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
分析

剧情上几乎是重复的两幕戏，在每幕结束时都会出现一个自称是戈多派遣的，看上去有点胆怯的信童——他的牧羊人，通报说戈多的到达将继续推迟，但是他一定会到的。至少到了这个时候，等候者开始怀疑他们的处境是否毫无意义。但是他们还是不能解脱自己，就像下面几句多次重复的对话所强调的：
爱斯特拉冈：算了，我们走吧！
弗拉季米尔：我们不能。

爱斯特拉冈：为什么不能？

弗拉季米尔：我们在等待戈多。
爱斯特拉冈：唉！
整整两幕长的戏，剧情等于是在原地踏步，毫无进展。为了「和恐怖的寂静保持距离」，两人讨论许多荒谬的话题，不断争执又重新和解。这些拙劣而无奈的表演，主要是想出一些游戏和练习来打发难熬的时间。例如讨论各种自杀的可能性。
即使后来同他的奴仆幸运儿（Lucky）一起，临时加入他们这个圈子的地主波卓（Pozzo），也不能改变这个状况。他不仅无助于搞清情况，而且反而增添了混乱。他故作一副恶霸相，对着他脖子上系着锁链、身负重荷的奴仆，就像对待一头蠢驴，来回使唤、故弄玄虚。波卓挥舞着鞭子，要求幸运儿（Lucky）“大声思考”，从而达到其表演的高潮。 用这种方式威逼出来的结果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戏仿表演，用扭曲、夸张、可笑的方式，来回答一个人类普遍的问题：人间的苦难和上帝的全能和仁慈之间的关系。波卓和幸运儿这两个角色相互依存，就像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一样。他们向观众展示一齣荒诞的戏中戏，就像老学究证明其高深莫测令常人无法理解的科学那样。
当他们俩第二天重新来到这里时，幸运儿成了哑巴，波卓则成了瞎子。主人这时必须由他的仆人牵着，再也想不起从前曾经见到过爱斯特拉冈或者弗拉季米尔，幸运儿和信童也失去了记忆。
剧中的所有人物体都现出人的这种需求，即尽管存在根本不定的而且最终是无法实现的幻觉，仍然希望会出现先知先觉的救世主或者其他的救星。贝克特让剧中人变得荒诞可笑而且同时还显得悲伤，他用这种方式把人的上述趋向作为一个问题摆在观众面前，并且采用漫画的方式对人物进行夸张特写。他运用无疾而终的剧情、原地打转的人物和使人几乎绝望的结尾——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那些典型的能使人乐观、富有信心地去面对人生的意义的征候。该剧同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堪称是五十年代法国荒诞剧的杰作之一。
“人的存在被看作一种介于生死之间的临界状态，该剧塑造的人物形象，坚守着等待时的那种永久失望的幻觉，或者在那种集悲剧和滑稽剧为一身的无能为力的状况下，遮掩着那种明确感受到的自身的存在正在消亡的感觉——这便是贝克特所有作品的核心所在。”在那种世界末日将临的各种场景不断往复过程中，以及在徒然地寻找如何倖存和消磨最终剩余时间的各种方式过程中，《等待戈多》这一剧作，展示了人的最终消逝。
贝克特始终拒绝解释他自己的作品。他也拒绝应答有关戈多是谁或者代表谁的各种猜测：“如果我知道谁是戈多，我就会在剧中告诉大家了。”文学界历来的释义都把《等待戈多》视作荒诞剧的最佳范例。有观点认为，该剧反映了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即因为世界是纯粹偶然而形成的，所以也没有原本的“生命的意义”，以此推断出也不存在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宗教）。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被看作是流浪汉，“他们作为‘隐喻的小丑’，代表了人类存在的无归宿性”。戈多（Godot）在此则被诠释为上帝（援引英文God和法文的指小词尾-ot相组合），人们总是徒劳地盼望他的到来。这点在弗拉第米尔身上尤其表现突出，剧中的这个角色反复地引用《圣经》，并且提醒人们要等待戈多，而爱斯特拉冈却会不断忘记戈多，要离开这个地方。
塞尔维亚作家米奥德拉格·布拉托维奇（Miodrag Bulatović）间接地从道德哲学角度出发，把《等待戈多》解释定格成一齣悲观的政治讽刺剧。在他的变形处理下，戈多出现了，并被当作贝克特原著的第3和第4幕。他要以此表示，如果救世主真的出现的话，会发生什么。他毫不留情地鞭挞了人的自私和牟权的典型特征。戈多在他的笔下出自于民众，是一个好心的面包师，尽管他供给人们“每天的食粮”，但是还是被判处死刑。
这种隐喻和小丑化处理有其双重性，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尚·阿諾伊（Jean Anouilh）曾把《等待戈多》称之为“帕斯卡的思想由小丑来演绎”（Le sketch des Pensées de Pascal par les Fratellini）。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外表，西服配礼帽，模仿了查理·卓别林的外观，从而达到一种“一对破落不堪的滑稽演员”的效果。作者萨缪尔·贝克特本人就认为扮演《勞萊與哈台》的史丹·勞瑞爾和奧利弗·哈迪这对演员是最理想的人选。
2008年，皮耶·特姆凱恩的观点继2004年在法国发表后传播到德国。按照他的说法，除了隐喻的手法外，这出两幕的剧作，也必须从历史的层面加以解读：根据法文版中的多处提示，特姆凱恩认为《等待戈多》表现了外国人和法国犹太人当时的处境，他们在1942至1943年逃入法国仅存的非占领区，然后必须借助于蛇头逃亡到 Savoyen。他认为，弗拉第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就是来自巴黎的逃难犹太人，而戈多则是反抗组织的蛇头，但是未按照约定出现。
按照一则趣闻的说法，《等待戈多》一剧应该是在讲述环法自行车比赛中的故事，贝克特肯定在法国的某个地方看到过这样一个赛程。当时，所有的选手都已经经过了，他自己正想走，却发现有些观众仍在等待。于是他问道，你们在等什么，回答是，等待 Godeau！这个名叫 Godeau 的人据说是比赛中最慢的选手。据估计，这一则故事纯属传说，因为环法自行车比赛中从未有过叫这个名字的选手。
据说贝克特自己曾经说过，戈多这个名字来源于法语口语中的鞋子这个词。按照这种诠释的说法，人们可以把剧中爱斯特拉冈脚上的鞋子问题联系起来：爱斯特拉冈总是在捣鼓他那不合脚的鞋子，第2幕中他甚至完全丧失了行走能力。
另有一种说法是，戈多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人物，他在五幕剧《創造者》（Le Faiseur）扮演着一个重要脚色，但是也是从未出场露面过。
与贝克特同期的人把戈多这个人物看作戴高乐的化身，在当时那种政治局势下，人们也曾经在巴黎类似地等待过他，就像在剧中等待戈多那样。但是学院派的研究结果却无法接受这种对不久前发生的历史的解释。这种观点只要被提及，便会遭到驳回。
《等待戈多》中，两个像流浪汉的家伙自始至终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穷愁潦倒，希望戈多的出现能使他们得救。然而戈多自始自终也没有出现。 　　那么，戈多究竟是谁呢？ 　　有人说，戈多（Godort）就是上帝（God），《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这个法文剧名，看来是暗指西蒙娜·韦尔的《等待上帝》（Attent de Dieu）一书；有人说，戈多象征“死亡”；有人说，剧中人波卓就是戈多；有人说，戈多是巴尔扎克剧作《自命不凡的人》里一个在剧中从不出现的人物“戈杜”（Godeau），有人甚至说，戈多就是一位著名的摩托车运动员……于是有人问作者，贝克特两手一摊，苦笑一声：“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 　　无论贝克特是在故弄玄虚，还是他真不知道，这一回答正好道出了该剧的真实含义，即人对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无论戈多将会是谁，从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到来，将会给剧中人带来希望，戈多是不幸的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呼唤和向往。是当今社会人们对明天某种指望的代表，象征着“希望”、“憧憬”。 　　1957年11月9日，《等待戈多》在旧金山圣昆廷监狱演出，观众是1400名囚犯。演出之前，演员们和导演忧心忡忡，这一批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能不能看懂《等待戈多》呢？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立即被囚犯观众所理解，一个个感动得痛哭流涕。一个犯人说：“戈多就是社会。”另一个犯人说：“他就是局外人。”这以后，无田无地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把戈多看作是已许诺却没有实现的土地改革；而具有被别国奴役的不幸历史的波兰观众，把戈多作为他们得不到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象征。人们终于恍然大悟：“戈多”原来是那“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