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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动车组列车
时刻表 > 大同至北京

| 序号 | 车次 | 大同南站始发时间 | 清河站终到时间 | 全程运行时间 | 中途停靠车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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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D1110 | 12:01 | 14:10 | 2小时9分 | 阳高南、张家口、宣化北、下花园北 |
| 2 | D1120 | 18:10 | 20:32 | 2小时22分 | 阳高南、天镇、怀安、张家口 |
列车编组和交路 > 列车编组

京大动车组列车由配属北京局集团北京北动车运用所的CRH5A动车组担当，重联运行。
| 0 | 1 | 2 | 3 |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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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厢号 | 1/9 | 2-5/10-13 | 6/14 | 7/15 | 8/16 |
| 车型 | ZY 一等座车 | ZE 二等座车 | ZEC 二等座车／餐车 | ZE 二等座车 | ZY 一等座车 |
列车编组和交路 > 车体交路

京大动车组列车当前与京张动车组列车共用车体，具体交路为（数据日期：2024年6月15日）：
出库→清河开D1105至大同南→大同南开D1110至清河→清河开D1115至大同南→清河开D1120至清河→清河开D6729至张家口→张家口过夜→第二天开行京张动车组列车（D6722-6728次）→回库
参考资料

↑  北京铁路. . 微信公众平台.   [2022-07-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7-16）.
↑  . www.sohu.com.   [2022-07-18] （英语）. []
↑  北京铁路. . 微信公众平台. 2024-01-08  [2024-04-15].
↑  北京铁路. . 微信公众平台. 2024-06-15  [2024-06-16].
1930年代中国

1938年的中國杭州。
1930年代中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黃金十年」，中国大陆主体由中华民国之下的中国国民党一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執政，同时中国共产党由苏联所扶植而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及后续组织则先后在江西和陕西活动。此外，苏联扶植蒙古人民共和国控制的蒙古地方、日本扶植满洲国控制的东北地区、英国扶植噶廈控制的西藏地方等区域并不受到国共两党任何一方的领导和控制。
在黃金十年至1940年代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前，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軍事等項目上皆有一定成就，整體環境為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最高水準，不过由于各派政治勢力競逐爭鬥，中原大戰與第一次國共內戰等戰事爆發。加以日本侵略滿洲地區、華北地區，國無寧日。
1937年全面爆发的中日戰爭讓1930年代前幾年以蔣中正及國民政府主導的中國經濟現代化努力成為泡沫，所有建設成果幾乎完全消失。[來源請求]
經濟

在所謂黃金十年建國初期，國民政府所遇的困難極大，除了財政方面收入少支出大，在政治層面，國民政府實際上只掌握長江下游的江蘇、浙江幾省，其他省表面上服從中央，收入卻不上交。佔總收入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關、鹽、統三大稅收，也因晚清及北洋政府向外舉債而早被當作抵押。戰事頻仍，導致軍費開支龐大且要償還前清政府所定條約債務。當時國民政府財政上面對的困局是中央喪失田賦收入及地方上存在著稅收混亂。1920年代與1930年代之交，國民政府可謂處境惡劣。
經濟 > 工商業發展

但1930年至1936年間，中國工業成長率達7.7%以上。1931年至1936年间，中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社會經濟狀況也呈現蓬勃發展的趨勢。相較於其他現代化國家的經濟大蕭條，中國工農業產值達到了清朝末期、民國肇建以來的最高水準。其中，最顯著的工業成長分別為中國電力工業、煤炭工業及鋼鐵工業。除此，就農業方面，以鄉村自治、合作社和平民教育為三大主體的鄉村建設，提供廣大的原物料與食物，並開始享受到市場整合的現代經濟制度。
此階段中國經濟雖在國有化及私有資本化的歷程頗有弊端，然而在中央掌控金融主導權與輕工業逐漸成形鼓舞下，中國已進入工業化的起端，並以官僚資本及引進新組織新技術等方式，徹底改善中國既有經濟規模，擴大經濟成果。
中國大陸學者黃漢民通过对1930年代中国工业产值发展趋势的分析，指出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而且又產生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興行業又促進了工業部門結構調整。此外產品種類增多，產品結構也起著變化，部份国貨产品開始替代了进口外貨。其次，工业地区分布也在在扩大，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都有较大提高了。
十年建國時期中國重工業建設，主要以國防工業為核心。具體工作则是由资源委员会进行的。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办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从此，资源委员会也担负了整个国家的重工业建设任务，这就表明以后国民政府的经济建设明显地具有作为战时国防体制的一个环节的性质。以國家建設支柱和國民經濟主要指標之鋼鐵業為例，1935年之鋼鐵產量僅在1927年3萬噸之基礎上增加2萬噸。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重工業五年建設計劃 ，因為獲納粹德國的資金和技術，1936年6月落實為中德三年計劃，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南省份尤其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中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
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与推动，上述重工業及廠礦，有的已建成投产，有的进入筹备阶段。在工業化方面，民營工業受外資、外貨影響，發展困難；政府對工礦、交通等企業大量投資，謀主導工業發展。在冶金工业方面已建成的有中央钢铁厂、湖南茶陵铁厂、湖北灵乡铁矿、江西钨铁厂、四川彭县铜矿、湖北大冶、阳新铜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四川金矿等；在燃料工业方面，有江西高坑煤矿、天河煤矿、湖南湘潭煤矿、河南禹县煤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等；在化学工业方面，有氨气工厂及无水酒精厂等；正在筹备举办中的有中央机器制造厂、湖南湘潭飞机发动机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四川长寿水电厂等等。1937年，这些工厂的产品产量为电力153.3万度，煤2万吨，净钨砂11,926吨，锑14,597吨，精铜9吨，铁砂6,313吨，电讯机425具。这些厂矿的建成和投产，奠定了战时国防工业的基础。因为资源委员会设立的这些厂矿大多是当时国内没有或非常缺乏的行业，不少与国防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钢铁工业、飞机制造业、电工电料业、化学工业、钨、锑等矿产业。
遼寧、江蘇、湖北等省是重要工業中心，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沿海部分工業遷往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帶動內陸工業發展。抗战开始后，资源委员会兴办的已运转的各个重工業机器设备，有不少都拆迁到大后方，成为当地工业生产的骨干企业，这不仅提高了大后方的工业水平，开始扭转中国长期以来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和地区经济的严重不平衡的状况，而且继续为直接支持抗战提供有力的物质保证。
不過在這段期間，晚清時候建設的漢陽鋼鐵廠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年鋼產量穩定在5萬噸，該廠於1925年停止生產，國民政府統治十餘年間始終沒有恢復生產，惹起爭議。不過有論者指漢陽鋼鐵廠自1925年起十多年未能恢復生產可能跟它自1904年起長期向日資舉債終致日資所入侵有關。另外當時中國炼鋼水平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鋼鐵價下滑也是重要因素。。
經濟 > 农业发展

土地改革本是中國國民黨立黨綱領之一，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就在同盟会的纲领中列入了“平均地权”的内容。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初步发展及诸多因素，农村自1920年代陷入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衰退危机，为应对危机，各地兴起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复兴农业是国民政府这一时期喊得最为响亮的口号。其目的除了发展国民经济之外，也是为了消除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带来的影响。政府设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等一系列农业结构，任常委担任首脑。政府救济农村金融，减免部分农产品税，对进口粮食征税；设立农业实验所指导农业生产，开办农业推广区等。治理黄河、淮河、长江以及太湖等水利委员会也相继成立，以兴修水利工程。儘管國府為農業發展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挽救农村经济的措施发挥的实际效用有限，政策基本上可以算是破产的。
有論者指出整個十年建國期間，中國都長期處於內憂外患環境，地方的基層管治還須倚賴地主豪紳，國府並未能完全掌控农村政权，導致其施政收效甚微。其次是中國的农业经济跟欧美的农业经济根本不同，中國屬於一種小農經濟，由于经营规模小，透過机械化實現農業現代化，這必须藉壯大工业並从农村大量吸取劳力，从而把农业人口控制在总人口的20％以内为前提，這在當時的中国显然是做不到的。既然無法實現機械化生產，也就難以實現農產品商品化，難言把整个农业推进入市场经济的軌道。实际上在今日的中國大陸也未能完全做到。1930年代中期以後中国爆發連串灾荒，以及紧接着爆發的抗戰，最終把农民推向了難以生存的边缘。
總括而言，國民政府在平均地权的措施上，因遇到阻力甚大，旋即停止实施，幾乎沒有甚麼建樹。但在农业技术改良方面，则不断努力。例如在1933至1937年问，国民政府先后设立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良所和中央棉产改进所。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是引进美国棉种，改良小麦和稻米品种以及实验杀虫剂和化学肥料。但不久抗战爆发，机关紧缩，在八年抗战期间，仅中央农业实验所尚存。除上述的研究机构外，国民政府也成立部会来促进农业发展。譬如行政院于1928年2月设立农矿部，于1933年4月成立农村复兴委员会，于1938年4月设置农产促进委员会，于1940年7月设立农林部。
經濟 > 金融改革

國民政府自成立後即厲行經濟改革，統一貨幣，改革自清末以來金融貨幣制度混亂情況。但因经济落后，中国货币在英镑集团与美元集团之间左右徘徊，日本又极力扰乱中国金融，使得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崩溃。1933年3月8日，國民政府頒布了銀本位幣製造條例，實行廢兩改元。具體辦法規定1元銀幣為一切交易的本位幣，每銀幣1元（成色為0.88，總重為26.6971公分）易銀7錢1分5厘。上海的金融機構於3月10日一律改用銀元，其他都市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銀元。1933年7月1日起，中央造幣廠的新銀元開始流通。在西方大萧条初期，由于中国的币制不同于西方，在短时间内曾获得部分好处。但是随着英美先后放弃金本位制，中国经济则反而开始恶化。美国为了转嫁国内危机，在1934年5月通過購銀法案，提高银价大量采购白銀。中国白银大量外流，由是年7月至10月中旬的3個半月，出口即達2億元之鉅，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原币制。中國為統一全國貨幣，防止白銀外流，穩定金融，鞏固幣制，改善財政和平衡國際收支，於1935年11月4日公布幣制改革，同時頒布緊急法令，以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後加中國農民銀行）發行法幣，禁止用現金，並逐步取消各行和各地發行之鈔票。國府於1935年11月4日實施法幣制度，將銀本改變為外匯本位，以纸代银。新辦法規定：1.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定為法幣，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收付，概以法幣為限。2.白銀國有，禁止以白銀作貨幣性的使用，凡銀行、商號、公私機關及個人，應將所有銀元、生銀交於發行準備委員會或指定的銀行，兌換法幣。3.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按照現行匯價，無限制售賣外匯，匯率是每元法幣買美金0.295元，賣美金0.3元。
此政策既出，對穩定中國貨幣非常成功，可以誉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彻底的一次币制改革。中國第一種全面流通的不兌現鈔票法幣的問世，完成了货币统一并使币值脱离银价，迈入了现代化管理通货。隨之國家對經濟的控制開始加深，相對地，各地地方勢力，甚至租界洋行的利益有所削弱，使国民经济发展呈现出新气象。民間及中外銀行所存白銀和銀元紛紛交給政府，半年之間，達國幣8億元。另一方面，纸币則逐漸代銀元而為通貨。銀元的流通量在1933年3月約14億元，自1935年11月法幣開始流通，半年之間達9億餘元，到1937年6月達14億餘元。辅币方面上，中央銀行於1936年2月開始發行20分、10分、5分鎳質輔幣及1分、半分之銅質輔幣，以完成十進新制，解决當時輔幣混亂的状况。可惜的是这种良好势头被日本侵华所破坏，使得法币政策的后续实施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
經濟 > 財政整頓

在財經上，政府介入銀行、工礦、交通等企業。財政稅收方面，國民政府在此時期建立起統一的稅務機構。以金融措施針對各地稅務機構重疊、稅關林立、濫收稅政、擅自留中央稅款弊病全面整頓，改革稅政，統一徵收機關，使各項稅皆歸統稅機關徵收。1930年更裁撤全國釐金而徵收貨物統稅。在實行關稅上力爭自主：1928年到1934年,先後和外國政府多次談判，通過四次關稅改革，使海關關稅大為提高，顯著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改善了十年建國初期財政緊絀的劣勢。不過在收入提高的同時，開支也隨著增加。主要原因在於國防軍事與及各項建設開支大增緣故。赤字的彌補主要靠借債，1927年至1937年間，政府所借各種內債共達35億6,700萬元。償債及軍費支出佔整個支出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償債支出佔25%到20%，1927年至1935年間，共償還債款31億1,000餘萬元，包括內債22億1,000餘萬元，外債6億3,000萬餘元，賠款2億8,000萬餘元。不過這種情況下，政府仍常以貸款和公營企業收入投入建設，在1927年至1936年間，電力增9.4%，交通增8.4%至17.1%，工業增5.6%。
國民政府在整理財政的過程中，還建立預算度、推行直接稅、廢除苛捐雜稅和廢除厘金。廢除厘金方面，1927年7月，國民政府頒布裁撤國內通過稅條例，但因時局動蕩，延至1931年1月1日實行。至1931年6月，各種厘金及由厘金變名之稅捐，一律取消，使國內貨物得以暢通無阻。在廢除苛捐雜稅方面，國府1934年7月通飭各省廢除苛捐雜稅，至1937年的3年間，全國25省市共廢除苛雜7,100多種，廢除款額達6,700多萬元。在推行直接稅方面，1936年7月公布「所得等暫行條例」，是年10月1日正式起徵，首先開徵的為公務人員薪給報酬所得，和公債存款利息所得，到1937年1月，又推及其他方面。這四點財政措施，足以納中國財政於正軌，可惜日本侵華步伐加快，以致實行未能徹底，影響效果。
就在中國邁向工業現代化之際的1937年起，日本發動了中日戰爭，並陸續大量增兵入侵中國。據統計，1930年代末期至1940年代中期的中國，因為此戰爭所造成的損失至少6000億美元，而後果就是讓中國現代化進程至少延宕20年。
基礎建設 > 交通建設

交通方面，隴海鐵路、粵漢鐵路之修築，全國公路網之興建，航空事業之拓展，以及電話、電訊事業之擴張，均較北洋政府時期為進步。1934年年6月，國民政府派出徐庭瑤、俞飛鵬等一行21人赴歐洲考察軍事、交通。1935年中國實行了幣制改革，並得到了大量的外國貨款，開始大力推動基礎建設計劃。1936年底，國民政府制定國防交通建設計劃，使交通建設得到了高速的發展。單從1936年到1937年抗戰爆發的一年半中，就建成鐵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達1,353公里，這是1927年至1935年8年間年建築速度的6.5倍。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公路幹線例如平漢，粵漢，浙贛等鐵路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1928年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特設鐵道部，積極發展鐵路交通，新築的鐵路如下： (一) 1932年8月至1937年7月，利用比國庚款展築隴海路，西段由靈寶至寶雞，東段由大浦至連雲港，使連雲港至寶雞間全部通車。 (二) 1933年7月至1936年5月利用英國庚款，接通粵漢路株洲至韶段，使武昌廣州間全部通車，並於1937年8月完成粵漢鐵路和廣九鐵路的接軌。 (三) 1930年至1936年1月完成由杭州至南昌的浙贛鐵路，初由浙江省政府修至江山（1934年1月1日），繼由鐵路道部會同浙、贛兩省，並與德商合作，展修至南昌，1937年10月又完成萍鄉至株洲線，與粵漢路接軌，路款多由中國銀行承借。 (四) 1933年至1937年6月完成同蒲鐵路，由山西省府自築，此路北在大同與平綏路接，中在太原由正太路與平漢路接，南擬在蒲州風陵渡建黃河橋與隴海路接，惟橋未開工而中日戰起。 (五)  1934至1935年6月完成田家庵至裕溪口的淮南鐵路，以運煤為主。 (六)1933至1935年5月完成宣城至南京的江南鐵路，為民營鐵路。(七) 1935至1936年7月完成杭州至曹娥江的鐵路，使滬杭甬鐵路完工。此外，為聯絡鐵路交通，1930至1933年完成南京和浦口間的輪渡工程，使滬寧路與津浦路相接；1934年11月至1937年10月完成錢塘江大橋，使滬杭路與浙贛路相接。
總計，在黃金十年建國期間，國民政府共修鐵路3,793公里（東三省修築的1,600公里未計在內），使中國本土（東三省未計在內）鐵路共達1.2萬公里。
公路方面1935年後，國府將原來的公路網作了加修和延長。到1936年底，各省聯絡公路已完成2.1萬餘公裡。同時，國府亦積極幫助閩、粵、桂、魯、川、滇、黔等省修建聯絡公路，共建成6,000餘公里。至1937年7月，連接各省的公路網已基本形成，總長度109,500 公里。包括完成公路工程者43,521公里，未完成公路工程的道路65,979公里。至1937年，全國共有公路營業客車1萬輛、貨車1.3萬輛。1938年，中國修築從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之滇緬公路，全長1,000公里，是中國西南地區之國際運輸線，銜接緬甸中央鐵路，通向南端之仰光出海口；1940年7月，日本迫使英國封閉滇緬公路，援華物資之輸入幾乎中斷。
及時在抗戰爆前建成的交通系統發揮極大效力，尤以鐵路建設成效最為顯著，例如抗戰初期，廣九鐵路就從香港運輸大量武器補給，再轉往東南戰場。可以說沒有戰前的交通建設，國軍在抗戰初期的機動性和作戰能力將會大打折扣。
基礎建設 > 建設戰略大後方

國民政府計劃中的戰略大後方，是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四省。
1935年2月，蔣中正任命劉湘為四川省政府主席，同年4月任命吳忠信為貴州省政府主席，國民政府從持久戰戰略出發，把抗戰作戰軸心由南北向轉為東西向，把西南地區作為抗戰的戰略根據地，經實踐證明是正確的。
更重要是，西南地方當局，在民族危難的大前提下，都願意跟中央達成共識，配合中央的調度。例如龍雲在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就敦促國民黨中央重視加強雲南的交通、教育建設，開發西南資源，將雲南建設成國防後方。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府把發展後方工業放在戰略關鍵位置，提出“三分軍事，七分經濟”的口號。先將沿海地區大量的工礦企業和技術人員轉移後方，為後方發展工業創造了物資條件和提供充足的技術人才，並且加快了發展後方工業的步伐。興辦工業企業的種類從鋼鐵、機械、有色金屬冶煉擴大到化工、電子等方面，發展工業地區也從湖南、湖北、江西擴大到四川、雲南、貴州、廣西、甘肅、青海等省區，很快形成了重慶、川中、廣元、昆明、貴陽等11個工業區，使戰前中國工業地區分佈不平衡、輕重工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有了明顯的改變。國民政府的措施也催生了一批新興產業，推動了中國工業現代化的進程，不論重工業或輕工業；軍工或民用，但凡國防民生之物，差不多一應俱備。抗戰期間，中國第一次建立了鋼鐵製造、特殊合金鋼製造、電解銅、精密機床製造等新興工業。幾乎覆蓋當時中國有能力生產的所有產品，形成了一個基本能夠自給的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
基礎建設 > 西北大開發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日矛盾激化，為了國防戰略需要，國民政府把目光投向遙遠落後的西北地區，希望籍著加快西北地区农业，及工業近代化，促進商貿與及東西部經濟文化交流，改善中國戰略環境，為未來的全面戰爭造好準備。
事實上早於民國初年，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國方略"之二：物质建設"提出了改善西北交通與及開發西北资源的一系列構思。1927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即依孫中山的建國方略，逐步提出開發西北的計劃。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就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国府即加强国防建设，社會也發出開發西北的呼聲。1934年，《开发西北》杂志创刊，蔣中正亲笔题写"开发西北"，這一時期开发西北的各種言論及計劃紛紛出籠。社會上各界人士争相到西北地区进行考察。而各大公私營銀行皆到西北建立分支機構，擴展業務。可以说，由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間，国民政府將開發西北的構思逐步具體化，並且構想以西北作为未来的战略基地的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国民政府更加积极推进西北开发，加大了对西北开发的資源投入。國民政府依西北特殊地理環境，在西北的交通水利、农业开发和工业近代化的发展上，都取得不少成就。
國府開發西北，先從交通水利著手，尤其以铁路建设为重，陇海铁路1937年通車，全長1075公里大大便利西北對外交通，公路建設方面，更逞爆炸性倍增，西兰公路，甘新公路及各條新建公路及整修公路，皆於此時期完成，其中1937年通車的迪伊线迪哈公路，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抗戰時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
水利方面，1936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的《全国水利建设五年计划大纲》，其中涉及西北水利的就有"完成关中八惠灌溉工程"、"整理绥远、宁夏、甘肃水渠"等计划案。西北各省中，陕西省的水利在抗日时期发展速度最快，1930-1941年已完成的大型灌溉工程就有泾惠渠、渭惠渠、梅惠渠、织女渠、汉惠渠。
近代西北地区的经济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支柱，但农业生产發展却停滯不前，有見及此，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6月制定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提出"救济西北，当以流通农村金融为首务"的西北合作事业计划。于是西北农村合作社很快发展起来。据统计，僅僅咸阳、三原、大荔、武功、凤翔等关中5个地区成立的互助社就有1882个，合作社1688个，申请贷款总额1881741元，已贷合贷390631元，劝贷510587元。同时还在陕北协助中国农业银行拨款30万元，办理了陕北农贷，除信用合作社外，西北地区还成立了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垦荒合作社、畜牧合作社、水利生产合作社等。农村合作社的广泛建立，对缓和西北地区农民所受的高利贷剥削、发展农牧业生产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除了財政上的援助，国府又推進西北农业科研，奖励人民种植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途径。包括1938年於甘肃成立了农业改进所，专门负责改进农村畜牧生产技术的工作。此外，因為棉花为重要的战略物资，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会同陕西省建设厅成立棉花改进所，大力发展棉户为之基本工作。凡此種種，皆對西北的农业科技水平发挥了積極作用。
西北工業近代化方面，抗戰爆發後，国府确立战时经济体制，采取了一些扶持后方工业的政策和举措。先是支持沿海工厂的内迁，果断地把濒临战区的工厂迁往内地，重新建立后方工业基地，作为战时经济支柱。1938年 國府组成以资源委员会为主办机关的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實現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迁入西北的企业主要分布在陕西的西安、宝鸡、汉中和甘肃的天水、兰州等地。 国府在内迁工業的同时，还对后方的民营工矿企业实行奖励扶持的政策，如1938-1939年，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矿业奖励暂行条例》、《经济部小型工业贷款暂行办法》、《战时领办煤矿办法》等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后方工矿业的发展。 國府又積極發展後方重工業，整个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及所属的资源委员会、工业部、交通部、中央石油公司、各大银行，加上第二、第八、第十战区及各省地方政府，都对西北的厂矿建设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石油、煤炭、电力、化学、机械、电器、建材等重工业企业。由此，西北作为近代中國重工业基地初具雏形，显然，西北近代工业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投资。
總而言之，儘管西北開發仍受制於地理，資源，及人才等多方面的限制，1930年代，中國开发西北的活动隨著戰爭步伐臨近與及西北戰略地位轉變而不斷掀起高潮。整體上，国民政府在面对艰难的條件和战争环境，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貢獻，西北開發與建設，在不少方面如交通、水利、农产、工业等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對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鉅大作用，並且也基本上改变了西北地区极其落后的面貌。
基礎建設 > 市政建設

十年建國初期，在一批市政学家倡导，国民政府主导下，掀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城市现代化的“市政改革”运动。歷史上中国的行政序列向来没有市的建制，近代市政建設最早可追溯到清末“新政”所推行的地方自治，但真正开始按照西方现代城市体制建立现代城市市制的，是1926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时期的广州由孙科主持颁布实行的《广州市暂行条例》，标誌著中国近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市改革拉开了序幕。1928年7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正式将城市纳入国家行政序列，奠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建制。
市政改革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于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次改革使城市从封建行政体系附庸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政治经济社会实体。至此，中国城市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至少在形式上得以完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的雏形：首先是重组了中国城市的空间，修了马路，盖了楼房，城市的外在景观开始有了现代气息。其次是建立了新的市制，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立，从而使中国城市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第一次出现在国家行政建制上；使中國城乡合治的传统开始改变，传统城市的功能单一性、政治地位的从属性和与乡村的同一性状态开始改变。第三是城市管理法制化的探索成为“市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初步确立了现代化的城市政府体制以及确保这种体制运转的相关机制，如对政府机构及组成人员的产生、权力和义务、议事和办事规则等方面予以规定，并初步建立起制度保障机制。
不過1930年代中國的“市政改革”及城市現代化進程，卻因抗战爆发而中断了。再者，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比率极低，实现城市现代化变革所需要的完善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城市基本上仍然处在贫穷落后的乡村的包围之中，整个国家工业化发展仍未足够，大部分城市仍然还只是消费性的。加上中國传统的专制体制和专制观念仍然存在，城市独立和市民自治仍缺少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儘管受到當時歷史條件限制，國民政府的市政改革影響仍然深遠，對近代中国現代化留下了许多深刻而有益的启示。
推行市政改革同時，國民政府亦著手起草了可謂中國近代最早的城市規劃，即“首都計劃”。這部規劃於1929年底頒布，著眼于城市的百年大計，其後卻因戰事而擱置，但今時南京內城的基本格局，仍有當時規劃排布的沿襲與留存。“首都計劃”邀請了美國人亨利墨菲及古力治作顧問，墨菲就是清華園的規劃設計者，中方主事的則是林逸民負責的“國都設計技術專員辦事處”。有論者指儘管以現代目光來看，“首都計劃”的時代局限性十分大，但其有關城市之史地概略、空間佈局、道路系統、公園安置諸方面的用心深微還是令人感嘆的，可說是一部有情有心的規劃。。
政治

政治方面，中國1930年代的主權政府為以國民政府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政府。國民政府前身為孫中山於廣州成立之護法政府或軍政府等機構，但是因其主權治權未及全部中華民國領土，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期間，建都南京、統一各省、底定北平、張學良決定率東三省服膺國民政府行動後，才獲得如英國、美國、西班牙、德國、法國、日本等大國承認。自此，國民政府在1930年代才成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
1930年代前期，國民政府為委員制。政府的運作主要決策者為中國國民黨黨內機構遴選出之國民政府委員所組成的國民政府委員會，而除了國民政府委員會之外，國民政府也有許多行政機構取委員制。而這種體制即使於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仍繼續施行。依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委員定額早期為12至16人，1930年代之後增為24至36人，而凡其行政院長、立法院長、監察院長、考試院長、司法院長及其副院長等政務要職均由該委員會推選。
如再就職權細分，1930年代的國民政府主席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元首，與國民委員會共同負責外交與軍事及中國國家統治權，內政則由行政院負責。而國民政府從1930年蔣中正內閣開始，於1930年代中間，國民政府共在中國大陸組閣過十數次。另外，中國因為抗日戰爭，於1938年宣佈實施戰時政府制度，軍事權由國民政府主席轉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就總的來看，1930年代的政治中樞之國民政府一直是以蔣中正為主、其他國民黨中心幹部為輔的黨國政府。國民政府與行政院之間之權力分配，常隨蔣介石之職位而轉移。1932年3月，中國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開會，決議任蔣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1930年代間，不論職務是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一直都是中國政府的權力核心。
政治 > 訓政時期

1930年代，是中國由軍閥割據局面逐步走向實質統一的階段，同時間也在日趨嚴重的外患陰影下重建國家時期，國民政府在政治現代化的努力，有着實質性進展。晚清以来，中国在政治上第一次重新取得了凝聚力。
中國國民黨以孫中山遺教治國，將孫中山思想奉為南針，此不僅影響中國向世界各國取精用宏，且阻害國人思想之進步。國民政府以孫中山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實行訓政和準備憲政。1929年中國國民黨開始訓政，實行指導式的民主。1931年2月，蔣中正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遭到立法院長胡漢民反對；蔣中正軟禁胡漢民，引起中國國民黨分裂。訓政時期約法經國民會議通過，於1931年6月1日正式頒佈。
為了使訓政時期約法獲得更多國民的認可，國民政府於1931年5月5日至17日召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代表來自各省、各市、蒙古、西藏及華僑社會，主要由下列各機關團體中選出：包括農會；工會；商會及實業團體；教育會；國立大學；教育部立案的大學及自由職業團體；及中國國民黨。5月，唐紹儀、陳濟棠、汪精衛等在廣州召開非常會議，自組國民政府，聲言北伐，於九一八事變後在上海與南京政府召開統一會議，於1932年1月宣佈撤銷，仍自設西南政務委員會。另外又確立五權分立制度，1928年10月3日所草的「訓政綱要」及「國民政府組織法」，都採行五權制度，此一制度也納入1931年6月1日所頒行的「訓政時期約法」中。訓政時期約法第71條規定，中央政府設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權分立跟西方三權分立制度不同處，在於為考試、監察二權的加入。考試院為國家甄選人才，提高公務院素質；監察院監督全國公務和公務人員，以促進政務發展。考試院曾於1931年至1937年間，考選高考及格者589人，普考及格者1,244人，特種考試及格者2,166人；監察院於同期共有糾彈案841件，涉及官員1,443人。
政治 > 法制建設

十年建國期間，即由1927年至1937年，可說是國民政府法統創立時期，主要標誌為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和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完成。1932年起，國民政府法制建設日趨成熟，省、市、縣參議組織陸續成立，有關參議員選舉條例也日漸完備。國民政府的法規可分為憲法，民法，刑法，商法，訴訟法和法院組織法（也有分成憲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六大類，匯編為一起，稱為“六法全書”，或“六法大全”，它構成了國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1928年10月，國民政府制訂了訓政綱領，確立了訓政時期政治制度，1931年5月，國民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193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頒佈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是為五五憲草。 抗戰勝利後1946年11月國民大會正式通過《中華民國憲法》並於次年1947年1月1日實施。
民法包括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五編，民法典是於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間草擬分期公佈的，主要是參照德國，瑞士，日本等國的民法條款。商法主要由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和保險法四部份構成的，都是在1929年10月至12月間公佈。它是為了適應工商業發展而制訂的。
國民政府在暫行新刑律和改定的第二次刑法草案基礎上於1928年3月公佈了刑法，通稱為舊刑法。1935年公佈的刑法則通稱為新刑法。新刑法側重于主觀主義，強調犯罪性質，強調保全及教育機能，引進保安處分制度。保安處分是新刑法中專門一章，適用於未成年的少年犯及有犯罪及妨礙社會秩序嫌疑的人士。此外還頒佈其他刑事特別法，包括1927年的《懲治盜匪暫行條例》，1928年的《暫行反革命沿罪法》，1939年的《共產黨問題處理方法》等等。
民事訴訟法在1930年至1931年頒佈，1935年修改後重新公佈。主要特點是實行不干涉原則，以及特定案件的法院調解原則。
刑事訴訟法於1928年頒佈，1935年修改後重新公佈。七七事變後，又陸續頒佈其他特別法規，例如《修正危害民間緊急治罪法例》、《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辦法》和《特種刑事案件訴訟條例》等等，刑事訴訟法的主要特點是採用自由心証原則，嚴格限制自訴權，擴大檢察官權限等。
行政法規方面有組織法如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五院組織法和軍事參議院組織法等。薪俸，任用，和使用方面法規，有“文官官等俸表”、“公務員任用法”、“官吏服務規程”和“五院處務規程”等。
考試法在新六法全書中列為“憲法及關係法規”，但依其法規性質仍為行政法，例如考試法、考試法實施細則、公務人員升等考試法和典試法等。
內政法規方面，則包括內政部各委員會、司、室、處的規則，各省民政廳的規程，市、縣的政綱，組織法等。
國民政府的普通法院分為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三級，實行三級三審制，第三審為法律審，實行公開審判制。但對有可能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案件可不公開審判。實行審檢合署制，檢察機關置於法院內。此外還有特種刑事法庭和兼理軍法司法法院，實行陪審及辯護制，但陪審員必須是國民黨員 。
1949年國府播遷台灣，移植六法全書，延續了中華民國法統。在中國大陸，普遍對於國民政府法制及六法全書評價甚低，認為其體現蔣中正個人獨裁專政，是鎮壓共產黨人的工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六法全書被廢除，之后又对六法全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引进苏联法律。不過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法學界中也有反思六法全書的呼聲，並指出廢除六法全書固然有其歷史因素，但對中共建政後的法制建設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有正面的經驗，也有反面的教訓。其最大危害就是中斷了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強化了社會蔑視法律的民族傳統心理，也為當代中國大陸長期以黨代政、以黨治國開了方便之門。
政治 > 憲政建設

如前述國民政府是根據孫中山先生制訂的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步驟去建設國家，訓政時期自1929年起定為6年，但1931年即爆發九一八事變，變亂頻仍，訓政工作不能順利進行，但國家正處於多事之秋，黨外人士亟欲參與國事，國民政府仍希望如期結束訓政，早日成立民意機構。憲法草案於1934年2月由立法院草擬完成，於1935年11月由國民黨六中全會審查通過，至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是為五五憲草。
國府原欲於1936年11月12日召開國民大會，議定憲法，由於局勢緊張，國大代表未能如期選舉完竣，乃不得不繼續實行訓政。不過憲政建設工作仍然沒有因為抗戰爆發而終止。1938年7月，武漢會戰剛開始，國府即已邀請全國各黨派重要領袖（包括中共）和全國各界名流學者，於漢口組織國民參政會，該會是戰時最高民意機關，主要從事抗戰救國和抗戰建國的工作。國民參政會組成人員共二百名，國民黨佔八十名，各黨派領袖佔五十名，無黨派人士佔七十名以上。國民參政會對於在戰時準備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國民參政會於重慶召開一屆四次會議時，已決請政府明令定期召開「制憲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結束黨治，實行憲政，並由議長蔣中正指定參政會若干組成人員，組織憲政期成會。憲政期成會於1939年9月成立的當天，即在它召開的第一次會議上已決請國民政府早日頒布召開國民大會，公佈憲法及憲政實施之明令。1939年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決議於1940年11月12日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修改後之憲政期成會憲法草案（又稱「昆明草案」），恢復因抗戰停頓的國民代表選舉工作，並決議於重慶建造「國民大會堂」。後因戰事吃緊，暫時無法召開國大，但其它準備工作照常進行。抗戰其間，國民黨中央和國民參政會，還曾合組憲政實施協進會，協調各黨各派各方人士推動憲政的準備工作，召開常委會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憲國大準備就緒，方才休會。
政治 > 威權統治

十年建國期間中國政治，其中一個特點，就是建立了一個以蔣中正為核心的黨國體制。其一特徵是建立了效忠領袖的秘密政治組織，從而加強黨對政治及社會的控制。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是建國的過渡階段，是從孫中山軍政，訓政建國思想而來。不過1930年代威權統治的加強，跟當時國民黨派系林立，地方分離主義仍未撤底根除有密切關係。在這前提下，樹立新的中央權威，從而達致國家的實質統一就成為蔣中正首要任務。由於黨內存在著強大離心勢力，建立秘密政治組織就成為蔣中正加強黨內紀律達致有效管治的重要手段。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后改名为调查统计局，即中统），标志着国民党以秘密组织形式开展统治活动的开始。到1932年，由蔣中正亲自主持，在南京成立了“中华复兴社”，擬定了“驱逐倭寇，复兴民族，平均地权，完成革命”的纲领和“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的宗旨，要求组织的“内部团结统一”，“发扬硬幹、快幹、实幹精神”，以“力行哲学”作为思想依据。在复兴社成立前后，还成立了更为核心性质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即廣泛流傳的“藍衣社”），和复兴社有密切关系的，还有“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后来又合并为“中国革命同志会”。
對於這些秘密政治組織，一直為學者所批判。中共建政後，大陸歷史研究，主流看法都是認為這些機構是专门针对屠戮共產黨人及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是獨裁統治的反動舉措。不過有論者指出，這些机构固然堅決「反共」並對中国工农红军予以沉重打擊，但事實也有其抑制黨內離異力量及反抗日本侵略的作用。例如，1932年9月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队举办的一期“政训研究班”，復興社刘健群为班主任，90％的結業学员被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刘健群任总队长，在华北各地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中，广泛宣传服从中央，服从蔣中正，在蔣中正的领导下“抗日救国”。这种明显的反日活动，引起了日本驻屯军的不安。在后来的华北问题中日谈判中，日本人的一个强烈要求就是停止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由这事例中，可見复兴社在抗日宣传动员，加強黨內紀律及抑制腐敗傾向，有一定積極作用。
在1930年代威權統治的強化及戰爭陰影籠罩下，在文化藝術領域，出現了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及復興文化運動，企圖籍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和公民道德，及主張排斥病態與奢華墮落的清潔檢查政策，宣揚對領袖忠誠，國家至上觀念，達致民眾的組織化，紀律化，藝術化，軍事化，從而振興民族，抵抗外敵。
浪漫唯心的文化批判，同時出現在左翼及右翼的理論家當中，1930年代初期，左翼電影理論界出現了對於上海影評人劉吶鷗、黃嘉謨等人「軟性電影」理論「道德頹廢」的批判，文學界也同時展開了一場對於政治立場不明的「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的論戰。此論戰自1931年延續到1933年共維持了一年半，前後包括胡秋原、蘇汶、瞿秋白、周楊、馮雪峰、魯迅、胡風、陳望道等人的參與，有論者認為此論戰背後左翼與右翼共同以「法西斯心態」夾攻所謂「自由人」與「第三種人」，而這系列的論辯起因於胡秋原的《阿狗文藝論》一文。胡秋原這篇"阿狗文藝論"發表於1931年《文化評論》的創刊號，明言要批判“民族主義運動宣言”中的法西斯主義。該期社論“真理之檄”亦指明要批判「思想界的武裝與法西斯蒂的傾向」。 。
1933年底三民主義力行社社員在南昌成立了「中國文化學會」，設計中國文化復興運動。由此展開了所謂新生活運動，提倡紀律、品德、秩序、整潔等等，一再教導人們禮義廉恥，不要隨地吐痰、隨地丟垃圾，養成整潔的習慣等等。新生活運動所要針對的，是蔣中正於1934年二月在南昌演講時所指出的「野蠻」與「鬼生活」。 對付「野蠻」與「鬼生活」的方式，就是新生活運動綱領中所謂的「藝術化」生活。蔣中正曾經幾次說明此「藝術化」之所指：「並非欲全國同胞均效騷人墨客畫家樂師之所為」，而是要人民「持躬接物，容人處事，能素儀循禮，整齊清潔，活潑謙和，迅速確實」 ；所謂「藝術化」即是他說的「國民生活軍事化、生產化以及合理化」，使全國國民生活做到「整齊簡樸，迅速確實」，以便準備好「精神力量」，「萬眾一心，立志奮發，不辭犧牲，不惜勞苦隨時隨地都可予敵人以打擊」。因此，所謂「藝術化」，其實指以軍事之戰鬥態度整理生活之秩序。1939年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主張「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六義。有論者認為這種強調「規矩」、「清潔」、「組織化」、「紀律化」、「軍事化」、「一心一德」的運動中所楬示的簡樸、節制、清醒，屬於一種「嚴厲的美學」，與當時歐洲法西斯主義政治美學，有精神上相互呼應的性格。
對「新生活運動」的評論，以「復古」和「法西斯」最為常見，這種組合，多少說明了作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運動，其「中西全璧」、「古為今用」的折衷。漢學家阿里夫·德里克則從其反動論（counterrevolution）角度分析，不認同「新生活運物」是單純為了強化統治權威的運動。認為透過介入私人生活領域，「新生活運動」更多地是透過動員來喚召一種積極的國民性，以每一位國民為對象；透過假借儒家傳統，建構能夠迎合現代民族國家需要的被統治對象（subject of governance）。
新生活運動在1934年2月19日發起，跨越八年抗戰，於1949年國府播遷台灣前夕「暫停辦理」，但並沒有正式宣告結束。1960年代，中華民國政府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除了是對當時中國大陸爆發的文化大革命的回應，也被認為是新生活運動的延續。
政治 > 專才治國

十年建國，政治上另一個特點，是起用了一批非國民黨的技术专家进入政府，特别是在外交、经济、教育等方面，专家的作用较为显著。當中最著名的，是1932年11月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4月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主持者是钱昌照、翁文灏，其他委员還包括著名学者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昀、吴鼎昌、张嘉璈、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鲠生、徐淑希等人。1930年代中國的现代化建设，主要是由这些人主持的。这个机构和这些学者，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極大贡献。
資源委員會的前身国防设计委员会，于1932年11月成立時，本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為資源委員會会後,改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蔣中正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它的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抗战作出了極大贡献。
政治 > 國共關係

参见：國共關係和攘外安內
國民政府備受內戰，及日本侵略困擾。內憂外患導致中共得以繼續發展，建立新的根據地。
到了1930年，中共已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及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邊區建立蘇維埃區。中共發展紅軍，兵力在10萬人以上，黨員擴展至12萬人，實力與聲勢非常浩大，武裝力量短短數年間增長迅速。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及各地軍閥組成反蔣聯盟，5月蔣中正下令討伐。此時期國民政府內部派系林立。雙方在河南、山東及湖南等地開戰，以河南戰事最為激烈，9月張學良通電擁護中央，派東北軍入關，佔領平、津地區，閻、馮、李戰敗下野，部隊被收編；雙方動員兵力100多萬，歷時7個多月，傷亡30萬人，戰禍之烈，為民國以來僅見。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中國仍陷於分裂之局：中國共產黨盤踞江西一帶，與國軍作戰；中國國民黨內部分裂，廣州政府與南京政府對抗。內戰不息，未能集中力量征討中共軍隊，內戰結果也令部份殘餘部隊轉向投靠共軍，加上中共土地改革運動宣傳策略甚為成功，中共勢力日益增長。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共召開第一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推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黨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則出任紅軍最高總司令，此外又將中共中央總部由上海遷往瑞金。國共關係更形緊張。
國民政府鑑於中共勢力日盛，於是在1930年代開始按「先安內，後攘外」政策實行一連串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以圖肅清中共的根據地，但由於戰略錯誤，加上內戰及九一八事變爆發諸等因素，前四次均無功而還。1932年1月，蔣介石籌劃應付日軍紅軍呼應夾擊之對策，決定對外積極準備，對內加緊剿中國共產黨。
1933年底國府再調動達80萬大軍，由蔣中正任總司令，十月發兵，準備全面進攻共產黨於江西瑞金的基地，展開第五次剿共行動。1934年4月至7月期間，國、共兩軍展開決戰，先後有會昌，驛前兩大陣地戰，紅軍傷亡慘重，軍事失利令外圍據點盡失。共產黨見勝利無望，乃退而採突圍策略。1934年，中國共產黨被中國國民黨打敗，中共紅軍紛紛從長江南北之根據地突圍西走，10月，中共中央紅軍從江西、福建西走，歷盡艱辛，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僅存數千人，加上陝西紅軍，總數不過一萬人。在國軍連串攻擊後，紅軍損失慘重，由最初85,000人之數最後只餘下6,000多人，途經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青海等省，歷時一載，中共黨史號稱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0月紅軍抵達陝西延安，再建立革命基地，由於陝西並非國民政府勢力所在，國府惟有按兵不動，國共兩黨處於對峙形勢 。
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於貴州遵義舉行會議，打擊了所謂左傾機會主義者王明的領導權，又排斥了張國燾的勢力，由毛澤東任軍委會主席，集黨及軍的領導實權，奠定其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此時期日本對華威脅與日俱增，人民情緒反日。1935年，中共紅軍到達貧瘠偏僻之陝北，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共產國際轉變策略，指示各地共黨聯合民族力量，組織反法西斯聯盟，中共也依照指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逐步由「反蔣」轉變為「聯蔣」。一時全國上下響應。這時國民政府把東北軍調往陝西，中共利用心理戰術，挑起東北軍思鄉情懷和抗日情緒，1936年中共派周恩來游說張學良，雙方達成停戰協定。1936年12月4日，蔣中正抵達西安督師，12月7日張學良向蔣陳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必要，遭嚴詞申飭，張學良和西北軍將領楊虎城密商「兵諫」；12月12日，張學良派兵圍攻蔣中正之駐所，槍殺侍衛，逮捕蔣中正。張學良、楊虎城要求立即抗日，史稱「西安事變」。事變發生後，中共派周恩來見蔣中正，在各方斡旋下，事件終能和平解決。由此，國共兩黨暫時放下敵對，一致抗日。
1937年初，國軍停止對中共之軍事行動，使中共轉危為安，國共醞釀合作，逐漸形成全國團結抗日；4月20日，楊虎城在西安舉行宴會，慶祝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七七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向中國國民黨提交《共赴國難宣言》，願意和中國國民黨攜手抗日，中國國民黨表示接受，在宣言內提出下列四項保證：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和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勤，擔任前線之職責。8月，國民政府遂收編陝北紅軍2萬餘人為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令赴晉北作戰；10月，收江南各地紅軍為新編第四軍，約萬餘人，以葉挺、項英為正副軍長，規定其游擊於南京、蕪湖間，各軍之糧餉、彈械均由中央按編制發給；中共於是取得政治、軍事合法地位。
外交

当建國十年后，國民政府外交方針主要有四大目標：
廢除不平等條約；
阻止日本的大陆政策；
爭取列強對中國的經濟援助；
建立東亞集體安全保障體系。
1930年代的中國外交成就，在於逐漸廢除許多不平等條約，並收回領事裁判權、關稅自主權的重大權利。主要活動如：
1930年10月1日收回英國佔領的威海衛；蔣中正領導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將江蘇地方政府所轄上海臨時法院改為中央所屬。
1931年1月15日收回比利時在華租界；4月1日，上海臨時法院裁撤並改設上海特區地方法院。改制同時，上海租界中國人民刑事案件須中國與相關國家官員會審的司法制度完全取消，也就是租界內不涉及西方國家人員的民刑事案件，皆由中國法院審理。
1933年國民政府實行新稅則，標志著中國基本實現了關稅自主。
外交 > 中蘇關係

参见：中蘇關係、中東路事件和蘇聯航空志願隊
在1930年代國際政治舞台上，國民政府與西方英、法、美諸國友善，跟德國也關係良好，而跟日本、蘇聯疏遠。1931年就爆發著名的九一八事變。跟歷屆北洋政府盡可能取得日本的支持顯著不同，國民政府對日本持有極大戒心。對蘇聯政策方面，基於蘇聯一貫支持中共立場，自1927年廣州起事後，國民政府很快就與蘇聯斷交。在中东铁路和中国东北地区、蒙古的問題上，國民政府跟蘇聯發生利益上衝突。早於1929年，張學良就在國民政府的鼓勵下，跟蘇聯對抗並企圖接管中東鐵路，是為中东路事件，雙方並且於绥芬河發生激戰，在一定意义上，這是國家收回應屬自己权益的行為。1930年10月11日，中國遣代表團前赴莫斯科討論中東路等問題，但無結果。1931年以後，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相繼建立法西斯政權，均宣稱反對共產主義，使蘇聯同時受到來自東西方之威脅；蘇聯為避免兩面作戰，極欲改善與中國之關係，希望中國能團結抗日，長期拖住日本，以減輕它東部所受日本壓力。直到1933年12月，中蘇始恢復外交關係，兩國關係有所改善。不過由於蘇聯繼續背後支持中共發展勢力，而國府又在江西進行剿共，為中蘇關係投下極大陰影。
於此同時，自「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以後，日本加速對中國侵略行為，且提出「反共」的口號，蘇聯亦蒙受日本軍事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亦急欲與中國改善關係。故此在中蘇復交後不久，中共就提出了《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中蘇兩國終於在同年8月21日簽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奠定了蘇聯援華抗日的基礎。蘇聯提供的第一批飛機和軍火等物資在1937年10月至1938年2月間陸續運到中國，主要有軍用飛機297架、各式火炮290門、坦克82輛、汽車400輛及各類零配件和大量槍枝彈藥，總值為485574436美元。僅此第一批，蘇聯提供的飛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就超過了德國，其中一些是蘇聯所能提供的最好裝備。
不過由於蘇聯援華的目的在於讓中國拖延日軍，減低進攻蘇聯的可能性，因此一直拒絕國府要求蘇軍參戰的請求。待1941年當看清日軍無意與德軍夾擊蘇聯後，史太林跟日本簽訂"蘇日中立條約"，並於次年召回駐華軍事顧問團長瓦西里·崔可夫元帥。蘇聯援華抗日政策告一段落。
外交 > 中德關係

参见：中德關係和中德合作 (1911年－1941年)
1930年代抗戰爆發前，是中德關係的蜜月期，國府透過兩國的合作，使中國的工業建設和軍備迅速實現現代化，大大提高抵禦日本的侵略的能力。中德合作其實早在納粹執政之前就開始了，當時德國向中國派遣了軍事顧問，提供武器裝備和建軍思路，中國則出售一些原料給德國。在對紅軍的圍剿中，就有德國軍事顧問的身影。納粹上台后，出於國內擴軍備戰的需要，對原料的需求擴大，而中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料產地，尤其是鎢，是德國非常需要的戰略資源，因此雙方的合作就進一步擴大，1930年代中國最優秀的部隊如教導總隊，包括36、87、88幾個師，都是使用德械裝備。
不過當時的德國政府，存在親華與親日的力量，其中親華以最初的國防部長勃洛姆堡和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紐賴特為代表，主張在中日之間取比較中立的態度，而不放棄與中國的經貿往來和合作。而以里賓特洛甫和戈培爾為首的一派則主張聯合日本，拋棄中國。 希特勒最初也曾經猶豫不決，但反共產國際協定簽署后，德日關係日漸接近，黨內親日力量對希特勒的影響也日益擴大。希特勒最終決定支持日本，於1938年重新調整了政府，確立了親日派在外交領域的主導地位，此后中德關係就日漸下滑。同年德國還召回了駐華軍事顧問。不過雙方和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1939年，武器易貨貿易也一直在進行，甚至德國入侵波蘭后，雙方仍然進行了少量貿易，但總的來說，此時德國在華的影響已經大大下降
1941年底中國正式向德、日、意軸心國宣戰，標志著這段中德合作的歷史徹底終結。
外交 > 中美關係

参见：中美關係和飛虎隊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日本對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公然挑戰，但美國正受經濟大蕭條困擾，對中日爭端基本上採取不介入態度。不過出于經濟上的考慮，中美之間仍存在某程度上的合作。1933年5月，中美之間簽訂了一筆價值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協定。1935年5月，中美兩國財政部又以備忘錄和換文形式達成了一項白銀協定。美國還協助中國建立了中央航空學校。從1933年至1937年，美國一直是中國最主要的飛機供應者，在中國空軍史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然而整過1930年代，美國國內籠罩一片孤立主義氣氛，民意普遍反對國家干預國際社會上的糾紛及軍事衝突。1935年8月31日，美國國會通過中立法案，象徵此時期美國外交上採取的孤立主義政策。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9月14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美國在遠東保持中立，禁止將武器或其他用於軍事行動的任何裝備運往中國或日本。國民政府對應之道是設想通過短暫的抵抗引起英、法等西方國家出面干涉，盡快結束中日衝突。當時，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在英國而不在美國。待九國公約會議和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相繼失敗之後，國民政府積極考慮以爭取美國為重心的戰時外交方針。蔣中正的戰時外交方針綜括為以下幾點：（一）對英美應有積極信賴的方案提出，應運用英美之力，以解決中日問題；（二）對蘇俄應與之聯絡；（三）對德應不即不離。為盡快加強對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國民政府派遣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電胡適，列舉對美方針，計有四項內容：（一）促成美國修正《中立法》；（二）盡快爭取美國財政援華；（三）促請美國對日實行“隔離”政策，限制美日貿易；（四）期待中美英三國在亞洲合作，並以美國牽制英國，防止歐洲戰爭爆發後英日妥協。這份電報表明國民政府已形成明確的對美政策，以爭取美國援助為主。此後，這四個方面就成為中國對美外交的主要任務。
抗戰初期國府對美外交重點是爭取美國財政上的支持。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國與美國達成了戰爭期間的第一筆貸款協議，即桐油借款。按照這一協議，美國進出口銀行將向中方公司貸款2500萬美元，年息4.5釐，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內向美方公司出售22萬噸桐油。這筆貸款的主要作用是購買汽車及改善滇緬路的運輸。可以說，這筆貸款標誌了戰時中美合作之端。
自確立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戰時外交政策之後，國府一路都積極爭取更多美國援助，但事實收獲甚微。中國爭取美國援助之所以十分艱難，一方面在于美國國內《中立法》的掣肘，另一方面則在于羅斯福政府一直謹慎地在中日間尋求平衡，其援華目標是在維持中國不致全面崩潰的同時，又不想惹怒日本對美國進行報復。
中美合作的轉捩點是在1940年秋季，當德意日三國簽訂了軸心國三國同盟條約之後。一方面，國際形勢的演變使得羅斯福政府意識到必須加強中國的力量以牽制日本，1938年底，日軍已經攻下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但也以投下百萬大軍。由於軸心國有會師中亞的計劃，中國戰場能黏住日軍主力，使之無法馳援德、義，對英、法來說，是相當有利的；另一方面，蔣中正也利用這一機會向美國施加了壓力。蔣中正成功之處不僅在于他很快從美國得到了一筆巨額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極大地影響了此後中美關係朝向更緊密方向發展。
1941年，蘇日中立條約簽訂深深地打擊了中國抗戰士氣，有見及此，美國於1941年4月17日決定立即向中國提供4500萬美元的軍用物資，這是租借法案軍事援華的開始。自此，美國對中國的援助逐步納入了租借法案援助計劃之內。5月6日，羅斯福正式發表軍火租借法案適用于中國的聲明，同時宣稱：“保衛中國即是保衛美國的關鍵”。國府隨即任命宋子文為代表，負責申請並接收租借法案下給予中國的美援物資事宜。按照蔣中正的指示，宋子文與美方交涉軍事援華重點為三項：第一，由美國提供訓練與技術援助，幫助中國建立現代化空軍；第二，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第三，幫助中國建設滇緬公路和鐵路，並提供運輸車輛等。7月，羅斯福派拉鐵摩爾來華，出任中國政府政治顧問。8月，美國宣布以馬格魯德為駐華武官兼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其主要任務是負責租借物資援華。
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正式爆發。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國共同簽署了《聯合國家宣言》，中國被列為世界“四大強國”之一。
總括而言，抗戰期間中國從外國獲得的援助相當有限，全部算起來也只有11億美元左右。用極為有限的裝備和物資對抗強大的敵人，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任何戰區所僅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