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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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开展了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抗日游击战争，占领了九龙、新界部分区域。1945年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延安总部以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连续发出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中共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日伪武装，并准备收复部分大中城市及进军中国东北地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同日，朱德总司令下令给侵华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收到延安总部8月10日24时的命令后，东江纵队于8月11日8时40分发出《紧急命令》。8月14日广东区党委又发出《对目前时局的紧急指示》。鉴于国民党军队已向粤北和江北（东江北部）解放区进攻，东江纵队决定以江南（东江南部）的惠（阳）东（莞）宝（安）和港九地区作为受降主要地区。在不到半个月内，基本解放了上述地区。在宝安县，8月20日收复深圳镇，8月24日成立了深圳特别市并任命了市长；23日收复沙头角镇；随后迫使县城南头镇的日伪军投降。在港九新界地区，8月19日解放大屿山全岛，25日进驻长洲岛，随后收复了大埔、西贡、元朗、粉岭等地，还接收了个别仓库，并接受了零星日伪军的投降。此时日伪军龟缩在香港和九龙市区，周围陆地和海岛几乎全被东江纵队占领。
此时，国民党方面重庆国民政府正加紧同英国争夺香港，寻机收复香港。1945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央拟电致广东区党委，要求在贯彻延安总部广播命令的同时，在华南应根据具体情况行动，“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但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举行重庆谈判，为此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发出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决定放弃收复大城市，但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派人进入大中城市开展各项工作。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于1945年9月16日作出长期斗争的工作部署，决定一方面坚持斗争并保存武装力量及党的干部，另一方面准备将来开展民主合法斗争。广东区党委决定派干部回各大中城市开展城市工作，1945年9月起陆续派大批干部进入香港。城市工作分为秘密的和半公开的两个工作系统，分别由区党委委员梁广、黄康及连贯、饶彰风负责，以香港为活动中心，并向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宣传中共的统一战线等政策。不久，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迁至惠阳县大鹏半岛，后经中共中央同意，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分别迁入香港。
1945年9月初到10月中旬，广东区党委派谭天度作为中共代表，在香港岛同港督代表会谈，谭天度奉命提出：（1）承认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工作机构；（2）允许中共方面人员在港九居住、往来、从业自由及募捐；（3）同意中共在港出版日报及刊物；（4）同意并帮助中共方面在港设立秘密电台；（5）在中共武装撤出后，英方应保护中共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6）中共在大鹏湾的海面部队，因要保护商旅安全，应准予延缓撤出时间；（7）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装自己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权利；（8）组织战后救济会，赈济灾民；（9）非经中共方面同意，英军不得进入中共控制地区等。英方全部同意了上述要求，仅在细节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谭天度乃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诺，中共今后不在港九地区从事非法活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近期将全部撤出。
此次会谈后，广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政委的名义起草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布该部一周内将全部撤出香港地区，并油印成传单于9月28日在港九各处散发。当时香港治安混乱，驻港英军兵力不足，港英当局因怕引狼入室而不敢请国民党军队协助维持治安，所以港督代表提出希望港九独立大队暂缓撤出，帮助维持治安、组织港九民众成立自卫武装和筹建警察后备力量等。谭天度经请示后同意港九大队在港续驻5个月，经费由港方负责。为协调工作并示好，驻港英军最高负责人菲士廷（英语：）曾提出会见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和副司令员王作尧。在此期间，应驻港英军邀请，东江纵队司令部还派出袁庚和黄作梅到九龙半岛酒店与驻港英军夏悫海军少将商谈港九独立大队推迟撤退及双方军队合作事宜。1945年9月下旬，广东区党委派东江纵队联络处长袁庚到香港，同驻港英军代表谈判，驻港英军主动要求港九大队协助维持香港治安，袁庚则提出在香港设办事处，以便获得合法身份、出版报刊，“利用港九英国法律进行华南民主活动”。
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指示“立即派出干部前往香港、广州占领宣传阵地”。广东区党委乃派宣传部长饶彰风、东纵前进报社社长杨奇等人到香港工作。同时，广东区党委决定将城市工作部改成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委”），由梁广、连贯、饶彰风负责。广东区党委决定“凡能回城市的干部，都派到城市去。”广州、香港等地的城市工作在广东区党委领导下很快展开。1945年10月间，广东区党委将谈判结果陆续电报中央称，对我方条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对我数年来坚持斗争之精神及成绩，深表钦佩感谢。”随后中央批准了华南党组织在港活动方案。谈判结束后，谭天度被中共留在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任中共港粤工委（后改称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委员，港英政府则任命他为渔政司官员，以便他在港从事渔民及华侨工作。
1945年9月，东江纵队300多名伤病员分住进大埔康乐村等英军医院。根据谈判协议，由英军负责中共方面伤病员在医院治疗期间一切费用及人身安全。10月，新一军到香港时曾想劫走该批伤病员，被英军以应“遵守红十字会精神”而阻止。后来在军调谈判期间，国民党又想“接收”这批伤病员，但未果。
国民党方面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中国民众和舆论强烈要求收复港澳，广东省参议会还发表收复港澳宣言。10月下旬，国民党方面广州地区受降主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派参谋处处长李汉冲为代表、上校参议骆来添为译员来香港，与陆军司令菲士廷（英语：）谈判，以图寻机收复香港。但达成的协议仅为途经香港的国民党军队应遵守的规则等。此时国民党军纪败坏，驻港国军在香港违法乱纪，强用国币，并先后发生抢劫商店、殴伤警察致死、汽车撞死人等大案，但港英方面均不敢处理。
1945年10月，中共在香港成立中国共产党港九工作委员会（中共港九工委），书记冯粲，成员黄施民、潘柱、李沛群等人。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办广东区党委机关报《正报》，社长杨奇。随后饶彰风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廖沫沙等人经三个月筹备，于1946年1月4日复办《华商报》（该报原在廖承志领导下于1941年4月在香港创办，同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停刊），邓文钊任总经理，饶彰风任副总经理（代表中共主持工作），刘思慕任总编辑，廖沫沙任副总编辑。1946年1月，在香港注册成立新民主出版社，总经理先后由饶彰风、萨空了担任，出版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毛泽东著作及社会科学文献。
1945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全国战略。据此，中共中央同意让出广东省等八省根据地，并将应整编的部队北撤。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党组织在香港站稳，开展港粤地区及海外工作。1946年6月，中共中央南京局决定，在香港成立半公开机构中国共产党港粤工作委员会（中共港粤工委），负责港粤地区文化、宣传、侨运、经济、统战、外事等工作。中共港粤工委由尹林平、连贯、饶彰风（蒲特）、廖沫沙、左洪涛组成，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兼中共港粤工委书记，广东区党委委员连贯、饶彰风及从事宣传、文化、统战、侨运等工作的人员均转入该工委工作。中共港粤工委和属秘密系统的广东区党委均直属中共中央南京局，1947年3月后改为直属中共中央。港粤工委的组织不公开，对外以已公开身份活动。中共港粤工委成立后，饶彰风负责文化宣传教育工作，左洪涛负责统战工作，连贯负责华侨工作，廖沫沙、章泯、司马文森等人负责报纸、杂志、戏剧、电影等工作，苏惠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底，成立新华南通讯社，社长饶彰风。
1946年6月26日，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7月，中共中央派方方来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华南地区中共党组织工作。方方临行前，刘少奇在延安接见方方、苏惠，指出南方党组织应作长期斗争，不能北撤的干部就撤到殖民地，到香港、南洋、海外活动。中央还同意“必要时要丢掉枪支保存干部”。方方抵达前，其妻苏惠于1946年5月先期到香港，在尹林平、梁广等协助下，在香港尖沙咀弥敦道一座楼房内建起以家庭为掩护的领导机关。尹林平、余慧夫妇也在香港铜锣湾建起党的机关。尹林平还派杜襟南等人在香港设电台，以同中共中央保持联系。1946年7月初，方方到达香港，对外称经北平军调部批准来香港养病。
1946年9月，周恩来电令中共港粤工委负责人赴上海接受任务。1946年9月底，中共港粤工委派连贯、杨琳抵上海。周恩来在周公馆约见了杨琳和连贯，杨琳和连贯则分别向周恩来汇报了香港的情况。周恩来对杨琳和连贯说，国民党已经完全撕毁了和谈、迟早要赶走大家，所以还要艰苦奋斗几年；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将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以及党内的一些干部，疏散到香港和东南亚一带；让杨琳和连贯安排好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等将来形势好转，需要这些人回来时再派人与他们联系。周恩来分别与杨琳和连贯谈话，给布置杨琳的任务是：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周恩来说最近会有一批干部去香港，上海和南京办事处有三百多名干部，一批回延安，一批去香港，身份没有暴露的干部可以帮助杨琳管理公司；其余人，杨琳需要帮助他们寻找社会职业，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务必隐蔽下来。周恩来给连贯布置的任务是：把滞留上海和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护送到香港，今后公开活动的重点地区转移到香港。
1946年10月11日，中国国民党军队占领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国共彻底破裂。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返延安。自此，“香港成为（中共）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撤离南京前，周恩来于1946年10月29日致电中共中央转方方、尹林平并中共港粤工委，指出“目前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而香港本身也要建立三线工作”。在这前后，周恩来及中共南京局派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龚澎、夏衍、邵荃麟、林默涵、方卓芬、冯乃超、刘宁一到香港工作。潘汉年、夏衍、胡绳等人也在1946年分别到达香港工作。会同饶彰风、廖沫沙、黄文俞、杨奇、李超等人加强中共在香港的文化、统战、宣传等工作。成立了报刊工作委员会，章汉夫任书记，所办刊物包括《华商报》（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经济导报》、《正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1945年11月13日在香港创刊）、乔冠华、龚澎负责的《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章汉夫负责的《群众》周刊等。1947年5月15日由乔冠华、萧贤法组建新华社香港分社，由章汉夫、乔冠华负责，乔冠华任社长。许涤新等人开展经济工作，为中共党组织筹集经费。
1947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共中央分局。1947年5月，中共中央发电报指示：由方方、尹林平等人组成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中央还决定，在香港分局下设三种平行组织：（1）中国共产党香港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工委）：1947年6月由港粤工委改称，章汉夫任书记，连贯任副书记。中共香港工委下设统战工作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财经工作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报刊工作委员会、青年组、妇女组、新华社香港分社、组织部。章汉夫分管宣传工作；连贯分管华侨和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冯乃超；经济工作许涤新；外事工作龚澎；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根据中央指示，中共香港工委作为半公开机构，掩护香港分局、城委的秘密活动。（2）中国共产党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又称港粤城委）：由广东区党委城委改称，梁广任书记，管辖广州、香港、澳门、湛江、桂林、柳州等华南大中城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3）各地区党委：负责各小城市和农村工作。各地在香港设联络站，派驻联络员、政治交通员，同香港分局联系。香港成为中共在华南地区的指挥中心。
中共党组织在香港与民主人士、文化教育界人士合作办报、办学，创办的达德学院1946年10月10日开业。还与民主党派领导人定期开座谈会，由中共及民主党派领导人轮流主持，分别在李济深、连贯、沈钧儒等人住宅举行。这一时期，中共在香港建立并打开了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争取了各民主党派影响下的中间群众，建立了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多个据点，经争取建立了同港英政府的非正式公开关系。
中共党组织还加强了对南洋华侨的工作。夏衍在新加坡根据中共香港工委的意见开展“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筹款”运动，经胡愈之主持的《南侨日报》宣传，南洋华侨为香港《华商报》等报刊筹集三万多加元。后来香港分局又派饶彰风到新加坡设新华社办事处。
1946年9月1日，中共创办的香港劳工子弟学校开学，该校获港英政府劳工司、教育司及社会的广泛支持。在达德学院创办前后，香岛、培侨、汉华等中学陆续开学。1949年2月，香港工委财经委创办的建中工商专科学校开学。这些学校为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游击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接管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内战期间，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还在港九地区举办过二十多期各类学习班，为华南和西南地区培训省、地、县级干部数百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将多期学习班转到香港举办，刘晓、方方、钱瑛、刘长胜、许涤新等领导亲自授课。1947年，香港爆发自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指示，领导工人取得了罢工胜利。通过此次大罢工，中共取代了国民党在香港工会中的主导地位。
1948年5月5日，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人士通电全国，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遵照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积极领导新政协运动，宣传“五一口号”。1948年6月13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潘汉年，就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地、召集人、代表名额、人民代表会议召集时间及如何召集等事征询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代表及社会贤达意见。1948年6月30日，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在香港邀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王绍鏊、郭沫若、茅盾等人座谈。8月9日，中共中央致电方方并香港分局“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筹划安全的道路”，指定潘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起草并协商出名单电告中央。沈钧儒等五人先期抵达东北解放区后，中共中央去电征询他们的意见并转告香港分局。香港分局拟出一份被邀请人名单。香港分局还通过何香凝动员李济深；并托庄希泉到新加坡请陈嘉庚经香港北上。
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由周恩来亲自部署，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具体组织护送，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共中央东北局、中共中央华东局配合。1948年8月2日，周恩来致电大连的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赴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商议接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北上事宜。
1947年3月前后，上海、南京等地大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转移至香港，香港成为当时中共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为此，中共中央派钱之光到香港“发展海外经济关系”、“主持海外及内地经营”。这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对外经贸作了准备。钱之光到香港后，探索开辟香港至大连的海上通道。不久他派王华生经朝鲜罗津乘苏联货船到香港探航线，打通大连至香港间双向海上货运航线。接到中共中央任务后，钱之光同香港分局、香港工委分四批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等送达大连、安东（今丹东）、天津等地，到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在中共发动下，部分港商冲破国民党阻力，开展同北方中共解放区的易货贸易，药品、胶鞋等大批军用物资被运往解放区，解放区产品也打开了海外销路。中共在香港和南洋等地的募款、衣被等也不断被送到华南游击区。内战后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内地的不少重大起义也是在香港策动完成。其间，中共还发动滞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两航事件）、招商局驻港机构、九龙关、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广东省银行、广西省银行香港分行、中央信托局易货处、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国保险公司、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国外贸易事务所（办理钨、锑、锡等矿产品外销的专门机构，1948年底由上海迁到香港）、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石油公司驻港代表处、中国纺织公司香港办事处、粤汉路局港九办事处（服务广九铁路，在尖沙嘴拥有房地产）、交通部购运处（为国内铁路和桥梁建设购买器材）等29个经济机构起义，随后接收了这些机构的资产，绝大部分员工也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
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香港分局及香港工委20多次组织护送350多名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加上中共干部，总共1000多人。
1949年4月，经中共中央同意，香港工委领导成员调整。4月26日，中共中央调潘汉年、夏衍、许涤新赴北平转上海参与接管工作。中央认为，在渡江战役后的形势下，香港工委的活动范围与作用已缩小。5月15日决定再次改组香港工委，缩小机构。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改组中共香港工委，先后由乔冠华、饶彰风任书记。改组后的中共香港工委继续护送民主人士北上。1949年8月，依中共中央指示，香港工委的乔冠华、龚澎、邵荃麟、林默涵等人离港北上。10月，饶彰风调回广州任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部长、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香港工委更名为中国共产党香港临时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临时工委）。书记张铁生（不久黄作梅接任工委书记），委员张铁生、黄作梅、吴荻舟。至此，香港分局（1949年4月8日改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及香港工委完成了中共中央部署的护送任务。
194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从香港迁到粤东解放区。华南分局书记方方率华南分局机关人员自香港经潮汕地区，于1949年8月28日抵达梅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