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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国民的确是当家作主的公民，他们可以参与政治决策，国家的大事小情都由全民投票来一锤定音。而在瑞士中部一座小城阿劳的公民手里还有一件法宝，叫做财政公投，如果这里的政府花钱太大手大脚，公民们就可动用这件法宝予以阻止。
尽管公民的这一政治手段并不十分奏效，却能在其他方面产生效应。公民共同决定资金的去向，近年来，“公共预算”这个概念十分走俏。无论是马德里还是巴黎，市民们都曾多次插手过市政超过5000万欧元资金的用项。
而瑞士，公民预算在政治文化中早已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大多数州和乡镇地区都实行财政公投这种做法，有的是强制投票，有的则是可选性，有些州则两种并存。
城市财政的决定者
阿劳是一座位于伯尔尼和苏黎世之间的小城市，城中有着如画般的历史古迹。在这里决定城市财政的开支、拥有发言权的不光是议会，还必须进行公民投票。如果一笔城市开支超过600万瑞郎，就必须发起强制性公民投票进行定夺。
不超过这一数额的城市用项也可以随时发起可选性公民投票，唯一要做的是，必须在一定时间内收集10%选民的签名。
阿劳的这个双重法宝-财政公投形式在城市关于公共资金的使用问题上形成了一种“讨论文化”。这甚至在市政建设上也产生了影响，在市中心的城堡广场，之所以可以在这样春日煦暖的阳光中享受一片绿地，是因为几年前市民们动用财政公投，反对在这里修建地下车库，才保住了这片花园绿地。
几米之外，阿尔河顺着它的人工河床在湍湍流淌，市政府原打算动用360万瑞郎的资金，整治河岸，种植灌木、修建河湾和池塘等。但是右翼人民党派的市民觉得太贵，没有必要，于是收集签名，发起了财政公投，并最终得到了市民的支持。
提起当年阿劳的第一次财政公投，可谓说来话长。投票围绕的问题或许没有任何国际影响，但是却撼动了当地人的情感世界。事情与城市的纪念碑有关，多年来这个纪念碑一直矗立在该市的火车站广场，1971年火车站广场重整时，有人提出，把这个纪念碑挪到学校广场去。为了反对动用资金做这件事，学校的老师们收集签名发起了财政公投，而市民们最后支持了教师们的意见，后来纪念碑还是回到了火车站广场，现在这个纪念碑被安置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军营里。
“公民的更正功能”
如果在阿劳有着百年历史的老街上与当地人交谈，会发现，他们很为本市公民的“更正功能”感到骄傲。比如这位在公园里拿着纸杯喝咖啡的男性，尽管他对阿劳的议会是信任的，但是当他们“过分”的时候，能予以干涉，也是好的。一位正在车站等车的上了年纪的女性在这里画龙点睛地说了一句：“既然我们交税，我们就应该有权出声。”
每年大约一次，阿劳人会为市政的某项财政计划发起可选性财政公投而收集签名，但经常因达不到签名人数而功亏一篑。而且就算成功发起全民投票，取胜的机会也不大。在过去的15年阿劳人共有两次如愿以偿：一次是反对城堡广场修建车库，另一次是反对河床绿化计划。
不显山不露水的节流
尽管财政公投在阿劳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但它的存在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Andreas Glaser是苏黎世大学政治系教授及阿劳州民主中心主席，他说：“总的来讲，有这种趋势：公民似乎更喜欢使用国家的钱，而对城市的资金则比较节省。一项调查显示，地方上针对国家资金发起的财政公投的比率要比针对地方资金发起的财政公投少得多。”
财政公投，瑞士的一种民主特点
财政公投大概是世界上最罕见的公投形式。这是意大利一项调查得出的结论。
瑞士自19世纪起就在一些州启用财政公投，而真正开始大范围实施还是从20世纪70年代起。
一些州采用各种形式的强制性财政公投，用于比较大手笔的或重复出现的官方开支。
各州启用财政公投的资金上限各不相同，有些甚至在当地宪法中有所规定。
除了许多正面的影响之外，财政公投也像其他民主手段一样会令一些官方支持的项目延期，有时甚至要拖延几年的时间。就此Andreas Glaser补充道：“一些边沿团体或者少数派团体的主张往往无法从公共资金中受益。而那些有组织的团体则更占优势。”这里的弱势群体尤指没有投票权的年轻人和外国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并无法真正证实这种情况的存在，” Glaser说。在阿劳，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倒倍受关注，经常被大方地接受。
联邦层面
财政公投在瑞士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控制公共资金的政治手段，但是它只适用于州级和市级。联邦层面的财政决定不受强制性公投和可选性公投的影响。约10年前瑞士国会曾就引进这一民主措施进行过讨论，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他们担心如果施行，会太限制联邦委员的行事自由，并让一些重要的投资有所局限。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