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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
提案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24名：
主任：程思远
副主任：彭友今、孙孚凌、郑孝燮、孙承佩、叶笃义、周同善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丹彤、冯锦汶、任务之、江家福、吴京、吴武封、吴英辅、沈元、张文松、陈秉权、祝谌予、顾英奇、高占祥、郭履灿、黄甘英（女）、葛志成、覃异之
1989年11月19日增补：
副主任：葛志成、沈元
委员：李毅、孙轶青、陈绳武、罗哲文、雷天觉
1990年6月30日调整：
委员：顾英奇由提案委员会委员调整为医卫体委员会委员
委员：黄甘英由提案委员会委员调整为外事委员会委员
学习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21名：
主任：胡绳
副主任：王惠德、张毕来、沈求我、黄大能、韩树英、邢贲思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锐、冯寅、宁光堃、汝信、苏星、巫宝三、吴鑫、吴春选、张纯之、陆榕树、武尽法、金开诚、梅绍武、童大林
文史资料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27名：
主任：孙晓村
副主任：黄森、许宝骙、刘琦、张楚琨、高沂、潘静安、冯和法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文强、卢广绵、乔明甫、沈醉、杨伯涛、杜建时、李希泌、张西洛、张永祥、何理良（女）、吴荣、金克木、金冲及、钱椿涛、黄苗子、徐萌山、董益三、程元、蔡端
1989年11月19日增补：
委员：赵子立
经济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48名：
主任：谷牧
副主任：孙越崎、李人俊、马仪、韩哲一、千家驹、经叔平、肖鹏、李伯宁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丁轸宇、马玉槐、王玉清、王传纶、王兴让、王秉祥、孔筱（女）、田光涛、白纪年、乔培新、刘培植、寿进文、李刚、李开信、李鹗鼎、沈日新、陆钦侃、陈钝、陈明绍、林华、尚明、罗西北、罗涵先、季龙、金熙英、周太和、周化民、赵发生、柏岳、侯学煜、俞恩瀛、姜习、徐驰、郭维城、黄国光、梅行、康永和、黑伯理、谢华
1991年6月29日增补：
委员：廉仲、唐仲文、李京文、周光春
教育文化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37名：
主任：方毅
副主任：陆平、陈荒煤、张文寿、安岗、丁石孙、方明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丁聪、王益、王于畊（女）、王艮仲、王福重（女）、方掬芬（女）、叶至善、叶君健、白雪石、邬沧萍、刘白羽、孙轶青、杨宪益、吴作人、吴冷西、张志公、张君秋、陈沂、罗哲文、周巍峙、孟雁君（女）、项子明、高锐、高景德、资华筠（女）、黄辛白、曾德林、谢晋、谢雨辰、霍懋征（女）
1990年6月30日增补：
副主任：黄辛白
委员：王济夫
科学技术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30名：
主任：钱学森
副主任：钱三强、鲍奕珊、严东生、侯祥麟、张维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马大猷、王大珩、王守武、王鸿祯、叶大年、叶正大、成思危、刘公诚、池际尚（女）、汤德全、阳含熙、李苏、邹承鲁、陈能宽、赵伟之、荆其诚、洪朝生、翁文波、唐敖庆、黄昆、龚育之、蒋丽金（女）、程裕淇、戴传曾
医卫体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32名：
主任：钱正英（女）
副主任：沈其震、郭子恒、何振梁、王绵之、张惠兰（女）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马青山、王夔、王诗恒（女）、田麦久、曲绵域、朱既明、孙衍庆、孙柏秋（女）、李桓英（女）、何观清、宋鸿钊、宋儒耀、张祥、张蓉芳（女）、陈木森、陈坤惕（女）、郑敏之（女）、林佳楣（女）、施奠邦、翁心植、黄健、阎维仁、程莘农、谢荣、路志正、蔡龙云
1990年6月30日增补：
委员：严庆汉
1990年6月30日调整：
委员：顾英奇由提案委员会委员调整为医卫体委员会委员
1991年6月29日增补：
委员：张侃
法制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31名：
主任：马文瑞
副主任：陈宇、林亨元、李文杰、巫昌祯（女）、浦通修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仲方、王定国（女）、王照华、史怀璧、邓季惺（女）、冯梯云、冯锦汶、刘尚之、刘鸣九、孙文芳、李毅、李水清、何载、张洁清（女）、林准、陈卓、孟鞠如、季树农、俞雷、黄凉尘、郭布罗润麒、彭清云、谢飞（女）、谭惕吾（女）、赵理海
1989年11月19日增补：
委员：严忠勤、刘家栋、杨纪琬、张力克
1990年6月30日增补：
副主任：何载
委员：白大华、吴介民、韩凯、谢绍明
民族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29名：
主任：杨静仁（回族）
副主任：司马义·艾买提（维族）、冯元蔚（彝族）、洛布桑（蒙族）、马信（回族）、洛桑赤耐（藏族）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刀世勋（傣族）、乌力更（蒙族）、王奇（满族）、韦大卫（壮族）、巴岱（蒙族）、石邦智（苗族）、龙敏（黎族）、生钦·洛桑坚赞（藏族）、兰志流（瑶族）、艾则佐夫·哈斯木（维族）、李振军（苗族）、李瑾（白族）、张澄生（高山族）、金泰甲（朝鲜族）、孟苏荣（女，达斡尔族）、胡赛音·斯牙巴也夫（哈萨克族）、钟毓斌（女，满族）、黄永玉（土家族）、黄语扬（壮族）、陆镇藩（布依族）、郭维藩（哈尼族）、潘李珍（女，仫佬族）、霍达（女，回族）
宗教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20名：
主任：赵朴初
副主任：安士伟、宗怀德、韩文藻、明旸、黎遇航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马贤、艾买提·瓦吉地、刘柏年、汤履道、江平、沈遐熙、阿不都拉大毛拉·阿吉、杨高坚、沈德溶、周绍良、罗冠宗、张继禹、策墨林·单增赤列、傅铁山
1991年6月29日增补：
副主任：丁光训
妇女青年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29名：
主任：康克清（女）
副主任：罗琼（女）、李源潮、张素我（女）、吴全衡（女）、关涛（女）、洛桑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于蓝（女）、王云（女）、王庆淑（女）、卢乐山（女）、刘澈（女）、杜宪（女）、李孝芳（女）、李谷一（女）、杨乐、谷建芬（女）、张光瑛（女）、张希钦、张洁珣（女）、范曾、林娜（女）、赵烽（女）、赵喜明、徐祝庆、黄量（女）、章明（女）、覃志刚、潘复兰（女）
1989年11月19日增补：
委员：李大维
华侨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26名：
主任：卢嘉锡
副主任：庄炎林、庄明理、肖岗、许志猛、林水龙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文教、文击、邓景扬、司徒擎、孙瑛、李家明、余燊、余兴远、陈乃昌、陈难先、陈爱莲（女）、罗天婵（女）、郑正仁、赵沨、徐发淦、黄世明、黄锡坚、彭光涵、蔡其巩、戴爱莲（女）
1990年6月30日增补：
副主任：彭光涵、马庆雄
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33名：
主任：钱伟长
副主任：程思远、杨拯民、曹禺、侯镜如、贾亦斌、万国权、吴克泰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王丹凤（女）、冯牧、白介夫、何方、启功、沙里、李定、李世济（女）、肖乾、闵豫、张春男、杨斯德、宋希濂、陈岱孙、陈仲颐、郑洞国、钟师统、顾锦心（女）、郭秀仪（女）、郭平坦、梁黄胄、黄维、黄强辉、蔡其侃、廖秋忠
1990年6月30日增补：
委员：王庆淑、叶至善、冯理达、朱作霖、郑鸿业、经叔平、赵玉芬、谢雨辰、熊向晖、潘渊静
外事委员会

1988年6月9日通过，组成人员共30名：
主任：周培源
副主任：韩克华、柴泽民、李赣骝、刘希文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丁国钰、丁雪松（女）、王光美（女）、王阑西、申健、朱扶、朱绍文、刘春、余湛、李克、李则望、李铁铮、宋德敏、张芝联、张明养、郁文（女）、胡有萼、宫达非、姚仲明、徐葵、陶汉章、曹克强、龚普生（女）、康岱沙（女）、鲜恒
1990年6月30日增补：
委员：孙平化
1990年6月30日调整：
委员：黄甘英由提案委员会委员调整为外事委员会委员
崔世召墓

| 崔世召墓> 蕉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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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蕉北街道西门外
: 26°41′01.5″N 119°30′59″E﻿ / ﻿26.683750°N 119.51639°E﻿ / 26.683750; 119.51639
分类: 古墓葬
时代: 明
认定时间: 2016年9月
崔世召墓，是位于中国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北街道的一个明代古墓葬，2016年9月入选蕉城区第九批文物保护单位。
崔世召墓为石构墓葬，始建于明朝崇祯年间，占地面积150平方米，平面呈风字形，墓主崔世召是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举人，曾任广东连州知州。
西藏独立运动

藏人行政中央所使用的雪山狮子旗
黃色為現有的西藏自治區，橘色及黃色為藏人行政中央主張历史意义的大西藏地区，紅色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設的藏族自治州，歷史上為藏人及漢人的爭議區域。淺藍色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擁有，被印度实际控制的藏南地区。深藍色為傳統上不屬於西藏的历史上属于西藏文化圈的地区，今印控克什米爾、錫金和不丹。
西藏獨立運動（藏語：བོད་རང་བཙན，威利转写：Bod rang btsan，THL：Bö rang tsen），又稱藏獨運動，簡稱藏獨或西藏獨立，是主张藏區成为一個主權國家的一系列運動。藏区與中原王朝在歷史上有不同程度上的交往，吐蕃建國後和唐朝多次發生戰爭，之後吐蕃分裂，元朝時與薩迦派建立联系。在清朝中期西藏开始接受清廷駐軍保護，然而到了清末，随着英国远征西藏的爆发及主權意識的抬頭，清朝方面积极主張傳統的中藏關係是臣屬關係，因此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而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的西藏方面则認為歷史上雙方是一種「供施」與朝貢關係，並非西方「主權」的觀念。中華民國建政後宣稱繼承清朝對西藏的主權，遭達賴喇嘛（13世）、英国、蘇聯、推動分離主義時期的中國共產黨的反對，其中英国与苏联认为当时的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而非主权。国民政府及其后的中華民國政府曾在拉萨設立辦事處，但在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遭到驅逐。
1950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西藏噶廈政府谈判破裂后，解放军發動了昌都戰役，於19日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三日後的21日，藏军在沒有后路下被迫投降。解放军殲滅5,700餘名藏军，俘虏了包括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其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沛·阿旺晋美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對西藏之主权。這場1950年的戰事，中共稱之為西藏和平解放，当时的藏軍及部分國際媒體或學術著作稱之中國入侵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吞併西藏（annexation）或侵略西藏（aggression），中华民国称之为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
1959年藏区骚乱，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與高官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主張西藏独立和大藏區自治，十七條協議被雙方廢止。1987年西藏地區开始爆發一連串衝突，導致1989年3月中國政府在西藏宣布戒严，不久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官方的壓力使對立再度升高。當前世界國家並不承認其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流亡藏人自己對追求獨立還是自治還沒有共識，但西藏獨立運動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西藏歷史背景

条目：西藏歷史
西藏歷史背景 > 吐蕃帝國

雅鲁王朝赞普松贊干布於7世紀初建立吐蕃，是藏族政權首次統一青藏高原，延續兩百多年，鼎盛時期疆域囊括今中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康巴地区，天山以南新疆和云南西北部，尼泊尔、不丹全境，以及中亚和印度北部部分地區。吐蕃与同时期统治汉地的唐朝在军事上均为强国，双方时而友好，时而交战，直至9世纪两者均衰落下来。
西藏歷史背景 > 吐蕃分裂時期

条目：吐蕃分裂時期
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因反佛而被佛教僧人暗杀，其子云丹与俄松争夺王位。双方的支持者发生大规模交战，吐蕃大乱，不堪重负的農民起兵造反，最后演变为吐蕃臣民大反叛，蔓延到吐蕃全境。吐蕃遂变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无法再次统一，被称为吐蕃分裂时期。此时统治汉地的宋朝与分裂中的吐蕃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西藏歷史背景 > 各教派統治時期 > 薩迦巴与元治时期

条目：薩迦巴和元朝治藏歷史
中國主張中原王朝对西藏進行直接管治的歷史始于元朝，元朝时期的西藏政教合一制趋于定型，逐步形成了政教权力的高度统一，便于蒙古人对西藏的统治和治理，而且元朝在西藏設立了基层组织。
1240年蒙古征服吐蕃（今西藏）。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擁護自己的各路蒙古宗王在開平府召開忽里勒台大會，舉行例行的大汗選舉儀式，宣佈即蒙古大汗（大蒙古國皇帝）位。忽必烈建號「中統」，意即中原正統，并將西藏薩迦派八思巴封為國師、中原法王。
1270年忽必烈将国师一职升級建立帝師制度，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寶法王，輔助元朝國政，並設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宣政院為專管全國佛教事務的機構，兼管設立於吐蕃的三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即吐蕃等處、吐蕃等路、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薩迦派法王通过出任宣政院使统治西藏，被称为薩迦巴政权。宣政院亦派出薩迦本钦来管理西藏本地事务，通常由薩迦派法王提名并由元朝皇帝任命。
1271年12月，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宣布元朝為繼承於三皇五帝、秦朝、漢朝、魏晉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北宋、金朝統治中原的正统王朝。
1279年，元軍攻入崖山，南宋滅亡。西藏同步與中原地區進行清查全國戶口，建立驛站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行政區，十三萬戶上有三個元帥府。
元朝在西藏驻军和设立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元朝在政治上控制了西藏的同时，在文化等層面也受到西藏很大的影響。藏傳佛教在忽必烈的推崇下，在社會與政治上均有很高的地位。此外八思巴曾經根據忽必烈的要求，按照藏文字母的拼音方式創造了「八思巴文」，被作为国字颁行全国。不过，元朝中後期以来薩迦派受到止貢噶舉派的挑戰。
西藏歷史背景 > 各教派統治時期 > 帕木竹巴

条目：帕木竹巴
西藏的絳曲堅贊于1358年的元末时期彻底击败元朝支持下的薩迦巴政權，控制了衛藏的主要地區，被称为帕竹政權。同年，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封絳曲堅贊為大司徒，帕竹政權正式取代了薩迦派在西藏的地位。絳曲堅贊在行政上推行宗谿制度，以十三個宗取代元朝的十三個萬戶。各宗设有宗本，由绛曲坚赞直接任免。宗谿制度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西藏自治區後才被廢止。
西藏歷史背景 > 各教派統治時期 > 仁蚌巴

条目：仁蚌巴
1432年，扎巴堅贊過世，帕木竹巴逐漸被其大臣仁蚌巴架空。到後來，帕竹已經是形同傀儡，事實上完全無法影響西藏的政局。雖然帕竹的第悉稱號一直保持到甘丹頗章政權建立的時候（1642年），但是，從仁蚌巴專權開始算起，一直到後來1565年藏巴王朝建立為止，通常稱為「仁蚌巴統治時期」。
西藏歷史背景 > 各教派統治時期 > 藏巴汗

条目：藏巴汗
1565年，原本擔任仁蚌巴手下官員的辛廈巴·才丹多吉起兵造反，先後佔據香、八囊倫珠孜、帕日等宗管轄的地域。一年以後，辛廈巴的勢力範圍已囊括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他因此自稱為「藏巴加波」（「藏 」即今日喀則一帶；「加波」則是國王的意思），史稱藏巴汗。
西藏歷史背景 > 各教派統治時期 > 明藏關係

条目：明朝與吐蕃關係史
明朝與吐蕃的關係存在爭議。明朝對西藏的政權採取多封眾建的政策，對具有實權的勢力均封為王。不過此政策是否代表當時的西藏為明朝的一部分，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接受明朝冊封的其他諸王也不透過帕木竹巴政权而直接與明朝交往。但在明朝官員主持下，帕木竹巴還不得不向薩迦派移交薩迦寺。明朝的影響力仍然存在，儘管从未在西藏派駐軍隊而且並無任何有行政權力的官吏。
尽管清朝官修的《明史·地理志》声称“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但依照《明史》的結構来看，吐蕃并不是明帝國的一部分。明代朝野所繪地圖常將吐蕃畫在明帝國之外，有學者認為是外國，有學者認為是間接治理，《中国歷史地圖集》的主編人譚其驤亦表示：「（明朝）對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又表示明朝與吐蕃的关系远远赶不上元朝及清朝对西藏的关系。但與唐朝相比，明朝和吐蕃沒有發生大型戰爭，使明朝得以專注應付北方。
西藏歷史背景 > 各教派統治時期 > 甘丹頗章

条目：甘丹頗章
1642年，蒙古和碩特部首领固始汗發兵灭亡藏巴汗政权，在青藏高原建立和硕特汗国，成為實際統治西藏的汗王和格鲁派的护教法王。固始汗面見了五世達賴喇嘛，將卫藏所得赋税全部贡献给后者。自此，西藏的教派紛爭以格魯派的勝利告終。五世達賴喇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確定了其在西藏的統治地位，其政权被称为甘丹頗章政权。
西藏歷史背景 > 清治时期

条目：清朝治藏歷史
1720年，清朝军队击败灭亡和硕特汗国并占领西藏的准噶尔汗国军队，史称驱准保藏。自1720年代以来，清朝开始在西藏地区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1751年乾隆帝頒佈由领兵入藏的四川总督策楞制订的《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条。西藏建立噶廈政府（西藏的說法是由第七世達賴喇嘛建立噶廈政府，中國的說法是由乾隆帝建立），長官為噶倫，秉承達賴喇嘛、駐藏大臣旨意辦事。後來由平定廓爾喀的大軍統帥福康安跟達賴與班禪等制订出的章程稱為《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確立驻藏大臣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平等的權力。到18世纪末清朝在西藏的权威达到顶峰，但随后由于自身的衰落而逐渐削弱。
依據中英《煙臺條約》的規定，清政府在1885年11月給以馬科雷為首的入藏使團成員頒發了護照，允許英人從印度到西藏進行考察。西藏政府認為這是英國入侵的前奏，不认为中国有权利给予他国派使节的许可，也不承认英国人有权利派使节前来，決議不允許英人入藏，導致了土鼠年戰爭。1904年，英国军队从英属印度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逃离西藏。駐藏大臣有泰沒有代表清政府在《拉薩條約》上簽字，聲稱中國無權代表西藏簽訂有關條約，此舉被認為令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受到質疑，中國學者廉湘民對此作出反駁，因為清朝當時也不滿條件，故有拒絕簽字的其他動機。後來英国于1906年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国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而中国则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1909年12月21日，十三世達賴回到拉薩，受到西藏各界人士的歡迎。西藏僧俗捐資鑄了一枚金印，獻給達賴喇嘛，從此達賴喇嘛在重要文件與敕令上只蓋此印，這是擺脫清朝皇帝名義統治的策略之一。
1910年2月，鐘穎統帥二千餘名清軍抵藏，加強對西藏的統治，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清政府在1910年2月25日宣佈罢免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加强了对西藏的鎮壓。1910年3月14日，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當時印度總督明圖伯爵會面，要求英國依守《拉薩條約》，協助西藏與清政府交涉，但是明圖遵照英國政府的指令加以婉拒。達賴也對明圖表示不承認西藏沒有參與的《中英藏印條約》與《中英續訂藏印條約》。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边疆非汉族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軍紀较差的驻藏清军也发生了内讧，当地局势混乱。1912年2月，清朝統治者發布退位詔書，宣布中華民國為其繼承政權：「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但到3月原驻藏清军因攻击寺庙而与西藏民军开战，随后西藏宣布驱逐在藏满汉官员，而支持漢人的喇嘛和部分噶廈政府的人員都被殺害。有學者指出西藏人民不願意從效忠清朝統治者轉而效忠新成立的民國政權。
至1912年底原清朝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全部离开西藏，史称第一次驅漢事件。此後北洋政府沒有官員常駐西藏。
西藏歷史背景 > 1912年至1951年

条目：中華民國與西藏關係史
从1912年至1949年，西藏不接受中華民国政府管治，但中国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聲索，因故西藏雖然有了治權和政府，但並未獲得大國的承認。
西藏在清朝覆滅後與尼泊爾、不丹建立邦交，並與外蒙古相互承認獨立，1913年通過《蒙藏條約》，「兩國」關係正常化。但当时的西藏噶厦或者是藏传佛教的神职人员都似乎从未对这一条约表示认可，俄国政府则表示，身为布里亚特人，阿旺德尔智是俄国的臣民，因此他无法以达赖喇嘛代表的身份参与外交事务。而《恰克圖條約》中俄國仍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而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認為當時不屬於獨立國家的外蒙古沒有資格承認西藏獨立，尼泊爾、不丹當時為英國的保護國，無外交權。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在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22日下达的《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和1914年5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中强调对西藏的主权，而非英国所说的宗主权。10月28日，袁世凱下令恢復達賴喇嘛封號，十三世達賴喇嘛回說，他不向中國政府要求任何封號官位，他將在西藏進行政教的統治。达赖喇嘛于2月13日发表聖地佛諭公告，宣布「藏區」独立。達賴喇嘛實行的新政包括首次發行紙幣，發行雪獅郵票，建立現代郵政系統等。
十三世达赖特使伦钦夏扎·班覺多吉、英印政府外交政务秘书亨利·麦克马洪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之西藏宣抚使陈贻范，于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姆拉举行会议。夏扎·班觉多吉提出六項要求。主要內容有：（一）西藏獨立。1906年在北京簽訂之中英條約無效。（二）劃定中藏邊界。其界線盡括青海全部及川邊各地。（三）1893年暨1908年之藏印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國不得過問。（四）中國不得派員駐藏。華商無西藏所發護照，不准入境。英国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将西藏分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国管理的内藏，并使中国政府承认对西藏行使的只是宗主权而非主权。1914年7月西藏和英国签署了《西姆拉條約》，而北洋政府拒絕簽署。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1918年，達賴喇嘛正式頒布雪山獅子旗為西藏國旗，規定以後藏軍也只能使用國旗。
1927年5月，苏联通过外蒙古代表团与西藏政府谈判，试图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并曾于1928年派遣苏蒙联合代表团访问拉萨。1928年7月，南京政府成立蒙藏委員會，9月，流亡內地的九世班禪和國民政府取得聯繫。1929年1月，班禪駐京辦事處成立，和國民政府建立了直接的政府聯繫。9月，十三世達賴決定主動與國民政府接觸，國民政府代表官員奉使入藏。隨後西藏政府在南京和北京等地設立辦事處。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圓寂。1934年1月12日，國民政府派黃慕松為致祭冊封達賴專使。1月24日，西藏公推熱振·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為攝政。黃慕松在趕赴西藏的途中，西藏內部以龍廈·多吉次傑總司令為首的勢力決定發動西藏獨立，計劃先暗殺自主派（反對外力變更西藏）首領澤墨（英语：），再派兵至都昌阻止國民政府勢力入藏，但由於有人告密，龍廈被捕，挖去雙眼終身監禁（龍廈事件），首席噶倫澤墨宣佈服從十三世達賴遺訓與中國和好。黃慕松在藏期間，噶倫公文以漢藏政府並稱，說（中國與西藏）至第五世达赖喇嘛的時候才產生漢藏檀越關係（英语：）。黃慕松完成中藏會談後，建議國民政府協助班禪返藏（班禅於1937年12月病逝）、籌備西康省（1939年1月建省，省主席劉文輝）。民国政府也派遣吴忠信率使团，参与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國民政府隨後面臨中共崛起與日本、蘇聯接連侵犯中國東北等內憂外患，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西藏事務，雙方關係沒有進一步的發展。1941年7月，國軍計劃開闢康印公路來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交通封鎖，遭受藏軍阻攔（康印公路事件）。1942年7月6日，西藏宣佈成立「外交局」。當時的西藏政府已經與尼泊爾、不丹建立邦交，英國與蘇聯認為中國對西藏僅有宗主權，而非主權。
1930年代，在康區发生了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即1932年的巴安事變、1935年的诺那事變和1939年的甘孜事變。
尼泊尔是最早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之一。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尔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顺序列举了与六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西藏、法国、美国、印度、不丹。由于联合国要求申请加入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是主权独立的，其中一项要求，就是申请国须获得其它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
西藏歷史背景 > 1912年至1951年 > 中共對藏態度

条目：分離主義、中華聯邦共和國和民族自決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僅要解放中國，還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強調民族自決與自由聯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國。毛澤東宣佈「蘇維埃民族政策的出發點就是將一切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爭取和團結到蘇維埃的周圍，以壯大革命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军阀」。
1934年中共通過〈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其憲法大綱提出：「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承認各弱小民族有自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凡居住在中國的地區的，他們完全擁有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結果不如中共預期，西藏民族主義者並未如台灣、朝鮮、東突厥斯坦、蒙古等分離主義者與中國共產黨建立合作關係，相反由於共產主義者將宗教視為鴉片，認為迷信破壞勞動者的階級團結，軟化了鬥爭意識，引起藏民的反感。蘇聯佔領外蒙古後於1924年協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權，並在蘇聯影響下對蒙古內部進行階級革命與宗教審判，這類宗教迫害讓西藏感到強烈不安，擔憂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會滲透到西藏，因此西藏民族主義者對於赤色革命相當拒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遺囑中對於共產主義下西藏將要遭受苦難也做出說明。
康区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协助下，1935年10月格勒得沙共和国成立，1936年5月博巴人民共和国成立，二者均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和博巴人民共和国随之结束独立。
此段時期内，由于增稅等問題，第九世班禅離開西藏，由此西藏全境被以達賴喇嘛爲首的噶廈控制。1949年9月解放軍占領西寧，第十世班禅即派人同中共联系，中共便利用班禪與達賴間的矛盾，拉攏班禪，孤立達賴喇嘛，以期達成「分而治之」的目標。日後張國華在其〈革命回憶錄〉裡毫不避諱的表示：「班禪返藏，那是代表著西藏愛國力量增強了」。
从1912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英國一直希望西藏成為印度的屏障，不希望中國或俄國控制西藏。1934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政務由摄政热振活佛主持。热振活佛傾向國民政府，并成为后来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第一任经师。但在政治斗争中，热振活佛不敌其政敌，死于狱中，由达扎摄政主持政務，印度獨立及中共建政後，對西藏構成政治衝擊。
1949年7月，噶廈政府下令將中華民國政府駐拉薩辦事處人員全數驅逐出境。由於駐藏辦事處未經噶廈批准，因此藏方認為該單位並不具合法地位。
西藏歷史背景 > 归属争议

清朝乾隆帝時編纂的《大清會典》明確把西藏列入中國版圖。嘉慶帝時重修《大清一統志》把西藏列入外藩，与喀尔喀、青海等并列。曾經在清末秘密遊歷西藏的日本僧人河口慧海，認為西藏是「受支那保護的屬國」。20世紀初期的中國學者通常把西藏併入中原王朝的年代定於18世紀的清朝，明代以前兩者的關係並非同一個「政治實體」，而是類似今天美國的聯邦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稱「中國從元朝開始不間斷的統治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認同的說法是中國與西藏的關係是東方獨特的中華帝國同帝國轄屬的一個內藩間的關係。中國宗教民族研究学者牙含章在著作《達賴喇嘛傳》裡，把中國與西藏的歷史關係視為「宗主國」或「藩屬」，称除西藏之外，越南、朝鮮、外蒙古和清朝之間都存在著若有若無的關係，無法以現代外交觀分清究竟是獨立國還是聯邦。但是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以来，清朝即在國際法的精神下多次与俄国签订条约，划分包括东三省、外蒙古在内的中俄北方边界。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建立总理衙门与其它各国实现平等外交，并与英法等国划分中国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等处边界。1904年英国远征西藏后，清朝坚决拒绝英国方面以宗主权来描述中藏关系，从1905年开始在国际上明确宣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对内积极加强对西藏的治理。晚清官員、學者屠寄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学部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对当时的中国地理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其“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末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
支持西藏獨立的中國流亡人士曹長青認為，歷史圖片顯示，第五世達賴喇嘛與清朝皇帝是同席而坐，不存在高低之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見慈禧太后時也是平起平坐，西藏在歷史上是中國一部份的說法「根本證據不足」。美国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英语：）教授则认为「清朝在西藏的統治地位逐漸增強，到了十八世紀末，西藏在清帝國内部的附屬地位已無可爭議」。他同时指出十九世纪清朝在西藏的權威逐渐衰弱，但其權威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王力雄認為十三世达赖喇嘛面見慈禧太后單腿跪拜是「讓其受盡屈辱的單一事件，過去不僅不曾跪拜，皇帝還親自出城迎接」。他认为「应该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某种程度的控制，只不过那控制的开始时间是在十八世纪的清朝，而非北京所称十三世纪的元朝」。
藏族人口分佈

中华民国時期藏族人口可分為三大部分：
衛藏，藏族自稱藏巴（丹達山以西）南方又稱為博巴。
康區，自稱康巴，在康定以西丹達山以東，含雲南西北中甸及德欽。
甘青川區一帶的藏族，含安多（唐古特）、果洛（九族）、保安（十二族）、環海（八族）、玉樹（二十五族）與四川西北的松潘、理縣、茂縣、汶川、懋功等地的羌民。
現有的西藏東到昌都，西至阿里，南抵喜瑪拉雅山，北起那曲，也就是藏人所說的小藏區（內藏）。如果再加上青海省全境（安多），與四川、雲南、甘肅境內藏族自治州、自治縣在內的地區則稱為大藏區。
西藏噶厦官员、学者夏格巴·旺秋德丹估計照職業分，藏族人口48%從事牧業，32%從事農業與貿易，18%是男性僧人，2%是女性僧人。人口大城只有四個：拉薩、日喀則、昌都、江孜，藏族人口中約3%住在大城。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時，西藏自治區人口1,273,969人，西康省3,381,064人，青海甘肅省1,675,534人，共633萬人；中國藏族人口约277万人。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藏族人口約385萬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時，中國藏族人口約628萬人，西藏自治區人口300萬人中有272萬藏人，四川有150萬藏人，青海人口563萬人中有137萬藏人。
流亡藏人組織

条目：西藏問題和西藏流亡政府
位於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最初设有6个大臣职务：内政大臣、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宗教与文化事务大臣、教育大臣、安全事务大臣。1960年，在流亡的西藏人中举行了首次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3月10日公布了西藏宪法，在西藏噶厦政府之下设立了内政委员会、宗教与文化事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财政部、情报部、卫生部、人事调配局和审计局。「全国代表大会」为立法机构，「最高法院」为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流亡期间，「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议会的职能。
流亡初期印度政府提供了麥蘇爾作為西藏難民第一個安置定居點，約三千三百頃。1965年至1968年在歐洲國家與美國緊急援助、國際紅十字會的資金支助，為西藏難民在印度建立了更多的定居點。达兰萨拉政府在印度设立了各种文化机构，如西藏文献图书馆、西藏医疗中心、西藏之家、西藏表演艺术剧院等。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会」为流亡政府中最大的政治组织。流亡政府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但达赖喇嘛曾访问过泰国、日本、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年）、蒙古国、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包括美国、德国、英国和1980年代以前的苏联）與民间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也有海外西藏人的自愿捐款。
西藏流亡政府宣稱自2009年2月起，西藏境內已有120名不滿迫害的藏人以慘烈的連環自焚抗議事件抗議中共當局對西藏實施的“領土殖民化政策”，其中103人死亡，境外自1998年至今有7名藏人自焚，4人死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雖然在西藏也推行「愛國教育」，但不滿迫害的自焚事件仍層出不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稱藏人是受西藏流亡政府唆使自焚，但這種說法遭到藏人益西多登的否認。
流亡藏人組織 > 立場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解放軍不請自來，其內部對過去西藏是否存在農奴制度及其定義亦有所爭議（據報導，現今中國依然存在295萬的奴隸人口，僅次於印度的1420萬）
，認為西藏根本沒有宗教自由，而中共雖然宣稱對西藏「財政補貼」、「人才支援」，但「財政補貼」多受到中共腐化的官僚體系侵蝕
，「人才支援」則成為內地漢人大量移入西藏的理由（漢化政策）。西藏流亡政府亦認為，中共所興建的機場、公路多為戰略考量，或經濟利益（木材、黃金、礦物、石油、煤氣）的掠奪（根據中共官方說法：「储藏有大量原油的羌塘盆地延绵藏北100多公里。预计原油储藏量可能多达上亿吨。」 ，另外亦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1962年中印戰爭後往往是基於軍事目的而興建，核實驗基地也因此搬遷到西藏。中共雖然宣稱自1980年代啟動對西藏殘存寺廟的重建計畫，不過有部分西藏人宣稱，大部份的重建資金都來自虔誠藏人的奉獻。
傷亡與財產損失

人員傷亡與有形無形財產損失目前並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中共官方、西藏學者和流亡人士所提供的資料數據亦不盡相同，據西藏流亡人士提供的有關資料數據顯示數十年來有許多無辜西藏人民遭到監禁、處決、性侵、餓死，比例之高造成藏族長期抗暴、尋求獨立。另一方面有學者指出中共官方資料經歷幾次「調整」，或對外宣傳與內部資料不同調的情況，讓外界難以釐清真實的原貌。西藏於1961年至1964年與1968年至1973年發生兩次大飢荒。
在140多個藏區之中，不完全的統計數據：四川17縣沒收現金341萬元、黃金3,207兩、白銀20萬兩、銀元12.5萬、糧食160萬斤；青海天峻縣沒收綿羊12,695隻，山羊556隻，牛3,782頭，各種折價物資464,110元。甘南沒收9,433戶財產總計羊42.7萬隻、牛9萬頭、馬2.7萬，騾1千頭，黃金22.6公斤、白銀128公斤、銀元79.8萬枚。中共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清運完西藏「反動份子」充公的財產，與寺廟搜刮來的金銀寶物到北京。自1966年開始到1973年，大多數的西藏聖器、佛像、法器都被銷毀，金銀材質的不知去向，銅、錫或其他貴金屬則被送到金屬熔煉廠熔解。
1957年甘肅省藏族人口為255,947人，至1961年共減少81,366人，佔1957年藏族總人口31.8%，再加上四川、青海、雲南迪慶州藏族人口減損的不完整數據，光這四區的藏族人口至少減少25萬人。青海果洛、玉樹兩州自1957年到1961年，藏族人口至少減少11萬人。1982年青海省委統計1958年藏人遭監禁、錯殺致死人數為18,176人。
1074年創建，被世人譽為「第二個敦煌」的文化遺跡薩迦寺，除了南殿堂被中共用來養豬外，其他部份全數遭到摧毀。1409年由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創建的甘丹寺於1966年8月19日，被認定為「社會主義的絆腳石」開始拆寺工程，至1969年被完全摧毀。興建於雍正年間的惠遠寺，該寺特有的「色吉甲本」也在西藏文革時遭毀。哲蚌寺雖然後來重建，但西藏人依然習慣向原址的廢墟膜拜。中共將這些寺廟的建材拿來興建黨部或解放軍軍營。許多古老壁畫（如唐卡畫）則被漆上毛澤東像或紅衛兵標語。1683年建成的「噶丹松贊林寺」（迪慶州最大藏傳寺院）於1966年遭受中共攻擊，百年經書被焚，佛像、寺院被砸爛。
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所澳洲籍華裔人口學家嚴浩在《中國的藏族人口：迷思與事實的再檢驗》中以1953年至1964年人口統計落差來估計西藏「失蹤」人口數應該在768,000到152,000之間（包括7萬流亡人口）。
賈斯柏·貝克（英语：）在《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研究中顯示「大躍進」期間青海省死亡人數約90萬，四川省可能達900萬，而西藏民族是受到饑荒影響最嚴重的族群。
1962年，班禪喇嘛（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在一份給周恩來的報告裡宣稱：「今日圖伯特人口明顯而大幅地減少了，許多人死於戰爭、監禁、饑饉」。1987年，班禪仁波切在一次演講中估計青海監獄之中藏族死亡人數約佔該地博巴人口總數百分之五（2萬至2萬8千），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完全無辜的。
1980年代初，興海縣為1958年「錯定性」的瑪積雪山、賽宗寺、汪什代海落實政策，679人獲得平反宣布無罪。
西藏流亡政府宣稱，1950年至1983年共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並形容西藏難民逃離故鄉的流亡過程相當危險，許多西藏人民為躲避中共的追捕，趁著嚴冬越過喜瑪拉雅山經歷幾個月的跋涉，部份逃亡團體抵達目的地時剩不到10%，有些人因凍傷截去四肢，有些遭受槍殺，有些婦女被中共士兵強姦後才獲得放行。
佛光大學教授謝劍認為，中共的無神論政策，使西藏境內廟宇遭摧毀僅餘八座，北京事後卻在殘存遺址設下「國務院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立牌其行為「可笑」
1998年，時任全國政協常委、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阿嘉·洛桑圖旦·久美嘉措流亡美國尋求庇護。
爭議

条目：西藏制度
爭議 > 元朝治藏爭議

忽必烈先將八思巴封為國師、中原法王，1270年升級建立帝師制度，以藏傳佛教（而非漢地佛教）輔助元朝國政，並設置宣政院，從事藏學及蒙古學研究的台灣呂秋文博士認為這使得藏族地區納入了元朝的管轄之下，西藏在此時期納入了中國版圖。
《劍橋中國史》認為元朝中央集權的程度有限，設立宣政院並不意味西藏本地政府從屬於中央政府。宣政院與管理南宋領土的機構無隸屬關係，政治實權由薩迦派喇嘛掌握，例如宣政院任命的管理西藏事务的萨迦本钦與八思巴親戚發生糾紛時，元朝就派軍處決了本钦。
艾略特·史伯嶺（英语：）教授表示，西藏是對蒙古帝國稱臣，多數時間由元朝管轄，他認為最重要的證據是明修官方的《元史》並沒有把西藏列入元朝疆域，認為中國學者找不出「西藏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的證據，因為中國出版物對於哪一事件使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存在不同說法，而元朝史書中從來沒有這些說法。
呂秋文教授亦指出，在整個元朝期間，西藏還同步與中原地區進行清查全國戶口，建立驛站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行政區，而中國的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雲認為：西藏儘管常在歷史上是與中原王朝平行存在的「國」，但也僅能視為是「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地方民族政權而已。學者李毓澍表示，雖然名義上西藏歸帝師領宣政院直接管轄，但實際上這十三萬戶上有三個元帥府，受被封為鎮西王的奧魯赤控制﹐西藏是奧魯赤的采邑，所有賦稅、徭役由鎮西王支配，王府的命令在西藏最有權威，所以元朝西藏並沒有八思巴的政教合一。
爭議 > 種族屠殺說

支持西藏獨立的法國記者董尼德認為「國際法學委員會經過深入的調查，發表正式的報告認為中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犯了種族屠殺的罪行」。國際法律家委員會在第二份針對西藏的報告指出：「委員會認為，在西藏實施了宗教滅絕，企圖摧毀藏人的宗教團體。⋯⋯沒有充足證據證明藏人在種族、民族或族群上受到滅絕」。
阿沛·晉美表示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西藏土地资源供养三、四百万人有困难（1988年西藏的藏族人口已超過200萬人）。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表示對西藏流亡政府宣稱的一百二十萬死亡人數數字有保留，認為受害者在整個藏區大概有三、四十萬人。佛光大學教授謝劍以中國官方人口統計落差來統計西藏和全中國大陸的藏族人口變動，推算出1953年至1964年期間人口不增反減（他認為西藏人口因長期由於宗教原因而於兩百年間內都沒有明顯增長，甚至下降），西藏自治區從1,273,969降至1,251,225，而在全中國大陸為從2,775,622下降至2,504,628，並在1964年開始穩定增長。在其研究中，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在1982年至1990年的增長率遠高於全中國，認為達賴在1990年向外界宣傳「藏人正在走向滅絕」和西方媒體用誅族（種族屠殺）這類用詞指責中共「畢竟是誇大了」。藏學家艾略特·史伯嶺（英语：）教授表示，死亡人數只有在中國開放檔案之後才能確定，但從發現的亂葬坑、人口普查顯示男女比例失衡，以及不同來源的證據來判斷，1950-1975年間無疑有大量藏人死亡，大屠殺的事实應該毋庸置疑，但是比較客觀的人士不相信一百二十萬人死亡的數字（數據來源很可能是在1979年從達蘭薩拉到西藏訪問的藏人代表團），並指出實際數目可能要少得多。
唐家衛等學者指出1959年拉薩暴動時解放軍「打死叛軍545人，打傷和俘虜叛軍4800餘人。解放軍死63人，傷210人」，與「解放軍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一說有所出入。
中國異議人士與歐美人權機構指責中國政府進行未經捐贈者同意，或來源不符合國際倫理規範的器官移植買賣。許多政治犯、宗教犯、異議人士，包含1997年至2008年間發生的少數民族動亂下的西藏人與維族人，未經公正審判就被送入勞改集中營或監獄，一部份永遠失蹤，以2000年至2008年為活體器官摘取的高發期，官方行刑單位甚至涉及商業化器官買賣的服務。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強調，因為中國沒有公民願意捐獻遺體，所以死刑犯才會成為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約佔90%），且處以極刑的都是罪證確鑿的刑事犯，事先也有取得本人或家屬的捐贈同意書。
藏學家和人類學家戈德斯坦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經常誇張失實地指控中國種族屠殺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
華人學者徐明旭對西藏流亡政府聲稱的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提出質疑：「如果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也就是消滅了一九五○年的藏人的百分之四十，那麼西藏人口從剩下的一百八十萬增加到六百萬，竟在共產黨統治下增長了二點六倍！這從醫學上、生理上說，是驚人的奇蹟。對此奇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後，對剩下的藏人予極其優厚的醫藥條件和生活待遇，任何人不會相信這一解釋；那就只剩下了另一種解釋：達賴喇嘛所說的‘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是個‘彌天大謊’。」，他又引用了美國歷史學家、藏學家譚·戈倫夫的話：「达赖喇嘛一直谴责中共在学校里面用汉语上课，但是这话让人听起来感到虚伪，因为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学校里用的是英语。」。謝劍又對達賴喇嘛的七百五十萬漢人移民西藏說作出質疑，認為從漢人體質及西藏現有的交通體系來說是不可能的。
國際法律家委員會發表的針對西藏狀況的第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當地犯了種族屠殺（在第二份報告裡將「種族屠殺」改為「文化滅絕」）。藏學家譚·戈倫夫認為，這是個冷戰機構，專門收集共產主義國家侵犯人權、制度性不公的記錄，以進行反共宣傳。由於中國拒絕批准，該機構並沒有進入西藏了解實際情況，更加沒有像在1950年代西藏訪問過的70多名西方記者進行調查，並且指出該委員會僅僅聽取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辭，而流亡藏人往往因為受過心靈上的創傷和心理上的需要而渴望得到同情，以及害怕被遣返而誇大其辭，同時指出委員會將一些荒謬的一面之詞作為可靠證據，例如當時從流亡藏人口中得出的「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農奴制」說、「幾乎所有窮人至少有五至六頭牛和三十隻羊」說和「絕育手術」說。他指出這些暴動並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而是由部族的首領和富有的商人發動領導。同時指出，這些人就算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援助，也一定受到了他們的鼓勵。澳洲國立大學的 John Powers 教授批評譚·戈倫夫的著作，指出他不懂藏文（John Powers本人通藏語），對於西藏只採信負面的說法。外界對他著作的價值看法兩極。西藏作家嘉央诺布專文駁斥其書，認為他是為中共宣傳的「走狗」。另外， John Powers 亦指出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共兩方的論點各有矛盾之處。
爭議 > 文化滅絕說

藏族女作家唯色的丈夫王力雄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西藏當地藏族在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扫荡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西藏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並認為中共雖撥款給西藏，但多用於「表面建設」、「排场心理」或「用在地方官員享受」，北京為發展西藏現代化提供的無償撥款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無關，如西藏體育館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擺在大街上讓人們看」，而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的西藏大廈就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能够享受。同時指出西藏上下各級的“現代化”項目所提供的就業機會，絕大部分都是被由藏人為主體的“穩定集團”的“子女”們和“有關係”的人獲得，普通老百姓幾乎從無沾光的機會。唯色認為：「很難相信許多地方仍處在地獄的專制政權，能將西藏帶進人間天堂。我們承認傳統西藏社會制度有許多問題，但那已經是上個世紀過去了，今日中國竟然存在大量奴隸主與奴隸，所做所為比過去西藏奴隸制還要醜惡黑暗萬倍，他們又有什麼理由妖魔化西藏的過去呢？豈不可笑！」。唯色並認為藏人遭受差別待遇，無法自由進出西藏（需進藏許可證明），漢人則不需這類證明文件。
作家王力雄說：「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同時除了在誇大死亡人數方面，也指出达赖喇嘛和西方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誇張與離譜之處，包括「強迫西藏和尚與尼姑當眾性交」、「紅衛兵到處強姦婦女」、「小孩被驅迫為奴工」、「中共曾經誇口要在十五年內根除西藏語言」、「藏人死於中共迫害的人數為一百二十萬」、「在西藏自治區漢人已多於藏人」等說法。另外他認為藏人有崇拜强者的心态，但這個說法受到質疑。王力雄指出：「中國執政者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事情發生時中國官員總先把責任推乾淨，同時又要利用這類事件為自己擴權找理由與根據。在西藏自焚案中強調是境外勢力操縱與策劃的，因此我們強化鎮壓與維穩是非常重要的。要求中央撥更多經費，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形成了『吃反分裂的飯，升反分裂的官，發反分裂的財』這種官僚集團邏輯。」
藏學家次仁夏加教授反駁王力雄，說不應將藏人參與文革賦予特別意義，因為文革時不參與革命就是反革命，群眾沒有不參與的自由。王力雄指出：「當時“積極分子”（指監視和密告者）數量很多，無孔不入，而且非常活躍。那些“積極分子”恰恰都是藏人，當我問道為什麼西藏宗教能被禁絕得那麼徹底，如果絕大多數藏人都嚮往宗教的話，難道不是可以私下里進行宗教活動嗎？在廣闊的農村和牧場，在黑夜和黎明，漢人的眼睛是根本看不到的，他們的手也伸不了那麼長。回答我的藏人說：『那怎麼能行，家家都有年輕人，都是紅衛兵，他們看著呢，搞不成。』那些監視著他們父輩的年輕紅衛兵是什麼人呢？他們不是漢人。一個藏人回答我的『為什麼藏人會砸寺廟』的問題時激憤地說：『不砸還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說當時藏人砸寺廟是否都是出於被迫，即使承認這一點，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麼人呢？不錯，有漢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數量上更多）是藏人。」。據班禪的《七萬言書》記載，漢族及藏族幹部聯手對佛像、佛經、佛塔等文物進行大規模燒毀及破壞。
香港夏博義資深大律師（Paul Harris S.C.）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發表研究論文《西藏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認為根據國際法觀點，西藏擁有住民自決的權利，包括自決獨立。
美國國會對中國政府改善西藏的民生、對西藏的建設和發展以及為西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說法表示承認，但同時認為中国政府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亦認為中共大量移民到西藏，影响到西藏人的生存。徐明旭對「中國政府在西藏的現代化建設毁灭了西藏文化」一說作出反駁：「確認發展權也是不可剝奪的人權……美國讓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阿留申人與夏威夷土著波里尼西亞人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是不是也在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威脅他們的文化﹑侵犯他們的人權﹖」。
藏學家Elliot Sperling指出，中國政府在某程度上確實在適應西藏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又指出不容忽視遍布在西藏高原的西藏文化活動。西藏學者Robert Barnett和德國綠黨領袖Antje Vollmer也承認「文化滅絕」的指控並不正確。美國記者Erik Eckholm也指出，除了在城市生活的少數藏人以外，絕大多數的西藏價值觀以及風格都沒有改變，他們依然保留著明顯的「西藏特徵」。
外界立場與影響

西藏在清朝之前，自己擁有一千六百年以上的歷史（吐蕃王朝），西藏佛教自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法王由漢族、印度、尼泊爾引入西藏，經歷一千三百年的融合，成為藏民的精神支柱。西藏擁有屬於自身的文化、語言、文字、習俗，其藝術、舞蹈、音樂、曆法、文學、醫學也自成一個體系。清朝時期乾隆皇帝以「信黃教所以順人情，安國俗也」政策，認可了藏傳佛教僧侶享有過去已享有的「各種特權」，每年還額外「加賞青稞三百石」，使得相關寺院及其貴族擁有大量的田地、牧場、山林、牲畜，這種情況延續了217年。國民政府自1934年黃慕松入藏後開始重視「佈施」並逐年增加經費，延續中國歷代慣例。直到中共施行「土地改革（北京稱為西藏民主改革）」與「大躍進」才被迫中斷。中共所沒收的有形財產，據不完全統計1966年度估計約在200億美元左右。在北京眼中西藏只是一個長期停留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黑暗、野蠻族群，因此中共若要真正解放西藏就必須「徹底改造」，經由勞動改造與強迫僧侶還俗、娶妻，公開焚毀佛教經典等行為來減少宗教迷信，禁止具有西藏民族風格藝文活動來「避免不利於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強化政治教育思想改造。這些政策在近幾年則有改變。北京當局認為：「1949年以前西藏問題是英國帝國主義所造成，而後是由美國帝國主義所製造。中共並認為達賴喇嘛會逃亡，完全是英、美帝國主義從中煽動所導致」。
外界立場與影響 > 英國

英國於19世紀後期曾從英屬印度派兵入藏要求貿易，1943年，時任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向時任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發送一篇政策聲明，內容指出：
西藏政府實際上已認為西藏是一個自治區，並一直保持著超過30年的自主權；
我們（英方）的態度一直都是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但前提是西藏要被視為中國的自治區。
在十七條協議後，英國雖認為印度對於西藏的綏靖政策會助長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對緬甸、不丹、尼泊爾、錫金的「訛詐」，但仍支持印度對西藏的態度。
外界立場與影響 > 蘇聯

沙皇俄國認為中國對西藏僅有宗主權。中共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中表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各弱小民族有與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政後強調包含藏族在內的全中國少數民族，均有自主獨立建國的「分離權」。
國民政府認為二戰結束後因蘇聯阻止國軍登陸旅順、大連，中共及其同路人在中國境內各地挑撥學生進行反政府示威，鼓動學潮，外蒙古也在蘇聯指使下兵侵新疆發動「北塔山事件」，各地事件令國民政府難以應付，自然讓西藏輕視中央（熱振事件），助長獨立意識。
蘇聯早期認為西藏的赤化正代表著「美國、英國帝國主義的失敗」，形容中共為西藏的「解放者」。19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開始破裂，蘇聯開始指責北京當局「大漢沙文主義」、「違反馬列主義有關少數民族權力的原則」，隨後幾年更批評「北京屠殺藏族」、「西藏有自決權爭取成為一個獨立種族單位」
外界立場與影響 > 美國

在1950年6月，韓戰爆發，西藏噶廈請求美國提供援助，有學者認為美國在當時表示不願提供軍事裝備或資金援助，直到1962年在印度配合下，美國中央情報局才對西藏反抗軍提供了一定的協助，直至1971年停止。
亦有學者認為，在1958年，總共約有三百多名藏人在美國接受訓練，訓練項目包括破壞、布雷、間諜攝影及摩斯密碼。195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從其設在泰國的秘密基地空投武器、軍火及受過美國訓練的藏人到西藏，從1957到1960年間，共進行四十次空投任務，空投了四百噸物質、器材，但幾乎都被中共抓到。1960年，美國政府下令停止進入共產國家的領空，於是轉而從不丹和尼泊爾的數萬流亡藏人中招募藏人，接受美方訓練，再前往西藏進行遊擊戰，為中共帶來一定程度的損傷。亦說法指出，美國中央情報局於1955年捲入西藏戰爭，對西藏人員的訓練直到1964年才停止，60年代末期停止大部份的援助，1971年全面停止武器與經費的供應，然而，美國供應的資源從未達到足以影響西藏政局的地步。華府的目的是希望西藏能提供有用的情報資訊，美國不願中共獲勝，也不幫助西藏獨立。
外界立場與影響 > 印度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後，印度總理尼赫魯曾呼籲美國不要公開指責中共在西藏的行為，同時主張幫助西藏爭取更多自治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印度企圖繼承英國在藏的侵略權益」，指責「印度與其他擴張主義勢力企圖干涉中國內政」。1959年4月5日，中國人民日報警告印度「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隨後中印邊境發生衝突。1962年10月22日，中共對印度邊境發動軍事報復。達賴喇嘛到日本訪問時中國官媒新華社痛批：「日本反動政府拉攏印度反動派的反華工具達賴喇嘛訪日，從事罪惡活動，是嚴重的挑釁行為」。印度政府公开为藏人流亡集团提供支持，同时利用达赖喇嘛多次访问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来与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抗，但印度政府也非常了解西藏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明确的承认西藏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