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清代番界
設施

隨著清代地圖陸續出土，每一塊拼圖都有助於拚出滿清時代的社會圖像。由於番界綠線圖尚未出土的情況下，目前紫線圖（乾隆49年/1784）最能呈現清代番界政策的總成果，且具體反映了當時的政策規劃狀況；較早的中研圖雖有缺漏，仍多少反映了紅線（乾隆15年/1750）、藍線（乾隆25年/1760）時期的狀態；御製圖繪製時間推測在這兩幅地圖之間，可補充紅線、藍線變遷的過程。綜合這三幅番界圖可觀察到番界上的設施有：界碑、土牛、望樓、隘寮，這些設施並非一步到位，而是隨著番界上局勢的演變，清廷在政策不斷地修正補充下，逐步建置番界設施，付予所需的邊防功能；而且隨著台灣由南而北的開墾進程，番界設施的布局會因地而異，並非同時實施且因地制宜。
康熙年間的開墾政策相對消極，在朱一貴事件後，只是劃界立碑、隔離生番。隨著開墾範圍擴大引起番害，雍正年間雖然仍以劃界隔離為止，但增強法律手段，「更定嚴例，劃定生番界，不許番民出入販賣物件」；若有違反，「置以重典」，以期能明確歸責於民或番。既然定了界線、有了刑罰，就需要巡邏稽查來執行。由於台灣兵力有限，官府不得不善用民間丁壯；乾隆9年(1744)以前，當時民壯係由巡檢帶領，巡察沿山、沿海地帶；由於汛兵仍不敷分撥，在乾隆9年12月(1745)福建布政使高山密奏「臺郡民番現在應行、應禁事宜」，奏准之後番界事務有更具體的措施。臺灣官府可能就此開始實施，「請令該處營汛弁兵、各土目、通事，加謹巡察。」不久之後，朝廷認為劃界一事，臺灣府虛應故事，要求進行勘界，當時基於「民番接壤之地，原無關隘可以限制，不過就山麓草埔，意為區劃……必按山川之形勢，視道里險易，扼塞居要，使漢民實有不能偷越之勢。」此議似成為接下來依地理形勢做為劃界的原則，首先劃定紅藍線，並依地形順勢立界碑、築土牛。乾隆19年(1754)「今歲鎮、道督令文武餘生番出沒隘口多搭寮舍，撥熟番防守，復於附近安設弁兵監督，以熟番防生番，以官兵制熟番，使不致互相勾結為患。」這可能是熟番守隘自此開始施行於各地，各地設隘並非同時施行。自此之後，清廷的番界政策逐步邁向制度化，乾隆49年(1784)紫線以前官府的作為，有助於瞭解番界的演變過程。
乾隆40年至43年間(1775-1778)擔任台灣知府的蔣元樞留下珍貴文獻─「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以下簡稱「蔣圖說」），記錄了任內的建設。其中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雖然是屬於鳳山縣的隘寮建設，但這是有具體隘寮規制的寶貴文獻，有助於我們瞭解番界設施的布局；蔣圖說中另外還有全臺灣各縣廳的望樓建設，這是更早就有的防禦設施。蔣元樞建設的時間是落在紅藍線與紫綠線兩時期之間，不僅建置了番界上的硬體設施，強化番界的邊防政策；另一方面，這些施政也影響到番界內外的土地利用及族群關係。以下利用蔣圖說並配合前節的番界圖，來呈現番界上的諸項設施，包括望樓、隘寮、通事寮、土牛和界碑。
清代於貼近生番隘口或民庄，設立望樓，由熟番與漢民輪流前往巡察，已如前所述，最早出現建議設置望樓的官方文獻，是乾隆11年(1746)。望樓不只建於番界，蔣元樞將其納為全臺防務建設的一環，選擇地勢險要、僻路曠地、或依山傍水等處，興建作為防禦設施。依照蔣圖說，全臺望樓建設總共有：臺灣縣26座、鳳山縣18座、諸羅縣51座、彰化縣48座、淡水廳25座（未說明此為新建或改建）。臺灣縣、鳳山縣和諸羅縣的望樓規制：「四圍築石圍墻，各高八尺環雉堞，中設望樓高五尺餘，樓下各蓋草寮以避風雨。」彰化縣的望樓：「周圍石墻各高丈二，中實以土砌磚樓於其上，較台鳳諸三縣更稱完固。」淡水廳望樓「規制更勝於彰邑，而派丁輪巡則與各縣同。」望樓是番界上的較早的設施，例如枋寮隘望樓。在番界圖上的望樓圖案，有些是單獨出現，有些則是與隘寮名稱搭配漢人民居圖案併立，都表示這是屬於防禦設施。
隘寮是更完備的防禦設施，在各幅番界圖中的圖像，有的是磚石或木柵所圍的民居，有的是民居與望樓併立，也有只繪望樓圖案者；不同圖案有可能是表示不同的部署（但也有可能只是因為沿用不同繪製階段的圖層）。最早出現隘寮可能是在乾隆19年(1754)前後，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有提到「北路一帶，每歲秋冬之間，內山生番逸出焚殺，為害商民，今歲鎮、道督令文武於生番出沒隘口多搭寮舍，撥熟番防守，復於附近安設弁兵監督，以熟番防生番，以官兵制熟番，使不致互相勾結為患。」清代隘寮的設置可能就由此開始。
依照蔣圖說所言，在他上任前鳳山線段番界已有隘寮，推估大約建於乾隆19年(1754)至乾隆42年(1777)之間。乾隆42年(1777)蔣元樞所推動的番界改革規劃，與之前不同的是，為熟番建造住屋，並付予免稅旱園耕種，有建立永久庄社的意圖（也有可能有些是既有庄社）。根據蔣元樞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於鳳山縣番界所興建的隘寮，「除舊有之糞箕湖、巴陽庄、新東勢等四隘，仍照舊址改建外，其山豬毛隘移於雙溪口、武洛隘移於佳臘埔、枋寮隘移於毛獅獅，並添建大路關、毒口溪等三隘，新舊共計十座。……外則砌築石墻，濶五尺、高八九尺及一丈不等，週圍約計一百二十丈及一百四五十丈不等，中蓋住屋五六十間，亦有八九十間者，俱照社番居屋建蓋，仍撥鳳邑所轄之阿猴、武洛、上淡水、下淡水、搭樓、茄藤、力力、放索等八社熟番住守，併按地勢之險夷，酌派番丁之多寡，連眷同居，以堅其志，附隘埔地，聽其墾種，以資衣食，分立界址，以杜佔爭。」如此龐大的聚落建設，經費來源並未在文獻留下記錄，但是圖說有提到「衿民樂從，捐銀輸料，爭先恐後」，亦即有民間捐輸，此訊息透露出番界的土地開發可能有經濟利益。
在歷史上的清代隘制經常會與熟番連結，但是不能忽略不少區域早有漢人開墾，官府也有利用漢人防守邊界的作法。在蔣元樞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中畫了五座漢人「通事寮」，而且畫在界外。蔣圖說有提到，另建通事寮房六所（於界外），「周圍以木為柵，柵內蓋屋四五六十間不等，令生番通事攜帶壯丁守禦，與熟番互為聲援；又令近山居民大庄則設望樓二座，小庄一座，每樓派三四人，日則遠眺，夜鳴鑼柝，每月自朔至晦預期泒定大書望樓之上以專責成，如有生番踪跡，即行鳴鑼各庄聞鑼互相救援。……明訂生番交易日期，則透漏自絕，實于杜絕生番之中，兼寓防奸除弊之意。」當時已有庄勇與官兵共同防守番界的作法，這固然是要以民間力量彌補官方兵力不足；不過，在番界上設隘的目的，與其說是與生番攻防的戰線，其實更像是漢番交易的通道。整體番界邊防佈局的構想在蔣圖說中也有說明，「既分地以裕隘番口食，復豎界以息隘番紛爭，番散難馭，設隘首以歸約束，丁眾難防，住通事以專稽察，且稽察漢奸牽娶番婦，則諸弊可杜。」官府提供經濟誘因，搭配適當的管理措施避免動亂，來達到官民合作邊防的目的。蔣圖說是目前所見清代番界邊防佈局最深入的描述。
蔣元樞的「鼎建傀儡生番隘寮圖說」也有提到土牛：「從前雖以山根溪溝為界，但山形起伏不一，水溝衝徙無常，日久恐有混淆，應照北路規制，建立土牛，俾民番永遵。」由此可見，土牛是從北路開始闢建，為解決當地界外私墾問題。乾隆23年(1758)官方開始查勘北路的彰化縣和淡防廳「原定舊址，併民人侵越私墾處所」，針對界外已開墾的土地，若是「迫近生番」則劃為界外；除非是「無生番出入」之地才劃入界內；土地如果被劃為界外，民人田園需立即遷入界內。當年淡水廳和彰化縣田園、埔地遭劃出界外者，包括拳頭母山官庄的內凹、暗坑仔、七張犁、五塊厝、內湖、霧裡薛埔等處和水沙連的清水溝，都是距生番20至30里不等，此距離可視為「迫近生番」的標準。
乾隆26年(1761)終於完成土牛界線工程，即習稱的藍線。彰化縣的土牛「於車路、旱溝之外相距不遠，把各有溪溝水圳及外山之根，均離生番所居內山五、六十里不等，向無生番出入，堪以永遠劃界。其與溪圳不相連接處，則挑挖深溝、堆築土牛為界，永不致再有侵越」；淡水廳則「酌量地處顯要，於依山傍溪之處，即以山溪為界；其無山溪處，亦一律挑溝堆土，以分界限。」依照柯志明換算結果，官定溝牛的構築標準：溝寬3.84 公尺，牛闊3.2 公尺；利用現代地籍圖推估，構成土牛的間隙地橫寬可達8公尺，溝寬可達4公尺，但遺跡的實際寬窄不一。官府明訂界線後，「凡淡水廳、彰化縣二屬逼近生番內山之各地方悉行劃出新界之外，其田園埔地盡皆退為荒埔還番，聽該番自行管業，永不許漢人贌墾及巧借雇工名色招徠漢人代為耕種」，於是形成熟番專屬中間地帶，即是後來劃為熟番守隘的養贍埔地，大多位於藍線與紫線之間的地帶。
上述的土牛其實都未標在各幅番界圖中，只有御製圖在鳳山縣番界有標出土牛。乾隆46年(1781)有奏報，依蔣元樞的建議，按照北路規制，南路土牛溝與隘寮完工：「應行添建改設各隘寮木柵共十六處，同應築土牛八十一座，及挖挑寬深溪溝，督飭各委員趕辦完竣，業已撥番分住，給地墾種。」在紫線圖中鳳山縣並未繪出土牛，或有可能紫線圖的重點在清釐界外土地，因此省略了鳳山縣新完成的土牛；又或者鳳山縣的土牛並未完成，御製圖所呈現只是規劃。無論如何，由於沒有其他地圖與文字佐證，現地也找不到遺留，目前尚無法考查鳳山縣番界的土牛之位址、長度及規模。
從黃叔璥的界碑，過渡到紅藍線的土牛與隘寮，最後到紫綠線的番屯，番界演變可分為三個階段。康熙61年(1722)的番界線僅立石為界；乾隆15年(1750)定界的紅線（由鳳山縣到彰化縣）沿用康熙年間的界線，由南路鳳山縣往北只劃到彰化縣；乾隆25年(1760)的藍線，在彰化劃出新界線，彰化縣以南的紅藍線相同沒變，彰化縣以北則只有藍線。這是從紫線圖中可以觀察到紅藍紫線的情況。如果再看紫線圖上的番界址：只在中南部的紅線所標的是「界碑」，只在中北部的藍線所標的則是「舊定界」，而紫線則標為「新定界」。紫線圖是以過去的番界圖為底圖，所以各縣廳的格式不一，例如諸羅縣就只有標「界址」二字，未註明地名。可能此時界碑已不是劃界的主要工具。由於紫線圖專注在清釐土地，包括藍線與紫線之間及界外的土地，所以僅針對藍、紫線標出舊、新定界。圖中的紅藍線或許並非當時製圖的重點，仍可供我們參考，配合其他史料作交叉比對之用。或許藍線時期（乾隆25年）以後，土牛與隘寮逐漸成為辨識番界址的主要地貌。
18世紀初左右之清乾隆時期，由於福建與廣東省東部開發已飽和，大量閩南人和客家人移民蜂湧來臺，與高山族原有碑界已經不能區隔漢人與原住民的邊界，整個民族界線已經向東方移動，清朝衙門決定另加以新的天然山川為新界線，又在交通要衝而山川不明顯之地另外「挖溝推土」方式，構成新的原漢界線，這便是「土牛紅線」。土堆俗稱「土牛」，加上深溝，故稱為「土牛溝」。除此，又因地圖上，常以紅線延伸其土牛溝所設置區域，因此又稱為「土牛紅線」，簡稱「土牛線」。在臺灣，也有多處地方直接以土牛作為地名，代表乾隆早期位於土牛界沿線。土牛界線做為分界的原初構想，以西為漢人、以東為歸化的平埔族、再往東自山腳起則為未歸化的族群。乾隆時期，土牛界線隨著漢人的拓墾資及清廷的開放，曾多次調整，所以在1750年畫出紅線後，乾隆中晚期，1760年另外又畫出「藍線」、1784年畫出「紫線」（紫線只見規劃，未曾定案）、1790年畫出「綠線」來取代土牛紅線。而往內山移動新畫出的界線調整為以西為漢人、歸化的平埔族與移住的屯番。:47-49到了嘉慶年間以後，朝廷不再畫線，漢原界線往往另以台灣各地「隘勇線」取代了前述的各條舊界線。台灣清代的土地拓墾係由南而北展開，各地區的原漢互動關係，會與當地土地開發深淺狀態和人員投入多寡熱度有關，而官府的番地政策也因應各地區所面臨的問題而逐步調整，於是各縣廳有不盡相同的發展歷程，例如隘寮和土牛反而在北路先於南路施行。以下就各縣廳來看番界的變動以及設施的建置狀況。此段由台灣番界併入。
今臺灣桃園市楊梅區或臺中市石岡區等地仍可見土牛界線遺跡。另外，許多地名且與土牛界線有關，如：新北市土城區、桃園市平鎮區土牛溝、新竹縣竹北市隘口里、苗栗縣頭份市及西湖鄉、臺中市石岡區土牛里、臺中市東區十甲里及東信里也有土牛的地名。 關於土牛溝的現址考證方法，另有學者李宗信，利用日本時代的土地申告書與GIS軟體進行地理編碼(GEOCODING)，取得更精確的現址考證論說。此段由台灣番界併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