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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社論（簡稱“兩報一刊”社論）《毛主席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說：“毛主席與世長辭了，毛澤東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毛主席開創的革命事業后繼有人。”“毛主席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當前要把“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斗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社論發表以后，江青給張春橋打電話：“毛主席的臨終囑咐發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應沒有？我已對文元同志強調，宣傳工作要以宣傳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針辦’為中心，要反復宣傳。”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新華社《內部參考》、《紅旗》雜志、《光明日報》、《文匯報》、《解放日報》、《學習與批判》雜志等連篇累牘地宣揚“按既定方針辦”。據從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統計，上述6種報刊就登了宣揚“按既定方針辦”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報》、《光明日報》都把“按既定方針辦”做了通欄大標題。《光明日報》在報眼毛主席語錄欄，連續9天刊登“按既定方針辦”；從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進“按既定方針辦”的內容，就連一些專刊專頁的文章和詩歌散文，也被強加上“按既定方針辦”的話，達到了“四人幫”所要求的讓“按既定方針辦”覆蓋報紙版面的目的。 9月21日《文匯報》頭版頭條大標題是《上海工人階級堅決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針》；9月24日《解放日報》一版頭條通欄大標題是《駐滬三軍上海民兵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學習與批判》雜志在第10期刊出該刊記者寫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上海千萬人民的戰斗誓言》。10月2日，華國鋒在喬冠華9月30日送來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三十一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報告上批道：“此發言有誤，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話，我查了一下原件，與毛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毛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以下簡稱《永》），文中說“按既定方針辦”這一諄諄囑咐，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對我們黨和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高度概括和深刻總結，“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針，是絕然沒有好下場的”。
1976年10月6日——《永》文發表的第三天，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幫成員開會為名，由汪東興負責的警衛部隊8341部隊就地逮捕四人幫所有成員，對其進行“隔離審查”。立即派以劉西堯為首的工作組進駐《光明日報》，接管了報紙的宣傳大權；繼而宣布對《光明日報》社臨時領導小組負責人（即總編輯）莫艾隔離審查，責成莫艾交代《永》文發表經過和他同姚文元的關系。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這次事件被稱為“粉碎四人幫”。
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於中共十一大宣佈，「歷時十一年的我國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宣告勝利結束了。」
毛澤東逝世后，左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時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共黨內排名第一的領導人，并在同年10月發生的懷仁堂事變后被補選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成為最高領導人。10月10日，鄧小平親自寫信給華國鋒，表示永不翻案，要求恢復工作。
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的決議》，決定永遠開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張春橋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員江青、姚文元的黨籍，撤銷他們的黨內外一切職務。全會一致通過《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
1977年8月，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關于追認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決定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全會一致認為，華國鋒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華國鋒先后接替周恩來和毛澤東兩人的職務，成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領導人。中共十一大選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汪東興為副主席，五人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 在此次會議上，華國鋒還宣布「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勝利結束，但仍以肯定的態度對待文革。批判了四人幫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動公式，揭發了他們篡黨奪權、策動反革命武裝叛亂的陰謀，宣告“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幫”為標志而結束。繼續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認為“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斗爭為綱。
華國鋒雖然成功擊潰了四人幫，但是由于他的權力來源只是毛澤東的遺言“你辦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東興等支持，面對著鄧小平這一批元老，華國鋒的經驗、政策、革命歷史也比不上鄧小平，故華國鋒憂心會被這些元老奪去大權，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澤東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們都要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要始終不渝地遵循。”
文革結束后，鄧小平逐漸奪回在中共內的領導權
1975年1月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對文革進行了1975年整頓。1975年11月起，毛澤東、四人幫等人又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被恢復撤職前的一切黨政軍職務（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趙紫陽、萬里也進入了中央委員會。同年8月，鄧在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1978年3月，鄧小平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1978年5月，鄧小平把握機會，由他最親密的戰友、當時中共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胡耀邦負責，在《光明日報》發表由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初創的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該文在全國引起廣泛討論。他們巧妙地利用毛澤東的語錄，來為自己造勢，當時凡是支持該文實用主義論點的，都是鄧小平的支持者，而黨內大部分人確實接受了該觀點（唯一沒有表態的是華國鋒和毛澤東的親信汪東興）。7月1日，建黨節時，鄧小平成功地公開了毛澤東1962年為“大躍進”在黨內作自我批評的談話，表明即使是毛澤東也會犯錯誤，間接批評“兩個凡是”。到了9月，鄧小平已經開始公開批評華國鋒的“兩個凡是”了。
1978年12月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鄧小平在會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華國鋒被迫在會上作自我批評，承認“兩個凡是”的錯誤，而汪東興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會上還重新評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為其平反，確認了鄧小平的領導地位，同時支持鄧小平當權的陳云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79年1月胡喬木在中央宣傳部會議上指出康生對毛澤東的四個存在理論進行了篡改，強調黨的歷史不等于就是路線斗爭的歷史。
1980年2月，鄧小平的親信胡耀邦和趙紫陽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被視為鄧小平政敵的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四人在會上辭職，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趙紫陽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上接替華國鋒出任國務院總理，而抵制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陳永貴被解除了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1981年6月，華國鋒迫于以鄧小平和陳云為首的中共元老的壓力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辭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由胡耀邦接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本人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而華國鋒僅象征性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職務，至此鄧小平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1981年1月，最后判決江青和張春橋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并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獄），遲群18年，劉慶棠17年。對自1970年就被捕入獄的林彪集團成員的判決結果是：黃永勝、陳伯達、江騰蛟18年；吳法憲、李作鵬17年；邱會作16年。
文革結束后不久，中共中央開展了對文革的清理運動，譬如揭批查運動，對文革中積極參與的人進行了抓捕、審判。鄧小平、胡耀邦等人積極進行了平反冤假錯案，但是期間亦有打擊面過大、冤假錯案及選擇性辦案的情況。1980年，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原國家主席劉少奇、原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領導人被平反，胡耀邦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趙紫陽也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9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華國鋒迫于形勢，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由趙紫陽接任。
1983年，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整黨的決定。鄧小平講話要“清理三種人”，即在文革中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五月十日新華社報道，中共天津市委會同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黨組等有關部門作出決定，解散由“文革”中犯有嚴重錯誤的干部和造反起家的人為核心的707所黨委。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辦公室為這篇報道加的按語說，原中共707所黨委，組織上嚴重不純，政治上思想上頑固對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已經變質，完全喪失了一個黨組織應有的作用。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徹底否定“文革”就要堅決清理“三種人”》。4月2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評論員文章《就是要徹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發出第9號通知，明確強調要進行徹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紅旗》發表評論員文章《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八月六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全軍各單位發出《關于在部隊中深入進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見》。強調：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從思想、政治和組織上撥亂反正的一個根本問題。
在撥亂反正期間，中國共產黨并未徹底清算文革、同時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飽受爭議。1980年代，中國大陸又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左傾運動。有學者認為這些運動是繼文革之后再次發生的左傾運動、是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有人認為，雖然《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否定了文革，但該決議并未徹底清算文革的罪錯、未能進行深度反思，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對文革徹底清算將會影響中共執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開展。
此外，對毛澤東的評價也歷來充滿爭議。1979年起，以魏京生為代表的異議人士發動了“西單民主墻”運動，在北京西單地區張貼標語、大字報，批評毛澤東、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共產黨，但受到了鄧小平等人的打壓。另一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北京召開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在務虛會期間，會上會外出現了兩種情況：一種是有人批評十一屆三中全會背離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黨內和社會上又產生了擺脫黨的領導、懷疑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傾向。3月29日，北京市革委會發布通告：“凡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泄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4月8日，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關于處理北京、上海等地七個由壞人控制、把持的組織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共中央指出，自1978年10月以來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中城市陸續出現了一些自發性組織，極少數組織為反革命分子和壞人控制。
文革中還發生了許多大屠殺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領導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審判，或者僅受到了輕度的處罰（如有期徒刑或開除出中國共產黨），這在部分地區引起民憤，亦有民眾前往北京上訪。與此同時，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學者曾公開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館”，讓后人記住這段歷史并從中吸取教訓，防止歷史重演；該呼吁獲得不少民間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應。
1966年8月，桑頗·才旺仁增少將及其妻子遭受嚴酷批斗7年后，該少將于1973年被迫害致死。
文革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殺（包括官方處決）、武斗、私刑、自殺、批斗，等等；根據目前的資料，各方統計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十萬至2000萬不等。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爆發了二十世紀世界最重大技術災難“河南“75·8”水庫潰壩”，據估計造成數萬人至24萬余人死亡。
* 根據中國人民日報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以及其它文獻記錄，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帥之一的葉劍英披露，文革期間“死了2000萬人，整了1億人，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 依據美國知名政治學教授魯道夫·拉梅爾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773萬1千人，即每1萬人口里死亡96人。
*依據作家張戎和知名歷史學家喬·哈利戴于2005年所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間至少有300萬人非正常死亡。
*依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于1996年聯合編著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文革期間共有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萬5千余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斗中死亡23萬7千余人，另有703萬余人傷殘。
*依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陳永發于2001年所著的《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保守估計文革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172萬以上。
*依據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安德魯·G·魏昂德和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蘇陽于2003年發表的學術論文，他們研究了1520份中國1987年后公開的縣志，估計文革期間在中國''農村地區''：75-150萬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數量的人口永久傷殘、3600萬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習近平父親習仲勛遭批斗（1967年9月于西北農業大學）
文革期間的大規模屠殺包括：廣西大屠殺（及大規模食人事件）、內蒙古內人黨事件、廣東文革屠殺、云南文革屠殺、湖南文革屠殺、北京文革屠殺（紅八月）、江西瑞金大屠殺、青海二二三事件、寧夏青銅峽事件，等等。廣西和廣東的屠殺情況較為嚴重，有學者指出廣西65個縣的公開縣志中有43個記錄屠殺事件、其中15個縣的屠殺人數超過1000人，而廣東57個縣的公開縣志中有28個記錄屠殺事件、其中6個縣屠殺超過1000人。且許多官方公開的縣志中所記載的死亡人數低于官方機密檔案里的統計數據，存在掩蓋事實和混淆真假的問題。這些屠殺多是地方共產黨機構、政府機關、民兵甚至軍隊實施或組織實施的，屠殺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分子及其親屬，以及反對當地政府官僚的群眾組織成員；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殺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民。據保守統計，文革中全國發生的大屠殺造成至少30萬人死亡。
* 在廣西文革屠殺中，依據1981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共中央辦公廳、中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成立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官方最初承認的被屠殺者就不少于10萬人，亦有干部和民眾私下里認為是15萬、20萬或50萬。1984年，依據中共中央特別調查組最終統計，廣西文革期間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8.97萬人，全區失蹤2萬余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其中，兩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萬多人，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打死和槍殺的。 調查組發現，在武宣、武鳴、上思、貴縣、欽州、桂平、凌云等縣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僅1968年，廣西武宣縣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縣國家干部（包括原縣委書記）、職工至少有113人吃過人肉、人心、人肝。
*在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殺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軍的鎮壓屠殺最終導致約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兒童
*在湖南道縣大屠殺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殺，1397人被逼自殺，2146人被致殘
*在北京文革屠殺（紅八月）中，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在1966年8-9月間，僅僅在北京地區就有1772人被紅衛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另有33695戶被抄家、85196個家庭被驅逐出北京；而在北京大興縣，從8月27日至9月1日爆發了“大興事件”，數天內先后有325人遭屠殺，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38天，有22戶人家被殺絕。
重慶文革墓群，埋葬著眾多的重慶文革武斗的死亡者
文革期間，自1967年“一月風暴”起，造反派大規模奪權、建立革命委員會以取代黨政機關，而后諸多地區發生了大規模武斗事件，中國大陸進入全面內戰狀態，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嚴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瀘州武斗事件、重慶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華大學百日大武斗，等等。據估計，1967-1968年間，武斗共造成了30-5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此外，數百萬甚至上千萬人在文革期間遭到批斗，由群眾組織的批斗大會時常舉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陰陽頭、戴高帽游街、抄家、噴氣式批斗等等。文革期間全國至少10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這些被趕出城市的人們，在農村沒有住房，沒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學，生活十分悲慘。批斗導致許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殺，其中有學者估計僅文革初期就有10-20萬人自殺。
與此同時，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錯案，大批人員受到牽連，除了在屠殺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處決），亦有許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導致永久傷殘、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簡稱“清隊運動”）、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運動”和“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爆發了大量冤假錯案，其中僅清隊運動期間就有至少50萬人非正常死亡。
*1967-1969年，在內蒙古內人黨事件中，上百萬人被定性為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簡稱“內人黨”）成員，其中有數以萬計的人被屠殺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據1980年對于該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有34萬多名干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殘。
*1968-1969年，在趙健民云南特務案中，原云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誣陷為叛徒、特務，該案件導致138萬7千余人受到牽連，1萬7千余人被屠殺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萬1千多人致殘。
*在冀東“李楚離案”中，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楚離被誣陷為叛徒，受迫害入獄七年，該案件牽扯8萬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殺或遭私刑迫害致死。
*1967年，在山東棗莊“反黨叛亂反革命事件”（又稱棗莊“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據官方數據，私設監獄共500多處，共有10萬6百59人遭到毒打，打傷后留有后遺癥者2425人、致殘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
文革時期宣傳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海報：“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文化大革命廣泛影響了當時的中國人。文革頻繁的政治運動令經濟活動近乎停頓，同時也消耗了不少的資源。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數量達數千萬，而1966年8月起紅衛兵進行了大串聯，并得到了毛澤東的支持：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先后8次在北京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1300萬師生和紅衛兵，全國停課、停產串聯的人數以千萬計，全國鐵路系統承載巨大壓力。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 串聯活動才基本上結束，而也有觀點認為大串聯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不愿意屢番接見紅衛兵而決定打發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改造。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紅衛兵武斗時期所破壞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難以統計，而他們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份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牛鬼蛇神」；寺院、宮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
* 劃線代表死于文革期間（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此外，四人幫成員被打倒標志著文革結束。
+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主要中央官員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
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部長林彪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
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張春橋
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李富春
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賀龍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陳毅
政治局委員江青
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
政治局委員、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葉群
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
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
政治局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
政治局候補委員張聞天
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
政治局候補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聯部部長王稼祥
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
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
國務院副總理、秘書長習仲勛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
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
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張經武
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
+文革期間被打倒的主要地方官員
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
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舒同
中共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
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譚啟龍
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
中共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復生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龍書金
1968年北京市地圖，可見大量道路、街道名被更改為具有文革時期風格的名稱，如“紅衛”“反帝”“反修”等
文革對全國行政區劃的變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行政區劃變動最小的時期。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1967年4月版介紹，截止1966年底全國共有22個省、5個自治區、2個直轄市，29個自治州、1個行政區、171個專區、7個盟，170個市，2127個縣級單位（其中2005個縣、66個自治縣、52個旗、3個自治旗、1個鎮）。到文革結束時，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簡冊》1977年3月版介紹，截止1976年底全國共有22個省、5個自治區、3個直轄市，29個自治州、1個行政區、174個專區、7個盟，185個市，2136個縣級單位（其中2013個縣、66個自治縣、53個旗、3個自治旗、1個鎮）。
文革初期由于當時的河北省會保定政局動蕩，1968年1月28日，鄭維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報《北京軍區關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的情示報告》中提出把省會遷到石家莊，次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即批準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并同意河北省會由保定遷至石家莊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在石家莊市成立，石家莊從這一天起遂成為河北省會。省革委的成立和省會的確定，自申請到批準，再到完成，前后僅用七天時間。
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以后，中共中央從備戰的角度考慮內蒙古的轄區過于狹長，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樣。北京軍區防御不便，就決定把內蒙古的東三盟分別劃給東三省歸沈陽軍區管轄、西三旗分別劃給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歸蘭州軍區管轄。內蒙古自治區行政區劃經過調整后，面積由118萬平方公里變為40多萬平方公里，面積大大縮小。這次行政區劃變動主要是著眼于軍事防御角度來考慮，再加上內人黨事件的爆發。文革結束后，國務院1979年5月30日批準內蒙古自治區恢復1969年7月以前行政區劃，以上行政區劃于1979年7月1日起劃回內蒙古自治區。
對于文革期間的經濟發展，各界的估計和評價一直存在較大爭議。文革期間，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受到了巨大沖擊、企業生產和管理混亂，而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時任副總理鄧小平等人的努力對國民經濟起到了一定的保護和恢復作用。1977年12月，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估計，“文革”十年造成了5000億元的國民收入損失，相當于建國30年內所有基建投資的80%、超過了建國30年全國固定資產的總和。依據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文革期間中國有5年的經濟增長率（國內生產總值）不超過4%，還有3年為負增長：1967年為負5.7%，1968年為負4.1%，1976年為負1.6%。對于文革后期1974-76年間的經濟發展，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華國鋒在1978年2月的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發布了《政府工作報告》，其中提道：“損失工業總產值1000億元、鋼產量2800萬噸、財政收入400億元，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等官方機構的數據，1978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中國成為了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156美元，81%的人口為農民，全國文盲人數將近2億、文盲率達25%。而在一同時期，在最貧窮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中，人均GDP的平均值為490美元。1966年-1976年，毛澤東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的經濟建設口號，期間包括國防工業在內的國家生產性建設投資占總投資的82.8%，遠超對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消費的投資；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全民所有制職工的年平均工資水平由636元下降到了605元，全國居民的年平均消費水平十分低下，僅從125元增長到了165元，增長緩慢。
1966年的大慶油田
文革期間，以壓縮基礎設施建設和居民消費為代價，包括國防軍事在內的生產性建設獲得了一定的發展。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其中，1967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為正增長。生產方面，1966年-1976年，鋼產量增長33.5%，原煤產量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農業方面，1965年-1976年，拖拉機、手扶拖拉機產量增長5.7倍和65倍，農業用電增長4.7倍，農用排灌動力機械擁有量增長4.9倍，農用化肥每畝施用量增長2.1倍；1965年-1977年，全國農田灌溉面積增長41％，全國機電排灌面積和水電站機電總裝機容量分別增長355.58％和643％；1965年-1975年，全國機井數增長935.89％。此外，文革期間，華北油田、大港油田、勝利油田、大慶油田的擴建，劉家峽水電站投入使用，葛洲壩的開工；1966年到1978年，中國原油產量以每年遞增18.6%的速度增長，1978年突破1億噸，使中國由“貧油國”躍居世界第8產油大國，原油加工量比1965年增加5倍以上。1972年以后，以毛澤東、周恩來批準的《四三方案》為中心，投資幾十億美元和200億人民幣，從國外引進了26個大型成套設備和技術，建成了北京石化總廠、上海石化總廠、武鋼一米七軋機工程等幾十個冶金、化肥、紡織大型企業。
1967年，民眾慶祝中國第一顆替代=
反右運動和文革時期，知識分子被視為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廣泛的批判和迫害，甚至被貶低為“臭老九”。文革期間，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中國科研發展受到了重大沖擊，許多科研項目停滯、科研隊伍解散；僅在青海省核基地一處，截止1971年9月就有四千多名職工受到迫害和審查、310多人傷殘、40多名職工自盡、5人遭到槍決。1968年，“兩彈一星元勛”姚桐斌被毒打致死、“兩彈一星元勛”趙九章自殺身亡，而“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于1968年不幸空難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國語言學家）被隔離審查、自殺未遂。此外，包括“兩彈元勛”鄧稼先、 “氫彈之父”于敏在內的許多科研工作者及其家屬受到政治迫害，錢三強和太太何澤慧一起被下放到陜西的五七干校，部分擁有英美留學背景的科研人員被污蔑為“間諜”或“特務”，只有錢學森等少部分人因為周恩來于1966年特別列出的一份名單而受到保護。
截止1968年底，中國科學院在北京的171位高級研究人員中就有131位被打倒，全國范圍內共有229人被迫害致死。而上海科技界的一個“特務案”就牽連了14個研究單位、1000多人，其中被刑訊逼供、殘酷迫害的科研人員和領導干部達607人，2人被打死、另有6人自殺。數學家熊慶來1969年被迫害致死，華羅庚被抄家3次、研究手稿散失，陳景潤不堪造反派的侮辱曾跳樓自殺未遂。包括數理經濟學家周華章、計算機學家周壽憲在內的至少8位曾留學美國的頂尖科學家被迫害而自殺，其他著名知識分子如梁思成、熊十力、田漢、老舍、翦伯贊、傅雷、吳晗等人被迫害致死或自殺。
另一方面，在文革的困境中，科研人員和科學工作者依然取得了一些科技成果，較為重大成果的包括：“兩彈一星”中的導彈、氫彈以及人造衛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臺每秒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第一顆返回式衛星，陳景潤有關哥德巴赫猜想的定理，袁隆平等人的早期雜交水稻成果，以及第一代血源性乙肝疫苗。其中，第一艘核潛艇于1958年起就開始研制，期間經歷了大躍進、中蘇交惡、三年困難時期和文化大革命，1960年初大多數科研人員營養不良、全身浮腫，文革時期“白天養豬、修豬圈、接受批判”，晚上才有時間進行科研。而文革嚴重沖擊了企業生產，導致送往核潛艇研究所的科研設備粗制濫造，可靠性差、達不到設計和使用標準。
身穿紅軍軍裝的芭蕾舞劇演員出演樣板戲《紅色娘子軍》
* 文革初期全國所有的學校進入停課狀態，大學入學考試（高考）取消。文革開始后的數年內，圖書館藏書被焚燒，在校園內發動武斗，教師被當眾羞辱、打罵，一切教學科研工作全部停止。文革中，知識分子不被尊重，大多數被下放進行體力勞動，有些則遭到殘酷對待，財產被沒收。許多知名學者不堪羞辱，選擇自殺。根據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在1966年8-9月間，僅僅在北京地區就有1772人被打死，其中包括許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 1968年，毛澤東在一次批示中表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一段話被稱為《七二一指示》。1970年開始，許多大學按照這個指示招收“工農兵學員”。 工農兵學員由各地各界單位推選，選擇對象主要是家庭背景貧窮、政治思想激進的二、三十歲的青年，與本身的教育水平文化素質基本無關，很多是初中甚至小學以下文化水平。工農兵大學生去各大高等教育機構的主要目的是以毛澤東思想改變教育系統，即將激進的思維加到各大院校中。
*在基礎教育方面，文革初期中小學生也紛紛停課鬧革命，中小學生組成所謂“紅小兵”代替了原先的少先隊，提倡“階級教育”。陸續復課以后，對中小學教材進行了刪砍、合并，中小學教科書出現“政治化”、“形式化”， 大大削弱了科學文化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教學，而毛澤東著作、毛澤東語錄以及其他大量的迎合當時政治斗爭需要的材料被選入教材，原有各學科的知識體系被打亂。文革早期一度取消了考試，城市中小學畢業考試一律不舉行, 采取民主評定辦法考核成績，而后強調“開卷考試”、“開門考試”。
同年齡的老三屆大部分人都失去了繼續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只有少部分人在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知識青年下鄉，對農村開發建設起著微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知識青年在鄉間所受的教育不多，演化成知識青年務農的怪現象，對中國教育資源、人力資源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而由于農村的建設作用不大，20世紀中國大陸的農村依舊貧窮落后，其農村建設也不如鄰近的日韓和臺灣。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紅衛兵運動，曾經被蘇聯的一位評論家指為“師事托洛茨基的”，為了爭權奪利，竟不擇手段的利用青少年。
1966年的市民婚禮場景，參與者簇擁著掛有毛澤東肖像的卡車
在此階段，提出了“破四舊”、“開門搞科研”、《七五憲法》中提出的“人民代表以工農兵為主體”等眾多新觀點，提倡“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人身攻擊。很多歷史文物、私人古玩，甚至祖輩遺物在“破四舊”的口號下被紅衛兵砸爛；大量的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工作者被迫下鄉，甚至在文革期間受迫害而死。
文革期間，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限制，部分地區的少數民族發起武裝起義，但受到鎮壓，譬如1975年在云南回族聚居區發生的沙甸事件。在西藏地區，紅衛兵曾前往扎什倫布寺的佛塔將在該寺曾存放的五世至九世班禪的遺骨挖出肢解拋棄。文革后，十世班禪只得把殘存不齊的從五世至九世班禪喇嘛的靈骨聚集在一起。
文革期間，臉部被破壞的佛像
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有大量文物被焚毀，古蹟等也遭到摧毀破壞，給中國造成了難以彌補的巨大損失。文革中的千古暴政“破四舊”活動將中國城市與鄉村千百年來形成的歷史文化古蹟和遺產當成封資修的東西徹底破壞和毀盡。即使連“和平解放”的古北京城的大量古跡也慘遭破壞。中國的許多名勝古蹟沒有在戰爭中毀滅，卻在文革破四舊中破壞砸毀。而有部份古蹟因時任總理周恩來派兵保護，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宮、西藏布達拉宮等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價值的文化古蹟得以倖免。
文革時期的中國與當時相對開放的蘇聯徹底決裂，兩國關係嚴重惡化成為後來中美建交的遠因，但外交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中國大陸不僅對外輸出革命，亦強硬對外輸出意識形態，甚至認為“毛主席是世界領袖”，導致與數十個國家關系緊張，與部分國家惡化到斷交的地步，包括中非、印尼、加納。譬如，文革期間，中國通過各駐外使館、領館，對外宣傳中的極左做法，并向當地華僑和國民強行散發毛主席著作、語錄、像章和“文革”宣傳品； 許多中國駐外大使、參贊幾乎全部奉調回國參加政治運動，許多人受到批斗，駐外使館的工作不能正常進行；甚至有外賓也被要求要面對毛澤東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語錄》放在胸前，進行“匯報”、“請示”。在國內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焚毀蒙古駐華大使專車事件、王府井“圍攻外賓事件”等重大外交事件。1967年，日本受文革影響的學生游行
1967年香港工人舉行“反對港英當局迫害斗爭大會”
此外，文化大革命也在世界其他地區產生了影響，“造反有理”這句口號被全世界所有對現狀不滿的人使用。 文革影響了當時的阿爾巴尼亞、朝鮮、法國、埃塞俄比亞、荷蘭和智利等一些左翼勢力強大的地區；其中，受毛澤東和文革的影響并得到中方資助的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于1975-79年初進行了紅色高棉大屠殺，造成約200萬人死亡、占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 ：1968年菲律賓共產黨按照毛澤東思想重建，其領導人活躍于菲律賓1970年的動亂時期一季風暴中。自那時起，菲共領導的菲律賓共產主義叛亂延續至今。
* ：1967年爆發了受中國革命道路鼓舞的納薩爾巴里起義，由此開始的印度共產黨（毛主義）及其前身領導的納薩爾毛派叛亂對抗印度政府至今。
* ：1972年，崇尚人民戰爭思想的土耳其革命工農黨左派正式組建土耳其共產黨/馬列，主要活動于土耳其東部，土耳其毛主義叛亂由此開始。
* 民主柬埔寨：在毛澤東思想的影響下和中國的資助下，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發起類似的大清洗運動，這場被稱為“柬埔寨大屠殺”的種族滅絕運動最終在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結束，據估計造成了150萬至300萬柬埔寨人的死亡，約占當時柬埔寨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 ：文化大革命對知識分子的迫害引發了日本文藝界的強烈反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川端康成、曾經居住于中國東北十數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石川淳四人于1967年聯名發表聲明反對文革。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長宮本顯治在文革前夕訪問中國，因拒絕與中共一同批判蘇聯而導致日中共產黨決裂。部分支持毛澤東思想與文化大革命的日共黨員獨立或被開除出黨，成立了日本新左翼中的數個。新左翼領導下的日本學生運動中，有學生于東京大學事件期間在大學正門掛起毛澤東肖像并涂寫文革口號「造反有理」，亦有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向防暴警察扔自制的燃燒彈。
* ：在文革期間爆發多次由共產黨領導的激進左派工人罷工運動，之后演化成六七武裝暴動，引發北京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涉外事件。
* ：因澳葡政府拒絕氹仔坊眾學校重建項目，發生一二·三事件。
* ：1968年，發生全國性動亂五月風暴，工人、學生高舉《毛主席語錄》游行。
* ：各高校學生佩帶紅袖章示威。成立于1966年的美國黑人民權組織黑豹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之一，也曾高舉《毛澤東語錄》游行。
* ：大學漢語系的學生自制紅衛兵袖章賣錢，生意興隆。
* ：中華民國政府于1966年11月以復興文化之名義開展了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抵制文化大革命，并組成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總統蔣中正則多次發表譴責演說，甚至已經指示中華民國國防部令五十萬國軍備戰，戰斗機天天升空演習，準備反攻大陸，據說蔣也以前黃埔軍校校長身份與學生林彪保持信函連絡；后因美國拒絕提供中華民國作戰戰略物資補給，趁大陸「文革」來「反攻大陸」作戰之舉方停。
* ：在1964年秋，蘇聯勃列日涅夫上臺之際，朝鮮與蘇聯恢復了關系。與蘇聯決裂的中國對此表示不滿。1966年起，中國領導人以及紅衛兵譴責金日成是修正主義者，朝鮮則批評中國的領導人是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中朝兩國甚至互相召回大使，兩國關系跌至冰點。但是，中國對毛澤東的崇拜之風反而使朝鮮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加以強化，朝鮮和中國一樣在強調獨立思想體系。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后，中國社會經濟復蘇并順利地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文革平反後，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對社會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認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長期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
至今仍能在未進行拆除的農村看到的毛澤東語錄粉刷
文革至今仍沒有得到官方清楚的過程呈現、事件記錄，缺少多角度多主體的講述，更遑論全面分析和吸取教訓。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大多是在海外進行的。有關文革的記錄和研究成果，大多在海外出版。中國國內的記錄、研究特別是發表仍然是一個禁區，即使以個人回憶錄方式呈現對那段歷史有所涉及的作品，也是相當有限的。
2012年3月14日，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大記者會上表示粉碎四人幫后，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的錯誤和封建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溫家寶還表示如果中國不進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再次發生。
有學者指出，中國第五代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許多言論和舉措是對毛澤東時代的復辟，推崇個人崇拜、煽動民族情緒、背離憲政主義，還有人認為這有可能將中國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2021年11月11日，在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閉幕后發表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指出：“遺憾的是，黨的八大形成的正確路線未能完全堅持下去，先后出現“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錯誤，反右派斗爭也被嚴重擴大化。面對當時嚴峻復雜的外部環境，黨極為關注社會主義政權鞏固，為此進行了多方面努力。然而，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不過，多間媒體就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繼續否定文革等過去中共建國后的歷史錯誤來鞏固他個人的統治地位。
*1980年，意大利知名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在北京對鄧小平進行了專訪，當問到文革是否是一場內戰時，鄧小平認為：還能說不是嗎？人民分裂成兩派，互相殺戮，又因為老干部給打倒了，那些自稱“造反派”的人便更形猖獗，像林彪和四人幫那一伙。啊，許多人在那場戰斗中死了。當問到文革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時，鄧小平指出：很難估計，因為有種種不同的死因，況且中國又那樣大。不過，請聽著，這么多的人死去，就算不計當時發生的其他悲劇，單是死亡人數就足以說明文革的錯誤。......我可總結地說，毛主席的過錯是政治性的過錯，這樣講并不減低他所犯過失的嚴重性，更不能說是為這些錯誤有所辯護；可是，講到政治過錯是一回事，講到林彪或者四人幫的罪行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確縱容了林彪和四人幫，他們利用他的政治過錯來篡奪權力......
*自從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后，中國官方始終對于文化大革命采取否定的態度。其長期正式的說法是，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者（指毛澤東）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指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并指出毛澤東應為“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相當責任。文革爆發原因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毛澤東對國內的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對當時的階級斗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另一方面，由于毛澤東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功績，使他的聲望達到高峰，成為人民心目中的「偉大領袖」，在這一背景下，社會主義的精神受到嚴重打擊與背叛。
*毛澤東時代后，在中共官方的話語體系中，文化大革命成為了一種混亂、無序的比喻。其中比較著名的是在1989年5月20日北京市頒布戒嚴令時，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就使用了“文化大革命”一詞來形容持續進行的學生示威運動，以此成功說服最高層動用軍隊進入北京城。
*2002年，中共中央黨校黨的建設部張志明：「文革結束以來，一直有種很權威的觀點，認為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共一直沿著八大確立的路線走下去，中國社會就會順利實現現代化、實現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進步目標。我個人認為，這一結論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個大的前提條件，那就是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必須在“以蘇為鑒”的反思中，在認識上真正超越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即在經濟體制方面，必須改變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為市場經濟體制；在政治體制方面，必須改變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模式為法治模式。事實是，當時中共主要領導人對斯大林錯誤的反思僅僅限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層面，不僅沒有懷疑到蘇聯模式的合理性，不僅沒有觸及到制度層面，而且對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關于斯大林的錯誤是制度問題的觀點還進行了批駁。」
*2009年，新華社發表評論，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文化大革命這樣嚴重的錯誤，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走了大的彎路。 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溫家寶在2012年卸任國務院總理前最後一次兩會記者會上說：「隨著經濟的發展，又產生了分配不公、誠信缺失、貪污腐敗等問題。我深知解決這些問題，不僅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
*2018年，中國官方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大大淡化了文革對國家的負面影響和毛澤東的責任，引起外界關注中共對文革的定性是否有改變。而2019年9月27日，新華社在一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回顧該國歷史的文章中繼續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內亂”。2019年版的歷史教科書恢復了一部分原來的定性，刪除了很多2018版中中性的詞語。書中提到「……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2020年版的歷史教科書則完全恢復了40年前官方對于文革徹底的否定，用詞非常嚴苛，和2018年以前的版本幾乎相同：「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是錯誤的。」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中指出：“毛澤東同志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作出完全錯誤的估計，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釀成十年內亂，使黨、國家、人民遭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教訓極其慘痛。一九七六年十月，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 1967年，毛澤東在《紅旗》雜志第1期姚文元的一篇長文所加的批語中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觸動到人們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是人類從未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革命變革，它將鍛煉出整整一代堅強的共產主義者。”
* 1968年4月，《人民日報》公布了毛澤東最新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繼續。”毛澤東指出：“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1977年8月，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報告：“鑒于蘇聯復辟資本主義的歷史教訓和我國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毛主席以無與倫比的偉大革命氣魄，親自發動和領導了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沒有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重大路線斗爭的勝利，粉碎了劉少奇、林彪、“四人幫”三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在反復爭奪中奪回了被他們竊取的那一部分權力，使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為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全面地、正確地貫徹落實掃清了道路。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我們黨取得了直接依靠億萬人民群眾戰勝黨內走資派的豐富經驗，廣大干部和群眾經受了嚴峻的考驗和鍛煉，大大提高了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覺悟，提高了識別政治是非和政治騙子的能力，他們在反對‘四人幫’的艱巨復雜的斗爭中表現出來的覺悟性和識別力，就是最生動的證明。經過這場政治大革命，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大為普及，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在偉大實踐中得到了豐富和發展，更加深刻地為廣大干部和群眾所掌握。在世界上，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提供了新鮮經驗，大大增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斗爭的勝利信心。毫無疑問，我國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將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歷史上的偉大創舉而載入史冊，隨著歷史的前進，越發顯示它的燦爛光輝。”
* 文革參與者朱永嘉：毛澤東經常思考的是如何防止蘇聯這種修正主義在中國重演，所以才有放手讓群眾起來揭露我們的陰暗面，讓群眾來鑒定和檢驗我們黨的各級領導，特別是中高級領導干部的狀態。但是通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場群眾運動的結果是打倒一切，傷害了許多領導干部，文革結束以后勢必出現反復，通過文革并沒有達到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監督各級領導之制度的目的。且不管其成敗，這個問題迄今仍是值得我們思考的一個尚未根本解決的問題。
* 文革參與者黃廉：“在我看來，毛主席敢于發動文化大革命，敢于暴露共產黨當權之后的種種陰暗面，是他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著無比的信任，否則絕對不敢發動群眾對走資派進行如此深刻和全面的揭露，文革是把一切共產黨掌權后的消極面和社會矛盾，特別是把當權派的真面目，統統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這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間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之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于動這樣的手術。”
* 高默波：在精英們制造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對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文革”卻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時期，因為正是在這時高家村第一次辦起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于是這個村歷史上第一次全部學齡兒童入學。“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因為赤腳醫生制度使農民看病方便且便宜。
*1966年10月，蔣中正（蔣介石）在《告中共黨人書》中表示：「殊不知自從三十年代以來，經過了大陸這十七年的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鬥爭失敗之後，到了今天，所謂『馬列主義』，就變成了『毛澤東主義』；所謂『階級鬥爭』就變成了毛澤東在黨內排除異己，互相傾軋的權力鬥爭；所謂『社會革命』，就變成了殘害人民、斫喪民族、荼毒社會的毛澤東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它自己亦就揭開了它『馬列主義』的外衣，暴露出它黃巢、李闖、流寇和晚清義和團拳匪的本來面目與野蠻手段，抹煞了你們共產黨內『行政』的和『軍隊』的組織，撤銷了你們『宣傳』的『文化』的和『教育』的系統，根本上乃是要摧毀中國文化，掃除知識份子，破壞現代文明，並想以其『人民戰爭』的法寶，來統制亞洲和世界人類，效法其二十年前希特勒的所為，這就是它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造反』的本質與作用。」《蔣介石評傳》中也記載他的評價“權力斗爭是真，其余都是假的。”
*1971年，林彪之子林立果的親信-{于}-新野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描述文革期間的現狀：“十多年來，國民經濟停滯不前”，“群眾和基層干部、部隊中下干部實際生活水平下降，不滿情緒日益增長。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統治集團內部上層很腐敗、昏庸無能”，“當前他們的繼續革命論實質是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式的”，“把黨內和國家政治生活變成封建專制獨裁式家長制生活”。
*在文革結束后不久，中國便出現了以《班主任》、《傷痕》等為代表的“傷痕文學”的流行，代表了當時社會上對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著名作家巴金在從1978年開始撰寫的《隨想錄》中，對于文革也進行了反思。并且在此后不斷地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在2005年春，廣東省汕頭市澄海區塔山風景區上，民間組織的文革紀念館（汕頭文革博物館） 正式開放，但直至4月17日，經《汕頭都市報》報導后才引起注意。
*2006年，胡平認為文革是：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加上恐懼死後，因為經濟的慘烈失敗，如斯大林一樣被黨內同志清算，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
*2013年，中國大陸官方的人民網、中華網以及騰訊網等媒體轉載《中國青年報》張鳴的文章，該文章認為，“在20世紀的人類歷史中，任何國家，有過我們這樣的文革嗎？唯一可以比擬的，就是德國的納粹時代。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卻連個像樣的歷史回顧、像樣的反思都沒有”、“不反思文革的社會，也許還是一個食人部落。這樣的部落，無論人們的外表多么光鮮，采用多么現代化的文明果實，終究還是沒有人性的食人部落。經歷了文革，國人沒有反思，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人人就都可能食人，人人也都可能被食。”
*2013年，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接受《人物》雜志采訪時說：“剛剛日子好了一點。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過了1962年開始好轉，還沒幾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么一個偉大的國家，這么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么亂七八糟。”
*袁騰飛評價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革時代：“誰想殺人就可以殺人，人人都可以殺人，所以20世紀最黑暗的一幕，真的就是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這片國土上，并不遙遠，結束了剛剛40多年，我們很多人都忘掉了。還有人高呼萬歲，這是很可怕的。”
*文革確保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進一步領導，逐漸脫離實際而個人專斷，凌駕于中央之上，使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受到嚴重破壞。也說明毛澤東政府之間常態性上下溝通不良，兩兩無法掌握底細，欺瞞誤報、訊息缺乏的現象頗為常見，引發錯誤政策而後又無法及時發現。
*大量文物遭到破壞而無法保存，許多被推倒的建築後來也只能所費不貲的重建。 在文革時期，文化教育被輕視、不用考試是當時教育的特點，而學生生活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學習對象有《毛澤東語錄》、最新指示、《毛選》）和停課鬧革命、街頭運動等內容，教育品質極低。 同時造成中國此時科技開始嚴重落後。
（部分知名著作，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 《中國季刊》，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季刊，1960年創刊。
* 《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莫里斯·邁斯納著，1977年出版。
* 《大動亂的年代》，王年一著，1988年出版。
* 《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劉青峰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年初版。
* 《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及演變》，徐友漁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
* 《當代中國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的學術半年刊，1990年創刊。
* 《超凡領袖的挫敗》，王紹光著，1995年出版。
* 《文革大屠殺》，宋永毅著，2002年出版。
* 《文革受難者 ——關于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王友琴著，2004年出版。
* 《毛澤東最后的革命》，馬若德、沈邁克著，2006年出版。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六卷·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卜偉華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卷·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史云、李丹慧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 《記憶》，美國華文記憶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季刊，2008年創刊（2019年升級為學術期刊）。
* 《為毛主席而戰》，何蜀著，2010年出版。
* 《極端年代的公民政治》，童小溪著，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出版，2011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第三卷，當代中國研究所，人民出版社、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
* 《文革時期中國農村的集體殺戮》，蘇陽著，2014年出版。
* 《脫軌的革命：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魏昂德著，2015年出版。
* 《文化大革命：人民的歷史，1962-1976》，馮客著，2016年出版。
* 《天地翻覆》，楊繼繩著，2016年出版。
* 《文革群眾運動的動員、分裂與滅亡——以社會運動學視角》，喬晞華、詹姆斯·萊特著，2019年出版
* 《風暴歷程：文革中的人民解放軍》，余汝信著，2021年出版。
（部分知名作品，以出品年代順序排列）
* 《隨想錄》，巴金著，1980年出版。
* 《文革之子》，梁恒、朱迪思·夏比羅（Judith Shapiro）著，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
* 《一百個人的十年》，馮驥才著，1991年出版，記錄了遍及全國的數十位平民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
*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張戎著，1991年出版。
* 《紅色紀念碑》，鄭義著，1993年出版，記述廣西文革屠殺期間的大規模人吃人事件。
* 《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李志綏著，1994年出版。
* 《牛鬼蛇神錄》，楊小凱著，1994年出版，紀錄了他在文革囚禁時期認識的社會各色人物。
* 《文化大革命博物館》，楊克林編，香港東方出版社，1995年4月初版。
* 《牛棚雜憶》，季羨林著，1998年出版。
*《殺劫-鏡頭下的西藏文革》，唯色著，臺灣大塊文化公司，2006年1月21日初版。
* 《沒有墓碑的草原》，楊海英著，2009年出版，記錄文革期間內蒙古地區的屠殺事件。
* 《血的神話》，譚合成著，2010年出版，敘述文革期間湖南道縣大屠殺。
* 《清華蒯大富》，韓愛晶著，2011年出版。
* 《張春橋獄中家書》，2015年出版。
* 《戚本禹回憶錄》，戚本禹著，2016年出版。
* 《我家: 我的哥哥遇羅克》，遇羅文著，2016年出版。
* 《獻給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勇士》，作者不詳，文化大革命初期（1969年秋）在紅衛兵中流行的詩文。
*《天讎》廈門第八中學紅衛兵凌耿著，1970年代美國《紐約時報》印制出版，描述福建文革實況以及全國紅衛兵大串聯至北京的長篇小說。
*《尹縣長》陳若曦著，1974年出版，短篇小說集。
*《反修樓》鼕鼕編著，1979年臺灣爾雅出版社出版，文革中篇小說著作集。
*《人啊，人！》戴厚英著，1980年出版，長篇小說。
*《將軍吟》莫應豐著，1980年出版，曾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紀實小說。
*《芙蓉鎮》古華著，1981年出版，描述了文革期間農村人的生活，曾獲茅盾文學獎。
*《平凡的世界》路遙著，1986年出版，曾獲得茅盾文學獎。
*《黃金時代》王小波著，1991年出版，中篇小說。
*《活著》余華著，1993年出版，余華的代表小說之一。
*《一個人的圣經》高行健著，1999年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的第二部長篇小說。
*《亮劍》都梁著，2001年出版，小說后半本大量描寫了文革運動。
*《血色浪漫》都梁著，2004年出版，長篇小說。
*《兄弟》余華著，2005年出版，小說上部描寫宋鋼與李光頭兩個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
*《三體》劉慈欣著，2006年出版，書中描寫大量文革情節，以葉哲泰的遭遇影射文革期間物理學家葉企孫先生遭受到的迫害。
*《生死疲勞》莫言著，2006年出版，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代表作之一。
*《啟蒙時代》王安憶著，2007年出版，長篇小說。
* 《早春二月》（1963年，謝鐵驪導演，柔石原著，謝鐵驪編劇，孫道臨、謝芳、上官云珠主演）
* 《再見中國》1974年：唐書璇導演及編劇，描述文革時中國大陸知青因不同理想而逃亡到香港，影片曾被香港政府以「影響與鄰近地區關系」禁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