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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瑞士的跨国被收养者若想追踪他们远在异国的出身来源，常面临着法律障碍、官僚机构的拖沓和文化阻力。
- Deutsch Schwierige Suche nach leiblichen Eltern
- Italiano La difficile ricerca dei genitori biologici all'estero
- Português A difícil busca pelos pais biológicos
- Français Retrouver ses parents biologiques à l’étranger est un long parcours semé d’obstacles
- English Finding biological parents abroad is an uphill struggle for adoptees
贝娜·玛吉雅妮(Beena Makhijani)从不盼望过生日。这位住在苏黎世附近、长相年轻的41岁女人，并不是害怕变老。她告诉瑞士资讯swissinfo.ch：“生日那天我会感到很奇怪，因为那是我尚在襁褓中就被送养的日子”
她的印度母亲在她出生那天就将她送养。五个月后，她由收养机构移交给了当时居住在印度的养父母–一个印度男人和一个瑞士女人组合的家庭。此后不久，一家人搬回瑞士。两年后，玛吉雅妮在她的新国家被正式收养。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
“我很小的时候，看到一名孕妇，我问妈妈为什么她看起来与别人如此不同。她告诉我，那个女人的肚子里有一个婴儿。我问她我是不是也曾是那样的，她说不是。”玛吉雅妮说。
她的父亲不允许她提起这个话题，而且他在印度的亲戚们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有失尊重，因为他们都亲切地接纳了她，并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直到生下第一个孩子时，玛吉雅妮才确定自己要开始寻找亲生父母。
“我一直想要一个孩子，这样我就拥有了一个至亲。生下儿子后，我无法与他分开一个星期。也是那时我知道有一些事情需要解决了。”她说。
辗转寻亲
玛吉雅妮先去了位于伯尔尼的印度大使馆，但他们束手无策，同时瑞士政府和国际社会服务机构(多语)也表示无能为力。一个主要障碍是，玛吉雅妮无法提供太多有关其亲生父母的信息。
她说：“我的养父母唯一被告知的是，我的亲生母亲那年18岁，有着印度人里比较白皙的肤色。
玛吉雅妮很快意识到，她得看到自己的收养文件才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亲生家庭。但是，印度的收养机构不愿意提供她所需的信息。当时，被收养者还没有对其亲生父母身份的知情权。
2011年，玛吉雅妮争取到德国反贩卖儿童运动人士阿伦·多勒(Arun Dohle)的帮助，此人了解其中的规则。他与印度同事安贾利·帕瓦尔(Anjali Pawar)迄今已在印度解决了48起类似案件，但他们的服务并非免费。被收养人必须在7年内分期支付20'000欧元(约合15.2万人民币)(如果寻找不成功，他们可以在三年后终止付款)。
“我们在每项寻找上均花费200-400个小时。该支付模式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多勒说。
多勒的专业知识正是源于他自己也是被收养者的经历。他比玛吉雅妮早十年就开始着手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我本以为我能在六个星期内解决这个事情。可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却仅找到了可以给我提供帮助的恰当人选。”他说。
多勒曾起诉印度孤儿院，以迫使他们公开其收养信息。七年后，印度最高法院作出支持他的裁决，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收养文件，并最终得以找到他的亲生母亲并与其相见。
信息壁垒
“我们已提起过多次诉讼，以推动法律变更。至少现在，被收养者了解亲生父母信息的权利已被认可，但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多勒说。
印度修订后的收养条例仍然对寻求答案的被收养者不利。它明确规定，被收养儿童所获的权利不应侵犯亲生父母的隐私。这使得收养机构和政府部门对于将信息移交给被收养人极为谨慎。
另一个障碍是：法律中有一项条款规定，第三方不能进行搜索。因此，多勒不得不放弃在德国的财务顾问的职业，就为了能在印度出席法庭听证会，并与官员和机构会面，以访问自己的收养档案。
这是玛吉雅妮无法负担的事情，因为她在瑞士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因此，她决定将委托书交给多勒和帕瓦尔，以代表她拿到保密文件。但此种方式未被政府接受，于是该案提交法院。去年10月，孟买高等法院裁定支持玛吉雅妮，这项裁定树立了重要的先例。
“对于所有居住在国外的被收养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的案子曾被押后三次，对我来说要去印度那么多次是很困难的事情，”玛吉雅妮说。
尽管取得了胜利，印度当局眼下却仍处于拖延状态。多勒认为，他们是担心这给那些亲生父母带来的后果，他可以理解当局的沉默。
他说：“大多数被收养者都在生活中保守着秘密。但是如果你向某些观念非常西化的人士提供所有信息，以找到他们的亲生父母，那么他们肯定会直接找上门去。但这会是一桩丑事，母亲们将是遭受最大痛苦的人。”
理想情况是，多勒希望印度政府保留所有收养记录，并指派公共社会工作者帮助被收养者找到父母。
他说：“我不主张像西方国家那样全面开放收养文件的信息，因为印度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玛吉雅妮仍在努力获取对其收养文件的访问权限。她最大的担心之一是她的亲生母亲已不在世，她永远不会知道她的女儿在瑞士过得很好。不过，她最终的目的还是要为自己找到答案。
“我不一定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但我想要一个解释。在我弄清楚为什么我会被送养之前，我无法安宁。”她说。
跨国收养
在瑞士，跨国收养的趋势正在回落。收养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最为盛行，当时从韩国、印度、斯里兰卡、哥伦比亚、罗马尼亚、俄罗斯、乌克兰和埃塞俄比亚等国收养了数百名儿童。近年来，高昂的费用、公开的贩卖儿童案件以及新的法律和国际法规使跨国收养受到抑制。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英) (瑞士是该公约的签署国)指出，“在孩子的原籍国，如果无法将儿童安置在一个寄养或收养家庭中，或者没有任何的适当方式对其进行照料，则可以考虑跨国收养。”
多勒反对跨国收养，他将其等同于合法的贩运儿童。
他说：“瑞士不会将儿童送往另一个国家，就算那里的生活水平很高。”
对于玛吉雅妮来说，在瑞士长大但被视为外国人是令人烦恼的事，但她很幸运能够通过父亲的家人接触到印度文化。事实上，她不知道自己当初为什么被送养，曾经是最困扰她的问题。
她说：“我觉得我会变得平静些，因为我长久以来困惑的问题最终一定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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