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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12年之后，雅各布·克伦贝格尔(Jakob Kellenberger)离开了他的主席职务。他为这一人道主义组织留下了更雄厚的预算，和实施更多一对一救援的能力。但在当今的冲突地区，该组织的活动能力也变得更加脆弱。
当年克伦贝格尔以瑞士外交家身份接手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红会时，正是暴力频繁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之角(索马里和阿塞俄比亚地区)。
2000年，国际红十字会的预算为10亿瑞郎(约合66亿元人民币)，比1999年增加30%左右。此后国际红会预算曾有过小幅下降，但在克伦贝格尔的领导下，逐步稳定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之上。
“现在的预算比上世纪90年代高出约40%，”在他最后一次以国际红会主席身份举行的日内瓦新闻发布会上，克伦贝格尔先生这样告诉记者：“本组织从那时起所承担人道主义工作量的增加，也从这点上反映出来。”
我们无法简单直接地衡量人道主义救援，可是看一看国际红会2002年报告就会发现，当年有400’460人去该组织驻各国办公室寻求帮助(2011年这个数字为703’807人)。2002年，国际红会探访了448’063名被拘留者，2011年他们探访了540’828名。同期的外科手术数量也从90’361次增加到138’200次。
可与此同时，各国对红十字中立象征及联合国的尊重却在不断降低。在今天的许多冲突中，人道主义工作者越来越多地面对武装组织间的火拼，这些组织也不遵守国际社会制订的各种规范。
“我从来就不认为我们在执行任务时，红十字标志能起到主要的保护作用，”克伦贝格尔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
“红十字很重要，可主要保护应是确保你的工作与行动受到尊重。无论如何，这是国际红十字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及各国家红会的政策，我们必须一再重复，《日内瓦公约》必须得到遵守。”
保密
在实地工作领域，国际红会因监狱探访和医疗救治而出名。这类救援由各位“代表”完成，他们会详细地告知日内瓦总部在现场的所见所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告讲述了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丈量囚室、亲尝监狱伙食的事迹。
吉勒斯·卡尔波尼埃(Gilles Carbonnier)如今是日内瓦国际研究所(Graduate Institute in Geneva)的发展经济学教授，但他曾于1989-1991年期间担任国际红会在伊拉克、厄瓜多尔、斯里兰卡和埃塞俄比亚的代表。
即使现在，他也不能细说自己所见到的事，因为必须对现场工作者积累的情况进行保密。
“我觉得自己在做有用的工作。当然在无法帮到有需要的人时，有时也会感到受挫，”他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记者表示：“可是成功能帮你克服一些受挫感，例如当你得以走进此前无法进入的地区之时。”
据这位前代表透露，国际红会实地工作的成功并非出于它的中立性，而源于它的效率。“我认为，如果国际红会仅仅是保持中立而不去积极工作的话，它不可能如此成功。”
沉默的外交家，勤劳的工作者
国际红会的实地工作方法虽在逐渐演变，谨慎的政策却不会消失。该组织重申，其成员不应成为军事打击目标，但若国际红会成员被怀疑出庭作证，那么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
虽然克伦贝格尔指出“去实地做实事，与空谈和辩论完全是两码事”，但为获准进入冲突地区，多数时候在公众面前保持沉默就是国际红会经常需要付上的代价。
他强烈否认国际红会可能会为获准入境而作出工作妥协的说法。“我们在工作现场也不放弃组织原则。我们的确在叙利亚，可是我们没有武装保安。我们与叙利亚红新月会一起巡回视察，也没有武装卫队。对在押犯的探访，我们同样要求遵循与别处一致的规范。否则这一切不会发生。”
国际红会经常是深入战争地区的唯一国际组织，例如在叙利亚。然而，这并不不意味着该组织派往当地的代表会看到他们想看到的情况，否则凡事都会皆大欢喜。“我见到过太多平民被攻击的情况，因为在区分平民与参战人员上下的功夫不够。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克伦贝格尔提到，这也是他告别演说中最有感染力的部分。
从某种方面来说，这已不是国际红会的新难题。长期以来，该组织一直致力于为未参与交战各方的受害者谋求更多保护。
寻找解决办法
20多来年，国际红会也转入了人道主义救援的其它复杂领域。
玛丽-赛尔瓦娜·德荣盖尔(Marie-Servane Desjonquères)是国际红会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发言人。该组织在刚果中部种植了不少抗病毒木薯，她热情洋溢在地图上一一指出种植地点。
这么做是为了帮助利夸拉河地区居民能够生产自己的口粮。2009年，当刚果民主共和国发生边境暴力之后，难民越过国界寻求安全之所。
但由于食品供应无法满足需要，新来者很快与当地居民产生冲突。另一打击则是当地的主食木薯感染了花叶病毒，造成大片庄稼死亡。“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只是批量运来大米，管这叫解决办法，”德荣盖尔表示。
国际红十字会运来抗病毒的木薯植株和捕鱼器材发放给居民，以尝试和建立某种稳定的食品供应。该组织于2011年结束了利夸拉河项目，估计受益人数达到10万人左右。
在担任国际红会舵手12年之后，在把舵盘交给另一位瑞士外交家彼得·毛尔(Peter Maurer)之时，克伦贝格尔心中可有遗憾？
“我离开的组织基础扎实、预算稳固，并且有一位优秀的接班人。”那么，毛勒先生将面对的最紧迫挑战会是什么呢？“哈，这个问题他心里有数。”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出于缓解冲突对各方影响的愿望，促成了国际红十字会的诞生。现在这个人道主义运动寻求预防和减轻人类疾苦，不因种族、宗教信仰、性别、国籍或政治观念而加以任何歧视。
1859年，瑞士日内瓦商人亨利·杜南(Henry Dunant)目睹了意大利索尔弗利诺战役的余殃。他深为战场上的惨况所震惊，写下了《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一书。这本书被广为阅读，令人们开始厌恶冲突中的野蛮行径。
杜南决心说服各国，共同支持一个致力于为冲突受害者提供人道救治的组织，而无论受害者属于冲突中的哪一方。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在日内瓦成立。从一开始，中立与公正就贯穿于组织理念之中，其标志是颜色反转的瑞士国旗。
该组织于1876年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188个国家相继创办了各自的国家红会。国际红会通常与它们并肩合作，但也可绕过当地红会，直接向有需要的政府提供帮助。
国际红会可通过药品、食物、毛毯、庇护所或其它必要物品的形式提供救援。它也试图通过探访拘留场所来确保这类场所符合要求。如果未能达标，国际红会会通知有关缔约国，但这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愿意作出改变。
国际红会很少公开其所作报告，不过会对有关国家公开。
国际红会的中立、公正与谨慎令其有别于其它救援组织。该会相信冲突的所有受害者都应得到尊严与人道的对待，并努力把这一原则贯彻给各国及各军队。
该组织的权力来自《日内瓦公约》及其它涉及如何对待战争受害者的国际协议。《日内瓦公约》指明国际红会是一个公正的救援组织，不应被当作军事目标。信息框结尾
(译自英文：小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