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大屠杀期间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援助
犹太人和波兰政府

国际社会对援助犹太人缺乏援助，导致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屡屡表达不满。波兰流亡政府经常公开表达对德国大规模谋杀犹太人的愤慨。1942年， 波兰地下国全民抵抗指挥部（英语：）根据地下组织的报告发表了以下声明：
近一年来，除了波兰人民被敌人杀戮的的悲剧之外，我们的国土上一直在发生可怕的、有计划的针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这场大规模杀戮在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 与此相比，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暴行显得微不足道。 由于无法以行动抵抗这种情况，我们以全体波兰人民的名义抗议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 所有政治和公共组织都参加了这一抗议。
波兰政府是第一个向西方盟国通报犹太人大屠杀的政府。报告在早期经常受到质疑，甚至还遭到了犹太人领袖们的怀疑；西方列强花了长得多的时间怀疑报告是否确切。
波兰家乡军军官威托德·皮雷茨基是唯一一个自愿进入奥斯威辛集中营监禁的人。作为地下情报特工，他通过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组建的抵抗组织网络，向华沙的波兰抵抗组织（英语：）总部发送了大量有关集中营和种族灭绝的报告。1941年3月，皮雷斯基的报告由波兰流亡政府转交给伦敦的英国政府，但英国当局拒绝相信家乡军关于暴行的报告，认为这是波兰政府的夸大宣传。
扬·卡尔斯基（英语：）曾在波兰地下组织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担任信使。他曾偷偷进入华沙隔都，向波兰、英国和美国政府通报波兰犹太人的情况。1942年，卡尔斯基向波兰，英国和美国政府报告了波兰局势，特别是华沙隔都遭到的破坏和犹太人大屠杀。他会见了包括波兰总理在内的波兰流亡政客，以及波兰社会党、国家党（英语：）、劳动党（英语：）、人民党、犹太劳工总崩得（英语：）和锡安工人运动（英语：）等政党的成员。卡尔斯基还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交谈，详细说明了他在华沙和贝乌热茨的所见所闻。1943年，他在伦敦遇到了当时的知名记者阿瑟·库斯勒。随后他前往美国并向罗斯福总统汇报；1943年7月，卡尔斯基再次亲自向罗斯福报告了波兰犹太人的困境，但总统“打断波兰使者并询问了波兰境内......马的情况”。在美国，卡尔斯基还会见了许多政府领导和民间领袖，包括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科德尔·赫尔、威廉·约瑟夫·多诺万（英语：）和斯蒂芬·塞缪尔·怀斯等人。卡尔斯基还向媒体，各种教派领袖（包括红衣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英语：）），好莱坞电影界的成员和艺术家呈现了他的报告，但没有取得成功。许多与他交谈的人都不相信他，认为他的证词过于夸大，或者认为是波兰流亡政府的宣传之辞。
波兰政府代表团（英语：）是波兰境内地下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团中没有犹太人代表，但代表团资助了热戈塔组织（该组织由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共同管理）。自1942年以来，热戈塔从政府代表团（英语：）获得了将近2900万兹罗提的资金，约合当时的500万美元，或今天的6780万美元。这些资金被用于救济成千上万的波兰犹太人家庭。流亡政府还向犹太抵抗组织（英语：）（如犹太战斗组织和犹太军事联盟（英语：））提供特别援助，包括资金、武器和其他物资；尤其是在1942年之后。临时政府向西方传递犹太人地下组织的信息；如果对犹太人的暴行没有停止，临时政府支持犹太人对德国目标的报复请求，而盟军政府会回绝这种请求。波兰政府还试图增加波兰难民在中立国家寻求避难的机会，并阻止将逃离的犹太人遣返回纳粹占领的波兰，但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波兰流亡政府驻匈牙利代表亨利克·斯瓦维克（英语：）被称作“波兰的瓦伦贝格”，他帮助营救了超过3万名难民，其中包括5000名在布达佩斯的波兰犹太人：他给犹太人发放假护照，证明他们是“基督徒”。斯瓦维克还在瓦茨为犹太儿童建立了一所孤儿院，其对外正式名为“波兰军官子弟学校”。
波兰民族团结委员会（英语：）中有两名波兰犹太人成员，使犹太人在流亡政府中得到充分代表。此外，波兰政府代表团（英语：）于1943年成立了地下国的犹太事务部门，由威托德·比恩科夫斯基（英语：）和瓦迪斯瓦夫·巴托舍夫斯基（英语：）领导。该部门的目的是组织有关波兰犹太人口的事务，与热戈塔协调工作，并为伦敦的流亡政府准备关于犹太人下场的文件。令人遗憾的是，在流亡政府还没完全理解最终解决方案的彻底性之前，已经有大批波兰犹太人被杀。根据大卫·恩格尔和达利乌什·斯托拉（英语：）的说法，流亡政府关注全体波兰人民的命运，致力于重新恢复独立的波兰国家，并力图让自己作为盟军之间的平等伙伴。除了相对弱小之外，流亡政府还受到西方的审视。美国和英国的犹太人对流亡政府尤为严厉，因为他们不愿批评自己的政府在拯救犹太人方面的无所作为。
波兰政府及其在国内的地下代表发表声明称，针对犹太人的行为（如敲诈勒索等）将受到死刑的惩罚。 波兰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签署了一项法令，呼吁波兰人民向受迫害的犹太人提供援助。法令包含以下的严厉警告：
任何直接和间接参与德国犯罪的共谋行为是对波兰最严重的罪行。任何在他们的谋杀行为中合作的波兰人——无论是敲诈勒索、告发犹太人、还是剥削他们可怕的困境或参与抢劫行为——都是违反波兰共和国法律的重大罪行。
根据迈克尔·斯坦因劳夫（英语：）的说法，在1943年华沙隔都起义之前，西科尔斯基对波兰人帮助犹太人的呼吁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出现在他的公报中。斯坦因劳夫指出，在伦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西科尔斯基承诺犹太人在战后享有平等的权利，但这一承诺在演讲的印刷版中被毫无理由地遗漏了。根据大卫·恩格尔（英语：）的说法，流亡政府的一些成员怀疑波兰犹太人是否忠于波兰和波兰利益，导致政治局势紧张。例如，犹太机构拒绝支持波兰对归还利沃夫省和維爾諾省的要求。总的来说，正如斯托拉所言，波兰政府与其他盟国政府一样没有准备好应对犹太人大屠杀；而且直到有关大屠杀的报告传播更为广泛后，政府才不再对吸引民众援助犹太人犹豫不决。
波兰流亡政府全国委员会（英语：）的犹太成员什穆尔·齐格耶博伊姆（英语：）于1943年5月在伦敦自杀，以抗议盟军政府对犹太人民遭遇毁灭的漠不关心；并抗议波兰政府面对波兰犹太人遭到如此规模的悲剧，却没法引领相称的公众舆论。
波兰地下国是欧洲唯一拥有广泛的地下司法系统的国家。虽然受到实际情况的限制，这些地下法院的运作注重正当程序，因此可能需要数月才能通过死刑判决。然而，Prekerowa指出，直到1943年9月非军事法庭才开始发布死刑判决，这意味着自1940年纳粹第一次反犹太措施以来，敲诈者已经工作好一段时间了。总体而言，直到1942年底，波兰人才得以组织地下非军事法庭，使其合法化，并授予法庭对民事犯罪判处死刑的权力——如非叛国的通敌行为，以及敲诈勒索行为。根据约瑟夫·克尔米什（Joseph Kermish）的说法，在被特别法院（英语：）判处死刑，并被波兰抵抗战士冒着自身的死亡风险执行处决的数千名通敌者中，很少有明确的敲诈勒索者或迫害犹太人的线人。根据克尔米什的说法，这导致一些敲诈者在他们的犯罪活动中越来越大胆。 Marek Jan Chodakiewicz写道，一些波兰犹太人因出卖其他犹太人而被处决。他指出，由于纳粹线人经常出卖地下组织成员和藏身的犹太人，因此通敌的指控较为宽泛，而判决则是因累积的罪行而通过的。
由左翼治愈运动、波兰社会党以及中间派民主党官员指挥的家乡军部队欢迎犹太战士与波兰人一起服役，不会因他们的种族身份而产生问题。然而家乡军的一些右翼部队排除了犹太人加入。与之类似，代表处的一些成员将犹太人和波兰人视为独立的实体。历史学家以色列·古特曼（英语：）指出，家乡军领导人斯特凡·罗维斯基（英语：）曾提倡如果德国人开展一场针对波兰人的灭绝运动，应放弃长远运行地下组织的考虑，发起一场全面起义；然而，针对波兰犹太平民的灭绝运动确实在进行，家乡军却没有这样的计划。另一方面，波兰政府在战前武装和训练了莱希等犹太准军事集团。在流亡期间，波兰政府接纳数千名波兰犹太战士进入安德斯军团，其中包括梅纳赫姆·贝京等领导人。在整个战争期间，流亡政府继续了支持政策，使犹太战斗组织和犹太军事联盟（英语：）成为波兰抵抗运动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