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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和大屠杀幸存者
作为中立国家瑞士度过了二战岁月，基本没有遭到损伤。在瑞士谁是当年大屠杀的幸存者？大部分幸存者在遭迫害的那个时期还不是瑞士公民。他们多数来自德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作为犹太人他们亲身遭遇了纳粹的迫害。一些人从集中营和灭绝集中营幸存，另一些人通过逃跑或者躲藏来逃生。他们大多数是在二战之后到瑞士来的。
1933到1938年成千上万的人：犹太人、政治反对派、罗姆人、辛提人、耶和华见证团体、同性恋者等遭到纳粹的歧视迫害，从瑞士过境移民至其他国家。但因为二战开始后，由当局坚持要求的“世界旅行”实际上已无可能了，因此数百逃难者得以在瑞士幸存。1939年瑞士边境对难民封闭，从那时起难民们只有非法入境这一条路。当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变成了把他们赶到灭绝集中营以后，瑞士成了他们最后的机会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却被拒绝入境，尽管从1942年起，当局就已经知道这些难民正遭受着死亡的威胁。
不过，有人偷渡进入了瑞士境内，也不会被赶出去，而是拘留在难民营里。这样在二战期间，有5万多难民在瑞士得救，其中约2万是犹太人，尽管直到1944年7月前瑞士官方没有承认遭到迫害是允许犹太人避难的理由。由于瑞士国家方面较晚才开始加强了对难民的安排，之前很长时间内必须由民间援助组织提供经济支持。比如瑞士犹太人救济会在很多年里照顾了几千人，另外还有大约19000瑞士犹太人以及他们的总协会 – 瑞士以色列人联合会，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援助。他们得到了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的支持。
二战结束后，瑞士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比如让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逃生的年轻人在瑞士做定期的休养。之后不久他们仍然得离开。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后瑞士也接纳了成千上万的难民。其中也有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们那时候不是作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的牺牲品，而是被认为是反苏的。直到90年代末发生关于瑞士银行“休眠账户”的辩论，贝尔日耶委员会进行历史调查时，公众才了解到在瑞士也有大屠杀幸存者。
2017/2018年瑞士担任国际大屠杀纪念联盟（IHRA）的主席。“大屠杀最后的幸存者在瑞士”展览的举办，让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代在这里发言。
格瑞戈·施普勒尔(Gregor Spuhler)博士、萨宾娜·包赛尔(Sabina Bossert)
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当代史档案馆
见证：记忆与历史教育
大屠杀的幸存者和他们的记忆是这个展览的核心。我们能从这些证人身上学到什么？
恐惧、迫害和失去亲人，在当时还是儿童和青少年的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些人身上的伤痕是无法愈合的。最后的告别，与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的最后一次视觉接触，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同时，这些引文表明，在他们的生活过程中，证人试图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应对他们的伤口。
幸存者们知道，他们是例外。他们很幸运，但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种幸运。他们幸存下来，而他们的亲属却被暗杀，这是不可理解的，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大屠杀--一场种族灭绝和与文明的决裂，作为20世纪历史上一个深不可测的黑点--在证人的报告中变得生动而具体。他们的故事证明，大屠杀不是不可描述的，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它是多年来在欧洲不同地方发生的众多事件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原始社会的作品，而是一个具有伟大文化历史的国家的作品。目击者说的不是野蛮人或野兽，而是其他人--那些可怕地折磨他们的人，那些 "只做自己的工作 "的人，那些观看或视而不见或试图帮助的人。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倾听幸存者的声音。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能或不愿谈论他们所受的迫害。倾听他们的声音是我们对抗大屠杀的一个关键方面。然而，解释大屠杀是历史研究的使命，它平等地看待受害者、肇事者和旁观者的眼睛。
格瑞戈·施普勒尔(Gregor Spuhler)博士
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当代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