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問題
歷史

条目：海峡两岸关系史
左圖為中华民国外交部于2008年开放申请的旧版《中华民国护照》。右图为台湾国护照贴纸事件后，中華民國外交部於2021年1月11日開放申請的《中華民國護照》，當中英文「TAIWAN」字樣較上一版護照加大，并将“REPUBLIC OF CHINA”缩小为环状字体。（详见台湾国护照贴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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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在接受埃德加·斯諾訪問時，表達關於中國共產黨若打敗日本後收復領土的立場，在這訪問中毛強調東北是要收復的，但同時明白指出支持朝鮮及台灣脫離日本管制尋求獨立，以及內蒙古成立自治區。1941年12月9日，中華民國正式對日本宣戰，單方面宣佈中國與日本之間一切條約、專約、協定、及契約均屬無效。在美軍投入太平洋戰場之後，身為日本重要南進基地的臺灣也多次遭受美軍的轟炸。
1943年12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埃及首都開羅發表《開羅宣言》，其中表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占領之一切島嶼，及使日本在中國所竊取之領土，如滿洲、臺灣及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
1945年7月26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未被邀請與會） 、美國總統哈瑞·S·杜魯門、英國首相邱吉爾於德國波茨坦發表《波茨坦公告》，第八點表示「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為日本投降必要條件之一。《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表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确认了《开罗宣言》，而抱持台灣主權未定論者認為《波茨坦公告》及《開羅宣言》的效力遠不如經48國所簽訂的《舊金山和約》，領土歸屬問題仍須經過和平條約的規定才能確立。
8月15日，昭和天皇於東京發表《終戰詔書》，清楚表示「朕已飭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支、蘇四國，願受諾其共同宣言。」
9月2日，日本與美國、中華民國、英國、蘇聯、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荷蘭、紐西蘭十國於東京灣簽署正式《降伏文書》，降伏文書第一點指出「余等遵奉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之命令並為其代表，茲接受美、中、英三國政府首領於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所發表，其後又經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加入之公告所列舉之條款。中美英蘇四國在此文件中將被稱為盟邦」。
同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當中第一道命令的甲項指示「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軍高階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將軍投降」，9月9日，由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的何應欽上將在南京市與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上將一同簽署了《向中國戰區投降降書》，第一點指示「日本帝國政府及日本帝國大本營已向聯合國最高統帥無條件投降。」第二點乙項指示「（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之日本全部陸海空軍與輔助部隊應向蔣委員長投降。第七點指示「當即服從蔣委員長之節制並接受蔣委員長及其代表何應欽上將所頒發之命令。」；10月5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兼警備總司令部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中將，率領幕僚80餘人飛抵台北；10月17日，第七十軍及長官公署官員分乘美軍艦艇40餘艘抵達基隆；10月25日，台灣地區的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舉行，由陳儀將軍代表蔣介石將軍接受日本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的投降。受降典禮結束後，陳儀對外發表一篇「廣播詞」，稱「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經正式重入中華民國版圖」。
1946年，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就二戰後統一、民主之中國談判破裂，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1946年10月，蔣介石偕夫人赴台灣巡視，蔣察看後十分高興，私下曾說：“台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詐百出，必欲亡我國家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有了台灣，就有了一切。”；此外，台灣條件獨特，氣候宜人，物產礦藏豐富，經過日本長期統治後，台灣經濟自成系統，與中國大陸有相隔100多公里之台灣海峽，解放軍沒有現代化海空軍極難橫渡。自從國民政府接管台灣以後，為因應國共內戰將大量台灣物資輸往中國大陸，長官公署治台政策錯誤、官員貪污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在民不聊生之下，於1947年2月底發生二二八事件，台灣各地發生軍民衝突，抗爭與衝突數日間自台北市蔓延全台灣，國民政府由中國大陸增援軍隊抵達台灣鎮壓屠殺與實施清鄉，眾多台灣民眾與菁英犧牲，此事件造成台灣本土人民與自中國大陸遷台軍民之間長期的裂痕。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年12月7日，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正式遷往台北市。兩岸自此進入對立與分治狀態，中華民國政府繼續有效統治浙東諸小島、台灣島、澎湖群島、金門、馬祖、東沙群島，以及南沙群島的太平島，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效統治中國大陸。直到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联合国之前，中華民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宣稱要收復大陸。
由於美國總統杜魯門對於中國國民黨嚴重的貪污腐化深感不滿，並計畫聽任中國共產黨率領的中国人民解放軍佔領台灣，但之後由於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而且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杜魯門一改「袖手旁觀的政策」轉為「介入中立的政策」。在6月27日的總統聲明中，杜魯門指出，共產主義已經不僅是採用顛覆手法，而是也使用武力及戰爭手段來擴散，違背了聯合國安理會發出的維持國際和平的命令，在此種情況下，共產黨若佔領台灣將威脅到在亞太地區行事的美軍，因此他派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防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放台灣，但也阻止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杜魯門同時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說「台灣未來地位的確定，須待太平洋地區安全得到恢復、或對日簽署和平協定、或由聯合國考量。」7月19日，杜魯門亦在對國會的朝鮮情勢報告中重申此立場，以及保持台灣和平的必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指責這些行為及言論粗暴干涉中國內政。9月8日，杜魯門指示時任美國國務卿外交政策顧問的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起草1951年《對日和平條約》時，實現將台灣「中立化」的決策。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於是凍結台灣地位問題，使日本僅僅放棄對台灣的主權，卻不指定接收國，這樣可隨後由軍事占領日本的美國、英國、蘇聯及中華民國四國代表所有簽約國來決定台灣的主權歸屬；如果四方不能在一年內達成協定，將把台灣問題送交聯合國裁決，而當時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且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1951年9月8日，日本與48個國家簽訂舊金山和約而取回自身主權時就於第二條乙項同意「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利、權利根據及要求。」許多人認為，日本對台灣的主權是在此時才正式終結。然而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均未獲邀參加《舊金山和約》，因此誰是中國的合法代表問題上，存在爭議。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府當時都宣稱自己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而英國與蘇聯當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與日本則承認中華民國。日本在無接收國情況下放棄台灣主權，這在國際法實踐中是很不尋常的，但這正是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計畫。中華民國就未獲邀請一事提出了抗議，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舊金山和約》違背了盟國於1942年1月1日簽署的《聯合國宣言》中「不與敵人個別媾和」的限制條款，因而不是全面合法的對日和平條約，始終拒絕承認該條約。
隨後在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終於在台北簽訂《中日和平條約》(《臺北和約》)，但由於中華民國亟需通過和約鞏固其中國合法代表地位，在談判中處於極度劣勢，未從條約得到任何實際利益，條約沒有超出《舊金山和約》範圍，仍然只於第二條條文中載明「茲承認依照公曆一千九百五十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利堅合眾國金山市簽訂之對日和平條約（以下簡稱金山和約）第二條，日本國業已放棄對於臺灣及澎湖群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不過，《中日和平條約》第四條也規定「承認中國與日本國間在中華民國三十年即公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十二月九日以前所締結之一切條約、專約及協定，均因戰爭結果而歸無效。」中華民國外交部據此認為第四條承認的無效條約包括馬關條約，第十條承認臺灣、澎湖人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更進一步解讀認為中華民國恢復了其對台灣、澎湖地區的主權。
對於馬關條約無效之說，日本外務省曾在1964年表示，雖然中日和約第四條承認1941年中日開戰前的所有條約無效，但諸如台灣割讓等條約是完成割讓台灣一事即達成目的，由於該條約已執行完畢，即使事後廢棄也無法使已執行完畢的事項回復到未執行前的狀態。
中日和約第十條並未承認臺灣、澎湖人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而是將臺灣、澎湖居民「視為」中華民國國民。日本國國會在1952年審議《中日和約》時，外務省官員解釋中日和約條款時說明：因為臺灣、澎湖的歸屬還未確定，一旦舊金山和約生效，臺灣、澎湖就會脫離日本，臺灣、澎湖人民亦會失去日本國籍，之後處於國籍不明的狀態會造成不便，例如欲前往世界各國旅行時缺乏護照，因此第十條才規定將臺灣、澎湖居民「視為」中華民國國民，中日和約並未決定何處是中華民國領土、誰是中華民國國民，第十條的宗旨並不是規定誰是中華民國國民。
1952年5月13日，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對日和約案卷第54冊載明：「查金山和約僅規定日本放棄台灣澎湖，而未明定其誰屬，此點自非中日和約所能補救。」
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後，日本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出的「復交三原則」，《中日和約》即行廢止，台灣歸屬問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場，被回退到二戰時期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同盟國方面所宣告的內容，但是日本早已經於《舊金山和約》宣布放棄台灣、澎湖。該聲明的法律地位隨後在1978年簽訂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中得到確認。
廈門思明區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宣傳標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