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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偵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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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launching the U2（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Black Cat Squadron（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Pentagon To Retire U2 Spy Plane (UPI) Jan 05, 2006
A Wild Ride from the Edge of Space (Southwest Texas LIVE!) Oct 17,2006
The Sky Still Burns in Your Memory (Southwest Texas LIVE!) Oct 17,2006
Taiwan Filmmakers creating film about Taiwan's U-2 Blackcat Squadron (Southwest Texas LIVE!) Dec 17,2006
|  论 编美國多用途飛機名稱, 陸軍/空軍三軍航空器命名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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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序列:  U-1  U-22  U-3  U-4  U-5  U-6  U-7  U-8  U-9  U-10  U-11  U-121  U-131  U-141  U-151  U-16  U-17  U-18  U-19  U-20  U-21  U-22  U-23  U-24  U-253 U-25  HU-25  U-26  U-27  U-28 
無順序:  U-38 
相關編號:  UV-18  UV-20  UV-23 
1未使用 •  2用於隱藏飛機真實用途 •  3分配給多種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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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  德国  以色列  美国 
其他:  NARA 
50年代空中加油的U2
於帝國戰爭博物館達克斯福德分館展示的U-2，可以看到修長的機翼。
滑行中的U-2與其身後的高性能追逐車，2006年攝於韓國烏山空軍基地
穿著壓力衣的U-2飛行員
機背改裝的U-2
一具U-2發動機於古巴首都哈瓦那展示
隸屬美國太空總署的ER-2
換裝液晶顯示駕駛艙前
2006年後的全數位化座艙
六七暴動

六七暴動，亦稱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英語：），當年的紅衛兵、亲共团体及人民日報称为香港反英抗暴斗争，是一場於1967年在英屬香港發生及持續近八個月的左派暴亂，當年在香港的左派組織為響應於同期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共港澳工委及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策動下，左派團體於1967年年初開始捕捉在香港發起騷亂的機會。同年4月香港人造花廠新蒲崗分廠發生工潮，5月6日有部分被解僱的工人在工廠外集會及阻止製成品出廠，與到場維持秩序的警察發生肢體衝突。5月11日，約1,500名示威者在工廠所在的新蒲崗聚集，貼大字報及阻塞貨運，防暴警察到場驅散人群，事態迅即演變為騷亂，並且蔓延至黃大仙及牛池灣，當晚東九龍局部地區宵禁。香港工聯會領導層及左派團體領袖成立鬥委會，试图以暴力手段鬥垮香港政府，連日在香港各區發起騷亂，可是其發起的罷工罷市始終得不到普羅市民的響應，7月起示威集會大幅減少，然而左派份子卻於同月發動炸彈襲擊浪潮，在5月至12月間於香港各區放置及投擲至少8,074件懷疑爆炸品，當中有1,167枚真炸彈，左派策動炸彈襲擊平民的恐怖活動，終導致在香港的中共組織及左派團體民心盡失，港府於同年12月基本平息這場導致多人死傷的暴動。
在暴動期間全體香港警察取消休假，多次展開驅散及拘捕行動，駐港英軍拆彈專家需要頻繁出動拆彈，暴動中有832人受傷，包括212名警務人員，有51人死亡，當中有7名市民遭左派暴徒的炸彈炸死，死亡人數僅次於1956年雙十暴動。其时正值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北京的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红卫兵放火及捣毁，英国驻沪处理侨务专员办事处也受到中國造反派群眾冲击并被关闭。1967年8月20日北角清華街兩名年幼兒童被炸彈炸死；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在節目中譴責左派暴行後遭到《大公報》、《文匯報》和《香港商報》等左派報章發文恐嚇，8月24日林彬與堂弟林光海在返回商業電台上班的途中遭埋伏及縱火燒死；《明報》創辦人兼小说家金庸因為發文抨擊左派暴動而被左派份子追殺，只好放下《明報》業務帶同家人到新加坡暫避，這些恐嚇與恐襲均被認為是該次暴動的標誌性事件。六七暴動成為1945年香港重光後的歷史分水嶺，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的發展，乃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均有著深遠的影響。
背景

参见：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和一二·三事件
二戰以後，支持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活動，親共人士開始成立工會及工聯會等组织。
1950年代，隨著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陸取得政權，大批未有前往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軍政人員逃难南下来到香港活动，大量中国共產黨的政工人員也進入香港活动，左派即指香港親共人士，右派則為香港親國民黨人士，在冷戰格局下，左右兩派滲入香港的政工人員各自成立工會等組織爭取群眾支持，又通過操控不同的社團爭奪話語權，並打擊對方在香港的勢力，惟該等活動造成群眾對立，左右兩派時有群毆等暴力衝突，由於兩派勢力的活動造成社會動盪，香港政府因此同時壓制左右兩派勢力，兩派均有不少赴港人員被香港政府以「不受歡迎人物」遞解出境，又在秧歌舞事件後將其中六千名在摩星嶺聚居的親右派難民集中調遷到調景嶺安置，減少兩派群眾互相挑釁而引發打鬥的機會。在1956年10月10日至12日的雙十暴動左右兩派群眾爆發激烈毆鬥，港府平定雙十暴動後將多名國民黨在港幹部遞解出境，右派勢力受到削弱。
由於中共自建政後不斷推行多項政治运动肅清其定義的右派及鎮壓異己，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公私合營等運動亦嚴重影響到中国部分民眾的基本生計，到1960年代仍然不断有中国内地难民逃难来到香港，使得香港的人口短时间内急速上升，港府要在短时间内为急速膨胀的人口解决经济及民生问题，並不容易，貧富懸殊加劇，收入差距擴大，租金高企，住房嚴重不足，山坡寮屋林立，政策亦被質疑向龍頭或獨市企業傾斜，還有積習難除的公務員貪污問題，市民對政府的怨氣日深，港府高層和基層市民又缺乏溝通渠道，使得草根階層感到訴求被漠視，成為發生騷動的因素之一。1966年4月因為天星小輪頭等艙加價港幣5仙，在九龍引發歷時兩晚的天星小輪加價騷亂，惟當時左派團體沒有介入，左派報章在時評中亦支持港府平亂。由於左右兩派均沒有積極介入這次九龍騷亂，故此事件沒有擴大。香港總督戴麟趾隨後於5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且委任首席按察司何瑾、香港童軍總監羅徵勤、香港大學前校長賴廉士、律師黃秉乾組成「1966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調查成因及提出建議，委員會於同年12月提交報告書，除了提到經濟問題及不安情緒容易導致社會躁動，也提出官方應增加與民眾溝通的途徑及改善青少年政策等多項預防措施，可是港府來不及落實報告書的建議，香港左派在文革風潮下在1967年年初已決意操作勞資糾紛發起政治工潮，繼而策動矛頭直指港府的政治鬥爭。
1966年5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在中國内地發動文化大革命。負責港澳事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要在香港發動文化大革命。同年12月3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澳門左派發動連串騷亂及罷工，澳葡政府在1967年1月屈服並答應澳門左派提出的各項要求，不但要謝罪道歉，還要同意禁止中國國民黨的勢力在澳門活動，青天白日旗亦不得在澳門繼續懸掛，左派自此支配澳門的政局。澳門左派大獲全勝後，香港左派份子紛紛到澳門祝賀，並且學習其鬥爭經驗，中共中央香港工作委員會也受到鼓舞，要在香港發動類似騷亂，並得到在北京的中国内地政權支持及積極配合，而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又遭到紅衞兵奪權及批鬥，香港左派遂決定策動相较澳門左派更激烈的鬥爭。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副社長祁烽兩人在內部會議總結澳門左派的鬥爭成果時，聲言要在香港「大幹一場」，新華社香港分社和左派陣營開始積極尋找挑起騷亂的機會。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

香港左派受到澳門左派利用「一二·三事件」在1967年1月成功奪權的鼓舞，1967年2月起香港左派便開始藉勞資糾紛及僱員間的爭執，製造多場「政治工潮」，试图支配工廠之內部行政，並由左派報紙將工潮政治化為政治迫害，伺機將工潮擴大並演變為壓服殖民地政府的大規模罷工及騷亂。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 > 南豐紗廠工潮

在荃灣的南豐紗廠是香港當時規模最大的紗廠之一。1967年2月14日，南豐紗廠領班黃劍雄與左派工人發生打鬥，廠方報警處理，後來開除了兩名有左派背景的工人陳佛振、葉炳昌，左派工會迅即將此事政治化為左右兩派的鬥爭，聲稱是「美蔣特務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壓迫！」並指責資方打壓左派工人。作為左派喉舌的《大公報》在2月26日於社論稱「美蔣分子這段期間氣焰囂張，是與港英當局的縱容包庇有關。」不但稱荃灣各大紗廠都有「美蔣份子」製造「兇案」，更開始將矛頭指向港府。3月16日，香港工聯會屬會之一的「港九紡織染業職工總會」選出10餘名南豐工人為代表，成立「支援南豐紗廠工人反迫害鬥爭委員會」，其後在胸前佩戴毛澤東頭像章的南豐反迫害鬥委會代表，手持《毛語錄》操進廠長室，在高叫《毛語錄》口號後，要求廠方立即開除他們口中的「美蔣份子」工廠領班黃劍雄。在這次工潮中，資方和警察都採取冷處理的手法，使事件沒有擴大和延續下去。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 > 港九的士工潮

1967年4月，多間的士公司均有左派司機發起怠工，威脅公司恢復聘用全數被開除的左派司機及解僱其指定的僱員。「中央的士公司」及「上海的士公司」都受到左派司機怠工影響，最終結業。在香港島的「中央的士公司」有左派司機在4月3日怠工，公司收入大減，怠工司機提出的復工條件之一是公司開除被左派司機貼上「蔣幫份子」標籤的車務主任梁啟彬，代表資方的總經理胡應湘與左派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及怠工司機經過四次談判仍無法取得共識，香港島「中央的士公司」宣佈結業，並將的士賣給沒有怠工的司機。另外，4月19日《工商日報》及《新生晚報》記者在灣仔景隆街的「中央的士」車廠門外採訪時，一度遭到左派人士包圍、恫嚇及強搶菲林。事後香港報業公會發表聲明，對兩名記者遭受恫嚇一事感到遺憾，可是多份左派報章卻抗議香港報業公會的聲明。
4月初，九龍「中央的士公司」同樣發生工潮（與香港島的「中央的士公司」同為胡忠家族所有，當年香港島和九龍未有汽車過海隧道連接，故此維多利亞港兩岸的「中央的士」由家族成員各自管理），怠工司機要求資方復用於1月被解僱，名叫孫亮的左派司機。勞資雙方代表在勞工處調解下達成協議，資方同意復用該名司機，勞方的三名代表則答應遵守五項條件，包括準時上班等基本要求。惟孫亮在4月27日復工不到一星期，便於5月1日遞交抗議書要求公司撤銷勞方答應的五項條件，左派司機再次怠工。九龍「中央的士」董事局開會後，總經理胡應濱（他是胡應湘之弟）表示，由於孫亮代表左派工人單方面推翻協議，為免繼續有不如意的事件發生，董事局決定九龍「中央的士」於5月5日結業，公司的70輛車大部分被出售予司機。
當年是「中央的士」總經理的合和實業主席胡應湘於2008年接受專訪時表示，當年公司有387輛的士，聘用千名司機，在司機發起怠工後，他親自代表資方與代表左派司機的摩托車業職工總會談判，過程中察覺到左派工會根本不太關心勞資糾紛的細節，目的只是將事件政治化，談判期間左派工會代表更不斷在他面前揮舞《毛語錄》，為了了解左派的政治口號，他特地到書店買了一本《毛語錄》，還在談判後期引述《毛語錄》反駁左派工會代表。胡應湘又稱當年為了不讓左派有空間繼續搞事，他親自決定將的士以特惠價賣給沒有參與怠工的司機，而車價可分三年以分期付款形式歸還給公司。
暴動前的「政治工潮」 > 青洲英坭工潮

青洲英坭在紅磡馬頭圍道的廠房早於1967年1月尾已發生過一次工潮，當時的起因是青洲英坭廠取消工人原有的醫療福利，勞方大為不滿並發起罷工，在勞工處調解下，勞資雙方達成協議，工人於2月尾復工。
可是到4月29日，該廠的澳洲籍工程師威廉臣與工人李邦疑因車輛泊位問題發生爭執，工友將糾纏中的兩人拉開，廠方報警後有工人發起包圍廠房，當警方抵達時人群散去，不過這件事卻被左派人士利用發起工潮，並有左派工會人士向工人派發《毛語錄》。5月1日，紅磡廠房約有百餘個左派工人罷工，手持《毛語錄》包圍廠房內的寫字樓並高呼《毛語錄》口號，要求廠長接見。左派工人代表提出五項條件，包括廠方解僱工程師威廉臣及永不錄用、要求威廉臣親自向工人及登報道歉、不准再有敵視工人的事件發生、廠方不得報復，並且賠償受傷工人李邦的醫藥費及損失。
該廠廠長在5月3日早上仍沒有返回英坭廠，廠房秘書梳利士稱他不能自行答覆工人提出的要求，提議左派工人派三名代表到香港島總部與公司管理層商談，而董事經理已答應與工人代表會晤，可是工人以事情發生在工廠內為由，要求總經理布祿嘉到廠房面談，勞工處調解組主任徐添福於上午10時50分到達青洲英坭紅磡廠與左派工人代表會晤，徐添福提議左派工人找一處中立地點或到勞工處辦公室進行勞資談判化解分歧，但左派工人拒絕由勞工處進行調解，徐添福親自向左派工人代表查詢這次勞資糾紛是否與福利問題有關，左派工人卻拒絕向勞工處主任交代發起罷工的原因，堅持要廠長親自談判，勞工處當日未能調解糾紛，左派工人則繼續怠工。青洲英坭於5月5日發表聲明，因為英坭的生產受到嚴重障礙及廠內的保養工作無法進行，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決定自5月4日午夜起關閉紅磡廠房及遣散工人，呼籲該廠員工盡快回廠收拾個人物品及領取工錢及遣散費。青洲英坭於5月13日宣布將會向被遣散的員工補發工資，不論日薪、半月或月薪的工人都可獲發放一個月工資，服務年資長或表現良好者另發予額外金，但必須在5月20日正午前領取，否則保留不發額外金。一直罷工的左派工人拒絕資方遣散，亦拒絕領取資方支付的遣散費，更在廠房外扎營抗議，期間有8名左派學校的學生胸前佩戴毛澤東像章及手持《毛語錄》，帶同茶點到埸慰問已被遣散的左派工人，左派演員朱虹、傅奇、鮑方等人亦曾經到場慰問工人，並且帶領左派工人高叫《毛語錄》口號。6月10日，雖有報導稱青洲英坭計劃重啟生產及願意聘用舊人，但不會聘用已被遣散的全部工人。該廠要到同年12月的六七暴動尾聲時，才正式復工及開始小量生產。
暴動過程 > 人造花廠工潮

1967年4月，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該廠在4月13日頒佈10項員工紀律及工資新規則，包括損壞生產機器的工人不獲發放工資、廠方有權不允許工人請假等，由於新規則被認為過於嚴苛，有部分感到不滿的工人多次向資方交涉，惟勞資雙方談判不果，啤機部有左派工人發起怠工，每天只工作不足三小時，其餘時間躺在機器旁。資方在4月28日以「生意收縮」為由，西環卑路乍街總廠及新蒲崗大有街分廠分別解僱23和69名怠工工人，包括左派勞方代表，翌日資方又關閉總廠及新蒲崗分廠的啤機部，再有566名工人被辭退。4月30日西環總廠有左派工人阻止貨車從工廠運走貨物。
工潮在左派工會積極介入下於5月1日起升级，西環總廠及新蒲崗分廠門外被貼上《毛語錄》標語及大字報，有大字報宣稱「出糧等於是自願被開除」及「出糧是可恥的投降主義」號召工人不要領取薪資，新蒲崗分廠有一名手持《毛語錄》的工人帶領數十名工人操進工廠內，質問資方領薪後是否永不錄用，不過在場的工人沒有響應及繼續領薪。5月3日有百餘名工人在新蒲崗分廠外聚集及誦讀《毛語錄》，期間有一名在工廠外拍攝集會現場及自稱是《明報》記者的男子與工人發生衝突，其後有警察訓練分遣隊的十輛警車及約一百名防暴警察到場戒備，封鎖附近道路，並護送一名自稱是《明報》記者的男子上警車，下午1時有一輛貨車駛入工廠卸貨，但遭到示威工人衝入廠內阻止，廠方主管惟有將貨車上的製品運到其他地點，衝入廠內的示威工人趁機要求資方談判薪資及解僱問題。
5月6日，新蒲崗分廠外約有150名被解僱的工人集會抗議，要求與資方談判。下午4時許廠方想將貨品由貨車運走，但受到示威工人阻擋，管工與示威工人發生肢體衝突。九龍東區高級警司谷巴會同黃大仙警署副警司摩士先帶領22名警察到場，並通過翻譯呼籲示威工人派出代表接洽。雙方談判期間，警員撤到後巷，這時卻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及搬出鐵摺椅擲向人群中，引發衝突，高級督察根寧咸率領防暴警察到場封閉大有街並向衝突現場推進，期間有人從工廠大廈擲下玻璃瓶及秤碼，有多人在衝突中被捕及受傷。事後左派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主席馮金水與兩名代表梁乃發、林貴容到黃大仙警署交涉，抗議警方插手勞資糾紛，但被警方認出曾參與騷亂而被拘捕。當日有21名示威工人及工會人員被捕，警方落案控以非法集會、恐嚇及毆打的罪名，警方在晚上8時30分發報稱這批人士被拘捕及落案起訴的原因是阻止工廠出貨，當有一隊22名警察抵達時，這些人員立即發起工友包圍警察及要警察拘捕管工，至130名警察抵達後才能夠控制局面，警察在過程中只使用了警棍及有一名被捕工人受傷，警方強調當時工會人員的行為已經超出和平糾察的範圍。
在5月6日的衝突中被捕的21人，於5月8日被解往北九龍裁判署提堂，其中1人（鄭馬運）於庭上認罪，被判罰款100港元，其餘20人（彭輝、鄧洪、梁乃發、曾儉、賴漢林、鄒松勝、黃業都、王庚寧、蕭劍輝、羅振宏、林貴容、鍾玉芳、古玉琴、麥明、游火運、張金亮、李勝、歐陽進強、馮金水、吳炳明）否認控罪，裁判官將案件押後至5月16日再審，否認控罪的20名被告需要在5月17日上庭應訊，當中3人獲准以100港元保釋，其餘17人自簽200港元保釋候審。
港九樹膠塑膠總工會在5月7日晚上舉行控訴大會，控訴事件是警方「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對我愛國工人和愛國同胞進行瘋狂的迫害」；同日下午，港九工會聯合會派出理事長楊光和摩托車業職工總會主席郭添海等人要求會見警務處處長戴磊華並提出「嚴重抗議」，警方代表則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為理由不予回應，左派報章《大公報》在5月8日於社論宣稱「這分明不是突發的孤立的事件……在澳門事件之後，許多美蔣分子集中到香港來活動，最近香港發生的一連串風潮，大多數是美蔣分子在興波作浪」，又在社論中以「美帝」、「帝修」及「美蔣」等左派用詞將新蒲崗工潮引發的衝突事件政治化為外力企圖破壞中國文化大革命的陰謀。5月9日下午，新華社香港分社職工舉行「聲討港英暴行支援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大會」，親北京報刊印發「港英政府行為迫害民族，鎮壓群眾是野蠻的法西斯暴行」等標語鼓動香港市民上街抗爭。
暴動過程 > 新蒲崗騷亂

5月11日早上，香港工聯會領導層認為應趁機將人造花廠工潮轉變為反政府騷亂，於是派員到新蒲崗慰問罷工及被解僱的工人，又向工人派發《毛語錄》及發起工人在新蒲崗大有街一帶的街道聚集，堵塞新蒲崗工廠區的道路，阻止貨車上落貨，工會人員又帶領工人揮舞《毛語錄》在工廠區示威，又在街上貼大字報。警方為避免讓左派工會藉機激化事態，最初仍是採取冷處理的手法，警方在上午並沒有介入新蒲崗的左派示威，在現場戒備的警員亦驅車撤走。可是午後事態惡化，約有千人拿著《毛語錄》聚集，開始走出新蒲崗工廠區外集會，並且有工會人員帶領示威者包圍工廠及衝擊工廠大廈的大閘，工廠東主及管理人員報警救助，氣氛漸趨緊張。當日下午3時許，有數輛警車開抵爵祿街，約有40名警察下車，由一名督察帶領走往大有街，並由一名警員拿著揚聲器勸籲現場的左派工人不要繼續阻塞道路，又稱示威者是時候回家了，但左派示威者沒有聽從勸告，繼續揮舞《毛語錄》叫囂並辱罵警察，左派示威者不但沒有理會警方勸告，還在左派工會人員的領導下提升對抗姿態。警察訓練分遣隊由約150名防暴警察組成的一個連其後到達新蒲崗，分別沿大有街兩端推進，並且呼籲左派示威者可從大有街兩旁的道路離開，在大有街的大部分示威者逐漸散去，可是在八達街卻有左派工會帶領示威者繼續堵塞道路，防暴警察在街口停下來，雙方對峙，由於勸告無效，警方舉起「警告，催淚彈」的旗幟，一名警司繼續與左派工會人員理論，可是仍然勸告無效，警方於是施放催淚彈，左派示威者則使用木棍襲擊警察，又投擲石塊和玻璃瓶，現場棍石交加，警察和示威者發生扭打，有左派示威者從大廈擲下秤碼、磚塊及玻璃瓶，警方於是發射木彈還擊，並拘捕在場發起騷亂的部分左派工會人員，期間警方發射催淚彈53發及木彈70發，有127人被捕，示威者受傷11人，警察受傷12人。東頭新區有左派團體帶領示威者投擲石和玻璃瓶並圍毆兩名男子，防暴警察到場驅散滋事份子，至傍晚警方終於控制局面。在防暴警察戒備下，新蒲崗工廠區的工廠員工開始清理左派示威者的大字報及收拾被破壞和搗亂的物品。鄰近新蒲崗的黃大仙仍然有左派示威者向路過的巴士和私家車投擲石塊，彩虹道有左派示威者向消防車投擲磚塊及放火燒車，東頭村約有600人聚集，有人縱火，有私家車及貨車被焚毀，又向趕到滅火的消防車掟石。當晚9時30分起，九龍東部的部分地區實施宵禁，範圍包括九龍城、新蒲崗、黃大仙、彩虹及牛池灣。香港空軍輔助隊派出一架直升機到新蒲崗和黃大仙上空盤旋，警方一直戒備至深夜。宵禁至5月14日才解除，共有391人被捕，32人受傷。
暴動過程 > 工聯會宣布成立各業鬥委會

5月12日傍晚6時，工聯會召開緊急理事會議，宣佈立即成立「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各業鬥委會」或「鬥委會」，要在香港發起武鬥直至香港政府賠禮、認罪、賠償、釋放鬥爭被捕者及嚴懲「兇手」。當日新蒲崗仍然持續有騷亂，範圍和暴力亦有擴大傾向，有暴徒在街上推翻汽車及縱火燒巴士，警方於中午在東頭新區施放催淚彈驅散示威群眾。5月12日，警方到黃大仙徙置區搜捕暴徒，警方與示威者在徙置區爆發衝突，左派人士毀壞徙置大廈設施，又投擲玻璃樽、磚頭及石塊，警方則施放催淚彈，在騷亂期間黃大仙徙置區第26座二樓有一名14歲男童被騷亂者投擲的石塊擊斃，左派組織宣傳機關其後卻將死者的遇害日期及地點改為5月11日及新蒲崗大有街，訛稱男童是在新蒲崗香港人造花廠被防暴隊活活打死，试图煽動左派民眾參與鬥爭，死因庭於同年10月5日根據法醫及目擊者供詞認為是被石塊等硬物擊中頭部致死，陪審團裁定死於橫禍。
5月13日，九龍的暴動蔓延至黃大仙東頭徙置區和土瓜灣，大批群眾在街上聚集，暴徒在街上放火燒巴士及其他車輛，搶劫黃大仙徙置區職員宿舍及縱火，又有暴徒闖入政府辦事處和學校製造事端及搗亂。警察訓練分遣隊採取驅散行動，又將九龍東部指定地區的時間宵禁提前至傍晚6時開始，九龍的局勢至5月14日才稍為平息。
5月16日，南九龍裁判署開審「5.6新蒲崗人造花廠工潮」非法集會案，先前於5月8日獲准保釋或簽保外出的20名被告原定於5月17日上午再次出庭應訊，但當日全部20名被告均沒有到庭，裁判官下令通緝；有部分被告後來於6月23日晚上發生的「塑膠工會暴動」中被捕。
5月18日，香港人造花廠資方為緩和局勢，西環總廠啤機部接受被解僱的工人申請復工，至19日有204人登記，啤機部在20日復工，勞資雙方派出代表到勞工處舉行會議及同意繼續磋商。
暴動過程 > 中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左派示威

5月15日清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普森，遞交外交部的抗議聲明，把騷亂事件定性為「英國政府勾結美帝國主義反對中國的陰謀」，又指「港英當局利用人造花廠勞資糾紛，對中國居民和工人進行迫害」，要求英國政府責成港府接受工人和居民的正當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等5項條件。5月15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支持香港左派團體的抗爭行動。當日，有紅衛兵到北京的英國駐華代辦處門前示威，《人民日報》亦發表題為「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的評論員文章，重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表態支持香港暴動及召見英國駐華代辦抗議的舉動對香港的左派團體具有吶喊助威的作用，香港的左派報章包括《文匯報》及《大公報》均在頭版廣泛報道，驅使香港左派團體決意發起更大規模的騷亂。5月17日，中共領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電香港工聯會表態支持香港左派工人以「毛澤東思想」鬥垮港英政府，並發動北京群眾遊行到英國駐中國代辦處示威及舉行聲討港英政府的大會。
香港總督戴麟趾爵士在5月15日及18日兩度發表聲明，強調「維持和平與秩序，是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最懇切的願望」，港府將盡力促使香港社會恢復安寧。英國政府在18日亦發表聲明，強調警方行動已保持克制，將全力支持港府履行維持法律及秩序的責任。
暴動過程 > 各界鬥委會成立

5月16日，多個左派團體在土瓜灣的工聯會工人俱樂部舉行會議，「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決定立即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又稱「各界鬥委會」。值得注意的是5月12日成立的「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是產生「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的組織，並由「各界鬥委會」接替「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統籌鬥爭工作，把「各業工人」改為「各界同胞」代表不限於工人，也招攬文職人員及學校師生等參加，此後「鬥委會」的簡稱便是指「各界鬥委會」。各界鬥委會成員有104人，並由工聯會理事長楊光出任主任委員，會上又通過對「港英政府法西斯迫害」的抗議書，將鬥爭行動升級。同日，在中國政府組織下，北京市有40萬群眾遊行到英國駐華代辦處舉行集會，但為免北京的遊行群眾失控，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遊行前曾指示外交部，遊行隊伍須格守「不衝、不進、不砸」。
5月18日，中共北京市委發動10万人舉行各界人士支援香港鬥爭大會，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親臨出席，由于副总理兼外长陈毅正在接受批判，所以由副总理兼北京市革委員会副主任谢富治发表讲话，謝在講話中除了谴责香港政府的「法西斯暴行」，重申外交部声明中的几条要求外，又宣稱「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是他们绝对的、神圣的、不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没有任何权利干预。」
暴動過程 > 港督府示威蔓延中區

各界鬥委會成立翌日（5月17日），楊光、費彝民等17名鬥委會代表前往港督府向港督戴麟趾抗議，要求接收「反對港英法西斯暴行抗議書」，戴麟趾拒絕接見。眾人在港督府大閘外揮動《毛語錄》及高口號。同日，香港政府成立由副輔政司韓美洵（其後改由姬達出任）領導的宣傳委員會，專責發布新聞、製作短片、引導輿論及地區組織等政治宣傳工作，其他成員包括霍德、楊啟彥、麥理覺等。為了抗衡左派團體大量張貼的大字報及左派報章散發的號外，港府也印製大量海報及小冊子應對左派發起的宣傳戰。當時的電台和主流報章都傾向支持港府，香港社會人士如陳子雋等人亦製作書刊反對左派團體在香港發動文革式鬥爭。
5月20日，港督府一度成為左派人士聚集示威的主要地點，港府最初對於左派示威者採取容忍態度，未有驅散在港督府外聚集的示威者，但重申要維持秩序，限制到港督府請願的人數，示威者需要分批前往及離開，左派團體於是將支持者聚集到在港督府附近的中環花園道和皇后像廣場一帶。5月20日，近3,000人在督轅門外聚集示威。港九各地陸續有左派集會及示威，參加者除左派組織的人士，亦有工人、學生及其他群眾。
左派人士在中區示威期間，鬥委會在中國銀行大廈頂樓裝設大型揚聲器連日播放政治宣傳及《毛語錄》口號，為左派示威者吶喊助威，而在一街之隔，警方在拱北行的政府新聞處舊址（今長江集團中心）安裝強力擴音器播放歐西流行曲，蓋過港共團體利用揚聲器播放及左派示威者高呼的《毛語錄》口號。
暴動過程 > 花園道衝突及中區騷亂

5月21日，左派示威者堵塞中環交通及在中區到處鬧事，局勢轉趨緊張，警察訓練分遣隊發射催淚彈驅散阻塞道路交通的示威者。除了港島中區，左派團體也在港九各區領導左派示威者以左派報館、中資銀行、國貨公司及左派學校等建築物作為據點，進行示威、張貼大字報、襲擊警察及破壞公共交通設施等活動，當防暴警察到場採取驅散行動時，左派示威者便迅速退入左派團體設立的據點，當警察撤離後，左派示威者便從左派據點出來，再次阻塞道路及搗毀公共設施。
5月22日上午，前往花園道港督府抗議的左派群眾執意衝擊在花園道口的警方防線引發流血衝突，在域多利皇后街有左派份子駕駛巴士開足馬力衝撞在場戒備的警察，中區花園道一帶集結的示威者與警察發生衝突。
由於中區的騷亂有擴大傾向，為防左派份子在入夜後繼續製造事端，當局於5月22日下午3時45分宣布香港島部分地區當晚6時30分至凌晨5時實施宵禁，宵禁地區主要在港島北岸，由香港島西南岸的薄扶林至東北岸的柴灣，這是香港島於1945年8月香港重光後的首次宵禁。
5月22日在中區的衝突有15名傷者送院，其中一名是警察，左派媒體卻宣稱有幾百人受傷，當中重傷者超過100人，另一方面有媒體稱左派示威者將紅汞故意潑到自己的身上製造警方粗暴鎮壓的證據。當日港九各區有175人被警方逮捕，大部分在香港島的中區被捕，包括有8人在宵禁期間不聽勸喻而被拘。衝突發生後，港府頒布法令，凡派發「煽動性」傳單、張貼「煽動暴力，破壞警方忠誠性」字句的海報、散播反政府言論者，警方有權作出沒收、銷毀、拘控。
5月23日起，鬥委會發動巴士、電車、天星小輪及煤氣等公用事業的左派工人定時罷工，而參與罷工的左派工人均獲左派工會發放鬥爭經費，作為生活津貼。
5月24日，中國總理周恩來提出對港英政府的鬥爭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
5月28日，英國航空母艦堡壘號抵港，與駐港英軍軍事演習。
暴動過程 > 左派發起太古船塢及九龍倉罷工

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呼籲香港左派群眾「隨時響應祖國號召，粉碎英帝國主義反動統治」。
6月6日，《大公報》稱太古船塢有三千多名左派工人宣佈罷工，抗議廠方撕毀貼在船廠內及渡輪上的大字報，總經理卡素等人在左派工人連續八小時的審問下被迫簽署認罪書。海陸理貨員也進行罷工，並舉行誓師大會，35艘海洋輪停止起卸貨物。與此同時，九龍倉有一千多工人罷工半天，並在倉內手持橫額遊行，抗議港英政府撕毁大字報。同日，大埔十七村青少年及學生成立鬥委會。澳門一群和字頭三合會成員發表公開信，號召洪門兄弟團結同胞抗暴。
6月10日，《人民日報》再發表評論員文章，呼籲全國工農及解放軍，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
至6月13日，警方派出大批警員搜查柴灣、筲箕灣及銅鑼灣的多處地點，拘捕6名涉嫌參與暴動的船塢工人，同時向另外14名工人發出通緝令。
6月23日晚，兩名探員在廣東道1093號港九橡膠塑膠業職工會拍攝會址門外的大字報時，突然有20餘人從會址衝出及以木棍、鐵枝及玻璃樽追打，探員被追打期間連開四槍擊斃膠業工人鄧自強，警方其後派出防暴警察到會址搜查，但遭遇抵抗，衝突中有多名警員受傷，警方拘捕共53人，有部分是通緝犯，包括獲法庭准予簽保候審，但在5月17日沒有到庭應訊的鄒松勝。當晚的其中兩名被捕人士鄒松勝和羅進苟，分別因從碌架床跌下及從高處躍下逃跑受傷，兩人於送院後不治。死因庭在10月13日、18日及27日先後裁定鄧自強死於合法槍殺，鄒松勝死於意外，羅進苟死於橫禍。
7月16日，防暴警察搜查筲箕灣道169號的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福利部，發現藏有大批削尖的喉管、經改裝的利刀、匕首、汽油彈、塞滿爆竹火藥的玻璃瓶，使用鐵釘和木棍製作的狼牙棒，還有使用木板、鐵釘和皮帶製作的「釘手套」，於是拘捕身處於場所內，包括太古船塢華員職工會主席鄧全在內的45名工人和學生。警方落案控告其中40人參與恐嚇性集會，最終全部疑犯被裁定參加非法集會罪成及入獄兩年。
暴動過程 > 左派發起全港罷工罷巿

6月7日，1967年香港市政局選舉如期舉行。同日晚上，天星小輪、油蔴地小輪和九龙仓的左派工人联合举行「反迫害斗争大会」。同日，广州市有十萬人集会声讨港英当局，海口，佛山等地也有群众游行示威。
6月8日上午，工務局在宋皇臺道的汽車工場有示威者聚集並發生騷亂，防暴警察施放催淚彈攻入車廠，並與示威者發生扭打，有424名示威者被捕，其中一名工場工人徐田波於翌日中午在黃大仙警署暴斃，左派團體迅即把徐田波封為烈士，同年8月25日陪審團在死因庭裁定徐死於意外。当日下午，防暴队又到土瓜灣道中華煤氣廠，驱散示威及脅迫廠內職工參與左派罷工的左派人士，拘捕60人，工人黎松和曾明先後被發現在煤倉的煤堆中窒息及在煤氣鼓的水箱中溺斃，死因庭分別於9月14及20日由陪審團裁定死於橫禍。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暴行再升級了，抗暴也要再升級！》同日香港政府搜查左派据点银都戏院。6月10日，左派宣稱政府机构与英资企业有一万多人加入左派罢工的队伍。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午夜發電報給港督戴麟趾爵士，宣稱為近日港府的一連串血腥鎮壓提出「最嚴重抗議」。
6月11日，新界沙頭角有左派人士舉行「反英抗暴」示威及包圍當地警署，接壤沙頭角邊境的解放軍及中國民兵高度警戒。6月12日左派宣稱香港有700艘漁船及六千個漁民乘船到深圳鹽田，參加深圳沙頭角之聲討大會。6月13日香港新華社社長梁威林發表談話，指中國人民有權居住香港，可以自由回國，絕不容許港府以莫須有罪名將同胞遞解出境。同日，左派稱有兩萬漁民舉行海上反暴遊行。防暴警察搜查太古船塢職工宿舍，拘捕6名人及通緝另外7人。
6月15日，中國共產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經中國銀行匯款一千萬港元到香港各界鬥委會，支持鬥委會津貼左派工人罷工及鬥爭。同日，港府吊銷銀都戲院的經營執照。
6月18日，中國試爆第一颗氢弹，香港左派大受鼓舞。6月19日維園維多利亞女皇像被潑漆油、塗標語。
6月22日，香港十家大专学院成立「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大专学生们在自己的学院里散发传单与标语。在英皇和皇仁两著名的官立英文书院，也先后出现许多传单和标语。同日左派工人各界为徐田波等三名遇難工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要求港府交出三位工人的遗体，《大公報》、《文匯報》等左派報紙更大字標題宣稱港府拒絕交出這三名「烈士」的遺體。政府新聞處在23日早上表示法醫驗屍完成後，已經分別於6月9日、12日及19日通知徐田波、曾明及黎松的家屬領取遺體，三人的遺體隨時可供認領，但至今未有人領取。
6月24日，左派發動「聯合大罷工」，約60,000名左派工會的工人參與，以九巴最受影響，其他交通工具亦只能提供有限度服務。左派工會發放鬥爭費收買工人罷工，港府及各大公共交通事業公司則以強硬手段對付罷工，即時解僱參與左派鬥爭活動而曠工的僱員，另一方面不參與罷工的工友，卻遭到左派組織指責是破壞罷工的「走狗」，受到恐嚇，甚至襲擊。同日，贊比亞共和國總統卡翁達在北京舉行的答謝宴，中國總理周恩來在宴會上發言表示：「香港的命運取決於香港的愛國同胞和七億中國人民，而絕不取決於一小撮英帝國主義者；中國人民決心根據形勢需要，給予香港愛國同胞以一切支援，直至勝利為止。」
6月24日，左派村民在沙頭角警崗聚集，與前來驅散的警察防暴隊衝突，焚毁3輛警車及裝甲車，12人被捕。沙頭角聯鄉會委員會為徐田波、黎松及曾明三名工人開追悼會，期間有左派分子及鄉民包圍警署，燒毀一輛裝甲車，防暴队进入鎮壓，其後聯鄉會部份委員（溫果行、李文有、吳帆等）潛入中國境內，逃避警方追緝。
6月25日下午4時55分，港督戴麟趾伉儷與女兒抵達香港大會堂出席歡送儀式，然後在皇后碼頭乘坐慕蓮夫人號前往九龍，再轉到啟德機場乘客機返回英國休假，期間與前來送行的市民揮手惜別。輔政司祁濟時在戴麟趾休假期間出任護督暫代港督職務。
6月26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就23日警方搜捕樹膠工會，及24日在沙頭角鎮壓左派向英方提出抗議。同日，因威迫工人參與罷工而被逮捕的卲氏工人李安及王煜森，於提上法庭時已奄奄一息，無法站立，李安在送院途中死亡，王煜森傷重留醫，事後有三名警務人員因李安暴斃被捕，11月6日被裁定誤殺罪成入獄，翌年1月31日三名警員上訴得直獲釋。
6月27日，鬥委發動全港左派學校罷課一天。
6月29日，左派再號召為期4日的「聯合大罷市」，副食品停止由大陸進口至下月2日，豬肉及蔬菜供應一度短缺及價格急升。又因中方在合約到期後未有延續供應東江水，政府實施隔日供水4小時。在銅鑼灣的中國國貨公司於面向行人路的櫥窗，掛出被左派封為烈士的徐田波、黎松、曾明等人的黑白大頭遺照。
6月28日，廣州市海陸空三軍和群眾舉行八萬人大集會，声称準備給予香港同胞一切支援。
6月29日，各界鬥委會舉行記者招待會及安排由徐田波、黎松、曾明、鄧自強、鄒松勝的「烈士」遺屬向香港政府提出五項嚴正要求：「一、必须在一个星期内公布烈士死因；二、拨出永久坟场把烈士们安葬于同一个坟场内，并建筑纪念碑；三、不得阻挠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为烈士举行葬礼的要求；四、交出并严惩杀人凶手；五、赔偿一切损失。烈士家属在会上指责港英当局不敢公布死因并企图毁尸灭迹阻挠家属领取烈士遗体进行安葬。」同日，宝安县集会游行抗议香港政府。
7月2日，罷市停止。
鬥委會發起罷工、罷市以拖垮香港經濟為目的，中國政府亦限制食品供港，即使香港天氣乾旱亦拒絕回應港府提出的購水要求，至當年10月前都沒有供應東江水到香港，企圖通過「經濟戰」手段將香港變成「死港」、「臭港」迫使港府屈服，不過香港居民在左派罷工、罷市的影響及中方限制供應食品、淡水的危機下卻保持忍耐。左派團體當年宣稱有6萬人參加罷工，但是即使加上罷市而停工的8萬人，在罷工及罷市的高峰期也只有14萬人，以當年香港勞動人口140萬人，罷工及罷市的人數最高也僅佔勞動人口的10%。
雖然左派團體發起的罷工、罷市在短時間內有對香港的經濟活動構成若干影響，但遠遠沒有達到癱瘓香港經濟的效果，由於港府及主要企業都在呼籲復工無效後開除繼續曠工的左派工人，並由新聘人員替補，而隨著時間推移，鬥委會也無力發放津貼要求工人繼續罷工。中國食品輸出到香港在暴動期間數度大幅減少，雖然未有導致香港糧食短缺，但是部分食品的價格出現顯著上漲，可能會動搖民心，港府因此派出代表團到日本、南韓等地尋求增加食品供應，而香港的進口商亦增加從泰國、印尼及台灣輸入豬、牛等牲口，加上香港農業提升蔬菜及肉品的產量，都有助增加食品供應及平抑物價，減輕限制食品輸港的負面影響。由於缺乏普羅市民的響應，左派發起的罷工、罷市在7月初已告失敗，不過左派此時未有罷休，拖垮香港社會經濟的行動亦變得極端化，繼而於7月發動造成香港市民死傷及人心惶惶的炸彈恐怖襲擊浪潮。
暴動過程 > 沙頭角槍戰及文錦渡事件

条目：沙頭角槍戰
1967年7月8日，香港沙頭角遭到配備機槍、衝鋒槍及爆炸品等武器的中國解放軍廣東省軍區7085部隊及中國民兵組成的武裝人員襲擊。當日最先遇襲的沙頭角警署在凌晨時分被投擲爆炸品。上午10時許，在沙頭角中英街有200至300名中國軍隊武裝人員越過邊界入侵香港邊境禁區，中國軍隊包圍由5名香港警察駐守的沙頭角警崗後使用衝鋒槍及爆炸品襲擊，在警崗駐守的5名警員各人只有一把左輪手槍可以還火，佩槍的子彈很快便用盡，警員相繼中槍受傷，警崗通過無線電要求增援。香港警方當時在沙頭角的120名防暴警察，雖然僅配備小量左輪手槍及用於防暴的木彈和催淚彈，仍然嘗試前往警崗解救被包圍的同僚，雙方在沙頭角聯鄉會一帶爆發槍戰，只有防暴裝備的香港警察在火力上完全無法與配備衝鋒槍和爆炸品的中國軍隊相比，未能為警崗解圍；至上午11時許，中國軍隊更出動預先架設在屋頂上的機槍從中國境內越界掃射香港沙頭角的建築物，沙頭角居民在槍林彈雨下爭相走避，趕到現場救助傷者的香港救護車也受到槍擊，無法接走受傷的警員，香港警方請求軍部提供協助。駐港英軍司令華智禮中將在午後接獲英國內閣可以開火反擊的批示，立即調動英軍到沙頭角支援警方。下午4時許，駐港英軍裝甲車隊開抵現場，中國軍隊立刻停火並撤出香港邊境，警方在英軍掩護下進入彈痕累累的沙頭角警崗，然而駐守警崗的5名警員均已因槍傷及失救而殉職，在槍戰中亦有1名中國士兵斃命，另有12名香港警察及8名中國士兵受傷。警方在槍戰後封鎖沙頭角禁區，駐港英軍派出直升機到沙頭角進行低空偵察。這次中國軍隊侵入邊境及殺害哨崗警察的事件促使香港政府將駐防中港邊界的任務轉交駐港英軍，由軍部調派踞喀兵接替香港警察駐守邊界。
8月10日至8月11日，文錦渡華界工人越境，脅持英軍邊防指揮官及大埔理民府官，並迫簽「認罪保證書」，香港政府宣布，除羅湖外，邊境全面封閉。
9月29日，警員何溢強及陳樹榮休班後往新界旅行，但乘電單車在文錦渡過橋時誤入華界被拘留。
10月7日，休班警員曾冠梅在沙頭角遭人擄入華界，次日獲釋。
10月14日，新界衝鋒隊高級督察胡禮在文錦渡被農民擄入華界，後拘禁在中國軍方的旅館中；11月1日，中英雙方就胡禮事件在深圳舉行首次秘密談判；11月20日，胡禮成功逃脫返回香港，並召開記者會詳述事件經過。
11月26日，誤入華界的兩名警員在羈留57天後獲釋。
暴動過程 > 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参见：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自6月起左派的三家小型報社《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新午報》連續刊登多篇煽動文字、鼓吹炸彈襲擊及發放假新聞，意圖製造社會恐慌。警方在8月9日凌晨以違反《煽動條例》拘捕《香港夜報》社長兼《新午報》督印人胡棣周，《田豐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潘懷偉及督印人陳艷娟，及承印這三份報章的南昌印刷公司董事長李少雄及持牌人翟暖暉。
8月10日，中央裁判司署開庭審理《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新午報》被拘五人的案件時，律政司表示根據《出版條例》可以申請禁令禁止涉案的三家報社在案件正式開審前繼續出版，目前先向這三家報社發出警告，惟這三家報社在負責人被控候審期間無視警告持續刊登煽動文字，律政司因此正式申請停刊禁令，法庭於8月17日頒令這三家報社停刊6個月。此外，新華社記者薛平在7月11日被指煽動騷亂而被警方拘捕；8月15日，警方拘捕多兩名新华社记者，又拘捕《文汇报》与《大公报》的三名记者。
1967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提出限时照会，以最後通牒要求英國政府下令香港政府於48小时内取消对三家左派報館的出版禁令及释放19名被关押的左派記者，否则一切后果由英方负责，并在报纸上公布。8月22日，英國駐北京代辦處遭紅衛兵衝擊及縱火焚毀。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普森被闖入的红卫兵殴打，又被强迫在毛澤東像前下跪，他堅持拒绝，但被打至頭破血流。
英国驻华代办处临时代办唐納德·霍普森在给他夫人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从地下室来到院子里时，院子里已有近5,000人。有人抓住我的头发拖，揪住领带勒，用手中拿着的东西朝我们打来。不一会儿，我头上遭到重击的地方鲜血直流，被打得昏昏沉沉的……代办处的人不仅受到唾骂、挨踢，还被强迫向毛主席像鞠躬。后来警察干预，将我们撤离代办处大院。在向外走时，还有人不断撕扯我们的衣服。」
8月23日凌晨，周恩来总理紧急召见外事口造反派组织代表，强烈谴责这次违法行为，后来在1971年3月2日接见新任英国代办谭森（英语：）时就这次事件向英方正式道歉。
另外，中國政府為報復香港法院於1967年7月19日判處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獄2年，在1967年7月21日將路透社駐北京的英籍記者安東尼·格雷軟禁。香港法院繼續審理涉及左派報社負責人及記者的案件，9月4日至7日《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新午報》的五名主要負責人及承印人被判入獄3年，10月4日《大公報》記者黃澤被判入獄5年。
1968年4月12日，格雷首次獲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探訪。駐華代辦霍普森直至1968年8月14日終獲離境許可，從北京飛抵香港，而港督戴麟趾獲延任一年。記者格雷至1969年10月4日才獲得釋放。
暴動過程 > 清華街慘案及林彬被燒死

条目：清華街爆炸案和林彬 (播音員)
香港商業電台節目主持人林彬多次在節目內對鬥委會的暴行予以批評，譴責左派份子在香港各區街頭周圍放置炸彈。1967年8月20日下午，八歲女童黃綺文與她年僅兩歲的弟弟黃兆勳在北角清華街遊玩期間被一枚經過偽裝的炸彈炸死，該宗慘案震驚香港社會，其後林彬在商業電台以《欲罷不能》為節目主題，譏諷左派不得民心的恐怖活動，譴責左派暴徒為“无耻无良无能污秽邋遢下流贱格的港共分子”。親共報紙《大公報》及《文匯報》都沒有報導清華街有兩名兒童被暴徒炸死的消息，卻在新聞版發文揚言要對林彬不利，《文匯報》更在報導中將林彬的名字都以諧音改為「臨殯」。
8月24日早上，林彬駕車載同堂弟林光海從窩打老道山寓所返回商台上班，途中遭到伏擊，有喬裝成修路工人的左派暴徒在文福道和文運道路口截停林彬的座駕，再由同夥向車內潑汽油及縱火，林彬兄弟被燒至重傷。林彬在救護車上一度甦醒，並且向妻子大喊：「左仔害死我咯！」林彬和林光海先後於8月25日及29日在伊利沙伯醫院傷重不治。
林彬和堂弟被燒殺的當天中午，左派媒體《新晚報》即刊出「地下鋤奸突擊隊」司令部發表公告，指事件是「向林逆作出民族紀律的處分，嚴厲懲罰，以示儆戒」。宣布林彬四大罪状：
通过电台散播仇视伟大祖国的言论；
勾结美英帝国主义，投靠蒋邦；
为港英推行奴化教育鸣锣开道；
污蔑爱国同胞是暴徒为港英当局的血腥镇压歌功颂德。
由於1967年的香港不但沒有手機，亦未有傳呼機，就連固網電話也不多，當年的新聞科技由編採、寫稿、排版至印刷在報紙上實體發行的連串工序並不可能在3小時左右完成，《新晚報》卻於當日中午便印刷好實體報紙在市面發行，以半版篇幅鉅細無遺描述在上午近9時「突擊隊」燒殺林彬的經過，並且附上「突擊隊司令部」公告及其「四大罪狀」，故此社會輿論認為左派團體是早有預謀及計劃好殺害林彬。《大公報》在林彬遇害翌日以「地下突擊隊鋤奸 敗類林彬受重傷」為題，譴責他為「對於愛國同胞極盡污辱誣蔑之能事」、對殖民地政府「認賊作父」。該報又稱呼林彬為「林逆」，細數其「罪狀」，「此人一向在反華宣傳中充當爛頭蟀角色……他天天叫囂，用盡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的語言，把祖國的革命群眾稱為暴民。」林彬被殺後，左派除了以匿名謾罵林彬為「民族敗類，港英走狗」；還恐嚇稱會繼續「制裁其他敗類」。
殺害林彬的兇徒仍然逍遙法外，林彬的遺屬由中華民國政府接往台灣居住，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在1968年8月發出總統令褒揚林彬，林彬兄弟的靈位入祀忠烈祠。
暴動過程 > 暗殺名單及金庸避走新加坡

参见：金庸
《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對於“六七暴动”的态度十分明確，在報章內表明反對中國文化大革命及顛覆港英政府的暴動，親中共組織則將金庸稱為“汉奸”、“走狗”、“卖国贼”及“豺狼镛”等等，不斷進行诅咒及辱骂 ，而在香港的一家主營中國貨品零售的百貨公司於橱窗的顯眼位置，擺放出暴動份子眼中的“十大汉奸”宣傳品，金庸被列为“头号汉奸”，谑称“豺狼镛”，並且图文并茂。《香港夜報》等左派媒體在7月7日刊登被中共當局列為漢奸的首批四人名單，其中包括明報社長查良鏞（金庸），聲稱名單內的「漢奸」將會被執行「民族紀律」的最高刑罰。
林彬在8月24日被杀害后，金庸被親共份子列入六人暗殺名單中的第二位，其他五位包括立法局議員李福樹及簡悅強、署理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新界鄉議局主席彭富華及《真報》社長陸海安，其後金庸的住所收到郵包炸彈，幸運的是查宅發現郵包的來歷可疑後有所警覺，遂通報警方由軍火專家檢查及將炸彈拆除。金庸一家受到暗杀威胁，只好放下《明报》业务，带着家人到新加坡暂避，金庸说：“顺便到新加坡巡视业务，那边有张《新明日报》。”而《新明日报》是他先前於1967年3月和斧標驅風油創辦人梁潤之在新加坡聯合創刊的。
金庸离港期间，报社业务由沈宝新负责，编务由总编辑梁小中主持，社评由梁小中、胡菊人执笔。金庸離開香港後，承印《明報》的建明印刷廠曾經被捣乱，亦曾經有數百名左派暴徒闖入當時《明報》編輯部所在的北角英皇道南康大厦，準備對《明報》大肆破壞，不過《明報》早有防範，已將《明報》門口的招牌和標示辦公室位置的指示牌全部移除，並且重門深鎖，左派暴徒在大廈內花了半小時都找不到《明報》編輯部，及後警察趕到，《明報》辦公室才避過燒砸之災。金庸回港後受到香港政府保護至1970年代末。
暴動過程 > 炸彈浪潮持續

8月26日，《大公報》記者黃澤在中環示威集會時被捕。
左派組織在7月發起的炸彈襲擊浪潮到10月有惡化趨勢。10月13日，灣仔在3小時內發生灣仔告士打道爆炸案及莊士敦道炸彈襲擊電車案，同為19歲的一名警察及一名中學生遭炸彈炸死。同日，聯邦事務部次官石寶德勳爵抵達香港訪問8天，左派份子將炸彈恐襲升級，又驅使左派學校的師生在鄰近啟德機場的九龍城各主要道路放置炸彈，在石寶德訪港期間發現的真假炸彈超過600枚。港督戴麟趾與石寶德勳爵會面期間曾經討論應否將放置炸彈傷害人命的恐怖份子判處死刑，不過石寶德在10月20日表示暫未見必須將放炸彈的犯人處以死刑。
同年10月底，香港政府為提振市民的信心及加強社會凝聚力，於10月30日舉辦為期七天的「香港週」推廣「香港人用香港貨」及振興香港工商業，此舉被認為是抗衡左派親中共的十一國慶及右派親國民黨的雙十國慶，在「香港週」舉行期間左派份子發動多宗炸彈襲擊。
11月5日是「香港週」的最後一天，當晚銅鑼灣發生造成1死22傷的怡和街爆炸案。警務處交通部高級督察麥基雲在銅鑼灣怡和街將一個阻塞道路的可疑旅行袋移到路旁，再蹲下檢查旅行袋時，收藏在袋內的炸彈發生爆炸，麥基雲被炸斷手腳當場死亡，另有22人被炸傷。
11月7日，庇利羅士女子中學10多名女生在校內籌款被捕。
11月8日，旺角荔枝角道炸彈爆炸有三名無辜市民被炸死，當中一名死者是10歲女童，另有一名12歲男童因眼球被炸彈碎片擊破致右眼永久失明，放置炸彈的兇徒羅水欣亦被自己的炸彈炸傷。
暴動過程 > 暴動終被平息

11月15日，鬥委任意之及廖一原被警方拘捕。11月下旬鬥委會及左派工會開始未能向參與炸彈行動組的罷工工人發放罷工生活費及炸彈行動費。
左派份子在各區放置真假炸彈的行動越趨失控，其後連左派學校的校園、左派機構的門口也出現炸彈，炸彈襲擊浪潮波及到左派自身，但暴徒仍然繼續利用左派開辦的學校製造炸彈。
1967年11月27日晚上，位於中西區卑利街的中華中學發生爆炸事故，該校的18歲學生蕭偉文在校內六樓的實驗室協助港共暴徒製作炸彈時發生爆炸，蕭姓學生把自己的左手炸斷，重傷昏迷，警方到場後拘捕另外5名男子，並且在校內起出一批炸藥及硫磺、硝酸鉀、氯酸鉀等炸藥原料。由於事態嚴重，教育司署在11月28日宣布即時封閉中華中學至下翌年8月15日，該校學生的家長可聯絡教育司署安排子女轉校，警方則搜查多間左派學校，撿獲大批武器及爆炸品，過程中需召喚軍火專家將撿獲的炸彈引爆，其中在旺角勞工子弟學校有108名師生被帶走協助調查。
1967年12月2日，中華中學校長兼鬥委黃祖芬被警方政治部探員拘捕，與若干被捕鬥委成員一同囚禁於域多利道扣押中心。12月11日，參與罷工之左派的士司機抗議受鬥委會操控的「摩托車業職工總會」大幅削減罷工補助費達六成，無法應付生活需要，在左派的士司機施壓下「摩總」准許罷工的會員復工。
港府宣布每年一度的工展會不會因為左派非法份子的炸彈威脅而停辦，第25屆「銀禧工展會」如期於1967年12月5日開幕，為期36天的工展會在展銷攤位及文娛活動的規模均比以往盛大，左派媒體批評港府仍要搞工展會只是為了粉飾太平，左派暴徒則恐嚇將會發動更多炸彈襲擊，由於多個月以來左派發動的暴力恐怖襲擊不斷造成無辜市民死傷，左派人士在香港社會被邊緣化並陷入孤立，社會主流輿論普遍支持港府強硬對付鬥委會等左派暴力團體，香港市民對左派組織及在背後支持這場暴動的中共產生的厭惡亦日益加深。1967年12月中旬，時任中國總理周恩來要求香港的左派團體停止炸彈襲擊浪潮，持續8個月的左派暴亂遂漸告平息。
暴動過程 > 港督延任及特赦罪犯

港督戴麟趾的任期原定於1969年4月屆滿，英國政府在1968年8月宣布延長戴麟趾的任期至1970年4月，戴麟趾其後於1969年及1970年再獲留任，至1971年10月才結束共7年半的港督任期返回英國，並由麥理浩接任港督一職。
左派發起暴動期間有大量左派工人因為罷工而被雇主開除，隨著左派鬥爭失敗，鬥委會從中國當局及香港親共工商機構獲得的鬥爭經費亦已耗盡，不但無力資助左派工人繼續罷工，維持大量失業工人的生計也成為以工聯會為首的左派團體急需解決的問題，1968年4月左派報章已將重點由鬥爭轉移為「復轉改」，亦即推動左派工人復工、轉工或改行，由於左派工人的原有崗位在罷工期間很多都已被非左派的求職者替補，所以大部分左派工人只能改行，也反映左派團體在暴動初期發起的經濟戰在1968年隨鬥爭失敗而消亡。
1968年8月14日，因學生在校內協助左派暴徒製作土製炸彈而發生爆炸事故的中華中學，其學校註冊被教育司署取消，不能在勒令封閉期於當月屆滿後復課。1968年8月28日，原本抵制香港考試的5間左派學校向教育司署申請參加1969年度香港中學會考。
1969年9月5日，香港政府特赦在六七暴動中被法庭判處監禁的部分犯人，有13名囚犯獲縮短刑期，最後一名被囚的左報記者黃澤於10月2日出獄。1973年，時任港督麥理浩進一步特赦六七暴動的罪犯，包括於1967年11月8日在荔枝角道放置炸彈導致3死36傷被判監禁12年的爆炸案罪犯羅水欣；於1967年8月4日在荃灣沙咀道電話亭及荃灣山邊等地方放置炸彈導致5人受傷，當中1名警察嚴重受傷，並且被搜出藏有4個炸彈，因而被判處終身監禁的爆炸案罪犯葉達成、朱志添，這3名參與炸彈襲擊恐怖活動的犯人也於1973年獲假釋出獄。因謀殺警員李觀生被判死刑的何樹祥，則獲港督赦免死刑及改為監禁25年。
結果及影響

根據統計，六七暴動造成最少51人死亡，當中包括10名警務人員，1名消防員及1名駐港英軍拆彈專家殉職，包括212名警務人員在內有832人受傷，有2,077人被定罪。暴動期間的5月至12月共發現8,074個真假炸彈，當中1,167枚为真炸彈。
結果及影響 > 經濟損失

六七暴動造成香港經濟嚴重損失，港九部分地區曾經實施宵禁，市民夜生活的消費減少，雖然自6月中起左派示威集會的規模每況愈下，不過暴力程度卻不斷升級，影響市民消費信心，鬥委會在7月發起造成多名無辜市民喪生的炸彈浪潮，恐怖主義的可怕氣氛籠罩香港，有許多炸彈是被放置在車站、碼頭、市場、銀行、學校及遊樂場等民生設施，又有爆炸品是由路旁的大廈從高處被擲下，當時市民連日常上班上學都會有強烈的不安感，擔心自己成為左派炸彈襲擊的下一個遇害者，有部分較富裕的家庭變賣資產移居海外，導致香港出現於二戰後的第一波移民潮，貨物運輸及工業生產受阻，廠商接單困難，繼而貿易萎縮，對當時以工業品出口主導的香港經濟造成不小影響，8月20日起不足十天內發生清華街慘案、林彬命案、西營盤爆炸案及獅子山爆炸案等左派襲擊命案，金融市場一度出現恐慌，引發六七股災，恆生指數在1967年8月31日下跌至58.61點的歷史最低收市點數，物業價格亦一度急挫，六七暴動期間在香港的中資銀行更發生擠提。
縱使鬥委會企圖通過破壞香港經濟迫使港府屈服，但由於左派發起的暴動未有得到普羅大眾的支持，即使左派利用炸彈襲擊製造社會恐慌，香港社會各界依然盡力維持社會經濟的運作，港府在1967至1968年度仍錄得1.3億港元的財政盈餘，比上一個年度還多。有評論稱商人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及郑裕彤均認為左派份子為響應文革而在香港發起動亂不得民心，看好港府最終能平息這場左派暴動，於是趁六七暴動的房產低位买入資產，其中李嘉诚在香港北角购地兴建一座12层的工业大厦，起名“长江大厦”，郑裕彤联同其好友杨志云等逆势大量购入地产物业，隨著進行炸彈襲擊的左派團體被香港大眾市民孤立，暴動於同年12月被港府基本平息，香港經濟恢復快速增長，這四位商人经过此次投资的积累，使他们变成了香港地产界的“四大天王”。
結果及影響 > 白牌車與公共小巴政策

六七暴動期間，專營巴士及電車經常受到左派人士襲擊，雖然巴士司機普遍沒有響應左派團體發起的罷工，但巴士及巴士總站屢遭縱火，很多巴士路線被迫中斷或縮減服務。巴士公司及電車公司於6月起陸續為旗下車輛的駕駛席玻璃窗加裝鐵網，避免車長在駕車期間遭左派暴徒投擲的硬物擊傷。左派組織在7月起接連使用土製炸彈襲擊巴士和電車，並且造成乘客死傷。由於專營巴士的行車路線和班次較為固定，和電車一樣容易受到左派份子攔截及襲擊，在此期間，通過非法載客以賺取車資的白牌車卻因為路線靈活，可以避開發現炸彈或發生襲擊而交通擠塞的道路，在暴動期間發揮了輔助維持公共交通的作用，港府亦放寬執法，暫時容許白牌車駛入市區載客，當時使用9座位客貨車作為俗稱「九人車」的白牌車一度大行其道。六七暴動在11月接近尾聲，公共交通已見復常，白牌車需要退出市區，港府於平息六七暴動後強調經營白牌車是非法行為，的士業界亦反對將白牌車合法化，不過民意認為應讓市民有更多交通工具的選擇，港府經檢討後同意白牌車可作為輔助專營巴士服務的角色，促成在1969年設立小巴發牌制度，符合條件及取得客運登記證的白牌車成為後來的「紅色小巴」，港府之後又在原有的專營巴士制度以外設立路線招標制度，從而產生「綠色小巴」，公共小巴由此成為香港公共交通的組成部分。
結果及影響 > 港府提升社會凝聚力

港英政府雖然在1960年代初已開始著手改善勞工及社會福利，戴麟趾在1964年上任港督之時適逢英國工黨哈羅德·威爾遜政府上台，促成港府制定強制假期等勞工政策，但當時遭到商家既得利益者，尤其是僱用大量製造業勞工的華資廠商，以營運成本大增及削弱香港產品競爭力等理由大力反對，六六騷亂及六七暴動後，港府認為有充分理由排除工商界的阻力，落實修訂勞工法例，加強對勞工的保障。為改善與市民在地區層面上的溝通，進行首次地方行政改革，包括於1968年成立民政處（即後來的民政事務總署），又於同年成立鄰舍輔導會和香港公益金等組織，並且舉行百萬行等活動提倡互助精神。港府經檢討後在1970年代在教育、醫療、廉政及房屋等多方面進行改革。在六六騷亂及六七暴動的調查及檢討中留意到青少年在空閒時間因為缺乏有益身心的康樂活動可供參與，容易被鬥委會及三合會等非法組織招攬從事不法活動，故此港府在社區大量增加文娛和康樂活動，又增建球場、運動場及游泳池等康體設施。港府為解決青少年問題，由漁農處（現漁農自然護理署）在1968年7月開設林務營，又於1971年試行在城門水塘設立公共燒烤場及露營地點，及後建立第一批郊野公園。港府在1969年12月舉辦第一屆香港節，除了舉行各式體育競技及巡遊表演，推廣各種文娛及康樂活動，也藉此加強香港社會的凝聚力，尤其是青年人對香港的向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