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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43年作为家里5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个出生，我们都被迫送走。那时候孩子不能与单身母亲生活在一起，因为人们认为这样的母亲犯了大错。
2个月的时候，我被送到了托儿所，2岁的时候去了教会。我在挨打中长大，必须干活和祈祷。谁尿了床就必须自己洗床单。13岁的时候每当我来了月经，一位修女都要过问我最隐私的事情。我逃回了家。但是我的母亲已经和一名军人结了婚，这个男人经常酗酒并打我，15岁的时候，他把我赶到了大街上。尽管有姐姐帮我，我还是没能完成基础教育的学业，我打一些零工，后来一个熟人帮我介绍了一份银行的工作，直到2000年我一直在这家银行工作。
我的父亲我见过4次，最后一次在1969年，他去世前一年，在一个饭店里，我故意找了一个他旁边的座位，但他没有认出我。我以前的丈夫打我，我离开了他，自己把孩子养大。我儿子知道我的经历，我没有告诉女儿，她很逆反。一次事故之后她落下了残疾，我担心她14岁的儿子会被带走。我总是感觉我的命运会重演。至于什么对我最有帮助？那就是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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