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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底，國軍在中共發動之三大戰役中大敗，國、共軍事力量逆轉為150萬：400萬。經濟上，上海爆發金圓券風暴。外交上，杜魯門上臺後表示對蔣失去信心。12月，李、程潛乘軍事逆轉，忽萌異志，主張與中國共產黨談和，而白崇禧自漢口發出敬電，促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言和，實皆迫蔣下野。是月下旬，蔣與李經過兩次協商，就蔣下野讓位問題達成協議；一、蔣主動下野，以便南京政府開始和談；二、由副總統李代行總統職務，宣佈和平主張；三、與中共和談事由行政院主持。並非正式協議準備和談：甲、運用舉國一致的內閣，其人選另行研究；乙、運用外交，特別加強對美、英、蘇的關係，以期有利於和平的實現；丙、主動爭取不滿政府與主張和平的政治團體及民主人士，共同為致力和平而努力。12月24日，立法院改選院長、副院長，童冠賢、劉健群當選；童後來推動李發起和談活動。同日，蔣正式發表吳忠信為總統府秘書長，吳對李説，蔣預定1949年元旦下野，由李接任。平津戰役爆發，12月28日蔣電召閻錫山、胡宗南、盧漢到南京，12月29日蔣發表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12月31日，蔣擬好下野謀和文告，準備元旦發表；李稱：「我與總統並無不同的意見」；蔣稱：「我並不要離開，只是你們黨員要我退職；我之願下野，不是因為共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
1949年1月1日，蔣發布元旦文告。1月11日，張群同白崇禧在漢口繼續會談，張群稱：「總裁強調這樣一種見解，就是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戰而後能和。」1月19日，蔣約見李商談時局，表示引退。蔣所謂暫行引退，並不是説其已放棄總統職位。
1949年1月21日，李宣佈就代總統職，聲明願就毛澤東所提八項條件即行開始商談；旋即下令撤銷總動員令，停止戒嚴法之實施，改各剿匪總司令部為長官公署，並釋放政治犯。
1月24日，李表示：「決促進和平實現。」李又飭令行政院長孫科辦理「七大和平措施」：㈠將各地「剿匪總司令部」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㈡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俟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後再行取消；㈢裁撤「戡亂建國總隊」；㈣釋放政治犯；㈤啟封一切在戡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被封之報館、雜誌；㈥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條例；㈦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行政院不同意取消戒嚴令：「開釋政治犯與戒嚴法係屬二事，觸犯戒嚴令不能稱為政治犯。戒嚴法所規定之事項，無一為政治犯性質。在戒嚴地區負責當局，為維持治安與秩序起見，自應按照戒嚴法辦理。」
1月27日，李親電毛澤東，「促其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並謂南京「政府業已承認，以貴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同日，李和白崇禧之私人代表劉仲華、黃啟漢在北平頤和園向中共代表葉劍英轉達李、白之秘密口信，表示願以和平方式加快勝利進程；首先實現局部和平，及與中共並肩作戰；切實在八項條件下裡應外合，推動全面和平；次日，葉劍英向黃、劉講述中國共產黨自日本投降以來對防止內戰，鞏固國內團結，保證國內和平，實現民主所盡一切努力及蔣之倒行逆施；表示為了迅速結束戰爭，減少人民痛苦，在毛八項條件基礎上願意和國府及其他國府地方政府和軍事集團進行和平談判；1月29日，黃回南京覆命，劉暫留北平。李在中國國民黨內未具有中央常務委員身份，又與中央政治委員會代主席孫科關係不洽，與黨關係益加隔閡，進而引發「府院之爭」、「黨政之爭」。李為著結束內戰，同中國共產黨談判，以求和解。必得尋求美援，以制止通貨膨脹。1月29日，只有監察院長于右任和前司法院長居正兩位黨老與李留在南京度過農曆新年。
2月1日，中共中央致電彭真、葉劍英：要李宗仁使者劉仲華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果他真有反蔣反美，接受八項和平條件誠意，即應迅速與蔣分裂，中間道路是行不通的，惟如此，方能站穩腳跟，進行和談；否則，「中共便無此餘暇，與之敷衍」。同日，李與程思遠、甘介侯等飛上海挽留孫科內閣，內閣無人到機場迎接；李請顏惠慶、章士釗、江庸等，請他們以私人資格北上呼籲和平。同日，參謀總長顧祝同覆函李：「德公代總統鈞鑒：子迴代電暨元月二十八日手示奉悉。關於恢復張學良、楊虎城自由一案，業經轉電臺灣陳主席及重慶張主任知照矣。肅覆，敬候崇綏！職顧祝同上  二月一日」。
2月5日，中共中央在給林彪、羅榮桓、聶榮臻之覆電中指出，只要李、白崇禧「能站在有利於人民事業的一方面，仿照北平辦法解決京、滬、漢等處問題，我們即會以對待傅（指傅作義）的態度對待他們」；李以代總統名義組織由顏惠慶任團長之「人民和平代表團」六人，準備赴北平洽商和平。2月8日，李命黃旭初訪問廣東。2月9日，李自稱「共黨壓迫我完全脫離美國，為唯一條件」。孫科率領行政院從南京遷往廣州。
2月12日，黃旭初返桂林，長途電話報李：㈠孫科不返京；㈡由於張發奎熱心聯絡，余漢謀、薛岳、陳濟棠等均一致擁護代總統，團結兩廣；㈢廣東首要均主張罷免孫科，改組行政院；㈣留粵立委受CC影響，主張在廣州開會；㈤溪口經常以長途電話指揮廣州黨政機構。同日，張發奎等派海南特別區行政長官李漢魂和廣州綏靖公署秘書長陸匡文飛南京見李；李改任李漢魂為總統府參軍長，與程思遠、邱昌渭、甘介侯有「四大金剛」之目，李改提陳濟棠為海南特別區行政長官。同日，李請于右任、童冠賢飛廣州，勸行政院返南京辦公，次日于、童返南京覆命任務未成，2月14日李命令內閣回南京，孫科稱病不應。
2月17日，李令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蕓，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他運。
2月20日，李飛廣州，與孫科、吳鐵城會談，經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陳濟棠等施壓，孫允將行政院遷回南京辦公。
2月22日，李在廣州談話，如解放軍強行渡江，只有打到底。同日，李乘自強號離開廣州，經桂林、長沙、武漢。
2月25日，李返回南京，立即準備換行政院長，強何應欽「繼任」。李希望和談必須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絕對不能強迫接受不體面條件；應該建議立即停火，在兩黨控制區之間劃一條臨時分界線；不能全接受所謂八條，只同在兩政府共存條件下討論八條。孫科最後同意返回南京。2月28日，孫科抵達南京。孫科向李提出請辭。
3月1日，李指派孫科、張群、邵力子、張治中等起草和談內容（3月9日，草案整理完成。）。
3月7日，孫科復來見李，請求批準辭職。最後李接受他辭職。
3月8日，孫科及行政院全體政務委員呈請辭職。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陶希聖在廣州稱：蔣總裁無復總統職之意，其居住則有完全之自由。
3月9日，李親自拜訪何應欽，最後接受擔任行政院長。
3月12日，李提名何應欽繼任行政院長，經立法院舉行院會同意。3月22日，李發動部份立法委員，「要求政府將所存臺廈現金運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
3月24日，明告美國駐華大使，「謂彼欲往莫斯科一行，請求其諒解」。同日，召集行政院政務會議，重新指定張治中、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等5人組成和談代表團，並推張治中為首席代表。
3月28日，監察院財糧委員會召開第十三次會議，議決向政府提交以下議案：促請救濟告貸無門的遷穗公教人員；解救太原糧荒；改變徵實辦法；修正各機關辦公費規定；裁撤臺灣巡察團之煙酒公賣機構；糾正中央銀行高價拋售金銀作法。3月29日，潘公展等亦電李宗仁、何應欽、-{于}-右任、居正，電謂：「惟願諸公始終勿忘政治民主、經濟平等、社會安全、生活自由、軍隊國有五大原則，而作合情、合理、合法之解決；否則茍安於一時，必抱憾於無窮也。」3月31日，李在辦公室召開一個兩小時軍事會議，有何應欽、白崇禧、顧祝同、張治中、林蔚、蕭毅肅、湯恩伯、王叔銘、總統府軍務局長劉士毅、關麟徵、宋希濂等十二人。會議討論：一、加強長江防務部署；二、將新疆駐軍東調；三、分配十個美械師。
4月，李以黨政民意各方面皆反對「和談條件」，上電聲言請蔣復職，並以即日回桂為口實，其意蓋一在迫使蔣曲聽其「和談」，一在脅逼蔣出國；蔣均不為所動。4月，南京政府代表團赴北平，與中國共產黨周恩來商談和平，周堅持以毛所提八項條件為和談基礎。4月3日，周恩來單獨接見李宗仁私人代表黃啟漢，要他告李宗仁、白崇禧：一、在和談其間，人民解放軍暫不過江，談成後要渡江，談不成也要渡江；二、白崇禧在武漢指揮的國民黨軍，應先退到花園以南一線；希望白崇禧部隊在安徽讓出安慶，桂軍向武漢撤退；四、希望李宗仁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離開南京。考慮到他的安全，可以調桂系一個師進駐南京保護，萬一受到蔣軍攻擊，只要守住一天，解放軍就可以到來支援；黃啟漢當即表示：「不管李、白走什麼道路，自己一定跟共產黨走。」；當天下午，黃啟漢由北平飛南京，向李宗仁報告周恩來意見。
4月4日，李、白崇禧通過黃啟漢及南京和談代表要求中共勿攻安慶及再向長江靠近，「以利和談，免生枝節」；中共中央是日致電蕭勁光、陳伯鈞、唐天際並告劉伯承及中原局鄧小平等，告知已和白崇禧代表劉仲容商定「黃岡、陽邏、倉子埠、黃陂、花園、孝感、漢川、蔡甸、黃陵磯之線及其以南地區，我軍暫不進占，使武漢不感震動」，「其餘宜昌至武穴線上長江北岸地，凡我軍已占者照舊，凡我軍未占者一律暫不進占，以利和平接收」。4月7日，毛澤東覆李電稱：「根據八項原則，以求具體實現。」。4月10日，乘閻錫山至溪口晉見蔣之便利，李曾托其帶書請示機宜。同日，李電陳蔣謂：「萬一和談破裂，則實難肩此重任；故決心『引退』以謝國人」。4月12日，蔣戒其勿為脅迫而自餒。4月17日，李乃致電蔣，請其復職，繼續領導戰爭。李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後發表《告全國同胞書》，表示反共決心。
4月19日，中國國民黨和談指導委員會會商《國內和平協定》，決定拒絕解放軍渡江和由中共負責整編國軍兩項，對於聯合政府等項則提出修改意見，次日繼續會商後推定張群、吳忠信赴溪口，吳鐵城、黃紹竑赴廣州，分向蔣介石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李宗仁任命林伯森為陸軍總司令部副總司令，仍兼陸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4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發表聲明，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黨和談指導委員會通過給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訓令；晚，李宗仁、何應欽聯名致電南京政府和談代表團，按照蔣之乙種方案，拒絕《國內和平協定》，電文列舉不能接受之理由，聲稱：「綜觀中共所提之協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為征服者對被征服者之處置，以解除兄弟?墻之爭論者，竟甚於敵國受降之形式，且復限期答覆，形同最後通牒，則又視和談之開端為戰爭之前夕，政府方面縱令甘心屈辱，予以簽署，竊恐畏於此種狹隘與威壓作風之刺激，士氣民心，同深悲憤，不特各項條款非政府之能保證執行，而由此引起之惡劣影響與後果，亦決非政府所能挽救。」仍希望「即日成立臨時停戰協定」。
4月21日，李、何應欽電召在北平南京和談代表返回南京，要求電告「此間迎代表團之專機應於何日飛平」，和談代表黃紹竑以「身體不適，為擬小作休息，不願作任何政治活動」為由，向李、何應欽提出呈辭，並辭和談代表職務，於上午9時自廣州飛香港養病；李、何召集各院、部會議，決定各部門疏散轉移：總統府及國防部遷上海，行政院遷廣州，其他各院、會、部分批疏散至廣州、桂林、臺灣，由行政院準備交通工具，規定於4月23日凌晨2時集合完畢開始行動；立法院表示一致支持政府拒絕《國內和平協定》。
4月22日，蔣問李對於和談還有什麼打算？李答以「準備再派人去北平商談一次」。蔣以解放軍已經渡江，「再沒有談判的餘地」拒絕。李表示和談使命既終，要求卸職。蔣鼓勵其「繼續領導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旋在蔣主持下決定：一、宣告和談破裂，對中共堅決作戰，黨內不許再倡和議。二、聯合全國民主自由人士共同奮鬥。三、何應欽兼國防部長，統一海、陸、空軍的指揮權力，參謀總長直接向國防部長負責。四、加強中國國民黨內團結及黨與政府的聯繫。同時決定於中國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下設「非常委員會」，作為中國國民黨最高決策機構，由蔣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今後重大決策，先提交該會決定，然後交由政府執行。南京政府各院、部、會撤遷廣州，總統府遷往上海。撤遷前發表文告，聲稱堅決與中共作戰到底。並正式通知在南京之各國外交使團迅即撤往廣州。同日，李要求蔣復職；蔣說明只討論時局之政策，「而不涉及人事之變動」。李於會後即回南京。國軍撤出首都南京。
4月23日，解放軍攻佔中華民國政府首都南京，李宗仁乘追雲號在明故宮機場，「飛往桂林」。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及立法、監察委員114人在廣州開會，一致決議電請蔣、李宗仁到廣州，繼續領導中國國民黨，頑抗到底。中國國民黨中常會決定撤銷和談指導委員會。李決定派程思遠等分頭去漢口、廣州，與白崇禧、張發奎及美國駐廣州領事館代辦克拉克洽商；李宗仁在桂林機場下機時，對前來迎接的人表示：決不糜爛廣西，絕不去廣州。
4月24日，李自桂林分電-{于}-右任、童冠賢、居正，促請即日赴廣州。4月27日，蔣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宣稱「我們今日只有在一個政府之下，以對共的態度，為忠奸試金石。凡是反共的政策，就要力謀貫徹，凡是剿共的命令，便要絕對服從」。並謂；「當此國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願以在野之身，追隨我愛國軍民同胞之後，擁護李代總統暨何院長領導作戰，奮鬥到底。」4月2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表《告全體黨員書》，號召中國國民黨黨員「救國護黨」，「一致團結於本黨中央領導之下，為保國保民而努力」。
4月30日，美國駐廣州領事館大使銜代辦克拉克到桂林與李宗仁會談，克拉克表示只要李能繼續在華南、西南組織抵抗，美國就有可能在「未受共產黨控制的區域內，對堅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並稱「美國政府今後不再援蔣」，希望李盡快赴廣州，「在廣州組織一個與蔣氏截然分開的政府，否則不易改變美國政府的態度」，並表示：「如果有一種第三勢力存在，美國必樂於出面援助。」，示意李依靠「第三勢力」；中國國民黨中央發表告黨員書，稱中共向政府提出《國內和平協定》8條24款，如果接受，則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從此消滅，當此黨國危難之時，當各盡其在我，吾黨應有自信，不必有絲毫之氣餒。
5月1日，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報告美國國務院他4月30日在桂林與李長談4個小時，相信李是真正決心與蔣攤牌，並自認有希望成功；李說蔣想復出掌權，但蔣覺得除非蔣到政府所在地廣州，否則蔣不能復職，而蔣不能到廣州，除非李也在廣州；李提到蔣在考慮退休時，曾想住在臺灣，當時省主席陳誠曾把此項可能性向美國總領事提起，美國總領事非正式提到臺灣的法律地位要等到對日和約簽字才決定；據李說，美國總領事之評論轉報給蔣，蔣才認定不能退休到一個中國主權可能被質疑之地方，因此才決定去奉化。5月2日，何應欽、閻錫山等均函電飛馳，敦請李宗仁赴廣州坐鎮。居正、閻錫山、李文範相偕飛桂林，促請李宗仁至廣州主持政務，李宗仁對蔣以「不復即應出國」相要挾。5月5日，李致函美國總統杜魯門。5月6日，閻錫山赴桂林勸李到廣州，回到廣州後告訴美國駐廣州公使克拉克，李在獲得全權主政之保證之前，仍拒絕回廣州；閻說，蔣主張堅守沿海，李則主張退守內陸。5月8日，李返廣州，惡意攻擊蔣，更變本而加厲。李發表講話，表示將“決心戡亂到底”。5月14日，李發布總統明令：兼任青島市市長秦德純呈請辭職，秦德純準免兼職，任命孫繼丁代理青島市市長。5月15日，李宗仁私人代表甘介侯乘機離開廣州赴美國，攜有李宗仁致杜魯門函。5月17日，李宗仁在廣州召開財糧會議，5月22日結束；何應欽、張群、白崇禧、陳濟棠、陳誠、張發奎、顧祝同等及西南各省省主席參加，決定向西南各省人民徵收巨額軍糧，僅四川一省「徵借」數目即達1350萬擔。5月25日，李代總統令：《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著即廢止；《黃金外幣買賣處罰條例》著即廢止；同日頒令：特派盧漢為雲南綏靖公署副主任，谷正倫為貴州綏靖公署主任；派黃旭初兼任桂林綏靖公署副主任，莫樹杰、甘麗初為桂林綏靖公署副主任；派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司令部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特派馬步芳為代理西北軍政長官。5月26日，李宗仁主持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討論黨內團結案及黨務革新問題；李宗仁特派錢泰為出席國際電報電話行政會議首席代表，派盧有澄、孫從鈞為代表；李宗仁令準雲南龍武、德欽、寧蒗三設治局改為縣。5月30日，何應欽率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總辭職。
6月1日上午，立法院舉行會議，審查李提名居正為行政院長一案，投票結果以一票之差被否決。6月2日上午，中國國民黨中政會在廣州舉行，吳鐵城主席，李宗仁提名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經全體與會委員一致同意。6月6日，李宗仁令：行政院長何應欽請辭準免，特任閰錫山為行政院院長；行政法院院長端木愷請辭，準免本職，特任王令希為行政法院院長；任命孫越崎兼經濟部資委員會主任；派楊森、王纘緒、錢大鈞、鄧錫侯、孫震、賀國光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派夏威為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6月8日，李宗仁任命劉誠云為總統府參軍。6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一九七次會議通過非常委員會名單，終於定案。蔣與李、孫科、居正、于右任、何應欽、閻錫山等12人為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6月13日，蔣致電鄭彥棻，指示徵詢吳忠信、吳鐵城、陳立夫、閻錫山等對於副主席人選意見：「非常委員會名單既經過通過，對於副主席亦應即提名，請商諸禮卿、鐵城、立夫等同志，如副主席祇可提一人，則提德鄰，如提二人，則將哲生亦同時提出。究以一人抑二人，並與伯川院長切商速覆。如各同志以暫提一人，則由秘書處以中名義先提德鄰為副主席。」李在委員名單確定後，頗為關心非常委員會成立工作，除向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處索取該會組織條例外，並致電蔣氏，推薦由吳忠信兼任秘書長、程思遠出任副秘書長。6月16日，李、閻錫山聯名上電請蔣蒞臨廣州主持大局，蓋李此時對內對外皆束手無策。
7月30日，李由臺北飛返廣州。8月1日，李在非常委員會第八次會議稱，保衛廣東，決戰應積極，不可延誤，但部隊不聽調度，即無法完成部署。今後大決策應請總裁指示，小的如軍隊調動等，應聽國防部命令。總裁說過他領導黨不問政事，曾見諸文告。8月23日，蔣自臺北飛抵廣州，先行往訪李、閻錫山，繼召見劉安祺、顧祝同等，面詢軍事部署實情。
9月12日，代總統李召開最高軍事會議，部署湖南、江西軍事，閻錫山、張群、顧祝同、白崇禧、余漢謀出席。9月14日，美國西太平洋艦隊司令白吉爾與李長談4小時。9月15日，李召開軍事會議，閻錫山、白崇禧、顧祝同參加，商討「反攻」計劃。9月25日，李對記者表示，要用時間制勝，採取攻勢防禦，堅守華南、西南，一切外援不浪費，美援一定會來。9月26日，蔣與李懇談當前局勢，蔣又與吳鐵城、閻錫山、邱昌渭、葉公超、張群討論外交問題。9月27日，總統府發言人聲明，李不同意湯恩伯繼任福州綏靖公署主任。9月29日，總統府令免咨政宋慶齡，國策顧問邵力子、章士釗、李明揚、張難先之職。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10月13日，李自廣州出走桂林，國軍撤離廣州。李發表談話，重申反共決心。11月1日，李由重慶飛往昆明，批準釋放中國共產黨份子；盧漢遂復萌異志。11月14日，李飛南寧，11月17日李派程思遠去香港為其出國準備一切。11月20日，「代總統李宗仁託言就醫經由桂林經南寧飛赴香港」，住進香港半山養和醫院。
12月2日，朱家驊、洪蘭友攜李函自香港返成都（李函-{云}-仍須赴美，為期一個月）。12月4日，李藉口胃疾復發，須出國治療，偕其妻及隨員7人，乘包機一架，離港赴美。12月5日，李離職赴美。
鑒於李自知不能去臺灣，遂借口就醫去美國。李在海外不歸期間，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與蔣本人多次邀其重返中樞繼續行使總統職權。1949年11月22日，蔣在重慶約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討論，決定派居正、朱家驊、洪蘭友、鄭彥棻四人持函赴港探訪李，勸其回國。蔣在函中保証，將以“充分權力”交給李。同日，蔣約白崇禧談話，仍然表示決不復職，要求李剋日回渝，商定對內、對外大計，唯李婉拒。11月29日，再遣朱家驊、洪蘭友赴港，仍未有結果。
李抵達美國後，初組織「第三勢力」，反對臺北政府。1949年曾資助自由民主大同盟，并曾公開建議“臺灣可成為美國之一個自治州”。
1949年12月7日，民國政府播遷臺灣。李並沒有獲得美國支持，一直滯留美國，給蔣復行視事之機。
1950年1月，李稱以副總統私人名義赴美，又致電監察院，以接洽美援在美遙領國事。1月20日，監察院致電李，促請由美國返臺視事，李以身體有恙仍需調養為由復電婉拒。監察院致電李返臺，他回電明確表示不擬返國。
1950年2月5日，國民大會代表胡鐘吾、劉宜達等人再電李，未有結果。政府多次電請在美國之代總統李回臺主持政務，否則將被視為放棄代總統職權。李電覆監察委員，表示短期內不能返國。2月1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非常委員會委員居正、于右任、張群、吳鐵城、朱家驊、陳立夫、何應欽、閻錫山、吳忠信等人聯名致電李，勸其回國，并稱若再不歸國將請總裁復職。這是中華民國方面最后一次勸說。李則覆電：「仁以病尚未痊，醫囑不宜遠行」；同時李在電報中表示，基於憲法規定，總統暫由行政院長代理，並立刻召集國民大會選舉新總統。2月17日，李主動與孔祥熙見面談話；私人代表甘介侯2月18日又找上孔祥熙，孔於當天致電給宋美齡報告整個情況。行政院長閻錫山與副院長朱家驊也提出辭呈，仍成「若無元首，中華民國就瀕於亡國」之氛圍，以替蔣復行視事鋪路。這使李完全敗退。2月22日，陶希聖及王世-{杰}-開始草擬文告，中國國民黨中常會2月日通過決議，以局勢益加嚴重，請蔣儘速復行視事。監察院大會決議函復李，指斥其僑居美國遙領國事，並決議提請國民大會彈劾。2月26日，張群、黃少谷、王世-{杰}-、洪蘭友等人分別就蔣復職事與桂系接洽。2月28日，蔣邀集張群、陳立夫、陶希聖、谷正綱、黃少谷等討論復職文告內容，決定3月1日到府視事。當晚顧維鈞自美國發來電報說，李約晤杜魯門。
1950年3月1日，在各界勸進中，蔣在臺北宣佈復行視事，重返總統職務職而不是重新就職。蔣在總統府宣布復行視事。因為蔣1949年下野並沒有經過國民大會承認，李是「代行」而非繼位。李聲稱蔣此舉違反憲法。蔣于復職文告中稱：“李代總統自去年十一月積勞致疾，出國療養，迄今健康未復，返旆無期，於是全體軍民對國事惶惑不安，而各級民意機關對中正責望尤切。中正許身革命四十余年，生死榮辱早已置諸度外，進退出處，一惟國民之公意是從。”同日，蔣致電李，希望李早日康復，並請代表其訪問美國朝野後，從速返回臺灣，共濟艱危時局。3月2日，杜魯門接見李宗仁並共進午餐。3月2日，李接受美聯社訪問時說，中國人民將起而推翻中共及蔣介石政權，中共獲得政權並非共產主義之功，實因蔣政府腐敗至極所致。
1952年1月11日，「蔣把『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交給監察院」。監察院通過彈劾副總統李違法失職案。通過此后李仍具副總統之地位。
1954年1月3日，李致函蔣：「以憲法規定國大代表任期六年，用臨定條款來延長代表任期是非法的。」蔣不理。2月，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選舉第二屆總統、副總統。3月，國民大會對監察院彈劾李違法失職案，經投票表決，一致同意罷免其副總統職務。3月10日，第二次會議六次大會審議彈劾李宗仁違法失職案，并舉行投票。同意彈劾比率高達94.4%，符合三分之二同意門檻。李被蔣免去副總統職務，成為流落異鄉之一介平民。
遭罷免后，李已無可能去臺。在此前后，有資料表明他參與孫立人案，同時積極策動仍留在大陸的廣西舊部襲擾人民政府，殺死人民政府軍政干部及平民多人，解放軍“廣西剿匪”即由此而發。他這一系列做法在當時世界冷戰背景之下，或遇到挫敗，或乏人響應，后漸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聯系熱絡。
1954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表聲明：「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解放臺灣是中國人民自己的內政問題，美國造成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情況下，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周聲明消息傳到美國後，李異常高興，立即寫信給程思遠，囑其同海外人士交換意見，替他準備一個文件，並於1955年8月，發表《關於臺灣問題的建議》。他在建議中談到：
據當時負責統戰工作的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宋堃回憶，1955年5月，李歸來事宜最早提出。當時，曾擔任李政治秘書及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正寓居香港之程思遠隨港澳代表團到北京訪問，與曾經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之舊交李克農（時任外交部副部長）會晤；程思遠談到李在美國處境及其回想回到中國大陸之念頭。5月7日，李克農向周當面滙報，積極建議中央爭取李回國；同時，李濟深也曾向中國共產黨中央建議過此事。
195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得知李決意歸來，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中批示：（周）恩來同志，此事似可告知臺灣方面，指出美國毀蔣陰謀，叫蔣注意。注意之點在美國，不在李宗仁。
從李方面來說，也有一個試探中國共產黨中央態度之過程；他曾將自己收藏之一部分書畫作品送回國，聲稱當年自己是花了11萬美金購買。但其實不少是贋品，按當時價格，頂多值3,000美金。毛澤東得知此事，答應給他12萬美金；並說，這是一筆政治賬，我們做統戰工作要講策略。他要11萬，就給他12萬。李拿到這筆錢，很滿意地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
爭取李歸來中國大陸，先後花費10年時間；期間，程思遠多次到北京，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和李聯繫牽線搭橋。另外，李濟深、張治中、邵力子及其他一些「民主人士」，包括李舊部劉仲容等，也起到重要作用。毛澤東和周歡迎李歸國，周為此費盡無數精力。
1963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經過認真分析研究，認為歡迎李歸來時機已經成熟；周特意事先向臺灣打招呼，說明僅視李為愛國人士以免引起誤會。程思遠在由周當面交代任務和有關政策後赴瑞士蘇黎世與李面談。程向李講明周提出「四不」：擺脫美國關係、不插手臺灣問題、不和第三勢力攪在一起、不介入中美關係；和「過五關」：過好思想關、政治關、家族關、社會關、生活關之要求時，李一一答應。對李之出處，周提出可重回美國料理些事；回來看看，住一時期再回去，保證來去自由和保密；留歐，如考慮願為祖國做些事，歡迎，經濟上有困難可幫助；決心回國，歡迎。李當即表態說：「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國定居，安度晚年。」
1965年李夫婦返回中國大陸
1965年2月3日，在獲得李決意歸來之確切消息後，毛澤東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周，似應歡迎李回國，去年向美報投書問題，無關大局，不加批評。因為他已自己認錯了。
1965年6月18日，程思遠第五次來到北京。領受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徐冰、國務院秘書長周榮鑫、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和全國政協秘書長平杰三等按照周意見，交代任務（當時周離開北京出訪非洲14國）後，程即於第二天上飛機，前往瑞士迎接李。
1965年7月12日11時，周和徐冰及國務院副秘書長、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等在人民大會堂，召集部分黨外人士舉行一個談話會，向黨外通報李要到中國大陸之消息，並闡述有關方針政策。據有關記載，參加此重要會議有原桂系主要人物和原南京和平談判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黃紹竑、李蒸、劉斐、盧郁文、李俊龍、傅作義、黃琪翔、朱蘊山、李任仁、劉仲容、陳劭先、陳此生、梅龔彬、楊東蒓、覃異之等。會議還通知蔡廷鍇與劉仲華參加，他二人因病未能出席。7月13日，周對他們説：「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看人，關鍵是看本人的表現和轉變。李宗仁先這次回來是自覺的。這次回來，還要對他講四種出路。我們説話是算數的。李宗仁回來，我們歡迎。大家看形勢應當高瞻遠矚，要看大的方面，不要盡看雞毛蒜皮，心情就舒暢了。希望大家去迎接李宗仁，多同他談談。我工作雖多，也要抽時間見李宗仁。」7月15日，中央有關部門就李回國後發表聲明問題電告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丁國鈺：「李回國後的簡短聲明稿，仍請李決定。」發報之前，此電報稿送呈毛澤東審閱。7月15日早上，毛澤東批示周去上海多留幾天，同李面商聲明稿，並同機回北京。李回國，周應到機場歡迎。可在上海住幾天，商量好簡短聲明後再到北京。7月17日，周根據毛澤東指示飛抵上海出迎李。
7月19日，周與李在上海文化俱樂部長談，李誠懇全部接受周之意見。
7月20日，李和郭德潔，在程思遠陪同下，終於回到北京。在機場，周、彭真、賀龍、郭沫若等111名政要親自接機。在北京機場大廳裡，李氏宣讀聲明，說：
7月20日晚，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並隆重設宴歡迎李和郭德潔。
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李夫婦和程思遠先生，交談友好親切。毛澤東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毛澤東同李握手時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李說：「我們這一次回到祖國懷抱，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首先應對主席表示由衷的感謝。幾天來我們在北京地區參觀訪問，親眼看到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果，感觸頗深。我們為祖國的日益強大而感到十分高興。」毛澤東說：「祖國比過去強大了一些，但還不很強大，我們至少要再建設二三十年，才能真正強大起來。」接著李談到海外許多人都懷念中國大陸，他們都渴望回到中國大陸。毛澤東說：「跑到海外的，凡是願意回來，我們都歡迎，他們回來，我們都以禮相待。……蔣介石比你高一級，你是他的部下，他回來我們更歡迎。」毛澤東建議李到全國各地去看看。李在談話中深以臺灣問題久懸不決為慮，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
7月31日晚，劉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接見並宴請李和郭德潔。陪同有徐冰和夫人張曉梅，及羅青長、劉仲容等人。
9月26日下午3時，李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一九四九年一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對我說，蔣介石挾軍隊逃往臺灣，臺灣地位尚未確定，因此對蔣介石很不滿。一九五五年美國共和黨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蔣介石而代之。我告誡臺灣當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鮮李承晚後塵。我與蔣先生共事幾十年，意見相左，但並無仇恨，如果蔣先生願意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我宗仁赴湯蹈火在所不辭。蔣先生目前處境尷尬，望國民黨同仁好自為之，望臺灣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認清民族大義和大勢所趨，不要一誤再誤，毅然奮起，率相來歸，為祖國最後統一作出貢獻！」11月5日中午，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和夫人郭翼青設宴歡迎李和郭德潔。
1966年2月，李堅持要參觀海南島，很想了解。當時，李很想了解具體戰況與軍事設施。在海口時，李很注意戰鬥機不時在空中飛行，並問空軍是否24小時在空中巡邏？美機是否經常飛來？解放軍高射炮打多高？在去榆林港途中問訊雷達設備，見到飛機就觀察兩邊山頭，當時接待李之軍方人員十分尷尬，只是在榆林港安排他坐艦艇在海上兜圈，依稀見到一些軍事設施。2月28日，李偕郭德潔和程思遠等，從湛江乘專機飛南寧，受到韋國清和夫人許其倩等熱烈歡迎和宴請。
1966年3月8日，廣西醫學院曾懷瑞大夫便向李和平副部長報告說，郭德潔病情隨時可能突然惡化。郭德潔陷於昏迷狀態。3月16日，李接到南寧來電，報告郭德潔病情惡化。3月19日，郭德潔用專機送回北京。於是，李決定中止參觀，提前返回南寧。郭德潔在北京醫院繼續搶救無效。3月21日零時30分，郭德潔因乳腺癌在北京病逝。在李同意下，將郭之美籍身份證拿去國務院辦歸宗手續。3月23日上午，在北京醫院舉行有周、彭真等人參加之向郭德潔遺體告別儀式。
郭德潔遽然去世，使李觸目傷心。在郭德潔遺體告別儀式上，周再三囑咐李要節哀，保重身體。同時，周還建議李之舊友陪同李外出走走，轉換環境，排遣情懷。
郭德潔去世後，誰來照顧李晚年生活，成為實際問題。經人介紹，李結識北京某醫院護士胡友松。經張成仁介紹，周同意，著名影星胡蝶女兒、27歲之胡友松與76歲之李完婚。7月25日，李與胡友松履行正式結婚手續。婚後，李和胡友松去北戴河。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與李宗仁在天安門城樓上。
1966年發生「文化大革命」。8月31日，其宅遭北京紅衛兵抄家，理由是郭德潔涉嫌梅花黨案。周得知此事後，當即指示：不能進到李宗仁家裡去，不能在李宗仁先生家裡搞鬥爭。9月15日，周親自安排由國務院管理局高富有接李宗仁到三〇一醫院保護起來。
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應邀參加國慶典禮之李，特意與李熱情握手。毛澤東對李說：「請多保重身體，共產黨不會忘記你的。」隨後，毛澤東請李來到休息室去吃茶。在休息室，毛澤東和李最後一次談話，中心意思是談「文化大革命」之事。坐下之後，毛澤東點起香煙，邊吸邊說群眾是發動起來，群眾一起來，那就不能完全依靠個人之想法去做。毛澤東説火頭是他自己燒起來，點火容易滅火難；看來這火還要燒一個時期。接著毛澤東問李對這場文化大革命有什麼看法和意見，希望李坦率談談；李謙遜地説：「毛主席高瞻遠矚，英明偉大，古今中外任何國家領袖，沒有一個人能有這麼大的魄力來發動這場革命。目前雖然稍亂一點，但是為子孫後世著想是有很大代價的。」毛澤東說明當前問題很多，要一件一件地去解決；譬如紅衛兵小將們給各民主黨派下「哀的美敦書」，勒令限期取消組織，這是不可以。毛澤東明確說：「紅衛兵小將們向各民主黨派限期取消民主黨派組織，這是不對的。聽說他們要砸爛政協，要徹底毀滅統一戰線，這更是不對的。民主黨派不能取消，這要對紅衛兵說清楚，有些人可能聽不進去，但這要好好地做工作，說服教育他們。」毛澤東講完問李說：「李先生，你的看法怎麼樣？」李急忙連聲說：「毛主席英明高見，我從前根本不曉得這些道理，今天算是頓開茅塞。」接著，毛澤東對李説明把統一戰線在民主革命中和社會主義時期統一戰線之必要。
1967年，公安部大肆追查「梅花黨」案件。有人對郭德潔不輕易放過，並藉以攻擊。當時在王府井大街上出現一張大字報，說郭德潔是美國特務組織梅花黨負責人，負有中央情報局特殊使命來中國做特務工作，說該組織用梅花型胸針作為聯絡標誌。還把當時被誣陷成「美國中央情報局長期潛伏的高級戰略特務」王光美和郭聯繫起來。謠言借造反小報像雪片似飛遍全國。其政治企圖主要是抹黑周恩來。
1968年8月以後，李身體每況愈下，晚年在美國已患肺氣腫，經常患感冒發燒住院，同時發現有十二指腸癌。9月30日，李扶病參加周恩來舉行之國宴，但回家後即感身體難以支持，第二天便又回住醫院，天安門城樓檢閱觀禮也未能出席。李此次出席國宴，便是他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之政治活動。
1969年1月下旬，李病重消息很快由北京醫院報告到中共中央統戰部。周極度緊張工作，見到關於李病重之報告。他立即做批示：要盡一切可能搶救。1月26日，在病危中，李對在床邊的尹冰彥和胡友松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國家裡，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願。」李氣喘吁吁，説話很困難，停了一會又説，「回來以後，本想在臺灣問題上，做點工作——我的那些想法，曾對你講過，還沒來得及向周總理提出，現在什麼都來不及了。臺灣總是要統一的，可惜我是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樁心事。那些書（指李帶回的很多線裝書，如《二十四史》、《四部備要》等等），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1月30日，李病情惡化，醫護人員用盡一切措施搶救，延續生命，甚至用振搏器幫助呼吸也無效。午夜12時，李溘然長逝，享年78歲。傳聞係慢性中毒。
對於李去世，中共中央統戰部立即寫下治喪報告。1月31日，周審閱李之治喪報告，親自將遺體告別儀式「擬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傅作義主持」改為「由全國政協主席周恩來主持」，並安排《大公報》、《文匯報》發表李病逝消息，同時刊登李照片；還在參加遺體告別儀式名單上加上國務院副總理謝富治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郭沫若。毛澤東批準報告。2月1日，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為李舉行一個簡單骨灰安放儀式。周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是最高之禮遇。參加李骨灰安放儀式有10來個人，是有影響有分量人士。周宣佈李骨灰安放儀式開始，大家分別向李骨灰盒鞠躬告別。周在儀式上說，李臨終前寫的信，是一個「歷史文件」：「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從海外回到祖國所走的這一條路是走對了的。……在這個偉大的時代，我深深地感到能成為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一個無比的光榮。……在我快要離開一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臺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為念。他們目前只有一條路，就是同我一樣回到祖國懷抱……」隨後，周走來握著胡友松之手說：「李先生逝世了，以後你有什麼困難，國家會照顧你的。」胡友松在骨灰盒上寫著：李宗仁先生千古。事後，李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後，毛澤東會見李特使劉仲容時說：「廣西這幾年跟蔣介石鬧獨立。廣西是個有名的窮省份，鬧起饑荒來，災民常逃到湖南來。湖南的農民討不到老婆的，就娶廣西的妹子。李先生憑什么鬧獨立？據說，這幾年，沒有南京政府的財政支持，不僅撐得住局面，還被人稱贊為全國的模范省。我看李宗仁是個有本事的人。」、「沒有本事是鬧不起獨立的。我看李宗仁先生確實是一個有本事的人。許多在蔣介石政權下沒法實現的事情，他在廣西都辦到了。怪不得老蔣對廣西也耿耿於懷。」
李當年崇敬孫中山，響應孫主張，統一廣西，促進兩廣統一，為北伐奠定基礎。在北伐中，李之廣西部隊打到山海關，立下不少功勞。「在抗日戰爭中，李宗仁肯于和中國共產黨合作，血戰臺兒莊，並領導所轄戰區部隊積極作戰，建立了一定的功勳。同時，李宗仁長期堅持反共立場，對中國共產黨犯有罪行，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通緝的首要戰犯之一。」
李與蔣長期共事后，最後與蔣決裂，分道揚鑣。他對於美國懷有幻想，曾企圖依靠美國政府，搞「第三勢力」。他開始轉變政治立場。
1965年7月2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李一行。他們剛剛坐定，毛幽默地以濃重湖南鄉音對李說：「嘿！嘿！德鄰先生，你這一次歸國，是誤上賊船了。臺灣當局口口聲聲叫我們做‘匪’，還叫祖國大陸做‘匪區’，你不是誤上賊船是什么呢！」程思遠連忙替李答道：“我們搭上這一條船，已登彼岸 。”彭真跟著說：「是的，登了彼岸。」毛澤東和大家哈哈大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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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19: The Zhuang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  Chapter 20: The Zhua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conomy in Guangxi
a. 1954年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選舉在選舉第二屆總統、副總統前，於3月10日被國民大會彈劾失去副總統職位，其剩餘任期因僅二個月餘而在該彈劾案內同時註明不用重選b. 1949年1月21日因總統蔣中正「引退」而代理總統一職，同年11月20日飛赴香港，12月5日離開中國赴美，1950年3月1日總統蔣中正「復行視事」恢復職權。c.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並未完全控制整個中國大陸，直到1951年10月26日至10月27日正式佔領西藏後才取得中國大陸大致上之控制權。
分類:軍人出身的總統
丹，通稱吳丹（，），是一名緬甸外交家，由1961年至1971年擔任聯合國第三任秘書長。
吳丹出生於下緬甸的。他是家中長子，他家因為擁有田地和賣米生意，所以生活寬裕。他的父親擁有回教和佛教背景。曾在仰光幫助建立太陽報（Thuriya）和創辦緬甸研究會（Burma Research Society）。
吳丹在班達諾中學接受教育，其後在仰光大學進修歷史。但是吳丹在十四歲那年，他的父親離世。其後的繼承爭執使得吳丹的家庭陷入財政困難，也讓吳丹被逼退學。
吳丹在大學畢業後返回班達諾，在班達諾中學擔任教師，其後在二十五歲擔任班達諾中學校長。這時，吳丹與當時的學校校監（和未來緬甸總理）吳努成為好友。他們經常以“Thilawa”的筆名在當地幾家報紙和雜誌撰寫文章和翻譯了一些書，包括一本關於國際聯盟的書。
1948年，緬甸獨立。吳努成為緬甸總理。他委任吳丹成為廣播處長。1949年被委任為資訊部秘書長。其後由1951年至1957年被委任為總理秘書，負責安排總理的外國行程和接見外賓的時間表。在這段時間，吳丹也參與一些國際會議，還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出任秘書長。在那場會議，不結盟運動正式成立。
在這個時期，他是吳努最接近的密友和顧問。從1957年到1961年，吳丹被委任為緬甸駐聯合國代表，這段時間吳丹對阿爾及利亞獨立談判作出貢獻，緬甸政府也因這些貢獻，在1960年對吳丹頒發緬甸聯邦司令勛章（Pyidaungsu Sithu Thingaha）。
1961年，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墜機身亡，由吳丹代理聯合國秘書長，1962年11月30日真除，任期直到1966年11月3日，期間吳丹負責調解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和1965年印巴爭端和剛果內戰。
1966年12月2日，吳丹連任聯合國秘書長，任期直到1971年12月31日，在這段時間聯合國有許多新亞洲和非洲國家加入，此時吳丹極力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制度，並建立了許多聯合國代理處和發展基金，包括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大學、聯合國貿易及發展委員會、聯合國培訓及研究院和聯合國環境署。
吳丹也帶領了許多成功但是已經被忘記的斡旋工作，例如在1962年的也門斡旋，和1968年的巴林調停。在各個案件，很多人認為如果斡旋失敗，戰爭會觸發一場地區性衝突，吳丹的斡旋工作被人認為防止了很多戰爭。
然而吳丹在六天戰爭的斡旋工作（在埃及總統納賽爾的要求下，吳丹同意撤軍）備受批評。與美國政府的良好關係也因為吳丹公開批評了美軍在越戰戰地的品行而變得惡化。
1971年1月23日，吳丹宣佈他「決不會再出任秘書長」，最後安理會同意委任庫爾特·瓦爾德海姆為下一任秘書長。吳丹在告別演講中說，他在放下秘書長的負擔後，感覺到一個「接近解脫的巨大安慰」。在1971年12月27日，《紐約時報》發表社論，名為「吳丹的解放」。社論內提到「在他退休以後，我們還是需要這個愛好和平的人的明智忠告。」
1974年11月25日，吳丹因癌癥并發的肺炎在美國紐約病逝。
吳丹病逝時，緬甸已被軍政府統治。軍政府對吳丹在國際舞臺和緬甸人民中得到的愛戴和尊敬有所嫉妒，而且吳丹與1962年被軍政府推翻的吳努政權有極大關係，曾和吳努於1969年在聯合國總部呼籲緬甸民眾推翻奈溫政權，繼而導致奈溫認為吳丹是這次事件的幕後黑手。因為以上的種種原因，奈溫下令禁止任何官方儀式或者官方人士參加喪禮，好令吳丹被草草收殮。
當吳丹的遺體從紐約市到達仰光時，機場內沒有任何官員到場，但是在吳丹的喪禮當天，數以萬計的緬甸人民湧上街頭向吳丹致意。當吳丹的遺體被運送到一個普通墳場時，一班學生示威者到場把吳丹的遺體偷走，將其安葬於1962年被奈溫下令爆破拆毀的仰光大學學生會大樓遺址，并在該處興建一座廟宇，而學生亦在那裡發表反對軍政府的言論，直到1974年12月11日清晨時分，軍政府派人到仰光大學鎮壓學生，導致幾名學生死亡，然後軍人把吳丹的遺體運送到雪德宮大金寺安葬。軍政府亦因此受到人民的批評，導致學生帶領民眾示威，由此發生所謂「」，但這次示威被軍政府鎮壓告終。
格奧爾基·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蘇聯軍事家，蘇聯元帥，因其在德蘇戰爭上的卓越功勛，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優秀的將領之一。也成為僅有的4次榮獲蘇聯英雄的兩人之一，另外一人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1916年時任軍士的朱可夫
朱可夫曾在莫斯科當學徒，并于1915年應召進入沙俄軍隊騎兵團。一戰中朱可夫曾因作戰勇敢兩次獲得圣喬治十字勛章，被提升為軍士。十月革命后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1918－1920年他作為騎兵第1集團軍的一員參與俄國內戰。1923年朱可夫成為團長。1930年升為旅長。
他是新的裝甲戰爭理論的熱心支持者，并以作戰部署及下屬部隊的嚴明紀律聲名在外。1937到1939年斯大林對軍隊進行了清洗，裝甲戰的倡導者圖哈切夫斯基被槍斃，不少軍事將領被捕，朱可夫卻幸運的逃過了清洗并獲得升任。關于這一情況，有意見認為是朱可夫的第一騎兵軍背景幫助他逃過一劫，當時的蘇聯元帥中，騎兵出身的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都受到重用，而其他三人均被清洗。
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侵略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首先在東亞開始，1938年日本關東軍在有蘇聯駐軍的蒙古國和日本扶植建立的滿洲國邊境制造摩擦，朱可夫被派往邊境，組織對日軍事部署。1939年5月諾門罕戰役爆發，在朱可夫指揮下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朱可夫因其指揮被授予蘇聯英雄稱號。1940年朱可夫被授予一級上將軍銜，隨后被任命為蘇軍總參謀長。
在總參謀長任上，朱可夫主要任務是提出防禦納粹德國攻擊的計劃，隨著原蘇聯的秘密檔案的解密，現在發現朱可夫作為總參謀長在1941年2月－1941年5月間主導制訂了一個提出先發制人的進攻納粹德國的方案，但是被斯大林否決了。1941年6月22日爆發德蘇戰爭，蘇軍潰敗。朱可夫簽署了要求蘇聯紅軍立即組織反擊的命令，但沒有效果。德軍長驅直入后，重點進攻基輔。朱可夫經過判斷，提出應該撤出基輔，避免被德軍合圍而引起更大損失，他的這一觀點和直率的性格使他與斯大林發生沖突，被任命為預備軍司令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總參謀長。朱可夫在預備軍司令員任上組織了葉利尼亞攻勢穩定了當地的戰線。9月列寧格勒告急，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為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前往列寧格勒，從此開始了他各地協調指揮的序幕，也因此被稱為“救火隊長”。朱可夫到達列寧格勒之后，通過自己堅強的意志帶動下屬，合理利用了有效的兵力進行重點防御與反擊，穩定住了防線。10月德軍大舉進攻莫斯科，朱可夫調回莫斯科代替鐵木辛哥組織莫斯科保衛戰，12月保衛戰結束，德軍退出莫斯科周邊地區。
1942年8月朱可夫作為大本營代表被派往斯大林格勒前線。在這半個月的時間內蘇軍的行動意圖主要是攻擊第6集團軍的14裝甲軍以打開缺口，但是以失敗結束。1942年11月指揮維亞濟馬方向的無果的火星攻擊行動，一般認為他和華西列夫斯基共同策劃了決定戰爭勝利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反擊行動部分，但也有研究者認為這段時間朱可夫主要策劃火星行動，而在他的回憶錄中搶奪華西列夫斯基的功勞。1943年他作為大本營代表協調庫爾斯克戰役。而後在成功擋下德軍的攻勢後南方集團軍遭到朱可夫、瓦圖京、科涅夫三人負責的沃羅涅日和草原方面軍的沉重打擊，後面朱可夫協調烏克蘭第一、第二方面軍於解放基輔，並於切爾卡瑟口袋合圍德軍有利之一部。1944年3月至5月，朱可夫接替了在羅夫諾州奧斯特羅赫區遭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烏克蘭反抗軍伏擊的瓦圖京擔任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司令。朱可夫作為大本營代表協調組織了代號為“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羅斯戰役。1945年作為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司令率軍攻克柏林。
朱可夫的核心軍事思想便是‘‘每次作戰都要在關鍵地帶上數倍于敵人的兵力，每次作戰都能做到攻無不克’’。他的陸上進攻戰略思想的形成，以現代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普遍應用為前提，吸取并超越了德國戰略進攻的先進經驗；他的陸上進攻戰略思想以蘇聯和歐洲特殊的地緣關系為基礎，服從于戰爭的政治和軍事總目標；軍隊的精神優勢和質量優勢是致勝的重要條件；陸上進攻戰略必須遵循一系列主要原則；這種戰略思想對指導高技術條件下的作戰仍有借鑒意義。
晚年著元帥服的朱可夫
戰后他與其他3名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蒙哥馬利和讓·德·拉特爾·德·塔西尼都建立了良好的關系，特別是艾森豪威爾十分敬重他。盧修斯·克萊將軍后來說：“如果艾森豪威爾和朱可夫繼續合作的話，蘇美關系將會多么不同啊」。1946年4月斯大林稱因艾森豪和蒙哥馬利都已召回國內，他決定也召朱可夫回國，改任蘇聯常務副國防人民委員，陸軍總司令，索科洛夫斯基接替他任駐德蘇軍司令。西方有人認為這是由于朱可夫戰功顯赫和自身性格的缺點，遭到斯大林的猜忌。之后在被中央軍事委員會批評對黨政治上不可靠后，他被罷免了陸軍總司令的位置。之后有人發現有7個火車皮裝著他從德國弄來的家具，1948年他的住所被發現裝有很多德國弄來的財物，在之后的調查中貝利亞得出的調查結論表明戰利品有：17個金戒指、3顆寶石、15條金項鏈、超過4公里的面料、323件貂皮、44條從德國宮殿弄來的地毯、55幅名畫和20把槍支。朱可夫對此回應說：“我內心感到十分自責。我把一些沒人要的破爛放在一處倉庫里，因為我以為沒人需要它們了。我以布爾什維克身份起誓要避免再犯這種錯誤，最后我還得要我的住所，敬愛的黨和斯大林同志」。1993年發現的材料表明1946年在朱可夫把貝利亞的副手：阿巴庫莫夫從他的辦公室轟出去幾天后，斯大林召開了一次會議準備要逮捕朱可夫，但是由于多名重要人物的反對而作罷，但是以“反社會主義煽動”逮捕朱可夫身邊的將領的行動從1947年底進行到1949年，而艾森豪得知這些事后對他的“袍澤兄弟”表示了同情。
不管怎樣，1947年他被派到遠離莫斯科的敖德薩軍區任司令員，后來又貶到戰略位置更加次要的烏拉爾軍區任司令員。1953年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但斯大林隨即去世，所以無從證實朱可夫被召回的原因。1953年朱可夫參與逮捕貝利亞的行動，因此成為國防部第1副部長，1955年任蘇聯國防部部長，1956年朱可夫負責制定了入侵匈牙利的計劃。
1957年“反黨集團”事件中，赫魯曉夫與莫洛托夫、布爾加寧等人發生矛盾，后者在主席團會議上要求赫魯曉夫辭職，赫魯曉夫要求召開黨中央全體會議。朱可夫支持赫魯曉夫，派軍用飛機將所有中央委員接到莫斯科，并做了有力的發言指責莫洛托夫等人參與斯大林的清洗運動，他說“軍隊反對（罷免赫魯曉夫）的提議，沒我的命令一輛坦克也不會動」，從而鞏固了赫魯曉夫的位置。然而他的過于張揚終于招來了猜疑（被赫魯曉夫指責：一、是在軍隊里培植對自己的崇拜；二、削弱黨對軍隊的控制。三、是軍事與戰略上的謬誤。四、搞波拿巴主義），在受鐵托邀請訪南時，中央解除了他的國防部長職務、中央政治委員地位和強制退休，報道他回國的同一期紅星報也登著他被免職的消息，赫魯曉夫對此袖手旁觀。
1964年赫魯曉夫在下臺前，曾經打電話給朱可夫稱“你受冤枉了”，表示想見面再好好談談，但赫魯曉夫隨后被蘇斯洛夫的電話引回莫斯科，職務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取代，這之后朱可夫又重新在公眾視野中出現，閑居的朱可夫著有《回憶與思考》、《在保衛首都的戰斗中》、《庫爾斯克突出部》、《在柏林方向上》等軍事著作，記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場的許多著名戰役，并闡述他的軍事思想。1974年朱可夫去世，葬于紅場克里姆林宮墻下。
1994年5月9日俄羅斯政府成立朱可夫勳章做為高階軍官傑出表現的獎勵。1995年，朱可夫元帥雕像完工。
解放柏林後朱可夫元帥和蒙哥馬利將軍、羅科索夫斯基元帥在布蘭登堡門
朱可夫的元帥軍裝
*1939年6月出任駐蒙蘇軍第1集團軍司令，指揮蘇蒙軍隊成功實施了圍殲日軍重兵集團的哈拉哈河戰役，粉碎了日軍北進的企圖。
*1940年6月晉升為一級上將并被任命為基輔特別軍區司令。
*1941年1月被任命為蘇軍總參謀長，成為蘇軍的首腦人物。
*1941年6月22日德蘇戰爭爆發。次日蘇聯成立最高統帥部大本營，朱可夫成為7名成員之一。
*1941年7月29日朱可夫建議斯大林放棄基輔，全力保衛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同意，兩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后斯大林解除了朱可夫的總參謀長職務，派他到前線擔任預備隊方面軍司令員。
*1941年9月在德軍包圍列寧格勒，朱可夫受命于危難之際，率領列寧格勒方面軍與波羅的海艦隊協同作戰，穩定住了防線。
*1941年10月被調回莫斯科，全面負責莫斯科防御戰的指揮，頂住了德軍的正面強攻，最后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德軍不得不改閃擊戰為持久戰。
*1942年8月被任命為副最高統帥，趕赴斯大林格勒前線督戰。參與策劃斯大林格勒會戰，殲滅德國第6集團軍，成為德蘇戰爭的轉折點。
*1943年1月18日指揮列寧格勒圍城戰，取得勝利，被授予蘇聯元帥軍銜。同年夏季作為大本營代表協調指揮庫斯克會戰。
*1945年4月16日出任白俄羅斯第1方面軍司令，指揮所部于5月2日首先攻克柏林。5月9日代表蘇聯在德國投降書上簽字。6月22日奉命出任勝利大閱兵首長，于24日騎白馬檢閱受閱部隊。
*1946年4月出任蘇聯常務副國防人民委員，陸軍總司令。
*1953年3月出任由蘇聯國防部第1副部長。
*1955年2月繼布爾加寧任蘇聯國防部部長。
*1956年蘇共20大上進入黨中央主席團。
*1957年10月在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運動中被解除本兼各職，淡出政治視野。
*1964年赫魯曉夫被“退休”后，勃列日涅夫上臺后為其恢復名譽。
1945年的朱可夫
1945年在柏林慶祝
朱可夫在從士兵到元帥的漫長軍旅生涯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他獲得過4次的蘇聯英雄稱號（1939年8月29日、1944年7月29日、1945年6月1日和1956年12月1日），這在蘇聯歷史上僅有兩人（另1人是對勛章有執著狂的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同時也是獲得兩次勝利勛章的3人之一（其他兩人是斯大林和華西列夫斯基）。以下為其所獲得的榮譽的簡表：
三級聖喬治十字勳章
四級聖喬治十字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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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英雄金星獎章：1939年8月29日、1944年7月29日、1945年6月1日、1956年12月1日
勝利勳章：1944年4月10日（第1號）、1945年3月30日（第10號）
列寧勳章：1936年8月16日、1939年8月29日、1945年2月21日、1956年12月1日、1966年12月1日、1971年12月1日
十月革命勳章：1968年2月22日
紅旗勳章：1922年8月31日、1944年11月3日、1949年6月20日
一級蘇沃洛夫勳章：1943年1月28日（第1號）、1943年7月28日（第39號）
保衛列寧格勒獎章
保衛史達林格勒獎章
保衛莫斯科獎章
保衛高加索獎章
攻克柏林獎章
解放華沙獎章
1941-1945年大衛國戰爭戰勝德國獎章
戰勝日本獎章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二十週年獎章
工農紅軍二十週年紀念獎章
蘇維埃陸軍海軍三十周年獎章
蘇聯武裝力量四十週年紀念獎章
蘇聯武裝力量五十週年紀念獎章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誕辰一百週年紀念獎章
列寧格勒建城兩百五十週年紀念獎章
莫斯科建城八百週年紀念獎章
榮譽武器 – 鑲有金色蘇聯國徽的配劍：1968年1月22日
蒙古人民共和國英雄（蒙古人民共和國）：1969年
諾門罕戰役三十週年獎章" （蒙古人民共和國）：1969年
蘇赫巴托勳章（蒙古人民共和國）：1968年、1969年、1971年
紅旗勳章（蒙古人民共和國）：1939年、1942年
蒙古人民共和國五十週年獎章（蒙古人民共和國）：1971年
蒙古人民軍五十週年獎章（蒙古人民共和國）：1971年
戰勝日本獎章（蒙古人民共和國）
一級白獅勳章（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
一級白獅軍事勳章（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
捷克斯洛伐克戰爭十字勳章（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
一級格林瓦爾德十字勳章（波蘭）：1945年
軍事美德大十字勳章（波蘭）：1945年
波蘭新生十字勳章加星司令勳位（波蘭）：1973年
1939年－1945年華沙獎章（波蘭）：1946年
奧德河，尼斯河和波羅的海獎章（波蘭）：1946年
功勳勳章總司令勳位（美國）：1945年
軍事巴斯勳章爵級大十字勳章（英國）：1945年
法國榮譽軍團勳章大十字勳位（法國）：1945年
1939年－1945英勇十字勛章（法國）
中蘇友誼萬歲勳章（中華人民共和國）：1953年、1956年
自由勳章（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1956年
榮譽勳章大十字勳位（埃及）：1956年
保加利亞人民軍25週年獎章（保加利亞）
加里波底游擊隊星章（義大利）：1956年
共和國勳章（圖瓦人民共和國）：1939年
艾森豪威爾在戰后聽朱可夫講起蘇軍是怎么排雷的：“地雷分兩種，對人的地雷和對車輛的地雷。我們的步兵就是直接發起進攻，好像它們不存在一樣，反正造成的傷亡也不會比我們進攻德軍重兵防守地域時，大炮和機關槍造成的多。”但同時，他也聲明：“步兵不會觸發那些對車輛地雷，所以等到步兵穿過雷區并在對面建立一道防線以后，再由工兵進行對戰車地雷的排雷工作。”
*  Zhukov, Georgy.  Жуков Г К.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В 2 т. — М.: Олма-Пресс, 2002.  Zhukov's memoirs online in Russian.
* Pavel N. Bobylev, ''Otechesvennaya istoriya'', no. 1, 2000, pp. 4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