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协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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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底，中共占领满洲北部之后，又因国共报纸，发言人之互相驳斥，国共谈判的形势极度恶化。由于中共拒绝在改组政府之前提交国大名单，政府不得不宣布原定于5月5日的国大延期。5月5日，国府还都南京。
从4月底到11月中，国共的谈判几乎毫无进展。其谈判议题重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改组政府。中共坚持要求在国府委员会有10名代表（此提议遭到青年党反对），并明确要求共产党与民盟代表超过14名，以便行使否决权。而政府多次让步后只同意最多13名（且第13名来自中共推荐的无党派人士），不能再行让步。
东北停战问题和整军方案。
中共占领北满后，双方冲突愈演愈烈。5月19日，政府军攻占四平街，4天后，中共被迫放弃长春。此时，马歇尔施压国民政府，以停止援助相威胁，要求暂时休战。自6月6日，东北暂时休战，即第二次停战令。从6月6日停战开始，到22日停战结束，仍未达成协议，不得不将停战令延迟8天。争执较为激烈的是在军事调处部所属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有无最后决定权的问题。提出问题的是国府，最终让步的是中共。到了29日大致有了协议，但是唯一的一点争议即苏北共军撤走后的地方政权问题。国府要求接收，中共坚持依照政协原则选举改组。双方在此一点上再也没有让步，终于到了6月30日，苏北政权问题仍旧没有解决。
由于没有协议的缘故，大规模军事冲突在关内爆发。7月3日，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本年度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由此国共又增加一个麻烦。由于国防委员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完全违反政协决议中由改组后的政府召集国民大会的规定，自然招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反对。同一天，蒋介石指定王世杰，陈诚，邵力子，周恩来，董必武五人会商苏北政权解决问题，仍无结果。7月12日，马歇尔再度介入调停，同时美国政府7月10日任命司徒雷登任新驻华大使，协助马歇尔调停。
在此期间，国方认为必须先解决军事问题，后解决争执问题。共方提出苏北行政问题，应由政协综合小组协调，使得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同时解决。双方没有让步，结果内战越打越烈。马歇尔，司徒雷登两人在8月10日发布声明，对7月来的谈判总结。声明说主要的症结在苏北政权问题，同时也指出军事冲突扩大，有蔓延至全国的危险。
8月16日，鉴于国共内战形势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转化，周恩来表示，中共不再坚持先下停战令再展开协商，但是政府必须保证谈好之后即下停战令。这就等同于何时下达停战令取决于何时中共因军事问题不利作出让步而‘谈好’。同时提出国府委员会的20个名额分配问题。行使否决权需要14个名额，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争执长达一个月，最后还是围绕13和14两个数字迟迟不让。
更加严重的是，9月下旬，中共开始公开指责美国。9月23日，中共发动美军撤出中国周，要求美国撤退所有因二战而停留的驻华美军，并停止对国民政府的一切援助。重庆新华日报在9月29日发布“一年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纪要”，把美国调停说成了干涉中国内政帮助国民党打内战。马歇尔感到苦恼，他跟周恩来说，如果中共明确不再相信他的公正立场，他就退出调停。
9月30日，政府军竟于下午进攻中共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据点张家口，并有意在任何恢复谈判行动前，先取得张家口。中共致函马歇尔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其因此造成之一切严重后果，当然均由政府方面负责。当天，蒋介石致函马歇尔，表明政府最大让步仍然是国府委员中共8名，民盟4名，无党无派名额中1名，由中共推荐政府同意，共13名。中共应立即提出国大代表名单，政府委员名单。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规定中共18个师驻地，中共应按照期限进入驻地。
马歇尔，司徒雷登与蒋介石举行会议，在马歇尔再度施压下，最后10月2日，蒋介石同意停止向张家口进军，以10天为期，其间三人小组举行会议。最后国共同意休战令由美国发布，国共不再发言。10月9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宣布中共立场：1）为了行使否决权，中共及民盟必须在国府委员中获得十四名，才可以保证和平建国纲领不被单方面变更。2）国大名单仅能提交至改组后的国府。3）为切实实施整军方案，应规定双方军队驻地，而不应只规定中共军队驻地，政府军可以自由移动。马歇尔的调停到此为止已经完全失败。
10月10日国庆，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表示“打开目前国内僵局，政府仍采和谈方式”。同一天政府军在中共微弱抵抗的情况下攻占张家口，同日攻占中共在热河最后一个据点赤峰。马歇尔对国民政府举动异常愤怒，遂割断美国对中国的军援。
国府在10月10日宣布确认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结束一党专政。中共声明，“今日一切会谈如欲其有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本党以为，蒋介石与马歇尔应该重视自己的信义和人格，没有任何理由推翻自己所签字的神圣协定。只要他们有这种最低限度的诚意，本党一定继续与他们通力合作，以求和平的真正实现，民主的真正开始”。这个声明所提的恢复1月13日状态和完全实行政协所有决议，以作为一切商谈的准则，显然是无法立即实现的。
马歇尔此时已经无能为力。第三方面民主同盟，青年党不得不出面调停国共冲突。梁漱溟、莫德惠等人起草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即：1）制定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为中共军集结地点。2）东北铁路沿线有四十一县，中共控制二十个县，请他们交出，政府只派警察接收。3）依据政协决议，召集综合小组。商决政府改组问题，一致参加政府；然后商决国大问题，一致参加国大。同时尽速召开宪草审议委员会，完成宪草修正案。最后大家一致签名，一份交给政府，一份交给中共，一份交给马歇尔。
这个方案是10月26日送出去，梁漱溟、莫德惠和李璜交给中共。周恩来不仅没有接收，而且还痛骂该办法起草人梁漱溟一大顿，又继之以大哭，使得第三方面只好设法收回。黄炎培找到政府代表孙科那里，谎说漏写一条，将其收回。随后到马歇尔家里，幸好马歇尔不在，顺利取回。两份方案收回后，交到周恩来那里，当面声明作废，这才让周“收泪息怒”。第三方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同意在东北问题上继续作出让步，沿长春铁路各县政权政府先接收，但其他各县可以考虑改组后的国府委员会解决。东北之国军与共军，可暂驻原地，应即由三人小组会议，依照六月间所拟定东北军队驻地，定期实施。而政治方面，国大名单和停战令必须同时发布。至此国共最大的分歧在于，政府要各方面提出国大名单与停战令一并发布，中共则要先改组政府和行政院，且要无条件停战。第三方面建议国共直接商谈。这意味着第三方方面调停完全失败。
此时中共担心其他政党全部参加国民大会导致中共被孤立，周恩来开始争取第三方面不参加国民大会。周恩来告诉李璜、胡霖、章伯钧，“蒋介石是拿停战作为交换名单的诱饵，是假停战”，希望“第三方面人士要团结，这次谈不成，将来还会有机会”。由于国大迫近，第三方面是否参加国大也发生分裂。青年党经过一番讨论，最后决定参加国大。民主同盟出现分裂，其中的民社党张君劢等人决定参加国大，民盟其他人员最终与中共站在一起，不参加国大。
国府为争取中共参加国民大会作出最后努力，11月8日单方面颁布无条件，无限期停战令，“以示政府和平忍让之意”。同时蒋介石发表一则声明，对政治问题所持态度详尽说明，“依照政治协商会议所决议，国民大会原应于本年五月五日召开，但中共与各党派拒未提出其代表之名单”“现国民大会依法选举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实不能再予延期，以增加政治军事不安，而加深人民之痛苦。且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唯一合法的步骤，亦不能再有稽延。”“载十月十六日之声明，实已表示最大之忍让，希望中共予以接收，以解决一切未决问题。政府对于中共期待其与各党派同循民主之轨辙，而在军队上必须使任何政党皆不能拥有军队，而任何军队均应为国家之军队”，“政府一面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代表之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一面希望中共立即派出代表，参加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以和平之方式，达成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目标”。
中共《解放日报》则发布措辞强硬凶悍的文章，大加批驳，“蒋介石氏于十一月八日发表声明，决定违背政协决议和全国民意，在一党专政的情形下召开其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以通过其所谓宪法”，“此次停战令和历次的一样，不是什么停战令，而是继续大打的作战令，全国人民切记不可上当”，“召开分裂的御用的国大”“就连小孩子也欺骗不”。
11月10日，周恩来在交通银行会议室说：“国大一开，一切均完了，我们一定回延安”，“假如国大延期无望，我一定回延安了”。这个决定与中共中央10月13日“不主动宣布谈判破裂”的指示完全不同。值得注意的是，10月29日，苏联密派国际局副局长维辛科夫到延安与毛泽东会晤，认为“国际局势已渐趋对中共有利；若参加国民党包办之国大，势必走至毁灭之路；如中共能将目前之政权维持到明年冬天，则其时苏联即可与中共并肩以赴国际预料之危机”。
11月12日，为等待第三方面交出名单，大会延期3天。最终，青年党和民盟之民社党交出名单。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召开，中共和民盟未能交出名单，国大仍其保留名额，随时等待其参加。这种情况下，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周恩来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董必武继续留守南京。
总之，国共最后破裂的原因如下：
中共和民盟坚决要求在国府中占有十四席，以行使否决权，而政府只愿意给十三席。
9月底国军大举进攻张家口。
10月底，苏联派代表游说中共勿参加国大。
11月12日，政府单方面招集国民大会，中共则坚决主张非停开国大不可。
从此之后，国共内战完全进入失控状态。1946年10月底，苏联国际局维辛科夫允诺中国共产党：「维持到明年冬天，则其时苏联即可与中共并肩以赴预料之国际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