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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新聞報導中屢屢出現“種族滅絕”一詞，其中很多都是關於中國政府對待維吾爾族人的方式。但是，正如伊莫金·福克斯(Imogen Foulkes)筆下所言，該詞的定義比較狹窄，因而人們對該詞的應用絕不能過於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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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又一場漫長會議於不久前結束，會上討論了一些國家非常嚴峻的人權狀況：緬甸、南蘇丹、敘利亞、北朝鮮、白俄羅斯，等等。老實說，沒有哪個國家擁有完美的人權記錄，理事會在討論系統性種族主義時，有充分的理由把目光放在美國近期發生的事件上。在關於兒童貧困問題的最新報告中，理事會對英國的評價也不盡如人意。
但是，有些侵犯人權的行為讓我們感到極為震驚，我們將之看得比所有其他行為更為嚴重，而且我們大多數人都至少認為必須追究當事人責任。這些罪行中最嚴重的當屬滅絕種族罪。這個詞的定義本身就令人不寒而慄：“蓄意殺害某一民族或種族的大量人口，目的是消滅該民族或種族。”
可仔細分析這個詞的定義就會發現，它的適用範圍相當狹窄。它強調“某一民族或種族”的“大量”人口。這個詞最早是由國際律師拉斐爾·萊姆金(Rafael Lemkin)在1944年提出，目的是為了定義“猶太人大屠殺”這一滔天罪行，而他自己的許多家庭成員就在那次大屠殺中喪生。
1948年，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獲得通過，旨在防止這種恐怖事件再次發生，或至少確保那些企圖實施或已經實施此類罪行的人被追究責任。日內瓦高級國際關係學院(IHEID)國際法教授寶拉·加埃塔(Paola Gaeta)向我表示，自那時起該公約幾乎“沒有變化”。
是滅絕種族罪，還是危害人類罪？
今年1月份，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Mike Pompeo)在即將離任時(通過Twitter)指責中國政府對新疆維吾爾族犯下種族滅絕罪，使這個詞再度得到媒體關注。一個月後，加拿大議會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人權組織本身往往很少使用“種族滅絕”一詞。正如“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執行總監肯尼思·羅斯(Kenneth Roth)所解釋的那樣，這並非因為某個地方發生的事件並不是“極其惡劣”，而是因為我們認為滅絕種族罪的定義十分狹窄。
舉例來說，1994年盧安達胡圖族人對圖西族人的屠殺行為無疑稱得上種族滅絕，但柬埔寨的“死寂零年”(Year Zero)卻不太適合。這並不是因為柬埔寨的殺戮不那麼野蠻或死者不夠多，而是因為大多數人遭到殺害並非由於他們的種族，而是由於他們的政治或社會背景。
前紅色高棉領導人農謝(Nuon Chea)和喬森潘(Khieu Samphan)被判犯有滅絕種族罪和危害人類罪，其中滅絕種族罪的定罪與迫害和殺害柬埔寨的穆斯林少數民族有關，而所有其他涉事人員均被指控以危害人類罪。
羅斯告訴我：“人們覺得，如果你不把它叫做種族滅絕，那麼它就顯得不嚴重，這種想法有失偏頗。”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公約嗎？
那麼我們是否把種族滅絕罪行的嚴重性做了過高界定，對危害人類罪的嚴重性卻認識不足？羅思認為，我們有時確實“把滅絕種族罪視為極其惡劣事件的唯一表述”。加埃塔則指出，滅絕種族罪已被納入公約範疇，但目前尚無危害人類罪方面的公約，“至少目前還沒有”。
話說回來，公約並沒有導致很多人被定罪。眾所周知，“消滅”某一民族或種族的“意圖”往往很難證明。滅絕種族的意圖和行為本身往往由某一體制或組織來執行，而非某一個人能夠完成。但就法律而言，起訴的對象卻當然是些個人。而當這些個人被送上法庭時，受害者常常要等上好幾年才能討回公道。例如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殺發生12年之後，塞爾維亞將軍拉特科·姆拉迪奇(Ratko Mladic)才於2007年總算被判犯有滅絕種族罪。
本文素材取自瑞士資訊swissinfo.ch最新一期播客《日內瓦內幕》(Inside Geneva，英)外部链接中的對話。
(譯自英語：瑞士資訊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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