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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四人幫”后，華國鋒派耿飚等人連夜控制了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社等機關。隨后，華國鋒又派中央工作組控制了“四人幫”的根據地上海，消除了“四人幫”余黨發動民兵叛亂的隱患。毛澤東晚年言語不清，常使用紙條，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以毛澤東生前留下的題詞“你辦事，我放心”，作為他執政合法性的證據，被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至此華國鋒成為最高領導人，隨后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百萬群眾慶祝粉碎四人幫游行，被稱為“英明領袖”。10月14日，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全國歡聲沸騰，毛澤東去世之后的沉悶局面一掃而空。隨后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和鄧小平分別被選為黨中央的正副主席，葉劍英繼續擔任副主席。
1977年8月，中共提前召開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華國鋒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連同1976年以來一直擔任的國務院總理于一身，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兼任共產黨、解放軍和中央人民政府一把手的領導人（國家主席職務已廢除）。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宣布“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擁戴毛澤東是華國鋒執政的主要合法性來源。在對待毛澤東遺體問題上，華國鋒主持修建了毛主席紀念堂，永遠保留遺體供后人瞻仰。
1977年2月在人民日報上出現了“兩個凡是”的說法，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支持這一主張的中央領導人主要有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吳德和陳永貴，這五人和華國鋒在黨內形成了“凡是派”，以毛澤東的生前指示為綱領“抓綱治國”。華國鋒堅持毛澤東生前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各個領域維護毛澤東的權威。
華國鋒提出了“抓綱治國”和“大干快上”等一系列主張，積極發展工農生產，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以來的混亂狀況。
在政治上，華國鋒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並準備籌備出版《毛澤東全集》（未出版），且堅守毛澤東的指示，以毛澤東生前的指示為綱領，肯定文化大革命，阻礙黨內對彭德懷及天安門事件平反的要求，對待四人幫，華國鋒將其定為“極右派”，避免一切涉及評價文革的言論。
1978年上海市某幼兒園，可見背景的毛澤東和華國鋒像
此后，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開始形成：華國鋒的畫像與毛澤東并列懸掛，并享有同毛澤東一樣的擁戴。歌頌華國鋒的歌曲《交城山》也同《東方紅》一并播送，一時間全國把他視為了“偉大領袖”的化身。在各大媒體上，以“英明領袖”作為他的代稱。
巴列維國王為其舉行歡迎宴會
外交上，華國鋒積極發展與美國、紅色高棉、羅馬尼亞、南斯拉夫、-{zh-hans:朝鮮;zh-hant:北韓;}-的關系，繼續敵視蘇聯，奉行“三個世界”的外交路線。華國鋒時期，中國與越南和阿爾巴尼亞開始交惡。期間華國鋒訪問了英國、法國、意大利、西德、日本、-{zh-hans:朝鮮;zh-hant:北韓;}-、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伊朗等國。
經濟上，華國鋒延續了“工業學大慶”與“農業學大寨”的文革路線，繼續以大寨作為農業發展的模范。此外他還擴大投資，提出一些高指標和口號，大量引進外國的技術設備和大舉外債，以實現高速度發展，例如從1978年起的8年內，要續建和新建120個大型項目，包括十大鋼鐵基地、九大有色金屬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田、三十個電站等。人們稱之為“洋冒進”。撥亂反正時期，他的經濟政策被鄧小平批評為“重復1958年的冒進錯誤”。
他執政期間，相繼召開了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共十一大和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五屆人大上，通過了197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憲法繼續保留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四大自由，繼續了1975年憲法黨政不分的模式，是華國鋒時期的綱領文件。同時期，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被填以新歌詞，歌詞以“我們萬眾一心高舉毛澤東旗幟”為主軸，為華國鋒“新長征”口號吶喊助威。
1977年華國鋒再度簡化漢字，稱為二簡字，之后在1986年被廢除，因而成為華國鋒時期的標志符號。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支持資歷深厚的鄧小平回到中共最高決策層以穩定局面；而局面穩定后，“求是派”與“凡是派”展開權力斗爭，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鄧小平漸漸在輿論和中共高層權力中獲勝，而毛澤東式的領袖崇拜逐漸失去了光環。鄧小平聯合陳云、胡耀邦等指責華國鋒的“兩個凡是”是“極左路線錯誤”，他的領導地位逐漸被黨內元老們取代，他的權力也在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斷削弱。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決定恢復中共中央書記處，胡耀邦任總書記，趙紫陽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讓華國鋒親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以及紀登奎、吳德、陳錫聯辭職，開始改變權力高度集中于華國鋒的格局。
8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后，很多人提出華不宜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基于黨政分開的原則，在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華辭去了兼任的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替。10月20日，胡耀邦掌控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內，一律不準掛現任中央領導人的像，以利于肅清個人迷信。10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轉發華國鋒同志的信的通知》。要求今后在公共場所不再懸掛華國鋒的像和題詞。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9次會議，討論華國鋒過去四年的執政問題。陳云認為，華國鋒不適合當主席。胡耀邦認為，華國鋒對毛澤東晚年錯誤采取全盤繼承的態度，繼續以階級斗爭為綱，肯定文化大革命，并要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同時李先念等人也在會上向華提出批評，華作了許多解釋和自我辯護，會議一再延長。葉劍英在會上檢討自己之前對華國鋒作了過高的贊譽，對華國鋒愚忠愚義，有“周公輔成王”的封建思想，還說：“如果國鋒同志不愿意承擔責任，那就由我承擔好了。”葉劍英此言既出，華不再辯解，表示接受批評并提出辭職。會議最后決定，華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并決定將向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選舉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會后中央政治局向黨內通報華國鋒犯下的五條錯誤：“一、提出了完全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二、繼續‘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觀點；三、阻撓平反冤假錯案和為老干部恢復工作；四、制造新的個人崇拜；五、經濟冒進，犯了主觀唯心主義的錯誤。”
1981年元旦，華國鋒拒絕出席中共中央新年茶話會。在1981年6月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華的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辭呈得到批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華僅象征性擔任排名最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
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上，華國鋒當選中央委員，但不再列於中央政治局候選名單，完全退出中共中央領導層。
從1982年到1997年的四次黨代表大會他都選進中央委員會，是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職務時間最長（第九屆到第十五屆）的領導人。盡管他很少露面，深居簡出，但在黨內仍然受到尊重，是唯一一個全票在中共十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的候選人。在1997年產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里，只有2名年齡過了70歲的，一個是華國鋒，另一個是江澤民。2002年11月舉行的中共十六大，由于年事過高，華國鋒沒有作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候選人，但他仍是十六大代表。華國鋒請了病假，沒有參加會議。2007年10月，華國鋒出席了中共十七大。
2008年8月中旬，香港《明報》引述消息人士稱華國鋒病重入院，8月20日12時50分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官方新華社發悼文指華國鋒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曾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華國鋒同志”。追悼會在8月31日于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等時任和前任領導人到八寶山革命公墓送別。當天華國鋒遺體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在新華社發布的《華國鋒同志生平》中，中共中央給予了華國鋒很高評價，并未提到兩個凡是：
而對于華國鋒的評價，常常因時局和評論者立場不同而有所變化。就“粉碎四人幫”、“終止文化大革命動亂”的努力上，主流媒體和輿論認為他的功勞甚大，特別是在懷仁堂事變中的領導作用，并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后，獲得極高的政治聲譽。然而，在認定文化大革命本質問題、中國發展的意識形態問題（比如繼續宣揚個人崇拜的思想和容許制造新的個人崇拜），他受到當時反對派的質疑和攻擊；以及在黨內中央高層資歷上，華國鋒無法與鄧小平、陳云等為首的元老相匹，最終選擇下野并低調度過晚年。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談及華國鋒時，稱“華國鋒只是一個過渡，說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沒有一個獨立的東西，就是‘兩個凡是’。”
華國鋒為人謙虛謹慎、廉潔親民。無論是擔任縣委書記，還是中共中央主席，他總是保持與生俱來的“平民情節”，普通百姓對他往往持好感。據中央警衛部隊退役士兵回憶，他在擔任主席時，仍經常自己洗衣服、并帶領戰士進行大掃除。對下屬不亂發脾氣、保持和藹可親；對工作人員簽字合影總是有求必應。唐山大地震時候，身為國家代總理的華國鋒率先親臨救災現場。而在晚年中，更閉口不談政治，非常低調。
華國鋒酷愛書法，寫得一手過硬的顏體。毛主席紀念堂匾名、交城城內小學校名均為華題寫。晚年隱居的他潛心研究鍛煉筆墨，并與書法家李鐵梁、姚俊卿為友。
按照華國鋒“魂歸故里、不占耕地”的遺愿，在山西省交城縣風景區卦山南麓建立其墓地。始建于2009年4月，2011年11月落成，屬于交城生態公園的一部分。華國鋒陵墓原來由華國鋒陵園、華國鋒紀念廣場、華國鋒紀念館三部分組成。但因媒體稱華陵鋪張浪費，引起了政府重視。華國鋒紀念廣場改為呂梁人民英雄紀念廣場，華國鋒紀念館也改成了晉綏八分區革命歷史紀念館。華國鋒陵墓設計參仿為孫中山建設的南京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居高臨下，俯視交城。花崗巖石級共365級，兩側白玉欄桿相護。最頂墓碑為花崗大石鼎，正看如H，取“華”字漢語拼音開頭大寫字母，既喻華國鋒，也有中華之意；鼎高5.5米，寓意華國鋒55歲成為中共中央主席。在建筑陵墓時，當地政府承認承擔巨大壓力，一方面建造奢侈有悖華國鋒一貫儉樸作風；另一方面也希望陵墓能夠為交城帶動旅游、提高城市品牌和地位。隨著對華國鋒的紀念逐漸公開化，2014年8月8日20時開播的電視劇《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在中國影視作品中首次出現了華國鋒的形象。劇中曾紅生飾演華國鋒。
2011年2月16日，華國鋒誕辰90周年時，人民日報發表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紀念文章。
2021年2月20日，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并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
華國鋒的父親蘇慶惠原為山西省交城縣隆盛裕皮坊的學徒，成為東家王酋的二女婿后，升為二掌柜。蘇慶惠和王二女共育有四子，長大成人的只有三子和四子。
華國鋒的夫人為韓芝俊（1930年2月21日－），兩人于1949年1月結婚。育有四名子女。韓芝俊1975年出任中國輕工業進出口公司政治部主任，1980年離休。
*長子蘇華，空軍某部的一位將軍，已退休。
*次子蘇斌，畢業于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近十年來主要從事房地產開發、股權投資和企業收購兼并。2005年至2009年任中國煤炭暨焦炭投資基金聯席主席；2007年起任香港能源礦產聯合會的名譽主席。2011年，擔任金山能源非執行董事。
*長女蘇玲，曾在長沙工學院電子工程系讀大學，在民航總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任黨委常委、工會主席，2008年任全國政協委員。
*次女蘇莉，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級幹部，擔任過其父親的生活秘書。
香港雜志曾謠傳，華國鋒乃是毛澤東的私生長子，謠稱在1920年，毛澤東曾在長沙時與一位姚姓女子相識并同居，姚氏的父親是從山西到湖南來販運煙草的商人，并稱華國鋒晚年要求恢復身世改回毛姓被拒。《蘋果日報》則辟謠稱，北京醫院取毛澤東孫子毛新宇和華國鋒女兒蘇玲兩人的頭發做DNA測試，但結果顯示兩人沒有親屬關系。
鄧小平，原名鄧先圣，學名鄧希賢，1927年正式改名為鄧小平，四川廣安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革命家及外交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于1978年至1989年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將鄧定位為黨和國家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
鄧1904年出生于中國四川省廣安州協興鄉牌坊村，祖籍江西吉水。鄧的政治生涯經歷了“三落三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4年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直至1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后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期間參與高崗饒漱石事件，1957年還參與反右運動并扮演重要角色。林彪死后，鄧于1973年第二次復出政壇，再次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協助總理周恩來工作。而后因其1975年整頓引發毛澤東和“四人幫”不滿，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銷所有職務，保留黨籍；毛澤東死后，于1977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中第三次復出政壇，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職務，合稱三副一長。
1978年12月，鄧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確立領導地位，取代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成為實際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鄧主導撥亂反正、提出改革開放、領導中越戰爭、推行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倡導計劃生育、推行義務教育，提出一國兩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2年主持重新修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簡稱《八二憲法》），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四部憲法和現行的憲法，突出了憲政主義的精神和思想。1985年，他主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百萬大裁軍。1986年，他啟動中國高新技術發展的“863計劃”，曾有意進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便對此避諱不提，使之流產，鄧也于同年11月辭職；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使得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重新提速。
1997年2月19日，鄧在北京逝世，享年92歲，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鄧一生未擔任中國國家元首、中國政府首腦或中共最高領導職務，但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至1989年11月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一職前，普遍認為他是實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并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予以確認。中國共產黨稱他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稱以其部分政治理念為核心的政治理論為“鄧小平理論”，是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第一部分，具體包括“改革開放”、“四項基本原則”、“一國兩制”等。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還締造深圳。他于1978年和1985年兩次被美國《時代》周刊選為“年度風云人物”，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喬治·布什、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馬來西亞第四任及第七任首相馬哈迪·莫哈末等人也對他有高度的評價；卻也因為未能徹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爭議，后者被有些人認為是其晚年的污點。
鄧氏親族鄧時敏曾任擔任朝廷要員，位至大理寺正卿。鄧時敏雍正十年中舉，乾隆元年進士及第，進入翰林院被授以編修，後升為侍講，乾隆十年升大理寺正卿。嘉慶年間朝廷為褒獎他和鄭人慶，在村中敕建兩塊神道碑和一座牌坊，「牌坊村」因此而名。「鄧家老院子」在廣安縣城北面約7公里處，是農家三合院，坐東朝西，為木穿斗結構。
1904年8月22日（清光緒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鄧出生在中國四川省廣安州望安州望溪鄉姚坪里（今廣安市廣安區協興鎮牌坊村）一個小地主家庭，是長子。
1909年農曆正月十五剛過不久，鄧被送到本村私塾發蒙念書，當地人稱「翰林院子」，是鄧時敏修建。六歲轉入協興鎮一家較大之私塾。私塾先生鄧紹明對同輩鄧紹昌說，孩子名叫「先聖」對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張將「先聖」改為「希賢」，鄧紹昌認可。鄧毛筆字作業常被先生畫大紅圈圈，常得到母親獎勵煮雞蛋。鄧在私塾念一年多後，鄧紹昌決定把鄧送到在協興場開辦之初等小學讀書，離鄧家大約2公里，由當地曾留學日本之革命黨人胡光白和鄧紹昌等創辦起來，屬於新式學堂。鄧懂得孝敬大人，在家裡經常幫母親幹家務和照看弟妹，時常背誦詩文給姐姐弟妹聽。1915年下半年，鄧考入縣立高等小學。
1918年高級小學畢業。1918年夏，鄧考入位於縣城西秀屏山下之廣安縣立中學。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表「勞工神聖」演說，口號很快在社會上尤其是青年學生中流傳；隨後社會上出現「工學會」和「工讀互助團」等團體，主張亦工亦學、亦工亦讀，工讀結合、學問和生計結合，消滅勞心與勞力之差別，改造中國和世界；「工讀主義」思潮帶有空想和改良主義，推動不少青年學生赴法勤工儉學。
1919年五四運動後，鄧同全校同學一起參加抵制日貨活動，他當時只有「工業救國」思想，希望能到法國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學，學點本事回國。6月以後，由於學校已罷課，加之暑假即將來到，鄧決定離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課；鄧回到家裡不久，鄧紹昌從重慶捎回口信，使鄧去重慶報考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9月，鄧和遠房叔叔鄧紹聖及同學胡明德（又名胡倫）同行。鄧15歲，與只比他大3歲的族叔鄧紹圣一起離開廣安，往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鄧是當時班上年齡最小的學員。學校共招收學生110人，分為初級班和高級班，學制均為一年。鄧後來稱，預備學校當時在重慶已算是最高學校，不容易考進去。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重慶總商會舉行畢業典禮，83名學生獲準赴法，其中37人為自費生，鄧是其中一位。1994年5月鄧墾稱，這時鄧家境已「日漸困難」，「到法國的路費百多元的籌集，都不容易」。8月27日，鄧等83名學生登上「吉慶」號客輪，8月28日啟航沿長江東下，9月6日到達上海暫住「名利」大旅社。9月10日，鄧等80多名重慶學生登上法國郵輪「盎特萊蓬」號，9月11日起錨。10月19日，抵達法國馬賽。
1964年2月16、17日，鄧同泰國前總理乃比里談話：「其實我們當時去法國，也只是抱著一個『工業救國』的思想。當時我才十六歲，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就想出洋學點本領，回來搞工業以工業救國。」鄧願意去法國，認為自己能夠謀生，可以減輕家庭負擔。
1920年10月19日，鄧與叔父鄧紹圣乘船抵法國馬賽。歷時39天航行後，鄧和同學們乘汽車前往巴黎。在法華教育協會安排下，以鄧希賢名字到諾曼底小城巴約（又譯“巴耶”）的巴約男子中學就讀。10月21日晚，鄧等24名學生來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約，進入巴約中學學習，鄧的學號是1421。巴約中學沒有設立「附屬高級初等學校」，校長把20多名中國學生安排在學校商務系學習，單獨開班。
鄧攝于16歲，1921年3月
到1921年3月，鄧身上錢所剩無幾；學費成問題，而做工也不容易。一戰后，在法國大面積失業，法郎大幅貶值。狀況嚴重影響中國勤工儉學生學習和生活，而華法教育會「虧竭已極。萬難為繼。惟有竭誠通告。……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2月28日，400多名學生在蔡和森等人組織下，到中國駐法公使館請願；法國政府提出和中國駐法公使代表聯合組成「留法中國青年法中監護處」，決定暫時給無工無學之學生每日6法郎生活維持費。3月13日，鄧和18位勤工儉學之同胞離開巴約中學。他們欠下學費由法中救濟委員會代付。鄧離開巴約中學，結束法國「儉學」生活。
經華法教育會介紹，鄧到勒克勒佐（又譯“克魯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鋼鐵廠做工。鄧與叔父到處做工，開始4年勞工生涯，當時鄧只有16歲，只能當學徒工，每天工資只有10法郎，生活拮據，連飯都吃不飽。剛進廠鄧被分配到軋鋼車間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熱軋的鋼材。工人通常是面包和水，有時加一塊巧克力糖，雜費開支不小。鄧在工廠做20多天苦工，倒賠100多法郎。4月23日，鄧辭去施奈德工廠工作，辭職理由是：體力不支，自愿離開。日后他多次對人說，他個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國做工時干活太累，吃不飽飯。在施耐德鋼鐵廠做工期間，鄧嘗到艱辛勞動和生活，結識日后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勤工儉學生趙世炎、李立三等。
辭職后，鄧暫居巴黎華僑協社，自4月26日起從中國駐法公使館領取每天6法郎生活維持費。生活維持費不能維持生活，鄧開始打短工，在火車站、碼頭搬運貨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磚、扛水泥，還做過清潔工。10月22日，鄧等11人被法中救濟委員會介紹到巴黎第十區一家制作紙扇和紙花的工廠做扎花工，約兩個星期后因活做完，鄧等105名中國學生即被解雇。1921年底，經旅法勤工儉學同鄉會（後改名旅法勤工儉學同學會）數月間幾十次電函求援，重慶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萬法郎匯至巴黎。鄧等四川籍同學每人領到400法郎，勉強熬過1921年冬天。
1922年2月13日，鄧從拉加雷訥科隆布到達蒙塔日（又譯“蒙達爾紀”），到小城沙萊特（又譯“夏萊特”），次日進入工作。他被分配到制鞋車間，每天工作10小時，成為熟練工以后由計時工資改為計件工資。一天做20多雙鞋，賺15、6法朗，做9個月。據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鄭超麟回憶，鄧每個月除去開支還可以結餘200多法郎。在巴黎時，鄧不得已給家里寫信希望能寄些錢來。父母收到信后賣掉些谷子湊錢寄給鄧小平，1922年秋冬鄧收到這筆錢。父母接濟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積蓄，鄧又萌生求學念頭。10月17日，鄧辭去哈金森橡膠廠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納省的沙蒂永（又譯“夏狄戎”），想進入沙蒂永中學上學，最終因為錢不夠沒能入學，鄧求學之夢徹底破滅。1923年2月1日，鄧又回到了沙萊特，再次進入哈金森橡膠廠，繼續在制鞋車間做工。一個多月后，3月7日鄧離開工廠，工卡上注明離開原因“拒絕工作。”或許廠方不滿鄧突然離廠，鄧工卡上寫明“永不錄用”。
鄧在法國哈金森橡膠廠的就業卡
1922年6月3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簡稱「少共」）成立。8月1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機關刊物《少年》創刊。趙世炎經常到哈金森橡膠廠，王若飛也到工廠做工常與鄧接觸，鄧開始閱讀《新青年》、《向導》等「關於社會主義的書報」。
1923年2月17日至19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將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其領導機構改稱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周恩來黨選為執行委員會書記。離廠后不久，經汪澤楷、穆清、舒輝璋介紹，鄧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法國時，鄧就加入到一小群為共產主義青年運動思考整體戰略的知識分子中。6月11日，鄧離開沙萊特來到巴黎。到巴黎后，鄧一面在工廠做工，一面在旅歐共青團執行委員會（支部）擔任宣傳干事。1923年底因執行委員會書記部需要人手，他離開工廠到書記部工作。鄧到書記部后主要工作是參與編輯出版旅歐共青團機關刊物《少年》，每月一期。雜誌宣稱要反對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讀者對是留法中國學生。秋，中共旅歐支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將機關刊物《少年》改為《赤光》。《赤光》多數是半月刊，影響勤工儉學生、華工和各界華人。《赤光》更著重于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和封建軍閥壓迫，闡述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以配合國內推動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由周恩來負責編輯、發行和主要撰稿；鄧以“希賢”等筆名寫文章，並負責刻蠟板和油印，所以獲得綽號「油印博士」。鄧白天做工，下工後即趕到《赤光》編輯部工作。鄧寫不少文章，攻擊曾琦、李璜等「國家主義派」。鄧和周恩來經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編輯部小房間裡打地鋪；鄧很敬重周恩來，耳濡目染，獲益良多；從此友誼逾半世紀。鄧實際上變成青年領袖周恩來的徒弟，能觀察其如何建立組織。鄧往家裡寄七八期《赤光》；期間給家裡寫信講退婚，鄧父母沒有辦法，只好說通唐家女兒，由鄧家置辦嫁妝，把她作為鄧家女兒嫁出去。從此，通過和中國革命的大戰略家交往，鄧培養看問題的獨特眼光，能夠從一個「統領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將理論加以落實、如何用理論來影響社會。
1924年，周恩來擔任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代理執行部部長；4月，鄧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7月，國內黨組織召周恩來回國工作。7月13日至15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改選執行委員會。鄧、周唯真、余增生、李俊傑、徐樹屏5人當選為新的執行委員會（支部）委員。7月16日，在執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上，鄧、周唯真、余增生3人組成執行委員會書記局，負責旅歐共青團的日常工作；鄧負責抄寫、油印和財務管理。按照中共的決定，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執委會包括鄧在內的全部成員，自動成為中共黨員。9月、10月間，鄧染上傷寒，病倒；在醫院和療養院住兩個月。期間鄧還在《赤光》上撰文，攻擊「國家主義派」和帝國主義。12月，鄧參加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六次代表大會；鄧被選入執委會（支部）監察處和工會運動委員會；會后又被委任為6位宣傳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運動事宜。
1925年春天，鄧受黨組織委派擔任中共里昂區黨特派員，領導里昂地區的黨團工作和華工運動。鄧作為支部特派員，任共青團里昂支部訓練干事；4月兼任黨的里昂小組書記，成為里昂黨團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鄧同時在里昂做工。五卅運動後，中共旅歐黨團組織聲援反對帝國主義；6月21日，幾百名旅歐華人到達中國駐法公使館示威。隨后中共旅歐支部負責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繼被捕；鄧回到巴黎，接替黨團組織的領導工作。6月30日，鄧與傅鍾、毛遇順三人組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區臨時執行委員會書記局。8月16日，鄧被推選為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此間鄧還與傅鐘、鄧紹圣等擔任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在巴黎主辦的報紙《國民》的撰稿人。次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七次代表大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鄧、傅鐘、施去病3人組成書記局，傅鐘任書記。鄧的頻繁活動引起法國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國警方查明鄧在布洛涅-比揚古住，并偵察到鄧領導旅歐共青團執委會活動。9月15日，鄧參與組織召開1,000多旅法華人參加的反帝大會。11月6日，為掩護身份，鄧進入雷諾汽車廠做工，分配在鉗工車間，工號82409A；鄧在雷諾學到一些鉗工技術。「文化大革命」中，鄧被送到江西省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監督勞動時，重操鉗工。11月15日，鄧主持召開會議，紀念不久前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回國途中病逝于海輪上的中國國民黨旅歐支部負責人王京岐。法國政府監視會議。
1926年1月3日，鄧在旅法中國行動委員會秘密會議上發表講話，主張支持馮玉祥與蘇聯建立良好關系，以推進反帝反軍閥斗爭；法國警方掌握鄧等人活動詳情。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長發出命令搜查鄧等人住處，并將鄧等3人驅逐出境。法國警方在鄧住處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傳共產主義小冊子、中文報紙及印刷設備。鄧等已於前一天晚上離開法國去前往莫斯科。早於1925年5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鄧前往莫斯科，選送他們先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培訓一段時間，然后回國參加大革命。鄧結束5年零3個月的旅法生活。鄧旅法5年，喜歡-{zh-cn:土豆;zh-hant:馬鈴薯}-、-{zh-cn:奶酪;zh-tw:起司;zh-hk:芝士}-、牛角面包，嗜飲葡萄酒和咖啡，同時愛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飯錢）買一張最便宜門票看足球比賽。
鄧一行在德國柏林停留一週，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國共產黨組織熱情接待，還參加德共組織召開群眾會議。
1926年1月17日，鄧等人到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簡稱「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隨後轉入莫斯科中國勞動者孫逸仙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鄧俄文名字叫多佐羅夫，學員證號碼為233。其中一個「理論家小組」，云集國共兩黨學員，包括中國共產黨黨員鄧和中國國民黨黨員谷正綱。鄧曾和蔣經國分在一個團小組，不過蔣經國與鄧不同班。鄧開始被分在第9班，後來編入第1、2、11和7班。學校課程主要有：政治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主）、現代世界觀、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中國革命運動史、世界通史（革命運動部分）、社會發展史、哲學（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經濟地理、列寧主義（主要學習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軍事課、俄語課。鄧專心讀書，鑽研馬列主義基本理論。因為刻苦鉆研、敢言善辯的作風，鄧又被同學們戲稱為“小火炮”。3月，馮玉祥在李大釗安排下訪問蘇聯，5月抵達莫斯科。在馮玉祥堅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學、莫斯科東方大學商量選出鄧等20多人。9月16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鄧陪同訪問蘇聯的馮玉祥將軍返回中國。1926年底，鄧奉命回國參加革命活動。
在法國五年和在蘇聯一年，使鄧比毛澤東更瞭解世界發展之大勢，對中國更有洞察力。鄧有機會觀察一個現代國家之工商業；鄧在蘇聯一年得以觀察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應對現代化。
1926年8月，馮玉祥同蘇聯顧問團和中共黨員劉伯堅等一起從莫斯科回中國，之前所部已被直奉聯軍打敗；9月，蘇聯顧問團和劉伯堅等幫助馮，率部脫離北洋軍閥，在五原組建國民軍聯軍並宣誓就任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馮玉祥任命劉伯堅為國民軍聯軍政治部副部長，並聘請蘇聯顧問團成員烏斯曼諾夫為國民軍聯軍政治軍事顧問。
1927年春，鄧由蘇聯途經蒙古回到中國。在庫倫待一個月後，鄧等人登程西安，是馮玉祥和國民軍聯軍總司令部。1月12日，鄧和其他20名年輕共產主義政治教導員一起，被共產國際派往馮玉祥那裡。2月，中山軍事政治學校在西安成立，中國共產黨員史可軒為校長，鄧為政治部主任，劉志丹等擔任教官。2月底，鄧一行離開寧夏城，騎馬於3月底到達西安。3月，鄧被分配到剛成立之西安中山軍事學校任政治處長兼政治教官，同時兼任該校共產黨組織書記；學校是國民軍聯軍駐陝總司令-{于}-右任創辦，實際上由劉伯堅等幾位中國共產黨人幫助籌建。回國后，鄧奉命同馮玉祥到內蒙古，并在馮玉祥手下擔任第七團政治委員。7月間史可軒帶領千餘人離開西安，該校宣告結束。另外西安中山學院被譽為「西北革命學府」，鄧一般在週六到學院作專題報告；西北軍官學校後改名「國民軍聯軍軍事政治學校」，續範亭任校長，鄧和劉伯堅等兼任過教官。4月，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6月徐州會議後，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反共，將鄧等遣送別處。6月，因中國政局發生突變，馮玉祥下令要所有在他部隊工作的共產黨員集中到開封，名曰訓練，其實是「禮送出境」。6月底，鄧離開西安經鄭州去武漢。7月初，鄧到達武漢，見到周恩來和聶榮臻，經中央軍委介紹，鄧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任中央秘書；鄧作為中央秘書，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機要等，在中央重要會議作記錄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鄧隨黨中央機關，為適應秘密工作，把自己名字由「希賢」改為「小平」；當時黨中央與全國大多數黨組織失去聯繫，中央機關工作不多。8月7日，為檢查和糾正黨在大革命後期錯誤，制定新路線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由瞿秋白、李維漢主持。鄧擔任會議記錄工作。鄧作為中央秘書列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會議批判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總結大革命失敗經驗教訓，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之總方針。中共中央於9月21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遷往上海；10月，中共中央秘密遷往上海。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遷到上海後，鄧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要管理中央機關文書、機要、交通、財務等工作。
1928年1月，周恩來任中共中央組織局主任，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鄧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處理中央機關日常事務，列席中央各種會議並做記錄。鄧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在國內協助李維漢、任弼時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為保證安全，中央負責人不斷變換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鄧單線聯繫；為適應秘密工作，並有效開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絕對秘密為原則」，秘密機關群眾化、黨之「負責幹部職業化」，幹部以某種職業為掩護；鄧開過雜貨舖作為黨中央開會地方，後來又開過古董店作為黨中央和共產國際代表之聯絡點。5月18日，鄧等留守中央組織起草第47號通告，規定對黨組織整頓、發展和秘密工作，並提出若干具體辦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組織科又印發《秘密工作常識》，作為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秘密工作守則。6月底，鄧被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幫助新的中共中央書記向忠發工作。由于鄧從來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學會上海話，因此成為地下活動理想接頭人。8月29日，鄧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別會議，聽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情況、新中央組織機構設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9月，在上海，鄧與張錫璦介紹張曉梅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張曉梅被分配在黨中央機關工作，為中央職工部整理材料，並擔任中央翻譯科的機要交通。11月13日，向忠發主持召開六大後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計劃，特別討論中央秘書長；周恩來提出，中央秘書長主要是技術、事務性秘書長，不一定要中央委員來做；會議決定中央秘書長改稱中央事務秘書長；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會決定鄧小平任中央事務秘書長。鄧安排會議議程，列出討論議題，會議後對決定事項檢查作實。
1928年冬，鄧在上海與中共黨員張錫媛結婚。鄧和張錫媛跟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成為鄰居，一起從事地下工作。
鄧攝於1929年
1929年，在一次討論李立三主張奪取中心城市時，鄧稱：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現在革命正處在低潮，我們剛剛組織起來，沒有足夠的武裝，土槍土炮的怎麼打得贏。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鄧去四川巡視一次，為期三個月。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調趙容接替鄧工作，後因故作罷。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組織四川問題委員會，由楊殷、鄧等5人組成，8月24日楊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決定由曉野接替鄧任中央事務秘書長。中共中央決定，派鄧為中央代表，到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做統戰工作，並全面領導廣西黨工，準備武裝起義，在龔飲冰陪同下，由上海到香港，聽取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介紹情況，然後到南寧，是鄧開始獨立擔負一個地區領導重任。8月底，鄧化裝成商人，匆匆離開上海，受命前往廣西。鄧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身份，化名“鄧斌”從上海乘船到香港，又趕赴海防，由陸路潛入廣西省。鄧公開身份是廣西省政府秘書，與南寧市公安局長、中國共產黨員龔楚住在一棟樓。在南寧，鄧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做俞、李工作，一方面以秘密方式同廣西黨組織負責同志聯繫，傳達黨中央指示；另一方面以半合法地位做好俞、李工作，使俞、李任用不少中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鄧奉命到廣西右江和左江地區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積極參與與張云逸、韋拔群等人領導百色暴動政治活動。由於中央和廣東省委受左傾情緒影響，對鄧在廣西與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不相信也不放心，幾次發指示信提出批評，但是鄧堅持從廣西實際出發，認為俞、李與蔣、桂矛盾完全可以利用。9月1日，鄧在南寧主持召開廣西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武裝農民、推翻國民黨政權、建設工農民主政權、創立工農紅軍」。9月10日至9月14日，在鄧指導下，中共廣西特委在南寧市郊津頭村召開代表大會。10月1日，俞、李率部出發，鄧調遣部隊作應變：通知警備第四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右江地區，警備第五大隊派一個營先去左江地區；派雷經天等去右江，何健南等去左江。10月初，中共黨組織按照預定計劃，將留守南寧部隊拉到左、右江地區。鄧指示張雲逸以南寧警備司令名義接管省軍械庫，並徵集船隻，以備一旦有變，即把軍械庫幾千支槍和彈藥裝船外運；又令在南寧受訓之韋撥群農軍營趕回東蘭，準備起義；並派龔飲冰去上海向中央滙報行動計劃。10月13日晚，南寧市區內槍聲大作，兵變部隊搬走所有槍炮和彈藥；10月14日，鄧指揮部隊將軍械搬上船隻。10月17日，鄧、陳豪人等帶著警衛部隊，指揮船隊溯右江駛向百色，張雲逸率警備第四大隊和教導總隊從陸路掩護前進。在恩隆縣平馬鎮，鄧會合張雲逸；10月22日，鄧和張雲逸率部進駐百色縣城。鄧和張雲逸等住在百色城內粵東會館，10月23日鄧主持會議，籌劃起義。會後以俞作柏名義，宣佈張雲逸為右江清鄉督辦公署督辦，利用舊督辦機構通令各縣上繳款項，作為起義經費。10月30日，中共廣東省委通知廣西特委：決定建立中共廣西前敵委員會，統一左右江之指揮，前委直屬於省委領導，由鄧擔任前委書記。11月初，中央電召鄧回上海。鄧在左江龍州對龍州暴動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工作。在鄧離開期間，陳豪人、張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別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發動百色起義和龍州起義，建立左江和右江兩塊根據地，創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第八軍。在百色，鄧親自組織發展工會，發動先後建立各行業工會19個，在12月初還建立百色總工會，並組建百色工人赤衛營。12月1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在百色縣城廣場集結，宣布成立。同時，在左江宣布成立蘇維埃政府，張云逸和鄧分別就任紅七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12月上旬，鄧從龍州動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參加中央軍委召開之「對廣西紅軍工作布置的討論」會，在會上作「補充報告」。
1930年2月1日，鄧在龍州領導右江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俞作豫任軍長，鄧兼政治委員，李明瑞任第七軍和第八軍總指揮。年初，鄧回到上海，妻子張錫媛于1月因難產而病故。2月7日，鄧從上海回到龍州，電告紅七軍停止攻打南寧，命紅八軍撤回龍州。2月9日，鄧在龍州召集幹部會議，決定改組紅八軍軍委為紅八軍臨時前委，鄧任書記，委員有何世昌、俞作豫、宛旦平、涂鏡吾。2月下旬，鄧兼任紅八軍政治委員。10月2日，鄧主持召開紅七軍前委會議；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鄧崗推行“立三路線”，到達右江傳達命令，要紅七軍主力7,000余人攻打柳州、建立廣東北小江根據地、阻止國軍北上。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彭德懷、葉劍英、鄧中夏、曾中生、鄧、周恩來、劉伯承、惲代英、李富春等25人組成蘇區軍委。紅七軍在戰斗中損失嚴重，決定放棄攻打柳州，為保存實力，繞過柳州、桂林，轉戰在粵贛湘桂邊界地區。11月，紅七軍和紅八軍合編為紅七軍，奉命北上，此後轉戰桂、粵、贛、湘邊境。
1931年1月14日，部隊到達桂嶺，全軍僅剩3,500多人；部隊整編後：總指揮李明瑞、軍長張雲逸、政委鄧、參謀長龔鶴村。2月，鄧從部隊情況出發，決定取消紅七軍前委，成立團委，並任團委書記。3月，鄧去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等人誣陷為「逃兵」；1969年4月11日，毛澤東在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召集人會議上稱「鄧小平是沒有歷史問題的材料。」6月，鄧接到通知去中央蘇區工作。7月14日，鄧離開上海。經約10個月苦戰，終于在7月到達目的地與中央紅軍會合。7月，中央將紅七軍調到中央根據地，紅七軍與中央紅軍會合，編入紅三軍團。紅七軍進入江西時，只剩下2個團不足2,000人。在崇義，紅軍遭國民黨軍猛攻，鄧與許卓商定，由許代理前委書記并帶領部隊尋機前往井岡山，鄧則去上海匯報。30多年后，鄧在文革期間自我檢討時承認，在1931年初部隊被分割的危急情況下，作為主要負責人，他不應該離開，“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是他“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
鄧的第二任妻子金維映
1931年8月，鄧擔任中共江西瑞金縣委書記，同時兼管黨在尋烏縣和安遠縣之工作。9月初到10月初，瑞金縣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鄧代表贛東特委在會上宣佈，撤銷李添富縣委書記、縣肅反委員會主任之職務並予以拘捕。剛到任就憑其出色調解能力和裁決能力，平息當地政治迫害性質肅反運動。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葉坪村謝氏祠堂隆重開幕；11月20日會議選舉產生由毛澤東、項英、朱德等54人組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會議決定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瑞金。不久，瑞金成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鄧離開了黨委書記職位，成為軍委總政治部秘書長。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決定，在會昌建立中共會昌中心縣委，也稱會尋安中心縣委，由鄧擔任書記。鄧積極推行毛澤東“富農路線”，組織地區武裝力量，是當時黨內毛澤東支持者之一。鄧對毛澤東產生極大崇敬。1932年夏天，鄧第二次結婚，與在會昌認識的金維映結婚。冬，鄧任會昌中心縣委書記，領導會昌、尋烏、安遠三縣工作，半年後又調任江西省委宣傳部長。
1936年2月，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干部在陜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后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
1933年，由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鄧第一次被打倒。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小平下放幾個月後把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他們擁護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反對和抵制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反對「城市中心論」，主張發展敵人力量薄弱之廣大農村；反對軍事冒險主義，主張誘敵深入；反對削弱地方武裝來擴大主力紅軍，主張發展各種武器力量；反對「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鄧受中共內部王明派打擊和批判。鄧儘管承受著極大壓力，被迫作檢查，但沒有絲毫放棄原則。李維漢等極左勢力抨擊羅明、鄧政治路線，實質是批評毛澤東戰略方針，歷史上稱之為鄧、毛、謝、古事件。此后，鄧被一步步剝奪權力，從省黨委書記被撤職。鄧被撤銷中共江西省委宣傳部長之職，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主編總政治部機關報《紅星》。并迫于壓力，做出自我批評，被關進拘留所。鄧受到嚴厲指責，被稱為「毛派頭子」，甚至鄧第二任妻子金維映也加入批判鄧。此時金維映提出離婚，隨后改嫁于李維漢。批判鬥爭結束後，鄧受到撤銷省委宣傳部長職務和黨內最後嚴重警告處分，被下派到樂安縣屬南村區委當巡視員。半個月后又被調回紅軍總政治部。鄧回寧都後，到七里村監管勞動；第五次反圍剿，紅軍總政治部缺人手，臨時負責人賀昌是鄧老友，向王稼祥推薦鄧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鄧於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共產黨趕出根據地。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撤離瑞金前夕，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決定，鄧隨軍轉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鄧參加長征。長征初期，鄧負責《紅星報》編輯出版。12月18日黎平會議後，鄧調任中央縱隊秘書長，也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原任鄧穎超患上肺結核病，向中央請求不再擔任中央秘書長。
1935年1月，在毛澤東、周恩來推薦下，中央秘書長鄧參加遵義會議，並擔任會議記錄工作。鄧作為書記員得以出席會議。5月12日，鄧出席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6月26日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決定調鄧擔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長，由劉英接替鄧擔任中央秘書長。在黨內發生張國燾分裂事件后，彭德懷、鄧承擔紅軍右路軍主要指揮工作。9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軍委縱隊和紅一方面軍主力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鄧所在的紅一軍（7月21日，根據中革軍委決定，一軍團改為第一軍）被編為第一縱隊。10月19日，鄧隨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吳起鎮。10月29日，長征部隊到達陜西北部時，鄧患上嚴重瘧疾，后因張學良調撥藥品及物資幫助才得以擺脫生命危險。長征給中共造成重創，從江西出發時軍隊大約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還有一些人開小差，1935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區時只剩下不足10,000人；據鄧的女兒說，隨著部隊日益減員，鄧在長征途中負責宣傳以維持紀律，有不少機會與毛澤東交談。直羅鎮戰役打響後，鄧隨紅一軍團（由陝甘支隊編成）政治部負責人到前線了解戰況。
鄧把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為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最重要工作。1936年2月5日，鄧隨紅一方面軍東征。5月，中共中央決定東征紅軍撤回黃以西的陝北地區。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後羅榮桓調到紅軍大學任教員，鄧接替羅榮桓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副主任。5月19日，鄧隨紅一軍團從延川地區出發，參加西征。鄧曾親自編寫紅一軍團許多重要材料和《戰士報》社論。7月9日至7月19日，鄧受中革軍委委託，到紅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和七十五師巡視政治工作。這年冬天，鄧染上傷寒，長時間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虧張學良部隊給紅一軍團慰問品中有一批罐裝煉乳，鄧靠吃煉乳支撐才恢復。12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調朱瑞任紅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鄧接替朱瑞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
1938年1月，鄧任八路軍129師政訓處主任。這是129師領導人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桐峪鎮合影。左起：李達、鄧小平、劉伯承、蔡樹藩
1936年12月，軍閥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總司令，給中國共產黨帶來良機；蔣介石為使自己獲釋，被迫同意開始第二次國共合作，共同抗日；鄧在延安作為第一軍團宣傳部長領導文工團，並通過演講教育軍政幹部。
1937年2月10日，為實現國共兩黨合作，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五項要求，並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實行如下四項保證：停止武力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實行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堅決執行抗日統一戰線的綱領。6月14日，中革軍委決定鄧接替楊尚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全國抗日戰爭開始。7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紅軍8月15日完成改編，8月20日出動抗日；紅軍改編後設總指揮部，朱德為正指揮，彭德懷為副指揮，任弼時為政治部主任，鄧為副主任。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赴南京參加蔣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中國共產黨同意與中國國民黨結成抗日統一戰線後，其軍隊被改編為「第八路軍」，成為全中國軍隊之一部分，形式上接受蔣的統一指揮。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雙方協議，8月22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鄧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與周恩來等，到太原搞統一戰線工作。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中革軍委決定：紅軍總政治部改為第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為副主任。9月，鄧奉周派遣，以八路軍政治部和動委會名義赴五臺山動員蒲路東，正太鐵路北各縣民眾裝起來發展游擊戰爭。9月5日，八路軍總部出師抗日誓師大會在雲陽舉行，鄧主持大會；朱德總指揮領誦《八路軍出師抗日誓詞》：「日本帝國主義，是中華民族的死敵，它要亡我國家，滅我種族，殺害我們父母兄弟，姦淫我們母妻姊妹，燒我們的莊稼房屋，毀我們耕具牲口。為了民族，為了國家，為了同胞，為了子孫，我們只有抗戰到底。我們是工農出身，不侵犯群眾一針一線，替民眾謀福利，對友軍要親愛，對革命要忠實。如果違反民族利益，願受革命紀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責。謹此宣誓。」9月20日，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國軍愛國將領續範亭任主任委員、中共代表程子華任人民武裝部部長，南漢宸任組織部部長、武新宇任動員分配部副部長；鄧、彭雪楓為八路軍代表，不駐戰動總會領導機關等參加領導工作。9月21日，鄧等到達八路軍駐晉辦事處太原成成中學。9月23日，朱德、任弼時、鄧、左權率領八路軍總指揮部駐進五臺縣南茹村。10月，鄧、傅鍾、韋國清率八路軍總政治部一部分同志到山西孝義縣，開辟晉西地方工作；鄧召開會議布置擴軍、籌糧籌款和幫助地方建黨建政等，同時派幹部幫助縣犧盟會訓練抗日自衛隊、建立抗日游擊隊，組建「八路軍晉西游擊支隊」，不久從統一戰線大局出發，改名為「犧盟晉西游擊支隊」。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鄧接替張浩任第129師政訓處主任，張浩因患嚴重腦病回延安療養。
1937年，鄧身著國民革命軍軍服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正式任命鄧為第129師政訓處主任。鄧與師長劉伯承一起抗日。1月初，鄧寫成《動員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使鄧權力更大，有權判斷部隊戰前政治準備和周圍環境。1月7日，鄧在洪洞參加北方局和集總（八路軍番號為第十八集團軍，故八路軍總部簡稱「集總」）召開的中央軍委華北軍分會會議。1月18日，到達129師任職視事。實際上，鄧在八年抗戰時期為山西太行山區的最高政治領導人。2月2日至2月3日，鄧主持召開129師軍政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會議決定師主力向平漢路東發展，首先進擊昔陽之敵，爾後乘勝東進，在平漢路兩側建立新游擊區。2月6日，鄧在遼縣主持召開129師團以上干部會議。2月25日，鄧和徐向前副師長到拐兒村參加集總召開會議。4月26日，鄧與劉伯承等送徐向前去河北南部開辟冀南軍區，發展平原游擊戰爭。鄧要建立自給自足之經濟，為當地數萬居民和部隊提供足夠之口糧，同時還要生產足夠的經濟作物，並使當地工業能夠生產出足夠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鄧還要為正規軍徵募兵員，評估軍事行動之政治意義；鄧設計一種鼓勵當地生產的稅收制度：「向老百姓徵稅要根據當地最近幾年的平均收成，超出這一平均數的部分完全歸生產者所有。」。劉鄧二人率軍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1至9月，劉鄧二人共創“麻雀戰術”卓有成效。5月以後，鄧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劉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揮129師主力東進冀南，開展平原遊擊戰爭。7月16日，鄧與徐向前、宋任窮等會見美國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伊·福·卡爾遜，向他介紹冀南抗日情況。當時來訪的美國海軍少校、駐中國國共軍隊運動觀察員伊·福·卡爾遜評論鄧：“是一個矮小、健壯和健談的人，他對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樣銳利。”7月28日，鄧親自領導冀南抗日武裝整編。8月14日，鄧指導冀魯豫邊區省委召開各地縣代表會議，將冀南軍政委員會改選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楊秀峰任主任，宋任窮任副主任；8月25日，離開冀南。9月29日至11月6日，鄧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的擴大六屆六中全會，並在會上報告地方工作。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北方局及分局委員的通知》，決定：以朱德、彭德懷、楊尚昆、聶榮臻、關向應、鄧、彭真、程子華、郭洪濤為北方局委員，楊尚昆兼北方局書記。11月23日，鄧從延安到達西安，準備返回太行前線。12月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全國我軍中黨務委員會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懷、譚政、項英、陳毅、聶榮臻、鄧、關向應、程子華、林彪、劉伯承、賀龍、蕭勁光等26人組成。
隨后13年，鄧和劉伯承一直并肩戰斗，129師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即第二野戰軍、中原野戰軍），后來被稱為“劉鄧大軍”而留名史冊。劉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聲，鄧則對部下要求甚嚴，打起仗來不顧一切；在處決懷疑給中國國民黨做奸細之士兵時，劉伯承也要比鄧更慎重。比起毛澤東在延安遠離敵人，有時間研究黨的理論和全局性戰略，又有閒暇暢遊於歷史、哲學和詩詞當中；鄧政委住在太行山區，更接近日本人前線，幾乎沒有時間研究理論，鄧得擔起實際責任，處理和居民有關的各種問題。從1937年到1945年，劉鄧開辟晉冀魯豫根據地，鄧任根據地黨委第一書記。他主張宣傳中國共產黨思想，推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團結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
鄧攝於1941年
1939年4月29日，鄧抵達延安。7月，鄧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8月，同卓琳在延安結婚。卓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物系，曾說過鄧在大多數共產黨幹部中是個出類拔萃者。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聶榮臻、賀龍、關向應、劉伯承、鄧等，下達《戰役預備命令》。8月20日，按劉伯承、鄧部署，在正太路西段開始破路作戰。8月22日，劉伯承、鄧收到彭德懷、左權簽發第一份戰鬥通報，首次使用「百團大戰」一詞。鄧沒有實質參與戰役，但默許其部隊參加。8月至2月，鄧與劉伯承率129師參加八路軍總部發起「百團大戰」。勝利消息傳到延安，毛澤東立即致電彭德懷：「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組織一兩次？」蔣也致電嘉獎朱德、彭德懷。但這次戰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為紅衛兵口實，指責鄧反對毛澤東游擊戰方針。
1942年末，鄧回到延安，支持毛澤東整風運動，在抗日根據地推行三三制。1942年，鄧成為中國共產黨北方局書記。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縣溫村一個教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史稱「溫村會議」，由鄧主持。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電北方局、太行分局等，決定在彭德懷到延安參加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由鄧任北方局代理書記。10月6日，中共中央決定：太行分局與北方局合併，撤銷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區黨委的工作；同日，根據中央軍委決定，129師與八路軍總部合併，保留129師番號，另建太行軍區；八路軍總部機關和129師師部機關合併辦公，全部合併八路軍總部、129師師部、太行軍區的後勤工作；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太行、太岳、冀南、冀魯豫四個軍區工作。
1945年6月，鄧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中央委員。8月20日，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鄧任書記、薄一波任副書記，同時成立晉冀魯豫軍區，任劉伯承為司令員、鄧為政治委員。8月20日，129師太行、太岳軍區與冀魯豫軍區合併為晉冀魯豫軍區，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滕代遠、王宏坤為副司令員，薄一波、張際春為副政治委員。
1949年渡江戰役期間，鄧與劉伯承親臨前沿部署作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簽字投降。1945年冬，晉冀魯豫野戰軍（后改稱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建立，劉伯承任司令員，鄧任政治委員。9月，劉鄧大軍在上黨戰役中成功運用“圍三闕一，網開一面。虛留生路，暗設口袋”的戰術殲滅閻錫山3.5萬國軍，隨后發起平漢戰役同樣取勝，配合毛澤東在重慶進行談判。
1946年8月，劉鄧大軍與陳毅華東野戰軍協同作戰，鄧被任命為中原局第一書記。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鄧任書記，鄭位三、李先念、李雪峰為副書記。劉鄧奉命率軍進入華中平原一側之大別山，毛澤東調動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國軍趕出西北地方，還希望在華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塊根據地。6月30日，劉鄧率軍南渡黃河，進入大別山地區，在此期間鄧與劉伯承關系極度不合，在大別山區土改問題上鄧與劉伯承矛盾嚴重。劉鄧大軍很多人戰死或饑寒交迫；倖存者處境艱險，極易受到敵人攻擊，或因缺少給養而損失。
1948年3月，鄧同劉伯承率主力出大別山與陳毅、粟裕野戰軍和陳賡、謝富治集團會師中原。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作出《關於改變華北、中原解放區的組織，管轄地及人選的決定》，決定將晉察冀及晉冀魯豫兩解放區，兩中央局合並為華北中央局，兩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兩邊區政府合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以劉少奇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為第二書記、聶榮臻為第三書記，聶榮臻為華北軍區司令員、薄一波為政治委員，董必武為華北聯合行政委員會主席，鄧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陳毅為第二書記、鄧子恢為第三書記，劉伯承為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司令、鄧為政治委員。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又稱「九月會議」，鄧作為中央委員、中原局第一書記參加會議。10月22日晚，中原野戰軍佔領鄭州；鄧和陳毅當晚趕到鄭州，住大同路原國軍鄭州綏靖公署，立即指揮部隊東進開封，國軍棄城，第二天直取開封。
鑒於淮海戰役規模擴大，加強統一指揮，中央軍委接受粟裕建議，11月1日電告陳毅、鄧、粟裕並告華東局、中原局：「整個戰役統一受陳鄧指揮」。淮海戰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還動員100多萬農民為部隊運送糧草軍需，徵用70多萬頭牲口作為運輸工具；在淮海戰役的最後階段，毛澤東下令成立總前委，將50萬解放軍納入鄧總書記的統一領導。在對國共第二次內戰具有重大意義的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中，鄧任總前委書記，負責對前線軍隊戰略指揮，并對不同解放區進行有針對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劉伯承擔心部隊安全，試圖挖更多戰壕以抵禦國軍優勢火力，鄧卻堅持進攻；後來有人批評鄧說，鄧在戰役初期把部隊置於危險，造成不必要傷亡，也沒有挖築更多防禦工事。
1949年3月14日，中央決定：鄧為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為第二書記兼上海市委書記，陳毅為第三書記兼上海市長，劉伯承為南京市長兼市委書記。4月21日，解放軍輕鬆擊潰抵抗渡過寬闊之長江，南京市。7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由鄧、劉伯承、賀龍等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鄧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鄧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1949年，鄧（左一）與賀龍、朱德一同出席全軍“八一”建軍節二十五周年體育運動大會開幕式
1950年，西南軍區軍隊整編會議與會者合影。前排左起：孔從洲、李達、張子意、賀龍、鄧、陳賡、陳鶴橋、韋杰。第三排右五尹先炳，第四排右六為秦基偉、右七杜義德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作為中原局第一書記和第二野戰軍代表，鄧參加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委員和中蘇友好協會執行委員會成員。10月19日，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程潛為副主席，賀龍、劉伯承、陳毅、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高崗、粟裕、張雲逸、鄧、李先念、饒漱石、鄧子恢、習仲勳、羅瑞卿、薩鎮冰、張治中、傅作義、蔡廷鍇、龍雲、劉斐為委員。隨后，鄧又和劉伯承率軍攻下云南、貴州、西康等西南省份。1949年12月2日，鄧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1949年底，鄧擔任西南軍區政委、西南地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在任期間，他徹底清除云南的鴉片煙館、平衡少數民族和漢族關系，實施土地改革等。
1950年1月8日，二野電告黨中央、毛澤東，確定由十八軍擔任入藏任務。鄧和周恩來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1951年，鄧從西南和西北軍區抽調兵力控制西藏並建立秩序。
在回北京任職前，鄧參加成渝鐵路竣工儀式。1952年7月，鄧調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務院常務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過政務院交通辦公室主任和財政部長。毛澤東下達書面命令：凡提交黨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經鄧過目。7月，周恩來提議鄧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務院日常工作，劉少奇提出希望鄧將西南工作佈置後即到中央。8月7日，朱德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任命鄧為政務院副總理。8月，鄧被調派北京，全家住進中南海。8月10日，周恩來提出政務院黨組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以周為任政府黨組書記，陳雲、鄧分任第一、第二副書記。8月13日，鄧正式上任，主持召開政務院第148次會議，周在會上宣佈：在我奉毛澤東主席的命赴蘇聯期間，由鄧代理總理職務。鄧和毛澤東一起參加會議，研究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及把個體農業和小工商業集體化、把大工業國有化之「社會主義改造」方案。10月22日，鄧給毛澤東、周寫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結束」，經毛澤東、周審閱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運動正式結束。通過和毛澤東、周一起參加會議，鄧得以學習兩位領導人如何評估國家大事；鄧也瞭解作出重大決定之理由，思考根本變革之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