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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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地方行政計劃和香港區議會
麥理浩任內沒有對行政局及立法局作重大的改革，也沒有為兩局引入民主成份，兩局所有議席仍然維持委任制，而非透過選舉產生。在他上任之初，行政局作為港府的決策機構，共設15個議席，其中主席由他本人擔任、另有五席當然官守議席、一席官守議席和八席非官守議席。非官守議席除了在1978年增加一席至九席以外，行政局的議席佈局在他任內基本上沒有重大變化。就非官守議席而言，麥理浩在任初期的八席議席當中，華人和外籍人士本來各佔四席，但華人議席數目由1974年起比外籍人士的議席數目多出一至兩席不等，反映麥理浩對華人勢力愈益重視。
立法局方面的改革幅度則較行政局來得明顯，在1971年的時候，該局共有26個議席，其中主席一位由他自己出任、另有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八席官守議席和13席非官守議席，意味政府和外界的議席各佔13席。在1972年，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各增兩席，使到政府和外界的議席各自增至15席。不過，麥理浩在1976年大幅增加非官守議席，打破了過往的平衡局面。在當年的立法局改組中，官守議席由原來的10席增至15席，但非官守議席則由原來的15席大幅增至22席，加上主席和原來的四席當然官守議席，政府只佔20席議席，非官守議席數目首次超越政府議席數目。此後，官守議席與非官守議席數目在歷年均有所增加，但非官守議席多於政府議席的局面不變。到1981年的時候，立法局總議席數目增至50席，除主席和四席當然官守議席外，官守議席和非官守議席分別佔18席和27席。雖然，局內非官守議席佔多數，但麥理浩依然是大權在握，因為他可以隨時委任臨時官守議員，確保港府的所有議案獲足夠票數通過。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對港督相當尊敬，而局內的非官守議員也要聽命於獲港督信任的首席非官守議員，因此非官守議席的增加，未對港府施政構成困難。
麥理浩對立法局的另一改革，是委任社會各階層的人士加入立法局。在他以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主要由社會上最頂尖的精英階層擔任，滙豐銀行、怡和和太古三大傳統英資洋行必然有代表獲得委任；而香港總商會與非官守太平紳士也可透過類似間選的方式，各自提名一名代表到立法局任職，使局內必然各有一席總商會議席和太平紳士議席。麥理浩任內維持委任英資洋行代表的做法，但在1973年取消總商會與太平紳士提名議席的慣例。相反，他開始委任其他各行各業如工業界、保險界、社工界和教育界等等的代表，而且更在1978年委任出身草根，本來任職九龍巴士售票員、後來升任公關經理的王霖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王霖最初以不諳英語和擔心影響生計為理由推卻邀請，但麥理浩則鼓勵他在立法局以中文發言，並向他介紹在1976年引入的議員薪津制度，還教導他聘請議員助理，最終王霖接受邀請，成為立法局一位代表基層勞工的議員。
至於地方行政方面，麥理浩則作出重大的變革。在市政局方面，他在1973年確立該局負起公眾衞生和文康服務的角色，並向該局賦予財政自主權。在此以前，市政局本有16個議席，當中包括一席官守主席、一席官守副主席、四席官守議席、10席非官守委任議席和10席民選議席。在1973年的變革下，市政局所有官守議席遭到裁撤，而委任議席和民選議席則各佔12席，主席和副主席分別由議員互選產生。委任議員沙理士成為改組後的首任市政局主席，一直到1981年，主席一位才由民選議員張有興取代。
儘管市政局是香港當時唯一的民選機構，但由於選民資格被過份限制，市民對市政局的選舉反應十分冷淡。按當時的規定，市政局的合資格選民需符合一定的教育程度、符合一定的收入或納稅水平、或者是指定專業團體的成員。港府按這些限制把合資格選民劃分成23個類別，並以全港為單一選區，由他們透過投票選出12席民選議席。基本上，大部份基層市民因不乎合投票資格，因此也沒機會投票。根據港府在1979年的數據，全港估計有44萬名合資格選民，但在1981年的市政局選舉，全港登記選民數目只有34,381人，而最終投票人數更只有6,195人，僅佔登記選民數目的百分之18。不過，在麥理浩的改革下，市政局代表市民申訴的角色明顯增強。以1973年至1982年為例，市政局議員辦事處平均每年收到10,000宗市民反映的投訴，而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在同期收到的投訴數目，僅佔前者的三分之一。至於市政局的選民限制，要到後來隨著區議會的成立才一併逐步放寬。
除了市政局的改革，麥理浩還一手創立區議會。區議會作為香港最基層的議政組織，設立目的是希望鼓勵市民參與地區行政，增強官民溝通和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區議會尚未設立以前，麥理浩早於1972年在全港設立分區委員會，以及在市區設立民政區委員會。在市區，分區委員會隸屬於民政區委員會之下，委員主要由各個地區居民組成的互助委員會主席和業主立案法團主席出任，而各個分區委員會的主席，則出任民政區委員會委員。民政區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均讓市民有限度地參與地方行政，但主要分別在於前者是官民溝通的主要渠道，後者則負責協調港府推行清潔香港運動和撲滅罪行運動等全港性的地區政策。針對新界方面，麥理浩在1977年為新市鎮和各地鄉郊成立地區諮詢委員會，角色相當於市區的民政區委員會，作為新界地區主要的官民溝通渠道。地區諮詢委員會不同之處，在於委員由原居民和非原居民組成，並由各鄉鄉事委員會擔任當然委員。
民政區委員會與地區諮詢委員會只是過渡期的措施，在1979年，麥理浩復向立法局提出地區管理委員會計劃，計劃各區成立地區管理委員會，港九地區的委員會由各區民政主任出任主席，而新界地區的委員會則由各地理民官出任主席，各區委員會的成員建議由12個負責地方事務的部門派代表擔任，作為各政府部門針對地方事務的協調組織，為區議會的草擬作準備。在1980年6月，麥理浩正式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首度就地方行政發展作出公眾諮詢，隨後於1981年1月，他發表《地方行政白皮書》，落實各區區議會的設立計劃。
在地方行政計劃下，全港18個由民政區委員會與地區諮詢委員會改組而成的區議會，在1981年宣告成立，港九和新界分佔10區和八區。最初區議會的組成與原來兩個委員會的組成相同，並繼續由各區政務專員（前身為港九的民政主任或新界的理民官）出任區議會主席。到1982年3月4日和9月23日，新界和港九分別舉行第一屆區議會選舉，前者由新界選民選出56名非官守區議員、後者由港九選民選出76名區議員。1982年的選舉一共選出132名民選區議員，約佔全港489名區議員的三分之一，至於餘下三分之二的議員，主要由非官守委任議員、當然委任議員和少數官守議員組成。非官守委任議員大部分是前民政區委員會與前地區諮詢委員會的委員；至於當然委任議員方面，市區的區議會由市政局議員出任，新界的區議會則由各鄉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同年，各區的地區管理委員會也正式投入運作。
1982年的區議會投票資格比以往的市政局選舉大為放寬，任何年滿21歲、居港滿七年的香港市民，均符合資格投票。首屆區議會選舉是香港開埠以來首個大型選舉，為香港邁向普選和民主化踏出重要一步。當年選舉的投票率，也要比昔日的市政局選舉顯著上升，而市民只須居港滿10年，也符合資格參選。區議會選舉並非以全港九或全新界劃為單一選區，而是將港九新界劃分為若干選區，再由所屬選區的選民投票選出心儀的當區候選人。區議會的選舉模式和選民資格的規定，後來也為市政局所採納。區議會的運作得到港府的支持，各區區議會的秘書處服務除了由各區政務處提供外，港府還向區議會提供撥款舉辦社區活動和推行社區改善計劃，也經常派代表與區議員面對面接觸，拉近官民關係。
麥理浩在1981年發表的《地方行政白皮書》，還構思在新界設立相當於市政局的區域市政局，但區域市政局要到1986年才正式成立。經麥理浩一任，港府政制逐步發展成為行政立法兩局、市政局和區議會的三層垂直層級架構，讓不少有意從政的人士由區議會逐步晉身市政局、以至是立法局。然而，在新界設立區議會和區域市政局，導致兩者職能上與原有的鄉事委員會和鄉議局出現衝突，造成權力重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