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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格變化已經表達了拉丁語的名詞動詞之間的語法關系，因此拉丁語的詞序高度自由，并不遵守主-謂-賓之類的順序。例如：「他愛錢」，此句在中文、英文、法文等現今主要語言中，皆僅有一種語序，即主語-謂語-賓語。但在拉丁語與俄語中，因格變化已闡明其關係，故可自由排列，產生六種語序。（一般而言，羅馬人會將欲強調的觀念放置句首。）又，拉丁語之中的語序雖較不重要，但最常用的語序為主賓謂結構（SOV），亦即例句中的第一條。另外，拉丁語的動詞變化可以看得出來主詞是單複數的第一、二或三人稱（共6個組合），所以這句也能進一步簡化：意思是他/她/它愛錢。
拉丁語名詞有五類變格法、形容詞有兩類變格法，每類變格法用不同的變格方式來區別上述六個格。名詞以單數屬格詞尾確定變格法。
以下列表列示拉丁語的五類變格法：
複數主、呼格
複數與、奪格
動詞有人稱、數、時態、語氣（直陳、虛擬、命令）和態（主動、被動）的區別。拉丁語動詞有四類不同的變位法，另外還包括一些不規則動詞。
大部分規則的動詞以它們的不定式詞尾來區分它們的變位法：第一類變位法的不定式結尾是“”，第二類變位法是“”，第三類變位法是“”，第四類變位法是“”。第三類變位法中還可細分出-io動詞，變位介於第三類和第四類之間。
茲舉一例，演示拉丁語動詞的主動語態的變位：
（愛，屬於第一類變位法）
未完成時 (過去進行時)
（第三人稱單數）
（第三人稱復數）
被動語態則只需把上述主動語態的結尾改成被動語態專用的結尾即可。
* Scientia potentia est：“知識即力量。”
* Iūs est ars bonī et aequī：“法律為善良與正義之藝術。”
* Vēni, vīdī, vīcī.：“我來，我見，我征服。”——尤利烏斯·凱撒
* Fortiter in rē, suāviter in modō：“行動要堅決，態度要溫和。”
* Sī vīs pācem, parā bellum：“若汝欲和平，先備戰。”——韋格蒂烏斯
*  Nīl dēspērāndum：“永不絕望。”
* Nēmō mē impūne lacessit.：“無人可欺我而不受懲罰。”
* Tempus fugit.：“光陰似箭。”——維吉爾
* Vōx populī, vox Deī.：“民意即天意。”
* Salūs populī suprēma lēx est.：“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直譯為：人民之利益為最高法律）——維吉爾
*  Nōn sibi, sed omnibus.：“不為己，而為人。”
* Cōgitō, ergō sum.：“我思故我在。”——笛卡爾
* annus mīrābilis：“奇跡迭出之年”或“令人驚異之年。”——源自英國詩人德萊頓紀念1666年倫敦大火詩篇
* annus horribilis：“可怕之年”或“多災多難之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稱呼1992年所用句
* ē plūribus ūnum：“合眾為一。”——美國國徽上格言之一
* Quī tacet cōnsentit.：“沉默即默認。”
* Carpe diem：“及時行樂。”——出自賀拉斯
* ūnus prō omnibus, omnes pro uno.：“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對應英語：One for all, all for one）——瑞士國家格言、大仲馬座右銘
* Veritās：“真理。”——哈佛大學校訓
* Mēns et manus：“手腦并用。”——麻省理工學院校訓
* Velut arbor ?vo：“如大樹般茁壯”——多倫多大學校訓
* Ut Prosim: “學以致用，為民福祉”——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校訓
* Deī sub nūmine viget：“讓她以上帝之名義繁榮。”——普林斯頓大學校訓
* Lūx et veritās：“光明與真知。”——耶魯大學校訓
* Novus ōrdō sēclōrum：“時代新秩序。”——耶魯商學院校訓
* Rerum cognoscere causas：“了解萬物發生之源。”——倫敦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校訓
* Tempus omnia revēlat：“時間會揭露一切。”
* Hinc lūcem et pōcula sacra：“此乃啟蒙之所，智識之源。”——劍橋大學校訓
* Dominus illūminātiō mea：“主照亮我。”——牛津大學校訓
* Postera crēscam laude：“吾等將成長於後人之敬重。”——墨爾本大學校訓
* Sapiēntia Et Virtūs：“智慧和品德（字面直譯）”（官方中文校訓為“明德格物”，語出《大學》。）——香港大學校訓
* Via Veritās Vīta：“道路、真理、生命。”——據傳為耶穌基督，格拉斯哥大學校訓
* 1、肖原編著，《拉丁語基礎》，商務印書館1983
* 2、張卜天譯，《韋洛克拉丁語教程》，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09（新版2017）
* 1、謝大任等編纂，《拉丁語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8
* 2、吳金瑞編譯，《拉丁漢文辭典》，光啟出版社1965（再版1980）
* 3、張維篤、甘增佑、苗德秀（Theodorus Mittler）、彭加德（Ernestus R?hm）編纂，《中華拉丁大辭典》，保祿印書館1956（再版1983）
* 1、信德麟編著《拉丁語和希臘語》，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7
* 2、信德麟編著《拉丁語語法》，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 3、顧枝鷹、楊志城等譯《拉丁語語法新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
*  《民族語》關于拉丁語的報告
天蠍座（，天文符號：?），是一個位于南天球的黃道帶星座之一，面積496.78平方度，占全天面積的1.204%，在全天88個星座中，面積排行第三十三。每年6月3日子夜天蝎座中心經過上中天。天蝎座中亮于5.5等的恒星有62顆，最亮星為心宿二（天蝎座α），視星等為0.96，是全天第十五亮星，屬於夏季星座。
天蝎座位于天秤座與人馬座之間，為黃道十二宮第八星座，最佳觀測時間為七月中旬至九月上旬。天蝎座是一個接近銀河中心的星座，擁有不少亮星，其中心宿二（天蝎座α）是全天第十五亮星。
天蝎座亮星的形狀很像一只巨大的蝎子，其中π、ρ、δ、β諸星代表蝎子的頭部，σ、α、τ代表蝎子的胸部，ε、ζ、η、μ、θ、ι、κ等代表蝎子的尾巴。
天蠍座的α星「心宿二」在古波斯認為它是守護天球四柱之一，另外三柱分別是南魚座的α星「北落師門」、獅子座的α星「軒轅十四」及金牛座的α星「畢宿五」。
在中國古代天文學中，天蠍座身體部位的三顆星稱為商星，獵戶座腰帶處的三顆星稱為參星。天蝎和獵戶分別是夏天和冬天最顯著的星座，剛好一升一落，永不相見，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天空上，因此杜甫有詩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贈衛八處士》）。它又有「釣魚星」之稱。（代表姜太公釣魚的魚鉤，因天蝎座形狀呈「S」形，可將之想像成為「丁」字型的圖案，天蝎尾巴的鉤狀，位在銀河之上，因此也被傳為姜太公釣魚「離水三尺，願者上鉤」的魚鉤。）
M4星團以及M80，中下方有M6與M7；NGC 6124在圖片上方，NGC 6334在圖片中下方。
17世紀天文學家約翰·赫維留筆下的天蠍座
天蝎座神話之一——太陽神阿波羅的兒子--法厄同，天生美麗而性感，他自己也因此感到自負，態度總是傲慢而無禮，太過好強的個性常使他無意間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有個人告訴法厄同說：“你并非太陽神的兒子！”說完大笑揚長而去，好強的法厄同怎能吞得下這口氣，于是便問自己的母親：“我到底是不是阿波羅的兒子呢？”但是不管母親如何再三保證他的確就是阿波羅所生，法厄同仍然不相信他的母親，于是說：“取笑你的人是宙斯的兒子，地位很高，如果仍然不相信，那么去問太陽神阿波羅自己吧！”阿波羅聽了自己兒子的疑問，笑著說：“別聽他們胡說，你當然是我的兒子！”法厄同仍執意不信，其實他當然知道太陽神從不說謊，可是他卻另有目的—要求駕駛父親的太陽車，以證明自己就是阿波羅的兒子。“這怎么行？”阿波羅大驚，太陽是萬物生息的主宰，一不小心就會釀巨禍，但拗不過法厄同，阿波羅正說明著如何在一定軌道駕駛太陽車時，法厄同心高氣傲，聽都沒聽立刻跳上了車，疾馳而去。結果當然很慘，地上的人們、動物、植物不是熱死就是凍死，也亂了時間，弄得天錯地暗，怨聲載道。眾神們為了遏止法厄同，由天后赫拉放出一支毒蠍，毒蠍向法厄同攻擊，法厄同根本來不及反應，毒蠍就咬住了法厄同的腳踝，而宙斯則用可怕的雷霆閃電擊中了法厄同，只見法厄同慘叫一聲墮落到地面，法厄同最終死了，人間又恢復了寧靜，為了紀念那隻也被閃電擊斃的毒蠍，這個星座就被命名為“天蝎座”。
天蠍座神話之二——據說它是赫拉克勒斯在山澗中殺死的一只大毒蠍子。還有一個故事說是獵人俄里翁過于傲慢，夸口說天下沒有一個動物是他的對手，天后赫拉就派毒蠍子咬傷了他的腳，使他中毒而死。所以它們到了天上以后也互相為敵，遠居天空的兩邊，每當天蠍座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時，獵戶俄里翁便從西方匆匆離去。
* 心宿一（Alniyat，σ）
* 心宿二（Antares，α）
* 心宿三（Alniyat，τ）
* 房宿三（Dschubba，δ）
* 房宿四（Acrab, Graffias，β1）
* 尾宿三（Grafias，ζ）
* 尾宿五（Sargas，θ）
* 尾宿七（Girtab, κ）
* 尾宿八（Shaula，λ）
* 尾宿九（Lesath，υ）
因為這星座位于接近銀河中心的位置，它所包含的深空天體非常豐富，如疏散星團M6（蝴蝶星團）、M7（托勒密星團）、球狀星團M4、M80，以及著名的疏散星團NGC 6231。
天蠍座天區在古中國的星座系統中包括房宿的房、西咸、鉤鈐、鍵閉、罰，心宿的心，尾宿的尾、神宮、傅說、魚等星官，它們都是東方青龍的一部份。
*西咸Western Door（房4）：
*鍵閉Door Bolt（房1）：
*罰Punishment（房3）：
*神宮Changing Room（尾1）：
*  The Deep Photographic Guide to the Constellations: Scorpius
*  Star Tales – Scorpius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簡稱中國國家主席、國家主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的主要職能是根據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的決定簽發主席令和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和外交活動。國家主席也是國家機構之一，國家主席機構處于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從屬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是虛位元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國事活動。國家主席不領導任何國家機關，不承擔立法、行政、軍事權力與責任，僅負責簽署全國人大及常委會通過的法令。自江澤民以來，因其同時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
國家主席職務自1954年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后開始設立。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間，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被罷免后開始缺位，1975年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二部《憲法》廢除了此一職務。1982年通過的第四部《憲法》又恢復了主席和副主席設置。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章第二節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行使下列職權：
除第八十一條規定國家主席可以進行國事活動、接受外國使節外，國家主席的其他職權均需根據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的決定執行。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八十二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職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設置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室，作為國家主席日常辦事機構，為副部級。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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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籍貫：湖南湘潭生卒：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
1949年10月1日
1954年9月27日
朱德、劉少奇、宋慶齡、張瀾、李濟深、高崗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54年－1968年）
195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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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籍貫：湖南寧鄉生卒：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
1968年10月31日（未依憲罷免）
宋慶齡、董必武
主席缺位及代理主席時期（1968年－197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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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慶齡（兩人共任）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1968年10月31日
1972年2月24日
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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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必武（兩人共任）
董必武籍貫：湖北紅安生卒：1886年3月5日－1975年4月2日
1975年1月17日
1972年起以“代主席”名義行主席職權
1975年至1983年的憲法不設國家主席，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代行職權。（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存廢之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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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籍貫：湖北紅安生卒：1909年6月23日－1992年6月21日
1983年6月18日
1988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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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尚昆籍貫：重慶潼南生卒：1907年8月3日－1998年9月14日
1993年3月27日
江澤民籍貫：江蘇揚州生卒：1926年8月17日－
2003年3月15日
榮毅仁↓胡錦濤
胡錦濤籍貫：安徽績溪生卒：1942年12月21日－
2013年3月15日
曾慶紅↓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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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籍貫：陜西富平生卒：1953年6月15日－
李源潮↓王岐山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設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54年第一部《憲法》的頒布，此時只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職；1954年國家主席的設立至1975年第二部《憲法》對國家主席的廢除；自1975年國家主席在《憲法》上的缺位至1982年第四部《憲法》對國家主席的恢復；以及1982年至今國家主席制度的穩步發展時期，其中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由資歷深厚的中共元老擔任，至90年代初國家主席開始由具有實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任，在職位本身未變的情況下其實際地位職權發生了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至1954年行憲之間，在國家機構體系中，沒有設置專門的國家主席，行使國家主席職權的國家機關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設主席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名，委員56名，秘書長1名。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和領導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工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名義上不是國家元首，而只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組成人員，不過在實際上主席行使了一部份屬于國家元首的職權。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至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實際上被視為國家主席的前身。
1954年3月23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解釋為什么要設國家主席時說：“為了保證國家安全起見，設了個主席。我們中國是一個大國，疊床架屋地設個主席，目的是為著使國家更加安全。有議長，有總理，又有個主席，就更安全些，不至于三個地方同時都出毛病。”憲法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對于國家主席的職權問題進行過多次討論，他們曾設想將主席的權力定得低一些，超脫一點，讓主席只相當于“半個伏羅希洛夫（時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主席可以提出建議，建議不起決定作用，人家愿理就理，不理拉倒，毫無辦法。”但是，這并不是意味著主席什么事情也不干。因為主席還可以“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在必要的時候召開最高國務會議”。
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制定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下設立常務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取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國家主席是政治體制中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既是國家的代表，又是國家的象征。同時第一部《憲法》還對國家主席的產生、任期、地位和職權等一系列問題予以明確的規定。
1954年至196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制度基本上正常運轉。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毛澤東和朱德分別擔任國家主席和副主席。毛澤東在任期屆滿后不再連任國家主席，但繼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1959年和1965年，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兩次當選為國家主席。在1954年至1965年期間，國家主席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了大批的法律法令，多次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接見外國使節，並進行了其他許多有關的職務活動。
文化大革命期間，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被“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由于沒有召開全國人大會議，該罷免案屬于違憲。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的決議，恢復其名譽。1968年至1975年間，國家主席長期處于空缺狀態，先后由國家副主席（宋慶齡和董必武二人）和代主席（董必武一人）代理職務。
劉少奇死后，毛澤東有意廢除國家主席一職，但其法定接班人林彪及多數中央領導人均不同意，甚至為國家主席的存廢，而引起嚴重爭執及后來的九一三事件。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二部《憲法》。《憲法》正式取消了國家主席的建制，改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國家元首職責。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三部《憲法》。該部《憲法》仍然堅持不設置國家主席。不過，1978年《憲法》把1954年《憲法》所規定的由國家主席行使的一些職權，改為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主席行使，包括：提名國務院總理及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另外，接受外國使節；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定，公布法律和法令，派遣和召回駐外全權代表，批準同外國締結的條約，授予國家的榮譽稱號的重要職權，改為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而委員長在當時被視為國家元首。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部《憲法》，即《八二憲法》，在國家機構一章中恢復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規定，重新設置國家主席、副主席職務，但取消了《五四憲法》中賦予國家主席的兩項職權，包括召開最高國務會議和擔任國防委員會主席，失去了憲法賦予的行政參與權、立法提案權和名義上的軍事統帥權，也不再設立作為國家主席辦事機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在八二憲法審議過程中，鄧小平指出：“還是要設國家主席，有國家主席代表國家比較好，但是對國家主席的職權可以規定得虛一點，不要管具體工作，不要干涉具體政務。”
根據《八二憲法》的規定，國家主席沒有實際權力，但歷任國家主席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級別的高級黨員擔任，其實權來自同時擔任的其他職務。自江澤民開始，國家主席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三職由同一人擔任而握有實權，胡錦濤、習近平也承此慣例。雖然憲法上國家主席沒有權力，但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對外的最高代表，縱觀歷任人選，即使不是由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兼任，也是由黨內舉足輕重的人物擔任。
1983年6月，中共元老李先念和烏蘭夫分別當選國家主席和副主席。1988年，中共元老楊尚昆和王震接任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職務。1982年《憲法》雖于1988年4月、1993年3月、1999年3月、2004年3月和2018年3月經過了五次修正，但每次都繼續維持國家主席、副主席的設置，從而使國家主席制度得到確立。
隨著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對外交流不斷增加，領導人外訪和接待外賓的次數也越來越多，在楊尚昆的任期屆滿后，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接任國家主席一職，從此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兼任國家主席以獲得國家元首的身份開始制度化，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胡錦濤卸任國家主席后也承繼這“三位一體”的慣例。國家主席職務讓最高領導人有了代表國家的身份，在國際上進行元首外交、國事訪問和出席國際會議等國事活動。
2018年3月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刪除了國家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任期限制，不過沒有增加任何權力，其“虛位元首”的性質不變。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選舉和罷免國家主席。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主席團提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第六十二條選舉產生，任期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每屆任期相同。《憲法》第七十九條同時規定：國家主席必須是年滿45歲并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實務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主席團的提名一般均根據中共中央的建議并依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經過各省自治區代表團的協商從而正式確定候選人名單。國家主席候選人名單人數可以為一人或多人，但實務中基本只有一人（等額選舉）。
根據《憲法》第七十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副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全國人大代表在選舉國家主席時可以對候選人投出同意、否決、棄權或另選他人，共計四個選項。全國人大代表國家主席候選人需要獲得至少全部全國人大代表總數的半數選票可當選。以2018年的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為例，代表為2970人，則國家主席或副主席候選人至少需要1486票便可當選。若一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希望提名主席團名單以外的其他人擔任國家主席或副主席，必須先否決主席團名單中所提名人選并在“另選他人”一欄中填寫該人的姓名。如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中，除主席團提名之國家副主席候選人李源潮以外，另有2名代表另選劉云山、1名代表另選李鴻忠、1名代表另選汪洋、1名代表另選袁純清、1名代表另選潘逸陽。
《憲法》第八十二至八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協助主席工作。國家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職權。如果國家主席出缺，由副主席繼任；國家副主席缺位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補選。在國家主席、副主席都缺位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補選；在補選以前，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暫時代理主席職位。
2018年2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建議取消憲法中“國家主席與副主席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的規定。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決定取消對國家主席、副主席連任次數的限制。
由于身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所以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時在黨內的排名同樣處于首位。1959年劉少奇接任國家主席時，他是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黨內地位僅次于黨主席毛澤東名列第二。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劉少奇失去了黨中央副主席的頭銜，雖然保留了政治局常委職務，但排名降至第八位，隨后被開除出黨。李先念作為相隔15年后的另一位國家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五，在國務院總理之后。到了楊尚昆擔任國家主席時，他沒有進政治局常委會，但與其他領導人同時列席時排名第三，僅次于總書記趙紫陽和軍委主席鄧小平。從1993年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身份兼任國家主席開始，國家主席在時隔34年后再次排名黨內首位。不過根據中國官方的政治排名，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地位還是在國家主席之上，領導人的頭銜依官方次序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國家主席選出後，須在人民大會堂宣誓就職，而其宣誓詞內容如下：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應進行憲法宣誓方得就任。宣誓詞內容如下：
截至，歷任國家主席中有兩位仍在世：
出生日期和年齡
第五任（1993－2003）
第六任（2003－2013）
最近一位去世的前主席是楊尚昆，他于1998年9月14日去世，享年91歲。
*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列表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存廢之爭
*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室
*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代主席、副主席
**美軍繼續對伊拉克巴格達南部進行空襲。伊拉克國家奧林匹克委員會總部大樓在空襲中被美軍導彈擊中，大樓一到四層的墻體嚴重受損。據稱，該大樓也是薩達姆長子烏代所領導的伊拉克政府青少部辦公室所在地。美國五角大樓于當地時間31日晚宣布，過去3天里向伊拉克境內共投擲了3000多枚炸彈。
**伊拉克電視臺否認薩達姆的家人已經逃亡國外。
**香港著名藝人張國榮在香港文華東方酒店跳樓自殺身亡。
*第2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香港四大天王同臺表演，紀念不久前自殺身亡的張國榮。
**俄羅斯駐伊拉克大使的外交車隊在撤離伊拉克途中，遭到不明武裝人員襲擊，有人員受傷。俄羅斯總統普京分別召集駐俄羅斯的美國和伊拉克大使，要求交戰雙方保證俄國外交人員的安全。
**美國空軍再次誤傷友軍地面部隊。有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和伊拉克庫爾德叛軍人員受傷。英國BBC記者也受輕傷。
**美軍宣稱已經完成包圍巴格達的行動，并占領了巴格達的薩達姆機場。但伊拉克方面否認，宣稱已經重奪機場的控制權。
*美軍部隊占領巴格達，薩達姆政權被推翻。
*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莫哈末取代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成為不結盟運動秘書長。
*退役美軍將領杰伊·加納（Jay Garner）出任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負責人。
*百人會2003年年會開設「中國的機會與市場的發展」討論會，《中國即將崩潰》作者章家敦應邀擔任主講人，原本是對頭的索羅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兼執行長馬克·史瓦茲（Mark Schwartz）、摩根史坦利亞洲榮譽董事長傑克·華沃茲（Jack S. Wadsworth）、《風險資本主義者》作者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聯合圍剿章家敦，馬克·史瓦茲以其華爾街老江湖的經驗當面駁斥章家敦「你的中國崩潰論，只在你的書中存在，不存在現實的中國」。
*蘋果電腦的iTunes音樂商店開放，在首周賣出1,000,000首歌曲。
* 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群（SARS）在全球迅速蔓延，尤其在中國、東南亞和加拿大的多倫多最為嚴重。
臺灣海峽，其中中華民國政府控制位于中國大陸的金門和馬祖
中華民國臺灣地區的行政疆域圖（未包括東沙群島等南海島嶼）
臺灣問題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及第二次國共內戰後，關於臺灣政權及主權歸屬的問題及爭議。背景為過去中國國民黨在臺灣主政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雙方關于主權、領土以及政權合法性的爭議、對彼此的主權聲索、彼此宣稱擁有對方統治範圍全境之主權，其中臺澎金馬未來政治前途的爭議最為尖銳。通常被稱為「兩岸問題」、「統獨議題」，也有“臺灣議題”、“臺灣（政治）地位問題”等多種稱呼。
對于臺灣問題在未來的變化，常見的推測有三種：維持兩岸分治現狀、兩岸統一，以及臺灣獨立。每一種變化，由于主導者和途徑不同，最終會形成不同的后果。目前，臺灣問題是海峽兩岸關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因為臺海兩岸的政治、軍事，以及時代變化等因素，造成兩岸政府、政黨和民眾對臺灣問題最終結果的認知與追求各不相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1980年代開始提出一國兩制以求統一臺灣；執政中華民國政府的國民黨在1990年代前持謀求中華民國統一大陸的立場。國民黨的李登輝執政前期曾提出國家統一綱領，謀求中華民國統一大陸，執政後期提出特殊兩國論。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執政時，傾向一邊一國。國民黨的馬英九則持不統、不獨、不武的立場，主張一中各表，並呼吁中華人民共和國正視中華民國依舊存在的事實。
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在2019年提出一國兩制臺灣方案。以之相對，國民黨拒絕一國兩制，而現任中華民國總統兼民主進步黨主席的蔡英文則不接受九二共識與一國兩制。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在接受埃德加·斯諾訪問時，表達關於中國共產黨若打敗日本後收復領土的立場，在這訪問中毛強調東北是要收復的，但同時明白指出支持朝鮮及臺灣脫離日本管制尋求獨立，以及內蒙古成立自治區。1941年12月9日，中華民國正式對日本宣戰，單方面宣佈中國與日本之間一切條約、專約、協定、及契約均屬無效。在美軍投入太平洋戰場之後，身為日本重要南進基地的臺灣也多次遭受美軍的轟炸。
1943年12月1日，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埃及首都開羅發表《開羅宣言》，其中表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及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滿洲、臺灣及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1945年7月26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未被邀請與會） 、美國總統哈瑞·S·杜魯門、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德國波茨坦發表《波茨坦公告》，第八點表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為日本投降必要條件之一。《波茨坦公告》第八條表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施”，確認了《開羅宣言》，而抱持臺灣主權未定論者認為《波茨坦公告》及《開羅宣言》的效力遠不如經48國所簽訂的《舊金山和約》，領土歸屬問題仍須經過和平條約的規定才能確立。
8月15日，昭和天皇於東京發表《終戰詔書》，清楚表示「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支、蘇四國，願受諾其共同宣言。」
9月2日，日本與美國、中華民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十國於東京灣簽署正式《降伏文書》，降伏文書第一點指出「余等遵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並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首領於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舉之條款。中美英蘇四國在此文件中將被稱為盟邦」。
同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當中第一道命令的甲項指示「在中國（滿洲除外）、臺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軍高階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將軍投降」，9月9日，由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何應欽上將在南京市與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上將一同簽署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第一點指示「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第二點乙項指示「（東三省除外）臺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第七點指示「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10月5日，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率領幕僚80餘人飛抵臺北；10月17日，第七十軍及長官公署官員分乘美軍艦艇40餘艘抵達基隆；10月25日，臺灣地區的受降典禮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由陳儀將軍代表蔣介石將軍接受日本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的投降。受降典禮結束後，陳儀對外發表一篇「廣播詞」，稱「從今天起臺灣及澎湖列島已經正式重入中華民國版圖」，但，一般命令第一號只明言：「中華民國代為接管臺灣，並非統治。」。
1946年，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就二戰後統一、民主之中國談判破裂，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1946年10月，蔣介石偕夫人赴臺灣巡視，蔣察看後十分高興，私下曾說：“臺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有了臺灣，就有了一切。”；此外，臺灣條件獨特，氣候宜人，物產礦藏豐富，經過日本長期統治後，臺灣經濟自成系統，與中國大陸有相隔100多公里之臺灣海峽，解放軍沒有現代化海空軍極難橫渡。自從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以後，為因應國共內戰將大量臺灣物資輸往中國大陸，長官公署治臺政策錯誤、官員貪污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在民不聊生之下，於1947年2月底發生二二八事件，臺灣各地發生軍民衝突，抗爭與衝突數日間自臺北市蔓延全臺灣，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增援軍隊抵達臺灣鎮壓屠殺與實施清鄉，眾多臺灣民眾與菁英犧牲，此事件造成臺灣本土人民與自中國大陸遷臺軍民之間長期的裂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年12月7日，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正式遷往臺北市。兩岸自此進入對立與分治狀態，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有效統治浙東諸小島、臺灣島、澎湖群島、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以及南沙群島的太平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效統治中國大陸。直到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之前，中華民國政府是國際承認的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宣稱要收復大陸。
由於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於中國國民黨嚴重的貪污腐化深感不滿，並計畫聽任中國共產黨率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臺灣，但之後由於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而且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一改「袖手旁觀的政策」轉為「介入中立的政策」。在6月27日的總統聲明中，杜魯門指出，共產主義已經不僅是採用顛覆手法，而是也使用武力及戰爭手段來擴散，違背了聯合國安理會發出的維持國際和平的命令，在此種情況下，共產黨若佔領臺灣將威脅到在亞太地區行事的美軍，因此他派第七艦隊巡弋臺灣海峽，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臺灣，但也阻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杜魯門同時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說「臺灣未來地位的確定，須待太平洋地區安全得到恢復、或對日簽署和平協定、或由聯合國考量。」7月19日，杜魯門亦在對國會的朝鮮情勢報告中重申此立場，以及保持臺灣和平的必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指責這些行為及言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9月8日，杜魯門指示時任美國國務卿外交政策顧問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起草1951年《對日和平條約》時，實現將臺灣「中立化」的決策。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於是凍結臺灣地位問題，使日本僅僅放棄對臺灣的主權，卻不指定接收國，這樣可隨後由軍事占領日本的美國、英國、蘇聯及中華民國四國代表所有簽約國來決定臺灣的主權歸屬；如果四方不能在一年內達成協定，將把臺灣問題送交聯合國裁決，而當時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1951年9月8日，日本與48個國家簽訂舊金山和約而取回自身主權時就於第二條乙項同意「日本放棄對臺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及要求。」許多人認為，日本對臺灣的主權是在此時才正式終結。然而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未獲邀參加《舊金山和約》，因此誰是中國的合法代表問題上，存在爭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當時都宣稱自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英國與蘇聯當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與日本則承認中華民國。日本在無接收國情況下放棄臺灣主權，這在國際法實踐中是很不尋常的，但這正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計畫。中華民國就未獲邀請一事提出了抗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舊金山和約》違背了盟國於1942年1月1日簽署的《聯合國宣言》中「不與敵人個別媾和」的限制條款，因而不是全面合法的對日和平條約，始終拒絕承認該條約。
隨後在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終於在臺北簽訂《中日和平條約》(《臺北和約》)，但由於中華民國亟需通過和約鞏固其中國合法代表地位，在談判中處於極度劣勢，未從條約得到任何實際利益，條約沒有超出《舊金山和約》範圍，仍然只於第二條條文中載明「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以下簡稱金山和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不過，《中日和平條約》第四條也規定「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中華民國外交部據此認為第四條承認的無效條約包括馬關條約，第十條承認臺灣、澎湖人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更進一步解讀認為中華民國恢復了其對臺灣、澎湖地區的主權。
對於馬關條約無效之說，日本外務省曾在1964年表示，雖然中日和約第四條承認1941年中日開戰前的所有條約無效，但諸如臺灣割讓等條約是完成割讓臺灣一事即達成目的，由於該條約已執行完畢，即使事後廢棄也無法使已執行完畢的事項回復到未執行前的狀態。
中日和約第十條並未承認臺灣、澎湖人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而是將臺灣、澎湖居民「視為」中華民國國民。日本國國會在1952年審議《中日和約》時，外務省官員解釋中日和約條款時說明：因為臺灣、澎湖的歸屬還未確定，一旦舊金山和約生效，臺灣、澎湖就會脫離日本，臺灣、澎湖人民亦會失去日本國籍，之後處於國籍不明的狀態會造成不便，例如欲前往世界各國旅行時缺乏護照，因此第十條才規定將臺灣、澎湖居民「視為」中華民國國民，中日和約並未決定何處是中華民國領土、誰是中華民國國民，第十條的宗旨並不是規定誰是中華民國國民。
1952年5月13日，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對日和約案卷第54冊載明：「查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臺灣澎湖，而未明定其誰屬，此點自非中日和約所能補救。」
1972年，中日關系正常化後，日本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復交三原則」，《中日和約》即行廢止，臺灣歸屬問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被回退到二戰時期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條同盟國方面所宣告的內容，但是日本早已經於《舊金山和約》宣布放棄臺灣、澎湖。該聲明的法律地位隨後在1978年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得到確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主流的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為中國大陸武力攻占臺灣，統一中國，即“解放臺灣”。后轉變為以和平方式取得臺灣，統一中國，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2010年代后，“武力統一”，以及實際管控臺灣后實行“一國一制”的主張亦有廣泛的民間支持。中國大陸持不同政見者或反共人士中，則常見支持臺灣獨立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立后，一直宣稱自己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堅持臺灣是“中國神圣不可分割的領土”、“臺灣問題屬于中國內政”等立場，反對臺灣獨立，反對其他國家對臺灣問題的干預。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政府期望以武力統一臺灣，即解放臺灣。因國力、軍力有限，未能實現。鄧小平時代，對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轉化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1990年代起，主張兩岸必須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一個中國原則）展開交流及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自1949年10月1日建立起，即聲稱擁有臺灣地區的主權。在憲法層面，四部憲法中，1978年以前的兩部憲法沒有特別提及臺灣地區的主權問題；在1978年的憲法序言中，首次出現「臺灣是中國的神聖領土」的表述，1982年的憲法序言又修改為「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宣稱自己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故對于實際統治臺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不予承認，在官方文件及歷史文獻當中，中華民國截止于1949年10月1日。但是在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稱為“與臺灣當局交流基礎”的九二共識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并沒有反對中華民國“對于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的但書。在中國大陸的新聞媒體報道中，一般用“臺灣當局”指代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國旗、中華民國國徽、任何含有“中華民國”、“國家”、“國立”字樣的機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立中正紀念堂等），以及任何涉及國家主權象征的標志（如外交部、國防部、中華民國國軍軍旗等）都會被作馬賽克處理。而在確實需要提到中華民國行政機關部門時，會加上引號，例如：臺“經濟部”，臺“教育部”等，但也存在例外情況，如“五院”一般稱之為“機構/機關”，如臺灣立法機構、臺灣行政機構、臺灣司法機關等；而涉及國家主權的外交部、國防部、中華民國國軍則稱之為「外事部門」、「防務部門」、「臺軍」；對于中華民國總統，則一般稱之為“臺灣地區領導人”，對于“總統府”，則稱之為“辦公室”或“辦公大樓”，具體詳見《 關于正確使用涉臺宣傳用語的意見》。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作詩《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有“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之句，希望武力解放臺灣。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軍武力封鎖臺灣海峽，致使毛的計劃擱淺，毛澤東接受外國記者的采訪時坦率直言：“臺灣問題可能立刻可以解決，也可能五十年后，或一百年后，才能解決。”1956年，毛澤東第一次提出以“第三次國共合作”來“和平解放臺灣”，1961年提出“一國兩制”的雛形，在1963年被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周恩來總理多次代表政府希望蔣介石回歸大陸，實現全國統一；他明確指出：「蔣介石和他的“集團”是中國人，作為中國人，我們不願意看到中國人之間永久分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他們應該並且最後會回到祖國來的原因。」但對于蔣中正、國民黨政權的輿論攻擊從未停止，也有金門炮戰等臺海危機的發生。
福州市馬尾區在正對中華民國實際控制的馬祖列島海岸豎立有「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的標語。
毛澤東時代結束后，中國大陸政治形態轉變，政府對臺灣的政策也開始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尋求積極有效的方式來和對岸商談，并且決心以和平方式統一。在1979年《告臺灣同胞書》中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稱「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已經表示決心，一定要考慮現實情況，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臺灣現狀和臺灣各界人士的意見，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臺灣人民蒙受損失。」最顯著的標志是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1979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宣布了爭取和平統一祖國的大政方針。1981年9月30日中國大陸提出的九點方針是按照這一大政方針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進一步重大努力。」
臺海兩岸關系在中國大陸經濟改革開放之后稍顯緩和，但臺灣海峽導彈危機等一系列事件后，兩岸又處于執政當局雙方中斷對話的狀態。
中國共產黨自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起，就聲稱臺灣為中國不可分割一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中國大陸方面認為，臺灣的主權已經于1945年歸還給中華民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佔據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與代表權，並聲稱“一個中國”是兩岸談判的前提，在該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談”，臺灣問題可以-{zh-hant:透過;zh-hans:通過}-香港和澳門模式，即鄧小平提出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一國兩制）的模式來解決。但為阻止“臺獨”，或者臺灣發生內亂、外國入侵，或者臺灣方面無限期拖延談判時間，中國大陸方面堅持不排除使用武力解決的可能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局發行的臺胞證卡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對臺工作中一貫強調「一個中國原則」，自2001年起也經常使用「九二共識」一詞，認為九二共識的核心即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2001年4月27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新聞局局長張銘清發表談話紀念汪辜會談八周年，談話提到「九二共識」，此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首次使用「九二共識」一詞。2005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大陸，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始在公文書上使用九二共識這名稱，認爲其含義是「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上說國民黨擔負著“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的作戰任務，對國民黨做了正面評價。中國國民黨（特別是孫中山）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特殊貢獻，也是中國大陸的歷史教科書上充分肯定的，中國共產黨把“廣大臺灣人民”和“少部分臺獨分子”做嚴格的區分。
2005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針對反制臺獨勢力的擴張而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條文包括：
2008年5月，中國國民黨籍的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總統之后，國共兩黨都做出積極回應。2008年11月，中國“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會長陳云林首次訪問臺灣，與臺灣“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江丙坤代表兩岸政府簽署《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和《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四項協議（第二次江陳會談“四協議”），標志著兩岸三通基本實現。2008年12月31日，胡錦濤藉北京紀念《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的機會，發表了《攜手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公開講話，提出了六點對臺政策方針（胡六點），成為兩岸和平發展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政策的最高綱領。
2014年6月，時任民進黨籍臺南市長賴清德訪問中國大陸時，被問到臺獨黨綱問題時表示：「臺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民共同決定。」對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臺辦發言人范麗青於2014年6月11日回應：「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包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共同決定，並且強調反對臺獨的立場不變。」此言論引發部分人士的不滿。
中國大陸民眾的觀點與政府長期相同，由“解放臺灣”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進入網絡時代后，中國大陸民眾對臺灣的好感逐步消散，反臺獨情緒高漲，同時孕育出反臺情緒。2010年代后的網絡輿論則反映出，中國大陸民眾對最終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由和平統一，轉變為武力統一（即解放臺灣）。“留島不留人”成為激進的武統口號。
2016年，臺灣執政黨輪換。4月25日，《環球時報》和上海社會科學院面對中國大陸網友進行的網絡民意調查顯示，99%的受調查者認同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40.7%的認為和平統一“完全沒可能”，40%認為“可能性很小”；超過85%支持“武統臺灣”，更有超過六成受調查者稱不惜為此進入全面戰爭。此次調查稱，執政的民進黨為“明獨”，下野的國民黨是“暗獨”，兩者無本質區別。這一對臺灣主要政黨在臺獨問題上的定性，獲得85.5%的受調查者贊同。而在反對一國兩制已是香港、臺灣民意主流的情形下，指出，一國兩制業已失去中國大陸民眾支持，最終，“武力統一、一國一制”。同時，臺灣對中國大陸這一民意現狀存在誤判。2019年7月，解放軍少將羅援撰文指出，臺灣方面如不接受一國兩制，可武力統一或和平統一后，實行“一國一制”。
自1895年起120餘年中，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只有短短4年的政治關係（1945年~1949年），而此有所聯繫的中華民國已於1949年12月將中央政府遷至臺北市。臺澎金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從無實質關係，（中華民國政府于李登輝時代前概不承認中共當局，僅將中國大陸視為“共匪竊占”的神聖領土，中共當局為叛亂團體，主張「反攻大陸，統一中國」）。（從李宗仁解釋的臺灣問題之開始）
時至今日，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自1990年代李登輝總統之後開始改變，因應于國家未統一之現狀，凍結部分憲法條文（並非廢除），不再否認中共當局對大陸地區的實際控治及不再視中共當局為叛亂團體、承認蒙古的存在，並放棄以武力收復大陸失土。但中華民國政府在法理上並未放棄對中國大陸地區主權，僅將領土區分為對等地位的中國共產黨實際控制的“大陸地區”以及臺澎金馬的“自由地區”，憲法條文僅在自由地區施行此在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未修正領土相關條文可見。
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一部分先前在臺灣日治時期的前臺灣共產黨人士逃往中國大陸、香港。其中統獨立場皆有，其中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于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在香港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7月10日，臺盟由香港輾轉得到一份《臺灣恥政三週年告同胞書》並予以複製在臺灣發送。但7月14日即遭舉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隨即逮捕印刷成員廖學銳、鄭慶龍，這就是白色恐怖中的廖學銳案。1949年9月，臺盟參加中國共產黨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參與制定共同綱領。1955年，臺盟中央遷至北京。當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獲悉臺盟已遷至北京後，下令嚴辦廖學銳案。又再牽扯出30餘人，廖學銳與其他11名涉案者最後被中華民國政府槍決。現時臺盟成為中國大陸立法機關人大常委會第八大黨。
中華民國在臺灣自1950年起開始實施縣市地方自治，吳三連與高玉樹等臺籍非中國國民黨人士亦多次當選為具地方實權之首都臺北市市長。中華民國的民主化在中央政府決定於1987年開放組黨結社、組織參加集會遊行、從事政治活動、自由辦報或出版刊物後有了更全面的進展。1991年起國會全面選舉，也象徵中華民國邁向民主國家。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與國民大會在民主化與1994年臺灣省長民選的葉爾辛效應（中國大陸譯為葉利欽）壓力下，於1995年修改並凍結部分憲法，而於選舉總統和副總統時適用《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一改先前由國民大會代表間接選舉的方式。於臺灣、澎湖、金門、與馬祖舉行之總統直接選舉於1996年首次辦理，也讓中華民國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臺灣問題不僅僅是由馬關條約或國共內戰所導致，臺灣問題之原因，實際上也離不開文化衝突、自由民主與專制政治制度之對立迥異以及美國和中國大陸的角力。而中國大陸由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其政治制度無法被臺灣人民所接受，而絕大多數臺灣民意長期且穩定地支持維持現狀。
對於臺灣問題，雙方對於海峽兩岸「現狀」，即臺灣政治及法律地位，各方有不同立場與見解，甚至對歷史本身也有不同認知與解讀。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2005年制定《反分裂國家法》。針對中國大陸之武力威脅，中華民國國會立法院於2003年制定《公民投票法》，保障國民舉行公民投票的權利，其中的第十七條「防禦性公投」（公投－國家安全事項）條款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決議，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
臺灣問題形成初期，海峽兩岸糾結於「中國代表權問題」。臺灣內外均有官方或非官方人士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這個理論以《開羅宣言》僅為新聞稿宣言且各國並未簽字為由，代之以具國際法效力之《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簡稱《舊金山和約》）中，僅明載日本國「放棄」臺灣及澎湖列島之權利，而未言明交予何國為法理基礎，向美國舊金山法庭提出訴訟；同時，過去中國國民黨作為「臺灣新統治政權」在臺灣長期威權獨裁統治、中共當局長期閉鎖中國大陸邊境並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與言論管控，兩岸經濟發展差距等原因，造成兩岸很大差異與隔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臺灣武力威嚇，中華民國政府的外交空間被打壓；臺灣獨立運動，臺灣本土意識形態崛起；部分臺灣人（包括激進獨派）對中國大陸人士之歧視，中國大陸激進統派人士對臺灣人之貶抑用語；部分臺灣政治家操作族群意識、統獨議題，兩岸媒體對對岸之片面報導，都造成兩岸間不少誤解與對立。另外，1980年代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大批臺商開始“登陸”。2000年以來，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發展，臺灣經濟發展趨緩，而中國大陸在經濟地位上提升，成為臺灣最大貿易夥伴。部分臺灣民眾和臺灣獨立人士認為是中國大陸崛起造成了臺灣產業、人才、資金外流，臺灣勞工失業增加，並以此作為反對兩岸經貿合作、人員往來之理由。
臺灣方面，1990年代起，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否認中共當局，並放棄武力反攻大陸。有人認爲，此後臺灣問題之癥結已由「中國代表權問題」轉化為統一與獨立之爭、中國化與去中國化（臺灣本土化）之爭。
除了這種強烈之二分法，也有人認爲還有第三種中間路線存在——採用邦聯制或聯邦制等來解決，歐盟模式是為典型；同時去中國化(或說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不必排斥中華文化；民調也顯示，大多數臺灣民眾支持維持維持現狀。現時統獨比例皆下降且持平，支持臺海維持現狀者佔有絕大多數。
金門大膽島上面對廈門海岸的心戰牆，1986年8月金防部司令趙萬富上將令烈嶼師長龔力少將興建，翌年同因三七事件去職，刻劃解嚴前的政治主張。
蔣中正時代的中華民國政府被大部分反共產主義國家承認為中國之合法政府，堅持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有權對中國大陸地區（包括外蒙古地區）及臺灣地區行使主權，并將大陸地區劃為淪陷地區，將臺灣地區稱為自由地區及復興基地。以“反攻大陸，光復國土，拯救大陸同胞”作為國策，在臺灣島內實行戒嚴，嚴防共產勢力滲透臺灣，防止全面民主以重蹈覆轍動搖統治根基。
蔣經國時代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代替“反攻大陸”。堅持只有中國大陸放棄共產主義，兩岸才可能統一。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採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臺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文宣
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的政治標語
蔣經國去世後, 1990年李登輝經國民大會當選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全面掌握黨政軍大權後，於1990年10月7日宣佈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當時設置目的在主導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力促兩岸統一，並於1991年2月23日第三次會議上通過了《國家統一綱領》。在1991年，中華民國代表以中華臺北之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同加入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相當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存在，是現階段統治中國大陸地區的政府。往後，中華民國政府鑑於兩岸政治制度及兩地人民生活水準皆存在極大差異、觀點不受中共當局尊重，遂對中國的統一不再一廂情願。李登輝同時進一步推行蔣經國晚年推行的臺灣本土化政策，並且開始強調臺灣主體性。
1995年，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訪問美國的在任國家元首，美國國會議員和康大校方都稱呼他是臺灣總統。李總統於歐林講座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演講，當中以英文提及「中華民國」達四次，且指出臺灣已實現“主權在民”的政治體系。引發中共當局強烈反應。1996年，李登輝與連戰搭檔，參選中華民國第九任正、副總統。中共當局於臺灣海峽舉行一連串稱為“海峽九六一”的軍事演習以恐嚇中華民國。美國為防範有事，派遣兩艘航空母艦巡防臺灣海峽。選舉就在「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中完成，結果李登輝與連戰以54.0%的得票率，贏得了中華民國第九任總統、副總統職位，也是華人歷史上首次由公民直選產生的國家元首(參見：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國會全面改選與成功的總統直接民選也更加鞏固中華民國的民主制度。
1996年，李登輝當選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民選總統後，由於受到中共當局的政治壓迫，李登輝對兩岸關係的態度逐漸發生了變化，也愈發傾向臺灣獨立。1999年7月9日，他在接受德國之聲錄影專訪的時候，提到海峽兩岸的關係，表示“臺灣和中國是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這也就是著名的「兩國論」。該觀點導致中國大陸的激烈反應。在李登輝總統任內，臺灣認同已逐步開始在臺灣社會走向主流地位。
中華民國前總統陳水扁於2008年參加1025反黑心顧臺灣大遊行時揮舞「臺灣中國、一邊一國」旗幟。
2000年5月20日，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是為第一次和平的政黨輪替。陳水扁在首次就職時，發表了四不一沒有的兩岸主張。2002年8月2日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在日本東京世界臺灣人大會第二十九屆年會上發表演說時，提出「臺灣應該走自己的路」，重申「臺灣、中國，一邊一國，要分清楚」，並承諾將推動公民投票，由人民決定臺灣命運。相對於特殊兩國論僅認為臺灣與中國大陸分屬不同國家，一邊一國論更強調臺灣有別於中國大陸之外的獨立性。同時扁政府凍結了李登輝時期頒佈的國家統一綱領。中華民國任務型國民大會亦通過憲法增修，把公民投票寫入憲法，導致中國大陸通過反分裂國家法。
2008年，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是為第二次和平的政黨輪替。他提出一個中國就是自由、民主、均富和統一的中華民國。臺灣與中國大陸唯一合法政府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為自由、民主、均富和統一的國家。但此「憲法一中」的表述僅用於與中國大陸協商時，事實上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不但黨綱刪去了統一中國的文字表述，外交部網站亦承認了蒙古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以「不統、不獨、不武」的說法，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臺灣海峽的現狀。在國民黨所主張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協商。並堅持臺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以臺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
2008年9月4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接受墨西哥太陽報專訪時，稱兩岸不是國與國的關係。
2011年2月7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強調依據憲法未來官員在口頭表達和官方公文中，稱呼對岸只能用“中國大陸”或“大陸”，禁用“中國”。2012年12月26日，馬英九重申，兩岸關系是一種特殊關系，而不是國與國的關系，并指出這種特殊的關系是“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
2013年10月10日，馬英九在雙十國慶上表示，“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兩岸關系不是國際關系。”
馬英九執政期間的兩岸政策使兩岸關係得以改善，并促成了兩岸領導人會面。
2016年1月16日，民主進步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第十四任總統，是為第三次和平的政黨輪替。蔡英文口頭主張兩岸維持現狀，不接受中國大陸方面所要求「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九二共識，中國大陸認為民主進步黨政府推動文化臺獨和漸進臺獨、作為因應加大力度對臺灣進行外交層面的孤立。蔡英文上臺兩年間，中華民國失去5個邦交國，且其駐駐外代表機構亦被迫更名。
中華民國政黨方面的立場則包括泛藍及泛綠兩派。兩派主張的共同點是臺灣不接受中共當局的統治，相異之點則在於「中國」、「中華民國」及「臺灣」之界定與未來走向。中華民國泛藍陣營政黨主要包括中國國民黨、新黨。除了新黨及統促黨堅決反對臺灣獨立及提出與中國統一外，其他大多數泛藍政黨願意在臺灣人民的認可下，接受“一中原則”，惟堅持一個「中國」指稱的是「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社會環境與民意變遷，國民黨本土派人士增加，國民黨在論述中早已不談過時的中國政權法統，甚至絕大部分人士及媒體都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故僅在兩岸政經協商時使用「一中各表」。至於親民黨則採取較新黨模糊的偏統論述，在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時泛藍副總統候選人－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提出一中屋頂的構想，這個構想類似於政治學上的邦聯制。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在2012年3月與中國共產黨會談中也曾提出一國兩區構想。
而一國兩府則最早由美國政府提出。1990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主持的國家統一委員會，再度提出一國兩府的建議。2000年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時，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曾再度提出一國兩府、聯邦制和邦聯制等構想，但主要是反對臺獨。
此外，2004年由臺灣大學政治學教授張亞中所提出的一中同表則希望兩岸由一中各表的立場更進一步。2015年，中國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洪秀柱在其兩岸政策中亦使用了這一主張，但民調顯示六成的臺灣人不支持此主張，最後洪撤回一中同表。
臺聯立法院黨團就統獨問題召開記者會。
臺灣泛綠陣營政黨主要包括民主進步黨、臺灣團結聯盟、時代力量、臺灣基進
#主張《舊金山和約》才具有最高位階的國際法律效力
#臺灣擁有明確規範的領地、固定的人口、享有主權的政府以及與他國締結外交與實質官方關係的能力，完全符合國際法中主權國家的定義
#民進黨黨綱第一條：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理應尊重現狀和臺灣人民的決定，承認中華民國是代表臺灣的主權國家，臺灣自始且向來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沒有任何管轄權。
#民主進步黨1999年提出《臺灣前途決議文》，並依此作為民主進步黨於解決兩岸問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
#針對過時的《中華民國憲法》以及不適於臺灣的部份，認為有需要將過去容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混淆不清的地方修正，使人民了解臺灣與中國大陸是有所區別的。
#臺灣自1949年以後就不再是中國的一部分，若是中國欲以武力遂行「統一」，是侵犯了臺灣人民的自由意志。
#陳水扁分別於2002年與2005年提出了《一邊一國論》及《四階段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