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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云山（1898-1983.2.12）字啟秀。哲學家，佛學家，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院長。
*王林生 江西省政協原副主席。
*王向天,湖南省原副省長，中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原副總督。
*肖錦忠 清代茶陵名儒，狀元。
*趙福河，茶陵一中1980屆畢業考人北京大學經濟系。中國北京綠色建筑開拓人。
*張平化 1925年湖南省立三師27班畢業.中共湖南省委前書記。
*張秋人 （1898-1928），乳名友表，學名慕翰，別號秋莼，紹興諸暨牌頭人。192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隨后，到湖南省立三師教授英語，會見了毛澤東。1926年3月到廣東黃埔軍校，繼毛澤東、沈雁冰之后，擔任《政治周報》編輯和政治教官。四·一二事件后，奉派擔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因黃埔軍校學生告密，遭逮捕，1928年2月8日被殺害。
*周后元 ，藥物化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
*周里 1925年湖南省立三師28班畢業，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21年，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后返湘，擇湖南三師為湖南建黨據點之一，10月親臨三師演講，發展黨員，建立起衡陽地區第一個黨小組。
*1922年4月29日，毛澤東再次親臨三師指導，建立起衡陽第一個黨支部──中共三師支部.從此湘南的學生運動、工農運動都置于三師支部領導之下，并在招生范圍的25個縣之間建立了18個特別支部。眾所周知的黃靜源、陶鑄、江華、黃克誠、張平化等等都是三師的學生。張平化在《憶母校》中云：“貧農子弟力求知，千里迢迢覓導師，山川險阻皆無畏，寒暑交加概不辭，北戰進軍如破竹，東風所向似披靡，母校同窗多義士，齊心救國敢捐軀”。故三師被譽稱為“湘南革命搖籃”。
*1964年，茶陵一中發生轟動全國和中央的龍普騰事件，由國家主席劉少奇親自批示。導致朱文文的班主任、物理老師龍普騰入冤獄十多年。戲劇性的一幕是送龍普騰入獄和接龍普騰出獄的負責人均是同一人，也是龍普騰的高中同窗好友雷文法（先是公安局負責人，后是法院負責人）。當時，1940年代出生的中國大陸大、中學生，包括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等，都曾捲入該事件的討論。
*1969年至1973年，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交部在茶陵虎踞茶場設有“五七”干校，其子弟初中畢業后升入茶陵一中高中部學習。學校照顧他們全部編入高116班，俗稱為“外交部子弟班”。
*1980年6月，茶陵一中再次被認定為湖南省重點中學。
*2002年, 中國中央教科所德育研究中心授予茶陵一中為“全國教育科學九五規劃國家重點課題‘整體構建學校德育體系’研究與實驗學校”。
*2005年10月2日，茶陵一中百年校慶。
*  茶陵一中(湖南三師)百年校慶網頁
吉星文，字紹武，河南扶溝人，祖籍陜西韓城縣西原村吉家巷，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追晉），抗日戰爭名將，在八二三炮戰中重傷陣亡。
生於河南省扶溝縣，十五歲就讀縣立師範時，適值叔父吉鴻昌的陸軍第八混成旅考選學兵，此時的吉星文懍於國難即將當前，因此投筆從戎，進入了叔父吉鴻昌的部隊中當兵。一年后升為排長。1926年，只身到靈寶縣文地鎮，由19師師長吉鴻昌介紹，到宋哲元旅當騎兵，被提升為連長。在37師109旅219團升至營長。
而後因其驍勇善戰，極受長官之賞識，遂被拔擢為連長，在他當軍人的這段期間雖然訓練極為嚴格，但對下屬的照顧卻無微不至，在糧食極為缺乏的環境中在軍糧不夠吃的狀況下他多次親自採集野菜給士官兵食用，自己卻餓著肚子，日後在任金防部副司令官之職時一日巡視坑道，為顧及天氣寒冷，竟脫下自己的外套給士兵保暖，他一直秉持著為他人而活的理念，數十年如一日。
民國二十二年元旦，日軍炮擊臨榆縣城，駐臨榆的東北軍第九旅何柱國部官兵忍無可忍，奮起還擊，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然而在日軍絕對優勢的兵力及力攻擊下沒多久榆關便失陷，日軍占領榆關後接著向錦州、通遼、綏中等處集結兵力，準備三路進攻熱河。
3月9日，打虎將軍趙登禹率部馳援，他一到羅文峪一帶就與日軍鈐木師團展開了慘烈的爭奪戰，雙方傷亡慘重，趙登禹的左腿也被敵人的炮彈炸傷，此時的吉星文任官拜營長，由於吉星文打起仗來從來就不怕死，趙登禹便給他起了個「吉大膽」的外號。
當時除了趙登禹與張自忠率本隊與日軍拼戰外，另由吉星文帶一隊官兵，繞過日軍右翼，於凌晨發起逆襲，攻戰王家、瓦房等村，將村中敵人全部殲滅。由於此次勝利，吉星文被提升為219團團長，日後接任宛平城的重要防務。
叔父吉鴻昌于1934年11月被國民政府明令槍決于北平。
盧溝橋距北平市前門十五公里，屬宛平縣境內，是一座擁有七百多年歷史的石橋，此地為保定通往北平市的交通要道，它已成為中國東北的最後一條防線，此時正由吉星文團長率部戍守。
1937年7月7日晚間十一時，日軍於北平的盧溝橋一帶進行演習，並且藉一名士兵失蹤的名義，要求進入宛平縣內搜查，結果遭到吉星文嚴詞拒絕，在吉星文表態後日軍惱羞成怒的包圍宛平縣城，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長秦德純為防止事態擴大，與日軍進行交涉。然而日軍卻枉顧道義的在交涉中對宛平縣城發起攻擊，強佔宛平東北沙崗，此時吉星文決定奮起還擊，於是立即招募「大刀隊」以對抗日軍，在短短幾小時內就來了五百餘人，他就憑著敢死隊與29軍的勇士收復沙崗，堅守著宛平城，擊退來犯之日軍數次。
7月20日，日軍第一批增援部隊進入華北，並且以優勢火力炮擊宛平城和長辛店，此時吉星文與他的敢死隊已與日軍作戰了十多天但仍保持高昂的士氣，仍擊退日軍多次進攻。
26日，日軍已集結6萬以上之兵力，準備對北平發動總攻擊，吉星文昔日在喜峰口的戰友：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第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也一同進入北平與他一同並肩作戰，然而在日軍絕對優勢的兵力攻擊下二人同於28日壯烈殉國，此時吉星文仍領著這群敢死隊與29軍奮勇抵抗日軍二十多天，誓言與堅守最後一道防線，直至平津失陷奉命離開戰場為止。
吉星文在華北戰場與日軍展開周旋，一九三七年九月，升任師旅長，一九三八年升任師長。在徐州會戰掩護友軍撤退，並與張自忠一同參與隨棗會戰，在這期間他多次因作戰而身受重傷。他兒子在日後回憶道：我爸爸在華北親自上陣肉搏殺敵時，遭日寇武士刀削去肩頭負傷，他始終不敢在我奶奶面前更衣，避免這個『三指填不滿』的傷口喚起長輩的心痛。」這是一個軍人在面臨忠、孝時所表現出的心境。
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由於吉星文作戰勇敢，先后被國民政府授予勝利、光華、云麾、干城、忠勤等勛章，并被提升為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師長，受到了蔣中正的親自接見。
1947年7月6日，馮治安派翟紫封的整編第38旅進占魯南費縣縣城，遭陶勇的華野第四縱隊攻擊，僅一日費縣城破，38旅被殲，翟紫封被俘。7月8日，馳援翟部之吉星文整編第37旅在費縣南面的層皮山一線進入葉飛的華野第一縱隊的包圍圈，吉部被殲，副旅長張席卿和團長劉延勛陣亡。馮治安在臺兒莊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上泣不成聲。
吉星文入陸軍大學將官班學習。1948年4月結業后，被任命為第七十七軍軍長。徐蚌會戰中，吉星文頭部中彈負傷，被送上海就醫。傷好后，調任第一二五軍軍長。1949年9月從福建撤到臺灣。
吉星文赴臺后因其赫赫名聲，蔣中正仍委以重任，讓他先后出任第五十軍軍官戰斗團團長、澎湖防衛部副司令長官。1957年，吉星文入“陸軍大學”深造后，晉升為陸軍中將，調赴金門，任“金門防衛部”副司令長官，成為司令官胡璉的副手。
1958年8月23日18點30分，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砲擊，短短數小時之內落彈5萬7千餘發，史稱「八二三砲戰」。胡璉為了給前來金門視察的國防部長俞大維接風洗塵，正準備在“金門防衛司令部”所在地太武山麓的翠谷水上餐廳（現為金門金湖鎮明德公園）舉行一個盛大的晚宴。當時吉星文與趙家驤中將、章傑少將先去餐廳查看，走到中途即遭到炮擊，在逃往防空洞途中兩位副司令當場身亡，吉星文被炮彈擊成重傷。被救回坑道內的戰地醫院軍醫立即為他做了手術，取出了身上的彈片。當時傷情比較穩定，醫生認為沒有生命危險，不料，有一小塊彈片未被取出，3天后傷口感染惡化，在臺北三軍總院不治身亡。吉星文死后，胡璉派專機把他運送到澎湖埋葬。現於事發地點設有涼亭，其內設有一紀念碑，寫著「吉星文、趙家驤、章傑 將軍八二三戰役殉職紀念碑」。
吉星文將軍殉國之後政府追晉為二級上將，並舉行大規模的國葬。
吉星文的海軍官校畢業証書
* 1922年，隨族叔吉鴻昌參加西北軍，累升至營長。
* 1933年，長城抗戰中因功升團長。
* 1936年，調守北平西南的宛平縣。
* 1937年，七七事變中，指揮第29軍37師219團在蘆溝橋抗擊日軍二十餘日，開始中國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
* 1946年，改任第77師37旅長。
* 1949年，隨部隊撤退至臺灣。
* 1955年，任澎湖防衛副司令。
* 1958年，晉升中將，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同年8月23日傍晚六時三十分，解放軍在廈門、深江、圍頭、蓮河、大小磴等地雲集火砲340門無預警強力砲擊金門，吉星文與趙家驤、章傑三位副司令官正在明德湖中的涼亭用餐，遭中國人民解放軍炮火擊中，數日後辭世。
* 1969年3月，吉星文與趙家驤、章傑三位副司令官牌位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並一同追晉為二級上將。
妻子沈嘉斌？—1985，五名子女：
**兒子吉慕文，吉家唯一的孫子，正在澳大利亞工作
*三子吉民立1954—，跆拳道、合氣道教練
*長女吉民中=夫婿鄭世富1946—，臺中市烏日林新醫院皮膚疾病門診主任
馬勒或馬盧可以指：
*馬勒 (雅西頓)，小說《魔戒》中的人物
*古斯塔夫·馬勒（1860年－1911年），奧地利作曲家
*埃米爾·馬勒（1862年－1954年），法國藝術史學家
*赫爾曼·約瑟夫·馬勒（1890年－1967年），美國遺傳學家及教育家
*路易·馬盧（1932年–1995），法國電影導演
*霍爾斯特·馬勒（1936年－），德國律師、政治活動家
“一·二八”事變（日語：），又稱為淞滬戰爭，是大日本帝國在1932年1月28日攻擊中華民國上海之戰爭。進攻主力是上海派遣軍，守軍主力是由廣東調來的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
1931年7月，萬寶山事件後，大日本帝國朝鮮總督府迫害朝鮮華僑。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群眾召開反日援僑大會，揭開上海反日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上海商界打擊中日貿易，中華民國沿海和長江一帶日本航運業遭到很大打擊，其中「日清輪船公司」輪船全部停航。上海日本商人從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損失總額據說高達41,204,000日元。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進口總額29%來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
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國際聯盟理事會作出三次決議，要求日本撤軍，絕大多數會員國對中國表示同情。美國不是國聯成員，但當日本侵佔錦州後，國務卿史汀生發表「不承認主義」照會，對日本施加壓力。日本在國際社會陷於孤立，引起日本政府和軍部不安，因此急欲在中國其他地方製造事端，以便轉移國際社會關注其侵略中國東北。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東北後，以何種形式來統治，是日本必須立即決定之問題。
1931年9月22日，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制定《滿蒙問題解決方案》，確定建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為元首，領土包括東北四省及蒙古，受日本操縱之新政權。根據方案，關東軍準備將溥儀挾持到東北，在東北各省拼湊政權，陰謀在上海挑起事端。上海是西方列強在華投資集中、商業利益豐厚之地。列強經濟、政治關係複雜，上海若有戰事，將引起國際關注，特別是與上海關係密切之國際大國，如英、美、法等必將介入。10月1日，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武官輔助官兼上海特務機關長應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大佐電召，前往瀋陽。板垣告訴田中：「我們下一步的行動要佔領哈爾濱，使滿洲獨立。我們已派土肥原大佐去接溥儀來。如果我們辦成了，國聯要大吵一番，東京政府將感到頭痛。我要請你在上海搞點事，以轉移各國的注意力。當你們引起騷動的時候，我們將拿下滿洲。」田中保證完成任務，並說他「正在訓練一個極好的間諜，能在上海收買中國的鬧事者，來發動這場假戰爭」。板垣從關東軍特務經費中提取20,000日元交給田中使用。由天皇裕仁文官木戶幸一、近衛文麿、牧野伸顯等人組成「十一人俱樂部」也參與策劃「一二八」事變。該組織主張日本在完成對中國東北征服前，需要有一個「思考間歇」期，以便應付國內外許多問題。在此期間，日本需要在上海製造一場「假戰爭」。「九一八」事變後不久，近衛在「十一人俱樂部」會議上通報說：「關東軍準備在上海搞一個轉移視線的行動，這樣可給國聯一個滿足它要促成和平的願望的機會，從而『給國聯留些面子』。」
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就中國中部及南部「排日運動」商討對策。會議「結果決定由外務省向國民政府提出強硬之警告，至派艦問題，由外相與海相主持之」。
國聯決定組成調查團派往中國和日本作實地調查。1932年1月，調查團正式成立。日本乃計劃在國聯調查團赴中國東北前，扶持「滿洲國」成立，迫使國聯承認既成事實。1月4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同幕僚擬訂具體方案，決定派板垣回國滙報。該方案決定，「滿洲國」最遲在3月下旬，即國聯調查團到達東北之前成立。板垣得到天皇裕仁破格接見，並留在東京協助制訂「假戰爭」作戰計劃。與此同時，1月6日，日本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根據參謀本部意圖，共同製定與關東軍方案基本一致之《中國問題處理綱要》，其中規定東北從中國主權下分離出來成為一個「國家」，其政治、經濟、國防、交通、通訊等受日本控制，由日本人參該「國家」中央和地方行政。1月10日，板垣和參謀本部安排好準備發動「假戰爭」。他在東京致電在上海之田中：「『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強反對仍持懷疑態度，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上海。」田中接電後，將20,000日元特務經費交給川島芳子。1月13日，板垣攜帶《中國問題處理綱要》返回瀋陽。於是，關東軍加緊在東北建立「滿洲國」活動。
1932年1月18日下午4時，日本間諜川島芳子等5人，於毗鄰上海公共租界東區之三友實業社，與2名日本僧人與3名信徒衝突。日本日蓮宗僧侶2名和信徒3人（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后藤芳平、黑巖淺次郎、藤村國吉），在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毛巾廠門前化緣，敲鼓念經，廠內義勇軍數十人上前攔截盤查，結果僧侶水上秀雄被人打死，天崎等2人重傷；日本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解散反日組織。
1月20日凌晨2時40分，重藤千春在田中隆吉指使下，指揮上海「日本人在華青年同志會」32名暴徒，攜帶槍械、刺刀等武器和硝磺、煤油等引火物，潛赴三友實業社工廠。日人糾眾放火焚燒三友實業社工廠。青年同志會成員前往三友實業社放火，引發混戰。田中深信「這樣一來，日華之間必然起衝突」。下午，日僑又開會，在北四川路一帶示威，搗毀商店。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時，開始騷亂，襲擊華人商店。上海市長吳鐵城向日抗議，日本反向中國要求市長正式道歉，逮捕擊斃日僧兇犯。日本要中國償付?金及醫藥費，適當處理抗日運動，立行解散敵視日本及抗日暴動之團體。此種無理要求，中國本可嚴加拒絕。
加入戰斗的中國憲兵
1932年2月22日「加賀」飛行隊左起生田大尉、黒巖3空曹、武雄1空兵
1月21日上午，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見上海市長吳鐵城，就日人縱火、擊殺華捕事件表示遺憾，聲明將緝拿縱火之日本浪人，同時遞交關於「日僧事件」之書面抗議，並提出4項要求：「（一）市長須對總領事表示道歉之意；（二）加害者之搜查、逮捕、處罰，應迅即切實實行；（三）對於被害者5名須予以醫藥費及撫慰金；（四）關於排侮日之非法之越軌行動，一慨予以取締，爾其應將上海各界抗日救國會以及各種抗日團體及時解散之。」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1月23日、1月24日分批抵達上海。
1月22日，日本海軍陸戰隊派人持函前往上海《民國日報》社。日本政府開會，「決定立取適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機處置之」「如中國政府不解散各處抗日團體，及取締各處抗日運動，即將採用平時封鎖辦法，將海口及長江各埠封鎖。」1月23日，日艦陸續到滬，上海氣氛極為緊張。駐上海第1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發表恫嚇性聲明，以保護僑民為由加緊備戰，并從日本國內向上海調兵。
1月23日，蔣介石談到對日方針時說：「作最大努力之抵抗。」蔣、汪精衛和孫科再次商討對日政策，「蔣、汪兩氏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會議決定命令吳鐵城制止民眾抗日，「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將第十九路軍於五日內調離上海，派憲兵第六團接防」。當時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及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主張應付日軍挑釁，而國民政府則主張忍讓，同時也開始對上海周邊非租借區發布戒嚴令，並構築防禦工事預防意外發生。
1月23日、24日，由日本吳軍港向上海派出的巡洋艦「大井號」和第十五驅逐隊（驅逐艦4艘）運載第一特海軍陸戰隊457人和大批軍火抵達上海。1月24日，由旅順出發之日本航空母艦「能登呂號」駛達上海。
1月27日，政府因苦於力量之不充，將日本要求封閉之《民國日報》停刊，上海市政府下令解散抗日會，外交部長陳友仁與孫科均辭職。中國一再退讓，引起各方對中國政府之憤慨，而日本海軍已決定挑起戰爭。村井向上海市政府發出最后通牒，對所提4項要求，限1月28日下午6時前答復，否則日陸戰隊將采取其所認為必要之手段，以實現其要求。同時，為防備中方不接受要求，鹽澤下達有關行使武力之命令。在交涉期中，日本海軍陸戰隊即紛紛抵達上海，並在浦東登陸，故中國雖應允接受要求，于其限定之1月28日下午6時前答覆對日本。
1月28日上午7時30分，鹽澤照會各駐滬武官，稱中國對日本之要求無滿意答覆，日軍將於次日晨有所行動。為委曲求全，中國覆牒日本表示接受，日本在覆文中也表示滿意。下午1時45分，在日方壓力下，吳鐵城覆文表示全盤接受其四項要求。村井表示滿意。下午4時，日機飛往閘北示威。下午7時，日本海軍又發出佈告：「日本海軍鑒於閘北情形，頗感憂慮，該處日僑眾多，已決定派兵至該地，維持法律秩序，因此希望中國當局，從速將駐在閘北的軍隊撤退，並解除一切敵意的防衛」。日本海軍在作此項宣告時，海軍源源開入閘北，戰爭乃不可避免。晚上11時，日本接到吳鐵城答復表示滿意，卻又以保護僑民為由，要中國軍隊必須撤出閘北。日本不等答復，即向閘北中國駐軍發起攻擊。晚上11時30分，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鐵甲車掩護下向警衛上海十九路軍開始攻擊，一二八戰爭遂揭開序幕。日本海軍省下令航空母艦「加賀號」、「鳳翔號」開赴上海。
國民政府為集中兵力在江西剿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急電第十九路軍忍辱求全，令上海市長吳鐵城接受日方要求。暫時下野的蔣介石委托國民黨元老張靜江說服蔡廷鍇避免與日軍沖突，并調憲兵第六團接替上海第十九路軍防務。
日軍放火燒毀住宅區
轟炸后的上海商務印書館
1月28日晚上11時30分，日本不等答復，下令日本海軍陸戰隊2300人在鐵甲車掩護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區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劃為日軍防區）西側的每一條支路：靶子路（今上海市虹口區武進路）、虬江路、橫浜路等等，向西占領淞滬鐵路防線，在天通庵車站遇到第十九路軍堅決抵抗，一二八事變爆發。
1月29日凌晨，日機從停泊在黃浦江上的“能登呂”號水上飛機航空母艦上起飛轟炸閘北華界，寶山路584號商務印書館及東方圖書館（中國最大的私人圖書館，藏書超過三十萬冊）均被炸毀。
1月29日，十九路軍向全國發出《第十九路軍為日軍犯境通電》：
特急。銜略公鑒：暴日佔我東三省，版圖變色，國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殺人放火，浪人四出，極世界卑劣兇暴之舉動，無所不至。而炮艦紛來，陸戰隊全數登岸，竟於28夜12時在上海閘北，公然侵我防線，向我挑舋。光鼐等分屬軍人，唯知正當防衛，捍患守土，是其天職，尺地寸草，不能放棄，為救國保種而抵抗，雖犧牲至一人一彈，決不退縮，以喪失中華民國軍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質天日而昭世界，炎黃祖宗在天之靈，實式憑之。
19路軍總指揮蔣光鼐、19軍軍長蔡廷鍇、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叩。艷子印。
1月29日早上，蔣介石約見何應欽、朱培德商討對策。之后由朱培德召集何應欽、顧祝同、李濟深、鄧世增、林蔚等商定佈防、警戒南京和長江沿線及對日抵抗作戰事宜。
蔣手定對日交涉原則：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交涉程度為：“交涉必須定一最后防線與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礙行政與領土完整，即不損害九國公約之精神與不喪失國權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讓至不能忍受之防線時，即與之決戰，雖至戰敗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決心與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京滬防禦與軍政部署為：十九路軍全力守上海；前警衛軍（即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全力守南京；何應欽留守南京，所有黨政軍留守機關人員歸何指揮。蔣、中國國民黨中政會、國民政府外交部、陳銘樞等紛紛表示抵抗日本侵略之決心。蔣還致電湖北省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第四師師長徐庭瑤：“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閘北第十九路防線襲擊，至此刻尚在對戰中。我軍決與死戰，其在漢、潯海軍必有軍事行動，務望嚴密戒備自衛，萬勿為其所屈，第四師應集中武漢嚴防，切勿分散。以后軍費困難，惟有地方自籌也。”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公推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為委員，負責調動軍隊，指揮滬戰。蔣自下野后正式復出，以避免城下之盟、堅持長期抗戰。
1月30日，中國國民政府宣言遷都洛陽，蔣通電抗日，並派精銳之第五軍增援上海，當晚上海方面軍事長官為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在他指揮下為第十九路軍；軍總指揮為蔣光鼐，軍長蔡廷鍇，師長區壽年、毛維壽、沈光漢。蔣發表告全國將士電：“東北事變，肇始迄今，中央為避免戰禍，保全國脈起見，故不惜忍辱負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與正義，促倭寇之覺悟。不意我愈忍讓，彼愈蠻橫，滬案發生，對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軍攻擊，轟炸民房，擲彈街衢，同胞慘遭蹂躪，國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氣，寧能再忍。我十九路將士既起而為忠勇之自衛，我全軍革命將士處此國亡種滅、患迫燃眉之時，皆應為國家爭人格，為民族求生存，為革命盡責任，抱寧為玉碎毋為瓦全之決心，以與此與破壞和平，蔑棄信義之暴日相周旋……中正與諸同志久共患難，今身雖在野、猶願與諸將士誓同生死，盡我天職，特本血誠，先行電告，務各淬厲奮發，敵愾同仇，勿作虛浮之豪氣，保持犧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表示絕不屈服。此電發表後，影響甚大，「人心士氣，為之大振」。自該日起國民政府各院、部、會開始遷往洛陽（年底才遷回），但軍委會和外交部留駐南京，同時命令前方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和參謀總長朱培德共同指揮。
1月31日，日本第三艦隊開抵上海，有巡洋艦4艘、驅逐艦4艘、航空母艦2艘及海軍陸戰隊7,000余人。指揮官從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關海軍少將改由第三艦隊司令官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擔任。2月1日，日本軍艦從長江上炮轟首都南京。俞濟時致電蔣要求將所部調上海增援。蔣答：“貴師行動，一（切）聽何部長命令，如運滬作戰，務希奮勇自強，以保榮譽。”同日滬西反日大罷工，上海滬西17家日商紗廠4萬多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舉行反日大罷工；工人組織罷工委員會和義勇軍，封鎖日廠、檢查日貨、支援十九路軍對日作戰。罷工堅持兩個多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撥款萬餘元支援上海工人抗日鬥爭。
自2月1日起，蔣在徐州主持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對日作戰計劃。隨后第八十八師被命令在2月5日前集中于蘇州昆山。
2月1日夜，南京下關江面日本輕型巡洋艦天龍號，防護巡洋艦平戶號、対馬號，海軍第23驅逐隊三日月號、菊月號、望月號、夕月號等7艦使用140mm炮4門、152mm單裝速射炮12門、120mm單裝炮12門、76mm單裝速射炮20門向南京市區開炮，富人與官員紛紛逃離市區避難，但日軍未登陸。
2月2日，日軍多次進攻吳淞，均被擊退。由於戰事僵持，日本海軍陸戰隊無法有效壓制第十九路軍，日本政府決定派遣第9師團與混成24旅團(由第12師團所屬之24旅為核心部隊，搭配支援兵種組成之加強旅)至上海支援海軍作戰。陸軍第9師團師長植田謙吉中將，來上海主持作戰。
2月4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電劃分全國為4個防區：第一防衛區，區域為黃河以北，張學良為司令長官；第二防衛區，區域為黃河以南，蔣介石為司令長官；第三防衛區，區域為長江以南與閩、浙兩省，何應欽為司令長官；第四防衛區，區域為兩廣，陳濟棠為司令長官。並決定：「各司令官除酌留部隊綏靖地方外，均應將防區內兵力集結，以便與暴日相周旋。同時，並電令川、湘、黔、鄂、陜、豫各省出兵任作總預備隊。」
2月5日，在得知日本陸軍由本土調滬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自洛陽致電何應欽，指示如日本派陸軍登陸，中國空軍即參戰。同時蔣介石致電慰問第十九路軍蔣光鼐、蔡廷鍇、戴戟，稱：“兄等惡戰苦斗，已經一周，每念將士犧牲之大，效命之忠，輒為悲痛。……如有必要，中（正）可親來指揮也。空軍參戰時，陸軍需與之預定各種符號切實聯絡，俾得協同動作，……”同日，第八十八師（欠一個團）抵達蘇州。
2月6日，蔣命令第八十七師第二六一旅自南京增援至昆山。2月7日，部隊抵達昆山。2月8日，蔣批示何應欽調炮兵一個營以增援十九路軍。2月9日，蔣介石調動國軍第一師（師長胡宗南）、第七師（師長王均）準備增援上海十九路軍。
2月10日，為避免中央軍嫡系第八十八師在作戰時可能出現不服從粵軍系統的十九路軍的指揮的情況，蔣介石特地致電俞濟時，要求“貴部作戰須絕對服從蔣總指揮（指蔣光鼐）命令，并與友軍共同進退為要”。鹽澤幸一所率日本海軍陸戰隊，從虹口分三路作包圍攻勢，國軍堅決苦守，終於將日軍擊退，並加以追擊予殲滅打擊，士氣銳減。2月11日，中央軍嫡系的第十八軍軍長陳誠自江西吉安致電蔣介石，稱部隊已經欠餉近2個月，伙食無著。當時因為準備將之前在江西剿共的國軍調浙轉滬，又遷都洛陽，國民政府亟需款項，但政府財政早已經因連年戰亂和1931年江淮大水災捉襟見肘。
;曹家橋戰斗
2月12日，經曹家橋一戰，日軍會師計劃遂全面粉碎。2月13日晨，日軍混成第24旅團強渡蕰藻浜曹家橋，與國軍交戰，十九路軍總部決定乘機消滅日軍。日軍在永安紗廠門前被國軍重兵包圍，又有60名敢死隊員實施自殺攻擊，1600日軍全軍覆沒。日軍遭受重創，一舉占領吳淞的企圖遂破產。
;組編第五軍
日軍作戰情況及炸彈爆炸區域地圖
2月14日，蔣命令將已抵達上海附近南翔、昆山一帶的第八十八師、第八十七師合編為第五軍，任命請纓抗日的張治中任第五軍軍長，歸第十九路軍統一指揮，接替從江灣北端經廟行至吳淞西端的防線，為左翼軍。第十九路軍為右翼軍，擔負江灣、大場以南及上海市區的防御。為補充十九路軍因傷亡而造成的減員，蔣還多次下令各地對十九路軍輸送兵源，如2月15日上官云相自蚌埠輸送500現役兵給十九路軍，2月17日梁冠英自清江浦輸送500徒手兵給十九路軍，2月19日劉峙自河南輸送1000現役徒手兵給十九路軍。
2月16日蔣介石電財政部長宋子文：“日既在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而江西與河南伙食必日緊一日，接濟必完全斷絕。請兄能在南昌運存一千萬元，鄭州運存二千萬元之中央鈔票，則政府尚可活動，軍隊亦可維持，或能渡此難關，不致崩潰，此為中（正）最后之哀求，望兄設法助成之。”
為避免第五軍與十九路軍因“爭戰功”而不愉快，蔣介石于2月18日致電張治中、俞濟時：“抗日為民族存亡所關，絕非個人或某一部隊之榮譽問題，我前方將士應徹底明了此義。故十九路軍之榮譽，即為我國民革命軍全體之榮譽，絕無彼此榮譽之分。此次第五軍加入戰線，固為敵人之所畏忌，且亦必為反動派（指反南京中央政府者）之污蔑，茍能始終以十九路軍名義抗戰，更足以表現我國民革命軍戰斗力之強。生死且與共之，況于榮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實曉諭第五軍各將士，務與我十九路軍團結奮斗，任何犧牲，均所不惜，以完成革命之使命為要。”同日，日軍向蔡廷鍇來了一通「哀的美頓」書，限十九路軍於2月20日上午第一線撤退。日軍第9師團向蔡廷鍇提議避免戰事擴張，因此要求十九路軍沿租界後退20公里，遭十九路軍拒絕。日方被中方駁斥。
;日軍發動總攻
2月20日，日軍開始對國民革命軍總攻擊。此一總攻，為上海戰爭中最吃緊一段：閘北之八字橋、天通庵、寶山路、江灣之廟行、跑馬場、江灣車站、吳淞之砲臺灣、獅子林、蕰藻浜、張華浜都有激烈戰鬥。國軍個個奮勇，人人當先，結果不到兩週，日軍死傷逾萬。
2月21日，因應日軍攻勢，蔣介石下令調衛立煌第十四軍所轄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第八十三師（師長蔣伏生）入浙增援上海作戰，同時命陳誠第十八軍，如不得已，先擊退紅軍對贛州的進攻后迅速增援上海。
2月22日，日軍第9師團下轄第七聯隊之第2大隊大隊長少校因重傷遭國軍俘虜，以及混成24旅所屬工兵為突破防禦陣地而發動捨身攻擊的事蹟（爆彈三勇士）。
2月23日，蔣介石下令第九師（師長蔣鼎文）3月3日前集中到杭州地區，以增援上海方面作戰。
陳銘樞、蔣光鼐派京滬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鄧世增，當面向蔣介石請求增兵。23日鄧世增電陳、蔣：今晨晤蔣（介石）先生，催促增援，伊雲：各部隊俱未集中，何能増援？預算增援部隊須在十日之後。希囑蔣、蔡諸兄務照原定計劃，迅速在南翔之線趕築工事，以期長久抵抗。至於撤退時間，由蔣、蔡諸兄查看情形，自行定之......
2月24日，日軍決定再度擴大作戰規模，自日本本土抽調第11師團與第14師團與當時以參戰的部隊合組上海派遣軍。日本第四個來華統帥，是上海派遣軍司令、前陸軍大臣、白川義則陸軍大將，他修正以前數人戰略，除續在江灣閘北吳淞作策應攻勢外，調去10,000人偷擊瀏海；日軍在煙幕中登陸，向國軍猛攻，另用騎兵攻瀏河側翼楊林口和七丫口。當時中國以全力灌注於上海正面，瀏河守軍力量單薄，當即失守。瀏河一失，中國閘北江灣大軍，成為腹背受敵之不利態勢，不得已在苦戰34天之後，撤退到第二道防線。戰爭至此，遂轉入結束階段。雙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國、法國、美國三國公使介入調停。
「一·二八」事變後，第五軍官兵戰前簽名宣誓
3月1日，日軍增援部隊在自上海戰線後方登陸。國民革命軍在江灣一帶抵抗日軍進攻至3月2日，由于日軍在太倉瀏河登陸，十九路軍腹背受敵，為免遭合圍殲滅，于是被迫全線撤退。
3月3日，由於十九路軍撤退，日軍占領真如、南翔后，自行發布戰鬥中止命令，宣佈停戰，雙方進入對峙狀態。日軍由於上海的戰事讓長江航運中斷，列強位於華中的利益受損，于是逼迫日本政府談判。日方雖宣布停戰，但是中方不敢掉以輕心，而且深知和談必須有武力做后盾。同日，蔣介石電令浙江省主席魯滌平，指示增援到杭州的第九、第十師應在杭州以西三十里停駐，不經杭州城以小路至杭州東，能在夜間行動最好，以免日軍偵知。
3月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推舉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在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先后命令空軍、炮兵部隊和第五軍增援十九路軍并實際到位參戰。但蔣介石為增援十九路軍先后從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抽調的第十師、第八十三師、第一師、第九師、第四十七師和陳誠第十八軍（當時下轄第十一師、第十四師、第五十二師共三個師）等部隊，卻因為交通問題和紅軍的牽制，均未能在停戰前到位。如蔣鼎文第九師曾奉命馳援淞滬，限于2月20日以前到達，只因交通梗塞，紅軍又跟蹤追擊，第九師且戰且走，后面的一個旅陷入了紅軍重圍，前鋒不得不回師抄擊，才避免了全部被殲的危難。第九師在3月7日趕到上海附近的時候，淞滬戰爭已經結束了。
3月10日，為防止日本繼續增兵擴大滬戰、深入侵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了第二期作戰方案：“國軍以保衛國土長期抵抗之目的，以必要兵力于蘇州、常熟一帶占領本陣地，于太倉、安亭一帶占領前進陣地，以阻止敵軍之前進，先控置有力部隊于乍浦、嘉興、杭州一帶，俟相當時機，即由滬杭路及常熟方面出擊，截斷其后方鐵路線，努力包圍入寇之敵于嘉定、昆山一帶地區而殲滅之。倘敵向浙江方面進攻時，應以該處控置之部隊于乍浦、平湖、楓涇之線占領陣地，以前進部隊控制石湖蕩附近及金山衛一帶拒止之，再由京滬路出擊，以攻其側背。”
3月20日，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國調停之下於上海開停戰談判。
;日軍閱兵慶祝
1932年4月29日，在兩國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前，日人於虹口公園舉行閱兵，慶祝日本天皇長壽的天長節及日軍勝利。韓國反日人士尹奉吉混入人群中，向主賓席投擲炸彈，結果白川義則被炸死，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被炸斷一腿，海軍中將野村吉三郎被炸瞎一目。尹奉吉後來被捕，在日本被處死。
;淞滬停戰協定
5月5日，英使再作斡旋後，始再舉行停戰會議，雙方遂簽字於《淞滬停戰協定》。停戰協定中規定日軍撤至上海公共租界北區、東區及虹口越界筑路各地，恢復「一二八」以前狀態。中國則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域，不駐軍隊。此協定對中國十分不利。國軍暫留現駐地（京滬鐵路上的安亭鎮至長江邊的滸浦一線），交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區。第十九路軍不得不離開上海。第五軍則撤退至蘇州、南京一帶，日本以壓迫蔣懲辦抗日軍隊之手段，來打壓中國軍民抗日士氣。
據總計，參加滬戰日軍達77,000餘人，中方參戰人數約42,000餘人。十九路軍和第五軍共傷亡14,801人，日軍死傷共10,254人。事件中中國經濟損失約為十四億元，閘北華界的商號被毀達4204家，房屋被毀1.97萬戶，損失慘重。同濟大學（吳淞）、復旦大學（江灣）、上海法學院等均遭轟炸。
日軍參戰部隊有第三艦隊、混成第24旅團（由久留米第12師團的步兵第24旅下之步兵第46連隊及步兵第48連隊第1大隊組成）、金澤第9師團、善通寺第11師團、宇都宮第14師團、弘前第8師團；日方數度增兵，最後投入兵力超過3個師團，並兼以海空軍、戰車助戰。
國軍有淞滬警備司令戴戟；第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第五軍軍長張治中，第八十七師、第八十八師、稅警總團和中央教導團。淞滬抗戰中，國民政府先后補充第十九路軍槍彈達1060余萬發、手槍彈49.8萬余發、各種炮彈7.34萬余顆、手榴彈16、7萬余枚、步槍1,500支、機關槍130架、各種火炮73門。補充第五軍槍彈760余萬發，手槍彈3萬發、各種炮彈1.6余萬顆、手榴彈5萬枚、步槍1600支、機關槍12挺。
然而，當時以上海周邊作為主要基地的中華民國海軍在整場戰爭一槍未開，面對友軍要求增援完全無動於衷，因此在整場戰爭中沒有受到日軍攻擊也沒有損失。這種詭異的狀況遭輿論指責，而後監察院介入調查，是為民22年海軍彈劾案。
一二八事變以外交談判解決后，第十九路軍從上海撤下，被調到福建剿共，蔣光鼐兼任福建省長。十九路軍在福建與紅軍作戰最初取得一些勝果，占據部分的紅軍根據地。但后來與彭德懷的部隊交戰失利。蔡廷鍇等將領鑒于中日戰爭步步緊逼，不愿再打內戰，在前線與共產黨展開和談取得停火。而陳銘樞則聯絡桂系、廣東的陳濟棠等，商議另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將領發動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蔣介石以大軍鎮壓。由于閩變未取得其他勢力支持，十九路軍內亦有反對意見，在雙方實力懸殊下終告失敗。最后十九路軍主力被中央軍擊破，部分則向中央軍投降。只有少量十九路軍軍官到廣西投靠李宗仁重組，其余被收編之部隊中級以上軍官全被更換，十九路軍番號亦被取消。
2月14日，蔣介石命令由前首都警衛軍87、88師和教導總隊組成第五軍，以張治中為軍長增援十九路軍參戰。一二八事件解決後取消番號。
一二八淞滬抗戰打響后，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于1月31日即公開發表聲明：“國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以血的屠殺鎮壓反日運動來獻媚日本帝國主義”，并且極力號召勞苦群眾立即進行革命戰爭，要求革命群眾“將繳到敵人的槍械分給工人義勇軍糾察隊！把子彈向著帝國主義國民黨開放”，號召“革命的士兵們，殺掉你們不抵抗的長官，同武裝民眾團結一致，進行民族的革命戰爭！”。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共中央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對日戰爭宣言》；表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對日宣戰。4月21日，該宣言被刊登在《紅色中華》報。
1932年10月26日，紅軍全權代表潘漢年與十九路軍代表徐名鴻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取得停火。1932年11月20日，閩變正式爆發。
1933年閩變期間駐扎于福建的國民革命軍第19路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日本對於此次事件一貫將責任推給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十九路軍對日軍的敵意發動的陰謀。然而在東京審判時當時任少校職派駐日本陸軍駐上海武官輔佐的田中隆吉少將在法庭上對此事件作出證言：所謂的「慘案」是由板垣征四郎委託其關東軍參謀花谷正少校製造事端，實際執行則委託憲兵上校重藤憲史與田中之情婦川島芳子雇用殺手攻擊在上海的日蓮宗僧侶。日軍的任務就是在背後不斷的釋放假情報搧動日本僑民情緒製造混亂，並適時的發動攻擊引發此次事端。
杭州西溪路國民革命軍陸軍第八十八師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坊
國民政府于1931年至1935年間于南京靈谷寺舊址建立國殤墓園，定名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祭堂內61至67塊石碑上刻1932年淞滬抗戰中陣亡的國民革命軍第五軍、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將士名單；在公墓內建立“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和“第五軍淞滬抗戰陣亡將士紀念碑”。由于陣亡將士之多，公墓沒能全部容納，采取以師為單位，用抽簽方法，從每一軍階將士中抽一名代表安葬。現為南京市“抗日戰爭歷史教育基地”。
民間紀念：1933年，為紀念在淞滬會戰中陣亡的將士，在廣州市沙東路由華僑捐資建成一座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墳園。1990年更名為廣州市十九路軍淞滬抗日陣亡將士陵園。
當年蔡廷鍇將軍的衛士曾暉，抗戰後他回到增城；在整個抗戰期間，曾暉曾身負九槍卻幸免于難。曾暉多次向廣州市民政部門申請生活補貼，但都杳無音信；雖然政府為老人辦理了最基本的農村醫療合作保險，但報銷額度十分有限，每個月能領取的補貼并不多（養老金100元、低保290元和高齡津貼300元人民幣）。2010年9月，國家為抗戰老兵派發一次性生活補貼3000元，但派發范圍僅包括1937年7月7日后共產黨領導的抗戰部隊老戰士，并不包括國民黨軍人。廣州市民政局優撫處處長許永明向記者解釋道，“政策對原國民黨軍人一直以來沒有說法”。2012年9月12日2時50分，廣州最后一位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的十九路軍抗戰老兵曾暉因病去世，享年102歲。
上海市寶山區友誼路1號建有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用以紀念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淞滬會戰兩場戰役。
* 鄭浪平：《不朽的光榮——第二次中日戰爭史》 ISBN 0-939083-54-X
*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關於《1932年上海中日武裝衝突》的備忘錄
* 俞濟時：《一二八淞滬抗日戰役經緯回憶》
* ［日］堀幸雄 著，熊達云 譯：《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
* Fenby, Jonathan (2003). Chiang Kai-shek: China's Generalissimo and the Nation He Lost.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ISBN 0786713186.
* Jordan, Donald (2001). China's Trial by Fire: The Shanghai War of 193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ISBN 0-472-11165-5.
* Hsu Long-hsuen and Chang Ming-kai,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2nd Ed., 1971. Translated by Wen Ha-hsiung, Chung Wu Publishing; 33, 140th Lane, Tung-hwa Street,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WW2DB：第一次上海戰爭
刺胞動物門（拉丁學名：；），又名刺絲胞動物門、刺細胞動物門，有1.6萬個物種，皆生活於水中（包括淡、海水或其他鹹水棲境）。
刺胞動物曾經和櫛水母動物一起組成腔腸動物門，但隨著對這兩種動物的差異的認識，愈來愈多學者同意應該將櫛水母動物從刺胞動物獨立出來。
近期的系統發生學分析支持刺胞動物是一個單系群，而且與兩側對稱動物是旁系群關係。在大約5.8億年前形成的巖石中發現了刺胞動物的化石，其他化石表明珊瑚可能在4.9億年前左右才出現，並在幾百萬年後出現多樣化。然而，線粒體基因的分子鐘分析表明，的年齡要大得多，估計大約有7.41億年前，在寒武紀以至任何化石出現的時期還要早2億年。
刺絲胞動物門動物有如下特點：
* 大部分為肉食性，少部分種類獲得能量來自於體內共生生物行光合作用得來的。
* 其軀干呈輻射對稱，水生，大多固著生活
* 體壁由兩層細胞組成，表皮和腸表皮，兩者之間有一層凝膠狀的中膠層，起支持作用。
* 有腸腔，有一圍口部（Peristom），既是口也是肛門。
* 有超過20種的刺胞，刺絲胞中含有刺絲囊。刺絲囊一端的鬃樣突起的刺針，受刺激時，激起刺絲囊排空。刺絲胞的表面有突出，胞體內有棍狀結構。刺胞內有高爾機體分泌物質，在壓力作用下會釋放。
* 彌散的神經系統/神經網(nerve net)，呈網狀
* 水母體有感覺器官，能感受光和重力
水母、珊瑚、海葵、水螅都被歸類為刺絲胞動物。
英文Wiki頁面:有關"刺胞動物門"( Cnidaria )與其分類出的"珊瑚綱(花蟲綱)"( Anthozoa )和"水母亞門"( Medusozoa )
棘頭動物門（學名：）是動物界的一個門。是一類身體前端有吻，吻上有鉤刺的假體腔動物。棘頭動物屬于寄生動物，吻上的鉤刺用來抓住牠的寄主腸壁。牠們具有復雜的生命周期，涉及到若干寄主，包括無脊椎動物、魚類、兩棲類、鳥類和哺乳類。大約有1420種。
在數論中，特別在同余理論裏，一個整數對另一個整數的二次剩余指的平方除以得到的余數。
當存在某個，式子成立時，稱「是模的二次剩余」
當對任意，不成立時，稱「是模的二次非剩余」
研究二次剩余的理論稱為二次剩余理論。二次剩余理論在實際上有廣泛的應用，包括從噪音工程學到密碼學以及大數分解。
下表列出了1至25對2至25的二次剩余。
+二次剩余列表
mod 20
mod 22
mod 24
mod 25
從17世紀到18世紀，費馬、歐拉、拉格朗日和勒讓德等數論學家對二次剩余理論作了初步的研究，證明了一些定理并作出了一些相關的猜想，但首先對二次剩余進行有系統的研究的數學家是高斯。他在著作《算術研究》（''Disquisitiones Arithmeticae''，1801年）中首次引入了術語“二次剩余”與“二次非剩余”，并聲明在不至于導致混淆的行文中，可以省略“二次”兩字。
為了得到關于一個整數的所有二次剩余（在一個完全剩余系中），我們可以直接計算0, 1,…, ''n'' ? 1的平方模的余數。但只要注意到''a''2 ≡(''n'' ? ''a'')2(mod ''n'')，我們就可以減少一半的計算量，只算到''n''/2了。于是，關于的二次剩余的個數不可能超過''n''/2 + 1（''n''為偶數）或(''n'' + 1)/2（''n''為奇數）。
兩個二次剩余的乘積必然還是二次剩余。
對于質數2，每個整數都是它的二次剩余。
以下討論是奇質數的情況：
對於，而言，能滿足「是模的二次剩餘」的共有個（剩余類），分別為：
（0計算在內）
此外是個二次非剩余。但在很多情況下，我們只考慮乘法群Z/''p''Z，因此不將0包括在內。這樣，每個二次剩余的乘法逆元仍然是二次剩余；二次非剩余的乘法逆元仍然是二次非剩余。二次剩余的個數與二次非剩余的個數相等，都是。此外，兩個二次非剩余的乘積是二次剩余，二次剩余和二次非剩余的乘積是二次非剩余。
應用二次互反律可以知道，當模4余1時，-1是的二次剩余；如果模4余3，那么，-1是的二次非剩余。
要知道d是否為模p的二次剩餘，可以運用歐拉判別法（或叫歐拉準則）。
每個奇數的平方都模8余1，因此模4也余1。設''a''是一個奇數。''m''為8，16或2的更高次方，那么''a''是關于''m''的二次剩余當且僅當''a'' ≡ 1(mod 8)。
比如說，在模32時，所有的奇數的平方分別是：
:12 ≡ 152 ≡ 1
:32 ≡ 132 ≡ 9
:52 ≡ 112 ≡ 25
:72 ≡ 92 ≡ 17
模8都余1。而偶數的二次剩余是：
:02 ≡ 82 ≡ 162 ≡ 0
:22 ≡ 62≡ 102 ≡ 142≡ 4
:42 ≡ 122 ≡ 16
可以看出，關于8，16或2的更高次方的二次剩余是具有4''k''(8''n'' + 1)形式的所有數，其中、為整數。
對于奇質數以及與 互質的整數，是關于的若干次乘方的剩余當且僅當它是關于的剩余。
設模的是''p'n''（n次乘方），
:那么''p'k'A''
::當''k'' ≥ ''n''時是模''p'n''的剩余；
::當''k'' ''n''的非剩余。
當''k'' ''k'A''就是模''p'n''的剩余；
:如果是關于的非剩余，那么''p'k'A''就是模''p'n''的非剩余。
首先可以看出，
:如果''a''是模''n''的剩余，并且''p'k'' 整除''n''，那么''a''是模''p'k''的剩余。
:如果''a''是模''n''的非剩余，那么存在''p'k'' 整除''n''，使得''a''是模''p'k''的非剩余。
對于模合數的情況，兩個剩余的乘積仍然是剩余，剩余和非剩余的乘積必為非剩余，但是兩個非剩余的乘積則可能是剩余、非剩余或0。
比如，對于模15的情況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粗斜體為二次剩余）。
兩個二次非剩余2和8的乘積是二次剩余1，但另外兩個二次非剩余2和7的乘積是二次非剩余14。
高斯使用R和N來分別表示二次剩余及二次非剩余。例如：2 R 7，5 N 7，并且1 R 8，3,5,7 N 8。盡管這種記號在某些方面來說十分簡潔，但現今最常用的是勒讓德符號，或稱二次特征（見狄利克雷特征）。對于整數''a''及奇質數''p''，
之所以將0另分一類有兩個原因。首先，這使公式和定理敘述方便。其次，二次特征是一個從乘法群Z/pZ射到復數域的群同態，可以將這個同態擴張到整數構成的乘法半群。
相比高斯的記號，勒讓德符號的優勢在于可以寫在公式里（作為一個數字值）。此外勒讓德符號可以推廣到三次以至高次剩餘。
勒讓德符號中的分母只限奇質數，對于一般的奇合數，有推廣的雅可比符號。雅可比符號的性質比前者復雜。如果''a'' R ''m''那么，如果那么''a'' N ''m''。但如果，我們不能知道''a'' R ''m''還是''a'' N ''m''。
二次剩餘的推廣叫做高次剩餘，是研究任意，中是否為模的次剩餘的問題。
*閔嗣鶴、嚴士健，《初等數論》，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輪形動物門（學名：）又稱輪蟲動物門，是原口動物的一門，其下的物種通稱輪蟲，是主要生活在淡水中的小型動物，現存約2000種，為假體腔動物中相當繁盛的一類。輪蟲身體短圓，有兩側對稱的明亮外殼，無真體腔，咽內有咀嚼器；身體前端有一纖毛盤，具運動功能，纖毛擺動時狀如旋轉的輪盤，故而得名；身體后端多數有尾狀部。
輪形動物各子類群之間的關係尚未明確。
傳統上按照生殖器特徵分爲兩大類群三個綱：
* 真輪形動物 Eurotatoria
** 單巢綱 Monogonta：雌蟲僅有一個卵巢
*** 簇輪蟲目 Flosculariacea：如簇輪蟲（''Floscularia''）、鏡輪蟲（''Testudinella''）
*** 膠鞘輪蟲目 Collothecacea：如膠鞘輪蟲（''Collotheca''）、花環輪蟲（''Stephanoceros''）等
*** 游泳輪蟲目 Ploima：包括大多數輪蟲，如龜甲輪蟲（''Keratella''）、疣毛輪蟲（''Synchaeta''）、鬚足輪蟲（''Euchlanis''）等
** 雙巢綱 Digononta：孤雌生殖，未發現雄性存在，雌蟲有兩個卵巢
*** 蛭態輪蟲目 Bdelloidea：如旋輪蟲（''Philonida''）
* 副輪形動物 Pararotatoria
** 尾盤綱 Seisonidea：又稱搖輪蟲綱，有頭的寄生性輪蟲
*** 搖輪蟲目 Seisonida：僅包括搖輪蟲科（Seisonidae）下的搖輪蟲屬（''Seison''）和副搖輪蟲屬（''Paraseison''）；有的分類法將該目劃到雙巢綱（Digononta）之下
腹毛動物門（學名：）是動物界的一個門。是生活在海洋或淡水中的、身體腹面披有纖毛的一類小型動物。大約有690種，一般認為是假體腔動物中最原始的一類。
本門分為2個目：
* 大鼬目（Macrodasyida）：例如側鼬蟲（Pleurodasys）、大鼬蟲（Macrodasys）、指足鼬蟲（Dactylopodala）等。
* 鼬蟲目（Chaetonotida）：例如鼬蟲、鱗皮鼬蟲（Lepidodermella）等。
動吻動物門（學名：）是動物界的一個門。是一類生活在沿海底部泥沙中的、體表分節帶（zonites）、無纖毛的假體腔動物。約有150種左右，例如動吻蟲（Echinoderes）等。牠們的近親是鰓曳動物門，此兩門統稱為有棘動物（Scalidophora）。
動吻動物的軀幹上有空心的刺，體節數目少而且寬，體節上覆蓋骨板。有11個體節，刺較小。沒有眼睛。動吻動物的吻部在有棘動物中比較發達，例如動吻蟲（Echinoderes）等，可見其明顯的吻部膨大結構。
馬來西亞令吉（；），是馬來西亞的法定貨幣以及部分國家的流通貨幣，由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發行。ISO 4217國際標準代碼是MYR，貨幣符號為RM。一令吉等于100仙。
令吉是由馬來語中的ringgit翻譯過來的，馬來語中ringgit的源自“齒輪”，由于以前西班牙銀元在東南亞一帶非常流行，而該銀元的周邊又有齒紋（避免被奸人磨去邊緣，最後劣幣驅逐良幣），因而得此名稱。另外一說是，“ringgit”是馬來語的外來語，該詞來自閩南語讀音的“龍銀”。
1975年8月，馬來西亞政府正式規定其貨幣名稱為ringgit，當時中文譯為“零吉”。1975年8月前，國際間都以元（dollar）和分（cent）來稱呼馬來西亞的貨幣。
1990年，馬來西亞政府規定，馬來西亞貨幣的符號為“RM”，取代之前的“M$”。
馬來西亞對本身貨幣的漢語官方名稱在2004年前是零吉。2004年后，由隸屬馬來西亞教育部的馬來西亞華語規范理事會（語範）規定，便稱為令-{}-吉。零吉改為令-{}-吉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零吉”中的“零”會在書寫時產生混亂。
** “2000零吉”如果全文以漢字書寫，將是“貳零零零零吉”，由此產生混亂。
另一種說法是，零吉可以解釋成“無吉”，故希望該改個好兆頭的名稱。故2004年以后，馬來西亞華語規范理事會規定全國以后使用“令-{}-吉”稱呼馬來西亞的貨幣。馬來西亞各媒體、教科書、有漢語的官方文件、銀行等，都一律開始使用這一詞。語範理事會也把新名稱傳達給使用漢語的各國駐馬大使館。值得一提的是，在修改過程中，有不少人提議改名為“靈吉”，但這一方案始終沒有被語範理事會接受，而造成一些人對語範理事會的不滿。
令-{}-吉的其他中文譯名有林-{}-吉特和零吉，這個語彙大多使用於中國大陸，在馬來西亞當地目前一律使用令-{}-吉。ISO 4217以及對應的《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12873《貨幣及基金代碼之表示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GB/T 12406-2008《表示貨幣和資金的代碼》于規范上使用林-{}-吉特，但臺灣有時也用“令-{}-吉”；馬來西亞華語規范理事會曾把新名稱“令-{}-吉”傳達給各國駐馬大使館以調整各國標準譯名，但是目前中國大陸與臺灣皆未審理該名稱。香港、澳門則是“令-{}-吉”以及“林-{}-吉特”都有使用。其他的稱法還有「馬國幣」、「馬幣」和「塊」，前二者是“馬來西亞貨幣”的簡稱，后者則常常出現于口語中。例如，在街上，一般華人會說“一塊錢”、“兩塊錢”，而不會說“一令-{}-吉”、“兩令-{}-吉”。
令吉的舊華語稱法是“元”，而在1975年8月后便不再使用于官方場合，在非官方場合中也漸漸地被人遺忘。
在提案修改“零吉”譯名的過程中，不少人提出“靈吉”一詞，但最后這個方案沒有被接受。而提議使用“靈吉”是因為有些人認為這詞比“令-{}-吉”更有好兆頭。
令-{}-吉最小單位的官方稱呼是仙（sen），口語稱為“分”。由于仙的幣值小，生活中多以10仙為單位，華人按習慣口語稱為“角”、“毫”或“毛”。
亞庇、麻六甲等地閩南華人聚居地，也有習慣將借用閩南語的“箍”(閩南話：kho?；潮州話：khou) 字來代指“令吉”。同樣，粵語使用者也會借用“蚊”(man1)來代指之。
1967年6月12日，新成立的中央銀行——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發行了馬來西亞元，以同等價位取代馬來亞及英屬婆羅洲元。新貨幣除了10,000元的面值之外，還保留了之前的所有面額，也帶來舊貨幣的配色。在接下來幾十年的時間里，發行的紙幣和硬幣有較小的變化：從1967年起推介的1元硬幣，直到500令吉及1000令吉于1997年停止使用。
由于馬來西亞元取代了馬來亞及英屬婆羅洲元，及馬來西亞是英鎊區的參與成員，新的貨幣最初價值為每英鎊8.57元。發行5個月后，英鎊貶值了14.3%，導致1972年英鎊在英鎊區崩潰。新貨幣不受影響，但馬來亞及英屬婆羅洲元的匯率仍然在每1英磅8.57元掛鉤，因此這貨幣的價值降至每85分兌1馬來西亞元。
盡管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文萊都發行了自己的新貨幣，但三國簽署貨幣互換協議，意味著馬來西亞元可以等值兌換新加坡元和汶萊元，直到1973年5月8日馬來西亞退出該項協議。截至2009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汶萊貨幣金融委員會仍保持其兩種貨幣的等值互換。
1993年，新貨幣標志馬來西亞令吉「RM」（Ringgit Malaysia的縮寫）取代了「$」（「M$」）。
1995年至1997年，令吉與美元以大約2.50之間自由浮動。隨著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期間，令吉在1997年底大幅貶值至3.80，導致資本外逃。1998年上半年匯率介于3.80及4.40之間，直至馬來西亞時任首相馬哈迪·莫哈末的提議下，國家銀行宣布與美元掛鉤，鎖定匯率3.80并持續了不到七年，但與其他貨幣自由浮動。還有，為了避免金錢外流，令吉1998年起被禁止離岸交易。
1996年雖然為了避免洗錢及資本外逃的風險已停止印刷RM500和RM1000鈔票，但因為低估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促使中央銀行在1999年宣布全面停止使用這兩種鈔票，意即這兩種鈔票停止在市面流通，也不能繼續在市面上使用，剩余的鈔票只能在中央銀行直接回收兌換，或只有收藏價值。
在這倆鈔票1999年停止流通的時候，RM500鈔票值約130美元和RM1000值260美元（根據1999年匯率：1美元= 3.80令吉）。盡管采取了這些措施，截至2011年1月30日，約7.6％的RM500鈔票和0.6%的RM1000鈔票仍在流通中。 根據2011年國會會議，副財政部長林祥才表示，共計150599張和26018張的RM500和RM1000鈔票（價值RM25999500的RM500鈔票和價值RM26018000的RM1000 鈔票）尚未被中央銀行回收。
1997年至1998年期間，令吉兌美元的價值下跌了50％，2001年12月至2005年1月間，其他貨幣也全面貶低了令吉。截至2008年9月4日，令吉尚未恢復其原本在2001年的價值，例如2001年左右至2008年的新加坡元（SGD）（令吉為2.07至2.40），歐元（EUR）（令吉3.40至4.97） ，澳元（AUD）（令吉1.98至2.80）及英鎊（GBP）（令吉5.42至6.10）。由于鎖定匯率，使得馬來西亞的損失相對其他國家如菲律賓、韓國、泰國和印尼的損失少，也因此不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約束。
自2004年起，由於美元大幅貶值，馬來西亞國內要求政府解除對美元的固定匯率的也呼聲越來越高。2005年1月20日，馬哈迪·莫哈末在布城會見經濟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后，便對外發表由于美元不斷貶值，馬來西亞政府應該重新評估令吉和美元的掛勾問題，并稱馬來西亞因此損失不少。
2005年7月21日，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解除人民幣與美元的掛鉤，馬來西亞國家銀行宣佈廢除七年前實行的令吉與美元固定匯率制度，即日起實施可管理的浮動匯率機制(managed float)，讓令吉與美元脫鉤，令吉將根據一籃子貨幣的匯率浮動，即馬幣可在範圍內自由浮動，一旦出現激烈波動，大馬國行可立即介入干預。
金融分析家當時指出，以馬來西亞當前經濟實力，是有能力捍衛本身的貨幣價值。在1997年金融風暴發生時，馬國外匯存底僅三百多億美元，來往賬項處於赤字狀態。現在馬國外匯存底已達七百多億美元，來往賬項尚有盈餘，因此相信今後會更有能力實施可管理貨幣浮動方式。
隨著結束了鎖定匯率的時代，令吉在2008年升值至美元兌3.16的高點。2008年5月令吉兌港元（HKD）（從0.49升至0.44）和人民幣（人民幣）（0.46至0.45）也升值了一段時間。令吉在2000年末的初期穩定性導致政府考慮將貨幣重新開放離岸交易。2010年9月的CNBC采訪中，馬來西亞首相兼財政部長納吉指出政府計劃將令吉重新開放離岸交易，如果這一舉措將有助于經濟， 將制定規則和條例以防止濫用。
2008年馬來西亞大選后的不確定性及2008年巴東埔補選，2000年代末的石油價格下跌，以及國家銀行干預加息已經很低的利率（2006年4月至 2008年11月保持了3.5%）導致2008年5月至7月期間令吉兌美元的價格略有下降，其次是同年8月至9月份的下滑。因此2008年9月4日，美元兌令吉大幅收升至3.43，其他主要貨幣（包括人民幣和港元）也隨之而來。 在2009年3月，美元兌令吉貶至3.73，2011年中期之前逐漸回升至3.00，2011年至2014年期間正常化為3.10。
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丑聞（1MDB）爆發后，令吉在2014年中期以來經歷急劇下滑。隨著跟政治有關的丑聞即數十億令吉轉移到時任首相納吉·阿都拉薩的私人銀行賬戶，以及2015-16年間中國股市動蕩的不確定性 ，還有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的效應。該貨幣兌美元的價值從2014年中的平均水平從3.20下降到2015年初的3.70；隨著中國成為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伙伴，2015年6月份中國股市暴跌導致令吉價值再次下跌，達到了1998年9月以來的低位4.43，之后略回升4.10至4.20之間；由于貿易保護主義者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取得勝利，及提起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協議（馬來西亞已簽署，美國于2017年1月退出）及檢討馬美貿易關系（美國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 ，貨幣兌美元最終從2016年11月起貶至1998年11月的最低點，介于4.40至4.50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