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地位未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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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9月2日，日本簽署《降伏文書》，表明接受《波茨坦公告》，而該公告表示《開羅宣言》的條款必將實施，宣言當中表示作戰的目的包括將臺灣、澎湖列島歸還中華民國。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依美國總統杜魯門指示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要求日軍向代表同盟國的將領投降以及協助同盟國軍隊佔領日本及其控制地區，其中在中國（東三省除外）、臺灣和越南北部的日軍應向獲授權的同盟國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投降。蔣介石交由何應欽分別委派16名將領分區受降，10月25日至臺灣受降主官為陳儀。
1945年9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軍事接管臺灣」任務劃歸警備總部負責，警備總部依據「臺灣省收復計畫大綱」，與美軍連絡組共同研討，以軍事佔領原則制訂《臺灣省佔領計畫》。國民政府最後確立「軍事接管臺灣」，而將臺灣列入中國戰區。陳儀抵臺後，於10月28日頒發〈行政長官公署署字一號命令〉並舉行臺灣地區軍事接收委員會會議，討論臺灣地區軍事接收委員會之組織章程與接收辦法，另於10月30日頒佈〈台灣地區軍事接收委員會組織規程〉與〈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軍字第一號命令〉，明令11月1日起開始，進行軍事佔領。
在日本戰敗後至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台灣民間已經有學者公開表示，陳儀奉派接收台灣只是戰勝國的接收（即軍事佔領），而不是台灣主權的轉移，國民政府統治台灣與麥克阿瑟統治日本一樣，都是臨時性的，台灣地位仍然未定。且早在1946年，美國駐台新聞處處長羅伯特·卡度就已多次宣揚台灣地位未定論，主張讓聯合國託管台灣。
1946年1月12日，中華民國在和平條約尚未締結的情況下，將臺灣人的日本國籍改為中華民國國籍。接著，陳儀突然在2月間發佈命令，預定於9月開始在臺灣徵兵，將臺灣青年徵調到中國大陸加入中國國軍、鎮壓共產黨徒。由於駐臺國軍軍紀敗壞、民怨四起，尤其是陳儀政府的貪腐，早已成為臺灣人茶餘飯後的指責話題，所以此次徵兵命令一出，立刻在臺灣引起強烈反對，臺灣地方首長們提出臺灣法律地位的問題，報刊作家和演說家也主張臺灣在法律上是「被佔領的敵國領土」，因而無須服從「佔領當局」的徵兵命令。隨後，向駐日盟軍總司令請願的呼聲越來越高，有些人建議向聯合國請願，有些人建議直接向美國請願。陳儀見狀，遂放棄了徵兵的計畫。
同年8月份，英國駐華大使館針對年初中華民國片面更改臺灣人的國籍一事，致函中華民國外交部表示反對，信函中說：「關於台灣島之移轉中國事，英國政府以為仍應按照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之開羅宣言。同盟國該項宣言之意不能自身將台灣主權由日本移轉中國，應候與日本訂立和平條約，或其他之正式外交手續而後可。因此，台灣雖已為中國政府統治，英國政府歉難同意台灣人民業已恢經復中國國籍。」11月21日，美國國務院也針對在日臺灣人的國籍問題知會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立場與英國一致：「日本管轄之豁免，初非意在授予為數約二萬自稱臺灣人者，他們在戰爭期間乃是敵國國民，除曾依照合法手續個別脫籍者之外，依日本法律仍然保有日本國籍……應注意的是，從法律角度而言，臺灣主權之移轉尚待正式化，在適當之時或將有一割讓條約來實現主權之移轉並對臺灣居民之國籍做適當改變。」荷蘭、日本政府也持相同立場，認為在締結和平條約之前，臺灣人依然具有日本國籍。
1947年2月中旬，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前，一群臺灣青年前往美國駐台領事館遞交了一份致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將軍的請願書。這些青年在請願書中向聯合國沉痛地陳述道，臺灣已被中國人的不當統治蹧蹋地不像樣了，慘況前所未見，開羅會議把臺灣人推入「人間地獄」，與會者們對於臺灣人此時此刻在苦難中掙扎都有責任。請願書中接著表示臺灣人的國籍仍是一個懸案，在聯合國與日本簽定和平條約之前，臺灣還未被歸還給中國，在這樣的情況下，臺灣還有一線希望。青年們在請願書的最後請求聯合國幫助和友善地介入治理臺灣。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第六天，3月6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轉達美國駐台領事館的來函，該份來函中說：「臺灣人強調美國因為開羅會議而產生的責任，並有意在主權最終移交給中國之前訴請美國協助聯合國介入。全島性的負責團體正準備正式請願，並已告知領事館。我們收到的其中一份請願書是要給馬歇爾將軍的。由盟軍最高司令部進行臨時管理的可能性獲公開討論。……美國的聲望很高，臺灣人深切希望美國介入，他們相信在目前日本擁有法律上的主權的情況下，向南京交涉並直接介入對於聯合國而言是正當的。」
1947年3月底，《紐約時報》對二二八事件的兩份報導中稱，目擊中國軍警搶劫和屠殺臺灣人的外國人士表示臺灣人對中國人的敵意已經加深，臺灣人佔領屏東市政府的時候歌唱《星條旗》，「中國對該島嶼的取得尚未透過國際條約正式化，這在對日和約締結之前都無法發生，臺灣人知道這一點，有些人在談論向聯合國請願將該島列入國際託管，他們強調中國對臺灣的歷史主張比不上更早之前就已在此從事貿易活動的日本人、荷蘭人、葡萄牙人。」
到了6月30日，英國國會下議院也出現了關於二二八事件和臺灣法律地位的議題。英國國會議員哈瑞斯在國會中向英國外交部詢問有關3月間在臺灣發生的大屠殺和暴動的資訊，以及臺灣被分配給中國是決定性的或臨時性的。對於臺灣法律地位的問題，英國外交常務次官（英语：）梅修（英语：）答道：「國王陛下政府的看法是，日本先前所擁有或合併的領土，必須等到最終的對日和平會議才能正式進行領土移轉。」
1947年7月29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戰犯軍事法庭審判辜振甫等五名臺灣仕紳，以其在1945年8月20日前後向臺灣總督府尋求協助臺灣獨立為由判其有罪。此判決出現後，中華民國國防部長白崇禧行文司法院表示不同看法，白崇禧指出臺灣在1945年8月15日至9月2日之間是否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事存在疑義，並進一步指出一般議論者有以下不同見解：「（一）依國際公法上一般公認之原則，國家領土之得失須以媾和條約為準據，當時臺灣之割讓與日乃依據中日馬關條約，故在國際間久已公認為日本領土。此次波茨坦宣言中雖有臺灣應返還中國之規定，但日本之接受該項宣言是為一種諾言，換言之僅係媾和條約之預約，與媾和條約之締結顯然有別。在媾和條約未締定以前，中國之於臺灣事實上為占領性質，法律上之土地主權變更手續既尚未完成，故在國際公法上，猶不能認為中國領土。（二）臺灣原為中國領土因戰敗而被迫割讓者，此次返還中國其性質與割讓有異，前說自嫌未盡合理，惟其返還既係根據波茨坦宣言而來，則其開始重入中國版圖之日期應以波茨坦宣言為日本正式接受之日為準。質言之，即應以三十四年九月二日日本向盟國正式簽訂降約之日為準，同年八月十五日日皇廣播，答復盟國『願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僅係口頭上之意思表示，依國際慣例並無若何拘束力可言，設使事後全部或一部推翻其諾言，在法律上亦不負任何責任，自該日起即視波茨坦宣言為已發生效力而認臺灣為中國領土似嫌欠缺法律依據。」
1947年10月15日，美國駐台新聞處長羅伯特·卡度向台灣某參政員表示，「開羅會議公報和波茲坦宣言雖然規定將臺灣歸還中國，但對日和約未締結以前，臺灣的歸屬實尚未確定。美國有意將大西洋憲章適用於臺灣，那個時後，臺灣人可以由自己的意志來決定臺灣的歸屬。」
1948年秋，中國國民黨在國共內戰中節節敗退、每況愈下，蔣介石及國民黨高層開始將資產、技術人員、家屬等轉移至臺灣，準備在其失守中國大陸時撤往臺灣，將臺灣當作最後的反共基地。至此，美國已對蔣政權失去信心。對於國民黨人員陸續抵臺，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倫茨（Kenneth C. Krentz）向美國國務院發出警告表示，如果蔣介石及其政府部門遷臺，必將危及臺灣的和平與安全。美國國務院也持相同意見。為阻止蔣介石遷臺，美國方面在臺灣接觸了先後擔任臺灣省主席的魏道明和陳誠。
自1948年底，國共內戰情勢對中國國民政府相當不利，美國政府已著手針對可能被中共佔領的台灣進行政策檢討。同時，美國政府內部陸續出現有關台灣地位「究竟誰屬」的議論，國務院政策規劃局長喬治·凱南與副手保羅·尼采、美國國務院特別政治事務辦公室主任迪安·魯斯克等人，都曾在公開和秘密場合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論調，這項論調隨著國共內戰局勢的惡化，而逐漸浮上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檯面上。
10月份，美國國務院建議將台灣交由聯合國託管。11月，克倫茨密會了魏道明，魏道明告訴克倫茨，蔣介石引退後打算去臺灣，魏道明並表示如果能取得一千萬美元貸款作為心理支持，他可以實現臺灣自治並且說服蔣介石不要來臺灣。但在12月24日，蔣介石突然任命陳誠取代魏道明。
1949年1月5日，針對蔣介石準備向臺灣撤退之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的私人顧問傅涇波拜訪了中華民國副總統李宗仁。李在其回憶錄中對此記載：「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顧問傅涇波來見我說，美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巴大維將軍聞悉蔣氏有計畫地放棄大陸，經營台灣，甚為詫異。……巴大維將軍並認為台灣係美軍從日本手中解放出來的。雖開羅會議時有歸還中國的協定，但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之前，其主權誰屬，究未有法律的根據。今蔣總統即欲據為已有，作為撤退海、空軍的基地，似有潛越之嫌。巴大維將軍擬請司徒大使向蔣總統提出口頭的抗議，但是司徒大使尚未決定採取任何行動，故特遣傅君先來問問我的意見。」同一天，陳誠正式就任臺灣省主席，並在就職記者會上強調要使臺灣成為一個復興中華民族的堡壘。不過陳誠的這番話並未獲得蔣介石的認同，蔣介石在1月12日致電告誡他：「須知此時何時，台灣何地，尚能任吾人如往日放肆無忌，大言不慚乎。台灣法律地位與主權在對日和會未成以前，不過為我國一託管地之性質，何能明言作剿共最後之堡壘與民族復興之根據地，豈不令中外稍有常識者之輕笑其太狂囈乎。」
1月19日，路透社駐南京分社報導：「對於南京政府一部份遷往台灣，美國已向國民黨警告，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美國根據開羅協定，盟總對台仍負有任務，故南京政府可遷往廣州，不能遷往台灣。」1月22日，合眾社駐台北分社亦報導了該問題：「如蔣介石真的前往台灣，逃避中共的報復或在台設立流亡政府，那麼他將在一個非正式屬於中國的領土上進行活動。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中國對於台灣僅有實際管轄權，而真正合法的統治權，有待對日和約簽訂之後。」
1949年3月份，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在東京宣稱，「在對日和約簽定之前，台灣仍屬於盟軍總部」。3月14日，美國中央情報局發表報告：「從法律角度來看，臺灣不是中華民國的一部份。在等待對日和約的期間，該島嶼仍是被佔領的領土……無論是美國或任何其他強權都沒有正式承認臺灣被併入中國……現在在臺灣有一種強烈想要自治的情緒，但情況被本土臺灣人和中國國民黨的利益衝突複雜化。臺灣人極度怨恨國民黨政府自VJ日以來在臺灣的表現。中國統治者已經剝削本土人民到了極限，不顧人民的福祉或島上的資源保育……國民黨的陸軍、海軍、空軍不僅效率低，連忠誠度和作戰的意志力都是問題。此外，這樣的一個亡命政權會因為本土人民的敵視而變得不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本土人民會越來越容易被共產勢力影響。」
同年4月15日，美國國務院新聞事務特別助理麥克德莫特公開表示台灣與戰時的庫頁島一樣，「其最後地位將由一項和約決定」。這是美國官方首次公開表明台灣地位未定。
自陳誠接替魏道明之後，美國便開始陸續接觸陳誠。陳誠為爭取經濟援助，起初曾向美方表示贊同成立自治政府，並表示蔣介石不會出來主事等等，但後來在5月12日則向美方表示自己追隨蔣二十年，不可能拒其來臺。美國於是不再與他談經援的事情。
1949年5月18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致電美國駐廣州總領事館，其中對臺灣地位表示：「國務院對臺灣地位的立場已於國務院發言人的聲明中言明，最終的決定必須等候對日和平解決方案之議定。」
5月25日，美國駐英大使刘易斯·道格拉斯向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回報英國朝野對於臺灣問題的反應，當中提到英國外交部官員埃斯勒·德寧（英语：）表示：「萬一有中國亡命政府或中國流亡政府設在臺灣──其目前還不是中國的合法領土──英國政府很可能就在淡水安排一間領事館作為英國在中國的大使館辦公室。」
1949年6月18日，蔣經國於其日記中記載蔣介石說：「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灣，為共軍奪取而入於俄國勢力範圍，使其南太平洋海島防線發生缺口，亟謀由我交還美國管理……」。20日，蔣介石接獲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電報稱：「盟總對於台灣軍事頗為顧慮，並有將台灣由我移交盟國或聯合國暫管之擬議」，蔣介石極為憂慮，立即覆電，請該團負責人就此事與麥克阿瑟元帥詳談。
6月24日，蔣介石抵達臺灣，並於7月10日應菲律宾总统季里諾之邀訪問菲律賓。英國《经济学人》週刊接著於7月16日與23日連續兩週刊載以臺灣為主題的報導，16日的《臺灣的未來》一文寫道：「蔣將軍從他在臺灣的堡壘前往菲律賓的旅程已經使得臺灣的前途問題比起先前更加緊張，該地直到與日本簽訂和平條約之前，在國際法上仍屬於受中國佔領的日本領土。……臺灣人與日本投降後來自大陸的入侵者之間所存在的緊張關係使得狀況更加複雜化。臺灣人在1947年時發起反抗，但遭到非常嚴厲的鎮壓。……目前沒有人對臺灣居民的期望給予關注，但相關的考量應該値得討論。如果在任何時候撤銷對國民政府的承認，那麼與該政府之間所訂下的關於在戰後暫時佔領臺灣的協議也將會終止，除非這些協議能明確地在有利於共產中國的情況下更新；與此同時，最高權力將會回歸到盟軍最高司令部，作為其對所有日本領土職責的一部份。」23日的《在臺灣的中國人》一文寫道：「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制定處置日本殖民帝國的計畫時，沒人預料到臺灣島返還中國會有任何問題。日本在1895年時就從中國手上兼併了臺灣，作為前一年中日戰爭的戰利品；絕大多數人口說漢語，以及在族裔背景和先前領有的基礎下，中國對於該領土之返還似乎具有毫無爭議的主張。因此，當日本在1945年投降時，不但中國被同意應該承擔對臺灣的軍事佔領，而且中國更在日本正式割讓之前就被視為已將臺灣納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份——這在和平條約締結之前都無法生效。」
1949年11月14日，英國國會議員提靈（英语：）質詢關於臺灣的最終處置，負責答詢的英國外交常務次官梅修表示，臺灣法律地位的改變只有在對日和約中才能正式實現。
美國為了擺脫對華政策失敗的責任，在杜魯門總統同意下，由國務卿艾奇遜主導撰寫出版有關遠東政策之《中美關係白皮書》，並於1949年8月5日發表。該書出版之主要目的是為美國錯誤的對華政策卸責，並試圖打開與中共談判之大門，以承認中共政權。白皮書對中國局勢立即就有了影響，不只美國眾議院否決了對華援助款項，美援就此中斷，中國將領固守廣州的決心亦為之動搖。11月，國民政府的局勢每下愈況，廣州已告失陷。此時，美國對華政策，幾乎劃下休止符，兩國外交關係陷入谷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則在福建部署重兵準備犯台，台灣安全危在旦夕。
12月1日，美國國家安全會議應國務院之要求，發表報告NSC37，就參謀長聯席會議意見，分析台灣及附近島嶼（包括澎湖群島）一旦被克里姆林宮所指揮之共產黨佔領後對於美國在安全上之戰略意涵。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同時將呈送給國防部的備忘錄分送給相關單位。美國政府對情勢危急的中國政府予以慎重評估，並認為台灣有可能淪陷於共產黨手中。
1949年，美國國務院認為以外交與經濟手段保衛台灣已告失敗。隨著國共內戰情勢發展，台灣極有可能淪陷。6月9日，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開始對台政策進行再檢討，儘管台灣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仍堅持原來意見，以美國現有軍力與全球各地所擔負的義務呈現不平衡狀態，認為美國無法在台用兵。
1949年12月14日，美國陸軍部副部長（英语：）崔西·佛西斯（英语：）將其過去兩週在日本考察期間與麥克阿瑟所進行之會議的記錄提交給國防部長路易斯·阿瑟·约翰逊。記錄中寫道麥克阿瑟表示：「在對日和約簽訂之前，福爾摩沙在法律上仍為日本的一部份。在波茨坦的協商認為日本的四個本島以外的區域應分別被分配給幾個盟國管理，直到條約得以簽訂。依這項計畫，福爾摩沙被分配給了中國……在和約簽訂之前，中國國民政府只是一個託管者而已。」
194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至台灣，面臨中國人民解放軍可能渡海進攻的威脅。從這時候開始，不但關於「中國代表權」的爭論開始浮出檯面，台灣本土派人士認為台灣主權地位的走向也顯得不確定。
1950年1月5日，在艾奇遜的說服下，杜魯門出面發表艾奇遜草擬的聲明，表示美國支持開羅會議的決議、盟國對中國統治台灣四年的事實已經予接受，指出美國無意在臺灣建立軍事基地，亦不供應軍事援助給臺灣，並表示美國政府不再介入國共內戰之衝突。此聲明被後世解讀為「袖手旁觀政策」。當日稍晚艾奇遜也在例行記者會上闡釋杜魯門的聲明表示：「中國管理台灣已達四年之久，美國或其他任何盟國對於該項權利及該項佔領，從未發生疑問。當台灣改為中國一省時，沒有一個人發出法律上的疑問，因為人們認為那是合法的。現在若干人認為情形改變了，他們認為現在控制中國大陸的那個勢力，對我們是不友好的，而那個勢力，不久將獲得其他若干國家的承認。因此他們就主張：『好，我們等待一個條約吧。』」。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時表示：“台灣的主權是沒有問題的，只是有一些法律程序還未完成，須待對日和約的簽訂”。
1月12日，艾奇遜在國家記者俱樂部的演講中提及「美國太平洋防線」不包括朝鮮半島及台灣、美國不會為保護這些地方而採取軍事行動。原本，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斯大林不同意金日成在1949年9月提出的「統一朝鮮」計劃，原因是戰爭若出現相持局面則會給美國提供干涉朝鮮的理由；斯大林也不同意毛澤東在1949年12月要求的軍事援助攻佔台灣，理由是蘇聯有雅爾達協定之約束而不能干涉協定中屬於美國防禦圈的範圍。但在杜魯門聲明、艾奇遜談話發表之後，斯大林認為美國主動放棄了雅爾達協定劃定的範圍，因而決定支持並軍事援助「統一朝鮮」以及中共攻佔台灣的計劃。由於亞洲地區有朝鮮勞動黨、中國共產黨及越南勞動黨相繼成立共產主義國家，代表蘇聯在亞洲的勢力不斷擴張。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離間蘇聯」計畫前功盡棄，故開始思考加強軍備，準備採取更為強硬之全球性圍堵工作。亞洲新情勢發展，使美國政府愈發認識到台灣一旦受中共統治，成為蘇聯軍事基地之可能性提高，後果堪慮，這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重新檢討政策以為因應。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後，美國政府改為採取積極的圍堵政策。
1950年2月15日，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回覆香港首席大法官捷臣詢問的臺灣地位問題：「福爾摩沙在1943年是大日本帝國領土的一部份，國王陛下政府認為福爾摩沙現在按照法律仍然是這樣的領土……1945年10月25日，由於一項基於盟國間的協商所發佈之命令，在福爾摩沙的日軍向蔣介石投降。於是，經過盟國的同意，福爾摩沙之管理由中華民國政府承擔。」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為了堅守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線，美國政府一改先前的消極態度—杜魯門於兩天發表「韓戰聲明」(Korean War Statement)，除了宣佈台灣海峽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協防海外。美國總統杜魯門同時表示：「台灣若遭共產勢力占領，將會對太平洋區域及美國於此區之維和勢力造成直接威脅……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以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或經過聯合國討論後，再作決定。」此即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起源。
7月中旬，美國駐英大使道格拉斯與部份英國外交部官員交涉遠東事務，後者認為臺灣應該依開羅及波茨坦宣言交給共產中國，且無法理解美國為何以第七艦隊阻止。道格拉斯在回應中表示，儘管開羅及波茨坦宣言聲明了將臺灣歸還中國之意向，但是「臺灣的主權尚未移轉給中國乃是事實」。道格拉斯強烈質疑兩三個國家便可決定將臺灣主權交給中國之合法性，並表示除非透過國際協定，或對日和約，或依據聯合國合法決定的其他方式，否則臺灣主權無法移轉給中國。
7月26日，英國國會議員艾瑞克·弗萊榷爾（英语：）向英國外交部詢問，英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的承認是否有引申為承認其對臺灣之權利。英國代理外交大臣肯尼斯·楊格（英语：）答覆：「國王陛下政府在法律上承認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其有權享有中國國家之權利。臺灣在法律上迄為日本領土，故無所謂臺灣政府。日本投降後當時之中國政府，經其餘盟國同意，承擔了對臺灣的臨時治理，然該領土仍須俟和平解決方案對其地位作最後之決定……鑒於目前對臺灣的治理之臨時性質，國王陛下政府期望臺灣之處置能在對日和平解決方案中謹慎決定。」
7月28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令駐英大使路易斯·道格拉斯向英國表明，由於世局已經發生許多變化，實非開羅會議時所能預見，使得美國不能以開羅宣言作為臺灣地位問題的定論。艾奇遜指出以下變化：第一、蘇聯對開羅及波茨坦宣言的有關承諾，如朝鮮獨立，及支持國民黨政府等，皆已棄置不顧；第二、在日本投降後接下管理臺灣之責任的國民黨政府，不夠稱職；第三、把臺灣交給開羅宣言時期的中華民國是一回事，把它交給支持莫斯科及與自由國家為敵的北京政權是另一回事；第四、因為中國政局劇烈改變，滿懷敵意的專制政權在北京建立，難道民主國家不能質問：為什麼不與臺灣人民協商，或不採用適用於殖民地人民的聯合國憲章原則，便把臺灣交給這樣的專制政權？
1950年8月25日，依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指示，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沃倫·奧斯汀致信聯合國秘書長賴伊，並要求將該信轉發給所有安全理事會成員國。信中解釋美國派遣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之舉並非如中國共產黨指控的「侵略臺灣」，而是要保護臺灣免於任何攻擊，以待太平洋地區恢復安全之後，始得決定臺灣未來的地位。信中同時提到：「美國的行動對該島嶼未來的政治地位之解決，不預存立場，此業經表明。該島嶼的真實地位是，其為盟軍在太平洋地區獲勝而從日本取得的領土。如同其他類似的領土一樣，它的法律地位在有國際行動決定其未來之前都無法定案。中國政府被同盟國要求接受日軍在該島嶼的投降，這是中國人現在在那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