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馬勒
生平 > 指挥生涯

1880年夏，马勒得到了第一份专职指挥的工作：在林茨以南的一个温泉小镇里指挥当地小剧场的演出，内容全部是轻歌剧（operetta）。马勒之所以接受这份工作，完全是因为艾普斯坦说升职空间大。1881年他来到了莱巴赫（今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那里的剧院虽小但资源丰富，管理者也对拓展演出内容雄心勃勃。马勒在此处第一次指挥了整部歌剧：威尔第的《》，此后又献上了9部其它作品。6个月的合约过后，马勒回到维也纳，在卡尔剧院（英语：）担任兼职合唱指挥。
1883年1月，马勒当上了奥洛穆茨一家剧院的指挥。他后来回忆道：“我踏进剧院门槛的那一刻，感觉神怒即将降临在我身上。”虽然他与乐队的关系不怎么好，在他任职期间，9部新歌剧被介绍了进来，包括比才的《卡门》，并赢得了事先对马勒不太看好的媒体的好评。1883年8月，马勒成为了卡塞尔皇家剧院的音乐和合唱指导，头衔虽如此他仍只是乐长的下属。虽然上司威尔海姆·特莱伯（Wilhelm Treiber）很不喜欢他，马勒还是在令人不快的环境中大显身手。他指导了一部自己很喜欢的歌剧，韦伯的《魔弹射手》；并在1884年6月23日指挥了自己为戏剧《萨金根的小号手》（德語：）创作的配乐，这也是马勒所作的作品第一次面向世人。在卡塞尔期间与女高音约翰娜·里希特（Johanna Richter）的一段热烈但不愉快的恋情，让马勒创作了一系列爱情诗，并作为歌词写入《青年流浪之歌》。
1884年1月，当时名声斐然的指挥家汉斯·冯·彪罗来到了卡塞尔举办音乐会，马勒想争取到彪罗常任助理的职位未果。随后的几年里他与驰名的莱比锡新剧院（德语：）签订了6年的合同，从1886年开始。马勒不愿意在卡塞尔停留，于是在1885年7月辞职，并在布拉格的新德剧院（德語：）获得助理指挥的职位。
在布拉格，捷克民族主义复兴（英语：）的倾向让新建的国家大剧院名声大振，新德剧院受其影响，生意不景气。马勒的任务是推出高质量的德国歌剧演出，以挽回衰落的势头。他演出的莫扎特和瓦格纳作品都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他突出个人权威的指挥风格在同僚间产生了摩擦，尤其是与经验更丰富的指挥路德维希·斯兰斯基（英语：）。
1886年马勒离开布拉格，来到莱比锡新国家歌剧院，在此与年长的同事阿图尔·尼基施发生了争执，矛盾主要关于二人在新推出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中如何分工。次年1月，尼基施染病，使马勒有机会掌握全权。此次演出在大众中反响极佳，但乐团成员也埋怨马勒的指挥过于独裁，排练计划过于紧凑。
在莱比锡，马勒与作曲家卡尔·马利亚·冯·韦伯的孙子卡尔·冯·韦伯（Carl von Weber）结为好友，同意准备一场韦伯生前未完成歌剧《三个品脱》（德語：）的演出。马勒对存留下来的草稿进行了润色和配器，结合了韦伯其它作品中的段落，还加了一些自己创作的内容。1888年1月20日，这部作品首演，许多歌剧院的总监都出席了，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也观看了1月29日的第三场演出。这部作品反响出色，也让马勒的地位有所提升。与韦伯一家的交往也使马勒与卡尔·冯·韦伯之妻玛丽昂（Marion Mathilde）产生了一段热烈的感情，但最终不了了之。就在这段时间，马勒发现了德国民间诗集《少年魔号》，这部诗集将在之后的12年间深深影响马勒的创作。亦有说法称马勒之前就了解这部诗集，因为他之前创作的《青年流浪之歌》就基于《魔号》中的一首诗。
1888年5月，在与歌剧院舞台经理發生争执之后，马勒辞去了在莱比锡的职位。他回到了布拉格，努力让《三个品脱》重新上演，并同时排演彼得·科内利乌斯的喜歌剧《巴格达的理发师（英语：）》。这次短暂的停留结果是不欢而散：马勒因为排练期间的一次大发雷霆被扫地出门。然而，经过维也纳的一位好友吉多·阿德勒（英语：）的引荐，马勒的名字传到了布达佩斯的皇家匈牙利歌剧院（现匈牙利国家歌剧院）。马勒顺利通过了面试，在1888年10月重新找到了工作。
1888年马勒来到布达佩斯时，发现匈牙利的民族主义者与德奥文化传统的拥护者之间发生着冲突。在歌剧院，以音乐总监桑多·厄克尔（Sándor Erkel）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往曲目单里放了关于匈牙利历史的剧目，以及本土的民间歌剧。马勒履职时，文化开放派占了上风。马勒意识到双方的立场不和，自己也谨慎行事，直到1889年才公开露面，演出的是匈牙利语版的《莱茵的黄金》和《女武神》。但还未等他将“指环”联剧排完，保守派就提出应该增加匈牙利本土色彩的作品。为了丰富非德国的曲目，马勒去了趟意大利，发现了马斯卡尼的《乡村骑士》 。
1889年2月，马勒父亲逝世，不久之后姐姐与母亲亦先后离世，马勒自己也深受痔疮、偏头痛与咽喉感染的困扰。1889年11月21日，马勒的第1号交响曲首演。在一系列家庭和个人健康问题的影响下，这次演出不尽人意。音乐批评家在报纸上写了长评称，听众被前几个乐章激起的热情到了终曲的时候就变成了“听得到的抗议”。马勒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同僚也说，正像历史上许多指挥家一样，马勒并不是作曲的料，这令马勒尤其烦恼。
1891年，匈牙利政治上右转，也体现在了歌剧院的人事变动上。保守的贵族齐奇·盖佐（匈牙利语：）成为马勒的上司。马勒此时开始与汉堡国立歌剧院接触，并在1891年5月签订合同之后，辞去了在布达佩斯的职位。他在布达佩斯最后一次音乐上的胜利是一场《唐·乔凡尼》的演出；当时还受到了勃拉姆斯的好评。
马勒在汉堡的职位是首席指挥，位居总监伯恩哈德·波尔（Bernhard Pohl）之下。不过波尔答应给马勒相当的自由，前提是他能够同时在艺术上和商业上取得成功。马勒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指挥的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唐怀瑟》、《齐格弗里德》都受到好评。另一成功是柴可夫斯基的《叶甫根尼·奥涅金》在德国的首演；作曲家本人到席后称赞马勒的指挥水准“令人惊异”。马勒对排练的严苛也让演奏者和歌唱家不无牢骚，音乐评论作者彼得·富兰克林（Peter Franklin）写道：马勒“引发了同等程度的憎恨和尊敬”。不过马勒得到了汉斯·冯·彪罗的首肯；后者改变了在卡塞尔时对马勒的指挥风格的态度，对他赞美有加。1894年，彪罗去世之后，马勒接任他成为了全市音乐会的协调者。
1892年夏天，马勒与汉堡的演唱者来到伦敦，参加为时六周的德国歌剧节。这是他唯一一次去英国。他指挥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让年轻的作曲家拉尔夫·沃恩·威廉斯激动得“两夜无法入眠”。然而马勒拒绝了之后类似的邀请，因为他急切地希望能把夏休时间用来创作。
这时候马勒自己作品的演出还很罕见。1893年10月27日，马勒指挥了第1号交响曲的修改版。这个版本有五个乐章，并且标明为是一首小标题为“泰坦（Titan）”的交响诗。这次音乐会也将一些“魔号”歌曲引介给了大众。马勒初次收获作为作曲家的成功是在1895年12月13日，第2号交响曲在柏林首演，马勒亲自指挥。他的助手布鲁诺·瓦尔特说，“马勒作为作曲家的名声可从那天算起。”同年，马勒的个人生活受到了冲击：他的弟弟奥托自杀。
在汉堡，马勒引进了许多新歌剧：威尔第的《法斯塔夫》、洪佩尔丁克的《汉泽尔与格蕾太尔》，以及斯美塔那的作品。然而，他对贝多芬第9号交响曲的改编受到广泛的批评，并因此被迫辞职。马勒的最终目标是进军维也纳。在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下，他得以进入维也纳宫廷歌剧院，即后来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由于当时规定犹太教徒不得参与此职位，马勒在1897年2月皈依罗马天主教，並於兩個月後得到這個職位。
在等待皇帝的正式任命期间，马勒与音乐学院前总监的儿子约瑟夫·黑尔梅斯伯格和权威的瓦格纳指挥汉斯·里希特合作。里希特事先并未被告知马勒即将上任，因此马勒向里希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他对前辈的尊敬之情。之后两人虽然分歧巨大，但从未公开交恶。
帝国首都维也纳此时选出了一位反犹的保守派市长卡尔·鲁格（德语：），他曾宣称：“谁是不是犹太人，由我来决定。”在这样艰险的政治环境下，马勒需要尽早展示出他在德国文化方面的才华。1897年5月，他的首发演出瓦格纳《罗恩格林》和莫扎特《魔笛》赢得了好评。之后不久马勒因病请假数周，期间受他的姐姐尤斯廷内（Justine）和好友中提琴家娜塔莉·鲍尔-莱希纳（德语：）的照顾。8月初马勒赶回维也纳，来为《尼伯龙根的指环》在维也纳的首次完整演出做准备。这场演出从8月24日持续至27日，受到了乐评人的赞赏和大众的支持。马勒的朋友胡戈·沃尔夫告诉鲍尔-莱希纳：“我每次读总谱的时候，都梦想着一种声音，今天我第一次亲耳听见了梦寐以求的音响。”
1897年10月8日，马勒正式被任命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的总监。上任后的第一个制作是斯美塔那的捷克歌剧《达利波（英语：）》，并将结尾作了改动，让剧中的主人公活了下来。这引起了维也纳极端德国民族主义者的愤怒，称他试图与“低等的捷克民族称兄道弟”。尽管如此，马勒依然在任期内引进了多达33部新歌剧，并上演了55部新制作。不过其中亦非一帆风顺：理查·斯特劳斯的《莎乐美》就因内容争议，被维也纳的审查者砍掉 。
1902年初，马勒遇到了维也纳分离派艺术家与设计师阿尔弗雷德·罗勒（德语：），并在一年后指定他为歌剧院的舞台设计师。尽管马勒未来的妻子阿尔玛声称是自己在1902年一月在她继父的住处将两人介绍认识，更多的证据表明，早在1901年罗勒就与马勒主持的宫廷歌剧院有过来往。二人的合作成果颇丰，上演了20多齣广受赞誉的制作，包括贝多芬的《菲岱里奥》、格鲁克的《伊菲姬尼在奥利德（英语：）》和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费加罗的婚礼》的演出也体现了马勒在艺术上的革新，他将自己创作的一小段宣叙调添加到了第三幕里，冒犯了当时一些维护原著纯洁的人。

虽然有这样多成功的演出，马勒在维也纳的日子并不平顺。他与演奏者、歌唱家和管理层冲突不断，他戏剧化和专制的指挥风格也让乐队成员怨声载道。1903年12月，舞台工作人员进行了一次反抗活动，而马勒回绝了他们提的要求，认为他们是受极端人士操纵。剧场之外，维也纳社会上反犹的情绪也不曾间断攻击，并在1907年在媒体上发起攻势，意图弹劾马勒。马勒此时已经与歌剧院的管理者发生了不合，原因是他在自己音乐上消耗的时间过多。
在维也纳期间，从1898年到1901年，马勒还担任了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1898年，乐团音乐委员会一致通过决议，选择马勒作为汉斯·里希特的接任者。外界对此并非没有异议，有人怀疑非德国人的马勒是否有能力“捍卫德国音乐”。马勒上任后的第一个演出季，票房有显著提高，但乐队成员不满马勒改编名作的习惯，以及对他们已经烂熟的曲目增加额外排练。1899年乐团甚至要求里希特回来，最终无果。马勒在1900年带着乐团去参加了巴黎世博会。在巴黎的音乐会是商业上的失败，马勒甚至连回程路费都无法支付，不得不向银行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借钱。1901年4月，马勒因为自己健康状况不佳，也厌倦了抱怨和不满，遂辞去了指挥职位。三年间他指挥了80多部作品的演出，并推广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作曲家，比如赫尔曼·格茨、威尔海姆·金茨尔（德语：）、洛伦佐·佩洛西（義大利語：）。
1907年，马勒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总监海因里希·康里德（德语：）开始沟通，并在6月签订了回报丰厚的合约，答应在纽约指挥四个演出季。同年夏季他向维也纳宫廷歌剧院递交了辞职信。马勒执掌歌剧院的十年间交友甚少，据说他对待音乐家就好像“驯兽师对待动物”；他离开时在告示栏上留下的信，甚至被扯下摔到地上。11月24日，马勒在维也纳进行了告别演出，曲目是他的第2号交响曲。12月初，他离开维也纳，渡海来到纽约。
马勒在1908年1月1日第一次在大都会歌剧院亮相，指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用的是当时在纽约仍然奉为标准、在维也纳却早已过时的精简版。在繁忙的第一季度演出中，马勒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尤其是1908年3月20日的《菲岱里奥》。在这次演出中，他坚持要用维也纳舞台布景的复制品。同年9月19日，马勒的第7号交响曲在布拉格首演，据其妻阿尔玛称，大众反应平平。
次年的演出季大都会歌剧院让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与马勒分担工作。马勒与纽约交响乐团同台演出了三次，这一经历让他对与交响乐团合作有了新的感觉，并随后辞去了歌剧院的职务，接受了重组之后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职务。他有时还会在大都会以客座指挥的身份演出，最后一次是1910年3月5日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1909年夏天，马勒回到欧洲，投入到第9号交响曲的创作中，并去荷兰进行了巡演。
1909年到1910年的纽约爱乐乐团演出季中，马勒奉献了46场音乐会，但内容不是很符合大众口味。他的第一交响曲在1909年12月16日美国首演，反响很差。演出季结束时，乐团遭到了重大经济损失。但是1910年9月12日，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首演（马勒生前首演的最后一部作品）。传记作家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称此次演出为“马勒一生最大的成功”。不过，马勒于不久前发现阿尔玛与年轻建筑师格罗皮乌斯的一段婚外恋，让他大受打击，并从弗洛伊德那里寻求帮助。阿尔玛同意一直在马勒身旁，但与格罗皮乌斯的关系依然继续。马勒将第8号交响曲献给了阿尔玛作为爱情的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