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
发展过程 > 五·一六通知与文革工作组（1966.5 - 1966.7）

条目：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五一六通知和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7日，毛泽东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他在信中描述了一幅社会图景，其中许多地方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内容相似。5月16日，由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在大会通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根据新华社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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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５月１６日，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进行批判，决定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林彪在会上的讲话中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会议决定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成立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使之实际上成为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此后，“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 |  |
——新华社
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爆发，分别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对于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案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即时公开。
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谈话，谈到古今中外的政变实例，称中央内部有人要政变，“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林彪还开始倡導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与此同时，由于中下层并不了解高层发生剧烈人事变动的原因和内情，康生等决定采取手段“发动群众”，他派遣自己的妻子曹轶欧赴北京大学调查工作，并专门会面了曾在延安结识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梓。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在北京大学大饭厅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第一张大字报，批判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而这个小组正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一群学生慷慨激昂地宣誓：要用生命和热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
此时一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大举赞扬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亲自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由于毛泽东的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于当晚8时，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经陈伯达、王力、关锋修改的头版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呼吁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同时还发表的有聂元梓等六人撰写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号召要把所有的资产阶级权威、学者等打倒。6月6日，《解放军报》刊登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其中提到“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剥削制度，逐步消灭工农、城乡、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6月10日，毛泽东在和越南共产党中央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
你们以前说犯了错误，土改不应该搞“左”了，人杀多了。我看是杀少了。你们出了《人文》、《佳品》。你们怕群众搞示威，向我们要催泪瓦斯。《人文》、《佳品》不过就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天下乌鸦一片黑。只要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不怕。我们都是70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
文革学者马若德和沈迈克认为，此时中国可能还没有人意识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对象是最高层的刘少奇等人，而误以为只是反右、四清等运动的延续，所以他们的目标仅仅是中下层敢于发表不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等。日后“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在1967年5月承认，自己当时也绝对没有想到《五一六通知》中“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而副总理薄一波在当时对文革工作组讲话时，就认为目前已经把牛鬼蛇神引蛇出洞了，现在就可以一网打尽，显然也完全误读了当时的形势。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其中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同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高考制度。从此中国的大学十多年内无法正常招生，而在校的中小学生也失去了继续就学的必要。
在中共高层权力大规模调整的同时，红卫兵组织与此同时大规模壮大。在这种非常局势之下，领导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在六月初主持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规定”（包括不应影响工作学习、不得打人等），力图把运动置于各级党组织的掌控之下。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作出指示，将“八条规定”口头传达下去。这时毛泽东在杭州，对于刘少奇给他的请示汇报，没有明确回复。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乘专机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并请毛泽东回京主持有关工作，毛泽东拒绝，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的问题，但是同意了向北大派遣工作组的想法。派工作组是共产党在对“有问题”下属机构进行接管的传统办法，在不久以前的“四清运动”中，刘邓依然沿用，派大量的工作队下基层大兵团作战，结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后来被认为是“形‘左’而实右”。现在他们依然按照传统的党的领导的方法理解文革，认为是“四清运动”的继续，所以想到还是派工作组。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进驻后，组织开展对学校领导、教师的批判，同时按照原先的做法开始“划左、中、右三派”，结果引起激进学生的不满，引发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据统计，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