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的第三軌供電：電壓依國家不同，由500&nbsp;V DC到1500&nbsp;V DC不等。
* 鐵路的接觸網供電：交流電壓RMS值25kV，頻率為50或60Hz。
* 三相交流輸電：中國1000kV，美國765kV，英國400kV
* 高壓直流輸電：最高±1100kV（新疆準東至安徽皖南）
* 閃電：多半在100MV左右。
上述的電壓源若提供交流電，其列的電壓值是以RMS值為準，若一個中心值為0的弦波電壓，其峰值電壓會是RMS電壓的倍。
在19世紀時，路易吉·伽伐尼發現死青蛙的肌肉接觸火花時會顫動，認為電存在于生物體內，亞歷山德羅·伏打不認同他的看法，也開始從事有關電的研究。亞歷山德羅·伏打發明了伏打電堆，是第一個現代的化學電池，可以提供穩定的電流，亞歷山德羅·伏打也發現了在電堆兩極的金屬為鋅及銀時，產生電力的效果最好。在19世紀80年代時國際電工協會，也就是現在的國際電工委員會（IEC），確立伏特為電動勢的單位。當時伏特的定義是一個流過一安培電流的導體，其功率消耗為一瓦特時，導體二端的電位差。
在1893年時，國際上將伏特定義為克拉克電池電動勢的1/1.434。在1908年時，由於國際上已改以歐姆及安培來定義伏特，因此不再使用上述的定義，不過相關的設備在1948年才不再使用。
在使用約瑟夫森結來做為伏特的基準前，國際上的實驗室使用一種稱為標準電池的特殊電池做為伏特的基準，美國在1905-1972年時使用一種特殊設計的標準電池，稱為韋斯頓電池。
山繆·亞當斯（，-1803年10月2日），美國革命家、政治家、開國元勛之一。他是馬薩諸塞殖民地的一名政治家，后來成為美國革命運動的領袖，也是塑造美國政治文化的美國共和主義原則的締造者之一。他是同為美國國父的約翰·亞當斯總統的遠房表親。
亞當斯出生在波士頓，在一個宗教和政治活躍的家庭中長大。他畢業于哈佛大學，曾是一名不成功的商人和稅收官，后來投身政治。他是馬薩諸塞眾議院和18世紀60年代波士頓市會議上的一名有影響力的官員，他還參與了一場運動，反對英國議會在未經其同意的情況下向英屬殖民地征稅。1768年，他在麻薩諸塞州發出通函，呼吁殖民地不合作，結果導致英國士兵占領波士頓，最終導致1770年的波士頓大屠殺。亞當斯和他的同事們在1772年設計了一個通信系統委員會，以幫助協調對英國政府試圖以損害殖民地利益為代價違反英國憲法的抵制，這將13個殖民地志同道合的愛國者聯系在了一起。對英國政策的持續抵制導致了1773年波士頓傾茶事件和美國革命的到來。
1774年國會通過了強制法案，當時亞當斯參加了在費城召開的大陸會議，該會議是為了協調殖民地的回應。他幫助國會在1774年頒布了大陸協會，并在1776年頒布了獨立宣言，他還幫助起草了聯邦條例和馬薩諸塞憲法。美國獨立戰爭結束后，亞當斯回到麻薩諸塞州，擔任州參議員，并最終被選為州長。塞繆爾·亞當斯后來成為美國歷史上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在19世紀的記載中，他被稱贊為遠在獨立戰爭爆發之前就已經引導他的殖民地同胞走向獨立的人。這種觀點在20世紀上半葉讓位給了對亞當斯的負面評價，他被描繪成一個煽動群眾暴力以實現自己目標的宣傳大師。這兩種解釋都受到了一些現代學者的質疑，他們認為這些對亞當斯的傳統描述是與歷史記錄相矛盾的神話。
薩繆爾·亞當斯于舊歷1722年9月16日，也就是新歷9月27日出生在英國殖民地馬薩諸塞的波士頓。亞當斯是老塞繆爾·亞當斯和瑪麗(菲菲爾德)·亞當斯在嬰兒死亡率很高的年代生下的12個孩子之一，當時這些孩子中只有三個活過了三歲。亞當斯的父母是虔誠的清教徒，是舊南方公理教會的成員。這家人住在波士頓的購置街。亞當斯為自己的清教傳統感到自豪，并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強調清教價值觀，尤其是美德方面。
老塞繆爾·亞當斯（1689年-1748年）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和教堂執事。老亞當斯通過一個組織成為波士頓政治的領袖人物，這個組織后來被稱為波士頓黨團會議，該組織提倡支持大眾事業的候選人。波士頓黨團會議幫助制定了波士頓城鎮會議的議程。新英格蘭城鎮會議是由民選官員組成的地方政府的一種形式，而不僅僅是公民的集會。歷史學家威廉·福勒認為，這是“大英帝國最民主的制度”。老亞當斯在政治上步步高升，成為了治安法官、行政委員和馬薩諸塞省眾議院的一名成員。他與小伊萊沙·庫克密切合作，后者是“人民黨”的領袖，這是一個反對皇室官員侵犯1691年《馬薩諸塞憲章》所規定的殖民地權利的派別。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人民黨”的成員被稱為輝格黨或愛國者。
alt=亞當斯在哈佛讀書時，寄宿在馬薩諸塞學堂。
小塞繆爾·亞當斯進入波士頓拉丁學校，然后在1736年進入哈佛學院。他的父母希望他所受的教育能為他當牧師做準備，但亞當斯逐漸將他的興趣轉向了政治。1740年畢業后，亞當斯繼續深造，于1743年獲得碩士學位。他的論點是:“如果聯邦不能得到保護，抵抗最高長官是合法的”，這表明他的政治觀點和他父親的一樣，都傾向于殖民地的權利。
亞當斯的父親卷入了一場有關銀行業的爭論，這對他的生活影響很大。1739年，馬薩諸塞省面臨嚴重的貨幣短缺，老亞當斯和波士頓黨團會議創建了一個“土地銀行”，向那些以土地作為抵押的借款人發行紙幣。土地銀行得到了公民和人民黨的普遍支持，該黨在眾議院占主導地位，眾議院是法院的下級分支。反對土地銀行的是貴族“宮廷黨”，他們是皇家總督的支持者，控制著總督會議，即院的上院。1741年，宮廷黨利用其影響力迫使英國議會解散了土地銀行。土地銀行的董事們，包括老亞當斯在內，都要對仍在流通、以金銀支付的貨幣負責。圍繞這家銀行的訴訟持續了數年，甚至在老亞當斯去世之后也是如此，年輕的塞繆爾·亞當斯常常不得不保護家族地產不被政府沒收。對亞當斯來說，這些訴訟“不斷提醒他，英國對殖民地的權力可以以任意和破壞性的方式行使”。
1743年離開哈佛后，亞當斯對自己的未來不確定。他考慮過當律師，但最終決定從商。他在托馬斯·庫欣的會計事務所工作，但那份工作只持續了幾個月，因為庫欣覺得亞當斯過于專注于政治，無法成為一名優秀的商人。亞當斯的父親借給他1000英鎊讓他自己創業，這在當時是一筆不小的數目。亞當斯缺乏經商的本能得到了證實：他把這筆錢的一半借給了一個朋友，這個朋友從未還過錢，而他又把另一半揮霍掉了。用歷史學家波林·邁爾的話來說，亞當斯一直是“一個對賺錢或擁有金錢完全不感興趣的人”。
alt=老南聚會所(照片攝于1968年)是亞當斯的教堂。在與英國的危機中，在這里舉行的群眾大會對法尼爾廳來說規模太大了。
亞當斯賠錢后，他父親讓他成為家族酒店的合伙人，這家酒店緊挨著他在購置街的家。亞當斯家族的幾代人都是釀酒師，他們生產釀造啤酒所需的麥芽。幾年后，一位詩人取笑亞當斯，稱他為“酒店老板山姆”。亞當斯經常被描述為一個釀酒師，但現存的證據表明，他是一個酒店老板，而不是一個釀酒師。
1748年1月，亞當斯和一些朋友被英國的壞印象所激怒，創辦了《獨立廣告商》周刊，刊登亞當斯撰寫的許多政治文章。他的文章大量借鑒了英國政治理論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并強調了他后來職業生涯的許多主題。他主張人民必須抵制憲法權利受到的任何侵犯。他以羅馬帝國的衰落為例，說明如果新英格蘭放棄其清教徒價值觀，將會發生什么。
老事亞當斯于1748年去世時，亞當斯被賦予了管理家族事務的責任。1749年10月，他娶了他牧師的女兒伊麗莎白·切克利為妻。在接下來的七年里，伊麗莎白生了六個孩子，但只有兩個孩子活到了成年:塞繆爾（1751年出生）和漢娜（1756年出生）。1757年7月，伊莉莎白在生下一個胎死腹中的兒子后不久就死了。亞當斯在1764年與伊麗莎白·威爾斯再婚，但沒有其他孩子。
和他的父親一樣，亞當斯在波士頓黨團會議的支持下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747年，他第一次當選公職，成為波士頓市場的一名職員。1756年，波士頓城鎮會議選舉他擔任收稅員一職，這一職位提供了微薄的收入。他經常不向他的同胞收稅，這增加了他在那些不交稅的人中的聲望，但上級也讓他為短缺的稅款負責。到1765年，他的賬戶拖欠了8000多英鎊。鎮議會瀕臨破產的邊緣，亞當斯被迫對拖欠稅款的納稅人提起訴訟，但許多稅款仍未收繳。1768年，他的政治對手利用了這一局面，贏得了對他1463英鎊的法庭判決。亞當斯的朋友們償清了一部分赤字，而鎮議會則注銷了剩余的部分。那時，他已經成為人民黨領袖，這種尷尬的局面并沒有減少他的影響力。
在英帝國贏得英法北美戰爭后不久，塞繆爾·亞當斯在波士頓成為一個重要的公眾人物。英國議會發現自己深陷債務泥潭并在尋找新的收入來源，他們第一次尋求直接向英屬美洲的殖民地征稅。這場稅收糾紛是英美對英國憲法和殖民地議會權力范圍的解釋存在較大分歧的一部分。
新計劃的第一步是1764年的《食糖法》，亞當斯認為這是對殖民地長期權利的侵犯。他認為，殖民地居民在議會中沒有代表，因此他們不能被議會征稅。殖民地的代表是殖民地議會，只有他們才能向殖民地征稅。亞當斯在1764年5月波士頓鎮會議選舉馬薩諸塞眾議院代表時表達了這些觀點。按照慣例，鎮議會向代表們提供了一套書面指示，亞當斯被選來撰寫這些指示。亞當斯強調了他認為沒有代表而被征稅的危險:
如果我們的貿易可以被征稅，你憑保證我們的土地不能被征稅?那我們土地上的產品和我們的財產還有什么保障?我們認為這就剝奪了我們管理和征稅的憲章權利。它打擊了我們英國人的特權，因為我們從未喪失過這些特權，這是我們與英國本土臣民的共同之處。如果以任何形式向我們收稅，而我們在被收稅的地方沒有合法的代理人，我們不就從自由的臣民淪落為可憐的附屬國奴隸了嗎?
歷史學家約翰·K·亞歷山大寫道:“當波士頓鎮會議在1764年5月24日批準《亞當斯指示》時，它成為美國第一個公開聲明國會不能按憲法向殖民地征稅的政治機構。”指令中還包括第一個官方建議，要求各殖民地統一捍衛自己的權利。”亞當斯的指示被刊登在報紙和小冊子上，他很快就與小詹姆斯·奧蒂斯關系密切，后者是馬薩諸塞議會的一名議員，以捍衛殖民地權利而聞名。他大膽地挑戰了議會某些法案的合憲性，但他沒有達到亞當斯的程度，后者正在得出議會對殖民地沒有主權的結論。
1765年，國會通過了《印花法令》，要求殖民地居民對大多數印刷材料征收新稅。這個法令通過的消息在殖民地引起一片嘩然。殖民地的回應呼應了亞當斯1764年的指示。1765年6月，奧蒂斯呼吁通過印花法令來協調和統合殖民地的抵抗。維吉尼亞議會通過了一系列反對印花法令的決議，這些決議被廣泛轉載，與亞當斯反對《食糖法》的觀點類似。亞當斯認為《印花法令》違憲，他還認為，這將損害大英帝國的經濟。他支持抵制英國商品的呼吁，向議會施壓，要求廢除這項稅收。
在波士頓，一個名為“忠誠九人幫”的組織組織了對《印花法令》的抗議，該組織是“自由之子”的前身。亞當斯對忠誠的九人幫很友好，但不是他們的成員。8月14日，郵票分銷商安德魯·奧利弗的雕像被吊死在波士頓的自由樹上，當晚，他的家被洗劫一空，辦公室被拆毀。8月26日，副總督托馬斯·哈欽森的家被憤怒的人群摧毀。
alt=安妮·惠特尼和塞繆爾·亞當斯的青銅和花崗巖雕像，1880年，位于法尼爾大廳前，這是波士頓鎮會議的所在地
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等官員認為，普通民眾只是在煽動者的指揮下行動，并將暴力歸咎于亞當斯。這種解釋在20世紀初被學者們重新提出，他們認為亞當斯是一個宣傳大師，他操縱暴徒聽從他的命令。例如，歷史學家約翰·c·米勒(John C. Miller)在1936年撰寫的亞當斯標準傳記中寫道，亞當斯用他的“訓練有素的暴徒”“控制”了波士頓。一些現代學者認為，這種解釋是虛構的，沒有證據表明亞當斯與《印花法令》所造成的騷亂有任何關系。事后，亞當斯確實批準了8月14日的行動，因為他認為沒有其他法律選擇來抵制他所認為的議會違憲行為，但他譴責對官員住宅的攻擊是“暴民行為”。根據現代學者對亞當斯的解釋，他支持用法律手段來抵制議會征稅，例如請愿、抵制和非暴力示威，但他反對暴民暴力，因為他認為暴民暴力是非法的、危險的，而且會適得其反。
1765年9月，波士頓城鎮會議再次任命亞當斯為波士頓代表團向麻薩諸塞眾議院提交指示。結果，他自己寫了指令;9月27日，鎮議會選舉他代替最近去世的一個人成為波士頓議會的四名代表之一。詹姆斯·奧蒂斯當時正在紐約參加《印花法令》大會，亞當斯是眾議院一系列反對《印花法令》決議的主要作者，這些決議比《印花稅法案》大會通過的決議更激進。亞當斯是第一批主張人類擁有某些政府不能侵犯的自然權利的殖民地領導人之一。
《印花法令》原定于1765年11月1日生效，但由于殖民地各地的抗議者迫使執行這件事的人辭職，該法案并未得到執行。最終，英國商人說服議會廢除了這項稅收。1766年5月16日，廢除法令的消息傳到波士頓。全城都舉行了慶祝活動，亞當斯發表公開聲明，感謝英國商人對他們事業的幫助。
馬薩諸塞人民黨在1766年5月的選舉中取得了優勢。亞當斯再次當選眾議院議員，被選為眾議院辦事員，負責眾議院的官方文件。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亞當斯利用他作為書記員的職位，在宣傳他的政治信息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加入亞當斯的是來自波士頓的新眾議員約翰·漢考克。漢考克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也許是馬薩諸塞最富有的人——但相對而言，他是一位政治新手。他最初是亞當斯的門生，他利用自己的財富推動了輝格黨事業。
《印花法令》廢除后，國會采取了一種不同的方式來增加稅收，在1767年通過了《湯森法案》，對進口到殖民地的各種商品征收新的關稅。這些關稅相對較低，因為英國政府想要建立一個先例，即議會有權在提高關稅之前對殖民地征收關稅。這些稅收將用于支付獨立于殖民統治的總督和法官。為了加強對新法律的遵守，《湯森法案》設立了一個名為美洲海關專員委員會的海關機構，總部設在波士頓。
民眾對《湯森法案》的抵制緩慢增長。1767年10月，該法案的消息傳到波士頓時，法院尚未開庭。因此，亞當斯利用波士頓城鎮會議組織了一場經濟抵制，并號召其他城鎮也這樣做。到1768年2月，馬薩諸塞、羅德島和康涅狄格的城鎮都加入了抵制行動。反對《湯森法案》的呼聲還受到來自賓夕法尼亞農民的來信的鼓勵，這是約翰·迪金森在1767年12月開始發表的一系列流行文章。迪金森認為新稅是違憲的觀點在亞當斯之前也有過，但從未有過如此廣泛的聽眾。
1768年1月，馬薩諸塞議院向喬治國王遞交了一份請愿書，請求他的幫助。亞當斯和奧蒂斯要求眾議院把這份請愿書連同后來被稱為馬薩諸塞通函一起寄給其他殖民地，這封通函成為“革命道路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亞當斯在信中呼吁其他殖民地和麻薩諸塞一起抵制《湯森法案》。眾議院最初投票反對向其他殖民地發送這封信和請愿書，但經過亞當斯和奧蒂斯的一些政治活動后，于2月11日批準了這封信。
英國殖民大臣希爾斯伯勒勛爵希望防止重蹈《印花法令》的覆轍，指示美洲殖民地總督，如果他們對馬薩諸塞的通函作出回應，就解散大會。他還指示麻薩諸塞總督弗朗西斯·伯納德讓麻薩諸塞眾議院撤銷這封信。6月30日，眾議院以92票對17票拒絕撤銷這封信，亞當斯以他們有權請愿作為理由。亞當斯非但沒有遵從總督的命令，反而向國王遞交了一份新的請愿書，要求伯納德總督下臺。伯納德的回應是解散議會。
海關官員發現，他們無法在波士頓執行貿易規定，于是請求軍事援助。1768年5月，一艘裝有50門火炮的軍艦“羅姆尼號”抵達波士頓港，為軍隊提供了幫助。在羅姆尼號的船長開始給當地水手留下深刻印象后，緊張局勢升級。6月10日，當海關官員以涉嫌違反海關規定為由扣押了約翰·漢考克擁有的一艘單桅帆船“自由”號，這種局面爆發了。水手和海軍陸戰隊員從羅姆尼上岸拖走“自由”號，一場騷亂爆發了。在接下來的幾天里，事情平靜下來了，但恐懼的海關官員們帶上他們的眷屬，逃到羅姆尼號，并最終逃到港口的一個島嶼堡壘威廉城堡。
伯納德總督寫信給倫敦回應自由號事件和對通函的斗爭，通知他的上級，波士頓需要軍隊來恢復秩序。希爾斯伯勒勛爵命令英國軍隊的四個團前往波士頓。
alt=有幾個碼頭的港口城市的寬闊視野。在前景中有八艘大帆船和各種各樣的小船。士兵們正從小船上登上一個長碼頭。遠處可以看到這座城市的天際線，它有9個高高的塔尖和許多較小的建筑。在圖的底部有一個鍵指示一些顯著的地標和軍艦的名稱。
得知英軍正在趕來的路上，波士頓鎮會議于1768年9月12日召開，要求伯納德總督召集法院。伯納德拒絕了，所以鎮民大會號召馬薩諸塞其他鎮派代表從9月22日開始在法尼爾廳開會。大約有100個城鎮派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這實際上是一次麻薩諸塞眾議院的非正式會議。制憲會議發表了一封信，強調波士頓并不是一個無法無天的城市，使用的語言比亞當斯所希望的更加溫和，而且即將到來的軍事占領侵犯了波士頓人的自然、憲法和憲章權利。到會議休會時，英國軍隊的運輸船已經抵達波士頓港。1768年10月有兩個團登陸，11月又有兩個團登陸。
根據一些記載，占領波士頓對亞當斯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后，他放棄了和解的希望，并秘密地開始為美國的獨立而努力。然而，歷史學家卡爾·貝克爾在1928年寫道:“在他同時代的著作中，并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情況是這樣的。”然而，人們對亞當斯的傳統和標準看法是，他比大多數同時代的人更渴望獨立，并為實現這一目標不懈努力了多年。托利安·波林·邁爾在1980年對這一觀點提出了挑戰，他認為亞當斯和他的大多數同齡人一樣，直到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開始后才開始支持獨立。按照邁爾的說法，亞當斯當時是一個改革者而不是革命者，他試圖讓英國外交部改變其政策，并警告英國，如果不這樣做，獨立將是不可避免的結果。
亞當斯寫了大量的信件和文章反對占領，他認為這違反了1689年的《權利法案》。占領行動在《事件雜志》上公之于眾，這是一組沒有署名的報紙文章，可能是亞當斯與其他人合作撰寫的。該雜志對軍事占領期間波士頓發生的事件進行了據稱是真實的每日報道，在一個沒有專業新聞記者的時代，這是一種創新的方式。它描繪了一個被不守規矩的英國士兵包圍的波士頓，他們經常襲擊男人和強奸女人，而且不受懲罰，這借鑒了英美傳統上對駐扎在平民中間的常備軍的不信任。該雜志在1769年8月1日停刊，這是波士頓的一個慶祝日:伯納德總督離開了馬薩諸塞，再也沒有回來。
亞當斯繼續努力讓軍隊撤退，并保持抵制，直到湯森義務被廢除。1769年有兩個團從波士頓撤離，但另外兩個團留下來了。士兵和平民之間的緊張關系最終導致了1770年3月波士頓大屠殺中5名平民的死亡。根據歷史學家約翰·米勒對亞當斯的“宣傳者解釋”，亞當斯故意挑起這一事件，以推動他的美國獨立的秘密議程。然而，根據波林·邁爾的說法，“沒有證據表明是他引發了波士頓大屠殺騷亂”。
波士頓大屠殺后，亞當斯和其他鎮領導會見了伯納德的繼任者總督托馬斯·哈欽森和陸軍指揮官威廉·達爾林普上校，要求撤軍。局勢仍然很緊張，所以達爾林普爾同意把兩個團都轉移到威廉城堡。亞當斯希望士兵們得到公正的審判，因為這將表明波士頓并不是被無法無天的暴民所控制，而是不公正占領的受害者。他說服他的堂兄弟約翰·亞當斯和喬賽亞·昆西為士兵們辯護，因為他知道輝格黨人不會為了獲得無罪釋放而誹謗波士頓。然而，亞當斯寫文章譴責審判的結果，他認為這些士兵應該被判犯有謀殺罪。
波士頓大屠殺后，馬薩諸塞州的政治進入了有時被稱為“平靜期”的時期。1770年4月，國會廢除了湯森稅，茶葉稅除外。亞當斯敦促殖民地人民繼續抵制英國的商品，他認為只要繳納一小筆稅，議會就可以建立向殖民地征稅的先例，但抵制行動卻失敗了。隨著經濟狀況的改善，支持亞當斯事業的人越來越少。1770年，紐約和費城放棄了對英國商品的非進口抵制，波士頓的商人面臨著經濟崩潰的風險，所以他們也同意結束抵制，嚴重地挫敗了亞當斯在麻薩諸塞的事業。約翰·亞當斯退出政壇，而約翰·漢考克和詹姆斯·奧蒂斯則變得更加溫和。1771年，塞繆爾·亞當斯競選地契登記處的職位，但他被以西結·戈德斯韋特以兩比一的優勢擊敗。1772年4月，他再次當選麻薩諸塞眾議院議員，但他得到的選票比以前少得多。
alt=An older man, seated, with a hint of a smile. He has white hair and is wearing a dark suit. He is pointing to a document on a table.
一場爭奪錢權的斗爭使亞當斯重新成為政治聚光燈下的焦點。傳統上，馬薩諸塞眾議院支付總督、副總督和高級法院法官的工資。從輝格黨的角度來看，這種安排是對行政權力的一種重要的制約，使皇家任命的官員對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負責。1772年，麻薩諸塞得知，這些官員從此將由英國政府而不是該省支付薪水。為了抗議這一點，亞當斯和他的同事們在1772年11月設計了一套通信委員會制度，麻薩諸塞州的城鎮會通過一個記錄英國活動和抗議帝國政策的委員會網絡發送信息，就政治問題進行協商。不久，其他殖民地也成立了通信委員會。
總督哈欽森開始擔心通信委員會正在發展成為一場獨立運動，所以他在1773年1月召集了法院。哈金森在向立法機關發表演說時指出，像某些委員會所做的那樣，否認議會至高無上的權力，是一種危險的反叛行為。他說:“我不知道在議會的最高權力和殖民地的完全獨立之間有什么界線。”亞當斯和眾議院的回應是，馬薩諸塞憲章并沒有確立議會在該省的至高無上地位，因此議會現在不能主張這種權力。哈欽森很快意識到，他發起了一場有關獨立和議會在殖民地權力范圍的公開辯論，這是一個重大錯誤。波士頓通信委員會在廣泛分發的“波士頓小冊子”中發表了它的殖民權利聲明，以及哈金森與馬薩諸塞議院的交流。
馬薩諸塞的平靜期結束了。亞當斯在1773年5月輕松地再次當選麻薩諸塞州眾議院議員，并被選為波士頓鎮會議的主持人。1773年6月，他把一套哈金森幾年前寫的私人信件介紹給馬薩諸塞府。在一封信中，哈欽森向倫敦建議，馬薩諸塞州應該“刪減所謂的英國自由”。哈欽森否認這是他的本意，但他在麻薩諸塞的職業生涯實際上已經結束了，國會向國王遞交了一份請愿書，要求國王罷免他。
亞當斯在導致1773年12月16日著名的波士頓傾茶事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盡管他參與的具體性質一直存在爭議。
1773年5月，英國議會通過了《茶葉法案》，這是一項幫助英國最重要的商業機構之一、苦苦掙扎的不列顛東印度公司的稅法。由于英國對進口茶葉征收重稅，英國人可以以比東印度公司更低的價格購買走私的荷蘭茶，東印度公司因此積累了大量無法銷售的過剩茶葉。英國政府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在殖民地出售剩余的茶葉。《茶葉法案》第一次允許東印度公司繞過大多數以前充當中間商的商人，直接向殖民地出口茶葉。這一措施對美國殖民經濟構成了威脅，因為它賦予了東印度公司相對于當地茶商甚至當地茶走私者的顯著成本優勢，使他們破產。該法案還降低了該公司在英國繳納的茶葉稅，但保留了對從殖民地進口的茶葉征收有爭議的湯森德稅。紐約、費城、波士頓和查爾斯頓的少數商人被選中接受該公司的茶葉轉售。1773年末，七艘船被派往殖民地運送東印度公司的茶葉，其中四艘開往波士頓。
《茶葉法案》的消息在殖民地引起了強烈的抗議。這不是一場關于高稅收的爭論，《茶葉法案》實際上降低了合法進口茶葉的價格。相反，抗議者關心的是其他各種問題。人們熟悉的“無代表不納稅”的論點仍然突出，同時也存在著國會在殖民地權力范圍的問題。一些殖民者擔心，購買更便宜的茶葉會讓他們承認議會有權向他們征稅。“錢袋的權力”沖突仍在爭論之中。茶葉稅收入將用于支付某些皇家官員的薪金，使他們獨立于人民。殖民地走私者在抗議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因為《茶葉法案》使合法進口的茶葉變得更便宜，這可能會讓荷蘭茶走私者破產。那些沒有被東印度公司指定為收貨人的合法茶葉進口商也受到了《茶葉法案》的威脅， 其他商人也擔心政府創造壟斷的先例。
納撒尼爾·柯里爾在1846年創作的這幅標志性石版畫名為《波士頓港茶葉的毀滅》，“波士頓傾茶事件”一詞當時還沒有成為標準說法。
亞當斯和函件委員會促進了對《茶葉法案》的反對。在每個殖民地，除了麻薩諸塞，抗議者都迫使茶葉收貨人辭職或將茶葉送回英國。然而，在波士頓，總督哈金森決心堅持自己的立場。他說服了茶葉收貨人，其中兩個是他的兒子，讓他們不要讓步。波士頓議員團和后來的鎮議會試圖強迫收貨人辭職，但他們拒絕了。隨著運茶船即將抵達，亞當斯和波士頓通信委員會聯系了附近的委員會，爭取支持。
茶葉船達特茅斯在11月下旬抵達波士頓港，亞當斯寫了一封通函，要求11月29日在法尼爾廳舉行群眾會議。成千上萬的人來了，人數如此之多，以至于會議轉移到了更大的老南聚會所。英國法律要求“達特茅斯”號必須在20天內卸下貨物并繳納關稅，否則海關官員可能會沒收貨物。群眾大會通過了亞當斯提出的一項決議，該決議敦促達特茅斯號船長在不繳納進口稅的情況下把船送回去。與此同時，會議指定了25人看守這艘船，防止茶葉卸貨。
州長哈欽森拒絕允許達特茅斯的人不交稅就離開。另外兩艘茶葉船，埃莉諾號和海貍號抵達波士頓港。第四艘船“威廉”號在科德角附近擱淺，從未抵達波士頓。12月16日是達特茅斯最后期限的最后一天，大約7000人聚集在老南聚會所周圍。亞當斯收到報告說，總督哈欽森再次拒絕讓這些船只離開，他宣布，“這次會議對拯救國家再也沒有任何幫助了。”根據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亞當斯的聲明是一個預先安排好的信號，預示著“茶黨運動”即將開始。然而，直到事件發生近一個世紀后，這一說法才出現在亞當斯的曾孫所寫的一本傳記中，他顯然誤解了這一證據。根據目擊者的描述，人們直到亞當斯發出所謂的“信號”10到15分鐘后才離開會場，而亞當斯實際上試圖阻止人們離開，因為會議還沒有結束。
當亞當斯試圖重新控制會議時，人們從老南聚會所涌向波士頓港。那天晚上，30到130人登上三艘船，其中一些人幾乎偽裝成莫霍克印第安人，在三個小時的時間里把342箱茶葉全部倒入水中。亞當斯從未透露他是否去碼頭目睹了茶葉的毀滅。不知道他是否幫助策劃了這次活動，但亞當斯立即努力宣傳并為之辯護。他認為，茶黨不是一群無法無天的暴民的行為，而是一場有原則的抗議，是人民捍衛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的唯一選擇。
1774年，英國以《強制法案》回應波士頓傾茶事件。這些法案中的第一個是《波士頓港口法》，該法案關閉了波士頓的商業，直到東印度公司償還了被破壞的茶葉。《麻薩諸塞政府法》重寫了《麻薩諸塞憲章》，使許多官員由王室任命，而不是選舉產生，并嚴格限制了鎮民會議的活動。《司法法》允許被指控犯罪的殖民者被運送到另一個殖民地或英國本土接受審判。新任命的皇家總督托馬斯·蓋奇將軍負責執行該法案，他也是英國駐北美軍事力量的指揮官。
亞當斯努力協調對脅迫行為的抵抗。1774年5月，波士頓鎮會議(由亞當斯擔任主持人)組織了一場對英國商品的經濟抵制。6月，亞當斯在馬薩諸塞眾議院領導了一個委員會，該委員會提議9月在費城召開殖民地間的國會會議，委員會的門被鎖上，以防止蓋奇解散立法機構。他是被選中參加第一屆大陸會議的五名代表之一。亞當斯從來都不穿時髦的衣服，也沒有多少錢，所以朋友們給他買了新衣服，并支付了他去費城的旅費，這是他第一次離開麻薩諸塞。
保羅·里維爾描繪的亞當斯(1774年)，耶魯大學美術館
在費城，亞當斯一邊用他的政治技巧游說其他代表，一邊促進殖民地的團結。9月16日，信使保羅·里維爾向國會提交了《沙福克決議》，這是馬薩諸塞州通過的眾多決議之一，承諾堅決抵制強制法案。國會通過了沙福克決議，發表了一份權利宣言，否定了議會為殖民地立法的權利，并組織了一個被稱為“大陸協會”的殖民抵制活動。
亞當斯于1774年11月回到麻薩諸塞，他在麻薩諸塞省議會任職，這是一個獨立于英國控制的法外立法機構。省議會成立了第一批民兵連，由一接到通知就準備行動的民兵組成。亞當斯還擔任波士頓鎮會議的主持人，該會議不顧《麻薩諸塞州政府法案》而召開，并被任命為負責執行大陸協會的檢查委員會委員。他還被選中參加定于1775年5月在費城召開的第二屆大陸會議。
約翰·漢考克也加入了代表團，在亞當斯參加第二次國會之前，他和亞當斯參加了馬薩諸塞康科德的省議會。這兩個人認為在前往費城之前回到波士頓并不安全，所以他們呆在了漢考克小時候在列克星敦的家中。1775年4月14日，蓋奇將軍收到達特茅斯勛爵的一封信，建議他“逮捕省議會的主要行為者和教唆犯，因為他們的行為在任何情況下都被認為是叛國和叛亂”。在4月18日的晚上，蓋奇派出了一支小分隊執行一項引發美國獨立戰爭的重大任務。英國遠征隊的目的是奪取并摧毀殖民者儲存在康科德的軍事物資。根據許多歷史記載，蓋奇還指示手下逮捕漢考克和亞當斯，但蓋奇發出的書面命令沒有提到逮捕愛國者領袖。
蓋奇顯然決定不逮捕亞當斯和漢考克，但愛國者們最初的想法并非如此，可能是受到了倫敦報紙的影響，這些報紙傳到波士頓，告訴他們這位愛國者領袖如果被抓住就會被處以絞刑。約瑟·瓦倫從波士頓派保羅·里維爾去警告他們，英國軍隊正在行動，可能會試圖逮捕他們。當漢考克和亞當斯逃跑時，戰爭的第一槍在萊克星頓和康科德打響。戰爭結束后不久，蓋奇發布了一份公告，對所有“放下武器，重新履行和平臣民的職責”的人給予特赦——除了漢考克和塞繆爾·亞當斯。以這種方式挑出漢考克和亞當斯，只會增加他們在愛國者中的聲望，而且，根據愛國者歷史學家默西·奧蒂斯·沃倫的說法，可能夸大了這兩個人的重要性。
在約翰·特朗布爾的《獨立宣言》中，亞當斯坐在觀眾的右邊，理查德·亨利·李坐在前排，雙腿交叉。
大陸會議是在保密規則下進行的，因此亞當斯在國會審議中扮演的確切角色并沒有完全記錄在案。他似乎有很大的影響力，作為一種“黨鞭”在幕后工作，托馬斯·杰斐遜稱贊塞繆爾·亞當斯——不太為人所記得的亞當斯——引導國會走向獨立，他說:“如果革命中有帕林鳩魯，塞繆爾·亞當斯就是那個人。”他在許多委員會任職，經常處理軍事事務。亞當斯還提名喬治·華盛頓為大陸軍總司令。
亞當斯是一個謹慎的獨立宣言的提倡者，他敦促回到麻薩諸塞的熱心記者等待更溫和的殖民者前來支持從英國分離出去。1775年，當殖民地開始用獨立的共和政府取代他們的舊政府時，他很高興。他贊揚了托馬斯·潘恩在1776年初以“Candius”的名字寫成的廣受歡迎的小冊子《常識》，并支持美國獨立的呼吁。6月7日，亞當斯的政治盟友理查德·亨利·李提出了一項由三部分組成的決議，要求國會宣布獨立，建立殖民地聯邦，并尋求外國援助。經過一段時間的拖延以爭取支持，國會于1776年7月4日批準了美國獨立宣言的語言，亞當斯在宣言上簽字。
《獨立宣言》發表后，國會繼續管理戰爭的努力。亞當斯在軍事委員會任職，包括1777年被任命為戰爭委員會成員。他主張向大陸軍士兵發放獎金，以鼓勵他們在戰爭期間重新入伍。他呼吁通過嚴厲的州立法來懲罰效忠者——那些繼續支持英國國王的美國人——亞當斯認為這些人對美國自由的危害不亞于英國士兵。在馬薩諸塞州，超過300名效忠者被驅逐，他們的財產被沒收。戰爭期間，亞當斯反對允許效忠者英國的人返回馬薩諸塞州，擔心他們會破壞共和政府。
亞當斯是被委派到委員會起草《邦聯條例》的馬薩諸塞代表，這是殖民地邦聯的計劃。憲法條款強調國家主權，反映了國會對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的警惕，亞當斯也有同感。和當時的其他人一樣，亞當斯認為自己是美國公民，同時繼續稱馬薩諸塞為他的“國家”。經過多次辯論，這些條款于1777年11月被送到各州批準。亞當斯在費城敦促麻薩諸塞州批準該法案，并如愿以償。亞當斯于1778年與麻薩諸塞州的其他代表簽署了《邦聯條例》，但直到1781年才得到所有州的批準。
1779年，亞當斯回到波士頓參加州制憲會議。馬薩諸塞州一般法院在前一年提出了一項新憲法，但被選民否決，于是召開了一次會議，再次嘗試。亞當斯與他的堂兄約翰·亞當斯和詹姆斯·鮑登一起被任命為一個三人起草委員會的成員。他們起草了馬薩諸塞憲法，并在1780年得到選民的批準。新憲法建立了一個共和政體，每年舉行一次選舉，實行三權分立。它反映了亞當斯的信念:“一個國家永遠不會自由，除非每個公民都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無論他是直接同意還是通過他的代表同意。”按照現代的標準，新憲法不是“民主的”，亞當斯和他的大多數同僚一樣，認為只有擁有財產的自由男性才應該被允許投票，參議院和州長的職責是平衡任何可能因多數決定制而產生的過分行為。
1781年，亞當斯從大陸會議退休。他的健康狀況是原因之一。他當時快60歲了，身體顫抖，寫作困難。但他也想回到馬薩諸塞州，影響聯邦的政治。1781年，他回到波士頓，從此再也沒有離開馬薩諸塞。
亞當斯回到麻薩諸塞州后，仍然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他經常擔任波士頓鎮會議的主持人，并當選為州參議院議員，并經常擔任該機構的主席。
亞當斯把他的政治議程集中在提倡美德上，他認為美德在共和國政府中至關重要。他認為，如果共和國領導人缺乏美德，自由就會受到威脅。他在這次競選中的主要對手是他以前的門生約翰·漢考克，這兩人在大陸會議上鬧翻了。亞當斯不贊成他所認為的漢考克的虛榮心和鋪張浪費，他認為這對于一個共和國領導人來說是不合適的。當漢考克于1777年離開國會時，亞當斯和其他麻薩諸塞州的代表投票反對感謝他擔任國會主席。這場斗爭在馬薩諸塞州繼續進行。亞當斯認為，漢考克表現得像個貴族，追求聲望，并不是在扮演一個善良的共和國領袖的角色。亞當斯支持詹姆斯·鮑登擔任州長，當漢考克每年都以壓倒性優勢獲勝時，他感到很沮喪。
亞當斯對公共道德的促進采取了幾種形式。他在促使波士頓為兒童，甚至是女孩提供免費公共教育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這種說法是有爭議的。亞當斯是1780年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創始成員之一。獨立戰爭后，亞當斯和其他一些人，包括托馬斯·杰斐遜，一起譴責辛辛那提協會，這是一個由前軍官組成的組織。亞當斯擔心這個社會是“向世襲的軍事貴族邁進的一步”，從而對共和主義構成威脅。他還認為，在公共場所開設劇院會損害公民的道德，他加入了一項最終以失敗告終的努力，試圖在波士頓禁止開設劇院。亞當斯死后幾十年，演說家愛德華·埃弗里特稱他為“最后的清教徒”。
戰后麻薩諸塞州西部的經濟問題導致了一場名為謝斯叛亂的起義，始于1786年。小農場主們被高稅收和高債務激怒了，他們武裝起來，關閉了兩個縣的債務人法庭。州長詹姆斯·鮑登派了四千名民兵鎮壓起義，亞當斯也支持這一行動。他的老政治盟友詹姆斯·沃倫認為亞當斯拋棄了他的原則，但亞當斯不覺得這有什么矛盾。他贊成像美國獨立戰爭期間那樣，對一個不具代表性的政府發動叛亂，但他反對拿起武器反對共和政府，因為共和政府的問題應該通過選舉來解決。他認為謝斯叛亂的領導人應該被絞死，據說他說“膽敢反抗共和國法律的人應該被處死”。
謝斯的叛亂促使人們相信《邦聯條例》需要修改。1787年，費城會議的代表們沒有修改憲法條款，而是制定了一部新的美國憲法，并建立了一個更強大的國家政府。當亞當斯表達了他的不滿時，憲法被送到各州批準。“我承認，”他在1787年寫給理查德·亨利·李的信中說，“當我走進大樓時，我在門檻上絆了一下。我會見的是國家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 亞當斯是那些被新憲法的支持者嘲笑為“反聯邦主義者”的人之一，這些人自稱為“聯邦主義者”。亞當斯被選入1788年1月召開的麻薩諸塞州批準大會。盡管亞當斯持保留意見，但他很少在大會上發言，并認真聽取辯論，而不是提出反對意見。亞當斯和約翰·漢考克和解了，他們最終同意支持憲法，但有一個條件，那就是以后要增加一些修正案。即使有漢考克和亞當斯的支持，馬薩諸塞州大會還是以187票對168票勉強通過了憲法。
當亞當斯參加批準大會時，他唯一的兒子小塞繆爾·亞當斯去世，年僅37歲。小亞當斯曾在獨立戰爭中擔任外科醫生，但后來生病了，再也沒有完全康復。他的死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小亞當斯把他當兵時掙來的證書留給了他的父親，讓亞當斯和他的妻子在生命的最后幾年意外地獲得了經濟上的保障。到18世紀90年代中期，土地投資使他們相對富裕，但這并沒有改變他們節儉的生活方式。
亞當斯很關心新憲法，并試圖重新進入國家政治。在1788年12月的選舉中，他被提名為美國眾議院的候選人，但輸給了費雪·埃姆斯，顯然是因為埃姆斯更支持憲法，更受歡迎。盡管他失敗了，亞當斯繼續為憲法修正案而努力，這項運動最終導致1791年增加了《美國權利法案》。后來，隨著這些修訂案的出臺以及更多修訂案的可能，他成為了憲法的堅定支持者。
1789年，亞當斯被選為麻薩諸塞州副州長，并一直擔任這一職務，直到1793年漢考克州長去世，他才成為代理州長。第二年，亞當斯憑借自己的權力當選為州長，這是他四屆任期中的第一屆。他被普遍認為是他所在州杰斐遜派民主共和黨的領袖，杰斐遜派反對聯邦黨。與其他一些民主共和黨人不同，亞當斯支持鎮壓1794年的威士忌暴亂，理由與他反對謝斯叛亂的理由相同。和其他民主共和黨人一樣，他在1796年公開反對《杰伊條約》，這一立場在一個日益擁護聯邦主義的州招致了批評。在那一年的美國總統選舉中，弗吉尼亞州的民主共和黨人投了15張選舉人票給亞當斯，試圖讓他成為杰斐遜的副總統，但聯邦黨人約翰·亞當斯贏得了選舉，杰斐遜成為了副總統。亞當斯兄弟倆一直是朋友，但當杰斐遜在1800年的總統選舉中擊敗約翰·亞當斯時，塞繆爾很高興。
塞繆爾·亞當斯從1796年拒絕競選連任的華盛頓總統那里得到了啟示，1797年，他在州長任期結束時退出政壇。亞當斯患有一種現在被認為是本質震顫的疾病，一種運動障礙使他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無法寫作。1803年10月2日，他逝世，享年81歲，被安葬在波士頓的谷倉墓地。波士頓的共和黨報紙《獨立紀事報》稱贊他為“美國革命之父”。
alt=A rectangular, rough-hewn block of stone on the ground. There is a walkway in the foreground, grass and trees in the background. A weathered plaque on the stone reads: "Samuel Adams, Signer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Governor of this Commonwealth, A Leader of Men and an ardent Patriot."
塞繆爾·亞當斯是美國歷史上一個有爭議的人物。關于他的重要性和聲譽的分歧在他死前就開始了，一直持續到現在。
亞當斯的同時代人，包括朋友和敵人，都認為他是美國獨立戰爭最重要的領袖之一。例如，托馬斯·杰斐遜將亞當斯形容為“真正的革命之人”。其他殖民地的領導人被拿來與他比較。科尼利厄斯·哈內特被稱為“北卡羅萊納州的塞繆爾·亞當斯”，查爾斯·湯姆森被稱為“費城的塞繆爾·亞當斯”，克里斯托弗·加茲登被稱為“南方的薩姆·亞當斯”。當約翰·亞當斯在大革命期間到法國旅行時，他不得不解釋他不是塞繆爾，“著名的亞當斯”。
支持革命的人稱贊亞當斯，但效忠英國的人認為他是一個邪惡的人物。被流放的馬薩諸塞州首席大法官彼得·奧利弗將他描述為一個狡猾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者，有著“分裂的腳”。亞當斯的政敵托馬斯·哈欽森在他的《馬薩諸塞灣歷史》一書中進行了報復，他在書中譴責亞當斯是一個不誠實的人物刺客，強調他作為商人和收稅員的失敗。20世紀，歷史學家克利福德·K·希普頓在《西布里的哈佛畢業生參考》系列中重新提出了這種對亞當斯懷有敵意的“托利派解讀”。希普頓給哈欽森和奧利弗繪了正面的肖像，給亞當斯和漢考克畫了嚴厲的素描。他對亞當斯的描寫被歷史學家波林·邁爾形容為“45頁的輕蔑”。
輝格黨歷史學家挑戰了對亞當斯的“托利解釋”。認識亞當斯的兩位歷史學家威廉·戈登和默西·奧蒂斯·沃倫把他描述為一個無私地獻身于美國革命的人。但在19世紀早期，亞當斯經常被視為一個老式的清教徒，因此被歷史學家所忽視。19世紀中期，人們又重新對亞當斯產生了興趣。歷史學家喬治·班克羅夫特在他的不朽著作《從美洲大陸發現開始的美國歷史》(1852年)中對他進行了正面的描述。亞當斯的第一部完整傳記出版于1865年，由他的曾孫威廉·威爾斯(William Wells)撰寫，共三卷。盡管輝格黨對亞當斯的描述是不加批判的親美主義，并帶有圣徒傳記的元素，這種觀點影響了后來一些為普通讀者寫的傳記，但威爾斯傳記仍因其豐富的信息而有價值。
在19世紀末，許多美國歷史學家對當代革命感到不安，并發現要用贊許的筆法來描寫亞當斯是有問題的。美國和英國之間的關系得到了改善，亞當斯在分裂美國人和英國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讓人感到遺憾。1885年，詹姆斯·霍斯默寫了一本傳記贊揚亞當斯，但也發現他的一些行為令人不安，比如1773年出版的哈金森的私人信件。后來的傳記作家對亞當斯和他所代表的普通人越來越不友好。1923年，拉爾夫·V·哈洛用一種“弗洛伊德式”的方法將亞當斯描述為一個受“自卑情結”驅使的“神經質怪人”。哈洛認為，由于大眾很容易被誤導，亞當斯“制造公眾輿論”來產生革命，這一觀點成為約翰·C·米勒1936年出版的傳記《薩姆·亞當斯：宣傳先驅》的主題。米勒把亞當斯描繪成一個具有煽動性的革命者，而不是一個精明的政治能手，他把波士頓“人民身體”的所有行為都歸功于這個人，并一直稱他的主人公為“薩姆”，盡管事實上亞當斯在他的一生中幾乎一直被稱為“塞繆爾”。
用歷史學家查爾斯·阿克斯的話來說，米勒這本頗具影響力的書成為了“山姆·亞當斯是波士頓獨裁者的神話，他幾乎是單槍匹馬地領導殖民地發動叛亂”的“學術盛典”。據埃克斯說，米勒和其他歷史學家用“山姆做的”來解釋人群活動和其他發展，而沒有引用任何證據證明亞當斯指揮了這些事件。1974年，埃克斯呼吁歷史學家以批判性的眼光重新審視資料來源，而不是簡單地重復這個神話。那時，學者們越來越反對亞當斯等人使用“宣傳”來煽動“無知的暴徒”的說法，相反，他們把一個革命的馬薩諸塞州描繪成一個過于復雜、不可能由一個人控制的地方。歷史學家波林·邁爾認為，亞當斯并不是一個激進的暴民領袖，基于英國革命傳統，他采取了一種溫和的立場，對反抗權威施加了嚴格的限制。這一信念證明，只有在對憲法權利的威脅如此嚴重以致“人民的身體”認識到危險的情況下，并且只有在一切和平補救手段都失敗之后，才能使用武力。在這種革命傳統中，抵抗基本上是保守的。2004年，雷·拉斐爾的《創世神話》延續了邁爾的觀點，解構了許多教科書和通俗歷史中仍在重復出現的“薩姆”·亞當斯神話。
塞繆爾·亞當斯死后，他的名字被商業和非盈利機構盜用。1985年，波士頓啤酒公司借鑒亞當斯的釀酒傳統，創建了塞繆爾·亞當斯波士頓啤酒，它成為了一個受歡迎的獲獎品牌。亞當斯的名字也被兩個非營利組織使用，即山姆·亞當斯聯盟和山姆·亞當斯基金會。這些組織以亞當斯的名字命名，以紀念他在地方層面組織公民以實現國家目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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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柔道比賽是在1964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列為正式比賽項目的。日本一直是柔道運動的強國。
柔道比賽在14×14公尺至16×16公尺的正方形墊子上進行，用榻榻米或類似的材料，通常為綠色。
多年來奧運會柔道比賽設有不同體重級別給運動員參加，每個體重級別的限制也作出多次更改，如下表所示。
1972–1976
&nbsp;1980–1984&nbsp;
&nbsp;1988–1996&nbsp;
2000–2020
不設體重限制
重量級+80&nbsp;公斤級
重量級+93&nbsp;公斤級
重量級+95&nbsp;公斤級
重量級+100&nbsp;kg
半重量級90–100&nbsp;公斤級
半重量級86–95&nbsp;公斤級
半重量級 80–93&nbsp;kg
中量級81–90&nbsp;公斤級
中量級78–86&nbsp;公斤級
半中量級73–81&nbsp;公斤級
中量級68–80&nbsp;公斤級
中量級70–80&nbsp;公斤級
半中量級71–78&nbsp;公斤級
輕量級66–73&nbsp;公斤級
輕量級65–71&nbsp;kg
半中量級 63–70&nbsp;kg
輕量級-68&nbsp;公斤級
半輕量級60–66&nbsp;公斤級
半輕量級60–65&nbsp;公斤級
輕量級-63&nbsp;公斤級
超輕量級-60&nbsp;公斤級
1992–1996
重量級+72&nbsp;kg
重量級+78&nbsp;kg
半重量級70–78&nbsp;公斤級
半重量級66–72&nbsp;公斤級
中量級 63–70&nbsp;公斤級
中量級 61–66&nbsp;公斤級
半中量級57–63&nbsp;公斤級
半中量級56–61&nbsp;公斤級
中量級52–57&nbsp;公斤級
中量級52–56&nbsp;公斤級
半輕量級48–52&nbsp;公斤級
超輕量級-48&nbsp;公斤級
男子比賽時間為5分鐘，女子為4分鐘。比賽設3名裁判員，主裁判在場上組織運動員進行比賽，并評定技術，宣布勝負。相對兩角各有一名裁判，評定分數和運動員在場上的表現。
以下獎牌榜是統計在歷屆奧運會柔道比賽（1964年－2020年）獲得過獎牌的國家及地區，包括2021年8月7日前被剝奪的獎牌。資料來源:。
分類:綜合運動會柔道比賽
謝斯起義（英文：Shays' Rebellion）或譯為謝司暴動，是美國馬薩諸塞州中西部地區在1786年—1787年發生的一場起義。因為起義是由前美國獨立戰爭軍官丹尼爾·謝斯領導，因此這場起義稱為謝司起義。起義的原因是馬薩諸塞州政府對農民的漠視，以及亂收選舉人頭稅等。1786年8月29日，起義軍攻擊了幾座法院，防止法院審判并監禁債務人。9月，600名起義軍攻占斯普林菲爾德法院，遭州長詹姆斯·鮑登派遣4400名民兵鎮壓。1787年1月25日，2000名起義軍攻占軍火庫，被謝巴德將軍領導的1,200名政府軍鎮壓，起義軍領袖被俘虜并判處死刑，但不久就被赦免。此次叛亂使當時美國政界恐慌，不久召開了立憲會議。
*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the rebellion. Although this account was deeply unsympathetic to the rural Regulators, it became the basis for most subsequent tellings, including the many mentions of the rebellion in Massachusetts town and state histories.)
丹尼爾·謝斯
丹尼爾·謝斯（Daniel Shays，），或譯丹尼爾·謝伊斯，美國起義者、軍事家。馬薩諸塞州人，是美國獨立戰爭時的軍官，戰功卓著。戰后曾任一些政府職務，但馬薩諸塞州的經濟危機開始后，他和一些其他農民被迫背負債務，又被政府錯誤的政策壓迫。1786年，他領導農民策動了謝斯起義，1787年攻占軍火庫，起義被鎮壓，他逃到佛蒙特州，后被逮捕判處死刑。他請求州長約翰·漢考克特赦他，漢考克同意。謝斯去紐約，1825年在紐約逝世。他一生不容許他人描繪他的肖像，因此他的真實相貌仍然不明。
約翰·漢考克（，），美國商人、革命家、政治家，美國開國元老之一。他曾于1775年-1777年任大陸會議主席，并于1780年-1785年和1787-1793年兩度擔任馬薩諸塞州州長。由于他在《美國獨立宣言》上華麗的簽名，在美國「John Hancock」遂為親筆簽名的代名詞。
在美國革命之前，漢考克從他叔叔那里繼承了一家利潤豐厚的商業公司，是北美十三州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從波士頓知名政治家塞繆爾·亞當斯的門生起步，但后來兩人漸漸疏遠。18世紀60年代，隨著北美殖民地和英國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漢考克開始利用他的財富支持殖民地獨立事業。1768年，英國官員扣押了他的單桅縱帆船并指控他參與走私之后，他在馬薩諸塞反而更受歡迎。英國對他的指控最終被撤銷。在歷史記載中，他經常被描述為一個走私者，但這種描述的準確性一直受到質疑。
漢考克是美國獨立戰爭時期波士頓的領導人之一。他在費城的大陸會議上任職兩年多，并以會議主席的身份第一個簽署《美國獨立宣言》。此后，他回到家鄉馬薩諸塞州，并被選為首任州長，在余生的大部分時間里擔任這一職務。他運用他的影響力，確保馬薩諸塞州于1788年批準《美國憲法》。
約翰·漢考克的盾形紋章
1737年1月23日（儒略歷1月12日），約翰·漢考克出生于馬薩諸塞灣省的布倫特里。他的父親是一名上校，母親瑪麗·霍克·塔克斯特（Mary Hawke Thaxter）來自附近的，是的遺孀。孩提時代，他就結識了當時同樣年幼的約翰·亞當斯。漢考克一家過著舒適的生活，并有一名奴隸幫他們打理家務。
1744年，漢考克的父親去世后，他被送到了他的叔叔和嬸嬸莉迪亞·漢考克那里。托馬斯是漢考克家族公司的老板，當時該公司的主要業務是從英國進口工業制成品，并出口朗姆酒、鯨油和魚。托馬斯的生意極其成功，使得他成為波士頓最富有、最著名的居民之一。托馬斯夫婦和他們的仆人和奴隸一起居住在燈塔山的，他們對約翰的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
1750年，漢考克從波士頓拉丁學校畢業，進入哈佛學院學習，并于1754年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后，他進入漢考克家族公司工作。此時正值英法北美戰爭爆發，托馬斯與馬薩諸塞灣省總督關系密切，并在戰爭期間獲得了利潤豐厚的政府合同。在這段時間，漢考克學到了很多關于他叔叔的生意的知識，并接受了專門的培訓，為成為公司合伙人做準備。漢考克努力工作，但他也喜歡扮演富有的貴族，并養成了對昂貴的衣服的喜愛，這一愛好將伴隨他終生。
1760至1761年間，漢考克住在英格蘭，與客戶和供應商建立聯系。回到波士頓后，由于他叔叔的身體狀況每況愈下，漢考克開始逐漸接管漢考克家族公司，并于1763年1月成為公司的正式合伙人。1762年十月，他加入圣安德魯共濟會，使他與波士頓很多具有影響力的市民建立起聯系。1764年八月托馬斯去世后，漢考克繼承了他的公司和財產，成為北美十三州最富有的人之一。托馬斯生前擁有的奴隸繼續為漢考克和他的嬸嬸工作，但最終根據托馬斯的遺囑而獲得了自由；沒有證據表明約翰·漢考克曾買賣奴隸。
英國雖然在七年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卻因此負債累累。為了開辟新的財源，英國議會開始首次尋求直接向殖民地征稅。1764年的《》標志著新稅收政策的正式實施。早在1733年，《》就規定對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糖蜜征稅，但由于走私活動的猖獗，該法案幾乎沒有貢獻任何收入。在當時，走私活動被視為一種沒有受害者的犯罪行為。在殖民地，走私不但不是什么社會污點，而且在以貿易為主要財富來源的港口城市，還得到了社會的大力支持，走私者甚至有可能因此而免于被逮捕。為了隱藏他們的非法貨物的來源、運輸路線和其他具體信息，殖民地商人發展了一套獨特的逃避方法，包括經常使用欺騙性的文書，使貨物看起來合法、經過當局授權。令英國當局非常沮喪的是，當貨物被沒收時，當地商人往往能夠利用地方法院對他們的同情，收回被沒收的貨物，并使得案件被駁回。例如，曾擔任新英格蘭海關負責人的愛德華·倫道夫（Edward Randolph）從1680年到1682年底對36起沒收案件進行了審判，其中只有兩起被判定為有罪。
《食糖法》在波士頓引起了公憤，當地人普遍認為它侵犯了殖民地的權利。和塞繆爾·亞當斯等人認為，由于殖民地居民在議會中沒有代表，所以議會不能對他們征稅；只有有殖民地代表參與的議會才能向殖民地征稅。漢考克當時并非政治活動家；然而，他批評這項稅收僅僅是出于經濟需要，而不是根據憲法。
1772年左右，漢考克委托約翰·辛格爾頓·科普利為他早期的政治導師塞繆爾·亞當斯繪制的肖像。
在北美十三州與英國的關系日益緊張時，漢考克逐漸崛起，成為了波士頓的主要政治人物。1765年3月，他被推選為波士頓的五名之一，此前，他的叔叔擔任此職務多年。不久之后，英國議會通過了《印花稅法》，該法案規定對殖民地的遺囑等法律文件征稅。這種稅在英國已經征收多年，但在殖民地非常不受歡迎，從而引發了騷亂和有組織的抵抗。漢考克最初采取了溫和的立場：盡管他認為議會的判斷出現了失誤，但作為一個忠誠的英國臣民，他還是認為殖民地居民應該服從該法案。然而，幾個月后，漢考克改變了看法，但他仍然反對民眾對英國官員的暴力和恐嚇。漢考克參加了抵制英國商品的活動，表明了對《印花稅法》的反對態度，這使他在波士頓廣受歡迎。1766年5月，在波士頓人得知《印花稅法》即將被廢除后，漢考克當選為馬薩諸塞眾議院議員。
漢考克在政治上的成功得益于塞繆爾·亞當斯的支持。亞當斯當時是眾議院的職員，也是波士頓“人民黨”的領袖。此黨派也被稱為“輝格黨”，后來又被稱為“愛國者”。這兩個人差異頗大：亞當斯比漢考克年長15歲，有著一種陰沉的清教徒式的人生觀，這與漢考克對奢侈的喜好形成了鮮明對比。后來的虛構故事稱亞當斯一手策劃了漢考克的政治崛起，這樣他的財富就可以用來推動輝格黨的進一步發展。歷史學家把漢考克描繪成淺薄而虛榮的人，易于被亞當斯操縱。為兩人寫傳記的歷史學家則認為這種描述過于夸張，兩人之間其實是導師與門生的關系。
《印花稅法》被廢除后，英國議會希望采取其他方法來增加稅收，因此于1767年通過了《湯森法案》，規定對各種進口商品征收新的關稅，并成立了北美海關委員會（American Customs Board），以加強海關機構的權力。英國政府認為建立一個更有效的海關體系是必要的，因為許多北美殖民地商人一直在從事走私活動。走私者與英國以外的港口進行貿易并逃避進口稅，違反了《航海法案》。議會希望新的體系能減少走私，并為政府創收。
殖民地的商人，即便沒有參與走私，也認為新規定對他們造成了壓迫。其他殖民者則進行抗議，稱新的關稅是英國議會未經殖民地同意而向他們征稅的又一次嘗試。漢考克和其他波士頓人一起呼吁抵制從英國進口的商品，直到《湯森法案》被廢除。在執行海關條例時，海關委員會把矛頭指向了漢考克—波士頓最富有的輝格黨人。他們可能懷疑他參加走私活動，或者可能因為他的政治立場而騷擾他。漢考克拒絕出席有海關官員在場的公共活動，冷落了時任總督，更加重了當局對他的政治立場的懷疑。
1768年4月9日，兩名海關工作人員登上了停泊在波士頓灣的漢考克的雙桅帆船“莉迪亞”號。漢考克被傳喚，但他發現工作人員們沒有，因此不允許他們下甲板。后來，當其中一名工作人員設法進入船艙時，漢考克的人把他推回到甲板上。海關官員想要提出指控，但裁定漢考克沒有違反法律，于是該指控被撤銷。后來，漢考克的一些狂熱的崇拜者把這一事件稱為殖民地反抗英國當局的第一槍，并認為是漢考克引起了美國獨立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