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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夏天，霍乱病毒在苏黎世传播开来。当病毒于秋天灭迹之时，苏黎世州正处在建立“世界上最民主政治体系”的关键时刻。
- Deutsch Wie die Cholera in Zürich die direkte Demokratie befeuerte
- Italiano L'impulso di un'epidemia a Zurigo alla democrazia diretta svizzera
- Français Une épidémie à Zurich à l’origine de la démocratie directe suisse
- Pусский Как эпидемия холеры в Цюрихе в 1867 году привела к победе прям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 English How a Zurich epidemic helped to birth Swiss direct democracy
瑞士医药史学家Flurin Condrau写道，第一例霍乱感染病例出现在1867年7月。随后，这一流行病迅速蔓延，疫情在城市最贫穷和卫生状况最差的地区尤为严重。
当时仍处于雏形期的卫生管理部门采取了普通且必要的措施：隔离受感染家庭，分离患病人群与健康人群。市民对这些措施心存疑虑。温特图尔报纸Landbote报道说，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社会气氛变得严峻而沉重：
“如果您没有在过去几周去过苏黎世，您就无法真正想像那里的情形-无论是街头的景象，还是您自己身处其中的感受。可怖的流行病和突然而至的孤独感成为居民心头沉重的负担。而且，那些已在这种情况中生活了数周的人们没有办法摆脱这暗沉的氛围。” (1867年9月28日报)
尽管当局呼吁公民团结起来，发扬互助，“但富裕阶层的许多人还是以不同的方式化解了自己的危机，比如逃离城市，” Flurin Condrau写道。到了10月底，疫情结束：共有481名患者死亡。好在霍乱病毒并未蔓延至到城市之外，这使得苏黎世州和瑞士全国其他地区幸免其害。
这算是一种胜利吗？在政府看来，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因为病毒流行危机导致了自由派政权的颠覆，而这一政治力量在无所不能的企业家阿尔弗雷德·厄谢(Alfred Escher)的主导下，已经影响了瑞士政治几十年。公民发出对更多民主权利的诉求：1869年新宪法(一直生效至2005年)先是在苏黎世州得以通过，后来在瑞士各州获得批准。
1874年，公民复决权被纳入联邦宪法，成为对“议会立法”加以制衡的手段。1891年，人民发起公民动议的权利也被写入宪法。
社会抗压测试
从历史角度看，很难衡量一起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政权更迭。先导性的紧张局势可能只需一点火星便一触即发。
苏黎世大学的Flurin Condrau讲述道，1867年的“社会条件完全有利于”政治变革。他认为，在19世纪60年代，除了疫情之外，经济衰退和新生民主运动已经对精英主义构成了挑战，而这两点才是政局变革的决定性因素。
Flurin Condrau向瑞士资讯swissinfo.ch解释道，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很可能在繁荣时期相互作用。而危机-即当年流行病的暴发-仿佛是一场对社会的“抗压测试”，令社会弱点和不平等突然显露。同时，危机让人们开始对社会旧价值观和规则产生质疑，因为在旧体系中，人们找不到解决出路。
新民主运动可以从这一情况中获益。至于苏黎世当年的状况，霍乱对工人阶级的打击最重，因此民众感到这不仅涉及健康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民主运动随即利用这一背景情绪促使民众确信改变政治制度的必要性。运动也因此成功收集了有助于宪法改革的公民签名。
表面现象背后
前瑞士联邦议员、历史学家Andreas Gross将当年这场疫情视为一个“社会测试指标”。穷人遭到最大的冲击，当局的核心谎言被揭穿：苏黎世市并非如其宣传的那样繁荣、富裕和幸福。
Andreas Gross还援引了温特图尔报纸Landbote于1867年10月23日刊登的另一篇文章内容：“霍乱让人更加看清了生活现实。人们发现，许多同胞仍然没有足够果腹的食物。工人只能部分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其他需要难道要依靠慈善事业吗？您不认为，这种现状会压抑并干扰他们的自尊心和道德观吗？”
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社会差距也在扩大。Andreas Gross说，在阿尔弗雷德·厄谢的带领下，自由民主党以从上至下的方式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工业，但是利润并没有得到平均分配。“他们忽略了百姓，对后者的需求漠不关心，也没有建立起公平的税收制度。他们只关心上层中产阶级。霍乱危机使人们的真正需求得以表达，也暴露出生活窘困者的人数之众。”
世界性的挑战
从当年的霍乱疫情，瑞士吸取到什么教训？哪些可以用于应对当前的危机？Andreas Gross和Flurin Condrau认为，新冠危机的后果尚不明了，其影响范围和形式只有在疫情结束后才能知晓。
虽然如此，Andreas Gross仍然大胆预测：在民主层面，停止公民动议的签名收集和投票活动不会对整个系统造成长期的损害。“对于自身的政治权利，如今的人们比以前更有意识。”他说。就像二战之后那样，他们会担心在太长时间内放弃自己的民主自由：
这些危机可以令“隐藏的问题”显现，这样我们就能发现谁属于最为脆弱的群体，比如无家可归者或寻求庇护者，Andreas Gross说。我们也不妨自问，封闭措施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会产生何种影响？
概括来说，如果1867年的霍乱疫情使苏黎世的社会不公及人民苦难凸显的话，那么新冠病毒危机可能在国际上产生相同的影响。“在印度、孟加拉国、厄瓜多尔或刚果等国，数百万人可能因此丧生-如果他们生活在欧洲，是可以活下来的。对于这种大不幸，人类社会难以承担责任。” Andreas Gross说。
Flurin Condrau还认为，作为医疗体系健全、经济发展稳健的国家，瑞士比其他大多数国家更有可能通过当前的“压力测试”，而避免社会深层裂缝的出现。
危机的影响存在于其他领域。就像1867年疫情暴露出苏黎世公共卫生体系之薄弱一样，当下的危机表明，在许多国家，医疗机构根本无法应付流行病大规模蔓延的情况。Flurin Condrau指出，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较弱的经济体，更是被推到极限。
与1867年的情况不同，如今这场危机显示出重大的全球影响。“这是无法从国家层面估量的。例如，像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盟等国际组织，其角色和作用变得更加重要。”
Flurin Condrau说，人们在忽视这些国际组织多年后，再次意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当然，国际组织也要经受住危机压力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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