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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12日，国际人权服务社发起了一项新研究，《恐吓及对与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影响：方法上的挑战与机遇》。
在秘书长最近的报告和助理秘书长的声明中，人们越来越关注自我审查问题，即由于在高度限制的环境中，由于严重恐吓导致参与联合国机制自我限制的问题。
国际人权服务社纽约办事处共同主任兼法律顾问马德琳·辛克莱尔指出，秘书长关于报复的年度报告中没有提到一些国家，那里的恐吓已经“发挥抑制作用，而民间社会很难或根本不可能与联合国接触。在其他国家，可能仍有报复案的报道，但这并不能说明全部情况，因为更多的人权捍卫者由于参与受到恐吓。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引起了关注，同时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在监督、记录和追究其责任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困难。
这项研究针对这一挑战做出了回应，并提出了应对方法，以增强未来的能力，以衡量和了解恐吓战术，这些战术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隐蔽的，它们如何有效地抑制了对保护人权的报道和行动，从而强化了国家侵犯人权行为有罪不罚的现象；
这项研究包含许多关键的建议，其中包括联合国应该：
- 进行更多的影响分析，评估使用联合国人权机制所产生的积极成果，并传播和推广现有的影响分析。这个机制需要为捍卫者提供一个基础，使他们可以判断参与这个机制是否会遇到麻烦。
- 制定和加强新的策略，提高更多封闭国家和压制国家对联合国机制的认识。人权越受压制，人们对联合国机制潜力的了解就越少。
- 承认结构上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使一些受害者和活动人士更难使用联合国机制，并作出额外的努力来弥补这些不平等，鼓励参与和向那些更加孤立或边缘化的人提供保护。
- 系统跟踪合作的情况，例如，通过建立合作的数据库，作为合作情况定期定量报告的基础，并追踪那些合作逐年恶化、那些合作有改进；
在讨论中，“影响伊朗”组织的人权研究员巴赞德分享说，虽然与联合国和国外的人权团体接触对伊朗人权捍卫者者来说至关重要，但他们往往面临着沉重的指控和审查风险，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参与，甚至不知道参与的潜在好处。 全球民间社会组织和活动人士联盟 内瓦办事处负责人苏珊·怀尔德警告说，恐吓往往是更多有害限制的前兆，是需要认真对待的警示，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对公民社会进一步的伤害。 国际人权捍卫者人权理事会项目经理萨尔玛·侯赛尼强调说，问责制不仅需要观察那些国家采取明显镇压人权捍卫者的行动，还必须观察各国用更安静的方式威吓人权捍卫者与联合国接触。人权高专办专题参与、特别程序和发展权司司长佩吉·希克斯同意这项研究的结论，必须提高导致不与联合国合作并阻碍民间社会参与相关政府的政治成本。关于提高人们对与联合国接触好处的认识问题，希克斯还强调了民间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
想知道更多的信息, 请联络 Madelene Sinclair (电邮地址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