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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文憑教師如期在4月4日和4月13日發動首兩輪罷工，在第二輪罷工當中，全港更有超過百分之80的小學響應，港府承受的輿論壓力也越來越重。由於第三輪罷工的舉行日期正好是小學升中試的日子，如果升中試因文憑教師罷工而取消或延期，將對全港約10萬名應考升中試的學生構成嚴重影響。麥理浩為免事情惡化，於是派出時任新聞司姬達與代表文憑教師的教協核心成員司徒華私下磋商，而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白約-{}-翰會督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總幹事汪彼得也介入其中參與調停。幾經磋商，港府最終決定讓步，在各方共識之下，港府應要求將文憑教師起薪點增至1,250港元，而且縮短至七年內逐步跳升至頂薪點的1,750港元。領取頂薪滿三年後，文憑教師可立即跳至特別增薪點的1,850港元、兩年後再跳至1,950港元、再多兩年後可直接跳至最終頂薪點的2,050港元。新的方案比港府之前所有方案都要優厚，因而獲得絕大部份文憑教師的正面回應，從而避免第三輪罷工的舉行。罷工平息後，麥理浩在1973年5月初宣佈再委任工商界人士安子介、聖保羅男女中學校長羅怡基博士（Dr. B. M. Kotewall）和徐誠斌主教調查事件爭端，作出補救，而13個教育團體也於5月底舉行投票，通過新的方案，持續26個月的文憑教師薪酬運動才告化解。
至於另一項爭議是金禧事件，在1977年初，天主教寶血會金禧中學多名教師揭發校方財政混亂，且涉嫌斂財和挪用公款，於是在教協司徒華陪同下往廉政公署舉報。部份師生起初要求校長梁潔芬修女解釋，但校方不單拒絕請求，而且還向有關師生作出警告。同年6月，金禧中學師生舉行罷課和靜坐，以示抗議，促使律政司署宣佈就事件立案調查，而教育司陶建（Kenneth Topley）則在6月16日向該校全體師生發出警告信，揚言如果教師再次罷課，可面臨被吊銷教師資格。不過，教協方面則通過決議，指陶建的警告信毫無根據，要求收回。
在暑假期間，寶血會宣佈退出金禧中學，由主教府接辦及委派新校長主持校政，但是到9月新學年開課後，校內仍然紛爭不斷。在1978年2月，法庭裁定金禧師生對校方的指控屬實，判處前校長梁潔芬修女貪污罪成入獄，但獲準緩刑執行；而金禧校方則繼續維持強硬立場，同年5月更勒令四名質疑學校管理層的學生停課兩星期。金禧校方勒令學生停課的決定，觸發該校400多名師生前往港督府向麥理浩請願，隨後又到主教府外露宿，向教區主教胡振中抗議。當時，教育司署認為事態嚴重，署理教育司許瑜遂在5月中宣佈「封校」，並宣佈由天主教會在原址籌辦德蘭中學，變相解僱金禧中學舊有的教師。
金禧事件發生後，天主教會在金禧中學原址籌辦德蘭中學
許瑜宣佈「封校」後引起輿論激辯，而教協除了主張「先復校，後調查」外，還在維多利亞公園與其他團體舉行萬人大會、以及發起簽名和籌款活動，聲援原金禧中學師生，使事件發展成另一場社會運動。在教協協助下，原金禧中學師生再到港督府請願，此外還有教師代表前往英國申訴，引起工黨國會議員關注。在一連串輿論壓力下，麥理浩擔心激進師生會危及社會穩定，於是宣佈成立金禧中學事件調查委員會，由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出任主席，委員則包括理工學院助理院長盧景文和執業大律師黃陳善茹，負責對事件展開調查和提出善後方案。調查委員會在1978年7月發表中期報告，建議除了德蘭中學（即前金禧中學）外，另立一所全新的五育中學，供原金禧師生選擇轉到新校任教或就讀，委員會也否定前金禧校方對師生採取的不當措施，以及撤回教育司署對金禧師生的警告信。金禧中學事件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得到原金禧師生、教協和普遍輿論的支持，麥理浩也同意採納報告作出的建議，事件最終才告一段落。
終麥理浩一任，香港的教育發展得到顯著改善，九年免費教育的實施，徹底解決以往的童工問題，整體青少年的教育程度得以提升，時任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也讚揚有關政策「朝正確方向走出一大步」，而落實九年免費教育30年後，港府才於2008年進一步推行十二年免費教育。在麥理浩管治下，學校與學生人數急速增長，全港在學人數在1981年更達140萬人，但教育界則認為整體學生和學校質素有待改善；而麥理浩任內雖然做到百分之70的大學生獲得政府資助或免息貸款，不過大學學位不足的問題始終未能解決。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和金禧事件的發生，也反映麥理浩未能在第一時間迅速作出反應和妥善化解教師運動；有輿論更指出，金禧事件是麥理浩任內最不幸的事件之一，但《工商日報》社長何鴻毅在麥理浩卸任時則認為，金禧事件等教師運動，應歸咎於教育司署處理手法失當，並非全然是麥理浩的過失。
在麥理浩上任以前，港府沒有一套全盤的社會福利政策，向老弱貧民發放糧食幾乎是港府唯一的接濟手段。直到1967年，港府才開始向那些無法親身領取糧食的貧民發放現金援助。在1971年，港督戴麟趾爵士首度引入簡稱「公援」的公共援助計劃，向受助人發放現金膳食津貼，不過，初期的公援規模細小，金額微薄，只有少數貧民受惠。麥理浩認為，政府有責任扶助弱勢社群，不應獨力由慈善團體負責，更不應任由自由市場作出調節，因此在港督任內，他不單改善房屋和教育，還致力改革和擴展社會福利制度與規模，希望讓社會上有需的人士均獲得基本保障。
針對原有的公援計劃，麥理浩在1972年調高公援的基本金額，讓受助人支付膳食開支之餘，也可支付其他必要的生活開銷。在1974年，他對公援受助人的開支模式展開調查，及後在1976年按調查結果制定新的物價指數，使公援發放金額能充分反映實際物價水平。麥理浩不斷擴充公援制度，令更多有需要的市民落入公援的「安全網」，到1977年，受助人的申請資格獲得放寬，讓老弱貧民以外，15至55歲健全但有需要的人士也可提出申請。在1980年，他又為公援引入殘疾補助金，為局部傷殘人士提供額外補助。
除了公援制度，麥理浩在1973年引入傷殘老弱津貼計劃，用以向嚴重傷殘人士發放傷殘津貼、和向年滿75歲但沒有入住安老院舍的長者發放俗稱「生果金」的老弱津貼。當時，由於港府沒有為市民制定全民退休保障計劃，所以港府希望透過向長者發放老弱津貼，來補助他們的退休生活。麥理浩在1977年將傷殘老弱津貼計劃修訂為傷殘及高齡津貼計劃，老弱津貼也改名為高齡津貼；翌年，他再將傷殘及高齡津貼計劃改稱為特別需要津貼計劃（即公共福利金計劃的前身），而且將領取高齡津貼的合資格年齡門檻由原來的75歲降低至70歲，同時取消安老院舍長者不受惠的規定。
麥理浩還改善了港府向學生提供的交通補助，這類補助本於1971年設立，最初的運作方法是由公共交通工具營辦商主動向學生提供優惠，然後向政府申請發還成本，從而加大推廣優惠的誘因。在1981年，麥理浩推出全新的計劃，一律向所有12至25歲的全日制學生發出乘搭車船優待證，學生在任何時間憑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均可享半價優惠，此舉一改以往優惠不定期和優惠辦法不統一的情況，有效舒緩廣大學生在交通方面的開支。此外，暴力及執法傷亡賠償計劃和交通意外傷亡援助計劃等等也是在他任內引入，專門向暴力罪行受害人、因執法人員使用武力而受傷的人士和交通意外受害人提供援助。
為配合公援計劃及其他援助計劃的推行，麥理浩在全港設立十多個社會福利署辦事處，而兒童服務中心數目也由原來的50多所急增至250多所。他又積極以受過專業訓練的註冊社工推動社會福利計劃，理工學院也在1977年起培訓社工，為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麥理浩任內，港府的社會福利開支增幅以倍數計，在他的堅持下，港府開始有系統地全面發展社會福利制度，為出生至年老、健全至傷殘的人士，制訂全盤的社會福利政策方針，政府的社會服務不再局限於接濟老弱貧民，而是進而照顧家庭、青年和長者等不同群組的需要，使社會福利服務趨向多元化。在1979年，港府發表《進入八十年代社會福利》白皮書，為1980年代的社會福利政策訂立藍圖大綱，該報告提出由政府資助非政府機構在地區層面提供社會福利服務，並由社會福利署負責中央規劃、統籌、管理、以及籌辦全港性的宣傳運動。
但值得留意的是，社會福利政策擴展的同時，也造成公共開支增加。當麥理浩在1981年委任彭勵治爵士為財政司時，港府不得不放慢社會福利的擴展步伐，同時要透過開徵新稅項、調高機場稅和制訂平衡預算等措施來控制社會福利開支。直到1993年，末任港督彭定康把公援計劃改組為簡稱「綜援」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香港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才有重大的轉變。
在社會福利政策以外，麥理浩還關注到香港的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和勞工權益兩個重要議題。在公立醫院方面，麥理浩為應對人口增長和新市鎮發展而廣建醫院，在他任內建成的公立醫院和醫療設施計有小欖醫院、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zh:瑪嘉烈; zh-cn:瑪嘉烈; zh-hk:瑪嘉烈; zh-tw:瑪嘉烈}-醫院、葵涌醫院和菲臘親王牙科醫院等。此外，屯門醫院和位於沙田的威爾斯親王醫院也在他任內開始籌建。除廣建醫院外，港府在1974年發表《香港醫務衛生服務的進一步發展》白皮書，制定香港未來10年的醫療政策，當中提出為了「保障及促進整體的公眾健康，以及確保向香港市民提供醫療及個人健康設施」，港府有必要繼續提供「低廉或免費」的醫療服務。在這種背景下，麥理浩時期的公立醫院普通科門診和專科服務，繼續向市民收取遠低於成本的象徵式收費，至於急癥室、保健院、結核病和胸肺科診所等服務更維持免費，實行全數依賴政府補貼。公立醫院價格低廉的服務，固然讓市民享受到相當的醫療保障，但卻衍生出整體醫療開支負擔上升、服務質素下降、排期接受治療時間長久、以及市民濫用公立醫院服務等問題。
至於在勞工權益方面，自六七暴動以來，儘管港府透過在1968年制定《僱傭條例》和著手草擬《勞資審裁處條例》以設法改善勞工待遇，但基層勞工仍未得到充分的保障。麥理浩接任後，旋即採取一系列措施強化對勞工的保障，較具體的措施包括在1973年正式設立勞資審裁處，負責調解勞資雙方的金錢糾紛、在1974年修訂《勞工賠償條例》（《僱員補償條例》前身），把僱主向因工永久喪失工作能力或死亡的僱員之賠償金額上限上調三分之一、以及在1975年引入《勞資關係條例》，訂定了調解勞資糾紛的程序。在1982年，《勞工賠償條例》獲進一步的修訂，規定所有僱主要為僱員購買僱員補償保險。
麥理浩也多次重點修訂《僱傭條例》，使條例的條文更為完備，從而改善僱員享有的待遇。這些修訂計有在1973年為低技術及非技術勞工引入疾病津貼（又名病假津貼），讓他們放取長期病假時，僱主仍得向他們發放部份薪金、在1974年加入僱主需向被解僱員工發放遣散費和保障工會不受歧視等條文、在1976年引入每周休息日，規定僱員每工作六天必須獲得一天休息，同時又把每年法定假日的日數由原本的六天增加至10天、和在1977年把累積有薪病假的日數由原來的24日增加至36日，並提高疾病津貼額至日薪的三分之二。在1978年和1982年，該條例又先後規定獲僱主聘用滿12個月的僱員，每年可獲得七日有薪例假、以及規定懷孕僱員可享有相當於正常工資三分之二的產假薪酬。
除此之外，麥理浩還特別針對建造業工人，制訂多項規例提昇職業安全健康水平，當中包括規管電解鉻、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砂輪、易燃液體噴塗和釘槍工具的使用，並為建築工地、隧道、沉箱、壓縮空氣工作環境、載貨升降機和其他工場訂下安全工作環境的規例。在任後期，麥理浩於1977年立例保障工人工作時防止眼睛受損；隨後在1981年引入肺塵埃沉著病補償計劃，開始為證實患上肺塵埃沉著病的患者提供補償。總括而言，儘管香港勞工的權益尚在改善之中，但經過麥理浩引入的一連串法規和政策，全港勞工的待遇、權益和保障已比昔日得到顯著的提升。
連接屯門新市鎮與市區的屯門公路
1975年落成的紅磡火車站
紅磡海底隧道是香港首條過海隧道
尖沙咀地鐵站是早期落成的地鐵站之一
自1960年代以來，港府已動工興建獅子山隧道和龍翔道等大規模的交通工程，設法舒緩人口上升對交通網絡構成的壓力。麥理浩上任後，為配合新市鎮發展和加強新市鎮與市區的交通連繫，擴展交通網絡繼續成為港府的重要任務。在1974年，麥理浩決定耗資2.2億港元興修連接九龍市區和屯門新市鎮的屯門公路，後來耗資總額再增至5億港元。屯門公路第一行車道於1978年5月正式通車，公路初期全長17公里，後來在1981年再開通深井段第二行車道，自此屯門公路漸漸取代舊有的青山公路成為由市區進出屯門和新界西部的主要幹道。麥理浩也決定擴建連接沙田新市鎮與九龍的獅子山隧道，隧道的第二管道在1978年落成通車後，使隧道由原來的單管行車擴展成為雙管行車，流量得以大幅度提升。同樣，麥理浩在1974年建成青衣大橋，讓車輛可由陸路往返市區和青衣島，為荃灣新市鎮青衣部份的發展奠下基礎。
此外，麥理浩著手為穿梭九龍和新界羅湖邊境各地的九廣鐵路英段實行現代化，以配合新界的急速發展。在1973年，他率先宣佈為九廣鐵路展開雙軌化工程，令原本單軌行駛的鐵路擴充成雙軌行車。雙軌化工程歷時多年，並分多期進行，首期紅磡至沙田段在1976年竣工，而第二期沙田至大埔墟段雙軌化工程也在1978年展開。有鑑於紅磡和沙田之間的一段舊筆架山隧道仍以單軌行駛，港府還興建一條全新雙管行車的筆架山隧道，隧道隨後於1981年4月通車。在進行雙軌化工程的同時，港府還興建新的紅磡火車站，以取代舊有的尖沙咀火車站為九龍一方的總站，紅磡火車站在1975年5月5日由適值訪港的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親臨主持揭幕，並在同年11月正式啟用。
在1978年，麥理浩宣佈進一步動用35億港元，實行九廣鐵路英段電氣化計劃，逐步購入全新的電氣化列車，取代行車緩慢和已經老化的柴油火車。首階段紅磡至沙田的電氣化工程在1982年5月宣告完成，而沙田至大埔墟段、以及大埔墟至羅湖段的電氣化工程則相繼在1983年5月和7月啟用，惟當時麥理浩已經卸任。九廣鐵路實行雙軌化和電氣化後，載客量大增、火車速度大幅提升、加上班次頻密，由新界北部的粉嶺和大埔等新市鎮往返九龍市區，車程大為縮短，昔日超過30分鐘才有一班列車的情況成為歷史。在任港督晚期，交通諮詢委員會還於1981年9月通過港府建議，在屯門和元朗之間興建輕便鐵路，為日後輕便鐵路工程的展開作準備。
疏導市區交通和加強九龍與香港島的交通連繫，是麥理浩另一重任。在1972年8月，麥理浩為香港首條橫越維多利亞港的紅磡海底隧道主持剪綵儀式，該隧道由戴麟趾爵士主持下於1969年動工興建，落成啟用後，汽車無需再依賴汽車渡輪橫渡維港，帶來便利。至於麥理浩任內為香港興建的首個地下鐵路系統，工程規模則較前者更為繁浩。雖然港府早在1960年代已著手研究興建地下鐵路的可行性，但工程到麥理浩任內才正式拍板定案。在1972年6月，麥理浩委任財政司夏鼎基（後為爵士）為地下鐵路臨時管理局主席，負責籌備地鐵工程的前期工作。臨時管理局於1975年初宣佈興建一條由九龍觀塘出發、途經石峽尾、旺角和尖沙咀等地，最終通往港島中環，稱之為「修正早期系統」的地鐵路段。與此同時，麥理浩在1974年聘任英美冠達郵輪（Cunard Line）前任常務董事唐信（Norman Thompson）為地下鐵路公司候任主席，《地下鐵路公司條例》在1975年通過後，地鐵公司即於同年9月取代原本的臨時管理局，主持地鐵的興建工作。
地鐵公司成立之初，獲港府撥款11.5億港元，其餘資金則由港府作擔保下向外籌措。同年10月，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為首的七家財團與港府協議貸款6,000萬美元；港府另外又與17家國際銀行達成協議，籌得20億港元貸款，而地鐵公司則由港府全資擁有。為了支付工程開支，港府需要透過賣地收益和發展地鐵上蓋物業填補。「修正早期系統」在1975年11月正式動工，經過接近四年的時間，觀塘至石峽尾段地鐵在1979年9月30日由麥理浩伉儷主持下正式通車，同年12月16日，石峽尾至尖沙咀段開通，到1980年2月12日，尖沙咀至中環一段的過海鐵路也告完成，標誌著「修正早期系統」全線開通。尖沙咀至中環段過海鐵路通車當日，麥理浩更邀得訪港的雅麗珊郡主主持揭幕，場面盛大。
在1977年7月，麥理浩進一步決定興建往來太子與荃灣的荃灣綫地鐵，並在1982年3月拍板興建往來上環和柴灣的港島綫地鐵；荃灣綫和港島綫地鐵要到他卸任後的1982年5月和1986年5月才陸續通車。而荃灣綫通車後，原有太子至中環段的「修正早期系統」鐵路遂併入荃灣綫，「修正早期系統」鐵路的餘下路段則成為觀塘綫地鐵。地下鐵路的修建為香港交通發展揭開新的一頁，其通車在某程度上改善了市區交通的擠塞情況，往來九龍和港島市區各地也變得更為便捷；過海鐵路和海底隧道的通車，更逐漸取代原來的渡海小輪，成為橫渡維港的主要方法。地下鐵路的興建，還連帶鐵路沿線急速發展，金鐘廊、海港城、太古城、德福花園和灣仔等地的商業和住宅發展項目，即為興建地鐵所帶動。
繼地下鐵路以後，麥理浩在1979年指示港府重新研究擱置多時的東區走廊興建計劃，促成東區走廊在1981年動工興建。東區走廊隨後於1984年陸續通車，初期由銅鑼灣通往太古城，成為繼英皇道以後，另一條往來港島中心與東區的主要行車幹道。麥理浩與夏鼎基也曾經研究動用賣地收益，出資300至350億港元，在赤鱲角填海興建全新的機場，以取代位處市區和不敷應用的啟德機場。不過，由於珍寶客機在1970年代開始廣泛應用，增大了啟德機場的吞吐量，因此計劃被暫時擱置，一直到1989年，「新機場計劃」才被當時的港督衛奕信爵士提出。
麥理浩任內還展開不少大型的水利工程，確保香港擁有充足和穩定的食水供應。在1963年和1967年，港府曾因嚴重的旱災而一度實施「四天供水四小時」的制水政策，儘管港府在1964年與中共方面達成協議，增購東江水供港，後來又於1968年建成船灣淡水湖，可是香港依舊備受天旱缺水的問題困擾。麥理浩上任後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是在西貢闢建萬宜水庫，水庫的興建計劃早於1969年由戴麟趾任內所草擬，到1971年正式動工，工程歷時七年，至1978年11月27日才由麥理浩主持揭幕啟用。
萬宜水庫的興建工程可謂相當繁浩，由於水庫選址位處糧船灣洲和西貢半島東部之間的海峽，工程人員要在海峽的東西兩邊缺口分別修築圍堰，以便把海峽分隔開和抽走海峽內的海水。抽走海水後，工程人員要在東西兩邊各建兩道堤壩，位於內側的一道用作儲存水庫的淡水，另一道則用作抵禦海浪的衝擊。整個水庫修建工程耗費13.5億港元，而水庫的總容量則達600億加崙，成為香港儲水量最大的水塘。然而，在萬宜水庫興建期間，香港仍面對多次缺水危機，當中在1974年9月至11月和1977年6月至1978年4月期間，港府就因為久旱不雨而實施制水；而即使是水庫建成後，港府在1981年10月至11月間也再因天旱而宣佈制水。
考慮到人口持續增長對食水供應構成壓力，再加上香港可供開闢水塘的地點有限，麥理浩還大膽嘗試海水化淡的方法，促成港府在1972年8月與亞洲發展銀行簽署1.2億港元的貸款協定，用以在青山一帶興建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樂安排海水化淡廠造價4.6億港元，1975年10月由麥理浩主持揭幕，建成時不單是香港首座向市民供水的海水化淡廠，規模也是當時全球最大的一所。可是，海水化淡廠投入運作後不久，港府卻察覺到海水化淡的成本比想像中高得多，化淡廠投入服務僅三年，便在1978年因石油價格高漲而宣告停產。雖然化淡廠在1981年因港府實施制水而一度重開，但最終在1982年宣佈正式關閉，標誌著港府放棄以海水化淡的方法來解決供水問題。
增加東江水輸港是麥理浩任內解決水資源不足的另一重要方法，成效也要比起興修水塘和海水化淡來得顯著和實際。根據港府原來在1964年與廣東省政府達成的東江水供港協議，港府每年向對方購入6,800萬立方米淡水，此後購水量逐步增至1972年的8,400萬立方米和1976年的1.09億立方米。然而，1966年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一度使中英關係轉趨緊張，當時港府為免過份依賴局勢動盪的中國大陸，於是以興建水塘為解決水荒的主要手段，使到粵港雙方在東江水輸港方面的計劃停滯不前。不過，隨著中英兩國後來關係緩和、再加上兩國在1972年正式建交，粵港雙方又重新商討增加東江水供港的可能。在1974年，廣東省政府展開東深供水工程第一期擴建，港府為作出配合，也在1978年出資1.17億港元為香港一方的輸水系統作出改善。
在1978年7月，港府與中共進一步磋商擴充東江水供港計劃，並在同年10月達成協議，規定東江水輸港量由1979年的1.45億立方米，逐步增至1982年的1.82億立方米，售價雖上升百分之50，但港府向市民收取的水費維持不變。協議達成後，廣東省水利部門於1980年1月展開東深供水工程第二期擴建，按協議增加向香港的供水量。同時，雙方又在1979年12月展開新一輪磋商，並在1980年5月簽署一份補充協議，該補充協議在1981年10月和1982年先後作出兩次修訂，規定廣東省在1982年向本港提供2.2億立方米淡水，此後供水量按年增長至1995年為止。在1981年2月，麥理浩還撥出13億擴充輸水系統，為粵方增加東江水供港作好準備。麥理浩增加東江水輸港的決定，有效解決香港長久以來對水荒的憂慮，隨著東江水佔香港水源的比例不斷上升，意味香港對東江水的倚賴越來越重，對境內水塘的倚賴則相應下降；但東江水輸港量增加，也衍生水資源過剩，造成一部份以公帑購買的輸港東江水白流大海的問題。
在發展交通與水利等基礎建設的同時，麥理浩也重視香港的康樂文化發展，他在1976年和1981年先後成立康樂體育事務處（前身為1974年成立的教育司署康樂及體育事務組）和康樂文化署，統籌康樂文化發展事宜。在他任內，港府於各地闢建公園、游泳池、運動場和體育館等各類休憩用地，較大型的工程包括先後在1973年和1977年動工興建紅磡體育館和港島-{伊利沙伯}-體育館，前者要到1983年才告落成，後者則由他在1980年親自揭幕，而荃灣大會堂和沙田大會堂也分別在1980年落成和在1982年奠基動土。透過與英皇御準香港賽馬會的合作，麥理浩在黃竹坑免費撥地予馬會興建海洋公園，促成公園在1977年落成啟用；他又支持馬會在沙田填海興建沙田馬場，並於1978年主持馬場揭幕。在港府與馬會贊助下，英女-{皇}-銀禧紀念基金會在1981年出資於沙田城門河畔興建銀禧體育中心（香港體育學院前身），同年由麥理浩主持奠基禮，中心隨後於1982年啟用，為香港的運動員提供全新的培訓場地。其他由港府與馬會參與的文康工程和活動，還包括支持市政局對九龍公園展開大型翻新和改善工程、以及聯同市政局支持文化界在1973年成功舉辦首屆香港藝術節，安排中西各類富特色的藝術表演，希望藉此培養市民對文化藝術的興趣及欣賞水平。
除此以外，麥理浩在1977年促成香港藝術中心在灣仔設立，為當代的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和電影及錄像藝術提供具水準的表演場地，以進一步推動當代藝術的發展。麥理浩後期積極協助在尖沙咀海傍興建香港文化中心，並在1979年為中心主持奠基禮。文化中心規模龐大，工程歷時多年，至麥理浩卸任後的1989年方告落成啟用。至於在1984年正式創立的香港演藝學院，也是得到麥理浩支持下籌建的。
麥理浩本身熱愛遠足郊遊，嘗言「青山綠水普羅大眾都可享受，高爾夫球場和遊艇則只屬於少數人的玩意」。1976年，他制定《郊野公園條例》，正式為香港郊區劃定郊野公園範圍，希望新市鎮與市區的發展與郊野的保育取得平衡。首批於翌年劃定的郊野公園包括城門、金山、大潭、獅子山和香港仔，而香港仔、大埔滘、大尾篤及新娘潭的自然教育徑也在同年草擬。在1981年，位於萬宜水庫附近的麥理浩夫人度假村落成啟用，為市民提供郊野戶外的康樂休憩場地。郊野公園內的自然生態得到政府保育，各類的開發活動受到極大的限制，很多具自然生態保育價值的地方因此得以保留，也令不少綠化地帶免受破壞，同時供郊遊人士在受到管理的郊野範圍內遊樂。此外，因應1972年六一八雨災期間，秀茂坪寮屋區和港島半山旭龢道發生山泥傾瀉及大廈倒塌事故、與及在1976年發生另一宗秀茂坪山泥傾瀉意外，麥理浩在1977年一手成立土力工程處，開始對全港所有山邊斜坡進行勘查和修葺，減低郊區和市區斜坡出現嚴重山泥傾瀉的風險。
然而，在社會急速發展之下，香港不少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在麥理浩任內相繼因新的發展拆卸，在中環一帶，舊建築拆卸的速度尤其急速，郵政總局、告羅士打行、公爵行、溫莎行、公主行、連卡佛總行和香港滙豐總行大廈等富殖民地色彩的建築，相繼被設計風格嶄新、規模更大的商業樓宇取代。至於在九龍方面，極具特色的尖沙咀火車站也在一片爭議聲中宣告拆卸，只餘鐘樓，原址一帶後來則成為香港文化中心、香港藝術館、香港太空館和酒店及商業用地。雖然港府於1971年制定《古物古蹟條例》，讓港府根據條例宣告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為法定古蹟，從而免受拆卸，但獲宣告為法定古蹟的歷史建築只屬小數，對保護歷史建築未起很大作用。隨著社會上要求保存歷史建築的聲音越來越大，麥理浩終在1976年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及古物諮詢委員會，並在1980年首次引入歷史建築評級制度。不過獲得評級的歷史建築物，待遇不同法定古蹟，業權持有人仍有權將建築拆卸重建，因此對保存舊建築的作用同樣有限。
在1978年，輿論就對於1902年建成的香港會應否拆卸重建而引起爭論，當時坊間希望政府出手阻止香港會拆卸，但香港會方面指出保育和翻新建築的花費高昂，難以承擔。儘管古物諮詢委員會在1980年建議港府將香港會列作法定古蹟，但考慮到維護建築的開支可能要動用5億港元公帑，建議遭到行政局否決。即使後來有團體向麥理浩請願，港府仍不為所動，香港會最終在1981年6月拆卸重建。
另一方面，透過發起不同運動，麥理浩為市民引入新的觀念和意識，用以提昇市民的人文素質，當中較大型的運動包括清潔香港運動。清潔香港運動於1972年由麥理浩發起，最初港府投放到運動的撥款達150萬港元，用以舉辦宣傳和教育活動，例如清潔海灘運動，旨在美化市容、培養市民愛護公德、及灌輸保持公眾地方整潔的意識。同年，麥理浩又在立法局通過《1972年裁判司（修訂）條例》，授權執法人員對亂拋垃圾等有違公德的人士提出檢控，加強阻嚇性。至於由政府新聞處總創作主任許敬雅（Arthur Hacker）設計的「垃圾蟲」，形象更是深入民心。
除清潔香港運動外，麥理浩也順應民間發起的中文運動，在1972年1月採納港府中文委員會發表的第二份報告書，積極推動中英雙語並重政策，同年開始，立法局和市政局也準予議員使用中文方言發言，並且引進廣東話和英語的即時傳譯服務。至1974年，立法局正式通過中文與英文均為香港的法定語文，具備同等的地位。自此，政府公文不論以中、英文撰寫，均具備同等效力，法庭內更可使用中文方言發言，一改過往以英文為重的情況。
麥理浩任內推動的其他運動，還包括在1972年成立禁毒處與禁毒專員、在1973年成立撲滅罪行委員會以推動撲滅罪行運動、支持家計會宣傳「兩個夠哂數」的控制生育運動、在1975年成立香港獎券管理局，推出多重彩彩票（六合彩前身）以取代原來的馬票，取締市面上多由黑社會操控的字花賭博、透過在1978年設立度量衡十進制委員會，向公眾各界推廣自1976年起正式引入香港的國際單位制、以及在1980年成立法律改革委員會，旨在檢討由律政司或首席按察司提交的各項法律議題，以切合香港的發展需要。
香港輕工業與對外貿易在1960年代的蓬勃發展，讓政府維持低稅政策的同時，收入依然連年增加，使到政府的財政儲備日益豐厚，為麥理浩任內的大興土木締造有利條件。此外，在六七暴動後，雖然房地產市道一度低迷，但卻吸引不少本身從事製造業的華商趁機投資房地產，繼而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反彈而賺取鉅額利潤，這些華商再把利潤投資到股市等項目，更進一步成為與傳統英資洋行爭一日之長短的新興華資大行。再加上自二戰完結以來，勞工階層逐漸積聚越來越多的財富，而新興的中產階級也漸具規模，這些因素都為麥理浩任內的經濟起飛奠下重要基礎。
麥理浩任內港府的理財哲學，以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義」體現。「積極不干預主義」上承1960年代財政司郭伯偉爵士推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但兩者並不代表政府對經濟完全不作任何干預。「積極不干預主義」與「自由放任」政策的相同之處，在於兩者均以審慎理財為原則，並主張盡量縮減政府的規模，讓市場自行調節，避免由政府對經濟市場作出干預。此外，兩者也主張政府在一些自由市場未能顧及的民生事務上提供協助，因此，不論是1960年代抑或是麥理浩任內，港府繼續成為全香港最大的僱主、最大的土地發展機構、最大的房東、以及教育和醫療服務的主要提供者，對維持本土經濟扮演一定角色。不過，「積極不干預主義」不同之處，在於港府投放到民生福利的公共開支，比郭伯偉任內大幅上升。這種增幅除了是因為港府自1960年代以來積聚了豐厚的財政儲備外，更重要的是麥理浩急於希望改善市民的基本民生福利。
麥理浩的施政帶有「務實社會主義」的影響，他認為香港每一個家庭都應該有屬於自己的居所，如果他們無力自置居所，政府有必要向這批市場照顧不到的一群提供公共房屋，或是價格相對廉宜的自置居所。在這個前提下，他大力推動十年建屋計劃、興建新市鎮、推動九年免費教育、發展全盤社會福利政策和建造地下鐵路等各項大型基建，目的不止於像以往的政府一般，讓市民得到基本溫飽，而是務求進一步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增強對香港的歸屬感。因此，在「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旗號下，港府公共開支連年增長，單以1971年和1972年相比，港府總開支增長即達百分之50。一方面，港府趁地產市道暢旺，賣地收益急增，另一方面，麥理浩就大灑金錢改善民生福利。據說，當時港府內部無人敢出面阻止，甚至夏鼎基也昏了頭。公共開支的上升，加上港府的收入因1973年至1975年經濟不景氣而減少，港府審慎理財的重要原則一度受到威脅，結果夏鼎基除了在1975年2月公佈加稅措施外，又在同年6月提出發行五年期的公債，計劃集資2.5億港元，以舒緩港府的財政壓力。港府公債在1975年11月正式發行，成為繼1947年發行0.5億元復興公債以來，再度發行公債。
麥理浩任內雖然見證香港經濟起飛，但也面對不少經濟方面的挑戰，其中，1973年發生的股災和緊接著股災的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及1979年發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機，均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衝擊。步入1970年代以來，香港投機風氣熾熱，股市形成泡沫，儘管麥理浩與其他港府官員多番勸諭參與股票投機的市民保持理智，又在1973年1月成立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和增設證券業務監理專員一職，但都未能有效遏抑股市炒短線之風。在1973年初，英美同樣炒風熾熱的股市開始出泡沫化現象，再加上香港股票市場陸續出現假股票事件，終導致恆生指數在同年3月由1,774.96點的高位急瀉。在短短四個月後，恆生指數在7月跌穿500點水平，到10月，中東地區爆發贖罪日戰爭，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為打擊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宣佈實施石油禁運，有關決定不單止拖累環球經濟增長，還導致香港在內的環球股市進一步急跌。在1974年，面對信貸全面緊縮，恆生指數在4月跌至323.56點，創1971年12月以來新低，一直到1974年12月，恆生指數跌至150.11點，僅僅比100點的基數高出約50點，這時跌勢才告止息。
股市暴跌和第一次石油危機一度引起市民恐慌，有商人更趁機囤積白米，導致1973年尾至1974年初米價暴漲，連帶其他基本食糧和日用品的價格騰飛，造成通漲急升的問題。為設法平抑物價和防止商人囤積居奇，麥理浩於是成立消費者委員會，並由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爵士擔任主席，負責對市場展開格價，以及採取一系列措施穩定物價，加強保障消費者的權益。此外，在石油危機期間，香港石油供應出現緊張，對經濟構成全面打擊，麥理浩遂於在1973年11月成立石油政策委員會及石油供應處，重新審視香港的石油供應政策，同時呼籲市民節約用電和各種燃料。石油供應處隨後在12月19日起實施燈火管制，規定全港作廣告用途的霓虹燈和電燈只可在每晚6時至10時30分亮著；到同年12月31日，港府還宣佈實行夏令時間，希望盡用日光，減少消耗電力。在1974年5月，石油危機終於化解，港府遂撤銷燈火管制，但香港經濟要到1975年才正式走出谷底，而夏令時間則一直維持至1976年8月。
事實上，經歷1973年股災後，港府收緊對股票市場的監管，並先後在1973年8月通過《證券交易所管制條例》、以及在1974年3月制訂《證券條例》和《保障投資者條例》。透過這些新的條例，港府限制新的交易所開幕，又規定交易商必需註冊。在1974年10月，麥理浩還按照《證券條例》的規定，設立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前身），由證券業務諮詢委員會原主席簡悅慶擔任主席，同時賦予證券業務監理專員更大權力，逐步對股票市場作出規管。總體而論，1973年股災與兩次石油危機確實拖慢了麥理浩任內的經濟發展步伐，以1973年至1975年的經濟衰退期為例，人均實際工資水平便倒退百分之18。不過，股災與能源危機的影響始終有限，這兩大危機化解後，香港的人均本地生產總值在1976年即重新錄得百分之25的增長，工資水平到1978年還回復至1973年的水平，而且還持續增長。
不過，單就股票市場而論，由於發展尚未成熟，而且投機風氣熾熱，再加上其他外來因素，香港的股票市場始終處於比較波動的狀態。恆生指數經歷1973年的股災後，雖然在1978年6月重上500點水平，但之後受到伊朗局勢日益動盪影響，恆指在同年11月一度暴跌。隨後在1979年初爆發的伊斯蘭革命，使到伊朗石油產量銳減和國際石油價格飆升，形成第二次石油危機，期間，麥理浩被迫在1979年5月至10月再度實施燈火管制和夏令時間。不過，第二次石油危機對香港的影響較第一次石油危機輕微，而石油價格持續上升至1980年中期以後，也開始逐步由高位回落。第二次石油危機後，恆生指數在1980年重上1,000點水平，但同年12月再受外圍因素拖累而出現拋售，恆生指數一度失守1,300點水平。踏入1981年8月以後，香港前途問題日益浮面，股市開始偏軟，同年10月恆指更因銀行加息拖累而一度暴跌，掀起1981年香港股災的序幕。恆生指數的跌勢此後因為香港人對前途信心危機加劇而持續至1983年，當時麥理浩已經卸任。
1970年代初環球石油危機與經濟衰退引申的另一個問題，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在麥理浩任內，美國、英國和歐洲共同體相繼加大對香港紡織和玩具等產品的入口限制；貿易配額的削減，再加上1977年英聯邦特惠稅的撤-{}-銷，均對這些自戰後以來發展蓬勃的輕工業出口貿易構成嚴峻考驗。面對出口貿易的困境，港府曾多次展開貿易談判，與各國政府商討放寬香港輕工業成品的入口限制；此外在1973年8月，香港多個工業團體更聯署上書外交大臣何謨爵士，抗議英國及歐共體帶頭限制香港紡織品及鞋履入口，可是種種行動都難以挽救香港輕工業萎縮的局面。
由香港工業邨公司管理的大埔工業邨
葵涌貨櫃碼頭在麥理浩任內繼續擴展
麥理浩明白香港長遠不能單靠紡織和膠花一類依賴廉價勞工和勞工密集式的低技術輕工業，因此他積極鼓勵香港工業循多元化發展，以及著手提升香港的工業技術水平。這些措施包括在1975年9月設立工業投資促進委員會，鼓勵外資發展香港工業、在1977年10月和1980年9月分別設立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和工業發展委員會，旨在分散和促進香港的工業發展、另外更支持葵涌貨櫃碼頭的擴展，從而增加香港港口的貨櫃吞吐量。另一方面，針對工業用地不足和地價高漲的問題，麥理浩在不少新市鎮內劃出稱為「工業邨」的工業區域，鼓勵投資者到這些經過規劃的區域開設廠房。為了妥善管理和興建這些「工業邨」，他還成立工業邨臨時管理局，工業邨臨時管理局後來在1977年3月由香港工業邨公司（香港科技園公司前身）正式取代。至於香港理工學院與多間工業學院的相繼設立，也為工業界別提供更多受過專門培訓的技術勞工。
在這種背景下，電子零件、鐘錶和電器一類電子工業在麥理浩任內急速發展，在政府的扶助下，電子工廠數目由1960年只有3家，急增至1979年的1,041家。電子工業的佔出口總值的比例，也由1976年的百分之11.3，逐步增長至1982年的百分之16.8，電子工業成為僅次於紡織業的第二大支柱工業，也吸引各大跨國企業紛紛來港設立辦事處。麥理浩對電子工業界別的聲音顯得日益重視，除了設立不同的工業委員會外，還招攬不少工業界人士到行政立法機關，協助港府施政，較突出的例子包括在1972年委任從事電筒生產的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鍾士元爵士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他隨後於1980年獲升任為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另外，年輕電子工業家李鵬飛也在1978年獲麥理浩邀請，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
除電子工業外，受到麥理浩大興土木的帶動，加上私人地產市道日益蓬勃，香港建造業也乘勢而起。在麥理浩任內，每年公私營建築開支平均達50至60億港元，以1980年為例，當年港府售出39.8億平方米土地，收益多達82.3億，而全年房地產工程總開支則達129.44億港元，是1969年的14.6倍。由1970年至1981年間，建造業佔香港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由原來的百分之4，上升一倍至百分之8。麥理浩在任晚期，香港的註冊建築公司多達3,000多家，外資建築集團也有十多家。建造業的急速增長，對當時香港整體的工商發展具正面影響。
麥理浩任內還奠定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石。國際金融業務的興起始可追溯到1960年代，由於美國在越戰泥足深陷，不斷印製美元鈔票支付軍費，導致美元貶值的壓力越來越大。終於在1971年12月，十國集團達成協議，終止自二戰完結以來美元以固定匯價兌換黃金的造法，標誌著戰後稱之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固定匯率制度瓦解。港元自1935年以來一直與英鎊掛鈎，而英鎊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之下，則與其他國際貨幣一樣與美元掛鈎。當美國政府在1971年12月將美元貶值百分之7.89時，港府隨即宣佈港元幣值不變，兌美元匯率實際增值百分之8.57，而兌換英鎊及黃金的匯價則同樣維持不變。不過，為免實際價值下降的美元仍可以較優厚的匯價兌換英鎊，英政府在1972年6月宣佈英鎊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浮動，港府遂宣佈港元跟隨浮動。到同年7月6日，港府復宣佈改與美元掛鈎，把匯率固定在每5.65港元兌1美元，以免港元匯率出現劇烈波動，這個匯率在1973年2月再調整為每5.085港元兌1美元。
不過，港府與美元實施固定匯率後不久，受到匯率市場不明朗因素困擾，加上市場上有大批美元湧入，港府擔心投機者按固定匯率迫使港府兌換持續弱勢的美元，於是在1974年11月25日宣佈港元自由浮動，港元與美元匯率則即時升至4.965港元兌1美元。港元此後自由浮動約九年的時間，到1983年10月才因為聯繫匯率制度的設立才重新與美元掛鈎。國際固定匯率制度的瓦解，在當時造成美元的貶值和其他貨幣的升值，為國際匯市的開放締造有利條件。同時間，石油輸出國組織成員國因石油危機而滾存大筆熱錢、加上交易和通訊技術的改善，促成新興國際金融市場的形成。香港位處亞洲，其地利之便讓香港的金融市場填補美洲紐約和歐洲倫敦餘下的空白，加上香港人的英語水平在東亞地區較佳，讓香港具備優勢發展成亞洲國際金融中心。至於經濟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在1979年發表的報告中，除了提倡香港發展轉口貿易外，也同樣提倡重點發展金融及其輔助性行業。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麥理浩逐步跟隨國際做法開放金融市場，港府的主要措施包括在1973年撤銷外匯管制、1974年撤銷黃金交易管制、在1978年取消自1965年以來停止向外資銀行發放牌照的規定、以及在1982年取消外幣存款利息預扣稅和降低港元存款利息預扣稅。在放寬金融市場的同時，麥理浩也制定一系列的法例規管金融和股票市場，以及在1980年制訂《香港銀行公會條例》，加強對銀行的監管。根據條例，香港所有銀行均要加入於翌年成立的香港銀行公會，而且要劃一採用由銀行公會釐訂的利率。自從港府放寬外資銀行來港開業的規定後，僅1980年便有多達115家商業銀行在港經營，其中88家屬於外資銀行；而根據1982年的統計數字，全球100家最大規模的銀行之中，有多達63家在香港設有分行或辦事處。銀行業的發展配合新興金融市場的快速崛起，到1985年的時候，香港已成功晉升為世界第三大國際金融中心。
麥理浩任內香港在1980年的維多利亞港景色，可見不少新落成和正在興建的摩天大廈
整體而言，麥理浩見證香港經濟突破樽頸，經濟增長之強勁為開埠以來所未有，更一躍與南韓、臺灣和新加坡並稱為「亞洲四小龍」。在任逾10年的時間當中，香港平均每年的實質經濟增長率達百分之10，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10年間增長5倍，而整個1960年代的增長則只有2.8倍。在經濟起飛的同時，製造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71年的百分之30，降至1981年的百分之27；而同期金融及其他商業所佔的比例，則由百分之15增加至百分之23。藉著經濟循多元化發展，麥理浩不單造就香港經濟起飛，也令香港由昔日的貿易轉口港，逐步向國際金融中心的方向進發。
經濟的急速增長，還造就船運大亨包玉剛爵士與地產大亨胡應湘（後為爵士）和李嘉誠（後為爵士）等新興華人富豪的崛起。到麥理浩在任後期，隨著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香港對剛剛起步的中國經濟起支援作用，並在「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為大陸經濟方面注入科技、專業知識和資金來源。可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也造成香港自1980年代開始，工業紛紛北移大陸和製造業趨向式微的問題。
麥理浩任內沒有對行政局及立法局作重大的改革，也沒有為兩局引入民主成份，兩局所有議席仍然維持委任制，而非透過選舉產生。在他上任之初，行政局作為港府的決策機構，共設15個議席，其中主席由他本人擔任、另有五席當然官守議席、一席官守議席和八席非官守議席。非官守議席除了在1978年增加一席至九席以外，行政局的議席佈局在他任內基本上沒有重大變化。就非官守議席而言，麥理浩在任初期的八席議席當中，華人和外籍人士本來各佔四席，但華人議席數目由1974年起比外籍人士的議席數目多出一至兩席不等，反映麥理浩對華人勢力愈益重視。
立法局方面的改革幅度則較行政局來得明顯，在1971年的時候，該局共有26個議席，其中主席一位由他自己出任、另有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八席官守議席和13席非官守議席，意味政府和外界的議席各佔13席。在1972年，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各增兩席，使到政府和外界的議席各自增至15席。不過，麥理浩在1976年大幅增加非官守議席，打破了過往的平衡局面。在當年的立法局改組中，官守議席由原來的10席增至15席，但非官守議席則由原來的15席大幅增至22席，加上主席和原來的四席當然官守議席，政府只佔20席議席，非官守議席數目首次超越政府議席數目。此後，官守議席與非官守議席數目在歷年均有所增加，但非官守議席多於政府議席的局面不變。到1981年的時候，立法局總議席數目增至50席，除主席和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外，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分別佔18席和27席。雖然，局內非官守議席佔多數，但麥理浩依然是大權在握，因為他可以隨時委任臨時官守議員，確保港府的所有議案獲足夠票數通過。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對港督相當尊敬，而局內的非官守議員也要聽命於獲港督信任的首席非官守議員，因此非官守議席的增加，未對港府施政構成困難。
麥理浩對立法局的另一改革，是委任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加入立法局。在他以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主要由社會上最頂尖的精英階層擔任，匯豐銀行、怡和和太古三大傳統英資洋行必然有代表獲得委任；而香港總商會與非官守太平紳士也可透過類似間選的方式，各自提名一名代表到立法局任職，使局內必然各有一席總商會議席和太平紳士議席。麥理浩任內維持委任英資洋行代表的做法，但在1973年取消總商會與太平紳士提名議席的慣例。相反，他開始委任其他各行各業如工業界、保險界、社工界和教育界等等的代表，而且更在1978年委任出身草根，本來任職九龍巴士售票員、後來升任公關經理的王霖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王霖最初以不諳英語和擔心影響生計為理由推卻邀請，但麥理浩則鼓勵他在立法局以中文發言，並向他介紹在1976年引入的議員薪津制度，還教導他聘請議員助理，最終王霖接受邀請，成為立法局一位代表基層勞工的議員。
至於地方行政方面，麥理浩則作出重大的變革。在市政局方面，他在1973年確立該局負起公眾衞生和文康服務的角色，並向該局賦予財政自主權。在此以前，市政局本有16個議席，當中包括一席官守主席、一席官守副主席、四席官守議席、10席非官守委任議席和10席民選議席。在1973年的變革下，市政局所有官守議席遭到裁撤，而委任議席和民選議席則各佔12席，主席和副主席分別由議員互選產生。委任議員沙理士成為改組後的首任市政局主席，一直到1981年，主席一位才由民選議員張有興取代。
儘管市政局是香港當時唯一的民選機構，但由於選民資格被過份限制，市民對市政局的選舉反應十分冷淡。按當時的規定，市政局的合資格選民需符合一定的教育程度、符合一定的收入或納稅水平、或者是指定專業團體的成員。港府按這些限制把合資格選民劃分成23個類別，並以全港為單一選區，由他們透過投票選出12席民選議席。基本上，大部份基層市民因不乎合投票資格，因此也沒機會投票。根據港府在1979年的數據，全港估計有44萬名合資格選民，但在1981年的市政局選舉，全港登記選民數目只有34,381人，而最終投票人數更只有6,195人，僅佔登記選民數目的百分之18。不過，在麥理浩的改革下，市政局代表市民申訴的角色明顯增強。以1973年至1982年為例，市政局議員辦事處平均每年收到10,000宗市民反映的投訴，而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在同期收到的投訴數目，僅佔前者的三分之一。至於市政局的選民限制，要到後來隨著區議會的成立才一併逐步放寬。
除了市政局的改革，麥理浩還一手創立區議會。區議會作為香港最基層的議政組織，設立目的是希望鼓勵市民參與地區行政，增強官民溝通和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區議會尚未設立以前，麥理浩早於1972年在全港設立分區委員會，以及在市區設立民政區委員會。在市區，分區委員會隸屬於民政區委員會之下，委員主要由各個地區居民組成的互助委員會主席和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出任，而各個分區委員會的主席，則出任民政區委員會委員。民政區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均讓市民有限度地參與地方行政，但主要分別在於前者是官民溝通的主要渠道，後者則負責協調港府推行清潔香港運動和撲滅罪行運動等全港性的地區政策。針對新界方面，麥理浩在1977年為新市鎮和各地鄉郊成立地區諮詢委員會，角色相當於市區的民政區委員會，作為新界地區主要的官民溝通渠道。地區諮詢委員會不同之處，在於委員由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組成，並由各鄉鄉事委員會擔任當然委員。
民政區委員會與地區諮詢委員會只是過渡期的措施，在1979年，麥理浩復向立法局提出地區管理委員會計劃，計劃各區成立地區管理委員會，港九地區的委員會由各區民政主任出任主席，而新界地區的委員會則由各地理民官出任主席，各區委員會的成員建議由12個負責地方事務的部門派代表擔任，作為各政府部門針對地方事務的協調組織，為區議會的草擬作準備。在1980年6月，麥理浩正式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首度就地方行政發展作出公眾諮詢，隨後於1981年1月，他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落實各區區議會的設立計劃。
在地方行政計劃下，全港18個由民政區委員會與地區諮詢委員會改組而成的區議會，在1981年宣告成立，港九和新界分佔10區和八區。最初區議會的組成與原來兩個委員會的組成相同，並繼續由各區政務專員（前身為港九的民政主任或新界的理民官）出任區議會主席。到1982年3月4日和9月23日，新界和港九分別舉行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前者由新界選民選出56名非官守區議員、後者由港九選民選出76名區議員。1982年的選舉一共選出132名民選區議員，約佔全港489名區議員的三分之一，至於餘下三分之二的議員，主要由非官守委任議員、當然委任議員和少數官守議員組成。非官守委任議員大部分是前民政區委員會與前地區諮詢委員會的委員；至於當然委任議員方面，市區的區議會由市政局議員出任，新界的區議會則由各鄉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同年，各區的地區管理委員會也正式投入運作。
1982年的區議會投票資格比以往的市政局選舉大為放寬，任何年滿21歲、居港滿七年的香港市民，均符合資格投票。首屆區議會選舉是香港開埠以來首個大型選舉，為香港邁向普選和民主化踏出重要一步。當年選舉的投票率，也要比昔日的市政局選舉顯著上升，而市民只須居港滿10年，也符合資格參選。區議會選舉並非以全港九或全新界劃為單一選區，而是將港九新界劃分為若干選區，再由所屬選區的選民投票選出心儀的當區候選人。區議會的選舉模式和選民資格的規定，後來也為市政局所採納。區議會的運作得到港府的支持，各區區議會的秘書處服務除了由各區政務處提供外，港府還向區議會提供撥款舉辦社區活動和推行社區改善計劃，也經常派代表與區議員面對面接觸，拉近官民關係。
麥理浩在1981年發表的《地方行政白皮書》，還構思在新界設立相當於市政局的區域市政局，但區域市政局要到1986年才正式成立。經麥理浩一任，港府政制逐步發展成為行政立法兩局、市政局和區議會的三層垂直層級架構，讓不少有意從政的人士由區議會逐步晉身市政局、以至是立法局。然而，在新界設立區議會和區域市政局，導致兩者職能上與原有的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出現衝突，造成權力重疊的問題。
任內作出不少重大決策的麥理浩，認為要有效推動政策，就有必要提升政府的施政效率。有見及此，他甫上任不久便在1972年聘請國際顧問公司麥健時公司，研究港府內部的管治體制。麥健時公司於1973年完成研究，發表《麥健時報告書》後，麥理浩遂按建議重整港府的核心架構。在新的架構下，總督之下的輔政司、財政司和律政司三司維持不變，但在三司之下的輔政司署，則重新改組為經濟科、環境科、民政科、房屋科、保安科和社會事務科六個決策科、以及架設財政科及銓敘科兩個資源科。這個新的架構在當時被外界形容為「迷你內閣」，輿論認為新制度令港府管治架構變得像私人公司般更有效率，各政策科首長猶如公司的經理、總督是行政總裁，三司猶如行政總裁的副手，而行政立法兩局議員就像其他主要股東。但是，港府內部也有聲音，質疑麥理浩聘請外間顧問公司，一反過往殖民地由英政府委派專家組織委員會的造法；而新方案把部份制定政策的權力由行政立法兩局交到各政策科的官員手上，也使到過往只負責執行政策的官員需要時間適應。
麥理浩採納《麥健時報告書》的建議，重組政府核心管治架構，圖為布政司署（前稱輔政司署）所在的中區政府合署中座
繼1973年的改組後，麥理浩繼續按報告書的建議改組政府架構，而其他較主要的改組包括在1976年將輔政司改稱布政司，同時把輔政司署改稱布政司署、在1980年於布政司署增設教育科，由教育司任首長，而原教育司署則改稱教育署，受教育科管轄，首長由原來的教育司改稱教育署署長、以及在1982年裁撤環境科，改為增設地政工務科和運輸科等等。針對新界的發展以及地方行政的擴充，麥理浩對地方管治也進行重大的改組。在1974年，麥理浩設立新界拓展署，負責新界的開發和規劃，同年，他在原有的新界民政署之上設立新界政務科，原有新界民政署長一職則獲升格為新界政務司，負責總管新界政務和制訂與新界有關的政策。
1981年是香港地方管治架構出現重大轉變的一年，為統籌全港的地方行政事宜，麥理浩將新界政務司改組為政務司，新界政務科則予以裁撤，改為設立政務總署，由政務司任政務總署首長。政務總署之下分設新界政務署和港九政務署，取代原來的新界民政署、以及原本屬於民政科（1973年前稱民政司署）轄下的民政署。港九政務署和新界政務署的首長分別是港九政務署長和新界政務署長，前者前身是1973年增設的民政署長，後者的前身則是新界民政署長，值得注意的是，新界民政署長一職由1974年至1981年間，一直由新界政務司兼任。至於原本分別隸屬於民政司署和新界民政署的港九民政處和新界理民府，一律改稱為政務處，並且隸屬於港九政務署和新界政務署，而原有的民政主任和理民官也改稱為政務專員。
公務員本地化是麥理浩任內推動的另一主要政府架構改革，其同時也加快了高級公務員的本地化——透過大量招聘本地公務員取代過往從英國招聘公務員的做法，本地行政官員的數目由1970年的大約40名，增加超過一倍至1979年的91名，佔整體行政官員數目的比率也由原來的大約百分之36增加至大約百分之44。若果以官階更高的司級官員作統計，本地司級官員數目在1980年佔整體司級官員的百分之40，相反，在1970年的時候，本地司級官員數目僅佔整體司級官員數目的百分之19，而海外司級官員則佔百分之81。至1981年擔任高級政務官的本地出身者人數增加到258人，增幅達到8成以上。以港府管治骨幹的政務官為例，麥理浩任內較有名的本地政務官計有徐家祥、李福逑、何鴻鑾和徐淦等人，而王永平、林煥光、葉澍堃、俞宗怡、尤曾嘉麗、林瑞麟、張建宗和林鄭月娥等也是在麥理浩任內加入政府的本地政務官。
公務員的薪酬待遇方面，港府過往只會以不定期召開薪俸調查委員會的方式檢討公務員薪酬水平，因此港府沒有一套定期檢討公務員薪酬的機制，長久以來為不少公務員，尤其是初級公務員所詬病。麥理浩在任期間，公務員要求加薪的呼聲此起彼落，公務員組織工業行動的消息屢有所聞。其中比較哄動的事件，包括1971年公立醫院護士上街遊行和1973年文憑教師發動罷課，兩次事件均迫使麥理浩作出讓步，應他們的要求改善薪酬待遇。踏入1970年代後期，受通漲上升等因素影響，加上長期沒有調整薪酬水平，導致公務員的不滿情緒加劇。在1978年初，輿論傳出港府決定公務員加薪，但布政司署在同年2月對消息加以否認，使公務員團體感到失望。到7月的時候，港府卻公佈公務員加薪方案，然而，公務員團體認為加薪幅度太低，消息反而進一步激起他們的不滿。
在1978年，公立醫院配藥員、郵政署員工、社會福利署員工和新界民政署測繪員因不滿薪酬待遇而相繼發動工潮，形式包括遊行、靜坐、「按章工作」、甚至是怠工和罷工；此外，護理人員和警務人員等公務員職系也紛紛醞釀工業行動，希望改善薪酬，種種行動均使港府大感頭痛。同年，33個公務員團體更合組公務員聯合會，企圖集結各團體的力量迫使政府讓步。面對公務員的壓力，麥理浩遂於1978年12月宣佈設立一個獨立的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簡稱薪常會），負責檢討公務員的薪俸事務。薪常會隨後於1979年正式設立，首任主席是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簡悅強爵士。與昔日的薪俸調查委員會不同，薪常會委員全部由香港社會上的獨立人士擔任，當中沒有由英國政府委派的人員，而且薪常會是常設機構，意味薪常會在日後會繼續按社會的發展，對公務員的薪酬作出檢討。麥理浩設立的薪常會除了成功化解1978年的連串工潮外，也確立一套獲得公務員團體支持的薪酬檢討制度。麥理浩卸任後一年，港府於1983年再按薪常會的建議成立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由該委員會對私人市場的薪酬水平進行調查，作為調整公務員薪酬的參考指標之一。
麥理浩推行的不少政策獲得社會肯定，而他對民眾展現友善和親民的作風，更是贏得普遍香港市民的愛戴。不同於昔日高高在上的殖民地港督，麥理浩除了在重要的官方場合穿著官服或西裝外，平時更愛穿著簡單的短袖開領便服。他不時身穿便服走訪市區和新界各地，面對面與市民接觸，親身聆聽他們的要求，盡顯親民一面。本身熱愛大自然和郊遊的麥理浩，也愛在閒時泛舟海上，或在新界的山頭漫步，不少新界鄉民偶爾會在偏僻的鄉郊山路上，碰到港督正在低調地巡視，並聆聽鄉民的生活概況。為了發起帶頭作用，他在推動清潔香港運動期間還放下身段，動手參與清理海灘垃圾的活動，這對昔日的港督而言是難以想像的。即使是每次從港督府前往中區政府合署的立法局議事廳主持會議，麥理浩均選擇直接步行，放棄乘坐港督專用的豪華轎車，有時還會在路途上與追訪的記者交談，令人感覺平易近人。
作為一位相當勤力和經常工作至深宵達旦的港督，麥理浩意識到耐心聆聽對施政的重要性，因此除了經常到民間聽取意見外，在制定政策時，他也愛邀請各界代表到港督府與他討論，從而使政策切合市民真正需要。他邀請的對象並不只限於工商界和政界的人士，不少壓力團體代表、報界人士、甚至是社工也成為了港督府的座上客。可是，面對香港社運的蓬勃發展，中文運動、保釣運動、文憑教師薪酬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和金禧事件一系列由大專學生組織的運動在他任內接踵而來，此外，一些像佳藝電視在1978年突然倒閉的事件、以及1979年油麻地艇戶被政府迫遷的事件，往往均因為港府未能及時處理或作出調解，導致民眾上街遊行表達不滿，甚至是到港督府向麥理浩請願。種種的運動反映出麥理浩低估群眾運動的影響力，以及港府欠缺危機處理的應變力。
雖然如此，麥理浩任內透過舉辦一系列盛事，實行與民同樂，疏導和消除六七暴動以來積聚的民怨。這些盛事包括在1971年11月和1973年11月舉辦第二及第三屆香港節，以一連串的大型娛樂活動，為香港營造祥和的氣氛。在1975年，麥理浩破天荒促成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與皇夫愛丁堡公爵於5月4日至5月7日訪港四天，成為香港開埠以來首位訪港的在位英國君主。當年英女皇訪港的場面盛況空前，全港各地不單搭建歡迎女皇訪港的牌樓，還有大型巡遊儀式和煙花匯演。在麥理浩陪同下，女皇在短短四天的行程中出席大小活動達20多項，且走訪香港各地，包括到訪中環嘉咸街街市、荃灣、何文田愛民邨、黃大仙摩士公園與橫頭磡邨、以及快活谷馬場等地，所到之處，均與民眾近距離接觸，吸引大批民眾夾道爭睹女皇風采。女皇訪港的安排十分成功，麥理浩在同年更獲女皇授予KCVO勳銜，以作答謝。
除女皇訪港外，女皇堂妹雅麗珊郡主也曾在1972年、1977年和1980年三度訪港，另外皇儲威爾斯親王查理斯也在1979年訪港。皇室成員每次訪港，場面均相當盛大，而查理斯在訪問新界期間，更獲得新界鄉紳的盛情款待。至於在1977年慶祝女皇登基銀禧期間，麥理浩也策劃大規模的巡遊和一連串的慶祝活動。這些盛事不單增強市民的歸屬感，皇室成員與麥理浩展現的親民作風，也讓市民對皇室和港督留下良好的印象。
麥理浩昂藏兩米、身材高大、樸實而帶點憔悴的外表、以及在演講時常作出深長的停頓，為他塑造出一種威嚴的形象。他在施政上強硬的作風、耿直的性格與堅決的意志，使他往往下了決定便不易退讓，但當察覺到自己犯下錯誤，也會勇於承認和加以糾正。雖然麥理浩的正義感為港府內不少同僚所敬重，但他大刀闊斧的政策和改革，卻引來不少舊派殖民地官員的不滿，傳聞指出民政司陸鼎堂正因為不滿麥理浩的新政，在1973年遭外放大洋洲，至1977年才再獲港府起用；至於原先盛傳會接替戴麟趾爵士出任港督的輔政司羅樂民爵士，也在1973年離港返英。麥理浩在1973年按《麥健時報告書》改革政府的管治架構，背後也引起夏鼎基和黎敦義（Denis Bray）等資深政務官私下的微言，而麥理浩在1977年警廉衝突後發出的「局部特赦令」，還導致他與廉政專員姬達的關係存有芥蒂。無論如何，得力於年輕一輩的政務官，再加上他威嚴強硬的形象，港府依舊有效地推動麥理浩的種種政策，他那過人的魄力和毅力，使他在香港的外籍人士圈子中獲得「Jock the Sock」和「Big Mac」等綽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