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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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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K. Rowling's personal website
朱世杰《四元玉鑒·四象會元》中的四元術
四元術是中國元朝的數學家朱世杰所發明，記載在他的著作《四元玉鑒》裡。這部著作後來亦被收入《四庫全書》之內。四元術脫胎自李冶的天元術。天元術是中國古代利用算籌計算一元高次方程式的方法；而四元術則將這個方法擴展，變成可以計算四元高次方程式。並利用消元法，將方程式逐步簡化如下：
: 四元四次 -> 三元三次 -> 二元二次 -> 一元一次 -> 答案
天元術利用算籌將高次方程式垂直表示，並逐步消去高次方的數列。以下是現代代數和天元術表示法的比較：
天元術方程：
:::::::::::::  太
: x + 2y + 3z + u = 5
用“天”、“地”、“人”、“物”來表示 x, y, z, u。
::::::::::::y  w
*  上海--巴伐利亞虛擬校園 > 中國歷史上的科技創新 > 數學篇 > 從天元術到四元術 --半符號代數的創立
*  業余數學天地-數學精英-朱世杰
*  北京科普之窗 > 科學長廊 > 人物 > 發明家 > 李冶-天元術的碩果
菊池容齋筆下的清少納言
清少納言，日本平安時代女作家。姓清原，名不可考（有諾子的說法）。一條天皇時入宮侍奉皇后藤原定子。主要作品是隨筆集《枕草子》。此外尚有《》，皆為研究其生平之重要史料。
清少納言是歌人清原元輔之女，少納言或為其父親兄弟的官名。而關於清少納言的母系親屬方面，則一無可考。約生于村上天皇的康保三年（公元966）前后。少時與橘則光結婚，生有一子名橘則長，因則光勇武缺少文化修養，遂即離別。其後，則光供職宮廷，與少納言以手足相稱。正歷四年（公元993）前后，出仕于中宮藤原定子，中宮時年十七歲，少納言則年長十歲。至長保二年末（公元1000），中宮逝世，清少納言出宮。之後嫁給攝津守藤原棟世，生有一女，其女官名為「小馬命婦」。藤原棟世去世之后，少納言出家為尼。
17世紀江戶時代的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曾召集文士用漢文編寫了一部《大日本史》，其中關於清少納言的部分有如下記載：
其中「老而居家」之前的文字，其典出於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應為可信；然而老後落魄之說，則典出《古事談》、《古今著聞集》，此為說話集，多為採摭世間耳語傳聞，故清少納言老後落魄之說未必全然可信。
「清少納言」這個稱呼如前述，是依清少納言為女官時的官銜而來。「清」一字應是來自娘家姓氏「清原」。在枕草子一書中，皇后常稱其為「少納言」，至於其因尚無定論。依當時的習慣，常以女官之父、丈夫或兄弟等近親之官銜稱呼，但清少納言的親戚中並沒有擔任少納言之官者。有一說是清少納言在仕宮以前曾有一位中納言官銜的丈夫；另一說則是認為這一官稱乃為皇后所賜。另外，以女官的官品而言，少納言屬於下級至中級之官。
《源氏物語》與《枕草子》在日本文學史上，被並列為平安時代文學作品之雙璧。撰寫《源氏物語》的紫式部與清少納言為同一時代的人物，兩人也常被一起並稱為平安時代代表性的文學才女。她們同一時間在宮廷中侍奉，而且極可能有一起共事的經驗，但世傳二人交情並不睦。清少納言現存作品中並未提及紫式部，但紫式部日記中，則曾提及清少納言，並相當赤裸裸地寫下對她的評價：
對於人生的態度，基本上清少納言是屬於「欣賞派」，從身邊的生活點滴的當下，去發掘其中所蘊藏的樂趣與美，以充滿靈性的筆觸記載下來，而較不願去面對人生其他醜惡的一面，故作品中時時單純地流露出愉悅、幸福的樂天情緒。但事實上，這很難說誰是誰非，因為這兩人正好代表了正好相反的文學面向，展現截然不同的文學性格。清、紫二人對於人生彼此相異之觀照視角，共同豐富了平安時代的文學世界。
* 清少納言智慧板：與七巧板相似的益智遊戲。
category:日本女性散文家
四姑娘山（或）位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縣四姑娘山鎮境內，地處邛崍山脈中段，毗鄰臥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和米亞羅自然保護區，先后于1994年、1996年被國務院批準建立“四姑娘山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和“小金四姑娘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屬世界自然遺產“四川大熊貓棲息地”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漢語名稱“四姑娘”即該山的嘉絨藏語名稱“斯古拉如達（意為保駕山神）”的漢語音譯。
四姑娘山由四座相連的山峰組成，主峰幺妹峰海拔6,250米，有東方的阿爾卑斯之稱，位于東經102.9度，北緯31.1度，是邛崍山脈最高峰。么妹峰南側毗連的有三姑娘峰（海拔5,355米），二姑娘峰（海拔5,276米），大姑娘峰（海拔5,025米）三座山峰。
四姑娘山四座山峰中以幺妹峰攀登難度最大，1981年一支日本登山隊完成首登。二峰和三峰屬于登山入門級山峰，需具備一定的攀登技術。大峰攀登較為簡單。登山者一般以從日隆鎮出發，經海子溝或長坪溝前往各山峰的大本營。
“四姑”本來是藏語的音譯。因為恰好有四座山峰，所以后來當地的漢族人錯以為“四姑”是漢語，并把這個名字改成“四姑娘”。主峰則命名為“幺妹峰”，為四川話中最小的妹妹的意思。
小金四姑娘山是國家AAAA級風景旅游區。整個景區由雙橋溝、長坪溝、海子溝組成。
成都遠眺幺妹峰
*2008年9月，一搜狐網戶外頻道雇員和一當地向導在駱駝峰遇難。
*2009年6月，一中國職業登山向導、攀冰教練入長坪溝后失蹤。
*2009年7月，一登山者在駱駝峰遭遇落石遇難。
*2009年10月，4名俄羅斯人遭遇雪崩，2人被埋。
*2010年8月，一日本人在野人峰被落石擊中。
*2011年10月，14名登山者在穿越時與外界失去聯系長達13天。
*2012年1月，一福建驢友在攀登三峰時被大風刮下墜崖遇難。
*2014年1月，一廣州驢友在雙橋溝尖山子登山活動下撤途中，因巖釘脫落墜崖身亡。
*2020年11月，四姑娘越野賽期間，一高山攝影師在尋找撞山炸機的無人機過程中，發生滑墜遇難。
相親數（Amicable numbers），又稱親和數、友愛數、友好數，指兩個正整數中，彼此的全部正約數之和（本身除外）與另一方相等。畢達哥拉斯曾說：“朋友是你靈魂的倩影，要像220與284一樣親密。”
每一對親和數都是過剩數配虧數，較小的是過剩數，較大的是虧數。
例如220與284：
* 220的全部正因數（除掉本身）相加是：1+2+4+5+10+11+20+22+44+55+110=284
* 284的全部正因數（除掉本身）相加的和是：1+2+4+71+142=220
親和數中可輕易推出，一方的全部正因數之和與另一方的全部正因數之和相等。(此敘述不可逆，不能用來判斷是否為親和數)
* 220的全部正因數之和是：1+2+4+5+10+11+20+22+44+55+110+220 = 284+220 = 504
* 284的全部正因數之和是：1+2+4+71+142+284 = 220+284 = 504
前十個相親數是：（220,284），（1184,1210），（2620,2924），（5020,5564），（6232,6368），（10744,10856），（12285,14595）， （17296,18416），（63020,76084）和（66928,66992）……。 （另見和）
* 320年左右，古希臘畢達哥拉斯發現的220與284，是人類認識的第一對相親數．
* 約850年，阿拉伯數學家塔別脫·本·科拉就發現了相親數公式，後來稱為塔別脫·本·科拉法則。
* 1636年，費馬發現了另一對相親數：17296和18416。
* 1638年，笛卡兒也發現了一對相親數：9363584和9437056。
* 歐拉也研究過相親數這個課題。1750年，他一口氣向公眾拋出了60對相親數：2620和2924，5020和5564，6232和6368，……，從而引起了轟動。
* 1866年，年方16歲的意大利青年巴格尼尼發現1184與1210是僅僅比220與284稍為大一些的第二對相親數。
* 目前，人們已找到了12,000,000多對相親數。但相親數是否有無窮多對，相親數的兩個數是否都是或同是奇數，或同是偶數，而沒有一奇一偶等，這些問題還有待繼續探索。
對於正整數，，，，。若均為質數，則和是相親數。這個法則能找出符合親和數的數對，但時沒有其他符合的數對。
這是歐拉法則的特殊情況：第個塔別脫·本·科拉數。若、和均為質數，則和是相親數。
*在目前所有已知的情況下，相親數皆同為偶數或同為奇數。目前不知道一奇一偶的相親數是否存在，但若存在，則偶數必須為完全平方數或其兩倍，且奇數也必須是完全平方數。
*目前已知存在7對具有不同的最小質因數的相親數。
*在目前所有已知的情況下，相親數皆具有質公因數。目前不知道是否存在互質的相親數。若存在，兩者乘積必大於1067.
*1955年，艾狄胥·帕爾（PaulErd?s）說明相親數相對於正整數的密度為0。
*朝鮮語，亦即韓語，主要使用于朝鮮半島的一種語言
*朝鮮文，又稱韓字或朝鮮字，是用來記錄朝鮮語的文字，包括但不限于鄉札、口訣、吏讀、韓漢混用文、諺文
*韓愈的文章，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主張「文以載道」、宣揚儒道、破駢為散
*韓文 (天順進士)，明朝天順元年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寧夏巡撫
*韓文 (成化進士)，明朝成化二年進士，官至明朝戶部尚書
*韓文 (萬曆進士)，明朝萬曆十四年進士，官江西建昌縣知縣
*韓文 (作家)，中國大陸作家，著有《我的美國高中備忘》
博古，本名秦邦憲，字則民，博古為化名。江蘇無錫人，生于浙江杭州。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早年參加學生運動，后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精通俄語與政治理論，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臨時受命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書記負總責。由于中央紅軍在他的領導下連遭重大損失，他在遵義會議上退出中共領導集體。他代表中共參與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并與中國國民黨會談合作，積極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創建領導了《新華日報》、《解放日報》和新華社，是中共新聞事業的奠基人之一。1946年國共和談期間，因飛機失事遇難。中共執政（領導）的中國政府對其評價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中國共產黨新聞事業卓越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博古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和社會活動家。領導創辦了《解放日報》。曾任中共中央總負責、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推行過王明的“左”傾錯誤路線，后期翻譯了大量的馬列著作，對全黨普及和提高馬列主義理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因同王若飛、葉挺、鄧發等人同機在四月八日遭遇空難，故統稱為“四八烈士”。
博古本名秦邦憲，乳名長林，原籍無錫城內中市橋巷。無錫秦家是當地的望族，秦邦憲這一支屬于“西關秦”，始祖秦金被稱為“九轉三朝太保，兩京五部尚書”，開創了無錫寄暢園，秦邦憲是秦金的第十五代孫、北宋詞人秦觀的第三十二代孫。博古之父秦肇煌是清末舉人，曾任長興縣統捐局局長，在杭州做生意時，秦邦憲出生。
秦邦憲的父親因肺病去世，秦邦憲、秦邦禮、秦邦范三兄妹和母親朱氏相依為命。早年喪父和幼年艱苦的環境，使得少年的秦邦憲沉默寡言、顯得早熟。朱氏認為孩子教育關乎前途，送秦邦憲在離家不遠的秦氏公學中學習，因此校是秦氏家族所辦，秦家子弟無需交學費。朱氏為培養孩子，決定將他送入正規小學讀書，七歲時的秦邦憲進入無錫第一國民初等小學（今崇安寺小學），后轉入無錫的江蘇省立第三師范附屬小學（今無錫師范附小）。
1921年，秦邦憲試圖考入榮巷公益工商中學商科，以賺錢貼補家用，但未被錄取。后來考取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蘇州工專”）學習，接觸大量新思想，并加入由嚴樸與安劍平等人創建的“孤星社”。1924年1月，無錫在外埠讀書的學子組成“錫社”，孤星社與之合并，秦邦憲擔任蘇州委員會負責人。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當時身為蘇州學聯負責人的秦邦憲聞訊后，率先在蘇州工專舉行辦了校學生聲討大會，并且率20多所學校的3000多名學生上街舉行游行示威。因全身心參加學生運動，秦邦憲勞累成疾，最終只能肄業蘇州工專。
1925年9月，他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一說英語系），師從系主任瞿秋白，并旁聽惲代英等老師講授馬列主義理論課。不久，秦邦憲于同年11月，經顧谷宜推薦、高爾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正值第一次國共合作，上海大學中共黨組織決定讓秦邦憲赴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從事國共合作工作。
1926年10月，由中國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國共產黨批準，秦邦憲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蘇聯留學時，按照當局要求，秦邦憲取了俄文名字，中文音譯為“博古諾夫”。此后，秦邦憲使用“博古”作為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中蘇關系發展、孫中山與蘇聯建立聯盟的產物，有很鮮明的政治色彩，學校一切工作又是在蘇共中央領導下進行，所以中蘇兩國各自的激烈的政治斗爭，都在中山大學有敏銳的反映。列寧逝世后，蘇聯黨內出現斯大林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的沖突，缺乏政治斗爭經驗的中國留學生也不可避免卷入政治斗爭。1927年，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卡爾·拉狄克被解職，副校長米夫還在中國，所以教務長阿古爾代理校長，主持學校工作；這和支部書記謝德尼可夫產生沖突，支持兩派的學生也被被稱之為“教務派”和“支部派”。由于俄語出色，博古被指派擔任向忠發率領的中國代表團翻譯，躲避了中山大學內部派系矛盾沖突；也因此結識代表團成員劉群先，兩人隨后相戀，并于1928年5月在蘇聯結婚。
1928年初，中山大學少共支部局一些人對學校支部局工作不滿。校支部局以無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了“先鋒主義”帽子，并重新改組少共支部。當時博古因沒有直接參與學校斗爭，加上群眾關系很好，得到人的擁護，被舉薦為少共支部書記。當時蘇聯內部的兩派斗爭在1928年夏達到高峰，因此召開了十天會議，討論學校支部局的工作，當時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壓陣支持學校支部局，雖然遭到多數學生反對，但在博古等少數派支持下，仍然通過表決，支持學校支部局工作。會后，因擁護支部局的一派驕傲起來，反對派起名綽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
1929年下半年，博古以優越的成績考取了中國問題研究院研究生，同時還擔任校內工人班政治常識教員，黨的指導員及教務處翻譯。同年底，中山大學開始大規模的“清黨運動”，這一運動將很多中國留學生牽扯進入蘇聯黨內矛盾。心灰意冷的博古因此申請回國，并于1930年5月，借道法國，乘輪船回國，抵達上海后，他擔任全國總工會宣傳干事，從事地下工作。
回國后的博古，在上海與王明、王稼祥、何子述等老同學相逢，并討論當時時局。當時由李立三、向忠發領導的中共中央，崇尚以暴力奪權為主的指導思維，在中共三大上被共產國際糾正。博古、王明因此聯名向中央寫信反對李立三政策，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王明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1931年3月，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溫裕成因貪污而被撤職，次月博古調任此職位。
4月下旬，顧順章、向忠發相繼被捕，上海地下黨系統被破壞；9月初，周恩來、王明來到博古住所，告訴博古由周恩來去中央蘇區擔任書記、王明擔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改由博古主持中央工作，博古臨危受命。之后決定成立中共臨時中央，不設總書記、由博古負總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云、黃平、劉少奇、王云程等九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同年10月18日，陳紹禹、周恩來相繼離開上海，24歲的博古擔任中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其領導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接受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代表直接指導，并繼續貫徹執行四中全會方針。
當時恰逢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如何科學地估計這一形勢，制定正確方針政策是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重要任務。但博古率領的中共臨時中央，卻不能獨立地正確地認識并處理這些問題，仍然繼續忠實地貫徹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同年12月18日，中共臨時中央召開常委會，博古作了發言、起草修改了《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于1932年1月9日下發，使得中共臨時中央貫徹執行共產國際左傾錯誤，包括打擊地主士紳等中間派、照抄蘇聯經驗、強調城市起義、錯誤逮捕或批評黨員（寧都會議）。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致使張聞天、陳云等險些被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后，決定整體遷移中央首腦機關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次年1月，遷到中央蘇區瑞金，時任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的羅明接待博古，當博古問到臨時中央的指示時，羅明表示沒有傳達到基層，招致博古的忌恨。博古考慮到遷入后的中央機構繁冗，于是決心合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擔任總負責人。當時恰逢國民政府準備第四次圍剿戰爭，蔣介石親自掛帥進攻，博古同時召開中共中央局，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了羅明的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御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博古讀后勃然大怒，并起草《中央局關于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并隨后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干部被牽連撤職，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均被牽連。然而在前線的吃緊，使得沒有軍事經驗的博古只能仰賴朱德、周恩來的前線將領，并最終獲得勝利。
因為前四次反圍剿戰役的勝利，使得博古等人頭腦發熱，并認為決戰的時機已經來臨。1933年秋，共產國際派來顧問李德支援中央蘇區，基于對共產國際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讓他參與軍事決策；然而參與過歐洲戰場的李德卻不了解中國戰場的特點，遂與周恩來等人無法合作。同年冬，福建發生以十九路軍為骨干的李濟深、陳銘樞、陳公培、蔣光鼐的“福建事變”，本當抵御日軍進犯的十九路軍被蔣介石派去鎮壓紅軍，招致部隊憤怒，遂成立中華共和國，并與紅軍將領彭德懷、朱德密切聯系。蔣介石遂率中央軍抵達福建鎮壓，當時本用于第五次圍剿戰役的部隊抽調福建，紅軍部分將領彭德懷建議出兵支援福建。然而當時博古、李德則認為蔡廷鍇等人不可信，遂頒布《福建事變與我們的任務》拒絕支援，因此坐失良機。
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于1934年1月15日─18日在江西瑞金召開。博古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福建事變被平定后，蔣介石重新整理部隊，對紅軍發動第五次圍剿戰爭，由何鍵、陳濟棠、顧祝同、蔣鼎文率四路軍一百萬合圍，逐步縮小包圍圈。而李德則主張部隊在廣昌與國軍決戰，導致紅軍損失慘重，前線將領彭德懷與李德發生尖銳對抗，張聞天也激烈反對博古的軍事策略，核心領導的沖突已經公開化。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后續戰略方針，并確定將主力撤離中央蘇區，期間他與周恩來、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組成三人團主持軍事決策，因博古等人過于聽從李德的指揮，意圖與紅二、紅六軍團匯合，卻在沖破第四道防線時，使紅軍在湘江戰役中大敗，損失三萬部隊，促使中央紅軍領導人在12月11日湖南西邊縣溪鎮恭城書院召開緊急會議，會議贊同毛澤東建議，決定部隊前往國軍防范薄弱的貴州；然而紅軍將領對于長征的目標并不清楚，行軍中的將領們決定攻占遵義后確定。
1935年1月，博古主持遵義會議，會議上博古率先作報告，檢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軍事指揮錯誤，但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困難。周恩來隨后做副報告，稱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緊接著張聞天作反對中央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的報告；隨后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逃跑主義。隨即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紛紛贊同。會議召開三日，博古盡管沒有完全想通，但基于黨性原則，服從大多數意見。最終遵義會議決定取消三人團，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選毛澤東政治局常委；博古因此失去中共實際領導權。2月5日，紅軍進抵貴州畢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在這里召開政治局會議，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同日下午在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博古交出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裝有中央文件的挑夫擔子，交于周恩來再轉交給張聞天。作為權力的過渡交接，博古仍任政治局常委。此時的中央書記處的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秦邦憲和王稼祥決定派遣代表赴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變更，2月7日張聞天通知潘漢年與陳云赴莫斯科，倆人分開走，2月9日陳云脫離長征紅軍出發，2月10日潘漢年也出發。1935年9月中旬，潘漢年與陳云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匯報了遵義會議情況。1935年10月20日，共產國際批準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臨時總負責人。
博古為人廉正持平，當時三渡赤水中，中層軍官對大規模迂回作戰不滿，林彪因此寫信給張聞天，要求撤下毛澤東，換上彭德懷。博古從中做工作，將事情平息下去。8月，中央紅軍與張國燾紅四方面軍較量時，毛澤東與張國燾處處相爭時，博古始終站在毛澤東一邊；9月初，雙方的爭議已經不可調和時，博古還救出險些死于內斗的葉劍英。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之后，博古兼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他與林伯渠合作，一同治理地區的鹽運、賦稅問題。他還領導黨務委員會的董必武、張云逸、李維漢、王首道、郭洪濤五人小組解決當地肅反問題，釋放劉志丹、習仲勛、高崗、馬文瑞等一百余人。
1937年，毛澤東、周恩來和博古（右一）在延安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在會議后派出代表團，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三人作為中共代表趕赴西安，三人做出分工：周恩來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工作、博古負責黨內工作、葉劍英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工作。期間博古引導西安地下黨工作、成立陜西省委；并創建“紅中社西安分社”宣傳輿論，由李一氓負責。紅中社不久改名“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即現在新華通訊社的前身。事件和平解決后，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西安事變的經過與結束的報告》。
1937年2月24日，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1938年，博古、王明和周恩來在武漢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為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年6月，周恩來、博古、林伯渠趕赴上海、廬山，代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直接談判，期間博古起草《共赴國難宣言》（《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負責對外聯絡、統一路線和長江中下游地區黨建任務。之后被中共中央派赴南京參與國共合作的談判，并取得成功，期間，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博古擔任中共駐南京代表，參與組織恢復重建了南方13省的中共黨組織，組建了新四軍，營救了被中國國民黨方面拘押的大批中共黨員和革命群眾。1937年12月任長江局委員兼組織部長。
1938年1月11日，博古在武漢創辦了《新華日報》，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張向全國公開發行的報紙，它也是中國共產黨在南方的輿論陣地前線。1939年1月，因為抗日局面的惡化，博古改任南方局常委兼組織部長。1939年7月，因周恩來在延安騎馬手術骨折，送去蘇聯療養。同年8月27日至1940年5月31日，博古任南方局代理書記，負責南方國統區的地下黨工作。1940年11月，由于國共雙方摩擦加劇，中共中央開始陸續遷回南方局，博古此時返回延安；此時，博古與張越霞結婚。
在南京、重慶時，國民政府對《新華日報》的阻攔、恐懼和憎惡留給了博古很深的印象，皖南事變爆發后他希望能夠在延安創辦一份日報“以便于毫無保留地將我黨主張傳播到全國全世界”。1941年，中共中央決定將延安《新中華報》與《今日新聞》合并，出版《解放日報》，為中共中央機關報，博古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兼《解放日報》社長。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毛澤東撰寫發刊詞，頭條新聞由博古執筆。1941年11月，由于新華通訊社社長向仲華調動，改由博古兼任。之后他在各大戰略區相繼建立了總分社，使新華社的組織和業務建設得到發展。1944年9月，新華社發布英文文字廣播，使得中國共產黨聲音首次直接傳播至海外。他在任時，修復被破壞的廣播發射機、提高通訊技術事業，使得新華社能夠收錄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的電訊，加快中共及時了解國際形勢。
博古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1941年5月，毛澤東發表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從而揭開了為期數年的延安整風，由于遭到了王明的反對，整風運動逐漸擴大。1943年，整風運動達到高潮，博古作為“教條主義”代表，首當其沖、成為被批評的對象。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后，其兼任的理論性職位和宣傳陣地都被迫交出，也未進入中共七大產生的政治局，中共七大選出的44名中共中央委員中，博古和王明排名最后兩位，博古兒子后來回憶道，當年父親難以承受壓力曾想尋死。
抗日戰爭結束后，1946年2月，博古擔任政協憲法草案小組委員會中共委員，在重慶參與修改憲法草案；由于國共雙方存在重大分歧，王若飛、博古必須回延安匯報請示。同年4月8日，王若飛、博古等中共代表，與葉挺、鄧發等一起乘坐美軍觀察組的C-46運輸飛機返回延安，飛機因迷航在山西興縣黑茶山遇霧撞山，史稱“四八空難”。空難發生后，中共中央決定將遺體從黑茶山運往嵐縣機場，再轉運延安，當地民眾知道此事后，靈柩過處，群眾跪伏道上，攔路吊祭，扶棺痛哭，深致哀悼。4月17日，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在嵐縣機場舉行了隆重的公祭。4月18日，由晉綏邊區公安總局局長譚政文等人護送，飛機載著遺體抵達延安，當夜中共中央委員輪流堅持守靈。
對于此次“四八空難”的失事原因。中共方面對此次空難一直抱有懷疑，派晉綏公安總局顧逸之前往調查。顧逸之在調查處理后，上報書面報告中，既明確了飛機是因云霧濃重、低空飛行導致撞山起火，也排除了人為爆炸的可疑跡象；也提出了對飛行迷失方向和儀表問題等疑點。當時正值國共和談時期，只能對外宣稱是一起意外事故。周恩來后來說，座機失事是因為國民黨特務做了手腳。2003年，《檔案時空》發表了《葉挺將軍座機失事真相揭秘》一文，稱時任軍統中美合作所特工隊長的杜吉堂臨終前陳述，當年他受軍統組織策劃了此次空難。博古之子秦鐵、葉挺之子葉正大、王若飛的兒子王興、鄧發的兒子鄧北生等人分頭核查這篇報道的最原始出處，但都找不到，又通過各種渠道詢問，答案都是根本沒有“杜吉堂”這個人。秦鐵認為這篇文章漏洞百出：其一，國共會談期間，雙方行動都是透明的，博古等人離開重慶，報紙都有公開報道，國民黨一些官員還到重慶機場送行，所以所謂國民黨特務刺探到了這一條情報，是無稽之談。其二，駕駛這架C-47的是美國“飛虎隊”的飛行員，國民黨特務不會有膽量連美國人也一起害。秦鐵認為“四八空難”還是場意外。
1946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黨校大禮堂舉行干部大會，悼念被難烈士，大會推選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康生、彭德懷、林伯渠、賀龍、習仲勛、徐向前、蔡暢15人為主席團成員，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動。博古夫人張越霞、鄧發夫人陳慧清、黃齊生孫女黃曉芬等烈士遺屬參加了悼念活動。19日，延安各界將舉行公祭追悼大會和遺體安放儀式，烈士墓地選擇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側、清涼山下的飛機場旁，修建烈士陵園；延安《解放日報》編輯悼念“四八”被難烈士專刊。
空難后，位于重慶各報紛紛刊登新華社的電訊，報道了王若飛等人空難的消息。重慶《新華日報》刊登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聯合具名的《訃告》，正式向社會各界報告王若飛等遇難的消息。一時間，重慶中共代表團駐地輪流招待應接不暇的吊唁者。4月19日上午9時，重慶各界追悼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諸先生大會在重慶青年館舉行，大會由李公樸主持，張瀾主祭。
1957年，中共中央從黨費中撥出100多萬元，將延安東關機場的陵園遷至王家坪。1970年，王家坪因建造延安革命紀念館，四八烈士陵園再遷至李家村。陵園北靠大山，面對延河。主體建筑為六層石階陵墓臺，排列27位烈士墓碑，最上層為王若飛、博古、葉挺、項英、鄧發、張浩、關向應、鄭耀南墓碑。1992年，又建紀念塔祭。
對于博古（秦邦憲）的評價，因評價者所處的利害關系，往往有不同定論。中國共產黨主流史學中，認為他作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對第四次反圍剿戰役、第五次反圍剿戰役中的失敗承擔領導責任，特別是對共產國際的指使完全服從，使得中共黨建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博古也致歉道：“給黨造成這么大損失，我就是再艱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里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他的檢討非常深刻，得到與會者的諒解和贊許。黨內主流對于他在遵義會議后的貢獻，包括國共和談、新聞機構等貢獻則持肯定。中共報業，包括《解放日報》的同事們對博古始終尊敬，沒有因為他犯過政治錯誤而產生厭惡的情緒。博古之子秦鐵則表示“歷史給他安排的是一個犯錯誤的角色”，認為他24歲剛從蘇聯回國，在國共內戰中最險惡的局面中承擔中共中央領導工作，是不可避免地會犯錯誤。
從個人性格和做事上，對于博古的評價基本持正。1936年，到達陜北的記者斯諾曾經在《西行漫記》等書中評價道，“在我所見到的中共領導人物中，博古是一位較為風度翩翩，妙趣橫生的人物”，“他也是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他身材略高于一般人，瘦骨磷響，名符其實地瘦得像根鋼絲”。“他蓄短發，頭頂活像一把硬刷子”。“他反應極快，和周恩來一樣思想敏捷，甚至在機靈方面比周恩來更勝一籌”。“他愛打網球，也愛打撲克”。博古遇難后，朱德每逢他的忌日，均招呼博古孩子到中南海吃飯。黨內一些干部也私下稱贊他“是好人，很有學問”“為人很正直，從來不搞什么陰謀詭計，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從黨的需要”。
博古、張越霞與孩子秦鐵、秦新華、秦鋼（自左至右）在延安合影。
1927年，博古在蘇聯認識中國代表團成員劉群先，兩人于1928年5月在蘇聯結婚，有兩子兩女，劉群先在蘇聯失蹤。后娶張越霞，生秦鐵。博古因壯年遇難，加上早年卷入政治斗爭；在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均被卷入批斗迫害。
*胞弟： 秦邦禮（1908-1969），又名楊琳、楊廉安，中國共產黨早期特勤人員，香港華潤集團創辦人。
*大女兒：秦摩亞，北京師范大學教師。
*二女兒：秦新華，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科技司副司長，嫁李鐵映，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三女兒：秦吉瑪，出生于俄羅斯莫斯科，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研究所任職，后從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退休。
*二兒子：秦鋼（和大兒子同名，1936年12月－2010年7月29日），曾任海南建設開發總公司總經理。
*三兒子：秦鐵（1940年－2012年9月18日），1964年入青島潛艇指揮學院學習，文化大革命時受到沖擊。后來在天津遠洋公司任職，擔任船長。
張聞天，原名張應皋（也作張蔭皋），字聞天，曾經長期使用化名洛甫，江蘇省南匯縣（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曾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對其評價為：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早期重要領導人。
張聞天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前往蘇聯，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任教，是當時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張聞天1930年回國，抵達上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33年1月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遵義會議后，張聞天被推舉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到達陜北之后，隨著毛澤東權力的擴大，張聞天的地位逐漸下降。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張聞天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張聞天任中共合江省委書記、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部長、中共遼東省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張聞天主要從事外交工作，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蘇聯大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等職務。1959年，張聞天被劃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受到批判，改而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張聞天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文革”結束前病逝。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于江蘇南匯祝橋鎮鄧三村張家宅。張聞天的先祖在北宋末年為躲避戰亂從清河郡遷徙至浦東。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實行驅富民填燕京的政策，張氏族人大多遷往北京，只有張仲清在利造橋隱居下來，并成為當地張姓家族的始祖。張聞天的祖父張祥福、父親張芹梅皆為農民，母親金甜花曾進過私塾，張聞天是家中長子。給張起名的是同村長輩張桂唐，取《詩經》中“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之意，為其起名“應皋”（也作“蔭皋”），字“聞天”。張聞天早年先后在族侗私塾、康家宅小學和惠南小學讀書。1915年，考入江蘇省立水產學校（吳淞水產學校），學習兩年后，因身體無法適應學校環境而轉出。1917年，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此時，張聞天接觸到了《新青年》，思想開始傾向革命。
五四運動爆發后，張聞天參加學生運動，并開始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后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1920年7月，張聞天與沈澤民一同留學日本，學習日語并自學哲學及其他社會科學書籍。1921年1月，張聞天回國，8月任中華書局編輯，與左舜生、田漢、李達、何叔衡為同事。1922年1月5日，張聞天發表《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文章說：“我們對于這種不合理的社會，早感到不安，不過用什么方法去改造呢?應該改造成什么樣呢？無抵抗主義呢？反抗主義呢？無政府主義呢？社會主義呢？如江河流水，不絕地引起我的煩悶。但永久不決是不能生活的。那么，取其長，舍其短，自然不能不走社會主義一條路了。”8月，張聞天自費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曾選過幾門課程，但不是正式學生。
張聞天于1924年1月回國，繼續任中華書局編輯。1924年10月，張聞天受少年中國學會成都分會之邀，入川擔任重慶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英文教員，與蕭楚女、楊闇公為同事。1925年5月，張聞天因宣揚革命思想，與蕭楚女、廖劃平一起被重慶衛戍司令王陵基勒令離川，返上海。6月，張聞天經沈澤民、董亦湘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1928年初，中山大學少共支部局一些人對學校支部局工作不滿。校支部局以無視黨的領導為名，給他們扣上了“先鋒主義”帽子，并重新改組少共支部。當時蘇聯內部的兩派斗爭在1928年夏形成高峰，因此召開了十天會議去討論學校支部局的工作，當時蘇共區委書記芬可夫斯基壓陣支持學校支部局，雖然遭到多數學生反對，但在博古等少數派支持下，仍然通過表決，支持學校支部局工作。會后，因擁護支部局的一派驕傲起來，反對派起名綽號“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張聞天為其中之一。
1928年9月，張聞天進入紅色教授學院學習。1930年5月19日，張聞天發表《論兩條路線的斗爭》，文章指出，各國共產黨不僅要反對黨內的右傾，也要反對黨內的左傾。這篇文章被認為是針對李立三與“立三路線”。
1931年2月，張聞天回到上海，不久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9月，成立臨時中央，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云、黃平、劉少奇、王云程等九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1932年1月，一二八事變發生后，張聞天受階級斗爭思維模式干擾，指斥十九路軍將領是反動的、反革命的“抗日軍閥”，提出黨的策略是“擁護士兵自動抗日的斗爭，而反對他們的長官，利用一切機會揭破這些長官的欺騙”；號召革命的士兵與民眾聯合起來，把軍閥的武裝變為民眾的武裝，甚至認為“要作戰勝利必須殺掉他們反動的長官”。
1932年12月，上海地下黨再次遭到破壞。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致使張聞天、陳云等險些被捕。博古在請示共產國際后，決定整體遷移中央首腦機關進入江西中央蘇區。1933年1月，張聞天隨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任蘇區中央局宣傳部長、瑞金工農民主政府主席等。
當時恰逢國民政府準備第四次圍剿戰爭，蔣介石親自掛帥進攻，博古同時召開中共中央局會議，主張堅守陣地。這一主張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的上書反對，認為民眾沒有實力抵御長期的陣地戰、應當繼續游擊戰，且直言中央局的決議“空洞說教”。博古讀后勃然大怒并起草《中央局關于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指責羅明為主的“機會主義”（羅明主義），并隨后開展反羅明路線運動，大量基層和前線干部被牽連撤職。1933年2月18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斗爭》上發表《什么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一文，被認為是具有定調子的作用。此后，博古批判“江西的羅明路線”，張聞天又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火力向著右傾機會主義》等文章，支持博古的行動。在這些運動中，包括張鼎丞、劉曉、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牽連。
1935年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張聞天與劉英結婚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廣昌失守后，張聞天在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批評博古、李德等人的軍事指揮，開始與他們產生隔閡。1934年8月，中央蘇區機關駐地沙洲壩遭國民黨轟炸，中央機關被迫搬遷至瑞金云石山。此后，張聞天開始與毛澤東交流、接近。
1934年10月，張聞天參加長征，與毛澤東、王稼祥等同編入軍委第二縱隊。三人在行軍途中多次交流，結成同盟，共同反對博古、李德。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紅一方面軍長征途中占領了貴州遵義，於是順道於當地舉行會議，地點在遵義城琵琶橋（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87號柏輝章公館。會議上博古率先作報告，檢討第五次反圍剿戰役的軍事指揮錯誤，但主要是客觀條件的困難。周恩來隨后做副報告，稱是軍事領導戰略戰術錯誤，并主動承擔責任。緊接著，張聞天在會上作反對中央單純防御軍事路線的報告。隨后毛澤東作長篇發言，指出導致第五次反圍剿戰役失利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御路線，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和突圍時的保守主義。這個發言的提綱是毛澤東與王稼祥、張聞天在先前擬好的。隨即，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紛紛表示贊同。會議召開三日，最終決定取消原來的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權。
2月5日，紅軍進抵貴州畢節林口鎮雞鳴三省村，在這里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此時對周恩來稱“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于是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常委分工中“負總的責任”。5月12日，張聞天主持會理會議。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聞天支持毛澤東的北上路線，反對張國燾的南下路線，隨軍到達陜北。為此，張國燾在另立中央時，宣布“開除”毛周洛博的黨籍。1935年12月，張聞天主持瓦窯堡會議。
1936年，紅軍進行東征、西征，在此期間，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等合作，將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置于中共的工作重心。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張聞天在保安窯洞主持召開應對事變的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提出要“審蔣”、“除蔣”，而張聞天主張“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不組織與南京對立方式”、“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係隊伍”。最後在斯大林的壓力下，西安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1月，張聞天秘密前往西安，與周恩來、博古等商議辦法。
張聞天，可能攝于抗戰時期
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后，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陜西洛川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聞天主持會議，并作國內外政治形勢的分析報告，提出堅持抗日十大綱領，反對民族失敗主義。1937年11月底，王明、陳云、康生由莫斯科回到延安。張聞天主持12月政治局會議，會上，張聞天在會上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該會議按共產國際還有斯大林的臨行交代，改組書記處，增補王明、陳云和康生為書記，實行集體領導。之后，中央決定，由張聞天主黨，毛澤東主軍，王明主統戰，形成三駕馬車式格局。1938年，張聞天曾反對毛澤東與江青結婚。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張聞天實際上從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上退下，改為負責宣傳工作和干部教育，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馬列學院院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等職務。1941年皖南事變后，張聞天多次檢討過去的左傾錯誤。
1942年2月，毛澤東發動延安整風運動，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打擊以王明為首的國際派，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習毛澤東思想。其中，“黨八股”一詞為張聞天首創。期間，張聞天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到陜北和晉西北農村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寫出了《出發歸來記》。1943年3月，張聞天調查結束歸來后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在會上中共中央改組，設立中央書記處主席一職，由毛澤東擔任，由此確立毛的一元化領導。此后，張聞天任中央組織委員會委員，并從事陜北地區經濟發展狀況調查、研究國內外形勢和主編黨內刊物《參考資料》。1945年6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并擔任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1946年，中共中央東北局擴大會議。左起：林彪、高崗、陳云、張聞天、呂正操
抗日戰爭勝利后，張聞天主動要求到東北從事地方工作。1945年10月22日，張聞天與高崗、李富春、王鶴壽、凱豐、陳光、朱瑞等乘坐美軍調停小組的飛機前往邯鄲，于11月22日到沈陽。此后，張聞天等被派到北滿。在陳云主持下，他參與起草并與陳云、高崗聯名向中央發出電報，建議東北工作方針應是及早將武裝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廣大農村和中小城市，建立鞏固的根據地，而不應將注意力過多集中于大城市。12月，張聞天出任中共合江省省委書記。由于當時合江省土匪眾多，阻礙交通要道，故張聞天先在寧安縣從事社會調查，合江軍區司令員方強則化裝前往佳木斯。
1946年5月，張聞天到佳木斯正式上任。此后，主持合江地方政權建設、剿匪、土地改革等工作，后又兼任合江軍區政治委員。1946年7月3-11日，出席在哈爾濱召開的東北局擴大會議，這個會議通過了《七七決議》。1947年，在東北土地改革運動中，出現了“左”的傾向，發生“掃堂子”等過激行為。對此，張聞天下令合江地區的報紙禁止轉載“掃堂子”的經驗，并保護合江工商業，起草《在平分土地運動中保護工商業的指示》。
1948年5月，張聞天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并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在此期間，張聞天起草《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提出“五種經濟成分”思想。《提綱》受到毛澤東肯定，并將其轉發全黨，作為各解放區經濟建設的方針。1949年3月，出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4月，調任遼東省省委書記、遼東軍區政治委員，組織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等工作。
1950年1月20日，張聞天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未取得席位而未赴任。1951年4月，張聞天任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注意研究國際問題，積極向中央提出形勢分析和政策建議，如1951年提出朝鮮戰爭第一次停戰談判問題報告，受到中央重視。1954年，與周恩來等出席日內瓦會議。9月，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55年1月回國，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協助周恩來領導外交工作。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59年，張聞天參加廬山會議。7月14日，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寫信，信中彭德懷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7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發言支持彭德懷。7月21日，張聞天作了三個小時發言，用了更精確的理論術語批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左傾錯誤，主張發揚黨內民主，支持彭德懷，張聞天強調應多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探討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反對不講條件、不合乎實際的“主觀主義、片面性”，“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愿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在黨內民主作風上，“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斗力”，為此領導上要“造成一種風氣、環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見”。隨后，原本主張“糾左”的毛澤東轉而批判“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張聞天被毛澤東歸類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重要成員。會議后，“反右傾運動”再次展開，張聞天在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被進一步批判，被免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
1960年11月12日，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擔任特約研究員，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的研究。1962年1月，出席七千人大會，擔任大會主席團成員。此后，前往江蘇、浙江、上海、湖南等地進行社會調查。調查結束后，寫出調查報告“集市貿易意見書”。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又批判彭德懷、張聞天、習仲勛等。會后，張聞天被剝奪了參加中央一切會議、閱讀中央一切文件的權利。此后，又提出“生產關系兩重性”理論。1966年10月1日，張聞天參加國慶慶典活動，登上天安門城樓與毛澤東交談。
文化大革命時，張聞天受到迫害，與彭德懷同遭批斗。1968年5月17日起，張聞天在寓所內被“監護”。期間，張聞天與劉英被隔開。康生為獲得對劉少奇不利的材料，派人要求張聞天對劉少奇負責“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一事作證，但張聞天頂住了壓力。1969年10月24日，張聞天化名張普，與其家人被下放到廣東肇慶。九一三事件后，開始撰寫一組后來被稱為“肇慶文稿”的理論文章，批評極左路線和“文革”的錯誤，闡述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基本問題的看法。在文稿中寫道，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首先就是要發展生產力，“荒唐到把為人民群眾物質利益而斗爭的原則，也當作修正主義來咒罵，那就是不可容許的糊涂和欺騙！”針對“文革”中打倒一切的做法，他認為，把人民內部矛盾夸大為敵我矛盾，“給黨造成極大的危害”。把持不同意見的同志誣陷為“黨內資產階級代理人”，“那更是混淆敵我，是對黨的嚴重破壞”。1972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恢復張聞天夫婦的工資待遇。此后，張聞天多次請求返回北京，但未被批準。1975年8月，張聞天遷居無錫。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江蘇無錫因心臟病猝發去世，終年76歲。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追悼張聞天大會。
在中國共產黨主流史學中，認為他作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為中共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對他的評價基本持正。毛澤東在延安時曾經對中央蘇區時期的張聞天有過這樣的評論：“張聞天在中央蘇區是頗有影響的人物。這不只是因為他的地位和身份，還有他本身的因素。”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追悼張聞天大會，鄧小平致悼詞，稱張聞天“是我黨的優秀黨員，是我黨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次日人民日報發布的消息稱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江澤民1990年8月在給張聞天夫人劉英的信中說：“他對共產主義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寬闊胸懷和學問家的謹嚴風范，他為人民利益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實際、實事求是、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曾任張聞天秘書的何方則將張聞天與陳獨秀、胡耀邦相提并論，稱贊三人能夠“堅持五四運動傳統、弘揚科學民主精神”、“能夠成為中國人民的先覺和前驅”，并分析三人在黨內的慘淡結局均為“中國封建傳統的強大”所造成。
對于張聞天的負面評價，除廬山會議后受政治因素的影響外，主要是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在批判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錯誤時，認為張有責任，且張對承認錯誤有抵觸情緒。毛認為張聞天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則打；說張不顧全大局，無自我批評精神。張聞天對劉少奇在1937年批評中央的路線錯誤相當不滿，這也讓毛澤東很不高興。毛認為，在中央仍然存在一些歷史遺留問題需要清理，因此有延安整風運動的發動。
張聞天18歲時，在父母的包辦下與衛月蓮結婚。二人共有兩個女兒：大女兒張維英和二女兒張引娣。1928年，張聞天在蘇聯認識了安娜·列昂尼多夫娜·古爾賓斯卡婭，并與之相愛，二人育有一子。1931年張聞天回國后，古爾賓斯卡婭和她的兒子留在蘇聯，這個孩子于1941年死于戰亂。
張聞天后在中央蘇區結識了時任少共中央局巡視員的劉英。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張聞天與劉英結婚，二人有一子張虹生。劉英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助理、駐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副代表，駐蘇聯大使館參贊，外交部黨委委員、部長助理兼人事司長，部監委書記等職務。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劉英先后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常委，中紀委委員等職務。2002年8月26日，劉英在北京逝世。
*次女張引娣：曾在外交部當打字員，后在上海一家自行車廠做普通職員。
*獨生子張虹生：曾供職于新疆生產建設兵團，1997年從南京大學圖書館退休。
*1961年，張聞天和劉英收養一孤兒，這個孤兒現居北京。
張聞天年少時在南匯的居所在2001年入選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被辟為紀念館。他晚年在無錫的居所于2011年入選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也被辟為紀念館。
* 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莫斯科中山大學
* 廬山會議、彭、黃、張、周反黨集團
高麗大學，簡稱高大，位於韓國首都首爾特別市城北區安巖洞，是韓國一所私立研究性綜合大學。高麗大學創建于1905年，是韓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高麗大學設有16所本科學院和20所研究生院。
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與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三校被合稱為「韓國大學一片天」（SKY）。
高麗大學長年以來與延世大學共同競技，從高麗大學的觀點來看，稱呼為「高延戰」。
高麗大學校成立於1905年5月5日，創校初期為私立普成專門學校（????????），“教育救國”為其口號。
1929年因為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經營狀況不佳，于1932年由中央中學校和《東亞日報》共同經營。1932年開始由金性洙擔任校長，在安巖洞6300坪的土地上，開始建設，也就是現在的高大本部。
1944年更名為京城拓殖經濟學院（??????????）。光復以後，成立了政法學院、經商學院和文科學院而成為綜合性大學，並更名為高麗大學。
2005年5月舉行100週年校慶。
首爾校區建築群
LG-POSCO Hall
高麗大學在首爾特別市城北區安巖洞及世宗特別自治市各設一個校區，各校區學院（韓語漢字：大學）與科系如下所示：
*文科學院：國語國文學科、哲學科、韓國史學科、史學科、心理學科、社會學科、漢文學科、英語英文學科、德語德文學科、法語法文學科、中語中文學科、俄語俄文學科、日語日文學科、西語西文學科、語言學科
*生命科學學院：生命科學部、生命工學部、食品工學部、環境生態工學部、食品資源經濟學科
*政經學院：政治外交學科、經済學科、統計學科、行政學科
*理科學院：數學科、物理學科、化學科、地球環境學科
*工科學院：新材料工學部、化工生命工學科、建築社會環境工學科、建築學科、機械工學部、電氣電子工學部、產業經營工學部
*師範學院：教育學科、體育教育科、家政教育科、數學教育科、國語教育科、英語教育科、地理教育科、歷史教育科、電腦教育科
*情報通信學院：電腦?通信工學部
*保健科學學院：生物工學部、生物系統工學部、保健環境融合科學部、保健政策管理學部
*情報學院：電腦學科、網絡國防學科
2017年有如下學院與科系：
*科學技術學院：應用數理科學部、顯示器?半導體物理學部、新材料化學科、電腦融合軟件學科、電子及情報工學科、生命情報工學科、食品生命工學科、電子?機械融合工學科、環境系統工學科、自由工學部
*公共政策學院：政府行政學部、公共社會?統一外交學部、經濟統計學部
*文化體育學院：國際體育學部、文化遺產融合學部、文化創意學部
*Global、Business學院：Global學部、融合經營學部
高延戰是高麗和延世兩所大學之間進行的籃球、足球、橄欖球、冰球、棒球等體育對抗賽事，其間也有豐富的校內娛樂活動，由兩校輪流負責，于每年的九月舉行。兩校的啦啦隊的聲援是其一大特色，青春熱血，盡展激情，無不使場館氣氛達到了高潮。另外，高延戰閉幕式結束后，學生們紛紛返回高麗大學所在的安巖，此時整個安巖都洋溢著慶典的氣氛，大街小巷都在歡呼雀躍。
高麗大學歷任校長和總裁如下：
申海永（???）
1905.4-1907.12
1907.12-1908.1
1908.2-1909.2
鄭永澤（???）
1909.2-1910.7
1911.1-1919.8
1920.3-1923.11
1923.11-1924.8
1924.12-1925.7
1925.9-1932.6
1932.6-1935.5
1935.6-1937.5
1937.5-1946
1946.2-1946.8
總長（校長）
高麗大學校長; Notes
1946.8-1950.10
高麗大學改名后首任校長; 駐美國代表
1952.9-1965.10
1965.10-1970.9
1970.10-1975.4
車樂勳（???）
1975.6-1977.6
1977.8-1982.6
1982.7-1985.2
韓國社會科學院院長
李俊范（???）
1985.3-1989.7
1990.6-1994.6
洪一植（???）
1994.6-1998.6
1998.6-2002.6
任期結束后，財團內部確定連任，但因學校成員們的抗議，主動辭職。現任韓國國學中央研究學院院長
2002.6-2003.2
2003.2-2006.12
高麗大學經營學學士，首次選拔制校長，現任韓國商業管理學會主席 KB金融集團總裁
2006.12-2007.2
因論文問題中途辭職。
2007.3-2008.1
2008.2-2011.2
(高麗大學法學學士)
2011.3-2015.3
2015.3-2019.2
2019.3-
*金大中，大韓民國第15任總統
*金泰浩 (新聞系)，韓國「國民綜藝節目」《無限挑戰》的制作人
*李明博，大韓民國第17任總統
*吳世勳  (法學系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現任首爾特別市市長
*成始璄，有「情歌皇太子」之稱的韓國國民級歌手、主持人
*金亞中  (言論大學院放送映像學碩士)，韓國女演員
*鄭麗媛  (新聞放送學學士)，韓國女演員
*李凡秀  (傳媒學院放送映像學碩士)，韓國演員
*柳真  (法語法文學系)，韓國歌手、演員
*洪明甫，韓國足球運動員，前國家隊員
*樸主永，韓國足球運動員，國家隊員
*車範根，韓國足球運動員，國家隊員
*金妍兒，韓國著名女單花式滑冰運動員
*崔多彬  (國際體育學部在學)，韓國著名女單花式滑冰運動員
*宣銅烈，前韓國職棒選手，三星獅隊總教練，1985年畢業
*盧廷潤，韓國足球運動員，1993年畢業
*趙成珉  (經營學系學士畢業)，韓國職業棒球選手，1995年畢業
*鄭智泳  (法文學系畢業)，韓國電影導演
*玉澤演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研究所碩士)，韓國男子偶像組合2PM成員
*李美淑  (言論大學院碩士)，韓國知名演員
*裴宗玉  (言論大學院言論學博士)，韓國知名演員
;2021年
*世界大學排名：世界第69位。
*亞洲大學排名：亞洲第11位。
;2020年
*世界大學排名：世界第167位。
*亞洲大學排名：亞洲第20位。
周邊道路：內部循環高速公路(首爾特別市道30號)月谷交流道、仁村路、安巖路、古山子路
地鐵： 高麗大學站
趙少康，中華民國政治人物、媒體人、時事評論員，現為中國國民黨籍。生於臺灣基隆市，曾任兩屆臺北市議員、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三屆立法委員等公職。1989年聯合成立國民黨黨內派系「新國民黨連線」，要求民主化，倡議「黨改造運動」。1992年辭官再次競選立委時創下超高得票紀錄，2008年實行單一選區兩票制前，這個得票記錄仍無人能撼，亦為至今單一立委得票最高者，在臺灣政壇有「政治金童」的稱號。1993年，發起創建新黨，為首任新黨全國委員會召集人。1994年擔任立法委員期間參選臺北市市長，敗於民主進步黨的陳水扁。卸任立委後逐步退出政界投入媒體界，曾任飛碟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現為中國廣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在中廣流行網、TVBS和Yahoo TV主持政論節目（其中以《少康戰情室》最為知名），并在蘋果日報有專欄《趙少康傳真》。2021年9月，宣布成立「戰鬥藍」並公布初期加入之72位民意代表名單。
趙少康的父親趙振镕出生于1922年，原計劃到日本留學，卻遇到日本侵華，轉而投考中央軍校十六期，年齡不夠，只好多報了三歲，后在東北和海南島被共軍俘虜兩次，還遭遇過長沙大火，二十多歲就升到了中校處長；但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后再也沒有升遷，被調到孫立人成立的裁判組當副指揮官。趙父脾氣很急，一輩子好強，善于賭博，在軍中被叫作「梭哈聖手」，把一干管軍需的人貪汙的錢都贏來，又稱「趙百萬」。
趙少康小時候，母親李蓮貞在宜蘭縣羅東鎮林場幼稚園當園長，他就跟著過來讀書，在林場幼稚園念了三年，隨後又在宜蘭縣公正國民學校讀了兩年才搬到臺南，而後在臺南的信義宗教會長大，因其母當時在臺灣信義會善牧堂的幼稚園服事，并當過幼稚園主任。
趙少康在臺南唸小學，一直讀到臺灣省立臺南第一中學高一第一學期後，因母親調職，轉學到臺灣省立臺中第一中學。原是國立臺灣大學農業工程學系水利組，大學二年級轉至機械組。趙少康從大學時代就是中國國民黨重點栽培的青年政治人才，，繼而擔任畢業生聯合會主席，畢業後拿著中國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赴美攻讀碩士（但據趙少康於2018年9月26日在臺北市敦化南路的新生命教會演講時表示，獎學金是由克萊門森大學提供，因對方於當年二月經海運方式寄送通知書於趙少康，要求趙少康需在三月前回覆是否接受全額補助獎學金，但因海運寄送慢，趙少康於五月才收到此通知。趙少康據此點和克萊門森大學申訴，爾後對方接受趙少康的申訴，仍提供全額獎學金。），是中華民國反共愛國聯盟的重要成員之一，在海外反共反臺獨不遺餘力。於美國克萊門森大學機械工程碩士班進行逆滲透膜處理工業廢水之研究並獲碩士學位，畢業後回到國立臺灣大學農業機械工程學系及農業工程學研究所擔任兼任講師，教授自動控制學，後升等為兼任副教授並教授高年級及研究生機械保養技術工程等課程。再到美商Imperial Oil & Grease公司擔任亞洲區經理。之後參加中國國民黨從政。
趙少康1981年當選臺北市議會議員，首次參選便以僅次陳水扁的選區第二高票當選，1985年則因陳水扁辭職轉戰臺南縣長而以選區最高票當選連任。後於1987年轉戰臺北縣，進軍立法院，為中國國民黨的少壯派的政治明星，有「政治金童」之稱，一度與同黨但不同派系的勢力在立法院角力：包括以馬英九為代表的改革派，李煥、郝柏村等代表的國民黨保守派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