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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20日上午，鄧小平在住地同陳云、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等開會，提議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5月23日，江澤民接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緊急通知，要求立即乘坐專機趕往北京。抵達北京南苑機場后，他被帶往鄧小平的西山別墅；鄧小平當面提出由江澤民出任新的總書記。這事令江澤民倍感壓力，他在很多年后回憶此時為“高處不勝寒”；他懷疑自己很難在北京立足，而他沒有“小團體”的特點也成為中共元老們看重的優勢；江澤民的政治能力、外交經驗和專業技術，也為他能夠勝任總書記一職加分。會后，國家主席楊尚昆要求江澤民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留在上海，以使戒嚴令無法扭轉。鄧小平后來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并贊揚了他的處理。江澤民隨后在機場接應了萬里并立即遞過“鄧的親筆信”。江澤民交底，如萬里不答應，萬里將被留在上海。于是，5月27日萬里公開聲明同意中央頒布的戒嚴令。5月29日，江澤民再次被緊急調入北京。5月31日，鄧小平對李鵬、姚依林做了政治交代：
江澤民在六四事件的處理使他得以進入中央層：學運期間，北京以暴力手段和平民的傷亡收場，而上海的處理結果相對更溫和、更不暴力；他對導報的壓制也很果斷。中共元老們（鄧小平、陳云、李先念、楊尚昆、薄一波）對江澤民很贊賞，并表決以江澤民取代趙紫陽，擔任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經李先念提名，陳云推薦，得到鄧小平同意，江澤民成為新的接班人，這是鄧小平陣線和陳云陣線的一種妥協。趙紫陽則因招致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等元老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他最終在軟禁中度過了生命中最后15年，於2005年逝世。趙紫陽下臺后，在他的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聲稱江澤民對他“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這一處理方法并不滿意，并把此事作為趙支持學潮的罪狀之一。
六四事件平息后，6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李鵬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全會決定，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并對他繼續進行審查。同時，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分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其中包括增選江澤民、李瑞環、宋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時年62歲的江澤民被同時選舉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江澤民在會上講到，要堅持改革開放，由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以總書記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黨中央集體執政。1989年7月，已擔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卸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職務，隨后由副書記兼市長朱镕基接任。
然而這一任命對江澤民的家人而言并非是件輕松快樂的事情。主流西方媒體并不看好江澤民的繼任，并列舉毛澤東、鄧小平的歷任接班人結局均不佳（劉少奇、林彪、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他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臨時性的繼任政府。江澤民還需面臨六四事件后停滯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混合所有制經濟再度被打亂，外國投資幾近干涸。而個人方面，他的家人和朋友仍在上海，周圍的同僚在中央政府的經驗均比他豐富；在軍隊和政府高層沒有支持他的關系網，對下也沒有個人的班底。在回憶起這段往事時，江澤民評價道，“我感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1989年8月，江澤民前往上海視察，由同事朱镕基、吳邦國、陳至立陪同（后來均調入中央），期間任命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曾山之子）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不久后他的秘書賈廷安擔任總書記辦公室主任。江澤民的領導努力也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與贊賞。鄧小平說：“以江澤民同志為首的領導核心，現已卓有成效地開展工作”。9月4日，鄧小平提出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11月9日，鄧小平正式同意辭職。11月，中共十三屆五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1990年3月江澤民在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不過鄧小平仍是中國的領導中樞，他安排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分別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
在外部環境上，隨著和平演變的推進，新的中國領導人仍然面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多米諾骨牌式崩潰。1989年的東歐劇變也對社會主義制度產生了巨大影響。1990年3月，江澤民選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為首次以總書記身份出國訪問的對象；與此同時，他保持著和學術界、新聞界的聯系；這些措施逐漸形成江澤民在任初期“穩定壓倒一切”的策略。1990年9月1日，江澤民在新疆考察工作時表示:“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是由50多個民族構成的。在我們祖國的大家庭里, 各個民族的關系是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各民族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誰也離不開誰。”這句話後來被概括為「三個離不開」。1991年初，江澤民率團訪問蘇聯，但未能達成出售飛機和軍事技術的協議。8月，蘇聯發生政變（八一九事件），蘇共中央總書記兼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被囚禁，隨后葉利欽平息了政變，但蘇聯已無回生之機。蘇東劇變深深震撼著中國領導人；江澤民將蘇聯失敗的原因歸結為蘇聯沒有處理好復雜的多民族之間關系。并認為蘇聯將重心過于放置在政治改革而非經濟上。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只有經濟繁榮才能保住中共的執政地位。
1992年初鄧小平南巡，并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以對抗在中共黨內升溫的保守主義，并促使中共中央及各級政府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加快經濟改革與發展中。鄧小平在南巡期間曾經在珠海召開了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劉華清和軍委秘書長楊白冰，繞過軍委主席江澤民。會上鄧小平重申：“誰不改革，誰就下臺……我們的領導看上去像是在做事，但他們沒做任何有用的事。”出席會議的軍隊領導人的強大陣容表明，如有必要，軍隊高層愿意擁護一個新的領導人。2月24日《人民日報》做出響應報導，迫使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公開支持已無任何黨職和公職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而中共中央政治局當年3月初發佈相關的正式決定，使中共再次確立改革開放方向。同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到12.8%，遠高于此前估計的6%；而從1992年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始終高居世界首位。9月21日，江澤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正式批準了中國載人航天工程。
1992年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確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成為中共的指導思想。并明確指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強調黨必須把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江澤民還提出在2000年之前經濟每年增長8%-9%；而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火炬計劃也得以加速進行。此次黨代會形成了更年輕的、具有改革頭腦的政治局常委會，包括了新晉的副總理朱镕基和書記處書記胡錦濤；并且不再設立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這些措施都加強了江澤民的決定權和領導靈活性。江澤民也在所有方面加強他的權力，他成為黨內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和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由此他可以直接負責決策。此外，他以前的同事、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以及外交部長錢其琛進入了政治局；丁關根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1993年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江澤民以2909票的支持接替楊尚昆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同年3月，他提升曾慶紅擔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成為總書記的首席幕僚；7月，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被全國人大任命兼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負責當時嚴重的通貨膨脹。而此前海峽兩岸政府分別授權的海峽兩岸關系協會（汪道涵任會長）、海峽交流基金會（辜振甫任會長）在九二香港會談的基礎上進行了汪辜會談、并達成九二共識，促成海峽兩岸溝通交流，這一主張也長期影響著海峽兩岸政治關系，臺灣問題也是江澤民時期中美關系的最大癥結。同年11月17日，江澤民訪問美國，與新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會談，盡管雙方的首次見面非常拘謹且無多少成效，但也客觀上促使了雙方的互通。1994年9月，他訪問俄羅斯、烏克蘭、法國，確定中國與俄羅斯建立“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并在軍事合作和邊界劃界問題上簽署了一系列協議。
1995年，隨著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自殺案爆發，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也因受賄案被撤職；江澤民也借此案對政務系統的貪腐案件進行清查。同年，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訪問美國，江澤民領導的中共中央表現出強硬姿態，推進軍事演習，并導致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經過短暫的關系緩和期及第二次汪辜會談后，1999年李登輝又提出兩國論并再度引發兩岸關系緊張。
1997年2月，隨著鄧小平去世，江澤民對中國大陸黨和國家的政治有更好的控制和領導力，鄧小平去世后不久，江澤民于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的畢業典禮上發表講話，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治國理念，并直白地批判了“左”的危害，陳述了堅持與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之后中國大陸掀起了一場批“左”和深化市場經濟的思潮。同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江澤民在大會上提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重審三個有利于的理論，并強調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大會正式將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指導思想寫入黨章。從此，中國的各派勢力都很難再從根本上挑戰“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這一政策。在具體改革中，他強調要將中國國有企業重組為股份制公司，并重視資本與現代金融市場手段；而在黨內政治改革中，首次在中共中央委員選舉中采取無記名投票。
1998年3月，第九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按照1997年秋的中共十五大決定，朱镕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而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成為最強有力的候選接班人。新一屆政府和中央政治局使得江澤民的改革措施有了更新更強的變革，朱镕基主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精簡機構、優化職能，并裁撤了11個部委以及近50萬的地方公務員，并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中國水災。
1998年7月22日，江澤民在解放軍四總部在北京聯合召開的反走私大會上宣布，“中央決定，軍隊和武警部隊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后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中央同時決定，地方各政法部門對所屬單位辦的各種經營性公司也要認真進行清理，今后也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1998年12月15日，軍隊和武警部隊所辦的經營性企業全數完成脫鉤，軍隊和武警部隊正式退出商業領域。與此同時，兩院三部（法院、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國家安全部）所辦企業脫鉤工作也進入最后階段。
1999年4月25日，超過一萬名法輪功學員突然聚集在北京中南海外的府右街和西安門大街上訪，要求結束中國公安機關對法輪功學員正在增強的騷擾，并釋放天津被捕的學員。此事令江澤民感到震怒，并懷疑有外部勢力暗中施加影響。盡管事情很快得到了緩解，法輪功迅速被取締。
但另兩件事情爆發：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科索沃戰爭中轟炸了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首都貝爾格萊德的中國大使館（五八事件），以及美國國會指控中國政府竊取美國核機密（李文和案）。五八事件引起了中國反美示威活動，民眾指責江澤民對美國過于軟弱。然而在中美雙方領導人的主動溝通下，中國和美國仍然加速了中國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進程。同年11月，神舟一號發射成功，標志著江澤民于1992年批準的中國載人航天計劃獲得成功。同年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治理腐敗活動，包括涉及數百名官員的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胡長清案，胡長清也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開放后第一位因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副省級高官。
2000年2月25日，江澤民在廣東視察期間發表講話，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這一年江澤民開始將中國改革的重點放在中國的中西部，并因此產生了西部大開發決策，產生了西電東送、南水北調、西氣東輸和青藏鐵路四大項目，以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杰被判處死刑，他成為迄今為止因貪腐罪名而被法院判處死刑的最高級別官員。2001年，中國成功獲得2008年夏季奧運會主辦權，并順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01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主義襲擊，江澤民主動向美國總統小布什致電慰問，中國的主動示好促使美國在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后修復中美關系。
江澤民出席中共十九大
2002年11月15日，在中共十六屆一中全會上，76歲的江澤民從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最高權力位置上退下，由胡錦濤接任。他在黨內長期討論的三個代表理論，也在中共十六大上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至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胡錦濤接任國家主席，而江澤民則留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2004年3月14日，三個代表理論在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2004年9月1日，78歲的江澤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請求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職務。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同意了江澤民的辭呈，決定由胡錦濤接任。2005年3月8日，江澤民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決定接受其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一職后退休，隨后由胡錦濤接任。此后直至2007年，江澤民仍然擔任了若干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和中共十七大主席團主要成員，參與歷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人大會議。
退休以后，在重大集會場合，江澤民與其它領導人仍然同時出現，官方播報的排序僅次于時任總書記。2013年1月，江澤民向中共中央請求更改禮賓次序，將自己與退休老同志排在一起。江澤民出席過的場合包括：汶川地震追悼、2008年北京奧運會、國慶六十周年大會、玉樹地震追悼、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大會、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5周年音樂會、國慶65周年招待會、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和閉幕式、李鵬送別儀式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
退休后的江澤民大部分時間住在上海，其公寓在上海交通大學徐匯校區附近。每年4月清明節期間，江澤民都要回鄉祭祖。2009年4月23日，江澤民回到杭州他曾工作過的中國聯合工程公司（原機械工業部第二設計研究院）視察，在和該單位干部職工座談時，對自己擔任中央領導期間的工作作了很簡單的總結：“到了北京我干了這十幾年也沒有什么別的，大概三件事。一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二個，把鄧小平理論列入黨章。第三個，就是‘三個代表’。如果說還有一點成績，就是軍隊一律不得經商，這個對軍隊的命運有很大的關系。因為我后來又干了一年零八個月，等于我在部隊干了15年軍委主席。還有98年的抗洪也是很大的。但是這些都是次要的，我主要的就是三件事情。”他還曾去瘦西湖、泰山、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科技大學等地視察。
退休后的江澤民在學術方面也有所成就。2006年8月10日，《江澤民文選》（一至三卷）出版。2008年3月，江澤民在上海交通大學2008年第3期《上海交通大學學報》上發表學術論文《對中國能源問題的思考》；同年10月，又在同一刊物2008年第10期上發表了題為《新時期我國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的論文。
另一方面，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習近平擔任總書記后，“膜蛤”開始在中國互聯網上興起，部分網民趨向于懷念江澤民，并模仿江澤民的言行方式，衍生出了各種流行文化。
在世界政治經濟穩定的大背景下，江澤民堅持并豐富了市場經濟體制再加上精通經濟的朱镕基總理的努力，江澤民執政時期中國基本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政治穩定和國家開放，中國民眾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此期間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期接管了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并獲得了2008年在北京的夏季奧運會、2010年在上海的世界博覽會主辦權。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促使中國吸引大量外資進入，保證了中國經濟的繁榮及高速發展；而成為世界工廠后的中國，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貧富差距擴大和環境污染等問題。
江澤民時期的中國外交政策主要集中在中美關系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關系。
中美關系的核心點集中在臺灣問題、兩國人權問題、霸權主義與多極化的國際格局主張。隨著9·11恐怖襲擊及小布什政權建立，反恐行動也成為中美外交的核心之一。
1993年7月23日起，美國聲稱握有確鑿證據，指責“銀河號”貨輪載有可以制造化學武器的硫二甘醇和亞硫酰氯運往伊朗的阿巴斯港。美國8月3日在與中國外交部的又一次交涉中，要求中國政府命令“銀河”輪返回出發地；或由美國人登船檢查貨物；或者索性停留在某個地點，聽候發落。美國還向該貨輪計劃停靠的港口所在國要求阻止該貨輪按計劃進港卸貨。其間美國派出軍艦、飛機對銀河號跟蹤監視，并要求銀河號返航。“銀河號”在印度洋的國際公海海域上被美軍軍艦截停并扣留長達三周之久。在美國的壓力下，中國態度軟化并最終讓步，同意在第三方的參與下進行檢查。8月28日，沙特和美國的聯合調查人員對停靠在達曼港附近的朱科勒海軍基地的銀河號進行檢查。9月4日，“銀河號”貨輪上第628個，也是最后一個貨箱被檢查完畢，沒有發現任何化學武器，三方簽訂檢查報告。“銀河號”被迫中止正常航運長達33天。
1996年3月2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華民國第一次總統直接選舉前夕舉行軍事演習，被解讀為試圖干預該場總統選舉。選舉期間美國出動了兩個航空母艦艦群到臺灣海峽。在臺海危機解除后，兩國關系也開始逐漸好轉，高層交流增加，雙邊會談取得進展，雙方在人權、核不擴散以及貿易領域進行雙邊談判。1997年江澤民訪問美國，是六四事件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問美國。該次訪問中，雙方簽署了關于貫徹1985年和平利用核能源合作有關協議等多份協議。1998年6月克林頓總統回訪中國。
1999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使館事件，引發1999年中國反美示威，中美關係一度受挫。2001年4月中國軍機在海南島對開監視美國偵察機引致中美撞機事件。經過磋商后美國總統小布什寫信慰問江澤民，即“兩個表示遺憾的信件”。美方人員在被拘留11天后返國；兩國關系也隨著此次事件的降溫以及此后的一系列事件而重新恢復。
9·11恐怖襲擊后中美關系從本質上發生變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強烈支持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投票支持安理會第1373號決議，支持美國等聯軍對阿富汗的軍事打擊，并在塔利班政權垮臺后向阿富汗提供了1.5億美元的人道救助。9·11之后中美開展了反恐方面的雙邊對話。之后美國不再將中國看作是最大的潛在威脅，轉而注重中東局勢以及恐怖主義威脅，美國認識到東亞局勢必須保持穩定。
1991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分別與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關于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及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中俄兩國政府間在彼此削減邊界地區武裝力量和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問題上的相互諒解備忘錄》。1999年12月葉利欽訪中時與江澤民簽署《關于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2001年7月江澤民再訪莫斯科，與俄羅斯總統普京簽定《中俄睦鄰友好條約》，以條約形式肯定兩國國界線。中國和俄羅斯之間98%的有爭議邊界，均是在江澤民在任時簽訂。民族主義者認為江澤民此舉構成“賣國”。
與此同時，1990年后，中越關系正常化，長達十一年的邊境沖突得以結束，兩國陸地邊界最終劃定，雙方在北部灣劃定中間線。2000年12月25日，江澤民代表中國與越方簽署《北部灣劃界協定》，將浮水洲島（即越方稱的白龍尾島）正式劃給越南，同時還簽訂中越北部灣漁業合作的《漁業協議》。北部灣劃界后，僅廣東省就減少傳統作業漁場3.2萬平方公里，占傳統作業漁場的50%，近海資源狀況堪憂。環球時報稱“中方一貫重視和珍惜兩國友好，中越在北部灣海上劃界時，中國將歷史上本來屬于中方的白龍尾島讓給越方”。
學者傅泰林在其專著中宣稱，在中國存在清晣機會要回領土，且軍事相當強大的情況下，但江澤民在九十年代所訂立的六個條約及2002年所訂的一個條約，均是在領土上選擇向俄國等周邊國家退讓。
2004年9月30日程翔在明報以「江澤民要向中國人交待的一件事」為題發文稱1999年12月9日江澤民和葉利欽簽訂「關于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單方面放棄對被蘇聯侵占領土提出要求，以新的‘平等條約’來合法化舊的‘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喪失約1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不算外蒙古）。對于這些土地，蘇聯領導人列寧曾三次（1919年至1923年）發表政府聲明要歸還中國。程翔故認為江澤民在此問題上不如共產黨其他領導人，而且江澤民放棄那么多領土從談判到最后簽署條約的過程從未公開。程翔認為江澤民欠中國人民一個交代，有義務和責任向人民詳細交代出賣中國領土的理由。程翔因此被判入獄。
2017年5月19日，莫斯科“歐亞每日新聞”網報道，俄文媒體紛紛轉載題為“中方向塔吉克斯坦提出領土要求”的文章。2016年底，多位中國學者向政府要求重新對一些塔吉克斯坦的領土勘探，研究其在歷史上是否屬于中國。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歷史學博士、阿列克謝·馬斯洛夫教授日評論：“現在中國的官方及媒體上沒有任何對俄羅斯歸還被強占領土的正式要求，但是整個社會都沒有忘了那些被占領土，整個民族對歷史的記憶非常強烈。”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提及一些中文媒體公布江澤民時期“賣國”的歷史資料，顯示江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之下，簽協議向鄰國“出賣”了大量領土，江同塔吉克斯坦在2002年簽訂協議，割讓鄰近帕米爾地區約27,000平方公里，使塔方獲96.5％的有爭議領土（簽訂條約前，所有爭議領土均為塔方宣稱主權并實際控制）。
1990年6月11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就中國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的演說發表了看法，他重申：只要雙方坐下來，真正本著“一個中國”的原則，而不是搞“兩個中國”、“一中一臺”、“一國兩府”，一切問題都可以提出來討論、商量。此時，兩岸關系趨于緩和，也對后來達成的九二共識和汪辜會談的舉行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1990年11月21日，臺灣方面成立了得到臺灣官方授權的與大陸聯系與協商的民間性中介機構──海峽交流基金會，出面處理官方不便與不能出面的兩岸事務。隨后大陸方面的對等機構海峽兩岸關系協會也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并授權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作為兩會交往和事務性商談的基礎。1992年10月28日—10月30日，兩會在香港商談，進行初步討論，最終在11月16日達成“九二共識”。1993年4月27日—4月29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新加坡舉行了“辜汪會談”。這對推動兩岸事務性商談、加速兩岸經貿合作和各項交流，產生了深遠影響。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提出“和平統一進程的八點主張”（簡稱“江八點”）。
然而江澤民執政時期的臺灣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中美關系、美臺關系所影響。1995年李登輝康乃爾之行中，李登輝在康乃爾大學歐林講座發表題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被中國大陸方面認為鼓吹兩國論，而使此前友善的海峽兩岸關系急轉直下、漸行漸遠，并直接導致了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之後於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李登輝再次當選。
江澤民在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后，面臨了數次危機，軍方高層楊尚昆、楊白冰兄弟曾一度架空江澤民，后通過爭取鄧小平支持后，逐漸獲得軍權（即楊家將事件）。在1995年－1996年臺灣海峽導彈危機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武裝力量遭遇了巨大的威脅，兩艘美國航空母艦開進海峽附近巡航。這件事令江澤民痛定思痛，開始大規模建設國防、購買俄羅斯海軍及空軍武器，扭轉了鄧小平時代的軍隊經商、士氣低落、軍工接近崩潰的局面。
江在任內曾下令嚴厲查處中國人民解放軍遭到間諜泄密的問題，先后查處了數起重大的間諜泄密案，其中以劉廣智和劉連昆案最為著名，其中劉廣智案被稱為“建國以來最大的間諜案”，其泄露的解放軍機密在會影響到兩岸在臺海上空的制空爭奪，會對解放軍的戰斗力造成不良后果，而劉連昆案則直接牽涉到泄露了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和臺灣海峽導彈危機中解放軍軍事演習的情況。2004年5月，江澤民在會見空軍第十次黨代表大會代表時強調：“要團結廣大官兵積極投身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偉大實踐，為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人民空軍，為維護國家空防安全和祖國統一做出新的更大貢獻”。
江澤民的理工技術出身，促使他在執政時期注重科教發展。1989年12月，江澤民在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指出科技進步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影響，并堅持將科學技術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1992年10月，他在中共十四大上提出“確立科學和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并在1996年形成科教興國戰略。之后數年，國務院分別啟動知識創新工程、技術創新工程、211工程等。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觀點被寫進《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前還有毛澤東和鄧小平享有此殊榮。三個代表被認為是推動中國共產黨轉型的主要理論基礎。江澤民本人在著作中表述的“三個代表”的內容是：“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個代表可以被看作是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黨員的要求，并在2004年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江澤民的生父江世俊把自己的兒子江澤民過繼與弟弟江上青為嗣子，承繼香火。江澤民有一妹江澤慧，曾任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院長，2007年1月退休。
江澤民1951年1月6日與王冶坪結婚，育有二子：
* 長子江綿恒（1951年4月出生），畢業于美國費城的德雷克塞爾大學研究生院，獲得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任上海分院院長，也曾擔任上海汽車集團有限公司董事，中國網絡通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等多項職務，后擔任上海科技大學校長。
**長孫江志成，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經濟系，曾供職于美國高盛的直接投資部門，后加入了私募股權基金博裕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 次子江綿康（1954年出生），畢業于上海第二工業大學，后去德國進修，后任上海城市地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江澤民被認為是中國領導人中較為多才多藝的一個。他以掌握多種語言著稱，以俄語、英語、吳語上海話、江淮官話揚州話為最佳，亦粗通羅馬尼亞語、法語、日語，還會模仿粵語、西南官話。2011年，《領導干部外事用語叢書》首發，江澤民還為該書作序——《領導干部一定要努力學習外語》。
另外，江澤民在笛子、書法等領域也頗具才藝。
中共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對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介紹江澤民的情況，說：“江澤民同志這四個多月的中央工作很扎實，而且這個人比較民主。”中國前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在其所撰寫的書籍：《朱镕基上海講話實錄》中記述其自認為江澤民在基層工作經驗、地方工作經驗和性情涵養這三方面優于自己。然而，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卻認為他是個政治騙子、投機分子。
有評論指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幾代領導人中的思想是最開放的。比起毛澤東的“大躍進式的胡-{zh-hans:干;zh-hant:幹}-、瞎-{zh-hans:干;zh-hant:幹}-社會主義”和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的社會主義”在國家發展的“路徑”的探索上，確有許多先進性可言；但也有部分書籍認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在理論上是“空的”、“吹大的”、“假的”，他本人被批為“假、大、空”。
另一方面，相對于江澤民退休后中國經濟和社會所出現的各種混亂局面，江澤民時代中國經濟發展迅速而有序，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江澤民提拔了許多官員，諸如黃菊、陳良宇、韓正、孟建柱等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正面社會認可，而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則屬于批評居多。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對外宣傳需要，與曾在中國經商的美國銀行家庫恩謀劃以非官方名義寫作并推出《江澤民傳》。庫恩并非文史類作家, 他也不懂漢語，不識中文．中共專門找到資深的中國作家配合此任務，秘密從事“零零一號工程”(即《江澤民傳》)的寫作．庫恩在其撰寫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中稱江澤民主政中國期間，中國經濟得到較大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較大的提高，貧困和文盲的比例在其任內也大幅降低，且在國際事務中，中國也受到了尊重，中國人在國際上的自信心也得到了提高。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進程取得了很大的突破，與美國達成關于中國入世的雙邊貿易協定，該項協定被認為是江澤民“大國戰略”的成功。
江澤民的書法作品
2011年出版的書籍《江澤民在上海1985－1989》中概括：“江澤民任上海主要領導的４年在上海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在此期間，上海的困境得到一定突破，上海的建設取得實質性發展，浦東開發開放處于籌備階段，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和社會建設等也取得了進步。”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曾在其回憶錄里感慨江澤民很有趣：“與他相處越久就越喜歡他”。
有部分中國學者和知識分子認為：相比胡錦濤，江澤民更放寬媒體和言論自由。
旅美學者何清漣認為，在意識形態及公共領域控制方面，江澤民執政時期比鄧小平時代更為嚴厲。與此同時，江澤民當局不斷加強對互聯網的監控管理，投入巨額資金建立“世界上最巨大的防火墻”——防火長城，屏蔽掉國際上大批“不宜”網站。
1999年江澤民下令取締法輪功，使其得罪法輪功組織及其成員，成為他們的宿敵。海外的法輪功成員在多次游行中呼吁法辦江澤民，并在美國多個城市以及其他國家遞交訴狀，起訴江澤民。然而其行為最終均以失敗告終。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其中提到：“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加深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國內外形勢十分復雜、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的嚴峻考驗面前捍衛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和基本框架，確立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成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二十一世紀。”
2001年4月17日
-{zh-hans:加拉加斯; zh-hant:卡拉卡斯;}-特雷薩劇院
-{zh-hans:查韋斯; zh-hk:查韋斯; zh-tw:查維茲;}-總統
2000年11月17日
蘇丹博爾基亞
2000年4月21日
斯特凡諾普洛斯總統
土耳其共和國國家勛章
2000年4月19日
土耳其總統府
德米雷爾總統
伯利恒2000年勛章
2000年4月15日
巴勒斯坦總統府
阿拉法特總統
大十字級剛果功勛勛章
2000年3月20日
北京人民大會堂
大十字級好望角勛章
1999年11月23日
納扎爾巴耶夫總統
1998年8月18日
1996年5月17日
1993年11月23日
巴西總統府二層東方廳
何塞·馬蒂勛章
1993年11月21日
哈瓦那革命宮
卡斯特羅主席
;獎章與紀念章
2000年4月22日
*《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庫恩著，于海江、談崢譯，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年1月出版。 ISBN 7-5327-3655-5
*《為了世界更美好：江澤民出訪紀實》，鐘之成著，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6年7月1日出版。 ISBN 978-7-5012-2889-8
*《江澤民傳》，杜林著，楊鳴鏑譯。明鏡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 ISBN 1-896745-97-0
*《與江澤民一席談：一個老共產黨人的世紀思索》，鍾沛璋著。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 ISBN 962-86699-1-5
*《告別江澤民》，凌鋒著。聯經出版，2003年出版。 ISBN 1-891208-07-1
*《名人的污點》，子平主編。環球實業（香港）公司，2004年3月出版。 ISBN 988-97634-1-9
*《百年禍國——從毛澤東到江澤民》，孫文廣著。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2004年7月出版。 ISBN 988-97377-7-9
*《江澤民和他的15年》，任不寐著。博大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 ISBN 1-932674-18-7
*《日出江花——青年江澤民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 ISBN 7-2080-8166-2
*《江澤民在上海（1985-198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28日出版。 ISBN 7-2081-0003-9
* 人民網： 江澤民活動報道專集
《左傳》，全稱《春秋左氏傳》，原名《左氏春秋》，漢朝時又名《春秋左氏》 , 《春秋內傳》，《左氏》等，是一部編年體史書，記錄古中國春秋時期中原各國的歷史，共三十五卷，《十三經》中篇幅最長，在四庫全書中為經部。
傳統認為其作者為春秋時期魯國左丘明，年代與孔子相當，寫作目的是為《春秋》做注解，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相傳是春秋末期的魯國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馬遷首先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自劉向、裴駰、劉歆、桓譚、班固皆以《左傳》出於左丘明。唐朝的劉知幾《史通·六家》亦稱：“左傳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
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很多人都認為寫《左傳》的左氏并非左丘明。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國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項安世認為是魏國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明朝的郝敬認為是晉國人。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認為是劉歆所作，並說《左氏春秋》是與《晏子春秋》等類似的史書。康有為亦認為是劉歆所作。錢穆在《劉向歆父子年表》中指出不可能是劉歆的作品。錢穆與章太炎認為《左傳》的成書與衛國左氏人吳起有關，甚至就是吳起所著，今人童書業亦認為是吳起所作，郭沫若也主張《左傳》成書于吳起。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衛聚賢認為《左傳》作者是子夏。現在一般認為《左傳》非一時一人所作，成書時間大約在前375年至前351年（戰國中期），是由戰國時的一些學者編撰而成，崔述主張“上距定、哀未遠，亦不得以為戰國后人也”。浙江大學收藏的《左傳》公布后，并沒有解決《左傳》的成書年代，反而在浙江大學收藏的竹簡真偽問題上引發了多方筆戰。
日本學者平勢隆朗根據《左傳》中提及的木星記錄，對應到公元前353年至前271年的星象，認為左傳寫作日期應在這個期間，偽託為左丘明所作，其立場反對齊國，對《公羊傳》多所批評，作者可能來自鄭國，寫作年代應晚於《公羊傳》，早於《穀梁傳》。
《左傳》以《春秋》為本，並采用《周志》、《晉乘》、《鄭書》、《楚梼杌》等列國資料，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桓譚《新論》進一步認為：“《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圣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楊伯峻在《左傳》一文中歸結《左傳》傳《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種：即“說明《春秋》書法、用事實補充《春秋》、訂正《春秋》的錯誤和增加無經的傳文。”
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和《春秋》沒有直接的聯系，西漢的今文經博士即“謂《左氏》為不傳《春秋》”。晉人王接說：“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發，于文為儉，通經為長。”陳商說：“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琬章有所未一。”
清人劉逢祿、皮錫瑞均認為《左傳》是一部獨立的史書，皮錫瑞在《經學通論·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說，並且引用莊公二十六年《傳》：“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杜預《集解》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左傳》有不少解經的內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顯是加工的痕跡，多數都沒有與傳文融為一體。宋人林栗說：“《左傳》凡言君子曰是劉歆之辭。”《春秋》的一些經文沒有相應的《左傳》傳文，例如《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預注：“無傳。”《左傳》的傳文沒有相應的《春秋》經文，例如《左傳·襄公十五年》：“（冬）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此條無相應的《春秋》經文。亦有“《經》、《傳》不盡同”“《經》後之《傳》”者。
晉人王接說：“《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左傳》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賀循將其評價為“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對后世的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強烈的儒家思想傾向，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左傳》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范、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系、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左傳》好講預測，一些預測的事情都很靈驗，例如莊公二十二年記載，陳國大夫懿氏占卜嫁女給陳國公子陳完很吉利，“八世之后，莫之與京”，陳完的子孫在齊國果然日益強大，直至田氏代齊。《左傳》又能斷言鄭國先亡。晉范甯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韓愈說：“《春秋》謹嚴，《左氏》浮夸”。
《左傳》在西漢時期已有流傳，王莽本人即好《左傳》，並立于學官，著名的學者有陳元、鄭眾、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等人。晉朝杜預自稱有“左傳癖”。司馬光自幼愛《左傳》，“自幼至老，嗜之不厭”，常“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亦是承接《左傳》“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章炳麟說：“《通鑒》于可以發議論者，著以臣光之論斷，此蓋仿《左傳》君子曰之例”。
《左傳》長於敘事，富於情節和故事性和戲劇性，善於描寫細節，如寫晉公子重耳出亡及返國經過，選材布局均屬恰當。《左傳》亦善於刻劃人物性格，如子產的善於辭令，敢作敢為；華元的庸懦無能，待人寬厚；子玉的驕橫；鄭莊公的兇殘偽善等，描敘生動逼真。
《左傳》特別善於描寫戰爭，如秦晉韓之戰、晉楚城濮之戰、秦晉殽之戰、晉楚邲之戰、齊晉鞍之戰、柏舉之戰等。梁啟超說：「其記事文對於極複雜之事項，一如五大戰役等，綱領提絜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敘述得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事。」
《左傳》文辭精煉，能用委婉曲折的文筆，表達當日巧妙的詞令，如呂相絕秦，燭之武退秦師，臧孫諫君納鼎，臧僖伯諫君觀漁，季札觀樂、王孫滿論鼎。梁啟超說：「其記言文淵懿美茂生氣勃勃，後此亦殆未有其比。」
《左傳》也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歷來研究者常把它和《史記》并稱，尊為歷史散文之祖，“文之有左、馬猶書之有羲、獻”，《荀子》一書對《左傳》的引用頗多。《左傳》尤長于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相斫書），又善于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春秋左傳註疏》：西晉杜預註《春秋經傳集解》；唐孔穎達疏《春秋正義》六十卷。五經正義、十三經注疏之一。
* 東漢《公羊》學者李育以為《左氏》“雖有文采而不得聖人深意攻之，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于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
*賀循：“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范寧：“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
*劉知幾：“尋左氏載諸大夫詞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斯蓋當時國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編而次之，配經稱傳而行也。”
*劉知幾：“左氏之敘事也，述行師則簿領盈視，聒沸騰；論備火則區分在目，修飾峻整；言勝捷則收獲都盡，記奔敗則披靡橫前，申盟誓則慷慨有余，稱譎詐則欺誣可見，談恩惠則煦如春日，紀嚴切則凜若秋霜，敘興邦則滋味無量，陳亡國則凄涼可憫。或腴辭潤簡牘，或美句入詠歌。跌宕而不群，縱橫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將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聞，古今卓絕。
*《太平御覽》六百十引桓譚《新論》曰：“左氏經之與傳，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之也。”
*朱熹認為《左傳》、《史記》只是二、三等著作。又說“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于義理之正”。
*《左繡》：“左氏敘事、述言、論斷，色色精絕，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處。凡聲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筆有化工。若只向字句臨摹，便都不見得。”
*劉熙載：“左氏敘事，紛者整之，孤者輔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運化之方，斯為大備。”
*梁啟超：“《左傳》文章優美，其記事文對于極復雜之事項──如五大戰役等，綱領提挈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敘述得極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能事。其記言文淵懿美茂，而生氣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雖時代甚古，然無佶屈聱牙之病，頗易誦習。故專以學文為目的，《左傳》亦應在精讀之列也。”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二十七年，總計255年，記錄了當時各諸侯國的歷史。全書約18萬字。
# 魯隱公：11年（前722年－前712年）
# 魯桓公：18年（前711年－前694年）
# 魯莊公：32年（前693年－前662年）
# 魯閔公：2年（前661年－前660年）
# 魯僖公：33年（前659年－前627年）
# 魯文公：18年（前626年－前609年）
# 魯宣公：18年（前608年－前591年）
# 魯成公：18年（前590年－前573年）
# 魯襄公：31年（前572年－前542年）
# 魯昭公：32年（前541年－前510年）
# 魯定公：15年（前509年－前495年）
# 魯哀公：27年（前494年－前468年）
#書末附魯悼公年間智伯滅亡一事
*《春秋三傳》：《左傳》、《穀梁傳》、《公羊傳》
第14條引文 ^ 王應麟《困學記聞·六》曰：“王介甫疑左氏春秋為六國（十）【時】人者十一事。”
四部叢刊景元本以及明萬曆刻本中俱為“六國時人”，而非“十人”此處有誤。
下列為歷代研究《左傳》的書目：
* 晉朝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現存最早的《左傳》注解。
** 《四部叢刊》30卷本（附《年表》1卷）
** 《四部備要》稱《春秋左氏傳杜氏集解》30卷（附《年號歸一圖》和《年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四部叢刊》宋刻本影印本，名《春秋左傳集解》1977年
** 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訂再版上海人民出版社《春秋左傳集解》，名《春秋經傳集解》，1989年ISBN 7-80569-058-8
* 唐朝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注疏本，60卷。ISBN 7-301-04724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唐朝陸德明《經典釋文》左傳卷
* 宋朝王安石《春秋解》1卷，已佚。
* 清朝洪亮吉《春秋左傳詁》ISBN 7-5325-1733-0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 清朝王引之著《經義述聞》左傳卷，ISBN：780643173X，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 清朝劉文淇等《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
* 清朝劉文淇《左傳舊疏考證》8卷
* 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 徐仁甫《左傳疏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
* 何樂士《左傳虛詞研究》，商務印書館，1989年 ISBN 7-100-00057-2
* 沈玉成、劉寧《春秋左傳學史稿》，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 ISBN 7-80519-380-0
* 孫綠怡《左傳與中國古典小說》，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ISBN 7-301-01739-1
* 伍媽喜《春秋左氏傳古注輯考》，學海出版社，1982年
* 程南洲《春秋左傳賈奎注與杜預注之比較研究》，臺灣文津出版社，1982年
* 張端穗《左傳思想探微》，學海出版社，1987年
* 曾勤良《左傳引詩賦詩之詩教研究》，文津出版社，1993年 ISBN 957-668-079-4
* 傅隸樸《春秋三傳比義》，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
* 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巴蜀書社，1988年 ISBN 7-80523-146-X
* 謝秀文《春秋三傳考異》，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
* 浦衛忠《春秋三傳綜合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年 ISBN 957-668-283-5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ISBN 7101002625(2000)
*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ISBN：9787101002621（1990）（該版對80年代版有重大修正，堪稱左傳注疏的第二次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一次是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
* 王伯祥《左傳讀本》，開明書店，1940年
* 朱東潤《左傳選》，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 沈玉成《左傳譯文》，中華書局，1981年
* 瞿蛻園《左傳選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林新樵《左傳選》，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
* 李宗侗《春秋左傳今注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
* 王守謙《左傳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 ISBN 7-221-01571-6
* 王靖宇：《左傳與傳統小說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 瑞典高本漢《左傳真偽考》、《左傳注釋》
* 春秋左氏伝校本. 第1-30 / 杜預 集解 ; 陸徳明 音義 ; 秦鼎 校本 ; 近藤元粋 増註
Forth是1960年代末期，由查理斯·摩爾發展出來在天文臺使用的電腦自動控制系統及程序設計語言，允許使用者很容易組合系統已有的簡單指令，定義成為功能較復雜的高階指令。由於其結構精簡、執行快速、操作方便，廣為當代天文學界使用。八十年代以後，有愛用者成立Forth Interest Group在世界各地推廣，並陸續在各類計算機上建立Forth系統及標準的語言。
Forth以可延伸的詞典為核心，采用以堆棧為基礎的高度模塊化結構，是一種將解譯器和編譯器合并運用的雙態系統。使用FORTH，可在編譯過程中檢測差錯，并且逐步擴充編譯程序代碼。利用標準Forth所寫的程序幾乎不必大修改，就能在各類計算機運作；甚至在特別設計的電腦上可以完全放棄組合語言，直接由Forth轉化成機器語言，就好像現代的Java虛擬機。同時，使用者也可以把自己定義的運算功能加入編譯器中，使Forth語言更有彈性。
Forth是一種可擴展的，交互式的語言。最初為小型的嵌入式電腦設計的，現在它幾乎可以在任何主流的芯片上解譯和編譯，甚至已有多種可直接運行Forth指令的芯片。在電子-{表格}-，專家系統，多用戶數據庫，和分布式實時控制系統中有廣泛的應用。表面來看，Forth是一種基于堆棧的概念機。例如要計算（3+4）*5，程序就是：3 4 + 5 *。首先把3和4入堆棧，然后調用+子程序，把堆棧的最頂上兩個元素取出（也就是3和4）進行加法運算，然后把結果入堆棧，然后把5入堆棧，然后調用*子程序，把最頂的2個元素，也就是7和5取出，并進行乘法運算，然后把結果入堆棧，最后的。把結果從堆棧中取出列印。事實上這是一種最簡單有效的概念機。當然Forth遠遠不止這些。
最常用在內建程序，以及系統與過程控制，它也用在微電腦上。主要運用在數據搜集與處理、圖形處理、專家系統，以及實時流程控制等。
下面是一個在標準輸出設備上輸出Hello World的簡單程序，這種程序通常作為開始學習編程語言時的第一個程序：
: run-hello \定義一個單詞，名字叫run-hello
." Hello, world!" CR ;
run-hello
只有在編譯模式，也就是在定義一個單詞的中使用."指令，才能輸出字符串。
用Forth的“追隨者”的話來說，Forth是一種“人機一體”的語言。在程序員的意識中必須要有一臺邏輯上的機器（可能是實際的芯片，也可能是虛擬機）。這臺機器擁有兩個堆棧（數據堆棧和返回堆棧），一個詞典（在Forth中的詞（word）對應于高級語言的函數或者子程序，若干的詞構成詞典。）一個內部解釋器和一個外部解釋器。
和Forth語言一樣，也是基于堆棧的程序設計語言還有PostScript。基于堆棧的工具還有linux下的計算器dc，在其內部是通過堆棧實現的。
使用Forth開發應用程序與使用其他語言開發應用程序的感受有很大的不同。Forth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使用者可以看到每一個功能的實現原理和過程，正是由于這一點，Forth可以作為學習操作系統及編程的非常好的工具。關于Forth編程的特點有一個較為貼切的描述："如果C語言給你的感覺是：它是最好的程序設計語言，那么使用Forth給你的感覺則是：自己是最好的程序設計師。”
在微軟的windows操作系統下，一個很好的Forth系統是Win32Forth。詳見win32forth 。
GNU/Linux系列操作系統下，GForth是GNU對ANS Forth的一個實現，可在gnu網站下載（另有HTTP鏈接，GNU軟件一般推薦通過鏡像站點下載）。下載後，使用通常的configure; make; make install指令即可編譯安裝。GForth還可以內置在著名的文本編輯器Emacs中使用。若出現問題，請閱讀BUILD-FROM-SCRATCH文件。
GForth同時適用于其他系統，例如OS X等UNIX類系統。
* FIG，Forth興趣小組，是致力于教育和推廣Forth編程語言的一個全球性的非盈利組織。
* Forth公司主頁，上面有很多經典的Forth學習資料，歷史和教程。
* 中國Forth程序員，Forth程序員社區和資料站。
* Starting Forth，Leo Brodie寫的Forth語言的入門教材，該書的特色是使用大量生動的圖片來說明程序執行的流程。
聯合國會員國是聯合國大會的正式成員，在聯合國大會中擁有平等的代表權。截至2021年，聯合國一共有193個會員國。
原則上，只有主權國家可以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今日聯合國的193個成員國全部皆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過，在聯合國初創時，菲律賓、印度這2個創始會員國尚未從他們的殖民母國獨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為蘇聯加盟共和國。而美國在聯合國成立之初也爭取到了與蘇聯對等的增加兩個席位的權利，卻因無法在當時的48個州中選出兩個州而擱置此事。如今，美國國務院網站在介紹聯合國的創建過程時，依然聲稱“美國至今仍保留在適當時候增加兩個聯合國代表席位的權利”。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則當時仍被視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仍未完全從英國獨立。
由於所有欲申請成為會員的國家必需通過安全理事會和大會的批準，部份依照《蒙特維多國家權利義務公約》可視為主權國家的政治實體，因為聯合國不承認他們的主權、缺乏國際普遍承認、或是遭受特定成員國的反對，導致這些國家沒有辦法成為聯合國的會員。
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那些主權地位沒有明確定義的政治實體，只能成為聯合國大會觀察員。觀察員可以在大會上發言，但是不能參與投票。
聯合國共有51個創始會員國，在1945年加入成為會員，其中49個國家或其後繼者至今仍然是成員國，另外兩個國家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這兩個國家皆已解體，並且沒有國家接替他們的席位。以下列出了直至最新一個成員國——南蘇丹共和國在2011年7月14日加入後，全部193個聯合國成員國。並以國名之英文字母首字為序排列，其中創始會員國以天藍背景色襯托、粗體標示。
原先在聯合國代表阿富汗的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已倒臺，阿富汗現由塔利班領導的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掌權，但目前聯合國中沒有任何一個會員國承認塔利班政權。
1955年12月14日
1962年10月8日
1993年7月28日
1976年12月1日
1981年11月11日
1992年3月2日
前成員國：注1
1945年11月1日
1973年9月18日
1971年9月21日
1974年9月17日
1966年12月9日
1945年12月27日
1981年9月25日
1960年9月20日
1945年11月14日
1992年5月22日
前成員國：注3
1966年10月17日
1984年9月21日
1962年9月18日
1975年9月16日
1945年11月9日
1945年10月24日1971年10月25日註2
1945年－1971年由代表“中國”註2
1945年11月5日
1975年11月12日
1945年11月2日
1993年1月19日
1991年9月17日
1977年9月20日
1978年12月18日
1945年12月21日
1968年11月12日
1993年5月28日
22px 史瓦帝尼
1968年9月24日
1945年11月13日
1970年10月13日
1965年9月21日
1992年7月31日
前成員國：、
1957年3月8日
1945年10月25日
1945年11月21日
1958年12月12日
1966年9月20日
1945年12月17日
1946年11月19日
1945年10月30日
1950年9月28日
退出聯合國（1965年－1966年）
1949年5月11日
1956年12月18日
1963年12月16日
1999年9月14日
1963年5月14日
1990年9月18日
1964年12月1日
1957年9月17日
1960年9月28日
1961年10月27日
1968年4月24日
1945年11月7日
2006年6月28日
前成員國：、注3
1956年11月12日
1948年4月19日
1990年4月23日
1960年10月7日
1993年4月8日
1945年11月27日
1971年10月7日
1947年9月30日
1994年12月15日
1975年10月10日
1945年10月31日
1983年9月23日
1979年9月18日
1980年9月16日
1976年12月15日
2000年11月1日
1976年9月21日
1961年9月27日
1978年9月19日
2011年7月14日
1975年12月4日
2002年9月10日
1961年12月14日
1946年12月16日
2002年9月27日
2000年9月5日
1962年10月25日
1971年12月9日
1945年12月18日
1981年9月15日
1945年11月15日
1980年8月25日
聯合國還設有聯合國大會觀察員制度，邀請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政治實體參與聯合國事務。觀察員在聯合國大會上可以發言，但沒有參與會議投票的權利。聯合國大會共有65個觀察員。當中包含2個觀察員國、5個觀察員實體、和58個觀察員組織。觀察員國被視為擁有主權的政治實體，隨時可以依照自由決斷遞交請願書申請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國，例如：瑞士聯邦在2002年9月10日成為正式會員國之前的1948年至2002年間，亦是聯合國的常任觀察員國；梵蒂岡城國自1964年4月6日起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1974年11月22日根據聯合國大會的3237號決議得到觀察員席位。在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宣稱擁有巴勒斯坦地區的主權之後，1988年12月15日大會依照A/RES/43/177號決議將其名稱改為「巴勒斯坦國」。2012年11月29日，根據聯合國大會67/19號決議成為觀察員國。許多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諸如歐洲聯盟、馬耳他騎士團等主權地位沒有明確定義的政治實體，皆被聯合國大會邀請成為觀察員。
西撒哈拉的主權爭議在摩洛哥王國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之間爭持不下，摩洛哥實際上統治大部分西撒哈拉地區，剩下的少部份地區則由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國控制。波利薩里奧陣線所代表的西撒國是非洲聯盟的正式會員國，但既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也不具聯合國觀察員身分。
索馬里蘭共和國是位於索馬里東北部一個未被普遍承認的政治實體，自索馬里內戰之後，索馬里政權組織四分五裂，被索馬里聯邦政府及索馬里蘭共和國、邦特蘭、西南索馬里等政權割據統治，其中，西南索馬里和邦特蘭等已名義上有重新加入索馬里聯邦共和國的意願并落實，而索馬里蘭共和國事實上獨立于索馬里聯邦共和國，并不屬於索馬里聯邦政府管控。目前無任何承認，政治較為穩定，與埃塞俄比亞聯邦民主共和國和歐盟有較多經貿往來。
作為新西蘭王國的聯繫邦國，庫克群島和紐埃擁有完整的自治權利，但是其國防、外交事務由新西蘭負責，兩國都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中國是聯合國創始國之一，原先由中華民國代表，但在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現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之名義做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會員。基於以「中華民國」名義推動「返聯」的效果有限，臺灣獨立運動推動者與支持者根據臺灣主權未定論，推動以「臺灣」的名義取代「中華民國」加入聯合國（入聯），與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的「一個中國」代表權之爭做出區別，並主張臺灣早已是獨立於中國內政之外的政治實體。主張方式有以下幾種方式：
# 爭取在總務委員會進行臺灣加入聯合國之辯論
# 爭取友邦在大會發言幫助臺灣發聲
# 爭取友邦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表達友邦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
聯合國沒有承認科索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244號決議和關于科索沃政治地位的正在進行的對話，科索沃共和國雖然與半數會員國有外交的關系，但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它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以及國際奧委會的成員，曾申請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但在2015年以微弱優勢被拒絕。
由中華民國代表的「中國」，是聯合國5個創辦國之一，並於1945年10月24日成為會員，為創始會員國。因中國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失利，中華民國政府被迫在1949年自南京市遷至臺北市，中國共產黨於1949年10月1日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建立中央人民政府，但當時以美國為首的多數國家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因此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依然維持中國席位，儘管相較於統治中國大部分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華民國政府的實際管轄範圍已僅限於臺澎金馬。1971年10月25日，中華民國被迫提前宣布退出聯合國，隨後聯合國大會通過2758號決議，不再視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代表，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自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中國席位。因此目前中華民國所統治的臺澎金馬地區，實際上被排除在聯合國以及聯合國系統機構之外。自1990年代起，中華民國多次嘗試申請加入聯合國，中華民國政府在申請書中表示在聯合國中將只代表臺灣地區的人民，而非全中國，並以「中華民國（臺灣）」、或僅「臺灣」等各種名義提出申請；但因聯合國遵守一個中國政策，所有申請要求皆被拒絕。除了會員外，中華民國同樣也被聯合國拒絕給予「觀察員國」資格（如梵蒂岡、巴勒斯坦國），或「觀察員實體」資格（如馬耳他騎士團）。目前，有14個聯合國成員國和梵蒂岡與中華民國之間有大使級外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