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ford-oval/wikipedia huggingface dataset:
Firebase
服务 > 開發工具 > Cloud Firestore

在2019年1月31日，Cloud Firestore正式脫離beta版，使其成為Firebase系列的正式產品。 它是Firebase原始數據庫系統Real-time Database的後繼產品，並且允許嵌套文檔和字段，而不是Real-time Database中提供的樹狀視圖。
服务 > 開發工具 > Firebase Storage

無論網路頻寬為何，Firebase Storage均可為Firebase應用程序提供安全的文件上傳和下載，以用於存儲圖像、音頻、視頻或其他用戶生成的內容。 它由Google Cloud Storage提供技術支援。
服务 > 開發工具 > Firebase Hosting

Firebase Hosting是一项靜態與動態的Web托管服务 ，於2014年5月13日啟動。它支持託管靜態文件，例如CSS、HTML、JavaScript和其他文件，還有支援Cloud Functions。 這項服務透過HTTP安全 （HTTPS）和安全套接字层加密（SSL）並藉由内容传递网络 （CDN）來傳遞文檔。 Firebase與CDN Fastly合作提供基於CDN的Firebase託管服務。 這間公司指出，Firebase Hosting的發展源於客戶的要求。開發人員將Firebase用於其實時數據庫，但需要一個託管其內容的地方。
服务 > 開發工具 > 機器學習套件

ML Kit是面向開發人員的行動机器学习系统，2018年5月8日在Google I/O以beta版發布。 ML Kit API具有多種功能，包括光學字符識別、檢測人臉、掃描條形碼、標記圖像和識別地標。當前可用於iOS或Android開發人員。如果給定的API不夠，您也可以導入自己的TensorFlow Lite模型。 這些API可以在設備上或在雲端上使用。
服务 > 穩定性 > 錯誤報告

崩潰報告可創建有關應用程序錯誤的詳細報告。將錯誤分組為具有類似堆棧跟踪的群集，並根據對應用程序用戶的影響的嚴重程度對其進行分類。除了自動報告，開發人員還可以記錄自定義事件，以幫助捕獲導致崩潰的原因。 在收購Crashlytics之前，Firebase使用的是自己的Firebase Crash Reporting。
服务 > 穩定性 > 性能

Firebase Performance提供有關應用程序性能和用戶體驗的延遲的分析。
服务 > 穩定性 > Firebase測試實驗室

Firebase測試實驗室提供了基於雲端的基礎架構，用於一次操作即可測試Android和iOS應用。開發人員可以在各種設備和設備配置中測試他們的應用程式。
Firebase控制台提供了包括運行紀錄，影片與屏幕截圖在內的測試結果。即使開發人員沒有為其應用編寫任何測試代碼，測試實驗室也可以自動運行該應用來尋找錯誤。 目前，iOS測試實驗室仍處於測試階段。
服务 > 穩定性 > Admob

Admob是接入Firebase的Google產品之一。
服务 > 增长 > Firebase動態鏈結

動態Firebase鏈接是智能URL，可動態更改其行為以在多個平台（包括電腦網路瀏覽器，iOS和Android）以及行動應用程序的深入鏈接中提供「最佳可用體驗」。動態鏈接可在所有應用安裝中使用：如果用戶在iOS或Android上打開動態鏈接，但未安裝該應用，則系統將提示用戶先安裝該應用。安裝後，該應用程序將開始運行並可以訪問該鏈接。
Firebase動態鏈結將於2025年8月25日關閉，Firebase動態鏈結提供的所有連結都會停止運作，且將無法再建立新連結。
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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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官方网站
月琴

桃園景福宮鈞天社月琴
月琴是一種流传于东亚的中国传统彈撥樂器，源于阮，身形圓潤，颈柄細短，音色分明、銜接流暢，從宋朝起作为樂器“阮琴”的异名，從清朝開始逐漸和阮琴分家，短頸月琴於1950年正式被中國大陸確立為一種獨立的樂器。
歷史

唐代始就有月琴之名，取其形圆似月、声如琴。北宋陈旸《乐书》（卷一四一）载：“月琴，形圆项长，上按四弦十三品柱，象琴之徽，转轸应律，晋阮咸造也。”当时月琴的形制与阮相近，后来逐渐变化。
中國清朝時期出现八品左右的短颈月琴，之後月琴就越來越與阮琴差別化，因其短胖的構造而特別適合演奏高音，常用于戏曲曲艺的伴奏。
月琴廣泛出現在中國大陸、台灣、日本和越南，早期月琴和阮琴一樣為长颈，一般有十二品左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中國的所有民族樂器都進行了仔細的定義和現代化改良，1950年代月琴正式和阮琴分道揚鑣，在中國大陸月琴就專指“短颈月琴”；但在東亞其他地區卻不一定，由於缺乏對月琴的官方定義，所以理應歸類為阮琴的“長頸月琴”在台灣、日本和越南也能被算作是月琴。
日本和越南的月琴均於19世紀中期受到清朝月琴的影響，因為其聲音的表現力很高，因此被融入日本和越南的民族樂器之中；台灣的月琴同時受到明朝月琴、清朝月琴和日本月琴的三重影響，因此在台灣月琴的種類和定義較為雜亂，但也衍生出豐富的演奏文化。
月琴可以按十二平均律增加品數以拓寬音域，改良共鳴箱構造以放大音量，並開辦月琴專業，劉錫津等作曲家創作許多月琴曲和月琴協奏曲。
短颈月琴通常使用木制圓形音箱，亦有八角形音箱的品种。面背板中間橫置2音樑，音樑中間有2音柱。張4根弦，通常是5度定弦，演奏時左手按弦，右手持撥子彈奏，音域約2個8度。音量較小，音色清脆柔和，適合抒情性的說唱，可以烘托故事的氣氛，多用於戲曲、曲藝和歌舞伴奏，也用於合奏。
漢族月琴 > 京劇月琴

京劇月琴（京月琴）與京胡、京二胡配合，是京劇唱腔最主要的3件頭伴奏樂器，合稱「3大件」，負責樂隊的旋律部。京二胡被發明前，京劇樂隊的3大件是：京琴、京劇月琴、京劇三弦；京琴、京二胡、京劇月琴、京劇三弦合稱「4大件」。
在台灣，京劇文武場伴奏用的京劇月琴通常用1弦月琴，有時用2弦月琴。台灣北管音樂使用的北管月琴（北月琴）形制極接近傳統京劇月琴，通常有1條弦，有時2條弦。
傳統京劇月琴有1至4條弦，可能有以下幾種情形：
1弦月琴
2弦月琴，同音
2弦月琴，5度定弦
3弦月琴，2條同音，1條與另外2條為5度定弦
3弦月琴，同音
4弦月琴，2同音弦一組，2組為5度定弦
4弦月琴，同音
漢族月琴 > 台灣月琴

是台灣歌仔戲、歌仔說唱、民謠說唱重要的樂器。琴頸較長，音箱為木製圓形，偶有6角形或8角形，面板常用台灣泡桐所製，設4相7品，張2條弦，偶有3條弦（其中2弦同音），以純4度定弦為主，演奏恆春民謠曲牌《四季春》等特定曲調時用純5度定弦。早期用蠶絲弦，現常用尼龍弦，頗流行使用釣線。
在台灣，台灣月琴、殼子弦、大廣弦、品仔（台灣笛）合稱「4大件」。
常用月琴彈唱或伴奏的歌仔曲有台北哭（三空仔；賣藥仔哭；賣藥仔調；乞食調；紅土調；江湖調，以空弦3-6 mi-la的士工管演奏）、雜唸仔（雜嘴仔；雜碎仔，以空弦2-5 re-sol的合尺管演奏）、大哭（正哭）、小哭（艋舺哭；崁仔腳哭）、反哭（新哭；彰化哭；宜蘭哭）、台南哭（九字哭）、七字仔（以空弦3-6 mi-la的士工管演奏）等，常搭配大廣弦、洞簫或與殼子弦、大廣弦、台灣品仔（台灣笛）4大件為主組成樂隊。
士工管空弦3-6 mi-la，合尺管空弦2-5 re-sol，上六管空弦5-1 sol-do。
台灣屏東的恆春調有思想起、五孔小調、平埔調、四季春、牛尾絆等。
漢族月琴 > 南月琴

台灣月琴在20世紀初從台灣傳到福建南部（閩南），用於閩南的歌仔和歌仔戲伴奏，同樣設4項7品，但張3條弦（其中2弦同音）的情況多於台灣。
最有名的月琴彈唱傳承人是台灣去的溫紅塗（紅土）和他的學生邵江海、紀芋如（曾到台灣發展）。
台灣月琴、殼子弦、大廣弦、台灣品仔（台灣笛）4大件因為是台灣樂器而在中日戰爭期間被陳儀主政的國民黨當局查禁，邵江海和林文祥等溫紅塗的學生以南管的三弦代替月琴，發明六角弦代替殼仔弦，以低胡代替大廣弦，以尺八、洞簫代替品仔。
彝族月琴

彝族等少數民族亦以有彈奏月琴的傳統。
日本清樂月琴

日本的明清樂中也大量使用月琴，其中明樂（日本風格的明朝音樂）以長頸月琴，即今日之阮琴為主；而清樂（日本風格的清朝音樂）以短頸月琴為主，兩者皆以月琴為主演樂器。
中国的月琴在唐代传入日本，19世纪30年代达到最盛时期，遍及一般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月琴在日本被禁，战后又得以恢复。
長原梅園『月琴俗曲今様手引草』明治22(1889年)5月
1886年左右
『月琴獨稽古』明治45(1912年)
明清樂演奏會(2022年4月)
明清樂露天音樂會(2022年11月)
月琴演奏家 > 中国大陆月琴（兼京劇月琴）

馮少先
雷群安
沙瑪烏芝(彝族)
月琴演奏家 > 台灣月琴 > 歌仔

汪思明（原名汪乞食，溫紅塗、陳玉安的師兄，台北大稻埕人，歿）
溫紅塗（又名溫紅土，汪思明的師弟，陳玉安的師兄，人講是台南人，歿）
陳玉安（又名陳加走，汪思明、溫紅塗的師弟，台北縣今新北市人，歿）
呂柳先（原名呂石柳，台北縣今新北市人，汪思明的學生，歿）
陳冠華（原名陳水柳，台北萬華人，歿）
吳天羅（雲林土庫人，歿）
邱鳳英（原名邱查某，楊秀卿的老師）
楊秀卿（台北縣今新北市人，歿）
洪堯進（彰化二林，歿）
簡金發（簡壬癸）（宜蘭人）
許再添（彰化市人，歿）
蔡春安（台中沙鹿人，歿）
王玉川（新竹市人，歿）
楊金鳳（彰化鹿港人）
劉文亮（歿）
柯銘峰
月琴演奏家 > 台灣月琴 > 恆春調

陳達（屏東恆春人，歿）
張新傳（屏東恆春人，歿）
張文傑（屏東恆春人，歿）
朱丁順（屏東恆春人，歿）
月琴演奏家 > 台灣北管月琴

林宗仁（臺北板橋人，歿）
月琴演奏家 > 南月琴

邵江海（溫紅塗的學生）
紀芋如（溫紅塗的學生，曾到台灣發展）
鄭解放
民樂月琴重要創作樂曲 > 1950年代

《松花江漁歌》1958年，馮少先、曹大泡
民樂月琴重要創作樂曲 > 1980年代

《北方民族生活素描》1980年，劉錫津
《鐵人之歌》1980年，劉錫津
民樂月琴重要創作樂曲 > 1990年代

《北大荒狂想曲》，隋利軍
《樹上的搖籃》，孟慶彪
《阿瑪架》，孟慶彪
民樂月琴重要創作樂曲 > 年代不明

《雙牛耕田》
《挖河泥》
《挑河泥》
《夜耕》
《春天》
《錫山之夜》
參考資料

↑  宋代陈旸所著的《乐书》记载“月琴...晋阮咸造也”，成书于清末的《清稗类钞》记载“月琴，八角木槽而微凹，其面柄貫槽中，四絃覆手，曲首似琵琶。通體用紫檀，槽面用桐木。本名阮咸，亦呼曰阮。”
林守駰

林守駰（1880-1965）为《砂罗越国志略》作者。時任砂拉越王國高官，奉末任白人拉者（英语：）（越王）查尔斯·维纳·布鲁克（英语：）之命，从政府档案与《砂拉越宪报》（Sarawak Gazatte）中翻译出政府的史事，作為1924年所成立教育部的改編課本——於1926年2月写成《砂罗越国志略》，同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为印刷出版发行。
该书为首本由华侨所撰写有关砂拉越的华文书籍，並作為砂拉越王國教育部指定課本，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方被廢止。林氏是诗巫第一个闽侯籍貫的法庭翻译官，他既翻译了《砂罗越史略纪》，也是诗巫福州公会战后主席，同时协助成立民都鲁福州公会。
林氏所撰写《半世纪来的新福州》收錄於1951年诗巫福州公会所出版《诗巫福州垦场五十周年纪念刊（1901-1951）》，內容译自《砂拉越宪报》的有关史料，资料性强，对了解新福州华侨开发诗巫垦场的历史，很有参考价值。
年表

| 年份 | 事蹟 | 砂拉越局勢 | 世界局勢 | 備註 |
| --- | --- | --- | --- | --- |
| 1880 | 出生 | 1883年擴張至峇南河（英语：）一帶、 1890年擴張至林夢 | 1895年甲午戰爭 |  |
| 1902 |  | 詩巫市區成立福州會館 | 1900年北京發生八國聯軍之役 | 港主黃乃裳於1900-1904年墾殖詩巫 |

| 20世紀初 | 南渡砂拉越詩巫（新福州） | 1868-1917年白人拉者（英语：）查尔斯·安东尼·约翰逊·布鲁克（英语：）在任、 1905年擴張至老越 | 1904-1905年日俄戰爭 | 1903-1935年富雅各牧師（James Matthew Hoover）在詩巫照顧基督徒移民，黃乃裳於1904年返回中國後，同年白人拉者委其為詩巫華人領袖 |
| 1909 |  | 福州會館改名光遠社 | 1910年庇能會議 |  |
| 1910年代-1941 | 服務砂拉越政府三十多年，曾任法庭翻译官 | 1917-1946年白人拉者查尔斯·维纳·布鲁克（英语：）在任 |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 任至高級文員 |
| 1917 | 與鈡瑞通合捐紅柴瓦，重蓋新福堂 |  |  |  |
| 1924-1925 | 任傳道，為籌建福源堂募捐 | 1925年光远社因辛亥革命成功並疲於調解同鄉糾紛，改名光远慈善社專注於同鄉慈善事務 | 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 | 1925年一位美国寡妇为纪念其亡夫而奉献5千美元为福源堂建筑费，故該堂英文命名”MASLAND CHURCH” |
| 1926年2月 | 写成《砂罗越国志略》 | 砂拉越王國将《砂罗越国志略》作為教育部指定課本，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方被廢止 | 1926-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 | 同年8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代为印刷出版发行，该书的出版，成为华侨撰写的第一本有关沙捞越的华文书籍 |
| 1928 |  | 3月7日，诗巫全市惨遭火灾，光远慈善社二木屋顿成灰烟，早年记录册焚毁无遗、 同年視察詩巫中興小學，見校舍狹窄簡陋，力促遷徙他處另建 | 12月29日東北易幟 |  |
| 1941年 |  | 3月16日，诗巫福州垦场40周年纪念，因世界大势紧张而取消、 9月24日,砂拉越王國在古晉舉辦建國一百週年紀念（1841-1941） | 1940年9月日军入侵法属印度支那 |  |
| 1942年元月-1945年9月 | 日本佔領砂拉越，解職歸田 | 英属婆罗洲日占时期、 1947年1月5日成立福州公會，光远慈善社之组织仍获得保留，并负责慈善工作包含管理榕属墓园 | 1937-1945年八年抗戰、 1945年联合国成立 |  |
| 1948 | 将詩巫福州公會章程蓝本寄予美里福州公会，助其向政府注冊 |  |  |  |
| 1951-1956 | 1951年3月16日撰寫譯自《砂拉越憲報》(Sarawak Gazatte）的《半世纪来的新福州》 詩巫福州公會第二至第四屆主席 | 1950年砂拉越直辖殖民地次任總督邓肯·斯图尔特（英语：）在詩巫遭羅斯利多比（英语：）刺殺不治 | 1947-1989年發生冷戰、 1950-1953年發生朝鮮戰爭 |  |
| 1955 | 出版《詩巫俚句上》 | 1956年胡椒產量產世界⅓ | 4月18日萬隆會議 |  |
| 1957-1962 | 詩巫福州公會第五至第七屆名與主席 |  | 1957年馬來亞獨立、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  |
| 1963 |  | 7月22日砂拉越開始自治、 9月16日砂拉越與北婆羅洲（沙巴）、馬來亞及新加坡共組馬來西亞 | 1963-1966年印马对抗 |  |
| 1965 | 去世 | 1967年1月13日黄乃裳中学正式开课 | 新加坡退出馬來西亞 |  |
相關條目

人：黃乃裳、白人拉者查尔斯·维纳·布鲁克（英语：）
事：辛亥革命、八年抗戰
時：砂拉越王國、英属婆罗洲日占时期、英屬婆羅洲、砂拉越直辖殖民地
地：詩巫、砂拉越、馬來西亞、上海商务印书馆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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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巫新珠山興化人的學校－－中興小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towns & villages 城鄉郊野之間，2012年
↑  光远慈善社 管理 榕属墓园已有近百年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星洲网，2012年
↑  本会简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美里福州公会，2016年
↑  历届理事列表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詩巫福州公會，2016年
↑  詩巫俚句上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2013年
↑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SARAWAK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1946 TO 1963) (Pg.11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砂拉越大學（UNIMAS），2002年
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

如无特别说明，此條目中的“中國”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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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
諺文: 
汉字: 

文观部式: 
马-赖式: 
 
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是指朝鲜战争后期，交战双方在战俘遣返的原则上陷入尖锐分歧，成為停战的最大障碍。1951年12月，朝鲜停战谈判进入战俘议程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停战后双方战俘应“全部遣返”，主导联合国军的美利坚合众国则坚持“自愿遣返”（后修改为“不强制遣返”）。双方为战俘遣返的原则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外交和军事斗争。1953年3月，双方开始交换重伤病战俘并寻求最终停战。1953年4月，由于苏联和朝鲜急于结束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在谈判中事实上接受了美国提出的“不强制遣返”，美国也在遣返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双方于1953年6月8日达成了包括战俘遣返协议在内的《朝鲜停战协定》。
至1953年9月，朝中方面向联合国军交还重伤病战俘684人、直接遣返的战俘12,773人（其中大韓民國國軍戰俘（英语：）7,862人、美英法等国战俘4,911人）；联合国军向朝中方面交还重伤病战俘6,670人（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1,030人、朝鲜人民军战俘5,640人）、直接遣返的战俘75,823人（其中朝鲜人民军战俘70,183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5,640人）。根据协议，余下的不直接遣返的22,604名朝中战俘（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14,704人、朝鲜人民军战俘7,900人）与359名联合国军及韓國軍战俘（韩国国军战俘335人、美军战俘23人、英军战俘1人）被转交给为战俘遣返而专门成立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英语：）看管，在停战双方派出代表对战俘进行解释后，将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1953年12月解释进程终止，1954年1月时所有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命运都已确定，除去在战俘营内死亡的朝中战俘，其他战俘当时的去向分别为：中国志愿军战俘14,235人前往台湾，440人返回中国大陆，12人前往印度；朝鲜人民军战俘7,604人南赴韩国，188人北返朝鲜，74人前往印度；美军战俘21人前往中国大陸，2人返回美国；韓軍战俘325人北赴朝鲜，8人南返韩国，2人前往印度。
大批朝中战俘在解释终止后没有选择遣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称其很难估计由于害怕听说要产生的后果而未行使其遣返权利的战俘数目，《人民日報》報導中称這主要是由于這些戰俘在戰俘營內被長期灌輸恐懼的結果，并怀疑全体朝中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等国政府强烈谴责联合国军以战俘营内的恐怖统治阻挠朝中战俘自由表达遣返的意愿。现有研究称这是美国、韩国和中華民國反共宣传的一次胜利。
背景

参见：朝鲜停战谈判和日内瓦公约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军事介入，战争从南北朝鮮之间的内战发展为冷战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国际冲突。1951年夏，战线重新回到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1951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在开城正式开始停战谈判。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中将为首席代表，谈判工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李克农在二线从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处获得指示，确定谈判方案。联合国谈判代表团以美国远东海军司令查爾斯·特納·喬伊中将为首席代表，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根据美國政府的政策制定谈判计划。7月26日，双方确定了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戰俘安排是其中的第四项。11月，双方在前三项议程上已经达成妥协，12月11日进入了战俘议程。
《日内瓦公约》在1929年缔结时規定战争结束或达成停火后须遣返全部战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苏联长期扣留德国和日本战俘做苦力，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又加入了要求尽快遣返战俘的内容。公约第118条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第七條规定“各缔约国对其认为需另作规定之一切事项得订立特别协定。是项特别协定不得对本公约关于战俘所规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响﹐亦不得限制本公约所赋予彼等之权利。”
美国是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虽然美国國會一直到1955年才正式通过公约，不过，美国政府针对苏联扣押战俘的行为，一直表示支持严格遵守公约关于战俘应当尽快全部遣返的条款，在1951年7月宣布将遵守公约。虽然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不过两国政府在战争开始后先后宣布遵守公约。因此，虽然《日内瓦公约》对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由于双方都声明会遵守公约，战俘遣返在表面上看似乎不会成为停战的障碍。
双方最初态度

停战谈判开始后，中共和苏联的领导人都相信能很快实现停战，并没有料到战俘问题会成为达成停战的最大障碍。1951年12月，朝中谈判代表正式提出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而美國已經知道一些中朝战俘不願意被遣返，因此联合国谈判代表在1952年1月2日提出按照战俘的意愿自愿遣返。此提议立刻遭到朝中方面强烈反对，双方从此在战俘遣返问题上陷入了长期尖锐的斗争。
双方最初态度 > 朝中苏：全部遣返

1951年7月，在停战谈判的启动阶段，朝鲜、中共和苏联经过协调，由毛泽东指挥谈判。经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朝中在7月5日达成的《关於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中决定，朝中方面关于战俘问题的立场是：在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双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此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战俘问题都很乐观，毛泽东在11月14日向斯大林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文通报中方意见：“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估计这一问题不难达成协议。”11月19日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关于遣返问题，中朝两国存在矛盾。中国担心战俘前往台湾而反对自愿遣返，但是朝鲜因為美国空军持续给朝鲜造成惨重的损失，也担心抓捕的大量南方劳动力会被强制遣返回韩国，不願在戰俘問題上堅持全部遣返。
双方最初态度 > 美国：酝酿自愿遣返

在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夕，美国决策层内部开始酝酿让朝鲜战俘和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由於朝中拒絕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規定向紅十字會報告战俘的數字，美国並不知道朝中手中有多少联合国军战俘。美国原本估计对方控制着约9万联合国军战俘，与联合国军手中的13.2万朝中战俘人数相差不多。1951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关于战俘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一对一”交换。不过美陆军心理战部门随即提出了“自愿遣返”的设想，在美国决策圈内引起了持久的兴趣和争议。由于自愿遣返对美国有利有弊，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之间意见分歧严重，並反覆發生變化。
1951年7月5日，陆军心理战作战处处长（Chief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罗伯特·麦克卢尔（英语：）首先在美决策圈内提出“自愿遣返”的设想。麦克卢尔从军事心理战的角度向陆军参谋长勞頓·科林斯建议：让曾是中華民國國军的中共俘虏自己选择是否去台湾。他相信这些战俘若被遣返回中国大陸，很可能被处以重刑甚至处死，而利用台湾在法律上属于中国的地位，将中共战俘送往台湾在字面上并不违反《日内瓦公约》。尽管联合国军控制的朝鲜战俘远多于志愿军战俘，但麦克卢尔把心理战的重点放在了志愿军身上，他认为“自愿遣返”将鼓励志愿军投降，对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心理战有直接的好处。柯林斯进一步建议也要给朝鲜战俘选择的权利，并把此事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征求意见，李奇微答复道，虽然这项政策符合人道主义，但却会开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先例，并将妨碍在朝鲜和未来战争中的己方战俘安全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总体上倾向于采纳这一建议，不过他们意识到这将成为违反《日内瓦公约》战俘条款的先例，因此建议把“遣返”重新定义为只限于自愿遣返的战俘。由于自愿遣返超出了纯军事的范畴，代理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英语：）把这个设想提交给国务院讨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反对自愿遣返，在8月27日回复国防部的信中他认为，自愿遣返违反《日内瓦公约》，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考虑，他反对这项会危及联合国军和韩军战俘全数安全返回的建议。军方基本接受了国务院的意见，即只有遵守《日内瓦公约》才能保证己方战俘顺利返回。洛维特还认为，既然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就不应该拿己方战俘的福利为代价讨价还价。
就在军方从自愿遣返的立场上后退时，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介入改变了美国在战俘问题决策上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方盟國將為德國而戰的蘇聯及東歐裔戰俘遣返蘇聯，結果他們回國後多數立即被處決，使盟國十分難堪。約瑟夫·麥卡錫參議員指責國務院中的共黨同路人故意將反共人士交給史達林屠殺，杜魯門因此決定不再重蹈遣返反共人士的覆轍。1951年10月29日，杜鲁门在同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讨论战俘问题时说，中朝战俘数量较少，全部交换不公平；而且他“不愿意遣返那些向我们投降并同我们合作的战俘”，除非能以此换取靠其他方法得不到的中朝方面的重大妥协。一向忠于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随即转而支持自愿遣返，而原先提出自愿遣返的军方此时却成了反对的一方，从在前线谈判的李奇微、喬伊到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表示反对，代理国防部长则持中间看法。军方认为，朝中方面绝对不会接受自愿遣返，让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僵持下去只会拖延战争，让联合国军遭受更多的伤亡；如果只放回部分中朝战俘，那么对方很可能会扣下等比例的联合国军战俘作为报复，这就会影响到己方战俘全数遣返。作为前线的司令官，李奇微认为削弱共产主义影响的政治考虑应当服从于确保己方战俘尽快遣返这一基本目标，因此他建议全部交换战俘。1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的指令草案中虽然仍以“一对一”交换为叫价，但底线已改为全部交换：“为了使全部或者最大数量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为了避免他们的回归被不可接受地拖延，或为了防止停战谈判破裂，如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不过考虑到总统和国务卿对自愿遣返的强烈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7日向杜鲁门上报草拟给李奇微的谈判方针，建议先提出“一对一”交换，若中朝方面在某几项条件上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就提出自愿遣返。杜鲁门批准了这一给李奇微的指示，並特別强调：只要谈判不至于破裂，就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坚持“一对一”交换的立场。此时谈判议程已经要討論战俘問題，美国只决定在谈判中提出自愿遣返原则，但尚未将自愿遣返作为美国的最终立场。
談判戰俘問題 > 美國“不強制遣返”原則

1951年12月，停戰談判正式進入戰俘問題的議程。雙方交換的戰俘名單顯示中朝手中的戰俘數量大大少於美方預期，朝方還曾承認部分韓軍戰俘已經加入朝鮮，這讓聯合國軍在戰俘問題上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
1952年1月2日，聯軍談判代表提出自願遣返戰俘，遭到朝中代表強烈反對，美國隨後將“自願遣返”修改為“非強制遣返”。杜魯門了解到，他的主要西方盟國都不反對這一原則，美國國內輿論也要求他採取“堅定”態度，韓國和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早就要求獲得戰俘並取得反共宣傳上的好處。經反復權衡，杜魯門2月27日正式決定，美國對戰俘遣返的“最後立場是不同意任何需要向共產黨方面強制遣返戰俘的行動”。
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宣布：“強制遣俘與我們在韓國行動的基本道義和人道原則相背。我們不會為了買一個停戰協定，而將人類置於被屠宰或奴役的境地。”杜魯門公開宣稱堅持非強制遣返原則是出於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考慮，不願意重演二戰後蘇聯戰俘被強制遣返的悲劇，但這一決策的背後也有著明確的政治計算。
1952年2月27日，美參聯會將杜魯門的決定正式通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授權他將那些可能會強烈反對遣返的中朝戰俘從戰俘名單中刪除。在談判中，美方代表 Ruthven Libby 指出：中朝方面承認，在戰爭初期曾經對戰俘進行改造，讓他們選擇是遣返，還是加入中朝軍隊，所以已經採用了「自願遣返」原則。而且中朝方面自稱是「志願」軍，全部都是「自願」到朝鮮來作戰，為什麼會擔心有人不想回家，而反對「自願」遣返？這完全不合邏輯。朝中方面首席代表李相朝否認中朝前後立場不一致。
談判戰俘問題 > 僵局

从1951年7月开始，联合国军针对朝鲜的运输线展开了被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袭，试图摧毁朝中方面的抵抗意志。从9月起，朝鲜的运输枢纽新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带遭美军集中轰炸，八成铁路运输陷于瘫痪。然而，绞杀战虽然使朝中军队的供给一度面临极大困难，还直接导致朝鲜在1952年春发生了饥饿人数达朝鲜近六成人口的严重饥荒，但朝中方面以針锋相对的“反绞杀战”使联合国军的空袭没有达到目的。1952年6月，美军转而空袭朝鲜的工业基础设施，朝鲜90%的发电设施遭到破坏，其中包括鸭绿江上中朝共用的亚洲第一大水电站水丰水电站。从7月11日起，美军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仅当夜的轰炸就造成6000多平壤居民伤亡。
在美国的轰炸下，朝鮮领导人已经不再愿意继续战争。1952年2月，金日成认为朝鮮已经无法再承受巨大的战争损失，希望中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向联合国军让步。朝鲜方面还抱怨说：“从平壤到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了废墟”，“任何还能被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议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当美国1952年7月新提出遣返8.3万人的条件之后，金日成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条件实现停战，但毛泽东反对向美国的轰炸屈服，他认为在朝鲜的局部战争可以打乱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并表示中方愿意尽全力帮助朝鲜渡过难关。面对朝方和中方的分歧，斯大林出于某种目的，明确支持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他表示中朝应当继续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的立场。斯大林称朝鲜除了战争牺牲之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为了帮助朝鲜，苏联将“不惜全力”。斯大林还向中方指出：“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人就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在这一时期，中方对朝鲜战争的前景充满信心。周恩来8月访苏时向斯大林表示：一可以打退敌人的进攻，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三有力量发动反攻，“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
談判戰俘問題 > 韩台立場

韩国政府坚决反对完全（非自愿）遣返，因为它知道数千名战俘实际是韩国公民，被迫為朝鲜人民军作战。
在国共内战中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很早就向美国提出接受志愿军战俘，作為反制共产主义势力的举措。自1951年1月开始，中华民国陆续派出大批人员以译员、教师等身份加入美军，美军心理作战部门實際工作人員大部分来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人员一方面为联合国军服务，另一方面直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指挥，中华民国駐韓大使邵毓麟亲任“中國心戰部指揮官”。中华民国人员或为美军战俘管理处直接审讯志愿军战俘，或进入战俘宣传教育处（CIE）向志愿军战俘进行宣传。他们以教师、译员等身份进入战俘营后，为反共志愿军战俘领袖与中华民国大使馆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得到中华民国暗中支持和指导的反共战俘在战俘营内成立了半公开的反共爱国青年会、中国国民党六三支部（即流散支部谐音）等组织，逐渐压倒了战俘营中要求回国的亲共战俘。中华民国人员在战俘营内策动志愿军战俘投向台湾，方式包括在战俘营播放电影，开展政治宣讲会。
1953年春，中华民国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副主任陈建中到釜山指挥济州岛战俘营内反共战俘的活动，以争夺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中华民国驻韩大使王东原组织使馆成员成立指导小组进行协助。志愿军战俘被移送中立国营地准备接受解释的同时，中华民国指导小组也移往汉城，并向中立区派遣由译员记者组成的前进小组，与中立区内的反共战俘保持密切连络。中华民国方面向战俘营内运入收音机，并命令“肃清潜伏匪谍”。
談判戰俘問題 > 印度调解

1952年10月，印度联大代表团团长克里什那·梅农开始酝酿一个提案，提议在停战后立即遣返愿意被遣返的战俘，剩余战俘则交给中立国成立的遣返委员会来处理，若仍有战俘未遣返则交给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决定。苏联和中国都对印度方案表示感兴趣，这一方案还得到了英国、加拿大、法国等美国主要盟国的支持，英国还草拟出具体决议征求美国的意见。而艾奇逊将这一方案称为“印度阴谋”，认为该方案是要战俘在遣返和无限期拘留中二选一，实际上还是强制遣返，因此“决心不让它得逞”。艾奇逊向盟国施压，声称美国的立场如果不能得到盟国的支持，就将削弱北约等集体安全措施。梅农11月17日正式散发了提案，艾奇逊发言表示坚决反对。11月24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正式拒绝接受印度提案并称之为“美国政策的伪装”，中国也通知印度表示反对，梅农这时想收回提案，但被美国阻止。这时艾奇遜對蘇聯阻撓停火協議的態度表示惋惜，而讚揚艾登和梅農的政治家風度，提出对提案做“一些次要的修正”。在美国的间接压力和英国、加拿大的直接影响下，印度提案的文本中加入了符合美国立场的内容，即：不強制遣返战俘，战俘在中立国接管90天后仍未遣返的转交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讨论，讨论60天后仍无结果的须移交联合国。印度提案在经过美国及其盟国修订后，12月3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七次會議上得到通过。由于联大决议支持了“不强制遣返”的原则，艾奇逊认为这是美国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
最終解決

1953年1月，新當選為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希望結束戰爭。2月22日，聯合國軍司令馬克·克拉克提出交換重傷病而能行走的俘虜。中國領導人意識到這可能是美方有可能改變態度的試探，但當時中國人民志願軍正處於開戰以來的最佳狀態，毛澤東希望繼續作戰，認為在戰場上達成對中朝方有利的戰爭態勢可能迫使美國在戰俘問題上作出讓步。然而3月史達林的突然去世使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新的蘇聯領導人希望立即結束戰爭。3月19日，蘇聯決定接受美國“自願遣返”原則，在朝鮮停戰。 22日毛澤東表示同意蘇聯所提方針。 3月30日，中國政府發表《關於朝鮮停戰談判問題的聲明》，建議“談判雙方應保證在停戰後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堅持遣返的戰俘，而將其餘的戰俘轉交中立國，以保證對他們的遣返問題的公正解決”。金日成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相繼表示支持中方聲明，莫洛托夫還明確說相信這一聲明會得到美國政府的“正確理解”。
4月26日重啟停戰談判。4月底朝鮮南日大將提出了遣返的六點原則，被美方拒絕。5月13日，美方提出就地釋放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鮮籍戰俘，中方以提前開始夏季反擊作戰作為回答。 5月25日，美方作出讓步，通過了聯合國提出的經過修正的方案，接受了中朝方的建議，將朝鮮戰俘同中國戰俘一同移交中立國委員會，並提出朝中方面有3個月時間對戰俘進行解釋，同意中立國委員會將以多數通過的原則作出決議，放棄了原來堅持的5個成員國一致同意的原則。6月8日，在“雙方都做了一點讓步”的前提下達成了遣返協議：雙方同意只有印度人被允許帶武器管理戰俘，凡願意直接遣返的在簽訂停戰協定60天內遣返；雙方同意在協定簽字後不少於180天內開始對戰俘採取能保證他們自由的措施。在直接遣返後60天內剩下的戰俘會被交給中立國遣返委員會，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管後90天內各自對對方關押的戰俘進行解釋。在這一階段結束後30天內仍不願遣返的戰俘將會被給予平民身份得到自由。7月27日，雙方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
最終解決 > 韩国释放戰俘

李承晚担心共产党會利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强迫拒絕遣返的戰俘回国，從1953年4月到5月一直要求美國同意釋放朝鮮人民軍戰俘。美國政府認為這會阻礙達成停火協議，沒有同意。1953年6月18日，在韩国政府命令下，釜山、马山、论山、Sang-Mudai戰俘營的韩国警衛縱容27,000名拒絕遣返的戰俘逃出戰俘營，這些戰俘很快混入平民，若沒有韓國合作很難抓回來。朝鲜方面對韓國政府單方面縱放戰俘的反應並不強烈，也說明了戰俘遣返問題的癥結是中國戰俘，而非朝鮮人民軍戰俘。
战俘情况

巨济岛战俘营
济州岛战俘营
釜山战俘营
碧潼战俘营
交战双方战俘营位置
战俘情况 > 联合国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发起了多次运动战，俘虏大批战俘。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派保卫部长杨霖在朝鲜靠近中朝边境的碧潼选址建立战俘营。碧潼战俘营位于位于鸭绿江和支流形成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开始只收容管理韩军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1951年3月之后，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韩军战俘也由志愿军管理。4月，志愿军政治部成立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其中2个俘管团收容管理韩军战俘，另2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宾等10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至1951年6月，碧潼战俘营共有美军战俘2000余人，英军战俘8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联合国军战俘从前线后送的过程中条件很差，沿途还会遭受联合国军的轰炸。美国战俘回忆在押运途中见到什么水都喝。
在战争初期，碧潼战俘营的供给只能依靠从安东过江后转运。据中方的记载由于朝鲜北方的恶劣地形和极度严寒以及美空军的轰炸，战俘营的供应线十分脆弱，这使得战俘营的给养和医疗条件非常困难。在战俘营刚刚建立的第一个冬季发生了大批美军战俘死亡的严重事件。这些死亡的美军战俘，一部分是在从前线后送的过程中染上痢疾死亡，一部分因严寒患上肺炎，战俘营内包括俘管人员在内只有几支青霉素，重病的战俘只有少数能得到青霉素的救治。尽管战俘的食物是和俘管人员完全相同的高粱、玉米和咸菜，但许多习惯了优越生活条件的美军战俘宁愿挨饿也不吃这种他们眼中的“饲料”，相当一部分美军战俘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极度抑郁症（英军战俘称之为美军的“give-upitis”）。很多拒绝吃饭的战俘由同伴强行喂食才活了下来，但也有的美军战俘抢夺同伴的食物和衣物，甚至把染病的战俘在夜间扔到室外冻死。也有學者反對give-upitis的說法，指出酷寒（氣溫華氏零下 40度）下战俘住處沒有取暖設備、衣服不足以禦、吃不飽又普遍拉肚子的情況下死亡，不能歸因於生存意志。
英国战俘在互相帮助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精神状态，挨过了1950年的严冬。土耳其战俘甚至认为战俘营的条件比他们的家乡更好。尽管联合国军战俘的伙食标准最初与志愿军战士相同，后期提高为团级干部的伙食水平，但仍有美军战俘回忆在战俘营他们得到的饭量很少“要是不偷食物就要慢性饿死”1951年，志愿军将战线向南推进，志愿军空军开始升空保卫鸭绿江南岸的运输线，朝中方面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很大改善。战俘营得到了从中国东北调拨的大米、白面和猪肉，大批医务人员进入战俘营建立医疗所。伙食和医疗条件得到保障后，美军战俘因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据美方统计，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率是38%。實際死亡率可能更高，一些死亡戰俘可能被當成失蹤。這是美國獨立戰爭之後最高的战俘死亡率，即使二次大戰期間日軍虐待美军战俘，战俘死亡率也只有30%。据中方统计截止1951年6月底，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一千余人，英军战俘死亡十余人，土耳其战俘无人死亡。
战俘情况 > 中国大陸与朝鲜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一八〇师和巨济岛事件
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主力被截断在朝鲜半岛南部，十余万人被俘。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运动战，将战线重新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但由于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作战不利，大批志愿军官兵被俘。据中華民國國史館館刊记载，第一次战役志愿军被俘约500人，第二次战役约800人，第三次战役约2,500人，第四次战役约9,000人，第五次战役约8,500人。至1951年6月，联合国军共俘虏朝鲜战俘152,500人、志愿军战俘21,300人。朝中战俘最初被送往釜山收容所混合关押，后来由于中朝战俘之间发生矛盾，联合国军就将战俘按照国籍分开。5月30日，大批朝中战俘开始被移往巨济岛战俘营。
共产党在1951年已经采取措施派人渗透到聯合國軍战俘营以執行政治任務，他們透过难民，平民和地方游击队與朝鮮政府保持聯絡。其中包括朝鮮人民軍Pak Sang-hyon朴中校。他隱瞞了自己的真實姓名與身份，化名Joen Moon Il，自稱是士兵。歷史學家Stanley Weintraub曾參加韓戰，他回憶朴中校這類特務有時會露餡，因為其他戰俘對其表現得非常尊敬，不符合其自稱的士兵身份。朴中校成為巨济岛上親共戰俘營的领导，依照朝鮮政府指示組織控制親共戰俘，他也下令處死許多反抗共黨命令的戰俘。
巨济岛上的中国战俘主要被关押在第72、第76战俘营（联队）。与朝鲜战俘不同，志愿军战俘大多不了解《日内瓦公约》。除了孙振冠等极少数人，大多数被俘的共产党干部隐瞒了自己的党员和干部身份，因此没有出任战俘营内的领导（《日内瓦公约》规定战俘中级别高的军官担任战俘营长官）。據《环球时报》報導，台灣派出400多名国民党特务，混入战俘营进行策反。从1951年6月开始，中国战俘中的部分前国民党官兵、国民党及三青团员开始组织在一起，成立国民党“六三支部”等反共战俘组织，其成员逐渐控制了战俘营的各级权力位置和警备队。在反共战俘控制的中国战俘营地，原国军士兵和秘密會社成员统治着营地，据美国官员Philip Manhardt描述，这些人用残酷的暴力取得控制，并且强迫战俘向国民党效忠，其中一个叫Jing的原国军军官是中国营地的领导，他被描述成军阀或者流氓头子。由于战俘代表控制着供给，他们利用这种手段进一步加强了恐怖控制。普通战俘如果不与他们合作就要挨饿。
联合国军的战俘营没有得到足够的物资，这使得战俘营的条件相当恶劣。当大批志愿军战俘被送到巨济岛战俘营之后，战俘营的条件更加恶化了，原本设计容量为4,500人的战俘营很快就被两倍于此的战俘塞满。联合国军还缺少足够的合格人力对战俘营进行管理，巨济岛上守卫与战俘的比例是1:33，远远低于1:20的要求。为了让美军部队能尽可能地投入战场，战俘营的看守多数是韩军，平均188名战俘只有1名美军宪兵。而且，战俘营的美军看守素质低下，士气低落，是美第八军中最不受重视的单位，他们在值班时睡觉或者干脆放弃岗位去附近嫖娼的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缺少人力，战俘营当局不得不与战俘合作，看守极少进入营地，营地内部由战俘代表负责，这些战俘代表除了维持秩序、分发供给，还控制了战俘与战俘营当局的沟通渠道。战俘营当局没有把战俘中的共产党和反共分子分开，结果在营地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反共的营地里，朝鲜战俘营地里的战俘实行青年团式的暴力统治，据美军看守报告，这些营地在夜晚经常传来打人的声音。反共的战俘营之间互相联系，并且从韩国和台湾的情报部门那里取得直接的支持和建议。这些被战俘控制的营地不向管理当局的命令负责，而是向他们效忠的当局负责。1952年春，亲共和反共战俘之间发生了巨济岛事件。中国国民党进入巨济岛是华盛顿赞助的一个战俘计划的结果。双方都把战俘问题当做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中国曾在鸭绿江岸边的战俘营试图劝降美国战俘，但是一无所获。美国则希望展示共产主义的破产和民主制度的吸引力。
1952年4月8日，联合国军对巨济岛上的志愿军和人民军战俘就是否愿意回国或回北方进行了甄别并依据甄别结果将两类战俘进行隔离。甄别是在停战谈判期间进行的，并得到了中朝方面谈判代表的默认。中朝方面代表要求联合国军在甄别之前向全体战俘宣读金日成彭德怀二人联署的声明，即四六声明：“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主张在积极的敌对行为停止后，交战双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他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知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我们并已在与对方的协议中，保证全部被俘人员在遣返后与其家人团聚，参加和平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联合国军于1952年4月7、8两日在巨济岛战俘营区用汉语和朝鲜语把这个声明反复广播了两天，期间有战俘用敲打器物、齐唱歌曲的方式，反对广播内容。
甄别开始后，所有的战俘将被逐一询问七个问题：
你是根据自己的意志希望回朝鲜（或者中国）去的吧？
你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回国去吗?
你充分地考虑过要是不回去会给家人带来不安和打击的这个问题吗？
你是否了解在希望回国的人们回国之后你可能要长期被扣留在这里呢?
你知道联合国军不能承諾把你送到特定的地方去吗？
你还是不愿意回去吗？还是要强烈地反对遣返回国吗？
你虽然是这样说了，假如要强制你回国，你打算怎么办呢？
只要有一个问题他们回答不够“强烈”，将被认定意愿回国，送往遣返。
甄别过程跳过了親共战俘控制的营区。这些营区的战俘组织首脑表示营区内全体战俘都要求回国，不必参加甄别。联军说你无权代表别人。他们便威胁说，如果联军要强行甄别，他们就要用暴力抗争。联军强行进入，结果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人民日报》随即称这是联军在搞“血腥甄别”，强迫战俘去台湾。这种情况下，联军被迫让步，这些“红色”营区里面无论是否有暴烈拒绝遣返的人员，都未能接受甄别。
中国方面认为联合国军的甄别充满不合理。许多甄别回来后的战俘指控李大安在4月8日亲手捅死了一名从72联队营门口跑向遣返集合地的小孩。但是1958年庭审李大安时他本人和其他六名原战俘的供词都否认这一说法，李大安承认“美国人叫拿石头往（回大陆战俘）车上扔，我参加了”，这七人的证词中证实了有数名成年战俘被杀。在72联队里战俘首领还要回大陆的战俘都把身上刺的口号割下来才让走。最后72联队7700人有700人遣返。同时针对“叛徒”们，亲共战俘展开了一系列的暗杀活动。回国战俘的组织曾经处决要去台湾的战俘并未被美军发觉。翻译安保元因为和美军军官亲近，结果上了红色组织的处决名单，后来因他坚决要求回国而免于被处决之后这一批回国的战俘都进行了“自我洗刷”，割去了身上刺的口号。
关于中朝战俘的死亡人数，中国战史称：美方1951年12月提交的部分朝鲜战俘死亡名单承认，至少有9,000朝鲜战俘死亡，其中约3,900人死于痢疾。至1953年8月24日，联合国军方面共提交了三份朝中战俘死亡名单，共计8,463人，其中志愿军战俘482人，朝鲜战俘7,981人。但朝中方面认为这一数字被大大缩小了，他们引用美联社1952年11月29日的报道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调查认为仅到1951年年底，朝中战俘死亡总数就已达13,814人。
遣返经过

共产党在1951年已经采取措施派人渗透到聯合國軍战俘营，来自平壤的命令是不計生命损失阻挠甄別过程，目标是使战俘營狀況令人極度厌恶，聯合國軍會將他們全部遣返。于是從1951年12月开始，战俘营爆发了一系列的反甄別活動，最终在武装战俘和营地警卫間爆發激战，数百名战俘和少量聯合國部队死亡。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最後於1952年5月下令解体行動（英語：），該行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以坦克、瓦斯和子弹粉碎战俘的反甄別活動。到1952年年底，所有的中国战俘被送到济州岛，隔离遣返和不遣返的战俘，打乱了部分共产党情报网络，改善了战俘营管理，但是帮派战實際上从没有完全停止。
遣返经过 > 伤病战俘交换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提出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作为重开谈判的试探，中朝方面当时并未回应。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说服中、朝方面，做出了在战俘问题上让步、立即迅速地结束战争的决定。3月下旬，中朝方面对克拉克的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4月18日，联合国大会就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通过决议，20日双方开始正式交换伤病战俘，2周后全部完成。朝中方面交还联合国军战俘684人，联合国军方面交还志愿军战俘1030人、朝鲜战俘5640人。这一次战俘交换被美方称作“小交换”（Operation Little Switch（英语：））。
遣返经过 > 直接遣返

条目：大交换
7月，双方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8月5日，双方开始在板门店交换坚持要求遣返的战俘。至9月6日，朝中方面根据协议全部遣返了12,760名坚持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19日又遣返了经过劝说后愿意回家的13名战俘，总计遣返韩军被俘人员7,860人、联合国军被俘人员4,913人。8月5日，美方遣返朝中被俘人员2,757人，14日声称志愿军战俘已经全部遣返完毕。经中朝方面坚决交涉，至9月6日，联合国军方面共遣返坚决要求遣返的朝鲜被俘人员70,161人、志愿军被俘人员5,640人。这一次战俘交换被美方称作“大交换”（Operation Big Switch）。
遣返经过 > 不直接遣返

为解决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问题，1953年9月9日由中立国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英语：）。根据协议，中朝方与联合国军要在靠近军事分界线的印度军队控制的军营搭建营地，将不直接遣返的双方战俘被移交给属于委员会的印度军队看管，其中联合国军方面9月23日移交朝籍和中籍被俘人员22,604人，安置在联合国军控制线一侧的南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9月24日移交了联合国军被俘人员359人，安置在朝中控制线一侧的北营。
遣返经过 > 不直接遣返 > 北营

1953年9月24日朝中方面将联合国军战俘移交给中立国后，联合国军方面也对朝中方面修建的解释设施提出修改意见，朝中方面承诺4天内完成。此后，直到12月2日联合国军才开始对战俘进行解释。自当日开始，韩国方面每天对30名韩军战俘进行解释。。在北营，联合国军方面共进行了9次解释，有275人听取，但全部拒绝遣返（中国战史称共224人听取解释并全部拒绝遣返）。在印度军队看管期间，共有2名美军战俘和8名韩军战俘选择遣返，另有2名韩军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