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
注釋

1 2  王爾敏. . 中央研究院.   [2018-01-3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1-31）.
1 2  Yung Wing（容閎），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New York, H. Holt and Company, 1909。中文譯本，惲鐵樵，徐鳳石等譯，《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容閎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6年，內附英文原作。ISBN：978-7-5060-5150-7。頁數：126頁。尺寸：16開 170*228。1878年，馬克吐溫與容閎的共同好友Reverend Joseph Hopkins Twichell（推切爾牧師）曾在耶魯法學院表揚容閎對中國留學生的特殊貢獻，這篇演講稿被收入此書，成為長達28頁之代跋。
↑  容閎自傳雖為第一手史料，但對非歷史學家而言似嫌生澁，建議參照張海林之《容閎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此書附加於《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王韜評傳》之後）。該書前三章將容閎自傳重新詮釋後，再加入大量歷史背景，且每個段落資料出處皆予詳細註明。
↑  有關容閎1898年前之記載見《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容閎評傳》前三章、與《世載堂雜憶．紀先師容純父先生》。1898年後有關容閎之記載見：《唐才常年譜長編》，上冊，頁二二八、上冊，頁五八八、五九九至六○三、六○八至六一三、六二二、與六二八。《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上冊，頁六七、七四、八三至八四、一一一、一一七至一一八、與一二五。《近代中日關係史論》，第一冊，頁三○六至三○八、三一二、與三一八。《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頁四二至四三、九五、九八、一○二、一○五、與一○七。《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頁二○九至二一三。《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頁一三○、與一三一至一三二。《革命逸史》，〈三十九年前之東亞時局形勢圖〉、〈章太炎事略〉、〈畢永年削發記〉、〈劉學詢與革命黨之關係〉、與〈李紀堂事略〉。《容閎評傳》第四章。《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頁十六、一四一、與二○○，下冊，頁六、四十三、與五十四。《細說孫中山》，〈兩位「總統」的忘年交〉與〈國外軍事、財政智囊〉。《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二四五、與二四七。《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留美學子歸國受重用〉，頁二五二、與二五九。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4, 59, 116, 147, 150-151, 153, 155, 159-160, 228n43, 257n5。
↑  容閎在維新時期前就已經提出過同樣理論，詳情見：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頁一三○、一三一至一三二。
↑  維新主張、戊戌變法的概念、康有為、與梁啟超，請參閱：《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一百年後看戊戌變法〉、〈解剖康有為〉與〈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  百日維新的背景還可參考：楊天石，《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香港三聯書店，二○一一），〈體制內改革－戊戌維新運動及其失敗〉。全書資料出處有詳細註記。
↑  容閎與戊戌變法：《容閎評傳》，第四章，第二節，〈參與戊戌維新〉。
↑  戊戌變法始末：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欲從日本人眼光來看「戊戌政變」者可參閱：陳鵬仁譯，《近代中日關係史論》，五南出版社，二○○○（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傳》，葦書房，一九八七，亞洲上篇及中篇部份），第一冊，第五章〈戊戌維新〉、及第六章〈菲律賓革命〉。全書資料出處皆有註記。「戊戌政變」內容詳參：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風雲時代，二○○九），〈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康有為「戊戌密謀」補證〉、〈天津「廢弒密謀」是維新派的虛構〉與〈袁世凱戊戌記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全書有註。
↑  有關李提摩太救維新黨人請參閱：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親歷晚清四十五年》）, New York :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266。中文譯本，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頁二四七。
↑  宮崎滔天簡介：張家鳳，《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下兩冊，秀威資訊，二○一○），上冊，頁三○一至三一七。全書有註。宮崎滔天與田野橘次保護「萬木草堂」的學生，宮崎滔天勸救康有為離開香港並陪同東渡日本，後又努力撮合康有為與孫文合作，內容詳見：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東京國光書房，一九○二。中文譯本，陳鵬仁譯，水牛出版社，一九八九，此書有大量譯註，更附吉野作造所寫三十三年之夢解讀、及宮崎之子宮崎龍介所寫簡介。
↑  有些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在一九○○年時尚無「革命黨」與「立憲黨」之分，如：容應萸，〈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閎與康梁〉，《歷史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也有學者認為容閎在一九○○年後並未馬上全心加入革命：劉玉全，〈容閎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轉變辨析〉，二○一一。有關容閎「未全心加入革命」的觀點，還可以參見：Lawrence M. 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116 & 257n5。康有為一九○五年訪美謁見老羅斯福總統時，容閎為其翻譯，此外，容閎還是康有為女兒康同璧在康乃狄克州讀書時之監護人，惟這些似乎只是容閎為老友盡地主之誼而已，不足以妨礙容閎從一九○○年後未再參與保皇會運動之事實。
↑  劉澤民, 容閎來臺灣時間與次數之蠡測 Archive.is的存檔，存档日期2014-12-03,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2009/10/16
↑  容閎與「大明順天國」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壬寅洪全福廣州之役》、以及《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頁四十三至五十五。
↑  荷馬李簡介：《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頁十三至二十一。荷馬李傳記參閱：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  布思簡介：《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頁六至十。還可參考更詳細的資料：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  有關「中國紅龍計劃」與「長灘計劃」見簡介：《細說孫中山》，第六章，第六節〈國外軍事、財政智囊〉。其實在一九○八年這批人開始醞釀紅龍計劃時，頭號合作對象原本是剛被攝政王載灃下放回鄉的袁世凱，惟容閎欲透過當時正訪美之奉天巡撫唐紹儀連絡其好友袁世凱時，唐紹儀卻因亟欲迴避其師容閎而予多方推拖，紅龍計劃才最後落入第二人選孫文手，詳細的資料參見：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145-188。從另一方面來看，據一九○八年《紐約時報》所報，唐紹儀要至所乘汽船停泊在舊金山時，才獲知慈禧辭世之消息，記者形容清國特使唐紹儀當時神態慌亂，而五十名成員的外交使團馬上將所有華僑已安排的宴會及娛樂全數取消，或許唐並非特意迴避當年提攜他留美的容閎，詳見：鄭曦原編，李方惠、胡書源、鄭曦原譯，《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上下二卷，二版一刷，遠流出版社，二○一二），下卷，頁五二五至五二九。
↑  有關容閎的著作還可參閱：陳瑋芬，〈西學之子：容閎與新島襄的異國經驗與文化認同〉，《中國文哲研究集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二○○七年三月，第三十期，頁二二三至二六五（比較容閎與新島襄）。李亞丁，〈容閎〉，《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世華中國研究中心，二○一二（從基督教徒的觀點看容閎一生）。雷頤，《歷史：何以至此，第一輯：末路的罪與罰》（山西人民出版社，二○一○），〈歷史的見證者：容閎的獨特意義〉（惟內容與《容閎評傳》雷同）。
↑  Hsin-yun Ou, “Mark Twain, Anson Burlingame, Joseph Hopkins Twichell, and the Chinese", 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 Vol. 42 No. 2, 2012, 43-74。
↑  此事在《容閎自傳：西學東漸記》第十九章裡曾有述及，容閎還特地在書裡感謝當時為他奔走的包括馬克·吐溫在內的一干美國友人，可惜中文譯者或許不知Samuel Clemens便是在中國大名鼎鼎的馬克吐溫本名，因而只將這些國人不甚熟稔的人名翻成「多數之大教育家及大學校校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