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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事件起始與緩和 > 五四對話

......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更有秩序，法制化的正道。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
4月30日，趙紫陽從朝鮮平壤返國並重新掌握權力。然而隨著外界要求中國政府對學生示威活動的態度更為軟化後，內部相關的討論衝突反而更為加劇。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強硬地反對抗議活動繼續進行。在5月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一議題有所衝突。當中趙紫陽認為先前強硬派的作法已經證明並無實際的效力，因此政府特別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一的選擇。
對於李鵬認為國家的穩定發展應該優先於任何事項，趙紫陽則反駁說中國官方應表態支持扩大民主和提升透明度的要求。最後在趙紫陽強力推行下，政府決定展開進一步的對話。趙紫陽隨後開放新聞媒體積極報導抗議活動的發展，並在5月3日至5月4日期間發表了两次同情示威群眾的演講。趙紫陽發言中提到學生關切政府官員貪腐的問題是正當的，同時認為這次學生運動應該被視為一種愛國表現。在5月4日當天，有超過100萬名學生在北京街頭遊行以紀念五四運動，同時再度重申先前示威遊行所提出的要求。新闻媒体工作者首次参与游行，這些大部分來自央媒的記者編輯，打著「首都新聞工作者」等横幅，喊出「新聞要說真話」，是當日最震撼的口號，《人民日報》記者的遊行隊伍，記者們騎著單車前往廣場，還舉著一些標語牌，上寫着「人民日報、屬於人民」「一人拍板、集體負責、全民遭殃」等字句。當天，高自联宣佈《新五四宣言》，呼籲推廣民主政體。上海、南京和廣州等地學生也遊行上街，呼籲政府與學生對話。而趙紫陽的發言实际基本上否定了4月26日《人民日报》發表的社論內容，這讓很多大學生都滿意政府所做的讓步。5月4日結束時，除了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外，所有北京市的大學皆宣布罷課行動結束，隨後大部分學生也逐漸失去參與抗議活動的興趣，新聞自由獲得口頭保障，多數人主張以對話漸進推動民主。
再度升級事件 > 学生分歧與絕食

条目：天安門絕食
正当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中國政府展開對話之际，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领袖不願意由正式對話代表團單方面控制整個抗議活動。在面對學生團體內部不和以及參與群眾不斷減少的情況下，包括王丹和吾爾開希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學生领袖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其中他們認為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
最後學生決定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对华進行國事訪問的前兩天，自5月13日由柴玲宣讀《絕食書》展開絕食抗議；其中學生领袖認為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必定安排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因此藉由絕食抗議便能作為籌碼來迫使政府滿足他們的要求。此外絕食獲得社會大眾廣泛的同情，進而使得學生運動成為一種道德行為並且受到群眾的追捧。而北京的抗議活動促使得其他城市的大學也陸續組織了抗議和罷課行動，同時有很多學生也紛紛前往北京市參加示威遊行，其中在5月13日下午便約有3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整體來說於天安門廣場上進行的示威活動仍保有秩序，來自北京不同地區的大學學生每天發起遊行以表達抗議要求並且表示團結，同時許多學生也會在行進過程中齊唱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著名的《國際歌》。在5月中旬，學生發起絕食行動，促使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表態支持。
再度升級事件 > 戈尔巴乔夫訪華

条目：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
戈尔巴乔夫是1950年代末中蘇決裂後第一位正式訪問中國的蘇聯最高領導人，兩國關係惡化前苏共中央第一書記、部长会议主席赫魯曉夫曾於1959年訪問中國，作為國賓出席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10週年大會。蘇聯領袖相隔30年再次訪問中國，象徵兩國關係改善，因此中國領導人非常重視這次國事訪問。
5月上旬至5月中旬時有關採訪六四事件抗議群眾的審查限制獲得了明顯的放寬，國家媒體開始播放包括絕食在內關於同情抗議群眾的影像。然而由於擔心示威活動將會失控，鄧小平要求在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應該清除廣場上的抗議群眾。為了達成鄧小平的要求，趙紫陽決定仍使用柔性辦法並且指示他的下屬馬上與學生進行談判。趙紫陽相信此時仍能夠成功藉由愛國主義吸引學生的關切，並且讓學生了解到如果在中蘇首腦會議期間讓其他人士知悉內部有動亂跡象的話會使得全國難堪。5月13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閻明復召開緊急會議，並且邀請到重要的學生領袖以及包括劉曉波、陳子明以及王軍濤等知識分子。閻明復表示，政府已經準備與學生代表展開直接對話，但前提是學生必須先撤離天安門廣場，以便舉辦戈巴契夫訪問中國的歡迎儀式。这也使學生领袖之間陷入了分歧。
5月14日時，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許可之下直接通過政府審查在《光明日報》提出意見，呼籲學生應該要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是許多學生卻認為知識分子是為了政府發言而拒絕做出讓步。當天晚上，以閻明復為首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雖然閻明復的誠意成功促使得一些學生願意達成妥協，但是隨著不同派系的學生間無法事先進行協調或者提出連貫的要求而使得會議變得越來越混亂，不久學生领袖在得知政府並不願意承諾公開直播問題的談判過程後宣告會議無限期中止。之後閻明復直接前往天安門廣場嘗試勸離學生，甚至表示自己願意被學生挾持以換取撤離的決定，然而學生之間並沒有理會其勸告。而在隔天閻明復還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且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
最後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期間學生仍然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也使得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為戈巴契夫訪華舉行的歡迎儀式改在北京首都機場內進行。這次中蘇首腦會晤于中蘇交惡30年後進行，除了標誌中蘇關係恢复正常外，同時也被視為中國領導人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突破[需要解释]。相比之下，此时學生仍然堅持在天安門廣場上進行運動；这為此次會談帶來了尷尬，进而促使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其中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兩國領導人之間的高峰會時，學生群眾則在附近天安門廣場上發起示威活動。而在5月16日戈巴契夫與趙紫陽會面时，趙紫陽在國際新聞媒體前告訴戈巴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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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邓小平同志的高级会晤，是你这一次北京之行的高潮。邓小平同志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我们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局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们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还需要他掌舵。这个消息我们没有向外公布过，今天是第一次向戈尔巴乔夫同志透露。 |  |
對此，鄧小平認為趙紫陽的這句話是要將處理學生運動失當的過錯歸咎於他。這項言論標誌著鄧小平和趙紫陽两個中國最高層領導人之間決定性的分裂。
再度升級事件 > 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条目：天安门毛泽东像污损案
在1989年5月23日下午2时，3位来自湖南省浏阳市的青年鲁德成、喻东岳和余志坚毁损了北京市天安门所悬挂的巨幅毛泽东画像。三人最初为了声援主张反对贪腐和要求政治改革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抗议学生而在5月19日前往北京市，然而他们则主张完全推翻现政府并且建立民主政府。尽管余志坚和喻东岳曾经向学生领导人提及建议和宣言，但并没有获得答复，之后认为无法和学生有进一步对话的三人于5月22日开始策划针对毛泽东画像的破坏行动。他們先是於附近購買了20顆雞蛋並且填滿油漆，之後就抵達畫像附近準備展開行動。三人先是於天安門城樓懸掛「五千年專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個人崇拜從今可以休矣」標語，不久便將盛滿顏料的蛋殼扔向毛澤東畫像上。之後魯德成、喻東嶽和余志堅分別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和無期徒刑。
戒严清场 > 戒严令

条目：六四戒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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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1989年5月20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关于尽快恢复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 外部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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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令颁布后三天《人民日报》的头版内容
 5月20日：李鹏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
 5月21日：戒严令刊登
 5月22日：右下角赫然刊出粗体大字“不准用军队解决内政问题”新闻标题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爲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一連串遊行後，以鄧小平及李鵬為首的强硬派決定以武力解決示威，陳雲、楊尚昆和李先念等多位保守派亦支持出兵。5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趙紫陽不斷讓步的處理方針遭到了其他成員的批評，其中李鵬和鄧小平宣稱趙紫陽於5月4日發表的和解談話使得學生不再懼怕中國政府。鄧小平警告說如果北京市進行中的抗議活動不迅速平息的話，意味著中國將冒著经历另外一次內戰或者是文化大革命的風險，而他的意見亦得到其他保守派的支持。鄧小平隨後表示應該宣布戒嚴以表達政府無法容忍抗議活動持續進行的立場，同時為了證明戒嚴有其作用而決定將示威群眾描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倡導者的「打手」，並且指稱是幕後筹划的人士試圖打擊现政府的統治並且進一步實現他們個人的野心。
同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南海制定有關戒嚴之計劃，期間趙紫陽表示由於無法實施戒嚴而準備辭去職務，同時他也不確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投票做出的戒嚴決定是否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後胡啟立亦表示他並不願意實施戒嚴，但相對的李鵬以及姚依林都表態支持宣布戒嚴的決定。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喬石則提到雖然他反對政府再做出進一步的讓步，但是他本人並不認為實施戒嚴為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而楊尚昆和薄一波則強烈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必須遵循鄧小平的命令，之後楊尚昆更動用其權限開始調動軍隊進入首都北京市。
5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軍方領導人以及中共黨內元老會面。鄧小平親自主持會議，並表示：實施戒嚴是唯一的選擇，在這次會議上鄧小平宣布他「錯誤地」選擇胡耀邦和趙紫陽擔任他的繼任者，並且決定從此將趙紫陽隔除在高層領導會議外。鄧小平還誓言要強硬處理趙紫陽的支持者，並且對此開始進行宣傳工作。5月20日，國務院正式宣布實施戒嚴，並且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的兵力，其中在中國人民解放軍24個集團軍中便至少有14個被要求部署軍隊。其中多達250,000名士兵最終被送往首都北京市進行部署，其中有一部分軍隊則藉由空運和鐵路運輸前往各自的目的地，而廣州民航當局甚至還事先安排普通機票以準備隨時運輸部隊。当天下午，杨尚昆当面明确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为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然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部隊進入城市後隨即遭到大量集結的群眾攔阻。大量群眾包圍軍車隊伍並阻止其進退，使得部隊在郊區無法繼續前進。抗議群眾也紛紛向士兵發表演講並且呼籲後者加入他們的行動，同時示威群眾還提供士兵食物、飲用水和相關用品。此外，5月21日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志、陳再道、李聚奎、宋時輪共同签名，此七位上將致函戒嚴部隊指揮部和中央軍委，呼籲軍隊不能鎮壓群眾，建議不要讓軍隊入京，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槍口不能對著人民群眾”。在部隊遲遲無法向城市內部推進的情況下，中央軍委於5月24日下令所有軍隊撤退至各個城市外的基地駐紮著，同時有軍用直升機在天安門廣場上散發傳單，警告學生立即離開。然而儘管示威群眾成功逼使軍事部隊撤離被視為抗議活動「扭轉頹勢」的表現，但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仍然不斷於中國各地調動部隊以準備展開之後的行動。
戒严清场 > 撤退與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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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的紧急通知}-
與此同時學生運動的內部分裂則更為加劇，5月下旬學生所組織的抗議活動由於沒有明確的領導人或一致的活動，情況變得越來越混亂，同時伴隨著天安門廣場上聚集著大量群眾使得示威隊伍出現嚴重的衛生問題。侯德健建議學生領袖進行公開選舉以選出學生運動的發言人，但是遭到學生團體的反對。另外一方面王丹則認為近期中國政府將有可能發起軍事行動以鎮壓示威活動，因此主張讓學生先從天安門廣場暫時撤回校園並且另外組成相關團體，但這個建議則遭到主張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強硬派學生反對。隨著派系衝突日益增加，各個派系開始爭奪位在廣場中央的學生廣播中心，期望能夠藉由控制擴音器的方式掌握學生運動的控制權。各個派系也開始派遣一些學生前往火車站迎接來自全國各地聲援的學生們，並趁機將他們拉到自己的派系之中以獲得支持。學生團體開始指責其他派系的成員別有用心，比如指责他们勾結政府成員並且試圖藉由學生運動獲得個人成就。
5月26日，中央直属机关工委发布《关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迅速结束动乱的指示的紧急通知》，要求全体党员认清当前的严峻形势，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必须坚守工作岗位，并协助行政领导做好工作，团结广大干部和群众不要上街、不要去天安门游行或搞“所谓的声援活动”。5月27日，香港將近三十万人則參與在跑馬地馬場舉辦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活動，不少香港名人應歌唱邀並且表示對北京學生的支持。隔天，在李柱銘、司徒華和其他組織的領導人領導下，香港150萬名群眾聚集在於香港島發起了大規模的抗議遊行，而同一天世界各地也發起了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活動。而在這期間，包括美國、日本在内的多国政府也針對中國發出旅遊警告。之後北京市的報刊上則陸續發表許多呼籲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並且結束學生運動的文章，其中在6月1日於《北京日報》刊載的《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這篇文章中指稱，示威運動內部的混亂和無序使得作者感到失望；但是這些文章也使得許多不願意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感到憤怒並且開始組織抗議行動，數千名學生便列隊自行遊行至北京街頭以表達不願意撤離天安門廣場。隨後劉曉波、周舵與高新三名知識分子以及臺灣歌手侯德健宣布發起第二次絕食活動，並且希望能夠藉此重新提振民主運動。而由於長期佔領天安門廣場後許多學生都漸漸感到疲累，原先學生內部的溫和派與強硬派之衝突也漸漸停息，他们開始展開對話。之後劉曉波等人在發表的聲明中提到絕食的目的是為了能夠公開批評政府，同時提醒學生們他們現在的事業是值得奮鬥的，並且促進學生能夠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以提出繼續改革的要求。
6月2日晚間，一輛警方吉普車在行進時不慎撞擊4名平民並且造成3人死亡，這件事造成示威群眾開始擔心軍隊和警察試圖進駐天安門廣場。對此學生領袖隨即發出緊急命令，要求在主要的十字路口設置路障以防止部隊進入城市中心。6月3日上午，學生和居民則發現有身穿便衣的軍隊試圖携带武器進入城市，學生團體隨即將其抓住並且把武器交還給北京市警方。學生隨後於中南海門口之外進行抗議活動，但是遭到警方發射催淚瓦斯驅趕。另外一批沒有攜帶武器的部隊從人民大會堂出現後很快遭到抗議群眾包圍，混亂中有數人受傷；之後雙方原地坐下並且開始吟唱歌曲，最後部隊撤退回到人民大會堂大廳內。3日傍晚，中国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称戒严部队将会镇压动乱，并警告市民不要前往天安门广场。
戒严清场 > 清場令

参见：六四清场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六四清場的抵制
指揮戒嚴行動的將領
戒嚴部隊總指揮劉華清上將（左）和副指揮遲浩田上將（右）
6月1日，李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關於動亂的實質》報告，指稱示威群眾為恐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還指出抗議學生並不打算撤離天安門廣場，同時示威活动也獲得廣泛支持。隨後国家安全部也提交報告，強調資產階級與自由主義已滲透到中國各處，西方觀念給學生帶來负面影響。安全部亦認為美軍部隊介入學生運動，期望藉此推翻现政府的統治。這份報告在中国政府内部成功營造出脅迫感，為之後的軍事行動提供理由。同時中央政治局也收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的報告，指出部隊已經做好協助穩定首都現狀的必要準備。種種因素讓大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接受了戒嚴的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說法，也同意之後以武力清場解決政治危機的方案。
6月2日，隨著學生的抗議運動有所增加，高層以武力解決政治危機的看法更加鞏固。同日，高层再度召開會議，最终同意實施清場以「能夠結束暴亂並且恢復首都秩序」。他們一致認為應儘可能和平地完成天安門廣場的清場任務，但如果示威群眾不願配合的話，部隊也被授權使用武力完成任務。國内報紙当天還報導軍隊部署於北京市十大重要關鍵地區。
6月3日下午4時30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見軍方領導人、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和國務院秘書長羅幹，最後確定有關戒嚴實施的具體辦法。会议确认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必须果断采取强硬措施扭转局势。会议决定当日夜采取行动，“由周衣冰同志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力量，迅速开进天安门广场，坚决执行戒严任务”。在清場的當天晚上，領導人分別於人民大會堂和中南海監督執行狀況。
戒严清场 > 清場令 > 军人抗命现象

条目：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六四清場的抵制
在此期间，不少解放军高级军官和士兵对清场令持抵制态度。
第38集團軍指揮官徐勤先少將以“军令不全不合法、没有正式书面通知”为由拒絕服從動員令，后被军事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其因这一举动被媒体评价为“抗命”军官，2009年徐勤先在接受《苹果日报》采访时表示“已经过去的事情，做了就没有什么后悔的。”
第28集团军6月4日早上在木樨地被群众包围，士兵在受到市民源源不断的质疑和哭诉，并目睹北京市面的情景后，军心动摇弃车不顾，整支部队就此停滞不前。中国官方出版的《戒严一日》则称军队停滞不前原因是遭到示威者投掷的催泪弹袭击。受28军的状况影响，戒严部队指挥部派遣直升机到西长安街上空督战，用高音喇叭呼喊28军受阻就坚决反击。结果直升机遭到一群示威者用被军队抛弃的422号装甲车上的高射机枪扫射驅逐。下午五点整支部队撤走，28军成为唯一成建制没有抵达上级所指定的戒严执勤位置的部队。事后军长何燕然和政委张明春因“执行不力、指挥错误”被降级调任。
戒严清场 > 木樨地衝突

6月3日晚間，各個國營電視臺陸續警告北京市居民留在室內不要外出；但受到前兩週成功阻擋軍隊的激勵，大批市民仍然走上街頭以阻止部隊行進。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市各個方位逐步向天安門廣場推進，分別由第38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28集團軍負責西面；空降兵第15軍、第20集團軍、第26集團軍和第54集團軍負責南面；第39集團軍和衛戍第1師負責東面；以及第40集團軍和第64集團軍負責北面。晚上10時左右，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里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開始向示威群眾開槍。群眾對於軍隊下令實彈射擊感到驚訝，進而開始向部隊丟擲物品。當天晚上，32歲的航天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首位被證實的死者。之後軍隊遭指控使用了射入人體會碎裂，從而造成嚴重創傷的達姆彈。10時30分，由於民眾將雙節無軌電車推到路上並放火焚燒，行進中的軍隊被迫暫時停在天安門廣場西側約5公里的木樨地，試圖清除這些臨時路障。住在附近公寓的居民亦出面試圖攔阻軍方車隊，但第38集團軍再度開火，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根據天安門母親運動調查後提出的死者報告中，共有36人在木樨地死亡。另外士兵還向木樨地附近的公寓開火，造成在建築陽台或室內有人因而遭到槍殺，這包括數名在公寓觀察事態發展的中國高級官員。第38集團軍最後以裝甲運兵車將電車車廂撞開，並持續與嘗試倉促搭建路障或組織人鏈的示威群眾對峙，之後部隊行經長安街經過南禮士路、復興門、西單到天安門期間都有造成傷亡。而負責南面的空降兵第15軍傘兵也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且在珠市口、天桥和前门等地也造成平民傷亡。但是亦有说法认为该类说法均为远距离观察导致的失真，在现场的CBS记者罗斯也称并未有士兵开枪，而仅仅试图驱散人群，这使得究竟是否发生开枪事故存疑。直至6月4日凌晨，虎坊橋一帶仍然傳出槍聲。
有说法称部隊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且造成死傷反而激怒北京市的居民，其中一些人開始以棍棒、石塊和自製的汽油彈攻擊士兵，甚至縱火焚燒軍車。中國大陸當局以及其支持者表示軍隊主要是為了自我防衛而動用武力，並且提出部隊的傷亡證明使用武器正當，而在報告中便有士兵在街上遭到活活燒死或者是被其他人毆打致死的紀錄。而根據吳仁華的研究指出在6月3日晚上10時軍方開火後群眾才開始向部隊做出反擊。不過在驅離過程中，亦有學生和居民試圖保護遭攻擊的士兵，而大多數的軍事單位則拒絕執行對平民開槍的命令。
戒严清场 > 進駐天安門

| 外部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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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後方的毛主席紀念堂
 人民英雄紀念碑旁邊的解放軍軍車和示威者
 戒嚴部隊亂槍掃射示威者
 被軍隊重新控制的天安門廣場
我们强调，和平斗争的原则使学生民主运动能够得到各类人士的参与。很多工人和平民表示，士兵们全副武装就是为了杀人，我们武装起来自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坚持和平斗争。这种斗争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我们的生命。听完我们的广播后，学生们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帐篷，坐在广场上，做好了面对子弹和刺刀的准备。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爱与恨的战斗，但不是以暴制暴。如果我们像那些士兵一样失去理智，用棍棒等“武器”去对抗他们的机枪，那就是最大的悲剧。我们只是在等待奉献生命的那一刻。
晚上8時30分時，由於軍隊的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示威學生在各個大學校園呼籲學生加入其行列。晚上10時，示威學生依照預定時間在民主女神的基座附近舉辦天安門民主大學的成立儀式。但是10時16分時，由政府控制的擴音器警告說部隊可以在實施戒嚴期間採取任何強制執行的措施。晚上10時30分，隨著看見軍隊以實彈射擊的目擊者陸陸續續從北京市區西側和南側進入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也瞭解到有關暴力事件的消息。在午夜時分，學生擴音器則宣布一名學生在靠近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的西長安街遭到殺害，這使得待在廣場上的群眾陷入憂鬱情緒。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李錄隨即要求學生保持團結，並且堅持以非暴力的手段以爭取繼續佔領天安門廣場；凌晨0時30分，吾爾開希則指称一名北京師範大學女學生在晚間離開校園後遭到殺害，之後吾爾開希便因為突發昏厥而被救護車帶離廣場。而在這時候，仍然有70,000人至80,000人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上。
大約凌晨12時15分，軍方開始發射照明彈以提供夜間照明，並且第一輛63式裝甲運兵車自天安門廣場西側出現並且從廣場前的道路快速通過，大约五分钟后出现第二辆装甲车，两者均往东长安街驶去。凌晨12時30分左右則有2輛裝甲運兵車抵達天安門廣場南側，學生便陸陸續續向軍方車輛丟擲水泥塊。之後003号裝甲指挥車突然發生故障而無法移動，示威群眾便用棍棒破壞車輛並且以澆上汽油的棉被放火焚燒。而因為車輛遭到焚燒而緊急逃出的3名軍人則被示威群眾毆打，但學生則組織警戒線並且護送3人到位於廣場東側中國國家博物館的急救站醫治。之後在承受極大壓力的情況下學生領袖曾經一度放棄非暴力手段並且準備展開報復行動，其中柴玲便曾一度使用擴音器呼籲學生準備對抗「無恥的政府」。但最後她和李錄同意繼續維持和平手段的做法，並且沒收學生所持有的棍棒、石塊和玻璃瓶等可能被視為武器的物品。
凌晨約1時30分，第38集團軍和空降兵第15軍的隊伍前沿分別到達天安門廣場的南北兩側。他們開始封鎖天安門廣場四周並且將裡面的示威學生和前往支援的居民分隔開離，而在過程中也殺死數名示威群眾。同時第27集團軍與第65集團軍從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出現，而第24集團軍也於東側的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始部署。在遭到軍隊包圍之後，數千名仍然留在廣場上的示威學生與群眾則開始往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聚集。凌晨2時後，部隊開始嘗試對人民英雄紀念碑旁的示威群眾施加壓力；而學生廣播則不斷呼籲軍隊放棄使用武力，並且提到：「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大約凌晨2時30分，幾名工人則開始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架設其從裝甲運兵車上拆解的機槍，並且發誓要向殺害許多示威群眾的部隊報仇。之後在侯德健勸說下工人們選擇放棄武器，而劉曉波則在紀念碑的欄杆公開砸壞另外一支沒有子彈的步槍以重申非暴力運動的立場。
戒严清场 > 群眾撤離

之後，曾在木樨地看見軍隊槍殺民眾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邵江呼籲由知識分子帶領示威學生與群眾撤離廣場，並且表示已經有太多人喪生。劉曉波原本表示不願意撤離廣場，但最後仍被說服，並且和周舵、高新和侯德健一同與學生領袖商討撤離問題，不過包括柴玲、李錄和封從德等人在聽到撤離意見後最初都拒絕撤離。凌晨3時30分，在隸屬於中國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下，侯德健和周舵同意先行嘗試與士兵進行談判。他們隨即乘坐救護車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並且與第38集團軍336軍團政治委員季新國會面，季新國隨即向戒嚴部隊指揮總部轉達請求並且獲得同意為學生開闢往東南方安全撤離的通路。凌晨4點時天安門廣場上的燈光突然熄滅，同時官方的擴音器宣布：「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不過此時學生們則是一同唱起《國際歌》，並且認為軍隊準備執行最後一項清場任務。
凌晨4點30分時，天安門廣場重新開啟照明并发射一连串的红色信号弹。与此同时，部隊開始從四面八方逼近紀念碑，隨後部隊在聚集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的示威群眾周圍10公尺處重新部署。而侯德健回來後先是嘗試說服事先知情的學生領袖接受他與部隊的協議，在大約4時32分侯德健透過學生的廣播表示他先行和部隊達成談判，然而許多第一次知道這次會談的學生則氣憤地指責他過於膽怯。封從德之後則在廣播中解釋由於已經沒有時間召開緊急會議，而將以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示威學生之後的集體行動。但儘管「堅守」的聲音比起「撤離」還要來得更加響亮，封從德仍然表示「撤離」意見較為多數而決定帶領群眾撤離天安門廣場。不過大約在4時40分時，穿著迷彩服的士兵衝向人民英雄紀念碑並且破壞學生的廣播設施；而其他部隊則毆打數十名在紀念碑旁的學生，並且扣押或者破壞他們的相機和錄音設備。隨後士兵開始強制驅散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群眾，之後也有學生和教授嘗試說服仍然堅持坐在紀念碑底層的學生離開。
大約早晨5時10分學生們開始離開紀念碑，示威群眾們手牽著手往廣場東南角安排的通道撤離，不過由于当时坐在广场北部的学生颇多，因此有相当一部分學生是從廣場北側離去。而這時軍方則要求那些拒絕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必須加入撤離行列，除了以對空開槍的方式要求剩下的群眾撤出廣場外，並且還調動59式戰車部隊封鎖前往廣場的道路。而据从北侧撤离的学生所说，軍隊在紀念碑北面架起機槍向學生掃射。在確認所有示威群眾都離開廣場後，軍方派遣軍用直升機運送大型塑膠袋並且命令士兵開始清理廣場。北京醫護人員對香港记者說，軍隊將廣場的屍體裝進塑料袋，由軍用直升機運走。而6月4日早上6時，已經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在沿著西長安街自行車車道上準備走回校園時，西單郵電局方向有3輛從天安門廣場出發的坦克發射催淚彈並且衝撞人群，造成11名學生受傷。6月4日上午數千名先前撤離的示威群眾、清場行動中傷亡者的父母以及被政府舉動激怒的工人嘗試從東長安街重新回到天安門廣場，但是當人群靠近部隊時士兵則隨即往群眾處開槍射擊作為警告。然而由於有數人因而遭到部隊槍擊，之後暫時撤離該處的不滿群眾便又會嘗試重新前往佔領廣場空地。之後群眾多次嘗試進入天安門廣場內，但是軍隊則持續負責管理廣場並且持續兩周都不向大眾開放。
事件后续 > 後續示威

参见：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抗議地區列表和坦克人
自6月4日軍隊已經控制天安門廣場後，北京市區军民的流血冲突持续了几天，便逐漸恢復穩定狀態，不過在6月5日時西方媒體所拍攝和錄製的一名男子於東長安街隻身阻擋行驶中的坦克車隊的影像轟動世界各地，照片被視為整個六四事件標誌性的照片之一。之後香港和澳門隨即發起大規模示威遊行以聲援北京的示威群眾，其中澳門有十多萬至二十萬人參與遊行抗議，佔當時澳門人口的一半，該次遊行亦是澳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另外也有一些國家也對於軍隊清場一事發起抗議活動。曾經加入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學生返回原本校園以及部隊實施清場的消息傳開後，中國內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漢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廣州市等城市都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並且持續數天。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8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
而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而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間，西安市當地學生也發起大規模遊行活動，並且聯合參與罷工的工人開始設置路障。不過6月8日時陝西省人民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經穩定下來，並且提出「先穩住動亂分子，盡量避免發生正面衝突、激化矛盾」的執行方針。
上海則是在6月5日時由學生發起示威遊行，並且開始擺設路障，工廠工人亦發起大規模的罷工抗議行動，一时间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厂为此被迫停工，市工业用电量下降。這些舉動使得鐵路與道路交通陷入癱瘓，同時早上許多大眾交通工具也無法正常提供服務，英國廣播公司則報導說：「數萬名工作人士因而無法正常上下班。」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復通行。然而當天晚上8時30分，來自北京的161次列車撞死在光新路道口6名嘗試要封鎖火車來往的群眾，另外6人受伤。晚上10時時現場便聚集超過30萬人，而群眾也開始毆打火車司機以及工作人員並且焚毀數輛火車車廂以表達不滿，造成包括邮政车在内的9节车厢被燃毁，沪宁、沪杭铁路中断。6月7日時，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上海理工大學等學校學生紛紛強占各自學校的禮堂以及教學大樓，並且將其安排成靈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越來越多學生們參與架設路障阻礙交通的行動，但在聽聞上海也有可能戒嚴後便有3,000多人決定暫時離開校園。當天晚上，上海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談話，並且提到：「作為市長，在此鄭重聲明，市委、市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使用軍隊，從來沒有打算實行軍管或戒嚴。我們只追求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
6月5日時，武漢當地約有20,000名大學學生決定遊行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不滿，另外示威群眾也有的封鎖武漢長江大橋的交通，有的集結在武昌站前的廣場。第二天學生繼續在街頭遊行示威並使當地交通被迫中斷，同時約有10,000名學生決定直接在鐵軌上靜坐抗議，這導致來往北京、武漢到廣州的鐵路路線被迫中斷，此外學生還鼓勵當地各大大企業的工人發起罷工活動。6月7日凌晨學生們開始以公車和路障阻礙交通，並紛紛於各處架設靈堂來紀念六四事件的傷亡者。然而一小群激進的學生攔下一輛貨運列車並且開始在列車上潑灑汽油，不過在準備焚燒時成功被警方阻止。但這使得當地警方與居民關係漸趨緊張，居民開始提領現金，搶購物資。而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當地學生發起遊行活動並四處發表演講，此外示威學生亦封鎖附近聯絡交通並嘗試聯合工人發起罷工。6月7日早上7時左右，包括河海大學在內幾間大學400多名學生以4輛公共汽車封鎖南京長江大橋，封锁持續到傍晚，而以南京大學学生為主的在校學生則在中央門各處擺放路障。一直到當天下午4時以後學生與群眾才被說服並撤離，交通也一度恢復。然而6月8日，南京大學與河海大學等校的學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一公里的交通，同時學生們也陸陸續續於南京長江大橋上靜坐表達不滿。對於學生激烈的反應，中共江蘇省委認為當地局勢已漸趨失控，並陸續向學生表示公安部將會嚴懲行動的策劃人。
事件后续 > 加强控制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查制度
軍隊在6月4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示威群眾後，中國政府開始加强控制新聞媒體和公民言論等自由，同時因六四事件懲處國內外媒體工作者。儘管國家媒體在軍隊實施清場剛發生後大多報導同情學生的內容，但是之後所有負責人遭到了撤離職位的處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播出的《新聞聯播》上，新聞主播杜憲與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在負責報導此次事件时表现出悲痛情绪。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宪和薛飞的态度不改（二人受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瑞英、张宏民等人经检查符合要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節目副主任，同時也是外交部原部長吳學謙之子的吳曉鏞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為其負責的節目對示威群眾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事后被捕，陈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報由於發表同情示威群眾的報導，包括社長錢李仁與總編輯譚文瑞等編輯都因而撤職。而包括吳學燦在内的一些編輯人員則因為在未經许可的情況下出版特別相關報導，紛紛被判處有期徒刑4年。
所有國際新聞媒體在北京市實施軍事行動期間被勒令停止廣播，同時當局早在5月24日就關閉了衛星傳播的線路。然而許多廣播公司仍然無視這些禁令而嘗試藉由電話向外界報告情況，而許多相關的拍攝影片紀錄也很快被偷偷地運出中國大陸，這也包括西班牙電視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攝的天安門廣場情勢獨家紀錄。而在軍事行動期間一些外國記者則遭到中國大陸有關當局的騷擾，其中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羅斯以及搭檔攝影師便遭到中國大陸當局拘留，然而他仍然不斷透過行動電話報導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之後幾名報導中國大陸當局派遣部隊清場的外國記者在隨後幾個禮拜遭到驅逐出境，而其他記者則持續遭到當局騷擾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單之中。中國大陸當局告知各國駐上海領事館称無法保證記者的人身安全，並開始要求每家新聞媒體必須遵從新頒布的準則內容。
6月9日，鄧小平在其他高層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而這也是自從學生發起示威活動以來鄧小平首次於公開場合出現。鄧小平在之後演講中稱呼因為六四事件而喪生的解放軍士兵為「烈士」，並且指出示威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推翻现政府，希望能進一步「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認為示威者之所以不斷強調包括官員貪污在内的有關投訴，是為了掩蓋其底下試圖將當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動機。他之後還以此觀點表示：「這整個都是仍堅持帝國主義之西方世界的計劃，他們企圖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逐一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然後將它們帶往另一條充斥著國際資本以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
為了排除同情天安門廣場示威群眾的干部，中共領導高層發起了長達一年半的整頓方案以「嚴格處理內部強烈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道路的黨員」。根據報導，有將近40,000名中國官員被調查其在抗議期間的作為，有超過30,000名中國共產黨黨員的職位因此被迫調動，甚至估計有超過1,000,000名官員其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評估。而在這一期間，幾名中國外交官則前往國外要求提供政治庇護。而抗議行動造成中國當局決定加强其作用，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許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作法遭到撤銷，同時中國回到傳統列寧主義的模式並且重新控制新聞出版和大眾媒體。不過六四事件使得中國大陸當局瞭解到無論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彈和催淚瓦斯等充足的鎮暴設備，因此在這次抗議行動結束後中國大陸各個城市的鎮暴警察陸續獲得非致命的相關裝備。同時六四事件還促使得中國大陸當局決定增加國內维稳開支，並且擴大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在鎮壓城市抗議活動時的權限。
事件后续 > 逮捕行動

参见：黄雀行动和六四绿卡
在軍隊成功控制天安門廣場後，中國大陸當局開始針對參與示威抗議的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並且也撤除相關工作或者支持抗議群眾的黨政官員的職務。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所言，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有市民因为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還有人被判死刑。許多參與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後陸續流亡海外，柴玲、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便透過香港組織的黃雀行動，逃往美國、英國、法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之後則被中國大陸當局長期禁止返回中國大陸境內。不過陈子明和王軍濤則是在1989年年底準備流亡時遭到逮捕，中國大陸當局指控他們為整起抗議活動的「幕後黑手」，於1990年判處他们13年有期徒刑。
中國大陸有關當局陸續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計數萬名來自中國大陸各地的群眾。根據對話基金會援引的各省級人民政府的資料，在1989年春天時有1,602名與抗議活動有關的人士被判處有期徒刑。許多人被安排至監獄監禁或者被送往勞改營，並且被禁止與他們的家人會面。而相關單位除了時常對這些涉嫌參與示威活動的群眾以酷刑施壓外，還將這些持有不同意見者與殺人犯或者強姦犯安排在同一個牢房內；同時，由於許多人遭到逮捕，牢房空間不足，甚至沒有足夠的空間供所有人入睡。上海监狱和劳改队开展以“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截至2012年5月，仍然至少有2名參與抗議活動者被關押在北京市，另有5人下落不明。另外曾經擔任趙紫陽助手的鮑彤則被指控洩露國家機密和进行反革命宣傳，並于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
王丹和趙常青則是少數幾位被列為通緝犯並遭到逮捕的學生領袖，被列為學生領袖通緝名單之首的王丹先是被判處4年的有期徒刑，在1998年以保外就醫的理由離開監獄，並獲准移民前往美國居住；他而後在哈佛大學獲得學士學位，主要從事學術工作。趙常青因為被視為一名在抗議活動中影響力較小的公眾人物，在獲得為期6個月的監禁後獲得釋放，但之後由於繼續要求中国展開政治改革而再度遭關押。吾爾開希在事件後逃往臺灣，並長期在台湾中央廣播電臺從事政治評論員的工作；之後他曾三度表態願意自首，並希望返回中國大陸探視親人，不過最後都被遣返回臺灣。李錄則在華爾街成為投資銀行家，並且成立了一家公司。柴玲先是流亡法國，之後再轉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後來她於美國高科技公司工作，並成立了關注中國大陸女性權益和計劃生育問題的非營利組織女童之聲。
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期間，禁止酷刑委員會舉辦第四十一屆會議，並根據《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第19條審議了會員國提交的報告。當中禁止酷刑委員會對於中國當局處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擔憂，認為儘管許多家屬提出「在1989年6月4日於北京鎮壓行動中遭殺害、逮捕或失蹤」的申訴，但中國當局卻遲遲沒有展開調查。同時禁止酷刑委員會也提到中國大陸當局並未告訴家屬相關人士的下落，而對過度動用武力的負責人也無任何行政或者刑事處分。2009年12月，中國政府回應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建議，表示已經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完全結案，並強調當時採取及時且果斷的手段是必要而正確的。中國政府还認為將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運動」扭曲了事件反政府的本質，並且認為這些意見與禁止酷刑委員會的職責並不符合。
死傷人數

由于中国官方拒絕提供更多事件資料，死伤人数的数据模糊且出现多种版本，單是死亡人數的估計便從百余人至上万人都有。1989年6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官員召開新聞發表會，發言人袁木表示，据初步統計，包括部隊士兵、大學學生、非法分子和誤殺群眾在內，有近300人死亡。袁木還提到有5,000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士官和士兵受傷，而包括違法暴徒和圍觀群眾在內、有2,000名平民受傷。根據北京市警方的調查，在北京市被杀死的平民「包括大學教授、技術人員、政府官員、工廠工人、小型私營企業擁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學生和小學學生等，其中最年輕的僅有9歲」。而自中國政府於6月6日召開新聞發表會後，六四事件的實際死亡人數和天安門廣場傷亡問題便不斷出現爭論，有“死者都在天安门广场外”與不同日期的说法。原因在於中國政府展開軍事鎮壓後，便不斷控制任何資訊的發布；之後則嚴格禁止在中國境內研究相關主題，使得今日對於實際死亡和受傷人數仍然不清楚。各方來源提供的傷亡估計，各說各話下亦有很大的出入，聲稱人數從無人喪生至數千人喪生的說法都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11号）中记录的资料显示，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队及公安部门警察有数十人死亡，6,000多人负伤；非军人有3,000多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医护人员、群众。1990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向国务院提交的内部文件《有关各地动乱、暴乱中伤亡情况统计资料汇总》中统计，1989年整个事件期间全国共有931人死亡，2.2万余人受伤。其中北京有群众523人（北京学生57人，北京居民45人，外地学生171人，外地职工、居民和农民229人，另有身份不详者21人）、军警45人死亡，另有11570人受伤。
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一般显著多于大陆报道。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名字在檔案中被塗黑）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萬多名平民死亡，這是目前最高的數字。
1989年6月21日，紀思道在《紐約時報》專欄提到因為缺乏實物證據，而很難確認傷亡的實際人數，但也提到「合理數字應該是大約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喪生」。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則表示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看見軍隊向未持有武器的群眾開火，而美國駐華大使館的員工也曾前往現場蒐集部隊殺害民眾的證據，走訪北京附近的這些醫院後認為約有數百人遭到槍殺。子女因為這次事件喪生的丁子霖、張先玲等人則共同成立了天安門母親運動，持續嘗試調查死者家屬，並記錄死者相關資訊；天安門母親運動確認的失蹤與死傷者清單，1999年有155人、2005年有187人、2010年有195人，2011年8月有202人。在天安門母親運動所蒐集的死者資料中，除了直接死于六四事件的民眾外，還包括4名自殺人士，以及6月4日後因抗議活動而被杀者。
另一方面，根據吳仁華對於戒嚴執法行動的相關研究，除去治安人員外只有15名軍人經確認是在相关事件中被殺死。在死亡原因已經確認的15名軍事人員中，有6名士兵是因為搭乘的卡車翻覆，車體着火而喪生；一名隸屬第39集團軍宣傳單位的攝影師因為沒有穿著制服，在拍照過程中遭到槍殺；7月4日，一名第24集團軍排長因為心臟麻痺逝世。剩下7名軍事人員的死亡原因，吳仁華認為應該是排除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時，在任務過程中陣亡。
此外，中國各地仍有示威者伤亡，数量由於當地記者較少、缺少特意記錄而難以估計。但根據國際特赦組織的調查，在6月5日時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喪生，其中成都市當地部隊使用震撼手榴彈、警棍、刺刀和電擊棒攻擊平民，而當天晚上據稱警方也刻意要求醫院不能接受學生或者是提供救護車服務，間接導致死者增加。位於成都的天府廣場因此也被稱為成都“天安门”。
死傷人數 > 天安門死亡爭議

至今大多認為絕大部分的槍擊事件，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以外處。另外也有報導指稱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後，軍隊仍在北京音樂廳附近向學生開火。有文章认为，枪击发生区域并非天安门广场，而是在通往广场的大道上。而中國政府在6月6日召開的新聞發表會上，軍事發言人張工堅持表示並無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遭到槍殺，軍隊亦沒有使用坦克輾壓在廣場的民眾。鄧小平在6月9日的談話中提到：「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有沒有血洗天安門，流血的到底是誰。這個問題清楚了，就使我們取得了主動。」清場期間負責監督執行狀況的戒嚴部隊副指揮遲浩田，則在1996年訪問美國時堅持強調天安門廣場上並沒有人死亡。西方的新聞媒體則廣泛報導称天安門廣場上发生了屠殺。柴玲便表示坦克進入天安門廣場後輾壓帳篷，並殺害堅持不肯離去的學生；一些從廣場撤離的學生則認為，有群眾因待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而遭到殺害。之後軍方出動直升機清理天安門廣場，更讓懷疑論者認為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廣場發生屠殺的事實。
但侯德健、潘文等同樣在待在紀念碑旁的人士，紛紛表示儘管在天安門廣場有聽到槍聲，但並沒有看到任何針對示威群眾的大規模持槍射擊，或是坦克輾壓群眾的情況發生。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也是认为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重要支持者。他说他当时就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看到的是和平清场，并称外電所说的“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不是事實。六四事件親歷者吳仁華則表示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遭到警察和軍人的襲擊，並且傳出許多慘叫聲，但學生們很快被迫撤離了。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有許多記者不能確定天安門廣場上是否發生屠殺，僅可以確定廣場外有大規模槍擊發生。美國國務院內部針對事件提出總結時，則提到：「屠殺發生在長安街等北京主要幹道，而不是在天安門廣場本身。」這些說法使得之後記者依照現有證據進行判斷，認定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並沒有民眾於天安門廣場上喪生。在維基解密所泄露的外交電報中，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待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智利外交官加洛，便告知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在廣場上並未目擊到群眾遭遇槍擊，在這期間只有聽到零星的槍聲。不過另一篇外交電報提到一名執行清場任務士兵的母親，從自己兒子口中得知當時隸屬的部隊安排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並曾使用機槍掃射而造成許多平民喪生。儘管電報中提到無法驗證來源是否真實，但仍然被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當作目擊者報告看待。
各方反应

条目：对于六四事件的反应
各方反应 > 官方定调

1989年春夏之交，从4月中旬到6月上旬，极少数人利用学潮，掀起了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首都北京发展成了反革命暴乱。他们策动动乱和暴乱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中国）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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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中国政府對六四事件的官方立場認為，為了控制「政治風波」，使用武力是必要的，而這也確保了經濟成功發展所必須擁有的穩定社會；江澤民和胡錦濤等中國領導人在被外國記者問到這類問題時，都會不斷重申中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在6月30日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陈希同做了《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2019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将六四事件的大环境归纳为西方的渗透与和平演变、党内少数领导同志的思想问题、干部腐败问题损害群众形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等等，将直接原因归纳为“极少数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和“人民群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是对一些干部中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借着群众悼念胡耀邦“大肆散播谣言”，“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至於在國家歷史文獻[需要解释]中，則是在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2021年2月第1版）中始[來源請求]有所提及，书中首度出现了标题为《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的关于六四事件的正式记载。這份史料将六四事件称为“1989年政治风波”，并收錄了关于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论在内的事件相關内容。在文中的后几小节中，也记录了中国当局对此的反思与相关措施，内容涉及贪污问题的解决、经济政策的调整。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亦收录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对该事件的定性是“1989年春夏之交，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发动的一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政治动乱”，并认为1990年1月10日北京解除戒严为这场“风波”的结束日，即“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的斗争取得胜利”。
同時，中國政府也不斷控制有關1989年天安門廣場上抗議活動的大眾印象，當提及到此事时，印刷媒體必須與中國政府對於六四事件的說法保持一致。另外中國政府還準備了一份白皮書，以說明政府對於抗議活動的觀點；之後中國政府內部匿名人士將這些檔案運出海外並且在2001年時借由公共議題（英语：）出版《天安門文件》。六四事件30週年前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時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場風波和動亂，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和平息了这场动乱，是正确决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国内稳定。中国在之後三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共中央則在十九屆六中全會中，回顧了六四這段時間後提出了官方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別用一段篇幅指出了此事件，並譴責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外部勢力，在文中透過定性八九民运的發展影響和發表正式看法，著重強調了政府在「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方面的作用。根据決議中的敘述，二十世纪末出現了国际大气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小气候（經濟改革的諸多問題），該局勢下因操弄而导致了八九年春夏之交政治風暴，此後国家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决议由此綜合了後續一系列政績等進行總體結論。
但對於六四事件，許多當時的黨政官員也存在各自不同的見解，其中陳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便多次對於流血事件感到遺憾，而當時擔任趙紫陽政治祕書的鮑彤則多次呼籲中國政府應該平反示威活動。而楊尚昆則在1998年逝世前向軍醫蔣彥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國当局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並且認為將來有一天該事件將會獲得糾正。
各方反应 > 官方媒体

| 外部媒体> 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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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6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現“開天窗”

 1989年6月4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員譴責清場行動的播報录音自由亚洲电台重温＋粤语翻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1989年6月4日中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兩主播以黑衣出鏡片段
事件发生后，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媒体借用国际新闻讽喻国内时事。6月4日，《人民日报》以粗黑字体刊出题为“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杀害学生”的文章。同版，有文章报道波兰消息，以“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为肩题；主题用黑宋大字，“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对中东局势的报道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在“社会”版，则有“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文。6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不仅以醒目文字报道波兰领导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还用字幕打出“以總理承認武力平息不了巴勒斯坦起義”。
尽管中宣部已要求媒体“噤声”，甚至威胁“谁报道谁负责”，《人民日报》仍然在头版用花边框刊出《北京这一夜》一文，首先披露了戒严部队进城并开枪的消息。后来《北京这一夜》删节，但由于版面已经固定，原本预留一千余字的空白中仅余不下两百字，使得《北京这一夜》的花框内留下不少空白，被称为是在“开天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广播员在4日凌晨的广播中称，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并称电台同事在事件中遇难，广播员最后说：“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候收聽我們的廣播”。中央电视台的两位主持人杜宪、张宏民在播報6月4日晚《新闻联播》时身着黑衣，雙眼浮腫，语速缓慢，主持人杜宪一度在播报中哽咽，当时的《新闻联播》为全國播出的录製节目。。
事后，学运期间主张新闻改革、同情学生的胡启立、阎明复等领导被撤职。人民日报社总社长李仁和、总编辑谭文瑞也被撤职。私自在6月4日刊发人民日报号外的编辑吴学灿更被判处四年徒刑。北京广播电台英语部负责人吴晓镛被调离，其父亦受牵连，整个英语部的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報導此次事件表现悲痛情绪的四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分别是杜憲、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事件之后央视内部组织“过关学习”，李瑞英、张宏民符合留任要求，而杜和薛则被调离新闻联播播音岗位。后薛飞1991年从中央电视台辞职，翌年杜宪也从央视离职。
曾有中国媒體藉由阻擋坦克之類似圖像來低調紀念六四事件，例如在2010年6月1日時南方都市報在兒童節特刊登出一幅描繪有坦克車隊圖像的漫畫。江澤民去世後，中國媒體亦罕見兩度提及六四，訃聞中以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嚴重政治風波稱呼。
各方反应 > 各国、各地区反應

参见：对于六四事件的反应
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评价不一。國際社會大多数譴責中华人民共和國政府以武力驅離示威群眾，許多西方國家亦一度實施經濟制裁，並至今實行武器禁運。對於中國政府通过武力镇压處理抗議活動的方式引起來自西歐、東歐、北美洲、澳洲和一些西亞與拉丁美洲國家的批評，其中西方國家政府和新聞媒體更是對此嚴厲譴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許多亞洲國家則在抗議期間持續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國家電視臺減少相關報導以免損害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是另一方面也對於因為中國軍隊清場而死亡的民眾表達同情之意。而多数对该事件作出反应的非洲国家则认为该事件属于中国内政，并且对该事件表示同情。根據日本外務省在2020年12月23日公開的1989年前後外交文件，日本政府在6月4日當天決定對中國和睦，並反對西方對中國制裁。而包括朝鲜、巴基斯坦、古巴、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一些中东及非洲國家則表態支持中國政府的作法，並且譴責相關的抗議活動進行。許多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為了表示支持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活動，於歐洲、美洲、中東和亞洲等地的城市發起示威活動，並且開始在網際網路上架構提供新聞服務的《華夏文摘》和創建非政府組織中國民主後援國際（英语：）；而在中國軍隊以武力驅散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群眾後，這些海外華人則組織如中國民主團結聯盟和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等團體，並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擁有一定的政治影響。
然而對於許多西方國家來說，中國政府對於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活動的處理方式破壞了自身的國際聲譽。許多西方國家新聞媒體從原本计划採訪5月舉行的中蘇首腦會議轉向報導有關早期戒嚴行動的情況，示威群眾抓住這個機會並且開始為國際電視臺的觀眾製作標誌和旗幟，而這也使得西方社會對於中國學生的抗議活動多表示同情。中國政府對於如何處理媒體報導示威活動一度猶豫不決，这也為中國和海外記者報導抗議活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抗議活動的影像紀錄在事件之後20年強烈影响了西方對於中國的看法和相关政策。其中一男子阻擋坦克行進的圖像變成该事件重要的標誌，他被称为“坦克人”，且長期在西方社會成為公民反抗專制政權的象徵。《時代》雜誌更是以「無名的反抗者」为名將其列为20世紀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另外一方面，對於当时仍然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來說，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得社會大眾恐懼在1997年主權移交後，中國是否會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對此香港總督彭定康試圖針對立法局展開政治改革，但這讓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間發生摩擦。而對於許多香港民眾來說，天安門廣場上的抗議遭到鎮壓成為了一个轉捩點，許多民眾因此對中國政府失去了信任；此外當時香港市民普遍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地位感到不確定，这些因素使得1997年前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許多人前往加拿大或澳洲等西方國家生活。英國政府為了阻止人才隨著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讓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權計劃，授予部分香港民眾正式的英國公民身份。而自1990年後，香港每年都有數萬名民眾參與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辦的大型「維園六四燭光晚會」活動。香港在1997年主權轉移給中國後，相關的紀念活動仍在持續進行，直至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
六四事件過後，澳門在中國政府秋後算賬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兩個高調爭取平反「六四」的組織被暴力襲擊，當中「東大學生關注北京學運小組」在負責人聶國瑞（後來曾任香港亞洲電視駐澳門記者）遭人以玻璃瓶襲擊頭部後宣佈解散，而民聯會的成員則因職業威脅、家庭壓力、經濟封鎖和暴力襲擊而四散，當時任職中國銀行經理的吳國昌受壓辭職，在青洲小學任教的區錦新也被解僱，後來更被人用木棍打頭，民聯會除了區錦新和吳國昌以外的成員大多離去。後來二人先後從政，透過直接選舉進入立法會，直到現在兩人仍然堅持舉辦六四悼念集會。据吳國昌说，在1990年代針對民主派的打壓行動中，有部分堅持平反「六四」和抗議警方濫權的人被清算，由於當時親共勢力已控制澳門社會，故可輕易而舉地打壓反對者，被打壓人士的處境有突然失業、做生意的突然被斷供貨、舖位被收回、銀行戶口被凍結，同時面對著暴力威脅，有被暴力襲擊的人報警後於事無補，也沒有記者願意報道。他們部分人最後妻離子散，甚至露宿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