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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渊、吴葛健雄和刘大志（“长沙公益仨”）被捕三周年之际，国际人权服务社和其他八个维权组织敦促北京确保吴葛健雄能被真正释放，程渊能够与家人会面并且不受虐待。程渊的妻子施明磊报告称，程渊在亲属探视方面仍面临严格限制，并在赤山监狱遭受强迫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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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今天，2018年1月19日，余文生律师在北京送儿子上学时被一群警察带走。 1月27日，他的妻子许艳收到通知获悉余文生已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并被关进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此后的两年中，余律师被剥夺了与他或家人选择的律师见面的权利，据报道，他在拘留期间受到虐待。
现在，许艳自己也成为人权捍卫者，正在努力了解丈夫的命运和下落，促成家人团聚。为此，她受到严密监视，面临挑战。但她坚信：“失去自由的律师，法律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中，国际社会在支持家人和同事呼吁释放像余文生这样被拘留的人权捍卫者的努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余文生失踪两周年之际，我们回顾了联合国人权机制为争取余律师获释以及声援他的家人所采取的行动。
通过德国和捷克等成员国的关注，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协助，以及世界各地民间社会的支持，余文生的案件获得了广泛关注。它已经成为中国许多律师处境的象征——他们仍然每天为维护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而抗争，捍卫弱势群体，相互支持，他们面临着镇压和报复的极大风险。尽管有国际社会的呼吁，余律师仍然被单独监禁，等待秘密审判的判决。国际人权服务社敦促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加紧行动，以确保余律师立即获释。
同时，在两周年纪念之际，律师、其他争取民主和从事反歧视工作的人士正在经受又一轮的打压。自12月18日以来，在被称作12月26日或 “12/26”镇压中，二十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受到审讯、行政拘留、骚扰、禁止旅行，在某些情况下还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行。
“当各国政府坚持释放余文生以及所有在中国被不公正地剥夺了自由的人士时，他们是在申张正义与人权”，布鲁克斯指出。“他们还向在押人士、他们的亲人和人权运动传递了代表希望和支持的重要信息，即这种‘新常态’是不可接受的。”
“在新一轮的镇压中，这样的立场非常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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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Badiucao
联合国专家们表示，香港应该废除《国家安全法》，释放被拘留的活动人士。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审查中，香港代表回避了有关 2020 年《国家安全法》影响的问题，并拒绝解决对参与该进程的民间社会参与者遭到报复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