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  Profits set to soar in outer space
*  Newscientist Space
*  X PRIZE Foundation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簡稱為一中各表，是海峽兩岸關係的政治性論述，由中國國民黨所提出。這個論述主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都同意一個中國，但是對一個中國的內涵，雙方可以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方式。這是九二共識的詮釋之一，但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接受，中國大陸主張應以各表一中來詮釋。
1992年香港會談中，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進行民間談判，但雙方未有具體結論，但形成了一些口頭默契。1995年，中華民國的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長焦仁和首次提出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總結香港會議的結論，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在1996年正式反駁了這項說法，拒絕以一中各表作為兩岸談判基礎，堅持以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作為談判前提。2000年以後常被九二共識這一名詞所取代，國民黨以一中各表作為九二共識的論述基礎。
中華民國自李登輝擔任總統時，開始透過各種管道，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進行非正式蹉商。
1992年8月1日，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委員會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作出決議稱：
1992年10月，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系協會．在香港進行了首次會談。雙方對於一個中國的內涵有所爭議，未形成具體結論。但雙方形成了一種默契，在協商過程中，雙方不談論一個中國的內涵，以利於形成共識。
在1992年的會議後，臺灣方面認為這次會議達成的共識，是海峽兩岸可以各自宣稱自己擁有中國主權，雙方可以自行表述，但在協商中則可以擱置這個議題。臺灣媒體認為，這個共識符合國家統一委員會的決議，並以「各自表述」或「各自表述一個中國」等說法來形容。在1995年，海基會秘書長焦仁和，正式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來概括這個結論。
1996年，在爆發臺海危機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正式表達反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提法。1999年，李登輝總統提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常被稱為兩國論）說法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強化了反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態度，認為這個說法的目的在於將兩國論合理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在1992年會談中達成的共識，是雙方在口頭上，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在事務性協商時，可以不去討論這個議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堅持只有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才可能展開兩岸的談判，並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2000年中華民國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當選中華民國總統，獲得執政權。國安會秘書長蘇起，提出九二共識，用來取代「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與中共進行國共會談；但在於臺灣內部，則稱九二共識等同於「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執政的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在任時，不承認九二共識和一中各表的存在，并認為：接受“一個中國”就等于投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兩岸關系談判上采取比較模糊的說法，但依其對國際宣傳的三段論“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則在國際宣傳上，中華民國將從目前地位不明狀態，退步到自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亦即在法律上，原屬“未被廣泛承認的法人”，變成“法人內的一個部分”、自無從在此前提下開始談判，只是愿意將“一個中國”作為談判的議題，而非前提。
2008年3月2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胡錦濤與美國總統喬治·沃克·布什進行了電話會談。據事後新華社發佈的英文新聞稿稱，胡錦濤表示：
其中的“both sides recognize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but agree to differ on its definition”被臺灣的馬英九政府解讀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認爲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承認了「九二共識」的含義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惟新華社發佈的中文新聞稿則只出現了「九二共識」一詞，並沒有解釋其含義，更沒有出現「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也未對此進行任何解釋。
2015年，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稱，「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中的中國，指的是中華民國。曾表示洪秀柱的一中同表與一中各表內容幾乎相同，支持她的立場，但在出訪尼加拉瓜時，認為洪秀柱的一中同表雖然沒有超出一中各表的範圍，但如果解釋不清，最好還是回到一中各表。在同年11月7日的兩岸領導人會面時，馬英九當面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及「中華民國」，而習近平表情平靜，並未反駁，他提出一中各表的基礎是《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2016年，臺灣藝人周子瑜舉中華民國國旗，經黃安舉報為支持臺獨，是為周子瑜國旗事件。之後周子瑜發布影片道歉並稱自己是中國人。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競選總部主委胡志強認為出身於臺灣的周子瑜拿中華民國國旗是典型的一中各表。
在蔡英文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後，王在希在北京接見臺灣31大專院校學生組成的青年訪問團時，在閉門會議中提出「各表一中」。他認為，用一中各表來表述九二共識，是一種錯誤的扭曲，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不可能接受「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的說法，應改用各表一中。2019年，王在希在談話中，認為根據習五點，九二共識是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並謀求中國統一。國民黨長期以來所說的一中各表，是對九二共識的一種扭曲。
:為了兩岸文書驗證事宜，海基會於1992年10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香港展開協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提出「一個中國」政治性議題，而無法獲得具體結果，臺灣方面於1992年11月3日建議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達。
:兩會當年函電往來雖非雙方同時簽字的協議，1992年11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海協會來電，11月6日又正式來函均表示，對於海基會提出「以口頭方式各自表達」表示充分尊重並接受；即兩會對「一個中國」涵義有不同的認知，雙方可各自以口頭聲明方式表述不同立場。
*各自表述，擱置爭議，務實協商
:由於雙方表述文字甚多，隔日媒體報導濃縮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精簡表達涵義。當時並無「九二共識」之名稱，但確已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臺灣方面主張「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陸委會主委蘇起以「九二共識」精簡「一中各表」意涵
:陸委會主委蘇起於2000年4月28日進一步提出「九二共識」這四個字，用來概括「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意涵，此即為「九二共識」之由來。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也開始引用「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1997年5月14日，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曾在接受採訪時，認為臺灣方面將香港會談的共識歸結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並不正確，認為共識是「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
1999年，國臺辦在記者會中，認為將九二共識歸結為一中各表是臺灣方面的故意扭曲，以引入兩國論：
2016年1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臺灣研究會副會長、原海協會副會長王在希在北京與臺灣青年座談，于會后受訪時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初是希望，不要對一中內涵進行討論的“各表一中”，而非現在臺灣強調的“一中各表”：
2016年8月30日，國臺辦主任張志軍在會見臺灣青年代表人士時表示，兩岸交往絕對不能是「外交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知的一中是根據自己的憲法，憲法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能違憲，但他亦表示理解臺灣會認為自己是中華民國，只要承認九二共識，「各表的問題，都可以來談，要找機會把它講一講，如果都不談，永遠擱置也不好」。但後來張志軍否認有此說詞。
2017年7月20日，中共官媒新華社發布「新華社新聞信息報導中的禁用詞和慎用詞（2016年7月修訂）」，在2015年11月發布的「在新聞報導中的禁用詞（第一批）」的45條禁用詞語基礎上，新增57條內容。對「九二共識」，不使用臺灣方面「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說法。一個中國原則、一個中國政策、一個中國框架不加引號，「一國兩制」加引號。
2019年2月24日，國臺辦前副主任王在希表示：「國民黨多年來把『九二共識』解釋為『一中各表』，扭曲了『九二共識』的本來意義。所謂『一中各表』嚴格意義上已經『偏離了一個中國原則』」，並表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謀求國家統一』是當時（1992年）兩岸雙方共同提出來的一致主張。如果只認同一中，不謀求統一，就不是真正的『九二共識』」。
2019年3月12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李義虎表示：「『一中各表』等主張，都是對『九二共識』表述的扭曲，與歷史原貌不相符合」。
*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肯尼迪太空中心（，縮寫為）位于美國東部佛羅里達州東海岸的梅里特島，成立于1962年7月，是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進行載人與不載人航天器測試、準備和實施發射的最重要場所，其名稱是為了紀念已故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整個場地長55千米，寬10千米，面積567平方公里。場地上還有一個參觀者中心，參觀者也可以隨導游參觀。肯尼迪航天中心是佛羅里達州的一個重要的旅游點。同時由于肯尼迪航天中心大部分地區不開放，它也是一個。
目前發射指揮所設在39號發射臺，這里也是航天器裝配大樓的所在地。在它的西部6千米處有兩個發射場，向南8千米處是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工業地區，那里有許多中心的支援設施和管理總部。其它發射臺的發射作業由美國空軍的卡納維拉爾角空軍基地指揮。
肯尼迪航天中心由四個部分組成，工業區、39號發射中心和它的兩個發射場LC-39A和LC-39B、飛行器組裝建筑物和參觀者中心。
除支援設施和管理總部外在工業區內還有國際空間站的太空站制造設備。
從空中看39號發射臺
39號發射中心近距離圖
39號發射臺一開始是為阿波羅計劃建立的。其東部是工場和控制中心。其北邊是維護降落的航天飛機的宇宙飛船處理廠。中心的大建筑是航天器裝配大樓，其中有組裝過四種不同火箭（包括土星5號運載火箭）和航天飛機的外部燃料箱和推進器的裝配。垂直裝配間的南邊是低的工場建筑。這里有組裝航天飛機火箭的設施。整個垂直裝配間高160米，面積為218x158米。
裝配間內的1號和3號組裝臺位于裝配間的東邊，2號和4號位于西邊。由于實際上進行的發射次數比計劃的要少，2號組裝臺只被使用過一次，而4號組裝臺從未被使用過。今天建筑物西部的一邊被用作倉庫。建筑物的大門有139米高，由七個門板組成，每個門板可以單個地向上提起。
1976年慶祝美國建國200周年時建筑物的南墻被畫上了一面64x33.5米大的美國國旗。旗上的每個條與一輛公共汽車一樣寬。由于建筑物內沒有空調裝置，過去外面陰雨時建筑物內的頂部會形成雨云，后來建筑物內加入了抽干器后這個問題才被解決。
從垂直裝配間有兩條通向發射場A（在南邊）和發射場B（在北邊）的5.6千米長的路。這兩條路是給運輸組裝好的火箭或航天飛機的運輸車用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共有兩輛運輸車，每輛重2721噸，載物面積為40x35米。它們是世界上第二大的可轉向的履帶車。它們的速度為1.6千米/小時，因此從組裝建筑物到發射場它們需要5小時的時間。對當時的技術來說將110米高的土星5號火箭站立著送到發射場，而且還克服了5%的坡度爬到發射場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技術成就。
LC-39A和LC-39B被交替使用，它們就在大西洋岸邊幾米的地方。它們互相之間的距離為2.7千米。今天的航天飛機比當時的土星5號火箭低得多，因此它們被裁短了。今天它們的高度為81.3米（避雷針沒有算入）。
為了防止整個設施和正在起飛的航天器被發射時所造成的聲波摧毀，在起飛后幾秒鐘內向發射場的下部噴射一百多萬立升水。雖然如此在土星5號發射時約20千米以外的泰特斯維爾還常常有窗戶被震破。
發射場東北和西北角上是圓柱體的氫和氧燃料倉，每個倉可以容納330萬立升冷凝液態的燃料。為了防止爆炸的危險，航天飛機的外部燃料箱在起飛前不久才被填滿。
航天飛機著陸設施位于組裝建筑物西北約3.2千米處，它主要由一條4572米長和91米寬的跑道組成。通過一條柏油路它與宇宙飛船處理廠相連。假如航天飛機不在肯尼迪航天中心降落的話它會被一架波音747背負運送到肯尼迪航天中心，然后直接在跑道上從飛機背上卸下來。
肯尼迪航天中心參觀者中心是一個私人企業，它的運作不依靠美國政府資助。它包括數個博物館、兩個IMAX電影院和不同的汽車導游來讓游客從近處看通常看不到的、不公開的地方。入門票中包括汽車運送到39號發射場的觀察點和運送到阿波羅-土星5號中心。這個中心是一個存放著一個重造的土星5號火箭和其它展覽品的大博物館。在這些展覽中有一個重建的阿波羅時期的射擊訓練場，在那里游客可以重新體驗阿波羅的起飛，還有一處地方游客可以重新體會阿波羅11號的著陸。
參觀者中心還包括兩個由宇航員紀念基金會組織的兩個設施。其中最顯眼的是太空紀念鏡（Space Mirror Memorial），這是一塊刻有殉職的宇航員的名字的巨大的黑色花崗巖鏡。它由一整塊光滑的黑色大理石構成，被分為90個更小的區域。24位犧牲的宇航員的名字被分散地刻在花崗巖鏡上，在同一場事故中犧牲的宇航員們被刻在同一區域，或者是相鄰的區域。附近的大理石墻里記載著這些宇航員的簡短生平。另一個由基金會組織的設施是太空教育中心，其中包括為教師提供材料的資料中心等。
1949年美國總統哈利·S·杜魯門在卡納維爾角設立了實驗導彈的聯合長距離試驗場。這個地方對這樣的實驗非常有利，因為導彈可以飛向大西洋，而且它比美國其它任何地方離赤道都要近，在赤道附近火箭可以利用地球自轉的加速度。美國的第一次亞軌道火箭飛行是在卡納維爾角獲得成功的。
1951年美國空軍在巴那那河海軍空軍基地（Banana River Naval Air Station）附近建立了空軍導彈測試中心。蘇聯的衛星1號發射成功后，1958年美國的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成立，卡納維爾角被改造為一個重要發射場。木星-C探空火箭、北極星導彈、雷神火箭、擎天神系列火箭、泰坦火箭和民兵導彈都是在這里成功試驗的。雷神后來成為今天主要使用的德爾塔系列火箭的基礎，德爾塔火箭是1962年7月1日運載電星1號時首次啟用的。
登月計劃被宣布后卡納維爾角的操作范圍增大擴展到了鄰近的梅里特島上。1962年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開始買地，通過購買它獲得了340平方公里，又通過與佛羅里達州的談判獲得了226平方公里。1962年7月這里被命名為發射操作中心。1963年11月為紀念剛剛被刺殺的約翰·肯尼迪總統它被改名為約翰·肯尼迪航天中心。環繞的卡納維爾角也被改名為肯尼迪角，但當地人對這個新名字不滿，因此1973年它又被改回去了。
登月計劃共分三個階段：水星計劃、雙子座計劃和阿波羅計劃。水星計劃的目標是將人送上地球軌道后再將他們接回來。這個計劃于1957年10月開始，使用的是大力神火箭，運載的是水星負荷。一開始的試驗使用的是紅石火箭，它們將宇航員送到亞軌道飛行，其中包括1961年5月5日艾倫·謝潑德和7月21日維吉爾·格里森的15分鐘的的飛行。第一位被大力神運載的宇航員是約翰·格倫，他的飛行是在1962年2月20日進行的。
亞特蘭提斯號航天飛機正被運往發射場
發現號太空梭發射
通過水星計劃的經驗美國設置了裝載兩人的雙子座運載艙，發射火箭是泰坦二號火箭。第一次雙子座發射是在1965年3月23日，宇航員是約翰·楊和弗吉爾·格里森。雙子座四號是第一次宇航員登出飛行器的試驗，宇航員是愛德華·懷特。從肯尼迪航天中心共起飛過12次雙子座飛船。
阿波羅計劃使用的是三級的土星5號火箭（高111米，直徑為10米），制造廠是波音（第一級）、北美航空工業公司（引擎和第二級）和道格拉斯飛機公司（第三級）。北美航空工業公司還制造了指揮和服務艙，登月艙是由格魯曼飛機工程公司制造的。IBM、麻省理工學院和通用電氣公司提供儀表。
肯尼迪航天中心的新發射中心，39號發射中心共耗費了8億美元。它包括一個能夠同時組裝4個土星5號火箭的組裝建筑物，一個能夠運輸5440噸的運輸設施，一個136米高的服務結構和一個控制中心。整個建設于1962年11月開始，發射場于1965年10月完工，組裝建筑物于1965年6月完工，基礎建設於1966年底完成。從1967年到1973年從39號發射中心共發射了13顆土星5號火箭。
39號發射中心啟用以前在34號發射中心進行了一系列的土星1號和土星1B的試驗。1967年1月27日發生的阿波羅-土星204號（阿波羅1號）的大火造成三名宇航員喪身就是在34號發射中心發生的。
土星5號的試驗飛行（阿波羅4號）是在1967年10月30日進行的，第一次載人飛行（阿波羅7號）是1968年10月11日進行的。1968年12月24日和25日阿波羅8號繞月球環繞了10圈。阿波羅9號和阿波羅10號測試登月艙。阿波羅11號于1969年7月16日起飛，7月20日在登月。此后所有的阿波羅飛船都是從肯尼迪航天中心起飛的，一直到1972年12月的阿波羅17號。
空軍決定對能夠提升重負載的泰坦火箭進一步改進，為此他們在肯尼迪航天中心以南建立了卡納維爾角空軍40號發射中心和卡納維爾角空軍41號發射中心來發射空軍的泰坦3號和泰坦4號火箭。泰坦3號的負載與土星1B的差不多，但要便宜得多。這兩個發射中心被用來發射間諜、通訊、氣象衛星和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的行星探測器。本來空軍還打算進行自己的載人飛行，但這些計劃后來被取消了。
肯尼迪航天中心在阿波羅計劃的同時繼續研究非載人火箭。1966年5月30日從卡納維爾角空軍36號發射中心一枚大力神-半人馬火箭發射了美國第一顆在月球上軟著陸的探測器。此后從這里還發射了另外5顆月球探測器。從1974年到1977年大力神-半人馬火箭成為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重負載火箭，用它從借給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的41號發射中心發射了海盜計劃和旅行者計劃的探測器。后來從這里還發射了美國最強大的不載人火箭，土星4號。
1973年土星5號火箭也是將天空實驗室送入軌道的運載火箭。為了適應土星1B的發射，39B號發射場被稍微改變。1973年從這里發射了三次載人赴太空實驗室的飛行。1975年從這里發射了阿波羅-聯盟測試計劃。
肯尼迪航天中心也是航天飛機的發射場和降落地。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是1981年4月12日首次發射的。1986年1月28日挑戰者號航天飛機在發射過程中爆炸被毀后到1988年9月29日航天飛機的發射一度中斷。
2004年9月，肯尼迪航天中心部分結構被颶風弗朗西絲摧毀。飛行器組裝建筑物的南邊和東邊有一千多塊1.2x3米大的瓦片被揭落，使得整個建筑物3700平方米被暴露在外面。航天飛機防熱瓦的生產工廠也遭破壞，部分屋頂被揭開，內部受到嚴重水害。
古觀象臺，舊稱觀星臺，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立交橋西南，是明朝、清朝及中華民國初年的國家天文臺。該天文臺建于明朝正統四年（1442年），原址為元大都東南角樓舊址，共分為城堡式高臺和四合院兩部分。城堡式高臺于清代曾兩次向東擴建。臺上儀器明清兩代幾經更換，1900年曾一度被全部搶走，1921年全部歸還。1956年后一度作為博物館開放，1959年改為辦公用房，1983年重新作為博物館開放。1982年，北京古觀象臺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北京地區最早的天文臺始建于金代天會五年（1127年），當時的天文臺被稱為候臺，隸屬于太史局，器材基本全部來自北宋在汴京所設置的天文臺。元代基本承襲了金代的天文觀測制度，至元十六年（1279年）曾建有司天臺。明朝初年司天臺被拆，并將司天臺的儀器運至南京雞鳴山新建的觀星臺上。永樂十九年（1421年）遷都北京后，欽天監并未搬遷，天文觀象活動仍在雞鳴山進行，北京另立“行在欽天監”，辦公地點在元太史院舊址，觀測活動則在其附近的齊化門城墻上用肉眼進行。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紫禁城內建起一座宮廷觀象臺。正統二年（1437年），工匠前往南京用木料仿制儀器，之后運回北京鑄造銅制儀器。正統四年（1439年）制造完成渾儀、簡儀、圭表、渾象等儀器。正統七年（1442年）利用元大都東南角樓及周邊城墻的舊址修建的觀星臺正式建造完成，先前鑄造的儀器全部安放到臺上。自正統七年至正統十一年（1446年），觀星臺西側建起多座附屬建筑，即紫微殿、東西廂房、晷影堂等，整體布局呈四合院狀，作為欽天監外署，處理觀象臺各種觀測資料并編撰歷書。景泰六年（1455年）曾在社稷壇附近修建一座觀象臺，作為觀星臺的參照。嘉靖二年（1523年），觀星臺上樹立起一根風竿，竿上設置28道鐵箍，象征28各星宿。此外還在臺上安放了渾天儀和簡儀。此外，嘉靖年間曾對古觀象臺大規模維修。
渾儀，攝於1871年至1872年間
順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關，當年改觀星臺為觀象臺，隸屬于欽天監，地理位置不變，制度沿用明制，此后不久終止了南京雞鳴山的觀測活動。康熙七年（1668年），雞鳴山的全部設備被運回北京，此后并未投入使用，部分儀器在之后儀器的制造當中被熔。康熙八年（1669年）欽天監副南懷仁上疏改造觀象臺的儀器，獲得批準。新儀器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制作完畢，此次重制的設備分別為天體儀、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地平經儀、象限儀和紀限儀，采用的標準為西式的360°和60進制的歐洲標準。而原采用360.25°劃分圓周的明制設備被替換到了觀象臺下。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法國人紀理安監制，造出了整合地平儀和象限儀功能的“地平經緯儀”，為此臺上的儀器擺放有所調整，觀象臺東側北半部向東擴建。乾隆九年（1744年），清高宗在視察觀象臺后，認為明制天文儀器只有渾儀最古老且最具本土特色，于是欽天監和德國人戴進賢設計了一座“三辰公晷儀”，經過多次修改后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鑄成“璣衡撫辰儀”。為安放璣衡撫辰儀，觀象臺東南側向東擴建5米，形成現有結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時將明正統年間和成化年間鑄造的兩座天球儀熔毀，改鑄成了兩只銅獅子。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古觀象臺上的赤道經緯儀、黃道經緯儀、象限儀、地平經緯儀、明制簡儀被法國搶走，存放于法國駐華使館；明制渾儀、清制天體儀、璣衡撫辰儀、地平經儀和紀限儀則被德國掠至波茨坦離宮。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法國駐華使館歸還了全部天文儀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為了不影響觀測工作，趕制完成的小地平經緯儀，與折半天體儀被安放于觀象臺上繼續使用。自雍正二年（1724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的氣象觀測資料，是世界上現存最早、最完整的氣象觀測記錄。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于古觀象臺成立中央觀象臺。1913年，臺內了設立氣象科，自此觀象臺承接了氣象觀測、天氣預報和地磁測定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1921年，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將先前掠走的天文儀器歸還至北京。1929年，中央觀象臺更名為國立天文陳列館，停止天文觀測活動，同時以原有氣象科為基礎成立北平測候所，保留氣象工作站職能。1930年，北平測候所改建為北平氣象臺。九一八事變后，1932年，明制渾儀、明制簡儀、明制漏壺、明制圭表、明制壺漏、小地平經緯儀和折半天體儀被全部轉移至南京的紫金山天文臺，以防被日軍搶走，觀象臺僅剩清制儀器。1937年北平為日軍所占，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將北平氣象臺更名為華北氣象臺。1945年日本戰敗后，國民政府將華北氣象臺復名北平氣象臺，不久后又更名回華北氣象臺，繼續從事地面、高空氣象觀測，并進行短時天氣預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華北氣象臺被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氣象局接管。1956年，北京天文館接收了古觀象臺，并將其被辟為北京古代天文儀器陳列館，當年5月1日正式對外開放。1959年后，古觀象臺先后為北京市物資局供應站、北京市科協幼兒園和中央科技館等單位用作辦公駐地，陳列設施只向科學工作者開放。1967年，修建中的北京地鐵建國門段要通過古觀象臺地下，經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批示后改道。1978年，古觀象臺重新交還北京天文館。1979年8月17日，古觀象臺東北角被大雨沖垮，經維修之后觀象臺內部被掏空，改建為兩層展廳，紫微殿等附屬建筑也全部被辟為展覽用房。同年，古觀象臺被列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紫微殿落架大修，同年古觀象臺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3年，古觀象臺展廳正式對外開放。20世紀90年代時，技術人員在觀象臺上的儀器中發現了170余處殘損。1994年，北京市政府根據技術人員反饋，決定維修古觀象臺的清代儀器，修復方案于1995年2月制定完成。北京市文物局于3月24日批復同意修復方案。7月27日正式開工，11月底全部完工，12月14日驗收通過。2003年，紫微殿再次重修，耗時共計5個月。2005年12月8日，古觀象臺因南院的多間違規民居等因素而被北京市文物局勒令一年內限期整改。
古觀象臺平面布局簡圖
古觀象臺位于北京市東城區建國門立交橋西南，總面積近1萬平方米，建筑面積3800平方米，可分為觀象臺和四合院兩個部分。其中觀象臺為灰磚城堡式高臺，東西長24米，南北寬20米，高14米，臺頂南、西、北三面安放有大型銅制儀器，自東南向西北依次為赤道經緯儀、紀限儀、地平經緯儀、地平經儀、黃道經緯儀、天體儀、象限儀、璣衡撫辰儀，均為清制。四合院位于觀象臺西側，內有紫微殿、滴漏堂和晷影堂。紫微殿為正房，坐北朝南，面闊三間，大脊頂，屋頂覆有灰筒瓦，東西兩側各建有一座配殿。紫微殿左側安放有明制渾儀，右側安放有明制簡儀。紫微殿東側小房間為滴漏堂。晷影堂位于紫微殿東南，面闊三間。
File:Peking - ancient observatory LCCN2004707957.jpg|1895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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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3.jpg|清代渾儀（璣衡撫辰儀）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4.jpg|象限儀（地平緯儀）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5.jpg|赤道經緯儀（遠處）及紀限儀（近處）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8.jpg|黃道經緯儀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6.jpg|天體儀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7.jpg|地平經儀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9.jpg|地平經緯儀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0.jpg|明代渾儀復制品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12.jpg|簡儀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20.jpg|正方案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05.jpg|圭表
File:Ancient Beijing observatory 08.jpg
**朱元璋和陳友諒大戰于鄱陽湖，陳中箭。
**二月，張士誠派部將呂珍圍攻安豐，劉福通戰死，韓林兒被朱元璋救出，被朱元璋安置在滁州，仍然被奉為皇帝。
**四月，陳友諒大舉兵圍朱元璋侄子朱文正鎮守的洪都（今南昌），史稱洪都保衛戰。
**七月，朱文正堅守洪都85日後朱元璋率領援軍趕來，陳友諒撤圍退入鄱陽湖，七月二十一日（8月30日）與朱元璋爆發鄱陽湖之戰。
**八月二十六日（10月4日），陳友諒企圖突圍退回武昌，中流箭而死，張定邊與陳友諒次子陳理逃回武昌。
**九月，張定邊等人在武昌立陳友諒次子陳理稱帝，改元德壽。
**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以其弟張士信為丞相，用黃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為參軍，不再歸順元朝。
**彬牙王朝的那臘都王因實皆國王明標（前任國王德勒帕耶艾的姐夫）非王族血統，於是派人邀請孟卯國王多基法（即麓川思可法）一起攻打實皆。
**法國國王約翰二世四子菲利普二世被封為瓦盧瓦王朝的第一位勃艮第公爵。
鄭振鐸，字西諦，男，原籍福建長樂，生于浙江溫州，中國作家，文學史家，政治人物，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起人之一。書齋用“玄覽堂”的名號，有幽芳閣主、紉秋館主、紉秋、幼舫、友荒、賓芬、郭源新等多個筆名。
1898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縣（今溫州市區乘涼橋），曾在廣場路小學、溫二中、溫州中學就讀。
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傳習所（今北京交通大學）學習。五四運動期間，與瞿秋白、耿濟之創辦《新社會》雜志，倡導新文化運動。1920年，與耿濟之、王統照、周作人、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創辦《文學周刊》與《小說月報》。1920年，翻譯印度詩人泰戈爾名著《飛鳥集》，在上海出版。
1927年，旅居英、法，回國后歷任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教授與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世界文庫》主編。2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會”，積極參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后的革命活動，四一二事件后，他與胡愈之等人致信國民黨當局，強烈抗議屠殺革命群眾，為此險遭逮捕。5月乘船到歐洲避難和游學。
1931年，去北平任燕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校中文系教授。
1932年，《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在北平出版，共五十萬餘言。1934年，又出版了《中國文學論集》、《佝僂集》等論文集，小說集《取火者的逮捕》。
1935年，春，鄭振鐸到上海任暨南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37年，參加文化界救亡協會，與胡愈之等人組織復社，出版《魯迅全集》，主編《民主周刊》。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全國文聯福利部部長，全國文協研究部部長，人民政協文教組組長，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民間文學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是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文聯全委、主席團委員，全國文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1954年，中國史學會公布第一屆理事會名單，郭沫若擔任主席，吳玉章、范文瀾擔任副主席，他擔任理事。史學會成立后，即著手編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由徐特立、范文瀾、翦伯贊、陳垣、鄭振鐸、向達、胡繩、呂振羽、華崗、邵循正、白壽彝為總編輯委員。
1955年當選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及學部委員。
1958年，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赴開羅訪問途中，所乘坐的圖-104飛機在蘇聯楚瓦什境內失事遇難身亡。
*《泰戈爾傳》，鄭振鐸著，商務印書館，1925年出版
*《文學大綱》，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平樸社出版，1932年12月
*《俄國文學史略》，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11月
*《中國俗文學史》，上海開明書店，1938年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
*《中國版畫史圖錄》(二十四冊)，中國版畫史社, 1940年4月
*《中國文學論集》，上海開明書店，1947年
*《中國歷史參考圖譜》，上海出版公司，1947年
*《域外所藏中國古畫集》，上海出版公司，1948年
*《基本建設及古文物保護工作》，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 1954年
*《偉大的藝術傳統圖錄》，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
*《家庭的故事》，遠東圖書公司，1928年
*《取火者的逮捕》1934年；新文藝出版社，1956年.
*《桂公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山中雜記》。上海開明書店版，1927年
*《海燕》，上海新中國日局，1932年7月
*《佝僂集》，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
*《歐行日記》，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
*《短劍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
*《困學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41年
*《民族文話》，國際文化服務社，1946年
*《蟄居散記》上海出版公司版，1951年
*《蘊華集》與鄭振鐸、王統照合著，1985，海峽
*《飛鳥集》泰戈爾著，鄭振鐸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沙寧》俄阿爾志跋綏夫著(俄國短篇小說譯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
*《灰色馬》俄國短篇小說譯叢，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
*《新月集》泰戈爾著，長沙商務印書館，1931年
*《血痕》，鐵流書店，1946年
《印度寓言》，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年
*《鄭振鐸全集》(二十冊)，鄭振鐸著。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8年11月
**《鄭振鐸全集》2 詩歌 散文
**《鄭振鐸全集》3 雜文 文學雜論 《湯禱篇》雜文 文學雜論
**《鄭振鐸全集》4 上 中國文學研究
**《鄭振鐸全集》5 下 中國文學研究
**《鄭振鐸全集》6 中國古典文學文論 《漫步書林》 《劫中得書記》漫步書林
**《鄭振鐸全集》7 中國俗文學史
**《鄭振鐸全集》8 一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全集》9 二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鄭振鐸全集》10 一 文學大綱
**《鄭振鐸全集》11 二 文學大綱
**《鄭振鐸全集》12 三 文學大綱
**《鄭振鐸全集》13 兒童文學
**《鄭振鐸全集》14 藝術?考古文論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藝術?考古文論
**《鄭振鐸全集》15 外國文學文論 《俄國文學史略》 《泰戈爾傳》俄國文學史略
**《鄭振鐸全集》16 書信書信
**《鄭振鐸全集》17 日記 題跋日記 題跋
**《鄭振鐸全集》18 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 希臘神話與英雄傳說
**《鄭振鐸全集》19 灰色馬 沙寧
**《鄭振鐸全集》20 泰戈爾詩選 高加索民間故事 民俗學淺說 雜譯
*  中國社會科學院著名學者——鄭振鐸
法家是中國歷史上研究提倡用法治理國家的思想學派，春秋戰國時期從未有一個組織或學派叫「法家」，而只是在西漢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將一派命名為「法家」。《漢書·藝文志》列為“九流”之一。法家成熟很晚，但淵源很早，其思想源頭可上追溯于夏商時期的理官。春秋、戰國等時期管仲、李悝、子產、吳起、商鞅、慎子、申子、樂毅、劇辛等人予以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到了戰國末期由韓非集其大成。漢代時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其思想則成治理國家的基礎。
法家的治國思想完全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來審視戰國時期的問題。法家學說的作者本身并不是統治者，但希望通過其思想，被統治者任用。法家指出統治者如何有效地組織和控制政府，使國家財富和領土得到最大限度的增加。法家認為，要擴大疆域、增加財富，只能以君主專制，即統治者在其領域內的絕對個人權力，才能實現。
在戰國時期盛行的所有關于個人和政治的思想學派中，如果有一個贏家，那只能是法家。依靠法家思想，商鞅在公元前360-338年期間，在秦國推行了商鞅變法。商鞅變法是秦國能統一六國的重要原因。
法家是中國古代在中國興起的眾多思想思潮之一。在春秋戰國嚴重的制度危機的背景下，產生了異常豐富政治思想，也被后世認為是百家爭鳴的年代。
周代的社會將人分為兩大類：庶民和世襲貴族。世襲貴族效忠于地方上的封地統治者，并獲得官職和政治權力。封地統治者則對周天子效忠。 周朝奉行禮和刑的原則，禮只對貴族適用，而刑只對庶民適用。
周代起初的周王根據個人能力、君臣關系和軍事實力，對政府保持著嚴格的控制。由于中央集權的技術尚不發達，他們把權力通過分封制下放給諸侯。 當周王無法再授予新的封地時，其勢力便開始衰落，而諸侯開始認同自己的地區而非中央， 諸侯便開始了長期的分裂敵對關系。 貴族家族因其祖上的威望而變得非常重要，擁有巨大的權力。
到了春秋時期（公元前771-476年），周朝的政治結構逐漸解體。周朝的世界陷入了對立的諸侯國之間、諸侯和臣下的貴族世家之間、貴族世家之間、貴族世家內部的對立支系之間的斗爭中。政治上，諸侯開始直接任命其國家官員，為其出謀劃策、管理國家。從松散的封建制度逐漸成就了一定的官僚化與中央集權。這導致了世襲特權的衰落，并帶來了可以說是“從上至下的社會改革”。在公元前四世紀，各個諸侯國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中央集權，但國與國之間的爭斗進一步加劇，也就進入了戰國時期。
在經濟上，鐵器的引入徹底改變了農業。農業產量提高促進了荒地的開發和人口的增長，同時加速了城市化和經濟的商業化。在軍事上，產生了弓弩等新技術以及新的軍事組織形式，使貴族式的戰車軍隊被農民應征入伍的大規模步兵軍隊所取代，從而使戰爭的規模和復雜性急劇增加。而在社會上，諸侯國中的世襲貴族在一定程度上被更廣泛的“士”所取代，而士族的地位主要取決于他們的能力，而非血統。這些深刻的變化需要用新的方法來處理各種行政、經濟、軍事、社會和倫理問題。
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大多與時俱進，各家各派都試圖以其思想，來實現社會政治的穩定。隨著戰爭愈加血腥、有破壞性，在沒有足夠的外交手段來解決沖突的情況下，大多數思想家和政治家都認識到，天下一統是實現和平與穩定的唯一途徑。如何實現統一、穩定天下，便成為各家思想爭相探討的核心話題。法家對這個問題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也因此成就了此意識形態的吸引力。
一些主要的法家思想家，如商鞅，是其時代中重要的改革者。法家在行政和社會上多有創新，最愿意摒棄過去規范，更務實，更注重結果。另一方面，法家對傳統文化和道德持輕視態度，對接受過的士族批判的態度，贏得了相當大的敵意。從長期來看，西漢時期司馬談的觀察似乎是正確的：法家的方針在短期內非常有效，但從長期來看，吸引力就大打折扣。相比之下，儒家學說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的主要思想。儒家反對以刑法治國，雖然刑法最早在公元前6世紀，便已刻制在青銅器上。對于儒家來說，經典是知識的來源。 正統儒家多認為組織上的細節不需由君主和大臣考慮，而應留給其下屬，并希望臣子能夠制衡統治者。
有學者認為中國歷史中法家起源于管夷吾。管仲重視教育，其改革使國家直接在村一級實行征稅和經濟專制，并將行政責任從貴族轉移到專業官僚身上。管仲輔佐齊桓公，在國內行政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改革，包括戶籍登記、劃定國家內部的行政區、頒布法律，并將其抄錄下來，張貼在全國各地，供主公的臣民參考。
從管仲的活動中可以看出兩個主要特點。第一，管仲的基本理念是，要提高政府行政能力，以達成齊桓公的稱霸的心愿，需要一定程度的官僚專業知識。第二個特點是更徹底地背離了傳統的規范。管仲承認有效的統治，不能僅依靠賢君作為道德楷模，而必須有賞罰和刑法。這與周朝封建結構的基本信念背道而馳，因為周朝的封建結構在此前希望通過貴族領袖人格魅力，以堯、舜的方式，僅以道德改造來實現有序統治。
在管仲之前，有學者認為，普遍觀念是頒布一部法律，就等于君主承認自己的德行有缺，破壞了統治者的合法性。管仲的法典，以及齊國取得的突出成就，使刑法在社會中的作用被承認。而法的作用也是法家的重要支柱。雖然如此，管仲卻并非哲學家，也無意發展思想理論。因此，現在通常認為商鞅、申不害、慎到及韓非四人為法家的代表人物。
漢代列舉的十部法家典籍中，有兩部相對完整地傳世，另外兩部僅有極不殘缺的片段。現存成書最早的是《商君書》，據稱為商鞅所著。商鞅是秦國的政治家、其變法改革導致了秦國崛起，成為了春秋戰國的大國。《商君書》部分章節幾乎可以肯定是商鞅本人所寫，而另一些章節可能出自他的弟子和追隨者之手，但也有少數章節是在他死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才著成的。盡管如此，《商君書》的思想觀點相對一致，很可能反映了商鞅學派的思想。
現存的第二本著作為《韓非子》，據稱為韓非所著。《韓非子》保存相當完好，漢代所列舉的五十五個章節均得以傳世。關于全書是否為韓非所撰，仍有爭論。各章之間在文體和論證方式上的巨大差異，使不少學者懷疑《韓非子》為多人所作。另一方面，這些差異是反映了韓非思想的成熟過程，或是為了適應不同受眾，而且大多數篇章呈現出連貫一致的觀點，所以大多數篇章也可能確實出自韓非之手。《韓非子》被認為在哲學上和文學上都比《尚書》更有吸引力，在中國、日本和西方都有較多的研究。
此外，有部分內容傳世的法家著作包括《申子》和《慎子》。其他幾部文獻在思想上契合法家思想，如《管子》中的數章。《管子》名義上是齊國的改革家管仲（公元前645年）的作品，但實際上是在公元前四世紀至二世紀之間產生的。另一部著作為《呂氏春秋》（約公元前240年）。
《管子》：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齊國稷下學派慎到：立天子君也。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為天下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
管子偏向利用行政壟斷商業手段囤積財富。譬如，行政特許行業“官山海”，囤積居奇“以重射輕，以賤泄平”，對外采用重商主義經濟戰略。齊國在管仲治理下以增加國庫財富為目標，因為依管仲之見，一者因為民眾貧困可使社會太平安分（貧困就會以食為第一要務，確保執政者地位），二者國家需要大量錢財以購置兵車打仗。
戰國時期，與東方諸國不同，中國西部的幾個諸侯國發展公有制和奴隸制經濟，并壓制國內市場和商業發展。
商鞅的變法改變了戰國時代的秦國，也因此常被譽為法家的第一個代表人物。商鞅出身于魏國，但于秦國執政了大約二十年，并在這期間徹底改變秦國。商鞅變法的特點是實行中央集權、由政府管理經濟、創建新的稅收制度、實行度量衡（在當時非常重要）、加大擴軍強軍；而后世最強調的則是其實行的嚴酷刑法。
為實現中央集權，商鞅進行土地改革。“開阡陌封疆”標準化地塊大小，建立國家授田制。“設相告以坐”建立連坐問責。“重市關之租”提升關卡收費和市場租金。“軍功爵”以軍功論爵位廢除世襲貴族。“平斗桶、權衡、丈尺”建立標準度量衡。
戰國時期人物韓非（著《韓非子》）匯聚了儒、道、法的「法」、「術」、「勢」三派思想，乃「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韓非在儒家荀子的理論上吸收了關于人性的簡介，認為人是“性惡”，進而他認為這種性惡，不但對普通人，就連親子間關係也是這種特質。韓非對道家老子《老子》也有所研究，能運用老子的無為等思想闡發自己的想法。韓非研究了各種法家學說后，總結出「法」、「術」、「勢」三者都是缺一不可的，主張君主必須配合運用此三者，并控制臣民的經濟獨立和人身自由，才能建立有效統治。
根據《史記》記載，韓非作為韓國公子，著書《韓非子》，因口吃、言語不流暢，故沒能當上官員，秦始皇看了《韓非子》一書，極為讚賞，一心想要見韓非，韓非的同窗李斯當時是秦國大臣，設計迫其入秦國朝見，入秦後，韓非被李斯設局監禁，害死於獄中，故韓非一直沒有能參與什麼大政。
名家鄧析也曾被列入法家，《四庫全書》將其歸入子部法家類，其首倡「刑名之論」，操「兩可之說」，被視為玩弄巧辯之術，講究邏輯哲學，「刑名不一」，采取混淆概念，尋找司法、行政的漏洞，是法家的對手，後代大多把他們列入名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它們作為伴生品，與主流法家一起推進了法家的發展。
秦朝李斯建立的郡縣制和君主獨裁的中央集權以侵略戰爭為目標，高稅收和重徭役。
意識形態掃蕩：先采用焚書坑儒消除過去的各種宗教哲學流派，之后上“行督責書”，漢武帝時代開始獨尊儒術，形成“表儒內法”（或“儒家法家化”）的中國王朝特色國體。
目前發現的最早考古證據為湖北省云夢縣云夢楚王城大量出土的竹簡——云夢秦簡——和「封泥印」，記錄了大量法條、判例、執行方法和執法經過，可能是秦國經過商鞅變法后流傳過來的，說明那時是奴隸制和計劃經濟的國家形態。體現了秦漢時期的伍什連坐、奴隸制、“國家授田制”法條、法例。
商鞅變法土地制度問題：由于西漢的大儒董仲舒認為“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故中國學者堅持商鞅是私有化土地。而楚地出土的云夢秦簡明確土地是不能買賣的，另一方面，《商君書》記載又與楚地的“秦律”竹間一致。
春秋戰國時期從未有一個組織或學派叫「法家」，而只是在西漢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命名「法家」。但往往所謂法家代表人物都由儒家培養出來。例如：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兩位學生韓非子和李斯都被歸類為法家。而孔子弟子、孔門十哲之一子夏在晉國西河地方辦學，培養很多法家代表人物例如李克、吳起等。
錢穆說：“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大怪杰。文侯實為春秋轉變戰國的一大關鍵。文侯手下有子貢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之子曾申的弟子吳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在積弱的魯國，只好講些儀文小節的禮，幸虧得李悝、吳起等在魏從事政治活動，始將儒道發揚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魯魏兩派......法家乃是從儒家出來的。儒家在初時只講禮，只講政治活動，到后來曾子等人卻退化來講儀文小節。但傳到魏國去的一派卻仍然從事政治活動，遂把儒家原來的宗旨發揚光大。通常總認曾子、孟子一派為后來儒家的正宗，其實就儒家的本旨論，法家毋寧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魯國的一支反而是別派。」
中國古代對法家的評價，多認為其將人性的灰暗面描述的太過刻薄，而忽略人性的光輝面。
荀子乃戰國時期趙國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提倡性惡論。荀子認為人與生俱來就想滿足慾望，若慾望得不到滿足便會發生爭執，因此主張人性生來是「惡」的，「其善者偽也」（偽，人為），須要「師化之法，禮義之道」，通過「注錯習俗」、「化性起偽」對人的影響，才可以為善。
荀子弟子韓非與李斯，變為法家重要人物，他們將儒家荀子重視的「禮」推進為「法」，以法制來威鎮士大夫與庶民。韓非同時也吸取了道家黃老之術，歸本於老子，講究無為，理想為「君無為，法無不為」。
朱熹對法家之批判有二：
* 一是只見刑名，“蓋老氏之學淺于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于楊墨而其害亦淺”；“楊墨之害甚于申韓，佛老之害甚于楊墨，楊氏為我疑于仁，墨氏兼愛疑于義，申韓則淺陋”。
* 二是慘核少恩，“后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zh:扵;zh-hans:于;zh-hant: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
錢穆認為：「儒家在初時只講禮，只講政治活動，到后來曾子等人卻退化來講儀文小節。但傳到魏國去的一派卻仍然從事政治活動，遂把儒家原來的宗旨發揚光大。通常總認曾子、孟子一派為后來儒家的正宗，其實就儒家的本旨論，法家毋寧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魯國的一支反而是別派。」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則認為：「從西周轉向秦朝，是中國另一次巨大的變局。在這次變局中，法家戰勝儒家建立了秦制，之后，這種儒表法裡的格局延續了兩千多年」「新文化運動值得反思的一點正在于搞錯了斗爭的主要敵人，不應是“儒表”，而是“法裡”。」，他還認為「當時沒有重點批判法家是重大失誤」。
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澤華認為，法家思想中充斥著鉗制言論自由、愚民弱民、極力維護君主獨裁、重農抑商、限制人口流動、對外侵略等一系列與法西斯主義相通的因子。
* 《呂氏春秋》內有部份論及法家思想篇章。
* -{zh-hans:尼可羅·馬基亞維利; zh-hant:尼可洛·馬基維利;}-（著有《君主論》）
*陳弘毅： 〈對古代法家思想傳統的現代反思〉 （2013）
中國傳統音樂文化歷史悠久，在漫長的歷史中，發展出一系列富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樂器。
本列表依照樂器的演奏方式分類；八音則是依樂器材料分類。
* 阮 (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低音阮)
* 鼓（小堂鼓、扁鼓、大鼓、缸鼓、戰鼓、排鼓、板鼓等等）
* 揚琴（敲打弦線）（亦有樂團將之歸納為撥弦類）
* 鑼（京鑼、大鑼、小鑼、雲鑼、十面鑼等等）
* 木魚、沙的、梆子、板（以木為主的體鳴樂器）
*Lee Yuan-Yuan and Shen, Sinyan.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s (Chinese Music Monograph Series)''. 1999. Chinese Mus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Press. ISBN 1-880464039
*Shen, Sinyan. ''Chinese Music in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Music Monograph Series)''. 2001. Chinese Mus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Press. ISBN 1-880464047
三種導電性不同的材料比較，金屬的價電帶與導電帶之間沒有距離，因此電子（紅色實心圓圈）可以自由移動。絕緣體的能隙寬度最大，電子難以從價電帶躍遷至導電帶。半導體的能隙在兩者之間，電子較容易躍遷至導電帶中。
半導體是一種導電率在絕緣體至導體之間的物質。導電率容易受控制的半導體，可作為-{zh-hans:信息; zh-hant:資訊;}-處理的元件材料。從科技或是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半導體非常重要。很多電子產品，如-{zh-cn:計算機; zh-tw:電腦; zh-sg:電腦;}-、-{zh-cn:移動電話; zh-tw:行動電話; zh-hk:流動電話;}-、數字錄音機的核心單元都是利用半導體的導電率變化來處理-{zh-hans:信息; zh-hant:資訊;}-。常見的半導體材料有：第一代(另一種定義/說法：第一「類」。以下第二、三代，同)的硅、鍺，第二代的砷化鎵、磷化銦，第三代的氮化鎵、碳化硅等；而硅更是各種半導體材料中，在商業應用上最具有影響力的一種。
材料的導電性是由導帶中含有的電子數量決定。當電子從價帶獲得能量而跳躍至導電帶時，電子就可以在帶間任意移動而導電。一般常見的金屬材料其導電帶與價電帶之間的能隙非常小，在室溫下電子很容易獲得能量而跳躍至導電帶而導電，而絕緣材料則因為能隙很大（通常大于9電子伏特），電子很難跳躍至導電帶，所以無法導電。
一般半導體材料的能隙約為1至3電子伏特，介于導體和絕緣體之間。因此只要給予適當條件的能量激發，或是改變其能隙之間距，此材料就能導電。
半導體通過電子傳導或電洞傳導的方式傳輸電流。電子傳導的方式與銅線中電流的流動類似，即在電場作用下高度電離的原子將多余的電子向著負離子化程度比較低的方向傳遞。電洞導電則是指在正離子化的材料中，原子核外由于電子缺失形成的「空穴」，在電場作用下，空穴被少數的電子補入而造成空穴移動所形成的電流（一般稱為正電流）。
材料中載流子（carrier）的數量對半導體的導電特性極為重要。這可以通過在半導體中有選擇的加入其他「雜質」（IIIA、VA族元素）來控制。如果我們在純矽中摻雜（doping）少許的砷或磷（最外層有5個電子），就會多出1個自由電子，這樣就形成N型半導體；如果我們在純矽中摻入少許的硼（最外層有3個電子），就反而少了1個電子，而形成一個電洞（hole），這樣就形成P型半導體（少了1個帶負電荷的原子，可視為多了1個正電荷）。
上圖為絕緣體，中圖為半導體，下圖為導體。紫色區塊為傳導帶，綠色區塊為價電帶。半導體和絕緣體之間的差異主要來自兩者的能帶間隙（Bandgap）寬度不同。
半導體和絕緣體之間的差異主要來自兩者的能帶寬度不同。絕緣體的能帶比半導體寬，意即絕緣體價帶中的載子必須獲得比在半導體中更高的能量才能跳過能帶，進入導帶中。室溫下的半導體導電性有如絕緣體，只有極少數的載子具有足夠的能量進入導帶。因此，對於一個在相同電場下的本征半導體和絕緣體會有類似的電特性，不過半導體的能帶寬度小於絕緣體也意味著半導體的導電性更容易受到控制而改變。
純質半導體的電氣特性可以藉由植入雜質的過程而永久改變，這個過程通常稱為摻雜。依照摻雜所使用的雜質不同，摻雜後的半導體原子周圍可能會多出一個電子或一個電洞，而讓半導體材料的導電特性變得與原本不同。如果摻雜進入半導體的雜質濃度夠高，半導體也可能會表現出如同金屬導體般（類金屬）的電性。在摻雜了不同極性雜質的半導體界面處會有一個內建電場（built-in electric field），內建電場和許多半導體元件的操作原理息息相關（例如太陽能電池電子與電洞對的蒐集就是靠內建電場來作用），而摻雜後的半導體有許多電性也會有相對應的變化。
除了藉由摻雜的過程永久改變電性外，半導體亦可因為施加於其上的電場改變而動態地變化。半導體材料也因為這樣的特性，很適合用來作為電路元件，例如電晶體。電晶體屬於主動式的（有源）半導體元件（active semiconductor devices），當主動元件和被動式的（無源）半導體元件（passive semiconductor devices）如電阻器或是電容器組合起來時，可以用來設計各式各樣的集成電路產品，例如微處理器。
當電子從導帶掉回價帶時，減少的能量可能會以光的形式釋放出來。這種過程是製造發光二極體以及半導體雷射的基礎，在商業應用上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相反地，半導體也可以吸收光子，透過光電效應而激發出在價帶的電子，產生電訊號。這即是光探測器的來源，在光纖通訊或是太陽能電池的領域是最重要的元件，也是相機中CMOS Image Sensor主要的運作原理。
半導體有可能是單一元素組成，例如矽。也可以是兩種或是多種元素的化合物，常見的化合物半導體有砷化鎵或是（aluminium gallium indium phosphide, AlGaInP）等。合金也是半導體材料的來源之一，如矽鍺或是（aluminium gallium arsenide, AlGaAs）等。
File:Diamonds glitter.png|鑽石結構
File:Diamond Cubic-F lattice animation.gif|diamond structure（鑽石結構）
File:Sphalerite-unit-cell-3D-balls.png|Zinkblende structure（閃鋅結構）
半導體中的電子所具有的能量被限制在基態與自由電子之間的幾個能帶裡，在能帶內部電子能量處於準連續狀態，而能帶之間則有帶隙相隔開，電子不能處於帶隙內。當電子在基態時，相當於此電子被束縛在原子核附近；而相反地，如果電子具備了自由電子所需要的能量，那麼就能完全離開此材料。每個能帶都有數個相對應的量子態，而這些量子態中，能量較低的都已經被電子所填滿。這些已經被電子填滿的量子態中，能量最高的就被稱為價電帶。半導體和絕緣體在正常情況下，幾乎所有電子都在價電帶或是其下的量子態裡，因此沒有自由電子可供導電。
半導體和絕緣體之間的差異在於兩者之間能帶間隙寬度不同，亦即電子欲從價帶跳入導電帶時所必須獲得的最低能量不一樣。通常能帶間隙寬度小於3電子伏特（eV）者為半導體，以上為絕緣體。
在絕對零度時，固體材料中的所有電子都在價帶中，而導電帶為完全空置。當溫度開始上升，高於絕對零度時，有些電子可能會獲得能量而進入導電帶中。導電帶是所有能夠讓電子在獲得外加電場的能量後，移動穿過晶體、形成電流的最低能帶，所以導電帶的位置就緊鄰價電帶之上，而導電帶和價電帶之間的差距即是能帶間隙。通常對半導體而言，能帶間隙的大小約為1電子伏特上下。在導電帶中，和電流形成相關的電子通常稱為自由電子。根據包利不相容原理，同一個量子態內不能有兩個電子，所以絕對零度時，費米能級以下的能帶包括價電帶全部被填滿。由於在填滿的能帶內，具有相反方向動量的電子數目相等，所以宏觀上不能載流。在有限溫度，由熱激發產生的導電帶電子和價電帶電洞使得導電帶和價電帶都未被填滿，因而在外電場下可以觀測到宏觀凈電流。
費米-狄拉克分佈。
在價電帶內的電子獲得能量後便可躍升到導電帶，而這便會在價帶內留下一個空缺，也就是所謂的電洞。導電帶中的電子和價電帶中的電洞都對電流傳遞有貢獻，電洞本身不會移動，但是其它電子可以移動到這個電洞上面，等效於電洞本身往反方向移動。相對於帶負電的電子，電洞的電性為正電。
由化學鍵結的觀點來看，獲得足夠能量、進入導電帶的電子也等於有足夠能量可以打破電子與固體原子間的共價鍵，而變成自由電子，進而對電流傳導做出貢獻。
半導體和導體之間有個顯著的不同是半導體的電流傳導同時來自電子與電洞的貢獻，而導體的費米能階則已經在導帶內，因此電子不需要很大的能量即可找到空缺的量子態供其跳躍、造成電流傳導。
固體材料內的電子能量分布遵循費米-狄拉克分佈。在絕對零度時，材料內電子的最高能量即為費米能階，當溫度高於絕對零度時，費米能階為所有能階中，被電子占據機率等於0.5的能階。半導體材料內電子能量分布為溫度的函數也使其導電特性受到溫度很大的影響，當溫度很低時，可以跳到導電帶的電子較少，因此導電性也會變得較差。
上述關於能帶結構的內容為了簡化，因此跳過了一個重要的現象，稱為能量的色散（dispersion of energy）。同一個能帶內之所以會有不同能量的量子態，原因是能帶的電子具有不同波向量或者「''k-向量''」。在學中，''k-向量''即為粒子的動量，不同的材料會有不同的能量-動量關係（''E-k'' relationship）。
矽的能帶結構。對於間接能帶半導體而言，電子從導帶落至價帶時，能量的釋放牽涉到動量守衡，故大部分以聲子的形式釋放能量，發光效率不高。
能量-動量色散關係式能決定電子或電洞的等效質量（effective mass），以代表，公式如下：
等效質量可視為聯繫量子力學與古典力學的一個參數。這個參數對於半導體材料而言十分重要，例如它和電子或電洞的遷移率（electrons or holes mobility）有高度關聯。電子或電洞的遷移率對於半導體元件的載子傳輸是相當基本的參數。
電子和電洞的等效質量不相等，這也造成了兩者的遷移率不同，進而讓「N-通道」和「P-通道」的金屬氧化物半導體場效電晶體導電性不同。
砷化鎵的能帶結構。對於直接能隙半導體而言，電子從導帶落至價帶時，能量的釋放不必牽涉到動量守衡，故全部以光子的形式釋放能量。準確的說應該是動量變化為零，因為任何時候動量都是守恒的，不能說不必牽涉
半導體材料的導電帶底部和價電帶頂端在「能量-動量座標」上可能會處在不同的k值，這種材料叫做間接能帶材料（in-direct bandgap material），例如矽或是鍺。相對地，如果某種材料的導帶底部和價帶頂端有相同的k值，這種材料稱為直接能帶材料（direct bandgap material），最常見的例子是砷化鎵。電子在直接能隙材料的價帶與導帶的躍遷不涉及晶格動量的改變，因此發光的效率高過間接能隙材料甚多，砷化鎵也因此是光電半導體元件中最常見的材料之一。
當離子化的輻射能量落在半導體時，可能會讓價帶中的電子吸收到足夠能量而躍遷至導帶，並在價帶中產生一個電洞，這種過程叫做電子-電洞對的產生（generation of electron-hole pair）。而其他夠大的能量，如熱能，也可以同樣產生出電子-電洞對。
電子-電洞對則會經由復合的過程而被消滅。根據能量守恆的觀念，在導帶中的電子必須回到價帶，將所得到的能量釋放出來。能量釋放的形式包括熱能或輻射能，而這兩種能量量子化後的表徵分別是聲子以及光子。
對於處在穩態的半導體而言，電子-電洞對的產生與復合速率是相等的。而在一個已給定的溫度下，電子-電洞對的數量可由量子統計求得。量子力學處理此類問題時必須同時遵守能量以及動量守恆。
半導體之所以能廣泛應用在今日的數位世界中，憑藉的就是其能藉由在本質半導體加入雜質改變其特性，這個過程稱之為摻雜。摻雜進入本質半導體的雜質濃度與極性皆會對半導體的導電特性產生很大的影響。而摻雜過的半導體則稱為雜質半導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