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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981年，数万名瑞士儿童或被寄养在农家、或被登记收入孤儿院，受到不公的待遇。瑞士联邦准备为他们讨回公道。保护受害者的维权组织也行动起来，要求对当年的受害儿童进行经济补偿。可是，这一努力现在依然面临重重阻力。
Paul Stutzmann回忆道：“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父亲，妈妈把我托付给外婆。外婆去世后，我先是被修女抚养，后来又被送到一户农民家。我每天上学前都要给牛挤好奶，那家人对我很不好，不把我当回事儿。”
19到20世纪间，瑞士有近10万儿童被寄养于他地-Paul Stutzmann这位72岁的弗里堡老人就是当年其中的一位。那时，他们被视作廉价劳动力，挨打、受饿、甚至遭受性侵犯。1980年之前，年轻的单身母亲和社会边缘人物时常会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被强行关押或送往精神病院。当局甚至会对他们进行绝育或性器官切除手术，并强行收养他们的子女。
21世纪初，媒体开始关注当年受害的儿童，揭露他们曾经的遭遇，并呼吁议会就该历史问题进行干预。很长时间以来，教堂、各州、县和联邦都在互相推卸责任，有的还试图将问题的严重性最小化。2010年，继大量公关游说工作之后，事态有了转机。由于行政原因曾被关押于伯尔尼Hindelbank监狱的无辜者们获得了伯尔尼州和联邦的道歉。
众多受害者期待的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4月11日，瑞士联邦司法部部长西蒙奈特·索马鲁嘎(Simonetta Sommaruga)、各有关单位、教会、州和城市当局代表以及瑞士农民协会代表等将出席伯尔尼的一个纪念仪式。所有当年“在强制行政手段下，自由受到侵害的人们”也受邀参加，并将在仪式上获得官方正式道歉。这是有关各方首次的大聚首-4月11日注定将是历史性的一天。受索马鲁嘎部长委任，原联邦议员Hansruedi Stadler将为负责机构和受害者未来的交涉工作进行仲裁。
太多的羞辱和痛苦
Walter Zwahlen于2008年建立了“受害儿童网络”组织，并任该组织主席。他回忆道：“在那个年代，我们觉得让儿童受点儿苦没有什么不妥，认为贫困境况是可以通过劳动而扭转的。而有一次，我受邀参加一个受害者聚会，他们讲述的故事让我瞠目结舌。”
当年的受害儿童中，如今健在的约有1万人，但“受害儿童网络”组织的成员只有40多人。对此，Walter Zwahlen解释到：“巨大的羞辱感让很多人迟疑，不敢站出来，尤其是再次揭开伤疤的痛苦让人不堪。”
关于虐待童工的问题，在瑞士还没有国家层面的调查研究，因为相关的档案分散在各州、县和单位，有的甚至被销毁。这种情况下，当事人的口头证辞可以说是最为可靠的证据。
Walter Zwahlen目前已经建立了拥有620本专题书目的图书馆，汇总了各个西方国家的有关出版物。Zwahlen表示：“那儿都有一样的问题，在其他国家和在瑞士一样，相关文献寥寥无几。但是被证实的历史相互呼应，涉及了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挪威，直至波兰的广大地区。”
相关大事记
对于寄养儿童的历史，瑞士没有正式的调查研究。但是有关当局承认，1981年之前，在瑞士确实存在农家或孤儿院寄养的青少年受到虐待剥削的现象。
1944年：«Die Nation»周刊的记者Peter Surava和摄影师Paul Senn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了卢塞恩州Sonnenberg男童抚养院的丑闻。该抚养院随即关闭，其主管因虐待儿童受审。
1991年，伯尔尼历史学家Marco Leuenberger，发表了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关于伯尔尼州童工历史的重要研究。其父儿时就有过被送养受虐的经历。
2009-2013年：展览《被偷走的童年-童工的故事》(«Enfances volées-Verdingkinder Reden»)汇总了300多个证人故事和当年的图像证据。展览在瑞士10多个城市巡回展出，吸引了8.5万名参观者。
至今，伯尔尼、卢塞恩、弗里堡和图尔高登等州对当年的童工受害者表示了官方道歉。
2010年，在议会的要求下，时任联邦司法部长Eveline Widmer-Schlumpf在伯尔尼Hindelbank女子监狱对当年由于行政原因而被无辜拘监的人员表示道歉。
2011年：两项有关提议提交议会。第一项呼吁为当年由于行政原因遭到拘禁的无辜者恢复名誉；第二项提请对历史进行负责的调查，并呼吁联邦对受害儿童表示道歉。
多年的压力
原洛桑高等社会工作学院教授Pierre Avvanzino表示：“我们不能再坚持说这样的事情不存在了。很多家庭都有当年被寄养的亲戚。”
这位历史学家已就此问题进行了几项调查，他提到：“1987年，许多遭受同家长强制分离的儿童获得了名誉和经济上的补偿-这一结果的获得并不艰辛，因为‘流浪儿童’行动拥有联邦政府的支持赞助。文献全面集中，有关当局不可能推卸责任、拒绝道歉和赔偿。”
无论是被收容、寄养的童工还是当事行政单位，都承受了多年的心理压力。终于，在经历了欧洲人权法庭前的绝食示威以及2009年在瑞士举办的相关展览之后，瑞士伯尔尼、卢塞恩、图尔高和弗里堡各州都对历史上的过失表示了公开道歉。
两项由议员提起的议案都旨在弥补瑞士社会经历的这一道德创伤，并建立国家层面的研究项目。但保守党派、议会的财政委员会以及国民院都认为没有必要进行物质上的补偿。
纪念活动
2013年4月11日，伯尔尼将举办仪式，为纪念那些“曾在强制行政手段下自由受到侵害的人们”。
除了联邦司法部部长西蒙奈特·索马鲁嘎(Simonetta Sommaruga)之外，瑞士社会教育及特殊教育协会、各州青少年及成人保护问题联席会议等有关单位，以及天主教、新教教会、各州和城市当局代表和瑞士农民协会代表等将出席纪念大会。
围绕“10亿”各抒己见
德瑞花边报纸《一瞥报》(Blick)曾邀一家大银行的首席经济师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当年寄养儿童在农业领域进行的免费劳动达到了200至650亿瑞郎的天文价值。而仍在世的1万名受害人应该获得共12亿瑞郎的补偿。”
Walter Zwahlen认为这一统计数字是“情理之中”的。“如果按每人平均免费工作9年的话，每个童工的劳动在40年代的价值为1.6万瑞郎，即合如今的12万。”
瑞士农民联合会(USP)表示：“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再来确定补偿费用的数字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不能不考虑到每个儿童当年的生存条件，他们的境遇各不相同。”
《一瞥报》(Blick)所做的上述调查显示，45%的瑞士人相信当年的寄宿儿童确实受到过剥削；27%的国民认为有必要对受害者进行补偿，但10亿瑞郎还是过多了。
Walter Zwahlen希望时间能够改变人们的看法。“瑞典和加拿大已经对当事人进行了赔偿 ；爱尔兰天主教教会赔偿了10亿欧元；比利时天主教教会也是一样，而同时，荷兰的天主教教会也在考虑这个问题；至今，奥地利已赔偿了一小笔钱，德国在今年也要赔付…瑞士应该跟上这些国家的脚步。”
Pierre Avvanzino对此却持怀疑态度：“要促成经济赔偿，巨大的政治压力必不可少，可我还没发觉这一迹象，问题的讨论仅仅局限在少数几个人的范围内。人们对这一历史的事实性还存在很多怀疑。我个人认为，政治家们并没有把这些当年的受害儿童放在眼里。而且，如果我们希望该问题得到解决的话，就必须立刻行动起来，因为当事人都年事已高，将不久于人世。”
当年的受害儿童、弗里堡人Paul Stutzman会去参加伯尔尼4月11日的大会吗？老人迟疑地回答道：“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勇气。况且，我一辈子过得不错，对我来说，儿时的一切都过去了，不再成为问题。”
(译自英文：郭倢),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