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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属性来说，人种博物馆参与国家对外文化关系的构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二十世纪初，人种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异国偏远地区的居民，对该学科发展的相关社会环境的研究已退居次要地位，因此人种博物馆更应该在文化外宣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尽管它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向国内公众和学者展示自己的藏品。
在上世纪70年代，联邦政治部组织了一次内部研讨，主题是如何更好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推行其对外文化政策。在当时，瑞士文化外宣工作的手段乏善可陈，主要是发行一些应景之作以及不断重复一些陈词滥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且大多数都是文盲，如何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瑞士文化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瑞士技术合作组织对此也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
1976年，联邦政治部文化司在保罗·斯托费（Paul Stauffer）的主持下发布了一份报告，神秘兮兮地指出应该在第三世界国家开辟“第二条道路”。 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首先，“第二条道路”的对立面是“第一条道路”，也就是说瑞士自二战结束以来所奉行的外宣模式。为了弥补“第一条道路”的缺陷，“第二条道路”以本国的学术资源为依托，主要是人种博物馆以及瑞士大学所培养的人种学家。保罗·斯托费认为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正在寻找国家认同，而确立认同感需要重新收集整理一些相关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些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1974年，瑞士非洲研究会在日内瓦成立。
报告呼吁瑞士加强与非殖民化国家的合作，在人员培训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提供援助，以便在这些国家设立一些文化机构；瑞士博物馆归还相关藏品的可能性则不在探讨范围之列。应该说这一观点深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0年在威尼斯召开的政府间会议的影响。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文化的发展”的新理念，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发展自身的文化。
实际上，报告反映了瑞士文化外宣意识的觉醒，那就是在推行对外合作政策的同时不能回避文化问题。1977年，联邦政治部高官弗朗西斯卡·伯莫塔（Francesca Pometta）夫人承认了这一点。她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在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中加入文化因素，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个能够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问题的阶段。由于发展性援助是以经济与技术效益评估模型为唯一的标准，因此对于受援国来说，接受援助就等于全盘西化的开始。”
瑞士文化基金会最终部分实现了上述目标。为了给在瑞士举办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节提供资金支持，北南委员会应运而生。这一机构的宗旨是不但要促进文化的单向传播（从瑞士到国外），而且要实现真正的跨文化对话。在这种形势下，比尔市举办了一场非洲研讨会，而弗里堡国际电影节也拉开了帷幕，后者得到了瑞士文化基金会和瑞士技术合作组织的共同支持。
参考档案：
瑞士联邦档案馆, E 2003 (A), 1990/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