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coAg/ChineseCorpus-Kaggle-fanti huggingface dataset:
被子植物具異形孢子，亦即能產生兩種生殖孢子。花粉（小孢子，雄性）和胚珠（大孢子，雌性）分別產生於不同器官，但典型的花則同時含有大小孢子，因為它兩種器官兼有。
花可視為節間縮短并具繁殖能力的莖的變態，而其節結構也可看作是葉的高度變態。從本質上說，花的結構是由頂端分生組織的花芽和“體軸”分化形成的。花可以多種方式著生於植物上：如果花沒有任何枝干，而是單生於葉腋，即稱為“無柄花”，而其他花上與莖連接并起支持作用的小枝則稱為“花柄”。若花柄具分支且各分支均有花著生，則各分支稱為小梗。花柄的頂端膨大部分稱為花托。
花的各部分輪生於花托之上，四個主要部分從外到內依次是：
麝香百合（''Lilium longiflorum''）。1.柱頭，2.花柱，3.雄蕊，4.花絲，5.花瓣
“完全花”一例，魚木花（''Crateva religiosa''）兼有雄蕊（外輪）和雌蕊（中心）
* 花萼：位於最外層的一輪萼片，通常為綠色，但也有些植物的花萼呈現花瓣狀。花萼和花冠合稱為「花被」。
* 花冠：位於花萼的內輪，由花瓣組成，較為薄軟，常有顏色以吸引昆蟲幫助授粉。和花萼合稱為「花被」。
* 雄蕊，又稱雄花器：可有一枚或多枚。花藥著生於花絲頂部，是形成花粉的地方，花粉中含有雄配子。
* 雌蕊，又稱雌花器：可有一枚或多枚。組成雌蕊的基本單位稱為心皮，包含有子房，而子房室內有胚珠（內含雌配子）。一枚雌蕊可由一片心皮單獨形成，稱作單雌蕊；一枚雌蕊也可由數片心皮聯合形成，稱作複雌蕊。其中，複雌蕊又可依心皮間以合生或離生的聯合樣態，分型為合生心皮或離生心皮。雌蕊的黏性頂端稱為柱頭，是花粉的受體。花柱連接柱頭和子房，是花粉粒萌發後花粉管進入子房的通道。
雖然上述結構體現了花的“典型”構造，但自然中各植物的實際構造具有很大的差異性。這些差異對於被子植物的進化具有重大意義，并被植物學家廣泛用於確立各植物的種間關系。例如，被子植物的兩個亞綱可以通過其花瓣數加以區分：雙子葉植物通常有4或5（或者4或5的倍數）片花瓣，而單子葉植物多為3或3的倍數。
大多數植物的花都如上所述，同時具有花萼、花冠、雄花器、雌花器這四個花部；但不是每種花都具有花被，也不是每朵花都擁有雄蕊、雌蕊。花部四項一樣不缺的，在植物學上稱為“完全花”，缺少任何一項則稱為“不完全花”。“單性花”是只有雄蕊或雌蕊的花，屬于一種不完全花；而“兩性花”或“雌雄同花”若沒有花被中的某項，也是一種不完全花。
此外，在單性花中，如果雌花與雄花分別生長在不同的植株上，則稱為“雌雄異株”。反之，如果單性的雄花和雌花同生於一植株，則稱為“雌雄同株”。
有些花具有輻射對稱性，亦即如果其花能有三個以上角度通-{}-過中央軸線一分為二，所得的兩半都是對稱相等的，稱為“輻射對稱花”或“整齊花”，例如月季和桃花。還有些花只能按一個角度切得兩個對稱面，則稱“左右對稱花”或“不整齊花”，例如金魚草和大部分蘭花。
有些植物的花單生於植株上，而有些植物的花則簇生於植株，對於後者而言，這些花若按照一定規律排列於花軸上，便形成了“花序”。在這一點上，必須要注意“花”的實際概念。從植物學角度看，一朵菊花或向日葵并不是一朵花，而是一頭狀花序，即由許多小花組成的花序，而且其中的所有小花都具有前文提及的結構。
花程式使用符號和數字來表達花的各部分組成、排列、位置及彼此間的關系。書寫順序是性別、整齊與否、花被（花萼和花冠）、雄蕊群、雌蕊群。各個符號含義如下：
某部不止一輪
多(少)而無定數
數字變化范圍
分隔心皮、子房室、胚珠數
在花萼與花冠沒有分化的花中，用花被（P）代替花萼（K）與花冠（C）。
通常兩性花的符號可以省略，因為當雄蕊群和雌蕊群同時出現時，就表示該花為兩性花。例如泡桐屬的花程式為：
14px↑K(5)C(5)A4G(2:2:∞)
花的剖面圖和花圖示
表示它的花為兩性花，不整齊花，花萼五裂，花冠五裂，雄蕊四枚，子房上位，二心皮合生，二室，每室具有多數胚珠。
花圖式（或稱為花式圖）是花的構造示意圖，使用特定的圖形表示各個花部的位置、數量、排列、甚至特徵。藉由花圖式這類的簡圖可幫助學習、研究上易於記憶，且可比較尋求演化序列。
圖形的結構乃由外而內各輪以圓圈表示，逐層顯示萼片、雄蕊等之數量及位置，中央為雌花器。
花圖式的利用由來已久，「在1916年以前已普遍出現在分類學教科書及系統學的文章書籍等」。繪制花圖式的大致方法是：
# 花軸：先用黑色圓點在圖的上方表示花軸；
# 雌花器：花的中心位置為心皮（雌花器），常見為空心圓線，模擬子房橫切面；圓中可以實線或虛線的分隔線表示心皮數目及黏合狀態（合生或離生的心皮、子房室壁的狀態），胎座型以及胚珠著生情況等。例如：附圖為三心皮合生，具三個子房室的雌花器（子房）。
# 雄蕊：雄蕊常採用二個空心小圓圈表示花藥的橫切面，并表示出現相應的排列方式、輪數、合生或離生等；假雄蕊常採同樣圖形、但為實心。
# 花被：視花被是否區分為花萼及花瓣（或花冠，合生的花瓣），並依萼瓣合生或離生相互連接或分離。
# 苞片：以空心的弧線表示苞片及其著生位置。
遼寧古果（''Archaefructus liaoningensis''），已知史上最早的有花植物
遼寧古果（''Archaefructus liaoningensis''）是目前已知最早的被子植物（有花植物），距今約有1.25億年的歷史。一些已滅絕的裸子植物，尤其是種子蕨類植物，被認作是被子植物的祖先，但尚無連續的化石證據準確地顯示花的進化過程。這種相對較為現代的花在化石記錄中的突然出現，給進化理論帶來了不小的困擾，以至於被達爾文稱作是“惱人之謎”。不過，近年來發現的古果等被子植物化石，以及裸子植物化石的進一步發現，為被子植物特征的形成過程帶來了新的提示。雖然能直接證明花朵已存在了一億三千萬年的證據寥寥無幾，但同時卻也有旁證顯示它們已有兩億五千萬年的歷史。在大羽羊齒類植物等古老的化石植物上，竟發現了齊墩果烷這種植物用來保護其花朵的化學物質。
一般認為，花的生殖的過程自始就與其他動物有關。花粉傳播并不需要鮮艷的顏色和明顯的形狀，除非另有他用，否則這樣只會是個累贅，平白地浪費了植物的養分。一種假說認為，花外觀的突然形成是其在島嶼或島鏈之類的孤立地域演化的結果。在那里，有花植物可以和某些特定動物（如黃蜂）發展出共生關系，最終導致植物和其共生同伴間高度的特化。
時至今日，花的進化仍在繼續。人類對當今的花造成了影響巨大，甚至使得不少花無法自然傳粉。現在的許多觀賞花卉曾經不過是些雜草，在地面受干擾時才會發芽，還有些喜與和農作物共生。此外，最漂亮的花往往因其美麗而免於拔採，從而形成了對人工選擇的特殊適應。
花是植物的「繁殖機」，它先從花萼的保護中長出來，打開花瓣(花冠)，伸出雄蕊和雌蕊(有的花的雄蕊和雌蕊不太明顯)。雄蕊圍著柱頭(雌蕊)，有花粉，雌蕊在花的中間，下接子房，子房裏有胚珠。如果蜜蜂等來傳播花粉，花粉掉在另一朵花的柱頭上，花便會發生一連串大變化：
# 花粉從柱頭經花粉管到子房
# 花粉與胚珠結合為種子
# 花瓣凋謝
# 子房脹大
# 雄蕊剩餘的花粉黏在柱頭上，前往子房，再和其餘胚珠結合為種子
# 柱頭(雌蕊)消失
# 雄蕊消失
# 花結成果實
# 果實成熟
花發育的ABC模型
人們目前已較為清楚決定花器官特征的分子調控方式。在一個簡單的模型中，三類基因共同作用決定分生組織中花器官原基的發育特征，分別稱作A類、B類和C類基因。花器官的第一輪僅有A類基因表達，控制花萼的發育；第二輪由A類和B類共同表達，控制花瓣的發育；在第三輪中，B類和C類基因共同作用形成雄蕊；而C類基因則在中心單獨控制心皮的發育。該模型基於對擬南芥（''Arabidopsis thaliana''）和金魚草（''Antirrhinum majus''）的同源異型突變體的研究建立。例如，當B類基因的功能出現缺損，突變花產生的花萼一如往常，但在花瓣層也會發育出多餘的萼片。而在第三輪B類基因的缺失會致使C類基因單獨表達，使得原本因出現在第四輪的心皮也同樣產生在第三輪。
該模型中的大多數基因均屬於MADS盒基因，并且是為各花器官調控基因表達的轉錄因子。
成花誘導是植物生命周期中的一個重大變化。這一過程必須發生在特定的時間，以利於受精和種子的形成，從而確保繁殖的最大成功。為了滿足這些需求，植物能夠感受重要的內源和環境信號，例如植物激素水平、適時的溫度和光周期變化等。許多多年生和二年生植物需要經過春化作用方能開花。這類信號從分子學角度解釋，是由名為成花素的復雜信號的傳遞引起的。其中涉及到多個基因，包括''CONSTANS''、''FLOWERING LOCUS C''和''FLOWERING LOCUS T''等。成花素會在適宜的生殖條件下形成於葉片中，并作用於芽和生長錐，誘導形成一系列的生理和形態變化。成花誘導完成後，下一步便是花原基的形成，使莖端分生組織轉變為花分生組織。簡而言之，就是使葉、芽和莖組織的細胞分化為能形成生殖器官的組織的生物化學變化過程。花芽頂端的生長點停止葉原基分化并橫向擴大，隨後形成多個螺旋狀的突起，這些突起日後能形成萼片、花瓣、雄蕊和雌蕊。對於大多數植物而言，雖然成花的起始條件與環境信號密不可分，但這一過程是不可逆的。成花過程一經開始，即使再除去相應的信號，莖端依舊會繼續發育為花器官。
蜂蘭花（''Ophrys apifera''）經過多代進化，以更好地模仿雌蜂，吸引雄蜂傳粉
由於植物無法隨意移動，因此，許多花依靠吸引動物幫助其在大自然進行種間授粉。利用昆蟲授粉的花稱為蟲媒花，這些花可能會和授粉昆蟲高度地協同進化。利用生物媒介的植物的花通常都有蜜腺，用以吸引尋找花蜜的動物接觸。有些花上還有稱為蜜源標記的圖案，為傳粉者指示出花蜜的位置。花也會用顏色吸引授粉者，鳥類和蜜蜂都有色覺，可以看到色彩斑斕的花朵。花卉還能用香味吸引授粉，其中有些香味會讓人們感到愉悅。不過并不是所有的花香都能讓人類覺得好聞，有些花為了吸引喜食腐肉的昆蟲授粉，會散發出類似的腐臭味，例如大王花、巨花魔芋、泡泡樹（''Asimina triloba''）等。夜間藉由蝙蝠和飛蛾授粉的花，則更多地是通過氣味來吸引授粉，且這類花大多為白色。
此外，還有一些花卉能利用擬態吸引授粉。例如，蜂蘭花的花朵與雌蜂的顏色、形狀和氣味類似。雄蜂會為了尋找配偶往來其間，花粉由此得以傳播。
蜜蜂身上附著的花粉粒可隨其傳播到其它花上
花是植物的繁殖器官，其主要目的在於繁殖，即令花粉中包含的精子和位於子房的胚珠得以結合。授粉是花粉從花藥到柱頭的移動過程，精細胞和卵細胞結合的過程則稱為受精。花粉通常是從一株植物傳播到另一株，但許多植物能自花授粉。受精胚珠能發育成下一代的種子。為了適應自然，有性繁殖產生的後代都各具遺傳獨特性。
有花植物通常面臨著自然選擇壓力，因而會使用最適合其的傳粉方式，這點鮮明地體現在花的形態和植物的行為上。花粉可通過一些“媒介”在植物間傳播：有些植物利用非生物媒介，如風（風媒）或較罕見的水（水媒）；而其他植物則利用生物媒介，包括昆蟲（蟲媒）、鳥類（鳥媒），蝙蝠（蝙蝠媒）及其他動物。有些植物能利用多種媒介，但大多都不是高度特化的。在這一過程中，花完全開放并發揮作用的時期稱為花期。
* 蟲媒傳粉：吸引和利用昆蟲、蝙蝠、鳥類或其他動物傳播花粉。這些花朵都有特化的形狀和雄蕊的生長方式，以確保授粉者由引誘劑（如花蜜、花粉或配偶）吸引而來時，花粉粒能順利傳入其體內。
風媒花小米的穗狀花序，顏色樸素而花藥很大
* 風媒傳粉：使用風力幫助傳粉，例如草、樺樹、楊樹和楓樹等。由於它們無需吸引他人傳粉，因此花朵往往不太引人注目。風媒花一般是雌雄異花或異株，雄性花花絲細長，末端為裸露的雄蕊，而雌性花則具有長長的羽狀柱頭。一般而言，藉由動物傳播的花粉顆粒較大，具黏性，并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算是對授粉者另一種“獎勵”）； 而風媒花粉通常是小顆粒，很輕，而且對動物沒什么營養價值。此外，風媒花傳播的花粉還可能引起部分人類的花粉過敏癥。
還有些花可以自花授粉，即同一朵花中，雄蕊的花粉落到雌蕊的柱頭上。自花受精能增加種子產生的幾率，但也會限制遺傳變異的產生。閉花受精花就是自花授粉，之後其可能會開花，也可能不會，已知堇菜科和玄參科中的許多種含有此類花。另一方面，許多物種的植物都有阻止自花受精的方法。有些植株上的單性雄花和雌花的不會同時出現或成熟，此外對於有些植物，來自同一植株的花粉由於含有化學阻擋層而無法為其胚珠授精，這種特性稱為自花不孕或自交不親和性。
許多花和某些授粉生物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很多花只會引來某種特定的昆蟲，因而也很依靠這種昆蟲得以成功繁殖。這種密切關系往往可以作為協同進化的例子，因為人們認為經過很長的時間，花和授粉者都會共同地進化，以配合對方的需要。
不過，這種密切關系也會帶來滅絕的負面影響。在這一關系下，任何一名成員的滅絕也幾乎必然導致另者步其後塵。一些瀕危植物種即是因授粉者的減少而致其瀕危的。
梅花因其開於嚴寒而經常作為漢族堅貞品格的象徵。
許多花在東西方文化中都被賦予了特定的內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少花卉都被賦予了美好的性格特征：梅花象徵著民族之風骨，菊花象徵著文人之高潔，牡丹象徵著富人之華貴，蘭花象徵著君子之氣節。而在西方文化中，對各種花賦予的各種象征意義稱為花語，比如紅玫瑰象徵愛情、美麗和熱情，罌粟花象徵對死亡的悼唁，鳶尾和百合花在葬禮中象徵著“復活”和“生命”等。此外，在世界上的許多文化中，花同樣是女性的象徵。
花鳥畫是中國畫的常見題材，圖為陳洪綬所作《玉堂柱石圖》
大自然無數美麗的花朵同樣激發了眾多文人墨客的創作靈感。在中國文學中，早在《詩經》里就有了“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等描寫花卉的詩句，再如陶淵明所作《飲酒》之“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周敦頤所作《愛蓮說》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等，中國古典文學中描寫花的詞句不勝枚舉。此外，許多詞牌名、曲牌名也與花有關，如《一剪梅》、《木蘭花》、《醉花陰》等。而在西方文學中，與花相關的作品同樣數量眾多，且尤以18至19世紀浪漫主義時代最盛，知名的作品包括威廉·華茲華斯的《我似流云天自游》（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又作“詠水仙”），以及威廉·布萊克的《啊！向日葵》（Ah! Sun-Flower）。
花不僅僅受到文學家的青睞，還同樣讓藝術家們關愛有加，花卉也向來就是繪畫創作中一個重要的主題。在中國畫中，花鳥畫是其中一個重要題材，梅、蘭、竹、菊所組成的花中四君子也一直是中國畫創作的傳統題材。王冕的梅、惲壽平的荷等，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西洋畫中同樣也能找到大量與花有關的畫作，例如梵高的《向日葵》和莫奈的荷花等等。而對於實體的花，人們將它們與枝、葉等搭配起來，經過一定的藝術加工，亦形成了獨有的插花藝術。
花卉與宗教之間亦有著不解之緣。蓮花是佛教與印度教中重要的精神象征，眾神佛往往均腳踏蓮花，抑或跏趺於蓮花座上。印度教把蓮花和毗濕奴神聯系起來，受其影響，佛教亦把蓮花奉為圣花。在佛教經典中，花還經常用來闡述佛法教理，《華嚴經》之“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以及“拈花微笑”、“天女散花”等詞匯典故，如今也早已為大眾所熟知。
而在政治上，許多國家會選定一個或多個植物作為代表其特定地理區域的象征，例如象征某一國家的國花，或是代表某一城市的市花等。國花或市花多是經由相關政府的行政程序確立的，不過也有一些確定於非正式的公眾調查。例如，美國的國花是月季，荷蘭的國花是郁金香，日本則是菊花和櫻花（非正式）。中華民國的國花是梅花，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花則并無定論，目前以牡丹和梅花呼聲較高。香港的市花是洋紫荊花，而澳門在回歸前已將市花確立為毛稔，但現時公眾與媒體多將蓮花視作澳門市花。
一名印度女性在瓦拉納西的林伽像上撒花
在現代社會，人們經常因為鮮花宜人的外觀和香味而以各種方式種植、購買和佩戴花卉在世界各地，人的一生中都會在各種各樣的活動和場合中使用鮮花：
* 用於慶祝新生或宗教洗禮(天主教)
* 在社交集會或節日用作胸花或紐扣花
* 在告別或歡迎宴會用作紀念禮物，以寄托思念
人們因此會在家園四周遍植花卉，將其部分生活空間辟作花園，采摘野花，或是從花商手中購買鮮花。而花卉生產和銷售產業也由此應運而生，并在現代社會中方興未艾。
公園里常通過栽種花卉美化環境
與植物的其他主要部分（種子、果實、根、莖、葉）相比，花的食用價值較少 ，但其也是一些重要食物和香料的來源之一。西蘭花、花椰菜和洋薊等都是常見的花菜類蔬菜，而番紅花的柱頭則可提取出全世界最為昂貴的香料。丁香和續隨子也可以用來提取香料。此外，蛇麻（啤酒花）和蒲公英可用於釀酒，萬壽菊可作為雞飼料，以使蛋黃呈現更宜人的金黃色澤。蜜蜂采集花粉釀造的蜂蜜也被不少人認為是健康食品，其往往以所采集的花的類型命名，例如荊花蜜、棗花蜜、苜蓿花蜜等。
可供食用的花卉數以百計，但其中作為食物得到廣泛推廣的卻很少，而往往只是用於點綴顏色和給沙拉調味。南瓜花可以蘸上面包屑油炸，其他的食用花卉有西洋菜、菊花、香石竹、香蒲、金銀花、菊苣、矢車菊、美人蕉和向日葵等等。一些食用花卉還可加工為蜜餞，例如菊花、月季和三色堇等。
花亦可用於沖泡花茶，利用茶吸收異味的特點，將香花與新茶同悶，茶將香味吸收後再把干花篩除，包括茉莉花茶、玉蘭花茶、珠蘭花茶等。
鮮花受人喜愛，自古以來已發展出多種保存方法及技術，當中包括：
* 甘油：將花朵浸在甘油裡並吸收當中的物質。當花朵中的水被甘油取替，便能起到保鮮作用。
* 冷凍乾燥：將花送到專業的冷凍乾燥公司，然後將其冷凍。
* 空氣乾燥：用橡皮筋將花朵綁起來，然後將它們倒吊在鉤子上。花朵的擺放位置必須通風良好。
* 壓花：用一本沉重的書和一些吸水紙壓緊花朵。將吸水紙放在花朵周圍，並一起放在書的中間，然後蓋住。書的重量必須足以壓下花朵。
* 微波：將花覆蓋在有吸收性的材料中，然後將它們一起放在微波爐中的適當位置，直至花朵完全乾燥。
* 環氧樹脂：把一半樹脂填充在特定的模具上，然後將花朵按照您所需的方式放在樹脂裡面。再用樹脂填充模具的其餘部分，然後使其硬化。
* 沙粒：將花放置在裝滿細沙粒的碗中，待花朵乾燥後輕輕刷掉所有沙粒便完成。
* 矽膠：將一到兩英寸的矽膠放在一個容器中，然後將花朵放在上面，再蓋上一英寸的矽膠，把容器蓋上，靜置直到花朵完全乾燥。
花也是提煉精油的重要原料，如薰衣草或玫瑰，都是常見的芳療精油，除了能散發出獨特香味外也對人體有特定功效。
同時，花卉亦成為21世紀的時裝設計元素之一。亦有人用花來模仿球鞋。
花非常易燃，1977年中國新疆發生伊犁61團場禮堂火災，造成694人燒死（500餘人為學生），是因為小孩在正月初一放鞭炮點燃了禮堂堆積的毛澤東悼念花圈（註：毛澤東剛死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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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思蘭．園林植物遺傳學．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2005年
*  Flickr上的花卉群組
參與DNA複製叉工作的許多酶。
DNA復制是指DNA雙鏈在細胞分裂間期階段進行以一個親代DNA分子為模板合成子代DNA鏈的過程。復制的結果是一條雙鏈變成兩條一樣的雙鏈（如果復制過程正常的話），每條雙鏈都與原來的雙鏈一樣（排除突變等不定因素）。
DNA復制是一種在所有的生物體內都會發生的生物學過程，是生物遺傳的基礎。對于雙鏈DNA（即絕大部分生物體內的DNA）來說，在正常情況下，這個過程開始于一個親代DNA分子，最后產生出兩個相同的子代DNA分子。親代雙鏈DNA分子的每條單鏈都被作為模板，用以合成新的互補單鏈，這一過程被稱為半保留復制。細胞的校對機制確保了DNA復制近乎完美的準確性。
在細胞當中，DNA復制起始于基因組的特殊位點，稱為“復制起點”。起始于復制起點的DNA解鏈和新鏈的合成會形成復制叉。除了DNA聚合酶外，一些酶（引發酶、DNA連接酶）通過添加和模板相配的核苷酸來合成新DNA，一些和復制叉連接的其他酶或蛋白（拓撲異構酶、解旋酶、單鏈DNA結合蛋白、引發酶、DNA連接酶）對DNA的復制起始、穩定、延伸起輔助作用。
DNA復制也可以在體外（即人工地）進行，從細胞中分離的DNA聚合酶和人造的DNA復制引物可以用來啟動以已知序列的DNA分子為模板的復制，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是一種常見的實驗室技術，這種采用了循環方式的人工合成，在一個DNA池中擴增出特定的DNA片段。
DNA復制此時，原本呈雙螺旋結構的兩條鏈已經打開，并且每一條單鏈都作為下一條新鏈的模板。各個核苷酸按照堿基互補配對原則被合成新的堿基對。
DNA通常是一個雙鏈的結構，兩條單鏈互相盤繞從而表現出雙螺旋結構。脫氧核糖核苷酸是DNA的單體。DNA的每一條單鏈都是由四種堿基不同的脫氧核糖核苷酸構成的，這四種堿基即：腺嘌呤（A）、胞嘧啶（C）、鳥嘌呤（G）和胸腺嘧啶（T）。一個核苷酸可以是一磷酸、二磷酸或者三磷酸的，也就是說，一個脫氧核糖連接著一個、兩個或者三個磷酸基團。每條單鏈中相鄰的脫氧核糖核苷酸都通過化學反應生成磷酸二酯鍵相連接，以此形成了DNA雙螺旋結構中由磷酸基團和脫氧核糖組成的骨架，而骨架里面即是堿基對。兩條單鏈之間的核苷（即堿基）通過氫鍵形成堿基對相連。一般情況下，A只與T相連，而C只與G相連。
DNA鏈是具有方向性的，對于DNA的一條單鏈來說，它的兩個末端分別被命名為“3'端”和“5'端”。DNA兩條單鏈的結構之所以被描述為“反向平行雙螺旋”，其中的“反向”即指兩條單鏈中，一條鏈的方向是從3'端到5'端，而另一條則相反，是從5'端到3'端。5和3指的是在一個脫氧核糖中連接著相鄰的磷酸基團的兩個碳原子。方向性對于DNA合成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在DNA合成的過程中，DNA聚合酶只能向3'端的方向添加新的脫氧核糖核苷酸。
DNA中兩條鏈的堿基是通過氫鍵連接實現一一配對的，這意味著一個DNA中的兩條單鏈都包含著完全相同的信息。這樣，一條單鏈中的核苷酸可以用來重建互補鏈中預期相對的核苷酸。
校對機制會移去錯配的核苷酸，之后繼續合成DNA。
在所有形式的DNA復制中，DNA聚合酶都是必需的一類酶。不過，一個DNA聚合酶只能根據模板股，延長已經存在的DNA鏈，并不能直接開始合成一條新鏈以起始DNA復制。要起始DNA復制，必須先合成一小段與模板股配對的，被稱之為引物的DNA或者RNA鏈。
之后，DNA聚合酶會通過磷酸二酯鍵的連接，添加與模板股配對的核苷酸，從而向引物股的3'端方向合成DNA。每一個未結合的堿基都連著三個磷酸基，DNA合成的能量即來自于其中的兩個磷酸基。（自由的堿基和與之相連的磷酸基團統稱為三磷酸核苷）當一個核苷酸被添加到正在延長的DNA鏈上時，它的兩個磷酸基團將脫落，釋放的能量將會生成一個磷酸二酯鍵把剩下的磷酸基團和DNA鏈連接起來。這樣的能量機制也可以用來解釋復制的方向性——如果DNA是從3'端向5'端合成的話，那么能量就會通過5'端提供而不是自由的核苷酸了。
一般來說，DNA聚合酶是相當精準的，每添加個核苷酸，發生的錯誤不超過一個。即使是這樣，有些DNA聚合酶也具有校對的能力，他們可以移除錯配的堿基。如果5'端核苷酸在校正的過程中需要被移除，那么三磷酸末端就會丟失。因此，用于提供添加新核苷酸的能量來源也就丟失了。
DNA復制是透過名為半保留復制的機制來得以順利完成的。半保留複製是由沃森與克里克所預測，並且由馬修·梅塞爾森（Matthew Meselson）和富蘭克林·斯塔爾（Franklin Stahl）於1958年進行研究而得以證實。
沃森和克里克在提出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時就對DNA的復制過程進行了預測。由于DNA堿基對的配對原則，兩條鏈是互補的，因此，雙鏈中的任意一條鏈都含有完整的遺傳信息。沃森和克里克推測，在DNA復制過程中氫鍵首先斷裂，雙螺旋解旋并被分開，每條鏈分別作為模板各自合成一條新的互補鏈。這樣就產生了兩個與原來DNA分子的堿基順序一樣的新的DNA分子。而新DNA分子的一條鏈來自親代DNA分子，另一條鏈是新合成的，因此，這種復制方式稱為半保留復制。
1958年，馬修·梅塞爾森（Matthew Meselson）和富蘭克林·斯塔爾（Franklin Stahl）用同位素標記法和氯化銫密度梯度離心法證明了沃森和克里克的半保留復制模型。這個實驗被稱作梅瑟生–史達實驗。
脫氧核醣核酸A-T堿基對只有兩條氫鍵相連。
復制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 起始階段：DNA解旋酶在局部展開雙螺旋結構的DNA分子為單鏈，引物酶辨認復制起點（起始位點），以解開的一段DNA為模板，按照5'到3'方向合成RNA短鏈。形成RNA引物。
* DNA片段的生成：在引物提供了3'-OH末端的基礎上，DNA聚合酶催化DNA的兩條鏈同時進行復制過程，由于復制過程只能由5'→3'方向合成，因此一條鏈能夠連續合成，另一條鏈分段合成，其中每一段短鏈成為岡崎片段（Okazaki fragments）。
* RNA引物的水解：當DNA合成一定長度后，DNA聚合酶水解RNA引物，補填缺口。
* DNA連接酶將DNA片段連接起來，形成完整的DNA分子。最后DNA新合成的片段在旋轉酶的幫助下重新形成螺旋狀。
進行DNA復制起點作用的引發器。
細胞分裂一般需要先復制其DNA。這個過程在DNA上的一個特殊位點上開始，這一位點被稱之為復制起點（, ori）或起始位點，該序列被歸類為共同序列，因為此處核苷酸序列基本上都相同，相關的解螺旋酶作用于這個位點，DNA的雙鏈被分開，復制隨即開始。復制起點包含一段可以被復制啟動蛋白（比如大腸桿菌中的dnaA以及酵母菌中的起始點識別復合物）識別的DNA序列。這些啟動蛋白吸引其他的蛋白質把DNA的雙鏈打開并開啟復制叉（replication fork）。
啟動蛋白吸引其他相關蛋白組成了前復制復合物，它可以在復制起點打開DNA鏈并形成一個泡。復制起點的序列傾向于富含A-T堿基對，這有益于啟動的實現，因為A-T堿基對只有兩條氫鍵相連（C-G堿基對有三個），一般來說，這樣的結構使得打開雙鏈更加容易，因為氫鍵的數量越多則打斷它們需要的能量也越多。
所有已知的DNA復制系統在復制開始前都需要一個自由的3'羥基。現在已發現四種不同的復制機制。
#所有的真核生物、許多DNA病毒、噬菌體和質粒用引物酶合成一小段包含有一個自由3'羥基的RNA引物，DNA聚合酶隨后會順著3'羥基延長序列。
#反轉錄轉座子（包括反轉錄病毒）在反轉錄酶的輔作用下利用轉移RNA為DNA的復制延伸提供自由3′ OH。
#在腺病毒和細菌噬菌體φ29家族中，DNA聚合酶將核苷酸添加到基因組附蛋白以合成新鏈，組成基因組附蛋白的氨基酸側鏈提供3' OH。
#在單鏈DNA病毒（包括環狀病毒、雙粒病毒、細小病毒以及其他單鏈DNA病毒）、許多噬菌體和質粒中，采用環狀復制機制（RCR）。RCR內切酶先在基因鏈上（對于單鏈病毒）或者DNA的一條鏈上（對于質粒）制造一個缺口。缺口鏈的5'端被運送到核酸酶的酪氨酸殘基上，而自由的3'羥基端則被用作DNA聚合酶復制新鏈的起點。
這些機制中被了解最深入的是真核生物的復制機制。DNA首先解開螺旋，雙鏈被打開，RNA引物與模板鏈結合。特別來說，前導鏈的活動區域只結合一個RNA引物；而后隨鏈則結合幾個，這幾個RNA引物生成的斷斷續續的后隨鏈稱之為岡崎片段，以其發現者命名。
DNA聚合酶在合成前導鏈時是持續合成的，而在后隨鏈時卻是不連續合成的（這是因為合成的方向性，請參考岡崎片段）。RNA水解酶（RNase）會水解那些曾用于使DNA聚合酶起始復制的RNA片段，另一些DNA聚合酶會進去缺口并生成DNA填補缺口。當這一步完成時，前導鏈的一個缺口和后隨鏈的數個缺口都會被填補上。DNA連接酶將會填補這些缺口，從而完成新DNA分子的合成。
古菌、真核生物在這個過程中使用的引物酶，和細菌使用的有所不同。細菌用的引發酶屬于DnG蛋白質超家族含有一個TOPRIM折疊型的催化域。TOPRIM折疊包含一個α/β核心和四條保守鏈，以羅斯曼拓撲結構存在。這種結構同時在許多酶的催化結構域中發現，如拓撲異構酶I a,拓撲異構酶II,OLD家族核酸酶，與RecR蛋白有關的DNA修復蛋白。
比較而言，古菌和真核生物中的引發酶含有高度派生的RNA識別模式。這種引發酶在結構上和許多參與DNA復制與修復的酶相似，如：依賴于RNA的RNA聚合酶，反轉錄酶，核苷酸生成循環酶，A/B/Y家族的DNA聚合酶。所有這些蛋白質共有一個催化機制：雙向金屬離子介導的核苷酸轉移，其中在第一條鏈末端和RRM-LIKE單位的第二條鏈和第三條鏈之間分別附著著兩個酸性核酸殘基，由二價陽離子螯合。
隨著DNA合成的繼續，原始DNA鏈繼續沿復制泡兩邊解旋，形成具有兩個叉子的復制叉結構。在細菌的環形染色體上只有一個復制起點，復制過程最終形成一個θ結構。比較起來，真核生物具有較長的線性染色體，可在多個位點進行復制起始。
圖為複製叉。圖解：a為模板DNA；b為前進股、c為延遲股、d為複製叉、e為引子、f為岡崎片段。
復制叉（replication fork）是細胞核內DNA復制時形成的結構。這是由解旋酶創造的，解旋酶用來打斷連接兩條DNA鏈的氫鍵。復制叉有兩個由DNA單鏈組成的“叉子”。這兩條打開的單鏈將會作為前導鏈和后隨鏈的模板，前導鏈和后隨鏈將會由DNA聚合酶按堿基互補配對原則依照模板鏈合成。模板鏈的信息可以被嚴格地復制到前導鏈和后隨鏈上。
合成后的前導鏈作為新DNA的模板鏈，所以復制叉沿3'向5'移動。從而使新合成的鏈與原始鏈互補，在新鏈沿著5'到3'合成DNA，這和復制叉移動的方向相同。
在前導鏈上，一個聚合酶不斷地“閱讀”被復制的DNA并向前導鏈添加核苷酸。這個聚合酶就是原核生物中的DNA聚合酶Ⅲ（DNA Pol III）；在酵母菌中，推測是聚合酶ε。在人體細胞中，前導鏈和后隨鏈在細胞核中是由聚合酶α和聚合酶δ合成，在線粒體中由聚合酶γ合成。在特殊情況下聚合酶ε可以替代聚合酶δ。
后隨鏈是新DNA雙鏈的編碼鏈，所以復制叉沿5'向3'移動。因為它的方向性和DNA聚合酶Ⅲ從3'到5'的工作方向相反，復制過程在后隨鏈上比前導鏈更為復雜。
在后隨鏈上，引物酶“讀”DNA并添加數小段分開的RNA引物。在真核生物中引物酶是聚合酶α。DNA聚合酶Ⅲ或聚合酶δ延長引物片段，形成岡崎片段。之后引物的去除也由聚合酶α完成。而在原核細胞中，DNA聚合酶Ⅰ（DNA polymerase I）將RNA引物去除后再用對應的脫氧核糖核苷酸替換。最后DNA連接酶再將片段連接起來。
*  DNA replication (advanced detail)
《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套叢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纂，歷時9年成書。共收書3461種，79337卷（據文溯閣本79897卷），36304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期的眾多古籍，也收入和存目了西洋傳教士參與撰述的著作，包括從西洋傳入中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
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這些書籍分為“著錄”、“存目”與「禁燬」三類處理：符合部分條件的，被列為「存目」，只存書名，不收其書。「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符合收錄條件的「著錄」共3461種。存目書者共6793種，稱四庫存目，是「著錄」的2倍。禁書共2855種，稱四庫禁書，甚至還有不另保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內容，而被後世學者所批判，另一方面，對於古文獻的重新編輯工作，亦尋回和修復了不少早已失傳的中國古籍，也不能否認清廷在文化上的保存具有相當的歷史意義。
所謂「四庫」，乃指經、史、子、集四部，分44類，包括《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周易》、《周禮》、《禮記》、《詩經》、《孝經》、《尚書》、《春秋》、《爾雅》、《説文解字》、《史記》、《資治通鑑》、《孫子兵法》、《國語》、《水經注》、《戰國策》、《本草綱目》、《茶經》、《永樂大典》等經典著作，還有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歐洲人的一些著作，為後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了較完善的文獻資料。
四庫全書杭州文瀾閣本（復制品）
藏書地之一杭州文瀾閣模型，面闊六間二層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朝廷設立了“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瑢負責，任命內閣大學士-{于}-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總理編書之事」。開始編纂這套卷帙浩繁的叢書。陸錫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其他學者也參與了編纂。曾參與編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三千六百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三千八百人。
《四庫全書》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徵收的流通圖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徵收準則以闡明性學治法、考核典章、九流百家之言為優先，族譜、尺牘、屏障、壽言、唱酬詩文等等則不在考慮之列。據統計，光是徵收得的圖書就達13501種，獻書最多的鮑士恭、范懋柱、汪啟叔、馬裕四家賜以內府所印《古今圖書集成》一部。當時乾隆還規定，凡從坊肆來的，應該付給一定的費用；若是家藏圖書，則裝裱印刷；如未曾刊刻，則抄本存留。
這些書籍分為“著錄”、“存目”與「禁燬」三類處理：符合部分條件的，被列為「存目」，只存書名，不收其書。「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符合收錄條件的「著錄」，著錄書則經過整理、校勘、考證後，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寫存入，謄寫完成後，還要與原本反覆校勘，最後收錄的圖書有三千四百六十一種。而存目書有著錄書的兩倍的數量也是因為乾隆想實現觀成的願望才棄多取少。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于識別，采用分色裝幀，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顔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四庫全書總目》因為是全書綱領，采用代表中央的黃色。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套書陸續完成，全書共抄7部。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宮文淵閣，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宮（今瀋陽）文溯閣，第三部存于京郊圓明園文源閣，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內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只準大臣官員、翰林等閱覽」。後又以江浙地區為人文淵藪，文風鼎盛，就再鈔的正本三部，分別存在鎮江金山寺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建文匯閣，杭州西湖行宮孤山聖因寺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為便於士子入院鈔閱」。副本存于京師翰林院（其中文淵閣本最早完成，校勘更精、字體也更工整）。
編纂《四庫全書》時，清廷為維護統治，大量查禁明清兩朝有所謂違礙字句的古籍（見四庫禁書）。據統計，在長達10余年的修書過程中，「犖犖大者文字之獄共有三十四件」。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乾隆皇帝抽查《四庫全書》時發現一些書有詆毀清朝的字句，因此下令重檢《四庫全書》，并最終刪除《諸史同異錄》等11部。但這11部書雖然從《四庫全書》中刪除，但是依然存在宮中，沒有銷毀，這11部書中的9部還流傳到今天。
嘉慶八年（1803年）由紀昀主持《四庫全書》最後一部分官修書籍的補遺工作，進一步完善《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在編纂過程中大量銷毀了不符合統治者要求的書籍。先征后繳，邊禁邊繳，邊繳邊修，邊修邊毀，將征繳、禁毀、纂修同時推進。禁毀對象主要是屬于史部、集部的歷史著述和明人及明末遺民詩文集。起初編纂《四庫全書》時，乾隆帝并未明確要求禁毀書籍。但由皇帝下達的詔諭中昭示了他甄別處理圖書的意志。最早被禁毀的是錢謙益《初學集》《有學集》等一批書籍，按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二月十七日大學士舒赫德的上奏：“查從前奉旨，諭令各省將錢謙益《初學集》《有學集》等書，解京銷毀”云云。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初五日上諭稱：“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要求各省督撫嚴加查辦所有“違礙”書籍。弘歷特別提到江浙兩省此類書籍最多“豈可不細加查核？”并稱自己“辦事光明正大”。
這份上諭下達后，各地督撫便不敢怠慢。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德保最先查出所謂“違礙”書籍。他們將屈大均《廣東新語》《翁山詩外》《翁山文外》進呈，弘歷對此感到滿意，并進一步催促其他地區責任官員上繳“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歷再次下旨催繳禁書，要求“務須實力查辦，不可稍有疏漏”。浙江巡撫三寶將稽查的責任下放到地方官以及教官一側，將他們查出的禁書數量與未來補官順次掛鉤，這一舉措后來在全國推廣開來。
《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圖書銷毀的具體執行機關是軍機處。由于軍機大臣常常兼任四庫館總裁，他們得以審定應予禁毀之書。各地上繳的書板會被送到軍機處，軍機處則會將禁書情況通知四庫館的編纂人員。地方官員負有征集“違礙”之書的責任。如江西巡撫海成采取逐戶宣諭的方法，不遺余力地搜集禁書，繳呈應毀禁書，前后共有八千余部之多。而弘歷又憑借褒揚這類典型，催促其他官員做出績效來。
清朝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尋回和修復了不少早已失傳的中國古籍，梁啟超對此評論道：「此二百餘年間總可命為中國之『文藝復興時代』，特其興也，漸而非頓耳……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書籍經久必漸散亡，取各史藝文、經籍等志校其存佚易見也。膚蕪之作，存亡固無足輕重；名著失墜，則國民之遺產損焉。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采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茍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其取材則唐宋間數種大類書，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最多，而諸經註疏及他書，凡可搜者無不遍。當時學者從事此業者甚多，不備舉。而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分經史子三部，集所輯至數百種，他可推矣。遂使《漢志》諸書、《隋唐志》久稱已佚者，今乃累累現於吾輩之藏書目錄中，雖復片鱗碎羽，而受賜則既多矣。」
《四庫全書》對西方科學書籍作出較高的評價：「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誇詐遷怪，亦為異端之尤。國朝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存深意。」，同時將西方宗教與西方科學作了區分，強調“節取其技能”，因為《四庫》的作者們明白傳教士的來華目的是為了傳播天主教，當時的學者已經發現西方存在傳播宗教與價值觀的傾向，介紹西學不過是傳教的手段，因此《四庫全書》的作者們在讚揚西學的同時指出「蓋欲借推測之有驗，以證天主堂之不誣，用意極為詭譎」。
《四庫全書》收錄了27種西方傳教士的著述，包括西洋的數學、天文、儀器及機械等方面的著作，被收錄的書籍包括有《泰西水法》、《西儒耳目資》、《坤輿圖說》、《乾坤體義》等。
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後的《四庫全書》殘本
《四庫全書》完成至今的兩百年間，中國歷經動亂，《四庫全書》也同樣飽經滄桑，多份抄本在戰火中被毀。因此《四庫全書》至今僅存4套：
*文宗閣本、文匯閣本在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運動期間被毀；
*文源閣本在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占北京、火燒圓明園時被毀，今法國保留部分殘本；
*清代翰林院底本在光緒廿六年（1900年）庚子拳亂時，位於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縱火，毀於拳民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期間；
*文淵閣本原藏北京故宮，後經上海、南京轉運至臺灣，現藏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也是保存較為完好的一部）。
*杭州文瀾閣藏書樓於咸豐十一年（1861年）在太平軍第二次攻占杭州時倒塌，所藏《四庫全書》散落民間；後由藏書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補抄，才搶救回原書的四分之一，於光緒七年（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復後的文瀾閣。文瀾閣本在經歷1915－1923年的乙卯補抄和1923－1925年的癸亥補抄後大體恢復舊觀，現藏杭州浙江省圖書館。
*文溯閣本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險些被賣給日本人。1966年10月，因中蘇關係緊張，為保《四庫全書》安全，林彪要求將文溯閣《四庫全書》秘密從瀋陽運至蘭州，藏于戈壁沙漠中，現藏蘭州甘肅省圖書館。近些年，遼寧有關人士要求歸還，以“書閣合璧”；甘肅亦建藏書樓加強保護。對於文溯閣本是否要歸還瀋陽，兩省一直未能達成一致。
*避暑山莊文津閣本於1931年移入國立北平圖書館（現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書保存的版本）
文源閣四庫全書1
文源閣四庫全書2
民國初期，商務印書館影印了《四庫全書珍本初集》。1986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了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將之縮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別與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在中國大陸及香港出版發行文淵閣本《四庫全書》電子書版。2006年，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全新《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的內聯網版和網上版。200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授權，按照典藏之文淵閣本原書原寸，以仿古樣式影印出版，即內文、開本、紙質、布面、裝幀方式等皆與原版相同。
2016年8月9日，歷時12年方告完成的影印版文津閣《四庫全書》重新入藏文淵閣，該影印版制作時間長達12年，全部采用手工宣紙，包裝上也恢復了傳統的裝訂工藝，書封采用耿絹。整套書用6144個金絲柚木盒，重新放到了空置已久的文淵閣128個書架上。
+ 四庫全書下落
書去樓空（現藏有影印文津閣本《四庫全書》）
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民國七十五年（1986年）影印出版文淵閣本《四庫全書》，民國九十九年（2010年）再版
藏於蘭州甘肅省圖書館
咸豐十年（1860年）毀於戰火
殘本位於法國楓丹白露宮
承德避暑山莊
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
2005年影印出版文津閣本《四庫全書》
咸豐三年（1853年）毀於戰火
2011年原址重建復閣，藏有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館文淵閣本線裝版影本《四庫全書》
咸豐三年（1853年）毀於拳民圍攻使館區期間
咸豐十一年（1861年）毀於戰爭光緒六年（1880年）重建
四分之一為原本，現藏杭州浙江省圖書館
2006年影印出版文瀾閣本《四庫全書》
北京東長安街
光緒廿六年（1900年）毀於戰火
* 魯迅在批評明清和民國文人時表示：“現在不說別的，單看雍正乾隆兩朝的對于中國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夠令人驚心動魄。全毀，抽毀，剜去之類也且不說，最陰險的是刪改了古書的內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庫全書》，是許多人頌為一代之盛業的，但他們卻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內廷，還頒之文風較盛之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的作者里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后，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民國）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 ”
* 歷史學家吳晗慨嘆：“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矣！”。
* 唐弢：《四庫全書》...使作者的思想和軀殼一齊淹沒，是近于消極的取消。至于改竄，是要借作者的名聲，替改者說好話，使讀者暗受其影響，看不出底細來。所以這不但是毀尸滅跡，而且還借刀殺人，要古人也和自己一樣，讓他們進反省院，寫悔過書，從此變成正統。然而《四庫全書》不但掛著欽定的招牌，便是刪改和擯斥，在乾隆，也是不加深諱的。他的給《四庫》總裁們的諭旨里，就常常明白地指示著：哪一種應該刪改，哪一種應該厘訂，大都說得很清楚。他似乎并沒有料到：他的那些諭旨，在將來，正是自己篡改古書罪案的證人。
* 史學家陳寅恪在《陳垣元西域華人化考序》中指出清朝所禁毀的書籍幾乎都是晚明清初的書，其他書籍甚少：「然清室所最忌諱者，不過東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數十年間之載記耳。」
* 費正清：通過這項龐大工程，清廷實際上進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學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締一切非議外來統治者的著作。編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編入這一大文庫時，也就能夠查出那些應予取締或銷毀的一切異端著作。他們出善價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戶搜尋。該禁的圖書是研究軍事或邊務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說的評議，還有就是那些頌揚明朝的作品。……正如L. C. 古德里奇所論証的，這是最大規模的思想統治。
* 史景遷：編纂《四庫全書》還具有檢視文獻的目的，借此搜查私人藏書，並嚴懲那些收藏有輕視滿人內容的書籍的人。這類書，以及包含有害於中國國防的地理和游記類書籍也被銷毀。這些毀書行動之徹底，使得我們知道的被乾隆的文化顧問納入禁毀之列的兩千多種圖書從此銷聲匿跡。
* 獨立學者周英杰：你當然可以說它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但也完全可以說它是“閹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項“缺德工程”。
* 歷史學者張宏杰：「經過康熙雍正兩代文字獄，清王朝思想專制已經大大加強。乾隆皇帝又通過修四庫全書，開展“消滅記憶”運動。」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規劃發展司副司長李建臣認為，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也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一次戕害。只要是被認為對清朝統治不利的著作和圖書，就會毫不猶豫地統統毀掉，被銷毀的各類圖書典籍在3000余種，6萬余卷，15萬冊，70多萬部。這導致中華民族的一些優秀思想文化成果和善本、孤本、秘本、禁毀本等一大批珍貴史料典籍永遠消失，甚至對明代皇家檔案和有關明朝類的史書、筆記等也進行了系統銷毀。由于《四庫全書》是國家強行征集，民間所珍藏的典籍無一漏網，盡皆被毀。
* 季羨林評論《四庫全書》為「我國現存最大的一部官修叢書，是清乾隆皇帝詔諭編修的我國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收書3503種，79309卷，存目書籍6793種，93551卷，分裝36000余冊，約10億字。相當于同時期法國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國重要典籍，許多都收載其中。由于編纂人員都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因而代表了當時學術的最高水平。乾隆編修此書的初衷雖是“寓禁于征”，但客觀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開創了中國書目學，確立了漢學在社會文化中的主導地位，具有無與倫比的文獻價值、史料價值、文物價值與版本價值」。
* 史學家龔書鐸評價：「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編纂，為華夏文明的延續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后人保留了許許多多珍貴的書籍和資料，但是，在編纂過程中，也免不了發生許多令人遺憾的事情」。
* 梁啟超：「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採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此後茲業日昌，自周秦諸子，漢人經注，魏晉六朝逸史逸集，茍有片語留存，無不搜羅最錄。」
* 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新清史學派學者歐立德指出，乾隆從一開始就想通過編纂《四庫全書》來對學術和文學的發展加以審查的說法有失公允。乾隆的初衷是「蒐集和保存古今之圖書」，以塑造出自己是「文化巨人」的正面形象，儘管乾隆期間的文字獄帶來種種亂象，但並非是乾隆一個人的責任，他指出，許多文字獄的判罰雖然以朝廷的旗號進行，但這並不能說明大規模的審查得到了乾隆本人的授意，雖然這和乾隆的「報復心」有關，但「底層官員的熱情和野心以及地方上發生的那些與地主士紳相關的瑣碎紛爭至少也應該承擔同樣的責任」。乾隆不出面阻止的原因，是因為清朝皇帝的皇權實際上並不是無限的，乾隆無力阻止官僚擴大化文字獄。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漢學家孔飛力以「叫魂案」為例，指出「清代皇權並非真正意義上的獨裁，皇權與官僚制度存在不穩定的依存關係，皇權必須隨時提防來自官僚制度的惰性威脅」。中國歷史學教授高王凌在也提出過相似的概念「反行為」，高王凌認為清代官僚對於皇權只是在表面服從的前提之下，在暗地裡卻幹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貓膩行為，從而將皇帝的意志「反過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
*  《欽定四庫全書》掃瞄版 -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葉劍英，原名宜偉，字滄白，男，客家人，廣東梅縣人，中國共產黨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和第二代主要領導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者和締造者之一，南昌起義的領導人之一。
葉劍英早年曾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參與北伐戰爭。1927年12月，組織廣州起義。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革軍委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等職務，參與歷次反圍剿戰役及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參謀長、中央軍委參謀長。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任中央軍委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后委書記、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1949年1月，任北平聯合辦事處主任，為接管北平做了大量的工作。同年參加中共代表團，同南京國民政府代表團進行和平談判。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州市市長，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委等職務，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卷入“二月逆流”案。林彪事件后，他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部長。
1976年毛澤東逝世后，他與國務院總理華國鋒、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等人聯手策劃懷仁堂事變，逮捕四人幫成員，成為中共黨內僅次于華國鋒的二號領導人。此后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廢除國家主席時期相當於國家元首）等職。1986年10月22日，葉劍英在北京逝世，骨灰安葬于廣州黃花崗烈士陵園。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3月27日，葉劍英出生于廣東省嘉應直隸州（今梅州市梅縣區）雁洋堡下虎形村一個小商人家庭裡。1908年，11歲的葉劍英家境稍微好轉，父母將他送到離雁洋10多里路的丙村三堡學堂住校讀書。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立志報效國家。
1912年1月，葉劍英以“最優等”的成績從三堡學堂畢業考入梅縣務本中學，這年冬天梅縣務本中學與其他三所中學合并受為官辦。新校長是一個守舊人物，葉劍英因此聯合100多名學生離開學校遷到梅城狀元橋畔東山書院，不久在進步人士、學生家長、鄉紳和愛國華僑的支持下在縣城東山腳下建起新校東山中學。葉劍英隨即進入東山中學就讀。在此期間，接觸了一些宣傳社會變革的進步書刊。連任兩屆學生會會長。1915年秋，葉劍英從東山中學肄業，在與雁洋堡相鄰的橫山新群小學任教半年。同年冬，隨父赴南洋，次年回國。
1921年的葉劍英
1917年夏，葉劍英入云南講武堂。1920年1月畢業后，追隨孫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920年夏，參加了孫中山組織的驅逐桂系軍閥之役。翌年10月，隨孫中山出巡廣西。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時，任海軍陸戰隊營長的葉劍英率部護衛孫中山脫險，同陳炯明軍作戰。嗣后，前往福建任東路討賊軍第八旅參謀長，隨軍入粵討伐陳炯明。言嶺關大捷，名震一時。
1924年初，因討伐陳炯明軍功卓著，任建國粵軍第二師參謀長。1924年1月受廖仲愷邀請，參與籌建黃埔軍校，1924年5月5日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授《兵器學》。在黃埔執教期間，接觸了許多共產黨人，受到影響，逐步接受了馬列主義。1924年7月，應張民達師長請求，返回二師，率部迎擊進犯廣州的林虎叛軍，獲勝。后奉廖仲愷命，到香洲創辦粵軍第二師獨立營，兼任該營營長。配合黃埔軍校的教學，培訓基層軍士。1924年10月15日，與張民達指揮二師參加鎮壓廣州商團叛亂。1925年1月，與張民達率二師參加討伐軍閥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1925年3月，出任梅縣縣長。1925年5月，任建國粵軍第二師新編團團長，率新編團參加第二次東征，率部配合友鄰部隊攻克惠州后，奉命留守惠州、博羅一帶維護治安。1925年12月蔣介石電令調其任嫡系部隊教導師的團長。后來，教導師改為二十師，葉劍英被提升為副師長。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中共派熊銳同他談了一次話，談后卻一直沒有回音，因為中共內部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可以吸收，也有人提出他是蔣介石嫡系部隊的高級軍官，需要長期考驗，雙方爭執不下。
1926年7月，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初期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率部參加攻打南昌之役。攻克南昌后，蔣介石任命他為北伐軍一師師長。一師是蔣介石的嫡系，葉劍英頗有顧慮，以身體不好為由謝絕任命。南昌之役收編的孫傳芳部隊組成新編軍，任命葉劍英為第二師代理師長，葉劍英不好再推辭，只得開赴吉安受命。他選調了一些黃埔的老同學、老同事組建師部機構，招收了一批青年學生到他麾下。
1927年4月12日，江西陷入白色恐怖，吉安全城戒嚴，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報館等機構，清洗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經過再三考慮，葉劍英決定反蔣。他召集全師軍官開會，公開宣布：愿意革命的，擁護武漢政府的留下；擁護蔣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請自便。會后，葉劍英親自起草并領銜簽發了反蔣通電。第四軍副軍長陳可鈺將這件事報告給蔣介石時，蔣介石說：“葉師長不會反對我們的。”陳第二次又去報告：“葉師長真的反對我們。”蔣介石說：“好啦，知道了，你下去吧。”通電反蔣后，葉劍英率領一批左派軍官離開了吉安赴武漢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參謀長；留下的左派軍官發起吉安暴動。蔣介石得知二師暴動，才終于相信了葉劍英已背離他的事實，宣布開除葉劍英國民黨黨籍。1927年7月，經李世安介紹、周恩來同意，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前，葉劍英得知汪精衛陰謀加害葉挺、賀龍，立即冒著風險在九江甘棠湖一小劃子上與他們商量對策，決定葉挺和賀龍指揮的部隊迅速向南昌開進。起義軍撤出南昌后，葉劍英極力勸阻了張發奎對起義軍的追擊。8月上旬，兼任第四軍軍官教導團團長。12月11日，葉劍英率領所部教導團參加廣州起義，任軍事指揮部副總指揮。廣州起義失敗后，葉劍英潛赴香港。1928年冬，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特別班學習。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葉劍英與劉伯承等人響應“武裝保衛蘇聯”的號召，參與“國際義勇軍”，即前往伯力加入“遠東工人游擊隊”，訓練部隊，與國民政府軍張學良部作戰，協助蘇聯進攻中國黑龍江海拉爾之役。
1930年下半年，葉劍英回國到達上海，與劉伯承等人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等資料。1931年4月，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此前第二次反圍剿戰爭即將開始，毛澤東建議誘敵深入，而項英反對。葉劍英對此表示支持毛澤東，隨即協助指揮第二、三次反圍剿戰爭。11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長。11月底，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設精干的統帥機關”的建議研究確定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機關的編制體制，建立健全參謀工作制度。1932年10月上旬，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兼任瑞金衛戍司令員。
紅軍時期的葉劍英
1933年2月，兼任紅十九軍軍長，指揮東南戰區第一、二、三縱隊進攻清流縣城。5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12月，兼任閩贛軍區及建寧警備區司令員。1934年1月，當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月，任中國工農紅軍副總參謀長。4月，任福建軍區司令員；其后由于連城戰斗失利，調任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
1934年10月，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任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部隊進入廣西山區時，他遭轟炸負傷。1935年3月，任紅三軍團參謀長。7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1935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開會，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軍過草地北上甘南。率領左路軍的張國燾，拒絕執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針。葉劍英得悉后，立即將此事報告毛澤東。隨后，中共中央在巴西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迅速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北上。
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任紅一方面軍和軍委參謀長。1936年，紅軍發起東征戰役，葉劍英指揮中路軍作戰，鉗制國軍主力，支援了左、右兩路軍的軍事行動。7月，被中共中央委派到安塞，進行聯合東北軍的工作。9月，被派往西安，積極聯絡各方面力量。西安事變爆發后，中共中央在會議后派出代表團，由博古、周恩來、葉劍英三人趕赴西安，三人做出分工：周恩來負責上層統戰和群眾工作、博古負責黨內工作、葉劍英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工作，最終促成事變和平解決。1937年3月8日，葉劍英與周恩來同國民政府談判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雙方就中共承認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及容許中共在適當時期內公開、紅軍的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與國軍同等待遇等問題達成《“三八”協議》。
1939年4月10日，南岳游擊干部培訓班教官組的八路軍教官合影。左起吳奚如、葉劍英、李振亞、李濤、邊章五、薛子正。
1937年8月，葉劍英與周恩來、朱德一起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最高國防會議。其后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葉劍英任參謀長，被授予國民革命軍中將軍銜。10月，任八路軍駐南京代表。12月23日，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負責軍事工作。1939年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協同周恩來在國統區做統戰工作，宣傳中共抗日主張，廣泛聯絡國民政府上層人士，并多次參與同國民政府談判。1939年2月，葉劍英參與創辦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任副教育長，講授抗日游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持久戰思想。1940年3月，葉劍英出席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作了《作戰與磨擦問題》的長篇發言，宣講八路軍戰績，駁斥國民政府方面對八路軍的攻擊。這一年，出版了《葉劍英抗戰言論集》。
1941年2月，由于皖南事變，葉劍英返回延安，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兼十八集團軍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中共軍隊作戰，并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參謀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葉劍英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1943年6月，國共摩擦又起，葉劍英向中共中央提出以智取勝的政治作戰方案，大力開展宣傳戰。1944年6、7月間，葉劍英先后向在延安的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中共軍隊在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作戰情況和戰績。1945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后，成為首批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勛章的軍事將領之一。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與葉劍英在西苑機場。
1945年12月，葉劍英參加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到重慶進行停戰談判，出席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葉劍英赴北平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與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沖突和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1947年2月，他返回延安。3月，國軍攻占延安后，中共中央機關一分為三，葉劍英和楊尚昆率一部分中央機關赴晉西北；隨后，葉劍英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員會書記。7月，出席全國土地會議，在會上作了軍事問題的報告。12月，出席中央在米脂楊家溝召開的工作會議，同任弼時一起，主持了土地問題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