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1727年（雍正5年）臺灣道正式與廈門分離，並將道署移署於臺南。臺灣道設一府四縣二廳，包括新成立的澎湖廳。
1731年（雍正9年），彰化縣之大甲溪以北正式劃歸淡水廳。
1787年（乾隆52年）平定林爽文起義後，將諸羅縣改名為嘉義縣。
1811年（嘉慶16年）增設噶瑪蘭廳。
1875年（光緒元年），臺灣增設為二府八縣四廳。新設立的臺北府下轄三縣一廳，即宜蘭縣、淡水縣、新竹縣及基隆廳。臺灣府下轄五縣三廳，即彰化縣、嘉義縣、臺灣縣、鳳山縣、恆春縣、卑南廳、澎湖廳及埔里社廳。
1885年（光緒11年）朝廷敕命臺灣建省，設二府八縣四廳。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才獨立設省，因為與福建省仍有部分行政業務，因此官方正式名稱稱為福建臺灣省，不過一般仍稱分治後的臺灣為臺灣省。臺灣建省之後下設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三府，此時的「臺灣府」範圍約是現今的臺灣中部地區。
臺灣府（設於臺南）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方能正式建省，設三府十一縣三廳一直隸州：省城擇於原彰化縣橋仔圖(今臺中市)，並於省城所在地新設臺灣府及臺灣縣，原臺灣府改稱臺南府，原臺灣縣改稱安平縣。
臺灣府(設於臺中)
1894年（光緒20年）臺北府增設南雅廳，臺灣形成三府十一縣四廳一直隸州。
臺灣建省僅十年。
* 劉銘傳（第一任巡撫）：1885年9月10日 – 1891年2月27日
* 沈應奎（以臺灣布政使代巡撫）：1891年4月28日 – 1891年10月15日
* 邵友濂（第二任巡撫）:1891年10月16日–1894年9月15日
* 唐景崧（第三任、末任巡撫）：1894年9月16日 – 1895年3月23日
實施剃髮易服政策直到日治時期廢除。而臺灣方面所稱呼的唐山人包含清朝派到臺灣的文武官員。
清朝中葉，原有的八旗、綠營等世襲的職業正規軍隊已不堪作戰。因此地方官府遇事警，往往改以就地臨時徵募鄉民，組成「鄉兵」來彌平事變 。再加上清代臺灣墾民之間分類意識強烈，每當亂起，和變民不同原籍的墾民往往必須自組鄉勇以對抗變民。此皆「義民」形成的背景。
而也有如曾任彰化縣令的王璽在其所著的《彰化縣志》中所表達的：「負販食力之輩，一旦地方有變，無他營生，其相率而為賊者此民，其向義而從軍者亦此民。故欲散賊黨以殺其勢者，惟招募義民，最為上策。我軍多一義民，即賊人少一夥黨」。其完整的意思是：那些以勞力謀生的人，當地方有事變的時候，會因亂起而失去生計，最後有可能因無法謀生而跟著附眾起事，也有可能因希冀恢復生計，而成為義民來穩定秩序。所以招募義民，可以避免那些因變亂而無從謀生的人，最後也跟著成為變民。
乾隆一朝，漳、泉、客、原四籍墾民都有獲乾隆或頒匾額或賜名。客家籍義民獲頒「褒忠」匾額、泉州府籍義民獲頒「旌義」匾額、漳州府籍義民獲賜名為「思義村」，而原住民也有獲頒「效順」匾額。然而對於為鄉土而犧牲的祖先們，只有客籍墾民將他們對這些祖先的尊崇和感謝轉化成為義民爺的信仰。
1786年，福建省臺灣府發生林爽文事件，數萬與林爽文同為漳州籍的群眾加入民變，後因軍紀不良，百姓以鄉勇的形式組織義民軍保衛家鄉。在陳資雲領導下，轉戰新竹、苗栗、臺中、彰化等地。事件平定後，新竹士紳王廷昌出資僱工撿集死難骨骸共二百多具，合葬於枋寮。其後王廷昌、林先坤、黃宗旺、吳立貴等，在戴元玖家族的捐地下，集資建塚立廟以祭祀（即今新竹縣新埔義民廟）。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澎湖割讓日本。在乙未戰爭中因抗日保臺而犧牲的忠靈亦受到新竹縣新埔鎮「褒忠亭義民廟」的祭祀。
法國人所繪清廷實際控制區域（土牛界線以西）
清朝經牡丹社事件（1874年）的刺激，日本大舉入侵臺灣，是以「番地」並非隸屬清朝版圖為藉口。自此，清廷治臺政策改弦更張，轉而積極經營，歷任來臺的大員沈葆楨、丁日昌及劉銘傳，相繼推行「開山撫番」等各種措施，希望能使臺灣山區與東部也納入清朝版圖，以杜絕外國入侵的口實。但最終直至馬關條約之前，清朝都仍未成功控制臺灣大部分山區。
沈葆禎上奏朝廷開禁後山，廢除清朝人渡臺各種禁令，鼓勵移民至後山開墾；開闢北路、中路、南路三條由前山到後山的道路，並任命幹員先行撫番。其開山步驟為：屯兵衛，利林木，焚草萊，通水道，定壤則，招墾戶，給牛種，立村堡，設隘碉，致工商，建城郭，設郵驛，置廨署；撫番計劃為：選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途，給茶鹽，剃髮令，設番學，變風俗。
光緒二年（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至臺主持臺灣事務，三年（1877年）三月釐定「撫番開山善後章程二十一款」。
但在「撫番」期間，清廷對於不服統治的原住民，採用武力征討，以軍隊侵略原住民部落，或是欺詐誘殺不斷，許多原住民部落，不是被滅族，就是逃離原本的活動領域，往深山遷徙，然後將漢人移往原住民區域開墾，剝奪原住民生存空間，也導致原漢關係的緊張不斷，因此此政策之實施也可視為清政權與原住民政權一系列戰爭的導火線。
臺灣位處海外，錢糧轉運成本高；白銀流通量少，銀錢比價高；且處於開拓階段，多屯墾莊園、原住民番社，稻米產量不足；為因應與中國本土之差異，各項稅賦有所調整。「臺灣田賦與中土異者，中土止有田，臺灣兼有園，中土俱納米，而臺灣止納穀，中土改折（折銀），臺灣止納本色（穀物）。」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平定臺灣之後定漢人田地田賦每年「田每甲徵榖谷八石八斗，園四石」，丁銀則維持明鄭稅率「循鄭氏之舊，每丁歲徵銀四錢八分六厘」。
然而實施之後卻發生佃農以多報少而造成實際田賦比內陸省份還重，雍正五年（1727年）巡臺御史尹秦奏陳五項原因：「開臺之後。地方有司照租徵糧，而業戶以租交糧，致無餘粒，勢不得不將成熟之田園，以多報少。欺隱之田，倍於報墾之數。臣等細訪，向來任其欺隱不行清查之故，則其說有五：現征科則，計畝分算，數倍於內地之糧額。若非以多報少，不能完納正供，一也。臺灣沙地，每歲夏秋大雨，山水奔瀉，沖為澗壑，流沙壅積，熟田亦為荒壤。若非以多報少，將何以補苴虧缺，二也。臺地依山臨海，田園並無堤岸保障，海風稍大，鹹水湧入，田園鹵浸，必俟數年，鹹味盡去之後，方可耕種。若非以多報少，何以抵納官糧。臺地土脈炎熱，不宜施肥，二三年後，力薄寡收，便須荒棄兩歲，然後耕耘。若非以多報少，焉能輸將公課，四也。臺灣佃丁皆系漳、泉、惠、潮之客民，因貪地寬，可以私墾，故冒險渡來。設使按畝清查，以租作糧，則力不能支，勢必各回原籍，以致田園荒廢，額賦虛懸，五也。」
乾隆九年（1744年）下詔：「臺灣田園已照同安則例，後經部議以同安科則過輕，應將臺地新墾之田園，按照臺灣舊額輸納。朕念臺民遠隔海洋，應加薄賦，以昭優恤。除從前開墾田園，照依舊額，毋庸減則外，其雍正七年以後報墾之地，仍遵雍正九年奉旨之案辦理，其已照同安下則徵收者，亦不必再議加減。至嗣後墾闢田園，令地方官確勘肥瘠，酌量實在科則，照同安則例，分別上中下，定額徵收，俾臺民輸納寬舒，以昭加惠邊方之至意。」大幅減輕稅率。
光緒十一年（1885年）建省後福建臺灣巡撫劉銘傳在其奏摺中陳述臺灣稅輕：「乾隆元年（1736年），欽奉恩諭，臺灣丁糧著照內地分中減則，每丁徵銀二錢，以舒民力，歲徵銀三千七百六十餘兩。及十二年（1747年），乃議勻入田園徵收，其番眾所耕田地，概免完賦，照舊就丁納糧。至道光間，通計全臺墾熟田園凡有三萬八千一百餘甲，又三千二十一頃五十餘畝，谷種折地一千四百三十畝，年征粟二十萬五千六百餘石，租番銀一萬八千七百餘圓。至今已數十年，墾熟田園較前多至數倍，統計全臺之額，僅徵額銀一萬五千七百四十六兩，洋銀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九圓，又榖十九萬八千五十七石，久無報丈升科。伏維我朝輕徭薄賦，亙古所無，而於臺灣一島尤為寬厚。雍正、乾隆間，屢奉恩諭，臺灣賦稅，不準議加。」
另外也說明國家稅收少但佃農負擔田賦甚重，是因受地主士紳剝削：「臣渡臺以來，詳查民間賦稅，較之內地毫不輕減。而詢其底蘊，全系紳士包攬。若某處有田可墾，先由墾首遞稟，承攬包墾，然後分給墾戶。墾首不費一錢，僅遞一稟，墾熟之後，每年抽租一成，名曰大租，又有屯租、隘租各項名目，而糧課正供毫無續報升科。如臺北淡水田園三百餘里，僅征糧一萬三千餘石，私升隱匿，不可勝計。」隨即奏請清理田賦。
另外許多經濟作物也是課徵錢糧的替代品，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閩浙總督劉韻珂上奏：「臺灣號稱殷富，開闢則地利較溥，他如木料、茶葉、樟腦、藥材等物，為數更屬不少，通商惠工足以興利。」
對原住民則課徵「番課」；已歸化的原住民番社所有的田地，不徵收田賦，只徵收人頭稅「丁口餉」，徵收的稅額以穀折算，以番地收成的米糧代替繳納，又稱「番餉」；已歸化但尚未漢化的番社，則沿用荷蘭、明鄭時期制度，準用鹿皮繳納，稱「輸餉」。光緒十三年（1887年），巡撫劉銘傳奏準廢止課徵番餉。
因清朝統治區之原住民地不徵收田賦，漢人往往極盡所能取得原住民地權利。按規定，墾戶開墾無主之地必須向官府申請、註冊稅籍，若要取得原住民土地使用權，則須自行與原住民協商訂立契約方得耕種。雍正三年（1725年）定番地開墾，準照普通佃農大租規定繳納定額比率的租金與田賦，此種漢人租用番地的租金稱為「番租」或「番大租」。這類土地契約名目繁多，有「招墾」、「佃租」、「永耕」（永佃權）等，由於原住民沒有文字，契約通常用漢字寫成，漢人欺詐不懂漢字的原住民侵奪土地，訴訟時原住民因契約明訂而敗訴。清朝政府為減少原住民和漢人衡突而多次重申漢人入山之禁令、強化契約證人制度等措施，但平埔族人民土地所有權仍然大量流失。
清朝統治臺灣之初，先是將十幾萬在荷、鄭時期就已居住在臺灣的居民強制遣返閩、粵等原籍，又厲行渡臺禁令，對大陸人民移民臺灣嚴格限制，禁止攜帶家眷，因為粵東人在中國大陸屢次幫助鄭軍對抗清軍，更是禁止渡臺，於是臺灣客家人人口數因此大幅落後同時移民臺灣的泉州人及漳州人，而在日後分類械鬥中失利並退出平原。渡臺者多半為單身男子，或是已有家眷，但受限制無法攜帶妻子來臺的已婚男子。「饑來飽去」，「人眾不下數十萬，皆無妻孥」，「春季赴臺耕種，秋收回籍」。並且清朝本身即有多次下令「原漢禁婚」，以求解決漢人利用原住民招贅與繼承習俗侵奪原住民部落所有土地的問題。從推測作於嘉慶、道光年間的渡臺悲歌中，一面描述渡海經驗的輕鬆「順風相送都容易，三日兩夜過臺灣」，一面描述在臺灣開墾生活的艱辛。總計清領時期，臺灣共有六大移墾勢力：三邑人、同安人、安溪人、漳州人、四縣客、海陸客。其他較小勢力，往往依附在其底下。
清朝時期對臺灣的開發局限於西部平原和宜蘭平原，而不及於山岳地帶。漢化較深的原住民被稱為「熟番」，漢化較淺的原住民被稱為「生番」。漢人在拓墾過程中侵占原住民土地，或因文化隔閡彼此冒犯，乃至從事不誠實的交易，因此常有原漢衝突產生。清廷對於原住民問題採「畫界封山」政策，劃定「番界」，並設石碑於界線，將漢人以及原住民隔離，同時也設「理番同知」一官調節其紛爭。但因政策未徹底落實，原住民吃虧。所以原住民土地時常被明爭暗奪，漢人仍越過「番界」來農耕、經商，衝突仍十分頻繁。
由於清廷據有臺灣純係因據有臺灣可為中國東南沿海四省的屏障，以及預防漢族渡海割據，成為反清力量的根據地。因此在澎湖駐屯重兵達一萬多人，而臺灣本島則有班兵制度與臺灣不築城，也禁止臺灣人服兵役，更嚴禁私製武器、組織會黨。
當時清廷在臺駐軍皆由大陸調派，每三年調動一次，即為班兵制度。
在清朝治臺的212年中間，發生多次反抗事件，伊能嘉矩在其著作《臺灣文化志》中表示，清朝兩百餘年的統治，實際上就是「對移民叛亂的鎮壓和漫無計劃的綏撫工作的歷史」。在這段期間，百姓暴動頻起，總計發生了百餘次反抗事件，其中大規模者達三、四十起，俗諺稱臺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在這些武裝起義或騷擾事件當中，1721年的朱一貴事件（國號永和）、1786年的林爽文事件、以及1862年的戴潮春事件，被稱為清朝統治下臺灣的三大「叛亂案」。
發生這些叛亂的主因，不外乎清廷從大陸派來的官吏素質粗劣、官民間語言的隔閡、以及清廷對臺灣住民的高壓政策等；另外，還有臺灣男女比例懸殊之說。然而，如果我們論及這些動亂和臺灣意識之發展的關係的話，雖然史明（1980，200）宣稱這些動亂「在實質上，已經非常合乎近代殖民地解放的革命理念」，且有史料證明，清治臺灣三大叛亂案主角或多或少都與洪門天地會有關，且辛亥革命領導人之一譚人鳳在《社團改進會意見書》中寫道：「革命（辛亥革命）之成，實種於二百年於前之洪門會黨」，而臺灣就是洪門天地會發源地之一」。但是，多數學者似乎並不盡同意這樣的看法。比如說，黃昭堂（氏著，1996，86）就這樣認為：在十七、八世紀時，臺灣住民之間已經有了作為『臺灣人』的共同意識。清國統治下的臺灣漢族系住民稱大陸為『唐山』，稱大陸人為『唐山人』；但是，和這個稱呼相對應且通用於一般住民間的臺灣住民之總稱卻付之闕如。
清治時期民變的領導人物有：蔡機功、吳球、劉卻、朱一貴、吳福生、林爽文、陳周全、楊良斌、張丙、洪協、洪紀、林恭、戴潮春、施九緞、朱蔚
於1721年，臺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廷統治，攻下臺灣府城（今臺南市），復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後於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中，起事者和附從者亦有「留髮」去辮現象。。朱一貴事件最後因整個起事集團分裂為使用閩南語泉漳片的閩籍墾民和使用閩南語潮汕片的粵籍墾民二股勢力而敗亡。
1731年（雍正九年）年末暴發大甲西社抗清事件 ，巴布拉族消失，大肚王國滅亡，這場反抗事件過後，參與的男性原住民幾乎被屠殺殆盡，造成「番童少雁行，番婦半寡居」的情景。1878年，噶瑪蘭族聯合撒奇萊雅族與清兵對抗，發生加禮宛事件（亦稱達固湖灣事件），撒奇萊雅族開始流離失所或隱居他族，從此消失在歷史紀錄中而被認為是在清末消失滅絕的原住民族。噶瑪蘭族群則主要的精銳盡失，餘眾或向南依附阿美族或投降清軍。
原住民的抗清事件，以清廷的「開山撫番」政策開始之後最頻繁，大多為清朝與原住民政權之衝突，較重大的有1875年大龜文與清朝間的「獅頭社事件」（內外獅頭社事件）、1876年太魯閣與清朝間的「太魯閣事件」、1877年「大港口事件」（奇密社事件）、1878年「加禮宛事件」、1886年「大嵙崁社事件」、1887年「中路開山事件」、1888年「大莊事件」（卑南呂家望事件）、1895年「觀音山事件」等。「開山撫番」完全無視原住民的傳統生活領域與固有政權，原住民若有不服從者，下場就是遭到清軍「破莊滅族」、「喪身滅社」，因此造成許多部落喪失家園、流離失所，例如，加禮宛事件之後的撒奇萊雅族和噶瑪蘭族。
清治時期的分類械鬥，主要以不同祖籍間的「閩粵鬥」及「漳泉拚」為主，也有不同姓氏間或職業間的械鬥。起因為：一、經濟因素，爭奪田地或水源。二、社會因素，羅漢腳人數眾多，因細故釀成大禍。三、政治因素，官府無力管轄，加上貪贓枉法，民間遂以私鬥了斷。
洪門天地會以民族解放革命為宗旨，創始者為鄭成功，修整者為陳永華，分佈極廣。洪門中存有許多反滿規矩，如入會時必披髮，因大長辮非漢族之物，另見祖宗衣著亦復明時衣冠。鄭成功辭世以後，洪門會章依舊傳承下去，滿清臺灣三大叛亂案主謀，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皆曾借洪門天地會的力量發起革命。孫中山革命事業的起點，便由洪門傳播出的支系三合會首領介紹入會，並開山立堂，改組致公堂，創立興中會，山名大陸山。但此種會黨，在清治時期是嚴重違法。大清律例明定：「異姓歃血訂盟結拜兄弟，均照謀叛未行律，為首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聚眾20人以上，為首絞決，為從發往煙瘴地帶從軍」。現代在鹿港就建有福靈宮，專為洪門天地會林爽文反清起事事件所設立，其主神位是林爽文的平海大將軍王勳。另外在臺中市沙鹿蔴園福興宮，也是崇拜在林爽文事件中，以標榜「反清獨臺」天地會九龍山的王勳，並尊為主神來祭祀。
據《清史稿》中“禮”的分為；跪：用於民眾面見官員，下級面見上級，以及祭拜神靈時的迎、送、讀聽祭文、聽取詔令、聽審和判決等等，分別稱為“跪迎、跪送、跪讀、跪聽、跪受”等等。叩：叩頭，就是先跪下，然後雙手伸向頭前頭前按地，頭部的前額碰在地上。又分為“一跪一叩”（又稱“一跪一拜”下同），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等等，而以三跪九叩最為隆重。以上通稱為“跪拜禮”，直到日治時期才徹底廢除，使臺灣民眾見到官員不需再行跪拜禮。
1858年法國報紙Le Monde Illustré上的照片，圖上為被凌遲的法國使者
大清律例全部皆適用當時臺灣。包括各項刑罰，舉凡凌遲，戮屍，族誅等等。譬如朱一貴事件首領朱一貴，林爽文事件首領林爽文，因為是謀大逆為首叛之罪，押解至北京審判、凌遲處死。民事上契約與糾紛訴訟也一體適用清律。清律在臺灣施行至日治時期結束。
1683年，臺灣進入清治以後，由於大量東寧國遺民續居臺灣，以及後續來自閩南泉漳廈的移民，臺灣民間語言基礎承襲自此批閩南裔漢人的語言，以閩南語泉州腔為優勢語言。今日臺灣部分源自原住民之地名，大抵以閩南語轉寫原音。客家語亦通行於客家人聚居地區。另外，原住民族有其屬於南島語系之臺灣原住民族語。而清廷派駐臺灣的官員和部分基層吏員能使用官話，但官學、多數地方官吏以及臺灣民間仍使用閩南語或客家語。
清治康熙年間，黃叔璥為朱一貴事件而調任巡臺御史，其自撰在臺灣之所見所聞於《臺海使槎錄》一書。書中有對臺南當地居民語言的有趣記載，也間接顯示臺灣當時通用語言為閩南語：（參見臺灣閩南語姓氏讀音。）
1683年後到1859年以前，臺灣宗教除了道教、佛教與融合前二者的臺灣民間信仰為多數，幾無其他宗教。荷蘭統治時代，雖然在南臺灣有基督新教、北部也有西班牙引進來的天主教傳教活動，但在明鄭時期交替時幾乎斷絕。鴉片戰爭後，直到1859年英法聯軍，菲律賓的道明會派遣神父來臺，兩年後，重始天主教的傳教活動。開港後的1865年英國長老會以南部為中心，又1872年加拿大長老會以北臺灣為中心，開始傳佈新教。十九世紀後半重新開始的天主教及基督新教傳教活動，經過一個世紀到今天仍然繼續著，信徒人數雖不能與來自唐山的佛教或道教相比，但為臺灣社會帶來多元性的文化，並給予很大影響。
1683年七月十九日，清朝水師提督施瑯派遣吳啟爵等人到東寧，公告張貼薙髮令。七月二十日，鄭克塽率東寧臣民全部剃髮，開啟了臺灣人民剃髮留辮歷史。臺灣的剃髮令於進入日治時期後被才被取消終止。在剃髮易服的制度下，臺灣的鄭氏東寧國遺民由原本所沿襲的的明朝服飾，如王室的翼善冠、袞龍袍等，貴族官吏的烏紗帽、補服與公服等，在進入清治後，全部皆被清廷禁止，並規定改著清朝官服。臺灣進入日治後，總督府取消200多年的剃髮令和清朝服制。
布農族人在清初至日治期間與漢族人有經濟上的來往，部分部落的布農族人在與漢族人彼此交易中，獲得了漢族人的衣飾，也穿起了漢服。自從接觸了漢族文化之後，逐漸形成男穿長衫女穿裙，日本人鈴木作太郎在1932年的著作裡指出，布農族人的穿著和泰雅族人同樣是麻織布上衣，只是婦女後來仿漢人穿著綿衣衫褲。可見在日治時代，部分部落的布農族已經大量穿著漢服，與傳統族服正為穿用。
因朱一貴起義而於1722年來臺的藍鼎元（1680年～1733年），對於臺灣前期鴉片的吸食，有詳盡描述，也是目前為止對臺灣鴉片最早文獻，臺灣吸食鴉片習俗也是直到臺灣日治時期方才革除。
* 1858年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後，英法等國便藉著此一機會要求清廷開放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五個通商口岸。不過其中的「臺灣」究竟是指所有臺灣的港口，或是指臺灣府（今臺南市安平區）呢？由於定義不夠清楚，當時曾有過一番爭議，後來在擬訂條約細節時，法國要求「臺灣」通商口岸除了安平之外，必須加開北部的淡水作為通商口岸。之後其他國家遂亦援引「最惠國待遇」比照辦理，從此淡水便成為洋商的聚集之地（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2000）。
(按照作者姓氏漢語拼音順序排列；只收入專書，單篇論文不收入)
* 陳孔立，1990，清代臺灣移民社會研究。廈門：廈門大學。
* 陳其南，1987，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允晨文化。
* 戴炎輝，1979，清代臺灣之鄉治。臺北：聯經。
* 黃富三，1987，霧峰林家的興起：從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1729-1864）。臺北：自立晚報。
* 黃富三，1992，霧峰林家的中挫。臺北：自立晚報。
* 康培德，1999，殖民接觸與帝國邊陲：花蓮地區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紀的歷史變遷。臺北縣板橋市：稻香。
*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臺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李國祁，1982，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閩浙臺地區 1800-1916。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臺灣社會經濟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
* 林偉盛，1993，羅漢腳：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臺北：自立晚報。
* 麥斯基爾(Meskill，Johanna Menzel)，1986，霧峰林家：臺灣拓荒之家，1729-1895，王淑琤譯。臺北：文鏡文化。
* 施添福，1987，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 王存立、胡文青，2002，臺灣的古地圖：明清時期。臺北：遠足文化。
* 王世慶，1994，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
* 尹章義，1989，臺灣開發史研究。臺北：聯經。
; 其他文獻
* 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2000，1860年之淡水開港，見四百年來的淡水河流域：1860s-1960s淡水河流域的新展開 online。臺北：淡水河溯源數位博物館。引用於2004年11月5日。全球資訊網網址：。
* 黃昭堂，1993，臺灣民主國之研究，廖為智 譯。臺北：臺灣現代學術研究會。
* 黃昭堂，1996，第二次大戰前「臺灣人意識」的探討，見黃昭堂，臺灣淪陷論文集，頁81-109。臺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江寬政，1999，臺灣歷史中的反抗精神：一個意識層面的初步考察，見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臺北：海峽學術。
* Meisner, Maurice. 1964. The Development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47-62.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Mendel, Douglas H. 1970.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Ong, Ioktek. 1964. A Formosan's View of 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Formosa Today'', edited by Mark Mancall, 163-70.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 史明，1980，臺灣人四百年史（上、下冊）（平裝普及版）。San Jose，Calif.：蓬島文化公司。
* 閻崇年，2008，清宮十大疑案正解 。臺北：聯經。
*  臺灣省諮議會：貳、議政探源
阿克蘇姆（Kingdom of Aksum、????? ????）是公元前或公元初在東北非洲的國家，首都為阿克蘇姆城（今屬埃塞俄比亞的提格雷省）。公元1世紀，一位古希臘商人寫的《紅海環航記》裡首次提到它。國王埃扎納在位時（320年－360年），征服埃塞俄比亞高原、麥羅埃和南阿拉伯，與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締結同盟條約，國勢極盛，被稱為“眾王之王”。埃扎納還皈依基督教，推行新拼音文字，使阿克蘇姆成為非洲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國家。
阿杜利斯是阿克蘇姆最重要的貿易中心：它地近曼德海峽，控制紅海的航運；西距阿特巴拉河不遠，沿河北上可至尼羅河中游，所以又是內陸貿易的集散地。來自意大利、埃及、拜占廷、印度的鐵器、棉布、酒和裝飾品，源源運進阿杜利斯，運出的是黃金、象牙、香料、犀角和玳瑁。使用鑄有國王頭像的金、銀、銅幣。阿克蘇姆人民修建梯田和灌溉工程，種植小麥、葡萄、或放牧牛羊，馴獵野象。技術高超的匠人在山巔開鑿（不是砌造）教堂和碉堡，堪稱一絕。
六世紀中葉，波斯薩珊王朝攻占也門，阿克蘇姆被擠出南阿拉伯。七世紀初葉阿拉伯帝國興起，壟斷從印度到地中海的商路，阿克蘇姆衰落。八世紀，阿杜利斯被黃沙淹沒。九世紀起，埃塞俄比亞政治中心南移今首都亞的斯亞貝巴一帶。十世紀，阿克蘇姆帝國滅亡。
Axumite 時代的阿斯馬拉雙耳瓶
百濟（前18年－660年），又稱南扶餘，是古代朝鮮半島西南部的國家。532年新羅兼併伽倻后，在朝鮮半島上百濟與高句麗、新羅三足鼎立，這段時間被歷史學家稱為朝鮮三國時代。
據《三國史記》記載，百濟傳說是高句麗創始者朱蒙的第三個兒子溫祚王于公元前18年在漢江南岸（今韓國河南市）創建。《隋書/卷81》也載“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百濟的鼎盛時期疆土涵括西朝鮮（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絕大部分。最北曾到平壤。百濟曾是海上的強國，通過海路與古代中國和日本各政權進行政治和貿易往來。據《隋書/卷81》記載百濟人口混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也有中國人。
公元660年，百濟被新羅和唐朝的聯軍滅亡。
傳說公元前18年，高句麗太祖朱蒙的兒子溫祚與沸流帶領一批高句麗人南下到漢江盆地建立起百濟國。最早記載百濟的是《三國志》中提到馬韓地區的眾多城邦之一伯濟。朱蒙因受迫害而逃離扶餘，來到了卒本地區，在那里與當地首領延陀勃的女兒召西奴結婚，并創立了高句麗王國。當朱蒙在扶餘所生的兒子到達高句麗后，找到了他的親生父親并成為王儲，就是日后的琉璃王。朱蒙與召西奴所生的兩個兒子沸流和溫祚認識到琉璃王繼位后，他們在高句麗將無法立足。因此兩兄弟決定離開高句麗并與他們的追隨者一起南下。
聽從追隨者建議，溫祚在慰禮城（現在的韓國河南市）建城，并立國號“十濟”。但是沸流不理睬這個建議，認為臨海而居更好，并在彌鄒忽建城（現在的韓國仁川廣域市）。可是在彌鄒忽的鹽水和沼澤對于大多數人來講難以忍受，與此同時慰禮城的百姓卻繁榮地生活著。沸流于是前往慰禮城并要當十濟國王。溫祚不同意。于是沸流對溫祚開戰，但輸給了溫祚。 因為羞愧，沸流自殺。彌鄒忽的百姓于是搬遷到慰禮城，溫祚也高興地接納了他們并改國號為“百濟”。有百姓濟海樂從的意思。
居于慰禮城的百濟由于被馬韓包圍，所以經常受到馬韓的侵擾。而他們的都城亦經常在漢江兩岸不斷搬遷。至今，首爾在漢江兩岸仍然留有北漢山城（鄰近青瓦臺）及夢村土城（鄰近松坡區）的遺址。當時，他們稱呼今日首爾兩岸為“河北”及“河南”。直到今日，京畿道仍然留有河南市這個名稱，以見證昔日的歷史。
公元10年開始， 百濟在馬韓部落中保持強勢。根據高句麗建國神話的記載，建立百濟的是一部分高句麗頭人（召西奴、沸流、溫祚）與他們的百姓(扶餘人)。高句麗人到達半島南部后構成上層，而原住民馬韓則是國家中的下層。三國史記中百濟君王五次說自己源出朱蒙，王室以扶餘為姓，且一度改國號為南扶餘，高句麗故國原王南侵后百濟與高句麗決裂，不再和好。
百濟古爾王（234年－286年）的統治時期， 百濟鞏固了國家的制度。據《日本書紀》記載，249年，百濟向東擴展到洛東江上游與新羅、伽倻相鄰。晉朝永康元年（300）發生八王之亂，樂浪郡，帶方郡地方長官率眾奔赴遼東，向慕容家族請求內附。建興元年（313）高句麗南下侵略樂浪郡。帶方郡受孤立而瓦解，初被百濟吞并。其居民得到百濟的善待。后來樂浪郡、帶方郡在4世紀大多數時間成為高句麗、百濟爭霸的場所。后史書從345年開始將百濟稱為國家。據《日本書紀》記載，百濟367年第一次向日本派出外交使團。
近肖古王（346年－375年）時期，百濟通過與高句麗的戰爭向北擴展了疆土，同時向南消滅了殘存的馬韓部落。近肖古王時期，百濟到達其鼎盛時期，其疆土涵括了現在西朝鮮（除了平安北道和平安南道）的絕大部分。371年，百濟在平壤（原樂浪郡）打敗了高句麗。在戰爭中，殺死了故國原王。而故國原王之孫好太王392年即位后又戰勝百濟再次控制了這一區域。
這個時期百濟積極地吸收了中國文化和技術。384年，佛教成為百濟的國教。與此同時，百濟也發展成為海上強國，并與日本發展了良好的關系。中國的漢字、漢傳佛教、制陶技術和其它文化在這一時期從百濟傳入日本。
5世紀，高句麗南擴，并于427年遷都平壤。在高句麗的軍事威脅下，百濟開始喪失北方土地。475年， 高句麗攻下慰禮城（今韓國首爾），百濟喪失整個漢江流域，蓋鹵王被殺。蓋鹵王太子文周王被迫遷都于熊津（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市）。文周王在位期間，百濟王權不穩，發生內訌，文周王被兵官佐平解仇暗殺。文周王之子三斤王即位后，解仇掌控國家大權。直到東城王（479-500年）即位后，百濟王權才開始得到恢復。東城王在位期間，百濟開始與中國南齊建交，并與新羅聯姻共同對抗高句麗。武寧王時期（501-522年），百濟國力開始逐漸得到恢復。
大多數朝鮮三國的地圖都將百濟的疆土畫成包括今天的韓國忠清道和全羅道。這是百濟熊津時期和泗沘時期的核心地域。在這一時期百濟還宣稱曾短暫在中國（南朝宋）的遼西地區有過疆土。
百濟略有遼西的記載首見于南朝的《宋書》。此外，《梁書》和《南史》也有類似相同的內容。作為百濟史上的一個歷史事件，并沒有記載于朝鮮的史書，而卻記載在中國南朝的史書上，這確實是值得研究的課題。372年，中國南朝時東晉，北朝是前秦，前秦大多數時間占有今天遼寧省大部分領土。然后相繼后燕國，北燕，北魏對遼西地區有效控制，并有史載建制。百濟晉平郡晉平縣很有可能是大同江以西平壤郡（縣）訛傳為遼河以西的晉朝的平壤縣（朝鮮縣）。
523年圣王即位后，百濟出現了中興的景象。538年，圣王將國都從偏僻的熊津移往地處平原地區的泗沘（今韓國扶餘郡）。遷都泗沘后，圣王改國號為“南扶餘”（因為百濟將扶餘國當成他們的發源地），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新鞏固了皇權。由于新國都位于錦江沿岸，這為百濟與中原王朝的交流也提供了方便。百濟與南朝梁積極發展外交關系，同時也與日本建立友好關系。
551年，圣王聯合新羅攻打高句麗，成功收回之前被高句麗攻占的漢江流域下游6郡。新羅則斬獲漢江流域上游的10郡。此后，新羅繼續攻打百濟，奪走百濟剛從高句麗那里奪回的漢江6郡，控制整個漢江流域。百濟與新羅的聯盟徹底瓦解。554年，圣王發兵攻打新羅，慘敗。圣王被新羅亂軍殺死。百濟從此走向沒落。
660年，唐與新羅聯合發動了對百濟的攻擊。 百濟首都泗沘最終被攻陷。百濟被新羅吞并。百濟義慈王和兒子被帶到中國洛陽，同年，義慈王病死，葬在邙山孫皓、陳叔寶的陵墓之旁。一批百濟貴族逃往日本。
百濟被滅后，百濟的遺民曾試圖重建百濟。原百濟將軍鬼室福信擁立百濟王子扶餘豐為王，并向日本求助。扶餘豐攜5,000軍隊從日本回百濟。
663年，百濟-日本聯軍與唐-新羅聯軍與在海上開戰，史稱“白江口之戰”。經過5次交戰，百濟-日本聯軍戰敗。扶餘豐逃往高句麗。
660年，唐朝在百濟故地建立設置了5個都督府：“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五都督府”，納入唐王朝直接管理。但隨著后來的百濟復國運動，唐朝在665年把五個都督府統一合并為熊津都督府，由義慈王的兒子扶餘隆為熊津都督府都督，管理百濟故地和遺民。因為百濟、新羅是世仇，扶餘隆害怕受到新羅國的侵略，未敢赴任，最后在洛陽去世。羅唐戰爭后，唐朝最終退出朝鮮半島南部。
百濟官制有十六品。不同品級的官吏著不同顏色的服飾。百濟國王下設六佐平，即內臣佐平、內頭佐平、內法佐平、朝廷佐平、衛士佐平、兵官佐平6位大臣，分別掌管國王旨令、國庫財政、禮儀和教育、司法、京師防衛部隊、地方軍隊。408年，在六佐平之上又設總管上佐平。日常事務由中央官廳處理。中央官廳由內官和外官及其所屬的21官廳構成。內官負責宮廷事務，外官負責國家內外政務。
百濟在地方設有五部五方。五部設于國都附近的京畿地區，其它地方則被分為五方。每方都設有方城，并駐有軍隊。五方下設郡和城。
百濟農業普遍采用牛耕，重視修建水利工程，并改輪休耕地的易田法為不易田法，主要出產水稻、大麥、黃豆、麻、桑、蔬菜、水果。百濟的手工業有官營和民營兩種。掌管手工業的官廳下設各種手工業場，主要生產金銀制品、紡織品，以及鐵制生產工具和武器等。民營的手工業主要是生產麻布和工具。
百濟除與高句麗和新羅商貿往來之外，還與中國和日本進行貿易往來。百濟是朝鮮三國中最早開展海上貿易的國家，與中國和日本有著頻繁的海上商貿與文化往來。
百濟枕流王元年（384），西域僧人摩羅難陀經東晉到百濟傳教，得到枕流王優待，并于次年為其在漢山建佛寺。佛教從此傳入百濟并興盛。《周書*百濟傳》曰：“（百濟）僧尼、寺塔甚多”。百濟僧人亦來華和去印度學法。南朝時期來陳國學習的玄光 (朝鮮)是中國和朝鮮半島天臺宗的先驅，南岳門28大弟子之一。百濟僧人在武寧王末年前往印度取經，圣王四年（526）回國，后成為百濟律學鼻祖。
百濟亦將佛教傳入日本。圣王三十年（552），百濟贈送日本金銅寺釋迦像、彌勒像、經卷等佛教用品，并告誡“是法于諸法中，最為殊勝”。佛教從此進入日本。此后，百濟多次派遣僧人去日本傳教。587年，從日本來百濟學習戒律，后回國將戒律傳入日本。百濟武王二年（601），百濟僧人觀勒赴日本擔任僧正、檢校僧尼，是日本最早的僧官。
收錄于《三國遺事·紀異·武王》的《薯童謠》是現存唯一的一首百濟鄉歌，作者是百濟第30代國王武王。傳說武王原本是平民出身的薯童，通過讓群童傳唱這首《薯童謠》，智娶新羅真平王的善花公主。除了鄉歌之外，朝鮮三國時期還興起了以本民族傳統音樂為基礎的歌樂“鄉曲”。這些鄉曲在朝鮮文學史上發揮了重要的影響。百濟的鄉曲主要有《井邑》、《智異山》、《禪云山》、《山有花》等。
百濟義慈王佐平成忠的《上義慈王書》是朝鮮文學史上的書函體散文名篇。7世紀中葉，新羅欲聯合唐滅百濟，但義慈王卻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不問政事。成忠多次進諫，但卻被義慈王關進牢中。《上義慈王書》是他在獄中病危臨終時留給義慈王的遺言：“忠臣死不忘君，愿一言而死。臣常觀時察變，必有兵革之事。凡用兵，必審擇其地，處上流以迎敵，然后可以保全。若異國兵來，陸路不使過沈峴，水軍不使入伎伐浦之岸，舉其險隘以御之，然后可也。”。不過成忠的忠心沒能使義慈王回心轉意，百濟最終被羅唐聯軍所滅。現存百濟的散文還包括《武寧王墓志》等碑志和銘文。
現存的百濟繪畫很少，主要有忠清南道宋山里6號古墓和扶余郡陵山里古墓的壁畫。據記載，百濟派有多名畫匠到日本作畫，對日本繪畫的發展起到影響。百濟阿佐太子在日本所畫的圣德太子像被視為百濟繪畫的精品。
從扶餘郡百濟王陵園的古代佛教寺廟出土的豪華金銅大香爐（???????）被認為是百濟文化的精髓，鮮明地展示了百濟成就的巔峰。百濟文化的創造力和卓越可以從香爐的頂部紋飾上精巧、優雅的蓮花造型，輝煌、美麗的磚的圖案，陶器風格流暢線條的魅力，和流暢、優雅的碑文書法看出。佛像上微笑的面龐，華麗卻優雅的百濟寶塔顯示了這種創造力與佛教的關聯。
武寧王的陵墓按著中國拼鑲磚墓的形式建造并受到中國進口物品的影響，也包括了許多百濟傳統的隨葬物品，如金制冠飾，金制耳飾。墓室習慣也按照百濟獨特的傳統。這個陵墓被認為是熊津時代的代表性墓葬。
滿洲源流考說百濟最初據于遼西（柳城到北平一帶），后被高句麗擊敗，退入南韓。隋書卷81中稱新羅國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到末期不斷與新羅開戰。
《后漢書·東夷傳》稱三韓“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三國志》卷30《魏書·東夷傳》所列馬韓諸國名也有“伯濟”。
372年，百濟近肖古王曾向晉朝朝貢。429年，百濟派使團到宋尋求文化和技術。 472年，百濟蓋鹵王派使團到北魏尋求對付高句麗的軍事援助。百濟武寧王和圣明王多次派使團到南梁。武寧王的陵墓是按南梁的墓室風格建造的。
百濟贈予倭王的七支刀
百濟與日本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中國的漢字、佛教、製陶技術和其它文化都通過百濟傳入日本。同時，百濟得到了日本的物資和軍事援助，並獲得日本的支持，以對抗新羅。
大量的日本皇族和學者來到百濟進行教育和文化交流，這樣的例子包括在奈良（部份學者認為是以百濟詞“王國”命名的城市）由百濟移民設計和建造的兩個奇觀，寶塔和木結構寺廟法隆寺。
許多百濟王族和貴族成員與日本皇族通婚也是被廣泛承認的，即使是明仁天皇也承認這個事實。據《續日本紀》記載，桓武天皇的母親高野新笠是武寧王的嫡系子孫，而明仁天皇是桓武天皇的后代。學者中最著名的是阿直岐（achiki）與王仁（他受阿直岐推薦到大和國）。從應神天皇之邀而舶來，是為歸化日本之學者。《古事記》記載：王仁獻《論語》、《千字文》與日本，中國的儒教與漢字亦被認為是藉此傳至日本。
有趣的是，有很多日本貴族是來自百濟。百濟阿莘王的太子於397－405年曾與應神天皇一起住在大和宮廷。他後來成為百濟腆支王。應神39年，百濟國王派其妹與7位侍女去日本。仁德天皇時代，百濟國王之孫去日本養隼，與天皇出獵，蓋鹵王時代，派其弟到倭侍奉雄略天皇。479年，百濟的三斤王死後，昆支的次子回百濟成為東城王，雄略天皇甚不捨得。百濟王扶餘豐的兄弟被封為王，在日本生存至10世紀。
謝赫扎耶德·本·蘇爾坦·阿勒納哈揚（；），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前總統，被本國人尊為“國父”。
扎耶德1946年任阿布扎比酋長國東方省省長，1966年推翻其兄沙赫布特任阿布扎比酋長國謝赫（第14任），1971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成立，他起當選為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任總統，之后6次連任直至逝世。曾任海灣合作委員會主席。
扎耶德喜好騎馬和獵鷹，擅長射擊。
2000年8月他在美國做了腎移植手術。2003年7月和10月分別在瑞士和英國接受腹壁疝手術和膽結石手術。2004年11月2日，扎耶德因病逝世，享年86歲。副總統馬克圖姆·本·拉希德·阿勒馬克圖姆代理總統一職；翌日，謝赫之子哈利法當選阿聯酋新任總統。
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定為世界遺產時使用的登錄名稱（The Mountain Resort and its Outlying Temples, Chengde）。其中的避暑山莊是中國現存最大的皇家園林，位于中國河北省承德市雙橋區。
山莊內午門上康熙御筆御印避暑山莊龍匾，其中的「避」字多一劃，後世認為是康熙寫錯了字。
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是指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即清朝皇帝的夏季行宮以及依照西藏、蒙古、新疆的藏傳佛教寺廟形式修建的寺廟。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北省承德市（117:52E 40:59N），承德市中心區以北。避暑山莊從清朝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開始建造，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初具規模。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賜名為“避暑山莊”，并題寫其匾額。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費時89年（1703年到1792年）才基本完工，并在山莊外周邊修建了包括“外八廟”在內的許多寺廟。
清朝前期許多重要的政治、軍事、民族和外交等國家大事，都在這里處理。清朝皇帝夏季到避暑山莊避暑時，通常是每年農歷四、五月份來，九、十月份返回北京。因此，避暑山莊就成了北京以外第二個政治中心，連同周圍寺廟又是接見邊疆少數民族政教首領、處理民族關系和外國使節的地方，對安撫和團結中國邊疆少數民族、鞏固國家統一起到了重要作用。避暑山莊與周圍寺廟構成了緊密關聯的有機整體，風格迥異，山莊內樸素淡雅，周圍寺廟金碧輝煌。正是由于存在眾多歷史和文化遺產，使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首批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和四十四個名勝風景區之一，中國十大風景名勝、首批國家5A級旅游景區之一。1994年，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遴選標準C（II）（IV）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1875-1890年避暑山莊地圖
清朝畫家冷枚所繪避暑山莊圖
1900年的避暑山莊
清人入關統治后，其皇帝夏季不愿居住在炎熱的北京紫禁城中，因此選擇林泉茂盛的空曠之地居住，如北京西苑和南苑。康熙帝即位后，又在北京西郊修建了暢春園和澄心園。為了鞏固與蒙古各部落的政治聯盟，康熙皇帝還經常北巡至塞外，同蒙古各部王公舉行巡幸、木蘭秋狝、年班、圍班、朝覲等儀式。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首次開始北巡，當年在古北口外建設了喀喇河屯行宮，在此召見漠南蒙古各部王公首領，并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承德府北建立了木蘭圍場（范圍在今河北省承德市和內蒙古自治區境）。
康熙皇帝的北巡路線一般是出古北口，經灤河至內蒙古。由于皇帝儀仗車馬繁多，一天最多只能走40里，沿路人煙稀少，所以在沿路每隔40里修造一座小行宮，80里一座較大的行宮，以為駐蹕之所。在北京至木蘭圍場沿途相繼修建了石曹、懷柔、密云、古北口、巴克什營、兩間房、熱河、釣魚臺、中關、湯山、波羅河屯、濟爾哈朗圖等一系列行宮。
由于當時蒙古王公因擔心天花的威脅，很少前往北京朝覲皇帝，康熙帝認為喀喇河屯行宮起居不便，限制了對蒙古“懷柔”政策的實施，而該行宮所在的灤河地區“土肥水甘、泉清峰秀”，決定在喀喇河屯行宮附近另外擇地修造一座更大的避暑行宮。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帝出喜峰口赴木蘭圍場行圍，回京途中在喀喇河屯行宮附近的武烈河河谷發現一處風景“蔚然深秀”且“舊無人居墓廬”的地區，決定在此建立新的行宮（也是皇帝接見屬國使臣的地方）。
避暑山莊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才算基本完工，并在宮外周圍修建了寺廟。避暑山莊成為清朝皇帝的夏宮，避暑山莊建成后，由于皇帝幾乎每年夏天都要來此一段時間，隨行大批官員、官兵、侍衛駐扎在宮外，有的攜帶家屬，宮外逐漸形成集市，酒樓、旅店、妓院、賭場隨之開設，逐漸形成一個城市。雍正元年（1723年）設熱河廳，雍正十一年（1733年）設承德州（取“承受先祖德澤”之義），1778年改承德府。
清朝時期許多重大事件都發生在避暑山莊。傳說乾隆帝出生于避暑山莊外的獅子園，嘉慶帝遺詔曾記載乾隆生於此。嘉慶帝、咸豐帝兩位皇帝去世于此；且在咸豐帝移靈回北京，誘發西太后聯合恭親王奕訢途中發動辛酉政變，逮捕肅順等八個顧命大臣。
清朝道光時期，由于國勢轉衰，不得不宣布“秋狝禮廢”，不再巡行塞外，并將避暑山莊文物集中于正宮，陸續撤運回北京。此后避暑山莊空鎖了近40年，建筑物多有坍塌毀壞。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咸豐帝曾至避暑山莊避難，同治帝即位后再次下令停止修葺避暑山莊和周圍寺廟，任其塌廢。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后，避暑山莊成為熱河省政府駐地，先后為熱河都統熊希齡、王懷慶等人占據。1933年日本軍隊占領熱河省，將其并入滿洲國，將山莊內殘存的13萬件文物和銅制建筑“珠源寺宗鏡閣”運走，下落不明。中華民國時期因保護不力，避暑山莊內的殘存建筑破壞嚴重，梨花伴月、獅子林、東宮等建筑被毀。
1949年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避暑山莊進行了必要的修理和保護，不久之后山莊再度成為熱河省人民政府、承德軍分區駐地。1961年3月4日，避暑山莊以及部分周圍寺廟分別被列入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6年開始了“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整修工程十年規劃”，對山莊建筑進行修復，并于1986年開始了第二期整修十年規劃。從1976年到2006年先后實施了三期整修十年規劃。
1994年，“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2003年7月18日，《承德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保護管理條例》經河北省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并公布，自2003年8月20日起施行。
避暑山莊繼承中國古典園林傳統造園思想，借助于自然地勢，融合南北造園藝術。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形成密切相關的整體，是清代皇帝處理民族關系的重要舉措。是中國古代帝王宮苑與皇家寺廟完美融合的典型范例。避暑山莊及周圍廟宇無論是從建筑學、造園藝術還是政治、經濟上都有廣泛的意義，這也是使得其成為世界遺產之一的重要因素。
世界遺產委員會評價：它是由眾多的宮殿以及其它處理政務、舉行儀式的建筑構成的一個龐大的建筑群。建筑風格各異的廟宇和皇家園林同周圍的湖泊、牧場和森林巧妙地融為一體。避暑山莊不僅具有極高的美學研究價值，而且還保留著中國帝制社會發展末期的罕見的歷史遺跡。
避暑山莊正宮"澹泊敬誠"殿
康熙三十六景之長虹飲練
郎世寧、王致誠等作《萬樹園賜宴圖》，描繪乾隆帝于避暑山莊萬樹園宴請杜爾伯特部首領的場面。故宮博物院藏
避暑山莊又稱“熱河行宮”，當地人稱“離宮”，是清代前、中期皇帝夏季避暑和處理政務的場所。位于中國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武烈河西岸一帶狹長的谷地上，總面積564萬平方米，由眾多的宮殿、樓閣、亭榭以及其它處理政務、舉行儀式的建筑構成的一個龐大的建筑群，總建筑面積10萬多平方米，共有建筑120余組，山莊周邊宮墻高3米，長10公里，形似長城故人稱“小長城”。避暑山莊主要分宮殿區和苑景區兩部分，苑景又分為湖泊區、平原區和山巒區，利用了原有的自然山水，吸收江南、塞北之風光，不以皇家建筑輝煌取勝，而是以表現天然山水見勝的宮苑。是中國現存面積最大的皇家園林。避暑山莊東南多水，西北多山，有草原風光，也有森林景象，所以亦有人認為是取清朝疆域自然地貌的縮影。
避暑山莊不僅具有比較高的美學研究價值，同時還保留著中國君主專制社會發展末期的罕見的歷史遺跡。
康熙帝和乾隆帝先后擬定了避暑山莊“三十六景”命名名并題詩，并稱為避暑山莊七十二景。康熙所題康熙三十六景之名均為四字，乾隆所題乾隆三十六景之名均為三字，這是區分康熙三十六景和乾隆三十六景的最明顯標志。
宮殿區位于避暑山莊南部，是清朝皇帝處理朝政、舉行典禮和寢居之所。包括正宮、松鶴齋、萬壑松風和東宮等四組主要建筑組成，其中，位于宮殿區東面的東宮毀于戰火。
*麗正門是避暑山莊正門，也是進入宮殿區正殿的第一道門。建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門上方有乾隆帝題寫“麗正門”，用漢、滿、蒙、藏、維五種文字刻成。列為避暑山莊“乾隆三十六景”第一景。“麗正”取自《易經》“日月麗乎天，百谷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正宮是宮殿區的主要宮殿，包括九進院落，建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至五十二年（1713年），乾隆十九年（1754年）修繕改建。分為“前朝”與“后寢”兩部分。
**澹泊敬誠殿：是皇帝住在避暑山莊時臨朝聽政，接見王公大臣和外國使節的地方。始建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因用楠木修建而不施彩繪，故又稱“楠木殿”。是正宮的核心建筑，是皇帝接受朝見、處理朝政和舉行重大典禮活動之所。
**煙波致爽殿：是皇帝的寢殿。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稱這里“地既高敞，氣亦清朗”，“四周秀嶺，十里平湖，致有爽氣”，命名為“煙波致爽”，列為避暑山莊“康熙三十六景”之首。1820年9月嘉慶帝駕崩于此。1860年10月28日咸豐帝于此殿西暖閣簽署了喪權辱國的《北京條約》（此殿外立有勿忘國恥一碑），1861年8月咸豐帝駕崩于此。煙波致爽殿東、西通有跨院，為后妃居所。
*松鶴齋在正宮以東，包括七進院落，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其寓意為“松鶴延年”，是為皇太后建的居所。
*萬壑松風在松鶴齋的北面，包括六棟建筑。建成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是宮殿區興建最早的一組建筑。康熙帝常在此處理政務。康熙帝曾賜給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后來的雍正帝）的第四子弘歷（后來的乾隆帝）在此居住，為弘曆年輕時的居所。
湖州區位于宮殿區以北。多仿照移植江南園林景觀。山莊湖泊總稱“塞湖”，湖水來自山間溪水、熱河泉水以及武烈河水。湖洲區有九湖十島，洲島間橋堤相連，分隔不同的湖面。現今，尚存有七湖八島。康熙帝、乾隆帝欽定的避暑山莊七十二景在湖區有三十一處。苑景區主要的風景建筑都營造在湖洲區及其周邊。
平原區位于湖泊區以北。平原區主要分為，西部是草地，以“試馬埭”為主體，是騎馬活動場地；東部為林地，稱“萬樹園”，康熙帝時是步圍行獵之所，取名“甫田叢樾”列為康熙三十六景之一，乾隆帝曾在此張幕賜宴、接見蒙古王公貴族首領、宗教領袖以及外國使節。北部有永佑寺是山莊內最大寺廟。
現今，區內復建有蒙古包作為度假旅店。
湖州區、平原區的西部和北部是山岳區，占避暑山莊總面積的四分之三。自北而南有松云峽、梨樹峪、榛子峪、西峪等幽深縱橫的溝谷。可登峰居高眺望遠近景色。當年，康熙、乾隆兩代皇帝，依山就勢營造四十余處景致分布點綴山區，后來逐漸破敗幾乎無存。
*煙雨樓：位於湖區如意洲北側的青蓮島，是仿浙江嘉興南湖鴛鴦島上的煙雨樓而建。建築形制為卷棚歇山頂。
*文津閣：仿浙江寧波范氏的天一閣。是清代四座皇家藏書樓之一；內藏《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
*六和塔（舍利塔）: 仿杭州的六和塔。
File:Chengdemountainresortpic1.jpg|煙雨樓
File:Wenjin Imperial Library.JPG|文津閣
File:Chengde Mountain Resort 5.jpg|文園獅子林
File:Chengde Mountain Resort 2.jpg|永佑寺舍利塔
遠眺普陀宗乘之廟與須彌福壽之廟，普陀宗乘之廟主體大紅臺在周圍樓宇映襯下非常搶眼
避暑山莊周圍寺廟指清朝在避暑山莊周圍修建的十二座佛教寺廟。其中八座寺廟在避暑山莊北部、東北部的山丘地帶，自西而東依次是：羅漢堂（大部分已毀）、廣安寺（大部分已毀）、殊象寺、普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普寧寺、普佑寺（大部分已毀）、廣緣寺。另外在避暑山莊以東的武烈河東岸有四座，自北而南依次是：安遠廟、普樂寺、溥仁寺、溥善寺（已毀）。除溥仁寺、溥善寺建于康熙年間，其余10座寺廟建于乾隆年間。這些寺廟建筑風格分為藏式寺廟、漢式寺廟和漢藏結合式寺廟三種，具有鮮明的政治功用。
當年羅漢堂、廣安寺、普樂寺三個寺廟，清朝朝廷“向未安設喇嘛”，由內務府管理。另外八座寺廟（實際是九座寺廟，其中普佑寺附屬于普寧寺）設有喇嘛，由清朝理藩院管理，于北京喇嘛印務處注冊，并在北京設有常駐喇嘛的“辦事處”。這八座理藩院管理的寺廟由于在古北口外，故統稱“外八廟”（即口外八廟之意），內務府管理的羅漢堂、廣安寺、普樂寺不在其內。其中的普陀宗乘之廟、須彌福壽之廟、普寧寺、普樂寺根據《國務院關于公布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通知》于1961年3月4日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羅漢堂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位于市區北郊獅子園，占地面積共18畝。乾隆帝曾兩次游覽浙江海寧安國寺的羅漢堂，對寺內的五百羅漢造像極為欣賞，于是下旨仿浙江海寧安國寺在承德建造了這座寺廟，并命名為“羅漢堂”。
廣安寺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位于市區北郊，殊象寺以西，共占地一萬余平方米。乾隆帝為了慶祝皇太后八十大壽，取“廣大廣安”之意，建立該寺。
殊像寺建成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位于承德避暑山莊北面的普陀宗乘之廟之西，坐北朝南，仿五臺山殊像寺而建，以漢族廟宇建筑形制為主。東西寬約115米，南北長約300米，占地面積2.3萬平方米。此廟以乾隆家廟著稱。
普陀宗乘之廟全景
普寧寺中巨大的千手千眼觀音菩薩像（俗稱大佛）
普陀宗乘之廟（指普陀山觀世音菩薩的道場）位于避暑山莊北面獅子嶺南麓。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建成。是乾隆帝為了慶祝他本人60壽辰和他母親皇太后80壽辰而建的。占地面積22萬平方米。此廟是外八廟中最輝煌、規模最大的一個廟。寺廟建筑布局利用山勢，自南而北層層升高，主體建筑大紅臺位于山顛，壯觀醒目。因為這座寺廟是仿照拉薩的布達拉宮形制而建（“普陀宗乘”是藏語“布達拉”的漢譯），因而又稱為“小布達拉宮”。
位于避暑山莊北面獅子溝北山坡。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帝的70歲壽辰，后藏政教首領班禪額爾德尼六世，長途跋涉到承德賀壽，乾隆帝命人仿照班禪駐地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為班禪建的行宮（“須彌福壽”是藏語“扎什倫布”的漢譯），因而又稱為“班禪行宮”。寺廟建筑布局因山就勢，占地面積3.8萬平方米。
位于避暑山莊東北，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建成，因為寺內有一尊金漆木雕大佛（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普寧寺又被稱為“大佛寺”。這座寺廟位于承德市避暑山莊北部武烈河畔，占地3.3萬平方米，是“外八廟”中最為完整寺廟。當時，清政府平定了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達瓦齊的叛亂，在避暑山莊為厄魯特四部（又叫四衛拉特）貴族封爵，并效仿西藏三摩耶（又稱桑鳶寺）建制修建此寺。清政府希望邊疆民族“安其居，樂其業，永永普寧”，故命名為“普寧寺”。普寧寺是中國北方著名的佛事活動場所。
普佑寺位于避暑山莊東北，與普寧寺相臨。建于清朝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該寺曾是外八廟喇嘛研習佛教理論典籍的“經學院”。
廣緣寺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位于普佑寺東側，占地0.45公頃。由普寧寺堪布喇嘛擦魯克奉旨建設，乾隆御題“廣緣寺”。現今，后殿已毀，其余建筑殘存。
安遠廟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安遠廟是仿照新疆伊犁河北的喀爾喀固爾扎廟舊制修建的，所以俗稱“伊犁廟”。固爾扎廟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被叛軍燒毀，清軍平叛后將有功的達什達瓦族遷住熱河，遂建此廟作佛事場所。這座寺廟位于武烈河東岸岡阜上、避暑山莊東北面，占地面積2.8萬平方米。
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俗稱“圓亭子”。寺廟建筑為漢、藏結合樣式，主體建筑旭光閣采用重檐圓頂非常醒目，閣中有尊銅鑄“雙身佛”。這座寺廟位于武烈河東岸，坐東面西，溥仁寺東北，與安遠廟為鄰，隔河面對有永佑寺舍利塔，背對“磬錘峰”。該寺占地2.4萬平方米。
溥仁寺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外八廟中出現最早兩座廟宇之一，位于武烈河以東，占地約3.4公頃。康熙六十大壽之年（1713年），蒙古各部王公貴族前來祝壽時，要求出資建立寺廟以示祝賀。康熙允許在山莊外武烈河東路建廟兩座。即“溥仁寺”和“溥善寺”。
溥善寺建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與溥仁寺是同期修建的，形制、布局基本相同。在溥仁寺北，僅有一墻相隔。因此又稱溥仁寺為前寺，溥善寺為后寺。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為加強對蒙古地方的管理，鞏固北部邊防，在距北京350多公里的蒙古草原建立了木蘭圍場。為了解決康熙皇帝沿途的吃、住，相繼修建二十一座行宮，避暑山莊就是其中之一。
從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登基後，對避暑山莊進行了大規模擴增建，更加增建宮殿、多處精巧的大型園林的建築。乾隆仿其祖父康熙，以三字為名又題了“三十六景”，合稱為避暑山莊七十二景。
清朝的乾隆皇帝時期，每年大約有半年時間要在承德度過，清前期重要的政治、軍事、民族和外交等國家大事，都在這里處理。因此，承德避暑山莊也就成了北京以外的陪都和第二個政治中心。乾隆皇帝在這里接見并宴賞過厄魯特蒙古杜爾伯特臺吉三車凌、土爾扈特臺吉渥巴錫，以及西藏政教首領六世班禪等重要人物，還在此接見過以特使馬戛爾尼為首的第一個英國訪華使團。清帝嘉慶、咸豐皇帝皆病逝于此。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清帝咸豐逃到避暑山莊避難，在這座房子里批準了《中俄北京條約》等幾個不平等條約，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辛酉政變”亦發端于此，隨著清王朝的衰落，避暑山莊日漸敗落。
避暑山莊（清．乾隆）
軒墀敞御園，草樹靜高原。
游豫思仁祖，庥和逮孝孫。
橋山將酹爵，玉館此停轅。
罨畫山容在，修蛇電影奔。
禽言欣客至，蛩語訴秋繁。
階篆苔紋暗，碑詩釵腳存。
聖蹤猶可想，衷曲向誰論。
倍切乾乾志，虞孤覆載恩。
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寺廟的旅游景區門票有旺季、淡季之分，每年旺季3月-10月；淡季11月-2月。承德避暑山莊最佳旅游季節是夏末和秋初。每年冬、春季是避暑山莊內防火封山季節，所以不能登上山區。 旅游提示
在避暑山莊內以及普寧寺有可供住宿之所，優點是在景區內有較好的特色體驗，缺點是條件設施一般且價格不夠經濟。避暑山莊內進入山區有游覽車供乘坐。
*1983年上映的電影《垂簾聽政》曾在避暑山莊拍攝外景。
*1990年臺灣電視劇《雪珂》曾在避暑山莊拍攝羅家場景。
*電視劇《還珠格格》曾在避暑山莊拍攝部分場景。
*電視劇《望夫崖》曾在避暑山莊拍攝場景。
*1993年電視劇《戲說慈禧》曾在避暑山莊拍攝部分場景
* ''World heritage list-The mountain resort（No.703）'' , UNESCO
*羅哲文等，中國名寺，2006年，ISBN 7-5306-4328-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清宮熱河檔案，2003年，ISBN 7-8016-6318-7
*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廣東旅游出版社，2001年，ISBN 7-8065-3166-1
*承德避暑山莊與外八廟，吉林出版集團，2010年，ISBN 7546319420
*Nicholas K. Menzies著，趙珍譯：《清代森林與土地管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書中有一專章研究避暑山莊的秋狩牧場。）
*馬雅貞：〈 皇苑圖繪的新典範：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的製作及其意義 〉。
防波石可以防止河岸沖刷流失
水利工程是為了控制、利用和保護地表及地下的水資源與環境而修建的各項工程建設的總稱。
土木工程中著重于水流體的自然運動與人工輸送及利用的一門分支。該工程領域與橋梁、水壩、河道、運河以及堤防等關於水流、江川及洋海堤道工程的設計與施工有著密切的關聯，亦涉及公共衛生與環境工程等這些和水相關的環境生態及用水範疇。
水利工程主要的工作為各種水工結構物，包括水壩與河海堤防、給水管網（Water Distribution Networks）與集水管網（Water Collection Networks）、生態永續、洪水管理（Storm Water Management）、沉積物運移（Sediment Transport）以及其他的與水土保持工程和大地工程有關的事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