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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上旬，紅軍從廣西龍勝翻越了老山界（即越城嶺）。此時，博古、李德仍然堅持前往湘西，但政府正規軍對此已早有準備。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開通道會議，尚未恢復權力的毛澤東主張放棄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向西進入貴州，獲得了大多數紅軍領導人的認可。12月13日，紅軍占領貴州黎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正式肯定了毛澤東的提議，決定紅軍發展川黔邊區。1935年1月，紅軍開始強渡烏江，突破黔軍的防線，向遵義地區進軍。
1935年1月上旬，中央紅軍到達遵義，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遵義會議
1935年1月7日，中共的「中央紅軍」武裝進攻并占領了遵義縣城，在城內休整。1月15日至17日，該黨的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其黨史稱為遵義會議，旨在研判今后的軍事、政治方針、和領導集體。在遵義會議前夕，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就已暗自結成同盟，試圖共同反對博古、李德。會議上博古率先作報告，檢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軍事指揮錯誤，但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困難。周恩來隨后做副報告，稱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緊接著，張聞天在會上作反對中央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的報告。隨后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保守主義。隨即，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紛紛表示贊同。會議召開三日，最終決定取消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會議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總負責政治和黨務，軍事上則由周恩來為主、毛澤東為輔進行總指揮。
1935年2月，接替博古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洛甫）
1月19日，「中革」的軍委發布《關于渡江的作戰計劃》，決定進入四川與紅四方面軍協同作戰。同日，紅軍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前進，24日攻占土城。28日，紅軍向位于土城以北的青杠坡的國民革命軍郭勛祺部隊發起進攻，激戰一日，雙方損失慘重。此戰紅軍損失上千人，奪取赤水縣和渡江的計劃均未能實現。次日，紅軍兵分三路，從猿猴場、土城上下渡口等地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地區。2月5日至9日，紅軍進抵云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 地域及云南威信，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一系列會議，即扎西會議，會議決定：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常委分工中負總的責任；暫緩執行渡江入川計劃，回兵黔北，以川滇黔邊為發展地區；討論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整編部隊為十六個團。此時，政府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命令吳奇偉、周渾元、孫渡等部隊協同川軍試圖在川南地區殲滅中央紅軍。2月10日，毛澤東等紅軍領導決定東進，二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紅軍從太平渡、二郎灘等地東渡赤水河。
紅軍渡過赤水河后，開始進攻桐梓地區。2月25日，經過激戰，紅三軍團奪取婁山關，并擊敗國軍隨后的反撲。隨后，中革軍委指示紅軍部隊繼續向遵義追擊。2月28日，紅軍再占遵義城。在進攻遵義作戰中，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陣亡。此時，國軍吳奇偉縱隊開始進攻，并奪取了紅軍控制的老鴉山。中革軍委決定圍殲吳奇偉縱隊，吳奇偉縱隊被紅軍擊潰，其司令部遭到長途迂回的紅軍突襲，吳奇偉逃過烏江后，命令士兵立刻摧毀渡橋，結果未過河的一千余人被紅軍俘虜。吳奇偉戰敗后，蔣介石決定親自前往督戰，調動黔軍、川軍、中央軍圍堵紅軍。3月4日，紅軍成立前敵總指揮部，朱德、毛澤東分任司令員和政委。對于是否圍攻打鼓新場的薛岳部一個師的問題，紅軍內部發生激烈爭論，毛澤東對進攻打鼓新場的主張表示反對；為統一軍事指揮，中共中央成立了“三人團”（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總負責軍事。
3月15日，毛澤東決定集中紅軍主力圍攻魯班場的國軍周渾元部，經過一天激戰，紅軍最終以失敗告終。次日，為避免不利態勢，紅軍由茅臺及其附近地區西渡赤水河。蔣介石此時判斷紅軍意欲北渡長江，命令國軍部隊予以截擊，毛澤東當即決定回師東渡。3月21日，紅軍以一個團偽裝主力牽制國軍，其余部隊由二郎灘、九溪口、太平渡東渡赤水，史稱“四渡赤水”。3月29日至3月31日，紅軍南渡烏江，跳出了國軍的包圍圈。負責掩護紅軍主力的紅九軍團部隊由于渡口被阻斷，被迫獨立行動。
瀘定橋在四川省瀘定縣的大渡河上，1935年5月中央紅軍“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
1935年4月2日，紅軍主力逼近貴陽，并直接威脅貴陽機場。當時蔣介石正在貴陽督戰，為安全計，蔣介石飛離貴陽，并命令滇軍孫渡等部火速馳援貴陽。4月8日，紅軍突然南進，從貴陽、龍里間突破國軍防線西進。4月23日越過平彝黃泥河，分兩路進入云南。云南省政府主席龍云將主力部隊收縮至昆明防守，為中央紅軍打開通道。5月1日至9日，中央紅軍在云南祿勸皎平渡渡過金沙江。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會理城郊召開會理會議，會上對林彪懷疑毛澤東的領導提出批評，并決定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此時，獨立行動的紅九軍團在貴州、四川和云南邊境地區活動52天，行程1000多公里，最后在四川西昌境內與紅軍主力部隊重新匯合。
紅軍攻占瀘定橋后，陳云奉命離開紅軍隊伍，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陳云到達莫斯科后，共產國際認可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5月20日，紅一方面軍攻占冕寧。朱德以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名義頒發《中國工農紅軍布告》，號召彝民與紅軍協同作戰。同日，紅軍先遣隊司令劉伯承與彝族沽基族首領果基約達（小葉丹）在袁居海子（今冕寧彝海子）結為兄弟，使全軍順利通過彝族聚居區，24日晚進至大渡河西南岸的石棉縣安順場。5月25日，中央紅軍先遣隊“十七勇士”自安順場強行渡過大渡河。然而，由于掌控的船只有限，紅軍無法從安順場迅速全部渡河。因此紅軍在安順場兵分兩路，紅一師及干部團在原地渡河，其他部隊北上進攻瀘定橋。5月29日，紅二師四團占領瀘定橋，與安順場渡河部隊會合。攻占瀘定縣城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派陳云離開紅軍部隊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情況。
紅軍渡過大渡河后向東翻越二郎山，突破川軍楊森部六個旅的阻擊，于6月7日占領天全。隨后，中央紅軍在飛仙關前轉而北上，經蘆山、寶興，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夾金山海拔約4500米，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沒有道路，沒有人煙，天氣變幻無常。除了雪山地區惡劣的自然條件外，饑餓和寒冷也給紅軍帶來嚴峻考驗，一些紅軍死于凍、餓、無力。6月12日先頭部隊在懋功達維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6月26日，張國燾從茂縣趕到懋功兩河口，與在此等候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員召開兩河口會議。會議決定紅一、四方面軍共同北上，建立川陜甘蘇區；同時，兩個方面軍進行編制調整。27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翻越第二座大雪山（夢筆山）到達馬爾康卓克基。由于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戰略爭論，紅軍在此長期滯留，導致松潘大路被國軍胡宗南部占領，紅軍只能穿過松潘西部（包括今紅原、若爾蓋）的草地北上。
7月21日至22日，中共在黑水縣召開蘆花會議。8月，中共將紅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中共中央隨右路軍行動。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兒蓋召開毛兒蓋會議，決定占據以岷州為中心的洮河流域，并依據此地區向東發展。隨后，紅軍右路部隊通過松潘草地。由于草地一帶荒無人煙，無法就地補給，結果紅軍面臨極限危機，包括嚴重高原反應、飲水中毒、饑渴、濕冷、天氣變化極端、缺氧、缺鹽，有不少紅軍為此而死，或是陷入泥沼。8月26日，走出松潘草地的紅軍發動包座戰役，擊潰堵擊紅軍北上的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師，打開了進軍甘南的門戶。
1935年11月7日，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部分領導干部在陜西淳化合影。前排左起：王首道、楊尚昆、聶榮臻、徐海東。后排左起：羅瑞卿、程子華、陳光、鄧小平
然而，因為張國燾堅決南下而反對中共的毛澤東等人的“北上路線”，冒險度過大草地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包括紅五軍團和紅九軍團）又被迫分裂。1935年9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博古趕到紅三軍團駐地若爾蓋巴西，連夜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巴西會議），決定率一、三軍團單獨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南迭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俄界會議）。會議決定將一、三軍團、中央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單獨北上。9月17日，紅軍攻克臘子口天險，進入哈達鋪。在哈達鋪毛澤東得知劉志丹領導的陜甘根據地的相關消息后，哈達鋪會議最終將陜甘根據地定為目的地。
9月23日，陜甘支隊通過國軍在武山、漳縣間的封鎖線，并渡過渭河，于9月27日到達通渭榜羅鎮并召開榜羅鎮會議。此時，中共中央正式確定前往陜北的方針。9月29日，陜甘支隊繼續東進，10月7日翻越了六盤山。10月19日，陜甘支隊抵達陜西保安吳起鎮（今吳起縣），21日擊潰尾追而來的東北軍和馬家軍騎兵部隊。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紅一方面軍長征結束。11月初，陜甘支隊在象鼻子灣地區與紅十五軍團會合。此時，紅一方面軍不足八千人。之后，陜甘支隊與紅十五軍團組建新的紅一方面軍。11月23日，紅軍發起直羅鎮戰役，圍殲東北軍第109師，師長牛元峰陣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將“工農共和國” 改為“人民共和國”。1936年2月起，紅一方面軍發起了東征、西征戰役，將陜甘根據地擴展為陜甘寧根據地。
1935年11月29日，紅六軍團領導人在湖南新化合影。前排左起：周仁杰、李銓、王震、夏曦、蕭克
1934年8月7日，紅六軍團第十七、第十八兩師和紅軍學校共9700余人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于8月11日進至桂東縣寨前地區。在這里，紅六軍團領導機關正式成立，任弼時任軍政委員會主席，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治委員。12日晚，紅六軍團從寨前出發，經資興、郴縣、桂陽、新田縣境，于23日到達零陵東北地區，準備西渡湘江。由于國軍封鎖湘江，紅六軍團再次改變渡江計劃，迅速向東轉移，進至陽明山區建立根據地。之后由于戰術考慮，由嘉禾折轉西進道縣，于9月4日在灌陽縣界首地區渡過湘江，進占西延。9月8日，中革軍委訓令紅六軍團在城步、綏寧、武岡地區堅持至9月20日，并打擊湘軍，但紅軍未能得手。
此時，湘桂兩省國軍主力已進至綏寧、靖縣地區，阻止紅六軍團北進。紅六軍團隨即轉兵向南，襲占通道。19日，在靖縣新廠給尾追之湘軍補充第二總隊的兩個團以殲滅性打擊后，又于10月1日襲占貴州的舊州老黃平，隨后又轉向黔東北的江口前進。10月7日，紅六軍團在石阡西南甘溪同桂軍第十九師遭遇，紅六軍團損失慘重，十八師師長龍云被俘。部隊被國軍截斷，一部由參謀長李達率領到達沿河地區，后與紅三軍會合；主力被迫向東南轉移，10月24日到達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三軍會師，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
兩軍會師后，軍委命令兩軍分開活動，紅二軍團留在黔東地區；紅六軍團單獨西進。但兩軍將領討論后，決定西進難以發動群眾、留守難以補充給養，雙方決定合力東入湖南西部桑植，由任弼時、賀龍分管政治與軍事。11月，部隊攻入湖南，在龍家寨殲湘西軍閥陳渠珍2個旅大部，并建立湘鄂川黔邊革命根據地，賀龍任紅二軍團兼軍區司令員，任弼時任政治委員。1935年初，國軍以80余團兵力，分六路進行圍剿，紅軍采取誘敵深入、殲其一路的戰法，在桑植陳家河殲國軍58師172旅；接著又在桃子溪殲國軍58師師部及174旅，并乘勝東出慈利，連戰連捷。
5月，紅軍部隊轉向湖北，以一部包圍宣恩，以主力在忠堡地區打援，殲國軍41師師部和121旅，俘虜師長張振漢。8月在板栗園設伏，殲國軍85師大部，擊斃師長謝彬。隨后又在芭蕉坨擊潰國軍陶廣縱隊10個團，徹底挫敗國軍圍剿，并乘勝占領石門、澧州、津市、臨澧等縣城。1935年9月，蔣介石率領國民革命軍采用分進合擊進攻湘鄂川黔邊，紅軍未能突破圍剿。11月，賀龍與任弼時等從湖南省桑植縣統一指揮紅二、六軍團突圍國軍封鎖，開始長征。
曾任大漢貴州軍政府行政總理的周素園。紅軍到達畢節后，他與紅軍合作，同時組建貴州抗日救國軍，擔任司令員。之后，他隨紅軍長征到達陜北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1．7萬余人從湖南桑植出發開始長征，留張正坤第十八師堅守老根據地。紅軍經溪口、洞庭溪向南渡過澧水、沅江，到28日，兩路紅軍分別占領溆浦、辰溪和新化、藍田、錫礦山等地。國民政府集中12個師又1個旅的兵力，分路追擊，企圖將紅二、六軍團殲滅于沅江和資水地區。紅二、六軍團一部由溆浦出發，向南急進，造成東渡資水之勢，吸引追兵。之后，趁著國軍東調之機，大部轉向西進，再向北轉，于1936年元旦進到芷江以西冷水鋪地區，擺脫追兵。1936年1月9日，在芷江便水發動戰斗，隨后占領了石阡。此時，第十八師返回原建制。
紅軍長征勝利后，紅二方面軍部分領導人合影，前排左起甘泗淇、賀炳炎、關向應、王震、李井泉、朱瑞、賀龍。后排左起張子意、劉亞球、廖漢生、朱明、陳伯鈞、盧冬生
1936年1月，紅軍到達黔東地區，由于國軍圍攻，紅軍向黔西轉移。2月2日，紅軍在修文渡過烏江，進入黔西，攻占黔西、大定、畢節等地，并進行擴軍。2月，在黔西縣城召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會議，決定兩軍團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之后紅二、六軍團在烏蒙山區與國民革命軍周旋。在此期間，紅軍聯合原貴州軍政府行政總理周素園，成立“貴州抗日救國軍”。3月12日，紅二、六軍團在云南鎮雄得章壩設伏，伏擊國軍萬耀煌縱隊第十三師，繳獲大量輜重彈藥，險些俘虜萬耀煌。3月下旬，賀龍、任弼時接到朱德、張國燾來電，建議紅二、六軍團北渡金沙江，同四方面軍會師。隨后，紅軍放棄建立根據地的計劃，經云南尋甸、富民渡過普渡河，經過普渡河和六甲戰斗，進占楚雄、祥云、賓川、麗江。4月底，紅軍在麗江渡過金沙江，攻占中甸，翻越玉龍雪山。7月2日，紅軍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1936年7月5日，奉中央軍委指示，紅二軍團、紅六軍團與紅三十二軍組成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政治委員任弼時。同時，在和朱德、劉伯承溝通后，賀龍、任弼時等人了解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矛盾，并與張國燾作斗爭，力促中國工農紅軍三大方面軍在陜北會師。此后部隊北上，紅二方面軍在紅四方面軍左縱隊之後跟進。
1934年紅四方面軍擊退了四川軍閥劉湘組織的對川陜蘇區“六路圍攻”，但紅軍也損失慘重，根據地被嚴重破壞。10月，蔣介石派出“委員長行營駐川參謀團”督導川軍作戰，并專門為劉湘撥款，補充川軍兵力和裝備。不久，又命令中央軍胡宗南派兵進駐廣元、昭化地區，采取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的戰術。11月，紅四方面軍組織連級以上干部參加毛裕鎮會議，徐向前制定向川陜甘發展的新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進攻甘肅南部，主攻胡宗南部；以控制嘉陵江、接應中央紅軍和紅二十五軍。12月19日，中革軍委給紅四方面軍發來電報，要求四方面軍重新組織進攻，配合中央紅軍進軍。隨后中央又要求紅四方面軍派一個師南進，接應中央紅軍北上。紅四方面軍高層經過討論，決心圍攻進入四川的胡宗南部隊。
1935年1月22日，廣昭戰役展開，徐向前率領主力圍困廣元、昭化，計劃圍點打援。不過胡宗南并未派援，而紅軍亦無法攻克廣元、昭化，徐向前于是撤兵。而此時共產黨中央已結束遵義會議并開始紅一方面軍的長征，并命紅四方面軍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策應中央紅軍北上。同年2月，紅四方面軍經寧強北上進入陜西南部，攻占沔縣。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張國燾戰略配合紅一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令紅四方面軍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將近十萬人放棄川陜根據地，強渡嘉陵江，向西挺進，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4月，紅四方面軍攻下劍門關，前后共擊潰川軍一萬余人。紅四方面軍在當地進行休補裝備，并擴員至八萬余人。
當時蔣介石為防止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調遣劉湘、鄧錫侯、孫震、胡宗南、唐式遵、李家鈺等部圍攻；張國燾在江油附近召開紅四方面軍會議，決定撤出川陜根據地，進攻北川、茂縣、理縣等地，建造川西北根據地，迎接中央紅軍北上。5月12日，徐向前率領紅九軍、紅三十軍由北川西進，在土門突破北川河谷；15日，占領茂縣；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隨后紅軍一部攻下理縣；李先念西進小金川、攻下懋功，迎接中央紅軍。6月13日，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在達維會師。
左圖為會師地懋功；右圖為紅四方面軍在長征路上的石刻標語
兩軍會師后，確定統一的戰略方針成為首要問題。6月16日，中央紅軍主張總方針為占領川陜甘三省，以岷江、嘉陵江上游地區為立腳點，伺機進占甘南和陜南。而張國燾和陳昌浩則主張暫時南下攻岷江以西的地區，以解決部隊給養。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陜甘方針，復電中共中央，認為“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敵已有準備”、不宜過岷江東打。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占領青海、新疆”。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兩河口開會，制定松潘戰役計劃，徐向前率領一部進行戰斗。會議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蘆花召開，決定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博古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當時紅軍已經占領毛兒蓋，兩個方面軍進行編制調整，以加強團結；徐向前兼任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陳昌浩兼任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此時蔣介石指揮胡宗南部堅守松潘，并派遣王均、于學忠、馬家軍、薛岳等參與圍剿。因為國軍在松潘固守，于是紅軍改為執行夏洮戰役，即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進攻洮河，創建甘南根據地。此外，紅軍編為左右兩路軍，以第一、三、四、三十軍為右路軍，由前敵指揮部指揮；以第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軍為左路軍，由紅軍總司令部指揮。
葉劍英（左一）、毛澤東（左二）、張國燾（右一）等在川北草地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窩召開會議，重申了在兩河口會議提出的戰略方針，并增補紅四方面軍領導干部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任命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同時恢復紅一方面軍司令部，周恩來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而張國燾此時主張解決戰略政治問題，并堅持紅軍分左右兩路軍，于是中共召開毛兒蓋會議，會中徐向前、陳昌浩支持毛澤東北上東進路線。會上并確定：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彭德懷負責右路軍北上，并率先進入若爾蓋大草原，進攻包座；而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率領，進攻阿壩后，過草地后即與右路軍靠攏會合。8月26日，右路軍到達班佑，徐向前率領紅三十軍、紅四軍發動快速戰攻下包座，擊潰胡宗南部第49師大部，擊傷師長伍誠仁，殲滅四千余人。
然而，左路軍則遲遲不肯北上離開阿壩、與右路軍會師，張國燾與毛澤東在紅軍主力進軍方向上出現嚴重分歧。張國燾借口嘎曲河河水上漲，命令左路軍按兵不動。9月8日，張國燾電復徐向前、陳昌浩率原紅四方面軍南下，張毛的矛盾徹底公開化。徐向前與陳昌浩只能向中央匯報；當晚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與徐向前聯合致電左路軍要求北上。9日，張國燾則致電繼續堅持南下，這時徐向前與陳昌浩亦猶豫南下事宜。當晚毛澤東親自到徐住處，問徐意見。徐向前表示，兩軍既已會合，就不宜再分開，紅四方面軍也不宜再分為兩半。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張浩）。1935年12月回國后，在促成紅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9月10日，黨中央決定獨自北上，并于夜間帶領右路軍中的中央紅軍紅一、三軍團離開甘南，次日凌晨紅四方面軍才知道消息。為了堅持紅四方面軍的完整性，徐向前率余部南下，再過草地，在黨壩與左路軍會合。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召開會議，宣布另立中央，自任黨主席，并宣布“通緝”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人。會上表示反對的劉伯承亦因此降職，主張團結的朱德與徐向前只能主張先打開局面。10月7日，張國燾下達南下命令。隨后紅四方面軍攻占崇化、撫邊、懋功。之后，紅四方面軍繼續南下，攻占寶興、天全、蘆山，擊潰國軍五千余人。10月中旬，紅四方面軍與川軍在百丈進行決戰，之后國軍攻占百丈。該戰役后，國軍死傷一萬五千人，紅軍傷亡亦近萬。此時，薛岳、李抱冰從南部、東面進行出擊，紅四方面軍只能轉為戰略防御階段。
12月5日，張國燾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中共中央，要求毛澤東等人將中共中央改稱“北方局”。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林育英從莫斯科抵達陜北，向張國燾發電通報消息。張國燾借機致電林育英，貶低陜北紅一方面軍，并尋求支持。12月22日，林育英復電張國燾，要求注意控制爭論。1936年1月6日，張國燾再次以“黨中央”名義致電林育英，繼續抨擊中共中央，但表示服從共產國際指示。1月16日，林育英回電，沒有直接抨擊張國燾，但表示共產國際要張國燾與中央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聯系”。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勒令張國燾立即取消第二中央，并在黨內公布《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1月24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表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并表示張國燾可成立西南局，直屬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暫與中共中央保持同等地位。隨后還向張國燾傳達共產國際變更新政策的經過、建立統一戰線的各項細則和《八一宣言》的要點。
此時，紅四方面軍部隊在南下作戰中損失慘重，被中央軍、川軍壓縮在蘆山、寶興地區，糧彈匱乏，張國燾的威望開始動搖。朱德、劉伯承、徐向前、陳昌浩紛紛要求北上到陜北。1月27日，張國燾被迫表示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謀求黨內統一。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張國燾，表明主力紅軍可向西北發展，并表示此方針受到共產國際同意。南下紅軍部隊決定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3月，紅軍攻下這些地區，并就地整編補給，以等候紅二、紅六軍團會師。此時，部隊僅剩四萬余人。6月6日，張國燾決定取消第二中央。7月初，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后，組成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并決定北上。
紅二十五軍政委吳煥先
紅二十五軍1931年10月成立於鄂豫皖蘇區。1934年8月，紅軍獨立第二十二師師長程子華奉周恩來指示到達大別山，向中共鄂豫皖省委傳達建立新蘇區的指示。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據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指示，決定紅二十五軍實行戰略轉移，策應中央紅軍的轉移行動。隨后，省委同意徐海東的提議，由程子華擔任紅二十五軍軍長，徐海東任副軍長，吳煥先任政委。11月16日，紅二十五軍2984人從河南羅山縣何家沖出發，開始長征，對外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并發表宣言。紅二十五軍在信陽柳林和雙河之間越過平漢鐵路，進入桐柏山區。紅二十五軍領導層認為該地區無法建立根據地，決定繼續北上，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挺進。部隊采取聲東擊西的策略，先向棗陽縣城佯攻，形成進攻武漢勢態，隨后調頭東進，進入駐馬店西北山區。
11月26日，紅二十五軍進至方城獨樹鎮附近，遭遇國民革命軍第四十軍阻截。經過激戰，紅軍擊退國軍，進入伏牛山區。隨后，紅軍繼續西進，到達了陜西洛南縣庾家河。12月10日，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師和兩個騎兵團向庾家河發起進攻，紅軍經過終日激戰，將國軍擊退。在戰斗中，軍長程子華、副軍長徐海東均負重傷。1935年春，紅二十五軍進入陜南，攻占鎮安、柞水、寧陜、佛坪、洛南、丹鳳6座縣城。2月5日，在藍田縣葛牌鎮以南的文公嶺殲滅國軍四十二師一二六旅五個營。3月10日，在洋縣華陽鎮殲陜軍警備第二旅五個多營。4月9日，在葛牌鎮殲滅陜軍警三旅。7月2日，在山陽縣袁家溝口全殲陜軍警備第一旅，俘虜旅長唐嗣桐。同時，紅軍建立了鄂豫陜根據地，紅二十五軍部隊擴大到3700余人。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陜省委在長安縣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西進甘肅東部策應中央紅軍。8月上旬，紅二十五軍開進甘肅境內，相繼攻占兩當縣城、天水縣城北關、秦安縣城，切斷西蘭公路。由于此時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因戰略糾紛滯留川西，徐海東、吳煥先決定放棄與中央紅軍會合的計劃，改為進軍陜北。8月17日，紅二十五軍攻克隆德縣城，翻越六盤山，殲滅馬家軍35師105旅一部。8月21日，紅二十五軍在甘肅涇川縣城以西四坡村渡河，遭遇馬家軍208團攻擊，紅軍殲滅208團。在作戰中，吳煥先陣亡。隨后，徐海東兼任紅二十五軍政委。8月31日，紅二十五軍在平涼以東的四十里鋪渡過涇河，9月3日進抵合水板橋鎮。9月7日，紅二十五軍到達甘肅合水東北的豹子川，決定由徐海東任紅二十五軍軍長，程子華任政委，戴季英任參謀長，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9月15日，紅二十五軍與劉志丹陜北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于陜西延川永坪鎮會師，成立紅十五軍團，共約七千人。在紅一、三軍團到達陜甘蘇區后，與之合編為紅一方面軍。
到達陜北后的紅四方面軍一部
1936年8月初，西北局制定《岷洮西戰略計劃》，決定攻下岷州、洮州、西固，并率主力向蘭州、天水方向前進。8月5日，徐向前率領部隊攻克漳縣。由于陜北根據地經濟情況艱苦，該根據地無法容下三個方面軍。于是中央決定紅二方面軍在陜甘邊行動，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進攻胡宗南部。之后因為戰術考慮，中央及西北局紛紛表示放棄該計劃，而改為《通莊靜會戰役計劃》：“在西蘭通道以北阻擊胡宗南部，并與紅一方面軍會師后，進軍寧夏”。
9月23日，張國燾突然決心西渡黃河，占領蘭州以北地區。26日，中共中央致電張國燾，指出西進的困難。9月27日，中共中央再次發電，要求張國燾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而此時西渡黃河也于紅四方面軍不利。朱德、張國燾在洮州召開會議，一致決定放棄西渡黃河，按照中央指示北進。此時，紅一方面軍也展開策應行動。10月2日，紅十五軍團攻占會寧。由于當時紅軍與張學良的東北軍簽訂密約，紅二、紅四方面軍在行軍中未有大型交戰。10月8日，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到達會寧界石鋪，與紅一軍團一師會合；9日，徐向前率部抵達會寧，紅四方面軍長征結束。
8月下旬，紅二方面軍通過草地，進抵甘南哈達鋪地區。根據中共中央部署，紅二方面軍從9月11日至20日攻占成縣、徽縣、兩當、康縣4座縣城。9月下旬，國軍發起反攻，企圖圍殲紅二方面軍于隴南地區。10月4日，紅二方面軍經中央同意，放棄甘南地區，開始渡渭河向北轉移。由于紅四方面軍單獨北進，紅二方面軍側翼暴露，在渡河時受到嚴重損失。10月22日，紅二方面軍在甘肅靜寧縣將臺堡（今屬寧夏）與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會師，至此長征宣告結束。此時，紅一方面軍約為21000人，紅二方面軍12000人，紅四方面軍33000人，合計約66000人。
長征結束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在延安
在會寧會師前后，中共中央制定的戰略總任務是團結紅軍內部、聯合國民黨部分友軍、逼蔣抗日及停止內戰。而西北局勢則是紅軍占領寧夏與甘肅西部，打通與蘇聯的聯系。而此時蔣介石剛處理完兩廣事件，隨后制定新的剿共計劃，即命令胡宗南、王均、關麟征、毛炳文等部籌備通渭會戰。1936年10月11日，中央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徐向前與陳昌浩奉中央軍委命令，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由紅三十軍負責造船強渡黃河，并先行渡江；紅三十一軍、紅四軍、紅五軍抵擋南部國軍進攻、掩護紅三十軍，跟隨渡江。
10月16日，蔣介石下達進剿令。18日，第三路軍總司令朱紹良發布《剿匪計劃綱要》，以國軍第1軍、37軍、3軍分兵進攻。22日，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督戰；同日，國軍占領會寧。24日，紅三十軍強渡黃河，并擊潰馬家軍防線。之后紅九軍、紅五軍向河邊開進，跟隨過河。28日，紅四方面軍軍部渡過黃河；而本打算渡江的紅三十一軍卻被臨時取消計劃，致使渡過黃河的紅軍部隊無法展開進攻。30日，國軍關麟征部進攻靖遠，致使河東河西兩岸紅軍被割斷。11月8日，紅四方面軍總部、第九、三十軍加上第五軍組成“西路軍”，約2.18萬人，在虎豹口度過黃河之后，向甘肅河西地區前進。1937年3月，在打通對蘇聯的國際交通線失敗后，全軍僅剩四百余人，在李先念等人的帶領下，到達新疆星星峽，被新疆軍閥盛世才收容。
長征結束后不久，西安事變爆發，國共兩黨開啟正式談判。圖為國共兩黨代表周恩來（右）、葉劍英（左）、張沖（中）在西安紅軍聯絡處門前
而此時，河東部隊即紅一、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第三十一軍則回師陜北。國軍繼續進攻，此時東北軍王以哲部隊前進比較遲緩，第三十七軍仍在黃河以西，第三軍進占同心城后因軍長王鈞病故而停止前進，唯第一軍緊緊尾追紅軍，進至豫旺堡地區，這為紅軍創造了有利戰機。11月21日，紅軍發起山城堡戰役，將第一軍七十八師大部殲滅。山城堡戰役是紅軍長征的最后一戰，一個月后，西安事變發生，第一次國共內戰就此結束。
長征期間，紅軍各部隊實力統計如下：
紅一方面軍（“中央紅軍”）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
大約86,000余人
1935年1月遵義會議
大約37,000余人
1935年6月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大約20,000余人
1935年9月單獨北上
大約14,000余人
1935年10月到達陜北
大約7,000余人
1936年10月會寧會師
大約8,000余人
紅二、六軍團（二方面軍）
1934年8月紅六軍團突圍西征
9,700余人
1934年10月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師
3,300余人
1934年10月紅二軍團與紅六軍團會師
4,400余人
1935年11月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
17,000余人
1936年7月同紅四方面軍會師
14,300余人
13,300余人
1935年5月嘉陵江戰役后
80,000余人
1935年6月同中央紅軍會師
1936年4月甘孜整編
40,000余人
33,000余人
1936年11月抵達陜北的紅四方面軍部隊
11,000余人
1934年11月開始長征
2,980余人
1935年7月從鄂豫陜北上
4,000余人
1935年9月到達陜甘蘇區
3,400余人
長征是中共的轉捩點，中共從此踏入“延安時期”。由於長征已經過去多年，許多倖存者都已不在人世，外加回憶的不準確，關於長征的歷史事實留有爭議。
紅一方面軍長征經歷25000里（12500公里）的說法，出自毛澤東，埃德加·斯諾1938年出版的《西行漫記》引用此說。根據紅一方面軍1936年的詳細路線圖，距離是18,088里。
2003年，兩名英國研究人員花了384天重走長征路線，估計長征實際距離不到25000里的一半，約6,000公里。
北京日報對這些質疑做出了回覆，并提供了2005年張小艾和武大衛走長征路走了46000多里的數據作為參考。
據中共官方的說法，瀘定橋戰鬥是22人的突擊隊冒著槍林彈雨，攀踏著瀘定橋鐵索強攻前進。鄧小平1982年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會面時說，“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么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旅英作家孫書云在2006年出版《長征》一書，曾來到了瀘定橋現場考察。她對當地的一位老鐵匠做了采訪，老鐵匠的證言如下：“橋的另一端只有一個中隊。那天在下雨，當他們看到紅軍士兵的到來，他們驚慌失措地逃走了——他們的官員早已拋棄了他們。并沒有太大的戰斗。不過，我仍然對爬上鐵鏈的二十二名士兵致敬。在過去的日子里，我的父親和我一起檢查過了橋，但我們坐在一個籃子里。那些人很勇敢，他們過得很快。”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盧毅則撰文指出，臺灣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中有一份劉文輝發給蔣介石的電報，稱其部下“瀘定橋李團與沿河之匪奮戰”，此戰發生時間為1935年5月29日，恰是紅軍“飛奪瀘定橋”當天。
根據中共自身的黨史認定，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密電”原四方面軍領導人，企圖“以武力要挾”黨中央南返。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發現這份密電後，立即送達毛澤東手中。中共中央在四川巴西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率領一、三軍團（即一、三軍）和軍委縱隊北上。但對此，有大量學者表示缺乏事實依據。
徐向前說：“至于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于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我們也說危害。我們執行過張國燾路線，我們也不便怎么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蘆笛因此指出，如果真有專給陳昌浩一人的“密電”，則參謀長葉劍英看不到，更不可能送達毛澤東手中。中國官媒新華網2013年10月轉載《南方週末》文章，表示不管「密電」是否存在，葉劍英都是「立了大功」。
第五次圍剿戰爭
1934年10月
紅軍撤退開始
突破第一道封鎖線
11月5日－8日
突破第二道封鎖線
11月13日－15日
突破第三道封鎖線
11月27日－12月1日
突破第四道封鎖線
1934年12月
紅軍占領黎平
1935年1月1日－3日
1935年1月7日
中共召開遵義會議
1935年1月－3月
3月29日－31日
6月12日－7月7日
紅一紅四會師
8月29日－31日
全殲胡宗南第四十九師
紅一抵達吳起鎮
1936年10月
紅二、紅四與紅一會師 長-{征}-結束
中國共產黨的此次工農紅軍的戰略轉移與逃亡，即「長征」，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事件，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歷史走向。在新成立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任的主要領導人和將領，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都經歷了「長征」，十大元帥中有九位（除陳毅）經歷了「長征」。
當時的中國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在其日記中記載稱，長征其實是他的計謀，剿共為名，收復西南是實，國家團結了，才可以抗戰。由於當時中國軍隊與日軍裝備及訓練間差距太大，蔣九一八事變期間寫道：“中日之戰必不可免”，若開戰，“倭三日可亡我矣”。又說：“不可貿然而戰”。期間，蔣考慮到中日若開戰，上海必先淪陷，南京亦將失守，國民政府勢必遷都，期間蔣考慮了洛陽、西安等地，最後選定重慶；中國那個時候是個軍閥割據的時代，蔣介石根本沒有辦法控制整個中國，他能控制的只是沿海幾個省而已。所以他在日記中就說我怎么進入四川呢？特別是四川、云南和貴州都是軍閥勢力非常大。所以他一直在想，并跟德國的軍事顧問商量。有一天就是“得一計”，要以剿匪為掩護，建立西南根據地，“借剿共以收復西南”，故意把紅軍留下一小股，把他們往西南趕。
所以紅軍所謂的“兩萬五千里長征”是從江西往西南走，然后才到延安的，中央軍就在后面追，因此才能夠進入四川。這是他的一計。 而另一方面，蔣當時認為紅軍勢力微弱，並不足以對其政權發生威脅，所以在日記中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
領導國民革命軍追擊紅軍的薛岳，在其所著的《剿匪紀實》中對「長征」評價非常之低：「三民主義，適合國情，吾人黽勉奉行，即足以救國建國。乃共匪故騰其階級鬥爭邪說，洪波四濺，逋毒十省，所過焚殺，川原以丹，至是猙獰面目，暴露無餘，政治立場，全告消失，民衆益視之若蛇蝎，蓋失民者亡，叛國者滅，理固宜然，然連歲驛騷，國家元氣，亦因之而斲喪，不禁感慨係之矣。」
毛澤東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
1980年8月，在會見義大利記者法拉奇時，鄧小平說：“在1935年，我們歷史上著名的長征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成形的領導，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的，而且也很不成熟。”而當鄧小平之女毛毛問他長征是怎麼過來的，他的回答是—“跟著走”！
江澤民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六十周年大會上，提出“長征精神”為以下五種精神：
* 把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於一切，堅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堅信正義事業必定勝利的精神；
* 為了救國救民，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犧牲的精神；
* 堅持獨立自主、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精神；
* 顧全大局、嚴守紀律、緊密團結的精神；
* 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同人民群眾生死相依、患難與共、艱苦奮鬥的精神。
中共自身評價：“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是一部偉大的革命英雄主義史詩。它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宣告，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紅軍長征，鑄就了偉大的長征精神。長征精神，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革命風范的生動反映，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體現。長征精神為中國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提供了強大精神動力”。
胡錦濤說：“長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英勇革命的壯麗史詩。”
習近平說：“（長征）這一驚天動地的革命壯舉，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譜寫的壯麗史詩，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巍峨豐碑。”“長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偉大遠征。崇高的理想，堅定的信念，永遠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紅星照耀中國》中評價「長征」：“不論你對紅軍有什么看法，對他們的政治立場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認他們的長征是軍事史上最偉大的業績之一。”“紅軍的西北長征，無疑是一場戰略撤退，但不能說是潰退，因為紅軍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共產黨人認為，而且顯然也這么相信，他們是在向抗日前線進軍，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這幫助他們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進軍到戰略要地西北去，無疑是他們大轉移的第二個基本原因，他們正確地預見到這個地區要對中、日、蘇的當前命運將起決定性的作用。后來的歷史證明，他們強調這個原因是完全對的。這種宣傳上的巧妙手法必須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戰略。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造成英勇長征得以勝利結束的原因。”
另一位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在其著作《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說：“這（長征）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長征已給中國的面貌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意識，使這個國家出現了許多世紀來所缺乏的精神與團結。它甚至證明了其威力足以克服毛澤東本人晚年可怕的異想天開，從而使中國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一條毛根本不會選擇的道路，但目前人們對長征的認識還是很不完整的。也許中國人會說，再過一二百年，我們也許能真正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這次長征。眼下我們可以象中國那樣來看待長征——這是一次充滿了集體英雄主義、獻身精神和希望的舉世無雙的行動。”
唐德剛認為長征絕非歷史紀錄的第一次，黃巢起義、太平天國都比紅軍早，而且時間更久。此外，他還認為蔣中正利用中共長征借機“削藩裁軍”。當時西南地區貴州、云南、四川都是地方軍閥割據，湖南也不是嫡系，蔣借追繳紅軍，把中央軍的勢力深入到地方。“紅軍西走后，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獲。”
越南共產黨領導人鄧春區對長征十分仰慕，后來改名叫“長征”。
中共的中央紅軍長征過程中召開的會議，屬于中央政治局的會議、包括它的常委會和擴大會，從1934年底至1935年底，比較重要的有20多個，可分為三個系列。一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召開的9個會議：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雞鳴三省會議、扎西會議、茍壩會議、會理會議、瀘定會議。這些會議主要討論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指導思想、軍事路線、行軍方向和作戰方案等。二是中央紅軍在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召開的7個會議：兩河口會議、卓克基會議、蘆花會議、沙窩會議、毛兒蓋會議、巴西會議、俄界會議。這些會議都是討論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后的軍事計劃、戰略方針、行動方向、作戰方案，以及與張國燾的分歧，努力求得共識。三是與紅四方面軍分道后，中央紅軍在單獨進軍陜北過程中召開的6個會議：哈達鋪會議、榜羅鎮會議、鐵邊城會議、吳起鎮會議、下寺灣會議、瓦窯堡會議等。這些會議討論中央紅軍對陜北的進軍，以及隨形勢的變化而調整黨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問題。
主持人（開幕式主持人）
1934年12月18日
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認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地區，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決策。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查黎平會議的決定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及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后中央軍委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
中央政治局會議
否定李德等人回頭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重申黎平會議決定，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基本結束了“三人團”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初步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軍事指揮中樞，為遵義會議的成功奠定了基礎。
1935年1月15日-1月17日
博古作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了副報告。決定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托張聞天起草《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該決議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會議通過”，并于2月16日由中央油印印發。《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指出軍事上領導錯誤是李德、博古、周恩來3人，而李德、博古負主要責任。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作出四項決定：1、改組了黨中央領導機構，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3、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4、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周恩來是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會后不久，決定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張聞天接替博古在黨內負總責。隨后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團（又稱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任團長。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扎西會議（含雞鳴三省會議）
云南威信扎西
1935年2月
討論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和部隊縮編問題，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縮編”的決策。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即《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討論中央和全國其他蘇區與紅軍的戰略方針及組織問題。討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決定張聞天代替博古在黨中央負總的責任。作出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川南游擊縱隊的決定。
貴州遵義茍壩村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
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小組（新“三人團”），全權指揮紅軍軍事行動。
1935年5月12日
張聞天作了有關形勢的報告，并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勝利，闡明了運動戰略正確思想。討論了渡江后的行動計劃，決定立即北進，搶渡大渡河，向紅四方面軍靠攏。批評了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的錯誤。
決定中央紅軍過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合，派陳云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1935年6月26日
通過了周恩來代表黨中央和中革軍委首先作關于目前戰略方針問題的報告，責成張聞天為中央政治局起草一個會議決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略方針的決定》，確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為中心的川陜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總方針。
四川馬爾康卓克基
軍委發布“夏洮戰役計劃”，確定以卓克基地區為總后方，還討論通過了《告康藏西番民眾書》，指出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解放被壓迫的各民族，建立自由選舉的革命政府，并積極幫助一切革命的民族。
政治局常委會議
1935年7月21-7月22日
張國燾作關于四方面軍發展歷史情況的報告。徐向前和陳昌浩分別作了關于四方面軍情況的補充報告。會議討論了報告并總結了四方面軍的歷史經驗。
1935年8月4-8月6日
張聞天作關于1、4方面軍會合后的決議草案的報告。會議通過《關于1、4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張聞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吸收4方面軍干部參加中央工作的名單。會議決定增補陳昌浩、周純全為政治局委員。會議還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擔任司令員兼政委的1方面軍司令部，由陳昌浩任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任副主任。
四川松潘毛兒蓋
1935年8月20日
討論紅軍主力的發展方向問題。通過由毛澤東起草的《關于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
四川若爾蓋巴西鄉
討論一方面軍工作方針問題。決定采取果斷措施，立即率紅一、三軍、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到阿西集合，繼續北上，向甘南前進，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聶榮臻，行動方針有變，要一軍在原地等待。決定以后右路軍統歸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指揮，并委托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
1935年9月12日
毛澤東作了《關于與四方面軍領導者的爭論及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并作會議結論。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決定將原有1、3軍團縮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成立“五人團”作為全軍最高領導核心，組成編制委員會。
甘肅岷縣哈達鋪
1935年9月22日
討論研究干部問題和部隊整編，決定將紅一 、三軍和中央軍委縱隊整編為 “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在團以上干部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于形勢和任務的政治報告》，并代表黨中央向全軍正式發布了 “到陜北去”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團以上干部會議
1935年9月27日
決定改變俄界會議關于首先打到甘東北或陜北，以游擊戰爭與蘇聯發生聯系，取得國際幫助，創建根據地的原定戰略方針，作出了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陜北的決策，提出保衛與擴大陜北蘇區的新的戰略方針。決定派一支部隊與國際聯系，取得國際的技術幫助。
陜西赤安吳起鎮西北部
重申了榜羅鎮會議“在陜北創造蘇區” 的決定。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陜西赤安吳起鎮
總結俄界會議后紅軍的行動，確定新形勢下陜甘支隊的行動方針。毛澤東報告俄界會議以來的形勢與陜甘支隊的任務，并作會議總結發言。批準了榜羅鎮會議把紅軍長征落腳點放在陜北的戰略決策，決定黨和紅軍今后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蘇區，以領導全國革命，從而宣告了中央紅軍長征的完結，開創了黨中央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陜北的新的歷史時期。
陜西甘泉下寺灣
指出當前的緊迫任務是粉碎敵人三次‘圍剿’”，提出“中央分兩部分”，“一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一部分可在后方做動員工作”。張聞天提議由毛澤東擔任軍委主席，并賦予軍委決定軍事指揮問題的全權。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1935年12月17日-12月25日
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通過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通過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長征」一直是中國共產黨重點宣傳內容，并得到該黨的高度評價。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自主研制的航天運載火箭以“長征”命名。196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鐵路史上的第一種燃氣輪機車，亦被命名為“長征”。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核潛艇艦名也以“長征”為前綴來編號命名。
* 薛岳，《剿匪紀實》，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九輯，沈雲龍主編，文海出版社印行
* 唐德剛，《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之〈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之二〈太平天囯〉
* 楊炳章著，郭偉譯：《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新華網專題
* 劉統：紅軍長征是多面化的，歷史真實不應掩蓋
*張恩華：〈 在史詩與神話的雙重枷鎖下：文學表述中的長征〉。
江南圖書館位于清涼山下，南京市鼓樓區龍蟠里9號，原為惜陰書院，現為南京圖書館古籍部。
惜陰書院由兩江總督陶澍于1838年建立，以《晉書·陶侃傳》中“大禹圣者，乃惜寸陰”為名。書院教授經、史、詩、賦，不講八股文。學生無衣食補貼，但有獎金，每月考試一次，超等第一至第十名獲銀2-4兩不等，十名外1兩，特等5錢。書院山長為薛時雨，教師有李聯琇、俞正燮、胡培翚、馮桂芬等。咸豐年間毀于戰火，1866年重建，1902年增葺，于該書院開辦上元學堂。
1907年，兩江總督端方決定在惜陰書院校址創辦江南圖書館，繆荃孫出任總辦。1908年，興建藏書樓兩進兩樓44間及附屬建筑，總建筑面積2018平方米，1909年竣工。1910年8月，江南圖書館正式開放，為中國第一所公共圖書館。1912年2月，改名江南圖書局，由辛漢接管負責。1913年7月2日，改名江蘇省立圖書館，盧殿虎兼任館長。1919年，改名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1927年9月20日，改名第四中山大學國學圖書館。1928年2月，改名江蘇大學圖書館，5月又改名中央大學區立國學圖書館，6月17日將將藏書樓命名為陶風樓，以紀念陶侃、陶澍、端方、繆荃孫。1929年10月4日，改稱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柳詒-{徵}-任館長。日軍侵占時期，先改館名為南京市國學圖書館，1940年又改為教育部國學圖書館，并遷至國府路282號（今長江路257號），1941年夏改名國立中央圖書館。抗日戰爭勝利后，柳詒徵追尋藏書，收回館舍。1952年，國學圖書館和原中央圖書館合并為現在的南京圖書館。1963年翻修陶風樓。1992年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魯迅、顧頡剛、蔡尚思、胡適之、蔡元培、黃賓虹、徐悲鴻等都曾在此住館閱覽。
加利福尼亞大學，簡稱加州大學，建立于1868年，是美國加州一個由十個大學校區組織而成的世界著名公立大學系統，其中柏克利加州大學為加州大學的創始校區。 加州大學系統是組成加州公立高等教育體系的三個大學系統之一，另兩部分分別是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系統和加利福尼亞社區大學系統。相對其他兩個系統，加州大學更注重高等研究領域，屬性上屬研究型大學。
加州大學也簽約管理三個美國能源部的國家實驗室：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勞倫斯利弗莫爾國家實驗室、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它擁有的諾貝爾獎得主不少于150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357位，佔美國國家科學院總計2039位院士的近1/5；擁有全職學生23.8多萬人，有7所加州大學為美國大學協會成員。
1849年，加利福尼亞州批準了第一部州憲法，其中明確表述了建議一個包括州立大學的完整教育系統的目標。根據土地撥贈法案，加州議會在1866年建立了一個面向農業、礦業、機械領域的學院。雖然學院獲得了足夠的資金支持，但是卻缺少足夠的土地。同時，耶魯大學的校友、公理會的神職人員亨利杜蘭特（Henry Durant），在1853年于奧克蘭創辦了一家私立學院，其地址位于奧克蘭市區。1855年，該學院被許可成立“加利福尼亞學院（College of California）”，而學院隨后買下了現在屬于柏克利加州大學的約160英畝土地。
加州州長弗雷德里克·洛十分希望依據密歇根大學的方案建立一所州立大學，這最終促成了“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成立。1867年，根據弗雷德里克·洛的建議，加利福尼亞學院并入未來創辦的州立大學之中。學院的董事對這一方案表示贊成，但是要求未來建立的州立大學不應該僅僅是一所“農業、礦業和機械學院”。而應該是一所“完整的大學”，加利福尼亞學院應該成為未來大學中的文學院（現在的文學與科學學院）。最終，1868年3月23日，加州政府正式批準加利福尼亞大學成立，最初位于舊金山灣區奧克蘭市。
1873年，學校遷入奧克蘭市之外的新址，而為了紀念18世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新的大學城命名為“柏克利市（Berkeley）”。同年，托蘭醫學院（Toland Medical College）加入加州大學、成為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醫學院，后來演變成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而此時的加州大學也等于“柏克利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并逐漸在加州洛杉磯、戴維斯等地開設分校區。
奧克蘭的加大學校長辦公室
1951年3月，“加州大學”進行了體制變革，向柏克利校區與洛杉磯校區任命了校長（Chancellor），對等地向加州大學主席（President）負責?，1958年至1964年間，散落在加州各地，原先受柏克萊校區管轄的各個加州大學分校區也逐一改制為與柏克利校區對等的一般校區，加州大學轉型為一個擁有多個對等校區的聯邦式大學。 現今的加州大學并沒有所謂的“主校區”。
如今，加州大學已發展成一個擁有10個校區并對世界發展影響深遠的巨型大學系統，包括“柏克利加州大學（UC Berkeley）”、“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和“聖地牙哥加州大學（UCSD）”等等。
File:Berkeley glade afternoon.jpg|-{zh-hans:伯克利加大;zh-hant:柏克萊加大}-（1868）
File:Mission Bay, UCSF.jpg|-{zh-cn:舊金山加大;zh-tw:舊金山加大;zh-hk:三藩市加大}-（1873）
File:RHall.JPG|-{zh-hans:洛杉磯加大;zh-hant:洛杉磯加大}-（1919）
File:Ucsbuniversitycenterandstorketower.jpg|-{zh-hans:圣巴巴拉加大;zh-hant:聖塔芭芭拉加大}-（1944）
File:Ucr-belltower.jpg|-{zh-cn:河濱加大;zh-tw:河濱加大;zh-hk:河邊加大}-（1954）
File:UC Davis Mondavi Center.jpg|-{zh-hans:戴維斯加大;zh-hant:戴維斯加大}-（1959）
File:Geisel library.jpg|-{zh-cn:圣迭戈加大;zh-tw:聖地牙哥加大;zh-hk:聖地亞哥加大}-（1960）
File:UC Irvine Reines Hall.jpg|-{zh-hans:歐文加大;zh-hant:爾灣加大}-（1965）
File:Cowell College.jpg|-{zh-hans:圣克魯斯加大;zh-hant:聖塔克魯茲加大}-（1965）
File:UC Merce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uilding.jpg|-{zh-hans:默塞德加大;zh-hant:美熹德加大}-（2005）
創始時間(獨立編制時間)
位置（主校區）
-{zh-hans: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zh-hant: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
1868（1951）
-{zh-hans:伯克利;zh-hant:柏克萊}-
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
1919（1951）
-{zh-hans:洛杉磯;zh-hant:洛杉磯}-
-{zh-cn:圣迭戈加利福尼亞大學;zh-tw: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zh-hk:聖地亞哥加利福尼亞大學}-
-{zh-cn:圣迭戈;zh-tw:聖地牙哥;zh-hk:聖地亞哥}-
戴維斯加利福尼亞大學
1905（1959）
-{zh-hans:戴維斯;zh-hant:戴維斯}-（市外范圍）
-{zh-hans:圣巴巴拉加利福尼亞大學;zh-hant:聖塔芭芭拉加利福尼亞大學}-
1944（1958）
-{zh-hans:圣巴巴拉;zh-hant:聖塔芭芭拉}-（市外范圍）
-{zh-hans:歐文加利福尼亞大學;zh-hant:爾灣加利福尼亞大學}-
-{zh-hans:歐文;zh-hant:爾灣}-
-{zh-hans:圣克魯斯加利福尼亞大學;zh-hant:聖塔克魯茲加利福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zh-hans:圣克魯斯;zh-hant:聖塔克魯茲}-
-{zh-cn:河濱加利福尼亞大學;zh-tw:河濱加利福尼亞大學;zh-hk:河邊加利福尼亞大學}-
1954（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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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cn: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zh-tw: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zh-hk:三藩市加利福尼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1873（1964）
-{zh-cn:舊金山;zh-tw:舊金山;zh-hk:三藩市}-
-{zh-hans:默塞德加利福尼亞大學;zh-hant:美熹德加利福尼亞大學}-
-{zh-hans:默塞德;zh-hant:美熹德}-（市外范圍）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官方網站
京漢鐵路從北京到湖北漢口，最初稱為“盧漢鐵路”（盧溝橋至漢口），是清政府為圖自強、實現近代化而興筑的一條縱貫南北的大干線。1927年至1949年間因北京改稱北平，京漢鐵路也改稱“平漢鐵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恢復京漢鐵路之名。現在，京漢鐵路是京廣鐵路的一部分。火車迷又稱為“北京廣”（京廣線北段）。
1889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提議修建北京盧溝橋至漢口的盧漢鐵路；他認為此線“可控八九省之沖，人貨輻輳，貿易必旺，將來汴洛、荊襄、濟東、淮泗，經緯縱橫，各省旁通，四達不悖。”1895年7月19日，即《馬關條約》簽訂后的第94天，光緒帝發出一道諭旨，宣稱“當此創巨痛深之日，正我群臣臥薪嘗膽之時”，并提出救亡圖存的六項“力行實政”，修鐵路被列為首項。同日，兩江總督張之洞即復奏清政府，指出“宜亟造鐵路也”，建議修筑盧漢鐵路：“中國應開鐵路之地甚多，當以盧漢一路為先務。”清末有系統地修筑鐵路由此而始。1895年12月6日，清廷考慮各方意見后，決定立即著手修筑兩條鐵路：盧漢鐵路和津盧鐵路（即原京山鐵路京津段、今京滬鐵路京津段），并公布盧漢鐵路以黃河為界，南段由張之洞負責，北段由李鴻章負責。然而清廷對盧漢、津盧兩路的建設資金給了不平等的待遇：津盧鐵路能動用官款，而盧漢鐵路卻要靠商人集資興辦。但張之洞在募集商股的過程中受阻，只能將修筑盧漢鐵路的任務交給盛宣懷，并向比利時等外國列強舉債。
京漢鐵路在北京白云觀附近與京張鐵路交叉，橋上為京張鐵路，橋下為京漢鐵路（拍攝于西便門站東側）
蘆漢鐵路一直延至1897年4月才動工，1905年11月25日鄭州黃河大橋建成。1906年4月1日，南北全線接通正式通車。因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期間修建從盧溝橋延伸至北京正陽門西邊的前門火車站的支線（1944年拆除），故改名為“京漢鐵路”，長度共計1311.4公里。
京漢鐵路在施工時拆除了漢口城墻，并改造為后城馬路。
1937年3月10日，劉家廟站與徐家棚站的兩座鐵路輪渡碼頭竣工，列車從此可經由輪渡跨越長江。這成為了武漢市民口中的怪事“火車要靠輪渡載”。鐵路碼頭的興旺，帶動了徐家棚區域的繁華：全國各地的游客在這里下車后，都會逛一逛，各種小商品、煙酒副食、餐館美食密密麻麻。
京漢鐵路的修建開晚清大規模筑路之先河，成為日后鐵路修筑、借款模式的參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清政府借債筑路的利權喪失程度。同時，較為良好的經營狀況，以及線路維護、路員管理等方面的日臻完善，也帶動了沿線經濟社會的發展與變遷。
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幫助下，1921年到1922年底，京漢鐵路沿線相繼建立了江岸、鄭州、長辛店等16個工會分會。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遭到軍閥吳佩孚的明令禁止和破壞。2月4日，全路2萬多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并將總工會臨時辦公處移至漢口江岸。罷工導致1200多公里鐵路頓時癱瘓。2月7日，吳佩孚在外國列強支持下，對罷工工人進行了血腥鎮壓，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等數十人先后慘遭殺害，造成震驚全國的二七慘案。
長辛店“二七”大罷工舊址
北京市豐臺區
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大智門火車站
武漢市江岸區
京漢鐵路總工會舊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