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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1月12日，圣哥达山口，萨索要塞(Festung Sasso da Pigna)内部。在吉桑将军(Henri Guisan)画像下方，一尊15厘米火炮对准了岩壁上的射击孔。
年轻的炮手端起望远镜，观察着盘山公路的动静。只见外面碧空浮云，万籁俱寂，与和平年代并无分别，士兵却丝毫不敢懈怠。昨天，轴心国占领了维希法国余部，使瑞士被完全包围。他或许不知道，这座高山的地下深处，正有火车装载着德国运往意大利的煤炭或意大利运往德国的粮食，从已经国有化的圣哥达铁路上呼啸而过。
军事家约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有言：“瑞士位于战略上的死角。”不过，诸多山口特别是圣哥达铁路的开通使这一论断成为历史。周边邻国不仅可能为了获得通道而实施侵略，也可能为了阻止对手获得而进行“预防性占领”。每当欧战烽起，瑞士政府会程序性地宣布中立并选出军事统帅，但纸上的中立不再能够提供安全。庞大的圣哥达要塞始建于铁路开通不久，后发展为“内堡(Réduit)”战略的核心。
凡策略都有其软肋，凡制度皆有其缺憾。瑞士人或许想不到，快速发展和高度开放在提供了活力和繁荣之后，也导致内部动荡和对外依赖。它们将在危机时期集中浮现。
民族认同问题率先发难。作为典型的非民族国家，德、法语区居民与邻国保持着血缘、经济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在一战爆发后分化为两个阵营。抵消这种影响的，并不是施皮特勒在演讲中强调的“正确的中立的瑞士立场”，而是战事的漫长、恐怖以及更加激烈的后续矛盾。
由于瑞士政府对一战持久性估计不足，能源和食品供给自1916年起出现紧张。短缺的主要受害者是工人阶级，促使组织较分散、受压迫较轻的瑞士左派转向激进。在1918年11月的革命浪潮中，社民党发起总罢工，尽管最终在政府和军队的压力下屈服，其多数要求还是得以实现。之后，随着联邦选举改用比例代表制(1919年)、金属和钟表工业率先签署劳资和平协议(1937年)、社民党放弃革命目标(1935年)并进入政府(1943年)，瑞士左派接受了现有制度。
最终弥合政治光谱的是国防统一战线。在波澜不惊地度过3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瑞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险：首先，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都把瑞士视作统一目标，入侵和瓜分只是时间问题；其次，瑞军装备落后，士气低落，大规模动员(一战最多22万人，二战达63万人)不可持续，无法正面防御机械化部队；再次，尽管瑞士政府提前储备物资并发动“种植战役”，但在法国投降后还是被切断了粮食和能源渠道，丧失了经济自主权；最后，国内同情威权主义者不乏其人，图谋颠覆国家的极右分子更是蠢蠢欲动。
二战期间，瑞士被轴心国势力包围长达四年半。为了独立，也为了“中立”，它尽力对各方的侵犯一视同仁，却又不得向处于优势的一方妥协。提供给轴心国的过境许可、武器出口、黄金汇兑、贷款、电力等固然是不符中立的让步，但却是实现本国经济稳定和政治独立的唯一途径；“内堡”战略表面上在号召抵抗，却也是扼守关键、收缩防线的示弱之举。对轴心国而言，瑞士正如圣哥达，是座不易强行攻取的要塞，亦是条无需冒险占领之通道。
不过，使瑞士在这多重危机中得以保全的，主要不是其两面性的策略，而是外部局势发展，核心是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除了少数军火商，450万瑞士民众并非“战争受益者”，但在一片瓦砾的欧洲，完好的工业体系和蓬勃的金融市场的确意味着巨大优势。战后，瑞士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保障逐步齐备，还建成了欧洲最高的水坝、密集的五座核电站和纵横的高速公路网。虽然自1973年石油危机起，瑞士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行业结构深度调整，服务业比重超过50%，但凭借既得优势，它仍是较早完成自动化和信息化的国家之一。
与物质生活延续着外向型轨道不同，瑞士社会的精神在战后趋向保守和孤立。冷战背景下，欧洲为核威慑和意识形态对垒笼罩。尽管中立作为外交手段，不含有理性、人道或其他进步价值，不应作为国家意识的基本原则，但对原有国际秩序的失望和对成功保全自身的误解，使瑞士强化了中立意识。它犹疑而务实地加入了经合组织、关贸总协定、欧洲委员会和欧安组织，但坚决与含有政治和军事色彩的机构保持距离。
进一步说，中立只是表象，其背后是瑞士“民族”性中的保守主义。
瑞士不是民族国家。为了巩固政权合法性，提升集体认同感，瑞士被定义为“历史命运共同体”。英雄退尔代表历史，用以解释村民联合、外御其侮的国家起源，但也暗含了对欧洲大国(及一体化)的不信任和轻蔑；平民海蒂代表传统，象征着山民的善良品行和幸福生活，却也表达了对现代文明的优越感和排斥。“瑞士性即农民性”，尽管农民数量已在20世纪降至微不足道，农民团体依然发挥着超比例的社会影响，使这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保留了农人气质，并以山地牧场、约德尔山歌和阿尔卑斯长号作为自己的标志。
进一步强化保守主义的，恰是看似完善而稳定的政治制度。
古老的州民大会和基于复决权(1874年入宪)、创制权(1891年入宪)的全民公决制度，使瑞士成为(半)直接民主制的典范。殊不知，即使在极富民主传统、人口不足千万的国度，直接民主虽有利于秩序和公平，如汝拉州通过伯尔尼州公投和联邦公投(1978年)实现和平分离，但犹可以为民粹力量左右，从而与理性和进步背道而驰。迟至1971年，瑞士女性才在联邦层面获得政治权利，甚至内阿彭策尔半州的“州民大会”1991年才在联邦法院的裁判下向女性开放。在精英层面，联邦委员会的“魔法公式”(四大党以2:2:2:1分享政府席位且左、中、右翼比例为2:2:3)自1959年起保持40余年。由于执政党倾向维稳、左派终将滑向右派的规律，有效的“协商民主”虽值得肯定，但也降低了政治活力，压制了变革决心。
或许，在全球范围看来，瑞士人并非多么保守，只是不再与国际形势变化同步。冷战后期，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政治对抗大为缓和。联合国不是徒有其表，西欧也正加速一体化。可是，瑞士更乐意标榜成功而特殊的“瑞士模式”。它拒绝了含有政治目的的欧共体，1960年参与组建了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86年，高达75.7％的反对票将瑞士挡在联合国之外。
幸而，圣哥达山口始终敞开。当公路取代铁路成为最重要的交通方式，17千米长的圣哥达公路隧道于1980年投入使用。尽管隧道因为2001年10月24日发生11人死亡的重大事故而关闭了两个月，但在重新开放后，它仍是欧陆最繁忙的国际通道之一。
作者简介
他山未眠客，现居瑞士，平日碌于生计，闲时颇好文史。尝闻友人怨文字不通，不得尽观瑞士繁荣之由，又睹媒体人云亦云，报道不乏陈见疏漏。故作此文，凡五章，试以不足万言梳理海尔维蒂发展大略，欲抛砖引玉，洗刷视听，敬献于同好瑞士之华人读者。信息框结尾
*编者：《圣哥达：瑞士小传》系列由他山未眠客供稿，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瑞士资讯swissinfo.ch分五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