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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曹禺入讀南開大學政治系、次年轉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29年，曹禺的父親去世，而此事對他的影響很大，令他深刻體會到世人的醜惡－「我父親死後，親朋離散……所有的人對我報喪都不起勁，除了李仲可，別的人都不來過問了。家庭一敗，立即臉就變了，就像魯迅說的那樣：『有誰從小康人家墮入困頓的嗎？我以為這條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真像魯迅經歷的那樣，家庭一敗就完了，找誰誰都不管，真是可怕的啊！這種體驗是平時不可能得到的，這種人生的體驗對我來說是太深刻了。」
1933年大學畢業后，曹禺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學任教。數月后，又進入清華研究院研究戲劇。他21歲時開始了背景取于天津的劇本《雷雨》的創作，1934年7月發表于《文學季刊》。同年9月回天津，在河北女子師范學院外文系任教。1935年發表《日出》，同年8月應邀赴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任教。1942年初辭去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的教職離開江安赴重慶從事戲劇寫作和編導活動。
1946年3月，與老舍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1947年1月回國，應熊佛西校長之聘，到上海實驗戲劇學校任教，同時開始構思創作電影劇本《艷陽天》。1948年，由文華影業公司拍成影片，曹禺自任導演。1949年2月，在中國共產黨的安排下，秘密轉道香港抵達北平，2月28日離港北上，3月18日抵京，參加了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曹禺曾經擔任過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院長等職務，還寫了《膽劍篇》和《王昭君》兩個劇本。
曹禺的創作黃金時期是中共建政前，作品廣為流傳，戰後也由藝文界人士引入臺灣演出，如1947年《日出》曾在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大禮堂公演，《雷雨》則多次在公會堂等地演出。
曹禺的代表作包括其處女作《雷雨》、還有《原野》、《日出》、《北京人》。
*《雷雨》（1933年）：曹禺要把它寫成一個悲劇，他以性愛和血緣的各種巧合的倫常糾葛，來沖淡這個悲劇的社會性質。他對劇中人的經歷，都通過了精煉的對話和細膩的描寫述說出來。
*《日出》（1936年）：曹禺進一步求取社會問題的答案，描寫過著寄生生活的女性，投機的銀行經理、蒼白無力的知識分子、被壓搾的小職員等等。
*《全民總動員》（1938年，與宋之的合著，又名《黑字二十八》）
*《蛻變》（1939年）：表露了曹禺對抗戰的希望。
*《家》（1942年，改編自巴金的小說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
*《羅密歐與朱麗葉》（1943年，翻譯作品）
*《膽劍篇》（1961年，與是之、梅阡合著）
曹禺戲劇喜好暴露社會問題，反映現實生活，愛憎感情強烈，善於描寫悲劇人物及悲劇性的生活內涵，情感豐富細膩，戲劇情節主線清晰，結構緊湊，情節曲折，精心布設懸念，引人入勝地展開戲劇衝突。
曹禺把話劇由著重情節，轉為較重人物性格，善於塑造人物，描寫人物內心世界，劇中人物說話生動口語化，又富於個性，經得起咀嚼。語言真切明白，簡潔易懂。他喜借鑒外國戲劇，與中國國戲劇傳統結合。
曹禺被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的《雷雨》在上海曾轟動三年，茅盾賦詩曰：“當年海上驚《雷雨》”。
潛江市曹禺公園
曹禺的戲劇，標誌中國話劇藝術漸趨成熟，推動了話劇創作水平的提高和發展。他從大量外國文學汲取現實主義的營養，創造眾多呼之欲出的人物，豐富了中國現代文學。
* 第一個妻子，鄭秀，生長女萬黛、次女萬昭，
* 第二個妻子，方瑞，生三女萬方，四女萬歡，
* 堂弟，萬鋼，中國前任科技部部長。
*   曹禺 / 江啟明 (Kong Kai Ming)    Portrait Gallery of Chinese Writer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
* 劉紹銘：《小說與戲劇》，臺北洪範書店，1977年。
* 田本相：《曹禺傳》，東方出版社，2009年。
阿魯納恰爾邦（，），又譯阿魯納查爾邦、阿倫納曹，是印度的一個邦，原為東北邊境特區（NEFA），與南部的阿薩姆邦和那加蘭邦接壤，西臨不丹、東接緬甸，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自治區為鄰，首府為伊塔納加爾。
在地理上，它是印度東北各邦中面積最大的邦。根據印度人口普查，阿魯納恰爾邦是一個民族多元化的地區，西部主要是門巴人，中部有塔尼人，東部有泰語民族，南部有那加人，約有45個部落/子部落，主要部落是阿迪、尼希、加洛、塔金、阿帕塔尼等。與東北其他邦一樣，該地區的人民也有藏緬血統。目前，有許多來自印度其他地區的人來到這裡從事經濟和文化活動。
除了長朗縣、蒂拉普縣等少數地區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對該邦的大部分地區宣稱主權，主要劃入西藏自治區的錯那、隆子、墨脫、察隅四縣的管轄范圍之內，拒絕承認阿魯納恰爾邦的合法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媒體一般以帶有引號的“阿魯納-{}-恰爾邦”來稱呼該邦，民間如百度百科則使用「偽阿魯納恰爾邦」的稱呼。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中印邊界戰爭中短暫佔領了部分地區，但隨後撤回。
阿魯納恰爾邦的歷史至今仍然未有確實文獻記載，目前可以了解其早期歷史的就只有其南部的阿豪姆王國對此地區的少量記載。一般認為大多數土著部落群體的祖先從西藏遷移到此。這一地區曾經落入門巴族的門隅部落、不丹、吐蕃等多個國家的勢力范圍，然而直至印度獨立前，大部分地區實際仍為各部落自治。據文獻記載，中國清朝時期曾短期允許西藏地區自治，但名義上派遣中央駐藏大臣實行管理。清政府允許藏族貴族由其民族內，以宗教形式自行選擇轉世領導人授予王爵，但形式上需要受到清朝皇帝的承認。
紅色部份為中印爭議的藏南地區。阿魯納恰爾邦東南部不在爭議區域內
1912年，清政府瓦解，英國為了確保商業利益，出兵占領達旺及其以東的今阿魯納恰爾邦北部地區，并建立東北邊境特區。1913年，西藏政府驅逐滿清時代滿漢官員，宣布獨立。
1913年至1914年，中英藏三方舉行西姆拉會談。該會議旨在確立中藏與印藏邊界，及中國與西藏的關系。在會上英國全權特使威廉·亨利·麥克馬洪提出麥克馬洪線為西藏、西康省及雲南省和英屬印度(含今日的緬北克欽邦)之間的邊界，該線將藏南、達旺及東段的坎底盆地（即今日之克欽邦最北的葡萄縣)、江心坡(即恩梅開江和邁立開江之間）地區等化為英國控制區。后來當時的中國政府則因反對而沒有簽字，退出談判。當日，英藏代表皆簽字批準包括麥克馬洪線在內的協議。條約共獲英藏兩方認定，中方則拒絕承認。中方的觀點是：阿魯納恰爾及其正東面的坎底、江心坡地區到雲南一帶是中國和西藏的一部分，而西藏政府不具有外交權，因此西姆拉會談條約只有單方簽字（即英國），應視為無效。中國所堅持的是中印傳統線及中緬傳統線。
1954年，印度在該地成立東北邊境特區。同年出版的印度官方地圖首次把麥克馬洪線從1936年以來注明為“未標定界”改為“已定界”。1960年中緬（克欽邦、撣邦、克倫邦和緬甸本部於1948年分別宣布自英國獨立）重新議定邊界，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中國正式明文承認麥克馬洪線緬甸段為中國和緬甸的國界。196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在邊境上發生中印邊境戰爭。中國軍隊在戰爭中大獲全勝，並控制達旺地區。戰後中國軍隊卻主動撤退，印度再次完全獲得該地控制權。1972年印度政府將該特區改為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並廣設甘地銅像、醫療診所，普及國民中、小學，並設民族學院及大學。
達旺寺，該地最大的佛教寺廟
1986年底印度議會兩院通過立法將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為邦，1987年正式成立阿魯納恰爾邦，意思即為“旭日之邦”。
目前中國政府不承認該邦的合法性，該問題尚在擱置中。現時印度在本邦與鄰國緬甸的邊境佈置嚴密的軍事防守，加強機場、道路、橋梁、土木工程及自來水、電力、通信基礎建設，以國際節慶規模廣辦當地各民族的傳統節日文化活動。一方面，由於青藏鐵路的完成，中國軍隊進入本區的速度可以加快許多，這使印軍也加強戒備，嚴陣以待；另一方面，本邦南面那加蘭邦、曼尼普爾邦、米佐拉姆邦和東面緬甸克欽邦北部及野人山以南的胡康河谷，景頗族、那加族、欽族武裝獨立集團活躍，所以外人都要取得特別許可證，才可以進入本區。
多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堅持不承認“阿魯納恰爾邦”的法律地位，也正因為中印雙方都認為“阿魯納恰爾”屬于本國領土，該地區長期以來成為兩國之間一個潛在的沖突點。20世紀80年代中期，印度曾試圖在達旺附近建立一個永久性哨所，中國解放軍獲悉后也隨即開始在該地區建立自己的哨所，其后印度決定派出第五山地師到達旺進行增援。那次事件差點引發中印之間的一場戰爭。
2006年11月13日，中國駐印度大使孫玉璽向印度傳媒表示中方擁有藏南地區主權，引發外交風波，阿魯納恰爾邦行政長官要求中國政府召回孫玉璽。
1959年之前，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不承認印度對藏南的主權，包括達旺。然而，2008年6月，西藏流亡政府的精神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接受《印度時報》採訪時承認印度對阿魯納恰爾邦的主權，將其排除在「大藏區」之外。
*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出生在該地區的達旺。
阿魯納恰爾邦分成東、西兩個專區，下轄25個縣。
*西專區：達旺縣、西卡門縣、東卡門縣、帕科卡桑縣、帕普派爾縣、庫朗庫美縣、科拉達阿迪縣、下蘇班西里縣、上蘇班西里縣、卡姆勒縣、西桑朗縣、希尤米縣、下桑朗縣、雷帕拉達縣
*東專區：東桑朗縣、桑朗縣、上桑朗縣、下迪邦山谷縣、上迪邦山谷縣、安嬌縣、洛西特縣、南賽縣、長朗縣、特拉普縣、龍鼎縣、
下圖顯示了統計和計劃執行部的阿魯納恰爾邦國內生產總值按市價計算的趨勢，單位為十億印度盧比。
國內生產總值（十億印度盧比）
阿魯納恰爾邦的國內生產總值估計在2004年為7.06億美元，2014年為24.6億美元，農業是當地經濟的主要支柱。這里種植的作物有水稻，玉米，小米，小麥，豆類，甘蔗，姜和油籽等等。Jhum，當地用于種植的術語，在部落群體中廣泛實行，近年來其他產業的逐漸增長，使得農業的相對比重下降。阿魯納恰爾邦有近61,000平方公里的森林，森林產品是經濟下一個最重要的部分。阿魯納恰爾邦也是園藝和果園的理想選擇。其主要行業有水稻，水果保鮮加工，手工工藝品。鋸木廠和膠合板行業受法律禁止，但阿魯納恰爾邦有很多鋸木廠。
阿魯納恰爾邦占印度未開發水電潛力的很大一部分。 2008年，阿魯納恰爾邦政府與各公司簽署了許多諒解備忘錄，規劃了大約42個水力發電計劃，將發電量超過27,000兆瓦。預計將在2009年4月開始建設1萬至12,000兆瓦的西洋水電工程。
阿魯納恰爾邦以其山脈風光而聞名。
阿魯納恰爾邦的面積為83,743平方千米，是現時印度東北部面積最大的行政區。現有人口100多萬。首府在伊塔那噶（Itanagar）。
由於阿魯納恰爾邦位於喜馬拉雅山脈旁，所以當地多山。2005年夏季，由於印度持續發生暴雨，使安嬌和勞哈特區都出現大規模山泥傾瀉，造成嚴重的傷亡。
阿魯納恰爾邦的人口有超越100萬人。根據當地政府統計，本地有82種的不同部族，絕大部分是蒙古人種漢藏語系。主要的部族包括了信仰泛靈論的阿迪族、阿加族、米濟族、薔薇族等等，佔了大多數民族和人口。其他部份為信仰基督新教的浸信會以及羅馬天主教的傈僳族、日旺族 、景頗族和那加人等蒙古人種漢藏語系。部份為信仰藏傳佛教的藏族支系門巴族、舍度苯族、珞巴族以及康巴人；南傳佛教的坎底傣、帕基人。信仰印度教的部族是諾特族，諾特族是那加人的一個部族。
該地宗教多元，除佛教外大部分均為外來移民傳入。
英語為官方語言，但是當地原住民的部族語言大多數為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語族，當中包括在2007年發現、2010年10月確定存在的克羅語。根據當地政府統計，本地的方言計有超過40種。英語及藏語為各原住民部落溝通的通用語，且相鄰南部的那加蘭邦也是漢藏語系。
*  中國聲稱的藏南地區邊界線  — 在開放街圖
夏alt=??
君主&nbsp;-開國君主 &nbsp;-滅亡君主
共17位禹/啟桀
約前2070年大禹稱夏后氏/禹傳位於啓
約前1600年鳴條之戰，商朝首領湯滅夏
橙色部分為文獻記載的夏部落活動區域
夏朝（約前2070年－約前1600年）是中國傳統史書中記載的第一個中原部族世襲制朝代。一般認為夏朝的政治形態是由多個部落聯盟或復雜酋邦形式聯合組成，其主體部族稱為夏人。根據史書記載，禹傳位于子啟，改變原始部落的禪讓制，開創中國近四千年世襲王位之先河。夏代共傳十四朝，十七-{王}-，延續470年，為商朝所滅。夏朝作為中國傳統歷史的第一個王朝，擁有較高的歷史地位，后人常以“華夏”、“諸夏”自稱，使之成為中國的代名詞。
依據史書記載，夏、商、周三代皆為封建王朝，君主與諸侯分而治之，而夏朝是第一個世襲的氏族封建王朝。夏時期的文物中有一定數量的青銅和玉製的禮器，其年代在新石器時代晚期、青銅時代初期。雖然中國傳統文獻中關于夏朝的記載較多，但由于都成書較晚，且迄今為止又沒有發現公認的夏朝存在的直接證據，如夏朝同時期的文字作為自證物，因此近現代歷史學界一直有不少人質疑夏朝是否存在。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發現的二里頭遺址具備了屬于夏文化的年代和地理位置的基本條件，但由于一直未能出土類似殷墟甲骨卜辭的同時期的文字記載，始終無法證實來自夏朝。許多中外歷史學家認為，河南省偃師市二里頭遺址的全期或第一、二期，有可能是夏朝都城的遺跡，不過目前仍在尋找確鑿的依據來釐清。
夏朝歷史上慣稱為“夏”。“夏”字的來源文字學界現今有了權威的說法，應為夏季之夏的本字。司馬遷記載“夏”是姒姓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灌氏十二個氏族組成的部落的名號，以“夏后”為首，因此建立夏朝后就以部落名為國號。唐張守節則認為“夏”是大禹受封在陽翟為“夏伯”后而得名。又說，“夏”是從“有夏之居”、“大夏”地名演變為部落名，再成為國號。
據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在夏后氏建立之前，曾出現過夏部族與周圍其他部族之間爭奪聯盟首領的頻繁戰爭。夏部族大約是在中國古史傳說中的顓頊以后逐漸興起的。有不少古代文獻均把夏部族追溯到顓頊。其中《史記·夏本紀》與《大戴禮記·帝系》稱鯀為顓頊之子，但還有某些文獻說鯀是顓頊的五世孫。這些文獻表明，夏部族很有可能是顓頊部落的一支后裔。一說夏部落起源于川甘青三省交界處岷江上游的岷山山脈一帶，而后逐漸沿隨古漢水上游，經過渭水中下游東遷至晉南、豫西伊洛流域。
有記載稱禹在石紐出生，有學者認為這是在羌人到來前蜀人的傳說，因蜀人自稱出自黃帝，因而同禹有血緣關係；有研究指出禹生石紐一說絕不可信。
最早有文獻記載的一位夏氏族成員是鯀。《國語·周語》中說鯀作為夏部族的首領被封在崇，故被稱為“崇伯鯀”。之后禹繼承了鯀，為“崇伯禹”。這表明夏部族早期活動於崇山附近。當時河水泛濫，為了抵抗洪水不少部落形成了部落聯盟，鯀被四岳推選領導治水，歷時九年而最終失敗。治水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他不善於團結部人及其他部落。《尚書·堯典》記載，堯最初認為鯀方命圮族、毀敗善類而反對鯀領導治水，說明鯀在領導治水時，有不少部落對他不滿。《尚書·洪范》與《國語·魯語》中又提到“鯀障洪水”，說明鯀治水的方法主要用土木堵塞以屏障洪水，或許這亦是鯀治水九年失敗的原因之一。鯀治水失敗後，被殛死於東方黃海海濱的羽山。
文件:大禹治水圖.png|thumb|200px|left|alt=手持耒耜之大禹治水圖（山東嘉祥武梁祠拓片，漢刻）|手持耒耜之大禹治水圖（山東嘉祥武梁祠拓片，漢刻）
禹是鯀的兒子，鯀死后，禹受舜任命，繼任治水的工作。禹改進其父的治水方法，疏導河流，團結各部落的族人，終於將洪水治平。《史記·夏本紀》記載禹治水時“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刻苦精神得到後世傳頌，治水過程可能也促進了各部落族人的團結。《孟子·滕文公》提到了禹的治水方法：“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禹亦倡導農業，強調“躬耕而有天下。”《韓非子·五蠹》贊禹“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于此矣。”
由于禹治水有功和促進農業生產，夏部族勢力增強。隨后舜又派禹去討伐三苗。禹屢次擊敗三苗，將三苗驅趕到丹江與漢水流域，鞏固了君權。《墨子·非攻》中說道禹克三苗后，“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可以說明禹在治水與討伐三苗勝利後，夏部族已成為部族聯盟首領。舜把帝位禪讓給禹，禹在涂山召集部落會盟，再次征討三苗。據《左傳》記載“執玉帛者萬國”參加了涂山會盟，可見夏部落的號召力。有一次在會稽部落會盟時，防風氏首領遲到而被禹所處死。古文獻中亦記載禹以諸侯部落路途的遠近來分別納貢約多少，可見夏氏族對其周邊部落經濟上的控制。禹曾推舉東方頗有威望的偃姓首領皋陶為繼承人，以示對傳統禪讓制的尊重。然而皋陶沒有等及禪讓，比禹早逝。禹又命東夷首領益為繼承人，然而有很多部落都不擁戴，反而擁戴禹的兒子啟。
文件:夏王啟.png|thumb|200px|left|alt=夏王啟|夏王啟
禹死后，益沒有得到權位，反而在民眾的擁護下，啟得到了權位。關于這一段歷史的記載不一。《古本竹書紀年》記載稱，益即位后，啟殺益而奪得君位。另一說益繼位後，有些部族并沒有臣服益，而擁護啟，并對益的部族展開戰爭，最后啟勝而奪得權位。之後益率領著東夷聯盟討伐啟。經過幾年的斗爭后，啟確立了他在部族聯盟中的首領地位。先秦文獻記載此事的共同點就是“公天下”變成“家天下”，中國中原地區從此出現“國家”的概念。這便是不少歷史學家所認為中國的第一個世襲王朝夏朝的起始。隨後不少傾向禪讓傳統的部族質疑啟的權位。啟都郊外的有扈氏，并說甘在其南郊，龍山客省莊二期文化可能是有扈氏文化。另一說認為《左傳》中，“扈”、“雇”通假，“雇”見于河南安陽晚商殷墟甲骨卜辭，應該不會遠在陜西，與啟都陽翟（相傳今河南許昌禹州）也有相當距離。甘之戰正時夏朝建立初期，有扈氏、夏后啟均不具備如此長途作戰的條件。認為“扈”、“甘”二處在啟都遠郊，“扈”／“雇”在今新鄉原陽一帶，“甘”在今洛陽西南。仗義起兵，率領軍隊向啟都討伐，與啟軍大戰于甘。戰前啟稱他的權位是“恭行天”的，這便是之後周朝天子論的雛形。啟擁有中原民眾的贊同，在人數方面佔有絕大優勢，最終擊敗有扈氏，罰貶做牧奴。這兩次勝利代表中原地區的主流社會觀念已從原始的禪讓制度轉向了世襲制度。
夏氏族原姓姒，但從啟開始改用國名“夏”為姓。同時啟不再使用伯這個稱號而改用-{后}-，即“夏后啟”這個更中性的氏族稱號。楊寬認為“夏后氏”中的“夏后”二字實際是一聯詞，所以才不會出現“有夏氏”這種情況。又因“夏”、“下”上古同音，懷疑“夏后”等同“下-{后}-”，地之“下-{后}-”對應天之“上帝”。《卜辭》甲骨文中的“-{后}-”字（甲骨文“-{后}-”字）是“居”字（甲骨文“居”字）的訛刻，“居”字又是“毓”字（甲骨文“毓”字）的簡化，“毓”含有生育撫養之意，用“-{后}-”稱呼君主是遠古母系社會的孑遺跡象。其實由于至今未發現夏人文字，夏朝君主的實際稱呼暫且無從考證。。啟能歌善舞，常常舉行盛宴。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鈞臺，此即鈞臺之享，還在“天穆之野”表演歌舞。《山海經·海外西經》記載到啟在舞蹈時“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甚至有些文獻傳說啟曾經上天取樂舞。中國古老的樂舞文獻《九辯》、《九歌》與《九招》均稱啟為其原作者。啟統治期間，其子武觀時常作亂。《韓非子·說疑》說他“害國傷民敗法”，最終被誅殺。除了夏氏族內部的糾紛，為爭奪部落聯盟的權威，亦常常與東夷作戰。
文件:King Yu of Xia.jpg|thumb|200px|left|alt=大禹像（宋·馬麟繪），杼全面地繼承了大禹的事業|大禹像（宋·馬麟繪）杼全面地繼承了大禹的事業
夏啟死后，其子太康繼承-{后}-位。太康只顧遊玩，不理政事，在位期間，夏部族權威削弱，東夷部落趁機西進。東夷部落有窮氏有一位善射的首領羿。羿率軍從東夷屬地鉏遷至夏后氏的屬地窮石，與當地的夏人通婚，形成了有窮氏。羿在夏民的擁護下奪得了夏政。隨之太康投奔斟鄩的斟鄩氏。
羿奪得權位後并沒有稱王，而是把太康之弟中康立為王。但事實上國事全由羿來治理。此舉引起不少部落的不滿。其中主持天象活動的和氏與羲氏公開反對。羿說他們廢時亂日，派胤率兵討伐羲和二氏，戰前作誓師辭《胤征》，在戰中取勝。
中康死后，其子相繼位。隨后投奔與夏同姓的斟鄩、斟灌二氏。從此，羿獨承王位。羿好射獵，不善治理，得權後，他像太康一樣，好狩獵而荒廢國事。他廢棄武羅、伯困、龍圉等忠臣，重用被伯明氏驅逐的不孝子弟寒浞。寒浞年少時因造謠惑眾被伯明氏君主所逐，后被有窮氏首領羿收養，成為有窮氏的一員，得到重用。寒浞勢力日益強大，後來趁羿在外射獵的機會將羿及其家人殺掉，霸其權、奪其妻，生下豷、澆二子。寒浞把戈封給了他的兒子豷，把過封給了他的另一個兒子澆。澆受父命率兵先后滅掉親夏的斟灌氏與斟鄩氏，殺了在斟鄩躲避的相。相的妻子緡當時已懷下相的兒子，她從牆洞逃走至其母親有仍氏家里避難，不久生下遺腹子少康。
少康長大后，為有仍氏牧正。澆聞訊后，派人追殺有仍氏，少康無奈投奔有虞氏（舜之后裔），作了庖正。有虞氏首領虞思膝下無子，僅有二女。他將二女許配少康，賜給他田一成、眾一旅，并把綸邑交由少康管理。少康以綸邑為根據地組織餘下的夏族民眾，設官分職。派女艾到澆廷中密探，準備恢復夏室。此時，躲避在有鬲氏的夏室遺臣靡得知少康準備奪回政權，親自帶領斟灌、斟鄩氏的殘余民眾與少康會師，聯合擊敗了寒浞。復立少康為夏后。而後少康滅澆於過，又派他的兒子杼滅豷於戈。至此，控制中原三代四-{后}-近百年的東夷有窮氏覆滅，結束了四十載的“無王”時期。夏由此復國，後世稱「少康中興」，少康統治時期，少康將其子無餘封於會稽山，即後來的越國。通過太康失國至少康中興的這段敘史可以看到夏后氏平定中原方國部落（尤其是東夷部落）的歷程。
少康之子杼繼承-{后}-位。他了解東夷對夏王室的不滿，為了鞏固在東方的勢力，他把都城從原東遷至老丘。他重視發展武器和制造兵甲。文獻中常常有“杼作甲”、“杼作矛”的說法。他還派人討伐東南沿海地區的東夷（今山東南部、安徽東部、江蘇一帶）。傳說其獲取了吉祥物九尾狐。夏朝的版圖在杼的統治下擴張到了東海（今黃海）之濱。杼在位期間是夏朝最昌盛的時期。夏人對杼格外尊重，為杼舉行過“報祭”。《國語·魯語》說道“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認為杼全面地繼承了禹的事業。
杼之子槐在位時，東夷部落與華夏部落開始和平共處。其中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居于淮河、泗水流域的九個部落（即九夷）通常向夏后納貢祝賀。槐逝后，其子芒繼位。芒逝后，其子泄繼位。這期間東夷部落與華夏部落逐漸同化。泄在位期間東夷部落已基本同化，於是他開始向西方發展。同時，他開始對順從夏室的方國部落封土封號。這便是數世紀后諸侯制的起始。泄逝后，其子不降繼位。他曾多次率兵征討西方的九苑。
文件:Xiajie.png|thumb|手持戟、把女仆當椅凳坐的桀（山東嘉祥武梁祠拓片，東漢刻）
不降年邁時，內禪於其弟扃。扃逝，其子廑繼位。廑繼位后不久便病死，其堂兄不降之子孔甲繼位。他改變夏禮中祭祀祖宗的傳統，開始祭祀天帝。《史記·夏本紀》記述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亂”。不少方國部落開始對夏室不滿，但華夏部落與東夷部落的關系仍然友好。夏后氏自孔甲開始日趨衰落。孔甲逝，其子皋繼位。皋逝，其子發繼位。這段期間，方國部落與夏室的關系惡化，氏族內部的糾紛也激烈化。從孔甲經皋與發，至履癸（別名夏桀）內亂不止。
發逝后，其子履癸繼。桀善武，《史記·律書》記載：桀“手搏豺狼，足追四馬”。桀在位期間，夏室與方國部落的關系已經破裂。給夏上貢的部落不斷減少。桀因此常常討伐不順從的部落。古文獻中說桀貪色，他在擊敗某個部落後會從部落中挑選出鍾愛的女子作為妃子。《國語·晉語》提到的有施氏，《竹書紀年》提到的岷山氏、末喜氏均遭此下場。其中末喜氏的妃子妺喜早已與伊尹結好，桀卻在洛把她奪走，伊尹憤怒中投奔商湯。桀的屢次征伐也惹怒了不少較有權威的部族。有緡氏因不服從桀而被滅。活動于今山東省西南部的子姓商部族正在這夏亂期間興旺了起來。桀又因商不服的借口討伐商首領湯并敗之。湯被囚禁于夏臺，隨后獲釋。除了夏室對外關系惡化外，文獻中還提到桀在廷內用人失當。
桀只顧享樂不顧民間疾苦。傳說夏民詛咒桀早日歸天，桀聽聞笑說自己是天上的太陽，太陽不死，他也死不了，夏民便指著太陽，責問太陽何時破滅，情願與之同歸于盡。大約在前17世紀末前16世紀初，商部族首領湯，利用夏民恨桀的心理，聯盟方國部落討伐桀。滅了親夏部族韋、顧、昆吾後與桀開戰。湯的勢力大，桀抵擋不過，且戰且逃，最終戰敗於有娀氏舊址。桀逃至鳴條，湯追之，展開了大戰。桀再次被擊敗，被湯放逐于歷山，與末喜氏同居，最后跑到了南巢之山，并死于該處。《淮南子·修務訓》所載稍有不同，說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在後世的傳說中，夏后桀被描寫成一代暴君，后人常將夏后桀與商紂王、周厲王和周幽王四個禍國殃民的暴君并稱，但在較早的文獻中關于桀的記載甚為簡略。《尚書·湯誓》記載商湯伐桀時舉說桀的罪狀只是“率遏眾力，率割夏邑”。鳴條之戰，夏室被推翻，在方國部落的支持下湯在亳稱“王”，建立商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朝代更替。中國的首個世襲制政權，夏朝，傳十四世、十七君，歷時四百七十一年，于前17世紀末、前16世紀初滅亡。
夏滅亡后，剩余勢力除了主要留居中原，還有兩支分別向南方、北方遷移。桀帶著不少夏部落的民眾從歷山南遷至南巢，這便是南支。”商湯王因帝寧之故都，封夏室的一支姒姓貴族于杞國，以奉祀宗廟祖先。《史記·陳杞世家》載夏裔在“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滅商為王之後，封大禹的後裔東樓公於杞地，延續杞國國祚，主管對禹的祭祀。春秋末期，孔子因為崇尚夏禮，還特意去杞國訪問考察。少康時受封在越國的一支，夏禹姒姓后代世代在浙江紹興會稽山禹陵村為禹守陵至今。
傳說向北一支進入蒙古草原，與當地諸部落融合，有人認為這便是后人所稱的匈奴。《史記·匈奴列傳》載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括地譜》更詳細地解道“其（指桀）子獯粥妻桀之妻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徒，中國謂之匈奴。
郭沫若、胡厚宣、程憬等認為甲骨文中的土方就是戰敗后的夏。根據卜辭記載，土方是位于殷西北方的一個強大方國，是武丁以及先前商王的長期征討的對象。武丁征服土方后，在其腹地“唐土”建設大型城邑“唐”，鎮壓控制土方人民，此后不再有土方叛變的記載。周初，成王封晉國始君唐叔虞于此。近年也有學者，包括李學勤和蔡哲茂等，認為甲骨文和先秦文獻中的“西邑”可能才是夏朝真正的國號。
文件:Xia dynasty.svg|thumb|left|alt=夏部落活動于豫中南、晉南河伊洛流域|夏族活動于豫中南、晉南河伊洛流域
夏朝是部落城邦聯盟到封建國家的過渡期，因此沒有明確的疆域，夏氏族與其他部落城邦的關係很多就像是宗主國與朝貢國一樣，但又有些方國是受夏室分封的，就如同諸侯國，故僅能以勢力範圍來表示其影響力。夏部落的十一支姒姓氏族與夏后氏中央王室在血緣上有宗法關系，政治上有分封關系，經濟上有貢賦關系，大致構成夏王朝的核心領土范圍。夏西起河南省西部、山西省南部，東至河南省、山東省和河北省三省交界處，南達湖北省北部，北及河北省南部。這個區域的地理中心是今偃師、登封、新密、禹州一帶。當時夏的勢力延伸到黃河南北，甚至長江流域。夏朝早期，夏部落主要在山西中南部的河內地區活動，沿汾水、河水向東南方向遷途，晚期至河南中部伊、洛河流域。《國語·周語上》謂，“昔伊洛竭而夏亡”，可見伊洛河水對夏晚期都畿的重要性。
禹貢九州圖（圖上方指向西方）（宋·《禹貢山川地理圖》）
九州地圖重製版
根據《尚書·禹貢》記載，夏朝的行政區劃採行九州制，大禹治水成功后，將中土分作冀、兗、青、徐、豫、揚、荊、梁、雍九州，又從九州攫取金屬石礦，鑄造九鼎作為國家權利的象征，因此“九州”成為中國國家的代名詞，而“定鼎”意指建立政權。《禹貢》九州的內部劃分可能如下：
:一、冀州，夾右碣石入於河，三面距河，是各州貢道必經之處。今山西、河北省境、遼寧西部。
:二、兗州，浮於濟、漯，達於河。今山東西部、河北東南角。
:三、青州，浮於汶，達於濟。今泰山以東之山東半島。
:四、徐州，浮於淮、泗，達於河。今淮河以北之江蘇、安徽以及山東南部。
:五、揚州，沿於江、海，達於淮、泗。今淮河以南之江蘇、安徽、浙江、江西。
:六、荊州，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今湖北、衡山以南地區以及江西西北端。
:七、豫州，浮於洛，達於河。今河南、湖北北部、陜西東南、山東西南角。
:八、梁州，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今四川以及陜西、甘肅南端。
:九、雍州，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今陜西、甘肅、寧夏、青海東北部。
近代有學者認為九州托名為大禹之為事，其實是戰國時人對天下區劃的臆測，夏代國家處于萌芽階段，政治輻射一般不出都邑腹地，京畿之外通過氏族制的封邦建國以及通婚結盟達成關系。因為領域狹小，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由單一的中央政權劃分政區。
但遂公盨的發現，令大禹治水的文字記載從春秋時期提早至西周時期，現代學者認為禹貢的底本可以上溯至舜禹時期。
遠古時期尚未有明確的都邑概念。社會處于半畜牧游獵、半農耕定居的階段，夏部族民隨同首領以及族中壯丁遷移。耗盡當地的資源后便遷移他地，不常駐一處。夏后的居地稱作“大邑”或“夏邑”，這是國家首都的原始概念。文獻記載夏族首領先后定居大夏、夏墟、高密、陽城、陽翟、晉陽、平陽、冀、安邑、夏邑、斟鄩、帝丘、綸、原、老丘、西河、河南等十七處。這些都邑的具體地望均已然無從考證，其中可能有一些為同一城邑之別名。
夏部落首領居地變遷
相傳今山西運城夏縣
相傳今河南洛陽嵩縣
相傳今河南洛陽新安縣境內
相傳今河南登封告成鎮
相傳今河南禹州
相傳今山西太原晉源鎮
相傳今山西臨汾西南
相傳今山西運城夏縣東北
一說今河南洛陽老城區東18公里二里頭遺址，一說今河南鞏義西南29公里芝田鎮稍柴村
相傳今河南濮陽西南
一說今山東省濰坊市壽光市東北四十里斟灌店
一說今河南滑縣
相傳今河南洛陽南
相傳今河南商丘虞城縣西
相傳今河南商丘夏邑縣
一說今河南濟源西北2公里廟街原城
杼、槐、芒、泄、不降、扃、廑
相傳今河南開封市開封縣杜良鄉國都里村
廑、孔甲、皋、發
一說今河南安陽東南
一說今河南洛陽老城區東18公里二里頭遺址
方國是由原始氏族部落轉化形成的小型國家。這些邦國位于王畿之外，不受夏后直接管轄。一些方國只是大的部族，另有一些較大的方國已經建立了國家組織，規模甚至大于夏后氏。有窮氏代政期間，少康曾投奔有仍、有虞氏，在那里承當牧正和庖正。
有仍氏又名有任氏，風姓，居于山東濟寧微山湖畔，是太昊、少昊的后裔。有仍與夏后來往密切，之間有通婚現象。相妻緡來自有仍。相被寒浞殺害時，緡已方妊，她避居故鄉，在有仍生下少康。少康復興后，封有仍族人于任國。
有虞氏乃虞幕、帝舜之后，活動于豫西北、晉南古汾水流域。舜老時，認為己兒商均不賢不肖，所以禪位于禹。禹仿效堯傳舜時舜先讓位于堯子丹朱的做法，讓位于商均，然民眾紛紛擁護禹而不理睬商均，于是禹繼承了帝位，將商均分封于河南虞城附近。四世后，夏室中衰，年輕的少康逃到有虞避難，得到了首領虞思的大力協助，這才使夏王室終得扭轉局勢，有虞氏直接關系到了夏后氏的存亡。
一說偃姓乃皋陶后裔。禹老時，薦皋陶為繼承人，然皋陶先禹而死，禹又薦伯益。禹死后，伯益效仿常規，先讓位給禹子啟，不料啟深得民心，得到了民眾的擁護，伯益失權。益不善罷甘休，于是與啟作戰，結果戰敗被殺。皋陶之后被封于東南六、英、許三地。
有扈氏為夏之同姓部落。啟奪益位，有扈不服，以“堯舜舉賢，禹獨與之”為名反對啟的統治，結果在甘大戰中失敗，其部眾被罰貶為牧奴，世代從事畜牧。
胤子伯靡原為臣服夏后的部落首領，太康失國時又歸附后羿，寒浞殺羿后逃奔有鬲氏。靡聞知少康準備復興夏室，組織有鬲、二斟兵民與少康會師。
斟灌、斟鄩氏統稱“二斟”，與夏后同為姒姓，是夏代早期重要的親夏氏族。二氏族在夏后氏的東南遷徙過程中與之融合，夏代晚期斟鄩之地更成為夏后的都邑，偃師二里頭遺址可能就是斟鄩。無王時期，寒浞命子澆率兵滅二斟，同時殺死躲避斟鄩的夏后相。其剩余勢力又在數年后加入少康和伯靡的聯軍，復興夏室。
有緡氏為少昊另支后裔，是夏晚期東方的強大方國。夏桀在有仍召開盟會，有緡首領因不滿桀的統治，憤慨歸國，桀遂滅之。
有莘氏，帝嚳高辛氏之后裔，啟時的支子封國。夏商之際，在伊尹的幫助下，有莘氏與商湯在北亳結盟，湯還從有莘氏娶妃。
《山海經》之海外四經記錄了夏后氏周邊的許多方國“國”名，可能純屬神話亦可能是遠古部落名稱的訛化。
“苗”與“蠻”在上古漢語中同音同意，三苗與后世的南蠻應是同源。《戰國策·魏策》記載了三苗的地望，東面洞庭，西面彭蠡，北起文山，南接衡山。堯舜時期，洪水泛濫，三苗趁機在東南作亂，曾與驩兜、共工和治水失敗的鯀被四岳合稱為天下“四罪”，必懲之方才咸服民眾。舜派禹降服苗民，未得結果。舜晚年又親自南征，途中在蒼梧之野病逝。禹繼續征苗事業，作誓師詞《禹誓》，與苗軍展開了一場歷時七十天的大戰，克服苗師，平定三苗。從此三苗衰微不振，退出了歷史的舞臺。
文件:后羿射日.png|thumb|left|alt=善射的后羿（漢刻）|善射的后羿（東漢刻）
文件:King Tang of Shang.jpg|thumb|alt=商湯像（宋·馬麟繪）|商湯像（南宋·馬麟繪）
夷人位居中原之東，故稱東夷，以擅長弓矢著名。東夷部族起初分布在河北保定易縣至燕山南麓一帶，在夏商時期分作四部，一支留居冀中，北支環繞渤海灣遷至遼東、朝鮮半島，南支經山東南下到江淮地區，另有西支遍及華北平原西部山西、河南二省，最遠達陜西，這一支在夏朝早期與夏后氏構成矛盾，曾在太康至杼的期間對夏后氏政權構成不小的威脅。有窮氏為東夷少昊后裔，興于窮桑，其后北遷至渤海之濱鬲，在那里逐漸壯大。五帝時期曾加入有虞氏的部落聯盟，協同舜帝驅逐大風、十日、九嬰、猰貐、鑿齒、封豨、修蛇等逆盟部落，威望一度振興。夏初，有窮氏西遷于鉏，逼近夏后氏的心臟區域。太康時，夏室中衰，有窮氏首領羿借機西進。南渡黃河，滅結封豨、夔、洛伯、河伯四個夏后屬國，占據嵩山北麓、河伯故地窮石。遂后奪取夏都斟鄩，淫放太康于豫東，另立其弟中康。中康陟，子相立，羿遂代之，如此奪取了政權。八年后，羿被義子寒浞殺害。寒浞烹羿之肉強迫羿子吞食，羿子不肯便被寒浞殺害。寒浞又娶羿妻純狐氏，生豷、澆二子。寒浞殘暴昏庸，夏后少康聯合有鬲氏降臣靡、有虞、有仍、斟灌、斟鄩等親夏氏族一舉滅掉了豷、澆和寒浞。有窮氏族人自此離開河洛地區，向西南遷徙。東夷族的東南支分為九族，統稱“九夷”。《竹書紀年》記載，相時，“-{于}-夷來賓”，而少康復國時，只有方夷歸附，其余八支繼續與夏部族抗爭。少康子杼在位期間，大力改善軍事裝備，作甲作矛，屢敗夷人，把夏后的勢力擴張到東海之濱。至杼子槐時，九夷紛紛歸附夏后，往后夷夏彼此和睦。夏朝末年，夏桀曾派九夷之師伐商，迫使成湯入朝。
商部落子姓，始祖契為有娀氏簡狄所生。契為禹同期人物，居于黃河下游，曾協助大禹治水。經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五位先公，商部落從冀東發展到豫北。冥任夏后水官，在治水過程中死去。冥子王亥在位時，商部落經濟達到新的高峰，《卜辭》記載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達五十頭牛。為解決牲口過剩、不易畜養的問題，王亥將一部分牛羊托寄于河伯氏和有易氏。有易氏首領綿臣卻得寸進尺，強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絕，綿臣便將其殺害，奪走牛羊。后來王亥之弟王恆從綿臣手中奪回了牛羊。王恒之子上甲微又聯合河伯氏討伐有易氏，殺死綿臣。商部落在有易氏沒落的同時強大了起來。主壬、主癸時期，商部落勢力不斷上升，他們拉攏黃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中原夏后氏地區。天乙湯繼位后，網羅人才，在伊尹、仲虺、女鳩、女房的協同下，始征葛，又先后消滅韋、顧、昆吾等親夏氏族，削弱夏后勢力，“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湯趁夏地發生旱災，起兵西進，在鳴條與夏后桀展開激戰，桀抵擋不過，經歷山逃至南巢。湯在西亳稱王，夏朝覆滅，商朝成立。
夏時期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一些代表性的國家機構與制度。夏朝的國家機構直接來源于部落聯盟機構，其特征為：
* 國家直接管轄的范圍僅限于本氏族內部。超出夏后氏本部落之外，其他部落首領在自己的領地上，享有較為獨立的管理權和統治權；對于夏后，他們則以臣服和納貢的方式，表示其相互關系。
* 在政權形式及管理制度方面，具有專制、民主二重性，表明了國家制度開始由氏族民主政體向君主政體過渡。
當時存在著以夏王朝夏后氏為核心的方國部落聯盟，這些方國部落都是在夏后氏的氏族封建制度下形成，而后與夏后保持一定關系并得到夏后的保護。《詩經》在講述湯與桀的戰爭時道，“韋、顧既伐，昆吾、夏桀”，說夏后的封國豕韋氏和顧氏協同昆吾氏、夏后氏參與戰爭。而東夷族有窮氏的后羿能夠“因夏民以代夏政”，亦可見有窮氏與夏后氏親近的關系。文獻記載中將太康失國與少康復國的原因歸結于太康、相、寒浞三君常日在外巡獵，不恤民事，然而夏朝前期農業尚不發達，原始社會的捕獵任務全由部落內部的強丁壯男承擔，君主在外打獵應屬正常的生產活動，不會是喪權失國的主要原因。夏朝初期存在著夏部落與非夏部落犬牙交錯的雜居景象，族群之間的斗爭連綿不斷。夏部落最大的威脅來自東方的夷部落，如此二個大部落展開了百余年激烈的夷夏之爭，在杼、槐之際才拉下帷幕。太康失國至少康復國整整四十年的“無王”時期證明東夷族此時勢力的強盛，也反映夏后政權的基礎并不扎實。身為東夷部落的羿，能夠獲得夏民的同意，通過驅趕太康的形式，奪得夏后權位，這其中仍存有“衰德而代之”的原始社會的民主禪讓特征。
太康失國后，少康曾一度投奔舜之后裔，有虞氏。有虞氏首領虞思秉著思夏之德，額外照顧年輕的少康，賜予二女、田一成、眾一旅，并將綸邑轉交給少康治理，這使得少康在困難關頭得一立足之地。然而有虞氏與夏后氏并無直接血緣關系，只是少康的五世祖禹曾被虞舜推薦為部落聯盟共主，而后禹又破禪讓禮傳位于子。五世后的有虞氏首領似乎并沒有顧及往過，轉而大力支持夏后氏的傳子制，這表明夏后氏的臣屬部落開始認可夏部落的“家天下”統治，認為夏后氏的統治才是正統的。
夏后政權建立的國家是個原始的雛形國家，因其生產力低下、政治機構不完善、交通系統落后，所以夏后的勢力局限于百十里內的王畿地區。夏畿以外的地區只能通過結盟和好的方式維持影響。這種局勢是夏、商、西周，上古三代共有的國家特征。
《禮記·祭義》言，“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反映夏人對官位的重視，也從側面說明夏代的職官已有明顯的高低等級區別。后期文獻中也提供了夏時已設大小官職的線索。《尚書·甘誓》的“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和《墨子·明鬼》的“左右六人”中指的六事之人、六卿、六人，可能是類似周時的六卿，夏后左右掌管國家事務的六位大官。《禮記·明堂位》提到的“夏后氏官百”則是六事之人的下屬官員。官百之“百”指數多，并非整數，但關于百官職位的記載寥寥無幾。夏時官職多稱“正”，有掌管畜牧牲畜的牧正，掌管烹飪廚事的庖正，和專司造車的車正。“正”官下面還存在稱作“工”的小吏。《夏書》載，“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夏后向四處巡征詩歌和意見的官員稱作“遒人”。《夏書》又載，“辰不集于房，瞀奏鼓，嗇夫馳，庶人走。”，講述發生日食的時候，有“瞀”官擊打大鼓以示于眾，官吏和庶民各自奔走相告。“遒人”、“瞀”、“嗇夫”應該都屬于“工”級的小吏。夏后可能還有專司占卜卜筮的“官占”。《墨子·耕柱》記載夏后啟鑄造陶鼎于昆吾時曾通過他的卜官，翁難乙，求問天神。九州的五服貢賦是夏后氏的主要經濟來源，“夏后氏官百”中當有諸多官員專司賦役征收事務。《尚書·夏書》中有關于設官分職過程的概述，載道“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文件:五服圖.png|thumb|250px|alt=五服示意圖（清·《欽定書經圖說》）|五服示意圖（清·《欽定書經圖說》）
夏代的氏族封建制度在經濟方面亦有體現。《尚書》載“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臺德先，不距朕行”，說四海之內的氏族部落都歸附夏后，金水木火土谷六種物質皆受到治理，明晰各處田地的優劣，將其分入三等以決定賦納數量，使得賦納得其正而不偏頗，賜土、賜姓，根據方國部落與夏后氏關系之密切疏遠定出封建的先后次序。《禹貢》一篇又列出九州賦納物品的具體情況，將物品數量分作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等。又根據與夏后氏都邑地理距離的遠近分作甸、侯、綏、要、荒“五服”。
* 甸服：距離夏都城五百里以內的方國部落是夏都城的主要糧食供應區。百里之內者賦納帶秸稈的谷物；再往外百里者賦納禾穗；三百里外者賦納帶稃的谷物；四百里外者賦納粗米；五百里外者賦納精米。
* 侯服：距離夏都城五百至一千里間的方國部落是夏后氏的氏族諸侯部落的封地。先小后大，五百里至六百里為采地（即卿大夫的封地）；六、七百里為男爵小國；八至千里地為侯伯大國。
* 綏服：距離夏都城一千至一千五百里為夏后勢力所及的邊緣區域。其三百里內的可推行掌管文化教育，二百里外的推行發揮武威衛戍。
* 要服：距離夏都城一千五百至二千里為夏后氏必須通過結盟交涉的方法而施加影響的區域。三百里內通過同盟和平相處，二百里外為夏民的流放地。
* 荒服：距離夏都城二千至二千五百里處為其他部落的疆域，與夏后氏只有間接的溝通。三百里內的是各少數部族，二百里外是流放地。
九等和五服的描述是周人對夏朝賦納經濟的看法，非必夏代實況。如鐵、鏤不大可能是夏代所見物品，夏時期的諸侯爵位也無法考證。但是其中反映的一些看法，如夏后根據道途遠近及各地生產情況來繳納不同的產物，應當為夏代實況。
論述夏朝的賦納制度，《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意在夏人的“貢”、殷人的“助”和周人的“徹”制度實際都是在繳納民戶年產總和的十分之一，而且夏商周三代的田賦制度一脈相承，顧炎武更據此認為“古來田賦之制，實始于禹”。周朝的什一法是將一家民戶在數年之間的收成總和平均后取出一個中庸常數作為繳納數量，以夏朝的生產力和政權輻射力看，還沒有能力履行這種實物地租制度。孟子記載的“貢”字，意味著民眾與貴族間沒有太大的強制成分，而且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愿性。這種民眾自主性質的賦貢制度符合夏時期落后的生產力與夏后氏尚不完備的政權機構的情景，也接近于原始氏族部落的民主經濟秩序。夏朝末期，夏后氏與方國部落的關系惡化，夏后桀四處討伐，他提升田賦數額以充軍費，從而加重人民負擔，激化不滿情緒，使之最終離棄夏后投奔商湯。征夏之際，湯曾誓言于眾，“‘夏罪其如-{臺}-？’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指訴桀的主要罪狀。桀在什一“貢”賦之外征役民兵，而后民眾不滿便采取不合作的態度。轉看殷商的“助”法制度，平民百姓在農業生產義務外另有以兵役為主的徭役責任，其結果是助法體系下的商族的可動員兵力大于夏后兵力。
古文獻記載夏時期已具備較完善的刑法制度。《尚書·呂刑》中說道“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便是指周穆王將夏朝的《贖刑》作為制定周國刑法制度——《呂刑》的重要參考。而文中提到的《贖刑》很可能與《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的《禹刑》實為一物。然《贖刑》、《禹刑》是否為夏之刑法，具體內容如何，今已無可考。《左傳》中引述《夏書》中關于夏時刑法載“昏、墨、賊，殺”，指觸犯昏、墨、賊這三種罪過的人要判死刑。晉國叔向稱這種刑法為“皋陶之刑”。雖然死刑觀念應在新石器時代早已產生，但禹的理官皋陶可能是第一個將死刑法律化的人物。夏后槐的“圜土”、商湯被夏桀囚禁的“夏臺”便是夏時的監獄，為中國史書記錄最早的監獄。圜土是一種原始的監獄，在地下刨挖圓形的土牢，在地上搭架籬笆圈圍土牢。《大禹謨》謂“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評價夏后立刑法是對民眾進行治理的一種手段。
夏朝軍事制度的具體情況因史料匱乏， 難以考證，只得從戰爭史中窺視夏朝的軍事制度。《甘誓》啟與有扈氏的戰爭的敘述中提到夏后召令六卿，六卿是六路軍隊之將領的統稱，六卿各領一軍，夏后擁有最高軍權，指揮六卿，可見夏時已有軍權集中的制度。《甘誓》記載了夏后啟在準備討伐有扈氏時發布的動員令，此乃中國歷史最早的軍法記載。是篇謂，“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反映啟時的軍法還是相當嚴厲的。 《司馬法·天子之義》載，“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似乎說明夏后的軍隊在戰場上有旗手使用黑旗指揮， 其兵卒以日月章符彼此識別。
結合文獻記載與考古發現可知夏代有車兵和步兵兩個兵種，當時還沒有騎兵。夏時已有木制的馬戰車，車上的兵士分為左、右、御，御者駕馭戰車、指揮作戰，左右二排兵士守護御者。但就遠古的生產力而言，馬車的制造極為有限，只可供夏后或上級將領指揮使用，車兵也不會是戰場上的主力。步兵是夏代軍隊的主要組成部分。當時兵農合一，沒有將軍隊職業化，和平時期從事正常的農業、畜牧活動，在戰爭時期變成軍事力量。遠古兵器出自生產勞動工具，多數器件具有戰爭和勞動的雙重用途。根據二里頭文化遺址的考古發掘，夏代兵器以木、石、骨制兵器為大宗，另在三期以后發現少許青銅兵器。木制兵器以殳、棒、弓為主，因木胎易腐，殘存器件較少。石制兵器種類很多，以石斧、石鉞、石戈、石球、石制箭鏃、石制矛頭為代表。骨蚌多用于箭鏃制作，以及用于增強木殳、木棒殺傷力的輔助物。三期以后出現青銅兵器，但一直處于少數，可能供應夏后、將領以及社會上層人士佩戴。此外還有青銅和玉石制作的禮儀兵器作為貴族的隨葬品。
夏朝的人口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由于年代久遠，只得通過數學推擬進行研究。劉昭曾為《后漢書·郡國志一》補注，引用皇甫謐之《帝王世紀》道，“及禹平水土，還為九州，……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實際是皇甫謐根據秦漢西晉的人口逆推計算得出的數字。現代學者宋鎮豪根據少康割據綸邑時“有眾一旅”以及杜預注解“五百人為旅”的記載進行推算，認為五百人只是可出動的兵數，加入老弱婦孺則綸邑應有人口1500至2500人，權當是一個夏代中小型城邑的人口數目。然而“眾一旅”未必是一個明確的數量單位，更可能理解為“一群人”的意思，這只能說明少康時期已經有了一定人口數量的概念。但由于沒有傳世于今的文獻記載，即便夏時存在過人口調查的制度，目前也還無法討論。人口統計只有在具體空間范圍的限制下才有意義，而目前尚無法對夏朝的具體勢力范圍作出精確的復原，所以還不好探討逆推得出的數目與全部人口數目的關系。《尚書大傳·虞傳》講述舜時，“古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三朋而為里，五里而為邑，十邑而為都，十都而為師，州十有二師焉”，漢鄭玄注，“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王育民據此按每家五口人計算虞夏之際有43.2萬戶、216萬人。最后還有利用二里頭文化遺址考古調查進行的推算。宋鎮豪統計高于五千居民的城邑有三座，四至五千人口的有一座，三千人口的有四座，一、二千的有九座，五百到九百的有九座，三百以下的有五座。二十七座樣本城邑平均人口1000至1800人，如此估計總人口在240至270萬之間。
夏朝處于氏族部落過渡到君主國家的萌芽期，古代禮學家劃定夏朝為“大同”時期的終結、“小康”時期的開端。《禮記·禮運》一篇全面地描述了從禹開始的小康社會面貌，大同時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關于小康時期是篇謂，“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講述禹啟之際“公天下”變作“家天下”，不傳賢而傳于子。遠古的這次嬗變是中國社會政治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其主要成因在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社會的物質生產形式的飛速發展。在多余物品產量增長的同時，氏族貴族的權利一同升漲，伴隨著的是氏族內部矛盾的激化與少數上層貴族對物質財富的壟斷。這種情況下，氏族部落內的原始民主禪讓制度無法適應新的社會形勢，而被君主世襲制取代。世襲制導致氏族、胞族內部的權力爭奪競爭，遂而出現軍事事務。這種情況應早在舜禹時期便已構成問題，所以禹才會破例禪位于子。或說禹先讓給年邁的皋陶，又讓于不得民心的益，對于這種作為戰國時人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其實令啟自取之。”
《禮記·檀弓下》謂，“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又謂，“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夏之前的舜時期實行禪位制度，君主以德相讓，進而重視人的德性。夏亡后的殷商時期生產力大為提高，剩余產品普及民戶，人民開始重視對財富的積累。夏時期處于原始氏族社會與世襲封建社會的過渡期，社會上下形成等級觀念，人的價值逐漸以他在社會的等級高低定位，而這個社會級別又以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方式世襲相傳。一個人在社會中得到的禮節待遇，根據的是他的社會等級，而不是他的德性情操。夏朝處于新石器時代的后期與青銅時代的過渡階段，社會生活在生產技術的提高與中央集權的落實的同時有了質的變化。
在夏代，農業文明有較大的發展。《論語·泰伯》載禹“盡力乎溝洫”，變水災為水利，服務農耕。其實水利技術的應用是黃河流域人民在勞動實踐過程中慢慢積累開發出來的，并非大禹一人所為。傳說禹的大臣儀狄開始釀造酒，夏后少康又發明了秫酒的釀造方法。新石器時代后期中原文化中的龍山文化就有了釀酒的習慣，到了生產力更強的夏代，釀好酒、飲好酒變成了一種權力和財力的象征。古文獻中記載到的“杜康造酒”、“儀狄作酒”、“太康造秫酒”、“少康作秫酒”等傳說都可以佐證酒在這個時期的重要性。夏商西周時期的酒均為度數不高的糧食酒，并不濃烈。《禮記·玉藻》中記載古人飲酒飲三爵后依然肅靜腦明。為了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探索出農事季節的規律，現代仍舊流行的有時稱為夏歷的農曆可能是在夏代編成的。畜牧業有一定發展，還有一些專門從事畜牧業的氏族部落。如有扈氏在甘戰敗后，被貶為牧奴從事畜牧工作。三代庶民的主食是由各類谷物做成的粥飯。將黍、粟、稷、稻煮成稀粥、濃粥食用，社會上層則多食干飯，偶食青菜。只有在舉行大型的祭祀活動時才宰牲，禮肉置于鼎內在地下儲藏。在多處二里頭文化遺址都有發現黍殼、稻殼的遺存。
《考工記》記載，“夏后氏上匠”，表明夏后重視手工生產業。夏朝一代成功地將中原文明從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時代。細石器、骨角器、蚌器等新石器時代的器物逐漸被陶器、漆器、玉器、綠松石器、紅銅器和青銅器取代。
相傳堯舜時期已經使用漆器，夏禹時作為祭器使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遠古時期木、漆器具被人民廣泛利用，但木制品容易腐朽，不易保存，現代發掘出的器件較少。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幾件漆器的木胎都已腐去，但仍可辨出器形。從器形研究，有漆筒、漆鼓、漆缽、漆豆、平底漆盒、漆制棺材等多種。夏代玉器制造已有相當的水平，《左傳》記載周初分封魯國公伯禽時，賜予傳世寶玉，“夏后氏之璜”。二里頭遺址出土玉器有玉戈、玉刀、玉圭、玉琮、玉板、玉鉞等多種。這些玉器用于禮儀形式的裝飾物品，并非實用工具。二里頭文化第三期的出土文物中有中國最早的青銅兵器，與“禹穴之時，以銅為兵”的記載一致。銅器種類繁多，有戈、刀、錛、鑿、錐、魚鉤等多種青銅工具和武器。此外還發現如木炭、紅銅渣、陶范片、坩堝片等青銅制造的痕跡。
夏代新石器時期，紡織業有了進步，出現了原始的織布機，紡織原料在社會下層多為葛、麻，社會上層多用毛、革，當時已經有了染衣的習慣。雖然至今尚未發現二里頭文化使用絲綢的考古證據，但在更早的龍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相關的考古發現，再結合《夏小正》的記載，“三月，……攝桑。桑攝而記之，急桑也。……妾、子始蠶。”，夏人使用過絲織品也在情理之中。
File:CMOC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exhibit - pottery gu.jpg|黑陶酒觚（1960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
File:CMOC Treasures of Ancient China exhibit - bronze jue.jpg|青銅酒爵（1984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
File:18th cent BC wine vessel.jpg|青銅管流爵
File:Xia Dynasty jade knife 2.jpg|七孔玉刀（1975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
File:Xia Dynasty pottery tripod gui.jpg|紅陶空足鬹（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
File:Longshan eggshell thin cup.jpg|黑陶蛋殼高柄杯（1976年山東諸城呈子遺址出土）
File:Xia Dynasty pottery toad.jpg|灰陶蟾蜍塑（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
File:綠松石鑲嵌青銅獸面牌飾.png|兩件綠松石鑲嵌青銅獸面牌飾（1981、84年河南偃師二里頭出土）
《鹽鐵論》記載，“夏后以玄貝”，說明漢人認為夏朝使用貝幣。世界諸多遠古文化都以天然貝蚌作為貨幣使用，其前提是必須具備足夠的數量并且有長期供應海貝的渠道，然而夏后氏是河流文明，它的勢力范圍局限于黃河中下游，直至中晚期才擴張到黃海之濱，之前又長期與東方夷族敵對，不大可能存儲太多的貝蚌。夏代的商業交易更可能是通過谷粟糧食以及牛羊牲畜等生存的必需品來完成的。在二里頭遺址發現天然海貝、蚌貝，以及骨貝、石貝、銅貝等人造貝，可能充當貨幣使用。
大禹在治水過程中，導山疏河，對開發古代水陸道路交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史記·夏本紀》載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大禹治水時，通行非常不便，大禹利用車、船、橇、檋等交通工具跨越山川泥沙。他率領群眾修筑連通九州的陸路，助進了貢納制度的實施，也方便了各地的經濟往來。夏后的交通區域東西至少五、六百里，南北至少三、四百里。《國語·周語》記載，“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提醒在農歷九月雨季過后，整修道路，在十月干旱的冬季，架建橋梁。
偃師二里頭遺址規模之大是遠古黃河流域前所未見的，也是同期考古文化中沒有的。它坐落于廣大的二里頭文化區域的地理中心，可以視為夏代的一座都邑或大型城市。已確認有一、二號兩座宮殿，另在二號宮殿北墻還有第四期增修的一處同等大小的六號基址。此二處宮殿建筑群體現出中軸線的布局。一號宮殿略呈正方形，缺東北一角，東西總寬96.2米、南北總長107米，占地總面積9585平方米。主殿堂位于夯土臺基北部，坐北朝南，面闊8間、進深3間。四周由墻壁相圍，內有廊廡行道，東墻有一側房。中軸線正南面有敞開的大門，分為三個門道，北部、東部各有一側門。二號宮殿東西寬58米，南北長72.8米，有四面圍墻和東、南、西三面回廊。主體殿堂夯土臺基有3米厚度。一、二號宮殿都擁有陶制的排水管道，而二號的設施保存的相對完整。管道由多節圓形陶管連接構成。每節直徑在16.5至22厘米間，長52至58厘米，壁厚約2厘米，置于預先挖好的約一米深的地下土溝槽內，以防止滲水。厚達5至7厘米的石板架于溝槽、陶管之上，以防止行人壓裂陶管。管道呈西高東低的趨勢，通過落差將宮殿庭院內的雨水排出到院外。宮殿區以外有縱橫交錯的土路、作坊以及夯土城墻。
夏代，社會上下開始形成階級，藝術品亦隨之分化。廣眾的下層人民使用的器物造型實用，紋飾簡單，向樸素的審美方向發展。而上層貴族王親垂青的禮器向著紋飾復雜、造型萬變的方向演變。下層器皿紋飾以簡單的幾何圖紋居多，或有牲畜紋、魚紋等一些與農業生產相關的題材。上層禮器紋飾多見繁雜的云雷紋、眼紋、蛇紋、獸面紋等，題材多與鬼神相關。河南龍山晚期文化與二里頭早期文化的陶器制造有相當高的藝術價值。一種黑陶杯具胎片薄如蛋殼，稱作“蛋殼杯”，其灰黑的光澤遠看仿佛金屬制成。器表還刻有花紋鏤孔。二里頭出土的二、三期陶器表面多施有藍紋、繩紋或方格紋等飾紋，又偶見指甲紋、劃紋、羽毛紋、圓圈紋、鏤刻等幾何圖案。三代只有實用器物的裝飾藝術，而缺乏從純藝術動機出發的“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品。
文件:Erlitou stone qing.jpg|thumb|alt=山西夏縣東下馮二里頭文化遺址發掘的造型接近商周時期青銅禮磬的石磬|在山西夏縣東下馮二里頭文化遺址發掘的造型接近商周時期青銅禮磬的石磬
中國早在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初期就有樂器出現。有關音樂在中國的起始，文獻記載眾說紛紜。《呂氏春秋·古樂篇》和《尚書·益稷》記載帝嚳、帝舜時期便已經有多種樂器，其中一些樂器的名稱古書語焉不詳。《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髙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傳說夏后啟乘龍做客天宮，從天帝那里偷取《九歌》、《九招》、《九辨》自己享用，于是人間有了歌樂。《呂氏春秋·音初》記載大禹在東南巡視時遇到涂山氏之女，涂山氏作“候人兮猗”歌一首，這是文獻記載中國最早的情歌，一說是漢代的南音之始。《周禮·大司樂》記載夏人為歌頌大禹治水的功勞，表演《大夏》，泛作祭祀山川的樂舞，直到戰國時期還被魯國當作宮廷舞樂演出。《禮記·祭統》記載“八佾以舞夏”，八人為一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組成的縱橫相等的表演方隊，按照周代的禮法只有周天子才可以用如此大型的方隊，可見《大夏》等級之高。夏時期的樂器以骨、木、石、革、陶制作，種類包括搖響器、響球、笛、哨、鼓、磬、鐘、鈴、塤、號角等。相對周邊的考古文化，二里頭文化出土的樂器頗為匱乏。1960年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第三期層出土一件灰陶塤，空心，橄欖形，頂部有一小吹口，腰中部一側有直徑0.4厘米的音孔，據測試可發出音分為40和47的a?、c二音。又發現長55.5厘米、高28.5厘米、厚4.8厘米的石磬，其造型已接近商周時期的青銅禮磬。
夏代人民主要以口耳相傳的口頭文學形式進行文學創作。歌謠題材多與勞動生活密切相關，而神話則用來解釋自然界的一些深奧事物。然而這些口頭文學沒有傳流于世，在考古領域發現與夏同時期的文字材料之前，是無法更深入地研究夏代文學的。這可以稱作是中國文學藝術前的藝術期。周人崇尚夏朝文化，在方方面面仿效夏人作為。語言方面，周人認為夏朝的通用語言是“夏言”。上古“夏”、“雅”相通，“夏言”又稱作“雅言”，是周朝社會上層人士交流使用的語言，周代的《詩經》便是以雅言寫作。
冶鑄銅業是夏朝新興的重要手工業。二里頭一、二期文物中出現玉製禮器，說明其已經有相當文化水平。此外制陶業在夏代可能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極為重要的行業。至于青銅器，中國已經發現了二里頭文化的銅刀。如果二里頭文化被認為是夏朝時期的文化，那么這件青銅器就是夏朝時期的。夏朝人使用的工具被認為是以石器為主。《周書》記載夏桀時，昆吾氏將泥壞燒作瓦片，說明夏朝晚期的建筑已經開始使用瓦片。
先秦文獻中有關于夏官奚仲造車的記載，薛國遠祖奚仲被夏后任命為車正，監管造車事務。《史記·夏本紀》又記載大禹治水時“陸行乘車，水行乘船”說明車早在大禹時期就出現了。《左傳》記載“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說夏后把車作為賞功酬勞之物發配給下官。此外，《世本》有記載“亥作服牛，相土作乘馬”，并有殷墟卜辭佐證，證明同時期的商部族亦有馬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