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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巴士10B路線
路線資料 > 路線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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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 馬場大馬路 ↺ 殷皇子馬路
序號: 循環線
| 序號 | 站號 | 站名 | 出入境口岸 |
| 1 | M283 | 馬場大馬路 |  |
| 2 | M220/2 | 祐漢街市 |  |
| 3 | M224 | 永康街／麗華 |  |
| 4 | M215 | 福泰工業大廈 |  |
| 5 | M219/2 | 勞動節大馬路 |  |
| 6 | M51 | 東北大馬路／廣華 |  |
| 7 | M233 | 東北大馬路／東華 |  |
| 8 | M48 | 慕拉士／飛通大廈 |  |
| 9 | M52 | 漁翁街／勞工事務局 |  |
| 10 | M239/2 | 外港碼頭 | 外港客運碼頭 |
| 11 | M254/2 | 友誼馬路／行車天橋 |  |
| 12 | M241 | 金蓮花廣場 |  |
| 13 | M71 | 廈門街／澳門理工大學 |  |
| 14 | M155 | 東方拱門 |  |
| 15 | M157/2 | 治安警察局 |  |
| 16 | M162 | 中華廣場 |  |
| 17 | M170/2 | 殷皇子馬路 |  |
| 18 | M69/1 | 葡京酒店 |  |
| 19 | M160/1 | 十月一號前地 |  |
| 20 | M158/1 | 北京街／假日酒店 |  |
| 21 | M161 | 高美士／利澳 |  |
| 22 | M70 | 澳門理工大學 |  |
| 23 | M118/2 | 高美士／馬六甲街停車場 |  |
| 24 | M62/1 | 回力 |  |
| 25 | M53 | 水塘北角／勞工事務局 |  |
| 26 | M55 | 東北大馬路／南澳 |  |
| 27 | M206/2 | 黑沙環新街／建華 |  |
| 28 | M246 | 永華街 |  |
| 29 | M283 | 馬場大馬路 |  |
路線資料 > 賽車期間路線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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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 馬場大馬路 ↺ 東方拱門
序號: 循環線
| 序號 | 站號 | 站名 |
| 1 | M283 | 馬場大馬路 |
| 2 | M220 | 祐漢街市 |
| 3 | M224 | 永康街／麗華 |
| 4 | M215 | 福泰工業大廈 |
| 5 | M219 | 勞動節大馬路 |
| 6 | M51 | 東北大馬路／廣華 |
| 7 | M233 | 東北大馬路／東華 |
| 8 | M47 | 新雅馬路／母親會 |
| 9 |  | 綜藝館臨時站 |
| 10 | M71 | 廈門街／澳門理工大學 |
| 11 | M155 | 東方拱門 |
| 12 | M157 | 治安警察局 |
| 13 | M158 | 北京街／假日酒店 |
| 14 | M161 | 高美士／利澳 |
| 15 | M70 | 澳門理工大學 |
| 16 | M118 | 高美士／馬六甲街停車場 |
| 17 | M39 | 澳廣視 |
| 18 | M36 | 慕拉士巷 |
| 19 | M55 | 東北大馬路／南澳 |
| 20 | M206 | 黑沙環新街／建華 |
| 21 | M246 | 永華街 |
| 22 | M283 | 馬場大馬路 |
粗體字為大賽車期間臨時停靠站點
重大意外

2004年11月5日，一輛澳巴10B線豐田Coaster小巴在駛經利澳酒店時，被高處硬物擊中右邊車窗，一名女乘客眼部被玻璃碎片擊中受傷。
2007年11月9日，澳巴10路線一輛日野大巴，在關閘總站失控，先撞向前面另一輛澳巴10B線五洲龍大巴，之後向右再撞到一幅牆才停下；被撞的另一輛澳巴大巴又向前撞向前面一輛新福利3A線大巴。肇事失控巴士擋風玻璃嚴重破裂和車身嚴重凹陷，而被撞澳巴大巴一邊擋風玻璃飛脫，車身嚴重凹陷，而新福利大巴則輕微受損。
2009年9月26日，澳巴一輛行駛10B路線的五洲龍FDG6920G巴士，懷疑跟車太貼，在外港客運碼頭“發財巴”停泊區對開撞向一輛新福利3路線大巴。肇事澳巴車頭凹陷，右邊擋風玻璃破裂，而新福利巴士車尾亦凹陷。事故中，澳巴車上1名女乘客口部受傷。
圖片集 > 澳巴時期（舊兩巴時期）

五洲龍FDG6920G
圖片集 > 新時代時期

宇通ZK6902HG
宇通ZK6902HG
宇通ZK6902HG
宇通ZK6902HG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05HG
廈門金旅XML6105J15
圖片集 > 澳巴時期（新兩巴時期）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18HGE
宇通ZK6115HG1
宇通ZK6105HG
宇通ZK6105HG
中通LCK6113SHEVG
中通LCK6113SHEVG
中通LCK6113SHEVG
蘇州金龍KLQ6116GHEV
蘇州金龍KLQ6116GHEV
蘇州金龍KLQ6116GHEV
蘇州金龍KLQ6116GHEV
蘇州金龍KLQ6116GHEV
蘇州金龍KLQ6116GHEV
宇通ZK6986HG
中通LCK6980SHEVG
參考資料

↑  . 交通事務局. 03-11-2016  [2016-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07）.  请检查|date=中的日期值 (帮助)
↑  . 交通事務局. 2016-11-17  [2016-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18）.
↑  . 交通事務局. 2016-11-30  [2016-1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2-20）.
↑  . 交通事務局. 2017-08-17  [2017-08-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7-31）.
↑  . 交通事務局（DSAT）. 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 2017年8月25日  [2022年9月21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年9月21日）.
↑  . 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 2022-03-02  [2022-03-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02）.
↑  . 交通事務局. 2022-09-20  [2022-09-2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2）.
↑  . 交通事務局. 2022-05-25  [2022-05-2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5-25）.
1 2  . 交通事務局. 2022-06-17  [2022-06-17].
↑  . 交通事務局. 2022-06-22  [2022-06-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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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入口網站 (交通事務局). 澳門特別行政區新聞局. 2022-07-16  [2022-07-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8-29） （中文（繁體））.
↑  . 澳門特別行政區入口網站. 2022-07-22  [2022-07-22].
↑  疑大廈裝修鏟外牆磁磚無圍網 巴士遭硬物破窗傷乘客. 澳門日報（A01版）. 2004年11月6日
↑  . 澳門日報電子版. 2009-09-27  [2009-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9-30） （中文（香港））.
相關條目

澳門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公交車資優惠計劃
澳門巴士路線列表
澳門巴士轉乘服務
外部連結

（繁體中文）澳門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網頁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上海公共租界

1928年的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右侧为欧战纪念碑
日本在1932年繪製的上海法租界和上海公共租界主要外國界區——意大利（伊，啡色）、英國（英，黃色）、美國（米，绿色）、法國（佛，橙色）和日本（日，粉紅色）
上海公共租界（英語：）是近代中国的三个公共租界之一（另外两个是鼓浪屿公共租界和芜湖公共租界）、以及上海的两个租界之一（另一个是上海法租界）。上海公共租界在中国租界史上是开辟最早、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一个租界。
租界於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時英軍擊敗清軍後設立。根據《南京條約》，包括上海在內的五個條約港口均向外國商人開放，推翻了當時廣州港口的一口通商壟斷地位。美國和法國亦分別緊隨在英國之後於上海設立租界，分別建於英租界的之南北。不同於英國擁有香港的主權，上海租界跟澳門一樣，主權仍屬於中國。
1854年，英美法三國租界聯合成立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以維護其所有權利。1862年，法國租界退出了這項安排。次年，英美正式聯合成立上海公共租界。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與大清簽訂條約，他們的國民也成為租界管理的一部分，其國際性體於工部局旗幟上可見一斑——上印奧匈帝國、丹麥、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意大利王國、荷蘭、瑞典和挪威聯合王國、葡萄牙王國、俄羅斯帝國、西班牙王國、英國及美國的國旗。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日軍佔據上海公共租界。1943年初，汪精衛國民政府簽署條約正式終止了美國和英國的域外特權，1945年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正式收回公共租界。法國後來在1946年的另一份協議中放棄了權利。
历史 > 设立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了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1844年，已经有英资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租借了一批土地。1845年，中英会订《上海土地章程》。在章程中，上海县城北部的一块约830亩被划给英方作为英商居留地。后在1846年，西界确定。租界地东依黄浦江，南临洋泾浜，北至李家厂，西达界路，总面积增加到了1080亩。
1848年11月27日，英租界的西界推进到西藏路；同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文惠廉已在苏州河北岸租地造屋，并于上海道台吴健彰交涉后，虹口地区也被划作了美商居留地，美租界从而形成。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从此中国失去对租界的控制。1853年，太平天国军队占领南京。1854年7月11日，上海英法美租界联合组建独立的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正式形成第一个后来真正意义上的租界——国中之国。
历史 > 市議會

1862年，法租界退出联合，自设公董局。1863年9月，英国和美国在上海的租界正式合并，统一由工部局（）管理。1848年11月27日，在青浦教案发生后，英方乘机向上海道台施压，将北界推至苏州河南岸，西界向西扩张至了周泾浜。面积由此增加一倍多达到了2820亩。但是在美租界设立后，一直没有划定边界。直至英美租借合并后的1893年，美租界的面积被确认为了7856亩。1899年，公共租界当局以租界内华人及工厂增多为由要求增加租界面积。在多番交涉后，公共租界面积扩展到33,503亩（22.59平方公里），北面的边界到达上海、宝山2县的交界处，西面一直扩展到静安寺。整个租界划分为中、北、东、西4个区。
历史 > 越界筑路

条目：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
租界当局使用的另一个扩张方法为越界筑路。在法租界成功通过该方法扩张后，公共租界工部局也开始越界筑路。越界筑路所划圈的区域租界方面拥有征税以及控制权。1914年后，公共租界当局通过越界筑路将该类区域的面积增加到了4.7万亩。
历史 > 國際法律地位的解決（1920-1937年）

1920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稳固根基开始遭到威胁。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老闸捕房的巡捕枪杀中国示威者的事件，引起了中国全国性的爱国运动。在五卅运动之后，大规模越界筑路基本停止。上海公共租界继续向外扩张的态势趋于稳定下来。在蒋介石主政南京十年的黄金时代，上海公共租界继续繁荣。
历史 > 日本佔據時期

条目：孤岛时期
历史 > 日本佔據時期 > 日本佔領上海其他地區（1937）

1937年8月13日－11月10日的淞沪会战中，日军将公共租界北区和东区作为进攻国军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军控制的势力范围。北区和东区的日占区遭到国军多个军团的猛烈进攻，70％地区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公共租界的主体部分中区、西区及西部越界筑路区域分别由英国、美国和意大利军队防守，继续在战争中保持中立达四年之久。位于区内的中国机构照常运行。这些地区又挤进了40万中国难民。
历史 > 日本佔據時期 > 英國撤軍

上海公共租界經歷了兩次撤銷過程。第一次是1939年，由於歐洲戰事爆發，駐滬英軍撤退。第二次亦是最後一次是1940年8月，意大利對盟軍發動地中海戰事2個月後。
历史 > 日本佔據時期 > 日本佔領租界（1941）

条目：日軍進駐上海公共租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驻公共租界的中区、西区，但沒有佔領意大利及維希法國的界區（兩國為日本盟友），令成千上萬的中國人避難於意法租界，英美控制上海公共租界的时代宣告结束。随后任职于工部局的英美人士陆续遭到解聘。不过工部局仍然继续工作，直到1943年租界正式撤销。1943年8月，日本支持的汪精卫政权经过对日交涉，收回所有租界（包括意大利和法蘭西國的所有租界），為紀念此事，汪精衛政權設每年8月1日為中華民國復興節。
历史 > 國民政府收回

条目：交还上海公共租界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精卫政权倒台，租界回到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上海公共租界由中华民国政府收回以后，在很长时期内仍是上海和中国最繁盛的中心城区。统一行政后的上海市政府就设在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1949年后上海市人民政府继续使用此楼办公直至1955年迁往外滩原汇丰银行大楼。现在则位于由当年的上海跑马厅改建而成的人民广场。实际上始终没有离开原公共租界的范围。许多租界时代的遗迹獲保留下来，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外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群，多处历史性建筑都獲列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法律制度

参见：領事裁判權和治外法權
公共租界沒有統一的法律制度。市議會據此發布了《土地法規》，該法規對定居點中的所有人具有約束力。除此之外，與清朝訂立條約規定域外權利的公民和權力主體都應受其本國法律的約束，對其提出的民事和刑事訴訟也必須根據其本國法律。
到1918年，條約國的數量攀升至19個，但到1930年代已降至14個：英國、美國、日本、法國、意大利、挪威、瑞典、丹麥、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秘魯、墨西哥和瑞士。一戰後，德國和奧匈帝國喪失了條約權利，而蘇聯出於反帝國主義的政治策略而放棄了權利。中華民國政府於1927年宣布比利時喪失權利。同時中華民國政府拒絕了給予一戰後的新國家條約權，例如奧地利和匈牙利（原奧匈帝国）、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羅的海國家和芬蘭。
中華民國國民和非條約國家的公民受中華民國法律的約束。在公共租界內，他們的案件將交由上海公共租界混合法院審理，該法院於1870年代在租界建立，直至1926年。在涉及外國人的案件中，需要外國陪審員（通常為領事官員）。1927年，上海公共租界臨時法院成立，由中華民國法官主持。1931年4月1日，上海臨時法院兼上訴院裁撤，並改設江蘇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及江蘇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改制同時，上海公共租界中國人民刑事案件須中國與相關國家官員會審的司法制度完全取消，也就是租界內不涉及西方國家人員的民刑事案件，皆由中國法院審理。
英美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了正式的法院體系來審理案件。上海公共租界英國法院成立於1865年，位於英國領事館內。上海公共租界美國法院於1906年在美國領事館內成立。兩個法院於1941年12月8日被日本佔領並自該日期起實際上停止運作。
1947年，領事裁判權全面取消，租界內西方國家人民民刑事案件移送各國的領事裁判的法源喪失，中華民國才真正重新掌有全國之司法管轄權。
貨幣

19世紀，清朝的貨幣總體上非常複雜，不同地區使用不同的系統。
歐洲和北美貨幣沒有在國際結算中正式流通，除了“小東京”的日元區。
郵政服務

上海早在明代就已經發展了郵政服務，但在條約時代，外國郵政服務是由各自的領事館組織的。例如，美國郵政局在上海領事館設有美國郵政局，美國人可以通過該局使用美國郵政局與美國本土和美國領地進行郵件往來。
上海郵政局控制著該定居區內的所有郵政，但進出條約港口的郵件必須經過中華帝國郵政局。1922年，各種外國郵政服務（上海郵政局和中國郵政局）合併為一個郵政局。但是，其他一些國家拒絕了这一合併。
上海郵政總​​局最初位於北京路，並遷至上海郵政總​​局大樓四川北路，即今天的上海郵政博物館。
居民 > 華人

開闢租界之初，實行華洋分居政策，包括為洋行服務的買辦（主要來自江浙和廣東）都不被允許住在租界。租界內只有本地農民大約500人。
1853年9月7日，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当地2万华人逃进租界。1860年，太平天国进攻苏州，又有50－70万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外商乘机建造大片石库门房子出租牟利。从此形成华洋杂居的格局。
战事结束，难民返乡，租界人口有所回落。但随着租界工商业迅速繁荣，和租界的扩展，又有大批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省居民，乃至海外华侨进入上海公共租界，或创业，或谋生。特别是历次的战乱，都造成租界人口的猛增。至1932年，上海公共租界内有华籍居民1,040,780人。
抗战时期，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空前激烈，而上海公共租界中、西两区成为孤岛，这时从华界的闸北，上海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乃至邻近的江浙地区涌进40万难民。刺激租界内房地产业、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的空前繁荣。但也造成人口密度过大，多数百姓居住问题无法解决，居住状况趋于恶化。
1928年後，工部局為華董增加3個席位。
居民 > 英國僑民

条目：上海英侨
1843年上海的英商及传教士共26人，他们是最早的一批来沪外侨。英国侨民中，主要是从事大宗进出口贸易的商人，其中不乏在海外已有产业根基的望族。在上海的各国外商中，英国商人占有主导地位。186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1372人，占各国侨民总数的60％。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上海房地产业降温，英侨人数也下降到1870年的894人。不久又逐渐恢复，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侨民达到6,221人。
在工部局董事会成员中，英籍董事一直占有多数席位，居于主导地位。
居民 > 美國僑民

上海美国侨民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国。一战后，他们的地位有所上升。1935年，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侨民超过2,000人，另有1,600人住在法租界。
美国侨民中，传教士占有一定数量，他们在租界内外设立教堂、医院和学校，其中包括几所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和东吴大学法学院。
居民 > 日本侨民

参见：五卅惨案
1871年日清建交以后，日本人陆续來到上海。早期日本侨民中绝大多数是娼妓，她们聚居在虹口吴淞路一带。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开始在虹口区内越界筑路，虹口地区被非正式地纳入公共租界管辖范围。1873年，日本将原日本公馆（日本上海出张所）改称为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位于虹口闵行路3号。
1898年，原英、美公共租界改称上海国际公共租界，日本等国开始参与租界管理工作。次年，公共租界被划分为北、东、中、西四区，日本侨民在北区和东区占有优势地位。同年，日本人在虹口组织上海义勇团日本队，作为自卫组织。1915年，公共租界内的日侨已达到7,169人。1915年以后，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日籍董事留一到两个席位。191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设立日捕股，11月20日，30名日本巡捕到位，接管虹口地区的公共治安事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纺织业大规模投资上海。1923年上海—长崎定期航线开设，公共租界内的日本侨民继续增加。1935年日本侨民超過2万人。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于6月9日派遣海军陆战队抵沪，入驻虹口地区。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占领上海，日军于四川北路布防。
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在历次战乱中曾多次划为日军的防区。1932年和1937年两次淞沪战事中，日军以该区域作为进攻中国军队的基地。并以海军陆战队代替租界巡捕，公共租界在事实上被分割成两部分，苏州河以北地区成为日本控制的范围。
居民 > 俄國僑民

条目：上海白俄
俄罗斯人在上海形成自己的社区比其他侨民要晚得多。甲午战争以前，俄国在华侨民很少，主要在汉口经营砖茶业务，然后经水路运往天津，再经过张家口、库伦运抵俄国。甲午战争以后，俄日争夺满洲，俄国于1896年在黄浦路开设了驻上海领事馆。從1904年到1917年，上海的俄僑人數大體穩定在360人左右，绝大部分住在公共租界苏州河以北的提篮桥地段（又名汇山，Wayside）。他们在北河南路距离北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小型的东正教堂，称为主显堂，这座上海最早的东正教堂后来毁于1932年“一二八”战火。
自1918年起，由於十月革命和國内局勢不穩定的情況下，大批俄國人蜂擁抵滬，至1930年，上海俄僑總數已近2萬人。但上海俄僑的主要聚居区，则由苏州河以北，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一带。
居民 > 葡萄牙僑民

上海公共租界的葡萄牙人多数来自澳門。在1920和1930年代，他们的人数稳定在1,000多人。
居民 > 德國僑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人在上海的经济实力仅次于英美两国，尤其在制药、印染行业占有优势。至1915年，公共租界内有德侨约1,155人。
战后，公共租界德国侨民一度锐减到1920年的280人，法租界只有9人。后来又逐渐回升。德僑也在上海設立教堂，醫院，學校等。著名的有同濟德學堂（同濟大學前身）。
居民 > 犹太人

条目：上海隔都
19世纪，有少量世居巴格达的犹太富商在印度立足后，又前来上海发展，他们一般都取得了英国国籍。其中包括沙逊家族和嘉道理家族。当然也有像哈同那样来上海后才致富的暴发户。这部分犹太人经营大宗贸易，在房地产业也举足轻重，是上海的豪门望族。
1938年开始，从德国、奥地利、波兰有2万犹太人逃避纳粹迫害，来到世界上唯一不需要护照就可进入的上海。他们也集中居住在提篮桥一带。
1943年2月18日，日军将14,245名犹太人迁入虹口隔离区内。他们艰苦创业，在隔离区内开设了307家店铺，人称“小维也纳”。
俄国革命以后，开始有大批俄国犹太人取道哈尔滨移居上海。他们约有1,000多人，控制了毛皮买卖，也有一些专业人士在医务、建筑、法律、音乐等行业工作。主要居住在虹口提篮桥华德路摩西会堂附近一带。
居民 > 印度人

1884年，工部局警务处成立印捕股，从英屬印度的旁遮普邦招募来锡克族巡捕。1935年印度侨民人口总数达到2,341人。
管理机构 > 工部局

条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管理机关，类似于租界内的政府，拥有警察。但是司法机构还有独立的“会审公廨”，即法院。工部局主要控制在英国手中。美国也部分参与工部局的管理工作。1920年代，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担任工部局总董。 从1873年起，在工部局董事会中为德国人保留1个席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席位被移交给日本。1928年后，工部局为华董增加3到4个席位。
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体制与上海法租界完全不同，后者是法兰西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受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的支配，而上海公共租界是一個地方自治体，并不直接受任何外国领事，甚至英国领事的管理。
管理机构 > 巡捕房

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成立于1854年8月，分区捕房共14个：
管理机构 > 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

条目：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
管理机构 > 会审公廨

条目：会审公廨
管理机构 > 提篮桥监狱

条目：提篮桥监狱
管理机构 > 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条目：万国商团
地理 > 范围

1899年扩界以后，公共租界的范围最终确定。南侧与法租界接壤，以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与长浜（今延安中路）为界，西北以苏州河为界，东北大致以今虹口区五台嘉兴路口与杨浦区平凉军工路口连成的直线及黄浦江为界，西侧大致以今常德路、延平路为界。
地理 > 分区

公共租界自东向西分为东区、北区、中区、西区等4个区，并分别以虹口港、苏州河、泥城浜/西藏路（今西藏中路）为界。
地理 > 道路

公共租界的路名大多以中国城市或外国人物命名。在中区，南北向马路通常以中国各个省份的名称命名，例如浙江路、江西路和四川路，东西向马路通常以各个通商口岸城市的名字命名，例如九江路、汉口路和福州路，南京路和北京路则分别纪念两个开放中国的条约。在西区，有一些道路以东南亚的殖民地命名，例如槟榔路、澳门路、新加坡路；东区道路多数曾以印度城市命名，但在1915年更换为以中国城市命名。公共租界内也有一部分路名是以外国人名命名，例如爱多亚路纪念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麦特赫斯脱路（）纪念英国领事麦华陀，邓脱路（）纪念鸦片商人颠地，此外还有戈登路（）、文监师路（）、赫德路（）、哈同路和西摩路等等，其中许多都与上海公共租界有关，并且以取得实际成就者居多。
1936年10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第一次以一位华人为道路命名：将中区与西区的分界线、南北向干道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又恢复原名西藏路）。
经济 > 贸易

英商怡和洋行
英商太古洋行
英商宝顺洋行
美商旗昌洋行
德商礼和洋行
丹麦宝隆洋行
经济 > 金融

外滩
英资汇丰银行
英资麦加利银行
英资有利银行
美资花旗银行
美资大通银行
德资德华银行
俄资华俄道胜银行
日资横滨正金银行
日资台湾银行
法资东方汇理银行
荷资荷兰银行
荷资安达银行
比资华比银行
中国银行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
交通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中南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
金城银行
盐业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
四明银行
新华储蓄银行
大陆银行
经济 > 商业

19世纪后期，公共租界内的商业以距离旧城厢较近的广东路及福州路最为繁盛。
20世纪初，随着上海公共租界的扩展，中区的南京路迅速兴起，并形成为全中国最繁荣的商业街。英资惠罗公司（Whiteaway laidlaw）、福利公司（Messrs.Hall and Holtz）、汇司洋行（Weeks and Company）和泰兴洋行（Lane Crawford）都汇集在东段四川路口附近，称为早期四大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华人资本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陆续在西段浙江路到西藏路之间开设，规模超过早期四大公司，也称为四大公司。别发洋行是一个著名的以上海为基地的英语图书出版公司，成立于1876年。
1920年代以后，随着租界扩展后，人口大量迁入新区，公共租界北区的北四川路及西区的静安寺路的商业也有所发展。北四川路因临近上海北站，吸引了叶大昌食品店、雷允上药店北号、新亚大酒店等一批知名商号，特别是以广舞台为首的电影、戏院密集地分布于马路两侧及周围。静安寺路沿街的商店主要服务于周边的上层居民，因此该路和位于法租界的霞飞路的风格类似，经营方向趋向高档，以高级舞厅、电影院、咖啡馆和时装店闻名，包括鸿翔公司（1917年）、亨生西服店（1933年）、开开公司（1936年）、第一西比利亚皮货公司、地地司（DDS）、凯司令（1928年）等。
经济 > 房地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上海经济的繁荣，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产业经历了一次大发展。犹太富商经营的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成为上海最著名的大地产商，英资业广地产公司（Shanghai Land Investment Company）在1924年到1928年间的净利润上涨了145％。英国公和洋行（Palmer and Turner）、德和洋行（Lester，Johnson＆Morriss）、通和洋行（Atkinson＆Dallas）、赉安公司（Leonard和Veysseyre）和邬达克等这些建筑师事务所也进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公和洋行设计了上海外滩建筑群中将近一半的作品，其中堪称代表作的有汇丰银行大楼（1923年）、江海关大楼（1927年）、沙逊大厦（1929年）和中国银行大楼（1937年）。20年代的革命和动乱不但没有影响上海租界的繁荣，反而进一步抬高了地价。
经济 > 旅馆

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上海大部分的主要旅馆，外资旅馆包括华懋饭店、汇中饭店、都城饭店，华资旅馆包括扬子饭店、东方饭店、大东饭店、东亚饭店、惠中旅舍、大中华饭店、大陆饭店、爵禄饭店、中央饭店、大江南饭店、中国饭店、铁路饭店、吴宫饭店、远东饭店。
也有少数例外，例如外资礼查饭店（1959年以后改名为浦江饭店）位于外白渡桥北侧，华资旅馆国际饭店、金门大酒店位于静安寺路，但是也都毗邻中区。
文化 > 新闻

公共租界中区集中了全上海绝大部分的报馆。英文报纸中，位于外滩17号的老资格的《字林西报》影响力无可比拟，其竞争对手包括《大美晚报》、《上海泰晤士报》、《大陆报》等。中文報紙中，影響最大的則無疑是《申報》。
文化 > 医院

公共租界拥有数所公立医院，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公济医院和位于静安寺以西的宏恩医院主要服务于外国侨民，前者委托给天主教修女管理；位于中区山东路的仁济医院则面向华人。
美国圣公会在公共租界开设2所医院：同仁医院和广仁医院（后改名宏仁医院）。
文化 > 宗教

公共租界在未开发以前，已经存在一些中国人的佛教寺庙和道观，例如静安寺路西端的静安寺和南京路上的虹庙。租界繁荣之后，又新建或迁入了一些庙宇，例如西区槟榔路（安远路）与戈登路（江宁路）口的玉佛寺。此外，还有日本人兴建的佛教东本愿寺和西本愿寺，都位于虹口。
在上海公共租界，基督教新教各个教派的教堂林立。其中一部分专供侨民使用，例如中区江西路九江路口的英国圣公会上海圣三一堂，南苏州路圆明园路口的新天安堂（供圣公会以外的外籍侨民礼拜），以及地丰路（乌鲁木齐北路）25号供内地会传教士使用的公共礼拜堂（现名新恩堂）。当然数目更多的教堂是面向华人的。监理会的2座大教堂——西藏路慕尔堂和虹口昆山路景林堂都位于公共租界。美国圣公会江苏教区的主教座堂设在越界筑路区域的极司非尔路，即圣约翰大学内；它的第一座教堂救主堂在淞沪会战之前一直位于虹口；在租界内还设有爱文义路（北京西路）351号的圣彼得堂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东区的宁国路建立了中华总会 ，又在武进路183号设立了沪北会堂。浸信会不仅拥有可容纳千人的上海怀恩堂（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75号），还有使用粤语的广东浸信会堂（新乡路66号）。同样，长老会在窦乐安路（多伦路）设有鸿德堂，中华基督教会则在北四川路1802弄设有富吉堂（粤语）。其他的著名教堂还有北四川路1578号的宣道会守真堂、山东路伦敦会天安堂等。上海教会（地方教会）曾经长期租用哈同路（铜仁路）240弄文德里聚会，租界交还以后，在附近的南阳路123－145号建成可容纳数千人的南阳路145号聚会所。
天主教在公共租界设立的第一座教堂是北区南浔路的虹口耶稣圣心堂，后来又在西区建立了大通路小德肋撒堂（今大田路370号），在东区倍开尔路（惠民路）694号建立了和平之后堂。
犹太人在公共租界建有数座犹太会堂，位于中区的博物院路20号（虎丘路42号）的阿哈龙会堂 现已拆除，改建为文汇报大厦，位于西区西摩路500号的拉结会堂（市教委）和东区华德路（长阳路）62号）的摩西会堂 都保留至今。
上海公共租界内有为数众多的印度巡捕和门卫，租界当局为他们兴建了数座锡克教堂，其中主要的2座为位于虹口的宝兴路谒师所和位于西区的戈登路谒师所，建筑物仍然保留。上海公共租界内还有同样来自印度的祆教的祆祠（白头礼拜堂，Parsee Prayer Hall），位于福州路538号，建筑物今已拆除。
人物

费信惇
张爱玲故居，赫德路爱林登公寓（Eddington House）（今常德路195号常德公寓）。
虞洽卿
上海县城及租界变迁图
美国租界分界碑
工部局大楼正门
滙丰银行大楼（左面）的夜景
从左向右：沙逊大厦、上海中国银行大楼（外滩）和横滨正金银行大楼
后方为圣三一堂的顶部，前方九江路上的楼房现在是中国基督教两会所在地
鸿德堂
常德公寓
剃髮易服

1910年舊金山街头留髮辮的中國人。
髮易服或薙髮易服，乃指明末清初時期清朝統治者强令其统治下包括漢族及其它南方少數民族的男子改剃滿族髡髮髮型的“髮令”（或稱“薙髮令”），以及改著满族服饰的政策。這些政策涉及民族文化認同，主要是針對漢族，政策實施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區別服從者和反抗者，方便統治。剃髮令在明末清初引起強烈反對與抵抗，結果反抗者在清初一度遭致清廷的血腥鎮壓。剃发、易服与圈地、占房、投充、逃人并称“清初六大弊政”。從1645年正式強制執行，到1911年廢止。
“剃发易服”政策從清初的暴力鎮壓到康熙年間及其後时期的潛移默化，對後來中國的髮式及服飾有明顯影響。中国自先秦时期传承下来的汉服体系也因此出现断代。
背景

古代汉人十分重視髮式與衣冠服飾。《孝經》有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後，除了必要修剪，不可隨意剃髮，男女都把頭髮綰成髮髻盤在頭頂。漢族传统的服饰形式有交領、右衽、盤扣、對襟、繫帶等特徵，日本、朝鮮、越南、琉球、蒙古的傳統服飾也有部分這些特徵。
在中國東北兴起的滿洲人的风俗與汉人迥異，滿州人男性的传统髮型是剃髮留辮，將頭髮編成一條長辮垂下，滿州人服飾以旗裝馬褂為主，特點有字交領、對襟、盤扣等特徵。紅頂子和箭袖等服飾特點與明末女真人對蒙古服飾的借鑑密切相關。
1644年（崇禎十七年），闖王李自成率領大順兵攻陷北京，明崇禎帝上吊自殺。清朝在明朝將領吳三桂協助下入關，對佔領地區推行剃髮令，強迫汉人男子變換髮型為滿洲人髮型並穿著滿洲人服飾。因為髮式在古代漢文化中佔有重大意義，故引起不少漢人激烈反抗。
推行过程 > 入关之前

清兵入关之前，為了易於辨識順逆，便強迫被征服或投效的汉人剃发易服，如1631年（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皇太极在大凌河之役胜利时令“归降将士等薙发”。1623年（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即规定了官民帽顶制度；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规定了服色制度。1636年（后金崇德元年），皇太极明令：“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有效他国衣冠、束发、裹足者，重治其罪。”满人在天聪、崇德年间攻打朝鲜时，也曾要求朝鲜人剃发易服。較早投效滿清的漢臣如李永芳、孔有德、祖大寿、洪承畴等也都剃发改装。
推行过程 > 第一次推行

1644年（順治元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在山海关周遭系列战斗中打败李自成大顺军，先前吴三桂突围入多尔衮帐中求援时，已有令吴三桂麾下军民薙发以鉴。即入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
五月一日，摄政王多爾袞率兵过通州，知州投降，多尔衮“谕令薙发”。
五月初二，多尔衮进北京，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此后数日又多次颁布命令，要求汉人薙髮易服作为效忠的标志。
薙髮令引起一些汉人極大的反抗，如京东三河民众就起事反对剃发，甚至因此改變對清軍的態度轉而反抗清朝：“入關之初，嚴禁殺掠，故中原人士無不悅服，及有剃頭之舉，民皆憤怒，或見我人泣而言曰，我以何罪獨為此剃頭乎？”多爾袞隨即在五月二十四日下令暫緩薙髮令。迫使满清统治者暂缓剃发易服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天下未定，抵抗者众多，南明政权仍在，故而暂时妥协。明朝大臣史可法在回覆多尔衮的書信中也說：「且罷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
推行过程 > 第二次推行

强令官民剃发的举措引起汉人的普遍不满，激起了汉人各阶层人士的反对，导致了长期的政局不稳以至生灵涂炭。为了保持髮飾，許多人因此反抗滿清，或者寧願一死。不仅原先准备降清的人立即改弦易辙，连已经归附的州县百姓也纷纷揭竿而起，树帜反清，由此引起的反抗以至于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滿清对此进行了严厉的镇压。清兵在南方的鎮壓，多因剃发而起。清朝统治者當時亦指出：“乃剃头一事，又适为奸民借口，以至变故丛生。”
1645年（順治二年）五月，清兵进军江南，占领弘光政权首都金陵，统治初步巩固，多尔衮於五月二十九日重頒薙髮令。
六月初五日，多尔衮给江南前线总指挥多铎下达指令：“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要求在江南推行剃发令。
六月十五日，通告全国军民剃发。下令各地限公文到达的十日内完成剃发，违令者死。地方官員如果上奏反對，「殺無赦」。当时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口号流传，在福建还流传着“留发不留人，留棺不留屋”的说法。有记载称滿族將領令剃发匠背着担子在街上巡视，看见蓄髮髻的人就上去抓住强行剃发，稍有抵抗，就当场杀掉，把头悬挂在竿上示众，所以后来的剃发挑子后面都竖着一根竿子。
六月多爾袞頒布薙髮令时，對於汉人之衣冠服飾，也要求更换，但未严令实施期限，「許從容更易」。然而没过多久，在七月初九日时，又下谕“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于是衣冠之禁也与剃发同样严厉，有學者指出因为不改衣冠而遭屠戮者也同样多。然而由於抵制剃髮的鬥爭已經持續多年，加上強迫穿滿服這一命令的難以推行，以致後來在服飾和髮式上推行的清令更加不了了之，後期形成了以漢文化為主幹、以滿族代為接枝的混合型文化。甚至於辛亥革命年間在某些地區依然保留了明代式樣的服飾。
在常熟，“清兵见未剃发者便杀……名曰‘捉剃头’”。常熟人民组织乡兵，推崇祯信阳州知州、弘光兵部郎中严栻为首领，保卫地方，抵抗清军，并尊奉活动在崇明岛的明义阳王朱朝墠，一直战斗到九月份才被清兵的屠戮镇压下去。
因為薙髮令的頒布，南直隸常州府江陰縣殺了縣令，起兵反清。告示曰：「豈意薙髮一令，大拂人心，是以鄉城耆老，誓死不從。」江阴人民以“头可断、髮绝不可剃”的口号对抗清朝“留头不留髮、留髮不留头”的口号，由典史陈明遇、閻應元領導軍民抵抗，死守城池八十一日，殺死清兵數萬人，閻應元最後留下辭世詩：「八十日帶髮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萬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顺治二年八月二十日，江阴城破，清兵大屠杀三日。
嘉定人民以“为我保此发肤”的口号，抵抗清兵二十余日。嘉定總兵吳志葵趁人民不滿時佔據縣城抗清，導致原本效忠於大順的李成棟下令屠城，為嘉定三屠「第一屠」之原因。
剃发令传到金坛，抗令者三四百人聚会，清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威胁民人，声言“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于是人民揭竿而起反抗，二十日后方被镇压。
吴江鄉民因为不肯剃发，杀县令，遭屠杀。
1645年（順治二年）七月，田仰指剃髮為名在通州如皋海門起兵，活动在苏北和长江三角洲。
1645年（順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道尹孔闻謤（孔子后人）上书表示：孔子家族衣冠已经延续了三千年，希望能够保持不变，免受剃发易服。多尔衮回应，孔子是聖人中，最能順應時勢的人，像孔聞謤這樣違法，玷污了他祖先合乎時宜的中庸之道。姑且念在孔闻謤是孔子的後裔，不處死，但革去孔聞謤的官職，永不敘用。
1648年（顺治五年）金声桓与李成栋以反对剃发為理由之一而反清重投南明。然而一度效忠清朝其且實行剃髮令的李成棟在點兵時依然穿著「烏紗玉帶」，當時亦有人穿著「儒冠」觀賞李成棟點兵，而楊漣的長子「時雖剃髮，猶漢人衣冠，烏紗大帶，不改舊服」。
1648年（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患病卧床，一度没有剃发，被发现后，胡俊甫被杀，其邻居被重责，当地知县也受牵连获罪。
1653年（顺治十年），京師逮捕了王玉、梁七子两个因为扮演旦角而没有剃发的人，清廷因此下诏：「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
在城市，曾有儒生戴上方巾參加廟會，遭官吏拘捕和處死。
1654年（顺治十一年），針對「剃髮易服」引起社會矛盾、各地漢人抗爭此起彼伏的这种情況，時任大学士的陳名夏說：「留髮復衣冠，天下即可太平」，後來陳名夏在南北黨爭中失勢，此話便成為其被处以绞刑的罪名之一。
1673年（康熙十二年），有官員聘請一直穿著「寬博不時」的「寬衣博袖」（明朝服飾）以及終身沒有剃髮的學者李二曲去講學，李二曲一道拒絕道：「僕非官僚紳士，又非武弁營丁，窄衣小袖，素所弗便。寬衣博袖，乃庶人常服」。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亦終身沒有剃髮，他晚年居住衡州的當地知府崔鸣鷟以至湖南巡撫鄭端亦沒有責罰他，直到他於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年逾七十離世。
推行过程 > 第二次推行 > 政策成果

乾隆年间，洪大容来到中國，發現漢人看到朝鮮人的服飾說是像「戲子」和「和尚」，洪大容認為中國的漢人已經忘本了。
道光二十九年，朝鲜使者李遇骏在广宁遇见汉人萧某，两人之间有一次笔谈，萧某就干脆一些了，“（李）问：‘吾辈所着衣冠，于汝心以为何如？’（萧）曰：‘此本中国衣冠，吾虽不得已胡服，岂无歆羡之心耶？’既而颦蹙眉，隐然有伤感底意。李遇骏感歎「嗯！世变风移，今为二百余年，而间巷之间犹有思汉之心，为之一叹」”。有人問既有思汉心，为何汉人却胡服？李遇骏说，这是因为清朝“变服者被重律”，所以“防限截严”。这是不得已，就连程、朱再世，在这个时代也不得不薙发编辫，穿上满清服装。“遵时”和“从俗”的代价是压抑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被压抑，是因为汉人经历过很惨烈、很漫长的血腥岁月 。
原由

清朝推行“剃发易服”政策的原因有：
將剃发易服当作被征服者是否服從征服者的外在标志。
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都超过了滿洲人，社会制度也较为完备，满族统治者产生一种恐惧心理，担心汉人会危害清朝統治。
滿洲人為外来的民族，突然地统治了人口眾多的龐大民族，一時有無法勝任之感。
確立滿清的统治地位，確保滿洲人不被汉人同化。
想令汉人不感觉滿洲人是異族。
《研堂见闻杂记》一书的作者认为清代剃髮易服之禍並非出自執政者殘暴，而是山东进士孙之獬贪图富贵的私心所造成。据该书所说，清朝入主中原后，衣冠一仍汉制。孙之獬主动剃发易服，希望能获得统治者欢心。结果满人认为他是汉人，不让他站在滿洲人列中，汉人认为他穿着滿洲装，也不让他站在汉人列中。孙之獬又羞又怒，故而上书建议全面实行剃发易服。
实施对象

剃发易服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清政府统治下的各族人民，除下列可免剃发易服者外。此外，民间还有“十从十不从”的传说，然而此说并未见于正式命令或明文规定。
实施对象 > 可免剃发易服者

不是所有民族都要變更发型服飾，清政府對其他滿漢以外之民族用「因俗而治」的方式處理：蒙古各部只有厄魯特不用；回部（維吾爾族）四品以上的伯克才要；藏族就只有藏軍需要。朝鮮人最初也需剃发，在朝鮮國成为属国后，努尔哈赤为笼络朝鲜人，下令其無庸剃髮。滿清入關後，明朝降清大臣馮銓屢次上書，建議讓朝鮮全國也「一體剃頭」，不過最後沒有被接納。
实施对象 > “十从十不从”

民間流傳「十从十不从」（亦称「十降十不降」）一說，“从”指服从满人的规矩办；“不从”指依旧按照明朝汉人的规矩办，版本甚多，最常见的内容版本为：
男从女不从：男子學習满人，剃頭留辫；女子仍旧梳原来的发髻以及保留原有的服飾。
老从少不从：未成年時不必禁忌，但一旦成年，则须按满人的规矩办。
生从死不从：生前要穿滿人的長袍馬褂，死後壽衣、描繪死者遺像等，則可服明朝衣冠。
阳从阴不从：既然“生从死不从”，阴司的事，像超度時塑造佛像、神明彩，或為歷代先祖畫像、製牌位等，禮佛、祭祖時主祭官、陪祭官等穿的衣服，都仍按中國民間信仰办理，不从满人习俗。
官从隶不从：官員须顶戴花翎、身穿朝珠补褂马蹄袖的清代官服，但役隶可以是明朝的打扮。
儒从而释道不从：即在家人學習满人，出家人不學習满人。在家人必须改穿满人的服装，并剃发留辫。比丘與道士不变，仍可穿袈裟、海青、汉服等。
倡从而优伶不从：歌舞妓、妓女（倡）要遵守满人服饰制度，演員（优伶）扮演古人時則不受服飾限制。
仕宦从而婚姻不从：官吏行禮按滿人禮儀，婚礼保持汉人旧制。
国号从而官号不从：国号由明改成清，但官号沿用明代的六部、九卿、督抚等。
役税从而文字不从：傜役、税捐，悉从满制。但文字语言不改，仍用汉字與汉语。
漢滿婦女的髮式在清朝初期還保留著原有的樣式，並隨著相互之間的影響，令各自的髮式都有了明顯的變化，在“十从十不从”下，清代的漢族婦女依然可以穿著明代服裝，更影響了滿族婦女的審美觀。
一般认为“十从十不从”是出于明降臣金之俊或洪承畴的建议而制定的政策，有學者指出雖未見有正式文書宣告，但在其後清代服飾審美文化現象形態中，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實。
髮式 > 文獻方面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朝鲜使臣申忠一路过赫图阿拉，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詳載：「女真習俗都剃髮，只留腦後少許，上下二條結辮以垂。除上唇鬍鬚只留左右十餘根外，其餘都鑷去」。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韃靼漂流記》，載：「他們的人都剃頭，把頭頂上的頭髮留下來，分成三綹編成辮子。他們男子把唇上的鬍鬚留下來，把下面的剃掉。無論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樣。」海外散人著《榕城纪闻》：「剃发，只留一顶如钱大，作辫，谓之『金钱鼠尾』」。
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因为髮飾不如意的理由而被杀，他的家人、邻居、当地官员也都受牵连获罪。当时的男子不得不“五天一打辫，十天一剃头”。
在乾隆年間出使中國的英國人馬戛爾尼對中國的髮辮亦有所描述，在其著作中寫道他所遇過的中國人都剃了髮，並留了有數英吋直徑大小、有如拉米伊式髮辮（Ramillies queue）和馬尾（horse hair）一樣烏黑且粗壯的辮子，當中甚至有長度接近一碼的。
髮式 > 畫作方面

在早期的削髮案件中，剃頭是關鍵，但蓄辮子未成為滿人強制施行的目標，成了一個不太引起滿人關注的問題。
清初宮廷畫師焦秉貞所繪的《康熙耕織圖》，圖中農民同樣皆露頂椎髻，並且依然穿著明代流行的衣著。晚年归化为苗族的考古學家沈從文指出焦秉貞在製作《康熙耕織圖》時，在繪畫生產程序方面受南宋樓璹的《耕織圖》影響，但是在繪作農民及農家衣著時實多就江浙富庶區田家現實生活取材。
髮式 > 考古方面

2006年，在北京石景山玉泉路某施工現場挖掘出一具清代乾屍，屍體為清朝康熙時期的「中憲大夫黃拙吾」，后来经过专家从不同角度的考证得知，黃拙吾在清朝为官，明顯已剃发易服，死后家人将发辫挽成发髻，依然保留汉族传统发式入葬，以示慰藉，其髮飾並非「金钱鼠尾」式。此外，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帝的畫像都可以看到有明顯的鬢角。然而清朝官员畫像并没有鬢角。
1874年，汉口街头的正在为顾客剃头的师傅。
服飾标准

条目：清朝服飾
清廷在1652年確立官服的最終標準，見於《服色肩輿永例》。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由宮廷畫師焦秉貞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所繪四十六幅耕織圖，圖中婦女野老和平民工農的裝束，與明代無異。圖中農家男子雖將髮際線推高，但皆露頂椎髻，並沒有人結髮辮。此圖是清聖祖看過後才令刊刻。此外，清初畫家王翬主持繪畫的《康熙萬壽圖》十二大卷、徐揚主持的《乾隆南巡圖》十六大卷，以及徐揚的《姑蘇繁華圖》，江南一帶平民服裝式樣，仍然保持晚明固有風格，這些古董文物被部份史學家認為是清代「官降民不降」之證物。而在《康熙帝南巡圖卷》其中一幅繪畫出治理黃河時的場面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依然穿著漢式服裝的平民，以及穿著滿服的官員，而且沒有辮子。
清朝虽然改换了滿族服饰，但衣服所用材料和图案则受到了漢人傳統文化之影響。滿族在關外的傳統服飾簡樸，材料也多用貂皮、東珠等關外土產，进关后则大量采用汉族的丝绸锦缎。清朝官服上的補子沿襲自明朝（不同於明朝，前方「補子」被分為兩半），慶典時王公大臣所穿蟒袍的图案也承襲明朝而來。此外滿人服飾也從關外時期利於騎射狩獵的緊窄樣式，演變成與漢人服飾相近的較為寬鬆樣式。入關後的改變被認為是受到漢文化影響。清朝始終未改服飾制度，被認為在漢人文化影響下，使原本滿人服飾瘦窄的風氣大为减少，這種現像被認為是文化融合使然。
雍正帝尚未继位时，已令画家为自己绘制了多幅明朝服飾画像，画中不但自己身着类似汉服的服装，其他人物也身着汉族传统衣冠。继位后亦是如此。如《十二月令图》、《十二美人图》、《胤禛行乐图》、《雍正耕织图》等。乾隆也曾多次诏令当时的画家名手为他绘制明朝服飾画像，如《清高宗秋景写字图》《喜晴图》《松石流泉间闲图》《观画图》《行乐图》《临项圣谟雪景图》。
清朝學者李顒一生堅持穿著「寬博不時」的「寬衣博袖」，虽形制未知，但從來未曾被問責。德清李某之子，请人画了一副自己身着清朝以前服飾的画像，有人把画像中的马缰绳涂成黄色，然后誣告他僭越（明清時期臣僚使用黃色服飾屬於禁忌），官府克日就要提讯，某子到处贿赂，花费了数千兩銀方得无事。
後續影响 > 反清斗争

起兵反抗清朝统治者的起事者往往以“束发复衣冠”号召人民响应。
1650年代後，鄭成功起兵抗清，清朝多次與明鄭政權和談，但從鄭成功以至鄭經，始終堅持：一、以朝鮮和琉球模式成為外藩。二、不剃髮，臣民保持明朝衣冠。此外每次談判，鄭方尚提出各種不同的其他條件，譬如鄭成功要求割三省之地，鄭經則要求「鄭氏世居台灣不登岸」等。然而剃頭問題始終是明鄭與滿清雙方關注的條件之一。
1672年（康熙十二年）三藩之乱时，有說法稱吴三桂用束发复衣冠相号召，所过郡县俱令剪辫，颇受人们拥护，不到半年就占据了半壁河山，亦有說法稱吳三桂等人叛明降清已為當時的漢族人民所不齒，加上在人民希望國家的統一和安定，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擁護，結果亦被清軍打敗。此後许多的重大政治事件，包括伪稿案和马朝柱起义等在内，都直接或间接与辫发有关。
1721年，台灣爆發朱一貴事件，朱一貴起兵反抗清朝統治，攻下臺灣府城（今臺南市），建國號大明，年號「永和」，且廢除滿服、長辮剪斷，恢復明朝時的服裝及傳統漢人的髮式。朱一貴登基時頭戴通天冠，身穿黃龍袍，以玉帶圍之。但官員爵位封得太多，衣服一時準備不及，只好向戲班索取戲服代替，而仍然不足，出現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的景象。此外，林爽文事件和戴潮春事件中，起事者和附從者均有「留髮」現象。
1851年，太平天國革命時期，起事者回復蓄髮，並以此作為反對滿清王朝的旗標。太平天國在反“清妖”的檄文《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谕》中宣稱清政府對漢人犯下種種殘暴罪行，並以一段文「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滿洲悉令削髮，拖一長尾於後，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犬也。」表示剃髮使漢人變為禽犬。清朝官方則將太平軍稱之為「髮逆」、“长毛”。
後續影响 > 剪辫风潮

清亡之前出现了剪辮的芻議。率先剪辮的是海外华人及留学生。1898年1月（农历除夕），新加坡華人组织华人剪辫会，并登报倡议集体剪辫，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争议。赞成剪辫的理由有：辫子不雅；辫发一般不洗，会发臭；辫子容易绞到机器裡很危险；辫子像禽兽的尾巴；辫子像铁链，等等。主张维新的康有为也向光绪帝建议过剪辫。留学生回国，便将剪辫的风气带回了国内，主要流行于新兵与学生中，但此种做法在当时仍然有“易服改元，革命排满”之嫌，没有更多的人敢于去冒这个风险。有些留学生回国之后，甚至不得不装上假辫子。1905年北京警務省勅令天津警察署所屬憲兵悉「行斷髮改著洋服」，也擬定「派遣外國之委員，概行斷髮洋裝云云」，唯當時慈禧太后仍在世，在保守勢力反對下仍未全面實施。鉴于学界和军界剪辫成风，各级政府多次下令禁止剪辫，然而令行而禁不止。1907年5月6日，清中央政府首次下达禁止剪辫的严厉命令，经学部奏准，严禁学生、军人剪辫，其中学生“一经查出，即当咨明学部，分别惩处”；军人“如有不遵定制，改用他装，以及剪去发辫等事，无论官员、兵丁，均即斥革”。但形势变了，此时清政府已经无力像清初那样控制人民的发型，即使在清政府内部，也出现了赞同剪辫的一股势力，如陆军部尚书廕昌、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外务部尚书邹嘉来、度支部尚书载泽、法部尚书戴鸿慈等均支持剪辫。1909年时任军谘大臣的载涛（光绪之弟）更是提出：「非剪发易服，不足振起全国之精神」。1910年10月資政院通過剪辮易服案。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迫于革命四起，終降旨准自由剪髮，廣東更先此一步，官民爭相剪辮。
1895年臺灣割讓，薙髮似乎未如纏足、鴉片一樣，受日本人嚴格取締，但一些臺灣人會主動剪去辮子，服裝也產生了變化，逐漸可見到滿式（旗袍）和日式（和服）混穿的組合。。後來斷髮令趨嚴，引來部分思念清朝統治的臺灣仕紳及民眾的掙扎及反抗。。例如詩人洪棄生，堅持衣髮如舊。原屬滿人的薙髮，反而成為洪認同漢文化的作法。後來日本警察強行剪髮，洪棄生留下「我生跼蹐何不辰，垂老乃為斷髮民，披髮欲向中華去，海天水黑波粼粼」、「長嘆無天可避秦，中華遠海總蒙塵，本為海島埋頭客，更變伊川披髮人。」等詩作。
後續影响 > 中華民國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革命军所佔光复城镇，已有要求军民剪发命令。1912年，民国成立，宣統帝退位，清律廢除，大多数中國人剪去辮子，只有少数人仍堅持留辮，如保皇派張勳率辮軍、學者辜鴻銘等，以表示對清朝的效忠，也有一些民众害怕剪辫会被官府斬首，不愿剪辫。总体而言，“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1912年3月5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於頒布《大總統令內務部曉示人民一律剪辮文》：「滿虜竊國，易予冠裳，強行編髮之制，悉從腥羶之俗，當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執，從容就義；或遁入緇流，以終餘年，痛矣先民，慘遭荼毒，讀史至此，輒用傷懷！嗣是而後，習焉安之，騰笑五洲，恬不為怪……凡未去辮者，於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翦除淨盡，有不遵者，違法論……」。廢除服制禁令後，有民眾“頭戴方巾，身穿明代漢服，腰佩龍泉寶劍”以表支持革命者有之，亦有腦後垂辮以明“復辟”之心者有之。西服則在其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代中國人的普遍裝束。同時旗人袍服暫時走向沉寂。不過迟至1916年，北京还有人留着辫子，內务部下令嚴行剪尽。
民国元年7月，参议院公布男女礼服，其中男子礼服大体有两种，一种为西式服装，另一种则是沿用长袍马褂。8月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恢复了祭服。1914年8月，政事堂礼制馆颁布正式的《祭祀冠服制》。北伐之后，则规定为中山装和长袍马褂两种。女子礼服类似，仍然沿用立领、对襟、盘扣等特征。
孫中山辭世以後，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公布《服制條例》規定國家禮服，男子為藍袍黑褂，女子則分為藍長袍和藍衣黑裙兩式。當年政府採旗袍為禮服之理由是因俗制禮以及注重可行性。1945年中華民國接管台灣以後，一方面國府發動「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政策，從語言、文字，服飾等進行去日本化。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女性主動把嫁妝衣服修改成旗袍，來表達對中國的認同。但此熱潮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便迅速沈寂，二二八事發期間曾發生穿旗袍者遭攻擊的現象。曾經有台灣知識份子以「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現在女人還穿著旗袍，何以滿清倒臺後，漢人能可當權呢？」一說，批評中國國民黨以台灣受到「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為藉口而欺壓台灣人，但類似異議於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沈息。至民國九十二年（2003）《服制條例》正式廢止。。
後續影响 > 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以後，穿長袍、馬褂（海外的國學家如錢穆）和西服的人已經很少了，穿中山裝的人越來越多，以後更是形成穿中山裝的熱潮。
1966年開始的為期十年的“文革”期間，西服和旗袍被定為「四舊」。紡織品和服裝的生產也受到極左路綫的影響，很多受嶺南人們歡迎的服裝面料和服裝款式被指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四舊」的帽子，有些花色品種被批判為反動圖案。稍稍鮮艷一點的穿著，就被指責為“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
在中国大陸许多地区，對於男性理髮的用語至今仍經常稱之為剃頭。中国许多地区至今流传着“正月剪头死舅舅”的习俗，据传与剃发易服有关：“死舅”其实是“思旧”，思念旧国明朝；当时人民不愿剃发，思念故国，以此习俗作为抵抗满清政策的一种形式。
評價 > 中国

1904年孫文作檄文《中国问题的真解决》：
明朝末叶，中国发生大内战，满洲人利用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用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同一种方式，突然袭来，占领了北京。这是一陆肆肆年的事。中国人不甘心受外族的奴役，便向侵略者进行了最顽强的反抗。满洲人为要强迫中国人屈服，便残酷地屠杀了数百万人民，其中有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青年与老人、妇女与儿童，焚烧了他们的住所，劫掠了他们的家室，并迫使他们采用满洲人的服饰。据估计，有数万人因不服从留发辫的命令而被杀戮。几经大规模流血与惨遭虐杀之后，中国人才终于屈服在满清的统治之下。
学者、明史专家黄仁宇认为：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其人為內翰林祕書院大學士兼署吏部尚書、纂修太宗實錄總裁官陳名夏。）
他亦表示：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轩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