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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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学家蒋廷黻认为：孙意志坚韧，为革命奋斗到底，清末起义屡起屡败，不因世人冷漠而灰心丧气；倘若孙因不获社会同情而失望悲观，那就不会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伟大著作，“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诞生”。
歷史學家錢穆稱：“以中山先生，较之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人物，似为未竟其功。但论其品格，则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中山先生一身兼之，已为千古所独有。而其创为三民主义，则志在传道，上毗孔孟，更为尧舜汤武所未有。”
国立政治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蔣永敬認為，孫之三大領導風格：一、交遊廣眾，有志一同；二、滔滔雄辯，聽者悅服；三、樂觀奮鬥，百折不撓。
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孫作為革命領袖，在性格上有一些特質：第一是有大志，所作所為不是造反，而是想另建新國；第二是有決心，堅持革命黨必須在唯一之領袖下絕對服從，對自己領導深具信心；第三是能容忍，待人寬厚，有不同意見，會耐心溝通。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尔敏认为，孙“不但创建民国，开中国民主新纪元，亦是生平提倡济弱扶倾之国际和平主张、帮助亚洲被压迫民族”，在20世纪与美国威尔逊、印度甘地并称的三大伟大政治家。
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社长吕芳上认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
原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教授说，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博学鲜有出孙右者。孙13岁到檀香山求学，后来又到日本、伦敦、香港等地，一生中有将近37年住在国外。他对当时世界上很多前沿的思想和制度都非常了解，康有为、梁启超都没有这个条件。对于部分人以为，孙10次起义都在中国南方边境，因此武昌起义跟孙无关，林家有指出，孙早期革命依靠会党，但效果有限，后来在1908年云南河口起义，已经开始利用新军，1910年在广州同样是新军起义，武昌起义是孙总结经验教训产生的。并指出孙的思想在今日仍有借鉴意义：“孙中山不同意阶级斗争，反对打倒资本家。他认为当时中国并没有几个资本家，工人和资本家应互相帮助，共同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希望能够和平过渡。这种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过去批判太多，但其实有很多东西现在也可以吸收过来。”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硏究員楊天石認為孫是革命家。為拯救中國，孫堅決主張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和北洋軍閥。在此，孫意志堅決，態度鮮明，不屈不撓，終身如一。但是，並不意味着他在任何問題上都主張採取激烈革命手段和辦法。孫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衹能適用於高度發展之西方國家，連蘇俄都不夠格，中國自然更加不行。孫不主張全面剝奪資本家之所有權，而是主張「節制資本」，即發達國家資本，獎勵私人資本，允許老百姓自由興趣部分企業，政府加以奬勵並以法律保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称：「孙中山的革命就是为了自己，不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会一直革命下去，他并不是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当时的冲突，就是在争夺权力，所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党自己反而打了起来，抢资源和地位，还总是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共和捍卫者。孙中山所谓的非常国会和非常总统，就是拿着德国人的钱，纯心捣乱，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行为。国会早就已经到期了，还恢复什么？而且是自己破产的，他们自己都不想恢复了，孙中山还恢复什么？还在广州分裂国家，最后被西南军阀涮了，就抱怨军阀是一丘之貉，其实孙中山自己也是一丘之貉，也是这德性。尽管孙中山的人品还不如一些军阀，但国民党夺权后，在历史叙事中把孙中山的位置拔得很高，之前没人捧孙中山，首先捧他的是蒋介石，因为孙中山在国民党中是一号人物，孙中山死后，汪精卫、胡汉民都是他早期的助手，是大人物，蒋介石至多是个后起之秀，他怎么压倒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蒋介石只好去拉孙中山的关系。」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称，孙真正的政治遗产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孙不管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刘晓波根据孙死前的作为，认为若孙统一中国后，极有可能是一代极权君主。中国政党史上，孙开创党派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之传统；中国新闻史上，孙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思想的宣传员。刘晓波称，改革开放后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并在文中引用袁伟时和王怡对孙中山的批判，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称孙“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
作家王怡表示，“文學社”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另外，孫武因仰慕孫文而改名孫武之説确有流传，但孫武的字號本是堯卿，后改為搖清，而非遙仙，搖清取“搖翻清朝”之意。1912年初，孙武听闻孙发绪讲述孙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卖国后，孙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败坏，我宁可承认袁世凯，不承认南京。”但孙武后人孙吉森追述：“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4月9日去慰问武汉首义的同志。接连四天，都是孙武亲自陪同。”又据其家人回忆，孙武曾经告诉家人：“我对南京政府有意见，不代表我对孙文有意见。”
民國派人士、「孫文學校」創辦人封從德博士則不認同部分民運人士對孫中山的負面評價，而是稱讚孫繼承孔子的「道統」、結合西方文明的精華，創立了現代文明的「新道統」。封從德並在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前夕發表《孫文與辛亥革命》專文（收入2011年10月號《黃花崗》首篇文章），封認為，孫中山「最早為中國民主革命提供了綱領與方略，並進行了有效的組織與宣傳， 這就奠定了他作為辛亥革命的最高領袖的歷史地位」，這篇文章中還糾正了許多廣為流傳的錯誤認知，譬如其中一節以堅實的史料專門論證了「武昌起義時孫文並非在丹佛打工」，並用很大的篇幅詳細論證了孫中山與武昌起義領導人之間的密切關係。
大陆青年学者羽戈认为，近年来对孙的否定属于矫枉过正。孙之于辛亥革命，最大的功劳即在造势，形成“南望革命军，有如望年”的社会心理。革命之势，不仅造就了革命，同样在逼迫清政府改革，两者相反而相成。顺潮流而动，尺寸之功，可成伟人；逆潮流而行，王霸雄图，尽归尘土。孙不仅预见了方兴未艾的民主潮流，还规划了国家建设与民主宪政之路，正不失为一代伟人。
香港自由撰稿人李大立在2011年发文表示，钱文军等人借辛亥百年之际炒作清末新政和君主立宪，客觀上起到為中共維穩的作用。指这批人不脱毛泽东“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的思维定式，舉例錢文軍因為國共兩黨尊孫，所以他就要反潮流否定孫。但实际上，儘管中共不得不尊孫為“革命先行者”，却将其領導的辛亥革命贬低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共產黨雖然沒有公開徹底地否定辛亥革命，但是對它的肯定也只剩下了一個空殼子。毛澤東曾公然宣稱‘辛亥革命失敗了’”。中共虽然花费重金纪念辛亥革命，“卻絕口不提辛亥革命的偉大成果中華民國”、不提“孫中山先生民主憲政的遺志”，“而是想借此把自己打扮成孫中山先生的擁護者、繼承者，從辛亥革命中尋求執政的合法性，妄圖繼續維持其不得人心的一黨專制。”
張磊、張蘋著《孫中山傳》稱：孫忠誠於愛國主義和民主主義原則，以上書李鴻章失敗為踏上民主革命契機。孫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又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國民革命發展。孫艱苦革命近40年，政治生涯延伸兩個世紀，貫串民主革命兩個階段；孫足迹遍布社會制度和發展層次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接觸各類人士；孫力圖使中國掙脱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雙重枷鎖，從“中世紀”步入近代；孫始終站在歷史潮流面前，給時代留下鮮明印記。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孫作为革命領袖，制訂有比較完全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政綱，建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開展反清武裝鬥爭，使近代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由準備進入正規；因為孫確認革命與建設相成，為實現近代化建設事業，提出綱領和方案；當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來後，孫發展舊三民主義為新三民主義，確立「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孫奉獻一生，為拯救和發展中國，但壯志未酬，為崇高理想而獻身；孫的思想和實踐體現人類進步的必然趨向，孫毕生为之奮鬥的「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目標，獲得不同社會制度和發展程度的國家認同。孫兼具革命家與建設者身份和職能，不愧為近代化前驅，由於未能真正、長期主政全國，所以計劃無法實現。孫的事業為後繼者所承續和發展，孙作为民主革命與近代化前驅的英名青史長存。在民主革命浪潮兴起的年代，中國同盟會是辛亥革命主要組織者，孫參與創建和領導，是當時「革命的中樞」。孫多次在廣東、西南地區和邊陲起義，過於強調海外「輸入」和「接濟」，忽略其他地區（特別是長江流域）的革命形勢和群眾要求。孫薦袁以自代雖有社會原因，實為不當；把臨時大統統之職交給地主資產階級代表，在何種意義上皆不足訓。中華革命黨過分突出孫的地位和作用，當孫為真理化身，凌駕於黨和群眾，使不少革命黨人拒絕參加。孫對日本帝國主義表現出輕信和幻想，沒有任何根據和積極意義。軟弱的資產階級無力推翻帝國主義和傳統勢力之統治，建立代議政制並無根本改變次殖民地社會秩序；因此辛亥革命肇建共和，「二次革命」、反袁護國和兩次護法捍衛共和，均先後失敗。孫承擔歷史重任，虽未能完成捍衛共和的使命，因不能超越歷史条件而無力回天，但后人不應苛求前人，要以科學態度從歷史條件説明，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和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