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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的共生效益
许多近期研究已表明有关人类健康的碳减缓策略有显著的效益，主要是因为这些策略还减少了空气中的其它排放物，例如SO2、NOx和颗粒物。预估这将防止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数万人和欧洲几千人过早死亡。然而，死亡率风险的货币化仍存在争议，因此文献中能够发现一系列大的效益估值。然而，所有的研究一致认为货币化的健康效益可抵消减缓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11.8]。
除此之外，已估算了避免空气污染物的排放给农业生产带来的效益和酸雨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这类近期效益为无悔的GHG减排政策提供了依据，而这些政策逐渐产生相当大的优势，即使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影响最终小于当前的预估。纳入除人类健康和农业生产以外的其它共生效益(例如，提高能源安全和增加就业)将使成本结余进一步加大(一致性高，证据量有限)[11.8]。
大量的新文献指出，通过一套措施和政策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具有以控制空气污染的成本大幅度降低空气污染的潜力。需要一项综合途径应对那些污染物和过程，对此存在权衡取舍。例如，有这样的个例：控制使N2O排放增加的机动车和硝酸植物，或增加高能效柴油车的使用，其排放的颗粒比汽油机动车排放的颗粒物更小(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