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
生平 > 中央工作与文革倒台

1964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责难刘少奇当天，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名单，提交给正在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与上一届比较可见，林彪取代陈云成为国务院排序第一的副总理；新任的三位副总理是柯庆施、陶铸、谢富治。
1965年1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同年4月，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访问越南。1966年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对彭、罗、陆、杨的处理决定，并决定陶铸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次陶铸调北京工作是邓小平提名，毛泽东同意的。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第四，前三位分别是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此后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进行国务院工作，分管中组部、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出版总局、广播事业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等，同时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66年6月9日，刚到北京没几天的陶铸便飞赴杭州参加毛泽东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文化大革命是否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派，而刘少奇、邓小平等大多数人主张派，陶铸也明确主张派，毛泽东最后表态认为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派工作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的老办法，1966年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西北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中也称，“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工作组在各大中学校将大批师生打成反革命分子，严重激化了矛盾。
1966年6月30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并送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通知草稿中称，中央认为工业交通企业与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相结合，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各地党委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做到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1966年7月2日，毛泽东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陶铸在文革中坚决执行该通知，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陶铸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下两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9月7日《抓革命，促生产》；11月10日《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小组说陶铸用生产压革命。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在负责修订准备提交此次全会通过的中央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陶铸、王任重将原先的“二十三条”删改为“十六条”，删除了其中的“黑线”、“黑帮”专政等内容，写入干部“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有错误的可以改正等内容，此外他们还根据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志坚（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意见，写入了军队不搞“四大”的规定。该草稿呈毛泽东审阅后，毛泽东说：“这个文件改得好。”并亲自将其中一条简化为“要文斗，不要武斗”。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提法，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当时，刘少奇已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基本靠边站，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均有抵触。这一提法主要是针对抵触文革的各级领导干部，从中央来说，王力认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主要是对陶铸。”
1966年10月，在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庆祝活动时，陶铸要求全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照片都要见报，当发现缺少邓小平的镜头时，陶铸要求新华社一定要设法有邓小平的镜头，于是新华社通过“换头术”，将邓小平的头像移到陈毅的身体上，制造出了带有邓小平的照片。
1966年11月10日安亭事件发生后，周恩来、陶铸派张春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理。11月13日晚，张春桥给陈伯达打电话称，自己已不得不签字同意工总司五条要求，随后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也分别给陈伯达、陶铸打电话，对张春桥的做法表示不满。11月14日，毛泽东在钓鱼台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的几个人参加，而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未参加。据王力回忆，会议开始毛泽东便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念了一段公民权利、集会结社自由的条文，这是针对陈丕显、陶铸的，他们曾说工人不能成立全市性组织。接着毛泽东讲到认识论，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张春桥的签字是对的，而过去的政策脱离群众。会上无人提不同意见，陶铸等人都作了检讨。
安亭事件前，毛泽东便提出工矿企业要搞文化大革命，并要求陈伯达起草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陈伯达、王力起草了《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提出“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但在安亭事件后，《十二条》已显落后。1966年11月至12月初，周恩来、陶铸指示余秋里、谷牧召开工业交通座谈会，座谈会由陶铸直接指导，会上征求对《十二条》的意见，与会者却普遍认为《十二条》“左”。11月22日，周恩来、陶铸、谷牧等人向毛泽东汇报了座谈会情况，毛泽东说：“工交企业的‘文革’可以分期分批地搞，但是要支持工人群众建立联合组织。”“十二条不行，可以另写，讨论出来看看，然后再拿到底下去。”为此座谈会对《十二条》进行了大量修改，实际上基本否定了原内容，并搞了与之相对的《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周恩来、陶铸赞同《十五条》，而中央文革小组不满。周恩来、陶铸并非反对在工矿企业搞文化大革命，而是认为要有步骤地开展，要“抓革命、促生产”，绝不能影响生产，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周恩来和陶铸的立场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立场有明显分歧。陈伯达斥责了搞出《十五条》的谷牧。毛泽东对《十五条》很不高兴，“叫他们重写”。毛泽东叫陈伯达、王力起草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简称《工业十条》）。毛泽东还指示林彪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工业交通座谈会的问题。1966年12月4日、5日、6日下午，林彪主持连续召开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谷牧关于工业交通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讨论通过了《工业十条》，会上批判了陶铸、谷牧。在12月6日的会议上，陶铸受到严厉批判，王力等人指责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陶铸作了检查。林彪作总结讲话称，实质上不是谷牧的问题，而是陶铸的问题，林彪的这一讲话显然并非其个人意见，而是体现了毛泽东的意思。12月9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该文件的下发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大至工交财贸各部门。同时，中央文革小组还起草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15日由中共中央下发。由此，在1966年12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将文化大革命扩大至工矿企业和农村中。
1966年11月，毛泽东指示谭震林、陶铸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察。当时陶铸同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斗争已趋于白热化，几乎在每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都直接冲突。1966年10月，和陶铸站在同一阵线的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去广州养病。这时，武汉的造反派发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称毛泽东为战友和兄长，乃指责王任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趁机围攻王任重。为此陶铸给毛泽东写了份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回中共中央中南局工作。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联席会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会上集体批判陶铸，重点批判陶铸当初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对陶铸猛烈批判，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纷纷批判，李先念说：“老陶的问题，我看是工作方式方法的问题。”李富春说：“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你写给主席的那份报告，分明是保任重同志的，你保得了他吗？”会上首次给陶铸扣上了“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的帽子。
一天之后，毛泽东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后毛泽东还把陶铸留下单独谈话一个多小时加以安抚。次日即1966年12月30日晚，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闯到中南海门前，要求陶铸立即接见，否则全体绝食。陶铸一进会场，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便指着陶铸说：“今天不是你接见我们，是我们叫你回答问题，你必须老实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陶铸和造反派对骂。当时陈毅、李富春一直奉命在隔壁的一个房间里监视此次接见，直到陶铸承认自己“态度不冷静”，给了造反派一个台阶，结束了这场六个多小时的接见，陈毅、李富春才离去，此时已是12月31日凌晨4点。1967年1月3日，周恩来就此次接见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陶铸曾得知江青销毁了有关林彪的一些材料。1966年12月，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江青一进门便质问陶铸：“我销毁了什么材料，你怎么知道的，你想干什么？”陶铸说：“你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和陶铸等其他中央领导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教育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体育界代表。下午两点，周恩来、陶铸赶回人民大会堂，周恩来准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和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将列席，陶铸也将参加。但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时正在人民大会堂另一个厅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宣布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新的代表人物”、“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周恩来久等他们不来，便亲自找江青、康生、陈伯达来开政治局会议。陶铸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但并不知道江青、陈伯达、康生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时的讲话。下午五点多，政治局会议开完，周恩来和陶铸又分头接见群众代表。这时，“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大标语已贴到北京街头，印有江青、康生、陈伯达讲话及“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口号的传单已经在北京街头散发。当晚，被造反派从广州揪到北京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李一清来找陶铸，但陶铸仍在和周恩来分别接见群众代表，李一清便将大街上的情形告诉了曾志。当晚九点，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大喊“打倒陶铸”，并宣读了当天中央文革小组接见时的讲话内容。随后陶铸失去人身自由，被软禁在中南海内。
1967年1月7日凌晨1点，周恩来在接见“批判陶铸联络站”代表时宣布：“陶铸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1月23日夜，周恩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据说陶铸被打倒后，曾给林彪写过一封信，林彪看后沉默，叶群害怕出事，随即将这封信烧掉。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1967年9月，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评陶铸的两本书》，并称陶铸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陶铸过去曾在《革命的坚定性》一文中写道：“我们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定要像岩石一般坚定，当狂风暴雨之夜，风想把它们彻底掀翻，雨想把它们打进沙滩，浪涛想把它们卷入大海，但是它们屹然不动。当风雨过后，当浪涛退后，它们仍旧矗立在大海边，指向青天，面对大海。”有大字报将这些语句解释成：“面对大海，就是面向台湾；指向青天，就是指向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就是向往蒋介石。”
1967年上半年，陶铸每天除在警卫押送下去中南海西门看大字报之外，便是不断被拉出中南海接受批斗。1968年8月间，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批判刘、邓、陶大会，大会在中南海设三个分会场，分别批斗刘少奇夫妇、邓小平夫妇、陶铸夫妇。
196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后，陶铸头晕眼花想呕吐。1969年1月，陶铸恶心呕吐，胃部不适，全身酸胀。1969年3月被送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二医院。入院检查后发现胆囊已患癌症，需立即手术。病情上报周恩来后，周恩来批示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〇一医院外科治疗，并亲自指定北京、上海多位名医组成医疗小组。手术后不久，病情再度恶化。1969年9月下旬，陶铸病情加剧，诊断为癌细胞扩散。
1969年10月，陶铸独自被“战备疏散”到安徽合肥。此时他癌症病情惡化，到11月15日批准進行手術，但發現癌細胞已廣泛擴散，腹腔內血管焦脆，已無法進行手術。1969年11月30日，陶铸因胆囊癌在合肥病逝，享年6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