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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瑞士曾经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国家派遣过不少传教士，来自瑞士法语区的鲁道夫·阿尔弗雷德·波斯哈特·皮亚吉特(Rudolf Alfred Bosshardt Piaget，简称：勃沙特，中文名：薄复礼)夫妇就是其中之一。
日前，一位来自北京从事国家博物馆历史学研究的资深学者向瑞士资讯记者谈起一位曾经在中国跨越五省区、历时560天亲历近万里红军长征的特殊历史人物的故事，他就是瑞士传教士勃沙特。
由于过去历史对这位瑞士传教士有偏见而没有给予正面评价，所以他在中国的故事鲜为人知，尤其是他随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故事从未向外披露过。直到几年前，在中国部分史学家呼吁下才重新给予定位，并对勃沙特在中国革命年代所作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此外，还将勃沙特离开中国后以自身经历和独特眼光撰写出版的自传体史记认定为是向国际社会真实、全面介绍中国红军情况的西方国家第一人，因为勃沙特出版的专著从时间上要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Edgar Snow)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还早一年。
传教士与红军不期而遇
1922年刚过完24岁生日、毕业于教会神学院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因受他供职教会派遣告别家乡与亲人只身一人来到中国最贫穷的省区贵州传教。不久巧遇同样来自瑞士法语区，也在贵州的一位女传教士罗斯·波斯哈特(Bosshardt Rose)。他俩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并情投意合，遂于1931年成婚。该年勃沙特在贵州镇远基督教堂(Christian Church，Zhenyuan)当牧师。
勃沙特在其后来出版的史记中叙述，“1934年10月1日，是我来贵州12周年纪念日，也是我难忘的日子。那天，同在贵州传教的各国牧师以及他们的家属参加了一次小小的联谊聚会后，为抄捷径我们与凯威尔·海曼(Kewell Heman)牧师夫妇及家人在返回时决定沿崎岖山路前行。
正当途经黄平(Huangping)老城“旧州”(Jiuzhou)并兴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山包，前往的小村庄已一览无遗，但是还没等下山，这时从树林中突然冲出一批持枪的红军六军团长征先遣队官兵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偶遇征战中的红军且改变了我嗣后的传教命运，从此开始了让我永生难忘的18个月近万里艰苦的随军行程”。
星夜帮红军译作战地图
当红军进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贵州后，由于地形复杂且仅靠不足20平方厘米的学生地图指引，所以红军被迫行踪飘忽还经常迷路。一天，在旧州一处废弃的外国人居地红军意外发现一张可被用来帮助行军作战的贵州省详细地图。这地图面积足有1平方米，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该图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由于该地图上标注的全是外文，时任军团长萧克(Commander Xiaoke)以及周边稍懂外文的红军官兵只能辨认出地图文字不是英文，但且说不上是何种外文，也根本看不懂读不出周边村庄河流的名称。萧克听说勃沙特能讲些汉语，就命身边人员将“老勃”请来。
倚仗一盏煤油军用马灯的照明，萧克让勃沙特在方桌上展开地图，通宵达旦地由老勃逐字逐名地将地图标识的法文山脉、村镇、河流以及地名一一口译成汉语，由参谋(Staff Officer)逐一在法文地名边上标注中文；而萧克则在一旁陪伴并不时与老勃谈笑风生，兴意甚浓，当他们把地名译完时已是五更天了。
勃沙特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他随红军长征以后从真正意义上直接帮助他们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勃沙特翻译的军用地图帮助红军不再迷路，而且对部队在贵州的行军作战、决定红军的行动方向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红军发挥游击战术优势甩掉国民党围困阻击部队，一举取得多场胜仗，也是因为这张地图起了作用。
萧克将军也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不时提及勃沙特星夜帮助翻译地图这件事并称红军后来转战贵州东部直到进入湘西，其间全是靠这张地图。
与红军将领结不解之缘
勃沙特翻译地图时与萧克的攀谈，无意中将自己在贵州风风雨雨12载传教生涯中的所见所闻和盘托出，因此红军对他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使得萧克在半个世纪后的回忆录中还特别提到：
“···与勃沙特的一席交谈给我增添了贵州当地的风土人情，获得了许多军事上的有用信息，尤其是军队行进在少数民族积居(聚居)的山寨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等方面提供了众多有益的帮助，使当时红军避免了不该走的弯路；也使我在思考当时部队行动方向时有了一定的依据。”此后，萧克与勃沙特在行军途中还有过类似多次亲密接触，从而加深了双方的了解与感情。
当勃沙特随红军行进近万里历时18个月转战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于1936年4月12日复活节(Easter Day)那天抵达云南富民县(Fumin，Yunnan)后，决定留在当地继续他的传教事业时，萧克特设宴为红军长征途中这名奇特的参加者饯行并留足了“盘缠”(Travelling Expenditures)。
由于勃沙特在红军最困难时帮助了他们并做了对红军有益的许多事情，因此萧克对他有了不同一般的好感并对他留下半个世纪都忘却不了的记忆。后来萧克在其回忆录中多处提及与勃沙特那段富有传奇般的特殊交往。
1984年当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来中国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素材时，中国政府就委托他帮助寻找勃沙特；萧克上将(Colonel General)出访途经法国也请法方打听。后几经周折，最终经法国使馆找到勃沙特在瑞士的亲人比吉特夫人(Madam Bigguet)后才使得阔别半个世纪的萧克与勃沙特双方音讯再通，重叙了当年佳话。此后，萧克将军还通过外交途径给勃沙特带去中国人民解放军60周年纪念画册等；“老勃”也时常转去对萧克老友的问候。
撰专著回忆长征中红军
勃沙特离开红军后继续在云南传教，并依据他随红军行进中的所见所闻所思，仅用四个月时间就撰写了他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红军的自传体专著，名为：《One Thousand Miles of Miracle in China》，中文直译为：《中国一千英里的奇迹》，共12章，约10余万字。有人亦将它译成《神灵之手》(The Restraining Hand，中文名《红军长征秘闻录》)。
由于书的初稿是用英文撰写的，所以该书由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Hodder & Stoughton)于1936年12月出版发行。1978年，勃沙特应出版社之约用英文重写了在红军中的这段经历，书名为《The Guiding Hand》(指导的手)；不久被译成法文《Conduit Par Sa Main》(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勃沙特在书中用重笔描绘红军在如何艰难困苦环境下行军亦不时提及自己的境况。他写道：“···行军途中鞋破了有战士从脚上脱下来给他穿；住宿时总是让他睡在用稻草铺垫的床上或寺庙地板上，而同他一起的士兵们则全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极端艰苦条件下，红军还特地给他配了一匹马，并尽一切可能给他单独提供加糖的米粥，设法为他购买鸡鸭鱼肉甚至十分稀罕的炼乳罐头等食物。
勃沙特还在书中占据较大篇幅介绍了自己对红军认识的转变过程，以及对红军如何坦诚相助等。为报答红军，他利用幼年母亲教的手艺从老乡家里买来羊毛打毛衣和毛袜子给战士御寒；当时贺龙新生的女儿还穿过他亲手编织的毛衣。平时他替红军翻译外文报纸之余也与战士们进行有神论与无神论的争辩等。
经大量史料的傍引博证后，日前勃沙特的书被中国军事博物馆(Military Museum)认定为是目前发现的第一部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瑞士资讯(swissinfo.ch)，外援记者 愚大
勃沙特简历：
1897年出生的勃沙特于1922年被教会派遣到中国传教，并与同是瑞士籍女传教士罗斯·波斯哈特(Bosshardt Rose)在华结婚后一直在贵州黄平旧州(Huangping Jiuzhou)，镇远(Zhenyuan)一带从事民间传教12年，直至偶遇红军后勃沙特随军转战去了云南，而罗斯则与家人一起暂住上海。
1936年4月，红军先遣部队抵达云南富民县(Fumin,Yunnan)并征得勃沙特意见后决定将其留在当地继续他的传教事业。尔后，罗斯亦从上海到云南照顾丈夫并继续一起传教，勃沙特离开红军四个月后就创作完成他亲历红军长征的第一部回忆录史记。
1939年已返欧洲的勃沙特夫妇作为国际大使命教会(The Creat Commission Church International)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来到贵州盘县(Pan County, Guizhou)一带传教，除了传教他们夫妇还为当地民众免费看病并自费创办学校，直到1951年应召回国，离开了他们工作生活已近30年的中国。1966年勃沙特从教会退休后移居英国曼切斯特与家人团聚。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位有着不平凡经历的老人以90多岁高龄去世。
埃德加·斯诺简历：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美国战地记者(Correspondent)，1928年受就职机构委派来当时的燕京大学(现为北京大学，Beijing University)担任新闻学讲师。
1936年前往延安成为采访毛泽东等多位红军高级领导人的西方国家第一位记者。此后，斯诺撰写出版《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Red Start Over China)而闻名于世。1949年后斯诺曾多次被邀访华，1972年斯诺因患癌症在瑞士治疗期间去世。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