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達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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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達賢任內處理的另一項重大爭議，是參與《1975年郵政局草案》的立法工作，以企圖全面取締速遞公司送遞商業文件和信件的情況。長久以來，香港的郵政服務主要受《郵政局條例》（香港法例第98章）規管，該法例早於1926年制訂，並主要參照英國的《1908年郵政局法令》起草。條例雖然賦予郵政司擁有派遞信件的壟斷權力，但條例同時說明一些例外情況，例如私人信差受僱送遞關於寄件人或收件人的信件，則不受郵政司的壟斷權力所限。由於法例設有例外條款，加上法例沒有為「信件」（"letter"）立下清晰的定義，以致市面上一些空運代理商和速遞公司除了提供正常合法的包裹快遞和貨運服務，也藉法例存在的灰色地帶，受理商業文件和信件的速遞要求。同時間，郵政當局提供的送遞服務效率卻往往不及速遞公司，使到很多商業機構也樂於採用這些公司的速遞服務。
魏達賢十分重視他作為郵政司所享有的壟斷權力，在他擔任郵政司的日子，當局檢控非法送遞郵件的情況時有所聞，例如曾經有兩名印尼華僑在啟德機場抵港入境時，被搜出身上藏有一些按照法例理應透過郵政當局送遞的信件，其中一人事後被法庭判罰港幣40元，而另一人則未獲起訴。此外，郵政當局曾於1973年控告由港商鍾普洋引入的美國速遞公司DHL，指其送件服務侵害郵政司的壟斷權力，但主審裁判司認為案中速遞公司提供的服務無異於信差受僱為僱主送信，分別只是在於速遞公司是以有限責任公司的實體運作，因此屬於法例訂明不受郵政司壟斷權力所限的例外情況，結果判處當局敗訴。在隨後的上訴聆訊中，法庭認為法律上沒有已知的罪行可把涉案速遞公司定罪，於是把上訴駁回。針對有關案件，魏達賢批評法庭的判決等同把速遞公司送信合法化，甚至認為「如果任何人都可以當信差，哪又何來郵政司的壟斷權力？」雖然如此，考慮到當局正在檢討《郵政局條例》，郵政當局此後暫未再就同類情況提訴。
1975年2月5日，時任輔政司羅弼時（後為爵士）向立法局提交《1975年郵政局草案》作首讀和二讀。港府提交草案的理據，主要在於原有的《郵政局條例》自1926年制訂以來雖然曾作出多次修訂，但當中不少條文已經過時，未能切合現代需要，因此當局參照英國的《1953年郵政局法令》制訂草案，以取代和廢取原有條例。其中，草案訂明任何人透過空運代理商、航空公司、速遞員或其他政府郵政服務以外的途徑，攜帶或傳送重要商業文件和信件，即屬違法。此外，草案建議任何人侵犯郵政司的壟斷權力，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50,000元和監禁六個月，並要額外為每封違反法例的信件繳交港幣100元的罰款。相較之下，原有條例的最高罰則只是罰款港幣500元和監禁六個月，而且也不會對違法信件逐件罰款。
港府提交草案後，魏達賢曾多番向外界解釋草案的條文，試圖消除公眾疑慮。當中，他強調不論是根據現行條例還是建議中的草案，透過空運代理商或速遞公司送遞商業文件和信件，均屬犯法。郵政司在運送郵件方面所享有的壟斷權力，實際上與英國無異，甚至比美國更要寬鬆。對於香港有60多家空運代理商和兩家速遞公司被指從事不合法的送信業務，魏達賢認為基於法例從來都不容許空運代理商和速遞公司遞送信件，所以條例並不會損害有關業界正當的商業利益。此外，他指出除非有其他海外國家設有發牌制度，否則不論港府還是郵政司都從來沒有引入發牌制度的權力，讓私人速遞公司合法地送遞信件到海外；按照他的理解，世上也沒有國家設有這一種發牌制度，因此任何速遞公司把信件送到英美在內的海外國家，都有觸犯當地法律的風險。他還認為除了傳統的郵寄方法，寄送商業文件和信件到海外的合法途徑，其實包括由僱主自行安排僱員充當私人信差出國送信、把商業文件和信件隨同包裹或貨物一併附運、以及是選用郵政局提供的特快專遞（Speedpost）服務，可見商界沒有必要委託速遞公司送信。
然而，《郵政局草案》從一開始就遭受商界的普遍反對，反對聲音更主要來自香港美國商會、香港總商會、空運代理商、速遞公司和不少擁有海外業務的本地商家。早在草案提交立法局前夕，香港總商會更早於1975年1月牽頭組織特別委員會，結合商界不同持份者的聲音，向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UMELCO）表達希望可以繼續透過速遞公司送遞商業文件和信件的意願。草案2月提交立法局後，商界普遍認為草案條文模糊不清、難以執行和極其嚴苛，並質疑郵政司企圖透過草案讓郵政局壟斷商業文件的快遞業務市場，長遠會推高企業營運成本，迫使不少海外公司把設於香港的區域辦事處遷往他處，繼而危及香港作為區域商業中心的地位。儘管魏達賢推介商界善用郵政局提供的特快專遞，但商界反指特快專遞自1973年推出以來雖然已有一年多時間，但只涵蓋英國、美國和巴西三個國家，並不能照顧把商業文件速遞到特別是東南亞地區在內其他國家的需要，而且特快專遞相較於外間的速遞服務，通常都需要較長的時間送達，寄失的風險也較高。
除此以外，法律界也有聲音質疑魏達賢對現有法例的詮釋，並指出「基本上世上每一個國家，都承認空運代理商和速遞公司提供的服務是具有認受性的」，「儘管郵政壟斷權幾乎存在於所有英聯邦國家，但出於商貿利益，空運代理商和速遞公司處理商業文件和信件，向來都獲認可為例外情況」。有關的法律意見進一步指出，在其他地方，郵政當局定義「信件」的時候通常會豁免商業文件和信件，方法包括根據郵件的重量限制郵政壟斷權、豁免傳遞關於寄件人或接件人的事務的文件和信件、以及豁免信差受僱從事有關的傳遞工作等。可是新的草案一旦通過，所有空運代理商和速遞公司寄送、轉運和接受商業文件和信件的行為，將被明確地視為非法；而除特定情況外，郵政當局以外的任何人士，也一概不得運送文件出入香港。
面對商界和法律界的批評，魏達賢在2月19日透露草案的三讀日期已由原來的2月26日押後至3月19日，讓進出口代理商、空運代理商和市政局議員等各界持份者有更多時間就草案提交意見。然而，礙於強烈反對，當局並沒有如期在3月19日把草案提交立法局三讀。5月28日，消息傳出當局將會對草案作大幅度修訂，當中包括對於商界僱用私人信差作出讓步，以便儘快在下一次立法局會議提交經修訂的草案。數天後，立法局議員與商界代表於6月5日在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開會商討草案，但沒有得出結果。此後，港府暫緩了有關的立法工作，而草案引起的社會爭議也一度沉寂下來。
一年多後，港府突於1976年9月把重新修訂的草案提交商界省覽，同時透露會在10月27日把草案提交立法局三讀通過成為法律，引來商界反彈。在總商會號召下，十五個工商團體在同年10月組成「反對郵政局草案特別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 against the Post Office Bill），並於10月14日召開會議，會上通過於10月20日在富麗華酒店舉行公開講座，邀請社會各界就新修訂的草案發表意見。特委會也有邀請魏達賢出席公開講座，但他在10月19日覆函表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已組成特別委員會，與商界各代表組成的委員會商討草案的修訂，因此郵政當局並不適宜派員參與有關的公開講座。魏達賢還在覆函中指出，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一直有針對草案聽取不同界別的意見，最近一次會面在10月7日舉行，而有關的會面仍會繼續。
10月20日，超過500名主要來自商界的代表出席特委會在富麗華酒店舉行的公開講座，與會代表不乏來自泛美世界航空、太平洋行、和記國際和九龍倉等大型企業。他們對新修訂草案的主要批評包括，草案准許透過商業空運方式傳遞「定期製作」的數據處理資料，以及一些「不可轉讓的財務文書」（non-negotiable financial instruments），但草案既沒有定義何謂「定期製作」，也沒有豁免其他財務分析和報告；至於所有本應夾附於財務文件、數據處理資料、圖則及技術資料的摘要說明文件，卻一概只可透過郵政當局郵遞。針對海上貨運，草案禁止透過商業空運方式傳遞出口商文件，卻准許透過商業空運方式傳遞其他船務文件，但條件是有關的貨運目的地與香港的距離不可多於2,500英里。這促使有與會者擔心貨物由貨船付運到目的地後，相關的出口商文件卻仍在郵遞途中，造成延誤。
新修訂草案對於「信件」的定義，是公開講座的另一討論焦點。有鑑於新修訂草案把書本、影帶和其他按常理不被視為信件的物品一概界定為「信件」，當中又只准許每本重量超出4磅的書本透過商業空運方式傳送，與會者擔心如此複雜的條文容易導致企業的前線員工誤墮法網；而海外企業、團體和個人委託空運代理商或速遞公司從外地傳遞商業文件和信件到香港，也可能因為不熟悉本地法例而犯法。就此，出席公開講座的御用大律師烈顯倫甚至批評，草案在郵政司的詮釋下隨時可以把近至餐牌、遠至墓碑的物件都一概界定為「信件」。與會者最後在公開講座上達成共識，認為草案條文並不理想，並同意由特委會就草案內容約見與港府商討。
在特委會舉行公開講座後翌日，港府突然於10月21日宣佈押後草案的二讀和三讀，強調會先研究工商各界的態度才會作進一步修改，但當局並於有說明會否無限期押後或全面撤回草案。10月25日，政府發言人回覆外界就草案提出的十六條問題時表示，鑑於草案的二讀和三讀已經押後，加上港府正跟兩局非官守議員辦事處商討草案事宜，因此郵政司再沒有補充。隨著《郵政局草案》沒有如期在10月27日提交立法局，有關的爭議漸告平息，而港府最終也再沒有把草案提交立法局，意味草案實際上已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