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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境史
清代 > 樹林 > 保育

中國東南部丘陵山地的原生林，為常綠闊葉林。17世紀後半期人們開始開發樹林，把它變成杉木的植樹造林地和苎麻的裁培地。清代曾實施山區人工植林，但植樹造林的成效，遠不及採伐和毀林墾荒面積之大。在乾隆（1736—1796）前半期，各地督撫都曾上關於鼓勵植樹造林的奏摺，一度推行「勸民種樹」的政策，但實際收效甚微。嚴如煜、盧坤、陶澍等高官都指出森林破壞、侵蝕與水災問題和土壤劣質的密切關係。19世紀早期，省級官員開始建議，南部和東部丘陵進一步的開墾都應禁止，以減低水土侵蝕所造成的損害。這些建議特別集中於棚民問題。在道光（1821—1850）、咸豐（1851—1861）年間，朝廷一再頒下禁山的諭令，終使在山區種植玉米的範圍得以減少。但清政府用以阻止農民進入禁山的權力，終究有限，禁止開發的禁令只是延緩或阻撓了開發的趨勢，而非徹底拯救了荒野。
官府和民間對林地有一些維護和管理措施，包括：1.皇家狩獵的木蘭圍場，2.寺院森林，3.宗族和村落的公共森林，4.農業林，5.經濟林，6.原始森林。但到19世紀後期，這些森林管理案例幾乎都陷於崩潰。木蘭圍場在1820年後廢止了秋獮，允許百姓入圍墾荒；一些寺院方丈和僧人向木材商賣掉寺院的木材；原始森林也遭到砍伐。森林管理中比較成功的兩個例子是農業林和經濟林，如江西和福建北部的森林是由富商管理，為景德鎮的官窰提供燃料，保有森林比開墾農田更有經濟價值。杉樹等樹種因成長速度快並可提供燃料，也受到保護。在清末，福建閩江流域的居民一面伐木出售，一面補種那些經濟價值最高的杉樹和樟樹。僅存的森林或位於人力難及的地區，或禁止漢人進入的自然保留地，或少數民族地區，或是山坡上屬於廟宇或墓地的小片林木。在最險峻與最偏遠的山區，例如福建西部、雲南、四川西南部，以及沿朝鮮邊界的長白山地區，樹林殘存時間最久。
清代 > 華北

華北可能是清代全國環境退化最嚴重的地區，河道淤積嚴重，使該區河流有泛濫、改道的趨勢。人類侵佔河岸與湖泊，使湖泊與水塘縮小或消失；築堤、開渠改變了河流正常的泛濫區，使河流在豐水期更危險，澇災頻發。每次洪水決堤後，河水所到之處變成澤國，乾涸後平原有時成為一片鹽碱沙漠，難以耕種。水運系統的淤塞使整個區域在水患發生時變得更加脆弱，主要排水區和曾經作為泄洪平原的淺湖地帶逐漸消失，使得降雨稍一過量就會危及當地農作物。
黃河下游在1670年代快速淤積，這是由於無法入海的洪水造成河道分歧，通往海口的主河道已「僅存一線」，沉積也逐漸加厚。負責治河的靳輔為了集中水流以沖刷積沙，沿河建造土堤，被分開的下游河道再次匯合，其治河計劃大致成功。在1645—1855年間，黃河南部河道每1.89年就出現一次水災。大運河中洪澤湖開始淤積，湖床不斷升高，1824年終於發生大決堤，洪水淹沒江蘇省東部地區，道光帝竭力遏制洪水和修復大運河。1852年，黃河榦流北移，由於山東北部的新河岸正在逐漸形成之中，在19世紀後半大洪水時有發生，破壞華北平原。淮河出海口完全被截斷，淮河河水只有通過洪澤湖進入長江，但這種入海方式不足以吸納淮河的水流，河水經常溢出做成泛濫。此時清政府已無力治理淮河，不能支付高昂的水利維護費用，因內外交困，無力調集資源著手解決淮河流域的環境惡化問題，陡然放棄淮河的治理，結果淮河管理徹底崩潰，周期性發生水澇與飢荒，導致整個流域經濟極度混亂。隨著朝廷退出黃河管理，華北平原的水利管理系統嚴重萎縮，生態平衡崩潰。19世紀時，水患經常發生；1855年黃河改道，此後不斷洪澇泛濫，在直隸省南部形成了淺而寬闊的沼澤。
清朝曾進行數個國營大規模沼澤排水工程，如在天津附近國有地種植水稻，結果有部份成功。反對此種計畫的是一些荒地所有者和湖泊的使用者，他們一向在這些地方割蘆葦、捕鳥和獵野鳥，然而，官方認為生產糧食才是最重要的。在京畿地區，為解決淤塞問題，清朝在位於天津和保定間綿延約130（80英里）的兩大湖泊「東淀」 和「西淀」之間，以及其南北約32（20英里）的地方挖掘引河，以排放淤泥，同時希望引出湖中的清水。東淀和西淀原是物種豐富的大型生態系統，是華北平原上最富於生物多樣性的地區，曾生活著鹿群、狼、豹、老虎，以及各種水鳥、貝類、魚類和龜類，當地也是候鳥遷徙路線上的棲息地。隨著東淀和西淀日漸淤塞，農民開始將其開墾為農田，到19世紀後期，該地的富戶已對肥沃的湖底泥進行開墾和耕作，東淀的規模也縮減到先前的三份一，並最終消失。隨著水泊自然生態系統的單一農業化，人類也就失去自然膳食的蛋白質來源，只能依賴耕地出產的糧食。生態退化是農村貧困化的重要原因。
在華北平原其他地區，隨著更多的植被和樹木被砍伐，泥沙不斷淤積，洪水也日趨頻繁和嚴重。大運河被廢置後，高粱秆等燃料都變得稀缺，木材用完，農民被迫燃燒畜糞這種效果極差的燃料。黃土高原方面，當地生態變遷的最嚴重後果就是水土流失，石山裸露，寸草不生。河流不但沖走表土，而且還要下切，河床越來越低。高原上到處都有並非常年存在的地表徑流，平時乾涸無水，只在夏季暴雨時節有水下流，將地面下切，形成大大小小的溝壑，並逐年加深加大，原來面積廣大的平原被切割成零碎的小塊。清代初期，熱河的山林峽谷原來有著森林和灌木草原，其南部有虎、鹿、熊等野生動物，因此承德早期成為御獵場。從18世紀起，漢人移民為了燃料和建築材料而伐林，到20世紀初，除了如武陵山那樣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及蒙古高原上的山嶺，幾乎所有的原始森林都消失。移民的採礦和農耕活動，迅速改變熱河的林木環境，木蘭圍場也向買地的人開放。到19世紀末，清朝最終決定將獵場對農業開放。
清代 > 華中

明末清初的戰爭，使湖北的水利控制系統難以為繼，堤壩受損，很多地區被淹沒達數十年之久。1680年代起，清朝投入大量資源重建漢水的堤防，其後地方富戶私人築壩圩田，進一步限制了江水的自然流動。在江漢平原，因堤壩失修而導致的決口日益增多，水災越來越多，到18世紀時，有些田地已變成永久性的澇區；在19世紀，洪水淹沒更多地區，當地農民開始種植那些能在汛期洪水來臨前成熟的作物或水生植物，有些人則索性放棄農耕，轉而從事漁業。在湖南，洞庭湖一直吸納長江和湖南一些河流過剩的水量，到秋冬二季長江水位下降時再釋放出來，洞庭湖這一功能使長江保持穩定。清代圍墾洞庭湖的高潮再起，康熙年間（1662—1722），政府不但不禁止，反而鼓勵開發垸田，免除新增垸田的稅收，結果圍湖造田引發水患問題，地方官員紛紛上奏建議廢田還湖，於是1748年清朝頒下禁垸令，禁止新建堤垸或在高地圍墾湖泊，但諭令普遍被忽視，私人的墾荒仍然繼續。當時人多地少，禁垸令難以生效，洞庭湖的圍墾活動在半開半禁的狀態下持續進行。
在18世紀，湖南省人口激增，到1800年增至1700萬人，建設了大量非法的私人堤壩，結果洞庭湖陷入堤壩的包圍，在清代有圍堤600處，湖面縮小的速度加快。19世紀時，洞庭湖由於開墾與淤積增加，以致湖面越來越小，湖底越來越高，不僅湖泊的容量急遽下降，往往淤淺，而且含沙激增，一遇汛期便洪水下泄，泛濫成災，導致更嚴重的洪水，到19世紀時釀成多次嚴重水災，長江平均每四年就發生一次水災。加高堤防雖可以保護某些地區，卻將水災轉移到其他地方，特別是變得低窪的舊圍田。因為大量增加的淤泥沉積，在19世紀下半葉時，湖的大部份已被開墾，總共有一千多塊地，加起來五百餘萬畝，到光緒（1875—1908）時，洞庭湖面積只剩下5400平方公里。
自16世紀起，江西的棚民逐漸向湖南遷移，砍伐洞庭湖周邊山區森林，進一步加劇了低地的洪水。到19世紀中期，湖南許多地方的清理和開墾已接近極限，人們為了獲得耕地，伐盡山上樹木，排乾所有沼澤，森林被耗盡所有資源。在山野地區，1720年代時還是虎豹橫行的，到1760年代這些野生動物已經消失。泥沙從裸露的山坡滑入河流，繼續流進洞庭湖，導致湖床升高和更多的洪水。19世紀初，官員更清晰地意識到生態危機，魏源指出洞庭湖周邊的堤垸雖或可以保護當地圩田免於洪災，但洪水會繼續向下流，危及長江下流幾個人口最稠密的省份。
清代 > 江南

清代長江下游，稻作、絲、棉生產都接近極限，生產的提高和農業集約化，往往是藉著侵佔水道和水流平緩的地區。人們也開發丘陵，最初報酬相當高，但山林資源很快就耗盡了，自然界不可挽回地貧瘠化：森林破壞、表土侵蝕、河川系統破壞，使集約農業無法長期在丘陵上維持，並且威脅到谷地的農業生態，這種環境的惡化破壞了生態和社會系統的彈性。直到18世紀，江南一些幾百公尺高的陡坡和一兩千公尺的山峰，還是一片荒野，仍有一些盆地和河谷尚未被開發，雖有棚民在明代已遷入當地，但人數尚少。但在18世紀出現新的開發丘陵的方式，逐漸侵害它的恢復能力。因人口壓力，部份河谷地帶的漢人被擠出成為棚民，大量進入和開墾山地，使長江下游的山區環境大受破壞。他們主要種植需要較少勞動力的玉米；在砍伐原始森林，並將木材出售給或充作燃料後，棚民開始種植需要大量肥料的玉米，耗盡了山區土壤一二百年來積蓄的肥力，導致土壤板結而無法繼續耕種後，棚民接著遷移到另一片森林重覆這一過程，開墾並焚燒另一塊山地。中國東部和南部變得樹木稀少，丘陵侵蝕，而水災和旱災不斷威脅著在河谷密集的聚落和作物。
到18世紀中葉，山區棚民非常之多，「滿山相望」，「深山之中，幾無曠土」，這種生產技術破壞了當地及下游地區的土壤和水資源，導致山地生態環境嚴重退化，土壤缺乏腐殖質和酸性，以致灰壤化或磚紅壤化，一切農作物都無法生長，土地經常被拋荒。隨著山區水土流失，泥土和沙石從山上沖刷下來，毀壞平原和河谷上的良田。煤礦可改善燃料短缺，但開礦導致森林消失和土壤侵蝕，淺層煤礦的開採也會把礦渣污染傳佈到灌溉水道和農田中，土壤侵蝕和水污染都增加下游農業的風險。人們藉著圍田及開闢梯田創造新的田地，過往的荒地經由採用新作物和新技術而投入生產，甚至在丘陵土地也已經達到開發的極限。在山丘上，礦場與手工業作坊遍佈，人們加速採取木材、竹子等資源，而山坡則被清理出來種染料和纖維作物等經濟作物，以及新的糧食作物如玉米、番薯。山區資源的開採超過自然的再生或再造林能力，木材越來越少且越來越貴。有些商人租下山坡地，雇工割草，當作烹調的燃料出售。在19世紀初，據說柴薪賣得和珍貴的肉桂木一樣貴。18世紀景德鎮的衰落，可部份歸因於周圍地區森林的消失、木炭柴薪的嚴重缺乏，以及水運因河川淤塞而退化。在19世紀中葉以前，有些地方由於過度砍伐竹子和楮樹，造紙業亦開始沒落。
1740年以後，政府已意識到低地的過度開發，可能進一步促發洪水。許多官員建議控制、暫停或放棄開墾那些水道壓力特別大的地方。到19世紀初，當地人和官員都了解環境所受的破壞。在土地變得日益貧瘠的同時，一些大地主還在把湖泊、水塘和灘涂變成耕地，在太湖、南湖和鏡湖等地區不斷築堤圩田，導致湖泊面積縮小，增加了旱災和水災的可能性。稻田的開墾也到了極限。在明初，寧紹平原上有199個湖泊，而到20世紀前，除了44個被完全填平的以外，那些仍然存在的湖泊，面積和貯水能力都減小，幾乎沒有空間可供新圍田。水邊圍造的新水田，使另一些田地不能直接受到灌溉；灌溉水的需求上升而蓄水功能卻降低，這增加了水旱二災的風險。自19世紀初起，清朝官員開始禁止在長江下游的山區和水邊作進一步開墾，禁止人們種植玉米，以能保持土壤的作物來取代，並逐出短期遷入丘陵地區的勞工，但許多命令實際上無法執行，成效甚微。受威脅的棚民進一步加強對山地資源的開發。
人們在福建、浙江、安徽南部的山區大量種茶，雖然茶對環境的影響比一年生作物溫和，但茶樹叢也不像森林植被那樣能抓住土壤，茶園在大雨下會被嚴重沖刷。漁業方面，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島是重要的魚類養殖場，到19世紀後期，魚類存量漸趨耗盡，漁民所用漁網越來越細密，捕獲的魚也越來越小。
清代 > 兩廣

華南的一些地區是中國環境退化最嚴重的地方。明代中葉以後，客家人遷移到華南各地山區，他們意識到山區環境的脆弱性，會補種樹木，以彌補那些被砍伐和賣到下游地區的木材。然而到清代，陸續有漢人出於人口壓力而從低地被排擠到山區，他們在砍伐樹木之後，種植玉米和煙草之類對養分要求很高的作物，官方禁令對制止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幾乎沒有什麼效果。在兩廣，人們難以找到新耕地，開始深入山區，燒掉樹林，修築水壩，在珠江三角洲為形成新的沙坦而修築堤壩，很快就阻斷了河流的正常流向。華南各地農民習慣於每年旱季，放火焚燒自家附近的山坡，以驅逐蛇、老虎和盜賊，這種做法毀滅了絕大部份木本植物，使森林變成草地。一種非常堅韌的茅草會到處生長，並扼殺其他植被，這些茅草也無法阻止暴雨導致的山體滑坡。1700年時，嶺南有一半土地被森林覆蓋，但此後開墾與燒山活動加劇，大片的森林消失。19世紀初，廣東只有北部的南嶺地區還有老虎，到19世紀中期，人們居住的地區已幾乎沒有森林了，華南只剩下10%土地仍有森林。人們為求燃料和飼料，到山上撿拾一切草和樹枝，「山被剝得寸草不留，甚至連草根都常被掘起」。森林減少使洪水之災增加，破壞更大。
在海南島，漢人緩慢而穩定地遷入，到18世紀時，甘蔗和水稻]成為海南島的兩大輸出品。漢人把島上五指山地區留給了生黎，該地成為最後剩下人跡罕至的荒野。
清代 > 臺灣

臺灣島上原有的植被並不都是森林，也有很多草地，到處生長著鹿群。當地原住民大致可分為山區（高山族）和平原（平埔族）兩大族群，並不善於農耕，主要以狩獵採集為生，人口密度很低，必要時也進行刀耕火種的農業。17世紀時，臺灣漢人僅定居於西南一隅，島上自然環境仍保持原始景觀。在17紀末的臺灣，行人在郊野中完全被野生植物淹沒。18世紀起，漢人移民漸多，島上鹿場漸被開闢作農田，鹿群數目大減；瘴氣也不再是嚴重威脅。在1720年左右，彰化以南平原之地已經開墾，彰化以北則大多是平林曠野。臺灣土地開發活動大都發生在低海拔地區，即平原、盆地或河谷，開墾運動並沒有觸及森林的核心。隨著漢人客民的增加，耕地的開墾逐漸向山區擴張。清政府試圖把漢人和原住民分隔開來，在1722年立石為界，禁止漢人進一步向高山族原住民的領地遷移，定出一條分隔漢人和原住民的「番界」，番界通常位於平野與山區的鄰接處，其設立頗能有效阻擋漢人入山伐木。
出於人口壓力，清政府最終讓步，不再禁止漢人開墾原住民的土地。當時清廷伐木的目標僅在樟木，沒有必要爬入高山，臺灣森林並未大量耗損。到19世紀時，臺灣西部平原已經和福建和廣東地區非常相似，大量鹿群已消失，森林被清理，漢人定居農業取得勝利。1875年，沈葆禎廢除禁止越入番界的禁令，此後20年間，一般漢人付費後，可以自由地利用山林資源。1880年代後期，清政府推行各種「開山撫番」措施，打破過去漢番隔離的狀況，讓農民發展茶樹和樟腦種植業。為了熬製樟腦，漢人往山裏砍伐樟樹，而砍伐過的樟木跡地通常也被移作耕地，森林損耗也就無法挽回。不過在乙未割臺之前，樟腦的產量還不算很大。
清代 > 西南

清朝佔領西南前後，商人和政府的伐木和開礦（鐵、銅、銀、錫等）對環境造成很大的破壞。18世紀初，清政府更積極地採取拓殖政策，更多漢人遷入雲南。雍正帝有意獲取西南地區的礦產和木材，採用改土歸流的政策，漢族士兵繼續從土著處獲取土地。美洲作物的引入，以及從客家人和棚民那裏學到的開墾技術，使漢人活動不再限於河谷地帶，而是可以深入西南漫山遍野的森林。他們迅速砍伐樹木，到19世紀初，滇南的深山密林幾乎已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農作物和山上的茶林。矮小的茶樹卻不足以阻擋雨水和保護土壤。在18世紀中期，雲南的銅礦開採發展達到頂峰，煉銅需用柴炭，滇銅盛時年產一千餘萬斤，即需木炭一億斤以上，結果礦山附近的山林伐盡，燃料的枯竭比礦藏的衰竭來得更快；而老林伐盡，生態破壞，又加重了水患。
清代 > 東北

清朝決意把東北部的故土封禁起來，以維持滿族的戰鬥力和對本民身份的認同，通過修築和種植「柳條邊」把漢人隔離在東北地區之外。盡管滿人也在一些河谷從事農耕，但東北大部份地區都覆蓋著原生松樹林，遍佈野生動物，包括東北虎、棕熊、水貂、鱘魚和鸛，還有生長在森林的人蔘。清政府從東北採買各種食物，到18世紀初開始出現供應短缺；松子和松果從前很容易採集到，到18世紀後期，要取得松子和松果的唯一辦法卻是砍倒樹木。1822年以後，旗人已無法再捕獲到熊和豹運往北京。嘉慶（1796—1820）以後，漢人移民的屯墾區深入至松花江上游，吉林已大量從事農業。1860年後，清朝改變政策，「移民實邊」以增加稅收，漢人開始大量遷入東北，到清末東北人口激增至1700萬，使當地得到進一步的開發，範圍擴及黑龍江，東北地區原始森林大為耗損。當東北和西伯利亞因鐵路建設而開發時，中國訂下一個條約以供應枕木，並設立了二家林業合資公司，這標示著東北的森林資源開始以現代的方式開發，主要由俄國和日本公司來進行。
清代 > 西北

清朝西北部的草原縮小，被改變成耕地並且沙漠化的速度加快。康熙（1662—1722）以後，墾殖向山區擴張，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地區的森林遭遇不可逆轉的破壞，導致水土流失、生態失衡，物種退化，以致滅絕。後果之一是陝、甘、寧北部草原的沙漠化，加上戰亂與燒荒，清朝用兵西北時，下令焚燒草場來制敵取勝，嚴重破壞生態環境，形成橫跨內蒙、陝西、寧夏的毛烏素沙漠。內蒙古的科爾沁沙地和鄂爾多斯高原最初覆蓋著草地和森林，在清朝中期，土地大規模開墾，沙漠化開始發生。18世紀中葉，清政府引進「移民實邊」和「借地養民」的政策，陝西北方明長城以南一百里內的沙漠漸次形成。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清政府和蒙古貴族將科爾沁地方原本用作放牧的自然草原賣給漢人農民，結果經過幾年的農墾後，表層鬆散的土壤被吹走，而風蝕作用將耕地變做沙漠，牧場也趨惡化，牛群只能安頓在不斷縮小的地方。1900前後，清廷允許甚至是鼓勵漢人去蒙古地區殖民，以加強國防和增加歲收。許多蒙古人也變成農民。
在西北，乾隆帝擊潰了準噶爾汗國，使準噶爾人幾乎滅絕，準噶爾地區成為空白的空間，留待漢族農民、滿族旗人和回民等移民再行充填。通過屯田，中國軍隊將草原上肥沃和有水源的土地改造成農田；若有融雪形成的河流，塔里木盆地綠州周圍的沙漠土地也被開墾，從1760—1820年間，有超過一百萬畝的土地開墾為田。這些草原在被犁耕過以後，很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和草原的荒漠化，難以恢復原貌。新疆的天然樹林分佈於阿爾泰山和天山一帶，由於管理不善，任人採伐，茂密的森林大片地消失。在乾燥和半乾燥地區，開墾土地完全依賴修築灌溉水道，這些雖然有益於農田，卻有損鄰近地區用水者。新疆地區採用坎兒井的灌溉方式，把山上融化的雪水運送到農水裏，使沙漠得以繁榮。1840年代初，林則徐在新疆建立灌溉水道，使天山山脈的水都流到有良好灌溉組織的區域作為農業使用，但工程也限制了此區的水資源利用，有害於既存的農地和牧地。在河西走廊地區，清中葉時，眾人入祁連山砍伐；森林消失後，山上的積雪失去蔭蔽，春暖後雪立即融化，水流無處收納，形成水災，秋天用水之際又無水可用。故河西地區自清中葉以來，水災及旱災的次數都大增。
清代 > 西部

在清代唯一沒有出現環境退化的人類農業生態系統，是成都周圍的四川盆地。當地農業精耕細作，也細心栽培樹木，包括竹子、油桐、桑樹、杉樹、漆樹和各種果樹。當地氣候潮濕，植被繁茂，成都平原一直也有良好的灌溉系統，秦代建成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仍然運作良好。當地每個農場都有自己的一小片竹子、杉樹、棕櫚樹、油桐、漆樹或果樹林；岷江沿岸也生長著很多樹木，綠意盎然。青藏高原的許多地方原本都長有森林，千百年來，這些原始森林被藏民清除，代之以可以餵養牛羊、具有高度再生能力的低矮植物，如禾科植物、叢生植物以及匍匐植物。在適度放牧下，形成種類豐富、高約及膝的低草植被。這些植被能保持水土，故此森林雖被清除，但山坡並沒有變成不毛之地，而是成為藏民放牧畜群的草場，也避免了水土流失和把生態問題帶給下游的四川盆地。
中華民國 > 大陸時期 > 資源問題

在20世紀早期，毀林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水土流失和土地鹽碱化，成為中國貧窮落後的主要因素之一。中華民國很快就意識到森林資源枯竭的問題，在1914年頒佈《中華民國森林法》，呼籲各省制制定造林計劃，但當時政府無法把計劃真正實施。蔣介石認識到木材的經濟價值，設立了全國植樹節，並在福建建立苗圃以提供樹苗。植樹造林政策在閩江沿岸的綠化中略有成效，但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的造林工程就無以為繼。鄂爾多斯高原的沙漠持續擴大，特別是在民國頭十年內，綏遠的農地增加了四倍。1920年代時，漢人大量移居蒙古，山中獵物、松樹和羊群都越來越少，改變了草原生態。到1930年代，漢人把宜於放牧的土地都開墾出來，表層良好的土壤被大風吹走後，剩下只有沙子。1930年代，嶺南地區的森林亦已被砍伐殆盡，只有1%—5%的土地是森林。
在東北，農業聚落從南邊擴張，在1914年，有四分一的東北荒地被開墾。遷往東北的漢人大多留在遼東半島的農業區，沒有進一步深入北部和山區的曠野和森林。到1930年代，東北地區尚有一半宜耕地尚未開墾，但漢人也沒有保護森林，只是緩慢地伐林。20世紀初，俄國和日本對東北地區的森林作出史無前例的最廣泛破壞，在日本人的統治下許多森林被清除，包括廣大的樟樹森林。在1930及1940年代，日本從東北掠奪了7000萬立方米的木材，佔當時中國全部木材儲量的十分一。東海漁業方面，民國初年，漁民年復一年在同一近海漁場捕撈，導致地方性的漁業資源的枯竭，所產魚類日漸瘦小。日本拖網船在黃海上過度捕撈，減少了中國捕魚船的漁獲量。漁民使用有很細篩目的張網，捕獲了大量幼魚和魚卵，導致近海魚群的衰竭。到1930年代，舟山群島黃魚漁場的生產力明顯下降。面對日本人的競爭，中國漁民盡可能地捕魚，而沒有考慮保護資源。1940年代抗日戰爭期間，中日兩國漁業都出現大幅下滑，魚群暫時獲得休養生息。
中華民國 > 大陸時期 > 水患及河流治理

民國初年，自然災害發生的頻度和規模都遠超過往中國任何一個朝代，環境惡化尤其是主要水系的淤積是史無前例的，幾個世紀以來對森林的濫伐、土地的密集開墾和對河流的過度控制，累積的後果造成空前的環境問題。20世紀前半葉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死亡人數，超過了近幾個世紀的任何時期。黃河河堤時常決口，長江於1931年發生特大水災。1930年代糧食產量比清代時的有所減低，河流系統的惡化進一步抑制生產力發展。洞庭湖面積急劇減少，長江沿岸的洪災則增加，因此導致了五省受淹、幾百萬人喪生的1931年長江大洪水。國民政府試圖創辦集中統一的機構治理淮河，於1927年成立淮河水利委員會。但1930年代國民政府實現淮河水利計劃的能力，受制於地方資源控制困難，有幾項工程雖已完成，但比原先的設想規模更小且更慢。1938年蔣介石下令炸開於花園口附近黃河南岸的大壩，加劇淮河下游的困難情形，並摧毀了此前興建的大部份水利工程。
抗戰初期，為了減慢日軍前進速度，蔣介石下令在1938年6月9日挖開鄭州東北面的黃河大堤，使洪水傾瀉到淮河、洪澤湖和大運河流域約7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洪流一路向東南奔湧匯入淮河，最終分散成一條條狹窄、淺淺的支流注入淮河，淹沒淮河東西兩側的土地。洪水淹沒了豫東45%的村莊，沉澱了大約一億噸的淤泥，造成河南、安徽和江蘇80多萬人死亡，近400萬人流離失所。洪水退去後，泥沙掩埋了大片的耕地，無法耕種。在一些洪泛地區，黃河泛濫抬高了地下水位，導致被掩土地鹽碱化。鹽碱化摧毀了幼芽，阻礙作物的生長和減少收成。饑荒中人們以樹葉和樹皮充當食物，使樹木進一步減少。數年之後，黃河河道仍然有變，大量農田都淤積著河水和泥沙。到1946年，黃河終於回到了北面的故道。在戰後，河南人們砍伐了所有小樹木和灌木，收集一切稻草作為燃料出售。決堤之後，許多河南難民逃到陝西，國民黨和共產黨在當地都盡力開墾土地，從1937年到1945年，整個陝西森林面積從25%減少至16%。在國民政府的安置下，2.5萬名難民到陝西黃龍山一帶開墾荒地，到1942—1943年，又有20萬人遷到黃龍山墾區。難民清除當地的樹木、灌木和草，種植穀物、玉米、馬鈴薯和蕎麥，幾年間就出現水土流失和耗盡土壤養分。
中華民國 > 臺灣時期 > 伐林

条目：臺灣林業
20世紀後半是臺灣森林植被面積耗損最嚴重的時期，在1954—1972年間伐木規模最大，從1964年起，每年伐木面積超過一萬公頃，即連續兩年伐木面積的總和，超過了整個日治時代的總伐木面積。此時大規模伐木的目的是為了換取外匯，木材出口遂以高價值的紅檜、香杉和扁柏等為主。此時伐木工作所以能大規模展開，有賴伐木工具的改善和運輸工具的改變。日治時代以鐵道為主要運輸途徑，能運出森林的木材較為有限，但自1958年大雪山林業公司開始營業後，開闢林道，改以大卡車運木，遠比鐵道更能深入森林，除了使森林耗損更快速外，對山林水土保持的破壞也更為嚴重。伐林之餘，政府也從事植林，但因樹苗存活率有限，而且造林需時，森林仍有所耗損。在1954—1972十八年間，森林面積損失了超過10萬公頃，約佔全島總面積的3%。在1968年，森林面積約有222萬公頃，佔全島總面積約55%。由於經濟開始工業化，不再仰賴農林部門賺取外匯，自1972年開始，伐林速度減緩下來。到1990年代，原則上已停止伐林，舊有林場都改為森林遊樂區。保育方面，為保護山林，在1980年代臺灣政府先後設立墾丁、玉山、陽明山、太魯閣等國家公園；民間保育團體把1999年訂為森林文化年，發動保護森林運動。2000年以後，盜伐、濫墾的情況仍有發生，但面積所佔比率不高。
中華民國 > 臺灣時期 > 水污染

臺灣水污染來源主要分為3類：市鎮廢水、工業廢水和畜牧廢水。在1970年代，工業廢水是水污染主要來源。1986年初，臺灣西南沿海連續發生養殖牡蠣和草蝦苗大量死亡的事件，問題癥結在於水質遭受污染。政府隨即立法，對重大污染的工業，或嚴重污染之河流流域內的工廠，若經常排放污水而不改善，則採取按日連續處罰，以促使污染者早日改善防污設備。自1993年以來，廢水總量已漸減少，工業廢水與畜牧廢水的比重也相對降低，市鎮廢水的比重相對提高。以2017年為例，污水總排放量為每日657.47公噸，其中市鎮污水多達每日531.58公噸（佔80.85%），而工業廢水僅有每日55.25公噸（佔8.4%），農業廢水則有每日70.65公噸（佔10.75%）。目前臺灣工業廢水已得到相當的控制。至於市鎮廢水處理率，整個臺灣在2006年底僅有33.7%，顯示污水下水道的建設亟待加強，如此才能削減市鎮廢水。各種廢水從污染源排出或滲出，污染了河流、水庫、地下水與海域等水體。在1987年，嚴重污染的河流長度佔11.4%，而在2003年，河流污染程度達到高峰，嚴重污染所佔長達15.8%。此後2004—2017年十餘年間，河流污染程度有所改善，僅佔7.6—3.5%。但河流水質的改善，除酸鹼值以外，多仍是很不理想。
中華民國 > 臺灣時期 > 環保

1970年代開始，臺灣開始關心環境污染及生態保育問題，進而自1990年代以後重視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從1970年代開始環境問題成為公開討論的社會問題，人們開始認為，公害污染是臺灣重要的問題，而公權力不彰是造成環境惡化問題的主因；1980年代環境運動興起，民間反政府環境政策的運動不斷出現，一再改變政府的發展政策。自1971年開始，政府陸續制定新的環境法規，包括《國家公園法》、《空氣污染防制法》、《山坡地保護利用條例》等。對於沿海環境的保護，政府於1980年代公告實施「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作為淡水河口等12處保護區的管理依據。1987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成立後，政府在環保方面有較大作為。同年行政院發布《現階段環境保護政策綱領》，揭櫫「保護自然環境，維護生態平衡，以求世代永續利用」的目標，並揭示國民及產業都有責任與政府共同致力於環保，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應兼籌並顧。在1990年以前，政府於環境法規的執行低度執法，長年低度管制的結果，使業者沒有意願依法完成應辦事項，導致嚴重重污染。直到1990年以後執法情形才有所改善。為防制空氣污染，臺灣共設立85個空氣品質監測站，訂立空氣污染指標，在2000年代，從空氣品質監測日數及良好比率的增加，可見空氣品質已有改善。野生動物保護方面，臺灣至2009年共設立85處自然保護區，總面積超過一百萬公頃，包括野生動物保護區17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 > 伐林

在1950年，中國大陸土地的森林覆蓋率，縮小到5%—10%（一說8.19%）。以人均水平而言，中國大陸的森林資源在全世界160個國家中排第120位。以海南島為例，1950年時，島上剩下25%的地區仍有森林覆蓋，在其後20年中，政府的發展計劃使森林佔地比例下降到7%。1949年以後，中國大陸有四次大規模的森林砍伐：1.大躍進；2.「以糧為綱」和文革期間的「學大寨」運動；3. 1980年代解散農業集體化並引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4. 1990年代國有林場和國家自然保護區以森林資源牟利。中國大陸農民將前三次伐林稱為「三大伐」。大躍進中，煉鋼爐大約有60萬座，所需木炭全都是通過砍伐當地森林而提供。人們為了給小型冶鐵爐提供燃料，毀壞大片森林，土法煉鋼政策消耗了中國大陸10%的森林。文革時期，政府公開認為森林是使用土地低效率的方式，應讓出土地來種植糧食或果樹，政府也提出「以糧為綱」，向荒山要糧，結果大面積森林被毀，特別是在雲南、四川等西南省份。過去長江中游水流清澈，但因四川盆地剩下的林地大量人為侵害，到1960年代晚期則全年都相當污濁。
在改革開放初期，耕地和林地都轉移到承包合同的農戶手中，為了伐木造房，在南部和西南省份發生嚴重非法砍伐森林的事件。在1981—1985年，單是建築房屋就消耗了1.95億立方米的木材，相當於一年林木的全部生長量。在1980至1990年代，由於筷子、家具、紙張的巨大需求，木材產量直線上升。在1900年代中期，在全國140個林區中，有25個的樹木砍伐殆盡，有61個砍伐速度超過恢復速度。1992—1998年，國有林業公司運用重型機械和電鋸，在四川西部、長江源頭、雲南西北部、秦嶺和黑龍江流域大片砍伐山林，將木材變賣。1998年長江發生大洪水後，中國國務院宣佈禁止四川西部的森林砍伐，隨後禁令擴大到其他地區。然而中國大陸仍在快速開發和消耗森林資源，自然環境仍舊在不斷退化。在20世紀末，人均木材儲量大約是每人10立方米，僅是世界平均值的八分一。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貿組織，日本、臺灣的一些跨國公司也涉足中國大陸的林木採伐業，在21世紀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木製品出口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 造林

中國大陸森林主要存在於東北地區北部、雲南西南部，川西與藏東交界、鄂西與川東北交界、福建中南部以及秦嶺山脈。保存到20世紀晚期的佛寺，也大多保持寧靜氣氛和周邊的森林。此外有兩處山區的人們種植林木：在浙江與江西交界的山區，商人植樹賣給景德鎮窰廠作燃料；在湖南南部及兩廣北部山區，苗民和漢人都會在砍木後補種樹木。為了解決環境退化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展了很多植樹造林工程，政府開始在荒地和山坡上造林，但成效不大，樹苗的實際成活率低於30%。最早1950年代開始的沿海防護林體系建設，旨在穩定沿海省份荒蕪的海岸山地。大躍進時期開展水土保持運動，種植大規模的防風林帶，但只有30%的防風林活下來。出於造林運動或自然再生，大躍進後樹林慢慢有所復甦。在1960年代，種植樹木的計劃大都並不成功，超過一半以上的樹因缺水而種不活。活下來的樹，多因當地農民為了得到燃料與建材而遭劫掠。毛澤東時代的造林和保護工作，使森林覆蓋率增至12.7%。
1980年代的太行山綠化工程建設收效甚微；另一項長江中上游的造林工程始於1990年代中期。1980—2000年間，森林覆蓋率攀升至18%，這是因為私有產權制度確立促進了造林工作，也由於三北防護林這一巨大工程。三北防護林是中國大陸規模最大的綠化工程，在黑龍江到新疆總面積3700萬公頃的乾旱草原上開展造林工作，從西部的喀什地區直至東部的大興安嶺，覆蓋面積達400多萬平方公里。然而實際森林面積遠低於官方公佈的數據，如1979年的實際數字要比公佈的少三分之一，數十萬畝的樹苗無論是死是活，都被算作森林覆蓋面積。三北防護林工程希望制止沙漠繼續向東南方蔓延並進入華北地區，但那些新種植的樹木成活率很低，地下水位也在嚴重下降，三北防護林地區仍持續發生荒漠化，令人懷疑這項工程最終是否能取得成功。1999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推行「退耕還林」措施，把農地轉變為森林，向受影響的農民提供補貼並付予植樹費，但其計劃有時由於樹種選擇不當而造林失敗。總體而言，退耕還林計畫下中國大陸森林覆蓋率從2000年的20%增加到2020年的近23%，重新造林面積約為2400萬公頃。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計數字下的森林，常常是由單一樹種構成，而不是像天然林那樣的多樹種混合。單一樹種的的樹林，無論是松樹、楊樹、桉樹或橡膠樹，都更像人工林，無法支撐野生物種的生存。如在雲南用橡膠林來取代熱帶雨林，雖然可以供應有價宜的橡膠，卻破壞了長臂猿的棲息地。這樣的植被雖然也可以保養水土和實現碳封存，但很少有動物能在其中健康生長。目前狀況是樹多森林少。各種造林工程種植了大量樹苗，但即使成功長大，也更像是農場而非森林。據報在東北國有林地區，人工種植了大約350萬公頃的森林，同時由於封山育林，有410萬公頃的次生林得以恢復。然而這類森林絕大部份是人工林，很難實現保護生物多樣性。獎勵農戶植樹的措施所收獲的也大多是經濟型林木（如果樹），而不是重建健康森林。
中華人民共和國 > 國家自然保護區

一些政府官員有意建立森林保護區和野生動植物保護區，1956年最早成立的鼎湖山保護區位於廣東肇慶。1980年代，保護區數目迅速增加，1990年代起，一些原始或為瀕危物種棲息地的地區被劃為自然保護區，到2004年已達2000多個，佔陸地總面積近14%。最重要的森林保護區大多是南方的佛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中，最受國際關注的是專用於保護大熊貓的自然保護區，如四川平武縣的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雖然中國大陸建立了兩千多個自然保護區和越來越多的「國家公園」，但很多其實沒有真的運作，有些國家公園根本沒有護林員。自然保護區沒有國家配套資金的支持，其中三分一都只是「紙上的公園」，沒有實質上的標識與邊界，很多負責管理保護區的官員都住在縣城而非保護區裏。由於缺乏資金，管理員都「發展自己的產業」，生態旅遊引來了對野生動植物的非法盜採盜獵，修建公路干擾了當地的生態系統，僅有的資金用於建造賓館。管理員甚至與公司訂立合同，開發保護區的資源，例如將湖泊和沼澤改造成魚蝦養殖場。森林繼續被砍伐，老虎受到非法捕獵。保護區優先保護遊客，很少抓住盜獵的罪犯。保護區域往往設置得太小，伐木、修路和養魚把保護區的生態系統分割得支離破碎，成為四面楚歌的孤島。
中華人民共和國 > 土地退化

中共所承繼的，是一個已嚴重退化的自然環境。1950年時，幾乎所有耕地都缺乏一些關鍵的營養物質，特別是氮。農民已沒法給耕地補充氮肥以提高糧食產量，不但不能為工業化提供盈餘資金，連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都成問題。大躍進期間，華北等地的農村極為貧瘠，連老鼠都找不到，華北平原的自然環境已極為退化和貧窮，已沒有棲息地來維持任何野生動物的生存。野生物種的消失，意味著整個自然生態系統的崩潰。農業生產力無法大幅提升的原因之一，是化肥的短缺，1949年時，中國大陸只有兩家化肥廠，之後又建設了幾家化肥廠，但化肥一直供不應求。1972年，美國尼克松訪華後，簽署的第一份商業協議，就是為中國大陸引進13套世界最大規模生產氮基合成化肥的合成氨裝置。到198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出自建化肥廠的能力。大量使用化肥，促使農產量大幅增加。在1976年以前，中國大陸糧食總產量的確有所增加，其代價是向更加邊緣地區拓展農業，以及進一步破壞森林、草原和水域。從1949—1980年，中國大陸耕地總量增加了50%，達到1.2—1.3億公頃，新增耕地主要來自東北和雲南的森林，以及內蒙、甘肅和新疆的草原。在這30年中，新墾耕地的數量，幾乎相當於從漢代到宋代所開墾土地的總數，土地的開墾導致環境的退化。
大躍進時期的水利建設效率不高，引發澇災和土地鹽碱化等問題，水庫和灌渠的興建阻礙了排水，由於土壤中水的飽和，鹽和其他礦物質被析出地表，給土壤肥力帶來災難性影響。由於排水不暢，華北平原2/3的灌溉土地都受到鹽碱化的威脅。河北、河南和山東的耕地一度有190萬公頃到320萬公頃發生鹽碱化。沙漠和嚴重退化土地佔全國土地面積的1/4，1970年以來，沙化的速度提高了一倍。通過植樹造林和退耕還草，政府努力遏制沙化，但效果不如人意。全國有30%的人口生活在受沙漠化影響的地區。在1990年代後期，華北每年平均發生35次沙塵暴。
中華人民共和國 > 草原

1950年代的農業集體化和大躍進，都加速了草原的退化。在1965年，退化草地面積達到100多萬公頃。文革時，政府提出以糧為綱，華北、西北的草原即使沒有灌溉設施，都用於耕作，隨著大風對土壤的侵蝕，那些新開墾的農田很快變成沙漠，以糧為綱的政策，致使大面積的草原被毀於開荒活動。牧民本身也破壞草原，五口之家的牧民，每日要燒沙蒿草5至8公斤作為生活燃料，一年內等於破壞10—16畝固定草原，據估計，中國大陸沙化面積總額的28%就是牧民燒草的結果。1980年代與1950年代相比，全國產草量下降30—50%，於是牲畜營養不足，大量死亡。在河西走廊和鄂爾多斯高原，都有嚴重沙漠化的現象。由於過度開墾和放牧，草原面積不斷縮小，在1970年代年均損失量為約1560平方公里，到1990年代增加至2460平方公里。到2000年，中國大陸超過四分一的陸地都變成荒漠。1980年代，國際市場對羊絨需求暴漲，牧民開始用山羊取代綿羊。與綿羊只吃草不同，山羊吃草時還會把灌木的根莖也一起吃掉﹐這是草原荒漠化的一個主因。
2002年，政府頒佈《中華人民共和國草原法》以制止沙漠化，但成效不大，移動沙丘依然增加，野生動物則在減少。2000年後，國際市場對麻黃草需求急增，草原牧民因而擴大種植麻黃草，甚至放棄放牧，麻黃草的種植結果加劇了植被消耗和荒漠化。在內蒙古，遊牧生活方式其實更適應當地草原與沙地相混雜的地形，但蒙古人傳統的遊牧生活正在消失，絕大多數人都不再養馬了。自1950年以來，環境退化使草原面積減少了30%—50%；在21世紀初，在大約4億公頃的草原中，90%以上已經退化或過度放牧，50%以上有中度到深度的退化，導致生物多樣性的減少，降低涵養水源的能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治河與治水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第一份大河水利計劃，就是淮河計劃。從1950年開始，計劃開挖上游水庫，在中下游加固堤壩，在下游提高蓄洪和排洪能力。1950年夏季淮河發生洪災，毛澤東號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掀起一場治理淮河的群眾運動，號召「要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此後7年政府動員數百萬農民，用鐵鍬鏟走土方，清理了通向大海的170公里河道，挖掘和建設淮河進入長江的新入口、蓄洪的水庫和防洪的堤壩，但到1954年當地還是發生大洪水。工程最初的任務只是排洪，但後來政府認為應把水蓄積起來用於灌溉，在淮河的支流上增建了很多土壩以形成水庫，結果在整個淮河流域一共建設了大約4000座水庫。但大躍進及以後時期淮河工程質素欠佳，1975年，修築於大躍進時期的兩道大壩崩決，1991年淮河大水災，都表明一些河流設施低於規格。1975年8月，淮河流域發生世界史上最具破壞性的水庫垮壩慘劇，在暴雨後，淮河兩條支流上的水庫大壩漫決，洪水席卷所到之處，一座座村莊蕩然無存，下游的分洪區無法吸納大量洪水，堤壩也紛紛倒塌，形成一個近160（100英里）長的湖泊，1100萬人受災，8萬多人死亡。
1954—1955年的黃河治理計劃目標宏大，在黃河榦流、支流及黃土高原的溝壑中，修建大大小小的水庫，以達到防洪、灌溉、發電和治沙的目的。1957年，黃河三門峽大壩開工建設，三門峽工程成為黨具有戰天鬥地能力的強而有力的象徵符號。1961年底，三門峽大壩發生嚴重問題，泥沙淤積的速度遠大於預期，由於水庫減緩了上游的流速，泥沙開始在上游淤積。大壩位於渭河匯入黃河之後的河段，1962年投入運作，渭河下游兩岸數十萬畝的農田被淹沒，近30萬農民被安置到西部較貧瘠的地區。在水庫中，黃河泥沙迅速淤積，造成發電機組無法運作，並進一步向上游堵塞了渭河，導致西安一帶洪水泛濫，渭水排水能力降低，直接威脅西安城的安全。結果決定在雨季洪水季節，導流閘口全部打開，泄流洪水高峰，這樣黃河下游地區再次面臨洪水和泥沙的威脅，黃河清的夢想破滅，大壩最終變得千瘡百孔，對防洪和發電都幾乎沒有什麼價值。
中國大陸許多湖泊和池塘都已消失，需要國家建設人工水庫來蓄積雨水和灌溉農田。由於黃河中上游興建大型水庫，上游、中游和下游都進行大規模的水資源開發利用，缺乏蓄水、引水的統一協調，加上天氣乾旱，從1990年開始，黃河每年都發生斷流。由於農業、工業和城市的用水需求增加，引起黃河水量大為減少，流速減慢，河中泥沙堆積速度加快，1990年代，泥沙大約有90%沉積在華北平原上的河床中，河水斷流時，則100%的泥沙都會堆積在河床裏。黃河下游形成「懸河」，在開封附近，河床比周圍平原高出10公尺。黃河斷流的日數逐年增加，1997年達到136天，乾涸的河床達到距離入海口700多公里的地方，臨近河南鄭州。在1980年代，淮河的四個主要支流每年都發生斷流，平均斷流時間為200天。河水斷流導致入海口地區環境惡化，泥沙堆積加劇，海水倒灌，供水中斷。為了修復三門峽大壩的失誤，政府於三門峽下游約130公里處的小浪底建造另一座大壩，於2000年投入運作，透過調水調沙的程序，有效地減少了黃河下游的沉積物，黃河自1999年後亦沒有再斷流。長江三峽工程於2009年完成水庫蓄水，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視作利用水資源的最高成就，三峽大壩建於宜昌市西部，高度超過180（600英尺），寬2.4（1.5英里），形成世界最大的水庫，工程目的是為長江流域防洪，並為華中4億居民供電。三峽工程卻造成野生動物棲息地破碎化和物種損失等環境問題，當地大型食肉動物都已消亡，白鱘也已經滅絕。
1950年代，人們在洞庭湖進行大規模的圍湖運動，水域面積大為縮減，最高時達每年200平方公里以上。1958年後圍墾活動停止，但因湖中泥沙急劇淤積，情形依舊惡化。大躍進運動亦鼓勵在洞庭湖和鄱陽湖等地區填湖和填濕地造田。1985年洞庭湖全部水域不及明代初年的七分一，也不及1932年的一半。1950年代的毀湖造田，並不限於洞庭湖，而是遍及整個江漢平原，破壞力之大史無前例。在湖北省，1950年代初期尚有1066個湖泊，水域面積1250萬畝，到1977年已填掉740個湖泊，水域面積減少72%；至1985年，則只殘存192個湖泊。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水資源問題

中國大陸面臨水資源短缺和不平衡，華北和華南水資源有重大差別，華北平原的河水年徑流量僅佔全國的6%，而耕地則佔全國的41%；而中國大陸的淡水只有世界淡水供應的6%。華北平原在古代曾有過數以百計的湖泊和沼澤，到1980年代時只剩下20個。在清代中期，位於北京南面的皇家圍場還有5個大湖，到今天已全都消失。在華北平原，由於水庫蓄水灌溉能力不足，自1960年代起，國家在華北各地開鑿機井抽取地下水。黃河在1970年代初斷流，地表水供應緊張，人們轉而大量開採地下水。自1978年改革開放時期起，中國大陸加速利用水資源，到1985年，電力機井數目已接近70萬眼，進入21世紀，機井增至360萬眼。但這種灌溉增加了土壤中的鹽分含量，在1980年代初就造成「土壤鹽漬化」問題。水資源短缺在華北仍是嚴重問題，河流日漸乾涸，湖泊不斷縮小，甚至無法支持魚類生存，黃河的入海年徑流量日漸變小，經常出現長達800（500英里）的斷流，一些地區地下水位已降至地表以下90米。
在20世紀後半葉，華北地區隨著灌溉的推廣，尤其是管井灌溉的使用，地下水水位降低，土壤鹽碱化程度加劇，環境進一步退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開展了水利建設運動，水澆地從1947年的1600萬公頃驟升至1977年的4500萬公頃，從1960年代至1980年代，一直是掠奪性利用地表水資源進行灌溉，華北平原面臨地表水幾近枯竭的困境，於是通過大規模抽取地下水以保持農業的發展。政府引進並推廣小型水泵抽水技術，這種高強度的地下水資源開採是不可持續的。在華北平原的西部地區，淺表地下水水位從1950年代的大約1公尺，下降到1980年代的20多公尺、1990年代的30公尺。而灌溉渠道發生滲透，失去大量的水，進一步抬高附近地下水位，缺水問題變得更加嚴重。至2009年，過度使用地下水導致4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下沉。
為解決華北水源短缺問題，中國大陸實施南水北調水利工程，於2002年批准建設，計劃通過三條線把水從南方引到西北和華北平原，將用50年時間建成。這是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通過東、中、西三線將長江流域的水資源抽調輸送到北方地區，東線主要是利用大運河從江蘇提水北送，中線先從漢江的丹江口水庫調水，長遠則是從長江三峽調水，西線則從青藏高原向黃河上游引水，灌溉當地農田。在2011年，南水北調工程開始在東線和中線向中途的一些地方供水。喜馬拉雅山地區受溫度升高影響，更多冰雪融化，在源頭上擴大水流量，但就長遠來看，冰雪融化量會下降，黃河流域等地進一步加劇水短缺。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污染

在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中央政府鼓勵鄉村工業發展，鄉鎮企業相繼成立。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制定廣泛的環境法規，目的在於控制污染，但政府將經濟發展放在首位，環境法規很少實施，結果鄉鎮企業變成嚴重的污染源頭。在21世紀初，中國大陸成為污染最嚴重的經濟體之一，世界30個污染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大陸佔了20個，酸雨影響到中國大陸1/3的土地。據估計，在2000年代為環境污染和惡化所付出的代價，每年佔國民生產總值的8%—12%。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污染 > 水質

在1980—1990年代，中國大陸高速工業化，但因缺乏監管，工廠公然把污水排入河中，造成嚴重環境災害。鄉鎮企業的工業生產用水粗放，水資源利用效率低，排放大量污染物。絕大多數鄉鎮企業的污水都沒有經過處理，直接排放到湖泊和河流。2002年，中國大陸620億噸污水僅有24%經過處理。保守估計，鄉鎮企業每年排放超過100億噸的廢水。水源傳播的疾病是導致5歲以下兒童死亡的頭號殺手。即使地方企業在中央政府壓力下安裝了污水控制設備，但其後的設備維護投入往往就沒有下文。在農村地區，有5億人飲用的是被污染的水，不少居民都感染並死於那些工業產生和傳播的致癌物，全國形成600多個「癌症村」。由於農業生產不斷擴大使用無機化肥，水資源惡化日益加劇。氮肥的消費量從1998年的2.865萬億克，增長到2008年的24.8萬億克，污染了地表水與地下水，流進河流、湖泊和池塘裏的氮，佔全部氮肥的2%—5%。煤礦開採後的廢渣露天丟棄在地上，有毒有害成份逐漸向地下滲透，亦污染水源。
淮河是中國大陸污染最嚴重的河流，污水在水庫裏聚集，濃度越來越高。在淮河上游，地方官員不斷打開大壩的閘門，讓污水排入下游，毒害下游的農作物與魚類。由於沿河建造了4000多座水庫，限制了淮河的排污能力，導致問題更為嚴重，沿岸很多地區河水都不能飲用。2001年7月，淮河平原發生環境災難，淮河支流因暴雨降下，將900多億公升嚴重污染的水排入淮河，河水充斥垃圾，泛著黃色泡沫，漂浮死魚。這次事件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治淮的努力付諸東流，兩年後，淮河水質仍不適合飲用或養魚。2000年代後期，60%以上的淮河水水質僅達到4級或更糟，不能用來飲用、養魚，甚至達不到工業用水的標準。2009年，黃河水系25%的水達不到V類標準（不適合人飲用或農業灌溉）。上海的黃浦江中很少生物，河水混和大量化學物質，在暖和的天氣發出臭味。2007年，太湖附近的化工廠排放污水，造成湖水氮、磷含量提高和富營養化，出現大面積的藍藻污染，2百萬以上的居民失去他們的飲用水水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污染 > 空氣

工業化急速擴張，使中國大陸空氣污染可能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地區。在2000年代，世界十大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中，有7個在中國大陸。為了推動工業化發展，中國大陸需要供應大量電力，曾幾乎以每星期一間的速度興建燃煤發電廠。在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超過蘇聯成為世界最大的煤炭生產國，每年燃燒近10億噸煤炭發電。煤炭劣質和未經洗選，造成微粒污染，低效燃燒則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燃煤造成的空氣污染，每年導致數十萬人過早死亡，其中包括60多萬個早產兒。幸而煤炭佔全國總發電量的比例已從1989年的75%，下降到2015年的63%。中國大陸汽車數目激增，2009年時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國，在城市增加有害的霧霾，也加速了全球變暖。中國大陸卡車使用的燃油質量非常差，含有大量污染物，在城市各處都可看到這種尾氣微粒的沉積。在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以及全球變暖的主要貢獻者。近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方面取得進展，2014年，中美兩國達成一項溫室氣體減排的協議。為了環保，中國大陸也高速開發油氣混合動力車輛和電動汽車。
中華人民共和國 > 全球暖化

全球氣候變暖使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積減少，學者預測到2100年中國大陸冰川將減少45%以上。冰川融化給新疆的綠州帶來更多的水，讓草原和湖泊當下得以恢復生機，但同時青海湖周邊的河流數目正在減少。氣溫上升和降雨模式的變化，造成西藏進一步荒漠化，過去哺育草原的連綿小雨變成短暫的傾盆大雨，草地開始乾燥起來。氣溫上升使永久凍土層開始融化，以往融雪和降雨會停留在土壤表面濕潤草地，現在則向土壤深層滲透，降低了草地的水位；緩慢推進的沙漠和沙塵暴開始橫掃青藏高原。
中華人民共和國 > 生物多樣性

雖然經歷了長期環境退化，中國大陸仍是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樣性的地區之一，是12個最具有生物多樣性國家的當中一員，境內目前生活著3萬種種子植物，其中1.3萬種生活在雲南，僅次於亞馬遜雨林。中國大陸還有6300種脊椎動物，佔世界總量的14%。然而中國大陸的環境趨於單一化，農業和耕作制度塑造了非常單一化的生態環境，經濟增長進一步加速了野生動植物種群的枯竭。有將近400個物種面臨滅絕危險，主要因為棲息地破碎化，只在偏遠的西南和東北還保留著少量森林。生物多樣性飽受威脅，全國約有40%的動物、70%—86%的植物物種處於瀕危境地。亞洲象只生活在西南最偏遠處，華南虎屬瀕危物種，白鰭豚很可能已滅絕。環繞舟山群島的水系原是東海最多產的海洋生態系統之一，主要商業化魚類品種有大黃魚、小黃魚、帶魚和烏賊。在1970年代，以上四種魚類數量都顯示嚴重衰竭跡象。沿海地區工業發展引起的海洋污染，進一步導致魚量下降。1990年代，這些魚類僅佔到總產量的20%，到20世紀末，大小黃魚和烏賊的漁業資源已經崩潰，而帶魚則陷入枯竭境地。2021年起，長江流域重點水域啟動「十年禁漁」計劃，以確保江內稀有物種得以繁衍。計劃頗有成效，如江豚數量已有所回升，在2024年初，監測到魚類數目達到193種，比2020年時增加了25種。
中華人民共和國 > 環保政策

1979年，中央政府制定《環境保護法（試行）》，在1989年制定《環境保護法》，訂下環境影響評價、排污費、期限內改善等制度。1989年中央政府又成立了國家環境保護局（後來升級為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及環境保護部），主要負責貫徹執行環境法規，人大則通過很多環境保護法律，但地方政府對這些政令往往沒有貫徹執行。比起環境保護，地方政府更著重創造收入，以便增加稅收，進而獲得獎勵或升遷。到1990年代，人們開始理解可持續發展、自然的彈性以及與自然力量合作的重要性。環保部門集中揭發違法污染的企業，但很多被取締的企業過一段時間又重操故業。污染企業佔政府稅收的大部份時，地方幹部往往不會對污染企業採取嚴格措施；如果環境保護局長採取嚴格措施，其自身地位可能會受威脅，導致對污染企業的處置不徹底。
延伸閱讀

王利華. . 《中國社會科學》. 2002, 3: 188–200  [2024-06-28] （中文（简体））.
陳曦. . 《湖北社會科學》. 2009, 9: 193–195  [2024-06-28] （中文（简体））.
趙玉田. . 《貴州社會科學》. 2008, 8: 119–124  [2024-06-28] （中文（简体））.
中國農業發源地黃土高原景象
商代時生活於華北的亞洲象
流經西周王畿的渭河今景
指出牛山濯濯的孟子
漢代的鐵犁遺物
青海省黃河上游河段
敦煌附近綠州月牙泉
現代洪澤湖景象
現代桂林一帶的梯田
大運河河道
源自美洲的玉米
杉木
洞庭湖圍墾區
茶樹叢
新疆的坎兒井
1938年花園口決堤後的黃泛區
王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三門峽水利樞紐
平衡计分卡

平衡計分卡（英語：，簡稱BSC），是一項用于战略绩效管理工具，具標準结构的报告。協助經理人追踪员工执行成果，进行管理，监控结果。
1992年，羅伯·卡普蘭與大衛·諾頓（英语：）提出，用以解決傳統的績效評核制度偏重財務構面的問題。平衡计分卡的内容通常包括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四个構面。
特点

平衡计分卡的特点和衍生方法是代表着金融和非金融方法的融合，是每个公司把单独报告和“目标价值”报告对比的方法。这个报告不是为了替代传统的财务和运营报告，而是在报告中捕捉对读者对简明有用的信息。例如，运用设计流程来选择内容，把它和目前通用的一些管理法有所区别。
作为一种绩效模型，平衡计分卡的效率在于"将人工和物理输入、流程、落后产出连接起来，注重管理这些组件的重要性，来获得组织的战略优先。
现在的平衡计分卡认为，已经比1980年代和90年代刚出现时有了很多演变，现在的绩效管理工具包括改进了的平衡计分卡，但是更加灵活（适合更广泛的组织），并且更有效率（设计方法已经演变，更易于设计使用）。
历史

企业用金钱和非金钱的混合措施奖励进步已经由来已久。一个例子是1987年Art Schneiderman在美国模拟器件公司，一間中等規模的半导体公司，所創的系統。这間公司的平衡计分卡类似于目前说为「第一代」平衡计分卡。后来，Art Schneiderman参加了一个1990年由卡普蘭与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諾頓共同组织的一次研究，在研究中，他主攻绩效测量。后来，卡普蘭和諾頓在1992年的文章中包含了平衡计分卡这个方法。卡普蘭和諾頓的文章并不是这个领域唯一的论文。但1992年，卡普蘭和諾頓的论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1993年马上发表了第二篇论文。在1996年，他们出版了《平衡计分卡》一书。
设计

平衡计分卡的设计是确定一小部分金钱和非金钱的奖惩措施，并附带一些目标，因为当目前的绩效符合期望的时候，决定如何进行奖惩。潜在的想法是，让经理能够明白，绩效来自于期望的领域。他们可以主意集中于这些领域，才能引发企业内的绩效改善。
平衡计分卡的原始想法是，注重战略实施的信息，也许很正常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传统的战略计划和控制活动与那些需要平衡计分卡的项目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在Kaplan和Norton在1990年的论文中，设计平衡计分卡需要四步：
把願景宣言設定为运营目标
把願景与个人表现连接到一起
商业计划，设置目录
反馈和学习，调整相应战略
这些步骤不仅仅是简单划分金钱和非金钱的行为，而是考虑，所有设计方法怎么样符合平衡計分卡的商业管理流程。很多书中，平衡计分卡及其设计流程两者也经常会混淆。人们经常把"战略链接模型"或"战略图"说成是平衡计分卡。
设计 > 原始设计方法

最早的平衡计分卡表只分为四个部分，其中「愿景」分为：
财务
客户
内部商业流程
学习和成长
设计平衡计分卡需要选择五到六个衡量工具。但是人们经常不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绩效评审变量，经常会问“为什么选择这个进行评测？”如果对选择的变量不够自信，那么提供的信息也就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这种早期的设计方法，目前还在被一些公司使用。
设计 > 改善后的设计法

条目：第三代平衡計分卡
在19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种有影响力的设计模式，选择绩效评选变量是根据一系列的"战略目标"来确定，这就需要使用「战略链接模型」或「策略地圖」。不同的战略目标是分散在四个衡量象限之中的。只需要把各个点连接起来，就可以组成一个战略衡量的图形。在制作策略地圖的时候，经理要选择一系列战略目标，分布在每一个象限中，然后确定因果关系，在这些目的之间连上直线。衡量战略绩效的平衡计分卡就直接来源于战略目标。这种方法在选择的衡量变量上更有说服性，而且经理很容易操作。这种平衡计分卡从1996年开始被广泛采用，因此代表了「第二代」平衡计分卡设计法。
在1990年代晚期，设计方法进一步进化。「第二代」平衡计分卡的一个缺陷就是，在画出二十多个战略目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链接是随机的，但是这些目标之间仍有一种潜在的关系。这就忽视了这些战略目标的实际性、时效性。因此就需要一种更高级的设计方法。因此人们意识到，如果确定了一种战略的「最终目标」，则可以更容易选择战略目标和后果。设计方法包括了战略“最终目标”或者类似的方法（例如，结果管理法，由联合国在2002年提出）代表了一种更实际的设计方法，被称为"第三代"的平衡计分卡设计方法。
设计 > 流行

在1997年，Kurtzman发现64%的公司询问，在一系列变量中选择衡量绩效的方法，是否就是平衡计分卡法？平衡计分卡已经被很多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商业机构、集团、非盈利组织和学校采用。
设计 > 变化、替代和批评

自从平衡计分卡法在1990年代早期开始流行以后，出现了很多从最初的四个象限演变的模型。很多种的应用有限，但是科学家们采用解决很多其他问题，例如环境问题等。
很多衍生方法有很多类似，一份2002年的报告试图统一这些衍生方法的模式，发现了三种不同的地方。这些衍生方法又分为几代。但基本上，最初的通过几个盒子衡量的方法没有改变
平衡计分卡也引来了很多批评，很多来自于学术机构，他们不喜欢这种方法的实际特征。有些批评来自于基础缺陷，以及设计缺陷。还有一些批评只是因为这种方法缺乏参考支持。
设计 > 平衡计分卡用于绩效工资

平衡计分卡很多用于个人的绩效工资，特别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的时候。一些使用平衡记分卡作为绩效工资指标的考虑是：
考虑把人'强制分类'为不同的绩效群组
绩效管理中采取一刀切的方式
让组织可以使用钟形曲线描述评估绩效，把一部分员工定义为表现低者
鼓励员工之间互相评分，而不是使用一种固定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