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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年 隋文帝為了將關東資源便利的運至關中，任用宇文愷引渭水自長安開鑿到潼關的廣通渠，但砥柱仍阻礙關東漕運。587年為了興兵伐南朝陳，循前486年吳王夫差的開鑿的邗溝興建山陽瀆，自山陽（今江蘇淮安）至揚子（今江蘇儀征）入大江邊的江都（今江蘇揚州）。隋煬帝時大規模發展運河：605年開通通濟渠（又稱汴渠），並且在兩岸築御道，種植柳樹護岸。西段自今洛陽西郊引谷水、洛水入黃河。東段自滎陽汜水鎮東北開始，循夫差所開運河故道，引黃河經汴水、泗水達淮河，經過汴州（今河南開封）、宋州（今河南商丘）、宿州（今安徽宿州）、泗州（今安徽泗縣）等城市。同年又發淮南民十餘萬人再度修築山陽瀆，整治取直，中間不再繞道射陽湖以直達長江。為了將隋代江南的稅糧食和紡織品運到中都城，610年開築江南運河，自京口（江蘇鎮江）引大江經吳州（江蘇蘇州）至餘杭（今浙江杭州）的錢塘江。長八百餘裡，廣十餘丈。至此完成運河南段，隋煬帝還準備渡浙江遊會稽山。由於東征高句麗需要運輸龐大物資，大業四年（608年）發河北諸郡民男女百餘萬人開開通永濟渠，引黃河支流沁水南至黃河，北接衛河直達涿州（今河北保定），完成運河北段。涿州便成為東征高句麗的人員與物資的集中地。隋煬帝不恤民力，大造運河，又藉運河行奢華之事。611年隋煬帝乘龍舟自江都（今江蘇揚州）直達涿州。隋煬帝帶著百官和兩岸步行的候選士人數千人，泊了五十多天才到涿州，平均一天只走五十多裡。普通民船如果一晝夜走一百里，自江都到涿州不過一個月。
由廣通渠，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組成隋唐大運河。洛陽位居運河中心，西接首都長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為天下貨物集散地；江都形成江南貨物集散地，成為隋唐經濟重心；運河沿岸在唐朝中後期發展出數座「草市」的商業城市，促使運河沿線的經濟發展；還連通海上絲路，如揚州就有日本、新羅或渤海等外國商人駐足。雖然運河也帶來一些副作用，提升沿岸土壤的鹽鹼化與洪澇旱災的增加，但是隋唐大運河促使地域社會間人才，物資、思想的廣泛交流，整合中國各地資源，提升凝聚力。
隋朝大興城城坊平面圖。
原漢長安城久經戰爭，殘破不堪。而且宮室形制狹小，不能適應新建的隋帝國都城的需要。加之幾百年來城市污水沉澱，壅底難泄，飲水供應也成問題。因此，隋文帝放棄龍首原以北的漢長安城，於龍首原以南漢長安城東南選擇新址建新長安城。582年一月隋文帝命宇文愷負責設計建造新城，因為隋文帝曾被封為大興公，因此取名大興城，隔年三月竣工。
大興城參考北魏洛陽城和北齊鄴都南城，城池平面佈局整齊劃一，形製為長方形。全城由宮城、皇城、裡坊三部分組成，完全採用東西對稱佈局。裡坊面積約佔全城總面積的88.8％，居民住宅區的大幅度擴大是大興城建築總體設計的一大特點。城址落於龍首原上，北臨渭河，南依灞水與滻水，地形南高北低，城南崗原起伏。龍首原以南的「六坡」視為乾之六爻，依次稱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根據《易經》，初九高坡代表「潛龍勿用」。九二高坡是「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大人」代表德位兼備的人，所以建設宮城作為帝王之居。九三高坡代表「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隨時警惕居高位而不驕，處下位而不憂，所以興建皇城讓文武百官健強不息、忠君勤政的理念。九五高坡代表「九五至尊」，屬「飛龍」之位，不欲常人居之。所以在這條高崗的中軸東西向，對稱地建築東面的大興善寺（佛教）與西面的玄都觀（道教），希望能借用神明鎮壓九五高坡的帝王之氣。由於代表皇宮的紫微宮居於北天中央，所以皇宮只能佈置在較低處的北邊，然而北邊有渭河相倚，也比較適合防禦。「六坡」成為大興城的骨架，皇宮、朝廷和寺廟與一般居民區形成鮮明對照。岡原之間的低地，開渠引水，挖掘湖泊，增大城市的水道。這樣充分利用地形的優勢，增大立體空間，顯得更加雄偉壯觀。
大興城成為當時世界上最為巨大的城市之一，是東亞世界的典範。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就是效仿了長安的規劃。倭國（即日本，時為飛鳥時代）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及平安京（今京都市）不僅形制和佈局模仿長安，就連宮殿、城門、街道的名字也取為朱雀門及朱雀大道。
仁壽四年八月，在隋煬帝即位后不久，并州總管漢王楊諒謀反。此事讓隋煬帝深感山東民心尚未盡附，定都關中則兵難赴急，亟需在中原之地另建陪都以便掌控北齊南陳舊地。加之關中歷年為都，土地肥力下降而難以供養龐大的中央府兵與官吏團體，而洛伊盤地水陸交通便利，便于收集和轉運貢賦，故于同年十一月下詔于洛伊間營建新都東京城。翌年大業元年三月，以宰相楊素領銜，將作大匠宇文愷董建，正式開始營建工程，隔年正月竣工，歷時僅十月。大業五年，易「東京」曰「東都」，此后「東都洛陽城」的名號一直沿用至五代首都自長安遷自開封。而此后，直到靖康之變東都城毀于金軍之前，東都城則作為「西京洛陽城」。
東都城作為宇文愷繼大興城之后的又一個杰出城市規劃作品，沿襲了大興城的設計思路，城池平面佈局整齊劃一，形制幾近正方形，全城由宮城、皇城、外郭城里坊三部分組成，宮城「紫微城」在北，其南由皇城「太微城」環繞。但是與大興城以及北魏洛陽城和北齊鄴都南城所不同，宮城與皇城偏于全城西北隅，并不採用東西對稱佈局，這是由邙山與洛水的走勢決定的：當時周公營造的洛邑雙城，即以周王城為基礎的漢河南縣城與以成周城為基礎的漢魏洛陽城俱因歷年戰亂而殘破不堪，難以沿用，故新都基址只能在雙城之間選取。而此間地勢，洛水自西南而向東北流走，邙山則自西北略往東南延伸，導致只有周王城東鄰的洛北高地稍顯地勢高亢開闊，適合布置宮城與皇城。如是定下全城禮儀軸線后，軸線以西，周王城以南的地域為澗洛交匯之處，池沼橫生，不適宜布置里坊，故全城里坊只能集中布置在宮城東南的洛水南岸，造成皇宮在西北里坊在東南的不對稱布局。
針對上述布局未能則中立國不合禮制的缺陷，宇文愷給出了許多別出心裁的彌補：城市的子午走向略作調整，使宮城的中軸線與邙山主峰翠華峰與伊闕龍門的連線完全重合，號稱仿漢長安城遙以子午谷為天闕而遙指伊闕為對景；周王城范圍內法象紫微垣之西的少微垣星區，建設五座親王府邸（五諸侯）、十六所離宮別院（軒轅）與海池“凝碧池”（咸池），與法象天市垣的外郭城城市坊區大致對稱，使城市建筑群整體布局不會過于失衡；西郊夕月壇置于皇城西南隅麗景門西南十五里處，與外郭城東垣南門建春門百步外的東郊朝日壇因皇宮中軸-建國門大街軸線對稱，使得宮城中軸線雖不是城市的中軸，但卻是禮制布局的中軸。同時，東都城的規劃手法相較大興城更為純熟，東都里坊基本都為方一里的規整正方形，而不似大興城里坊長寬不一，各里坊面積差距懸殊；皇宮處于高亢干爽之地，避免了大興宮常患雨澇的缺陷；城坊利用率也遠較大興城為高，雖然城池面積僅約比大興城面積一半稍多，但城內人口并不比大興城遜色，故而沒有出現大興城西南諸坊俱為田野的荒涼景象；洛陽三市擺脫對稱布局的掣肘，可沿城中漕渠安置于里坊區的輻射中心，促進了城內商業的繁榮。但是，效仿南朝建康引洛水貫都的布局仍然成為城市設計的最大敗筆：此舉雖使得城中水陸交通異常便利，也造就了洛都「法象天漢」的宏大布局，但也造成了外郭城出現東西兩大缺口，無法構成有效的防御體系；繼而引起皇宮兩城不得不多置隔城加強防御，而使得皇城狹小，不得不在宮城東側另建東城安置官司；洛水流量不穩定，含沙量高，雖在洛水入城處建凝碧池及三陂以控制水量，同時修城中五渠以進行分流，入唐以后仍無法阻止洛水在城中多次泛濫。
東都城在隋唐時是東亞僅次于大興城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與宏大都市，其重視漕運河渠、規劃模數嚴整方正的規劃手法同樣影響到東亞諸國首都。倭國的平城京及平安京形制和佈局雖模仿長安，但自號「洛陽」，其里坊宮室的規劃手法更與東都城如出一轍。
隋朝建立初年，為應對來自邊界以北的游牧民族突厥的威脅，隋文帝遂下令在前朝工程的基礎上增修長城。而在隋煬帝即位后，一方面隋朝需要繼續戒備來自突厥的襲擾;另一方面隋朝還要著力對付來自西北方面吐谷渾的侵襲，邊防壓力加大。為此，自隋文帝開皇元年至隋煬帝大業四年的28年中，隋朝兩代統治者先后7次大規模修筑長城，前后共調發近200萬勞力，于隋朝北部和西北部邊境修筑長城、增建城壘，在前代北魏和北周、北齊修筑長城的基礎上，建成了東起紫河，中經朔方、靈武，西至榆谷以東的長城、筑壘等防御工事，穩固了隋朝的北方邊境。但與此同時，也給民眾帶來了巨大災難。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大部分隋長城均已蕩然無存。
王通像，清宮殿藏本
隋文帝前期主張調和儒佛道思想，並且主張樸實文學，反對南朝艷麗的文學思想。他提倡儒學，把儒家學說提升到治國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勵勸學行禮。各地紛紛廣建學校，關東地區學者眾多，儒學一時興盛。南北朝儒學流派不同，說經各有義例，到隋朝時沒有統一的經典，使得科舉制度在明經考試方面仍然困難。到隋文帝晚年，他崇尚刑法，公開助佛反儒。601年，隋文帝認為學校多而不精，下令廢除所有學校，只保存京師國子學，名額限七十人。劉炫上書切諫，隋文帝不聽。同時下令營造寺塔五千餘所。隋煬帝時雖然恢復各地學校，然而儒生的地位仍未改善。此時最著名的儒生有劉焯、劉炫，二劉學識豐富，受當時儒生景仰。然而劉炫乘隋文帝購求書籍的機會，偽造書百餘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騙取賞物。劉焯也因計較束脩，聲名不佳。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舉動，使得不少儒生後來都參加隋末民變。
王通是隋末大儒與隋朝著名的思想家，諡為「文中子」。他主張執政者應該先德後刑才能讓人心服；提倡儒道佛三教應該共同相處，而不是互相抵制。又主張天人之事與天地人三才不相離等思想。他著有《太平十二策》、《續六經》（又名《王氏六經》）與《文中子中說》。他的孫子王勃是初唐四傑之一，而他的弟子魏徵亦是唐朝初年的名臣。他的學說，對後來宋代的理學影響深遠。
佛學思想大多為唯心主義，其中最興盛的天臺宗主張止觀說，而禪宗主張頓悟說。止觀又稱為寂照、明靜，主張止息一切外境與妄念，專注於特定對象，並產生對於該對象的正智慧。頓悟為「明心見性」法門，即是主張頓悟。主張凡事通過正確的修行方法，迅速地領悟要領，從而指導正確的實踐而獲得成就。
楊素的〈出塞詩〉反映征戰的體驗。
隋朝時間較短，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不大。雖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風的要求，但是後繼中斷，古文運動需要到中唐時期才成功的發展起來。當時有專門研究音律學的著作，也有不錯的散文與詩歌。在南北朝時，南朝文學講究聲律和彩色，北朝文學講究質樸切實用。然而南朝艷麗的文學的豔麗較為強勢，受隋煬帝喜好，成為宮廷詩歌。隋朝南北著名文士，總數也不過十餘人。584年隋文帝下令要求樸實文學。北朝文學中，楊素的〈出塞詩〉反映征戰的體驗，盧思道的〈從軍行〉和薛道衡的〈豫章行〉表現征人、思婦的真實感受。隋煬帝提倡華麗的南朝文學，他醉心於南朝的豪華，「三幸江都」，「好為吳語」。「貴於清綺」、「宜於詠歌」的南朝文學，正合他的口味。隋煬帝是一個文學家，最有名的是《江都宮樂歌》。每作詩文，都要南朝名士庾自直評議後才發表出來，可見他是南朝文學有力的提倡者。杜正藏所著的《文章體式》，有助於學習南朝文學，號為「文軌」。甚至連高句麗、百濟也學習杜書，稱為《杜家新書》。這使得南朝文學流行到外國，影響甚大。
史學方面，隋朝之前的史書，或由官方撰寫，或由民間人士自行撰寫。其思想比較自由，品質也佳，只是不容易取得官方史官紀載的內容。593年隋文帝宣佈禁止民間私撰國史，評論人物。此後國史的撰寫成了皇權的專利，限制隋朝史學的發展，並對後世史學帶來重大影響：確立由國史館專修國史制度，並成為由當朝政府官修前朝紀傳體國史的先聲；並且迫使民間修史轉向更開拓的史學領域，從而創立新的史著體裁。隋朝的類書（類似現今的百科全書）主要有虞綽的《長洲玉鏡》、虞世南的《北堂書鈔》、諸葛穎的《玄門寶海》等。《長洲玉鏡》編撰精當，採事弘富卻無重複之弊。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韻學與目錄學的成就尤為卓越。開皇初年，顏之推、蕭該、長孫納言等八人和陸法言討論音韻學，皆認為各地區聲調分歧很大，南北用韻不同。以前諸家韻書，定韻缺乏標準，都有錯誤。陸法言記錄了諸人議論的要旨，於601年寫成《切韻》五卷。這部書統一書面的聲韻，反映了當時漢語的語音，是中國最早的音韻書。這一語音系統完整的保存在後世的《廣韻》及《集韻》等書中。目錄學方面，隋代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眾經目錄》，道家的《道經目錄》，費長房所撰的《歷代三寶記》與釋彥琮所撰的《隋仁壽年內典錄》。隋廷收集南、北兩朝所有書籍共37萬卷，並編有《隋大業正御書目錄》。唐朝魏徵就是依此編寫出《隋書·經籍志》，成為隋以前著述的總錄，在目錄學上的地位與班固的《漢書·藝文志》相同。
自南北朝以來，佛道儒統稱三教，佔據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隋文帝主張調和宗教與儒學，採用三教並重的策略，並容儒教、佛教與道教以相輔治國。由於國家開放，流行於西亞的祆教也在中國廣為流傳。
隋朝青銅鍍金菩薩像，哈佛藝術博物館館藏
隋朝時期佛教進入興盛階段，這是因為皇帝與佛教的淵源密切。北周武帝滅佛時，智仙神尼隱藏在楊家，預言隋文帝日後會做皇帝，重興佛法。隋文帝深信自己得佛保佑，對群臣宣稱「我興由佛法」，所以積極提倡佛法，晚年甚至排斥儒學，佛教成為隋朝國教。581年，隋文帝招請隱居僧侶出山，號召佛徒「為國行道」，並且聽任人民出家。隋煬帝時，朝庭對佛教也是採取積極扶持的政策，隋煬帝還向天臺宗開創人之一智者大師智顗受戒，成為佛家弟子。然而皇帝也對佛教嚴加控制，例如把江南佛教有影響的名士集中在揚州，以便支配，並下令「沙門致敬王者」。
當時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臺宗、三論宗和三階教。天臺宗講究將「教」、「觀」兩者發揮到極致並圓融一體，認為法界無相，萬物一體。止觀是主要修行方式。三論宗因研究《中論》、《十二門論》、《百論》而著稱。主張世間、出世間的萬有諸法，是從眾多因緣和合而生，是眾多因素和條件結合而成的產物。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餘所，塑造佛像數萬，並且翻譯數萬佛經，使佛經流佈多於儒經數百十倍。隋文帝狂熱重崇佛，僅頭兩次在各州興建舍利佛塔就有83所之多，其中以大興善寺最有名。又令計口出錢，營造佛像；替京師和大都邑的佛寺，寫經四十六藏，凡十三萬卷，修治舊經四百部。隋煬帝修治舊經六百十二藏，二萬九千餘部，成立翻經館及翻經學士，下令裝補故經，並寫新本，共譯經九十部，五百一十五卷。。
元始天尊像，《隋書·經籍志》稱元始天尊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即授以秘道，開劫度人。
道教在南北朝時，分成南北天師道二系，到隋朝時方相互交流。茅山宗成為道教的主要派系，傳道範圍也從南方延伸到了北方，元始天尊在此時被奉為最高神靈。隋文帝對道教極為尊重，下紹保護道教，下令重修樓觀宮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並親幸道場。開皇年號即採自道教經典中所謂的天地開劫。隋廷設立道舉制度，規定士人須兼通道德經，置崇玄學和玄學博士，定期宣講道書，派人整頓道書。由於隋文帝崇信佛教，隋代的道教始終不如佛教興盛。此時的道士擅長以符命參與改朝換代，道士張賓就曾協助隋朝建國。所以隋文帝對道教頗為尊重，大擢張賓、焦子順、董子華等道士。
隋煬帝對道士也優禮有加，在即位前曾以手書召道士王遠知謂「夫道得眾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隋煬帝居東、西兩都或出遊，總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隨從，稱為四道場。金丹術為隋煬帝所推崇，許多道士以擅長煉製長生不死之藥而獲得寵信。嵩山道士潘誕為他合煉金丹，六年不成，潘誕解釋要有童男女膽汁骨髓各三斛六鬥才可以煉成，隋煬帝發怒而殺潘誕。然而，煉製金丹的技術也推動隋唐醫藥化學之發展。道教修鍊當中非常重要的「內丹」一詞也形成於此時，青霞子蘇元朗提出「歸神丹於心煉」，提倡「性命雙修」，進一步推動了內丹術理論的發展。他強調心身的全面修鍊，以此為內丹修鍊的核心。而葛洪的金丹術，以後遂稱外丹。當時道士尚流行辟穀術以修煉成仙。辟穀術主張不吃五穀，只喝水和吃寒食。隋煬帝曾詔請擅長辟穀術的徐則入宮，並尊敬擅長辟穀術的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與丹陽王遠知等道士。
祆教即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波斯人瑣羅亞斯德創立。流行於波斯和西域各國，早在北魏時隨粟特人傳入中國，隋朝設薩保官職以管理祅教。其教義認為宇宙是由光明神阿胡拉·馬茲達和黑暗神安哥拉.曼紐互相鬥爭，火代表善神，故拜火。主神在中國被稱為「胡天」、「天神」，主要經典是《阿維斯陀》。
隋朝的時候，由於政教的關係，因此繪畫受到重視。隋朝繪畫仍以人物或神仙故事為主，敦煌莫高窟之繪畫藝術跟皇室倡佛有密切關係。展子虔與董伯仁齊名，與東晉顧愷之、南朝齊陸探微及南朝梁張僧繇並稱前唐四大畫家。展子虔歷經北齊、北周與隋朝，曾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後任帳內都督。畫過佛教畫《法華經變》，風俗畫《長安車馬人物圖》，但均沒有傳世。元朝《畫鑒》認為展子虔是唐畫的始祖。舊傳為他所作的山水畫《遊春圖》，用勾勒刷法，著大青綠。空間透視安排合理，注意遠近關係和山樹人物的比例，能夠於咫尺之中，具備千里之趣，可能解決「人大於山，水不容泛」的空間處理問題。于闐畫家尉遲跋質那，善畫西域人物，時人稱「大尉遲」。他擅長陰影暈染，即「凹凸法」。對後世繪畫很有影響。隋朝書法巧整兼力，不離規矩。初唐大家的風範規模，在此已經初步形成。著名的書法家有丁道護、史陵與智永。墨跡則有千字文與寫經。隋代的書法以碑刻為大宗，《龍藏寺碑》、《啟法寺碑》、《董美人志》等碑刻顯示書法風格。隋末唐初尚有書法家虞世南，與歐陽詢、褚遂良、薛稷合稱「唐初四大家」。
隋朝女樂師陶俑，自左至右分別為琵琶、另一種排蕭（？）、執鼓、伴舞、篳篥、排蕭等，瑞士雷特伯格博物館（Museum of Rietberg）館藏。
隋朝音樂受北朝胡漢民族的音樂與南朝宋、齊、梁的音樂的影響，宮廷樂歌雜有「胡聲」。隋滅南朝陳後設置清商署來管理。隋煬帝時，設置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等九部樂。當時樂器有曲項琵琶、豎頭箜篌、答臘鼓和羯鼓等，都是從西北異域流傳過來的，在當時已經知道音階有七音而非五音而已。萬寶常與何妥是隋朝有名的音樂家。何妥是何國（即 Kushanika，位於今烏茲別克）人，他還擅長哲學。592年以國子博士受命制定正樂，當時諸重臣議論紛紛，萬寶常也參與討論，然而一時沒有結果。最後何妥用計讓隋文帝採用黃鐘宮而解決糾紛。何妥又為隋煬帝作御車「何妥車」。著有《樂要》、《周易講疏》等書籍。萬寶常著有《樂譜》。當時隋文帝受胡音與南朝「亡國之音」困擾，為了制定正樂召集牛弘、辛彥之與何妥等人整頓音樂，產生符合隋朝一統天下的國樂。當時重臣鄭譯、蘇威與何妥等人討論許久而沒有定論。萬寶常雖然表達意見，然而身分低下，其建議不被採用。不過他取得隋文帝的同意，以他所提的「水尺律」來調製樂器。萬寶常雖有抱負，卻因受一些權貴們的嫉恨，鬱郁不得志而去世。他的音樂在當時被說成是「西域之樂，乃四夷之樂，非中士所宜行也。」《隋書·音樂志》也把八十四調誤認為是鄭譯的理論，實際上這是萬寶常的研究成果。
《通志·天文略第二》中《步天歌·太微垣》書影
隋朝繼承北朝與南朝的科學知識，其科技成就表現在天文曆法、數學、博物學、建築學與醫學上。隋朝數學發達，當時士人皆須學習簡易九數，在國子監（大學）設有算學（數學系），專門數學人才的培養也在隋代才正式成立。隋朝曆法比前朝更加精密。600年劉焯借由北朝張子信的數據，測定歲差為76年差一度，已接近準確值。604年劉焯制定出《皇極歷》，推日行盈縮，黃道月道損益，日月食多少及所在所起，都比以前諸歷精密，而且提出「等間距二次內插法」的公式。《皇極曆》比過去的曆法準確，雖然被排斥不得施行，但對後世曆學提供了新標準。定朔法、定氣法也是劉焯的創見。
隋文帝平定南朝陳後將南朝的渾儀、渾天象及天文圖籍都集中於長安，並且命庾季才與南朝周墳參照各家星官，繪成星圖。周墳與袁充等人還在太史局教授星象知識。隋朝丹元子，按照東晉陳卓所定的星宮，把天上星星的步位，編成一篇七字長歌，叫做《步天歌》，文句淺顯，便於傳誦。隋末唐初，李播寫成《天文大象賦》，用詩賦描述全天星官。隋朝的星官體系十分發達，然而還有兩個弱點：當時過分強調三家星的區分，使星空劃分成為二元體系；在拱極區與黃道間，還有一些區域比較空白，命名的星星仍不夠多。隋廷提倡博物學，在當時出現大量地方誌（或稱圖志、圖經）。隋廷明令全國各地推行方志編寫，最後著有《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與《諸州圖經集》。隋煬帝又詔天下諸郡上風俗物產地圖，據以編成《物產土俗記》及《區宇圖志》。朗蔚之採各地所上圖經而纂成《隋諸州圖經集》二百卷。裴矩於大業時期在張掖掌管互市，從書傳及西域商人的言論中，搜集西域山川、姓氏、風土、服章、物產等資料而寫成《西域圖記》。這本書還記載自敦煌通中亞諸國直至地中海的三條絲路。
安濟橋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現存完好的大跨度單孔敞肩坦弧圓弧拱橋。
建築學方面，有名的有李春、宇文愷與何稠。610年李春於現今河北省趙縣洨河建造安濟橋，安濟橋是目前世界最古老的現存完好的大跨度單孔敞肩坦弧石拱橋。橋拱使用跨度大、扁平率低的單孔1/4圓拱橋梁結構，水上船隻來往通過非常方便，是中國建築史的重大成就之一。宇文愷曾為隋煬帝造觀風行殿，殿下置輪軸，離合便利，可以分開行動，也可以合成一個容納數百人的大殿。何稠為隋煬帝造六合城。在攻城時，一夜間可以合成一座周圍八裡、高十仞的大城，城上能列甲士，立旗仗。另外何稠能用綠瓷製玻璃，與真玻璃無異。
隋朝醫學相當發達，設有大醫署。臨床醫學出現分科的趨勢，大醫署分為醫學、藥學兩部分教受學生；而醫學又分為醫、針、按摩、咒禁四科；其中醫科又分成體療（內科）、少小（小兒科）、瘡腫（外科）、耳目口齒與角法（拔罐）等五個專業。由於南朝醫學進步，隋朝時南北醫師交往，醫書流通，有利於醫學的描進。《隋書·經籍志·子部·醫方類》中不少是南朝人的著作。南方名醫許智藏有為隋煬帝治病過。隋朝也譯出十餘種天竺和西域的醫方書，知識十分豐富。。隋朝醫學家以巢元方最為著名，他撰有《諸病源候論》。這是中國第一部詳細論述疾病分類和病因、病理的著作。書中記有用腸吻合手術治療外傷斷腸，是中國外科手術史上的重大成就。但《諸病源候論》也有不少錯誤，例如在〈九蟲候〉中稱：「蟯蟲在人腸內，變化多端，發動亦能為癬，而癬內實有蟲也。」事實上蟯蟲跟癬沒有關係。隋煬帝於大業時期敕編《四海類聚方》，全書共2600卷，專述理論，與《諸病源候論》相輔相成。
隋 581年－619年
太祖（文帝追尊）
武元皇帝（文帝追諡）
開皇 581年－600年仁壽 601年－604年
世祖（恭帝楊侗尊）
煬皇帝（恭帝楊侑諡，實為唐朝唐高祖諡）明皇帝（恭帝楊侗諡）閔皇帝（竇建德諡）
604年—618年
大業 604年—618年
世宗（恭帝楊侗追尊）
孝成皇帝（恭帝楊侗追諡）
恭皇帝（唐朝唐高祖諡）
617年—618年
義寧 617年—618年
大業 618年
恭皇帝（王世充諡）
618年—619年
皇泰 618年—619年
山西、陝西、甘肅、河套等地區
奠定於山西，後入主關中，最後統一天下。太原（山西太原）、長安（陝西西安）
617年—621年統一天下
山西北部。馬邑（山西朔州）
617年—620年
永樂王郭子和
陝西北部。榆林（陝西榆陽）
甘肅。金城（甘肅蘭州）
陝西北部。朔方（陝西延安）
618年—628年
河北、山東地區
山東。長白山（山東章丘）
611年—619年
許國宇文化及
河北山東之間。魏縣（河北大名西南）
河北。馬邑（山西朔州）
618年—621年
漢東王劉黑闥
河北。洺州（河北永年）
623年—624年
河北北部。漁陽（天津薊州）、懷戎（河北涿鹿）
619年—624年
河南。洛口（河南鞏義）
611年—617年
河南。洛陽（河南洛陽）
619年—621年
河南南部。冠軍（河南鄧州西北）
615年—619年
淮南、江南、嶺南、兩湖地區
淮南。歷陽（安徽和縣）
617年—621年
江蘇南部。毗陵（江蘇常州）
江蘇南部。江都（江蘇揚州）
江蘇南部。丹陽（江蘇南京）
湖南、湖北、江西。江陵（湖北江陵）
江西、廣東。虔州（江西贛州）
616年—622年
* 《中國通史 隋唐五代史》，傅樂成著，眾文圖書公司，ISBN 957-532-033-6
* 《隋唐五代史》，高明士著，里仁書局，ISBN 978-986-79-0895-7
* 《隋唐五代史：世界帝國·開明開放》，王小甫著，三民書局，ISBN 978-957-14-4811-4
* 《中國文明史 第五卷 隋唐五代史 上冊、中冊與下冊》，地球社編輯部著，地球出版社，ISBN 957-9585-84-9
* 《中國古代經濟簡史》，復旦大學著，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0332-7
* 《中國文化史》，林明燦著，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ISBN 986-150-152-5
*  隋朝歷史 - 華夏歷史網
*  隋朝皇帝列表 - 歷史話題
*  【歷史長河】盈滿之國：隋代糧倉有幾大？
格言又稱箴言，可以作為人們行為規范的言簡意賅的語句，因其不僅凝聚古聖先賢的人生智慧，同時具備簡練生動的表達方式。從句法結構角度說，格言是相對完整、相對獨立的句子，可以獨立用來表達思想。
言簡，促人有美德。如：“滿招損，謙受益。”。《宋史·吳玠傳》：“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也。”格言與諺語的區別：
# 諺語是人民群眾在長期生產、生活實踐中集體創造的，無法找出作者；格言是名人或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人說的話，作者確定，可以查到出處。
# 諺語的內容，大多是具體生產、生活經驗的總結；格言則側重樹立人們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所有格言的內容都應該是積極向上的，如果是消極的，如“好死不如賴活著”，一般不稱為格言，而稱為俗語。
*  生命格言精選造物主的經典話語制作成各類精美格言卡片
正義女神是法律道德力量形象化的代表。她的雙眼被蒙住象徵法律下的平等；天平代表在法律之下公平地衡量；劍則是指刑罰在法律中的力量，以及國家執行法律的能力。腳下的兩個小人頭，則是代表不論政權或教權，都必須在法律之下。
中華傳統的法律象徵獬豸雕像
法律 是一種由規則組成的體系，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規範個人行為。法律是一系列的規則，通常需要經由一套制度來落實。但在不同的地方，法律體系會以不同的方式來闡述人們的法律權利與義務。其中一種區分的方式便是分為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有些國家則會以他們的宗教法條為其法律的基礎。
學者們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研究法律，包括從法制史和哲學，或從如經濟學與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方面來探討。法律的研究來自於對何為平等、公正和正義等問題的訊問，這並不都總是簡單的。
在一個典型的三權分立國家中，創造和解釋法律的核心機構為政府的三大部門：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和負責的行政。而官僚、軍事和警力則是執行法律，並且讓法律為人民服務時相當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個法律系統的運作，同時帶動法律的進步，則獨立自主的法律專業人員和充滿生氣的公民社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於西元前350年寫道：「法治比任何一個人的統治來得更好。」
廣義指制定法與非制定法， 狹義單指制定法。制定法與非制定法的區分在於是否有制定機關，如立法或行政機關制定的憲法、法律、命令屬制定法範疇，而非制定法則包括法理、法律原則、判例、習慣法等。
法律最初指國內法，只限於一國主權范圍內適用。隨著國家間交流的頻繁，國際法也受到越來越多的人的重視。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國際法和國內法常常發生沖突，也隨著沖突逐漸彼此協調。
雖然所有的法律體系處理的議題通常都是很類似甚至是一樣的，不同的國家對於各種法律的分類和命名上通常都會不同。最一般的區分為與國家密切相關的「公法」（包括憲法、行政法和刑法）和規範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私法」（包括契約、侵權行為和物權法）。在大陸法系中，契約法和侵權行為法屬於債法的一部分，信託法則在法令制度或關於信託的法律適用及其承認的公約下運作的。國際法、憲法、行政法、海商法，刑法、契約法、侵權行為法、物權法與信託法被視為「傳統核心課題」。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可能更為重要的課題。
為了建立國際公法的制度，聯合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構想了出來。
在全球化經濟的現在，法律也一樣全球化了。國際法可以是指三種事物：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和超國家組織。
* 國際公法關注於國家之間的關係。作為法律，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位，因為沒有國際警察和法庭來處罰不守規則的對象。國際公法的起源來自於國家間的習慣、慣例與條約。聯合國基于《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成立，是最重要的一個國際組織，在凡爾賽條約失敗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其他如規定戰爭行為的日內瓦公約之國際協議、以及如國際法院、國際勞工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組織亦為日益壯大的國際公法的一部份。
* 國際私法主要在於處理涉外或區際民事法律關係中，審判權應該歸屬何國（或何地），及該使用哪一國（地）的法律。現在的商業活動有著越來越多超越國界的資本與勞力供應移動，以及越來越多的海外貿易。這些都增加了在單一個法律架構外發生爭議的機會，以及標準程序的施行性。越來越多的商業活動選擇在承認及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之下進行商業仲裁。
* 歐盟法是第一個且唯一一個超國家法律架構的例子，這是由于目前歐盟正在尋求以經濟的一體化來帶動政治的一體化。但隨著全球經濟整合的持續增加，許多的地區也出現了類似合約－尤其是南美洲國家聯盟－也追尋著相同的模式。在歐盟裡，主權國家們已透過一套法院與政治組織的機制將它們的主權整合在一起。它們能夠要求成員國與其公民遵守其法令規範，以一種國際公法做不到的方式。正同歐洲法院於1962年所說的，歐盟法對其成員國相互間的社會與經濟利益形成了「一種新的國際法律秩序」。
法國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此宣言內的若干原則仍然對憲法有很大的價值。
憲法和行政法管理著國家的事務。憲法關注於行政、立法與司法間的關係，以及人權或國家內個人的公民自由。大多數的國家，如美國和法國等國家都只有一部成文憲法，并輔以權利法案。而中華民國憲法則於憲法成文法典條文本文規制人民之基本權。但少部份如英國法律之類的國家並沒有這樣的條文；在這些國家裡，憲法是由法條、判例和慣例所構成的。在一名為的案件中，描述了一個普通法裡的憲法原則。恩蒂克的房子被卡林頓警長搜索並拿走了一個東西。當恩蒂克在法庭上控訴時，卡林頓警長回駁說他有政府首長的授權。但是，並沒有成文的法令條文或法院授權。主審法官查理斯·普拉特說：
由約翰·洛克提出的一個基本的憲法原則為：個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禁止；且政府不能做任何事情，除非法律許可。行政法是人民監督政權的主要方法。人民可以對地方議會、公共服務或政府部門的作為或決定提出司法審查，以確定它們是否有遵行法律。之后，第一個專門的行政法院——法國行政院議會成立於1799年，正值拿破崙奪權之時。
賽倫對女巫審判的一個描繪圖
刑法為規範犯罪與刑罰內容的法律。逮捕、起訴、審理以及刑罰的實施則是由刑事訴訟法來規範。一個行為是否會構成刑法所欲處罰的犯罪，在大陸法系的國家中，依據刑法犯罪三階理論，通常認為必須符合下列三個要件：第一，構成要件該當，亦即該行為的態樣是否符合刑法中所定義的犯罪行為，而所謂的因果關係通常會在這個要件中加以判斷，若無法證明該行為與結果間具有因果關係，則該行為亦無法被評價為犯罪。第二，必須具有違法性，通常犯罪構成要件該當，即具有違法性，僅在該行為具有阻卻違法之事由時，始例外認為該行為不具備違法性。而阻卻違法事由有許多種，一般常見的是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難，譬如在19世紀英國的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中，便涉及到緊急避難的概念，該案中，一艘從修咸頓航行至雪梨的瑪格麗特號的帆船在離好望角約1600英哩處發生船難。當時有4個船員搭上了一艘救生艇，然而卻在海上漂流了20天仍未獲救，此時，其中的三個船員便將年僅17歲，已經奄奄一息的理查德·帕克被殺死並吃掉。這些乘客後來得救了，但被依殺人罪起訴。他們聲稱殺了理查德·帕克對維繫他們的生命是必要的。約翰·柯勒律治對此表示極度地不贊同，裁決：「維繫生命一般可以說是一種義務，但犧牲可能才是最明白且最高的義務。」這些人被判處絞刑，但大眾輿論，尤其是在船員間都對這項判決感到氣憤，並壓倒性地支持這些人維繫他們自己生命的權利。到最後，國王將他們的刑罰減輕至六個月。第三，必須要具備有責性，也就是說，對於該違法行為，是否應該加以非難。如果行為人因為年齡，精神狀態導致價值判斷有問題，無法期待行為人於該狀態下做出合法的行為時，即認為其不具備罪責，而不應該受到非難。
犯罪不只被視為是對單一被害者的傷害，亦可能對整個社會的傷害，因此某些對於社會危害嚴重的犯罪，儘管當事人不願或無法追訴，國家仍然會透過警察、檢察官等機關加以追訴。譬如在中華民國，即會出現「公訴人：某某檢察署檢察官」這種案件，在英國，即會有「王訴…」，在美國則是「美國訴...」的案件。此外，某些國家亦會利用陪審團來決定被告是否有罪，但陪審團通常僅能從事認定事實的工作，適用法律仍然屬於法官的職權。某些已開發國家還保留死刑和體罰等刑罰，除此之外，一般的刑罰應會是徒刑、罰金和社區服務等。現代的刑法被社會科學等學科深深地影響著，尤其是在判決、法律研究、立法和犯罪人更生等方面。在國際法上，則已有104個國家簽署了國際刑事法院的條約，負責審理危害人類罪之類的犯罪。
使炭煙丸公司破產的廣告，因為它付不出它的廣告上所承諾的金額。
「契約」的概念源自於「有約必守」這一法律用語。契約可以是單純的日常買賣，也可以是指複雜的多方協定。契約可以經由口頭約定（如買報紙）或以書面約定（如簽訂雇用契約）。有時，一些正式程序（如書面約定或證人保證）對契約是否有效是必須的（如買一橦房子）。
在大陸法系中，契約的成立著重要約與承諾兩個要素。譬如在法國、德國，一般的契約只需單純地以「合意」（由要約與承諾所構成）為基礎便可成立。而除了要約外，尚有所謂要約之引誘這個概念，其乃指足以喚起他人向自己要約為作用之意思通知，必須經自己承諾後，契約始能成立。然而當事人的行為到底是要約抑或是要約的引誘，往往難以判斷。譬如在臺灣知名的戴爾電腦標錯價案中，戴爾電腦因為內部系統設定錯誤，因此造成其線上購物網站錯誤折扣7000元，而使原本售價8700元之顯示器以1700元之售價在網路上販售，然而之後戴爾電腦不肯照訂單出貨，而僅願意以抵用券予以補償下訂的消費者，遂有消費者分別向臺北及臺南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就此案例，臺北地方法院認為，戴爾電腦於網站上標價展售商品之行為，僅屬要約之引誘。然而相同的案件由不同人於臺南地方法院所提起的訴訟中，卻認為此等行為屬於要約，故戴爾電腦應該受該要約的拘束，而應如訂單出貨。
在德國（包含受到德國所影響的部分國家在內），一般的契約又被分成了債權契約和物權契約兩個部分（譬如買一份報紙，將會成立一個債權契約和兩個物權契約），關於物權契約的部分在物權法中另外有所規定。根據所謂的物權無因性理論（''Abstraktionsprinzip''），物權契約獨立於債權契約之外，當債權契約因為某些原因而無效，如一個汽車買主以其意思表示錯誤而撤銷該買賣契約時，汽車所有權移轉的物權契約並不會因而無效。這時，不當得利法會代替契約法而使不當的財貨變動回復到原始狀態。
在英美法系中，除了要約與承諾外，約因是另一個契約成立的要素之一，「約因」指契約的各方都必須提供一些值得令契約成立的某種交換。例如，在卡里歐訴炭煙丸公司案中，一家醫藥公司廣告說，他們的新藥——煙丸可以在三個月內治好人們的感冒，而且若是不能的話，消費者將獲得100英鎊的金錢。許多人在藥效無效時向藥商求償他們的100英鎊。害怕破產的炭煙丸公司聲稱他們的廣告不能被視為一種正式、法定的要約，而只是一種要約的引誘、吹噓或花招。但承辦法院宣判說，合理人炭煙丸公司已經提出了一個正式的要約。人們在這個廣告上得到了一個好的約因，使他們必須承受因為使用了不良品而導致的「明顯不便」。「閱讀說著你將可以怎麼，且扭曲成好像你真的將如何的廣告」。林德瑞法官說：「這是個直接表現在語言上且完全不可能被誤會的承諾。」不過，並非所有的英美法系國家皆認為約因為契約成立所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澳洲等國，約因即不屬於契約成立的要素之一。禁止反言的概念以及締約上過失的適用可以在締約階段便形成某些義務。
麥當勞誹謗案中的兩人，因散布批評麥當勞的小冊子，而被捲入英國史上的長程訴訟案中
侵權行為屬於民事不法行為，泛指違反對某人的義務，或侵犯到某些既存法定權利之行為。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一顆板球不小心打到了某人，即構成侵權行為。
侵權行為的成立，以過失責任（包含了故意、過失）為原則，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形，像是原子能設施的經營、商品的製造銷售等情形，法律可能會要求：行為人縱使無過失，亦須負損害賠償責任，亦即使行為人需負所謂的「無過失責任」，在德國稱為「危險責任（Gef?hrdungshaftung）」，在英美稱為「嚴格責任（strict liability）」。英美法上，關於過失責任（negligence）原則的論述，可以看到發生在英國的多諾霍訴史蒂文森案。該案中，多諾霍太太在佩斯利的酒館裡訂了一瓶用不透明瓶裝的薑汁啤酒。喝剩一半後，她將剩下的倒進玻璃杯中，結果卻看到有一隻死掉的蝸牛的部份軀體浮在酒面上。多諾霍太太感到很噁心，於是控告製造商，請求製造商負損害賠償責任。英國上議院決議製造商必須為多諾霍太太的不舒服負責。阿金男爵由道德的觀點切入，表示：
從本案中可以得出過失（negligence）侵權行為成立的四個要件：
# 行為人對於受損害之人有注意義務；
# 行為人違反該注意義務；
# 行為人注意義務之違反與該損害之發生有因果關係；
# 行為人之行為是造成該損害的「近因」而非「遠因」。
另外，故意的行為當然也會構成侵權行為，而且故意的行為，不僅可能構成民事侵權行為，亦可能構成刑事責任。譬如傷害或非法侵入等行為，都有可能因為構成刑法上的傷害罪或是侵入住居罪。
侵權行為法近來不斷受到各國重視的領域，便是關於「人格權」的領域，中華人民共和國於草擬民法典時，甚至計畫將人格權法單獨列為一編，藉此來凸顯人格權之重要性。所謂關於人格權的侵權行為，即：個人的生命、身體、健康、名譽、自由、姓名、信用、貞操、隱私等權利受到侵害時，應該如何予以救濟的問題。譬如就名譽的侵害而言，假如一家報社或雜誌社登載了一篇未經查證的報導，而傷害到某個政治人物的名譽時，該政治人物可以依據侵權行為的概念，向該報社或雜誌社請求損害賠償。此在臺灣最為有名的案子，便是呂秀蓮副總統控告新新聞雜誌社的嘿嘿嘿案。
其他較不知名的侵權行為則如經濟侵權行為，這在一些國家裡構成了勞動法的基礎，使工會於法律未提共豁免時，要為罷工行為負責。
南海泡沫事件的繪畫——史上最一次投機失敗，導致證券交易被嚴格地規範。
物權法規範了所有被人們稱為「他們的」的事物。不動產是指對土地和地上物的所有權。動產則是指不動產以外的事物；可移動的物品如電腦和三明治，或無形的權利，如股票。「對物權」是一種對特定物所擁有的權利。若一人弄丟了他的電腦，而另一人撿到了它並賣給了第三者，對物權是持有人有這個權利去由第三者身上取得這臺電腦。而「對人權」則是某物對特定人所擁有的權物。若一人弄丟了他的電腦且被轉賣給第三者，對人權允許這人向小偷請求電腦的價格賠償（而不是真的電腦，當其可能已屬於其他人的時候）。傳統歐陸法系的物權概念是由弗里德里希·卡爾·馮·薩維尼所發表的，指對世界是好的的權利。物權和契約或侵權行為等義務不同，是一種對人與人之間皆好的的權利。對英美法系而言，物權的概念較近似一種義務；對其他的競爭方，個人若可對一物權提出最好的聲明，則是此物權的所有者。物權的概念產生了許多重要的哲學和政治上的議題。很多人知道，約翰·洛克曾談論過我們的「生命、自由和身份」都是我們的財產，因為我們擁有我們自己的身體，且將勞動與環境相結合。私有財產的概念仍然是存在著爭議的。法國哲學家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曾寫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財產是盜竊！」
土地法構成了大多數類型物權法的基礎，且是最為複雜的一種。它含括抵押、不動產租賃、執照、蓋印合同、地役權和土地登記的法令制度等。動產的規範則落在知識產權、公司法、信託法和商法等法律裡。
十九世紀時倫敦的衡平法院
衡平法是在英國獨立發展於「普通法」之外的一套規則。普通法是由普通法官執行的，而大法官作為國王良知的維護者，可以否定普通法判決形成的法，如果他認為這樣做是公正的話。這表示衡平法比起嚴格的規則，更偏向以原則來運作。舉例來說，不論是英美法系或大陸法系都不允許人們將所有權和對其一部份的管理權分開，但衡平法卻允許其經由一個被稱為「信託」的約定來分開。「受託人」管理財產，信託財產的「受益權」則為「受益人」所有。受託人對受益人負良善管理信託之責。在早期的一個案件——「基奇訴桑得福案」中，一個小孩繼承了倫敦羅福鎮中一間市場的租地。桑得福先生受託在小孩成年之前照料此一財產。但在此之前，租約過期了。地主（很明顯地）告訴桑得福先生說他不願意再將地租給這個小孩。但地主很樂意（明顯地）轉讓給桑得福先生承租。桑得福先生接受了。當小孩（不是基奇先生）長大了之後，他向桑得福先生請求他在市場租地中所得到的利益。桑得福先生原本是應被信任的，但他將他自己放在利益衝突的形勢之下。大法官拉夫拉斯伯爵同意並命令桑得福先生必須吐出他所得到的利益。他寫道，
「我很清楚，受託人在被拒絕續租之下，是否可以承租部份應該續租的信託財產……這看起來可以很怪，對於受託人是全人類中唯一一位不能承租的人這件事而言；不過，此一規則卻是必然應被嚴格遵守且決不妥協的。」
當然，拉夫拉斯大法官在此是擔心受託人會使用受託財產自肥，而不是去管理它。近代，投機客即使用信託導致過南海泡沫事件。受託人的絕對義務被寫入了公司法中，並且被應用在董事和執行長之間。受託人的另一項義務是要明智地投資資產或賣掉它。這對於年金基金（信託最重要的類型）更是如此，這裡的投資人是人們儲蓄的受益人，一直到個人退休為止。但亦有以慈善為目的的信託，較知名的例子有大英博物館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等。
除了核心課題之外，法律更廣佈到生活中可想見的各個領域中。下面為了方便而分出三個範疇，但其實每個課題之間都相互地關連且重疊著。
; 法律與社會
公共服務業工會的抗議活動
* 勞動法關注於勞工、雇主和工會等三方關係所產生出來的問題。這包含了對集體談判的規範，與罷工的權利。另外還有對個人工作環境，如安全衛生與最低工資等權利的規定。
* 人權與人權法對保障每個人基本的自由與權利，是個很重要的領域。其包含的條文有世界人權宣言、歐洲人權公約與美國權利法案。
* 民事訟訴法與刑事訴訟法關注於在法庭上行審判與上訴時所必須遵行的程序。兩者都為了保證人們都能夠擁有公平的審判權。
* 證據法規範著何者才可以在法庭上被當做案件推理與構築的依據。
* 移民法跟國籍法關注於外國人在非其母國中生活與工作，以及要求或喪失公民權等之權利。兩者都包含著庇護權與無國籍人士的問題。
* 社會保障法是指人民應該有如失業補助金或購屋津貼等社會福利的權利。
* 家庭法包含結婚與離婚的程序、小孩的扶養權和分開時對物產及金錢的權利。
; 法律與商業
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交易廳
* 商法涵蓋了較複雜的契約與物權法規。代理、保險法、票據法、無力償付與破產和拍賣法等法律也都很重要，且可追溯至中世紀的商人法。英國貨物買賣法令和美國的統一商法典是英美法系中的商業原則成文法的幾個例子。
* 公司法源自於信託法中，區分所有和管理的原則。現代公司的法令起始於《英國合股公司法》，由英國於1865年時通過，以有限責任和授與獨立的法律人格來保護投資者們。
* 知識產權處理專利、商標與著作權等議題。這些都是無形的資產，是保護你的發明免於模仿、你的商標免於盜用、你的作詞免於剽竊的權利。
* 回復原狀是關於他人所得利益的回復，而不是對個人損失的賠償。
* 不當得利是指可以取回他人從另一人身上以不公正的行為取得之利益的行為。是產生債的方式之一。
; 法律與規範
* 稅法規範增值稅、營業稅、所得稅等稅。是調整國家權利以及企業利益的一部法律，它規定了國家收取稅收的范圍和方式，使企業有了相對穩定的生產環境。
* 銀行法和金融監理設定銀本必須要有的最小資本額，和對投資等主要業務的規則。這是為了確保能降低金融危機的風險，如1929年的華爾街股災。
* 行政法規處理公共服務和公用事業的供應。水法即是一個例子。尤其是當私有化變得普及，私有企業開始做起之前由政府所控制的工作之後，企業便開始有了社會責任。能源、天然氣、電信和水在大部份的OECD國家中都是被規範的產業。
* 競爭法，美國稱為反托拉斯法，是一個演化長久的領域，可追溯至古羅馬命令訂定價格的法令和英國貿易管制的法條。現代的競爭法則是源自美國二十世紀初反卡特爾和反壟斷的法條（休曼法案和克萊頓法案）。這是為了控制企業，以防止它使用其經濟影響力來扭曲市場的價格。
* 消費者法包括任何對不公平的契約條款之管範。
* 環境法是一個持續地重要的領域，尤其是在京都議定書的簽訂和氣候變遷的潛在威脅之下。環境保護亦有在國內法中罰處污染者的條文。
通常，法律體系可以分成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種。另外還有第三種法律體系（依然存在於某些國家的部份或整個地區）——宗教法，是一種以經籍和其解譯為基本的法律。一個國家所使用的體系通常和其歷史、其和外國間的關連、以及其對國際標準的依附等有關。司法體系認同應遵行的法源為其法律體系的明確特徵。所以不同體系的差別多在於模式的不同，而不在於其內容，且每個司法體系通常都可以找到相類似的法條。
法國民法典1804年版的首頁
歐陸法系是現今大多數國家所使用的法律體系。在歐陸法系裡，法源主要必須是經過立法機關經由一定的立法程序所制訂的「成文法」，其次還有經由習慣而來的「習慣法」。成文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數千年前，其中的一個例子為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但現今的歐陸法系大部分是由羅馬帝國的法律實務中開展，其條文在中世紀的歐洲再度被發現，並以此為基礎發展出現今歐陸法系的法律體系（主要是民法部份）。在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時的羅馬法相當重視程序，且並沒有專門的法官，而是由一般人來判決。判例並不會被公示，所以任何出現的判例法都是很隱諱的且幾乎不被承認。每一個案件都是重新適用法律加以裁判，這反應了在現今的歐陸法系中，判決結果對將來的案件並不會產生當然的拘束力。西元6世紀的拜占庭帝國，查士丁尼大帝成文法並合併了之前存在於羅馬的法律，使其長度縮成了之前條文內容的十二分之一。這被稱之為「民法大全」。一位法律史學家寫道：「查士丁尼自覺地回望著羅馬法律的黃金時期，並企圖回復其到其三世紀之前的頂峰。」同時，西歐正漸漸地滑入黑暗時代，且在快到11世紀前，波隆那大學的學者重新發現了這些條文，並使用它們來解釋他們自身所使用的法律。立基於羅馬法的歐陸法系成文法持續擴展到整個歐洲，直到啟蒙時代；然後，到了十九世紀，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讓兩國各自的法律條文進入了近代化。這兩部法典不僅深深地影響了歐陸國家（如希臘），更影響了東亞日本、南韓和中華民國的法律理論。* Demirgü?-Kunt -Levine, ''Financial Structures and Economic Growth'', 204現今使用歐陸法系的國家從俄國和中國至大部份的中美洲及拉丁美洲的國家。
英美法系與衡平法和其他法律體系最特別的區別在於判例法，即遵循先例原則（''stare decisis''）。在「法官造法」之外，英美法系也都會有通過新法律和條文的政府機構，但並不會被編成法典。英美法系源自英國，並且被大多數曾經屬於大英帝國的國家或地區所繼承（除了馬爾他、蘇格蘭、美國路易西安納州和加拿大魁北克省）。英美法系起源於中世紀，當時的英國因為和法國戰爭，耗費了大筆金錢而衰弱。英王約翰被貴族強迫簽署了限制其立法權限的條約。1215年的大憲章亦要求國王身旁的法官隨從們只可以在「特定的地方」開庭審判，而不能在不確定的地方行使專制的判決。在此制度下，法官在法律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相對於歐洲的其他國家，英國的司法制度變得高度地集權化。例如，在1297年當年，法國的最高法院作成了51個判決，而英國的上訴法院卻只有5個。如此強大且緊密的司法制度產生了一個苛刻、沒有彈性的普通法制度。因此，隨著時間的演進，越來越多的人民請求國王推翻普通法，且由國王的代表——大法官做出對案件公正的判決。自托馬斯·莫爾被任命為第一任大法官以後，一個衡平法的體系便沿著僵化的普通法身旁成長著，且發展出自己的衡平法院。起初，衡平法經常被批評說沒有規律，「變動得如大法官的腳一般」。但隨著時間的演進，漸漸地發展出了堅固的衡平法準則，尤其是在約翰·史考特·埃爾登勛爵任內時。十九世代時，兩個系統開始互相結合。在發展英美法系和衡平法之中，學者總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威廉·布萊克斯通於1760年左右開始描述並教導這兩個系統，他是第一位研究此領域的學者。但除了描述之外，學者們也在尋找解釋和基礎結構，慢慢地改變了法律實際運作的方式。
宗教法是指「神的話語是法」這種概念，例如猶太教的哈拉卡和伊斯蘭教的沙里亞法規，兩者都是指「遵守之道」。基督教的教會法典也還存在於某些教會社群之中。法律中的宗教含義是不可易的，因為神的話語是不可以被法官或政府修改或制定的。然而，宗教絕不可能提供出一個周全且詳細的法律體系的。例如，在古蘭經中雖然有一些法條，但僅作為經由解釋產生最進一步的法律的根源。這主要被包含在被稱之為教法學的法學之中。另一個例子為摩西五經，即舊約聖經中最初的五部經典。其中包含了猶太法的基本條文，並被一些以色列社會所選用。哈拉卡即是一部概括了一些塔木德經註解的猶太法法典。不過，以色列法律允許訴訟當事人只在他們選擇之下使用宗教法。教會法典只被使用於羅馬天主教會、東方正教和普世聖公宗的神職人員之中。
一直到18世紀為止，沙里亞法規的一些元素依然可以在伊斯蘭國家中的法律體系中被發現，例如奧圖曼帝國的瑪雅拉法典。但在1940年代中期，各國的法律開始帶入了許多現代的概念。到了現在，沙里亞法規只是大部份國家民法和習慣法中非必要的補充罷了，雖然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的整個法律體系還是基於沙里亞法規之下。從1970年代開始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其中很重要的一項訴求為回復沙里亞法規，這已產生了大量的文獻，並影響了整個世界政治。
雖然上述的法律傳統已經在各國司法權中產生了若干個相同的特徵，但每個主權實體還是可以有其獨特的看法。
描述漢摩拉比王從美索不達米亞太陽神沙瑪什中得到漢摩拉比法典神喻的石碑。
法律的歷史和文明的發展之間有著很密切的關連。古埃及的法律——可回溯至西元前3000年，有一部約可被分成十二篇的民法典。這部民法典是基於瑪特的概念，傳統、修辭語法、社會公平為其特色* VerSteeg, ''Law in ancient Egypt''。西元前約1760年時，在漢謨拉比的統治下，古巴比倫法出現了成文法，並將寫上法典的石碑放在市場上供眾人觀看；此一法典現被稱為漢謨拉比法典。但和埃及法律是由歷史學家從爭訟紀錄中拼揍出來一樣，漢謨拉比法典也只有少許的文獻殘留下來，且大部份都已經隨著時間而流逝掉了。這些早期的法律對後世文明的影響力是很小的。
舊約聖經大概是仍然和現今法律系統有關的最古老的法律體系，可追溯至公元前1280年。它採取道德責任的模式，作為對良好社會的建議。古雅典（古希臘的小城）是第一個由除了婦人和奴隸之外的廣大公民所組成的社會，時間約在公元前8世紀時。當時的雅典並沒有法律科學，且古希臘也沒有和「法律」有關的字眼以做成指涉的抽象概念。但古希臘法包含了對雅典式民主發展政制上的革新。
羅馬法很大程度受到了希臘學說的影響。它形成了當代法律世界的橋樑，在羅馬帝國的盛衰之間的時代裡。羅馬法在查士丁尼一世時進行了主要的成文法工程，編成了《民法大全》。這部法典在黑暗時代時遺失了，直到11世紀才被重新地發現。中世紀的法律學者自此開始研究羅馬法規，並使用其中的概念。中世紀時的英國，國王權威的判決開始發展成了先例的體系，這成為了英美法系。同一時間，在全歐洲，《商人法》形成了，使得商人可以用相似的規範，而非零碎的地方法來交易。作為當代商業法先趨的《商人法》強調著契約的自由和財產的可讓與性。當18、19世紀，國家主義興起之後，《商人法》即併入了國家新的民法典之中。法國的法國民法典和德國的德國民法典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民法典。相對於英國的一般法之中充滿了大量的判例法，可以寫在小本書籍中的法典較易於輸出以及供法官使用。然而，現在的歐陸法系和英美法系有會同的趨向。歐盟法即以條約作為其成文法典，但又由歐洲法院發展其判例。
《印度憲法》是各國中最長的成文憲法，包含了12章444條，許多次的修改和117369個字。
古印度和古中國有不同的法律傳統，且在歷史上也有不同的法理學派和實務。《政事論》（約編於公元100年左右，雖然也包含一些較早的資料）和《摩奴法典》（公元100-300年）是印度的基本條約，被認為是可信賴的法律指引。摩奴的中心哲學為容忍和多元，並流傳在整個南亞之中。印度教傳統和伊斯蘭法在印度變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時被一般法取代掉。馬來西亞、汶萊、新加坡和香港也在那時接受了一般法。東亞的法律傳統則反應了對世俗與宗教影響的一種獨特的混血。日本是這之間第一個開始將其法律系統依西方世界現代化的國家，引進了少許的法國及大量德國民法典的概念。這也部份反映了德國民法典在19世紀末期逐漸興起的實力。相似地，傳統中國法律也在清朝末數年開始轉向西化，在民法典的制定上，參考日本民法典，引進了德國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制定了中國當代第一部民法典。該法典目前仍然適用於今日的臺灣。不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廢除了中華民國時期所制定的六法全書，現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架構很大程度地受到蘇聯的社會主義法律所影響，其型式主要在於犧牲私法而擴大了行政法的領域。不過，隨著工業化的加速進行，中國的法律架構已經開始出現變革，至少在經濟上（若非在社會和政治上的話）的權利上面。1999年的新契約法顯示出其對行政優先的立場轉向。更甚者，在歷經了十五年的協商，中國於2001年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而隨著契約法、物權法等法律的制定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制定將指日可待。
「然則，法律究竟是什麼呢？……我說法律的對象永遠是普遍性的，我的意思是指法律只考慮臣民的共同體以及抽象的行為，而絕不考慮個別的人以及個別的行為。……根據這一觀念，我們立刻可以看出，我們無須再問應該由誰來制訂法律，因為法律乃是公意的行為；我們既無須問君主是否超乎法律之上，因為君主也是國家的成員 ；也無須問法律是否會不公正，因為沒有人會對自己本人不公正更無須問何以人們既是自由的而又要服從法律，因為法律只不過是我們自己意志的記錄。」
讓·雅各·盧梭，《社會契約論》第二卷第六章
法律的哲學亦稱為法學。在大學裡，哲學系以「法律哲學」，法學院則是「法學」的名稱來授課。規範法學實際上即是政治哲學，並問「法律應該是什麼？」。另一方面，分析法學則是問「法律是什麼？」的另一個不同的領域。約翰·奧斯汀是早期的一位有名的哲學家，他是傑里米·邊沁的學生，而且從1829年開始在新的倫敦大學裡擔任法律的教授。奧斯汀有個功利的答案，說法律是「基於對懲罰的恐懼，由一個主權國家對有服從習慣的人民所下的命令」。這個看法被深深地接受，尤其是作為一個自然法理論的另一種選擇。自然法學家如讓·雅各·盧梭則認為人類法是真實地反應著道德和不可變的自然法的。例如，伊曼努爾·康德相信一個道德規範需要法律「正如同它們也應在普遍的自然法中成立般地被選取出來」。奧斯汀和邊沁追循著大衛·休謨，認為這混淆了是與應該是什麼的問題。他們相信法律的實證，實際的法律是完全和「道德」分離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也批評了康德，他相信法律是由權力意志中所產生的，並不能被歸類成「道德」或「不道德」。* Linarelli, ''Nietzsche in Law's Cathedral'', 23–26所以，尼采批評平等的原則，他相信法律應該交付給自由，讓權力意志得以推進。
1934年，奧地利哲學家漢斯·凱爾森在他的著作《純粹法學》繼續保持著實證的傳統。凱爾森相信雖然法律和道德是分開的，但它被賦予了「規範性」，亦即我們應當去遵守它。每個法律體系都可以假設有個基本規範告訴我們應該去遵守法律。卡爾·施米特是凱爾森的一個主要且聰明的對手，他反對實證主義和法治的概念，因為他不認同抽象的規範原則可以超越於具體的政治立場和決定之上。因此，施米特提倡例外（緊急狀態）的法學，否認法定規範可以包含所有的政治經驗。
邊沁的功利理論直到二十世紀都還一直保持著其優勢地位。
20世紀末，H·L·A·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中抨擊奧斯丁的簡化和凱爾森的虛構。在牛津大學擔任法學的教職時，哈特主張法律是一種「規則系統」。哈特認為，規則可以分為初級規則（行為規則）和次級規則（為管理初級規則而加諸於官員上的規則）。次級規則可分成裁判規則（為了解決法律爭議）、變更規則（允許法律變動）和承認規則（確認何者初級規則是具有法律身分並賦予法效力）。此後，哈特的兩個學生繼續著這個爭論。羅納德·德沃金是哈特在牛淪法學教職的後繼者，也是他最大的批評者。在德沃金所著的《法律帝國》書中，他抨擊哈特和實證主義者拒絕將法律視為道德議題的態度。德沃金主張法律是一種「詮釋性的概念」，需要由法官在一場法律爭議中去找出最適宜和最公正的解答，從他們的憲政傳統之中。另一方面，約瑟夫·拉茲維護著剛性法實證主義的觀點，甚至在《法律權威》中批評哈特的「柔性法實證主義」主張。拉茲主張法律是種權威，純粹經由社會認同，而不需要有道德上的理由。規則作為爭議調停的權威，其任何的分類最好是留給社會學，而不是在法學之中去研究。
理察·A·波斯納，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學者，和諾貝爾經濟學家蓋瑞·貝克一起架了一個部落格。
法律的經濟分析是研究法理的一個方向，它將經濟學的方法和概念引入並應用於法律之中。此一領域的興起部份是由於工會的批評以及美國的反托拉斯法。其中最知名的提倡者如理察·A·波斯納和奧利弗·威廉姆森，以及經濟學和法學中的芝加哥經濟學派如米爾頓·傅利曼和蓋瑞·貝克，他們通常也都是放鬆管制和私有化的擁護者，而認為自由市場的運行不應該被加上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