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入侵紅火蟻的工蟻體型長度約為2.4-6.0 mm。無內骨骼，具外骨骼。透過外骨骼上的氣門進行呼吸，吸入的空氣通過其體內許多微小的管道到達體內各處。牠們的軀體分為頭、胸、腹三部分，擁有三對足及一對觸角。一如其他蟻種，牠們的工蟻和兵蟻全為沒有生育能力的雌蟻，蟻-{后}-負責產卵。入侵紅火蟻不能在極為寒冷的環境下生存，在攝氏零下17度的環境下便會死亡。在攻擊人類時，牠們會以大顎抓住並固定目標，然後以腹部末端的螫針注入毒液。每隻火蟻可持續螫刺目標多次。
農田上的紅火蟻土丘
巢穴密集度可達每英畝200個。在冬季，它們會把巢穴搬到道路或人類的建築里過冬。其生存海拔一般在之間。其蟻丘約高，寬，沒有很明顯的入口，呈南北向的橢圓形，保證可曬到早晚的太陽。蟻巢內，工蟻會反復將蛹移到溫度較高的地區以利孵化。蟻道深度可達，蟻巢內群體數量可達10至50萬。
入侵紅火蟻的自然分佈區
入侵紅火蟻原產於南美洲，但並不是所有南美洲國家都有它的蹤跡，尤其是南美洲東西兩側很少有出現入侵紅火蟻。
入侵紅火蟻對環境的適應性很強。最常見於潮濕地區，如河邊、湖邊等，但在農田、沙漠、草原上也可以生存。一些人類的建築也可能被其侵蝕，公園等都市地區也有其蹤跡。
紅火蟻在1930年代傳入美國南方，1930年代相繼自阿拉巴馬州摩比爾港入侵東南部，1975-1984年間入侵波多黎各，1998年入侵南加州。於2001年透過貨櫃運輸培養土、種苗、草皮和園藝產品等途徑從美國跨越太平洋蔓延至澳洲(首先發現在昆士蘭州布里斯班的港口)、紐西蘭與日本琉球，於2003年入侵臺灣桃園與嘉義（嘉義於2017年8月宣布撲滅），2004-2005年間陸續在中國廣東省（2004年9月首先發現在吳川市）、香港和澳門（2005年初）發現，爾後迅速擴散至2013年~2014年為止，廣東省大部分、廣西省中部至東南部、福建省南部及西南部、海南省北部已成為普遍發生區域，2016年11月在福建省（廈門市翔安區、大嶝島等）、2017年8月在雲南省（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芒市）等都有發現牠的蹤跡，2017年中旬開始於日本尼崎市、神戶港、名古屋港、大阪南港等12個都府縣發現、韓國釜山港、臺灣高雄港開始遭受入侵，2018年韓國仁川港、釜山港、京畿道平澤港、日本大阪港更多港口遭受入侵，2019年日本東京灣的青海碼頭、韓國仁川港、臺灣高雄港，2020年的日本橫濱港。
入侵紅火蟻除對土棲性動物造成傷害，破壞土壤微棲地外，在危害嚴重的地區常造成蚯蚓被捕食殆盡；會導致許多當地螞蟻種類滅絕。一些科學家認為這些螞蟻的滅絕其實是人類反復挖掘、耕耘土地的結果，入侵紅火蟻反而因適應這種環境而存活。其也會取食農作物的種子、果實、幼芽、嫩莖與根系，影響農作物發育與收成造成經濟極大損失。公共設施或電器相關的設備如電表、變電箱等也會遭到入侵紅火蟻的危害，造成電線短路或設施故障。一些體質敏感的人則會因入侵紅火蟻的毒液中的水溶性毒蛋白，而產生過敏性反應，嚴重者甚至會引發過敏性休克而造成死亡。
人類被咬傷後，傷口附近會有極強烈的灼熱和痛癢的感覺，少部分體質過敏者有暈眩昏迷的現象而須送醫急救，一般傷者可就醫後服用抗過敏藥劑及塗抹藥膏治療。傷口初期會形成白色膿包，而後膿包體積擴大變成半透明水泡，水泡勿弄破以免引發感染，約十餘天後水泡會逐漸乾涸脫落。
目前防治紅火蟻的方法有下列六項：
* 殺蟲劑：灌注蟻丘可快速降低表面火蟻族群，但由於蟻巢結構分散，蟻后於較深處並受到妥善保護，因此火蟻族群終將恢復原有規模。
* 餌劑：在以蟻丘為中心半徑1到10公尺半徑附近"均勻施用"，主要成分為火蟻喜愛之食物，吸引工蟻將藥劑搬回蟻巢，利用火蟻交哺的習性，視藥劑種類分為毒殺型及生長調節劑型，有效毒殺到巢穴內的蟻后及幼蟲，或影響其幾丁質分泌機制，造成無法成蟲。因為藥劑種類以及濃度低的特性，為大面積火蟻廣泛發生地區，及農地防治的最佳方法，但是必須注意其有效期限，投藥溫度最好在地表溫度21到38度（火蟻出來覓食的活耀期）土壤乾燥的時候，不然會造成餌劑的腐壞，而無法引誘覓食。依據臺灣長期的防治經驗，防治次數為每年超過4次為佳。
* 引進天敵：目前有兩類生物防治方法被認為具有效控制入侵紅火蟻族群密度的潛力，為來自南美洲紅火蟻原生地的小芽苞真菌和寄生蚤蠅。小芽苞真菌會藉由受感染的工蟻，利用交哺作用感染給蟻后，產卵量降低，而導致蟻巢衰弱。蚤蠅會使真菌在入侵紅火蟻體內（頭、胸部之間）繁殖，而殺死被傳染的蟻。
* 液態氮：是有效而又不會污染環境的方法，液態氮灌進蟻巢後，所有巢內的火蟻會瞬間被凍死，但該方法的成本較高。
* 高溫蒸氣：是把熱氣直接灌入蟻巢裡，可以直接把紅火蟻燙死，灌入後離蟻丘中心灌注點25公分處溫度須達80℃，可適用在純有機作物生長栽培地區。
*漂白水：利用漂白水沖紅火蟻或蟻巢，雖然不會立即死（要過幾分鐘才會死），最好用3～5次，或者擦拭住家地板等人類活動區域，利用漂白水含氯等會使昆蟲產生忌避性，避免遭受火蟻危害。
*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中華民國國家紅火蟻防治中心
位在酒泉市的霍去病雕像
霍去病，河東郡平陽縣（今山西臨汾）人，衛子夫的姨甥，衛青的外甥，霍光之兄，西漢漢武帝時代對抗匈奴的名將。元狩六年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三歲。
霍去病之父霍仲孺是平陽縣的衙役，與平陽公主的奴婢衛少兒（為衛子夫、平陽公主的丈夫衛青的姐姐）私通，生下了霍去病。後霍仲孺回鄉另外娶妻，生下霍光。霍去病的姨母衛子夫被漢武帝看中入宮，數年後受到漢武帝寵愛生皇長子劉據而被立為皇后，衛氏家族從此平步青雲。因為漢武帝愛屋及烏，霍去病於16、17歲時出任負責保衛皇帝安全的侍中官，於18歲時隨舅衛青出征。
西安茂陵霍去病墓
元朔六年（前123年），霍去病初次（這一年他共出征了兩次，原文“再從大將軍”）徵戰，年方十八，獲授驃姚校尉，率領八百騎兵，與部屬趙破奴、高不識、僕多等人，出征匈奴，在這次戰鬥中，斬殺了單于的祖父若侯產，俘虜了單于的叔父羅姑比，並斬殺匈奴二千餘人。漢武帝將其功勞列為全軍第一，獲封冠軍侯，食邑1,600戶。
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任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發動了春、夏兩次對匈奴的河西戰役，大勝而回。於河西戰役的春季攻勢中，霍去病率一萬驃騎，北上并州，西出定襄，六天中轉戰西域五國，越過了焉支山，深入敵境一千多里後，在皋藍山下（今蘭州南部）重創匈奴，殲敵近九千人，俘獲匈奴祭天金人，因功加封食邑二千戶。就地休整補充兵源後，又發動夏季攻勢，則成果更大，在與共同出擊，作為另外一支夾擊部隊的公孫敖失去聯繫的情況下，霍去病率數萬精銳騎兵孤軍深入，在祁連山殲滅匈奴右賢王主力三萬餘人，俘虜匈奴五王，五王母，單於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讓匈奴的實力受到一次極大的打擊，又加封食邑五千戶，其部屬趙破奴、高不識與僕多皆以軍功封侯。《西河舊事》載當時的匈奴人唱道：“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兩次河西戰役之後，漢朝完全控制了河西地區，先後設置酒泉郡（前121年）、張掖郡與敦煌郡（前111年）、武威郡（前101年）等河西四郡，河西走廊正式成為中國版圖，打通了漢朝和西域的道路，絲綢之路從此開通。在霍去病班師還朝的途中，再次經過平陽縣時，將同父異母的弟弟霍光（時年十七）帶回長安，從此開啟了霍光的政治生涯；後來他還出色地平息了匈奴降軍的騷亂，匈奴從此退到了漠北一帶。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調集十萬騎兵，隨軍戰馬、步兵輜重無數，由衛青和霍去病各領五萬騎兵，東西兩路向漠北進軍，發動掃蕩匈奴的漠北戰役。攜三徵河西的銳氣，此次敢深入力戰的兵士都分配給霍去病，原本為了對抗單于；但是衛青部自定襄出發，卻和單于本部相遇，霍去病則率軍東出代郡，行軍兩千里，大敗左賢王，殲敵七萬餘人，左賢王部幾乎全軍覆沒。霍去病先是捕獲了匈奴伊稚斜單于的近臣，誅殺了小王比車耆，隨後攻擊左大將，斬殺敵將，奪取對方的軍旗和戰鼓。緊接著，漢軍翻越離侯山，渡過弓閭河，捕獲匈奴屯頭王、韓王及將軍、相國、當戶、都尉等高級官員83人。在這次長途奔襲中，霍去病封狼居胥山（今外蒙古肯特山）以祭天，禪姑衍山（肯特山以北）以祭地，得瀚海（貝加爾湖）而班師。自此，匈奴遷到更偏遠的地方，長城內外一片和平景象，中原人民安居樂，驃騎將軍霍去病（六次出擊匈奴，共殲滅十一萬餘人）因此和舅舅大將軍衛青（七次出擊匈奴，共殲滅五萬餘人）同時獲得加封新設置大司馬官職，特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同。
元狩六年（前117年），年僅二十四歲（虛歲）的霍去病忽然身亡，對於霍去病的死因，史記和漢書都沒有詳細的紀錄，史記：「元狩六年而卒」，漢書：「元狩六年薨」。但從其弟霍光的奏章：「臣兄驃騎將軍去病從軍有功，病死，賜謚景桓侯」，提及是「病死」 。
武帝很悲傷，調遣邊境五郡的鐵甲軍，從長安到茂陵排列成陣，給霍去病修的墳墓外形像祁連山的樣子，把勇武與擴地兩個原則加以合并，追諡為景桓侯。霍去病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茂陵東北，墓前的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著他為國家立下的不朽功勛。
茂陵馬踏匈奴石雕
霍去病的姨母是漢武帝的皇后衛子夫，舅舅是名將衛青。
霍去病長大后才知道霍仲孺是自己的父親。在他作為驃騎將軍北擊匈奴的途中，在經過河東時，特派官吏將自己的生父霍仲孺接來相見，為他購買了大量田宅、奴婢后才離去。到他班師回朝時，又順便將同父異母的弟弟霍光帶回長安。霍光后來得到武帝重用，成為托孤重臣輔佐漢昭帝，曾廢立皇帝，為漢宣帝麒麟閣十一功臣之首。
《史記.三王世家》記載，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上疏請漢武帝立三子為諸侯王，因諸侯王須“就國”，即到封地居住，也就是請漢武帝盡快定了其他三個兒子名位離開長安，以維護衛太子劉據的地位。群臣莊青翟、張湯、公孫賀、任安等紛紛聯名上書響應。同年四月漢武帝下詔封三子為王。
霍去病的兒子霍嬗在霍去病死后繼承了冠軍侯，在元封元年（前110年）夭折了，冠軍侯國除。霍去病另有庶子所生兩個孫子霍山、霍云在霍光死后繼續位居高官，但在前69年因謀反被漢宣帝族滅。
霍去病的忠君愛國，從一件軼事中可以表露。相傳漢武帝看到霍去病討伐匈奴馳騁沙場，立了大功，為了犒賞霍去病，特地指派了工匠修建一寬敞華宅。竣工後，漢武帝讓霍去病先去過目、了解是否如意，但是霍去病卻向漢武帝上奏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愛國忘家，壯志凌雲，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言。
然而霍去病也有缺點，他少年新貴，有紈絝習氣，不愛惜士兵。史書上說漢武帝專門令宮中服務部門為他準備飲食，竟然有十多輛車之多。還軍時，“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色”。在塞外時，戰士缺乏糧食，霍去病卻在軍營中踢蹴鞠的遊戲。但將士們仍然愿意為其效命，漠北大戰之后，許多衛青的門客都來投靠了霍去病。
《史記》記載，漠北戰后一年（元狩五年），因部下李敢擊傷他的舅舅衛青，霍去病在不久后的一次打獵中將李敢射殺。肇因其父李廣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出征匈奴漠北時向漢武帝請求先鋒之職以求軍功，漢武帝熬不過李廣就口頭上答應，但私底下偷偷給衛青密信讓衛青不要讓李廣打先鋒，因此被安排到東路支援。之後李廣在沙漠中迷路延誤戰機導致單于逃走，由此受到衛青責問，由於李廣不願意受軍法調查因此自殺。李敢認為是衛青挾怨報復自己的父親，為此動手擊傷了衛青，衛青出於對李廣的同情，對這件事情沒有追究，但是他的外甥霍去病卻不能夠原諒下屬冒犯舅舅，不久後在甘泉宮射獵時借機將其射殺。漢武帝事后用“李敢被鹿撞死”了結此事。
但射殺李敢一年後，他患了不明疾病因而死去。死後他追封景桓侯，陪葬茂陵。
*2004年電視劇《大漢天子2 漢武雄風》，由李立飾演。
*2005年電視劇《漢武大帝》，由李俊鋒飾演。
*2014年電視劇《風中奇緣_(電視劇)》，由彭于晏飾演。
*2014年電視劇《衛子夫 (電視劇)》，由張亞希飾演。
*2015年電影《天將雄師》，由馮紹峰飾演。
*2016年電視劇《霍去病》，由張若昀飾演。
「政治社會化」意味著「一個人獲取政治定向以及行為模式的發展過程。」
一般指一個人在政治體系中獲得社會基本的價值觀、基本的態度傾向的過程。
只要生活在政治體系內，便是一個終身的過程。
一、強調個人獨特的成長：係指生命歷程中各階段中的所有政治學習，以學習或模仿取得對於政治事務的知識，進而內化變成他自己本身對於社會公眾事務的價值與態度。
二、從社會體系的角度切入：強調世代間的政治價值的傳遞，此時，國家的教育制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家庭的影響：家庭塑造了個體的心理特征，決定著個人的政治態度，傳遞著一套規范和價值。家庭關系影響著人們成年后的政治行為。
*學校的影響：學校對人們提供知識與理性根據，可鞏固學生對共同體和國家的認同，教會人們的政治態度。
*伙伴群體的同喻文化的影響：伙伴群體可增加對個人同化的影響。
*大眾傳媒的影響：媒體給人們提供了一種非對話的客觀性，影響人們的政治理解力。
*政府的影響：政府代表國家意識形態，對個人的政治影響最大。
*支持政治系統的運作， 維持政治生活
*政治學，陳義彥主編，三民出版社
古典自由主義可以指：
* 早期的自由主義，從啟蒙時代開始直到約翰·斯圖爾特·密爾為止的自由主義，中文因為共產與社會主義學說對它的批評，采用了強調“古典”的名稱，這個譯法讓中文界普遍把經典或是直稱自由主義的學說，與下面的另一種自由主義混為一談。
* 在20世紀復甦的相同政治哲學，追溯上述的早期自由主義，亦即自由意志主義，英文為了區分其在經濟與道德觀上同共產主義當時已經反對的自由主義（嚴格說，譯為經典自由主義更加接近），自稱為"自由（意志）者的"（英文Liberation按語言直譯如此），當然，它的中文如前，較另一個自由主義在譯名貼近原文。。
本條目所述及的即是第一種早期的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是一種支持個人先於國家存在的政治哲學，強調個人的權利、私有財產，並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認為政府存在的目的僅在於保護每個個體的自由。古典自由主義發源於17世紀和18世紀，通常被視為由於工業革命和隨後的資本主義體制而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負責，和自由市場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所提出，後來才陸續被其他政治意識形態所採納。古典自由主義反對當時絕大多數較早期的政治學說，例如君權神授說、世襲制度和國教制度，強調個人的自由、理性、正義和寬容。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受到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
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特別重視個人的主權，個人財產的所有權被視為個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強調自由放任的政策。古典自由主義並不必然支持民主的原理，這是因為尊重和保護個人財產權的法律，比民主裡的多數決原則還要重要。舉例而言，詹姆斯·麥迪遜主張共和立憲制以保護個人的自由，他擔心純粹民主制可能會造成「公共的情緒和利益被多數派掌控，而卻沒有半點避免少數派被犧牲的機制存在」。在經濟上，古典自由主義堅持一個「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才能有效滿足人類的需求、並且將資源分配至最合適的地方。他們對於自由市場的支持是因為「假定個人都是理性的、追求私利的、並且會有計畫的追求他們各自目標的。」他們不相信個人權利是由政府所「創造」的（在道德層次上），而相信道德權利是獨立於政府之外存在的。托馬斯·杰斐遜稱呼這些是「無法被分割的權利」，並且也指出古典自由主義所相信的理念：亦即權利並非來自法律、相反的法律的唯一目的便是用以保護個人的權利，他宣稱「正當的自由，指的是個人有絕對權利依照他們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行動，唯一的限制便是不違反其他人的相同權利。我不會加上『以法律為限』，因為法律經常只是專制者的工具，這在法律侵犯個人權利時尤其明顯。」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者而言，個人的權利是消極本質—亦即權利是以不受其他人（以及政府）侵犯的個人自由為基準。相反的，社會自由主義（又常稱為「現代自由主義」）則主張權利是由其他人提供的某些利益或服務所構成的。因此古典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是徹底反對福利國家等政策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卻不主張在物質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認為社會自由主義所追求的那些「積極權利」反而會侵蝕原本消極的個人權利。因此，古典自由主義支持以憲法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免受多數統治的干擾，並認為人民投票僅僅是為了選出官員，而不是為了創造法律。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指出古典自由主義有著兩種不同的流派：「英國的流派」以及「法國的流派」。哈耶克認為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亞當·斯密、埃德蒙·伯克等人代表了經驗主義流派的思想，注重普通法，並且遵循長期自然發展下來的傳統和思想。而法國的流派如盧梭、百科全書派、以及重農主義則相信理性主義、認為理性的力量是毫無限制的，並且有時會對傳統和宗教表現出敵意。哈耶克承認國籍的分類是和流派的分類不同的，有些哲學家並不一定符合國籍的分類：哈耶克認為法國的孟德斯鳩屬於「英國的流派」，而英國的托馬斯·霍布斯、威廉·戈德溫、約瑟夫·普利斯特里、和托馬斯·潘恩則屬於「法國的流派」。哈耶克也否認「laissez faire」這一詞是源於法國的傳統，並將其歸功於英國的休謨、斯密、和伯克。
古典自由主義是政治和經濟的一種哲學，最早的根源可以溯及古希臘。在16世紀初啟蒙時代由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提出早期的論述。而在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1776）中，他反對了主張由國家干預經濟並實行貿易保護的重商主義，認為重商主義只富裕了那些擁有特權的菁英份子，而沒有顧及廣大平民。芬蘭議員也是另一個提出早期古典自由主義論述的重要人物。古典自由主義試著限制政治權力的界限，以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古典自由主義一詞也常被使用於描述早期的自由主義，以免與新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混淆。
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出版的國富論成了自由主義的理論根基，亞當·斯密提出了關於自由主義和經濟的解釋，在法律和哲學上的理解則經由約翰·洛克、托馬斯·杰斐遜、詹姆斯·麥迪遜等人。而在伊曼努爾·康德的著作，《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中，他假設了一種國際性的自由體制，以維持世界的和平。
「自由主義」一詞在此時開始出現分歧（大約在18和19世紀）。原先的自由主義主張個人自由、經濟自由（包括自由市場），和有一定權力限制的代議制政府。到了18世紀這層原先代表的意義僅在少數國家仍然完整存在，大多數國家裡自由主義一詞都已經偏離了最初的軌道（例如社會福利、關稅、政府對經濟的介入和規定、薪水和物價的控制）。在許多國家自由主義一詞大多用以形容處在古典自由主義至美國自由主義之間的立場，只有少數幾個主要政黨仍然支持古典自由主義，大多數的自由主義政黨都接受了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概念。
近代工業革命大幅提升了人類的物質文明，但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浮上檯面，例如污染、童工，和都市人口過於擁擠等。物質和科學上的進步增長了人類的壽命，減少了死亡率，也因此人口爆炸性的增長。而這造成了勞工過多的問題，減低了平均的工資。米爾頓·佛利民指出這個時代造成的現象不是貧窮人口增加，而是“貧窮現象更顯而易見”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如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威廉·馮·洪堡則認為這些問題將會由工業社會自身進行修正，而無須政府的干預。
在19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都延伸了選舉權，而這些新獲得選舉權的公民往往傾向支持政府干預的政策，由識字率的提高和知識傳播的發達產生了在社會上各種形式的行動主義。19世紀產生的社會自由主義成了第一個從古典自由主義裡分裂出來的重要流派，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立法禁止童工和規定勞工的最低工資，而這些都是主張自由放任經濟的自由主義者所視為妨礙自由的政策，更認為這些政策會影響經濟的發展。
到了19世紀末，這些從自由主義產生的分裂已經逐漸擴大，他們認為為了要達成自由的目標，個人必須得到為達成目標的條件，包括教育和免於受剝削的保護。在1911年由霍布豪斯所著的《自由主義》一書裡，他總結了「新自由主義」（現多稱社會自由主義，與當今新自由主義區分）的概念，也就是主張政府介入經濟，並應確保每個人在貿易時的平等權利。由於霍布豪斯的「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差異實在太大，哈耶克甚至指出那應該被稱為「社會主義」比較正確（霍布豪斯的確曾自稱他的理論為「自由社會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相信自由的哲學應該在每個領域都同等擴大（而不是在某些領域受到侷限），他們非常反對現代自由主義的政策，如槍枝管理法、平權法案（鼓勵錄用女性和少數族群的政策）、高稅收、社會福利和支持公立學校，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認為侵犯了個人自由的政策。
在美國「自由主義」一詞早已改變了原意，哈耶克認為涵義的改變是從羅斯福任內開始的，羅斯福實行的新政在當時被貼上社會主義和左翼的標籤，由於擔心這些標籤的負面影響，羅斯福於是改自稱為自由主義者。自從那時開始，「自由主義」一詞在美國改變了涵義，與原本18和19世紀的自由主義完全不同了。
自由主義一向定義自身為自由的一方，而不是隨心所欲和處心積慮的專制和極權主義。極權主義這一名稱是由義大利哲學家喬瓦尼·秦梯利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貝尼托·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會系統。史達林、史達林主義下的修正主義蘇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下的社會主義中國和希特勒、德國納粹黨也同樣適用此名稱，在戰後此名稱成了對法西斯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政權普遍的形容詞。舊極權主義政權主張並且實行對整個社會的中央集權控制，以達成理想中繁榮和穩定的目標，而新的正在存在的極權主義則是通過大資本家財閥們對社會生產、輿論等方面的操縱，達到操縱國家政權以對整個社會進行集權控制。而對于社會中的普通民眾，大資本家財閥們總是善于用在讓民眾做一道在他們的操縱下的“有極大限制的選擇題”來愚弄民眾，讓民眾認為自己擁有民主權力。極權主義通常宣稱其國家和人民正受到其他威脅，以替獨裁政權辯護。對極權主義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份，極權主義政權也常被描繪成試圖摧毀自由民主。
在意大利和德國，極端民族主義的政府連結了國家與大企業間的關係，並且宣傳自身國家民族在文化和種族上的優秀，而侵略他國將能使他們獲得應得的"陽光之土地"。在這些極權主義國家裡，宣傳機器通常宣稱民主是軟弱而無法達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領導人才能帶來他們必要的紀律。
其他支持自由市場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極權主義的崛起正是因為越來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主張極權主義獨裁者的崛起是由於政府對市場進行了太多干預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喪失而導致的。哈耶克也對英國和美國因為受到凱恩斯學派影響而建立的經濟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認為那將會導致相同的極權主義政府產生—而那正是凱恩斯學派所極力避免的。哈耶克認為極權主義政權如法西斯、納粹、和共產主義都是同樣的極權主義流派；因為這些政權都試著抹滅經濟的自由。對哈耶克而言他認為抹滅經濟的自由即代表抹滅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納粹和共產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
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米爾頓·佛利民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認為，只要政府試著以政策來控制個人的自由（如杜威、凱恩斯和羅斯福主張的政策），相同的極權主義後果也可能發生在英國（或任何其他地方）。
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擁護者，如米爾頓·佛利民、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對於現代自由主義的反駁，即代表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持續發展—也就是所謂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  。佛利民說：
也因此新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才是真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繼承人。舉例而言，哈耶克主張他並不是所謂的保守主義，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義者，而那些新自由主義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絕放棄這種稱呼。
約瑟夫·熊彼特則指出：「最重要的是，如果這不是一場預謀，那麼私人企業制度的敵人們或許會覺得他們盜用了這一稱呼是相當明智的舉動」，意味著現代自由主義者們「偷走了」這一詞、並且還將這一詞冠上與之原義完全相反的解釋。
不過，有些人反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主張，仍稱之為「右翼經濟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保守主義」或直接稱之「右翼」，並認為他們自行增添其他稱呼的做法是無視於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面的部分，而且他們只專注於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說。除此之外，他們認為哈耶克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看法相當奇怪："他忽略了其他更早的傑出思想家例如洛克和密爾"。
自由意志主義者通常認為「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兩詞是可以互換的。例如美國的卡托研究所認為古典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三者都是源於同一意識形態組群。卡托研究所更喜歡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因其自認為他們才是正當的自由主義繼承者。自由意志主義確實與古典自由主義有非常多相似處，包括哲學、政治、經濟方面，同樣主張自由放任的政府、自由市場、和個人的自由。古典自由主義一直主張為了保護個人的自由，必須盡量限制政府的權力。自由意志主義政黨則進一步主張對政府權力更多的限制。
比薩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Raimondo Cubeddu就說：「我們很難分辨『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之間到底有何差別。這兩種稱呼在用以形容那些「自由意志主義」的「小政府主義」流派時幾乎是可以替換的：也就是用以稱呼那些認同洛克和羅伯特·諾齊克，認為國家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個人財產的學派。」
自由意志主義認為他們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不過，一些人仍然認為兩者存在著分離、甚至互相衝突的理論。美國大法官便認為：「自由意志主義只是表面上類似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拒絕了自由主義所必要的制度。正確的說，自由意志主義假冒了一種觀點，而那種觀點正是自由主義依據歷史角度所反對的—那就是認為個人的政治權利處於封建制度之下。如同封建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構想出一種架構在個人契約連結上的政治權力。而自由主義理念所不可或缺的，便是主張政治權力乃是公眾的權力，應該公平的為公眾的利益所服務。」
強調兩者間存在差異的人則主張，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間有著根本的矛盾，因自由主義裡為了檢查和平衡而使用的手段，與自由意志主義所支持的完全解除經濟管制有著衝突。
古典保守主義，完整的哲學體系起源於伯克對於法國大革命提出的批判。
伯克認為自由主義使人類理性有了太多的自信，而人們其實只是部分理性，他們同樣具有廣泛的非理性激情。為了控制人類的非理性，社會長年累月推衍及發展出來傳統、制度及道德標準。因此現存的制度和傳統不可能全是糟糕的，它們是千百年來屢次嘗試的結果，人們已經習慣於此，最好是予以維持和保留，他們雖然不完美但是有用。但並非事情應當永遠不變，必須為了保存而改革，不過只能是漸變，讓人民有一段適應空間。
伯克認為制度和生物體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長及調適。他看到革命易於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為社會無法在瞬間按照人類的理性命令予以重建。
陳朝（557年11月16日－589年2月10日），又稱南陳、南朝陳，是中國歷史上南北朝時期南朝的最後一個朝代，由陳霸先代梁所建立，以建康（今南京）為首都。
由於侯景之亂的緣故，梁朝受到的破壞極其之大，百廢待興。導致陳朝建立時，已經出現南朝轉弱，北朝轉強的局面。南朝已失去不少領土，到陳朝時，雖然北朝分裂為西魏與東魏（後被北周及北齊取代），長江以北為北齊所佔，西南（四川）被北周所佔，只能依靠長江天險維持南北對峙的局面。
陳朝在經濟文化上比較發達，除了陳後主以外的幾位君王也都算得上明主，比起南朝其他三個朝代而言政治情勢較為穩定，但在軍事上卻已難以與北方抗衡，即使北方已分裂為北周及北齊，而且北齊皇帝多為殘暴之君，北周由於宇文護專權之故，政治情勢在武帝親政之前也一直不是十分安定，但在武力上南方仍然望塵莫及。
陳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皇帝的姓氏與國號相同的王朝。陳朝國號來自陳霸先即位前被封的陳公、陳王，但陳王的封號來源又有二說，一說認為來自陳王封地中排第一郡的陳留郡；另一說為陳霸先的陳姓可能為聖人舜後裔，故梁敬帝封其為陳公。
梁太平二年十月初六日（557年11月12日）梁敬帝蕭方智禪位當時已為陳王的陳霸先，陳霸先於是在永定元年十月初十日（557年11月16日）稱帝，建立陳朝。
陳朝剛建立時（557年）面臨北朝的入侵，形勢十分危急。陳朝開國皇帝陳霸先帶領軍隊一舉擊敗敵軍，形勢有所好轉。陳霸先於559年病逝，其侄陳文帝陳蒨即位，先後消滅各地的割據勢力，并大力革除前朝蕭梁的奢侈之風，使陳朝政治稍為安定。天康元年（566年），文帝死，遺詔太子陳伯宗繼位，568年被文帝弟陳宣帝陳頊以陳霸先章太后的名義所廢。宣帝繼續實行文帝時輕徭薄賦之策，使江南經濟逐漸恢復。
到了陳宣帝時試圖結好北周，夾擊北齊。太建四年（572年），周陳互派使者。翌年的兩年內，陳宣帝以吳明徹為征討大都督，統兵十萬北伐攻打北齊，佔領淮、陰、泗諸城。王琳等忠于南梁的勢力和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在梁末崛起的半獨立勢力也相繼被消滅。
太建九年（577年），北周滅北齊。翌年，周陳在呂梁展開激戰，陳敗周勝，吳明徹被俘，淮南之地得而復失，江北州郡盡為北周所有，回復南北隔江對峙的被動局面。
太建十四年正月初十日（582年2月17日），陳宣帝病逝。太建十四年正月十一日（582年2月18日），始興王陳叔陵造反失敗，被殺。太建十四年正月十三日（582年2月20日），太子陳叔寶繼位，是為後主。陳後主不問政事，荒於酒色，陳朝政治江河日下，後主亦自恃長江天險不思進取，被動固守。至於北朝，建立漢人政權隋朝的隋文帝積極準備滅陳。禎明三年正月二十日（589年2月10日），陳後主被隋將韓擒虎俘虜，陳朝最後被北方的隋朝在南征之戰中所滅，南北統一。
首都建康為重要的文化、政治、宗教中心，吸引東南亞、印度的商人及僧侶前來。南朝文化在梁朝時達到巔峰，經歷了侯景之亂的文化洗劫，到陳朝時已經進入尾聲。文學方面以徐陵為文宗，有文學集《玉臺新詠》傳世，其中最著名篇章《孔雀東南飛》。藝術方面以姚最的評論《續畫品錄》影響最大。
現代保守主義主張自由市場仍是最好的路徑，政府的干預無論在哪里都會把事情弄糟，它繼承了古典保守主義對傳統的關注，特別是宗教信仰。所以，現代保守主義者是斯密經濟學思想和伯克傳統觀念的混合體。現代保守主義的代表人物是弗里德曼。
民族國家，亦稱國族國家、國民國家，指代政治疆域和文化邊界相契合的區域，區域內絕大多數人群都保有同一認同，并共享相同文化。理想中的民族國家只有一種民族團體和一種文化傳統，但現當代絕大多數國家都屬于多元族群國家，因而也有等人在《》提出雖然“民族國家”概念應用廣泛，但現實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是政體的一種形式；民族則是共同體的認同概念，其來源可以是共享的體制、文化、或族群。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應此包括以公民民族主義及種族民族主義等不一樣的思維，主要取決於認同概念的形成要素。所謂的單一民族國家，所有公民共享同一價值、歷史、文化、或語言；不論是繼承前帝國/王國的統治範圍或者是當代全球化的移民現實來說，少有國家符合此類型。因此，當代民族國家常為多民族國家，而今日多元文化主義常用來形塑及爭取對體制的認同，而非民族，但按國家族群比例的多寡，一國對於外來移民的包容程度也會不同。
根據《布萊克威爾社會學百科全書》，“民族國家”一詞最早用來描述一個政治實體其邊界恰好大致吻合一民族的分布疆域，而在后來指代堅信自己有著共同相關祖先的人類集群。“民族國家”一詞原本用來區分諸多國家類型中的特定類型，但是由于當代“民族”和“國家”的混淆，諸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s）等國家或組織使用“民族”來指代“國家”，“民族”幾乎等同于“國家”的同義詞，這種區別越來越不明顯。雖然世界上只有10%左右的國家保有著充分的族群單一性，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民族國家”指代所有的國家。
而由于國家和民族的混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也變得難以區分，前者屬于對于民族的忠誠，而后者主要面向政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同質化在一些政治、文化以及人數上民族單一性較強的國家尤為明顯，在這些國家雖然也存在著其它民族，但諸如中國的漢族、俄羅斯的俄羅斯族和以及聯合王國的英格蘭人等民族越發將國家視作己民族之所有
國際法中，“民族”一詞并不存在明確而廣為接受定義，而“國家”則在《蒙得維的亞公約》有著界定，必須要有常住人口、界定的領土、政府和與其他國家建立關系的能力四大要素。“民族”則和國族認同相關聯，“民族”概念缺乏統一界定，但無論是建構主義還是原初主義學者提出的民族定義一般都會用到“共同體”“有限”“主權”三詞，這恰恰與“國家”定義的前三種要素相符合，然而這些定義缺乏對于國際交往的界定，因而根據定義“民族”更多是一種內部事務，同時《公約》也沒有規定國家必須基于一種文化或認同；時至今日，許多國家都十分抵觸別國對于本國文化和認同事務的干預，認為這些事務屬于本國內政。雖然依照《公約》，國家并不需要以民族為基礎，對于國家內部的民族事務主要適用非干涉原則；但從國家本身而言，民族可以讓國家產生一種歸屬感，對于建立管理本國人們的政權至關重要，如果國家缺乏民族的支持則一般只能通過威權或強制手段以維持其統治。
長期以來，人們就在潛移默化中認為民族和國家應當成為一個統一體，國家中只能有一種民族，而這一民族就只應當居住并歸屬于她所處的國家，民族必須獲得自治，而終極的自治就是獲得獨立。作為民族主義和單一民族國家誕生地的歐洲，早在18世紀德國的赫爾德就認為“最自然的國家，莫過于具有一個民族特點的一個民族”；而黑格爾更是認為“只有形成了國家的民族才具有更高的品格，民族絕不是為了產生國家而存在的，民族是由國家創造的”；與之相對，埃里希·奧爾巴赫則認為“是民族創造了國家，而不是國家產生了民族……只有當一個民族按照自己的形象和需要建立起一個國家，它才是完美無缺的”。這些說法雖然在民族起源等方面存在分歧，但都無一例外認為理想化的共同體是民族和國家的重合，而這一理想化的概念就是西方眼中“民族國家”的概念。建設單一民族國家的想法不僅貫徹在歐洲歷史中，也出現在很多多民族國家中，例如蘇聯也提出過建立“蘇維埃民族”，印度雖然族群十分多樣化但其官方也主張自身為一個民族，“國族建設”（nation-building）也是許多獨立后國家所面臨的問題，例如馬來人、華人為主的馬來西亞就有過建設“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的呼聲。
根據各國“民族”與“國家”產生的先后關系，大部分“民族國家”又可以細分為“民族國家”和“國家民族”兩類：在許多發達國家，民族的身份認同早于國家出現，因而這些國家或可被稱作“民族國家”（nation-states）；而在發達國家之外很多國家的民族意識要等到政治體系建立以后才逐漸產生，這些國家或可被稱作“國家民族”（state-nation）。從另一方面看，國家在民族建構過程中或許扮演者重要角色，民族主義者希望獲得官方的支持，得到上流社會的認可，并過濾下層的影響。
所謂的在現代民族國家之前興起的國家，或言之傳統國家，依照的劃分，有城邦、封建國家、世襲帝國、和官僚帝國等諸多類型，在吉登斯看來傳統國家的存在依賴于權威資源和配置資源產出，本質上可以維持的政治權威十分有限，無論是大型帝國還是小型的城邦，其對于民眾的控制程度較之于現代相對較低，即便城邦被納入更大的帝國中，城邦也可以保持較大程度的自主，在民族國家誕生之前很少有國家能做到行政能力和自己劃分的疆域保持一致，即便中國和羅馬的城墻也只是邊境地帶的警戒線而不是現代的“國界”。吉登斯進一步指出，民族國家能夠對于其劃定的疆界壟斷行政權力，依托于法律制度和一系列對內和對外的暴力手段實施直接控制，以支持其統治。
厄內斯特·蓋爾納也持相似的觀點，依照韋伯對于國家的定義，“國家是社會中掌握合理使用暴力權力的壟斷機構”，歷史上很多非中央集權國家都不符合韋伯的國家定義，譬如在封建國家中領主可以容忍自己的臣屬相互征伐——現代國家是民族產生的前提，只有現代國家才會有民族問題，如果一個國家不是現代國家，那么就不存在國家邊界是否同民族疆域吻合的問題，也不用去考慮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否屬于同一民族的問題。在工業時代之前的農業社會中，韋伯所說的現代“國家”是可有可無的存在，而到了工業社會中則成為了必不可少的存在，其中某些國家就會產生民族問題。
理想中的“民族國家”的居民來自同一族群，說同一種語言，擁有同一文化和宗教，其居民是單一的，但現實中存在的國家大多數屬于多族群構成，因而也有等學者質疑現實中并不存在真正的民族國家。建立在西方公民社會上的民族國家，正如哈貝馬斯所言“由國家公民組成的‘民族’（Staatsbürger-nation）和由人民所構成的‘民族’（Volknation）之間的差異，也體現了民主的民族國家的偉大成就”，西方民主的民族國家通過法律確定公民資格，維系其社會團結，將社會中的所有團體都納入其共公民范疇，用公民概念涵蓋民族概念，因而沒有將民族關系納入憲政的整體考慮范圍內。
然而這一種理論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文化上趨同的歷史和單一民族國家治理理念，在杜文忠教授看來并不具有普適性，西方自由社會建立在社會的集體共識之上，而社會中如果存在一個彼此不同的多元文化則必然會有其集體目標并形成其集體道德，這種道德會引導集體成員對不認同其集體目標的族群產生歧視，與社會所公認的自由權利相抵觸，造成現實中的不公正——同時如果試圖去照顧這些受到歧視的集體，則可能產生泰勒所說的“現實中的別扭”，可能會剝奪這些集體的基礎權利。這種模式過去曾經被用作本國國民奴役殖民地人民的依據，而殖民地社會在獲得自由后，多元社會的族群現實又和政黨政治相互糾纏，自由理所當然成為不同族群自治獨立的理據，造成整個社會缺乏向心力，縮小了其文化、經濟的發展空間，本質上也沒有解決多元社會間族群對立的現實——強調民主時，社會就會沖突與矛盾；強調自治自決時，社會又回陷入極端民族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危機。
民族國家的起源和早期歷史有爭議。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民族和國家誰產生誰：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首先形成。民族主義是民族要求其合法主權而形成的，而民族國家則符合了這個要求。一些民族主義的“現代理論”也認為民族認同主要是政府政策的一個產品，政府使用這個政策來統一和現代化已經存在的國家。大多數理論認為民族國家是一個19世紀的歐洲現象，它是大眾文學和早期的大眾媒體的結果。但是歷史學家也注意到較早出現的比較統一的、擁有一個共識特征的國家，比如英國、葡萄牙和尼德蘭。而民族國家的成型，大多認為始自1648年歐洲各國達成《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在霍布斯鮑姆看來，現代性是現代民族國家最顯著的特征，作為民族國家基礎的民族及民族認同則是近代以來相當晚近的產物。雖然對于民族和國家之間的誰產生誰的因果關系，學術界尚存在關系，但是一般而言都認可民族主義起源于歐洲，歐洲在英國革命、美國革命、法國大革命中誕生了最早的民族國家。在近代以前，歐洲沒有民族的概念，因而也沒有現代意義上“國家”。在封建時代，只有對于城市、地方、領主效忠的意識，英格蘭、法蘭西、德意志等今天為人所熟知的國名在當時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君主缺乏實際上的權力，而作為基督教代表的教宗統領著這一基督教世界。后來，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王權不斷加強，從而形成了所謂的王朝國家，王朝國家最終取代了基督教勢力成為了主流的政治形式。隨著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統一的國內市場和國家經濟將國內的居民通過經濟紐帶把聯系在一起，民族語言和文化的形成促進了國內居民內部的交流和合作，促進了民眾共同心理和價值觀念的形成，最終形成了民族——新生的民族同原先的王朝國家不斷沖突，最終形成了國家和民族相互支持的民族國家體制。
歷史上國家（state）一詞既在18世紀的歐洲經典的非民族國家包括多民族的帝國如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以及眾多小的、今天被看作多民族的國家。多民族帝國全部是君主制的國家，其元首為一國王、皇帝或者蘇丹。在多民族國家里有許多民族并存，他們分別說許多不同的語言。一般一個民族在這樣的國家里占支配地位，其語言一般也是公共管理所使用的語言。統治王朝一般也屬于這個民族，但也有些不屬于這個民族。這樣的國家并非歐洲獨特的，在所有的大陸上均有過這樣的帝國存在過。一些小的歐洲國家的民族不這樣多樣化，但它們一般也是君主制國家，有一個統治王朝。通過王朝之間的婚姻這些國家可能與其它國家合并或者擴張。有些歐洲國家（尤其在德意志、德國）的小國家非常小，它們被其鄰國承認為獨立國家，擁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有些這些國家由大公或其它形式的世襲統治者統治，有些則由主教或修道院院長統治。因為它們非常小，因此其居民沒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而是與鄰近地區的居民擁有相同的語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認為民族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其成員無法全部互相認識），民族主義的主要目的在于制造這樣一個設想的群體來減少接觸特別的書面語言（即拉丁語）所帶來的特權，此外這個運動放棄了君權神授的主義。它促進了資本主義系統中印刷媒體的出現。這些民族國家是“國家制造”的理論強調一些特別的國家的形成如法國和英國。這些國家從一個核心地區出發擴展，產生了一個民族意識和一個民族認同的感覺。它吸收了周邊地區（比如威爾士、不列顛尼亞、阿基坦等）。在19世紀這些地區文化又獲得了一次復蘇，這在20世紀里導致了這些地區的自主運動。
有些國家如德國和意大利至少是19世紀里通過民族主義的政治運動產生的。在德國和意大利形成前當地有許多（部分非常小）的國家。其共同認同來源于文化運動，比如在德語國家中很快獲得政治力量的“民族運動”。在這兩個國家里民族意識和民族運動顯然出現于民族國家之前。
民族國家的主意是通過現代國家體系的產生而誕生的。由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這個現代的國家體系也被稱為“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這個系統的特征是“勢力平衡”，其基礎是明確規定的、中央控制的、獨立的國家（不論是帝國還是民族國家）之間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的尊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并沒有創造民族國家，但是民族國家滿足這個體系對國家的要求（前提是民族國家之間沒有領土問題）。
在浪漫主義時期民族國家獲得了其哲學理論基礎。19世紀里對族群和人種來源的腔調使得國家的定義也開始使用這方面的理論，導致了民族國家的產生。隨著殖民帝國主義和大陸帝國主義的發展種族主義隨之進入，尤其在大德意志和大斯拉夫運動中體現出來。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聯系的頂峰是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運動。國家與民族的聯系尤其在“人民國家”（德語）這樣的概念中體現出來。紐倫堡法案這樣的立法是法西斯主義民族國家如納粹德國與非法西斯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主要區別。很顯然，少數民族不再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在國家里沒有合法角色。在德國猶太人和羅姆人均不是人民的一部分，因此受到迫害。德國的《國籍法》按照德國祖先來定義德國人，將所有非德國人排除在人民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德國的國籍法至今依然有這個趨勢。
近年來民族國家對其邊境內絕對主權的要求受到許多批評。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國際政治系統基于國際法和超國家的政治集團。非國家群體如跨國企業和非政府組織（NGO）越來越磨滅民族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力量，也許會導致其最終的消失。
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理論最明顯的差別就是少數民族的存在，尤其是明顯不是主體民族成員的少數民族。民族主義者對民族的定義總是排外的，沒有一個民族的成員是開放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定義總是與周邊民族的差異，包括與住在自己邊界內的其他民族的差異。
民族國家內對少數民族的負反應可以從文化吸收、排除、迫害、暴力一直到種族滅絕。吸收一般是國家強迫的，但是暴力有時不是國家促使，有時它是動亂的一種形式。民族國家對歷史上一些對少數民族的權利造成無可補救的破壞，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戰爭期間出現種族滅絕和針對少數民族的大屠殺，包括臭名昭著的猶太人大屠殺。二戰後，基于戰爭的教訓，許多歐洲的民族國家開始接受少數民族為其構成一部分，並在法律上實行反對種族主義的任何歧視政策，以保護少數族群的權利。比如索布人生活在德國境內，在歷史上沒有自己的疆域。今天他們被看作是德國人的一部分，被德國接受，他們的文化權利受到憲法的保護，反猶太主義及納粹在德國被列為仇恨犯罪。但羅姆人在不少國家仍沒有法律保障的地位。在世界上，上千少數民族僅有少數獲得這個級別的接受和保護，部分更毫無法律地位。
冰島不但有一個明確的邊界，而且其居民也自認為是冰島人。但是許多民族國家的部分疆域也被其它民族國家或者民族主義運動看作自己的疆域。這些領土要求的程度不同：有些頂多是一個建議，有些甚至支持武裝的分裂主義組織。比利時是一個典型的有爭議的民族國家的例子。比利時是1830年從荷蘭分裂出來的，其北部的佛拉芒人說荷蘭語。他們有非常強烈的佛拉芒認同，將自己看作一個獨立的民族和文化，當地也有非常強烈的分裂運動。南部的瓦隆人從語言（法語）和區域上與佛拉芒人均有區別。除此之外在比利時還有一個全比利時的民族主義，在荷蘭和佛拉芒有大荷蘭的意識，在東部還有一些說德語的地區，這些地區在1920年前曾經被普魯士占領，在1940年至1944年又被德國吞并。
在一個非常大的國家里往往有許多互相競爭的要求，往往也有多個分離主義運動。這些運動往往質疑這個大國家是一個真的民族國家，有時甚至會將它指責為一個帝國。事實上不存在客觀的、判決這些要求是否正確的標準。一個大民族國家必須將其民族的定義放在一個廣的基礎上。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中華民族來定義其居民。同時它也承認在其境內有一個漢族的主要民族和55個少數民族。
一般情況下這樣的爭論并不影響一個國家民族國家的特征。但是假如居民中大部分否認其民族認同的話，這樣一個國家的合理性就成問題了，其政府的效應也會受到影響。比利時是這樣一個國家的代表。假如一個國家的合理性完全喪失，其結果在嚴重的情況下會是內戰。其結果可能是重建一個民族認同，或者是產生一或多個新的國家。
理想民族國家的邊界包括所有該民族成員的居住地。實際上總是會有住在境外的成員。有時部分民族的本土也在境外，被“外族”居住。對這個現象的反應可能會導致民族統一主義，即要求占領應該的領土，將它并入自己的民族國家。一般在一個民族的部分成員住在鄰國時會出現民族統一主義的呼吁。有時這個呼吁也會包括當前沒有本族居住的、但是本族過去曾經居住過的或者在那里說同一民族語言的、受到本族文化影響的、與本族國家地理上形成一個整體的區域。此外還可能有許多其它的理由。過去的仇恨也可能介入這樣的領土要求（復仇主義）。有時民族統一主義與大民族主義的區分很小。兩者均要求一個族群和文化的民族被包含在同一個國家里。但是大民族主義往往不僅限于一個特別的民族。比如大德意志主義的要求是建立一個大德意志國家，而這個國家里也包括奧匈帝國內的許多斯拉夫人。
一般來說民族統一主義要求首先由非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成員提出，然后被國家采納。這些要求總會導致關系緊張，占據領地的行動幾乎總是戰爭原因。往往這樣的要求是在兩國交惡已久時提出的。民族統一運動一般總是繪制地圖，要求民族領地，建立一個大民族國家。這個領地要求在其宣傳中總是起一個中心作用。
民族統一主義與對遠洋殖民地的要求不同。這些殖民地一般不被看作是民族國家的本土。
* 賈英健 著：《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國家研究》社科出版社，ISBN 7-5004-5410-4
官僚制或“科層制”是一種理性化的管理組織結構，基本職能是執行決策者的經任命產生的官員所組成的大型組織。它必須遵循一套特定的規則與程序，有明確的權威登記，權責自上而下傳遞。大規模正式組織的興起被稱作科層化。
自官僚制這個詞語被創造以來就被賦予負面的含義，被批評低效、復雜、死板。去人性化的官僚制成為卡夫卡作品的一個重要主題，也是他的小說《審判》和《城堡》的中心內容。去除不必要的官僚制是現代管理理論的關鍵概念，也是熱門的的政治議題。
而另外一些學者則強調科層制在現代生活中的必要性。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科層制是組織人類活動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系統性的流程和高度組織化的等級制度，對維持秩序、獲取最高效率和防止腐敗必不可少。另一方面，韋伯也將無窮無盡的科層制視為個人自由的威脅，會使人類陷入理性的牢籠之中。
作為公共行政學最主要的創始人之一，馬克斯·韋伯的學說也對建構現代官僚科層體制具有重要影響，被譽為“組織理論之父”。韋伯認為，任何組織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構于某種特定的權威之上。適當的權威能夠消除混亂、帶來秩序；而沒有權威的組織將無法實現其組織目標。他提出了三種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權威的形式，分別為傳統權威、魅力權威、以及理性法定權威。傳統權威是一種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傳統或習俗的權利領導形式，領導者有一個傳統的和合法的權利行使權力。更重要的是，傳統權威是封建、世襲制度的基礎，如部落和君主制。這種權力不利于社會變革，往往是非理性的和不一致的。而魅力權威，則是一個領導者的使命和愿景能夠激勵他人，從而形成其權力基礎。對魅力領袖的忠實服從以及其合法性往往都是基于信念。他們或會被灌輸神或超自然的力量，如宗教先知、戰爭英雄或革命領袖。理性法定權威是以理性和法律規定為基礎行使權威。服從并不是因為信仰或崇拜，而是因為規則給予領導者的權力。因此，理性法定權力的運用能夠形成一個客觀、具體和組織結構。
韋伯認為社會的理性化是無可避免的趨勢，在此趨勢下，權力架構的支配將從傳統權威、魅力權威轉向法定權威，在理性法定權威之下的社會體制將會出現一個新的組織形態。因此，韋伯在1922年提出了“理想型官僚體制”（Ideal type of Bureaucracy）。他認為官僚制不是指一種政府類型，而是指一種由訓練有素的專業人員依照既定規則持續運作的行政管理體制。這是一種方法的建構，理想型官僚制的特征未必完全與現實環境相符，它是韋伯根據所有已知組織的最主要科層制特征中抽象概括出來的純粹的理想類型，是一種理論上的分析概念和工具。
其架構特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 組織內每個單位、職員有固定的職務分配，明確每一個人的權力和責任。根據嚴格的分工制度，所雇用的職員須具熟練的專門技術。
: “所有崗位的組織遵循等級制度原則，每個職員都受到高一級的職員的控制和監督。”組織內職員的地位，依照等級劃分。下層對上層負責，服從上層命令，受上層監督。上級對屬下的指示與監督，不能超過規定職能的范圍。
: 官僚制的組織活動是“由一些固定不變的抽象規則體系來控制的，這個體系包括了在各種特定情形中對規則的應用。”法律和規章制度是組織的最高權威，任何組織成員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嚴格遵守。處理事務一切須按法規所定的條文范圍引用，不得滲入個人因素，用以維持統一的標準。
: “理想的官員要以嚴格排除私人感情的精神去處理公務，沒有憎恨和熱愛，也因此不受感情的影響。”官僚制要求職員公私分明，從公務中排除愛、恨等各種個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難以預測的感情，是保證公平和效率的前提條件。
: 組織的用人是根據人員的專業技能、資歷，不得任意解雇，升遷按個人的工作成就而定，薪資給付也按照人員的地位和年資，透過績效管理審核。
: 人員任用是經由公開考試或法定程序，兩者間訂有任用契約，若非犯錯，不得隨意解雇免職。
# 依層級節制原理，上下之間的關係可達到指揮運如和命令貫徹。
# 由於分工明確、法令規章完備，工作方面和人員的權責都有明確的規定，故不會發生各自為政或事權不清的弊端。
# 機關辦事完全無人情化的對事不對人（Impersonality），可破除情面以消營私舞弊。
# 人員的選用都依專長和能力而定，可以使工作效率提升並且使機關的業務達到高度專業化。
# 良好的待遇和工作保障可使工作人員的工作績效提升。
# 過分強調機械性的正式組織層面而忽略組織動態面。
# 目標錯置，例如：過分重視法規而使人員僵化。
# 層級削弱上級對下級的跨級性（例如:第一階層對第三階層）的影響力。
# 訓練有素的無能。
# 永業化使人員喪失鬥志。
# 升遷按年資使人員忽略服務對象的利益。
# 官僚體制是理想的建構故缺實證基礎。
1843年，卡爾·馬克思認為，官僚制是資本主義企業中的管理結構，不僅服務于調節生產過程中的不同要素，還是用于積極懲罰、斗爭、控制的手段，同時也是保證資本家榨取剩余勞動力并調節由此而來的沖突的必要手段。因此，馬克思對官僚制度作了嚴肅的批判。他認為官僚制的基礎是社會上分裂為利益不同的同業公會。社會上創造了同業公會的那種精神，即由于財產私有和利益不同而互相對立的精神，在國家中創立了官僚制度。在官僚制度下，國家政權成為一部分人反對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各個等級互相依賴，每個人都在一定等級中占據一個位置，“上層在各種細小問題的知識方面依靠下層，下層則在有關普遍物理解方面信賴上層，結果彼此都使對方陷入迷途”。
認為官僚（Bureaucracy）對於行政學具有七種現代意涵。
# 理性組織：追求最高效率。
# 組織無效率的病象（Organizational Inefficiency）：政府機關公務員的偏差辦事作風，例如結構僵化、流程遲緩、抗拒變革和翹班摸魚等行政系統弊病。
# 行政官員控制的政府：政府職能趨向複雜和專精，政府的政務官難以指揮事務官。
# 行政制度或文官制度：護國型（普魯士）、階級型（印度跟中國和日本）、恩惠型（19世紀英美）和功績型（當代西方國家）。
# 組織管理辦法：例如專業組織、層級結構、分工協調、文書檔案。
# 大型組織：組織成長到一定規模後必然走向科層制。
# 當代社會：組織牢籠。
羅伯特·金·莫頓
# 反功能理論：正功能就是既有設計的組織或政策，能夠達成原先所賦予的目標；而反功能則是該組織或政策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副作用）。
# 目標錯置（Displacement of goals）：本來法規只是組織為了達成目標所使用的工具，然而因為過份重視法規而使人員產生錯覺，反倒認為遵守法規就是目的。
機關重視法規的結果，官僚由於受嚴密法規的保障而助長了他們漠視服務對象的態度，並且形成獨裁領導和控制。
# 主管缺乏技術能力。
# 武斷和荒謬的規則。
# 非正式組織破壞或取代正式組織。
# 角色之間的混淆和衝突。
# 以不人性或殘暴的方式對待部屬而非以理性或法律為基礎。
# 政策目標過於理想。
# 政策想要畢其功於一役。
# 數大就是美。
# 缺乏實驗和創新的勇氣。
# 不能從經驗中學習而缺乏前瞻思考和反饋。
# 無法即時放棄過時之物。
行政學太過依賴官僚型模而生出的弊端
# 無法分門別類的回應各種問題。
# 強加各種昂貴的社會成本給服務對象。
# 不能有效分派各種供給和需求。
# 無法防止公共財因某項用途而破壞其他用途所產生的流失。
# 容易發生錯誤也難以控制，導制公共行政遠離公共目的。
# 補救措施往往增加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度而使情況惡化。
後官僚組織模型（英文：），是學者海克契（C.Heckscher）所提出，做行政機關修正韋伯式官僚組織的參考，其用意是趨近消費者導向、服務導向，認為政府該當具有消費者（即人民）需要的能力，和方便使用者的、動態性的，競爭性的價值提供者，這種組織型態的特質如下：
# 權威的形成來自組織成員間制度性對話和溝通，並非依照權威、法規和傳統進行決定。
# 組織的目標強調使命感和認同，經由資訊的流通與分享，使個人目標和組織使命達成一致。
# 強調彈性的原則而非固定的法規，人員可在基本行動原則下，發揮創意解決不同的問題，更能按照問題實況彈性運用。
# 組織分工或作業流程採取跨功能、跨層級的方式進行。
# 績效評估的標準不是刻板的職務內容，而是個人完整的事功表現和具體貢獻價值，講求公開及參與的程序。
# 人員流動頻繁，永業保障不再可取。
# 對變革存有預期心理，針對複雜且易變的環境，思考如何即時且有效解決未來問題。
中國古代官僚制度形成于漢朝。秦漢兩朝形成中央集權制度。該制度較之地方自治的分封制度，需要更為龐大的國家管理機器。秦朝很短，所以到了漢朝，官僚制度形成氣候。一方面官僚制度成為君主鞏固中央集權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官僚制度本身則產生出一定的“自主性”，對君權有所制約。
氰化鉀（化學式：KCN），俗稱山埃鉀，是氰化氫的鉀鹽。在一般環境下氰化鉀是一種呈無色或白色、有杏仁味、外觀與糖相似并且易溶于水的固體。盡管有劇毒，但由於是能與元素金組成可溶化合物的極少數物質之一，因而常被用于珠寶的鍍金和拋光。它有時也用于采取化學萃取法淘金的金礦開采（盡管氰化鈉的應用更為普遍），且直到1970年代仍不時被用作滅鼠藥。
氰化鉀是通過用氫氧化鉀水溶液處理氰化氫，然后在真空中蒸發溶液生產：
每年生產氰化鉀約5萬噸。
公元1900年前，在卡斯納法發明之前，亞鐵氰化鉀是堿金屬氰化物的最重要來源。在這個歷史過程中，氰化鉀是通過分解亞鐵氰化鉀產生的：
氰化鉀可以和硫、硒和碲反應，分別產生硫氰酸鉀、硒氰酸鉀和碲化鉀。
與所有氰化物一樣，氰化鉀是生理上有效力的劇毒。它通過與鐵原子在細胞色素中的亞鐵血紅素上形成的永久性鍵合，阻止了細胞電子轉移鏈的組成。造成的結果就是使呼吸停止。
氰化鉀對機體的作用與氰化鈉相似。一旦攝入100–200mg的氰化鉀，意識會在1分鐘（甚至10秒）內喪失，這取決于身體的免疫力和胃中所剩余的食物量。在之后的約45分鐘內，中毒者會陷入昏迷或深度睡眠，并且如在兩小時內得不到有效治療，就會死亡。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抽搐的癥狀。死亡原因多為心跳驟停。
國際化學品安全方案(化學品安全/CEC評價解毒系列)。這個測量名單列舉了以下的解毒劑和它們的效用：氧氣、硫代硫酸鈉、亞硝酸異戊酯、亞硝酸鈉、4-二甲氨基苯酚、羥鈷胺、鈷化合物（乙二胺四乙酸二鈷），以及其他幾個。其他常用推薦的辦法為「溶液A和B」（硫酸亞鐵與檸檬酸水溶液、碳酸鈉水溶液）、亞硝酸異戊酯。
英國衛生安全局曾建議禁止使用溶液A和B，由于其保存期有限、有可能造成鐵中毒以及使用條件受限（只有在有效氰化物吞食，而常見的中毒意外卻以皮膚接觸和吸入為大宗）。健康安全的質疑，也有用亞硝酸異戊酯由于存貨和供應問題，遭受濫用、缺乏證據顯著的好處，而不推薦依地酸二鈷。
不少掌握情報的人員（例：士兵、間諜）在執行任務前會於舌下放置氰化鉀膠囊，一旦被俘就立刻咬破膠囊自盡，避免被嚴刑拷問而招供。納粹德國的阿道夫·希特勒、赫爾曼·戈林、愛娃·勃勞恩、海因里希·希姆萊，日本戰時首相近衛文麿是使用氰化鉀膠囊或者藥丸自殺的著名例子（希特勒和愛娃共同服用氰化鉀，希特勒在毒發前用手槍自殺）。
*  氰化鉀的化學品安全技術說明書(MSDS)
*  氰化物的毒性和對應的解毒劑
溫云松（，），曾化名陳松，中國前總理溫家寶之子，美國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溫云松現為優創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創始合夥人與創投基金CMT ChinaValue Capital Partners的創始合夥人、原中國衛星通信集團董事長。溫云松平時非常低調，但其許多傳言長期隱約流傳，輿論對其商業上行為有過許多爭議，不過中共官方與溫雲松本人對這些爭議均未有過任何明確表態。
溫云松在北京理工大學取得工科學位。他后來出國，在加拿大溫莎大學取得了材料科學的碩士學位，并在美國西北大學凱洛管理學院取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歸國后原欲求職于香港摩根士丹利，但該公司以其身分敏感為由，拒絕其求職申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