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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区域政府、企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倡议的行动
绝大多数文献评估是基于国家的政府手段，但是企业团体、地方和区域政府、NGO和民间团体也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它们也在政府职权之外独立采取各种行动来减少GHG排放。企业团体的行动包括从自愿行动到排放目标等一系列宽泛的行动，在少数情况下还包括内部交易体系。企业团体采取独立行动的原因有：希望影响政府行动或先入为主、创造金融价值、显示公司或其产品的独特性。区域、州、省和地方政府采取的行动包括可更新的组合标准、能效计划、排放登记和行业内总量控制加交易机制。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影响国家政策，解决利益攸关方关切的问题，为新的产业创造激励机制，或带来环境方面的共生效益。NGO通过公共倡导、司法诉讼和利益方对话等方式来推行减排计划。上述许多行动可以限制GHG排放、激励政策创新、鼓励和部署新技术、促进尝试新体制，但是仅凭这些行动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有限。为实现显著减排，这些行动必须引发国家政策的改变(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13.4]。
国际协议(气候变化协议和其它安排)
UNFCCC及其《京都议定书》为解决长期的国际环境问题开了先河，但二者仅仅是朝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对策的实施迈出的第一步。《京都议定书》最重要的成果是刺激了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创建了国际碳市场和建立了新的机制。它对参与国的经济影响还有待展现。特别是，CDM创造了一个巨大的项目渠道，筹集了大量的资金，但是它在确定基线和额外性方面却面临方法学的挑战。议定书还促进了排放交易体系的形成，但是目前一个充分的、全球范围内的交易体系尚未得到实施。《京都议定书》目前的局限性在于排放限制幅度较小，因而对大气浓度的影响也有限。如果第一承诺期之后有更大的减排措施，且触及更大份额全球排放的政策手段得到实施，《京都议定书》则将取得更大的成效(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13.3]。
文献指出了在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内外的许多实现减排的方案，例如：修改排放目标的形式和严格性；扩大行业和地方协议的范围；制订和采用共同的政策；改进国际RD&D技术计划；实施迎合发展需求的行动，增加财政手段等(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将国际R&D合作和“总量控制加交易”计划等多种因素纳入协议中是可能的，但是把不同国家的执行力度做比较将是复杂而资源密集的(一致性中等，证据量中等)[13.3]。
文献中有一个普遍共识的结论，即：一项成功的协议必须具有环境成效、成本效益高、包含了分配方面的考虑和公平性，并且在体制上是可行的(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13.3]。
有大量新的文献探讨了未来国际协议可能采取的架构和实质内容。正如以前的IPCC报告所指出的，由于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任何解决途径，如果不包括更大份额的全球排放，将会耗费更多的成本或取得较少的环境成效(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见第3章)[13.3]。
文献中关于未来协议的大多数建议都包括了对目标、具体行动、时间表、参与、体制安排、报告和履约达标条款等问题的探讨。还有一些其它因素涉及激励机制以及对不参与和不履约的惩罚等(一致性高，证据量充分)[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