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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成立于1961年，它与其他少数几个国际组织一起，为提高人权问题的受关注程度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特赦组织开创了政治行动主义的新形式，独立于20世纪的一系列主流意识形态。然而，该组织的工作原则饱受争议，在民主国家也不例外。
“如今无论你在一周内的哪一天打开新闻，都能找到一条报道，讲述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国家里，有人因为他们的观点或宗教信仰不被政府接受而被监禁、拷打，甚至处决。”
因此，英国律师彼得·贝南森(Peter Benenson)于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报纸《观察家》(The Observer)上发表了赦免“政治犯”的呼吁。贝南森律师的文章被视为旨在保障人权的国际特赦的奠基之作，使当时被冷战紧张局势笼罩的世界看到了曙光。
冷战时期的人权问题
1961年4月，就在该呼吁发表之前的几周，美国曾企图推翻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但未能成功。次年，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险些将世界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核战争。与此同时，自1961年8月起，欧洲也开始修建柏林墙。
在两个阵营冲突的背景之下，联合国在1948年制定的普遍人权原则就在夹缝中求生，而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外部链接既无强制约束力，也未规定执行机制，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直到1970年代初，随着去殖民化的进程，和国际社会对希腊、巴西军事独裁政权及智利政变的关注与抗议，人权状况才开始发生变化。从那时起，人权问题不再仅仅是大型国际会议的议题，逐渐成为了公众讨论的话题。
国际特赦瑞士分会于1970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存在一些地方人权团体，尤其是1964年成立于日内瓦的国际团体。国际特赦瑞士分会正在快速发展。“1970年至1975年期间，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个新的人权团体成立，”为纪念国际特赦瑞士分会成立40周年出版的小册子上这样表述。
政治行动主义的新形式
1968年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政治斗争浪潮的最高潮，而全球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解放也开始萌芽。针对人权问题的举措采取了一种政治行动主义的新形式，以道德原则和个人权利为基础，不再是以政治斗争为主要手段。
国际特赦成为了这一转变的核心，同时也是这一转变的象征。1977年，国际特赦因反对酷刑的运动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就职演说中指出，人权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尺度。
瑞士历史学家菲利普·萨拉森(Philipp Sarasin)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1977年的书，对他来说，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政治领域更广泛的转变。萨拉森写道：“重点不再是政治冲突和集体利益，不再是政治变革的意愿……现在的重点是个人的遭遇和个人的‘权利’，这些权利是由个人行为者或宣传团体在法庭上提出的。”
从政治犯到社会权利
在一些作家看来，这种转变是政治向市场霸权投降的标志。例如，美国记者和活动家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曾在书中指责国际特赦没有充分考虑到侵犯人权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然而，这种批评显得过于苛刻，至少应该考虑到国际特赦的发展历程。纵观其历史，国际特赦的干预领域事实上已经成倍增加。在支持所谓“政治犯”的干预行为中，国际特赦加入了反对酷刑、死刑和难民权利的考量，后来又进一步加入了限制武器贸易、争取妇女权利的措施。
2001年，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大型跨国公司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国际特赦决定扩大其任务范围，以囊括对社会权利的争取。瑞士分会负责人亚历山德拉·卡勒 (Alexandra Karle) 说：“对个人政治和公民权利的重视，与国际特赦的盎格鲁-撒克逊渊源有关。”
“如今，我们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外部链接规定的原则达成共识。粮食、教育、水资源等问题是核心问题，特别是对全球范围内欠发达的地区。”
“资金来自莫斯科”
国际特赦瑞士分会很快意识到，在某些问题上，要做到政治倾向不被指责，同时又采取行动，是一件十分不易的。在1970年代初，国际特赦瑞士分会伴随着国际反酷刑运动发展起来，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而在1970年代中期，组织就开始面临激烈的争议，因为它明确反对瑞士对于拒服兵役者的监狱判决。
“当时分会负责人收到许多信件，谴责国际特赦的行为，”国际特赦瑞士分会的第一任政治秘书安德烈·达盖(André Daguet)2001年回忆说，“甚至有人指责我们的资金来自莫斯科。”
卡勒表示，即使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国际特赦瑞士分会也屡屡被指政治上有左倾嫌疑。比如近年来经常发生的支持难民权利的运动，最近国际特赦对《联邦打击恐怖主义法》的反对与批评，或对企业责任倡议的承诺(多语外部链接)，都受到了这样的指责。
尽管如此，卡勒明确地表示：“我们的立场是在组织内部与参与者进行激烈讨论而得出的结果。在我们认为人权受到侵犯或挑战的地方，我们就在广泛的共识基础上采取行动。”此外，国际特赦瑞士分会的负责人也明确表示过，“我们的所有行为始终都以现行的国际法为基础”。
成就与挑战
在国际特赦诞生60年后，回顾世界的人权状况发展，卡勒提到了“此起彼伏的趋势”。“近几十年来，我们在重要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例如在反对战争及反对酷刑等方面。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如利用新兴科学技术来监视维护人权者。”
卡勒指出，人权仍然会受到侵犯，即使在民主国家，人权的有效性时常也遭遇挑战。“比方说，许多欧洲国家仍一再违反《日内瓦难民公约》，” 亚历山德拉·卡勒还表示，他对民间社会在面对某些侵权行为时不采取任何抗议运动的现状感到担忧。
然而针对当下的防疫措施，卡勒认为采取行动时一定要掌握分寸。“我们正在仔细研究当下的情况。疫情之初我们也对禁止示威游行的相关政策表示关切。然而，瑞士现行的措施充分尊重了平等原则。即使是那些不愿意接种疫苗的人，也可通过接受检测获得相应权利。”
国际特赦把重点放在抗疫的另一个方面：“目前除了修订刑法中关于性犯罪的条例以外，我们行动的主要内容涉及到与疫苗接种相关的事宜。专利保护的权益需要放宽，这样即使是低收入国家的人民，也有可能受到疫苗的保护。”
(译自意大利语：瑞士资讯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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