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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怎样使用我们可支配的收入，才能尽可能不对环境造成破坏？环境伦理学教授Rainer Bunge 建议，例如疫情过后只要情况允许，我们可以多下馆子或者多住酒店。此内容发布于 2021年05月02日 - 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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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消费的商品与服务留下了庞大的生态足迹。我们的研究表明，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每花出1欧元就相当于释放了0.2公斤二氧化碳(或者说，环境污染指数为500)。
大约60%的环境污染完全来自生活范围内的食物需求、居住以及交通。其中，主要起决定性作用的有：肉类消费、供暖与机动车驾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约三分之二的生态足迹“间接”产生于购买在外国制造的商品。也就是说，环境污染主要发生在国外，但从污染的代价中获益的却是我们。
垃圾不是问题所在
还值得注意的是：由废料与废水处理生成的生态足迹只占2.5%。这也就是说，能够有序进行垃圾处理的国家无法再通过提升废料管理来显著改善生态足迹。
认为这方面的努力都是“无效规定”也许并没有错，比如进一步推进塑料回收。推行这些措施虽然能带来政治资本，民众也能因此自我感觉“良好”，但除了成本高昂的行动主义外，这样做根本不会产生明显的生态效果。
因此，在例如德国、奥地利、瑞士(DACH-Staaten) 这样废弃物处理工业井井有条的国家，造成环境问题的并不是那些在其生命周期结束后(也就是废料阶段)未被妥善处理的商品。
而是在外国生产制造我们的消费品时引起的环境污染。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遏制由我们的消费造成的生态后果？
一种解决方法是，我们要认识到所有消费品最终都将成为垃圾，而且这是一种线性关联：即消费品翻倍，则由此产生的垃圾也会翻倍。可惜这一观察虽然完全正确，但往往导致以下错误结论：即垃圾减半，则意味着消费也减半。
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消费与垃圾之间的关联不可逆——就好比，我能用绳拉狗，但我不能用绳“推”狗。
然而，这种荒唐的想法却十分普及，而且这个想法可能就是德国气候政治痴迷于“废弃物防治”这一议题的根源。但在垃圾处理秩序井然的国家，人们没理由回避垃圾。
由此可见，我们最大的环境问题不是垃圾，而是我们的高收入让我们有能力消费的同时，也在破坏环境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分配支出才能将环境破坏降到最低？接下来，我将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什么不该做？
正如我在引言中已经阐明的，想要通过优化废弃物处理改善个人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根本就是徒劳。
同样无助于实现目标的是“充分性”概念，也就是(部分)放弃消费。不过这一想法还是有些道理的：只要我少消费，就能降低产品生产在制造国造成的环境破坏。
然而，这种充分性概念很难适应我们的经济以及社会结构(关键词：市场经济、自主消费)。充分性被人津津乐道的一个优势是，这样做不仅能避免生态破坏，还能“省钱”。
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我们将可被消费者“自由支配的收入”看作收支平衡的界限，那么要是不进行消费，以充分性为宗旨的消费者该用这笔收入来做什么？就算这笔“省下来的钱”被继承，这笔钱也还是通过继承的方式被转化为消费，那么环境破坏其实并没有减少，只是被推迟了而已。
什么该做？
从生态角度看，消费者能做的最佳购买决定是那些对环境有利、而非有害的决定。例如，为了对航空旅行作出生态补偿，消费者可以购买二氧化碳证书。
虽然这些证书常被贬斥为“赎罪券”，但这种批判存在误解：因为对环境来说，我是通过二氧化碳证书来补偿航空旅行还是根本不坐飞机，这二者没有区别。
因二氧化碳而为人们所熟知的认证机制应该得到推广，更确切的说，致力于以符合环保要求的方式生产消费品的项目也应被囊括在内。而只有首先在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推行这种项目，也就是生产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才能最大程度的实现生态效率。
因为消费本身对生态并没有危害——有危害的是“脏”消费。如果消费品完全由对环境危害极小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并以无害化方式处理，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限制消费。
因此，例如通过证书交易在发展中国家用资金引导符合环保要求的原材料开采，才是有意义的做法。
不过在现实中，人们一般不愿意将他们收入所得的大部分用在环境措施上，因为这样做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眼前的切身利益，最多只能产生长远影响，例如对气候的影响。具备开发潜力的操作选项，必须一方面能为人们直接带来切身乐趣，另一方面又能尽量少对环境造成破坏。
消费“体验”
一种可能方案是服务消费：坐出租车远比自己开车更环保。这也可以根据距离远近与火车结合使用：从住处坐出租车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坐火车到目的地，再从那儿坐出租车前往某特定地点。
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额外费用与直接可感的个人获益相抵消：人们不用担心喝酒不能开车、不需要熟悉一座陌生城市的交通系统，而是可以轻松地享受接送服务。
除交通服务外，人们还可以选择在外就餐而不是自己在家做饭。这样不但能在餐厅享受大厨以及服务人员提供的招待，饭后也不需要收拾桌子。
此外， 研究幸福感的专家提出的建议也支持这种看法：“用你的收入投资体验，而非物品。”“体验”常与服务相关，例如去一家好的餐厅、住一家水疗康体酒店、做一次按摩或者听一场音乐会，因此“体验”因其“非物质”的本质不仅通常比“物品”更环保，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很贵，因此与生产物品的成本相比，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更小。
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消费“奢侈品”。例如，买一支美观但价格不菲的手表与买便宜表对环境造成破坏相差无几。但是通过购买奢侈品手表“消灭”掉的钱要远多于买便宜表，这些钱若是被花在其他地方可能会对环境造成远比买表还要大的破坏。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对于普通民众——收入不足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存在“奢侈品手表还是便宜表”这样的问题。但是这里的“奢侈”概念是相对的。收入并不丰厚的人也能买得起“奢侈品”：花100瑞郎买表而非25瑞郎、时不时去看场电影而不是守着电视机、或是去快餐店吃一顿而不是在家做饭。
其他操作方案可能是降低个人收入，例如通过兼职工作或者提早退休来实现。
结论：从生态角度看，最佳的购买决定不一定是在其生命周期内对环境造成冲击最小的产品，而是每支出1瑞郎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最小的产品。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瑞士资讯的立场。
(翻译自德语：王伯笛)
本文曾于2021年3月30日发表于瑞士首家独立科学杂志Higgs.ch(德)外部链接。瑞士资讯swissinfo.ch会不定期地刊登Higgs杂志的文章。End of inser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