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梵蒂岡關係
沿革 > 建國初期

1949年4月24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勝利後進入民國政府首都南京，但教廷駐華公使黎培里未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廣州亦未被召回，被視為有意與在內戰中勢如破竹的中共建立關係。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但圣座仍不承认中華人民共和國、亦未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关系，公使黎培里仍继续留在南京，甚至警告中国大陸天主教徒不要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中华民国外交部時任部长吴铁城仍對於教廷公使持續逗留中共控制下的南京表示不满。1951年教廷公使黎培里遭到驅逐出境後，由于冷战的政治对立及意识形态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与罗马教廷双方未能建立互信及良好关系，亦無太多接觸。罗马教廷支持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在的共产主义阵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这一对立更加尖锐。1950年7月28日，罗马教廷再次表达对共产主义、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家的态度，声称凡参加“在共产党的指示和赞助之下成立的一些组织”，“不论在何种名目的掩护之下，都将受到绝罚”。朝鲜战争爆发后，黎培里要求中国天主教徒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抗，并以“流血致命”的“成圣荣誉”作为引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政府主要关注禁止外国及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不许用宗教开展破坏和间谍活动，对包括教会在内的外国机构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方针。中共中央曾就外国人开办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机构指出：“不论其是否属于帝国主义性质”，一般不采取排除或没收的政策。宗教问题必须谨慎处理，“以免外国人民误会我解放区政府是排斥宗教”。对于已经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容许其继续居住并执行业务，暂不批准新来的外国传教士。外国人办的学校、医院、教会等，组织其登记、审查，亦可维持现状。对外国人办的教堂、医院、学校等，均“不得进入”。此后，在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宗教的政策法规，以及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各界宗教人士的讲话与文件批复中，也不断强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1950年3月，第一届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范围及原则。周恩来两次到会并讲话指出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将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在内的宗教工作纳入统一战线工作中。其中第二次讲话，即1950年4月13日周恩来《发挥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作用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主张宗教要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如中国天主教还受梵蒂冈的指挥就不行。中国的宗教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提出要到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内部去工作，“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从政治上、经济上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1950年5月2日、6日、13日，周恩来先后三次和北京、天津、上海基督教人士座谈，表明中共和国家对基督教的政策及态度，“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1950年6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表示，“要帮助宗教界人士割断同帝国主义的关系，帮助他们‘自己办宗教，自演自唱，不要外国人来传教’。”中共中央于1950年7月和12月、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于1950年9月在政策上规定：外籍传教士，除在所在教堂内传教外，不得外出传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基督教、天主教问题发出指示，表示国家保护信教自由，同时须警惕天主教、基督教长期受帝国主义利用，成为“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的事实。对当前中国天主教、基督教应不帮助其发展，并反对帝国主义影响；同时保护信教自由，并在其中扩大爱国主义影响，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工具变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事业”。对当时尚没有发起脱离帝国主义控制的天主教，要求各地方“注意团结天主教徒中有爱国心的分子，以求在适当时机发起同一运动”。全部这些宣传活动“一概不得采取强迫命令办法，尤其不可由教外的人包办代替”。
在北京的私立辅仁大学是第一所被政府接办的教会大学。1948年底，黎培理指示辅仁大学校务长芮歌尼（Harold W. Rigney，美国教士），教会应与中共达成协议，使该校留在北平继续开办，1948年12月初圣言会也作出同样决定。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2月16日辅仁大学成立中国教员会，教员会18位教员向芮歌尼提出八项主张，包括学校教育须符合新民主主义教育精神、宗教与教育须分开、学校经费管理使用权及行政权须全交给中国人等等。这些要求已超出当时中共“不多加干涉”政策。2月26日外籍教士辞去除校务长（芮歌尼）外几乎全部重要行政职务，改由中国人担任。3月3日，17位中国教员组成的临时校政会议成立，取代学校行政会议成为校务决策最高机构。4月28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周扬接见该校校长陈垣等人。6月13日，周扬在接见芮歌尼时表示，政府对学校的政策是“只要它遵守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不违背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均可允许其存在”，教会补助该校经费应公开，课程设置上政府“不干涉别人信教与传教，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允许信教自由，允许在课外传教”，“宗教学说作为学术研究当作选课是可以开的，但必须保证学生真正自愿选修，不得加以任何勉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应列为必修课。在政府推行的学校教育改革中，1949年6月29日辅仁大学调整课程，在此前取消四门宗教课的基础上，全校增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三门必修课，各系也增设此类课程。1950年，芮歌尼多次向校长陈垣要求天主教会对该校人事任免有最终否决权，并提出解聘五位教授（社会学系魏某、杨某，数学系刘某，生物系王某，哲学系李某）等要求。要求被拒后，教会拖欠1950年该校经费。芮歌尼发表《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宣布教会不再承担该校经费，并鼓动该校工友向校方索薪。为维持该校运转，教育部为该校垫支8月、9月经费。9月30日，芮歌尼正式答复，教会完全停止该校经费。由于会增加财政负担，并影响对中国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的争取和团结，政府方面并不情愿接办该校。1950年10月6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53次会议讨论教育部长马叙伦《关于处理北京私立辅仁大学问题的报告》时仍表示，虽政府接办了辅仁大学，但其他教会学校仍可继续自办。1950年10月12日，教育部宣布接办私立辅仁大学，该校由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正式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1950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帝国主义企图利用终止办学经费继续控制、干涉中国教育。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对美作战后，1950年12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公报，冻结中国在美国资金，禁止美国船只开往中国港口。12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应发布两项措施：“管制、清查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在华一切财产”；“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存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接受美国援助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失去最主要经济来源，中国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其政策，着手全面接收。1950年12月，政务院第65次政务会议召开。会议通过《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这些法规构成了对在华传教的两方面约束：一是限制和管理，二是接收自办。1951年11月28日，政务院公布《外国侨民出入及居留暂行条例》，对暂居留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也形成限制和管理。外国传教士先后回国。到1952年底，“大部分传教士已离开中国”。
在配合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同时，四川省的中共剑阁地委、中共广元县委统战部向当地天主教徒宣传中央的宗教政策，派天主教徒做中国籍天主教神父王良佐的工作。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的王良佐神父及尚锡祝、王复初、孙克强等500多名天主教徒发表《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通称《广元宣言》），提出中国天主教同帝国主义割断关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该主张获得政府肯定并宣传，1950年圣诞节时《新华日报》发表该宣言，1951年1月周恩来发表讲话支持天主教“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运动，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开始在全中国获得推广。截至1951年1月，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已扩展至广州、昆明、杭州等53个地区，共10位主教（包括代主教、副主教）、186位神父、40万教徒发表爱国宣言。华北地区最早参加天主教革新运动的是北京、天津。1951年1月11日，天津市天主教自立革新促进会筹备会成立。9月16日，北京天主教革新委员会成立。截至1952年底，“各地天主教先后成立了98个革新委员会（其中76.5%成立于1951年），分布于72个教区中（占全部教区约50%）。”截至1957年底，地方性天主教爱国组织增至200余个。
1950年黎培里的北平代表马迪懦涉意图刺杀中国领导人的炮击天安门案。
1950年12月18日，黎培里向全中国主教和神父发表《请视吾主》牧函，反对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指其是“裂教”、“违反教义教规”、“妨碍教会的超然性”等。他还发表多篇《学习参考》，将自治、自养、自传解释为不让“教外”的人插手，应形成天主教内部管理和传播机制，维持已有的圣统制。上述文件通过中华全国教务协进会下发，广泛传播。
1951年1月17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办茶话会，邀请40多位华北地区天主教人士座谈天主教革新，这是中共中央历史上首次同天主教人士公开接触座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表示，我们要爱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和反对我们国家的敌人断绝关系，敌我界限必须分清，爱国和“天下教友是一家”不矛盾。后来，周恩来再度强调应将宗教与政治分开。随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积极推进宗教革新运动的指示》，指出在梵蒂冈不干涉中国宗教革新运动及不在中国开展政治活动的条件下，中国教徒与梵蒂冈仍可有“纯粹宗教性质上的联系”。
1951年3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天津天主教徒奋斗前进积极展开自立革新运动》及天津津沽大学教授张羽时的《和天主教教友们谈怎样爱教》两篇文章。毛泽东阅后批示两文“写得很好……说明天主教革新的理论根据，很有说服力，请考虑在人民日报转载”。3月14日、15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
1951年3月31日，南京总教区代总主教李维光等793人联合发表宣言，表示除在信仰上和教廷保持纯宗教关系外，坚决割断与教廷的政治及经济关系，这是首次提出“割断”和“罗马教廷”的联系。
1951年5月，南京天主教徒上书南京市市长，要求将黎培里驱逐出境。（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便制定了将不法外国侨民驱逐出境的政策，后又多次重复。）震旦大学天主教徒及北京地区天主教徒也发动驱逐黎培里签名运动。9月4日，南京市军管会决定将黎培里驱逐出境，公使館因而關閉。9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天主教徒与潜藏在天主教内的一切帝国主义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将他们清除出去，这是全国一切天主教徒的“唯一正当的出路”。
由于天主教在教会组织上“遵从至圣、至一、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圣教会”，和自立革新运动有根本矛盾，所以自立革新运动受到天主教内部的极大抵制。为此，中国政府在1951年借“圣母军”事件，将外籍神职人员驱逐出境，后来在1955年又通过“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案”（九八教难），将天主教内抵制自立革新运动的中国籍神职人员逮捕，并通过该案在全中国开展了一场天主教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清除了天主教内部的抵制派。（1960年3月17日，龚品梅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叛国集团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此后龚品梅一直在上海市监狱服刑。）在此期间，各地公安机关陆续破获一批利用天主教的帝国主义间谍案，如广东梅县美国籍主教福尔德间谍案、平原新乡美国籍主教米甘间谍案、沈阳法国籍主教费声远间谍案、昆明法国籍主教德为能间谍案、西安意大利籍代主教葛露膏等间谍案、济南德国籍主教杨恩赉间谍案等等。
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我们切愿声明》（Cupimus Imprimis）公函，号召神长和教徒“勿以敌众而萌退缩意”，强调地方教会的服务精神，表示驱逐外国教士对教会不利。1952年2月，罗马教廷圣职部以“企图在共党中国成立一个国家的教会”的罪名，将南京总教区代总主教李维光“开除教籍”。1952年，圣座驻华公使馆迁到台湾，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继承了同圣座的外交关系，理论上台湾的天主教中国主教团也继承了对全中国天主教的管辖权，圣座和中华民国双方在反共旗帜下达成了一定默契，1968年于斌总主教升为枢机，成为继田耕莘枢机之后的第二位华人枢机。
1953年12月8日，罗马教廷发布关于1954年为“圣母年”的通谕，要求中国神职人员做“最好的儿子”，“和中共最残暴的政权做斗争”。通谕引发中国各教区纷纷制订1954年大规模集体朝圣计划，例如河北省15个教区中有12个接到该通谕后制订出“集体朝圣”计划。中国各地政府采取措施，使1954年“圣母年”朝圣成为正常的宗教活动。例如河北省1953年12月召开的宗教工作会议决定：“掌握控制教会核心，发动群众，使圣母年的‘朝圣’成为正常的宗教活动。发现朝圣活动后，施以压力，缩小其规模，限制在教堂内，务必防止其大搞，影响生产、治安。……堂外朝圣应视为非法，坚决予以制止平息。”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就天主教问题指示各地把“革新促进会”改称“爱国会”，可以承认教宗，但要求教宗必须承认爱国会。这表示中共中央对罗马教廷的政策有所调整。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其中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1954年，教宗庇护十二世又发表《致中国总主教和其余教区司铎及服膺宗座的信友》通谕（又称《致中华人民》通谕），谴责政府干涉宗教自由，鼓励信友，并着重阐述了“三自运动”的应有意义，反对中国的“三自运动”。为应对中国的困难情况，教宗对牧民守则作了很大放宽，被称为“权力下放”政策，包括三点：（1）命每个教区主教指明三位代理人；（2）扩大神父牧灵范围；（3）扩大神父圣事权力。
中共给予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的拥护者以很高的政治待遇。1951年10月，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补选震旦大学原校长胡文耀为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李维光、胡文耀等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54年12月，济南教区副主教董文隆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