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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汉学家胜雅律说，瑞士并不了解中国的人权政策；而事实上，中国在这一领域很有发言权。中国很大，拥有人口至少13亿。如果去掉2个零，还有1300万，也约是瑞士人口的2倍。
瑞士的注册人口只有759万。但这两个如此不同的国家联系却很紧密：1950年，瑞士作为最早的几个西方国家之一，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了承认。
“这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深思熟虑。当时的联邦委员会只是出于实用的考虑，”汉学家、法学家、作家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向swissinfo解释说。瑞士政府不想放弃设在中国大陆的大使馆。
实用主义
“对北京来说，瑞士曾非常重要。因为瑞士是整个欧洲少数几个在中国设立了大使馆的国家，”胜雅律说。在冷战时期，这扇通往世界的窗户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
中立政策也为瑞士带来了良好的声誉。“一个小国不会引起中国的怀疑，以为瑞士会在背后搞什么阴谋诡计”。
多亏瑞士可靠的中立及独立政策，当中国1979年由邓小平进行改革开放之后，瑞士依然占有优势地位。如今中国着重于发展经济，瑞士还是在出口商贸物资和科技技术上受到重视。
对人权的“误解”
瑞士从1991年开始与中国展开人权对话；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并不是只有瑞士这一个国家。德国、丹麦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定期与中国进行人权问题的对话。
胜雅律表示，这些国家与中国展开对话，并不完全合适：“如果讨论的议题是与少数族群的交往，那么瑞士有自信、也可以在同等高度上与中国进行讨论”。
对这位汉学家来说，误解和缺乏了解影响了瑞士对中国的期望：“我们对中国人权状况的理解是在信息贫乏的状况下产生的，我们并不了解中国在全球人权讨论中的立场”。
当瑞士和西方国家执着于舆论、媒体自由、政治犯和西藏问题时，中国却把其他方面列在了人权的首位。比如说发展的权利。
“在联合国1986年全体会议上，相关决议以146票赞同获得通过，当时美国持反对态度，8个欧洲国家弃权，”胜雅律回忆道。
“如果中国承诺举办奥运将带来人权的改善，那么这里人权的意义可能是建筑和基础设施的发展”。这种理解并不是典型的中国或孔夫子式，而是合乎联合国章程的。
在人权问题上很有发言权
瑞士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之前也被称作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不太重视。“这是在自己‘地盘’上发生的事，人权委员会的会址一直都在日内瓦-而瑞士自己的媒体竟然封锁了消息，”这位熟悉中国的人批评道。
因此公众有这样一个印象：人权对中国并不重要。“所以瑞士或德国要不时地派出代表团赴北京，告诉中国人：在西方还有人权存在，”他嘲笑地说道。而问题可能在于，瑞士对当前的人权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
胜雅律在细致分析了联合国理事会的一系列会议后，得出另一个结论。“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很有发言权。在投票有争议时，中国总是代表着大多数，和其他‘南部’国家站在一起”。
他也同意，某些中国的囚犯正是因为瑞士的外交努力而被释放。“但那不过是中国想以此示好，”胜雅律补充说道。
瑞士资讯(swissinfo.ch)，Renat Künzi
1999年事件
1999年3月25日，在伯尔尼接待当时的中国国家首脑江泽民时曾发生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因为紧邻联邦广场举办有反对中国西藏政策的示威游行，江泽民拒绝了瑞士在联邦大厦前举办的官方欢迎仪式。
中国客人恼怒地质问时任联邦总统的Ruth Dreifuss，是否“能掌管”自己的国家。
政界及经济界代表担心会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幸好并没有发生。
据胜雅律透露，在中国官方拜访之前的准备阶段，本协商好中国将释放政治犯，但这一意外事件推迟了该行动。
胜雅律估计，中国目前不再提及此事，但如果瑞士有新的外交举动，那么中国可能还会对瑞士提出批评。
胜雅律(Harro von Senger)
1944年生于日内瓦。
如今64岁的他是德国Breisgau弗莱堡(Freiburg，Albert-Ludwigs)大学的汉学教授，也是瑞士洛桑比较法研究院的中国法专家。
他被誉为最了解中国思想方式的专家。他的专著《Strategeme》(智谋)和《Supraplanung》(谋略)为该方向的基本著作。
70年代，他是最早在中国的大学(北京大学)内学习的外国人之一。
胜雅律表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受到3个要素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智谋和谋略。他认为谋略(长远计划)是指：思考、计划和行动均要考虑得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