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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的占卜職官主要分三種，一是執掌龜卜的貞人，或稱卜人；二是執掌筮占的筮人；三是利用其他手段或現象進行預測的巫人。他們不僅掌握精神領域的力量，同時也是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成員，在商代國家中占有重要地位。貞人是與神靈溝通的重要角色，這在神權政治的商代是非常顯要的職位。商王朝匯集許多貞人在王朝服務，武丁一代的貞人多達70多人，商代已建立了較穩定的占卜制度和相應機構，據宋鎮豪先生研究，商人已經形成元卜、左卜、右卜三大卜官的建制，一般情況下一卜用三骨已成常制。商代已經出現筮法。在殷墟甲骨刻辭中和出土器物上，有由數字組成的文字。這種筮卦由六個數字組成，說明已經出現由六爻組成的重卦，并且有了固定的名稱，商代的筮法已經是一種成熟的占卜方式。《尚書·洪范》“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把筮占與龜卜同列為神靈意志的體現，可見筮法已經是商人政治決策中的重要參考項。商代的神職人員中，除去貞人和筮人外，還有巫人。《史記·殷本紀》也有記載：“伊陟贊言于共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巫咸、巫賢皆被作為商朝的重臣，可見巫在商朝曾是重要的官員。
史官歷來是中國最重要的職官之一，商代已經有史官。《尚書·多士》云：“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后，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日： ‘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這是武王勸誡商人西遷往洛邑，以天命為理由，讓商人不要怨恨；同時又說：“你們也知道， 你們商人的祖先有圖書經典，記載了殷革夏命，到現在你們也還說：‘選拔夏朝遺留下的良臣到王庭，在各機構中服務。”周武王用商人代夏的例子，說明周人代商的合理性。在這里，武王提到了商人的冊與典記載了“殷革夏命”和商初任用夏遺臣的史實，這說明商人很早就已經有了記錄制度和相應的記錄官員。商代的史官主要有作冊、大史、小史、內史、右史等。商代的主要史官稱作冊。甲骨文中“作冊”很少見，但商代青銅器中，有關作冊的記載很多，有《作冊般鼎》。作冊少見于甲骨文，但金文中卻多見，這可能是因為作冊平時的執掌比較固定，其事務不需要占卜的緣故。作冊為一比較重要的職位，能夠經常得到商王的賞賜。作冊、寢經常跟隨于王左右，可以奉王命執行諸如賞賜類的事情，這與史官負責記錄王的言行，需要經常侍于商王身邊相符合。
《禮記·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后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商代已經形成了一定的禮樂制度，王朝擁有樂師和大量樂器，非常重視音樂在生活、事禮和祭祀中的作用中。甲骨文有關于樂舞的記載，樂舞是商人在生活、政務和祭祀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商人設立了樂舞方面的職官，《史記·殷本紀》索隱引鄭玄注：“商家典樂之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鄭玄所說的典樂之官與禮署容臺的具體情況，已不清楚，但從文獻和甲骨文可知，商代的樂舞之官主要有大師、少師、萬、多萬等。
內廷官主要為王的生活提供服務，由于古代國與家不分，他們往往表現為國家職官，而實際上他們也經常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和處理，這類職官主要包括宰、寢、小臣等。內廷職官有一個特別明顯的發展傾向，即一部分內廷官處于向外廷官的轉化過程中。保、傅、宰本來都是與王生活相關的官員，但后來都轉化為國家的正式職官。因為王廷職官與王的關系密切，很容易成為王的親信，王利用內廷執掌和處理部分政務，既利于自己操控，又可以防止外廷官擅權。這一傾向是由專制王權形成的，貫穿于中國歷史的全部，商代也不例外。因此，內廷官不僅與外廷官在事務上有重合的部分，而且部分內廷官還處于向外廷官轉化的過程之中。
外服官系統指商王朝在王畿以外的官吏。有侯、伯、子、男、甸（田）等爵稱，只有伯是原各方國首領，歸服后被劃入外服。而侯、甸、男、衛屬于商王朝在外建立的武裝團體。外服制度與諸侯治理其實是國家實力達到一定程度，軍事力量可以控制某一地區但又不能保證直接控制可以在這一地區長期穩定存在的情勢下，被迫采取的統治方式。中央承認方國的獨立性，保持對這一地區的控制，方國則接受中央的領導，以避免中央的軍事打擊。通過甲骨文研究可知，商王通過置奠、建立王室田莊、牧場等以經濟為主的據點以及戍等軍事為主的據點的方式，在外服區域建立了大量隸屬于商王的政治單位，形成了商王權力在這一地區的延伸。
侯、甸（田）、男、衛是由王委派的在外服執行任務的團體，《逸周書·職方》孔注：“侯，為王斥候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衛，為王捍衛也。”徐中舒、唐嘉弘先生認為，侯，即“為王斥候”，“甸”即“田”，是負責田獵和進獻獵物的官職，也兼營農業，“男”即任，從事繁重的徭役和農業生產任務，“衛”則是護衛商王的禁衛軍。其諸侯的地位并不是自始即有的，只是有些團體由于地理位置、形勢需要等因素，難以完全依靠中央王朝的力量，必須具有獨立的生存能力，才轉化為具有諸侯特征的組織。但侯依然是中央的支屬，只是中央的邊緣部分而已。
商代的外服官吏構成十分復雜，并不是單純的臣屬于商的諸侯。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商王直接控制的農莊、牧場、奠、戍等據點內的官吏，二類是侯、甸、男、衛和商王朝在外服分封的親信侯國，三類是歸服方國。三者混雜在一起，呈現出犬牙交錯的形勢。商代建立了內外服制度，外服是商王安全保障的重要地區，一方面設立軍事性據點，設立眾多的侯、甸、男、衛等帶有相對獨立的武裝團體，另一方面對外圍的異族方國進行聯合，以實現連續地區的穩定。當中央王朝勢力強大時，對異族方國的控制較為牢固，邊疆穩定，國家的勢力延伸到方國地區，當中央王朝勢力衰落時，方國脫離中央，國家的勢力退守到侯、甸、男、衛所控制的外服區，《左傳》昭公十年所言“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是對這一狀況較為貼切的描述。
商代外服職官有一個從復雜到規范的逐漸完善的過程。導致商代外服職官呈現復雜性的主要原因是商人的外服職官是在王朝建立和鞏固過程中逐漸建立起來的，而不是按照某種制度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起來的。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外服職官建設是商人開創的新例。商朝之前的夏朝是以和平方式成為中央王朝的，雖有內外服制，但其外服的組成十分單純，基本是以和平方式聯合于夏王朝周圍的部族和方國，不存在性質復雜的地方勢力，也不存在王朝與地方復雜的立體權力關系。商人則是通過武力建國，需要面臨如何統治和鞏固新征服地區的新問題，所以最初的外服職官，只是臨事而設，而沒有舊制度引為參考，這種臨事而設的職官，必然帶有不規范性和不成熟性。二是商人的疆土不是一次性獲得的，而是不斷開拓而來的。商王朝最初的領土很小，“湯以七十里”，后來滅夏，占有了夏人故地，也僅限于豫西地區，商人疆域大約為從洛陽到濮陽的古黃河兩岸。商人的領土是在建國以后向各個方向開拓而獲得的，這種領土的變動，使得畿內和畿外、內服和外服也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難以形成嚴格的內、外服區分，也難以建立區分嚴格的內、外服職官。商王朝的許多職官原本不是專為外服而設，而是商王朝加強統治的通用職官，如田、牧、犬等，這些職官畿內、畿外都有設置，所以內、外服職官的區分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但到商代后期，隨著商王朝領土的相對穩定和統治日益鞏固以及制度建設的完善，商王朝的職官設置也日益規范。畿內地區隨著王權的加強，許多地方轉化為由商王直接控制，有獨立性的職官融入了內服官系統而消失。畿外職官也發生了變化，由原來的生產或防衛據點發展而來的諸侯，其官職也轉化為專門的外服之官。同時，外服職官也逐漸規范化，原來名目眾多的畿外的職官發生了融合，逐漸形成了較完善的外服職官系統。周人的分封制則是在商人外服制的基礎上發展出的較成熟的職官制度。同時周人滅商后，基本繼承了商人的疆域。周人既有前代制度為基礎，又有一次性大規模分封的物質條件，所以周人在建國之初即建立起了完善的外服系統。可以說，周人外服的成熟性是建立在商人經驗的基礎之上的。
商軍的經營重點是豫北和山東，沒有商軍在黃河孟津駐扎防備周軍的可靠資料，商朝的西大門很可能是洞開的。倒是在山東濰坊蘇埠屯這一遠離殷墟的地方有商朝高級軍事將領墓葬出土，形制跟殷墟商朝高級軍事將領墓葬一致。總之，商朝軍隊的重點似乎就是山東而不是西方。
在甲骨文中有大量關於征伐的記載，其一次戰事的用兵數目有3000人，5000人，甚至13,000人之多。比如，根據武丁時期的卜辭，在一次對羌人的征伐商王動用一個旅的兵力，達10,000人之眾，再加上配偶婦好的3000族眾，合計13,000人。
公元前1200年左右，商朝人口約700多萬，商朝兵力約3萬。
* 師長：商王朝已經建立起常備軍，師是商代軍隊的最大單位。一個商代師為萬人編制，其首領稱“師長”。
* 亞：甲骨文中有亞一職，經常參加軍事活動，亞還擔任軍事方面的教官。亞除作為一種特定的職官外，很可能還是某類官員的通稱。《尚書·牧誓》中御事是司徒、司馬、司空的總稱，亞旅是師氏、千夫長、百夫長的總稱，所以亞很可能是對于某類職官的泛稱。
* 馬與多馬：商代已經出現騎兵部隊，稱 ‘馬”。
* 射：商代軍隊中有專門的射手組成的射兵。
* 戍：戍原來是各地戍守部隊的首領，后來隨著商王朝領域的擴大，原來戍守的邊境變成了后方，戍守部隊也從邊防力量向正規軍事力量轉化，戍也成為一種官職。
“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虛書契后編》上．31．5）等卜辭說明，戰時常根據需要進行“登人”（征兵），一次征發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過1萬人的。兵以庶民為主，奴隸多擔任雜役。
“王作三師右中左”（《殷契粹編》．597）等卜辭說明，當時軍隊的最大編制單位可能是師。“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虛書契前編》．3．31．2）、“王令三百射”（《殷虛文字乙編》．4615）等卜辭說明，當時軍隊的組織可能以100人為基層單位，300人為中級單位，並有右、中、左的區分。
商朝軍隊中還有戰象部隊，殷商時期，象廣泛分布于中原地區，商人馴服野象，并將其用于軍事，在征伐東夷的作戰中，商人多次動用戰象，取得不錯的戰果。
從傳世文獻《司馬法》來看，商代馬車講究運輸速度快，因此孔子說過“乘殷之輅”，但可能不及周代戰車講究精良。
商王朝經常通過聯姻、賞賜封號的方式與邊遠國家交流。例如，據清華簡《楚居》記載，商王盤庚的女兒妣隹對外征婚，后來嫁給楚國國君季連。
周國的領袖季歷，前來朝見商王武乙，武乙賞賜給季歷三十里土地和十只玉獴。商王文丁時，又任命季歷為“牧師”，掌管西部地區的征伐之事，后來文丁卻因為猜忌而殺了季歷。崇國（陜西戶縣地區）是商朝西邊最大的屬國，是商朝在西土的核心盟國。季歷之子姬昌被封為西伯，力行仁政，日後周國越過黃河，吞併許多小國，然后出兵討伐崇國，殺死崇侯虎，接著遷都豐邑（陝西省鄠縣）。
商人從一開始就是以農業為主的部落，商湯曾派毫人幫助葛人種地。甲骨卜辭中多次見到「其受年」（能獲得豐收嗎？）的問語，反映商朝統治者對農業的重視。在畜牧業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遺骸外，還有象骨，說明當時北方還有訓象。並且掌握豬的閹割技術，開始人工養淡水魚。手工業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細，規模巨，產量大，種類多，工藝水平高，尤以青銅器的鑄造技術發展到高峰。成為商代文明的象徵。而且商朝人已經發明原始的瓷器，潔白細膩的白陶頗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細的玉石器表現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藝。絲織物有平紋的紈，絞紗組織的紗羅，千紋縐紗的縠，已經掌握提花技術。
商代農業和手工業的進步促進商品交換的發展，出現許多牽著牛車和乘船從事長途販運的商賈。到商代後期，都邑裏出現專門從事各種交易的商販，呂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為業，又曾在孟津賣飯。
自商代起，中國音樂進入信史時代。民間的音樂和宮廷的音樂，都有長足的進步。由於農、牧、手工業的發展，青銅冶鑄達到很高的水平，從而使樂器的製作水平飛躍，大量精美豪華的樂器出現。樂舞是宮廷音樂的主要形式。可考證的有《桑林》、《大護》，相傳為商湯的樂舞，為大臣「伊尹」所作。從事音樂專業工作的，主要有“巫覡、音樂奴隸和‘瞽’”三種人。有關商朝的民間音樂的材料很少，《周易·歸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會意、形聲、假借、指事等多種造字方法，已經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辭中，總共發現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學者認識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寫材料堅硬，故字體為方形。而同時期的金文，因係鑄造，故字體為圓形。
商代的陶器有各種顏色，有些為輪製，有些則使用泥條盤築法，陶器上常壓印花紋。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國釉料出現於商朝。此時期還有大理石及石灰石雕刻的真實與神話動物。由商代的都市可看出，當時已具中國建築的基本形式，值得注意的聚落包括二里頭、鄭州、殷（今安陽境內）等，這些地點在不同時期均曾為首都。商代晚期已出現豪華的宮殿。
File:Liu Ding.jpg|商代劉鼎
File:Square zun with four sheep 01.jpg|商代青銅器四羊方尊，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File:Ring with coiled dragon design.jpg|商朝龍紋玉
File:Shang Jade Statue Pendant.jpg|晚商婦好墓中的商人塑像
File:Shang Bronze Alligator 2.JPG|商代銅觥上的鱷魚和神獸夔紋，出土于山西呂梁市
File:Detail of a mushroom-shaped protrusion on a jue rim.jpg|
商代的道路設施有幾大特色。一是王邑內的道路建制堪稱全國楷模。商人一再夸耀“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詩·商頌.殷武》），整飭的王朝國都，是四方的表率。《管子·桓公問篇》云：“湯有總街之庭，以觀誹也。”總街是四通之道，宮室建于四通八達的道路旁，便于了解民情。偃師商城城內道路縱橫交錯，主次相配，構成棋盤式的交通網絡。主干大道寬敞平直，路土堅硬細密，土質純凈，厚達半米左右，路面中間微鼓，兩邊稍低，便于雨水外淌。主干大道一般直貫城門，城門道的路土之下，還鋪有木板蓋頂的石壁排水溝，溝底用石板鋪砌，內高外低，相互疊砌呈魚鱗狀，疊壓順序與水流方向一致。出城之后，沿城墻還有寬4.5米的順城路。這樣一座經過嚴格規劃而興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設施的完善確可稱為當時國家之首。此外，2000年底安陽洹北商城還發現了商代建制規格極高的雙向“快車道”和慢道結合型道路，路面寬達8.35米。四道車轍痕跡清晰可見，軌距約2.2米，是當時通常的馬車軌距，兩側為寬寬的便道。
* 東南行：是通往今徐淮地區的大道，即甲骨文中關于征夷方的往返路徑，有的地段可能與今隴海路鄭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
* 東北行：是通往今河北盧龍及遼寧朝陽等地的交通干道。
* 東行：與今山東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另有水路估計可沿古黃河或濟水而下。
* 南行：與今湖北、湖南、江西等當時的國族之間有干道相連。
* 西行：通往今陜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豐鎬或別的方國部落。此道能通車輛，絕非小徑。武王伐商即走此道。
* 西北行：為逾越太行山的要衢。商與西北舌方、土方等交戰，常有戰報捷送王都。
驛傳在商統治中心區的百里之內傳命，可能是利用王朝在干道上專為貴族人員過行寄止而設的“羈”舍食宿，但到了遠方，食宿就成問題了，有的地方榛莽未辟，人煙絕少，有的地方有敵對族邦，驛傳因身負重命，怕消息走漏，或安全上的原因，不得不繞道而行。因此殷商王朝在一些必要路段設立驛站，供驛傳過往食宿。
商朝數字，可以看出中文「百」與「千」字的演化源頭
西方於1970年的著述《全球通史》認為建立商朝的西北游牧入侵者，學習和掌握中東發明的種植小麥、鑄造青銅武器、馬拉戰車的技術，并將其傳入中國。同時傳入的還有大麥、綿羊、牛、馬、輪子等物品，這些技術豐富了中國的科學文化。但此說有常識性錯誤，商朝并不起源于西北，一些現代考古認為商朝最早起源于遼寧紅山文化，后又發展為河北下七垣文化，屬于廣義上的東夷，從東方進入中原逐漸興盛，成為一方諸侯，最終推翻了之前的夏朝。
甘肅寺洼文化出土的鐵條和河北藁城臺西商墓出土的赤鐵礦礦渣證明了商代已經開始掌握冶鐵技術，處在隕鐵和冶煉鐵兩者并用的狀態，實際上已經由發達的青銅文明進入了早期鐵器時代。這時的製陶業、玉器雕琢業、商業也很興盛。而商代甲骨文和金文的發掘證明，商代的文字發展已經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期。
商代的天文歷法比夏代進步，天象學上也有新的發現，人們發現火星、彗星。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流星、新星的記錄。商代曆法已經有大、小月之分，規定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為一個週期，並用年終置閨來調整朔望月和回歸年的長度。
在數學方面，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萬的數字，明確的十進位制，奇數、偶數和倍數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計算能力。此外還有商高定理的記載。
商代已經使用竹簡和毛筆記事，并可能已出現帛書。
商代已有疾病的記載。音樂的成就很大，出現專習音樂、舞蹈的樂人；雕塑是商代工匠們最突出的工藝成就。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鏡，能在較小的鏡面上照出整個人面。
據考古資料看，東南和華南地區分布于長江下游兩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吳城文化、西南地區四川境內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內蒙古、遼寧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響。先秦時期的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殷商文化。
甲骨文 龜甲
李濟在他的《殷商時代的歷史研究》中這樣說：
據商代的甲骨資料來看，殷商時代的萬物崇拜依舊盛行，信仰對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對象。但這些自然神祇仍屬於萬物崇拜，變化有限，比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帝」是商人心中的至高神，地位最高、權力最大，也是社會秩序的主宰。這種「一元」（帝）「多神」（自然神祇）的信仰模式，與現實世界的「王權政治」相仿。簡單來說，人世有君王統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統治自然神祇，但「帝」的能力和權威更凌駕世間君王之上，祂是一切萬物的主宰。
商人問卜的對象有三大類，即天神、地祇、人鬼(祖先)。在這三類之中，權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種，第一是對自然氣候的控制，這些問卜主要是關係到農業生產的豐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間的禍福獎懲。第三是決定戰爭的勝負和政權的興衰，由於商代仍屬部族式的社會型態，仍需以戰爭手段征服諸邊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問卜戰爭的勝敗，看看「帝若」，還是「帝不若」。由此來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幾乎莫不禱於「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難理解，商人何以會有「好祀」、「重祀」之風。
商代的＂天＂觀念，在甲骨卜辭里是由＂帝＂來表現的。甲骨文的＂帝＂能夠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蘊，但無有＂處所＂之意。在殷人的觀念中，天地人神是分開的，神在天上，人在地上，不相混雜，祭祀和占卜則是殷人溝通鬼神的主要媒介。在對甲骨文的早期研究中，學術界曾經認為商代幾乎沒有獨立的“天”、“天神”的觀念，但后來學者夏淥在其論文《卜辭中的天、神、命》中指出了商代存在人格化的“天”的觀念。
從甲骨卜辭看，殷人的信仰體系，與原始宗教相比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仍以史前時代就已產生了的自然神靈和祖先神靈為主要信仰對象。商代的鬼神信仰保留有較多的原始性，還不具備后世社會里神道設教的功能，殷人的敬鬼事神還沒有后世人為宗教的欺騙成分。從商代晚期武乙射天開始，社會上出現了嚴重的慢于鬼神的現象，這是社會發展、殷人認識水平提高后的進步現象。
由于目前找不到商代人口調查制度的具體記載，難以估計，說法很多。
據宋鎮豪估計，商朝初年人口約有400萬至450萬，晚期人口約780萬左右，商末人口可以達到800萬至1000萬左右，帝乙帝辛時期殷墟王邑人口已達14.6萬以上。葛劍雄的《中國人口史》中認為，商代還未進行過全國性的人口調查，而且由于當時的疆域和勢力范圍尚不是很確定，城邑遺址樣本太少且存在變遷，還有城外居住區的人口難以計算，只能肯定晚商人口至少在500萬以上，而夏商西周時期的人口在目前都無法給出較確切的數目，也無法確定中國在春秋時代之前的人口是否曾超過千萬。
朱鳳瀚《商周家族形態研究》：
商湯建國后，社會中的平民階層逐漸進入一夫一妻制時代。商朝的婚姻制度是族內婚制和族外婚制并行，但內婚現象更為流行。
五世排序（元、祖、宗、示、小）
* 祖/太宗（示的祖父，又名太宗）
* 示（示，當世，現在的一輩，傳宗接代）
周文化對商文化有許多繼承，但仍有很多差異。商代屬于氏族封建社會，西周則屬于宗法封建社會。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亦有“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之說。王暉的《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也對兩者進行了比較，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學者也進行了對比分析。總的來說有以下差別：
1、天神上帝崇拜與用詞的差別：如商人的上帝(即帝嚳)是商人的最高神，同時也是自然神和祖先神；商王均被認為是天帝的后代，活著時只稱“王”，先王死后到了天上則稱“帝”；《商書·高宗肜日》中則說“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是說先王都同屬于帝嚳的后代，因此在祭祀中對近親的祭品不應過于豐厚，“天胤”（在商代可能寫為“帝胤”）這一用詞在中國歷史上則為商代所特有。周人除了保留上帝主神的地位之外，還出現了天的敬仰與崇拜。周人認為周王為天之子，開始出現了“天子”這一稱號，周王死后“配皇天”，明確的“天”、“天子”、“皇”等字詞均在周代以后產生，商代則用“帝”直接代指“天”、“天帝”。
2、原始多神教與神道設教的差異：在商代的多神教體系中，最高神“天帝”只是一種自然而然的“天道”的體現，人們雖然希望它來保佑，但大部分事情并不指望它。卜辭中的“帝”類似于戰國時期荀子所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的“天”，雖高懸于人世之上卻不食人間香火，作為自然規律而與世間的事務并沒有多少關系。商代祭祀從來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經常貞問“帝”卻從不用祭品供奉“帝”。史前時代的古國中多“神守”之國，土地山川、日月星辰與死去的氏族首領均成為保衛民眾的神靈，商人的鬼神信仰則與這些史前信仰無本質區別，尚無后世人為的政治控制與欺騙成分。周人對殷商神靈世界不僅多有繼承，依然尊奉天神和祖先神，而且為適應宗法王權的需要，還大力進行創新和改造。周人拉近了原來被高懸一格、不食人間煙火的“帝”與人世的距離。周代的“帝”不僅“降懿德”，還能監視臣民的一言一行，以“帝”、“天”為主的神靈世界成為周代王權強有力的后盾，并確立了以“天命”為核心的統治觀。在祭祀上，從周武王開始設立了專門的籍田以祭祀“天帝”，并用栗木建造土地神的神位來“使民戰栗”。這些均為周代神道設教的重要體現，宗教由最初的原始性轉變成專門為王權服務的工具，也為后世所效仿。周人敬天保民、天人合一，是一個人神并重而又以人為本的時代。周代神事逐步向人事轉移，形成“人神雜糅”、“天人同位”的天人合一觀。
3、宗法制與繼承法的差異：商代長期實行兄終弟及制，商末雖有嫡庶之分但并未確立長子繼承制，無成熟的宗法制。周代在商代諸項制度上進行改造，使周人宗法制達到十分完善嚴密的地步。商代對本族祖先和異族有功的人神都進行祭祀，而周代由于父系宗法制的形成和確立，形成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為準則，并且把母系一支的先舅從祭祀系統中徹底清除出去。
4、分封制和政治組織的差異：商代是方國聯盟制，商王為“方國之長”，其分封是氏族子弟自然分化而另外建氏封地的過程。周代大封親戚，執圭受土，屏藩周室，天子與諸侯形成新的君臣關系，天子由“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階級分化和中央集權加強，等級制度比商代森嚴。商代政治組織松散，人口流動性強，諸侯中常有人逃往他國。周代政治組織嚴密，實行“有亡荒閱”在全天下搜捕逃亡者，因此在《牧誓》中指責商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
5、商周婚制的差異：商人“三世親疏，五世親絕，六世則可通婚”，沒有嚴格的同姓不婚制。周代奉行百世同姓不婚之制。
6、性別觀與倫理自由度的差別：商代“牝雞之晨”，商王后妃和女性官吏直接參與政治，甲骨文和金文中常見到女性小臣、女性史官，各個方國中也都有大量女官，女性擔任許多部門的重要職務，不僅主持祭祀、經濟管理、占卜，還直接率軍出戰。商代女性可以擁有個人屬邑、作為諸侯和擔任族長。商代女性可以單獨受祭祀，從西周開始只有男性可以單獨受祭祀而女性只能陪同配偶一同受祭。周代“牝雞無晨”，婦女比商代卑下，其從屬的社會地位在周禮中有明確的規定，婦女被拒于政治生涯的大門之外。商代的婚戀自由度和性開放程度較高，周代在周禮影響下開始趨于倫理保守和禮教束縛，即使是《詩經》中婚戀較為自由的篇章也大多分布在殷遺民和東夷的故地。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一般認為，這里的“古代”通常指古希臘古羅馬式的奴隸社會，而“亞細亞生產方式”被視為另一種生產方式，蘇聯歷史學家在這基礎上提出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但“五段論”其實是違背馬克思原意的。
由于商朝是中國信史時代的開端，關于殷商本身是否為奴隸社會，涉及到中國歷史上是否經歷過奴隸社會階段的根本問題，成為有奴派和無奴派學者爭論的焦點所在。在有奴派學者中，除少數人主張商朝為氏族社會或英雄時代外，其他人都認定商朝為奴隸社會。1999年社科院宋鎮豪主編的《商代史》，亦遵循舊觀念將商朝視為奴隸社會來研究它的社會結構各成分。
美國學者吉德煒較早指出了商朝并不是奴隸社會，認為商代文字中并沒有“奴隸”的概念，也見不到買賣人口或賞賜人口的現象，人牲也不能被視為奴隸。日本學者島邦男于遺稿《殷代非奴隸社會一證》中，通過甲骨文中對農業和畜牧業生產及祭祀等的記載，逐一論證反駁，認為商代從事社會生產的主體中并沒有奴隸，直言不諱地批判了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有奴派的觀點，主張殷代的“眾”為自由民，傾向于把商朝視為封建社會。中國大陸的學者胡厚宣亦很早就通過研究甲骨文注意到了商朝并不是奴隸社會。然而胡厚宣在文革時期出于政治原因又不得不發表文章重新把商朝視為奴隸社會。
以黃現璠和晁福林等為代表的無奴派學者指出，把商朝視為奴隸社會的看法是錯誤的，是受了五段論的影響而誤以為奴隸社會是人類文明的必經階段。中國古代的亞細亞生產方式自有自身的特點，長期以小農經濟和血緣紐帶為基礎，而中國的商周時期并未經歷類似于歐洲古典時代的農村公社在商品經濟化下的解體，實際上很難發展成典型的奴隸社會。
而商代的人祭中使用的通常是戰俘，這些戰俘并沒有轉化為奴隸就會被殺掉了。商代人殉與人牲界限模糊，人殉中也大量使用戰俘（其中甚至有不少非中國本土人種），而人殉中也會使用死者的親屬，亦包含少數自愿的情況，殉葬者可能是家庭奴隸，但通常不會是生產用的奴隸。而即便戰俘并未被用于人牲人殉，“奠”則是商王處置戰敗或臣服的國族的一種方式，被奠者往往維持原先的組織形態不變，要在被奠之地為商王耕作、畜牧而提供賦稅，有時還要外出執行軍事方面的任務，這其實屬于封建社會的生產剝削方式；諸如“奠”之類的處置方式，關系到早期中國如何處置戰俘以及戰俘為何沒有大量轉化為奴隸的問題，并且需要聯系“柔遠能邇”等中國古代政治觀念進行理解。總的來說，人祭和人殉不能反映商朝是奴隸社會。而隨著農業社會發展，人牲人殉現象只會逐漸淡化。而人牲的高峰也僅限于商代中期偏晚，殷代晚期人牲現象已較為罕見，周代以后更趨減少，這主要與宗教思潮和社會思潮的變化相關，而與社會生產無直接關聯。
《尚書·盤庚》中商王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畜民”的祖先是商王祖先的有功之人，因而得到商王稱贊。顯然，“畜民”不會是奴隸。殷墟甲骨文中提到的從事工商業和農業生產的“眾”、“眾人”都是平民，他們才是商代社會的主體。從殷墟墓葬結構來看，平民占商代人口的82%至87%，奴隸只占3%左右。商周時期實行井田制，這有殷墟甲骨文和《詩經》佐證。井田制下，土地不能自由買賣，農民通過“私田”獲取自己的糧食，以助耕“公田”的形式被統治者剝削，并不是奴隸制的無償掠奪。
朱鳳瀚在《從生產方式看商周社會形態》中認為，西周是典型的類似于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而商朝很顯然并不是奴隸社會，但商朝是否為封建社會仍需存疑。商代存在分封制的雛形，但仍以方國聯盟制為主。晁福林則將商朝定義為氏族封建社會，殷商時代的國家組織以氏族為基礎，商代統治者也極為重視團結族眾，社會生產以氏族為單位進行，在氏族公社遺留的前提下執行勞役地租的剝削方式。張廣志認為三代至春秋是村社封建社會。而沈長云則認為三代社會是以“族長役使制”為基礎的部民社會，并不是以農奴制為基礎的封建領主社會，提出“我們似亦不好把商周時期眾人、庶人在公田上的勞作與農奴勞動等同起來。從實際情況看，商周時期眾人、庶人的勞動盡管帶有被剝削的性質，但仍是作為公社成員在祭祀共同祖先的名義下在公田上進行的，尚不能說已發展成了農奴性質的勞動。并且其時真正的土地私有制亦未產生，因而把平民在公田上提供的徭役勞動解釋成所謂的勞動地租，亦是說不過去的。”胡鐘達則認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東方社會”（亞細亞生產方式）都是廣義上的封建社會，把古代社會劃分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階段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此外，亦有學者認為，如若殷商王朝并非奴隸社會，并不等于中國同時期其他區域沒有進入奴隸社會，也不等同于商代之前或之后沒有經歷奴隸社會。實際上，商代金文中只見賞賜貨幣而不見賞賜人口，而西周金文中大量賞賜和買賣人口的現象就表明其奴隸制經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而到了秦漢時期，官府普遍大量使用奴隸進行社會生產，奴隸制經濟實際上比商周時期還要更為發達，這是因為秦漢的中央集權和商品經濟促進了奴隸制的發展，雖然仍然不算奴隸社會。2015年，學者何駑結合考古資料，指出雖然三代并非奴隸社會，但龍山文化時期的石峁遺址則是奴隸制國家。在中國歷史是否經歷過奴隸社會階段這一問題上，其基本語境主要是圍繞夏商周三代的中原王朝展開的，但亦有學者著眼于中國境內其他民族（如彝族）的奴隸制，試圖說明中國在古代乃至現代均有奴隸社會存在。
自王國維《殷周制度論》發表以來，不少學者過于強調殷、周的差異，而商代年代久遠且史料匱乏，成熟的分封制又開始于西周，甚至有一些中國大陸的學者將“天”、“德”、“民本”等觀念視作周人的專利，下意識標簽化地認為商人是“神本”，周人是“民本”。中國大陸學術界內甚至因此產生了“商朝為奴隸社會，西周為封建社會”或者“商朝為氏族社會，西周為奴隸社會”的怪論，而“殷商奴隸社會說”又是各種奴隸社會階段論中留下影響最大的，從而更難以認清商代社會形態的本質。而事實上殷商是一個以氏族為基礎的社會，又有著濃厚的氏族民主制和軍事民主制傳統，統治者時刻不得不依托于族眾的支持，清華簡《商書》與傳世《商書》（如《尚書·盤庚》）中并不乏各種重民思想，《商書》雖經后人潤色加工卻保留有殷墟卜辭語法甚至商代字形的特點。由于商代的社會主體是作為自由民的“眾人”，殷墟卜辭中則有多處“不喪眾”等內容，從卜辭和文獻兩個方面的分析都表明，商代的“喪”用如失去之義，猶后世所謂的喪失，而“喪”用如逃亡之義者為后出，卜辭里面的“喪眾”當非指眾逃亡。卜辭的“喪眾”其義當謂失去眾，實際上是指失去眾的支持，這是商王關心他們在族眾中的影響，故而占卜貞問他們是否“ 喪眾” , 即是否失去族眾的支持，這正是商代民本思想的體現（亦有說法認為“不喪眾”是貞問眾人是否蒙受損失，但也與民本思想不悖）。而一些有奴派學者則對商代社會關系有較多認識上的誤區，比如誤以為商代的“眾人”是被人身占有的奴隸或自由受限，甚至誤認為甲骨文中存在屠殺“眾人”作為祭品的個例，但目前的研究表明這些其實都是對卜辭的誤讀；而且卜辭中甚至有商王親自參與眾人的勞作并將所收獲的糧食用以祭祀神祇的記載，假如“眾”是被人身占有的奴隸，那么商王與奴隸在一起勞動并共同參加籍禮是難以想象的。“德”字的內涵在商代其實也并非僅限于符合神的意志，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德”字，過去多釋讀為“循”，《合集》766中有“辛卯卜，亙貞，父乙害。王占曰：父害，惟不德。”，這里的“德”的內涵與《尚書·盤庚中》的“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相近，意為商王如果行政有失（相當于卜辭中的“不德”），使族眾受苦，先王的鬼魂就會給自己降下災禍。西周初年周公提倡“明德慎罰”，但按《尚書·多士》和《尚書·多方》周公卻說是“自成湯咸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周公所知商代史事來自于商代的典冊檔案，即商代的竹簡帛書記載商王皆有“明德慎罰”事跡，除了對亡國的帝辛進行籠統的批評外，周人也認為“德”并非周族發明，而是繼承和發揚商代賢王治國傳統。
而對殷商是否為真正意義上的“神本位”時代，部分學者也進行了反思，他們認為盡管宗教在商代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從未能獨立發揮作用，殷人的宗教思想大多是原始性的而并非以愚民和政治控制為目的，遠遠沒有發展到神權政治的程度。甲骨文只是占卜的專用記錄，并不足以涵蓋殷商文化的全部面貌，而且即便是占卜作為古人揣測天意的手段，本身也需要觀察自然的征兆和人民的情緒，有著由民情而觀天意的內涵。勤于政事而為民立功、重用賢才并信用舊人、施惠于民且體恤下情、恪遵祖制、注重君德與災異都是商代政治觀念的重要層面，這些并不必然依附于神權政治，而從卜辭和傳世文獻均可以看出殷人普遍認為祖先神和自然神降下災禍是由國君不修政德造成的；在殷人看來，災異徵兆不過是一種借口，糾正施政的不足才是問題重心，而在真正的神權政治下，一旦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而君主束手無策時，往往會受到嚴厲的懲罰而不會給他提供改過自新的機會；在諸子百家中，與殷商文化關系密切的墨家也正好最具宗教色彩，但它的學說總是落實在現實中；而美國學者菲利普·李·拉爾夫、愛德華·伯恩斯等人也認為，“沒有證據表明商代的宗教在本質上說是精神的或倫理的，而是如同蘇美爾人和巴比倫人的宗教一樣，其目的是祈求人類的繁榮昌盛”，他們在肯定商代存在重大祀典、祖先神崇拜發達的前提下從來不承認商代屬于神權政治，而是認為其更類似于雖重視鬼神但還是依靠法典和現實主義來治國的古代兩河流域。從甲骨文和金文來看商代并不存在一個絕對的至上神，“上帝”、“天”在卜辭中只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自然規律而不直接干預人間事務，正如同殷人只祭祀祖先神和自然神而對天帝是只貞問并不祭祀的態度，如果只看甲骨文和金文而不相信傳世文獻，顯然商代并不存在“天命”一詞；但如果根據傳世文獻認定商代存在“天命”，那么傳世文獻如《仲虺之誥》的逸文、《詩經·商頌·殷武》和清華簡《厚父》（《厚父》有明顯的宋國文化因素，屬于《商書》）都認為天命是可以變更的；“殷人篤信天命不變說”作為商代神權政治說的重要依據，卻有著選擇性使用史料的嫌疑；而晁福林等學者則認為《商書》中的“天命”只是“祖宗之命（祖先神能舍棄人們的生命，也能保佑人們）”， 而并非后世概念中決定朝代興亡的“天命”，只是在文獻傳抄過程中依據后世的語法寫成了“天命”。以單線進化論為基礎的商代神權政治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推測，宗教神學并不是商代意識形態的重心，因此持續近一個世紀的商代神權政治論是難以成立的。由于中國大陸長期流行社會形態演進的單線進化論，不少人將殷商生搬硬套成了殘暴的奴隸制神權帝國，從而違背了歷史真相。
《太平御覽》卷八十三中對商代各王的在位年數都有記載，但其引用的書籍不一定都可信且部分與其他傳世文獻的記載有矛盾。據先秦文獻及甲骨文和金文資料，相對可靠的商王在位年有湯13年、外丙2年、仲壬4年、太甲12年、祖乙75年、仲丁11年、武丁59年、祖甲33年、武乙35年以上、文丁11年以上、帝乙22年以上、帝辛25年以上。
* 湯　「成湯方即世崩沒之時，為天子用事十三年矣。」（《漢書?律曆志》）
* 外丙　「外丙二年。」（《孟子?萬章上》，《史記》同。）
* 仲壬　「仲壬四年。」（《孟子?萬章上》，《史記》同。）
* 太甲　「太甲惟得十二年。」（《史記?魯周公世家》索隱引《紀年》）
* 祖乙　「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書?無逸》）
* 仲丁　「帝仲丁在位十一年。」（《御覽》八十三引《紀年》）
* 武丁　「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尚書?無逸》）
* 祖甲　「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書?無逸》）
* 武乙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其二十翟王。」（《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紀年》）
* 文丁　「太丁十一年，周伐翳徒戎。」（《後漢書?西羌傳》注引《紀年》、《通鑑外紀》卷二引《紀年》）
* 帝乙　「隹王廿祀。」「隹王廿〔祀〕」（董作賓《殷曆譜》引《續殷文存》1.25.9、2.1.3）「王廿祀彡日上甲。」（董作賓《殷曆譜》引《殷契卜辭》）「乙未，王賓文武帝乙肜日，……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版方鼎》，《商周》52377)
* 帝辛　「隹王廿祀翌又五。」（董作賓《殷曆譜》引《殷文存》）
日名的意義有極大爭議，現共有八種不同看法：
* 生日說（基本否定，沒有條件進行干支紀日）
*五族說（皇、帝、夏、殷、商）
母+父=合文
丁（矩）+壬（規）=中;壬=王
女+癸=姚/姜；癸+戊=羲/舜/嚳
（高辛）辛+見=親
張光直假說：商代政權由子姓王族所掌握，王族分為兩組，一組謚稱以甲乙為主，一組謚稱以丁為主，兩組互相通婚，輪流繼位執政。王位多傳於另一組的下輩，有時也傳於同組內的同輩。王位以此互傳的方式，從而在兩組之間祖孫隔代繼承。據卜辭研究，商王室父叔舅皆稱父，子甥侄皆稱子。親堂表兄弟皆稱兄弟，所謂父死子繼，實質為舅死甥繼，王位傳於另一組。至於兄終弟及，王位保留在一組，似為特殊安排。
學者相信，商王族分為分甲乙丙丁等十個祭儀群，這些祭儀群是政治單位，也是互相通婚的單位，地位與政治力量各有高低，其中以甲乙丁三者勢力最大。十群彼此結合，歸屬兩大組，以甲乙為主的一組包括戊己，以丁為主的一組包括丙，可能也包括壬癸；庚辛不明。王位不得在同一群中相傳，必須在各群之間傳遞（傳於另一組或同組內的另一群），而且傳於同組中只能由同輩繼位，傳入另一組才能由晚一輩承繼。君主由王族/貴族會議輔政，A組領袖為王，B組領袖則為其副手，王位傳承由會議選定，中間可能涉及權力鬥爭甚至流血政變，母族的地位也可能是一有力因素。各群間互相通婚，似乎有理想的婚配組合（如辛娶壬、癸娶甲），卻不見得有嚴密的成規。
殷商世襲絕大部分父傳子。祖乙，祖辛之父。祖辛，祖丁之父。均屬于父傳子。
* 祖乙，乙之祖父，廟號為壬。
* 祖辛，辛之祖父，廟號為戊。
* 祖丁，丁之祖父，廟號為甲。
殷商一直都是父子相傳。壬→戊→甲→庚→丙
* 鐵《鐵雲藏龜》，劉鶚，1903年
* 前《殷虛書契前編》，羅振玉
* 菁《殷虛書契菁華》，羅振玉
* 余《鐵雲藏龜之餘》，羅振玉
* 后《殷虛書契後編》，羅振玉
* 戩《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姬佛陀
* 林《龜甲獸骨文字》，林泰輔
* 拾《鐵雲藏龜拾遺》，葉玉森
* 寫《新獲卜辭寫本》，董作賓
* 福《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商承祚
* 續《殷虛書契續編》，羅振玉
* 甲《小屯·殷虛文字甲編》，董作賓
* 乙《小屯·殷虛文字乙編》，董作賓
* 丙《小屯·殷虛文字丙編》，張秉權
* 合《殷虛文字綴合》，郭若愚等
* 合集《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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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朝商代歷史，華夏歷史網，
*  歷史課本沒教的-你不知道的商王大墓
*  西北岡商王大墓出土青銅人面
*  小屯考古發掘出的商朝獸型器物
*  小屯考古發掘出的商朝車馬坑
**中國早期中原地區黃河流域的商族或商部落
* 商數，除法運算后所得的結果
* 心宿，又稱商宿，二十八宿之一。
* 殷代，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商朝的別稱。因商王盤庚（約前1318年）遷都至殷地而得名。
* 殷地，盤庚所命之名，約今日河南省安陽市殷都區附近。
* 殷墟，中國商朝晚期的都城遺址。
* 殷國，西周時期的一個諸侯國，於三監之亂後被周公所滅。
* 殷 (五代十國)?，五代十國時期，福建王延政所建的國號，后復改為「閩」。
周alt=??
君主&nbsp;-起始君主&nbsp;-末任君主
共12位周武王周幽王
共25位周平王周赧王
約前11世紀牧野之戰
前770年平王東遷
前771年犬戎之禍
前256年秦滅周之戰
綠色部分為西周勢力范圍。
綠色為西周勢力范圍。
綠色部分為東周勢力范圍。
綠色為東周勢力范圍。
周朝是中國歷史上繼商朝之後的王朝，也是最後一個完全施行封建制度的世襲王朝，可分為西周（約前1100年－前771年）與東周（前770年－前256年）兩個時期。西周從周武王滅殷商建國並定都鎬京（宗周）起，至周幽王亡國止，是中華文明的全盛時期之一。該時期的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皆深刻地影響著後世。東周都城為雒邑（今河南洛陽），其時代又可分為春秋時期（前770年－前476年）與戰國時期（前476年－前221年）。前256年秦昭襄王廢黜周赧王，東周亡。東周時期商鞅變法，西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各國，建秦朝。
周人崛起於周原，在鞏固國力後於武王伐紂滅商朝建立西周。三監之亂的危機，於周公東征後平定，並且藉由大量分封諸侯來穩定東土。西周國力於成康之治時達到顛峰，在昭穆時期持平。共懿孝夷時期國勢漸衰，最後發生國人暴動與共和行政。宣王中興只是西周的迴光返照，宣王後期周室混亂，最後於周幽王發生犬戎之禍，西周亡。東周時，平王東遷使周室核心以成周為主，周室與諸侯作戰失敗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已經一去不返。春秋時期齊桓公的尊王攘夷運動產生出春秋五霸等霸主。到戰國時期以下克上事件不斷，戰國七雄彼此合縱連橫。周室最後被秦國廢除，七雄最後也由秦所統一。
周朝的中央權力為王權，周王是周室的最高權力者，也是諸周族的宗主。由上至下縱切為君臣關係的封建制度，由尖至錐的橫切為血源關係的宗法制度，再以禮樂制度與井田制鞏固整個尖錐，維繫周王與諸侯國、官員、國人、野人的關係。春秋中葉後禮樂崩壞，典章制度逐漸瓦解。思想逐漸走向諸子百家。
周朝是以周族為代表和主體的華夏族與周邊諸族交往、融合的重要時期。自西周實行分封制後，中原華夏族文化同四周的方國文化相互交流與融合，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地區性文化。周朝從文字產生到春秋中葉，書面文學逐漸形成，古代散文由句而篇，由簡而繁的過程。詩經中的作品顯示四言詩日漸成熟。西周青銅器銘文具有樸素、寫實的風格，聞名的有《毛公鼎》、《宗周鐘》、《散氏盤》、《大盂鼎》、《大克鼎》與《虢季子白盤》等等。
「周」的稱呼，可能就是商王武乙給予的。周族擅長農耕，於是「周」字卜辭寫成「田」，金文寫成「上田下口」（金文：alt=周）。很像是在一大塊方形田界的農田中，農作物很茂盛的樣子。金文的「口」表示國家政令所出。「周」原是一個發達的農業區的美稱。
周族的始祖后稷畫像，被尊為農神。
周族是商朝時期活動在陝北黃土高原的部落。據周族傳說，其部族起源於姜嫄，始祖為后稷，封於有邰（今陝西武功），自后稷至周文王共有十五王。周族時常被戎狄侵擾而搬遷。商朝中期，公劉率周族遷居豳（今陝西旬邑西南），建立城邑與發展農業。到公亶父時，因為犬戎的逼迫，約在商王武乙時期遷至渭河周原（今陝西岐山）。周原農耕條件優越，周國穩定發展。周國與商朝的關係，可能早在武乙之前的武丁時期就有接觸，當時雙方有戰事發生，最後周國成為商朝的屬國。公亶父去世後由幼子季歷繼位，長子太伯與次子仲雍則外奔離周。
周國的拓展是從季歷開始。他與太伯、仲雍所建的虞國友好，得以開拓晉南。和任姓摯國通婚，取得商朝屬國摯國（今河南平輿）、疇國（今河南魯山東南）的支持。趁商朝國力衰退，「諸夷皆叛」的時機，持續討伐與商朝為敵的夷狄，向陝南、晉南發展。而小邦周屢次幫大邑商擊敗戎狄，使商王文丁封季歷為「牧師」（類似方伯）。同時文丁深感威脅，最後殺了季歷。季歷長子姬昌繼位後，商王帝乙為了安撫姬昌就把其妹嫁給他。
到了商朝帝辛（即商紂王）初期，九侯（亦稱鬼侯）、邘侯（亦稱鄂侯）與周侯（即姬昌，後封為西伯）並為商朝三公。九侯、鄂侯因九侯之女事件相繼被商紂王殺害，周侯昌也因此事被囚於羑里。周侯昌之後被贖回來，且被商王帝辛授予征伐西方的權力，即西伯昌。西伯昌返國後團結貴族與國人，禮賢下士，共有八虞、二虢等等賢人相助。制定「罪人不孥」與「有亡荒閱」等管制奴隸的法律。避免再與商朝直接衝突，西伯昌採取團結友邦、消滅西方戎國與商朝友邦，完成孤立商朝的方針。西伯昌先排解晉南虞、芮兩國的糾紛，維持東向中原的通道。西向擊敗犬戎。反擊密須（今甘肅靈臺）的入侵，並併吞之，鞏固西方。東向消滅黎（即耆，今山西黎城）、邗（即-{于}-，今河南沁陽）等國，鞏固晉南。最後攻克商朝的大邦崇國（在渭水黃河一帶），遷都建豐邑（今陝西長安灃水西）。此時周國譽稱「三分天下有其二」，準備大會諸侯進取商都，甚至可能還「受命之年稱王」，為周文王。但周文王於遷都隔年驟逝，其子姬發繼位，號周武王。
於牧野之戰擊敗商王帝辛，完成周代商的周武王。
周武王繼續文王未盡事業，拜呂尚（即太公望）為師，以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榮伯為左右相輔。當時商室混亂，商王帝辛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向太師請教後也準備逃走。商室對外雖然屢戰屢勝，但是對淮水東夷人方之戰消耗過多國力，構成周國滅商的條件。武王十一年，周武王開啟武王伐紂，以呂尚為太師，率周六師出兵潼關，與西夷諸侯（今甘肅、四川與湖北等地）會師盟津（今河南孟縣西南）並誓師，史稱盟津之誓。周武王趁商師主力尚與東夷作戰之際，率聯軍東征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縣）。隔年甲子日，周師襲擊駐守牧野（今河南新鄉）的商軍殷八師，此即牧野之戰。商朝面對周師的突襲，只能以奴隸組成臨時軍隊迎戰。雖然商將蜚廉、惡來奮力作戰，周師還是擊潰並且攻入朝歌，商王帝辛於鹿臺自焚而死。商朝滅亡，周朝建立。而後周武王命呂尚與其他四路周師掃蕩商朝在東方與南方的方國，成功降伏商朝與其方國。
周武王滅商後，在牧野舉行告捷禮，在商都舉行社祭以安撫、降服殷商貴族。周武王自謙「小國」，征服商朝稱是源自天命，並且安撫龐大的商朝遺民與屬國，告誡須聽從周室的命令。周武王於灃水東岸建立鎬京（為宗周，今陝西長安灃水東）都城，遷都鎬京並舉行獻俘禮。開始興建洛邑（為成周，今河南洛陽），期望成為關東的政治、軍事都城。為了控制關東，建立封建制度，大封宗室功臣於東方，作為周王室的屏藩。封太公望呂尚於呂（今河南南陽）、周公旦於魯（今河南魯山）、召公奭於匽（今河南郾城），呂、魯、匽三國拱衛洛邑。封管叔鮮於管（今河南管城）、蔡叔度於蔡（今河南上蔡）、霍叔處於霍（可能是今河南臨汝），是為三監。分割殷商地區為三個地區，朝歌以北為邶，由霍叔監管；朝歌以南為鄘，由蔡叔監管；朝歌以東為衛，由管叔監管。為了安撫商人，封商王帝辛之子武庚於朝歌，仍為殷；復位微子啟於微（今山東微山），後遷封至宋（今河南商丘）。分封功臣如檀伯達於河內，司寇蘇忿生於蘇忿生之田（共十二邑，今黃河中游北岸）。據說可能有分封歷代亡國遺民為二王三恪，以團結有勢力的外族貴族，史稱「興滅國，繼絕世」。周武王力圖安定關東，但是殷商地依舊動盪不安，使他十分焦慮，難以下嚥，通宵失眠，周公旦也時常忙碌而忘記進食。周武王在克商後不久去世，由幼子姬誦繼位，號周成王。
建立禮樂制度、完善封建制度的周公旦。
此時天下初定，周成王尚未成年。掌握大權的大宰周公旦，以安定周室為由以王叔攝政。召公奭、管叔鮮與蔡叔度等人對周公旦深感不滿與忌諱。武庚為了復國，就與管叔鮮、蔡叔度聯手，並且號召東方方國奄國（今山東曲阜）、薄姑（今山東博興）、徐國（今山東滕縣東南）、熊盈（嬴姓淮夷）等東夷、淮夷諸國發動反周戰爭，史稱三監之亂。周公旦面對叛亂，先取得召公奭的諒解，發布〈大誥〉，與召公奭安定周朝宗室貴族。而後發動周公東征，花費三年時間平亂：周公旦在第一年、第二年平定三監與武庚之亂，第三年東征東方方國。周成王還率軍與周公旦一同攻滅奄國（今山東曲阜），最後周公旦攻滅東夷大國薄姑（今山東博興、臨淄）與豐伯（疑似逄國），戰爭結束。此戰周公旦共殺武庚、管叔鮮，放逐蔡叔度，廢霍叔處為庶民，消滅奄、蒲姑等東方大國，連徐國也南遷至今江蘇泗洪一帶。周朝的勢力總算穩定下來，疆域從中原擴展到東方與東北方，奠定周朝創業的基礎。
周公旦為了穩定周室與加強對東土的掌控力，分封宗室功臣至東方、修建洛邑、建立禮樂制度、完善封建制度，最後還政給周成王。三監之亂後，周公旦依舊封微子啟於宋國以安撫商人。將參與叛亂的商人與殷商貴族強遷至洛邑，與周民融合。完成周武王的遺願，洛邑（為成周，今河南洛陽）成為東方政治與軍事中心。周成王到洛邑大會諸侯和四夷，史稱歧陽之蒐。軍事部屬方面，在洛邑設成周八師以征討東夷、淮夷與南蠻，在鎬京則有西六師來守衛宗周。分封宗室功臣於東方以掌控戰略、經濟與交通要道：封周公旦長子伯禽於奄徐舊地建魯國，都曲阜（今山東曲阜）；封太公望呂尚於蒲姑舊地建齊國，都營丘（今山東昌樂）；封召公奭長子克於遙遠的東北建燕國，都薊（今北京市）；封周成王之弟叔虞於夏墟建唐國（後改稱晉國），都唐（今山西臨汾）；封周武王之弟康叔於殷墟建衛國，都朝歌。這五大國的封君與周成王均有密切的親戚關係，分別負責鎮壓各地殷商、東夷之民。其中齊、魯、燕構成周朝對東方的第一防線，衛國掌控商舊都朝歌。還封其他周室諸侯國如蔡叔度之子蔡仲於蔡國（今河南上蔡）、霍叔處之子於霍國（今山西霍州）等等，這個武裝運動一直持續到西周末年。
周成王親政後，還是有對外征伐，如令大保伐錄國。周康王繼承其父周成王的事業，得召公奭與畢公高輔佐，採取息民安定的策略。對外以伯懋父（即衛康伯）率殷八師軍平定東夷叛亂。以盂率兵西伐鬼方夷狄。並且開拓東南如巡狩到九江，分封虞侯夨到宜（今江蘇丹徒）等。周康王在酆宮（即酆京）大會諸侯，史稱「酆宮之朝」。成康時期成為中國歴史的黃金時代之一，史稱成康之治。
南征荊楚的周昭王。
到了周康王之子周昭王時持續對南方或東南擴張，例如征伐鄶國、虎方。並且兩次大規模南征，拓展到漢水流域，與荊楚發生衝突。第一次南征是十六年，周昭王渡過漢水南征荊楚，最後戰勝。從《馭簋》與《過伯簋》也得知，有南國入侵周土，周昭王率軍討伐荊楚，最後降伏南夷、東夷諸國，約二十六邦，獲得大量的銅。第二次南征是十九年，但是周昭王渡漢水時遇難，並且喪失周六師。有說法是周昭王帶祭公渡漢水時，因梁敗（可能遇襲使浮橋敗壞）而溺死。另一說是乘當地人提供的膠船，渡河時膠船解體而溺死。這兩種說法最後都由辛游靡取周昭王遺體北返。總之，這次戰爭激烈，周六師均敗。昭王之死不是偶然事件，後來周人都不願再說此事，到春秋時期還被齊國作為宣戰楚國的藉口。至於南征對象是否是楚國，現今學者也有許多見解。周師北返後，其子姬滿繼位，即周穆王。周朝中後期，採取安撫荊楚與冊封「漢陽諸姬」等諸侯國來鞏固南方。
周穆王的在位時間是西周最長的。他好大喜功，向四方征戰不休。例如命令毛公班兼管淮水繁（繁陽，今河南新蔡北）、蜀（疑是今安徽合肥西蜀山）、巢（今安徽桐城南）等地，率吳伯、呂伯伐東國狷戎，三年平定。當淮夷入侵周土時，命伯雍父率成周師氏，抵禦淮夷入侵。另有南征揚越至九江的事蹟。從《今本竹書紀年》得知周穆王可能有征伐犬戎與徐國的事蹟。一開始周穆王封徐子為伯。在十二年率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率軍西征犬戎。但徐國於隔年襲擊洛水一帶，周穆王與造父緊急返師。最後率楚國攻克徐國。十七年周穆王二度西征犬戎，遷戎於太原。這些事演變成《穆天子傳》、徐偃王及趙國始祖造父的傳說。昭穆時期，周朝屢次對四方動武。周穆王不聽祭公謀父的懷柔之策而伐犬戎，只獲得四白狼四白鹿而歸，西方各族荒服不至，戎狄不減反興。
周室從周共王開始國勢漸衰。懿孝夷王三代，周朝對外與四周方國陷入長期戰爭。周懿王時，南夷（即淮夷）的盧、虎會合杞國、舟夷等方國入侵周朝東土，周懿王命師俗與史密分別率齊國、萊國軍隊合攻長必之地，平定亂事。史書也稱周懿王時，王室衰退戎狄交侵。周夷王時因為荒服不朝，派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王室內部及王室與諸侯間也加劇對立。周懿王時王室威信不再。懿王去世後，太子姬燮被王叔姬辟方奪取王位，號周孝王。周孝王以非子飼養馬匹大盛，最後封非子於秦邑（今甘肅清水）。周孝王不久去世，周懿王之子姬燮雖有身疾，仍受諸侯擁立，號周夷王。周夷王繼位之初，不敢認為周王的地位比諸侯還大，而後聽從紀侯密報，烹殺疑似荒淫的齊哀公。齊哀公之弟靜被立為齊胡公後，避紀侯遷都於薄姑（齊國舊都營丘西北五十里）。經濟方面，由於過度分封，貴族勢力膨脹，時常爭奪交換土地，「田-{里}-不鬻」，井田制開始崩潰，社會動盪不安。
宗周鐘紀錄周厲王征服南方濮國、東南諸國臣服的事蹟，另一說是周昭王時期作品，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
周厲王時，東方淮夷侵入伊水、洛水一帶，逼近成周，而西北玁狁直逼鎬京周圍。周厲王連年抵禦外族，雖然在征服南方濮國獲得大勝，獲得東南諸國臣服，但周朝國力逐漸匱乏。內政方面，周厲王不聽周定公、召穆公的勸阻，任用榮夷公，推行「專利」政策，收歸山澤之利，不開放給國人使用。為了壓制國人不滿，推行「弭謗」政策，命衛巫監視，有謗王者即加殺戮。以至於行人來往，只能以目光、眼神來示意。最後鎬京爆發國人暴動（或稱彘之亂），周厲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周室由掌政大臣管理，太子姬靜由召穆公保護，史稱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前841年，中國歷史從這一年開始有了明確而且連續不斷的帝王紀年。前828年，周厲王去世，太子姬靜即位，號周宣王。
周宣王前期勵精圖治。政治上任用大臣輔佐朝政，修建宮殿。命仲山甫在齊國築城來加強防備。九年在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大會諸侯。軍事上任用將領與諸侯，討伐四周方國異族。命召穆公率齊國、紀國與萊國等軍伐淮夷勝利。並派尹吉甫管理成周到淮夷一帶的財政。如果淮夷不聽話，還可用軍隊壓制。還有派南仲皇父率六師伐徐國，派方叔伐荊楚。對外戰事又以反攻玁狁最為重要。五年，周宣王率尹吉甫親征玁狁會戰於彭衙（今陝西白水東北），命南仲皇父至朔方築城禦敵。十二年派虢宣公伐玁狁於洛水。虢宣公可能還派秦莊公於洛水一帶追擊。又分封諸侯，周室滅謝國後，封申伯於謝（今河南南陽），建南申國，與呂國成為周室南方的重鎮。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於鄭（今陝西省華縣），建立鄭國。西周的國力得到短暫恢復，史稱宣王中興。
周宣王後期對外屢戰屢敗，且改動周公制度，干涉諸侯繼承。戰事方面，周室征伐太原之戎、條戎與奔戎（今山西夏縣西南）慘敗，只有對申戎（即西申國）獲勝。但又被姜戎擊敗於千畝。在制度方面，從《國語·周語上》得知有「不藉千畝」、「料民于太原」與「立戲伐魯」。共和年間，大量公田被貴族私佔（藉田禮廢）。所以周宣王宣布廢除藉禮，承認公田私有化，改行按畝徵收實物的「徹」制。由於廢除周公的制度，虢文公表達抗議。由於南國之師全軍覆沒，戰事頻頻導致人口流動，周宣王不聽仲山甫勸諫，於太原清算人口來補充軍隊損失。「立戲伐魯」的作法，動搖嫡長子繼承制。周宣王以個人喜好，廢除魯武公的長子括改立少子戲為繼承人，使魯國內亂，最後派兵平定亂事。關於周宣王的死因，也帶有神話的成分。總之，前782年周宣王去世，其子姬宮湦繼位，號周幽王。
周幽王時期，周室走向瓦解崩潰。虢石父（皇父）受周幽王重用執政，但是他好利貪污，還將搜刮的財富運往向邑（今河南濟源），國人皆怨。二年關中發生地震、山崩和旱災，國人認為這是掌權者亂政導致的，連伯陽父都說「周將亡矣」。鄭桓公聽從伯陽父的建議，將族人東遷至東虢國（今河南滎陽）與鄶國（今河南新鄭西北）之間，準備重建鄭國。虢石父攻滅焦國（今河南陝縣），準備東遷西虢國。當時西戎屢侵周土，伯士於伐六濟之戎戰敗而死，秦襄公之兄伯父於犬丘（今甘肅禮縣）抵禦西戎戰敗被擄。
周幽王廢立太子之事，將西周推入深淵。周幽王討伐褒國而獲得褒姒，周幽王十分寵愛她。周幽王廢正-{后}-西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為-{后}-及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只能投奔西申國（推測為今陝西郿縣）。申侯聯合鄫國與西戎擁護宜臼，周幽王也在隔年出兵伐西申國。最後申鄫引西戎、犬戎擊敗周幽王。前771年鎬京陷，犬戎於戲地驪山（今陝西臨潼東）殺周幽王、太子伯服與鄭桓公，俘虜褒姒，盡取周賂而歸，史稱犬戎之禍，西周亡。戰亂期間，王室貴族紛紛埋象徵權力的鼎、簋、盤等銅器後東逃東土。
秦公鎛紀載秦襄公到秦憲公等四代世系，以及秦襄公受周王賞宅受國之功，寶雞青銅器博物院館藏。
周幽王被殺後，進入東周時期。前770年申侯、鄫侯、許文公與鄭武公等諸侯立宜臼為王，即周平王；虢公翰可能以周平王稱王不正為由，於攜（今陝西西安北）立王子余臣為王，史稱周攜王。二王分立的局面，直到前750年晉文侯攻殺周攜王而止。周平王基於某種原因，在晉文侯、鄭武公與秦襄公護送下東遷到成周洛邑，史稱平王東遷。時任西垂大夫的秦襄公早在犬戎之禍就從秦邑（今甘肅禮縣西北）舉兵抗敵，並與晉文侯有護送之功。周平王就把岐周之地封給秦襄公（秦襄公成為諸侯，建秦國），將汾水之地給予晉文侯。秦襄公、秦文公先後力戰犬戎，最後收復岐周之地，並將岐東地區歸還給周室。
東周可分為春秋時期與戰國時期，中國進入諸侯爭霸的時代，周王威嚴掃地，僅有天下共主的虛名。此時周室喪失西半部王畿，土地、人口都大為縮減。平王東遷後，還需要鄭國、衛國和晉國等諸侯供給糧食。而鄭伯掌控王政大權，屢次挑戰周室威嚴。周平王時，先後由鄭武公、鄭莊公父子擔任卿士，掌握王政大權。然而到鄭莊公時，鄭伯只關心鄭國事務，對周室漠不關心。周平王感到不滿，有意起用虢公忌父來分化鄭莊公大權，引起鄭莊公強烈不滿。周平王為了平息，於前720年以王子狐入鄭為人質，鄭國也派公子忽入周為人質，史稱周鄭交質。《左傳》認為周鄭互質，貶低了周室威嚴，是「禮崩樂壞」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