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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的史诗| 踏过阿尔卑斯欧洲战场，抵御外国侵略的传奇故事
瑞士历史上一系列复杂事件提供了理解今日文化差异的背景。由于它位于西欧中部，为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必经之地，并将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半岛连接起来。瑞士为四周列强所垂涎。它的历史是一部记录阿尔卑斯欧洲战场上各种事件的历史，是一部极大程度上记载当地人民极力阻止外国侵略者控制他们国土的传奇故事。
- 从远古到罗马时期
- 中世纪初期和中期
- 中世纪晚期
- 宗教改革
- 17世纪
- 18世纪
- 法国的统治
- 走向联邦国家（1815-1848）
- 19世纪的联邦国家
-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瑞士（1914-1945）
- 冷战时期的瑞士（1945-1989）
- 1989年至今的瑞士
19世纪的水下考古：在日内瓦湖中探寻史前湖滨居民点的遗迹。©伯尔尼历史博物馆。
气候和地貌决定了瑞士远古先民的居住习性。迄今在瑞士出土的最古老的燧石工具，目前仅发现一枚，距今已有40万年左右的历史。直到大约12万年前，人类活动才在今天的瑞士留下了更为清晰的印迹。公元前5500年至5000年间，瑞士出现了最早的从事农耕和畜牧的居民点，表明那时的人们开始定居下来。瑞士还考古发现了多处重要的古代湖滨居民点遗址，这些居民点从公元前第五千年末期开始形成，分布于日内瓦湖和博登湖之间的地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初开始，今天瑞士所在的地区逐步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不过，当时这里并没有建成一个单一的行政单元，而是划分为五个省。罗马人在各地一步步地建立起殖民地，从而日益加强了其统治力。本地的各民族——主要是凯尔特人的海尔维第部落和列托人——逐渐接受了罗马人的各种生活方式（罗马化）。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到了公元第五世纪和第六世纪时，罗马人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分崩离析。
布格多夫古堡。©联邦外交部国家形象委员会。
罗马人统治的时期结束后，接下来从公元500年左右直至公元1000年的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中世纪初期。
今天瑞士所在的地区，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与西欧其它地方类似的发展进程。
最初的几个世纪中发生的大事，莫过于民族大迁移（“民族大迁移时期”）。在这期间，不同的民族也来到瑞士定居，并带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语言。
早前就被罗马人接受的基督教，在这个时期继续得到传播，传教士也在其中发挥了不少作用。教会拥有大量的教区和修道院，是当时举足轻重的土地所有者。教会对在其土地上生活和劳动的人们也享有所有相应的权力。
同时，贵族家族通过占领、继承和巧妙的联姻，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权势。
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查理曼曾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统治了西欧的大部分地方。公元800年，他在罗马接受教皇加冕，成为中世纪的第一位皇帝，史称查理曼大帝。
不过，即使在查理曼大帝的统治下，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理念。在每个社会阶层上，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性决定了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关系；皇帝本人则通过由贵族家族构成的网络实行统治。在这一时期，国王、公侯和教会权贵们之间的权力格局扑朔迷离，瞬息万变，因为每一方都力争保护或扩大自己的特权。
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被教皇加冕为皇帝，他所统治的帝国后来被冠以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从15世纪起称作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在近代史上，这个帝国被称为德意志帝国或者罗马－德意志帝国。
吕特利草地。© Markus Schweiss。
从19世纪末开始，1291年的《联邦宪章》被公认为瑞士联邦的建国文献。那一年，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登这三个河谷地区宣誓结盟，以捍卫和平，保卫自由，更好地抵御外部的侵略。
14、15世纪时，联邦发展成为由多个城市和乡镇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15世纪末，这个联盟强大到可以影响欧洲的权力格局。瑞士人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得英勇无畏、足智多谋，被称为“令人闻风丧胆的战士”。
联邦版图的扩张，是以多种不同的途径实现的：有些地方自愿加入联邦，成为拥有平等地位或地位较低的成员邦；还有些地方则是通过购买或占领而纳入瑞士版图的。与之相应地，生活在这些地方的居民也享有不同的权利。
联邦的各个成员邦一般都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不过，它们会定期选派代表召开成员邦全权代表联席会议，商讨共同关心的话题。卢塞恩、苏黎世、伯尔尼和巴登都曾作为会议的举办地点。联邦的每个成员邦各派一名或两名代表参加会议。
宗教改革纪念碑。© Traumrune。
16世纪初叶，宗教改革浪潮将西方的基督教分裂为两大阵营。由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认为，要想拯救灵魂，既不必依靠有形教会及其最高领袖——教皇，也不需要外在的善功，而只需通过耶稣获得上帝的慈悲；人只要无条件地信仰上帝，就可在救赎灵魂的道路上前行；指引这条道路的，并不是神职人员或其他任何人，而仅仅是《圣经》。
宗教改革的宣言如星火燎原一般迅速蔓延开来，特别是在城市中。这些宣言主要吸引了识字的人的注意力。不少人文主义者都接受并进而丰富了宗教改革的理念。新的印刷术对传播宗教改革讯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巴塞尔和后来的日内瓦，都成了在欧洲颇有影响的印刷业重地。
17世纪时，城市权贵阶层得以在伯尔尼推行贵族等级制度。©联邦外交部国家形象委员会。
17世纪的联邦，充满了宗教信仰上的冲突纷争。尽管如此，除了三个不完全等同于成员邦的“联合区”之外，联邦的那些成员邦还是成功地避开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战火。17世纪下半叶，联邦从这种成功做法中吸取经验，奉行中立至上的外交政策。这一理念也纳入了瑞士对自身的新认识之中。而这种新的自我认识则植根于国家主权的思维。德意志帝国和皇帝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平条约》中授予瑞士联邦（不受德意志帝国枢密法院管辖的）“豁免权”，法国和其它国家将这种“豁免权”理解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从此开始，瑞士这种新的自我认识便逐渐生根发芽。
然而，瑞士并非一方和平的净土。17世纪中叶，社会和宗教上的冲突演变为一场场硝烟弥漫的战争。在血流成河的1653年农民战争中，农民起义军被伯尔尼、卢塞恩、索洛图恩和巴塞尔这几座城市打败；在1656年的第一次维梅尔根战争中，伯尔尼和苏黎世的军队被信仰天主教的瑞士中部地区的部队击溃。不计其数的瑞士人，其中大部分来自贫困的山区，为了糊口而离开他们人口过剩的家乡，成为法国军队的雇佣兵。后来他们也越来越多地为信仰新教的国家服役，比如荷兰、英国和普鲁士等。在瑞士，信仰新教的那些富裕城市，则吸纳了许多宗教难民，也包括1685年被法国驱逐的胡格诺派教徒在内。
位于洛桑的让•大卫•亚伯拉罕•达韦尔少校纪念碑（建于1898年）。©联邦外交部国家形象委员会。
18世纪是一段外交上的和平时期。1712年维梅尔根战争结束后，宗教冲突也日趋淡化。不过，在一些州的内部，还是发生了一些抗争行动，反抗小部分群体独揽大权。
18世纪发生的大事，是农业的巨大变革，以及分工协作式的家庭作坊的出现，特别是在纺织和钟表制造领域。启蒙主义者们不仅关注经济问题和教育问题，也关注新的爱国主义理念：“爱国”不再局限于人们所在的州，而是扩大到整个联邦国家。这些启蒙主义者不仅逾越了宗教信仰上的障碍，还与国外的志同道合者进行密切的思想交流。其中一些人在瑞士无法生存下去，也在国外定居下来，其中就包括原籍沙夫豪森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冯·米勒。
位于卢塞恩的狮子纪念碑，纪念1792年牺牲的瑞士雇佣兵。© Andrew Bossi。
法国大革命和紧随其后的一系列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欧洲的面貌。瑞士也无法躲过这种巨大的变革。不过，人们对法律平等、废除以前的精英集团特权的要求，特别是由农村地区受压迫的群体提出的这种要求，只有到了1798年，法国军队入侵瑞士、由十三个成员邦组成的联邦的政治体制崩溃之后，才得以实现。取代旧联邦的，是一个中央集权式的单一制国家，即海尔维第共和国。
不久之后的1803年，拿破仑便颁布了一部《调解法案》，将这座风雨飘摇、危机重重的共和国改制为一个联邦国家。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地理版图，即使在经过了1814/1815年的复辟之后，这些地理版图仍然保留了下来。
纪尧姆－亨利·杜福尔将军。©联邦外交部国家形象委员会。
1815年，欧洲列强在击败了拿破仑之后，企图恢复大革命之前的部分制度。在瑞士，这种复辟体现在1815年的《联邦协定》上，协定赋予各个州几乎全部的自治权。不过，协定没有恢复以前一些地区对另一些地区的领地统治权。自由主义者为了反对这种领地统治权，成功地实现了对宪法的一系列修订：1830年，最重要的那些州的宪法进行了修订；1848年，联邦宪法得到修订。然而，新的联邦国家最终诞生之前，还是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动荡时期，冲突和政变频频发生，期间还爆发了瑞士迄今为止最后一场内战，即1847年的独立联盟战争。
亨利·杜南（1828-1910）半身雕像。© Lucignolobrescia。
联邦国家建立后，瑞士的内政外交都日趋平静。经过1874年的修宪，宪法赋予联邦更多的权责。直接民主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874年，确立了非强制性的立法复决权；1891年，又确立了公民动议制度，公民可通过这一制度对联邦宪法进行部分修订。同样在1891年，来自独立联盟战争的战败方（即信仰天主教的保守势力）的一名代表，首次加入了联邦政府。
获得了新权责的联邦国家，为多个工业和服务行业（铁路建设、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化工、食品工业和银行业）的蓬勃发展扫平了道路，这些行业成为瑞士经济的支柱产业。
尽管经济繁荣发展，但是，19世纪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很多瑞士人受到贫困和饥饿的困扰，加之就业机会渺茫，因此不得不远走他乡，其中大部分移民到了北美和南美。大量农村人口和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涌入瑞士的工业重地，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工人阶层，他们的生活条件一般都很艰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在瑞士公开发布。© Ringier。
20世纪上半叶，瑞士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也走过了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经济大萧条、政局云谲波诡的动荡时期。尽管瑞士没有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之中，但是，瑞士国内的局势还是深深地受到国外政治事件的影响。
战争期间，瑞士经济凸显出对进出口的巨大依赖性。192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瑞士的经济多年萧条不振。
在国内政局中，资产阶级政党和左派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特别是1918年全国大罢工后，气氛更加紧张。这种情况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有所缓解：由于感受到来自国外的威胁，瑞士的各派政治力量不得不走到一起。1943年，社会民主党的恩斯特·诺布斯当选联邦委员，标志着全国各党派捐弃前嫌，握手言和。
1964年在洛桑举办的国家博览会上，意喻“保卫瑞士”的刺猬状展馆。© keystone。
战后的国内政局中，逐渐形成了由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多党派联合政府执政的架构。自1959年开始，全国最大的四个党派按固定比例分享联邦委员会的七个席位，这种分配比例被称为“神奇公式”。
战后的瑞士经历了经济高度繁荣的时期。瑞士曾以工业发达而著称，但是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中，瑞士发展成为一个服务业占就业人口总数四分之三的经济体。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大幅提高。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节节攀升，商品供应品种日益繁多。
作为一个外向型的小经济体，瑞士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离不开外国市场。冷战时期，虽然瑞士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自认属于西方国家阵营，然而，瑞士仍然坚持在两大阵营之间奉行严格的中立政策。
圣哥达山口过去的San Carlo军事堡垒，如今已成为La Claustra酒店及会议设施。© F. J. Meier。
冷战的结束和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为瑞士的外交格局和经济环境都带来了迅速而持久的变化。在经济上，瑞士以服务业为重，能够灵活地应对各种动荡，即使在国际经济出现下滑和危机期间（1991、2001和2008年），也能继续保持其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强大地位。
在外交上，各种超国家的机制和组织机构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欧洲联盟（即欧盟，过去曾称为欧共体）自1992年以来的迅速扩张，对瑞士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从1992年至今，欧盟已从12个成员国扩大到28个成员国。
在这种形势下，瑞士谨慎地放松了严格的中立政策，开始参与国际上的一些动议。不过瑞士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对欧盟。全国各界就欧洲政策进行了激烈的大讨论，而奉行保守民族主义的瑞士人民党（SVP）则借机迅速崛起，成为二十一世纪初全国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党派。采用“神奇公式”分配联邦委员会席位的多党联合政府，在应对这一进展时不免步履蹒跚。
文/www.eda.admi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