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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穩固帝位後，繼續統一事業。其後，割據福建漳泉兩府的陳洪進，割據吳越錢氏相繼歸降。太宗遣大將潘美揮師北上圍攻北漢都城太原，擊退遼援兵，滅亡北漢，終於結束安史之亂后近二百年藩鎮割據的局面。太平興國四年（979年）五月，太宗不顧眾臣反對，趁伐取北漢之勢，從太原出發展開北伐。北伐初期一度收復河北易州和涿州。太宗志得意滿，下令圍攻燕京，宋軍與遼人在高粱河畔展開激戰。太宗親臨戰場，結果受傷中箭，乘驢車倉惶撤離，北伐未果。七年后的雍熙三年（986年），太宗遣曹彬、田重進、潘美兵分三路進行北伐。中、西兩路進軍順利，而主力東路軍貪功冒進，在岐溝關大敗而潰。中、西二路被迫撤軍。西路軍在撤軍后接到將已攻占的云、應、朔、寰州四州百姓內遷的命令，副將楊業中伏被俘，絕食三日而死。之後，北宋在對西夏黨項族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戰役中屢次失敗，但因西夏厭戰，與宋廷議和。淳化四年（993年）二月，四川爆發王小波和李順發動的農民起義。起義軍所到之處調發富家大姓除生活品外一切財產于眾，得到蜀地農民呼應。次年正月，起義軍占據成都，建立大蜀政權，太宗得知后派遣兩路大軍討之，起義軍終于至道二年（996年）徹底失敗。幾次邊陲防線的失利、後方起義的爆發遏制了北宋進一步收復疆土，太宗的施政也不得不轉為重內虛外。太宗本人附庸風雅，喜好詩賦，政府也因此特別重視文化事業，宋朝重教之風因而展開。太宗喜好書法，善草、隸、行、篆、八分、飛白六種字體，尤其善書飛白體，宋朝的銅錢淳化元寶也是太宗親自題寫的。
宋太宗即位之事甚為蹊蹺，是為「燭影斧聲」之事，朝野相傳趙光義謀殺宋太祖而得位，為確保政權合法性，趙光義拋出其母杜太后遺命之說，即「金匱之盟」。金匱之盟起源於杜太后臨終時召趙普入宮記錄遺命，稱要宋太祖死後先傳其弟趙光義（即宋太宗），再傳趙光美（後改名為廷美），再傳趙德昭（太祖趙匡胤長子），而宋太祖同意。這份遺書藏於金匱中，因此名為金匱之盟。然而，宋太宗卻先後逼死宋太祖之子德昭和趙德芳，又貶黜趙廷美到房州，兩年後趙廷美死於謫所。太宗長子趙元佐因為同情趙廷美被廢，另一子趙元僖暴死，最後襄王趙元侃被立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繼恩等企圖立趙元佐為帝。時宰相呂端處置得當，趙恒順利即位，廟號宋真宗。宋朝始步入安穩守成時期。
宋真宗奉行太宗末年的黃老政治，無所作為，避免介入軍事。自雍熙北伐後，遼國就經常在宋遼交界搶劫殺掠，到景德元年（1004年）終於演變成大規模侵宋戰爭。宰相寇準力主抗戰，結果真宗親征，宋軍士氣大振，與遼軍相持在澶州城下，遼軍求和。經過幾番交涉，兩國議和成功。和約主要內容是：宋每年給遼絹廿萬匹，銀十萬兩，雙方為兄弟之國。史稱該和約為「澶淵之盟」。歷代觀點以批評者為主，認為真宗並無收回燕云十六州，且軍事勝利者卻要年年向戰敗者贖巨款買和平，甚為屈辱。惟另一種分析認為，擊退南侵本身已是勝利，宋時經濟發達合約負擔並非巨大，難以說成城下之盟，遼朝此後數十年不敢再南侵，宋朝亦沒有割地，不像南宋時割地求和的局面。
之後，寇準漸漸失寵，終被罷相。真宗開始信用佞臣王欽若。王欽若長于逢迎，深知真宗希望天下呈現一派祥和的氣象，於是與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聯手，于各地製造「祥瑞」之象，極力鼓吹真宗封禪，深得真宗之意。真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一年內先後三次封禪，嚴重損耗民力。真宗與皇后劉氏無子，真宗偶爾一次臨幸劉氏侍女李氏，結果李氏於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產下一子趙受益，就是後來的仁宗。而後，劉氏與另一名嬪妃楊氏共同撫養這名孩子。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真宗正式封趙受益為太子，改名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真宗駕崩。太子趙禎即位，劉皇后被尊為皇太后，在仁宗成年前代理軍國大事。從此開始劉太后十一年的垂簾聽政時代。仁宗執政早期一直處在劉氏的陰影之下，直到劉氏死後他才得以施展抱負 ( 後人京戲以此取材編為「貍貓換太子」、「打龍袍」)。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
夏景宗於大慶三年（1038年）稱帝後，宋夏之間爆發持續數年的戰爭，宋軍屢戰屢敗。宋夏戰爭主要經歷五個時期，即宋仁宗－夏景宗時期，宋英宗－夏毅宗時期，宋神宗－夏惠宗時期，宋哲宗－夏崇宗時期，宋徽宗－夏崇宗時期。宋軍的失利使遼國趁機施壓，導致重熙增幣的發生。宋夏戰爭不利后，仁宗罷免宰相呂夷簡，任用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名臣推行慶曆新政，任用包拯管理京城和御史臺 ( 此時期即為包青天戲劇題材的主要背景 )，取得良好效果。在邊疆上，任用大將狄青，先後弭平南蠻壯族儂智高叛亂和西夏的挑釁。然而一些守舊派人物指稱這些改革派官吏拉幫結夥，互相吹捧，是為朋黨。仁宗一向厭惡廷臣結黨營私，這些新政官員後來多被貶為地方官，短暫的慶曆新政就此結束。
仁宗死後，英宗趙曙即位。他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之孫。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為皇太子。英宗多病，最初朝政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以後英宗始才親政。英宗親政僅半個月就爆發濮議，這場爭論長達十八個月。起因是宰相韓琦提請討論英宗生父名分的問題，朝中因此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應稱英宗生父濮王為皇伯，另一派認為該稱皇考。最終曹太后下旨稱皇考，才平息這場爭論。總體來說，英宗是一位有為的君主。他繼續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膽挖掘新人。英宗非常重視書籍的編修，《資治通鑒》便是英宗發起的。
英宗死後，其長子神宗趙頊即位。神宗在位期間，宋初制訂的制度已產生諸多流弊，民生出現倒退，北方遼與西夏又虎視眈眈。因此，神宗銳意改革。神宗啟用著名改革派大臣王安石推行新法，任其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輸、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馬、方田均稅等。但是，新法的實行遭到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的強烈反彈。加之天災不斷，神宗實行新法的決心有所動搖。熙寧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官員鄭俠向神宗呈上流民圖一幅，圖中景象慘不忍睹，神宗受到極大震撼。次日，神宗就下令暫罷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項新法。儘管這些法令不久後被恢復，但神宗與王安石之間開始不信任。熙寧七年四月，王安石首次被罷相，出知江寧府。後來變法派中的官員呂惠卿肆意妄為，王安石因此複職回京，但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堅決阻撓。熙寧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長子，也是王安石主持新法的主要助手王雱去世，王安石借機堅決求退，神宗於十月再罷相位，此後王安石便不問世事。
有“願為五陵輕薄兒，生當開元天寶時”之嘆的王安石
後人對熙寧新法的看法非常兩極，但無庸質疑的是，新法的推行效果遠不如預期。新法的實行雖然大大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和耕地面積，但是卻嚴重增加平民負擔。熙寧新法在軍事上的改革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軍隊戰鬥力無明顯改善。加上王安石立意求新，把需要很長時間才能“消化”的十余項改革措施于數年內全盤推行，使變法陷入欲速不達的困境。且新法實施後期，條文與執行效果偏差越來越大，一些措施從利民變成擾民。新法執行過程中用人不當也是最後失去民心的原因，變法派如呂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品性飽受爭議之人，以致被視作小人。對於歷史上這次改革，黃仁宇曾評論道：「早我們之前九百年，中國即企圖以金融管制的辦法操縱國事，其範圍與深度不曾在世界裏其他地方提出。但現代金融是一種無所不至的全能性組織力量，它之統治所及概要全部包含，又要不容與它類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禮。」。
王安石被罷後，神宗繼續改革事業，號為「元豐改制」。元豐改制雖與熙寧變法並稱為「熙豐新法」，但力度無法同熙寧變法相提並論。新法施行數年，宋朝國力漸強，神宗逐步將重點轉移到外患上，熙寧年間西征吐蕃、西夏取得了數次軍事勝利，元豐改制之后神宗決心一舉消滅西夏，以絕外患。熙寧五年（1072年）五月，神宗開始西征，取得大捷，大大鼓舞神宗的信心。9年后的元豐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發生政變，神宗借此再征西夏，不想遭遇慘敗，神宗因此一病不起。元豐八年（1085年）正月初，神宗立六子趙傭為太子。神宗頒佈的新法雖然短暫地被其母高太后廢，但不久又陸續恢復，其中不少沿用到南宋時期。
神宗崩後，太后高氏垂簾聽政，對剛即位的哲宗趙煦嚴加鉗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冷落哲宗，結果引發嚴重的新舊黨爭，此階段以舊黨勝利，新法幾乎盡廢告終，是為元祐更化。更化期間，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核心不僅對新黨進行遠超前代報復性打擊（首開貶官嶺南之例，而非往日閑置西京），甚至連諸如蘇軾這類舊黨中的新法同情者也都排擠出朝廷。然而元祐年間，朝廷在政治上并沒有太大建樹，反而重新陷入新法前邊事敗壞財政緊張的狀況。哲宗親政後，貶斥舊黨，信用新黨，恢復熙豐新法，史稱“紹圣紹述”，“紹述”意為繼承，“紹聖”的年號更表明了宋哲宗“紹述先圣”，亦即繼承宋神宗變法事業的意圖。盡管與王安石主持的熙寧新法相比，紹述之法更著重于朝廷聚斂而非厚養民生，但因為舊黨被得勢的新黨報復性地徹底打擊，一些舊黨所反對的養民之法得以確實執行，民生也稍有恢復。更重要的是，紹述扭轉了元祐以來財政邊事敗壞的狀況，宋廷財政收入重新豐裕，并因此取得了對西夏多次軍事勝利，更在元符年間盡取橫山，對西夏形成了徹底的戰略優勢。
宋徽宗是一位甚負才華的藝術家，卻也是亡國之君
元符三年（1100年），年僅23歲的哲宗駕崩，并沒有留下子嗣，故死後由弟弟趙佶即位，是為宋徽宗。徽宗即位第一年由向太后垂簾聽政，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向太后去世，徽宗親政。徽宗自幼愛好筆墨、丹青、騎馬等，好享樂，對朝政毫無興趣，曾被章惇批評“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即位后徽宗愈加生活奢侈迷醉，喜逛青樓，徽宗還崇信道教，自封為教主道君皇帝，聽信道士之言大興土木，在開封東北角修萬歲山，後名為艮岳，方圓十餘裏，其中芙蓉池、慈溪等勝地，亭臺樓閣、飛禽走獸應有盡有。徽宗在兩浙路蘇杭地區設立應奉局與造作局，專在南方搜集奇花異石，是為花石綱，引得民怨沸騰。
徽宗既疏于理政，而又愛好佞言逢迎，盡管屬意易于聚財的新法，但即位之初便將當初直言反對其即位的紹述主持者章惇逐出朝廷，而政務都交給以蔡京為首的奸佞廷臣，時稱六賊。蔡京以恢復新法為名大興黨禁，排斥異己。蔡京當政次日，就下達禁止元祐法的詔書，即謂元祐奸黨案，正直的大臣，即便并非舊黨擁躉，也全被排出政治中心，甚至于當年新黨的干將，諸如曾布、呂惠卿等也皆逐于外州。由于徽宗的窮奢極欲和蔡京的曲意逢迎，厚養民生的熙寧新法演變為盤剝黎民的崇寧新法，各類苛捐雜稅，以及蔡京肆意發行“當十大錢”所造成的貨幣貶值與幣制混亂，均造成民眾極為沉重的負擔。盡管徽宗朝也有諸如《皇宋政典》、《政和五禮新儀》的編撰以及崇寧教育改革等文化教育以及法律制度上的善政，但仍然無法彌補經濟民生層面上已經形成的嚴重破壞，最終引發北宋末年的諸多民變。重和元年（1118年），黃河泛濫，河北、京東四路遭受水災，流民失所、無可謀生，淮南宋江發動民變，起義軍一度占居京東、淮南、河北數縣。兩年后的宣和二年（1120年），宋江等三十六名起義首領接受朝廷招安，起義結束。同年十月初九（11月1日），方臘在睦州青溪（今浙江淳安西北）舉義，各地農民聞風響應，不久發展至萬人。三個月內，義軍占領兩浙六州五十余縣城。次年正月，徽宗派童貫南下征討，屢敗義軍，終于七月生擒方臘。
由于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加之對西夏的戰事一路凱歌高奏，平靖西寇似乎已近在咫尺，所以當他看到遼朝被金朝進攻後，便於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節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雙方商議共同攻遼，北宋負責攻遼南京西京二道之域（即燕云十六州之域）；滅遼後，燕雲之地歸宋，過去宋給遼的歲幣改繳金國。此即海上之盟。然而與勢如破竹的攻遼金軍相比，宋軍在攻遼過程中，屢遭敗績，甚至于攻略幽州時雖一度攻入燕京（遼國稱南京，今北京市）內，卻因志得意滿而再遭遼國殘兵痛擊而潰退出城，最終還得借助金兵才得破城。雖然金太祖在占領幽州十六州中的幽州等七州后如約交割給宋，但目睹宋軍大都腐敗殘弱的金兵不再視宋為不可戰勝的天朝上國，便乘勝掠去燕京人口北返，更生南下攻宋之意。
金滅遼與北宋形勢圖。
宣和七年（1125年），金軍以平州知州張覺背金投宋為由，分東、西兩路南下攻宋。宋朝殺張覺求和，卻導致留守幽州的原遼將郭藥師離心。盡管西路軍因面對善戰的河東禁軍而受滯于太原不得南下，但面對荒廢兵事的河北禁軍，東路金軍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逼近東京城，期間郭藥師更獻幽州投降，由幽云降卒新組建成的義勝軍也降金。徽宗大驚失色，后依李綱建議傳位其子欽宗趙桓，自稱太上皇，逃到江南。欽宗在啼哭中登上皇位，在戰和之間舉棋不定，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啟用李綱保衛東京。李綱暫時抵擋金軍。金軍退兵后，欽宗軟硬兼施將太上皇迎回東京軟禁，誅殺以蔡京、童貫為首的奸臣“六賊”。金人以為宋朝要中興，一度想就此作罷，但郭藥師說宋朝外強中干。
金軍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次南下。休戰之間仍不曾解圍的太原終因內外交困，堅守近一年后于該年九月陷落，而京畿禁軍主力卻又在朝廷政爭的掣肘下以添油戰術援晉，結果白白消耗并造成名將種師中陣亡、姚古、種師道兵敗，至此開封已徹底暴露在金軍兵鋒之下，而諸路勤王兵馬也難以急援京師。開封城被金軍圍困期間，城內疫病流行，餓死病死者不在少數。閏十一月丙辰日（1127年1月9日），盡管開封城實際仍能稍守，但慌張失措的欽宗及宰相何栗、樞密使孫傅竟迷信郭京“六甲神兵”的愚蠢把戲，致使完顏宗望、完顏宗翰與諸將破外城，要挾欽宗親赴金營求和及勒索金銀乃至劫持欽宗，宋將范瓊也變節，將太上皇及皇族男女都押赴金營。靖康二年二月六日（1127年3月20日），金人以抵債為名，擄妃嬪公主貴戚及宗婦、族婦、歌女等數千人到金國五國城（今黑龍江哈爾濱依蘭縣），廢徽、欽二帝，貶為庶人，史稱靖康之變。被擄走的女眷或被金兵輪流蹂躪致死，或被打入洗衣院（金國官妓院）終身為妓，或被金人霸占為妾。金人在五國城侮辱徽欽二帝，封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最後二人皆客死異鄉。金朝攻滅北宋後，先後扶持張邦昌、劉豫，建立「大楚」和「大齊」兩個傀儡政權。
建立南宋的宋高宗
金朝在靖康之難中俘虜眾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趙構得以幸免。靖康二年（1127年），趙構從今天的河北南下到陪都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為南宋高宗，改元建炎。因宋朝的五行德運為「火」，改元「建炎」意味著重建王朝的火德。之後高宗一路南行，過淮河渡長江，建炎三年改江寧府為建康府（今南京市）作為行都，稱「東都」。紹興元年（1131年）升杭州為臨安府（今杭州市）作為「行在」，紹興八年正式定臨安為行都，建康改為留都。金朝也一路南撲，直逼臨安，高宗無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溫州沿海漂泊四個月之久。由於南方天候潮濕河道縱橫，加上南宋軍民的英勇抗戰，金主帥完顏兀朮撤兵北返，在北撤鎮江時，被宋將韓世忠截斷退路，被逼入黃天蕩。宋軍以八千兵力圍困金兵十萬之眾，竟相持四十八日，最後金軍用火攻才打開缺口，得以北撤，途中金軍又在建康被岳飛打敗，從此不敢渡江。在南宋「中興四將」中，最著名者當推岳飛。通過北伐，南宋奪回金扶植的偽齊政權之部分土地。
1141年金、南宋、西夏三國對峙圖
宋高宗在苗劉之變後，為了防範及避免將領因北伐成功提升威望威脅其地位，決定一心議和，只希望偏安江南的統治。宋金在1138年首次議和，南宋一度收回河南與陝西。紹興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撕毀和議，快速攻下河南與陝西，並往南深入。由於宋朝軍民抗戰英勇，金軍在川陝、兩淮的進攻皆告失敗。七月，金將兀術南攻不利，轉攻郾城，被岳飛打敗，轉攻穎昌，又為岳飛敗。岳家軍乘勝追擊，一直打到距開封僅四十五里的朱仙鎮，兀朮出逃開封，北方各地義軍紛紛響應，以至於金人南望歎「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就在此時，高宗連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飛班師。
杭州岳王廟內岳飛雕像
紹興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與金於書面達成《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大散關為界。宋割讓被岳飛收復的唐州、鄧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進貢銀廿五萬兩，絹廿五萬匹。十二月末除夕夜（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岳飛與其子岳雲、部將張憲於臨安（今杭州）。《紹興和議》達成後，宋高宗生父徽宗的靈柩和生母韋氏本人被送回南宋，宋欽宗則因為金人反悔而未能如約南歸。
高宗任用秦檜為相。秦檜在靖康年間曾主張抗金，後被金人掠去。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檜南返，由於他奉行投降主和政策，與高宗之意甚合。秦檜歸朝僅三月就成為副宰相，八月後又成為右丞相。由於秦檜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當時尚與高宗相左，一年後被高宗罷免。紹興八年（1138年）五月，高宗複任秦檜為右丞相。秦檜迫害與自己意見不同的官員，聯姻外戚，結交內臣。高宗對於秦檜的行為採取默許，但同時牽制其權力。秦檜後來權勢巨大，引起高宗警覺。高宗親下命令，使秦檜的孫兒失去狀元。秦檜的權勢日漸下降。紹興廿五年（1155年），秦檜病重，策劃讓其子接替相位，被高宗否決，不久后一命嗚呼。秦檜死後，高宗一方面打擊其餘黨，一方面重用主和派官員，繼續主導政事。
高宗在南渡後失去生育能力，因此他從太祖的兩名後裔趙瑗和趙璩中選擇繼承人。最後趙瑗勝出。紹興卅二年（1162年），趙瑗被立為太子，並改名趙昚。紹興卅一年（1161年），金帝海陵王完顏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之戰中擊退。此時金國發生內亂，金帝海陵王被殺，金軍北返。議和失敗讓高宗萌生退意。六月，五十六歲的高宗下詔退位，太子趙昚即位，是為孝宗。自稱太上皇，居德壽宮。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高宗逝世。
孝宗即位後，改革朝政，力圖恢復，宋朝進入相對復興時期，孝宗平反岳飛，打擊秦檜餘黨，起用主戰派人士，銳意收復中原。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孝宗令李顯忠、邵宏淵等出兵北伐。北伐一度勝利，但由於各路將領不和加之輕敵，歷時僅廿日就告失敗。之後，孝宗不得已與金和談，隆興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簽定隆興和議。內政上，孝宗積極整頓吏治，裁汰冗官，懲治貪污，加強集權，重視農業生產。總體說來，宋朝的內政形勢有所改觀。高宗死後，孝宗對政治日益冷淡，最後在守孝三年後，決定讓位於其子趙惇，也就是光宗。光宗即位不久就患精神疾病，對孝宗十分不敬。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孝宗去世。
光宗性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孝宗朝的大臣，因此即位兩年後日漸瘋癲。紹熙五年七月孝宗病逝後，光宗不服喪。臨安城內混亂不堪，局勢不穩。宗室趙汝愚和趙彥逾秘密策劃另立新君。最後，太皇太后下詔，光宗被奉為太上皇。其子趙擴即位，是為寧宗，改元慶元。六年後，光宗去世。寧宗一朝被韓侂冑和史彌遠兩名權臣操控。
寧宗初期，趙汝愚任宰相。趙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於皇室任職宰相無先例不合禮，加上韓侂冑煽風點火，最後被罷去相位。南宋民間依然十分懷念他，臨安城門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詩文。韓侂冑為了徹底清除趙汝愚的影響，假借學術之名，製造慶元黨禁，將理學稱為「偽學」。當時朝中信仰理學的大臣大多反對韓侂冑，韓侂冑借此將這批士大夫全部趕出朝廷。慶元六年（1200年）間，韓侂冑見理學已不成威脅，解除了黨禁。黨禁不得人心，為了籠絡士人，韓侂冑又借北伐的名義蠱惑人心。開禧二年（1206年），韓侂冑貿然進行開禧北伐，很快就遭到失敗。北伐的失敗讓韓侂冑成為眾矢之的，政敵史彌遠借此與主和派和韓的反對派結成聯盟，金人又以殺韓侂冑作為和談條件之一。開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彌遠等偽造密旨，將韓侂冑殺死。從此之後開始史彌遠專政時期。史彌遠與楊皇后勾結，大權獨攬。
寧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於是立沂王的兒子趙竑為太子。趙竑對史彌遠專政非常不滿，因此史彌遠廢趙竑太子，改立趙昀為皇位繼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三日，寧宗去世，趙昀即位，是為理宗。理宗即位，史彌遠繼續專政，趙昀也就奉行韜晦之策。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彌遠去世，理宗終於擺脫史彌遠，次年改元端平，實施一系列改革，史稱「端平更化」。理宗將史彌遠舊黨盡數罷斥，朝政一度得到改觀。其時，金朝在蒙古帝國步步緊逼下面臨亡國，朝中的對外政策也分成兩派，一派認為應該聯蒙抗金；另一派以唇亡齒寒的道理和海上之盟的教訓，援金抗蒙，使金成為宋的藩屏。
紹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商議宋蒙合作夾擊金朝，由於金國主力已在「三峰山之戰」被蒙古軍殲滅，呈亡國之態，宋廷當朝大臣大多贊同聯蒙滅金，只有趙範反對。理宗答應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諾滅金之後將河南還給宋朝。但是蒙宋口頭協定沒有留下書面文件，埋下後患。金哀宗得知，也派使節來宋陳述利害，希望聯合抗蒙，被理宗拒絕。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滅金事宜。紹定六年（1233年），宋軍攻克鄧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克，金哀宗自縊，金朝滅亡。宋將孟珙將金哀宗遺骨帶回臨安。理宗將金哀宗遺骨供奉於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
通向合川釣魚城城門的石梯小道
金朝滅亡後，蒙軍北撤，河南空虛，理宗意圖據關（潼關）、守河（黃河），收復三京（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歸德），光復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趙葵為主帥，全子才為先鋒，下詔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復南京。七月五日，宋軍進駐開封。但由於糧草不濟，貽誤戰機，進攻洛陽時被蒙軍伏擊，損失慘重。各路宋軍全線敗退。「端平入洛」宣告失敗，宋于此役損失慘重，大量精兵與物資付諸流水，也為之後蒙古侵宋提供藉口。「端平入洛」之後，理宗怠於政事，沉迷於聲色犬馬，朝政大壞。
端平二年（1235年），三路蒙軍分別大舉入侵川陜四路，荊湖北路和淮南西路，都被擊退。蒙軍並不甘心，於次年九月和第三年再次兵分三路大舉南侵，前鋒接近長江北岸。由於宋軍奮勇作戰，打敗蒙軍，再一次挫敗蒙軍占領川陜四路從而渡江南下的企圖。而後，南宋軍民又在抗蒙將領曹友聞、王堅、孟珙、孟瑛、余玠、張鈺等人的指揮下，多次擊敗蒙軍，使其不得不繞道而行。開慶元年（1259年），蒙古汗蒙哥在征戰合州時受宋軍流矢所傷死於軍中。其弟忽必烈正於鄂州與宋軍交戰，聽到蒙哥死訊，又得知幼弟阿里不哥準備在和林稱汗，準備撤軍以爭大汗之位，宋臣賈似道藉機與忽必烈議和，以保太平。忽必烈返回北方自立為汗。
理宗兩子早夭，因此擇其弟趙與芮之子趙禥為皇儲。由於其母曾在懷孕期間服過墮胎草藥，因此趙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詔立趙禥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理宗去世，趙禥即位，是為度宗。趙禥即位後不理朝政，右丞相賈似道因此擅權。賈似道結黨營私，排斥異己，終日在葛嶺別墅中與妻妾玩樂，由於他好鬥蟋蟀，時人稱他為「蟋蟀宰相」。他禁止讓度宗瞭解前線戰事。襄陽、樊城被圍三年後，度宗才得知此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市）建國，號為“大元”，建立元朝。咸淳十年七月九日（1274年8月12日），度宗去世，終年35歲。
宋度宗去世後，其長子趙?即位。當時，宋朝已進入癱瘓狀態。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軍攻克軍事重鎮安慶和池州，威逼建康，長江防線崩潰。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賈似道能出征，結果宋軍大敗，賈似道被貶，在赴任途中被監押官鄭虎臣所殺。德祐元年十一月廿日，常州淪陷，元軍遂屠城。不久平江也告淪陷，臨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臨安城舉行受降儀式，趙?退位，南宋亡。但趙?之兄趙-{昰}-和弟趙昺被大臣保護逃出臨安。
趙-{昰}-在福州即位，是為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但是，小朝廷內部鬥爭不斷，景炎元年十一月，元軍逼近福州，十一月十五日，朝臣陳宜中、張世傑護送趙-{昰}-和趙昺乘船南逃，從此小朝廷只能海上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達雷州。四月十五日，年僅十一歲的趙-{昰}-去世。陸秀夫與眾臣擁戴趙昺為帝，改元祥興（1278年）。在元軍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遷往崖山。元軍將領張弘範領軍緊追在後，對崖山發動總攻，宋軍無力戰鬥，全線潰敗，史稱崖山海戰，據估計，宋軍在此役中陣亡十萬，海上都是屍體。身在元營的文天祥親自目睹慘狀，作詩-{云}-：「羯來南海上，人死亂如麻。腥浪拍心碎，飆風吹鬢華。」趙昺隨陸秀夫及趙宋皇族八百餘人集體跳海自盡，宋朝到此徹底滅亡。張弘範在石壁上刻「鎮國大將軍張弘範滅宋於此」十二字而還。
北宋行政區劃分佈圖
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發動兵變取代後周，建立宋朝，依舊建都於開封。太平興國四年，北宋攻滅北漢，結束自安史之亂和黃巢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局面。然而，宋朝與遼國的疆界已經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嵐、原平、代縣、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滿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區一線。在宋遼間的戰爭中，遼軍曾多次南下，最遠到達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濮陽市）；宋軍也曾推進到此線以北。由於沒有燕雲十六州以北的冀北山地作屏障，朝廷只能在邊界上廣植柳樹作為界線。在與西夏的作戰方面，黨項人、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雖一度向宋朝投降，並獻出銀州、夏州、綏州、宥州四州之地，但他的族弟李繼遷在三年後就佔據銀州，以後又不斷進攻夏、靈、麟等州，一直沒有真正臣服宋朝的統治。
景佑元年，李繼遷之孫李元昊正式建夏國，史稱西夏。此後，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穩定在今甘肅蘭州、靖遠，寧夏同心及陝西北部的白乾山一線。宋神宗力圖開擴疆土，取得綏、熙、河、洮、岷、蘭等州。哲宗時又進一步取得湟水流域，洮河上游與貴德一帶的土地。宣和三年西安州、懷德軍又被西夏所取。在西北，是從吐蕃奪取唐朝後期以來的失地。
熙寧四年，宋廷任命王韶為新置的洮河安撫使，開始對河湟一帶用兵。最後收復今烏峭嶺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宋朝的進展是恢復對大理以外西南地區的控制。經過多次的軍事征伐和「招撫」，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貴州東北和廣西西部重新歸入版圖，設置正式州縣或羈縻州。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是熙寧五年，宋神宗派章惇開「梅山蠻」。梅山即今湖南中部新化、安化一帶，是瑤族聚居地區，從此設縣建城，編戶籍，定賦稅，與漢族地區同樣設置正式行政區。宣和四年，為北宋疆域極盛時期，共擁有二十六路、二百五十四州、三十府、五十五軍、四監。
南宋行政區劃分佈圖
靖康元年（1126年），金軍攻佔開封，次年宋徽宗和宋欽宗二帝被擄北遷，北宋覆滅。1127年，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是為宋高宗，史稱南宋。在金兵的進逼下，高宗不斷南遷，1129年升杭州為臨安府，建為行在所（臨時首都）。建炎南渡之後，南宋領土僅限於秦嶺淮河以南、岷山以東地區，北界卻因金人的入侵而大大南移。南宋初，金兵一度進到今湖南、江西和浙江三省的中部。
1138年後，宋金雙方確定以當時的黃河為界。但次年金人毀約，出兵取河南、陝西。紹興十一年（金皇統元年），宋金達成紹興和議，定以淮河為界。第二年又將西部界線調整至大散關（今陝西寶雞西南）及今秦嶺以南。以後雖有局部變動，基本穩定在這條界線。
南宋的南部和西南邊界並沒有什麼變化，宋朝與大理交界處設立黎、敘、瀘、黔、邕等州。至宋徽宗時期，版圖最為遼闊，其南至思陵州（今廣西寧明）、東至登州（今山東蓬萊）、北至代州（今山西代縣）、西及西寧州（今青海西寧）。據趙汝適於1226年所寫的《諸蕃志》一書記載，當時澎湖列島已為福建路的晉江縣所佔，但無涉及臺灣島。
宋朝的地方政府機構實行路、州（府、軍、監）、縣虛三實二級制。宋朝雖沿襲唐制，在州縣兩級保留穩定的區劃建制，但又汲取唐朝藩鎮割據的教訓，一級行政區劃從固定的方鎮（道），改為按需要功能隨時變更的「路」。宋立國之初，承唐之制，分天下為十道。開寶八年，改道為路，各置轉運使以司財賦轉運，又別置他使分掌刑法軍事，諸使路名雖同，但轄區不一定相同。至道三年始定為十五路轉運司路，包括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荊湖南、荊湖北、兩浙、福建、西川、峽、廣南東、廣南西十五路。
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為利州、益州二路，分峽路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為東、西二路。熙寧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為東西二路，分陝西為永興軍、秦鳳二路。之後又將河北路分為東西二路，分京東為東、西二路。崇寧五年（1106年）又將開封府升為京畿路。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約，約定滅遼後宋得燕山府路和雲中府路，但宣和七年正式置路后不足一年即逢靖康之變，旋即丟失。建炎南渡後，宋朝設立兩浙東、兩浙西、江南東、江南西、淮南東、淮南西、荊湖南、荊湖北、京西南、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福建、廣南東、廣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區劃設置與地方政治制度可謂重內輕外，中央高度集權。雖然避免藩鎮割據的局面，但導致地方防務貧弱，也讓終宋一代外患不止。
北宋時期，各路設有安撫司、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總稱監司，號稱「外臺」，具有監察職能，權任頗重。路的劃分上，則慣常以轉運司路為基準進行戶口財賦統計，在其基礎上按行政軍事需要再劃分其余諸司路，所謂“至道十五路”“天禧十八路”“宣和廿六路”皆指轉運司路。
安撫司俗稱「帥司」，設安撫使一人，俗稱「帥臣」，職權有“掌一路兵民之事。皆帥其屬而聽其獄訟，頒其禁令，定其賞罰，稽其錢谷、甲械出納之名籍而行以法”，以知州事兼充，太中大夫以上者稱安撫使，位卑者稱“主管某路安撫司公事”。真宗景德年間始設于河北、河東路。北宋時，邊事繁重之河北、河東、陜西等路，少數民族聚居的荊湖北、廣南東西等路，以及副翼京畿的京東京西等路安撫使較為常設，其中，河北路分內置大名、高陽關、真定、定州四路帥司，陜西路分（即永興軍路秦鳳路兩路轉運司所轄）內更置京兆、鄜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六路帥司，河東路雖止置一路帥司，但與他路帥司僅轄一路兵馬鈐轄不同，河東帥司下分并代、澤潞、嵐石、麟府四路兵馬。南宋時期，十六轉運司路皆設安撫使，但凡任者二品以上，稱安撫大使。
轉運司俗稱「漕司」，主管所領州縣的水陸轉運和財政稅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每路設轉運使一人，俗稱「漕臣」，以朝官以上并知州以上官員者充任，如以兩省五品以上充任或掌管兩路以上者稱「都轉運使」，資歷淺者稱「權轉運使」、「權發遣轉運使」。
提點刑獄司俗稱「憲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財政等，設提點刑獄公事一人，簡稱「提點刑獄」或「提刑」，一般情況下一漕司路范圍內設一憲司，但刑事繁重之路常劃分為兩憲司路。宋神宗時，增設提舉常平司，俗稱「倉司」，主管本路常平、義倉、免役、市易、坊場、河渡、水利之事，一般情況下一漕司路范圍內設一倉司，但倉事繁重之路常劃分為兩倉司路，南宋時與提舉茶鹽司合併，增管茶鹽。四監司以外，又設提舉坑冶、茶馬、市舶等司處理專務。
路以下設州、府、軍、監，其中州府之設為唐朝舊制，軍監之設為唐末五代發展而來的新型政區。州是宋代最主要的中層政區，其按戶口多少分為雄、望、緊、上、中、中下、下共七等，又按地位高低劃爲都督州、節度州、觀察州、防禦州、團練州和刺史州（軍事州）五等，都督州、節度州除州名外另有軍額。宋初革五代之弊，召諸鎮節帥與其支郡牧守上京，賜宅邸留之，至是自節度州以下五等州之牧守官成為高等武官的轉遷之階，而都督州之都督唯授親王遙領。而各州郡的實際管理，由朝廷命京朝臣出守，每州設知州事一人，號“知某州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若所知州為都督州，則號“知某州軍府事”。凡二品以上帶中書、樞密院、宣徽院使職事者任州長官稱“判某州軍州（府）事”，資淺者任州長官稱“權知某州軍州（府）事”或“權發遣某州軍州（府）事”。除知州事外，另設“通判某州軍州（府）事”為副貳，簡稱“通判”，大州設兩三人，小州一人，而原本的州郡副貳，如節度副使、團練副使、州長史、州司馬等，淪為被貶文臣所帶惡銜。
府分兩類，北宋四京與南宋臨安府這類首都或陪都政區稱“京府”，其他為“次府”，次府實際上只是是等級較高的州，且大部分次府均為皇帝登基前所領親王封邑的州，皇帝登基后升格為次府。京府中，東京開封府的令制長官牧、尹不常置，以皇太子和親王兼，皆為虛銜，實際長官以侍制（從四品）或少卿（從六品）以上文臣充任，稱“權知開封府事”，因系京師民事繁重故謂“權知”，軍事總決于樞府三衙故不知軍事；南宋時期，以皇太子兼臨安府尹，俗稱“判臨安府”；實際長官號“知臨安軍府事”，以侍從官、卿監官以上文臣充。次府建制與一般州郡相似，名義長官為武官、宗室轉遷之階，實際長官設知府事一人，稱“知某府軍府事”，簡稱“知府”，以文臣朝官以上、武臣刺史以上者充任，北宋前期官至尚書左、右僕射及使相以上領府事者稱“判某府軍府事”，俗稱“判府”；府之副貳為“通判某府軍府事”，俗稱“通判”或“府判”。
軍、監均是唐末以來發展的新行政區。唐末五代時，在戰事繁重或軍事要沖之地常設置“軍”作為軍隊駐地，在礦冶、鑄錢、煮鹽之所設置“監”處理專務。當時這些專務區劃俱不領縣，也不管民政戶口，以州縣所改者，撤銷其縣級建制。進入宋代以后，“地要不成州，而當會津”的部分州郡，因其軍事重要性而不省并入他州，只是降改為軍，同時不撤銷其屬縣建制，因而除陜西路、河北路、河東路部分以邊壘為軍者因無涉民政仍舊不領縣外，宋代大部分軍俱“領縣同下州”，兼管戶口與民政，但領縣一般甚少；監與軍類似，在太宗朝以后的轄區調整中出現領縣監，亦同下州。領縣同下州的軍、監各設知軍事或知監事一人，稱“知某軍事”和“知某監事”，俗稱“知軍”和“知監”。同時，唐末五代以來的不領縣而只負責專務的軍監依然存在，這些軍監一般隸屬于州甚至隸屬于縣，長官分別稱“某軍使”和“監某監”。
州、府、同下州之軍及監下設縣，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中下、下八等，三年升降縣一次。京都所治之地為赤縣，京城旁縣為畿縣，其余縣等，按建隆元年十一月所定：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下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凡大縣或駐有兵馬的縣， 朝廷派文臣京朝官或武臣三班使臣充任“知某縣事”，簡稱“知縣”，小縣以選人赴任，稱“縣令”或“縣尉”（長官為“縣尉”者慣稱“尉司”而不稱縣），每兩三年一任。
北宋初期體制大體沿襲唐朝和五代的政治制度，宰相不再由三省長官專任，品位尊崇的尚書令和中書令為名譽職務，不實授，侍中則授予少數位高權重的大臣。一般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宰相，以尚書左右丞、六部侍郎以上至三師（太師、太傅、太保）者充任，通常設兩員，有時設一員或三員，宰相還兼館、殿大學士之職。又增設參知政事為副宰相，以中書舍人以上至六部尚書官者充任，亦無常員，通常設兩員，有時設一員、三員或四員。宰相與副宰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合稱「宰執」。宋朝的相權大幅萎縮，僅負責行政職能。中書門下與樞密院稱為東、西「二府」，掌文武大權。又設鹽鐵、戶部、度支三司，主管財政大權，號稱計省。這樣三司、宰執、樞密使三權互相制衡，因此削弱相權，加強皇權。宋朝還在御史臺之外增設諫院和置諫官，這些都是監察機構，負責彈劾等事宜。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樞密使主管軍政、三司使主管財政。宋神宗元豐改制後，宰相實際兼管財政。南宋時，宰相又兼任樞密使，兼管軍政。這使得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財政和軍政的大權。。
中書門下設於禁中，又稱政事堂或都堂，是正副宰相集體處理政事的最高行政機關。其宰相稱做「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副宰相稱為「參知政事」。設置副宰相是為了分散正宰相權力以及擴充處理政務，這是是宋代政治的特色之一。宋神宗時元豐改制將中書門下恢復為門下、中書與尚書三省，以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正宰相，再設門下、中書侍郎各一人，尚書左、右丞各一人為副宰相。宋徽宗時，權臣蔡京為太師，統領三省事務，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作為宰相。南宋宋高宗時，為了集中政務以應付軍政急務，將三省合併為一，宋孝宗又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此後不再以三省長官或副長官為宰相。宋哲宗時設平章軍國重事或同平章軍國事，以處「老臣碩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數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寧宗時，韓侂胄任「平章軍國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賈似道專權，任「平章軍國重事」，左、右丞相實際上屈居於類似副宰相的地位。
樞密院作為全國軍政的最高機關，長官為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以諫議大夫以上至六部尚書等官充任，副長官為樞密副使或同知知樞密院事，以起居舍人以上至尚書左右丞等官充任。資歷淺者，稱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不常置。為了防止唐朝藩鎮割據與五代頻繁發生的禁軍嘩變篡位等事重演，此職務大多由文官擔任。樞密院掌管全國軍馬調度權力與高級武官考選獎懲，而全國禁軍兵員的管理、訓練、防禦、升遷、賞罰等則由殿前司、侍衛親軍馬軍司與侍衛親軍步軍司等三衙聯合管理。樞密院長官與參知政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相等統稱執政，宰相與執政官合稱宰執。
三司是北宋初期主管財政的最高機構，即鹽鐵部、度支部、戶部三司，號曰計省，位亞執政，號稱「計相」。其長官稱三司使，以兩省五品以上及知制誥、雜學士、學士充。副手稱三司副使，以員外郎以上歷三路轉運及六路發運使充。元豐改制時裁撤三司，職權歸戶部和工部。南宋時兵役軍費繁重，故又增設總領所作為戶部的派出機構，專門負責數路或一路各軍之錢糧征收供應，並參預軍政。總領所共四處，分別為：
*淮東總領所：領淮南東、兩浙東西、福建、江南東西等路財賦，供應駐淮南東路之御前諸軍
*淮西總領所：領淮南西、江南東西等路財賦，供應駐淮南西路之御前諸軍
*湖廣總領所：領荊湖南北、廣南東西、京西南、江南西等路財賦，供應駐荊湖北、京西南兩路之御前諸軍
*四川總領所：領川峽四路財賦，供應駐川峽四路之御前諸軍
總領所長官稱「總領某處等路財賦軍馬錢糧」，簡稱總領。
中央行政執行機構方面，宋朝早期，六部九寺五監被一些新設一些機構取代職權，如審官院與流內銓分別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和選人的職權，樞密院和三班院代行兵部考校武官的職權，太常禮院和禮儀院代行禮部與太常寺的禮儀之權，三司代行戶、工部及司農太府兩寺的大部分職權，審刑院代行刑部複審大理寺所定案牘之事等。直到元豐改制時，撤銷朝廷的諸多令外機關，以三省代替中書門下，六部各設尚書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務，省部寺監才行使相應的職權。但實際上，元豐新官制與《唐六典》所載三省六部九寺五監制仍有相當差別：三省合署辦公，兩尚書仆射分兼中書門下兩省臺長，故名為三省實為一省，至建炎正式合并；六部多由原有的令外機構合并重組而成，故而改制后多兼理本應由寺監管理的庶事雜務，而規模變得空前龐大；寺監事權為六部所侵，導致除大理寺外皆不治京外之事，故建炎時一度全部裁并入六部，紹興后雖有所復置，但也不復九寺五監之設，如以太常寺兼管宗正寺事、光祿寺并入鴻臚寺、太仆衛尉兩寺與少府都水兩監自此罷置不復。
中央監察機構主要有御史臺和諫院。御史臺專管監察，其長官稱御史中丞，副長官稱侍御史知雜事，主管糾察百官，肅正綱紀。臺官有彈劾權，可以上疏言事，評論朝政，彈劾官員，還準許「風聞」論事。御史臺下設三院：臺院、殿院、察院，下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專管規諫諷諭的機構是諫院，宋仁宗時始單獨置院，其長官稱知諫院事或左、右諫議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級官府辦事違失都可諫正。臺、諫官都以言事彈劾為責，其職權本無多大差別，這一狀況導致後世臺、諫的合流。
最後，為皇帝起草制誥、國書和宮廷內所用文書的機構是翰林學士院，設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侍讀學士、直學士院等。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或知-{制}-誥分掌「內-{制}-」和「外-{制}-」，總稱「兩-{制}-」，翰林學士等還侍奉皇帝，充當顧問。宋初的最高司法機構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設置有「審刑院」，其長官稱知審刑院事，官屬有詳議官。各地奏案先經大理寺裁決，報告審刑院複查，寫出奏稿，上呈中書。中書申奏皇帝論決，宋神宗元豐改制後，審刑院併入刑部。。
宋代實行官、職和差遣分離的制度，此乃承晚唐五季遺緒之由。安史之亂后散官因濫授而不為人所榮，導致以職事官為實權，散官為號的制度遭到破壞，唐中後期出現了以使職為實權，職事官為號的新制度，職事官因位高權重、不輕易授人、不掌管實務、閒簡無事，或為外官所領而階官化，有些品秩低的職事官因屬清選，成為士人及第后供職于藩鎮的起家之選或初轉之資而階官化，也有些職事官因職司清要，被授予藩府立功將佐有功者而階官化。五代時期，使職之間也逐步系統化和嚴密化，最後形成等級化，發展成年考成資，依資遷轉的階官化制度。宋代早期沒有扭轉這個趨勢，反而為加強中央集權而進一步發展，從而形成宋代極為復雜的官員管理制度。
官為官員的待遇等級，分文武兩類，列班序遷之制不盡相同，其中，文官以朝官、京官、選人序階，武官以正任、遙郡、內使和軍職列班。北宋初期至中期用唐朝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九寺五院等官司之正副官組合而成文官官階，稱為“本官”或“正官”，雖具官名，但無實職，只用以定品秩、俸祿、章服和序遷，因此又稱為「階官」或「寄祿官」，領有本官者位高稱“朝官”，位卑稱“京官”，是為宋朝的中高級文官。京朝官外，由地方州郡的幕職吏僚和縣之長貳官員構成低級文官官階，號為“選人”，少數選人得任本職，但大多數同樣徒具虛名。武官方面，以內使三班借職至內客省使或禁軍軍職構成武官官階。“內使”又稱“武選”，名義上為禁中供應侍從的使臣，但與文官本官相似，并非常直禁中處理宮中事務，實際職務另有差遣；“軍職”則是職事與官名相稱，專門負責禁軍各級單位的訓練管理。武選至諸司正使或橫行官以上，軍職至軍都指揮使或廂都指揮使，因軍功再晉升則加刺史、團練使、防禦使、觀察使、節度觀察留後（徽宗改為承宣使）五等州郡牧守官，品秩俸祿仍視內階軍職，號曰“遙郡”，尊為“美官”，至是方可得任一方統兵大將。遙郡武官因功再晉，則落去內階軍職，僅留牧守官號，品秩始視牧守官，號曰“正任”，尊為“貴官”，最高可晉任正任第六階從二品節度使。按宋制，武官欲入西府執政之列則必須先晉正任，三衙管軍亦唯任正任武官。宋神宗元豐改制時，朝廷有意通過恢復《唐六典》模式的律令官制，以扭轉中央政府冗官冗費的現狀，乃廢文武散官，制《元豐寄祿格》，以散官名號的新制寄祿官階取代前期京朝官遷轉官階，自開府儀同三司至承務郎共二十五階文階寄祿官。宋徽宗時增為三十七階（包括選人），還改定武官內班官為五十二階武階寄祿官。紹興把略顯混亂的武階官厘清以后，文武寄祿官制度基本定型，一直延續到宋亡。
職又稱閣職，指三館秘閣官（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集賢院學士）、諸殿（觀文殿、資政殿、端明殿、保和殿）大學士、諸殿學士、樞密直學士、諸閣（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顯謨閣、徽猷閣、敷文閣、煥章閣、華文閣、寶謨閣、寶章閣、顯文閣）學士、諸閣侍制、直閣等諸殿閣圖書館官員。這些官職名義上是禁中諸多圖書館的長貳官員，但實際上不釐館閣事務，僅為內外差遣所帶加銜，以標文學高選。
差遣是指官員臨時委任的職務名，故又稱「職事官」，帶有“判、知、勾當、管勾、權、直、提舉、提點、提轄、簽書、監”等動詞。北宋初年鑒於唐末和五代“君弱臣強、藩鎮割據、武臣擅權”等弊端，委派京朝官充任知州事和知縣事，以接管節度使等武臣所掌地方之政事、司法、財政等權，而割據一方的地方武將被剝奪事權，原先的刺史、團練使、防禦使、觀察使、節度觀察留後、節度使等常由地方武將擔任的六等州郡長官成為武臣遷轉之階，此后“知事”“同知”“通判”取代了以往“刺史”“長史”“司馬”“令”“丞”“尉”等地方官名，成為宋、元、明、清四朝地方官的正式官號。元豐改制之前，中央朝廷沿襲唐末五代差遣令外官治事的制度，事務官員也基本上以差遣為本職，但元豐改制以后，絕大部分差遣官按照《唐六典》的模式與本官進行統合，中央的文職差遣官基本消失。
北宋前期的官品沿襲唐、五代之制，文官共九品，有正、從，自正四品以下，又分為上、下，共三十階。但官品和官職多不相稱。元豐改制正名責實，減少官品的等級，改為九品正、從十八階，同時職事官和差遣統一。朝廷對各級官員制訂磨勘（考核勞績過失）、敘遷、蔭補、礙止（中級官員至某級別時停止通過定期磨勘晉升，而必須因大功或才能得皇帝特旨簡拔晉升的規定）等法。對於中、上級官員的待遇比較優厚，有俸祿、職田、祠祿、恩賞等。宋神宗後，一些下臺的或勢將下臺的官員有的還被授予或自請擔任宮觀官、監岳廟等祠祿官，坐領「祠祿」。此外，朝廷的各種臨時賞賜，也成為官員的又一重要經濟收入。官、職和差遣的分離，導致大批冗員的出現。
一艘宋朝的戰船，取自《武經總要》
宋朝軍隊實施以募兵為主，征兵為輔的軍隊構成，實行自愿性的募兵制,并且將災年招募流民、饑民當兵，作為一項傳統的國策，有社會福利性質，起到穩定政權作用。北宋軍隊分為四種，即禁軍、廂軍、鄉兵、藩兵，其中禁軍廂軍為募兵，鄉兵藩兵為征兵。禁軍是直屬朝廷的正規軍，也是宋朝軍隊的主力，雖名禁軍，實際上奉皇命出戍八方，分守天下要緊之處，而非僅僅戍守京師。廂軍是各州的鎮兵，由地方長官控制，但在重內輕外的國策下，精干兵員均被抽調至禁軍，因此廂軍戰斗力低下，實際上只負責地方治安與后勤雜役，軍事任務均交予同駐地的禁軍。此外，鄉兵則是按機關抽調的壯丁，藩兵則是防守在邊境的非漢民族軍隊。靖康之變以后，原有的禁軍戰力遭受毀滅性破壞，故開始依賴諸如岳家軍這樣的武將自建軍隊。紹興以后，朝廷重新收攏兵權，岳家軍等“行營護軍”逐步演化為直屬中央，戍守固定區域，由武將直接統領的地方正規軍，號稱“御前諸軍”，俗謂“屯駐大兵”，取代了原本禁軍的主力地位。
禁軍方面，北宋初年沿襲後周制度，設殿前司和侍衛親軍司以統率，合稱兩司，設有殿前司都點檢、殿前司副都點檢、殿前司都指揮使、殿前司副都指揮使、殿前司都虞侯、侍衛親軍司馬步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司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司馬步軍都虞侯、侍衛親軍司馬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司馬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司馬軍都虞侯、侍衛親軍司步軍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司步軍副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司步軍都虞侯等高級軍職。宋太祖為加強皇權和軍事階層的穩定，決定加強中央集權，防止武將剝奪權利。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殿前司都點檢這個重要的禁軍軍職。同年七月，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武將的軍權，同時廢除殿前司副都點檢一職，侍衛親軍司馬步軍都指揮使和副都指揮使長時間不置，真宗景德二年廢置侍衛親軍司都虞侯，侍衛親軍司分為侍衛親軍馬軍司和侍衛親軍步軍司，前兩者和殿前司並稱三衙，至此完成了從兩司到三衙門的演變，三衙分別由殿前司都指揮使、侍衛親軍司馬軍都指揮使和侍衛親軍司步軍都指揮使統領。但是，三衙雖有掌兵之實，卻無發兵之權，具體的軍事謀劃與武官獎懲任命由樞密院負責。
宋朝在三衙以外，另設樞密院以司符節邊備、武官銓選等戰略規劃事務，與三衙并為最高軍政機關。樞密院直接對皇帝負責，太祖、太宗之時，其他任何官員，即便是宰相，未得皇帝許可都不得過問樞密院事務。該項規定后來逐漸松弛，南宋時由宰相兼樞密使漸成慣例。而樞密院雖能發兵，且掌統兵官任免之權，卻不能直接統軍，這樣就導致統兵權與調兵權的分離。宋朝又實行更戍法，經常更換統兵將領，同時打散禁軍的番號軍、廂、廂下軍等高級編制，調配軍力時以滿編五百人的“指揮”（營）為單位進行調動，作戰時經常將來自不同軍廂的指揮交予未曾管理過這些兵士的武官指揮。如是，使將不得專其兵，以防止軍隊中出現個人勢力。此外戰爭時戰區最高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監擔任，而且改變戰略必須經過皇帝同意，對宋朝戰力有負面影響。宋朝實行“崇文抑武，以文制武”，真宗朝以后，樞密院使和樞密院副使多由文臣出身者擔任，少數武臣曾入樞密院，但都遭到文臣以祖宗成法反對，都遭到罷黜。真宗以後，以文官任統兵官，督率武將，漸成慣例；安撫使、經略安撫使由文官擔任，武將擔任都部署（都總管）、副都部署、部署（總管）、副部署、鈐轄、巡檢、都監，號為將官，領兵馬，受指揮。宋朝的建國兵力部署“守內虛外”，但在熙寧年后首都駐軍減少。
《武經總要》中記載的投石機
北宋中期以後對遼、西夏等國的戰爭，使得軍事費用增加，對統兵將帥限制太多“權任輕而法制密”，將不專兵，動相牽掣，“元戎不知其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讓自任。” 同時，軍紀不明使宋軍嚴重缺乏訓練，終日“游戲於廛市間，以鬻巧誘畫為業，衣服舉措不類軍兵”“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張演評說：“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祿而薄其禮。”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寵之文士也”。針對以上弊端，熙豐變法后開始實行置將法，將禁軍分為“繋將禁軍”與“不繋將禁軍”，“不繋將禁軍”諸指揮（營）仍如舊法，“繋將禁軍”諸指揮（營）則被組織為固定的大編制單位“將”，不行更戍法，一般駐扎在固定的地域，由固定的將司長貳官員正將與副將負責管理與指揮。各地置將法實施狀況不同，其中邊事繁重的陜西、河東實施較為徹底，東南諸路禁軍則仍以不繋將禁軍為主。
南宋軍隊的主力為屯駐大兵以及三衙。屯駐大兵戰鬥力較強，原本是武將自行召募部隊，如岳家軍，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說。這時朝廷控制軍隊的能力已經弱化，樞密院的權責也逐漸縮小。紹興十一年，韓世忠、岳飛等將領的兵權相繼被削減，屯駐大兵逐漸演變為中央統管的正規地方軍，與禁軍三衙平行。
宋代軍事技術的巨大進步，宋朝以前仍處于冷兵器時代，從宋朝開始火器登上戰爭舞臺，使用霹靂炮、震天雷、引火毬、鐵火砲、火箭、火毬、火槍、火炮等火器，逐步進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時代。水戰裝具的發展，舟師仍在江河、瀕海地區發展，南宋時還尚有車船。投石機方面有車行砲、單梢砲、七梢砲與旋風砲等。各代中央和地方多設立兵器制造與管理機構，嚴格控制兵器的制造和發放，還規定有兵器查驗、維修和授予制度。
在兵種結構上，步兵為主要兵種，并配有少量騎兵，車兵則逐步消失。然而有記載稱宋初掌握的馬匹曾超過20萬匹，天禧年間甚至馬多到估直出賣，并且歐陽修指出河東路適宜養馬。
城防設施發展出城制、弩臺、敵樓等設施。其中以山城防禦體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將余玠於四川防禦蒙軍，為了鞏固川西地區，他採用「守點不守線，連點而成線」的方針，修築釣魚城（今重慶合川東）、大獲（今四川蒼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雲頂（今四川金堂南）、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重慶萬縣西）等十餘城，形成一個防禦網，成功抵禦蒙軍攻擊。
宋代繪刻的《禹跡圖》，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刻地圖之一。(劉齊阜昌七年，1137年刻)
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遼與金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外交對等，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置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而西夏、高麗、越南（宋朝先稱之為「交趾」，後改稱「安南」。宋時越南歷經丁、前黎、李、陳等王朝統治）等國，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宋朝在京城設置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國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國家在瞻雲館或懷遠驛。
宋朝奉行朝貢體制，然而將重心放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也就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宋代朝貢制度的完善和發展表現在有較固定的管理機構，明確規定貢期，嚴格貢使的證明，回賜的制度化等。南宋時，還將海外貿易作為朝廷的財政收入預算之一，對於朝貢物並非照單全收，而是只接受其中的一小部分，其餘的按市舶貿易的規則進行抽買。免稅貢物的減少，意味著稅收的增加，這樣既有利於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獲得雙贏。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與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對大軍壓境的遼國時屢立奇功。他以理挫敗自傲的遼使，迫使遼使行參拜之禮，後又兩次出使遼國，挫敗遼國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遼、西夏三國的關係，認為遼與西夏強盛的原因是獲得中國的資源與人力而至，並且協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沈括以翰林侍讀學士的身分，出使遼國交涉劃界事宜，獲成而還。他在出使途中繪記遼國山川險阻及風俗人情，完成《使虜圖抄》，上於朝廷。《宋史》稱：沈括「使契丹。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無以駁其議。」洪皓在南宋危難之時出使金國，被拘15年，但仍不願投降金國。洪皓曾屢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縣）的宋徽宗、宋欽宗及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傳遞消息。歸國後，宋高宗稱他「雖蘇武不能過」。
據《太平寰宇記》所載，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全國有6,499,145戶，人口約3250萬。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全國有戶1,600萬。據《宋史·地理志》記載，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全國有戶1,730萬。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戶數達20,882,258戶，人口約1億1275萬；估計宣和二年（1120年）有戶二千二百萬。人口1億1880萬。靖康之禍後，中國再次出現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現象。這次南遷有兩波。第一個高潮是從「靖康之難」到《紹興和議》；第二個高峰則是在金主完顏亮南侵期間。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根據估計，南宋人口峰值是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戶口達到1360萬。若以紹興卅二年（1162年）與崇寧元年比較，兩浙路戶口增加26萬戶、江南西路增加42萬戶、福建路增加33萬戶、潼川府路增加24萬戶，夔州府路增加14萬戶。宋代的城市人口大量增加，10萬戶以上的城市有50個，其中臨安人口過120萬（1274年），汴梁人口過180萬（1125年），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城市。
在人口分佈上。宋徽宗崇寧年間，華北各路中以京畿路人口最集中，元豐六年有戶23萬，崇寧元年有戶26萬。而永興軍路則有戶100萬。以長安為中心的京兆府也有戶23萬。這兩路人口集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宋朝與西夏的戰爭中這些地方處於前線有關。南方人口主要集中在兩浙、江南東西、福建、川陜四路。這五路戶口達到571萬戶，佔南方戶口的一半。其中兩浙路最多，達到197萬戶。江南西路戶口則有166萬、江南東路則有戶101萬。福建路有戶106萬。淮南東西路共計達到130萬戶。川峽四路總計有200萬戶（1231年有500萬戶.）、荊湖南北路總計有140—150萬戶，廣南東西路僅80余萬戶，京西南路有40萬戶。
+ 宋代戶口流動表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
6,499,145戶
32,500,000人（按每戶5口算）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
4,131,576戶(主戶)，估計實際有5,242,105戶。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
6,839,331戶(主戶)，實際8,677,677戶。
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年）
10,296,565戶
26,205,441口
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
10,792,705戶。
宋仁宗嘉佑八年(1063年)
12,462,531戶。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
14,181,486戶。
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口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年)
14,245,270戶。
三千八十萬七千二百十一口
1069年王安石變法
宋神宗元佑元年(1086年)
17,957,912戶。
四千七萬二千六百六口
宋哲宗紹圣元年(1094年)
19,120,921戶。
四千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二百四十三口
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
19,960,812 戶
四千四百九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口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
20,264,370戶
45,324,154人丁
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
20,882,258戶
112,750,000人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
22,000,000戶
118,800,000人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
11,364,337戶
24,202,301男口
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
11,139,850戶
33,112,327男口
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
12,976,123戶
28,558,940男口
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年)
12,302,873戶
27,845,085男口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13,600,000戶
約80,600,000人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
12,670,801戶
28,320,085男口
一說此年有1550萬戶，8060萬人
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
5,696,989戶
13,026,532男口
宋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
3,105,454戶
8,426,232男口
註：本表數據源自《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宋代的口數是男丁數
宋太祖建國時就確立土地私有產權制度，買賣自由，并采取不抑兼併的政策，租佃經營成為重要的土地經營形式。租佃契約期滿后佃農可以自由決定終止或續約。人口流動性增強，城市商品經濟發展。有學者認為宋代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宋代大量開金、銀、銅、鐵、煤等礦藏，在宋代煤炭作為一種新型的能源進入了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領域，汴京家家戶戶都以煤作為家庭燃料，形成“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的社會風貌。在生產上，煤應用於冶煉工業也大大提高了銅、鉛、鍚的產量。冶鑄、切削和加工技術的長足進步又為陶瓷、紡織、造船、井鹽等行業的成長提供了燃料、工具等必要條件。
宋代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各地也出現了各種製造工廠和加工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工廠、織布廠、各地的官窯等。同時也進口原料，加工製造成商品出售到各地。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洋、南亞、西亞、非洲、歐洲等地區總計58個國家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