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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余文生替占中支持者维权；2016年，他为多位“709案”的维权律师（包括王全璋）代理案件；2017年底至2018年，他公开呼吁修宪改革。
他长年为人权法制付出，换来牢狱之灾，同时获得国际认同。在2018年11月获得德国和法国政府联合颁发的人权法治奖项，2021年2月获颁“2021年度马丁恩纳斯人权捍卫者奖”。
替占中支持者维权
余文生是个目光炯炯，说话清脆俐落的人，他样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苍老，大概长年经历崎岖不平的维权之路，被拘捕和跟踪的折腾。
他曾不下一次说过，走上此路全然是被迫不得已的。1967年出生的他，1999年通过律师考试之后一直从事商业诉讼，一直“循规蹈矩”，以他的说法是“不愿意和制度硬碰，不愿意正面冲突”，只是当局实在违法了他才采取对抗。
2014年9月28日，香港发生了一场由占领中环演变成雨伞运动的争普选事件，北京维权人士知道消息后，在翌日的饭聚中举牌支持，然后把留影照片发到网络上去。
没想到，9月30日之后，举牌人士一个一个被当局抓去，被疯狂地连续讯问。曾经被抓的维权公民韩颖，就是连续九个日夜不让睡觉接受疲劳讯问的其中一人。过程中不断被问：你们为什么要支持香港？是谁给你们提供资金？有没有幕后操纵者？
普选是普世价值。
中国公民向香港抗议者表示支持，以此表达对他们的声援和鼓舞他们的士气。
然而，因此被抓去的维权公民前后达一百多人。
当时，余文生和其他维权律师纷纷赶去帮忙，法律规定48小时之后一定要让律师会见当事人，可余文生一直不能与当事人接触，当局还着他回去等通知，他却死硬不肯离去，滞留在丰台看守所门前至凌晨，以示抗议。
当时，当局从没见过律师敢滞留在看守所门前不走。
10月13日，当局以涉嫌支持占中把他抓去，关在大兴99天，期间被讯问二百多次，有时讯问时间长达十七八小时，他戴上手铐，连续长时间审讯，手肿得非常厉害。
关押期间，他曾经被关在死囚牢，与死囚擦身而过嗅过死亡的气味。他曾表示，“2014年12月30日，一个死囚就从我们监室里走出去，就那么一瞬间，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也应该去。”
但对于余文生来说，死亡不可怕，他更不能抵受的是滥权不讲理，用酷刑手段逼压无罪者。
他相信，法律应该是推动民主的的手段。
九十年代中国也尝试提倡依法治国，法治也曾稳步向前，余文生说，那时可以告法院，告政府，都给立案。然而，中国法治之路，愈走愈歪曲。
自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中国的法制之路甚至急剧倒退，最新颁布的《慈善法》、《国安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据余文生理解，全部是恶法，“中国现在是依恶法治国”。
709第一反击律师
2015年7月9日， 曾代理多宗著名维权案件的北京锋锐律师行律师王宇被当局带走，她的手机发出了最后讯息：“凌晨 3 点家里突然断电了，接着 WiFi 断了，然后就听到有人撬门的声音……”
中国法律界称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也就是“709 大抓捕”之始。接下来的四个月，中国先后有三百多名律师、律师事务所人员、人权捍卫者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监视居住、逮捕或失踪。
事件中，余文生律师亦受被捕律师王全璋太太李文足委托，担任王全璋的辩护律师，可整个过程中，余文生从没见过王全璋一面，通信也不可以。辩护律师不获知会任何消息完全违反法律程序。余文生的妻子许艳说，当时丈夫代理王全璋压力特别大，但他一直尽力。石景山区的国保阻止他去天津见王全璋，楼下一层停的都是他们的车，国保坐车里，不让他出门。但他还是想办法连夜到了天津，要求会见，结果再遭当局打压，他的律师执业证被当局注销，其成立律师事务所的申请亦被拒。
余文生没有在当天被抓捕，反过来，他在7月30日控告公安部和公安部部长，违法拘捕公民，成为事件中进行反击的第一个律师，但如此举措，触怒了公安。 2015年8月6日晚上，余文生被警察敲家门，他不开门，向警察要求法律手续，结果他们就用电锯锯门，几十个人冲进屋子，在余文生的孩子面前，把他双手背铐带走24小时。 24小时中，头10小时一直背铐，其余14小时正铐，坐着；亦被限制去洗手间的时间。
709之后，余文生曾有机会离开中国。
可他拒绝离开，他认为到国外去只能做政治难民，增加国际负担，最后还是选择留在中国在国内，希望以律师身份尽一点微薄之力，促进当局步向法治之路。
他曾说，“总要有人去牺牲，为后人铺就道路，既然我已走到这一步，也就没什么退路了，我也不愿再退回去，那就一直往前走，直到中国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
公开呼吁修宪改革
2017年10月18日，中共十九大开幕当天，余文生发布一封公开信：《建言中共十九大罢免习近平、全面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当夜就被抓捕，被约谈了四、五个小时才获释。 2018年1月，余文生公开发表《修宪公民建议书》，主张政治改革，倡议以更民主方式选举国家领导人，再次遭警方带走并从此遭长期拘留。
2018年11月20日，中国当局将余文生的案件退回公安局补充调查。中国刑法允许刑事检察机关将案件退回警方补充审查；涉及人权捍卫者的案件，经常以这项措施延长对他们的拘留。
这段时间，在北京土生土长的余文生，一直羁押在750多公里外的徐州。
从北京到徐州来回有一千五百多公里， 他的妻子许艳每20天就到徐州一次，为丈夫维权，她跑很多部门，看守所、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监察委，路途遥远艰辛。
但对许艳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余文生的名字在中国网络被屏蔽，搜寻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他的微博、微信等帐号也被封。就连许艳她的微博帐号也被封，只要文章中有余文生的名字，就发不岀去；在名字中间加上符号才可以发岀去，大家要为余文生发声也特别困难。
2019年2月初，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余文生；2019年5月，余文生已在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被秘密审判，当局在未通知其太太许艳下，聘请两位律师。法院也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在网站上发布有关审判的通知。 2020年6月17日，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4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他当庭上诉，但同年12月被驳回，维持原判。
自余文生被捕以来，许艳一直没法探望丈夫。直至他在囚3年后的2021年1月，许艳才首度获准以视像方式探望丈夫，发现余文生牙齿脱落，右手严重颤抖无法写字，脸色有点白，似乎有点营养不良的状况。
在后来几次的探望中，她还发现丈夫经常挨饿、整日被罚坐等，并被禁止通信、购物等，看书也受限。
这段日子，许艳四出奔波为丈夫维权。 2021年11月，她向来自英国、欧盟等七国（或组织）的人权官员会面，汇报余文生案的情况，并请求帮助。
她要求南京监狱保障余文生放风权、治疗身体、让打电话购物加餐；要求2022年3月1日依法释放余文生回北京家里与妻子孩子团聚。
今年1月，她哀求当局让余文生探视弥留中的父亲，却不获批准，以致余文生未能见父亲最后一面。
余文生曾说，有罪就判罪，没罪就放人，这是他的法治理念，当权者把他送进囚牢折腾，不外乎要他屈服，他却没有屈服。
本文由 29 条原则撰写。请在此处阅读我们的中国律师专题系列中更多的文章。
加入我们，呼吁中国当局在 2022 年 3 月 1 日释放余文生！ #余文生律师释放倒计时
国际人权服务社和九个人权组织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敦促中国政府确保余文生律师能够离开南京监狱，在北京与家人自由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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