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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大屠杀中劫后余生
音乐家Katharina Hardy曾被关在过两个集中营中却幸存了下来。1956年，她与丈夫带着两个很小的孩子从匈牙利逃到瑞士。几十年来她对自己在大屠杀中的那段经历，一直闭口不谈。
Katharina Hardy这个人，令人找不到正确的字眼来形容，她自带光芒，充满能量，她身上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和感，而你只有真正接触她，才能理解这样她所说的一些话，如：“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是我的家”，她是在瑞士的最后一批大屠杀见证人之一；2022年8月5日她在施皮茨(Spiez)离世。
那么她到底有着怎样的一生？她自己将她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1928年生于布达佩斯，六岁时开始拉小提琴。在布达佩斯度过的童年，社会上的反犹太主义气息越来越重，她在街上被人吐口水，11岁时被著名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开除，“因为我是犹太人。”
然后被先后关进两个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当英国士兵发现她时，她16岁，只有29公斤，是集中营中唯一的幸存者。
第二阶段：1945年4月-1956年苏军入侵匈牙利。1945年8月她回到布达佩斯时，她的小提琴虽然还在，但已经坏了，被“俄罗斯士兵”毁了。一个美国援助组织又给了她一个新的。
她又开始练琴，每天都练，如痴如醉。“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再是被他们拖走的那个。回来后，我告诉自己，曾经经历的那一切都不是真的。我让自己沉浸在工作中。”夜晚在睡梦中，母亲和姐姐就坐在她的床边，多少年一直如此，但白天她们就不在了。“
第三阶段，也是最长的一个阶段，从1956年开始，当时她和丈夫一起带着两个孩子，一个三岁，一个四岁，踏雪徒步逃离匈牙利，他们躲过了苏联军队、躲过了坦克车，越过边境，来到了奥地利。
最后当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苏黎世Regensdorf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她这段逃亡故事的背后还藏着另一段经历：“我把它憋在心里50年。”没有人知道她人生的另一部分，“每一天它都在，没有例外，”她说：“我努力地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让自己去适应，然而对我来说，正常的生活是那么可笑，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生活可以是什么样子，都可能发生些什么。”
完美主义
她坐在厨房的桌旁，把咖啡杯挪正，杯子下面配的盘子不对，是本应该放糕点的盘子，Katharina Hardy把盘子换了过来，“一切都要按规矩来，” 她说。
就算再小的事情，她也无法容忍打破秩序，无论是杯子还是平底锅都要放在它们应该放的位置，“一丝不差”，否则她就会非常生气，她的下一句话只说了一半就停住了：“如果我在那个地方不守规矩的话……”
她沉默地将饼干放在桌子上，是她自己烤的饼干。只要是她做的事情，她都要做到极致：“你必须做到完美，必须要把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毫无瑕疵。”她完全不能接受做事情只做到一半，对此她毫不宽容，甚至在教小提琴的时候也是如此，她不接受任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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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自己和他人的这种苛刻来自她母亲对她的教诲：一丝不苟的纪律。她的母亲本身不是音乐家，但却把两个女儿培养成了音乐家-大女儿Piroska弹钢琴，小7岁的小女儿Katharina，拉小提琴。即使是回乡下在祖父母家过假期：“小提琴老师或理论课老师也会跟着。”Katharina Hardy曾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因为这样的纪律性，才让我从集中营里存活了下来。”
被鞭子赶走
1944年11月，与纳粹联合的匈牙利十字军将Katharina和她的母亲从公寓中带走，街道上挤满了人，都是犹太人，他们先被驱赶到一个废弃的砖厂里，在那里待了三天，然后开始行军。
在严寒中行走了120公里，下着雪，他们在一个足球场上过夜，没有任何遮挡。她的妈妈不停地摇晃着Katharina的身体，以免她被冻死。他们在多瑙河上的一个船厂停留了三天，卫生条件很差，母亲染上了痢疾。在那里碰巧遇到了她的父亲，他在她们之前就被驱逐了。
当他们重新出发时，母亲已经非常虚弱，几乎无法行走，Katharina拖着她走。在斯洛伐克的科马罗姆，他们被关进一个牢房里，石头地板上有稻草和一条毯子。
说到这里，她的语句已经不再连贯。回忆被清晰地唤起，而叙述却变得断断续续。几个字几个字地，仿佛是无意间蹦出来的，那些脑海中的画面，被用文字无情地勾勒出来。母亲躺在稻草上，奄奄一息。她想喝牛奶，Katharina把她手上的结婚戒指摘下来，壮起胆子，找到一个监督员，把戒指给了他。他给她拿来了一杯牛奶，就一杯。
然后就是劈里啪啦的鞭子声，士兵们把Katharina从母亲身边赶走。她听到母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哥哥的地址，也就是Katharina舅舅在纽约的地址。在途中，母亲就把这个地址反反复复地说给她听，“我到现在都还能背下来。”
Katharina 还是再次转身看向母亲，“母亲没有哭，”她知道那些人不可能会挽救她的母亲，她肯定会死。但是，如果她要是坚持留在母亲的身边呢？“直到现在我依然会自责。”
“活着是例外”
她被送到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集中营，在那儿待了两个月，1945年的1月和2月，然后被送到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她没有讲述她在两个集中营里看到的和经历的事情。但她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她在那里所经历的一切对她、对她的人生态度产生的影响。
Katharina Hardy说，在集中营里，一切都是反着的：“正常的不是生活，而是死亡。”每天都有死亡的存在，地上的尸体，不断响起的枪声-活着是个例外。Katharina 说，就是这种颠覆感改变了她，而不是其他的什么。
她的生死观念被彻底地颠覆了，“我看待世界的视角与其他人不一样。实际上，我应该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死者之一，我属于那个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
当1945年4月15日英国士兵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时，她蜷缩在地上，双腿弯曲，无法站起来，两条腿无法伸直。她无法吞咽，无法进食：“我已经昏迷了几个星期。”她被送到了一家军事医院。
1945年6月，她的体重增长了6公斤，35公斤。在一份幸存者的名单上，她找到了父亲的名字-在布达佩斯她再次见到了他。“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他们搬回了旧公寓，公寓里少了一堵墙，冷得像冰窖，“我们没有钱修墙。”
她得到了一把新的小提琴，她开始练习。尽管天气寒冷，她还是用僵硬的手指坚持练习。“当我回到布达佩斯时，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有着难以置信的灵魂。我见过一个颠倒的世界。世上没有上帝，什么都没有，只有工作和未来。非常残酷，而就是这种残酷造就了我。”
在她后来的人生中，她从死亡中获取了无限的生命力。她成为了音乐家，有一个大家庭：三个孩子、5个孙子孙女和三个重孙。家里出了好几个音乐家-一个儿子、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我开启了一个音乐王朝。”对此她无比自豪。
Katharina Hardy这个人，令人找不到正确的字眼来形容，你必须去接触她才能理解她说的这两句话其实并不矛盾。“那样的记忆一秒钟也没有离开过你”和“无论如何我有一个无比璀璨的人生”。
《在记忆成为历史之前》-瑞士的大屠杀幸存者，15个人物专访。2022年由Limmat-Verlag出版社出版。
(译自德文：杨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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