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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直保持80萬常備軍，但是既不注重將領的培養，又忽視部隊的訓練。提拔將領，片面強調行伍出身，對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將領的文化素養因此較為低落，加上缺乏嚴格的培訓，不但平時組織部隊訓練難以勝任，戰時指揮作戰更是笨拙無方。清軍在訓練時規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圍等制度，但往往敷衍應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陣圖、習架式，近于演戲，基本上沒有脫離冷兵器時代的密集陣式，對于實戰毫無裨益。浙江清軍“于炮位應裝藥彈數目，尚未能知，則其平日所稱演放炮位，系屬虛文塞責，已可概見。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營鎮將備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黃巖鎮標中營游擊林亮光尚稱諳練，余則絕少其人，各處海口，所安炮位，幾同虛設。”
東南沿海諸省為清朝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清朝重點布防地區，其廣東駐軍7萬，福建6萬，浙江4萬，江蘇5萬。1800年（嘉慶五年），清政府查禁鴉片，英國的武裝走私商船活躍于廣東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國派遣軍艦兵船前來中國沿海，保護鴉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戰備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發生兩艘英國軍艦強行闖入珠江，擊毀虎門炮臺嚴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關天培為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頓水師，加筑炮臺，添鑄大炮，使廣東海防尤其是虎門的防務，得到鞏固。
廣州作為當時清廷規定的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為鴉片貿易主要地區。林則徐抵達廣州后，在嚴厲禁煙的同時，與鄧廷楨、關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海防。這些措施是：整頓水師，嚴肅軍紀，演練槍炮，在虎門添置購買西洋大炮300余門；在尖沙嘴、官涌等處新建炮臺；購置西洋大船，改裝民船，招募團練，又抽調廣東內地營汛防兵進駐虎門要塞，使得東南沿海防務大為增強。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前清朝防御重點主要集中于東南沿海一帶，對于北部沿海卻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
1839年11月3日，第一次穿鼻海戰，中國水師與英國海軍戰斗
1839年6月虎門銷煙后，并沒有斬斷鴉片貿易，鴉片貿易從地上進入地下愈演愈烈，林則徐本人稱：“義律宣言于眾，更要大賣鴉片，每以劈柴作為照牌，明寫鴉片一個洋銀幾元字樣，于潮長時隨流送入各口內，誘人售買。遇有兵船驅逐，膽敢先放槍炮，恐嚇抵拒。又兵船拿獲漢奸，該夷膽敢將官兵誆去，擄禁夷船，勒令釋放漢奸，如此狼突鴟張。”林則徐繼續采取強硬立場，要求外國鴉片商人立下文書，保證永不夾帶鴉片到中國，結果英國商人堅決抵制。
7月初，發生英國水兵在九龍毆斃華人林維喜之事。英國水手於新安縣九龍尖沙咀村行兇，毆傷村民多人，其中林維喜重傷致死。林則徐多次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犯。義律緝拿兇犯，由行政機關處以輕微罰鍰，和短期監禁。林則徐屢令交出，義律說是英王不許。義律又以兩國法律相距太遠為由，要求英方一同參與審訊，遭拒。林則徐又說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兇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義律置之不理。結果英方單方判處涉案人回英，分別監禁3至6個月。但他們回英後即被釋放，因英國法律人員不確定義律是否可以判處這些水手於英國服刑。
1839年8月15日，林則徐採取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門，禁止向英國人提供食物，並下令中國僕人離開英國雇主。8月17日，林則徐在澳門下驅逐令，不準英國人逗留。8月下旬，義律與英國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國船隻。9月4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不遂，實行開炮，中國水師船炮臺猛烈還擊，各有傷亡。9月下旬，義律返回至澳門，以說帖答覆，謂英船現無鴉片，可共同搜驗，如經查出，貨物沒收，煙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
中國鎮壓鴉片貿易後，人們討論英國將如何回應，因此前美國和英國民眾都對英國支持鴉片貿易感到憤怒。許多英國公民同情中國人，並希望停止鴉片的銷售，而另一些人則想遏制或管制國際麻醉品貿易。
然而，人們對英國外交官受到的對待，以及清朝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都極為憤怒。輝格黨控制的政府特別提倡與中國開戰，親輝格黨的媒體則刊登了有關中國“專制與殘酷”的故事。
1839年8月初，中國禁煙消息傳到英國。9月30日，英國紡織業城市曼徹斯特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合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稱中國禁煙是對英國之「侵略行為」，「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威靈頓公爵、德比伯爵、斯當東、、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是支持戰爭的。”10月1日，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出兵中國問題。
內閣會議經過討論後，作出「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之決定。內閣會議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派遣艦隊。由於販運鴉片由始至終只是民間走私行為，並非英國國策。英國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
1839年11月2日，義律率兩艘軍艦，駛至虎門口外之穿鼻進行封鎖，準備制止英國船隻再次進口，並投書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國船隻，準許英國人上岸居住。11月3日，有一艘具結英國船隻，正報進口，英國軍艦迫令折回。關天培出而查究，英國軍艦開炮，衝突再起。廣東虎門發生穿鼻之戰，清水師4艘船被擊沉，令珠江口一帶氣氛緊張。
1839年11月4日，巴麥尊正式向英國海軍提交《致海軍部書》：“據對中國有豐富知識的人說，有這樣的海軍力就能完成，即雙層甲板的主力艦兩艘，巡洋艦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艦是大型的；輪船兩艘或三艘。”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調林則徐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國政策。林則徐專門斷絕英國貿易。林則徐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國船隻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斷絕與英格蘭的貿易，禁止一切英國船只進口，并將其盡行驅逐出口，復嚴禁他國商人，不許私代英商帶運貨物。
1840年1月16日，維多利亞女王在國會演說：「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係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響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嚴的事件。」英國政府決定命令印度艦隊增援。2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英國開普殖民地好望角海軍提督，義律堂兄懿律任海軍統帥兼正全權，義律為副全權。時英國政執黨地位不穩。反對派托利黨/保守黨早於1月31日在下議院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但僅以21票之差遭到否決。他們再於4月7日在下議院動議譴責政府。但動議並非關於與大清一觸即發的戰爭或備受爭議的鴉片貿易，而是抨擊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缺乏遠見及思慮不週，亦忽視了應該給予駐廣州商務總監相關的訓令及權力，用以對付非法鴉片貿易。這動議特意迴避了戰爭及鴉片兩項敏感議題，藉此爭取托利黨內最大的支持以通過議案。當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向英國國會報告英國政府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妨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討伐。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4月初，英國國會終於以極微的多數同意政府政策。經過三日激辯，下議院最終以271票對262票否決動議。下議院的反對派托利黨因此未能阻止英國艦隊繼續前往中國及戰爭的爆發。上議院一項類似的動議亦未能於5月12日會議中通過。下議院最終在戰事早已爆發後的1840年7月27日通過撥款173,442英鎊作為中國遠征軍的開支。
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無異被迫納贖命金，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安居樂業。為爭取上述要求，英國顯示實力，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開抵中國，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雙方且談且戰，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與琦善達成協議。林則徐在雙方初步談判失敗後遭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
1840年6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戰，英軍艦攻擊清軍的帆船
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無異被迫納贖命金（英僑其實並無生命危險），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安居樂業。為爭取上述要求，英國顯示實力，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開抵中國，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
1840年6月，懿律率領英國軍艦16艘、武裝輪船4艘、運輸艦28艦、陸軍4,000人，抵達廣州海面，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開始。。英軍主力抵達廣東后，見廣州一帶布防嚴密，認為在當地采取軍事行動的效果不大，在距離京師較近的地方進行一次有效的打擊，能更有效的逼迫清廷屈服。鑒于此，英方除留四艘軍艦和一艘武裝輪船繼續封鎖珠江口外。主力艦隊則按照英方既定的對華作戰部署，從廣東啟程北上進攻浙江舟山列島。
7月初，英艦隊途經福建廈門海面。2日，義律向廈門遞送《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遭到守軍拒絕。遂發炮轟擊，雙方交火，各有損傷。英軍見廈門守軍拒絕接收照會，便將詔書留在沙灘上，退出廈門，繼續北上。4日，英艦隊抵達舟山列島。定海知縣姚懷祥登上“”交涉，伯麥照會姚懷祥，限次日下午2時前將定海城交出，遭拒。5日，英軍攻城。激戰中總兵張朝發中彈落水，後傷重而亡。6日，定海城破，知縣姚懷祥投水自盡，守城兵勇潰散。是役，英軍旗艦“”號在岱衢洋百畝田礁觸礁，船底洞穿，“威里士厘”號成為旗艦。
定海城陷后，道光帝發布上諭，將：“烏爾恭額、祝廷彪、著先行革職，戴罪圖功。”著：“鄧廷楨選派閩省大員帶領舟師，星飛赴浙；無論洋船在于何處，即會同浙江水師合兵會剿”，“伊里布遴派帶兵大員，揀選水師數千，豫備調遣”。
英軍在占領定海轉入休整。28日，英軍結束休整，以主力艦隊繼續北上。途徑乍浦，與守軍交火，不久撤離。8月3日，道光帝接到林則徐自廣東發出的英軍可能北上天津的預警，隨即諭令直隸總督琦善：天津“不準通商，斷不能據情轉奏，以杜其覬覦之私。倘有桀驁情形，即統率弁兵，相機剿辦。”8月9日英軍抵達大沽口后，道光帝從琦善奏折中得悉天津“炮位陳舊、兵力不足”時，又改諭琦善：“督飭所屬嚴密防范，臨時仍相機辦理，如該夷船駛至海口，果無桀驁情形，不必遽行開槍開炮。倘有投遞廩帖情事，無論夷字漢字，即將原稟進呈。”
8月10日，琦善奉諭。11日，琦善派羅應鰲前往大沽口外，與英軍接觸。15日，英軍向清廷遞交《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巴麥尊在致函中指責林則徐在廣東殘害英商人，褻瀆大英國家威儀，宣稱：“大英國主，調派水陸軍師，前往中國海境，求討皇帝昭雪伸冤。”順帶提出割地，賠款、道歉、等要求。
同時，在送往京師的《巴麥尊子爵致中國皇帝欽命宰相書》的附折中，琦善向道光詳細匯報英軍艦隊情況，稱：“見到英吉利夷船式樣，長圓共分三種，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風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處，亦計兩丈有余。艙中分設三層，逐層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載皆系鳥槍，船之首尾，均各設有紅衣大炮一尊，與鳥槍均自來火。其后梢兩旁，內外俱有風輪，設火池，上有風斗，火乘風氣，煙氣上熏，輪盤即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
道光帝認為：“英夷如海中鯨鱷，來去無定，在我則七省戒嚴，加以隔洋郡縣俱當有備，而終不能我武維揚，掃穴犁庭。試問內地之兵民，國家之財賦，有此消耗之理乎？”進而認為，只要撤換林則徐，英軍就會“返棹南還，聽候辦理”，甚至歸還舟山給清朝，以致能夠“片言片紙，連勝十萬之師”。
雙方交涉歷時一月，琦善與義律在大沽口舉行會談中對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軍“返棹南還，聽候辦理”。9月15日，尤於英軍當時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軍方面不得己表示同意將談判地點改到廣東，并即日起碇南返。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接替林則徐，不久即與義律開始談判。
1841年1月7日，虎門之戰，清軍水師與英國海軍在穿鼻灣激戰
1840年9月28日，欽差大臣琦善署理兩廣總督，林則徐、鄧廷楨被撤職。11月底，琦善至廣東，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強廣東防務，反而將一切罪責歸咎林則徐。指責副將陳連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軍開炮，欲斬副將以謝夷，以致兵心解體。又撤散壯丁數千，于是水勇失業，英人撫而用之。撤橫檔水中暗樁，屢會義律于虎門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徑路，而情形虛實盡泄。為向英軍展現和談誠意，對砲臺守軍大加裁撤，凡有報緝漢奸緝鴉片者，輒被呵斥，有探報夷情者，則拒曰：“我不似林總督以天朝大吏，終日刺探外夷情者。”
1840年12月，雙方開始和談。義律在談判過程中提出按照《巴麥尊致清朝宰相書》內所載各款結議，“寫作漢字英字約文一紙，蓋封貴大臣關防，及本公使大臣印書，以為盟約之始基”。琦善表示同意賠償煙價五百萬元，關于割讓香港一款，琦善加以拒絕，重申割地是“天朝從來未有之事，其勢斷不能行”。對于英軍暫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麥尊照會》“公文所無”，斷然拒絕。義律堅持要求償還煙價二千萬元，割讓地方島嶼，開辟廈門、定海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琦善見英方條件求過于苛刻，不敢輕易答應，又不敢輕易拒絕，便使用拖延戰術周旋。經過一月和談，未取得任何結果，義律失去耐心，決定“戰后再商”。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軍向虎門炮臺第一重門戶大角、沙角炮臺同時發起進攻，以艦炮猛轟炮臺。與此同時，登陸部隊在穿鼻灣登岸，抄襲沙角炮臺側后，搶占制高點。英軍抵達脊巔，向下猛攻，守軍欲發動“預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戰中陳連升父子先后陣亡。“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漢奸，或冒官兵號衣，或穿夷服。”
進攻大角炮臺的英軍用舷側炮猛烈地炮火壓制炮臺，摧毀胸墻、炮洞、圍墻多處。炮臺守軍開炮對抗，效力有限，守軍在英軍猛烈地炮火“下無法駐足”。與此同時，英軍乘坐小船從南北兩側同時登陸，包抄炮臺，守軍被迫將大炮推入海內，突圍撤退。英軍占領大角炮臺后放火燒毀營房，拆毀炮臺，然后全部撤回艦上。
在大角、沙角之戰，清守軍死傷700余人。在陸上戰事即結束時，英國海軍的復仇女神號、、“硫磺號”等五艘軍艦聯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軍水師發起進攻，清軍戰船火力無法與英軍戰艦相抗衡，水師師船、拖船沉毀11艘。
戰斗結束后，英國軍艦隨即抵近珠江口，圍困虎門炮臺第二道門戶橫檔島，對清朝保持軍事壓力，在英軍武力威懾下，琦善與義律在川鼻洋商議草約，在割讓香港方面，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為懇請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擇一隅供英人寄居”。但義律不待琦善請示皇帝，便在1月20日單方面公布《穿鼻草約》，《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準，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1841年1月23日，隨著《穿鼻草約》的簽訂，定海英軍陸續調往廣州。2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撤往廣州一帶。伊里布釋放安突德等英俘十八名，2月27日，裕謙率兵進抵鎮海，派遣總兵葛云飛、王錫朋、鄭國鴻帶兵由鎮海進駐定海，重建防務。
軍用地圖上1841年的廣州態勢
雙方且談且戰，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與琦善達成協議。林則徐在雙方初步談判失敗後遭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1841年1月20日，雙方簽訂《穿鼻草約》，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英國海軍於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是年6月，義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開始有移民居留。兩國政府均不承認《穿鼻草約》；中國認為割地是奇恥大辱，舉國震怒，清廷遂撤琦善職，解京查辦；英國方面，彭瑪斯頓勳爵也大表不滿，認為香港是「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
1841年1月27日廣東敗報傳到北京，道光皇帝甚為惱怒，當即下旨對英宣戰：“逆夷目肆猖獗，必應痛加剿洗”。著：“裕泰等將所派胡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帶領，四川兵二千名，令張青云帶領，貴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帶領，分起赴粵。”并說：“覽奏十分憤懣，降旨受奕山靖逆將軍。”諭：文華殿大學士穆彰阿等將英國行徑“通諭中外知之”，命：兩江總督伊里布“克日進兵，收復定海”，令：琦善“激勵士卒，奮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將軍督撫“加意巡查，來則攻擊”。任命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前往廣東主持軍務。從湖南、四川、貴州、江西、湖北和貴州各省抽調精兵，開赴廣東。
2月26日，義律獲悉清朝對英開戰的消息，乃先下手為強，命令英軍向廣州城重要門戶虎門砲臺發起進攻，事前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詣制府慟哭，請益兵不許，守臺僅羸兵二百，乃決為死計，駐炮臺督戰，創痕遍體，血濡衣襟。”“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無人色，皆走。一彈當胸至，洞而不倒，夷眾擁入，天培陣亡。”當日，虎門要塞各炮臺皆被英軍攻破。有說“火藥皆雜以沙土，軍門（關天培）……知受紿，憤激自刎。”
同時，道光帝接到廣東巡撫怡良關于英國艦隊占領香港的密奏，大為震怒。當即上諭：“覽怡良所奏，曷勝憤憾！朕君臨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如此辜恩誤國，實屬喪盡天良……”當即將琦善鎖拿進京，查抄全部家產。同時，補授原刑部尚書祁貢為兩廣總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粵，即行大張撻伐，極力攻剿”。
2月27日，英軍攻陷烏涌炮臺，清軍總兵祥福以下500余人陣亡，余部潰散。3月2日，英軍又西陷獵德炮臺，英艦進至廣州城下，游弋于二沙尾、大黃滘內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間，零星停泊，聚散靡常”。
1841年5月24日英軍開始登陸圍困廣州城
1841年5月25日占領四方高地的英軍向廣州城內轟炸
1841年3月1日，英軍繼續向廣州進攻，攻占滄州炮臺。3月3日，琦善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乞和，義律同意休戰三天。3月5日，參贊大臣楊芳抵達廣東，百姓“歡呼不絕”，“官亦群倚為長城”。3月6日，停戰期滿，英軍再度開戰。3月13日，琦善因議和誤國，被押解進京查辦。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楊芳暫領廣東軍務。楊芳作戰不力，乃用陰門陣抵敵，結果清軍一敗涂地。英軍逆珠江進而上攻陷沿途炮臺，占據廣州十三行商館。此時廣州進行中外貿易的旺季來臨，英國和其它國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開市貿易。義律也因兵力不足，無法輕易進攻廣州。楊芳則因各省調集的兵勇沒有到齊，亦不敢輕舉妄動。在此情況下，義律與楊芳出于各自的考慮，于3月18日達成臨時休戰協議。規定：“廣州商業應當照常進行，商船應當到黃埔去卸貨。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結，中國應當照常征收港口稅和商稅。凡鴉片及其它走私貨物，如經查獲，應予沒收，禁止將人拘留或施以各種懲罰。”這樣廣州的和平維持了兩個月。在這兩個月中，“姚巡捕等將女子剃發，并跟班送進（楊芳）。楊芳之兵在外嫖者，將麻瘋婆應之，兩月以來，官兵之染麻瘋者不少，而楊芳之子在外嫖者過于楊芳，時服藥尚不能好。”
4月14日，在虎門陷落2個月后奕山一行才抵達廣州，5月初，各省開赴廣東的1.7萬援軍亦陸續抵達，合原駐之兵，廣州清軍達到2.5萬。道光以為大軍云集，著奕山“迅速督飭兵弁分路兜剿，務使該夷片帆不返”，“全將該夷驅逐，各地盡行收回”，一再督促發兵攻剿。
在道光帝的嚴令催促下，奕山等謀劃于5月10日以后選擇“月黑潮順”之夜對廣州英軍大舉反攻。但由于連日大雨，河水驟漲，清軍未能“克期進剿”。而英軍艦船卻乘水漲之機，自大黃滘、二沙尾兩路駛進，謀攻廣州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機宜，遂決計先發以制之”。5月21日，奕山令水軍1700余人，于黑夜之間分乘快船，挈鉤鐮、火箭、噴筒出動，擲火焚燒。陸軍進攻商館區，捉拿義律，義律提前逃離商館。與此同時，岸上炮臺也向江中的英船開火。英船猝不及備，頗為所窘，夷館亦遭劫掠。英艦被清軍火船沖入艦炮射擊死角，數艘軍艦被岸炮擊中。為安全計，向鳳凰崗一帶水域撤退。當晚交戰，英艦一艘未沉，火船沖到岸邊，民船燒掉不少。
次日早晨英軍2400人反攻。清軍三路兵丁，一閧而潰退。英軍以火輪船1只進至泥城港，施放火箭，燒毀聚泊在港內的清軍師船、火艇60余只；英艦3只泊白鵝潭，發炮轟擊西炮臺。23日，義律發出告示，限清軍在12小時內退出廣州城，否則就要率兵占據城池。當晚，英艦23只開進虎門，擄掠師船和民船50多只，溯珠江至廣州城下，炮攻西炮臺、天字碼頭和東炮臺，縱火焚燒城外民房。24日，英軍在廣州登陸，清軍望風潰逃，從廣西采運而來的木筏材料和30余只油薪船，盡落入英軍之手，英軍乘勢占據泥城炮臺。一路從十三行商館區登陸，占領商館。奕山下令緊閉城門。25日，英軍繼續登陸，掃除沿途的障礙。當日占領廣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臺。炮臺清軍陣亡500名，南海義勇和湖南兵在廣州東門校場發生大規模械斗。英軍包圍廣州，在高處架炮轟城內，擊毀兩個火藥庫。四天之內，廣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18000人盡退城內，秩序大亂。5月26日上午，廣州豎起白旗，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求和。英軍以死9人，傷68人代價擊敗2萬清兵。
1841年5月27日，義律與奕山代表訂立《廣州和約》，規定：中國欽差大臣和軍隊於6天內退至廣州城外60里地方，1週內繳出贖城600萬元，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事件未解決前，不得設防，賠償夷館損失30萬元。奕山不但率部撤離廣州，還勒索廣州商家向英軍支付600萬銀元的贖城費，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
收錢後，英軍紀律不佳，5月29日，自廣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約有200多名英兵為數千鄉民圍困於城北三元里。第二天，英軍2,000人來援，鄉民依然不退。當時雷雨大作，英兵火槍失靈，十分狼狽，死傷20人。廣州知府勸鄉民解散，始獲無事，此為廣東民間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動。繼而發布「誓滅英逆」文告，情緒高漲，自信至強，各種反英組織跟著成立。
《廣州和約》等於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揑造謊言，對朝廷交代。他說：第一，因為廣州居民籲懇保全，英人自訴苦情，請「大皇帝開恩，追究商欠，俯準通商，即退出虎門，不敢滋事，」所以才暫準所請。第二，行商積債600萬元，除自籌200萬外，餘由庫貯撥借，分年歸還。第三，退駐廣州城外，係為彈壓土匪，且天熱雨多，亦不得不擇地安營。為了不被皇帝懲罰，奕山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舉棋不定、忽剿忽撫之道光何嘗不明內情。事己至此，只好認可。禁煙久已不提，不談痛剿，命令調赴廣州各軍均撤回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為中英關係已定，不料英軍正大舉而來。
英軍統帥砵甸乍
英海軍司令威廉·巴加
英陸軍司令郭富
1841年4月，關于《穿鼻草約》的報告傳至倫敦。5月，英國政府否決《穿鼻草約》，進一步擴大戰爭。砵甸乍于6月5日駛離倫敦，8月10日進抵澳門，8月12日砵甸乍照會廣州當局，要求接受去年所提各項條件，否則帶兵北上。彭瑪斯頓勳爵嚴厲譴責義律漠視他的訓令，召回義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1841年8月，砵甸乍爵士抵達香港，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一年後揮軍溯長江而上，直逼南京。
1841年8月21日，砵甸乍和海軍司令巴加和陸軍司令臥烏古，率領10艘軍艦、4艘輪船、22艘運輸船搭載英國陸軍、、、、、開始第二次北上。
1841年9月，英國運輸船「納爾不達」號（又譯作「吶爾不噠」號）於臺灣北部雞籠港（今基隆港）出現。臺灣地方官員奏稱該船向雞籠二沙灣砲臺發炮，遭到清守兵發炮還擊，將其擊傷。該船後撤，誤觸暗礁下沉，英軍被殺32人，被俘133人。清軍從運輸船上獲大炮10門，並獲炮彈、圖冊等物。臺灣地方官員奏報，10月27日英國第六等小型礮艦「（HMS Nimrod）」進入雞籠，英軍派兵從三沙灣登陸，遭清軍開砲還擊，將其逐至外洋。而據英方資料，10月19日英艦「獵人號」前往雞籠海域營救，要求以每名100元換取「吶爾不噠」號船難的生還者，至27日仍未獲清軍回覆，獲悉船員已被送往臺灣府及被囚，「獵人號」即砲擊摧毀砲臺27座大炮後後離去，回航香港。1842年3月，雙桅商船「阿吶」號（Brig Ann，又譯作「阿恩」號）亦於臺灣中部大安溪的大安港出現。臺灣地方官員奏報該船船員想上岸，清軍於是派數艘漁船誘導其入河內多礁處。英軍因不諳地勢，於大安溪中段處擱淺。清兵前往伏擊及擊沉英船，數十名英人被殺，另有54人被俘。清軍並在船上擄獲11門大砲等兵器。這兩次事件被稱為為臺灣之戰中的（雞籠之役、大安之役）。道光帝其後下旨將大部份俘虜斬首。1842年8月，兩船共139名俘虜於臺南被斬首，只有11人倖免。但據英方文獻及生還俘虜所述，運輸船「吶爾不噠」號、雙桅商船「阿吶」號實因遇風觸礁船難漂流至臺灣海域。但倖存船員卻被拘禁，而其中197人之後被處斬。據戰後欽差大臣閩浙總督怡良調查，此皆為臺灣地方官員謊報戰功，雙方實未交戰，英船亦非戰鬥人員。
英國人作畫，1841年8月26日皇家愛爾蘭團在廈門戰斗
英軍離開廣州后，道光以為戰爭已經結束，通諭沿海督撫：“酌情裁撤各省調防官兵”。8月上旬，裕謙接到奕山、祁貢自廣州發出英軍將“再犯閩浙”的預警，乃上書要求緩撤退江、浙兩省防務，道光批諭：“英人赴浙，出自風聞，不足為據，著裕謙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為浮言所惑，以至糜餉勞師”。結果僅時隔數日，英國艦隊即出現在廈門。
1841年9月25日第二次定海之戰
1841年8月25日，英艦隊進逼福建廈門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廈門”，遭拒。英軍于次日攻陷廈門，英軍戰死1名，傷十余名。清軍傷亡數百，總兵江繼蕓戰歿。英軍將炮臺破壞后，留兵鼓浪嶼，續向定海前進。
欽差大臣裕謙負責浙軍務，數月以來，在定海積極設防，兵力近7000人。9月25日，英軍再攻定海，遭定海守軍激烈抵抗。英軍三次攻擊，鄭國鴻（處州鎮總兵）、葛云飛（鎮海鎮總兵）、王錫朋（壽春鎮總兵）率清軍與英軍激戰6日。英國陸軍第55威斯特摩蘭郡步兵團、第18皇家愛爾蘭團先后登陸，清軍“所用抬炮至于紅透，不能裝打，猶拼命死戰。”10月1日，三位總兵終以武器懸殊，相繼陣亡，兵弁死者1000人，英軍傷亡約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英軍俘獲清軍龍旗，軍官Duall陣亡。清軍庫存的大量物資落入英軍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門新造的大炮被搬上運輸船，用以日后轟擊清軍。定海陷落后，當地人民仍舊不屈，英軍僅能制縣城週圍10里。
為便于中國大陸過冬，等候援師，10月10日，英軍續佔鎮海。裕謙（兩江總督）、-{余}-步雲（浙江提督）、謝朝恩（狼山鎮總兵）率4千清軍在鎮海與2400英軍發生戰斗。總兵謝朝恩力竭而死，在沙蟹嶺戰斗中陣亡。余步云率先逃跑，放棄招寶山炮臺向鎮海撤退。裕謙指揮鎮海城守兵發炮攔阻，余步云率部繞山逃往寧波。英軍占領招寶山，居高臨下，炮擊縣城。裕謙指揮守軍登城抵抗，英軍猛攻，裕謙見鎮海勢危，自盡身亡。12日，英軍進攻寧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鄧廷彩棄城而逃，寧波復陷。10月13日，英軍唾手而得寧波，大肆擄掠、姦淫，鄉民繼續抵抗，俘40餘名英國人。
1841年8月英軍第二次北上，相繼攻陷廈門、定海、鎮海、寧波，導致東南沿海各省驟然局勢緊張，紛紛要求增加兵力、槍炮和經費。10月18日，道光帝得知英軍攻擊浙東沿海的消息，當即任命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副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為參贊大臣，并下令從各省征調援軍，急赴浙東前線。
1842年3月10日浙東之戰中寧波城內的英軍擊退清軍的進攻
清軍杭州將軍耆英
1841年10月，為挽回浙東敗勢，道光帝派另一皇姪（乾隆帝曾孫）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副都統特依順、侍郎文蔚為參贊大臣，鼓勵沿海團練鄉勇，修築土堡，堅壁清海，厚賞捐資助餉紳民，徵調及於九省（實僅11000人），江蘇、天津、盛京各派大員負責，大有舉國動員之勢。
1842年1月21日，奕經一行抵達嘉興，與文蔚等籌劃反攻事宜。奕經、文蔚等商定，一俟各省援兵到齊，即克期進剿。2月10日，奕經等移駐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齊，共計一萬一千余人，另有水勇、鄉勇二萬余人，陸續開赴浙東前線。奕經等認為兵力已厚，決定“明攻暗襲，同時并舉”，大舉反攻寧波、鎮海和定海。
1842年3月10日，奕經率大軍，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時以生肖屬虎的寧夏鎮總兵段永福為指揮官，以五虎滅羊（洋）之計，分寧波、鎮海、定海三路反攻英軍。
寧波方向，清軍以阿木穰率領的百余名虎皮裝束藏兵負為先鋒，攻打西門。清軍攻入城后直奔英軍寧波指揮官居住的府署。但府署“門堅墻高”，無法攀登。此時英軍開門沖出，用火槍齊射，將手拿火繩槍或長矛的清軍打退到狹窄的街道里。緊接著，又有部分英軍爬上臨街的屋頂，向擁擠在街心的進攻部隊發射火箭。雙方相持一段時間后，英軍調來大炮，對著在街心擁擠的清軍進攻部隊開炮，清軍傷亡慘重，終至潰逃，首批攻入城內的阿木穰以下藏兵一百余人全部戰死。
寧波南門，清軍“守備徐宦最為猛烈，挺矛先進，奈后援傷亡漸多，夷兵登岸要截后路，（清軍指揮官）游擊黃泰與守備魏啟明把總顧得靜外委王保元蔣維述等均陣亡。”
鎮海方向，反攻鎮海的清軍在劉天保率領下向鎮海進攻。清軍抵達城下后英軍：“按隊而出，槍炮齊發”清兵：“以長矛及雙手帶名刀接戰，無一人攜帶鳥槍者，勢遂不支，敗退退至十里亭”。第二回合劉天保與“前鋒策應凌長星合兵復進，時天尚未明，清兵在黑暗中“以多鳥槍亂擊，然終不敵其炮火之猛烈”，英軍復以火箭來射而清兵益不支。金川土守備哈克里帶領藏軍攻奪招寶山炮臺，雙方激戰正酣之時，一艘英國軍艦“剪江而至，用炮仰擊，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其他各路清軍進攻部隊也在英國軍隊猛烈的炮火下紛紛潰退。
3月15日，英軍從寧波出動近1200人，分乘3艘武裝輪船和舢板數十只，自寧波逆江而上，向大寶山的清軍反撲。中午，又有四五百人在大西壩登岸，進攻慈溪大寶山；另一路從前江駛入長亭口，在彭山浦登陸，夾擊寶山，朱貴率領500余名清兵抵抗。“時余步云等已走避入城，劉天保、凌長星時駐兵西苑嶺，又以舊怨隔嶺做璧上觀，不肯助戰，故（朱）貴勢益孤。”戰斗中，朱貴父子三人、哈克里、索文茂等均力戰而死，全軍盡滅。
奕經在進行陸地進攻同時還特命張應云特備火船去攻英艦：“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擔，聯五船為一排，期于潮退時連檣并進，一船火起，五船并發，圍繞夷船，付之一炬”。命：“城內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為號，奮力開仗。”但在寧波之戰中，“黃泰攻南門時因遲遲未見船上火起，坐失戰機。縣丞李維鏞等帥火攻船225只從李楔渡結隊出江，時將二鼓，東南風陡作，夜潮方漲，船不能順流而下，船勇又畏懼夷炮，不敢駛近夷船，相距十余里火已先發。時同知舒恭受帥火攻船280只，甫行至樟市小港，瞭見火起，遂亦舉發。夷人驚起，駕船來撲，兩路鄉勇，逃竄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余均被劫去”。英軍夜晚反擊，反以虜獲船縱火來燒清軍沿江營寨。
清軍在浙東的反擊行動，一路因遭英軍阻擊而撤出戰斗；另一路攻城失敗，未能入城；夜襲定海的水上一路，因風潮不順未能成行，最后延期至4月14日才在鄭國鴻之子鄭歇臣指揮下實施，但英軍早有準備，清軍幾乎全覆。三路反攻均遭失敗，英軍趁勢反攻，清軍大敗，退往紹興、杭州。奕經駐杭州、清朝大軍駐紹興、英軍駐寧波形成相持局面，當時有諺語：“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養出小欽差；紹興娼家亦有名，明年養出小兵丁；唯有寧波娼家哭不止，明年養出小鬼子。”浙東相持，使清廷無心再戰，道光皇帝決計求和，于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為欽差大臣、杭州將軍，將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結果“人人以為指日可罷兵，遂不復議進戰。”
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經“與七叔（伊里布）相機辦理，不必強攻。”而此時璞鼎查正準備謀劃進軍長江下游的“揚子江戰役計劃”，對清廷的求和已經毫無興趣。
1841年10月，英軍在福建和浙東等地發起的進攻雖然取得進展，但亦受到清朝軍隊的抵抗。為盡快結束戰爭，英軍決定發動一場決定性戰役，進攻長江中下游一帶（那里的數百萬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養著這個帝國最富裕的學術精華階層）。從11月開始，英國政府陸續增調本土和印度海陸軍來華。經過半年準備和動員，至1842年5月英軍在華兵力增至正規軍艦二十五艘，汽輪十四艘，九艘給養船和載有一萬名陸軍的運兵船。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戰中湯林森中校在天尊廟陣亡
1842年5月7日，英軍撤離寧波，開始從浙東收縮兵力執行“揚子江戰役計劃”。5月13日，英軍艦隊離開甬江口外黃牛礁海域，開始向長江口集結。5月18日，英軍攻陷乍浦，清軍駐守在乍浦的八旗官兵和鄉勇死傷1500余人，平民死難1500余人。副都統長喜身負重傷，撤退至嘉興，不久不治而亡。此役英軍損失60余人，團長中校在天尊廟戰斗中“頸部被清軍擊穿陣亡。”英軍占領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間幾乎將該城焚掠一空。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報乍浦失陷經過，力陳“舍羈縻之外無他策”，主張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張議和的伊里布，并送還乍浦之戰中俘獲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談誠意。但英軍對清廷的和談誠意置之不理，于5月28日開始全部登船北駛，6月8日抵達長江口外的雞骨礁一帶集結，并派出輪船探測航道，偵察沿途清軍設防情況，準備繼續進攻吳淞口。
1842年6月16日吳淞戰役
1842年6月初，英國軍艦抵吳淞口外，守軍約萬人。英軍以5艘軍艦進攻吳淞炮臺。6月16日晨，戰鬥開始，兩小時後，兩江總督牛鑒遁走，“所督諸軍皆尾而潰走”。英軍遂乘勢大進，占領炮臺，江南提督陳化成陣亡。吳淞口失陷后，該地區的大小火炮大部為英軍所獲。這些火炮中，不少裝有炮車和簡單的瞄準具。英軍對其中某些火炮質量的改進，甚感驚訝。評論：“自與中國軍隊作戰以來，中國人的炮火以這次最厲害”。吳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紛紛逃離。
6月19日，英軍水陸兩路向上海推進，上海官兵棄城而逃，英軍大掠4天後退走。上海鑄炮局新鑄的銅、鐵炮171門，火藥9噸及大批存糧，盡被英軍所獲。
1842年7月21日英軍主力與青州八旗在鎮江戰斗
1842年7月13日，英軍進抵鎮江。耆英與伊里布“饋送英夷牛羊”，兩江總督牛鑒以“黃金十二萬犒勞英師。”揚州富商顏崇禮因為與當地鹽梟長期不和，向英軍進貢35萬兩白銀及新鮮食物，與英軍達成協議：英軍不進入揚州城，轉而炮擊老河影一帶鹽民，釀成“老河影慘案”。都統海齡令旗兵撤往城內，緊閉四門，滿城捉漢奸，捕殺城內居民百余人。
1842年7月21日，英軍出動陸軍9000人、戰艦15艘在艦炮支援下向鎮江發起進攻。英軍登岸后直薄城下冒著清軍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旗兵頑抗。守城的旗兵或者將英軍推下城去，或者扭住一起跳下城墻。英軍在炮火掩護下，用火藥包將甕城門炸開，大隊英軍蜂擁而入。英軍攻入城內后，城內的旗兵從巷道內涌出，與英軍展開激烈的巷戰和肉搏戰。許多旗兵戰前殺死自己的妻兒，然后才參加戰斗。最后，守衛鎮江城的旗兵以極大的傷亡代價，使英軍死傷160多人，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以來最重的傷亡。此役清軍損失旗兵500余名。海齡督戰到最后一刻，最后投火自殺身亡。
事后英軍“毀城垣，焚衙署，縱黑鬼奸淫婦女，道路死傷枕藉”。英國參戰軍人回憶“只要是真實的回憶，就可覺得這顆心很難說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腸最硬、資格最老，以殺人越貨為生的人，看到這種悲慘景象也不能無動于衷的。”
英軍在鎮江的軍事行動，切斷清朝經濟命脈京杭大運河的漕運。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諭耆英，只要英國息戰退兵，便同意割讓香港，并增開通商口岸。鎮江失守后，道光帝決心專意“議撫”，并授權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務須妥速辦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經所率援軍暫緩由浙赴蘇，“以免該逆疑慮”。然而，璞鼎查對清朝方面的“羈縻”毫不理睬，命令英軍繼續向江寧推進。
8月3日，英國遠征軍留下一部分兵力守衛鎮江，主力艦隊開始向江寧開進，9日抵達江寧江面。11日，英國陸軍登陸，“于紫金山之上，安設大炮，軍艦擺開了攻城的架勢。同日，耆英自無錫趕到江寧，在英國軍隊的炮口威懾下，開始與英方議和。
簽訂南京條約（油畫）
1842年8月，清軍節節敗退，英軍抵達南京，兩江總督牛鑑乞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請，可不攻城。耆英到後，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議，否則開砲攻城。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準。耆英、伊里布、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登英國艦隻拜訪，璞鼎查亦上岸答拜。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靜海寺與英國政府議約，雙方共在寺內議約四次。中國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國提出的議和條款，在英軍旗艦「汗華」（亦譯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中國近代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江寧條約》。
雙方終於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訂立《南京條約》，戰事始告平息。條約正式簽字，通稱為《南京條約》，中國名之為“《萬年和約》”。
其時英國維新黨政府下臺，新上任的保守黨外務大臣阿巴甸勳爵於1841年修改給砵甸乍爵士發出新訓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於冬天停戰時返抵香港，對香港發展甚為滿意，在訂立《南京條約》時，違背英廷訓令，不僅訂立通商條約，還要求割讓香港。最終1842年8月29日簽訂《南京條約》寫道：「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準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帝國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清政府並須開放廣州等5個地點為通商口岸；該通商條約其後併入1843年10月締訂之《虎門善後條約》內，容許華人自由到香港經商。
主要事項為：準英國人攜眷居住；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香港島給予英國；賠償煙價600萬元、商欠300萬元、兵費1200萬元，共2100萬元，先付600萬元，餘於4年內交清；準英國人在港口自由貿易，不經行商；釋放被禁英國人，寬免與英國人有來往之中國人；進出口稅餉秉公議定則例；英國貨物按例納稅後，中國商人可遍運內地，不得加重稅例；兩國官員用照會往來；中國允準和約施行，英兵退出長江；定海、鼓浪嶼須俟賠款全數付訖，港口開闢後方撤。條約簽訂后英軍艦船陸續撤往定海一帶，歷時長達兩年三個月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式結束。
中國的鴉片進口數量
作爲這次戰爭的肇因，鴉片卻并沒有在《南京條約》中被提及，鴉片進口處於一種理論上仍然非法但實際上被默認的狀態，國內的禁煙名存實亡，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兩國代表簽署《通商章程善后條約:海關稅則》正式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英國通過一系列外交圖謀，花費18年時間實現了這個圖謀。在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鴉片進口是每年2553噸，吸食人數約人口的1%，到1863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的時候，鴉片進口4235噸，增加了65%。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鴉片進口合法化了，數量進一步增加，到1880年達到頂峰6500噸，是1839年的2.5倍。此後受價格低廉的本土鴉片競爭，進口量開始迅速減少。1907年中英簽署《中英禁煙條約》，到了民國以后洋藥已經很少了。
本土的罌粟種植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開始迅速擴大，1870土藥（本土鴉片）產量已與洋藥（進口鴉片）持平，在1906年土藥產量達到3.5萬噸，是進口鴉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進口量的12倍。1880年代後期吸食人數估計為人口的10%，煙癮很大者估計3%-5%。
中國的茶葉出口數量在鴉片戰爭以后激增
《南京條約》改變了廣州一口通商的情況，開設廣州、上海、福州、廈門、寧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葉的產地，關稅明確，灰色苛捐雜稅消失，這對茶葉貿易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總量從1839年的380千擔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的818千擔，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葉出口為1945千擔，是1839年的5.12倍。茶葉出口的增加超過鴉片進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葉，中國對英國的貿易就已經轉爲順差，這種狀況要持續到1880年代中葉，那時中國茶葉出口受到印度的競爭而減少，鴉片進口雖然也減少但棉布進口增加，中國對英國的貿易重新回到逆差。
新的通商口岸裏，上海的茶葉貿易量很快超過廣州，整體上成爲中國新的對外貿易中心，福州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開通的漢口也很快成爲茶葉出口的樞紐。廣州充斥著排外的情緒，對開放通商的條例想方設法進行阻礙，通商的功能相對下降，并且成爲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個誘因。
第一次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開端，打開中國的閉關大門，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紛至沓來。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國商人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各國紛紛要求享有同一待遇，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被要求割地賠款對清朝來說也是第一次。這些不平等條約要到一個世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廢除，而在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割讓給英國的香港島則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貿易與章程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字，通稱《望廈條約》。除無割地賠款等外，所有中英條約之事項，應有盡有，且有為英約所無而更為精詳者：如領事裁判權適用範圍之明確而擴大，不惟中美人間之爭執，美人由美領事審訊，即美人與其他外人在華之爭執，亦由美領事處理；關稅例則須與美國議允；中國港口官員須負責接待美國兵船；準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條約十二年一修；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
法國在華並無重大商業利益，所重視為傳教。1844年8月，法國代表剌萼尼至澳門，復有軍艦8艘同來，使他在談判中更處於有利地位。10月24日，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在黃埔簽字，通稱《黃埔條約》，內容與美約無大出入，不同之點是中國地方官須負責保護教堂墓地。條約中對於天主教弛禁並無明文，僅由耆英宣布。
在列強要求無條件最惠國待遇影響下，清朝對某一國失去某一特權，就等於對所有列強失去該特權，這使清朝在外交上處於不利弱勢。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使英國可在五個通商口岸各駐兵艦一艘，以後商港越開越多，深入內地，以致在後來戰爭中被外國奪去更多領土。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割裂中國領土，破壞主權之完整，中國喪失獨立自主地位。領事裁判權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權，外國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無法管制外國人在華違法行為。就政治方面之影響來看，戰後政府大失威信，弱點暴露，會黨以反清為職志自不會放過時機。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驚醒中國社會，清朝無法理解英國開戰僅以謀得通商、外交、法律優惠為目的，反而因為英國並未以摧毀其統治為目標，而將之視為一場突發性、短暫的事件，蔣廷黻在他的1938年所寫的《中國近代史》中這樣講：“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可惜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未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林則徐是有心去了解西方的，他蒐集了很多關於西方的資料，未及成書，被貶伊犁，他將材料交給魏源，1843年魏源出版了《海國圖誌》，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在中國沒有引起注意，流傳到日本，成為天皇和臣子必讀書籍，影響了明治維新的產生。
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之後，中國才開始洋務運動學習西方技術，成就其實不小但比不過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甲午戰爭中再次戰敗。然後才試圖改革政治，有了戊戌變法，卻半途而廢。後來有了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入侵，然後才有了比較認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經不能挽回清政府滅亡的命運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經濟開始重要變化。鴉片貿易泛濫，中國的公共財政和貨幣流通因為鴉片大量輸入而陷于嚴重的破壞狀態。由于西方資本在五口經營工業，這些工廠里誕生了中國最初的工人階級。英國資產階級把大批商品運來中國。中國自給自足之傳統經濟遭受沖擊，對外國商品仍頑強抵抗。1840年代，外國商品雖然在中國滯銷，但在遭受外國商品衝擊最為嚴重之五口通商地區，傳統經濟已開始解體。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生產的破壞，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這一切就造成了兩個后果：舊稅捐更重更難負擔，此外又加上新稅捐。一般的人貧窮到達極點，各地破產的流民最終匯聚成太平天國。
與此同時，亦有不少沿岸華人因在戰爭時為英軍補給，故在戰爭完結後獲得優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顯赫。此外香港由於在是次戰爭後割讓給英國，宣布成為自由港，故為廣東一帶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機會，不過由於最初營商環境不安全、廣東當局阻礙商人到香港貿易等因素，令當地貿易情況一直到太平天國起義，大量富商來港，才有了顯著改善。
鴉片戰爭博物館
二沙灣砲臺正門
* 鴉片戰爭博物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面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東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總面積為20多萬平方米。管理虎門炮臺舊址──沙角炮臺、威遠炮臺、靖遠炮臺、鎮遠炮臺、南山炮臺、蛇頭灣炮臺、九宰炮臺、廣東水師提督署寨墻等戰爭遺跡，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 林則徐銷煙池：廣東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東莞太平鎮口的兩個水池，為銷毀鴉片而建，後於1957年重建。
* 胡里山砲臺：福建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廈門島東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閩浙總督顏伯濤在白石頭至沙坡尾一帶，建了一條全長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崗巖石壁，並安裝100門火炮，稱為「石壁砲臺」，英國人稱為「長列炮臺」，鴉片戰爭期間被英軍攻陷炮臺被毀。現存砲臺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建造，光緒20-22年（1894-1896年）興建完成。炮臺結構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歐洲和明清的建築風格，總面積7萬多平方米。胡里山炮臺三面環海，向東可支援距離約4500米的白石炮臺，南面與漳州龍海嶼「仔尾砲臺」隔海相對，向西協助距離5000米的「磐石砲臺」。位于虎門大橋下的威遠炮臺遺址
* 鎮海口海防遺址：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寧波市鎮海區和北侖區，分為甬江口南、北兩處。甬江北岸（鎮海區）包括：威遠城、招寶山明清碑刻、月城、安遠炮臺、吳公紀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記、泮池（裕謙殉難處）、吳傑故居；甬江南岸（北侖區）包括：戚家山營壘、金雞山瞭臺、靖遠、平遠、宏遠、鎮遠砲臺。
* 乍浦炮臺：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于平湖市乍浦鎮。其中天妃宮炮臺位于湯山公園南端，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南灣炮臺位于九龍山，建于光緒二十年（1894）。
* 焦山炮臺遺址：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鎮江市潤州區，焦山係「京口三山」名勝之一，位於於揚子江心，與對岸象山夾江對峙，山高71米，周長2000餘米，因東漢焦光隱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軍侵入長江遭到副都統海齡率領鎮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
* 鴉片戰爭戰爭遺址公園：位於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佔地12公頃，1997年6月建成，鴉片戰爭遺址，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園內建有舟山鴉片戰爭紀念館、“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紀念廣場、百將題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陣亡將士墓群。三忠祠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
* 吳淞砲臺遺址：位於上海市寶山區吳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會塘后支路27號內，1842年6月，英軍進犯吳淞口，江南水師提督陳化成在吳淞西砲臺抵抗。現存殘丘一方，長11.8米，寬9.8米，高2.85米。1992年6月1日，被公布為上海市紀念地點。2014年4月4日，被調整為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現臨江公園存有當年使用的「平夷靖寇將軍」複合金屬大砲。
二沙灣砲臺、四草砲臺、安平小砲臺皆是在此戰爭期間由清軍所建，大武崙砲臺亦是，但現址為日軍為防禦美軍所改建。
大英帝國對於參戰的海軍與陸軍人員授與。
* Frederic E. Wakeman, Jr.（魏斐德）著，王小荷 譯：《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 英國國會會議記錄 （Hansard） 1840年代
*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經過 - 鴉片戰爭紀念館
* 王宏志- 英國外相巴麥尊的“昭雪伸冤”：鴉片戰爭初期一條影響道光皇帝對英策略的翻譯
* 黃宇和- 21世紀初西方鴉片戰爭研究反映的重大問題 （2013）
* 王承軍- 淺論鴉片對《中國近代史》著作的影響——以細節考察為中心
*   The First Opium War  -BBC
經濟史，經濟領域的發展歷史，是社會科學的核心，經濟狀態的變遷史，其研究範圍為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經濟史在19世紀從歷史學分離開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經濟史是研究一定的時期經濟運行狀況、機制及其效果的學科。
19世紀西方歷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是歷史主義學派，強調真實地再現和理解過去，推崇實證主義，是敘述式史學。19世紀後期，英國學者將經濟史從歷史學分離出來，但仍保持著歷史主義特點，因此仍然屬於歷史學範疇，屬人文科學。當時西方大部分大學也將經濟史安排在人文學院講授且並不專門設立學科。20世紀初出現專用的經濟史理論及專門研究經濟史的學者。瑞典赫克舍爾認為經濟研究應從供給和需求入手。邊際主義和新古典經濟學興起，要素分析和數據資料得到重視，但大多數經濟史學者仍堅持實證主義。
來自英國的經濟史對傳統史學的局限有所突破，比如推動中世紀歷史檔案大規模整理、促使人文歷史成為研究課題、開闢農村和農業史新領域。這使得原本落後的英國史學躋身世界前列。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史學和經濟學都發生變革。歷史學開始廣泛採用社會科學的方法來取代歷史主義，從敘述的歷史轉型為分析的歷史。經濟學則興起推崇凱恩斯主義的浪潮，宏觀經濟學和增長理論得到重視。因此，與經濟學和歷史學有緊密關係的經濟史學也發生巨大變化：地理資源、氣候環境、文化等要素得到重視，線性發展被結構分析所取代。此時西方經濟史學可分為三大學派：計量史學、整體觀史學、新制度學派。
2000年，美國出現了稱為資本主義史（History of Capitalism）的新領域，其包含很多經濟史相關的主題，例如保險、銀行監管、商業政策以及資本主義對中產階級、窮人、婦女和少數族裔的影響。
中國很早就有不成系統的經濟史，比如《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出的善因論，反對國家對經濟過多的干預和控制，強調自然競爭，讓每個人盡自己的才能獲得最大可能的利益。善因論是一種以放任主義為主，必要時輔以行政、經濟、法律手段的國民經濟管理模式。
自《漢書·食貨志》起，中國歷代都有以國家檔案為主要來源的《食貨志》，其所記錄的經濟事件較為準確。除正史之外還有大量政書中有經濟相關的記載。歷代政府編輯的會要會典也系統的記錄了有關經濟的典章制度。這種關於經濟實踐的記載形成“食貨之學”，成為中國經濟史學的源頭之一。
梁啟超在1903年發表《新史學》，號召“史界革命”。他認為新史學的特征應為“諸學之公理公例”，即利用社會科學的方法研究歷史。次年梁啟超寫成《中國國債史》，成為中國經濟史學出現的標誌。
此後中國經濟史發展迅速。20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了一些較為貫通的社會經濟史專著，西方的經濟史著作被引進中國。一些史學家開始倡導經濟史。中國國內思想界出現大論戰，學者將研究重點從“革命家的歷史”轉向“歷史學家的歷史”。中國經濟史學從政治的附庸轉向自身的學術發展。此時中國出現唯物史觀派和史料考訂派兩大學派。
1934年北京大學法學院創立《食貨》，成為中國第一份“中國社會史專攻”的專業性期刊，被稱為“最著名的社會經濟史雜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經濟史學在中國史學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唯物史觀派從邊緣變為正統。
文學史是一個學科，專門研究文學發展歷史。文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實際從人類有了語言后，口頭文學就已經出現，自從人類發明了記錄書寫的工具-文字后，記錄文學即開始產生，當然并不是所有的書寫記錄都能被稱為文學，如帳目、科學研究當都不能算文學，文學應該是能對讀者有所啟示、娛樂和指導的文章，文學語言的發展可以增強人類交流的能力。
人類最早由兩河流域的蘇美爾人首先發明了文字-楔形文字，然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人、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人和黃河流域的中國人各自獨立的發明了文字。文字記錄的古代文獻也留下了早期的文學作品，如蘇美爾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古埃及的《亡靈書》以及中國的甲骨文和《孫子兵法》竹簡等。除了文字記錄的文獻外，有許多口頭流傳的，后世記錄下來的，也是人類早期的文學作品，如中國的《詩經》，古希臘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古印度的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等，以及許多民族的古代傳說和神話等。
電影史跨越了從19世紀末期至21世紀初的一百多年。電影作為一種動態影像也漸漸由聚眾獵奇發展成為21世紀大眾傳媒、交流與娛樂的重要工具之一。電影也在藝術、科技與政治領域造成了巨大影響。
盡管難以界定電影作為藝術媒介的起源，但在商業方面，盧米埃爾兄弟于1895年12月28日在巴黎公開放映10部電影短片可被視作投影式放映電影攝影史上的里程碑。在更早些時候，也有包括在內的他人嘗試過電影攝影與放映；他們在1895年11月1日的柏林向付了錢的觀眾使用自制的展示了第一部動態畫面錄像，但他們的成果質量欠佳，也缺少資金支持和持續開發，更未覓得如同將盧米埃爾攝影機推向世界之勢的運氣。
很快，全世界都開始建立電影制片公司和工作室。電影在初生的十年中從一種新興技術發展為初具規模的大型娛樂產業。最早期的電影為固定鏡頭下的單鏡頭黑白攝影，時長不足一分鐘且未收錄錄音音軌。
通用電影語言在數年間逐步建立，發展了包括剪輯、移動鏡頭和其他電影技術在內的諸多手法，它們在電影敘事中各司其職。
從1890年代晚期開始，特殊效果成為了電影的一種特性，由喬治·梅里愛在幻想題材電影中發揚光大。其中很多效果對于舞臺演出來說是難以實現或不切實際的，這也使得電影的觀影體驗相較之下更為如夢似幻。
技術發展為電影帶來了長篇幅（1906年時，劇情長片已達60分鐘之長），同步收音（1930年代起成為主流）和3D（在1950年代早期一度流行，2000年代起成為主流）。有聲電影結束了（又作字卡、間幕）不可或缺的使命，為電影人解放了更多敘事手法，從此成為電影制作中的一環。
新興流行媒體，包括電視（1950年代起成為主流），（1980年代起成為主流）和互聯網（1990年代起成為主流）都影響過電影的生產和發行方式。電影制片不僅會調整內容以適應新興媒體，同時也以技術革新（包括從1950年代起成為主流的寬銀幕）和更引人入勝的影片保持院線放映的吸引力。
攝制成本的降低和易于操作（包括8毫米膠片、視頻和手機攝影）使更多人得以創作完成度各異、目的各異（包括和影像藝術）的影片。在過去，此類影片在技術層面常常比專業制片低劣，但數字視頻和價格親民的數碼相機的問世使得它的成片質量有所提升。
在經過長時間的發展后，數字制片從1990年代起得到普遍應用，這也使得視覺效果愈發逼真，長篇電腦動畫受觀眾歡迎。
不同的電影類型互相融合，隨著時代發展各領風騷。它們彼此之間差異巨大，例如恐怖電影（1890年代起成為主流）、（于1910年代至1960年代間在美國院線頗具影響）、歌舞電影（1920年代起成為主流）和色情電影（于1970年代經歷過）。
作為一種藝術形式，電影沿用了一些來自其他已存在領域（包括口述敘事，文學，劇場藝術和視覺藝術）的手法。在電影技術發明之前，涉及到動態畫像和/或投影畫像的藝術和娛樂形式包括、皮影戲、暗箱、幻燈機，還有各種產生視覺暫留的頻閃效應動畫裝置。
被認為起源于遠東地區的手影（后來發展為皮影戲）用手或物體投下陰影以講述故事。在亞洲尤其是爪哇，皮影戲被追捧了數個世紀，最終于啟蒙時代遠傳歐洲。
暗箱并不常被用于講述故事，這是因為它給觀眾展示的是上下顛倒的圖像，但這一發明引領出后來幻燈機的應用。在久遠的年代里，一些所謂的神明顯靈可能是以凹面鏡、暗箱或未知的投影裝置所造出的。16世紀，招魂儀式和由名不副實的“魔術師”和“巫師”造出的幽靈已是隨處可見。世界上第一場幻燈機放映似乎以有關死亡、怪獸和其他可怖主題的圖片延續了這一傳統。1790年前后，這一應用已被發展成一種多媒體鬼靈秀——“”；此時，這種演出已經顯得平易近人得多，因為它常常宣傳自己以使用技術手段炮制鬼影的方式證明了鬼靈并不存在。這類大受歡迎的演出會采用mechanical slides，rear projection，mobile projectors，疊化，溶解，真實演員，煙霧（有時也在煙霧上投影），氣味，聲效甚至電擊等表現手法。
雖然幻燈機初問世時常被用于驚嚇觀眾，不過投影師們將其改進，使其能夠展示更有創意、甚至更有教育意義的故事，吸引到更多的家庭觀眾。新興先鋒技術（如和）的使用令兩張投影圖像之間的切換變得平滑，敘事也更有力度。
頻閃動畫裝置可循環展示短小的動態畫面（出人意料并且常滑稽可笑），多作娛樂用途。該技術也偶爾被用在科學佐證中：生理學家揚·普爾基涅曾用其展示心臟跳動，物理學家發行了一套共八張副本的裝置，它們各自展示了不同的波動（聲音，空氣，水，等等）。發明者約瑟夫·普拉托預計它可被改進并用于幻影術中。1847年，魔術師Ludwig D?bler在他獲得巨大成功的歐洲城市巡演的一個環節中，使用Phantaskop裝置投影了動態的雜技演員、變戲法的人和舞者。
''《運動的馬》系列之“Abe Edgington”：馬匹為利蘭·斯坦福私人所有，并由C. Marvin以2-24步態駕駛在帕洛阿爾托。攝于1878年6月15日。''
大多數早期攝影序列的制作目的并不是呈現動態畫面，而是被用以科學嚴謹地研究運動。這種序列幾乎全部都是人或動物在鏡頭前展示簡單的動作。這種手法由攝影師埃德沃德·邁布里奇于1878年首創；在發布了櫥柜照系列《》之后，他又繼續制作了上百套運動中的人或動物的實時連續攝影用作研究。這一手法被其他攝影師紛紛效仿，包括艾蒂安-朱爾·馬雷、、和。自1879年起，邁布里奇開始講學動物運動（locomotion）攝影，并使用（將記錄下的連續畫像繪制在玻璃圓盤上，再使其旋轉）投影動態畫面。在電影院問世多年后，邁布里奇的錄像曾被數次轉制成畫面流暢的迷你短片（通常來說，這些短片可以進行無縫銜接循環播放）。
1887年，奧托馬爾·安舒茲以一小塊牛奶玻璃（后來換成了拉洋片式機器）作為投影媒介，動態展示了他的連續攝影成果。為了對公眾展示這一名為的放映系統，他在常見運動研究之外也開始錄制其它有趣的內容，比如摔跤手、舞者、雜技演員和日常生活（兩個木匠共進早餐、一家人從同一個碗里進食、男孩們打架、聚眾打牌、兩個男人吸鼻煙、男人一臉泡沫地坐在理發店里）。其中有些場景或許頗具喜劇演出效果，也可能直接影響了后來的作品，比如1894年的影片《》。
受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19世紀末的電影通常十分短小，而且敘事手法頗為平淡。電影工作者們普遍專注于呈現電影鏡頭“不會眨動的人類雙眼”的客觀性，并制作記錄現實。
1888年1月10日，法國藝術家、發明家路易斯·普林斯申請了英國史上第一個能夠拍攝動態影像的相機的專利。他于1888年10月14日攝制了現今已知的最早的動態影像。這部影片，《郎德海花園場景》，是一部時長1.66秒的實況電影，簡單記錄了普林斯一家的動作畫面。次年，普林斯于英格蘭攝制了，并以日內瓦驅動器為原理成功制造了一臺能夠投影快速交替圖像的機器。1890年9月16日，原計劃前往美國展示發明的普林斯在登上開向巴黎的火車后神秘失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