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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如果一个女人不能征服她爱的男人该怎么办？她说，那就宰了他。
--- 题记
当我再次恢复意识的时候，已是我死后的第七天。我回到了故里，上海。这是我第一次以俯视的姿势观望这个巨大的城市。即便在天上，我都能听见它的吵闹，看见它的热气蒸腾。
它就象一个贪婪的容器，装进所有的声响、味道、热闹与物质，然后使劲摇晃混合；就像一个任性的，无法无天的女人，喜新厌旧，肆意践踏所得，以迎来新欢。如果要以一个词语来形容这个城市，那就是“速度”，上海是一种能量，不是某个地域，因为变化异常之快，于是就无法定性定量，也就从来没存在过。
我姓清水(SHIMIZU)，生于1978年的新中国，盛世太平。我讨厌自己的名“小宝”，“小宝”是宝贝，也是Baby，是上海人爱用的称呼。男孩可以唤他喜欢的女孩“小宝”，女孩可以唤她喜爱的宠物“小宝”，于是“小宝”可以是任何人，任何动物。我的妈妈给了我这个名，是希望我会万千宠爱于一身，而事实正如她所希望的那样，在30年里，我总能满足自己的物欲，总被我爱的男人们深深眷恋，至死都如此。我的奶奶在去世前躺在病榻上对我说，“一个女人如果拥有美丽可以取悦于人，兼具美丽和谋略可以征服于人，如果再添幸运，她便可以征服世界。”我当时望着这个年过八旬，遭遇抛弃却依旧执着于“征服”学说，充满野心的日本女子，心里默默哀悼她所遗失的“幸运”。在有生之年，我持着万千宠爱与一帆风顺，从东方到西方带着我“侵略”的血统征服一切我想要征服的，可是我的奶奶却最后忘了告诉我，我该怎样征服自己，该如何与自己和平共处，因为我虽生活完美却至死都不快乐。
小宝遍地都是，可是清水小宝，上海却只有一个。清水是日本姓，在我的血液里，因为我的奶奶，流着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我的爷爷一生都对这个美丽的前妻心存愧疚，于是让我沿用了她的姓。“日本”在中国的教育里代表着：残忍，侵略和优质家用电器。因着这个姓，我从小就在幼儿园里遭小朋友的歧视，他们骂我，“鬼子Sony”，可我并不生气。小时候在所有中日血战的影片中，中国兵总是衣衫褴褛，穿草鞋吃草根，举着镰刀锄头，抬着青黄不接的头颅；而日本兵却穿着皮靴，举着带刺刀的枪，脸上一撇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电影的结尾总是在中国方死掉很多战士，外加牺牲几个儿童间谍后打败了日本鬼子，可我心里却总高兴不起来，甚至开始有点“亲日”。几年后，当邓小平宣布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才是硬道理”让整个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候，上海也就是从那个时刻起，开始了全民“亲日”，“亲美”和“亲欧”，谁家添置了日本电器，谁家的儿子去了美国，我们就对他们肃然起敬。而我的姓，也就为我赢来了无数尊敬的目光，甚至有些大人爱不释手地摸着我的脸说，“长得多像阿信（注释：当时由日本明星山口百惠主演的电视剧中的主角）啊！”
我从“鬼子”升级为“明星”的那一年，上海从此变得不再本分与安宁，大批大批的上海人开始涌向日本与美国，特别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这批外流人员在90年代末又回到了经济蒸蒸日上的上海，揣着自己血汗赚来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钱，以盈利为目的，无意间掀起了第二次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十年间上海人的平均工资从六十三元跃到了三千两百元。从80年代初期寥寥几家的Shopping Mall到如今遍地炸开般的商宇楼群。从最初的自行车满街跑到凌晨两点Party animal导致的Taxi traffic jam。从统一的蓝色卡其布制服到世界奢侈品消费一大城市。历史记载至今，世界上能有哪一个城市象上海这般一阵疯跑，并且没有停下来的迹象。
当全国上下因“天安门”事件停工游行，如国难当头般坐立难安时，上海人却在各驻沪领事馆门前排起了密密长龙，上海人想跑！当数十年后，中国人民依旧絮絮叨叨提起“文化大革命”的冤情时，一些遭遇过大难，受过劳改之苦的上海人却告诉你，“劳改让我更苗条”。这个城市的人们回避苦难，不谈历史，懒于政治，这个城市的人民一直在为自己找寻出口。没有历史，也没有特定文化，个人生活凌驾于政治与历史之上。这些表象下，上海人借助着对于物质永不停蹄地追逐，来安抚心中历史带来的隐痛并重建起自身的安全感。上海人的民性与解放前贵族学校中西女塾的校训恰好不谋而合，那就是“能用勇敢的心和有价值的行为，给自己的生活一个最好的建设。”
我来自一个殷实之家。我的爷爷出自书香门第，祖上的要求是他能够一生只念圣贤书。这样长大的孩子，心思细腻，气质过敏，所有精怪的想法在他阴柔的脸上波澜不惊。正是这样的自律与乖巧，教他在今后的生活里总是避重就轻，见风使舵。1936年夏天，当他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校艺会上见到那个女扮男装，面目俊秀，手提武士刀的清水小姐后，潜意识中对于自我性格欠乏的遗憾，引发了这段在当初的中国极为罕见的异国恋。这个血液里流淌着动荡与征服的日本女子，义无返顾地跟着这个中国留学生来到了上海，她做梦也想不到次年8月日本的飞机轰炸了上海的南京路，离上海不远的南京城同时失守，至少42，000名无辜的南京百姓在“屠杀游戏”中丧生，孩子与妇女被强奸，男人被用来肢解和生物实验，孕妇被活生生挑出腹中的婴儿，老人被丢向火堆。大和民族再也得不到中国人民的原谅，清水小姐的幸福生活因此也在战火中灰飞烟灭，随之而来的是大不幸。在她最需要身边唯一一个亲人——她的丈夫慰籍的时候，他正在着力接手五星红旗下的中央人民银行，这是他生命里的黄金时期。为了仕途畅通，他冷静“处理”了这个遭中国人民仇视的日本女子，娶身边的上海秘书为妻。
遭到背弃后的奶奶只身一人去了四川，在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份翻译的工作，只求工作能够疗心伤，可是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毛泽东就推出了“为党多提意见”的活动。很多知识分子当时纷纷踊跃写信与致电，各抒己见，谁都觉得中国人终于扬眉吐气，人民当家作主了。我的奶奶也是其中一个。可就是这个群体在不久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反党分子”的罪名成为打击对象，一些人受不了不公正的待遇，于是自杀了。我的奶奶丢了工作，被罚去扫城市里最热闹的大街，每个月只能得到6元生活费。整整十年，胆战心惊，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直到革命结束，党承认了错误，我的奶奶得到了580元的赔偿金，这笔钱她后来给了我爸爸和他的弟弟，他们俩各自买了一个Sony 14寸黑白电视机。
我是在16岁的生日上震惊地见到了我的亲生奶奶，在这之前她一直是我们家族的秘密。若干年后，我第一次失恋，我问她为什么不在艰难的时候回到自己的国家，她告诉我，她一直在等待那个负心汉的一声道歉。无论多久多苦她都要等。我又问她，如果一个女人不能征服她爱的男人该怎么办？她说，那就宰了他。我的爷爷在我20岁的那年去世，我奶奶并没有宰了他，他倒在政协会议的座椅上，死于脑溢血。我的奶奶在第二天清晨剖腹自杀，数日后在医院离开人世。逝者不在，我不知道她有没有最后听见那声她等了半个世纪，固执地穿越无数黑暗日子的“对不起”。
我的外公一生只工作过一天，那一天之后，他就瘫痪了。凭借着父辈在南京路上留下的酒店产业，他一生闲情雅致，棋琴书画样样精通。每天清晨他开着黑色的福特车，车里装着鸟笼去卢湾区的法国公园遛鸟，然后在自家酒店用早餐，下午一边听广播电台里的评弹，一边修剪他最喜爱的攀枝玫瑰。他的妻子，我的外婆是个不会写字念报的贫民女子，却凭着清秀的面容让他在元宵节的集市上一见倾心，一个星期不到便娶进门里，七年里为他生了五个孩子。我的妈妈是老三。日子本来就该这样在波澜不惊的花好月圆中慢慢流逝，直到历经生老病死之后无悔地离开人间，可是“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比一颗原子弹赶尽杀绝还要复杂和痛苦几百倍的人生。很多人自杀了，很多人被折磨致死，但是更多的人活了下来。很多外国人笑话中国人的礼仪，笑话中国人的嗜财如命，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浴火重生的滋味，不知道对即便是如今衣食无忧的中国人来说，生命的主题依旧匍匐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而那个主题只是可怜的“活着”两字。
那该是个怎样的秋天清晨啊，梧桐结出圆实的果子，一群红卫兵喊着口号突然在安宁的延庆路上炸响，他们胸口揣着毛主席语录，双脚踹着一扇大铁门。由于形势不好，当时我的外公早已辞退了福州厨子和所有的使唤，是我的外婆亲自出去开的门。红卫兵们冲了进去，一阵打砸抢，把我的外公拖走审讯。那该是他一生中最长的一天吧。傍晚的时候，我的外婆坐在家门口看见一个披星戴月满脸惊恐的老头慢慢向自家移近，她扑在人行道上号啕大哭起来。生命中总是有那么几天，我们的生命绕了个弯，走向看不清的别处。三天之后我的外公被发配去劳改，为人民群众挖防空洞，他脱下了棉袍，换上了人民装，无论我的外婆跪在地上如何求他，性格刚烈的他还是开着他的福特车去了。在工地上，代表资本主义的美国车无疑激怒了红卫兵们，他们辱骂他，打他的脸，他抬高自己的下巴，一声不吭，他们踢他的膝关节，他一下子跪在地上。他们逼迫他承认自己的罪恶，他说，外国人打中国的时候，日子还能过，怎么人民当家作主之后，中国人就非要弄死自己人？一个怒火冲天的红卫兵拖起他来到一个快要竣工的防空洞前，一个扫荡腿把我的外公踢了下去，他说，就你这种人，得下地狱，毛主席万岁！
我的外公从此瘫痪，在被剥夺所有产业充公后，由于他的病情，由于他的妻子是劳动人民的女儿，于是他的劫难也就到此收手了。那栋有着甜美安好回忆的花园别墅住进了六个劳动人民，一个裁缝，两个铁匠和他们的三个老婆。我的外公和外婆搬进了地下室，直到1991年随着家族的再次兴起，我的外婆才抱着外公的骨灰离开这里。这个地下室有两扇小小的窗，可以看见外面行人的腿脚，我的外公在窗前坐了20多年，他终日酗酒，脾气暴躁，唯独见了幼小的我，常常开心地抱在膝上，教我他最爱的唐诗宋词。他常常从外婆那里积累起她买菜时找来的硬币，按不同的币种卷成卷，每次我来探望他，他就送我几卷，并且每次都说，外公以前有很多钱，可以给你买很多漂亮的衣服。现在只能给你这些了，买点糖吃吧。1989年在他瘫痪23年后，他最小的儿子，我妈妈的弟弟买了一台黑色的福特，大家把我体重非凡的外公抬上车，希望他能够想起当年自己的威风和青春，可是车没开多久，他尿在了座椅上，他轻轻哭了。晚年他遭受老年痴呆和糖尿病的折磨，他这一生从1966年11月7日起后就再也没有快乐过，那一脚真的把他踢进了一个人间地狱。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他们的青春期是在“文化大革命”和“三年自然灾害”中度过的，见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活生生的搏斗。好在那时他们还年少，在经历苦难的过程中多少有着少年人“唯恐天下不乱”的娱乐视角，于是那些苦没有在他们的心灵上烙下太深的伤痕。我的妈妈管理着一家四星级酒店，我的爸爸是中国银行的理财顾问，他们都是子承父业，可实际上他们拥有的今天并不来自家庭背景的协助，他们的选择是在“家族复兴”意识催化下的产物。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邓小平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让这一代的中国人在最初友好朴实的气质上开始变得明哲保身，尔虞我诈，只求自己能掌控财富与权势，以站在不败之地。1979年1月当“独身子女”政策下达后，这一代人曾经被迫熄灭的梦想，在他们的独身孩子身上看见了传承的机会。这一代人大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辍了学，没有知识，只能从事体力工作。只有少数人能像我爸爸妈妈，在从事全职工作并生养孩子的情况下，再挤出时间念完大学。他们各自在35岁那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并且逐渐实现了自己对于事业的梦想。
8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进入了一个“渴求知识”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孩子们，被他们省吃俭用的父母送去各类补习学校，被迫吃下父母从来都不敢尝的昂贵食物与营养品，他们的渴望大都被有条件地满足，而那个条件就是他们必须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大学，出国留学于是成了我这一代人最初被灌输的梦想。我这一代人没有童年，手里的玩具熊被我们的父母早早夺走，硬被塞进一本“看图说话”。我这一代人因为父母必须双双工作才能维持生活，于是学校一放假，就被父母锁在家中，桌上的保暖瓶里是我们的早餐和午餐，保暖瓶边上总是一大堆额外作业。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里，在不断竖起的直入云霄的居民大楼里，在忙得焦头烂额的大人背后，很多很多的小孩在小小的窗口探出他们寂寞苦恼的脑袋，他们百无聊赖地在有限的空间里和自己玩，和自己说话，没有人倾听他们小小的心，他们只是不断接受父母的指令，那些指令是在爱的名义下，因为我们的父母要我们武装起来，强大起来，再也不要受他们的受过的苦。
我就是这么长大的，我的童年没有大自然，没有小动物，也没有亲密的玩伴。在我的记忆里，关于童年的回忆全是学校耀眼的白炽灯和我妈妈的训话。她说，“我们是强者，我们从不为失败而哭泣，我们从不跟别人说自己的伤心事。”我是个没有眼泪的孩子。
上海三代人，见识过辉煌然后被历史全部夺走的一代人，历经过苦难心中有惶恐的一代人，没有童年，内心孤独外表强大的一代人，这三代人在同一个城市里呼吸与生活，彼此牵连却难以懂得。我要说的这个故事是我这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脱离不了我们的爷辈和父辈，我们是他们的产物，是这个国家历史和政治的产物。我之所以告诉你们我从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的我的家族，是因为任何事情在死后的我看来都有其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