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七千人大會期間，為了給被打成“彭德懷分子”和“右傾分子”的幾百萬干部平反，同時針對代表們提出給彭德懷“下戰書”事件翻案的要求，劉少奇在大會上說，彭德懷給毛主席寫的信沒問題，彭德懷的問題是“里通外國”，劉少奇的定性使得彭德懷無法得到平反。劉少奇還做了嚴厲的定性。
七千人大會之后，2月8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要形成一種能??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應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通過這個制度去實行人民的民主。2月21日至2月23日，劉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即西樓會議。劉少奇開始著手對國民經濟進行全面調整。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主張由陳云當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劉少奇在1939年在延安發表重要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強調共產黨員在取得政權後更要加強意識修養。劉少奇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作了第二次修訂。8月1日由《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重新發表。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到文革爆發前共發行1800多萬冊，黨員達到人手一冊。該書再版過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陳獨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恥地要求我們的黨員像尊重馬克思、列寧那樣去尊重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衷心和熱情。” “他自滿，好為人師，好教訓別人，指揮別人，總想爬在別人頭上，不向別人，尤其不向群眾虛心學習，不接受別人的正確意見和批評”，被毛澤東認為影射自己。文革期間，此次再版遭到嚴厲批判，被稱為“黑修養”。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定計劃主要是討論農業、糧食、商業和國家支援農業等問題，開始十多天分小組討論農業、商業等有關文件。8月6日，毛澤東在會上作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問題的講話，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組會上多次插話，嚴厲批評“黑暗風”和“單干風”。8月11日在中心小組會上，劉就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形勢的估計作了自我檢討，承認對困難“估計過分了”。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會議通過《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關于商業工作問題的決定》、《關于有計劃有步驟地交流各級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的決定》和《關于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等文件。全會肯定了八屆九中全會以來貫徹八字方針、加強農業戰線取得的成效，決定繼續堅持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24日，毛澤東在全會上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仍在一定范圍內存在的階級斗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并再次批判“黑暗風”、“單干風”、“翻案風”。26日，劉少奇在會上講話，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同時規定這次會議的精神只傳達到行政十七級以上干部，并要求全黨不要放松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努力試圖繼續把中央工作核心從階級斗爭擴大化轉向經濟調整工作。
1964年，劉少奇又到河北、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云南等地考察經濟建設。經過到基層的視察，他和鄧小平成立緊急委員會，提出“農業六十條”、“三自一包”，開始調整國民經濟，將經濟發展從浮夸的理想主義引向了實用主義。毛澤東很明顯感到劉、鄧執行了一條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線，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受到挑戰。1964年底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就四清、五反問題進行批評，雙方產生激烈矛盾，這使劉少奇、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關系開始破裂。同年年底，劉少奇出席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再次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并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在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南海曾實行過高級干部自報口糧的制度，當時毛澤東和朱德均報每月13公斤，周恩來為每月12公斤，劉少奇為每月9公斤。劉是中南海所有干部中報數最少者。
毛澤東在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批判中共黨內的“黑暗風”、“翻案風”、“單干風”，這“三風”與劉少奇或多或少都有關系。劉少奇接受了毛澤東的反修防修理論，不但作了自我批評、嚴厲指責“三風”，還說“現在兩個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教育，要準備資本主義復辟”。然而此時劉少奇并沒有把“資本主義復辟”看成是現實危險，他當時所說的階級斗爭的對象僅僅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一類的社會性問題，這與毛澤東在對階級斗爭的嚴重性的認識上有明顯距離。從1963年9月起，中共與蘇共兩黨的論戰全面展開，在國際“反修”、重點國內“防修”的大背景下，劉少奇開始把精力轉移到正在全面鋪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農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來。劉少奇主持修訂了《后十條》，由毛澤東批準與《前十條》一起下達到全體人民，“四清”運動全面展開了。隨著運動的進行，劉少奇對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認識也發生了重大改變，他在思想上接受了毛澤東“反修防修”的理論，認為“修正主義就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是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在共產黨內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劉少奇讓夫人王光美參加“四清”工作隊，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指導“四清”，并將總結的的“桃園經驗”作為“抓點帶面”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藍本。運動開始時，劉少奇對形勢的判斷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了毛澤東的認可，然而隨著運動的深入，過火現象不斷出現，劉少奇與毛澤東對階級斗爭在認識上和實踐上的分歧逐漸暴露了出來。劉少奇認為“反修防修”的重點在基層，他主抓的四清運動以嚴厲打擊“地、富、反、壞”分子和被認為變修的基層干部為斗爭方向；而毛澤東認為修正主義的根源出自黨內上層，說黨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公開化。毛澤東提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敵我矛盾，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對把矛頭指向基層；劉少奇則表示，運動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交織，反對把一切矛盾都上升為敵我性質。在會議上毛澤東占了上風，“四清”運動按毛的意見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對基層干部打擊過寬的過火偏向。然而，毛的“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提法，將階級斗爭擴大化，并為下一步發動更大規模的運動準備了理論前提。這時，毛澤東已經將劉少奇與“中央出修正主義”聯系起來，中共中央內部以劉少奇和毛澤東為代表的關于階級斗爭的兩種方針，終于將不能再相容了。
1966年劉少奇率團訪問巴基斯坦。
1965年11月，圍繞《海瑞罷官》的論爭使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終于爆發，紅衛兵運動使整個中國都陷于混亂。在文革初期，劉少奇在某些問題上和毛澤東的立場一致。
1966年6月27日，劉少奇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與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討論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幾個同志的問題。“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系是不正常的……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斗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結尾他說道：“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延續下去，毛主席著作應該成為全國人民的教科書，成為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全體黨員的行動指南。毛澤東思想是人類的燈塔，是世界革命的銳利武器。毛澤東思想能改變中國的面貌，也能改變世界的面貌。我們用毛澤東思想戰勝了一切反黨分子，也能戰勝國內一切反動派，也能戰勝國外一切反動派。”
1966年劉少奇訪問緬甸，奈溫前往接機。
然而兩者矛盾逐漸擴大。在處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問題中，雙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劉少奇和鄧小平組織工作組進駐大中學校，禁止學生游行示威和張貼大字報，并將斗爭矛頭引向“黑五類”。毛澤東對此非常惱火：“共產主義者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并命令撤銷工作組。
7月18日，毛澤東從武漢暢游長江回北京后，拒絕劉少奇要求見面的請求，首先聽取了江青等人的匯報。
7月19日至23日，劉少奇主持召開“文化大革命情況匯報會”，會上對于派工作組問題有明顯分歧，陳伯達、康生、關鋒等人表示反對。
7月24日-25日，毛澤東先后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組成員、中央局書記，嚴厲批評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并指責：規定“內外有別”等都是定框框，要把運動引入邪路，又說工作組“對運動起壞作用，阻礙運動”，要撤銷工作組，罷工作組長的官。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澤東將“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目標直接指向劉少奇，同時其中共第二號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雖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時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從此不再被提及。
10月16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遭到了陳伯達、林彪等人的批評。
隨后造反派用大字報等一再對劉少奇和鄧小平批評，毛澤東批評這種做法，周恩來、陶鑄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
1966年9月15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天安門城樓上交談，此時二人之間已經出現裂痕。
在1966年10月為期近三周的中央黨會上，劉少奇、鄧小平被定性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并分別作了自我檢討，內容向全國印發，這也成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過劉鄧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職。11月8日，那個張貼“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聶元梓，又與另外10人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1966年12月，劉少奇問題終于向社會公開，江青公開宣稱“劉少奇是黨內的赫魯曉夫”。北京出現了“打倒劉少奇”的標語。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審查王光美的專案小組。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稱「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根據張春橋12月18日授意，帶領5,000余人在北京城區呼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等巨幅標語，貼上了天安門城墻。“王光美專案組”負責調查劉少奇、王光美，直到1968年4月才公開以“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活動。謝富治兼任組長、專案工作負責人，江青、康生是決策和指揮者。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幾所高等院校學生和一些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游行集會，“聲討”劉少奇、鄧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動下，北京各學校也紛紛打出“劉少奇、鄧小平是黨內最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是中國現代修正主義的祖師爺，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劉、鄧”的大字報。與此同時，六年前就已經被“打倒”的彭德懷被押送回北京，與彭真、羅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貼出大字報，院墻上張貼“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大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了劉少奇、王光美。1月6日，清華大學的造反派設圈套將劉少奇、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強行扣押王光美，后經周恩來派人干預下釋放。1月13日，毛澤東派秘書接劉少奇交談（問候劉的家屬情況），劉少奇提出辭去國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選編委會主任職位，愿意和妻兒到延安或老家種地，毛澤東只是讓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并且推薦他讀《機械唯物主義》、《機械人》（前兩本均遍尋不得）以及《淮南子》（作者劉安最后服毒自盡）。之后幾天內，劉少奇辦公室的電話線被拆除。劉少奇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陳伯達、康生在軍以上干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開始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5月8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長篇批判文章《〈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5月11日專門發出中共中央通知，說這篇文章是經過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通過并經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希望各單位的革命同志，認真地組織學習和討論，進一步深入地開展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大批判運動。”18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志發表編輯部文章《偉大的歷史文件》，以“中國赫魯曉夫”為代名詞，對劉少奇進行上綱上線的批判。
1967年，劉少奇開始被軟禁在北京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學院群眾到中南海西門駐扎，建設高音喇叭，稱要把劉少奇從中南海揪出來“鬥倒鬥臭”，隨后北京高校上百個組織前往聲援，形成“揪劉火線”，圍困沖擊中南海，前后持續一個月。14日毛澤東離開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陳伯達組織批斗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大會，對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頭彎腰兩個多小時并抄家。同年中共理論刊物《紅旗》第五期發表戚本禹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將矛頭指向劉少奇：
同年8月8日，劉少奇再次提出辭職，但是之后的書信都石沉大海。劉少奇最終意識到，爭辯無濟于事，從此放棄書信和申述，并緘默不語，最終選擇以沉默表示無聲的抗爭。然而批評之聲并未隨之減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報》相繼發布頭版新聞，直指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1967年懸掛“徹底肅清中國赫魯曉夫罪惡流毒”的工作組
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一些中央委員被剝奪出席會議的權利。一些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持續遭到批斗。第八屆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被定為“叛徒”、“特務”、“里通外國”、“反黨分子”的人，達總數的71%。10月18日，中共中央專案審查小組周恩來、江青、康生、謝富治等人提出《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包括劉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被捕叛變、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的反革命罪行的調查結果。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批準該報告，認為他是“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少奇，是一個埋藏在黨內的叛徒、內奸、工賊，是罪惡累累的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走狗。”通過決議：“將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并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伙叛黨叛國的罪行。”并且號召：“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繼續深入展開革命大批斗，肅清劉少奇等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的思想。”在出席會議的所有人員中，只有陳少敏一人反對該決議。劉少奇被罷免后，國家主席一職長期缺位，直到1975年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正式廢除。
10月17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央決定，繼續攻擊劉少奇是中國的赫魯曉夫，11月27日，《人民日報》“揭露”劉少奇攻擊毛澤東的親自樹立起來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大肆販賣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黑貨，瘋狂地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活動。是美帝國主義、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走狗，反動派的幫兇。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九大正式會議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報告。報告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摧毀了以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揭露了以劉少奇為總代表的黨內一小撮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粉碎了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
1968年初，劉少奇仍然被單獨監禁在中南海福祿居。劉少奇精神和生活狀態不斷惡化，1968年起陸續患肺炎、糖尿病、高血壓、植物神經紊亂等，3月以后病情加重。4月中旬神志已經不大清楚，兩腳移動吃力。7月上旬劉少奇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時才緊急從北京醫院和軍隊醫院調來幾個醫生組織搶救；醫生會診后認為：“現病人的情況處于十分危重的狀態，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并建議住院治療，但沒有得到批準，只能從醫院借調醫療器械就地搶救。7月24日，劉少奇方才脫離危險期，但沒有根本好轉；此事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臥床接受治療，支氣管肺炎頻繁發作并逐漸嚴重。
劉少奇的尸體火化單，姓名為“劉衛黃”、職業為「無業」
10月9日后，劉少奇后完全不能進食，只得從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質以維持生命。10月14日的中南海門診部《劉少奇病情報告》稱：「從七月上旬患嚴重支氣管肺炎以來，一直不斷有反覆，三個多月較大反覆五次。」“今后再發生嚴重反復，即可能無法救治。心臟有冠狀動脈疾病，腦血管有硬化及腦軟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變化。防止在短期內死亡。”11月7日，他出現嘔吐高燒病情病情。11月9日，高燒嘔吐等病癥再次復發。1969年1月14日，出現全身肌肉退行性萎縮以及大小便失禁。
1969年7月5日，劉少奇的支氣管肺炎再次發作，體溫升高達攝氏39度，醫生會診後一致認為情況嚴重，中南海門診部《劉少奇病情報告》稱：「因他年齡大，久病長期臥床，消瘦，抵抗力極差，容易發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並發癥，故預後不良，可能隨時發生死亡」，后經緊急治療病情暫時穩定。1969年10月，毛澤東依照當時世界動態估計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因此決定全國大規模備戰行動。中共中央決定將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陳云、陳毅、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等疏散到外地。劉少奇向家人最后說道：“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10月17日晚，劉少奇在兩名專案組人員押送下，乘一架伊爾-14（3284號）轉移到河南省開封市，醫生董長城、護士曹兵、紀秀云、劉少奇原衛士長李太和隨同前往。抵達開封后，他被囚禁于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原“同和裕銀號”舊址。他的囚禁情況被數篇專文研究，包括後來的黨史學術期刊、央視紀錄片、新華網等。
由于途中顛簸受涼，劉少奇抵達開封后病情繼續加重。1969年10月24日、31日，劉少奇兩次因支氣管肺炎發作而病危，經隨同醫護人員救治后脫險。11月6日，來自北京的醫護人員奉命返回，其監護醫療轉交給當地駐軍負責。11月10日，劉少奇病情再次發作，連續高燒不退，當地醫務人員參照上兩次的辦法治療。12日凌晨1時許，劉少奇出現異常癥狀，值班護士6點38分緊急呼叫其他醫護人員。6點42分醫護人員到齊，6時45分劉少奇的心臟停止跳動，享年71歲。劉少奇去世情報逐級上傳，對外仍嚴格保密。劉少奇專案組迅速派人到開封處理后事。11月13日午夜，專案組在登記“火葬申請單”時，冒用劉源名字申請，填寫「死者姓名」為“劉衛黃”、職業為“無業”。劉少奇的遺體被謊稱為烈性傳染病患者的屍體。11月14日，劉少奇遺體於開封市東郊火葬場就地秘密火化。骨灰被裝在一個普通木質盒中，寄存在開封火葬場骨灰存放室。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全面、認真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嚴重「左」傾錯誤，撥亂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時期大量冤假錯案，後幹部群眾紛紛去信中央，要求平反昭雪劉少奇；「文化大革命」期間，許多人懷疑和不滿劉少奇問題而被打成反革命，張志新等獻出生命。1979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覆查劉少奇一案。1980年2月24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關于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恢復了他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的名譽。全會發表的《公報》指出：「為劉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會的另一項主要議程。全會認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劉少奇同志，幾十年來一貫忠於黨和人民，把畢生精力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文化大革命前夕，由於對黨內和國內形勢作了違反實際的估計，提出了黨內存在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隨後又提出了存在一個以劉少奇同志為首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這些論斷是完全錯誤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幫』一伙出於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這種情況，捏造材料，畜意對劉少奇同志進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並把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誣為劉少奇的代理人，統統打倒，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後果。這是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須徹底平反。近一年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針對一九六八年十月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提出的劉少奇同志的各項『罪狀』，進行了周密的調查研究工作，反覆核對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詳盡確切的審查報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這個審查報告，據以作出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草案）。全會經過嚴肅認真的討論，一致通過這個決議，決定撤銷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同志『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撤銷原審查報告，恢復劉少奇同志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在適當時間為劉少奇同志舉行追悼會；因劉少奇同志問題受株連造成的冤假錯案，由有關部門予以平反；本著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會的決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進行傳達，消除過去對劉少奇同志的錯誤處理所造成的影響，鼓舞全黨和全國人民同心同德、充滿信心地獻身於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事業。」5月，劉少奇治喪委員會組成，以國家元首規格籌備補辦喪事。5月15日劉少奇治喪委員會公告：「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同志，定於：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追悼大會。同日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中央、國家機關，我國駐外使館和其他駐外機構，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區政府所在地的機關、部隊、企業事業、學校等單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娛樂活動一天。」5月17日下午，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各方面代表1萬多人出席大會。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
劉少奇生前曾多次要去世後骨灰撒在大海，1954年4月對王光美説：自己去世後遺體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海裡，像恩格斯一樣。5月19日，劉少奇骨灰在治喪委員會代表和劉少奇家屬護送抵青島軍港，驅逐艦執行散撒儀式，在4艘護衛艦護航下，於黃海由王光美等親人將骨灰撒歸大海。1981年，中共當局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其中江青、謝富治、陳伯達等人因涉嫌組織參與誣告陷害、迫害劉少奇致死等，被分別判處死緩、有期徒刑等刑罰。
隨著劉少奇名譽和身份進行全面平反，相關的紀念活動陸續展開。劉少奇著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等多篇，收入《劉少奇選集》，上下兩集分別在1982年、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4月發行之第四套人民幣100元紙幣（1980年版與1990年版）上，劉少奇成為紙幣正面四人浮雕像之一，其余三位分別為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1988年，其出生地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炭子沖也重新修葺其祖居，并以劉少奇故居命名，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2000年，劉少奇逝世處被列為第三批河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和中小學德育教育基地。
2008年，中國大陸召開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的活動。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在講話上，評價劉少奇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劉少奇母親魯氏世代務農，勤勞賢惠，吃苦、持家有條不紊。父親劉壽生共生四子二女：劉紹源（又名劉墨卿）、劉紹遠（又名劉雲庭）、劉紹達（又名劉作衡）、劉紹德（女）、劉紹懿（女）、劉紹選（字渭璜，後名劉少奇），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劉家在炭子沖算是外來戶，祖籍是江西省吉水縣，由於前幾代有人被派到湖南益陽當官，全家便由吉水遷到益陽，以後幾經輾轉搬到炭子沖定居。劉壽生讀過幾年書，能寫會算，重視培養子女受教育，堅持4個兒子都上私塾讀書。他把在炭子沖30畝地留給自家耕種，把茅田灘30畝地放租，又在附近租種別人15畝地。1911年6月25日，劉壽生肺癆病去世。1949年，劉少奇二哥劉雲庭去世，劉少奇寫道：「你是我幼年時期學習和活動的第一個幫助者。」
1958年，當地政府把其故居修建成博物館，劉少奇在1961年返鄉時得知后，告訴當地黨委秘書處取消這一安排，并把其房子分給當地農民居住。因為這一安排，劉在文革蒙難期間，當地民眾隱瞞劉氏祖墳位置，使其祖居、祖墳都得以保存。其祖居現為劉少奇故居。
劉少奇結過六次婚，最后一位妻子是王光美。
*元配周氏，無子，名字不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正月二十六日（1901年3月16日）亥時生，劉少奇家鄉鄰村的一個姑娘，包辦婚姻。
*二妻何寶珍（又名保貞、葆珍，1902年4月－1934年秋）：1923年4月中旬與劉少奇結婚，時任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子弟學校教員兼工人俱樂部書報科委員；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入中國共產黨。三次忍痛將孩子割舍給別人。1934年死於南京國民政府監獄。有子劉允斌、劉允若，女兒劉愛琴。1949年8月，劉少奇把已從技工學校畢業之劉愛琴由蘇聯帶回國。
**長孫阿廖沙（，中文名劉維寧）是劉允斌在莫斯科大學留學時與俄羅斯籍同班同學瑪拉所生。阿廖沙曾任職於俄羅斯國家航天指揮中心，2003年退役后定居于中國廣州市番禺區，妻為冬妮婭。
** 外孫女劉若楠，何寶珍之后。
*三妻謝飛，無子，漁工的女兒。
*四妻王前，新四軍護士。1946年同劉少奇分手。曾與江青一同教唆已成年的親女兒批斗劉少奇），有子劉允真（2019年病逝，享年72歲），女劉濤。
*五妻王健，無子，由朱德夫妻介紹給劉少奇。因健康因素，婚姻僅維持幾天時間。劉少奇將她送到中國東北療養。
*六妻王光美（1921年9月26日－2006年10月13日）：天津人，北平輔仁大學物理學碩士研究生。是中國首位原子物理（光學專業）女碩士畢業生，並留校任研究生助教。1946年初，中共北平市委介紹其到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任翻譯，軍調部工作結束後到延安，在軍委外事組工作，後到解放區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48年春，作為中央外事局幹部，從山西土改工作隊回到西柏坡外事局機關，8月21日和劉少奇結婚，婚後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王光美兄王光復為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國空軍的王牌飛行員，王光英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士光曾任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電子工業部總工程師。
**長女劉平平（後改名“王晴”）（1949年5月13日－2009年12月3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食品教育博士。
**兒子劉源（1951年2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政治委員，2015年12月19日官方宣布其退役。
**二女劉亭（1952年4月1日－）：1986年獲得美國哈佛大學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曾就職于美國洛克菲勒公司，為聯亞集團董事長兼總裁、北京聯亞投資公司董事長兼總裁、中貿圣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董事長。
**小女劉瀟瀟（1960年－）：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生物學系。1980年考入上海同濟大學留德班學習。1981年進入德國波恩大學和卡樂斯堡工學院攻讀生物遺傳工程學。1987年獲生物工程碩士學位。同年回國創業。
* 中共七大、毛澤東思想、新民主主義
* 文化大革命、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二次全體會議
*  鄧小平在劉少奇追悼大會致悼詞
江青可以指：
*江青，本名李雲鶴，曾用藝名藍蘋，中國政治人物，毛澤東的第四任妻子，「四人幫」人員之一
*江青 (舞蹈家)，本名江獨青，芭蕾舞演員，劉家昌的前妻
周恩來，字翔宇，乳名大鸞，曾用名飛飛、伍豪、少山、冠生等等。祖籍浙江紹興，生于江蘇淮安，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政治家、軍事家、革命家和外交家，也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早期的主要創建人和領導人之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曾長期擔任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等要職。
周恩來出生于清朝末年，早年在家中私塾接受啟蒙教育。在其親生母親萬氏與養母陳氏都不幸因病早逝后，隨其伯父離開江蘇故居，北上東北地區的鐵嶺、沈陽等地求學。1913年，赴天津私立南開中學堂（今南開中學）就讀，后於南開大學肄業。曾短期留學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地，并為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和中國少年共產黨骨幹。1924年回國後，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政治委員、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參與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戰爭，并指揮長征。在西安事變中，他代表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簽訂合約，共同對日軍作戰。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負責國共雙方軍事與政治調停。日本投降后，陪同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前往重慶，與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於重慶談判。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擔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代表中共參與北平和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直至1976年1月逝世。1949年至1958年期間，曾兼任外交部部長。此外，他也擔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職，并主持了中國的“一五計劃”和“兩彈一星”工程。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對周恩來的官方評價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由于他一貫勤奮工作，厲行節儉，嚴于律己和關愛群眾，所以至今在中國社會中聲望高企，被尊稱為“人民的好總理”。官方和民間提及其人時往往敬稱為周恩來總理或周總理。
周恩來有同胞兄弟兩人，名為周恩溥與周恩壽。夫人鄧穎超，于1925年在廣州結婚。兩人沒有親生子女，但收養了包括前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內的數名烈士遺孤。
清朝光緒二十四年農歷二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于江蘇淮安城內駙馬巷的周家宅邸中。其家族祖籍為浙江紹興，祖父周駿龍（又名攀龍，字云門，后改名起魁），在清咸豐年間跟隨其二哥周昂駿北上淮安，隨館學幕，并在此定居。外祖父萬青選曾先后三次出任清河（今淮安市清江浦區）知縣長達十年之久，官至淮安知府。
周恩來的生父名周劭綱，生母名萬冬兒。其出生后不久，即過繼給早逝的叔父周貽淦為嗣，后由守寡嗣母陳氏撫養長大。童年時期的周恩來命途多舛，其出生之際，家族已然瀕臨敗落，年幼的周恩來曾隨家人多次遷徙住所。因生母與養母重視教育，故幼年的周恩來在讀書、習字等學業上頗有成績。然而不幸的是，生母萬氏因肺病于1907年夏天病逝，過繼給的繼母陳氏也于不久后早逝。兩位母親的接連病故，加之父親又常年在外謀生，促使剛滿10歲的周恩來操持起照顧年幼弟弟等的艱難家事，這也催生了其早熟獨立的性格與不俗的辦事能力。1910年春，周恩來隨伯父周貽賡離開江蘇，赴中國東北地區，在鐵嶺銀岡書院學習，自此周恩來再未回過家鄉淮安。半年后，轉入瀋陽奉天省官立東關模范兩等小學校讀書。小學教師介紹章太炎的《國粹學報》和梁啟超的《新民叢報》，這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
1916年left
1916年南開學校的課堂（前排左一為周恩來）
1913年7月畢業，8月16日考入天津南開學校，編入丁三班，在學期間表現優異，尤其作文為學校創辦人嚴范孫、張伯苓器之為“宰相之才”。學校特免了其學雜費，這是南開當時唯一的一個免費生名額。青年周恩來相貌英俊瀟灑，在南開曾參加話劇“一元錢”的演出，反串出演女主角，相識了妻子和革命伴侶鄧穎超。周與同學共同發起“敬業樂群會”，辦《敬業》月刊，同時也是學生會《校風》雜誌的主編。
1917年秋至1919年，周恩來赴日本求學。在東亞高等預備學校修讀日語，同時也去早稻田和日本大學旁聽，曾應考東京高等師范學校以及第一高等學校，但皆未錄取。後來應同學移居京都，準備投考京都大學政治經濟科。1919年4月，得悉南開學校即將創立大學部，周恩來決定返回母校南開唸書。臨行前，他將《大江歌罷掉頭東》一詩書贈給南開同學張鴻誥。
Premier Zhou 1919.jpg|1919年的周恩來
A stone monument Zhou Enlai once learned here the site of East Asian Higher Preparatory School Jimbocho Aizen Park Chiyoda-ku Tokyo Japan.jpg|石碑《周恩來曾在此求學》日本東京
南開大學開學紀念照.jpg|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開學紀念照（最后排左一為周恩來）
回國後在校長張伯苓處做秘書，張也允諾他來南開讀書。不久五四運動爆發，周恩來亦積極投身運動，聯繫同學，參加集會，並與天津學聯的負責人馬駿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宣傳愛國思想。
1919年9月8日，周恩來到南開學校大學部注冊進入文科學習，學號為62號，其后大學部正式改名南開大學。1919年9月16日，聯合郭隆真，鄧穎超，劉清揚等人組織成立覺悟社。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開學紀念全體師生合影。周恩來為最后一排左起第一人。主編《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并用筆名“伍豪”在報刊上發表時評文章。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四人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赴直隸省公署請愿，被當局拘捕。7月17日獲釋。校方在直隸省教育廳壓力下，開除包括周恩來在內被捕學生學籍。為此，南開校父嚴范孫特捐款7000銀洋，設置“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李福景出國深造。1920年11月7日，周乘船赴法國勤工儉學。到法國後法國巴黎的阿利昂法語學校補習法文，后又轉到法國中部的布盧瓦繼續學習法文，但自覺吃力，後多依賴英文閱讀。1921年1月，周恩來曾準備投考英國的愛丁堡大學。在雷諾汽車廠做過工；在巴黎結識也是勤工儉學的鄧小平，並與趙世炎介紹他加入旅法共產主義小組，成為終生好友及革命夥伴。1922年3月周恩來從巴黎移居柏林，6月返回巴黎西郊的布隆恩參加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成立。
法國巴黎周恩來故居的紀念牌，他在1922至1924年居住於此。
在旅歐的歲月中，年輕的周恩來就表現出卓越的政治領導天賦和強烈的政治傾向。1921年3月，他經張申府和劉清揚介紹加入共產主義小組，隨后與張申府、劉清揚、趙世炎、陳公培（一說是吳明）共5人一起建立旅法共產主義小組，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雖然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無代表參加當年7月的中共一大，但仍被認為是發起成立中國共產黨的8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1923年，孫中山與蘇聯簽署《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允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必須服膺三民主義，服從國民黨的綱領，遵守國民黨的紀律，不能赤化國民黨。1923年6月周恩來在巴黎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11月任國民黨旅歐支部執行部總務科主任（執行部部長王京岐）。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推行“聯俄容共”的政策，接受共產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這項主張后來被共產黨宣傳成為“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及主張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
26歲的周恩來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
由張申府推薦，周恩來回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為戴季陶），兩個月后繼任政治部主任，主持建立主要由共產黨骨干組成的“葉挺獨立團”。1925年2月、10月，與蔣介石等一起組織領導了第一、二次東征，期間兼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副黨代表，被授予國民革命軍少將軍銜。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結婚。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周恩來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之職，并在年底轉往上海，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中共江浙區委軍委書記。
1927年3月，周恩來領導發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迎接北伐軍入城。同年“四一二政變”之后，國共合作破裂。8月1日，周恩來與張國燾、賀龍、葉挺、朱德等人發動南昌起義，并任中共前敵委員會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主要締造者之一。同月，在中共八七會議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4月，赴莫斯科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常委會秘書長。11月返回上海，此后至1930年3月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實際主持者。
1928年11月14日，組織成立向忠發、周恩來、顧順章組成的中共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簡稱特委），下設中共特別行動科，并以學生時代的筆名“伍豪”為化名從事地下工作，工作包括情報收集、鋤奸、安排工作人員滲透國民黨黨政部門等。特科三科（俗稱“紅隊”、“打狗隊”）負責暗殺活動，也被稱為“伍豪之劍”。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兼三科科長顧順章變節供出了惲代英等中共高層領導人后，顧家九人被特科暗殺，即“愛棠村事件”。1929年，彭湃、楊殷、顏昌頤等中共領導人被白鑫供出并遭國民黨殺害，周恩來、陳賡等人亦設法暗殺白鑫。
1930年3月，離上海經德國去莫斯科。7月，在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作報告。8月回上海。9月，和瞿秋白一起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把持中央，周恩來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書記。
愛棠村事件后，1931年12月，周恩來離開上海，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后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兼第一方面軍政委、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開會，周恩來主持，史稱寧都會議，矛頭主要針對毛澤東。任弼時等中央局領導以臨時中央的行動方針為依據，批判毛澤東“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提出把毛召回后方免除軍事指揮權，前方由周恩來負責指揮作戰的建議。最后經周恩來折沖，通過留毛澤東在前方輔助周恩來指揮的決議。但毛執意離開前方，答應“前方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領導和指揮了第四次反“圍剿”斗爭并取得大勝。周恩來在1972年遭斗爭時曾反復檢討寧都會議后“未曾向主席求教過一次，現在反省起來，對照主席在寧都會議的臨別之言，我真無地自容”。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入蘇區，同年秋，李德受共產國際派遣也從上海到達瑞金，任軍事顧問。這時，正值國民黨軍隊發動第五次“圍剿”，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秦邦憲）遂完全依靠李德進行軍事指揮，由于軍事戰略錯誤，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陷入嚴重困境，中共中央與紅軍被迫實行戰略轉移。為統籌轉移事宜，中央成立了三人團作為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機構。其中，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執行，史稱“老三人團”。
長征時期的周恩來
1934年，紅軍長征開始，1935年1月中旬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目前官方說法是，「三人團」受到王明“左傾”路線影響，遭到毛澤東、劉少奇等人的批評，而在湘江戰役中，紅軍折損過半，周恩來認識到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影響，在遵義會議中支持毛澤東的領導，對毛澤東重掌軍權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遵義會議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加黨和紅軍的決策；取消長征前組成的“三人團”，改為由朱德、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以周恩來為黨內委托的在軍事指揮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中央政治局常委根據遵義會議決定進行分工，在毛澤東提議下，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隨后在3月中旬，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毛澤東和王稼祥為成員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亦稱“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作戰。但不久周恩來即罹患重病，毛澤東遂逐漸取代周恩來負責指揮。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為團結紅四方面軍，周恩來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職務，由張國燾接任。9月，在南下與北上問題上紅軍正式分裂，中共中央突然率領紅一方面軍的三軍團和軍委直屬隊，脫離右路軍中的四方面軍部隊，秘密連夜北上。10月19日，紅一方面軍到達陜西省吳起鎮，與陜北紅軍會師。
長征期間，周恩來在毛兒蓋附近突患阿米巴痢疾，病情危急。警衛員從遠處雪山上取冰冷卻，并服用特效藥，最終得以康復。在1975年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時，提到這次病說“而這一大腸內的腫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窩會議后得的肝膿瘍病在那里穿腸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領導我們通過草地北上而活到現在的。”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兵諫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周恩來代表共產黨前往西安同國民黨談判，促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
抗戰期間，周恩來任國軍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八路軍駐渝辦事處主任長期在武漢，重慶等地擔當國共之間的黨務交涉工作。周恩來同時主持了重慶《新華日報》的發行工作，宣傳中共主張。
1938年，周恩來同王明在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堅持“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后來在整風運動中作為與教條主義相唱和的經驗主義代表遭到批判。
1939年7月，周恩來與江青等人一起前往“華北聯大”作題為《中國抗戰形勢》的報告，途中江青所騎騾子在過小溝時驚嚇了周恩來的坐騎，周摔下后正好撞在石巖上使右臂粉碎性骨折。在這之后，周恩來落下右臂無法伸直的殘疾。事后蔣介石派自己的道格拉斯專機送周恩來赴蘇聯治療（接到烏魯木齊后由蘇聯方面接到莫斯科）。在蘇聯期間，周恩來除了向蘇聯與共產國際方面匯報工作外，也帶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一些資助。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為《新華日報》題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對國民黨軍隊的做法表示抗議。同年，中條山戰役國軍失敗后，重慶《大公報》指責中共軍隊在山西招兵買馬，游而不擊，周恩來撰文譴責，后《大公報》將此文章一并發表。
1943年，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進行整風運動，毛澤東、劉少奇等指責周恩來犯了右傾路線錯誤，并且犯有與胡宗南交涉不當等過失，周恩來被迫認錯并多次公開檢查。此段時間，因周恩來曾與王明共事，而被毛澤東、劉少奇等定為“經驗宗派代表”和“教條統治的幫兇”遭受嚴厲批判斗爭，周被迫承認“我連續犯了罪過”、“中心關鍵在于反毛澤東”、“寧都篡軍為最高峰”、“一直考慮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敵我不分，這才使我猛醒”。為此季米特洛夫在1943年12月專程向延安發信，表示不應當使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孤立于黨，1944年1月毛澤東連續復電季米特洛夫表示其與周恩來關系非常好，并無矛盾。
《雙十協定》雖未起到兩黨預期效果，但對緩和當時國內緊張氣氛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5年4月-6月，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周恩來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945年8月，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周恩來任副主席。
國共談判“三人委員會”：張群、馬歇爾、周恩來
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前往重慶與國民黨進行重慶談判，國共雙方關系緩和，周恩來甚至一度在酒宴中喝醉。重慶談判直接達成了《雙十協定》的簽訂。此后，周率中共代表團留在重慶和南京。1946年，作為共產黨代表同國民黨代表張群（后改為張治中）、美國方面馬歇爾將軍組成“三人委員會”，下轄“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目的是禁止國共雙方軍隊的戰斗接觸，妥善處理雙方軍隊的相處與整編問題，以及談判停止國、共兩黨軍事沖突的協議。
1946年11月，由于在軍隊國家化和新政府組成等問題中雙方意見分歧無法調和，國共和談失敗，周恩來從南京返回延安。1947年，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陜甘寧邊區，甚至一度攻占延安，周恩來則跟隨毛澤東在陜北轉戰。1948年11月，中共部隊展開戰略反攻，周兼任中央軍委代總參謀長，和毛澤東一同領導指揮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1949年4月，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以張治中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團在北平進行了20天的和平談判。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並責成他們從速組成各級政府機關，推行各項政府工作。同時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之一。10月21日，政務院成立，周恩來在第一次擴大政務會議宣布政務院任務：「政務院是首腦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進行國家事務工作。」12月22日和12月23日，周恩來對全國農業會議、鋼鐵會議、航務會議代表講話，談及城鄉關係、內外關係、工商關係、公私關係、勞資關係和上下關係。
1950年5月19日，中央軍隊整編復員委員會成立，主任周恩來，副主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聶榮臻。6月28日，周恩來以外交部長名義發表聲明：「我現在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聲明：杜魯門二十七日的聲明和美國海軍的行動乃是對於中國領土的武裝侵略，對於聯合國憲章的徹底破壞。……不管美國帝國主義者採取任何阻撓行動，臺灣屬於中國的事實永遠不能改變。」7月25日，周恩來作《妥善救濟失業教師、處理學生失學問題的指示》。
后于1954年出任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全面負責政府工作，同時也是中共第八、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第八、十屆中央副主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三屆主席。1949-1952年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1-1975年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擔負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日常事務的同時，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政策；并親自主持制訂和組織實施了前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
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票通過憲法，此圖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大代表寫票情景。
1949年至1952年間，周恩來組織領導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到1952年底，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均達到歷史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周恩來領導了以156個建設項目為中心的工業建設，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業化奠定了初步基礎。1954年9月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56年1月，作《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會后主持制訂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發展規劃》（十二年科技規劃），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事業的迅速發展。
建國初期，毛澤東仿效蘇聯設立了計劃委員會，高崗任主任，將原屬政務院的主管經濟部門調走，周恩來被架空，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澤東多次批評劉少奇，而高崗乘機奪位，劉高矛盾也惡化。于是周恩來和劉少奇聯手，在毛澤東的同意下，于七屆四中全會上批斗高崗，使之下臺。
1955年，在經濟好轉的形勢下，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為首的部分領導人開始傾向于冒進，在經濟建設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超越現狀的過高指標。1956年1月，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其規定，糧食和棉花的產量在1967年分別由1955年的預算計數3652億斤、3007萬擔增加到1萬億斤、1億擔，每年分別以8.8%、10.5%的速度遞增。為保證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周恩來從實際出發，提出了反“冒進”的主張，卻因此遭到毛澤東的批判。1958年1月2日至4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華東地區四省一市中共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并表示“右派的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了五十米，慌起來了。”周恩來被迫作檢討。1月11日，毛澤東又主持召開南寧會議，并當眾對周恩來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5月15日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周恩來被迫再次進行檢討，大會將這個8千多字的檢討稿作為會議材料印發代表。會后周恩來向中共中央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的問題，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鄧小平和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會上討論了周恩來等人的工作安排，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但在此前后周恩來被免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外交部長等兼職，在一段時間里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1959年7月2日，出席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大躍進中的問題。16日，毛澤東將彭德懷的信印發給會議各小組討論。23日，毛澤東發言，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26日，周恩來召集國務院各部部長、副部長座談會，介紹廬山會議的情況，提醒到會人員劃清政治方向和工作態度的界線。8月2日，出席在廬山舉行的八屆八中全會，全會通過了《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和《關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
1960年至1964年，為糾正“大躍進”中的錯誤和扭轉經濟困難局面，總理周恩來和國家主席劉少奇、總書記鄧小平領導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使國民經濟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
1960年3月2日，周恩來讀書小組召開學習《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結束會，周恩來稱：「中蘇兩國情況不同，經驗不能照抄。斯大林對中國革命有有利於中國革命的意見，也有不利於中國革命的意見。斯大林有他成功的一面，就是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但弄得農業長期不能發展。斯大林第二個問題是肅清黨內派別問題，分了很多階段，才戰勝了反對派，統一了黨的組織。但他將人民內部矛盾當做敵我矛盾處理，於是肅反擴大化了。斯大林第三個問題，是領導衛國戰爭勝利的問題，斯大林有失去警惕性忽略防禦的一面，但是敵人深入了，他還是堅決抵抗。斯大林三大成績之下，都有他的片面性。一國勝利以後沒有將革命繼續下去：黨內鬥爭極端化了；戰爭勝利後驕傲了，發展了大國主義。」9月30日，周恩來簽發中共中央批轉國家計委《一九六一年國民經濟計劃控制數字的報告》，在周恩來親自修改中提出：1961年要把「農業放在首要地位，使各項生產、建設事業在發展中得到調整、鞏固、充實和提高」。10月，周恩來主持起草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又稱為「十二條緊急指示」：要加強農業生產第一線，農村人口出來太多，農忙時應當把百分之八十的勞動力用在農業生產第一線，今冬明春應大抓生活，大搞生產。12月12日至12月14日，周恩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強調總結經驗和重新作出決策：「我們做了錯事，看來有一半是由於經驗不足。今後必須慎重，要很好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改變目前的狀況，關鍵在於領導，在於決策，在於我們這些人。高指標幾年了，這次允許我們試一次低指標。如果低錯了，我們承認錯誤就是了。明年減低速度，這決不是什麼消極的措施。這是為了經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之後，使我們的經濟工作有更大的改進，是我們主動搞的有計劃的『馬鞍形』。許多錯事中，人為的因素占三分之一以上。既然這樣下去不行了，就不得不主動地搞『馬鞍形』。」
「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影響中國經濟建設以至整個中國社會發展，在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通過。3月19日，周恩來在廣州到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中南、華北小組參加討論：「是好是壞，要從客觀存在出發，不能從主觀想像出發。進行調查研究，必須實事求是。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於綜合。事物總是發展的，有進步和落後，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進行比較，才能看透。下去調查要敢於正視困難，解決困難。一個困難問題解決了，新的困難問題又來了。共產黨人就是為了不斷克服困難，繼續前進而存在的。畏難茍安，不是共產黨人的品質。」他強調建成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主張經濟建設必須實事求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際出發，積極穩妥，綜合平衡。6月19日，周恩來在新橋會議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現在有一種不好的風氣，就是民主作風不夠。我們本來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説敢做。現在卻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説、不敢做。想，總還是想的，主要是不敢説不敢做，少了兩個『敢』字。想得、説得、做得偏了一些是難免的，這並不要緊，只要允許批評自由，就可以得到糾正。可只許一人言，不許眾人言，豈不成了『一言堂』麼？『一言堂』從何而來？是和領導有關，所以，我們要造成一種民主風氣。我首先聲明，今天我的講話允許大家思考、討論、批判、否定、肯定……」
1962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擴大會議召開（即“七千人大會”），周恩來在大會上提倡“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1962年4月，被中斷3年之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作《我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發展》講話，200多名委員發言，提出400多件提案。1963年1月，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工作會議上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周恩來仍派遣人員在海外持續購入黃金，以控制物價。
他在任期間，還支持水利建設和國防科技事業發展，主持興建了葛洲壩水利樞紐工程，并且是中央專委主任，兩彈一星（核彈、導彈、人造衛星）工程的總策劃與總指揮。他對統一戰線工作、知識分子工作、文化工作和軍隊的現代化建設也都給予特殊的關注。
1964年，周恩來親自導演了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為了突出毛澤東，周恩來將劇目中南昌起義一節更換為秋收起義。10月16日，毛澤東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體演員，祝賀演出成功和原子彈爆炸成功。同一年，周恩來親自指導修改了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把歌曲推向全國。
1949年至1958年間周恩來還兼任外交部長，參與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決策。1949年10月3日，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復電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中蘇正式建交。1950年1月，周恩來同毛澤東先后到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等進行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并就旅順口、長春鐵路、經濟援助等問題達成協議。朝鮮戰爭時期，周恩來領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停戰談判工作。1953年12月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了作為國與國關系準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4月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經過談判達成印度支那停戰協議，使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國際承認。
1955年，周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抵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第一屆亞非會議（萬隆會議）。在萬隆會議召開前，國民黨情報部門在香港短暫停留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的包租飛機）上安裝了美國中情局提供的炸藥，機上11名記者全部遇難，周恩來因闌尾炎手術事先改變行程，倖免于難。不過周恩來仍然堅持赴會，并在會上主張“和平共處”，反對“殖民主義”，提倡“求同存異、協商一致”，促進了會議的最終成功。會后訪問了印度尼西亞，雙方簽訂了《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解決了印尼華人的國籍問題。
1955年，周恩來與埃及總統納賽爾會晤，1956年5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埃及建交。此外早期和美國的接洽也在暗處進行，為了召回被美國滯留控制的錢學森等科學家，周恩來利用外交手段，中美雙方進行了十余輪談判，并提前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以換回錢學森等人。1957年3月，周恩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中，解釋解決中緬邊界問題：「我們國家決定一個政策，根據政策進行的，不管是內政外交的措施，凡是關係大的，能夠盡量地多討論多商榷，總是對事情有好處的」。1960年8月1日，周恩來在瑞士駐華大使納維義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稱：「中國願同各國和平共處，維護世界和平，並主張亞洲和太平洋沿岸各國包括美國在內，簽訂一個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約，把整個地區建成沒有核武器的地區。這當然是一個長期努力的方向，但是，我們將為此做不懈的努力。」1964年，周恩來會同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在上海達成協議。當年1月27日，中法兩國政府發表建交公報，中法建交。同月，周恩來訪問幾內亞。到達當日，幾內亞為此全國放假一天，首都當地居民幾乎傾城夾道歡迎。總統杜爾親自駕車拜訪。
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外交部，決定中止有關合同，撤走全部專家；7月底，經過毛澤東、周恩來等討論後，由中國外交部覆照蘇聯駐華大使館，希望蘇聯政府重新考慮並改變決定，因為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及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友好關係的準則。1964年11月，隨著赫魯曉夫的下臺，周恩來、賀龍率領代表團訪問蘇聯，試圖修復中蘇關系。然而11月7日晚宴期間，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酒后對賀龍說道：“不要讓赫魯曉夫和毛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趕下臺了，現在該你們把毛澤東趕下臺了。”周恩來向勃列日涅夫提出抗議，并率領代表團離開當日晚宴。
1966年2月1日，主持召開北京、河北、內蒙古、山西、陜西、山東、河南、遼寧八省、市、自治區抗旱會議，研究對付災害、振興農業的對策和措施。3月8日，河北省邢臺地區發生強烈地震，主持會議部署抗震救災工作。9日，赴震中災區慰問。22日，邢臺地區再次發生地震。4月1日，再赴震中災區慰問。
1966年9月15日，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林彪、朱德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1966年學生串聯期間，周恩來也參與了工作組。1966年8月1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3日，全會通過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制定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周恩來站在毛澤東一邊，積極維護文化大革命。12日，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新的政治局常委排名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親自勸說并秘密迎接林彪至北京，并首先稱呼林彪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18日，紅衛兵以破“四舊”為名準備沖入故宮，周恩來指示關閉故宮，并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部隊前去守護。23日，國務院擬定機關“文化大革命”的十條意見稿，在次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被否定。30日，得知章士釗家被紅衛兵所抄的情況，將其秘密轉送到三○一醫院保護，同時，開列了一份應予保護的干部名單。31日，國務院起草《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體問題的通知稿》，要求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各部門對黨和國家要害、機密部門和單位，必須堅決進行保護，次日毛澤東批示：此件不發。9月2日，起草《有關紅衛兵的幾點意見》，對紅衛兵運動提出十條要求，在次日的討論會上被否定。10月9日-28日，出席毛澤東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陳伯達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報告，集中批判劉少奇、鄧小平。1967年1月8日，造反派沖擊中南海各門，要求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及其它中央負責人，把沖中南海的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勸阻這樣的行動。2月11日-16日，二月抗爭后，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周恩來主持得中央碰頭會。
7月20日，武漢發生七·二〇事件，飛赴武漢找軍區干部談話，穩定局勢。21日，安排毛澤東乘飛機離開武漢到上海。22日，為穩定武漢局面，約陳再道、鐘雙華、傅傳作、劉豐、牛懷龍等十二位同志來京商討。對于周恩來在文革期間的表現，一般認為周恩來顧全大局、相忍為國，盡力利用各種渠道從不同的方面減少動亂帶來的影響，被江青等人稱為“滅火隊長”，并保護了大批老干部，但也有記載相左的其他文獻，包括陳再道案和孫維世案，但史學界爭論不一。對于周恩來與劉少奇專案組的關系，楊成武則認為周實際上擔任中央專案組負責人和領導者，并針對劉少奇、賀龍、彭真等人主持專案工作。
文化大革命時，不少古蹟文物在“破四舊”的名義下遭受浩劫，周恩來不斷設法予以保護，從而挽救了大批珍貴文物，為中華文化存續做出重大貢獻，其中著名的實例有派軍隊進駐保護杭州靈隱寺、北京故宮、莫高窟以及拉薩的布達拉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