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文化启蒙运动
立宪与文化启蒙的拓展 > 诗人与社会、政治的发展

立宪运动造成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出身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涌现。当中不乏亚兹德的法罗齐·亚兹迪（英语：）、加兹温的阿雷夫·加兹维尼（英语：），以及米尔扎底·埃什基等诗人，他们通过诗歌创作，猛烈地批判了当时广泛存在的对人民的压迫与英俄在伊朗的殖民主义。而在上层阶级中，也出现了以伊拉吉·米尔扎（英语：）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通过在报纸上撰写作品，来抒发自己对社会问题的见解。立宪运动时期的文化环境下，诗人被激励去在诗歌创作中，探索新的修辞、诗体、用词、题材与内容，时下的政治话题则成为了诗歌创作的焦点；而传统诗歌中隐晦委婉的表达与复杂的意象运用，也为不加修饰而直接的话语所取代，即使在含蓄如抒情诗中亦是如此，往往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议题，与其背后的那些旧秩序的拥护者。
他们愤怒于富人与贵族通过贪污、压榨与剥削，中饱私囊、扩大权力。1908年，19岁的法罗齐·亚兹迪在波斯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上，当众背诵了一首要求终结穆罕默德·阿里沙阿不公统治的诗作。在场的官员大受震惊，使亚兹德王公加什加伊（）颜面尽失。法罗齐被施以将嘴用针线缝合的刑罚，并被投入监牢，据说是加什加伊亲自下令。他在此后继续从事直言不讳的批评写作，反对英波協定、自办报纸，并撰写社论攻击礼萨汗的统治政策。他在1939年遭巴列维当局逮捕，同年死于德黑兰卡斯尔监狱（英语：）。官方文件将他的死因列为疟疾与腎炎，但广泛认为他是受狱医艾哈迈德·阿马迪（英语：）向静脉注射空气折磨致死。
阿雷夫·加兹维尼“为人民而创作”，他是立宪革命的坚定支持者，精于谱写塔斯尼夫（英语：）的诗人与音乐家。年轻时，他因不愿随父亲意愿成为经文讼师而与家庭产生矛盾。1898年，他离开家乡加兹温前往德黑兰，凭他的嗓音，获穆扎法尔丁沙阿录用为宫廷仆人，但他发现自己无法忍受这份工作的摧眉折腰，最终获准辞职离开。然而这使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婚姻上的挫折更令他一度酗酒、挥霍，自暴自弃；雪上加霜的是，他又因出言不逊被开除（英语：）伊斯兰教教籍。他在沉郁消极中度过了晚年，支氣管疾病让聊以慰藉的歌声也离他而去，他也变得更加多疑、暴躁、歇斯底里，最终，他在哈马丹的孤独与贫困中，于1934年离世。生活上的挫折化为了他投身政治与创作的动力，他的作品在传达政治观点的同时又极富感情，易使人产生共鸣。
一战期间的1916年，阿雷夫与几名激进派同行者一同前往伊斯坦布尔。1921年，回国的阿雷夫加入了佩斯扬上校（英语：）在呼罗珊成立的亲德政权呼罗珊自治政府（英语：）。身为当地宪兵长官、鐵十字勳章获得者的佩斯扬上校，曾在1915年与其他爱国将领自德黑兰前往战况激烈的西部省份，成立独立于英俄土势力的自治政府，然而这场民族主义运动最终仍因不敌强大的外国军队而被瓦解，随后英军支持的部落武装开到設拉子，令他一度意欲自尽。他后来选择前往柏林进修军事教育，并获颁铁十字勋章。1920年，他获委担任呼罗珊宪兵指挥官。翌年2月，波斯哥萨克兵团（英语：）军官礼萨汗发动政变，成为国家的实际掌权者。同年4月，佩斯扬上校率部200余人，驱逐呼罗珊省长艾哈邁德·蓋瓦姆，成立呼罗珊自治政府。然而，被押送至德黑兰的盖瓦姆反被任命为总理，在礼萨汗的首肯下，他派兵前去镇压呼罗珊的叛乱。10月，势单力薄、没有稳固根基的起义很快被镇压，为首的佩斯扬上校被斩首，时年28岁。
阿雷夫写了数首悼念佩斯扬上校的诗歌，包括他的一首塔斯尼夫名作。他同时也支持礼萨汗在称沙阿前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的主张。他曾抄写并研习过萨迪·设拉兹与哈菲兹的诗作。除了创作格韵诗词，他还写有一些通俗诗歌，同样蕴含着鲜明的主题与情感的迸发。他写诗反映时代的政治潮流，也为热情高涨的民众而讴歌，使他得到“平民诗人”的称号。《囚鸟的呢喃》（波斯語：‎）是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他用诗歌语言激励人民为实现自由奋斗到底。在诗的首六节中，他描绘了一只向同伴号召为自由而挣扎的笼中之鸟；随后，作者表露出伊朗应自立自决，而非倚靠外国势力的决定实现发展，同时伊朗人也应为保卫与拯救祖国做出牺牲的思想；在诗的末尾，他指名沙阿，这位全伊朗最有影响力之人，实为人民之敌。他也在诗中化用了“风”，这个波斯古典诗歌中的常用意象，象征着自由与传递自由之希望。在诗中，风无一例外地吹拂过每一个人，这被解读为意在表明在拯救国家于水火的过程中，人人均不可或缺。阿雷夫在诗歌与音乐上的造诣为他收获了大量声名，但他从未将其归功于自己的才能，他认为这是时代的精神与他的诗恰能产生共同的作用所造就。
米尔扎底·埃什基，原名赛义德·穆罕默德-礼萨·库尔德斯塔尼（）是伊朗重要的自由派诗人、作家、新闻工作者与剧作家，早年他先后在家乡哈马丹的一所西式学校与犹太统一联盟（英语：）设立的学校学习，并在此期间学会法语，但最终可能因家庭经济紧张，而未能完成学业。后来，他以求学德黑兰为名离开家乡，在伊斯法罕等各地徘徊。1915年他返回哈马丹，创办了一份杂志，然而可能从未正式出版。埃什基在这段时期结识了阿雷夫·加兹维尼在内的其他波斯知识分子，他们正酝酿向西前往伊斯坦布尔的计划。目睹了一战期间俄军的铁蹄踏入家乡，哈马丹不断恶化的形势也使他开始筹备远行；同时他对青年土耳其党人革命的兴趣或是其它的个人因素，也促成了他的成行。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途中，行经泰西封时，在塔克基思拉宫遗址的一次参观为他带来了灵感。在伊斯坦布尔期间，他参加了一所大学的哲学社科课程，而经济并不宽裕的他往往需要在塔克西姆盖齐公园的长椅上露宿。他还曾随几名德军民兵，前往波斯庫爾德斯坦游历。
埃什基在伊斯坦布尔创作了轻歌剧《国君的复生》（）。埃什基以折衷主義融合西方歌剧与波斯传统戏剧（英语：）与音乐（英语：），吸取西方歌剧在戏剧性上的优势、波斯戏剧在叙事上的特色，并融入了土耳其（英语：）与高加索风格。剧中，琐罗亚斯德、居鲁士、大流士等一众波斯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神话人物的出场，在营造史诗氛围的同时以此戏剧化的手法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而作者本人也在剧中，作为一位旅行者，也是唯一被赋予现实人格的角色而出现。剧中利用了伊朗国歌（波斯語：）的旋律，并在一个段落中出现了1908年在巴库首演、于澤爾·哈策貝育夫与杰亨·哈策贝育夫（英语：）兄弟谱写的歌剧（英语：）莱拉和玛吉努中的一段旋律，这出剧目在海外的波斯侨民间大获成功。他也创作了浪漫主义诗歌如《玛莉亚姆的三幅肖像》（波斯語：‎）等。
埃什基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两年，期间思想转向激进。自伊斯坦布尔回国后，他在哈马丹与家人共度了一段时光，之后开始在报纸上尖锐地批评伊朗国内的政治体系。他发表了题为《二十世纪》的文章，在其中他反复预言自己将不久于人世。1924年8月24日，埃什基在德黑兰的住宅中，被闯入的两名身份不明的枪手杀害，年仅30岁。埃什基在打破波斯传统诗歌总体形式限制上，进行了自我的独特尝试，他试图将诗歌的重心，放在以平实的语言表达情感的呈现之上，这被诗人尼玛·尤希吉（英语：）所继承与扩展，成为后世伊朗现代派诗歌（英语：）的重要特点（英语：）。埃什基也是伊朗妇女权利的坚定捍卫者，他批评伊朗国内妇女得不到尊重的状况，并指出强制女性佩戴头巾实是遗留的陈旧陋习。
伊拉吉·米尔扎受过良好教育，但由于政见与舆论及多数政客相左，因此并未积极投身政治活动，而是偶尔作诗，或专心于公务员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但在立宪运动时期，他开始在诗作中表露对运动平民的支持，这也是他的主要创作时期。虽出身贵族，他并未避讳对穆罕默德·阿里沙阿与其继任者艾哈迈德沙阿的批评。尽管他是立宪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在怀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民主意识的同时，他的立场也偏于保守。在文学领域，他被认为是伊朗白话诗的先驱，善用口语化、无拘束，却不失节奏与格韵的语言在诗歌中进行诙谐的讽刺，尤其是针对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他的重要作品还包括数首赞颂母性的诗作，受到了评论家的高度评价，令他收获了“母亲诗人”的美名。他也以当时流行的体裁叙事双韵体（英语：）（），写有一部改编自莎士比亚叙事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英语：）》的爱情故事题材诗歌《佐蕾与马努切尔的故事》（，佐蕾与马努切尔分别是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的波斯化名字），参考了洛特夫-阿里·舒拉特加尔（）所不充分翻译的译文。米尔扎及他诗歌的语言风格，与其对古典诗歌的创新，对后世有着极强大的影响力，是为伊朗新式诗歌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