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书院
著名山长

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海拔69米，相传山上有石鼓，高六尺，能发出鼓声，故得其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瘐阐《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已载于史册。
建于石鼓山上的石鼓书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诸多史料显示，创建于唐元和初（806年～810年）的石鼓书院，为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办学的书院，也是清代及以前中国南方文化学术中心。在北宋全国四大书院中，石鼓书院实际上又是首屈一指的。从创建历史渊源看，它比创建于五代南唐升元年间（937年～942年）的白鹿洞书院早120多年；比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的岳麓书院早160多年；比创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l009年）的睢阳书院（又称应天府书院）早199年。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石鼓书院历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改设石鼓高等学堂为止，延续了一千余年。期间，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李宽族裔李士真“援宽故事，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史载，宋朝皇帝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一次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这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中有录；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仁宗允集贤殿校理刘沆之请，诏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5顷，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石鼓书院首任山长李宽、后任山长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贤祠，与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并称石鼓七贤。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六记：“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称蒋为山长（见《荆湘近事》）。至宋相沿为习，书院益多。元代书院，亦置山长，讲学之外，并总领院务。清乾隆时改为院长，清末仍名山长。对其人选，明代多以品望为主，没有地域限制。清代虽强调品行、学问，然而多主张选择本地人士。自南宋以来，石鼓书院历代延聘了数十位山长，由于屡遭战乱，兵火连绵，现在能够查找到有名有姓的有40余位。
南宋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大儒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带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山长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李访。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中省试第一，累官至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二年（1185年），石鼓书院得以恢复重建，戴溪任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三卷。程洵为朱熹门人，潜心理学，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始出任衡阳主簿。十四年又暂代石鼓书院山长，以宣扬朱子张子之学为要务，一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晦庵之门”（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间留有题咏石鼓诗若干首，并编纂首部《石鼓书院志》（后散失）。南宋开庆元年（1259年），石鼓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年），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尽复旧观”，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宋王朝南迁后，较为著名的书院为石鼓、白鹿洞、岳麓、象山等，嵩阳因战乱宋末时废毁，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县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复书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统治者基本上不学无术，仇视汉族文化，书院基本上处于政府监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遭际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还获赠学田。历任石鼓书院山长有邓大任、王复、康庄、程敬直、李宥孙、金文海、朱仁仲、张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样，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长，未能有多大作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难查找到他们的资料
明清两代，衡阳地方官员对于石鼓书院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结，这也是石鼓书院得以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末兵燹后，自明代永乐年间起，经过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资、何珣及湖广宪副沈庆等人70多年的努力，书院终于规制大备，沉寂多年的石鼓书院又再次兴盛起来。正德四年（1509年），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王大韶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石鼓书院，致仕后“重返母校”，主讲石鼓书院，并参与编纂、重校首部《石鼓书院志》，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有关书院史料。其他知名山长有周诏、李明安等。到了清代，山长陈士雅、吴炯、宋蓟龄、旷敏本、林学易、李振南、罗廷彦、王光国、余廷灿、李继圣、刘高阁、谭鹏宵、张学尹、常大湘、刘祖焕、蒋琦龄、邹焌杰、冯俊、邓传密、李扬华、左斌、江昱、祝松云、莫重坤、曾熙等，基本上都是进士、举人出身，才高八斗，学贯古今，官场历练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观上要为桑梓造福，客观上保证了教育质量，石鼓书院“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
比山长更高级别的是山斗，也就是泰山、北斗的合称，犹言泰斗。邹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正德六年（1511年）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中讲学石鼓，著《教言》25篇（又称《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对识性、求实、时习、笃行、慎独、戒惧、格物、致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成为诸生向学的至理名言。四方从游者踵至，被诸生尊为书院“山斗”。旷敏本和林学易都是衡山县人，都是进士出身，都是石鼓书院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山长。旷敏本乾隆十九年（1754年）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任职约三年，后出任石鼓书院山长，因学问精湛，出类拔萃，倍受时人称颂，士子争以出其门下为幸。林学易幼年受知于学使，有“国士”之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聘为石鼓书院山长，连续执掌书院达15年之久。末代山长（曾熙是衡阳县石市人，光绪进士，累任提学使，不久返湘，主讲石鼓书院，后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石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历代名师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张栻、郑向、黄干，元代的偰玉立、奚汉伯颜、李处巽、陈淞年，明代的湛若水、蒋信、罗洪先、赵贞吉、茅坤、李渭、罗近溪、甘公亮、蔡汝楠、刘尧诲、王万善，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吴时来、余廷灿、刘良弼、江恂等，都相继来这里登台传道，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成为湖湘地区引人瞩目的儒学传播基地，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作为中国一所最古老的书院，在长达千余年办学过程中，石鼓书院所造就的人才之多，实在是难以计数。清乾隆衡阳县令陶易写有《石鼓书院》一诗，描绘了“英才荟萃”的景象，诗曰：“旷代儒风喜未颜，一时讲院尽英才。双流环绕宫墙肃，乔木阴森士气培。祀典已崇新俎豆，诗篇长焕旧亭台。自今游履休嫌忧，绿竹西溪一经开。”
《国朝石鼓志》载，宋乾道八年（1172年）殿试，石鼓书院登进士第的就有王居仁、邓友龙、邓友龄3人。明嘉靖三十年（1552年）壬子乡试中，石鼓书院诸生李孟彰、王大韶、谭汝赓、徐应南、彭良臣、陶宾6人中举，史称“朱陵六凤”。明末王船山、李国相、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等高风亮节、博学多才者也出自石鼓书院。清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会试，石鼓书院的祝松云、谭鑫振、杨依斗、陈鼎4人同中进士，其中1人殿试点探花，1人朝考选庶常。像这样的栋梁之才，还有明代的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祝咏、廖汝恒、陈宗契等，清代的中兴名臣彭玉麟、衡阳第一个传胪彭述等，他们都是从石鼓书院走向中国大舞台，“各领风骚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