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
注釋

1 2 3 4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 . . 北京: 中華書局. 1956. ISBN 7-101-00183-1.
↑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芘風雨；又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
↑  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四》對「資治通鑑」有詳細的闡釋：“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夫治之所資，法之所著也。善於彼者，未必其善於此也。……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御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
1 2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初，瓘（陳瓘）為太常博士，時薛昂、林自乞毀《資治通鑒》；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制序文以問，二人議沮，遂得不毀。”
↑  《文獻通考》引司馬光《與宋次道書》：“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禦。唐文字尤多，托範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歷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  宋人高似孫緯略統計「通鑑採正史之外，其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家」。清代清四库馆臣以“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光緒年間胡元常刻《通鑑全書》時曾根據《通鑑考異》作《通鑑引用書目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種，惟文集則不列其目”。民國以後，张须考得301种，除去正史25种为276种，又除去诸子，得书267种。陈光崇在《张氏<通鉴学>所列<通鉴>引用书目补正》一文认定为359种是迄今统计数目最多的一说（《資治通鑑述論》）；另，高振铎《通鉴参据书考辨》认定为339种，周徵松在《<资治通鉴考异>所见书目检核——与陈光崇、高振铎二先生商榷》一文中认定为356种。
↑  袁枚：《随园随笔·诸史》
↑  《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第十一·册府元龟》
↑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四《答孫季和》
↑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六三《子部》之“飛燕外傳”條
↑  司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请且将新旧唐书纪志传及统纪补录并诸家传记小说，以及诸人文集稍干时事者，皆须依年月日添附，无日者附于其月之下，称‘是月’，无月者附于其年之下，称‘是岁’，无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有无事可附者，则约其时之早晚，附于一年之下。但稍与其事相涉者，即注之过多不害。”
↑  司馬光《与范内翰祖禹论修书帖》：“修长编时，请据事目下所记，新旧志纪传及杂史小说文集，尽检出一阅。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违戾不同者，则请选择一证据分明，情理近于得实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大抵长编宁失之繁，毋失之略”
↑  李焘《进续通鉴长编表》：“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纪取祖禹之六百，删为八十卷是也。”
↑  《百齋書錄解題》卷七(傳記類) :“或云偽書也，然通德擁髻等事，文士多用之。而禍水滅火一語，司馬公載之《通鑑》矣。”
↑  《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五
↑  《巽巖集》今已佚，此據《文獻通考》引述其父廷鸞之言。
↑  《宋史》/三三六
↑  《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三·经籍考二十：“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劉攽），《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劉恕），《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全祖望《通鑑分修諸人考》則認為汉至隋是刘攽任之，這是不確的，應是說三国讫南北朝刘恕任之，辨见陈汉章书《全谢山分修通鉴诸子考后》。
↑  1961年8月10日阎简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为〈通鉴〉的编写分工质疑》的文章，以清人全祖望《通鉴分修诸子考》为依据，认为“两汉到隋是刘攽担任的，唐是范祖禹担任的，五代是刘恕担任的。中间因为刘攽担的分量重，司马光曾分任过一小部”。
↑  牟潤孫. 敬悼陳寅恪先生[M]∥俞大維等著. 談陳寅恪. 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72
↑  劉恕在《通鑑外紀·自序》中記載道：「治平三年，恕蒙辟置史局，嘗請于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堯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遏不始於獲麟之歲？』曰：『經不可續也。』怒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如是儒者，可為法矣。」
↑  鄔國義. . 史林. 1995, (4). ISSN 1007-1873.
↑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  朱子二　論自注
↑  柴德賡在《資治通鑑介紹》一中書，統計的總數是一百八十六個，其中「臣光曰」一百二個，前人論八十四個。
↑  司馬光引用的史論作者有：荀子、賈誼、太史公、揚雄、班彪、班固、荀悅、仲長統、陳壽、魚豢、華嶠、袁宏、習鑿齒、孫盛、乾寶、虞喜、徐眾、范曄、沈約、裴子野、蕭子顯、蕭方等、顏之推、李延壽、柳芳、權德輿、李德裕、歐陽修。
↑  据《珊瑚网》及《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原稿尚有韩性、吴莱、甘立三跋，到了乾隆年间《石渠宝笈》著录时此三人之跋已佚。
↑  汪砢玉《珊瑚网》，柳贯跋称范純仁原文有“四百五十三字”。
↑  《宋人法书》第一册
↑  韓性之跋已被割除，此文可見於《式古堂书画汇考》
↑  龍爪者，古代書體之一。唐李綽《尚書故實》云：「王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宋朱長文《墨池編》亦云：「龍爪書者，晉王右軍羲之遊天臺，還至會稽，值風月清照，夕止洞亭，吟冰之末，題柱作一飛字，有龍爪之形焉，遂稱為龍爪書，其勢若龍蹙虎振，拔劍張弩」。
↑  胡三省在《新注資治通鑑序》中說：“《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
↑  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百「資治通鑑上續左傳」條，更說明道：“《通鑑》雖托始於此，以命韓、趙、魏為提綱，其下卻仍追述前事，直從智宣子立瑤為後敘起，自下歷敘智伯求地，三家共滅之事甚詳。然則，君實蓋不敢續《春秋》，而欲接《左傳》也。續經則僭，續傳則可，其微意如此。”
↑  张须：《通鉴学》，第171页：“其隔年首事之法，或以初字发追溯之文，又或穷其究竟而终言之，凡此皆用《左传》义例，不待言矣。以杂事入史，如颊上填毫，栩栩欲活，风味颇近小说，此境界亦自《左传》得来。”
↑  《通志》記載：“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他書，凡關國家之盛衰，繫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式春秋傳》體，為編年一書，名曰《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見聞甚博。”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171页：“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人将不愿看；就看，亦昏昏欲睡。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便字字都活跃在纸上，使看的人要哭便哭，要笑便笑。不能使人感动，算不得好文章。……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毕沅作《续资治通鉴》，同是一般体裁。前者看去百读不厌，后者读一二次便不愿再读了。光笔最飞动，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刘裕京口起事，平姚秦，北齐北周沙苑之战，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事实不过尔尔，而看上去令人感动。”
↑  尚让《代黄巢谕长安市民语》：“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
↑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论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成就说：“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两百九十四卷都拿来写下，可见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进材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他在删去很多史料以外，还添上两百几十种书的新材料进去，这工夫当然是极大的了。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到《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  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序》稱司马光其人其文：“唯公忠厚质直，根于天性，学问所到，诚实金石。自少至老，沉密谨慎，因事合变，动无过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疗饥，参苓之可以已病。”
↑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二漢武帝後元二年二月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二十
↑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頁7790-7791。
↑  初，飛雄壯威猛，亞于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万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撾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万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強殺之，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六  關張馬黃趙傳）
↑  马端临《文献通考·统籍考》谓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于“屈原怀沙自沉，四皓羽冀储君，严光加足帝腹，姚崇十事开说之类，皆削去不录”。黄汝成《日知录集释》说司马光相信谏楚怀王入秦的事是昭雎，而不是屈原。
↑  司馬光對“姚崇十事”的真實性與可信度提出懷疑：“當時天下之事，止此十條，須因事啟沃，豈一旦可邀，似好事者為之，依托兢名，難以盡信，今不取”。
↑  錢穆在《中國史學名著》頁221（三民書局版1980年三版）稱《通鑑》不載魯仲連「義不帝秦」事，但今考此事見於《通鑑》卷五周纪赧王五十七年。
↑  《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  司馬光說：“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牽合，如木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
↑  但是《通鑑》卷二百一十五，還是記載安祿山的“飛鳥食蝗”、“廟梁產芝”之說。對此胡三省注曰：“通鑑不語怪，而書安祿山飛鳥食蝗、廟梁產芝之事，以著祿山之欺罔，明皇之昏蔽。”
↑  《宋史》卷336《司马光传》
↑  蒙文通《中國史學史》第三章第四節《孫甫與司馬光》謂：“溫公之書，每訾短變法，毀斥用兵之類，蓋亦以激於熙寧間事，翻爲全璧之暇，正不少也。”
↑  《傳家集》卷四九〈請革弊札子〉
↑  司马光，《新注资治通鉴》，序言。
↑  錢大昕：《跋宋史新編》
↑  郭金荣. .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第116页. ISBN 9787509801536. NLC 004125303 （中文（简体））.
↑  《遗山集》卷三六《陆氏〈通鉴详节〉序》
↑  《中州集》卷五《完颜璹小传》
↑  《遗山集》卷三六《〈如庵诗文〉序》
↑  其他各版，均為多人合譯，不同譯者對同一名稱常各自譯法不同
↑  《柏楊版資治通鑑·五胡乱华》
↑  《通鑑》卷一百八十七，武德二年二月。其他有關租庸調的記載，散見於《通鑑》卷一九○載武德七年四月：“初定均田租、庸、調法。”又《通鑑》卷二一三載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十月“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汙穿破者，皆下本州征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又《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年：“初令租庸調、租資課皆以土物輸京師。”
↑  《通鑑》卷二二六載建中元年行楊炎的兩稅法之後，以罕見的大篇幅論述「廢租庸調、行兩稅法」原因：“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複常准。賦斂之司增數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為官、為僧以免課役，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避為浮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
↑  张剑光.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2, (2). ISSN 1009-1017. CNKI GJZL199202007.
1 2  张洁; 张剑光. . 汤勤福  (编). . 合肥: 黄山书社. 2008: 228–237. ISBN 978-7-80707-982-8.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0引《翰苑集》
↑  司馬光不信佛道。仁宗皇祐四年（1052），司马光写《秀州真如院法堂记》，自称“平生不习佛书，不知所以云者”，但“亦尝剽闻佛之为人矣”。《宋元學案》卷七《涑水學案上》亦載其說：“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又《论寺额札子》言﹕“竊以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蠹良民，此明識所共知。”
↑  《日知錄》卷二十六〈通鑑不載文人〉
↑  當然也有人持反對意見，以為《旧唐书·文苑传》一共收录了104位唐代文人，其中21人《资治通鉴》也予以记载，《资治通鉴》大量引用其文章，甚至记载了不少诗句。（見崔岩，〈以隋唐为例驳"《通鉴》不载文人"说〉）
↑  司馬光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採之，如卷九十〈長安謠〉、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卷二一五玄宗為楊貴妃作歌、卷二七九軍士怨潞王為謠等。
↑  《通鉴》卷一二二，《宋纪》五
↑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十六
↑  錢鍾書：《管錐編》，第三册，1117頁
↑  《四库总目·通鉴条》
↑  詳見楊寬《中国断代史系列·戰國史》。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第71頁
↑  周壽昌曰：「街亭之敗在建興六年，若五年則武侯駐軍漢中，馬謖正參軍事，不容無故逃亡；若軍敗後事，何以諸葛公傳及謖傳俱未斂及，又何誤作五年耶？」認為『物故』是『誅之』二字之誤。潘眉認為：「《劉琰傳》書『琰竟棄市』，《周群傳》書『裕遂棄市』，或雲『伏辜』，或雲『伏誅』，無書『物故』者。《輔臣贊》注『馬謖敗績，亮殺之』，《王平傳》『丞相亮誅馬謖』，《諸葛亮傳》『戮謖以謝眾』，謖之見殺，明矣。『物故』之稱，似乖史例。」
↑  《後出師表》並沒有收錄於《諸葛亮文集》，而是出於東吳張儼的《默記》。清代袁枚、黃以周論證諸葛亮《後出師表》為偽作。《後出師表》是否偽作，學術界向來沒有統一意見，但《后出师表》中说赵云死于上表之前，而《三国志·赵云传》卻说赵云“建兴七年卒”，两者出现明顯的矛盾。
↑  《晉書》卷三《武帝紀》：“二月，除漢宗室禁錮。”
↑  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卷八《大同志》頁469-470注釋22”
↑  《晋书》记载为：“儁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自妄称天子？’”
↑  《魏书》卷52《索敞传》
↑  特勤（teghin）是突厥之官名。元朝耶律鑄首先發現“特勒”之訛者。
1 2  吴玉贵. .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8 (3): 22–29. ISSN 1672-4917. S2CID 212328450. doi:10.3969/j.issn.1672-4917.2010.03.004.
↑  《焦氏笔乘續集》卷五《通鑑之誤》
↑  《資治通鑑》卷210，唐睿宗景雲元年十月
↑  《十七史商榷》卷七十一
↑  黄大宏. .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1, (1): 20–22. ISSN 1009-1017. doi:10.3969/j.issn.1009-1017.2001.01.003.
↑  岑仲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
↑  岑仲勉：《隋唐史》
↑  《洛陽新獲墓誌·盧氏鄭夫人墓誌》載：“及除春官，復拜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公戚戚不樂。始三日，有吏捧牘至，公諦之曰：和糴軍儲五十萬貴，效在旬朔，願得吏以委之。公以簡文頤，孰視其吏曰：非予所能也。亟拜詔，乞守閑祑效。”
↑  《册府元龟》卷671
↑  《资治通鉴》卷221
↑  汪之昌《青学齋集》卷十一，齐人伐燕年代考，谓“即就《史记》论，《齐世家》湣王四十余年中，绝无一语及於伐燕。《六国表》湣十年正值伐燕之年，亦未言及。《燕世家》全録《国策》，其云燕哙立，苏秦死，齐宣王复用苏代，亦仍其旧。既与《年表》、《苏秦传》不符，下文又突入诸将，谓齐湣王伐燕云云，一篇中忽宜忽湣，似不知燕哙之世当值齐何王之年，”
↑  《索隐》所引《纪年》“齊人伐燕”是在宣王六年。
↑  《孟子》及《战国策》均说是齐宣王时，而《史记·燕召公世家》记为齐湣王时，误。《日知录》：“孟子以伐燕为宣王事，与《史记》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书。今按：《史记》湣王元年为周显王四十六年，又八年，燕王哙让国于相子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则以为湣王十二年。而《孟子》书吾甚惭於孟子，尚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则与《孟子》之书无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数耶？”周柄中《四书典故辨正》谓：“伐燕杀哙，当从《通鑑》作宣王事。宣王即位之年，当从《史记》作显王二十七年。燕哙与齐宣王前后相左，当移上燕哙之年，以合齐宣，不当移下齐宣之年以就燕哙。”
↑  《资治通鉴疑年录》第44页
↑  .   [2008-02-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5-20）.
↑  王觅道. .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34 (1): 84. ISSN 1672-4283. doi:10.3969/j.issn.1672-4283.2005.01.025.
↑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恩遇冠諸宦者，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台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  《资治通鉴疑年录》仍有未盡完善之處。可參見朱振宏〈吳玉貴《資治通鑑疑年錄》補遺〉，《大陸雜誌》，100：5（2000.5），頁40-41。
↑  呂祖謙：《大事紀》
↑  《史記·萬石君列傳》：“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禦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  《資治通鑑》卷六十五建安十三年
↑  《三国志》卷五十四《周瑜传》
↑  按叢刊本《資治通鑑》此句作「不下殺百許人」，是胡三省注本所據版本漏「下」字。
↑  岑仲勉：《论李德裕无党及司马光修〈唐纪〉之怀挟私见》，载《岑仲勉史学论文集》第475、4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  辛德勇.  (PDF).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29 (6): 5–50, 178  [2021-02-28]. ISSN 1000-0062. doi:10.13613/j.cnki.qhdz.002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