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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天气谁之过？灾害治理演变史
19世纪时，瑞士人就注定要直面自然灾害。那时，人们已不再将恶劣天气和山体滑坡视作神对人的惩罚，而是人们应该协力解决的问题。为了所谓的共同利益，对过错与责任的追问成了禁忌 – 直到今天，这一态度仍不时影响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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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天气都是无伤大雅、用来寒暄的话题，但现如今，却也已经充满了政治意味。因为在气候变化的时代，人类行为、恶劣天气以及自然灾害间的界限已不再明显。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着天气。持这样观点的就有气象学家Jörg Kachelmann，他在最近几周的恶劣天气中察觉到的是“不幸的开始”。
其他人则认为这一观点过于夸张，他们或将该观点称为“气候歇斯底里症”，或告诫人们应该多点沉着冷静。瑞士自由民主党(FDP)前主席Franz Steinegger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因在施维茨州有多年危机管理的经验，因此也被人称作“灾害Franz”。当在《每日导报》(Tages-Anzeiger)的采访中被问及城市人口对环境灾害的反应是否与农村人口不同时，他回答称：“生活在乡下的人们更沉稳，这些情况他们基本都经历过。而且他们更愿意将这样的事当作上帝的旨意来接受。”
自然灾害是上帝的荆条
这种貌似来自阿尔卑斯山某座远离人世的虔诚教堂、凝聚了百年之久的智慧，实则是一个相当新颖的观点。直到几百年前，自然灾害都绝不是人们能“沉着冷静”接受之事：就好比家长用鸡毛掸子教育孩子，上帝用“可怕的神迹”向人们指明道路 – 像《圣经》中的七灾与洪水这样的灾难从来都有其要传递的信息。
当生活在乡下的人们将黄油和牛奶放在窗边作为安抚上帝的预防措施时，神学家们沉思的问题是，他们应如何解释上帝的“布道行为”。让他们进退两难的是：在例如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中死去的不仅是罪人，还有孩子和对上帝充满敬畏的人。
一种回答是：上帝同样惩罚那些没能阻止罪人的人。瑞士环境历史学家Christian Pfister写道：“社群为其成员的罪过集体负责。这样便于转移共同责任方的责任，并在所有人中分配责任。”某种程度上，这样做也能让责任归属不再那么清晰，因此也就少了压迫感。
灾害中的凝聚力
不再将无法解释的自然灾害视作对个人罪过的惩罚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 因为在这一转变没有触及的地方，人们寄希望于通过焚烧据称会巫术的妇女来应对干旱的夏天。对责任进行再分配，让自然灾害被重新理解为能够凝聚集体的事件。
这是因为，如战争和灾害这样由外部力量造成的可怕事件往往能增强归属感。今天的政客们依然深知这一点：在灾区露出了错误的表情，也就意味着职业生涯摇摇欲坠。
正是因为山体滑坡、恶劣天气以及洪水能够激发凝聚力，这些自然灾害因此对瑞士民族的形成至关重要。1806年，Arth-Golau的山体滑坡造成了400多人死亡以及整个村庄被毁，这起事件让凝结民族的灾害救助应运而生。
当时，由拿破仑指派的施维茨州长Andreas Merian在互助行动中觉察到了凝聚力：“每个瑞士人都能通过其捐助为公共利益添砖加瓦，参与其中以及被救助者事后的感激之情都能增强民族感、联邦和谐以及真正的兄弟之爱。”
Merian成功将宗教上的愧疚之感转化成了共和体制下的团结之感：瑞士各州对Arth-Golau地区的捐款以及慰问纷至沓来 – 有史以来第一次，受灾地区不再依赖单独援助，瑞士各州都向灾区纷纷伸出援手。
防洪民族纪念碑
自然灾害帮助瑞士政府找到了自己的角色：19世纪时，由私人组织赞助的灾害救助越来越多地被转移到政府手中。1834年，在瑞士联邦严重分裂的情况下，洪水摧毁了瑞士的大部分地区。于是邦联议事会，也就是瑞士当时的中央机构，接管了协调(私人)捐款的工作。该议事会直接与各州接洽，以确定使用捐款最合理的方式。这已经超出了慈善的范围，而是遵循国家的逻辑：尽管捐款是出于对个人的同情，但自1834年起，例如在格劳宾登州，捐款主要被用于为了预防未来灾害的防洪支出。因此，捐款主要流向当地的建筑业主，而直接受到灾害影响的人只能得到很少的援助，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得到捐款的情况下仍陷入贫困的原因。也就是说，受灾地区接受的主要是发展援助，并辅以少量的直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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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天灾改变了瑞士
人们将1834年之后的河道改直以及大坝工程统一视作民族团结的纪念碑。正如1869年，联邦委员会对瓦莱州因怀疑基建项目而在1834年将捐款分发给个人的行为做出评价是所说的那样，那里“没有任何建筑体现了民族慈善事业，而这些纪念碑本可以使国家免遭此类灾难。”
1868年，瑞士遭遇了另一场自然灾害，强降雨导致51人丧生，也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834年时的防洪任务还掌管在州政府手中，而在1868年，联邦委员会作为政府接管了此项任务。全国募捐活动也由国家政府接管，共筹得360万瑞郎的捐款以及超过3吨的食品捐赠。“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成了当时非官方的全国口号。此外：灾害预防的法律规范也得以确立，这一点的重要性持续至今。
对事故原因避而不谈
只有通过共同面对灾难，人们才能将自己无法解释的天意转变为能够共同承担的事件。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形成了少谈原因、多谈援助、基础设施和危机管理的默契。
1881年发生在埃尔姆(Elm)的滑坡就是个极端的例子：格拉鲁斯地区的阿尔卑斯山富含珍贵的页岩，埃尔姆自1868年起就开始对页岩进行商业开采。但负责此事的当地政客在这方面基本没有任何经验 – 页岩开采因此漏洞百出。起支撑作用的部分被炸毁、山里出现的变化被忽视、发出警告的人被讥笑为胆小鬼 – 太多工作岗位和太多的钱都依赖页岩开采。甚至当采石场上方的阿尔卑斯山大面积坍塌并引起水流倒灌时，人们仍无所行动。最终，这起事故导致了141人死亡。
然而，没有任何人因这起事故被问责。之所以会这样，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媒体不希望对埃尔姆居民极为必要的募捐活动因为对恶性事件的报道而受到影响。鉴于悲剧已经发生，人们恳求不要再对“鸡毛蒜皮的琐事”进行抱怨。埃尔姆居民必须以无辜的集体形象示人，他们被“无情的自然力量”击垮，这些山区居民在这次与残酷的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失败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解读，原因在于看待自然灾害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灾害不再是对罪人的惩罚，而是由人类不可知的原因所引起的，对于这样的事除了接受别无他法 – 上帝的旨意深不可测。对地理学教授Albert Heim来说，这样的态度让这位必须就山体滑坡给出自己专业意见的专家惊呆了：
“人们反抗恐惧，为自己找理由，而那些对此表现出恐惧的人则被讥笑。人们拒绝洞察自然灾害的深意，而是否认危险、自欺欺人。全国上下都弥漫着这种愚蠢的态度。‘鸵鸟战术’的狂热信众们之所以敢于对真相进行如此巨大的隐瞒，就是因为他们深知，人们更愿意相信令人愉快的事，而非让人感到恐惧的事。”
Christian Pfister (编)：灾难之后 – 瑞士自然灾害治理史1500-2000
(译自英文：王伯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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