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官制
外服 > 外服官称谓系统

这些诸侯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王朝封国，是由王朝分封建立的诸侯国，是商族向外的拓展；另一类为归服方国，是边区归服中央王朝的诸侯国，是外族向中央王朝的臣服。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外服个体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出现的原因不同，封国是商人向外拓展过程中由商族人建立的政体，其人员和文化都以商人为主体；方国则是当地原来独立的政体，在商王朝的军事威慑下向中央归顺，其人员和文化都具有强烈的地方性色彩。其次，所起的功效不同，封国起着威慑周围方国、藩屏商畿的作用，同时也是商人进一步拓展的前哨，处于国家系统的中间环节；而方国只是商王朝军事控制下的归服者，是商王朝收取贡纳，胁迫供应的团体，处于商王朝国家系统的末端，虽然有的方国处在商人经略的主要方向上，可以上升到中间环节，但总体依然是商势力的最外围。再次，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不同，封国对中央王朝有依附性，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方国则是慑于商王朝的威力而归顺的独立政体，一方面要避免商王朝的军事进攻，在商王朝的强大力量面前维持自己的存在，同时又希望借助商王朝的力量对抗更外围的方国，具有一定向心力；另一方面又具有保持独立的要求，具有分裂性。两者应该予以区别研究。
两者的界限并不是长期不变的，当一个地区臣服商王朝时间久了之后，即可能与商文化融合，成为商王畿内服的一部分，而当商人势力衰退时，原先由中央分封的封国也可能趁势独立，转而成为王朝的分裂力量。这一切以商王朝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为后盾，随其消长而有所变化。
商代外服官系统有侯、伯、子、男、田等爵称。在甲骨文中这一系统包括侯、伯、子、男、田、任等六种，也有学者认为除上述六种之外，还包括亚和妇，共八种。但我们认为，商代外服职官曾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妇、子、亚、侯、伯、男、田、卫、戍、牧等都曾在外服服役过，但并非都是专门的外服职官，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出现了专门的外服职官，其中以有侯、甸、男（任）、卫四种最为重要。妇、亚、子等实际是一种内服职官，因其地位很高而取得了外服的领地，作为外服的只是拥有这个称号的人， 而不是这种称号发展为一种外服职官。
甲骨文中侯名多见，据杨升南先生统计称“侯某”者有18位，称“某侯”者31位。关于候的记载也大量存在。
商代外服中确定有独立意义的诸侯的只有伯一种，侯有独立性但不是十分明显，男、田、任的附属性更强，子、亚、妇都不是专门的外服爵称。侯、甸（田）、男、卫本来应该是由王委派的在外服执行任务的团体，《逸周书·职方》孔注：“侯，为王斥候也。服言服王事也。甸，田也，治田入谷也。男，任也，任王事。卫，为王捍卫也。”徐中舒、唐嘉弘先生认为，侯，即“为王斥候”，‘ “甸”即“田”，是负责田猎和进献猎物的官职，也兼营农业，“男”即任，从事繁重的徭役和农业生产任务，“卫”则是护卫商王的禁卫军。其诸侯的地位并不是自始即有的，只是有些团体由于地理位置、形势需要等因素，难以完全依靠中央王朝的力量，必须具有独立的生存能力，才转化为具有诸侯特征的组织。其中尤以侯最为明显，“侯，为王斥候也”，侯是负责观察敌情的前哨，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中央无法为其提供及时的军事支援，其必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图存。力图在经济和军事上能独立生存，而驻守各地的力量是以族为单位，既有经济职能又有军事职能，族长同时就任长官，所以很容易发展成具有独立特征的组织，转化为诸侯。但侯依然是中央的支属，只是中央的边缘部分而已。
侯在古文中意为矢所射的目标，与甲骨文中的至有相同的含义，表示力量所能达到的最边限，虽然边远，但依然在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离边缘稍远的甸、男、卫更是如此。所以侯、甸、男、卫本来是商王朝外服的以族为单位安置的一些团体，由于地理与形势的关系，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转化为诸侯。裘锡圭先生谓：“根据甲骨卜辞和古书的训诂，大体上可以肯定‘侯、甸、男、卫’这几种诸侯名称，都是由职官名称演变而成....中央王朝应该是承认了这种由职官发展而成的诸侯以后，才用‘侯、甸、男、卫’等称号来封建诸侯，并把这些称号授予某些臣服方国的君主的”，但他们对于中央王朝的关系依然是密切的，没有强烈的独立性，“它们并非封国的诸侯，而是隶属于商王朝并为之服务的一般行政实体，它们分辖一方，实际是主管一方行政”。其中侯处于边缘地区，独立性较强，是完整意义上的诸侯，而甸、男、卫的独立性相对较差，所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卫应该属于内服，“这些卫，大都是王室直属的特种武装或亲族、百姓（即同姓或异姓贵族）的家族武装，他们奉王命救卫或戍守一地，“为王捍卫”，是执行内服的职责，应当属内服”。子、妇本身就是商族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头衔，因为其特殊的身份，获得封地，其对中央的依附性更强，而且许多子、妇的封地并非在王畿之外，而是畿内的采邑，并非真正的外服诸侯。只有伯是原各方国首领，归服后被划入外服。所以伯和侯、甸、男、卫虽然同属外服，但存在着性质的差别，伯是商王朝之外的方国势力，而侯、甸、男、卫属于商王朝在外建立的武装团体。
外服制度与诸侯治理其实是国家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军事力量可以控制某一地区但又不能保证直接控制可以在这一地区长期稳定存在的情势下，被迫采取的统治方式。中央承认方国的独立性，保持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方国则接受中央的领导，以避免中央的军事打击。柳宗元《封建论》中所谓：“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 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焉。”所以王权并不满足于间接的统治，而极力直接进入这一地区，试图取得更大地域内的直接管理权。通过甲骨文研究可知，商王通过置奠、建立王室田庄、牧场等以经济为主的据点以及戍等军事为主的据点的方式，在外服区域建立了大量隶属于商王的政治单位，形成了商王权力在这一地区的延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商代的外服官吏构成十分复杂，并不是单纯的臣属于商的诸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商王直接控制的农庄、牧场、鎮、城等据点内的官吏，二类是侯、甸、男、卫和商王朝在外服分封的亲信侯国，三类是归服方国。三者混杂在一起，呈现出犬牙交错的形势。
在王畿的外围，商王朝军队能够有效控制的地区是商王朝实际控制区，这一范围内主要由商王建立的据点和分封诸侯进行统治，而在实际控制区以外，则是诸侯国和方国混杂，以达到利用方国牵制方国，维护王朝的作用。另外，商王还在外服地区设立许多由中央王朝直接控制的田庄、牧场、戍等同时具有经济性质和武装性质的据点，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可以看出，侯、甸、男、卫实际是商王朝派出的任务侧重不同的据点的长官，而非具有独立性的侯国之长，其间也没有层阶的高低和统属关系，这些官职与后来的爵阶制度无关，可能只是后世沿用了其名称而已。“侯甸男卫诸称本指对王负有不同服事义务的诸侯，所以虽同是诸侯之称，周代的公侯伯子男诸称，乃是等级制下的爵称，殷代侯甸男卫诸称则主要类于服事的‘职’称。二者间的这种区别很重要，应与商代无爵制有关”，“爵制乃周人新创，原为商所无”，这是正确的。
另外，也可以看出，外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与职官无涉。凡是在王畿外驻扎任王事者，皆可称外服，即使王派出的官吏亦然，并非一定是封国或方国才划为外服。所以以往学者一提及外服即认为外服官皆以诸侯论的观念是不正确的。
由于外服诸侯具有独立倾向，所以即使由商王朝建立的侯、甸、男、卫系统中，也会出现脱离王朝，谋求独立的现象，这时商王也“移六师加之”，发生战争，双方有征伐之事，但并不属于不同的部族。有学者认为与商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诸侯都是归服方国，是不正确的。王朝分封建立的方国在商王朝力量衰弱时也会产生离心力或者拒绝承担对中央的义务，王即加以讨伐，在古代是常见的现象。因此，战争不是区分封国与方国两者的标准。
但并非所有称侯、甸、男、卫者皆商人王朝所建立，有时归服方国也可以称侯或男等。这种情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归服方国完全被商王朝所征服，称侯以示其独立性降低，如商末出现的鬼侯，也可能就是“高宗征鬼方，三年克之”的鬼方首领；二是方国在归服后，商王朝可能会有所抚柔，有时为了表示亲近以商王朝的职官系统称呼之，如而伯又称而任，又伯又称又侯。这可能是随着其与中央王朝关系的亲疏而变动的，但也可能是而方中另外的成员被王朝任命到别的地方任职。商人授官尤其是对归服方国的授官，不像周人那样基本按血缘远近确定，而是根据对王朝的需要和当事人的贡献确定，显出强烈的以事论职的色彩。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商代建立了内外服制度，外服是商王安全保障的重要地区，一方面设立军事性据点，设立众多的侯、甸、男、卫等带有相对独立的武装团体，另一方面对外围的异族方国进行联合，以实现连续地区的稳定。当中央王朝势力强大时，对异族方国的控制较为牢固，边疆稳定，国家的势力延伸到方国地区，当中央王朝势力衰落时，方国脱离中央，国家的势力退守到侯、甸、男、卫所控制的外服区，《左传》昭公十年所言“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诸侯”，是对这一状况较为贴切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