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觀念

古代文士並不把民主看作一種允許所有人享有同等政治權利之公平制度，而是看作數量占多數之窮人對富人橫行霸道之制度，是群氓政治；有產階級和知識精英反對民主：第一，大多數人是無知無能，對問題的看法很難正確，而政府治理是藝術和技能；第二，大多數人容易受人蠱惑、擺布，因此群眾很難對事物有長遠、持續之看法，短視、自私、浮躁最容易被無恥之鼓動家利用；結論是多數人或群氓一旦獲得參政之權利就會變成集體暴君。
柏拉圖認為，窮人是民主制裡之統治者，他們的特點是熱愛自由。柏拉圖認為，民主有一個假設前提，即政治太重要，因此就不能把它留給專業政客來處理，而應該讓每個人都參與；但是柏拉圖認為這是錯誤，因為它不允許分工；沒有分工，就沒有專業化，其後果是政治變成毫無效率。他認為，在民主制下，任何人都可能參與國家政治生活並做出重要決定；因此，每個人都自以為是，不再尊重權威，不再顧及他人之安危；如此一來，所有行為規範都不復存在，整個社會很容易陷入一種極端之無政府狀態。「父親盡量使自己像孩子，甚至怕自己的兒子，而兒子也跟父親平起平坐，既不敬也不怕自己的雙親，似乎這樣一來他才算自由人……教師害怕學生，迎合學生，學生反而漠視教師和保育員。普遍地年輕人充老資格，分庭抗禮，侃侃而談，而老一輩的則順着年輕人，說說笑笑，態度謙和，像年輕人一樣行事……買來的男女奴隸與出錢買他們的主人同樣自由，更不用說男人與女人之間有完全平等和自由了。」在柏拉圖看來，社會必須尊卑有序，上下有別，否則就亂了套；他說，在民主制下，「連人們畜養的動物在這種城邦裡也比在其他城邦裡自由不知多少倍。狗也完全像諺語所說的『變得像其女主人一樣』了。同樣，驢馬也慣於十分自由地在大街上到處撞人」；危險在於，極端自由會造成派系鬥爭，並最終產生極權暴政。亞里士多德對民主有一個描述性的定義，即適用於一種窮人控制政府之體系，往往是社會裡大多數；政體由多數人統治，多數人關心都是一己之私；由於在民主制下，政事之裁斷不取決於法律，而是取決於群眾，平民政體「包含着專制君主的性質」，簡直「不能算是一個政體」。
波里比阿認為，民主是建立在不講原則之平等和自由之上；體制內在邏輯決定它最多能維持兩代人；到第三代，「人民已經習慣於依靠他人和依靠他人財產為生，一旦他們發現一個富有野心但被排除在官職榮譽之外的領袖，他們就會確立暴力統治，把他們的力量聯合起來進行屠殺、流放和搶劫，直至他們再度墮落成徹底的野蠻人，並再度確立一個新的君主為止」。西塞羅認為把地位不等的人置於同等的位置上，這種「平等實際上是最大的不平等」；人民是渾渾噩噩，民主制給他們過多自由，必然會使他們變得盲目、任性、放縱、蔑視法律、不服從任何統治者；「他們高聲呼喊說，他們既不願服從一個人，也不願服從少數人；聲稱沒有什麼要比自由更為可愛，即使對野獸來說也如此；還聲稱一切奴隸，無論是屬於一個國王還是屬於貴族集體，都是被剝奪了自由的人。」在西塞羅看來，正是民主帶來之無序與混亂，才使得雅典失去昔日之輝煌與繁榮；在他心目中，理想之政體是融「君主對臣民的父愛、貴族議政的智慧和人民對自由的渴望」於一體的混合政體，「對人民自由的讓步必須以保持貴族意志能夠實現為限」。
現代政治哲學奠基人馬基雅弗利認為，最理想之政體形式是羅馬式之共和政體；在《論李維》一書中，馬基雅弗利既不信任權力不受限制之君主，也不信任行為不受約束之「人民」；在他看來，雅典民主政體與波斯君主政體都比不上羅馬共和政體；要達到長治久安之目的，一個政體必須在君主、貴族、人民三種要素之間維持平衡。馬基雅弗利之「共和」與「民主」之最大區別在於，不能讓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之所作所為必須受到君主與貴族之引導和制約。不僅馬基雅弗利對民主心存恐懼，文藝復興時期之主流思潮也認為「民主主義」不過是「愚民、暴民」統治之代名詞。如亞里士多德之理論，認為善治是混合政府，但民主之平民元素可以為國家賦予更大力量。
彌爾頓認為必須由少數開明者強迫多數人接受自由；不然，多數人可能出於卑劣之動機迫使少數人成為奴隸。約翰·洛克雖然強調個人自由和個體權利，但對「平等」只是一筆帶過，對民主並沒有好感；他在日記中寫道，由於大多數人沉迷於激情和迷信，人類之未來不能由多數人掌握，只能由開明者掌握。對他而言，最重要之「天賦人權」是財產權；「政府除了保護財產之外，沒有其他目的。」皮埃爾·貝爾認為：「公民大會喧鬧不已，派系撕裂城邦，演說家躁動城邦，暴烈而無知的群氓將最有智慧的公民判刑、流放甚至處以死刑。看到這些，結論很清楚，標榜自由的人民實際上是一小撮陰謀家的奴僕。那些擅長蠱惑人心的政客由着自己的性子一會兒指東，一會兒指西，就好像海浪隨風起起落落一樣。」
孟德斯鳩抨擊專制政體，因為「專制政體的原則是恐怖」；他認為，在民主政體下，平等精神會走向極端；由此產生之一窩窩子暴君們與單一暴君一樣可怕；而且，很快自由就會消失，單一暴君就會出現，人民就會喪失一切；孟德斯鳩青睞當時英國「有節制的」、「寬和的」君主政體，只不過必須建立憲制對君主之權力作必要制約，以保障人民自由。伏爾泰主張「人人自由，人人平等」；在他看來，「一切享有各種天然能力的人，顯然都是平等的」；這並不意味着在財產上、社會地位上之平等；「每一個人在內心深處都有權認為自己與其他的人完全平等；但是並不能由此便說，一個紅衣主教的㕑子應當命令他的主人給他做飯」；至於民主，他認為，這種政體「只適用於非常小的國家。即便如此，它也會不斷出錯，因為它是由人構成的。相互傾軋在所難免，就好比女修道院來了一群男教士」。對伏爾泰來說，啟蒙之所以必要正是因為大多數男人愚昧無知，女人更是不可救藥；他們不經過深思熟慮就做出判斷，不經思索就隨意發表意見；真正受到理性光輝照耀者只是鳳毛麟角。狄德羅認為一個種族之未來不能掌握在多數人手裡；他憎恨專制之君主和愚昧之教士，但並不想把國家之未來寄托給人民，而是想把未來抓到像自己一樣有教養之人手裡；狄德羅為《百科全書》寫「民眾」條：「你們要當心民眾在推理和哲學方面的判斷，民眾的聲音在此時是惡意、愚蠢、無情、不理智和偏見的聲音……民眾愚蒙與遲鈍的。」盧梭認為，人民訂立契約建立國家，因此人民是國家權力之主人，凡是未經人民直接參加而制定之法律都屬於無效；盧梭傾向於直接民主制，他對英國當時之議會制評論：「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盧梭自己說，「就民主制這個名詞的嚴格意義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從來就不曾有過，而且永遠也不會有」，因為「多數人統治而少數人被統治，那是違反自然的秩序的」。他認為基於人民主權之政體制適用於那些人口規模很小之國家；同時他認為，民主只適用於民風淳樸、道德高尚之人群。但他反對向大眾進行啟蒙或教化，因為那樣會造成全民之腐化。每個人無論教育程度或財產狀況如何，都有權在公共事務上使自己意願為人所知；事實上，任何善良、單純、無私、自然之普通人，從自己經驗和良知出發，都比受到過多教育、生活在上流社會遠離自然狀態者，能更好理解公意或共同利益。
康德認為民主是一種不合理之政治制度，因為它不是建立在從事物之永恒秩序中生發出來之理智和正義之上，而是多數人隨性而為之結果。柏克詛咒法國「純綷的民主制」正在「沿着一條筆直的道路迅速地變成一種有害而不光彩的寡頭政治」，「純粹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無恥的東西」。
查爾斯·雷尼·麥金托什在1818年預計，如果勞動階級獲得選舉權，「結果必然是輿論與財產之間永恆的對立」。大衛·李嘉圖認為，選舉權只能賦予那些不會推翻私有財產權的人。弗朗索瓦·基佐在1837年談到：「民主……是多數下層人反對少數上層人的旗幟。這面旗幟有時是為了爭取最合理的權利而舉起，有時卻是為了滿足最殘暴、最邪惡的激情而舉起；它有時指向最不公正的篡權者，有時卻把矛頭對準最合法的權威。」
托馬斯·巴賓頓·麥考利在1842年極力反對人民普選權要求，認為普選權意味着「私有財產以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終結」。愛彌爾·法蓋十分感概，「幾乎所有19世紀的思想家都不是民主派。當我寫《十九世紀的政治思想家》一書時，這令我十分沮喪。我找不到一個民主派，盡管我很想找到這麼一位，以便能介紹他所闡述的民主學說」。馬克思在1850年斷言，私有產權與全面普選是互不相容的。詹姆斯·麥迪遜在《聯邦黨人文集》鼓吹不要民主，而要建立一個「憲制共和」：「政府若採取民主的形式，與生俱來的就是麻煩和不方便，人們之所以譴責民主，原因就在這裡。」
在今天看來，「民主」與「共和」似乎是同義詞；而在18世紀、19世紀，這兩個詞意思天壤之別；前者是指人民參與治理國家，後者只是禁止最高權力之世襲制。美國憲制安排之共和特徵表現在西塞羅、馬基雅弗利、孟德斯鳩都曾鼓吹過，君主（以總統為代表）、貴族（參議院）和人民（眾議院）三者之間平衡；「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些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均可公正地斷定是虐政」；「把所有權力賦予多數人，他們就將壓迫少數人。把所有權力賦予少數人，他們將壓迫多數人。」如果一個制度只有民主成分，它很容易釀成騷亂，出現無政府狀態；只有加上貴族制特有之智慧和君主制特有之秩序，民主制之優點才能得到發揚，其弱點才能得以克服；從民主角度看，這種平衡之要害是限制人民行使權力。
華盛頓說：「我們將（來自眾議院的）法案倒入參議院的碟子裡冷一冷。」本傑明·富蘭克林說，美國新憲法確定政體是一種「選出來的君主制」，湯瑪斯·傑弗遜也說，它是「君主制的新版本」；政體又賦予具有貴族色彩且不受民意影響之最高法院「宣布違反憲法明文規定的立法為無效之權」。由選舉團小圈子推選總統，由間接選舉產生之參議院，以及不經選舉產生終身法官，可以說是阻止人民直接參與政治。兩院制、三權分立設計本意正是限制民主；立法權一分為二，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徹底顛覆議會主權、立法權至上之原則；橫向分權外，美國又創造縱向分權，即聯邦制。
有產者擔心，一旦允許大眾參與政治，窮人勢必會利用手中權力要求剝奪富人財產，然後揮霍一空；為保衛自己財產不受侵犯，有產者竭盡全力阻止民主之出現；知識精英認為讓窮人來統治是愚蠢之想法，國家還是應該專業的、出身高貴的人來統治。有產者對民主最大恐懼是「多數暴政」，害怕人民當家作主，可能侵害少數人之財產權。客觀上講，有史以來，在絕大多數地方和絕大多數時間裡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之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