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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我进入日内瓦大学攻读文学学位。我选择中文作为第二专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仅仅是被这一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也未见有任何媒体报导的文化所吸引。
田婉兰(Véronique TERRIER)
1962年出生，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1986-1989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现为气功和太极拳教师。
幸运的是，我的教授们深谙在潜移默化中激发学生兴趣与热情的传授艺术。值得一提的是，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在口语方面颇有天赋，但是写作总是很让我头疼。一年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争取到了去北京师范大学交流的机会，在那里进行为期一个夏天的学习。
1983年夏天，我坐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来到了北京。对于新的环境，我适应得不得了。老师们热情而真诚地迎接了我们。我们就住在学校里，两人一间宿舍，房间相当朴素，但是学校给我们的铁床挂上了蚊帐，柔柔的纱幔如梦如幻，好似精美的华盖，给整间宿舍增添了几分雅致。
到达当天，一位老师便带着我们这一小群人去了一趟市中心，买一样具有中国特色的而且非常实用的商品——自行车。买好了之后，老师便带头骑着车，领着我们回学校，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也赶紧骑上车跟上他。我们立马就淹没在数千辆平静行驶着的自行车中，好像是被困在巨大的鱼群中的一些笨拙的小鱼。“鱼群”在遇到公交车或十字路口时会分散开来，过后又重新聚在一起。自行车是非常珍贵的探索城市的工具，但同时也会导致一些令人尴尬的状况。例如，只要我在校园里停车时忘记把车锁好，它很快就会消失不见，通常是被校内的安保人员收走。然后，作为违章的惩罚，安保人员在归还我自行车之前，都会要求我做一个自我批评。到了下一次我又粗心大意犯同样的错误时，相同的程序还要来一遍。
我们在充满激励的氛围中学习，上课都是以小班的形式。到了周末，我们的老师会陪着我们四处闲游，或是到他们当中的某个人的家中去包饺子。我们都感受到了真挚的关爱。
早上，我常和同学们一起在学校里学打太极拳。我对这项运动一无所知，但是一接触就觉得非常舒服自在。这一精细又灵敏的运动技艺对我来说非常合适。
回到瑞士后，我继续在日内瓦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学习，接着又到台湾学习了一年。然后，我拿到了一笔奖学金前往北京语言学院（现在叫做北京语言大学）留学，直至1989年毕业，获得中文的学士学位。
在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的三年里，我们的物质条件算不上好。我试着不去介意那些蟑螂、老鼠以及公共澡堂里的潮气。这些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不便而已。更重要的是别的事情。例如，我对那些小班教学的课堂一直都存有美好的记忆，这些课堂非常国际化，我认识了来自朝鲜、莱索托和一些东欧国家的学生。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开放程度是极其少见的。我对我的中国老师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他们学识渊博、和蔼可亲、宽宏大量并且平易近人。我至今仍和其中一位老师保持着联系。最初，教学材料偏重外交方面，后来逐渐增加了很多关于合资企业和经济方面的内容。所以，从教材中也可以一瞥中国所经历的变化。
与此同时，我的太极拳和气功课一直在继续，一点儿也没落下。渐渐地，这些运动变得不可或缺，它们改善了我此前时好时坏的健康状况。
1989年，在见证了一段混乱时期和一些悲剧性的情节后，我于当年的6月8日我生日那天便匆忙离开了北京，好像是一场逃难。回到瑞士后，我很快就开始教授气功和太极，坚持至今已有25年了。因为它给我带来了幸福喜乐。
我还经常组织到中国各地的自然和人文主题的旅游。尽管距我第一次去中国已经三十年了，我对这个国家始终怀有好奇和探索之心。
*本文经中国驻瑞士大使馆教育处同意，转载自瑞士留华校友纪念册《我们记忆中的中国》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