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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500周年
宗教改革500周年瑞士，基督新教的另一个摇篮
他的檄文标志着德国宗教改革的开始，这场运动很快便席卷了大半个欧洲，后来又传到北美。
虽然宗教改革是从德国发端，但瑞士也同这些纪念活动关系密切。事实上，在路德与天主教会决裂几年后，苏黎世和日内瓦的改教家就给宗教改革与新教注入了新的动力，而16世纪发生在瑞士邦联里的各个事件，深深影响了我们今日所认识的新教。
历史
宗教改革与瑞士新教的历史
瑞士，改教运动的中心
瑞士，改教运动的中心
1517年，当德国修道士马丁·路德针对赎罪券的售卖，公布了自己的《九十五条论纲》时，欧洲长期以来正处于对复兴的深深渴望之中，无数声音在呼求天主教会的改革。文艺复兴与现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都已促成了新观念的流通。此外，各种地理发现也正在改变人们对世界的认识。
肥沃的土壤
肥沃的土壤
苏黎世宗教改革的中心人物是圣加仑(St-Gall)神父慈运理(Huldrych Zwingli)，他于1519年来到利马特河(Limmat)畔的这座城市。短短几年后，该市的教会就经历了彻底地改革，到1525年，苏黎世正式废除天主教弥撒。慈运理更是在路德之前将圣经翻译成德语。
同路德的决裂
同路德的决裂
同路德的决裂对瑞士宗教改革产生了很多重要后果。失去路德的支持后，慈运理建立的教会加强了同日内瓦的联系，约翰·加尔文(Jean Calvin)正是在日内瓦开展着改教运动。1566年，两个教会在教义上达成一致(《第二赫尔维蒂信条》，拉丁文：Confessio Helvetica posterior)，正式把瑞士确立为宗教改革中与路德宗并列的另一重要宗派的中心。
新教的罗马
新教的罗马
16世纪下半叶，来自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成千上万的宗教难民前往日内瓦寻求庇护。加尔文主义不久后便扩展到其他地区，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归正宗在荷兰与苏格兰成为多数派，并成为后者的国教。
意大利的瓦勒度派出于一个中世纪时被天主教定为异端的运动，他们在1536年加入加尔文宗。其他的加尔文宗还包括法国的胡格诺派，他们在17世纪末的数十年中被迫离开法国，将创业与商业活动迁移到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瑞士、英国和普鲁士。
加尔文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几年后，日内瓦发展出的宗教思想随着英国殖民船传播到了新世界，对美国身份认同的构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冲突与斡旋
冲突与斡旋
由苏黎世领导的新教州联盟与瑞士中部天主教州之间发生了两次卡佩尔(Kappel)战争，这成了欧洲最早的宗教战争。天主教州在兵力上占了优势，慈运理也在1531年的第二次卡佩尔战争中阵亡。这一战况确定了瑞士邦联内部的领土阵线，除了伯尔尼州征服的萨沃依领土(今沃州)外，新教不再通过武力扩张。
然而在此后的数个世纪，紧张局势与误会频频出现。不过，也有些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的典范，例如信天主教的内阿彭策尔州(Appenzell Innerrhoden)与信新教的外阿彭策尔州(Appenzell Ausserrhoden)，就在1597年以友好协商的方式和平“分手”，整个过程未流一滴血。
宗教改革与瑞士认同
宗教改革与瑞士认同
另一方面，各邦联州的共同利益常会胜过宗教信仰上的冲突，同时宗教分界线同语言和政治的分界线也不完全重合，以1847年的内战独立联盟战争(Sonderbundskrieg)为例，自由派与保守势力间的分界线与宗教分界线只有部分重合，却跟语言分界线毫不对应。
此外，新教伦理还以意味深长的方式影响了对瑞士身份认同的塑造。然而在20世纪期间，由于世俗化趋势与南欧国家人口的大量移民，在大多数传统意义上的新教州里，信仰新教的人口不再占人口优势。如今只有在伯尔尼州，新教徒人口仍占绝对多数，而在外阿彭策尔州和图尔高州(Thurgau)，新教仍是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
镌刻在日内瓦的新教纪念
宗教改革纪念碑(Monu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Réformation)又称“宗教改革墙”(Mur des Réformateurs)，它的修建始于1908年，因经历一战的困难时期，到1917年才告竣工。修建这项工程所用的资金，全部来自私人基金和收集于瑞士及其他主要新教国家的公共基金，这座纪念碑刻画了宗教改革历史上的重大时刻。
时至今日，该纪念碑与著名的大喷泉一道，是最为人熟知的日内瓦市象征。
宗教图景
多姿多彩的瑞士宗教风景线
“信心是对看不见之事的一种看见”约翰·加尔文，新教神学家
这种情况在几个世纪当中未曾发生变化。依据“谁的领土，谁的宗教”原则，各州不再改变宗教信仰。此外，在那个主要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仍然鲜有人口流动。
但从19世纪中期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联邦政府的创建(1848年)使公民可以在国内任何地方自由安家，而工业的迅速发展，则吸引了大量来自农耕州，多信奉天主教的劳动力，去大多信新教，更加工业化的城市州讨生活。
不过这种变化的加速则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体现于整个西方的社会世俗化运动，以及来自南欧天主教国家移民的大量涌入，改变了瑞士的宗教格局。
如今瑞士已不再是个以新教为主的国家，这里的天主教徒人数最多，欧洲以外的宗教也越来越常见，而自称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所占的比例也从未达到如此之高-这在从前简直是个令人无法想象的现象。简而言之，瑞士宗教现状的标志即它的多样性。
财富之源
新教，财富之源
宗教改革-经济发展的动力？
宗教改革-经济发展的动力？
“中心广场周围一幢幢漂亮舒适的住宅冲击着视线，而紧邻的几条街道上，人们却能看到很多破败的房屋，贫困与悲惨是那里的主人，”在1862年首批为格劳宾登州(Graubünden)波斯基亚沃山谷(Val Poschiavo)编撰的旅游手册里，日内瓦公证员与登山家让-路易·比奈-享奇(Jean-Louis Binet-Hentsch)这样写道。他接着写下去：“宗教混杂地区里新教与天主教人口之间的反差，频繁为人察觉，被人描述，但其差距从未像在此地一般触目惊心。”
经济差距
经济差距
新教徒从一个地区逃难到另一个地区，例如法国的胡格诺派逃往瑞士、荷兰和普鲁士，卢加诺的归正宗逃往苏黎世，或者门诺会逃往北美，都会带来商业与生产技能向难民迁入地区的转移，从而有利于那里的经济增长。
以瑞士为例，最能体现新教与天主教地区间经济活力差异的，莫过于在1597年分成天主教部分(内阿彭策尔州)和新教部分(外阿彭策尔州)的阿彭策尔。最近历史学家与前议员约·朗(Jo Lang)在《每日导报》(Tages Anzeiger)上回忆道，在1530-1730年间，天主教部分的人口只增长了30%，而新教部分的人口则翻了五番，靠着纺织业的发展，成了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马克斯·韦伯的论点
马克斯·韦伯的论点
在新教缔造的某些概念中，这位德国社会学家辨别出有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伦理基础：一方面是由马丁·路德发明，后被其他新教思潮重提的“职业”概念-工作被视作上帝分配的任务(德语中“Beruf”一词既是“职业”又是“天职”)；另一方面则是约翰·加尔文面对财富的“苦行”关系-财富若被再次投资于企业，而不是花在奢侈品和世界的享受上，那么是可以接受的。
跟人们有时在推广韦伯论文时所暗示的不同，他并不打算在宗教改革与资本主义之间建立清晰明确的因果关系，而是要辨认出宗教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相似之处。他自己也承认，一种经济体系的历史演进是各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宗教改革前的资本主义
宗教改革前的资本主义
如果看一看今天的欧洲地图，我们可能还会发现，经济方面最有活力、最先进的某些地区，传统上信奉天主教，如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州的某些地区、伦巴第、爱尔兰，如果只考虑瑞士的话，那么就是楚格州(Zug)和施维茨州(Schwyz)。
其他作者在承认新教地区具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同时，将其与更好的受教育水平而非新教伦理联系到一起。人人皆祭司的观点要求所有信徒(也包括女性)都能熟悉和阅读圣经，这使得加入宗教改革的地区迅速扫盲，从而加快了知识的传播。
在对韦伯论文最突出的批评者中，就有瑞士历史学家赫伯特·吕蒂(Herbert Lüthy，1918-2002年)，他对法国1685-1794年间的新教银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虽认可韦伯论文的重要性，却对韦伯缺乏原始资料支持的概况化持怀疑态度。他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前提在中世纪尾声与文艺复兴之间就已经确立。
反宗教改革的抑制
反宗教改革的抑制
再说回瑞士，虽然工业化先触及新教地区，可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楚格与索罗图恩等传统上的天主教州也经历了工业的飞速发展。尽管其动力与资本一般出自新教实业家，但却是受自由思想影响的一个新的天主教管理阶层，使得这些进取的努力能够扎下根来。
“如果新教工业化没有得到自由派天主教徒的支持，那么神职人员对工业的厌恶就可能阻止它的发展，”约·朗在论及楚格州工业化时写道。
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时发生的文化与政治巨变，比起宗教改革来说，为世界经济现代化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作者
Andrea Tognina (第一及第三章) / Olivier Pauchard (第二章) / Duc-Quang Nguyen (图表)
图片
Keystone (除特别注释之外)
制作
Luca Schüpbach, © 2017 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