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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對外擴張政策，分南進與北進。1939年5月起諾門罕戰役，蘇軍在朱可夫統領下以寡敵眾，擊潰日本關東軍兩個師團。7月，日本決定南進，為處理「中國事變」，更須解決南方問題，斷絕越南、緬甸與中國交通。
1940年，日軍出兵侵入越南，威脅英荷南洋帝國。6月，乘法國在歐洲戰敗，迫令維希法國停止滇越鐵路為中國運輸物資，中國通海口之交通線全斷。7月，英國政府為討好日本，竟封鎖中國唯一國際邊道滇緬公路，使中國作戰物資之出口完全斷絕。後因美國對日態度趨於強硬，3個月後，始行重開。自此中國深感財政困難，通貨膨脹不已，軍民生活日益艱苦，直到1944年秋間，實為中國抗戰最艱苦階段。9月，六萬日軍登陸安南北部進攻滇桂。而日軍同樣付出極為慘重的代價，如東條英機在1941年10月14日的發言當中，就承認日軍已經有數十萬人在華作戰陣亡。另根據日本戰後研究，在華日軍作戰陣亡或因重傷殘廢無法再度返回戰場：1937年至少5.1萬人，1938年至少8.9萬人，1939年至少8.2萬人，1940年至少4.2萬人，1941年至少4.1萬。
國民政府1938年11月劃分的十二個作戰區域，分別為第一戰區、第二戰區、第三戰區、第四戰區、第五戰區、第六戰區、第七戰區、第八戰區、第九戰區、第十戰區、魯蘇戰區和冀察戰區。
為孤立抗日力量，日軍強迫大批老百姓遷徙到其劃定之變相集中營，建立「集團部落」，使許多地方成為「無人區」，以此割斷民眾與抗日軍隊之聯繫。日本嚴格禁止老百姓在「無人區」居住和耕作；而在「集團部落」內部，則實行「米穀統制」政策，農民自己加工糧食之工具也被沒收；日軍規定農民生產之一切糧食果品統歸大倉，嚴禁私留或者買賣，否則受到嚴厲懲罰；生活在「集體部落」之老百姓已經失去一切人身自由。
日本軍製造「滿洲國」後，萬里長城成為它與華北地區之所謂「交界」地帶；從1941年秋到1942年秋，中國共產黨領導之八路軍沿長城一線建立帶狀之抗日根據地；日本軍感到威脅，在「滿洲國」軍配合下，把居民強行遷移到集團部落，將原來之村莊燒毀，不願意遷移之居民則被屠殺，結果在沿長城一線建立500公里以上之無人區；因此，大量農民失去家園，因飢餓與疾病而死亡。1940年10月2日至11月30日間，日軍在掃蕩八路軍晉冀魯豫邊區的太行區與太岳區時，下令：「這次作戰，與過去完全相異，乃是在於求得完全殲滅八路軍及八路軍根據地。凡是敵人地域內的人，不問男女老幼，應全部殺死；所有房屋，應一律燒毀，所有糧秣，其不能搬運的，亦一律燒毀，鍋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1939年華北日軍總共有6,637人戰死、16,758人戰傷，1940年華北日軍則有6,337人戰死，13,200人戰傷，上述傷亡都是國共游擊武裝力量在敵後作戰所取得的戰果。
1939年11月26日冬季攻勢晉系閻錫山爆發十二月事變，11月28日薄一波領導的山西新軍宣佈起義脫離晉系編入八路軍120師、129師編制，促使冬季攻勢擔任主力的第二戰區處於混亂。12月冬季攻勢，國軍動員80個師，55萬兵力，各戰區分別收復包頭、信陽、沁陽等城市；隔年更攻入開封、新野、襄陽、福州等地；日軍反攻回復原來戰線，日本軍部檢討時認為：「……我軍未依期望進展，掌握主動，致使中國軍隊能發動此一頑強之攻勢，直可視為事變以來陸軍最為黯淡之時期。」
1940年3月，國軍由山西南部經太行山至河北向日軍發動攻勢，八路軍在距離日軍50英里外的情況下發動抗擊朱懷冰、石友三的6萬國軍，八路軍取得上風。華中地區國共發生竹溝慘案、平江慘案等事件，中共處于不利地位。1940年10月，新四軍與蘇魯戰區之國軍游擊隊在江蘇泰州黃橋鎮衝突，消滅蘇北國軍。蘇北地區的中國共產黨新四軍與當地駐紮的國民革命軍發生黃橋戰役，一舉擊潰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所屬國民革命軍第八十九軍。軍事委員會命令新四軍一律開赴黃河以北作戰；命令期限一再展延；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指揮第三十二集團軍上官雲相部包圍新四軍主力10,000多人。1941年1月4日至12日，新四軍在皖南涇縣遭國軍包圍（皖南事變），軍長葉挺以下5,000人被俘，副軍長項英被殺，番號撤銷；中國共產黨稱為第二次反共高潮，自行任命陳毅為新四軍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並要求恢復該軍番號，懲辦與事變有關人員，撤退華中國軍，平毀陝甘寧邊區封鎖線，廢除一黨專政，再要求承認中國共產黨之抗日政權，維持華北、華中及西北防地現狀，八路軍、新四軍編為6個軍，成立各黨派聯合委員會，國、共代表分任主席副主席。最後中共統一整編隴海鐵路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為7個師。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中國共產黨出于此條約有利于打破德日包圍蘇聯的局勢，為國際局勢考慮，表態全力支持。但其態度難以為民眾所接受。4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聲援兩國條約，并重申日蘇兩國條約並未變更中國領土權，反而確保了兩地的安全。國民政府外交部王寵惠部長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及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中國絕對無效。
1941年7月，美國總統羅斯福禁止對日本輸出石油等戰略物資，凍結日本在美財產，並要求日軍撤出越南。珍珠港事件發生兩天後的12月9日，中國正式向德國、義大利和日本宣戰。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廢除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
1944年春季，中國軍隊在華北、華中、華南敵後戰場發動攻勢作戰；至1945年夏季，共殲滅日偽軍47萬餘人，攻克城市70餘座，收復大片國土。
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期間，中國軍隊與日軍在第九戰區有過4次大規模會戰，日軍先後出動66萬人次、共傷亡10.7萬人，國軍出動100多萬人次、共傷亡13萬人，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直到1944年5月第四次長沙會戰，激戰月餘，日軍才攻陷長沙。1941年1月16日，日本陸軍中央部制定了《對華長期作戰計劃》，企圖在年內在不減少現有兵力，對重慶國民政府采取高壓的軍事態勢，利用國際形勢變化盡早解決中國作戰。1941年9月，日軍第二次來攻，4天後退卻，此為第二次長沙之捷。日軍第11軍司令官阿南惟幾目的在消滅第九戰區作戰主力，在9月28日攻入長沙，10月1日日軍主動撤退；國軍由西、北、南三面增援，損失嚴重。第二次長沙會戰于1941年9月6日爆發，歷時33天，日軍攻占長沙，之后迅速撤離，國軍趁機收復失地，雙方恢復戰前狀態。阿南惟幾為策應日軍奪取香港作戰，再次進兵長沙，薛岳領導國軍節節抵抗，削弱日軍攻勢後往兩翼撤退，誘使日軍抵達長沙城下，兩側國軍切斷日軍補給線；1942年1日日軍不支後撤，遭國軍攔截襲擊，損失慘重。第三次長沙會戰是太平洋戰爭開戰以來，同盟國取得的首次勝利，極大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
1940年起，有說法表明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特貨鴉片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30％的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美國駐華代辦艾哲遜於9月4日在重慶以呈國務卿1541號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蘇得邦談話：「在山西共產黨地區種植鴉片所得之金錢，用以墊支共產黨的歲收，維持共產黨發行的貨幣，和購日本佔領區的商品……大部分鴉片似乎是在敵人控制的區域內出售或易貨」。中共以晉北及陝北鴉片栽種區域最廣，並以武裝部隊護送，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
1942年5月，日軍發動浙贛會戰，在打通浙贛鐵路，摧毀沿線機場后撤退。
1943年5月9日至12日，日軍在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畑俊六的率領下，在湖南益陽南縣廠窖鎮屠殺平民3萬餘，強姦婦女兩千多人，燒毀房屋、船只無數，史稱廠窖慘案。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的意義。原本中英兩軍預定在曼德勒籌劃與日軍會戰，但日軍先奪取英軍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軍開始向印度退兵，於是日軍迂回至國軍背後，令中國遠征軍右翼暴露，結果聯合作戰破局成為各自潰退慘劇，遠征軍國民革命軍第五軍殘部被迫自野人山回國或撤往印度，國民革命軍第六十六軍撤退回國。
史迪威重一隅而忽略全局，與中國全面抗戰之戰略觀念不同；遂公開反抗蔣之命令。1943年6月24日，史氏因要求撤換杜聿明軍長不獲中國政府同意，乃不經預告，於二日後將中國戰區作戰之美國第十隊轟炸機，全部調埃及助英軍作戰。其後史氏曾拒絕將租借法案下撥給中美商業組織之中國航空公司兩架運輸機轉交中國空軍，不肯向華盛頓代轉中國前線500架飛機之作戰計劃，反對美軍1000桶飛機汽油之借用。史氏甚至要求擔任中國三軍統帥，美援武器直接援助中共，大為中國朝野所不滿。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元首在埃及開羅發表新聞公報《開羅宣言》，要求戰後日本歸還自1895年占領中國的所有領土。1943年11月，日軍進攻常德，戰鬥一直持續至12月20日，日軍一度攻占常德，但在中國軍隊反擊下最後撤退。
1944年1月4日，支那派遣軍向東京大本營提交作戰計畫，準備大規模進攻，打通平漢鐵路及粵漢鐵路，破壞美國在中國空軍基地；1月24日，東京大本營批準作戰計畫，正式名稱是「大陸打通作戰」，行動代號為「一號作戰」，動員兵力51萬，轟炸機200架配合作戰，調集2年用空軍彈藥，軍用馬匹67,000頭。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日本于1944年4月發起豫中會戰，擊潰湯恩伯在河南省的大軍，打通了平漢線之河南至武漢段。4月23日、5月1日、5月25日，先後攻陷鄭州、許昌、洛陽。6月19日，日軍攻破長沙。6月2日，第十軍進駐衡陽。第十軍軍長方先覺率部頑強抵抗47天，最終城破。第十軍堀壕灌水，作背水一戰之決死陣勢，能夜戰，常逆襲，日方稱為「勇敢之重慶軍」。華中日軍與華南日軍又聯手發起桂柳會戰，一路占領廣西，打通湘桂鐵路，最後打到貴州省獨山，震動重慶。11月11日，桂林和柳州同時失守；12月5日，日軍攻陷獨山；12月10日，第二十九軍軍長孫元良率900餘人，跑步抵達獨山，擋住日軍攻勢。
正面戰場之中國軍隊在1944年緬北滇西反攻作戰中也取得勝利，並在6月收復柳州後，制訂反攻計劃；日軍被迫開始收縮戰線。1944年5月，由衛立煌指揮的中國遠征軍強渡怒江，發起滇西反攻，先後攻克日軍堅固防守的松山、騰沖、龍陵，搶通中印公路。1945年1月，中緬國軍會師南坎。中印公路首次通車，蔣決定命名為「史迪威公路」，自茲由印度運入作戰物資，得以暢通，印度輸油管亦接通至昆明。
1945年2月以後，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會戰和湘西會戰。在湖北，3月日本軍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湘西會戰」從1945年4月9日起，止於6月7日，是中國抗日戰爭中最後一場會戰；日軍為爭奪芷江空軍基地，共投入5個師團10萬兵力，國軍由何應欽親自指揮9個軍26個師18萬兵力，戰線長達200餘公里。戰場位置在湖南省中西部，此戰又稱「芷江攻略戰」。日軍攻入湖南西部，但是在中國軍隊抵抗之下，日軍遭受挫敗而退回原陣地。雙方參戰總兵力28萬人，戰線長達200公里。國軍在會戰主力王耀武指揮下，取得雪峰山大捷，會戰以日軍戰敗而結束，殲敵3萬餘人。在湖南戰場上中國軍民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浴血奮戰，激起中華民族戰勝日軍之信心和勇氣，日軍自此逐步收縮戰線。湘西會戰之勝利，標誌中國抗日正面戰場由防禦轉入反攻階段。
1945年7月27日，國軍反攻，收復桂林。策定反攻廣州計劃，完成一切部署，陸軍總司令部推進桂林。8月，美國第十航空隊調增中國。
東突厥斯坦建國
1944年9月，蘇聯駐伊寧縣領事公開支持肯定「伊寧解放組織」，隨後該組織在迪化市、阿山、塔城縣、阿克蘇等地建立分支機構，為之後的三區革命創造了有利的基礎。
11月7日，東突解放組織特別選在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發動大暴動「伊寧起義」。11月8日，穿著哈薩克共和國軍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輛馬車，車上架有機槍封鎖伊寧城北司令部橋頭，阻止國民革命軍增援。11月12日，暴動者在封鎖伊寧市區後，開始針對漢族屠殺。11月12日，爆發伊寧事變（中共稱為三區革命，中華民國稱為「叛亂」），在伊犁、塔城、阿爾泰三個地區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烏茲別克人）說：
1945年1月5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宣布脫離中華民國而獨立，和國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總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4月，曹達諾夫·扎義爾成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民族軍政治部部長，在事後肯定蘇聯動員部隊參與伊寧起義的貢獻。9月，國軍新編第46師徐汝誠到達迪化前線，第八戰區副司令郭寄嶠進入新疆。9月13日，國府吳忠信、朱紹良、郭寄嶠分析情勢：「三區叛亂軍已推進到瑪納斯河，距迪化僅兩日路程，目前屯兵瑪納斯西，有向迪化進攻之勢。現守迪化之軍隊僅六營，援軍由青海或蘭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達。」
暴動期間中國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東北日報》、《邊疆服務》等報刊則對國民政府壓迫新疆少數民族、殘酷剝削政策進行報導，並聯合中共中央共同聲援伊寧事變的民族起義。新疆暴亂的革命者（如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拜克·木農阿吉）自稱「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政府」、「民族軍」或「11月革命」。中共1950年以前稱新疆暴動者為「伊犁當局」、「伊塔阿三區」，在伊寧事變領導者「空難死亡」後改稱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份-三區革命」。
1945年7月26日，中國蔣委員長（未被邀請與會）、美國總統杜魯門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波茨坦發表聲明，對日本提出最後通諜，促其宣佈無條件投降，否則將使用三國巨大之陸海軍全部力量，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毀滅。三國予以日本“最後之打擊”。日本始終認為如果無條件投降，等於毀滅日本；公告中雖有將來可依日本人民的意志，成立一個傾向於和平及負責之政府之字句，然而未提及日本最關心之是否保存天皇，因之不肯接受。
1945年8月6日，為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蘇聯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軍在日本廣島市投下第一枚原子彈，8月9日又在長崎市投下第二枚原子彈。8月8日，蘇聯根據雅爾塔秘密協議宣布對日作戰，隨後出兵中國東北，相繼佔領朝鮮北部。8月9日，中國各個敵後根據地軍民開始大規模反攻作戰，取得重大戰績。8月10日下午7時，日本政府正式向中、美、英、蘇四國發出《日本請降照會》。下午7時50分，日本政府請降書，已請由瑞士、瑞典轉達盟方，日本願意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無條件投降，但僅要求保留天皇，仍為日本元首。晚上8時許，日本無條件投降消息經中央通訊社收獲，發佈號外，「頃刻震動全市，街頭人山人海，遍處歡呼吶喊……超過十萬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奔赴國民政府暨中央黨部前歡呼，向蔣主席致敬……」同日，在延安總部，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發佈大反攻第一號命令，令山西、河北、山東、綏遠軍隊進向察哈爾、熱河、遼寧，配合蘇聯及外蒙軍作戰，亦即搶先進入東北。8月13日，毛澤東對幹部演說。8月14日，朱德、彭德懷電陳蔣，公開表示抗拒統帥部8月10日給予該軍駐防待命之命令，8月15日朱德又自稱「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日軍投降，受降地點及代表指定：一、華北在阜平地區，由聶榮臻負責；二、華東在天長地區，由陳毅負責；三、鄂豫兩省，在大別山地區，由李先念負責；四、廣東在東莞地區，由曾生負責。
在中國軍民和蘇美盟國打擊下，日本已無力繼續戰爭，於1945年8月15日宣布無條件投降。1945年8月15日晨，同盟國由瑞士政府之通知，獲悉日本天皇已頒勅令，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宣告投降後，遂同時公佈日本無條件投降。是日正午，日本昭和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8月15日15時，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致電岡村寧次，飭其命令所屬向中國共產黨投降。朱德另電岡村寧次，命令日軍分別向華北、華東、華中、華南（廣東）中共將領投降。8月16日，日本大本營向全體陸海軍發佈命令，停止戰鬥行動。於1944年接替汪精衛擔偽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之陳公博，宣布解散偽國民政府，汪精衛政權宣告滅亡。日本既已宣佈無條件投降，盟國遂委任麥克阿瑟將軍為盟軍最高統帥，接受所有日本皇軍投降（all Japanese armed forces by the Emperor），並負責主持佔領日本本土，日投降代表團由首席代表參謀總長率領，於8月19日乘飛機至馬尼拉，簽訂投降條件。國軍按照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於《一般命令第一號》所劃分之受降範圍，中國戰區受降範圍應為中國（東北除外，歸蘇軍受降）、臺灣以及越南北緯16度以北地區，由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接受日本全面投降。8月17日下午5時32分，岡村寧次覆電表示服從指示。
蘇聯武裝部隊總參謀長阿列克謝·因諾肯季耶維奇·安東諾夫大將發表聲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發表的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給武裝部隊關于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尚未布，而且日本軍隊還在繼續進行抵抗，因此，日本實際投降尚未發生。我們只有在日皇命令其軍隊停止敵對和放下武器，而且這個命令被實際執行的時候，才承認日本軍隊投降了。鑒于以上各點，遠東蘇軍將繼續對日攻勢作戰。”8月9日，蘇軍佔領德王府，8月23日，八路軍攻克張家口，「蒙疆聯合自治政府」宣告結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盟軍統帥麥克阿瑟投降，中國派徐永昌參加簽字見證。9月8日，何應欽由芷江飛南京，9月9日上午9時，代表最高統帥，主持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簽字典禮。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投降，八年中日戰爭告終。按盟軍指令，中國戰場上的日軍必須立即向國民政府投降，但中共中央則不這麼認為，除熱河、察哈爾之張家口、山海關等6都市由蘇聯軍所佔據轉交給中共外，其餘重要都市多未進入和平狀態，戰事仍然持續。
8月，設置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以陳儀為長官。10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奉麥帥下達之命令接受在臺日軍的投降並接管臺灣。10月25日，駐臺日軍在臺北公會堂完成受降儀式，隨後，陳儀發表廣播稱恢復對臺灣、澎湖列島之主權，臺灣已經光復。
國民革命軍陸軍二級上將張自忠，屢建功勳，在棗宜會戰中力戰殉國
至1945年3月，國軍共有31個集團軍，106個軍、316個師。
常州以東到上海一帶是「忠義救國軍」控制，名義上司令官是戴笠，在上海郊區和黃浦江對岸一帶游擊，由青幫和洪門組成，暗殺間諜和漢奸，犧牲100多人；1938年8月13日「忠義救國軍」潛入日軍虹橋機場升起一面中國國旗。
岡村寧次於1939年時曾表示：「看來敵軍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於四億中國民眾，也不是以各類雜牌軍混合而成的二百萬軍隊，乃是以蔣介石為核心、以黃埔軍校青年軍官階層為主體的中央軍。在歷次會戰中，它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黃埔軍校教育之徹底，由此可見……有此軍隊存在，要想和平解決事變，無異是緣木求魚。」
東北抗聯第一路軍總司令楊靖宇，糧絕十日，以棉果腹，寧死不降
東北抗日義勇軍是九一八事變後以東北軍為基礎的自發抗日武裝力量，人數最多時曾達50萬人，但在日軍強大進攻下，義勇軍缺乏統一領導而又成分複雜，1933年即大部瓦解。一部退入關內，一部由中共領導組成東北抗日聯軍，繼續堅持鬥爭。
川軍領導人之一，劉湘
川軍為民國軍閥。與其它地方派系不一樣，川軍從來沒有統一，內部派系繁雜，劉文輝、鄧錫侯、楊森、劉湘等人各據一方。四川（包括西康省）是抗戰省份中提供最多人力。在1938年-1945年，國軍有戰斗力的部隊40%均為川軍，實戰人員超過中央軍。壯丁占全國1/5以上，陣亡將士居全國之冠。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留守南方的紅軍部隊和南方八省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1938年5月，毛澤東寫出《論持久戰》，提出抗日戰爭應分為戰略防御階段、戰略相持階段和戰略反攻階段。
新四軍完成訓練後，分成4個師，分別命名為：團結師、前進師、勇敢師和抵抗師，於1938年4月27日離開皖西穎水根據地，開赴前線，5月10日抵達南陵，5月16日分成小股力量沿南京－蕪湖鐵路潛越敵人防線，首次同日軍交戰。
著名的南洋華僑機工隊活躍在滇緬公路上，保證了抗戰物資的運輸暢通。
抗戰初期，美國不願捲入中日戰爭；1937年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布禁向中日兩國運送軍火。直到戰爭進行17個月，即1938年12月，中國方行到美國1,500萬美元借款，以桐油抵償。外交人員幾經努力，1942之前美國對華提供1.7億美元貸款。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開始全力援華，1942年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無償援助，並根據《租借法案》向對華租借大量軍事物資，包括「駝峰空運」。
美國派員到中國參戰，包括「飛虎隊」、美軍第14航空隊和第20轟炸機隊，以及「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飛虎隊正式名稱為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縮寫AVG），因為飛機頭部畫上鯊魚頭，而未見過鯊魚之昆明市民稱作「飛老虎」而得名。1937年初，美國陸軍航空隊退役飛行員陳納德獲聘為中國空軍顧問；1941年4月，蘇聯撤走航空志願隊，陳納德遂成立以美國機師組成之美國志願航空隊，從租借法案爭取到約100架戰機，並在美國招募約100名後備役軍機機師及200名地勤人員。志願隊員月薪750美元，擊落日機1架，給奬金500美元。
1942年6月，根據《中美租借協定》規定，國府分別派遣中國空軍機師赴印度和美國受訓；1943年10月，中美混合聯隊（Chinese-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立，隸屬於美國第14航空隊指揮。
1942年1月，日軍大舉進攻緬甸，5月切斷中國最後一條對外交通線滇緬公路；6月，中美兩國代表在華盛頓簽署《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協定》，中國正式成為「租借協定」受援國。4月，中美決定開闢「駝峰航線」，為中國抗日戰爭及美國在亞洲戰場補給油桶、彈藥、藥品、食品和黃金等物資；美國空軍第10航空隊和中國航空公司共同承擔「駝峰」空運任務，其中以美國空運為主。駝峰航線上600多架運輸機幾乎全天候運轉。自1942年起，駝峰航線開辟，從喜馬拉雅山脈東側（橫斷山脈等高寒山區）由印度飛往中國，至二戰結束，中美兩國至少642架飛機失事或失蹤，1,382名機組人員犧牲；向中國運送物資65萬噸，佔外援物資總量八成。駝峰航線不僅地形險峻複雜，氣候堪稱世界上最惡劣，天氣制約著空運數量；經常有暴風雨、湍流猛烈、橫風每小時160至240公里，結冰嚴重。有時氣候急變影響飛行，使貨物甩出飛；結冰把機翼壓變形，令飛急降數千英尺。數據顯示，在1941年到1945年之間，援助中國物資81%是透過「駝峰」空運，西起印度阿薩姆邦，向東橫跨喜瑪拉雅山脈、高黎貢山、橫斷山、薩爾溫江、怒江、瀾滄江、金沙江、麗江白沙機場，進入中國雲南和四川，總航程約800公里。航線經過高山海拔4,500至5,500米左右，最高海拔7,000米以上；由於當年飛機設備落後，機上沒有加壓裝置，機員需要極大耐力。
美國開闢中印空運之初，僅供給美國14航空隊之需要，直到1944年春季之後，方始運作戰物資，至於美國對中國之援助，空軍方面獲得數百架飛機及配件和燃油，陸軍則獲得29個師輕裝備，其價值約為5億美元，若按美方援助盟邦之物資2,800億美元計算，或相等於裝備588個裝甲師或2,000步兵師，中國所佔者實在微乎其微。所有上述援助合計，中國在抗戰中所獲美援總額達16.02億美元，是所有國家中對華援助最多。
1937年4月，國共和解已成，蘇聯表示願給中國以軍火借款，中國反應冷淡。8月21日，蘇聯同中華民國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第二條規定：“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國協定，在沖突全部期間內，對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任何協助，并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得以施行。”另有口頭聲明，在中日關係未恢復前，蘇聯不與日本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中國不與第三國訂立防共協定，蘇聯允3個至6個月內，實行參戰。
蘇聯對華出售重型武器曾超德國，並先後分別對華貸款3筆，共計2.5億美元。據統計，抗戰開始至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前，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購買飛機904架（包括輕重轟炸機318架）、坦克82輛、汽車1,516輛、自動牽引車602輛、各種火砲1,140門、機槍9,720挺、步槍6萬枝、步槍子彈16,700多萬發、機槍子彈1,700多萬發、炸彈31,100顆、砲彈187萬多發。
不久，朱可夫率蘇聯顧問團到中國。蘇聯協助培養了部分飛行員、領航員及地勤人員。
1937年11月，蘇聯給予中國以5,000萬美金借款，用以購買飛機，蘇聯空軍志願隊「正義之劍」繼至。
1938年1月，中國派孫科赴莫斯科，商談中蘇同盟不成，蘇聯反向日本提議解決兩國懸案，日本未加理睬。1938年冬，第二批志愿隊來華，其中有當時被授予蘇聯英雄的雷恰戈夫，先後在武漢和臺北給予日軍重創。蘇聯空軍志願人員先後來華共700多人，其中200多人在華犧牲；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毀日機1,049架。
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蘇聯對中國援助全面停止。國民政府對於蘇日中立條約表達了嚴厲的批評，中國共產黨則認為，根據蘇聯的和平中立政策，無論與日本訂約與否，蘇聯都是不準備侵入東四省的；同時表示，必須收復全國一切失地、打到鴨綠江邊，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社會主義的蘇聯必然會支持中國。
日本把幾十萬關東軍守在東北，準備大量化學武器一旦和蘇聯發生戰爭時用，直到2000年之后，還有中國人因為地下化學武器泄露而傷亡。
直到1945年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但中國卻因此同意外蒙古公投獨立、允許蘇聯在東北和新疆享有特殊權益，整個東北工業設備被蘇軍洗劫一空，損失20億美元慘重代價。
國民革命軍中央教導團，又稱德械師士兵
中德軍事合作早在1928年11月就展開，中國國民政府聘用德國顧問團；「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1934年起，德國顧問團協助國軍創建3個「示範師」，組建10個炮兵營，並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隊等專業化部隊。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開始時，中央軍是由德國軍事顧問訓練，其中最精銳部清一色是德式裝備；國軍從武器到兵工廠幾乎全部來自德國，甚至連防禦計劃也是德軍顧問制定。
全面抗戰爆發前後，德國協助中國整訓30萬精銳部隊，並出售大量軍火物資；與此同時，中國還從德國購買大量軍火物資，特別是1937年底中日激戰期間，德國不但未像其他國家一樣限制對華出口武器，反而加緊對華軍火運輸。但日本步步進逼，始終未能成功。截至1938年8月，至少有1.44億馬克（約5,816萬美元）之德國軍火物資運抵中國。1938年2月希特勒宣布德國將正式承認「滿洲國」；4月德國禁止對華軍售，並召回全部在華軍事顧問，隨後更召回駐華大使。但德國軍火在中國抗戰初期依然有重大影響。中德合作令國民政府軍裝備大大改進。「八一三淞滬會戰」時有大約70名德軍顧問直接參與指揮國軍各級部隊；在上海到南京之淞滬戰場上，儘管蔣介石將所有德式訓練之中央軍精銳全部投入戰鬥，卻仍遭慘敗。外國輿論對於中國軍隊英勇智謀，亦再三贊譽；雖訓練猶未充足，裝備猶未齊備，外人以為不能支持一週之陣地，竟能抵抗十週。
英國在19世紀時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東亞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抗戰初期中國多次向英國求助都被拒，蔣甚至親自向英國大使卡爾表示，中國政府可以提供20萬人替英國保衛香港，依舊被英國拒絕。
1938年10月，中國華南、華中相繼失守，英國在華勢力範圍基本為日本控制，英國開始援華；直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英國對華提供財政援助貨款共1,550萬英鎊，其中三分之二是1940年後提供。英國對中國抗戰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義，對中國的幫助包括開通滇緬公路和為駝峰航線提供基地。英國對華軍援微乎其微。
出云號裝甲巡洋艦1937年在上海參與淞滬戰役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參與侵略中國的日本軍各部隊包括中國駐屯軍、關東軍、華北方面軍（北支那方面軍）、上海派遣軍、華中方面軍（中支那方面軍）、駐蒙軍、華南方面軍（南支那方面軍）、中國派遣軍（支那派遣軍）、參加攻擊中國東南沿海和長江沿岸的日本海軍部分軍隊。
對於東北方面，1940年時的滿洲國軍人數正規軍約10萬余人（30個旅）；武裝較好的警察隊約5萬名以上，‘興安軍’約1萬名以上。
1945年初，僅汪精衛政權統治區就有皇協軍40萬余人。
經過14年之衝突，中國士兵至少傷亡300萬人，可能另有一百萬人因病及營養不良而亡故；陣亡士兵有九成以上是蔣的部隊；炸死、燒死、餓死、淹死、被槍打死之中國人民還有900萬人；不同時期，前後有數千萬人成為難民，很多人顛沛流離死在路途中，不少人則在難民營過世。在中國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共傷亡3,500萬人，財產損失6,000億美元，中國人民為民族之獨立解放付出重大代價；中國戰場牽制日軍陸軍兵力之60%以上和大量海空軍力量，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卓越貢獻；中國國際地位也因此而提高。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另外有統計，中國抗日戰爭直接傷亡合計可能達2,062萬人，合可累計之戰爭直接傷殘人口，軍民傷亡3,480萬人。1947年2月15日，聯合國提出報告草案，詳述中國八年所遭戰爭破壞：據估計戰爭死亡人數逾900萬，由於戰爭死於疾病及受傷人數達數百萬，劫後餘生者亦陷於窮困和流亡；交通遭巨大破壞，教育受嚴重損害，工礦業十損其九，災荒和瘟疫波及廣西500萬人、湖南1000萬人。
附：中國政府歷年來公布的抗戰軍民受傷及死亡數據：
（1）1946年底，國民政府公布軍人傷亡331萬多人，人民傷亡842萬多人，共計1,173萬人。
（2）1947年5月20日，國民政府對1946公布的抗戰傷亡人員總數進行了修訂，軍人作戰傷亡3,227,926人，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傷亡9,134,569人，總計人口傷亡12,784,974人。
（3）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就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作了初步估計1,000萬人和500億美元以上的財產損失。
（4）1985年公布戰爭中的傷亡人數為2,100萬人以上。
（5）1995年，公布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多萬人。
第三次長沙會戰中的激烈巷戰
中國抗日戰爭時任國軍參謀總長之何應欽在《開戰之前敵我兵力比較》中，對比「七七事變」中日軍力，開戰之初，日本兵員總數為448.1萬人，其中現役兵、後備役兵、預備役兵為戰鬥兵，數量199.7萬人，補充兵人數248.2萬。陸軍常備師團17個，海軍艦艇190萬噸位，空軍飛機2,700多架。據日本厚生省1964年調查後統計，日軍在侵華戰爭中死亡的人數約為455,700~700,000人。（不包括印緬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和駐印軍和美英協同殲滅的約16萬日軍，及蘇軍在東北消滅的日軍。）
中國抗日戰爭中開始之初，國軍陸軍現役兵170多萬，補充兵約50萬；海軍艦艇11萬噸位，不足日本十分之一；空軍僅有戰機305架，各式飛機加起來共600架；75毫米以上之火炮只有800多門，其中重炮只有48門。1937年，中國飛機、大口徑火炮、坦克、汽車年產量為零；而日本年產飛機1,580架、大口徑火炮744門、坦克330輛、汽車9,500輛（設備能力為年產3萬輛）。據臺北中央日報社出版《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第122頁載：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下的國軍與日本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據中華民國國防部1946年統計，國軍作戰傷亡322萬7926人、病亡42萬2479人，總計損失365萬0465人。軍令部統計自七七事變以來陸軍陣亡131萬9958人、負傷176萬1135人、失蹤13萬0126人，空軍陣亡4321人、負傷347人，海軍艦艇全部損失，損失戰機2468架。據日本統計，「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陸軍總兵力212萬人，中國派遣軍有62萬人；到日本投降，日軍總兵力約700萬人，中國派遣軍有105萬人。日軍八年在中國戰場之傷亡，負傷131萬8670人，陣亡177萬9774人。根據日本統計，日本軍在整個二戰死亡約185萬至186萬人，其中中國戰場死亡約40萬4千6百人，其中中共武裝打死3萬多人；蘇軍打死關東軍約8萬多人，太平洋戰爭南方軍約死亡125萬人。至於1983年讀賣新聞社所出版的《戰爭：中國侵略》所給出的數據是自1937年7月7日至戰爭結束為止，總共有七十多萬日軍死於中國戰場。
中國先後徵發兵員1,400萬人，傷亡官兵320萬人，人民生命犧牲以千萬計，財產損失約4,880億美元。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為13,922,859人。據蔣緯國《抗日御侮》一書記載：“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征兵近1,400萬，至于游擊區、淪陷區、壯丁，則由戰區司令長官自己設法招募”。此外“凡屬軍事所需之工事、道路、機場，均由民工以義務勞動方式，參加土工作業。八年抗戰各戰區工事之構筑，軍用道路之開辟，被炸橋梁之搶修，以及敵軍可能利用之道路的破壞，先后所發動之民工，當在10,000,000人以上。”
據1943年7月中華民國駐英大使顧維鈞轉述，英國方面認為“我國抗戰公報多夸大不足信，尤以報告敵人傷亡數目為最，此次湘鄂一役所稱敵方傷亡三萬，超過不啻十余倍云云。”據何成濬日記記錄，薛岳在第三次長沙會戰後由于虛報戰績過于夸大，被同儕將領“笑斥”。軍令部長徐永昌對國軍將領普遍虛報戰績的現象感慨：“由謊報一點看我國軍人無恥，可謂達于極點。”。例如棗宜會戰日軍資料聲稱僅傷亡一萬一千多人，然而根據日軍內部極機密檔案統計，1940年5月與6月的中國派遣軍死傷多達四萬以上，其中大部分應該傷亡於棗宜會戰。又如在日本陸軍高層的報告當中，日本第21軍在1939年4月所發動的四月作戰僅陣亡14名，受傷39名。然第21軍所送交的戰時旬報當中，就自承僅參戰的第104師團至4月20日就陣亡105人，受傷253人。而另一參戰的第18師團則僅在4月15~20日就陣亡36人，受傷142人。然四月作戰在4月28日才告終止。另外根據日軍第5師團師團長今村均在1940年3月的報告稱該師團自1939年11月16日登陸至隔年3月9日僅死亡1,161名（戰死與非戰鬥死亡皆算入）、受傷2,719名，然而日軍第21軍參謀長根本博卻在戰時月報上給出第5師團僅於1939年12月19日至隔年1月底就至少戰死1,282名、戰傷2,800名的數據，。即便今村均在報告中大幅壓低傷亡人數，然而依舊承認第5師團至1940年2月上旬接收補充人員4,700多人，根據日本陸軍運輸資料其中有3,389人約在1940年1月下旬抵達，也就是說另有1,300~1,400名補充人員在2月上旬補充第5師團因為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所產生的缺額（輕傷現地住院應不在內），而此時的第5師團正在進行賓陽作戰，足見此1,300~1,400名補充人員幾乎都是補充因賓陽作戰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所造成之缺額（輕傷現地住院應不在內），而2月上旬第5師團接受補充的當下賓陽作戰還在持續進行當中，若將接受補充的當下尚未列入紀錄的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者以及補充後所承受的戰死與重傷後送回國者和輕傷現地住院者算入，第5師團在賓陽作戰傷亡人數便多達好幾千名，足見賓陽作戰給日軍之傷亡甚眾（該作戰除第5師團外，還有近衛混成旅團、第18師團、臺灣混成旅團參戰），然日軍第21軍司令部卻報告該軍僅戰死295人、受傷1,307人。除此之外，華北方面軍於戰果報告中提出該方面軍於1941年僅陣亡2,352人，受傷5,001人，然根據華北方面軍戰時月報，該方面軍於1940年11月至1941年10月間可確認之作戰傷亡共計為陣亡4,599人，傷重不治264人，受傷10,338人。1941年7月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在其上奏裕仁天皇的報告中裡面給出華北方面軍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共有7,679人戰死的數據，然而1941年1月華北方面軍軍醫部給出的報告數據卻顯示該方面軍1939年9月至1940年11月戰死人數是8,161人，明顯多田駿少報了482名戰死者，。
在長城處作戰的八路軍士兵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記載：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共作戰125,165次，斃傷日軍52萬463人、偽軍49萬130人，俘虜日軍6,213人、偽軍51萬2,933人，日軍投誠746人、偽軍反正18萬3,632人。繳獲長短槍68萬2,831支、輕重機槍1萬1,895挺、各種炮1,852門。繳獲和摧毀的輜重統計為：擊毀飛機57架、坦克69輛、裝甲車164輛、火車頭301輛、汽車和摩托車6,080輛；繳獲汽車、摩托車347輛，馬30,448匹。
根據解放軍出版社《中共抗日部隊發展史略》之〈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人員損失統計〉，中共軍隊八年損失統計為：傷290,467人，亡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蹤87,208人，共計584,267人。2015年7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吹風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對「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查研究成果作介紹。李忠-{杰}-稱，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以上，其中軍隊傷亡380餘萬，佔各國傷亡人數總和三分之一；按照1937年比價，中國官方財產損失和戰爭消耗達1,000多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達5,000億美元。
正在進行審判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現場
戰後，盟國在東京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只對東條英機為首的28名日本甲級戰犯宣判有罪，而對已經逮捕的其他數十名重要戰爭嫌疑犯陸續予以釋放。對於裕仁天皇的處置，在1943年開羅會議上，西方代表曾有在戰後廢除天皇一設想，羅斯福對此咨詢蔣介石意見，蔣介石表示「應讓日本人民自己決定」。戰後美日同盟形成，使裕仁逃過一劫。1947年2月24日，香港法庭判處第一名日本戰犯野間賢之助死刑。1948年4月20日，中國駐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向哲濬對法庭表示：中國政府要求對凡在對華戰爭中發生重要作用之日本戰犯，予以「嚴厲與公正」之處罰，這種處罰並非在報復，而實在為杜防日本侵略之重演。12月23日，日本戰犯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廣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在東京巢鴨監獄執行絞刑。
1946年4月12日，江蘇高等法院以叛國罪宣判陳公博死刑。6月3日，發由蘇州獅子口執行槍決。1947年3月10日，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谷壽夫（南京大屠殺主謀、華南派遣軍司令官，中將軍銜）死刑；判決書宣布：「查屠殺最慘厲之時期，厥為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同年二十一日，亦即谷壽夫部駐京之期間。計於中華門外花神廟、寳塔橋、石觀音、下關草鞋峽等處，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及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1947年5月19日，南京大屠殺日本主犯之一田中軍吉由日本押解到上海。6月17日，日本戰犯米村春喜、下田次郎行刑。國府成立戰犯法庭，由石美瑜任審判長。1949年1月26日，原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上海被南京政府國防部軍事法庭宣布無罪，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中國共産黨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得到國內輿論的廣泛贊同。1月31日，南京政府遵從東京麥克阿瑟命令，將日本侵華戰犯260名連同岡村寧次等9人一起送往日本；2月4日抵東京。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56年4月宣布，對在押的日本戰犯從寬處理。6月至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開審判無一人被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同年，其他1,017名被認為罪行較輕、表現較好的日本戰犯被免予起訴釋放回國。1964年3月，在中國服刑的最后一批日本戰犯共3人被特赦釋放。
周恩來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不承認《舊金山和約》的合法性。
在臺北和約及舊金山和約中，日本聲明放棄臺灣、澎湖群島、西沙群島及南沙群島之主權。最早從美國政府內部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後，美國在冷戰期間希望國民政府放棄外島。另外一派學者則認為中日和約是與中華民國簽定的，主權當然是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而且約文第三條指出日本有關臺澎包括債權之內的財產之處置對象為「在臺灣及澎湖之中華民國當局及居民」。
從1979年開始，日本對華ODA貸款總額超過3萬億日圓。
中國收回中國東北地區，並接管在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的臺灣、澎湖群島，美國在戰後為維持在臺灣的國家利益而提出臺灣地位未定論。
抗日戰爭是自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第一次全面勝利戰爭，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以上，拖住60至80萬可能派遣到太平洋之日本部隊，減少美國在太平洋戰區之壓力，使蘇聯避免東西兩線同時作戰之不利。中國抗日的貢獻也使中國成為五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
抗日戰爭對中國影響很大。隨著中國領土被日本佔領，中國金融、軍事、教育、工業、人口等都有很大改變。
1947年6月4日，國民政府發表抗戰損失統計，中國抗戰直接損失達310億美元。
抗戰八年，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征壯丁總數1,392萬2,859人。其中有的隨國民政府遷都而調整與移動，也有的不願轉移而被日本佔領。據蔣夢麟回憶錄稱有1,400萬壯丁被國軍拉夫後死於饑餓疾病。
經歷八年抗戰後，國共兩黨軍事實力對比大變，中國共產黨軍隊由戰前約9.2萬人猛增至約127萬人，另有268萬民兵。“解放區”面積達104.8萬平方公里，擁有1.255億“解放區”人民。國軍則由抗戰初期的170萬增加到524萬陸軍。因此抗日戰爭對國共內戰結果有關鍵影響。國軍把整個運輸力量集中到長江沿岸，從而影響后來到國軍敗於中國共產黨。
一號作戰中的日軍裝甲部隊
八路軍在即早獲知情報。此外，華中解放區和華南解放區亦收復大片國土。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更是在1945年8月抵達廣東省北部地區，開辟了「湘鄂贛邊抗日根據地」。
抗日國軍後人、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認為，中國國民黨在八年抗戰中，堅持抗日是主流，過份強調支流，不符合歷史事實，「對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大業沒有好處。」
「在波瀾壯闊的全民族抗戰中，全體中華兒女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各黨派、各民族、各階級、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燃起抗日的烽火。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組織了一系列大仗，特別是全國抗戰初期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戰役，給日軍以沉重打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奮勇作戰。2005年，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謝晉元之子謝繼民與臺灣學生交流中，聽到「我們臺灣，你們中國」之說法。
蔣介石於1950年6月11日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官訓練團成立之意義》的演講時提到：「在抗戰以前，不論什麼事，我們總是平心靜氣，忍辱負重的和他們交涉，想法使他們能夠瞭解我們是同文同種的國家，決不能兄弟鬩牆，自相殘殺，否則只有同歸於盡。後來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公開佔據了我們的東三省，到了七七又發動盧溝橋事變，我們迫不得已，才起來全面抗戰。但是我們抗戰的目的，只是打不平，希望戰爭結束，彼此立於平等的地位，做一個親善的兄弟之邦，真正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最後我們抗戰勝利，在日本宣布接受條件那一天，我立即發表文告，聲明今後中國對日本決不報復，以後一切處理，都一本寬大原則予以優待；這就是要貫徹我們抗戰的初衷，實現總理的外交政策。經過我們這一次抗戰之後，大部份日本人就都感悟中國真是他們一個兄弟之邦，而一般有識之士，更深切瞭解，亞洲如果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日本決不能單獨存在。我們只要日本軍民真正覺悟到這一點，中日之間就有了合作的基礎；同時我們自己也要認清，如果亞洲沒有一個獨立自由的日本，中國也是不能單獨存在的。現在事實擺在眼前：日本經過八年戰爭，已經徹底失敗了，我們雖然獲得一時的勝利，但是因為蘇俄指使共匪作亂，到如今也是徹底失敗了。這兩個國家現狀，實在都等於亡國，過去所謂『同歸於盡』的話，不幸而中了。現在中日兩國既已明白日本不能侵略中國，中國亦不可敵視日本，兩國必須親睦合作，才能達到共存共榮的目的，至此總理的外交政策，亦才有實行的可能了。
……我這一次決定請日本教官來擔任我們軍事訓練。這些日本教官自到臺灣以來，對我們各方面的貢獻，十分誠摯，他們都知道中國今日的災禍，無異是日本的災禍，復興中國的工作，就是復興日本的工作，所以他們在這裏擔任教官，和在日本訓練他本國學生一樣的精誠，因此我們腦筋裏再不可留有過去的敵意，更不能存一種輕視的心理，以為他們是打敗仗的，不值得我們的尊重。我們要反省在抗戰中我們究竟憑什麼來打敗日本？老實說我們抗戰的勝利，一半是靠著總理的主義和正確的國策，一半是靠著友邦美國的援助，纔有此徼倖的勝利。難道日本真是被我們打敗的麼？現在我們國家在這樣存亡危急，到處受人欺凌，被人侮辱的時候，而日本教官反肯冒險來臺，且能以其一片至誠，來幫助我們反共抗俄，教授我們作戰的精神技術，以及其他各國所不能學得的學問，願與我們共患難、同甘苦、同仇敵愾、同舟共濟，那我們更應該特別優禮他們，尊敬他們。……」
中華民國政府也在2008年《中華民國年鑒》中評論抗日戰爭：「從民國26年到34年，為8年全面對日抗戰時期。影響抗戰陣營最大的因素是中共，共軍的主力用在敵後擴張基地，國民政府除全面抗日外，還要防止中共的擴張。戰爭初期沿海各省及華北、華中、華南相繼撤守。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後，抗日戰爭變成同盟國對抗軸心國的戰爭，中國和盟邦並肩作戰，不僅中國戰場的情勢日趨穩定，而且派遣遠征軍支援緬甸戰場。8年抗戰使中國社會發生很大的變遷，民眾在抗日宣傳中獲得國家觀念，強化了民族主義，這種主義後來被中共用來對抗美國；民眾為逃避戰火，造成重大的人口移動，減少省際的隔閡，有助於社會的整合和政治的統一。但戰爭使各項產業蕭條，尤其田園荒蕪，生產減少，農村經濟衰退，造成許多退伍而不願歸田的人，成為政府和社會的負擔。」
美國歷史學者兼政治傳記作家、《蔣介石傳》作者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末至磨爭論過，他認蔣以大撤退爭取時間之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但政治後果卻對蔣長遠不利，使大片土地由中國共產黨游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英雄主義氣概。
陸軍總部確定計劃後，即下令各戰區、各方面軍、及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遵照實施，國軍遂依計劃空運、車運、水運及徒步各種方法，由各方面向各要點推進，日軍則於國軍到達後即遂次集中，並同時解除武裝。
從1945年9月11日起，到10月中旬止，日軍大部業已集中繳械完畢，經過情形十分順利，只有蘇北、山東及華北方面，因受阻礙及交通關係，致未能完全按照預定之日期完成，直到1946年2月初，這些地方始繳械完畢。
當時受降之後，日軍及日僑共為2,039,974人，另外還有韓籍俘虜及韓僑與臺胞10萬餘人，分別集中於中國大陸，及臺灣、海南島越北各地，由塘沽、青島、連雲港、上海、廈門、汕頭、廣州、海口、三亞、海防、基隆、高雄等12個港口出港歸國。並由美方使用85艘登陸艇、自由輪100艘，及部分日本船隻擔任輸送；此一遣俘工作，由1945年10月底開始，直到次年6月底始遣送完畢。中國為遺返日軍及日僑，曾調配船舶30萬噸。中國政府緊縮一般交通，為日軍及日僑動員火車輪船。自1946年5月7日至12月31日，由葫蘆島遣返日僑合共158批，計1,017,549人；1947年6月25日至10月25日，又遣返12批，計29,627人；1948年6月4日至9月20日，再遣返3,871人。
從葫蘆島被遣返的日本人
儘管日軍沒有帶武器，仍然維持原有軍隊系統，而且歸還一度被接收，但在指揮上必需器材、飛機、汽車、腳踏車，致使日軍順利獲得遺返。日軍及日僑從中國回日本所持行李太多，阻礙日本鐵路運輸。中國也曾給日軍及日僑增配火車。
1947年1月7日，盟軍駐日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宣布：留中國各地約300萬日本僑民、日本戰俘已遺送完畢。2月4日，中國向日本追還善本古籍首批10箱運返，尚有108箱待運。
2月24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授權麥克阿瑟將已指定之日本工業設備，先行分配30%與中國及菲律賓，作為初步賠償，由日本負擔所有拆卸、搬運費用；中國及菲律賓則負擔運輸船隻及其他費用。2月25日，中國、美國、蘇聯等國商討日本賠償問題。
3月7日，日本賠償物資約達1,000萬噸，中國可獲得30%。4月3日，美國政府發言人宣稱：美國政府已訓令麥克阿瑟於短期內依照臨時計劃，提前將30%日本賠償品給中國、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與馬來聯邦各國，中國可得15%。
4月5日，據《大公報》南京電：美國政府授權麥克阿瑟以日本賠償物資之30%提前分配，其中中國應得之5%，將達130餘萬噸；駐日盟軍總部已將65家機器廠及12家火力發電廠之名單公佈，為先行拆遷之賠償物資之一部分，供中國、美國、荷蘭、菲律賓之選擇。中國之運輸計劃已擬就，第一批賠償物資將分兩次運回，所需費用將達8,000餘億元；須俟遠東賠委員會之通知到達，即可派員前往拆運。4月7日，中國海軍總部副參謀長高如峰談稱：關於日艘六十四艘平均分配中、美、英、蘇四國一事，海軍總部已接獲通知，刻正遴選官佐士兵，候令赴日接收。4月11日，美國國務院宣布：日本驅逐艦級軍艦140艘，將立即平均分配與中國、美國、英國、蘇聯；是為根據1943年四國宣言，對239艘軍艦之首次分配。4月18日，遠東委員會決定：「日本應保留足以使其維持1930年至1934年間生活水準之工業動力。」4月19日，國民政府特派商震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兼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4月22日，中華民國海軍總司令部派馬德建、姚璵赴日接收日本賠償中國之軍艦。6月27日，首批日艦抽籤分配：中、美、英、蘇各得8艘，下月將由日本分駛各國。根據美、英、蘇、中四國協議，解散日本海軍所得戰艦92艘，四國平分，中國獲23艘；7月3日，日本賠償中國首批軍艦8艘抵達上海。7月17日，日本賠償艦隻第二次抽籤，中國共得8艘8,000餘噸；7月26日自日本啟碇，7月28日到達上海。
4月，因中、美、英、蘇、法、荷、澳、加、印、新西蘭對日要求賠款數目超過日本資產之總額，麥克阿瑟宣稱，必須堅持二原則：一、充許日本留存維持最低國民生活水準之產業；二、水準以上之資產，由各國分配。
5月1日，國民政府派秦汾為賠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決定將日本賠償物資分上海、南京、塘沽、漢口、廣州、青島、廣州灣、葫蘆島、馬尾、廈門、營口、石灰窰、基隆、高雄14地起卸；賠償物資包括工具機、造船器材、鋼鐵、化工原料、電力以及輕金屬等。5月5日，中國駐日本代表團賠償組長吳半農與其他7國賠償代表赴日本南部視察掠奪物品。5月12日，中國賠償及歸還代表團組成，吳半農為團長，負責處理日本賠償事宜，和盟軍總部賠償執行處及民間物資保管組聯繫，執行賠償事宜。
6月2日，上海各報在《日本野心未戢》之標題下刊載法國通訊社東京消息，日本希望獲得「跟美國共同托管琉球群島，在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外有捕魚權及在臺灣有特別移民權」等項權利。6月7日，臺灣省議員、國大代表聯席會議，電請蔣妥籌對策，堅決反對日、美共管琉球群島及臺灣特別移民權等無理要求；同日，臺灣旅滬同鄉會代表旅滬同胞發表通電，請政府採取有效措置，防止日本帝國主義之野心復活。6月21日，中國財政部、經濟部、外交部及中央信托局、資源委員會、僑務委員會等，共同組成赴日商務考察團，潘序倫任團長。
1948年9月27日，日本政府外務省報告流落東北日軍近況，稱在東北中共軍中之原日軍官兵總數約6萬人。1949年2月23日，日本歸還戰時掠奪中國最後一批銅幣、鎳幣700餘噸，由「海遼」輪裝運回中國。
據不完全統計，截止2015年，中國已發現各種日遺毒氣彈約200萬發，毒劑約100萬噸，分布在中國十幾個省，遭受直接傷害者達2000余人。2003年侵華日軍遺棄在華化學毒劑泄漏事件，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在8月12日表示要妥善切實地履行《禁止化學武器公約》中規定的廢除義務，還說日本政府將同中國方面密切合作，誠實地應對這次事故。
自2010年起，陸續在南京、武漢、石家莊采用移動式銷毀設備銷毀保管于上述三地及其周邊的日遺化武并順利結束作業。
2015年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閱兵儀式上的99A坦克編隊
衡陽抗戰紀念城
位于七七事變發生地宛平城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1945年，國民政府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955年起改為「軍人節」。
1951年8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1965年9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舉辦“首都各界人民慶祝抗日戰爭勝利”二十周年大會；1985年9月3日，舉辦“首都各界人民紀念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大會。1995年9月3日，舉辦五十周年大會。2005年9月3日，舉辦六十周年大會，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為抗戰老戰士頒發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2014年2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定每年9月3日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并于每年的9月3日舉行國家紀念活動，將原本的“政府規定”規定的勝利紀念日升格為立法機關“法律條文”，同時將12月13日設為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2014年12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南京舉辦首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主持公祭。201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于9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辦首都各界人民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大會上進行了盛大的閱兵式。同時，國務院規定，當年9月3日為公共假期，全國休假一天予以紀念。
1980年代起，出于統戰的需要及對歷史事實的認同，開始宣傳國軍的作戰，如臺兒莊戰役等。近年中國大陸各版本歷史教科書雖然近來有所改變，并明確指出國民政府負責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但是中共負責敵後戰場的作戰，在抗戰中為“中流砥柱”之地位和作用的官方論述仍然存在。在此之前，中國大陸教育主要強調全面抗戰為“八年抗戰”，在2017年1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發文，明確了中小學教育強調抗日戰爭為“十四年抗戰”。臺灣學者認為是中國大陸搶佔話語權。
1999年10月25日，臺北市中山堂前「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紀念碑」落成；2015年7月2日，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委託臺灣銀行發售「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七十週年」新臺幣硬幣組合。
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出品數部描述國軍正面戰場的電影，如《血戰臺兒莊》（1986年）、《七七事變》、《鐵血之血戰南寧》、《鐵血之昆侖戰役》、《太行山上》（2005年）、《我的團長我的團》（2009年）和《八佰》等。近年來中國大陸社會對對存在“手撕鬼子”等夸張情結的“抗日神劇”有很多爭議。
臺灣抗戰影視作品主要拍攝於同日本、美國先後斷交后的一段時期，主要作品有《八百壯士》（1975年）、《筧橋英烈傳》、《英烈千秋》（1976年）等。1995年華視首播42集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2011年，臺視和三立電視播出為紀念建國百年而拍攝的電視劇《勇士們》的第一單元（即該劇前五集）有提及抗戰歷史。2015年，公視也推出紀錄片《沖天》，講述抗戰時期的國軍飛行員；民視節目《臺灣演義》和東森電視臺也相繼推出有關于抗戰的紀錄片。
另外，有音樂作品與中國抗日戰爭有關：《出發》、《上戰場》、《中國一定強（中國不會亡、歌八百壯士）》、《全國總動員》、《知識青年從軍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我是中國人》、《偉哉黃埔》、《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抗日軍政大學校歌》、《長城謠》、《大刀進行曲》、《游擊隊歌》、《在太行山上》、《到敵人後方去》、《黃河大合唱》、《抗敵歌》、《旗正飄飄》等。
* （東條總理大臣、滿洲帝國張國務總理、中華民國汪主席）
; 歷史背景
* 國共關係#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1945)
* 以空間換時間、一寸河山一寸血
; 外部環境
* 太平洋戰爭、東南亞武裝抗日
* 蘇日中立條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 紙片轟炸、廣島與長崎原子彈爆炸
; 日軍戰爭罪行
; 戰犯處置
*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撫順戰犯管理所
; 戰後安排及影響
* -{zh-hans:雅爾塔; zh-hant:雅爾達}-會議、雅爾塔體系
* 美國統治琉球時期、琉球獨立運動
* 山西殘留日本軍隊、日籍解放軍
* 中日和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 中國抗日戰爭陣亡將士紀念建筑物
; 日本歷史認識問題
* 日本政府就戰爭道歉發言列表
; 其他相關列表
* 抗日戰爭初期國民政府軍隊戰斗序列
七七事變，又稱蘆溝橋抗戰、盧溝橋事變、馬可波羅橋事變，是中華民國時期公元1937年7月7日發生在河北省宛平縣蘆溝橋的日本中國駐屯軍與當地29路軍之間的一宗軍事衝突，曾一度被認為是中國抗日戰爭（八年抗戰）全面爆發的起點。中國抵抗日本發動全面戰爭之作戰。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中國駐屯軍在蘆溝橋附近演習。駐豐臺日軍稱演習中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宛平城搜查，遭拒絕後，即攻擊城西蘆溝橋。當晚10時40分，結束演習之日軍稱演習地點傳來槍聲，並有一名士兵叫志村菊次郎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守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前身之一為西北軍）拒絕。國軍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翌日清晨5時許，日軍炮轟宛平城。隨后發生了平津作戰。第二十九軍在之后的平津作戰中戰敗，撤退至保定，平津地區為日本佔領，侵華戰爭隨后全面爆發。
蘆溝橋在北京西南郊，跨永定河（舊稱蘆溝河）上。蘆溝橋始建於1189年，成於1192年，長266.5米，寬約7.5米，由11孔石拱組成；橋旁建有石欄，其上共有精刻石獅485個。蘆溝橋高10餘米，兩旁欄柱石獅精工雕琢，形態各異，經馬可孛羅推崇，西方人稱為馬可孛羅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旁另建有新橋；橋東附近宛平城，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從這裡開始。
盧溝橋事變背景
1901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後，依《辛丑條約》約定，日本開始在華北駐軍。
清廷被推翻後，駐華日軍由「清國駐屯軍」改名「中國駐屯軍」，駐地就在蘆溝橋所在宛平城外。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后制造傀儡政權，1932年3月9日在長春成立滿洲國。
1935年日本推動華北五省自治，12月國民政府設立冀察政務委員會應對。
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之后，中國不但未發生內戰，反使更加團結。1936年12月3日，日本海軍陸戰隊千餘人在青島登陸，佔領中國國民黨市黨部以武力搜索，還赴各日營紗廠毆捕罷工工人。12月23日，日本首相廣田弘毅在樞密院報告，如果國民政府以容共為條件，與張學良妥協，日本即斷然排擊。12月28日，關東軍聲稱，倘中國政府接受共產主義與抗日政策，關東軍將採任何必要方法，以防衛滿洲國及維持東亞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