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货币史
贝币时期 > 元明时期

元明时期，云南主要流通货币仍为海贝，当时资料中多称之为“海”、“海”、“子”、“子”、“子”、“蚆子”或“巴子”。《新唐书·南诏传》称贝币“十六枚为一觅”。元代《混一方舆胜览》记载云南贝币“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明代洪武年间僧无极《朝天集·贝生赋》记载“独贝呼庄，手为二对，八十成索，二十索为袋”。王圻《續文獻通考》称雲南海贝“以一為莊，四莊為手，四手為苗，四苗為橐”。朱國楨《湧幢小品》则称“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称“以一为庄，四庄为手，四手为苗，五苗为索”。檀萃《滇海虞衡志》记载“五苗曰索，以索贯之，则八十贝”。元明时期的记载，又将庄记为妆的，手有作首的，苗或记作缗，索或记作卉。方国瑜认为，“觅”与“苗”源自同音，贝币在南诏与元明时期的计数单位相同。《职林》记载“参军之俸，月百八索，名曰念珠曹，是其证矣”，结合《滇海虞衡志》“以索贯之”、《稗史类编》“二十手则索以贯之”等记载，方国瑜认为元明时期用贝是以绳索穿着使用的，每串八十枚为一索。不过，元明火葬墓中出土的穿孔贝币并无绳索穿系痕迹，也无成串贝币发行，杨寿川推测清人记载可能是贝币退出流通成为装饰品后的穿系现象被附会到明代之前。元明时期，民间货物及田宅买卖也多以贝作价，称若干索，仅极少数以纸钞作价。元明时期，印度、孟加拉和东南亚诸国仍以海贝为货币，作为南方丝绸之路途径地的云南长期使用贝币，也可视为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
| 单位通称 | 庄 | 手 | 苗 | 橐 | 索 | 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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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别称 | 个、枚、妆 | 首 | 觅、缗 |  | 卉 |  |
| 贝币数量 | 1 | 4 | 16 | 64 | 80 | 1,600 |
1253年，忽必烈征服云南，设行中书省，委派赛典赤·赡思丁治理云南。至元初年，元政府曾在云南推行钞法，发行“至元宝钞”纸币，但民众并不习惯，纸钞流通有限，赛典赤向元政府反映后，准许云南继续使用海贝。《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朝规定云南税赋以黄金为标准，用贝币折算缴纳，贝币三十索合黄金一钱，也就是黄金一钱值贝币2,400枚。《元史·食货志》记载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规定，花银一两价值等于元钞二贯，赤金一两则等于二十贯，金银比价为十比一，但因为云南产金，金价较低，根据《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押赤城（今昆明）为八比一，哈剌章（今大理）为六比一，金齿（今保山）为五比一，因此在全国行钞的情况下规定云南按黄金缴税，可征得更多的税赋。同时因云南产金，云政府曾专门设置官员进行管理，《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曾委任孛罗为打金洞达鲁花赤。《元史·刘正传》记载大德元年，云南行省官储海贝二百七十索，到大德四年，增加至一千七十万索。库存如此之多的贝币，可知市面上流通量之大。同时为稳定贝币价值，元政府严禁外地商人随意运输海贝至云南，将私运的海贝称为“私𧵅”。大德九年（1305年），元政府拨给云南行省万锭纸钞，用以与海贝共同流通，并规定非本地海贝等同伪钞。《元典章·户部·杂例》记载当时各处关隘盘查到私自贩运者需押解上级部门定罪，私巴则由政府没收。元朝时期，白银主要用于缴纳赋税，民间使用并不广泛，解送京师前银锭需按照朝廷规定铸造为元宝型；黄金除上缴中央的金锭外，大宗贸易中有使用金箔的情况。元代已经出现以银两购买田宅、捐建庙宇的记载。元朝行钞，铸钱不多，在云南也未曾推行铜钱。终元一代，贝币仍为市面主要流通货币。同时，盐币和缯帛等实物货币也仍有流通，并受政府认可。赵小平《元政府给云南特殊币政的原因探析》一文分析认为，元政府曾试图限制贝币流通量，并推行纸钞来统一币制，在云南实施允许贝币流通、不限制金银流通等特殊货币制度属于针对云南特殊省情做出的让步，究其原因，包括元代云南经贸大幅发展，尤其是与南亚、东南亚的贸易更为繁荣，贝币的市场需要非常稳定；云南金价比内地要低，政府以贝币兑换金银有利可图，因此允许云南以贝币纳税；而不限金银流通则因为云南产金银，且对外大宗贸易使用金银，对金银的需求量大。
明太祖朱元璋派兵派兵入滇后采取了移民屯垦、改土归流的政策，大量江西、南京的汉族人口被前往云南充实边境，云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与元代时类似，明朝的云南，仍是纸钞、银两和海贝同时流通。大明宝钞曾在云南局部地区少量流通。云南的商品经济在明代随矿冶的发展而进一步发展，民间大宗交易开始逐渐使用银两。永乐九年（1411年），云南溪处甸长官司以该司每年缴纳海贝七萬九千八百索，但当地并不产海贝，需从臨安府购置，请求折算成銀鈔缴纳，户部以缴纳海贝为洪武时的定额为由，不准其折算缴纳，而永乐帝称“取有于无，适以厉民，况彼远夷，尤当宽恤”，将其免除。王圻等编撰《續文獻通考》时查证认为，这只是一个特例，实际上雲南惯用海贝，并非用钱钞更多。方国瑜认为溪处甸缺少海贝是因为当地经济不发达，输入贝币太少导致的。《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403年），赐予居住于大理的汝南王朱有勋宝钞二万锭，海𧵅十万索。正统二年（1437年），户部曾奏请在雲南官俸时，除折鈔外，也发放海贝等物，如果各司缺海贝时，可从南京庫领取。正统三年（1438年），云南每石俸粮折海𧵅三十索。其后因麓川战事，米价上涨，改为每石折七十索。正统十年（1445年），户部曾奏请将雲南俸米每石改折一百索。正统十四年（1449年），战事结束，米价回落，改为每石折六十索。成化十七年（1481年），雲南在收缴户口商税課时，因钱钞不足，奏请改为折收海贝，户部准许收七成海贝。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贝币逐渐无法适应市场需求，开始出现贬值，在嘉靖年间开始逐渐衰落。而葡萄牙殖民者在16世纪初开始参与东南亚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不断挑起各国战争，破坏了当地与云南之间的传统贸易，加速了贝币从市场上的退出。早期贝币价值稍高，有人从中国东南沿海贩运还比，后贝币贬值，贩运无利可图，至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泰国、缅甸的商业活动，云南的海贝来源彻底无法维持。
明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云南较大城镇的贸易已流行用银。至嘉靖年间，明政府规定白银为法定通货，无论是纳税，还是大宗支付已大量使用银锭。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云南开设宝泉局，以两万两增税收入为铸本，开铸“嘉靖通宝”制钱，是为云南首次铸造方孔圆钱，但这批钱并未在当地使用，全部输往北京。后因运输困难，而当地流通不畅，铸钱都积压在库，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停铸。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在《罪惟錄》中記述万历四年（1576年），明政府批准云南布政司開鋳万历通宝，与海贝同时流通。然而云南民间仍习惯用贝币，铸钱再次积压。胡我琨《钱通》记载，云南巡抚饒仁侃上奏称云南民众不习惯用钱，奏请准许云南民间继续使用贝币，后明政府颁令停铸云南铜钱，将铸造的铜钱运至贵州充当军饷。万历六年（1578年），云南再次铸钱，同年八月在昆明宣布正式行用制钱，每八文抵银一分，不久改为十文抵银一分，旧钱则十二文抵银一分。万历八年（1580年）停铸。万历年间，因缅甸东吁王朝袭扰，云南丧失了从东南亚获取贝币的途径，转而从中国东南沿海运输海贝，至万历末年贝币贬值，贩运利润下降，不再有人转输。根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五年（1625年），云南再次开始铸钱，至天启七年已广为流通；而云南巡抚闵洪学《条答钱法疏》中称天启铸钱计划于天启五年，而从天启六年夏正式启动，首铸“天启通宝”七十余万文，于七月初十日在省城发行。贝币虽未被禁止，但已趋于消亡。崇祯年间，云南再铸行“崇祯通宝”，与贝币在省城附近共同流通，并有背“四手”的“崇祯通宝”传世，但可能仅为试铸钱。杨寿川《论明清之际云南“废贝行钱”的原因》一文分析认为，贝币在明朝末年没落与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币值过小的贝币已经不适应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同时云南当时以铜钱为主、白银为辅的货币市场也反映出其与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内地相对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差距。
明朝末年，明政府被农民起义军推翻。1647年，孙可望等人率领大西农民军余部由贵州进入昆明，当年秋天占领云南全省，建立新政权。大西政权在云南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币制改革。1647年4月，大西政权宣布废除明朝钱钞，熔铸寺庙、王府的铜像、铜器铸造“大顺通宝”钱。云南版大顺通宝背铸“工”字，色泽金黄，每枚重一钱四分。根据崇祯十七年（1644年）修撰的《邓州州志》记载，明末一两白银可兑换贝币三百五十索，而根据康熙《澄江府志》记载至永历元年（1647年）每两已可兑换七百索。1648年，孙可望受封秦王，改铸“兴朝通宝”钱，分三种版式：大的重六钱四分背铸“一分”，中的重二钱六分背铸“五厘”，小的重一钱五分背铸“工一厘”，均为权银钱。同时宣布废贝行钱，禁止海贝流通，违令者将被处以刑罚，通行云南多年的贝币正式被方孔钱取代，海贝成为单纯的装饰品，但部分偏远地区贝币直至清末民初仍在使用。1655年，李定国将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护送至昆明，停铸兴朝通宝，改铸永历通宝。云南所铸永乐通宝分背“工”小平钱、“五厘”和“一分”三个版式，以一分铸造最多。另外，还曾补铸崇祯、弘光和隆武等年号的铜钱。清朝灭亡南明永历政权后，在1757年将大西、南明货币定为伪号钱，限期收兑熔铸。仅大顺通宝因被认为寓意吉祥，在云南一些农村常用作新建房屋时的吉语钱而大量留存下来。
云南采金历史悠久，元代时大量开采，产量名列各省第一，每年向朝廷缴纳金锭9,000两，占全国的37.8%。明代，云南除缴纳金课以外，还需缴纳贡金，到天启三年（1623年）才暂停贡金。金锭并不作为货币流通，仅充作皇室库存。货币方面，云南自元代开始制造金叶用于国内外贸易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