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调处执行部
调处经过

1946年1月11日，军调部美方执行处长白鲁德从重庆飞抵北平，筹备军调部。1946年1月13日，饶伯森、郑介民、叶剑英及各自随员共15人从重庆飞抵北平，住进北京饭店，作为临时办公点。1月14日开始办公。1月19日，进驻协和医院大楼办公，共方使用一楼，国方使用二楼，美方使用三楼。2月2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军事调处执行部内，由叶剑英、饶漱石、罗瑞卿等不超过七人组成一小委员会；以饶漱石为书记，对外用顾问名义；叶剑英对外负责。
1946年1月至3月，军调部派出23个小组，达成69项小组协议。
由于蒋介石坚持军事接收东北各地政权，一再声言军事调处不包括东北，东北内战愈演愈烈。1946年3月上旬，苏联军队开始从沈阳及其附近地区撤兵，国军即开始向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3月13日国军在苏军撤兵后抢占沈阳。从3月18日开始，分兵三路同时向南、向东、向北推进：
南路新六军主力由台安以南之新开河向辽阳进犯；
北路新一军沿中长路两侧北犯，并于3月24日占领铁岭；
东路第五十二军从沈阳沿浑河两岸向抚顺进犯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东北无内战，只是接收辽阳、抚顺。中共代表周恩来宣称：这完全不合事实，政府军以军队攻我军所在之抚顺、辽阳、铁岭，若不叫内战和军事冲突，则将来政府军可继续进攻任何中共地区及苏军撤退区，亦可不叫冲突，如此派执行小组何用。194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执行小组可能于数日内抵沈阳，我方小组代表为饶漱石。你处到沈阳代表建议由林枫或伍修权充任。除沈阳执行小组外，可能还须派出若干执行分组到抚顺、营口、彰武、四平街及其他苏军已经撤退而战争尚未完全停止之地方调处停战，请通知各战略单位派遣一二个了解该区全面情况的军政干部，到沈阳参加工作和充任执行分组代表。”3月27日军事调处三人小组周恩来、张治中、吉伦中将（1946年3月11日至4月18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回国述职期间代职）签署了《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规定：
军调处派遣一个执行小组到东北
小组的任务，仅只限于做军事调处工作。
小组只在中共军队和政府军队控制地区工作，不得进入苏军控制地区。
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双方军队密接地点，阻止双方军队冲突，并作出公平调处。
1946年4月2日，饶漱石和美国代表白鲁德、國民政府代表赵家骧等乘坐美方专机由北平抵达东北局所在地梅河口附近的东丰机场，东北局书记彭真率林枫、李立三、伍修权等在机场迎接。饶漱石向东北局传达了叶剑英和北平军调部的意见：除了在沈阳成立第二十七执行小组（即东北执行小组）外，还要在抚顺、本溪、四平和辽西等地设立四个小组，东北小组的我方代表由东北局派负责干部担任。彭真等研究后，决定李立三用李敏然的名字与伍修权参加在沈阳的第二十七执行小组(即沈阳中心组)。其他各组的共方代表：
抚顺小组(后为海龙第30执行小组）为莫文骅
本溪小组(第29执行小组)为萧华
四平小组(第28执行小组)为耿飙
辽西小组为王首道
饶漱石还和美方代表白鲁德准将前往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会见林彪司令员。当日，李立三、伍修权等和饶漱石、美方代表白鲁德一起乘飞机去沈阳赴任。当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在中苏联谊社招待东北执行小组，饶漱石致词希望迅速实现东北的民主和平。这天晚上，饶漱石还致电延安及在重庆的周恩来：“沈阳警备司令部于美方、赵、饶等先行后，借故将40多人扣留机场三小时，强令原机返平，经美方交涉，已将全部人员送回。饶已向白鲁德口头抗议，要求警备司令部向我道歉，并保证我方人员的自由与安全。白同意转达北平、锦州。请对此事广为宣传，并在渝、平同时提出抗议。”
1946年4月至5月，关外大打（四平街保卫战），军调部很难在东北达成停火协议。5月中旬，饶漱石和李立三等执行小组的中共负责人乘坐美国提供的飞机，经北平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至此，饶漱石在军调部的活动结束，其在东北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职务由李立三接替。
1946年5月5日，周恩来在随员宋平、章文晋、何谦等陪同下，同國民政府代表徐永昌同机飞抵汉口。马歇尔因事不能前往，指派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准将为代表，也于同日由北平飞抵汉口。徐永昌到汉口后托病不前，派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做他的代表。5月6日早上，三方代表及随行人员，会同军调部第九、第三十二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及新闻记者60余人，分乘4辆吉普车和2辆军用卡车，向武汉以北100多公里的宣化店进发。5月8日上午11时到达宣化店，下午14时许，在宣化店湖北会馆举行军事调停会议。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指責國軍破坏停战协议，是假和谈，真备战。周恩来在会上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布和谈结束，成为内战的起点。5月9日上午，军调代表与记者团一行离开宣化店，下午回到武汉。迫于事实和中外舆论的压力，5月10日下午三时在汉口杨森花园，三方代表签订了制止中原内战的《军事三人小组关于停止中原内战的汉口协议》，简称《汉口协议》。具体如下：
军事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白鲁德，赴鄂调查军事冲突，十日在汉获致协议，并同时发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武汉行营及中共中原军区司令部，三人会议一致决议下列各项，发致上述指挥机构转令长江以北各有关部队实施之。



（一）上述双方指挥机构之指挥官，应即下达命令，制止本地区之小规模战斗及步哨冲突。



（二）凡违反原停战协定之部队移动应立即停止，但停战命令中所规定允许之部队调动，如为行政上之调动者，可继续实施，惟应事前通知执行小组。



（三）上述地区内应立即停止新碉堡及永久工事之建造。



（四）双方指挥官应迅即于司令部以及对峙部队单位内互派必要之连络军官，此项连络军官应与执行小组取得联系，以确定对峙部队之界线，为其主要任务之一。



（五）同意运送中共军伤病兵一千名，眷属一百人，及照顾与医务人员共六十人。此项人员由中共中原军区运至安阳，并定五月十五日为起运日期，其详细办法应依照第九小组三方议定之手续行之。双方应下达命令予各级指挥官，保证此项运输不得迟延，同意由双方指挥官立即交换被拘人员名册，凡确定为政治犯或战俘，应于本年六月一日前释放之。



（六）同意保证中共军为整军而复员人员，由中共中原军区地区，至其目的地途中及到达后之安全，但此项人员于复员还乡之前，应由中共中原军区造具名册，注明目的地及所经路线，送交武汉行营，并保证此项人员确系还乡，不携带武器，并持有护照者。本协定对北平军调部过去之训令及将三人小组关于本地区基本问题或将获致之协议并无妨碍或影响。



上列文件系由政府代表徐永昌，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白鲁德签字。



签字时乃为民国三十五年五月十日下午三时，签字地点在汉口杨森花园。
《汉口协议》的签订，使发动全面内战的时间表受到了约束，虽然在协议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军仍然未停止向中原部队的进攻，但是大规模的全面内战终究推迟了一个半月。这一推迟，为共军在全国各战场的反击准备工作提供了时间，对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期间，中共中原部队将1160名伤病员、100名眷属及60名医务人员经由安阳车站合法转移到了华北解放区，另一部分人员也以整军复员的方式疏散还乡，这就精简了部队，便于做好突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5月10日，周恩来和徐永昌、白鲁德飞返南京。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国会提交军事援华法案。同一天，白宫与国民政府签订一项由该法案所提出的《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规定美国将保证供应国民政府以充分的军火和器材。 6月22日，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国的军事援蒋法案，批评：“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这是自1946年1月停战以来，中共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谴责美国的对华政策。这表明中共对美政策已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恶化。中共已不再信任马歇尔的“公正”了。自此，停战谈判与调处再无实际作用。
1946年6月底，国共内战全面爆发。至1946年9月底，马歇尔八上庐山也无法调停国军停止进攻。7月29日，安平事件使共方与美方直接发生军事冲突。1946年9月27日，三方签署协议，关内保留太原、沁县、临汾、邯郸、新乡、泊头6个小组，其余全部撤回北平；关外由8个小组缩减为3个。
1946年10月至1947年11月，随着傅作义攻陷张家口、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周恩来于10月飞回延安，军调工作彻底停止。11月22日，各小组的共方人员撤走，变成了二方小组。1947年1月8日，马歇尔返美。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宣布结束与三人委员会及北平军调部的关系。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由于美方态度，解散三人小组与北平军调部。2月7日，美方第一批人员撤走。2月11日，共方人员开始撤走。1947年2月21日，叶剑英率最后一批共方人员从北平飞回延安。军调部历时一年另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