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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整整20年后，当年的组织者韩东方接受瑞士资讯(swissinfo.ch)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各方面都在不断地改善，但是腐败问题仍需要治理。
故事要从瑞士入境签证说起。一个瑞士多次入境签证，正是它导致出生于中国的韩东方自1993年以来禁止进入中国境内。
从往日的国家铁路局电气工人变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定有其原因：韩东方曾是“天安门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89年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独立工会，即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
北京的那个春天不仅发动了学生，也有工人。而韩东方作为领导人之一，在天安门广场成为这些人的代表。
反革命
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那个灾难性的夜晚之后，在运动参与者遭到军事镇压后，韩东方骑上他的摩托车，做好今后一两年四处逃亡和流浪的准备。
10天后，电视及张贴海报开始缉捕韩东方。罪名是“煽动反革命”。他认罪后被关进监狱，度过了22个月。在狱中他遭受了非人的蹂躏和刑讯，并患上了肺结核。看守后来释放了他，因为害怕承担“将他折磨致死”的罪责。
韩东方托人带他到美国进行了治疗。在那里他不得不舍弃一片肺翼重获健康。
重返故乡
“我向我的朋友们承诺过，不会放弃他们。所以我从香港又回到了中国”，46岁的韩东方回忆说。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基督教的信徒，生活在这个往日的英国殖民地。
“刚回到中国，有位官员就跟我说，我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是违法的。我回答到，这么说，我应该呆在中国监狱里啰！他们并不理会我的话。逐我出境的决定是政治命令。那时他们发现了我护照上的瑞士签证-因为之前我去日内瓦参加了一次工会会议。我其实只申请了一次性的，可使馆却批给我一个多次入境签证。就是因为这个签证，他们把我驱逐出境，理由是：我有可能到其他国家去。后来我就定居在香港了。”
从此韩东方开始了维护中国工人权益的工作。他创立了中国劳工通讯，开通了一个名为“自由亚洲”的广播专栏。乐观的他认为，中国还是改变了。
“如果律师和记者们因为他们的观点被捕，一定是他们敢于发表反对言论。他们大胆地为其案件辩护，不惜反对当权者。这是在1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这要感谢那些勇敢的人们，也要感谢共产党。回顾我们国家的历史：帝王时期的改朝换代总是通过战争，两千年来我们为此牺牲了数亿人。现在该是挣脱历史束缚，重视人民生命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少年并不很重要，20年、50年甚至100年都没关系，只要能领导中国向积极方向发展。”
对话
瑞士官方也借此展开与中国的对话，讨论人权的问题。
瑞士驻北京大使Blaise Godet认为：“比起前几年，中国方面现在会有很多人愿意讨论这些问题(人权问题)。‘人权’不再是个禁忌的话题”。
这是不是表明，中国逐渐地在接近民主？Blaise Godet回答说：“我们对话的主题是‘人权’，不是‘民主’。中国人民坚信共产党的领导。与其说中国的民主在取得进步，不如说人权问题在改善，而这是个好兆头。”
“民主”这个词，在韩东方的字典里已经不存在了。他关心的是人们的生活问题：工作时间、工资、社会保障等，并在努力改善这些。“这需要时间，几十年的时间，我要为后人打下基础。”
然而中国呈现给世人的“稳定”，却也可能只是假象。其中有很多破坏性因素会动摇这个社会体系，比如“腐败问题”。
韩东方说：“有史以来，政府腐败问题从未像当今这样严重。在我看来，我不相信共产党能够消除腐败现象。如果共产党真正要与贪污腐败作斗争，我将是第一个加入战斗的人。”
瑞士资讯(swissinfo.ch)，Alain Arnaud于北京
人权对话
瑞士是1991年第一个与中国进行人权对话的西方国家。
对话定期在中国和瑞士举行，主要议题有：
- 刑法及刑法修改案(包括刑讯、刑管、死刑、和刑罚制度)。
- 宗教自由(法轮功)，少数民族权益(西藏及维吾尔族)。
- 社会及经济权法。
- 涉及人权问题的国际相关机构。
“天安门事件”纪念日在对话中未提及。
事件后镇压
至今为止，1989年天安门前的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没有确切数字。
中国政府的数字为：死亡人数300，其中23名大学生。
国际红十字会和西方媒体报道的死亡者约为2600-3000人。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经历了天安门武力镇压之后，联合向政府上书。信中要求事件处理上多一些透明度。
该群体是唯一一个编录了“六·四事件”死难者名单的组织，至今共录死者198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