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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桑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在打破富国瑞士不存在社会经济条件影响个人健康的神话。她提出，社会经济水平这项常被忽视的风险要素应当纳入公共健康举措。
位于洛桑的社会与预防医学研究所(ISPM)讲师希尔维亚·斯特希尼(Silvia Stringhini)则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清单中缺了重要一项：低社会经济水平。
“既然吸烟和肥胖是社会经济条件造成的，那么如果这一根本原因得不到解决，公共健康措施就可能难以奏效，”斯特希尼说。
“例如，我们能看见国际流行现象-吸烟呈减少趋势，但是贫困阶层的吸烟率仍居高不下。”
斯特希尼在ISPM的研究着重于她所谓之为 “社会-生物转型”课题，即社会经济因素如何“附体在” 生物学上，从而导致健康上的社会差别。
斯特希尼认为，研究结果暴露了公共健康研究领域以及世卫组织行动计划等政策措施上的重大缺陷。
她解释说：“对于政府和机构来说, 诸如告诉人们戒烟等行为规劝措施， 远比改善社会因素、保障人们获得同等能力和同等资源要来得简单得多。”
她和她的同事们预计将在几个月后出版一份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比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衰老得快。社会因素对行走速度(健康功能的一项关键指标)的影响比吸烟和肥胖等风险因素的影响更大。
隐蔽的健康风险
“瑞士的社会差距非常大。这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这里既有流落街头的穷汉，也有世界上最富的人，”斯特希尼说。
“只要社会地位和财富悬殊存在，健康差距就会存在。这一点在瑞士常被忽略，因为普遍的观念是既然国家治理得好，国民健康水平差距就不存在。但差异确实存在。”
斯特希尼和她的同事们研究的一部分聚焦在瑞士人口，特别是洛桑和日内瓦西部枢纽地区。例如，CoLaus(英)外部链接研究对6000多名洛桑居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教育水平低的妇女(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关键指标)比受过较高教育的妇女患肥胖的可能性高出5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更容易吸烟，体力活动水平较低，血液中总胆固醇水平较高。
公平赛场
但如果造成这些健康差距的原因是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公平，那么政府和公共卫生组织能做什么？是让每个人都成为百万富翁吗？
斯特希尼认为事实上提高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能打开这一症结。有能力戒烟、花时间锻炼或购买加工程度较低的食品是一种奢望。所以，应当让社会经济劣势群体能像富人一样每天选择健康的生活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许多)策略倾向于将风险因素视为个人选择，尽管现在我们知道情况并非如此。社会经济地位可以让人别无选择。”她解释说。
“例如，假如法律要求减少食品中的盐分，这对每个人的影响将是平等的。然而如果你建议人们不要往食物里加盐，那只有积极响应建议的人才会减少盐的摄入。这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
有关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关联性的证据正在不断增多。公众对这一关联性和对公共健康部门干预效力的认识也在增强。然而改变是缓慢的，斯特希尼表示。部分原因是改变造成健康差距的社会经济根源，要远比要求个人选择健康生活方式困难得多。
斯特希尼补充道，还有一样能够有助于缩小健康差距，那就是获取更多的健康数据，尤其是国家层面的社会差距，而不是国际上的社会差距。
“当我们在全球层面上谈论社会差距时，决策者倾向于考虑国家间的差异，而很少考虑到国内存在的社会差距。在某些情况下由于缺乏数据，即使评估国内社会差距也很困难。
瑞士的贫困与收入不平等问题
瑞士联邦统计局(多语)外部链接根据社会最低生活水平对绝对贫困线外部链接(多语)外部链接下了定义，把 “没有经济来源获取融入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品和服务”的人视为穷人。瑞士社会援助会议在2015年把绝对贫困线标准定在每人每月2600瑞士法郎(德、法)外部链接(约合1.7万元人民币)。翌年，据收入与生活条件调查(SILG，多语)外部链接结果，2016年，瑞士每五个人里就有一人无力支付收到的2500瑞士法郎以上的计划外账单。7%的瑞士人处于持续贫困状态，这意味着，在过去四年间，这一群体有三年曾面临贫困风险，其中包括最近的一年。
由于“贫困”是一个相对概念，为了方便国家之间得以比较贫困风险，欧盟也设定了一条贫困线。这条贫困线以一国人口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为基准。按照这个算法，瑞士在2016年的贫困风险线为每年2.98万瑞士法朗(约合19.5万元人民币)。七分之一的一人住户符合这个条件。
(翻译：雍炯),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