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丁汝昌是淮軍出身，缺乏海軍經驗。在海上訓練期間，劉步蟾等軍官一直不服丁汝昌。1890年，瑯威理與劉步蟾發生沖突后離職，新聘任的總教習漢納根原為陸軍尉官，對指揮海戰同樣一竅不通；唯北洋艦隊日益為暮氣所籠罩。甲午海戰的慘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丁汝昌指揮不力，但丁汝昌僅將海戰失利完全歸罪於濟遠艦管帶方伯謙。戰后方伯謙被丁汝昌處以極刑，其結果就是北洋艦隊軍心渙散，紀律更加松弛，指揮更加不靈。旅順失守后，僅存威海衛，北洋海軍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丁並未積極主動措施打破敵人的海上封鎖，反是坐以待斃。身陷絕境，指揮不靈，最後只有自殺明志一途。
西班牙國旗，又稱為“血與金”，旗面由三個平行的長方形組成，中間的黃色，占旗面的一半，上下兩邊有兩個面積相等的紅色長方形，黃色部分偏左繪有西班牙國徽。
紅、黃兩色是西班牙的傳統顏色。這兩種顏色的來歷有多種不同說法，其中最流行的一種傳說來自鬥牛場：紅色是鬥牛士的鮮血，而黃色則是鬥牛場泥土的顏色。兩色分別代表組成西班牙的四個古老王國。這面旗幟的基本圖案最早在1785年由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三世選出作為戰爭中的軍旗，此后就一直是國家的象征。1938年，佛朗哥上臺后，西班牙國旗上放置了頭帶圣圈紅嘴黑鷹，一般被認為指代圣胡安（圣約翰）圖案歷經三度修改，鷹在紋章后作為飾章的先例最早可追溯至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查理五世）的紋章（Armas de Carlos I de Espa?a），紋章配有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國雙頭鷹。而將西班牙紋章置于國旗中間一直是西班牙紋章設計的主流。后期應該是基于國家主義者的立場重新啟用這一設計，但由于缺乏神圣羅馬帝國的血統，故將后面的雙頭鷹改為西班牙的守護圣徒圣胡安。該設計一直使用至至佛朗哥死后的1981年。1981年，卡洛斯國王全面掌權后，西班牙國旗上刪除了黑鷹圖案，并將紋章圖案簡化，將象征王權的王冠用以替換無王權象征的城市冠，在中心部分加入了象征波旁血統的紋章。
La bandera de Espa?a está formada por tres franjas horizontales, roja, amarilla y roja, siendo la amarilla de doble anchura que cada una de las rojas.''Artículo 4 1 de la constitución espa?ola de 1978''
翻譯：西班牙國旗由三條橫條紋組成：紅色、黃色和紅色，其中黃色條紋的寬度是紅色條紋寬度的兩倍。《1978年西班牙憲法》第4.1條''
*第39/1981號法律，規范國旗使用
*第441/1981號皇家法令，確立了國旗顏色詳細技術規格
*第1511/1977號皇家法令，制定了關于旗幟、條幅和國徽的規定
第1511/1977號皇家法令第3條規定了國旗的規格設計；第33/1981號法律規定了西班牙國徽的官方樣式；第2964/1981號皇家法令規定了國徽在國旗上的布局。
根據上述規定，西班牙國旗的特征如下：
*國徽的高度為國旗寬度的，并且出現在黃色條帶的正反兩面。
*當國旗長寬比正常，即長為寬的時，國徽的中軸線與最近側邊的距離是國旗寬度的。
*如果國旗長寬比小于正常值，或國旗為正方形時，國徽應位于國旗中心。
1931年至1939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國時期，國旗一度更改為紅、黃、紫三色。
1981年2月27日第441/1981號皇家法令規定了國旗顏色：
顏色（西文名稱）
CIE1931（C）
印刷四分色模式（CMYK）
H*（色相）
C*（色度）
L*（明度）
HTML代碼
紅旗色（Rojo bandera）
#AD1519
黃旗色（Amarillo gualda bandera）
#FABD00
注：最接近的PANTONE色調為7628 C（紅）和7406 C（黃）。
Flag of Cross of Burgundy.svg|1492-1506
Flag of New Spain.svg| 1506-1701
Bandera de Espa?a 1701-1760.svg|  1701-1760
Bandera_de_Espa?a_1760-1785.svg|1760-1785
Flag_of_Spain_(1785-1873_and_1875-1931).svg| 1785-1873
Flag of the First Spanish Republic.svg| 1873-1874
Flag_of_Spain_(1785-1873_and_1875-1931).svg| 1874-1931
Flag_of_Spain_(1931_-_1939).svg| 1931-1936
Bandera del bando nacional 1936-1938.svg| 1936-1938
Flag of Spain under Franco 1938 1945.svg|1938-1945
Flag of Spain 1945 1977.svg|1945-1977
Flag of Spain (1977 - 1981).svg| 1977-1981
Bandera Nacional de Espa?a (Pl. Colón, Madrid) 01.jpg|飄揚在馬德里哥倫布廣場的西班牙國旗
Palacio Real (Madrid) 05.jpg|懸掛在馬德里王宮屋頂的西班牙國旗
Toledo (24752577438).jpg|在托萊多一所住宅樓懸掛的民用旗
Banderas de las comunidades autónomas de Espa?a frente al Senado, Madrid.jpg|馬德里參議院前的西班牙國旗與后方的各自治區、自治市旗幟
RIAS 2014 Patrulla Aguila 05.jpg|西班牙鷹巡邏飛行表演隊
董建華（，），香港政治人物，第10屆至第13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任及第二任行政長官（1997年7月1日—2005年3月12日，於第二屆任期期間辭職）。
董建華1992年經香港總督彭定康任命為行政局非官守成員，1996年12月11日在推選委員會中擊敗楊鐵樑、吳光正和李福善等中勝出，獲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任命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2002年2月28日，董建華在無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第二任行政長官，任期原於2007年6月30日屆滿，惟董建華於2005年3月10日以健康為理由向國務院請辭，於3月12日獲接納。同日，他獲政協全國委員會推薦並當選第10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連任三屆至今。
在其行政長官任內，香港爆發多場大規模示威，他的政策亦備受爭議及非議，間接導致多位高級官員問責下臺。他離任特首後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晉身國家級副職領導人。2012年梁振英上任行政長官後成立團結香港基金會，重新活躍於政壇。
2019年9月17日，習近平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簽署主席令，授予他「『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董建華是香港已故航業巨頭董浩雲（董兆榮）長子，籍貫寧波府定海縣（今舟山市），董浩雲曾祖母一代帶著三名兒子遷居浙江舟山定海。董建華1937年7月7日（農歷1937年5月29日）、蘆溝橋事變同日生于上海徐匯區，12歲時隨父來到香港，曾就讀左派中華中學，與梁愛詩為校友。此前於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小學部）就學，在1949至1952年入讀中華中學中一至中三年級。1960年，他畢業于英國利物浦大學，取得海事工程理學士學位。其后在美國生活十年，曾於美國通用電氣任職，1965年又到家族企業在紐約的分公司開拓了香港至歐美的航線。1982年董浩雲逝世，其家族公司，世界七大輪船航運公司之一的東方海外交予董建華打理。1985年，東方海外瀕臨破產。在此之前，董浩雲家族成員均高調公開其親中華民國及中國國民黨之政治傾向（至今董建華之妹董小平仍定居臺北仁愛路），但在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透過霍英東注資使其渡過難關，同時也使董建華傾向北京。董建華於東方海外工作，直至出任香港行政長官。
出任香港行政長官，雖然需要辭任東方海外的一切職務，其弟董建成亦接任董建華於東方海外、星島集團等公司的董事職位，但董建華、董建成其實一直透過信託基金擁有東方海外，直至董家於2017年出售東方海外予中國遠洋海運集團為止。
董建華於1992年10月被當時的香港總督彭定康委任為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踏足政界。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區籌委會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走進150多個籌委的人群裡，僅與董建華一人握手，普遍被喻為「眾裡尋他千百度」或「欽點」，英國和香港的政界和傳媒界由此知道江澤民在當年12月舉行的199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裡中意董建華。最終1996年12月11日董建華勝出，擊敗楊鐵樑、吳光正及李福善。
董建華早期推出多項長遠計劃，涵蓋經濟、教育、醫療、房屋、公務員體制等領域，但成效不明顯，更挑動各個層面不滿，加上隨後的政治失誤及對政治改革的保守及不積極態度，使董建華支持度進一步滑落。2002年2月28日，董建華在無有效對手下自動當選成為第二任行政長官，3月7日獲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委任為第二任香港行政長官，於2002年7月1日再次就任行政長官。
2003年香港七一遊行約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最終在自由黨改變立場後，草案被迫撤回，推廣草案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下臺。雖然中央多次表明支持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但一年後的7月1日，53萬人（民陣數據）再舉行反政府遊行，此後的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席有所增加，董建華民望進一步下降。
*教育改革：董建華任內曾推行多項教育改革政策，包括：大部份中學實施母語教育、鼓勵相同辦學理念的中小學銜接結成一條龍學校，讓小學畢業生直接升上其連繫的中學、立法規定學校成立具法人身份的法團校董會、擴大高等教育普及率至60%、推行中小學教師語文基準試、廢除小學升中學的學能測驗、建議推行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其中母語教育政策引來爭議，政策被指導致日後香港學生的英語質素下降。
*八萬五建屋計劃：董建華在1997年施政報告宣布，擬每年興建85,000個房屋單位，期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樓價急跌，但政府一直並無表明政策改變，直至2000年6月一次記者訪問中，董建華當被問及會否修訂「八萬五」目標時；才突然表示“八萬五政策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亦已經不再存在”，引來“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笑話。根據基本市場經濟學供求原則，當供應突然大量超過需求的時候市場就會出現恐慌性拋售而造成不合理降價。評論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忽視價格彈性，為樓價下跌的主要原因。亦有人認為樓價下跌是金融風暴導致，八萬五政策並非主因。
*中藥港計劃：1998年始，擬提高香港對中藥的認證能力，及令香港承包更多中藥生意。中藥港雖大作宣傳但成果不彰，後來計劃亦不知所終。
*解散兩個市政局：1999年，政府因為當時九龍市政總署員工偷懶的事件，著令孫明揚暗中籌劃解散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其關連政府部門，並重組成日後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然而在計劃籌備的期間，孫明揚在一次宴會中醉酒，在記者面前漏了口風。在「殺局」之後，因為分工問題及欠缺民意代表監管，使不少衛生、市政問題變得紊亂（例如：樹木管理不善及分工不清，發生多宗公眾地方樹木倒塌事故，引致人命傷亡），更令三級民選議會制度瓦解。
*數-{}-碼港計劃：2000年始，擬興建數碼資訊為主的經濟項目，但大部分資金還是流向房地產。房地產的興建更不採取香港慣用的招標承包方式而轉向私人地產商（「盈科數-{}-碼動力」，即今「電訊盈科」）委託協辦。數-{}-碼港計劃對經濟增長幫助並不明顯，結果數-{}-碼港只變成一地產項目，並交由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推行強制性公積金：2000年12月，政府強制香港所有僱員成立投資基金，僱主及僱員每月需將百分之五薪金付託基金供款，在一般情況下僱員年滿65歲退休方可取回供款。然而強積金管理費過高及欠缺透明度，僱員不能自由選擇投資信託機構，僱主可以用強積金的僱主供款部份來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一直為人詬病。
*領匯計劃：由於政府實行八萬五建屋計劃開支龐大，2002年又停售居屋，導致香港房屋委員會財政進入困境，因而缺乏資金營建公屋。2004年初香港房屋委員會決定分拆其商業物業及停車場，出售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公共屋邨商場，將資產證券化成立領匯基金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藉以籌集資金。由於領匯以商業原則營運，對轄下商場大幅加租及停車場，不再向一些小商戶續約，引入更多大型連鎖店，被指罔顧基層民生。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董建華於1998年施政報告宣布的大型發展計劃：在位於西九龍填海區臨海地段興建一系列世界級文化設施，惹來市民不同意見及反對聲音，結果被推倒重來。惟直至2012年完結該計劃仍未落實動工。
董建華於1998年施政報告宣布的大型發展計劃：在位於西九龍填海區臨海地段興建一系列世界級文化設施，惹來市民不同意見及反對聲音，結果被推倒重來。惟直至2009年完結該計劃仍未落實動工。
1999年1月，居屋短樁事件首次曝光。廉政公署調查發現，東涌新市鎮第30區第四期工程商場和停車場工地出現嚴重偷工減料，10多根樁柱比合約規定長度短了近半，達10多米，建築物有潛在倒塌危險。到了3月，第一期和第三期居屋地基也發現短樁。香港房屋委員會指示房屋署調查，先後再發現天水圍天頌苑、沙田圓洲角愉翠苑、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都出現嚴重短樁和偷工減料。當中愉翠苑兩棟居屋有即時倒塌危險，需要拆卸重建，天頌苑也需要進行修補。此乃香港公營房屋史上最嚴重醜聞，過百人在連串事件中被捕。
房屋署內部調查中，18名疏於職守的職員被處分。議員和市民認為房委會和房屋署官員要為監管不力負上政治責任而辭職，矛頭指向房屋署署長苗學禮和房委會主席王?鳴。董建華力保兩人，指王、苗二人一旦呈辭，會引起「行政和法律真空」。當時香港未實行高官問責制，主要官員都是公務員，他們需要政治中立，不需負上政治責任。
民主黨在立法會提出對苗學禮和王?鳴的不信任動議，在泛民主派、自由黨、民建聯（除行政會議成員譚耀宗外）支持，港進聯棄權。以39票贊成、9票反對、6票棄權、4人缺席投票下獲通過。王?鳴在議案表決前辭職，苗學禮則拒絕請辭，續任房屋署署長，王?鳴之後就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這次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有對官員的不信任動議被通過，雖然動議沒有任何約束力，但使政府承受龐大政治壓力，特別是「保皇黨」民建聯、自由黨因不同原因「背叛」政府，加深行政立法間關係僵化。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院對吳嘉玲案的判決引起居港權爭議。這判決令香港人在中國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包括私生子女在內。根據終審法院對《基本法》第24條的理解，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引用抽樣調查數字指未來10年內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將會為香港社會帶來沉重的人口壓力。
5月6日，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說：「167萬人十年之內全部來港，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社會顯然很難承受因終審法院的裁決而帶來的人口壓力」，表達了大量新移民來港極有可能會加重政府負擔、拖慢香港發展以知識型經濟為本的轉型和令香港的生活質素倒退。同日，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資料，仔細地描述了167萬新移民為香港所帶來的鉅大衝擊，包括：香港未來10年因此需要興建數目龐大的學校、公屋和醫院等基建設施和負擔福利開支，涉及額外7100億港幣財政預算（相等於政府當時庫房約4000億儲備近兩倍之鉅），並且每年需要330億額外經常性開支運作。因此，葉劉淑儀聯同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到北京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修改《基本法》以平息爭議。然而，香港特區政府選擇向人大尋求釋法。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22條和24條作出解釋，規定只有香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婚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非婚生子女及出生時父或母仍未成為香港居民的則沒有居港權，而使有權來香港的人數減至20萬。
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最終解釋權，但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人大釋法有損香港的法治及司法獨立。當時一批大律師（包括其後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長的黃仁龍）佩戴黑紗，從終審法院遊行到政府總部，抗議人大釋法。
1998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佈的民調顯示董建華的民望以及政府支持度不斷下滑。1999年1月，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會晤當時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傳達不滿民調的訊息，鄭耀宗透過副校長黃紹倫再向民意調查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施壓，要求對方停止發表對特首施政不利的消息，否則會逐漸收緊民意研究計劃的發展（即黃紹倫向鍾庭耀說的「陰乾」）。此舉乃嚴重干預了香港的學術自由，在《基本法》下可能已屬違法。2000年7月，鍾庭耀在報章撰文公開事件，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立獨立調查小組查明事情屬實，鄭耀宗及黃紹倫並因此事辭職，路祥安則在董建華的力保下得以留任。董建華雖然沒被證實事件和他有直接關連，但他及特區政府的聲譽亦因此受損。
在2000年，政府在未經公開招標下，把鋼綫灣臨海優質地皮免地價批與李澤楷的盈科拓展，意圖發展成類似美國矽谷的高科技中心，引起官商勾結指控，當時各大地產商強烈不滿，指政府偏袒李嘉誠家族，數十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產商人到政府總部與董建華會面抗議。事後數碼港變成地產項目，盈科獲得豐厚利潤。
2000年12月1日正式實行的一項政策，強制香港所有僱員成立投資基金以作退休之用。有批評認為強積金剝奪僱員自行選擇投資意向的自由，管理費過高及欠缺透明度。2008年立法會選舉，甚至有候選人以「取消強積金」為政綱。亦有部份僱主為減少支出，強迫僱員轉為「自僱人士」；亦有僱主拖欠供款，使僱員得不到應有保障。僱員不能自由選擇投資信託機構，以至僱主可以用強積金的僱主供款部份來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一直為人詬病。
陳方安生在1993年11月29日獲港督彭定康任命為布政司，成為香港公務員之首，地位僅次於總督。在主權移交前，中英雙方在政制發展等問題上出現重大分歧，彭定康被中方指責為「千古罪人」，政府高層華人官員在主權移交後被左派視為「港英餘孽」，陳方安生首當其衝。
主權移交後，陳方安生過渡成為香港特區首任政務司司長，坊間傳言指董建華和陳方安生不和，又與北京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結果她在2001年被時任副總理錢其琛「邀請」上北京述職，期間被要求好好支持行政長官。很多人認為陳方安生是被錢其琛召見「問話」和「訓話」，當時陳方安生向錢其琛解釋公務員制度運作。
這次述職後，陳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結束長達三十八年又七個月公職生涯。媒體普遍報道指她的辭職與錢其琛「訓話」有關，但她否認，她和董建華亦否認二人不和。
2007年6月，陳方安生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透露，她是無法說服董建華放棄推行高官問責制而辭職。
陳方安生辭職後，政務司司長由曾蔭權接替。陳方安生其後加入泛民主派，成為泛民主派精神領袖，並於2007年參加立法會補選，成為立法會議員。
2002年，董建華鑑於第一屆任期中，公務員系統對管治起了很大阻力。故於第二屆任期開始前，宣布在7月1日開始，推行仿照美國部長制度的「高官問責制」，將原來由公務員體系政務主任出任的司長和局長職位改為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政務司司長統領所有公務員的角色被削，由行政長官統攬大權，問責政策局長直接向董建華負責。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認為董建華是因為與陳方安生不和，以至中央人民政府不希望政務司司長有太大權力有關。政策推行至今，政務司司長統領各局職能消失，局長間各自為政為人詬病，部份政策局權力劃分未如理想，出現權責過重或過輕。
政策推行不足三個月，即發生仙股事件，事緣當時的財金官員提議把港交所中股價過低的股份除牌，引發不足一元（俗稱「毫股」和「仙股」）股災，不少投資者損失慘重。有意見認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應下臺以示當責（接受問責而承擔責任），但馬時亨在董建華力保下留任。2003年再發生多宗政治風波，問責制終能體現出民眾「問責」而犯錯官員「當責」之功能，犯錯及極不受歡迎的局長紛紛因「私人原因」下臺，計有因「偷步買車」醜聞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23條立法」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因「SARS疫情」（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而請辭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等。
2002年3月，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發表任內首份財政預算案，當中建議公務員減薪，最高減4.75%，以紓緩政府赤字。同年7月7日，董建華65歲壽辰當天，數萬名公務員上街示威，抗議立法減薪。
2002年，政府推出咨詢文件，建議履行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立法禁止任何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當中很多地方引起市民憂慮，擔心出現以言入罪、因知情不報而被定罪等問題，影響到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保障，市民應有的權利被剝削。當中由於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的態度問題，引起市民強烈反感，最後更引起市民自主權移交以來對政府的最大不滿情緒，導致2003年七一大遊行有超過50萬人上街示威。最終自由黨在自身政治利益的考慮下，決定改變立場反對立法，使法案無法得到足夠票數通過，政府被逼在7月7日宣佈押後提交表決。在9月5日，董建華宣佈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自1997年香港回歸後，每年的7月1日均有人上街遊行。
2003年及2004年，香港前後兩次約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遊行。2003年7月1日，很多參加者均穿著黑色衣服，帶同標語、貼紙，高叫反對23條立法的口號及其他不同訴求，如要求董建華下臺、財政司長梁錦松、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辭職、加快民主步伐等。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因自由黨改變立場反對立法，最終迫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擱置。2004年7月1日的遊行，示威主題為爭取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
2003年春季至夏季的SARS使香港經濟跌至谷底，失業率升至多年高位，通縮升至歷史新高，創下全球有紀錄以來最低通貨膨脹率，列入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政府為重振經濟，於2003年5月向立法會申請10億港元撥款，在秋季舉辦「維港巨星匯」大型音樂會，邀請世界各地重量級明星來港表演，並拍攝成電視節目，在世界各地播出，希望重建形象，吸引遊客來港旅遊。
為了讓音樂會順利舉行，政府為活動資助最多1億港元（只限活動虧損時），並由美商會及美商會主席詹康信的私人公司承辦，投資推廣署協辦。然而，政府和美商會監管不力，導致活動舉辦期間出現混亂，負面新聞不斷，政府付出1億元，但活動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2004年1月7日，董建華宣佈成立香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主要是深入研究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並徵詢各界的意見。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解釋，當中涉及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的規定。4月15日，香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發表了《第二號報告》。報告交代在過去兩個多月收集公眾意見。同年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了於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實行普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曾先後三次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其中發生在董建華任內1999年的第一次釋法由特區政府主動提請。社會輿論對人大釋法意見不一。泛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主要是大律師公會）批評人大釋法破壞法治，損害香港司法獨立。而內地官員及親北京陣營則認同釋法有助釐清爭議。
董建華連任以來，政府推出多項政策引發爭議。2004年2月，政府把私人參建的原居屋項目紅灣半島以低補地價賣斷予發展商新創建集團，事件使政府招來官商勾結的指控。2004年12月，領匯上市事件鬧大，有公屋居民申請司法覆核指上市違反《房屋條例》，儘管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堅持如期上市，由於領匯的招股書沒有聲明有關風險，促使領匯擱置上市。
同年12月20日，董建華在澳門出席澳門回歸五週年活動，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述職，被胡錦濤當著香港高官以及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之面訓話，希望各人「認真回顧香港回歸七年來走過的歷程，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董回港後堅持「正面地看待」胡主席這番話，並謂：「香港也過了不簡單的七年，大家從金融危機、泡沫經濟爆破、沙士等挑戰中走出來，經濟正在持續發展，我們自己都應該覺得值得驕傲！」。
董在壓力下，2005年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承認錯誤，指「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令市民痛苦和不安。未能確立『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制訂政策的時候，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未能充分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和政策的爭議，過急推出太多改革措施；缺乏危機意識和政治意識，缺乏應付政經轉變的經驗和才能，處理一些突發事件時顯得進退失據，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管治能力。」
董在施政報告發表這段時間，承認有官商勾結。結果招來行政會議中有意角逐下屆特首者的角力。2005年初審計署發表《審計報告》，指7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將愉景灣違規轉變成為地產項目，引來人們對數碼港事件中「官商勾結」的猜測。
2005年2月中傳出董建華將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並辭去行政長官一職，報章傳出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最有機會接任。
3月2日，除《大公報》、《文匯報》及《香港商報》外，全港報章均大篇幅報道董建華將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後會辭任特區行政長官。3月10日下午，董建華召開記者會，宣布以身體不適為由向中央呈辭。董建華對記者說他的腳痛令其十分困擾。
3月12日，國務院接納其辭職。同日，他獲第十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署任行政長官，直至新任行政長官選出為止。
董建華辭職帶來新一波政治爭論，《香港基本法》沒有明確寫出若行政長官中途出缺，經選舉產生的繼任人任期長度，法律界根據普通法制度，指出新產生的行政長官任期應為5年。初時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承認根據普通法制度，補選行政長官任期應為5年，其後她指出與「內地法律專家」商討後，根據「立法原意」以及中央政府的「一貫做法」，繼任人只能執行餘下任期，她亦接納了這個觀點，所以補選的行政長官任期到2007年止，此舉不會將內地法律制度引入香港。董先生的辭職被當時的香港市民笑言他為「老懵懂」。
梁愛詩言論惹來法律界嘩然，部分法律人士如45條關注組梁家傑、湯家驊等公開批評梁愛詩朝秦暮楚的立場。最後有關「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53條，並通過補選的行政長官任期為餘下任期。
董建華辭任特首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參與中美關係外交事務，並成立中美關係交流基金會，代表中國到美國演講。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稱其外交活動令民望回升，開啟港人以「次主權外交」身份參與國際事務新模式。
2014年9月3日，董建華在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召開記者會，表態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對本港政制的決定。他認為，現時為政改關鍵時刻，而全港選民一人一票選特首是「是貨真價實的民主」，形容有好多市民支持決定，更指2017年本港的民主不只跨前一步，是開拓全新的歷史。董建華說，明白泛民的情緒感受、對決定的失望和不滿，但認為2017年政改並非終極方案，《基本法》有機制及空間，完善本港民主制度，呼籲市民將負面情緒化為正面力量，在此基礎上商討落實普選執行細節，否則民主進程依然原地踏步的話，不知何時可再開始。董建華指改革開放至今，國家發展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外面大國都對中國看法有變，但泛民的立場就一直無變，呼籲他們要對中國的看法改變，了解國家面對的挑戰，思量如何可以幫助國家，在憲制之下工作，解決問題。
2014年10月25日，董建華當日專門在前任行政長官辦公室召開記者會，他在記者會上表示，呼吁參與佔中人士盡快停止非法集會，以對話解決相關爭議。他強調，香港多年的成就一直依賴法治，堅守法治是我們的底線。他還說占中是違法行為，還說“民主最重要的基礎就是法治，怎么可以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做違法的事？”
2014年11月，董建華牽頭成立團結香港基金，基金會透過集結各地精英，為特區政府、公共服務機構及市民提供公共政策分析及建議，這亦代表董建華在離開香港政壇十年後，重新回到香港政壇。
2014年6月16日，董建華應邀成為阿里巴巴集團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明報》報道稱，阿里巴巴主要是“看中董氏的策略眼光、作為商界及政府領袖的資深經驗與觸角，以及他長期與中國及美國建立和強化關系具備經驗”。
2021年10月，據立場新聞參與國際調查記者同盟揭秘的「潘朵拉文件」，董建華與妻子董趙洪娉、長子董立均、幼子董立新、胞弟董建成、胞妹彭董小萍、侄女周董立茂及金昌玲於1997年至2019年開設了至少72間離岸公司，多數為處理家族航運公司東方海外的業務開設，董建華本人持有其中7間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權。董建華幼子董立新透過其中一間離岸公司設立中國銀行賬戶，胞弟董建成則用其中四間離岸公司設立滙豐及摩根大通銀行帳戶，其中由他擔任董事的離岸公司Toma Rosources Ltd、以他公司名義持有的Galician Company Limited分別於1993年及2003年斥巨資購入山頂紅梅閣及淺水灣明慧園的豪宅物業，擔任業主至今。
1997－2005
1997－2001
2001－2005
2001－2003
2003－2005
教育統籌局局長
1997－2000
2000－2002
2002－2007
衞生福利局局長
1997－1999
1999－2002
環境食物局局長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2002－2004
2004－2007
1997－2002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1997－1998
1999－1999
規劃地政局局長
2000－2001
2001－2002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文康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1998－2000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1998-2002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2002－2003
2003－2006
財經事務局局長
1998－2002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2002－2006
政制事務局局長
1997－1997
民政事務局局長
1998－2003
2003－2012
2014年12月17日，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表示，他對「佔中」結束感到鬆了一口氣，但強調是次「佔領行動」對香港造成很大傷害，損害復甦中的香港經濟，對大家不單得不到任何好處，最終更要香港人自己來「埋單」。他亦狠批香港一小撮「極端本土化人士」借本土之名，走香港獨立和香港自決之路，是絕對錯誤的想法，將會把香港經濟發展推上絕路，亦只會令香港失去國際地位，無法生存下去。2018年7月香港民族黨面臨被取締，董建華支持警方做法，認為警方基於國家安全及公共安全因素，其鼓吹的行為危害香港發展和市民生計，考慮禁止民族黨運作屬合情合理。他亦希望泛民主派能做「有建設性的反對派」，通過理性、妥協的手段解決問題，增加與政府合作，減少對抗，因為民生問題是很迫切的。
2017年6月，董建華接受中國中央電視臺和新華社訪問時，說香港離開了中國156年，人心回歸需要一段時間，要一步一步的去做，他回顧香港回歸20年以來發展，指「一國兩制」取得巨大成功，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等都沒變，經濟繼續繁榮穩定，並說「一國兩制為香港帶來的優勢令外國人羨慕，要謝謝國家、謝謝內地人民」，但同時指香港仍有深層次矛盾需要解決。同年10月中共十九大後董建華在團結香港基金成立三周年晚宴致辭，呼籲香港人要多了解中共，多了解國家和香港未來的發展道路，寄語港人不要故步自封，指國家取得空前成功，是基於中國的政治體制和共產黨領導。
2018年3月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舉行，董建華以政協主席團常務主席身份出席分組會議，他指中國經歷了很多苦難，但擁有今天的成就和看到光明的明天，是全靠中共的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年3月11日立法會補選舉行，董建華早上在香港公園體育館票站投過票後回應說：「吵吵鬧鬧的時代應該結束」，他呼籲選民行使投票權，選出「有建設性、做事實幹、真心為港服務的人」成為議員。但曾為是董建華任特首時期班子一員的陳方安生反駁指民主派候選人區諾軒就是「可守護香港核心價值和法治的一人」，而且香港市民有智慧並懂得挑選一個守護到香港法治的人。
2019年7月，董建華指任內推行的通識教育「失敗」，導致年輕人問題，間接引起逃犯條例修訂一系列的示威活動。
蔡子強稱董建華為了快速增加大專學歷人口而造成副學士泡沫，當他獲頒大紫荊勳章、科大和中大榮譽博士時，都有人因不滿其任內施政而抗議。2007年12月6日，董建華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典禮上獲授予博士學位時，中大學生會成員曾用高音喇叭打斷其演講，招致保安阻止。並在港鐵大學站和百萬大道等處掛條幅抗議：“董建華禍港殃民有博士，劉遵義賣校求榮無廉恥。”
2003年4月2日，當時正值沙士疫情爆發高峰，香港著名專欄作家陶傑在明報《黃金冒險號》專欄撰文〈下臺吧，董建華〉，嚴厲抨擊董建華施政，指其的「唯一貢獻」，是證明了「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做不到」。文章又質疑「沙士疫癥流行，特區根本沒有人在管治」，指董建華「一直不知道、或不肯相信香港人對其深切厭惡……是基於事實的理性結論」，文章指董建華的「八萬五」房屋政策災難政策蒸發掉香港人的血汗，包庇一個個操守有問題的高官，令人質疑其智商和基本判斷力」，指董建華「永遠不承認你的智商缺陷，反而賴（誣指、怪罪）英國給你留下『炸彈』、賴美國的『外圍因素』（指亞洲金融風暴、科網股泡沫、911事件）、賴陳方安生不肯執行你的指示。你製造了五年災難，還要延長為十年浩劫（比喻成像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指董建華「摧毀了香港人的尊嚴，葬送了一個繁榮的城市，為香港帶來怨憤，以及對你的言行的種種笑料，為中國帶來全新的國恥」。文章最後引用了毛澤東的詩詞《送瘟神》「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指董建華是「最根本的災難。請你勇於面對自己，面對你的家庭，面對歷史。像西方反戰人士對布殊講的一句話﹕Shame On You。下臺吧，董建華。」，文章引起頗大迴響，當時特首辦主任林煥光甚至罕有地致函報館回應。該篇文章多次被引用，亦被劇團「進念二十面體」及「非常林奕華」於舞臺劇《東宮西宮》內引述，成為當時社會責罵董建華文章中的一篇經典之作。
2003年7月，董建華執政期間，次文化堂推出《老懵董》、《建華之亂》系列的漫畫，諷刺董建華的失敗統治，部份政治評論員稱為「建華八年」建華之亂。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導師蔡子強認為，董建華政績之一是不讓傳統左派人士弄權，否則香港局面可能更惡劣。
董建華於2006年7月1日獲頒大紫荊勳章，以表揚他出任行政長官期間，使香港主權移交後保持安定繁榮，成功落實「一國兩制」。1997年獲利物浦大學法學榮譽博士。2006年11月10日，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董建華，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社會科學榮譽博士，以表彰他為祖國的一國兩制的建設作出的貢獻。2007年12月6日，前行政長官暨前中大監督董建華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表揚他在行政長官任內竭力盡心地服務香港，並對中文大學的發展鼎力支持。2014年3月29日，在鳳凰衛視舉辦的“世界因你而美麗--影響世界華人盛典2013-2014”上，董建華獲得了“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董建華獲獎后表示“振興中華的中國夢離我們越來越近”，第九屆、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對此次頒獎表示“董建華先生有對國家深沉的愛和智慧”，晚會主持人陳魯豫稱：“董建華先生教我們始終要‘笑著迎接大時代’”。
2019年9月17日，習近平根據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的決定發布主席令，授予董建華「『一國兩制』傑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
董建華信奉佛教，喜愛閱讀，尤愛讀傳記、歷史、經濟與國際時事書刊；也喜愛遠足、太極和游泳等運動。他早年居於英美兩地，加深對足球、籃球和美式足球的認識，亦培養起濃厚興趣，亦是英格蘭老牌足球勁旅利物浦的球迷。他也是香港舟山同鄉會第十二屆理事會成員及永遠榮譽會長。
董建華與趙洪娉育有三名子女，立均、立新、立筠（皆美國國籍），和九名孫兒。其中，董立新於東方海外賣盤前夕，仍是執行董事之一。
另外，董建華家族早在1971年斥資約47.68萬元購入中半山老牌豪宅嘉慧園單位，到董建華在1997年出任特首時，他表示拒絕入住禮賓府，留居嘉慧園。政府一直租用該單位，月租為12萬元。到2021年8月，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他以1.6億元購入低層C室的單位和車位，單位實用面積3335方呎、實呎47,976元。發言人指單位在他擔任特首時，由政府租入供特首使用。董建華2005年卸任後，繼續租用作私人用途。
董建華在任行政長官期間，多次説了：「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深入民心。於2000年接受無線電視新聞專訪時表示，不再提起之前其推岀的八萬五房屋政策，即政策「已經不存在」。又在立法會上回應泛民主派議員的提問時説：「咁膚淺嘅？」（意旨：如此膚淺？）等經典對白。
2001年6月14日他在香港立法會上發言時，就法輪功議題上聲稱“毫無疑問，法輪功是一個邪教，它的組織很嚴密，財源很豐富，以及是一個有政治性的組織。它在內地傷害了很多家庭，我們在香港的確要密切注意法輪功，不要讓它危害香港社會的安定，亦更加不可以讓它危害內地社會的安寧。……香港的法輪功和內地的法輪功是一個教主，一樣教條，所以我們要密切注意的。”“我也想強調一下，其實法輪功不是一個宗教，它自己也這樣說，所以其實不涉及宗教自由的任何方面問題。”引發很大爭議。在立法會上，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說董建華抨擊法輪功「毫無疑問是邪教」僅代表個人意見，有議員認為他的言論代表政府，不能視為他的個人意見。
在2003年的答問大會當時被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司徒華請教他膚淺和naive有何分別，董建華就回應時說出：「我唔知係你嘅中文好過我，定我嘅英文好過你，naive同膚淺唔係相同喎！」，「教你就唔敢當......一個天真嘅人呢就好naive架下，一個膚淺嘅人就好膚淺。」
董建華2015年1月20日召開記者會，一如以往要求傳媒於發問前介紹自己所屬機構以及名字。有記者發問之初沒有自我介紹，被在場新聞官提點，當他自我介紹是《中國日報》陳某某、並繼續提問後，董建華問：「貴姓呀？陳生。」惹起在場人士發笑。有媒體指出董建華的原話是：「貴姓呀，陳生（係嘛）？」是確認之意，而非詢問。但由於「係嘛」二字聲音低沉，聽來就像惹人發笑的「貴姓呀陳生？」。
* 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網站（1997年7月1日至2005年3月12日
* 明報即時新聞網特輯：特首請辭
* 香港政治、香港特別行政區歷史
* 八萬五建屋計劃、中藥港、數碼港
李自成，原名鴻基，陜西米脂人，世居米脂李繼遷寨，明末民變領袖之一，大順皇帝。
原是陜北驛卒。崇禎帝采信大臣裁撤驛卒的建議，造成失業驛卒武夫起義，李自成參與起義軍。高迎祥被明朝處死后，李自成稱闖王，成為明末民變領袖之一，率起義軍于河南殲滅明軍主力。1644年在西安稱帝建立大順，後進攻明都北京，與崇禎帝談判破裂后，攻入北京城，崇禎自縊，是為甲申之變，至此明朝滅亡。
《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自成為人高顴深，鴟目曷鼻」。
李自成出生在米脂河西200里懷遠堡李繼遷寨（今橫山縣城關街道柴興梁村）。
李自成先祖由甘肅秦安遷入陜西省米脂縣李家站（西夏李繼遷兵站）居住。其祖父李海因生活所逼，遷至原米脂地長峁村（現屬橫山縣）。人們所說李自成“生在李繼遷寨，長在長峁村”，即指的是這段事。《米脂縣·李自成族裔考》中記載：“自成籍本縣太安里二甲，世居北鄉，距城七十里海會寺溝之李家站。”
《米脂縣志》記載：“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樓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屬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肅太安里遷徙來。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樓縣遷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屬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鄉各處。”
李自成家庭屬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肅太安里遷徙來到李家站。而這個李家站正是當年黨項拓跋平夏部從甘肅東遷后居住的地方。
李自成出生時，父親夢見一黃衣人進入土窯，故取小名黃娃子。李自成少年喜好槍馬棍棒。其父死后他於明朝負責傳遞朝廷公文的驛站擔任驛卒一職，負責照看馬匹。
明朝末年的驛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崇禎年間，給事中劉懋建議之下，全國三分之一的驛站被裁撤，李自成也被裁員，主要是曾經遺失公文，失業回家，并欠了債。同年冬季，李自成因欠舉人艾詔的債，又無力償還，被艾舉人告到米脂縣衙。縣令晏子賓將他“械而遊於市，將置至死”，後由親友救出後，年底，殺死債主艾詔，接著，因妻子韓金兒和村上名叫蓋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殺了妻子。兩條人命在身，于是就與侄兒李過于崇禎二年（1629年）二月逃到甘州（今甘肅省張掖市甘州區）投軍。當時，楊肇基任甘州總兵，王國任參將。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國提升為軍中把總。同年在榆中（今甘肅省蘭州榆中縣）因欠餉問題殺死參將王國和當地縣令，發動兵變。
崇禎二年（1629年），後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動。李自成起事后轉戰漢中，參加了王左掛的軍隊。1630年王佐掛被朝廷招降，李轉投奔張存孟（不沾泥），為隊長。1631年4月，張存孟在陜北戰敗，也降於官府。十月，洪承疇正式接任三邊總督，逐漸剿滅陜西境內民變。1633年李自成率餘部東渡黃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闖王”高迎祥，稱“闖將”。同年，曹文詔率千人關寧鐵騎擊敗山西境內的民變，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均逃到河南被曹文詔、左良玉等多路明軍包圍。
然而次年崇禎七年（1634年）後金軍第二次入塞，曹文詔被調到大同抗金，被圍叛軍從王樸處突圍。是年六月，新任五省總督陳奇瑜乃引軍西向，約會陝西、鄖陽、湖廣、河南四巡撫圍剿漢南民變。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部見明軍雲集，誤走興安（今陝西省石泉以東的漢江流域）車箱峽。峽谷之中為古棧道，四面山勢險峻，易入難出，唯一出口為明軍所截，“馬乏芻多死，弓矢皆脫”，情勢危殆，李自成用顧君恩之計，賄賂陳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詐降。此時陳奇瑜釋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撫官將叛軍遣送回籍，甫出棧道，自成立刻殺安撫官復叛。
崇禎八年（1635年）洪承疇任五省總督后圍剿民變，叛軍敗退至河南洛陽一帶。高迎祥、張獻忠、老回回、羅汝才、革裡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營起義軍在河南滎陽召開滎陽大會，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戰”方略。會后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率部攻下南直隸鳳陽，掘明皇室的祖墳，焚毀朱元璋曾經出家的皇覺寺，殺宦官六十多人，斬中都守將朱國相。因爭奪鳳陽皇宮的俘虜小太監和鼓吹樂器，李自成與張獻忠結怨，李自成分軍西走甘肅。
崇禎九年（1636年）高迎祥在南直隸被新任五省總督盧象昇擊敗包圍在鄖陽山區。同年四月后金建國改清，六月清軍第三次入塞，盧象昇調任宣大總督抗清。由兵部侍郎王家楨繼任五省總督，高迎祥等突圍。高迎祥從子午谷進攻西安時兵敗被新任陜西巡撫孫傳庭所殺。高迎祥殘部投奔李自成，這時李自成被推為“闖王”，繼續征戰四川、甘肅、陜西一帶。《明史》稱其為「闖賊」。
崇禎十年（1637年），楊嗣昌會兵10萬，增餉280萬，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策略，限制叛軍的流動性，各個擊破，最後殲滅。此舉在二年內頗見成效。崇禎十一年張獻忠兵敗降明，十一月李自成在渭南潼關南原遭遇洪承疇、孫傳庭的埋伏被擊潰，帶著劉宗敏等殘部17人躲到陜西東南的商洛山中。羅汝才在湖北均縣得到李自成戰敗消息，大為恐懼，率領一丈青、一條龍、「小秦王」王光恩、「過天星」惠登相、「興世王」王國寧、「托天王」常國安、「十反王」楊友賢等八營首領，往武當山太和宮向明太監李繼政投降。熊文燦招羅汝才等至襄陽，大宴於官署，奏授羅汝才為游擊。羅汝才紮營於均縣（今湖北丹江口）、房縣、竹山、竹谿、南漳、保康等地，與農民「錯壤而居」，暗中則和張獻忠來往。此時，明末民變暫時平息。
崇禎十一年（1638年）八月，清兵從青口山（今河北遷安市東北）、墻子嶺（今北京密云東北）兩路毀墻入關，發動了第四次入關作戰。楊嗣昌為貫徹其「安內方可攘外」的戰略，力主與清議和，但遭到宣大總督、勤王兵總指揮盧象昇等人的激烈反對。崇禎和戰不定，盧象昇在河北巨鹿戰死。清兵撤退后，孫傳庭、洪承疇等人均被調往遼東防范清軍，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駐扎在富水關南的生龍寨，並娶妻生子。十二月，李自成由漢南至穀城與張獻忠、羅汝才秘密見面商討事情。臨別時張獻忠送給李自成騾馬、衣甲等物。
崇禎十二年（1639年）張獻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陽）再次反叛，李自成從商洛山中率數千人馬殺出。崇禎十三年（1640年）河南大旱，李自成趁楊嗣昌的明軍主力在四川追剿張獻忠之際入河南，收留飢民，鄭廉在《豫變紀略》載李自成大賑饑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自此李自成軍隊發展到數萬，提出“均田免賦”口號，即民歌之“迎闖王，不納糧”。崇禎十三年（1640年）十二月張獻忠所部逃出四川，偷襲襄陽，殺死襄王朱翊銘，楊嗣昌去世。
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2月27日）攻克洛陽，殺萬曆皇帝的兒子福王朱常洵，從後園弄出幾頭鹿，與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為“福祿宴”，與將士們共享，“發藩邸及巨室米數萬石、金錢數十萬賑饑民”。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
崇禎十四年（1641年）二月初，李自成趁明軍驚魂未定之時，長途奔襲，意圖攻下河南省城開封。開封守將高名衡、陳永福、王燮、黃澍等人竭力抵抗，農民軍受到重創，李自成被箭射傷左目。二月十九日撤兵。是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農民軍第二次圍攻開封，再次遇到了頑強抵抗，開封的“巨商巨族，各送餅千百不等”。次年正月十五日，李自成再次撤軍。這一年半之內李自成三圍省城開封，崇禎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第三次包圍開封，使得開封形成了一座孤城。九月十五日黃河決口，十六日洪水首先沖開曹門，然后四門皆被沖開，城中平民遇難者甚眾。日後李自成部先后殺陝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李自成部隊日益壯大。李自成刻苦簡樸，史載“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所為闖王者，躬步拜如常卒，衣帽不異人，故軍中亦無識之者”。與此同時明朝對清朝戰事不利，崇禎十三年清軍圍困錦州，洪承疇增援對峙，十四年洪承疇兵敗松山，據守松山城，并派出副將吳三桂返京求援吳卻未回。崇禎十五年三月，清軍破城，洪承疇降清。11月，清軍第五次入塞，深入山東，掠走36萬人。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陽稱「新順王」，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給牛種，賑貧困，畜孽生，務農桑”，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5月，張獻忠克武昌，稱“大西王”。10月，李自成攻破潼關，殺死督師孫傳庭，占領陝西全省。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封三弟李自敬為王（號稱三千歲）、封留守長安的田見秀為澤侯、封袁宗第為綿侯、封李錦為滋侯、封劉宗敏為汝侯、封劉芳亮為左營制將軍、封劉希堯為淮侯、封劉體純為左果毅將軍。11月，張獻忠在成都稱大西皇帝。
大順永昌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順農民政權后，曾創立了一些禮儀制，主要是結合歷代朝廷和自身黨項民族的生活禮節，使其禮儀大氣而莊重大方。
李自成修改明朝禮儀制度。《明季北略》：李自成改制度 “明朝制度，任意紛更 又四月初一日，改大明門為大順門，頒發冠服，大僚則加雉尾于冠服，方領，又收各牙牌，自務明光安令成字”《甲申紀事》：“衣服尚藍，故軍中俱穿藍，官帽亦用藍。《定思小紀》“然明代官制大半更革，……服色尚深藍，俱刊定成。”
李自成結合唐制，制定一系列制度。《爝火錄》：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謚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天佑殿大學士，牛金星為之。更六部為六政府，設尚書、侍郎等官。改文選司為文諭院，主事曰從政。改翰林院曰弘文館，裁革詹事府。改中書曰書寫房。國子監設三堂，革去祭酒，以司業為學正，學錄博士為左右。改御史曰直指、給事中曰給諫、通政司曰知政司、尚寶司曰尚契司。大常、鴻臚，俱屬禮政府。太仆寺曰驗馬寺，布政司曰統會可。巡撫曰節度使，按察曰防御使。府曰尹，州曰牧，縣曰令。守備曰守領，把總曰守旅。改印曰契，一云大篆曰符、小篆曰契）。公服領尚方，以云為級，一品云一、九品云九。大僚冠加雉羽，帶用犀銀黑角三等。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率軍五十萬東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渦口造船三千，渡過黃河，攻下汾州（今汾陽）、陽城（今晉城市陽城縣）、蒲州（今永濟），隔日攻下懷慶（今河南焦作），殺盧江王朱載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戰盡歿，初八日以守將張雄作內應，炮轟破城，蔡懋德自縊死。在太原休息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屬忻州）守關總兵周遇吉憑城固守，雙方大戰十餘日，遇吉因兵少食盡，退守寧武關（今山西寧武境）。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後火藥用盡，開門力戰而死，夫人劉氏率婦女二十餘人全被燒死。三月初一日（4月7日）李自成克寧武關，前后死將士七萬餘人，傷亡慘重，《罪惟錄》記“后賊陷京師，多有手足創者，皆經戰寧武者也。”，李自成下令屠城  。當晚，大同總兵姜瓖投降，宣府總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連下居庸關、昌平。三月初八日，兵至陽和。十一日，大順軍開進宣府，“舉城嘩然皆喜，結彩焚香以迎”。崇楨急調遼東總兵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昌平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入衛京城，並號召在京勛戚官僚捐助餉銀。
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叛軍抵達居庸關，監軍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不戰而降，同時，劉芳亮率領南路軍，東出固關后，真定府知府丘茂華、游擊謝素福出降，大學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過昌平，抵沙河。十七日進高碑店、西直門，以大砲轟城，入午攻打平則門，彰義門，西直門。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監曹化淳率先打開外城西側的廣甯門，叛軍由此進入今復興門南郊一帶（此事存疑，參見曹化淳條目）。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監杜勳入城與崇禎帝秘密談判。據《小腆紀年附考》卷四載，李自成提出的條件為：「闖人馬強眾，議割西北一帶分國王並犒賞軍百萬，退守河南……闖既受封，願為朝廷內遏群寇，尤能以勁兵助剿遼藩。但不奉詔與覲耳。」雙方談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書張縉彥主動打開正陽門，迎劉宗敏所部軍，中午，李自成由太監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入內殿。此時崇楨帶著太監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宮，大臣皆己逃散，最後崇禎前往景山自縊，史稱甲申之變。李自成下令將崇禎“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廠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貴妃墓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宮女竇美儀為妃。大順軍入燕京之初，兵不滿二萬，李自成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京城秩序尚好，店舖營業如常，“有二賊掠緞鋪，立剮于棋盤街。民間大喜，安堵如故”。但從二十七日起，叛軍開始拷掠明官，四處抄家，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劉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夾棍，“木皆生棱，用釘相連，以夾人無不骨碎。”城中恐怖氣氛逐漸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夾百官，大抵家資萬金者，過逼二三萬，數稍不滿，再行嚴比，夾打炮烙，備極慘毒，不死不休”，“牽魏藻德、方岳貢、丘瑜、陳演、李遇知等，勛戚冉興讓、張國紀、徐允楨、張世澤等八百人追贓助餉。”談遷《棗林雜俎》稱死者有1600餘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搶掠，臣將驕奢，“殺人無虛日，大抵兵丁掠搶民財者也”。大順軍於佔領區皆設官治事，首為追餉，例如在城固縣，“賊索餉，加以炮烙”；在汾陽，“搜括富室，桁夾助餉”；在絳州，“士大夫慘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權將軍檄徵紳弁大姓，貫以五木，備極慘毒，酷索金錢”。四月十四日，西長安街出現告示：“明朝天數未盡，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東宮為皇帝，改元義興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親率十萬大軍奔赴山海關征討吳三桂，留守北京者為劉芳亮與李巖。
據說李自成入燕京後，從宮中搜出內帑「銀三千七百萬錠，金一千萬錠」，「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一說五十）兩，鐫有永樂字」。時人許重熙在《明季甲乙兩年匯略》借談遷之口謂曰：「損其奇零，即可代兩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內騷然，而扃鑰如故，豈先帝未睹遺籍耶？不勝追慨矣。」但可信度並不高。計六奇認為：「予謂果有如此多金，須騾馬一千八百五十萬方可載之，即-{循環}-交負，亦非計月可畢，則知斯言未可信。」照前列說法，內帑中的銀兩總數就有185億兩（或者是18.5億兩；3700萬錠，一錠五百或者是五十兩）。但依據梁方仲估計，1390年至1486年，中國內地白銀總產量只有三千萬兩上下。明亡前，雖有大量西班牙銀元與其他外籍銀元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萬兩。亦有人估計明末時，全國流通的銀兩總數不可能超過7.5億兩。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兵六萬，與駐守山海關的明軍將領吳三桂在一片石展開戰斗。戰至四月二十二日，吳軍漸漸不支。吳三桂乃降於清朝攝政王多爾袞，兩軍聯手擊潰李自成，主將劉宗敏受傷，急令撤退。二十六日（5月31日）李自成逃到京城，僅三萬餘人，怒殺吳三桂家大小34口。二十九日（6月3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再行登基禮，以李繼遷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為帝后；立妻高氏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禮。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兩路撤退。臨行前火燒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築。多爾袞命吳三桂不得入京城，直接追擊李自成軍，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戰，大順軍一度重創清軍，五月初二日在定州清水河（今河北省定州市），李自成再次大敗，大將谷可成陣亡。五月初三日（6月7日）多爾袞軍入主北京城，立即派出兩路大軍，一路由多鐸率領南下攻打南明，一路由阿濟格率領攻打李自成軍。阿濟格和吳三桂部從保德州渡河，突破叛軍的北部防線，經綏德、延安，直逼西安，七月李自成軍渡黃河敗歸西安，不久，棄西安，經藍田，商州，走武關。由於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順軍的節節敗退，很多投降李自成的原明朝將領復投南明或清朝。
順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軍出擊潼關，李自成軍列陣迎戰，清軍因主力及大砲尚未到達，堅守不戰。順治二年（1645年）清軍以紅夷大炮攻破潼關，李自成採取避戰的作戰方式，經鄧州、襄陽，入湖北，“聲言欲取南京，水陸并進”，試圖與武昌的明朝總兵左良玉聯合抗清。左良玉東進欲前往南京的南明朝廷「清君側」征討馬士英，但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軍一擊即潰，五月在江西再敗，逃到湖北通山縣南九宮山。至此李自成只帶著少數人馬，被當地百姓所困而死於山中。《明史》則稱他是先到了通城（不同於通山），再竄於九宮山略食，招致百姓圍殺。
在他死後，大順軍餘部稱李自成為先帝，其妻高氏為太后，李過推舉李自成三弟李自敬為首領。清康熙四年《通山縣志》記載，大順軍對通山縣亦進行了三個月的報復性濫殺侵擾。
另說李自成兵敗后脫逃，在湖南省石門縣夾山寺削髮為僧，名奉天玉和尚，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圓寂于該寺。又說李自成隱居到甘肅蘭州青城。何璘《書李自成傳后》曾記載：“李自成實竄澧州。因旁詢故老，聞自成由公安（今湖北省公安縣）奔澧（今湖南省澧縣），其下多散亡，至清化驛（今澧縣境），隨十余騎走牯牛壩（今臨澧縣境），復棄騎去，獨竄石門夾山寺為僧，今其墳尚在云。”《湖南通志》載，何璘號十樵，系宛平舉人。在乾隆十一年（1746）調任澧州知州，因修澧志，得九溪衛教授孫某所告，謂石門夾山寺已故和尚奉天玉即李自成，經過一番實地考察和考證，撰寫《書李自成傳后》一篇，以糾正《明史》李傳所記。根據湖南常德人周新國、周波所著《武陵藏珍-沅澧流域歷史文化圖說》一書及書中收集到的流散在澧水流域的文物說明，何璘所記“李自成禪隱夾山寺”應是可信的。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石門夾山風景區夾山寺清理了奉天玉大和尚墓，經專家考證奉天玉大和尚即為李自成，并在墓葬的基礎上修建了一座陵園。1993年10月28日全國李自成學術研討會在石門召開，
但后來也有文章指稱，1979年后通山與石門兩地相互爭奪李自成安葬地，是經濟利益所致，其論據也是以此為目的編造而成。另有一說是奉天玉和尚比較可能是李自成的弟弟李自敬。
湖北省東南的通城縣和通山縣各有一座九宮山。《明史》、《乾隆御批綱鑒》、《綏寇紀略》皆記載李自成死於通城縣。1955年，通城縣重修李自成墓，郭沫若題寫墓碑。通山縣一名教師引當地程氏族譜，得出李自成死于通山縣九宮山的說法。此說，得到郭沫若在內的眾多學者支持。郭沫若聲明注銷原題詞，遷移墓碑。在通山縣九宮山牛跡嶺的一處清代無名墓葬，被認為是李自成墓或李自成部將墓地。1988年，列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明季北略》持此說法。自稱李自成后人的丁玲也持此說法。
*韓金兒：李自成第一任妻子，因與蓋虎通姦而被李自成所殺。
*邢秀娘：李自成第二任妻子，負責管理李自成軍軍用物資，後與高傑私通降明。
*高氏：民間傳說稱高桂英，李自成第三任妻子，李自成稱帝後立為皇后。
*竇美儀：原明朝宮女，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後納為妃。
*李自敬，李自成三弟，李自成死後繼位，在荊州之戰為清軍所破，降清之后遇害。
*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慶撰文發表《甲申三百年祭》，揭露明末統治的黑暗，討論李自成進北京之后的驕傲腐化，和吳三桂的抉擇。國民黨認為此文用明朝影射當時國民黨的腐化；共產黨將此文用于整風運動，提醒黨員不要重蹈李自成的覆轍。
* 姚雪垠著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共五卷，其中第二卷於1982年獲第一屆茅盾文學獎。
《武俠帝女花》(1981年)
《雙雄會》(1984年)
《鹿鼎記》（1984年）《碧血劍》(1985年)
《雪山飛狐》(1985年)
《巾幗悲歌》(1990年)
《雪山飛狐》(1991年)
《鹿鼎記》（1998年）
《雪山飛狐》（1999年）《碧血劍》(2000年)
《明末風云》（2004年）
《誰主中原》（2005年）
《碧血劍》(2007年)
《雪山飛狐》（2007年）
《鹿鼎記》（2008年）
《鹿鼎記》（2014年）
《鹿鼎記》（2020年）
* 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紀傳體，東亞史書的一種形式，以為人物立傳記（皇帝的傳記稱「紀」，皇族、外戚、一般人物稱「傳」，列國諸侯稱「世家」或「載記」，記載制度、風俗、經濟等稱「志」、「意」或「考」，以表格排列歷史大事稱“表”）的方式記敘史實。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史書（以前的史書多以編年體記述），中國的官方正史「二十五史」及其他史書，都依照《史記》紀傳體體例編纂而成，“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而朝鮮的《三國史記》《高麗史》以及日本的《大日本史》是以紀傳體寫成的。
本紀簡稱紀，記一國大事，詳述帝王興廢，為全書的總綱，為帝王的傳記。始於司馬遷的《史記》。在《史記》中，歷代的帝王傳記稱為「本紀」，不過也有例外，如呂雉不是皇帝，但其傳記也稱本紀。另外項羽也是無皇帝之實，卻列本紀者，主要是因為司馬遷認為，其在當時有如同皇帝般的領導力，為實質的國家元首。之後的史書從陳壽《三國志》開始，開國皇帝的先祖及後來即位為皇帝，但其父為藩王的人物也被列入本紀，少數如《魏書》、《金史》、《秦史》，敘述帝王稱帝前的先祖時，取古《尚書》世紀名，稱「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