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歷史

投資決策主要是根據財務回報潛力而制定。然而決定把錢放在何處仍有許多其他標準依循 ，例如政治考慮或是什一奉獻等等。
全世界在1970年代對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憎惡而導致甚為著名的選擇性撤資（英语：）案例。為呼應日益增長的制裁呼籲，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董事會成員萊昂·蘇利文（英语：）牧師於1977年制定與南非開展業務的行為準則。這項蘇利文原則引起極大關注，美國政府因此委託撰寫幾份報告來調查有多少美國公司投資南非，卻違反蘇利文原則的。報告的結論造成美國投資者從許多南非公司大規模撤資。南非商界因此向其政府施加壓力，大幅將廢除種族隔離制度的動力推升。
美國經濟學家彌爾頓·傅利曼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對盛行的博愛精神情緒直接回應，認為社會責任會對企業的財務績效產生不利影響，而"大政府"的監管和干預終究會損害宏觀經濟。他認為公司或資產的估值應該幾近完全根據財務底線（社會責任所產生的成本被認為並非必要），此一論點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均頗盛行（參見傅利曼主義（英语：））。但到20世紀末，與其對立的理論開始流行。 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S·科爾曼（英语：）於1988年在《美國社會學期刊》上發表一篇題為《創造人力資本中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的文章，挑戰經濟學中佔主導地位的"自利"概念，並於價值衡量中引入社會資本的概念。
而環保組織也同時施加一種新形壓力：利用群體的資金槓桿力量，促使公司和資本市場將環境和社會挑戰納入日常決策中。
雖然選擇投資於具社會責任的企業並非一新的概念，但資本市場的需求方長期以來一直無法提供如此的投資機會，而到21世紀之交才開始發展出對此的回應。投資市場開始出現適合盡責投資者所需的投資商品。 商業諮詢公司SustainAbility的聯合創始人約翰·埃爾金頓（英语：）出版《使用刀叉的食人族：21世紀商業的三重底線(Cannibals with Forks: the Triple Bottom Line of 21st Century Business )》，指出新出現的一系列非財務考慮因素應納入作為公司或股權價值的衡量因素。他所說的"三重底線"，指的是新工具中所包含的金融、環境和社會因素。與此同時，環境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嚴格劃分開始瓦解。 克里斯·耶茨-史密斯(Chris Yates-Smith) 於2002年在倫敦市協助創立該市首個環境金融研究小組。這個由金融領袖、城市律師和環境管理者（非政府組織）的圈子被稱為"良性循環"（The Virtuous Circle，英文諺語，用來描述一種正向的反饋迴路，此迴路中，一個事件的結果會導致另一個事件，而這個結果又會反過來強化第一個事件），其宗旨是研究環境和社會標準與財務績效之間的相關性。全球多家大型銀行和投資公司開始透過提供賣方服務來應對世人對ESG投資市場升高的興趣。其中最早如此做的機構包括巴西聯合銀行和木星資產管理公司（英语：），木星資產管理公司於2001年曾由分析師Mike Tyrell根據ESG的研究為匯豐銀行和花旗銀行提供選擇性投資服務。
在21世紀之初，投資市場的大部分仍抱持既有的假設，即道德導向的投資本質上可能會降低財務回報。博愛事業並不被認為是一項高利潤的業務，傅利曼為以下論點提供廣泛接受的學術基礎：以道德盡責方式的行事成本將超過收益。但之後這些假設開始受到根本性的挑戰。 兩位記者 - 羅伯特·李維林(Robert Levering) 和米爾頓·莫斯科維茨(Milton Moskowitz) 於1998年推出文章"《財星》美國百大最佳雇主"，最初是在《財星》雜誌上刊出，後來又出版一本書，彙編美國於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其中財務表現最佳的公司名單。在ESG的三個關注領域中，環境和社會兩項受到大多數公眾和媒體的關注，尤其是因為人們對氣候變化的擔憂日益升高的緣故。
莫斯科維茨將盡責投資的公司治理面向作為焦點。他的分析涉及公司的管理方式、股東關係以及員工受到的對待。他認為改善公司治理程序並不會損害財務表現，反而能最大限度提高生產力，保證企業效率，並能因此引進和運用優秀人才。在2000年代初期，受莫斯科維茨點名的公司因表現優異、招募員工便利和品牌聲譽，開始挑戰ESG因素會影響公司財務影響的刻板假設。於2011年，時任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的金融學教授亞歷克斯·埃德曼斯（英语：）在《金融經濟學雜誌（英语：）》上發表一篇論文，顯示"100家最適合工作的公司"於1984年至2009年期間的股票回報率每年比同儕高出2-3%。其獲利系統性地超出分析師的預期。
聯合國環境署金融倡議組織（英语：）於2005年委託國際性富而德律師事務所撰寫一份關於投資者和ESG問題的法律解釋報告。 富而德報告的結論是投資公司不僅可將ESG議題納入投資分析，且可說這樣做是其信託義務的一部分。英格蘭和威爾斯法律委員會（英语：）於2005年確認退休金受託人和其他人在做出投資決策時，將ESG因素列入考慮並不存在任何障礙。
傅利曼把在金融實務納入ESG因素會降低財務績效的論點提供學術上的支持，但在21世紀初期開始出現的大量報告則支持相反的論點。於牛津大學任教的邁克爾·巴尼特（Michael Barnett）和於紐約大學任教的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Salomon）於2006年發表一項頗具影響力的研究報告，結論是爭論的雙方甚至可能是互補的 - 他們提出社會責任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係，選擇性投資實務和非選擇性投資實務都可將投資組合的財務績效最大化，而唯一可能會損害績效的途徑是既不進行選擇性投資實務，又不進行非選擇性投資實務。除那些對ESG議題感興趣的大型投資公司和銀行之外，金融界也開始湧現一批專門從事盡責投資和根據ESG投資組合的投資公司。
許多投資界人士認為ESG因素作為投資分析的考慮因素為不可避免。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考慮ESG問題與財務績效之間的關係，信託責任與對投資永續性的廣泛認識相結合，代表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ESG不再是博愛精神的問題，而是具有實用性。
關於如何稱呼這種將無形的永續性和道德影響因素容納在內的投資，一直存在不確定性和爭論。所用的名稱範圍廣泛，從早期的流行字眼如"綠色"和"生態"，到對投資類型的各種描述 - "盡責投資"、"社會盡責投資(SRI)"、"道德投資" 、"特殊金融"、"長期投資(LHI)"、"可持續發展業務"、"企業健康投資"、"非傳統投資"等。但迄今ESG這一名詞被已廣泛接受，具主導地位。安盛集團下屬的資產管理公司Axa Investment Managers（英语：）和印度市場調查公司AQ Research於2008年對350名全球投資專業人士進行的調查，結論是絕大多數受訪者較喜歡使用ESG來描述此類活動。
2016年1月，聯合國盡責投資原則組織（英语：）（簡稱UNPRI，或PRI）、聯合國環境署金融倡議組織（UNEP FI） 和慈善信託The Generation Foundation啟動一為期三年的項目，以終結關於在投資活動和決策中整合有環境、社會和治理問題的信託義務是否會構成法律障礙的爭論。
在此之前，PRI、UNEP FI、聯合國環境調查機構（UNEP Inquiry） 和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UN Global Compact） 於2015年9月發布《21世紀的信託責任（Fiduciary Duty in the 21st Century）》。這份報告的結論是，"未能考慮所有長期投資價值驅動因素，包括ESG問題，是信託責任未盡其責"。報告承認雖然已有重大進展，但許多投資者尚未將ESG議題完整納入其投資決策過程中。 迄2021年，已有多個組織致力讓ESG合規性成為一個更易理解的流程，以便在評級機構之間、產業之間和跨司法管轄區之間建立標準。其中包括像Workiva（英语：）（軟體即服務公司）這類從技術工具角度出發的公司、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 (TCFD) 等機構在某些行業中制定共同主題、以及歐盟永續財務揭露法規 ( Sustainable Fina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SFDR) 等政府法規。
貝萊德、富達投資和法國安聯投資管理（英语：）等資產管理公司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向其持有大量股份的製藥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們之間相互合作。
美國大型基金管理公司先鋒領航集團於2023年刻意與ESG投資保持距離，因為其執行長表示這不符合對其投資者的信託義務。該集團在任何五年期間，只有不到七分之一的活躍股票經理人的表現優於大盤，且其中無人完全遵循投資於淨零排放產業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