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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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历二年（1042年），苏轼入小学，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当时居住在眉州一处叫纱縠行的地方。三年，苏轼入乡校，以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为榜样、楷模。
庆历五年，父亲苏洵因公在外，他的教育都由母亲程夫人负责。
至和元年（1056年），娶妻王氏，为青神人王方之女。二年，前往成都游览，拜访了張方平。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才20歲，與弟弟苏辙一同進京參加會考，之後兩人皆中進士。當時蘇軾在禮部論試以一篇《刑賞忠厚之至論》的論文得到考官梅堯臣的青睞，且將該文推薦給主試官歐陽修，而歐陽修亦十分讚賞，原本欲拔擢為第一，但又怕該文為自己的門生曾鞏所作，為了避嫌而列為第二，結果試卷拆封後才發現該文為蘇軾所作。而蘇軾再以《春秋》對義取為第一，之後在殿試中乙科。同年四月，苏轼母亲程氏去世，他不得不按礼法丁忧回乡。
嘉佑四年（1059年），服丧完後的苏轼跟随父亲苏洵与弟弟苏辙一起沿着长江下溯，前往荆楚之地。有《南行集》。五年，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但苏轼并未就任。
嘉佑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位列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第三等。当时韩琦说：“今岁制科，唯苏轼、苏辙最有声望。”授大理评事，除簽書鳳翔判官。十一月十九日，與蘇轍在鄭州西門外告別，當年十二月到任。當時鳳翔府主政者陳希亮，與蘇軾個人關係極差，兩人互相看不起，但卻與希亮四子陳慥相得甚歡。
治平二年（1065年），罷任鳳翔簽判，還朝直史館。
治平三年（1066年），父蘇洵過世，蘇軾回蜀守喪，英宗憐之，同意以官船載運蘇軾一家。
熙寧二年（1069年），服阕（守喪完畢）任判官诰院兼祠部員外郎，反對王安石變法中对科举制度的改动，王安石於是屢次在神宗面前詆毀蘇軾，司馬光、范鎮舉薦蘇軾作諫官，王安石力反之，神宗想讓蘇軾寫起居注，王安石向神宗進言，說蘇軾在回家守喪時，乘機販運蘇木（一種染料），最後神宗放棄這個任命。
熙寧三年，因為蘇軾一直反對王安石，王安石門下的御史謝景溫又誣陷蘇軾販賣私鹽，范鎮極辯蘇軾販鹽之誣，並願意退休負責。
熙宁三年（1070年），蘇軾擔任當年度進士科舉的主考官，蘇軾本欲擬上官均為第一名，但因其策論詆毀王安石變法，而被呂惠卿改為第二。
熙宁四年（1071年），蘇軾迁太常博士摄開封推官，因不堪新黨的迫害，求外職，神宗本欲予以知州，但王安石只願予之潁州通判，神宗最後折衷，讓蘇軾擔任相對較好的杭州通判。起先在熙寧三年，王安石的姻親謝景溫彈劾蘇軾居喪往返途中順道做買賣生意，但查無實證。滯留京城至熙寧四年夏末，神宗批示“改通判杭州”，遂經由陳州赴杭，十一月到任。神宗当时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识之。”司马光则不以为然，为苏轼做了辩解，而苏轼本人则迫于压力，并没有对此处置发表任何意见。初到杭州时，前任刺史沈立尚未卸任，于是苏轼便受命监考，得闲二十余日，其间亦多有唱酬。
熙宁五年，陳堯佐之子陈襄接任杭州刺史。苏轼被派往湖州勘察堤坝情况，期间与湖州太守孙覺相遇并作诗。
熙寧六年（1073年）正月二十七日及八月，两度游览云泉山风水洞，作诗并留下题名，题名今存。冬，蘇軾沿運河往返於常州、潤州、蘇州、秀州之間，賑濟災民。官職不變。至熙寧七年夏回到杭州。過了幾個月接到詔命前往密州，九月二十日告别杭州道友，十月启程。
熙宁八年除夕，苏轼在润州度过。
熙宁十年受命知河中府，后改知徐州。二月与其弟苏辙会面，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是年七月七日，黄河决口，水困徐州，苏轼参加救灾。
元丰元年，改筑徐州外小城，立东门黄楼。苏轼作《黄楼赋》。
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移知湖州。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七月，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谏议大夫李定、国子博士李宜之等上疏弹劾苏轼，说他谤讪朝政、愚弄朝廷、妄尊自大云云。二十八日，朝廷派遣中使皇甫遵至湖州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下狱。十一月三十日结案。此次苏轼因烏臺詩案入獄，幾死，並寫文章向朝廷訣別，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王安石之弟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尤其太皇太后曹氏勸諫，神宗動心，蘇軾終免一死，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由御史台专人押送前往。苏辙也因为其兄求情而遭贬为监筠州盐酒务。司马光、黃庭堅、乃至王安石之弟王安上皆罚铜二十斤。苏轼在黃州“深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與張懷民交游，也結交禪門人士，當時佛印擔任庐山归宗寺住持，與蘇軾時有往來。有〈戏答佛印偈〉曰：“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借，借君四大作禅床。”
元丰四年，朋友马正卿为苏轼请到了黄州营地以东一块地，苏轼躬耕其中，命名为“东坡”，复于元丰五年营造雪堂，自号东坡居士。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先後兩次遊覽了黃州附近的赤壁，《前赤壁賦》寫於首次游覽黃州赤壁時。十月，作《後赤壁賦》。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迁汝州团练副使，四月六日离开黃州，将雪堂留给当地人潘邠老，赴任汝州团练。途经江州，游庐山、石钟山，作《题西林壁》、《石钟山记》。经过筠州，留苏辙处十日。七月过金陵访王安石，与叶志远唱和诗，八月上旬应真州知州袁陟之邀，住真州州学20多天，九月初离开。苏轼在楞伽庵写经、品茶、题名“慧日泉”。
苏轼于泗州度过除夕，因没有继续旅行的盘缠而上书请求允许在常州宜兴县居住，获得允许。八月十七日，得命知登州，到任才五天，苏轼又被召为礼部郎官，上京后半月，除起居舍人，入侍延和殿。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去世，大臣們正舉行明堂祭拜大典，趕不及奠祭，儀式一完成，大臣們希望趕去弔喪，程頤卻攔住大家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才了，即往弔喪？”大家覺得這不近人情，反駁說：“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則嘲笑程頤說：“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兩人因此結怨。
元祐二年，除翰林侍读。苏轼与程颐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两人党徒互相攻讦。十一月，拜户部侍郎。三年，苏轼以翰林学士知贡举，负责取士。苏轼改革了宋代取士的特奏名制度，当时但凡是礼部特别上奏的都滥赐出身，苏轼和孔文仲以为不可，遂上《论特奏名人恩泽太滥劄子》。此后朝廷接纳其建议，设置了特奏名进士、诸科取士的限额及品阶。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知杭州，与执政恩例（同副相待遇）。到杭州之日，上表云：“江山故国，所至如归，父老遗民，与臣相问。”
元祐五年（1090），苏轼听取钱塘县尉许敦仁的建议开拓西湖，取淤泥作堤坝，在其上筑桥，是为苏堤。五月，拜御史中丞。
元祐六年三月九日，罢杭州，召还朝，除翰林承旨，入侍迩英殿。八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然而苏轼还朝后被贾易等人借故弹劾，此事件即蜀洛党争，之后苏轼出知颍州。苏轼曾道贾易为程颐之死党，因此“怨臣兄弟最深”、“易在必報”，呂陶亦曾指出此段關係。由于宰相呂大防、劉摯和高太后都觉得贾易言过其实，“排击人太深，须与责降”。为了平息党争，高太后采用吕大防的建议，将苏轼与贾易都外放为地方官。
元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移知扬州。九月召还朝，以兵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至十一月，又除端明殿学士兼侍读。
元祐八年，言官黄庆基、董敦逸弹劾苏轼。八九月间，苏轼出知定州。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安焘执政，苏轼遭来之邵弹劾，遂被哲宗貶謫至惠州，十月三日，到贬所，住在僧舍中。
绍圣二年三月，迁居合江亭。
绍圣三年，惠州修新桥，苏轼典卖了自己的腰带以资助建设。
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营建白鹤峰新居。五月责授瓊州别驾、昌化軍安置。至四月十七日，苏轼接到命令，遂贬儋州。沿途路經梁金山南麓，在此宿一晚後上渡船。当时苏辙也被贬谪至雷州，两兄弟恰好相遇于藤州，便同行前往雷州半岛。六月十一日，苏轼告别弟弟，出航渡海。七月十三日，到儋州。初到时无地可住，苏轼就在官舍暂住。不久，当地人为他建了三间房屋，苏轼将其命名为桄榔庵。
元符元年，苏轼在儋州，游天庆观。吴子野来访。蔡京派遣吕升卿、董必等去岭南谋害苏轼兄弟，曾布向皇帝进言不可，救两人免于大难。
元符二年，琼州进士姜唐佐来到苏轼处学习。
元符三年（1100年），徙贬所于廉州，随即又任舒州节度副使、永州居住。过广州、清远，到英州时，赐提举成都府玉局观，任便居住在外军州（即随意选择偏远州郡居住）。宋徽宗即位，向太后垂簾聽政，四月下詔讓蘇軾北還。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苏轼获赦北归行经南安军。正月到虔州，五月，第三次到真州。夏天因冷飲過度，下痢不止，又誤服黄芪，結果病情惡化，“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由米芾安排住东园休养，又送麦门冬。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孙氏馆病卒，享年六十四歲。由弟蘇轍歸葬於郟縣小峨眉山（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南宋孝宗追贈谥号“文忠”。
蘇軾疲於應付新舊黨爭，遇事“如食内有蝇，吐之乃已”，蘇軾既反对王安石比较急进的變法作為，也不同意舊黨司马光尽废新法的守舊之舉。儘管新黨一直稱蘇軾為舊黨而藉故追究，但實際上蘇軾亦和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時有衝突，導致他在新舊兩黨之間均受排斥，仕途坎坷，時常遠貶外方。不過他在各地居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政绩颇善，口碑甚佳，杭州西湖的苏堤就是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