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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
发展历史 > 2013-2020年：大规模示范推广应用、市场化驱动阶段

2013年，中国大陆进入新能源汽车大规模示范推广应用时期。自那时起，中国相关部门加大对城市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的力度，尤其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细颗粒物治理任务较重的区域内的特大城市或城市群重点实施，并对推广量、外地品牌车型数量作出要求，同时要求政府机关、公共机构等领域优先采购新能源汽车。2014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部署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后续工作。《意见》明确，各地区执行全国统一的新能源汽车和充电设施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全国统一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此举的目的旨在于打击地方保护。
2015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增加到88个，销量突破33万辆，占据全球的60%，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与此同时，一些城市加大了公共充电设施的投入力度，对新能源汽车减免年检费和停车费。同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方案指出“推动自主品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同国际先进水平接轨”。在这一时期，蔚来汽车、理想汽车、小鹏汽车为首的“造车新势力”新能源汽车品牌相继成立，三家品牌被称为“蔚小理”。“蔚小理”旗下车型具有互联网背景，以智能化为主要特点。而传统车企北汽集团、上汽集团等开始筹划高端纯电品牌，外资品牌也陆续推出新能源车型。
2017年工信部提出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指出，汽车产业逐步向新能源化过渡，到2020年实现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达到200万辆的目标；2025年占到新车产量的20%以上。2018年，中国新能源车年产量突破100万辆大关，此后产业走向成熟化，不再过度依赖于补贴、政府采购和对外国市场产品征收关税或设置壁垒。新能源车的补贴标准每年适当退坡，以生产企业“双积分”政策取而代之。新能源车的增量势头也由市政公交车队采购转向私人乘用车市场。同年6月，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印发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指出，允许外资企业独资建厂生产新能源汽车。新政实施一个月后，特斯拉汽车宣布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在上海临港新城兴建超级工厂。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及政策的不断宽松，外资企业相继在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开展合作。
发展历史 > 2021年至今：高速发展阶段

2021年后，随着国家提出“双碳战略”，中国大陆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大幅增长，基本建成本土化的供应链，关键技术已实现自主化。2022年，国产自主品牌新能源乘用车占到了总销量的79.9%，比亚迪首次超越特斯拉成为全球产销量最多的新能源车企，蔚来、理想、小鹏当年交付均突破10万辆，进一步加大品牌竞争力。在新能源商用车上，主要销量来源于纯电动车型，2022年销量占全部新能源商用车的97.8%。中国企业亦加快新能源车全球化发展步伐，其中整车产品实现大量出口，而配套企业在海外相继建立生产基地。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于2023年表示，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实现与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多种技术的结合，同时全面重塑了产业生态。
2024年10月28日，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印发通知，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单位机关及其所属垂直管理机构、派出机构等各级行政单位和各类事业单位配置更新公务用车应优先使用国产新能源汽车。
相关政策 > 补贴政策

根据2009年公布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消费者购买混合动力汽车最高每辆补贴5万元，纯电动汽车每辆补贴6万元，燃料电池汽车每辆补贴25万元。2010年6月1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决定在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其中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5万元，纯电动乘用车每辆最高补贴6万元。
2013年9月，《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出台，通知要求对消费者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继续给予补贴，补贴金额逐年递减。部分地方的消费者还可享受地方补贴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2014年1月至8月，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1,137辆，比2013年同期增长328%，其中6,621辆为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16,276辆为纯电动汽车。
2015年4月29日，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明确2016年至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同时综合考虑生产成本、规模效应、技术进步等因素逐步退坡补助标准。翌年12月29日，四部门又印发《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规定对新能源推荐车型目录门槛作进一步提高并动态调整，同时调整补贴标准、改进补贴资金拨付方式。
2018年2月，相关部门公布该年度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标准，其中续航400公里以上的纯电动乘用车补贴金额由4.4万元提升至5万元；续航150公里以下的纯电动乘用车不再享受补贴政策。该政策设有过渡期，至6月11日全面实施新政策，过渡期期间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按2017年标准的70%补贴，新能源货车和专用车按2017年标准的50%补贴。在此之后公布的2019年补贴政策规定，续航里程达到250公里的纯电动乘用车可享受补贴政策。2020年公布的补贴政策规定，300公里以下的纯电动乘用车不再享受补贴政策，同时规定补贴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2年底，原则上每年补贴规模上限约200万辆。2022年12月31日，新能源汽车购置国家补贴政策终止实施，至此中国大陆实施13年的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政策正式结束。但地方政府补贴和厂家补贴仍然保留。
相关政策 > 减免购置税政策

2014年8月6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信部联合发布公告称，自2014年9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免征购置税的车型由工信部、税务总局通过发布《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统一管理。该政策历经四次延期，相关政策至2025年12月31日结束。2024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新能源汽车仍免征车辆购置税，每辆免税额不超过3万元；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改为减半征收，每辆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
相关政策 > 免征车船税政策

2012年1月1日起，中国大陆开始实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此后免征车船税的政策随产品技术标准的更新而调整，免征车船税的新能源汽车受《享受车船税减免优惠的节约能源使用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统一管理。
相关政策 > 车辆号牌政策 > 限牌与限行豁免

为解决超大城市的交通擁堵問題和空气污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地对机动车号牌实行严格管控，但对新能源汽车则不受该限制。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2015年9月29日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取消”。
例如，北京市自2011年起开始实施小客车额度摇号政策，通过摇号方式发放新车牌照。自2013年起，在北京购买的纯电动汽车无需摇号，实行总量控制；但购买混合动力车仍需摇号。2011年实施首年，总量额度指标确定为24万个，其中新能源（纯电动）指标仅2万个；2018年起总量额度指标仅有10万个，但新能源的指标数量达到6万个，超越燃油车的指标数量。由于每年的指标有限，因此取得新能源号牌需要等候较长时间。而在天津、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新能源汽车无需经过摇号或拍牌程序即可上牌。上海市在2023年1月1日前曾为购买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用户发放专用牌照额度，但在该日期后仅有纯电动汽车与燃料电池汽车才能享受免费号牌政策。
此外，新能源汽车亦不受地方限行政策的限制。例如，北京市自2015年6月1日起，纯电动小客车不受尾号限行政策限制；天津、杭州、成都等地均有发布政策，明确新能源车不受限行政策限制。
相关政策 > 车辆号牌政策 > 专用号牌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机动车号牌
2016年11月21日，公安部宣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在上海、南京、无锡、济南、深圳5个城市试点发放新能源汽车号牌。根据公安部安排，自2017年11月起，河北保定、吉林长春、福建福州、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广东中山、广西柳州、重庆、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发放新能源汽车号牌；2017年12月底前，除直辖市、省会市、自治区首府市启用外，各省（区）至少还有1至2个城市启用新能源汽车号牌；2018年上半年，全国所有城市全面启用新能源汽车号牌。
相关政策 > 双积分政策

双积分政策，全称为《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缓解能源和环境压力，旨在鼓励传统车企向新能源转型的政策。该政策于2017年9月出台，逐步取代原来的补贴政策。双积分政策的历史起源于2016年9月公布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6月，该《办法》更名为《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取消了“暂行”二字，意味着这一政策将成为长期政策。中国大陆的双积分政策效仿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零排放车辆积分制度。
“双积分政策”对积分比例要求、积分标准等作出规定，由工信部建立的“汽车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在最初公布的征求意见稿中，积分标准根据车型的续航里程赋予固定分值；但在最终实施的版本中则采用一套固定公式来赋予分值，详见下表：
| 项目 | 征求意见稿 | 2017年正式版 |
| --- | --- | --- |
| 新能源乘用车积分比例要求 | 2018年度：8% 2019年度：10% 2020年度：12% | 2018年度不做要求，2019-2020年度比例要求数值同征求意见稿 |
| 积分比例要求豁免 （按企业年度生产量或进口量计算） | 5万辆以下 | 3万辆以下 |
| 每辆车的积分门槛 | 纯电动乘用车：纯电续航里程大于80公里 插电式混动乘用车：纯电续航里程大于50公里 燃料电池乘用车：续航里程大于250公里 | 纯电动乘用车：纯电续航里程大于100公里，且最高车速不低于每小时100公里 插电式混动乘用车：纯电续航里程大于50公里 燃料电池乘用车：续航里程大于300公里 |
| 每辆纯电动乘用车积分计算 | 续航里程80-150公里：2 续航里程150-250公里：3 续航里程250-350公里：4 续航里程大于350公里：5 | (0.012×续航里程+0.8)×倍数 每辆车的积分上限为5分 |
| 每辆插电式混动乘用车积分计算 | 2 | 2×倍数 |
| 每辆燃料电池乘用车积分计算 | 续航里程250-350公里：4 续航里程大于350公里：5 | 0.16×燃料电池系统额定功率（kw） 每辆车的积分上限为5分 |
根据最终实施的办法，核算年度生产量或进口量2000辆以下的乘用车生产企业或进口供应企业，可以放宽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的达标要求；同时规定，积分可以结转、在关联企业间转让以及交易。企业有负积分的，应在核算情况报告发布后60日内提交负积分抵偿报告，并在核算情况报告发布后90日内完成负积分抵偿归零。
双积分政策先后于2020年和2023年进行修订。在2020年的修订中，积分比例要求逐年提高，同时调整积分计算方法，每车可获得的积分值较之前降低。2023年的修订中再次调整积分计算方法，同时引入“积分池”制度，保证积分交易稳定。
双积分政策自2018年实施后，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逐年下降，平均续驶里程逐年上升。每车可获得的积分值逐年降低，亦加速车企的电动化转型。
产业概况 > 整车制造业

2014年起，中国大陆出现多家新能源汽车创业公司，如蔚来、小鹏、奇点、合众等，这些企业又被称为“造车新势力”。根据2018年《华尔街日报》统计，中国新能源车制造商已经超过487家。2019年之后，大部分的造车新势力出现倒闭或陷入经营危机。2023年的数据显示，仅40多个厂家维持正常经营，其中造车新势力仅10家左右。“造车新势力”曾在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兴建生产项目，但产能利用率偏低。尤其是江西，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过热投资一度受到国家发改委的批评；在江苏，2016~2020年汽车整车产能利用率逐年下降。
2019年前，新能源车企的生产资质需通过发改委和工信部的批准；2019年《汽车产业投资管理规定》出台后，新增投资项目改为地方政府备案，生产资质仍经工信部批准。而在2017年后，新能源车“造车新势力”主要依靠代工或收购取得生产资质，也有少数企业自行申请并取得了生产资质，如合众汽车于2018年取得生产资质，蔚来汽车于2023年取得独立生产资质。小米汽车虽然拥有自建工厂，但仍借用了北汽越野的生产资质。直至2024年7月取得独立的生产资质。
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产量的主要来源地为上海、深圳和西安，三座城市的产量之和占到全国的四成以上。2021年，上海新能源汽车产量为63.2万辆，位居第一；但在2022年，西安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01.52万辆，首次超越上海；2023年，深圳新能源汽车产量达178.6万辆，超越西安。除此之外，合肥、长沙、广州、重庆、柳州也是新能源汽车的产业阵地，郑州、武汉、青岛、长春、成都、南京、常州等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也已达到一定规模。而合肥和柳州更是提出了2025年新能源整车规划产量超300万辆的目标。从产量渗透率来看，西安、长沙、深圳是当地新能源汽车在所有汽车中的产量渗透率位居前三的城市。
自2023年起，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开始在海外布局。广汽、长安、哪吒、长城先后在东南亚开工建设生产基地；另外比亚迪也在匈牙利兴建生产基地。比亚迪高管称将于2025年在欧洲建立第二家工厂。比亚迪2024年2月26日传出消息称，已与意大利政府接洽，讨论是否在欧洲建立第二家工厂的相关事宜。比亚迪2024年7月8日宣布将在土耳其新建工厂。
产业概况 > 配套产业

中国大陆是全球锂、钴和石墨原材料的主要加工地，这也为形成新能源汽车完整产业链创造了条件。截至2023年12月，中国大陆共有108万家新能源汽车上中下游相关企业，其中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和成渝地区是产业头部城市较为集聚的四大城市群。其中，上海市及长三角地区拥有1.3万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拥有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全产业链。而2011年成立的宁德时代则拥有多项电池相关的技术，2017年起一直保持动力电池装机量全球第一。
充能设施 > 充电设施

2009年至2010年，电力公司要求在北京、上海和天津设立电动汽车充电站。2013年，中国开始大规模建设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增长速度亦开始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2016年，中国的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网络超越欧洲，首次成为全球最大。2019年，中国占全球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总数的一半以上，在这一年新建了18万座公共充电站。但是，中国人均充电站数量仍落后于其他市场，每百万人拥有的充电站数量为200个，约为欧盟国家人均拥有量的一半。截至2021年初，中国共有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超过80万座，占全球公共充电站总数的近三分之二。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统计，截至2022年9月底，广东省拥有中国大陆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其中公共充电桩345,126个，充电站19,116个，比2021年增加了一倍多。尤其是在深圳市已建成充电桩超过19万个，至2024年4月已累计建成超级充电站362座，数量超过当地的加油站数量。大多数充电站由国有能源公司、电池制造商或电动汽车制造商运营。2022年，中国安装了36万个公共慢速充电站，全国慢速充电器总数超过100万个。截至2022年底，中国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公共慢速充电站。就快速充电站而言，2022年全球快速充电站数量增加了33万个，且大部分（近90%）的增长来自中国。2022年，中国共有76万个快速充电站。充电站运营企业也日趋多元化，预计2022年将有3000家企业提供充电量超过400亿千瓦时，比2021年增长85%。截至2022年底，中国已在3974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建成充电站16721个。
中国大陆的电动汽车充电采用GB/T 20234为主的标准。自2023年起，受两车北上政策影响，大量来自香港和澳门的新能源汽车进入广东省行驶。但由于充电站均采用国标充电标准，与港澳车常用的欧标不兼容，导致车主在内地充电时需要配备转接器。2024年起，深圳、珠海开始配备兼容欧标充电接头的充电桩。
充能设施 > 加氢设施

截至2020年12月，中国大陆拥有公共加氢站104座，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石化计划到2026年再建设1,000座加氢站。
截至2022年上半年，中国已建成加氢站270多座，占全球加氢站总数的40%左右，居世界首位。而中国是目前氢气产量最大的国家，年产量约3300万吨。2023年初，中国加氢站数量将超过350座。“十四五”期间，中石化计划在全国建设1000座加氢站。到2030年，中国计划打造全球最大的加氢站网络，全国加氢站数量将超过1000座。目标是打造不依赖石油的新型产业链和体系，从而应对气候危机。
销售与应用情况 > 境内市场 > 全国市场

2011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为8,159辆，其中61%为乘用车，28%为客车；按动力类型算，纯电动汽车5,579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2,580辆。当年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新车总销量的0.04%。2012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791辆，其中纯电动汽车11,375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1,416辆，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新车总销量的0.07%。2013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7,642辆，比2012年增长37.9%，占2013年全国新车销量近2200万辆的0.08%。其中14,604辆为纯电动汽车，3,038辆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2014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为7.48万辆，是2013年的4.2倍。2015年，在多项政策的推动下，不少消费者将购车意向转为新能源，新能源车销量继续大幅增长。当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33.11万辆，增长340%，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比亚迪汽车当年新能源车销量6.17万辆，在全球新能源车企中超越日产汽车和特斯拉汽车，首次排名第一。而在2014年和2013年，比亚迪在全球新能源销量排行中分别排名第七和第四十。2016年，中国大陆新能源车年销量50.7万辆，首次突破50万辆大关。2017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销售77.7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销售65.2万辆。
2018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125.6万辆，较2017年增长61.7%，成为世界上首个新能源车年销量突破百万大关的国家。其中，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销量105.3万辆，纯电动车占75%；新能源客车和货车的销量几乎全部为纯电动车。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达120.6万辆，占据全球的53%。虽然当年的全球占比较2018年57%的有所下降，但产业规模仍位居世界首位。202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年销量达136.7万辆。截至2020年底，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92万辆，占全部汽车总量的1.75%；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400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81.32%。
2021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年销量352.1万辆，其中乘用车333.4万辆，商用车18.6万辆。2022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年销量688.7万辆，其中新能源乘用车654.9万辆，新能源商用车33.8万辆。2023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年销量949.5万辆。
截至2023年，比亚迪是中国大陆销量第一的新能源车企，2023年销量270.6万辆，占据35%的份额；特斯拉紧随其后，在中国大陆共售出60.3万辆，占据7.8%的份额；广汽埃安位列第三，在中国大陆共售出48.3万辆，占据6.3%的份额。吉利汽车、上汽通用五菱、长安汽车、理想汽车、长城汽车、蔚来汽车和零跑汽车则分别进入到第4-10名。
销售与应用情况 > 境内市场 > 主要城市市场

截至2017年12月，中国大陆25个城市（包括其周边的大都市区）占全球纯电动汽车保有量的44%，但仅占全球乘用车销量的12%。截至2023年底，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杭州、北京、郑州、重庆、西安、天津在新能源车城市销量排行榜中位列前十；若按渗透率算，深圳、柳州、上海是新能源车销量渗透率位居前三的城市。柳州至2024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到66%，成为全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最高的城市。而上海市截至2023年末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28.8万辆，排名全球城市第一。
销售与应用情况 > 境外市场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发展，再加上地缘政治变化以及COVID-19疫情导致的国际供应链体系受挫等外部因素，加速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的增长。中国拥有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汽车产能可以满足全球市场的供应。2020年至2022年，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分别为22.4万辆、59万辆和112万辆。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也令中国超越日本成为第一大汽车出口国。中国新能源车主要出口市场为西欧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在东南亚市场，中国新能源汽车在东南亚占据71.2%的市场份额。由于泰国推出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一些车企陆续在泰国建厂，以此将产品出口至更多的国际市场。中国新能源车面向欧洲的出口也出现了增长，2023年占总出口量的38%。此外一些汽车电池企业还在欧洲建立工厂。而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中国新能源车亦有一定的销量。
销售与应用情况 > 新能源客车

在中国大陆，纯电动客车在中国客车市场的销量份额从2010年的2%上升到2012年的9.9%，预计2013年将接近20%。2015年，全球新能源客车保有量估计约为17.3万辆，但几乎全部分布在中国大陆，其中，近15万辆为纯电动客车。2014年至2015年，中国纯电动客车保有量增长近六倍。2016年，纯电动客车产量共计115,664辆，较2015年的88,248辆增长31%。
2016年，中国大陆新能源客车保有量达到34.35万辆，是2015年的两倍，其中纯电动客车保有量为30万辆。从全球来看，2016年电动客车保有量约为34.5万辆，其中欧洲仅部署1,273辆，美国部署200辆。深圳市在2016年已有数百辆电动公交车投入运营，2017年在全球超大型城市中率先实现了公交全面电动化。截至2017年底，中国大陆拥有约38.5万辆电动公交车，占全球总数的99%以上。中国亦生产氢燃料电池客车，截至2021年有超过8,000辆氢燃料电池客车在役，并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得以应用。2022年1至8月，中国大陆销售新能源客车33,107辆。2022年，中国售出约5.4万辆电动客车，约占全球销量的80%。此外，在拉丁美洲、北美和欧洲销售的许多客车都是中国品牌。这意味着中国制造的电动客车几乎销往世界各地。
相关争议 > 骗取补贴

2016年1月16日，一媒体发布报道《消失的新能源车与庞大的骗补产业链》，披露新能源车的骗补行为。相关报道传出后，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于21日启动骗补调查，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等部门也启动了实地督查。同年3月，苏州吉姆西虚假生产、虚报合格证骗取补贴的行为被央视曝光，新能源骗补的争论也开始不断升温。4月底，中机中心决定对2016年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录全部重审。5月28日，财政部表示新能源汽车推广骗补核查已经完成，进入会审阶段。
2016年8月底，《经济观察报》刊发报道《迟到的骗补名单》；9月8日，财政部发布通报，公布5个典型案例，对调查的部分结果予以披露。其中，苏州吉姆西通过编造虚假材料、上传虚假合格证、违规办理机动车行驶证的方式虚构生产业务，虚假申报销量骗取补贴；另外苏州金龙、五洲龙汽车、奇瑞万达、少林客车通过提前办理行驶证骗取补贴。财政部对苏州吉姆西作出取消中央财政补贴资格、2015年生产的全部车辆中央财政不予补助，追回2015年度预拨的全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处理，由工信部取消其整车生产资质。其余四家企业追回2015年度补贴，并按问题金额50%处以罚款，且自2016年起取消上述4家企业中央财政补贴资格，相关问题车型从推荐车型目录中予以剔除。同日下午和晚间，有媒体公布一份未经证实的“骗补名单”。有车企最多骗补金额达到5亿元，93家被调查企业中仅21家没有违规行为。12月20日，工信部公布处罚结果。其中苏州吉姆西的整车生产资质被取消，其余四家企业被处以“责令停止生产销售问题车型、暂停新能源汽车推荐目录申报资质、责令进行为期6个月整改”等措施。2017年2月4日，工信部公布第二批骗补车企处罚结果。青年汽车、上汽唐山客车、重庆力帆、郑州日产、申沃客车、南京特种汽车制配厂、重庆恒通的产品公告被撤销，同时暂停申报推荐车型资质，并予以2个月的整改。
新能源骗补事件发生后，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了补贴政策，同时加强了企业及产品的准入管理。与此同时，双积分政策的征求意见稿出台，该政策被认为是取代补贴政策的长期措施。
相关争议 > 外國限制

近年来，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不断发展，美国、欧洲国家、加拿大等地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展开调查，并采取加征关税等措施。中国官方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展开调查、加征关税等措施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并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相关争议 > 外國限制 > 美国

2010年，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国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启动301调查，包括新能源汽车行业。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25%的关税。此举对中国车企进入美国市场开始持谨慎态度，2023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纯电动汽车仅为1.24万辆。
在拜登政府任内，2024年2月29日，美国总统乔·拜登发表声明，对中国企业开发的联网车辆展开调查，认为中国电动汽车收集美国公民和基础设施数据并回传中国，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之疑虑。5月14日，拜登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由原来的25%提升至100%。
相关争议 > 外國限制 > 土耳其

2023年3月，土耳其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额外征收40%的附加关税，使关税总额提高至50%。
相关争议 > 外國限制 > 欧洲国家

2023年9月13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发表《欧盟年度咨文（英语：）》时，提出对中国进口纯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之后于10月4日出版的《欧盟官方公报》宣布启动调查。
2024年6月12日，由于欧盟调查发现中国政府对厂商提供“不公平补贴”的问题，欧盟委员会表示自7月4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临时反补贴税，其中比亚迪加征税率为17.4%，吉利汽车为19.9%，上汽集团为37.6%，合作但未被抽样的中国生产商税率为20.8%，未合作的公司税率为37.6%，最终裁决将于临时反补贴税开征后的4个月内作出。暂行关税要求厂商向欧洲国家提供最终付款的金融担保。但中国政府就“不公平补贴”一事表示否认，同时对来自欧盟的猪肉开展反倾销调查。相关消息传出后，欧洲多国官员、欧洲与中国车企、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就此提出反对。6月22日，中国商务部与欧盟委员会商定，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案启动磋商。7月16日，欧盟成员国就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进行首轮投票，共有12个成员国支持，另有4个成员国反对，11个成员国弃权。8月20日，欧盟委员会宣布降低对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税率，其中特斯拉从之前的20.8%下调到9%，其他厂家的降幅较少。2024年10月4日，欧盟成员国最終表决批准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10个成员国投了赞成票，12个成员国投弃权票，5个成员国投了反对票。根據草案，除了现有的對華新能源車征收10%关税外，欧盟委员会還可以隨時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35%的反补贴关税。10月29日，歐盟決定對從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的附加费，從10%的税收基础上加收达35%的附加费，即加征45.3%的關稅。
有媒体认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将加快中國車企海外工厂的建设进度。
相关争议 > 外國限制 > 加拿大

2024年6月24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和出口促进、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部长伍凤仪宣布，于7月2日开始就中国电动汽车征收进口关税展开公众咨询，为期30天。弗里兰表示，中国的“产能过剩政策”造成了新能源汽车的不公平竞争。
2024年8月26日，加拿大政府宣布，自10月1日起对所有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100%的附加关税。
比亚迪F3DM是世界上第一款批量生产的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
大型新能源汽车号牌
2011-2021年中国充电式电动车辆年销量
2018年中国六大城市纯电动汽车销量与全球主要销售国家（不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对比
福田汽车研制的燃料电池公交车
上海申沃客车推出的纯电动公交车
李三才

名为李道甫的其他人物，請見「」。
| 李三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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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南京戶部尚書
籍貫: 陝西臨潼縣 顺天府通州籍
字號: 字道甫，號修吾
出生: 十二月十九日 
逝世: 天啟四年（1624年） 
配偶: 聘任氏
出身
 萬曆二年甲戌科進士出身 
李三才（1554年—1624年），字道甫，號修吾。武功右衛（今北京市通州區）軍籍陕西临潼县人，明朝官員，東林黨領導人之一，李三才性不能持廉，好权谋而无大略，勾结朝野而声满天下，以李三才為賢臣，清修明史則稱其「英遇豪俊，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只无能。
生平

李三才世代為武功右衛的軍官，移家至順天府通州的張家灣（今北京市通州區東南）。萬曆元年（1573年）癸酉科順天府鄉試中式第一百零二名舉人。二十一歲聯捷萬曆二年（1574年）甲戌科會試第一百三十五名，廷試二甲第七十名進士。曾官戶部主事，歷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國家，相互期許。不久因上疏支持魏允貞，謫山東東昌府推官。遷南京禮部郎中，再出爲山東僉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擢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召為大理寺少卿。
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擔任漕運總督，巡撫鳳陽諸府。萬曆三十九年（1611年）三才愤而辞职。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削籍。
天启元年（1621年）後金可汗努尔哈赤攻占辽阳，御史房可壮请起用三才为辽东经略，遭反对作罢。
天啟三年（1623年）起为南京户部尚书，未赴任卒。及魏忠賢秉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三才，詔削其籍，褫奪封诰。崇祯初年（1628年）复赠官。
事跡

李三才總督漕運期間，税使宦官陳增、魯保等橫行无忌，公开掠夺。李三才“以气凌之”，謂如「一旦眾叛土崩，則小民皆為敵國」，制裁矿监税使爪牙，并劾治宦官陈增，使陈增为之夺气，不敢横行。又劾治陈增参随程守训，获赃数十万，守训及其党羽被正法，人心大快。三才亦屡次疏陈矿税之害，指责明神宗朱翊钧“溺志货财”，不顾人民死活，并要求“罢除天下矿税”。又疏陈朝政废坏，请神宗奋然有为，经营遼東，但皆不被采纳。
他善於笼络朝士，结交者遍天下。时顾宪成讲学東林書院，他深与相结，得宪成信任。并尝请补大僚，选科道，录遗佚，意在擢用东林党。
万历中，内阁缺人，建议者谓内阁不当专用词臣，宜参用地方长官，准备推荐三才入阁。致忌者日众，谤议纷然。朝臣亦分为劾救两派，聚讼不已。顾宪成致书大学士叶向高，力称三才廉直，支持其入阁。因此议者益哗，又引起东林党与齐楚浙党官僚之争。
著作

有《雙鶴軒集》《鷦鷯軒集》。
家族

曾祖李端；祖父李祿；父李珣。母朱氏。具庆下。弟三省、三接。
董建華

与「」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条目，請見「」。
| The Honourable 董建華  GB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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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任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 （第三次會議增選）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
任期 2005年3月12日—2023年3月10日
主席: 贾庆林 → 俞正声 → 汪洋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1－2任行政長官
任期 1997年7月1日—2005年3月12日
总理: 李鹏 → 朱镕基 → 温家宝
前任: 首任（香港主權移交） 彭定康（香港總督）
继任: 曾蔭權
多数票: 1996年：320 (80.0%) 2002年：自動當選
 香港行政局非官守成員
任期 1992年10月7日—1996年6月3日
指定: 彭定康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總召集人
现任
就任日期 2020年5月 与梁振英同时在任
秘书长: 譚耀宗
 
个人资料
性别: 男
别名: 董伯伯、老懵董
出生:  (1937-07-07) 1937年7月7日（87歲）  中華民國上海市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配偶: 董趙洪娉（1961年结婚）
儿女: 董立均 董立新 董立筠
父母: 父：董浩雲 母：顧麗真
学历:  利物浦大學海事工程理學士 
母校: 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小學部） 中華中學 利物浦大学
专业: 商人、政治人物
宗教信仰: 佛教
签名: 
董建華，大紫荊勳賢（英語：，1937年7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原副国级领导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1及第2屆行政長官（1997年7月1日—2005年3月12日，於第2屆任期期間辭職）。他卸任行政長官後，其後董建華曾連續擔任第10至第13屆全国政协副主席至2023年止。
董建華於1992年經香港總督彭定康任命為行政局非官守成員，1996年12月11日在推選委員會中擊敗楊鐵樑、吳光正和李福善等中勝出，獲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任命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2002年2月28日，董建華在無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再繼續連任第二任行政長官，任期原於2007年6月30日屆滿，惟董建華於2005年3月10日以腳痛問題向國務院請辭，於2005年3月12日獲接納。同日董建華為沒有連續5年內，未完成行政長官的剩下任期，結束8年的任期生涯，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接任，他獲政協全國委員會推薦並當選第10届全國政協副主席，連任三屆至2023年3月10日。
在其行政長官任內，香港爆發多場大規模示威，他的政策亦備受爭議及非議，間接導致多位高級官員問責下台。他離任特首後成為全國政協副主席，晉身副國級領導人。2012年梁振英上任行政長官後成立團結香港基金會，重新活躍於政壇。
2023年9月28日，董建華卸任團結香港基金會主席後並轉為榮譽主席，由陳智思接任基金會主席，同時一直到留守至今。
生平 > 早年

董建華是香港已故航業巨頭董浩雲長子，。董建華于1937年7月7日生于上海徐匯區，12岁时随父来到香港，曾就讀左派中華中學，與梁愛詩為校友。此前於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小學部）就學，在1949至1952年入讀中華中學中一至中三年級。1960年，他毕业于英國利物浦大學，取得海事工程理學士學位。其后在美国生活十年，曾於美國通用电气任職，1965年又到家族企业在纽约的分公司开拓了香港至欧美的航线。1982年董浩雲逝世，其家族公司，世界七大轮船航运公司之一的東方海外交予董建華打理。1985年，東方海外瀕臨破產。在此之前，董浩雲家族成員均高調公開其親中華民國（台湾）及中國國民黨之政治傾向（至今董建華之妹董小平仍定居台北），但在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透過霍英東注資使其渡過難關，同時也使董建華傾向北京。董建華於東方海外工作，直至出任香港行政長官。
出任香港行政長官，雖然需要辭任東方海外的一切職務，其弟董建成亦接任董建華於東方海外、星島集團等公司的董事職位，但董建華、董建成其實一直透過信託基金擁有東方海外，直至董家於2017年出售東方海外予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為止。
生平 > 踏足政界

董建华於1992年10月被当时的香港總督彭定康委任為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踏足政界。
生平 > 香港行政長官

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區籌委會在北京成立，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泽民走進150多個籌委的人群裡，僅與董建華一人握手，普遍被喻為「眾裡尋他千百度」或「欽點」。英国和香港的政界和传媒界由此知道江泽民在当年12月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里中意董建华。最終1996年12月11日董建華勝出，擊敗楊鐵樑、吳光正及李福善。同年12月16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令，任命董建華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早期推出多項長遠計劃，涵蓋經濟、教育、醫療、房屋、公務員體制等領域，但成效不明顯，更挑動各個層面不滿，加上隨後的政治失誤及對政治改革的保守及不積極態度，使董建华支持度進一步滑落。2002年2月28日，董建華在無有效對手下自動當選成為第二任行政長官，3月7日獲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委任為第二任香港行政長官，并於7月1日再次就任行政長官。
2003年香港七一遊行約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最終在自由黨改变立场後，草案被迫撤回，推廣草案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下台。雖然中央多次表明支持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但一年後的7月1日，53萬人（民陣數據）再舉行反政府遊行，此後的2004年香港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席有所增加，董建華民望進一步下降。
生平 > 重大計劃

教育改革：董建華任內曾推行多項教育改革政策，包括：大部份中學實施母語教育、鼓勵相同辦學理念的中小學銜接結成一條龍學校，讓小學畢業生直接升上其連繫的中學、立法規定學校成立具法人身份的法團校董會、擴大高等教育普及率至60%、推行中小學教師語文基準試、廢除小學升中學的學能測驗、建議推行三三四高中教育改革。其中母語教育政策引來爭議，政策被指導致日後香港學生的英語質素下降。
八萬五建屋計劃：董建華在1997年施政報告宣布，擬每年興建85,000個房屋單位，期後亞洲金融風暴爆發，樓價急跌，但政府一直並無表明政策改變，直至2000年6月一次記者訪問中，董建華當被問及會否修訂「八萬五」目標時；才突然表示“八萬五政策自1998年已未再提起，亦已經不再存在”，引來“不提及等同不存在”的笑話。根據基本市場經濟學供求原則，當供應突然大量超過需求的時候市場就會出現恐慌性抛售而造成不合理降價。評論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忽視價格彈性，為樓價下跌的主要原因。亦有人認為樓價下跌是金融風暴導致，八萬五政策並非主因。
中藥港計劃：1998年始，擬提高香港對中藥的認證能力，及令香港承包更多中藥生意。中藥港雖大作宣傳但成果不彰，後來計劃亦不知所終。
解散兩個市政局：1999年，政府因為當時九龍市政總署員工偷懶的事件，著令孫明揚暗中籌劃解散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其關連政府部門，並重組成日後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然而在計劃籌備的期間，孫明揚在一次宴會中醉酒，在記者面前漏了口風。在「殺局」之後，因為分工問題及欠缺民意代表監管，使不少衛生、市政問題變得紊亂（例如：樹木管理不善及分工不清，發生多宗公眾地方樹木倒塌事故，引致人命傷亡），更令三級民選議會制度瓦解。
數碼港計劃：2000年始，擬興建數碼資訊為主的經濟項目，但大部分資金還是流向房地產。房地產的興建更不採取香港慣用的招標承包方式而轉向私人地產商（「盈科數碼動力」，即今「電訊盈科」）委託協辦。數碼港計劃對經濟增長幫助並不明顯，結果數碼港只變成一地產項目，並交由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推行強制性公積金：2000年12月，政府強制香港所有僱員成立投資基金，僱主及僱員每月需將百分之五薪金付託基金供款，在一般情況下僱員年滿65歲退休方可取回供款。然而強積金管理費過高及欠缺透明度，僱員不能自由選擇投資信託機構，僱主可以用強積金的僱主供款部份來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一直為人詬病。
領匯計劃：由於政府實行八萬五建屋計劃開支龐大，2002年又停售居屋，導致香港房屋委員會財政進入困境，因而缺乏資金營建公屋。2004年初香港房屋委員會決定分拆其商業物業及停車場，出售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公共屋邨商場，將資產證券化成立領匯基金在香港交易所上市，藉以籌集資金。由於領匯以商業原則營運，對轄下商場大幅加租及停車場，不再向一些小商戶續約，引入更多大型連鎖店，被指罔顧基層民生。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計劃：董建華於1998年施政報告宣布的大型發展計劃：在位於西九龍填海區臨海地段興建一系列世界級文化設施，惹來市民不同意見及反對聲音，結果被推倒重來。惟直至2012年完結該計劃仍未落實動工。
生平 > 爭議事件 > 西九文娛藝術區

条目：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董建華於1998年施政報告宣布的大型發展計劃：在位於西九龍填海區臨海地段興建一系列世界級文化設施，惹來市民不同意見及反對聲音，結果被推倒重來。惟直至2009年完結該計劃仍未落實動工。
生平 > 爭議事件 > 居屋短樁事件

条目：居者有其屋計劃 § 醜聞
1999年1月，居屋短樁事件首次曝光。廉政公署調查發現，東涌新市鎮第30區第四期工程商場和停車場工地出現嚴重偷工減料，10多根樁柱比合約規定長度短了近半，達10多米，建築物有潛在倒塌危險。到了3月，第一期和第三期居屋地基也發現短樁。香港房屋委員會指示房屋署調查，先後再發現天水圍天頌苑、沙田圓洲角愉翠苑、葵涌石蔭邨第二期商場都出現嚴重短樁和偷工減料。當中愉翠苑兩棟居屋有即時倒塌危險，需要拆卸重建，天頌苑也需要進行修補。此乃香港公營房屋史上最嚴重醜聞，過百人在連串事件中被捕。
房屋署內部調查中，18名疏於職守的職員被處分。議員和市民認為房委會和房屋署官員要為監管不力負上政治責任而辭職，矛頭指向房屋署署長苗學禮和房委會主席王䓪鳴。董建華力保兩人，指王、苗二人一旦呈辭，會引起「行政和法律真空」。當時香港未實行高官問責制，主要官員都是公務員，他們需要政治中立，不需負上政治責任。
民主黨在立法會提出對苗學禮和王䓪鳴的不信任動議，在泛民主派、自由黨、民建聯（除行政會議成員譚耀宗外）支持，港進聯棄權。以39票贊成、9票反對、6票棄權、4人缺席投票下獲通過。王䓪鳴在議案表決前辭職，苗學禮則拒絕請辭，續任房屋署署長，王䓪鳴之後就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
這次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首次有對官員的不信任動議被通過，雖然動議沒有任何約束力，但使政府承受龐大政治壓力，特別是「保皇黨」民建聯、自由黨因不同原因「背叛」政府，加深行政立法間關係僵化。
生平 > 爭議事件 > 居港權問題

条目：居港權問題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院對吳嘉玲案的判決引起居港權爭議。這判決令香港人在中國內地所生的非婚生子女都享有居港權，包括私生子女在內。根據終審法院對《基本法》第24條的理解，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引用抽樣調查數字指未來10年內會有167萬人可從中國內地移居到香港，將會為香港社會帶來沉重的人口壓力。
5月6日，行政長官董建華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說：「167萬人十年之內全部來港，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社會顯然很難承受因終審法院的裁決而帶來的人口壓力」，表達了大量新移民來港極有可能會加重政府負擔、拖慢香港發展以知識型經濟為本的轉型和令香港的生活質素倒退。同日，政府向立法會提交資料，仔細地描述了167萬新移民為香港所帶來的鉅大衝擊，包括：香港未來10年因此需要興建數目龐大的學校、公屋和醫院等基建設施和負擔福利開支，涉及額外7100億港幣財政預算（相等於政府當時庫房約4000億儲備近兩倍之鉅），並且每年需要330億額外經常性開支運作。因此，葉劉淑儀聯同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到北京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
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應修改《基本法》以平息爭議。然而，香港特區政府選擇向人大尋求釋法。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22條和24條作出解釋，規定只有香港人在內地所生的婚生子女才享有居港權，非婚生子女及出生時父或母仍未成為香港居民的則沒有居港權，而使有權來香港的人數減至20萬。
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基本法》最終解釋權，但香港大律師公會認為人大釋法有損香港的法治及司法獨立。當時一批大律師（包括其後在2005年起出任律政司司長的黃仁龍）佩戴黑紗，從終審法院遊行到政府總部，抗議人大釋法。
生平 > 爭議事件 > 港大民調風波

条目：港大民調風波
1998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公佈的民調顯示董建華的民望以及政府支持度不斷下滑。1999年1月，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會晤當時香港大學校長鄭耀宗傳達不滿民調的訊息，鄭耀宗透過副校長黃紹倫再向民意調查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施壓，要求對方停止發表對特首施政不利的消息，否則會逐漸收緊民意研究計劃的發展（即黃紹倫向鍾庭耀說的「陰乾」）。此舉乃嚴重干預了香港的學術自由，在《基本法》下可能已屬違法。2000年7月，鍾庭耀在報章撰文公開事件，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成立獨立調查小組查明事情屬實，鄭耀宗及黃紹倫並因此事辭職，路祥安則在董建華的力保下得以留任。董建華雖然沒被證實事件和他有直接關連，但他及特區政府的聲譽亦因此受損。
生平 > 爭議事件 > 數碼港事件

条目：數碼港
在2000年，政府在未經公開招標下，把鋼綫灣臨海優質地皮免地價批與李澤楷的盈科拓展，意圖發展成類似美國矽谷的高科技中心，引起官商勾結指控，當時各大地產商強烈不滿，指政府偏袒李嘉誠家族，數十名在商政界有一定地位的地產商人到政府總部與董建華會面抗議。事後數碼港變成地產項目，盈科獲得豐厚利潤。
生平 > 爭議事件 > 強制性公積金

条目：強制性公積金
2000年12月1日正式實行的一項政策，強制香港所有僱員成立投資基金以作退休之用。有批評認為強積金剝奪僱員自行選擇投資意向的自由，管理費過高及欠缺透明度。2008年立法會選舉，甚至有候選人以「取消強積金」為政綱。亦有部份僱主為減少支出，強迫僱員轉為「自僱人士」；亦有僱主拖欠供款，使僱員得不到應有保障。僱員不能自由選擇投資信託機構，以至僱主可以用強積金的僱主供款部份來抵銷長期服務金或遣散費，一直為人詬病。
生平 > 爭議事件 > 鬥委會頭目楊光授勳

参见：六七暴動和楊光 (1926年)
董建華於2001年向六七暴動期間的鬥委會主任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由於楊光領導的鬥委會在六七暴動期間曾經發動連串炸彈襲擊，1967年5月至12月間在香港各區街頭有8,074個真假炸彈被放置或投擲，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炸彈擺放的位置不止於政府機構，尚有電車站、碼頭、兒童遊樂場、戲院、郵局及銀行等，導致香港警察及多名無辜市民死傷，清華街慘案及商業電台播音員林彬被燒殺的兇案，更讓全香港市民深感悲憤，雖然沒有證據指楊光有直接參與清華街慘案及殺害林彬，亦有指楊光領導的鬥委會背後是由工委及新華社香港分社指揮，然而當時由楊光領導的鬥委會，不但發動街頭炸彈襲擊浪潮，還鼓勵中小學生組成學生鬥委會，促使年輕學生參與製造土製炸彈及進行放置真假炸彈的恐怖活動，所以楊光在六七暴動發生的恐怖活動及所造成的死傷，仍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此楊光授勳被認為是對恐怖主義的肯定，必定引起香港社會非議及不滿。然而由於董建華及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都曾經在左派學校中華中學就讀，六七暴動時期中華中學成為左派暴徒製造土製炸彈的兵工廠，更因為有學生製造炸彈時發生意外受傷而被政府勒令關閉，雖然董梁兩人與此事無關，但2001年董建華向當年發起暴動的楊光頒發最高榮譽的大紫荊勳章，同時又向當年反對暴動的商業電台創辦人何佐芝頒發低一級的金紫荊星章，董建華的做法被認為帶有為六七暴動平反之意。報導指時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在審閱授勳名單時為維持勳章的正面形象而曾經將鬥委會的核心成員剔除，如在1998年將鬥委會成員吳康民及李澤添從推薦名單中移除，但董建華為了討好香港左派團體便加回去，2001年董建華要向鬥委會主任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陳方安生表示反對，董建華卻為了討好工聯會而堅持要向楊光頒發勳章，致使勳銜制度陷入極大爭議，此事也被認為加深了董建華和陳方安生的嫌隙，成為陳方安生離任政務司司長的原因之一。
生平 > 爭議事件 > 陳方安生提早辭職

陳方安生在1993年11月29日獲港督彭定康任命為布政司，成為香港公務員之首，地位僅次於總督。在主權移交前，中英雙方在政制發展等問題上出現重大分歧，彭定康被中方指責為「千古罪人」，政府高層華人官員在主權移交後被左派視為「港英餘孽」，陳方安生首當其衝。
主權移交後，陳方安生過渡成為香港特區首任政務司司長，坊間傳言指董建華和陳方安生不和，又與北京政府在治港政策上不咬弦，結果她在2001年被時任副總理錢其琛「邀請」上北京述職，期間被要求好好支持行政長官。很多人認為陳方安生是被錢其琛召見「問話」和「訓話」，當時陳方安生向錢其琛解釋公務員制度運作。
這次述職後，陳方安生宣布以「私人理由」，提早在2001年4月30日退休，結束長達三十八年又七個月公職生涯。媒體普遍報道指她的辭職與錢其琛「訓話」有關，但她否認，她和董建華亦否認二人不和。
2007年6月，陳方安生接受有線新聞訪問時透露，她是無法說服董建華放棄推行高官問責制而辭職。
陳方安生辭職後，政務司司長由曾蔭權接替。陳方安生其後加入泛民主派，成為泛民主派精神領袖，並於2007年參加立法會補選，成為立法會議員。
生平 > 爭議事件 > 推行高官問責制

条目：高官問責制
2002年，董建華鑑於第一屆任期中，公務員系統對管治起了很大阻力。故於第二屆任期開始前，宣布在7月1日開始，推行仿照美國部長制度的「高官問責制」，將原來由公務員體系政務官出任的司長和局長職位改為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政務司司長統領所有公務員的角色被削，由行政長官統攬大權，問責政策局長直接向董建華負責。前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認為董建華是因為與陳方安生不和，以至中央人民政府不希望政務司司長有太大權力有關。政策推行至今，政務司司長統領各局職能消失，局長間各自為政為人詬病，部份政策局權力劃分未如理想，出現權責過重或過輕。
政策推行不足三個月，即發生仙股事件，事緣當時的財金官員提議把港交所中股價過低的股份除牌，引發不足一元（俗稱「毫股」和「仙股」）股災，不少投資者損失慘重。有意見認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應下台以示當責（接受問責而承擔責任），但馬時亨在董建華力保下留任。2003年再發生多宗政治風波，問責制終能體現出民眾「問責」而犯錯官員「當責」之功能，犯錯及極不受歡迎的局長紛紛因「私人原因」下台，計有因「偷步買車」醜聞的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因「23條立法」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和因「SARS疫情」（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而請辭的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等。
生平 > 爭議事件 > 公務員減薪及七七大遊行

2002年3月，財政司司長梁錦松發表任內首份財政預算案，當中建議公務員減薪，最高減4.75%，以紓緩政府赤字。同年7月7日，董建華65歲壽辰當天，數萬名公務員上街示威，抗議立法減薪。
生平 > 爭議事件 > 基本法第23條立法爭議

条目：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2002年，政府推出咨詢文件，建議履行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立法禁止任何叛國罪、分裂國家行為、煽動叛亂罪、顛覆國家罪及竊取國家機密等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當中很多地方引起市民憂慮，擔心出現以言入罪、因知情不報而被定罪等問題，影響到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保障，市民應有的權利被剝削。當中由於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的態度問題，引起市民強烈反感，最後更引起市民自主權移交以來對政府的最大不滿情緒，導致2003年七一大遊行有超過50萬人上街示威。最終自由黨在自身政治利益的考慮下，決定改變立場反對立法，使法案無法得到足夠票數通過，政府被逼在7月7日宣佈押後提交表決。在9月5日，董建華宣佈撤回《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
生平 > 爭議事件 > 七一大遊行

条目：香港七一遊行
自1997年香港回歸後，每年的7月1日均有人上街遊行。
2003年及2004年，香港前後兩次約有五十萬人走上街頭遊行。2003年7月1日，很多參加者均穿著黑色衣服，帶同標語、貼紙，高叫反對23條立法的口號及其他不同訴求，如要求董建華下台、財政司長梁錦松、保安局長葉劉淑儀辭職、加快民主步伐等。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因自由黨改變立場反對立法，最終迫使《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擱置。2004年7月1日的遊行，示威主題為爭取2007年普選特首、2008年立法會全面直選。
生平 > 爭議事件 > 維港巨星匯

条目：維港巨星匯
2003年春季至夏季的SARS使香港經濟跌至谷底，失業率升至多年高位，通縮升至歷史新高，創下全球有紀錄以來最低通貨膨脹率，列入健力氏世界紀錄大全。政府為重振經濟，於2003年5月向立法會申請10億港元撥款，在秋季舉辦「維港巨星匯」大型音樂會，邀請世界各地重量級明星來港表演，並拍攝成電視節目，在世界各地播出，希望重建形象，吸引遊客來港旅遊。
為了讓音樂會順利舉行，政府為活動資助最多1億港元（只限活動虧損時），並由美商會及美商會主席詹康信的私人公司承辦，投資推廣署協辦。然而，政府和美商會監管不力，導致活動舉辦期間出現混亂，負面新聞不斷，政府付出1億元，但活動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生平 > 爭議事件 > 否決07和08年雙普選

条目：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和2007年及2008年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2004年1月7日，董建華宣佈成立香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主要是深入研究有關政制發展的原則和程序，並徵詢各界的意見。2004年4月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作出解釋，當中涉及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和法案議案表決程序」的規定。4月15日，香港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發表了《第二號報告》。報告交代在過去兩個多月收集公眾意見。同年4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否決了於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及2008年立法會選舉中實行普選。
生平 > 爭議事件 > 三次人大釋法

条目：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曾先後三次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其中發生在董建華任內1999年的第一次釋法由特區政府主動提請。社會輿論對人大釋法意見不一。泛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主要是大律師公會）批評人大釋法破壞法治，損害香港司法獨立。而內地官員及親北京陣營則認同釋法有助釐清爭議。
生平 > 辞职

董建華連任以來，政府推出多項政策引發爭議。2004年2月，政府把私人參建的原居屋項目紅灣半島以低補地價賣斷予發展商新創建集團，事件使政府招來官商勾結的指控。2004年12月，領匯上市事件鬧大，有公屋居民申請司法覆核指上市違反《房屋條例》，儘管有人認為政府應該堅持如期上市，由於領匯的招股書沒有聲明有關風險，促使領匯擱置上市。
同年12月20日，董建華在澳門出席澳門回歸五週年活動，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述職，被胡錦濤當著香港高官以及澳門行政長官何厚鏵之面訓話，希望各人「認真回顧香港回歸七年來走過的歷程，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董回港後堅持「正面地看待」胡主席這番話，並謂：「香港也過了不簡單的七年，大家從金融危機、泡沫經濟爆破、沙士等挑戰中走出來，經濟正在持續發展，我們自己都應該覺得值得驕傲！」。
董在壓力下，2005年1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承認錯誤，指「政府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令市民痛苦和不安。未能確立『以民為本』的施政理念，制訂政策的時候，未做到凡事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未能充分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和政策的爭議，過急推出太多改革措施；缺乏危機意識和政治意識，缺乏應付政經轉變的經驗和才能，處理一些突發事件時顯得進退失據，影響了政府的公信力和管治能力。」
董在施政報告發表這段時間，承認有官商勾結。結果招來行政會議中有意角逐下屆特首者的角力。2005年初審計署發表《審計報告》，指7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将愉景灣违规轉變成為地產項目，引來人們對數碼港事件中「官商勾結」的猜測。
2005年2月中傳出董建華將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並辭去行政長官一職，報章傳出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最有機會接任。
3月2日，除《大公報》、《文匯報》及《香港商報》外，全港報章均大篇幅報道董建華將獲委任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之後會辭任特區行政長官。3月10日下午，董建華召開記者會，宣布以身體不適為由向中央呈辭。董建華对记者说他的脚痛令其十分困扰。
生平 > 卸任

2005年3月10日，國務院接納其董建華宣佈辭職。同日，他獲第十屆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增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務。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為署任行政長官，直至2007年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及新任行政長官選出後為止。
董建華辭職帶來新一波政治爭論，《香港基本法》沒有明確寫出若行政長官中途出缺，經選舉產生的繼任人任期長度，法律界根據普通法制度，指出新產生的行政長官任期應為5年。初時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承認根據普通法制度，補選行政長官任期應為5年，其後她指出與「內地法律專家」商討後，根據「立法原意」以及中央政府的「一貫做法」，繼任人只能執行餘下任期，她亦接納了這個觀點，所以補選的行政長官任期到2007年6月30日卸任止，此舉不會將內地法律制度引入香港。董先生的辭職被當時的香港市民笑言他為「老懵懂」。
梁愛詩言論惹來法律界嘩然，部分法律人士如45條關注組梁家傑、湯家驊等公開批評梁愛詩朝秦暮楚的立場。最後有關「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第53條，並通過補選的行政長官任期為餘下任期。
生平 > 全國政協副主席

董建華辭任特首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參與中美關係外交事務，並成立中美關係交流基金會，代表中國到美國演講。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稱其外交活動令民望回升，開啟港人以「次主權外交」身份參與國際事務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