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在世評價 > 中國方面

1895年，孙在广州起义失败，世人多有不解其意者。报载称孙“有乱天下之才，所结党众，半为雄杰，况又有欧人助之”，“后患其可胜穷耶？”又如《申报》评价：“革命党以粤东逆犯孙文为首”，“为最足为害而又最未易除者”。孙“每在海外创为革命之说”，“一时信从者众”，清政府假若“再不振作也，窃恐其党潜滋暗长，一发难收。”孙日后回忆：“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但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清廷威信大减，至1900年“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
1903年，章士钊选译宫崎寅藏新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署名“黄中黄”，题名《大革命家孙逸仙》，在序言中对孙大加赞扬：“孙逸仙，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之所同议。……孙逸仙者，非一氏之所私号，乃新中国发露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天相中国，则孙逸仙之一怪物，不可以不出世。……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非孙逸仙而能兴中国也。”秦力山为该书作推荐序，称：“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孙文，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而岂知有如宫崎之所云云者。……大盗移国，公私涂炭，秦失其鹿，丧乱弘多。而孙君乃于吾国腐败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头颅性命，而虎啸于东南重立之都会广州府，在当时莫不以为狂。而自今思之，举国熙熙皞皞，醉生梦死，彼独以一人图祖国之光复，担人种之竞争，且欲发现人权公理于东洋专制世界，得非天诱其衷，天锡之勇者乎！”刘光汉题跋，将孙崇为中国民族革命第一人：“自奴夷背命，建虏交侵，大漠以南，虏骑如织。汉唐区宇，炎黄子孙，变发胡装，沦为贼役，为古今未有之奇厄。然汉族之对满族，无一日不演其竞争。……近世以来，种族之界浸于民心，排外之声沸于草野。然本民族思想为实行者，仅孙逸仙一人。……孙君以旷世之才，惯胡虏之辱，义旗甫举，险阻备尝，虽成败之数不可逆料，而影响之及中国者，吾知其非浅鲜。”
1903年，柳亚庐撰写《中国灭亡小史》，专辟一节《孙逸仙》，称道：“人虐天饕，英才尽矣，独佚仙热心共和，舍身民族，虽至蹉跌，志不稍解。十年磨剑，树独立之旌旗；九世复仇，理不平于种族。他日驱除异类，光复旧疆，扬自由革命之潮流，为东大陆之华、拿，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同年夏天，僧人黄宗仰在日本与孙相遇，当即表示“仰瞻星斗十年久”，又为之赋诗饯行：“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拿华剑气凌江汉，姬姒河山复故吾。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邦水奠新都。伫看叱咤风云起，不逐虏胡非丈夫。”将孙比作拿破仑、华盛顿。
1904年，高旭将孙与汉族历代先贤并列：“我祖黄帝没，数传失强权；异族恣攫喷，死灰屡复然。嗟哉我中夏，忍看污腥膻；子孙多不肖，祖业甘弃捐。刘裕朱元璋，伟烈堪比肩；是大光复家，宜把铜像镌。其余心此心，百折志不迁；仗义逐胡虏，正义壮山川。我拜王而农，黄书至今传。我拜岳武穆，我拜洪秀全，我拜文文山，我拜孙逸仙，我拜郑成功，谓此皆汉贤。”同年，刘师培推许孙为“革命大家孙逸仙”。华进说：“孙逸仙为吾国革命巨子，其事迹轰烈于全球。”《警钟日报》署名“共和”的文章《〈孙逸仙〉书后》称：“夫孙逸仙粤党之魁杰，西学之巨擎，固夙倡导民权自由之说，而最富民族思想者也。……二十世纪新中国之人物，超越前古，而必悬孙以为之的。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戢元丞坦言：“今青年之士，自承为革命党者虽多，实则皆随风潮为转移，不过欲得革命名称以为夸耀侪辈，未必真有革命思想。其真有革命思想而又实行革命之规划者，舍孙文以外，殆不多见也。”
1904年11月，中国教育会会员、留日归国学生陈去病称孙为“汉族所倚仗奇人”，认为孙在当时远赴美洲，以致无人领导广西的会党起义，使之终归失败，此乃“吾黄帝子孙之不幸”。
1905年8月13日，華興會幹部陳天華在日本稱赞孫：「有失敗之英雄，有成功之英雄。英雄而成功也，人謳歌之。英雄而失敗也，人哀吟之。若夫屢失敗而將來有成功可望之英雄，則世界之視線集焉。……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以將來有大望。雖為本族之英雄，而其為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為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眼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言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國民所公認也。」
1905年，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文学家金天翮在《小说林》杂志连载作品《孽海花》，其中将孙化名作“孙一仙”，文章描绘孙：“英语汉籍，无不通晓，且又学得专门医学。他的宗旨，本来主张耶教的博爱平等，加以日在香港，接着西洋社会，呼吸自由空气，俯瞰民族帝国主义的潮流，因是养成一种共和革命思想，而且不尚空言，最爱实行的。那青年会组织之始，筹划之力，算他为最多呢！他年纪不过二十左右，面目英秀，辩才无碍，穿着一身黑呢衣服，脑后还拖根辫子。当时走进来，只见会场中一片欢迎拍掌之声，如雷而起。”
1906年夏，归国的出洋五大臣之一端方递呈奏折，交待海外见闻：“以奴才使事所及，明访暗查，见夫无知青年，惑其邪说，什而七八。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近访闻逆党方结一秘密会，遍布支部于各省，到处游说运动，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册子，或用歌谣，或用白话，沿门赠送，不计其数。入会之人，日以百计，踪迹诡秘，防不胜防。”
章太炎曾在《民國報》、《神州日報》评价孫「长于议论，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1909年，章以原《民報》社長名義發表《偽民報檢舉狀》，批评孫“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如今“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并说孙以“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綜觀孫文所為，豈欲為民請命，伸大義於天下，但擾亂耳！”孫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章太炎认为「論功應屬黃興，論才應屬宋教仁，論德應屬汪精衛。」
1909年9月，陶成章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称《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评价孙：“窃念我同盟会初成立之际，彼固无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贸贸焉直推举之以为总理，不过听其大言……于是彼之名誉乃骤起，彼又借我留学生之革命党，推戴之名目，《民报》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报馆，于是亦逐渐有纪其事、称其名者。”指责孙独霸筹款，支援起义军和《民报》不力，造成革命事业失利，故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三项罪状。
宋教仁認為：「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怎麼辦呢？……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1911年12月27日，宋教仁对北一辉说：“孙先生实际上是个好人，我过去在东京那样攻击他，现在很后悔。黄君有很多人反对，不如由声望较高的孙先生出来更能纠合人心，对革命更为有利。”
1911年底，全国各省相继光复；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以《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为题，发表请孙归国组织统一政府的通电：“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12月25日，孙抵达上海；錫金軍政分府总理秦毓鎏致电：“聞公返國，歡曜莫名，神州大局，悉赖主持。”廣西軍政府副都督陆榮廷、王芝祥电称：“先生勉念吾民，以共和提倡宇内，登高一呼，乾坤廻軸。凡屬血氣之伦，罔不飲和食德。海内同望旌麾，匪朝夕矣。”江西軍政府都督馬毓寶等称：“贛省軍民，同為額庆。光復祖國，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閩都督司令部長許崇智等称：“先生提倡共和主義，奔馳海外，備嘗险阻艱難，二十年來始终如一，致漢族始有今日。思之涕零。”福州軍政府省交通部部长黄乃裳电称：“歡迎我君，並勸我君為泰東第一華盛顿。”12月30日，各省代表齐聚南京，新军第9镇统制徐绍桢在会上力主孙文：“革命先觉，苟选大总统，微其人莫属。”
1911年11月17日，《申报》刊载一篇时评，称黎元洪为“一介武夫，素不口谈革命”，反观“孙文数十年来专心一志，以谋中国之革命。其始之也，人人无此观念，而于彼独先。其继之也，屡仆屡起，人人无此坚忍，而于彼独不屈。其现在也，人人不料有此伟大之结果，而彼尚奔走于海外，以为国是之前途计。不急急于归国，以就浅近之荣誉。以革命言，彼固有首创之大功也。”
1911年12月，《民立报》为欢迎孙返沪归国，接连发表社论。20日，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称：“孙君具一种魔力，能使欧美人士，无论其居何等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故欧人前此惟知中国有李鸿章，李死惟知有袁世凯，今者有孙逸仙，而袁世凯次之。外人之敬重孙君，非为其为革命党首领之故也，以为有孙君之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而复可以为革命党首领。……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财政及外交问题，则吾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而尚有狭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 24日，徐血儿《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表示：“先生归国矣。先生屡年之惨淡经营，穷走海外，苦心孤志，独抱陆沉之痛者，竟有今日。……先生念同胞奴隶之惨，以三大主义为天下倡，言而能行，虽挫不衰，毅魄坚志，历二十年如一日。……祝先生为国珍重，使我中华国名与先生之名齐辉也。……黃浦之滨，数百万众，拍手扬巾，欢欣鼓舞者，为欢迎先生而来也。欢迎先生者，欢迎东亚自由之神，而造福生民于无穷远尽也。”
1911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公报》副主笔张祝南排除馆内拥袁议论，撰发《中华民国大总统当推孙逸仙论》，称“孙逸仙为倡始革命之人，人具知之，凡中国后来之秀，无不受其学说所嘉惠。今日全国革命家之爱戴，已早以大总统暗推许矣。”并解释其现实考量：“孙逸仙而有念恋权位之心，去国之后，何弗大张君主立宪之旗帜，迎合满廷，以图见用，而必持民族主义，大触清政府之忌妒乎？既提倡民族主义，拒抗满廷，困苦流离，日以铁血之苦心唤醒我民族，甘自刻厉，可断言无系念权利之心。惟其不趋重权利，以大总统归之，微特可以革除吾国之旧弊，而凡杂有君主性质之举动，无以复思于今日，即大总统之任，亦必视若倍屣，无留连护惜之心，以开未来之渐，共和民国可以永保无破坏之虞矣。”
1911年12月，中国社会党主席江亢虎表示：“武汉倡义，四方从风，旬日之间，光复太半。人徒知刈果之易，而不知种因之难。先生革命之种因，二十年于兹。二十年前之革命党，其困苦艰难，不啻倍蓗于吾党之今日。而先生卒百折不变以底于成，此先生之所以为先生，而本党所应是则是效者也。”
1912年，民国初创，王之元赋诗《胜棋楼睹徐中山遗像，想今日孙中山》：“此日棋楼睹写真，革命血战扫胡尘。中山事业辉前后，谁道今人逊古人！”把明朝朱元璋的中山王大将徐达，同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孙文并列。郭古举作诗《贺中华民国大总统》：“霹雳一声新世界，汉家旗帜五云悬。孤身去国六千里，缔造艰深三十年。令我士民齐捧日，缘公能力可回天。和风甘雨春台上，飏诵赓歌夹道传。”回叙孙的革命经历，表示对其功绩的肯定。金玉女士著《四杰赞：孙大总统中山》称：“一手劈开新世界，十旬光复旧山河。英雄未许息肩日，四海苍生患正多。”陈力铭女士作《神州四杰咏：孙中山》叹：“漂泊天涯二十年，中原让尔着先鞭。无端鄂渚秋风起，哭煞先时洪秀全。”
1912年，孙北上向袁承诺在十年内修筑铁路二十万里，袁世凯听后诧异，向亲信说：“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规世道人心告令》中评价孙等人：“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举吾国数千年之教泽扫地无余。求如前史所载忠孝节义诸大端，几乎如凤毛麟角之不可多得。”
1913年7月，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專訪黎元洪，在談及孫時，黎說：「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什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聼塗説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除了聽到一些他的煽動性演說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觀點。我對他的認識只有這麼多，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南方黨（或共和黨）決定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此舉是為了在道義上影響國內外視聽。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義上的總統。當時真正的革命領袖找各種理由拒絕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職位不會存在很長時間。孫逸仙離開中國時間長，與這裏的任何勢力均無關聯。他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什麼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1921年，戴季陶致信因粤军内部矛盾离粤的蒋介石：“先生之所长何在也？静江与弟，皆认忠厚和平，为先生唯一优点。吾人从未见先生以己所不欲者施诸人，亦未见先生在私人关系上，对人有丝毫怨雠之心；而不嗜杀人，尤为国中与全世界政治家所仅见者。中正和平四字，殆其生性，其他思想学问之优良，皆不过为其涵养其伟大人格之工具。……弟深知之，而不能望先生之德量于什一，非不欲学也，质不如也，然甚愿与兄共勉学之耳。”
1924年4月29日，吴稚晖致信陈炯明说：“孙文从不记人之恶，几为古今中外少有。”
程家檉［一说钮永建］說孫「氣度溫和端正得很，我生平未見第二人」，吳稚暉「驚駭他的好學」。
包惠僧：“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
谭延闿早年身属晚清立宪派，当时在他看来，“孙是只会讲外国话而没有读多少中国书的一个革命党人”，“所以也就开口闭口跟着一些人骂孙中山只会说大话、放大炮的一个人，亦呼孙中山为孙大炮”。后来谭延闿改奉革命理论，回顾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实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