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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我在中国很特别的经历。我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而它的文化便是我的第二层皮肤。
我与中国的缘分就如同人生中其它重要的经历一样，是偶然发生的。有一天在罗马大学法律系Falcone Borsellino大厅的外边，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本被遗弃的《FreePress》杂志，尾页上有一张关于“中文课”的小广告。
季诺·米内拉(Gino Minella)
律师，出生于1980 年，目前在卢加诺生活和工作。 2011 年至2013 年，在位于长沙的湖南大学攻读中国民法博士课程，并参与了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杂志《罗马法与共同法》(IUS ROMANUM COMMUNE)的编辑。信息框结尾
当时我还是法律系的学生，从未考虑过要去学习第三门语言，更没有想过到国外留学。何况《Free Press》杂志上的这则广告，报名时间也已经截止了。但我还是撕下了那最后一页，以便为明年注册学习做准备。
一年过去了，我渐渐淡忘了广告的事。所幸它再次出现的时候，我恰好还来得及为下一期课程报名。
第一次接触汉语，让我感到眼花缭乱，无比兴奋。我立即爱上了这门语言，它与我所知道的欧洲其它语系截然不同。于是，我在罗马开启了为期三年的中文学习之旅。此间，为了准备题为“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和演变”的毕业论文，我曾赴北京学习两个月。
在接下来的法庭实习阶段，我开始在罗马第二大学(Tor Vergata)就读有关罗马法律的博士研究生课程。由于两所大学之间有学术交流，我有幸来到中国长沙，成为湖南大学中国民法系的博士生。
2011年2月份抵达长沙后，原本计划学习一年后便返回罗马，结果我在这里竟足足待了两年半的时间。
尽管在意大利已经学了三年中文，乍到这里时，最大的困难仍是语言。湖南话的发音和普通话相差甚远，常常导致误会。但是几个月后我便开始适应这里的生活，成为研究中心的博士生小组里活跃的一员，并在徐涤宇教授睿智的指导下开始对中国民法进行比较研究。
对我这样一名西方的年轻法学研究者而言，在长沙度过的岁月既令人兴奋，又非常有趣。尤其是因为，当今的中国正在经历民法的法典化和体系化进程。大学和法学院好比一个辩论舞台，常举办研讨会，提出新想法，也有对民法法案的深刻分析，这一切使我有机会亲身经历法典的编写过程，也是我在欧洲其他国家不可能经历到的，因为那儿的民法法典早在我出生之前就编纂完成了。
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湖南大学及其罗马法研究中心举办过两届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第一届是在2011年6月份，主题为“罗马法传统与现代中国：回顾与前瞻”；第二届研讨会于2012年11月举行，题为“宪政的源与流：中西比较的视野”。我和罗马法研究中心的全体成员共同参与了两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并担任了多篇中外学术论文以及会议现场的翻译。
这两届研讨会的组织工作比其它任何学术工作都辛苦得多，大家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翻译百余篇学术文章。在紧张的工作环境下，我与大家建立了良好的同事关系，也真正理解了“师兄”、“师姐”的涵义──一种西方社会中不存在的人际关系。字面上可以翻译成“学院哥哥”、“学院姐姐”，但实际上却体现了一种更深层的、兄弟姐妹般的情谊，近似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从而使每一位成员都能为了大家共同的目标而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在那段时间曾给予我很多关心和帮助的师姐，黄美玲教授，以及每天和我在研究所一起工作的连光阳博士。
谈到湖南省和长沙市，当然不能漏掉这里的美食：美味而辛辣。相信我在长沙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请不要放辣椒！”。辣椒可是湘菜的基本配料，有个朋友的母亲居然说“没有辣椒，就不能叫做菜”。
那几年我经常到中国各地参加大学的学术会议，因而有机会参观很多城市，诸如美丽的苏州、北京、上海、济南，迷人的海口和三亚。三亚的南山寺和观音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座立于南海海边，高达一百余米的巨大雕像，真叫人终生难忘。只要你有机会去到海南，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2013年6月，我十分不情愿地返回了欧洲。但正如我开篇所写，中国永远是我的第二故乡，而在长沙的岁月成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第二辑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