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留守兵团
陕甘宁留守兵团历史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八路军主力奔赴前线抗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共9000余人，留守陕甘宁边区。南京国民政府委任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1937年10月2日中央军委《关于陕北红军改编和各部驻防的决定》，在边区的部队有9000多人（括号中为1955年军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陕甘宁边(特)区所辖18个县和已划定由八路军驻防的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警备区划为八路军的募补区。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将镇原等3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937年11月2日关于留守部队改编的指示，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外，其余部队统一改编成警备第一至八团和独立营、骑兵营，各团一律恢复政治处、供给处、卫生处及营建制：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蕭勁光为主任。驻延安北门外山腰窑洞。
八路军后方政治部领导各留守部队的政治工作，主任莫文骅。
直属特务团（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与129师辎重营合编）：团长刘国祯，政委： 袁光（少将）
骑兵独立营（1938年3月扩编为直属骑兵团）：团长孔令甫（少将），政委康健民（少将）、马泽迎、钟文涛。驻防靖边一带
鄜甘独立营（1937年11月由第129师辎重营改编）
东地区留守处：主任陈伯钧，副主任陈先瑞。驻洛川。辖区有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县、志丹、肤施、甘泉、鄜县、洛川。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留守部队为主。
警备第1团（第120师辎重、炮兵营编成）团长贺晋年（少将） 政委钟汉华（中将）、罗志敏。驻防米脂、绥德。
警备第4团（第115师辎重、炮兵营编）团长陈先瑞（兼） 政委罗志敏。辖2个营。
警备第8团（第120师第359旅718团改，前身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四师；平山獨立團改為718團隶属第359旅）团长文年生（中将） 政委帅荣（少将）
警备第5团（第120师特务营编）团长白志文（少将） 政委李宗贵（少将）。驻延安，担负延安地区的部分防务和警卫兵团机关。
警备第6团（第120师工兵营编，前身为陕北神府红军）团长王兆相（少将） 政委张达志（中将）
西地区留守处：第三八五旅旅部兼。旅长兼主任王宏坤\王维舟，旅政委兼副主任王维舟\甘渭汉，参谋长耿飚，政治部主任苏精诚、方强、谢扶民，政治部副主任谢扶民。驻正宁。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化县。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留守部队为主。1941年全旅共4655人，各种枪2360余支。
警备第2团（第129师特务营编）团长周球保 （中将） 政委甘渭汉（中将）
警备第3团（第129师炮兵营编）团长阎红彦（上将） 政委杜平（中将）
警备第7团（第129师工兵营编）团长尹国赤（1940年病故）/袁渊，政委周芝光（少将）/刘随春
第770团：团长张才千（中将） 政委肖元礼（少将） ，副团长曾广泰。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占太原，黄河河防形势紧急。当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北绥、米、葭、吴、清五县警备司令部、两延（延川、延长）、神府河防司令部；萧劲光兼河防总指挥，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加委，但未获委任。河防总指挥部实际上由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兼。1937年11月17日毛泽东、萧劲光致电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关向应、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警备第六团团长王兆相、团政委孙超群，称“巩固河防为目前紧迫任务”，并部署河防：
五县警备区/五县警备司令部：防区为从河口到佳县。以七一八团及警备三团为河防部队。司令部陈奇涵。当时八路军驻防绥德、米脂、吴堡、清涧、葭县等五县，但县政府与行政体系属于国民党控制。八路军在绥德城设立绥、米、葭、吴、清五县警备司令部（即五县警备区），在警备司令部秘密设立中共绥德特委，对外称司令部民运科。相继在五县的八路军部队中秘密建立或设立各县委，对外称驻军民运股。警八团(原三五九旅七一八团)驻米脂，守备大会坪（佳县城北10公里处）、螅蜊峪、宋家川、李家沟（今属吴堡县寇家塬镇）、丁家畔（今属吴堡县岔上镇）、康家塔（今吴堡县宋家川镇康家塌村）、枣林坪等渡口。警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今属清涧县高杰村镇）、界首（今属绥德县定仙墕镇）、枣林坪(不含)等渡口。
两延河防司令部：防区从临真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何长工任司令员。以警备五团为河防部队。警四团驻永坪地区，以一个营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岸、马斗关（也称马头关、马渡关，属罗子山乡）、清水关（今属延川县乾坤湾镇）等渡口。
尚府区河防司令部：防区从佳县到马镇。以尚府保安营任河防部队。尚府分区司令员黄罗斌。后警六团驻神府地区，守卫葭县北，万户峪、沙峁、盘塘（今属马镇）、马镇、贺家堡（今属府谷县武家庄镇）等渡口。司令部王兆相。
1937年底共15514人，各种枪支9000余。1937年12月在延安举行了“后方各留守兵团”军政首长会议。此时留守部队的状况是：来自红军三个方面军与陕北红军，大部分任事在残酷革命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排以上干部都经过战斗考验，平均每人负伤两次；战士大部分有3年军龄；党员比例大；但部队组织不健全、机构不统一、编制装备参差不齐、纪律涣散、军容风纪不整、游击习气浓厚、执行命令不坚决；本部队生长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同级干部之间、上下级干部之间都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部分干部战士对把红军改编到国民党军队的统一序列中去接受不了，战士中开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八路军主力东进以后，一部分干部战士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线。萧劲光在会议上提出要“热爱延安”、“任务重于生命”。确定以政治、军事、文化和党的工作为留守部队的四大工作。
1938年1月18日中央军委关于军委参谋部与留守处工作人员配备的电令第六项：“以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指挥员。”张元寿兼任供给处长，邱会作兼任供给处副处长；孙仪之兼任卫生处处长，饶正锡兼卫生处副处长，易秀湘兼卫生处政委；毕占云为参谋处长，曹里怀为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改变了由军委参谋部一局（作战局）兼留守处军事工作的情形，另组留守处参谋处，同军委参谋部一局分开办公。1938年1月28日毛泽东、谭政《关于撤销五县警备区政治部给陈（奇涵）、张（际春）等的指示》中：“河防部队政治工作由后方政治部直接领导”。1938年1月28日毛泽东、谭政致朱德等电称“调莫文华（骅）为后方政治部主任”。此前莫文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这说明在八路军内部，莫文骅的职务是后方政治部主任而不是所谓的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28日，莫文骅到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直至1939年秋，后方政治部开始归八路军政治部领导；军委总政治部成立后归其直接领导。后方政治部与后方留守处、河防司令部是平行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后方政治部出版了《烽火报》和《烽火副刊》，创办了烽火剧团。
1938年2月中旬，侵占山西的日军为配合徐州会战，日军第20师团南下进攻临汾、运城、风陵渡；日军第109师团沿汾离公路西犯，2月27日攻占柳林以西之军渡、碛口，以猛烈炮火轰击黄河西岸的八路军河防阵地；日军驻大同的第26师团及伪军1万余人五路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相继占领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五寨、岢岚等县。八路军留守部队调警三团率2个北调接管佳县至碛口的河防，警八团集中于宋家川河防，警一团集结于绥德与吴堡县之间的义合镇附近待机。中央军委指示把河防分为六个防区：
第一河防区：河合村（马镇以南面对岚漪河口）至大会坪（佳县城北10公里处）。由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神府分区司令员黄罗斌指挥。
第二河防区：大会坪（佳县城北10公里处）至丁桥畔（碛口对面，今属吴堡县岔上镇）。由警一团团长贺晋年指挥。
第三河防区：丁桥畔至沟口，为军渡对面。由警八团团长文年生指挥。
第四河防区：沟口至河口（今属清涧县高杰村镇）。由警三团团长阎红彦指挥。
第五河防区：河口至马头关（属罗子山乡）。由警五团团长白志文指挥。
第六河防区：马头关至凉水岸。由警四团团长陈先瑞指挥。
其中，第一至第四河防区统由五县警备司令陈奇涵指挥；第五、第六河防区由白志文指挥。3月2日，日军200余人渡河占领府谷县城。1938年3月13日，日军第26师团2000余人，附炮20门，携带渡河器材，进抵陕西省府谷河防对岸，首先炮击西岸河防阵地，尔后在10架飞机掩护下，开始强渡黄河。八路军警备第6团一部及神府分区地方部队，在日军半渡时，以猛烈火力突然予以还击，并分兵一部东渡黄河，袭击渡河日军侧背。日军不支被迫撤退。此战，毙伤日军140余人，缴枪10余支。
1938年3月，由于日军开始对边区河防发起进攻，为了统一边区部队的指挥，增强河防力量，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将边区保安司令部（高岗为司令员）及所属关中、庆环、三边、神府军分区及地方部队共4100人划归后方留守处指挥：
三边分区辖靖边、定边、安边、盐池、环县、保安县
五县警备区
神府区
陇东分区：曲子、庆阳、合水、镇原
关中分区：
直属区：安定县、延长、延川、延安、甘富县、宜红县。
1938年7月在延安举行了“第八路军后方各留守兵团暨边区保安部队第二次军政首长会议”。萧劲光在会议上提出了“生产、学习”的口号。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的各种草案”，其中有“报告制度草则”、“建立汇报制度大纲”、“司令部工作报告大纲”、“平时起居时间规定”、“值班制度规定”、“关于干部提升及调动的规定”等。
1938年7月2日，军委炮兵团编入后方留守处，10月，炮兵团与鄜甘独立营合编为特务团，刘国祯任团长，袁光任政治委员。
1938年10月23日朱德呈“委员长蒋”电称，“陕北河防，现由八路军留守部队八个团计两万人担任，……有千里之长，统由八路军留守主任萧劲光指挥，并受第二战区节制，请正式加委该员为河防司令或警备司令，以专责任”。
1938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作出了《关于扩大第八路军留守部队的决定》，要求2个月内扩大5000名新兵补充到留守部队。
1938年12月，在各留守部队党代表大会上，萧劲光提出了“以战斗的姿态加紧生产”的口号，要求把生产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任务来抓。从此，全体干部战士积极开荒种菜、养猪、打草鞋、纺毛线、织布等，很快改善了伙食，增加了军服、日用品等的供应。
1938年12月至1939年10月，国方制造摩擦事件151起。
1939年1月15日《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刊有萧劲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留守兵团在七月间，举行了各兵团军政首长会议，决定开展生产运动之后，接着又由总留守处与后方政治部电令各兵团，执行下列工作”。1939年3月《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三期刊登谭政（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检查工作总结》称：“边区八路军部队，负了河防、边防，维持地方秩序，与巩固前后方联络等重大任务，……关于整个留守兵团的工作检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及河边防司令部与政治部的同志们，正在进行”。
日军自1939年起采取“进攻西北，扫荡华北”的方针，对国民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策略;发动从晋西进犯黄河企图攻入陕北的作战方针。1939年1月初，日军3000余人分三路进犯延川以南河防，被警备五团击退。1939年5月上旬，日军1.5万余人攻占晋西柳林、军渡、孟门、碛口，炮击河西的陕北吴堡县宋家川，南路2000余人犯马头关、凉水岸渡口被河防部队击退。1939年9月5日，日军3000余人重占军渡，炮击河西。陕甘宁边区处于日军直接进攻的严重威胁之下，急需加强防御兵力和实施统一指挥对敌。
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明确提出了“限共、溶共、反共”的对共政策。随后秘密在党政军系统颁发《防限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方针政策文件。1939年3月26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电呈蒋介石：陇东形势日趋严重，交涉已无途径，为谋妥善解决，提请如下办法：一、设法调防；二、八路军如反抗调防，则以武力制裁；三、如调防暂难实施，则由专署径令保安队予以相当打击，再由省府收拾。朱的呈案受到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一致肯定。1939年4月8日晚，国民党甘肃省“三区保安司令部特务队将镇原屯子镇、中原镇、平泉镇等处八路军工作人员先后捕获”。4月24日，镇原县长邹介民率领保安队开枪截击八路军护送由西安领来之军饷三千元等物，并击伤一人。对于陇东当局之挑衅行为，陕甘宁边区陇东办事处认为必须采取反攻的防守方式，并令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向甘肃省政府、西峰镇的第三行政督察专署提出严重抗议。当时驻守镇原县城的八路军仅有三八五旅七七零团第三营。当闻知国民党军调防消息后，该营即闭城自卫，严密布防。留守城内的国民党保安队于4月25日举行暴动，八路军第三营部队果断出击，迅速将其制服，并坚守城池，以待交涉。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亦借机发难，一再要求八路军驻军退出宁县。蒋介石于1939年4月28日密令甘肃省政府称：对于八路军“谋割据把持”之企图，应严加防制。根据蒋的指示，甘肃省政府于1939年4月抄发给各县的“消极防制办法”中明确规定：各地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共产党之各种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不可放弃职守，纵然因此发生摩擦，亦不应有所避忌。在遭到八路军拒绝后，1939年4月29日，方振武率七百余人夜袭八路军警备七团汪营，汪营奋起自卫，国民党军被击溃。虽然预伏在城外的国民党军乘势攻城，无奈八路军坚守阵地，闭城自卫，宁县局势遂呈胶着状态。镇宁事件发生后，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向钟竟成发出警告。朱绍良令钟竟成负责交涉。钟竟成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双方派员解决，一切恢复事变前之状态”；二是“撤除一切战时戒备，开放城禁，准许公务员自由出入县府。所需食品、饮料得自由购置”。对于上述建议，八路军三八五旅司令部、政治部负责人表示原则上接受。1939年5月中旬，朱绍良派其代表谭季纯与八路军代表王观澜进行交涉。谈判中双方虽拟订了初步办法，但由于国民党军拒不执行，并于5月14日、15日又向八路军开炮射击，致使谈判陷于僵局。后来，双方代表于6月29日在庆阳驿马关签订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第一次陇东事件暂告停歇。
从1939年5月，胡宗南部、朱绍良部开始构筑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1939年5月国民党保安队两个团进攻驻旬邑城八路军关中分区保安独立第一营，杀害医院重伤员17人。安定县保安队袭击警备四团七连，打死连长等8人。
1939年5月召开留守部队军事会议，在各试行草案的基础上，进一步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和《参谋工作条例》等。为推广这些制度和原则，开设了骨干训练班、射手训练班和参谋训练班，形成了学军事的热潮。1939年5月开设八路军留守部队防毒训练班，主任兼教员罗钰如。
1939年6月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指出：“日军（对河防）的进攻恐会给蒋介石造成借口，即为对付日军而占领陕甘宁边区的企图。河防必须坚守.......延安应开会做必要的军事布置。”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行为，1939年7月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
1939年春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冲破国民党的束缚，积极自主扩大抗日部队：一二〇师主力在冀中地区先后成立了独立第一、二旅和晋西北的“彭绍辉三五八旅”；晋察冀军区成立了“冀热察挺进军”；一一五师在鲁西成立杨勇独立旅；八路军山东纵队在鲁中、鲁西、胶东分别成立第一、二、三军区；徐向前在山东成立八路军第一纵队；一二九师各旅、纵队亦均扩编。在上述形势下，1939年8月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将后方留守处与后方政治部等统一领导，成立了八路军留守兵团，但对外仍称后方留守处。以原后方留守处为兵团司令部，原后方政治部编为兵团政治部。萧劲光任兵团司令员（12月兼政治委员）。
参谋长曹里怀
政治部主任莫文骅（1938.2.28-1942.9）/方强（1942.9.15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组织部长吴光远，副部长苏启胜
宣传教育部长李兆炳/张正光，副部长张正光
民运指导部长马豫章，副部长李芳远
锄奸部部长丁荣昌
联络部部长徐彬如
总务处处长沈盛发
军法处处长莫文骅兼，副处长沈盛发
巡视团主任丁荣昌（兼）
机关政治协理员：宋文
烽火剧团团长：翟强
部队艺术学校：校长莫文骅兼，政委萧元礼/刘禄长，副校长兼教务主任王震之
文艺工作团（1942.11.19部队艺术学校与剧团合编）：团长王震之，副团长翟强
直属政治处主任刘禄长
军政研究班主任萧元礼
1939年8月7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前总和一二〇师：为粉碎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陕甘宁边区，加强河防，准备应付突然，着第三五九旅即由恒山地区开赴绥德、米脂、吴堡、清涧地区，巩固绥德警备区；第一二〇师冀中部队移至晋察冀边区待机；令留守兵团调整陕甘宁边区的防御部署，增强关中地区兵力，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以加强反顽作战指挥。8月8日，一二〇师师长贺龙指示正在恒山地区的三五九旅立即准备开赴绥德，留一部分部队组成雁北支队，坚持恒山地区的斗争。同时决定，5个支队留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一二〇师主力部队分为两个梯队向晋察冀边区转移。8月12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等：为巩固边区与河防并准备将来万一起见，我兵力应有一部调动。望速准备从一二〇师抽调有战斗力的一个旅(如王震旅)到绥、米、葭、吴之线，一二〇师师部及冀中所属部队移到现在王旅位置，并准备师部再移至晋西北原地，以利指挥。8月17日朱德彭德怀复电：王旅未到前，如河防十分空虚，可先调晋西北之七一四团就近开进绥、米；并建议一二〇师师部暂不移回晋西北，该地给养困难，政治似亦不宜发展与整编新部队；目前，在平西山地似较妥；并提醒，王旅约7000余人到绥、米后，经费粮食后方是否有办法。8月21日毛泽东复电肯定了“一二〇师师部暂在平西，准备将来必要时转移到晋西北”的建议，但坚持“王震旅以调两个充实团到陕北为宜，其余可后调”，“经费可由中央开支”。9月4日，朱德、彭德怀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为防止敌渡河及顽固分子扰乱，即令第三五九旅两个充实团直开陕西吴(堡)、绥(德)、米(脂)地域。9月8日，王震奉命率三五九旅主力自恒山地区出发，七一七团自灵丘地区出发。9月底三五九旅主力进抵黄河东岸。10月1日，毛泽东、王稼祥和滕代远致电朱德、彭德怀，告知王震旅已接近河防，即日过黄河，请向阎锡山发一电，告一二〇师一部为巩固河防与休整部队，开至陕北河防区域，向其备案。经过27天行军，行程1500多里，途经15个县，三五九旅第一梯队于10月6日到达绥德。10月10日，中央军委致电王震并告朱德、贺龙等：为便于统一指挥，决定第三五九旅驻(绥德)五县警备区部队归萧劲光指挥，其建制仍属一二〇师。10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王震兼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原司令员陈奇涵调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10月31日，三五九旅第二梯队到达绥德警备区河防驻地。三五九旅主力西渡黄河基本完成。警备第一团移防三边，接替警备第二团防务，警备第二团移防陇东。1940年4月，雁北支队和第四支队先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归建第三五九旅。1941年8月，雁北支队改编为第三五九旅特务团，第四支队改编为第三五九旅补训团。至1941年年底，第三五九旅辖第七一七团团长陈外欧，政治委员晏福生；第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政治委员左齐；第七一九团团长张仲翰，政治委员曾涤；特务团团长徐国贤，政治委员谭文邦；补训团团长苏鳌，政治委员龙炳初。全旅兵力10325人，各种枪近4200支。
1939年9月，国民政府突然停发八路军军饷。中国共产党被迫发动了大生产运动。9月16日，毛泽东答记者问时对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提出严重抗议。明确宣布中共和人民军队实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1939年11月11日，截获天水行营发出的密令：“十八集团军擅委河防司令、警备司令，应明令撤销，另由中央派员充任河防司令，担任自宜川经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吴堡、葭县、神木、府谷一带之河防任务……军事方面如陕北由清涧河以北之河防也应否改派其他国军接替，亦希权宜负责办理。”1939年12月上旬，阎锡山旧军向山西新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即晋西事变。1939年12月10日，发生第二次陇东事件（宁县事变），宁县县长方振武命令县保安队同第九十七师第一团一部袭击八路军驻宁县县城的罗营部队，西峰专署亦派保安队三个中队、军士队一个分队连夜开赴宁县增援。八路军因人数较少，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宁县。在宁县事变的刺激下，12月14日，镇原县县长邹介民率县保安大队向八路军驻军王营发起攻击，受到王营的猛烈反击，县保安大队被迅速击溃。后来国民党增援，因敌我力量悬殊，“王营又以伤亡甚大，突围出城”。国军又袭击八路军第三八五旅驻西峰办事处。国军以武力夺占镇原、正宁、宁县等城镇。接着，陇东马渠、孟琪、赤城等地的国军先后袭击八路军，捕杀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集结大批军队于陇东及其附近地区，伺机对延安发动军事进攻。八路军驻陇东三八五旅即函电交涉，并对国民党地方当局制造摩擦、破坏团结之行为提出严正抗议。在陕甘宁边区北边，绥德保安队也进攻八路军。1939年12月25日，朱德、彭德怀等联名通电国民党西北军政当局，严厉斥责其种种不法行为。
为应对即将来临的威胁，边区政府在1939年12月动员青壮年1710人入伍，补充留守部队和保安部队不久，再扩兵2690人。1939年12月以绥德警备区司令部为基础，成立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治委员，欧阳家祥任参谋长。旅辖警备第三、第八团，调防关中地区。
1940年1月开设留守兵团军政干部研究班，对营职以上干部实施比较有系统的军事、政治教育。教育主任罗钰如。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分别颁发《上半年军事教育计划大纲》和《上半年宣传教育工作计划》,对举办军政干部研究班起到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至1940年，留守兵团共有3.1万人。
1941年5月至8月，边区保安司令部的10个保安大队整编为5个保安团。至1941年，留守兵团所属部队（含代管），计有3个旅部、20个团和10个独立营，共31777人。
1942年5月29日成立边区留守兵团学习委员会：
主任肖劲光
副主任方强
秘书长莫文骅
秘书处主任李兆炳
秘书处副主任李郁文
委员肖劲光、方强、张经武、莫文骅、曹里怀、王震、王世泰、陈伯钧、吕振球
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对留守兵团与西北局、边区政府、群众的军党关系、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做了整肃。批评留守兵团不尊重西北局和地方政府,有闹独立性、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和违反纪律等问题，没有经常向西北局汇报请示工作，政策观念不强，在生产上有时与民争利、修建延安飞机场的工程进度滞后等。毛泽东召见萧劲光说：“留守兵团的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满足。我对你们留守兵团的要求要高一点。不然，别人会说你们眼皮子底下的军队就这个样子，军队就得不到群众的拥护。”1943年春节，留守兵团首创了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也开展了热烈的拥军活动，这一传统沿袭至今。
八路军留守兵团（后方留守处）从成立至1942年6月，领导和指挥留守部队在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保卫黄河河防、肃清土匪和制止反共磨擦等斗争，开展了正规化建设和大生产运动。同日军进行大小战斗70余次，毙伤日军800余人；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武装进攻171次，消灭顽军2000余人，缴枪3400余支；毙伤俘土匪900余人，基本上肃清了边区匪患；积极开展农副业生产，仅1939、1940两年就开荒4.68万亩，收粮74.9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