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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瑞士承认《华盛顿原则》-即鼓励各博物馆发现和辨认纳粹掠夺艺术品的指导原则-至今，瑞士这方面的进展一直参差不齐。
20年前，瑞士也是同意这些原则的44个政府与组织之一。既定目标是要在各自的藏品中辨识出纳粹掠夺艺术品，并与犹太人前物主的继承人寻求“公正与公平的解决办法”。
为了从瑞法边境汝拉山区小城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的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 Arts)追回一幅由英国画家约翰·康斯特勃所画、原属自己家族的画作，阿兰·蒙蒂格尔(Alain Monteagle)斗争了十年有余。
这幅《Dedham from Langham》(译注：从兰厄姆远眺戴德姆)曾属于他的犹太裔姑婆安娜·贾菲(Anna Jaffé)，1942年她去世后，纳粹把这幅画及其全部财产从尼斯她的家中洗劫一空。作为某遗赠的一部分，这幅画被拉绍德封美术馆接收。
蒙蒂格尔第一次接触该市官员时，后者坚决拒绝归还，即便他们承认这幅画是盗窃而来。2016年，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主席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曾形容这个回复为“毫无羞耻”。
蒙蒂格尔称自己曾在市集上收集过签名、威胁过要打官司，最后不得不自掏腰包8万欧元(约合63.24万元人民币)，总算在今年3月追回了这幅画。“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想听，”蒙蒂格尔表示，在法国生活的他已追回了不少远至得克萨斯的家族艺术品。“他们的律师告诉他们，不要跟我们有直接接触。这是多不客气啊！”
瑞士在1998年认可了不具约束力的华盛顿原则，这些原则的制订正是为了预防此类情况的发生。2018年11月26-28日将在柏林召开会议，以纪念华盛顿原则制订20周年暨回顾至今的国际成就并放眼未来工作，瑞士官员也将出席会议。
伯尔尼美术馆馆长妮娜·季默(Nina Zimmer)指出，在瑞士，各界的态度正在转变。纳粹掠夺艺术品频频登上报章头条；不久前又发生了科内利乌斯·古利特(Cornelius Gurlitt)将藏品遗赠这家美术馆的事，伯尔尼犹豫再三才决定接受这一倍受争议的礼物。
季默说，对伯尔尼的关注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意识。
“气氛已完全改变，”她表示：“我们这里的许多同事如今正关注这个话题。”
据她透露，过去的问题当中包括资金的匮乏与缺少专业技能。历史学家托马斯·布奥姆伯格(Thomas Buomberger)曾写过一本关于纳粹艺术品掠夺与瑞士的书，他指出，另一个绊脚石则是艺术品市场，各交易商反对开放档案供人研究。
瑞士的机构现在至少已在一定程度上处理了这些问题中的头两个：美术馆正同伯尔尼大学展开合作，培训年轻的研究人员，瑞士政府也在2016年第一次对各美术馆的藏品来源研究提供了资金。
季默评论说：“尽管这些措施是令人鼓舞的开端，但我们需要长期的资助。目前的资金都是靠特别拨款和一次性的注资行动。”
瑞士联邦文化局已拨款200万瑞郎(约合1395万元人民币)，供各美术馆在2016-2020年期间做来源研究之用。各个美术馆须以项目为基础提出申请，并要搭配从独立来源取得的款项。
该局表示，2016-2018年的首批12个项目已基本完成，结果也得以公布。美术馆与收藏部门负责人本诺·威德默(Benno Widmer)称，资金申请要求居高不下，这说明各美术馆在日益承担起责任。
日内瓦大学艺术法教授马克-安德烈·雷诺德(Marc-André Renold)曾在针对拉绍德封的康斯特勃案中任蒙蒂格尔的律师，在列举十年来态度转变的例子时，他指向瑞士法语区的另一个社团。
2015年，汝拉州(Jura)收到作为遗赠的一张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画作，这幅汝拉风景当时价值约为30万瑞郎。该画并未列在艺术家作品的官方目录里，州里有关部门发现，遗赠人的父亲可能于1939年在杜塞尔多夫购得这件作品，此时警铃便拉响。州政府委托专家撰写报告，以查明来源及画作是否真迹。在未找到作品被掠夺的证据后，官员才将这幅风景画移交给德莱蒙(Delémont)的汝拉艺术历史博物馆(Musée jurassien d’art et d’histoire)，条件是以后一旦发现该画为被盗艺术品，就应物归原主。他们还在网上发表了这份报告。
“他们每一件事做得都对，”雷诺德指出。但他也承认，总体来说瑞士本可以做出更多努力来实施华盛顿原则，他说道：“我们并不是非常积极主动。”例如最后一条原则，即第11条，要求“鼓励各国建立国内处理程序以实施这些原则，尤其在其涉及解决所有权问题争议的替代性解决办法时。”
法国、德国、奥地利、荷兰和英国都已设立由政府指定的专家组，对有争议艺术品提出建议意见。瑞典各美术馆还在今年要求政府组建类似的委员会。然而瑞士从未这样做过。联邦文化局的威德默表示，该问题已在议会提出，但政府回复说，还没有足够的案例值得专门设立专家小组。
不过在雷诺德看来，在遇到蒙蒂格尔追讨康斯特勃作品这类案例中，这样的专家小组会很有用。
“政府缺乏政治意愿，也不愿意在这上面花钱，”雷诺德分析说：“我们在康斯特勃案中僵持不下的时候，曾转向瑞士联邦寻求帮助。他们说：‘当然，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一间会议室。’如果你手里有案子，你只能自力更生。”
一些追讨人也像蒙蒂格尔一样，坐了多年的冷板凳。十年前，巴塞尔美术馆(Kunstmuseum)拒绝了柯特·格拉塞(Curt Glaser)后人对100多件馆藏艺术品的追讨要求，其中包括亨利·马蒂斯、马克·夏卡尔、爱德华·蒙克等人的作品。该市艺术委员会去年同意重审这项决定，但至今未公布重审结果。
专门处理掠夺艺术品案的驻瑞士律师奥拉夫·奥斯曼(Olaf Ossmann)指出，瑞士在应用原则上速度迟缓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它未正式参与二战。“在瑞士人看来，瑞士甚至都没有参战，那么他们为何应该解决德国人的问题？”他问道。
奥斯曼称，伯尔尼美术馆接受古利特的有争议遗赠，令某些交易商和收藏者感到不满。对古利特收藏的来源研究先是在德国进行，“他们担心德国的来源研究与归还标准会被应用到瑞士，”他透露。
在对待纳粹掠夺艺术品的方式上，德国和瑞士的一个差异部分体现在语言上：在瑞士，“Fluchtgut”这个专用词指“逃亡资产”，长期被用来指代犹太人为逃离纳粹德国，或在失去自己的其他财产、家园、生活来源后，为能在别处开始新生活而卖掉的艺术品。但在德国，这个词指的是“在迫害中失去的艺术品”，除上述情况以外，还包括其他被迫或受胁迫的出售。
瑞士各美术馆向来拒绝对“Fluchtgut”的追讨要求。但今年4月，文化局发行了一份术语表，提醒美术馆与收藏者“Fluchtgut”不是个国际承认的概念，且“有着各种理解”。
华盛顿原则的制订从未针对私人收藏者，要想追回私人收藏里的纳粹掠夺艺术品，追讨人掌握的途径仍然很有限。如果他们打官司，那么出于法定时效原因，追讨申诉一般都会失败。但国内外私人收藏者日益认识到，出售或展览来路不明艺术品困难很大，而作为富裕国家的瑞士，这里有着许多收藏者。
奥斯曼透露，瑞士已有人找他寻求建议。他表示：“私人所有者正开始检查自己的藏品，尤其是在继承遗产之后。这一般只是为了自己心知肚明，但那已是良好的第一步。”
假如他们选择保留非法获得的财产，收藏者们可以利用瑞士的自由港来藏匿它们。奥斯曼将之形容为“这是向更大透明度前进的世界里的一个巨大黑洞”。
(翻译：小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