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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法律分為律、令、格、式四種。律是刑法典；令是指國家對各項制度所做出具體規定（如《戶令》）；格是皇帝臨時辦法的敕令，經過匯編成為普遍適用的法律，成為“永格”；式則是各項行政法規（如《水部式》）。《唐律》是根據隋朝《開皇律》經過《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三朝修正而來。自唐高祖時代開始制訂，在唐太宗時才宣告完成。至唐高宗永徽年間又對《永徽律》進行全面解釋，寫成《永徽律疏》，稱為《唐律疏議》。後世又稱呼為《唐律疏典》。唐律分十二篇，共五百零二條，刑為五刑。唐朝律法將謀反、謀叛等反對朝廷的行為定作不得赦免或贖免的「十惡」大罪，對朝廷的延續起到保障作用。又有一系列相關土地私有權的條例，維護經濟基礎。貴族、富人、官僚受到一定的不平等的法律保護，在與庶民觸犯同樣的法律下可減刑或免刑。
由於初唐時代武力比較興旺，周邊國家比較安分且與初唐的關係比較友好。唐高宗在位后期由於軍事轉向衰弱，關係也時戰時和反復不定。初唐時代在邊境上設立六個都護府，分別是：安西（640年設立，主要負責天山以南地區的守備）；安北（647年設立，主要守衛漠北）；單于（650年設立，主要守衛漠南）；安東（668年設立，主要守護遼河以東）；安南（679年設立，主要守衛今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地區）；北庭（701年設立，主要守衛天山以北地區）。
金王冠復原模型
靺鞨人源自肅慎，隋唐交際時分為多部，其中有粟末、黑水、白山、伯咄、拂涅、號室、安車骨七部勢力較大。698年，在東北邊境上，粟末靺鞨人大祚榮建立震國。713年大祚榮接受唐玄宗冊封為渤海郡王，設立忽汗州，國名更為渤海國。渤海與唐「車書本一家」，之間一直互動頻繁，多名渤海貴族子弟曾到長安學習。726年又在黑水靺鞨之地設黑水都督府。唐朝與新羅關係一直密切。新羅派大量留學生到唐朝學習，其中的崔致遠還中了進士。中國的文化也大量傳入新羅。兩國在邊境之間商貿往來非常頻繁。660年至668年間，新羅聯合唐軍先后滅百濟與高句麗，統一朝鮮半島，而后兩國往來更加頻繁。723年，旅唐新羅僧人慧超從廣州渡海前往印度諸國巡禮，路徑波斯、大食、突厥等國回到長安，撰寫《往五天竺國傳》。新羅留唐學生薛聰，整理吏讀表記法，方便書寫新羅語虛詞虛字，促進朝鮮文化發展。唐朝東部沿海城市多有新羅人聚集的“新羅坊”和接待新羅人的“新羅館”，可見境內新羅人之多。
日本遣唐使的航路
倭國武周時期改稱日本，與唐朝來往密切。孝德天皇推行革新，效法唐制，走向中央集權。引入均田制和租庸調制，落實戶籍和記賬制度，參考《唐令》寫成《大寶令》法典，遵照長安城布局規劃平安、平城二京。日本先後派遣了十三次遣唐使，每次使團規模都在百人以上，團中除使臣、水手外，還有留學生、學問僧、醫師、音聲生、玉生、鍛生、鑄生、細工生等。著名的來唐日本人有留學生吉備真備和阿倍仲麻呂與僧人空海和圓仁。空海著有《文鏡秘府論》與日本的第一部漢字字典《篆隸萬象名義》。圓仁尋覓佛法而走遍唐國多個道郡，帶回日本大量佛學經文器具。百濟藝僧味摩之將在唐學到的荊楚儺舞傳至日本，稱吳伎樂。日本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也都是分別從中國的草書和楷書部首演變而來。鑒真和尚應日本僧人之邀，曾經六次東渡回日，最後終於成功。他帶去了佛經，促進了中國文化向日本的流傳以及佛教在日本的興盛。
契丹源于東胡，自稱青牛白馬之后。唐初，契丹族部落聯盟首領大賀摩會臣服于唐。648年，在羈縻制度下設松漠都督府，以大賀窟哥擔任松漠都督兼左領軍將軍，賜姓李。武則天時期因受到營州都督趙文翙的凌辱而反抗數十年。開元初，松漠都督府得以復置，從此雙方睦鄰友好百余年，經濟文化交流頻繁，始終忠服于唐，直至唐王朝滅亡之后，耶律阿保機才在塞北稱汗。
唐三彩，駱駝背上的西域商人
從出土墓誌記載，史家推測李淵家族在隋代時，就曾經與東突厥王室阿史那氏通婚，雙方關係密切。東突厥常年南下襲擊中原，唐初北方割據政權紛紛聯籠突厥抗唐，是唐建國初期的一大邊害，高祖太宗積極抵御，貞觀三年（629年）遣李靖、李勣二將分路征討，次年降服東突厥，小可汗突利可汗投降，大可汗頡利可汗被俘，東突厥汗國覆亡。大量突厥人遷到長安，太宗將降眾左右安置在靈武至幽州地區，設羈縻府管轄。東突厥的滅亡與歸順震動了西突厥與西域各國，一些西域小國紛紛改投唐朝，尊稱唐太宗為「天可汗」。西突厥西抵波斯，北并疏勒，控制了絲綢之路。唐于640年攻克高昌城（今新疆吐魯番東南），設安西都護府。802年平定焉耆，806年平定龜茲，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統管于闐、高昌、焉耆、龜茲四鎮。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年），蘇定方、蕭嗣業大敗西突厥。西突厥最終在唐軍的數次打擊下覆亡。西域至此成為唐朝的勢力范圍，期間唐軍與當時的另一大帝國大食國開始交往。不過隨著時間轉移，天寶十載（751年），唐朝在與大食國阿拔斯王朝的怛羅斯戰役中失敗，安史之亂後，唐朝勢力也基本退出了中亞地區。
東突厥滅亡后，常年臣服突厥的回紇又受到了薛延陀的控制。647年，回紇聯合唐擊潰薛延陀。唐高宗永淳二年（682年），阿史那骨咄祿在蒙古高原稱汗，東突厥復國（史稱后突厥），開始南遷。日頻嚴峻的邊患一直困擾武則天。武后通過冊封、和親的手段試圖同化南遷的突厥人。唐玄宗天寶三載（744年）回紇又與唐聯軍滅亡后突厥，回紇建國。貞元五年（790年）更名回鶻。回鶻與唐朝關系一直比較良好，但在安史之亂期間曾趁機敲詐勒索唐朝，并再聯合唐軍攻入洛陽城之後，大肆燒殺擄掠。直到唐文宗開成五年（840年），回鶻被黠戛斯所滅。被迫遷徙，有的南遷至塞內或近塞，有的西遷至甘州（甘州回鶻）、西州（高昌回鶻）、龜茲（龜茲回鶻）、蔥嶺融入葛邏祿（黑汗國）。黠戛斯汗國在派使朝貢時，李唐皇室曾稱與他們同宗。
吐谷渾乃鮮卑支系，南北朝時期西遷至青藏高原東北端。曾被隋煬帝滅亡，隋末戰亂年間復國。吐谷渾因夾處于吐蕃和唐兩大勢力之間，又與吐蕃同居青藏高原上，早年慕容伏允采取親蕃疏唐的外交政策。唐太宗幾進召見未能成功，634年開始派兵西征，次年，大將李靖擊敗吐谷渾，親唐的慕容順繼位并對唐稱臣。死后，子慕容諾曷缽繼位，唐遣送弘化公主和親。663年吐蕃滅吐谷渾，諾曷缽率眾遷至唐安樂州（今寧夏中寧東南）。
閻立本繪步輦圖，其內容為唐太宗接見吐蕃使者
在西部與唐對峙的另一大國是吐蕃。吐蕃贊普松贊干布在統一吐蕃後，以強大的武力為由，期間一直向唐朝廷提親。唐太宗貞觀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派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護送文成公主入藏，松贊幹布到柏海迎接。文成公主將蠶等中原特有的事物帶入吐蕃，中國的風俗同時也傳入吐蕃，一些吐蕃的大臣改穿絲綢服飾。文成公主的嫁妝中還有一批工匠，這些工匠將中原的建筑形式混入吐蕃的建筑形式，大昭寺是其中代表。吐蕃的歷法也參考了唐朝的歷法。從此之後，唐蕃兩國維持了二十年的和平，此后軍事爭奪日漸劇烈。唐中宗神龍二年（706年），由於吐蕃軍事失利，便主動與唐修好，雙方使臣在長安會盟。史稱神龍會盟。唐中宗應允，將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尺帶珠丹，但實際上吐蕃也秣馬厲兵，積極備戰。714年，吐蕃向唐朝要求重劃邊界，修改盟書，被唐朝拒絕。兩國因此交戰，吐蕃兵敗，於是又主動求和談判。
唐玄宗開元廿年（732年），兩國再次會盟，兩國決定以赤嶺為界限。734年正式立碑。不久后發生的安史之亂使得唐朝走向衰落，吐蕃趁機大力擴張勢力。唐德宗建中年間其要求與唐確立甥舅之國的關係，而不用臣國之禮。783年，兩國在清水會盟，這次會盟基本滿足吐蕃的要求，兩國改以賀蘭山為界。787年，唐蕃又會盟於平涼，吐蕃預備進行劫盟，結果唐朝除了主盟官員外，其餘六十多名官員都被扣押。唐軍死五百多人，被俘一千多人，史稱平涼劫盟。長慶元年，吐蕃內部分裂，國勢衰落，再次請求與唐會盟。後兩國在長安西郊進行會盟，以清水會盟確立的邊界為界。史稱長慶會盟，從此之後，兩國關系趨于緩和，但是也被連年戰爭所困而無力再戰。
天寶七載（748年），南詔統一了西南的雲南，貴州西部，四川最南部和今緬甸北部地區。唐朝與南詔國的關係也是時好時壞。南詔一度長期與吐蕃合作，一同進攻唐朝。但大歷十四年（779年）後，吐蕃、南詔聯軍攻唐失敗，南詔軍元氣大傷，吐蕃又遷怒南詔。兩國從此矛盾加深。794年，唐朝與南詔在點蒼山會盟，雙方建立了良好的關係。但是到820年代後，由於南詔王權旁落，兩國又開始爆發戰爭。829年，南詔傾全國之兵力進攻唐朝，在831年一度攻入成都外城廓，但是最後因為害怕唐朝報復而又修好。之後，兩國之間的關係依然是和戰相間，直到雙雙覆滅。
唐朝與東南亞和南亞的真臘（柬埔寨）、訶陵國（爪哇島）、室利佛逝（蘇門答臘島）、林邑（越南中部）、驃（緬甸）、獅子國（僧伽羅）、天竺（印度）等國家都有經濟文化方面的往來。
玄奘西域求法，從天竺攜回佛經六百五十七部，還用梵文翻譯了《道德經》贈送天竺，回到長安后將所見所聞寫成《大唐西域記》。義淨渡海去天竺求法，攜回經、律、論約四百部，將西域見聞寫成《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和《南海寄歸內法傳》，都是唐代重要的中外關係史著作。唐代流行的婆羅門曲融合天竺中華樂舞為一體。唐朝的佛教建筑也吸收了天竺的風格。
西域地區有康國、安國、曹國、石國、米國、何國、火尋國、戊地國、史國九個全國以昭武為姓的小國，其使節商人頻繁來往于唐。
651年大食與唐始建聯系，之后通使多達三十六次。唐軍在西域多次與大食交涉，在怛羅斯戰役中被擊敗，大食俘虜了不少中國工匠，包括紙匠，造紙術等技術傳入大食。唐初，大食國教伊斯蘭教入華，大食的倫理學、語法學、天文學、算學、航海學等也隨之傳到中國。大食幅員廣闊，勢力遙及大西洋摩洛哥，唐朝的影響通過大食中介商人間接波及西亞、東非、北非等地。
波斯在唐初受到大食侵略，半世紀便被吞并，大食在波斯境內大肆屠殺，許多波斯非伊斯蘭教徒、商人、貴族遷居西域塞內，以及東部沿海城市，從事商業。為后期色目人和回族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波斯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在唐地推廣。從波斯又帶來了波羅毬戲（擊鞠），深受唐皇貴族的喜愛。唐末，回回人李珣在《海藥本草》中對波斯藥物作了系統性介紹。唐朝與中西亞的吐火羅和東羅馬帝國之間也有往來。
昭陵六駿之一，唐太宗李世民的戰馬
唐朝統一中國之后，太宗、高宗、武后先后對外用兵，擊敗北方疆外和西北方疆外的敵國東突厥與西突厥，在西北佔領高昌、收其地為州縣，重新控制西域，在東北吞滅高句麗和百濟，並在白江口戰役擊敗日本援軍。到玄宗時，唐朝對外擴張達到頂峰，勢力甚至遠達中亞與新興的白衣大食（即伍麥亞王朝）和後來的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相遇。但唐朝經安史之亂后一蹶不振，不僅無力保持前期開疆辟土的成果，還要依靠吐蕃、回紇的軍事實力以對抗藩鎮的割據勢力。雖然唐憲宗時獲得過對淮西、劍南等地藩鎮的軍事勝利，但是無法阻止地方割據的大勢。唐朝就此衰落下去。京城長安甚至一度被吐蕃攻陷（763年），西南的南詔也曾聯合吐蕃占領過成都（831年）。
唐初繼承隋代制度實行府兵制，沿襲北周和北齊的府兵制，不過北周府兵是兵民合籍，隋唐的府兵則由當地丁男抽調服役，是兵民合一的徵兵制度。府兵制的基本單位是折沖府。府分三等。上府一千兩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軍府長官為折沖都尉，副職為左右果毅都尉。府兵稱衛士或侍官。軍府隸屬于十二衛和六率。軍府最多時有六百三十四個，其中三成以上駐紮在關中，保衛長安。府兵制是以均田制為基礎的農兵合一制度。兵士廿一歲入軍，六十歲免役，以每戶三丁抽一的比例服役。衛士平時在家生產，農閒時由軍府訓練。其經常性任務是輪流到長安宿衛，叫做番上。戰時則應徵作戰。服役期間免除自己的租調；但口糧和兵器都要自己負責。
張萱作品《搗練圖》（宋代摹本），「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圖中幾位婦女正在搗絲，為防守邊塞的士兵趕製寒衣。唐玄宗即位以來，對外戰爭頻繁，府兵疲於遠征。兵役過重，造成逃亡，府兵制因此崩潰，不得不改為募兵制
府兵制實際上是士兵和農民的結合，減輕國家的負擔。平時為民，戰時為兵；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戰事結束后，士兵回府，將領回朝，降低將領擁兵自重的危險。府兵制的主要缺點在于動員速度慢，用兵時間過長會影響農業，而且免除士兵的稅賦對朝廷收入也是一個損失。因此，太宗、高宗及武后時已經采取過臨時征募士兵的辦法作為對府兵制的補充。太宗時，朝廷直接管轄全國約六百個軍府，一切軍事任務，不管是派往護衛戍京師、地方駐紮或出征，均由這支軍隊執行。然而，為了便於管理，仍然需要設置軍政首長，這也就是「節度使」的由來之一。而且當社會經濟改善時，人民經常會反抗兵役制度。另外也由於國家太平已久，府兵備而不用，政府對之也日益冷漠，其素質自然大為下降。
唐三彩之戰馬
到玄宗時，朝廷對人口的掌握能力降低，府兵逃散。天寶年間，玄宗采納張說的建議，正式以徵兵制和募兵制替代已經廢壞的府兵制。為了滿足他“領有四夷”的虛榮心，透過招募取得的士兵長期駐扎在邊鎮以進行對外戰爭，稱為“健兒”。這些雇傭兵與土地沒有聯系，他們只渴望從邊境戰爭中獲得收益。邊鎮將領通過利益關系和部族關系（很多將領和士兵都來自依附的異族）大大加強對士兵的控制，埋下日后戰禍的種子。安史之亂后，唐朝廷在軍事上開始失勢：內有藩鎮割據，外有回紇、吐蕃、南詔的入侵。例如唐朝需要借回紇兵來平定安史之亂，763年吐蕃軍曾經佔領長安達十五日，南詔軍一度攻打成都，並於咸通年間多次進侵安南，863年將之佔領，到866年才由唐將高駢收復。唐朝駐守在南詔的士兵不滿，導致龐勛之變。後來黃巢流寇叛亂導致朱全忠和沙陀人李克用的爭戰，各地職業軍人陸續佔據地，甚至自立政權，直至唐朝滅亡後仍未平息，後來五代十國各政權，大致上是唐代晚期藩鎮割據的延續。
唐玄宗時唐朝的勢力與來自現在阿拉伯、新興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伍麥亞王朝（白衣大食）和後來的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的勢力在包含昭武九姓國、大勃律、小勃律、吐火羅在內的中亞諸國相遇如開元三年（715年）拔汗那之戰；開元五年（717年）撥換城之戰；天寶十載（751年）怛羅斯戰役。然而在怛羅斯戰役中唐軍失敗，經略中亞的進展遇挫，但是接踵而至的安史之亂和藩鎮割據導致華北地區經濟蕭條，使正重整旗鼓的唐朝大軍從此無暇顧及中亞，軍隊必須退回長安一帶平定內亂，致使在往後的一百五十年間吐蕃和回紇勢力興起並佔領原屬唐朝的西半部領土。
唐朝的眾多著名將領中，除了淩煙閣二十四功臣中的將領和郭子儀、李晟及其子李愬、高駢等漢族統帥外，異族將領也佔據重要地位：比較重要的有胡漢混血安祿山、突厥人史思明、百濟人黑齒常之、高句麗人高仙芝、突厥人阿史那社爾、契丹人李光弼、靺鞨人李懷光、突厥突騎施部人哥舒翰、鐵勒部的僕固懷恩、渾瑊和阿跌光進等。
安史之亂前后時期的彩陶婦女像
唐朝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其戶口與人口比隋朝低，有可能因為法令不行，戶口時常有隱漏不報，所以史書記載為虛數，其比實際數據尚少。根據《舊唐書》記載，唐武德元年（618年）有一百八十萬戶；唐武德七年（624年）有二百一十九萬戶，唐貞觀十三年（639年）三百零四萬戶，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三百六十萬戶，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有三百八十萬戶，據《通典》卷七《食貨》載，到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全國有9,069,154戶，52,880,488人，然唐朝戶口統計不嚴多有隱漏，故大部分學者認為唐朝的人口峰值為八千萬左右。
當時全國有十五道，秦嶺淮河以北有人口3000萬。人口最多的是河南、河北兩道及淮北地區，這些地區合計人口接近2000萬。首都京兆府長安人口達到196萬，東都河南府洛陽則有118萬人口。隋唐大運河沿岸的交通樞紐城市魏州也有人口110萬。河東道人口達372萬；關內道有150萬；隴右道人口最少，僅53萬。南方各道中，江南東道人口最多，有661萬。其次為劍南道，有409萬，其中成都府人口就有92萬。江南西道人口亦有372萬，淮南道227萬，嶺南道116萬。人口位居全國之末的是黔中道，僅16萬。
安史之亂時，社會生產遭受毀壞，安史之亂結束后根據史載的戶口數只是安史之亂前的三分之一，此后的唐朝戶口一蹶不振，估計唐朝中期的戶口在四五百萬戶之間。全國人口分佈格局因此發生重大變化。五代十國時期，南方九國中除了吳和吳越兩國統治者是南方本地人，南漢是早期移民後裔外，其他六國統治者都是唐末北方移民。
+ 唐朝戶口流動表
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
8,907,546戶
46,019,956人
此為隋朝戶口最多時期，大體上達到五個世紀以前東漢中期的戶口數。
隋恭帝義寧二年（618年）
1,800,000戶
李淵廢隋恭帝，唐朝成立，即唐高祖。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
2,190,000戶
只是隋朝極盛時的四分之一。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639年）
3,041,871戶
12,351,681人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年）
3,600,000戶
貞觀之治後期。
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
3,800,000戶
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
6,156,141戶
37,140,000人
李唐復辟於此年。
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
7,069,565戶
41,419,712人
開元盛世時期。
唐玄宗開元二十年（733年）
7,861,236戶
45,431,265人
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740年）
8,412,871戶
48,143,609人
唐朝人口數超過隋朝極盛時的水平。
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年）
8,525,763戶
48,909,800人
改元天寶，改年為載。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754年）
9,069,154戶
52,880,488人
唐朝戶數超過隋朝極盛時的水平。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年）
8,914,790戶
52,919,390人
此為唐朝人口最高的一年，同年發生安史之亂。
唐肅宗乾元三年（760年）
2,933,174戶
16,990,386人
安史之亂後期。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
3,805,076戶
四鎮之亂前夕。
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
3,944,595戶
河朔三鎮復叛之後。
唐文宗開成四年（839年）
4,996,752戶
各地藩鎮趨於平和。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
4,955,151戶
此后的唐代史料多散失。
註：本表數據源自《通典 卷七?食貨典》、《文獻通考 卷十·戶口考一》、《資治通鑒卷208》與《舊唐書》。唐朝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其戶口與人口比隋朝低，有可能因為法令不行，戶口時常有隱漏不報，所以會比實際數據尚少。本表僅用於觀察人口變化的狀況。
唐朝是繁榮強盛的大朝代，經濟的發展與規模有長足的發展。隋朝末年因為戰亂的關係產生大量無主地，使得均田制可以持續推行，對於穩定農業有很大的幫助。而自孫吳、東晉等六朝發展的江南經濟持續提升，已經顯出超越黃河流域的趨勢。而唐朝掌握南北經濟使得經濟十分強盛。自隋唐開始，中國經濟進入更高的發展階段。
唐朝陸羽所著《茶經》
唐代農業生產工具比前代有所進步，開元年間發明曲轅犁，還出現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統一全國，在之后穩定的一百三十年之中，僅見於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總計一百六十多項。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絳巖湖、安徽鏡湖、山東竇公渠、山西文水、河北三河、四川彭山、湖南武陵等。總耕地面積達到6.42億市畝。農業工具的進步以及水利工程的發展促使糧食產量逐年提高。天寶八載（749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的唐玄宗開元十四年（726年）時，每斗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斗僅五文。五谷的豐盛直接體現在唐朝前期各地戶口與墾田數量的增長。
唐朝中期之后，由於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安史之亂期間遭受破壞，而淮河以南地區遭受戰爭的破壞相對小得多，所以淮河以南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就在之后的發展之中超越黃河中下游地區，唐朝中期淮河以南的土地大量開墾及大修水利，插秧移植水稻，使江淮的糧產量大幅增加，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白糖的製造始於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宋以後長江以南各省種植甘蔗。種植販運茶葉的發展形成南方經濟的一大收入。飲茶的習俗，從南方傳到北方，逐漸普及。南方的茶葉，通過大運河和陸路大批運往北方各地，至吐蕃渤海，甚至遠及波斯大食。然因賦稅不足，國用匱乏，貞元九年（793年）正月，鹽鐵使張滂奏請在主要產茶州郡及交通要塞，委派鹽鐵度支巡院設置茶場，由主管官吏分三等定價，每十稅一，在唐朝中期以後成為國家的重要收入，因此在歷史上成為正式建立稅茶之始。
唐三彩的普遍造型—立馬
唐代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工部是主管官營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直接管理的機構有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少府監主管精緻手工藝品；將作監主管土木工程的興建；軍器監負責兵器的建造。監下設署、署下設作坊。此外還有鑄錢監和冶監等。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不對外銷售，只供皇室和衙門消費。工人則分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戶、雜戶等。私營手工業較官營手工業比不發達。唐前期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絲、麻為主要紡織對象。河南道的絹，江淮的布都是其中的上等品種。唐朝的絲織品廣泛沿用北朝的蠟纈法染色，并先后研發出夾纈、絞纈兩種新染色法。織品圖案亦受西域胡風影響體現出少許波斯風格。白瓷的精細，唐三彩的數量可以證實當時陶瓷業之發達。唐三彩以黃、綠、白三色為主，表現當時對施釉技術的熟練掌握，雖是隨葬物品，但制作精致，取材涉及唐代社會上下的方方面面。金銀器制造業汲取西域的一些技術，采用灰吹法達到很高的金銀純度。淮南揚州出產方丈鏡、江心鏡等上等銅鏡。唐朝中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紙業和造船業：民間普及飼養桑蠶，開辟用竹造紙，制造人力腳踏輪船。越州越窯燒制出的秘色瓷是唐朝后期南方陶瓷業的杰出代表。
唐朝鍍銀罐，仿北胡的皮革水袋
唐代的城市商品經濟處于成長的胚芽時期。長安（雍州、京兆府）、洛陽（洛州、河南府）、魏州、清河郡、齊州歷城（濟南郡）、睢陽（宋州）、楚州、蘇州、涿郡（幽州）、揚州（江都、廣陵城）、成都（益州、成都府）、廣州、晉陽（并州、太原府）等都是一定地域內的商業中心。唐朝國內交通在當時世界上是十分發達的。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道路遍佈全國。水路交通則是以洛陽為中心的南北大運河為主。全國共有驛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一百六十六所。商人用于存放商物的邸店因其利潤之高，在交通樞紐周邊發展開來。唐朝中期開始，由于大批官僚士族與工匠南遷，長江流域商業城市發展快速，國家的經濟財政亦仰賴南方的補給，當時有「揚一益二」的說法；而江南最大城市、江南東道治所蘇州的繁華程度在中唐時期已逐漸開始超越揚州和洛陽，在全國僅次于長安，成為整個中國南方唯一的、最高等級的州——雄州，有「甲郡標天下」之說，即所謂“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此外杭州、湖州等地的經濟也得到較快發展。而坊市分開的制度在蘇州、揚州等商業城市被打破，還出現夜市。
大唐是世界上最早發行紙幣的國家，飛錢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雛形，也是近代世界各國學者所公認和認可的最早紙幣。唐代大城市中出現櫃坊和飛錢。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這些都說明商業在唐朝中期的繁榮。唐末，因為黃巢之亂和藩鎮戰爭，戶數銳減，社會經濟規模再也未能達到開元盛世的水平。
唐代，海外貿易開始興盛，西元八世紀下半期，從廣州經由麻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抵達印度、錫蘭、再西入波斯灣、亞丁及紅海地區的航路。將通往西方的海道與往新羅及日本的海道連接起來，唐代海外交通所能抵達的範圍，已及於新大陸發現之前舊世界的大部分地區，中東商人如猶太人、波斯人以及阿拉伯人紛紛東來。中國沿岸的交州、廣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揚州等城市，因與蕃舶互動頻繁，如雨後春筍般興盛起來，成為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為因應海上貿易的新形勢，唐代還特別設置「市舶司」，用來管理蕃舶的進出以及徵稅事由。海外貿易的數量，自此不斷成長。
唐朝通用貨幣“開元通寶”
唐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文重一兩，一千文重六斤四兩”，確立國家鑄幣的法幣地位。與此同時，又繼承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絹帛為貨幣的傳統，實行“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錢即銅錢，帛則是絲織品的總稱，包括錦、繡、綾、羅、絹、絁、綺、縑、紬等，實際上是一種以實物貨幣和金屬貨幣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貨幣制度。
初期，社會經濟以自然經濟為主，商品經濟處於復蘇階段，水準很低。在這種情況下，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較好地適應小額商品交易的需要。但隨著貞觀末期，尤其是唐高宗、武后及唐玄宗時期商品經濟的繼續發展，錢帛兼行的貨幣制度逐漸暴露出其落後的一面。首先表現在絹帛作為貨幣因體大物重、不便分割、難於運輸儲藏等缺點開始不受市場歡迎，絹帛作為貨幣的職能趨於衰退，商品交易趨向喜歡使用更高一級的銅錢作仲介，提出增加流通中銅錢投放量的要求，然而唐王朝的官營鑄幣不能滿足這種要求，於是造成流通中銅錢短缺的日益加劇，又進而引發嚴重的銅錢的私鑄和濫鑄，造成物價波動、貨幣流通不穩定以及經濟發展的混亂，對國家財政制度造成威脅。
唐政府不斷出臺嚴厲打擊私鑄和濫鑄等的法令，並禁斷使用惡錢，但是由於銅錢供應量嚴重短缺，幣值不斷上升堅挺，私鑄和濫鑄有暴利可圖，所以成效並不理想。
唐朝戶籍制度沿襲隋朝，行三等戶制。前期的賦稅制度，大提承襲隋朝，於624年頒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均田制是政府授田給人民而徵其租賦，分成公田與私田。身死後公田繳還政府重新分配，剩下可以傳後的私田即「永業田」。由於隋末民變產生大量無主土地，所以唐朝前期有充足的土地推行。除了人民之外，政府官員與王公貴族也各有額定的永業田。相較隋朝，唐朝對土地的買賣寬松許多，但仍有嚴格的限制。租庸調制方面，租是授田男丁每年繳固定的栗或稻，庸是每人每年要為國家服的勞役，調是每丁按照當地特產繳納絹麻之物，如果不產絹麻可用銀兩代替，庸和調也可用一定數量的絹免役。這種制度精神在於政府為民置產，其因其產而繳稅，即沒有重徵累民的問題，又可以防止兼併之風，自然是一種良制。唐朝前半葉，戶稅逐年上升，唐高宗時約收戶稅十五萬余貫，至唐玄宗時已高達二百多萬貫。
均田制與租庸調制對人民的經濟壓力不會很大，但是人口流動不能過大，戶籍和田籍需要齊全清楚。如果政治敗壞，田地過度兼併，閒田過少，人民過度避稅，這兩個制度就會走向瓦解。武周末年均田制開始形同虛設，政治漸不以往。加上突厥、契丹連年入侵，人民逃避徭役，逃亡者漸增。唐玄宗天寶後期，不課稅的戶約占全國總戶三分之一；不服役的人口約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五，逃稅情況普遍存在。安史之亂後，戶口逃匿者增加，租庸調制無法繼續實行，所以在唐朝後期出現兩稅法。唐德宗時期，宰相楊炎制定兩稅法，並且廢除其餘名目的租稅。兩稅法即政府以當地現有的男丁與田地數為依據，劃分等級，規定分兩次於夏天、秋天納稅。而商人是以貨物總值的三十分之一，於所在的州縣納稅。其稅額，原本用錢為單位，到唐穆宗時以布代替。這樣，官僚、貴族、地主和商人都要合理納稅，減輕平民的負擔，也增加政府的收入。兩稅法雖然簡化賦稅方式，但是授田制度被廢除。使得戶籍持續陷入混亂，田地兼併的問題也都沒有解決。此後中國的賦稅制度，一直沿襲兩稅法的原則，沒有再恢復授田制度。
兩稅法未能阻擋官僚、地主、大商人利用特權手段減稅、免稅、逃稅。唐朝后期隨著物價上升，兩稅制對平民的剝削愈來愈嚴重。唐朝后期，為解決財政拮據的局面，先後對鹽、鐵、酒、礦等實行專賣制度，並且課茶稅與關稅等。結果導致物價飛騰，民怨四起，民間販賣私鹽者不在少數。而鹽鐵專賣制度也是黃巢之亂的直接原因之一。
韓愈（圖中人物）與柳宗元是當時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合稱「韓柳」。北宋蘇軾稱讚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冠」
唐代前期思想繼承魏晉南北朝的儒學，例如孔穎達編著的《五經正義》，五經正義中的思想大多由漢晉大儒完成，尤其是鄭玄的功勞最大。唐初與明初比較類似，國家在做的是執行前哲的思想。唐朝中期以後，思想上的重大改進發生，韓愈、柳宗元、李翱、劉禹錫等人的思想創見，承前啟后。還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思想價值同樣不能被忽略，他們不僅僅是詩人。后世所謂經學，嚴格意義上應該叫做“漢晉唐經學”，后世所謂理學，應該叫做“唐宋明理學”。
韓愈和李翱的作品突出體現唯心主義思想，而柳宗元和劉禹錫更是唐代唯物主義思想的代表。韓愈在他著作《原道》和《原性》中復古崇儒、駁斥佛道，認為僧道不顧及生產，浪費社會財富，僧尼道士應當回鄉還俗，焚燒佛經咒文，將寺廟觀宇改為民居。他推崇孔子在《論語》中道述的道德觀念，以其作為日常倫理的標準。他認為天生人性，并可劃分為上中下三品。李翱在《復性書》發展孟子的性善論，認為人之性皆善，但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喜怒哀樂之情的干擾，使得性無法發揮，要求恢復人的善性克制人的情欲，所謂“復性”。韓愈和李翱的思想是宋代理學的先聲”。
柳宗元在他的《天說》、《天對》、《封建論》等哲理文章中指出人命與天命無關，天即自然元氣，無法對人世賞功罰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人的遭遇純屬自己創造。劉禹錫發展荀子的天論觀點認為宇宙之內竟是物質，天本身同樣是物質，雖有客觀規律存在，但不能影響人事。他認為唯心理論的產生是因為人世間是非顛倒，人無能勝天，所以宣揚天命理論。
唐朝文學成就以詩歌最為發達。清人所編《全唐詩》共收錄兩千兩百多位詩人的四萬八千九百多首詩，這還不是全部。唐初詩人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盛唐時期詩人可分為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田園派和岑參、王昌齡為代表的邊塞派。其中集大成者為「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最為出名。李白的詩，飄逸灑脫，感情澎湃，充滿浪漫主義的色彩。而杜甫的詩則更多體現現實主義之情懷。中唐時期最卓越的詩人是白居易，他的詩通俗易懂。此外還有元稹、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賀等。晚唐詩人以李商隱和杜牧最為出眾，被稱為「小李杜」。後世宋、明、清雖仍有傑出詩人出現，但總體水準都不如唐朝詩人，唐詩成為中國古詩不可逾越的巔峰。
散文方面，六朝以來，文壇盛行駢文這種文體形式，駢文講究聲韻、對偶、典故，辭藻華麗，以四字句和六字句為主。在唐初十分流行，以初唐四傑最為著名，但這種文體到唐朝時顯得形式僵化，內容空洞，故到了天寶年間，古文逐漸興起。古文運動在名義上是要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實際上是要文章更有內容，也就是「文以載道」。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散文氣勢磅礴又思想深刻，號稱「文起八代之衰」；不過唐代的古文運動在韓柳去世後就逐漸衰退，唐末駢文又再度興起。
傳奇是中國的一種古典小說形式，出現在隋朝，興盛於唐朝。著名的傳奇包括《柳毅傳》、《鶯鶯傳》、《南柯太守傳》、《枕中記》和《長恨傳》等。有的傳奇在後代還被改編為戲劇和白話小說。唐朝變文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有重要地位。所謂變文起初是指佛教僧侶宣傳佛教講唱佛經的底本。最初變文僅限於佛教經典，後來則開始講唱其他故事，講唱的人也不限於僧侶。變文對傳奇和後世的說唱文學都有很大影響。
唐朝史學開創國家正式開館修史這一風潮。貞觀年間史館奉詔所修的正史有《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六部。加上史家李延壽私撰的《南史》和《北史》，合計廿四史中有八部出在唐朝，占總數的三分之一。官修史書成書較快、收錄詳盡，豐富國家的歷史檔案，但因統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多少會根據編書時的政治需求出現刪減夸大的行為。此外，唐朝還有杜佑擴寫《政典》的政書《通典》與劉知幾的修史專著《史通》等。杜佑尤其重視財政經濟與典章法令制度，認為歷史多有現實政治中可以采納效仿之處。劉知幾強調史學家在修史的過程中要有獨自創新的評論見解，是為中國歷史理論學的開端。
道教遵奉老子李耳為本教創祖，由於唐朝皇帝乃李姓，因此道教自唐初就被規定居于佛教之上，在唐代上流社會也很流行。唐朝李氏家族認為其為老子之后，唐高祖特別在終南山建太和宮以祭老子，唐高宗追尊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並詔令王公百官研習老子的《道德經》。武則天上奏請令王公百官都學《道德經》，每年依《孝經》、《論語》例考士人。玄宗、代宗亦大力提倡道教，使其在中國的地位達到頂峰。玄宗親自注解《道德經》，開元二十一年（733年）還在科舉考試中增設道舉與儒家經典，同列《明經》科舉人策試教本，明顯有將道家列為國學，頗有與儒家經學齊足並馳的意義。據《新唐書·百官志》記載，開元年間全國有宮觀1687所，其中女觀550所。當時主要有清經法派和正一派二宗，主要人物有王遠知、潘師正、司馬承禎、吳筠、張果等。道教之所以受皇室青睞，主要原因是他們多有煉丹，以求長生不老，但其成份可能有毒，故唐朝的許多皇帝亦因信之服用而喪生，例如唐武宗、唐宣宗。
宗教在社會上的地位與影響力，唐時可謂最高。唐朝時期佛教的主要宗派有天臺宗、華嚴宗、法相宗、淨土宗和禪宗。唐代佛教的一大轉變，由出世轉向入世。天臺宗奉《法華經》，故又稱為法華宗。華嚴宗奉《華嚴經》，參與政治較多。淨土宗則易於入門。禪宗分為南北二宗，北宗創立者是神秀，他主張漸悟說。南宗創立者是惠能。唐武宗因崇信道教，對佛教採取高壓政策，史稱會昌毀佛，使得除禪宗南宗等少數宗派外，其他佛教派別從此一蹶不振。佛教的政治地位雖不及道教，但其傳播范圍之廣、經濟實力之大、信徒人數之多都遠在唐代道教之上。
除了佛道二教外，當時還有伊斯蘭教、景教、拜火教與摩尼教等外來宗教，後三者合稱「唐代三夷教」，但社會影響力較小。唐代對外來宗教相對寬容，期間多有外來教士傳授教法，其中以伊斯蘭教和景教為最大。伊斯蘭教是唐的敵國大食的國教，稱作“大食法”。651年，先知穆罕默德的舅父沙德作為使節兩次出使中國，得到高宗接見以及傳教的準許，在廣州筑建懷圣寺。以后的兩個多世紀，伊斯蘭教隨著西域商人沿途陸海兩條絲路入唐，在中國發展壯大。景教通過同一個路線傳入中國，因被誤認是大秦國（拜占庭帝國）的國教，所以稱作“大秦景教”。638年為唐朝所認可并得到政府資助在長安興建大秦寺，并立下石碑。然而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大舉廢佛，因此景教也同時被禁，此後幾乎在中國絕跡。
摩尼教為西元242年創建於波斯國沙普爾一世時的摩尼，安史之亂後，回紇勢大，摩尼教憑著回紇的庇蔭下在中國傳教，不過後來受會昌毀佛影響，摩尼教勢力遭受沉重打擊，不過並未斷絕，該教信徒到了政治控制力較弱的南方並漸與其他宗教相結合，在今天的福建建立傳教據點，流傳到東南浙、閩沿海地區，從此轉為民間秘密宗教，也影響日後的明教、彌勒教、白蓮教等教派。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狀元、三元及第，都誕生于唐朝，即武德五年（622年）狀元孫伏伽（一說651年的顏康成），建中二年（781年）三元狀元崔元翰。唐朝的學校以官辦為主。中央設國子監，下轄六學，為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這些學校主要招收貴族官僚子弟，也招收少量平民子弟。由博士與助教授課，學生稱生徒。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傳授以九經為主的儒學經典，按生徒家中官位的高低分級招收。三品以上官員的子孫可入國子學，有生徒三百余人；五品以上官員子孫可進太學，有五百余生徒；四門學兼收五品以下官員及庶民子孫，生徒多達千人。律學、書學、算學教授實用學問，收納八、九品官員及庶民子弟，名額限于十余人。地方設立州學、縣學，每校有學生十來人。
學校旨在培養官僚書吏，亦為科舉考試服務。名望好的學校保送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科舉制度在唐朝進入逐漸完備期，分為常舉和制舉兩種。常舉每年舉辦考試，科目有明經、進士、明法、明書、明算等。此外還有秀才、道舉、童子、一史、三史等科目。常舉的應考舉子有兩個來源，一是保送的生徒；二是鄉貢選拔出來的自學者。應考舉子主要集中在明經和進士兩科。明經科主要考試儒家經典，難度較低。進士科主要考詩賦和政論，難度高，但其是主要的高官晉身之階，即“昔日齷齪不足跨，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明經科的錄取率約為十分之一二，進士科不過百分之一二。時有諺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而制舉則是臨時考試，是為了網羅非常人才，不常舉行。因為科舉制度比較公平且機會相等，平民得以晉身，所以成為士族末落、門第消融的起點。
科舉制度除外，還有門蔭和流外入流兩種入仕渠道。門蔭即晚輩承接前輩職務。流外入流指九品以下的官員通過考驗，升職為品官。唐初，以此二途入仕的為主流，后來唐太宗大力推廣學府，科舉制度逐漸推行。唐代教育的普及，削弱了傳統世族的特權，加強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擴大了政權的社會基礎；尤其是唐朝后期黃巢之亂對門閥士族的沉重打擊，在后來的宋代中科舉制度真正得到完善。盛唐時期，東亞多國遣送其貴族子弟來唐入學，又將儒家文化傳授國外。
唐初的閻立本、閻立德兄弟擅畫人物。吳道子則有「畫聖」之稱呼，他兼擅人物、山水，並吸收了西域畫派的技法，畫面富於立體感，有「吳帶當風」之說。張萱和周昉以畫侍女圖為主，他們的著名作品有「搗練圖」、「虢國夫人游春圖」和「揮扇仕女圖」等，進一步發展人物畫。魏晉南北朝時期，山水風景多為襯托人物主題的配景，而隋唐以來，山水風景成為主題，出現山水畫這個重要分支。當時分南、北兩派。詩人王維擅長水墨山水畫，是南派的代表，蘇軾評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北派畫家李思訓善用青綠畫金碧山水。又有曹霸、韓幹善畫馬，韓滉善畫牛，薛稷善畫鶴，邊鸞善畫孔雀等。
唐朝的壁畫事業特別發達。莫高窟與墓室壁畫都是傳世精品。唐朝的雕刻藝術同樣出眾。敦煌、龍門、麥積山和炳靈寺石窟都是在唐朝時期步入全盛。龍門石窟的盧舍那大佛和四川樂山大佛都令人讚歎。昭陵六駿、墓葬三彩陶俑都非常精美。其中雕刻家楊惠之被稱為塑聖。唐朝時期，書法家輩出。歐陽詢、虞世南都是唐初著名書法家。歐陽詢的楷書筆力嚴整，《九成宮醴泉銘》為其名作。虞世南楷書字體柔圓，代表作品有《孔子廟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摹蘭亭序》等。顏真卿和柳公權是唐朝中後期的著名書法家。顏真卿的楷書用筆肥厚，內含筋骨，勁健灑脫，其代表作有《多寶塔碑》、《顏氏家寶廟碑》、《麻姑仙壇記》等；柳公權的字體勁健，代表作有《玄秘塔碑》，世人稱顏柳二人書法為「顏筋柳骨」。張旭和懷素則是草書大家，後者奔放揮灑，深具個人風格及藝術性。
唐朝音樂舞蹈發達。唐太宗平高昌得高昌樂，并入原有的九部樂成為十部樂：燕樂、清商樂、西涼樂、天竺樂、高麗樂、龜茲樂、安國樂、疏勒樂、康國樂、高昌樂。唐高宗以後，十部樂開始衰落，音樂家開始研究新的樂舞，各部樂間的區別逐漸消失，至玄宗朝撤銷。玄宗本人就是音樂家，愛好親自演奏琵琶、羯鼓等多種樂器，擅長作曲，作有《霓裳羽衣曲》、《小破陣樂》等百余首樂曲；他非常重視雅樂事業，將十部樂分為坐部伎（坐在堂上演奏）和立部伎（立在堂下演奏），曾經親選坐部伎三百人，號為「皇帝梨園弟子」，李龜年和永新娘子都是名噪一時的歌唱家。唐朝的舞蹈則是以健舞和軟舞最為出名。健舞因其節奏明快、雄健豪爽而得名，有《阿遼》、《柘枝》、《拂林》、《大渭州》、《黃獐》、《阿連》、《劍器》、《胡旋》、《胡騰》、《楊柳枝》等多種。軟舞即文舞，優美柔婉，節奏舒緩，有《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借席》、《烏夜啼》、《涼州》、《綠腰》、《屈柘枝》、《甘州》等。著名的舞蹈「七德舞」、「上元舞」、“九功舞”合稱“三大舞”，流行于宮廷。舞蹈家則有楊玉環、公孫大娘、謝阿蠻等。晉朝永嘉之亂后西域舞樂東傳中原，與華夏舞樂融合兩個多世紀，至唐代已有很強的胡風特色。多種健舞軟舞都采用一種昂首望上，雙腳原地急轉如旋風的動作，因來源西域，謂之“胡旋”。唐代散樂多含雜技，統稱“百戲”，包括渾脫、尋撞、跳丸、吐火、吞刀、筋斗、踢毯等項目。
唐朝科技相對于前代有明顯進步。在中國歷史上有大量的科技發明，所謂的四大發明之中有兩個都誕生于唐朝，即火藥和雕版印刷。尊稱藥王的孫思邈撰寫的《千金要方》和補本《千金翼方》，論及藥物之本、診治之訣、針灸之法、養生之術，都是不可多得的醫書。《新修本草》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國家官修藥書，成書于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年）。天文學家僧一行在世界上首次測量子午線的長度，他還與梁令瓚合作，銅鑄製成黃道游儀與水運渾天儀。他在《大衍歷》歷書中運用二次差內插法并創新近似三次差的內插公式，為王恂等后人奠定基礎。初唐數學家王孝通著于武德九年〔626年〕的《緝古算經》在世界上首次系統地創立三次多項式方程，對代數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李淳風等人修訂《算經十書》是唐朝算學的重要成果。
唐初大型地理志書《括地志》共550卷，內容豐富，對后世的地理研究影響深遠。賈耽的《海內華夷圖》繪有唐近鄰的數百國家。此外還有李吉甫著的地方誌《元和郡縣圖志》，杜佑撰寫的政書《州郡典》，樊綽介紹云南南詔國的《蠻書》等。唐在隋大興城的基礎上擴展修建首都長安城，東都洛陽規劃同樣規劃嚴整，規模宏大，是中國歷史都城中規劃最為嚴謹端正的兩個。長安城在盛唐年間極盛時人口達到80—100萬，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為後世留下城市規劃的樣板。當時周邊國家的首都，如：日本平安京、新羅金城、高句麗平壤和渤海國上京龍泉府都是仿照長安建造。大明皇宮占地廣大，現今遺址范圍相當于明清紫禁城總面積的三倍之多。
唐朝的木結構建築規模雄渾，氣魄豪邁，建筑流程進一步定型化，提高施工速度。佛塔形式也融合中國與印度的造型，顯得千變萬化，多種多樣。868年，中國《金剛經》的印製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在成都和敦煌都發現過雕版印制的《陀羅尼經咒》。雕版印刷為五代以后書籍的大量發行和普及創造條件。中國的造紙、紡織等技術在751年的怛羅斯戰役之中傳入大食國，之后在12世紀傳入西班牙，到13世紀傳入意大利，到14世紀初葉傳遍整個歐洲。646年，甘蔗熬糖法也從摩揭陀傳入唐朝。
章懷太子墓中壁畫，胡服、漢服者並立
唐代社會，雖然士族的勢力被削減，但仍然不是一個平等的社會。《唐律》中也明訂，人分為「良」、「賤」兩大類，賤民只能與賤民結婚；地主殺害部曲最多求刑一年，而部曲殺害地主必處斬。雖然科舉制度實行，但由於世族的生活條件較為優渥，其子弟的文化修養也就跟著較高，不論是否參加科舉，進入仕途都不是非常困難；唐代宰相出身世族者也就不在少數。唐代進士選拔，另有一些社會公評的含義，防弊措施並不嚴格，常有考生向主考官請託，自我吹噓的情形，但當時人並不視為舞弊，所以錄取進士的，有許多是權門子弟；而才氣縱橫的杜甫，兩次考試都落榜。
唐代是“胡風”盛行的時代。所謂“胡風”，特指流行於唐朝社會各階層的種種並非漢民族原有的社會風習而言，其中主要有當時從北方遊牧民族和西域等地傳來的風俗，也有由五胡十六國時期南下的遊牧民族遺留的社會風俗，諸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形成唐朝胡風盛行的局面。如“胡樂”、“胡服”、“胡食”等在長安城是極其盛行的。西域外族服飾文化對唐朝服飾影響巨大。唐代元和以前，除百官公服外，男女常服大都隨意穿著，故有穿胡服的風氣，至玄宗時達于極盛。元和以后，衣服漸尚寬長，此后，唐人漸厭胡風改從漢制，于此可以看出，唐人已頗有復古的傾向。
唐代婦女的地位較高，在服飾中也有體現。貴族及宮廷女子多為半裸胸的寬松羅裙（例如以石榴莘取物染色之石榴裙，又稱「血色羅裙」）。裙腰系得較高，在胸腋之間。歌女服飾染色醒目絢麗，貴族染色富麗高雅。按領子款式分為圓領、翻領、方領、斜領、直領和雞心領等。隋文帝開創穿黃龍袍的習禮，唐高祖武德年間令臣民不得僭服黃色，黃袍成為皇室專用之服。
+ 唐朝和武周 618年—907年
唐朝（武周前）618年—690年
太武皇帝（初謚）神堯皇帝（高宗上元元年改謚）神堯大圣皇帝（玄宗天寶8年加謚）神堯大圣大光孝皇帝（玄宗天寶13年加謚）
618年-626年
武德 618年-626年
文皇帝（初諡）文武聖皇帝（高宗上元8年加諡）文武大聖皇帝（玄宗天寶8年加諡）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玄宗天寶13年加諡）
626年-649年
貞觀 627年-649年
天皇大帝（初謚）天皇大圣皇帝（玄宗天寶8年加謚）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玄宗天寶13年加謚）
649年-683年
永徽 650年-655年
顯慶 656年-661年
龍朔 661年-663年
麟德 664年-665年
乾封 666年-668年
總章 668年-670年
咸亨 670年-674年
上元 674年-676年
儀鳳 676年-679年
調露 679年-680年
永隆 680年-681年
開耀 681年-682年
永淳 682年-683年
弘道 683年
中宗（被廢）
孝和皇帝（初謚）孝和大圣皇帝（玄宗天寶8年加謚）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玄宗天寶13年加謚）
嗣圣 684年
睿宗（被廢）
大圣真皇帝（初謚）玄真大圣皇帝（玄宗天寶8年加謚）玄真大圣大興孝皇帝（玄宗天寶13年加謚）
684年-690年
文明 684年
光宅 684年
垂拱 685年-688年
永昌 689年
載初 690年
武周（690年-705年）
則天大聖皇后（初諡）天后（殤帝唐隆元年改諡）大聖天后（睿宗景雲元年加諡）天后聖帝（睿宗延和元年改諡）聖后（睿宗延和元年改諡）則天皇后（玄宗開元4年改諡）則天順聖皇后（玄宗天寶元年加諡）
690年-705年
天授 690年-692年
如意 692年
長壽 692年-694年
延載 694年
証聖 695年
天冊萬歲 695年-696年
萬歲登封 696年
萬歲通天 696年-697年
神功 697年
聖曆 698年-700年
久視 700年
大足 701年
長安 701年-705年
神龍 705年
唐朝（武周後）705年—907年
中宗（復辟）
705年-710年
神龍 705年-707年
景龍 707年-710年
唐隆 710年
睿宗（復辟）
710年-712年
景雲 710年-711年
太極 712年
延和 712年
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
712年-756年
先天 712年-713年
開元 713年-741年
天寶 742年-756年
文明武德大圣大宣孝皇帝
756年-762年
至德 756年-758年
乾元 758年-760年
上元 760年-761年
睿文孝武皇帝
762年-779年
寶應 762年-763年
廣德 763年-764年
永泰 765年-766年
大曆 766年-779年
神武孝文皇帝
779年-805年
建中 780年-783年
興元 784年
貞元 785年-805年
至德大圣大安孝皇帝
永貞 805年
圣神章武孝皇帝
805年-820年
元和 806年-820年
睿圣文惠孝皇帝
820年-824年
長慶 821年-824年
睿武昭愍孝皇帝
824年-826年
寶歷 824年-826年
元圣昭獻孝皇帝
826年-840年
寶歷 826年
大和 827年-835年
開成 836年-840年
至道昭肅孝皇帝
840年-846年
會昌 841年-846年
圣武獻文孝皇帝
846年-859年
大中 847年-859年
昭圣恭惠孝皇帝
859年-873年
大中 859年
咸通 860年-873年
惠圣恭定孝皇帝
873年-888年
咸通 873年-874年
乾符 874年-879年
廣明 880年-881年
中和 881年-885年
光啟 885年-888年
文德 888年
圣穆景文孝皇帝
888年-904年
龍紀 889年
大順 890年-891年
景福 892年-893年
乾寧 894年-898年
光化 898年-900年、900年-901年
天復 901年-904年
天祐 904年
900年-901年
天壽？ 900年-901年
哀皇帝（梁太祖諡）昭宣光烈孝皇帝（唐明宗追諡）
904年-907年
天祐 904年-907年
* 堀敏一 著，韓昇 譯：《隋唐帝國與東亞》（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胡寶華：〈 淺析唐代君主政治生態環境與制度文明〉。
*愛宕元：〈 唐代前期華北村落一類型——河南修武縣周村〉。
*副島一郎：〈 從“禮樂”到“仁義”──中唐儒學的演變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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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區，簡稱藏，通稱西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西南地區邊疆的一個藏族自治區（省級民族自治地方）。位于青藏高原上，首府為拉薩市。
漢語「西藏」一詞最早出現於清朝康熙二年（1663）《清實錄》。在此之前，清人先後用「土伯特」、「烏斯藏」、「烏思藏」、「圖白忒」或「唐古特」來稱呼西藏，特別是衛、藏地區。此後因藏文「衛藏」中的「衛」字與滿文中的「西方」（wargi）一詞讀音相近，且衛藏又處在中國西南方向，因此「衛藏」一詞先在滿文中譯為「Wargi Dzang」，即「西邊的藏」，再從滿文譯成漢文的「西藏」一詞。
唐時為吐蕃，西藏更早之前就和中原有聯系，但在唐開始與官方交流而並無從屬關係；一度是與阿拉伯帝國和大唐并稱的亞洲三大帝國，后解體，13世紀被蒙古人所征服，之後在1271年蒙古大汗忽必烈後定國號為大元，烏思藏（今西藏中部、西部及其迤西地區）、朵甘等地正式成為大元帝國的一部分，元朝屬宣政院。
位於拉薩的布達拉宮
清初稱衛藏，衛即藏語中央的意思，拉薩周邊地區的統稱，清朝稱為前藏，藏是日喀則地區的統稱，清朝稱后藏。
1652年，藏傳佛教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應邀到北京會見清世祖順治皇帝，他贈予順治帝「文殊皇帝」的尊號，順治帝贈予他「達賴喇嘛」的尊號（「達賴喇嘛」原為蒙古俺答汗給第三世達賴喇嘛的尊號），而后五世班禪又接受康熙皇帝贈予的尊號，建立了雙方的。清朝由此正式承認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的尊號和在西藏的政治宗教地位，此后中國政府贈予歷世達賴和班禪尊號遂成定制。1727年，雍正皇帝正式設立駐藏大臣處理對藏事務。
清末藏區推動改土歸流，辛亥革命后清朝勢力被驅逐出藏。但中華民國時期沿襲清朝版圖，設立處理蒙藏事務的機構蒙藏事務局（1914年5月改稱蒙藏院），并任命駐藏辦事長官（未入藏），直屬國務總理。國民政府成立后設置西康省和西藏地方，1929年蒙藏院改制為蒙藏委員會。1936年，英國在拉薩設立使團。國民政府代表參加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1940年4月，蒙藏委員會在拉薩設立駐藏辦事處，作為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機構。但西藏當地的政府噶廈并不服從中華民國政府命令，西康省金沙江以西地區和西藏地方處于事實上的獨立狀態，并與尼泊爾、英國等國往來。1949年國民政府代表被驅逐出藏。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並在昌都戰役消滅了藏軍主力。1951年5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政府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通稱《十七條協議》），解放軍進入拉薩。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舉行成立大會，正式成立。
1950年8月15日，墨脫縣發生級地震。地震引發山體崩塌、滑坡和泥石流，墨脫大地面目全非。這次大地震中，在中國造成了約4000人死亡，而在印度的死亡人數也達到了1526人。
1965年9月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大第一次會議
1959年3月10日，拉薩事件被鎮壓後，1959年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宣布解散原西藏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委會行使西藏政府職權，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於1959年7月17日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西藏全區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中央政府決定提前進行西藏土地改革運動（又稱作「西藏民主改革」），政府推行土地公有制、廢除農奴制、 收繳民間武器，摧毀寺院，基層建政等等，有些部落不接受「改革」反抗或逃跑，被政府定性成「叛亂」。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區正式宣告成立。
西藏東面和北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相鄰，西面和南面與緬甸、印度、不丹、尼泊爾等國相鄰。西藏為青藏高原的一部份；青藏高原，面積250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平均高度在海拔4000公尺以上，是全球最高最大的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稱。距今兩億年前，本區原為一片汪洋大海，兩千多萬年前始在古喜馬拉雅山造山運動中大幅崛起，形成今日的高原地貌。
西藏高原地區遼闊，擁有豐富的能源，其中尤以太陽能、水力、地熱三者為最。西藏太陽能為全中國最豐富的地區。拉薩，即因年日照數在3000小時以上，而有「日光城」之稱。高原之上，亦為中國與東南亞各大河流的發源地，如怒江等，水力蘊藏量為中國第一。高原上，日溫差甚大，所謂「一年無四季，一日見四季」正是形容年日溫差變化最佳的寫照。西藏的氣候，由于地形、地貌和大氣環流的影響，獨特而且復雜多樣。氣候總體上具有西北嚴寒干燥，東南溫暖濕潤的特點。氣候類型也因此自東南向西北依次有：熱帶、亞熱帶、高原溫帶、高原亞寒帶，高原寒帶等各種類型。
在藏東南和喜馬拉雅山南坡高山峽谷地區，由于地勢迭次升高，氣溫逐漸下降，氣候發生從熱帶或亞熱帶氣候到溫帶、寒溫帶和寒帶氣候的垂直變化。在冬季西風和夏季西南季風的交替控制下，西藏干季和雨季的分別非常明顯，一般每年10月至翌年4月為干季；5月至9月為雨季，雨量一般占全年降水量的90%左右。各地降水量也嚴重不均，年降水量自東南低地的5000毫米，逐漸向西北遞減到50毫米。藏南和藏北氣候差異很大。藏南谷地受印度洋暖濕氣流的影響，溫和多雨，年平均氣溫8℃，最低月均氣溫—16℃，最高月均氣溫16℃以上。藏北高原為典型的大陸性氣候，年平均氣溫0℃以下，冰凍期長達半年，最高的7月不超過10℃，6—8月較溫暖，雨季多夜雨，冬春多大風。
西藏是中國湖泊最多的地區，湖泊總面積約2.38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湖泊總面積的30%。1500多個大小不一、景致各異的湖泊錯落鑲嵌于群山莽原之間，其中面積超過1000平方公里的有納木錯、色林錯和扎日南木錯，超過100平方公里的湖泊有47個。西藏湖泊類型多樣，幾乎包含了中國湖泊的所有特征；區屬湖泊中，淡水湖少，咸水湖多，初步查明的各類鹽湖大約有251個，總面積約8000平方公里，鹽湖的周圍多有豐饒的牧場，也是多種珍貴野生動物經常成群結隊出沒之地。西藏最為著名的湖泊有納木錯、羊卓雍錯、瑪旁雍錯、班公湖、巴松錯、森里錯等。
2011年唯一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的榮譽授予了《青藏高原地質理論創新與找礦重大突破》項目，該項目組織專家大範圍調查了青藏高原礦產，補齊了以往的空白，首次發現念青唐古拉、岡底斯、班公湖-怒江三大巨型成礦帶，發現驅龍、甲瑪、雄村等7個超大型和25個大型礦床，潛在經濟價值3兆元人民幣以上。驅龍銅礦儲量1036萬噸，規模躍居中國國內第一，甲瑪多金屬礦相當于10個標準大型銅礦、5個標準大型金礦。預計整個青藏高原礦產資源總量可達銅8000萬噸，金2000噸，鉛鋅3000萬噸。青藏高原特有永凍土帶里蘊含著豐富的可燃冰，超過350億噸油當量的可燃冰，超過鄂爾多斯盆地含量。
+西藏自治區四至
那曲市雙湖縣嘎措鄉
昌都市芒康縣索多西鄉
山南市錯那縣
阿里地區札達縣楚魯松杰鄉
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則
西藏自治區現轄6個地級市、1個地區，下設8個市轄區、66個縣。
*地級市：拉薩市、日喀則市、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
西藏自治區行政區劃圖
區劃名稱藏文
漢語拼音威利轉寫藏語拼音
Xīzàng Zìzhìqūbod rang skyong ljongsPoi Ranggyongjong
Lāsà Shìlha sa grong khyerLhasa Chongkyir
Rìkāzé Shìgzhis ka rtse grong khyerXigazê Chongkyir
Chāngdū Shìchab mdo grong khyerQamdo Chongkyir
Línzhī Shìnying khri grong khyerNyingchi Chongkyir
Shānnán Shìlho kha grong khyerLhoka Chongkyir
Nàqū Shìnag chu  grong khyerNagqu Chongkyir
ālǐ Dìqūmnga' ris sa khulNgari Sakü
連接拉薩與林芝的高速公路
西藏是中國第三產業比重最高的省份之一，僅次于北京市，主要為旅游業的第三產業所占GDP總量的55.61％（2007年），總額達到190.29億元。自治區政府財政長期依賴中央政府的轉移支付，撥款補助長期達到當地收入的95%左右，2020年降至85%。
2007年GDP總量342.19億元，同比增長14%。其中，第一產業55.33億元，第二產業96.57億元，第三產業190.29億元；人均GDP達12,109元。
2012年，西藏自治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701.03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2936元。
2013年，西藏自治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807.67億元，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86.82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292.92億元；第三產業增加值427.93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26068元。在全區生產總值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別為10.7%、36.3%、53.0%，與2012年相比，第一產業比重下降0.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提高1.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下降0.9個百分點。
2020年，西藏自治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902.74億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14598元，比上年增長了12.7%。
西藏的耕地面積絕大部分分布在江河干、支流的河谷階地、山麓斜坡、沖積扇地和湖泊平原一帶，其農業類型被稱為“河谷農業”。而且大部耕地是由草甸土、亞高山草原土、亞高山草甸土等開墾而來的。土壤類型因分布環境條件不同，在質地上有很大差異。大部分耕地的有機質含量低，即使有少數土地含腐植質較多，亦因溫度低，微生物繁殖慢、數量少、分解緩慢，很少被作物所吸收。部分耕地還存在著地面不平整、耕層較淺、砂性重、石礫多、質地偏粗、易漏肥等現象。在復種區耕作土壤的潛在肥力和較大肥力較高，供氮和供磷能力也較強。到1998年為止，包括部分原有的梯田，西藏已建成梯田、園田和平整土地100多萬畝，按農業人口的勞動力平均，每人接近一畝。在土質改造方面，進行黏摻沙、沙摻粘，種植豆科作物，多施有機肥料，使部分土壤質地得到改良。
2019年西藏自治區全區60個農業縣（區）共有耕地663.37萬畝，但其中“所處環境氣候條件較惡劣，基礎地力相對較差，生產障礙因素突出”被評為七等至十等的耕地占耕地總面積的86.58%。
素有“西藏糧倉”之稱的雅魯藏布江中游干、支流河谷地帶，位于喜馬拉雅山脈與岡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脈之間，西起拉孜，東至桑日，東西長約500公里，南北寬處達200公里，窄處僅50公里左右。包括拉薩、山南、日喀則三個地、市的22個縣和5個國營農場，是西藏最重要的河谷農業區和商品糧基地，也是自治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
1984年中央發起各省政府對口支援西藏各地政府建設基礎設施，稱43項援藏工程。自1995年起，全國各省對口支援西藏常態化，各省區市長期無償向西藏援助資金和物資，推動西藏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與此同時，各省還向西藏輸送專業技術人才和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即援藏干部），促進西藏人才建設和干部發展，以激活其經濟自發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