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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中的陽光政策使朝鮮半島南北關系得到空前和解。2000年8月15日光復節，南北雙方時隔15年再次舉行了離散家屬團聚。同年9月15日，在悉尼奧運會開幕式上，韓朝雙方體育代表團高舉朝鮮半島旗幟首次共同入場。9月24日，朝鮮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金一哲率領的由13人組成的朝鮮代表團越過板門店，參加在濟州島舉行的南北國防部長會談。會談結束后，金大中在青瓦臺接見了金一哲一行。這是朝鮮軍方首腦首次穿越軍事分界線和到訪青瓦臺。韓國同朝鮮亞太和平委員會的金剛山旅游項目，開城工業園區，南北鐵路連通工程等都開始于金大中執政時期。陽光政策對朝鮮也產生了非常積極的影響。2000年，朝鮮先后與英國、意大利等10多個西方國家建交或復交。2002年，朝鮮開始了較為深入的經濟改革。陽光政策在金大中之后的盧武鉉政府得到延續和發展。不過，2003年有關金大中政府在南北首腦峰會前通過現代峨山向朝鮮匯款的丑聞曝光。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因此遭到質疑和指責。2008年李明博出任韓國總統后，陽光政策被放棄。
金大中與小布什在青瓦臺曬2002年世界杯足球賽的紀念夾克
作為韓國民主斗士的象征，金大中在早期民主運動中曾多次受助于美國。執政期間，金大中的對美政策是加強韓美同盟關系。金大中認為美國在韓國駐軍是符合韓國國家利益的，并希望駐韓美軍的地位能與駐日美軍的地位同等。2000年8月，金大中在接受《華盛頓郵報》采訪時說：“即使朝韓統一之后，美國在東北亞的駐軍仍需保留。假如美軍撤走，本地區將會出現很大的權力真空，這會導致本地區的國家為爭奪霸權而敵對。”金大中對駐韓美軍的觀點也得到了金正日的最大理解。對于韓國國內的反美情緒，金大中認為應該通過互惠、和平等原則來調整解決。金大中同時希望美國與朝鮮能改善關系。比爾·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對金大中的陽光政策給予了極大的支持。朝美關系得高空前的改善。2000年10月，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在華盛頓白宮會見了金正日特使朝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錄，并發表了“美朝聯合公報”宣稱“兩國政府將不再對對方抱有敵意”，并“將建立起有別于過去敵對關系的新型關系”。同年10月23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應邀出訪了朝鮮，與金正日會見，為克林頓訪朝做準備。應金正日的邀請，克林頓原本打算訪問朝鮮，但由于忙于中東事務加之任期將滿，最終沒能抽出時間訪朝。2001年1月20日，保守派的小布什出任美國總統，美朝關系開始發生變數。同年9月，美國發生“9·11”恐怖事件。小布什將朝鮮列為“邪惡軸心國”，美朝關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為修復破裂的美朝關系，金大中盡最大可能消除“陽光政策”與“邪惡軸心”的隔閡。2003年10月，小布什派遣美國國防部亞太地區事務部長助理訪問朝鮮，旨在表明美國對朝鮮與伊拉克不一樣。不過朝鮮對派來的美國特使采取了強硬的態度，宣布擁有高濃縮鈾，并稱此舉是遏制美國的軍事威脅。于此同時，朝鮮希望與美國通過談判的方式和解。但此后，美國一直堅持朝鮮先放棄核武才會對話。
在加強韓美同盟的同時，金大中還致力于改善與日本的關系。韓日兩國于1965年6月22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當時，時任韓國總統樸正熙為了急于從日本獲得發展經濟的資金與技術，在沒有解決歷史問題的情況下，不顧國內的強烈反對與日本簽署了《韓日基本條約》。之后，韓日關系發展一直不順利。1998年，時任日本首相小淵惠三提出“20世紀發生的事情，要在20世紀內解決”的政見，并邀請金大中訪日。同年10月，金大中在訪日期間與日本簽署了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新型伙伴關系的《韓日伙伴關系共同宣言》。日本首次以聯合宣言的形式向韓國就歷史問題表示“痛切的反省和道歉”。韓國同意在五年內分三個階段解禁對日本文化產品的進口。韓日兩國還簽訂了新的《韓日漁業協定》，雙邊關系得到提升。2002年，韓日兩國聯合舉辦了世界杯足球賽。金大中和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共同出席了漢城的開幕式，并分別致辭。同年6月30日，金大中在日本參加了世界杯的閉幕式。金大中夫婦還在日本天皇和皇后的陪同下觀看了決賽。2002年被稱為“日韓交流年”。韓日世界杯的舉行成為韓日關系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在倡導美國與朝鮮改善關系的同時，金大中也希望日本與朝鮮改善關系。2002年9月17日，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了朝鮮，并與金正日簽署了《朝日平壤宣言》。
金大中曾多次訪華，被中國官方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金大中首次訪問中國，是在1994年應中國外交學會的邀請，出席太平洋學術研討會的開幕式。同年11月2日，金大中訪問中國社科院期間，獲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研究教授”名銜。1998年11月12日，金大中應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邀請，首次以大韓民國總統的身份訪華。訪問期間，金大中與江澤民宣布將韓中關系由六年前兩國建交時確立的“友好合作關系”升級為“面向21世紀的韓中合作伙伴關系”。這是兩國關系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金大中任職期間，韓中經貿發展延續了自兩國建交以來的迅猛增長勢頭。在金大中任期的最后一年2002年，也是兩國建交十周年，韓中雙邊貿易額已達315億美元，比建交初期增長五倍。韓國與中國成為各自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國。中國也成為韓國對外投資的第一大對象。在朝鮮半島問題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支持朝鮮半島的南北和解。金大中政府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貿組織給予支持。
2001年2月，金大中與訪韓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1991年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為從韓國獲得經濟援助和合作，一直積極與韓國發展雙邊關系。金大中執政期間，兩國繼續鞏固友好關系，雙邊經濟、技術和軍事領域的合作不斷擴大。1999年金大中到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雙方發表了進一步發展雙邊全方位的互補伙伴關系的聯合聲明。同年俄羅斯國防部長出訪韓國，雙方決定定期舉行軍事首腦互訪和國防政策協商會議。2001年2月26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訪問韓國。兩國就多項政治、經濟合作達成了協議，并發表聯合聲明。雙方決定定期舉行總統、總理和議長等高層會晤，進一步發展兩國互補伙伴關系。俄羅斯支持韓朝進一步和解，實現朝鮮半島和平。2001年，兩國簽訂《韓俄航天技術合作草案》，俄羅斯將幫助韓國建立能自己發射衛星的發射站（2004年5月，韓國成為繼俄羅斯之后，世界上第二個擁有從導彈發射臺垂直彈射出的空中點獲技術國家。）。兩國也在共同開發西伯利亞資源方面廣泛合作。此外，金大中政府還提出建設“鋼鐵絲綢之路”的藍圖，計劃建設一條歐亞大陸橋，從韓國釜山經朝鮮直通歐洲（金大中在2000年6月韓朝首次會晤期間曾與朝鮮就通過京義線重新連接朝鮮半島達成協議。）。此設想在2013年普京訪韓期間再此被提上日程。
金大中非常支持緬甸的民主主義事業和反對對東帝汶民族獨立的鎮壓。這也是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原因之一。1999年8月30日，東帝汶在聯合國監督下舉行公民公投，結果78.5%的東帝汶居民支持獨立。對此，印尼軍方支持的武裝組織在東帝汶進行了報復性血腥屠殺，東帝汶三分之一的人口喪命。金大中對此踐踏人權的暴行極其憤慨。在隨后9月13日于新西蘭奧克蘭市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上，金大中對與會的美、日、中等國家元首進行了游說。在大會閉幕前夕，韓（金大中）、美（克林頓）、日（小淵惠三）三國領導發表了支持東帝汶獨立，要求聯合國和印尼做出積極反應的聲明。金大中還向參加大會的印尼財政部長施壓，要求印尼政府提出解決方案，否則將動員所有與會國家元首發表APEC聲明。當晚子夜之后，發生在東帝汶的血腥鎮壓停止了。APEC會議結束后，聯合國開始進駐東帝汶，韓國也派兵支持此次行動。后來，常綠樹部隊被東帝汶人民稱為“和平的使者”，東帝汶市中心最大的一條主路被命名為“韓國朋友之路”。東帝汶反抗協會副會長在到訪青瓦臺時對金大中說：“印度尼西亞占領東帝汶后，有接近20萬名國民失去了生命。如果不是金總統，恐怕還會有10萬人失去生命。”
對于緬甸的人權問題，金大中曾聯合100名國會議員寫聯名信，并兩次親自寫信給緬甸軍政府表示抗議，并聲援昂山素季。1998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來韓領取首爾和平獎時，金大中還敦促聯合國能在緬甸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1999年11月在出席馬尼拉ASEAN+3會議期間，金大中會見了時任緬甸總理丹瑞，并勸導緬甸軍政府與昂山素季 進行對話。金大中也積極與周邊亞太鄰國發展關系，在亞太地區的國際性會議中與亞太國家領導人探討應對金融危機的方法和維護亞太地區民主人權等。在他總統任期內，金大中先后走訪了馬來西亞、越南、蒙古、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菲律賓、文萊、新加坡和印尼。
金大中政府與歐盟保持著很好的關系，并積極促進歐盟與朝鮮改善關系。2000年10月20日，韓國以東道主身份舉辦第三屆亞歐首腦會議，有26名亞歐國家領導人與會，并通過了《2000年亞歐合作框架》、《關于朝鮮半島和平的首爾宣言》。英國是與韓國最早建交的歐盟國家。1998年3月19日，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和菲利普親王訪韓。這是自1883年兩國簽訂《韓英友好通商條約》，英國王室時隔100年再次訪韓。2000年12月金大中訪英期間，獲伊麗莎白女王頒授圣米迦勒及圣喬治勛章（GCMG），劍橋大學也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訪英結束后，金大中前往挪威和匈牙利進行國事訪問，并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出席歐盟議會。金大中作為亞洲領導人首次在歐盟議會發表了演講。次年開始韓國歐盟峰會開始定期召開。
金大中對德國懷有感情。1998年金大中政府成立之后，首位到訪的外國領導人就是時任德國總統赫爾佐克。德國對金大中應對亞洲金融危機采取的措施和對朝鮮的陽光政策都給予肯定和支持。2000年3月訪德期間，金大中發表了敦促朝鮮半島南北和解的《柏林宣言》，對促成首次朝韓首腦會晤具有關鍵作用。在此次訪歐期間，金大中還走訪了意大利、梵蒂岡和法國。金大中是首位訪問羅馬的韓國總統。他和夫人一起會見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訪法期間，金大中向法國希拉克總統提出了兩國聯合建設“跨歐亞大陸信息網”，使亞洲和歐洲通過“光速的絲綢之路”成為“網絡鄰居”。
2001年3月21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到訪了韓國。曼德拉和金大中兩人有相似的經歷，都是在75歲那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在金大中最后一次參加總統競選時，曼德拉將陪伴他27年鐵窗生涯的手表送給了金大中。訪韓期間，曼德拉對金大中的“陽光政策”表示了支持。兩人發表了《為了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倡議》，決定為了世界和平與民主，保障人權，消除貧困共同努力。
韓國總統依照韓國政治傳統，在卸任后不再參與政治。金大中在卸任演說中也表示，卸任后希望過平靜的生活。不過金大中卸任后的晚年生活并不安穩。金大中的次子和三子在他任職末期因受賄罪被拘捕和判刑后，而其長子、民主黨國會議員金弘一也在他卸任后不久因涉嫌受賄而被起訴。此外，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后遭到了韓國保守勢力的嚴厲抨擊，甚至被嘲笑為“倒貼式政策”。2003年3月15日，盧武鉉宣布“對北匯款事件”的特別法案。金大中對此認為“這一問題不能成為司法審查的對象”，并愿承擔所有責任。金大中在自傳中有關“對北匯款事件”是這么解釋的“有錢的哥哥訪問貧困的弟弟的時候，怎么能空手去見面呢。但政府直接給朝鮮提供支援，法律上確實存在問題。我不得不通過現代集團向朝鮮提供援助。”當時韓國國務委員除了一名支持調查外，其他委員也都反對盧武鉉的做法。不過在盧武鉉的堅持下，“特別檢查”對銀行、企業和政府相關人員進行了徹底的調查。金大中政府的核心人物，前統一部長林東源、前總統秘書室長樸智元和前總統經濟首席秘書李起浩先后被拘捕和起訴。時任現代集團總裁鄭夢憲在自己的辦公室內跳樓自殺，給韓國社會帶來巨大沖擊。
2004年1月29日，金大中出席了“金大中內亂陰謀事件”的再審公判，對23年多前被判處死刑的金大中改判無罪。同年9月24日，首爾高等法院又做出要求韓國政府向金大中支付9490萬韓圓國家賠償的判決，用于賠償金大中1980年5月18日至1982年11月22日因被錯判入獄所遭受的經濟和精神損失。
卸任后，金大中收到了眾多來自世界各國的訪問邀請。2004年5月10日，金大中應邀出訪了法國、挪威和瑞士。這是他卸任后的首次海外出行。此次歐洲三國之行，他在法國舉行的“2004年經合組織（OECD）論壇”、挪威奧斯陸諾貝爾研究所和瑞士日內瓦召開的“第57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上發表了主題演講。同年6月29日，金大中應邀訪問了中國，除了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外，還與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江澤民會面。同年11月6日，金大中還應瑞典首相和羅馬市長的邀請，訪問了瑞典和意大利羅馬。2007年5月12日，金大中被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授予第一屆“自由獎”，出訪了德國。同年9月17日，金大中應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邀請訪問了華盛頓和紐約。訪問期間，金大中還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以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奧爾布賴特、鮑威爾、美國前財政部長（花旗銀行總裁）羅伯特·魯賓等舉行了會談。
2005年，在金大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5周年之際，金大中邀請了前德國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夫婦訪韓。金大中與來訪的魏茨澤克舉行了題為“德國統一的經驗與朝鮮半島”的特別對話。特別對話由首爾大學韓相震教授主持。KBS在年末播放了該對話。2006年6月14日，金大中在光州世界杯足球場參加了《南北共同宣言》發表六周年的民族統一大慶典開幕儀式。次日，金大中參加了諾貝爾獎獲獎者光州會議。這是該會議在1999年首次召開以來，第一次在羅馬之外的城市舉行。
2008年4月，金大中訪問了美國波特蘭和波士頓，20日，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做了題為“陽光政策是成功之路”的演講。同年9月，金大中出席了在挪威斯塔萬格舉行的“諾貝爾和平獎”峰會，并做了題為“對話的力量——以共同利益為目標的相互主義對話”的演講。10月26日，金大中應邀參加了在沈陽舉行的“東北亞地區發展與合作論壇”，之后到訪了與朝鮮半島一江之隔的丹東市。2009年5月4日，金大中應外交學院的邀請再次訪華，并在人民大會堂與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了面。
繼金大中就任總統的盧武鉉對其十分敬重。兩人關系雖然有時緊張但很密切。2009年5月23日，當金大中得知盧武鉉跳崖的消息后，曾說：“好像身體垮了一半。”5月28日，金大中坐著輪椅與夫人在首爾站靈堂吊唁盧武鉉時說：“如果我遭到像前總統盧武鉉那樣的侮辱、挫折和絕望，恐怕我也會做同樣的選擇...這個世界就是如此，有時會陰天，但也會有晴天。如果勇敢的人都無法承受，那怎么行...檢方對盧武鉉包括本人、夫人和全家親戚等無一遺漏地進行調查，但直到盧武鉉逝世，檢方還拿不出確鑿的證據。”在第二天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金大中握著盧武鉉遺孀權良淑的手失聲痛哭。他還向記者表示他本想遺體告別儀式上發表追悼詞，但卻遭到了政府的阻止。在《6·15南北共同宣言》九周年活動中，金大中說他與盧武鉉“前世好像是親兄弟”并指責現政府是“獨裁政權”。
金大中卸任后，身體狀況每況愈下。2003年，他接受了冠狀動脈擴張手術，術后每周做三次腎臟血液透析。2005年，金大中因肺水腫兩次住院，此后經常出入醫院。2009年初，金大中的健康狀況已經非常糟糕，只能坐著輪椅出席故總統盧武鉉的告別儀式，現場甚至有救護車待命，以防萬一。2009年7月13日，金大中因肺炎住進新村世福蘭斯醫院的-{zh-hans:重癥監護室;zh-hk:深切治療部;zh-tw:加護病房;}-；8月18日，金大中的病情急劇惡化，經搶救無效而去世，享年85歲。
韓國民眾吊唁金大中的靈堂
金大中去世的第二天，考慮到他生前對國家和民族的莫大貢獻，李明博政府從全局考量決定為他舉行為期六天的國葬。國葬期間，韓國全國降半旗。這是繼樸正熙1979年遇刺身亡而舉行的國葬后，韓國三十年來首次舉行國葬，也是首次為前總統舉行國葬。葬儀委員會由來自韓國政界、教育界、宗教界和經濟界的人士以及遺屬推薦親人等2371人構成，是韓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國葬。葬儀委員長為時任韓國總理韓升洙。
國立首爾顯忠院內的金大中墓園
2009年8月23日下午2時，金大中的喪禮在韓國國會前院舉行。金大中遺孀李姬鎬等遺屬、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和夫人金潤玉、前總統金泳三、、代表及韓國民眾等三萬多人參加。中國前國務委員唐家璇、美國前國務卿-{zh-cn:奧爾布賴特;zh-hk:奧爾布賴特;zh-tw:歐布萊特}-和日本前眾議院議長河野洋平等各國政要分別代表各自政府前來吊唁。金正日在金大中去世后，向金大中遺屬發來了唁電。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金己男率領的朝鮮吊唁團21日到金大中靈堂進行了吊唁，并慰問金大中家屬。喪禮持續約九十分鐘。總理韓昇洙在悼詞中說：「總統閣下為民主主義、人權、和平及民族和解奉獻了一生。他的足跡將作為我們的光榮歷史永世流傳。」喪禮後，金大中的靈柩移送往國立首爾顯忠院安葬。靈車途徑汝矣島民主黨黨社、東橋洞私宅（已擴建為“金大中和平中心”）、光化門世宗十字路、首爾廣場及首爾車站等市內地標。數十萬民眾在靈車經過的地方，夾道為金大中送行，場面十分感人。
2003年2月，延世大學將金大中捐贈的亞洲太平洋和平財團總部大樓改建成金大中圖書館。這是韓國首座總統圖書館。圖書館由延世大學統一研究院管理。館內藏有金大中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獎章、金大中生前照片、遺物和數萬件金大中捐贈的、與金大中有關的，以及延世大學添加的朝鮮半島統一研究方面的書籍。
金大中的故鄉木浦市建立有“金大中紀念館”。金大中母校“木浦第一高中”的圖書館前立有金大中的銅像。韓國光州廣域市的，以及連接全羅南道新安郡和務安郡的都以金大中的名字命名。
2010年8月，在金大中逝世一周年之際，韓國三人出版社出版了《金大中自傳》，在韓國產生熱烈影響。此書剛一發行，八萬冊圖書就被銷售一空。日本NHK電視臺曾在金大中生前拍過一部題為《金大中獻給日本人民的自傳》的紀錄片。該片創NHK成立以來的紀錄片第二高收視率。
金大中的第一任夫人是車容愛。兩人于1945年4月9日結婚，婚后有金弘一和兩個兒子。金大中的第二任夫人是李姬鎬。兩人在車容愛去世兩年后的1962年5月10日結婚，婚后有一個兒子。在金大中因反對獨裁統治被捕入獄期間，長子金弘一曾遭當局的拘捕并被嚴刑拷打，腰部受傷；次子金弘業曾遭當局的拘留審訊；小兒子金弘杰當時還在上高中而免遭迫害。金大中的三個兒子都曾因受賄被判刑，其中兩個被拘捕。金大中為此曾五次向國民道歉，并于2002年5月6日宣布退出他所在的執政黨新千年民主黨。
*長子金弘一，韓國前國會議員，2006年因涉嫌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期三年執行，其議員職務也被解除。金弘一患有帕金森病。有觀點認為他的病是1980年代被當局嚴刑拷問的后遺癥。因為身體不便，金弘一被免于拘留。
*次子，原亞太和平財團副理事長，2003年因涉嫌受賄和逃稅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并處以6.6億韓圓罰款，2005年8月被赦免。2007年4月，金弘業在國會議員補選中曾再次當選國會議員，不過在2008年的國會選舉中落選。
*三子，留學于美國南加州大學，后在帕蒙納大學太平洋研究所做研究員。2002年，金弘杰因受賄賂和逃稅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緩期三年執行，并被處以2億韓圓的罰款。2005年8月，在韓國光復60周年之際，金弘杰被韓國政府赦免。
* 60px （意大利，2000年3月2日公布）
金大中的一生是一部濃縮的韓國現代史。金大中在85歲生日時，在日記這樣評價自己的一生：
金大中的大半生都在為韓國的民主奮鬥。為此他幾度入獄，在獄中度過了六年，兩次流亡國外，五次面臨死亡威脅。1998年2月，金大中入主青瓦臺，成功實現韓國憲政史上第一次朝野間政權的和平交替。很多韓國人認為金大中在樸正熙主導了韓國的工業化進程后，主導了韓國社會的民主化。有韓國學者認為隨著金大中的離去，韓國社會已經告別了“現代化第一階段”。在金大中逝世后，韓國時任總統李明博稱贊他是“在職業生涯中是一名不知疲倦的、捍衛民主的斗士”。《時代周報》說：“八十五個春秋，從貧民到總統，金大中用自己的生命故事照亮了韓國的夜空，映照著韓國從專制到民主的轉型歷程。”《紐約時報》稱他是“亞洲曼德拉”。日本《朝日新聞》稱金大中的離去是韓國政治“巨人時代”的終結，并認為他要比韓國以往任何一位總統更能在歷史上留名。
金大中上臺執政之初，正值亞洲金融危機席卷韓國。金大中通過對企業、金融、公共部門和勞資四大領域的改革，在很短的時間內帶領韓國民眾克服了危機，并實現了韓國經濟從出口低級產品向以信息為中心的高科技型經濟的轉型。這方面金大中得到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可。《東亞日報》在金大中卸任之際，針對其五年執政業績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克服金融危機被韓國民眾認可為金大中的最大政績。
金大中是朝鮮半島和解的先驅。早在東西方冷戰和南北方對峙緊張的1970年代，他就以極大的膽識提出南北韓統一方案。1997年，金大中出任韓國總統后，推行了世界矚目的“陽光政策”，推動了朝鮮半島南北關系的改善和半島局勢的緩和。2000年6月，金大中與金正日在平壤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首次南北首腦會晤，并發表了《南北共同宣言》。在金大中執政的五年，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交流、合作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改善和發展。2000年，金大中因對朝鮮半島和平發展的卓越貢獻而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金大中執政期間，韓國成功舉辦了1999年亞洲冬季運動會、第三屆亞歐首腦會議、2002年世界杯足球賽和2002年亞洲運動會有效提升了韓國的國際地位與威望，并改善了與鄰國的關系。金大中執政期間開展的企業民營化、改善國民年薪制度、提高婦女地位、改善醫療保健體制、改革納稅體系、穩定市民房價等政績也都得到韓國民眾的好評。
民調顯示33%的人認為反腐不力和用人不當是金大中執政期間最大的失誤。金大中上任之時是高舉反腐大旗的。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金大中政府共搜查了2246名腐敗嫌犯，拘留810名。在美國商務部2000年發布的一份各國履行經合組織《防止賄賂議定書》狀況的報告中，金大中政府的反腐敗努力得到高度的評價，韓國被稱為模范成員國之一。執政期間，金大中倡導通過改革規章制度從源頭上防止腐敗。2001年，經過六年的醞釀，韓國國會通過了《腐敗防止法》，進一步擴大了財產登記及公開者的范圍，加強了對財產公開的審查，增強了司法機構的獨立性。金大中本人也一生清廉。據韓聯社報道，金大中去世后遺產只有12億韓圓。金大中曾就前總統金泳三的兒子受賄入獄之事進行強烈批評。但是在金大中執政期間，他的三個兒子卻紛紛因涉嫌受賄或逃稅被起訴或拘捕。這不得不說是這位反腐總統“晚年最大的悲哀”。金大中在卸任之前也公開表示，在他執政的五年間最大的憾就是沒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另外，金大中政府的多名高官也因腐敗問題紛紛被起訴。金大中的親信在首次朝韓首腦會晤前通過現代集團向朝鮮匯款的事情也使得金大中的“陽光政策”遭到批評。
*《世界史的轉折與民族統一的方向》
*  金大中在諾貝爾獎的官方網頁
白昭蓮教授（Prof Jill Sinclair Bell），是前任香港教育學院英文系的系主任、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顧問評審團成員。她的專長是第二語言的語文教學、語文與身份的關係及社會語言學。她本身是英國人，早年在伯明翰大學取得文學榮譽學士學位及文學碩士，及於多倫多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曾在世界各國教授過英語教學。她曾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約克大學任教雙語教學，並在研究期間學習中文。曾多次組織教學交流活動，帶領香港的英語老師前往中國大陸的偏遠地區（例如：內蒙古）作教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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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院師生義工向180名內蒙老師 傳授新穎英語教學法
*  Heinemann: Jill Sinclair Bell
*  Pippin Publishing: Jill Sinclair Bell
浙江科技學院（英語：Zhe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浙科院、浙科、ZUST）。是一所以工科為主，集工、理、文、經濟、管理、教育為一體的多學科全日制省屬本科院校，是教學研究型大學兼應用型大學。其前身為成立于1980年的浙江大學附屬杭州工業專科學校。學校坐落于杭州市，現有2個校區，主校區位于小和山森林公園。設有14個二級學院，1個教學部（中心），56個本科專業。2009年學校順利成為碩士學位授權立項建設單位。
學校自杭州高等專科學校開始本科教學至今，已有40年的本科教學歷史。學校被列為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師教育培養計劃”實施高校。 學校共有2個校區，其中小和山校區校園土地面積1900余畝，安吉校區800余畝。學校下設14個二級學院、1個教學部；現有56個本科專業；擁有5個學術型碩士學位授權一級學科、5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現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17000余名；留學生2300余名。教學科研儀器設備總值超過4億元，紙質圖書180余萬冊。
學校有數十年的對外合作交流歷史，并以國際化辦學為特色，是教育部確定的中德合作培養高等應用型人才試點院校。1985年，浙江省和德國下薩克森州簽訂協議，共同建設學校。1990年，中德兩國政府正式換文，開始兩國政府級合作建設學校的項目。2000年起，先后與漢諾威應用科學大學等7所德國應用科學大學開展了中德“2+3”聯合培養本科生項目。由學校發起的“中德論壇：高層次應用型人才培養”在中德高校中產生過較大影響，學校是教育部確定的論壇基地建設單位。學校還與羅馬尼亞克魯日巴比什—波雅依大學、德國埃爾福特應用科技大學合作建立了孔子學院。德國總理默克爾在G20杭州峰會期間對學校中德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贊賞。
學校現有教職工1400余名，專任教師1000余名，具有博士學位教師占40%以上，具有6個月以上海外學術經歷教師占30%以上，雙師雙能型教師占40%以上；其中碩士及以上學歷比例占85%，具有企業實踐經歷占40%以上，省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2人，入選省“151人才工程”61人，省高校中青年學科帶頭人14人，省級科研或教學團隊4個。
學校現有省一流學科6個、省重點實驗室等省部級以上學科科研平臺15個。近年來獲得國家級科技計劃項目、國家基金100余項目，省部級及以上科研獎項30余項，其中國家級科學技術獎2項。現有國家工程實踐教育中心等國家級教學平臺8個，省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實驗區等省部級教學平臺16個，省級教學團隊3個。現有國家一流本科專業等國家級專業5個，省級專業28個，8個專業通過專業認證。有國家精品課程等省部級以上課程45門。國家級、省級規劃教材（項目）29部（項）。獲國家級教學成果獎2項，省級教學成果一等獎4項。
1980年，浙江大學附屬杭州工業專科學校
1983年，杭州工業專科學校
1984年，浙江大學附屬杭州高等專科學校
1987年，杭州高等專科學校
1992年，杭州應用工程技術學院
2001年，浙江科技學院
*求是學院（根據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政（2006）88號文件，原浙江科技學院求是應用技術學院于2006年8月22日起終止辦學，由浙江教育學院全面接管，現為浙江外國語學院）
*  浙江科技學院德語官方網站
*  浙江科技學院中德學院網站
民族主義（，），亦稱國民主義、國族主義、國粹主義，通常是指認同本民族文化、傳統、利益的一種意識形態，其旨在追求民族的生存、發展、興盛。民族主義者往往認為民族擁有自我治理的主權，而不應受他人干涉，即民族擁有所謂“民族自決權”，而這一觀念則起源于人民主權論。民族主義中的“民族”既可能是基于語言、族裔、部落或種族的團體，也可能是一國、一地之公民集體，還可能是某一宗教的信徒。
就民族主義的起源而言，早期學者多認為民族主義是自古已有的原生概念，有時會主張民族間存在著基因差異。而現代研究多認為民族是社會現代化的產物，將18世紀法國大革命和民族國家的形成視為民族主義的起源，而歐洲以外的民族主義都是擴散自歐洲，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描述了民族作為“想象的共同體”的產生及其隨著殖民擴張在世界范圍擴散的軌跡。近年來，也有部分學者挑戰民族主義的歐洲中心論，提出了與歐洲的民族國家相對的亞洲文明國家概念，其中代表即中華文明。
學界一般認為民族主義和政治上的民族、主權概念密不可分，但對于到底“什么是民族主義”乃至“什么是民族”仍莫衷一是，歷史上民族（nation）一詞要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才和民族國家等政治概念聯系到一起，很多情況下不同地區、不同族群間的民族主義內容相差迥異，難以給出一個籠統的概括。而民族主義和不同的社會領域、意識形態的結合也使得其內容紛繁復雜，枝葉眾多，既有經濟民族主義，也有，既存在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也相應存在著左翼民族主義；而最為常見的劃分是將民族主義分為公民民族主義和族裔民族主義，反映了民族主義者“以國建族”和“以族建國”的兩種政治傾向。
愛國主義及對統治者、土地、文化、宗教、血族的忠誠相伴人類文明始終，在原生主義者看來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最初體現，而建構主義者則認為作為一種政治行動信條的民族主義直到18世紀才登上歷史舞臺——在此后民族主義既是民族獨立和民族解放的重要動力，促成了法國大革命、德意志統一、非洲的去殖民化、蘇聯解體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也有著罄竹難書的陰暗之處，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亞美尼亞大屠殺、納粹大屠殺等慘絕人寰的悲劇發生。民族主義者在推動政治進程的同時，也創造出國旗、國歌、國語、等一系列代表民族認同的民族象征物。時至今日，民族主義仍是社會的一大重要思潮，極端民族主義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糾紛仍威脅著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之中，但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著多民族、多族群的社會結構，只有日本、韓國在內10%左右的國家可以算是純粹的民族國家，在這些國家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內涵比較一致；而此外的大多數國家都奉行著融合、平權、乃至壓迫的政策來解決其國內的民族問題。
《人權宣言》在政治上引入了“民族”，其第三條宣稱“整個主權的本原根本上乃存在于‘民族’（nation）”
17世紀早期，胡果·格老秀斯在其拉丁語著作《戰爭與和平法》的出版完善了“民族”（gentium，或譯“人民”）、“主權”（summi imperii）等相關概念，胡果本人生活于宗教改革的時代，當時包括荷蘭在內的新教國家與西班牙為首的天主教陣營因宗教問題在八十年戰爭、三十年戰爭中持續沖突——因而胡果十分關注由宗教分歧產生的沖突。而在18世紀以前的歐洲，“民族”一詞既可以指代一國之居民，亦可指由共同歷史、法律、語言、政治權利、宗教、傳統而結成的共同身份認同，而后一定義已經接近于現代民族的含義。
西文中，nation及其變體源自于拉丁語出生一詞nasci及變體natio，在拉丁語中最早指代同鄉團體，例如就按照出生地劃分為來自羅曼語區的法蘭西族（nation de France）等族類；而在中世紀初期，這一詞匯又被用于親屬集團，例如英國貴族在反對亨利三世提拔外來貴族時就使用過natio regini Angliae表達“英格蘭王國親屬集團”；至16－17世紀，nation開始用于指代一國之人民；而到了18世紀法國大革命和瓜分波蘭時期，nation不僅開始等同于國家，還開始與“人民”（peuple，當時具有貶義）對立；1789年《人權宣言》的頒布后，nation一詞第一次具備了今天其所代表所有的政治性意味。
在霍布斯鮑姆看來，歐洲各地的很多詞典是在近代才開始逐漸采用了具有政治色彩的民族含義：例如在1884年以前《》定義“民族（nación）”為“一省、一國或一帝國內的人群”，而之后開始指代“轄設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權的國家或政體”，到了1925年則演變為“擁有共同族群起源的人群，他們說著共通的語言，承襲著相同的文化傳統”；而在《牛津英語詞典》中“民族（nation）”在1908年以前和族群（ethnic）定義幾乎相同，爾后越發強調“民族”作為政治實體和獨立主權的含義。由nation衍生的“民族主義”一詞已知最早出現于德國民族主義者赫爾德1774年的手稿中，而到了19世紀中葉這一術語的使用就開始普及。
自19世紀起，民族主義開始廣泛流行。在漢字圈的現代民族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870年代的日本，當時“民族”一語對應外語中的“民族”（nation）、“人民”（volks）、“人種”（ethnos）等多個概念且對于nationalism一詞同時存在“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國家主義”“國粹主義”等譯法，而在戊戌變法失敗后東渡日本的梁啟超開始接觸并第一次在漢語中引進了現代的“民族主義”的概念，他在1902年的《新民說》第一次對民族主義給出明確定義——“民族主義者何？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御他族是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民族主義」在西方迅速變為一個負面詞彙。
在諸如西班牙語的一些語言中，“民族主義”在早期和“愛國主義”意思幾乎一樣，而在20世紀學者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進行了區分，民族主義逐漸變成了一種帶負面色彩的詞匯，而愛國主義相比起民族主義總是更加正面。例如喬治·奧威爾就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進行了一定的區分，認為后者是對土地的投身和奉獻，而前者屬于“自欺欺人的權欲野心”。
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往往又難以區分，就如霍布斯鮑姆在其作品《民族與民族主義》中多次使用民族愛國主義（national patriotism），卻又試圖強調前者和民族主義存在不同——而很多語言中“愛國主義”一詞本自拉丁語的“祖國”（patria），而在16世紀英語中“愛國者”（patriot）一詞也不過是同胞（compatriot）的意思，直到17-18世紀愛國主義和愛國者才成為英國政治的爭論焦點，很多情況下說到愛國就是表達對英國政府或國王的不滿，因而這一詞匯帶有一定負面情緒。而從19世紀晚期開始，隨著民族國家的崛起和民族主義的流行，愛國主義逐漸成為了服務于民族國家的工具，其與民族主義的邊界逐漸模糊。
而在施萊爾馬赫看來，民族主義是愛國主義與恐外癥的結合——而這也是兩者本質的區別——雖然民族主義很大程度脫胎于愛國主義，但民族主義所比較的外者往往是那些所謂的外來者，譬如少數民族、宗教少數群體等，而愛國主義所比較的外者往往是其心目中理想化的國家或者是國內的腐敗、國家的當權者，因而可能會對當下的國家進行反抗，更容易發出異議、不服從乃至于叛亂。而從道德觀念來看，民族主義更像是一種每個人都應當服從的“公德”，個人難以與其妥協，而愛國主義更偏向一種基于自主價值判斷的個人美德，所以一般民族主義會來得盲目、非理性，而愛國主義恰恰相反。
歐洲各地活躍的民族主義運動
對于什么是民族，或者說什么樣的群體有資格成為民族，不同學者也有著不同的解讀。這些爭議大多出現在19－20世紀，當時一個社會團體被承認為一個“民族”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因為只有一個社會團體被承認為“民族”，才有權力行使民族自決權，只有通過民族自決建立起的國家政權才具備合法性，因而不同學者基于現實利益考量，圍繞民族定義提出了客觀和主觀兩派意見。
客觀派的觀點就如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所指出，構成民族需要“大量的人口、廣袤的疆土、豐富的自然資源”，而意大利統一的推動者馬志尼根據語言、地理邊界等將歐洲劃分為12個國家和聯邦，以申明其意大利統一的主張。但是對于成為民族到底需要滿足怎么樣的條件目前仍缺乏明確而統一的客觀標準。例如，斯大林認為“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也將這一說法定于一尊，但主觀派的則認為斯大林的說法本意在于否定猶太人的民族地位。
主觀派有如法國的勒南，認為“民族”更多基于公民的道德意識，是“一種逐日進行的公民投票”，因而認同法國的德語區阿爾薩斯理當留在法國國內；美國的提出民族沒有一種客觀的定義，“任何一個共同體，只要其成員意識到是共同體一員并希望保持其認同，那么就是一個民族”；而臺灣學者江宜樺也認為“民族”是以追求獨立自治、建立「國家」為政治目標的群體。
民族與族群或種族也有所區別，按照安東尼·史密斯的說法，兩者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擁有相同的公共文化而后者沒有，此外民族強調大眾的權利和義務，而后者往往強調精英的團結，族群、種族的經濟相對分散而民族往往有著相對統一的經濟市場，民族主義也可以和族群或種族結合，流行于美國的即是一例。而至今判定民族的客觀或主觀界定標準都未有定論，其界定也相對模糊。
直到今天，“民族主義是什么”這一問題仍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迄今為止學界提出的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已經超過200種，而對于民族主義的性質、分期等也處于爭議中。就如所評價，“民族主義是只大象，研究者是個瞎子，每個人都只能摸到‘民族主義’大象的一個部分”，現在意義上的民族主義，雖然定義各有不同，但一般脫離不了對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識的重視，往往都是圍繞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識出發的理想、綱領、運動等。
例如，安東尼·史密斯認為“民族是一個橫向或者縱向聯系上一體化、擁有固定領土的群體，其是以共同的公民權和一種（或更多）共同的集體情感為特征的”；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情感，其要求對民族國家至高無上的忠誠；而認為“民族主義是兩種極其古老的現象——民族性和愛國主義在當代的情感融合和夸大”；安東尼·紀登斯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心理學現象，即個人在心理上從屬于那些強調政治秩序的人群的共同象征或信仰；則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運動，其以民族主義為由證明奪取國家政權行為的合法性；而史密斯認為民族主義既是政治運動也是意識形態。此外，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民族主義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被解釋為“資產階級對于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早在1928年，卡爾頓·海斯就將民族主義的諸多定義歸納為以下幾點，后世基本沿用了這些分類：
# 民族主義是一種歷史進程——在此進程中建設民族國家；
# 民族主義一詞意味著包含在實際歷史進程中的理論、原則或信念；
# 民族主義是某種將歷史進程與政治理論相結合的特定政治行動；
# 民族主義意味著對本民族的忠誠超越于其它任何對象。
民族主義很大程度上脫胎于“民族”與“國家”的結合，許多政治學家對于如何建立民族國家以及主權的內涵有著理論闡述，而政治學中的民族主義概念就是從這些理論中提煉出來的——對于國家（state）概念，馬基雅維利、洛克、霍布斯、盧梭等學者將其概括為統治者與個人之間的“社會契約”，而馬克斯·韋伯提出的一種更廣為接受的定義稱“國家是一種在一個給定范圍領土內（成功地）壟斷了武力合法使用權的人類共同體。”
許多學者注意到了國家建構、戰爭和民族主義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民族主義在歐洲（以及后來的現代民族國家）的發展源于戰爭威脅。“當人們深刻地認識到其正作為民族（nation）受到威脅時，外部威脅就會刺激民族主義情緒——人民意識到只有聯合為一個民族才能戰勝這一威脅”，而外部威脅的升級極大刺激了國家的建構。柯蓋德大學的教授認為，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獨立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雖然沒有受到外部威脅，當地的民族主義情緒也與其國力孱弱有關。美國外交學者認為民族主義加劇了戰爭的慘烈程度，政府往往會有意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以支持擴充軍備。
則將民族主義的產生歸結為四點：
# 民族意識是一種屬于大眾而非精英的現象，而大眾在文盲或半文盲狀態下大多都會對民族認同保持沉默；
# 民族的形成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個事件，而在這一過程中存在難以精準衡量的一個時刻，有足夠的個體接受民族認同并能夠以民族主義進行大規模社會動員；
# 民族的構建過程不一定會水到渠成，也有可能戛然而止；
# 認同同一祖先的歸屬感是構成民族內同胞之情的關鍵，但這一種認同不一定符合事實，因此民族的歷史經常和民族的形成無關。
安東尼·史密斯將民族及民族主義如何產生和發展最廣歸納為三種主要解釋，時下學術界最廣為接受的解釋是現代主義解釋，而很多公眾會接受永生主義解釋的主張，在二戰前原生主義解釋也很流行：現代主義（亦即建構主義）認為，包括民族、民族國家、民族認同、民族主義等等都是現代化的一種現象，而這一現象將將主權、統一和民族融入到政治生活中并以其自身形象改造這個世界，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烈就認為民族是“想像的共同體”，屬于社會建構的結果，而霍布斯鮑姆更是斷言“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而永生主義斷言，雖然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可能是新近的，但民族始終存在在歷史的各個時刻，主張某些民族古老而永垂不朽；最后原生主義認為民族原生于自然，而決定民族認同的往往是自然界中的基因構成或者對社會文化的依戀；此外，還有一些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解釋，例如史密斯自己所認同的族群-象征主義。
《自由引導人民》中高舉法國國旗的自由女神形象后來衍生為法國的國家化身瑪麗安娜
盡管民族自治、自決等現代民族觀念直到18世紀才形成，但在歷史上由族群引發的紛爭一直是文明中反復出現的一面，從古羅馬的、薩珊王朝的波斯文化復興再到現代的由拿破侖占領所激發的這類運動不乏其例，在原生主義者看來，這些運動也是民族主義最早的歷史溯源。建構主義觀點認為，民族主義起源于17、18世紀的英國和法國，并在18世紀影響到美國和拉美地區，19世紀開始在歐洲大陸傳播、興盛，而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開始在全球范圍內流行，并最終影響20世紀亞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獨立運動。此外，對于民族主義的歷史和分期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議。
傳統觀點認為民族主義起源於歐洲，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本質都是西方的，大多是西方民族學說的改良版本。例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殖民地民族主義本質來說是對工業資本主義所造就的新式帝國主義的一個反應，殖民地政府的中央集權以及標準化的學校體系創造了新式的朝圣之旅，殖民地知識分子——尤其是20世紀初的知識分子——從教育中習得西方民族主義的原型并加以仿效、改造和改進，向殖民地的大眾宣傳他們所想象的共同體。在建構主義者看來，民族主義和人民主權的思潮引領歐洲各族群或民族的革命來到高潮，在19世紀民族主義成為了歐洲社會及政治的主導思想之一，也成為20世紀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杰拉爾德·紐曼主張，民族主義出現在工業革命后形成全國性的統一市場和公共領域的英國，大多數歷史學家還是將法國大革命作為歐洲民族主義的開端，法國大革命不僅激發了思潮，還對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區的知識分子起到了極大影響。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擴大了世界範圍內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影響力。從19世紀後半期到一戰前夕，歐洲的民族主義開始進入大發展，民族主義開始擴散到那些國內的少數族群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國家上。
針對民族主義歐洲起源論，也有如印度學者提出質疑，等則在《民族的亞洲形式》（''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 1996）中提出亞洲具有不同于西方民族國家的文明國家概念，認為諸如中國、印度的亞洲國家的民族主義與歐洲民族主義有著系統性的差異，而中國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國在近代以前就已經具備以儒家文明和漢族認同為基礎的同一政治共同體模式，而這種政治意識的萌發既沒有人民主權等現代理論驅動，也沒有建構論者所謂的西方現代化影響。文明國家的觀點在近年來受到馬丁·雅克、張維為等學者支持，在中國大陸、印度和俄羅斯等地受到歡迎。2014年蘇格蘭公投中商店張貼支持獨立的海報，有44.70%的選民在公投中支持獨立
民族主義使20世紀成為“最好戰的世紀”，即便拋去種族滅絕、饑荒、經濟蕭條等事件，整個世界共爆發了275場戰爭，造成1.15億人死亡，而如果加上這些于民族主義有關的事件，民族主義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達到數億或者更多。民族主義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在戰后歐洲列強并沒有如約遵照民族自決原則給予亞非國家自由，只允許歐洲國家進行獨立，這種犧牲弱小國家利益以滿足自身霸權的做法引起了眾多國家不滿，爆發了如三一運動、五四運動、非暴力不合作斗爭、土耳其獨立戰爭等一系列抗爭行動。與此同時，蘇聯允諾取消和亞非國家的不平等條約，諸如甘地、凱末爾、孫中山等民族主義者開始尋求與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合作。而在戰間期及接下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美洲以及亞洲的政治精英們通過大規模動員對社會進行了嚴格管控，戰爭消滅了無政府主義運動，將人們推向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乃至于法西斯主義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大削弱了殖民主義國家的實力，大大加快了殖民地的民族主義運動發展和殖民帝國的解體。二戰后，西方世界中諸如北大西洋公約的國際組織及區域聯盟的建立大大減少了戰爭的可能性，使得民族主義逐漸遠離了戰爭，自由市場削弱了國家所扮演的作用，而平權運動將公眾注意力轉移到少數族群上，又使得這些群體對于建立民族國家的需求有所減少。二戰后，從埃及開始，非洲以及世界上廣大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開始了新一輪非殖民化進程，當地的民族主義者最終從殖民者手中奪取政權。
冷戰中，民族主義最終導致了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這一巨變極大刺激了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運動，甚至波及了一些英國等老牌民族國家。冷戰以后，加泰羅尼亞、科索沃等地的分離主義顯然是最明顯和突出的民族問題，同時中東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指導下的極端宗教民族主義者也開始鼓吹圣戰，在獨聯體和前南斯拉夫地區淪落為少數民族的前主體民族形成了區域內的泛民族主義傾向，西歐冷戰后移民潮和難民潮的涌入也催生了排外的右翼族裔民族主義，而在非洲一些國家民族主義更是和部落政治、族群矛盾糅合，導致沖突不休。雖然民族分離主義傾向日益增強，但當代民族主義也顯示出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種趨勢，即以歐盟為代表的、民族國家間相互合作的超民族主義或者說集體民族主義、區域民族主義的趨勢，這些國家集團的出現體現了各個民族間為維護共同的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努力。
就現狀而言，除了日本、韓國等10%左右國家主體民族比例超過90%，可以算是純粹的民族國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著多民族、多族群的社會結構，而如印度等國最大族群比例甚至可能低于50%，在這些國家以主體民族完全否認少數族裔權益的政治嘗試亦不太現實，通常會通過強化公民意識、培育民族意識、以及強調共識文化來構建國族觀念。
比利時自荷蘭獨立后法語取代荷蘭語成為首都布魯塞爾的第一大語言
語言與民族的關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國學者赫爾德、費希特等人的思想，赫爾德在1772年的《論語言的形成》中指出：“人們世世代代的思想、感情、偏見等等都表現在語言里，說同一種語言的人正是通過語言的傳承而具備相同的歷史傳統和心理特征，以共同的語言為基礎組成民族是人類最自然最系統的組合方式，而語言就是各個民族最神圣的屬性，也是它們彼此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性特征。”而費希特在闡述語言與民族的關系時，還借以闡發德意志民族優越論，稱只有德意志民族的語言始終如一，其他條頓民族的語言早就死了。
共同的語言為民族的特徵之一。但這一點頗受爭議，如果從口語角度，標準口語的普及往往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后國民教育普及的結果，而在之前語言內部的分歧往往很大；而從書面語角度，讀書寫字在過去往往是少數人的權利，大多數人都無法了解書面語。霍布斯鮑姆認為，語言對于民族的產生有著間接作用，少數精英以語言為紐帶構成一個圈子并逐漸產生足夠的文化的影響力使得更多人接受了這種他們的共同語，近代民族即產生在這一群體之上。霍氏還認為：“民族語言只是從各種不同的通行語中提煉出一種標準化的對話方式，然后把所有通行語降格為方言。”
對于很多國家而言，民族獨立前會選取一種語言或者方言以語言界定民族，待到獨立后又會開始推廣一種語言以推進民族的團結和統一。例如匈牙利語文學在1772年的出版昭示了的誕生。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派認為不同的語言妨礙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所以強制要求所用人使用社會精英所使用的；法國在歷史上長期打壓布列塔尼語等少數族裔語言和各地方言，直到今天法國憲法中仍將法語與法國國歌和國旗并列，作為代表國家的崇高象征。
20世紀60年代，加拿大媒介理論學家麥克盧漢提出了“印刷民族主義”的概念，指出印刷媒介的發展促進了民族語言的定型，而由民族語言出發獨立的現代個體和現代民族也由此產生，印刷不僅加速了信息的傳播，同時也導致了宗教共同體的消亡、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資本主義的興起。這一觀點亦為《想象的共同體》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采納，其認為印刷資本主義也是民族主義的必要條件之一，民族的“印刷語言”在民族主義話語中占據著重要的政治意義和文化意義，作為出版這些“印刷語言”的字典編纂者、語言學家、文法學家、民俗學家、政治評論家和作曲家，他們的出版影響著擁有權力的讀書階層和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而印刷品最終滲透到群眾中將民族獨立等主題帶給了讀者，而帶動了大眾中民族主義的興起。
現代歷史學起源于19世紀，而在當時就已經服務于歐洲的民族主義運動，歷史學可以說極大程度刺激了歐洲民族主義運動的發展，而在另外一方面民族主義也將其不良因素帶入歷史學中，并通過歷史學將這種不良因素滲透到大眾意識中。例如早期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成立了“古德意志歷史知識協會”，而這一協會資助了大量有關德國歷史的收藏輯錄——即《》的匯編，將有關從意大利到法蘭西再到波羅的海地區的所有操德語者曾經生活或統治過的土地的文獻都匯入了這一本書中。而霍布斯鮑姆就將歷史學家和民族主義者之間的關系形容為毒品生產者和癮君子之間的關系，“塑造一個民族的是它的過去，使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反目的也是過去，而歷史學家恰恰是制造過去的人”。
歷史書寫本身就容易帶有民族主義傾向，例如對于英國的歷史描述往往強調不列顛民族的海洋性，而俄羅斯民族則突出俄羅斯廣袤的疆域，而在殖民列強之外的前殖民地地區也有著不同于偏袒于西方中心史學的民族主義敘述；而通過對歷史的不同敘述、評價所體現不同的民族主義觀念也容易引發各個族群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從而使歷史成為民族主義者的競技場。當民族主義成為歷史敘述的終極目的是，歷史本身就不再重要了，歷史有可能會成為某些族群依據主觀選擇的社會記憶。例如日本民族主義者在二戰中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問題上采取歷史修正主義手法，引發其鄰國圍繞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展開的爭論，進而影響了各國間的外交關系。
普法戰爭后法國教師教導學生法國失去了阿爾薩斯洛林一般說來，教育制度都帶有民族主義傾向，當教育制度轉向具有挑釁性的民族主義時，全世界的和平共處將會處于危險境地。19世紀以來，教育理論和實踐受到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誕生了民族主義教育思想，其以民族主義為理論根源，以國家為中心，奉行民族至上、民族文化至上，追求教育的國家化和大眾化。民族主義者希望通過國民教育來培養熱愛祖國，重視民族文化，具有民族意識的公民文化心態，以實現對內維護國家統一，對外維持國家獨立的目的。
民族主義教育思想的出現和國民教育的普及不無關系，在啟蒙運動中狄德羅等學者就提出要將教會壟斷的教育轉移到民族國家手中，努力按照國家的需要和標準來塑造和改造國民。作為早期國民教育的推動者，拉夏洛泰抨擊耶穌會教育，認為教育應當為國家和民族服務。而拿破侖戰爭時期的德國學者費希特認為德國的失敗在于教育，因而主張新教育要激發民族情感，培養民族道德。而后來的美國學者杜威批評德國的民族主義教育缺乏民主性，用“國家”代替了“人類”，將教育變成了一種紀律訓練的過程，而主張民族國家的教育應當宣揚民主思想。而二戰中法西斯陣營則在教育中鼓吹極端本民族中心的民族主義，將學校轉化為了國家的兵工廠。作為一種撥亂反正，戰后的各國教育都更加注重國際主義，強調世界文化的多元包容。
而對于民主國家而言，教育的作用也和其自由民主傳統有關：新晉民主國家的教育往往更容易排外而有著長期民主傳統的國家則對于外人更加包容，但兩者的教育的民族主義傾向幾乎相同，而這些傾向和文化多元性無關。而像中華人民共和國、俄羅斯等非西方國家，大眾教育的普及也常常和其自身的強國及軍事目標聯系在一起，而非出于實現民主的迫切需要。
女權批判家認為民族主義是男性用以正當和合法化性別控制和性別壓迫的一種機制。通過社會對男性和女性氣質的塑造，民族主義的性別化不僅影響著男性和女性對民族建構的參與程度，而且塑造了民族主義者所建構和想象的民族形象。一般而言，民族都會擁有自己的民族形象，而這一種形象往往是帶有性別色彩的。
例如，民族的具體土地往往會擬人化女性形象，而這一形象經常處于敵人的危險乃至外國男性的欺凌之下，而由此萌發的保護欲和民族尊嚴感又常常帶有大男子主義。同時，歷史、政治意識和宗教等因素所衍生的民族主義更通常為男性形象，這種形象往往彰顯民族獨一無二的強健氣魄或男子氣概。如果按照社會文化建構的理解，民族主義和性別的聯系往往是通過“我們”和“他們”的對立建立起來，而民族主義通過排斥這些所謂的“他者”以鞏固民族的內部團結——而賦予某一性別或某一國家權力往往是以其它性別為代價或者剝奪了其它性別的權力，而在某種意義上民族主義也充當維護異性戀中心權力體系的工具。
民族主義中這種普遍性的性別偏向不僅影響了個人的生活體驗，還對國際關系產生作用。例如，殖民帝國開始與霸權男性氣概相結合，殖民地成為為西方想象中的“他者”形象，受到霸權主義和男權主義的雙重壓迫，殖民主義極大程度和男性的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而東方也為這種“他者”想象所影響，在東方主義想象中東方往往是以一種女性化和性化形象出現，而西方作為東方世界的“他者”也相應以男性形象出現——其被征服民族的境遇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這些民族被認為是由于其女性特質而被征服；在另外一方面，其民族的女性特質也恰恰是由被征服境地所體現。作為戰敗一方的被征服民族往往被認為是軟弱畏縮而偏向女性，而作為戰勝一方的殖民宗主國則相應需要表現雄健有力，凸顯與被征服仆從國和附屬國的女性氣質刻板印象截然不同的大男子氣概。在很多國家，其男性的民族主義形象和戰士觀念密不可分，其好戰黷武、剛毅果決而又健壯有力，全然不同于女性平和、柔弱、非暴力和多愁善感的特質——這些男性化的戰士形象也是社會歷史所演變出的性別偏見之一。
這種文化上的二元性，即男性勇武而女性貞潔的形象，反映了男性民族主義中主流民族形象在種族、階級、性別以及性取向方面隱含的不平等。民族和性別相互支持，相互建構為一個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民族充斥著男性理想化的同志兄弟之情。而男性特質經常是導致政治暴力傾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所謂民族危機的一大普遍特征就是，社會所認同的男性氣概上急劇變化。
民族主義在推動民族爭取獨立和統一的同時，與地方的傳統文化、民俗藝術也有著緊密聯系。民族主義根據現實需要重新解讀、復興這些傳統文化以塑造民族的新形象，并通過國民教育和制度培養本民族有別于他民族的獨特個性，從而構建對于本民族的認同感。早期民俗學中這種傾向以德國的赫爾德最為典型，其認為從中世紀開始德國就已經失去了本民族的民族精神因而德國人需要回到中世紀尋找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而收集民間詩歌也成為重振民族精神的一種手段。在赫爾德的啟發下，芬蘭學者戈特蘭德（Carl Alex Gottlund）等人也開始收集芬蘭本民族的民歌，而艾里阿斯·隆洛特編創的《卡勒瓦拉》成為了廣為認同的民族史詩。而柳田國男開創的日本民俗學，也受到德國民俗學的影響，將探究日本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為目標，帶有強烈的國家意識和民族主義傾向。
在19世紀，隨著民族主義的廣泛流行，西方的浪漫主義音樂也開始受到民族主義漸染而越發注重自民俗音樂中取材，在作品中融合本民族的音樂特性，以彰顯其民族性——而東歐、北歐的音樂家也在這股風潮發展出民族樂派。民族樂派的創作者往往來自于受外族統治、或音樂傳統為西方同化的民族，努力尋找最具自己民族特色的音樂曲調，以區別于西歐主流的古典音樂，力圖區別并抗衡于主流的德、奧音樂，在作品中往往寄托著對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將浪漫主義的“個人個性”發揮為“民族個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等。
諸如世界杯的體育賽事吸引了世界范圍內的關注，比賽中往往都是各個民族之間的較量，而各國觀眾也會投入巨大熱情去支持自己國家的國家隊，這也增加了人民對自己國家隊乃至于國家、民族的認同感或歸屬感。體育項目有極大能力去激發和放大民族熱情以及一些民族偏見，同時也是民族內相互慰藉、相互團結、攜手并進和相互友善的源泉和動力。大英帝國對世界各地士兵和臣民的體育參與極為重視，而其中一些屬地的當地人也會積極參與到運動中，就比如1930年開始的大英帝國運動會，即今天的英聯邦運動會。而法蘭西殖民帝國也緊跟英國人的腳步，運用體育運動來團結自己的殖民地，殖民地官員積極推動并補貼一些田徑運動、桌面游戲以及舞蹈，還曾在殖民地推廣足球。
作為一種復雜的社會現象，民族主義經常和各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結盟，并非只會產生法西斯主義等極端民族主義，就起源而言民族主義也是脫胎于人民主權等民主主義思潮，二戰后隨著法西斯主義等右翼思潮衰退，民族主義逐漸為社會主義勢力把控，而在冷戰結束后民族主義又和排外主義相結合，折射出當代社會的失序。不同時期、不同地域和不同內涵的民族主義使得任何單一、抽象、籠統的“民族主義”定義大而無當，因此不同學者對于民族主義有著各種分類解讀，但也有如一樣堅持民族主義只有一種政治民族主義的學者存在。今天最經典的劃分是將民族主義二分為公民的、和種族的民族主義，前者往往更加自由民主、是西方的而后者往往不民主、不是西方的；而從80年代開始學術界開始認識到這種劃分方法的偏頗之處，并且對民族主義有著更加多樣化的劃分方法。
對于民族主義最為經典的分類即的二元分法，他在其1944年發表的《民族主義的思想》（''The Idea of Nationalism''）在這本書中將民族主義劃分為兩種，認為西方的公民民族主義中的民族是自愿生活在共同法律之下，被同一立法機構代表，能夠對自己政府的人群，而東方則是基于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的族群，因而西方的民族主義自由自愿、開放包容、具有理性、代表公民精神，而否認東方的民族主義的自由理性，將其歸為文化狂熱和祖宗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