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世界大学排名
批评与各方评论

尽管 QS 排名是最有影响力的大学排名，但由于其排名偏向于英国及英联邦大学、过度依赖问卷调查进行主观评分、具有隐含商业销售服务目的，为不少人诟病。
前香港總督（兼香港中文大學校監）、牛津大學校長彭定康以及《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认为，大學排名中學術排名比較準確。非學術排名（如主觀成分達50%的QS、THE、主觀成分達25%的USNews）的特點在於“知名度非常高”但是“主觀成分甚重而不可盡信”。
香港科技大學雷鼎鳴教授指出「非學術的排名」結果（如QS）可以“幾近荒謬”，雷鼎鳴教授舉例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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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S收集數據時有重大缺失。我時有收到QS的電郵要我對其他大學評分（不能評自己的），通常是置之不理。QS每年收到的回應率只在百分之一左右...只要看看結果，便可知有明顯的偏差。我相信美國教授回應率一定極低，英國則高得多。若非如此，一大批美國國內實力強悍的大學在此項目中得分不會這麼低。舉個例子，常春藤的布朗大學得分八十一點九，有著頂級醫學院及大學本科的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得六十點四分（该校仅仅是医学诺贝尔奖就多达17位），我校（香港科技大學）則有九十四點三分，我倒絕不敢說我校的學術地位比這些一流名校高出這麼多。反觀英國，得分高的學校很多。美國的教授沒多少參與評分，致使部分美國名校得不到該有分數，我們倒是被推了上去。 |  |
信报的評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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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S排名把香港的大學排到僅貼於美國頂尖名校，如UC Berkeley 排27，HKU 排28。而事實上，在世界學術界，哈佛大學（Harvard）、史丹佛大學（Stanford）、麻省理工學院（MIT）及柏克萊加大（UC Berkeley）這些全球公認的名校如UC Berkeley包含65位諾貝爾獎得主，23位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得主。但是香港的大學（除了香港中文大學以外）沒有任何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  |
香港經濟日報專欄評論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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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的QS（Quacquarelli Symonds）大學排名榜為例，2004年馬來亞大學（Universiti Malaya）的排名高至89，3年後馬大排名卻跌至200以外，當年馬大校長更因此不獲續約，曾引發學界一陣熱議。可是筆者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學者朋友卻指出，馬大的教研質素根本沒有重大改變，只是因為QS評分委員會之前把馬大校內華人學生視作海外學生，在國際化一欄帶來不少分數，後來QS修改標準，馬大被打回原狀而已。如套用於香港高等教育多年來的「國際化」（內地學生也計算為國際學生，因此內地生越多，排名越高）成就，狀況何其相似。 |  |
中國工信部部長苗圩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对《中国制造2025》进行全面解读时指出，科技創新能力排名，即使是華人地區最頂尖的清華大學其實排名在600名左右。此數據源自中國工信部，體現出大學真實的排名，完全迥異於民間靠問卷調查的QS排名，也反映出QS等的民間、私企排名並不可靠。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刘虹在報刊上揭露，商業性的排名（尤其是QS）涉及商業牟利行為，導致商業化排名其實可被参与排名的學校操縱（其他媒體也有類似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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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例如）A排名是一家世界大学排名。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给各个国家的顶尖大学提供诊断，应该如何在该排名上取得进步，所提供的常规策略包括：在学校的统计公告上提供更加有利于排名的教师、学生人数等统计数据；推荐更多对本校友好的学术专家参与同行评议；推荐更多雇佣本校毕业生的雇主代表参与雇主评价；建议大学推动学者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研究，即便没有很实质性的合作，也争取让国际合作学者带上本校学者的名字；参与该排名所组织的星级认证体系，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高的显示度。A大学排名诊断咨询费一般几万美元的价格不等，而这项星级认证的收费是2万美元/年，一次性收3年的费用。B排名是一家本土排名机构。他们在本土给大学提供咨询，收费价格为咨询一次5-6万人民币。该排名的文献数据来源并非依托任何国内外知名的引文索引数据库，而是在没有充分同行评议基础的前提下，自创了一个引文索引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售价为首次采购6万人民币，每年的维护费2.4万人民币。不难发现，A和B两家排名商业模式的相同之处是：借助于大学排名，向大学出售咨询、认证、数据类的产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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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令人非常奇怪的是，这些现象行内人所共知，却很少有人公开戳穿它。教育主管部门在评价大学的时候经常将商业性大学排名作为评判大学办学绩效的重要依据。不少大学校长会十分重视每一家大学排名机构的来访，亲自参与会谈，给予高规格接待。 |  |
前澳門大學副校長、現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教授於明報總結了各QS、THE、SJTU排名的幾大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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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E與QS同樣不重視課程與教學素質、學生所學與成長等增值因素。論文被引用數目只計算以英文發表的期刊；「國際教師比例」對較少土產博士及長期倚賴國際招聘的香港及新加坡院校特別有利。另外，大多香港院校都把內地學生計算入國際學生比例內，已成為行內的笑柄。SJTU排名（上海交大學術排名）只採用客觀量化指標，排名較穩定；但過分偏重理工科與科研成果，忽略了人文社科，指標範圍比QS與THE更為狹隘。  聲譽調查的偏見誤導。聲譽調查對象包括畢業生、院校同行與僱主等。除代表性的問題外，由於部分人可能更願意作出回應或提供更有利的意見，這些調查卻未有預防或控制這些偏見。另外，大多答卷者一生只在一兩間院校就讀或工作，他們對自己學校作評分時無法與其他院校作比較，因此其回應往往不夠客觀理性。受訪者也會對個別院校作出偏袒，特別是其母校。  院校提供數據的操守。部分量化指標數據都是應排行機構要求由院校自行提供的，一般都未經外部獨立審核。所提交數據的準確性與可信性有賴院校自己的操守。但很可惜，一些院校始終經不起誘惑，向排名機構提供虛假失實的數據以爭取較高的評分。201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全美院校排名，5所大學因被發現偽造數據而被警告或除名。這些做法對其他誠實的院校甚為不公平，也無法杜絕。  藉排名變化故意为排名机构製造新聞。  排名機構的利益衝突。大多數國際排名機構都具商業性質，因此有潛在或實質的利益衝突。一些機構除了進行年度排名外，也向院校提供收費的諮詢及評級服務，甚至尋求廣告和贊助。究竟這些付費院校日後會否獲得排名好處，很難考證。 |  |
紐約時報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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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QS於2012年推出讓大學付費來獲取1至5星評級機會，《紐約時報》作者Ellen Hazelkorn便懷疑這是否購買評級。近年有些名不見經傳的院校付費後獲評為最佳200所大學之一，已引起很多人懷疑。 |  |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甘阳评论THE排行榜时，举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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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泰晤士报》做大学评估，2006年北京大学排第16位，2007年进入前15名，当时香港大学排在70几位——仅仅两年以后，香港大学变成了亚洲第一，北大、清华排名退后了许多，“如此评价是非常荒谬的，一所大学不可能在一年、两年之间有这么大的变化。” |  |
香港苹果日报披露，香港几家大学管理层向QS投诉，香港城市大学向QS提供虚假数据，导致其排名异常性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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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蘋果》調查發現，香港城市大學向國際排名機構QS提供的資料有「篤數」之嫌。記者翻查城大向QS提交的學生人數資料，對比本港教資會官方數字，發現兩者差距高達三成。多名本地大學高層向《蘋果》指控城大涉「報細」學生人數，藉以誇大師生比例力谷排名。 |  |
多個香港媒體披露，部分大學以購買評級的方式導致其QS星級甚至高於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知名學府，而香港的龍頭大學：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卻沒有級別，反映QS評分不可靠、不誠實，更質疑此舉或涉嚴重利益衝突。惟亦要留意按評核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QS）2014年所發布的官方資料，《星級評價》（）本身並不是排名，而是評級計劃，目的旨在讓各個大學一個了解自己的優勢和弱點，並與由其所發佈的大學排名有著不同的準則。所有參與此評核的大學都會獲給予等星，“五星加”為最高等級而“一星”則為最低，等星的數目也非按院校所支付金錢多寡决定。
加州伯克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英語：UC Berkeley’s 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發現QS排名和大學與其有否合同相關，有合同比沒有合同同等情況下，排名會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