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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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八九民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于北京逝世。随后数日，大學校園裡陸續出現許多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幾天過後，大多數海報開始提到更加廣泛的政治問題，包括有新聞自由、民主制度、以及官員貪污問題等。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
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单纯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员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结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製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了遊行。隨著活動規模的增大，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起草並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由於胡耀邦曾經出任最高領導人的職務，中共中央决定為其舉行國葬。葬禮儀式最終確定於4月22日舉行，北京市人民政府同時下令封閉廣場。約有十萬名學生則在前一天晚上无视命令，遊行進駐至天安門廣場。
4月22日上午10點，包括鄧小平在內的領導高層皆前往人民大會堂參加葬禮儀式。這次葬禮由楊尚昆主持，趙紫陽發表悼念詞。儘管整個國葬過程向學生直接播出，然而由於紀念活動時間短，學生們到11點也沒有看到胡耀邦的靈車，這使得天安門廣場的群眾情緒更為高漲。这时学生们开始越过天安门广场西边的路，涌到人民大会堂前静坐。他们要求胡耀邦的灵车绕着天安门开过，与总理李鹏会面，並希望官方媒体能够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但政府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也没有派官员与学生见面。
4月21日至4月23日期間，學生們開始籌划成立真正的活動組織。而在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龙开会，学生们决定不承認官方的北京大学学生会並且自己组织学生会，名字暫定為“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與封从德等七名学生领导。在4月23日，另一個學生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告成立，隨後北高聯呼籲北京市的所有大专院校全面並無限期的罷課，以表抗議訴求。位於湘潭市的湘潭大學學生也發起抗議行動，並且獲得許多學校教授支持。同時武漢市當地的大學學生也組織起來，共同抗議湖北省人民政府。
然而在4月22日黃昏，長沙市和西安市爆發了嚴重事故。其中包括在西安市有人縱火焚燒車輛、房子，並且搶劫靠近西華門的商店；而在長沙市也有38家商店遭人搶劫，最终共有超過350人遭到了逮捕。隨著國家局勢變得更加動盪，趙紫陽立即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多次會議。儘管領導高層就回應學生運動的方式意見分歧，而與趙紫陽關係密切的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等人也建議趙紫陽繼續留在北京市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但趙紫陽仍然依照原計劃，應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的邀請，於4月23日飛往朝鲜進行國事訪問。趙紫陽前往朝鲜訪問後，便由留在北京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代理領導各项機關。4月24日，李鵬和國務委員兼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長陳希同等人會面，希望能了解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在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議認為必須立刻向示威群眾採取態度堅決的行動。同日，北京35所大学全面罢课，上海、天津、长沙、西安、南京等各大城市高校纷纷响应。4月25日，北京43所高校约6万余名学生继续罢课。北高联向政府提出三项要求，要求政府答應才会复课。這三项要求是：
与国务院有代表性的官员对话；
政府对新华门事件公开道歉和惩罚凶手；
国内传媒如实报导学生运动。
4月25日上午，楊尚昆和李鵬前往鄧小平的住處會見鄧小平，鄧小平同意政府採取強硬立場。鄧小平還表示應該藉由大眾媒體適當地發布「警告」，藉此抑制因為不斷傳播而擴大的示威活動。李鵬隨後依照鄧小平的意見下令起草一份公報，並向中國共產黨各個機構和高階官員要求應該設法對付示威群眾。4月26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四二六社论”），指責「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陰謀推翻中國共產黨和現行的政治制度。最後社論並沒有令學生放棄示威活動，反而促成更多學生願意團結，並共同表態支持學生活動。
在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下，有五至十万名來自北京市各大學的學生在4月27日集結遊行，經由街道前往天安門廣場。這次示威遊行迫使中國政府做出讓步，同意與學生代表會面。4月29日，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會見由政府批准的學生社團代表。
4月30日，趙紫陽結束國事訪問並回國。隨著外界要求中國政府對學生示威活動的態度更為軟化後，內部相關的討論衝突反而更為加劇。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主張繼續與學生展開對話；以李鵬為首的強硬派則主張應該強硬地反對抗議活動繼續進行。5月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上，趙紫陽和李鵬再度針對這一議題有所衝突。趙紫陽認為政府允許這次活動才是唯一的選擇。
1989年5月10日，浦志强（1965—）参加北京学运遊行，要求办报和结社自由
正当學生自治會所選舉出來的正式對話代表團已經準備和政府展開對話之际，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組織领袖王丹和吾爾開希等人要求採取更激進的作法來恢復抗議聲勢。他們認為政府所提出的「對話」只不過是一種誘騙學生就範的方式，因此自5月11日開始動員學生準備進行絕食，希望能夠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最後學生決定在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前兩天展開絕食抗議。絕食抗議的作法很快便引起中國各地對於學生的支持和同情，至此原本於四月底聲勢衰退的抗議行動重新獲得聲望。
5月14日，以戴晴為首的知識分子在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的許可之下在《光明日報》发表文章，呼籲學生應該要盡快離開天安門廣場。但許多學生拒絕做出讓步。當天晚间，以閻明復為首的政府代表團與擔任學生代表的沈彤和項小吉展開正式談判，其中閻明復肯定學生運動的愛國性質並且懇求學生從天安門廣場上撤出。隔天，閻明復向李鵬詢問是否願意應學生要求正式退回四二六社論的內容、並且將學生運動定調「愛國民主運動」，但這些建議都一一遭到李鵬的駁回。
5月16日至18日，數百萬名居住於北京市的各行各業居民共同發起示威遊行，此次游行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规模游行人数纪录，一些媒体报道人数达300万，而中共北京市委辦公廳对5月17日当天的不完全統計称有120萬左右的各界民眾參加了遊行。北京1000多名知识分子联署发表了《五一六声明》，声援学生，批评政府对学运的动乱定性，签名者包括巴金、艾青、季羡林等人。四个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主席向赵紫阳致函公开呼吁信，信中肯定学生诉求，并“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和十二位人大常委亦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并被人民日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一级教授侯建群和赵敏顺走在游行示威的最前面，他们的横幅是：“强烈要求政府立即答应学生三点要求”“救人更要救国”。而據新華社報道，季羨林親身前往廣場探望學生，在學生的攙扶下一步一顛地走進絕食學生中，擁抱著仰臥在地上的弟子，老淚縱橫。冰心的橫幅寫著“學生愛國，我愛學生！”陳景潤和王元共同疾呼“學生們的負擔太重了，讓我們承擔一些吧！”李谷一和陈爱莲等人来到纪念碑下学生的指挥中心，呼吁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督促政府尽快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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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对大游行及绝食的报道
 人民日报(国内版)头版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面部分新闻1
 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面部分新闻2
随着媒体报道限制的打破，广播电视报纸在这一刻开始刊登社会各界的声援，5月17日到19日这段日子也被评价为“中国记者最自由的三天”。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次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天安门广场上情况的如实报道；1989年5月18日发行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首都各界百余万人游行 声援绝食请愿的大学生》为标题的新闻，以极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了北京市各行各业的人在游行中的诉求和对绝食学生的同情，甚至直接引用了在游行中出现的部分反政府标语，并统计列出了多个参与声援的工厂和医院等单位组织的名称，成为该报历史上“最具政治开放性”的版面。《工人日报》连续刊登《北京电子管厂万名职工发出呼吁》等工人阶级层面表态和参与民运的报道以及各总工会干部对工人呼吁的积极回应。
在戈尔巴乔夫访华当日，學生仍決定繼續留在天安門廣場，使得戈尔巴乔夫的歡迎儀式改在北京首都機場內举行。随后，当鄧小平與戈尔巴乔夫在人民大會堂內舉行高峰會時，學生依然在廣場上集会示威，使得這次国事访问举行得颇为尴尬。由是許多原本偏向溫和派的領導高層也開始轉向願意實施「強硬派」的作法。
來自各地的學生陸陸續續湧進首都北京市以參與學生運動，各地四百多個城市也爆發了規模不一的抗議活動，其中包括中共福建省委、中共湖北省委以及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等机关都遭到了學生示威遊行的影響。在種種因素所形成龐大的壓力情況下，政府內部開始討論將戒嚴作為一種應對示威活動的可行手段。
李鹏（1928—2019）
5月18日，李鵬在人民大会堂首次與學生代表會面，並且希望能夠安撫受到大眾關注的絕食行為。在會談中學生領袖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撤銷《四二六社論》並且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舉動」，但對此李鵬則表示政府主要關切的是因為絕食而送往醫院診治的患者。儘管這次討論僅取得了少數實質成果，但是學生領袖也因此得以在國家電視臺重要節目上有了出現的機會。次日凌晨，趙紫陽則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溫家寶陪同下前往天安門廣場，而聽聞消息陪同前往的李鵬則是抵達廣場後馬上離開。趙紫陽在凌晨4時50分時藉由擴音器直接呼籲學生結束絕食，並且告訴學生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中國實現四个现代化的那一天。
5月23日，北京再次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遊行隊伍喊出让李鹏下台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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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 (1989年5月20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隨著示威活動不斷升級並且擴大，最後作爲軍方最高領導人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決定採取果斷行動。5月20日，政府正式宣布實施戒嚴。随后，在鄧小平和李鵬等人指揮下，6月3日至6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天安门广场學生进行武力鎮壓清场，强制结束了近兩個月的示威，衝突導致數百至數萬名學生市民和數十名解放軍死傷（至今仍沒有軍民死傷的確切統計數字）。事後，政府對參與示威的群眾展開大規模逮捕行動，其中北京市公安局在6月13日发表通缉令，通缉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21名成员，他們被迫以政治避难或保外就醫等原因流亡海外；而赵紫阳等改革派被罷免，政治體制改革亦因而中止。這是在國際間極具代表性與知名度的一場民主運動，至今仍然是中國大陸最敏感的話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因此事件受到西方國家的譴責，美國和歐洲共同體對中國實施經濟制裁和武器禁運政策，武器禁運政策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