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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的生活条件、良好的教育系统、优厚的社会福利，瑞士堪称是一个儿童乐园，然而曾几何时，瑞士的一个社会救济系统，剥夺了许多穷人家孩子的快乐童年，令他们得不到关爱、受剥削、遭毒打、被性侵…
他们就是寄养儿童，也被称作租赁儿童。目前瑞士政府正在尝试对那些历史上有过苦难经历的儿童予以补偿。然而造成那种情况的“罪魁”总是指向残酷的机制和刻薄的寄养家庭主人，而忘记了真正的渊源-贫困！
但是毋庸质疑的是，儿童是1970年前，超负荷及毫无经济实力的瑞士救济系统中最大的牺牲者。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成长需求几乎无人关注，也没有任何体制保护他们不受忽略和侵犯。
尽管系统上存在漏洞，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人愿意故意伤害儿童的利益。这与当时的社会意识有关，那个年代人们对儿童利益的理解也与今天有所不同。再加上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和民众对非婚和贫困家庭儿童的偏见都是造就那一代人苦难经历的重要因素。但是到底是怎样的经济现实和道德观念让20世纪中期瑞士出现如此强硬的救济手段？
当时那些在这一系统中有决定权的人，如家长、教师、律师、官员、教堂工作人员，如今已经不在人世，无法再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解释。在目前针对这一题目进行的调研中主要缺少这些人的证词。大部分调查是最近10年进行的，主要以受害者的叙述及证明材料为主。
历史学家Loretta Seglias对地方政府对贫困家庭和单亲家庭的救济(征求或未征求过救助对象意见)进行了研究。她写道，上世纪中期“大部分瑞士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因此对贫困家庭的扶助对瑞士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机构上的挑战。为了节省支付社会福利费用，将家庭中一个或几个孩子送到福利院或者农民家中寄养，是当时很常见的做法。
“瑞士公众也很认可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孩子必须学会自食其力。因此这些儿童都被送入那些可以学到东西的家庭，这样成人之后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不必靠政府救济生活。”
一个艰苦的开头
Roland Begert是一位退休经济学教师，住在距离伯尔尼不远的地方，他的家在一条安静的马路边上。他高雅的装束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举止离不开艰苦不懈的奋斗。他生于1937年，生下来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他用了一生的时间寻找一个答案：自己的童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被视为“工作倦怠”，这样的人在当时不需审讯就可以被送进监狱。父亲在Roland出生前就离开了母亲。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年轻姑娘，毫无生存能力，Roland出生3个星期之后，她便把他和不到两岁的哥哥给了出去。
“她没有其他选择，没有钱，也没有任何学历，后来我才知道，我母亲也存在性格上的很大弱点，这令她未能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Roland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
性侵
Roland被送到了索洛图恩的一个罗曼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生活了12年，未花国家一分钱。25个修女照管着280个孩子，没有薪水，没有休息，孤儿院靠捐款勉强维持。
在孤儿院里Roland受到大一些的男孩子的性侵。他以为这是成长的代价。“修女们对这种事也心知肚明，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12岁的时候，他没有任何征兆地被送到了一个农民家里，他将与这个寄养家庭的关系评价为“不好不坏”。“缺乏的就是关爱，但是至少我们相互尊重，这个家庭每月因为我得到30瑞郎的补助，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一个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当时那种模式。”
从1877年开始，瑞士法律规定14岁以下儿童禁止去工厂工作，但是干农活却是被普遍认可的。“这是当时许多瑞士儿童的现实生活，”历史学家Seglias说。
非官方的安置
被官方安置到别处的孩子不是唯一不得不离开父母的孩子。许多瑞士的贫困家庭，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也不得不这样做。1952年居住在弗里堡一个小村庄10岁女孩Christine就被送到邻居家寄养2年，因为这家的女主人卧病在床。
“那位丈夫问我的父母，能否让一个女孩到他家去陪他的妻子，因为她有精神问题。他有的时候2、3天不在家，”60多年后，Christine回忆起同村的那个小公寓依然恍若昨日。
如果官方安置穷人家的孩子去别处寄养，会特意避免寄养家庭与孩子父母认识。家长们一般无法去看望自己的孩子。“那些孩子往往被安置在他们不认识的家庭，在那个年代监督和抽查工作并不完善，” Seglias说。
“这就意味着，这些儿童受到难以忍受的体力负荷、性侵和劳动剥削的危险性非常高，因为没有人关心这些孩子。”
恶名
那些在农场工作的儿童有许多名字，传播最广泛的是租赁儿童(Verdingkind)，二战之后，法律有所变更，那些被寄养在别人家的孩子被称做寄养儿童(Pflegekinder)，寄养家庭得到一份官方补助。法律和正式文件上从未出现过“租赁儿童”这个字眼，但是这种剥削形式和“恶名”却一直延续了几十年之久。
“这取决于社会看这些孩子的眼光，他们带着这样一顶帽子-贫穷或者来自非婚家庭、家长因为酗酒或精神问题不能养他们，人们把对家长的歧视投掷在这些孩子身上，” Seglias分析道。
Roland在农民家生活了4年，除了上学之外还要干很重的农活。在当地他被视为租赁儿童，他自己也这么看待自己。“我没有归属感，所有的门都是对我关闭的，”他说。
虽然他的成绩优异，老师建议送他去读中学，但是向往更好教育机会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地方扶贫官员不给他这个机会。16岁的时候他成了一名铸造工学徒，那是一段与繁重工作为伴的艰苦岁月，直到22岁他只能拿到工资中的一部分作为零花钱，这是他的监护人和孤儿院的安排。
后来因为健康问题，Roland才得以解脱。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上了夜校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道，成为一名经济教师。2008年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形式的自传小说：《永远的陌生人》。
直到瑞士政府同意对过去这种强制救济手段的受害者予以补偿，经历了一个艰辛的抗争历程。倘若未来的新法依然不能满足呼吁者的要求，那么将通过一个“补偿动议”确定补偿基金的金额，这意味着全民将参与定夺此事。
Roland并未申请补偿金，对他来说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他认为这笔钱对许多受害者会有帮助，他哥哥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重要的是，对儿童的关注和保障儿童权益，不要再像那时候那样忽略儿童。
(翻译：杨旭东),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