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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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反美主义根深蒂固，是拉丁美洲身份概念的关键要素，“反对美国扩张主义和天主教反新教主义。”1828年美国全权公使威廉·亨利·哈里森对哥伦比亚总统西蒙·玻利瓦尔斥责说“……最强大的政府就是最自由的政府”，并呼吁玻利瓦尔鼓励民主的发展。作为回应，玻利瓦尔写道：“美国......似乎注定要以自由的名义折磨美洲”，这句话在拉丁美洲声名鹊起。
1898年的美西战争使古巴从西班牙独立的战争独立，使美国成为世界强国，并通过古巴宪法普拉特修正案使古巴成为美国的事实上的附属国。美国的行动符合西奥多·罗斯福的门罗主义推论所拥护的大棒意识形态，导致对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多次干预，也激起了美洲其他地区对美国的仇恨。乌拉圭记者何塞·恩里克·罗多的文章《爱丽儿》是1898年战争引发的拉丁美洲反美主义的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表述，其中南美爱丽儿的精神价值观与野蛮的大众文化形成鲜明对比。这篇文章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对整个西属美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促使人们抵制所谓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北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教徒对拉丁美洲人民的种族主义态度也引起了不满。
1918年阿根廷科尔多瓦大学开始的学生改革，在整个拉丁美洲推动了反帝国主义的思想，并为这一概念的产生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并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发展起来。早在1920年，阿根廷大学联合会就发表了一份题为《谴责帝国主义》的宣言。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与阿根廷的关系一直紧张，美国担心庇隆将军政权与纳粹德国关系过于密切。1954年，美国支持1954年危地马拉针对民选总统雅各布·阿本斯·古兹曼的政变，助长了该地区的反美主义。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促使该国前总统胡安·何塞·阿雷瓦洛写了一篇题为《鲨鱼和沙丁鱼》（1961）的寓言，其中一只掠食性鲨鱼（代表美国）吓坏了拉丁美洲的沙丁鱼。
1958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南美洲之行引发了一场壮观的反美主义爆发。这次旅行成为暴力抗议活动的焦点，暴力抗议活动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达到高潮，尼克松的车队从机场开往市区时，差点被愤怒的暴徒杀害。作为回应，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关塔那摩湾集结了部队，并在加勒比海集结了一支战列舰舰队，以便在必要时进行干预以营救尼克松。
古巴已故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试图通过军事和宣传手段来协调拉丁美洲长期存在的对美国的不满情绪。1961年美国政府针对其政权策划并实施的古巴猪湾入侵行动失败，为他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帮助。这场灾难损害了美国在美洲的信誉，并加剧了全世界的批评。根据鲁宾和鲁宾的说法，卡斯特罗1962年2月的第二次哈瓦那宣言“构成了对美国的宣战” 并奉行一种新的反美主义理论”。卡斯特罗称美国是“一只秃鹫……以人类为食”。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引起不满，卡斯特罗的同事、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在越南战争期间表达了他希望在拉丁美洲地区“创建第二个或第三个越南”的愿望，反对他认为的美帝国主义图谋。
美国加快向他们认为日益受到威胁的傀儡政府提供武器，使他们签署依赖契约，以便合法地镇压和死亡工具的运输以及使用这些工具的军队。———切·格瓦拉，1961年4月9日
随后美国对该地区国家（包括民主国家）的许多干预以及对军事独裁政权的支持加深了拉丁美洲的反美主义。其中包括1964年巴西政变，1965年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美国参与秃鹰行动、1973年智利政变和1976年阿根廷政变、萨尔瓦多内战中对反对派的支持、训练以及拒绝引渡被定罪的恐怖分子。美国对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尼加拉瓜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德拜勒、海地弗朗索瓦·杜瓦利埃、巴西埃米利奥·加拉斯塔祖·梅迪奇、巴拉圭人等独裁者的支持和1989年之前的巴拿马人曼纽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
许多拉美人认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失败的，并加剧了对华盛顿的反对。这导致了对反美主义的支持、对该地区民众运动的支持、关键产业的国有化和政府集权的复兴。美国1996年和2004年加强对古巴的经济封锁也引起了拉丁美洲领导人的不满，促使他们利用里约集团和马德里伊比利亚美洲峰会作为会议场所，而不是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这一趋势因南美联盟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等一系列区域政治机构的成立以及2005年第四次会议上对华盛顿发起的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强烈反对而得到强化。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6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阿根廷公众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持相当负面的态度。2007年，26%的阿根廷人对美国人民持正面看法，57%的人持负面看法。在奥巴马执政期间，阿根廷公众对美国和美国政策的看法有所改善，截至2010年，赞成或反对的人数比例大致相等（42%比41%）。到2013年，这一比例保持稳定，38%的阿根廷人持赞成态度，40%持反对态度。
此外，美国在厄瓜多尔曼塔军事基地的特许权的延长遭到了这种扩张的支持者的大量批评、嘲笑，甚至怀疑。厄瓜多尔一名高级军官表示，2008年安第斯外交危机引发的近乎战争的事件是在美国的主持下进行的。该官员表示，“很大一部分高级军官”都“坚信美国是这次袭击的同谋”（这次袭击是哥伦比亚军方对厄瓜多尔靠近哥伦比亚边境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营地发动的）。厄瓜多尔军方进行报复，表示该基地的10年租约已于2009年11月到期，不会续签，并且预计美国军事存在将在到期日前三个月开始缩减。
墨西哥
在1836年的得克萨斯革命中，得克萨斯省从墨西哥分裂出去。九年后，在门罗主义和昭昭天命的鼓励下，美国在其要求下吞并了得克萨斯共和国，但遭到了墨西哥的强烈反对，拒绝承认德克萨斯州的独立并开始向北美西部扩张。1846年-1848年墨西哥-美国战争导致墨西哥的反美情绪进一步激化，墨西哥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一半以上的领土。
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毕尔巴鄂在《危险的美国》(1856) 中预言，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北部被“鹰爪”夺走只是美国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预兆。在拉丁美洲的概念中，毕尔巴鄂将巴西和巴拉圭以及墨西哥排除在外，因为“墨西哥缺乏真正的共和意识，正是因为它与美国的复杂关系。”美国的干预促使后来的拉丁美洲 墨西哥统治者波菲里奥·迪亚兹感叹道：“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墨西哥国家干预博物馆于1981年开放，表达了墨西哥独立意识对美国的不满。
在自由主义的波菲里奥·迪亚斯统治时期，墨西哥的政策有利于外国投资，尤其是美国人，他们在农业、牧场、采矿、工业和铁路等基础设施领域寻求利润。他们在农业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以牺牲墨西哥小农和土著社区为代价获得大片土地是墨西哥革命时期农民动员的一个原因。墨西哥自由党的纲领（1906年）明确呼吁采取政策反对墨西哥的外国所有权，口号是“墨西哥人的墨西哥”。革命后时期墨西哥的土地改革对这些美国土地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许多土地被征用。
委内瑞拉
自乌戈·查韦斯政府上台以来，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关系明显恶化，查韦斯对美国外交政策美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严厉批评。查韦斯以其反美言论而闻名。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布什提倡“精英的虚假民主”和“炸弹民主”。查韦斯反对2003年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并谴责北约领导的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称这是西方和美国控制利比亚石油的企图。
2015年，奥巴马政府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对七名委内瑞拉官员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白宫认为这些官员在侵犯人权、迫害政治对手和严重公共腐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表示该国构成了“不寻常和非凡的威胁”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尼古拉斯·马杜罗以多种方式回应制裁。2015年3月，他在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整版广告中写了一封公开信，称委内瑞拉人是“美国人民的朋友”，并称奥巴马总统对涉嫌侵犯人权者实施定向制裁的行动是“单边和侵略性的”。美国对马杜罗政府侵犯人权的指控包括在委内瑞拉立法选举之前谋杀政治活动家路易斯·曼努埃尔·迪亚斯。
马杜罗威胁要就奥巴马政府发布的一项宣布委内瑞拉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行政命令起诉美国。他还计划提供1000万个签名，谴责美国宣布委内瑞拉局势“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法令。并命令全国所有学校举行反美“反帝日”，活动包括“收集学生、教学、行政、维修和烹饪人员的签名”。马杜罗进一步命令国家工作人员签名抗议，一些工作人员报告说，由于拒绝签署抗议“奥巴马法令”的行政命令，许多国家工作人员被解雇。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成员及其家人被迫命令签署反对美国的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