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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难用只言片语来概括1963年到1966年在北京度过的三年光阴，以及之后发生的一切。彼时的中国早已化作了记忆，而这段留学经历却影响了我的一生，直到现在。
毕来德(Jean François BILLETER)
1939年出生，1963年至1966年先后在外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和北京大学留学。现为日内瓦大学荣誉教授。信息框结尾
我是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求学的第一位瑞士留学生。在此之前，我先获得了日内瓦大学文学院的奖学金，在那里完成了两年的学业，然后赴巴黎开始学习中文。有人告诉我，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去北京继续进修，因为中国政府先前已经派出学生在日内瓦大学翻译学院学习，同时宣布欢迎瑞士学生去中国学习交流。有一个比我年轻一点儿的瑞士学生，也来自日内瓦，几天之后他就来北京和我会合了。之后的三年里，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其他瑞士留学生。
那时候，我们在一个叫做外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北京语言大学的前身)的地方学习了一年。第二年，我们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了，和中国学生上一样的课程。尽管我们都尽最大的努力学习，还是不得不花额外的精力做大量的温习。北大为我们每个人都安排了两位中国同学来辅导我们，虽然他们未能帮上太多忙，但还是尽其所能地帮助我们。因为我想提高我的文言文水平，于是就选修了古代文学课。学校规定，每个国家的留学生都得有一个负责人，由于我的中文相对好一些，那个和我从瑞士一起来的年轻朋友就选我当了瑞士留学生会主席。在此期间，戴高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1964年有一些法国学生也来到北大学习，他们中有几位还是我在巴黎学习时的同学。这一群人当中后来走出了整整一代的法国汉学家，有的人还成为了我的朋友。
那时候的中国完全与世界相隔绝。任何中国公民，任何中国学生，除了辅导我们的中国同学以外，都不允许与外国人有私人往来。辅导我的中国同学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当我告诉他们我不是被瑞士政府派来中国的，而是随自己的意愿而来的，他们都不相信。那时和外界的沟通比今天要难很多。机票十分昂贵，我们只能坐火车来中国。打电话又贵又麻烦，得去西单的邮政总局。我们的信件也是被查看过的。电视刚刚开始有，但是还没有名副其实的电视新闻。我能够得到外界的一些信息，是因为订阅了空运过来的《世界报》周刊，每期都能吸引不少人借阅。
有一部分外国留学生在北京生活得很不愉快，尤其是那些被“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派来的学生。他们对中国不感兴趣，也不爱学中文。我不一样，身处在一个让全世界都很好奇的国家，我观察着这个极权国家(那时的中国毫无疑问曾是极权制)的运转，至少是可见的那部分的运转。由于缺乏娱乐活动，国内旅行又很受限制，我不得不专注于学习，但这也是我求之不得的。不过还有其他方面：中国的古韵还到处可见，在某些方面充满活力。我刚来中国的时候，京剧还是很受欢迎的民间艺术。北京还保持着故有的风貌，15世纪修建的城门和城墙依然矗立着。
在城市的大部分地方，胡同和传统民居依然构成着卓越的城市居住形态，保留着14世纪元朝的模式。胡同里满是小孩，他们的快乐和机灵让人感到十分愉快。在很多地方，城门外就是乡下。在北京大学旁边，海淀还是一个大村落。周围满是稻田，夏夜的月光下，蟾蜍此起彼伏的叫声震耳欲聋。那时的中国人口比现在要少得多。古迹很少有人问津，或已经完全被遗忘了，像世外的天地。那时的天空十分清净明朗，尤其是冬季，由于空气干燥而产生的那种蓝色令人难以忘怀。严寒使得积雪一直呈粉末状，为了让零星的汽车能够通行，清洁工必须在早晨把路面的雪扫去。
如今的人很难想象得出那时中国的景象：持续的政治动荡、到处可见的政治宣传、放着革命歌曲的大喇叭的嘈杂声等等，与今天的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这里我不想提那三年里发生的政治事件，这个主题过于宏大。我只是亲眼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兆和早期的暴力。当我1966年八月底离开北京的时候，城里的动乱已经开始了。我本来打算再回来继续学习，但是由于大学都停课了而没能实现。之后，我先后在巴黎、京都和香港学习。能够继续在国外学习，多亏了瑞士科学研究基金会的资助。可惜现在的学生只能空羡慕一下这样的资助了。幸运的是，教书是我的一个强项，让我能够继续在我选择的道路上前进。不过，作为先驱者的教学工作也是更加辛苦的。我1971年开始在苏黎世教书，从第二年开始在日内瓦教授中国历史，然后一步一步地在日内瓦大学建立了名副其实的汉学系。我于1999年提前退休，以便能够专注于我自己的研究工作。
注：我曾经在《瑞士大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更为详细的报告，见《瑞士大学期刊》1966年第六期，第366-377页。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