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
儒教是否宗教的各種觀點

宋朝觀點
中国宋代以来，常把儒道释三教并称。
唐朝觀點
唐朝《辨惑一》記載：“吳尚書令闞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而行，不敢違佛。’”敘述了孔子與老子是順應天意而生法，佛家則以佛陀而制法于天。屬於宗派與教派之爭。
明朝觀點
明代末年，利玛窦来华试图通过“驱佛补儒”“合儒-补儒-超儒”“阳辟佛而阴贬儒”“贬佛毁道，援儒攻儒”，修改儒教教义（比如替换上帝概念）以使其基督教化，方便傳教，遂倡儒教非教说。这引起了明朝傳統派士大夫和佛教徒极度不满。崇祯年间《刻辟邪集序》中说：“有利马窦、艾儒略等，托言从大西来，借儒术为名，攻释教为妄，自称为天主教，亦称天学。”
清朝觀點
利玛窦一死，继任者立即认为儒教是宗教，引发礼仪之争，教宗克勉十一世发布教宗敕令《自那一天》绝对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敬天祭孔祭祖。1742年，教宗本笃十四世在教宗敕令《自上主圣意》“禁止传教士对敬天祭孔祭祖问题进行再议，并坚决否定克勉十一世特使Charles Ambrose Mezzabarba的八条变通办法，要求坚决执行《自那一天》禁令。20世纪初，满清还颁布《学务纲要》：“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学堂不读经，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
清末民初觀點
梁启超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中第一个提出了儒教非教说，否定了自己早先在《西学书目表》的儒教说，认为孔子所教“专在世界国家之事，伦理道德之原，无迷信，无礼拜，不禁怀疑，不仇外道”，孔子应与苏格拉底并称，而不能与释迦、耶稣并称，“夫不为宗教家，何损于孔子！”。蔡元培、陈独秀发展了梁氏的儒教非教说，否认孔教是教，但不否认汉武帝之后存在过儒教。陈独秀正告康有为：“吾国非宗教国，吾国人非印度、犹太人，宗教信仰心，由来薄弱”奠定了“中国古代无宗教说”的基础。他们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获得了五四时期学者的全体支持。1982年崔大华发表于《哲学研究》第六期的《“儒教”辨》以及锦全发表《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的《是吸收宗教的哲理，还是儒学的宗教化？》认为儒学的核心是道德、伦理，因为儒学没有人格神，没有彼岸世界，没有把孔子当作神。儒教不像道教那样可以成仙升天或者像佛教那样讲究来世，也没有西方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那样的天国。但這是各大宗教的不同特點，並非宗教的構成要素。而猶太教、瑣羅亞斯德教和神道教也是沒有天國的概念，舊約里甚至沒有“天國”一詞。早期中国原始宗教具有上帝、四岳、祖先等诸神崇拜，儒教承认存在神、鬼，但不关心其世界的事，而将注意力完全放在现实世界，儒家左丘明的左传说“神无福也”，按照儒家历史观，神不是决定战争胜败、国家发展或者衰败等等一系列人间世事的主宰，儒家认为“先王之道”（即周文王、周武王所实施的政策和治国理念）才是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昌盛的根本因素。然而根据出土金文化考古材料，周文王、武王所实行的政策以及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儒家所提倡的“先王之道”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儒家的“先王之道”更像是一种基于西周早中期社会的理想模式。汉武帝以后儒教和其他一些思想流派结合，出现了祭天地、拜孔子、敬祖先等个别中国原始宗教的仪式，不过中国原始宗教的很多内容已经失传（有一些内容保存在道教科仪之中），今天人们只能通过甲骨文、西周金文等出土文献去了解夏、商、周三代的中国原始宗教。儒教虽然和亚伯拉罕诸教有很大的区别，但毫无疑问儒教是东亚古代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
民國至近代觀點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於民國47（1958）年5月25日答美記者羅賓遜電視訪問時，面对記者提问：「基督教義與儒家的倫理學說不是有衝突之處嗎？」明确否定儒家是宗教，僅承認其为哲学思想。这是近代首次的官方表述。中華民國教育部國家教育研究院《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承此觀點，解釋「儒教」一詞時不称「宗教」，而只講「儒家」。
1978年底，在中国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点。1980年起，任继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正式提出“儒教是宗教”的主张。儒教是教说的第一篇文献是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的《论儒教的形成》，此后就是《儒家与儒教》等论文。儒教是教说的依据是儒家经典神圣化建立了儒教神学体系。神学化的儒家，把政治、哲学和伦理三者融为一体，形成庞大的儒教体系，在意识形态中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儒教的来源，一是殷周时期的天命神学和祖宗崇拜的宗教思想，一是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宋代创立的理学标志着儒教的成熟。儒教崇奉的对象是“天地君亲师”，有神灵系统和祭天、祀孔的仪式，儒教的经典是六经，中央的国学和地方的府、州、县学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学官就是儒教专职的神职人员；儒教不讲出世，不主张有一个来世天国，而把成贤成圣作为宗教的最高追求；其教义就是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的神化和宗教化。朱熹对神灵非常虔诚，每遇大事，要向孔子报告；天旱少雨，向山川等神灵祈祷。朱熹的宗教感情，是儒者宗教感情的典型体现和集中代表。人神关系在儒教中的表现，就是天人关系。在儒教中，天是人命运的主宰，人必须顺从天的意志。董仲舒说天有意志，有喜怒，可以赏善罚恶。朱熹在董仲舒的基础上，把天理性化，也把天人性化。认为天又道德的属性——至善，从而使天人一理，天人贯通；对上帝意志的顺从，就表现于对天理的遵守。
何光沪指出儒教的天是佑民、讨罪的天，是有意志有人格的至上神。儒教的政教合一在性质上基本上是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致的。赖永海指出天即上帝是儒家的至上神，天的意志是儒家一切政治、伦理原则根本出发点。以昊天上帝为至上神的神灵系统是儒教的信仰系统。上帝最初乃是上古的祖宗神。宋代儒者把天、理、帝（上帝）等说成同实异名的概念，只是改变了上帝观念，并没有改变上帝是世界主宰的实质。孔子及优秀的儒者，死后都被祀为国家的公神。君主和儒者是尊奉天命治理和教化民众的君和师。宋代开始，儒者们用哲学的理气关系、心性之论，论证仁义礼智之教，忠信孝悌之德，都是天赋予每个人的本性，因此遵守这些原则，乃是自己的本分。儒学本质上就是释经之学。
另一方面，一些學者認為，不僅儒，而且儒家思想本身也是以人為中心的無神論宗教。中國人重視葬禮，重視家族的延續，重視孝道，重視落葉歸根，對祖先的尊敬可以說是一種習慣。當代中國人部分會把宗教等同于迷信，在言行上拒絕接受宗教，因而往往也不認為儒為宗教。
黃進興認為近代儒教是否為宗教之爭，皆執「基督教」作為宗教的基型，以此裁度儒教，然而這種觀念與傳統宗教觀差異甚大，與東漢以來儒、釋、道三教鼎立，可以成為獨立的宗教個體不同。明代以來「三教合一」，因與釋、道二教結成有機體，遂蛻變成民間宗教。1910年刊行的「臺灣舊慣調查會」報告書把儒教定位為宗教，記道：「儒教是孔子及孟子所祖述的古代聖王教義，內容包括宗教、道德及政治，三者渾然融合成為一大教系。」
《臺灣私法》引《臺灣府誌》，列舉玉皇上帝、東岳大帝、北極大帝、天后、五谷先帝、保生大帝、三山國王、水仙尊王、開漳聖王、廣澤尊王、註生娘娘及臨水夫人、五顯大帝、元帥爺、王爺、大眾爺、義民、城隍爺、福德正神、灶君、文昌帝君及魁星諸神皆屬儒教，後來增田福太郎認為臺灣人的宗教是「道、儒、佛三教互相混合而成的一大民間宗教」，就忠實反映傳統的宗教觀念。片岡巖的《臺灣風俗誌》也是承襲這種宗教觀，擴大了日治時期儒教宗教的範疇。日治時期儒教並不局限於民間信仰，1941年《大眾人事錄》〈黃純青〉詞條：黃純青的宗教是「儒教」，1958年的魏清德〈身世報告書〉，自述宗教信仰是「儒教」。黃純青、魏清德都由日治時期橫跨到戰後，宗教信仰都定位為儒教， 1918年八芝蘭公學校（今士林國小）所編的《鄉土誌》，儒教即列為「宗教」之首。
傳統社會儒教往往置於參照座標的原點，其他各教無不悉心揣度與儒教的對應與聯繫，在「宗教」（religion）的概念入主後，陳熙遠認為：儒教竟謫配到「宗教」的邊緣，不僅「儒教」在「宗教」的論域裡逐漸邊緣化，……而且由於避諱傳統「教」字的稱謂有誤導為「宗教」的可能，在現代語彙中，「儒教」更幾乎為「儒學」、「儒家」、「儒道」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