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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远征
行动准备 > 机组成员

参与人道远征的机组成员共8人，其中包括从第8大队第19中队抽调的佟彦博等中央航校3期飞行员以及蒋绍禹等中央航校4期飞行员。此外，还有安锡九、陳衣凡驾驶空军仅存的He-111A0轰炸机承担后勤运输任务。这些队员组成新编空军第14队，又名“神鹰部队”，徐煥昇、佟彦博分任正、副队长。蒋中正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亲赴机组成员受训的武昌南湖机场，勉励队员为国奉献。
| 编号 | 机型 | 正驾驶 | 副驾驶 | 领航 | 通信员 |
| --- | --- | --- | --- | --- | --- |
| 1403 | 马丁139WC | 徐煥昇 | 苏光华 | 刘荣光 | 吴积冲 |
| 1404 | 马丁139WC | 佟彦博 | 蒋绍禹 | 雷天眷 | 陳光斗 |
| 1902 | He-111A0 | 安锡九 | 陳衣凡 |  |  |
行动准备 > 传单

人道远征所使用的传单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负责编写，具体由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编写，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翻译为日文，其中包括《告日本国民书》、《告日本工人书》、《告日本农民大众书》、《告日本工商者书》等内容。除此之外，还有日本反战同盟撰写的《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所有传单共计200万份。
行动过程

此章節的時間以東八區時間（）為準。
1938年5月19日下午14:00，徐煥昇从宁波前沿基地向航空委员会发送电报，请求开始执行空袭任务。2架马丁139WC在装载传单后，于15:23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避开长江沿岸日军占领区，途经南昌、衢縣，于17:55在宁波栎社机场降落。当晚23:30，两机自宁波起飞。起飞后，由通信员吴积冲发出电文：
職謹率全體出征人員，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及諸位長官行最敬禮，以示參與此項工作之榮幸，並誓各以犧牲決心，盡最大努力，完成此非常之使命。徐煥昇 皓
起飞后，飞机先向南飞行以避开日军占领的舟山群岛。途中，飞机曾在定海上空遭遇日军舰艇探照灯照射，但日军并无进一步行动。此后，机组依靠宁波地面电台的长波信号确定飞行角度，向日本九州方向飞行，同时根据上海徐家汇电台广播的天气预报判断天气。次日0:35，机组在云层中盲目飞行，一小时后飞行至云层以上。2:20，飞机飞临九州空域，至长崎市上空，吴积冲、陈光斗开始从飞机射击孔向下抛撒传单。飞机途径福冈市，此时日本方面已发现机组，故地面实施灯火管制，飞机遭到探照灯照射及高射炮袭击，但未受损。在飞行途中，吴积冲误触后座操纵杆导致长机降低飞行高度，当飞机降低到危险高度时徐煥昇方才发现，但此时长机已落在僚机之后。在此之后，机组飞临久留米、佐贺洒下传单，4:00离开九州岛返航，但在靠近陆地时遭遇恶劣天气，且两机无法呼叫彼此，只能单独行动。由于地面告知浙江沿海有日军军机起飞，两机只得绕行。僚机飞经宁波，于8:40在江西玉山机场降落，而长机则飞经临海，于9:24在南昌青云谱机场降落。两机在完成加油等补给后重新起飞，于11:30返回汉口王家墩机场。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等人及数千市民到机场迎接，8位机组成员受到热烈欢迎。
反响

在机组尚处于返航途中时，20日4:52、5:50，漢口、长沙电台先后播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消息。《中央日报》社论认为，此次行动所体现的仁爱和平的美德与日军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形成对比。《大公报》于5月21日刊发此消息，并在头版发表社论。《抗战》三日刊于5月23日刊出邹韬奋撰写的《空军远征日本与新的抗战力量》评论。英国《新闻记事报（英语：）》于5月20日刊发题为《胜于炸弹》的评论，称此次行动就唤起日本民众而言意义重大，美国《华盛顿邮报》和苏联《莫斯科新闻（英语：）》亦赞扬了此次行动。在二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因此次行动将徐煥昇列入世界12位功勋飞行员之一。
行动对日本的影响则十分有限。日本保安部门收缴了投放的传单，经过王子制纸化验，纸片不在日本本土生产。日本《朝日新闻》于5月21日对空袭进行了报道，10日后则误报再次发现“不明飞机”。5月31日，日本九州和山口县再次拉响防空警报，但该日中国空军并未行动。与此同时，5月28日至31日，此次行动的前沿阵地宁波栎社机场遭到日军连续四天轰炸，宁波市区也遭到日军轰炸。
后续

参与此次行动的马丁139WC飞机在行动后参与了后续的抗日战争，其中1404号机在1938年7月5日空袭上海后在安徽宿松迫降损坏，而1403号机在执行往北平投掷传单任务途中，在洛阳降落时损坏。此后两机经拆卸转运至四川并使用其他部件修复，仅作为训练使用，但在日军空袭中损失一架，另一架被封存，此后不知所踪，部分构件在1945年曾作为教学器材使用。参与行动的8名机组成员中，4名在后续的抗战中因飞机失事殉职。其中苏光华于1940年12月11日在使用高压氧气时受伤不治，吴积冲于1942年3月10日在从浙江衢县返航时在涪陵西的山中失事坠毁，雷天眷于1942年11月1日在降落兰州时因机场停电、灯光不足而失事殉职，佟彦博則于1943年1月4日在四川飞行时在新繁境内坠机身亡。其余四人中，徐煥昇升至上将，历任中华民国空军参谋长、空军副总司令、空軍总司令和中华航空董事长；蒋绍禹升至中将，曾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常务次长；陈光斗升至中将，曾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通信电子局局长，於2018年逝世，享年104岁，为行动参与者中最长寿者；刘荣光战后移至美国定居。
相关作品

日本漫画家宫崎骏曾在其作品《宮崎駿的雜想筆記》第六话《九州上空的重轰炸机》中描绘了此次行动的过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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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139WC（1403号机）
孔祥熙與何應欽接见机组成员
比拉爾·艾簡拿斯

比拉爾·艾簡拿斯（阿拉伯语：‎，荷蘭語：；2004年5月10日—），是一名摩洛哥職業足球員，司職進攻中場，現效力英超球會李斯特城，並代表摩洛哥參與國際賽事。
球會生涯 > 早年生涯

艾簡拿斯在安德列治開始足球生涯，他在2019年轉投亨克的青訓學院。2020年7月24日，他與亨克簽下了首份職業合約，為期三年。
2022年5月21日，艾簡拿斯在對陣梅赫倫的聯賽收官戰中上演職業生涯地標戰，他於比賽第73分鐘後備上陣。同年6月27日，他與球會續約至2026年。
2023年4月16日，他在對陣前球會安德列治的5–2勝仗中射入職業生涯首個入球。
球會生涯 > 李斯特城

2024年8月29日，英超球會李斯特城宣布簽入艾簡拿斯，合約為期四年，轉會費據報2100萬英鎊。同月31日，他在對陣阿士東維拉的2–1敗仗中上演地標戰，於比賽下半場後備上陣。同年12月3日，他在對陣韋斯咸的英超賽事中射入加盟以來首個入球，協助球隊在主場以3–1擊敗對手。
國家隊生涯

出生於比利時的艾簡拿斯擁有摩洛哥血統。他曾代表比利時各級青年國家隊。他在2021年宣布希望轉為代表摩洛哥。同年6月，他首次獲摩洛哥U20（英语：）徵召，參與2021年U20阿拉伯盃（英语：）。
2022年11月10日，他入選摩洛哥的2022年國際足協世界盃決選名單。同年12月17日，艾簡拿斯在對陣克羅地亞的世界盃季軍戰中上演國家隊地標戰，他在比賽中正選上陣，摩洛哥最終以2–1落敗。
2023年6月，艾簡拿斯獲摩洛哥U23（英语：）徵召主場出戰由摩洛哥舉辦的2023年非洲U-23國家盃。他協助球隊奪得賽事冠軍，同時獲得參與2024年奧運會的資格。同年12月，他入選2023年非洲國家盃決選名單。艾簡拿斯在對陣坦桑尼亞的小組賽賽事中首次在非洲國家盃上陣，他於比賽第72分鐘後備上陣，協助球隊以3–0勝出。
生涯統計

最後更新：2024年6月2日
| 效力球會 | 球季 | 聯賽 | 聯賽> 上陣 | 聯賽> 入球 | 國家盃賽> 上陣 | 國家盃賽> 入球 | 聯賽盃賽> 上陣 | 聯賽盃賽> 入球 | 歐洲賽> 上陣 | 歐洲賽> 入球 | 總計> 上陣 | 總計> 入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亨克 | 2021–22 | 比職 | 1 | 0 | — | — | — | — | — | — | 1 | 0 |
| 亨克 | 2022–23 | 比職 | 39 | 1 | 2 | 0 | — | — | — | — | 41 | 1 |
| 亨克 | 2023–24 | 比職 | 37 | 3 | 2 | 0 | — | — | 12 | 0 | 51 | 3 |
| 亨克 | 2024–25 | 比職 | 1 | 0 | 0 | 0 | — | — | 0 | 0 | 1 | 0 |
| 亨克 | 總計 | 總計 | 78 | 4 | 4 | 0 | 0 | 0 | 12 | 0 | 94 | 4 |
| 李斯特城 | 2024–25 | 英超 | 15 | 1 | 1 | 0 | 2 | 1 | — | — | 18 | 2 |
| 生涯總計 | 生涯總計 | 生涯總計 | 93 | 5 | 5 | 0 | 2 | 1 | 12 | 0 | 112 | 6 |
↑  其中兩場歐冠、兩場歐霸盃、八場歐協聯。
生涯統計 > 國家隊

最後更新：2024年3月28日
| 代表國家隊 | 年份 | 上陣 | 入球 |
| --- | --- | --- | --- |
| 摩洛哥 | 2022 | 1 | 0 |
| 摩洛哥 | 2023 | 6 | 0 |
| 摩洛哥 | 2024 | 6 | 0 |
| 總計 | 總計 | 13 | 0 |
榮譽 > 國家隊

摩洛哥U23
非洲U-23國家盃：2023
榮譽 > 個人

比利時金靴獎年度最佳青年球員（英语：）：2022
比利時獅子獎（英语：）：2023
亨克賽季最佳球員：2023–24
比利時職業聯賽最佳青年球員：2023–24
勳章
摩洛哥王位勳章（英语：）2級：2022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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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cerway資料庫：比拉爾·艾簡拿斯
↑  比拉爾·艾簡拿斯在 National-Football-Teams.com 上的出场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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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ACFF Profil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论 编  – 現役球員名單 |
| --- | --- |
 1   2   3   4   5 （英语：）  6   7 （英语：）  8   9   10   11   14 （英语：）  16 （英语：）  17   18   20   21   22   23   24   27   30   31 （英语：）  33   34   35   37 阿爾維（英语：）  40   41 （英语：）  ：
放克名流

〈放克名流〉（英語：）是一首由英國製作人馬克·朗森錄製，並由美國歌手布鲁诺·马尔斯演唱的一首冠軍單曲，此曲收錄於馬克·朗森的第四张錄音室專輯《放克特區（英语：）》(2015)。RCA唱片將此曲釋出於2014年11月10日，做為專輯的第一波主打單曲。而在此曲中，傑夫·巴斯克也幫忙了詞曲創作及製作的部分。此次的單曲，也是布鲁諾·馬爾斯與馬克·朗森的第四次合作（包含布鲁諾·馬爾斯的個人單曲深陷天堂、月光（英语：）及大猩猩（英语：））和傑夫·巴斯克的第六次合作（包含與月亮對話（英语：）、漾美眉（英语：）及前述的三首單曲）。
此單曲於告示牌百强单曲榜連續占據了冠軍長達14周，也在英國單曲排行榜達到了七周(非連續)冠軍的紀錄，且於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愛爾蘭及新西蘭的音樂榜單中獲得了極佳的成績。在2015年1月25日那周，更在英國創下了一周234萬的串流紀錄，但過沒多久便被艾丽·高登的〈愛由你做主〉一周258萬的紀錄所超越，之後此曲更以一周1550萬的紀錄再次打破紀錄。而〈放克名流〉也以一周480萬的串流量打破了在美國的最高紀錄，此單曲更在全球累計了估計1520萬的銷售及串流量。2015年，馬克·朗森憑藉此單曲更贏得了2015全英音樂獎年度單曲。〈放克名流〉的音樂視頻，更入圍MTV音樂錄影帶大獎中的五大獎項，其中抱走了最佳男歌手錄影帶（英语：）獎項。
2016年《告示牌雜誌》遴選「Greatest of All Time Hot 100 Singles」，這首單曲位居第12名。
歌曲列表

線上下載
放克名流（布魯諾·馬爾斯客串） – 4:30
CD單曲
放克名流（布魯諾·馬爾斯客串） – 4:30
感覺真好（神秘主義信徒（英语：）客串） – 3:42
12吋黑膠唱片
混音 – EP
放克名流（布魯諾·馬爾斯客串） – 4:30
放克名流（布魯諾·馬爾斯客串）（Dave Audé（英语：） Remix）– 3:57
放克名流（布魯諾·馬爾斯客串）（Wideboys（英语：） VIP Remix）– 3:16
放克名流（布魯諾·馬爾斯客串）（Will Sparks（英语：） Remix）–4:37
认证与销量

| 地區 | 认证 | 认证单位/销量 |
| --- | --- | --- |
|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唱片业协会） | 22× 白金 | 1,540,000‡ |
| 奥地利（國際唱片業協會奧地利分會） | 金 | 15,000* |
| 比利时（比利時唱片音樂協會） | 3× 白金 | 90,000‡ |
| 加拿大（加拿大音乐协会） | 钻石 | 800,000‡ |
| 丹麦（國際唱片業協會丹麥分會） | 3× 白金 | 270,000‡ |
| 法国（法國唱片出版業公會） | 钻石 | 250,000* |
| 德国（聯邦音樂產業協會） | 白金 | 400,000‡ |
| 意大利（意大利音乐产业联盟） | 5× 白金 | 250,000‡ |
| 日本（日本唱片協會） | 金 | 100,000* |
| 墨西哥（墨西哥音像製品協會） | 2× 钻石+白金 | 660,000‡ |
| 荷兰（荷蘭音像製品製作與進口協會） | 白金 | 30,000‡ |
| 新西兰（新西兰唱片音乐协会） | 5× 白金 | 75,000* |
| 挪威（國際唱片業協會挪威分会） | 3× 白金 | 30,000‡ |
| 西班牙（西班牙音樂製作協會） | 4× 白金 | 160,000‡ |
| 瑞典（瑞典唱片業協會） | 白金 | 40,000‡ |
| 英国（英国唱片业协会） | 7× 白金 | 4,200,000‡ |
| 美国（美國唱片業協會） | 11× 白金 | 11,000,000‡ |
流媒体
| 日本（日本唱片協會） | 金 | 50,000,000† |
| 韩国 | — | 100,000,000 |
 *僅含認證的實際銷量 ‡僅含認證的+實際銷量 †僅含認證的銷量
發行歷史

| 地區 | 日期 | 形式 | 廠牌 | 目錄號碼 | 來源 |
| --- | --- | --- | --- | --- | --- |
| 澳洲 | 2014年11月10日 | 數碼下載 | 哥倫比亞 索尼 | 無 |  |
| 美國 | 2014年11月10日 | 數碼下載 | 索尼 | 無 |  |
| 美國 | 2014年11月11日 | 當代流行電台 | RCA 哥倫比亞 | 無 |  |
| 意大利 | 2014年11月14日 | 當代流行電台 | 索尼 | 無 |  |
| 英國 | 2014年12月8日 | 線上下載 | 哥倫比亞 | 無 |  |
| 德國 | 2015年1月9日 | CD單曲 | 索尼 | 無 |  |
| 英國 | 2015年2月16日 | 12吋單曲 | 哥倫比亞 | 無 |  |
| 美國 | 2015年2月17日 | 12吋單曲 | 哥倫比亞 | 88875069571 |  |
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50年之间，在中華民國、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陝西省北部、甘肅省和寧夏省的东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解放区）。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第二次国共内战起被國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50年1月改组为西北军政委员会。
政治

1937年9月6日，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改称陕甘宁特区政府）。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的边区政府。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上，通过了对林伯渠的任命：“军事委员会函：请委派丁惟汾为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祖涵为副行政长官。丁惟汾未到任前，由林祖涵代理。”林祖涵即林伯渠。
1938年7月中华民国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作出在各省、市召开参议会的决定，并于9月公布了《省参议会临时组织条例》。与此相适应，边区政府于同年11月决定将边区议会改为边区参议会。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由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选出议长、副议长，政府主席、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的各个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都由中共颁布实施。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的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执政方针的定义，政权结构为：(一)参议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二)政府机关，设边区、县、乡三级，主要领导人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专员公署和区公署，分别为边区政府和县政府的派出机关。(三)司法机关，边区设高等法院，专区设高等法院的分院，县设县法院。边区和县的法院院长，由边区和县参议会选举产生。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和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和执政方针的定义，陕甘宁边区的政权是抗日人民的政权，它的阶级基础除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外，还包括了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实行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实质是由中国共产党完全主导的国民政府地方战时临时性的行政区域。
政治 > 边区参议会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召开。到会参议员145人（其中有边区政府聘请的开明绅士特约参议员12人）。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明（陈绍禹）、洛甫（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出席开幕式。会议选举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选举高岗、张邦英、毛齐华、崔田夫、陈伯达、周长安、路志亮（女）、王观澜、高述先为边区参议会常驻参议员。选举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力为副主席，林伯渠、高自力等15人为边区政府委员。选举雷经天为高等法院院长，曹力如为边区政府秘书长。会议还通过了多项于边区自治相关的法律文件。还有象征类似于宪法的宪制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
政治 > 边区政府

条目：陕甘宁边区政府
1939年2月6日，第一届经过民主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在延安宣誓就职，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
主席：林伯渠。
副主席：前任张国焘，李鼎铭，继任高自力。
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
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
有资料可查的政府机构有：政府办公厅、贸易厅、教育厅、建设厅、民政厅、财政厅、民族事务委员会。
国共内战期间所使用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旗。《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军旗的决定》通过后，统一采用中心黄色镰刀锤子、右上五角星的军旗
政治 > 宪制性文件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主要由中国共产党起草的地区自治性宪制性文件《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
政治 > 选举

自1937年5月起，边区开始进行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截止至10月，完成了乡、区、县的选举，成立各级议会和民主政府。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无党派中的左翼人士、中间人士和其他方面人士各占三分之一。1937年12月，经过选举，产生了500多名边区议员，但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原因，边区议会未能及时召开。[來源請求]}1938年11月25日，边区政府根据首届国民参议会制定的省、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决定将陕甘宁边区议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所选的边区议员改为边区参议员。
此类选举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批评，认为旨在笼络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來源請求]
政治 > 司法

1939年1月17日至24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组织条例》，以及铲除和杜绝汉奸、土匪，扩大地方武装和统一战线，发展经济、教育等12件重要提案。1946年4月23日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由于边区政府实行自治政策，所以辖区内的司法较多根据自治原则制定，很少使用中华民国颁布的各方面法律。
通过的审判，没收了被共产党认为是地主阶级人士的大量财产。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边区参议会之职权：“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委员；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等。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
妇女方面：从1939年起，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制定了《陕甘宁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1942年颁布《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3年颁布《陕甘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以及1944年颁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
稽查毒品和禁毒方面：尽管后世有研究称陕甘宁边区为缓解财政危机而种植罂粟，并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但在边区内部却严格执行禁毒措施。有1941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1942年1月颁布《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和《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成立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命令；1942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1942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查禁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再申禁种鸦片烟苗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彻底铲除鸦片的快邮代电》《陕甘宁边区禁烟督察处修正组织规程》、《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第三次修正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为禁止吸毒事给专员公署县(市)政府的指示信》、《陕甘宁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查获鸦片毒品奖金办法》、《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加强缉私工作的命令》；1945年5月11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严禁料面入境的命令》等。
政治 > 边区保安处

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
1940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主要领导：
处长周兴
检查部部长曹光清
保安部副部长郑自兴、王凡
地方部部长白栋材
秘书长刘海滨
便衣队队长赵苍璧
辖区、面积、人口

边区范围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辖区、面积、人口 > 行政區劃

民国26年（1937年）10月12日，根据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规划陕西省之肤施、安塞、保安、安定、延长、延川、栒邑、淳化、定边、靖边、甘泉、鄜县、米脂、绥德、葭县、清涧、吴堡，甘肃省之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县、正宁等23县，以及宁夏省之花马池（盐池县）及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并为八路军的募补区。其后，边区所辖县份多有调整。其中，为纪念中共领导人，保安县、安定县相继改名，并新置子洲县。因中共最终胜利，得以保留至今。
民國29年（1940年）7月，為行政管理方便，將邊區調整為30個縣（市）、266個區、1549個鄉：
邊區政府直屬市縣有延安市及延安、鄜縣、甘泉、固臨、延長、延川、安塞、安定、志丹、靖邊、神府11縣。
綏德分區，專員公署駐綏德，轄綏德、清澗、米脂、吳堡、葭縣5縣。
隴東分區，專員公署駐慶陽，轄慶陽、合水、鎮原、曲子、環縣、華池6縣。
三邊分區，專員公署駐定邊，轄定邊、鹽池2縣。民國31年（1942）4月增領吳旗縣。
關中分區，專員公署駐馬欄，轄新正、新寧、赤水、淳耀、同宜耀5縣。
民國33年（1944年）6月，邊區劃為5個分區，轄1市30縣214區1254鄉：
延屬分區，專員公署駐延安市，轄延安市及延安、甘泉、鄜縣、志丹、安塞、子長、延川、延長、固臨9縣。
綏德分區，專員公署駐綏德縣，轄綏德、清澗、米脂、葭縣、子洲、吳堡、神府7縣。
關中分區，專員公署駐馬欄，轄淳耀、赤水、新正、新寧4縣。
隴東分區，專員公署駐慶陽縣，轄慶陽、合水、環縣、鎮原、曲子、華池6縣。
三邊分區，專員公署駐定邊縣，轄靖邊、定邊、吳旗、鹽池4縣。
民國35年（1946年）4月，邊區行政區劃為5個分區，33個縣（市、區），216個區，1254個鄉，4852個行政村，18730個自然村：
邊區政府直轄延安市。
延屬分區，轄延安、安塞、志丹、子長、延長、延川、固臨、甘泉、鄜縣9縣及南泥灣墾區。
綏德分區，轄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子洲6縣。
關中分區，轄新正、新寧、赤水、淳耀4縣及中心區。
隴東分區，轄慶陽、合水、華池、曲子、環縣、鎮原6縣。
三邊分區，轄定邊、靖邊、吳旗、鹽池、安邊5縣。
民國37年（1948年）4月，陝甘寧邊區劃分為7個分區、54個縣市：
延屬分區，轄延安市、延安、甘泉、鄜縣、志丹、子長、固臨、延長、延川、安塞10縣（市）。
綏德分區，轄綏德、米脂、葭縣、吳堡、清澗、鎮川、橫山、子洲8縣。
三邊分區，轄定邊、安邊、靖邊、吳旗、鹽池5縣。
隴東分區，轄慶陽、曲子、鎮原、合水、環縣、華池6縣。
關中分區，轄栒邑、赤水、新寧、淳耀、新正、中宜、三原、白水、邠縣、耀縣、銅川11縣。
黃龍分區，專員公署原駐洛川縣土基鎮，1948年10月12日遷澄城縣馮原鎮，轄黃龍、韓城、郃陽、澄城、宜川、洛川、黃陵、宜君8縣。
西府分區，轄長武、永壽、乾縣、醴泉、麟遊、靈台（屬甘肅省）6縣。
民國38年（1949）由於解放區擴大，是年3月7日，陝甘寧邊區通令設立大荔、榆林兩分區，並調整黃龍、關中、西府、延屬分區部分行政區劃：
大荔分區，專員公署初設在郃陽縣境內，1949年5月遷大荔縣，轄韓城、郃陽、澄城、白水、蒲城、大荔、朝邑、平民8縣。
榆林分區，專員公署原設在鎮川，後遷駐榆林縣城，轄鎮川（後改為榆林）、橫山、神木、府谷、神府5縣。
鄜縣劃歸黃龍分區管轄，富平、淳化縣劃歸關中分區管轄，同時撤銷淳耀縣併入耀縣，撤銷赤水縣併入淳化縣，將邠縣、栒邑縣劃歸西府分區管轄，將耀縣所屬之瑤衣區劃歸黃龍分區的宜君縣管轄，取消延安市設制。
民國38年（1949）2月7日至15日，晉綏行署代表、晋南行政公署代表参加在延安召开的陝甘寧邊區第三届參議會常駐委员会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員會聯席會議，会议决定：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将陕甘宁和晋绥两边区政府合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原晋绥行政公署撤销，原屬縣分別劃歸晉西北、晉南管轄，统受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贺龙参加了联席会议，作了当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会议确定本年基本任务是：全力支援解放大西北。2月2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赵秉彝为晋西北行署主任，秦仲方、乔钟灵为副主任。1949年6月2日晋南行署发布通令：奉边区政府令，决定将晋西北行署撤销，成立五寨中心专署，领导晋西北各专署县，中心专署受晋南行署直接领导。6月3日晋绥分局指示，晋南工委积极筹备西进南下工作，决定将工委所属三个地委和行署所属三个专署合并为晋南中心地委和中心专署，领导机构设在新绛县城，中心地委书记彭德，副书记贾启允，中心专署专员秦穆伯，副专员岳维藩。6月6日晋南专署成立，领导晋南二十九县，专署之下设五个中心县。1950年1月1日，撤销晋南行署，划归山西省人民政府管辖。
1949年4月2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統計，陝甘寧邊區共有16個分區，107個縣市（陝甘寧53個，晉西北23個、晉南31個），701個區，6145個鄉，47308個自然村。
1949年5月，榆橫及關中地區先後攻下，陝甘寧邊區政府5月5日命令成立陝北行政公署，原延屬分區同時撤銷，陝北行署除領導綏德、榆林、三邊、黃龍4個分區外，並直接領導延安、延長、延川、安塞、子長、志丹、甘泉等7個縣。5月20日西安攻克，陝甘寧邊區決定，成立西安市人民政府和宝鸡市人民政府，直屬陝甘寧邊區。並成立寶雞、渭南、咸陽、邠縣、三原、商雒6個分區：
寶雞分區，專員公署駐寶雞市，轄寶雞市及寶雞、鳳翔、扶風、岐山、汧陽、隴縣、郿縣、鳳縣9縣（市）。
渭南分區，專員公署駐渭南縣，轄渭南、潼關、華縣、華陰、臨潼、藍田6縣。
咸陽分區，專員公署駐咸陽縣，轄咸陽、長安、興平、武功、盩厔、鄠縣6縣。
邠縣分區（原為西府分區），專員公署駐邠縣，轄邠縣、長武、永壽、乾縣、醴泉、麟遊、栒邑7縣。
三原分區（原為關中分區），專員公署駐三原縣，轄三原、銅川、耀縣、富平、淳化、高陵、涇陽、新正、新寧、馬欄10縣。
商雒分區，專員公署駐商縣，轄商縣、商南、雒南、鎮安、柞水、丹鳳、山陽7縣。
1949年7月26日西北局作出《关于甘肃干部配备及行政区域划分的决定》。7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的《决定》，成立中共甘肃省委。张德生任省委书记，孙作宾任省委副书记。同时还组成了甘肃行署和甘肃军区，王世泰兼任甘肃行署主任、甘肃军区司令员。按照全省行政区域划分，确定成立庆阳、平凉、天水、武都、岷县、临夏、会宁（1949年9月会宁地委易名为定西地委）、武威、酒泉九个分区地方委员会和兰州市委，对各地、市委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进行配备。
经济 > 政府相关 > 财政来源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大部分来源于国民政府调拨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50%-85%）。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难以维持。非生产人口的增加是造成边区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非生产人员增加，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18.86％。边区政府连年赤字，医疗，生产等所需物品严重困乏。
外援：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额及占当年财政收入比率为（法币）：1937年，4563.9万元，占年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 占年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70％。
另一财政收入来源是税收和行政性收费（包括没收款、罚款、土地登记手续费等）。1939年税收65.8万余元；没收款9.5万余元；罚款近1.9万元，土地登记手续费0.37万元，杂项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的9.17 ％。1940年税收196.4 万余元，企业盈余42.7万余元；公产收入0.5 万元，寒衣代金42.7万余元，罚款28.5万余元；杂项29.2万余元，总计占年财政收入24.87％。
在财政政策上，第一，由于中共和边区政府对于1937年至1940年提出“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执行过于教条和机械，一味的依靠外援和国民政府所发给八路军的每月60万军饷，没有做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长远打算，造成财政连年赤字。第二，边区经济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政府财源困乏。边区农业长期不能自给，抗战开始后，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增加了耕地面积，粮食产量有了提高，但没有给政府增加多少财源。抗战前边区没有工业，抗战开始后发展起来的工业也很薄弱。据统计，1940年边区共有公营工厂9家，工人434人，资金52.3万余元。生产合作社29个，社员1132人，股金13.5万元，产品种类300个，产值仅有2万元。为了缓解财政的严重危机，1941年，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措施，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这些措施是：调整财政政策，大力发展边区经济，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皖南事变后，边区政府为解决燃眉之急，制定独立自主、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财政原则。具体做法是，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生产资金让其各自经营以解决经费困难；大量开发食盐，发动群众驮运食盐出口，计划出口60万驮，其中6万驮为公盐，分配各县，由群众义务驮运；统一产销盐价，其收入归军委，作为军费和军委生产保证；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 万元；征收救国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解决人员和马匹粮草；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陳永發院士1990年發表論文，認為當時边区政府曾經大量產銷鴉片；如果當時中共不進行鴉片貿易，根本不可能有所謂延安經驗。
经济 > 政府相关 > 税收

税收是1941年后边区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税收种类有：（一）农业税。农业税是边区政府要求农民交纳的救国公粮。1942年前是以摊派形式来完成，1943年开始实行农业统一累进税，以每户人口平均收获细粮之多寡为标准分级累进。1941年至1945年农业税收入如下：1941年，20.1万余石；1942年，16.5万余石；1943年，18.4万余石；1944年，16万石；1945年，12.4万石。（二）工商业税。随着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工商业税成为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财源之一。种类有：货物税种和营业税种两项，其中货物税分为：入境税、出境税、过境税、产销税；营业税分为：营业税、临贸税。（三）盐税。盐税征收始于1937年，随着边区盐务的发展，盐税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的财源。1937年至1945年盐税收入统计如下（以券币为单位）：1937年近0.2万元；1938年4.9万余元；1939年2.9万余元；1940年4.4万余元；1941年37.2万余元；1942年48.9 万余元； 1943 年447.1万余元；1944年2457.8万余元；1945年17818.7万余元。（四）公盐代金。公盐代金最初不是正式税种，而是临时捐，是让人民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其金额较大，在政府财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盐代金始征于1941年。　　（五）牲畜买卖税和斗佣。牲畜税是牲畜买卖的一种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的5％。斗佣是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一般征收1％到2％。二者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历年收入数额是：1941 年45万元；1942年190万元；1943年4728万元；1944年约8000万至1亿万元。除以上五种税捐外，还有烟酒、羊税等。
经济 > 政府相关 > 政府控制的银行与货币

1937年10月1日，陕甘宁边区银行在延安成立。陕甘宁边区银行前身是1935年11月在瓦窑堡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曹菊如。1938年6月，边区银行发行了与法币等值的贰分、伍分、壹角、贰角、贰角伍分、伍角共6种“光华商店代价券”（简称光华券）。1941年初又增发了面值为柒角伍分的光华券。到1941年2月18日止，光华券共计发行4387215元。1941年，中共就辖区的财政困难，调整政策，全面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自行发布货币——边币。此后又发行“商业流通券”代替边币
。
经济 > 工业

1940年之前，边区因依靠外援影响，工业方面鲜有发展，1941年至1945年边区工业发展很快。其中公营工业发展最快，全边区有纺织厂23家，年产大布3.29万余匹；造纸厂11家，年产纸5671令；化学工业工厂10家，肥皂厂2家，陶瓷厂3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 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炼油厂2家，工具厂8家，木工厂2 家。公营工业是边区工业主要组成部分，给边区财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业发展也很快。民间纺织方面，全边区有纺妇13.3万余人，纺车12万余辆，1943年共纺纱83.5万余斤，给公营纺织厂提供了相当部分的纱线原料。其它工业如煤1943年产量达到每月7600吨；盐1943年产量达52.1万驮。同时，私营工业也得到发展，但在边区工业中不占主要地位，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很小。这可能和当时的工业发展政策有关。 （引用资料同上）
经济 > 商业

1937年至1940年间边区的商业贸易主要为采办性质，主要是保证中国共产党党政机关和军队的物资供应，只有很少部分具有营利性质。1941年后，边区政府加强对贸易的控制，制定商业政策，促进边区商业贸易的发展。1941年，延安市的公营商店达46家，总资本273.8万元，1至6 月份贸易额为937.9万元，纯利润110.3万元。1943年统计的几个地区的贸易情况：靖边公营商店总资本133万元，上年利润87.8万元；县公营商业总资本4539.9万余元，上年利润77.1万元；延安市公营商店、客栈等资本总额2470.5万元，上年纯利329万余。同时，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因政府支持力度不如公营商业，所以发展程度不很明显。
经济 > 农业

边区农业主要体现在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提高棉花产量、增加耕地面积三个方面。
经济 > 农业 > 徵糧

由于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这里驻扎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加上边区地瘠民贫，自然灾害频发，粮食问题成为亟需解决的首要问题。1940年以后，由于外援断绝，边区政府财政紧缺，无法购粮，开始全部依靠向当地农民徵粮。这使农民的公粮负担迅速由1939年的5万担增至1940年的9万担（每担100斤）。到1941年3月，部分地区仍然断粮现象。为了保证1942年的粮食供应，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决定1941年徵粮20万担，比1940年翻了一倍多。这使广大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经济 > 农业 > 南泥湾大生产

条目：南泥湾
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1941年春，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持并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粮食资源短缺问题，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实行屯垦，生产自救。在短短的三年内，由王震旅长率领的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获得了粮食大丰收，缓解了边区的粮食短缺问题。实际上除生产粮食外，南泥湾也广泛存在鸦片种植现象。如时任三五九旅九团九连连长，后长期担任南泥湾生产大队长的刘宝斋所述，所在部队在南泥湾孟酒沟种大烟，用多余的粮食酿酒，烟酒贩到国统区卖钱，“为这事常同机关的打架。连队要挣钱，机关要收税。一次往河东贩卖烟土，货上了船，船帮上一圈端刺刀的战士，看谁敢挡……”。
经济 > 农业 > 鸦片种植与贸易

参见：特货
边区政府除食盐、牲畜贸易之外，另一大贸易收入来源是被称为“特货”的贸易。洪振快2013年發表在《炎黃春秋》的文章认为「特貨」就是鴉片。新华网《民主革命时期的镇原县边区政府》一文中大生产运动一节也提到：“据《解放日报》报道，到1944年8月…（镇原县三岔贸易支公司）当年输入粮食1,500石，合金额125.6万元，棉花合金额42.4万元，杂货合金额27.32万元。输出食盐120.3万元。牲畜1,505头，特货（大烟）1,200两。”
早在中国共产党控制陕北、山西等地前，晋陕地区便已是中国鸦片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鸦片种植和贩卖历史很长。1920年代，陕西已到无村不有烟馆、人人吸鸦片的地步，烟民占陕西总人口的50%以上。另一方面，当时在整个中国，鸦片作为一种硬通货，和金、银等硬通货同样在市场上流通，八路军也的确掌握着相当数量缴获的鸦片，用以平衡陕甘宁边区进出口赤字。这在中共出版的党史，以及中共领导人回忆录中也多有提到，并无忌讳。鸦片还是那个年代军医常用的麻醉剂。
鸦片作为一种硬通货在中国市场上流通，是当时的日常现象。对于“特货”贸易，《谢觉哉日记》写道，“就是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而不知他的责任是在推销黑白二物以弥补财政上赤字。”（1944年1月18日）与“在座谈会上听到的趣语：……‘特货多边币少，将来不得了’（边币收回，特货跌价，买特货的不得了）”（1944年3月12日）。
早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便将禁毒作为工作重点之一。长征结束、红军进驻陕甘宁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随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运动初期由于边区的鸦片受到打击，偷运鸦片进入边区的情况一时迅速增长。为此，陕甘宁边区进一步推动禁毒运动，在极短时间内便基本消灭了控制区内的吸毒现象。其后多年继续不断禁毒。陕甘宁边区采取的禁毒工作，重点是禁止边区内部的抽鸦片现象。比如《谢觉哉日记》就多次、多天明文提到禁毒。1943年6月6日《谢觉哉日记》写道：“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各专员公署、各县政府：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然查还有少数未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1943年，边区曾经有人提出是否实行“特货内销”，这迅速引发争议，最终遭否决。1944年3月14日《谢觉哉日记》评论道：“领导机关发动一件事，必须十分考虑周到，常常一小步差错，在群众中可闹出大乱子。‘特货内销’即其一例。”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军事及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陷入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部分民众，甚至一些单位种植鸦片。一些材料认为，陕甘宁边区此后有种植和对边区以外贩卖鸦片的现象，以晉北的晋绥边区及陝北的陕甘宁边区栽種區域最廣，並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
提到陕甘宁边区种鸦片的分别有蕭軍的《延安日记 1940-1945》、苏联人彼得·巴菲洛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美国人卡萝尔·卡特的《延安使命》、《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第六编财政卷》、伍绍祖在凤凰台的采访谈话，以及《南方都市報》記者高龍發表的「忻州鴉片檔案」。
谢觉哉提到中共犯过两个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东西，二是种植特货。《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中的“禁种特产”的秘密通知提到，烟苗烟户的处罚措施就是没收，且“特产”或“特货”必须统一销售，对群众则隐瞒销售的情况，只说是没收。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时就说“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特别是财政经济史料完全否定了特货是食盐的说法，里面单独出现了特产收入一项，在统计表里是和“公盐”（1942年）“盐税”（1943年）并列来看，肯定不是一种东西，更不是烟草，因为烟酒类也是另项列出。特货收入应该属于公营生产收入。很明显，在财政收入里，它占有重要地位。
如1942年，它被单独列出，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财政收入的40%（p59）。1942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1943年春季的财政，1942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此文出于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 1948年2月18日）从引文能看出，“特产”的产地有两个。一个是晋绥边区，还有一个是陕甘宁边区本地，即“边区自产特产”。另在《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一文中（见《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第426—427页），特产贸易收入占了近乎一半的比例：
| 年份 | 收入 | 备注 |
| --- | --- | --- |
| 1942年 | 139,623,000元（边币） | 占岁入40% |
| 1943年 | 65,347,927元（券币） | 占岁入40.82% |
| 1944年 | 135,388,778元（券币） | 解决财政开支26.63% |
| 1945年 | 757,995,348元（券币） | 解决财政开支40.07% |
用原话说“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陕甘宁边区鸦片问题考》中更是直接引用延川文史资料证明“特货”、“特产”、“肥皂”都是大烟的掩盖名称《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中的《南泥湾调查》一文里亦在“特产地”下标注“收烟数”，文中更总结起了军队种鸦片的经验：“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百亩只出八十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此处的烟明显是指大烟而不是烟草，因为收烟草是用采叶法，而且千亩收烟仅300两，根本不可能是一亩能产数百斤的烟草）”
当时，国民政府方面也在大量贩运鸦片，以压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掐断陕甘宁边区资金来源。1943年5月叶季壮局长在《物资政策问题》座谈会上发言称：“顽方正在利用他们的优越条件（如白洋、洋纱及在他们地区内的军政力量），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甚至完全封锁我们。同时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
抗戰時期中共利用津浦、京漢兩大鐵路或天津至上海的日軍海上運輸路線輸送鴉片，販售至国统区。二戰結束後，中共為防止國民黨軍佔領華北便把津浦、京漢兩鐵路摧毀，造成南北交通不便，1945年11月施朝暉接獲中共指示在中國北方設站輸送鴉片，來做為地下工作資金來源，派令由晉察冀軍區城工部發出，在中共晉冀魯豫軍區取得鴉片，1946年2月晉冀魯豫地下工作人員（瞿、白兩人）接手完成輸配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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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22日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
1938年，在边区文化协会和抗日救亡协会部分外语工作者联合成立了延安世界语者协会，出版了《延安世界语者》杂志，办有“世界语俱乐部”，当时在延安有庄栋、李又然、徐雉、黄乃等三百余名世界语者。
1938年9月，成立第一个覆盖全边区的文化社团“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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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
陕北公学：1937年成立，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
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4月10日成立，1940年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
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39年成立，1940年改称延安自然科学院，1943年并入延安大学。
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成立，1941年并入延安大学。
中央党校
延安民族学院
延安大学：1941年8月28日成立。
民族与宗教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对当时受国民政府打压的回族采取宽容和怀柔政策，起到了融合各民族和化解分歧的效果。边区政府对其他民族均表示尊重其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不对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在边区的宪法原则中明确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一律平等，享受政治平等、信仰自由，谋求团结进步、共同发展。
193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召开，听取李富春的汇报。会议肯定东征期间地方工作成绩，决定西征时采取更灵活政策以争取回民、蒙民，基本原则为实行民族自治，并决定在少数民族中不打土豪。在会上周恩来建议，用借粮解决给养。会后，周恩来、毛泽东将会议决定电告红一方面军将领。
193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当前是全国大革命前的准备阶段。为推动大革命到来，要建立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争取成立西北国防政府，为争取扩大西北局面要：……（四）争取回、蒙少数民族。……。同日，周恩来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刘晓（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你们取得宁条梁后，将进到蒙民集中地区，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同日，周恩来出席中央军委白区工作部部务会议，在会上说：“在伊克昭盟对蒙古王爷应分化、争取，对喇嘛完全争取。我党的基本群众是蒙民。”
1936年5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前方，指出：“争取教堂与我们建立和平关系是重要的事，不必提高条件。可与各教堂签定内容如下的协定”：
苏维埃红军与某某等教堂为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双方同意订立如下协定：
（一）教堂承认苏维埃红军之抗日救国，及反军阀卖国贼之主张；苏维埃红军承认教堂之存在。
（二）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之军队、民团、侦探进入教堂区域；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苏维埃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的自由。
（三）教堂之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
（四）经济通商不加阻碍。
（五）其他事项随时协商办理。
1936年6月8日，周恩来、毛泽东、杨尚昆致电彭德怀、刘晓、左权、聂荣臻、朱瑞、邓小平、徐向前、程子华、王首道：“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规定三大禁条：“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乱用回民器具，回汉两族团结。”
1941年“五一施政纲领”颁布后，一些停顿多年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被允许恢复活动。
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已规定了边区境内人民不分宗教信仰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附件三中，规定了若干特殊土地的处理问题：“宗教土地（基督教、佛教、回教、道教及其他教派）均不变动。”1946年又规定了在保护边区人民由土地改革所得利益的前提下，对已经土地革命分配的教会土地不宜再收回等政策。
军队

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力量，包括八路军留守部队、边区保安队和地方非正规武装三部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1937年9月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部分部队组成，共约9,000余人，主任肖劲光，担负保卫边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双重任务。地方非正规武装，包括保安队、自卫军两部分，1938年底人数有224,000人，配合留守部队保卫边区。边区保安司令部（1937年10月由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下辖十多个保安大队，司令员高岗、副司令员周兴。
影响

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正政治的典范，也把它视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近乎失败的中国共产党的休养生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让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和国民政府的对抗当中站稳了脚跟。对后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但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将陕甘宁边区视为脱离中央统治的分离区域，是反叛的地方武装割据政权。在后来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始终不予承认。
戰後

1945年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组织军队到山西、华北、东北接受日军投降，快速扩大了军队与地盘，为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做好充分准备。
陕甘宁边区发行的一千元商业流通券。中国财税博物馆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