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1982年6月，經多方努力，廣東礦冶學院遷回廣州辦學，原址復校，并復名廣東工學院。但文化大革命期間校園大量校舍和土地遭受到破壞和占用，校園更被文革期間建成的環市東路分隔成南北兩個校園。
廣東機械學院起始于1956年建立的廣東省機械學校。1968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影響，廣東省機械學校停辦。1978年12月，在原廣東省機械學校基礎上建立廣東機械學院。
華南建設學院東院起始于1957年建立的廣東省土木工程學校，早年間兩度停辦，更名。1973年，學校復辦為中專，改稱廣東省建筑工程學校。1985年9月，學校復辦為廣東省建筑工程專科學校。1991年7月，廣東省建筑工程專科學校改為華南建設學院東院。
廣東工業大學大學城校區（地址：廣州市番禺區大學城外環西路100號），占地2118.42畝，2004年建成。大學城校區現時為廣工校本部，亦是大學城中面積最大的校園，容納了廣東工業大學大多數院系，鄰近廣州地鐵大學城南站、廣州美術學院大學城校區和華南理工大學大學城校區。
廣東工業大學東風路校區（地址：廣州市越秀區東風東路729號），占地213畝，是原廣東工學院校園，大學城校區建成前的主校區。東風路校區位于廣州市中心黃金地段，鄰近羊城晚報社和廣州地鐵區莊站，是廣州鬧市當中少有的大學校園，周邊交通便利，商業發達。東風路校區被環市東路分成南北兩部分。校區南面為南苑，主要為教學區和運動場；北面稱為北苑，為生活區，有學生宿舍，教工宿舍和飯堂等。校區南北苑由一工字型天橋連接。
廣東工業大學龍洞校區（地址：廣州市天河區迎龍路161號），占地面積589畝，1999年落成，鄰近華南植物園。龍洞校區，最初目的是作為大學本科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習的校區，目的是為了緩解當時兩大主要校區東風路和五山校區的教學資源與用地負擔。后因2004年廣州大學城落成而取消龍洞校區作為大學本科一年級和二年級學習的功能。
廣東工業大學番禺校區（地址：廣州市番禺區市廣路11號），占地面積90.3畝，始于1989年。2014年番禺校區成立國際教育學院。
廣東工業大學沙河校區（地址：廣州市天河區先烈東路131號），占地面積29畝，原華南建筑學院東院校園。1995年廣東工業大學成立后，沙河校區一度作為成人教育及開辦培訓課程的校區，不再承擔一般教學任務。2018年，省政府決定將沙河校區移交廣東省應急管理廳使用。但由于與沙河校區住戶尚未達成共識，沙河校區移交改造目前尚在協調中，未有實質性進展。目前沙河校區主要作為廣東工業大學科技園使用。
廣東工業大學揭陽校區（地址：揭陽市惠來縣神泉鎮大學路），占地面積1984畝。原為由廣東工業大學對口幫扶建設的廣工揭陽理工學院，2021年1月，廣東省委、省政府決定將廣工揭陽理工學院轉為廣東工業大學揭陽校區。2021年3月5日，廣東工業大學與廣東省教育廳和揭陽市政府簽署建設廣東工業大學揭陽校區工作協議。揭陽校區于2021年9月18日正式落成啟用。
*五山校區：位于廣州市天河區五山街道，占地面積203畝，原廣東機械學院校園，與華南理工大學五山校區相鄰。2006年，五山校區所有師生和教學設備均搬到其他校區，除教工宿舍和其他少數建筑外，五山校區移交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
截至2020年3月，廣東工業大學2000余位專任教師中，共有正高級職稱者410人，副高級職稱者688人；博士生導師139人，碩士生導師1213人。其中，全職院士1人，教育部高層次人才11人，教育部高層次青年人才3人，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13人，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7人，珠江學者31人。
截至2019年底，廣東工業大學有工程學、材料科學、計算機科學、化學和環境科學與生態學5個學科進入ESI學科排名前1%行列。在2017年教育部第四輪學科評估中，廣東工業大學控制科學與工程獲A-評級，機械工程獲B+評級。2019年1月，廣東工業大學精密電子制造技術與裝備國家重點實驗室獲批建設運行。
廣東工業大學現有教學科研機構22所，分布于3個校區。
*通識教育中心暨文化素質教育中心
廣東工業大學體育實力強勁，尤以籃球強校著稱。廣工在2007年至2011年的四個賽季中三次問鼎CUBS，被譽為CUBS史上最成功學校。2015-2016賽季，CUBS與CUBA合并，廣工轉為參加CUBA。在2016年第十八屆中國大學生籃球聯賽中則斬獲東南賽區冠軍，奪得東南王殊榮，并在全國16強賽中獲得第八名的成績。
廣工培養過不少職業球員，廣東宏遠籃球俱樂部不少球員畢業自廣工，如杜鋒、朱芳雨、易建聯、周鵬。
南國飄香（bbs.gdut.edu.cn）是廣工官方論壇，始建于1997年，內設校園生活、新生專版、師生互動、鄉情校誼、網友日記、不吐不快等板塊，提供了校園電視、工大FTP及魔獸對戰、反恐精英對戰平臺等校園服務，曾是廣工人氣最好的校內信息交流平臺。但2016年10月，南國飄香開始無限期維護，至今無法訪問。
廣工校友是指在廣東工業大學及其前身學習或者工作過的人員，以及被學校授予各種榮譽學位和榮譽職銜的中外各界人士。學校校慶日暨校友返校日為每年11月第二個星期六。
* 曾志：湖南宜章人，革命元老，1958年任廣州工學院首任院長兼黨委書記。
* 麥蘊瑜：廣東中山人，水利專家，1962至1970年任廣東工學院院長。
* 孫再昭：山東膠東人，革命軍人，1978年任廣東礦冶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
* 羅德明：廣東興寧人，物理學教授，1983至1986年任廣東工學院院長。
* 梁石：1986至1992年任廣東工學院院長。
* 黎樵燊：廣東番禺人，金屬材料專家，1992至1995年任廣東工學院院長。
* 鐘韶：廣東潮安人，物理學教授，1995年5月至2001年5月任廣東工業大學校長。
* 張湘偉：湖南衡陽人，機械工程專家，2001年5月至2010年10月任廣東工業大學校長。
* 陳新：湖南澧縣人，機械工程專家，2010年10月至2019年12月任廣東工業大學校長。
* 邱學青：廣東汕尾人，化工專家，2019年12月至今任廣東工業大學校長。
* 容柏生：中國工程院院士，建筑結構工程師，1958至1972年任職于廣東省建筑工程專科學校，曾任講師、科主任。
* 計亮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化學家，1972至1975年任廣東礦冶學院講師。
* 林樹森：官員，1965年至1970年就讀于廣東工學院工業與民用建筑工程專業。
* 邱冠周：中國工程院院士，1972年至1976年就讀于廣東礦冶學院選礦工程專業。
* 李艾：模特，主持人，2007年工商管理專業畢業。
* 杜鋒 ：籃球運動員、教練，工商管理專業畢業。
* 朱芳雨：籃球運動員，2007年工商管理專業畢業。
* 易建聯：籃球運動員，2007年工商管理專業畢業。
* 周鵬：籃球運動員，工商管理專業畢業。
三民主義，又稱“孫文學說”、“國父思想”、“總理遺教”，是由中華民國國父及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提出，為國民黨的基本黨綱，在《中華民國憲法》前言以「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稱呼，並被納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內容（“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孫中山提出的政治綱領，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1905年他在《〈民報〉發刊詞》中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主張同時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1924年1月至8月，孫中山在廣州每週作一次演講，共計16講，講稿滙編成《三民主義》一書。
孫中山表示：“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學說，順應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品。”「余之謀中國革命，其所持主義，有因襲吾國固有之思想者，有規撫歐洲之學說事蹟者，有吾所獨見而創獲者。」“取歐美之民主以為模范，同時仍取數千年前舊有的中國文化而融之；發揚吾固有文化，并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與諸民族并駕于世界。”
此綱領在歷年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多次對三民主義所作的表述，皆有所改變和發展。而國民黨領導人與黨員、學者，對三民主義也有不同的解讀。
最早出現於1905年《民報》的三民主義
三民主義，是隨著孫中山為中國國民革命的推展而產生，並且因為中國時局變化而有所增補。三民主義的雛形，是由於孫中山在經歷倫敦蒙難一事之後，利用滯英期間，拜訪大英圖書館研讀相關書籍，並且參訪英國當地建築、知名人士學者、展覽、文化風俗，而有所啟發。
據劉成禺回憶，1904年，孫中山在舊金山“曾論及設會必先有主義”。當時，民族、民權主義之名已經確定，孫中山苦苦思索第三主義，劉成禺“進曰：‘中國俗語，事不過三，所謂智仁勇，所謂土地人民政事，君子三畏三變，正德利用厚生。’”言及于此，孫中山“先生推案而起曰：‘得之矣，第三主義定為民生主義，本汝言厚生意也。意義包括宏大，俄之虛無共產，德之國家社會政策，英、美、法之社會主義，皆在民生主義涵蓋之下，推廣之，將成世界主義矣。’”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從此確定。
1905年，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主張同時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中華民國。在發刊詞中，孫中山認為歐陸列強的發達，為民族、民權、民生循序實踐而成。而中國要跟進，則需吸收宣揚最進步理想的知識於人心並且實行，這就是民報的職責。同年12月香港《民國日報》代售《民報》廣告，該報社社長、革命黨員馮自由，認為「提倡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一語冗長不便，首以「三民主義」代稱。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民報一週年紀念會發表「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為題的演講，內容是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的雛形。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1922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
聯俄容共后，孫中山認為國民黨員「極需三民主義之奧義，五權憲法之要旨。」于是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決定系統講演三民主義，以確保黨內思想的穩固。1924年1月到8月間，孫中山在廣州高等師範學院，透過演講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統地介紹三民主義，作了16次講演。分別有民族主義六講、民權主義六講、民生主義四講（未完成，原計畫講六講），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演講中，孫中山公開批評馬克思及其階級斗爭學說，指出中國社會的實業經濟程度尚不發達，中國只可「師馬克思之意」，絕不可「用馬克思之法」。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內，國民黨“本黨宣傳部所編三民五權之宣傳品，不下數十種，傳布于海內外者，達一百萬冊以上。”1925年1月1日，孫中山抵北京後即病發，住進協和醫院治療，經西醫診斷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歲，對三民主義的闡述從此劃上休止符。
孫中山說：“民族主義，實吾先民所遺留，初無待于外爍者也。”“中國退化到現在地位的原因，是由于失去了民族精神。”“如果不想方法來恢復民族主義，中國將來不但是要亡國，或者要亡種。”
民族主義對內而言，是謀求中國獨立于滿族專制。1906年，孫中山講演時說：“民族主義，并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并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一旦「新政府既成立”，則滿族“與我漢族同生息於共和政體之下為致足樂矣。」民國成立后，南北統一，“五族共和”。1912年國慶紀念日，孫中山撰文祝賀：“中國仍為整個之單一國家，且將永遠如是也。”“余敢斷言，將來必有一偉大、統一、永久之中華民國出現，且民國現已存在矣。”民族主義對外而言，是要恢復中國在國際上的獨立地位，甚至「濟弱扶傾」。“現在歐風東漸，安南便被法國滅了，緬甸被英國滅了，高麗被日本滅了，所以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消滅。”
孫中山題詞（波士頓唐人街）
1919年后，經歷了二次革命（1913）、第一次護法（1917）失敗的孫中山，開始系統闡述其“三民主義”，同時對“五族共和”展開批判。孫中山解釋說：“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來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又說：“今日我們講民族主義，不能籠統講五族，應該講漢族底民族主義。”“彼滿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無自衛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們，仍賴我們漢族。兄弟現在想得一個調和的方法，即拿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于我。”“仿美利堅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為中華民族，組成一個完全底民族國家，與美國同為東西半球二大民族主義的國家。”“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義乃為完了。”由此可見，孫中山從“驅逐韃虜”到“中華民族”的轉變，出于對列強染指中國邊疆的警戒，以及同美國文明世界平起平坐之決心，屬于視野上升的表現。
孫中山發現，“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于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以當時的中國而言，“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并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認為人口多寡，牽系國家興亡，并且駁斥了中國人滿為患的說法。他說，法國有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人人都能溫飽。中國人口有四萬萬，雖比法國多十倍，但土地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仿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可以養八萬萬人”，甚至可以做到“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饑荒，并且可以得糧食的剩余，可以供給他國。”孫中山談及中國發達的潛力，說：“中國不到十年，便可以變成日本。照中國人口多與領土大，中國至少可以變成十個日本。”為此更制定“殖邊移民”計劃，謀求地區全面發展：“假定十年之內，移民之數為一千萬，由人滿之省徙于西北，墾發自然之富源，其普遍于商業世界之利，當極浩大。”
孫中山警覺到“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棄。”以文學革命為例，孫中山并不支持白話詩，反而欣賞古詩簡練典雅，認為“中國詩之美，超越各國，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韻數句，可演為彼方數千百言而不盡者。”“今倡為粗率淺俚之詩，不復求二千餘年吾國之粹美，或者人人能詩，而中國已無詩矣。”針對共產主義思潮，孫中山告訴馬林，他對部分青年刻意模仿蘇俄的作法不以為然，并反問“為什么青年要從馬克思那里尋求靈丹妙藥，從中國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嗎？”他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對于陳獨秀“在學界倡言，謂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為絕無學理的根據，指斥我黨為落伍的政黨。”孫中山批評“此乃中國少年學生自以為是，及一時崇拜俄國革命過當之態度。”
1905年中國同盟會成立時，孫中山解釋“革命黨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并行不悖。”1906年，孫中山便已在《民報》創刊周年大會上介紹了五權憲法、權能區分的內容。
五權憲法，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基礎上，另設監察、考試權。孫中山認為西方代議制中的國會權力過大，「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比方美國糾察權歸國會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頫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為議院專制，除非有雄才大略的總統，如林肯、麥堅尼、羅斯福等才能達到行政獨立之目的。」故將監察權獨立出來，又另外增設考試權，“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與三權分立的“相互制衡”不同，孫中山主張五權各司其職，實現“萬能政府”，如“在窩內的蜜蜂，不許有損人利己的事，必要井井有條。”孫中山解釋說：“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要分開。”“國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權，至于管理政府，便要付之有能的專門家。”“請了專門家，一舉一動都要牽制，不許他們自由行動，國家還是難望進步。”假如各院職員失職，監察院可以依法彈劾，人民擁有選舉、罷免、創制和復決四權，亦能隨時“罷免他們，收回國家的大權。”
孫中山注意到，過去由于“政府的力量過大，人民便不能管理政府，要被政府來壓迫。從前被政府壓迫太過，所受的痛苦太多，現在要免去那種壓迫的痛苦，所以不能不防止政府的能力。”以至于學者多數主張“有限政府”。孫中山推究其原因，在于代議制屬于間接民主，“各國所行的民權，只有一個選舉權。這就是人民只有一個發動力，沒有兩個發動力。只能夠把民權推出去，不能夠把民權拉回來”，對于選舉出來的人“究竟是賢與不肖，便沒有別的權去管他”，于是人們“總是怕政府的能力太大，不能拉回，反常常想方法去防止。”孫中山認為，在民主制度下，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政府的力量是否過大，而在于人民能否控制政府。因此提出具有選舉、罷免、創制和複決權力的直接民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那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孫中山宣稱：這“是世界上學理中第一次的發明……從前歐美的學者都沒有發明過。”21世紀以來，一度相信“歷史終結”于自由主義的學者弗朗西斯·福山，也開始強調“政府力量”和“國家治理能力”。
孫中山與眾講演“縣自治”
1916年袁氏暴斃，孫中山反思“民國建設后，政治尚未完善。政治之所以不完善，實地方自治未發達。若地方自治既完備，國家即可鞏固。”1919年時說：“立國根本在人民先有自治能力，所以地方自治為最重要之一事，現應從一鄉一區推而至于縣一省一國，國家才有希望。”1922年又說：“實行之次第，則莫先于分縣自治。蓋無分縣自治，則人民無所憑著，所謂全民政治，必無由實現。無全民政治，則雖有五權分立、國民大會，亦終末由舉主權在民之實也。以是之故，吾夙定革命方略，以為建設之事當始于一縣，縣與縣聯，以成一國。如此，則建設之基礎在于人民，非官僚所得而竊，非軍閥所得而奪。”孫中山反對聯省自治，乃因為省級范圍過大，容易養成軍閥獨裁。他解釋說：“代議政體旗幟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種代議權耳。若底于直接民權，則有創制權、廢制權、退官權。但此種民權，不宜以廣漠之省境施行之，故當以縣為單位。”“如是數年，必有一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發現于東大陸，駕諸世界共和國之上矣。”
孫中山書法墨寶
當革命之初，許多人以為“革命”不過改朝換代，孫中山則強調“革命之名詞，創于孔子”，“夫世界古今何為而有革命，乃所以破除人類之不平等也。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之時，義大矣哉。”他與宮崎寅藏談論中國革命時說：“人或云共和政體不適支那之野蠻國，此不諒情勢之言耳。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我國民之論古者，莫不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孫中山反復強調：“我國數千年歷史中，最善政體莫如堯舜。蓋堯舜之世，亦為今日之共和政體，公天下于民。何以見之？即堯以舜賢而讓位于舜，舜以禹賢而讓位于禹也。”又說：“堯舜之政治，名義上雖然用君權，實際上是行民權。”“這項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義中第二項的民權主義……就是把政權公之于天下。我們中國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這個思想。”戴季陶稱贊孫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先生是二千年以來中絕的中國道德文化的復活。”
孫文給民生主義下的定義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民眾的生命。”“民生主義，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人人有了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然后中國四萬萬人才可以享幸福。”
孫中山手書《禮運大同篇》
平均地權的程序有四：規定地價、照價收稅、照價收買和漲價歸公。其中照價收稅源自亨利·喬治的“單一地價稅”理論，而亨氏又受到宣揚合作主義的蒲魯東，以及社會民主主義的拉薩爾學派影響。孫中山說：“求平均之法，有主張土地國有的。但由國家收買全國土地，恐無此等力量，最善者莫如完地價稅一法。”“地價應該由地主自己去定”，“如果地主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照地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愿多報，也不情愿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漲價歸公主張則承襲約翰·密爾，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原理》提到對地價增值加以課稅，因為地價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和社會改良所致，扣除地主增值的部分後應該歸還社會。孫中山說：“像現在的新都市一樣，日日有變動，那種地價便要增加幾千倍，或者是幾萬倍了。推到這種進步和改良的功勞，還是由眾人的力量經營而來的。所以由這種改良和進步之后所漲高的地價，應該歸之大眾，不應該歸之私人所有。”
1905年，孫中山便指出：“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1912年又說：“美國大資本家擅經濟界之特權，牛馬農工，奴隸負販，專制既甚，反抗必力，伏流潛勢，有一發而不可抑者。蓋資本家之專制與政府之專制，一也。”貧富懸殊的根源之一就是壟斷。資本集中始于自由競爭，結果卻常常導致壟斷。孫中山說：“彼司密亞當派之經濟學者，謂競爭為最有利益之主因，為有生氣之經濟組織。”“然可確證者，近代經濟之趨勢，適造成相反之方向，即以經濟集中代自由競爭也。”“大公司多屬私有，其目的在多獲利益，待至一切小制造業皆為其所壓倒之后，因無競爭，而后各物價值增高，社會上實受無形之壓迫也。”節制資本的辦法，一是將具有壟斷性質的行業，如銀行、交通、礦山等部門交由國家，“仿合作制度組織之”，工人領取工資，資本家按投資比例的多少分配紅利。二是通過征收直接稅，“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直接由資本家而來。”
孫中山冀求開展國家建設，然而當時中國貧窮落后，資本、人才、技術稀缺，孫中山“以為三項皆須利用外人：因(一)我無資本，利用外資；(二)我無人才，利用外國人才；(三)我無良好方法，利用外人方法。”孫中山支持外資參與生產，而杜絕其參與投機，言及部分人“至中國一言及外債，便畏之如??毒，不知借外債以營不生產之事則有害，借外債以營生產之事則有利。”“中國內地煤礦工人，每日所挖不足一噸，其生產力甚少。若用機器，至少可加十數倍。生產加十數倍，則財富亦加十數倍，豈不成一最富之國？”孫中山認為在一個發展落後的國家，只有一個全面的整個的，而非枝節的片斷的工業化計劃才是真正可以成功的。因此他呼吁“萬眾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煉技術，為我籌劃，為我組織，為我經營，為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于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必能并駕美歐矣。”
孫中山說：“所謂要實行民生主義，緣因于貧富不均。”“民生主義的事實，最要緊的是均貧富。”“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俾全國之人無一貧者，同享安樂之幸福，則仆之素志也。”孫中山批評“英國財富多于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于前代，也不止數千倍。并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話了。”說：“我們革命之后要實行民生主義，就是用國家的大力量，買很多的機器，去開采重要礦產……把全國大礦業、大工業、大商業、大交通都由國家經營。國家辦理那些大實業，發了財之后，所得的利益讓全國人民都可以均分。”并由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實現普遍的社會福利：“我們實行民生主義，國家發了大財，將來不但是要那一般平民能夠讀書，并且要那一般平民有養活。壯年沒有工做的，國家便多辦工廠，要人人都有事業。老年不能做工的，又沒有子女親戚養活的，所謂鰥寡孤獨四種無告的人民，國家便有養老費。國家的大作用，就是設官分治，替人民謀幸福。”
雖然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但國民黨內對於三民主義的闡揚與實踐，仍有國民黨員實行。戴傳賢以「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開出三民主義理論研究第一響。
alt=Daichuanxian.jpg
孫中山逝世后，國民黨理論家戴季陶為與黨內的共產主義思潮相抗衡，開始了對三民主義的系統性詮釋，相繼出版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和《民生哲學系統表》等書冊，反對“階級斗爭”，而主張階級合作，認為“階級的對立，是社會的病態，并不是社會的常態，這一種病態，即不是各國都一樣，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國也不能同。中國的社會，就全國來說，即不是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就不能完全取兩階級對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才來革命。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所以我們是要促起國民全體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并同時提出，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政黨，而是代表全民利益的黨，提倡“應該在目前這個時候，就努力做公共幸福的事業。要學英國資本家‘階級退讓’的精神，不要步俄國資本家‘階級壓迫’的后塵，使中國可以循社會民主主義的正軌，向平和、文明的方面進步，免除激切的社會革命危險。”
alt=Hu Hanmin3.jpg
胡漢民總結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發現“（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為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才不會變為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認為三民主義不是三個主義分立，乃是一個主義的三方面，“而可操世界革命成功之左券的，唯有整個的連環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相互關系，正如三個小環扣合起來的一個大連環。”并據此批評共產國際參預殖民地解放運動，“列寧在階級斗爭之外，加用一點民族主義，本來已是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一派人卻辯護說，這不過是利用民族主義。但是我們就知道，唯其不能不利用民族主義，正足證明他們非承認民族主義的事實不可。由馬克思和列寧兩派的經驗，便得兩個教訓：笫一，歐洲階級革命便不行；第二，東方民族革命才行。”證明了三民主義理論的完備。
國民黨后世構建三民主義的過程中，民生主義被作為三民主義哲學的本體，因為孫中山說過：“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因此，戴季陶提出：“三民主義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全部著作可名之曰‘民生哲學’。”欲以民生史觀對抗共產主義的階級斗爭論。蔣介石甚至補撰民生主義育、樂兩篇，提出“仁愛為民生哲學的基礎，亦即革命的根本條件。簡單一點說：革命的中心目的，即在民生。”并且推動三民主義儒學化，認為民生主義與儒家民本思想同源。于經濟層面，則“民生主義，要把工業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具體的說，我們的民生主義，要以人性為基礎，以民生為目的，一方面發達國營實業，一方面節制私人資本。階級斗爭的病態，沒有發生的客觀條件。”
蔣介石繼承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提出“力行哲學”，提倡革命務須力行，宣稱“使全國國民都能知‘知’之難而能篤信主義；知‘行’之易而力行主義，從而除‘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茍且偷惰空疏頹放的積習，養成嚴謹勤勞求真崇實振奮進取的心性。”并進一步與新生活運動結合，說明“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就其內容而言，則為國民生活革命的運動；就其方式而言，則為普通社會教育的運動；就其最后目的而言，則為民族復興運動中最重要根本的中心工作，即國民精神建設運動。其意義與作用，與總理關于心理建設的一切遺教，完全是一貫的，因此我們可以說新生活運動就是心理建設的補充實施辦法。我們要完成心理建設，來奠定國家精神的基礎，就要力行新生活。”繼而與孫中山講演所及的“中國人的固有道德”思想相對應，“來實踐并發‘禮、義、廉、恥’的固有德性和立國精神。”
經過孫中山、戴季陶、胡漢民、任卓宣、陳立夫、蔣中正、陶希圣等人的相繼補充，三民主義逐漸成為一套具有哲學觀和方法論的完善理論。除了以上提及的內容外，仍有以下幾點內容。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三民主義者，不認為“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應當用于人類社會，更不認為強調“階級斗爭”的共產主義適用于中國，而采納“階級互助論”，認為不同社會階層需要互相提攜。孫中山說：“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達(爾)文氏發明物種進化之物競天擇原則後，學者多以爲仁義道德皆屬虛無，而爭競生存乃爲實際，幾欲以物種之原則而施之於人類之進化。而不知此爲人類已過之階級，而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也。”
alt=蔡元培.jpg
孫中山、蔣中正等國民黨人深諳中庸之道，三民主義本身是中西政治哲學的融會貫通。如蔡元培評價說：“主張自由競爭的，維持私有財產制；主張階級斗爭的，要沒收一切資本家所有。這都是兩極端的意見。孫先生用平均地權與節制資本兩法來解決這個糾紛，不是突然把私有財產沒收，而是漸漸的化私為公；不是共現在的產，而是共將來的產，這豈不是經濟革命的中和性么？”“用歐洲三權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國特有的考試、監察二權，名為五權憲法。這豈不是國粹與歐化的中和性么？”“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無一非中和性的表現。”
三民主義者認為經驗主義才是正確的方法論，而非自啟蒙時代以降占據科學界的唯理主義。孫中山評論說：“科學之試驗也，卽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卽行其所不知以求其發見也；偉人傑士之冒險也，卽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業也。”“諺云：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故所歷之事旣多，智識亦增長。所謂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於經驗也。”因此，孫中山認為知識和理論是從實踐和事實中來，而不是相反。任卓宣總結道：“國父底認識論是行的認識論。行是實踐，由之而獲得經驗。加以分析和組織，便成知識、學問等。所以行的認識論是實踐認識論。”
中華民國憲法原文第一頁
1924年，孫中山將三民主義寫入黃埔軍校訓詞，確立為國民黨的指導思想，後作為中華民國國歌直到現今。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
1946年，三民主義被「制憲國民大會」列入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第一四二條也明確規定：「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規範了中華民國的憲政基礎，此彰顯三民主義的憲法實施至今。
1949年後中華民國政府遷往臺灣，早期國內各高級中學及大學課程中曾列有三民主義，部分大學及中央研究院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曾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境內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經常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1994年4月19日，考試院全院審查會決議，高普考試將不再考《國父遺教》、《三民主義》，於翌年實施。同年9月24日，教育部招開大學校院長會議，由臺大陳維昭校長擔任召集，商討廢除大學聯考廢考《三民主義》。
1999年3月26日，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宣布，翌年起大學聯考不再考三民主義。2005年1月，教育部頒布《普通高級中學「公民與社會」課程暫行綱要》（95暫綱），將「三民主義」、「現代社會」與「公民」三個科目整併為「公民與社會」學科，此規畫由翌年起實施至今。目前中華民國各大學之中已無「三民主義研究所」（例如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現今，三民主義是泛藍陣營當中中國國民黨和新黨政治主張之一。
隨著臺灣去中國化思潮泛起，孫中山及其三民主義逐漸受到淡化。2003年8月23日，前總統李登輝一句「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一度掀起軒然大波。同年11月12日，中華民國政府不再隆重慶祝「國父誕辰」，只有在野的國、親、新三黨舉辦紀念國父活動，聲稱「藍軍傳承中山先生救國愛民精神。」
國立臺灣大學教授張登及提出以「孫文精神為復興之本」。他認為臺灣社會面臨的二大根本問題，一是統獨，二是貧富差距與社會公義，在這兩方面，孫中山思想都可以提供在野黨「重新出發」的機會，而不必辛苦地另外摸索其他新的正當性。
2003年8月，以關懷弱勢族群，訴求社會公平正義而成立的「泛紫」聯盟，其召集人簡錫堦強調憲法「確保人民的生存權與社會權」的重要性。他說：「在目前的憲法中，繼承了孫文學說中傾向社會主義的部份遺產，包括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公用事業國家專營、實施社會保險制度、推行衛生保健與公醫制度、推行義務教育等等。但眼前政府的政策卻是背道而馳，有違憲之嫌。」
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云認為，「中國國民黨最有價值的『黨產』，乃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其中民生主義部分，尤為孫氏超越時代的卓見；社會福利國家尚未出現之時，孫氏已提出了以國家公權力，推行社會福利。」
戴季陶認為“中山先生說：‘要解決民生問題，是要用事實做基礎。’這是很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因為空洞的學理基礎，去求解決實際問題，就很容易落演繹理論的毛病，不能夠得到學理的證明。如果用事實做基礎，我們時時刻刻，都能夠充分的得到證明的保障，可以少了許多錯誤。”因此，三民主義是基于事實存在的理論。其他學者認為：“在時代的演化中，民族、民權、民生都將被賦予新的內容，都將面對新的問題。譬如，在今天，生民面對的巨大環境災難，就不是孫先生那個時代所具有的。新內容的湧現，新問題的提出，將是永無止境的——問題的解決，就是問題的提出。這要求三民主義審時度勢，及時地、適應性地變化自己。”因為三民主義“它的實踐方法是由不知而行、行而后知，到知而后行的科學方法論。”所以“它能適應時空的變動而跟著發展，它永遠不會過時，永遠不會落伍。”
alt=Xin Haonian.jpg
2000年，王炳章發表《重建中華民國》一文，強調“孫中山所締造的中華民國，是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憲法》，是民主共和憲法。”提出重建中華民國、恢復民國憲法。2012年，高氏兄弟倡議中國大陸的民國派人士改名為民國憲政派，簡稱民憲派。海外中國大陸民主人士中，以辛灝年、封從德、丁毅為代表的民國派認同三民主義，主張中國大陸重歸中華民國、重新施行《中華民國憲法》。2016年，丁毅著成《民憲論》一書，指孫中山晚年著述所定格的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憲法的基礎但不是羈絆，中華民國憲法在這一基礎上具有創新和發展。中國大陸“恢復施行民國憲法，可以規避制憲失敗的風險。”并且中華民國憲法在臺灣“具有多年實踐所積累的龐大的釋憲體系”，“是唯一的一個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判例參照的選項，任何其他憲政道路選項都無法在這一關鍵點上與之比肩。”
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劉國凱認為，三民主義即“中國版的社會民主主義”，孫中山倡導全民政治、直接民權，其民生主義“既發展經濟增加國力，又改善民生，消除社會弊端，緩和階級矛盾。”著名民運人士楊天水總結說：“中山主義，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避免了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的缺點；也具有社會主義的性質，但是拒絕了社會主義思潮中的真正的空想派的馬列主義的一黨專政和公有制的危害無窮的思路。可以說，中山主義是一種民主社會主義。”學者王炯華指出：“同盟會成立前夕，孫中山已具有明顯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民報》成立后更揭橥其民生主義大旗，就土地問題與梁啟超展開論戰。“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尤其體現其在臺灣的實踐”，“中國國民黨在臺灣還實行節制資本的既定方針，著力發展中小企業，注意防止貧富懸殊；注意勞動保護和醫療、救濟等社會福利事業。”
孫文手繪民生主義圖手稿
著名學者余英時認為，孫文的民生主義決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在《民生主義》第一講中已有明白的交代。孫文說西方的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又說馬克思是「社會病理學家」而非「社會生理學家」。歸結孫文何以會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余英時說這有其歷史背景：第一是當時孫文正採取「聯俄容共」以改組國民黨的新政策，他說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顯然是政治策略的一種運用；第二更重要的是，孫文這種說法正是要使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失去存在的理論根據。孫文深信他的民生主義足以消融共產主義於無形，故孫文關於民生主義的新詮釋是針對著中國共產黨而發的。
國學大師錢穆在其《國史新論》中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一面保留了中國文化舊傳統，一面采納了世界新潮流，調和折衷，揭示出一大綱領。”“在近代中國，能巨眼先矚，了解中國傳統政治，而求能把它逐步銜接上世界新潮流的，算只有孫中山先生一人。他的三民主義，實能采納世界政治新潮流之各趨勢，而使其會歸一致。”并且在《中國思想史》中預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近代中國新生唯一的啟示，此刻在中國蔓延猖獗的共產主義，最多將是一個有骨骼有血肉的行屍……大陸政權正如一塊大石頭，在很高的山上滾下，越接近崩潰的時候，其力量越大。」
蔣介石評價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說：“三民主義是有所本的，其淵源所自，早在總理以前，與我中華民族之歷史的生命同流發展。不過到了總理手里，才拿這個東西重新整理，構成一部完善的思想體系，就叫三民主義。這個主義雖是最新的，而其本質和基本精神之所在，卻完全是由我們歷史文化的正統，歷數千年而一直傳下來的。”戴季陶亦有類似評價：“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蓋自孔子之思想系統遞嬗而出，對于全世界人類共同欲求之理想與實現，一以貫之。”孫中山自己則總結說：“要之，三民主義非列寧之糟粕，不過演繹中華三千年來漢民族所保有之治國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文雖不肖，豈肯嘗列寧等人之糟粕。況如共產主義，不過中國古代所留之小理想者哉。”
1964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座談會上提及：“《三民主義》骨頭很少，水分很多。孫中山晚年沒有知識了。他是個講演家，煽動家，講得慷慨激昂，博得給他鼓掌。”“他的無知識達到此等程度：他給右派解釋共產主義時，畫了個太極圖，里面畫了個小圈，寫上共產主義；外面又畫了個圈，寫上社會主義，最后外面又畫了個大圈，寫上民生主義。他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都包括在我的三民主義里頭，總司令你是最不佩服他的。”
中國大陸學者陳鐵健、黃道炫認為，三民主義是近現代中國偉大的思想文化成果。在長期實踐革命的活動過程中，孫中山和同志們代表著當時的進步潮流，創立此影響深遠的理論思想，建立一套能滿足多數人意願的民主主義理論。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獨立，實現人民民主權利，在社會經濟和文化上，主張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三民主義固然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偉大成果，但隨著時代發展，它必將被更切合當時社會的理論所取代。作為後來者，對三民主義應該採取批判、繼承、發展之態度。從文化角度看，三民主義是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在現代取向中的結晶，但不可能終結中國新文化之發展。對三民主義作不可移易之崇拜，接上中國古代正統思想傳承之「道統」，只能是對三民主義的扭曲和背離。
蘇聯跟中國共產黨則認為：自1924年後，孫中山將三民主義重新解釋，進入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才是真三民主義，如果沒有聯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如不聯共，就是反共。近代西方學界以及中華民國政府認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並非出自孫中山之手，這些都只是蘇聯跟中共片面的自我詮釋，不符史實。
*詹姆斯·庫克到達新西蘭并宣布英國對新西蘭的占領。
*尼古拉·約瑟夫·居紐設計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輛以蒸汽為動力的三輪機動車。
*普利特維·納拉揚·沙阿統一尼泊爾，建立了沙阿王朝。
*邁索爾王國反攻英軍的重要基地馬德拉斯（金奈），英國最終不得不和邁索爾王國進行和談，第一次英邁戰爭結束。
*理查·阿克萊特發明的水力紡紗機問世。
*穆罕默德·阿里，阿爾巴尼亞人，奧斯曼帝國在埃及的帕夏（總督），後在埃及建立穆罕默德·阿里王朝。
*李兆洛，中國地理學家（逝世1841年）
*3月23日——威廉·史密斯，英國地理學家
*4月30日——阿瑟·韋爾斯利（威靈頓公爵），英國軍事家。（逝世1851年）
*8月15日——拿破侖一世（逝世1821年）
*9月14日——亞歷山大·馮·洪堡，德國學者（逝世1859年）
*沈德潛，文學家（出生1673年）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今河南省安陽市湯陰縣）人，宋朝抗金名將，又有「民族英雄」稱號。官至少保、樞密副使，封武昌郡開國公。岳飛被宋高宗下令殺害，死后多年宋孝宗為其平反，追謚武穆、後追贈太師、追封鄂王，改謚忠武，故後人稱呼岳武穆、武穆王、岳忠武王。明神宗萬曆帝加封三界靖魔大帝忠孝妙法天尊岳聖帝君，配奉於各地武廟。
岳飛于北宋末年投軍，從南宋建炎二年（1128）遇宗澤起到紹興十一年（1141年）為止的十余年間，率領岳家軍與金軍進行過數百次大小戰斗。紹興十年（1140年），金太祖四子完顏兀術毀盟攻宋，岳飛揮師北伐，先后收復鄭州、洛城等地，又于郾城、潁昌大敗金軍，進軍朱仙鎮。宋高宗卻一意求和，以十二道金字牌下令退兵，岳飛在孤立無援之下被迫班師。在紹興和議過程中，岳飛遭受秦檜、張俊等人的誣陷，被捕入獄。紹興十二年（1142年1月），岳飛以「莫須有」的謀反罪名，迫令其自盡，其長子岳云和部將張憲皆早岳飛一個月先被害。宋孝宗即位后被平反，改葬于西湖畔棲霞嶺。
元修《宋史》記載：岳飛治軍以身作則，賞罰分明，紀律嚴整，又能體恤部屬，他率領的「岳家軍」號稱「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敵方女真人讚歎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岳飛是南宋初唯一成功組織大規模進攻的統帥，他反對宋高宗「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之消極防禦戰略，一貫主張積極進攻。他重視民間抗金力量，繼承李綱與宗澤之「連結河朔」之謀，主張河北抗金武裝和宋官軍互相配合，夾擊金軍，以收復失地。岳飛之文學才華也是將帥中少有，著有詞作《滿江紅·寫懷》。其著作編成《岳忠武王文集》。形意拳相傳是岳飛本人創造的武術。
宋徽宗崇寧二年（1103年）岳飛出生于河北西路相州湯陰縣永和鄉孝悌里農戶家庭。河北西路長年飽受黃河泛濫之苦，當年春天河北西路發生饑荒，岳飛的父親岳和祖上從山東聊城遷徙，世代務農為生，雖然自己家里也不余裕，但仍然愿意接濟鄉里鄰居，不惜自減每日食量以救鄉里饑民一命，因此鄉人都很敬重岳家。農歷二月十五日的早春夜晚，岳飛出生，據說出生時一只大鸮鳥落在岳家屋頂飛鳴，岳家視以為災年里的吉兆，因此將兒子取名為飛，字鵬舉。
岳飛自幼好學，為讀書每夜拾柴夜里當作燈火，為練字每日在泥地里刻畫寫字，家里沒書輾轉借閱、抄錄，熟讀《左傳》《孫吳兵法》。岳飛的外祖父岳大翁也有心培養岳飛習武，在岳飛十一歲的時候就請來師傅陳廣教習其舞刀弄槍，岳飛天生體格強健，臂力能夠拉滿300斤大弓，又有老師的引導，武藝很快就超越了自己的老師，槍法在湯陰縣號稱無敵。
重和元年（1118年）岳飛十六歲，在家人安排下娶妻劉氏，次年生下岳云。岳家人口眾多，因此岳飛一家不得不離開自謀生路，岳飛給地主人家做過工，也在官府當過“游徼”緝捕逃犯，始終郁郁不得志。岳飛十九歲那年師從周同學習弓箭，周同十分賞識岳飛，傾其所有教授岳飛，然而周同不幸早逝，岳飛為此悲痛不已，每月初一、十五都要祭奠周同，在墓前拉弓連射三箭，以示不忘老師傳授之恩。直到二十歲，宋金達成海上之盟，打算興兵攻打遼國，岳飛終于得償所愿上了戰場，然而朝廷只敢陳兵邊境，始終不敢真正進攻，眼睜睜看著女真人攻城略地，甚至當遼朝放風報復宋朝時宋徽宗一度打算退兵，時至宣和三年三月，女真勢如破竹攻占遼朝五京之四，才派遣自己的親信宦官童貫出兵。由于宋徽宗下令如果遼人沒有降服就必須保全部隊回來，因此童貫下令不許宋軍殺人，等到遼軍進攻宋軍，宋軍上下都無所適從、紛紛潰逃；宋軍大敗而歸后宋徽宗降責于種師道，又聽聞遼朝耶律淳亡故，再度下令童貫進攻，結果宋軍因為互不救援再度大敗。岳飛此時在軍中，跟隨真定府路宣撫使劉耠出征，劉耠任命其為小隊長，然而劉耠并沒有機會到前線作戰戰爭就已經結束了。
岳飛在戰后留在真定府，當時有一伙匪徒襲擾相州，岳飛主動請求率領百騎平定鄉里，劉耠出于謹慎撥給他兩百騎，岳飛僅僅憑借這二百騎戰勝了號稱數千人的匪徒，憑借軍功封了承信郎的小官。不久家中噩耗傳來，岳飛依照禮制為父守喪三年，期間朝廷下令解散各地軍隊，岳飛再度失業成為佃戶，受雇于韓琦家族，并為其看家護院。在守喪期間，宋金開始討論交割燕云十六州，宋朝使用歲幣成功贖買州城，而岳飛則擔憂金人尚占據關口，將來必招禍事。
宣和六年（1124年）岳飛守喪期滿，再度從軍，投身河東路平定軍。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從平州和云中兩路出兵，大舉入侵宋朝，一舉包圍了北宋首都汴梁。宋朝朝野陷入恐慌，同意派康王趙構（不久改換為肅王趙樞）和宰相張邦昌出質金朝，并允諾割讓河間、中山、太原三鎮，但金人還是遲遲撤退，此種賣國行徑也引發眾怒，主戰軍民開始包圍皇宮逼迫宋欽宗罷免宰相李邦彥，起復主戰的李綱和種師道，宋欽宗在壓力之下接受百姓條件同意抵抗，而金兵久攻汴梁不下且在太原受挫，不等三鎮交割就于靖康元年二月退兵。在汴梁解圍后，宋欽宗詔令種師中和姚古馳援太原，岳飛也參與其中，統領駐泊平定軍一部，并率領所部成功偵查金人在太原城外布局，宋軍得以順利攻克金軍占領榆次、壽陽，岳飛功升進義副尉。不久宋軍因為缺乏統一指揮調度功虧一簣，楊古潰敗，另一主帥種師中不幸犧牲，岳飛在混亂中丟失自己的“告身”（軍人身份證明），因此返回自己家鄉相州，投奔趙構組織的河北兵馬大元帥府勤王義軍，歸屬劉浩賬下。
趙構所部對于進軍汴梁的路徑產生分歧，一部分人希望自浚州渡河盡快趕到汴梁，另一派人認為需要暫避金人鋒芒，繞道東平進軍，趙構于是采納后一建議，率部進軍繞道東平，當其抵達大名時，收到宋欽宗密旨稱宋金議和在即，希望趙構暫緩進軍，宗澤則認定議和是金人騙局，要求盡快進軍。趙構一面命令宗澤率領劉浩一部南下馳援汴梁，自己則繼續駐軍東平以避鋒芒，岳飛也跟隨宗澤所部一路披荊斬棘，奮勇殺敵，屢立戰功。宗澤部至滑州與金軍養黃河對壘，岳飛某日率部在黃河冰面上練習騎射，金軍騎兵不巧大舉進攻，岳飛所部雖僅百余騎，但在岳飛率領下沖擊敵軍，以少勝多大敗敵軍，戰后功補秉義郎。靖康二年正月宗澤所部開至開德府取得開德大捷，而此時趙構群臣已經開始謀劃大位，期望汴梁早日淪陷。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岳飛投奔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軍中，受到賞識，借補修武郎、閣門宣贊捨人，充中軍統領；不久，又借補武經郎，充中軍統制。九月，張所命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七千人北渡黃河抗金。張所不久被撤職流放，河北西路招撫司隨之撤銷。在進軍途中，岳飛與王彥意見不合，後遂脫離王彥單獨行動，但眾寡不敵，重歸王彥被拒，於是南下投奔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宗澤。岳飛以不服主將號令當斬，被宗澤赦免，僅免官待罪。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澤病逝，杜充接任東京留守。八月，岳飛再次在汜水關擊敗金軍，升轉武功郎。杜充命令岳飛去消滅張用、曹成、王善等被原宗澤招安但在其死后不受約束的部隊，岳飛以所部八百人死戰，升轉武經大夫。接著，岳飛奉命解救盜匪杜叔五、孫海圍困的東明縣，升轉武略大夫，借補英州刺史。岳飛再救援被王善圍困的淮寧府，升轉武德大夫，實授英州刺史。
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杜充撤往建康府，岳飛苦諫不從，開封失守。不久完顏宗弼率金軍南下建康，杜充所部戰敗，率親兵三千投降。岳飛退屯建康東北的紫金山，后四戰收復常州。宋高宗從海上逃走，金軍從海道追出三百多里，仍然沒能抓住他，隨即在大肆擄掠后北還。
建炎四年（1130年）三月，宋高宗從海上返回越州，任命張俊為浙西路江東路制置使，“諸將并受節度”，命其收復建康。四月，岳飛在清水亭首戰告捷；五月，進屯牛頭山，率三百騎兵、兩千步兵在建康城西北十五里擊敗完顏宗弼，收復建康。六月，岳飛隨張俊討伐淪為盜匪的原統制戚方，以三千人在廣德軍東南約七十里的苦嶺擊敗戚方，戚方投降張俊。
岳飛回到張渚鎮，因為即將離開，在房東張大年的屏風上題詞：
張俊回朝后“盛稱岳飛可用”，于是岳飛升轉任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通州鎮撫使兼知泰州。
完顏宗弼北上后，與完顏昌會師攻打楚州。宋高宗命張俊援救楚州。張俊命并非嫡系的岳飛出戰，又命劉光世為岳飛后援。岳飛于九月趕到承州，但未能解楚州之圍，楚州失陷。岳飛無險可恃，撤軍而還。同年六月，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韓世忠所部為神武左軍，張俊所部為神武右軍都統制，兩人均為都統制；辛永宗所部六千人為神武中軍，王燮所部一萬五千人為神武前軍，陳思恭所部萬人為神武后軍，三人均為統制。御營司五軍改為神武副軍，辛企宗所部為神武副軍，辛企宗為都統制；李橫所部為神武左副軍，顏孝恭所部為神武右副軍，兩人均為統制。后神武右副軍統制顏孝恭改任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統制，空缺由岳飛填補。。十月，岳飛升轉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十二月，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因鎮壓福建范汝為之亂不力而被削職，岳飛的「神武右副軍」改名為「神武副軍」，并升遷為都統制。
紹興二年（1132年）正月末，岳飛被任命為知州、兼荊湖東路安撫使、都總管，統率軍馬前往潭州。二月，主戰派頭號人物李綱被起用為荊湖、廣南路宣撫使，岳飛等將領劃入李綱部下，討伐湖東路的亂匪曹成。當時岳家軍的兵力為一萬二千余人，岳飛以二千人駐守吉州（今江西吉安市），以其余的一萬多人進攻曹成的部隊。戰斗中岳家軍佔盡優勢，但曹成部下悍將楊再興驍勇異常，先是攻入岳家軍第五正將韓順夫的營地，將韓砍折一臂而死，後又殺死了-{岳飛}-的胞弟-{岳飜}-。但楊再興最終被岳家軍俘虜，被岳飛收服而成為日後岳家軍的著名悍將之一。李綱稱贊岳飛“年齒方壯，治軍嚴肅，能立奇功，近來之所少得”，斷言他“異時決為中興名將”。閏六月，岳飛升三官為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仍屬從五品。討伐曹成後，岳家軍兵力增一倍，達二萬三千到四千人左右，與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等軍相差不多。
紹興三年（1133年）九月，岳飛第二次朝見宋高宗。宋高宗親筆書寫“精忠岳飛”四字，繡成一面戰旗，命岳飛在用兵行師時作為大纛。又任命岳飛任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將駐守蘄州的統制李山，屯扎江州的統制傅選兩支部隊并入岳家軍，將淮南西路舒州和蘄州的防務并入岳飛的防區。岳家軍的軍號也由「神武副軍」升格為「神武後軍」，但岳飛的官銜卻由都統制改回統制，這是因為他的資歷尚淺，還不能和「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相比。
紹興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飛第一次北伐。岳飛率岳家軍三萬五千人左右打敗劉齊劉豫的部將李成等人，成功地收復了前一年南宋失去的襄陽府鎮撫使李橫的轄地，以及唐州和信陽軍。克復襄漢後，岳飛面臨新復中原地區的後勤防務問題，這問題直到滅金後端平入洛時都一直困擾宋軍。這些地方因為「久罹兵火」，原來的居民「或被驅虜，或遭殺戮，甚為荒殘」，以至於「百里絕人，荊榛塞路，虎狼交跡」，「野無耕農，市無販商，城郭隳廢，邑屋盪盡，而糧餉難於運漕」。凡是克復失地的宋軍，都有一個兩難的防務問題：「若少留將兵，恐復為賊有」；「若多留將兵，唯俟朝廷千里饋糧，徒成自困，終莫能守」。
因為後勤問題，岳飛只能將主力撤回，留少量兵力戍守。張旦被任命為唐州鄧州郢州襄陽府安撫使、兼襄陽知府，牛皋為安撫副使，李道任唐州鄧州郢州襄陽府四州都統制，配置軍士2000人，守衛襄陽府；周識和李旦率150名軍士守郢州；孫翬和蔣廷俊率200名軍士守隨州；舒繼明和訾諧守信陽軍；戍守襄陽府的2000人中分撥出來一部分，由高青和單藻帶領守唐州，由張應、黨尚友和邵俅帶領守鄧州，以整治防務，恢復生產。劉齊李成軍雖然不時騷擾，卻始終不能奪回襄漢六郡的控制權。襄漢六郡原來分屬京西南路和京西北路，此次收復之後，宋廷為統一管理，單設襄陽府路。除在襄陽府設安撫使司外，不按制度設置「差監司」、即轉運使司等文人監軍系統，「止委制置使岳飛措置」。這是戰時放寬宋朝歷來固有的文人控制武將政策，對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有一定幫助。
此時岳飛作為武將不敢居功，上奏說自己「人微望輕，難任斯職」，要辭去制置使並請求宋廷另「委任重臣，經畫荊、襄」。宰相趙鼎認為：「湖北鄂、岳，最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岳）飛鄂、岳州屯駐。不惟淮西藉其聲援，可保無虞，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宋高宗同意趙鼎的主張，確定岳飛改駐荊湖北路的首府鄂縣（今湖北鄂州），自此岳家軍的大本營就定在了鄂州。
紹興四年（1134年）九月，偽齊劉豫發動秋季攻勢伐宋，揚言要「直搗僭壘，務使六合混一」。金軍由左副元帥完顏宗輔、剛升任的右副元帥完顏昌和元帥左都監完顏宗弼（兀朮）的統率下，配合由劉豫之子劉麟指揮之偽齊軍，在九月下旬分路渡過淮河攻南宋。劉光世不戰退兵江南，將整個淮南西路相讓。張俊主張劃長江而守，「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為之計」，以「墜馬傷臂」為藉口，拒不出兵渡長江攻擊金軍和偽齊軍。宋丞相趙鼎派人監督張俊發兵，並奏請嚴懲張俊，但不了了之。結果，幾路宋軍全部防守於江南，張俊軍守常州，韓世忠軍守鎮江府，劉光世軍守建康府。長江北面的廬州（治合肥）知州、兼淮南西路安撫使仇悆拒絕執行其上級劉光世的撤退命令，劉光世派統制張琦來問罪，仇悆說：「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張琦只好作罷。仇悆以召募來的廬州和壽州（治下蔡，今安徽鳳臺縣）守軍幾百人和二千鄉兵幾次打退偽齊攻勢。十二月，劉麟又增兵攻打，完顏宗弼親自為後繼，所幸岳家軍由鄂州趕到，統制徐慶和牛皋先勝一仗，岳飛後親自趕到擊敗偽齊軍，解了廬州之圍。此時，金太宗病危將死，完顏宗輔、完顏昌和完顏宗弼撤兵。偽齊攻勢瓦解。
南宋劉松年所作「中興四將」圖（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全身立像）。岳飛為左起第二位。
紹興五年（1135年），岳飛剿滅楊幺後，楊幺軍壯丁六萬人大都編入岳家軍，岳家軍規模從三萬多人增加到十萬人左右，岳家軍以後直到岳飛被宋高宗所害，也大體維持十萬左右之數量。麾下主要將領包括中軍統制王貴、前軍統制張憲、徐慶、牛皋和董先。
紹興七年（1137年）二月，岳飛因在商虢的戰功，被加太尉。
南宋·《八相圖》中的秦檜全身立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岳飛在收到十二道金牌班師回朝之時自稱“十年之力，廢於一旦”。岳飛回到京城。之後，向高宗請辭。高宗當時沒有答應他的辭呈。次年（紹興11年）四月，拜樞密副使（從一品）。但是這次，岳飛請求拿回兵權，未得允許。
完顏兀朮遺秦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紹興十一年七月右諫議大夫萬俟卨上書指控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情。……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發……伏望免飛副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接著御史中丞何鑄和殿中侍御使羅汝楫等亦相繼彈劾。八月甲戌，罷岳飛之職務。此后岳飛閑居廬山。九月八日，岳家軍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向王貴告發岳飛在廬山曾致信鄂州張憲、岳雲，要求張憲起兵造反，以迫朝廷恢復岳飛軍職。十月，岳飛、岳雲父子被逮捕，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寺卿周三畏審訊，但岳飛下獄兩個月都沒有查出罪證，不僅齊安郡王趙士?以闔門百口保岳飛沒有二心，連原本曾彈劾岳飛的何鑄都反而為岳飛求情，秦檜遂將主審官由何鑄換成萬俟卨。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刑部大理寺發布《刑部大理寺狀》，認定岳飛“坐觀勝負，逗留不進”、“指斥乘輿”（對皇帝不恭）、“致張憲意待謀反”等罪名成立，“飛獄成，寺官聚斷，咸謂死有余罪”。大理寺按律：“臨軍征討，稽期三日者，斬。”一般史家皆同意岳飛的死從頭到尾都是件冤案。
岳飛的罪名還有“坐擁重兵……逗留不進”，宋朝皇帝的“祖宗家法”就是猜忌武將，紹興七年（1137年），高宗已經警告他“犯吾法者，唯有劍耳”，只是當時議和還沒成功，高宗仍需要岳飛來抵抗金人南侵；岳飛自從改任樞密副使，已經沒有兵權，因為不贊成議和，也已辭職去廬山為母守墓。但紹興十一年高宗以“示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為由，默許或指示秦檜殺岳飛以示議和誠意及換取其母韋賢妃南歸。紹興十一年農曆十二月廿九（1142年1月27日）除夕之夜，高宗下詔“特賜死”，在杭州大理寺風波亭命自鴆，並把岳飛梟首。目前史界以鴆死為通說，其餘說法，尚有“拉脅而殂”（打斷肋骨）或者賜自縊而死。或傍晚被獄卒持白布勒斃于杭州郊外涼亭名風波亭，其尸體后被獄卒隗順冒死盜取，葬在臨安外九曲叢祠旁供隗順家人悼念。
岳云及張憲則在賜死岳飛的一個月前，即紹興十一年冬十一月二十七日遭到斬首。韓世忠認為岳云、張憲二人罪不致死，當面質問秦檜，但秦檜表示“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難道沒有嗎）？”另有一說為「或許有」。至於“莫須有”一詞是韓世忠質詢岳雲與張憲的重罪事，後轉嫁至岳飛身上。
岳飛前幕僚左朝散郎姚岳獻言于秦檜：“亂臣賊子侵叛，州郡不幸污染其間，則當與之惟新。以叛臣故地，又與姓同，顧莫之或改”，遂于二十五（1155年）年六月，岳州和岳陽軍各改為純州、華容軍。
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太學生程宏圖上書，要求“正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雪岳飛之冤”，太學生宋芑上書知樞密院事葉義問，要求“斷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倡議和欺君之罪，復岳飛之爵邑，錄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激忠義之氣”。十月，詔：“蔡京、童貫、岳飛、張憲子孫家屬見拘管州軍，并放令逐便。”。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皇太子趙眘（宋孝宗）即位，準備北伐，七月下詔平反，追復少保、武勝定國軍兩鎮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詔曰“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眾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夸，余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眾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于飛。雖坐事已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圣意，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后，特與錄用”。隗順后人助朝廷安葬岳飛。乾道六年（1170年）七月，立廟祀於鄂州，額名「忠烈」。淳熙五年（1178年）九月，諡「武穆」（折衝禦侮曰武 布德執義曰穆）。宋寧宗嘉泰四年（1204年）五月，追封鄂王。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二月，改謚「忠武」。在西湖棲霞嶺，即杭州西湖畔“宋岳鄂王墓”，元人修宋史列誌傳記。
+岳飛生平學術考證
岳飛出生不滿一月，黃河于內黃縣再度決口，大水很快波及到岳飛家所在的湯陰縣，岳飛家來不及逃離，他的母親姚氏抱著岳飛坐進大缸里漂流水上，幸好得到岸上的好心人營救保全了性命。
岳珂《鄂王行實紀年》
# 黃河在北宋末年沒有流經內黃縣；
# 岳飛出生所處的二三月屬于黃河的枯水季節，不大可能發生大水；
# 相關史志均無當年黃河決口的記載。
岳飛少年時代曾經接受教育，熟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等史書和兵書，甚至可能通過北宋的村書開蒙
岳珂《鄂王行實紀年》《鄂國金佗續編》、明代錢士升《南宋書·岳飛傳》以及推測自宋代村書教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