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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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中共由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率团从延安前往重庆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展开谈判。10月10日，双方签定《双十协定》。中共按照“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长江以南的中共部队一律北移江北，华北华中的部分部队进军东北。东江纵队为江南一支孤军，因此中共在谈判时尽力将该部队撤往华东，以免国共开战时被歼。在国府同意下，中共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等8个省区的中共军队撤退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一带，广东的根据地是中共让出8个省区的根据地中最大的1个。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3日，双方对军队下达了停战令，为了监督停战令的实施，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代表马歇尔组成军事三人小组，同时由三方派出代表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负责华南地区的军队调处问题，驻广州沙面大街68号。1946年1月25日，军调部第8执行小组一行6人由上海飞抵广州，处置曾生的东江纵队问题。共产党方面的组长是方方少将；国民党方面组长是黄维勤少校（后黄维勤赴美留学，由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的作战科长罗晋淳继任）；美国方面组长是米勒上校（后可耶中校继任）。除方方外，参与谈判的还有廖承志、林平（尹林平）、曾生。中共翻译林展。
在谈判初期，蒋介石密令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上将“限期肃清行营辖区内残匪”，力图在谈判桌上制造“广东境内没有中共武装部队”。军调部第8小组到达广州后，2月5日，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在广州行营亲自主持记者招待会称“粤桂两省地区，除发现零星土匪散兵抢劫外，从未发现中共部队”，“从未奉到辖区有中共部队番号、驻地及驻军数目之通知，各方亦无此种情报”，只有“事实上在粤专扰乱治安者，仅是地方零星土匪及伪军之残余与逃亡之日兵，其行动在任何方面观察，均不能承认其为军队。故本人实无法应中共代表之要求，妄行承认此种败类为中共部队”，“对调执组来粤表示惊异”，拒绝东江纵队派代表参加谈判，使军调部第8小组的工作无法进行。张发奎的态度很快受到军调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驳斥，叶要求广东军政当局承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并指出“它的领袖是曾生”。2月14日，新一军、第六十三军在伞兵部队和军舰配合下，向大鹏半岛解放区发动总攻；第186师全部，第152、153师各一部配属地方团队，向海陆惠边解放区进攻。2月22日，第八小区计划前往大鹏半岛视察停火，遭广东当局拒绝无法成行。张发奎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刚到重庆，军调部国方代表张治中对张发奎说，马歇尔对张发奎破坏调处的行为非常不满，因此要蒋介石将他召到重庆，迫他承认广东省存在共军。张发向蒋介石说：“以广东现有的国军兵力，短期内必可将两股‘土匪’肃清。”《张发奎在口述自传》中回忆，蒋介石劝他忍耐，准许中共将东江纵队北撤，以应付马歇尔；至于海南岛的琼崖纵队，只是疥癣之疾，可以拒绝让它调走。3月9日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奉中共中央的命令从香港秘密飞往重庆。3月11日，尹林平在重庆曾家岩以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代表身份召开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了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历程和抗日功绩，驳斥“广东无共军”。3月12日，重庆军事三人小组向在广州的军调部第8小组发出了确认东江纵队为中共部队的电报。3月18日，周恩来亲自召开记者招待会，尹林平图文并茂介绍东纵营救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国际友人、盟军的事迹；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等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对东纵的进攻。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对广东中共武装的问题达成《广东中共部队北撤协定》，北撤人数确定为2400人，由美军负责将人员海运陇海路以北，其余人员就地复员，由国民政府保证其安全。重庆“三人小组”派出由美国代表柯夷、国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组成的“三人会议代表团”及尹林平等人于3月底到达广州，会同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与广东当局谈判华南抗日纵队北撤问题。1946年4月2日军事三人小组派出的由国民党代表皮宗阚、中共代表廖承志、美方代表柯夷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赴广东代表团，会同军调部第8小组和广州行营代表与张发奎举行联席会议。经过一个下午的谈判，就“东江停战”和“东江纵队北撤”问题签署了《联合会议决议》。《联合会议决议》三项原则
（1）登船地点：大鹏湾。
（2）人数：二千余人（不得超过三千人）。
（3）时间：自开始调查之日起，至登船之日止，以一个月为限，不得超出。
《联合会议决议》十项决议
（1）广东省内和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地区的中共武装人员二千四百人（其中包括妇孺三百人），在大鹏半岛集中，用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
（2）上述人员的集中及登船的准备，自第八执行小组派出联络小组出发调查开始之日起，共一个月。距大鹏湾较远的地区（粤北）人员，若不能及时赶到，须宽限时日，要呈报三人委员会决定。
（3）在中共武装人员集中大鹏半岛期间，以及登船之前，大鹏半岛葵涌、王母圩等地的国军应撤离该区若干距离，以便中共武装人员集中。
（4）在中共武装人员集结及行军、登船过程中，广州行营要绝对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要特别令其所属，不得有任何攻击行为。
（5）上述中共武装人员集中转移过程中，广州行营同意代购粮食或供款给他们购粮，广州行营方面并同意在运输、医药等方面给予一切可能的协助。
（6）为执行上述决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执行小组应以三人委员会代表机关的资格迅速组成并派出三个联络小组，分别携带电台到东江以南、东江以北、以及广东北部三个地区进行调查，及协助中共武装人员到大鹏半岛集中登船，各联络小组均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美国三方面的各一名代表。
（7）广州行营派出宪兵若干人供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使用，随同联络小组出发，其人数与任务均由第八执行小组决定。这些宪兵随同联络小组执行职务期间，须接受第八执行小组及其联络小组之命令。
（8）中共方面的林平少将于决议重要原则确定后，即乘飞机出发，于三日内陪同中共武装人员代表曾生少将及其代表，以及中共方面的联络小组人员前来第八执行小组，以便和广州行营代表共同商讨撤退中共武装人员的具体细则。三日之后，即作为“调查开始日期“。国民党方面允许保证上述人员公务来往的安全及提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
（9）关于决议各点执行的具体细则，由第八执行小组与广州行营代表及中共武装人员共商决进行。
（10）本决议经三方面签字后，即付诸实施。”
《联合会议决议》附则
（1）不撤退的复员，发给《临时复员证》，政府保证复员人员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财产不受侵犯，就业居住自由
（2）琼崖纵队的问题。
（3）共方电台遭受破坏的问题。
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少将以中共华南武装人员代表身份于4月4日到广州，与广州行营代表王衡少将和军调部第8小组谈判北撤的具体细则。根据“北撤协定”，又经过50多天军事和谈判，5月21日达成广东中共武装人员以东江纵队名义北撤山东烟台的具体协议。根据协议，广东境内之东江以南、以北及粤北三地区（由于国方反对，不包括海南岛地区中共武装）的各部2400人，于一个月内在大鹏半岛集中，由美国轮船运到山东烟台登岸。5月23日，第八执行小组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北撤协议公报。按照北撤协议，集结部队必须走指定的行军道路、驻指定的宿营地、宿营时不能作军事演习（初意竟不许放岗哨，后争取补充为：自卫性的警戒是必要的），不许散发标语宣传品，不许民众慰劳，不能作行军以外的工作，不能与当地人民直接接洽任何事项，不能将武器留给地方。
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在粤、赣、湘三省的七十多个县的各部队于一个月内集中到大鹏湾的鲨鱼嘴上船是非常困难的。军调部第八执行小组5月25日建立了江南支组、江北支组、粤北支组共三个支组，通知和协助中共华南武装部队北撤。
粤北军事调停支组，美方代表是纳尔逊上尉；粤北支组的中共代表有杨康华、临时代表李大雄，而陈培兴则以粤北部队代表身份参与三人小组的谈判；粤北军调支组的国民党代表是黎国熹中校。军事调停部粤北支组谈判地点是在粤北的南雄县岭南酒家。粤北支组陪同集结南撤的粤北支队骨干人员一起南下，国军131师尾随。
江北军事调停支组：中共方代表黄坚少校、联络官曾文少校、美方代表琼斯少尉、国民党代表曾广燮中校。6月初到达博罗横河，与东江纵队江北部队代表周伯明就江北地区中共部队北撤的具体问题在横河小学内进行谈判。经过一天的谈判达成协议：确定在江北集中的人数是280人，集中地点在横河东岳庙，集结点和行军路线沿途两侧20里范围内，不得有国民党军队。6月18日，东江纵队江北部队按照“北撤协定”的人数准时在横河东岳庙集中启程南行，用了3天时间抵达北撤集结地点大鹏湾葵涌。中共江北地委和江北指挥部陈达明、周伯明、饶璜湘及阮海天、邱特、罗章友、曾文、邓汀以及博罗籍的干部韩继元、韩景星、林道行、张瑞妍、曾冠英、何沛、徐元红等参加了北撤。
江南支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跟随江南支组抵达惠州。曾生在惠州国民党东江游击指挥所联络北撤工作
北撤协议达成后，江北、江南、粤北、东进四个指挥部的东江纵队部队迅速向大鹏湾登船地点集中，沿途受到國民革命軍的阻击，粤北指挥部短枪队的队长刘黑仔、指导员苏光在集结途中死于南雄大队的袭击中。6月23日在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背景下，东江纵队的部队在大鹏湾集结完毕。为了统一领导北撤工作，区党委决定由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副司令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副司令员谢斌，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委员罗范群，副司令员谢立全，政治部主任刘田夫组成北撤部队军政委员会，由曾生任书记，以确保北撤任务胜利完成。
1946年6月14日，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说，“东江纵队北移已要胶东准备驻地和欢迎，烟台港口我控制后曾泊三千吨之美国运输舰下过附同卡车（救济总署的）”。
美军运输舰以台风伊琳諾(Elinor)影响为由不能按期于6月25日抵达大鹏湾。广州行营中共地下特别支部的杨应彬（广州行营司令部参谋处作战科分管兵力、驻地的参谋）、左洪涛（广州行营副官处代理处长）等迅速由《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把这个消息转报给香港的尹林平、饶彰风、连贯。方方及尹林平将此事电告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新华社、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和香港各报都公开揭露和抨击。北撤临时军政委员会研究布置了应变突围的迎战措施；占领从内地通向集中地葵涌前面道路两旁制高点并修筑工事；将北撤部队的主力布置在葵涌前沿阵地以便阻击敌人；准备万一抵挡不住，被敌人冲进来或包围，主力分两个方向陆路突围，东向是惠东，西向是阳台山、大岭山，港九大队特设渔民干事吴展负责立即动员组织海上渔船，将总部及非武装人员、家属，乘渔船从海上撤走。同港英政府沟通可作临时转移之地，并派出远距离侦察分队。从6月26日开始，渔船从四面八方陆续驶向沙鱼涌；至6月29日，已集中5只渔船，每只船可装载200人、运鱼船37只，每只可装50人左右、索船和其他鱼船共43只，每只可装7至8人，总共驶来了85只船，可装载3200人。第八执行小组美方代表米勒以第8执行小组的名义向张发奎发了一封急电，要求在美国船只未到达大鹏湾之前，保证东江纵队北撤人员的安全；在未接到登船通知前，政府军队不得越过已商定的军事分界线。张发奎回电报给米勒称有“要事相商”，请第8执行小组全体人员赴香港；方方表示：“除非是毛泽东主席下命令调我离开这里，我才走”；米勒也不同意离开葵涌。
6月29日16时，受飓风影响延迟的美国运兵船开进大鹏湾。为了感谢米勒上校在北撤过程中做出的努力，曾生代表东纵向米勒赠送了一面绣着“和平使者”的锦旗。6月29日下午东江纵队及其它中共部队2583人（其中包括珠江纵队89人，韩江纵队47人，南路部队24人，粤中部队105人，桂东南1人）在大鹏湾沙鱼涌（该地在抗战期间长期是东江纵队惠阳大队的后方根据地）涉水登上美国海军登陆舰588号、589号、1026号。在一艘美国海军驱逐舰护航下，6月30日上午8时启航，在海上经过五天的航行，于7月5日抵达了中共控制的山东烟台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