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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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治时期，同盟会台湾分会由于受到日本殖民者的禁令无法公开，不得不于1914年解散，但蒋渭水、翁俊明等人仍继续追奉孙中山为领袖，1927年成立台湾民众党时，还刻意在党旗上模仿中华民国国旗。当孙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蒋渭水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唉！孙先生死！》，悼念：“想此刻四万万的国民正在哀悼痛哭罢！西望中原，我们也禁不住泪泉怒涌了！一封電報就能叫我們如此哀慟，這都為了什麼？”正是因为孙「眼中只有三民主義，只有正義，四十年間統為正義、為主義而戰。」「自由正義的戰士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自由正義永遠不死的，他的熱血還熱騰騰的湧著，而且永遠湧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響還嘹喨著。酣睡著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了！」3月24日，蔣渭水以「台灣有志社」名义在台北舉行追悼會，到场者五千人，卻遭到日本殖民統治者的严苛限制，禁唱悼歌、禁止演講，《台灣民報》其後發表抗議文《台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愤言：「嗚呼！中山先生逝世矣！民國的元勳、漢民族的領袖、東亞的大明星、世界的大偉人，這是孫先生可獨享的榮譽。孫先生四十年的革命生活，建設共和，創造民國，其對主義的忠實，一貫的精神就可為世上政治家龜鑑。而且孫先生不獨為一個民國的革命家，他的對東亞的親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對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盡力了。所以孫先生可稱謂民國革命的元勳，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所以這回孫先生的訃音傳出，中外之人莫不神慟心傷，爭悼偉人於千古……那禁得住淚灑滿襟呢？唉，一偉人的死，我們台灣人不該放聲大哭？怎麼也不該吞聲滴數點的悲傷淚嗎？」1927年初，張深切、張月澄、郭德欽等人在廣州成立「臺灣革命青年團」，向日本殖民者发出挑战，宣言書称：共產主義是西方怪物，三民主義是東方偉物，「三民主義的偉力，足使全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心寒膽顫，由於據此而奮鬥的中國民族革命發展而愈加強了世界弱小民族的勢力。同時，我孫中山先生的精神與三民主義也越顯出它的偉大。……他雖然已經逝世了，但是他的偉大精神仍繼續指導著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时，有王钟麟、谢春木等台湾民众党党员到场献上花圈，以致哀思。台湾1930年代公認的文壇領袖、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说：孙“先生的精神永嵌在四万万人各个儿的脑中，便这天宇崩、地宙拆、海扩流、山爆裂、永纫重归、万有毁绝，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世间永远不灭。”
孙中山生前曾与朝鲜的革命人士建立密切联系，孙逝世后，韩国青年同盟会在唁电中说：“中山先生手创中华民国，力主民族平等，为中国革命领袖，为东亚被压迫民族之良师。”侨居北京的韩国人张如在唁电中说：“痛哭、叩头、流血，大声高呼东亚之革命父母中山先生。呜呼！……大中华民国大元帅中山先生千古流芳，万邦共泪。”大韩革命党临时代表李天民、李社隐等的唁电称：“中山先生逝而中山先生主义不逝……复恳诸位先生加宽抑，节哀省悲，努力前途，到达目的，岂非东亚幸甚，世界幸甚耶？”参加治丧的在华韩民悲呼：“我们高丽久受日本压迫，想呼吸都不得，与中国被列强压迫无异，所以彼此同病相怜。正当孙先生率领东方痛苦民族，一齐进攻，使远东民族得到脱离奴隶地位，何图大星忽去。望此后中山信徒，一律依照孙先生政策，努力进行。”韩国临时政府于3月26日集会追悼，并发文声称：“伏维先生在天之冥灵，共赴联合战线，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他日东亚如成和平，则千万岁下对先生之铜像者，未尝见而不拜矣。”
越南早期民族民主革命领导人潘佩珠，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影响，接触孙中山后思想开始转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潘佩珠将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提出“取消君主立宪，建立民主共和”。孙中山逝世后，潘佩珠写了一副挽联：“志在三民，道在三民，忆横津致和堂两次握谈，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痛分余泪泣先生。”越南另一革命志士潘是汉发表的唁电说：“我侪所戴为平民革命之父师者竟溘焉，弃吾侪去矣……是汉身为亡人，迹在韬晦，弗克上京赴哀，谨呈挽联一副聊表挚忱。乞为代达于平民革命之父师之灵前，感且不朽。”
孙中山逝世后，时任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的约·斯大林代表俄共（布）中央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唁电，唁电评价孙中山是“争取中国人民的自由和自主，争取中国的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工农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者”，认为“孙中山的事业将活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心里，而使中国人民的敌人发抖”、“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栓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 ……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 ”
1925年，在巴黎东方民族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亞拉伯代表表示：「孫先生想聯合東方民以共同打倒帝國主義，我亞拉伯人民願步後塵。」印度代表說：「印度為英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為萬國殖民地化，大家都處於泥犁獄中，幸得孫先生高登一呼，使東方民族今日都覺悟起來，共同做革命工作。孫先生實為東方民族解放之父。今忽然别去，凡屬被壓迫人能不同聲一哭麼！我們後死者當竟孫先生未之志，努力革命，以期得到獨立與自由。」到1956年，印度駐中國大使尼赫魯在北京紀念孫中山誕辰九十周年的大會上慨叹：「孫中山是中國偉大的兒子，但據我們看來，他也是亞洲偉大的兒子。他以畢生精力所從事的鬥爭，並不僅僅是中國的鬥爭，它的範圍是更加廣大的，包括亞、非兩洲許多國家的鬥爭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印尼共和国的首任总统苏加诺，多次谈到他深受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影响。1956年8月15日，苏加诺总统在印尼雅加达为欢迎宋庆龄而举行的国宴上回忆道：“我曾经把三民主义读过多少遍，它鼓舞我去斗争和热爱我的国家和人民。”他还说，自己是阅读了孙中山的著作以后，才第一次知道“亚洲是一家”这个摡念的。因此，他认为“孙中山不但是中国的领袖，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1956年10月4日，苏加诺总统在访问中国期间，到清华大学讲演，又回忆道：“在青年时代，我阅读过三民主义，我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四次，从头到尾地详细阅读三民主义。作为一个青年，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鼓舞了我的灵魂。”后来，他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印尼的国情相结合，在1945年提出了五民主义“潘查希拉”，即印度尼西亚建国五原则。
美國敎育家、胡适的老师杜威曾经评价：“中山先生一生，最能代表中國平民精神，故中國平民遲早必奉中山為理想之完人。中山之患，不在中山之屢起革命，而在政客之忽南忽北。如果中國人民，皆能模仿中山之政治節操，人人認定方向，不常隨風轉航，中國早當富强云。”
《孫逸仙傳記》作者美國人林百克認為：孙从蒙昧陈腐的时代环境中，竟能衝出一線光明來，仗著的是他個人的天才感悟和自信。孫宣傳反對忠君，很容易使人明白而記得，就是「天命無常」，這四個字無害於眾人，很容易深入人心，工人苦力都懂得這個簡單、無惡意而卻是勸人的口號。孫做革命事業並不把錢當做最重要緊，他曾說：「金錢並不是常常有用的，北京政府有很多的錢，但是他仍舊得不到真正替他出力的人。人民覺醒之後，金錢在革命事業裡面是比較不重要的。」林百克認為：「中山很願意拯拔壞人，因為他可憐他們。他的心完全是本於善性，所以他不能自持地現出慈悲心來，他知道他們是壞人，但是他們是不幸者，所以中山拯拔他們，倘使中山擒拿了一個嘗試害他性命的人，如其這個匪徒說出家裡有很多人靠他養活，又表出悔過的心，中山定要釋放他而同要害他的人做朋友了。中山寬恕的心似乎像孩子氣，他這樣一個意志像鐵一樣堅的人為甚麼心腸像婦人一般軟？他意志的剛強同心腸的柔軟似乎是相反的，但是同他接近之後，就知道他的弱點就是他的天性最強的根由，因為他是偉大所以他寬恕，在火奴魯魯他寬恕牽他髮辮的小兒同他寬恕袁世凱殺革命志士一樣，寬恕是他的天性，在他聽見最偉大的寬恕者耶穌之前，早已有寬恕的習性了。」
法國漢學家白吉爾認為，孫是一個慷慨大度但想法糊塗的機會主義者，他最熱衷追逐征服和權力遊戲，在歷史過程中表現並不出色，相反經常是無能為力，除了幾個短暫時期曾擔負領導人職責，但決定權也不在他身上，三民主義學說既非原創又缺嚴謹；孫真實是在其冒險犯難和字裡行間、成功和挫折之間所顯現的血肉之軀，是屬於當代世界的人物：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才，並未在他所處時代歷史烙下自己印記，是所處歷史脈絡之產物，他所體現是中國正邁向現代化。孫本能掌握他所處時代的渴望，瞭解時代蘊藏之力量，並將之具體化為實踐的綱領；他將反朝廷之敵意化為反對勢力之主張，在1920年代他才關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他預見技術官僚對民主政治的危害，強調經濟現代化中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能源）的重要，寄望能夠超越或者化解陳年敵意，在外交與國際經濟關係上締造新合作基礎。孫是20世紀之子，是現代中國肇建者之一。孫之門徒以排滿種族主義取代反帝國主義做為現代民族主義之基礎，全然將民主等同共和體制，諸如此類。他們處理大多數問題，都是從同盟會敵視梁啟超之觀點來分析。孫是模範愛國者、世界主義之現代化推動者；孫之備受推崇，原因是訴諸外國資本之大型經濟發展計劃之倡導者。
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历史学教授史扶邻（英语：）在《孙中山：不情愿的革命家》后记中说：孙活动的半个世纪里，是近代中国的至暗时刻，而没有孙的历史，似乎会更加黑暗。孙相信经由革命，中国将迅速恢复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没有人比孙更相信中国的潜能，也无人比孙更努力无私地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孙并非以暴力革命为唯一工具，“他事实上是个不情愿的革命者。在致力于革命目标的同时，孙文倾向于用尽可能少的暴力手段解决争议。为了所有他的鲁莽大胆，孙文缺乏真正革命者标志——冷酷无情（蒋介石同样缺乏此点，但毛泽东确着实具备此特质）。简言之，他宁可协商取代杀虏，选择妥协拖长奋斗。这两个特征使他似乎倾向于不现实的自我牺牲及特别不情愿的革命，但因此也更具真实的人性。”孙对于世界各国的先进模式都取开放态度，他学习日本、英美、俄国的政治体制，但时刻保持自我立场，孙在各种场合声明他并不为俄国行事，虽然孙不太会像蒋介石在1927年那样清洗共产党及亲共份子，但他肯定也不会继续与一个受外国控制并致力于削弱国民党的党合作。作者预言：“孙文的共和革命象征永垂不朽，甚至在将来再次激励中国人民奋斗。如果继续揭露毛泽东的深重罪孽，中国人民会更加需要荣耀孙文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先知。”孙是唯一的国共双方都承认的英雄，假如中国能够和平统一，两岸共同纪念孙将是一座有用的心理桥梁。
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英语：）教授评价：孙出身一广东农村，但他求知若渴，先后在夏威夷教会学校、香港医科学校就读，旅英期间频访大英博物馆，流亡日本时广交各界人士，履历和视野超出常人。孙对于似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能够全心全意地为之奋斗，表现出惊人的自信和热忱。又说：“孙中山个性中有一种吸引人的魅力。许多没有特殊理由须要尊敬孙中山的西方访问者，都不能不为他的虔诚真挚、言词的单纯直率以及对自己信念所持的有节制的热情而深受感染。”不仅仅是西方人，在孙被迫流亡的岁月里，东南亚和北美的华人社团都满腔热情地接待他，孙似乎从来不曾在华侨中丧失掉自己的魅力。在中国国内，不同派系的革命者都敬仰孙，视孙为他们中间的首领。可是纵观其一生，“我们称孙中山为‘壮志未酬的爱国者’，这是因为，在他实现爱国目标的努力过程中，他的事业的绝大部分，都是以受挫沮丧为标志的。”早年孙的反清起义都失败了，民国肇建却落入袁世凯手中，其余生都在反对帝制和军阀的挫折中，并怀愁而终。然而，孙面对频繁的挫折一往无前，他定是被一种持久的信心所支撑着的。“他为他的中国之梦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这就是他的同胞们尊崇他的原因。”
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中说：「孫逸仙起初非常信仰民主政治，但是他的晚年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2014年8月1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南京参观中山陵，说道：“我十分荣幸地拜谒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导人孙逸仙先生的陵墓。这一美丽的安息之地象征着他的巨大影响仍在激励着海内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