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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庆祝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国庆节与边境的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瑞法记者与作家若艾尔·昆茨(Joëlle Kunz)告诫大家，如今边境占据了太大的位置，甚至阻挡了我们的视线。
建构我们社会的不止是历史，还包括地理。就在两百年前的1818年8月1日，杜富尔地图(Carte Dufour)还不存在。当时欧洲政治与军事力量变化不定，受其相互制衡的左右，那时的瑞士版图也是另一番景象。到1832年，在1815年盟约政体之下，才开始绘制代表今日瑞士版图的地图，这一努力到1865年才宣告完工，比瑞士联邦的创建整整晚了17个年头。然而在我们眼里，这份地图带有一种永恒的属性，像是成就了某种展示所有权的神奇盟约：就是这里，被分毫不差的国境线包围着的这块地方，就是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在学校里学过它的形状，还有它的历史。人们总用历史解释地理，却未曾有人用地理解释历史，这实在是个错误。
1918年8月1日，瑞士地图存在了才不过半个世纪，全国上下的小学生们还没能深入了解这张地图，相当部分的成人甚至都没见过它。但在一战打响的第五个年头，“我们的国境线”已在他们心中占据了神圣的地位。保卫国境线的战士死于西班牙流感，而那就是他们为祖国所做的牺牲。当年庆祝国庆节的大型集会还是因为流感肆虐而被取消。
8月2日这天，威廉姆·马丁(William Martin)在《日内瓦日报》(Journal de Genève)上撰文：“对欧洲的平衡而言，没有哪块土地是无足轻重的。默兹河谷与佛兰德地区固然对历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请大家细细想来，阿尔卑斯山脉-欧洲的屋脊-在我国内外都意味着什么？控制圣哥达山口(Saint-Gothard)的军事力量将成为世界的主人，这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守住这里就能占据主动。比利时人拼死保卫列日与安特卫普；法国人为巴黎浴血奋战；而我们则守住了我们的圣哥达山口与我们的阿尔卑斯。”
这段话直言不讳地写出地理对历史的重要性。
边境被视为一种政治偶像，承载了太多的意义引言结束
1918年1月，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国会上提出《十四点和平原则》，欲作为将来各方谈判和平条约的基础，其中特别强调了要保证已有或将建立的各国“领土完整”。意识到这是对一战中受到削弱的本国边境合法性的一次确认，令瑞士政府对此热情高涨。一年后《国际联盟公约》的起草，巩固了边境不可侵犯的原则，这一原则后来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再次得到强调。如今全球共有22.6万公里不可侵犯的国境线，通过武力扩张版图将受严厉处罚，并将面临国际制裁(当然，这一条并不总会被各国遵守)。
19世纪时，国境线还只是各国向军事大国或帝国追索本国国土的纯粹的物质工具，自此它被上升为政治偶像，承载了太多的意义。一朝边境变得不可侵犯，便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对各国政治管理而言，神圣的国境线现在成了非常严格的教义，反而是对经济管理与国内生产总值最大化来说，边境则远没有那么了不得。
2018年8月1日已被神圣的国境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冲突打上了烙印。尽管杜富尔地图已深入人心，但它却填不饱肚子、救不了精神空虚；它圈起的地盘太狭小，不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因此我们讨论起孰轻孰重的问题：加强边境内的主权，还是增加与外界的交流？实现更大的独立，还是鼓励更大的相互依存？减少还是增加欧洲的影响？我们永远都在找寻最佳答案。
近几年随着英、美、德、意等国及中欧和东欧相继投票，巩固本国的边境，其群众效应令神圣国境线的影响日益扩大。边境虽然还不至于颠覆人口与财富自由流通的秩序，但它却以纯粹的国家主义论战，腐蚀着这一秩序的合理性。开放社会的管理精英们为此惊诧不已，他们的话不再被人理会，他们的选民一盘散沙。
为使我们免受移民“骚扰”，神圣的国境线再次受到紧急召唤，将踏进国境的移民变作“黑户”，可以被我们拘留、逮捕或驱逐。殷勤好客本是责任，不是义务，做决定的是我们自己。但我们也自知理亏，却又受各种忧虑、恐慌的煎熬：害怕被人“侵略”、担心那些害怕侵略的人、害怕行不义或任由他人行不义，还担心在开放世界所提出的各种挑战面前，自己达不到那个政治与道德高度。
基于共同意识形态或共同利益而结盟的清晰世界，让位给一个受国家意气主使的混沌世界。
在2018年的这个8月1日，无力感成了舆论精神的特征。妥协的空间，以及通向进步、增添信心的自力更生式解决方案都被极大地缩小：我们再也看不到明天。边境占据了太大位置，它遮住了瑞士的视线，阻碍了欧洲的谅解，在英吉利海峡和美国中西部上空趾高气扬……
它最近的趋势若不是那么令人沮丧的话，那么一定会让人忍俊不禁。在很长的时间里，国境线除了划定各个国家的边界，也被用来划清不同价值观共同体的界限：自由民主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自由社会、独裁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等。边境还曾确定友邦与敌国的轴心，围绕后者展开各种国际政治辩论，边境冲突则交由进行磋商的国际平台-联合国-来解决。
然而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唐纳德·特朗普不但使美国脱离了国际磋商，还破坏了给予他论据的价值联盟。自由阵营的领导人不再区分民主与独裁，他把俄罗斯的专制政体视为潜在的友邦，而把自由欧盟视作可能的敌人。过去区分友邦与敌国的边界或已消失，或改换了走向。这实在太过分了，我们会想念边境的。因为我们曾经习惯，或者起码也都认同的，基于共同意识形态或共同利益而结盟的清晰世界，让位给一个举着各自虚荣的大旗、任由国家意气颐指气使的混沌世界。
这个变化令人堪忧。用象征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亨利·基辛格(95岁)的话说：“历史上时不时会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人物，唐纳德・特朗普也许就是其中之一。”这位顾问并未透露自己对特朗普的个人看法，但他断言，那将至的时代会“非常、非常严峻”。
但愿2018年这个8月1日，格吕蒂(Grütli)不要下雨。
(翻译：小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