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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秘密坟墓、阿根廷3万人失踪、对佛朗哥独裁的缄默、哥伦比亚的和平进程，还有叙利亚战争：如此之多的人权灾难还在苦苦求索着真相和正义。当后者一头撞在“有罪不罚”这堵硬墙上时，会发生什么？一项瑞士行动计划试图找到答案。
“有权知道真相，权利通往真相(Right to Truth, Truth(s) through Rights，英)外部链接计划探讨的问题就是：在刑事司法正义难以企及时，知情权是如何得以实现的，”该计划负责人、日内瓦和纳沙泰尔大学法学教授Sévane Garibian(法、英)外部链接解释说。
“大赦法、官方否认历史，以及当事人死亡或系统性失踪等政治背景会造成刑事诉讼无法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对知情权的诉求到底意义何在？如何在司法正义的范畴之外来保护证据、调查极端暴力？” Garibian继续道。
其中的基础假设是：法律除了其规范功能之外，还具有一种“认知功能”，后者在过渡时期之背景下，由三种证据来定夺：人证物证、档案资料和人类遗骸。在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FNS)的资助下，该调查项目得以和不同瑞士机构展开密切协作，其工作伙伴包括瑞士联邦外交部、瑞士和平基金(swisspeace，英)外部链接，而它的主要国际合作伙伴则是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过渡时期司法维护国际中心(centre international pour la justice transitionelle)。
“后进”的瑞士
通过一种创新、跨学科并富于国际化的方式，调查计划也试图让在这一领域“处于落后”的瑞士奋起直追。
Sévane Garibian表示：“瑞士在国际法、人权、国际人道法、调节及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等领域拥有世界领先经验。但在过渡时期的司法方面，瑞士还应加强高校内的教学和研究。”
调查计划对很多国家进行了案例分析，而其重点研究地域则集中在西班牙和阿根廷。
“绝佳的实验室”
在Sévane Garibian眼里，阿根廷是一个“极好的实验室”。在30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已经使用过所有可能的司法工具以求对军事独裁期间(1976-1983年)政府的大规模犯罪进行调查审判：调查委员会、刑事诉讼程序、大赦法、特赦、补充刑事审判，抑或是大赦废除或重新启动刑事审判。
在上世纪90年代，多家受害者及人权保护组织以“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为主题，发起了一项诉求公正的大型宣传战。Garibian说：“我们不能容忍在大赦法的荫庇下，有罪不罚长期持续，我们也不能接受阿根廷前总统克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推行的减刑政策。”
阿根廷的例子展现出：在无法求助于司法的情况下，人们是怎样使用新的途径来捍卫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利益。“对知情权的争取拓展出诉讼的其他形式。”
90年代的标杆
为了保障知情权，国家需要做到：开展调查、公开档案、设立历史事件纪念日并反对否认大屠杀历史。同时，政府还应简化寻找失踪人员遗体、鼓励挖掘工作并资助进行遇难者身份的确认工作。
上世纪90年代，在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同时，DNA测试也出现热潮-这得归功于那场反对阿根廷政府独裁统治的“五月广场母亲”运动。
即使在司法公正之路受阻的情况下，遇难者遗体还是得以挖掘和鉴定，Sévane Garibian确认道。
针锋相对的西班牙
除了阿根廷之外，Garibian教授还十分关注西班牙的状况，“这个国家还没有打破静默，”她说。
佛朗哥的暴虐统治让13万人成为冤魂-后者的家人曾经在无任何政府支持的条件下，秘密地将死去亲人的遗骸挖掘出来。
“政府的无为导致了诸多问题。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将出土遗骸的信息输入数据银行，但若是没有政府的协助和公共基金的支持，建立档案困难重重，” Garibian指出。
逝者的权利
对每一个经历过战争、独裁统治和暴力事件的国家来说，遇害者遗体的处理问题都尤为关键。之前的“重灾区”在亚美尼亚、危地马拉和卢旺达，如今又有哥伦比亚、叙利亚和成千上万难民涌向的地中海地区。
Garibian提醒说：“我们为维护生者、幸存者和死难者家属的权益做了很多，这是根本所在。但同时，也不能忘记逝者。”
保护死者的权利其实也是捍卫生者。“死去的人也有尊严，他们的尊严也应该保护。” 这也是Sévane Garibian项目的本质。她坚信：“在这一领域工作不仅是和历史打交道，也是为了未来而努力”，就像她引用的西班牙谚语：“死人能够擦亮活人眼”。
(翻译：郭倢),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