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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
中年經歷 > 洛川會談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戰役中被俘之東北軍第一〇七師第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回到王以哲軍部駐地洛川；王以哲聽了高福源報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張並秘密報告張。1月初，張剛從上海回到西安，正急於找到中國共產黨；他得到電報後就飛到洛川會見高福源。1月17日，中共中央社會局長李克農去洛川與張、王以哲見面。1月19日，李克農在高福源引導下，到洛川同張、王以哲會談；張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1月20日，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抵陝西洛川與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代總司令張會談，李說明中央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一致對外之主張。1月21日晚，張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3個小時。張密晤中國共產黨代表李克農，李表示擁張為西北抗日聯軍總司令，並暗示能獲得蘇聯軍火援助。1月，在第一次洛川會談，中國共產黨已得知張「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討蔣」。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義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東北軍大多數是愛國，「是願意打日本帝國主義的」。中國共產黨重視宣傳，在1月25日向在東北軍公開信中成功挑撥東北軍與中央的關係。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農到洛川談判；2月10日，周恩來指示李克農按照瓦窰堡會議精神，先談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問題。2月20日，周恩來在瓦窰堡接到中央及軍委從東征前線發給李克農之訓令，指出張同意抗日，願意和他們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討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2月21日，李克農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窰堡出發，於2月25日到達洛川。2月25日，李克農到達洛川。2月26日，張原來打算親自參加會談，因臨時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參謀長趙鎮藩先談局部合作問題，重大問題由他回來談。經過兩天談判後，於2月28日達成幾條口頭協議，主要內容是：一、為一致抗日，紅軍與六十七軍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復六十七軍在膚施、甘泉兩城六十七軍部隊所需糧、柴進城出售，恢復正常通商關係；四、恢復紅白兩地區通商，雙方有保護對方採購人員安全之責；五、紅軍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內之部隊換防。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農與王以哲、趙鎮藩磋商紅軍與東北軍第六十七軍之間合作抗日問題，達成口頭協議，主要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紅軍同意恢復第六十七軍在鄜縣、甘泉、延安之交通運輸及經濟通商；延安、甘泉城內第六十七軍人員所需糧草，可向當地蘇區群眾購買，紅軍予以便利；雙方給予對方採購人員以保護。
1936年3月2日，張由南京回到西安，當日即親自駕機飛到洛川和李克農會談；會談一開始，張即表示已聽過王以哲、趙鎮藩之報告，完全贊同雙方之口頭協議，並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請李克農先談中國共產黨對時局之看法。3月3日，張由南京飛返要西安，次日即飛洛川與李克農第二次會談，就聯合抗日問題交換意見，主張抗日必須「聯蔣」，並要求中共派全權代表作進一步會談，3月7日李克農離開洛川。3月4日，張便趕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張同意共產黨建立聯合政府、抗日聯軍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主張，但他提出幾個問題：一、為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在內？他認為國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蔣手中，蔣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須聯蔣；二、抗日如何能取得勝利？三、如何取得蘇聯援助？四、紅軍東征抗日應取道寧夏、綏遠、察哈爾，不應取道山西。3月，張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對其他問題談得很順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見；唯獨在對蔣態度問題上雙方意見相左，誰也沒有說服誰。李克農一一作回答，但在聯合蔣和進軍路線上沒有取得一致意見；李克農表示：「張將軍的意見，我們可以向黨中央報告。」雙方商定：一、和蘇聯聯繫，雙方可各派代表，赴蘇路線，張答應他可與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駐西安，以便保持聯繫，由張給以名義掩護；最後，張提出，為了進一步商談抗日救國大計，請毛澤東或周恩來親自來一次，地點在膚施，具體時間由中共方面定；李克農表示，立即向中央報告。當時，毛澤東、彭德懷、張聞天等駐在山西石樓城指揮紅軍東征，周恩來和博古、鄧發由瓦窰堡趕到石樓；3月16日，李克農到石樓向中國共產黨中央滙報洛川會談情況；中央立即決定周恩來為代表到膚施同張談判，李克農也同去。張再晤李克農，請中國共產黨介紹自己代表與蘇聯直接商談軍火援助問題。李杜從董健吾處了解情況後，打電報給張：「尋找的朋友已經找到了」；張很高興，即派高級參謀趙毅到上海把劉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張公館之東樓內。張向中國共產黨黨員劉鼎反覆請教紅軍以少勝多、以弱勝強之根本原因和戰略戰術。劉鼎到西安第二天，張在家裡接見他；張嚴肅地向劉鼎提出三個問題：一、我張某人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決不後人，可是你們共產黨卻駡我是不抵抗將軍，賣國投降；二、中東路事件，蘇聯紅軍把東北軍打得那樣慘，還駡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反蘇反共；三、在陝北，紅軍打東北軍為什麼打得那麼厲害？使東北軍遭受嚴重損失。第二天，劉鼎再次與張見面，劉對張説：一、張先生執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四個月，日寇就占領東三省，當然遭到人民辱駡，中國共產黨與人民一樣，在這個問題，不能不表示態度；二、東北當局受蔣、日挑唆，首先挑釁，撕毁中東路共管協議，採取片面行動，蘇聯指責張先生絕非無中生有；三、東北軍在鄂豫皖和陝西，使蘇區和紅軍受到很大損失，紅軍在陝北採取自衛還擊，使東北軍受到挫折，有人民支持之新式軍隊，百萬大軍都無可奈可。當天張就偕劉鼎和公館隨從人員飛到洛川，張行前報請南京在洛川設立「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聲稱自己要到前方督戰，曾致電蔣説：「預定設前進指揮所於洛川，學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釋解委座兩顧之憂。」；蔣覆電稱：「陝北軍務，得弟親往督飭，立殲滅之大功，在此一舉。」周恩來參加3月20日到3月27日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認為不排除蔣允許與共產黨建立聯繫之可能，沒有再次談反蔣之問題；3月27日會議上，毛澤東談到與張談判問題時，仍堅持反日與反蔣不可分離。
洛川會談結束後，王以哲送給紅軍一批七九步槍，子彈數萬發，並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車送至紅軍防地；經過兩個月之努力，採購許多重要物資，有印鈔機和高級紙張、油墨、無線電器材、醫療器材藥品等；這些物資，都由東北軍用軍用汽車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轉運到雙方防地交界處，移交蘇區貿易局運到瓦窰堡；這批物資為蘇區解決許多困難，打破中國國民黨對陝北蘇區之經濟封鎖。
中年經歷 > 膚施會談

1936年4月6日，毛、彭聯名致電張，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來偕李克農於8日赴膚施，與張學良先生會商救國大計，定7日由瓦窰堡啟程，8日下午6時前到達膚施城東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張學良先生妥為布置；乙、雙方會商之問題，敝方擬定；丙、張先生有何提議，祈預告為盼。4月，張到膚施密晤周恩來，周勸張反蔣，張則勸周聯蔣。4月9日，周恩来與张在膚施会談。周恩來問張學良：「怎麼張伯苓是你的老師？」；張説：「過去我抽大烟、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後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張說全國之力合到一起，難以打敗日本，不要把有抗日願望而又實力最強之蔣拒之門外；張表示若勸蔣聯共不成，便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張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願參與醞釀此事；二、同意紅軍集中河北，但認為紅軍在山西恐難立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綏遠，如果紅軍堅持東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之東北軍與紅軍聯絡，還答應可為北上之紅四方面軍和二方面軍讓路，並説如果紅軍一旦與日軍接觸，他可以公開和紅軍聯合；三、蔣介石現在歧路上，根據他觀察，蔣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還不能做到反蔣，如蔣投日，當離開蔣，在未公開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蔣之命令，進駐蘇區，他主張在裡面勸，共產黨在外面逼，促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之錯誤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四、將派代表去蘇聯，中共方面之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聯絡盛世才。張是當時最早接受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之中國國民黨將軍，已和紅軍秘密達成停戰、通商等協議。周恩來表示：關於對蔣介石的政策問題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慮，願將張之意見回去慎重研究。會談一直進行到4月10日晨4時才結束，雙方都很滿意；周恩來對李克農等人説：「談得真好呀！想不到張學良是爽朗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張後來對劉鼎説：「膚施會談，我太滿意了」，「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握別時，張贈送《申報》六十周年紀念時出版之中國大地圖一本，語重心長地説：「共同保衛中國。」隨後，張拿出二萬块銀元和十二萬法幣，支援紅軍作軍費。
中年經歷 > 聯共

4月22日，周恩來寫親筆信給張，和李克農一起同劉鼎談話，把信交給劉鼎，信內稱：九日會談，「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諸同志「咸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信中誠懇忠告張「為抗日固足惜蔣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蔣氏。為抗日戰線計，為東北軍前途計，先生當有以準備之也！」、「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禍急，渾忘畛域，直率之處，諸維鑒察。」幾天後，張和劉鼎乘專機到西安，到西安後，把劉鼎安置在公館之東樓上，對劉鼎説：「你名義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隨從軍官。你要在東北軍中多活動，並多多幫助我。」因此，那時人們叫劉鼎為「秘書」，在張公館進出，張還親自囑咐隨從應德田和孫銘九，要好好招待和保護劉鼎，以後又給劉鼎發自衛手槍。4月2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第一次把中國國民黨列入抗日民族統一陣線行列。劉鼎到西安積極設法架設秘密電台，着手建設從西安到蘇區、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秘密交通，利用關係在西安東城中國銀行蓋的七賢莊住宅區租一個兩進四合院，做為秘密交通站；通過東北軍關係買商用交通車，把宋慶齡介紹之美國記者斯諾和馬海德大夫、潘漢年、丁玲、張子華等去蘇區，經過西安七賢莊交通站，送往洛川轉陝北；中央從陝北派鄧發或王稼祥等到新疆或轉蘇聯，葉劍英、汪鋒、張文彬、張經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過秘密交通線。
1936年6月30日，張主動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7月，張籌建「抗日同志會」，9月正式成立，作為秘密核心組織團結東北軍，吸收有積極抗日思想分子，開始主要成員是孫銘久、應德田、苗劍秋、盧廣績、車向忱、劉瀾波、苗勃然（兩人都是中共秘密黨員）等，劉鼎也參加；以後向軍、師、旅長發展，共達70多人，張自任會長，聯共抗日、培養抗日幹部。7月初，張住在王曲時，把劉鼎拉去跟他説：「我的日子難過。我連想了幾天，想把隊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紅軍一起幹。……和他們糾纏有損無益，干脆撒手。遲分不如早分，與其將來被劫，不如現在主動，早下手為強，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來抗日。……」劉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萬火急密電報告中共黨中央，乘張專機到膚施後，步行50里到達安塞；黨中央機關剛從瓦窰堡撤向保安，得到劉鼎電報後，毛、張聞天、周恩來於7月5日趕到安塞城，立即召開會議，毛、張、周都到會，李克農也列席會議；毛最後説：「張學良敢在膚施與周恩來面談，回去宣傳抗日是大好事。……叫張學良不要和蔣介石鬧翻了，要講策略，不要太刺激他。……」劉鼎回到西安見到張，詳細談了安塞中央會議，說：「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都到會，研究了一夜，高度評價你的抗日決心和熱情，但你的想法目前時機還不成熟，要你團結全部東北軍，耐心爭取蔣介石和全國一切抗日力量。」張耐心聽後表示理解中共中央意思，説：「從今以後，我要想盡一切辦法勸説蔣委員長，把他爭取到抗日陣營中來。我和委員長交情很深，我要認真利用這個地位加快步伐向他進言，爭取他幡然省悟。你們黨中央既然要我這樣辦，縱然碰釘子，或者削職為民乃至坐牢殺頭，也在所不惜！」張為整訓部隊軍官，商得楊虎城同意，報經蔣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創辦「西安軍官訓練團」，張任團長，楊任副團長；張接受劉鼎建議，吸收瓦窰堡紅軍大學之經驗，以政治為主，主要講抗日救國之道理；以軍事為輔，學習運動戰和游擊戰術；訓練團廢除打駡，提倡官兵平等，團結官兵。訓練團第一期張就住在王曲，親自給學員作報告，公開對學員説：「唯有對外，才能實現真正統一。」、「東北軍要站在抗日第一線，……東北土地主權是屬於中華民國的，……東北軍抗日，唯有犧牲是屬於我們的。」張、楊講話，都講抗日救國道理。劉鼎又建議張辦學兵隊，從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參加「一二·九」運動之學生到西安軍訓；張同意後，由中共秘密黨員劉瀾波、孫達生等協助招生，學兵隊由張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領導，由衛隊二營派送管理幹部；學兵隊共300多人，設在西安東門城樓上，學兵畢業後分配到各要害部門和各部隊。劉鼎還和劉瀾波等推動東北文化教育界人士組織「東北救亡總會」，團結東北人抗日救亡；又從上海請來文化界秘密黨員吳奚如到西安，主編抗日同志會刊物《文化周報》，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由「抗日反蔣」到「逼蔣抗日」，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策略上之重大轉變；而洛川和膚施會談中，張一再認為蔣有可能抗日，應該內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之意見，也給中國共產黨中央作出這種決策提供重要根據。
日本歷史學家宮脇淳子確信張是共產國際內部人員，他認為證據是後來共產國際頒授勳章給張學良。另有關張與共產黨的關係，可參見楊奎松《張學良的「通共」與蔣介石的置若罔聞》、陳益南《「西安事變」中若干鮮為人知的細節》等文，張學良在1936年提出加入共產黨，不是加入中共，此事需中共向共產國際匯報，最後以「特殊黨員」之身份加入，即可得到共產國際支持。
中年經歷 > 勸蔣抗日

1936年10月20日，在蔣來西安前夕，張密赴太原，向閻錫山坦述自己聯共聯蘇以便抗日之內幕，閻答應與張聯袂，一同勸蔣聯共，「倘蔣不幹，閻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軍、紅軍、東北軍全力抗戰」，並表示把固陽等5個縣讓給紅軍。同時，蔣來前，為確保安全，已指定以西安城東之臨潼華清池為其行館，錢大鈞已提請前派張玉蓀到該處安排佈置，但楊虎城以「華清池離西安太遠，往來不便」為由，建議以城內九爺府為行館，張贊同此議。10月22日，蔣一行人飛抵西安機場，張要張玉蓀向蔣報告，己在城內九爺府和城外華清池準備好兩處行館，請蔣指示前往何處，蔣「楞了一下，便回頭望著」錢大鈞，錢說到華清池。當晚，張懇勸蔣聯共抗日，「歷時甚久」，兩人爭辯，蔣連駡不止，「響遏雲霄」。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陽。蔣決定如張、楊不服從「剿共」命令，就把東北軍、十七路軍調離陝甘，由蔣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任命衛立煌、朱紹良、陳繼承為一個方面之總指揮。10月31日，張邀閻同赴洛陽，為蔣祝壽，並聯袂勸蔣。
1936年11月初，張到葉劍英住室，商討辦法停止內戰，最後張説：「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苦迭打』（日文外來語「クーデター」，源自法語coup d'État，意即政變）。」；葉電告中共中央，回電讓葉轉告張「要慎重」。11月17日，蔣自洛陽親赴太原晤見閻錫山，11月18日在綏靖公署召集各機關公務員訓話，大意一切應以堅固守靜之態度沉著處理。中共屢屢致電張，請其遲滯進剿；11月27日，張回電説，「永不進展實難辦到」，目前只能將進剿改為封鎖，以延長時間，「速請內中早決大計」。11月27日，张給蒋一份「请缨抗敌書」，遭到蒋拒绝。張如蒙所請，東北軍轉進綏遠，既能滿足東北軍強烈抗日要求，又不致與紅軍隔離，還可接通外蒙和蘇聯；蔣仍令其剿共。張請求率部增援綏遠東部，蔣未准其請。禁不住張一再懇求，始准派騎兵第七師開往綏遠作戰（該師實際上並未開去），仍未允東北軍全部出動，張深感不滿。
中年經歷 > 西安事變

条目：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1日，張獲悉，如東北軍不執行剿共命令，蔣便將其調蘇皖閩；12月2日，張赴洛陽勸蔣，並表示“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這是實情，當時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擔心，如繼續剿共，東北軍下層官兵就會造反）；蒋明知西安不穩，但為完成其剿共事業，毅然答應前往。12月3日，張乘軍用機飛洛陽見蔣，請求率東北軍赴綏遠前線抗日，蔣堅決主張「剿共」，仍令即日回陝，張央求釋放救國會負責人，蔣亦拒不採納。12月4日，為部署新之「剿共」內戰，蔣從洛陽再次來到西安。12月4日，蔣由張等陪同，自洛陽抵西安，設行轅於臨潼華清池，陳誠、衛立煌、蔣鼎文、陳繼承、朱紹良等亦先後到達。蒋抵西安，仍住華清池。中央軍紛開潼關，最新式戰鬥機分批在西安機場降落。12月6日起蔣在華清池排次召見張、楊及東北軍、西北軍師長以上軍官談話，要求聽從命令，繼續「剿共」，並對張、楊提出：服從「剿共」令，將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全部開往陝北前線「進剿」紅軍，中央大軍軍在後接應督戰，如張、楊不願在陝、甘「剿共」，則將陝、甘兩省讓出，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軍調往安徽。蔣向張、楊表示：一是進剿紅軍；二是如不願剿共，則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陝甘兩省給中央軍剿共。12月7日，張到華清池見蔣「哭諫」，痛陳東北失陷，華北局勢嚴重，要求改變「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聯合共產黨，團結抗日，被蔣拒絕，晚上張、楊密議捉蔣，實行「兵諫」。12月7日下午，張到華清池同蔣單獨會談，説當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紅軍問題可用政治方法解決只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就能統一；又説東北軍將士抗日情緒不可壓制；他表示對蔣一貫忠誠，面臨國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據理力爭，希望委員長慎重考慮；兩人爭執很久，最後蔣對張大發火説：「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12月8日上午，楊在張勸說下，去華清池向蔣進諫。蔣命令楊要「放手撤換」十七路軍中「不主張剿共而主張抗日的軍官」。楊見蔣態度無法挽回，便返回西安。
張回到西安把見蔣之情況告訴楊，兩人認為蔣不會改變主意。張、楊見「苦諫」徹底失敗，商定對蔣「兵諫」。12月9日，西安各校學生舉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遊行請願活動，以推動團結抗日。12月9日，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發表《一二九宣言》，並組織1.5萬餘名學生和市民游行請願，要求張、楊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憲兵二團及武裝警察開槍擊傷1名小學生，群情激憤，學生決定徒步到臨潼華清池向蔣請願，蔣令張武力阻止，「格殺勿論」，張驅車至滻橋，簽應一星期內以事實答覆學生抗日救國之要求，將學生勸回。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國團隊領導下，西安一萬多名大、中、小學生舉行聲勢浩大之示威遊行和召開紀念大會。蒋得知學生請願隊伍前來臨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說如果学生不聽，可採取武力行動。张擔心學生運動影響自己之「運動」，前去勸阻，說東北是從他手裡丟掉，他也要親手收回來。张追上學生队伍。張立即趕到去臨潼之路上對遊行學生講話，指出「前面不是坦途」。他说大家太辛苦了。他對學生説：「請你們相信我，我張學良和你們是一樣的思想，一樣的心，你們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許我比你們的要求更迫切。你們的意見，我一定負責轉達到，我去講可能比你們更有份量。我保證一星期內以事實答覆你們的要求。」學生們同聲高呼願意為救國而流血犧牲。學生們見張態度誠懇，就同意不去臨潼，回到西安。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前數小時，他在西安召集幹部會議，宣布這項驚人陰謀，大多數人都默默無言，只有于學忠和另一位高幹發言。說：「少帥，抓起來很容易，您考慮沒有，以後怎麼樣放他呢？」張、楊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張、楊對蔣兵諫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進行抗日。12月12日，張致電宋美齡，保證蔣生命安全。12月13日，張部隊由渭南向臨潼集中，洛川、慶陽均放棄，中國工農紅軍即由陝北南下，配合張部抗擊中央軍。12月14日下午，端納由洛陽飛抵西安晤張，㩦有宋美齡致張和蔣的信，致蔣信中有「南京戲中有戲」一語，晚上張偕端納探視蔣。張、楊宣佈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成立「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由張、楊分任正、副主任，董英斌為參謀長。12月15日，端納飛洛陽，電宋美齡告蔣平安並張、楊主張，稱張希望孔祥熙與宋美齡到西安談判。12月17日，張學良偕蔣鼎文再見蔣，蔣當即寫給何應欽手令曰：「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為要！」12月19日，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召開會議，何應欽、孫科、居正、宋子文、宋美齡、葉楚傖、王寵惠等出席，經過激烈辯論，決定：「一、准宋委員子文以私人資格即日飛赴西安，營救蔣公：二、准許至十二月二十二日（養日）暫行停止轟炸；但張、楊在此期間不得向南移動。」12月20日，宋子文應張電邀與端納同機自洛陽飛抵西安，12月21日宋子文與端納飛回南京，報告與張、楊、周晤談情況。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齡、端納、蔣鼎文、戴笠飛抵西安與張、楊談判，蔣授意宋子文、宋美齡負責談判改組政府，3個月後開救國會議，改組中國國民黨，改組國民政府，同意聯俄容共等；張、楊與周恩來提出以八項主張為談判之基礎，簽應蔣提出兩個條件：一、他本人不出頭，由宋子文、宋美齡代表他談判；二、商定條件，他以「領袖的人格」作保證，不作任何書面簽字。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蔣與張、楊正式開始談判，周恩來作為中共全權代表參加，宋個人同意，承認轉達蔣；下午，宋子文與張、楊、周恩來繼續談判，宋首先提出先組織過渡政府，3個月以後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宋提議由蔣下令撤兵，蔣即回京。12月24日上午，宋子文、宋美齡代表蔣與張、楊、周恩來談判，達成釋放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西安協定》：一、孔、宋組行政院，肅清親日派；二、中央軍撤兵調離西北；三、蔣允許回後釋放愛國領袖；四、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停止「剿共」，並可經張手接濟，抗戰發動，紅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五、開放政權，召集救國會議；六、分批釋放政治犯；七、抗戰發動，中共公開；八、聯俄，與英、美、法聯絡；九、蔣回後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職；晚上，周恩來會見蔣，向蔣說明中共抗日救國之政策以及西安方面之意圖，蔣表示：一、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三、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樓懇求楊同意放蔣，楊仍堅持沒有保證條件不能放走蔣。下午2時半，張、楊見蔣。楊一向尊重張，便慨然同張一起送蔣去機場。下午3時半，他們乘汽車從蔣住處出發，直奔西郊機場。下午5時半，蔣由張護送離開西安飛抵洛陽。下午，張、楊釋放蔣，張親自陪蔣飛洛陽，臨行張寫手令交楊，令東北軍由于學忠統帥，歸楊虎城指揮；全國民眾慶祝蔣離開西安飛抵洛陽，南京中央廣播電台將此消息向全國及海外播放，首都及各地報社發放「號外」。12月26日午，蔣由洛陽飛抵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會等黨國要人到機場迎接，隨後張與宋子文陪同由洛陽飛南京，至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中年經歷 > 受審

参见：蔣介石
1936年12月30日，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決如下：「張學良首謀夥黨，對於上官暴行脅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12月31日，张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當天下午，蔣呈請國民政府「予以赦免」。12月31日下午，蔣具呈國民政府請予特赦，並請責令張「戴罪圖功，力自贖」；軍事委員會派李烈鈞為審判長，朱培德、鹿鍾麟為審判官，組成高等軍事法庭會審張學良，10時開庭審判，以「首謀伙黨，對於上官為暴行脅迫」之罪名，判處張有期徒刑10年，褫奪公權5年，次年1月1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蔣向國民政府呈請張「應得罪刑，予以特赦。並責令戴罪圖勛，努力自贖。」，且獲時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簽准。
被囚禁的後半生

1937年1月3日，行政院代院長孔祥熙密電國民政府，請特赦張。1月4日，林森主持召開第二十二次國民政府委員會會議，決定對張特赦，發佈命令：「張學良所處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国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過特予赦免张，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張從此失去自由，過著被幽禁之生活。
莫德惠、劉哲、戢翼翹自北平應邀至南京，勸慰張學良。1月7日，蔣致書張，提出陝、甘軍事善後辦法，要旨為：一、東北軍應集中甘肅，由張學良推薦一人率領前往；二、楊虎城或酌留若干部隊在西安，使其行使綏靖職權；囑其與顧祝同切商辦法，餘應照已發電令辦理；並謂「請由兄手諭告虎城及各將領，勉以切實服從中央命令」；張致函蔣，提出解決陝、甘問題意見書，同意派人持其信函前往西安商，略謂：「甲、剿匪：一、調東北軍全部駐開封、洛陽或平漢線上。……二、調虎城出洋考察養病半年，不開缺，以孫蔚如代理。……三、余（張學良）陪同墨三（顧祝同）到洛陽，最好到潼關或臨潼，由啟予（商震）或龐炳勳派兵陪同前往，請虎城及各軍長來會商」、「乙、匪不剿：一、調虎城到甘，以何雪竹（何成濬）或劉經扶（劉峙）為西北行營主任。……二、調東北軍駐豫、鄂一帶整理訓練，擔任國防，由王樹常負責，由良（張學良）幫助整理完畢，良願去讀書」。1月13日，張在賀耀祖、戴笠陪同下，偕米春霖由南京至奉化溪口，住武嶺學校內；蔣以修訂之善後方案送張徵求意見。張致函楊虎城、于學忠等，稱「請兄速下最大決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陝、甘之局」。張由南京乘專機往到浙江溪口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招待所。
1月23日，經蔣同意後，戴笠陪同李志剛至雪竇寺中國旅行社往見張與趙庵，張慨嘆說：「蔣先生是不會讓我回去的，請告訴虎城，多容忍，要團結。我估計除非全面抗日，東北軍還存在，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則是不能出去的。」2月1日，張函勸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2月4日，中央軍入駐渭南，推進至臨潼，張、楊部隊陸續後撤。2月17日，國民政府令准蔣所請，張着予恢復公權。2月22日，王樹常、莫德惠過杭州赴溪口訪張。3月30日，于學忠赴奉化往見張。
1937年9月中秋节，張學良到妙高台過節，晚上寫信給蒋，請求抗战。蒋要張學良“好好读书”。
1938年1月，張學良被迁移到湖南郴州苏仙岭。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張學良又被迁至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9年蔣撤退台灣之際，楊虎城全家被殺，張則是先押解到台灣。張不明白蔣為何把楊虎城滅門，他曾勸楊虎城在西安事變後出國，回國沒有好處。1月，蔣在南京宣布下野，當時于右任建議他放了張與楊虎城，蔣不耐煩的說，去找李宗仁，但李宗仁不知道兩人關在哪裡。蔣原本也想殺了張，而是宋美齡對蔣表示，「若你對張學良不利，我立刻離開台灣、公布這些事情。」張一開始並不知道這些事，是美國公使派人抄的這些對話給他看的。
被囚禁的後半生 > 臺灣的幽禁生活及言論

1946年國共兩黨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上，中國共產黨曾提出釋放張，但未獲蔣同意。隨即逐步發生第二次國共內戰。10月，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10月底，張被帶離重慶。11月1日，張與趙一荻被送達臺北松山機場，在臺灣繼續軟禁，限制人身自由。隔日就轉移至新竹縣五峰鄉清泉村五峰鄉張學良故居。二二八事件時，竹東區公所被民眾攻佔。負責看管的軍統少將劉乙光命令如果到最後無法阻擋民眾劫人，即殺掉張與趙一荻。由於此時缺乏食物，張曾回憶當時是靠原住民給蕃薯才有飯吃。1947年3月8日，二二八事件後，保密局長鄭介民派遣劉戈青抵台，同保密局台灣負責人陳達元，協助長官公署工作，並確認張安危。1947年5月9日，國民政府委員莫德惠赴台灣，以私人資格探視張。1949年，先搬至高雄壽山，隔年又重返清泉溫泉，直至1957年10月，張移至高雄西子灣。
張生前表示他最愛高雄故居，住在高雄最快樂。起初住在高雄壽山「高雄小白宮」（1949-1950）。1957年再次移到高雄西子灣（1957-1959，後為西子灣蔣介石行館，今國立中山大學西灣藝廊）。
1957年初，张奉蔣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蔣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蔣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2月7日，张致函宋美齡，稱起居飲食，一切舒適，惟當前國勢艱難，同胞多處水深火熱，而张蒙此優厚待遇，實感不安，不知何以報國。蒋氏父子先后接见，使张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再被移居到臺北北投幽雅招待所（今少帥禪園）。7月25日，张与宋美龄长谈，宋美龄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
1961年，開始解除「管束」（即軟禁），可以外出旅行、購物、上館子和會客，但皆需事先請示且受到監視。張選擇移居北投復興崗自建屋舍。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西安事變懺悔錄」，底下署名張學良。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后立即给蔣中正写信，聲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蔣中正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卜少夫稱：「西安事變發生時，張三十六歲。張在回憶錄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歲，以後就沒有了。』回首一生，張自問做了最錯的事，就是在西安事變中，姑息了共產黨。往後數十年，隔岸目睹中華民族盡歷空前的苦難，張氏最是羞悔。」
1992年9月，92歲的张学良在台灣北投軟禁住所接受自傳紀錄片《世纪行过》專訪，2000年播出。
感情經歷

1919年，張作霖命張和遼寧省梨樹縣商會會長女兒于鳳至結婚。張與原配夫人于鳳至，生三子一女。
1922年7月，谷瑞玉在二姐夫的家宴上與張相識。
1924年10月，張與谷瑞玉婚外同居。然而，張始終沒能將她帶回奉天大帥府。據說是由於種種原因于鳳至難以接受她。其後，張、谷之間產生了不少摩擦。
1927年夏天張與谷瑞玉分居。
1927年在北京飯店舞會上，與溥傑当时的妻子唐怡瑩相見了，此後雙方約會頻繁，成為張的情婦。
1928年在天津蔡公館舉辦的一次生日舞會上與趙一荻相識，不久之后趙一荻独自跑到东北与张同居。父親趙慶華曾任津、滬等鐵路局局長及交通次長等職。公开登报斥责女儿不知廉耻，与女儿断绝关系。趙慶華有6男4女。趙一荻是婢女所生的庶女，在四女中排行第四，故人們又稱她為趙四小姐。趙一荻跪求于凤至，说自己没有退路了，求于给她一条活路，承诺终生不要名分，于凤至心软同意。從此，趙一荻成为张的情妇，住在于凤至出资修建的小楼里，以祕書身分陪伴在張身邊。
1931年初，張便與谷瑞玉分手。張與谷瑞玉沒有子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被囚禁后，于凤至陪伴其一同承受牢狱之灾。
1940年于凤至患乳腺癌，医院告知国内无法医治。且他们有一个儿子于伦敦轰炸中脑部受损，需亲人照顾。经张劝导、蒋同意，于3月去美，同时将子女接至美国照顾。赵一荻得以陪伴张左右。
張久被軟禁，很自然對宗教發生興趣，他最早篤信佛教，看了頗多佛經，還能背誦《金剛經》，並自覺對佛法頗有心得。甚至在新竹時，還與一些佛教法師一起討論佛法。早年在台灣山區，某次宋美齡來看他，發現他篤信佛法，就說要領導張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宋先感化趙四小姐成為虔誠基督徒，漸漸張自己也就相信。1955年，慕道友張學良皈依基督教。
1961年秋，当张被解禁后，移居自行選擇新建一座小别墅，在臺北市北投區復興三路70號復興岡居所。1961年初，在蔣家同意下，才遷入自己出資蓋的兩層樓房，位於台北市復興三路70號，是他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
1964年为断绝张远走美国这一退路，蒋借张入基督教，按教义一名男子不能同时与两名女子保持夫妻关系，逼迫张与于凤至离婚。赵一荻借机亦撕毁不要名分的誓言，遣人游说于凤至，撒谎称张主动要求与于凤至离婚并和自己结婚，于凤至为张安全考虑，同意在形式上和张离婚，但坚持“离婚”是被逼无奈，并非夫妻情断。
1964年7月4日，張在台北與趙一荻正式舉行婚禮。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逝世。
1982年10月17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10月20日，宋美齡函電蔣經國：
10月22日，蔣經國函電宋美齡：
感情經歷 > 赴美

1990年6月1日，台灣各界人士為張重獲自由並於圓山飯店九十壽辰舉行隆重慶祝，在當時接受訪問，他說道，自己虛度了90年、對國家社會人民毫無建樹，慚愧萬分，哪有什麼壽可以做，他還引述《聖經》，暗示自己是罪人之魁。1991年3月10日，張攜夫人赴美国探访親友。6月初，返回台北，其後於12月接受香港無綫新聞專訪，表示想在適當時候回到位於東北的家鄉探親，並對兩岸分治表示痛心。1993年4月，受聘為东北大学名譽校長，5月受聘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譽理事長。1993年12月15日，張夫婦定居夏威夷。2000年6月22日，趙一荻夫人逝世，享年八十八歲。
病故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台北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斯特劳布医院（英语：）(Straub Medical Center)病故，終年100岁。10月19日，總統府明令褒揚，褒揚令全文為：
東北耆宿張學良，早預戎行，勇略聿昭，英雋秀發，蜚聲於時。民國十七年臨危授命，主政東北，懷民族大義，秉愛國志節，勇拒日人威逼利誘，毅然宣布易幟，擁護中央，促成統一，奠定訓政時期建設根基。旋於中原大戰期間，通電支持國民政府，調停各方，止息戰禍，厥功至偉。綜其生平，愛國情殷，慷慨貞固；淡泊恬靜，壽登期頤。遽聞殂謝，悼惜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耆賢之至意。
總統　陳水扁
張死後與夫人趙一萩合葬於夏威夷檀香山市郡的神殿谷紀念公園（英语：）墓地。
轶事

張作霖起初並不支持張學良就讀講武堂，因為軍人的危險性太高，張學良說：「父親最反對我當兵，他要我學別的甚麼東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說：『軍人是賭腦袋的，幾個活著回家？』我堅持，他也順了我，說：『你這麼倔，要便要罷，記得把腦袋懸在褲腰帶上，隨時準備送給人家。』」另一方面，張作霖怕張學良吃不了苦，曾對張學良說：「甚麼？你要上講武堂？你別給我丟人了！你去了幾天，幹不了再出來？你在講武堂要能畢業的話，回來我就給你當營長！」
張在東北時為了要自製汽車，曾購買一台瑞雪汽車，拆解後設法讓辽宁迫击炮厂製作，最後在1931年5月問世，汽車名稱為「民生號」。这是中国汽车业历史上，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汽车。
1929年初冬，為歡迎九世班禪再次來瀋陽，張學良令省政府妥善接待，租房66間，免費為招待班禪事務處安設了4部電話，同時，撥款5萬多元，於皇寺後樓籌設了招待處。班禪抵瀋陽後，張學良親自為其設家宴洗塵。九世班禪1930年離瀋陽前，曾致電張學良：「自去歲來瀋，備承優遇，東道隆情，銘感無似。」
張學良和當時義大利王國首相貝尼托·墨索里尼的女兒埃達·墨索里尼有過一段感情。埃達和張學良結識於1931年初，之後日久生情。直到1932年埃達的丈夫齊亞諾作為意大利駐上海公使被他的岳父首相召回羅馬，雙方關係才告一段落。
1934年初，透過湖北省主席張群的居中連繫，請當時在漢口任豫鄂皖「剿匪」副總司令的張學良用飛機帶藏傳佛教的活佛諾那呼圖克圖到四川成都去見蔣委員長。因張學良尚有要事在身，不能立即將諾那呼圖克圖帶到四川去，因此禮請諾那呼圖克圖在張學良家中小住數日。在此間，張學良以出家人吃素問題與諾那呼圖克圖有過談話，並談到軍人戰爭的問題，初步認識到佛教中，菩薩「為救大多數人而殺惡人，並願承擔業報」的觀念。張學良深受其話語感動，日後並在其回憶錄中以及記者訪談中，多次提及此事。這也是張學良第二次接觸藏傳佛教的僧侶，諾那呼圖克圖與其談話使其對佛法更有認識。
張十分欽佩李登輝，認為他是個很好的基督徒，又是個很好的學者，無論甚麼事，李登輝都有很好的研究。
張对宋美龄滿怀感激之情。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张生前与蔣、宋美龄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齡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备极保护、关怀，屢次勸阻蔣對他下殺手。宋美齡與張往来信函反映兩人深厚情谊，张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張早年讀教會學校，曾受洗，但一直以佛教徒自居，並不相信基督教。張說，他少年時代就常出入基督教青年會，中學也在教會學校讀書，「早就受洗過了」，不過當時主要是在教會練習英文與打籃球，只是形式上的，根本沒信仰基督教。事實上張起初篤信佛教，在軟禁期間時常與佛教法師討論佛法、禪理。張因為宋美龄的傳教，在1964年再度受洗，改宗基督教，後為紀念改信基督，曾請美國畫家油畫一幅基督像，並在晚年將此畫贈與其副官。
張學良文學造詣不差，曾作對聯「兩字聽人呼不肖，半生誤我是聰明。」、「白髮催年老，虛名誤人深。」張學良也親題輓聯與楊宇霆之家屬：「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張學良為人幽默，喜歡打油詩，比如以前參加國民黨中常會，因年紀較小，被蔣介石叫到後排座位坐著。有人問張學良會不會不甘願，張學良稱：「年輕不是罪，年輕早些退，坐到後排位，好過聞屁味。」曾經嘲弄人：「一臉牛馬犬，兩眼勢利權，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說人長相醜陋，性情貪婪，為人逢迎拍馬，根本無恥。（後被傳為北京大學學生諷刺羅家倫語）
張與夫人在臺北市北投區復興崗的故居，已改建為主題公園「少帥禪園」，供遊人體驗當年張氏夫婦的生活，及品嚐張氏生前最愛的美食。
吸毒和戒毒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學良开始吸食鸦片。1925年，張學良在恩師郭松龄倒戈反奉后，奉系情况危急，张壓力過大以毒銷愁，因此渐渐吸毒成瘾。1928年夏，张决心戒掉鸦片，听了杨宇霆建议，采用据说对戒除鸦片有特效的日本进口注射药「巴文耐鲁」，并让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但后来才知「巴文耐鲁」，含有少量海洛因，但张已因长期使用对吗啡针成瘾，张后来迁怒马医生不知药效，遂辞退马医生。1933年，后来张在上海身体愈加衰弱，宋子文、端纳劝张出国前再次戒毒。张跟福音派傳教士米勒耳醫師（Dr. H. W. Miller）早有情谊，他是孔祥熙朋友。米勒耳醫師给张打上抗生素。在其戒毒后，张寄付了10萬塊银元，帮助他的弘法事業。自此，张已完全根除毒瘾。
自述公开

张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1993年，92歲的张在軟禁住所接受自傳紀錄片《世纪行过》專訪，由郭冠英採訪、周玉蔻製作，2000年播出。後來又與著名歷史學者唐德剛製作《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3月1日）。「瀋陽事變」和「西安事变」，张生前沒有「第一手」交代。《张学良口述历史》最终未能写完，许多关键问题，最终没有得到亲口解密。
1990年，及1990-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两次对张学良进行采访。1995年，这些采访材料被捐赠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此外，张学良的儿子罗伯特·张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文件捐给图书馆，包括信件、手稿、笔记、文件、艺术品、书法、学习资料、照片、出版资料和新闻剪报，详细介绍了张和他的妻子从1930年代到2001年生活的各个阶段。这些文件于2002年在他100岁诞辰时向公众开放。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还设有名为张学良和赵一荻阅览室。
根据张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公布张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張學良相关内容）。
1989年中，張向歷史教授王冀（王樹常子）說西安事變是因為蔣說要「用機關槍打學生」而起。关于张为何推辞解密历史，張在接受華視採訪時說：“我不願意寫歷史，我說假話？——有意思麽？那我寫什麽給後人？我寫自己好，臭表功？我寫別人不好，那更不能！還有好多我有忌諱，我不能把這些話都說出來。事實我知道太多了，我不能。我的長官、我的父親，還有我的朋友、我的敵人。比方説對馮玉祥，我對馮玉祥知道得最詳細，我不願意說這些事情，我不應該說這些。”“我不能罵我自己，罵我自己人家也不信，何必呢？我看人家寫好多回憶錄，我就笑一笑，那有什麽意思呢？歷史是別人來寫，不是我自己來寫。”“評論就讓別人去評論去，我不在意。你看我一生，我爭權奪利過嗎？我從來沒為我自己爭權奪利過，我能給國家，給人民貢獻，我盡我力量。我個人地位隨便怎樣，我就走開，就完了。”
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藉以“死裡求生”。
著作

《张学良文集》全两册，1992年新华出版社。收入1925-1937年的电文、文告、演讲、谈话、信函、文章、诗词、对联等。
《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 2002年华文出版社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全6卷+注释索引卷，201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家庭

祖父：张有财 祖母：張王氏
外祖父：赵占元
父：张作霖 母：赵春桂
姊：张首芳
张学良： 原配于凤至，後與谷瑞玉曾同居后分手，情妇赵一荻，1964年于凤至离婚并于赵一荻结婚
長子：张闾珣（1918－1986）（母于鳳至）
次子：张闾玗（1919－1981）（母于鳳至）
长孫：张居仁
长孙女：张居禹
次孙女：Terry Chang
三子：张闾琪（1919－1929）（母于鳳至）
長女：张闾瑛（1916－2016）（母于鳳至）丈夫陶鹏飞
养子：萧朝智（于鳳至收养）
养女：张桂兰（于鳳至收养）
养女：胡文秀（谷瑞玉收养）
四子：私生子张闾琳（1930－2024）（母趙一荻）配陈淑贞
次孫：张居信
三孫：张居仰
二弟：张学铭（1908－1983）：曾任中華民國天津市長，內戰後先居天津，後到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三、四、五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天津市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先後適姚夫人、朱啓鈐六女朱洛筠
三弟：张学曾（1911－不詳）先後赴日本、英國留學，後又於美國聯合國機關工作。有二子一女於美國。
四弟：张学思（1916—1970）：內戰後任共產黨海軍少將副參謀長，1970年6月29日病逝於北京。
五弟：张学森（1920—1995）：九·一八事變後，離開瀋陽居天津，後又留學美國學習航空，以後在台灣工作。張學森女兒張閭蘅被張學森委派，長期在張學良身邊，照顧張學良。他與鄧小平、楊尚昆會見，1995年逝於北京。
侄女：张闾蘅（1940—）
侄女：张闾芝
六弟：张学俊（1922—1973），肄業於北京輔仁大學，曾就職軍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往台灣
七弟：张学英（1924—194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往台灣，後於香港去世。
八弟：张学铨（1925—1996），國共內戰結束後留在天津生活，“文革”期間，受到周恩來之保護及張學思之死事件影響倖免遇非難，晚年因為張學良被共產黨政府視為愛國軍人的緣故，受到一定的良好待遇，1996年在天津去世
侄女：张闾娥（姚氏生）
侄子：张元冲、张鹏
評價

張學良晚年評曰：「我們張家父子，若不是爲了愛國，會有這種下場嗎？」他對他自己發動「西安事變」是是非非自我批評，也是非不定，雖然他在口頭上硬到底，說什麼歷史如走回頭路的話，「西安事變」他還是要發動。唐德剛說這是張親口向他講的，但張也認真地說，自己如是蔣，一定會把張槍斃。他自己部下如果犯上作亂，他早就槍斃他們。因此他被蔣關半個世紀，不但無怨無尤，蔣在他心目中，始終「親如骨肉」，是抗日救國統帥、民族大英雄。他在幽居台北時寫《懺悔錄》開場白也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也，處事接物，但憑一己之小聰明和良心直覺」。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其改变了中国历史，並在經年累月後不情願的成為了民族英雄。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政治理念的领导人，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具有声望。
評價 > 中国国民党的评价

汪精衛：「去岁（1931年）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於敌手……」
宋美齡於1980年10月2日函電蔣經國：「……密經國覽近日共匪連續報導對張漢卿頌揚備至，並謂漢卿在囹圄中已有四十四年。共匪對西安事變所以強聒不舍，不外圖利用此事為一懸案造成公論，為統戰之新穎口號及資料。否則，時有四十餘年何必再提，況漢卿在台生活恬澹自得，且經常研究聖經，復極有領悟。共匪今後所能運用者，乃不外當時軍事法庭審訊之判決，交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管教十年。漢卿當時受共產黨之誘惑所為，固屬荒唐。勝利後，大陸淪沉，其當時魯莽逆行影響殊大，毫無疑義。但被能及時幡然覺悟，且在千鈞一髮中説服疑忌百出之楊虎城使父親生還，再次領導應戰中國有史以來抗禦敵虜之成功，又令全國人民不由而然自動放爆竹慶祝脱險，且令許多半獨立省份之軍人驀覺父親乃唯一可領導抗戰之領袖。除共匪之八路軍、新四軍不聽命令外，各軍人大體上言均能除門户之分，團結以赴。此乃西安事變不幸中之最大收獲，固非張漢卿始能料及。但是，不期然而然所產生之奇跡，我政府以往對宣傳及闡明政策方針方面，向遜共匪，豈袛一籌。汝所諗知，故意不必正駁斥袛須……彼參加公開會集多予露面，則對共匪之伎倆不攻自破。汝亦有同樣想法否？母十月二日」
西安事變時與蔣一道在西安被扣之部下張玉蓀稱：「自劫持起至護送返京止，這段時間內，應該說是完全在張學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凌虐他的俘獲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蔣）自己寫的，或是夫人（宋美齡）寫的，以至侍從人員傳述的，和我們自己所目睹的，張對於委座，執禮甚恭，始終不衰，見面必行軍禮，報告始終站立着，離去必敬禮而去。在臨潼驪山（捉蔣）下山時，吹崇敬的『三番號』，臨離開西安機場時，一定要隨機護送返回南京，以明責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毀譽於不顧。頗有慷慨就義，承擔一切之俠義精神。」
評價 > 中国共产党的评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军阀蒋、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与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元，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出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講演中说：「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吕正操：「张学良无愧于『千古功臣』称号。」
被中宣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評價 > 历史学者的评价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邵銘煌在2006年12月12日作出回應：「張學良與楊虎城當年身為國民黨將領，不僅沒有積極剿共，還以非常手段挾持統帥，這種行為幾乎等於是『軍事政變』，即使在今天的中國，也應該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沒有所謂『平反』的問題。」
唐德剛：「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張最難能可貴，是在情場、戰場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幹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本人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劉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蔣介石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柏楊：「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松本一男：「在西安事变裏，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禍端，杨虎城也招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評價 > 学者、文人的评价

胡適：「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
历史学家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蔣介石从38岁关到83岁。李敖考证九一八事变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时，得出并非张学良本意，而是蒋介石的命令；李敖指出，918怪张学良不抵抗的人，请看当时《国闻周报》10卷37期吧：「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之承认。」蒋介石御用史家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结论：「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李敖對此亦稱大家多读点书。
小说家卜寧：張學良就是一個花花公子，紈絝子弟。小時候不學無術，吃喝嫖賭。長大後，眼見父親被日本人炸死，東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置國仇家恨於不顧，率領兵強馬壯的東北軍狼狽逃入關內，把東北的土地拱手讓與日本關東軍。彼時東北軍幾十萬將士之實力完全可以與關東軍幾萬人奮死一戰也。張學良在東北背叛北洋政府投靠蔣中正之國民政府，入關後又背叛國民政府，投靠正猥瑣髮育的共產黨，緻使馬列統治中國，給中華民族帶來一繫列災難，晚年後又背棄中華民族。此君完全是一個沒有文化，沒有膽識，沒有主見，出爾反爾，背信棄義之小人也，比吳三桂有過而無不及也。
影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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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 劇名 | 飾演演員 |
电影
| 1981年 | 《西安事变》，中國大陸电影 | 金安歌 |
| 1994年 | 《醉拳2》，香港電影 | 劉德華 |
| 1997年 | 《宋家皇朝》，香港電影 | 刘劲 |
| 2017年 | 《建軍大業》，中國大陸电影 | 韓庚 |
電視劇
| 1984年 | 《少帅传奇》，中國大陸電視劇 | 寇振海 |
| 1987年 | 《少帥春秋》，中國大陸電視劇 | 寇振海 |
| 1989年 | 《赵四小姐与张学良》，中國大陸電視劇 | 陈剑飞 |
| 1994年 | 《张学良与郭松龄》，中國大陸電視劇 | 寇振海 |
| 1999年 | 《张学良将军》，中國大陸電視劇 | 尤勇 |
| 2002年 | 《张学良》，中國大陸電視劇 | 刘劲 |
| 2007年 | 《西安事变》，中國大陸電視劇 | 胡军 |
| 2013年 | 《毛泽东》，中國大陸電視劇 | 于濱 |
| 2015年 | 《少帥》，中國大陸電視劇 | 文章 |
研究書目

傅虹霖 著，王海晨 等 譯：《張學良與西安事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
西村成雄 著，史桂芳 等 譯：《張學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劉心皇 輯註，王鐵漢 校訂：《張學良進關秘錄》，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
司馬桑敦 著：《張學良評傳》， 台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年7月1日出版。
《東北年鑑》，瀋陽，1931年
郭大鳴 著：「先兄郭松齡將軍傳」，《傳記文學》第十六卷第二期，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托托（託啟明）著：《張氏父子與蘇俄之謎》，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8年1月1日，ISBN 978-7-80723-294-0
張學良 口述，唐德剛 著：《張學良口述歷史》，台北：遠流出版，2009年3月1日初版。
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青年张学良照片
西安事變時的張學良
贵阳市黔灵山公园麒麟洞张学良、杨虎城囚禁处
張學良被移居台灣初期，位於台灣新竹縣清泉部落之故居。此為依原貌新建，地點亦非原址
沈阳大帅府前的张学良塑像
五峰鄉張學良故居的趙一荻與張學良銅像
埃達·墨索里尼（張學良的右邊）、張學良和張的妻子于鳳至（張學良的左邊）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 Lou Andreas-Salom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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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的莎乐美
出生: Louise von Salomé (1861-02-12)1861年2月12日  俄罗斯帝国圣彼得堡
逝世: 1937年2月5日(1937歲—02—05)（75歲）  納粹德國哥廷根
国籍:  俄罗斯帝国 →  德国
从左至右：莎乐美、保罗·雷、尼采（1882年）
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法語：；俄语：，本名可能為  或 ，1861年2月12日—1937年2月5日）是一名生於俄罗斯的胡格諾派德裔法國心理分析家和作家。21岁在罗马结识尼采，24岁时发表小说处女作《为上帝而战》，並提出“一旦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人类将会怎样？”的问题。1897年，结识里尔克。50岁时认识弗洛伊德并成为其助手。
参考资料

Astor, Dorian: Lou Andreas-Salomé, Gallimard, folio biographies, 2008. ISBN 978-2-07-033918-1
Binion, R., Frau Lou: Nietzsche's Wayward Disciple, foreword by Walter Kaufman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Freud, S. and Lou Andreas-Salome: Letters, New York: Norton, 1985
Livingstone, Angela: (1984). Lou Andreas Salomé: Her life and work. London: Gordon Fraser, 1984
Michaud, Stéphane: Lou Andreas-Salomé. L'alliée de la vie. Seuil, Paris 2000. ISBN 2-02-023087-9
Pechota Vuilleumier, Cornelia: 'O Vater, laß uns ziehn!' Literarische Vater-Töchter um 1900. Gabriele Reuter, Hedwig Dohm, Lou Andreas-  Salomé. Olms, Hildesheim 2005. ISBN 3-487-12873-X
Pechota Vuilleumier, Cornelia: Heim und Unheimlichkeit bei Rainer Maria Rilke und Lou Andreas-Salomé. Literarische Wechselwirkungen. Olms, Hildesheim 2010. ISBN 978-3-487-14252-4
Peters, H. F., My Sister, My Spouse: A Biography of Lou Andreas-Salome, New York: Norton, 1962
Salomé, Lou: The Freud Journal, Texas Bookman, 1996
Salomé, Lou: Friedrich Nietzsche in seinen Werke, 1894; Eng., Nietzsche, tr. and ed. Siegfried Mandel, Champagi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Univ. of Illinois Press, 2001
Salomé, Lou: You Alone Are Real to Me: Remembering Rainer Maria Rilke, tr. Angela von der Lippe,  Rochester: BOA Editions, 2003
Vollmann, William T.,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Constructive Nihilist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