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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首都布達佩斯舉行首屆市議會選舉，小農黨以29萬張的結果獲勝，超過共產黨和社民黨聯合競選的25萬票。11月，匈牙利以秘密投票的形式召開首屆，小農黨獲勝，得票率為57%，獲得絕對多數，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各得票17%，三黨成立聯合政府，小農黨領袖蒂爾迪·佐爾坦出任首相。雖然匈牙利共產黨事實上只獲得了17%的選票，14個部長席位中只占三席。不過一方面由于共產黨采用了“薩拉米香腸戰術”，還從小農黨手中獲得了控制國家保安局的內政部長這一重要職位，通過國家保安局，共產黨政府采用威脅、虛假指控、監禁、酷刑的方式打擊反對者，匈牙利共產黨迫使聯合政府不斷讓步，逐步削弱了民選政府的影響力。1947年8月31日，舉行。此前，內政部通過逮捕、流放、驅逐出境和脅迫等形式，取消了許多知名反共候選人的競選資格，再加上5萬至20萬的假票，共產黨在此次選舉中取得領先地位，但只獲得了22%的投票。最終，共產黨和社民黨于1948年7月合并為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短暫的多黨制民主走到盡頭。在中，勞動人民黨作為唯一參選政黨以97%的得票率順利獲得勝利。8月20日，匈牙利傳統節日伊什特萬瞻禮日當天，匈牙利議會通過了以《1936年蘇聯憲法》為藍本的《》，宣布匈牙利為“工人農民的國家”，同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
1948年，拉科西在布達佩斯演講
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馬加什的領導下，匈牙利轉變為共產主義國家。他伙同格羅·埃諾、雷瓦伊·約瑟夫、法爾卡什·米哈伊組成四人集團，決定著黨內外一切事物。與此同時，國家保安局開展了一系列針對黨內的“清洗”運動，先清除了黨內反對拉科西的勢力。這些受害者因西班牙內戰時期曾經前往西方國家等一些無關緊要的罪名被打成“鐵托分子”、“西方間諜”和“托派”。總共有約一半的中下層共產黨官員共7000人被“清洗”。1950年至1952年，為了給勞動人民黨成員提供財產和住所，消除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所構成的威脅，安全警察將數千人強制搬遷，另外還逮捕了數千人，并對他們進行虐待和審判。有些人被關入集中營中或流放至東部，以至于處決，被處決者中就包括了國家保安局創始人拉依克·拉斯洛。一年內，有26000人被強制搬離布達佩斯，導致他們面臨就業困難和住房緊張的問題。被流放者的居住環境通常十分惡劣，他們被囚禁在集體農場，遭受著如奴隸一般的剝削。
拉科西政府還使匈牙利的教育體制實現了徹底的政治化，用“勞苦知識分子”取代受教育階層。俄語學習和共產主義政治課成為全國的大學和普通學校的必修課。宗教學校收歸國家，教會領導人被替換為親政府人士。1949年，匈牙利天主教會樞機明曾蒂·約熱夫被捕，后以叛國罪判處終身監禁。在拉科西的統治下，匈牙利成為歐洲各國中政府最為專制的國家之一。
戰后匈牙利經濟困難重重：其中，向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支付的戰爭賠款和蘇聯駐軍的費用，總額達3億美元左右。1946年，匈牙利國家銀行估計賠款占“全國年收入的19%到22%”。為此，匈牙利貨幣嚴重貶值，出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然而，由于加入了蘇聯支持的經濟互助委員會，匈牙利無法和西方進行貿易或加入馬歇爾計劃以獲得援助。
基于蘇聯模式，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于1950年啟動了，目的是使工業產量在短時間內實現大幅增長。由于需要向蘇聯出口原材料和技術以及拉科西全面“清洗”原政權技術人才所帶來的消極影響，與蘇聯一樣，匈牙利也未能實現五年計劃的預定目標。不但如此，五年計劃事實上還破壞了匈牙利現存的產業結構，使得1949至1952年的實際工資水平下降了18%。盡管50年代初，匈牙利人均國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卻出現下降。國民收入被大量投入到工業的發展，從而使得實際可支配收入出現下降。管理不善還引起了長期的食品短缺，面包、糖、面粉、肉類不得不定量供應。自1951年起，居民的日常用品需要憑票據才能購買。除此之外，強制認購國債更進一步降低了個人收入。結果，1952年工人和其他職員的實際可支配收入只達到1938年的三分之二。而與之相比，1949年卻是1938年的90%。伴隨著攀升的外債和持續的食品短缺，這些政策的消極影響日漸積累，民眾的不滿也與日俱增。
斯大林去世后，東歐集團進入去斯大林化時期，布哈林社會主義思想支持者、改革派領導人納吉·伊姆雷于1953年上臺。隨著蘇聯政治形勢的變化，納吉于1955年一度失勢。
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蘇聯及東歐集團進入了一段較為緩和的自由化時期。期間，歐洲大多數共產黨在內部形成了一些支持改革的勢力。6月，蘇聯領導人、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和第一副主席貝利亞召集拉科西等匈牙利領導人在莫斯科舉行了為期三天的秘密會談，馬林科夫等人對拉科西“導致無數錯誤和罪行”的“粗暴的統治方式”“深表震驚”，要求拉科西將當時有更多實權的部長會議主席（相當于總理）一職讓與納吉·伊姆雷。7月3日，納吉代替此前被稱為“斯大林最好的學生”的拉科西，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他在國會發表施政綱領，提出“六月政策”（6月匈中央全會通過決議），其中涉及減少重工業投資、放慢發展速度；停止強制農民入社，減輕農民負擔；降低物價、提高工資；限制強力部門的權力，消除社會恐怖氛圍，審理冤假錯案，釋放無辜者，解散拘留營，停止流放，取消強制搬遷；廢止一黨專權，實行黨政分離。不過，拉科西仍然保留總書記一職并暗中破壞了納吉的大部分改革措施。
1955年初，蘇聯政治局勢發生變化。擔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權勢逐漸超過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馬林科夫，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蘇聯國內重新確立。3月，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召集匈牙利領導人納吉和拉科西在莫斯科舉行秘密會談，派遣高級官員前往匈牙利，結束了納吉的“新路線”。蘇共中央決定讓拉科西的心腹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出任部長會議主席。4月，拉科西批判納吉并將他免職。5月14日，蘇聯成立了華沙條約組織，將匈牙利和其他中東歐的蘇聯衛星國束縛在一起，該聯盟條約聲稱“尊重各國獨立和主權”，“不干預他國內政”。同年，相關國家簽署《奧地利國家條約》，并確立了奧地利的中立國及非軍事化地位。這使匈牙利人點燃了使匈牙利成為中立國的希望，納吉也曾考慮“按照奧地利模式讓匈牙利成為中立國的可能性”。因此，納吉十分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萬隆會議上提出的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5年底至1956年初撰寫長篇文章為新路線辯護，作為黨內改革派的宣言向黨上書。在外交政策一章以“國際關系的五項基本原則和我國外交政策的問題”為標題，認為該原則“必須被擴展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之間”。
在冷戰的背景下，到1956年美國針對匈牙利及東歐集團的政策普遍趨于緊張。1953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了重點發展空軍與核武器，削減陸軍和海軍開支，以戰略轟炸作為非對稱威脅，以對蘇聯的挑釁做出大規模反擊的“”作為國防戰略。根據這一政策，美國一方面希望通過鼓勵歐洲國家憑借自身力量脫離該集團，另一方面卻不愿和蘇聯發生軍事沖突，從而使沖突升級為核大戰。因此，美國決策者只能考慮除“推回”以外的其他方式來削減蘇聯在東歐的影響。遏制政策應運而生，其主要方式包括經濟和心理戰，秘密行動以及與蘇聯就東歐國家地位的問題展開談判。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稱，如果蘇聯一方再發生一次像波蘭那樣的起義，美國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反共宣傳的材料，從而實現美國的利益。不過，中央情報局領導人艾倫·杜勒斯稱雖然他正在匈牙利構建廣泛的網絡，但是當時中情局在匈牙利沒有駐在機構，會說匈牙利語的情報人員和當地支持者尤為稀缺。中情局內部記錄提及“我們當時（在匈牙利）完全沒有任何的情報行動，連哪怕是可以被誤認為是的行動都沒有”。1956年夏，為了應對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匈牙利提議擴大與美國的雙邊經貿活動，美國對此作出積極反應，兩國關系出現緩和。不過，由于擔心與西方改善關系會削弱匈牙利共產黨的統治，出面干預，雙方談判陷于停滯狀態，未能取得任何成果。
1956年，中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中共八大對匈牙利各界產生了一定影響，匈牙利各界一度認為中共的路線與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不同，代表著社會主義發展的新型模式。
1956年6月13日，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關于“雙百方針”的文章，在東歐各國知識分子間引發強烈興趣。9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東歐各國共產黨都派代表團出席，中共領導人借此機會和東歐各國發展關系，推廣“中國模式”。中共八大由卡達爾·亞諾什擔任匈牙利代表團團長，他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領導人進行長時間會談。10月1日，卡達爾再次率代表團訪問中國，出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利用這一機會向匈牙利各界人士散發中共八大材料，借助廣播和報刊介紹中共方針，使得匈牙利知識分子認為中共推行雙百方針是真心實意，中國模式與蘇聯的斯大林模式不同。
1955年秋季，在匈牙利國家博物館，一些成員組建了一個社團，借此討論文學和政治。社團成員請詩人負責領導。拉卡托斯發起了首次討論，內容涉及匈牙利的啟蒙運動。他還朗讀匈牙利啟蒙運動時期知名詩人的作品。討論結束時，拉卡托斯號召大家認同啟蒙運動的價值觀，并決定社團名稱為“拜塞涅伊俱樂部”。
拜塞涅伊俱樂部規模很小，面向精英人士，行為與眾不同。但這仍引起了勞動青年聯盟的關注。幾年前，類似團體會立即遭到取締。但是自從斯大林死后，匈牙利社會中有關納吉“新路線”的辯論還在激烈地持續。因此，勞動青年聯盟決定替換該團體的領導人，并希望將該團體引到更符合當時政治觀念的話題上來。最后，他們決定以1848年革命詩人裴多菲·山多爾的名字把這個團體命名為“裴多菲俱樂部”。勞動青年聯盟認為，在進步的社會的背景下，裴多菲比“資產階級”的拜塞涅伊更合適。裴多菲俱樂部誕生后，原先的學術討論很快開始涉及對審查制度、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計劃經濟的討論。此外，討論還涉及1514年農民起義（討論農業政策的）、分析匈牙利歷史學（討論共產黨課本對歷史的篡改）。參加者包括全國知名的經濟學家、作家、歷史學家、教育工作者、科學家、哲學家等學者和社會知名人士，年輕的知識分子以至于人民軍軍官。甚至45年前參加過地下斗爭和抵抗運動的老兵也參與其中。很快，選擇裴多菲作為社團的名字產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裴多菲是一個為匈牙利獨立而戰的革命者，因此他的名字喚醒了不少社團成員的革命意識。
與此同時，共產黨政權的其他機構也在發生改變。匈牙利勞動人民黨機關報《》的記者也開始出現不安。1954年10月，在報道工廠情況時，該報的幾位記者提到了生產數據造假，生活水平下降，工人被迫購買“和平債券”的問題。在出版的文章中，他們稱“雖然工人們的生活在過去十年間有很大改觀，但是他們許多人還面臨著嚴重的問題。許多人還生活在擁擠而簡陋的公寓里。許多人在給孩子買新鞋或偶爾看電影時都不得不思考再三！”文章發表后，有關記者接到了政治局委員的電話，這個人質問他們“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你覺得我們會容忍你們這么煽動嗎？”不過，記者們并沒有退讓，而是召開了一次為期三天的會議，主張誠實報道、支持納吉改革，批判高層官員和一些編輯。一些記者因此丟失了工作，弗洛伊德學派心理學家之子吉姆斯·米克洛斯就是其中一位。
此外，負責審查文章和詩歌的也開始反思和檢討。協會討論了一些禁忌話題并為此前被開除的成員平反。1955年秋，這個之前還曾堅持強硬路線的組織甚至發表聲明，反對開除支持納吉的編者，要求獲得協會“自治”，反對“制約我們文化生活的反民主方式”。已覺醒的青年共產黨員和前共產黨員主導了這些新興團體、俱樂部和辯論社。他們經歷過戰爭的創傷，也在共產黨的組織中接受過教育，其中不少人獲益于共產黨的社會扶持政策，社會地位快速提升。同時，這一代人對公民社會的毀滅、恐怖的社會氛圍和數年前剛結束的清洗運動也記憶猶新。
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對此前同事們所遭受的不公正對待，如逮捕、監禁和虐待深感不安。1954年，納吉開始為政治犯平反，許多人先后從監獄、的勞改營和流放地回到布達佩斯。1955年，黨首和他的幾位同僚從蘇聯回國。羅馬天主教主教明曾蒂·約熱夫也得以獲釋，但仍被軟禁在布達佩斯郊外的一棟城堡中。
面對這些剛剛獲釋、備嘗艱辛的眾多親友，不少匈牙利作家情緒十分激動：在朋友們遭受苦難時，自己卻在創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小說并因之獲獎。這些作家為此感到非常羞愧，對自己所寫的和沒有寫的感到恥辱，甚至對自己所寫的作品感到惡心，恨不得讓這些作品消失。他們試圖為之前的行為作出補救。許多人試圖從馬克思主義原始文獻中尋找靈感和指導，意識到當政治體制糟糕的時候，應該發動革命，而之前所受的教育讓他們明白，知識分子應幫助工人階級形成革命意識，共同致力于革命。于是，許多知識分子前往工廠發動工人，希望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構建一個更平等的經濟制度。在共產主義制度下，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境遇都十分糟糕，因此雙方之間的聯系得以加強。在過去的十年中，這兩個群體是共產黨宣傳的主要對象，備受共產黨擺布，因此不滿與孤立感最為強烈。匈牙利工人階級甚至比學生和知識分子更為憤怒：作家與記者們感到的是負罪感，而工人們則感覺自己遭到出賣。共產黨上臺前曾承諾工人階級在“工人的國家中”將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實際上他們得到的卻是惡劣的工作環境和微薄的收入。戰后，他們不滿的直接對象是國有工廠的廠長，現在他們則開始傾向于指責國家本身。50年代的礦工群體“譴責體制并對繁重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十分不滿”，產業工人則普遍認為他們遭到了“吸血政府”的剝削。
于是，裴多菲俱樂部成為了經歷變革的知識分子和激進工人間理想的交流平臺，1955年冬季開始，布達佩斯各個工廠開始向會議定期派遣代表，對參會門票的需求很快超過了供給，使得俱樂部不得不在更大的地方聚會。這些聚會形式開放但并不正式，有時還非常喧囂吵鬧。所涉及的話題是許多人都感興趣的產業與經濟改革。
1956年2月24日，蘇共二十大結束后，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突然發表了“秘密報告”，即《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在秘密報告中赫魯曉夫贊揚列寧，揭露了前蘇共中央總書記斯大林的罪行，對其全面否定。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博萊斯瓦夫·貝魯特甚至因為遭受強烈刺激突發心肌梗塞而死。
會后，秘密報告在波蘭官員、以色列情報機構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傳遞下，由《紐約時報》于6月在西方國家發表。而在東歐各國，“秘密報告”通過內部渠道為東歐共產黨國家下層民眾所知。許多此前忠誠的黨員也無比震驚，不少人無法相信這樣的事實。5月底，裴多菲俱樂部組織了題為“蘇聯黨第二十次大會與匈牙利政治經濟問題”的公開討論會。很快，討論會演變成了“對拉科西自大、無意義的工業建設政策、強制集體化、新的五年計劃和不現實的農業政策的全面聲討”。參會者還嚴厲批判政府編寫歷史時的教條主義，譴責斯大林主義對歷史的篡改，認為政府沒有把歷史當作一門科學對待，而是將其變為政治宣傳的工具及“實現政治目標的辯護詞”，他們對匈牙利知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盧卡奇·格奧爾格于1928年起草的《勃魯姆提綱》表示認可，盧卡奇當時認為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并不是迫切任務，匈牙利應該實行的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他的觀點與當時匈牙利共產黨的正統思想背道而馳。6月初，盧卡奇對“獨立思考”表示贊賞，他號召神學家和馬克思主義者展開“對話”。
6月14日晚，裴多菲俱樂部舉辦以《蘇共二十大和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為題的研討會，1200多人參加，舉辦方因參加者過多而不得不更換場地。長期被視為“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老牌修正主義分子”的盧卡奇也露面參與，引發轟動，不少與會者要求為盧卡奇“徹底平反”。
原匈牙利內務部長拉依克·拉斯洛因遭政治迫害于1949年10月被處決，1956年拉依克的葬禮成為了影響匈牙利局勢的關鍵。
6月27日是納吉推出“六月政策”以進行改革3周年的日子，裴多菲俱樂部在布達佩斯市中心的大型會議室即人民軍官俱樂部舉行研討會，討論題目為《新聞和報紙問題》。聽眾下午便開始在會場外聚集，會議從下午6點半持續到第二天凌晨4點，共6000人參加。剛剛出獄6個月，時年44歲的拉依克·茱莉亞在會上發表演說，對在場的數百位裴多菲俱樂部成員首次披露了自己一家在過去幾年中的遭遇。
拉依克·茱莉亞的演講在聽眾中引發強烈反響，甚至有人吹口哨，跺腳。《》主編、國際法學家洛松齊·蓋佐最后發言，他一方面請公眾原諒他過去犯的過錯，接著講述了“納吉事件”的真實經過：“就在我們大談黨的民主、言論自由和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時候，納吉·伊姆雷卻根本無權為對他的指控進行辯護。”聽眾們一方面要求納吉復職拉科西下臺，另一方面把所得到的消息與各地的親朋好友分享，影響不斷擴大，甚至連被派去監視演講的幾個秘密警察都因為贊成演講者的觀點而向上級請辭。布達佩斯以外的其他城市也開始效仿裴多菲俱樂部，成立了眾多類似的論壇。勞動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也號召年輕人參與進來。幾天后，裴多菲俱樂部人數增加至6000人，另有些人在街頭聚集討論新聞自由，聚會結束時高喊“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要求拉科西下臺，納吉回歸。6月30日，拉科西召通過中央委員會會議譴責裴多菲俱樂部“反黨、反人民民主制度”，并稱“主要由納吉·伊姆雷周圍所形成的集團所指揮的”。7月1日，匈牙利內務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樂部繼續活動。直到9月，裴多菲俱樂部才再次恢復活動。
7月中旬，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即政治局）接到時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的報告，稱匈牙利出現敵對活動、自發討論和革命青年，蘇聯領導人將“裴多菲俱樂部（6月27日）的討論”視為“意識形態上沒有槍聲的波茲南事件”，赫魯曉夫認為波蘭和匈牙利近期發生的混亂是帝國主義為了“煽動社會主陣營的分裂”，“逐個摧毀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完全是“帝國主義者的顛覆活動”所致。隨后，蘇聯領導人派遣米高揚緊急訪問布達佩斯試圖化解問題。7月16日，在離開機場的途中，米高揚在車上就向拉科西直言他必須以身體欠佳為由辭職。拉科西隨即辭職，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療”。此后，他再未回到匈牙利，余生大部分時間在吉爾吉斯斯坦度過。不過，米高揚沒有以納吉替換拉科西，而是選了拉科西的忠實下屬，保守且能力十分有限的格羅·埃諾。當月，蘇軍副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馬利寧、華約部隊參謀長阿列克謝·安東諾夫前往布達佩斯對部隊情況進行檢查。在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指示和幫助下，匈牙利駐軍司令彼得·拉先科通過參謀部制訂了一份代號為“波浪”即“特別軍參加在匈牙利領土內恢復秩序”的絕密計劃，其中包括了在必要時蘇軍必須占領和守衛的目標、蘇軍與匈牙利國家保安局和人民軍合作方案和可用武器裝備數等內容。
7月至10月間，格羅·埃諾竭盡全力試圖安撫國人，他為遭囚禁的社民黨領導人平反，還開展了裁軍。在反復猶豫后，格羅同意拉依克·茱莉亞為她丈夫舉辦葬禮。10月6日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13位將軍被處決的紀念日。這一天，茱莉亞和他的兒子身著黑衣站在丈夫棺槨旁等待下葬。此次葬禮有數萬人前來默哀。當天天氣寒冷，風雨交加，墳墓前的花圈堆成了山。雖然茱莉亞的丈夫拉依克·拉斯洛作為秘密警察的頭目，實際上逮捕并殺害過數以千計的無辜者，打壓或摧毀過天主教的慈善組織、青年團體和所剩無幾公民社會組織，但是出席葬禮的人還是稱贊了他，并以最嚴厲的語言譴責了殺死拉依克的人：“他是被從‘個人崇拜’的淵藪中混跡到陽光下，以施虐為樂的罪犯所害。”
波茲南的游行示威中，有抗議者打出“我們要麵包！”的標語
葬禮當晚，匈牙利爆發了一些零星的示威活動。約500位學生聚集在1849年被奧地利人處決的匈牙利首位憲政總理的雕像周圍。雖然聚會以和平的方式解散，不過，這些活動還是提醒了人們，從根本上說匈牙利的狀況沒有發生改變。拉依克葬禮的重要性在當時并不為布達佩斯所知，而莫斯科對此更無從了解。為了平息拉依克葬禮后產生的民憤，政治局于第二天開會，建議追究法爾卡什·米哈伊的刑事責任，并于10月13日將他正式逮捕。
10月的前幾周，克里姆林宮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波蘭。6月，波蘭城市波茲南10萬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提升薪水減輕勞動負擔，并號召“結束獨裁”，“俄國人滾蛋!”。波蘭軍隊開槍鎮壓，數十人死亡。不過，波蘭人并沒有將責任歸結在本國人身上。因為，波茲南行動是由時任國防部長羅科索夫斯基元帥主持，而他是波蘭裔蘇聯人，而同時波蘭軍隊的總參謀長等76名高級軍官也是蘇聯人。在波蘭統一工人黨內部，也有人開始主張將蘇聯軍官完全撤職。10月，波蘭統一工人黨單方面決定為哥穆爾卡全面平反，并任命他擔任第一書記。10月19日，赫魯曉夫與科涅夫等蘇聯黨政軍領導人突訪波蘭首都華沙，與波蘭統工黨領導人會談，試圖阻止哥穆爾卡掌權，并命令駐波蘇軍向華沙集結。與之相對，哥穆爾卡調集內務部隊和其他忠于自己的軍隊部署在華沙各地，以保衛他本人和政府，雙方之間的軍事沖突一觸即發。在得到哥穆爾卡波蘭會留在華約集團的保證后，赫魯曉夫作出讓步，接受哥穆爾卡的要求并召回了羅科索夫斯基及其他蘇聯軍官。
哥穆爾卡復出的消息極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人民，他們希望納吉可以同樣復出。拉依克的葬禮讓人民變得無所畏懼。整個10月，裴多菲俱樂部在匈牙利各地紛紛成立，所有大學和高中都成立了自己的民主管理機構和辯論社。媒體也非常熱烈地報道了這些活動。一個電臺采訪了一些高中的“議員”，這些“議員”表示“想前往西方學習當代文學”。他們還認為大學入學不應該看和黨的關系，而應依照考試來決定。波蘭的事情也得到了積極報道。當數十萬波蘭人在華沙為哥穆爾卡歡呼時，有匈牙利記者稱“民主化的潮流得到了廣大群眾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工人階級。”10月16日，塞格德大學學生會宣布退出官方的勞動青年聯盟，在不準許任何獨立于共產黨組織存在的國家，另行建立了自治的大專院校學生聯合會。20日至23日間，全國各地相繼有多所大學的學生加入了該組織。10月19日，匈牙利新聞工作者協會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要求重新制定出版法，保證批評自由并給予記者以豁免權，大會還特別贊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許多人認為中國和蘇聯完全不同，是匈牙利的榜樣。
面對日趨緊張的局勢，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領導層表現糟糕。在擔任第一書記的三個月里，格羅只在國內待了一個月，其中9月曾前往蘇聯克里米亞休假。同時，格羅還派卡達爾前往中國參加中共八大。等到10月7日二人在莫斯科會合后一起回到布達佩斯時，局面已越發不可收拾。但是，格羅仍決定按照原計劃訪問南斯拉夫與鐵托和解。10月15日，格羅和赫格居什率代表團正式訪問南斯拉夫，時間長達7天，卡達爾、奧普羅·安托爾等高層也一同前往。期間，主持國內工作的人不斷向代表團發電報，表示局勢不斷惡化，催促黨政領導人立即回國。但代表團認為提前回國結束訪問“不禮貌”，堅持會談和參觀活動結束后才回國。
在革命期間主要戰場，匈牙利國旗上的共產主義標志被剜掉
10月22日，受到之前新聞的啟發，5000名學生擠進了布達佩斯科技大學的禮堂，要求投票退出并建立自己的組織。從下午3點直到午夜，他們起草了一份宣言，這份激進的宣言后來被稱為“”（也有稱為“十四點”）。“十六點”要求：蘇聯軍隊撤出匈牙利、自由選舉、由納吉領導改組政府、結社自由、經濟改革、釋放政治犯、思想言論和新聞自由、恢復1848年3月15日為全國節日、修改國徽和軍隊制服、支持波蘭的獨立運動等。學生們約定第二天在約瑟夫·貝姆將軍的雕像下集合，以表示對“十六點”以及波蘭工人的支持。
10月23日，至少有25000人來到貝姆廣場，另外有數以千計的人聚集在通向廣場的路上。他們從全市各地涌向波蘭將軍雕像，一些人在路上吟誦起當時被禁的裴多菲的《民族之歌》。這首詩據說引發了1848年匈牙利革命。
被剜掉的蘇式標志
被毀壞的斯大林雕像，只剩一雙靴子
人群中有人將匈牙利國旗中的共產主義標志剪下，在旗幟上留下了明顯的圓洞，于是其他人紛紛效仿。與波茲南一樣，許多人還高呼“俄國人滾蛋！”的口號，并在沿途抄了一家俄語書店，將書店中的一切付之一炬。另一群人脫離大部隊前往并將電臺大樓包圍并表示：“我們要電臺歸于人民！”廣播電臺當時由國家保安局（秘密警察）守衛，革命群眾派代表與電臺方面交涉，要求電臺播放革命者的要求，不久代表被監禁，有謠言說代表被殺，大樓外的人于是變得不安起來。
當天上午，匈牙利黨政代表團乘火車返回布達佩斯，格羅在火車站就訪南之行發表講話。當得知學生的游行計劃時，格羅被激怒。隨后，格羅、雷瓦伊與《自由人民報》的代表會面，他們指責來訪者喪失理智，低估了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表示黨和政府有辦法對付制造混亂者，游行將被堅決制止。當代表團中有人問及如果青年們不顧禁令堅持游行時該怎么辦，格羅和雷瓦伊毫不猶豫地表示“那就開槍”，雷瓦伊還一再重復這句話。中午12時53分，電臺播放了內務部長禁止游行的通令。為此，匈牙利作家協會、裴多菲俱樂部和大學生代表多次前往黨中央要求解除禁令，他們認為禁令會進一步加劇局勢緊張。據當時參會代表回憶，匈牙利黨的領導人慌作一團，心急如焚，但又一籌莫展，“格羅是從辦公室沖出來的，其他人面色蒼白，束手無策。奧普羅·安托爾高舉雙臂帶著哭聲向裴多菲俱樂部負責人說：‘...請你們挽回局面吧！’”下午2時23分，內務部長比洛什又通過廣播解除了此前的禁令。
晚上8時，格羅做廣播演說，譴責作家和學生們所提出的要求，稱“人民公敵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階級的政權，松懈我黨和光榮的蘇聯黨之間的關系。我們譴責那些濫用國家給予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來制造民族主義示威的人們……”。格羅的廣播演說將民眾激怒，一位身在黨中央大樓的高級軍官聽完格羅的講話后暴跳如雷，拔槍揚言要槍斃格羅，被眾人急忙阻止。同一時間，另一群人決定自行拆除斯大林銅像。人群移動至英雄廣場，這里矗立著四年前修建的斯大林巨型銅像，在數次用繩索將其拉倒的嘗試失敗后，一群工人帶著從市公共交通部借來的起重機和金屬切割機等重型設備趕到，在人群的歡呼聲中，銅像開始搖晃。晚9:37分整，斯大林銅像終于倒下。
在廣播電臺大樓前的民眾聽到格羅講話后也怒不可遏，紛紛向電臺投擲瓦塊、磚頭，一些人試圖通過底層窗戶爬入大樓。為阻止民眾的行動，守衛電臺的部隊使用催淚彈和消防水龍頭。最后，士兵端著帶刺刀的步槍，呼喊著逼進群眾，才暫時驅散了民眾，士兵在樓前按射擊位置展開。晚上9時左右，廣播臺響起槍聲，槍聲持續不斷，造成許多人死傷。從此開始，布達佩斯民眾由和平示威轉為武裝起義。受驚的群眾憤怒地高呼：“保安局是劊子手！”“殺死保安部隊！”當時，有人目擊在國家博物館和鄰近廣場的保安部隊向附近街區掃射，試圖阻止更多群眾涌向廣播臺。青年學生從嘩變的士兵和警察手里得到武器，不久，切佩爾和新佩斯兵工廠的工人們用卡車從倉庫和民兵武器庫運來了大量步槍、機槍和子彈，起義的學生、工人實力大增。
電臺守衛部隊通常只有16人和一個排的后備隊。后來，保安局派來了300人和軍事學院部分學員進行支援，守衛總兵力達到500人。戰斗越來越激烈，起義者占領了廣播臺附近的許多制高點，電臺守衛的抵抗逐漸變弱。晚上11點左右，來自的坦克部隊奉命趕到廣播臺，負責增援大樓的守衛，但被起義人群包圍。在人們的勸說下，部隊指揮官拒絕讓士兵幫助守衛部隊作戰，自己前往國防部報告情況。一位少校軍官站在坦克上準備向群眾講話，這時從廣播臺射來一梭機槍子彈將他擊斃。隨后，一輛救護車趕到，司機稱奉命前往救助大樓內的傷者。起疑的民眾將救護車打開，發現里面裝有武器和彈藥，隨即將司機處決。在目睹了長官被殺后，前來支援的士兵于是撕掉了軍帽上的紅星，紛紛倒戈。凌晨時分，起義者陸續攻入大樓，第二天上午9點，電臺大樓全部被占領。匈牙利青年接管了國家電臺，將其重新命名為“自由”，這和二戰時共產黨宣傳用的“科蘇特電臺”相呼應。他們稱：“許多年來，我們的電臺一直充當著謊言的工具...它沒日沒夜地說謊，在所有波段上說謊。現在，讓我們在麥克風前重新開始”。當晚，群眾還相繼占領了黨報《自由人民報》編輯部和國際電話局，他們利用編輯部印刷學生的宣言以及各種傳單到街上散發。當保安局開槍的消息傳出后，人們將編輯部各房間的書籍家具搬到街上點燃。當時還在樓內雷瓦伊·約瑟夫在記者的幫助下從后門逃走。
1955年5月1日，部長會議主席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右）與國防部長（左）在布達佩斯檢閱游行的工人隊伍。
蘇聯領導人對布達佩斯發生的事情感到無比詫異和困惑，而勞動人民黨領導人格羅·埃諾更是驚恐萬分。為了平息眾怒，10月23日10點半左右，格羅召開政治局中央委員會會議，當時沒有任何領導職務，黨籍剛剛恢復幾天的納吉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各方展開激烈爭論，但一致認為為恢復秩序必須立即宣布戒嚴令。臨近午夜時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表示如果不能穩定局勢，將求助于蘇聯軍隊。會議還決定對政治局進行重大改組，具有強烈改革意識的與洛松齊·蓋佐進入政治局，政治局還同意由納吉組建新政府，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格羅還向蘇聯大使安德羅波夫和領導人赫魯曉夫通電話，請求蘇聯出動坦克進行支援。
10月24日8點13分，電臺播放消息，納吉正式擔任部長會議主席，赫格居什擔任第一副主席。當日凌晨，赫格居什和國防部長背著納吉以納吉的名義擬定了法令，宣布對一切旨在“推翻人民共和國”的行動實行即決審判，可以當場處以死刑，該法令與戒嚴令一起于8點45分播出。這些法令使外界對納吉留下了十分糟糕的印象。納吉發現后進行抗議，但為時已晚，革命向全國蔓延。中午12點10分，納吉通過廣播發表《告匈牙利人民書》，試圖安撫大眾。他呼吁大眾停止暴力，恢復工作，承諾推進三年前擱置下來的政治改革。他請求群眾回家，把此事交給黨內老一輩人來處理。但是，各地群眾仍在繼續武裝自己，零星的暴力事件時有發生。
10月23日23時，根據蘇聯政府的決定，蘇聯國防部已經向駐匈特別軍、喀爾巴阡軍區步兵軍、駐羅馬尼亞獨立機械化集團軍發出出動命令。這些部隊包括5個師31550人，裝備有1130輛坦克和自行火炮，615門火炮和迫擊炮，185門高射炮，380輛裝甲運兵車，3930輛汽車。同時還有4個空軍師，共計殲擊機159架，轟炸機122架，負責空中支援。事發前幾個月，蘇聯領導人已經制定了臨時干預方案。當月19日至21日，駐匈牙利蘇軍在蘇軍總參謀部的命令下已進入戰斗警戒。10月24日凌晨2點，在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元帥的命令和副總參謀長米哈伊爾·馬利寧大將的指揮下，蘇軍坦克進入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市區，多瑙河從城市中部穿過，西部為布達，東部為佩斯，東部第七、八、九區為主要戰場。主干道為第八、九區交界處。
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十分匆忙，對當地街道很不熟悉，不得不向行人打聽方向，憤怒的市民往往故意指錯路，延緩了蘇軍的行進。進入首都的蘇軍，部分奉命加強對重要目標的保衛，如議會大廈、黨中央、國防部、郵電局、重要橋梁和十字路口等，另一部分在市內街道巡邏。
除了坦克部隊外，蘇軍有許多步兵乘坐在坦克上，由于沒有裝甲保護，他們在狹窄的街道受到了兩邊高樓發射出的子彈的襲擊，許多士兵被擊中。襲擊他們的除了前一天晚上自發組織起來的武裝小分隊和分散的攜帶武器者，也有匈牙利士兵。面對蘇聯的入侵，一些本來舉棋不定的匈牙利軍人開始轉向，出現整營軍人集體投向起義者的情況。其中，大部分軍事院校的學員都同起義者站在了一起。的全體學生在院長的率領下集體倒戈。起義者在首都展開巷戰。他們在交通要道設置路障，在市內各個廣場和工人聚居的第七、八、九區狹窄的街道上，用電車鐵軌、石塊、鐵棍、水泥板等壘起層層障礙物，手工制造燃燒瓶（莫洛托夫雞尾酒），燒毀了不少蘇軍坦克，逃出的坦克兵在街道中被擊斃。在過去10年中，匈牙利青年在學校和工廠接受過與外國侵略軍開展游擊戰、巷戰技巧的訓練。他們很多人熟讀過《》等蘇聯文學著作，于是效仿當年蘇聯游擊隊戰士的榜樣抵抗蘇軍。在戴阿克·費倫茨廣場，他們用繩索迫使坦克停下，將打開炮塔蓋出來整理拉繩的士兵擊斃，從路邊把汽油瓶扔進坦克炮塔蓋，坦克乘員有的斃命，有的身子著著火逃出，沒跑多遠也被擊斃，此外還有些人還繳獲了幾輛蘇軍坦克。面對抵抗，蘇軍接到可以開火的命令后，大肆開火報復，導致不少無辜平民死亡。中午，蘇軍坦克駐扎到了議會大廈外。
在蘇軍進入布達佩斯后，雖然到處都在發生激烈的抵抗戰斗，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特別的情況發生。在一些地方，蘇軍坦克被手無寸鐵的匈牙利居民包圍，青年學生中有人用俄語與士兵交談，蘇軍下級軍官則向群眾表示，上級告訴他們反革命分子和法西斯匪徒在布達佩斯作亂，但他們現在已經明白這是謊言，自己不會向匈牙利人民開槍。這些話贏得了陣陣歡呼，有群眾與蘇軍士兵熱烈擁抱。匈牙利士兵還和他們交換軍帽。一些人還把匈牙利國旗掛在了蘇軍坦克上。還有些蘇軍士兵用武器彈藥與匈牙利人換取食品飲料，一些蘇聯少數民族，如亞美尼亞人甚至加入起義者，幫助印刷和散發俄語傳單并一起戰斗。有抵抗者回憶說：“我發現自己正在射殺的是那些驚恐萬分的烏克蘭農村青年，他們也有同樣的理由憎恨我們所憎恨的一切...我的感情陷入尖銳的矛盾之中。”
10月25日示威者游行
10月25日上午，在市中心，一些會俄語的青年與在街上巡邏的蘇聯坦克手交談，他們向蘇聯士兵解釋匈牙利人斗爭的目的，要他們不要開槍和干涉匈牙利事務，匈牙利發生的不是反革命，沒有人想回到戰前的制度，人民只是在為民主權利而斗爭。與之前一樣，人們質問蘇聯人為什么來到這里，蘇聯人則回答是上級命令他們來此將城市從法西斯匪徒手中解救出來。他們四處張望回答說沒有看到任何法西斯，只看到了人民、工人、婦女和青年，匈牙利人有權決定自己如何生活。于是，一些匈牙利人跳上坦克，同蘇聯士兵擁抱，還在蘇聯坦克上插上了鮮花和匈牙利國旗。許多人高呼“俄國人同我們站到一起了”“我們不是法西斯，我們是工人！”，人們開始向議會大廈前的科蘇特廣場進發，蘇聯坦克則跟隨隊伍前進。
這支隊伍會聚了男女老少，人們喊著“打倒格羅”等口號，到達了戴阿克廣場。此時，同樣的情形再次上演。三輛約瑟夫斯大林重型坦克開了過來，幾位男女學生將俄文傳單塞入坦克瞭望口，向他們申明匈牙利民族的要求，揭露蘇聯政府利用軍隊鎮壓別國解放斗爭的事實，傳單還引用馬克思語錄“壓迫其他民族是不能獲得解放的”。經過幾分鐘沉默后，指揮車上炮塔慢慢打開，有蘇聯軍官害怕地露出頭看，一位青年跳上坦克向他伸手，周圍群眾爆發出歡呼聲和喝彩聲。另外兩輛坦克也打開了炮塔，匈牙利姑娘跳上坦克與蘇聯士兵擁抱親吻。人群與蘇聯士兵互相拋送軍帽，人們紛紛向蘇聯人招手，高唱國歌和科蘇特歌曲。雙方沉浸在友好的氛圍中。一位美國記者目睹了這一場景后寫道：“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人民與外國軍隊之間最愉快的交往。”
科蘇特廣場距黨中央大樓數百米，當時政治局正在召開會議。隨著蘇聯士兵轉向的消息傳開，很快數萬人聚集到了科蘇特廣場，人們高呼“打倒格羅！”“蘇軍萬歲！”此時，議會大廈對面的大樓房頂上忽然有密集的輕重機槍子彈向廣場上的人群掃射。廣場上立即有人死傷，人們紛紛四處尋找藏身之處，有的人臥倒，有的人從窗口跳入農業部，還有人逃入了議會大廈。一些爬在地上和逃入周邊胡同的人仍遭射殺，這一狀況持續了十多分鐘。廣場上的死傷者包括了婦女和兒童，20多輛坦克載有的蘇軍士兵也有中彈，看到此景，蘇聯坦克向樓頂回擊開炮才制止了屠殺的持續。在得到了從秘密警察處繳獲或人民軍士兵提供的武器后，有群眾進行了回擊。此次事件中，有近百人被打死，數百人受傷。開始，人們用救護車運送死傷人員，后來救護車不夠用便使用公共汽車和卡車運輸，車輛在經過的路面留下長長的血跡。納吉通過電話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十分激動，一小時后解除了內務部長比洛什的職務。此次事件后，原本趨向緩和的局勢再次緊張起來。
位于布達的是起義者最早建立的武裝據點
此時，匈牙利軍隊的中央指揮體系已經隨著抗議者對政府的施壓而瓦解，軍隊面臨分裂。布達佩斯和鄉下的大部分軍隊并未參與抗議，而當地軍官通常也會避免對抗議者與革命者使用武力。從10月24日至10月29日，在50個地區仍然發生了71起軍隊和民眾的武裝沖突，另一方面據后來的國民衛隊全國司令部統計，到10月底共有2000名軍人與起義者并肩戰斗。起義者最早建立的武裝據點位于布達的。10月24日早晨，人們聚集在那里一個尚在建設中的地鐵站，從附近車庫找來許多大汽油桶建起路障，通過一個下午的戰斗，成功阻止了蘇聯坦克的通過。第二天，這個武裝據點在前南斯拉夫游擊隊員和59歲公共汽車司機的主持下改組。在薩波的指揮下，青年工人和學生，甚至十幾歲的小伙子和姑娘都加入進來。27日，這支隊伍接受了一批從礦山強制勞改營獲釋的犯人，人數進一步增加。10月底，塞納廣場小隊被編入國民衛隊，指揮部遷入警察局，薩波也成為全國革命委員會委員，他曾極力阻止部下采取殘暴行為，1957年1月被卡達爾政府處死。革命期間，戰略、戰術都是通過公開的民主會議來決定，所有成員均可發表意見并參加討論。
起義者多為青年，相當數量為大學生和中學生，期間人員不斷變化，有人回家后就一去不復返，也一直有新成員加入。由于人員構成雜亂，人們互相并不認識，也從不詢問他人姓名和住址。在24日蘇軍進入市區干涉時，許多小分隊都是倉促組建，臨時完成任務。雖然沒有任何組織和紀律，但是成員間的協作卻十分默契。布達佩斯最大的武裝據點指揮者彭格拉茨·蓋爾蓋伊表示：“參加革命的人都是自愿的。留在那里的人都是根據個人意愿自動參加的。我們不問任何人從哪里來和他是誰。我們也不在乎來者是否作為政治犯或刑事犯曾坐過牢。我們既不詢問他們是什么民族，也不問他們是什么宗教。只要他手中握有武器并為實現大學生們的十四點聲明而戰，他就是戰友。”除了固定參加戰斗者外，也有一些散兵游勇，他們憑興趣隨時參加隨時退出，不受任何約束。一位理發師表示，那個時候，店里沒有生意時他就去參戰。也有人利用早餐外出購物的閑余時間打一到兩個小時的仗，然后帶著食品回家，吃過早餐再去上班。
被處決的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大樓守衛的尸體
10月24日凌晨，在布達佩斯東站前的，參加過攻打廣播電臺和附近武器庫的武裝小分隊未能阻止蘇軍坦克的前進，退入附近胡同分散行動。26日，在儀表工人、共產黨員的召集下，小分隊重新集合起來建立了統一的武裝小分隊。后來卡達爾政府公布的材料稱，參加尼茨蓋爾什堡武裝組織的人中有許多黑社會分子、小偷、妓女及其他各類犯罪者。1961年，尼茨蓋爾什堡和一些其他成員被處決。革命者還攻擊蘇軍和秘密警察余部。基拉伊·貝拉帶領的部隊襲擊了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大樓并處決了數十位可疑的勞動人民黨黨員、國家安全人員和軍人。照片顯示受害者曾遭到拷打。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政治家在他所出版的受政府贊助的白皮書中稱叛亂者拘留了幾千人，還有另外幾千人上了叛亂者的死刑名單。這本書說，10月31日在考波什堡，64人遭到監禁，其中13人是軍官。
科爾文大街地形
莫辛-納甘M91/30步槍的金發女子，身后為她所屬的小組擊毀的ISU-152戰車。
作為革命期間布達佩斯的主要戰場之一，位于布達佩斯第八區的（或科爾文夾道）是起義者占據的一個較大且有著廣泛影響的據點。大街地勢特殊，進可攻退可守。中央是橢圓形“科爾文電影院”，影院周圍有一條十米寬的窄道，四周是五層高樓，將電影院和小廣場環繞其中。進攻的裝甲車即使接近也無法進入大街的出口，起義者卻可以在建筑群各個朝街窗口的火力掩護下出入。電影院帶有兩個工人集體宿舍，附近有學校和大食堂，利于屯兵儲糧。電影院后面有加油站，為制造燃燒瓶提供了材料。大街側面隔著有，它是布達佩斯另一個主要武裝據點。
10月24日早晨，一些起義者聚集在科爾文大街并占領了電影院和四周的居民房。最初，一個小分隊在此利用步槍、手榴彈和“莫洛托夫雞尾酒”燃燒瓶襲擊蘇軍坦克，并利用繳獲的幾輛裝甲車擊毀了許多坦克。隨后此地人數快速增加，31日已達3000人。開始時由26歲的年輕人領導，30日經過選舉由彭格拉茨取代。基利安兵營內原有1000多名工兵輔助部隊，23日晚廣播電臺沖突發生后曾有群眾進入搶奪了少量槍支彈藥。兵營最初保持中立，但當士兵看到科爾文大街的起義者擊毀的坦克燃燒起來后，一些士兵加入了起義陣營，訓練其使用機槍和手榴彈，并提供飲食。24日，在軍營內的一位政工軍官的帶領下，一些士兵襲擊了起義者，俘虜了10多個人，雙方于是爆發沖突。第二天早晨，起義者包圍并開始攻打兵營。
在此情況下，國防部派遣曾擔任工兵輔助部隊司令的馬萊特·巴爾上校指揮5輛坦克前往支援基利安兵營，在與圍攻軍營的起義者接觸后，馬萊特建議雙方停火-{}-并釋放了俘虜，基利安兵營上掛起了科蘇特標記。根據31日西方記者采訪報道，馬萊特表示“上星期三凌晨，我接到當時國防部長的命令，要我率5輛坦克去鎮壓第八區的自由戰士以解除基利安兵營的危險。我到現場后發現，那些為自由而戰的人不是匪徒，而是匈牙利忠誠的兒子。于是我通知國防部長，說我投奔到起義者一方了。從此，我們一直在并肩戰斗。”不過，馬萊特在軍服上仍佩戴著紅星，以示仍然忠于共產主義。在10月26日晚些時候及后來兩天，蘇軍不斷向科爾文大街和基利安兵營發起進攻。在馬萊特的指揮下，起義者及兵營的1200位士兵頑強抵抗，直到28日政府宣布停火后才停止戰斗。由于兵營墻壁厚實，除了重炮外任何蘇聯武器都無法打垮。雖然蘇聯坦克摧毀了許多房屋，但始終無法靠近兵營一步。而兵營周圍被擊毀的蘇軍坦克殘骸達幾十輛之多。由于在此抵抗的有匈牙利正規軍且戰績輝煌，全城其他武裝小分隊受到了極大鼓舞。馬萊特表示除了匈牙利部隊外，不會向任何人繳械。他也成為了匈牙利武裝抵抗的象征和最受擁護的英雄，他和基利安兵營的名字迅速馳名全國。
全國各地紛紛成立革命會議，接管當地政府并號召發起總罷工。共產主義的標志和蘇聯戰爭紀念碑被移除，共產主義書籍被焚燒。革命民兵組織自發成立，其中包括由零星組織起來的約400人的隊伍，他們襲擊并殺死了一些蘇聯的同情者和秘密警察。臨近奧地利的西部城市杰爾在革命之初成立了以農民黨國會代表為首的國民議會。這個反對派政府奉行徹底的反共主義，曾通過無線電臺不斷向首都廣播發送多個最后通牒，甚至威脅要向布達佩斯進軍。東部的米什科爾茨、南部的塞格德和佩奇、北部的紹爾戈陶爾揚等大城市和各州也對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所違背，沃什州的國民委員會向納吉政府提要求時則只稱其為“布達佩斯政府”。包爾紹德州的工人和學生委員會還宣布同“依靠外國勢力的”納吉政府決裂。一些地方的礦工和冶金工人不僅要求趕走蘇聯軍隊，還直接指責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表示早已對這種把工人當做假定主人翁的制度厭煩透頂。松博特海伊汽車修配廠的工人宣布只要匈牙利土地上還有一個蘇聯士兵，就不停止罷工。其他州、市也大量向布達佩斯發來最后通牒。激進分子得出結論：“黨是官僚階層暴政的化身”、“社會主義只有在直接民主的基礎上才可以發展”，對他們而言，匈牙利工人的斗爭是一場“為直接民主原則”而展開的斗爭，并且“一切權力應歸于匈牙利工人委員會”。
根據拜賴茨和其他卡達爾時代的資料，在布達佩斯和其他地區，勞動人民黨黨委組織了一定程度的防御活動。10月26日至27日，勞動人民黨和蘇軍的協作得到改善。10月27日至28日，抵抗者遭到嚴重打擊。一夜之間，新佩斯的武裝小分隊被打散。在切佩爾，250名勞動人民黨黨員守住了當地的鋼鐵廠。10月27日，軍隊派兵到切佩爾恢復秩序，29日軍隊撤回，起義者隨后控制了該地區。在布達佩斯第十三區，當地勞動人民黨黨員指揮了350名武裝工人和380名服役人員。曾參與過二戰的反法西斯抵抗組織的老兵則參與了重奪勞動人民黨機關報《自由人民報》大樓的戰斗。在貝凱什州和索爾沃什周邊，勞動人民黨的武裝分子控制了該地區。10月28日黎明前，除一些孤立據點仍在堅持抵抗外，蘇軍已消滅了布達佩斯全市數個抵抗據點，雙方進入僵持狀態，戰斗開始逐漸平息。
10月28日黎明前，匈牙利國防部的一些軍官制定了一項計劃，準備當天由蘇、匈部隊徹底摧毀科爾文大街和基利安兵營。從28日凌晨開始，一些匈牙利軍隊配合蘇聯坦克和大炮，對這一地區發動進攻。兩個據點的抵抗者從街道兩邊的高層建筑物的窗口使用機關槍和沖鋒槍還擊，封鎖了進攻者的道路。沖在前面的坦克被擊毀，失去掩護的士兵不得不停止進攻。蘇軍指揮部在5點半決定暫停進攻。為了攻占此地，蘇軍指揮部要求派遣空軍用轟飛機轟炸該地區。當納吉獲知這一消息后，立即打電話通知國防部領導人斷然表示拒絕，如果蘇軍一意孤行，他將立刻辭職。28日上午，布達佩斯街頭蘇軍和抵抗者的戰斗仍在持續。勞動人民黨中央委員會最后一次會議決議，改變此前對10月23日以來事件的定性，認為雖然有“反革命分子混入”，但此次事件本質上不是反革命運動，是一場席卷全國和廣泛人民性的民主運動，授權納吉穩定局勢。由于受到空襲計劃的觸動，納吉決定爭取主動，前往與安德羅波夫會談。會談期間，安德羅波夫多次離開會議室與莫斯科通電話。最后，赫魯曉夫同意了納吉要求格羅、赫格居什、比洛什和鮑陶流亡莫斯科的計劃，雙方初步實現停火。
在10月28日至11月4日期間，軍事沖突暫時停止。許多匈牙利人認為蘇聯軍隊正在撤出匈牙利。
1956年10月27日納吉政府傳單
在布達佩斯街頭，起義迅速擴散，格羅-赫格居什政府突然倒臺使新上任的領導人十分意外，組織一度混亂。雖然納吉是一位忠實的黨內改革派人士，但政治手腕有限。他先呼吁大眾保持冷靜并試圖恢復原先的秩序。當時，作為唯一一個在公眾和蘇聯人眼中都值得信任的領導人，納吉過了很長時間才終于意識到所發生的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場全民起義。10月28日13:20及17:25，納吉代表新政府通過廣播宣布立即實行全面停火。這時，政府已不再要求武裝抵抗者放下武器投降，并命令政府所屬武裝力量在不遭到攻擊時不得開槍。納吉在宣言中稱：
* 政府譴責認為此次起義是反革命的看法，認同這是一場“偉大的民族和民主事業”；
* 贊同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以擴大民主并加強自治；
* 無條件停火-{}-并赦免起義參與者，與起義者談判；
* 成立統一警察、軍隊和革命武裝的以恢復秩序；
* 立即撤離布達佩斯的蘇聯軍隊并就蘇軍從匈牙利全境撤離展開談判；
* 任何人不得對參加過武裝戰斗的人進行任何迫害；
* 政府向國會建議使用科蘇特徽記作為國徽，以1848年革命紀念日3月15日為國慶日。
停火令下達后，局勢顯著改善。28日晚，科蘇特電臺廣播公布稱布達佩斯尚存的大部分武裝據點已停止射擊。有些如塞納廣場，起義者聽到納吉廣播講話后召開會議，表示擁護政府聲明，然后收藏起武器并迅速離開了廣場。接著，電臺宣布布達佩斯警察局開始組織國民衛隊的消息，號召警察、軍隊和武裝工人、學生共同維護首都治安。10月29日，當天出版的匈牙利勞動人民黨中央機關報《自由人民報》印上了科蘇特徽記，并罕見地與蘇聯《真理報》展開辯論，反擊《真理報》此前稱匈牙利事件為“反人民的冒險”，駁斥蘇聯人稱其為“英美帝國主義者進行破壞”的說法，認為《真理報》傷害了布達佩斯150萬居民。基拉伊·貝拉接受了納吉的任命，負責組建國民衛隊。10月30日下午，國防部、人民軍總參謀部、國家警察總局和工人、青年及各武裝小分隊代表在戴阿克廣場市警察局開會，由基拉伊主持。會議成立了統一領導機構納入政府的指揮體系，決定建立革命治安委員會，選舉了委員會成員。
30日下午，納吉宣布經勞動人民黨中央通過，匈牙利結束一黨制，恢復戰后曾一度實行的多黨制，建立多黨合作的聯合政府，公布包括卡達爾在內的內閣名單，任命馬萊特·巴爾為國防部副部長（次日升任為國防部部長）。這一消息轟動了匈牙利全國乃至全世界。此前曾遭取締的政黨，如、（現改名“裴多菲黨”）及社會民主黨則加入了聯合政府，這些黨派同意保留土地改革和國有化成果，維護工人權利。此外，一些未曾加入過1945年聯合政府的較小黨派也紛紛成立，他們背景復雜，有些要求恢復私有制。其中有類似西方保守黨的、和等，也有宗教性強的基督教民主人民黨和天主教人民黨等。這一時期，恢復活動的政黨約為50個左右，分為兩大陣營，一個是以小農黨為核心，包括社民黨等政黨，另一個是以天主教勢力為基礎的保守黨派，兩者中前者勢力較強。作為執政共產黨的勞動人民黨除了中央領導機構仍然存在外，實際已處于癱瘓和分裂的狀態。黨的一些辦公機構被砸，黨員人數銳減90%、有人把黨證燒掉或撕毀，一位老黨員把黨證貼在墻上，在旁邊寫道“這是我愚蠢的證明。愿你們從這里取得教訓。”由于執政時間非常短暫，新政府沒有機會詳細闡述其施政方針。不過，當時的報紙社論強調匈牙利應該成為中立的多黨制社會民主國家。此外，匈牙利政府還釋放了大約8000名的政治犯，其中最知名的是被軟禁的天主教艾斯特根總教區總主教明曾蒂·約熱夫。
布達佩斯群眾向匈牙利軍隊歡呼
在這段時間內，匈牙利全國1170個城鎮發生了348起革命委員會解散當地的行政機構的事件、312起解雇負責人的事件和215起焚燒當地政府文件的行為。另外，還有681起破壞蘇聯標志如斯大林和列寧雕像的事件、393起破壞蘇軍紀念碑的事件和122起焚書事件。全國各地，激進的工人借用南斯拉夫的創意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工人蘇維埃），開始接管工廠并驅逐工廠管理者。他們一般未受到新政府的干預，還承擔了已經廢除的共產黨的行政責任。10月30日，勞動人民黨正式承認了這些委員會，納吉請求他們作為“革命期間成立的民主自治機關”支持自己。與此類似，工人委員會也在工廠和礦區成立，不少諸如生產規范之類的規定被廢除。工人委員會努力嘗試在維護工人權益的前提下管理企業，從而建立起可以擺脫共產黨僵化控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有時，委員會施加控制卻帶來了流血事件，在德布勒森、杰爾、肖普朗、莫雄馬扎爾古堡等其他城市，秘密警察向示威群眾開火，許多人喪生。在當地警察的協助下，秘密警察有時會被繳械。總共，大約有2100個工人委員會成立，擁有成員21000人。這些委員會在布達佩斯聯合召開會議，決定結束全國罷工并于11月5日恢復工作。一些較為重要的委員會還向議會派遣代表，對納吉政府表示支持。
共和國廣場受損的黨總部大樓
布達佩斯市委大樓位于火車東站附近（今約翰保羅二世廣場）南面。23日后，在原有3名警察的基礎上，又調來了48人兩個排的保安部隊。24日蘇軍開入布達佩斯時，曾派來三輛坦克前來守衛，后奉命撤離。事件發生前，有傳言稱此地關押了之前被捕者，有人甚至傳說聽到了拷打犯人的聲音。另外，不久前莫雄馬扎爾古堡發生了秘密警察向示威群眾開火的事件，也刺激了示威者。從30日凌晨開始，眾多武裝人員開始嚴密監視共和國廣場，10點左右完成對市委大樓的包圍。在一些人試圖闖入大樓的過程中，雙方開始交火，戰斗十分激烈。在被圍的3個小時內，市委不斷向政府、國防部、警察局和各處兵營求援，但援軍遲遲未到。而進攻一方在大樓守衛者的猛烈火力下傷亡慘重，搶救傷員的人也紛紛中彈，進攻者愈為憤怒。
在得知市委大樓被圍后，納吉立即指示國防部派坦克前往支援，茲里尼軍事學院的一名黨員學員擔任連長，率6輛坦克前往。到達后，坦克恐嚇性地朝天開火以驅散人群。在人群的勸說下，一輛坦克違背命令朝市委大樓開火，其他坦克也紛紛效仿，無視連長停火的命令開始攻擊市委大樓。廣場上爆發起一片歡呼。在坦克的支援下，武裝人員沖入大樓。面對絕境，布達佩斯市黨委書記決定投降并堅持親自前往談判。邁澤帶著其他兩人打著白旗走出，剛走上馬路就被沖鋒槍子彈擊倒。邁澤胸部中彈，后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另外一位軍官遭到毆打后被人用鐵絲捆著腿倒掛在了樹上，胸部遭到多次刀扎，心臟被挖走。有受傷的守衛士兵被綁在卡車后在廣場上拖來拖去，還有被俘士兵被刺殺、踢死或用槍托打死。臨時組成的行刑隊槍斃了兩批俘虜。有兩人在試圖逃入圍觀人群時被人從背后擊斃。此次事件中，有20名人被殺，一些人死于私刑。數小時后，共和國廣場的場景出現在了蘇聯的新聞紀錄片和共產黨機構的宣傳里。事件發生后，匈牙利革命的領導人對此表示譴責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靜并停止暴力，局勢開始趨向平靜。此前不久，蘇斯洛夫和米高揚從匈牙利向蘇聯發回的報告態度已開始發生明顯變化，態度較之前大為悲觀。他們認為匈牙利革命最后只能依靠武力來終結，而匈牙利軍隊無法勝任這一任務，如果出動匈牙利軍隊，他們很有可能倒戈，投入革命者的陣營。因此，蘇聯軍隊有必要重啟軍事行動。
阿納斯塔斯·米高揚始終堅持反對蘇軍武力鎮壓，主張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解決。當蘇共中央決定武力鎮壓后，米高揚一度以自殺相威脅。
10月23日，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最高主席團（即政治局）在討論匈牙利局勢就是否應該出兵這一問題時，十分罕見地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盡管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其他政治局委員同意出兵，政治局重量人物、赫魯曉夫親信米高揚卻主張政治解決，堅決反對軍事干預。會議決定派米高揚、蘇斯洛夫與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前往布達佩斯實地匯報情況，代表團于24日乘飛機在塞克什白堡降落，在蘇軍坦克的護送下乘裝甲車達到布達佩斯，他們起初向莫斯科報告稱局勢比之前預計的樂觀。25日上午，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來到黨中央大樓，勞動人民黨立即舉行中央政治會議。米高揚在會前訓斥了格羅，稱事情發展到現在的地步完全是格羅的責任。會上，兩位蘇聯人仔細聽取了格羅和納吉的不同主張，格羅堅決主張暴力鎮壓，而納吉反對繼續流血，主張非暴力地平息群眾不滿。米高揚和蘇斯洛夫接受了納吉的主張。會上，蘇聯方面建議撤銷格羅第一書記的職務，由時年44歲的卡達爾·亞諾什接替。格羅當場發言表示不滿，強調稱他的離去會使黨解體，米高揚用手勢將他打斷，稱“黨早就解體了”。會議進行期間，一梭子彈從街頭飛來打在會議室的墻壁上，但米高揚仍保持鎮定，幾分鐘后與其他人轉移到大樓后的安全房間繼續開會。
至3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先后召開多次會議，黨內強硬派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和卡岡諾維奇對米高揚展開批判，指責米高揚和蘇斯洛夫“不了解情況”，雖然提供消息“說局勢穩定”，但實際上“局勢卻在惡化”，兩人“逐漸走向投降”，并借此攻擊赫魯曉夫。伏羅希洛夫甚至說“美國特工人員在匈牙利都比蘇斯洛夫和米高揚同志活躍。我們派他們去毫無意義。”赫魯曉夫和朱可夫做出了回擊，并為米高揚做出辯解，他們表示格羅10月23日請求出兵干涉說明匈牙利黨還是受匈牙利大眾信任的。而且，他不認為這些抗議活動涉及意識形態之爭，而只涉及到民眾對未解決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不滿。現在蘇共黨內應關注如何應對局勢的發展，而不是互相指責。馬林科夫和布爾加寧支持赫魯曉夫一方的觀點。在此關鍵時刻，蘇共領導層出現裂痕使蘇聯態度反復，無法做出明確回應。
經過討論，蘇共中央最高主席團在30日取得一致意見，推翻了此前支持出兵的決定，出人意外地決定放棄對匈牙利展開大規模的軍事干預。朱可夫說：“我們應該從布達佩斯撤軍，如果有必要還應該從匈牙利全國撤軍。這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對我們來說是一個教訓。”他們通過了《蘇聯政府就發展與深化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友好與合作的原則宣言》并于次日發表。該文件稱：“蘇聯政府準備同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和其他華沙條約成員國就匈牙利領土上的蘇軍地位展開談判”。當時，蘇伊士運河危機也使得蘇方傾向于不干涉。赫魯曉夫在10月28日說，學法國人和英國人搞的“一團糟”是錯誤的。雖然蘇聯人的讓步已無法滿足匈牙利人當時日漸迫切的要求，但是局勢一時仍出現了和平解決的跡象。
10月31日共和國廣場事件發生后，蘇聯領導人作出決定，再次推翻了前日所做決定。歷史學家在此后匈牙利宣布退出《華沙條約》是否導致了蘇聯再次干預這一問題上存在爭議。31日最高主席團的會議記錄顯示做出武力干預的決定發生在匈牙利宣布退出華約前的一天。一些歷史學家否認匈牙利維持中立、西方國家不作為或西方國家在蘇伊士危機期間展現出的軟弱導致了蘇聯干涉決定，稱蘇聯的決定完全是取決于匈牙利共產黨迅速失去對局勢的把控這一因素。不過，一些非共產黨時期的俄羅斯歷史學家則堅持認為匈牙利退出華約導致了蘇聯再次干涉。
兩天前的30日，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前往布達佩斯時，納吉暗示中立國地位是匈牙利的長期目標，他希望和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就此進行會談。該信息則通過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傳遞給了莫斯科。當時，赫魯曉夫正在原斯大林的別墅思考如何應對匈牙利的局勢。據一位為赫魯曉夫撰寫演講稿的工作人員說，中立聲明是赫魯曉夫后來做出干涉的一個重要因素。此外，一些匈牙利革命領導人和學生此前早就表明想讓匈牙利退出華約，這也可能影響了蘇聯的決定。10月31日晚間，米高揚和蘇斯洛夫在軍事干預的決定已經做出后回到莫斯科。當得知這一決定后，蘇斯洛夫表示支持。不過，米高揚依然表示反對，他要求赫魯曉夫再次開會討論，遭到拒絕后一度以自殺相威脅。
其他幾個重要事件也使得蘇共中央政治局下決心干預：
* 自發的多黨制議會民主運動和民主的全國工人委員會可能“導致資本主義國家的復辟”。這兩種運動可能對蘇聯在東歐的地位或者蘇聯霸權本身構成挑戰。漢娜·阿倫特則認為這些委員會是“全世界唯一自由且正常運作的蘇維埃（會議）”。
* 赫魯曉夫稱蘇共黨內有許多人要求對匈牙利做出武力回應。此前的去斯大林化運動疏遠了不少黨內保守派人士，他們對蘇聯在東歐受到的威脅倍感擔憂。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爆發工人起義，要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辭職。最終，此起義在蘇聯軍隊的幫助下以暴力的方式遭迅速鎮壓，84人被殺700人被捕。1956年，波蘭波茲南發生反政府工人抗議活動，遭波蘭安全部隊鎮壓57至78人死亡，事件后成立親蘇聯政權。此外，10月底蘇聯部分地方也發生騷動，盡管規模很小，（對蘇聯政府而言）仍無法容忍。
* 匈牙利成為中立國從華沙條約中退出會使蘇聯衛星國構成的緩沖區上出現缺口。出于對西方國家入侵的恐懼，蘇聯把保障東歐盟國作為防御緩沖視為至關重要的安全目標。
T-54坦克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有證據表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促使赫魯曉夫下定決心鎮壓匈牙利起義上起到十分關鍵的作用。10月24日至31日，毛澤東接連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和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波蘭和匈牙利事件，與劉少奇保持直接的電話聯系。中共還派遣了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等人組成代表團于23日下午到達莫斯科，與赫魯曉夫、莫洛托夫和布爾加寧討論波蘭和匈牙利局勢的問題。雖然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近年有所惡化，毛的話在克里姆林宮仍有一定分量，雙方在危機期間也頻繁保持聯絡。剛開始，毛反對再次干預，中共主張通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解決爭端。10月30日召開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并決定不干預之前，這一信息傳遞到了莫斯科。30日晚，劉少奇打電話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表示可以向蘇方同時提出撤軍和鎮壓兩種辦法，他本人則傾向鎮壓。中共代表團立即要求舉行中蘇領導人緊急會議以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會上，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有發言，他們勸蘇聯軍隊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蘇聯領導人表示剛剛簽署了宣言，宣布蘇聯不干涉別國內政，現在再決定要出兵鎮壓，令人十分為難。赫魯曉夫連夜請劉少奇參加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說明中共立場。3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再次討論，討論持續了一整天，最后決定出兵鎮壓。當日，劉少奇乘飛機回國，赫魯曉夫前往伏努科沃機場向劉傳遞主席團的決定，劉表示支持蘇聯武力鎮壓，但提醒赫魯曉夫出兵前提是有匈牙利政府的請求并得到匈牙利群眾的支持。
位于波蘭華沙克拉科夫郊區街5號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間波蘭和匈牙利的團結的匾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