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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5万余幅儿童及青少年的画作静静地躺在苏黎世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anum)基金会的档案馆里。一位艺术史学家正在整理、分析这些画，并希望廓清这些画所反映的社会及政治变迁。
这其中不乏珍品，例如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小时候的画作，也在其中。
Anna Lehninger小心翼翼地在苏黎世近郊Oerlikon的一家地下仓库里挪动着身子，她走上摇摇晃晃的阶梯，打开盒子及纸箱。然后翻开纸夹，取了几页纸，返回。这位艺术史博士仔细打量着这些画作，惊叹之色时时浮现在她的脸上。
她正在看拼贴画。这是一种典型的、由高级杂志及时装目录上剪下来再创作的拼贴画种，在当时瑞士经济蓬勃发展时，是非常流行的家庭作品。这些拼贴画是时代的见证，正如这5万幅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anum)基金会所珍藏的儿童、青少年画作。
迪伦马特的儿童画
这位33岁的艺术史学家，已在苏黎世学习、生活、工作了10年，而最近3年，她获得惊喜连连。某天，她意外在成堆的画作中发现了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儿时的作品。对，就是那位著名的作家，那个写过《老妇还乡》(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和《物理学家》(Die Physiker)，因而获得世界性声誉的人。
共有6幅作品，分别用铅笔、蜡笔和墨水绘就。它们反映出迪伦马特早期对绘画、历史和史诗英雄的兴趣。例如这些1934年的画，画的主题是勇敢的人，像美洲的印第安人或是Adrian von Bubenberg，这位军官在1476年时率领穆尔登人打败了勃艮第。
“其实我是在找迪伦马特的另一幅画，它曾登在裴斯泰洛齐日历上。他画了一幅具有传奇色彩的联邦战役。但这幅画我至今也没有找到。我担心，它已残缺不全了，”Anna Lehninger说。
这些画是怎么出现在档案馆里的呢？当年13岁的Fritz Dürrenmatt，他在画作的背面是这样签名的，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裴斯泰洛齐绘画大赛，并寄来了自己的作品。这些参赛作品定然饱含了他当时的情感。
“迪伦马特之前就参加过绘画大赛，而且获得第一名，赢得了一块怀表。不料他刚打开包装，表就掉在地上摔坏了。可能正因为此，他又寄了6幅，希望可以再赢得一块表。可惜评委们认为，这些画只能获得荣誉表扬，”Lehninger说。
档案馆历史
苏黎世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anum)基金会档案馆所拥有的儿童及青少年画作，是欧洲对儿童画最广泛的收藏之一。共有画作约5万幅。
1932年该档案馆作为国际青少年绘画研究所在苏黎世成立。首任所长为艺术教育家Jakob Weidmann(1897−1975)，他是改革浪潮“新画风”的悉心培育者。在他之前，儿童并不享有太多绘画的自由创作空间，因此他倡导在学校绘画课上引入新的教育方法。
为此，Weidmann与日本、瑞典、印度的老师建立了联系。他创立了学校画作研究收藏。直到60年代，其收藏作品在世界各地经常进行展出，并得到逐步扩大。
随后收集了裴斯泰洛齐日历绘画大赛的作品，总计22‘000幅，后来还得到14‘000幅私人捐助。
在这5万幅画作中，仅对400幅进行了数字化处理。目前裴斯泰洛齐基金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它们数码化。
自2012年8月起，艺术史学家、苏黎世大学通俗文化研究所工作人员Anna Lehninger开始对这些画进行分析，希望用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些儿童、青少年画作。该收藏也对其他学者开放。信息框结尾
其他名人
迪伦马特的画并不是档案馆里所收藏的唯一名人画。Anna Lehninger还发现了格劳宾登人加利基特(Alois Carigiet)的早期画作。加利基特是画家、壁画家、石版家和儿童作家，并以“Schellenursli”的插图而闻名于瑞士。在一张泛黄的纸上，发现了他画的哥哥的肖像。
还有爱因斯坦的儿子、13岁的爱德华的铅笔肖像画；提契诺著名图像设计师Celestino Piatti的作品；以及后来成为联邦委员的、Kaspar Villiger所画的会说话的鹦鹉Globi；以及作家、卡巴莱艺术家Franz Hohler在纸上创作的参加自行车比赛的Hugo Koblet。
当然，这些保存在档案馆里的画作，之所以令人惊叹，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主人在以后的日子里成为了名人，而在于这些画所表现的丰富性和多面性。这5万张画来自世界25个国家，大多来自学校的绘画课，或为参加比赛而作。裴斯泰洛齐基金会所收藏的画，与维也纳、布拉格、曼海姆和洛桑的一样，均属于欧洲的重要收藏。
翻开这些画，就如同展开了时光之旅。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的变迁、历史重要事件，以及教学理论的发展。“材料很丰富，可以进行几十年的研究。而且从中体察孩子们对周边环境的感受，特别有趣，”Lehninger说。
来自世界各地的佳作
儿童、青少年画作档案馆收藏了近百年来具有代表性的儿童绘画作品。该收藏汇聚了5大洲的作品。但各国提供的画作数量不一。
“来自瑞典和日本丰富的画作可以供学者对某个老师或某个学校的教学方法进行研究。人们也可以对各国的教育方法进行比较。例如在30年代时，捷克和苏黎世的教学目标相当接近，而同时期在德国的慕尼黑，学生们正在学习识别国家社会主义的印章，”Anna Lehninger说。
特别是国际青少年绘画研究所(IIJ)的首任所长Jakob Weidmann，他为艺术教育的比较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希望通过交换不同肤色、不同文化的儿童画作，为世界和平出一份力。
当今这类国际交流已经鲜有进行。但裴斯泰洛齐基金会的负责人希望重新与国际相关机构建立联系，以期发现更多藏在国外档案馆内的瑞士儿童画作。同时也希望对当时研究所举办的这类国际展览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信息框结尾
时代镜像
20世纪发生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有些特别能触动这些年轻人。这其中有祖国保卫战、二次世界大战(表现在穿军装、带武器的亲属身上)、运动会和首次登月。
这些画作不仅记下了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家庭的变迁。“直到60年代，我们只能看到传统的家庭模式：但60年代以后，突然出现了在厨房里忙碌的父亲，和在妈妈驾车时，为宝宝喂水喂奶的爸爸，”Lehninger说。
这些儿童画所记录的，是彩色的百年。而Anna Lehninger从这些线条与色彩中看到的，则是青少年与儿童眼中的那个世界。
(译自德文：宋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