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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50年里，发展中国家对减贫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对缩小社会不平等的关注。三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也使我们对于不平等现象更加漠不关心，其中某些形式的不平等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04月23日 - 09:00
- Deutsch Ungleichheiten können lebensbedrohlich sein
- Español Desigualdades visibles e invisibles
- Português Desigualdades visíveis e invisíveis
- Français Inégalités visibles et invisibles
- عربي مظاهر عدم المساواة الظاهرة والخفية
- Pусский Неравенство может быть опасным для жизни!
- English Visible and invisible inequalities (原版)
- 日本語 見える不平等、見えない不平等
- Italiano Disuguaglianze visibili e invisi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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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的重新关注犹如一场及时雨，令人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发展中国家仍将减贫视为重中之重，减贫主要通过更快的经济增长来实现-虽然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状况仍在不断恶化。半个世纪前，受西方援助政策影响，人们对减少发展中国家不平等现象的兴趣开始减弱，这些援助政策往往会优先考虑人们的基本需求和减贫，而不是像土地改革这样既能减轻贫困又能缓解农村不平等现象。多年来，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已经演变为系统性的忽视。
众所周知，不平等现象会加剧人的寿命减损。这场疫情揭示了又一个我们一直了解、却选择忽视的问题：不平等现象会危及生命。在揭示歧视和不平等的关系方面，“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捅破了遮掩不平等现象的那层窗户纸，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令我们为之一怔。然而，新冠肺炎死亡率方面明显的种族和社会差异可能不会引起同样的关注。孕产妇死亡率的种族差异近期也成为新闻焦点。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原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但经过报道，这些差异却让我们感到震惊。
承认和解决不平等问题需要慎重的政治选择。没有理由能通过简单的推论来期望社会趋向于更加平等。此外，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使政治机构和问责机制空洞化，甚至在名义上算作民主国家的国家也是如此，以至于新的、危及生命的不平等形式有可能表现得非常隐蔽，导致我们无法察觉那些实际存在的不平等。
以清洁空气为例。在大多数排名中，发展中国家的空气质量最差；在空气污染程度最高的30个城市中，有27个位于南亚。世卫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有7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受影响最严重的人包括那些生活在街边和贫民窟中的贫困居民，以及边呼吸着有毒空气、边在户外工作的居民。纵观历史，全世界快速发展的工业城市的空气往往都差得要命，而且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很长。只要富人和穷人还被迫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就有理由期待有朝一日会出现净化空气方面的政治意愿。但人们可能会问，如果富人能够生活在由空气净化器、空气过滤器和空调营造的可控环境中，那么这种政治意愿能否实现？又该如何实现呢？
清洁空气成为富人专享，而其他人则要承受空气污染带来的健康和疾病影响。清洁空气已经不再是一种公众广泛享有的事物，这也许能反映出不平等现象已经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而这并非个例。我们许多人宁愿在发展中国家城市里吃生鱼片，也不愿喝当地的自来水。由于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得起家用净水器，市政当局便不再尽心尽力为所有当地居民提供清洁饮用水。然而那些买不起净水器的人则只能尽量应对这种局面，桶装水销售也因此变得异常红火。至少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一些新居民区的中产阶级公寓楼依靠卡车长途陆运地下水。据报道，当地一个强大的“送水车团伙”甚至阻碍了公共供水计划的实施。
在许多贫穷国家里，公共卫生和教育也同样陷入崩溃，因为中产阶级都选择去私人诊所、医院和学校，而这些机构大多以营利为目的。众所周知，“营利性”医疗服务往往存在不正当激励及负面影响。我们都知道，普遍存在的抗生素耐药性，很可能有朝一日会成为其最具“民主色彩”的后遗症。我们意识到，私立学校是造成大学教育和就业领域不平等现象的推手。安保领域也具备富人专享的特征，充斥着不平等现象，因为富人可以生活在封闭式小区中，而法律和秩序的维护者则由于权力受限而心怀不满，并将其不满发泄在穷人和无权无势的人身上。
即使在疫情肆虐的年代，也很难想象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里：呼气清洁空气竟然是一件需要付出成本的事情。然而，真正发人深省的是，无论是出于乐观主义还是宿命论，过去我们还会激烈讨论这种现象，但如今我们却已习以为常，没有充分认识到其中的所有利害关系。回想一下历史上对各种农村公地的圈地政策，比如限制农民在森林中采食食物、燃料或饲料、限制农民在公有土地上放牧和在公共溪流中捕鱼等等，这些政策都剥夺了农村穷人的传统权利，加剧了社会贫困和不平等。众所周知，这种圈地政策对土地使用权、所有权以及雇佣劳动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出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将公地私有化从根本上重构了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因为它将自然界中的日常物资商品化，进而将其他生活必需品商品化和垄断化，从而促进新型权力关系的形成。然而，这种观点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清洁空气私有化等现象。
我们不能总是想当然地认为依靠自己的社会科学知识就能认识到不平等现象，其中许多不平等现象是我们无法根据经验来发现的。“黑命贵”运动让我们重新认识到权力在制造、复制、消除和抑制不平等方面的作用。它还向我们展示了普遍存在的否认事实的现象。比如说你想想到底过了多长时间，整个社会才承认对于女性和达利特人的歧视？到底又经历怎样的社会动员工作，才能使不平等现象显露出来，并使人们正视它们的存在？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瑞士资讯swissinfo.ch的观点。本文最初刊登于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IHEID)期刊《全球挑战》(Global Challenges)外部链接 2021年3月号上。
(译自英文：中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