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1990年開始，在朝鮮人民軍指揮高層中出現了許多戲劇性的轉變，眾多過去的將領皆退役並改由新世代來接替，成為今日朝鮮人民軍的指揮及控制層級的一員。在這其中，大部分的細節和變化並未由官方正式公布，令外人難以知曉。較為人知的將領變化則多為自然會發生的結果，也就是因老化導致領導的年老將領相繼逝世，這包括有最高領導人金日成（1994年7月8日）、人民武裝力量部（現為國防省）部長吳振宇（1995年2月25日）和人民武裝力量部（現為國防省）部長崔光（1997年2月21日）等將領。
絕大多數的權力變化皆因金日成兒子金正日確保權力和地位而實施。在1990年5月23日第6屆最高人民會議第18次會議中，國防委員會（現為國務委員會）確定其為獨立委員會，並提升其地位到與中央人民委員會對等的位階。自此國防委員會不再像過去由中央人民委員會管轄，同時金正日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的高職。1991年12月24日，金正日被任命為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1992年4月20日，他被授予了元帥軍銜；一年後，他已經成為了國防委員會委員長。
1991年12月到1995年12月這段期間，朝鮮人民軍有近800位高級官員的職務向上晉升。而在金正日成為元帥後的三天內，有8位大將晉升到次帥這一軍階。1997年4月金日成的85週年紀念生日當日，金正日又提拔127名一般職務人員往上晉升。 之後的四個月內，他又陸陸續續讓另外22位將軍在朝鮮勞動黨中任職在各部門具高影響力的職位上。這些晉升的行動持續多年，主要配合著金日成的生日慶祝以及每年四月的朝鮮人民軍週年慶典中進行。
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是朝鮮勞動黨的最高軍事機關，根據《朝鮮勞動黨章程》的規定統帥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所有武裝力量。 在功能和特點上，都近似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同時，朝鮮國務委員會的委員也有兼任該委員會成員者。
最早，由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金日成當選了第一任的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隨著他的逝世，其長子金正日接任黨總書記時兼任軍委委員長職務。金正恩曾經被任命為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確認為金正日的接班人，金正恩掌權以後中央軍委的權力大幅擴張，甚至成為勞動黨的權力核心。目前該委員會委員長由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兼任，他在父親金正日逝世後接任。
朝鮮國務委員會（前稱國防委員會）在1998年修訂的憲法中，指定其為「軍事機關管理以及軍事問題指揮的最高機關」，並於1998年9月第10屆朝鮮最高人民會議第1次全體會議任命相關人士。但他同時也是實際上的中央最高權力機構，除了負責國防外，它也對經濟、政治、黨務等工作也有很大控制權。2009年4月時，第12屆最高人民會議第1次全體會議決定將國防委員會成員定為13人。2010年5月，金一哲因高齡為理由被解任；2010年6月，張成澤晉陞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2010年11月，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祿逝世。至此國防委員會總計11人，包括有委員長1人、副委員長4人，以及其他委員共6人。
在朝鮮第12屆最高人民會議第1次全體會議中，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正日連任當選國防委員會委員長；而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張成澤、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李用茂、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金永春以及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吳克烈等4人，則擔任副委員長一職。
2016年6月，國防委員會被國務委員會取代，新機構不再只集中在軍事管理工作上。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防省（前稱人民武力省）是朝鮮人民軍的主要實質領導機關，原來屬於國務委員會下轄部門之一，相當於其他國家的國防部。在名義上，國防省同時領導著人民軍總參謀部、人民軍總政治局、人民軍後方總局、人民軍偵察總局、保衛司令部和護衛司令部；但在實際上，這些部門則屬於人民軍最高司令部管轄。
2014年6月，朝鮮人民武力部（現為國防省）部長由玄永哲大將擔任。第一副部長則由徐洪燦上將擔任，其他副部長分別有尹東鉉上將、姜杓英上將以及金佑鎬上將等。
File:110429-A-LX984-072.jpg|非軍事區的衛兵
File:North Korea - Army and women soldiers (5015260495).jpg|女兵隊
File:Laika ac Rimyongsu Waterfalls (7998495537).jpg|參觀革命教育基地的活動
File:North Korea - Samjiyon (5015270137).jpg|朝鮮民防兵
Panmunjom DPRK (14650109149).jpg|一名大尉
File:North Korean soldiers are marching.JPEG|南北韓非軍事區的守軍隊伍正於位在板門店的共同警戒處巡邏。
File:North Korean soldier Demilitarized Zone of Korea 2005.jpg|一名朝鮮士兵正於南北韓非軍事區共同警備處的道路旁站崗，攝於2005年。
朝鮮人民軍陸軍的地面部隊是目前朝鮮軍隊中最大的組成要員，甚至朝鮮人民軍的軍旗便是直接沿用其陸軍軍旗。截至2001年為止，朝鮮人民軍陸軍預計有約1,003,000成員規模，可編成20個軍團、176個師和旅。陸軍軍隊有近70%的現役部隊以及全國大多數的火砲和裝甲戰鬥車輛 ，進駐邊境附近與韓國對峙著。除了正規軍外，朝鮮人民軍陸軍也有一個規模超過90,000人的特種部隊。 直到1986年以前，大多數的來源都聲稱朝鮮僅擁有兩個裝甲師。
但到了近代，透過戰鬥序列的改組裝甲軍團和裝甲旅開始加倍增加。到了1980年代中期，大多數的大口徑自行火砲合併至第一砲兵團裡。 與此同時，重組後的部隊重新部署向前移動，越趨接近兩韓的非軍事區域。這導致擔任前鋒的隊伍在其業務管轄區域遭到壓縮，不過其內部組織仍與過去保持相同。不同於1980年以前，新組建的機械化部隊紛紛往前部屬，使得裝甲和砲兵部隊能迅速組成第一梯隊，從後方直接為一般常規部隊提供強大的掩護火力。
截至1992年為止，陸軍軍隊由19個兵團組成，另外還有兩個獨立的特種作戰部隊，這些武裝力量在九個軍區（或地區）下被指揮管制著。
朝鮮人民軍的陸軍軍官和士兵是最常見到其身穿橄欖綠或棕褐色的制服。然而，在一些描繪朝鮮軍隊的宣傳畫面或在正式場合，則會統一穿著一種從中山裝延伸出的軍服，男性士兵會穿著褲子而女性士兵則會穿上裙子。在春季和夏季時頭上會戴有制式帽子，而在冬天則會套上蘇聯毛帽。而在極少的照片上，有些朝鮮軍官會穿著一種變種迷彩的軍服出現。
朝鮮羅津級導彈巡防艦。舷號531，系1973年建造。建造期間曾經得到上海江南造船廠技術援助，性能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期建造的江湖級相當。
21號魚雷艇於於位在平壤的祖國解放戰爭勝利博物館展出。
朝鮮人民軍海軍是一個重視沿岸火力的的海軍部隊，其主要任務範圍僅朝韓禁區周圍50公里左右。在朝鮮，朝鮮人民軍海軍在兵役以及資源上是最後分配到的，同時它的大部分設備也早已經過時了。儘管朝鮮海軍的裝備落後，但在朝韓禁區周圍50公里這種有限的範圍內也足以應付其他船隻，這意味著即使在和平時期他們也不可能任由其他船隻前往靠近朝鮮海岸。
成立於1946年6月5日的朝鮮人民軍海軍，在1960年時其海軍實力在約為40,000至60,000兵員左右；截至2008年為止，朝鮮人民軍海軍則約有46,000多人的規模，以及708艘的各式船隻，其中這些船隻大多是負責登陸作業以及滲透作戰時使用。 這些船隻包括有3艘巡防艦和70艘潛艇，潛艇方面分別有約20艘的R級潛艇（1,800噸）、40艘的鯊魚級潛艇（300噸）、10艘如鮭魚級潛艇（130噸）的小型潛艇。 除了船艦外，北韓海軍的海防單位還擁有大量老式火砲以及反艦飛彈 。
朝鮮人民軍海軍又可分成兩支艦隊 ─ 東海艦隊（主要於日本海執勤）和西海艦隊（主要於黃海執勤），但兩艦隊並不能在與大韓民國作戰時相互掩護支援。除了在沿海港口的作戰基地外，在平壤還有訓練、造船維修單位以及海軍司令部。 朝鮮人民軍大部分是將海軍艦艇分配於東海艦隊上，以應付那裡可能爆發的外來衝突，而兩支艦隊並不曾有過聯合行動，也沒有相互調動船隻支援的狀況發生過。
朝鮮人民軍航空與反航空軍其主要任務是保衛朝鮮領空，擁有朝鮮人民軍主要的防空火力以及有限的攻擊能力。 截至2007年時，朝鮮人民軍空軍擁有約110,000人員，這包括機組人員、維修後勤人員以及管理指揮人員，為朝鮮人民軍第二大的兵種。 它並擁有1,600到1,700架地各式飛行器，這些主要由過去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供。朝鮮人民軍空軍還架設一個非常龐大的防空雷達網，以及許多的高射炮及導彈基地。
朝鮮人民軍空軍士兵選擇的標準遠遠高於陸軍或者是海軍，這些標準往往要求甚高，如高於全國平均的教育水平、飛行技術熟練、政治服從上可靠以及思想信念上並無反抗意識。然而儘管朝鮮人民軍空軍具有比海軍和陸軍更高的優先選擇權，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說是備受關照，但實際狀況為北韓空軍仍缺乏足夠的現代化裝備，大多數的飛機和面對空飛彈皆已過時。這主要是因為飛機飛行的配件缺乏、動力和燃料供應商缺乏，加上專業知識和設備的不足以及不斷的投奔狀況。同時，朝鮮空軍部隊的飛行員進行飛行訓練時間極少（有些朝鮮人民軍空軍的飛行員只有7個小時的飛行時間，相比之下北約成員國受訓生至少需要進行150小時的飛行訓練，才能正式成為新手飛行員，中國飛行員更要進行180小時的飛行訓練，才能單獨飛行，更不用說同樣都要進行超過200小時飛行訓練的美國、俄羅斯飛行員。），這些問題引起了許多老練朝鮮飛行員對新人的不信任感。
朝鮮人民軍空軍分為六個航空兵師，其中有四個負責防空任務，另外兩個則提供空中運輸：
* 第一、第二和第三航空兵師負責駕駛作戰飛機，分別保衛著朝鮮人民共和國的東北北側、東側和南部地區。
* 第五和第六航空兵師負責駕駛運輸飛機執行任務。
* 第八屆飛機空運部操作培訓，並負責保衛東北東側的領空。
除此之外，在朝鮮國內的航空公司高麗航空亦由朝鮮人民軍空軍下轄的民航局管制，必要時亦能投入戰場進行空中管制。 目前朝鮮人民軍空軍部署於共89個小型基地，其中包括有18條機場跑道和20個直升機停機坪。大多數的空軍基地許多處為巨大的地下結構，能直接承受敵方的攻擊；一些主要的空軍基地甚至有地下飛機跑道，戰鬥機從中可以直接起跑準備起飛。
File:Il-10 damaged Kimpo Korea 1950.jpeg|朝鮮空軍的Il-10攻擊機停放於受損的大韓民國金浦國際機場機庫內，攝於1950年9月21日。
File:DPRK MiG-29.jpg|朝鮮空軍MiG-29，2003年由美國P-3獵戶座攝得。
File:Mig17-north korea.jpg|一架被捕獲的朝鮮米格-17戰機。
File:AIR KORYO FLIGHT JS5105 P-912 IL76 LOADMASTER POSITION FROM PYONGYANG SUNAN TO HAMHUNG SONDOK AIRFIELD DPR KOREA OCT 2012 (8855101730).jpg|朝鮮空軍機組人員
朝鮮已宣布擁有彈道導彈潛艇、洲際彈道導彈、氫彈三大戰略武器。
由於朝鮮人民軍在過去朝鮮戰爭中，受到美國大規模轟炸的影響，朝鮮人民軍空軍其主要的目的便直接定義為捍衛朝鮮的領空。同時，大規模的加入各式戰鬥機、地對空飛彈和高射炮也反映了這一點。然而，由於朝鮮所擁有的來自蘇聯和中國的飛機存貨，大多快速老化接近退休年限，或者是多已是過時的飛機設計。因此，朝鮮空軍對其主要目標可能已經發生變化，在過去幾年逐漸傾向為地面部隊提供火力支援，並試圖製造大規模空襲來威脅位在韓國的人口中心與軍事目標。
這樣一來，朝鮮可能試圖透過其空軍武力，作為一種威懾來維持與韓國的軍事平等；就像朝鮮本身的彈道導彈一般的嚇阻攻能，而不是試圖保持在飛機纏鬥時那些許的優勢。隨著朝鮮空軍將120架過時的戰鬥機、轟炸機和運輸機調至非軍事區附近，這也似乎證實了這種假設。朝鮮空軍同時擁有種類廣泛的各式戰鬥機和攻擊機。朝鮮是少數仍在採用過時的米格-17戰鬥機和米格-19戰鬥機的國家，而在軍隊現代化的需求，但在朝鮮對其進行現代化的改良後，這些戰鬥機與米格-23戰鬥機有相似的纏鬥能力，甚至和米格-29戰鬥機也不會相差很遠。目前朝鮮人民軍空軍最多數量的戰鬥機為米格-21戰鬥機，儘管這款飛機仍有些過時，但如果該機並無保養不當且由經驗豐富的飛行員駕駛時，在空中與對敵人戰機空戰時仍有一定的勝率。美國分析業界GlobalSecurity.org對朝鮮空軍評估後報告說：「朝鮮人民空軍有能力捍衛朝鮮邊際的領空，以及對大韓民國進行有限的空中作戰能力。」
然而朝鮮土地上仍設有多種防空措施，從近程的便攜式防空系統和機槍，到遠距離的S-200飛彈地對空導彈系統以及大口徑地高射火砲，朝鮮擁有世界上最密集的防空網。此外，有很多的地面攻擊機被保存在戒備森嚴的機庫，其中一些甚至有能力承受核子武器於附近爆炸。為了因應韓國與美國的威脅，朝鮮空軍也試圖研發雷達吸波塗料來隱藏各重大設施。
朝鮮各式彈道導彈的估計攻擊範圍。（2013年）
朝鮮人民軍戰略軍即是指朝鮮人民軍所管轄的戰略導彈部隊，配備有各式由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自行設計的遠程洲際彈道導彈，同時也控制核武器和常規戰略導彈。 其中由朝鮮自行研發的飛彈主要是由飛毛腿飛彈所延伸發展而成，同時具有不同的攻擊射程範圍、有效載荷和準確性。其中有些飛彈如飛毛腿國產化的火星5號和火星6號便是可移動導彈，而如同大浦洞1號飛彈則是需固定發射臺才能發射。
朝鮮目前正在開發一種新的火星14彈道飛彈，其射程甚至最遠可能達到9,000公里，這已經與波音的LGM-30義勇兵洲際導彈相當。
儘管確切的各式導彈數量部署仍未被世人知悉，但人們普遍接受朝鮮炮兵指導局擁有大約600枚的火星6（飛毛腿C）和320枚的蘆洞-1，以及其他各型短程導彈。目前朝鮮最重要軍事發射基地為是位於東部海岸舞水端里的花坮郡洲際導彈發射場，同時全國各地也都有小型導彈發射基地的存在。朝鮮研制的一次性運載火箭，銀河2號于2009年4月5日首次發射，銀河3號于2012年4月13日首次發射均告失敗。直到2012年12月12日銀河3號二次發射才成功，該次發射突破了韓國和日本的導彈監控網，日本曾揚言發射就擊落，然而最後還是射入軌道，證明朝鮮也有兩彈一星能力。
2017年7月4日火星14彈道導彈的試射，發射地於平安北道龜城市郊外的發射場，金正恩表示這是送給美國國慶禮物，最終高度2,802公里、水平距離933公里，飛行長達39分鐘，各種國際分析計算按照動能與位能換算公式，若以攻擊角度發射可達到6,700公里甚至8,200公里以上，已經跨入洲際導彈領域可以打到夏威夷和阿拉斯加等美國邊緣領土。
澳大利亞新聞網認為金正恩可能已完成心願，發展出該國第一枚洲際導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北韓問題研究網站「北緯38度」上工程專家席林(John Schilling)專文發表分析，認為火星14的設計已經可運作，只要再優化程序軟件和校正工程參數，射程將達到9,700公里，而且能搭載一枚500公斤的彈頭打到加州聖地亞哥市。
:金日成在1992年4月晩年時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元帥的稱號。
:金正日在2012年2月15日死後被追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元帥稱號。
:金日成——1953年2月7日至1992年4月的軍銜
:金正日——1992年4月20日至2012年2月14日的軍銜。
:金正恩——2012年7月17日授共和國元帥軍銜。
:現有玄哲海在世元帥。
:現有黃炳瑞、崔龍海、金正閣、李用茂4名在世次帥。
中等兵（一等兵）
下等兵（二等兵）
位在平壤人民軍工農赤衞軍士兵。
記者會上的朝鮮人民軍解說員
工農赤衛軍是朝鮮最大的民防力量，總計有約350萬人被列為其中一員。而工農赤衛軍是由46歲以上的工人、農民、轉業軍人、國家干部中優秀男女青壯年組成（女性17—30歲），以單位和行政區編組和配備武裝，按規定時間進行軍事訓練。這些民兵擁有如同一般步兵的槍械武器，甚至擁有少量迫擊砲和高射砲這種火炮武器，不過也有些單位並沒有得到任何武裝。這種民兵制度早在1959年便已經成立，且由國防委員會教育處與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所指揮掌控，不過在朝鮮勞動黨內也設有民防部來督促這些組織，而工農赤衛軍的使命是：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崗位上，加速經濟建設，保衛革命成果，保衛大后方。
青年赤衛軍皆是由人民軍青年軍團中學的學生組成，他們的使命是：一手拿書，一手拿槍，他們每逢週六都會進行四小時的軍事訓練演習以及幹部培訓活動。他們要求在校內及校外接受軍事訓練，以隨時能在必要時投入戰場進行於後方的低危險任務任務是：在平時一手拿書，一手拿槍，學習科學知識和現代軍事技術，使自己成為文武兼備的革命保衛者；在戰時，肩負起保衛工廠、企業、電站、橋梁等重要設施和布防海岸線、加強空防、防奸防特等，目的在于使青年學生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進行軍事訓練，一旦需要，能擔負起保衛祖國的神圣任務，同時也為了提高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素質，為正規部隊培養可靠的后備力量。
朝鮮出售導彈和各式軍事裝備給全世界許多國家，藉此來賺取外匯。2009年4月，聯合國安理會發現命名為朝鮮礦業開發貿易總公司的企業，其實是暗地裡擔任朝鮮的主要武器交易商，並出口過大量的彈道導彈相關設備和其他常規武器。據聯合國的報告資料聲，朝鮮礦業開發貿易總公司稱總部位於平壤市中心，在北京和世界其它地方設有想購買朝鮮製武器的顧客推銷武器裝備的辦公室。該公司曾將彈道飛彈的零件構造賣給伊朗，並透過臺灣龍笙科技公司成功為朝鮮人民軍購入雜質過濾器及二手電腦等高戰略性的科技產品。其他還有像代表朝鮮政府參加了敘利亞大量生產反坦克飛彈的交易計畫，以及包括飛彈技術、火炮、炮艇等將近1億多美元的各式武器，出售給非洲、南美洲和中東各處賺取外匯。
現在的學界一致認為此類事件并非朝鮮人民軍高層批準，而基本都是由“有犯罪沖動的，不受控制的小單位或個人犯下的”。如歷史學家認為，朝軍中發生的這種事件是出于二戰期間在壓抑感很強的日軍中熏陶的結果。
* 漢城國立大學附屬醫院屠殺事件
1950年7月28日，金策、崔容坤等朝鮮人民軍高級總司令部司令下達文件，宣布殺害戰俘的行為被“嚴格禁止”。朝鮮人民軍第3師師長李勇浩指示將該命令傳達到該師的部隊時，命令被聯合國情報機構截獲并證實。303高地屠殺發生后，朝鮮人民軍總部于同年8月16日下達了內容類似，但更為嚴厲的命令，并且強調了對俘虜的“教育和治療”。
朝鮮軍隊在金正日逝世前夕陷入嚴重腐敗甚至近乎部分失控的局面，主因是部分基層部隊物資缺乏，以及先軍政治造成的軍隊權力膨脹。造成的后果便是軍官的腐敗和軍紀的松弛。2011年，朝鮮人民軍上將柳京便因犯受賄罪被逮捕處決。同時還發生了基層士兵搶劫居民甚至越境進入中國搶劫、軍隊與國外勾結走私販毒等案件。此外，指揮官擅離職守的事件也時有發生，有部隊領導曾擅離職守長達四個月不知去向。
針對上述問題，金正恩上臺后決定改善軍隊待遇及整肅軍隊作風。在肅清軍官中腐化變節者的同時，還下令部隊自行從事農耕、畜牧等生產活動，并加大部隊后勤方面的投入，以改善糧食供給。
雖然朝鮮人民軍一度與韓國國軍相比有令人驚訝的優勢，但在相對孤立的外交和經濟困境下自1980年代開始，韓國國軍憑藉著手中更好的裝備已經逆轉了朝鮮過去所擁有的優勢，並打破了朝鮮半島的軍事實力平衡。而朝鮮因為其在經濟上的困境，導致許多軍事設備無法按時汰換而大多都已結構老化嚴重，這也常被視為朝鮮的軍事能力一大缺陷之一。面對這一困境，朝鮮開始依賴不對稱戰爭和非正規武器，企圖以技術來對抗高科技的敵軍以實現雙方相互平等的姿態。據稱，朝鮮開發出了廣泛的各種技術來實現這一目標，如針對全球定位系統的干擾器、能掩蓋地面目標的隱形塗料、小型潛艇和，以及更多的化學和生物武器。此外，儘管在聯合國的激光致盲武器議定書上嚴加禁止，朝鮮人民軍還是研發出了類似的雷射殺傷武器。
盡管存在缺陷，朝鮮人民軍仍然被美國、韓國以及日本等鄰國視為一個重大的威脅，因為它仍然有能力摧毀包括首爾在內的韓國等周邊多數地區。此外，2010年後其核武計畫有顯著進展。在2015年朝鮮已經疑似列裝了發射小型彈道飛彈的新浦級潛艇，證明朝鮮或已具備水下核打擊能力；2017年，朝鮮更成功試射了火星14、火星15等洲際彈道導彈，其射程足以觸及甚至覆蓋美國本土。以往認為與朝鮮開戰只會是有限局部戰爭的思維已經被推翻。
*   KOREA, NORTH
*   Korean People's Army Equipment
*   North Korea Military Guide
*   ORDERS, DECORATIONS, AND MEDALS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 大韓民國國軍、聯合國軍、中國人民志愿軍、越南人民軍
* 武裝黨衛隊、伊斯蘭革命衛隊
梁啟超，署名作梁超，字卓如、宏猷、任甫，別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省新會縣潮居都茶坑鄉人，人稱梁新會，清朝末年、民國初年的政治人物與學者。
梁啟超在青年時期曾經與老師康有為合作進行戊戌變法，事敗後出逃日本，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后一度入袁世凱政府先后擔任司法總長、幣制局長等職務，之后對袁世凱稱帝不滿，與蔡鍔密謀發動護國運動倒袁。還有對張勳復辟等進行嚴詞抨擊，以及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擔任財政總長兼任鹽務總署督辦。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首。
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1月26日，梁啟超出生于廣東省新會縣茶坑鄉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祖父和父親雖都曾參與鄉政，但家庭貧困，甚至曾遺失梁氏的族譜。幼年時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熟讀《四書》《五經》，祖父梁維清經常給他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還讓他熟讀《史記》、《綱鑒易知錄》等。其父梁寶瑛考秀才屢試不第，將自己未能實現的愿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宏猷則好讀書，聰穎過人，被譽為“神童”，“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梁啟超九歲入讀新會城周醒吾塾館，師從秀才李兆鏡，很快達到童試的水平。
1882年（光緒八年初），梁啟超 9 歲時到新會縣衙參加縣試，在考場中第一個交卷，主考官彭君榖知縣取試卷一看，拍案叫好，經過復試、面試之后，傳他到縣衙單獨接見，更為其打開麒麟門進入縣衙。梁啟超對知縣提出的問題均對答如流，顯得才華出眾，因此取為第一名。縣試之后四個月，梁啟超到省城參加府試，輕而易舉得到第一名，成為案首。光緒十年（1884年10月），到省城參加院試，又中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成為秀才。
1885年（光緒十一年），12歲的梁啟超補博士弟子後，先在廣州呂拔湖大館求學，翌年到佛山陳梅坪那裏學習訓詁學。從此，對訓詁學極為酷愛，逐漸對八股文產生厭棄。
1887年（光緒十三年），14歲的梁啟超到廣州入讀當時廣東最高的學府學海堂，家境清貧、刻苦攻讀的梁啟超“季課大考，四季皆第一”，因而獲得獎學金。獎學金除用作日常花費外，剩余的錢用于購買各種書籍。在學海堂學習期間曾從學石星巢，他還結識了麥孟華、曾剛甫等人，互相切磋學問。同時又到菊坡精舍、粵秀書院、粵華書院旁聽學習，廣納眾家之所學。
1889年8月（光緒十五年七月），16歲的梁啟超與姑表兄譚鑣在廣州參加鄉試，正考官為內閣學士李端棻，副主考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試後，梁啟超、譚鑣分別中第八、第九名舉人。李端棻非常欣賞梁的才華、見識及膽略。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難得，想將梁招贅入婿，未及開口，李端棻請王仁堪作媒，想將其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并派人到新會將梁寶瑛接來廣州，梁寶瑛爽快答應這門親事。
中舉后，梁啟超回到新會東甲鄉祖祠拜謝祖先，慶祝一番。爾后，即到廣州學海堂刻苦攻讀，準備入京會試。
少年時期梁啟超 1893年
1890年（光緒十六年春），由李端棻資助旅費，父親陪同下入京，住宣武門外永光寺西街新會會館，參加考試。因朝中守舊勢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
梁啟超回粵路經上海，購得《瀛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八月，繼續在學海堂研讀，希望得到名師指點，好友麥孟華得知此事后，介紹梁找陳千秋。梁從陳口中得知康有為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要求陳盡快引薦。見面后，康向梁痛陳朝廷腐敗及向西方救國救民之理。梁聽后深感自己知識淺薄，即拜康先生為師。
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梁啟超、陳千秋的邀請下，康有為創設萬木草堂，梁、陳二人充任學長，成為學生首領。與此同時，又與韓云臺在廣州衞邊街設立學館，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更與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及鎮海樓的學生廣為聯系，結交朋友數百人。萬木草堂培養的學生，日后成為維新變法的骨干。
光緒十七年九月，梁啟超收到李端棻的來信，催其速入京完婚。但因家境清貧，無錢娶親，父親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贅的方法，由女家張羅費用，免除男方的負擔。梁乘船北上入京，婚禮由李端棻主辦，他特意邀請當朝有維新思想的達官貴人，包括有戶部尚書翁同龢、散館授編修徐致靖、翰林院編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楊深秀等人。婚后，梁日夜準備課業，力爭金榜題名。翌年春，梁第二次參加會試，因在策論中痛陳時弊，大談變法，令守舊派官員無法接受。因此，未予錄取。當年夏天，梁啟超夫婦回到了新會。光緒十九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長女令嫻，取學名思順，紀念母親生于順天府。
梁啟超將妻女安頓于家鄉后，隨即帶著胞弟梁啟勳到廣州入讀萬木草堂，并協助康有為著書立說，作改革之理論準備。此時，梁更專心研讀江南製造局所譯之西書，并學習英國人傅蘭雅編輯的《格致彙編》期刊，努力思索救國良策，醞釀改革方法。光緒十八年(1892年)除夕，梁致函張之洞之幕僚汪康年，信中指出中國應以大興鐵路為主，建議張之洞修筑南北干線，允許私人修筑支線接入，形成強大鐵路網，大清可轉弱為強。這是梁啟超提出的首個改革方案。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壽辰，特設會試恩科。新年過后，梁啟超攜妻女北上，與康有為會合。二月十二日乘火車抵京，將妻女送往李府，自己則住粉房琉璃街新會邑館。梁在北京廣交朋友，與夏曾佑、曾廣鈞、盛伯熙、張謇等京官互相聯絡，大力向翁同龢、李鴻章等高官宣傳康有為著作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令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颶風，對知識分子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頑固守舊派官員彈劾康有為。梁得知此事，四處奔走，為其說情。由于梁啟超與朋友多方活動，懲辦康有為的氣氛稍趨緩和。甲午戰爭爆發后，十月初六，梁啟超護送妻女離開北京，走難到妻子家鄉貴州。一切安排妥當后，去桂林與康有為見面，師生兩人相約再度入京參加乙未科會試。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二（1895年3月8日），梁啟超與康有為乘船離開廣州北上。三月廿一抵京，得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赴日簽訂《馬關條約》。在北京應試的公車孝廉舉人群情激憤。梁奉康之命，相繼聯合各省孝廉數百人分批發起上書，企圖阻止簽訂和約。上書后朝廷不答復，舉人們更加義憤填膺，兵部尚書孫毓汶更派人到各省會館造謠恐嚇舉人，阻止上書。于是康有為連夜起草、由梁啟超修改的《上今上皇帝書》萬言書，于四月初八在松筠庵聚集近一千三百名舉人，包括徐世昌、袁世凱等官員，紛紛在萬言書簽名。四月初十，以康、梁率領數百名舉人，依漢代孝廉慣例，乘著公家車輛，首尾相連五里，開往都察院上書。朝廷恐防人心洶涌澎湃，局勢有變，提前于四月初八批準和約，都察院以皇帝蓋璽批準和約為由，拒絕接受上書。上書過后，康、梁即參加會試，結果，康因“帶頭鬧事”從第八名降為二甲四十八名。梁啟超寫的文章文筆優美，議論酣暢，副主考李文田過目后大加贊賞，決定錄取。但主考徐桐以廣東舉人考卷中“有才氣者必為康祖詒”為由，故意棄而不取。雖然朝廷拒絕上書，但此事已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康梁二人亦開始成為全國性知名的政治領袖人物。公車上書亦被認為是中國群眾性政治運動的開端。
*以上為通常說法，史稱“公車上書”。這件事，大多是根據康有為所著的《公車上書記》一文為本，未經質證。但是，姜鳴、茅海建根據第一手檔案材料，論證這件事其實相當可疑。姜鳴認為，所謂康有為發起的“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并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茅海建的觀點是：“公車上書”是有兩個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簽名的舉人多達1555人次，且上書已達御前；另一個是由康有為組織的18行省舉人聯名上書，那是一次流產的政治事件。學術界為此展開了廣泛而激烈的討論，并且對“公車上書”進行了進一步的審視和研究。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啟超根據康有為辦報館，開學會的構想在北京宣武門外后孫公園創辦《萬國公報》，制造輿論宣傳維新，報名與上海廣學會所編的《萬國公報》相同，以便推廣。當時廣學會總干事英國人李提摩太亦參與其中，主張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書，受李之影響頗大。開報兩個月后，發行量增三倍，影響巨大。後根據李建議，為與《萬國公報》區別，改名為《中外紀聞》，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啟超、汪大燮為主筆。該刊以編譯外電西報和刊載上諭奏章為主要內容。同時梁啟超和康有為參與起草《強學會序》，初步打開士大夫閉塞的思想。維新派的活動後來引起保守派的恐懼，保守派官員徐桐、褚成博、楊崇伊等以「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於十二月初六嚴禁強學會議論時政，將之改為直隸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強學會等於被解散，《中外紀聞》被逼停刊。
“竹林七賢”圖  1896年9月25日（農歷8月19日），上海光繪樓攝。（後排左起）汪康年、孫寶瑄、宋恕、譚嗣同，（前排左起）梁啟超、胡庸、吳嘉瑞
強學會解散后，梁啟超得知汪康年在上海籌辦報館。不久，應汪與黃遵憲之邀攜胞弟到上海，籌辦《時務報》。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報紙創刊，梁啟超任總主編述，以宣傳“變法圖存”。同時在上海結識了馬相伯、馬建忠兄弟，與胞弟一起學習拉丁文。在馬相伯那里，又結識大批如徐建寅、盛宣懷、嚴復等社會名流。同時與譚嗣同、吳嘉瑞等人聯系密切。是年秋，梁啟超在上海定居后，接回妻女，十月回新會探親，又到澳門與康廣仁籌辦《知新報》。當時，出使外國的大臣伍廷芳曾奏請皇帝派梁啟超為參贊，梁答應后又堅辭不就，專任報事。十二月十六，梁被張之洞邀請到武昌，張更破例為其大開中門迎接，欲招其入幕，給銀一千二百兩，梁婉辭不就，決心通過報紙喚醒民眾。撰寫《變法通議》《西政叢書》等五十多篇文章在報上連續發表，均為當時聞所未聞的論斷，對當時社會影響極大。
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一（1897年10月6日），梁啟超發表《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以孔子的“三世說”、嚴復的進化論及歐美諸國歷史進程說明，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必經“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最終變為“君民共立”之世，為中國的君主立憲制，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爾后，又發表了《知恥學會敘》，深刻揭露官商士兵民等種種無恥的行為。張之洞讀后感到不滿，大罵梁啟超狂妄荒謬。即通過汪康年向梁施壓，抑制其言論，刪減其發表之文章。此后，黃遵憲與汪康年發生分歧，受到汪的排擠，被調職到湖南。黃認為梁是曠世奇才，邀請梁到長沙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啟超告別家人，與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來到長沙，制訂《時務學堂學約》，當時學生中有蔡鍔、李炳寰等人。梁每日講課四小時，夜則批改學生札記。當時，梁與譚嗣同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禁書數萬冊，加以案語，秘密散佈，傳播革命思想，令學生思想更趨激進，全湘嘩然。因此，梁遭到以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葉德輝、賓鳳陽等守舊派打擊，令梁大病幾死，回滬治病。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梁啟超乘招商局立邨輪返回上海。到滬后病情尚未痊愈，因康有為在北京辦保國會急需助手。二月，梁在康廣仁陪同下進京，協助康有為推動變法。三月廿二，保國會在北京成立，擬定《保國會章程》三十條，以「保國 」「保種 」「保教」為宗旨。保國，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即「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即「保聖教之不失」。保國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變法、外交、經濟等方面，希望能夠協助朝廷治理國家，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雛形。接著，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組織相繼在北京出現，入會者頗踴躍，變法的聲浪日益走向高潮。守舊派官員洪嘉與、潘慶瀾等相繼出面攻擊，指責其「攬權生事」、造成國家分裂、「形同叛逆」。此後，保國會不得不停止活動，名存實亡。
閏三月，梁啟超聯合舉人百馀人，連署上書《請變通科舉折》，請廢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總理衙門均不代奏。當時，在京舉人萬馀人，皆于八股性命相依，對梁此舉“嫉如不共戴天之仇”。四月初，梁啟超得知皇帝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欲大力推行新政，覺得中國有了希望，深感皇上圣明。隨即代徐致靖、楊深秀各起草一奏，“言當定國是，辨論守舊開新的宗旨，不可騎墻模棱”，請求皇帝正式實施新政。四月廿三(6月11日)，光緒頒佈《明定國是詔》，表明改革決心，變法自此開始。
光緒帝召見梁啟超 等
變法開始五天后，光緒召見康有為，即請梁啟超起草《請廢八股折》，廢八股改試策論，遭到守舊派官員剛毅及八股士子們反對，欲刺殺梁，梁“笑而不避”。五月十五（1898年7月3日），在翁同龢等人推薦下，光緒召見梁啟超。按當時成例，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見，梁以一介布衣覲見皇帝，為清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之事。召見時，因梁不會講北京話，皇帝亦聽不懂他的新會口音。滿腹經綸，如鯁在喉，情急之下將《變法通議》呈上，僅授賞六品(銜)頂戴，未得皇帝重用，敕其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在變法步驟策略上，康有為根據日本明治維新經驗以主張循序漸進方式進行。可是譚嗣同與梁啟超等人極力反對溫和主義，認為中國“積弊疲玩”，主張以雷霆萬鈞之手段打破局面。變法急於求成，缺乏必要的計畫與策略，造成一片混亂。
七月十三日，康有為奏請開制度局於宮中，準備取代總理衙門及軍機大臣的權力，朝野上下極為恐慌，誓死反對，紛紛要求慈禧重新訓政。十六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遊歷日本諸國，以考察各國情況。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光緒大怒，於十九日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六堂官革職，是清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之事，使慈禧認為處分過重，反對光緒的做法。翌日，光緒擢升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七月廿八，光緒擬開懋勤殿代替軍機處，準備召梁啟超、李端棻等人共議新政。當天，光緒赴頤和園請求慈禧批準，遭到扣押。翌日，密詔康有為速籌營救之策。八月初一，光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賞以郎候補，意圖拉攏。翌日，光緒又下密詔命康有為速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翌日清晨，康有為接到密詔後，召集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商討對策。譚嗣同提出以武裝奪權方法，請袁世凱舉兵勤王，誅殺榮祿，軟禁慈禧。梁啟超、康廣仁都認為袁世凱為人狡獪信不過。但康有為、譚嗣同覺得別無他法，惟有兵行險著。晚上，譚嗣同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可以起兵勤王，但袁不合作，後來到天津向榮祿告密。八月初四(1898年9月19日)晨，康、梁等人得知消息後，梁啟超欲請在京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出面拯救皇帝，但李到了北戴河避暑，找伊藤亦未成功。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盡快出走。八月初五(9月20日)凌晨，康有為急忙坐火車到天津。八月初六(9月21日)下午，梁啟超避入日本使館，(百日)維新變法宣告失敗。
梁啟超在日本時期 1903年
梁啟超進入日本使館後，向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請求保護，林權助將消息報告伊藤博文，當時日本正在華尋找親日勢力，伊藤考慮維新派親日的傾向，覺得梁啟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國最珍貴的靈魂”，決定讓梁逃亡日本。八月初十，林權助將梁化裝成獵人交給領事鄭永昌，到正陽門火車站登上往天津的火車，抵津後，梁啟超發現王修植在跟蹤，急忙跳入帆船，經白河逃到塘沽，駛往日本軍艦“大島號”。王修植乘坐汽艇追趕，王修植同情梁啟超，有意駛向日本商船，故意放走梁。翌日，王照亦被使館送來“大島號”，“大島號”在塘沽停泊十餘日後，直到奉命換防時才啟航。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梁啟超抵達日本，初居東京牛込區高橋琢也的房子。因景仰吉田松陰及高杉晉作，化名吉田晉。梁為安全起見，只與大隈重信內閣官員犬養毅、平山周等人會面，並要求日本政府設法營救光緒，歸政皇上。大隈見當時大局已定，不答應其要求。九月十一，康有為在宮崎寅藏的幫助下來到神戶。師生兩人重逢後，梁從康口中獲悉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國人保護，新會的家人亦受到知縣陳伯謙暗中保護。爾後梁寶瑛攜家眷避居澳門，妻女亦由麥孟華接至澳門。隨後孫中山、陳少白想與康、梁見面，但康有為稱不與革命黨往還，借故不見。不久，梁在宮崎介紹下，到早稻田大學與孫、陳會談。這是孫、梁初次相識，雙方各抒己見，討論合作事宜。十一月十一，梁啟超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及其弟馮紫珊資助下創辦《清議報》。創刊後，陸續刊載《少年中國說》《戊戌政變記》《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戊戌六君子傳》等文章，攻擊專制朝廷，宣傳反滿，號召愛國救亡，鼓吹民權自由等。《清議報》行銷海內外，梁啟超聲名大噪，聲望與日俱增。
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后，梁啟超與孫中山等過從甚密，商談合作排滿事宜，為適應聯合行動需要，梁啟超在鎌倉江之島金龜樓與梁啟田、羅孝高共十三人組成“梁黨”。又介紹章炳麟、唐才常等人與孫中山結識。又與麥孟華妹夫羅孝高前往神奈川縣箱根環翠樓，學習日文，在此閱讀大量日本書籍，認為中國青年樹立獨立、自由、自強的精神，必須從教育入手。因此疾呼“我國之人有志新學者，應努力學習日文”。光緒二十五年七月，梁啟超在橫濱華僑商人鄭應儒等人支持下，在東京創立大同高等學校，並自任校長。學生大多來自橫濱大同學校及上海南洋公學，講授社會契約論關於自由平等、天賦人權及英、法革命與日文等課，又創立橫濱同文學校，為中國培養人才。梁啟超與孫中山為了合作兩人多互通書信，如有對孫中山曰“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
至于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現寓狹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若枉駕，祈于下禮拜三日下午三點鐘到上野精養軒小酌敘譚為盼。”
是年秋，李蕙仙、梁令嫻在梁寶瑛護送下來到日本，化名蕙仙子、吉田靜子住在東京小石川久堅町安頓。并書信孫中山曰“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日八點始復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為罪。又承今日暢饌，本當趨陪，惟今日六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前已應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辭，望見諒為盼。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約楊衢云同談尤妙”。梁啟超在橫濱與孫中山達成協議后，又與13位師兄弟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勸康有為退休書。意為成立共和政體，推舉光緒皇帝為總統。康有為收到勸退書後怒不可遏，即派葉覺邁攜錢到日本，勒令梁趕往夏威夷辦理保皇會分會及籌集起兵勤王事宜，梁啟超仍無勇氣與老師決裂，只好聽其安排，借用朋友柏原文太郎的身份在伊藤博文的資助下，十一月十七離開日本。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九（1899年12月31日），梁啟超化名柏原文太郎（Kashiwabara Buntaro）乘“香港丸”抵達檀香山，隨即忙于創設保皇會分會與勤王事宜。又致孫中山長信，其中說：“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聞其六七，……弟之意常覺得通國辦事之人，只有咁多，必當合而不當分。既欲合，則必多舍其私見，同折衷于公義，商度于時勢，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古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弟以為宜稍變通矣。草創既定，舉皇上(光緒)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畫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故不惜更進一言，幸垂采之。弟現時別有所圖，若能成，則可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今日謀事必當養吾力量，使立于可勝之地，然后發手，斯能有功。不然，屢次鹵莽，旋起旋蹶，徒罄財力，徒傷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納鄙言，更遲半年之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為何如？”。主張革命共和，認為“中國只有經過法國式革命，建立共和政體，才能起其衰而達到自由民權之目的”。隨後到茂宜島拜訪孫眉，並居住一段時間，成為孫冒與孫科的啟蒙老師。為尋求三合會致公堂的支持，梁啟超申請加入該會，破格推薦為“白扇”---“軍師”(“孫中山為‘紅棍’”)在三合會建立威信，於是建立檀香山維新會，令不少興中會會員和三合會會員加入維新會，成為該地最大的政治社團。在檀香山，梁與英文翻譯何蕙珍（Fira Fiu Chin Ho）女士產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戀”。光緒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梁啟超準備前往美國考察共和政治，接到上海來電，於7月17日乘日本丸離檀先取道日本，再折返上海。
康有為提出舉兵勤王計畫得到梁啟超、孫中山合作與支持，康試圖通過此舉令光緒執政，但孫想建立共和。孫中山堅持推翻滿清，試圖說服李鴻章據兩廣宣佈獨立，進行和平改革。梁啟超為了調和康、孫二人矛盾，提出推舉光緒為共和國首任總統，以求兩全。光緒二十五年冬，梁啟超的學生唐才常、林錫圭等人由東京歸國舉事時，梁啟超在芝紅葉館設宴餞行，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也出席，“各舉杯慶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林于行前，親詣中山請益，中山為之介紹于漢口俄國某商行買辦興中會員容星橋。其后林在漢口“大得容助”。這種相互支持的情況，連清廷亦有所聞。楊崇伊在密上慈禧太后的奏折中稱：“康梁避跡，必依孫文，此人不除，中華無安枕之日”。翌年春，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會，接受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的指導，聯絡哥老會與農民入會。梁啟超將會黨口號“扶清滅洋”改為“救國自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籌劃中國議會在上海愚園成立，推選容閎出任議長。為執行合作勤王計畫，梁啟超自任總指揮，唐才常策劃自立軍定於七月十五（8月9日）起兵。七月廿六（8月20日），梁啟超由日本急往上海，得知仍未收到康有為的軍餉，推遲於七月廿九起兵，對康有為極為不滿。但秦力山、沈藎不知起兵日期推遲，仍於七月十五在安徽大通、湖北新堤起事，因此暴露秘密，張之洞於七月廿七（8月21日）破獲自立軍在漢口英租界的總部，逮捕唐才常等二十名重要首領，8月23日於武昌滋陽湖畔處決。起義完全失敗，梁啟超留上海十天，南下香港前往新加坡。梁認為康有為故意不發軍餉造成，因此去檳榔嶼找康對質，遭到康的駁斥，指責梁與孫中山合作是叛逆行為；在檀香山談情說愛，無心募款；擅作主張分散兵力，導致勤王事敗。康有為認為梁雖有叛逆行為，但是仍遵從師命，往後還有合作機會。於是，師生之間實行妥協。（《三十自述》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后就義。）
康有為設法讓澳洲雪梨保皇會邀請梁啟超前往澳洲，又派女婿羅昌作為梁的書記兼英文翻譯。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四（1900年10月7日），梁啟超與羅昌經新加坡繞道錫蘭前往澳洲。九月初三，梁啟超在費利曼圖登陸，然後自西向東橫跨澳洲大陸，先後訪問珀斯、阿德萊德、墨爾本、雪梨等二十餘個城市。在羅昌監視下，所到之處均為保皇會發表演說、募捐參觀，受到當地官員及華僑熱情款待，如同國賓，又拜訪澳洲總督等官員。為在華僑中進行愛國宣傳，編寫了二十萬字《中國近十年史論》，介紹國內情況。梁啟超在澳期間，保皇會組織有所擴大，但華僑因自立軍失敗對捐款不熱心，捐款甚少。為此，康有為懷疑梁中飽私囊，梁深感失望、委屈。翌年二月三十，梁啟超與羅昌乘船離開雪梨，前往日本。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梁啟超回日本，隨即要求湯覺頓到橫濱協助辦清議報，隨即發表《立憲法議》一文，主張君主立憲。於夏天開辦廣智書局，約請中國留學生翻譯大量西方文獻出版。九月在清議報恢復刊載《飲冰室自由書》。又發表《中國積弱溯源論》，反對奴性，號召人們不做世俗的奴隸。又發表《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鼓吹革命破壞，意圖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又針對康有為保教、尊孔、復辟的主張，雙方勢成水火，進行筆戰。慈禧痛恨清議報對其侮辱，於十一月十一買兇放火燒毀報館，清議報停刊。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1902年2月8日），梁啟超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將家庭從東京搬來橫濱。以“飲冰子”為筆名繼續發表《飲冰室自由書》。《新民叢報》最具代表性的系列文章是《新民說》，期望喚起中國人民的自覺，要從帝國時代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並講述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條件和準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起了啟蒙作用。《新民叢報》的讀者，無不關注梁啟超的宏文巨論，不僅促使當時中國人的覺醒，影響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而且對後來胡適、毛澤東、郭沫若等一大批知識份子與政治家頗有啟迪。是年冬，李蕙仙允許梁將丫鬟王來喜收房，并給王來喜改名王桂荃，因為梁啟超主張主張一夫一妻制，王桂荃終身只是沒有名分的通房丫鬟。光緒二十九年八月，梁啟超在東京創辦《新小說》月刊，發表《新中國未來記》，設想新中國國號是“大中華民主國”，開國年份為1912年，與後來的中華民國不謀而合。又發表《世界末日記》等小說，宣傳革命與反封建制度，大部分用白話文寫成，成為中國近代新體小說的開創者。隨後，梁啟超收到康有為、黃遵憲來信，大談革命共和在中國的不可行性，百思不得其解，認為要到美國考察共和政體，尋求更為確切的答案。
1902年10月，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說：“麥喀士(馬克思)，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又說：“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尼采)之個人主義。馬克思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優。”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廿三（1903年2月20日），梁啟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與鮑熾、黃慧之乘坐“皇后號”離開橫濱趕赴美洲。二月初六，抵達域多利，在此停留一月餘。三月廿六，在溫哥華乘火車向東，經渥太華、滿地可等地，四月十六抵達美國紐約，當地華人多停工停市相迎，以一睹梁啟超之風采。當時，美國社會黨向梁啟超建議，“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著手”。梁認為社會進步有等級，“極端之社會主義，在今日之中國不可行。”隨後，又到了波士頓發表演說，號召華僑爭取自由與統治者平等的權力。五月十六，梁來到華盛頓，與國務卿海約翰會面二小時。翌日，梁又到白宮拜訪羅斯福總統，雙方會談半小時，羅斯福向梁提出希望維新會成為“轉移中國之勢力”。梁深感此人侵略野心太大，無甚深談。隨後梁又前往伊尼諾伊州東北角小城西賢雪地 （City of Zion）拜訪蘇格蘭傳教士，杜威以軍樂隊迎接梁，又邀梁到教堂演講，經過會晤，梁深感杜威“野心勃勃，大有併吞宇內之概”。梁在拜訪美國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時，摩根向梁送贈一句名言：“凡事業之成就，全在未著手為開辦之前，一開辦而成敗之局已決定，不可復變矣。”使梁頗為敬佩。在美期間，梁啟超又遊歷費城、匹茲堡、圣路易、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等城市，沿途重點考察美國共和制度的起源和優劣等多方面。八月初五，梁抵達三藩市，在此考察約一個月。九月初十返溫哥華，兩日後起程返日本，九月廿三返回橫濱。
梁啟超回到日本後，隨即撰寫《新大陸遊記》，對比中美兩國歷史和國情，深感中國不適合美式共和制度，毅然放棄共和方案，期望中國像英國那樣通過君主立憲，逐步過渡民主憲政，相信將來中國必將實現民主共和制度。梁啟超十分鮮明主張君主立憲，遭到革命共和派的嚴厲指責、質問及唾罵，兩派的論爭由此開始。
光緒二十九年九、十月間，梁啟超連續發表《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說明自己放棄革命共和的原因。不僅又回到君主立憲的立場，而且成為君主立憲派的旗手，積極參加保皇會的活動。光緒三十年初，梁啟超再赴澳洲，隨即趕往香港參加康有為召開的保皇會，與各地的代表共商大事。三月，又奉康之命，秘密潛返上海，匿居虹口與羅孝高、狄楚卿籌辦以保皇為宗旨的《時報》。《時報》在內容和體例有所創新，以賞心悅目的文字，大膽報道國內外驚心動魄的事件，每天登載頗有趣味的新小說、新詩歌等等，引起胡適等知識分子的極大關注。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其機關報《民報》於十月三十創刊，由第一期起，連續發表文章，批駁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論，梁啟超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辯駁。這是中國由封建專制政體跨入近代民主政體的起步速度與道路之爭，關係著中國命運與前途。此后雙方的論戰日益激烈。在論戰中，梁啟超比較充分地說明了美式共和在中國行不通以及為何要以開明專制為過渡的道理，頗有說服力，使一部分革命共和派如徐佛蘇、蔣觀雲等人轉而擁護梁啟超的主張，並成為其得力助手。留日學生總代表楊度也從“迷信革命”轉而支持梁啟超。當時，受梁啟超影響的還有進士，舉人出身的留學生九十餘人，如直隸閻鳳閣、籍忠寅，江蘇雷奮，浙江陳時夏，福建劉崇佑，湖北湯化龍、張國溶，湖南羅傑，廣西唐尚光、甘德番等，他們以後都成為各省立憲派的首領，咨議局議長、副議長及骨幹分子。論戰中雙方都攻擊朝廷，使朝廷被迫向立憲派讓步，加快了預備立憲的步伐。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公元1905年），清廷特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尚其亨五位大臣分赴西洋各國考察，經考察後，仍然找不出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具體方案，於是端方特派熊希齡，自歐洲考察途中折返日本，秘密找到梁啟超、楊度二人，請他們代擬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報告，梁代其撰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等奏折，協助楊度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施憲政程序》兩文。並根據中國國情提出一個方案，實行兩院制；實行司法獨立；實行責任內閣制；實行地方自治；制定憲法。不久，慈禧連續召開會議，觀其奏折，加以討論。討論結果認為專制政體無法繼續，同意走日本的道路，於七月十三宣佈預備立憲。
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雖與梁啟超所設計的方案有較大差距，但畢竟已表明立憲，梁感到高興表示支持。九月二十，清廷宣布新官制，滿、漢官員在各部中的比例失去平衡，滿人大大增加，而且滿人掌握軍機處，外務部，度支部、陸軍部等重要部門、這種官制改革和人員的配備，使希望改革的漢族官僚和立憲派大為不滿，梁啟超及其在國內活動的得力助手徐佛蘇等人，深感失望。自此以后，梁啟超將重點放在通過徐佛蘇等人在國內聯絡同志，籌組政聞社，以推進立憲運動的開展。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一（1907年10月17日），梁在東京建立政聞社，其機關刊物《政論》在上海創刊，期望推動清廷實行君主立憲，速開國會，建設責任政府。梁啟超派社員歸國分赴各省，發動各界簽名，準備向朝廷請願，速頒憲法，召開國會。
光緒三十四年初，政聞社聯合江浙預備立憲公會、湖南預備立憲公會等立憲團體，共同成立了國會期成會。國會期成會成立後，各立憲團體分別派人到各省，發動請願簽名運動，很快形成全國性請願高潮。從二月起，先後有十多個省的請願代表到北京呈遞請願書，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到七月，請願速開國會之聲進一步高漲。為扼制請願運動，慈禧於七月十七發佈上諭，查封政聞社，各省請願代表不得不回去，請願運動暫時告一段落。請願雖被遏制，但群眾運動亦推動預備立憲的進行，迫使清廷於八月初一頒佈了梁啟超參與設計的《欽定憲法大綱》及九年的預備立憲方案。十月，光緒與慈禧相繼逝世。宣統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十二月十一，攝政王罷黜梁啟超的政敵袁世凱，梁即歌頌攝政王“舉止謙遜”，“深沉而有遠略”。又寫了萬言書《上攝政王書》，提出建議及有關施政方略，希望攝政王對其委以重任，回國報效，對中國前途必有好處。因此，潘若海、麥孟華等促請朝廷官員多方開放黨禁。但是，慶親王奕劻等人堅決反對赦用，載灃遂以梁啟超系得罪先朝之人、礙難赦用為由，拒不解除黨禁。從此，梁啟超對攝政王深為失望，進而痛恨奕劻，成為他日后反對皇族內閣的根源之—。此後，梁啟超決定韜光養晦，專心從事寫作，認為中國的治國秘方在財政，梁專攻法律與會計，因此寫了一系列如《財政原理》《論各國干涉中國財政之動機》《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發行公債整理官鈔推行國幣說帖》《論幣制頒行之遲速系國家之存亡》等關於財政經濟的論文。
宣統元年秋，各省咨議局相繼成立，立憲派力量迅速擴大並取得合法地位，江蘇咨議局開會期間，江浙立憲派首領張謇發起成立咨議局聯合會，并邀請各省咨議局選派代表齊集上海，共商促請朝廷速開國會之事。十一月初四，十六省代表齊集上海開會，會議決定組成請愿代表團去北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代表團組成的前后，在梁啟超指導下，徐佛蘇在上海積極活動，實際上成為梁啟超在國內的代言人，他與代表團成員聯系密叨，及時將梁啟超的意見，轉達給諸代表，受到代表們熱烈歡迎。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2月），梁啟超在經濟十分困難之下，創辦《國風報》於上海，以“滄江”為筆名，先後發表《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國家命運論》《咨議局權限職務十論》《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國會期限問題》等百餘篇文章，其中《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達十萬字，對國會的性質、組織及職權論述得十分清楚，為立憲運動提供了詳盡的藍本，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國會請愿運動的發展，成為立憲派最主要的輿論陣地。三月十一，梁啟超發表《論請愿國會當與請愿政府并行》，指出中國進入無政府狀態，除了要求召開國會外，還要—個有責任的政府，是梁第一次公開指出宣統皇帝、攝政王及軍機大臣不能代表政府，提出要有一個有責任內閣政府以推行憲政，又提出盡快籌組政黨，為速開國會作準備。五月，各省議員、社會團體接連上書，言辭開始激烈，面對此形勢，攝政王於五月廿一發佈上諭，指目前財政困難，地方遭災，匪徒滋擾，無條件提早召開國會，仍以九年為期，屆時一定召開國會，不準再請願。六月廿一，梁啟超發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駁斥攝政王的上諭，斷言“全國之兵變與全國之民變必起于此—二年之間，中國而欲有國會者，惟開設於宣統四、五年以前，方可救國；今日政府專制制度不迅速改變，不及三年，國必人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召開國會，為將來歷史必無之事”。請愿代表得知第二次請愿再遭拒絕后，立即決定擴大請愿規模．北京請愿同志會要求各省、廳、州、縣成立分會，準備號召官農工商各界人士兩千五百萬人簽名上書。為配合行動，梁啟超發表《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促成第二次請願成功。九月初一，資政院召開第一次會議，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半，但議員對議會職能和運作卻非常生疏，面對這種情況，梁啟超為宣傳憲政知識，撰寫《資政院章程質疑》《論資政院之天職》《評資政院》等文章，用以指導資政院的活動。
資政院會議開幕後，第三次請願運動掀起，請願代表分別在各省召開數千人群眾大會，規模之大，來勢洶猛。面對此等形勢，朝廷於十月初三發佈上諭，答應在宣統五年召開國會。梁啟超得知後，立即發表《讀宣統二年十月初三上諭感言》，堅持以即開國會為目的，又去信徐佛蘇等人，鼓吹激進請願，不達即開國會之目的不止。在梁啟超等人的鼓勵下，十一月，以奉天、直隸青年學生為主體，發動第四次請願，學生罷課遊行，群情激憤，發動剪掉辮子，派遣代表進京請愿，要求速開國會，救亡圖存。十一月廿三，請願運動被清廷鎮壓，將東三省代表押回原籍，懲辦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流放新疆。鎮壓對激進分子激起了更大的憤怒與反叛，使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向反對清廷或同情、支持革命的道路。
宣統三年二月廿四（1911年3月24日），梁啟超應林獻堂之邀請，在湯覺頓陪同下，帶著女兒梁令嫻乘船離開橫濱赴臺考察，希望向臺灣遺老募集辦報資金，以擴大君主立憲宣傳。四日後在基隆登岸，林獻堂率父老數十人相迎，隨即坐汽車到臺北，梁在林獻堂、林幼春叔侄陪同下，由北到南，到過臺中、臺南等地，考察地方政治、經濟及各項措施。游臺期間，梁啟超共寫詩89首、詞12首。最具代表性的是他改編臺灣民歌而成的十首《臺灣竹枝詞》。三月底，梁啟超離開臺灣。建議林獻堂以溫和主義的策略，林獻堂、林幼春等成為臺灣民族民主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物。四月初回到日本，立即寫成《臺灣遊記》五十萬字，後來無公開發表，原稿亦不知所蹤。
在立憲派精神領袖梁啟超的積極推動下，宣統三年五月初八（1911年6月4日），各省立憲團體組成憲友會，經選舉雷奮、徐佛蘇、孫洪伊為常務幹事，並在各省設立分會，成為立憲派統一的全國性政黨。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梁即發表《粵事感言》，指出過去不贊成革命，是因為動亂引起外國干涉，而現在朝廷已無望，倒不如推翻，或許可以救中國。四月二十，清廷廢軍機處及舊內閣，按君主立憲制組織內閣，本是好事，但總理奕劻拒絕開放黨禁，拒絕梁啟超。因此，梁認為以奕劻為首的政府沒有希望，而革命之勢已不可擋，如此下去清朝必亡。梁雖同情革命，但仍不主張用暴力推翻清朝，提出改造政府，就是推翻不利於他的奕劻政府，推舉載濤為總理，繼續推行君主立憲制，以保持社會平穩過渡，避免巨大動亂。因此，梁製定了—個宮廷政變計劃。派湯覺頓、潘若海先後到北京接觸徐佛蘇、熊希齡等人，活動於肅親王善耆與禁衛軍統領良弼及立憲派之間，又聯絡新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人，從保定、灤州兩路夾擊，完成宮廷政變計畫。
八月十九，武昌起義爆發。廿三日，清廷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令其率兵鎮壓，袁世凱卻要求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解除黨禁，總攬兵權，寬容武昌事變人員，不必堅決鎮壓革命勢力，此時反滿及革命共和派勢力迅速向全國蔓延。梁啟超認為任何一方取勝，都不利君主立憲政治的建立和梁啟超事業的發展。因此，他迅速制訂了應急計劃，決定親自回國指揮政變。九月廿七，張紹曾聯名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禎、四十協協統潘榘楹、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三鎮第五協協統盧永祥等在灤州發動兵諫，向清廷通電，提出「請願綱領十二條」。翌日，清廷宣佈解除黨禁，赦免政治犯。梁得知消息後決定利用灤州兵諫達到政變目的，於九月十六離開神戶，三日後到大連，奉天鹽運使熊希齡派李彬士前來迎接，次日即奔往旅順，當晚乘火車赴奉天。廿一日晨到奉天，在日本人保護下進入日本駐奉天領事館，計畫利用張紹曾等軍事力量攻打北京。但事與願違，張紹曾因清廷頒佈憲法十九條滿足兵諫要求，早在九月十六解除武裝，吳祿貞在九月十七被刺殺，令梁啟超失去依靠。九月廿三，袁世凱率兵入京，就任總理。形勢對梁極其不利，熊希齡在大連多次致電，催梁火速離開，在這種險惡形勢下，梁啟超匆匆回到日本。
1925年《中國名人錄 (第三版)》收錄的梁啟超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