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中国
註解

↑  十年建國，其成就表現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成就最大的是經濟，1951年9月19日魏德邁將軍在美國國會：「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進步的建制」。另外學者陳子明則指出「中国的建制市（包括直辖市、省辖市等）诞生于蔣中正时代。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不仅包括物质的基础设施——现代交通、上下水、电力电话等，而且包括社会的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治安警察、卫生防疫等。黄仁宇所谓『新的高层机构』都是设置在现代城市中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考试与现代文官系统、军政军令军工机构以及教育、科技、文化、新闻、出版机构等。在蔣中正时代，中国内乱频仍，外患不断，但仍然出现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在十年中增长一倍，师范教育增长三倍。如果说五四運動前后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抗战前的十几年可以算是『白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胡适、鲁迅、陈寅恪等一批大师得以产生和存活。在1936年『双十二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之间，受到市民阶层拥戴的蔣中正差一点就实现了统一中国的目标」 見陳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
↑  关于国民政府所办公营企业的经营弊端问题，有論者認為主要體現在兩大方面。一是不以赢利为目的，這很难使企业在竞争中求生存。因为不以赢利为目的，就必须靠政府投入。而在政府财力有限，包袱过重的情况下，就只能寄希望于银行贷款；而贷款不能赢利并导致大量的呆账坏账，造成金融危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资源委员会所属厂矿由于政府的倾斜政策，其发展和增值曾非常迅速。但从1941年以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和通货膨胀，原料价格看涨，生产成本增高，而政府对资委会所属工厂产品的限价政策，使其产品售价远远赶不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从而导致入不敷出，资金缺乏，使许多工厂的产量开始下降。资委会曾一再要求追加拨款，但政府却没有按其所要求的金额拨付。其二是國府将企业经营的好坏寄托在「公」「诚」上而不是制度上，這既不能遏制腐败也不是长远之计。虽然资委会也引进了一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只是一些枝节和形式上的变化，本质上的官本位制并无多少变化；尽管资委会成员中不乏忠诚廉洁分子，但毕竟资委会本身还是一个官僚机构，旧的官场习气在所难免。资委会要求每个成员「保证不谋取个人私利」，因没有相应的制度保证是很难做到或很难长久的，学者趙興勝指出：当时的国营工业「除了遵循市场规律外，还要经常执行政府的特殊政策，在原材料、能源、资金的获得等方面及产品的分配方式上，又不完全遵循市场机制。这种经营上的双轨制常常造成很大的利益落差。在法律不健全、体制不完整的情况下，它为经济腐败行为提供了大量机会。」又认为国民政府的众多官僚「保持着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在缺乏有效的体制约束与自我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们辗转于公私之间，自觉不自觉地从事假公济私、损公肥私的勾当。这种双轨制在抗日战争时期及战后继续得到延续与强化，导致了国民政府的全面腐败，官僚资本恶性发展」似乎也是因此缘故，迄今为止仍有人习惯地将国民政府所办中央和地方公营事业称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參見：中國中俄關係史研究會骆晓会 (编). .   [2009-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06-19）.
↑  黃漢民認為进入1930年代以后，由于受国内政治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等的影响，尤其是1931、1932年日本先后两次在中国工业的主要基地——东北和上海挑起侵略战争，而且又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工业生产受到很大冲击，但同时却又迫使中国工业在逆境中寻找新的出路。首先，这一时期工业结构因此发生了新的变。发轫于1920年代以前的针织、丝织、染织、印染、毛纺织等工业，在二三十年代有了很大发展，并又相继出現了一批新兴行业，如电器用具工业、电机工业、染料工业、酒精工业、酸碱工业等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又促进了工业部门结构的调整，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工业的发展，并使一批手工业作坊在电力工业和电机工业的发展中走上了机制工业的现代化道路。工业产品的品种也大量增多，高中低档产品的结构也在变化，有一批国貨产品替代了进口外貨。其次，工业地区分布在扩大，棉纺、缫丝、面粉等主要工业的新设工厂基本上都向內地原料产地扩展，新的棉织厂、针织厂以及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厂等等，几乎各地都有。这些扩散至各地市镇新工厂的开设，又推动了上海等老工业基地向新的高度发展。再次，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较大提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和升级换代。企业中受过专业教育的专门技术人員(包括管理人員)的比重在上升，劳动者的技能也在提高。企业新产品试制能力，以及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在不断增强。伴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发展，企业的科学管理方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企业管理和行业管理的状况正在逐步得到改善。此外，一批企业陆续改制组建为有限公司，有些还组成企业集团和各种形式的群体联合组织，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为生产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市场营销能力的增强创造了新的条件。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影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诸多因素，都清楚地表明，虽然1930年代前期中国的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中国工业生产的总趋势却仍在跌宕起伏中继续有所发展，并在1936年达到了近代历史上最好水平。見黃漢民，"1930年代上海和全国工业产值的估计"，中國經濟史論壇
↑  其主要内容有，分别成立钨业和锑业管理处，统制钨、锑，同时建设年产钨2000吨的江西吉安钨铁厂及年产锑4000吨的湖南模范炼锑厂。开发年30万吨的湖南湘潭和马鞍山钢铁厂，开采湖北大冶、阳新和四川彭县的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铜2400吨。开办湖南常宁水口山和广西贵县铅锌矿及厂，年产铅、锌各5000吨。开发江西高坑、天河、湖南谭家山和河南禹县煤矿，年产共150万吨。建设煤炼油厂和重油提炼厂，同时开发陕西延长、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建设电气工厂、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工具机厂、造船厂及纺织机厂、电工器材厂、水电厂等。根据资源委员会估计，国民政府实施这个创业计划，大约需要经费24000万元，流动资金6000万元。他们原来设想由政府拨少部分款，其余利用外资建设。1936年夏，国民政府从年度预算中先拨了1000万元，作为资源委员会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资源委员会也与湖南、江西、广东三省商定，从钨业管理处及锑业管理处每年的盈余中移拨一半，由资委会支配，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1936年，中国与德国签订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向中国提供了一亿马克的信用贷款，其中近１０％用于购买重工业设备。资源委员会向德国订购了机械、电子、化工、冶金等设备，其中工业部分为492.11万马克，占50.1％，矿业部分357万马克，占36.4％，电业部分132.8万马克，占13.5％。1937年2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制定的《五年建设计划》，则在政策上对于资源委员会的重工业建设计划做了进一步的确认，强调中央政府应立即举办钢铁、机器、电料、电力、制酸、制碱、酒精、炼油等重工业及基本化学工业。1937年国民政府又拨款2000万元用于重化工业建设。見张燕萍，"论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的经济备战"，中國經濟史論壇
↑  全漢昇先生在他的"漢冶萍公司史略"中指出，民國成立以來，內亂時發，漢陽鐡廠每每爐毀敷停，萍鄉煤礦常因戰事停工，大冶鐡礦屢被迫向地方政府捐款。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鋼鐵價格暴跌，漢冶萍公司走向衰落。1919年漢陽鐵廠1、2號高爐停產，1921年北洋政府改變鋼軌標準，造成漢陽鐵廠近５萬噸鋼軌無銷路。至此漢陽鐵廠鍊鋼部分全部停產，並日趨衰落。
↑  1937年抗日戰爭前，法幣的總發行量不超過14億元。1937年抗戰開始至1941年英美參戰前，日本為破壞中國後方經濟，在日佔區強行以日本發行之貨幣收兌法幣，再加上以走私物資套得法幣，送往上海兌取國民政府的外匯。國民政府分別從英國及美國得到超過1000萬英鎊及5000萬美元貸款，但仍不足支持法幣匯價。至1940年起，取消無限制外匯買賣。於是法幣的價值開始下跌。對日抗戰期間，財政支出增加，法幣大量發行，到了戰後,面額總值已至5569億元，比戰前增加約400倍。1946年後，國民政府為支付與共產黨軍隊作戰的軍費，法幣的發行量更加大增，面額總值由抗戰勝利時的5569億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間增加超過一千倍，造成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有關日本在抗戰期間對後方經濟破壞，及中日雙方進行的貨幣戰爭，可參考楊燕，楊振，"對中國經濟破壞--抗戰時期鮮為人知的中日偽鈔戰"，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  抗戰初期，貫通不久的平漢、粵漢和廣九鐵路成為抗戰初期中國重要的陸上通道。當時中國軍隊80%的補給靠這條路北運。中國從國外購買的全部輕重武器、彈藥、器材由香港進口後，再由這條鐵路運往東南戰場。從七七事變到廣州失陷的15個月中，這條鐵路共運送部隊200餘萬人、軍用物資70餘萬噸。行車最密時，全線列車達140列，成為維持中國抗戰的主要交通線。正因為如此，日軍飛機對該路進行狂轟濫炸，平均每日達5次之多。浙贛、滬杭甬、京滬、蘇嘉和津浦鐵路的貫通，對東部地區的國防意義亦十分重大。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開始之後，京滬杭鐵路專開軍用列車。淞滬會戰3個月，共開列車1,346次，運兵50個師、輜重5萬噸。該路除了前運軍用物資外，還由此線向大後方搬遷工廠、學校的人員和物資達幾百列車。廣州、武漢失守之後，寧波、溫州是惟一與鐵路連接的港口，西南的銻、鎢、桐油、茶葉等農、礦產品由該兩處出口，以換取國外的軍用品。從1938年初到1939年3月的15個月中，浙贛鐵路計開軍列1700列，運送部隊150萬人。
↑  西北的交通建設，可簡介如下：二十年代末，即著手擴展从海州（连云港）直达西北地区的陇海铁路，1937年3月陇海线宝鸡以东至连云港1075公里的铁路线全线通车。另外两条轻便铁道支線也於1939年相繼修筑完成，大大便利了战时陕西对外交流。公路建設方面，西兰公路全长753公里，1935年5月1日通车。西漢公路全長447.6公里，亦於1935年12月完工，成为沟通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重要通道。全面抗战爆发后，國府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沿海地区的封锁，即抓緊西南的滇緬公路及西北的西兰公路和甘新公路（兰州-迪化），使之成为贯穿西北地区的交通线。甘新公路直接通往苏联，1939年完工，全长1179公里是开发西北的一条重要公路干线。西兰公路則是当时西北地区路况最好的公路。另外国府改造和完善了一系列重要公路干线，包括1936，37年修整华双路华天段；1938年春整修了甘青公路。还有宁平路、宁兰路、宁包路、西汉路等等也都进行了整修。此外又新建了不少公路，當中，新疆自1935年修筑了迪伊线迪哈公路，该路于1937年7月1日完工通车，是一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大批苏联援华物资就是通过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的。總之，1930年代整个西北地区的公路幾乎爆炸性倍增，最终形成了近代西北地區的公路网。
↑  关于1931-1941年陕西水利工程情况，可參考 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建设概况》（1937年8月）、陕西银行经济研究室《十年来之陕西经济》（1942年8月）、赵敏求《跃进中的西北》，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
↑  可參考 吉澤 誠一郎，"西北建設政策的起歩 :南京國民政府與區域經濟開發"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  十年建國期間，都市化在沿江沿海的省区快速进行。当时都市化最显著的地区是江苏。1919年江苏有1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7个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16个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到1932年，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和2．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各增至17个。上海是江苏的最大城市，其人口，1843年20万，1872年25万，1911年100万，1921年150万，1936年350万。与江苏相比，浙江省小城市较多，如1921年浙江有1至2万人口的城市66个，而江苏在1919年，这样的城市只有33个。浙江最大的城市是杭州，其人口，1884年25万，1911年68万，l928年81万。长江中游的城市以湖北的汉口最重要，其人口，1888年18万，1906年52万，1917年70万。由于铁路的修筑，近代以来华北的城市有显著的发展。在山东省，济南的人口，1906年10万，1911年20万，1917年27万；青岛的人口，1910年16万，1927年32万。在直隶省，北京的人口在19世纪后期为50万，1919年增至93万；天津的人口，1903年32万，1910年代增至75万。依据20世纪初年日本的调查，江苏、直隶和四川为中国三个都市化最显著的省区，三省住在一万人以上或重要城市的人口与全省人口的比，江苏为13．6％，直隶为11．2％，四川为9．9％。見"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社会变迁" 免費論文網
↑  歷史學家黃仁宇教授在其著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蔣中正日记》中認為蔣中正對中國近代史最大貢獻就是重建新的上层建筑。
↑  有關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法制建設，可參見趙金康，"南京國民政府法制理論設計及其運作(1927-1937)"，人民出版社，ISBN：7010057974
↑  另外"自国民党北伐胜利统一全国后的数年间，党内武装对峙不断。由于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分立，总有一人支持蔣中正，从而使蒋一直能以国民党正统自居，稳坐南京中央。但当蔣中正企图将汪、胡二人一起抛开时，立即引起党内粤派势力的大团结，并最终逼蒋一度下野。不可否认，地域观念是构成这次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同-学者所强调的：当一个-体系的全体人民是由地方集团、种族集团或社会各阶级构成，而且又各有特殊的趋向或趋势，这种-亚文化圈的形成往往给-建设带来很多问题。
↑  所谓蓝衣社一说，是有“十三太保”之称的刘健群提出效法意大利褐衫党，将组织定名为蓝衣社，从服装到用具一律使用蓝色。尽管这一提议未被复兴社采纳，但蓝衣社的名称却流传因之开来。見 刘文瑞，“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
↑  左翼學者葉丁易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寫了本《明代特務政治》就是借探討明朝特務政治批評國民黨的秘密政治組織。另外大陸出版由丁三所著的"藍衣社碎片"一書中亦列舉了不少這些秘密組織即所謂藍衣社針對共產黨人的暴行事例
↑  有關蔣中正法西斯主義的爭議可參考：曾廣維、姜壽彭，蔣中正是不是法西斯主義者
↑  大陸作者丁三引"剿匪戰史"指藍衣社別動隊曾在中共进行所謂长征后进入苏区大肆报复屠杀。見丁三，"藍衣社碎片"，人民文學出版社
↑  有論者則認為“蔣中正統治大陸時期，雖然有獨裁之名，卻沒有獨裁之實。因爲國民黨中派系很多，蔣中正的號令並不被認真執行，軍隊也有一部分不聽蔣的指揮。石退居臺灣後，才開始了真正的獨裁統治。蔣中正先是改編軍隊，凡是撤退到臺灣的軍隊都要接受蔣中正的改編，保證了蔣對軍隊的絕對控制；其次是改造國民黨，黨員重新登記，排除腐敗不純分子。蔣中正在大陸期間就想整治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但要整治腐敗打擊面太大，超過了蔣中正的權力範圍。到臺灣後蔣中正樹立起了絕對的權威，這次整黨改造效果非常明顯，國民黨官員的貪污腐敗現象大有好轉，爲日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見林思雲，“蔣中正的眼淚”
↑  論者李公明對藍衣社評價不高，但也認為蓝衣社的纲领中把清洗腐败官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 以特务手段来完成这种任务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並舉康泽的别动队在江西期间比较成功地获得当地老百姓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  就是他们在短期内调查和审判了数以千计的地方官僚的腐败案件和豪强劣绅的劣迹。此外藍衣社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恨的意识十分明显 ,日本人的情报机关对此高度重视。見"蓝衣社的改革与反腐败"，博訊
↑  學者鄧元忠認為力行社(即所謂藍衣社)在民國史上的意義可以從三個角度得出結論：（一）從力行社對蔣中正事業發展的關係和意義看，力行社的組成是當時蔣中正統一國家的需要，同時也符合蔣中正「一切策略應在公開與秘密的配合下進行」的策略。隨著抗戰的開始以及力行社「發展到過於龐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它在1938年被解散是可以理解的；從力行社的角度看，它強調擁護蔣中正，而且事實上建立了蔣中正「在全國人心目中的至高權威和信仰中心」。（二）從力行社與國民黨的發展關係上看，在1930年代左右，「國民黨的組織鬆懈，革命精神渙散」，力行社的出現「刺激了國民黨原來的組織，使其積極整頓，相互競爭」，故而力行社在蔣中正的領導下，「完成了有理想，有實力之護黨救國的工作」。（三）從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看，力行社負責和參與了安內攘外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國民軍訓運動和新生活運動等1930年代的重要運動，特別使當時青年的國民意識明顯增強，對國家處境的認識由懷疑進至諒解。這些都是力行社在民國史上的成就。見鄧元忠：《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0）
↑  可參考黃家謨，"硬性影片與軟性影片"、唐納，"清算軟性電影論"、魯思，"駁斥江兼霞的《關於影評人》"等文章
↑  所謂"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是一群中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者於一九三○年六月一日在上海集會所發表的宣言。此宣言發表於《前鋒》第一期。此民族主義文藝運動集會是在左聯成立不久，右翼文人針對「左翼」所謂「無產階級的文藝運動」而發起的，為了要抗議左翼為蘇俄侵略東北而辯護。該民族主義運僕之支持者包括王平陵、黃震遐、范爭波、葉秋原、傅彥長、李贊華、朱應鵬、邵洵美等。此運動擁有刊物如《前鋒週報》、《前鋒月刊》、《文藝月刊》。此外，上海《晨報》、杭州《東南日報》與《黃鐘文藝月刊》、武漢《武漢日報》與《武漢文藝月刊》亦熱烈支持。參見李牧《三十年代文藝論》，頁61-62。胡秋原的批判是針對右翼的民族主義宣言，但是，左翼文人卻認為胡秋原是針對左翼發難，因而引發此一系列的論戰
↑  關於蔣中正「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大陸學界普遍認為「安內」使外敵囂張，也是蔣為消滅异己力量的做法。台灣方面則普遍認為安內是手段，攘外是最終目的。2005年在大陸出版，由日人加近亮子著的《蔣中正與南京國民政府》則高度評價了這一政策，指出「安內」指打擊共產黨及消滅國內包括地方實力派的所有的敵對勢力，以實現完全意義上的國家統一和建設，「攘外」指反蘇、反日「持久戰論」。認為其本身就是負面的歷史遺產，是中日軍隊的實力存在絕對差距的前提下一種可以選擇的有效的戰略，是不得已的選擇，並在此期間為謀求國家政治、軍事、財政的統一，進行了國內建設包括國防建設，為抗戰勝利準備了條件，同時積極開展外交，與英美建立了同盟關係，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  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動機，國共兩黨均認為是為了抗日，但近年有論者則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不是逼蔣抗日，因為在西安事變爆前一個月，蔣中正就已親自指揮绥远抗战，获得百灵庙大捷，充份表明其抗日決心。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其實源於蒋和张的根本分歧，除了是张學良力图保存东北军的实力，而蔣中正主张统一引起的权力斗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对共产党的态度。张不是恨蒋“不抗日”，而是恨蒋剿共。因為张學良本身对中共存有好感，认定他们代表了中国希望。見芦笛，"张学良为何发动西安事变？——兼与杨奎松教授商榷" —博訊网。另外亦有學者指出，張學良確曾在1936年6月底通過中共中央聯絡員劉鼎，向中共中央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想法的。6月30日，劉鼎將此一情況電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得到報告后，當即就作出決定，准備派重要領導干部前去幫助張學良，並計劃以后適當時機許其入黨。7月2日，當時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洛甫將此一決定正式通知了共產國際。隨后在共產國際的阻撓下，最終沒有入黨。見謎團一：張學良有沒有加入共產黨？—人民網
↑  有論者認為國民政府采取的改订新约、收回权益等措施，使南京政府在相当一批国民心目中，首次摘掉了晚清以来“卖国政府”的帽子。因此可以说：自晚清以来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宣告终结的，而是在南京政府手里就基本解决了。見：劉瑞，"内战和建设——抗战以前的国民党统治状况评述"
↑  有關國府於九一八事變十年後(1941.12月)才向日本正式宣戰，歷史學家劉繼興通過分析史料，提出以下論點:
(一) 是恐援華軍需物資的海運線被切斷。中國的軍需物資遠遠不能自給自足，絕大部分須依靠外國進口。如果中國公開對日絕交宣戰，日本就會以交戰國的身份通知各國禁止一切軍需品和軍需原料輸入中國，並切斷中國的海上運輸線，而中國則沒有能力保護大量的外國援華物資由海上輸入中國。 (二) 是擔心德國軍械裝備來華受阻。中國在近幾年的整軍備戰中通過德國軍事顧問團剛剛整訓裝備起幾個德械師，當時在德國還有大量預訂的重要軍事裝備沒有到貨，如果宣戰，日本就會名正言順地迫使德國取消對華軍售，這對中國的持續抗戰十分不利。(三) 是無力解決雙方的僑民問題。如斷交與宣戰，中國在日本的僑民將被驅逐或拘捕，而中國目前又無撤僑和護僑的能力，相反日本在華僑民則可遷入英法等國租界繼續發揮侵華第五縱隊的作用，而中國政府卻無法驅逐和干預。見劉繼興，"中國為何開戰十年后才向日本宣戰？"
↑  有關不抵抗政策歷史爭議，按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所謂"不抵抗"命令是他基於對形勢判斷，親自下令的。見"“九一八”当夜不抵抗政策的责任争议"，三联生活周刊。另外在唐德剛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也印證了這個說法
↑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見"民国教育给我们的借鉴"，薛林荣,《教师博览》。由此可見民國時期培訓出的優秀人才對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貢獻很大
↑  舉失业对策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跟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式有所不同，是一種传统与现代的中西杂糅式，雖然有对西方现代方式的引进与借鉴，但主要还是依靠传统的治理方式。这种失业对策与西方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例如当时一些欧美發达国家已经普遍采用失业保险制度，社会成效颇佳。但中国的失业保险仍仅限于法律层面，离实践层面还有相当长的距离。此外，中国的失业对策主要侧重于事后的补救，其未雨绸缪的防范能力十分有限，因而很难实现「标本兼治」的完美效果。參見《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解决失业问题透视》，中國論文網
↑  訓政時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些以审查新闻舆论为目的的法令、法规。 1930年12月，国民政府制订《出版法》要求出版刊物申请登记和限制出版品的内容。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公布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该《标准》宣称：凡宣传共产主义便是"反动宣传品"。这一《标准》的颁布，预示着注册登记制向审查制的发展倾向。1934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审查委员会有权删改稿本。1935年7月15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修正出版法》，规定报刊应于首次发行前，填具登记申请书，呈由发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核准后，始得发行。
↑  有關國軍陸軍整編詳情參考傅應川將軍之“國軍在抗日戰爭前的整軍與抗戰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  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中國軍隊整編事實尚未完成。1936年底，陳誠將軍曾經評論道：「抗日戰爭越晚爆發對中國就越有利，因我方可以有更多的準備時間……如果目前發動，我方一定是處於被動局面，如再遲一年，最低限度我方可有半主動的機會，如遲兩年爆發，則我方可以完全掌握主動局面」。
↑  蔣緯國曾在紀錄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解釋作戰線轉向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歷史上，北朝征服南朝的模式，都是把南朝軍力壓縮在東南地區，予以致命打擊。把作戰線由南北向轉為東西向，除了避免歷史上北朝征服南朝模式，又可利用西面的天然地理屏障，跟敵人作持久戰。
↑  中國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陽初曾將這一時期中國工礦企業的大舉內遷形象地比喻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據統計，從1937年8月到1940年底，從沿海等地區內遷到後方的工礦企業共有639家。受其影響，福建、浙江兩省自行內遷的企業有191家，拆遷機器設備總重量約12萬噸。這些工礦企業的內遷，大幅度增加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產業資本，也保存了中國抗戰的經濟力量，還一舉奠定了後方工業建設的物質基礎，促進了後方工業的發展。從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視角看，抗戰初期工礦企業內遷的意義就更是巨大。見"抗戰時期中國現代工業的發展"，光明日報
↑  有學者認為大陸普遍强调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连续性而忽略「前49」与「后49」连续性，黃仁宇則將蔣、毛、邓所推动的运动「视作中国长期革命之三个段落」。「这三项运动既相联系也相冲突。分拆看来有更换朝代之色彩；接连看去却又完成了中国的长期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讲却又有分工合作的功效，也有如接力运动。」見陳子明，「一百二十年和两个六十年：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连续性与曲折性」，《领导者》杂志第十九期
↑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