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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形勢不穩，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之間發生“府院之爭”，爭相拉攏其進京調停，于是趁機聯合康有為等保皇黨人以調解府院之爭為名，率兵入京，解散國會，驅逐黎元洪。7月1日，與康有為擁立溥儀復辟，重建帝制，被溥儀任為議政大臣兼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史稱“張勛復辟”，又稱「辮軍復辟」、「丁巳復辟」。7月12日，皖系軍閥段祺瑞率領“討逆軍”擊敗張勛。張勛逃入荷蘭駐華公使館。溥儀退位后，他被民國政府通緝，逃到天津德租界。
1918年3月，北洋政府以“人才難得”為由將張勳特赦。獲得自由后，他一直蟄居天津德租界6號（今河西區浦口道6號）寓所，專心經營實業。大總統徐世昌授予其“全國林墾督辦”的官銜，未就職。
1923年9月12日，張勳在天津病逝，終年68歲，葬在家鄉奉新縣赤田村，獲遜清小朝廷賜謚“忠武”。
大清帝國（溥儀復辟）國旗黃龍旗（1917年）1917年7月1日成立。
溥儀封張勛為忠勇親王，黎元洪為一等公。授張勳（政務總長）、王士珍、陳寶琛、梁敦彥、劉廷琛、袁大化、張鎮芳為議政大臣，萬繩栻、胡嗣瑗為內閣閣丞。
授梁敦彥外務部尚書、雷震春陸軍部尚書、朱家寶民政部尚書、張鎮芳度支部尚書、王士珍參謀部尚書。
授徐世昌、康有為為弼德院正、副院長。
授張勳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馮國璋為兩江總督、南洋大臣，陸榮廷為兩廣總督，並以曹錕等為各省巡撫、提督。
* 1913年11月，張勛任中國孔教會名譽會長，康有為任總會會長，陳煥章為主任干事。
* 張勛通過劉廷琛與居住在青島支持清朝復辟的德國傳教士衛禮賢保持良好關系，衛禮賢曾建議溥儀娶一名德國皇室公主為“皇后”，這樣德國就有理由公開支持宣統復位。由于溥儀老師陳寶琛等人反對，這一主張未能實施。。張勛還派密使見德駐上海總領事克里平（Hubert Knipping）表示對德取友好政策。1917年，張勛反對中國對德斷交與宣戰。
*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對他評價相當不錯：“清室遜位，本因時勢。張勛強求復辟，亦屬愚忠，叛國之罪當誅，戀主之情自可憫。文對于真復辟者，雖以為敵，未嘗不敬之也。”
*江西護軍歐陽武：“戴髮效孤忠，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丹心照千古，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恐怖時期是法國大革命一段充滿暴力的時期，兩個對立的吉倫特派與雅各賓派政治派系之間煽動衝突後形成的。 當羅伯斯庇爾領導的雅各賓派取得之政權統治法蘭西時，內戰及第一次反法同盟的入侵壓力，以革命手段大規模處決“革命的敵人”救亡圖存。死亡統計，法蘭西全國有16,594人送上斷頭臺，巴黎有2,639人，另外法蘭西各地就地處決的約有25,000人。
斷頭臺，被稱為“國家剃刀”，因而成為革命的象徵，被一連串的處決強化：國王路易十六，瑪麗·安托瓦內特，大多數吉倫特派的國民公會代表，路易·菲利普二世，奧爾良公爵，羅蘭夫人，以及其他的如定量化學分析開拓者安托萬·拉瓦錫，都在它的剃刀下失去了生命。  1794年，法蘭西大革命面臨內部和外國敵人陰謀的困擾。在法蘭西內部，貴族因他們失去了的繼承權，而反對革命。
天主教會反對革命，因為通過頒佈教士的公民組織法，使得神職人員轉變為政府的雇用人員，並要求他們對國家的效誠宣誓。
此外，法蘭西共和國一系列與鄰國的戰爭，及法蘭西許多地區反對地方政權的保皇黨而陷入內戰。內戰的延伸和外國軍隊入侵國境產生了政治危機，更加劇了吉倫特派和更激進的雅各賓派之間已經存在的鬥爭。 後者在國民公會集結的派系被稱為山嶽派，他們有巴黎民眾的支持。國民公會在1793年9月6日改組了救國委員會，為了壓制內部的反革命活動，並徵集更多的法蘭西軍隊。
經由革命法庭，恐怖統治的領導人行使廣泛的權力，並用它們來消除共和國內部和外部的敵人。1794年6月到7月，壓制的速度在加快，造成恐怖統治期間一小段名為“大恐怖”（''la Grande Terreur''）的時期，最終，在1794年 7月27日(共和曆II年熱月 9日)導致熱月政變而結束。 包括安東萬·路易·德·聖茹斯特和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總共二十一名雅各賓派在次日被處決。
1791年至1793年，解決了外來戰爭的威脅後，與恐怖統治相關聯的暴力行為增加顯著：在1793年11月（法國共和歷元年的霧月）以前，約只有4％處決，對許多人而言，這顯示恐怖統治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這些可能包括革命意識形態內在的爭端，也或許國內外顯著動盪時期需要武裝進行政治鎮壓，導致歷史學家許多不同的解釋。恐怖統治是中央集權強烈濫用權力的表現。
用長柄槍頂端的刺刀展示部分貴族的頭顱
關於法蘭西大革命，在1793年至1794年恐怖統治期間發生這樣的劇烈轉向的原因，許多歷史學家們已經爭論很久。革命最初承諾的社會平等并未如期到來，貧困和饑餓依然是大部分公民的現實生活。根據1793年6月25日，雅克·魯的“憤怒的宣言 (Manifesto of the Enraged)”，所描述的程度，革命四年後，普通老百姓所要求的這些目標大多沒有實現。
1793年4月，組建救國委員會以及鬥志昂揚的雅各賓派代表，被認為是恐怖統治的核心基礎。國民公會認為，委員會需要有“近乎獨裁的權力”進行統治，委員會是代表一個新的且胸襟開闊的政治力量，如1793年12月通過的，整頓委員會的權力，迅速回應人民的要求。
那些執政者認為救國委員會是一個不幸，但，為了回應和內戰的壓力，是必要的且暫時的。法國歷史學家認為救國委員會的職權是基於戰爭的需要，作為執政者意識到偏離人民的意志，是臨時應急措施為了確保共和國的理想。認為，他們“惶恐和不情願的僅是觸碰制憲會議建立的政體”，以免干擾早期革命的成果。
和觀點類似，提出在競相反抗的情況和對法蘭西的再教育，作為恐怖暴行的解釋。反革命叛亂發生在，布列塔尼 ，旺代，南特，馬賽，保皇黨人的想法威脅到革命。科布寫道，“革命者自己，生活彷彿在戰鬥......很容易被說服，只有恐怖統治和用武力鎮壓才能從他們敵人的打擊中拯救他們。”
恐怖暴行用來處決在這些叛亂的煽動者，可提供給那些可能考慮叛亂的人看得見的例子。科布與馬迪厄同意，恐怖暴行僅是對環境的反應，必要之惡，自然的防禦，而不是暴力的氣質或過度激情的體現。同時，科布與馬迪厄拒絕馬克思主義解釋精英們支配的恐怖統治是對資產階級（法國中產階級）的重大利益。相反，科布認為，社會階級之間的鬥爭很少會是的革命行動和情緒的原因。
然而，弗朗索瓦·福雷，認為環境不可能是恐怖統治的唯一原因，因為“革命最嚴重的危險”，在1793年中期，但當時的“革命法庭的活動相對最小的。”反而是外部和內部威脅大幅度的減少後，普遍性的恐怖統治和處決隨之上升。因此，福雷認為，當他們試圖灌輸人民自由意志和開明政府的理想，恐怖統治的興起，意識形態扮演關鍵的角色，因為“人的新生”成為救國委員會的中心主題。隨著這種思想變得越來越普遍，暴力行為成為了處理反革命分子和反對派的重要手段，由於擔心自己被貼上反革命標籤，“溫和的人必須接受，背書，這就甚至美化了更暴力的行為”。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是革命法庭和救國委員會成員
雅各賓派自稱他們與人民的行動和“無套褲漢”合而為一，反過來聽任人民的暴力作為一種政治權利。最臭名昭著的群眾粗暴正義的例子是1792年9月的監獄大屠殺，當時約有2,700人，包括神父和修女，將他們由牢房拖出，並以“正義”的名義就地處決。 國民公會決心避免這種殘酷的境況在發生，但是這意味著將暴力行動掌握在自己手中作為政府的手段。
1793年6月，“無套褲漢”，被政府的不作為激怒，入侵國民公會，以暴力行動推翻了吉倫特派。他們的立場，他們確認了雅各賓派的政治優勢。因此，羅伯斯庇爾是人民街頭暴力支持取得執政權的。
1793年6月2，巴黎的33個區段-受到“” 雅克·魯和雅克·埃貝爾鼓動-接管國民公會，要求共和國各省要進行清洗，固定麵包最低價格，取消針對“無套褲漢” 投票權的限制。有 國民自衛軍的支援，他們說服國民公會逮捕29名吉倫特派領袖，包括雅克·皮埃爾·布里索。 7月13日，讓-保爾·馬拉被夏綠蒂·科黛刺殺-雅各賓領導人和記者以他們煽動性的修辭渲染 -導致雅各賓派的政治影響力進一步增強。
就在1793年6月24日，公會通過了法蘭西共和國憲法，並經由它是由 公民投票批準，但從未付諸實施; 像其他的法律，它被10月法令無限期中止，“直到革命獲得和平”。
喬治·丹敦，是1792年8月10日攻入杜樂麗宮事件的領導人，因不利於國王路易十六，1793年7月委員會改組由原先九名增加為十二名委員時被排除。 7月27日，被譽為“廉潔”的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得以加入，並迅速成為委員會裡最有影響力的成員，委員會也轉變為對國內外反革命的敵人採取激進的措施。
處決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
1793年12月25日，羅伯斯庇爾說：憲政的目標是保護共和國; 革命政府的目的是要建立共和國......革命政府有義務為好公民提供國家所有的保護; 它沒有義務給予人民的敵人任何東西，除非是死亡... 這些概念就足以解釋我們稱之為革命的起源及法理的性質...是否革命政府比普通的政府，須要在它的進展步調更積極而更自由的行動，而較少關注它的公平和合法性了？不是的; 它是由所有最聖潔的法則所支持的 : 人民的救贖。
羅伯斯庇爾所要導置的結論，只要目的是正確合理的，為了捍衛革命對付想要摧毀革命的手段，流血是合理的。1794年2月5，羅伯斯庇爾告訴國民公會，
羅伯斯庇爾領導的國民公會，意圖讓世界知道他們的立場，發布了法蘭西外交政策聲明。以六點聲明強調進一步發生對公會革命敵人恐嚇的作用。由於這種恐嚇，立法通過其他好幾個法規使雅各賓派的革命統治更進了一步。保持所謂革命視為“控制”的應急措施，政府意志的實施得到鞏固和擴展。
第一點聲明說到：
這樣政策的結果是政權使用暴力鎮壓粉碎了的對統治的反抗。在獨裁委員會有效的控制下，公會很快的頒佈了更多的法令。9月9日，公會確立「無套褲漢」準軍事的武裝力量，“革命軍隊”，強迫農民交出政府需要的糧食。9月17日，嫌疑犯法令獲得通過，該決議以定義模糊的“反自由罪”授權指控反革命分子。9月29日，公會擴大從穀物和麵包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也固定工資。斷頭臺成了一連串處決的象徵：國王路易十六在恐怖統治開始前已經送上斷頭臺; 瑪麗·安托瓦內特，吉倫特派，奧爾良公爵，羅蘭夫人，和其他許多人都在“國家的剃刀”失去了生命。
與吉倫特派有聯繫的女權主義作家，奧蘭普·德古熱的處決
嫌疑犯法令使政治恐怖的殘酷陡升到更高的層級。任何人“依據他們的行為，關係，言語或文字表明自己支援暴政，聯邦制度和自由的敵人”都是叛國罪的目標和嫌疑人。這使獄政體系大規模的爆滿。結果是，3個月內，巴黎的監獄人口從1,417名增加到4,525名，也導致處決率大幅度的上升。1793年 從9月中旬到10月中旬為15人，未來每月平均65人，1794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為116人，3月中以後一個月是155人，4月中以後一個月是354人，到了1794年6月10日，通過了牧月22日法令法庭程式更被簡化，處決人數更是急速增加。
儘管吉倫特派和雅各賓派都是極端的左派，共用許多同樣激進的共和派的信念，雅各賓派建立的戰爭政府更是殘酷的高效率。雅各賓派統治的這一年，是歷史上的第一次正式的將恐怖暴力訂為政府的政策，目的是要用暴力實現更高的政治目標。在巴黎的死刑人數為2,639，而全法蘭西國（包括巴黎）的處決總數為16,594。 雅各賓派一絲不茍維持一個法律結構，為官方恐怖暴行那麼清楚記錄著存在的死刑。然而，還有更多人未經法庭正式宣判判決而被殺害的。
處決溫和的共和吉倫特派，激進雅各賓派的敵人
革命法庭在斷頭臺當場宣判處決數千人，然而暴徒也任意攻擊其他受害者導致死亡。有時人民的處決是因他們的政治見解或行動，但多半的理由僅是單純的懷疑，或者是因其他一些私人恩怨藉機剷除。歷史學家回顧，貝阿恩最後的的案件，他的「兩個兒子已移居國外。他引起懷疑被舉報。最終，他被控向國外匯款受審，1794年 2月20日被處決」。
被革命法庭定罪的人民中，約8％為貴族，6％為神職人員，14％的中產階層，72％為工人或被指責囤積，逃避徵兵，逃兵，或叛亂的農民。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對革命的進展感到沮喪”，經由民粹主義的鏡頭檢視政治，因為“任何機構不推測人民是好的，然而執行官員的腐朽，就是邪惡的。”
另一個反教權主義及10月24日頒布的法蘭西的革命日曆可能引發動亂。 雅克·勒內·埃貝爾和的無神論發起的反宗教運動，為了使。 最初的運動針對天主教，但最終反對所有基督教的形式，包括對神職人員和修女的放逐或處決; 關閉教堂;建立理性崇拜儀式和公民宗教機構; 大規模破壞宗教的遺跡;取締公共和私人崇拜和宗教教育; 逼迫放棄自己的誓言並強迫結婚; 從街道名稱中“聖人(saint)”單詞移除; 引起廣闊西部旺代地區的叛亂。
1793年10月21日頒布的法律，所有涉嫌疑庇護他們的祭司和個人，將承擔「 就地處決」的責任。  1793年11月10日，新的"理性的節日  (The Festival of Reason)"崇拜儀式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創始儀式，達到最高潮。 因為持不同政見者，現在被認為是反革命，1794年春季，極端的「」 如埃貝爾派和溫和的山嶽派，如的喬治·雅克·丹敦都被送上斷頭臺。  6月7日，羅伯斯庇爾，主張自然神論取代埃貝爾派的無神論，而此前也曾譴責理性崇拜，建議公會承認他的自然神。 第二天，自然神論的至上崇拜舉行正式儀式成為革命的內容。 和埃貝爾的有點受歡迎的節日慶典相比，這個嚴肅的新「美德宗教」 各種跡象顯示受到巴黎市民的敵視。
1794年6月10日，頒佈的牧月22日法令簡化審判程序，巴黎的革命法庭鎮壓了數千嫌疑人，提高了他們的工作效率。羅伯斯庇爾堅持將「恐怖暴行與美德」聯繫起來，建立用道德團結愛國社團的共和國，造成無休止的流血衝突。 1794年6月26日法蘭西在贏得對奧地利決定性的勝利，佔領整個比利時和所有的萊茵蘭 後，羅伯斯庇爾在7月27日（熱月9日）被推翻。
羅伯斯庇爾在法蘭西處決他的敵人後，在斷頭臺被處決的諷刺雕刻
恐怖統治期間將被處決的最後一群人是: 16名：11個 修女，3名，兩名第三會姊妹。 1794年7月17日，他們拒絕放棄自己的宗教誓言，被判處死刑，而送上斷頭臺。 自由高聲唱著「」的聖歌走上斷頭臺，她們走近她們死亡的態度，強烈的觸動了巴黎公民群眾的情緒，並影響促使對抗他們對抗恐怖統治。
羅伯斯庇爾的垮臺，是兩派的結合，那些想要擁有比他允許給予更多的權力以執行更激進政策的一般安全委員會和完全反對革命政府暴行的溫和派的結合。牧月22日法令允許，只要簡單的懷疑和不周詳的審訊，就可處決被認為是反革命的公民。當救國委員會允許該法案通過，國民公會特定的委員，甚至委員會本身由於執行任務有過度作為的代表們，如約瑟夫·富歇，，及其他的成員開始質疑他們，擔心羅伯斯庇爾和他的盟友可能藉此迫害他們。 這是羅伯斯庇爾倒臺開始的一部分。
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的處決
羅伯斯庇爾被逮捕后，他可能嘗試自殺，但子彈只是粉碎了他的下巴；也可能是在攻佔市政大廳時，被 槍傷的。當時清況混亂，難以釐清。第二天，他就被送上斷頭臺。
救國委員會以往無任期限制的常任委員的統治結束了。羅伯斯庇爾被處決後的第二天，新成員被任命並加上任期限制，每三個月改選四分之一的委員。此後，它的權力也一點一點的降低。但后恐怖時期不是一個完全或立即的保守時期、也並未設想恢復共和國政府。九月，讓-保爾·馬拉被重新安葬在先賢祠。
File:Fusillades de Nantes.jpg| 1793年，南特大規模射殺
File:Raffet DerniereCharrette.jpg| 1794年7月27日(熱月9日)“最後的車運(The Last Cart)”
File:Bernard, André Antoine.jpg| 畫像，雅各賓派恐怖統治的一員
File:Tribunal révolutionnaire 04.jpg|革命法庭
畢蘇斯基家族紋章
1887年俄羅斯帝國曾對畢蘇斯基發出過通緝令，這是1928年的復制品，在“波蘭獨立十周年慶祝”中（可能由他的政敵）發布：
約瑟夫·克萊門斯·畢蘇斯基（，）是波蘭政治家，曾任波蘭第二共和國國家元首（1918年－1922年）、“第一元帥”（1920年起）和獨裁者（1926年－1935年），他還是波蘭第二共和國的領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期起，他成為了波蘭政治中的主要力量和歐洲政局的重要人物。他被認為是讓波蘭在123年（是為瓜分波蘭時期）后于1918年重返獨立的功臣。但是，畢蘇斯基未能將其家鄉立陶宛的大部分地方并入新生的波蘭。
畢蘇斯基在其政治生涯前期是波蘭社會黨的領導人。但最后，他意識到波蘭的獨立要靠武力爭取，因此組建了波蘭軍團。1914年，他預感到，歐洲將會爆發一場戰爭，俄羅斯帝國會被同盟國擊敗，而同盟國又會被西方勢力所擊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他和他的軍團站在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一邊，以確保擊敗俄羅斯。1917年俄羅斯戰局危急時，他又不再支持同盟國。
自1918年11月波蘭重返獨立起到1922年，畢蘇斯基一直是波蘭的“國家元首”。1919年至1921年間，他在波蘇戰爭中統領波蘭軍隊。1923年，以民族民主黨為主的反對派控制波蘭政府，這時畢蘇斯基淡出政壇。三年后的1926年5月，他發動政變，并重新回到權力中心，成為波蘭“事實上的”獨裁者。一位意大利駐華沙大使稱他是“掩藏在舊世界騎士外表之下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畢蘇斯基自政變到1935年逝世為止一直集中精力于波蘭的軍事和外交領域。
在去世前的三十年間，畢蘇斯基通過兩種互補的策略讓波蘭更為安定（但他對這兩種政策的強調程度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一是“普羅米修斯計劃”，其目的是接連將俄羅斯帝國及其后繼者蘇聯分裂為若干國家；二是“海間聯邦”，這個聯邦的成員為波蘭及其鄰國。雖然畢蘇斯基的不少政策還留有爭議，但他的想法還是得到了他的同胞的很高評價，并一直沿用到他逝世至少30年后。
學生時代的畢蘇斯基
1867年12月5日，約瑟夫·畢蘇斯基在前波蘭立陶宛聯邦祖武夫（現，，）的一個波蘭貴族家族莊園內出生了，因為18世紀時普奧俄三國瓜分波蘭，畢蘇斯基出生時這里歸俄羅斯帝國所有，而現在此地則屬于立陶宛什文喬尼斯區。畢蘇斯基家族是一個擁有波蘭愛國傳統的沒落貴族家族，這個家族可能是波蘭人家族也可能是波蘭化的立陶宛人家族。約瑟夫是家里的次子。
畢蘇斯基在維爾紐斯的俄羅斯文科中學就讀，當時他并不是一個特別勤奮的學生。諷刺的是，畢蘇斯基的學弟中有一位正是將來的共產主義者費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后來兩者成為政敵。約瑟夫·畢蘇斯基與他的兄弟亞當、布羅尼斯瓦夫和揚一起在他們的母親瑪利亞·“內”·比萊維奇的教導下學習波蘭歷史和波蘭文學，而這正是俄羅斯當局所不允許的。兄弟四人的父親也叫約瑟夫，曾參加反抗俄羅斯對波蘭的統治的1863年1月起義。
他的家族對俄羅斯的俄化政策很是不滿。年輕的約瑟夫非常不愿意參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宗教儀式，最終帶著不滿離開學校，這份不滿不只針對沙皇和俄羅斯帝國，也針對他非常熟悉的那種文化。
1885年，畢蘇斯基在哈爾科夫大學（位于烏克蘭哈爾科夫）學習醫學，在那里他參加了民粹派組織人民意志。1886年，他被禁止參加學生游行運動。有人將畢蘇斯基的政治背景告訴給多爾帕特大學（位于愛沙尼亞塔爾圖）的權力機關，故該校拒絕將他錄取。1887年3月22日，俄羅斯當局以與維爾紐斯社會主義者密謀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罪行逮捕畢蘇斯基。事實上，是他的哥哥布羅尼斯瓦夫參與暗殺沙皇的計劃，而畢蘇斯基與此事的關系也不過如此。布羅尼斯瓦夫被處以在東西伯利亞強迫勞役的處罰。
約瑟夫的待遇稍好一點：在西伯利亞流放五年，先流放于勒拿河岸的基廉斯克，后流放于屯卡。被轉移至西伯利亞囚犯護送隊期間，畢蘇斯基在伊爾庫茨克的一所監獄里滯留了幾周。他在那里參與了被當局看做是造反的一幕：一名囚犯侮辱一位守衛并拒絕道歉，他和其他政治犯因違抗而遭到了守衛的毆打；畢蘇斯基被打掉了兩顆牙，并參與了隨后的絕食抗議，直到當局恢復了政治犯在那次騷亂后被剝奪的權利。因為參與這次騷亂，1881年他被判處六個月監禁。監禁的頭一天，他被迫在零下40度的環境下過夜，并因此患病。他雖然死里逃生，但是也因此留下了終身的后遺癥。
流放至西伯利亞時，他遇到了很多與他相同命運的波蘭人，其中包括幾乎成為1863年1月起義領袖的布羅尼斯瓦夫·什瓦爾采。俄羅斯當局允許他自主選擇工作，他便依靠教授兒童數學和外語維持生計（他能講法語、德語、立陶宛語、俄語、他的母語波蘭語；他后來學了英語）。當時大部分流放者都享有領取10盧布撫恤金的權利。然而由于畢蘇斯基具有波蘭貴族的身份，當地官員認定他不能領取該撫恤金。
1899年的畢蘇斯基
1892年，畢蘇斯基刑滿釋放，并在特內尼艾（現位于希拉萊地區）的阿多馬瓦斯莊園定居下來。1893年，他加入波蘭社會黨（''PPS''），并幫助組建社會黨立陶宛支部。最開始，他是社會黨的激進派，盡管社會主義通常是以國際主義的面目出現，但他心底里還是波蘭民族主義者。 1894年，他開始出版社會主義的地下報紙《工人報》（''Robotnik''），并成為這份報紙的總編輯；他也是這份報紙的總作者，最初他還是這份報紙的排字工。1895年，他成為社會黨領導人，他將學術問題擺在次要位置上，并將社會主義思想融入民族主義理論，因為這種做法最有可能讓波蘭重新獨立。
1899年7月15日，畢蘇斯基與他的女同行瑪利亞·尤什凱維喬娃·“內”·科普萊夫斯卡結婚根據畢蘇斯基的首席傳記作者瓦茨瓦夫·延德熱耶維奇的說法，這場婚姻實際上政治色彩比浪漫色彩濃。兩人都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與獨立運動。《工人報》最早的印刷處并不是在羅茲，而是在兩人位于維爾紐斯的公寓。操持日常家庭生活的借口使他們的住處免受懷疑。俄國的法律也保護妻子免受丈夫非法活動的牽連。他倆的感情在幾年后開始惡化，因為畢蘇斯基開始與另一位年輕的女社會主義者，亞歷桑德拉·什切爾賓斯卡發生關系。瑪利亞在1921年逝世，那年10月，畢蘇斯基與亞歷桑德拉結婚。亞歷桑德拉后來生下兩個女孩，婉達和雅德維加。他們的婚事也遇到了麻煩。
1900年2月，在俄方當局發現位于羅茲的《工人報》的地下印刷機后，畢蘇斯基被囚禁于華沙城堡。但是，他在1901年5月假裝患有精神病保外就醫，并在波蘭醫生瓦迪斯瓦夫·馬祖爾凱維奇和其他人的幫助下，逃到奧匈帝國的加利西亞。此時，俄屬波蘭和立陶宛所有黨派與俄羅斯帝國關系緩和，并將目標定在與帝國開展關于提高波蘭自治權的談判，在這種情況下，畢蘇斯基的波蘭社會黨成為了唯一一個準備為波蘭獨立而與帝國一戰，并以武力達成這個目標的政治力量。
1904年夏日俄戰爭（1904年-1905年）爆發，畢蘇斯基來到日本東京，在那里他試圖讓大日本帝國援助波蘭革命，但這個目標未能達成。畢蘇斯基愿意為日本提供情報，以支持它與俄羅斯的戰爭，并提議成立波蘭軍團，征召被日軍俘虜的俄軍中的波蘭人。他也提出了以讓俄羅斯民族分裂為目標的「普羅米修斯計劃」——后來，他也繼續推行這個計劃。另一位有名的波蘭人，羅曼·德莫夫斯基也來到日本，他不贊成畢蘇斯基的計劃，并認為這個“波蘭革命”必定會失敗，在那里他要阻止日本政府支持波蘭革命。德莫夫斯基，這個波蘭愛國者，會成為畢蘇斯基一生的主要政敵。最后，畢蘇斯基在日本所得到的遠遠低于他的期望，波蘭社會黨及其軍隊僅獲得槍支彈藥，而組建波蘭軍團的建議則被回絕。
1904年秋，畢蘇斯基建立了一個準軍事團體（波蘭社會黨戰斗團，或稱為''bojówki''），來發動反抗俄羅斯統治的武裝起義。社會黨在華沙等地組織的游行示威越來越多；1904年10月28日，俄羅斯哥薩克騎兵鎮壓了一次游行示威事件，作為報復，在11月13日的游行中，畢蘇斯基的軍隊向俄警察和軍隊開火。這個團體最開始集中精力于間諜和情報人員，到了1905年3月，他們便開始用炸彈暗殺指定的俄羅斯警官。
約瑟夫·畢蘇斯基與波蘭軍隊組織司令部在1917年的合照
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畢蘇斯基在波蘭議會王國的運動中起領導作用。1905年初，他命令波蘭社會黨在那里發動一次大罷工；這次罷工有四十萬左右的工人參與，并持續了至少兩個月，直到俄羅斯當局鎮壓了這次罷工。1905年6月，畢蘇斯基向羅茲的一次起義提供準軍事性質的援助。在因羅茲起義而聞名的“六月事件”中，畢蘇斯基的軍隊和忠于德莫夫斯基的槍手，及其民族民主黨發生沖突。1905年12月22日，畢蘇斯基要求所有的波蘭工人起義； 然而這個要求卻大半未見回應。
和民族民主黨不一樣，畢蘇斯基要求波蘭社會黨拒絕參加第一杜馬的選舉。這個決定和他要通過武力讓波蘭獨立的決心使波蘭社會黨處于緊張的狀態中，波蘭社會黨最終在1906年11月脫離畢蘇斯基的領導。他的派系開始被稱為“舊派”或“革命派”（“''Starzy''”或“''Frakcja Rewolucyjna''”），而他的反對派則稱為“新派”、“現代派”或“左翼”（“''M?odzi''”，“ ''Frakcja Umiarkowana''”，“''Lewica''”）。“新派”同情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而且相信自己的重心應放在與俄羅斯革命者合作上，他們應一起推翻沙皇的統治并建立社會主義的烏托邦，這些“新派”認為這樣做會減少獨立協商的困難。
畢蘇斯基和他在革命派中的支持者繼續策劃反沙皇俄國的起義，相信這會讓波蘭獨立。1909年，他的派系再次成為波蘭社會黨的多數派，畢蘇斯基繼續成為波蘭社會黨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直到一戰爆發。
畢蘇斯基預料到一場歐洲大戰將要爆發，并預感到組織未來的波蘭軍隊核心的必要性，這個核心將會幫助波蘭在18世紀被三個帝國瓜分滅亡后，重新贏得獨立。1906年，在奧地利當局的默許下，畢蘇斯基在克拉科夫成立一座軍校，用以訓練準軍事性質的軍隊。就在1906年，800名士兵五人一組在波蘭會議王國殺死了336名俄方官員；在后來的幾年中，他們的人員傷亡情況減少，而軍隊規模在1908年增長到2000多人。
這支軍隊也切斷了俄方當局從波蘭通往其他地方的資金流。在1908年9月26日和27日之間的夜里，他們劫持了一輛郵政列車，這輛列車是俄羅斯用以將稅款從華沙運輸到圣彼得堡的。參與貝茲達尼突襲的畢蘇斯基就是通過如此“征收錢款”來為他的秘密軍隊提供資金。他們通過劫掠得到的財富（200,812盧布）在那時算得上一筆巨款，相當于這個軍隊前兩年的全部收入。
1908年，畢蘇斯基將他的軍隊更名為“戰斗協會”（''Zwi?zek Walki Czynnej''，簡稱''ZWC''），由他的親信瓦迪斯瓦夫·斯科爾斯基、馬里安·庫凱爾和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領導。建立戰斗協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未來的波蘭軍隊訓練軍官與士官。1910年，兩個合法的軍隊組織分別在奧屬波蘭的利沃夫和克拉科夫成立，以進行軍事學方面的訓練。在奧方當局的許可下，畢蘇斯基成立了一系列“體育俱樂部”，這就是后來的步兵協會，這個協會為訓練波蘭軍隊提供場所。1912年，畢蘇斯基（使用假名“梅奇斯瓦夫”）成為步兵協會（''Zwi?zek Strzelecki''）的總司令，這個協會的人數到了1914年，已經增長到了12000人。1914年，畢蘇斯基提出，“現在只有劍才能夠決定國家的命運。”
一戰中的畢蘇斯基（1914年）
1914年，畢蘇斯基在巴黎的一次會議上預言道：一場大戰即將爆發，而這將是光復波蘭的時機，俄羅斯必將被同盟國（奧匈帝國和德意志帝國）擊敗，而后者也將會被法國、英國和美國打敗。相比而言，畢蘇斯基的對手羅曼·德莫夫斯基則認為，讓波蘭統一，獨立的最好辦法就是支持協約國與同盟國作戰。
一戰爆發后的8月3日，畢蘇斯基在克拉科夫組建一支小型精銳部隊，即第一精銳連，其成員來自于步兵協會和波蘭步兵小隊。同一天，瓦迪斯瓦夫·貝利納-普拉日莫夫斯基指揮的一支騎兵隊越過俄羅斯邊界執行偵查任務，直到此事發生3天后的8月6日，奧匈帝國和俄羅斯才正式宣戰。
畢蘇斯基的戰略是將他的軍隊向北送往俄屬波蘭，送往俄軍已經撤出的地帶，他希望突出重圍到達華沙，在那里發動一次民族起義。畢蘇斯基利用他有限的兵力，并在開始的幾天批準成立子虛烏有的“華沙國家政府”，以此來支持他的計劃，他還將奧地利的命令利用到極致，爭取主動，繼續前進，并在解放的城鎮確立波蘭式制度，而奧地利人認為他的軍隊僅僅是幫忙偵查，支持奧地利主力部隊而已。1914年8月12日，畢蘇斯基占領了凱爾采省的凱爾采，但是畢蘇斯基發現，他實際得到的支持要比他想象的要少。
不久，他正式組建波蘭軍團，并親自擔當第一旅的總司令，他成功地帶領第一旅打了幾場勝仗。畢蘇斯基也在1914年秋秘密地告訴英國政府，他的軍團不會同法國或英國作戰，只會與俄國作戰。畢蘇斯基命令，要稱軍團人員為“公民”（''Obywatel''），這是在法國大革命中產生的稱呼，而他自己則被稱為“指揮官”（“ ''Komendant''”）。 畢蘇斯基在接下來的幾年中得到他的手下對他的極度尊敬與忠誠。直到1917年前，波蘭軍團都站在同盟國陣營內與俄國作戰。同樣在1914年，軍團成立后不久，畢蘇斯基組建了另一個組織，波蘭軍事組織，這是波蘭情報局的前身，用于執行諜報活動和破壞任務。
1916年中期，波蘭軍團在科斯蒂烏赫努夫卡戰役中以至少2000人傷亡的代價延緩了俄國的入侵，之后畢蘇斯基要求同盟國保證波蘭獨立。為此他用他自己和軍團很多軍官的辭職書做為籌碼。1916年11月5日，同盟國聲明，波蘭是“獨立”的，希望以此來增加派往東方戰線的波軍士兵數，這樣的話，同盟國也就能讓更多德軍投身于西方戰線。
畢蘇斯基與他的軍官們，1915年
畢蘇斯基同意到德奧扶植的波蘭攝政王國任職，擔任新成立的波蘭攝政政府的戰爭部長；依此身份他應該是波蘭王國軍隊的負責人。1917年俄國革命后，因為同盟國形勢的不斷惡化，畢蘇斯基立場更加強硬，并宣稱他的手下不再是“德國殖民軍”，且這支部隊只用來攻打俄國。他預感到同盟國將要戰敗，而他自己也并不希望站在戰敗者的行列。1917年7月，畢蘇斯基因為“宣誓危機”事件遭到逮捕并被囚禁于馬格德堡，這場危機源于他禁止波蘭士兵對同盟國宣誓效忠；波軍被解散，其士兵被并入奧匈帝國軍隊， 而波蘭軍事組織開始對德國目標發起攻擊。畢蘇斯基因為遭到逮捕在同胞中名聲大噪，很多波蘭人開始將他看做最為堅定的領袖，并認為他會誓與三個瓜分波蘭的帝國奮戰到底。
1918年11月8日，畢蘇斯基和他的同僚卡齊米日·索斯恩科夫斯基被德國人從馬格德堡釋放，不久，他們和之前的列寧一樣，被安排在駛往他們國家首都的私人火車上，因為走投無路的德國人希望畢蘇斯基組建一支對他們友好的部隊。
華沙的莫科托夫斯卡街50號，畢蘇斯基曾在11月13日至29日，他從馬格德堡逃離后在此居住
1918年11月11日，畢蘇斯基被攝政委員會任命為波軍總司令，并被委以為這個新生國家建立國家政府的重任。那一天（后來這一天成了波蘭獨立日），他宣布波蘭獨立。
同樣是這一周，畢蘇斯基讓德國駐軍從華沙撤軍，德軍其他部隊從“東線德軍總司令部”撤軍的問題上進行協商。至少55000名德軍會和平地離開波蘭，并將他們的武器留給波蘭人。下個月，共有至少500000人離開了波蘭。
1918年11月14日，政府要求畢蘇斯基臨時管理國家的運作。11月22日，他從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新政府那里，得到了新生波蘭的臨時國家元首（''Naczelnik Państwa''）的頭銜。
波蘭各個軍事組織和臨時政府（華沙攝政委員會；伊格納奇·達申斯基的盧布林政府；和克拉科夫的波蘭清算委員會）都聽從畢蘇斯基，而他也開始成立新的聯合政府。這個政府中社會主義者占多數，并且波蘭社會黨展開了多項改革，譬如八小時工作制、免費教育、和女性選舉權等，這些改革從長遠看尤為重要。這對于避免重大暴亂事件來說，必不可少。
但是，畢蘇斯基相信，身為一國首腦，他的立場必須要超越黨派政治。抵達華沙后，他遇到了地下歲月中的老同事，這些老同志以社會主義的方式稱他為“同志”，并要他支持他們的革命政策；但這遭到了他的拒絕，他還說：“同志們，我與你們一同搭乘社會主義的紅色電車，我在一個稱作‘獨立’的站點下車，而你們也許會繼續坐在車上，直到電車抵達你們希望的那個終點站，但是從現在開始，讓我們稱呼彼此為‘先生’吧（而寧可不用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稱呼‘同志’）！” 他減少對任何一黨的支持，并且不成立任何屬于他自己的政治團體；相反，他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他也開始組建不包含在德國、俄國和奧地利軍隊服過役的波蘭老兵的波蘭軍隊。
一戰后不久的日子里，畢蘇斯基試圖在這么一個百廢待興的國家上建立一個政府。俄屬波蘭大部分地區都在戰爭中被夷為平地，而德意志人徹底的掠奪又讓這個地區的財富減少了至少10%。一位在1919年1月來到華沙的英國外交官這么寫道：“每時每刻出現在人們眼中的的那種極度悲慘貧窮，是我之前在任何第個地方都看不到的。”
另外，從前德意志、奧地利和俄羅斯在各自的波蘭領地建立迥異的法律系統、經濟制度和政府體制，而這些制度需要統一。這個地方有九種法律體系，五種貨幣，66種鐵路系統（以及165種火車頭型號），這些也都亟待統一。
美景宮——他執政時官邸前的雕像
瓦茨瓦夫·延杰耶維奇在《畢蘇斯基：一生為波蘭》（''Pi?sudski: A Life for Poland''）一書中稱，畢蘇斯基在作出決策時非常謹慎。在作出決定前，他總要先收集所有有關聯且可用的信息，再花時間來考慮。畢蘇斯基驅使自己整天整夜地努力工作。他堅持斯巴達式的生活方式，吃飯時也僅僅是獨自在廉價餐館里吃簡樸的食物。雖然畢蘇斯基在波蘭大眾中非常受歡迎，但他不合群（長時間地下工作的后果）、多疑的性格讓他與其他波蘭政治家關系緊張。
畢蘇斯基和波蘭第一政府得不到西方的信任，既因為畢蘇斯基曾在1914年到1917年間與同盟國合作，也因為達申斯基和延杰伊·莫拉切夫斯基的政府以社會主義者為主。直到1919年1月，世界著名鋼琴家和作曲家伊格納奇·帕德雷夫斯基擔任新政府的總理和外交部長后，波蘭才得到西方的認可。
這一時期依然有兩個彼此獨立的政府自稱為波蘭的合法政府：畢蘇斯基的華沙政府和德莫夫斯基的巴黎政府。為了確保波蘭只有一個政府，避免內戰的發生，帕德雷夫斯基會見德莫夫斯基和畢蘇斯基，勸他們聯合起來。巴黎和會時，德莫夫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代表波蘭出席，而畢蘇斯基擔任臨時的國家元首和總司令。凡爾賽條約的第87至93條和小凡爾賽條約使波蘭獨立主權國的地位在國際領域中得到確立。
畢蘇斯基經常與德莫夫斯基起摩擦，前者不同意后者波蘭人是新生波蘭的統治民族的看法，而德莫夫斯基試圖從德國但澤（現在的波蘭格但斯克）派藍軍到波蘭一事也惹怒了畢蘇斯基。1919年1月5日，德莫夫斯基的一些支持者（馬里安·亞努沙伊提斯-熱格塔和埃烏斯塔黑·薩佩哈）試圖發起針對畢蘇斯基和總理莫拉切夫斯基的政變，但并未成功。
1919年2月20日，畢蘇斯基宣布，他會將他的大權交還給近期選舉產生的波蘭國會（瑟姆，）。但是，瑟姆在1919年小憲法中恢復他的職位。“臨時”的字眼從他的頭銜中取消了，畢蘇斯基將會任職到1922年12月9日，到那時候，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將會被選為第一任波蘭總統。
畢蘇斯基這時的外交首創是提議在波蘭、獨立的波羅的海國家、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建成聯邦（稱為“''Mi?dzymorze''”，即波蘭語中的“大海之間”，也被拉丁語稱作“''Intermarum''”，即從波羅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聯邦），這樣，波蘭的版圖就跟瓜分波蘭之前的波蘭立陶宛聯邦差不多。
畢蘇斯基的這個計劃遭致大部分預想中的聯邦成員國（這些國家不愿失去來之不易的獨立）和西方同盟國的反對，對他們來說，這對現存的權力平衡來說實屬魯莽的沖擊。根據歷史學家喬治·桑福德的說法，1920年代，畢蘇斯基了解到他這種“海間聯邦”并不可行。
同盟國與東歐聯盟的戰爭過后，東歐又爆發了一系列邊境沖突，其中包括波烏戰爭（1918年-1919年）、波立戰爭（1920年，在熱利戈夫斯基兵變時達到顛峰）、波捷戰爭（開始于1918年），和最著名的波蘇戰爭（1919年-1921年）。溫斯頓·丘吉爾對此稱：“巨人的戰爭結束了，侏儒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畢蘇斯基在波茲南
一戰后，波蘭的每條邊界都不平靜。畢蘇斯基針對波蘭未來的邊界說了這么一段話：“我們在西邊所能得到的所有領土都要依靠協約國——要達到能夠壓制德國的地步”，而在東方“有幾道或開或閉的門，而這幾道門的開閉與迫使它們打開的人有關，與它們本身被打開到什么程度有關。” 1918年波軍在波蘭東部與烏克蘭交戰，這場戰爭便是波烏戰爭。而畢蘇斯基作為波軍總司令下達的第一道命令發自1918年11月12日，內容是要支援波軍對利沃夫的進攻。
畢蘇斯基意識到，布爾什維克并不是獨立的波蘭的盟友，兩者必有一戰。畢蘇斯基將布爾什維克的西進看做是主要問題，但他也認為，布爾什維克對波蘭而言，危險程度不及他們的敵人——白軍。這些“白俄”們是舊俄羅斯帝國的代表，他們只愿給波蘭有限的獨立，他們所設想的波蘭的邊界可能跟過去的波蘭議會王國相同，而且很明顯的是，他們反對波蘭占領烏克蘭，而烏克蘭就是畢蘇斯基“海間聯盟”計劃中的關鍵。
相比之下，布爾什維克至少還能宣布瓜分波蘭的協議是無效的。因此畢蘇斯基推測，與其讓波蘭與復辟的俄羅斯帝國毗鄰，還不如讓波蘭與被西方孤立的布爾什維克毗鄰。畢蘇斯基不顧英法協約的壓力，加入對仍在作困獸斗的蘇聯的進攻，畢蘇斯基可能在1919年的夏季與秋季拯救布爾什維克。
因為波軍東進，蘇俄重新向西進軍，波蘇之間戰火重燃，沖突愈演愈烈，在這種情況下，畢蘇斯基元帥于1920年4月21日與烏克蘭領導人西蒙·彼得留拉簽署一項軍事協議，使兩國共同對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作戰。兩人簽署波烏條約是為了建立獨立的烏克蘭，并讓烏克蘭與波蘭聯盟。作為回報，彼得留拉放棄烏克蘭對東加利西亞的領土要求，因此他遭到了東加利西亞烏克蘭領導人的指責。
波蘭第一元帥”
波烏聯軍在畢蘇斯基領導下，發動了針對駐烏俄軍的一次成功進攻。1920年5月7日，他們在極少遭遇沖突的情況下占領了基輔。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層將波蘭的行為看做是叛亂事件；作為回應，布爾什維克有成千上萬名官員參軍，成千上萬名逃兵歸隊，成千上萬名平民自愿參與戰后生產工作。蘇聯從白俄羅斯發起反攻，在烏克蘭發動反擊，從通往德國的道路上向波蘭進軍，這樣做也能夠支持德國共產黨的奪權斗爭。蘇聯信心倍增。蘇軍公布了他們入侵西歐的計劃；蘇聯共產主義理論家布哈林在《真理報》中稱，希望得到物資以將戰爭從華沙“蔓延至倫敦和巴黎”。蘇聯將軍圖哈切夫斯基在1920年7月2日的命令中稱：“向西去吧！越過躺在路上的白波蘭的尸體，將革命蔓延到全世界。進軍維爾紐斯、明斯克、華沙” 并稱，“要跨過波蘭的遺體，向柏林進軍！”
1920年7月1日，由于蘇聯的快速反擊，波蘭國會“瑟姆”成立國防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畢蘇斯基領導，用于快速作出決策，臨時取代難以達成共識的瑟姆。但是民族民主黨聲稱，布爾什維克的接連勝利是畢蘇斯基造成的，并要求他下臺；有的人甚至指責他叛國。7月19日，羅曼·德莫夫斯基在委員會上發起不信任決議案，但這次議案未能通過，德莫夫斯基不得不收回該議案。8月12日，畢蘇斯基提出將他的職位讓給總理文岑蒂·維托斯，主動承擔全軍覆沒的責任，但是維托斯拒絕接受他的請辭。協約國迫使波蘭向布爾什維克投降，進行談判。但是畢蘇斯基堅持主張繼續戰爭。諾曼·戴維斯當時指出，“畢蘇斯基還沒有他后來的威信（在波蘭以外更是如此），作為戰前的革命派，他讓他的黨派走向分裂，爭吵不斷；作為一戰時的將軍，他讓他的軍團遭到逮捕，被迫解散；作為波軍元帥，他將自己的軍隊帶到基輔和維爾紐斯，這兩個地方現在又不再屬于波蘭人。他背叛了他的波蘭社會黨和他的盟友德國和奧地利，并拒絕與協約國同盟。在法國和英國，他被認為是頻頻叛變的盟友，將會讓波蘭走向滅亡；在俄羅斯，他被認為是消滅帝國主義同盟中虛偽的仆人；從列寧到勞合·喬治，從《真理報》到《晨星報》，都認為他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失敗者。1920年8月，所有人都同意，他的悲劇一生將會在華沙陷落時跌落谷底。”
畢蘇斯基（左邊）與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右邊），攝于1920年波蘇戰爭期間
但就在接下來的幾周中，就在1920年8月爆發的華沙戰役中，波蘭利用冒險而非常規的策略阻擋了蘇聯的攻勢。波軍的計劃是由畢蘇斯基等人（包括塔德烏什·羅茲瓦多夫斯基）設計出來的。后來，畢蘇斯基的一些支持者要將他說成是波軍策略的唯一制定者，而反對者則極力忽視他的作用。在西方，很長時間都存在一個傳言，堅稱是法國駐波軍事使節團的馬克西姆·魏剛拯救了波蘭；但現在的學者同意，魏剛的作用充其量也是很小的。
畢蘇斯基的計劃是要波軍撤過維斯瓦河，據守華沙和維普日河的橋頭堡，大約四分之一可動用的師在南面集結，以作戰略反擊的準備。下面的計劃就需要將軍約瑟夫·哈勒爾麾下的兩個軍了，在蘇軍從東面發起進攻時，這兩個軍需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他們的戰壕陣地。同時，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麾下的軍隊襲擊華沙北部，切斷企圖從此地包圍波蘭首都的蘇軍。但是最重要的角色是新近整編的“后備軍”（也稱為攻擊兵團，），這支軍隊規模較小，只有20000人，卻容納意志最堅定且戰斗力最強的士兵，并由畢蘇斯基親自指揮。他們的任務是帶頭從華沙城南的維斯瓦河-維普日河三角洲向北發動快速反攻，另外波蘭情報人員指出蘇軍西部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之間存在缺口，而攻擊軍團也會突破這個缺口。這次攻勢會切斷西部方面軍的后援，并打亂它的活動。最后，西科爾斯基的軍隊和“攻擊軍團”在東普魯士邊境會合，將陷入包圍圈中的蘇軍消滅。
那時，畢蘇斯基的計劃廣受批評，波軍其他指揮官只因當時戰況緊急才遵照此計劃作戰。這個計劃雖然是基于可靠情報（還包括被解密的蘇聯電報）指定的，但還是被高級軍官和軍事專家認為是“門外漢所為”，他們很快指出畢蘇斯基缺少正規軍事教育。該計劃的副本落入蘇軍手中時，蘇軍將領圖哈切夫斯基卻認為這是個詭計，不理會它。幾天后，自負的蘇軍為此在華沙戰役中付出巨大代價，而這場戰役也成為蘇聯紅軍史上的最大失利之一。
一位民族民主黨瑟姆議員斯坦尼斯瓦夫·斯特隆斯基創造了短語“維斯瓦河奇跡”（“''Cud nad Wis??''”），以表達他對畢蘇斯基“烏克蘭冒險”的反對。斯特隆斯基的這個短語被一些或愛國或虔誠的波蘭人用作對畢蘇斯基的贊辭，他們并未注意到斯特隆斯基隱含在其中的諷喻意義。法國軍事使節團的一位年輕成員戴高樂后來會用到從波蘇戰爭和畢蘇斯基習得的一些經驗。
1921年2月，畢蘇斯基訪問巴黎，在那里他與法國總統亞歷山大·米勒蘭談判，以將成立法波同盟一事確定下來，而這一同盟將在同一年晚些時候正式建立。象征波蘇戰爭結束的里加條約在1921年簽署，條約規定俄羅斯和波蘭將瓜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畢蘇斯基稱這份條約是“懦弱條約”。 另外，畢蘇斯基準許將軍盧茨揚·熱利戈夫斯基從立陶宛人手中奪下維爾紐斯，這件事和里加條約為畢蘇斯基將“海間聯邦”計劃付諸實踐之行動畫上句號。
1921年9月25日，畢蘇斯基因第一屆東方商品交易會（''Targi Wschodnie''）開張而訪問利沃夫，而代表烏克蘭軍事組織等烏克蘭獨立組織的斯捷潘·菲達克試圖在這時暗殺畢蘇斯基，但這個計劃以失敗告終。
1923年7月3日，畢蘇斯基在華沙布里斯托爾賓館宣布他隱退政壇
波蘭1921年3月憲法嚴格限制總統權力（故意阻止從戰場上回來的畢蘇斯基當選總統），而畢蘇斯基也不再角逐這一職位。1922年12月9日，波蘭國民大會推選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的加布列爾·納魯托維奇為波蘭總統；他的當選遭致右翼政黨的反對，這也成為社會動亂的起因。12月14日，畢蘇斯基在美景宮正式將他作為國家元首的權力移交給他的朋友納魯托維奇；而“國家元首”的稱呼被“總統”代替。兩天后的1922年12月16日，納魯托維奇被右翼畫家和藝術批評家埃利吉烏什·涅維亞多姆斯基擊斃，后者原本是想暗殺畢蘇斯基的，但在受到民族民主黨的反納魯托維奇宣傳后，改變了目標。
對畢蘇斯基而言，這是次很大的打擊，這件事讓他不再相信波蘭能夠依民主制度運作，也讓他更崇尚鐵腕政治。他成為總參謀長，并與軍事部長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一道設法通過暫時戒嚴穩定局勢，制止動亂。
畢蘇斯基的另一位同事，屬于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當選為新總統，而同屬于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的文岑蒂·維托斯當選為總理。但是根據蘭茨克羅納協議，這屆政府是由溫和派的波蘭人民黨“皮雅斯特派”與右翼的國家民粹主義者聯盟和基督教民主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其中也包括畢蘇斯基的右翼敵人，畢蘇斯基認為，這些人是謀殺納魯托維奇的罪魁禍首，是不可能與他合作的政敵。1923年5月30日，畢蘇斯基辭去總參謀長的職務。斯坦尼斯瓦夫·謝普蒂茨基提出軍隊應受民政當局更緊密的監督，而畢蘇斯基將此提議批評為試圖讓軍隊政治化。6月28日，他又辭去了他最后的政治職務。同一天，瑟姆左翼議員簽署一項決議，感謝他過去的貢獻。畢蘇斯基隱居于華沙郊外蘇萊尤韋克的鄉村莊園“米盧欣莊園”，這個莊園是他的戰友捐贈給他的。他在那里定居下來，并寫下一系列政治與軍事回憶錄來維持生計，其中包括《1920年》（''Rok 1920''）。
畢蘇斯基在華沙的波尼亞托夫斯基橋，攝于1926年5月政變期間。右者是古斯塔夫·奧爾利奇-德雷謝爾將軍
同時，波蘭經濟處在混亂中。惡性通貨膨脹使社會動蕩加劇，政府不能找到解決失業率攀升與經濟危機的辦法。畢蘇斯基的盟友和支持者多次叫他重返政壇，他開始組織新的權力基礎，這個基礎以前波蘭軍團和波蘭軍隊機構的成員、一部分左翼黨派和一部分知識階層黨派為中心。1925年時，波蘭已有幾屆政府接連下臺，政治形勢也日趨混亂，而畢蘇斯基對政府更為不滿，最后發出要求維托斯內閣下臺的聲明。
在遭到畢蘇斯基強烈批評的赫耶諾-皮雅斯特聯盟組建新政府的時候，畢蘇斯基于1926年5月12日至14日發動五月政變并重返權力中心，這次政變得到社會黨、波蘭人民黨“維茲沃萊涅”派、波蘭農民黨、甚至共產黨支持。畢蘇斯基希望發動不流血的政變，但政府拒絕下臺；此次政變共有215名士兵和164名兵民被殺，至少900人受傷。
5月31日，瑟姆將畢蘇斯基推選為波蘭總統。但是畢蘇斯基知道總統只有很有限的權力，謝絕出任總統。他的另一位老友伊格納奇·莫希奇茨基頂替他當選總統。在大部分時間內，畢蘇斯基的正式職務都只是國防部長、軍隊總檢閱官和戰爭委員會委員長，僅僅在1926年至1928年間和1930年時兩度當選總理。
畢蘇斯基沒有推行任何重大改革；他很快疏遠他左翼支持者中的最激進派，并宣布他的政變是“沒有改革的革命。”他的目標是令國家安定，消除他所認為的又腐敗又無能的政黨的影響力，并加強軍隊實力。
內政方面，畢蘇斯基的政變需要掃除議會政府的限制，因為他推行“薩納齊亞制度”（有時利用專制制度的辦法）是為了讓“人民的生活恢復道德意義上的健康”。自1928年起，薩納齊亞當局被政府合作無黨派集團稱為現實主義政治的代表。民眾的支持和有效的宣傳機構讓畢蘇斯基得以維持他的專政，使它不會被總統推翻，就是總統也并不是由瑟姆推選出來的，而是由畢蘇斯基認定的。憲法修正案在政變后的1926年8月2日通過，瑟姆的權力在憲法修正案中被縮小。自1926年到1930年，畢蘇斯基主要信賴削弱反對派領導人影響力的宣傳。
隨著1930年波蘭立法選舉前對某些異見者的監禁和審判（參見布列斯特審判）和1934年貝雷扎-卡爾圖斯卡隔離營（位于今比亞羅扎）的建立（那里的囚犯遭遇殘酷的虐待），畢蘇斯基專制而高于法律的權力在1930年代達到巔峰。在政府合作無黨派集團于1930年獲勝后，畢蘇斯基將國內事務推給他的上校團，而自己則專心于軍事和外交上。 他因他對政治反對派的處置遭到相當大的非議，而布列斯特審判事件（1930年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監禁和審判）遭到國際譴責，并使波蘭聲譽受到損害。
約翰三世墓地謁陵，以紀念1683年維也納之戰爆發250周年
畢蘇斯基對波蘭的民主制度越發失望。為了回應即將開始的不信任投票，他發出了將瑟姆稱為“妓女”這樣的過激言論，并在瑟姆大樓內部署90名武裝軍官，當時和現在的觀察員都將這件事看作是獨裁者對政治質疑的回應的范例。
畢蘇斯基的主要目標之一是將波蘭的政治體制由議會制轉為總統制；但是，他反對引入極權主義。1935年4月，波蘭新憲法（即四月憲法）得到采用，這部憲法是畢蘇斯基的支持者根據畢蘇斯基的要求所修改的，并且加大了總統的權力，但這樣一部憲法來得太晚，畢蘇斯基已經對總統一職不感興趣；雖然如此，波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所采用的都是四月憲法，而波蘭流亡政府在二戰時及戰后也一直使用這部憲法。
但是，相較于理性-法律權威而言，畢蘇斯基統治波蘭更依靠魅力型權威。他的追隨者中沒有人會自稱是他的合法繼承人，他死后，薩納齊亞政體將會很快崩潰，而波蘭將回到前畢蘇斯基時代的議會政治競爭狀態中。
畢蘇斯基開創了一個社會穩定的時代，而且這個時代占波蘭第二共和國人口三分之一的少數民族的情況有所好轉。 畢蘇斯基將民族民主黨的“民族同化”政策轉變為“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公民不以他們的種族衡量，而是以他們對國家的忠心衡量。他讓“國家意識統一”政策同樣適用于波蘭猶太人，這種做法被廣泛認為是他對民族民主黨反猶政策的回應。很多波蘭猶太人對畢蘇斯基時期（1926年至1935年）及畢蘇斯基本人具有好感，而在畢蘇斯基任命的總理卡齊米日·巴爾泰爾執政期間，這些猶太人的情況得到很大改善。很多猶太人將畢蘇斯基視為抑制波蘭反猶主義趨勢并維持社會治安的唯一希望；他是社會穩定的保證者和猶太人之友，這些猶太人投票支持他，并積極加入他的政治集團。1935年畢蘇斯基去世，波蘭猶太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因此惡化。
1930年代，因為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政府與少數民族的關系惡化，這些事件包括大蕭條和由“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恐怖襲擊與政府的綏靖行動所構成的惡性循環。少數民族的動亂也與波蘭的外交政策有關。在東加利西亞動亂（當地人口以烏克蘭人為主）遭到鎮壓，近1800人遭到逮捕后，麻煩接踵而至。政府與德意志人之間也開始出現摩擦，這種摩擦在上西里西亞地區尤為顯著。雖然政府還沒到推行反猶政策的地步，但是猶太人（占波蘭人口的8.6%）開始對因大蕭條所造成的經濟頹勢不滿。總之，到畢蘇斯基本人去世前為止，他的政府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成問題。
軍事方面，畢蘇斯基雖在策劃“維斯瓦河奇跡”時顯露出睿智軍事戰略家的風范，但因專心于人事管理，忽視軍事戰略和裝備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評。他在波蘇戰爭（1919年-1921年）的經驗也許令他高估了騎兵的價值，忽視了對裝甲兵和空軍的發展。但是也有人稱，畢蘇斯基支持空軍和裝甲兵的建設，自1920年代末便更是如此。這個時候波蘭軍隊的現代化受到限制可能是因為資金短缺，而不是因為畢蘇斯基的理念有問題。
德國大使漢斯-阿道夫·馮·摩爾特克、畢蘇斯基、約瑟夫·戈培爾和波蘭外長約瑟夫·貝克，攝于1934年6月15日的華沙，五個月前，波德雙方簽署波德互不侵犯條約
在畢蘇斯基的統治下，波蘭與鄰國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拉脫維亞維持良好關系，但與捷克斯洛伐克關系緊張，與立陶宛的關系也依舊不見好轉。波蘭與魏瑪共和國和蘇聯的關系則多變化，但就畢蘇斯基的統治時期而言，大部分時間還是能夠稱為是中立的。
畢蘇斯基制定了普羅米修斯計劃，這個計劃通過支持俄羅斯帝國（或其繼承者蘇聯）境內的非俄羅斯民族分離活動，來達到削弱上述兩國的目的。自1927年至1939年二戰爆發前，負責協調此計劃的人是軍事情報官埃德蒙德·哈拉什凱維奇。戰間期時，普羅米修斯運動實效寥寥。畢蘇斯基希望在國際上保持自己國家的獨立性。他在他的門徒外交部長約瑟夫·貝克的協助下，與法國和英國這樣的西方勢力以及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這樣實力較弱的友好鄰邦結盟，以此為波蘭尋求幫助。
作為法波聯盟和波羅聯盟（小協約國的一環）的支持者，畢蘇斯基為法國和英國在簽署洛迦諾條約時顯而易見的綏靖政策感到失望。 畢蘇斯基因此也致力于與蘇聯和德國保持良好關系；故畢蘇斯基與上述兩大強鄰簽署互不侵犯條約，分別是1932年的蘇波互不侵犯條約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簽署這兩份條約的目的是加強波蘭在其盟友與鄰國眼中的地位。
畢蘇斯基明白這些條約只是一紙空文，并論到：“簽訂這些條約，我們就像是跨坐兩條板凳。這種日子不會太久。我們要知道我們先是因為哪條板凳而摔倒，我們也要知道我們什么時候才會摔倒。”有人為簽訂上述兩份不侵犯條約一事對畢蘇斯基提出批評，并譴責他低估了希特勒的野心并給了德國重整軍備的時間；還讓斯大林能夠排除異己（特別是在烏克蘭），而這些異己正是畢蘇斯基的普羅米修斯計劃所扶持的。
在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取得權力后，就有傳言稱畢蘇斯基建議法國發起對德的預防性戰爭。當時的德國已經違抗《凡爾賽和約》，公然擴充軍備，而此事表明了畢蘇斯基曾試探過法國在對德展開軍事行動一事上。法國的冷漠回應也許成為了波蘭在1934年1月簽署德波互不侵犯條約的原因。但是兩國間的外交文獻從未提到畢蘇斯基曾提出過這樣的發起預防性戰爭的建議。
希特勒多次提議成立對抗蘇聯的德波聯盟，但畢蘇斯基拒絕這一提議，相反，他在利用寶貴的時間為波德或波蘇之間可能爆發的戰爭做準備。希特勒欽佩畢蘇斯基的領導才能和他的成功政變，他一直希望能與畢蘇斯基進行私人會面，但這一建議也遭到拒絕。
畢蘇斯基生前曾告訴約瑟夫·貝克，波蘭的政策必須是與德國保持中立，保持波蘭與法國的聯盟，并改善與英國的關系。
位于立陶宛維爾紐斯的畢蘇斯基的母親的墳墓。巨大黑色的墓碑這么寫道：“一位母親和他孩子的心”（“''Matka i serce syna''”），上面還有尤柳什·斯沃瓦茨基一首詩中感人至深的一行詩句。
到1935年為止，畢蘇斯基的健康狀況在這些年已不斷惡化，而民眾對此尚不知情。1935年5月12日，他因肝癌在華沙美景宮逝世。當局宣布他逝世的消息后不到半個小時，紀念他一生的典禮自然而然地開始了。這次典禮由軍隊人員舉辦，其中包括過去的軍團士兵、波蘭軍隊機構成員、波蘇戰爭老兵、和他作為國家元首乃至后來的總理和總檢閱官時的政治伙伴。
波蘭共產黨當即指責畢蘇斯基為一個法西斯主義者和資本主義擁戴者，盡管法西斯主義者本身不會這么看。但是其他反對薩納齊亞政權的人士更加溫和；社會主義者（例如伊格納奇·達申斯基和托馬什·阿爾齊謝夫斯基）和基民黨人士（以伊格納奇·帕德萊夫斯基、斯坦尼斯瓦夫·沃伊切赫夫斯基和瓦迪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前來吊唁他。人民黨對此事分為兩派（文岑蒂·維托斯對畢蘇斯基提出批評，但是馬切伊·拉塔伊和斯坦尼斯瓦夫·蘇古特支持他），而羅曼·德莫夫斯基的國家民主黨溫和地批評了他。
吊唁儀式按照波蘭天主教的儀式進行，并由波蘭大主教奧古斯特·赫隆德及自稱為元帥的“私人朋友”的庇護十一世主持。值得注意的是，少數民族和少數宗教都對畢蘇斯基表示感激。東正教、希臘東正教、新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機構都為他舉行吊唁儀式，并稱贊他的宗教寬容政策。他的逝世對猶太人是一次打擊，甚至在幾年后，他們還是都將他惦記為“保護猶太人”的“非常好人”。
少數民族的主流機構都支持他民族寬容的政策，但是除波蘭共產主義者外，猶太人工會聯盟和烏克蘭人、德意志人與立陶宛人中的極端主義者也批評他。
國際方面，庇護十一世在5月18日于圣座舉行特別儀式，日內瓦國聯為此舉行特別儀式，各國首腦中很多都向波蘭發出吊唁信，這些首腦包括德國的希特勒、蘇聯的斯大林、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法國的阿爾貝·勒布倫和皮埃爾·埃蒂安納-弗蘭迪、奧地利的威廉·米克拉斯、日本天皇裕仁和英國國王喬治五世。
紀念儀式、彌撒和一次規模宏大的葬禮都已完畢，一列葬禮火車環行波蘭。波蘭鑄幣廠發行了一枚10茲羅提的銀質紀念幣，上面印有元帥的側面像。一系列明信片、郵票和郵戳也得到發行。在克拉科夫瓦維爾主教座堂圣列奧納德地下室陳列兩年后，畢蘇斯基的遺體（大腦和心臟已被除去，其中大腦被放置在史特凡·巴托利大學，供教學用；而畢蘇斯基的心臟與他母親同葬在維爾紐斯拉索斯公墓，現在仍在那里）被放置在主教座堂地下室的銀鐘下。1937年，畢蘇斯基的死敵，時任克拉科夫大主教的亞當·薩皮耶哈將畢蘇斯基的遺體重新安葬，此舉遭致人們的普遍反對，有人甚至要薩皮耶哈辭去神職。
華沙畢蘇斯基廣場上的畢蘇斯基像
1935年5月13日，依照畢蘇斯基的遺愿，愛德華·雷茲-希米格維被總統和政府任命為波蘭軍隊總檢閱官，并于1936年11月10日晉升為波蘭元帥。伊格納奇·莫希奇茨基留任波蘭總統。雷茲成為當時波蘭最有權勢的人之一——“僅次于總統的國家第二號人物”。很多人將雷茲-希米格維視為畢蘇斯基的繼任者，但前者的影響力遠不及于后者。
波蘭政府變得越來越專制保守，雷茲-希米格維的行為遭致更加溫和的伊格納奇·莫希奇茨基反對。1938年雷茲-希米格維與莫希奇茨基和解，余下的統治集團卻分為“總統派”和“元帥派”，總統派（又稱為“城堡組織”，以當時總統官邸王室城堡命名）主要由平民構成，而元帥派包括職業軍人和畢蘇斯基的老戰友（“畢蘇斯基的上校”）。波蘭戰役后，上述的一些政治派別繼續留在了波蘭流亡政府。
畢蘇斯基留給波蘭的遺產跟顯克微支筆下的奧努弗雷·扎格沃巴所沉思的一樣，是波蘭的奧利弗·克倫威爾。這樣的元帥既會得到熾烈的擁護，也會遭致刻薄的指責。
1935年畢蘇斯基的葬禮上，總統莫希奇茨基對元帥贊頌到：“他是我們心中的國王和我們希望的君主。在他辛勤勞累的半個世紀里，他一個接著一個地博得了我們的心，我們的魂，直到他將整個波蘭染成他王室氣概的紫色……他給了波蘭自由、領土、權力和世人的尊敬。”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立的波蘭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蘇聯衛星國，而畢蘇斯基的思想對這樣的波蘭的影響已所剩無幾，尤其要說的是，當時的波蘭沒法繼承畢蘇斯基的事業，既沒法聯合波蘭與其鄰國成立海間聯邦，也沒法進行普羅米修斯計劃，將俄羅斯分裂，將被強行并入俄羅斯的國家解放。
戰后的十年間，波蘭的共產政權對畢蘇斯基和戰間期的波蘭第二共和國不是忽視，就是指責。但是，尤其是在去斯大林化和波蘭十月（1956年）時，波蘭史學界對畢蘇斯基的態度逐步發生改變，擺脫了以往的完全否定，變得更加中立平衡。
在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后，畢蘇斯基再次成為公認的波蘭民族英雄。1995年5月12日，波蘭瑟姆在他逝世六十周年的紀念上接受一項決議：“在我們國家的記憶里，約瑟夫·畢蘇斯基仍會是一位為波蘭贏得獨立的人，一位取得勝利的領導人，他抵擋了外國入侵，也使整個歐洲及其文明免遭荼毒。約瑟夫·畢蘇斯基兢兢業業地為他的國家效勞，他將永載史冊。”
但是畢蘇斯基的政治行動仍然具有爭議，其中1926年5月政變、布列斯特審判（1931年-1932年）、1934年貝雷扎-卡爾圖斯卡隔離營的成立和繼任的波蘭政府制定一貫而有建設性的少數民族政策的失敗更是如此。雖然如此，畢蘇斯基仍被大多數波蘭人視為20世紀中國家的幸運人物。
畢蘇斯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幾支軍隊，其中包括軍團第一步兵師和第五十一號裝甲列車（“''I Marsza?ek''”——第一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