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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上海求学的梦想即将成真。
此计划已经推迟了一年，因为我担心自己可能无法独立处理和应对身处中国的困难。我去过很多城市旅游，喜欢中国，1989年，曾在那儿呆过一个月。尽管身边会有一群在瑞士就已熟识的热心朋友帮助我，但想到只身一人去上海求学，我还是心生畏惧，至于原因即使现在我也很难解释。
伍嘉思(Francesca Wölfler)
出生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十二岁开始自学中文。先是就读于东方大学(IUO)，后转学到米兰大学的中东与远东研究所(IsMEO)，毕业后在上海复旦大学留学一个学期。
回国后，1994至1995年期间成立了中国文化中心“桥梁”(Il Ponte)。之后一直从事着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相关的工作。如今生活在瑞士卢加诺。信息框结尾
我刚在米兰大学ViaFestadelPerdono校区的中东和远东研究所完成了学业。虽然研究所位于米兰大学内，但上课却是另外一件事。我和其他同学、老师们一起，在米兰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供我们使用的教室完成课业。这虽然让我们充分认识了这座城市，但我更愿意换一种方式获取知识。
当抵达上海时，我记得，我对所有教职员工(包括大学里的助理和后勤人员)受到的待遇感到着迷。如何管理如此庞大群体的方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之前我在准备历史考试时也学到过；这是一种经历无数朝代而经久不衰的中国特色，但在中国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还是别有一番意味。
例如，我记得有一次，老师们决定登记所有住在楼上的外国留学生的自行车，并签发登记和保险证。我至今仍保留着此证，就放在我家略带灰尘的书架上；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那个难忘的日子里，一千多辆自行车在短短6个多小时内被正式登记、盖章并签发证书。
在那些已经习惯了电脑化管理程序的西方富裕学生眼中，老师们的办事方法似乎早已过时，并成为他们的笑谈。而我从来不这样认为。我的家族过去曾很富有，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家人生活陷入拮据。家中的财产逐渐被变卖，只为了购买面粉或食用油糊口，而这很可能是在黑市上交易的，我那勇敢的祖母将它们公然放在自行车上驮回家，似乎是在嘲笑占领军和检查站。家庭故事给我潜移默化的教诲：品性和教养体现在良好行为中──不受制于“形式”，更看重事物的“本质”。此教诲让我在中国受益匪浅。
我从早上九点左右老老实实站着排队，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我的自行车才登记完成。老师们中途花了一个小时去吃午饭，接着又重回岗位，办公场地挪至户外：从对面办公室借来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使用带一系列旋转数字的印章等金属装置给自行车盖章，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就在惊讶和困惑中度过了意想不到的休息日。我至今仍保留着当时签发的登记牌：放在我工作室的书架上，就像珍贵遗物一样，纪念着祖母的道德教诲以实际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一天，由此而终于获得了证实。
在机场迎接我的是我前夫所在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几位同事。在得知我抵达后，他们奉命来接我，然后负责把我安全送到目的地。真不凑巧，当时正好是星期五的晚上，任何人都没想到，包括我自己，那天真倒霉，因为当我们到达学校时，招生办下班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太不方便了。
我不知道，机场到复旦大学的路本来可以乘坐出租车向司机索要车票，然后到学校报销车费，于是我坐的是一辆私家车；我们六个人与我的行李挤在一起，由于我计划在上海呆上一个春季学期(后来延长至半学年)，因此随身携带的行李非常多。结果可想而知，我们所有人挤成一团。最后，我不得不坐在一位陌生男士的怀中，他也非常尴尬，不断地道歉说应该找辆大车。我未理会他的忧虑，但他在那条确实有点长的路途中一路不停地道歉，而我又一路上对每个“对不起”回了个“没关系”。
我没有机会去欣赏周围的乡村美景，同伴也没有人向我介绍，或许因为在寒冷的一月份，他们宁愿直接回家。除此之外，路上漆黑一片，我已在旅途中奔波了超过26个小时，包括在新加坡的短暂停留；当时我最想做的就是爬上柔软、温暖的大床休息，我天真地以为那张床就在前方等着我。
当我们到达正东路的留学生宿舍门口时，汽车不允许入内，我们必须下车；但是，我对此感激不尽，因为被挤在这些客气的陌生人之间，我感到非常不自在。然而，我记得，同伴们对此禁令极为不满。
当我们下车后，同伴们和固执的“老高”开始了一场我听不懂的方言争吵。经过几分钟争论，期间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最后我被告知，那天晚上，我不能入住普通的宿舍，因为办公室已经下班了。下周一再说。同伴们都不愿意带我去“老高”强烈推荐的宾馆。然而，当时没人征询我也没有聆听我的意见，所以激烈的争论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因为双方吵累了，双方都各让一步，我可以留下来了。
同伴们全部陪在我身边，显然他们对此结果很满意。我们朝院中央走去，经过一个喷泉，来到二号楼。我的房间在地下室，楼梯的照明不好，相当暗。我被带到一扇门前，门两边的红纸都掉了，只剩中间部分，门打开后，里面像一间储藏室，堆满了家具——衣柜、床、蚊帐、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同伴们把我送到房间后，就匆匆离开了；在他们眼中，我就像他们的一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终于解决了。
乍一看，房间似乎并未那么糟糕，只是有点灰尘。最让我头疼的是门上没有锁。这让我觉得很不安全，呆在房间的一段时间我始终未放下行李箱。最后，我精疲力尽，未脱衣服，就躺在床上，将蚊帐盖在身上。窗户的纱窗上有个洞，我将一把椅子放在前面，挡住外面行人的脚步声，这把椅子就成了一个安全毯。
在闭眼睡觉之前，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有只老鼠在门附近走来走去。此时，其他人可能会吓得跳到床上尖叫，但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我小时候住的公寓在一楼，前面有个花园；可爱的小老鼠经常在花园里四处觅食。我记得，小时候，我的叔叔手里拿着扫帚，追赶老鼠，而孩子们站在床上，给叔叔指着老鼠跑的方向，疯狂地大喊大叫。那天晚上，也就是我在复旦大学的第一个晚上，我知道，如果从一开始就不理会那只老鼠，它会小心翼翼，不打扰我。我可以安心睡觉，事实确实如此。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感觉很冷，但非常高兴。这是我在上海的第一天；是我大学毕业后，开始学习并提高汉语水平的地方。我既不安又兴奋；一想到我来到了上海，我感到非常激动。
我开始观察周围的情况，及我所拥有的“物品”。我如释重负，那只老鼠已经溜之大吉。我给在瑞士的家人拍了几张照片，他们让我尽可能多发些照片，以更近距离了解我去过的地方。我保留下了这些照片，在IlPonte中国文化中心20周年纪念时又将它们拿了出来。我深情地看着这些照片，回忆着每一个时刻。
然后，我开始正式环顾四周，发现有两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的座位坏了，有一张桌子，两张床，每张床都有蚊帐，但没有被子。第一周，我用蚊帐做被子。还有一个衣柜，衣柜门或坏或拆，但我决定不用它了。因为门上没锁，所以我将所有东西整理好，都装在箱子中，不离身边，因为里面都是我精心包装过的、认为在中国居住期间应该会需要的东西，所以显得格外珍贵。
房间内有一扇大窗户，正对房门，几乎占了一面墙。窗户上有纱窗和防盗窗，但并未影响我的心情；事实上，这让我有种安全感。那天早晨，阳光明媚，一缕阳光透过一扇略脏窗玻璃上的小洞照射进来，而这个小洞正是我醒来时感到冷的原因。墙壁周围安装有中央暖气管，墙上有很多大裂缝，上面的墙皮都掉了。
房间外面有一条长长的走廊，微弱的光线只有在我敞开门和对面的盥洗室照射进来。第二天晚上，我发现马桶冲水坏了，水流个不停。当晚，我本来已经进入“中国的梦乡”了，却又因被吵醒而怒火中烧。我起身找到不停冲水的马桶，对着马桶水箱狠狠地打了一拳，终于把积累了好几个小时的紧张情绪释放出来了。马桶竟然不再冲水了，这让我惊奇不已。这是我在中国解决的第一个“困难”。我没有看到任何沐浴设施，这可能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中国的淋浴是什么样的，未必这里就真的没有淋浴设施。
我将行李箱放在破椅子上，打开箱子，取出早晨洗漱要用的东西。我拿出特意买的新牙刷，还有一支带包装盒、未开封的牙膏，不假思索地将空包装盒扔进了椅子下的垃圾桶里。正要去浴室时，突然想到那个空盒将来可能还会有用处，于是又停了下来，回到垃圾桶旁，将空盒捡了回来。在这平时看似微不足道的弯腰时刻，我才意识到我是来这儿求学的，就在1994年，就在中国的上海复旦大学。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