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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外交和学术外交的象征，巴黎国际大学城瑞士馆是瑞士文化外宣在国外的定点机构之一。
一战后，和平之风吹起。在法国慈善家兼商人艾米勒-德赤·德拉莫尔特（Émile Deutsch de la Meurthe）和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安德雷·奥诺拉（André Honnorat）的倡议下，巴黎国际大学城于1925年创建。许多国家都参与了这个项目并修建了自己的楼馆。瑞士馆于1933年7月7日开放。在此之前，十四个国家已经建好了自己的楼馆，如加拿大、比利时、阿根廷等。
瑞士参加巴黎大学城项目表面上看是为了彰显瑞士的文化存在，不过还有其它的原因。看到别国的侨民已经对大学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瑞士爱国宣传联盟为核心的巴黎瑞士侨民社团的委员们自然不甘居后，提出要在大学城建立一个瑞士馆。他们的提议在国内得到了数学教授卡尔-鲁道夫·福埃特（Karl Rudolf Fueter）的大力支持。这位学者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为该项目筹集资金。卡尔-鲁道夫·福埃特曾任苏黎世大学校长，他希望在大学城修建的瑞士馆能够为在巴黎各个大学读书的瑞士学生提供服务，而不仅仅局限于彰显瑞士的存在。1920年，在巴黎留学的瑞士学生只有70人；到了1927年，这一数字猛增至242人。2月11日，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亲自负责该项目，但是直到1930年才将其真正落实。
联邦委员会直接绕过瑞士驻巴黎公使馆，任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负责瑞士馆的设计工作，应该说这一决定具有暗箱操作的性质。瑞士驻巴黎公使馆的初衷是就这一项目举行招标，在巴黎工作的所有瑞士建筑师都可以竞标，最后择优录取。勒·柯布西耶出生于瑞士拉绍德封，支持者甚多并且都有很深的背景，如福埃特教授、建筑师卡尔·莫泽（Karl Moser），以及银行家哈乌勒·拉浩石（Raoul La Roche，他为该项目提供了大笔捐赠）。瑞士政府向勒·柯布西耶下的订单屈指可数，大学城瑞士馆就是其中之一。
瑞士馆的设计理念并没有得到一致赞同，这不足为奇。在开馆典礼上，法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Albert Lebrun）亲自光临，但是瑞士联邦委员会的代表却不见踪影。这位代表名叫居塞伯·莫塔（Giuseppe Motta），他只是在1931年来到巴黎出席了瑞士馆的奠基仪式。在瑞士，只有少数人对于瑞士馆的建筑风格持赞赏态度，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创举；更多的则是批评声，法语区的报纸甚至认为瑞士馆堪称建筑史的一个恶例。1933年7月11日出版的《洛桑日报》采取“请君入瓮”的策略，将勒·柯布西耶本人的一句话断章取义，把瑞士馆比作“一栋丑陋得足以让瑞士颜面扫地的宿舍楼”。日内瓦建筑师亚历山大·冯-桑杰则发表评论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特洛伊木马》，对瑞士馆项目进行猛烈的抨击，勒·柯布西耶则轻蔑地回敬道：“我就是特洛伊木马”。亚历山大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由瑞士德语区工艺联盟所推动的工业建筑和新建筑潮流，对瑞士馆的冷嘲热讽则是捎带脚的事。
从开馆后到二战爆发前，瑞士馆的日常工作由瓦莱艺术评论家皮埃尔·古尔亭（Pierre Courthion）领导。该馆自投入使用后很快就高效运转，每年接待100多名瑞士留学生，并且定期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如讲座，戏剧表演等。
参考档案：
瑞士联邦档案馆, E 2001 (D), 1000/1553/251。
参考书目：
伊万·扎克尼克（Ivan Zaknic），《勒·柯布西耶：瑞士馆，一座建筑物的传记》，巴塞尔/波士顿/柏林, Birkhäuser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