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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精神病醫生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創造的一些術語一直沿用至今，例如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自閉症|(autism)和情感矛盾(ambivalence)。他還相信應該對“精神障礙和身體障礙”的人群實施絕育，以保持種族的純潔性。如今，圍繞歷史人物的爭議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該如何評價像布魯勒這樣的科學家？此内容发布于 2020年08月10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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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大學(University of Bern)醫學史研究所的帕斯卡·格爾曼(Pascal Germann)是研究優生學歷史和種族主義歷史的專家，他認為：“瑞士有些個人和機構催生了科學種族主義的遺毒，並在國際優生學領域起了引領作用。
“換句話說，他們不僅在當時遵循時代精神，而且積極塑造了這些意識形態和排斥異己行為。大學和研究機構應該去探討這些話題。”
尤金·布魯勒(Eugen Bleuler)
保羅·尤金·布魯勒(Paul Eugen Bleuler, 1857-1939)出生於蘇黎世附近的佐利孔(Zollikon)，後來也在此地逝世。
他的姐姐波林(Pauline)比他年長五歲，患有精神疾病。
他的妻子赫德維格·布魯勒-瓦塞(Hedwig Bleuler-Waser)是蘇黎世大學首批獲得博士學位的女性之一。她創立了瑞士禁慾女性協會(Swiss Association of Abstinent Women)。
布魯勒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理論的早期擁護者。
2000年，人們以他的名字布魯勒命名了一顆小行星(11582)。End of insertion
布魯勒於1898年至1927年在蘇黎世波克羅次立(Burghölzli)精神病醫院擔任主任。他是一名改革者。他認真對待精神病患者，專注於個性化治療並推動改善病人的情況。他主張為病人提供社區環境，而不是簡單的收容管理，他還在盡可能的情況下避免使用限制精神病患者上肢活動的拘束衣(straitjackets)。
“負價值”生命
但是，他和其他一些精神病學家的理論認為，不良行為會通過遺傳途徑傳播，這些理論為針對精神病患者進行強制絕育和閹割提供了理論依據。
1911年，布魯勒在其針對早發性癡呆症或精神分裂症群組進行的開創性研究中寫道：“閹割當然對病人本身並沒有好處。但是，出於優生的考量，不久後有望進行更大規模的絕育……”
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聲稱：“病人的生命無論是對他們自己還是對他人來說都只有負價值，如果我們沒有維繫病人生命的義務，那麼我們最惡劣的約束措施中的絕大多數都是沒有必要的。”
1924年，布魯勒在《精神病學教科書》(Textbook of Psychiatry)中寫道，“那些深為病患所累的人，不應該自我繁殖……如果我們放任精神和身體障礙的人自我繁殖而不加干預，那麼健康人群就必須減少其子女的數量，因為為維繫這些人的生存需要大量的工作，如果自然選擇受到普遍抑制，那麼除非我們採取新的措施，不然我們的種族必然會迅速退化。”
優生運動
這一對“新的措施”的呼籲，很快在歐洲和美國獲得了回應，他們頒布了各種允許強制絕育的法律，甚至允許處死一些精神病患者，儘管是以安樂死的方式實施。
格爾曼說：“尤金·布魯勒是優生運動的代表人物，優生運動是一項旨在改善人口遺傳構成的科學及政治運動。為此，優生運動呼籲對人類生殖行為和性行為進行干預。那些在遺傳角度被認為是'不健康'和'劣等'的人群會被剝奪繁殖的權利，而人口中'健康'和'寶貴'的人群將被鼓勵進行繁殖。”
“儘管優生學總是伴隨著排斥和強硬的論調，但是它通過'積極'的信息獲得了說服力：疾病和痛苦可以得到預防，健康可以受到促進。在這方面，優生學可以放入旨在改善人類生活的現代衛生工作的框架之中。”
格爾曼指出，優生學也是一種現代運動，因為它以最新的科學發現和技術作為基礎。他說：“必須強調這些矛盾之處，才能理解為什麼優生學對那麼多傑出的科學家和醫生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批評
整個20世紀，瑞士都採取了強制絕育這一措施。 1991年位於蘇黎世的瑞士護理學校( Swiss Nursing School)進行了一項研究，發現在1980年至1987年之間，有24名17至25歲的精神障礙婦女接受了絕育手術。此外，瑞士游牧民族耶尼施人(Jenisch)的故事，暴露出直到20世紀70年代，瑞士還在暗中進行一場精心策劃的納粹風格的優生運動。
格爾曼說：“優生運動那時是一場國際性的運動，能夠與各種各樣的政治意識形態聯繫起來，並且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形態：不僅有法西斯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優生學，還有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天主教的優生學。”
“在20世紀初期，優生思潮非常普遍，尤其是在普通醫生和精神科醫生中間，在許多自然和社會科學家中間也是如此。例如，優生學也得到了著名遺傳學家的支持。但是，如果認為優生學就可以簡單地反映那個時代的精神，那是不對的。很早就有針對優生學的嚴厲批評，例如在天主教界，也有科學家和醫生以科學和/或道德為由，拒絕優生學的要求。”
善惡雙面布魯勒
當然，舊時代的科學家持有一些我們現今無法接受的觀點，布魯勒並不是唯一一個。例如，瑞士生物學家和地質學家路易士·阿格西(Louis Agassiz)的明顯的種族主義觀點，引發了持續的爭議(英)。
那麼，在討論瑞士過去那些頗具爭議的豐功偉績時，我們應該如何評價那些身處一個多世紀以前的“有問題”的科學家的遺產呢？
是否可以評判布魯勒基本上是一個具有善意的善人呢？畢竟，他看起來確實關心他的病人。我們能否區分善的布魯勒和惡的布魯勒？
格爾曼的觀點是：“不能，我覺得這沒有什麼意義。更合理的說法是，像布魯勒這樣的人物，深受現代性情感矛盾的影響，但他們通常引發了排斥異己和邊緣化，優生學只是這裡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在最壞的情況下，優生學或與種族主義互相關聯，而種族主義則是將人口中的某個組成部分整體視為不健康的、劣等的和無價值的生命。”
“有些優生學家是‘善’的科學家，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研究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或者在政治上是無害的。你無法將二者完全分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