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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前后，瑞士出现一种对新社会形态和生活模式的强烈向往，这一点也体现在教育上。在这种情况下，权威陷入深层的危机，在这种时代精神驱使下出现了许多私立学校。“走在前面不一定就正确”的口号横飞-让我们回顾一下瑞士1968年的那场教育革命。
瑞士的这场革命首先由小学老师打了前阵：1968年3月，250名师范班的学员占领了洛迦诺的一间教室，要求制定授课新规定以及学生在教学上的发言权。在圣弗兰西斯克广场上培训班门前，洛迦诺居民激烈地对这一行动进行了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则认为这些学员受到了共产党的影响。
这场学潮在三天后产生了成果，提契诺州教育部门接见了学生代表。于是洛迦诺一所高中成为第一间接受学生参与教学意见的学校，1968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弗洛伊德及一些存在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出现在师范学校的教程上，也包括尼采和托尔斯泰。
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家庭中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思考自己与家长的分寸及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70年代的历史学家喜欢用“精神爆炸”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思潮。那段时期，教育心理类书籍成为畅销书。
所谓“黑色教育方法”，也就是靠打手板、严讯而不是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受到质疑，就连国立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在70年代有所动摇，我们还是从1965年说起吧。
畅销书
1965年一位英国教育家兼校长出了一本名为《夏山教育》(Erziehung in Summerhill)的书，但是完全无人问津。1970年他又出了一本《反权威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这本书在上世纪70年代初炙手可热，卖出了上百万本。
直到现在，在“反权威教育”领域，这本书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尽管这个词在书中不曾出现过一次，是出版社为了迎合当时的市场需求，用了这个名字，用以呼应68年那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成功了！一时间很多人如朝圣般前往夏山，从带回来的照片上看到孩子们自由自在地骑着自行车，在水里欢乐地游泳，几乎没人待在教室里。
一位瑞士记者曾这样描述过这位书作者的教育理念：“对于他来说，教育首先是要站在孩子的立场……想要让孩子顺利地成长，不是靠规矩和管教，而是要靠爱和认可。家长自认为正确的惩处和不顾孩子面子的说教会被孩子当作‘恨’，他们也会用‘恨’来回馈，这样长大的孩子会心中充满恨。”
权威失效
权威陷入危机，60年代末，瑞士记者Alfred Häsler总结出这样的观感：家长与孩子之间出现了一个不断加深的鸿沟：“父权时代已过，儿子们意识到，父亲们还握着不可理喻的‘权威’不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让所有权威性人物，如父亲、教师、头目等发号施令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长长的阴影。人们开始认为严苛管制教育出来的是像纳粹一样的人物。于是权威成为肆意、暴力和残酷的代表。除此之外，20世纪50年代教育政策就已经感受到压力的存在。
1957年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向宇宙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令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怀疑：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同时，繁荣摧毁了就业市场。
二十世纪60年代，学校被视为隐藏的“人才储备”中心，用现在的话讲叫促进“人力资源”，这令官方对学校的态度也做出了妥协，1968年教育政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实验性私立学校的出现
对权威的批判带来的结果是，1968年以后一些人离开了公立学校，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的实行“快乐教学法”的鲁道夫斯坦纳学校，又开始走俏。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私立学校，1968年之后出现的第一家这类私立学校是苏黎世州Zollikon的“ Trichtenhausen 自由小学”( Freie Volksschule Trichtenhausen)。
领头人是一群电影人，制片人夫妇Alexander J. Seiler和June Kovach及后来红极一时的影片《瑞士人制造者》(Schweizermacher)的导演Rolf Lyssi，这位导演希望自己1968年出生的儿子能够“无拘无束地发展自我”，他并未完全推翻公立学校的教育方式，而只是做出细节上的调整：反对师资集中、直接施教、严格的座椅秩序，同时强调突出自我。在Trichtenhausen学校，孩子们自己做出自我评判，目的在于一方面增加教学方式的选择，同时也改变日常作息习惯，尤其是支持女性工作，当时还没有托儿所，女性要出去工作必须自己妥善安排。
那对电影人的女儿Karin Seiler，在Trichtenhausen上过学，她对那所学校记忆犹新：学生没有固定的教室，有时候在林子里，有时候在房间里上课，课堂的家具摆设也经常换，作息时间不固定，“非常连贯，松散”，当别人在上课的时候，她花了很多时间在图书馆，在那里独立读书。
在这样的学校里，个人的喜好在规则之上，“当一个孩子有问题或者出了问题，得到更多的是关心而不是惩罚” ，这里依然存在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来自老师自上而下的地位：“走在前面的人，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家长深受影响
把孩子送到这样的私立学校，不仅每个月要交300瑞郎的学杂费，还要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学生家长和老师按时聚在一起进行激烈的讨论，就各种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有时候就基本原则进行讨论，有时候则讨论一些小事，比如孩子们是否允许在钢琴上蹦蹦跳跳。
当时的校长Jürg Acklin非常重视这样的讨论，尽管有时候这非常牵扯精力。这所学校曾红极一时，但是1975年它不得不停教整顿，“这里与夏山学校有这样或那样的共同点，”孩子们围着炉火弹吉他，但是却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三年级的学生还没有阅读能力。好在经过整顿，很快就有所改善。
小学教师Verena Vaucher当时也被停了课，她是60年代培养出来师资力量，那个时代体罚还是课堂上的常态。
校领导甚至还会对教师“揪头发、扇耳光”这样的行为予以表扬。
直到教育改革以后，体罚才成为学校中的禁忌。对于Vaucher老师来说，调动孩子自觉学习的兴趣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她希望Trichtenhausen小学成为一所这样的学校，学生们可以完全无忧无虑地学习，也就是说没有惩罚和考试的压力，让孩子们找到学习的乐趣。
她让学生们参与课程安排，组织突发性出游，排演戏剧，学习成为一种经历，并发挥想像力。
250年无权威式教学
这种遵从人性的教学方式，并不是始于1968年：根据瑞士教育研究员Lucien Criblez的说法，许多瑞士教育学家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想用自由发展替代训练和管教式教育，比如当时就有人想打破桌椅板凳的陈规，重新布置教室，围成圈坐或者分小组坐。
但是二战前，权威和权威势力又回归欧洲的学校，瑞士也不例外，1968年左右，虽然围绕教育这一话题，并没有出现很多新气象，但是自19世纪就萌发的那种思潮又开始涌动，因为人们坚信，孩子应该能够不受限制地自由发展。
“永远不要发布命令，绝对不要！也不要让孩子觉得你凌驾于他之上，”这并不是1968年之后建立私校的人所说的话，而是日内瓦哲学家卢梭在著作《爱弥儿：论教育》中写下的金句，而这发生在250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