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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瑞士的丹尼尔·汉尼(Daniel Hänni)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与黑猩猩相关的工作。为了保护这种灵长类动物，15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在乌干达重新植树造林。
汉尼来自瑞士北部的图尔高州(Thurgau)，他从小就对灵长类动物深深着迷，那时他把狨属各物种的名字都写在自己的铅笔盒上。他还去动物园连续数小时观察黑猩猩，阅读介绍著名英国灵长类动物学家珍·古道尔(Jane Goodall)的文章。在被问及为何他会那么痴迷于灵长类动物时，他曾回答说：“我想是因为它们太像人了。”
如今他管理着他在2004年创建的珍·古道尔研究会瑞士分会(JGI Switzerland，德)外部链接，这个研究会的目标是推进对黑猩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他也组织去乌干达探访黑猩猩自然栖息地的旅行，筹集的资金都用于保护工作。
复杂的事业轨迹
对汉尼来说，成为职业人类学家并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如今50出头的他身材健硕魁梧-他曾是瑞士国家田径冠军：1992年他所在的温特图尔队赢得了奥运接力赛跑项目的瑞士冠军，他还是苏黎世州的400米赛跑冠军。他一边为赛跑刻苦训练，一边还在完成绘图员的学徒培训，后来入职房地产业。26岁那年他才决定全身心地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他辞了工作回到学校，为获得人类学专业的学位用功学习。
之后他才得到了创建珍·古道尔研究会瑞士分会的资格。申请过程中他终于有幸结识这位英国灵长类动物学家。
志同道合
“她说我的简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她本以为见到的会是一位年纪更大的人，”汉尼回忆道，“她跟我志同道合。”他们之间建立了长期的友谊，他给我们看了不少他们这对忘年交的合影，两人的默契不言而喻。
受了她的感召，他开始从事保护工作，这将他推进自己职业旅途的下一个篇章：乌干达的热带丛林。
2006年汉尼参加了在乌干达举行的一次人类学会议，要辨认Albertine Rift山谷中的黑猩猩面对的问题。位于中非的这条长达1200公里的山谷是灵长类动物的主要栖息地。1991-2001年间进行的一次黑猩猩数量普查显示，森林砍伐导致栖息地面积缩小，使得这种动物的数量也在减少。
当珍·古道尔研究会乌干达分会制订计划，希望通过植树造林来重新连接散布的猩猩种群时，汉尼志愿参加新的猩猩数量普查，为保护工作奠定基础。他先去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读了一门课程，学习怎样正确进行科学普查，之后他被委以重任，领导这次普查项目。
沼泽、乌咖喱和豆子
汉尼对黑猩猩保护工作曾有过的罗曼蒂克的想法，很快就被实地工作彻底打消。那是极富挑战性的一年半。汉尼与队友们-由国际研究人员与当地助手组成的团队-认真搜索了每一片丛林，不是为了寻找黑猩猩，因为它们会藏匿起来，而是寻找黑猩猩每天搭在树上用来睡觉的巢。它们留下的巢的数量，能让专家了解黑猩猩种群的密度。
“我们每天要步行7-21公里。有时森林会被水淹，所以我就脱了鞋背在身上，赤脚蹚水，但你还得当心别被水流里的荆棘扎了，”汉尼回忆道。
他又说：“当我们必须到达丛林深处的样带地时，就会在那里扎营。我们总是在营地里留两个人，保护其不被野生动物、盗猎者或非法伐木者破坏。我们身上还常常爬满了蚂蚁，连续多天吃同样的食物-乌咖喱和豆子。”
那次普查的结果发人深省：自上一次普查后，黑猩猩的数量再次减少。汉尼开始与当地人一起工作，要保护黑猩猩的栖息地。
不断减少的数量
汉尼的团队及之后于2017年结束的另一次普查收集到的信息表明，乌干达的黑猩猩数量在不断减少。在西部的Wambabya森林，其数量在2000-2008年间减少了22.5%，2008-2017年间又减少31%。中部的Bugoma森林也是类似情况(分别为34.5%和28%)。造成黑猩猩减少的原因是森林砍伐和城市发展。End of insertion
当地知识
汉尼从此爱上了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民。“我想认识他们，了解是什么让他们这么做、这么想，”他透露。他意识到没有合作就不可能实现保护工作。在那里他还遇到了卡门(Carmen)，一位当地女性，两人结了婚，生育了两个孩子。他们那时住在森林边上的Kigaaga，和一名老师及几个研究助手共居一幢房子。
“假如我未曾跟当地人住在一起，不了解他们的文化，那么我可以想象自己会犯许许多多的错误，”他表示。
汉尼是住在这个地区的唯一一名白人。“当我跟助手走在镇上看到别的白人时，我就会想，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忘记了我自己也是白人。”他们在乌干达待了两年，期间汉尼一直穿梭在自己家和森林之间。
汉尼的做法是扭转森林砍伐的影响，种植数不清的树木，不过他很快发现，随着项目进展，数千树苗被人悄悄偷走。
“我们搞了一个大苗圃，但是注意到成千上万的树苗被人趁天黑偷走，到别的地方转卖，所以我们就在农民的地里建了小苗圃，”他说道，“现在好几千户农民参与起来，他们每年都会接收到新的树苗。”
有些树是为提供建筑材料而种，这样人们就不必去砍伐黑猩猩栖息地里的树木。
人们还会出于其他原因砍伐森林。“在某一片森林里，我们注意到砍伐总是发生在家长要给孩子交学费的时候，”汉尼解释说，“我们找到那些家庭，替他们给孩子缴了学费。但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必须植树造林。我们就是这样拯救了那片森林。”
珍·古道尔研究会瑞士分会已帮助提供资金，在Budongo和Bugoma森林之间的走廊种植了500多万棵树。2009年，该研究会还出资在Kigaaga建立了一个儿童教育中心。这个中心与10所学校合作，共有4000多个孩子参与，向他们解释各种保护项目。End of insertion
保护性旅游
使他的项目保持可持续性的一个办法是发展生态旅游项目，为森林的保护创造收入。这种冒险做法也遇到了批评之声。
“我经常会收到邮件，发信人会说最好不要去打扰这些动物，”汉尼解释说，“假如我们能让森林成为保护区，不去破坏它，那当然再好不过。可是如果我们不和游客去那里，那么当地人就没办法保护森林。他们没有钱，政府也没有钱。”
2012年12月汉尼回到瑞士，现在和家人一起住在图尔高州的小村子Homburg里。这位以前的绘图员亲手设计并与人合建了他家那座用木头和泥建造的房子。但他并未完全把乌干达的“前生”留在身后，差不多一年四次，他会带领由瑞士人组成的小旅行团去那里观察黑猩猩。
至今已有250多人随汉尼的小旅行团去过乌干达，其中约80%为促进野生动物与黑猩猩的项目捐过款。汉尼还办了自己的公司“非洲野外冒险”(Africa Wild Adventures，德)外部链接，专门组织去探寻黑猩猩和大猩猩的旅行。他仍然在Albertine Rift山谷投资，对自己的走廊项目终会取得成果持乐观态度。
“我们必须与各个社区合作，向他们展示人类能够与黑猩猩共存，”他说道，“如果人们看到自己的生活因为黑猩猩而有了改善，那么20年后黑猩猩很可能依然会在这片地区生存。”
乌干达旅游部称，游客每年为该国创造约12.9亿瑞郎(约合人民币88.41亿元)收入。乌干达恩德培黑猩猩保护区和野生动物保护信托基金执行总监Joshua Rukundo表示：“这些收入中有很多被用于发展国家公园和加强野生动物与公园的保护。”End of insertion
瑞士版珍·古道尔？
尽管汉尼已把15年多的时间奉献给黑猩猩及其栖息地的保护，但他却谢绝了“瑞士版珍·古道尔”的绰号。
他说：“我只不过实现了孩提时的梦想，那就是在热带丛林里生活，爬爬树，保护动物与森林。”
(译自英语：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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