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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得了难以治愈的疾病，抑或仅仅就是厌世，人们在讨论死亡时，最重要也是最后要考虑的角度，往往是：死亡，是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许多人希望可以自主地作出决定，什么时候他们的生命应该得到终结。至于最后的行动-服下致命的药物-则往往由人协助进行。
这类协助安乐死行为，在瑞士被较为广泛地接受，不过启动这一程序的，要是患者自己。换句话来说，这也是一种自杀，只不过患者需要有人帮其作好药物准备。
就世界范围来看，瑞士在安乐死方面走得很远。因此许多为了安乐死而进行“死亡之旅”的人在急速增长，因为这里对老年人的自杀权利没有进行规范。尽管瑞士具备这种宽容的态度，但并不意味着，在这里实施协助安乐死就很容易。这是一场围绕着政治、宗教、社会和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展开的长期角力。人的生命在遇到紧急情况时是否可以由人来处置？这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对“死亡旅游业”进行立法禁止的讨论。
瑞士的安乐死组织如Dignitas和Exit将协助自杀视作“最后的人权”。一个人可以要求“协同”自杀，当他自己再也难以完成这样的重任时。
患者就是皇帝，他们的死亡申请应该得到尊敬，而无需对此进行道德审判。格拉鲁斯的政治家This Jenny就选择了在格拉鲁斯的一家医院接受协助自杀，而且是在媒体的高调陪同之下。其他一些案例媒体则只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人必须特别坚强，才能保住自己的独立性，直到最后一刻。那些著名的自杀的人物，往往被塑造成这个样子。然而正是那一丁点儿自由-享有自杀的自由，也被媒体定义为一项成就。因为这要由一个外来的机构进行审定，并为之赋予尊严。而不是因为自杀而让人感到轻视，特别是在一些宗教信徒之间。在这方面，瑞士就是麦加。
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简单，从事临终关怀的工作人员，就一直在试图向患者讲清死亡愿望和死亡之间的关系，并希望这一话题不再成为禁忌。除去自杀以外，始终还有另一个出路，只不过患者家属会因此而受到长期拖累；而患者在最终会收到一份矛盾重重的医疗档案。我到底要离开，还是不离开。
瑞士立法方和政府当局是如何应对辅助自杀？
瑞士各州对待安乐死的态度不一。不过总体来说，越来越多的护理院对自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2014年由Exit组织陪同的共583件安乐死案例中，就有60起发生在养老院的院墙之内。例如在巴塞尔，就可以由养老院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实施安乐死。但在天主教瓦莱州，尽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但在养老院内实施安乐死，一直都是禁区。至于在州立医院里，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在洛桑和苏黎世的市立护理中心里，都曾出现过协助安乐死的案例。信息框结尾
患者确实是皇帝，他的愿望要得到最大的尊重，这是对的。但这愿望也要明晰才可以，然而现实却常常并不是这样。这就需要临终关怀工作的介入。经验显示：求死之心往往在治疗取得进展、受到启迪和陪伴之后，渐渐被浇灭。患者在虚弱之时，千万不要孤单地作出决定，让其他人也加入进来。例如神学家、女牧师Susanna Meyer Kunz在接受《格劳宾登报》(Bündner Tagblatt)采访时说，她总是惊讶于，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解放多少思想。这其中还会发生许多事情：思维更清晰或达成妥协，恐惧感则得以消除。
确实有人很厌世，尤其是那些老人，他们已经“活够了”。许多身患绝症的人在设想身后事时，总是与力量和直接的“满血复活”有关。患者的愿望在抉择的时刻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他人的意见、价值观、信仰、宗教，甚至仅仅是恐惧。这些隐秘的愿望更需要由人来细细甄别，这才能让每个人命运的复杂性都得到顾及。
临终关怀并非万能药，但它在一个开明的社会里，让死亡这一命题变得更加透明。而这正是社会所欠缺的，同样欠缺的还有对自我决定生死权的讨论。协助安乐死在瑞士享有一个太过积极的形象。这让死亡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在那一时刻充满了依赖感，绝不仅仅是给一杯毒药或为了行使自主权所能比拟的。如果说，绝对的独立在我们的生命进入尾声的时候，只意味着自杀的话，那么这种自杀最理想的方式，正因此而在瑞士受到质疑。协助自杀绝不允许就此变成一种常规。
安乐死：什么在瑞士是被允许的？
安乐死其实也细分很多种，例如被动安乐死，也就是医生停止救助，并导致死亡；还有间接安乐死，即医生给患者强效止痛剂，但不让其饮水，从而导致死亡。此外还有协助安乐死，也就是医生帮助患者结束生命；另外还有主动安乐死：医生应患者的要求向其注射针剂或喂食药物导致生命终结。只有最后这种主动的安乐死形式，在瑞士是要受到惩罚的。信息框结尾
您的意见如何？安乐死是一项基本人权，在道德上可圈可点；还是对自我生命的抉择，也应该加以限制？
(翻译：宋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