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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格，人权律师高智晟之女，讲述了中国政府如何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异议人士，最终造成了她的家庭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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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初，邓小平发起了一项旨在培养150,000位律师的倡议，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位。
我父亲曾经代理很多案件，但是他越来越发现来找他的人经常面临同样的困境。他勇于代理有关异议人士和宗教少数人群的敏感案件，包括基督徒和法伦功修炼者的案件，他因此逐渐地成为了“维权律师”，这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职业。
尽管在2001年，我的父亲被中国司法部评为“中国十佳律师”，但是由于他乐于批判司法不公 逐渐惹恼了当局，终于他们逮捕了我父亲。
在狱中，我父亲被打、被电击、赤裸身体、挨饿，甚至有人在他身上小便。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他自己讲述的酷刑经历。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单独拘禁是不能超过30天的，因为它会导致精神崩溃。但是在中国，他们把我父亲单独关押了三年。
在那三年里他没有任何人际交流。他们甚至不让他站起来。当我父亲出狱时，他几乎失去了行走和说话的能力。
然而，我父亲不是唯一一个尝到中国当局苦头的人。
当他最后一次被关押时，我刚刚开始上高中，那段经历对我和我母亲都是非常可怕的。
便衣警察经常跟踪我去学校，他们殴打我，还告诉其他同学我的父亲是国家的叛徒，所以我的同学都不跟我说话。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非常难熬，我常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也确实不止一次的自杀。
幸亏我的母亲决定我们不能再继续那样的生活，我们选择了流亡，首先逃到了泰国，随后来到美国。
2014年，我的父亲出狱，但是他的处境仍然十分悲惨。他实际上是被软禁在小山村的家里，一直处在被监控的状态，他无法联系以前的同事也不能继续他的维权工作。
中国政府对我父亲的虐待让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长期被关押在恶劣的环境下，每天只能吃到一片菜叶和面包，我父亲的身体变得非常糟糕。他的牙齿几乎全掉了，头发也是。他需要看医生，但是当局不允许。
这两年我们一直恳请中国政府让他去看医生，因为这是他的基本人权。但是两年来，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直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处理”。他们到底要处理多长时间？带我父亲去看医生到底能花多长时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直接允许他去看医生就可以了。
我知道中国政府仍然很害怕我的父亲，因为真相是一种力量。当局不愿意让我父亲对其他人说出他的想法。
我很自豪，我父亲所遭遇的非人折磨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我父亲仍在写作，他的新书的英文版将于2017年初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他的生活，他的监狱时光，以及最重要的部分，他对于中国未来如何变革的异象。
关于我，我目前比较关注两件事情：一方面是我的学业，另一方面我会尝试呼吁各界更多关注我父亲的状况。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美国生活和学习，但是很明显我不能放任我父亲继续留在那个可怕的处境里。我需要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名人权捍卫者。
我希望督促人权理事会竭尽全力促使中国政府做正确的事情，让我父亲接受专业、独立的治疗。
正像我说的，真相是有力量的，我会持续地传播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