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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战乱或极权国家的难民们往往经历过非常可怕的事情：他们看到有人死去，失去亲人，还可能被强暴或施以酷刑。在伯尔尼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专家明确指出：在瑞士，这些饱受精神创伤的难民并未得到充分的精神治疗。
在瑞士，共生活着44'503位被临时接纳的难民，另有68'395人还处于难民审批程序之中。他们来自叙利亚、伊朗、阿富汗、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等国家，都曾经历过战争或极权统治。据估计，这些难民中近一半都因在祖国或逃难中的遭遇而饱受精神折磨。
他们因这些遭遇而产生羞耻和负罪感，因此大多性格内向，而且不信任其他人。其他症状还有睡眠困难、难以集中精力、恐惧、过于敏感和萎靡不振等。最严重的情况下，这些病患可能会寻求麻醉剂的帮助，甚至变得很暴力。这样的精神创伤也会令难民在融入社会和就业市场时遇到困难。
利用精神疗法对受创伤的移民进行治疗，不仅对病人来说很必要，对国家来说也有益处。然而针对这些战争和酷刑的受害者，据估算，瑞士至少缺少500个治疗床位。特别是受过精神创伤的儿童和青少年，他们的情况很不稳定，亟需治疗。
精神创伤患者需要安全感
既然国家没有担负起相应责任，那么志愿者们不得不弥补这一缺口：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开始无偿(德)外部链接治疗这些难民，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参与了当天的会议。圣加仑州立精神病学专业机构的精神科医生Thomas Maier认为，由志愿者来负责为精神有创伤的难民进行治疗，这应该是政府的耻辱。他曾在苏黎世酷刑与战争受害者门诊部担任主任，为来自土耳其、阿富汗、索马里和巴尔干的精神创伤患者治疗了7年之久。
Maier强调说，有过精神创伤的难民主要需要安全感和社会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而且对所有精神创伤患者来说均是如此”，这位急性精神疾病主治医师、瘾症心理治疗师如此解释，并且指出：居留许可的不确定性、欠缺的物质稳定性和对就业市场的茫然是许多移民的病因。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向移民传递出生活在客居国的安全感。
这令他们再次遭受精神创伤。“即使是健康人，也会在我们这里做噩梦”，来自阿尔高州的女政治家Susanne Hochuli接着说。她指的不单单是精神上，还有社会上的看护缺失。环境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平民社会也应该尽一定义务，”Hochuli知道，她所指的是什么：她就在自己的农舍里接待了2个移民家庭，两位单亲妈妈其中一位来自安哥拉，另一位来自厄立特里亚。
Hochuli提示说，不仅故乡的经历会让他们饱受精神创伤，在逃难过程中也是一样。“我们难以想象，这些人在逃跑的途中都会经历些什么！”
她提到那位同住的、来自厄立特里亚的母亲：“她和11岁的女儿逃亡了1年，并在路上怀孕了。我想象不出，怎么会这样！”Hochuli在这位母亲产后曾经很担心，因为孩子并非出于爱或者享受性爱而诞生的。然而幸运的是，这位妈妈和新生儿相处得很好。
本次会议上，许多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例如在诊疗过程中翻译的费用问题，医疗保险是不负责支付的。
因此就有许多外行翻译被请进来，他们往往是患者的熟人或者亲属。这很成问题：“如果要让年仅12岁的女儿翻译，她会受到怎样的影响？”Matthis Schick就提出了这样的尖锐问题，他是苏黎世大学医院酷刑及战争受害者门诊部的主治医生。
这些翻译都是门外汉，还会经常犯错，因为他们对医学专业词汇并不熟悉。对Schick来说，求助于一个外行翻译，就好像外科医生在手术前对患者说：“很遗憾，今天我们没有手术刀，请您把厨房用刀拿来吧！”
一些与会者认为，翻译的费用应该由联邦承担，其余的则由各州或医疗保险负担。所有人达成的共识是：需要尽快出台相关法规。
瑞士对酷刑及战争受害者所展开的治疗
瑞士首个酷刑受害者诊治中心于1995年成立。
因为寻求治疗者众多，所以随后又开办了4所门诊科室，并统一于“帮助精神创伤受害者协会(英)外部链接”之下。然而这远远不够，特别是自叙利亚和伊朗等战乱国家涌进移民潮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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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宋婷),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