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英殿
武英殿修书处

明朝时，司礼监负责刻书。清朝初年，改由内三院兼理刻书。清朝入关后，内三院撤销，刻书改由内阁、翰林院、内务府兼理。康熙十九年（1680年），设“武英殿造办处”，隶属内务府，兼承编刊书籍等事。该处下设监造处、校对书籍处。监造处下设书作、刷印作、刻字作等等作房；校对书籍处下设提调房、校勘房等等机构。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将监造处下设的砚作划归养心殿造办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将监造处下设的珐琅作划归养心殿造办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将露房归并到监造处之下。雍正七年（1729年），武英殿造办处更名为“武英殿修书处”，并且准予铸造印记，即“武英殿修书处图记”，为满文、汉文合璧的方形阳文印钤。至此，武英殿修书处正式成为监刊书籍的专设机构。
乾隆九年（1744年），裁撤铜字作；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撤销露房。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增设聚珍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将内务府下设的御书处裁撤，将其原有的刻字、制墨、托裱、墨刻四个作房的官员、工匠共计一百十八人，全部归并至武英殿修书处。这扩大并加强了武英殿修书处的业务。此后直到清朝灭亡，武英殿修书处的机构再没有较大变化。
武英殿修书处的主要机构设置如下：
监造处
书作：又称“作书作”、“装满作”。位于武英殿的东南廊房，时称“东作房”、“南作房” 。书作负责新旧书籍的装裱、修补等事。书作设有库掌一人、柏唐阿六人、委署司匠一人、委署领催二人、书匠十四人、齐栏匠四人、合背匠五人、界画匠六人。另外还有传用营造司锉书木匠五人。
刷印作：位于武英殿群房。负责刷印、齐订书页等事。刷印作设库掌一人、柏唐阿八人、委署司匠一人、委署领催二人、刷书匠四十人，若不够用，准予外雇。
折配作：位于武英殿群房。负责折配书页、经页等事。折配作设库掌、柏唐阿、司匠、领催管理。折配匠人多自外雇。折配作在《大清会典事例》以及武英殿修书处《则例》中，均没有单独记载，而是和刷印作合并记载，但实际上二者是分开管理的，这可从雍正以后的武英殿修书处档案中证实。
刻字作：又称“刻字馆”、“写字局”。负责钩摹御书、缮写板样、刊刻书板等事。刻字作分为宫内、宫外两个部分。宫内刻字馆（即刻字西馆）设在武英殿群房。宫外刻字馆（即刻字东馆）设在东安门外烧酒胡同路北。刻字作内设写字局、刻字东馆、刻字西馆；咸丰十年（1860年），又增设了刻字南馆，与刻字东馆、刻字西馆并称“刻字三馆”。光绪年间刊刻清穆宗《圣训》时，也是在刻字作进行，在若干文稿及档案上标示有“ 城内二修”、“ 城外二修”的字样。“城外” 刊板后，经东华门交往武英殿刷印、装潢。刻字作设有库掌、柏唐阿、司匠等人。工匠常设写字头目、刻字头目、刻字匠四到六人。遇到任务，准予外雇。
铜字作：负责铜字、铜盘、摆字、刷印书籍等事。铜字作设库掌一人、柏唐阿二人，摆字匠及刻铜字匠不定额。铜字作创设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后。雍正六年（1728年），《古今图书集成》书刷完后，铜字作承印其他书籍逐步减少。因年深日久，铜字被盗，管事人害怕受到连累，时值京师铜钱腾贵，故在乾隆九年（1744年）奏准毁字铸钱。铜字作随即撤销。
聚珍馆：创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位于西华门外北长街路东。是负责用木活字摆印书籍的作房。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命儒臣校辑《永乐大典》内的散简零篇以及天下的秘籍，汇成《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五月（1773年），乾隆帝又命馆臣从中选“世所罕觏”、“ 足资考镜” 之善本，重行发刻。乾隆三十八年十月（1773年），总理武英殿刻书事务王大臣金简奏准，用枣木活字套板刷书。乾隆帝认为“活字”不雅，故赐名“ 聚珍”。直到嘉庆八年（1803年），共摆印一百三十四种书籍。每种书前都冠有“ 武英殿聚珍版”六个字，以及乾隆帝御制“ 聚珍版十韵诗” 。后来，又单行摆印八种书籍。嘉庆中期，摆印书籍逐步停止，聚珍馆实际成为存贮“聚珍”之库。直到清末，聚珍馆仍然设有供事、收掌等官员、匠役在此听差，每年还获拨专款以备用。聚珍馆设摆书房、供事办事值房。设收掌一人、效力垫版收掌三人、摆字供事六人、柏唐阿二十二人、匠役八十九人。嘉庆十七年六月（1812年）定，以柏唐阿之前十二名承办垫版事务，后十名专管值班。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定，选留效力柏唐阿五人，其余人员调往他处听差。直到清朝末年，聚珍馆的编制再没有较大变化。有时，在聚珍馆听差的官员、工匠，也被临时调往提调处出任监修、监刊等任务。咸丰二年（1852年），调用聚珍馆的五名柏唐阿，用三个月清理聚珍木字。
御书处：原名“文书馆”。顺治朝设在西华门内路南。康熙二十九年，改称“御书处”。道光二十三年，划归武英殿修书处。御书处负责拓刻、临摹皇帝诗文、法帖手迹、造朱墨等等。下设刻字、托裱、制墨、墨刻四个作房。御书处设有库掌、委署司匠、柏唐阿等官员十二人，匠役一百十八人。同治、光绪年间，仍然存有“墨刻”、“拓刷作”或者“御书处”等等称谓，这说明上述作房仍保留。
其他机构：除了上述机构之外，监造处还下设有档案房、钱粮房、办事值房、值宿房、材料房、通行书籍售卖处，以及乾隆二十八年增设的督催房、查核房等行政办事机构。这些机构分别负责收发书籍、办理文稿、记录谕旨、编造奏销档册以及修书事项的督催、夜间值班、物料、工价、饭银发放、采买；对开支进行查核、奏销；发卖通行书籍，掌管书籍、板片库房等等。设柏唐阿、供事书更等官，但不定额。乾隆十一年定，档案房设委署库掌一人，由柏唐阿中选任。
校对书籍处：又称“校勘翰林处”、“翰林处”、“提调处”、“校对处”。位于武英殿浴德堂以及其周围的群房内。校对书籍处下设提调房、校勘房、办事值房等。校对书籍处负责校正文字、刊修书籍。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编纂《佩文韵府》，在此开局，康熙帝命翰林词臣详校，后来称为“旧修书处”，实际上是翰林处的前身。雍正三年（1725年）奏准，在此修书翰林等二十七人之中，选留六人备用，其他遣回翰林院。乾隆四年（1739年），因为校刊《十三经》、《廿一史》，又增添词员。此后，此处的官员渐成定制。校对书籍处设有满、汉总裁、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在此任职的翰林一般属于三种情况：一是皇帝宠信、学问优长、善于文词、书法之人；二是因故遭罢官但又长于学识之人；三是内廷供职不合格的翰林，被派至此处学习行走，康熙五十二年十月（1713年），康熙帝谕令大学士等：“翰林官员内，多有不识字义、不能诗文者，此皆教司不勤之故，……。此后，凡修书校书处，著并派庶吉士行走学习。”
武英殿修书处之官制，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向无定额。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才基本形成定制。武英殿修书处设管理王大臣，不定员，由皇帝从满、汉文武大臣及王公中简派，品级为正二品，为武英殿修书处的最高领导。监造处设兼摄行走内务府官员二人、正监造员外郎一人、副监造副内管领一人、委署主事一人、六品衔库掌一人、七品衔库掌三人（分别食七品、八品俸）、笔帖式四人、委署库掌六人（食九品俸）、柏唐阿、效力柏唐阿三十八人（食二两钱粮）、委署司匠二人（食八品俸）、委署领催六人（食三两钱粮）、苏拉二人、旗匠二百二十二人、招募匠八人（嘉庆以后裁减至六人）。正、副监造以下官员之升迁，通常由下一级官员中挑补；柏唐阿缺补，则从内务府上三旗的闲散幼丁中轮番选用。翰林处的官员，设满、汉总裁各一人（从二品），由皇帝自翰林学士中简派，总理翰林处的一切事务。下设提调二人、总纂二人（大约为从、正四品、五品俸）、纂修十二人、协修十人（大约为从、正七品至九品不等）、承发供事二人、领办供事六人、收掌二人、笔帖式四人（大约为从九品）、校录十人、誊录不定员（月食膏伙银三两）、苏拉八人（食一两钱粮）。翰林处提调以下官员的任用，先是由总裁提名，会同总理王大臣列名题请。翰林处官员虽然在此任职，但都隶属原单位。
修书处的主要任务有：
校勘、写刻、刷印、装潢、修补各类新书以及旧存的古籍。
誊录各类呈览书册，钩摹、刻拓御书以及御制诗文法帖等等。
缮写、刻印除夕、元旦以及皇帝的婚、丧、宴请等的礼节单，还有懋勤殿等处所用的档册。
缮录呈览本时宪书、万年书鉴、中星更录、星命须知以及其他零星的任务。
采买刊刷书籍需要而内库无存的各类物料。
存贮殿版书、石刻、法帖、墨迹以及各类书板。
发售准予通行的各类殿版书。
派出界画等工匠五名，分别常驻懋勤殿、方略馆等处听差，传办各类应急活计。
每年八月，派员赴文渊阁、文源阁，打扫并晾晒《四库全书》及修整书籍一次。
监造处和翰林处在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中各有分工。监造处负责刊刷、装演书籍以及支领钱粮、采买、给发物料等等事宜。翰林处负责咨取纂修、校勘书籍等等事宜。凡是更改板上字画、校正板样、刊刷部数、装潢书本式样、聚珍馆添补木字、领取纸张等事宜，翰林处均须行文监造处，由监造处官员下达给各作照办。嘉庆十七年（1812年），为了简化办事流程，重订了修书章程，改由翰林处直接传唤各作的工匠办事，但是需要立档给监造处备查。凡属于刷印、修改正本等项事宜，翰林处还需要派柏唐阿等员会同监造处派出的供事一起监修、监刊、监刷。书籍装潢完成，经总理王大臣审阅、复校后方可以呈送皇帝。每月初五日前，将承刊书籍的完成情况报送内阁稽察钦奉上谕处一次；每季度还需报送一次，并且附有已完、未完书目以及未完的原由；稽察钦奉上谕处将上述情况汇奏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