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1860年，卡爾·亨利希·烏爾利克斯私底下擇寫了一系列的小冊子，他在當中提出了把性取向分門別類的早期方案。該一分類只適用於男性，並將他們分為三大類：「dionings」、「urnings」、「uranodionings」。「urnings」可按其陰柔程度再細分。 該些分類與現今的「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相對應。烏爾利克斯在該一系列的小冊子當中設定了一些用以判斷某名男子是否「urning」的問題。其分類的定義如下：
:*Dioning：對應於現代的「異性戀」
:*Urning：對應於現代的「同性戀」
:::Mannling：具有男性氣質的「Urning」
:::Weibling：具有女性氣質的「Urning」
:::Zwischen：兩種氣質皆具之的「Urning」
:::Virilised：在性行為上就像「Dioning」的「Urning」
:*Urano-Dioning：對應於現代的「雙性戀」
歐洲最遲在19世紀晚期開始，便有人嘗試以連續體形式把人類性反應分類。柏林性學家馬格努斯·赫希菲爾德在1896年提出了一套量度方法，當中以2個獨立的量表（同性戀A和異性戀B）去測量人們的性慾強弱。某個異性戀者可落在「A0、B5」；同性戀者則可能為「A5、B0」；「A0、B0」即為無性戀；認為兩性皆有強烈吸引力者則可能為「A9、B9」。
金賽量表，也稱為「同性戀 / 異性戀等級評定表」（Heterosexual–Homosexual Rating Scale），為一個於阿爾弗雷德·金賽等人擇寫的《男性性行為》（1948年）中首度提出的量表，其亦為《女性性行為》（1953年）的重心。此一量表是為了對抗當時將人二分成同性戀或異性戀的假設而制定。金賽等人確認了社會上很多人不是絕對的異性戀者或同性戀者，他們寫道：
金賽量表根據某人在一段特定時間內的同性戀/異性戀經歷相對數量，抑或其生理反應，而把之在量表上分類。該一分類會把具有相近性史或反應史者分為同一類別，它的分類依據並非經歷或心理反應總量，而是是某人在過往跟同性戀/異性戀的關係。被評估者可落在以下類別：
絕對異性戀：該人對於同性沒有心理反應，跟同性亦沒有使人性興奮或達至性高潮的身體接觸。
主要異性戀/偶然同性戀：該人偶然有一二次導致生理或心理反應的同性性接觸，或偶然在沒有身體接觸的情況下產生心理反應。
主要異性戀，同性戀比偶然稍多些：同性戀經歷或反應稍多些，或對同性的刺激產生相當肯定的反應。
異性戀和同性戀取向相同：該人對於異性和同性皆具有同等的經歷或心理反應。
主要同性戀，異性戀比偶然稍多些：該人對同性有著較明顯的活動或心理反應，但同時亦具有稍多的異性戀經歷或反應，或對異性的刺激產生相當肯定的反應。
主要同性戀/偶然異性戀：該人在行為或反應上很接近同性戀者。
絕對同性戀：該人在經歷或心理反應上皆為絕對的同性戀者。
金賽量表因為不把性取向二分和為人類的性引入了新的觀點，而得到不少好評。但即使此舉使得性取向的分類更為準確，研究者仍很難判斷該把研究對象評為哪個等級。麥斯特與強生在比較男女同性戀的性反應時，發現很難按著金賽量表去把研究對象評分。他們認為有關困難在為對象的異性戀/同性戀經歷或反應的相對總量評分時尤其突出。他們亦表示難以為擁有大量同性/異性戀經驗的人評為2-4級。當某人有著大量的異性和同性戀經歷時，那麼就很難要其客觀評估兩者的相對數量。
韋恩里奇（Weinrich）等人和溫伯格（Weinberg）等人對量表進行了批評，指它會將在其他性維度上存有差異者分為同一類。金賽在應用這個量表時，會把性取向的兩個維度納入考慮範圍當中——分別是公開的性經歷和性心理反應。若只考慮這兩個因素，那麼在分類時便會把很多有價值的資訊直接忽略掉。某個以同性反應為主的人異於另外一個反應相對較少但同性經驗較多的人。而金賽只需把兩者分開量度，並把兩個等級分開列出，便可解決這道問題，避免資訊掉失。此外性的維度不只於這兩個，還有對象的吸引力、認同、生活方式等等。克萊因方格便有把量表缺失的維度納入其中。
最後，金賽量表亦不恰當地將異性戀和同性戀放在同一個量表上測量，使得人們要在當中進行取捨。於1970年代進行的研究顯示，與單一連續體相比，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更適合於結果上分開列出。若把兩者放在同一個量表，那麼在評價對象具有女性氣質時，就必須同時把對象評為男性氣質較少，反之亦然。但是若將兩者分開，那麼就可把測試對象同時評為十分男性化和十分女性化。把同性戀和異性戀在量表上分開亦有類近效果。若把兩者獨立測量，那麼就可以分別確定當事人有多大程度是異性戀者、有多大程度是同性戀者，而不需考慮如何平衡兩者。
為了回應有關金賽量表只量度兩個性取向維度的批評，提出了一個量度多個性取向維度的量表——克萊因方格。克萊因於《雙性戀選項》（The Bisexual Option）一著中首度提出之。克萊因方格量度了7個性取向維度，每個維度細分為7級，並要測試對象按著自身在3個時段的情況去評分——過去（青少年早期至1年前）、現在（過去12個月內）、理想（自己想要怎樣的性取向）。
賽爾性取向評估是為了解決金賽量表和克萊因方格所面對的主要問題而提出。它以多維度、將同性戀和異性戀分開的方式去評估測試對象的性取向。賽爾性取向評估的提出者並不把之當作量度性取向的最佳方案，反認為它是為了促進有關探討而存在。
賽爾性取向評估包含了12道問題，當中6道聚焦於評估性吸引，4道聚焦於評估性行為，2道聚焦於性取向認同。在衡量同性戀的量表上，每一道問題都有一道對應的異性戀問題版本——它總共提供了六對這樣的問題。測試對象對這六對問題的回答將使得研究者大約了解其性取向。但有關結果可在聚焦於「反應」的情況下簡化為四種——跟同性戀 、異性戀、無性戀、雙性戀四種性取向相對應的反應。
賽爾認為，有關性吸引的問題為所有問題當中最重要的，因為性吸引比起性認同或性行為更能反映性取向的概念——他把性取向定義為「同性、異性、雙性或沒人在性上吸引自身的程度」。賽爾因為認同和行為跟性吸引和性取向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把前兩者視作補充資訊。尚沒有研究者對賽爾性取向評估作出重大批評，但其信度和效度則仍待更多研究評估。
聚焦於性取向的研究很多都會使用量表去評估人們屬於哪個性取向群組。研究者會假設該些量表能夠確定測試對象的身份認同，以及把他們按性取向分門別類。但是由於性取向的定義十分含糊，所以很難根據量表去判斷某人的性取向。研究者在評估性取向時，一般會考慮當中的三大元素。以下舉出了一個例子，用以說明它們的潛在定義和評估方式：
認為某種性別具吸引力；想跟一種或兩種性別者建立性關係，或戀愛為主，偶帶性接觸的關係
「你跟男性是否有過任何形式的浪漫關係？你跟女性是否有過任何形式的浪漫關係？」
「任何自愿與他人進行的性器官相關活動，當中須使人感到性興奮；沒有性交或性高潮的經歷也包括在內」
「你有否跟同性發生過使自己達至性高潮的關係？」
個人選擇，且受社會和歷史因素約束的標簽。當中社會會為那些性認同加添額外意義。
「請從以下六個選項中選取一個形容自身：男同性戀者或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但多半為男同性戀者或女同性戀者；同性戀與異性戀取向一樣的雙性戀者；雙性戀者，但多半為異性戀者；異性戀者；不知道、不確定。」
儘管性吸引、性認同、性行為皆為性取向的一環。不過人們在不同維度上定義自己時可能出現互相衝突的情況，「同性戀和異性戀行為在人們性史中的數量及佔比，跟其是否把自己標籖為雙性戀者、同性戀者、異性戀者之間幾乎沒有一致的關系」。很多人會因為好奇、奇異感、社會壓力而認為某些人具吸引力，並與之發生性關係，但這不一定會反映其性取向。比方說，某名女性可能只會幻想或想跟其他女性發生性關係，但在行為上並沒有這樣做，並只跟異性發生性關係。如果以性吸引來判斷其性取向，那麼她就是同性戀者。但若只以行為來計，她就是異性戀者。
由於沒有研究指明哪個元素才是定義性取向的關鍵，故此研究者之間會因定義不同而得出相異的結論。薩文·威廉姆斯於2006年探討了這個問題，并指出如果有關性取向的調查結果都建基於某項元素之上，那麼研究者就無法實際掌握每個性取向的人口比例。例如，如果只以同性性行為來定義某人是否同性戀，那麼沒發生過性行為/只與異性發生性行為的同性戀者就不會納入統計之內。同時會誤把為其他理由而參與同性性行為，且在當中進入性興奮狀態的異性戀者納入其中。由于每個元素都不能涵蓋所有情況，所以應以謹慎態度閲覽他人的研究結果。
性取向的評估量表可用於確定不同性取向在人口中的普遍程度。有關同性戀人口的統計結果會因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文化，以及所採用的性取向元素（性吸引、性行為、性認同）而異。對性吸引進行評估將得出同性戀人口的最大普遍程度。報稱受同性吸引的人，一般較報稱有過同性性行為，自認為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的人口高出兩到三倍。此外報稱有過同性性行為的人口比例，一般高於自認為男同性戀者、女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的人口比例。下圖為顯示了上述差異的實際人口統計：
+ 同性戀人口比例
國家：年齡組別
:美國：青年人
:美國：青壯年人
:美國：成年人
澳洲：成年人
土耳其：青壯年人
挪威：青少年
人口統計上的差異反映了研究對象對性取向各個元素的反應有所不同，以及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的回應不穩定性。勞曼（Laumann）等人於1994年發現，美國有20%在一個元素上被視為同性戀的成年人，會在另外兩個元素上表達出同性戀取向，70%只於一個元素上被視為同性戀。此外，人類的性亦具有一定流動性，比方說性向認同可能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黛蒙德於2003年發現，在7年跨度內，三分之二的女性至少一度改變自身的性向認同，當中很多人表示標籤不足以反映她們性與戀愛感受的多元性。此外，放棄雙性戀和女同性戀認同的女性不會放棄同性的性，并承認自己有可能在將來認為同性具吸引力，並與之發生性行為。其中一名女性表示：「我主要是個直女，但我是那種會因適合條件而改變自身觀點的人」。因此，在一項研究中被歸類為同性戀者的人，可能不會在另一項研究中再歸類為同性戀者。最終很難確定誰是同性戀者、誰不是同性戀者，以及他們在人口中的比例。
人們會按著性取向的不同元素進行評估和參考，並得出相異的結論，繼而對現實世界產生影響。公眾和政府機構對同性戀人口比例的了解會影響他們看待或對待這一群體的方式。比如若同性戀者只佔總人口的1%，那麼在政治上他們就很有可能受到忽視，政府亦可能會把其他少數群體視為較優先要處理的對象。如果人數相對較少，那么就很難證成以社區為基礎的同性計劃和服務、在大眾媒體中加入同性戀角色/演員、在學校建立同性戀/異性戀聯盟。因此，美國全國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特遣小組的主席才會在1970年代透過社會上有13%男性、7%女性為同性戀者這個數字，來延續同性戀者佔總人口10%的迷思。沃勒把此一結果泛化，并在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中採用之，以說服政治家和公眾：「我們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無處不在」。
心理學家在論文《誰是同志？這重要嗎？》（Who's Gay? Does It Matter?）當中提出了兩套用於測量性取向的方法，使得研究者能夠在發展出更準確、心理測量學上更合理、經過充分測試的定義之前，較為可靠地確定同性戀的人口比例、成因、影響。他首先提議應優先考慮吸引力和性興奮，而行為和認同則相對次要，因為前兩者不易受到自欺、他欺、社會狀態和意義變化所影響。為了量度吸引力和興奮程度 ，他建議開發和使用生物測量法。他表示已有許多量度性取向的生物/生理測量法，比如性興奮、腦部掃描、眼球追蹤、體味偏好、像指長比和慣用手般的解剖學變化。及後薩文-威廉姆斯建議研究者完全放棄性取向的概念，只評估與調查問題有關的部分。比如：
* 透過量度性行為去評估性傳染病或HIV的傳播
* 透過量度性/浪漫吸引力去評估人際依附
* 透過量度性認同去評估政治意識形態
常見評估方法有問卷、訪談、跨文化研究，量度興奮程度、性行為、性幻想。最常見的做法就是由研究對象向研究者報稱或標籖自身的性取向，其準確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研究對象能否正確表達自身的性取向。
研究人類的性興奮為了解男女之差及性取向的有效方法。在臨床上，可能會用到或去評估測試對象在面對不同的情色材料時，其性器官的充血情況。
一些研究性取向的研究者認為，有關測試的解讀並不能男女通用。一項研究發現，女性在分別觀看內有男女、女女、男男性行為的情色電影時，她們的性興奮模式並不像男性般，會跟所報稱的性取向那麼一致。換句話說，女異性戀者跟女同性戀者對情色電影所產生的性興奮，並不會因參與者的性別或性行為的類型而有顯著差異。男性的性興奮模式傾向於跟其所報稱的性取向一致，男異性戀者對女女性行為有著更高的興奮程度，並對男女性行為和男男性行為展現出較少程度的興奮；男同性戀者和雙性戀者對於男男性行為的場景有著較高的興奮程度，其他場景則為之帶來較少的興奮。
另一項有關男女性興奮模式的研究證實，男女之間有著與性取向無關的興奮模式差異。該一研究發現女性在觀看人類發生同性性行為、異性性行為、人類以外的動物進行交配時，其性器官都會出現興奮反應。男性則不會對動物的交配場面產生興奮反應；他們的性興趣跟其興奮模式存在一致性（男異性戀者對女性興奮，男同性戀者對男性興奮）。
一些科學家在2007年使用腦部掃描技術去進行性取向相關研究，結果發現異性戀者和同性戀者在看到自己喜歡的性別時都會有積極的反應，使用的腦區也是相同。杏仁核的活動水平為研究當中所發現的唯一顯著差異。目前已知杏仁核有份參與調控恐懼的過程。
2009年，巴黎的同志驕傲遊行
研究表明，性取向為獨立於文化等社會因素而存在的事物，但人們可能因恐同/異性戀主義的社會環境，而在公開承認自己的性取向時面對一些阻礙。宗教、語言、民族傳統等社會制度會大大影響人們對性取向的認知。文化因素可能會使性取向的測量過程變得復雜。大多有關LGBT的實証和臨床研究都以白人、中產階級、受過良好教育的樣本為對象；儘管也有一些研究以其他群體為研究對象，但它們在研究對象的性別和性取向多元性方面往往存有不足。對於LGBT人士而言，融合性取向跟社會文化認同可能是一項挑戰。人們可能會，但不一定會以性取向來定義自身的性認同，因為他們可能會經歷某種程度的性流動，或對其他身份有著更大的認同。美國文化非常強調個人特質，並認為自我是恆定不變的。相反，東亞文化則注重人們在社會階級中的角色，認為自我是流動可塑的。
在比較不同文化時，翻譯往往是一大障礙。很多英語詞匯在其他語言當中沒有同義詞，其他語言的概念和詞彙亦有不少在英語當中未能體現出來。翻譯和詞匯障礙不僅限于英語。語言可以迫使人們認同一個可能或不可能準確反映其真實性取向的標簽。語言也可以用於向他人表達性取向。大眾媒體和社會組織會向大眾傳播各個性取向分類的意思。人們亦可能會使用新詞去描述全新的性取向相關概念，或以之更好地描述各種性取向。也有一些字詞的意思會因性取向而改變，或因性取向而為人替換作另一些字詞。比如西班牙的「marido」（丈夫）和「mujer」（妻子）開始慢慢被更為中立的「cónyuges」或「consortes」（配偶）所取代。
一段描述性取向仇恨犯罪的政府官方短片
一些人可能會根據所認知到的特徵（比如外貌、衣著、聲音、與其他人的相處表現、行為方式）去推定某人的性取向。在社交場合當中嘗試透過外在判斷別人性取向的舉動可稱為同志雷達——一些研究發現，與碰運氣相比，以臉部照片為依據的猜測有著較高的準確度。2015年的研究表明，同志雷達只是利用LGBT刻板印象去推測別人性取向的同義詞，而臉型本身並不能準確反映人的性取向。
對別人性取向的推定可能會影響該人所受的待遇。比如，FBI在2004年表示，美國有15.6%向警方落案的仇恨犯罪「因性取向偏見而起」。英國在實施了《》之後，「不得因為工作者或求職者的性取向、所推定的性取向，或因為他們與某一特定性取向的人有聯系，而給予他們較差的待遇」
在歐美文化中，傳統規范、價值觀、法律皆對異性戀有利——這包括婚姻和家庭結構。當地不少人正嘗試改變社會對LGBT人士的偏見，並通過立法保障他們受到平等待遇。
此外亦有不承認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區別的文化。它們常以性角色（主動/被動；插入/接受）來把人劃分。在這種劃分底下，「被動」通常與女性氣質或自卑有關；「主動」則常跟男性氣質或優越有關。 例如，對巴西一個小漁村的調查顯示，當地會把男性在性上分為三類——只與男性發生性關系的男性（始終處于被動地位）、只與女性發生性關系的男性、與男女皆發生性關係的男性（始終處于主動地位）。雖然當地人認為扮演被動角色的男性應與另外的那些分類區分開來，但只與女性發生性關系的男性和與男女皆發生性關係的男性則不會作任何區分。
在美國，非高加索人的LGBT人士可能會察覺自己為雙重小眾——他們既不被以高加索人為主的LGBT社群完全了解或接納，亦不被自己的族群所接受。很多曾處於主流LGBT社群的非高加索人，要面對因種族與性別雙重刻板印象結合而構成的歧視，比如亞裔美國LGBT人士於很多時候會被當作較為被動和女性化，而非裔美國LGBT人士則被當作較男性化，較具侵略性。美國有著不少專為特定文化而設的LGBT支援網絡，專為越南裔美國酷兒女性而設的「?-M?i」便是一例。
性意識（Sexuality）在宗教的範疇時常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話題，尤其在涉及「性傾向」的這方面。在過去，有些宗教，例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對非男女性行為的「同性性行為」採取負面觀點，並有處罰同性親密關係的宗教規範，和對其迫害的歷史紀錄。
在現代，隨著科學知識的進步和對性傾向的了解，有越來越多的宗教和教派，對非異性戀者採取接納和寬容的觀點，接受非異性戀性傾向和宗教身份可相互兼容的詮釋。
互聯網會在兩方面影響性取向：其能提供一個載體來讓人們產生有關性取向和性認同的話語，繼而促成民間的性觀念；它允許人們以匿名方式尋找性伴侶，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和聯繫。
當代科學調查顯示，不論文化背景如何，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是異性戀者。雙性戀者則可能認為某種性別相對較有吸引力。與認為兩性有著同等吸引力相比，較多男性為絕對的同性戀者。女性則反之。
一糸列以西方文化為背景的研究顯示，平均而言，大約93%的男性和87%的女性自認為絕對的異性戀者，10%的女性及4%的男性自認「偏向於異性戀者」, 1%的女性及0.5%的男性自認為雙性戀者，0.4%的女性及0.5%的男性自認「偏向於同性戀者」，2%的男性和0.5%的女性自認為絕對的同性戀者。一項以67份研究為基礎的分析發現，男男性行為（不論性取向）的終生盛行率為3-5%（東亞）、6-12%（東南亞與南亞）、6-15%（東歐）、6-20%（拉丁美洲）。國際艾滋病聯盟估計，全球有3-16%的男男性行為者。
同性戀或雙性戀的相對人口比例因調查方法和選擇標準而異。一項於1998年推出的報告表示，根據統計結果，美國有2.8-9%的男性、1-5%的女性為同性戀者或雙性戀者。
一少部分人認為任何人皆沒有性吸引力（無性戀）。一項2004年的研究顯示，約1%的人口為無性戀者。
阿爾弗雷德·金賽等人在擇寫《金賽報告》的過程當中，要求研究樣本在量表上為自己的性取向評分。根據金賽等人的數據，很多人為某程度上的雙性戀者，即他們認為兩性都有某種程度的吸引力，不過大多仍偏向於某一種性別。金賽在收集數據時所用到的方法常為人詬病，比如他的人口樣本欠隨機性，包含過多監獄囚犯、男妓、自願參與禁忌性話題的人。不過金賽研究所的繼任主任保羅·格布哈特在去除有關數據後，得出結論，指出金賽的原始估計沒有顯著受到樣本問題影響。後世很多研究者認為，金賽因抽樣方法存有缺陷，而高估了受到同性性吸引的實際數字。
由於性傾向的複雜和多面向成份，所以一些研究者主張那是由歷史和社會建構下所誕生的產物，此一主張尤見於酷兒理論的研究者。1976年，歷史學家兼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在《性史》中提出，同性戀的概念在18世紀時並不存在，人們的認識對象只有「sodomy」（雞姦）這種性行為，而那在當時是一種常被忽視但會被嚴厲懲罰的刑事罪行。他指出「性（Sexuality）是一種因為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而產生的現代概念」。另有學者認為，古今同性戀之間有著明顯的連續性。科學哲學家邁克爾·魯斯表示，受福柯影響的建構主義方法主要以經過片面讀取的歷史記錄為依據，它們會把同性戀者的存在跟人們標籖或對待他們的方式混為一談。
在現今大多數社會，人們的性認同主要以其伴侶的性別為依據。但在一些社會當中，人們會把性角色（插入方還是受方）當作主要依據，並以之來定義性本身。在西方文化中，人們有意義地談論LGB認同或社群。但在一些文化中，同性戀和異性戀的標簽并不強調社會認同，或建基於性取向的社群歸屬。
* Brum, Gil, Larry McKane, & Gerry Karp, ''Biology: Exploring Life'' (John Wiley & Sons, Inc., 2nd ed. 1994), p.&nbsp;663. . (About INAH-3.)
* De La Torre, Miguel A., ''Out of the Shadows, Into the Light: Christianity and Homosexuality'' (Chalice Press, 2009).
* Dynes, Wayne, ed., ''Encyclopedia of Homosexuality''.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0.
2014年5月7日，臺灣酷兒權益推動聯盟於高雄市的遊行。
酷兒是對既非異性戀也非順性別的人的傘式術語。最初的意思是「奇怪的」或「奇特的」，在 19 世紀後期，酷兒開始被用來貶低那些有同性慾望或關係的人。從 1980 年代後期開始，酷兒活動家，例如的成員，開始重新使用這個詞作為對 LGBT 社區更同化分支的故意挑釁和政治激進的替代品。
在 21 世紀，酷兒越來越多地用於描述廣泛的非規範性和性別認同以及政治。酷兒理論和酷兒研究等學術領域普遍反對性別二元論、性別規范性和對交叉性的意識缺失。酷兒藝術、酷兒文化團體和酷兒政治團體是酷兒身份現代表達的例子。
使用該術語的批評者包括 LGBT 社區的成員，他們更多地將這個術語與其口語化的貶義用法聯繫在一起，希望與酷兒激進主義分離的人，以及將其視為無定形和時尚的人。酷兒有時會擴展到包括任何非規範性行為，包括順性別酷兒異性戀，儘管有些人認為這種使用是挪用。
余秋雨，中國浙江余姚人，學者和作家。曾擔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榮譽院長、院長、教授及博士學生導師。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最暢銷書籍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臺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響。
余秋雨於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縣橋頭鎮（今屬慈溪縣）。1957年搬到上海，1963年畢業于上海市晉元高級中學，考入上海戲劇學院。文化大革命期間，成為上海“羅思鼎”寫作組成員。1968年8月畢業于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
1983年到1986年間，出版了一系列學術著作，包括《戲劇理論史稿》、《戲劇審美心理學》、《中國戲劇文化史述》、《藝術創造工程》等，先后獲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戲劇理論史稿》是戲劇思想理論著作，博士點教材；《戲劇審美心理學》是中國首部戲劇美學著作。
1985年，余秋雨在從未擔任過一天副教授的情況下被破格提升為教授，并以39歲成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1986年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當時獲此稱號的全國僅十五名，領取國務院特殊津貼。
1986年開始被任命為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院長，上海市寫作學會會長，中共上海市委咨詢策劃顧問，并被選為“上海十大高教精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開始寫作文化散文，之后更加辭去正廳級的戲劇學院院長職務，以考察研究國內外各大文明和文化地。他先后出版了《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借我一生》、《我等不到了》等七部散文集。在中國大陸公布近十年來全國最暢銷書籍前十名中，余秋雨一人獨占了四本。這些散文集，先后獲中國作家協會魯迅文學獎、中國出版獎、上海優秀文學作品獎、《聯合報》讀書人周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連續兩屆）、金石堂書店最有影響力書獎、《中國時報》時報白金作家獎、馬來西亞最受歡迎華語作家獎、香港電臺最受歡迎書籍獎等，同時也使余秋雨成為中國當代最具公眾影響力的學者和作家之一。
2004年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編輯部等單位選為“中國十大藝術精英”和“中國文化傳播座標人物”。2005年，成為參加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持的“2005年世界文明論壇”的唯一中國學者。2005年2月，應天下文化邀請巡回臺灣各大城市演講，每場都擁擠了數千名聽眾，被臺灣媒體稱為“難以想象的余秋雨旋風”。2005年12月，天下文化將他在臺灣的演講、對談和受訪內容集結成書《傾聽秋雨：余秋雨今年在臺灣》。 後以“中華文明和世界文明”為題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馬里蘭大學、紐約亨特學院和華盛頓美國國會圖書館發表演講。
據報道，2006年余秋雨版稅收入至少1,400萬人民幣，為中國作家之首。
2010年出任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至2016年。
余秋雨的前妻叫李紅，1979年結婚，1992年離異，女兒由李紅撫養。現任妻子叫馬蘭，比余秋雨小16歲，是著名的黃梅戲演員，曾獲得美國紐約頒發的第二十七屆“亞洲最杰出藝人獎”。
著名評論家樓肇明認為，“余秋雨是中國20世紀最後一位散文大師。”隨著余在公眾面前的大量曝光，面對的責備也隨之排山倒海而來。關於這方面可依“文革餘孽”與“歷史常識錯誤”兩方面探討。
2009年6月，由于媒體大眾以及名人的揭露，都江堰教育局首度開腔回應余秋雨捐款事件：他捐的是書不是錢。據稱，余秋雨給三所小學每校一萬冊圖書，實際價值超過20萬元。因校舍尚在修建中，據透露，余秋雨援捐的3萬冊圖書將在9月1日開學前運至都江堰。余秋雨的行為受到多人懷疑。
余秋雨的父親余學文曾在文革時遭關押迫害達十年之久，叔叔余志士割脈自殺于安徽蚌埠。但有人認為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曾是張春橋、姚文元麾下的“石一歌”寫作組的健筆，然而“石一歌”小組的幾百次會議余秋雨一次都沒有參加，而且其中相當長的時間余秋雨不在上海。1999年4月27日，《文藝報》發表余開偉文章《余秋雨是否應該反思》，揭起余秋雨的文革內幕。1999年第10期《四川文學》發表張育仁文章《靈魂拷問鏈條上的一個重要缺環》，文中指稱余秋雨曾經是“紅衛兵”。余秋雨之后曾在《借我一生》一書中，詳細回憶自己家庭當時被造反派打倒，全家老少八口人靠每月二十六元的救濟求生的經歷。
1999年底北大青年余-{杰}-發表《余秋雨，你為何不懺悔》一文，文中質問余秋雨“假如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懺悔，那么中國的自由和正義只存在于‘過去’和‘將來’。假如我們都像余秋雨先生那樣失去了對苦難的記憶、對罪惡的記憶、對責任的記憶，那么我們所期盼的幸福和祥和的生活便永遠沒有保障。”斥之為“文革餘孽”（后余-{杰}-在《我們有罪，我們懺悔》一文中表示使用“文革余孽”并不恰當，并在此文中向余秋雨就這一稱呼表示歉意）。余秋雨寫了《答余-{杰}-先生》答辯，這也是余秋雨唯一一次發表文章指名回應任何批評意見。之后兩人曾在成都會面。不久余-{杰}-又發表長文《我們有罪、我們懺悔——兼答余秋雨先生》，認爲余秋雨在對許多具體事實的陳述中，「有大量避重就輕、自相矛盾甚至顛倒黑白的地方」，「有必要作出我個人的追問、質疑和反駁」。余秋雨對此沒有再正面做出回應。但是有意見認為余-{杰}-憑借道聽途說和孫光萱一個人的“家藏材料”，就說成是“清查資料”作為證據；也有人認為余-{杰}-應該感到慶幸余秋雨沒有深究他的法律責任；還有人為余-{杰}-作為本身就有創作能力的作者，與孫光萱、金文明等完全靠批評余秋雨而出名之輩聯合而感到惋惜。
2001年3月21日《文藝報》發表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古遠清的文章：“余秋雨現在不能也不會‘懺悔’。要等大環境不再視‘文革’為一些人的政治包袱的時候，到了看客們的心態均趨于平和理性的時候；或干脆等余秋雨淡出文壇，或到了像周一良那樣步入老年，已看破紅塵之日。”2001年古遠清又在第2期《文學自由談》和2001年第2期《學術界》上發表《弄巧反拙欲蓋彌彰》、《論余秋雨現在還不能“懺悔”》、《余秋雨與“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樣的傳記》和《文化名人傳記也要打假》等五篇文章。據不完全統計，在數年間全國媒體出現批評、批判余秋雨的文章共有一千余篇，其中單數量來說以古遠清為首，余開偉第二。2002年6月，余秋雨起訴古遠清侵犯名譽，索賠16萬元人民幣。2003年8月18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民事調解。2004年7月29日，《南方周末》以兩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余秋雨文革片斷》長文，據稱披露了余秋雨鮮為人知的文革經歷。同年11月3日的《新周報》以三個整版的篇幅，刊登《幫余秋雨回憶“文革”》專欄。在這些文章中，古遠清一再表示，“我自己也在文革中寫過大批判文章，但我能夠承認這一點。很多知識份子都在文革中有過錯，他們都在反思，可余秋雨為什么要掩飾呢？”
作為回應，余秋雨的訴訟代理人上海恒信律師事務所鮑培倫律師在媒體上公布了上海一中院一年多前作出的民事調解書全文：“
:#被告古遠清分別在2001年第四期《南方文壇》、2000年3月21日《文藝報》、2001年第1期《魯迅研究學刊》、2001年第2期《文學自由談》和2001年第2期《學術界》上發表其撰寫的《弄巧反拙欲蓋彌彰》、《論余秋雨現在還不能“懺悔”》、《余秋雨與“石一歌”》、《“花城”出了一本什么樣的傳記？》、《文化名人傳記也要打假》五篇文章，其中關于原告余秋雨涉及《評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有關內容與事實不符，特向余秋雨表示歉意；
:#原告余秋雨自愿放棄要求賠償精神損失和經濟損失的訴訟要求；
:#案件受理費人民幣100元由被告古遠清負擔；
:#雙方無其他爭議。
::上述協議，符合有關法律規定，本院予以確認。
::本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后，即具法律效力。
::這一調解書的文號為(2002)滬-中民-(民)初字第388號。審判長為許偉基，審判員為華雙根，代理審判員為黃蓓，書記員為王茜。”
中共中組部退休干部王尚賢，曾長期負責干部考察工作，主要任務是考察八十年代提拔的干部在文革期間的政治表現。王尚賢關于這一事件發表文章，認為余秋雨參與的教材編寫創作工作是在周恩來指示下，主要在周恩來、鄧小平執政期間進行的，與文革前期“造反”“武斗”“奪權”和后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階段，有本質性的區別。王尚賢認為這個階段的文化重建工作是極其艱難的，也是最最不應該批判的，卻恰恰是古遠清等比余秋雨還年長的幾個人的批判重點，因為現在的很多年青人并不了解文革十年內的變化和政治風潮。王尚賢最后感嘆：“首先是驚嘆余秋雨先生當時年紀輕輕就有如此清白的政治操守，接下來是驚訝批判者們怎么敢于在朗朗乾坤之下徹底顛倒了是非！”
所謂“文史錯誤”，則直指余秋雨的學術素養和水平，之后更發展為所謂的“余秋雨剽竊事件”。2003年，該風潮的核心人物為《咬文嚼字》月刊的資深編委金文明。金文明所著的《石破天驚逗秋雨》（《月暗吳天秋雨冷》前身）一書舉出大量資料，指稱余秋雨散文中有一百三十多處文史差錯。2003年10月19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章培恒教授在《文匯報》發表文章《恐非正解》，分析了金文明提出的所謂的“文史差錯”，并批評金文明這種對作家的“無端攻擊”。
2004年，金文明再度發文，指稱經過他“逐字逐句”的校對，發現余秋雨在早年戲劇理論作品《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一書中剽竊章培恒教授的著作《洪升年譜》中關于清代戲劇家洪升的介紹，直接質疑余秋雨的學術道德和人格。但是事情真相逐漸被中國的媒體和記者揭露，原來1985年出版的《中國戲劇文化史述》一書明確寫出被質疑的300余字概引用自章培恒的《洪升年譜》，而且這300多字所用的字體不同于書內主體文章以示區別。在記者采訪金文明，問他為何不提及原書明確的出處引說時，自稱曾經“逐字逐句”校對過兩本著作的金文明回答他是“想當然”。2005年8月，七十多歲的章培恒教授在病榻上寫下《余秋雨何曾剽竊我的著作》一文，分析認為金文明根本就不是“想當然”，而是捏造事實誣蔑陷害余秋雨。
與他的一些批判者不同，余秋雨本人很少就他被公開批評的任何事宜在任何途徑表示過反駁。截至2007年6月底，余秋雨仍然繼續在中央電視臺、鳳凰衛視等大媒體中頻頻出現，而各界主要批評的聲音已經平息了近兩年。
2008年6月5日，余秋雨在個人博客中發表日志《含淚勸告請愿災民》，認爲，汶川地震后一些家長在子女所在學校倒塌、子女被埋喪生后要求通過訴訟來懲處相關學校領導和承包商的舉動被“反華媒體”利用，這些媒體有四點“污衊性的説法”——“是天災，更是人禍；官方宣布法院不受理這事；五個境外記者拍攝這種場面時被公安“短時間拘留”，詢問他們的身份；難道地震真使中國民主了嗎？”；全體中國人為罹難者默哀三分鐘，並聲稱一位佛學大師告訴他，這些孩子“有十幾億人護持，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薩，會一直佑護中國。”他個人也認爲“孩子如果九天有靈，也一定已經安寧”；想不出有什麼機構會包庇相關責任人，但追究需要一個過程；“地震到了七點八級，理論上一切房屋都會倒塌，除非有特殊原因”，因而“再要論定房屋倒塌的其他原因，就麻煩得多了”；當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防疫和堰塞湖搶險，家長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被“對中國人歷來不懷好意的人”利用。
2008年，上海市教委為余秋雨在上海戲劇學院設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關于“大師”的稱謂，余秋雨在在工作室授牌儀式上表示：“比‘大’字等級更高的是‘老’字，一個人先成‘大人’才能成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經做了大半輩子的‘老師’，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師’也可以吧。”余秋雨之后將該講話發表在他的新浪博客上。此番言論引起了廣泛爭議。
*《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主要選材是東西方十多個國家的戲劇歷史，是中國大陸首部完整闡述世界各國自古代到現代的文化發展和戲劇思想的理論著作。獲全國戲劇理論著作獎、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
*《戲劇審美心理學》1985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獲上海哲學社會科學獎。
*《中國戲劇文化史述》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藝術創造工程》1987年，上海文藝出版社。主要是作者的課堂講稿。
*《中國文脈》、《山河之書》、《千年一嘆》、《行者無疆》、《何謂文化》、《北大授課》、《君子之道》、《極端之美》、《吾家小史》、《冰河》、《世界戲劇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學》、《觀眾心理學》、《重大碑書》、《遺跡題額》、《莊子譯寫》、《屈原譯寫》、《蘇軾譯寫》、《心經譯寫》。
*該合集由余秋雨在已出版的著作的基礎上增刪改寫而成，包括了余秋雨的絕大部分文章，是目前為止最為完整的一套文集。
*《余秋雨臺灣演講》1998年。
*《藏著的中國》余秋雨主編 2002年，百花文藝出版社。根據大型電視文化專題片《中國博物館：源自100個博物館的往事》解說詞整理，主要選取介紹了中國100家博物館，有大量彩圖。
*《笛聲何處》 ，2004年，蘇州古吳軒出版社，185頁，責任編輯施曙華。主要選取戲劇專業著作和相關演講，介紹昆劇。
*《傾聽秋雨：余秋雨今年在臺灣》2005年，天下文化出版，286頁。記錄余秋雨2005年2月臺灣演講情況，摘選講稿及各界評論。
現代詩人公劉：“余氏帶著屬于自己卻又想著眾生的腦袋行萬里路，讀萬卷書，出的來，回得去，進得去，出得來。體會這一點，即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了。”
知名作家田崇雪：“我完全被他的大手筆大氣勢所折服，被余氏散文所體現的中華當代散文大靈魂、大氣派、大內蘊、大境界所折服了。”
著名作家王安憶：“我想《文化苦旅》至少是有一種勇敢，它的勇敢在于，它不避嫌疑地讓散文這種日見輕俏的文體承載起一些比較重大心靈情節。”
著名文學家、作家李敖評價余秋雨說：“余秋雨，逃避現實，他有沒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問題，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寫一些游記之類的文章？”
原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市委寫作組負責人朱永嘉評價：“那時余秋雨表現還是好的，很有才氣，文章寫得很漂亮，所以他在寫作組的時候，我很喜歡也很重用他”，“他剛得病時，我還去他家探望過。我待他不薄，寫作組的許多同事待他也都不薄。我不知道為什么在他作品中不說真話呢？”
*《中國當代文學史》，陳思和，第十九章第一節
* 秋雨時分 鳳凰衛視節目專欄
* 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與余秋雨在蘇仙嶺下品茶說文
全球化是世界觀、產品、概念及其他文化元素的交換，所帶來的國際性整合的過程。電信等基礎建設的進步，包括電報及之後互聯網的興起，都造成了全球化，以及在文化及經濟上互相影響。
學界對於全球化何時而起，觀點各不相同，有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一個現代概念，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在地理大發現階段，全球化進程就已經開始了，甚至還有人認為全球化可以追溯到西元前2000年。古時人們就曾因為貿易而有國際化的概念，在中古世紀的中國就曾經有與西方通商貿易的概念，藉由輸出絲綢和茶葉來賺取大量外匯，18世紀的德國學者就因此將這條道路取名為絲路，後來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崛起，通商貿易受阻，為了能夠不假於土耳其人之手，西歐國家紛紛海上探險尋找新絲路，史稱地理大發現，可謂早期全球化的開端。
17世紀遠洋貿易
近百年來美國貿易從順差變為逆差過程
大規模的全球化始于19世紀。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世界的經濟文化連接日益緊密。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一詞始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2000年，國際基金組織（IMF）定義了全球化的四個基本方面：貿易和國際往來、資本與投資的流動、人口流動、知識的傳播。
因著工業革命的影響，在19世紀轉變為現代的全球化。工業革命利用規模經濟的概念，可以標準化的大量生產商品，而人口的快速成長也帶來大量的需求。蒸氣船減少了國際運輸的成本，鐵路也使得陸上的運輸更為便宜。運輸革命約在1820年至1850年之間出現的。更多國家開始國際貿易，19世紀的全球化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例如瓜分非洲及亞洲殖民等行動。1956年的發明進一步的帶動了商業的全球化，而同一時間，航空業也正在急速膨脹，使得洲際旅程相對時間縮短到剩幾個小時，1980年代開始電腦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全球化到了新的境界，人類能使用同樣的架構剎那間傳遞資訊。
2009年世界客機航線密度
同時在二次大戰後，有許多國際協定或組織的目的是在貿易自由化，減少貿易障礙，例如由布雷頓森林體系產生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以及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世界總產值中出口佔的比例由1970年的8.5%提昇到2001年的16.2%。不過在杜哈回合貿易談判未能達成協議之後，許多國家又開始訂定雙邊或是小型多邊的貿易協定，例如2011年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
全球化一詞近年來變得流行。政府決策者、政黨領袖、工商界、學術界、工會領袖以至大眾傳媒無不談及全球化的影響及其如何改變現在人的生活。許多人視過去二十年國際貿易及投資增長為全球化。全球化正在推倒各國疆界，使全球市場一體化。有些人把全球化喻為「地球村」。對於全球化的觀感是好是壞，目前仍是見仁見智。近代全球化的風潮已和地方化結合成「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研究。
學術界的觀點將全球化劃分為三大領域：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而經濟全球化又可分為商品市場一體化，勞動市場一體化以及經濟市場一體化。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新問題不斷涌現，例如：全球變暖、跨境水資源和空氣污染、漁業資源的過度捕撈等環境挑戰。全球化進程不僅影響著人類交往、經濟和社會以及自然環境，同時這些因素也反過來作用于全球化。
* 全球范圍內的通用標準的數目的增長，例如版權法
* 國際貿易的增長比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更快
* 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上升
* 更多的國際間的文化影響，例如通過好萊塢電影的出口
* 通過諸如互聯網和電話等的技術使得共享的信息資源不斷增長
二戰后通過很多諸如關貿總協定等的國際組織已經使得國際貿易間的障礙大大降低。特別是從關貿總協定演化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
** 商品：減少或消除關稅；建立自由貿易區來降低關稅
** 資金：減少或消除資金控制（資金控制會影響貿易發展）
** 減少、消除對當地產業的津貼補助金（達到公平貿易）
** 在國家間對知識產權法律進行協調（通常來說，是添加更多限制）
** 跨國界承認知識產權限制（例如，在中國獲得的專利權可以在美國獲得承認）
全球化指數著重像貿易、外商直接投資、及收入等和經濟有關的變數，不過較新的指數試圖用一些和政治、社會、文化甚至環境面來描述各國全球化的情形。
全球化指數中的KOF全球化指數，用三個全球化的方面來量測全球化：經濟、社會及政治。另一個是A.T. Kearney/外交政策雜志的全球化指數。
KOF全球化指數2013年列表
外交政策雜志2006年列表
好國家指數是由35種資料合計而成的統計指數，用到的資料主要是由聯合國產生。指數會計算整體排名，以及分為科學技術、文化、國際和平和安全、世界秩序、環境及氣候、繁榮和平等、健康和福利等七項來計算排名。
2018年整體排名前十名
2018年名次
量測有助於貨品貿易跨越國境，進入其目的地的因素、政策以及服務。全球貿易促進報告由四個子因素組成：市埸開放、邊境管理、運輸及通訊的基礎建設、經商環境。（2010年）的前20名是
蘭州一間書店販賣介紹各國的書籍
FamilyMart在中國大陸的一個旅游景點以中式風格裝潢的店鋪
全球化有助於國際間的產業分工，因為發達國家的工資較高，制造生產會轉向其他薪資較低的發展中國家，帶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貿易、經濟成長及就業，例如1970年代左右的亞洲四小龍就是依此模式發展。
對關于全球化是一個現實存在的現象還是討論。雖然這個詞已經被廣泛使用，但是一些學者爭論到這個現象在歷史時期就已經出現了。另外, 那些現象，例如國際貿易的增長和跨國公司扮演的角色，在它們被建立的時候并不是制定了的。因此有很多學者更喜歡使用“國際化”而不是“全球化”。簡單的說，它們的區別在于國家的角色在國際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說，全球化程度比國際化要深。所以，這些學者認為的邊界還遠沒有達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全球化還沒有開始，也可能不會開始——從歷史上考慮，國際化從來沒有變成全球化。依賴理論提出者薩米爾·阿敏提出，“全球化是一個烏托邦”，并且對負面意義進行了分析。一部分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假象，是一種不對等的經濟與文化的流動。 與其說是全球化，有些學者認為西方化更為貼切。 西方化不等于全球化。 不可否認地， 非西方國家，比如印度的寶萊塢，日本的游戲，中華料理等，在西方國家取得成功。 但是這些成功相比下，是比較薄弱的。 比如印度的寶萊塢，其背后主要投資者是好萊塢。（雖然寶萊塢是一種非西方文化市場，一部分收入會回歸西方國家。）在Anadam P. Kavoori和Aswin Punathambekar的書中指出，好萊塢占了80% 全球電影市場，而寶萊塢占不到0.2%。因此，有學者認為，全球化只是借口，來開辟新市場。
*沒有權力中心的全球規則，然而經由各種政治機制，可以使政府行為者具有責任承擔的能力。
*這些政府行為者應該和非政府組織互動，但是在全球治理的時候，卻會有各自獨特且不同的責任。
*政府行為者必須代表全不同的構成分子，至少在一個民主的體制之下，例如追求利益的私人企業、感情驅使的民間行為者。
圖a展示了海外在中國最終消耗的碳足跡熱點，圖b-d展示了美國、香港和日本消耗的碳足跡熱點。在所有海外地區中，美國、香港和日本在中國消耗了最多的碳足跡，分別貢獻了2012年海外在中國消耗碳足跡總量的23.0%、10.8%和9.0%。
商品一體化是全球化的一大特徵，為制造更多的商品，大量工廠的建立也是必需的。世界各地工廠數量增加，在中國更為顯而易見（在全球化的機遇下，加上自身地租，工人薪金便宜，成為了各國的工廠建立之地，所以中國又稱為「世界工廠」）
正是全球化的商品一體化令工廠增加，自然間接對環境造成影響，例如加劇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繼而惡化全球暖化，甚至影響生物之棲息地等等。
對超全球主義論者而言，現代的全球化已經被界定為人類歷史上的新時代，認為人類的各方面都將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進行整合，傳統的政經、國際結構將在全球化浪潮下被取代，尤其是在近代國際政治扮演重要角色的民族國家。
全球化現象並非近代才出現，歷史上像高度互賴與連結的情況，全球化更可能是擴散與繁榮，而非正面現象。懷疑論者認為超全球主義者過度樂觀，過程高度仰賴影響力。
轉型主義論者認為，全球化現象並無揭示一定的道路，從全球的政治單元到個人，都是建構全球化的一份子。在矛盾中依循著全球化現象建立、或是去適應新的規則。
* 2016年英國脫離歐盟公投
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發生的塵捲風。
在波蘭克拉科夫發生的塵捲風。
塵捲風（dust devil）又稱為塵暴等是一種強勁、明顯形狀、存在期相當長的旋風，尺寸從小型（寬度約為1公尺，高度約為幾公尺）到大型（寬度大於10公尺，高度大於1000公尺）。塵捲風通常不會造成損害，但當變得相當大型時，可能會危害到住民與房產。
塵捲風通常是旋轉上升的氣流柱，含有灰塵或沙子。通常在美國西南部大氣紊亂時發生。多見于科羅拉多州的圣路易斯山谷。在中國河南2019年3月31日發生一起蹦蹦床遭塵卷風刮飛，導致兩名兒童死亡的事故。
當缺乏對流的沙地照光加熱，近地表的空氣開始升溫，但受到上層較冷較穩定的空氣阻擋而停留地表，不過當有風等擾動（風切），或是某點升溫較快時，溫暖空氣便突破限制開始上升、旋轉，然後吸入更多周圍地表空氣，且因角動量守恆而風速開始增加，進而捲起沙塵，塵捲風便形成了，可維持並遊走一段時間。
* 水龍卷，一種水上的空氣旋渦。
許多宗教對性傾向議題發表聲明，不同的宗教，甚至是宗教中不同的教派及宗教人士對待同性戀及同性之間的性行為有著不同的態度。
在基督宗教裡，同性戀及同性之間的性行為究竟是否是一種罪惡是從二戰起就開始激烈爭論的神學問題。傳統教會主張這樣的性行為在神學上及根據《聖經》的經文，認為是罪，但也有部份教派及不少教徒認為同性戀不是罪。
2013年，天主教會的教宗方濟各呼籲天主教會寬容對待同志群體。儘管教廷對同性婚姻採取反對的立場。
從一開始直到20世紀，猶太教將男人與男人的交合視為禁止的行為（，如崇拜耶和華以外的神、不得吃蝦、豬肉等飲食禁忌）。嚴格恪守所有傳統的猶太教正統派至今仍維持這樣的主張，猶太教傳統派放寬對大多數同性之間性行為的限制，並祝福同性之間的結合，重建派和改革派則主張同性戀和雙性戀皆為人類正常的性欲展現，並祝福同性婚姻結合。
所有主要伊斯蘭教法學派，皆禁止穆斯林與同性發生性關係，但是刑罰或所需的證據則有爭論。多數伊斯蘭教派援引古蘭經羅得的傳說，主張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不可行，並以聖訓作為進一步的依據。一些現代學者，例如Scott Kugle，則主張該傳說的重點不在於性行為，而是部落的不忠和對羅得預言職分的拒絕。不少穆斯林國家至今仍把和同性發生性行為視為罪行，包括伊朗、沙特阿拉伯等，部分國家更會判處終身監禁和死刑。
佛教派系龐雜，對於不同性傾向的態度亦不相同，有嚴厲如釋宣化者，也有支持同志平權的比丘尼釋昭慧，不過佛教教界大體處於溫和的態度，如法鼓山的聖嚴法師，佛光山的星雲法師，淨宗學會的淨空法師，學者楊惠南居士，與馬來西亞吉隆坡十五碑錫蘭佛寺住持達摩難陀（Dhammananda）長老。
絕大多數的佛教教派，禁止出家僧人有任何形式的性行為，視情欲為修行和解脫的障礙。對受五戒的在家眾則訂有邪婬規範。佛教不同部派、論典對“不邪婬戒”的詮釋有所不同，依照佛陀所訂下的規範，是不和他人的配偶，以及受他人所監護之人（如未成年人）有性關係。
屬於格魯派的達賴喇嘛認為同性婚姻是個人事務(individual business)，應該尊重個體所處地區的法律規定，當然不同地方的人有著不同的宗教與傳統，人們應該尊重這些宗教與傳統的限制，如同佛教中對於「不當性行為」有些定義，信徒自該遵從，並表示對於非信徒來說，應該由個人自己決定，因為這只是不同形式的性行為，只要安全、雙方同意，就OK。
不丹薩迦派的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亦表示：「同性戀性行為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執著，它與異性戀性行為沒有什么本質區別。區別對待這兩者就如同認為喜歡吃披薩比喜歡檸檬飯的人糟糕一樣是不可取的。」。對於戒律的回答是：「佛經和論典中沒有說：『相較於同性戀，異性戀的不善程度較低』。話雖如此，但是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的影響。這有點不幸，但不可避免。因此，當佛教傳到西藏、日本、漢地，當然還有在它的發源地印度，可能會受到文化價值觀的影響」。
*  在信仰中重建生命信心的佛教同志：以2012同志佛化婚禮為例
*  臺灣教會對同志議題之聖經詮釋探討
*   ?媽祖的愛裡不分異同? 聲明稿
*   民間信仰支持同性婚姻嗎？
*  同志阿訇有話說：穆斯林與同性戀傾向並不衝突
男同性戀免疫缺乏癥是1982年提出，在艾滋病擁有合理的作為綜合征的醫學解釋之前，用于描述「一系列的意料之外的病例」也是用來代指艾滋病的早期用語。這個術語源于當時公共健康方面的科學家注意到在南加州和紐約有卡波西氏肉瘤和卡氏肺囊蟲肺炎的同性戀者疾病群。這是當時對艾滋病的一種誤稱。
在艾滋病史早期，當艾滋病還被考慮為一種男同性戀的疾病時，至少一位醫師建議同性戀者嚴肅考慮與陌生人進行性行為。
一個叫男同性戀健康危機的特設組織成立，來抗爭那些通過劈腿行為，靜脈注射毒品，芳香劑而患上的同性戀者才會獲得的疾病。不久，在進入美國的海地人、血友病人、無其他風險因素的受血者中，同樣的卡波西氏肉瘤和卡氏肺囊蟲肺炎疾病群被發現。
AIDS這個術語，在1982年末被提出以精確疾病名稱。這個新名字被政治家等人群支持，因為他們意識到術語中所含的「同性戀者」不能很好的概括這個疾病。1984年4月23日，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在記者招待會中宣布AIDS的可能誘因被發現：這種逆轉錄病毒隨后于1986年被命名為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國際LGBTI聯合會（International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 and Intersex Association）是一個促進世界各地區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群體共同爭取平權的國際組織。該組織於1978年成立，為國際同性戀聯合會（International Gay Association，IGA），在1986年改名為國際男女同性戀聯合會（International Lesbian and Gay Association，ILGA）。ILGA現在擁有超過1100個團體會員，分佈在六大地區的110多個國家，組織願景為確保任何人不分其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和性徵，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人權，並致力於實現這樣一種全球正義和平權的世界。
ILGA在1978年8月8日，以「國際同性戀聯合會」為名，由來自澳大利亞、英格蘭、丹麥、法國、北愛爾蘭、愛爾蘭、義大利、荷蘭、蘇格蘭和美國等同性戀組織代表，於英國考文垂市成立，並在1986年更名為「國際男女同性戀聯合會」。IGA成立時的目標如下：
:* 最大化各同性戀組織的效能，採取國際層級的政治行動結盟爭取同性戀權益，尤其要對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協力施壓
:* 設置資訊中心，在同性戀組織之間交流相關資訊，以促進對於同性戀受壓迫情況的瞭解和辨識國際政治的角力場
今日的ILGA則遵循其憲章和議事程序，作為執行業務和成員集會的依據。根據憲章，ILGA及其成員應致力於：
:*為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和雙性人的平等奮鬥，使其獲得免受所有形式歧視的自由
:*為所有因為被認為或實際為該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或而受到歧視的人，能獲得平等而奮鬥
:*促進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普世重視和遵守，包含消除所有形式的歧視以及瞭解下列國際人權文件的具體條款
在成立之後，ILGA立刻關切希臘和蘇聯具性傾向歧視性質的法律，向歐洲委員會提交除罪化材料，要求歐洲人權公約增添免受性傾向歧視的保護，鼓勵國際特赦組織救助因為歧視性法律遭到監禁的同性戀者。ILGA亦積極要求世界衛生組織將同性戀從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移除，並申請成為具聯合國諮詢地位的NGO。
ILGA的主要業務為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內，代表LGBTI公民社會發聲，支援其組織成員提昇和保護人權，並透過倡議和研究向機構、政府、媒體、以及公民社會發布消息和喚起關注。
ILGA由分別來自六個地區分會的1100多個團體會員聯合組成，該六大地區為：亞洲分會（ILGA Asia）、歐洲分會（ILGA Europe）、拉美和加勒比分會（ILGA LAC）、北美州分會（ILGA North America）、大洋洲分會（ILGA Oceania）和泛非洲分會（Pan Africa ILGA）。組織營運資金來自會員繳納的會費，以及各國政府和私人基金會的捐贈。團體會員，除各分會舉辦的區域年會（Regional Conferences）之外，還可參與ILGA世界大會（World Conferences）。
ILGA世界大會是最高決策單位。在世界大會中，各個團體會員、執行董事會、女性秘書處、跨性別秘書處、雙性人秘書處、區域執行董事會以及各盟友組織，聚集在一起，進行決策、交流、背書、提案、修改組織憲章以及選舉秘書長和各秘書代表等事務。聚會不僅是事務決策場所，同時也是一個供社運人士分享彼此運動經驗，合作結盟的重要場合。然而世界大會或區域年會，有時會因為遭當地激進組織攻擊或者資金缺乏，而不得不停辦或延期。
ILGA世界大會的舉辦地點和年份，如下：
:* 貝亨/阿姆斯特丹 (1979)
:* 聖克里斯蒂納達羅/巴塞隆納 (1980)
:* 托雷佩利切/杜林 (1981)
:* 華盛頓特區 (1982)
:* 維也納 (1983)
:* 赫爾辛基 (1984)
:* 多倫多 (1985)
:* 哥本哈根 (1986)
:* 科隆 (1987)
:* 奧斯陸 (1988)
:* 維也納 (1989)
:* 斯德哥爾摩 (1990)
:* 阿卡普爾科 (1991)
:* 巴黎 (1992)
:* 巴塞隆納 (1993)
:* 紐約 (1994)
:* 里約熱內盧 (1995)
:* 科隆 (1997)
:* 約翰尼斯堡 (1999)
:* 羅馬 (2000)
:* 奧克蘭 (2001)
:* 馬尼拉 (2003)
:* 日內瓦 (2006)
:* 維也納 (2008)
:* 聖保羅 (2010)
:* 斯德哥爾摩 (2012)
:* 墨西哥城 (2014)
:* 曼谷 (2016)
:* 威靈頓 (2019)
:* 洛杉磯 (2022)
ILGA總辦公室設在日內瓦，分區辦公室位於布魯塞爾（ILGA-Europe）、曼谷 (ILGA-Asia)、布宜諾 (ILGALAC)、約翰尼斯堡 (Pan Africa ILGA)。ILGA負責專案計畫和抗爭行動支援，進行外交施壓，提供資訊以及和國際組織與媒體合作，以喚起公眾和政府重視LGBTI人群受到歧視的處境和案例。身為最大的LGBTI全球聯盟，ILGA在聯合國各論壇為其政治議程發聲，協助團體會員赴聯合國進行人權報告，並於每年度生產一份《國家助長恐同報告書》和《性傾向法律地圖》。
ILGA在1993年成為獲得聯合國ECOSOC諮詢地位的NGO組織，然而一年之後諮詢地位遭到撤銷。由於提倡未成年性行為的北美男人男童戀愛協會擁有ILGA會員資格，美國國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利用這點提案施壓聯合國。ILGA對此進行澄清：在1990年，ILGA就通過了「每位兒童都有免於性剝削和免受虐待權利」的聲明，ILGA不提倡任何形式的未成年性行為，也從未如此作過。ILGA盡可能驅逐所有這類偏離ILGA目標的會員，並加強了申請入會的審核程序，但聯合國最終仍撤銷其諮詢地位。直到2006年，才得以取得諮詢地位，而在經歷多次否決後，ILGA終於在2011年重新取回了諮詢地位。
2011年7月25日，聯合國經濟與社會理事會（ECOSOC）在日內瓦召開了本年度的實質性全體會議，與會各國以29票贊成、14票反對、5票棄權的結果投票通過了ILGA成為非政府組織諮詢會員的申請。
投票贊成的國家有：印度、意大利、日本、拉脫維亞、馬耳他、墨西哥、蒙古、尼加拉瓜、挪威、秘魯、韓國、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士、烏克蘭、英國、美國、委內瑞拉、阿根廷、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智利、厄瓜多爾、愛沙尼亞、芬蘭、法國、德國、匈牙利。
反對的國家包括：孟加拉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喀麥隆、埃及、加納、伊拉克、摩洛哥、納米比亞、巴基斯坦、卡塔爾、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塞內加爾、贊比亞。
第十屆巴黎同樂運動會開幕式
同樂運動會（，又稱同志運動會）是一個由同志社區舉辦的體育和文化活動。同樂運動會于1982年始于舊金山，創辦者是醫生，他的目標是發揚包容和參與的精神，以及把個人最好的追求帶入到運動中。
這個同志運動會聯盟的目的是，通過舉辦每年一屆的有組織的國際（參與的）運動和文化活動，也就是大家所知的同樂運動會，來培養和加強全球同性戀男女的自尊以及獲得非同性戀世界人們對同性戀的尊重和理解。
同樂運動會原來以“同志奧林匹克運動會”為名，但是後來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提起訴訟，迫使運動會改成了現在這個名稱。其它使用“奧林匹克”名稱的運動會沒有遭遇相似的命運。
同樂運動會對所有愿意參與的人開放，不管他們的性傾向如何。在同樂運動會中沒有資格標準的限制。主辦單位的宣言是：同樂運動會是四年一度的運動文化活動，集合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基於大會的參與、包容、個人最佳表現原則，大會歡迎所有人參與，不論性傾向、性別、種族、宗教、國籍、祖籍、政治信仰、運動美術能力、年齡、身心障礙或健康狀況。
同樂運動會使得全世界的運動員和藝術家聚集到一起，包括很多仍然把同性戀認為是罪行的國家的人。
第6屆同樂運動會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舉行，有超過14,000的參賽者參與了超過30個項目的運動比賽和文化活動。
第一屆同樂運動會-挑戰 '82
1982年8月28日
第二屆同樂運動會-勝利 '86
1986年8月9日
第三屆同樂運動會-慶典 '90
1990年8月4日
第四屆同樂運動會-團結 '94
1994年6月18日
第五屆同樂運動會-友誼 '98
1998年8月1日
第六屆同樂運動會-同一片嶄新的天空下
2002年11月2日
第七屆同樂運動會- 聚會
2006年7月15日
第八屆同樂運動會
2010年7月31日
第九屆同樂運動會
克里夫蘭-阿克倫
2014年8月9日
10,000*
第十屆同樂運動會
2018年8月4日
第十一屆同樂運動會
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