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驻旅大部队
历史 > 国共战争中的旅大地区

10月29日苏方将长春市公安局长赵万斌免职，易以共产分子张庆和。10月29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中将飞抵长春，与东北行营熊式辉主任商军队登陆计划。11月4日下午，蒋经国往晤苏军政治顾问，苏方称：“营口发见有大批第八路军，苏方驻营口军队不多，无法抵抗，故在撤退中。”“各地陆续发见反苏运动之组织，故行营欲改编反正队伍一节，无法同意。”11月5日下午31时，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第五次去见马林诺夫斯基，对方称：营口发现八路军系来自关内，经锦州而入营口，为数甚众，且曾经抗日作战者。故苏军无法缴彼等之械；留驻营口之少数苏军，只好为八路军逼走；葫芦岛之苏方少数部队，亦为八路军逼走；苏军若欲采取行动，必须调回军队，以致延缓撤兵期限，此为苏军所不愿为；“苏方不干涉”在营口、葫芦岛的国共军事冲突；行政人员可前往各省接收，但只能利用当地警察，不能改编伪满军队，以免收容亲日分子；各地方邮电机构亦可接收，唯长春伪机构尚不能接收；铁路尚在苏军统一军运组织之下，不能接收；国军尽可空运来东北，不反对借用美国飞机运输，但美方空运人员不能在地面工作。11月7日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董彦平往苏军驻长总司令部参加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十月革命28周年招待会，熊式辉致答词：“苏联不特第一国家放弃治外法权，亦系第一国家帮助中国抗战，再加以中苏友好协定之缔结，中国政府与人民之感激，固不待言。此次马元帅在东北之使命，更有重大之历史意义。”11月8日蒋介石召集决策圈高层商谈东北问题，王世杰反对撤回东北行营，蒋介石决定先电令熊式辉回渝汇报。11月9日张嘉璈到中长铁路长春路局开始办公。11月9日下午17时，熊式辉招待苏方马元帅及空军元帅与参谋长暨红军军官等三十人，国方陪客三十人，先由熊式辉致词，马元帅答词，嗣张嘉璈起立致词。11月10日熊式辉飞重庆汇报；董彦平副参谋长与巴佛洛夫斯基中将副参谋长接洽空运部队，决定自11月17日起先在沈阳降落，自11月20日起在长春降落，沈长两机场之地上勤务及警备均由苏方负责，苏方并准备在两地划出地区以备空运部队驻扎，在沈阳以11月20日为限，长春以11月23日为限，此后即归国方负责。1945年11月11日（另说为8日）下午14点，在苏联红军谢德林少校的陪同下，刘居英走进长春市政府大楼（现中共长春市委办公楼）接任长春市长，曹肇元交出图章、人员名单、金库存款单，又交出八百零几元的滿洲國貨幣，刘居英一一签收，但对维持会图章没有接收。。长春市公安局公安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吴树勋亦解职，易以共产党员贺炎藩。11月12日从万毅的东北挺进纵队调来的山东八路军进入长春市区与机场周边。11月12日熊式辉向蒋介石汇报共产党军队已经进入长春市区。11月13日王世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称中共军队进入营口、长春使国军接收不可能。11月14日蒋介石决定撤回东北行营。11月15日王世杰找回苏联大使馆，将召回东北行营，并通报给美、英使馆以取得支持。11月15日，国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从秦皇岛猛攻山海关，16日攻占山海关，25日攻占锦州。11月15日下午16时半，蒋经国约张嘉璈到外交特派员公署通知：行营奉命移驻山海关，其所有人员一律空运山海关；留一军事代表团随同苏军总司部进止以保持联系；以董彦平副参谋长彦平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胡世杰为团员。当夜22时，董彦平副参谋长约晤巴佛洛夫斯基中将通告撤退日期。11月16日上午10时，张嘉璈召集东北行营所属全体接收人员，宣布撤退命令：“奉委员长命令，本行营暂撤退至北平待命。” 16日，长春市公安局撤换原派守卫行营之警察，易以武装警察。11月17日，东北行营160余人乘3架飞机离开长春。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中国政府军队无阻碍在长春及沈阳降落，苏军将予应有之协助；苏军严守中苏条约，对于东三省之共产党过去未曾予以任何协助，现在亦然，其撤退区内之共产活动，乃由中央政权未树立之故。如中国政府希望苏军缓撤，可延缓一月或二月。11月18日蒋介石召集军政高层商讨东北问题及对苏政策，王世杰主张苏军缓撤1个月得到会议同意。11月19日苏军通知东北局：中长铁路及沿线城市必须交给国军，红军驻军之处不许共军与国军交战，共军必须退出铁路沿线数公里之外以便国军接收。11月19日驻长春苏军城防司令卡尔洛夫中将召集新闻记者，宣布宣传方针：不许反对国民政府、反对蒋委员长、反对中苏友好、反对英美盟邦，以及刺激国共关系；只许解释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及苏联解放东北之意义；街上所贴之诋毁中央各项标语，一律撕下，而易以拥护联合政府及国际合作之标语。11月19日中长铁路护路总队长孙九思，被长春市公安局长张庆和撤换为于天放。11月1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复苏联驻华大使照会：苏军须负责解除长春、沈阳市区及其飞机场附近非政府承认之各种武装部队，并允中国运送飞机地面工作人员，先到长春、沈阳指挥飞机起降；中方如须利用北宁铁路及各港口，须予以可能之便利；对我接收工作人员，予以道义及物质的协助，并协助该项人员等赴各地筹组团警；以上如经苏方同意，则苏军撤退时间可延长一个月。11月20日苏联驻华大使复外交部19日照会：苏政府已指示空军司令部，采取必要办法，保证中国军队无阻碍在长春及沈阳降落；中国方面派地面工作人员至长春及沈阳飞机场，照料中国军队之来往飞机，苏政府无反对意见；任何非政府军队，从未开入长春；中国军队在长春降落之阻碍，过去未曾存在，现在亦不存在；可能仍须商讨之个别问题，认为仍由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与中国方面代表在当地决定。11月21日，蒋经国乘飞机从长春抵达大连，但在苏军的严密掌控下，毫无收获，蒋经国自称这是一次“痛苦之旅”、“失望之旅”；蒋经国于12月1日返回了长春，并通知在沈阳的国民党大连市政府有关人员跟他一起回到重庆，而将接收旅大的后续事项交给董彦平处理。11月22日下午2时，董彦平董副参谋长依照中央命令，东北行营撤退后，以军事代表团团长之资格，率领团员朱新民、邱楠等八人首次访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马帅称：“已下令撤换公安局长，希望中方介绍可继任之人选，但此并非意味贵方接收长春市公安局，仅系协助苏方物色继任人选。其目的在对于贵代表团及市民尽保护之责。”“希望行营早日返长，苏军在中国政府军队未到达，及中央政府行政基础未确实奠立之前，暂不撤退。”11月23日张嘉璈往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辞行。11月23日苏方下令原任长春市长曹肇元复职。11月24日下午13时，张嘉璈率领东北行营最后一批撤退人员乘军用飞机，17时抵北平。11月25日张嘉璈自北平飞抵重庆，当晚与熊式辉、蒋经国谒蒋介石，报告东北局面有转机，中央军五万人去东北当无问题；经济合作方案宜早日决定，庶几省市接收，可望顺利进行。1945年11月25日苏联驻华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Miklashevsky〉对王若飞谈到美军是否进入满洲时说：“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美国人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满洲地区。”11月26日蒋介石决定自山海关前进之军队，先至锦州为止，外交部拟定照会答复苏大使：我方正准备以空运部队至长春、沈阳；沈阳以南地区，苏政府现声明苏军已撤退，我军已派军队进入该地区，并于日内即可到达锦州一带；其他未经商定问题，及苏军撤退延期一个月问题，我方当照苏方提议，即派代表来长春现地商定。11月28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反对在行政接收东北完成前与苏联谈判在东北的经济、工业合作事宜，并以此答复苏联。1945年11月29日，主持北满分局工作的陈云主持起草，以陈云、高岗、张闻天的名义给中共东北中央局并转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的。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在美国积极支援下的国民党军队，现在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到锦州一线，虽然国民党的处境甚为困难，但它的部队仍均集结，准备向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前进。苏联除要我们军队退出大城市外，现在更要我们交还已接收的政权，禁止我们在三大城市中一切足以妨碍他们公开执行中苏协定的措施。为了执行中苏协定，苏联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必须的，是应该被我们谅解的。苏联军队原定于十一月底撤退完毕，现在又重新开回。这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将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正式移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实力为后盾，拒绝美国力量直接渗入满洲。”“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由于需要顾及国际关系及条约义务，苏联的“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11月30日张嘉璈晤中共驻渝代表董必武，告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认为国军有必要榆（关）沈间铁路打通，苏军正待中央军到可自锦州向北撤退，请其通知八路军在沈阳锦州间退出铁路线以外。11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王世杰：同意苏军缓撤1个月。12月4日，张嘉璈、蒋经国由北平飞抵长春，次日与董彦平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通知苏方：空运1个师的部队来长；铁路输送2个师的部队至沈阳；省市行政人员到任，准备带少数宪兵和警察，为维持地方秩序须组织若干保安部队；希望苏方解除区内非法武装；省市行政人员莅任后，凡未经中央承认之政权，一律取消，如有抗拒，苏军协助解决之。马帅答复部队来长沈无异议，沈阳以南无苏军。当晚张嘉璈、蒋经国电告重庆：催各市长即日来长；奉天〈沈阳〉市长保荐董文琦；空运部队自12月10号起运；到达锦州部队立即开始北进；苏军撤兵期限建议展至2月1日。12月6日董必武转告延安复电，八路军可自北宁路沿线撤退，希望国军不予追击，藉免战衅。12月9日张嘉璈、蒋经国与董彦平往晤马林诺夫斯基，通告：苏军自东北撤退完了日期，中国政府同意延期至1946年2月1日，将由外交部与苏驻华大使交换文件；中国空运部队，拟自12月12至15日开始运送，中国军队自锦州进驻沈阳之日期一俟确定通知苏方；拟先接收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四市，各省主席，候命赴任。马帅答复：中国空运军队至长春，随时可来；已命令驻沈阳苏军随时与中国自锦前进军队取得联络；长、沈、哈三市可先接收，大连市因归滨海军区司令管辖，当即请示莫斯科。12月16日至28日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公报要求中国成立团结民主政府，三国信守不干涉中国内政原则。12月22日行政接收长春。12月27日行政接收沈阳。12月底，中方又请求苏联缓撤1个月至1946年2月1日。1946年1月1日行政接收哈尔滨。1月8日在四平行政接收辽北省。1月12日接收松江省。国军自锦州发动攻势，1月12日进占新民县，1月15日接收沈阳市铁西区。1月15日，进驻沈阳的国军运兵列车遭到苏军射击。1月16日，苏军把国方新编组的1000多保安队缴械。1月16日发生张莘夫事件。1月16日，国民政府经济部特派员孙越崎飞抵长春，带来了国民政府对苏经济合作问题之指示及经济部关于《中苏合办东北工矿事业办法原则》，实质是选择几个工矿企业与苏联合作，但东北完全行政接受前不能签订正式协议。1月19日，张嘉璈两次致函蒋介石与翁文灏，希望在经济问题上在做让步，遭到蒋介石严词拒绝：“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紧缩，不易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总要使我主权与法理不发生恶影响，不为他人引以为例得矣。”1月20日，王世杰致电蒋经国：“我方对经济合作事业处理，就实际项目磋商。对战利品问题，我方不可故弄理论的立场（即日人在满洲经营之事业，应视为对华赔偿品）。”1月25日张嘉璈将《中苏合办东北工矿事业办法原则》及合作项目送交苏方。2月1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正式拒绝了提案，苏军并未开始大规模撤军。2月5日，张嘉璈飞回重庆。2月5日，王世杰约谈张嘉璈，决定请苏联代表至北平与翁文灏非正式会谈。2月7日，蒋介石约请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蒋经国、张君励商讨对苏经济合作案，决定增加鞍山钢铁厂、鹤岗煤矿对苏合作，抚顺煤矿必须交还中国，辽东盐场与东北民航可合作。2月9日王世杰与翁文灏、张嘉璈拟定了对苏经济合作最后方案。2月9日，美国向苏联、中国递交了一份相同内容照会，要求东北工矿合作问题上违背了门户开放政策，日本在东北的资产以战利品处理必须经盟国共同协商决定。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翁文灏、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的会议上通过。2月11日雅尔塔会议周年之际，美英公布了《雅尔塔协定》全文，在中国激起强烈反响。2月15日，王世杰约集孙科、王宠惠、邵力子、陈布雷、翁文灏、蒋经国讨论东北问题，未有结论。2月16日一批东北人在重庆举行反苏游行。2月16日晚王世杰面见蒋介石，最后决定张嘉璈、蒋经国返回长春，与苏方做最后交涉，经济合作仅限于三、四个公司，“不得含有独占性”，必须在苏联撤军，完成东北接收后才能签协议。2月18日，王世杰带蒋介石手谕回重庆，指示张嘉璈对苏做最后尝试，“但切不可有一字增加”。2月19日，王世杰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通报张嘉璈、蒋经国返回长春与苏方再做谈判。2月20日，蒋介石通过长途电话，指示张嘉璈、蒋经国暂缓赴东北。2月22日，重庆沙坪坝各大中学2万余人举行了反苏反共大游行，其口号为：苏军立即撤出东北；彻查张莘夫惨案；某党应该爱护祖国；苏联应该尊重中国主权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北平、上海、南京、武汉、青岛、太原也发生了学生响应东北问题请愿游行。一些大学教授与文化人公开发表谈话或者宣言反苏。2月26日苏联驻华大使提交抗议照会职责中国政府人士参与反苏游行。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全面批判政协问题、中苏条约与东北问题。3月5日王世杰在六届二中全会上做外交报告，遭到右派中委邹鲁、白崇禧、王正廷、齐世英、张道藩、黄宇人、任卓宣、胡秋原、胡健中、萧铮、刘健群、谷正纲、唐纵、王星舟、张九如、罗霞天等的激烈攻击。3月6日，王世杰首次照会苏联驻华大使，要求苏联即行撤兵。3月7日，驻沈阳的苏军突然北撤，至12日全部撤完，随即国军由沈阳出发沿铁路尾随撤退苏军向北进攻。3月10日，王世杰告诉顾维钧准备将东北提交安理会。3月15日，驻四平苏军全部北撤。3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克四平。3月19日，王世杰委托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方表示：苏联必须提早撤兵，并勿予非法武装阻挠国军之机会，否则中国国民对苏联的反感难以消除，“倘苏联不顾中国舆情，我政府或被迫放弃直接交涉”（即交由联合国处理）。3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王世杰，表示苏军至迟于4月底从东北撤军完毕。3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约见王世杰，声明苏联同意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由长春迁至重庆；王世杰表示谈判难以进行。3月27日苏联大使向王世杰提交了《中苏经济合作提议草案》，只要求7项合作。4月4日，王世杰突然向苏联大使表示立即在重庆开始谈判。4月12日苏军开始从长春撤退，4月14日彻底撤出后，4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长春进攻战役，至4月18日全歼守军。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再无下文。5月3日苏军全部撤离东北。
董彦平在回忆录中认为：苏联严词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是因为“山东沿海的匪共部队，正源源不断在大连登陆。”王世杰、张嘉璈当时在日记中认为，根本原因是由于使用美舰运输，即美方插足东北，刺痛了苏联最敏感的神经。
1945年10月初，原中共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常务书记韩光作为东北局代表到大连，为八路军、新四军从胶东过海北上事宜同苏军当局交涉。苏军驻旅大地区司令官高兹洛夫中将回答：“这个事情好办。你们若是白天来，穿军衣，拿武器，我还得给你缴械，收起来；晚上，我一个人不剩的、一支枪不留的、一颗子弹不少的都送去石河驿（指苏方军管旅大地区北部境界线）还给你们。”随后，他指派刚刚唤来的政治部一名中校“你记下来，通知下去。”高兹洛夫问韩光，“你的事，我已经给你满意地回答了。现在我还有事，要向你提出，苏军进驻大连已经快两个月了，国民党市党部的牌子都挂出来了。你们中国共产党要不要大连？”韩光说：“怎么不要？我们不仅要大连，而且还要全东北、全中国呢!”，高兹洛夫又问：“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派人来? 你们再不来，国民党会把你们的脖子卡住!希望你们尽快派一位市委书记来，把市委建立起来，把市政府也建立起来。”高兹洛夫告诉韩光，“大连市政府的市长已经由莫斯科方面选定，是大连本地的一个商人……一个商人当市长并不妨碍你的工作，你们有副市长，再派一个秘书长和公安局局长，实权还是在你们手里。”为什么这个市长要由莫斯科决定，而且要用本地的一位商人，高兹洛夫就此对韩光进行了解释。这是苏联出于外交上的需要而采取的策略。因为依据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大连为一自由港，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如果苏军明显表示支持中共旅大组织，国民党政府就会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干涉中国内政，从而造成苏方外交上的被动。而启用本地大商人当市长，则避免给美蒋以口实导致苏方外交上的不利局面。高兹洛夫说：“教育局、民政局，应由你们派局长，广播电台、报纸是宣传舆论工具，要牢牢掌握。你们可派一个台长和报纸的主管。”韩光问：“为什么没有提到财政局长?”高兹洛夫说：“财政、工业、商业、银行的正职已从本地工商界人士中选了，你们选派副职，一样掌握实权。”10月12日，完成了在大连与苏军的交涉，韩光乘坐苏军的飞机返回沈阳，把大连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委员陈云作了汇报。东北局当即任命韩光为大连市工委书记，并要伍修权和萧华从山东来的干部中优先选派一些人同韩光一起去大连工作，在当地吸收、训练了一批知识青年。彭真指示：要抢形势，搭起大连市党、政、警、群领导机构的架子，尽快开展工作。陈云指示：要充分认识苏军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大连工委很快建立起党、政、军(以公安警察部队面貌出现)、群众团体等地方组织。旅大地区就成为苏军控制、中共实际领导管理的一个特殊的解放区。当时，刘亚楼化名王松少校，在旅大的苏军政治部门做民政工作，实际是苏方同中共联系的一名联络官，对韩光说：“苏方是支持我们搞土改的，开会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剥削也应该做，只是要求我们采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苏方主要是顾忌美、蒋抓住把柄攻击苏联，从而给苏联在外交上造成被动。只要我们把斗争大会关在屋子里开，不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苏方是不会再干涉的。”1945年11月，东北局批准正式成立大连市委(此前以“工委”名义开展工作)，旅大地区普遍建立起市、县、区委和支部。与其他解放区一样，在旅大的中共各级党组织与党员身份不公开，大连市委以公安总局训练处为掩护，韩光的公开社会身份是公安总局训练处处长。韩光在1990年所作的《旅大八年》回忆录中写在旅大地区的工作方针：
“我受命来大连工作之时，东北局彭真等领导同志曾明确指出：与苏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要认识苏军驻在并对大连实行军事管制这一实际情况，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对我有利的方面，放手开展工作。要充分发动和依靠工人阶级，恢复发展生产，安定人民生活，努力支援前线。工作中，要照顾苏联的外交关系，不使苏联在应付美蒋方面发生额外的困难。在当地实施我党的各项政策，要同苏军当局充分协商，取得相互谅解。工作方法不可照搬其他解放区的模式。当时．我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和当地实际情况，肯定过‘以苏为主’的方针。所谓‘以苏为主’，主要是我们的各项工作，必须考虑到苏军实行军管这一特殊环境。



在1945—1948年间，旅大地区的防务与 外交，货币与银行的管理，报纸、广播的监督与检查，港务、海关、电力、自来水等企业的管理等方面，都是苏军当局直接担当的。而由于彼此在大局上有着共同利益，‘以苏为主’实际上也就是‘以我为主’。决不像有些人指责的那样，‘以苏为主’，即是‘以我为奴’。”



“（旅大地委的工作方针：）第一、我地方党政领导与苏军当局在高层次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出现不同意见及时交涉、协商、疏通，改进关系，使我们的政策得以顺畅实施…… 

第二、认清共同利益所在，实行充分合作，分清哪些方面只能以苏为主，哪些应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要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才不致造成顶牛局面。如迟子祥任市长的问题，开始我也不理解，苏方怎么让这样一个人当市长呢?我们很多同志也一直想不通，经常找我提意见。我们数次向苏方提出换掉此人，苏方都未同意。他们坚持用迟子祥任市长。1948年冬，随着国内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我们再提出撤换迟子祥时，苏方就不管了，并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可见这时苏方已不再需要这块‘顶门砖’了。 

第三、我们干部注意在实践中向苏联同志学习，是很重要的一点。苏联党和人民，革命成功比我们早，斗争经验和管理城市经验比我们丰富。在大连这种特殊环境中，管理具有现代水平的城市，对于我党干部来说，是个新课题。我们只有虚心地向苏联同志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才能较好地完成党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据此，韩光领导的旅大地委采取了“以苏为主”的工作方针：
开展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不采取戴高帽游行、罚跪等做法，而把斗争会改在室内进行。
中苏合营公司普遍实行厂长或经理负责制。
人民警察着国民政府的警服，戴国民政府的警衔。
充分发挥司法、检察机关作用。
宣传上以地方自治的面貌出现。
干部进城后，改变解放区的着装，穿长袍马褂。
我方经营的支前军工企业及“党产”均以民间“公司”、“商行”的面貌出现。
当时苏联为顾及国际关系与条约义务，在东北各大城市对中共活动设置种种限制，但中共在旅大的活动基本未受到苏联限制。中共组织通过种种合法与变通的方式，采取半隐蔽的形式工作，只做不说，对外不公开，也不见于报刊文字记载。韩光认为：“这种半隐蔽工作方式，是我们自己经过反复思考，主动采取的策略，不是苏方不允许我们‘公开’。反之，他们是主张我们‘公开’的，要我们市委公开挂出牌子。”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党内工作方法与作风建设上，旅大地委则采取与我党在其他解放区完全一样的做法。苏方对韩光表示：“相信你们中国共产党会把事情办好的，无论你们怎样做，苏联都站在中国共产党方面。”
1945年10月24日，苏军警备司令高兹洛夫、苏军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巴森签发委任状，任命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杰化名赵东斌（对外宣称是东北军于学忠驻山东滨海的第111师的少将旅长）为旅大警察总局局长。高兹罗夫要求“现在赶快把警察搞好，维持好大连的秩序。”苏军警备司令部少校翻译刘亚楼（1937年在延安抗大任训练部长时， 赵杰是学员）说：“老兄，注意，把枪杆子握住啊！”韩光兼任总局政委（不公开）。次日韩光召集 赵杰、唐韵超、朱秀春、柳运光、吕赛等人开会研究成立警察总局，传达东北局书记彭真指示：“大连形势很好，对我非常有利，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把大连市的党、政、警、群等领导机构的‘架子’赶快搭起来。在组建市委的同时，尽快先安上个副市长、警察总局局长，然后迅速开展工作。大连工人阶级力量强，有革命传统，要把工会建设搞好，把工业生产搞好，把党的建设搞好。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和苏军搞好关系，同他们合作好。要很好研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特别是这个条约里有关旅大地区地位的条款，充分利用有利于我们的那些方面。由于旅大实际上是苏军管辖的，因此，我们党既要放手开展工作，又要考虑对苏联外交方面的影响，便于他们在外交上讲话，不授美蒋以柄”。会议决定：
要指定几名同志去了解各警察局的底数并密切注视其动向；
要认真研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各条款及苏联有关外交政策；
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渠道和方法，加强与苏军的联系，争取他们对我们工作的协助；
在筹建总局的同时，加强与工会组织的联系，依靠群众，团结各界进步人士，并从中物色我们需要的人员；
确定了总局办公机关的地址——斯大林广场东大楼(即现在大连市公安局办公楼)。
1945年10月下旬，旅大市委开始组建新的警察总局，同时接管和改组下面部分区、县警察的领导机构。8月下旬大汉奸张本政等人组织的“大连治安维持委员会”成立了区、县的警察局(署)，设有大广场、沙河口、西岗、旅顺、金县等警察局，有警察近3000人，并由苏军发了日式武器。其中只有少数几个局有几个抗联干部和地下党员以苏军警备副司令的名义在里面工作，能控制一部分警力，如甘井子、沙河口、金县等局。为此，第一步先把总局成立起来，然后以总局的名义陆续接收各区局，并把各种不同名目的治安队等分别解散、淘汰或整编。同时，将上级党派来的部分干部，派到已接收过来的部分局(如甘井子局和岭前大队)，以加强领导，使其成为共产党手中的主力。第二步，陆续向其他各局派局长、中队长及机关干部，基本是上级派来一个，就派下去一个。下派干部一般都要经过同苏军协商，他们同意才行(尤其是职务高一点的)。第三步，对情况复杂，问题特别多的大广场等警察局，先摸底，然后采取组织措施。
1945年10月27日大连市职工总会、大连治安维持会、医师公会、佛教会、商会等各界十余人集会，成立大连市自治政府，推举治安维持会的迟子祥为市长，职工总会的陈云涛（胶东干部）为副市长，治安维持会结束。中共本来不同意迟子祥任市长，苏方告诉中共：“一个商人当市长并不妨碍你们的工作，你们有了副市长，再派个秘书长和警察总局长，实权还是在你们手里。”陈云指示：“如果用我们的人当市长，就会给美蒋以口实，攻击苏联破坏条约，将大连新政权交给了中国共产党，造成外交上的被动。苏方用当地商人做市长，例行公事，既不影响我们控制大连政权，又可堵住美蒋的嘴，我们何必计较这些。”
11月初召开警察总局成立筹备会议，议定了总局的机构设置、机关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的配备等问题。基本根据旧警察局原有的框框和当时的任务，设立了保卫科、督察科、总务科、交通科、司法科和卫生科等部门。总局领导、科室领导及一般工作人员总共30多人。
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正式成立。11月25日改为大连公安总局，县局改称为公安局，区局改为公安分局。11月下旬成立了中共大连公安总局党总支，韩光同志为书记，王华同志为副书记，当时总局领导加机关工作人员只有七八个党员。逐步改组各局的领导机构和惩治极少数坏分子之后，对其他表现较坏的警官、警士采取了淘汰、洗刷措施，有的被撤职回家，有的被撤职暂留警察局教育、改造；对已不胜任工作的老弱病残人员亦遣返回家。到1946年2月，被淘汰人员有近千人。对大多数被淘汰人员发给了必要的生活补助费。在淘汰原警察人员的同时，陆续招收了新的人员，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过工会组织输送的一批又一批的产业工人。还招收了农民、市民及少数青年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