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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我们俩学习的专业分别是人类学和政治学，到中国去就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好选择。
那时的中国还没有成为现在的样子。但是我们感到世界的那一边正在发生着一些变化。在25岁的青春年华，我们出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觉得应该去接近和了解这个国家。
富乐兰·毕得(Florence GRAEZER BIDEAU)
1971年出生，1995年至1997年，1998年至2000年两度到北京大学留学，现为洛桑联邦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尼古拉·毕得(Nicolas BIDEAU)
1969年出生，1995年在北京大学留学，现为瑞士国家形象委员会负责人、大使。
就这样，怀揣着一笔中瑞交流奖学金，我们在1995年一个美好的早晨抵达了北京机场，正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乘坐红白相间的公共汽车去往北京大学的一路上，陌生的风景透过车窗玻璃连续不断地展现在眼前，这里就是我们未来要待的地方，我们的新家。
我们从东至西横穿了北京。那时三环刚刚修建好。农田紧邻着城市。窗外不时可以看到一派乡村风光，几乎没有什么城市化的影子。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进入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
公共汽车停在了一座雕梁画栋的宏伟大门前，北大西门到了。这所令人景仰的学术殿堂一下子就隔绝了城里的喧嚣：这里是知识的圣地，校园中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安静的氛围。学校把门很严格，那些想进入校园的历史风景区的人是不会随便被放进来的。我们来到北大的留学生宿舍勺园，在这里我们即将度过至少两年的时间。紧接着，我们开始办理一系列要求严格的行政手续：居留许可，新的学生卡，奖学金证明。还有分配宿舍（两个外国学生共享一间12平米的宿舍），领取食堂就餐用的饭票，以及别的和学生服务有关的福利。这一天最精彩的部分是参观学校那规模巨大的食堂：火焰在厨师们身前的炉灶里舞动着；就餐的学生的数量反映着这个国家的人口比瑞士要多、要拥挤数百倍。我们现在是中国学生了。
师兄师姐迎接了我们这些刚刚抵达的新生，他们向我们传授了不少实用信息和日常生活小诀窍。新生们从上几届学生那里得到了洗衣机、餐桌椅以及其他一些厨房用具，当然还有最受欢迎的中法、中英字典。就这样，我们开始张罗起自己的宿舍：怎样最大化地合理利用好这间需要放下两张床、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两个书柜的12平米的房间？怎样让这个像修道院般朴素的空间变得舒适而温馨？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留学生们很快就打成了一片，相互之间成为了好朋友，而且这种友谊是持久而稳固的。我们在阳台上举办派对，还组建了各种运动队。尼古拉加入了学校的足球队，富乐兰则打起了太极拳。
我们的汉语课要求十分严格，但是却卓有成效。第一堂语言课上，老师全程用汉语和我们交流。班上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这对于我们而言是一场文化的冲击。大家都带着强烈的意愿和兴趣去学习这门语言。当务之急是赶紧找到一个中国学生，每周和他（她）进行定期交流。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结成的学生情侣，由于没法在宿舍里相见，便利用中午休息或傍晚的时间在校园里散步。这些异国情侣的相遇，既是对彼此的认识，也是对偌大校园的探索——园子里有一个很大的湖，在每年长达几个月的寒冬里，我们穿着冰刀鞋在湖面上滑冰。
一旦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习惯了在中国穿着外国大学生的衣服而一点不觉得违和之后，我们对旅游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一共在“中央帝国”坐过多少趟火车的硬卧？我们是否曾经到过所有的省份？中国真是大极了，令人惊叹。正是在那些旅途中，我们真正意识到了“中国的挑战”；也是在那时，我们开始起草和修改论文，主题便是我们感兴趣的中国社会。
我们从中国之行中获益良多，中国不仅在我们的思想和精神上留下了恒久的印记，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职业生涯。
作为大使，尼古拉在职业生涯伊始从事的便是中瑞关系方面的工作。2003年，尼古拉以外交顾问的身份组织时任瑞士联邦主席帕斯卡尔·库什潘的对华国事访问，使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顶峰。
他在中国的留学经历不但给他打下了中瑞双边关系方面的坚实知识基础，同时也让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外交领域跨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性。
富乐兰则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离开中国。在完成关于中国民间文化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后，她开始对东南亚一带的华人聚集区的历史遗存产生兴趣。作为洛桑联邦理工学院（EPFL）少数群体地区与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带领学生深入上海和苏州等城市，并和中国高校的专业人士一直保持联系，共同研究一些项目。从中，她获得了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和对社会真实的认知，这使得她可以向学生们传授学问，并不断发展自己的关于中国历史街区和新兴城市形成的相关研究。
最后，我们要感谢两国政府对中瑞高校学生交换项目的支持，这些交换项目增进了中瑞两国必要的且富有成果的相互了解，并为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