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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港澳台侨委员会

2013年3月13日通过主任、副主任15名：
主任：杨崇汇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健（驻会，回族）、马有礼、华建（女）、刘凡、杨衍银（女）、吴国祯、陈丽华（女，满族）、林建岳、郑立中、赵阳、郭炎、梁绮萍（女）、喻林祥、楼志豪
2013年3月12日通过委员46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王阶、王杰、王执礼、王贵齐、王晓玉、王惠贞（女）、王穗明（女）、卢温胜、叶克冬、史茂林、冯丹龙（女）、冯国勤、朱奕龙、庄绍绥、孙亚夫、孙宝启、苏志佳、李崴、李文俊、李本钧、李卓彬、杨瀚、杨志红（女，回族）、邱维廉（2015年5月26日逝世）、张茵（女）、张闾蘅（女）、陈杰（女，高山族）、陈寒枫、邵琪伟、郑建邦、郑翔玲（女）、胡葆琳（女）、钟小健、侯伯文、贺定一（女）、高杰、黄紫玉（女）、黄楚标、曹鸿鸣、梁志敏、董利翔（女）、韩国龙、程红（女）、舒心、曾智明、黎振强
2014年6月25日任命：
副主任：卢昌华
2015年2月28日增补：
副主任：吕虹（驻会）、侯树森
2015年2月28日免去：
副主任：马健（驻会），改任委员
2015年11月8日增补：
副主任：焦焕成
2016年8月31日任命：
主任：孙怀山
2016年8月31日免去：
主任：杨崇汇
2016年11月1日增补：
副主任：耿惠昌
2017年2月28日免去：
副主任：郑立中
2017年2月28日增补：
副主任：高虎城
2017年3月10日免去：
主任：孙怀山
2017年6月28日增补：
主任：杨衍银（女）
时间不详增补：
委员：王䓪鸣、饶戈平、黄英豪、戴希立
外事委员会

2013年3月13日通过主任、副主任8名：
主任：潘云鹤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国庆、卢文端、吕新华、李小林（女）、杨多良（回族）、周文重、韩方明
2013年3月12日通过委员47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于洪君、万季飞、王林旭、孔庆平、艾平、龙宇翔、田力普、史明德、朱灵、朱永芃、许琳（女）、孙萍（女，回族）、苏树辉、李秀华（女）、李金章、杨学义、吴恩远、吴海龙、余永定、张静（女）、张小济、张建国（对外友好界）、张蕴岭、张德修、陈健、陈友谊、陈洪生、陈清霞（女）、易小准、周立群、周幼马、周明伟、周锡生、贾庆国、钱利华、徐念沙、徐振寰、郭加迪、黄友义（回族）、崔天凯、崔立如、程永华、程国平、裘援平（女）、蔡安季、蔡建国、翟隽
2013年6月19日任命：
副主任：金学锋（驻会）
2015年2月28日增补：
副主任：王胜洪、蔡武
2016年8月31日增补：
副主任：袁贵仁
2016年2月29日增补：
副主任：马中平
2016年11月1日增补：
副主任：刘鹏
时间不详增补：
委员：刘晓榕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2013年3月13日通过主任、副主任14名：
主任：王太华
副主任（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国强（香港界）、卞晋平（驻会）、方立、龙新民、刘德旺、孙庆聚、闵维方、陈光林、林淑仪（女）、周国富、梁华、谭锦球、翟卫华
2013年3月12日通过委员44名：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万捷、王文章、王兴东（满族）、王怀超、韦建桦、左东岭、龙新南、叶培建、冯佐库、吕章申、邬书林、刘春、刘兆佳、李捷、李东东（女）、李忠杰、杨冬权、励小捷、余辉、汪晖、张皎、张廷皓、张研农、张晓林、陈力、陈建功、林野、单霁翔、赵卫（白族）、赵长青、南存辉、俞金尧、施荣怀、袁靖、聂震宁、黄书元、黄若虹、黄嘉祥、崔永元、梁晓声、彭开宙、葛晓音（女）、韩康、廖奔
2014年6月25日任命：
副主任：陈惠丰（驻会，副部长级）
2014年6月25日调整：
副主任：卞晋平不再担任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改任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2015年2月28日增补：
副主任：李冰
2016年2月29日增补：
副主任：叶小文、李家祥
香港公務員

香港公務員，是香港開埠後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時期，與香港政府整體處於常規僱傭關係的僱員群體。另外，以非公務員合約聘請的政府僱員和外判下僱用的僱員，則不視為公務員之一部分。
有關管理公務員事宜的規例，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分別載於《英皇制誥》、《殖民地規例》及《公務員事務規例》的有關條文中。《殖民地規例》內屬管理公務人員的行政細則條文，在1997年後大部分轉載入《公務員事務規例》；剩餘其他條文，由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 (四 )條發出《公務人員（管理）命令》，而令政府保留繼續管理公務人員的行政權力。
香港特別行政區時代的公務員體制，決策局以下的公務員須遵守政治中立的原則，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同時亦不受政治委任官員變動影響，這個制度的好處是可以保障政府施政穩定性和公務員士氣。2021年起，所有公務員都需要簽署擁護《香港基本法》的聲明。
首長級公務員（粵语：）人數佔整體公務員編制人數不足百分之一，開設首長級公務員常額或編外職位，需要得到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通過和批准。非首長級公務員中，總薪級表第34點或以上（高級行政主任、總行政主任）至警務人員薪級表第54b點或同等薪點（高級督察至高級警司）屬於高層公務員；總薪級表第10至33點或同等薪點（二級行政主任、一級行政主任）屬於中層公務員；總薪級表第10點以下或同等薪點（文書助理）屬於低層公務員。2002年及之前，香港公務員體系中最高職位為政務司司長（D10薪級），2003年實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後降至常任秘書長（D8薪級）。現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是楊何蓓茵。另外，香港公務員工會華員會是全香港最大的工會組織。
制度的建立和發展

港督羅便臣於1858年推行香港公務員制的前身——「官學生計劃」，開始定期每年向英國本土各大學院招錄學生進行考核，通過者會再到香港接受培訓，再獲授政府要職，並可獲得優厚薪酬。之後逐步發展出一個「隨政府意願」為原則的公務員體系，以防管治的運作出現危機。到1950年代的時候，就建立起規定已具備一整套針對公務員行為的規例，包括要求公務員不能參與黨派政治和選舉活動，還有只能在國務大臣或港督的授權下才能發表政治性言論，另外更要求公務員必須完成系列的宣誓，一旦未宣誓或不遵守誓詞的，是可被當局罷免或撤銷任命。而英國本土政府還加設立一系列機制，以防派遣到香港的公務員出現離心傾向，要求“三化”：
一忌受華人同化，二忌受內爭分化，三忌整體化。
早期由英來港服務的海外雇員，有不成文的內部約束，包括不准娶華人為妻，不得置業，退休度假不能留港，這些都是當時為避免同化的措施。
香港歷史形成公務員體系內的任免、調動和紀律處分等等均「隨政府意願」，這個原則源自皇室特權。依據此類特權政府是隨時可以單方面終止公務員的契約，不管協議是否有固定年期，結束契約關系時也不必為此發出任何通知、警告或作出說明。當時這種權力不受法律限制，而被法院稱之為「無限任意決定權」 。在1978年政府就曾根據該原則，一下子撤銷了118名公務員的職務。
人數最多的政府部門

下表展示了截至選定月份佔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人數最多的12個部門，不包括法官及司法人員、廉政公署人員和香港駐外地經濟貿易辦事處在當地聘請的人員。
| 部門 | 2015年3月> 實際人數 | 2015年3月> (%) | 2015年9月> 實際人數 | 2015年9月> (%) | 2015年12月> 實際人數 | 2015年12月> (%) | 2016年3月> 實際人數 | 2016年3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警務處 | 32,841 | (20.1) | 32,783 | (20.0) | 32,811 | (19.9) | 33,091 | (19.9) |
| 香港消防處 | 9,929 | (6.1) | 9,956 | (6.1) | 9,989 | (6.1) | 10,084 | (6.1) |
| 食物環境衛生署 | 10,014 | (6.1) | 9,810 | (6.0) | 9,934 | (6.0) | 10,035 | (6.0) |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8,339 | (5.1) | 8,481 | (5.2) | 8,554 | (5.2) | 8,687 | (5.2) |
| 房屋署 | 8,209 | (5.0) | 8,376 | (5.1) | 8,401 | (5.1) | 8,444 | (5.1) |
| 入境事務處 | 6,906 | (4.2) | 6,929 | (4.2) | 7,000 | (4.2) | 7,081 | (4.3) |
| 懲教署 | 6,759 | (4.1) | 6,636 | (4.0) | 6,613 | (4.0) | 6,673 | (4.0) |
| 衞生署 | 5,836 | (3.6) | 5,878 | (3.6) | 5,972 | (3.6) | 6,004 | (3.6) |
| 香港海關 | 5,884 | (3.6) | 5,746 | (3.5) | 5,821 | (3.5) | 5,913 | (3.6) |
| 社會福利署 | 5,566 | (3.4) | 5,578 | (3.4) | 5,584 | (3.4) | 5,622 | (3.4) |
| 郵政署 | 5,089 | (3.1) | 5,067 | (3.1) | 5,119 | (3.1) | 5,092 | (3.1) |
| 教育局 | 4,925 | (3.0) | 4,996 | (3.0) | 5,001 | (3.0) | 5,006 | (3.0) |
| 其他部門 | 53,348 | (32.6) | 53,808 | (32.3) | 54,094 | (32.8) | 54,418 | (32.8) |
| 總數 | 163,645 | (100) | 164,044 | (100) | 164,893 | (100) | 166,150 | (100) |
職級及薪級

香港公务员的待遇与私营机构雇员相若，而且薪津会参考私人市埸变动而调节，1997年后，由于亚洲金融风暴及沙士带来的经济打击，公务员首次全体减薪。某些职系的公务员会获配公务员宿舍，公务员亦可以较优惠价钱接受政府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而早期入职的公务员在退休后亦可享长俸。政府舉行選舉時亦會內部招聘公務員當選舉工作人員。不过，新入职公务员的聘用条件已经更改至与私人机构相当接近。
職級及薪級 > 政務官和首長級人員

|  | 薪級 | 職級 | 例子 |
| --- | --- | --- | --- |
| 目前不設立 | 首長級 D10 | --- | 原為政務司司長職級，高官問責制實行後懸空，至2009年取消。 |
| 目前不設立 | 首長級 D9 | --- | 原為財政司司長職級，高官問責制實行後懸空，至2009年取消。 |
| 高層首長級 | 首長級 D8 |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 決策局常任秘書長、警務處處長、廉政專員 |
| 高層首長級 | 首長級 D7 | --- | 第一組部門首長：教育署署長及房屋署署長，第 I 組部門分別與所屬決策局合併後，再沒有人員出任首長級薪級第7點的職位。不過，薪常會建議暫時保留首長級薪級第7點，以備日後部門可能重新分類。 審計署署長 |
| 高層首長級 | 首長級 D6 | 首長級甲級政務官 | 第 II 組部門首長，如：路政署署長、一般紀律人員（指揮官級）薪級表4，相當於 D6，如：入境事務處處長 |
| 高層首長級 | 首長級 D5 | --- | 第 III 組部門首長，如：庫務署署長、機電工程署署長 |
| 高層首長級 | 首長級 D4 |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 決策局副秘書長、第 I 組部門副署／處長 |
| 高層首長級 | 首長級 D3 |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 決策局副秘書長、第 II、III 組部門副署／處長、第 I 組部門高級助理署／處長 |
| 首長級 | 首長級 D2 |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 決策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各區民政事務專員、部門助理署／處長 |
| 首長級 | 首長級 D1 | --- | 決策局總助理秘書長、主管級行政人員、主管級專業人員、紀律部隊指揮官，如：總警司 |
| 非首長級 | 總薪級表第45－49點 | 高級政務主任 | 決策局助理秘書長、各區助理民政事務專員、部門高級政務主任 |
| 非首長級 | 總薪級表第27－44點 | 政務主任 | 決策局助理秘書長、各區助理民政事務專員、部門政務主任 |
職級及薪級 > 律政人員

律政司的律政人員薪級表與政務官分開；律政司司長原屬 DL7（相等於D8與D9之間），為律政人員最高、政府官員第三高級別，僅次於政務司司長及財政司司長，但在實行高官問責制之後懸空。
職級及薪級 > 職系架構

参见：香港公務員職系列表
公務員減薪事件簿

參考來源：
公務員減薪事件簿 > 第一次減薪：立法減薪

2002年
3月因應經濟低迷、財赤嚴重，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在財政預算案「假設」公務員減薪4.75%，令政府可減少開支約60億元。
5月行政會議通過，透過立法，按照薪酬趨勢調查結果，分高、中、低三級公務員減薪，減幅介乎百分之1.58%至4.42%。
7月近4萬名公務員遊行抗議立法減薪立法會三讀通過《公職人員薪酬調整條例草案》，落實削減公務員薪酬
10月公務員薪酬開始被削減4個員警協會主席、公務員總工會和政府公園及遊樂場管理員工會、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單格全（MichaelReidScott）以及被停職的高級督察劉國輝個別公務員及團體，先後入稟法庭控告政府的減薪方案違反《基本法》。
2003年
6月高院法官夏正民指立法減薪沒有違反《基本法》，判政府勝訴，單格全及被停職的高級督察劉國輝就高院判決提出上訴。
2004年
11月上訴庭裁定公務員就政府立法減薪司法復核上訴得直，並指立法減薪違反基本法。
公務員減薪事件簿 > 第二次減薪：0+3+3方案

2002年
12月董建華定出06/07年削經常開支200億元目標，政府提出公務員減薪幅度為6%。
2003年
2月立法會通過「0+3+3」減薪方案，即削減公務員薪酬6%，該財政年度不執行，2004年1月1日和2005年1月1日分兩次各減薪3%，立法會多個政黨和多個工會均接受「0+3+3」方案，但認為要與立法減薪分開處理。
2004年
3月在立法減薪事件中曾控告政府的律政司高級助理法律政策專員單格全(Michael Reid Scott)，再度入稟控告政府的「0+3+3」方案違法。
2005年
7月13日，終審法院作出終極裁決，就政府兩次立法減薪的合法性，一致裁定立法減薪沒有違反《基本法》，判定政府的上訴得直。裁決指《基本法》第100條保障公務員薪酬福利不低於回歸前，但沒有禁止不可以有任何改變，而政府亦有權就特殊情況就公務員的薪酬進行立法。
公務員減薪事件簿 > 高院夏正民法官判詞(2003年6月10日)

政府有權立法更改僱傭合約
現有薪酬機制可加可減
公務員待遇不低於1997年6月30日的規定，不應以硬性數字作指標
政府立法減薪並沒改動僱傭合約條款
公務員減薪事件簿 > 上訴庭羅傑志及郭美超法官判詞(2004年11月29日)

回歸前並無法例容許政府更改公務員的薪酬
改變薪酬是改變合約，是一個基本的改變，一定要得到勞資雙方的同意
若政府認為減薪方案不會令服務條件低於97年前的標準，是「閉上一隻眼」
公務員減薪事件簿 > 首席法官馬道立判詞(2004年11月29日)

政府一直有不受限制的權力就公務員的薪酬作出修改
基本法第100條只是確保公務員的聘用條件不能「較以往為不利」
公務員的受雇合約亦應受制於任何基於公眾利益而訂立的法例
工會

香港公務員有多個工會，包括1914年創立的香港政府華員會，為香港歷史最悠久及會員人數最多的公務員工會。其他包括香港公務員總工會、政府人員協會、香港公務員工會聯合會和香港文書職系公務員總會和政府紀律部隊人員總工會。到2019年反修例運動起，有人成立「新公務員工會」，希望能以守衛法治精神、凝聚同儕聲音、保護公務員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為己任，並就不同的社會事件和公務員事務表態。不過到2021年1月16日，主席顏武周考慮理事人身安全和保障會員資料下，宣布解散工會。
爭議 > 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香港前宗主地英國的文官中立制度傳統，大部分是訴諸於習慣（convention），特別反映在匿名性機制，即「高級文官無畏懼及無偏好地給予部長意見，並不偏不倚地執行部長的決定。」
根據特區前行政長官曾蔭權的說法，香港公務員所奉行的政治中立價值，是在末代香港總督彭定康時期才提出的。而在1997年以前，港英政府就參考英國本土作法，明文限制包括所有首長級官員、政務官、新聞主任及警察公務人員參與政治活動。
港英時代的殖民地條例還明定，除高級公務員，其他公務員不論在勤務或非勤務時間皆不許接受相關公共政策的採訪，以及發表或出版任何可被合理地視為帶有政治或行政性的言論或文章。但是港英時代事實上沒有存在政治和行政二分的傳統，在1980年代立法機關引進民主選舉後，由於民選議員逐漸要求政府官員必須增加受問責度（accountability），而捅破政治中立這一假象。同時無論英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都有期望利用中立的神話性及模糊性，從而將政務架構中可能存在的「政治」特性，侷限於總行政首長身上。這些是導致在主權主體轉變後，香港政府中的高級官員對政治中立都有很多不同理解，持續是反映出該體制導致高級公務員可能兼擔政客的雙重身分和矛盾問題，也反過來有動搖到這樣價值。
在2022年施政報告提出修改《公務員守則》後，同年10月25日公務員事務局長楊何蓓茵於立法會交待細節，表示修改後的版本，將列明公務員需具備維護國家主權的意識，並且不再使用「政治中立」，指公務員不能因政治中立作為藉口不執行政府工作，計劃在2023年首季發出草擬版本作內部諮詢。有公務員團體認為，應在修改版本內訂明指引界定違規行為；有學者擔心，刪去「政治中立」會影響公務員行事準則，對不同政團不再一視同仁，引發程序公正爭議。
爭議 > 港公僕亦是中國特區公僕爭議

2020年6月7日，公務員事務局長聶德權出席民建聯舉辦的「強化管治 尋找出路」圓桌會議時說，公務員是特區政府主要骨幹，要向特首及特區政府「絕對忠誠」。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公務員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公務員」，公務員執行職務時要考慮此兩重身分。他表示未來會加強公務員對國家觀念及意識，特別是掌握《基本法》及《憲法》的憲制秩序。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表示，有關說法會讓公務員無所適從，公務員只希望服務香港市民。而《公務員守則》沒有提及公務員不可批評政府，認為聶德權說法是要求公務員全日遵守《守則》。新公務員工會主席顏武周也表示首次聽到公務員要思考「兩重身分」，要求政府交代出處。
2021年5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訪問時表示，香港正與廣東方面商討互調公務員「掛職」，使兩地公務員更加相互了解情況。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4月亦曾經表示，未來將要求公務員必須在3年試用期內完成內地的培訓課程。
爭議 > 港公僕亦是中國特區公僕爭議 > 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

2020年7月，公務員事務局向香港立法會提交文件，建議所有由該年7月1日起入職的公務員，均須簽署文件聲明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同年9月，政府發放消息，於10月中率先就新入職公務員的安排發出通告，若拒絕簽署將不獲聘用。
| 0 | 1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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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謹此宣誓，本人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務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 |  |
政府在2021年要求所有公務員簽署擁護《基本法》聲明，截至4月1日，有129名公務員未有簽署及交回聲明，這些人未获聘用。到4月中，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指出效忠聲明引起內部衍生出「篤背脊」文化，有過萬宗投訴交由公務員事務局處理。此舉讓導致團隊氣氛很差，人心惶惶，當中包括有新入職公務員被同事截取社交平台的言論，指他有政治表述，促政府正視「篤背脊」文化問題。公務員事務局發言人表示，沒有接獲部門或政策局指投訴有顯著增加，更指沒有證據顯示在公務員宣誓或作出聲明後，收到有所謂超過一萬宗涉及公務員的投訴。
爭議 > 無心推動殘疾人士就業

2023年4月，政府披露2021/22年度共聘請2607名殘疾公務員，佔整體公務員1.47％，兩者均為回歸後新低。立法會社福界議員狄志遠批評不理想，建議政府設立配額制，規定殘疾人士需佔整體公務員至少2%。公務員事務局表示，2021/22年度有74名殘疾人士入職；同年266人離職，較前一年度的240人增11%。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黃俊恒批評，數字反映政府不再願意聘請殘疾人士，無心推動殘疾人士就業。聾人服務組織「龍耳」創辦人邵日贊說，殘疾人士近年因新冠疫情就業困難，政府應帶頭增聘，並建議當局招聘時提供更多支援，如面試時安排手語翻譯員。
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傳宗表示，公務員一直支持聘請殘疾人士，符合要求者亦可優先獲聘，不認為當局不鼓勵聘請。
外部連結

公務員事務局 官方網（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公務員的薪酬調整（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香港公務員總工會 官方網
在殖民地時期某些職系的公務員會獲配公務員宿舍，圖為文輝道高級公務員宿舍
2020年12月18日，首长级公务员于政府总部举行公务员宣誓仪式
民族共和黨

| 民族共和黨 Partido Republicano Nacional |
| --- | --- |
黨魁: 里卡多·希門尼斯·奧雷穆諾 萊昂·科爾特斯·卡斯特羅 拉斐爾·安赫爾·卡爾德隆·瓜迪亞 特奧多羅·皮卡多·米查爾斯基
成立: 1901年 (1901)
解散: 1952年 (1952)
继承者: 民族統一黨 非合法繼承黨
意識形態: 基督教民主主義 自由主義 民粹主義
政治立場: 中間偏右
官方色彩:   藍   黃   紅
党旗

哥斯大黎加政治 政党 · 选举
民族共和黨 （西班牙語：，PRN）是哥斯大黎加的一個政黨。
歷史

1901年，馬克西莫·費爾南德斯·阿爾瓦拉多（英语：）成立了一个組織松散的自由主义党，简称共和党。而作為三次代表黨參選的參选人是费尔南德斯本人。1910年，该党的參选人里卡多·希門尼斯·奧雷穆諾當選總統，該黨一位直選選出之總統是為阿爾弗雷多·岡薩雷斯·弗洛雷斯。在三次選舉希门尼斯後，该党还在1936年推出新參選人萊昂·科爾特斯·卡斯特羅，1940年推出拉斐爾·安赫爾·卡爾德隆·瓜迪亞，1944年推出特奧多羅·皮卡多·米查爾斯基，使該黨成为主導哥斯大黎加政治的政黨。在拉斐爾·安赫爾·卡爾德隆·瓜迪亞的领导下，该党朝着基督教民主主義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与人民先鋒黨联合實行了该国首批社会改革。但該黨在面對對其腐败、独裁主义和投票欺诈的批评，以及1948年选举的结果時，共和黨主導的國會推翻了選舉結果。此后，该党被禁止了一段时间，其领导人卡尔德隆和皮卡多流亡在外。哥斯大黎加民主的制度恢复后，该党仍将在政治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只能通过与自由主义势力联合获得权力，最终消失於1952年實質解散。
參考文獻

1 2 3  Booth, John A.; yes. Paul Webb and Stephen White , 编.  1. Oxford: 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 January 2008  [2 April 2014]. ISBN 978019928965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4-07）.
政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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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委員，簡稱政委，在部分國家，尤其是社會主義国家，由於以「黨指揮槍」為治軍綱領，通常在營、團、旅、師、獨立支隊及相當機關設立政治委員，政治委員主要負責處理執政黨（通常是共產黨）的主要工作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職位，目的是確保軍隊接受執政黨的領導。除了军队，警察、检察院、法院、监狱当中也可能设置政治委员。
政治委員與同級的司令員或指揮員同為同級首長，實行的是雙首長制（如同中國一級行政區的首長與黨委書記）。所以，政治委員與军事指揮員或司令員擁有相同的權力，政治委員與指揮員等互相制衡。政治委員是執政黨在軍隊的代表。
歷史上，政委（Commissaire Politique）首先出現在法國大革命，以幫助它對抗反革命思想和行為，確保共和黨（Republicans）對抗保皇黨的勝利。
苏联

除了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的政委，政委常常與蘇聯軍隊相聯繫，當時俄國臨時政府（1917年）在軍隊中引進政委制度以確保政府對其的政治控制。在十月革命後，政委在蘇聯紅軍中一直保留到1942年。
在蘇聯武裝部隊中，政委僅在以下時期存在：1918－1924年、1937－1940年、以及1941－1942年。政委與所在部隊的軍事主官擁有同樣的職務等級，共同指揮部隊，對部隊負全責，軍事指揮命令必須有政委的附簽。但是，政委往往是從地方黨政部門調入部隊應急配齊領導班子，且由於俄國軍隊長期傳統，政委的軍銜一般低於該職務等級的基礎軍銜。例如，苏德战争初期，集團軍司令員的軍銜是上將、中將、少將，而集團軍政委的軍銜往往是“師級政委”、“旅級政委”、“團級政委”（1943年之前蘇聯軍隊的軍、政軍銜體系的名稱不同）。另外，在危急情況下，政委也可以命令並指揮所在軍隊。在蘇聯軍隊不設政委的其它時段，蘇聯軍隊實行一長制，各級部隊設立政治工作副職。
中华人民共和国 > 武装部队

中國人民解放軍現行的政治委員制度，是沿袭國民革命軍北伐时期的党代表制在中国工农红军连级以上部队设立党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采用苏联红军的组织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的制度”。但1929年9月初陈毅在上海给中央写的报告指出红四军仍实行党代表制。1929年中央给红四军的《九月来信》“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1929年12月红四军党的九大决议在各级实行政治委员制。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首次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进一步规范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其中《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委员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同时军事指挥员有向上级申诉之权。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党包办一切的结果，把红军中军事、政治机关，失去其独立系统的工作，变成了不健全的残废机关。这种由党来包办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余毒。”决定“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此后，中共领导的军队不再实行“党委制”，代以“政治委员全权代表制”。1934年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先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实行“军政委员会制”，如：
1934年7月23日中央临时书记处、中革军委在《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这是已知最早的设立军政委员会的历史文献记载。此前红军中党的领导机关一般叫前委、特委。
1934年12月，为统一领导红十军团与创立浙皖赣边苏区行动，中共中央决定以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和刘英五人组成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以方志敏为主席。
1936年11月10日，为西征部队的党政军的统一组织领导，中央及军委决定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卓然、李特（以上五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孙海松、郑义斋等11人组成，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
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大会决定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行单一领导制，取消政治委员制。1937年7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提出“为适应新的条件的变更，确定红军中实行单一首长制，以政治部主任为其政治的助手。同时为健全党的组织，以集体的领导方式来代替政治委员制度，故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之部队则组织军政委员会。”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军政委员会的性质及职能，规定“师以上及独立行动部队，组织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是党的秘密组织，它指导全部的军事和政治及党的工作，并向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负责，由该部之首长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五人组织之（其余二人由上级指定）。其名单和书记均由上级军政委员会或中央指定与批准。”八路军一一五师军政委员会包括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周昆、萧华，林彪为书记；一二〇师军政委员包括贺龙、关向应、萧克、甘泗淇、王震，贺龙为书记；一二九师军政委员会包括刘伯承、张浩、徐向前、陈赓、王宏坤，刘伯承为书记。
1937年8月29日颁布了《中央关于前方设军委分会及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在八路军前总设党的军委分会。1937年9月19日八路军前总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做了报告，提出恢复政委制的建议。9月22日，中央负责同志迅速批复了这一报告并指出：关于恢复政委及政治机构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速令执行。
1938年12月，党中央批准，八路军总部颁布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军事行政和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负更重大的责任，但在军事指挥员有违反了党的路线或不执行上级命令情况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在未得到上级机关指示以前，军事指挥员必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
1941年2月7日，汲取皖南事变个人专断之弊，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指出“（一）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为此目的……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各级的集体领导机关，取代了政委制。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等组成，主席一般由政委担任。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领导机构。举凡关系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并拥有批准干部升迁与调动之权，其决定交由各部门执行。军政委员会实际上起着党委集体领导的作用。并规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以后又改称党政军委员会）。1941年2月25日，中央军委颁发《关于各级军政委员会人员之批准权限的规定》。1941年4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新四军各师也成立了军政委员会，隶属于新四军军分会。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九一决定”），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同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部队中团级及其以上，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期间，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
1945年4月至6月间，中共七大提议在全军团以上部队重新建立党的委员会。1945年11月起，晋冀鲁豫军区首先在所属部队中逐步恢复了党的各级委员会。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军队中各级党委会组织的指示》，肯定和推广了晋冀鲁豫军区的经验，要求全军团以上部队恢复、建立、健全各级党的委员会，军政委员会随之被撤销。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对党委员会的性质、地位、组织机构和职权等作了规定，强调党的各级委员会是各部队领导和团结的核心。人民军队恢复了曾在红军部队中实行的党委制。
建国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政治工作内容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2010年版）》规定。其中第五十五条中写道：“政治委员与同级军事主官同为所在部队的首长，在同级党的委员会领导下，对所属部队的各项工作共同负责。政治委员是党的委员会日常工作的主持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人民警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内部，从事执法勤务工作的副处级及以上级别的警察队伍设立政治委员，协助行政主官领导管理本单位干部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与队伍建设。均属于人民警察范畴。
省级、地级、县级的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设置政治委员职务，与该机关的行政级别相匹配。公安机关的部分内设机构、公安分局、派出所、看守所、事业单位以及海关缉私、铁路公安、森林公安、民航系统公安等行业性公安部门也设有政治委员或政治教导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队伍设置政治委员或政治教导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
省级、地级、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直属的强制隔离戒毒所等机构设置政治委员或政治教导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有省级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监狱管理局设立政治委员职务，省级监狱管理局各直属监狱设立政治委员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 > 交通运输系统

国有企业所属的远洋轮船、近海大中型船舶及轮渡船、长江航运大中型船舶（正处级）均设有政委，负责协助船长做好本船船员的思想政治工作、生产安全工作及船上的后勤工作，是把党支部建在船上的体现，是船舶工作的服务者与协调者。1990年1月20日，交通部党组发出《关于完善船舶领导体制的通知》，决定：航运企业和拥有船舶的单位，其船舶继续实行船长负责制，为更好发挥船舶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和加强船舶的思想政治工作，船舶专职政工干部的职务名称，由副船长改为政委。
民航系统各民航公司的飞行总队、飞行大队亦设有政治委员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 > 地方政府

地方人民政府所属的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自然资源监管、生态环境监管、规划监督执法、水政监察支队、安全生产监督执法队伍也设有政治委员或政治教导员或政治指导员职务。
中华民国

1924年中國國民黨創建黃埔軍校之後，首傚蘇聯制度，由黨控制軍隊，仿自蘇聯紅軍之政工制度，按照中国国民党“以党治军”理念，首先在黄埔军校实施党代表制度，国民党中央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驻校党代表，校长及党代表对国民党总理孙中山负责，“以示本校是党的学校，学校官生都是党的领袖的信徒”；下设政治、教练、教授、管理、军医、军需等部，均设有党代表；黄埔军校教导团采取党代表制，各级党代表由廖仲恺“遴选教官、学生中之富于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受其节制，以示党化”。教导一、二团党代表分别为王登云（后为缪斌）、张静愚，另有营党代表章琰、茅延桢、蔡光举、胡公冕、季方、郑洞国、唐震等7人。“党代表按部组织各级分部，以为将来各军之模范”，以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邵元冲等兼为政治讲师，“在政治上由政治部规划，灌输本党之主义，涵养其革命精神，并使其明了世界之大势及本国社会之现状，以应环境而奋斗，此种训练实为斯校之特点”。在黄埔军校中实行的党代表制，采用党代表垂直隶属体系，即连—营—团间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其职能为“立于监督指导之地位，必要时得直接指挥军队，其效力不特便利于党务指导及政治训练，即于军权军令之统一，亦甚有关系”，具体包括：
党代表随时监察部队的行政事务；
为工作便利，党代表可以组织举行特种委员会的权力；
党代表有加入所属党部执委会的权利；
在不妨碍军务的情况下，党代表可以单独发表有关党务及政治工作的命令，但应及时通告部队主官；
在认为同级部队主官所发命令存在“明显之罪过”或“巨大之错误”时，党代表有拒绝签字的权利，并应及时向上级机关反映；对于部队主官“危害国民革命之进行”的命令，党代表有权设法阻止其下达，并可单独下达不允许部队执行的命令；
在部队主官有反叛、谋反及掠夺及其他不法行为时，党代表有“在最短期间弹压之或将罪犯逮捕送法庭之权”；
在战争时部队主官“失去战斗力或阵亡而新任之官长又未到场之际”，党代表有权指挥部队作战或指定他人指挥作战之权。
中国国民党一届三次全会决议：“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副署，由校长或由该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照此程序。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中国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关于军事决议案》中“明定党代表职权”，此后各军陆续任命党代表，各独立师、军事机关也相继配备了党代表，各级党代表总数超过1,000余人。1926年3月19日，国民党二届中执会通过《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作为对军中党代表权利与义务的规范。《条例》规定：“为贯彻国民革命之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以展三民主义之教育，于国民革命军中设置党代表”；党代表在军中是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关于军队中之政治情形及行为，党代表对党负完全责任，关于党的指导及高级军事机关之训令，相助其实行，辅助该部队长官，巩固并提高革命的军纪”；党代表的任务是“为军队中党部之指导人，并施行各种政治文化工作，军队中一切普通组织之工作，如俱乐部青年军人联合会、孙文主义学会、体育会等均受其指导，并指导其所辖各级党代表及政治部”。在权限上，“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但规定“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之行政命令”，若“认为指挥官之命令有危害国民革命时，应即报告上级党代表，但于发现指挥官分明变节或叛党时，党代表得以自己的意见，自动的设法使其命令不得执行，同时应报告上级党代表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军队驻地，党代表还肩负着与当地党的机关及民众团体进行联系的责任，但其工作“应以党部为中心，指导党部施行一切巩固军队之工作”。在党代表与军队党部意见分歧时，“有停止该党部议决之权，但同时应将理由速行报告于上级党部及政治部”。在各連以上單位設「國民黨代表」。
1927年3月陆续开始“清党”后，国民革命军各军的军内党部人员与党代表被捕清除，军队党代表制事实上即告撤消。一些军队甚至遣散了全部的政工人员。宁汉合流后，中共的影响已从军队中彻底清除。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鉴于国共分裂的形势及“根本肃清”中共影响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决议改组中央党部，同时决议“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时停止活动，由中央派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代行各执行委员会之职责，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二届四中全会决定不恢复党代表制，党代表制正式废除。
二次北伐後，連、營之黨代表改為「政治工作指導員」，簡稱「政工指導員」、「指導員」。至1969年，改稱「政治工作」為「政戰工作」，並改「指導員」為「政戰輔導長」，簡稱「輔導長」。
常備役的軍官皆需先至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接受養成教育，畢業後授少尉軍階及學士學位，多數先至基層連隊接受軍事系統歴練（多擔任政戰排長，少數留校擔任區隊長），爾後接任連輔導長。基層歷練完畢後，升任各級部隊政戰官、心輔官、保防官或政戰主管（營輔導長、群處長及旅、軍團、司令部之政戰主任）。
而義務役及志願役預備軍官經過國防部政治作戰教育訓練中心預備軍官訓練班受訓後，授少尉軍階，並至各部隊擔任連輔導長、政戰官、心輔官、保防官等。李登輝擔任總統後，將國軍導入軍隊國家化的時代，國軍演變成為超黨派地位的軍隊；雖然軍中仍有政治作戰局與復興崗政戰學校等組織，而部隊中亦有「輔導長」一職，但已著重於心理輔導、監察官兵福利、申訴等，與當年軍中實施政戰制度的本質有極大的轉變。
纳粹德国

条目：國家社會主義督導軍官
納粹德國自1943年12月起在國防軍內部建立了類似蘇聯政委的政戰系統，該體系內的軍官稱作「國社主義督導官」（德語：，簡稱NSFO），由納粹黨黨務要員馬丁·鮑曼選拔，透過課程和教育來確立部隊內部的意識形態政治正確。 1944年結束前，國防軍中共有47,000名兼職和1,100名全職的督導軍官，領導人為陸軍上將赫爾曼·賴內克（英语：）。
参閲

政治主题
军事主题
共产主义主题
苏联主题
中国共产党主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题
政治协理员、政治指导员
機關人員
军队政治工作学
中華民國政治作戰：政治作战士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
政治部
黨委書記
監軍
外部連結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Arm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Leon Trot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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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 :  德国
比約恩·隆堡

| 比约恩·隆堡 Bjørn Lom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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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65-01-06) 1965年1月6日（59歲）  丹麦腓特烈斯贝
職業: 作家，客座教授，环保人士
主題: 环境经济学
受影響於: Julian Simon
比約恩·隆堡（丹麥語：，1965年1月6日—），丹麥作家。
生平

曾擔任哥本哈根的環境評估協會會長，哥本哈根商學院客席教授。著有《持疑的環保論者》。2002年，隆堡與環境評估協會成立的哥本哈根共識以福利經濟學的方法學為全球福利尋求優先次序。
侍從官

一位法國的侍從官（右）和一位师级将领（英语：）（中）。
侍從官（法語：，发音：[ɛd də kɑ̃] （File:LL-Q150 (fra)-Jérémy-Günther-Heinz Jähnick-aide de camp.wav）），又譯侍衛官、副官，通常是由一名軍官、警察、高级官員来担任國家元首、王室成员、司令或特别重要的政治人物的私人特別助理或秘書。“第一副官”，通常是最重要的私人助理。在一些國家，副官則被認為是一個榮譽稱號，並且負責出席及參加重要慶典儀式等。
由軍官擔任的副官的象徵標志通常是飾繩，通常由金色或者銀色編織而成，穿在軍裝或者制服上的左（或有時右）肩。
香港

香港設有行政長官副官職務，前身為英國殖民地時期的總督副官，屬於香港警務處架構下的編制，由一名警司、署理警司或者將晉升的總督察擔任，副官休假時則由一名總督察署任「署理副官」。副官主要負責香港回歸前的總督及後的行政長官的安全，在首長出席公開場合前，先行了解場地保安的安排，再與要員保護組了解及溝通，以配合首長習慣及巡迴路徑。平常，副官則負責禮節性工作，包括代表行政長官接收請願信及參與殉職公務員葬禮等。副官的替換由首長自行決定，決定後透過保安局通知香港警務處，再由後者物色人員予首長選擇。
副官穿著軍裝時，均穿戴一條銀色飾繩在其右肩。
此外，其他紀律部隊及輔助紀律部隊均會有一名人員獲委任為名譽副官。
香港 > 歷任行政長官副官

區志光警司（1998年至2002年）
呂漢國警司（2002年至2005年7月）
邱國裔警司（2005年7月至2007年4月）
許鎮德 總督察/警司
（2007年4月至2010年年中）
吳樂俊 總督察/警司
劉志堂警司（2012年至2017年）
陳嘉怡警司（2017年至2022年）
莊漢麒警司（2022年至今）
中華民國

条目：中華民國總統府侍衛長
日本

条目：侍從武官 (日本)
韓國

警護室長（朝鲜语：）
美國

通常指派軍官給美國總統、副總統、國防部長、陸軍部長擔任侍從官，一位官員若有多位侍從官，較資深階級侍從官可以協調指揮其他侍從官處理事務。
總統有五名官階為少校或中校侍從官，每軍種各一名（美國陸軍、美國海軍、美國空軍、美國海軍陸戰隊、美國海岸防衛隊），其中一位擔任主侍從官並負責攜行總統核按鈕手提箱。
除了五位固定侍從官，總統還有40~50位中尉至少校不等的白宮社交助理官，社交助理官為臨時任命或兼職，協助白宮社交事務，每月值勤服務兩個或四個半天。
在軍隊內部，只有將官可以配屬侍從官，侍從官一般任期為兩年。雖然美國國會已通過每位將領最多可以有三位侍從官，但軍隊傳統與內規限制每位將領只能有一位侍從官，有些將軍獲得授權可以從他的下屬中挑選任命侍從官。
一位將領根據其官階可以挑選任命以下最高階級侍從官：
准將：中尉
少將：上尉
中將：少校
上將：中校
五星上將：一名中校跟三名獲批准軍職助理。
陸軍參謀長：一名中校跟四名獲批准軍職助理。
部隊的中校或上校主官一般而言沒有侍從官，但是身旁參謀官時常會擔任起主官的侍從角色。四星上將(含)以上為終身職，可以保留侍從官。
從屬准將侍從官徽章
從屬少將侍從官徽章
從屬中將侍從官徽章
從屬上將侍從官徽章
從屬五星上將侍從官徽章
從屬陸軍副參謀長侍從官徽章
從屬陸軍參謀長侍從官徽章
從屬陸軍副部長侍從官徽章
從屬陸軍部長侍從官徽章
從屬國民警衛局副局長侍從官徽章
從屬國民警衛局局長侍從官徽章
從屬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侍從官徽章
從屬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侍從官徽章
從屬國防部長侍從官徽章
從屬副總統侍從官徽章
從屬總統侍從官徽章
參考文獻

↑  .   [2014-10-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  副官曾任投訴課警司 特首換「我想这是在美国在一起将被处以万元人民币万元以下几点身」口才了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太陽報》 2005年8月8日
谢立惠

谢立惠（1907年4月23日—1997年7月），曾用名谢柳民、谢伯坚，男，安徽无为人，中国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先驱，西南师范大学的创建人，电子科技大学的重要奠基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生平

祖母是小学校长。其父谢家鸿，字季翔，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和弟弟谢家鹄是安徽最早的留日学生。两人也是安徽最早的同盟会员之一，在辛亥革命前曾多次策动起义，在辛亥革命中参加革命军驱逐清朝大员朱家宝，完成了光复安徽的使命。此后弃武从文，出面筹组江淮大学，后因不支持曹锟贿选，躲进了上海法租界，结果染上伤寒，病死异乡。
谢立惠是谢家鸿的长子。其母是民国第一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女儿。谢家鸿和谢家鹄兄弟有五个儿子，二弟谢立彰，三弟谢立明，四弟谢立和。
7岁入私塾，13岁插班考入芜湖南岸小学高年级。1921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1927年9月考入中央大学数学系，二年级转入物理系。1928年在校加入“中华自然科学社”，开始从事科普活动，担任第二届社长及多届理事。1928年与爱国同学一起参加了反对日本制造的济南“五三惨案”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外围组织“大地社”。三年级开始在附近的私立五卅中学兼数学课，半工半读解决学费和生活费。1931年7月毕业后任中央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数理化教员。积极参加了“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2年1月被迫离开南京到合肥第六女子中学任教，1932年秋经顾衡（中央大学同班同学，1935年牺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担负地下交通联络工作，同时组织进步女中学生成立“朝曦读书会”，在学生中发展地下党员（如李静一等），宣传抗日爱国民主思想。“朝曦读书会”大部分成员后来赴延安参加革命。1934年7月在梧州的广西大学物理系任讲师。1935年10月在合肥庐州女中任教。
1937年2月任重庆大学数理系任讲师，1939年任教授，1946年任物理系主任。并在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兵工学校大学部、重庆女子师范学院等校兼课。讲授了：微积分、微分方程、高等微积分，普通物理、电磁学、理论力学、电动力学、光学、无线电原理等十几门课程。经他亲自授课的学生近3000人。1939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领导下及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的指导下，为团结科技教育界进步知识分子，参与发起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非公开的进步组织），每两周开会一次，从1939年到1946年春，很少间断；开会的主要内容是学习和讨论《新华日报》上的重要社论与文件，研究有关工作，经常应邀到化龙桥红岩村《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参加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及报告会等，听周恩来传达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报告。1940年春开始，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五位教授（包括谢立惠）负责编辑了《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普及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主张。谢立惠还为《新华日报》修理收音机与收发报机，并将收音机改装成收音与收报两用机，为当时南方局与延安中央的通讯联系做出了贡献。1943年12月，作为“自然科学座谈会”七位代表之一应邀参加了周恩来为梁希教授60寿辰举行的宴会。1944年底“自然科学座谈会”决定并入“民主科学座谈会”，不久该组织改名为“民主科学社”。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参与“民主科学社”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1945年7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成立时，第一届理事长竺可桢，监事长李四光，总干事涂长望，谢立惠是组织干事，负责联络会员及组织会议等工作。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接见了“民主科学社”包括谢立惠的部分成员。不久，董必武与王若飞又接见了包括谢立惠在内的“民主科学社”部分成员及其他10余人，着重讲明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重大意义。1949年5月，“中国科学社”、“中国自然科学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和“东北自然科学研究会”联合倡议召开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以团长身份率西南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出席了会议。1950年8月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当选为全国科联委员及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1958年，“全国科联”与“全国科普”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今中国科协），谢立惠当选为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并是四川省科协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56年以团长身份率四川省代表团出席全国职工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
参与发起并于1946年5月4日成立的九三学社。1946年10月，九三学社重庆分社成立，谢立惠被推选为15位理事之一，以重庆分社负责人的身份与其他民主团体联合，发表声明或宣言反对“国大”召开，反对美军暴行，支持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等。1950年九三学社调整中央领导机构，谢立惠为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15位理事之一，负责重庆分社的恢复重建工作，后任重庆分社副主任委员。
1944年至1946年，经重庆地下党负责人同意，兼任国民政府军令部军事技术室无线电组研究员，参与研制中国第一台雷达“雷达1”，负责总体设计，提出了电离层面积大，不怕电波绕射，可用短波，而飞机较小，要用米波以下的电波，才能从飞机表面反射回来，脉冲宽度要窄，发射功率要大，接收机灵敏度要高的方案。根据当时条件先试制三米波雏型雷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1946年该室迁南京，他以不参加国民党等三项条件为前提，未获同意而不去南京，且由于当时设备条件的限制，雷达工作试制没有完成。《谢立惠传略》：“根据当时条件，先决定试制三米波的雏型雷达。在研制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元器件与研制设备，该技术室又于1946年春迁往南京”。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批复同意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西南师范学院。1951年5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从重庆大学调谢立惠任西南师范学院第一届院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缺主任委员）主持全院工作。1952年11月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师范学院首任院长。1954年任副院长。1956年定为二级教授。1958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所电子信息学科高等学府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88年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学]）院长，主管教学工作，深入各系、所进行调查研究，强调加强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狠抓基础课和实验课的教学质量，鼓励教师实行启发式教学，积极组织和推动教学改革，促进良好校风的形成。1978年任副院长，1983年任院长顾问，定为一级教授。
社会职务有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都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四川分社副主委，九三学社成都分社主委；中国科协常委、1980年当选四川省科协主席，1986年当选为四川省科协名誉主席；四川省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中国电子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四川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等。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颁发在物理教学及科研方面辛勤工作50年荣誉证书；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从事科技工作50年荣誉证书。
1987年4月谢立惠从教56周年暨80寿辰时，四川省科协送给他对联题词：
科坛兴协会寰宇率先飞贤士

学者探雷达神州电子立新篇
九三学社成都分社送横幅题诗：
民主斗士，科学初倡；忧国忧民，不馁恶伤。
教坛巨擘，业精技良；诲而不倦，桃李芬芳。

建社元勋，统战益扬；默然应命，有功却藏。
耄耋愈壮，耕耘如常；松鹤遐龄，为颂为皇。
1988年国防科工委因其从事国防科技工业30年，授予“献身国防科技事业荣誉证书”。1990年国务院为表彰其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首批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耶路撒冷大穆夫提

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侯赛因（英语：）（2006年至今）
耶路撒冷大穆夫提（英語：；阿拉伯语：‎）是逊尼派穆斯林神职，负责管理耶路撒冷的伊斯兰聖地，如阿克萨清真寺。1918年，英國駐耶路撒冷軍政府長官托爾斯（英语：）设立該職。2006年以来，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一直由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任命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侯赛因（英语：）擔任。
历史 > 英国巴勒斯坦託管地

英國託管巴勒斯坦託管时期，英国设立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一职，以“提高官方地位”。
1921年，卡米尔·侯赛尼（英语：）去世后，英国托管地高级专员赫伯特·塞缪尔委任阿明·侯赛尼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赛尼是耶路撒冷侯赛尼家族的成员，也是巴勒斯坦託管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领袖。1938至45年战争期间，侯赛尼是暴力對抗錫安主义的重要人物，并与德國纳粹紧密结盟。1948年，约旦占领耶路撒冷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解除侯赛尼职务，禁止他进入耶路撒冷，并任命Hussam ad-Din Jarallah（英语：）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1952年，Jarallah（英语：）去世后，约旦任命Saad al-Alami（英语：）继任。1993年，Saad al-Alami（英语：）去世后，Sulaiman Ja'abari（英语：）繼任。
历史 >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1994年，Sulaiman Ja'abari（英语：）去世后，2名對立的穆夫提獲得任命：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任命埃克里姆·萨基德·萨布里（英语：），而约旦则任命Abdul Qader Abdeen（英语：）。这反映了《奥斯陆协议》和《约以和约》间的競逐。《奥斯陆协议》设想以色列将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而《约以和约》中以色列则承认約旦哈希姆家族的耶路撒冷圣地监护权。巴勒斯坦當地穆斯林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反對约旦干涉；萨布里（英语：）的高人氣意味着Abdeen（英语：）的宣稱“很快就完全消失了”。1998年，Abdeen（英语：）正式去職。
2006年，出於擔憂萨布里（英语：）的政治干涉，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免职萨布里（英语：）。阿巴斯任命温和派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侯赛因（英语：）。然而，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侯赛因（英语：）上任后不久发表评论，暗示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的自杀攻擊是可接受的。
列表

卡米尔·侯赛尼（英语：）（1920-1921）
阿明·侯赛尼（1921年5月8日-1948年）：1937年，遭英国托管政府驱逐。
Hussam ad-Din Jarallah（英语：）（1948年12月20日－1954年3月6日）
Saad al-Alami（英语：）（1953年至1993年2月6日）
Sulaiman Ja'abari（英语：）（1993年2月17日（约旦）/1993年3月20日（PA）至1994年10月11日）
Abdul Qader Abdeen（英语：）（约旦），1994年10月11日至1998年
埃克里姆·萨基德·萨布里（英语：）（PA），1994年10月16日至2006年7月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侯赛因（英语：），2006年7月
參見

两圣寺監護人
大穆夫提
參考 > 文獻

Nazzal, Nafez. . Lanham, Md: Scarecrow. 1997. ISBN 978-0-585-21029-2.  含有內容需登入查看的頁面 (link)
马加爵事件

| 马加爵故意杀人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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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某处校门（摄于2010年8月），马加爵即在学校北院实施杀人
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云南大学北院鼎鑫學生公寓6幢317室
日期: 2004年2月23日 13:18（UTC+8）
目標: 杨开宏、文博、唐学李、邵瑞杰（均系马加爵同学）
類型: 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
武器: 石工锤
死亡: 4
受害者: 杨开红、文博、唐学李、邵瑞杰
疑犯: 马加爵
動機: 玩牌发生争执 寒假期间外出嫖娼被室友发现
马加爵故意殺人案是指2004年发生的云南大學學生馬加爵殺害4名同學的一起刑事案件。此案件由于作案者为大学生，手段残忍而吸引社会各界的关注。此案给人印象深刻，不少媒体将此案作为之后大学生杀人案件的对比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