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祭
各地人祭的歷史 > 中国

参见：中國生殉史和殺人祭柱場面貯貝器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齐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带砍斫痕迹的人头骨可能是人祭。龙山文化的众多遗址中，人祭现象已经相当普遍，当时也流行用人牲“奠基”祭祀土地神（即所谓“打生桩”）。人祭所屠殺的用于祭祀神灵的活人供品，叫“人牲”，人牲通常是战俘、罪犯等。人祭最早出现于原始社会后期，盛行于商朝和西周时期，在春秋战国逐渐衰落；但即使到了秦汉乃至随唐以后，有时也会反复地少量涌现。人祭和人殉是两种相互关联的习俗，区别则在于，人祭的主要功能是祭祀祖先或神灵以报仇或告捷，人殉的主要功能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地陪伴、侍奉墓主。与人牲祭祀相关联的动物祭又被称为“祭牲”，与人殉相关联的埋葬动物的葬牲现象又被称为“殉牲”。而当人祭的受祭对象是墓主（即“墓祭”中使用人牲）时，则会与墓主的殉人的界限模糊化，且即便是学术界的许多人也经常容易混淆人牲与人殉。
先商和商代早期的人牲比较少见（商人在先商晚期之前可能没有人祭习俗），商代中期起商人在东夷文化的影响下人祭逐渐大大增加（商朝人虽受东夷文化影响，但和东夷并不是同一民族，甚至是相对于东夷的后进性民族），于武丁时期达到人祭的顶峰，商代晚期受祖甲周祭改革和“明器化现象”的影响又逐渐减少。殷墟王陵区出土的人牲祭祀坑有数百座，人牲实物总共为两千多；但据甲骨文统计，商代后期所杀人牲总数为一万四千多；这些人牲绝大多数均为敌族战俘，极少数情况是重罪犯和长期祈灾无效的巫师等。武丁时期战争频繁而难以吸纳战俘，按卜辞记载其多次所杀人牲总数至少为九千多；当时人祭最多的祭祀坑在小屯乙组第7号宫殿址，这里总共用五百八十五人，甲骨文所记载的一次最多使用的人牲亦为五百多。《甲骨續存》下七四四片则有火焚巫师以祭天祈雨的卜辭。商代的人殉中有一部分是自愿的，是死者的亲属和亲兵自杀而为其殉葬；也有一部分人殉是强制性的，会使用战俘或家奴、家臣；即殷人认为人死了以后都会成为鬼神，在天上可能需要陪伴者，便让死者的亲属、亲兵、家奴等的灵魂去陪伴死者。而商代人祭过程中杀掉部分吸纳不了的敌族战俘或者重罪犯，则是为了告慰祖先的在天之灵、向祖先神炫耀战功，以及起到威慑重罪犯和敌人的作用，其中比如甲骨文中的“卯祭”是将对方的背部剖成两半处死、类似于后世的腰斩刑罚；而当巫师总是不能祈除灾难、触犯众怒时也存在被献祭或者自愿献身的可能性（火焚巫师的现象从龙山文化时期一直到东周都存在）。商代晚期墓葬中明器愈发多见而祭祀礼器则逐渐减少，从殷墟的祭祀坑和黄组卜辞资料来看，商朝后期晚段的文丁、帝乙时期尤其是帝辛时期，人祭人殉已较为罕见，此时的人祭大多仅限于敌族首领并且往往只采用简单焚烧尸体的方式；殷末与人方、淮夷、林方、虎方的战争规模并不小，战俘来源是很丰富的，人祭和人殉的减少可能与当时鬼神观念的淡化有关。周初的周人甚至指责商纣王“昏弃厥肆祀，弗答”、“不恭上帝”、“不肯事上帝鬼神”。殷墟中的人牲现象曾被中国大陆的有奴派学者当成商朝是奴隶社会的基本证据，但这个说法早就受到了广泛质疑，许多学者指出商代人牲并不是奴隶而是以战俘和罪犯为主，人祭不能说明当时是奴隶社会。2013年以来唐际根的团队对1976年发掘的殷墟祭祀坑重新发掘，结合甲骨卜辞与科技考古，进一步否定了这些羌人是奴隶的说法，科技考古研究表明这些羌人战俘被俘虏后并没有在殷墟一带长期生活和劳动。被用于人祭的北羌战俘身体强壮而食量大，释放之则忧其再度扰边，收留之则供养不起，杀之以祭殉实乃生产力低下时代的不得已之举。羌人的体质较其他民族更为强壮从而更不易被俘虏，而商代人祭却反而以羌人战俘为主，更加证明了商代并不是以抓人为目的发动战争。尽管商代的人牲主体并不是奴隶，但学者何驽指出龙山文化的石峁遗址中的大量人牲可能是以买卖的奴隶为主。
周克殷以后，既没有废除人殉也没有废除人牲祭祀制度，不论是殷遗民还是姬姓周人，以及各地土著族群，都存在墓祭人牲和杀俘祭庙等现象。西周时期的小盂鼎记载了周康王（一说周昭王）在宗庙里对鬼方战俘先“折首于□”然后“入燎周庙”作为人牲献祭。周宣王时期的虢季子白盘记载对猃狁战俘“折首五百”。西周时期的晋国、燕国、黎国、密国、获国等姬姓诸侯国都有人祭习俗。北赵晋侯墓地的M8、M64和M93三组墓葬的祭祀坑中都发现有少量人牲坑和空坑，M64的夫人墓M62之北的两座祭祀坑各有1具人牲，M93南墓道东侧的M97、M98、M135发现有若干人牲，空坑则被怀疑是血祭坑。M8和M64分别是晋献侯与晋穆侯之墓，M93有争议、可能为西周末期的晋殇叔之墓，这三座西周晚期的晋侯墓可能都是在重大盟誓过程中采用了多次“墓祭”，其中有时也使用人牲祭祀。山西曲沃羊舌晋侯墓地M1（两周之际的晋文侯墓）发现10具人牲，这些人牲是当场杀死后直接抛射入墓中。四座时间上连续的晋侯墓均有“墓祭”人牲（有的也具有“奠基”属性），说明晋国长期保持有人祭习俗。琉璃河燕侯墓地M202（西周早期的一位燕侯墓，已被严重盗扰）亦发现有人牲。西周的宁夏姚河塬遗址的上层大墓中既有人殉也有人牲，该遗址刚发掘时曾被怀疑是殷遗民墓葬，后来倾向于这里的上层大墓为获国的周人墓葬，中小墓可能混杂有殷遗民和戎人，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会吸收商人和东夷的葬式、腰坑殉狗、殉牲、葬牲、酒器等习俗。黎城西关西周墓中的部分殉人包含儿童等，具有奠基人牲的“墓祭”属性。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的西周中期的“第一代井叔墓地”M157有一具被肢解的人牲。西周前期的洛邑林校祭祀遗址中有几十例奠基人牲，该祭祀遗址等级地位较高，可能为吸收了殷遗民文化因素的周室小宗或周公庶子的后代主持进行。密国的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7号墓的人头骨介于人牲与人殉之间。
周人先祖是否有人牲习俗尚有待考证（周人的族源尚无定论，且甲骨文中的“周方”是妘姓周族而并非后来建立周朝的姬姓周人，在商朝末期被姬姓周人征服以后沦为其统治下层居民，被沿袭其“周”的国号），但周人作为后进性民族，在人祭过程中学习并吸收了商人和东夷的一些文化因素，《逸周书·世俘》和《小盂鼎》铭文中所记载的人祭仪式就直接搬用商礼。中国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黄展岳和著名古文字学家丁山先生还指出，《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西周祭祀仪式极其详细，不仅“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的血祭是以人血为主，其中的槱燎(求雨)、貍沉(祭河，有时是将活人直接扔进河里献祭)可能也要用到人牲。总的来说，西周姬姓贵族在重大盟誓仪式和“墓祭”中会使用人牲也佐证了《周礼》和西周金文中记载周人在一些祭祀仪式中会用人是属实的。安阳后冈圆形殉葬坑曾被视为人殉，然而死者家族为帝辛的宠臣并被赐予宝物陪葬，其形制异于典型的殉葬坑和祭祀坑，最新研究普遍认可其为牧野之战时对战死的“戍嗣子”仓促安葬的乱葬坑，但也不完全排除正好是《逸周书·世俘》所记载的周武王实行人祭后的遗存。西周统治者对外征伐频繁，西周金文中的献俘礼仪式与甲骨文所见商代献俘礼相似，战俘若未被赦免就会被用于祭祀。由于商代末期已经人牲较少故而西周春秋时期的人祭规模通常不是很大，而类似的杀人祭祀宗庙的行为即使在秦汉以后也存在。东周时期的人牲和人殉都与西周的周礼存在继承关系，考古发现的东周墓葬，保存较好、墓主身份大体可以认定的诸侯、封君、上卿、大夫墓，墓内一般都有殉人，有时也伴随有人牲。清华简《系年》第七章记载晋文公“献楚俘馘”（既进献活的战俘也进献战场被杀死的敌人的耳朵），而三晋地区盟誓过程中使用人牲祭祀的行为一直到战国早期仍然存在，例如侯马牛村古城晋国祭祀遗址中就发现有人牲，战国早期的魏国巫师有用活人祭河但被西门豹停止，这些与西周时期晋国的人牲祭祀遗存一脉相承。春秋中期的古魏国宫殿基址处发现有奠基人牲。莒国本属东夷旧地，这里早在商朝之前就已经流行“杀人祭社”，直到春秋晚期也未衰减，莒国的山东沂水刘家店子M1墓有40具殉葬尸骨，其中大部分实为墓祭人牲而非人殉，同为春秋晚期的莒南后官庄M1墓中有49具殉葬尸骨，其中部分尸体被肢解而属于人牲遗存。春秋晚期的秦景公墓中发现166具殉人和20个人牲，秦都雍城的秦国寝庙建筑遗址有少量奠基人牲。郑国的河南新郑县唐户村3号墓中有人牲残骸。吴国王陵区虽未被系统挖掘但已在背山顶墓等地发现人祭实例。
东周以来的传世文献中，《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公欲焚巫兀。臧文仲曰：‘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巫兀何为？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公从之。是岁也，饥而不害。”说明鲁国原本有用巫师和仰面朝天的残疾人作为人牲祭祀的传统，鲁僖公本想延续这种做法但被谏止，春秋中期以后人祭开始被批判和摒弃。《左传》还记载春秋晚期鲁国的季平子“用人于亳社”，其孙季康子则“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鲁国的亳社与周社的性质和政治地位并无殊异，亳社和周社相并而列、都用来祭祀土地神，鲁国统治者祭祀亳社是“周承殷制”的产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晋文公“秋七月丙申，振旅恺以入于晋，献俘授馘，饮至大赏”与清华简《系年》第七章的“献楚俘馘”对应，《左传·襄公十年》则记载“晋侯有间，以逼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这些都是晋国统治者沿用殷周的献俘礼和盟誓仪式，与考古发现晋国长期存在人牲现象互为印证。《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宋襄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这里的人祭沿用东夷习俗，让东夷诸侯邾文公在夷人的“次睢之社”执行，以取媚于东夷谋求东夷各国的支持。《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楚灵王“灭蔡，用隐大子于冈山”。《史记·秦本纪》：“于是缪公虏晋君以归，令于国：‘齐宿，吾将以晋君祠上帝。’”秦穆公由于晋惠公忘恩负义，要将其杀死祭祀天帝。秦国的人牲习俗虽与东夷有关，但祭祀天帝是周代神道设教下的传统，商代只祭祀自然神和祖先神、只贞问“帝”而从不祭祀天帝。总的来说，从春秋戰國开始，人祭和人殉都受到了诸子百家的批判；西门豹严惩进行人祭的巫师，秦獻公下令禁止人殉包括庶子殉葬制度等。
战国时期的燕下都城址以南2.5千米处有人头骨丛葬坑14处，估计总共至少有多达3万至4万颗以上的人头，部分人头骨有明显砍杀痕迹，有的带有青铜镞，这一发现比殷墟和晋国等地的西周至春秋中早期的人牲祭祀遗存还要骇人得多，若7号丛葬坑内底部的红烧土布满该层，则表明埋葬该批人头骨时进行了某种特殊仪式，与《逸周书·世俘》记载的人祭仪式相近，具有“献祭”或者是“奠基人牲”的属性；有学者推测是秦始皇灭燕时的屠城，但被质疑年代上相差太远且屠城不可能将人头编排得如此整齐，部分学者推测是燕国将领秦开以貊人之头颅献祭，之所以手段残忍且大规模献祭很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夷夏之辨”下并没有将属于“蛮夷戎狄”的貊人当作“人”来看待。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献“四夷”之俘甚至以之祭奠神灵均为顺理成章之事。
西汉以来多位皇帝包括漢高祖劉邦、漢宣帝劉詢等都禁止人殉，但人祭和人殉之事仍然在有些特定时期和地区反复。《史记·陈涉世家》：「为坛而盟，祭以尉首。」这反映了秦朝末年的人祭习俗。洛阳东关东汉殉人墓中的殉人骨架其实具有类似于人牲的属性。《北史》记载西南少数民族“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皮，笼之于竹，及燥，号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卖其昆季妻奴尽者，乃自賣以供祭焉。”《旧唐书·温造传》记载唐文宗“内一百首祭李绛，三十首祭王景延、赵存约等"。1983年在陕西凤翔发掘了314座隋唐墓, 其中49座墓的墓坑填土中发现有人牲遗骸，共发现112具。其中每墓至少1人, 最多12人。这批人牲或被肢解，或被砍头，或被削足，或被断手；有的还带镣铐，有的尸体扭成一团，显系活埋，他们被分层置于墓坑填土中。这些人牲大约是唐朝中期的战乱中杀俘祭祀亡灵以泄愤。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庄宗李存勖“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也同样类似于商周时期杀敌族战俘祭祀祖先告捷的行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所记载的“林冲风雪山神庙”和“武松先扯开潘金莲的胸衣再取出其身体器官，和西门庆的人头一起供奉哥哥武大郎的灵位”其实都和先秦时期的人祭仪式无本质不同。秦汉以后人祭的主要形式包括杀战俘祭祀宗庙、战场出征之前杀人祭旗、同态复仇和血亲复仇下用敌人首级告慰祖先等，民间的人祭行为甚至有可能一直保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但目前没有发现晚于唐代的人牲实物（明朝初年朱元璋恢复的是人殉而非人牲），總體而言隨著社會進步，人祭和人殉都逐漸被摒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