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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王國于2019年10月10日在海口開設了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海口的第一座總領事館。
category:海南地級市
分類:南渡江沿岸聚居地
* 太平公學校畢業(1927年)
* 臺北工業學校電氣工學科畢業(1931年)
* 日本早稻田大學專門部理科電氣科畢業(1941年)
* 國防部聯勤總司令部第四十四兵工廠技術顧問(1952年-1954年6月)
*15px臺北市（省轄市）第2屆市長(1954年6月2日-1957年6月1日)
*15px臺北市（省轄市）第5屆市長(1964年6月2日-1967年6月30日)
* border臺北市（院轄市）第1屆市長(1967年7月1日-1972年6月10日)
* 交通部部長(1972年5月1日-1976年6月11日)
* 行政院政務委員(1972年6月1日-1989年6月1日)
* 總統府資政(1989年6月-1996年5月19日)
* 總統府資政(2002年5月20日-2005年6月15日)
高玉樹（，），臺灣臺北市興雅莊車層（今屬大安區延吉街）人，政治人物，早稻田大學機械學士，在臺灣戒嚴時期曾以黨外身份兩度當選民選臺北市市長，任期總計六年餘，而於臺北市改制為院轄市，又出任第一任官派臺北市（院轄市）市長，任期近五年，對臺北市市政貢獻極多。臺北市長卸任後歷任交通部部長、政務委員、總統府資政。
高玉樹於1913年（大正二年）生於臺北市興雅車層地區。父系祖先來自大清福建省泉州府安溪縣，遷臺第一世祖先高植甫在中國為高姓第二十九世，於清朝雍正末、乾隆初在臺北淡水登岸，落戶北投。曾祖父高挺定從事賣米生意，家境不錯，祖父高烏頭繼承父業，推動機械化取代手工，使高玉樹對機械產生興趣。
父親高清河與母親李市同年生，在十七歲時結婚。1920年（大正九年）高玉樹進松山公學校就讀。1924年（大正十三年），因祖父運用水車推動舂米的舊方法無法與新發明的電器碾米法競爭，家道中落，母親帶著家人搬到蓬萊町租房子，轉入太平公學校讀四年級。1926年（大正十五年）畢業考入臺北工業學校電氣工學科。1931年（昭和六年）臺北工業學校畢業，參加總督府遞信部考試失敗，由於錄取者皆為日本人，高深感被歧視。
1933年（昭和八年），高玉樹赴日本留學，在東京打工維生，靠繪畫技術當製造工業公司技術顧問。1938年（昭和十三年）考入早稻田大學專門部，1941年（昭和十六年）畢業進大學部，因為與事務員衝突而被開除。在東京期間認識出身醫生家庭的黃翠雲，1941年5月結婚。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仍擔任技術顧問，曾使用「河野道男」名字發表論文。
日本投降後，高玉樹擔任「東京臺灣同鄉會」副會長，後來組織「日本華僑總會」，當上會長。後來因替在「澀谷事件」中的在日臺灣人爭取權益曾被國民政府以「戰俘疑犯」罪名從東京押到在上海看守所92天，成為「我日夜企盼、回到『祖國』懷抱的見面禮」。但也因此避過二二八事件。
從日本返臺後，高玉樹曾出任臺北市商會總幹事。
1951年，臺灣省主席吳國楨為了向美國表示民主作風舉辦縣市長選舉。據高玉樹回憶，當時參選臺北市長並非其本意，而是陳重光因看不起國民黨內的主動參選者，而主動將高玉樹資料拿去登記參選臺北市第一屆省轄市民選市長選舉，然而遇上了吳國楨苦勸下出馬角逐的無黨籍吳三連，吳國楨眼見先選出的花蓮縣長、臺中市長、臺南市長分別由黨外的楊仲鯨、楊基先及葉廷珪當選而頗為焦慮，表示全力支持吳三連。創下執政黨支持黨外候選人的唯一先例。原先高氏認為吳三連不會選遂受陳重光影響角逐，高玉樹認為吳三連是臺灣人所尊敬的人格者，頗有人望。因此高玉樹採消極態度，選而不競。最終得到28,075票，以第二名落選，由吳三連當選。吳三連獲得92,061票，2月1日就職。
1951年臺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65.61%
55.59%
資料來源：《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選舉篇》，黃振超，1987年，頁249
市長落選後一個月，高玉樹獲得錄取赴美參加訓練，同時獲得錄取者有李登輝、許子秋、楊基銓等人。高玉樹前往麻省理工學院進修工程，研究冶金技術，參加工業經營講習。高玉樹自言在美期間經歷1952年美國總統選舉，每天花不少時間分析美國各黨派報刊言論，認為候選人必須瞭解民情。1953年高氏返臺後，受懷德公司（J.G White）推薦，擔任聯勤第四十四兵工廠技術顧問。
1954年高玉樹競選第二屆民選臺北市長選舉，以無黨籍身分對上國民黨全力支持的軍人王民寧。由於高玉樹與美國駐臺記者頗有往來，美國報紙也報導高玉樹競選的消息。國民黨政府調查局第一處第四科也得知高氏與臺北美國大使館有秘密接觸的消息，引發國民黨對高玉樹的關注。
而王民寧的背景一開始就有不利因素，例如王民寧二二八事件時出任警務總長，被不少市民視為如柯遠芬、彭孟緝般的人物，而王民寧也因離開臺灣過久，與基層脫離，只能依賴國民黨動員競選。此外王民寧在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官處處長時期。有次他的眼睛患結膜炎，到臺大附屬醫院眼科求診，不按排隊而要求先看。當時林姓醫師不予同意，見其穿軍裝以為他不會日文，遂當著日本人教授面前用日語罵他。當王民寧向院長杜聰明訴說林姓醫師無禮時，林醫師再罵；「我的チンポ（陰莖）比你還大啦。」結果林醫師被王民寧拘留在警備總司好幾天。在本屆選舉時，王民寧這件事亦被舊事重提，影響選情。
面對王民寧官僚姿態，高玉樹則認為應採草根（grass root）路線，以民眾訴求為本，掌握民意陳述己見的方式競選。而由於王民寧的選情出現危急，引起當時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蔣經國特別約見各情治首長商討挽救危局的辦法。當時調查局局長季源溥特地指示專案小組負責人郭乾輝（臺調處處長）召集臺北實驗區主任經家鵬，和駐站專案處理小組內外勤人員作會報。而臺北市的員警則多出任務，勸告商戶住民少為高玉樹放鞭炮，以及遇到王民寧競選經過時，也要放鞭炮助聲勢。國民黨特務並針對高玉樹放出謠言，說「高玉樹是美國中情局間諜」，意圖藉由「忠黨愛國」的選民對高玉樹產生厭惡。不料此舉反而對王民寧幫倒忙，由於臺灣在受過國民黨統治後，臺灣人出現希望美國能壓迫國民黨政府從事政治改革。如今聽說高玉樹是中情局情報員，反而對高玉樹存有希望與幻想，出現希望他能在美國「支持」下當選的心態。最終高玉樹擊敗王民寧，當選市長。
+1954年臺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53.08%
65.79%
資料來源：《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選舉篇》，黃振超，1987年，頁252
曾任駐美大使的顧維鈞曾回憶「委員長和黨的領袖非常吃驚和失望」。5月2日開票當晚廣播電臺甚至未明確宣布當選人，僅謂「高某得多票數，仍在統計中」。直到美國國務院發電報祝賀高玉樹當選下，最後蔣介石裁定選舉有效，才確定高玉樹的當選。日後高玉樹曾回憶，本屆選舉由於國民黨並未將他放看在眼裡，所以並未準備做票手段，使高玉樹意外當選。然而此次選舉也使國民黨中央黨部張其昀及省市黨部主委引咎辭職。
據康寧祥的回憶，當時向美國國務院要求發電祝賀高玉樹當選為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William C. Chase）將軍。1970年康寧祥訪美時，在休士頓參加與臺北締結姐妹市周年紀念酒會時與蔡斯將軍聊天。蔡斯向康寧祥表示開票當晚，他一直在美國大使館注意開票情況，當時離大使館不遠的高玉樹競選總部已聚集幾千名支持者，然而票開到十點多票就不開了，根據他們掌握的開票情況，高玉樹應該能夠當選，但顯然有人不願意看見他當選，於是他派人到北門對面的郵政總局打電報向國務院報告，要求國務院發賀電，最後確立高氏的當選。日後康寧祥為此曾向高玉樹求證，獲得高玉樹證實，認為開票當晚因為有蔡斯的電報，才使蔣介石裁示「選舉有效」，得以當選。
1954年6月2日上午，高玉樹正式就職臺北市第二屆民選市長。面對當時3萬多戶違建，高任內完成羅斯福路拓寬、開闢南京東路，並拓寬松江路和重慶北路，並在中山北路上興建中山北路天橋（復興橋），以及中山北路四、五段的拓寬、拆除劍潭公園附近的違建。也成為臺灣地方自治史上最早公布財產的市長。
1957年競選連任第三屆臺北市長選舉，對上國民黨全力支持的臺北市議長黃啟瑞，在開票過程中更出現多次停電引人起疑情況，最後黃以17多萬領先高的11多萬票。結束後高的競選辦事處貼出「君子不計成敗，公道自在人心」、「寧可光榮的失敗，不求不光榮的勝利」標語。
1957年臺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58.88%
40.60%
81.74%
資料來源：《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選舉篇》，黃振超，1987年，頁255、257
選後高玉樹擔任臺中駐臺美軍顧問。有感於選風敗壞並未參與1960年臺北市長選舉，黃啟瑞連任後市長任期也由三年改成四年。
1960年高玉樹與李萬居、雷震籌組中國民主黨，於雷震案發生前後被控侵佔罪。
1964年高玉樹以無黨籍身份參選臺北市長選舉，遇上國民黨的周百鍊、黨外的陳逸松等強敵，此次選舉被視為臺灣地方自治以來選情最激烈的一次臺北市長選舉，甚至被臺北媒體稱為「世界大戰」。由於在中爆發韓國總統李承晚為了連任的作票事件，導致學生運動抗議引發群眾推翻李承晚政權。因此在本屆選舉中，國民黨受到美國警告，加上民眾對黨外支持正值熾烈，人民都盡全力防止國民黨做出不公正的事。使國民黨做出讓步，允許黨外候選人自派監票員。也給了高玉樹捲土重來的機會。高玉樹自言自己會願意再度參選，是因為選務當局允許候選人自派監票員之故。
在選舉中，現任市長黃啟瑞任內出現停職事件，引起黨內內鬨。然而高玉樹陣營也面對國民黨強大機關對黨提名候選人周百鍊的深入輔選，曾任周百鍊代市長主任秘書的賴春貴也對高玉樹「五虎將」中的黃信介等人進行收買，免費招待到南部風景區觀光旅行，直到選舉後才返回臺北。使李福春、黃信介、張詩經藉詞遊玩避開輔選，而其他輔選大將宋康霖、謝世輝也傳出倒戈到周百鍊陣營的傳聞。而黨外勢力亦出現分裂情形，出現律師陳逸松及李鉎源（市議員李連麗卿之夫）的出馬角逐，被視為受到高層授意瓜分黨外選票，李鉎源甚至能在二二八事件仍是禁忌的當年二月舉辦聲勢浩大的「二二八追悼會」，請兩位道士奉「二二八死難同胞之靈位」於打鐵街（今承德路）遠東戲院旁弔祭，並在太平町沿街大呼殉難者王添燈顯靈，引起注目。此外黨外著名的要員郭國基則試圖替李鉎源助選，被視為欲報前年省議員選舉高玉樹幫助其弟楊玉城當選之仇。
對此高玉樹陣營一方面設法勸說謝世輝、宋康霖重返旗下助選。並派親信林水泉以遊覽名義南下高雄拜訪郭國基，分析李鉎源特務背景，勸說郭氏改助選屏東的黃振三。此外將郭氏揚言「報復」的言詞秘密錄音，等到郭國基要來臺北協助李鉎源時嚇阻他。高玉樹並敦促黨外友人李建生登記參選，聯合李、高兩氏的監票員監票。本屆選舉臺北預定設立550個投票所。然而候選人卻僅準推薦二百多名監票員，面對國民黨以往的作票紀錄，卻苦於無法推薦550名監票員。因此高氏請李建生登記參選，得以另行推薦二百多名監票員供高玉樹之用，增加國民黨作票難度。高玉樹並獲得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的張明彰相助，招募了一千名中興、臺大、淡江學生，除550名正式監票員外，其餘五百多人分布在每一投票所監視。而高玉樹也發放每人四節電池的手電筒，以防中途「停電」。
當時國民黨動用輿論、學校到民間團裡全力為周百鍊輔選，大力攻擊高玉樹的緋聞並抹黑高玉樹當市長時財產爆增。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更大力刊載高玉樹的緋聞、刊載高玉樹上酒家、養酒家女的新聞。然而這些宣傳手法，並未發生預期作用。論上酒家、養酒家女，在當時臺籍民眾心中，原不像道學先生看得那麼罪大惡極。市民甚至認為那是有錢及作官的人「免不了」的生活項目。如今為了選舉而「挖人臭空」（臭洞），反而太過小器。對於要投給高玉樹的人，未影響投票意願。在4月26日投票當天開票時，更發生「計票突然無故停頓．．．．後來才又恢復廣播」的疑似作票事件。「停電」事件也在高陣營事先預備手電筒下得以監控票箱，最後高玉樹以19萬1838票擊敗周百鍊的17萬6117票當選。
+1964年臺北市市長選舉結果
47.27%
53.10%
73.46%
資料來源：《臺北市志·卷三·政制志選舉篇》，黃振超，1987年，頁259
由於高玉樹黨外身分，被認為是臺灣重要的黨外政治人物，也遭到國民黨政府猜忌。曾任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發表《臺灣自救運動宣言》的彭明敏教授在回憶錄《自由的滋味》道：「我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臺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一個是臺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我。」
高玉樹的弟弟楊玉城（過繼楊姓），曾任臺北市議會議員、臺灣省議會議員。1966年被指控涉及臺北市政府工程處砂石假報銷案，然而在楊玉城的回憶錄即提及在法庭上看過「國民黨黨部」寫給檢察官公文，要求嚴辦，最後楊玉城入獄。1970年以人道理由減刑。高玉樹事後評論此事「國民黨在復興基地都如此作為，大陸怎會不淪陷呢？」
仁愛路與敦化南路之圓環
由於臺北市屢屢被黨外陣營攻下，引起國民黨中央的討論，時任閣揆的陳誠遂提議說，何必為了一個臺北市長，讓國民黨每次選舉都得動員黨工幹部，發揮一切力量投入選戰，但臺北市長的寶座還是被黨外攻下。因此在1967年，臺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取消市長民選，改由行政院來官派。臺北市位階雖然提升，然而民權反而降低。高玉樹被任命出任第一任臺北市（院轄市）市長（官派）。當高玉樹出任首任市長的人事令出來時，高玉樹曾經誠惶誠恐向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請示是否需要加入國民黨，張群回應卻是：「你還不用啦！」。康寧祥曾向高玉樹求證，獲他親口證實。
在市政上，高玉樹透過師大美術系教授廖繼春推薦，聘請顏水龍為臺北市政府顧問。在顏水龍設計下完成規劃仁愛路圓環及敦化南路的林蔭道。
然而為了使蔣介石對其容忍，高玉樹在巴結蔣介石上也下了功夫。高玉樹曾對康寧祥說，蔣宋美齡喜歡美食，他經常專程派人從國外採購鮑魚，磨成粉後整包定期送到官邸，連她的專屬教堂也為其張羅。而當時魚市場品質好、價錢高的水產也被要求送到張群、嚴家淦、鄭彥棻的官邸，本來魚市場該用來招待貨主的公關費因此常常入不敷出，目的也是做蔣介石的公關。
1968年5月29日，高玉樹為自殺身亡的長子少尉高成器（臺大土木系肄業，轉淡大化學系，服預官役，預備至早稻田大學研究所留學），與古亭國中英文科教師吳純純完成「冥婚」（臺大肄業，轉學政大政治系，預備至美國密蘇里大學留學），是臺灣有名的「冥婚」案例，兩人感情堅定，相戀十年也未遭家長反對，為何死亡，現今仍撲朔迷離。盛傳是蔣經國長子蔣孝文介入高成器與吳純純的戀曲，互毆，蔣孝文的保鏢在情急之下，掏槍打死高成器，竟連吳純純也一併槍殺，殺人滅口，製造兩人殉情假象。
1972年，隨著嚴家淦當選副總統，蔣經國扶正組閣的傳聞早已傳開。高玉樹對於出路未被告知感到如坐針氈，因此拜託與張群熟識的舒子寬向張群打聽，然而張群那邊回話「現在已經沒辦法見到蔣介石了。」至於為何總統府祕書長見不到蔣介石，舒子寬沒有說明。當他與康寧祥提到前途時，康寧祥建議他放出競選立委的風聲。由於此時曾和高氏參與組黨的齊世英還在立院，立院裡也還有CC派成員。當康寧祥回到市議會向調查局出身的議員陳良光說後，果然引起國民黨市黨部緊張，沒多久就發表高氏接掌交通部長了。國民黨當局遂順理成章任命國民黨籍張豐緒接任市長，自此臺北市由國民黨長期執政，直至1994年開放民選，由民進黨籍陳水扁當選一任；2014年，才再由無黨籍柯文哲擊敗國民黨籍連勝文，相隔半世紀再次出現無黨籍臺北市長。
1972年蔣經國組閣，高玉樹以「協助十大建設」為由在蔣經國內閣中出任交通部部長。但實際上是明升暗降，從此高玉樹失去民意基礎。國民黨政府便順理成章派遣國民黨籍張豐緒接任臺北市長。而高曾回憶則認為蔣經國「對我這個黨外的部長是有戒心的，不像他父親那麼看得起我」，蔣經國安排費驊當行政院秘書長，「他信任費驊遠在我之上。」。當臺鐵萬華到華山的路段由於平交道過多要進行改善時，高玉樹主張採鐵路高架化，並寫信給蔣經國院長，最後卻仍改採地下化。事後由費驊的兒子費宗澄美國公司的招牌接下工程設計賺錢。
據前海軍總司令葉昌桐上將回憶，當時高玉樹每次前來求見蔣經國，往往敗興而歸，忍不住埋怨：「全世界從來沒有閣員求見閣揆，而閣揆不予接見的事」。
高玉樹任內曾規劃將高速公路延伸到屏東，但卻因一個軍營地區所阻未能成行。後來臺灣鐵路局縱貫鐵路海線發生事故，蔣經國就藉故撤換高玉樹。1976年轉任政務委員。
高玉樹在當時政治高度管制的戒嚴時期，以非國民黨籍本省人身分官拜至內閣閣員。李登輝、陳水扁等兩位總統執政時，皆聘其為總統府資政。
1989年7月29日，高玉樹意外出席民進黨黨員大會，公開為雷震案翻案。高玉樹指出雷震為了組黨，被以匪諜罪判十年徒刑，是件冤枉的事。並說雷震組黨被關，其他罪名都是假的。
高玉樹曾與其好友林穆嚴律師登記參選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但因為連署人數不足而放棄。
* 民進黨元老、前黨主席黃信介年輕時曾為高玉樹助理，與李錫卿、陳益勝、宋康霖、周植融被視為高玉樹新一代「五虎將」之一。
* 高玉樹曾對陳益勝等黨外人士說過：「你們不要太天真，不要以為國民黨討厭我們，美國人就會支持我們，美國人是要一個人（蔣介石）好好統治臺灣，這個人每天打死一百人，美國人都不管你，連叫都不會叫一句。」這段話陳益勝說他特別記到日記上。
* 康寧祥認為高玉樹是臺北市歷任市長留下建設最多的一位。其出身地堀江町附近的萬華區辦公大樓（現雙園區圖書館分館），以及四線道莒光路的開闢都是高玉樹任內建設起來的。當時任市議員的康寧祥爭取開闢莒光路時，精明的高玉樹曾提醒他：「康仔，路我是可以開，不過你要想清楚，你們那邊住的是窮苦人家，或者外地人，路沒開，那些選票永遠是你的，路一開，就必須拆遷，原有的住家必須搬到別的地方，新搬進來的不見得會投你票」。對此康寧祥笑笑跟他說「沒想那麼多啦！你開就是了」
* 1972年高玉樹轉任交通部長後，康寧祥曾私下問他政府有沒有在「電話監聽」，高玉樹表示：「怎麼沒有？」高玉樹說，電信總局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專門監聽警總等特務單位交代的電話號碼，當時沒有無線電話，都是有線的，訊號必須在電信局的交換機上傳遞。監聽分A、B、C三級，C級是二十四小時掛在錄音帶上，等到需要時才調出通聯紀錄，以供查核，一般政府官員、民意代表屬於這類；B級是電話掛在錄音機上，二十四小時整理一次紀錄，這是針對「三合一敵人」（赤色分子、黨外分子、臺獨分子）等人士及列管的政府官員與外國人士；A級則是像時常針砭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重量級異議分子－如郭雨新這類二十四小時跟監的重點人士，只要他家電話一響，都會自動先接到電信局監聽單位，從哪裡打都一清二楚，日後康寧祥的住家及研究室都受到「A級待遇」。
*高玉樹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2007，《高玉樹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ISBN 9789578015395
* 地圖會說話 - 臺北的世界大戰
* 陳凱劭的BLOG ? 高玉樹(1913-2005)與顏水龍
20px臺北市政府（省轄市）
20px臺北市政府（直轄市）
扎卡里·泰勒（，），第12任美國總統、美國陸軍退役少將。
扎卡里?泰勒於1784年11月24日出生在維吉尼亞州的奧蘭治縣由他外祖父擁有的野兔林場，泰勒父母均受過良好教育。父親理查德·泰勒在美國獨立戰爭時曾任中校。泰勒是威廉·布魯斯特的後裔，一位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殖民主義領導者，一位五月花移民與五月花號公約的簽署人之一。而泰勒的第二個表哥是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
泰勒的妻子瑪格麗特·麥克爾·史密斯也生長於邊區。他們在肯塔基邊區結識。兩人於1810 年在泰勒父親贈送的農莊上結婚。從此，瑪格麗特開始了東奔西走的隨軍生活，直到1841 年才在地方上定居下來，兩人有六個孩子。
他的一個女兒莎拉·泰勒（Sarah Knox Taylor）在十六歲時，認識了后來成為美利堅聯盟國的唯一一任總統的杰斐遜·戴維斯（時為軍官）。莎拉并不顧泰勒的反對，在二十一歲時與杰斐遜結婚。 可惜的是婚姻只維持了三個月， 莎拉就因為瘧疾而病故。
他的家庭而後西遷到正在發展的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在俄亥俄河附近定居。泰勒因環境偏遠而受較少正規教育，他早期的信件顯示出拼寫和語法能力的薄弱，且後世稱其手寫“近乎文盲”。
1803 年，泰勒十八歲時，參加了肯塔基民兵團。以後，經表哥麥迪遜向時任傑佛遜總統推薦，於1808年5月3日任第七步兵團中尉，作為美國國會升任、以解決英國軍艦“豹”號登上並攻擊美艦“切薩皮克”號所產生的危機的軍官之一，泰勒在1811年7月調任到印第安納特區的諾克斯堡和哈里森堡駐防，以在當地指揮官潛逃後維持軍隊秩序，在短短的幾個星期，他恢復了駐軍秩序，因而受州長威廉·亨利·哈里森稱讚。
在1812年戰爭爆發的同年9月印第安人攻打哈里森堡時負責防守，泰勒在肖尼部落領袖特庫姆塞所指揮的印地安人的攻擊下成功地保衛了哈里森堡，因而得到了重視，並在10月獲得了加銜（臨時）晉升為少校。而後他跟隨塞繆爾·霍普金斯將軍（Samuel Hopkins）作為兩次出征的助手：第一次攻到伊利諾伊州境內，第二次進軍到蒂珀卡努戰役的遺址，在當地的野貓溪之戰中被迫撤退。在1814年春天，班傑明·霍華德準將把其召回加入行動，在10月份他監督約翰遜堡的建設，為美國陸軍在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最後一個立足點。但在霍華德去世幾週後，泰勒被勒令放棄堡壘和撤退到聖路易斯。
戰爭結束後，國會於1815年3月通過法案，實施部隊裁員。泰勒的軍銜從少校降為上尉。泰勒因而辭職回到肯塔基州。1816 年，泰勒重任少校，在第三步兵團任職，受命到威斯康辛州（當時叫密執安特區）興建霍華德堡。1819 年 4 月，晉升中校並與總統詹姆斯·門羅共進晚餐。1821年後期，泰勒在埃德蒙·P·蓋恩斯的命令下帶領第七步兵團到路易斯安那州紅河附近的納斯托什，並在當地建立了傑瑟普堡，1822 年11月，接任路易斯安那的羅伯遜兵營指揮官，他在那裡停留承辦招聘人員事務到1824年2月，在1826年底，他轉任華盛頓特區一個陸軍委員會以鞏固和提高軍事組織。
1828年五月，泰勒被召回指揮在密歇根州的北部密西西比河地區（今明尼蘇達州）的斯內林堡，1829年又轉任指揮附近的克勞福德堡，在1832年四月泰勒晉升為第1步兵團上校，當時黑鷹戰爭已經開始爆發。泰勒在亨利·阿特金森指揮下整個夏季對抗由黑鷹領導的部隊。1832年八月戰爭的結束代表著美國擴大在該地區的勢力，在此期間，泰勒拒絕了未來成為美國南方邦聯總統當時還是中尉的傑佛遜·戴維斯對他17歲的女兒薩拉·諾克斯·泰勒的求婚。因為他知道跟隨一名軍人的家庭生活會是艱苦的。但1835年6月戴維斯和薩拉還是結婚，可三個月後她因前往拜訪戴維斯在路易斯安那州聖弗瑞安斯維爾的妹妹時感染瘧疾過世。
在第二次塞米諾爾戰役進行時，泰勒於1837年11月奉調到佛羅里達後參加了這場戰爭。他在聖誕節戰役也是十九世紀美國與印地安人最大的戰役中的奧基喬比湖大敗塞米諾爾印第安人，次年晉升為陸軍準將，統帥佛羅里達的美軍直到1840年夏。其間泰勒因提議進口古巴警犬以追捕印地安人而廣受譴責。他於1841年5月出任陸軍西部師師長且駐紮在阿肯色州，享受了平靜的幾年。
1845年，泰勒駐守在傑塞普堡。當時美國因兼併德克薩斯州問題而與墨西哥發生邊界糾紛。時任波爾克總統下令泰勒到主權爭議地區駐紮據點以防萬一。泰勒選擇駐紮科珀斯克里斯蒂後在當地擴充部隊等待命令。隔年3月，泰勒在波爾克未能與墨西哥談判後率領部隊3000人向前推進到格蘭德河，井立即著手修建要塞德克薩斯堡。4月25日，一支有1600人組成的墨西哥軍隊在德克薩斯堡附近襲擊了賽斯.B.桑頓率領的美軍偵察隊，美軍或死或被俘，無一倖免。象徵美墨戰爭的開始。泰勒率部援救墨軍圍攻下的美軍據點。5月8日，雙方進行互相炮擊，最後泰勒部隊獲勝。次日，美國步兵進行沖鋒包抄了墨軍左翼使之潰退。泰勒把該據點更名為布朗堡以紀念戰死的守軍司令布朗。這次戰鬥使泰勒名聲大振，成為名譽少將。5月13日美國對墨西哥正式宣戰。6月底，泰勒正式晉升為少將。9月，率部向墨西哥北部重要城市蒙特雷進攻。激戰三天后，墨西哥守軍將領屈服，提出要求停火八週，準許墨軍撤退。泰勒鑑於死傷慘重與供應線問題同意休戰，兩個月後，他率部進入蒙特雷。泰勒上述行動引來不少批評。11月他留守墨西哥北部，政府另派溫菲爾德·斯科特將軍攻打墨西哥城，並下令把泰勒大部分部隊及戰爭物資調歸斯科特將軍使用。墨西哥總統兼總司令獲悉泰勒兵力削弱，立即率全部兵力攻擊泰勒。1847年2月22日至23日雙方展開決戰。當時墨軍擁兵兩萬，泰勒部隊只有4700多人。經過兩天戰鬥，雙方精疲力竭，墨西哥軍隊堅持不下去，趁天黑後撤，使泰勒獲得了勝利。
1848年大選時，一向反對進行對墨西哥戰爭的輝格黨看中了泰勒這位戰爭英雄。於是1848年6月7日，輝格黨在費城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提名泰勒為總統候選人。輝格黨說服了不情願的泰勒在1848年總統大選中領導選舉，儘管他的政治宗旨不明確，對政治也沒有興趣。民主黨於5月22日在巴爾的摩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名密西根州參議員劉易斯·卡斯為總統候選人。大選中泰勒獲選民136萬餘票，卡斯獲122萬餘票。卡斯由於民主黨內部分化，選票分散在正式候選人卡斯和自由土壤黨候選人－前總統馬丁·范布倫兩人身上。最後泰勒得選舉人票163張，卡斯得選舉人票127張，泰勒當選為美國第十二任總統。
泰勒應於1849年3月4日宣誓就職，但那天是星期日，他基於宗教信仰緣故，不在當天宣誓，因此由戴維·賴斯·艾奇遜代理了一天的總統職務。
1848年代表輝格黨當選總統。上任后，面對新州的奴隸制問題，他采取妥協政策，因而受到黨內不少反對奴隸制的批評，加深輝格黨的分裂。1850年7月4日，泰勒在參加華盛頓紀念碑奠基儀式時在炎日下中暑，亦有傳是因進食太多櫻桃而患上急性腸胃病暴斃，5日後在白宮任所逝世。執政僅16個月，終年66歲。
*日本東京商科大學（今一橋大學）畢業(1925年)
*《臺灣新民報》總編(1932年-)
*大阪《每日新聞》東京分社分社長(1933年-1940年)
*天津臺灣同鄉會會長1945-
*第一屆國大代表(1947年-)
*15px臺北市（省轄市）第3屆市長（官派）(1950年2月6日-1950年11月)
*15px臺北市（省轄市）第1屆市長（民選）(1951年2月1日-1954年6月1日)
*自立晚報發行人(1959年)
*南臺工業專科學校董事長(1965年-)
*吳三連文藝獎基金會創辦人(1978年)
吳三連，臺灣政治人物、報人。臺南學甲人，東京商科大學（今一橋大學）畢業。日治時期曾當過《每日新聞》記者、參與《臺灣新民報》。戰後出任國大代表、首位無黨籍臺北市長、臺灣省議會議員，為日治時期與戰後臺灣政治民主化運動、臺灣本土化運動、及社會運動的重要先驅人物。
吳三連亦曾參與創辦臺南紡織及《自立晚報》，在臺灣教育上，吳三連也是南臺工專（今南臺科技大學）、天仁工商、延平中學等三所學校之共同創辦人。
吳三連於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出生於臺南-{學甲莊}-一個貧瘠的村-{莊}-「頭港仔」，父親吳徙以木匠為業，自幼家裡貧困。
由於父親吳徙身體單薄、而且罹患慢性腸胃炎，病發時十分痛苦。後來經人介紹下到臺南基督教新樓醫院就醫，開始有起色。父母親遂成為基督教徒。吳三連幼時曾進頭港仔隔壁村落「西埔內」的教堂讀書班，學習用羅馬拼音讀《聖經》。吳三連也曾在村內私塾就讀四書，半年後私塾被日本政府取締。最後吳三連在父親朋友說服父親下，讓父親同意吳三連進入原先因校內有鞦韆等遊戲工具而反對就讀的公學校。
十三歲那年，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吳三連以比一般入學年齡慢了六年後進入學甲公學校一年級就讀。1915年（大正四年）畢業，考入臺北國語學校。1919年（大正八年）自臺北國語學校國語部畢業。
1919年（大正八年），吳三連考上板橋林家林熊徵獎學金留學日本，與朋友黃逢平一同赴日。黃逢平考上預科，吳三連未及格，改考東京高商預科，被錄取。後來東京高商改制，升格為（今一橋大學），黃逢平因神戶高商未改制遂轉學入一橋，與吳三連一起讀完三年預科，升上大學。
留學日本期間，吳三連曾經參與臺灣人對日本的民族運動。1920年（大正九年），吳三連加入東京留學生組織改革臺灣的運動團體「新民會」、「東京臺灣青年會」等組織，在1920年臺灣總督府為臺灣留學生舉辦的招待會上，吳三連即於會議上當著臺灣總督府總務長官下村宏面前批評日本殖民統治的高壓政策，成為吳三連記憶中第一次與日本殖民政府的衝突。之後吳也積極參與過林獻堂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925年（大正十四年）3月，吳三連自東京商科大學畢業，7月出任《大阪每日新聞》任經濟新聞記者。在擔任記者其間，吳三連在蔡培火介紹下，於1927年（昭和二年）與府城商人李兆偉之女李菱在臺南結婚。婚後定居日本。
1932年（昭和七年），臺灣人創辦的《臺灣新民報》創刊。由於此時只有吳三連有日報經驗，遂獲得推薦。雖然當時其岳父、吳在《大阪每日新聞》的經濟組主任下田章美反對、但在林獻堂、蔡培火堅持下，吳三連最後返臺出任《臺灣新民報》編輯，兼任論說委員、整理部長、政治部長。並開闢專欄「爆彈」批評時政。在期間亞洲經歷日本軍方扶植溥儀在新京成立滿洲國政權，國際聯盟派出李頓調查團赴滿洲調查，發表《李頓報告》。過程中《臺灣新民報》皆密切注視，盡可能詳盡報導。
1933年（昭和八年），《臺灣新民報》決定在東京設立支局，採訪新聞、招攬廣告及從事抗日政治聯繫，吳三連遂出任東京支局長。1933年10月，吳三連舉家再往東京。在市中心丸之內設立辦事處，與幾位助手開始《臺灣新民報》東京支局的業務。在東京期間，吳三連曾經歷少壯派軍人發起的二二六事件政變，吳三連在雪中出門時發現交通一切中止，聽到廣播一直沒有中斷，先是宣佈東京戒嚴，又要市民避開槍聲起處，到中午時情勢極為緊張，直到下午二時，起事軍人才棄械投降。
1938年（昭和十三年）1月18日，東京警視廳到吳三連家中搜查，然後將其帶到大森署警視廳拘押21天，3月5日。一般認為吳三連遭拘押的原因是反對米穀政策，然而吳三連在其回憶錄對此說法質疑，因為在審訊過程中並未提及米穀政策。同時拘押的臺灣人還有蔡培火。之後吳三連於1939年（昭和十四年）撰文〈臺灣米穀政策之檢討〉，批判日本政府的米穀政策。吳三連曾回憶審訊中牽涉到謝南光及賴貴富，警方想了解吳三連與他們之間的關係。當時楊肇嘉曾試圖探視吳三連皆不可得。
隨後，吳三連在1940年（昭和十五年）2月遭到報館撤職，當時報方受到自恢復武官總督以來氣燄上升軍方勢力壓力，遂好意向吳三連表示支局長要換人，希望吳氏回總社。吳三連直到1966年左右葉榮鐘撰寫《臺灣民族運動史》才知真相。吳三連認為當時「已經嚴重得罪了臺灣統治當局，臺灣顯然已經不是我回去的地方」，因此選擇亡命天津一途。1941年4月，吳三連隻身前往日軍占領的北京，在朋友平山泰（曾任臺北州知事）建議下任職於大學同學桑原用二經營的大治株式會社。1942年至天津，與連襟陳火碑合營合豐行，買賣染料陰丹士林。
1946年吳三連在臺南縣選區參選制憲國大代表選舉並以23萬多票，全臺第一高票當選，1947年又高票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國大代表，目睹李宗仁與孫科爭奪副總統職位的鬥爭。
吳三連於1951年勝選後
1950年吳三連獲得蔣介石召見，2月出任官派臺北市長，任內致力於安置國共內戰後到臺灣的國軍，當時臺北市民由1945年的33萬餘人爆增至1950年的50萬多人。
1950年吳三連參加臺北市長民選，辭去市長由項昌權代理，吳三連以小冊子《市政三年》為競選政見，獲得選民支持。1951年1月7日開票當天，吳三連得到九萬兩千餘票，以得票率65.5%擊敗高玉樹等強敵當選。2月1日就職。市長期間面臨違章建築氾濫，吳三連拓寬羅斯福路一小段即任滿。由於深感精神與體力磨損，吳三連遂不參選1954年的市長選舉。
1952年吳三連長子吳逸民就讀臺大，因受同學歐振隆介紹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後中共臺灣省工委臺大法學院支部案遭破獲後，吳逸民亦遭到保密局逮捕，當時吳三連曾託人出面說情，但時值國共內戰結束之際，許多資料顯示共諜滲透致使戰事失利，如傅作義女兒洩漏軍情，蔣介石非常痛恨共產黨，同時也正處於韓戰爆發，大肆搜捕共黨的階段，臺電董事長劉晉鈺甚至因為兒子的家書而遭懷疑被策反而槍決，無法說動高層，吳三連只得用市長身分去臺北監獄視察，趁機偷偷去看吳逸民。
1954年吳三連在臺南縣議會議長邀請下參選臺灣省議員並當選，1957年連任。任內與郭雨新、郭國基、李源棧、李萬居等人並稱為「黨外五虎將」、「五龍一鳳」，吳三連在這段期間不但投入《自立晚報》的經營，也參與雷震的組黨運動。1960年在第二任省議員任期屆滿，由於感到體力不能承受，加上選風敗壞，以及背負太多「人情債」，吳三連決定不再尋求連任。
吳三連為「臺南幫」重要精神領袖、地位崇高，在實業界有相當分量。早在1954年，即與臺南幫的吳尊賢、侯雨利、吳修齊創立臺南紡織，吳三連擔任董事長，吳修齊任總經理。1960年3月更參與環球水泥公司的成立。退出政壇後，吳三連即專心從商。
此外在1965年《自立晚報》改組後，吳三連擔任發行人兼社長，1966年專任發行人，經營《自立晚報》。在經營上吳三連也秉持客觀、中立、本土的原則，為當時的臺灣留下一小片言論自由的空間。而在1980年代黨外運動勃興時，吳三連也多次扮演調和鼎鼐的角色。吳三連不但資助傑出的新聞媒體編寫者，也獎勵本土研究，以關懷臺灣本土文化。另外，吳三連也創立臺南紡織、環球水泥，興辦南臺工專（南臺科技大學前身）、天仁工商、延平中學等三所學校。
吳三連認-為文學和藝術是民族長遠生存發展的命脈，也是一個國家人文精神的寄託，-所以全心推動相關活動，1978年1月30日成立「財團法人吳三連先生文藝獎基金會」，頒發「吳三連文藝獎」，豐富了本土文學和藝術的內涵；吳三連去世後的1989年，獎項擴增到人文社會科學獎、數理生物科學獎、醫學獎、實業獎、社會服務獎等，故更名為「財團法人吳三連獎基金會」。
吳三連晚年曾出任國策顧問，1988年12月29日10時15分因心臟衰竭逝於臺大醫院。身後歸葬故里學甲鎮頭港-{里}-淳吉堂墓園。
* 2015年，臺南市政府依據〈臺南市歷史名人紀念作業要點〉，將吳三連與吳修齊、吳尊賢列為歷史名人，在其學甲區新頭港仔故居掛牌紀念。2015年3月22日由市長賴清德與吳三連家屬吳樹民等人掛牌。
* 吳三連口述，吳豐山撰述，1991，《吳三連回憶錄》，臺北：自立晚報。
* 【臺灣演義】臺灣關鍵人物 吳三連傳
分類:臺灣反共主義者
分類:媒體記者出身的政治人物
炒麵，是指將麵條快炒出來的麵類料理，口味以鹹為主。
炒麵在清朝末期傳入美國，美式英語有一個詞匯“”，即為炒面，出自臺山話發音，但ng在英語中演變成n。歐美國家中餐館的「炒麵」比日本炒面粗，配菜也粗大，油少湯多，也是用碟子裝。另有一道類似的食品「撈麵」。值得一提的是此道食物在香港是用湯焯熟廣東蛋麵，不是炒麵，瀝乾湯水後放碟上再撈，如蠔油撈麵、薑蔥撈麵、蝦子撈麵、牛腩撈麵、豬手撈麵、雲吞撈麵、豉油王撈麵、廣東炸醬撈麵等，通常都會有一小碗上湯另上的。撈麵是一種經濟實惠的小吃，一些不重視午餐的美國人常常光顧作為中午的工作餐或是晚餐。
* 豉油皇炒麵：是長江以南部分地區加少許黃酒調制，具有香氣四溢之感。
驢（學名：）是常見的馬科馬屬家畜，是非洲野驢被人類馴化所形成的亞種，和馬體形相似，但耳朵長，尾巴有尾柄，類似牛尾巴。
驢是奇蹄目的成員。其他成員包括斑馬和馬，它們都有相同形態的腳蹄。叫聲響亮且高尖刺耳。體色一般為灰色，也有白色和黑色品種，但都有一個白色眼圈。由于不同品種，體形大小相當不同，小的類似大狗，大的和馬一樣高。
驢在人類歷史記載和神話中經常出現。與騎馬常用來描寫軍旅風貌不同，騎驢的描寫常出現在唐宋隱居文人的詩詞之中，故騎驢給人落魄、清貧的印象，人們也將此看作一種清雅、高潔、脫俗的象征。
古埃及人與驢子
* 據《馬太福音》第21章第1-11節記載，耶穌曾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受到民眾手持棕櫚樹枝、歡呼和散那，如迎君王般的禮遇。
* 中東和埃及人較早跟驢子結緣。5000多年前，馴化的驢子被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以及埃及人當成駝獸；4500年至4700年前，則被訓練拖拉戰車，用於軍事用途。
* 八仙中的張果老的坐騎即是一頭白驢，能日行數萬里，休息時則將白驢摺疊，厚度猶如一張白紙，並將其藏於巾箱中；乘坐時則將水含在口中朝白紙噴去，白紙就能恢復成原先的白驢。
* 唐朝柳宗元的寓言故事《三戒》中，有一篇描述黔州當地一隻從沒有見過關中驢的老虎，從原先的恐懼、試探，到後來的習以為常，了解驢子再無其他技能後，立刻撲上去吃了牠。並認為如果驢子不顯露牠拙劣的技能，老虎縱使再兇猛也會因為心存懷疑和畏懼，不敢對牠怎樣，而招致大禍臨頭。後用來比喻人拙劣的技能已經用完，再也無計可施。
* 正史中的騎木驢是一種釘住犯人手腳的刑車，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趙野任密州知州。同年十一月，因京東東路（今山東）境內盜賊縱橫，遂攜輜重、家屬棄城而走，後遭守衛軍校杜彥遣人抓回，並命身旁之人對趙野施以騎木驢之刑。
* 納斯雷丁為土耳其民間家喻戶曉的幽默大師，某天以客人的身份到某處參加主麻日，眾人對於能聽到大師的開導與啟示感到十分開心。聚禮結束後，納斯雷丁便倒騎驢子向眾人道別離開，眾人不解的問納斯雷丁為何要倒騎驢子時，納斯雷丁回道：“因為我不想背對著你們說再見啊！”
* 三國演義中劉備第二次拜訪諸葛亮未果，正當要回去時，碰見諸葛亮的岳父黃承彥身騎一頭驢，手拿一壺酒，踏雪過橋而來，並賦詩一首，詩曰：“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鬥。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曾一度讓劉備以為是諸葛亮本人。
* 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的反騎士小說《唐吉訶德》中，主人翁阿隆索·吉哈諾騎著一匹瘦馬，其侍從桑丘·潘薩則騎著一頭灰驢跟隨其後。
* 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私底下也是位不折不扣的頭號驢迷。在卸任總統後，西班牙國王卡洛斯三世曾送了兩頭驢子給華盛頓，華盛頓非常喜愛牠們，並把牠們培育成美國唯一的種畜群。
公驢可以和母馬交配，生下的叫馬騾，馬騾個大，具有驢的負重能力和抵抗能力，有馬的靈活性和奔跑能力，是非常好的役畜，但基本不能生育，極少數可以生育。如果是公馬和母驢交配，生下的叫驢騾，又叫“駃騠”，驢騾個小，一般不如馬騾好，但有時能生育。
驢比馬的適應性強，可以忍受粗食、重負，比馬的價格低，因此一直是人類的重要役使動物。有的小驢可以馱負相當高大的人。 一般驢的負重可以達到一百公斤，連續走動五至六小時的山路沒有問題。驢對危險相當警覺，因此在某些對自己有危險的情況下不聽人的驅使，顯得相當執拗，所謂“驢脾氣”。但一般情況下脾氣溫順，可以服從孩子的調遣，因此現在不再使用役用動物的發達國家，有許多人把小型驢作為寵物，可以供孩子騎乘。
驢肉可食用，清朝有“澆驢肉”的吃法，甚至美味程度，竟有天上龍肉，地下驢肉一詞形容，現為「中國十大禁菜」之一。中國河北保定有著名小吃“驢肉火燒”，是在烙熟的麵餅中加入熟驢肉而成。驢腸也是一道名菜，北宋韓縝愛吃驢腸，每次宴客必用驢腸做菜，而且要現殺現煮，有客人起身如廁，路過廚房，現場看見活驢被剖肚抽腸的慘狀，心有不忍，終生不再吃驢肉。明穆宗朱載坖為裕王時，好食驢腸，即位後，頗思節儉，聽說光祿寺每天要殺一只驢，就不再吃了。中藥亦有以煉驢皮做為藥材的東阿阿膠，中國每年因阿膠這味藥材而殺害約四百萬隻驢，導致中國國內驢隻數量大減量銳減，甚至把腦筋動到遠在非洲的毛驢身上，迫使部分非洲國家下令禁止出毛驢到中國。
*  Bourricot and Co, Le monde des anes sur le web : actualité, infos, sélection de sites et annuaire
被稱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是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中的核心人物（圖為位于經濟特區深圳的蓮花山頂的鄧小平像）。
建黨百年之際，北京西單立體花壇“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代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提出和創立，是在1978年12月18日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后，開始實施的一系列以經濟為主的改革措施，可總結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等人提出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相對而言，中共黨內支持方被稱為改革派，以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為首並得到葉劍英等人支持，反對方則以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為首，兩派政治斗爭長達17年（1978年 - 1995年），其中八九六四事件曾導致改革開放一度遭遇危機、改革派大幅受挫，直至1992年鄧小平南巡才使得改革開放確立為中國的基本國策。
改革開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重大決策和轉折過程，起始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撥亂反正”時期，改變了中國大陸自1949年起在經濟上近30年較為封閉的狀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高速發展。改革早期保守色彩仍濃厚，此后中國大陸的經濟制度逐漸從“計劃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者于1993年終於被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與此同時，改革開放也逐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組成部分，構成“鄧小平理論”，并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期間被納入中共黨章加以確認。在低廉的人力成本和勞動保障情況下，中國大陸得以大力發展進出口貿易，國內外投資驟增，並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則從1978年的115美元增長到2021年的12551美元，達到中等偏上國家的收入水平，東部部分省市人均GDP已超過2萬美元，2021年中國GDP總量達17.7萬億美元。與此同時，國民生活質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有學者由此提出了“中國模式”的發展道路。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初期的價格雙軌制、物價闖關、軍隊經商等政策較為失敗，中國社會還出現了官倒、腐敗、特權等問題，經濟改革也遇到了原有政治體制的阻礙。對其中的部分問題，鄧小平等人在1980年代前期修訂《八二憲法》、確立“廢除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后，自1986年起曾試圖進一步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但最終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而失敗，該事件也導致改革開放的進程放緩甚至停滯，直至鄧小平九二南巡后才重新提速。此外，中國大陸發展過程中也缺乏自主技術、缺乏創新能力、對外依賴度過高，并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經濟數據造假現象也屢見不鮮，特別是夸大了經濟增長數字。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貧富差距擴大、城鄉發展不平衡、房地產泡沫等諸多問題。改革開放的成果普遍以宏大敘事視角記述，工人階級和底層人民的大幅犠牲則普遍被忽略。
改革開放宣傳標語（1992年新疆）
改革開放中的“對內改革”實行混合經濟模式，農業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干”），允許私有企業不再由國家管有，容許外商投資等政策。1978年前，中國大陸實行計劃經濟，由黨和政府控制和管理社會資源。改革以兩個階段引進市場經濟原則：第一階段從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進行，主要涉及廢除農業集體制度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外資開放本地市場和允許本地企業家開創事業，但大部分工業仍然由國家擁有和營運；第二階段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進行，其政策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國有企業承包制度，政府不再控制物價，并廢除部分保護主義政策，盡管如此，國家仍然控制銀行業和石油工業等關鍵行業。此外，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相繼成立。
改革開放中的“對外開放”使得眾多海外企業進入中國市場，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企業開辟了海外市場，同時在新加坡總理李光耀的建議下，中共也停止了對外輸出革命。期間，在沿海地區誕生了深圳、廈門、珠海等一批經濟特區，在中國大陸對外經濟交流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而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改革開放以來，出于政治以及其他原因，美國、日本、法國、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向中國提供了包括無償援助在內的各種形式的長期援助，香港、澳門和臺灣也對中國大陸提供了大量資金、技術、人才和理念等支持。截止2009年，中國接受發達國家的無償援助近67億美元（約469億人民幣），其中日本是中國的最大援助國，截止2010年日本對華援助占中國總外援比例的66.9%。
有媒體和學者認為，“改革開放”至習近平時期發生了部分本質性的變化，習反對部分改革政策，低調地回退了許多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政策，共產黨重申對包括經濟在內的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控制權，出現政治體制倒退。2018年，漢學家裴敏欣認為，自1980年代改革時代開始以來，中國經濟目前是最不開放的；2020年官方亦提出以所謂“內循環”為主體以及“自力更生”。與此同時有海外媒體認為習近平時期中國領導層內部出現路線斗爭和分歧，中國政府也推出了多項改革，包括廢除勞教體制、修訂《環保法》、建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完善審計制度等，試圖改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的種種社會問題；同時設立國家共同富裕示范區試圖探索出解決中國社會目前尖銳的貧富差距、區域差距等社會問題的方法，中國政府也繼續效仿當年設立經濟特區的辦法推出了中國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貿港、雄安新區等經濟改革試驗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濟原則和體系借鑒蘇聯模式，實行“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即注重發展重工業、執行計劃經濟及財產國有化。1953年出臺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推動公社為基本經濟單位，在農村由公社集體管理農地和農業生產，部分公社更集體擁有農地和生產資料。人民公社隨著第二個五年計劃（亦稱“大躍進”）落實在各地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的目標為移除私有擁有權，所有私人財產必須上繳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生產動力。第二個五年計劃導致中國經濟大幅下滑，亦引致大規模饑荒和減產。1962年，在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領導下，農村人民公社進行改革，其核算單位分為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三級，及推行“三自一包”，此制度沿用至文化大革命。后來隨著國家主席劉少奇與黨主席毛澤東之間出現分歧，前者在文革中更被打倒受迫害致死，政策被迫中止。
中國在革命時代經歷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其經濟在七八十年代嚴重落后同地區亞洲四小龍的經濟。盡管中國197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達3624億元，比1965年的1716億元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遞增率達6.8%，并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民生工業基礎薄弱、效率與品質低落，缺乏創新多樣。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科學技術也整體上比較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出現了執政危機和信任危機。在各種不利的情況下，鄧小平第二次重返中共領導層、進行了1975年整頓，而1977年第三次復出后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的主要權力，進行了撥亂反正，并嘗試在各方面改革當時國內的經濟體制，將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的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的表徵，自1950年代開始的計劃經濟雖然在建國初期能夠恢復經濟和推動初步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也日漸明顯：對國內經濟的控制使政府和企業的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鞋票、煤票、香煙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製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雞蛋票、自行車票等等的票證上千種。若按發行單位分，有全國通用、地方用、軍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執政不變為前提，改變生產過程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內推行。
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三人被並稱為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全會徹底否定時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方針，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口號，作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決策。同時，全會還作出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重新審查了中共歷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錯案，重新評價了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鄧小平在這次會議召開前發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綱領性講話中提出：“解放思想是當前的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開端，此次全會以后，中國黨和政府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同年，松下電器成為第一家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資企業。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導下”，全國農村逐步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即“分田包產到戶，自負盈虧”。1979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大平正芳一行期間，強調了“四個現代化”，并提出了實現“小康”的概念。198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引用了“小康”這一概念，并把它作為二十世紀末的戰略目標； 在"小康社會"人民的生活達到"小康水平"，這是指在溫飽的基礎上，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達到豐衣足食。
鄧小平的首項改革措施在被全球許多共產黨長期忽視的農業領域率先展開。在1970年代后期，食品的供應和生產非常缺乏，政府人員甚至認為于大躍進時期導致數百萬人死亡的三年困難時期可能會再度出現。鄧小平反對實行農業集體化，他堅持強調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將人民公社的集體土地劃給了農民。在新政策的保護下，只要將合同規定的部分糧食繳納給政府，農民就可以正式管理他們自己的土地。這一舉措使得1975年至1985年期間的農產量增加了25％，為其他領域的私有化創造了先例。與蘇聯經濟改革時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鄧小平改革時自下而上的方法被認作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因素。
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城市工業的改革也開始實行。政府引入了價格雙軌制：1979年國有企業改革展開后，即便超過了計劃配額，國有制工業依舊可以按照計劃和市場的雙重價格銷售商品，這一措施解決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短缺。此外，于20世紀80年代開始實行的工業責任制允許個人或團體通過合約管理企業，這進一步促進了國有企業的發展。被中國共產黨收購的私營企業首次被允許經營，它們在工業產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漸升高。價格的靈活性業有所提高，服務業規模擴大。
深圳，改革開放中最為成功的城市和經濟特區之一，它因發展迅猛而被稱為“一夜崛起之城”，其發展速度被稱為“深圳速度”。
自中國國民黨時代以來，中國首次開放了外商直接投資。鄧小平為外國投資設立了一系列經濟特區。與其他地區相比，阻礙經濟增長的官僚法規和干預措施對這些特區的影響相對較小，這些經濟特區因此相對自由。這些地區成為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引擎。經濟特區的數量與規模持續擴大。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試辦經濟特區，此後中國政府創辦了更多的特區。此外中共解禁個體戶和鄉村家庭工業，恢復城鄉小商品市場。1979年底，全國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約10萬戶，1981年，批準開業的個體工商戶達101萬。
1980年，中央75號文件規定不準雇工。1981年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關于一場承包魚塘的爭論》一文，討論雇工是否算剝削。中央書記處政策研究室的經濟學家林子力認為，根據資本論的定義，雇工達到八個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就是屬於剝削。1983年1月，中共中央對出現較多雇工的情形提出"三不"原則："不宜提倡，不要公開宣傳，也不要急于取締。"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政府還在經濟領域開放了更多地區：1988年4月13日，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了設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島經濟特區的決議；中共中央批轉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紀要，決定進一步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決定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金三角開辟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3月18日，國務院進一步擴大了沿海經濟開放區的范圍，決定將杭州、南京、沈陽等140個市、縣劃入經濟開放區，遼東半島和山東半島全部對外開放。1992年8月，重慶、岳陽、武漢、九江、蕪湖等5個沿長江城市，哈爾濱、長春、呼和浩特、石家莊、太原、合肥、南昌、鄭州、長沙、成都、貴陽、西安、蘭州、西寧、銀川等15個省會城市對外開放。香港回歸紀念塔
1984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等談話時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設想，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之內，大陸地區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地區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中國城市改革自此全面展開，重點是國有企業的改革；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宣布實行百萬大裁軍，改革開放初期軍隊建設要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的路線，軍隊和軍人在中國社會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4月，第六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批準國務院制定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七五”計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又稱“八六三”計劃。《綱要》確定了7個領域中的15個主題項目，作為今后發展高技術的重點。12月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8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
1987年5月12日，鄧小平會見荷蘭首相呂德·呂貝爾斯，談及《改革開放使中國真正活躍起來》。1987年9月，深圳率先試行土地使用有償出讓，出讓了一塊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限期50年，揭開了國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10月25日至11月1日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指出：「由於『左』的積習很深，由於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上説，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代總書記趙紫陽做《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報告。報告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了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制定了到下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戰略，并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12月，深圳市公開拍賣了一塊國有土地的使用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首次進行的土地拍賣。同年，中央5號文件中去除了雇工數量的限制，"三不"原則改成十六字方針："允許存在，加強管理，興利抑弊，逐步引導。"。
此期間的一個顯著的發展是國家控制權力下放，讓當地省級領導人嘗試如何促進經濟的增長和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名義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鄉鎮企業也逐步開始私有化。
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成為問題。另一方面，私營化在1992年以后開始加速，私營部門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中國政府對民營經濟的認識也在逐步深入：1984年和1988年時，中國政府將它稱為國家部門的“補充”，例如1988年4月，第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在憲法第11條增加"國家允許私營企業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和發展。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不過到了1999年，私營經濟被定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事情一爆發出來，就很明確。他們的根本口號主要是兩個，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他們的目的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包括我們發展戰略的「三部曲」，正確不正確？……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要認真總結經驗，對的要繼續堅持，失誤的要糾正，不足的要加點勁。總之，要總結現在，看到未來。”——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干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
1989年4月15日，曾為改革開放主要執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引發了北京學生的悼念活動。悼念活動數日內演變為全國性抗議示威活動，參與者的訴求也變為了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擴大新聞自由與結社自由等。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定性此次事件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動亂”。隨后北京天安門廣場等地爆發了大規模游行、抗議、示威、請愿以致絕食活動。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嚴，由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集結軍隊向北京進發。
6月4日凌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進北京，以武力強行驅散示威學生及群眾，此次活動結束，后被稱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發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譴責和制裁，使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惡化；另一方面使得當時以總書記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失勢，中國國內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抬頭，在當時對中國改革開放繼續進行下去構成了很大威脅，并使改革開放面臨著中斷夭折的危險；中共領導層以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防止“和平演變”為名，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在此期間已經停滯甚至倒退。蘇聯等東歐共產黨國家全面崩潰也加劇了形勢的嚴峻性。
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遠喬石、李瑞環等改革派，靠攏保守派。政治上強調“四項基本原則”；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搞「治理整頓」，打擊地方、鄉鎮經濟。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經卸任所有職務的鄧小平以普通黨員的身份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廣州、上海，并發表重要的“南巡講話”（后官方改稱“南方談話”，又稱九二南巡或鄧小平南巡）這些講話要求中國共產黨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聲稱“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并認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九二南巡成為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又一個轉折點。此后不久，經濟改革政策復蘇，政治改革進程則基本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