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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農業逐步走向專業化與商業化。北宋初期大面積開荒，土地不抑兼併，農田規模擴大，為提高耕種效率，注重興修水利，改進農具，改良品種，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宋廷掌握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宋神宗元豐年間（1078年—1085年）達到耕地面積頂點四百六十余萬頃，各種新的農具在宋代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華北的麥地田每年可畝收二石到三石半，江淮、兩浙、福建、川陜、荊湖等地區一年可達到三至七石。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兩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宋朝的農業走向專業化、商業化的傾向。例如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宋朝農業經濟作物種植面積擴大，南宋中期，棉花盛行種植於川陜、江淮、兩浙、荊湖、閩、廣（即粵）地區，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茶葉在北宋時遍及淮南、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這些地區每年上繳給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達一千四、五百萬斤，不僅供應國內市場，而且遠銷國外。當時以福建所產最為著名，其它名茶尚有兩浙的日經茶，江西的雙井白茶，廣西容州的竹茶等。南宋時，南方的注茶地比北宋更多，吳興的紫筍、常州的陽羨、紹興的日注、隆興的黃龍等，都被稱為“絕品”。。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粵）、等省，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制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
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仁宗在位時代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盛唐年間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而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興盛。到南宋時，廣東的雷州半島地區和廣南西路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則為絲織業，朝廷在絲織業密集的地區設立織錦院，即是官辦的絲織作坊，也同時造福相關的印染業。1295年前后，黃道婆把海南島黎族的紡織技術帶到松江府的烏泥涇，并改進紡織工具與技術，在推廣棉紡織方面的歷史功績是很突出的。。
宋朝官窯、民窯遍佈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窯弟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東南亞、南亞、中西亞等地。
北宋時期陰刻裝飾的枕頭
北宋時，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蜀地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及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製品。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之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口碑最佳，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的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頂尖。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宋朝政治經濟中心向東向南轉移，東南地區河道發達，水網密布，是天然的交通網絡。宋朝又注重疏浚河道，建造橋梁，創造良好的交通條件。南宋時期，海上交通的發展也格外興旺。
宋代造船技術水準處于當時世界極度先進的狀態。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在船出海航行過程之中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有多大危險。宋代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宋太宗至道年間(995年—997年)，全國年船量均超過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初年還出現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艦船。
宋代是工業革命之前，站在世界發展巔峰的超大規模經濟體；有學者認為宋代在經濟上乃是中國歷代王朝中曠古空前的偉大年代。宋代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鐵錢、白銀與黃金。黃金是用以保值、跨洲貿易的最佳首選，銅錢、白銀是作為中遠距離交易通貨，鐵錢則是作為零錢於在地市集、做小額交易使用。宋政府每年鑄造的貨幣量來衡量，其中個別年分所生產的貨幣數，就超過有唐一代發行貨幣的總額。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年），每年鑄幣83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506萬貫；在工業革命以前的貨幣發行規模僅此一例，且遠遠超過世界各國。儘管如此，宋貨幣的供給仍無法應付增長的市場對貨幣的需求；每年的朝議都將「錢荒」列為討論議題。加上商品入口，宋代大量銅錢、白銀外流。另一方面宋代貨幣精良信用穩定，東南亞、日本、朝鮮、金、遼（東北亞）等區域經濟體一致通行宋貨幣，至于其他地區，如西亞、歐洲和非洲并非如此，如在20世紀50年代，丹麥考古隊在中東僅發現兩枚宋錢；宋錢在南洋、日本、金國、遼國、朝鮮等國取代本國貨幣，成為當地主要通行貨幣。作為一級東亞貨幣，宋代的銅錢大量外流東亞地區，帝國內部銅礦稀缺，造成硬通貨短缺。
為應付不斷增長的貨幣需求，真宗時期，成都民間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信用本位的兌換紙鈔，代替銅錢僅僅在四川使用的一種地方貨幣，是為交子（按照紙幣的經濟學定義，只有國家發行的才算真正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宋高宗紹興三十年（1160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乾}-道五年（1169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熙寧十年（1077年）歲入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佔30% ；工商稅為4911萬貫，佔70%。工商稅收入構成朝廷財政收入的主體。
第一界會子的發行額僅三百萬貫。到-{乾}-道四年（1168年）僅七年的時間，發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後固定在一千萬貫。儘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於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已經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會子發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於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
南宋對維持會子的穩定與信用進行過一定的努力，除了制定數年一界的換新舊會子兌換制度控制流通量外，宋孝宗時期還制定了「中半納入(地方上繳的稅賦可以有一半用會子繳納，並且不計貶值、依其面值計價)」的制度來確保其信用；然而1205年北伐失敗造成的財政惡化導致了會子制度逐步走向破產，自寧宗宣佈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後，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會子擠兌銅錢的現象。嘉定二年（1209年），會子換界。政府規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並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這種以行政權力而非經濟政策強制確保會子價值的手段無異於宣告會子信用破產。反而導致拒收會子與貶值的浪潮越演越烈。超級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還抄沒的家產，並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後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後，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後，由於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後，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25%。十八界會子發行量更加大，白米漲到每斗米三貫四百文錢，是孝宗年間（1162年—1189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借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1264年），賈似道規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並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佈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1:3，但通貨膨脹更惡性發作。不過，南宋的會子雖然一路貶值，但與元、明兩朝的徹底失敗相比仍維持了相當長時間的流通與信用，故可視為近代前較為成功的紙幣實驗。
圖中描繪一艘宋朝的沙船
由於西夏阻隔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代時全國僅于唐高宗龍朔元年（661年）在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代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后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代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佔大宗。宋神宗元豐三年（1080年），北宋朝廷制定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里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朝廷還專門制定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宋王朝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63萬貫，到了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佔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南宋時代，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蔘、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遼國、金國、西夏、越南、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宋朝稅收制度特點是賦重役輕。
首先，兵役基本消失。唐中葉以后，均田制破壞，府兵制解體，兵農分離的募兵制逐漸取代兵農合一的調兵制。南宋人王栐說：北宋“兵農既分，軍制大異于古。”募兵制已占居主導地位。兵源既不像唐代前期那樣調集世襲軍戶，也不像南唐那樣差調全國農民，而主要是來自招募和雇傭的普通老百姓，特別是饑民。府兵制雖有殘留，諸如存在于某些特定地區的弓箭手之類的鄉兵，但也不是全國各地的普遍現象。北宋的基本狀況是：職業士兵“以起軍旅”，普通農民“無預征役”。政府一般不再“籍農民之身以為兵”，轉而“賦斂農民之粟帛以贍正軍”。北宋人韓琦在比較漢唐調兵和北宋養兵的優劣時說：“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泣，調兵之害乃至此”，進而得出養兵“自有利民處不少”的結論。蘇轍也曾將北宋兵制同前代兵制作對照，稱：“古者兵出于民”，“民之于兵，可謂勞矣”；“近世兵民既分”，“民可謂逸，而兵可謂習矣。”從當時人這些前后對比和勞逸、利害之論，都是北宋農民大體擺脫兵役負擔的確證。其次，廂軍分擔夫役。北宋農民的主要徭役負擔是包括春夫和急夫在內的夫役。第三，夫役雇法推行。人們通常所稱王安石的免役法或雇役法，指的是差役即職役雇法。
宋代的雜稅名目眾多，“經制、折帛錢為諸州之害，板帳、月樁為諸縣之害”，此外還有二稅鹽錢、蠶鹽錢、丁絹、丁鹽錢、僧道免丁錢、秤提錢、市例錢、折估錢、折布錢、布估錢、畸零絹估錢等，“不可以遍舉，亦不能遍知”。其征斂賦稅的手段，誠如朱熹所說：“古者刻剝之法，本朝俱備。”宋人的類似說法頗多，諸如：“正稅之外，雜賦至繁，詭制異科，丑名暴斂”；“其色不一，其名不同。”以致世人“不能盡舉”；“當官者不能悉其詳”。蔡戡又言：“其賦斂繁重，可謂數倍于古矣。”各人的具體說法雖然不盡一致，但共同之處是肯定賦稅的名目繁多。賦稅倍增的結果是：“民間苦賦重。”。其賦稅之重導致宋朝的殺嬰風俗盛行。
政府又通過將稅收大量投入到軍隊里，利用災年招募流民、饑民當兵的政策輔以一系列常設的社會救濟政策（特別是對老人和兒童）。
宋代的農才賦役制度，名稱和中唐之后的兩稅法一樣，但內容不同，宋兩稅是單純以土地為征收對象的土地稅，標準是按各戶所占有田地的數量和質量收取。而唐兩稅卻是要綜合每戶的人丁和資產包括土地、桑、居宅、牲畜和錢財等定戶等再以戶等計算本戶之兩稅。可知唐兩稅的范圍遠較宋兩稅為廣，唐兩稅包括田畝稅、戶稅、力役，而宋兩稅只是純田畝稅而不包括戶稅、力役。在宋，戶稅、力役是另算的，按各戶人丁收的稅稱丁稅，也就是戶稅，按戶等財產分級別收的稅稱役錢，也就是力役的內容。也就是說，宋的兩稅加丁稅再加役錢才約等于唐的兩稅。宋朝的稅制是「以貧富為差」的「兩稅法」，根據居民有無不動產，劃分戶別，再以家庭財產之多寡，劃為不同戶等，按戶等財產分級，高資產戶納稅多，低資產戶納稅少，沒有田產，則不用繳稅。役錢則是宋制規定，凡應服勞役者可輸錢免役，也就是付朝廷募兵制的費用。
宋商稅主要有住稅和過稅。住稅即買賣交易稅，稅率３％，過稅即商品流通稅，稅率２％。宋公布商稅則例，把應納稅的商品名目頒布于稅務、官署、交通要道，使商人了然。稅務按照則例收稅，商旅按照則例納稅，非則例所載（即假如稅務私增收稅條目），商旅可以拒納并越級上訴。另一項稅收是海關稅。主要對商品進出口和流通收稅。外船來經商先經市舶檢查，抽取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二的稅。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孫永遠不得殺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重文輕武的風氣在宋朝達到極致，“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等俗諺都是出在宋朝。宋真宗時，狀元出身的陳堯咨拒絕出任官級更高的武職。在理學的興起、宗教勢力退潮、言論控制降低、市民文化興起、商品經濟繁榮與印刷術的發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優秀文人輩出，知識份子自覺意識空前覺醒。史堯弼在《策問》中認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絕百代。”陸游在《呂居仁集序》中也認為：“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
朱熹，南宋時期重要的理學家、教育家、史學家，一生著書立說
儒學在宋朝得到的空前的復興，在佛、道思想的影響下，產生新的儒學思想—理學。理學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為主要內容，在建構儒家形而上學和本體論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其代表人物包括「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朱熹和陸九淵。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認為：「理」和「氣」是並存的，密不可分，但有先後之分。理是萬物之源。「天理」與「人欲」是對立的兩方，人欲是一切罪惡之根源，應當去人欲、存天理。經過二程與朱熹的發展，理學發展成為一套完整的哲學體系，南宋末年理宗時成為官方哲學。之後，陸九淵又認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心即理也」。人們應當去人欲，存本心，到達清明寡欲的境界，陸九淵之思想經過之後明朝大儒王守仁的繼承發展，成為新的哲學體系—心學，在明朝中葉以後佔據主導地位。除了理學與心學之外，宋朝晚期還出現第三種學術勢力—浙東事功學派，其由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所組成。
與前代相比，宋朝的史學特別發達。歷史學家陳寅恪說：「中國史學，莫盛於宋」，「宋賢史學，古今罕匹」。宋朝有多個官方修史機構，如起居院、日曆所、實錄院、國史院、會要所等。最著名的史學著作當屬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資治通鑒》的編寫過程長達十九年（加上《通志》超過二十年），共二百九十四卷，敍事上起周烈王廿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採用編年體方法書寫，為後人提供一本系統廣博的史書。隨後，另一史學家袁樞又對《資治通鑒》進行全面的整理，寫成《通鑒紀事本末》，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事本末體史書。朱熹也作了一部《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可謂《資治通鑒》的簡略版。史學家鄭樵寫成《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合稱「三通」。
此外重要的史學著作還有廿四史中薛居正等奉旨編修的《舊五代史》和歐陽修私撰的《新五代史》。以及王溥私撰的《唐會要》和《五代會要》。著名的地方誌有《太平寰宇記》、范成大《吳郡志》、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周密《武林舊事》等。由於金石學和考古學快速興起，也有一些相關史書誕生，如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考古圖》、趙明誠《金石錄》等」。
此外宋代編修不少與史學相關的類書，著名的「宋四大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
蘇軾，中國文學藝術史上罕見的全才
宋朝文學空前發達，秉詩、詞、散文都有偉大成就。讓宋朝散文走向興盛並承接古文運動的大師是歐陽脩。歐陽修的散文主旨明確、內容充實、平易自然，為宋朝散文的風格奠定基調。三蘇之中，蘇洵的文章以議論見長，文風雄奇勁簡。蘇軾的文章灑脫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帶些憂鬱，前後《赤壁賦》等文章確定他在文壇上不可撼動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頗有出息，陳師道、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和李廌號稱「蘇門六君子」。南宋時期，蘇軾的散文甚至成為科舉考試的範文，時人言：「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而蘇轍的文章疏於敍事而長於議論。曾鞏忠實的追隨歐陽修的風格，以記敍文和議論文為主。文風自然純樸，少有華麗辭藻。王安石也以議論文為長，風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後，宋朝的散文就開始衰落，其後的文人都無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宋詩雖不及唐詩，但遠在明、清之上，目前正在編撰的《全宋詩》收錄宋詩作品達十六萬多首之巨。與散文相同，歐陽修也開創宋朝的詩風，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部詩話《六一詩話》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詩風工練，比歐陽修更講究修辭技巧與典故運用。蘇軾的詩變化多端，雄放灑脫。其吸收前朝所有詩人的手法，並長於各種詩體，尤其是古體與七言近體，可謂別開生面，奔放靈動，成為宋詩一代大宗。黃庭堅雖出於蘇門，但卻開創江西詩派，他的詩歌模仿杜甫，講究煉字煆句，顯得耐人尋味。之後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楊萬里、范成大、陸游和尤袤，也堪與北宋三家相比。楊萬里的詩歌清新活潑，以天然風景為主；范成大的詩歌關心民生，詩風清麗秀婉；陸游的詩以愛國著稱，他的詩對偶工整，後人言「好對偶被放翁用盡」。
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也稱長短句。根據《全宋詞》的記錄，宋朝詞人達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殘篇總計達到兩萬零四百多首。詞是宋朝文學的標誌性體裁。晏殊被稱為宋朝詞家初祖，繼承先唐五代花間詞的風格，其詞和婉明麗。歐陽修的詞也具類似詞風。柳永在宋詞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詞令人耳目一新，確定長調的地位，充實詞的形式，豐富詞的表現手法。作品廣為大眾喜愛以至於當時人言「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其後，蘇軾又對宋詞進行革新，創立豪放派，擴大詞的選材範圍，為後來的南宋愛國詞奠定基礎。周邦彥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後的女詞人李清照也屬此列。在靖康之難後，憂患意識使得豪放派詞大放異采。其中以辛棄疾為大成，也有另一派詞人姜夔、吳文英等延續先周邦彥的風格，繼續發展婉約的詞風。。
此外，宋代「說話」（評書）非常流行，說話的內容就是話本。最著名的話本有《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宋宣和遺事》等；一些明清白話小說也是根據宋朝的話本改編。
與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與漢化。後周時，周世宗下令限制佛教，廢除各地非敕額的寺院，又貶斥儒學，廢除孔子後代的免稅權。
宋太祖建立宋朝後，致力於統一全國，加強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在一些方面繼承和發展周世宗的政策。宋太宗任用文臣執政，儒學隨之逐漸興起，佛教也漸流行。宋真宗自稱「禮樂並舉，儒術化成」，大力提倡儒術，同時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統治。然而整體來說，宋朝宗教以道教較為興盛，北宋許多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都信道教，政府支持提倡，使北宋道教大盛，南宋較衰，但餘風仍在民間。佛教在後周周世宗時，曾受打擊，宋初漸復，但宋徽宗崇道抑佛，又略受打擊，南渡後又復，在佛學研究上比之唐代要黯然消沉。此外，民間尚有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
北宋11世紀的孔雀明王畫像
佛教在五代十國時期，於吳越、南唐、後蜀等南方各國流行。宋初，宋廷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李藹作《滅邪集》反佛，宋太祖說他是「非毀佛教，誑惑西姓」，把他發配沙門島。宋太宗進而認為佛教「有裨政治」，在五臺山、峨眉山、天臺山等處修建寺廟，在開封設譯經院翻譯佛經。宋太祖開寶年間，開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經，宋太宗時雕版完成。這是第一部印行的佛經總集。宋真宗更加大力提倡佛教，撰寫《崇儒術論》的同時，又作《崇釋論》，說佛教與孔孟「跡異而道同」。宋真宗繼續建寺譯經，並親自作佛經注釋。宋真宗統治時期，成為宋朝僧徒最多，佛學最盛的時期。當時管理佛教事務的中央機構是左右街僧錄事，隸屬於鴻臚寺。各州府或大剎設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務。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當於出家許可證，沒有度牒就屬於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為控制僧尼人數，限制寺院的規模。但是自神宗朝起，為解決財政短缺，政府開始將度牒貨幣化，度牒淪為國家的斂財手段。其後度牒買賣始終參與國家財政運轉，徽宗時期和紹興年間尤為嚴重。佛教宗派以禪宗和淨土宗最為興盛。而禪宗之中又以臨濟、雲門二宗最為繁茂。淨土宗相對禪宗而言更為俗化。原先艱深的理論被闡釋的更加簡單化與口號化。
道教在宋朝變化繁多，十分興旺。宋朝管理道教的機構是禮部所屬的祠部。宋朝道教出現內丹派南宗、正一天師道（參見正一道、天師道）、忠孝淨明道（即凈明道）和全真道等新的道教教派。最後全國形成真大道教、正一天師道和全真教三足鼎立的局面。宋太祖時，道士們進見，勸他「無為無欲」「恬淡寡慾」，太祖不予理睬。宋太宗召見華山道士陳摶，賜給封號，命南唐降臣徐鉉校正道書，又在東京、蘇州等地修建道觀，道教逐漸得到朝廷的提倡。宋真宗是道教的狂熱的信奉者，對人說：「釋道二門，有補世教」，又說：「三教（儒、道、釋）之設，其旨一也」。宋真宗和道士們編造神話，說玉皇在他夢中傳告趙氏始祖是軒轅帝。宋真宗尊玉皇為玉皇大天帝，趙氏始祖為聖祖天尊大帝，布告天下。參知政事丁謂等制定禮儀，大事祭祀。並且在東京修建玉清昭應宮，表明他是道教的忠實信徒。宋真宗又命王欽若主持續修道藏，搜編道書四千三百多卷。全國各地大修道觀。道教得以廣泛流行。
祆教、摩尼教與景教被稱為「三夷教」，於晚唐時先後被禁。祆教在宋朝以後則基本消失。摩尼教轉而在民間秘密流傳，並漸與其他宗教結合，歷五代兩宋仍不衰。北宋的方臘和鍾相起義都與摩尼教有關。伊斯蘭教方面，唐朝時，穆斯林開始到中國進行貿易，宋朝伊斯蘭教的影響更大。穆斯林在西洋與南洋貿易中佔優勢，他們負責市舶司，最著名的是蒲壽庚。猶太教徒主要分佈在宋朝開封一帶，當時被稱為「藍帽回回」、「天竺教」等。他們自稱「一賜樂業」教徒，極有可能是以色列的音譯。他們是現今開封猶太人的祖先。
四大書院之一的嶽麓書院
宋朝政府對文人之待遇在中國史上屬於最高水準，由於宋代非常重視考生質素，教育事業也得到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時，下詔州、縣辦學，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宋代官學，規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設立國子監、太學、武學、律學及四門學和廣文館。中央各部門也設立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學校，並在路設立學官。教師先由地方選聘，後改聘進士或國子監、太學畢業學生，教材有國家統一頒佈，多以五經為主。
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制訂太學三舍法（內舍、外舍、上舍）。學校會於每年按成績升舍，在上舍成績優秀時，可免州試和禮部考試，並特賜及第。有宋一代，各地書院式私學盛行，主要由於自唐朝以來，印刷業發達，書籍增多，民間可掌握的教育資料也開始增加，又因五代時戰亂四起，教育中斷，想學習的人一般都集中在有學識的學者的周圍，既而形成書院。宋朝時，官方為了對私人辦學進行管理，對私學「賜匾」、「賜書」、「賜學田」，給予承認，於是書院形成以私學，半官辦，官辦私學等多種方式。另外由於當時有學識有威望的學者，比如朱熹、陸九淵都喜歡在書院講學，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書院式私學的威望。著名書院有石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和茅山書院。南宋時期，書院規模擴大，學生增多，逐步在社會上形成另一種辦學和上學的風氣。書院也從最初的教學場所變為兼顧研究的學術機構。宋朝政府還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至元豐元年（1078年）、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三次進行興學運動，以改革教育制度，提高人文品質，這三次運動也取得一定的成效。
宋代改良科舉制度也促成教育的發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試的設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寬應考條件，並增加取士數量等等。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通過者在宮內由皇帝主持殿試，在宋代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南、北宋三百二十年，總共開科一百一十八次。取進士二萬人以上，考試的公平使得平民的機會均等，因而促進社會階層的流動。
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指南針的四種使用方法：''1'' 水浮法、''2'' 置指甲法、''3'' 置碗唇法、 ''4'' 縷懸法
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認為，對科技史來講，唐朝不如宋朝有意義。宋朝也可謂是古代中國歷史上科技進步最快的時代，所謂的四大發明之中的膠泥活字印刷術誕生於宋朝，不過，一直到1440年德國谷登堡的鉛字活字印刷術出現和印刷術開始在歐洲傳播以后（1833年傳入中國），世界各地居民的識字率才開始攀升。
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指出，由於宋朝的經濟未能在改革社會上發揮作用，導致科學技術無法系統地演進。慶曆年間，布衣畢昇在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活字印刷術。這種印刷術成本較低，省功省力，快速就得到推廣。不久就傳入日本、朝鮮、越南等國。指南針的系統應用也是在宋朝，特別是用於航海導航“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指南針的使用方法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有四種：一是水浮法，即將指南針放到盛水的容器中指示方向；二是置指甲法，即將指南針置于手指指甲上指示方向；三是置碗唇法，即將指南針放在碗唇邊上指示方向；四是縷懸法，既將指南針用絲線懸空指示方向。后來第一種方法演化成水羅盤，第二種演化為旱羅盤，而第三、四種由於精密度低而被淘汰。火藥發明於唐末。北宋初年，曾用以製作火箭、火球等。後來又出現帶爆炸性的霹靂炮。南宋時期更出現鐵火炮、突火槍槍、火銃等新式武器。這些武器威力巨大，被廣泛使用在對蒙戰爭中。《武經總要》是仁宗時期官方編修的一部詳細的軍事理論與軍事技術的巨著，其中就有大量的火器介紹與火藥的配製方法。後來在蒙古人西征時，火藥又被傳到西方。
楊輝所繪之《古法七乘方圖》，描述二項式係數在三角形中的幾何排列
傳統數學在宋朝取得很大成就與進步，賈憲、秦九韶和楊輝都是出眾的數學家。著名的成果有「楊輝三角形」等，數學著作則有《數書九章》和《楊輝算法》。宋朝的歷法一共更改了十九次，是中國歷史上曆法改革非常頻繁的時代。在神宗之前，使用的是楚衍所編制的崇天曆。神宗到徽宗期間，改采以姚舜輔編制的紀元曆。南宋的曆法是以楊忠輔編制的統天曆為主。它定一回歸年的長度為365.2425日，比實際週期僅差廿六秒。與目前所用的西曆格裏曆完全一致。但比格裏曆要早四百年。在天文儀器上，燕肅在天圣八年（1030年）發明的蓮花漏首次使用漫流系統，記時的精準性因此獲得大幅度的提高。蘇頌在元祐七年（1092年）研製成功的水運儀象臺實現渾儀、渾象和報時的三位一體，並且具有近世天文臺的開啟式圓頂等工具。景德三年（1006年）對豺狼座超新星的觀察記錄和至和元年（1054年）的天關客星觀察記錄是寶貴的天文資料。宋朝政府對醫藥學非常重視，設有太醫局與翰林醫官院，官修醫方有《太平聖惠方》等，官修本草有《開寶本草》等。中醫的分科由唐朝的四科增加到九科，婦科與兒科在宋朝正式成形。針灸學、解剖學與法醫學進步尤大，最著名的法醫著作是宋慈所著的《洗冤集錄》。宋朝最重要的科技著作是沈括所著的《夢溪筆談》。夢溪筆談共計達卅卷，六百零九條，全面總結當時宋朝的科技成就。
北宋《金明池奪標圖》描繪金明池當時的景況
宋朝在經濟、手工業和科學技術方面都有發展，使得宋代的建築師、木匠、技工、工程師、斗栱體系、建築構造與造型技術達到很高的水平。建築方式也日漸趨向系統化與模組化，建築物慢慢出現自由多變的組合，並且綻放出成熟的風格並且擁有更專業的外型。為了增強室內的空間與採光度，採用減柱法和移柱法，樑柱上的斗拱鋪作層數增多，更出現不規整形的樑柱鋪排形式，跳出唐朝樑柱鋪排的工整模式。宋代的建築明顯瘦長單薄，有弧形的屋頂以及宋代特有的尖塔。
雖然宋朝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建築物，但傑出的建築都是佛塔、石橋、木橋、園林、皇陵與宮殿。由於注重意境的園林設計特意追求把自然美與人工美融為一體的意境，所以這一時期的建築，一改唐代雄渾的特點，變得纖巧秀麗，柔弱纖秀，曲線柔和，注重裝飾，華麗而繁細。建築物的屋脊、屋角有起翹之勢，不像唐代渾厚的風格，給人一種輕柔的感覺。油漆的大量使用，顏色十分突出。在窗櫺，樑柱與石座的雕刻與彩繪的變化十分豐富，柱子造型更是變化多端。
雖然數千年來，建築智慧依靠口耳相傳，子承父業相傳下來，關於建築的文獻卻早已存在。歷史學家通過水墨畫中所描繪的建築物了解宋朝建築的配搭。此外李誡所著之《營造法式》是宋朝建筑學的重要文獻，它對施工和度量的描述非常深入，比以前的文獻更有組織，也對后世中國建筑設計，影響深遠。另一方面，朝廷設立專門負責建築營造及相關的官職與機構－將作監來掌管宮室建築，讓建築智慧有系統地流傳下來。
范寬的谿山行旅圖
宋朝是中國書畫藝術的頂峰期，宋朝皇帝特別重視書畫事業，在宮廷設立翰林畫藝局，翰林圖畫院與畫學。宋畫主要可分為山水畫、人物畫、花鳥畫三大分類。中國山水畫到宋朝為一多方發展之時期，派別之分演既多，畫家亦彬彬輩出。宋朝初期中國山水畫承襲五代荊浩、關仝、董源與巨然等人，使中國山水畫推向高峰。北宋以米芾、米友仁父子最為卓越，他們成功的將文人畫與山水畫風格相融合，後人難以企及。其他山水畫名家還有北宋的范寬、郭熙。范寬的《谿山行旅圖》中峰鼎立的構圖方式，表現出山的氣勢雄偉，前景作一巨石與主峰取得平衡，並以山腰的一線飛瀑，連貫上下氣勢。到了宋代南渡以後，山水畫風大變，崇尚水墨。有名的有號稱為「南宋四家」的李唐、劉松年、馬遠和夏圭等。李唐、劉松年等畫家的筆法細潤，色彩富麗，精麗巧整，世稱院體。後來的馬遠與夏珪學習唐朝畫法並參以南宋水墨之法。。
崔白的雙喜圖
文人畫與花鳥畫互相融合，讓宋朝花鳥畫顯得格外清麗脫俗。花鳥畫自從五代黃筌與徐熙分道揚輝之後，到了宋朝，純綷審美之風氣盛行起來，以致於花鳥畫與山水畫更加興盛，幾乎取代人物畫的中心地位。宋初名家有黃居寀和徐崇嗣二人並起，其情形頗興北宗山水發展於院內，南宗山水發展於院外者相似。除了黃徐二人之外，還有崔白和宋徽宗擅長花鳥畫。徽宗的書法和繪畫都在中國藝術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獨創瘦金體，並重視書畫事業。翰林書畫院的地位大幅提高，著名畫家，清明上河圖的作者張擇端就是其提拔。其子趙構也受到薰陶，成為傑出書法家。徽宗時期，院體畫中的花鳥畫大盛，徽宗本人就是個花鳥畫大家。宋朝人物畫的宗師是李公麟，他繪畫體裁廣泛，無所不工無所不能。以建築物比例構圖的界畫在宋朝勃興，郭忠恕和張擇端是其代表。南渡以後，歷史人物題材畫開始興起。蘇漢臣的《秋庭嬰戲圖》，畫中的兩個小孩推棗磨時的精神和眼神，就令人嘆為觀止。道釋人物畫在宋代不甚盛行，不過確有一些重要畫家出現，包括武宗元、李公麟、梁楷等人。其中以《八十七神仙卷》最為出名，眾多仙人仙女，飄然列隊而行，行如流水，極為生動。
汝窯青瓷蓮花式溫碗
宋朝是中國歷代當中陶瓷藝術的鼎盛時期，其形制優美，高雅凝重，不但超越前人成就，即使後人仿製也少能匹敵。宋瓷經學者研究歸納，以定、汝、官、哥、鈞五大名窯最為出名。定窯以白瓷淺刻見長；汝窯、官窯與哥窯則以青瓷為主，青瓷係以氧化鐵為發色劑，先在壞體上施以淺浮雕，再施釉，燒成翠綠，影青等等；鈞窯位於鈞州，作品特色為用鐵、銅、鈦等金屬氧化物，經燒成後在土壞表面形成各種紅、綠、紫、白，多采多姿的效果。官窯，顧名思義，即專門為皇室燒製的陶瓷。南宋時由於許多北方名窯的工匠避難來到南方，為南宋的青瓷、白瓷工藝帶來新的技術，加上海上絲瓷之路的便利，使中國瓷器開始-{zh-hans:暢銷; zh-hant:暢銷; zh-tw:行銷;}-到世界各地。
黃庭堅書伏波神祠詩卷（局部）
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注重在哲理性、書卷氣、風格化與意境表現，同時也提倡個性化和獨創性。宋朝書法跳脫唐朝的風格而開創新局。隋唐五代的書法注重在「工」的體現，而宋朝書法主張尚意抒情的部分，需具有「學識」即「書卷氣」的部分。蘇軾提出「我書意造」的口號，他的筆法內緊外松，險竣多變。蘇（蘇軾）、黃（黃庭堅）、米（米芾）、蔡（蔡襄，“蔡”原指蔡京，為北宋誤國六賊之一，后世以其“人品奸惡”，遂改為蔡襄）為北宋書法四大家。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晉帖行書遺風。無論是天資既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蘇東坡，還是高視古人的黃庭堅和蕭散奇險的米芾，都力圖在表現自己的書法風貌的同時，凸現出一種標新立異的姿態，使學問之氣鬱郁芊芊發於筆墨之間，並給人以一種新的審美意境。而南宋的吳說、宋徽宗、陸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書家中進一步延伸，其中宋徽宗特殊的書法風格被稱作瘦金體，然而南宋書家的學問和筆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
宋朝時，油畫較有發展，作品有如易元吉《寒梅雀兔圖》、趙大年《雪犬》、陳公儲《畫龍》、龔吉《兔》冊、宋澥山水畫冊等。時油畫多為絹帛油畫。北宋《營造法式》記載了桐油煉製法。有說中國油畫在元代傳入歐洲，其說待訂。
在宮殿玩耍的孩子
由於晚唐五代時期門閥士族已經沒落，科舉考試制度到宋代真正得到廣泛應用，對社會真正產極其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也打開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十分全面的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後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並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誌、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範。兩宋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
清明上河圖局部，描繪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的自然風光
就連南宋滅亡後，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見於《東京夢華錄》的就有十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武林舊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 ；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
學者柳詒徵認為宋朝的會社企業、集會集市以及行業協會組織十分發達。例如，吳自牧《夢粱錄》記錄了文化、藝術、宗教、娛樂、食品餐飲、商業、製作、服務等各行業各種社會團行，諸如踏弩社、蹴鞠社、打球社、賭錢社、靈寶會、茶湯會、花團、菜行、魚行、酒行、食飯行、布行、銷金行、香水行、腰帶作、油作、木作、竹作、香燭作、裱褙作、裝鑾作、裁縫作等各種企業，以及鬥寶會、米市、肉市、藥市、花市、珠子市等各種集會集市。各種行業協會、商會十分活躍。公共慈善事業，有米場、柴場、藥局、養濟坊、安濟局、慈幼局、居養院等機構，由官府舉辦或平民捐助，用以救助遇災或貧病幼老無告之人家。政府和民間無不認為慈善事業為公共事業之最要者，其風實自宋啟之。
注：宋太祖黃袍加身後所追諡之其祖宗從未稱帝、掌權，故不收錄，可見宋朝君主列表一文
宋朝（960年—1279年）
北宋&nbsp;960年—1127年
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
960年—976年
建隆 960年—963年-{乾}-德 963年—968年開寶 968年—976年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976年—997年
太平興國 976年—984年雍熙 984年—987年端拱 988年—989年淳化 990年—994年至道 995年—997年
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997年—1022年
咸平 998年—1003年景德 1004年—1007年大中祥符 1008年—1016年天禧 1017年—1021年-{乾}-興 1022年
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1022年—1063年
天圣 1023年—1032年明道 1032年—1033年景祐 1034年—1038年寶元 1038年—1040年康定 1040年—1041年慶曆 1041年—1048年皇祐 1049年—1054年至和 1054年—1056年嘉祐 1056年—1063年
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圣宣孝皇帝
1063年—1067年
治平 1064年—1067年
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圣孝皇帝
1067年—1085年
熙寧 1068年—1077年元豐 1078年—1085年
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圣昭孝皇帝
1085年—1100年
元祐 1086年—1094年紹圣 1094年—1098年元符 1098年—1100年
體神合道駿烈遜功圣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1100年—1125年
建中靖國 1101年崇寧 1102年—1106年大觀 1107年—1110年政和 1111年—1118年重和 1118年—1119年宣和 1119年—1125年
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1125年—1127年
靖康 1126年—1127年
南宋&nbsp;1127年—1279年
受命中興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1127年—1162年
建炎 1127年—1130年
紹興 1131年—1162年
1130年—1130年
明受 1130年
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
1162年—1189年
隆興 1163年—1164年
-{乾}-道 1165年—1173年
淳熙 1174年—1189年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圣哲慈孝皇帝
1189年—1194年
紹熙 1190年—1194年
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
1194年—1224年
慶元 1195年—1200年
嘉泰 1201年—1204年
開禧 1205年—1207年
嘉定 1208年—1224年
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
1224年—1264年
寶慶 1225年—1227年
紹定 1228年—1233年
端平 1234年—1236年
嘉熙 1237年—1240年
淳祐 1241年—1252年
寶祐 1253年—1258年
開慶 1259年
景定 1260年—1264年
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1264年—1274年
咸淳 1265年—1274年
孝恭懿聖皇帝
1274年—1276年
德祐 1275年—1276年
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趙-{昰}-
1276年—1278年
景炎 1276年—1278年
1278年—1279年
祥興 1278年—1279年
* 《中國文明史 宋遼金時期》，地球出版社編輯部，地球出版社，ISBN 978-957-714-048-7
* 《中國通史 宋遼金元史》，王明蓀，九州出版社，ISBN，978-751-080-061-0
* 《宋史》，（元）脫脫，中華書局。ISBN 978-7-101-00323-9
* 《東都事略》，（宋）王稱，齊魯書社。ISBN 978-7-5333-0697-7
* 《續資治通鑑長編》，（南宋）李燾，中華書局。ISBN 978-7-101-04434-8
* 《八朝名臣言行錄》，（南宋）朱熹，上海古籍出版社。ISBN 978-7-5325-2849-3
* 《廿二史箚記·校證．訂補本》，（清）趙翼，中華書局。ISBN 978-7-101-03033-4
* 《國史大綱》，錢穆，中華書局。ISBN 978-7-100-01766-4
*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ISBN 978-7-108-01528-0
* 《宋史——中國斷代史系列》，陳振，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978-7-208-04444-9
* 《中國大歷史》，黃仁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ISBN 978-7-108-01036-0
* 《正說宋朝十八帝》，游彪，中華書局。ISBN 978-7-101-04734-9
* 《帝國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實錄》，李亞平著，北京出版社。ISBN 978-7-200-05633-4
* 《細說宋朝》，虞云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4307-0
* 《話說中國》—文采與悲愴的交響，程郁、張和聲，上海藝術出版社。ISBN 978-7-5321-2697-2
*《劍橋中國史?宋史》，劍橋大學出版社
*  唐宋文史資料庫－網路展書讀
*  臺灣宋史研究網－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賈志揚：〈 宋代與東亞的多國體系及貿易世界〉。
* 包弼德： 〈對歷史背景的闡述：11世紀的新世界〉
*李濟滄：〈 “宋朝近世論”與中國歷史的邏輯把握〉。
*近藤一成：〈 宋代科舉社會的形成——以明州慶元府為例〉。
*劉子健：〈 南宋成立時的幾次危機及其解決〉。
元朝（中古蒙古語：，現代蒙古語：，1271年12月18日－1368年9月14日），漢語國號全稱為大元，蒙古語國號為大元大蒙古國（中古蒙古語：），又稱蒙元，是中國歷史上由蒙古族所建立的王朝。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稱帝，自立為第五代大蒙古國大汗，後於至元八年（1271年）取儒士劉秉忠建議，取《易經》“大哉乾元”之意，定漢文國號為「大元」，改蒙古語國號「大蒙古國」為「大元大蒙古國」，定都於漢地大都（今北京市），建立元朝。自此，蒙古大汗同時也被尊為中國皇帝。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軍攻滅南宋殘餘勢力，征服整個中國。
元朝的基礎為乞顏部族的首領鐵木真于元太祖元年（1206年）統一漠北諸部族后建立的大蒙古國，鐵木真被稱為“成吉思汗”。當時蒙古諸部受金朝統轄，然而由於金朝與西夏均走向衰落，成吉思汗先後攻打西夏與金朝，並於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8月）七月攻滅西夏、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攻滅金朝，取得中國華北地區和黃土高原地區。同一時間，大蒙古國在西方不斷擴張，先後發動三次大規模西征，形成稱霸歐亞大陸的國家，被歐洲稱為蒙古帝國（Mongol Empire）。
元憲宗九年（1259年），第四代蒙古大汗蒙哥（拖雷長子）於征伐南宋的戰爭中去世後，領有漢地、主張漢化、陪同主持對南宋戰爭的忽必烈（拖雷第四子）與受漠北蒙古貴族擁護的阿里不哥（拖雷第七子）為了爭奪汗位而發生戰爭，最後忽必烈於1264年獲勝，而蒙古帝國也趨向分裂出四大汗國，時而完全獨立自理，時而承認宗主自治。中統元年（1260年），忽必烈召集擁護自己的蒙古宗王，在開平府召開忽里勒臺大會，即位大汗，建號「中統」，意即「中原正統」。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周易》“乾元”之語，公佈《建國號詔》，建立漢語國號為大元，史稱元朝，忽必烈即元朝的開國皇帝，廟號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攻滅南宋，統治全中國地區，結束自窩闊臺攻宋以來40多年的蒙宋戰爭。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間元朝國力鼎盛時期，軍事上平定西北，但在侵略日本、東南亞諸國卻屢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戰爭戰敗。元中期皇位之爭愈演愈烈、政治動蕩不安，諸帝施政亦不甚如意。元惠宗晚期，由於怠于政事、濫發紙幣導致通貨膨脹、為了治理氾濫的黃河又加重徭役，最後導致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發紅巾軍起事。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派徐達北伐攻陷大都，元朝在漢區的統治結束。元廷退居漠北，史稱北元。北元後主天元十年（1388年）去大元國號（一說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國韃靼而去號），北元亡。
元朝建立后，承襲了蒙古帝國在中國北方、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亞的領土，但蒙古帝國西征而來的土地大多不在元朝實際控制的統治范圍之內。元朝領土經過多次擴展後，於至大三年（1310年）元武宗時期達到全盛，西到吐魯番，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及緬甸北部，東到日本海，北至都播南部與北海、鄂畢河東部，被譽稱「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北逾陰山南越海表，漢唐極盛之時不及也」；其藩屬國涵蓋高麗與東南亞各國。另外在元朝至元成宗時，經過一系列戰爭和協商，獲得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與伊兒汗國等四大汗國承認為宗主國，並認同元朝皇帝為名義上的“蒙古大汗”的繼任者。
元朝在經濟方面仍以農業為主，整體生產力向前發展，尤其是邊陲地區的經濟發展最為顯著，在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廣泛種植等方面仍然取得一定進步。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時期以畜牧為主，經濟單一，無所謂土地制度。攻滅金朝后，在耶律楚材勸諫下，窩闊臺汗同意復甦農業，鼓勵漢人墾殖以期長治久安。元世祖即位之后，實行些鼓勵生產、安撫流民的措施。到元朝時，由於經濟作物棉花不斷推廣種植，與棉紡織品在江南一帶都比較興盛。經濟作物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就使當時基本上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在某些方面滲入商品貨幣經濟關系。但是，由於元帝集中控制大量的手工業工匠，經營日用工藝品的生產，官營手工業特別發達，對民間手工業則有限制。
元朝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大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不同於中國歷史上其他征服王朝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積極吸收中華文化，元朝皇室對于宗教興趣濃厚，極力推崇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乃至景教，對中華文化則采取與西亞文化并重的模式進行發展。在政治上，政府大量使用色目人。雖然元朝前期沒有系統性舉辦科舉，但對儒家文化有著應有的尊重，並且將儒家推廣至邊遠地區，元朝創建了24400所各級官學，使全國平均每2600人即擁有一所學校的政績，創造了「書院之設，莫盛于元」的歷史記錄。由於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顯貴的傳統社會秩序已經崩潰。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屬於中下層的庶民文化反而有機會迅速的抬頭並普及。這個現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藝術與文學方面則是發展以庶民為對象的戲劇與藝能，其中以元曲最為興盛。
元朝的漢文國號「大元」出自《易經·乾卦》“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意為“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氣，是萬物所賴以創始化生的動力資源，統貫于天道運行之中”。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汗公布《建國號詔》，宣布國號為大元。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把“大”字加于正式國號之中的統一王朝，此前除了僅統治了華北地區的遼、金兩國外，之前各朝的“大”字均為尊稱。
而關於元朝的蒙古文國號，考古發現有多種稱呼：
#正式稱呼為「大元的大蒙古國」（ ），此名稱見於1362年的《追封西寧王忻都碑》。其中“Dai ?n”系漢語“大元”的蒙古語音譯，“Yeqe”是蒙古語“大”的意思，“Mong?ul”是“蒙古”的意思，“Ulus”是“國家”的意思。
#「被稱為大元的大蒙古國」，其中“qemeqü”是一個書面語聯動詞，是“說”、“據說”的意思。此名稱見於1338年的《達魯花赤竹溫臺碑》。
#「大元國」，蒙古語寫作「」（八思巴文：，鮑培轉寫：，西里爾：）或者「」（鮑培轉寫：，西里爾：）。其中「Dai ?n」是漢語「大元」一詞的在當時蒙古語中的音譯。但現今中、蒙兩國學者多使用與現代漢語「元」字發音更相近的「」一詞來替換原有的「」，將元朝稱為「」，或者「」。
元朝歷史通常可以分為兩個到三個階段：
* 1206年元太祖鐵木真統一蒙古，立國位於漠北的蒙古草原，定國號為「大蒙古國」；到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元大都，將國號改為大元之際，共六十五年，稱為大蒙古國時期，又稱蒙古帝國；
*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元大都，1271年將國號改為大元後，直到1368年元惠宗出亡為止，共九十七年，才是嚴格意義上的元朝歷史；
* 元惠宗出亡後依舊以大元為國號，至1402年鬼力赤殺順天帝坤帖木兒去國號為止（一說1388年天元帝脫古思帖木兒被也速迭爾殺害後去國號），稱為北元時期。
* 去國號後稱蒙古，明廷稱韃靼。
蒙古帝國的開國大汗成吉思汗，後被追尊稱元太祖
遼朝時期，蒙古草原上的諸部歸于遼朝統轄。金滅遼后，草原各部歸屬不一，汪古部等成為金朝的臣屬，而乞顏部的合不勒汗乘金軍大舉南下而無暇北顧之機，建立了早期的蒙古國家，即蒙兀國，此后一直侵襲金朝的邊境。合不勒汗死后，俺巴孩汗成為新的大汗。由于塔塔兒人的出賣，俺巴孩汗被金朝皇帝金熙宗釘在木驢上致死，此事件埋下了蒙古對金朝復仇的種子。
在金章宗死后，13世紀初，金朝在衛紹王完顏永濟的統治下走向衰落，蒙古乞顏部鐵木真開始了統一蒙古草原的征程。先后在克烈部首領王罕以及他的安達扎答蘭部首領札木合的軍事援助下，打敗了蔑兒乞人，奪回了被蔑兒乞人奪取的眾多部眾（以及其妻孛兒帖），力量逐漸壯大。
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經過激烈的爭奪之后，鐵木真被乞顏貴族推舉為部落的可汗。然而，鐵木真部族的逐漸強大，危及了援助他的札木合在蒙古草原上的地位，于是札木合聯合泰赤烏等部，合兵三萬余人，向鐵木真發起進攻。面對來勢洶洶的札木合，鐵木真將自己的部眾3萬人組成十三翼。在戰斗中鐵木真暫時戰敗，為保存實力退至斡難河的哲列捏山峽，扼險而守。史稱“十三翼之戰”。札木合雖然取得戰役的勝利，但札木合的暴虐受到了其所屬部落首領的不滿，而鐵木真對部眾進行籠絡，故部眾歸心于鐵木真。于是畏答兒、赤老溫、術赤臺、晃豁壇等族人紛紛來附。此后，鐵木真力量進一步壯大。
宋慶元二年（1196年），從屬于金朝的蒙古部族塔塔兒部叛金，完顏永濟派丞相完顏襄率軍征討。鐵木真聯合克烈部，以“為父親報仇”的名義，在斡里匝河擊潰了塔塔兒部，使塔塔兒一蹶不振。戰后，金朝授鐵木真糺軍統領之職，使他可以用金朝屬官名義號令蒙古部眾。宋慶元六年（1200年），鐵木真與王汗會于薩里川（今蒙古國克魯倫河上游之西），大敗泰赤烏與蔑兒乞的聯軍，首領塔里忽臺等被殺。
宋嘉泰元年（1201年），鐵木真又在呼倫貝爾海剌爾河支流帖尼河之野，擊敗以札木合為首的塔塔兒、弘吉剌、合答斤等十一部聯軍，史稱“帖尼河之戰”。宋嘉泰二年（1202年），鐵木真與王汗聯軍又在闊亦田擊敗了札木合同乃蠻、泰赤烏、塔塔兒、蔑兒乞等聯軍，取得了闊亦田之戰的勝利。接著招降了呼倫貝爾一帶的弘吉剌惕等部。至此，蒙古高原都被鐵木真控制了。最后平定蒙古高原，統一蒙古各部，元太祖元年（1206年）春，蒙古貴族在斡難河（今鄂嫩河）源頭召開庫里爾臺大會，蒙古部鐵木真得到成吉思汗稱號，建國大蒙古國（即蒙古帝國），後被尊稱元太祖。
蒙古入侵金朝形勢
金朝與蒙古為世仇，成吉思汗有意伐金復仇，然而西南的西夏與金朝聯盟，為了避免被西夏牽制，先後三次率軍（1205年、1207年與1209年—1210年）進攻之，迫使西夏夏襄宗稱臣1210年成吉思汗與金斷交，隔年發動蒙金戰爭，於野狐嶺戰役大破四十萬金軍，隨後攻入華北地區並四處屠殺。
1214年蒙軍包圍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市），金宣宗被迫求和稱臣，並在蒙古退兵後遷都北宋故都汴京。隔年5月31日蒙軍南下攻佔金中都，並且獲得名相耶律楚材，這對於鞏固華北地區有很大的幫助。
1217年，成吉思汗為了西征花剌子模，命木華黎統領漢地，封為“太師國王”，命他持續進攻金朝。木華黎為了鞏度漢地，收降地方自衛勢力如真定史天澤、滿城張柔、東平嚴實與濟南張宏，史稱漢族四大世侯，後來他們也扶佐忽必烈建立元朝。木華黎除了對金朝的戰爭讓金朝疆域萎縮剩河南與關中地區之外，並於1231年派兵進攻高麗，使高麗退到江華島以南（即今日南韓）。
西域方面，為了建立通往西方的道路，早在1209年—1210年就讓新疆東部的畏兀兒與伊犁河谷的哈剌魯先後歸順。當金朝遷都並將要滅亡之際，中亞新興大國花剌子模在沙阿摩訶末時期崛起，該國訛答剌地方大臣海兒汗亦納勒術前后兩次屠殺蒙古商隊並侮辱蒙古使臣，成吉思汗遂決心發動第一次西征。
1218年蒙將哲別殺死占領西遼並稱遼帝的屈出律，攻占塔里木地區，史稱蒙古攻西遼之戰。隔年六月，成吉思汗親率蒙古主力軍十萬西征花剌子模。由於沙阿摩訶末抵擋不了蒙軍攻勢，畏懼而逃，在屠殺掉花剌子模的40個城鎮之后，花剌子模也於1221年亡國。成吉思汗命速不臺和哲別追殺摩訶末，摩訶末最後死於裡海。其子札蘭丁於八魯灣之戰英勇抗敵，最後南逃印度，並於1224年復國於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
1230年，札蘭丁被蒙古將軍綽兒馬罕攻滅。速不臺和哲別最後于1222年從撒馬爾罕出發經過今伊朗高原北部，進攻殺掠高加索三國（亞美尼亞王國、格魯吉亞、阿塞拜疆）之后，并越太和嶺（今高加索山脈），抵達欽察（位於俄南），期間攻占不少國家。於1223年的迦勒迦河之戰（今烏克蘭日丹諾夫市北）更是擊潰基輔羅斯諸國與欽察忽炭汗的聯軍，并向西進軍到今烏克蘭西部的德涅斯特河，折轉圍攻基輔后東返，并于1223年9月攻擊伏爾加河中上游的河谷伏爾加保加利亞，最後渡過伏爾加河東返中亞。成吉思汗將新拓展的疆土分封給長子朮赤、次子察合臺和三子窩闊臺，四子拖雷領有蒙古本土，三子窩闊臺成為大汗繼承人。1225年蒙古回師後，因西夏不配合西征，成吉思汗又率歸師滅西夏。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由幼子拖雷監國。
蒙古第二次西征時於列格尼卡戰役擊潰波蘭與神圣羅馬帝國聯軍，圖中左為蒙古突騎、右為波蘭與日耳曼聯軍
拖雷監國兩年后於1229年舉辦庫里爾臺大會，窩闊臺被推舉為蒙古大汗，後尊稱元太宗。1231年窩闊臺汗率軍南征金朝，並命四弟拖雷自漢中借宋道沿漢水攻打汴京，隔年拖雷在河南三峰山之戰擊潰金軍。1234年蒙宋聯軍聯合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殺，金朝亡。南宋雖然發起端平入洛以收復河南地，但是華北地區最後全由蒙古占領。
1235年，窩闊臺汗定都哈拉和林（今烏蘭巴托西南）後，藉此率軍南征南宋以報復之，掠奪兩淮地區後北返。蒙古為了防止華北的漢人世侯叛變，派探馬赤軍（振戍軍）進駐漢地；進行兩次人口調查，將半數漢人分封給蒙古功臣。由於需要人才治理國家，窩闊臺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議，於1238年命術忽德和劉中舉辦科舉，史稱戊戌選試。這次考試錄取東平楊奐等名士，為統治華北帶來不少人才，但后來以“當世或以為非便，事復中止”。
西線方面，1235年窩闊臺汗命術赤次子拔都、貴由與蒙哥、速不臺等第二代蒙古王子發起蒙古第二次西征，史稱拔都西征，總指揮為拔都與速不臺。1236年至1242年間攻占欽察草原、基輔羅斯等各公國并進犯匈牙利、摩爾達維亞、波蘭、立陶宛大公國、摩拉維亞原南斯拉夫地區、保加利亞第二帝國、拉什卡等中東歐各國。1241年11月窩闊臺汗去世，由皇后乃馬真脫列哥那監國，1246年3月的庫里爾臺大會由其子貴由即位，後追尊稱元定宗。1247年吐蕃諸部歸附大蒙古，史稱涼州會盟。1248年8月貴由汗在遠征拔都的途中去世，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立孫子失烈門並監國。然而在1251年7月的大會，因為拔都與兀良哈臺大力支持拖雷系的蒙哥，使得窩闊臺系的失烈失去汗位。蒙哥繼承汗位，後尊稱元憲宗。
1252年蒙哥即位後推行中央集權化，在漢地、中亞與伊朗等直轄地設置行中書省，分遣拖雷系諸王分守各地，以其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大總督以管理漢地。忽必烈統治漢地期間任用了大批漢族幕僚和儒士，鞏固了華北地區，並且與兀良合臺迂迴南滅大理，擴大南宋防線缺口。1258年高麗崔氏政權跨臺，高麗成為藩屬國。同年蒙哥汗宣布兵分三路南征南宋，蒙哥汗率軍攻打四川合州（今重慶）、忽必烈攻打湖北鄂州（今武昌）、兀良合臺由雲南晏當（今云南麗江北部）直攻經過安南，進攻宋廣南西路而直攻荊湖南路，并兵臨潭州（今長沙），三軍意圖在華中會合，再大舉下長江圍攻臨安。隔年蒙哥汗在合州的釣魚城之戰戰死，忽必烈等人停止南征，北返奪位。西線方面，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西征西亞，史稱蒙古第三次西征，1256年旭烈兀攻滅伊斯蘭教的暗殺組織木剌夷。1258年西征軍攻佔阿拔斯王朝最後領地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格達。1260年佔領大馬士革和阿勒頗。然而當旭烈兀得知蒙哥於南征南宋時去世的消息後，立即率大軍回師爭位。留下的蒙軍也在今以色列加利利的阿音札魯特戰役敗於埃及馬木留克王朝，第三次西征結束。
元朝畫家劉貫道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繪制的《元世祖出獵圖》，其中騎著黑馬、身穿白裘的男子是元世祖忽必烈
蒙哥汗去世後，身在戰事的忽必烈立即與南宋和談，返回華北與留守蒙古本土的七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在部分宗王和蒙漢大臣的擁立下於開平（即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北石別蘇木）自立為蒙古大汗，年號中統。忽必烈登基后不久，阿里不哥在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召開庫里爾臺大會，被阿速臺等宗王和大臣選立蒙古大汗，並獲得欽察、察合臺與窩闊臺汗國的支持。爭奪汗位戰爭最後於1264年8月21日由阿里不哥兵敗投降，忽必烈穩固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