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
背景

1931年3月，王明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处理富田事变，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不久，中共苏区中央局向中央报告，请求撤消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毛泽东接任。1931年10月，该任命获临时中央批准。毛泽东上台后，在处理富田事变的过程中，与王明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立场保持一致，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的“反革命行动”，并大批处决红二十军干部。中共中央随即将处理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各苏区肃反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人被杀。富田事变的处理及苏区肃反扩大化，引起了中央苏区部分领导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
尽管在处理富田事变的问题上，毛泽东和王明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取得了一致意见，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诸多问题上仍有分歧，比如军事思想及军事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及巩固等等。1931年8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年10月20日前后，临时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来第四号电。这两个指示都严厉批评了毛泽东领导下的苏区中央局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苏区中央局为贯彻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指示，在江西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称“赣南会议”。会上集中批判了毛泽东的多方面错误。此后，毛泽东仍按照中央的原有部署，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1931年11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由苏区中央局直接领导）成立，同时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项英。王稼祥还兼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总部撤销后，所辖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并且统称为中央红军。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随之取消，但毛泽东仍参加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193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的代理书记职务至此结束。但是，周恩来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后，为便于了解情况，仍由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尽管当时毛泽东的处境已较困难。1932年1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遭到与会者批判，会议中途更换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辞去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职务，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赴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养病。从1932年1月下旬开始，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正式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1932年3月江口会议后，毛泽东随军指挥，但继续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1932年6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长汀召开全体委员会议，迫使毛泽东在会上承认了自己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1年12月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时，正在因为此前与瞿秋白一道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中共“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没将之说成路线错误而只说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从而招致共产国际不满。被戴上“调和主义”帽子，处境艰难。在共产国际主导下，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确立了王明派全面掌握中央大权，周恩来虽被留用但属于犯错误者。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虽然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是苏区最高领导人，但同时也有政治包袱。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军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1932年7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奉命从千里之外的福建漳州回师北上。当时毛泽东的职务仍是政府主席。1932年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7月29日，周恩来单独致电苏区中央局，就此进一步提出建议称：
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需帮助。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我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种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兴国召开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行动计划。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决定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会议还决定，前方组成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4人“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任主席，负责一切行动和作战总计划；后方做地方群众工作以配合前方。
1932年8月，在军事最高会议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发起乐安宜黄战役，重创前来围剿的国民革命军。乐安宜黄战役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局随即命令红一方面军北进，进攻南城。但前方发现南城有3个师驻守，且蒋介石正从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军队支援。军事最高会议商议后，决定改为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分兵筹款，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及临时中央，解释改变作战计划的理由。红军随后主动撤到宁都县东韶、洛口一带休整。
但是，后方的苏区中央局不同意停止进攻南城，指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要求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红军主力应绕到乐安、宜黄等地迎击敌军，进而威胁并攻占吉安、抚州等中心城市，威胁南昌。1932年9月23日和9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先后两次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表示在当前条件下无把握攻城打援，应当“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不赞成，仍要红军主力“积极的出击敌军”。9月26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再次致电苏区中央局，表示苏区中央局的上述计划无法执行。同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苏区中央局认为该训令违背了临时中央的进攻中心城市同敌军主力决战的“积极进攻路线”，更具体地说是违背了临时中央关于粉碎第四次围剿行动方针的指示电中“以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弱点击破一面”的精神。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出该训令“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另一方面，前方的军事最高会议内部也争论不休。1932年9月24日，周恩来单独致电后方的苏区中央局，电文中称：
前方关于战略原则和发展方针，时常引起争论，而且在动摇的原则上变更意见，有时今天以为是的，明天会是以为非，工作在不定状况之下非常难做，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前方每遇商榷之事，辄离开一定原则谈话，有时海阔天空，不知“伊于胡底”，而实际问题反为搁下，即不搁下，也好象大问题没有解决小问题没有把握似的。尤其是军事战略，更可以随意恣谈不值原则，因此工作方针极难稳定。我意刘伯承必须调来当参谋长，才可以有一个帮手，才可以时时以应该遵循的原则来警醒我们。关于这一点，剑英要比伯承为差。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此事尚未与前方各同志谈，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以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
该电报显示了身为军事最高会议主席的周恩来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相处不睦。周恩来乃在该电报中提出解决前方作战指挥的专责问题，并强调“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该电报提出了“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为召开宁都会议作了铺垫。
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收到电报后，在宁都会议前单独向周恩来提出了撤换毛泽东的动议，并表示要对所有违背积极进攻路线的消极等待观念开展“无情的打击”。宁都会议之后，1932年11月12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就宁都会议的经过与争论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称，“关于召回泽东同志问题，是因为前方领导和指挥战争责任，必须专一”、“过去名义上恩来虽负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实际上并不能起领导专一的作用，显然非有彻底解决办法是于战争领导极为不利的。会议前我们即将召回泽东的意见告诉恩来。他亦不表示一定意见。”
9月25日、26日、30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先后三次致电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提议在江西宁都举行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重大问题及作战行动。其中，9月30日的报告提出，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4天后可开成，军事行动计划亦将在这一会中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