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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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治台初期，日本政府政策目標有促進台灣經濟及台灣財政自主，減少台灣的財政仰賴日本國庫的補助。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下，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擬定了一份《財政二十年計劃》，希望能在二十年之內，透過逐年減少補助金的方式，使台灣的財政獨立。然而，由於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日本與臺灣同時提高了砂糖消費稅的徵收費率。
為了完成財政獨立計劃，總督府除了整理地籍、發行公債、統一貨幣與度量衡之外，也興建了相當的產業硬體設施。此外，大力推行公賣措施及地方稅制的運用，也是完成計劃中的重要環節。專賣制度的內容包括鴉片、樟腦、菸草、食鹽、酒精及度量衡。透過專賣制度，除了使總督府的收入增加外，也間接避免了這些產業的濫伐濫墾。總督府並施行了禁止進口的措施，使這些產業能夠達到島內自給的目的。此外，地方稅制度的推行，使得總督府能夠自由裁量各部會資源的分配，不必受制於帝國議會。但是，地方稅制也成為總督府專權的一項工具。
1895年5月日軍在澳底登陸台灣，在初步取得北台灣港口城市控制權之後，同年9月，大阪中立銀行於基隆設立「大阪中立銀行基隆出張所」，乙未戰爭結束後的1896年6月，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正式批准大阪中立銀行在台設立分行，這是台灣第一間西方式的金融銀行。
1897年（明治30年）3月，日本國會通過《台灣銀行法》，11月成立臺灣銀行創立委員會，開始展開籌備臺灣銀行的工作。1899年（明治32年）3月日本政府修改《臺灣銀行法》，日本政府以100萬元為額度，認購臺灣銀行股份。同年6月，正式成立了「株式會社台灣銀行」，資金總額為500萬日圓，分別由日本政府、皇室、貴族認購股份，並於同年9月26日開始營業。臺灣銀行的總部設於台北，但其總經理駐守於東京，股東大會也在東京召開。台灣銀行與三菱、三井等財閥共同掌握台灣的金融體系，透過臺灣銀行的金融及貿易措施，大量日本資金流入台灣，加速了島內的資本主義化，並且使日本的資金能透過台灣進出中國大陆及東南亞，甚至後來還在中國南部與東南亞設立分行。台灣總督府除了設立台灣銀行外，之後還陸續設立彰化銀行、嘉義銀行、台灣商工銀行、新高銀行、華南銀行、勸業銀行等台灣支行。另外，總督府尚還在特別法的制定下，設置了包含信用組合、無盡業、金融講會、信託會社等等銀行體制外的金融機構。
日治時期，台灣地區性流通貨幣為臺灣銀行發行的臺灣銀行券。臺灣銀行券依歷次改版，總計有七大類別：銀券、金券、改造券、甲券、乙券、台灣印刷券，台銀背書券。
銀券（銀本位）：為最早期版本的臺灣銀行券。其面額有：1897年9月29日，發行之壹圓銀券，12月25日之伍元銀券，1900年12月3日發行伍拾元紙鈔，2月5日之拾元券。此時因距臺灣銀行6月之成立僅3個月，時間匆迫，鈔券的圖案未另行設計，直接採用日本鈔券圖案，僅修改顏色與文字；也並非按鈔券面額大小依序發行 。
金券（金本位）：為改造銀券發行後的弊端，1930年9月16日，由總督府建議將銀券改為與日本所流通相同的金券。1904年7月1日發行壹圓金券，8月26日伍元券，1906年8月1日再推拾元券。鈔券的圖案未另行設計，直接採用日本鈔券圖案修改顏色與文字 。
改造券：銀券金券發行之時，準備時間都相對匆促。圖案未另行設計，且紙質不佳，有易汙染破損的缺點。改造券即為此發行，改善紙質，並重新設計圖樣。1915年9月1日起發行，面額又回復為四種。改造券發行時不回收金券，並行使用。
甲券：1932年臺灣銀行再對改造券進行改造，新券稱之甲券。1937年3月20日發行百元券，為此前未有的大面額 。
乙券：百元甲券發行後七年，1944下半年末發行乙券。外觀大體無異於甲券。因應日本在二戰末期的窘境，主要差異在以下兩點：（1）於1944年7月1日同日一併發行五元與十元券，四個月後發行壹圓券，發行密集程度為以往未見。（2）為提升印鈔速度，鈔券未印號碼 。
台灣印刷券：又稱「現地刷」。臺灣銀行所發行的鈔券，自銀券開始，一向為日本印製，再運來台灣發行。1944年起盟軍反攻，日軍敗退，7月盟軍取得塞班島後，日本完全失去制空權，海運受阻。臺灣銀行券改為由日本製版，運至台灣再印製，稱為「現地刷」。1945年5月30日起，為躲避盟軍的轟炸，由總督府決定在金瓜石廢礦坑下建立地下工廠，以芭蕉葉纖維製為原料印鈔，印刷對象擴及百元鈔。為避免轟炸，成鈔與此前鈔券不同，並未集中，而是分散放置。現地刷與乙券相同，為提升印鈔速度，未印號碼 。
台銀背書券：又稱「武尊千圓券」。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前後，物價嚴重上漲，臺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臺銀持續加印無號碼鈔券，但最大面額百元僅有百元，已不敷使用。乃將日本流通的大面額千圓券鈔，空運來台，並經臺灣銀行背書，於8月19日流通上市。其本體為日本的武尊千圓券，於鈔票背面左加蓋印紅色「株式會社臺灣銀行」，右加蓋「頭取之印」，作為臺灣銀行的背書。1945年10月25日台灣由中華民國接管，11月8日省府宣告終止流通，為七種臺灣銀行券中流通時間最短者 。
自1937年，日本全面進入二戰起，台灣銀行券的發行數額暨躉售物價指數如下表所列
| 時間 | 總發行額 | 數額年增率 | 躉售物價指數 | 指數增長率(%) |
| --- | --- | --- | --- | --- |
| 1937/06 | 75,498,000 | -- | -- | -- |
| 1937/12 | 112,033,000 | 41.57 | 100 | -- |
| 1938/12 | 140,018,000 | 24.98 | 116.6 | 16.6 |
| 1939/12 | 171,169,000 | 22.25 | 133 | 14.07 |
| 1940/12 | 199,685,000 | 16.66 | 151.3 | 13.76 |
| 1941/12 | 252,845,000 | 26.62 | 164.6 | 8.79 |
| 1942/12 | 289,274,000 | 14.41 | 162.7 | -1.15 |
| 1943/12 | 415,554,000 | 43.65 | 274.2 | 68.53 |
| 1944/12 | 796,080,000 | 91.57 | 460.12 | 67.8 |
| 1945/03 | 1,021,008,000 | -- | -- | -- |
| 1945/08/15 (日本投降日) | 1,433,190,000 | -- | -- | -- |
| 1945/08/31 | 1,651,000,000 | -- | 1,171.7 | 154.65 |
| 1945/09/11 | 1,930,000,000 | -- | -- | -- |
| 1945/09/30 | 2,285,000,000 | -- | 2,585.8 | 120.69 |
| 1945/10/25 | 2,897,873,519 | 190.57 | -- | -- |
同時，因應戰爭需求，在臺金融措施也開始出現轉變。因戰爭對實質物資的需求，從1942年起，以徵收「死藏貨幣」之名義，繳收民間原存有的銀、銅等贵金属。台銀編印《臺灣經濟金融日報》記載，至1942年11月末，累計繳得如下  :
| 種類 | 數額 |
| --- | --- |
銀幣: 2,796,987圓
白銅幣: 6,802,326圓
青、黃銅幣: 1,032,560圓
合計: 10,631,873圓
包含1944下半年末於日本印製的乙券，及1945年起在臺印製的現地刷。印製時不加註號碼可增加印鈔的速度，同時亦造成貨幣的浮濫。二種無號碼券至1945年10月底，統計為5億8千1百7十7萬，佔當時總發行額29億的比例達2成。其中，現地刷時期擴增可印的百元鈔佔73%，共4億2千4百6拾9萬2千圓  。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依當時的決定，日本撤僑在次年(1946年)3月才能完成。此時距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尚有兩個月空檔，物價嚴重已上漲，臺灣處於嚴重的通貨膨脹狀況。臺銀持續加印無號碼鈔券，但最大面額百元僅有百元，已不敷使用。經大藏省決定，將滿載飛機的日本銀行的鉅額台銀紙幣空運台灣 。此批鈔券用以支付在臺日機關的薪餉，預付到預期撤僑結束的次年(1946年)3月、退職慰勞金，使通貨發行的膨脹速度更加快速 。武尊千圓券於1945年8月19日流通上市，至10月底的2個月內，發行7億8千4百2十8萬，期間內躉售物價指數1,171.7膨脹為2,585.8。臺灣銀行券於1946年9月1日起與舊臺幣同等價收兌，共收兌34億4仟3佰70餘萬元；而該收回之銀行券，全數予以銷毀。
除貨幣外，日治時期的度量衡也為官營事業。此目的在使為殖民地的臺灣在資本主義的意義上成為本國的部分，統括在同一經濟領域中。
度量衡政策分為兩期：1895~1923年間，以「尺貫制」為標準；1924~1945間，為與世界接軌，又改採行「米突制」。兩階段政策皆未能徹底推行，為至今臺灣社會台尺、坪等單位與公尺、公斤等公制單位混用的歷史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