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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
背景 > 外交衝突 > 中西文化隔閡

参见：華夷秩序、朝貢、海禁、地理大發現和西學東漸
公元19世紀以前，中西沒有邦交，其原因有二。首先，在經濟層面，中國地大物博，國內市場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中央政府对于国际贸易更是极为轻视，對外通商只是「嘉惠遠人」的懷柔政策。從唐末到南宋，中西陸路關係已中斷四百餘年，而蒙古人西征旨在搜刮掠奪，無意且無力將西方文化帶入中國；至十五世紀中葉，西方的地緣政治變動阻斷了以往通过阿拉伯半島的陆路贸易路线，此後中西貿易必須繞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從倫敦到廣州最快也需三個月，因此商業發展有限。
其次，在政治層面，中國自視為天朝上國（宗主國），視外國為蠻夷（藩屬國），認為洋人到來都是傾心慕化和納貢稱臣；其時中國不承認他國的平等地位，要求來華的西洋人必須尊中國為上國、以藩屬自居。當時中國認為沒有必要聯絡外邦，並無「外交」的觀念，對外政策無非「剿夷」或「撫夷」。封貢體系的理論與實踐，反映了古代中國自視為「天下中央之國」的世界觀，這在極大程度上制約了中國王朝與西方的平等外交。
明代君主有言「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充分表露出狹隘的漢族至上意識，沿邊遍置關隘，顯然不是進取之象。明朝雖然曾對南海諸國加以招撫，但仍抱持戒備態度，後來明廷以倭寇之故，實施海禁，禁止對外貿易，重施鎖國退守政策。千餘年來，中國視海上貿易為財源，到了明朝則視為禍患，終明一代海禁甚嚴，中國遂真正進入閉關時代，認為與外族接觸弊多於利，甚至有弊無利。
自十五世紀末起，歐洲的航海技術日益昌明，各國政府大多鼓勵航海事業，尤其是葡萄牙政府。自1514年（正德九年）起，葡人多次前往廣東屯門（今香港及深圳一帶）經商，獲利頗厚，其後葡人訪華者日增，多居於澳門、泉州、寧波等地，惟葡萄牙遣使與明廷締約通商不果，葡人陸續遭武力驅逐，僅餘澳門一地；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在澳門設官置戎，視之為殖民地，明政府亦不拒絕，僅收其地稅。公元1567年（隆慶元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求開放海禁，實施「船引」制度獲准，但明政府只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處通商口岸。
至十六世紀中葉，來自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的探險家與商人相繼抵達中國，並獲准在部分沿海地區開展香料貿易。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英國特許了一批商人從事東印度貿易，他們建立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不過，中國人並不歡迎這些在華的洋商，因為他們多是些追逐利益、不得體面的大老粗，加深了中國人將洋人視作「化外蠻夷」的觀念。
明末清初時期，以基督會會士為首的傳教士將一些西方的科學技術與藝術文化引入了中國，卻仍因“禮俗之爭”而逐漸沒落；當時中國絕大部分的士大夫仍自滿於中華文明的遺產，一味鑽研儒家典籍，認為無需吸收外來學識，令中國喪失了現代化的機會。西學在中國衰落後不久，西方便在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等領域突飛猛進，一系列重大變革也造就了民主制度、工業革命、民族主義等近現代產物，而在工業革命中遙遙領先的英國，將不可避免地直面這一沉睡已久的古老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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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迨外患日急，虛驕之氣不減，既不能戰，又諱言和。時西學開始東傳，雖有少數人士受到啟示，從事講求，然魚爛河決之勢已成，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 |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背景 > 外交衝突 > 清朝閉關政策

参见：一口通商和廣州十三行
清初為了削弱鄭成功等海上反清勢力，迫令沿岸居民內遷，禁止船隻出海，再度實行海禁封鎖大陸。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鄭成功之孫鄭克塽投降，清軍佔領臺灣。次年，清朝正式開海，准許百姓對外貿易，並在粵東的澳門（一說廣州）、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寧波府和江南的雲台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數量從十幾至幾十個不等。
清朝開放「四口通商」後，廣州是最繁榮的口岸，但當地有諸多敲詐勒索等腐敗現象，加上因位處亞熱帶而對英國紡織品的需求量小，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尋求在較偏北的口岸開展商務，尤其注意寧波。1755年（乾隆二十年），通曉華語的洪任輝（James Flint）奉命前往寧波，因當地久未有商船到訪，洪任輝一行人得到當地官員優待，諸事進展順利。但貿易轉向寧波後，前往廣州的英國商船數量隨之減少，兩廣總督擔心貿易重心北移，會影響廣州商民的生計，故於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籲請朝廷將寧波的關稅提升至100%；再者，朝廷亦擔心洋人商船頻頻到訪會令寧波變成另一個澳門，助長洋人與內地奸民勾結。故此，清廷同意大幅提高寧波等北方口岸的關稅，以斷絕洋商北上的念頭。但這一措施仍未能阻止英船前往寧波，乾隆帝遂在同年以海防重地規範洋商活動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稱為「一口通商」。
洪任輝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於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隨英船收泊浙江定海，被地方官拒絕，隨即攜同預先準備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訴。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中國开放多个通商口岸，並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保商制度多弊。乾隆皇帝以洪任輝「勾串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門三年。
洪任輝事件發生後，清政府對貿易採取更嚴格的限制，把對外貿易城市限於广州一口，並且規定洋商銷售商品和購買土貨都必須通過廣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廣州貿易體系的主要特徵，是朝廷授權十三家稱為「行」的商號，開辦這些行的主人稱為「行商」，作為唯一的對外貿易代理人，透過向朝廷捐財以保證其壟斷特權。所謂「十三行」並非只有十三家，多時可達四五十家。十三行對岸設有十三個外國商館，由行商出租，一概被中國人稱為「夷館」。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廣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對於洋人的限制更嚴，勒索更重，令洋商更為不滿。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例」，至此兩廣總督再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則，主要目的是制止洋人與人民往來，內容包括：
嚴禁洋商在廣州過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
洋商必須居於商館，不得攜帶武器，商館由行丁把守，夜晚禁錮，出入由通事隨行，買賣貨物經由行商；
禁止行商領借洋商資本以及洋商雇用漢人役使；
禁止內地人民為洋商傳遞書信；
加派要員稽查商船停泊之處。
此後清政府對規條進行了多次增補，如規定外人不得坐轎、不得學習中文，外國婦女不得進入廣州等。除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都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來源請求]。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復公行制度。公行是行商在官府的支持下成立的貿易壟斷組織，起源於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洋商嚴加限制，不准洋商與中國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洋商聯繫，使公行成為洋商與中國官府聯繫的中介。
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額外費用多達60多種，引起洋商不滿，並助長了走私風氣。原本清政府所定的海關稅則只有不過4%，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規極其繁重，連同正稅要徵收貨價的20%左右，加上官吏違法將稅則保密以便隨意上下其手，導致洋人每次納稅都要經過漫長的交涉。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產於江蘇、浙江、福建等地的生絲和茶葉全須運往廣州，造成運輸費用劇增和茶葉變質的問題，這都讓洋商更爲不滿。
背景 > 外交衝突 > 英国外交挫敗

参见：馬戛爾尼使團和阿美士德使團
當時歐洲人視乾隆皇帝為一個模範的開明君主；英國人以為，在華通商所遇到的困難都只是廣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讓乾隆皇帝知道，他必定願意改革。1787年，英國派出以查爾斯·艾倫·卡斯卡特為正使的使團訪華，是英國政府第一次遣使來華，目的是擴大對華貿易，增開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來華途中病逝而夭折。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續派曾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長官的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為特命全權大使，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副之，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95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所攜「貢品」，約值1萬5千餘英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書、毯氈、軍用品、車輛、船式，總計600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之文明。英國政府給馬戛爾尼的訓令要他竭力遷就中國的禮俗，惟必須表示中英的平等。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清朝以為英使是為向乾隆帝賀壽而來，稱使團帶來的禮物是貢物。乾隆皇帝要馬戛爾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皇帝大為不懌；後來英國使團有條件地答應，條件為將來中國派使團到倫敦時亦須向英王行跪拜禮，或是中國官員向使團所帶來的英王畫像行跪拜禮，但清廷官員拒絕接受。直到見到國書，才知道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際上別有請求，決定要他早日離去。駕返北京後，軍機大臣和珅將乾隆皇帝致英王喬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敕書和禮物發給馬戛爾尼，含有逐客之意。敕諭的措辭全是上國口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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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今爾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 |  |
乾隆皇帝在敕諭中宣稱，雖然中國甚爲嘉許英國「傾心向化」、遣使前來的恭順之誠，但無法滿足英方派代表來北京居住的請求，理由是「與天朝禮制不合」；馬戛爾尼又以書面列舉請求，包括增開通商口岸、減免和訂明關稅等，但全部都在乾隆皇帝的敕諭中被駁回。
馬戛爾尼沮喪之餘，先後由軍機大臣和兩廣總督護送，自北京取道運河南下，經杭州、廣州返回英國；馬戛爾尼在中國五個多月，接觸不少中央、地方官員，見聞了不少政治、軍事、社會實情，深感中國人的知識淺陋，官吏貪污，人民困苦，武備廢弛，一切虛有其表；兩年後，英王喬治三世來書，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益利盡誠，永承恩眷」；可見，中英雙方在外交觀念上南轅北轍。
馬戛爾尼事件後，英國被捲入拿破崙戰爭，加上未有合適的人選，使得所有訪華行動被無限期推遲，在這期間發生的數起事件使得中英關係轉趨緊張。其中一起事件源自第二次反法同盟，英國為防止法國從葡萄牙手中奪下澳門，從而使法國在東南亞貿易中佔據絕對優勢，分別於1802年和1808年兩度出兵佔領澳門，中國方面抗議稱澳門是中國領土、並無被法國佔領之虞。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戰爭（英语：）失利，英國派軍艦於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達澳門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門，两广总督覺羅吉慶劝阻無效而採取斷糧手段；7月，英軍得知英、法簽訂《亞眠和約》而離去。1808年（嘉慶十三年），英軍再佔澳門，英軍統帥度路利（英语：）拒絕撤軍，兩廣總督中斷通商，造成洋人普遍不滿；度路利於是建議與會見兩廣總督，但遭拒絕，他便率領軍艦闖過虎門、駛至黃埔，要求會晤，隨即發生武裝衝突，造成英國人傷亡；直至同年12月，葡萄牙交付贖金，保證英國的撤軍，緊張局勢因而趨緩。
上述衝突事件，加上對廣州體系的日益不滿，促使東印度公司請求英國政府再派使團訪華。1815年法國皇帝拿破崙一世倒台和維也納會議後，歐洲恢復和平，英國政府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廣州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達天津，跪叩禮節問題隨之而來。嘉慶皇帝認為英使拒行此禮，是存心違抗，必須預行演習，否則不准瞻覲。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宮門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禮；嘉慶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驅逐出國。
「夷」是中国历代对异族或外族的一种贱称，对这种夷夏观念较早提出挑战的，是英国商人胡夏米。他英文名為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商館職員，通曉漢語，易華名胡夏米。1832年2月（道光十二年一月），他與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奉命率領英國商船「阿美士德」號到中國沿海試航，試圖在廣州以外的口岸另闢市場，並蒐集中國沿海的情報，歷時1年又7個月。期間兩人又散發文告，申述英商在廣東所受的欺侮，說明英國的國勢不可敵視輕蔑；不少地方官吏私下與其勾結、開放貿易。胡、郭認爲，中國北方人民樂意與外人貿易，官府既無實力、亦不嚴格執法，加上中國武備廢弛，如要發展對華貿易，非口舌所可達成，勢須訴諸武力。
背景 > 外交衝突 > 中英关系紧张

参见：律勞卑 § 律勞卑事件和查理·義律
1832年（道光十二年）發生了一件意義深遠的事件，使得中英關係大大惡化——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被取消。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为驻华商务總監，左右副總監各一人。這個事件標誌著中英關係已發生根本性變化，「英國政府」替代了「東印度公司」與中國交往，官方關係替代了非官方關係；然而，中國人絲毫未能理解這一變化的政治含義，也沒有做任何準備來應付這一新形勢。
英國政府給律勞卑的訓令強調，應儘可能維持與中國的友好和諒解，同時確保中英兩國的平等關係。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勞卑抵達澳門；7月21日，两广总督卢坤命行商轉告律勞卑「如欲來省，須待先行奏明請旨」；一天前（7月20日），律勞卑已按巴麥尊的訓令，備好了一封致盧坤的平行公函，旨在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關係。律勞卑不待奏明，率先於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到達廣州商館，翌日投遞公函，無人肯收。盧坤視律勞卑大逆不道，認為即使是英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並稱「天朝大臣，例不准與外夷私通書信」。盧坤拒絕接受信函和直接會面，呼籲律勞卑遵守舊制，並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門。律勞卑認為總督拒收信函且驅逐英使是一種侮辱，指責盧坤「愚頑無知」，並表示英國有能力、但無意願發動戰爭。為此，中英雙方就公函「平行款式」問題僵持不下。
9月2日，盧坤下令包圍英國商館，撤走所有華人雇員，斷絕商館的糧食供應，並終止中英貿易。不過，中英貿易實際上在8月中旬已經停止。律勞卑立即召集兵船，於9月11日駛至黃埔，其後炮轟虎門炮台，盧坤亦調兵增防。後來，盧坤使用離間計，宣稱律勞卑是罪魁禍首，只要他離開廣州即可重開貿易，許多英國大商人私下請求粵海關監督恢復貿易，律勞卑感到自己被同胞遺棄和出賣。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離開黃埔，中英貿易隨之恢復，雙方爭執暫告一段落。
律勞卑在廣州時已染重病，回到澳門後病逝；此後兩年，繼任駐華商務正監督的德庇時(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英语：）(George Robinson)都採取消極的靜默政策；當時英國內閣改組，亦主張以和協的方式改進對華關係；廣州的英商不滿，聯名上書，請求派遣全權代表率領船艦，要求撤懲盧坤，賠償損失，加開口岸。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國商人成立「倫敦東印度和中國協會」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並與曼切斯特商會多次向英國政府請求幫助打開中國市場。
自律勞卑失敗以後，對華貿易已陷入不穩定的、無保護的狀態，橫受行商和地方政府的勒索與禁阻。於是，不列顛的財產每日都處於危險狀態之中……我們的產業可能被癱瘓，我們的稅收可能每年遭受四百至五百萬英鎊的損失。因此，我們以最迫切的心情呈請不列顛政府施展保護英商的威力。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麥尊重掌外部，副監督查理·義律(Charles Elliot)力請積極行動，巴麥尊隨即派他為正監督，一稱領事。義律試圖與廣州當局接觸，放棄過去兩年的靜默政策，照舊經過行商，具稟兩廣總督鄧廷楨，請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國商賈、船夫；經鄧廷楨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義律到達廣州，鄧廷楨拒絕與他直接往來，巴麥尊又訓令他不准提稟，不許由行商代轉，他只好返回澳門；此時鴉片停運問題漸趨嚴重，次年英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他倫(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廣東，義律再到廣州，改向鄧廷楨投遞書信，請他與馬他倫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鄧廷楨原封駁回。
同年，有十多名中國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險，被英人救起，義律希望藉此促進與中國的關係，便通知鄧廷楨，稱這可促進「兩國間」既存的「和平與友好的關係」；鄧廷楨甚為震驚，認為「蕞爾小邦」不可與「天朝上國」相提並論，如何能有「和平與友好的關係」？至此，中英兩國就彼此外交觀念的分歧，相持不下。
背景 > 貿易失衡 > 英國對華貿易逆差

十八世紀的中英貿易中，中國佔有巨大的貿易順差，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國在對外貿易中通常有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流入中國。當時中國對英國的輸出首為茶葉，次為絲綢、土布、瓷器。十八世紀，飲茶成為英國的一種國民風尚，英國人對茶葉的需求非常大，英國從中國輸入的茶葉量從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過1,600萬英磅，快速增長至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的5,700萬英磅。隨著茶葉銷量的增長，英國對茶葉的進口稅一度高達100%，茶葉走私活動隨之而來；作為應對，英國政府在1784年將茶葉進口稅降至12.5%，但中國茶葉仍為英國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國庫收入。
英國紡織業重鎮曼徹斯特的一個工廠主曾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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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每個中國人的襯衣下擺加長一英寸，我們的工廠就得忙上數十年！只要能夠打開這個壁壘就好了。 |  |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正好符合此條件。英國早期對華輸出的貨物，包括毛織品、金屬、鐘錶、玻璃，以及來自印度的棉花、棉織品；然而，由於男耕女織的中國農村經濟自給自足，英國商品在中國缺乏市場。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國多次嘗試在廣州銷售英國印花布、剪絨及天鵝絨，虧本超過60%；1826年（道光六年）輸入棉布，也虧本10%左右。因此，英商只能用白銀購買茶葉。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不到10%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慶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十八世紀前期，英國向中國出口的貨值，經常不及進口白銀的十分之一；當時的歐洲重商主義盛行、重視現金，英國人認為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
| 年份 | 華輸英貨值 （銀元） | 英輸華貨值 （銀元） | 英國入超（即貿易赤字）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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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0-1799 | 11,563,686 | 10,380,706 | 1,182,980（平均每年約118,298） |
| 1817-1819 | 8,060,271 | 7,646,777 | 413,494（平均每年約137,831） |
| 1820-1829 | 20,031,631 | 14,116,591 | 5,915,040（平均每年約591,504） |
| 1830-1833 | 9,950,286 | 7,335,023 | 2,615,263（平均每年約653,816） |
十九世紀前，英國對華貿易一直有大量逆差（即「入超」）。英國在18世紀開始實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國則以白银作為貨幣，由於與中國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令英國利潤損失巨大；稅率方面，中國對英國进口货物的税率高达20%，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許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國為此大為不滿。此外，為擴大對華貿易，洋商自十八世紀中葉開始向中國行商放高利貸，部分行商借貸過多而無力償還，令「商欠」事件頻發，欠款數額越來越大，引起英商強烈不滿而發生糾紛，令中英矛盾更爲尖銳。
背景 > 貿易失衡 > 鸦片与中国

由於十八世紀的廣州貿易順差嚴重偏向中國一邊，大量白銀流入中國。當時不論中西的經濟學家都認為金銀的輸出對國家有害，各國都力求增加貨物的出口和金銀的進口；在中國的洋商經過多年的實驗，發現鴉片是種上等的商品。
鴉片提煉自罌粟，在唐代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傳入中國，中國人稱之為罌粟、米囊、阿芙蓉或白皮。明朝時，南洋諸國以其為貢品，市鎮亦有貨賣，價值與黃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來廣東後，輸入漸漸增加。16世紀後期（明中葉），海關開始對其徵稅，列入藥材項下，與自菲律賓傳入的煙草混合吸食。主要用作止痛安神的药物，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
据记载，早在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台湾已有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这种做法在1660年代（清初）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據記載，清初的食法為「煮土成膏，鑲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出數年便流傳各省，還出現了買賣鴉片的煙館。吸食鸦片迅速成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等均都有种植罂粟[页码请求]。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鴉片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之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
十八世紀，英國商人發現鴉片在中國大有銷路，遂全力以赴。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東印度公司獲得印度鴉片的專賣權後，鼓勵栽種，管轄鴉片的運輸和銷售；當時中國每年進口鴉片四千餘箱，漸增至六千餘箱，每箱售價自140銀兩上漲至350銀兩。鴉片貿易的豐厚利潤吸引了幾乎所有的外國商人，當中英國私家商號「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鴉片貿易商。
1796年（嘉慶元年），嘉庆皇帝明令取缔鴉片的进口和种植，中國裁停鴉片煙稅，視為禁品。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腳船，進口有增無減。1809-1817年（嘉慶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又有五次禁令，但仍歸無效，走私者與地方文武官員勾結分肥，港腳商船大量販運，於澳門、黃埔公開交易。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英國本地商人的壓力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壟斷專利被撤銷，銷售鴉片的商人增加，令流入中國的鴉片數量頓時大增[页码请求]。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鴉片走私日益擴大，據不完全統計，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4,000餘箱，到1838年至1839年間猛增至近40,000箱。
鴉片輸入的迅速成長自然與中國對其需求的增長聯系在一起。“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十九世紀初葉的煙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這種陋習逐漸擴散到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婦女、僕役、兵丁，乃至僧尼與道士等；在1838年時，廣東和福建的烟館比比皆是。
吸食鴉片亦嚴重影響中國經濟。清代的法定貨幣是銅錢，為民間所通用，國家的收支則以白銀爲準，人民納稅需按照銀價以銅錢繳抵；中國的白銀產量不多，供不應求，銀價有漲無回；加上鴉片進口激增，白銀逐年外流，銀荒日益加劇。19世紀30年代中後期，白銀外流的情況最爲嚴重，亦影響了中國市面上白銀與銅錢之間的兌換率；1740年時，1兩銀換800文銅錢，而到1828年時，1兩銀值2,500至2,600文銅錢，清政府爲此增加了鑄造銅錢的數量。結果，銀價上揚，銅錢貶值，物價升高，人民納稅的負擔加重。
| 年份 | 鴉片輸入（箱） | 白銀輸出（銀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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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1809 | 39,691 | 51,339,100 |
| 1810-1819 | 74,135 | 95,288,153 |
| 1820-1829 | 180,169 | 211,089,961 |
| 1830-1839 | 344,124 | 243,958,005 |
由於鴉片輸入激增，中英貿易逐漸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中國亦随之變為入超。从1796年到1820年，清朝政府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镇压白莲教以及嘉庆道光时期的其他人民起义，但期间中英贸易的白银流向已经逆转。十九世紀初，中西的正規貿易，中國大致尚為出超；根據行商的貿易出入貨簿，1812年（嘉慶十七年），中國進口貨價約爲1,270萬兩，出口約1,510萬兩；1813年（嘉慶十八年）的進口貨價約1260萬兩，出口約1290萬兩；但鴉片是違禁品，不入貨簿，如將鴉片合計，出入已不能平衡，成爲入超。英國人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向中國賣出了價值1,800萬元的鴉片，並從中國買入了價值1,700萬元的茶葉和生絲——顯然，如果沒有鴉片貿易，英國將承受巨額的貿易逆差。
鴉片貿易不僅扭轉了英國對華貿易逆差的不利局面，還爲英國的毛織品找到了海外傾銷市場[页码请求]。自英國佔領鴉片出產大國——印度後，當地經營的印度鴉片賣到中國，又從中國貨商那裡進口茶葉到英國，英國再把大量棉織產品銷售到印度市場，再把資金做上述流動，如此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貿易」關係。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消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以前，英國對中國年輸出總值只有60萬英鎊，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達到1,326,388英鎊。東印度公司從鴉片生產中獲取的利潤從1832年（道光十二年）的1千萬盧比上升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3千萬盧比，成爲東印度公司的大宗收入。及至十九世紀初，鴉片已成爲三角貿易中最重要的商品，為英國賺取大量白銀，因此學者認爲，當日後中國進行「反鴉片戰爭(anti-opium war)」時，英國亦只好進行「反『反鴉片戰爭』(anti-anti-opium war)」[页码请求]。
背景 > 中英軍力差距

鴉片戰爭的本質是中英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抗。當時，中英雙方在武器裝備和兵力上存在巨大差距。
鴉片戰爭時期的英軍已處於初步發展的火器時代，而清軍仍處於冷熱兵器混用的時代。英軍方面配備了當時世界上較先進的兩種軍用槍——燧發槍與雷管槍。清軍方面，其使用的冷兵器包括刀矛弓箭之類；而清軍使用的火器則是根據明代引進的「鳥銃」等西洋火器樣式所仿造，其型制樣式比英軍落後了200餘年。由於中英的製造工藝差距導致的品質差距，清軍的鳥槍存在諸多致命缺陷，包括槍身過長、射速慢、射程近、精確度低、炮彈威力弱等；加上清軍使用粗劣的火藥，使其原本已落後的槍炮在實戰中的效能更差。
中英武器裝備中差距最大者莫過於艦船。英國海軍為當時世界之最，擁有各類船艦400餘艘，其軍艦抗風、抗沉性能優良，用料防蛀防火，又能利用各種風向航行，排水量大，安炮較多；其輪船亦具備航速快、吃水淺、機動性能強等特點。清朝方面，當時清軍的海軍稱爲「水師」，主要分爲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兩支，職務非出洋作戰，而是近海巡防，僅以海盜為對手；因此，清軍的小型軍船只適合在江河中的近距離交戰，航速與靈活度遠不及英國軍艦，亦無法有效施展火力；加上清朝嘉慶年間花費大量錢銀物資以鎮壓國內的平民叛亂，已逐漸不再投資水師，導致其軍力渙散、人力物力匱乏、缺乏訓練和協調機制。閩浙總督鄧廷楨曾如此評價：「船炮之力實不相敵」。
在武備全無優勢的情況下，清朝的城、炮台等防禦工事同樣相當落後，受到西方學者的極低評價。惟當時清軍僅以防備海盜為己任，認爲他們的防禦「固若金湯」。
鴉片戰爭時期，清朝總兵力達8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一支常備軍；英國派往中國的海陸軍合計只有約7千至2萬人。故許多學者指出，清朝在鴉片戰爭中處於兵力上的優勢；然而這只是理論上的正確，在現實中恰恰相反，問題的關鍵在於清軍的編制。綠營軍作爲清軍的主要軍事力量，並無固定編制，而且分散駐防，戰時難以集中，削弱了戰鬥力；此外，清軍並非純粹的國防軍，他們以維護社會治安和政治秩序為主要職責（類似現代的警察）。因此，清軍的編制有利於分散「治民」，而不利於集中禦外。
另一方面，中英雙方軍隊的調兵速度差距甚大。當時英國軍艦經水路交通駛往中國，效率頗高，而蒸汽機的出現和輪船的使用亦大大加快了英國海軍的航速；清朝方面，落後的交通條件延長了清軍增援的路程，使得清軍的兵力部署跟不上英軍的軍事行動。
此外，清軍的腐敗問題也令其作戰能力降低。士兵方面，由於糧餉收入低下，往往依靠第二職業以維持家計，時而雇人頂替本職工作，甚至敲詐勒索和受賄；軍官方面，由於清朝武舉的弊端，選出的軍官大多「不學無術」，軍人受到社會鄙視，並導致了「重文輕武」的人才流向；加上清朝官場的奢華風氣，低人一等的軍官也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手段包括吃空額、克兵餉、貪贓枉法等；不幸的是，清代軍人兼具警察的社會職能，形成監盜兩便的陋規。
導火線 > 林維喜案

条目：林維喜案
1839年7月，发生英國水兵在九龙毆斃華人林维喜之事。7月7日，英國商船卡納特克號及曼加勒號的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的村民發生衝突，引發鬥毆，村民林維喜傷重不治。林則徐要求義律交出主兇，稱「殺人償命，中外所同」。義律拒絕將英國臣民交由中國法律處置，並在威廉要塞號（Fort William）上審訊了六名案犯。義律判處其中5人參與騷亂罪，處以苦役或監禁3至6個月及罰款數十英鎊，押送回國服刑，另1人無罪釋放，但審訊未能證明誰是主兇。林则徐稱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兇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義律置之不理。魏源則如此描述：「義律拘訊黑夷五人，未獲正犯，懸賞購告犯之人，亦非故意違抗也。」後來，這些水手回到英國後即被釋放，因英國法律人員不確定義律是否可以判處這些水手於英國服刑；但根據英國議會法案，義律確實有權在距中國海岸線100英里內的公海上做此類審判，故此案至今仍具爭議性。
8月15日，林则徐採取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门，禁止向英國人提供食物，並下令中國僕人離開英國雇主。8月17日，林則徐在澳門下驅逐令，不准英國人逗留。8月下旬，義律與英國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國船隻上居住。9月4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未果，實行開炮，中國水師船炮台猛烈還擊，各有傷亡。9月下旬，義律返回澳門，與澳門同知蔣立昂會商，義律稱英國的躉船現無鴉片，自願請人前往搜查，如經查出，貨物沒收，煙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對於蔣立昂和義律的會商，道光帝批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以柔弱，則大不可。」
導火線 > 前哨戰

条目：穿鼻之戰和官涌之戰
英船“Thomas Coutts”對義律拒絕代表英商具結的命令置之不理，於10月15日駛入黃埔具結貿易，商船“噹啷（英语：）”亦將入港；林則徐以爲英商就範，改採強硬態度，於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外海的船隻於三日內入港，或者駛返本國，否則縱火燒毀。11月2日，窩拉疑號（英语：）艦長亨利·史密斯（英语：）與義律率兩艘軍艦，駛至虎門口外的穿鼻島進行封鎖，準備制止英國船隻入港，並投書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國船隻，准許英國人上岸居住。11月3日上午，關天培率領29隻兵船駛向英艦，史密斯命令清兵船後退無果，開炮擊之；但林則徐方面奏稱，噹啷入口，而英國兵船追令折回，關天培聞而詫異，率兵船阻止，英船開炮。廣東虎門發生穿鼻之戰，清水師4艘船被擊沉，令珠江口一帶氣氛緊張。
其後，11月4日、8日、10日，林則徐奏報清兵與英船小戰六次，均爲清兵全勝，依英軍記錄則英軍並未參戰。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調林則徐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國政策。林则徐專門断绝英國贸易，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國船隻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其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導火線 > 英國最終決議出兵

中國鎮壓鴉片貿易後，人們討論英國將如何回應，因此前美國和英國民眾都對英國支持鴉片貿易感到憤怒。許多英國公民同情中國人，並希望停止鴉片的銷售，而另一些人則想遏制或管制國際麻醉品貿易。然而，人們對英國外交官受到的對待，以及清朝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也都極為憤怒。輝格黨控制的政府特別提倡與中國開戰，當時西方已經開始啟蒙運動，故親輝格黨的媒體則刊登了有關中國“專制與殘酷”的故事等。
1839年8月初，中國禁煙消息傳到英國。9月30日，英國紡織業城市曼徹斯特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合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稱中國禁煙是對英國之「侵略行為」，「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英语：）、约瑟夫·休谟（英语：）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10月1日，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出兵中國問題。内阁會議經過討論後，決定先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待命。內閣會議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派遣艦隊。由於販運鴉片由始至終只是民間走私行為，並非英國國策。英國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
1840年2月，在给查理·义律的信中，巴麦尊指示：封锁珠江出海口；把写给中国政府的信件正式递交给中国；而且要继续北上，占领舟山岛，封锁长江出海口；然后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最后，英国舰队要行驶到渤海湾，并在这里再次把写给道光皇帝的信件的抄本，正式递交给中国政府。他还详细列出了英国政府想要达成的目标。其中包括：
“要求中国政府以应有的尊敬态度对待英国政府与海军；
“要求英国驻华总监义律对于英国臣民有司法审判的权利；
“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英国商人所遭受的损害；
“要求英国能够得到尽可能好的贸易地位待遇；
“要求外国人能够有在中国安全居住以及拥有财产的权利；
“如果按照中国法律，违禁商品遭到查禁和没收，那么，应当确保英国臣民的人身安全不受到损害；
“取消一口通商的贸易限制政策，英国商人应当有权利在不限于广州的地区，与中国进行商品贸易；
“要求外国人能够在广州、厦门、上海、宁波、以及台湾北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最后，在中国海岸线，获取可以容易防守、容易进行物资供给保障的岛屿；或是用所占领的岛屿来换取中国给英国的有利贸易待遇。”
巴麦尊让查理义律自行酌情决定，怎样努力地、最好程度地实现上述目标；但是，他向义律指出，虽然他希望能够通过谈判与中国达成理想结果，然而，他不相信仅凭外交手段能够获得成功。他在信中最后写道：“简而言之，根据我在上文中对你的指示，英国政府所期望的，就是要求中国对过去之事做出了结与赔偿，对于未来之事做出稳妥安排；我们不相信谈判能够达成上述结果；因而，我们为此派遣出了海军部队，以达成上述目标。”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係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响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決定命令印度艦隊增援；2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英國開普殖民地好望角海軍提督，義律堂兄懿律任海軍統帥兼正全權，义律为副全权。時英國政執黨地位不穩。反對派托利黨/保守黨早於1月31日在下議院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但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他們再於4月7日在下議院動議譴責政府。但動議並非關於與大清一觸即發的戰爭或備受爭議的鴉片貿易，而是抨擊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缺乏遠見及思慮不週，亦忽視了應該給予駐廣州商務總監相關的訓令及權力，用以對付非法鴉片貿易。這動議特意迴避了戰爭及鴉片兩項敏感議題，藉此爭取托利黨內最大的支持以通過議案。當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向英國國會報告英國政府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妨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討伐；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4月初，英國國會終於以極微的多數同意政府政策。經過三日激辯，下議院最終以271票對262票否决動議。下議院的反對派托利黨因此未能阻止英國艦隊繼續前往中國及戰爭的爆發。上議院一項類似的動議亦未能於5月12日會議中通過。不過經費方面，下議院最終在戰事早已爆發後的1840年7月27日，終通過撥款173,442英鎊作為中國遠征軍的開支[需要完整来源][需要非第一手來源]。
導火線 > 清朝備戰情況

戰前，清朝全國上下對於國防形勢過分樂觀，認爲英軍的實力遠遜於清軍。欽差大臣林則徐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上奏道光帝稱，據他仔細觀察外情，認爲英國「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页码请求]，其節錄如下：
夫震英咭唎之名者，以其船堅砲利而稱其強，其奢靡揮霍而艷其富。不知該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數丈，只能取勝外洋。破浪乘風，是其長技。惟不與之在洋接仗，其技即無所施。至口內則運掉不靈，一遇水淺沙膠，萬難轉動。是以貨船進口，亦必以重資請土人導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從前律勞卑冒昧一進虎門，旋即驚嚇破膽，回澳身死，是其明證。且夷兵除槍砲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其腿足裹纏結束緊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
林則徐亦曾上奏道光帝稱「內地茶葉大黃，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諸夷之命」；林則徐心中既有成見，以爲外人不敢啓釁，故在1839年6月虎門銷煙和7月林維喜案時，對英人採取強硬姿態。同年11月穿鼻海戰後，林則徐奏稱清軍戰勝，但實際上英艦損失極微，《中國文庫（英语：）》記載有4艘清軍兵船被擊沉或破裂，其餘大多受傷逃入虎門；林則徐則稱，英艦敗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獲帽三十一頂。其後數天的官涌之戰後，林則徐報告朝廷，中國大勝，因此全國都感到樂觀。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的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包括：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
战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页码请求]。
經過

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勳爵認為英僑繳出鴉片，無異於被迫納贖命金，因此要求中國與英國訂立貿易條約，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讓一個小島給英國，使英僑能在其國家蔭庇下，安居樂業。為爭取上述要求，英國顯示實力，派遣遠征軍於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開抵中國，遂爆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至1842年）。海軍少將懿律（George Elliott）被任命爲全權公使，其堂弟義律則被任命爲副帥。期間雙方大致是且談且戰的狀態，直至1841年1月20日英方義律與清朝琦善達成協議，在廣州舉行和談以至於香港被割，後來雙方均對此大為不滿，至戰爭始進入白熱化。
經過 > 第一阶段 > 英军北上

条目：第一次定海之戰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國遠征軍抵达廣州海面，包括軍艦16艘、武裝輪船4艘、運輸艦28艦、陸軍4,000人。英國的預定戰略是將壓力施於北方，迫使清政府早日和談屈服，因此英艦未攻廣州，只封鎖了口岸，就隨即北上前往浙江。英軍此舉被中國人解讀為畏懼林則徐的設防，但實根據文件，只是爲了奉行英國政府此前發出的北上訓令所致。
7月2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廈門遞送英國外相巴麥尊的譯文公函，請求轉呈道光帝，守將拒絕，英方更遭到射擊，顯然中國人未能理解白旗的含義；雙方遂起衝突，中國的炮台和軍營多處被毀，兵丁傷亡20餘人，英方亦有損失。閩浙總督鄧廷楨上奏道光帝指清兵戰勝，誇稱「所獲夷屍，……當場臠割，懸首炮台，共見共聞」。
英艦繼續北上，於7月4日駛達舟山群島；英國海軍司令伯麥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投降，不果。7月5日下午2時，英軍開始進攻，僅用9分鐘便完全摧毀了清軍的兵船和岸炮，並登陸佔領舟山群島上的定海，清軍總兵張朝發中彈落水，傷重不治；次日清晨，英軍再攻，發現清軍早已逃散，定海知縣姚懷祥投水自殺。
7月20日，道光皇帝得知定海失陷後大爲震怒，他指責林則徐未能堵塞鴉片之弊卻又節外生枝。道光帝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加強防務；又將浙江巡撫烏爾恭額革職，留營效力，先後調派鄧廷楨和兩江總督伊里布前往浙江主持軍務，前者兼任浙江巡撫。
攻陷定海後，英軍在寧波、鎮海再度嘗試投送巴麥尊的公函，但都被拒絕或退回，清朝官員聲稱不敢將該公函上呈，結果英方遲遲無法將公函交到清廷手中。英軍於是按原計劃封鎖了廈門、寧波、長江等重要出海口，繼續北上。
8月9日，道光帝終於從琦善的奏摺得知天津防務之嚴峻，破例地命令琦善：「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月11日，英軍直逼天津大沽口（白河口），道光帝批准直隸總督琦善收下了那封公函。該照會（即外交公函）的中文譯本節錄如下：
巴麥尊照會的前半部分是對林則徐廣州禁烟運動的指控，後面才提出五項要求，包括賠償焚毀鴉片的貨價、中英平等外交、割讓島嶼、賠償商欠及賠償軍費。琦善在接收英方照會時，親眼看見了英軍的實力，他將照會轉呈北京的同時，隨函描述英國的兵船之大、大炮之多，形容其「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

8月19日，道光帝閲讀了巴麥尊的照會，此後完全改變了旨意，即由「主剿」變爲「主撫」。道光帝認爲「釁端」無法即時消弭，國家財富經不起消耗，並認爲英方旨在通商與訴冤，故只需替換林則徐等人並恢復貿易，即可了事。翌日，道光帝發給琦善兩道諭旨，其中一道諭旨命令琦善轉告英方，其中一道諭旨指示琦善如何「駕馭外夷」，包括答應逐一訪查英人的「冤抑」，但拒絕割讓海島、賠償商欠以及鴉片貨價，而對於中英平等外交、賠償軍費兩項要求則未有指示；另一道諭旨是吩咐琦善向英人宣布以下內容：
| 0 | 1 | 2 |
| --- | --- | --- |
|  | 大皇帝統馭寰瀛，薄海內外，無不一視同仁。凡外藩之來中國貿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懲辦。上年林則徐等查禁煙土，未能仰體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茲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聞，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現已派欽差大臣馳至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該統帥懿律等，著即返棹南還，聽候辦理可也。 |  |
琦善根據道光帝給他的兩道諭旨，與義律在大沽口會談。對於中英平等外交、割讓海島的要求，琦善表示日後均可協商；對於賠償煙價，琦善則「隱約其詞」地稱必會細查繳煙細節。義律和懿律以爲琦善原則上已答應英方的要求，加上當時北方氣候漸寒，定海英軍多病，於是答應折返廣東、交還定海，以待後續談判。9月15日，英艦離開白河南下。道光帝對琦善的外交手腕大爲贊賞，遂任命他爲欽差大臣，將林則徐、鄧廷楨革職，並下令沿海各省不得開炮。
經過 > 第一阶段 > 广州和谈

条目：虎門之戰和穿鼻草約
1840年（道光二十年）9月中旬，道光帝任命直隸總督琦善為欽差大臣時，命令他「將應撤應留各兵分別核辦」，琦善遵旨將大沽口的防兵分別撤留。此後半個月內，道光帝為「節省靡費」起見，已下令沿海七省裁撤軍隊。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當時，由於懿律患病，義律已經代之成爲首席全權代表。
1840年12月初，琦善與義律展開談判。義律態度強硬，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條件，否則開戰，琦善答應賠償部分煙價以及中英官方文書平行，但拒絕割讓海島。義律又表示，如果加開廈門、定海為通商口岸，便放棄割讓海島的要求。琦善有意答允，但朝廷不肯，當時道光帝有鑒於英軍未完全撤出定海，認爲英人「兇心未已，詭詐多端」，遂決定調兵赴粵增援，準備大伸撻伐。琦善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個月的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但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穿鼻岛南北两侧同时登陆，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抵达脊巅，向下猛攻，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 。林則徐描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但史家茅海建指出，是清軍誤認英軍爲「漢奸」，原因不明。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军死伤700余人，英軍38人受傷、無人死亡。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英语：）、“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抗衡英军战舰，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大角、沙角之戰後，清軍士氣受挫，紛紛四散，琦善爲此撥銀1.1萬元發給清兵，以激勵士氣。
此后，英國軍艦溯江而上，進逼虎門第二重門戶——橫檔島，形勢危急。1月8日，英國海軍司令伯麥釋放戰俘，並讓戰俘將一份照會交給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稱如果清方有「順理講和之議」，英方便同意停戰；關天培將照會轉交琦善，並請英人等待回覆、退兵和談，英方隨即停止軍事行動。不久後，義律與琦善便展開和談，英軍撤出虎門。
1月20日，琦善擬定《穿鼻草約》，包括割讓香港（但仍由清廷徵收該處商稅）、賠償洋銀600萬元、中英官員平等外交、重開廣州商務。琦善沒有在草約上蓋官印，但同意將其上奏道光帝以求批准。1月26日，英國海軍在水坑口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翌日，琦善與義律會晤，請求將香港改爲借居，賠償私下了結，草約不必由道光帝批准，義律拒絕。2月10日，雙方再次會晤，約定在十天後簽字，此時琦善已接到大伸撻伐的上諭，十天後（2月20日）琦善只好稱病，不再與義律會面。
廣州和談後，1月23日，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十八名英俘，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
經過 > 第二阶段

雙方且談且戰，直至1841年1月20日義律與琦善達成協議。英國海軍於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陸升旗，義律公告香港成為英國的屬土。同年6月，義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開始有移民居留。中英兩國政府均不承認《穿鼻草約》；清廷認為割地是奇恥大辱，舉朝震怒，遂將琦善撤職，押至北京查辦；英國方面，巴麥尊勳爵也大表不滿，認為香港是「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
經過 > 第二阶段 > 清朝宣战

条目：虎門之战
1841年1月27日，廣東大角、沙角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聞訊震怒，下旨对英宣战，命令琦善與兩江總督伊里布分別進兵。三日後，道光帝得知香港已被割讓給英國，痛斥琦善無能不堪，下令將其革職鎖拿進京，並處以抄沒家產以及斬監候的處罰；同時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廣東巡撫怡良署理[需要完整来源]。道光帝亦加派他的姪子、御前大臣奕山為靖逆將軍，任命戶部尚書隆文和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繼續向廣東增兵，並且否認《穿鼻草約》。後又以伊里布「游疑畏葸」，改任積極主戰的裕泰為欽差大臣。並从內地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需要完整来源]
經過兩次會晤，義律對琦善的態度逐漸生疑，加上清軍增兵治防也被英軍所洞悉，義律決定先發制人。2月26日，英軍向虎門發起總攻，炮台盡毀，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戰死；翌日英軍佔領虎門口內的烏涌炮台，清守軍被俘和傷亡者各千餘人，其他大多不戰而逃，英船駛入黃埔。3月2日，英軍攻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州炮台，兵鋒距離廣州只有數公里。
經過 > 第二阶段 > 第一次广州之战

条目：第一次广州之战
自1839年3月林則徐封鎖商館以來，中英貿易整整停頓了兩年，對中、英、印等地的英國商人以及英國政府都帶來極慘重的損失，虎門口外始終有數十艘商船徘徊。因此，駐華商務總督義律自從與琦善在廣州和談開始便謀求早日恢復貿易。義律尤其不希望戰火嚇走廣州的富商，故未有選擇直接攻下廣州城，而是再三要求停戰談判。
1841年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艦，要求義律停戰，理由是「琦爵即將罷黜」，义律開出休戰條件，包括賠款增至1200萬兩、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龍）、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明確要求廣東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前兩廣總督林則徐和鄧廷楨在3天內共同當面蓋印。3天期限屆滿的前一天，3月5日，参赞大臣楊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
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攻陷獵德、二沙尾炮台，清軍大潰，該處距離廣州城只有3公里。同日，義律表示願意停戰，事緣中方再派余保純前往談判時表示，廣東當局希望停戰，但皇帝絕不會批准。此後戰事又暫停了幾天。翌日，楊芳上奏道光帝，隱匿了東路炮台接連失陷之事，大談自己如何佈防，道光帝閲後稱「覽奏稍紓憂念」。3月10日，廣東當局向美國商船發出准許入港貿易的紅牌，以離間英、美兩國，意圖「以夷制夷」。義律聞訊，於當日宣佈封鎖廣州。
3月12日，楊芳再上奏，謊稱烏涌之戰中清軍「斬斃逆夷多於官兵」，又建議「暫時羈縻」，理由是怕英軍逃竄而不能全殲。道光帝對楊芳「不趨小利而誤大局」的做法十分滿意，稱讚他「曉暢軍務」，表示「期盼捷音之至」。然而，楊芳在停戰期間不務正業，據《粵東紀事》記載，楊芳到廣州後「終日唯購鐘錶洋貨爲事，夜則買俏童取樂，甚而姚巡捕等將女子剃髮，並跟班送進……」；又提到楊芳手下的官兵在外嫖妓，兩個月內許多官兵因此感染麻風，服藥亦不能癒，當中還包括楊芳之子。該記錄又稱：
楊侯初來，實無經濟，惟知購買馬桶御炮，紙扎草人，建道場，禱鬼神，然尚添造炮位、軍器、木排等事。
3月13日，琦善因早前與英方議和，被押往北京查办，此時戰事再起，英軍攻陷大黃滘炮台。當時義律還未得悉琦善北上，於3月16日再向琦善發出一份要求停戰談判的照會，由一艘打著白旗的小船北上送往廣州城，但小船途經鳳凰崗時竟被清兵炮擊，被迫返回。3月17日，楊芳上奏道光帝，將鳳凰崗擊退白旗小船之事誇飾成一場大勝仗，道光帝於4月1日收到此奏後大喜，翌日（4月2日）向正在趕赴廣州的靖逆將軍奕山諭稱「省城自可無虞」。
對於白旗小船被炮擊一事，義律決定報復，發兵大肆進攻廣州。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艦由大黃滘北上，連克鳳凰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以及河南島的一座沙包炮台。同日下午4時，英軍佔領廣州十三行的商館，在時隔兩年後重新升起英國國旗。至此，廣州城全無屏障，完全暴露在英軍的炮火下，成爲一座危城。
在3月18日前20天的廣州內河戰鬥中，林則徐、琦善、怡良、楊芳均撥兵撥炮，並阻塞河道，以防英軍直逼廣州。但過程中清兵屢屢對英軍進逼坐視不顧、一無所爲，一經交戰便潰散，大黃滘炮台的守軍甚至在臨戰前夕與英軍商議「假戰」，這些都使英軍輕而易舉地長驅直入。楊芳亦作战不力，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
英軍於3月18日重新佔領廣州商館後，義律向廣州當局發佈照會，要求舉行停戰會談。翌日（19日），中方派廣州知府余保純與義律在商館中談判，義律提出只要發告示優待英國人、恢復通商，英軍將會撤退休戰。楊芳、怡良、林則徐三人共同商量後，於3月20日派余保純送去照會，同意了義律的兩個條件，並出具告示，允許各國商人一同入港貿易。雙方遂達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廣州貿易復常；省政府不得強迫英人簽保證書；中国应照常征税；應查禁沒收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此後，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
經過 > 第二阶段 > 第二次廣州之戰

条目：第二次广州之战
廣州停戰議和兩天後，3月22日，楊芳的上奏仍舊粉飾太平。其奏摺隱瞞了英軍攻入廣州佔領商館的事實，反稱是清軍防守嚴密逼退英軍；也完全未提與英方談判議和、恢復通商之事，將既成的事實作爲尚待請旨的議案，聲稱美國副領事與行商代英人呈請恢復對英通商；爲使道光帝同意恢復通商，楊芳還詭稱如此將有利於將來的「剿辦」。道光帝閲後未得要領，稱楊芳「所辦尚好」，指出英人請求通商是「該逆奸謀」，但因大軍未到，命楊芳「設法羈縻」，待奕山等人到達後，「斷其後路，四面兜捦，克復香港」。
楊芳意圖誘使道光帝儘早批准恢復中英貿易，再於3月31日上奏謊稱，美國商船入港引起英商歆羡，義律等人抱有一絲希望，故「旬日間無一動靜」。但道光帝發現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銷售，豈非放縱英人得逞？於是，他一面下令楊芳嚴查有無朦朧影射等弊，一面明確宣佈禁止英國通商。
4月14日，奕山一行抵达广州，歷時57天。義律立即照會楊芳，詢問有關奕山對於停戰通商的態度，廣州知府余保純於4月16日帶去楊芳的覆照，內容反映出奕山似乎同意停戰通商，答應等待聖旨；此時道光帝對英貿易的禁令尚未到達廣州。余保純向義律提到，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執意開戰，廣州官吏建議在廣州以外開戰，通商不必中斷。義律對楊芳的答覆很滿意，於4月17日宣佈英軍不會進攻廣州城，可繼續通商。
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加上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人。5月2日，道光帝批駁楊芳、怡良准許英國貿易的諭旨到達廣州，催促奕山等人率軍圍剿英人。義律得悉各省援軍開到、炮台加强武備的消息，於5月11日與余保純會談，要求中方裁撤各省軍備，並要求奕山等人覆照。翌日，義律離開廣州去澳門，他認定奕山等人必定開戰，決定先發制人。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覆，英軍開始行動，向廣州開進。18日，義律抵達廣州商館，快速部署結束通商以及撤離僑民的工作。
按奕山的奏摺所稱，他原定於5月10日發兵，因天雨關係而延期，但其真實性存疑。5月20日，奕山得悉義律下令進攻廣州，未與楊芳商量，於翌日倉卒下令進攻，楊芳聞訊大驚失色，直言敗局已定。自5月21日深夜至22日的戰事，中英雙方的記載有很大的差別：
英方記載：5月21日晚，多艘英艦停泊在商館水域，百餘隻用鐵鏈相連的火船從上游放下，後方有載著清軍的兵船，準備登艦與英軍廝殺。第一批火船直逼英艦，西炮台的清軍亦開炮轟擊英艦，但英艦避開了這些火船，並開炮還擊西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擊也未能得手，反被冲往河岸，引發岸上大火，後方清軍見勢逃散。英艦为安全起見，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轉移。当晚交战中，清軍的火攻完全無效，西炮台的火炮則擊中數艘英艦，造成一些損傷。22日，英艦徹底摧毀了西炮台，並溯江而上，擊毀清軍的保障炮台和其他戰船數十艘。
清方記載：奕山奏稱，5月21日晚，清軍分路同時進攻，「弁勇伏身水下，直撲其船底，以長鈎鈎住船隻，抛擲火彈火毬火箭噴筒」，英艦被燒得火焰衝天，「逆夷號呼之聲遠聞數里」。當晚清軍在商館和獵德一帶水域燒毀多艘英國大兵船、三板船，「逆夷被擊及溺水死者不計其數」。22日，英軍進攻西炮台，清軍固守，「未被攻壞」；英艦上溯窺伺，清軍擊沉一艘英船，迫其返回。清軍只有零星幾隻兵船被燒，其餘均未受損。
儘管雙方文獻記載分歧，但據史家茅海建考證，奕山不但誇大了戰績，也隱匿了西炮台被摧毀的實情，其所稱擊毀英國「大兵船」之事，實屬子虛烏有。道光帝收到奕山的「捷報」，雖未滿足其全殲來敵、擒獲「夷酋」的期望，他仍然朱批「甚屬可嘉」，將奕山、隆文、楊芳、祁貢交部優敘。
5月23日，英軍艦分別集結於廣州西南的鳳凰崗以及廣州以東的黃埔，準備發動鉗形攻勢。24日下午2時起，英軍開始進攻，鳳凰崗一帶的英艦由西向東分別炮擊廣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館、海珠炮台；在黃埔一帶的英艦則越過獵德、二沙尾，由東向西攻擊。下午3時，英國海軍基本擊垮廣州以西的清軍抵抗能力，英船載送英國陸軍右翼縱隊3百餘人於5時佔領商館。下午4時，英船載送陸軍左翼縱隊約2,400人駛入廣州西側水道，進至繒步。24日晚，英軍開始在繒步登陸。至25日晨，左翼艦隊全部登陸完畢，向廣州城北高地推進，掃除沿途障礙，當日佔領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連同廣州城南省河上的英艦，已對廣州城形成背腹夾擊之態勢。英军在高處炮轰城內，击毁兩個火藥庫。清军三路兵丁，一閧而溃退。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1.8萬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亂，期間更有部分廣州平民附和英軍。自5月21至25日，英軍以死9人、伤68人的代价，击败2万清兵，如此態勢之下，奕山只能求和。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求和。
5月26日廣州求和後，奕山上奏道光帝，歷數清軍過往數天頻頻「勝仗」，宣稱擊沉英國軍艦與輪船，並在奏摺最後叱駡「漢奸」助虐，預留地步。道光帝收到這份捷報，閲後大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