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日治時期
歷史 > 臺灣割讓與臺人抵抗

条目：馬關條約、乙未戰爭和臺灣抗日運動
1894年（清光緒20年），清帝國與日本因為朝鮮主權問題而爆發甲午戰爭。次年3月20日，戰況呈現敗象的清朝，派出李鴻章為和談代表，並以全權大臣身分赴日本廣島與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議和，並約在日本下關著名旅館春帆樓。到達之後，李鴻章要求先停戰，但談判沒有結果。最後清政府被迫於1895年4月17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廷一方面被迫承認朝鮮獨立；另一方面也將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澎湖列島割讓予日本。
臺灣割讓予日本的記載為馬關條約第二條之內：第二、割讓臺灣全島及其附屬諸島嶼；第三、割讓澎湖列島，即英國格林威治東經一百一十九度至一百二十度，及北緯二十三度至二十四度間的各島嶼。另外，第五條亦有如下之文字：中日兩國政府於本約批准交換後，立即各自派遣一名以上之委員赴台灣省，實施該省之讓渡事務，但需於本約批准交換後二個月內，完成上述之讓渡。5月8日此條約生效，因為此條約，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而該和談經過亦史稱台灣割讓或乙未割台，日本接收臺灣時遭遇數月的抵抗，是為乙未之役。
1895年，日本東陽堂曾發行《臺灣征討圖繪》共計5編，為日本從軍記者所留下記錄。當代照片較為不普及，會以畫報的形式傳播戰爭相關訊息，並可見得記錄者之主觀意識。這類歷史畫於日清戰爭時相當流行，這充分表現了日本方面的觀點。
此外，在馬關條約中規定，當時臺灣的居民有兩年的過渡期可以自由選擇國籍。在兩年內未離開臺灣者，則自動移籍日本，即「住民去就決定日」為最後期限。當時選擇離開的人，據日方統計佔全島居民的0.23%-0.25%左右，其餘留下的人未離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幾點：不肯放棄辛苦建立的產業：雖說臺灣是移民社會，但歷經了兩百多年的經營，許多漢族已經於臺灣擁有土地房產，生根發展。日人尚未強行禁止臺灣人民的傳統風俗，因此民眾並未感受到必須立刻遷出的壓力[來源請求]。
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本的決定，在台灣引起了軒然大波，從此全臺接連掀起抗日運動。在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中，武裝抗日運動主要發生在日本统治的前20年。根據一般學者的研究，武装抗日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期是台灣民主國抗拒日軍接收的乙未戰爭；第二期是緊接著台灣民主國之後的前期抗日游擊戰，幾乎每年都有武裝抗日行動，而最末一期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2。之後，台灣反日運動轉為維護漢文化的非武力形式，不過期間仍發生轟動全世界的霧社事件。
1895年5月25日，台灣官民宣佈於台北成立「臺灣民主國」，推舉巡撫唐景崧為總統並向各國通告建國宗旨。未料，日軍在5月29日於基隆背後的澳底登陸，6月3日攻陷基隆。於是台灣民主國政府的領袖們，包括唐景崧和丘逢甲，都內渡逃亡至中國大陸。6月11日，泉州籍辜顯榮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本軍進入台北城。6月下旬，餘眾又在台南擁立大將軍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總統，民主國雖和日軍發生不少規模不小的血戰。但到10月下旬，劉永福也棄守內渡中國大陸，日軍佔領台南，這個武裝遠遠不敵日軍而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單憑民眾之力奮戰存活184天的台灣民主國政權，至此完全劃下了句點。台灣民主國宣告崩潰以後，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於1895年11月8日日本東京大本營報告「全島悉予平定」，隨即在台灣展開統治。但是，1個多月以後，台灣北部原清朝鄉勇又於12月底開始一連串的抗日事件。而這一期的抗日可以說是第一期台灣民主國抗日運動的延伸。學者江彥震認為，當時台灣自主與反日勢力並沒有因為戰爭落敗而完全平息，並提出客家人是以「保家」重於「衛國」的台灣民間反抗說法，在後續的20年間的日人統治下，陸續出現抗日行動。但當時主要的抗日活動多以「克服台灣，效忠清廷」為口號，代表是並稱為「抗日三猛」的簡大獅、林少貓及柯鐵虎。其中柯鐵虎以「奉清國之命，打倒暴虐日本」為口號，與朋友自稱「十七大王」，在雲林一帶盤據。
1896年，苗栗地區部分義軍撤往大湖，加入泰雅族原住民抗日行列。由「得磨波耐社」大頭目「北都巴博」率領，在馬那邦山區與日軍展開一場殊死戰。但日軍擁有等重型武器。原住民4位頭目北都巴博、接卡久因、杜哈魯、莫拉邦、和義軍將領柯山塘及屬下全部陣亡，日軍陣亡七十多人。中南部地區簡義、柯鐵虎、劉德杓為首的民勇，於1896年6月進攻駐守南投街及斗六街的日軍，7月進攻鹿港，辜顯榮率「別動隊」協助日軍。雖有部份「別動隊」成員倒戈，但民勇軍仍告失敗。事後，日軍在雲林地區展開清鄉報復行動，約六千至三萬人遇害，史稱雲林大屠殺。根據後藤新平引述總督府報告，僅在1898—1902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領有台灣前八年，共有32,000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1902年，苗栗地區風雲再起，因原住民不滿歧視與壓迫且詐騙了山墾權，襲擊「南支廳」。苗栗、新竹等地原住民紛紛響應，交戰1個多月，史稱「南事件」。之後，日本人又殘殺逃到馬那邦山避難的難民，引起原住民更大規模抗日，雙方交戰好幾個月。
早期抗日運動曾與中國近代革命派有所關聯。1895年11月上旬，正當乙未戰爭之時，中國革命烈士陸皓東被處刑後，陳少白在台北創立興中會台灣分會，會員有楊心如、吳文秀、趙滿期、容祺年、莊某等五、六人，並逐漸打開局面。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並曾應允支援興中會發動1900年的惠州革命，並與孫中山約定「中國革命黨先起義，以其力擾亂廈門的後方地區，為日本出兵製造藉口，等日軍占領廈門時，就能對孫文的起義軍援助武器、補充兵力」。孫中山坐鎮台北指揮，後因日本內閣改組，政策轉變，新上任的伊藤內閣下令台灣總督禁止對中國的武裝起義提供任何協助，要求在台灣的兒玉總督與後藤新平民政長官執行，並嚴令孫文離開日人所統治的台灣。惠州革命遂告失敗，多位革命烈士因此喪生，陸皓東亦被譚鐘麟所處死。而日人上田良政也被清軍逮捕並遭殺害。然而伊藤內閣的成立，使原逃亡在廈門的台灣抗日人物因為日本政府的政策轉向得以不被押返台灣處罪。
1902年，漢族抗日運動稍歇，直到1907年11月發生北埔事件，武裝抗日才進入第3期。這段5年的停歇時間，一方面是源自兒玉源太郎總督的高壓統治，一方面也因為總督府以民生等政策拉攏台人。在雙重因素影響下，台灣漢族對於抗日行動採取了觀望的態度。自1907年的北埔事件起，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總共有13起零星武裝抗日事件。但是，除了最後一次的西來庵事件外，規模都很小，還有的事先就被發覺捕獲，因此和過去大规模的反抗不同。西來庵事件是漢人第一次利用宗教力量來推動抗日，規模的浩大，事件的結束，亦使臺灣人認識，因為軍事實力的懸殊，起義舉動難有作為，開始以和平方式爭取民主自治，轉型為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所以西來庵事件也成為臺灣漢人的最後一次武裝抗日。此外，這些事件中，有11件發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後，並且有4件是受到辛亥革命的刺激而發動的。13起事件中，宣稱要將台灣复归中國版圖的有4件，稱王稱帝、要自立台灣王朝的有6件，兩者皆可的1件，不明其目標的則有2件。由此數字可以發現，欲自立台灣政權的比例，超過要將台灣歸還中國的部分，且與前二期中同樣以台灣建國為目標的事件相比，也不再強調對於清朝的忠誠。這個轉變可能和1911年清朝被推翻，台灣人民原本習慣效忠、認同的對象突然消失所致。
後期抗日運動中，以發生於臺中州能高郡霧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境內）之霧社事件最為著名。這並非一場為了建立新國家或回歸中國的俗稱｢義軍｣行為，而是由於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長期的壓抑傳統文化（包含謀生的狩獵）、歧視與勞動剝削，致原住民生活困苦、長年積怨。1930年10月27日，以頭目莫那魯道為代表，共六個部落300多位族人發動對日本人的出草及抗暴，殺死在霧社小學舉行運動會的134名日本人（包括許多婦孺及受到原住民好評的日本醫師）。事件發生後，總督府主張對原住民擁有報復及討伐權。於此理念下，總督府遂展開近二個月的討伐，以賽德克族（當時被歸類於泰雅族）為主，參與反抗行動的三百名原住民兵勇非戰死即自盡，其家人或族人也多上吊或跳崖；而後日方也放任敵對原住民對起事部落出草。史稱霧社事件及二次霧社事件。該事件由於總督府方處理方法也不當，令總督府多位高級官員下臺以示負責，也成為台灣日治時期最直接且最激烈的武裝抗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