量。而在總體經濟學上，與凱恩斯主義綜合的新古典綜合學派成為當今總體經濟學的主流。
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經常被稱為是「正統經濟學」，現代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大多是以新古典主義為基礎，雖然在許多方面也有改動或是重視不同的領域，例如計量經濟學、賽局理論、對於市場失靈和不完全競爭的分析等。
米爾頓·傅利曼是芝加哥學派最知名的經濟學家。
1970年代出現的停滯性通貨膨脹直接挑戰了凱恩斯主義的基本假設。依據菲利普斯曲線，凱恩斯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會使得物價提高，由此帶動產業雇用更多勞工以增大產能，而更高的雇用度則會帶動需求面。然而，在1970至1980年代同時出現了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這使得原先支配總體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開始備受質疑。
在這種背景下，芝加哥經濟學派和其衍生的貨幣主義開始挑戰凱恩斯主義。依據該學派的米爾頓·傅利曼等人的說法，市場經濟在貨幣供給持平（亦即，沒有過多的膨脹或緊縮）的條件下，可以自行調整供需。依據這種理論，政府的角色是透過中央銀行，調控在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數量，除此之外，不需要干預自由市場的活動。芝加哥學派以及後來小羅伯特·盧卡斯提出的理性預期理論，大幅度取代了凱恩斯主義在總體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本·伯南克便是支持傅利曼解釋景氣循環說法的經濟學家之一。當代的主流經濟學經常被二分為美國東海岸與西海岸大學代表的鹹水學派與芝加哥等內地大學代表的淡水學派。
米爾頓·傅利曼基本上採納了許多亞當·斯密和其他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個體經濟學概念並且將之現代化，比如他在1970年曾主張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是要「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下，努力利用既有資源進行可以最大化利潤的商業活動」，這一說法與亞當·斯密認為市場通過私利可以最好達成社會總利益的看法一致。
一些在主流經濟學以外的經濟學派和研究方式也對經濟學領域有重大和持續的影響，比如奧地利經濟學派、洛桑學派、後凱恩斯學派、斯德哥爾摩學派等。與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平行發展的奧地利經濟學派，便是衍生自邊際革命的重要人物卡爾·門格爾的理論，而其許多研究框架也與主流經濟學有高度重疊。
在總體經濟學上有顯著討論而自成一派的還包括了如新興古典經濟學派和供給面學派等。除此之外，一些比較不受主流經濟學討論的研究包括了生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演化經濟學、依賴理論等。
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曾諷刺的稱經濟學為「憂鬱的科學」。一些經濟學家如約翰·斯圖爾特·密爾和里昂·瓦爾拉斯則認為對經濟學的研究不該與其產出的分配混為一談，他們認為後者所牽涉的「社會經濟學」是屬於政治學的領域。
在《國富論》一書中，亞當·斯密大力抨擊那些他認為是依賴政治權力來影響市場運作的個人或團體，在斯密的年代這些人通常被稱為「派系」，今天則是我們所熟知的利益團體例如政黨、銀行、公司、工會等等。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經濟學研究應該要獨立於政府政策或其他決策團體的影響之外，然而，政策制定者和政治人物經常以特定經濟學的理論或說詞來正當化他們推動的政治議程，許多時候往往脫離他們公職的負責領域。經濟學理論在實踐上與政治不可避免的密切關連經常被拿來做為批評的對象，批評者往往將經濟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的角色與特定議題或價值觀混為一談。儘管如此，經濟學對於政府經濟政策的形成是理所當然有影響力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政治經濟學的分支。許多學術界的期刊經常探討經濟學者之間對於某種政策的共識或主流立場為何，希望以此增加專業意見在政治決策上的角色。事實上，當今的主流經濟學界與一些普遍存在政治討論的看法往往抱持截然不同的立場，舉例來說，貿易保護主義在大眾輿論和政客之間普遍流傳，然而經濟學家卻一面倒的認為自由貿易才是增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方式
。依據美國經濟學會的調查，美國經濟學家之間已達成明顯共識的議題包含了支持自由貿易、支持沃爾瑪等大型連鎖店商業自由、反對政府強制雇主提供勞工健保、允許商業化的器官轉移、開放賭場、反對補貼生物燃料等等。
其他議題例如中央銀行的獨立運行以及政府在透過中央銀行影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上的做法，乃至總體經濟學上的眾多政策，也經常是爭議的焦點和對於主流經濟學批評的來源&nbsp;&nbsp; Gabriel Mangano (Centre Walras-Pareto, University of Lausanne BFSH 1, 1015 Lausanne, Switzerland, 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easuring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 Tale of Subjectivity and of Its Consequence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98; 50: 468–492.&nbsp;&nbsp; Friedrich Heinemann,  Does it Pay to Watch Central Bankers' Lips?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ECB Wording , IDEAS at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nbsp;&nbsp; Stephen G. Cecchetti,  Central Bank Policy Rul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 IDEAS at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而一些學者例如Deirdre McCloskey則提出許多透過數據觀察進行的經濟學實證研究在方法或結果上都有問題，此點批評在經濟學界受到不少重視，不過，也有某些依賴先驗而拋棄實證觀察作為研究方法的經濟學者和學派存在，例如奧地利經濟學派便是一例。
一些人則責怪經濟學家無法準確預言未來的經濟走向或經濟危機的到來，舉例來說，在2007年－2013年環球金融危機便引發許多人批評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與現實脫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2002便曾發表他們對一群經濟學家調查他們對未來經濟蕭條的預測結果，提出97%在1990年代受調查的經濟學家沒有成功預測未來一年的經濟緊縮，而即使成功預測的人，也經常低估了緊縮的嚴重性。
經濟學長久來持續被質疑是依靠不實際的、無法驗證的、或是過度簡化的假說來做為理論依據，質疑者主張這種簡化過程免除了經濟學家提出結論所要舉出的證據。經常被質疑的假說例如利潤最大化、理性選擇等等&nbsp;&nbsp; Boland, Lawrence A. (2008). "assumptions controversy",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2nd Edition''  Online abstract.  Accessed May 30, 2008.。不過，資訊經濟學包含的就是這方面以數學研究和行為經濟學來研究個體在利潤最大化以外的行為。另外一些主流的經濟學家例如凱恩斯也曾觀察到大部分的經濟學領域都是透過概念上的而非數據上的證據來建立，也因此無法像其他自然科學一樣透過數據來驗證。
近年來，批評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女性主義者也開始浮現，促使了女性主義經濟學的誕生。女性主義經濟學批評經濟學一般對於實證和客觀的假設，認為現有的模型和方法只反映出男性社會的偏好。女性主義經濟學經常提出的批評包括經濟學忽視家庭主婦的家事勞動價值、家庭的經濟掌管和收支。
一些從物理學角度出發的科學家則批評經濟學依靠的是19世紀的物理學假設，例如便從熱力學裡提出了與能源經濟學有關的熵理論，以區別他認為主流經濟學依據在牛頓物理學上所建構的理論框架。他的理論對於熱力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有相當的影響&nbsp;&nbsp; Daly, H. 1995. "On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s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s: An Obituary essay." ''Ecological Economics'' 13: 149–54.&nbsp;&nbsp; Mayumi, K. 1995.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1906–1994): an admirable epistemologist.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6: 115–120.&nbsp;&nbsp; Mayumi, K. and Gowdy, J. M. (eds.) 1999. ''Bioeconomics and Sustainability: Essays in Honor of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Cheltenham: Edward Elgar.&nbsp;&nbsp; Mayumi, K. 2001. ''The Origins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The Bioeconomics of Georgescu-Roegen''. London: Routledge.。
一些人例如納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則批評經濟學的理論方式，認為經濟學過度倚賴柏拉圖的理型論研究模型，並主張經濟學理論錯誤的結果可能會對人類整體造成龐大災害，他以隨機性和不確定性問題來質疑許多既有的經濟模型。然而如同其他的批評，並非所有經濟學家倚賴的都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和假設。而一些經濟學家也正視了塔雷伯提出的問題，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丹尼爾·卡內曼便對塔雷伯的理論讚譽有嘉。而儘管這些批評的存在，主流的經濟學研究所課程已經發展得越來越趨向於技術化和數學化的研究方式。
* 行為經濟學、神經經濟學、 生態經濟學
*  Economics  大英百科有關經濟學的條目
*  經濟學家資源 : 美國經濟學會維持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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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的經濟學系所、部門、和研究中心
*  (OECD) Statistics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表的各國經濟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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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經濟學研究發表特別突出的社會科學研究網路
*  MERLOT Learning Materials: Economics  美國的經濟學資源網站
*  麻省理工「開放式課程」經濟學首頁  麻省理工學院的開放式經濟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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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科學，或稱政治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學科，以研究政治學、政治體制以及政治相關領域為主。在西方，政治學在學術領域裡的研究也被稱為政治科學、政治研究、或只有政治兩字。“政治學”意味著在學術上的研究領域，“政治研究”則代表了更廣泛的研究領域。作為學科的名稱，“政治科學”與“政治學”基本是同義的，但是“政治科學“更側重指代以經驗主義為基礎的實證研究，尤其是定量研究。
政治學的研究者被稱為政治學家或政治學者。現代政治學的學術規范要求政治學家對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事務保持嚴格的價值中立。不過，由于政治學家自身對政治過程的牽涉、或者自身意識形態和價值立場判斷，現實情況往往變得更為複雜。另一方面，政治學家提出的學說常成為其他評論家理想中的政治框架，例如記者、特殊利益集團、政治家、和選民們對議題分析以及選擇。雖然大多數政治學家一般只從事學術活動，但是一些政治學家也可能成為某些特定政治家的顧問，甚至自身投入政壇擔任公職。政治學家們也常在政府部門裡工作，或替某些政黨工作。他們也有可能參與非政府組織或其他政治運動。受過政治學教育和訓練的人也可能具有商業企業和團體所需要的經驗及價值。智庫、研究組織、以及和民意測驗及公共關係有關的私人企業也可能雇用政治學家。以美國為例，政治學家被稱為「美國問題專家」（Americanists），專注於各種數據如選舉、輿論和公共政策（如社會福利的改革）、國外政策、美國國會權力、和最高法院在一些議題上的立場等。
對政治的研究最早開始於古希臘，政治學一詞誕生於社會科學之後。不過，這門學科的前身明顯是倫理學、政治哲學和歷史，以及其他圍繞著研究國家特色和功能的學術領域。在幾乎每一個歷史時代和在每一個地方，我們都能看到一些專門研究和學習政治的人士。
羅馬帝國的政教合一
政治學的前身甚至能追溯至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之前的年代，尤其是在希羅多德、荷馬、赫西俄德、修昔底德和歐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裡。後來柏拉圖開始分析希臘城邦的政治制度，將他們原本以文學和歷史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來，應用至我們目前所稱的哲學上。同樣地，亞里士多德在柏拉圖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歷史經驗為根據的研究，及發展了以比較方式研究政治，也就萌生了日後的比較政治理論，被譽為政治學之父。而柏拉圖的《理想國》和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更被認為是政治學的創始之作。尤其是亞里士多德在相當程度上指出了后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正確方向。
在羅馬統治時期，隨著斯多葛學派的興起，著名的歷史學家如波里比阿、蒂托·李維、普魯塔克也記載了羅馬共和崛起過程，和其他國家的組織及歷史，以及愷撒和西塞羅等政治家，使我們得以更加了解當時羅馬的政治和戰爭。在當時對政治的研究主要是以對歷史的學習、政府治理的手段、和描述政府運作的情況為方向。而西塞羅更是對國家（Res Publica，“公眾事物”）概念進行了界定，設計出了權力制衡的運作模式，并發展了自然法思想。
隨著羅馬帝國的衰落，政治研究的舞臺更加擴散。一神教的崛起，尤其是西方文化裡基督教的崛起，在政治和政治行為上產生更多研究空間。
到了中世紀時期，基於當時歐洲奉行政教合一，政治學尚未成為一獨立學科，對於政治問題都傾向由宗教教義來解釋，故此，當時所謂的政治學，乃隸屬於神學。但是，教會和朝廷間對政治的研究仍然相當廣泛。當時的政治研究以希波的奧古斯丁的教父神學和托馬斯·阿奎那的經院哲學為代表。
希波的奧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一書綜合了當時基督教的哲學和政治傳統，重新定義了宗教與政治間的領域界線。大多數這個時代的政治議題都圍繞於教會與國家間的立場澄清和互相競爭。而阿奎那將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進行了有機結合，并且論證了信仰、理性、道德和政治界分的可能性。
在中東和後來其他的伊斯蘭地區，歐瑪爾·海亞姆所著的《魯拜詩集》以及菲爾多西所著的國王的史詩裡都提供了對政治的分的，而其他亞里士多德派的伊斯蘭學者如阿維森納也繼續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分析和經驗主義，寫下許多針對亞里士多德作品的評論。而在古代中國，對政治的研究主要是制定禮樂、兵刑、職官等典章制度，與現代的政治研究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文藝復興是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重要轉折點。政治學開始擺脫神學的束縛，人們以理性和經驗的眼光來觀察和解釋政治現象。意大利的尼可羅·馬基亞維利樹立了現代政治學的研究重點，針對政治機構和政治參與者做直接的觀察，其著作《君主論》，教導君主其只顧後果不顧過程的政治手段，內容與基督教教義衝突甚大。《君主論》的完成，被視為政治學由基督教中完全分離的一個里程碑。後來在啟蒙時代裡，學術領域的擴張進一步的拓廣政治學的研究範圍，超過了原本只是針對決策基準的研究。
法國政治思想家讓·布丹則對主權問題進行了系統地探討。他在《》中認為主權是國家的基本屬性，是至上和不可分割的。并且認為為了避免社會動蕩，有必要加強君主的絕對權威。他的政治理論仍未擺脫中世紀的影響，但是他的主權理論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也是理性主義政治學的先驅。
在18世紀牛頓的出現，開始建構現代科學理論的時候，政治學也跟隨其他學科一樣開始進行科學化的研究，在牛頓的世界裡，利用實驗方法得出的結果來歸結為知識、相信自然、訴諸數學解釋等等，都對政治學的研究開出了一條新的方向。與此同時出現的一大批思想家、政治家的各種政治思想主張，包括了天賦人權、社會契約、分權制衡等學說以及自然法、自然權利、主權、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等觀念，成為了其后政治學研究的主導框架。當霍布斯和約翰·洛克從不同的假設出發探討政府的起源及其正當性問題時，西方政治學開始進入邏輯理性主義傳統。
19世紀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啟蒙運動的思想傳統，包括了歷史主義者黑格爾、孔德和馬克思，以及進化論社會學的斯賓塞、梅因、滕尼斯等。隨著政治研究日益成為一門科學，研究者更加注重于對歷史事實的歸納和分析來解釋政治現象。約翰·密爾、羅伯特·米歇爾斯、馬克斯·韋伯等人是其典型代表。
現代政治學的專業化則發端于20世紀的美國。政治學在大學裡成為一門正式的學科和系所開始於1880年代，以哥倫比亞大學成立政治研究院為標志。將過去的政治研究整合為一門學科的過程不斷進行著，政治學的歷史也替政治學的基準和實證提供了豐富的研究領域，學科裡的每一個部分都有著一些共同的歷史前身。但此時已研究國家公法學、政治制度、歷史為主，以德國的國家學最為知名。
起初，政治學本包括解釋經濟現象，並未有經濟學的建構，但在現代科學發展底下，經濟學遂由政治經濟學分家出來，經濟學傾向研究人們在市場交易的行為，政治學研究的領域，則更專注於權力分配、國家、制度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政治學與社會學、經濟學和法學密切相關的一個政治學分支，國際關系開始變得越來越重要。隨著時間的演化，國家關系或國際政治的研究方法也已經與政治學有了較大的差別。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間大衛·伊斯頓、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等倡導的行為主義革命，促使學術領域裡針對個人和團體的科學研究從原本有系統而嚴厲地學科裡逐漸游離。同時政治學的分析領域也朝向更深層和複雜的部分，也使政治學與其他不同的學科的研究關係更加緊密，尤其是社會學、經濟學、歷史、人類學、和統計學。政治行為的研究者也越來越倚賴以科學的方法做學術研究，如量化研究、方法學等，根基在對政治走向的經驗證實和推斷的假設前提上，並歸納針對人類與團體的政治行為解釋。在上一個世代裡，政治學科越來越注重與現實間的關聯，或以使用新的方法和途徑來研究如何解決政治和社會上的問題。
當代政治學家們專注研究社會上對決策權力的轉移和分配，以及政治的制度和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一般的政府和國際組織、政治行為和公共政策。他們藉由檢驗許多因素來評估治理和特定政策的成功性，包括穩定性、司法、物質財富、以及和平。一些政治學家試圖分析政治來追求進一步的實證科學題材。其他的政治學家則以基準的題材分析政治，以提出特定的政策建議。
基于對政治的不同看法，對政治學的研究對象也有不同的見解。
國家學派認為政治本身是一種國家活動，因此政治學是研究國家現象的科學。而以大衛·伊斯頓為首的政治學者則認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權力（power）與權威性的價值與利益分配，這種觀點對於後來的政府研究以及多元主義的發展都有極大影響。另外一個影響較大的觀點是，認為政治學是研究人類社會的政治關系的科學。也有人認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公共事務。而《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則認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是政府與公共政策。
傳統上，政治學研究一般分為傳統的政治哲學和現代的政治科學兩大類。
傳統的政治哲學研究政治問題主要從哲學思辨的角度，從形而上的角度探討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準則，民主、正義、自由、平等等價值取向和相應的政體設計是其研究的重點。大多數政治學家一般先通過先驗設定抽象出一個普遍化的人性，然后通過邏輯推演設定出一套符合人類至善生活的最高準則，再根據這個準則設計出相應的政治制度。
早期的制度主義者受到傳統政治哲學和歐洲大陸國家學影響，主要關注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問題。認為制度是影響人類行為的基本因素，對政治機構運作的研究主要通過對政治制度中權力分配和人類行為的法律與機構約束地了解。主要通過制度研究法和歷史比較法進行研究。
制度研究法以政治制度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立法、行政與司法等政治機構，研究的主要資料是憲法、法律、政府文件、議會日程等資料，從這些資料中分析特定社會的政治價值，并設計出符合某種目的的政治機構或制度。
制度研究法所欠缺的普遍歸納性，歷史比較法正好能夠彌補。歷史比較法注重于比較不同國家之間的制度，對不同制度進行比較，以及對各國制度的歷史變遷進行比較，通過歸納得出普遍化法則。
行為主義反對政治哲學研究中的思辯與演繹方法，也反對制度主義的靜態描述和簡單寫實，認為政治學的研究對象應該是實際存在并且可以觀察到的政治行為。行為主義注重數據的收集和整理，常常運用數學模型、模擬實驗、直接探查、實地觀察技術手段進行研究。主要原則包括了精確性、純科學、量化研究和價值去除。其主要理論包括：
* 政治系統論：采用系統論和控制論的方法，不以國家為對象，而以政治系統為研究對象。注重從宏觀角度考察政治過程，尤其是政策制定和執行中的價值分配問題。主要代表人物有大衛·伊斯頓、莫頓·卡普蘭。
* 結構功能主義：發展自政治系統論，研究政治系統的功能和結構，及其相互關系。代表人物有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
* 政治溝通理論：采用控制論、信息論的方法，把政治系統的運行過程看作是信息的變換和控制過程，注重研究政治系統中的決策活動和信息溝通。主要代表人物有卡爾·多伊奇。
* 政治文化理論：研究影響人們政治行為的文化因素，包括政治認知、政治感情、政治態度和政治價值等。主要代表人物有悉尼·唯巴。
* 政治發展理論：繼承了制度主義中的歷史比較分析方法，同時結合了行為主義中的新方法，通過兩種方法的綜合運用考察從不發達政治體系向發達政治體系的變遷。
* 政治計量學：運用數學模型和統計方法對政治現象進行定量研究，嚴格按照科學研究的方式從假設開始，通過數據分析進行實證。
理性選擇理論也像行為主義一樣，從個體出發來觀察和分析政治現象，但并不采取歸納的方法，而是先假定一個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個體，然后在各種情境下計算和演繹按照功利最大化原則行動的個體可能會采取的行動。
理性選擇理論起源自公共選擇理論。包括了詹姆斯·布坎南的公共選擇模型，安東尼·唐斯的官僚經濟學，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和賴克的政治聯盟理論。其后逐漸發展出聯盟理論、交易理論、博弈理論、投票分析和科層決策等理論形態。
結構主義認為，世界上存在著不同的結構影響著政治現象。結構的因素包括地緣因素、經濟力量、社會規範、價值觀等等，環境因素催生、侷限著不同的政治現象，甚至使個體無法作出自主的決定。環境可以隨時間、人們的影響而變更。
在政治學界一直存在著結構主義與理性選擇的論爭，結構主義者認為環境決定了人們一切選擇，理性主義者卻認為人們的決策才是影響環境的因素。這使解釋政治現象無法避免平衡量方面的因素。
1980年代以來，美國興起了新制度主義學派，重新強調制度主義的研究路徑，注重研究制度的動態運動對政治活動的影響，尤其是制度與行為和觀念的關系。作為對行為主義的反動，新制度主義認為從個體出發從而研究整體的觀念是錯誤的，整體并不是個體的簡單相加。其主要流派有：
* 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采取了理性選擇理論的方法，但認為其不夠現實，因此認為政治研究的核心是既定制度約束下個人尋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以及制度對個人選擇過程的影響。
* ：從歷史分析的角度，分析既定社會制度對其歷史發展道路的影響。認為在一定歷史發展中形成的穩定的制度是推動歷史沿著某條道路前進的重要因素。
* 社會學制度主義：將特定社會的文化結構也看成是既定的社會制度，認為個體的政治行為不是自身的偏好，而是受到既定社會制度的制約。特定制度的采納不一定是效率問題，更大程度上是體現了既定文化下的合法性問題。合法性與社會適應性是其研究重點。
比較政治以各種方法研究不同的政府形式間的差異。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還會包括對於當地區域的研究；也就是對於特定州、省或行政區域的研究。政治理論包含了針對政府、意識形態、政權、政治運動、以及政治哲學的問題的基準研究。國際關系專注於研究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最近也開始研究跨國的議題如自然環境、人口走私、貿易、社會運動、生產過程的分工、以及對恐怖主義的打擊。政治與經濟間的複雜關係則反應在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裡，政治經濟學家們試著理解經濟架構和理論與政治間的關係。政治社會學研究政治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生物政治學研究生物學上的人與其政治行為的關系。政治地理學從地理的角度分析政治現象。政治人類學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針對政治精英、政治行為、以及兩者間的互動的研究則是政治心理學的領域。公共行政研究公共政策的實行、決策、和結果。試圖解釋政治架構所扮演的角色、官僚政治、和利益集團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以及實體的公共世界執行政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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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政治學網  - 華中師范大學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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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jurisprudence，legal theory），又稱法律學、法律科學，是社會科學中一門特殊的學科，研究法律此一特定社會現象及其本質與規律。所有的秩序都可以說是一種「法律」，例如自然規律、倫常、邏輯法則或美學，而法學就是研究法律的法則。雖然許多法學家，例如、，認定法學沒有學術性質，然而法學演進至今仍包含有法律哲學、法律史學以及法律科學等三大部門。此外，又因為研究對象都是社會上的現象，因此法學與政治學、經濟學、財政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社會科學有相當程度的密切關連。
法學思想最早淵源於東周時期的法家哲學思想，如管子主張：「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法學”一詞最早見之于南齊孔稚珪《請置律學助教表》“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不過，其含義不同于近代之“法學”。在歐美地區的傳統中，古羅馬法學家烏爾比安對法學一詞的定義是：「人事和神事的概念，正義和非正義之學」，荷蘭法學家格勞秀斯認為法學是人類研究遵從正義而生活的學科。文藝復興時期，法學於大學中備受重視，為當時學術界最具地位的科系之一，與醫學及神學三足鼎立。在歷史演進過程中先有習俗，然後由倫理分離出道德，最後才有法律，但是相對於習俗與道德，法律具有固定以及強制的特性，也包含人民生活中現實可行的權力，企圖解釋理想世界的應然法則。
法學從古代拉丁語中的''Juris prudentia''演變而來，原意是法律的研究、知識或學問，其中juris是jus的所有格，意思是法律的；prudentia是慎重，亦即考慮周到、先見、細心，特別是在實際行事中運用高明判斷之意。在美國語境中，法學通常指稱法律哲學，主要有四大研究面向，首要是尋求分析、解釋、釐清與批判法律本體，第二種在於比較法律以及其他種學問如文學、經濟、宗教、社會科學的內容，第三為解析法律特定主題的歷史、道德或文化背景，最後則是專注於回答「法律為何？」、「法官如何公正判決？」等抽象問題。
在中國從西周開始，就有完整行政制度，而周禮一書，可謂集公法與私法之大成，也是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總匯，而且學術上百家爭鳴，思想自由發達，從管仲開始，包含商鞅、申不害、尹文、慎到、韓非等人，後人稱之為法家，多因重法而使得其國昌盛。法學一詞，在先秦時被稱為刑名之學，自漢代開始有律學的名稱，到唐代則是成熟時期，先後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開元律等法典，而《四庫提要》對《唐律疏議》的說明提到：「論者謂唐律一準乎禮，以為出入得古今之平。」可以說是中華傳統中對於法律研究的清楚標準，也就是法古字「灋」在《說文》中的解釋：「刑也。平之如水，故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故從廌從去。」
人的行為中都有某種應然的法則，而規範人類意志和行為的倫理法則可以區分為道德、習俗以及法律。前述法律是三者之中唯一具有下列四項特性的法則，外在關心取向、外在判斷方式、外在目的主體以及外在效力來源。也就是說，法律關心行為所產生的結果而不是內心的意圖，只要行為符合法律條文就屬於合法行為，而法律領域中有相對權利義務的主體，並且有立法者與仲裁者。德國著名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認為，法律具有三大價值：公共利益、法明確性以及正義，然而因為人的不完美這三大價值並不總是和諧共存於每部法律之中。
從道德、習俗、法律、國家、科學、藝術和宗教這些文化內容中，依照不同的學派曾有三大體系來討論法律的目的，造就法治國家、文化國家、以及威權國家等不同型態的法律內容。首先是十八世紀末，康德、席勒、洪博特等人認為自由的倫理人格是最高的價值，而藝術和科學只是人格教養的工具，法律和國家只是它的保護機制，於是法律僅僅具有個人主義倫理的從屬價值，而沒有自身的價值，這就是法治國家中普遍認為法律只是理性目的的技術性規範。在威權國家中，多以為民族國家、權力及其成長是人世間最高的使命，國家賦予所有個人道德的內容，所有文化成果都是為國家服務，如黑格爾、這些理論家都把國家視為一個整體，人類就是肢體，而肢體是為了整體而存在，法律具有超乎個人的自身價值。最後是文化國家，如斐迪南·滕尼斯在《社會與社群》中描述，生命的最高使命不在於個人或集體的人格上，而在創造和遺留下來的成就以及成就的總和，也就是文化，而國家的最高使命也在於保護這些文化工作。
《論法的精神》封面
法律的制訂不僅由有組織的族群或國家的成文法，也可以從沒有組織的社群中凝聚習慣而成，然而國家不僅是法律的主要來源，它同時也是法律的產物：國家的立憲及其在法理上的地位，是從憲法和相關法律演繹得到的。也就是說，國家預設了憲法，而憲法又以國家為前提。事實上，國家與憲法是一體兩面，就像有機物和它的組織很難彼此分離。立憲思想見於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三權分立說，他主張如果國家不想由法治淪為專制，則國家的三種權力就不能完全落到同一個國家機關手中，也就是人民參與立法、行政必須合法、司法必須獨立。因此立憲國家所奠立的自由，除了人民參與國家事務的積極面外，還有國家保證不能觸犯個人自由的消極面。
警察國家不知道國家權力的界限，他們不僅是要保護人民免於他人的侵犯，還要免於自身無知的危害，因而犧牲人民的自由以保障其福祉。但當立憲國家默默地不再過問某些領域的事務時，便打破這種監護制度，這些領域是1789年的《人權宣言》後在憲法或其他法律中明白宣示不可侵犯的權利，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個人自由、居住和通信隱私不受侵犯、信仰和文化自由、學術及理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就業自由、遷徙自由等。形式上，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效力優於普通法律，其他一般法律均須根據憲法而制訂，不得與憲法抵觸，否則即失其效力。
古典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法的本質是為了確保市民對經濟活動有自由放任的權利，特別堅持所有權自由、契約自由與人格平等之法律基本原理，法律主要內容是要求國家權利給予人民最大的經濟活動自由，並藉由市場自動調節機制，即所謂「看不見的手」，用以形成整體市場合理的經濟秩序，因此國家對經濟活動的介入實際上是採消極的態度。從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立法者不再只將經濟關係視為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公平補償，而主要以經濟共同利益、生產及節約的觀念來規範管理，所以經濟法應運而生，這是傳統上公法與私法之間的第三類法律領域，在中華民國境內以消費者保護法與公平交易法為代表，當國家不再只維護純粹私法上的自由競爭，而是試圖以法律規範掌握社會學意義下的運作法則，轉而以「國家的手」來確保整體市場合理的經濟秩序與實現均衡的經濟循環。
自有人類社會以來就存在著犯罪，剛開始還沒有法律觀念，對於犯罪行為時常訴諸武力以求自立救助，而形成「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復仇制度，此即刑罰的原始型態。在法治國家以及專制國家中，刑法仍多以權威思想為建構方向，以報復和威嚇主義為思路，使得罪行明確對應於應處之刑罰，同時演扮演著維護法律安定性的角色，以對抗統治者濫用權威。隨著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的思想轉變成社會主義的人民國家時，社會保護與教育防範之刑法目的取代了上述傳統，即使是以社會教育保護刑法為訴求的刑事政策，也有司法信賴危機的疑慮。而今日的爭論已不再是何者優先，而是刑事司法中之權利保障以及提高法官的裁量空間，以及在於舊式狹義的法治國家或福利文化國家間的抉擇。
然而，刑罰的問題還涉及刑法本身的根源。刑罰意味著故意對人施惡，任何人想使用刑罰就必須明白自己被託付更高層次的重任。每個犯罪行為都是兩個因素下的產物：個人性格和環境狀況。依據犯罪行為的主要動機可將犯罪行為人分成兩大類：機會犯人以及常習犯人。機會犯人的行為是由外在刺激或誘因所引起的，不具長期犯罪的傾向；常習犯人則想要犯罪，或基於習慣、天性而具有犯罪的本性。對於後者，經驗顯示很多都會辜負教育者的努力並再度犯罪，因此刑罰只能將他們除掉、永久或是長時間隔離，以確保社會安全。對於機會犯人則應表達明確訓斥，用以警告他們。因此，根據犯罪者分成三類，也可將刑罰目的分成三類：刑罰要警告時機犯罪者，要改善能改過的性格犯罪者，以及隔絕無可救藥的性格犯罪者。相對於一般教育，青少年罪犯應該要以教養為主。
現代的法學是指研究法律的科學，但是關於法學與科學的關係有不同的看法，這主要涉及價值論的研究是不是科學的問題。近代德國人把人文、社會科學提高到與自然科學對等的地位的，柏林洪堡大學以來的現代大學推動了社會科學的發展。法學被理解為科學與這一背景有關。法學以價值論為主要核心內容，如同丹麥法學家所說：「正義...不能作為法治的量尺，或法律的終極標準，主張某法不正義只不過是一種有害的情緒性字眼。」實質上，法學的核心僅僅是思維上的中心，而不是說法學的本體是價值的，法學最大的特點是要論證實踐中如何體現價值（或者說怎麼證實價值已經實現），這一論證形成了所有的法學部門分支。法學價值是否實現或者怎麼實現的論證，是經驗性的，可驗證的，因而是科學的。在價值推導方面，法律也要公理理論。法學是不是科學，最容易提出疑問的是法理學，法理學是處在價值核心部位，但這也只是某種法理學。法理學的形而上，可以藐視科學，但是法理學的形而下（解答部門法）必須訴諸綜合分析，價值只是要素之一。法學無法具備「客觀可驗證」的這項科學特質，法學研究或法律思考的結論，只能做到「互為主觀」。法學肯定法律對於社會的規範和調整。
除此之外，法學也與政治學有密切關連，法學研究法律為主要內容，而法律往往反映國家政治的措施。政治的型態與體制，常以法律具體表現。政治學以研究國家為主要對象，並認為國家是一個法人，具有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法學上認定自然人和法人有權利義務的概念完全相同。因此，法學與政治學有不可分離、互為表裡的關係。
法學如何分類依各學者不同，有以研究範圍廣狹為區別標準，分為一般法學與特別法學兩種，一般法學研究關於法學的全體概念，例如法學緒論、法學通論、法學概要，特別法學研究關於特種法律現象的學問，例如憲法學、民法學、刑法學、行政法學、商法學、國際法學等。也有以研究內容作為區分標準，分為法律哲學、法律史學與法律科學三種，法律哲學是研究法律的原理原則，探求法律的終極理想及其實用價值，各大學之法律科系，多設有法理學一科來探討法律哲學的範疇。法律史學，又稱為法律沿革學，主要研究法律的變遷過程及未來趨勢，現在法律科系多有法學史、法律學史或法制史等類學科，變屬於法律史學範疇。法律科學探討國家現行法律的共同原理原則，以及各種法律的概念、內容及適用範圍，其中又可分門別類研習，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刑法與其他各種法律研究。
法律教育以傳授法律知識、法學知識體系和培養法律職業為目的的教育制度和途徑。現代法律教育一般分為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培訓兩個基本部分。
法學教育之目的係在法學範疇上的知識培育，範圍包括各種法學理論及術科。有些人將法學教育分為法學本科教育和法學研究生教育，前者係指法學方面的第一學歷（法學士和法律博士），後者則為供法學本科畢業後繼續進修的法學教育，如法學碩士及法學博士。惟有些人則認為法律博士雖為法學方面的第一學歷，但卻是一個研究生學歷，因此認為分類應以基礎法學教育和進階法學教育為名。
法律職業培訓分為兩大類：
* 資格前培訓，即向未取得法律業專業資格（如律師資格、檢察官資格等）的人，為取得法律頁專業資格而提供的教育，其目的是協助其取得資格及提供職業知識教育。例如香港的法律專業證書、英國的法律專業共同試和法律實踐課程等。
* 資格後培訓，即為已取得法律業專業資格者提供持續進修教育，其目的係為從業者不斷更新其專業知識。例如香港的執業律師便須要按持續專業進修的要求定期進修。
清朝滅亡後，在民國初年，各式大學紛紛建立起來，當中包括不少法學院。其中，國立的法學院仍以前身為京師大學堂法律學門的北京大學法律系最為著名，而私立的法學院則以東吳大學法學院和朝陽大學朝陽大學法學院最為著名，有「南東吳、北朝陽」之美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教育界經歷多種變遷，法學院以「五院四系」最為著名，分別為：北京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華東政法學院、西北政法學院、中南政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律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武漢大學法律系、吉林大學法律系。然而，現時「五院」均已成為政法大學，「四系」亦已成為法學院。
由於中國古代學生在仕官的晉身途徑中並不要求對法律的知識，因此中國古時對法律教育並不非常重視。及至清末科舉制度被取消以後，在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下，投身京師大學堂成為入仕的最理想途徑，加上為法律改革所帶來的機會，京師大學堂法律學門遂成為最多學生爭相入讀的學校之一。及至現在，中國的法學教育機構數量龐大，單就中國而言，至2008年11月已有634所法學院系，在改革開放的三十年中，法學學生和法學教師的人數分別增加了100倍和10倍。
目前臺灣較具代表性的法學院：
僅有研究所而乏大學部的法學院所：
* 國立中央大學法律與政府研究所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在臺灣，大學院校法律有關系所畢業者，具參加司法官（法官、檢察官）、律師考試的資格，因此法律學系成為三個類組中較熱門的科系之一，在各大學第一類組的科系裡（包括政治人文藝術設計、商管會計、其他社會科學等相關學科）錄取分數往往是最高的。近年前臺灣曾考慮修法比照國外，將參加司法官（法官、檢察官）考試的應試資格提高到必須具備法律專業研究所畢業才得以報考，若假以實施勢必影響高中升大學法律有關學系錄取的分數，至今仍未更動。
在香港，於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學院、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等三所大學均有開辦法律教育。
在澳門，於澳門大學法學院、澳門科技大學法學院二所大學有開辦法律教育。
美國的法學院提供三種學位的法學教育：法律博士、法學碩士、法學博士。法律博士是美國法學教育的核心，既培養法律實踐者亦培養法律研究者，幾乎美國所有的律師、法官、法學院教授都是法律博士畢業。
社會學起源於19世紀末期，是一門研究社會的學科。社會學使用各種研究方法進行實證調查和批判分析，以發展及完善一套有關人類社會結構及活動的知識體系，並會以運用這些知識去尋求或改善社會福利為目標。
社會學的研究範圍廣泛，包括了由微觀社會學層級的機構或人際互動，至宏觀社會學層級的社會系統或結構，社會學的本體有社會中的個人、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社會問題和社會控制，因此社會學通常跟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等學科並列於社會科學領域之下。社會學在研究題材上或研究法則上均有相當的廣泛性，其傳統研究對象包括了社會分層、社會階級、社會流動、社會宗教、社會法律、越軌行為等，而採取的模式則包括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由於人類活動的所有領域都是由社會結構、個體機構的影響下塑造而成，所以隨著社會發展，社會學進一步擴大其研究重點至其他相關科目，例如醫療、護理、軍事或刑事制度、網際網路等，甚至是例如科學知識發展在社會活動中的作用一類的課題。另一方面，社會科學方法的範圍也越來越廣泛。在20世紀中葉以來多樣化的語言、文化轉變也同時產生了更多更具詮釋性、哲學性的社會研究模式。然而，自20世紀末起的科技浪潮，也為社會學帶來了嶄新的數學化計算分析技術，例如個體為本模型和社交網路。
因其興起的歷史背景，社會學研究的重心很大一部份放在現代性社會中的各種生活實態，或是當代社會如何形成演進以至今日的過程，不但注重描述現況，也不忽略社會變遷。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範圍廣泛，小到幾個人面對面的日常互動，大到全球化的社會趨勢及潮流。家庭、各式各樣的組織、企業工廠等經濟體、城市、市場、政黨、國家、文化、媒體等都是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而這些研究對象的共通點是一些具有社會性的社會事實。雖然「社會性」的定義在不同學派之間仍有爭執，但社會事實外在於個人，且對個人的行為跟認知有影響，這一點是大致上為社會學者所共同接受的。
在19世紀初期，孔德認為過去神學及崇尚武力的社會慢慢消失，以理性、科學、工業為主的年代正在抬頭，兩者之間的衝突正是社會動盪的源頭。在社會制度轉變的時期，這種過渡性的衝突及混亂是無可避免。在舊制度消失前，人們無法體驗新制度，往往需要多次社會轉變才能改組社會。社會學就是針對社會改組的問題（現代性）而發展成為一門社會科學。涂爾幹學派的社會學家不但希望了解什么使得社會團體聚集起來，更希望了解社會瓦解的發展過程，從而作出“糾正”。糾正的觀念並不暗示社會學家預設一個「正確社會」的模板。涂爾幹本人都不認為有一個終極的、完美的社會可以參考。簡單來說，當一群人互動形成一個穩定的參考架構，運行良久，對他們來說就是「常態」。當社會制度問題積累下來，此一穩定狀態被打破，形成混亂，即上述所謂「瓦解」時，就形成病態。因此涂爾幹認為，社會學家職責在於找出一個社會的「日常常態」，如此才能確定出「病態」的判斷標準。社會學家需要不斷觀察與分析，不是找出模板，宣稱終極事實就結束。
相反地，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家並不探索對糾正社會的方法。因為他們認為對社會病疾提出的糾正方案，往往是以一個小群體的觀念強加到絕大多數人的身上，這不但解決不了問題，還會使問題加重。20世紀初，如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等人，受到上一代如韋伯與齊美爾學說影響，加之參考馬克思理論，針對現代社會與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悲觀看法，其中尤其看到社會雖然高度分工，卻也產生生活的分裂化。尤其是在藝術文化領域，大量複製技術的出現，造成藝術精神的喪失。法蘭克福第二代哈伯瑪斯繼承上述觀點，並參照美國結構功能主義與符號互動論、歐陸的現象學等，提出溝通行動論，與第一代悲觀觀點不同，認為必須致力建構一個可溝通的社會，才是悲觀現代性的出路。而上述的觀念，類似社會衝突論，知名人士如達倫道夫，也是以馬克思對社會階級分析為主，認為社會有掌握資源的階級，以及受統治的階級，惟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資產階級握有生產工具，無產階級因無工具而受宰制，需要反抗革命，觀點較屬於政治經濟學，但衝突論者，結合韋伯對階層──加入社會地位等角度，認為社會不平等，源自多方面，不只經濟不平等。
今天，社會學家對社會的研究包括了一系列的從宏觀結構到微觀行為的研究，包括對種族、民族、階級和性別，到細如家庭結構個人社會關系模式的研究。社會學系分成更多更細的研究方向，包括像犯罪和離婚，在微觀方面例如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些社會學家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從數量上來描述一個社會總體結構，以此來研究可以預見社會變遷和人們對社會變遷反應的定量模型。這種由拉扎斯費爾德倡導的研究方法，現在是社會學研究中的兩個主要方法論之一。社會學研究方法的另外一個主要流派是定性研究，包括歷史社會學、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題小組討論等收集資料的方法，以及基于扎根理論、內容分析等定性資料的分析及歸納方法。從事定性分析的社會學家相信，這是一種更好的方法，因為這可以加強理解“離散”性的社會和獨特性的人文。這種方法從不尋求有一致觀點，但卻可以互相欣賞各自所采取的獨特方式并互相借鑒。主流的觀點認為，定量和定性這兩種研究方式是互補的，而不是矛盾的。涂爾幹與韋伯都強調兩者的重要性──亦即從主觀（質化）與客觀（量化）交錯研究，到後來的象徵互動派大師布魯默相當強調質化的影響力。
社會學的角度就是讓我們通過社會學看事物的方法去認識自己及分析社會。其中兩種比較著名的社會學角度就是「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及「破解謎思」(Debunking)。
「社會學的想像力」由賴特·米爾斯所創，其主要意思是指我們可以透過「社會學的想像力」去了解社會。
至於「破解謎思」是彼得·柏格的概念。他指出了「社會學的意識中是存在著一種揭穿真相、破解謎思的動機」。這句話指出了社會學家是關注所有的人類活動，但他們關注的層面並不是一般人所關注的事實之表面，而是以一個質疑的心態去思考及破解一件事情的謎思。
人類對社會變化發展的整體研究源遠流長，社會學的邏輯和理念早在其形成學科基礎之前就已經出現。對社會的分析和研究基本上是源于西方文化、哲學思想的長年累積，并至少在早于柏拉圖時代之前產生。而更加正規的社會統計調查的起源更可以追溯到至少早在1086年的“末日審判書”。另一方面，在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也有早期社會學的蹤影，不少研究均指出歷史上第一位社會學家，是一位十四世紀來自北非的阿拉伯學者——伊本·赫勒敦，其最著名的著作《歷史緒論》首次介紹了有關社會凝聚力和社會沖突議題的社會科學理論。到了十七世紀，以笛卡兒為代表的理性主義者即注意到科學擁有發現真理的能力，而開始嘗試運用科學方法來研究社會現象。
社會學一詞的英語“sociology”（或“sociologie”），是由拉丁語“socius”（同伴）、“-ology”（研究），和希臘語“λ?γο?”（即“lógos”，意指字詞、知識）組合而成，這個名稱最早由法國散文家埃馬紐埃爾-約瑟夫·西哀士（1748年—1836年）在一份當時未公開的手稿中創造。至1838年，法國科學哲學家奧古斯特·孔德（1798年—1857年）正式確立了“社會學”一詞。孔德在初期曾使用“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一詞，但后來被別人挪用，其中包括著名的比利時統計學家朗伯·阿道夫·雅克·凱特勒。孔德寄望通過對社會領域整體的科學認識，而令歷史學、心理學和經濟學形成一體化，社會學正式由此而生。
奧古斯特·孔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