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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复杂和难辩的题目，不过最近有幸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改革的文章，索性也胡乱说一说。
“现代课程理论”和“现代教学测量”之父泰勒在接受一个采访时提到，他很庆幸他所在的国家的联邦政府、州政府把大量有关课程的教育决策权“下放”到通常以学区为单位的学校委员会（school board），学校委员会有时还会进一步把修改课程的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学校。这里用下放这个词在一些人眼里是不正确的，因为课程理论研究了这么多年，对于课程应该源于哪里，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什么从未有定见。泰勒眼里的教育是通过让个人接受普世价值而让这个社会粘合在一起，因此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而研究权力理论的人会把教育看作是掌权者用来继续维持他们权力的工具。后现代思潮中的学者或许会更强调教育的多重性和文化相关性，认为课程要融入目标群体的文化特性。相比这种分散式的教育/课程决策体系，集中式的、至上而下的教育决策体系也在一些国家存在，如俄罗斯、中国、法国和二战前夕的德国。泰勒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分别到访过莫斯科和北京，他描述的情形和我经历的教育完全是吻合的。看来在我们经历的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中，教育变革的幅度是比较小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那么如泰勒描述的那种分权、去中心化模式是否能带来大量的变革呢？另一位学者库班在1988年的一篇文章里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分析美国20世纪的教育改革，发现依然只有少量的成功的教育变革。对于教育改革，他做了一个类比。美国航天局1986年1月28日发射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发射后73秒后坠毁，7名航天员全部遇难。在之后的调查中，美国航天局主要从“飞船设计失误”和“质量控制”两个方面找原因，试图找到改善现状的方法。库班认为教育改革通常也是如此。与“飞船及发射质量控制”和“飞船基本设计”两个方面相对应，他把教育变革分为两类：“一级变革”和“二级变革”。一级变革指的是在不对现有系统伤筋动骨的基础上，尝试去让现有系统更有效、更具效率。对于飞船事故来说，就是去看是否在某些细小环节上存在瑕疵，并努力去修正它。二级变革则不同，它通常是去寻找整个系统设计的缺陷，是对系统的大幅度的修正。对于飞船来说就是去看是否是因为整体设计上的失误导致了这次事故。对应到教育领域中，库班认为之所以过去一个世纪里的教育在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学校体系的基础上没有大的变化，是因为这个世纪里取得成功的教育改革大多多是“一级变革”，而只有很少的“二级变革”取得了成功。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教育改革失败了呢？他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教育变革都把改变教师行为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而很多改革的主导者却并没有真正去理解一个教师在学校里每天最基本的实践是什么，没有去认真分析改革情境里的一些现状，最后遭到了包括很多教师和学校领导在内的抵抗。几天前读到深圳一位一线教师转发的一篇叫做“教师很疲惫”的文章，描述教师对于一些社会部门“进校园活动”疲于奔命，而不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思考的现状。文中提到这些社会部门的进校园活动为学校安排了多达18门在国家课程计划规定之外的课程，其中有很多重复和冗余，耗费了师生的大量精力。暂不谈这些“进校园活动”的动机到底是某些部门的面子工程，还是真的是在响应“校本课程”的号召，单就教师的反应来看，这个变革就已经失败了。或许这不是一个关于改变教师行为的例子，但却体现了目前我们在进行的一些如火如荼的变革中，在我们的自上而下的模式里缺少一种对现实情境的具体分析。
另一个决定“二级变革”是否成功的关键是改革是否能获得社会、立法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从2002年麻省理工大学（MIT）尝试开放该校的课程开始，开放教育资源运动已经席卷全球。中国也有我们自己的全国范围内巨大规模的“精品课程”项目。开放教育资源运动除了有广泛的社会需求（让更多的人获得名牌高校的教育资源）之外，还有大量科研基金会及政府政策导引的支持。因此这是一个目前来看取得很大成功的“二级变革”。同时，几天前我也读到了南方人物周刊上有关国内教育技术界的大师、北师大何克抗教授的“跨越式项目”的报道。根据报道，虽然项目在研究上获得了很多数据去证明它的成功，却因迟迟不能获得高层领导的支持而陷入困境。
比库班更早的一篇发表于1972年的文章分析了在那之前75年内美国发生的各种教育改革。有别于库班的那篇思辨性文章，这篇文章从分析这些教育改革的多项特性出发去分析影响教育改革成败的因素。这些特性包括改革的年代（1950年前还是后）、起因来自教育系统内部还是外部、变革关注什么领域（教学/课程/组织和管理）、以及对改革成效的打分。文章通过一系列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库班的论点有很多吻合之处。比如，这篇文章的作者也认为如果一个教育改革要求教师抛弃现有的实践方式而接受一种全新的时间方式，那么这项改革就有更大失败的危险。同时，一项改革给人们带来的认知负担会影响这项改革的成效能否长期维持下去。他们也发现由外部发起的变革比从教育内部发起的变革成功率更高。此外他们还提到如果缺少一个扩散系统，改革也很容易流产。
了解这些现实或许会让迫切希望变革的人被关起来。但与此同时，理解这些因素对于教育改革又是十分重要的。我也发现，无论是在一种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体系中，获得包括立法、社会和政府等各种力量的支持对于教育改革的成败起着巨大的作用（对于中国，这三个因素的顺序应该倒过来——政府、社会和立法，因为我们目前是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体系）。我们一直在抱怨教育，我们也有很多如何教授那样一心想要改变教育的人在努力，可现实是我们由中央组织教育专家制定的改革纲要通过“粗壮”但却“笨重”的自上而下的渠道传播逐级失真，而“纤细瘦弱”的自下而上的渠道经常会被切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把2001年的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拿到现在来看，你会以为是今年刚颁布的新的改革纲要，因为里边的很多内容在10之后去看还只能是理想。到头来，对教育改革的认识，还是要回到对“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