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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和桥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性，它们都可以被看做是用于联系的工具，同时它们也用于分离，将事物分为一边和另一边。但是门和桥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格奥尔格·齐美尔发现，桥所分离的更多是天然存在的分离，再由人类活动将这一天然的分离连接起来；而门，无论是分离还是联系均倾向于人为。
此外，齐美尔还认为，人们通过一扇门走出房间，和通过一扇门走进房间的意图是不同的；桥则不一样，它没有这种区别，这是因为人从哪个方向过桥无关紧要。齐美尔当然并非全部正确，如果一座桥的两岸分属两个国家，那么从哪个方向过桥是有很大区别的。当然，齐美尔在他的书中分析的是内部与外部的区别，门的一边是家，走出门则是家以外的天地，甚至是未知之地、异国领土。而国际交流、跨文化交流不一样，家里和家外区别非常重大，建桥者、开门者的比喻经常被使用。
韦宁(Ralph WEBER)
博士，巴塞尔大学欧洲与全球研究学院助理教授，1974年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成长于瑞士。200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留学。韦宁教授的研究范围包括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和概念论、比较哲学、中国政治哲学、儒学和中国政治。信息框结尾
2003年下半年，在我作为北大哲学系的博士交流生期间，比起“桥”来，“门”的意义于我而言更加具体和丰富。在这之前，由于非典疫情爆发，北京的高校多多少少地都关闭了大门，我去中国时正是各大学纷纷重启校门的时候。这一前所未见的流行病的蔓延使中国和全世界都陷入恐慌。这并不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为了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在这之前的三年期间我常常访问中国。不过，这次我是在马诺阿修完夏威夷大学的研究生课程后，为了做博士论文来中国研究现代新儒学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在校园的一间大厅里进行留学生登记时感到的些许茫然无措感。填完各种表格和文件后，我已经完全记不得自己刚刚填了什么，是注册文件还是一些准备注册的预备文件，亦或是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很快熟悉了这里的学习环境，包括一些书店、学校图书馆以及最重要的——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变成装订好的精美复印本的复印小店。
2003年的北京与现在不同，路上自行车比现在多，汽车少。但相同的是在遵守交通规则上体现的随机应变、灵活应用都随处可见。怎样灵活地掌握规则很重要，这对我有很大帮助。在我留学结束坐飞机离开北京，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时，用汉语解释自己竟带着一个至少42公斤重的手提箱，并成功说服了工作人员放行。简单说，“学生”和“书”（我肯定把复印店忙坏了……）这两个词是我成功的关键，恐怕现在在机场这么做已经行不通了。当然，考虑到装卸行李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健康！），这应该是一个积极的进步——这是我回到瑞士后，拉着我的手提箱从村里的火车站走了一公里多路回家时的切身感受（那是一个老式的行李箱，不是现在的可以轻松滚动地陪伴我们旅行的好伙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那箱子还是有两个小轮子的……）。
在北京研究访问期间，我住在北京林业大学对面一个典型的中国式街区内一个带家具的公寓内，开始是和我的女朋友（现在是我妻子），之后经常单独接待从瑞士来的朋友和家人，和他们一起在公寓住上一两个星期。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叫他D先生吧，我们俩一起去敦煌进行了一场特别棒的旅行，看到了雄伟的沙丘和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当然我也安排他在北京的公寓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在北京逗留期间,奇怪地改变了我公寓的面貌(指把公寓的门弄坏了)。这一“秘密”我一直没告诉房东，直到我准备回瑞士前的一两个月，我不得不把钥匙和公寓交给房东的时候才告诉他。在那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但是给他打过电话，为的是让他在亲眼看到公寓时能有个心理准备。
我一点儿也不期待这次见面，当看到房东的妻子也陪着来时，就更加担心了。我们坐在舒适的客厅里，房东马上就提到了很多关于公寓的门的问题。他问起那扇通往客房的门，我们是怎么把门弄坏的，甚至连门两边的天花板也被严重损坏。他的妻子显然不知情，只是先看了一眼她的丈夫，又看了看我。我并没有详细地去解释D先生是如何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面——实际上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当看到没有其他出口（窗外有坚固的铁栏杆），他就尝试去弄开门的铰链。他部分成功了，但最终还是弄坏了门。我不知道天花板是怎么弄坏的，但它显示出了当门失去自然属性，关上之后再也打不开的时候人类的那种绝望。当我提出要赔偿门和其他损失后，房东表示非常满意。
他的妻子似乎也很满意，但当她的丈夫提到另一扇门后，又完全被搞糊涂了。我和D先生在附近一家韩国人的酒吧逛完回家，发现被一扇金属门挡在了我临时的家外，挡在了陌生的北京城中。幸运的是，打开这扇门没遇到太大问题，但是随后没想到的事发生了——过了这扇门，还有一扇木门。房东曾在电话里明确告诉我这扇木门有问题，千万不要锁上。然而D先生并不知情。在我们出发去韩国酒吧的时候，受过良好教育的D先生随手关上了这扇木门。我们打不开门，所以就像犯罪电影里的警察那样，决定直接踢开它（当时已经很晚了）。万幸的是，门完美地被打开了。但是从造成的后果上看，就不怎么让人满意了：门被干净利索地踢成了两半。我没有试着把前因后果解释给房东和他的妻子听（这或许又该引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租了一套门不能用的公寓），而只是明智地说了声对不起，并且表现出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
闲话少说，我也同意赔偿第二扇被弄坏的门。但我心里明白问题还没完呢，因为房东的老婆紧接着又是一惊，不过她的丈夫此时却冷静得很，询问起第三扇门的事。还好第三扇门只是门锁出了问题，因为某个原因也被弄坏了。很快我们达成了一致，第三扇门我也要赔偿。房东预估的维修价格非常公道，实际上他可能还做出了一些让步，因为第二扇门在我和D先生彻底把它弄坏之前就已经不能用了。
大体上说，这一次会面非常放松，至少我和房东是这样的（我不太确定他的妻子是不是），这和我最初想象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反。房东并没有试图去搞明白公寓五扇门中的三扇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被撞坏或破损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连一丁点儿的责怪都没有。三扇物理上的门确实是被弄坏了，但是，就像齐美尔说的，开门和关门包含的联系和分离属性，完全并且从根本上说是人为的。鉴于我和房东都决定以务实、灵活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所以我们的沟通才能如此顺利圆满。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