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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推翻索摩查家族独裁统治取得胜利之后，尼加拉瓜经历了一场国际主义运动的洗礼。在长达50年的独裁统治期间，整个国家千疮百孔、哀鸿遍野，为了帮助革命后的尼加拉瓜尽快恢复元气，800余名瑞士人远赴中美洲，参与了重建。30年后，这些瑞士人再次启程，前往尼加拉瓜找寻昔日的记忆。
“30周年：荣耀与团结”
这个月即将启程前往尼加拉瓜的昔日瑞士协助者，囊括了50名左右的瑞士平民以及来自各协会、友好协作团体、劳工工会和非政府组织的成员。
这些瑞士人此行，是为了缅怀在桑地诺革命以及抵御反革命武装进攻中丧失宝贵生命的阵亡者，其中不仅有瑞士公民和欧洲国际主义者，还包括无辜丧生的尼加拉瓜平民。
此次举办的30周年活动，旨在纪念在桑地诺革命期间于1986年2月16日惨遭杀害的瑞士人Maurice Deumierre、5位尼加拉瓜农民以及1986年7月28日被害的他们的革命战友尼加拉瓜人Yvan Leyvraz、法国人Joël Fieux、德国人Berndt Koberstein、尼加拉瓜技术人员William Blandón和Mario Acevedo。信息框结尾
“这些外来协助者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们自身就是历史长河中鲜活的见证人，站在旁观者的视角亲眼看到了昔日尼加拉瓜和拉丁美洲人民的不屈反抗，”儿科医生伯纳德·博雷尔(Bernard Borel，西班牙语)外部链接高度评价道。过去数年间，他不仅在瑞士的纳沙泰尔州和沃州给孩子们问诊，同时也以急诊医生的身份积极活跃在尼加拉瓜的布卢菲尔兹、马纳瓜和马塔加尔帕。
如今，他仍然渴望着有朝一日能重回昔日的“战场”尼加拉瓜吗？“当然不。但我始终觉得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让我一如既往地坚信无论身处何处，我们终究会身处一个更好的世界，”他回答说。这位瑞士医生曾于1980年桑地诺革命(英、法、西)外部链接刚刚画上句点的时候奔赴尼加拉瓜，投身当地重建。
他的爱人玛莉咏·赫尔德(Marion Held，法)外部链接也有相同的信念。玛莉咏曾经和另一对瑞士夫妇-罗兰·赛德勒(Roland Sidler)和夏洛特·柯雷布斯(Charlotte Krebs)一同前往位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在当地尽心竭力地进行文化宣传，孕育文化土壤。通过赛德勒和柯雷布斯的奔走，尼加拉瓜的圣马科斯和瑞士的比尔市最终达成了合作伙伴关系。
就在他们近日动身重回尼加拉瓜参加 “30周年：荣耀与团结” 庆典之前，这两对伴侣与瑞士资讯swissinfo.ch分享了他们那些年在异国身为“切莱斯”(即国际主义者) 而无私奉献的回忆。在那个遥远而全然陌生的国度，他们为了帮助当地人重建国家，举起了锄头、握起了犁具，与此同时，为了抵御由美国支持的国内反革命势力的不断进攻，他们一刻也不敢放松警惕，不敢把枪支从肩头卸下。
另一种方式的革命
“当时，与尼加拉瓜人协同合作的理念深深吸引了我。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 罗兰·赛德勒沉浸在回忆中：“那里有着真正纯粹的参与式民主。政府、民众、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宗教界代表……所有人为了开启民智、普及教育而携手共进，为公民搭建起保护伞，给予公民以必需的基础医疗保障，并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尽管此前一直待在瑞士伯尔尼州库特拉里(Courtelary)的罗兰，当时已是荣誉等身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然而为了在一家西班牙天主教会参加西班牙语的速成班，他选择重新以学生的身份回归课堂。随后的1986年，他随同一支由10人左翼人士组成的代表团远赴尼加拉瓜马纳瓜。他们所有人都希望亲身参与桑地诺民族解放运动，让尼加拉瓜人重新拥有权利，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和当地人一块儿采摘咖啡豆，生平第一次置身于咖啡豆种植园。当地人不断提醒我们：‘你们得摘那些红色的豆子！那才是刚刚成熟的咖啡豆。’遗憾的是，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还是色盲……”赛德勒带着几分戏谑回忆着当年那些轶事趣闻：“这是一场瑞士人与尼加拉瓜人之间关乎收成记录的良性竞争。结果是：一个尼加拉瓜女人比我们十个人加起来摘的咖啡豆还要多。”
身为工会会员和木匠的罗兰，后来还加入了圣马科斯社区中心的修建队伍，并作为联络人和协调者，促成了圣马科斯和瑞士比尔市之间的协同合作(西班牙语)外部链接。
长远稳固的关系
“我们希望和尼加拉瓜建立起长远稳固的联系，”夏洛特强调指出：“虽然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的桑地诺人民党在1990年全国大选中被击败之后，整个国家内部也出现了意见的分裂。然而我们并未驻足于此，仍然齐心戮力地前进。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尼加拉瓜人，也为了国家重建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在那段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期，他们更需要我们的鼎力相助。”
那段日子里，夏洛特与罗兰和当地一户人家同住一个屋檐下，而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俩最后也彼此结合，成了一家人。在炎热潮湿的尼加拉瓜，这个出生于日内瓦、从事社会救助工作的女孩学着在脏衣服上涂抹肥皂、把浣洗后的衣物搭晾在阳光下，学着感知地震，学着像地道的尼加拉瓜人一样去分辨这片陌生土地上每天频繁上演的或剧烈或平和的地壳摇晃，分辨出不同的震幅究竟会不会给自己带来威胁。
让文化走向大众
就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获得胜利仅一年之后，也就是1980年，玛莉咏和伯纳德作为瑞士纳沙泰尔州的非政府组织GVOM的成员远赴重洋，前往尼加拉瓜。彼时，伯纳德持有行医执照，而玛莉咏也手握法国巴黎贾克乐寇国际戏剧学院(Jacques Lecoq，法)外部链接的学位证书。很快，这对夫妇就顺利地在尼加拉瓜卫生部和文化部就职。
玛莉咏受命担任培训教师，负责保留和传播尼加拉瓜民族文化的工作。
“在革命爆发之前，只有国家剧院旗下的专属剧团为富人阶层表演，”玛莉咏解释说。而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掌政权之后，“大量由女人、军人甚至学生自发结社而成的戏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所有人都希望有机会参与戏剧创作、撰文写诗以及舞蹈表演。”
人们在采棉花、摘咖啡豆、收割庄稼的间歇从事着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在此之前，由于反政府武装势力的进攻一再来袭，年轻人们都纷纷弃笔从戎、走上前线，使得各种民间艺术团体一一解体，支离破碎。
玛莉咏在当地办起了一个名为“碰撞”(Triquitraque)的儿童剧团，孩子们在简陋的停车场和住宅区里登台演出。与此同时，她还特地创造了独有的方法，让盲人也能站在舞台上自如地为观众表演。一个有趣的桥段让她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位盲人演员在台上长吁短叹地抱怨，一句话就让满场的气氛升至沸点：“唉呀，这个住宅区的光线实在是太差了，我什么都看不清！”
那一场场演员和民众互动的欢宴使她至今想来还觉得振奋：“我从未在其它地方体验到这一切。”玛莉咏相信，这些瑞士人在尼加拉瓜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不可思议的幸福感”。
“药丸医生”
玛莉咏的丈夫伯纳德也和她持同样的想法：“那是一段对我的人生具有决定性的经历，它影响了我此后的一切。”身为瑞士劳动党(PdA)党员和医生，伯纳德·博雷尔曾经在尼加拉瓜的马纳瓜和瑞士洛桑先后从事儿科诊疗工作。
“当时我亲眼见证到，尼加拉瓜为了有效预防疟疾和登革热，在全国推广疫苗接种和消毒灭菌运动，并为此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实在是了不起！”
由于经费不足，而对医疗的需求又如此庞大，因此当地社区负责人被调动起来接受统一培训，以便在现场及时诊断出常见疾病，并能够着手进行必要的治疗。这种举措对于初级医疗大有裨益。
至今，伯纳德还念念不忘当年在尼加拉瓜走街串巷，去学校、教堂和普通人家行医问诊的情景。正因为他尽量不给当地人打针，而用具有同等疗效的口服药物取而代之，因此当地人唤他为“药丸医生”。时隔多年，他依然对这个绰号情有独钟。
伯纳德也会时不时地想起，病人每每因“头疼”或者“肚胀”而怨声载道时他的无奈失措。而让他这些年来始终心怀感激的，是曾接受他诊治的当地病人，每次都会慷慨地赠与他各种新鲜水果。
“那十年间，尼加拉瓜的婴儿夭折率骤减一半，这个数字是非常可喜的。实际上，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太大变化。革命初期，他们相对贫寒，十年后，他们还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然而，他们在对孩子的照料上，有了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
今日的尼加拉瓜
伯纳德·博雷尔：
“这不再是我们梦寐以求了25年的革命。随着内战爆发，桑地诺革命获得了多个党派的有力支持。然而到了1990年，人民却在投票中反对由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桑地诺人民党(FSLN)当选，因为这是结束为期十年多内战的唯一选择。此后，为了在2007年大选中获胜，桑地诺人民党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妥协，譬如禁止堕胎。”
罗兰·赛德勒：
“当前的丹尼尔·奥尔特加政府，已经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当政者有天壤之别。如今不再有公民参与，一切都由上层人物所拍板决定。不过和1990年到2007年间掌权的、秉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政府相比，尼加拉瓜人的生活状况已经有了明显好转。”
夏洛特·柯雷布斯：
“尼加拉瓜如今的堕胎禁令实在令人惋惜。”信息框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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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译：张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