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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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惡的距離》在播出前就因題材引起熱議，播出後更是佳評如潮，評論多讚揚其製作規模宏大、選用的議題大膽且嚴肅，故事架構紮實，不但貼近生活，更具有啟發性，令人思索道德與人性，正向的結局帶給社會溫暖。演員的演技精湛，角色鮮活且關係具衝突性，剪輯和配樂出色。該劇在IMDb上獲得9.3的高分，截至2019年六月為止，在超過1200個評分中，有超過七成給了滿分；而在豆瓣上獲得9.5分，截至2019年六月為止，在超過10萬個評分中，也有超過七成給了滿分，是「豆瓣華語口碑劇集榜」自2019年4月創榜以來的首部登頂劇集，上榜以來連續五星期、總共六星期排名第一（4月17日至5月15日、7月10日），兩星期第二（5月29日、7月3日），並成為豆瓣2019全年評分最高的華語劇，而在中華電信Hami書城上，《我們與惡的距離》電子書的下載次數也很高。除了睽違15年之久再度展現演技的賈靜雯以外，温昇豪、吳慷仁、檢場、謝瓊煖、陳妤、曾沛慈、林予晞、王可元等一票主要演員都受到劇迷熱烈追捧。影評左撇子指出，該劇罕見地以加害者家屬的角度出發，描述他們面臨的困境，這會讓故事非常沉重，而演員的演技也足以撐起這樣的重量。
在劇情和演員大獲好評之外，該劇也帶動了社會對公眾議題的熱烈討論，引發媒體界、藝文界、法律界、醫學界、社工界等各領域的人士投書或發表意見。媒體議題方面有包括專業媒體人和傳播所學生撰文論述。媒體人程金蘭認為台灣社會還沒做足面對這個問題的準備，但社會無法迴避這樣的課題。大愛電視台總監葉樹姍認為劇中牽涉諸多過去沒有探討過的議題。也有評論指出，由於電視台的董事會、股東、廣告商的介入，再加上Youtube等新媒體分食大餅，新聞的選擇不是基層記者說了算，大眾將媒體的問題全歸咎於記者，是因為沒有掌握問題的全貌。學者管中祥撰文訴說新聞從業者在取捨報導深度時面臨的難處，也指出雖然部分未臻周全的報導的確可能造成被報導者一輩子的痛，但劇中指責媒體「殺人」的台詞太過沉重。
在藝文界方面，TVBS戲劇製作部副總監戴天易認為，影視環境的劇烈變化使得難以倚靠過去的經驗或數據評估何種劇種能夠吸引觀眾，因此當《我們與惡的距離》這種嚴肅題材的戲劇開拍並即將播出時，業內人士都抱持著緊張又期待的情緒。主播張雅琴表示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新聞人觀劇後都流了淚。導演瞿友寧則對劇中的媒體環境有同感，他以自身經驗為例，表示媒體也時常不經採訪就胡亂寫出與自己執導的作品有關的報導。導演蔡銀娟表達了對這部戲的崇拜，認為該劇以感人方式呈現嚴肅議題，成功引起反思。演員李國毅稱讚該劇各線情節緊密交融，毫不拖沓，無可挑剔，他特別欣賞曾沛慈的演技。視障歌手蕭煌奇雖然無法觀劇，但他聽完該劇並對內容讚譽有加。
在法律界方面，有薛煒育、詹順貴等律師分享與情節相似的個案、解說劇中與法律相關的程序或規範或補充劇中提及但未深談的細節，中華民國法務部也借題發揮，引用劇情談論修復式司法的精神。台南地院刑事庭發言人林臻嫻表示該劇內容精良，值得司法人參考。法律扶助基金會執行長周漢威對劇組的用心表示感謝，並期待觀眾可以藉此劇重新思考犯罪及審判的意義。
在醫界和社工界方面，有不少醫師、諮商心理師和社會工作者都撰文談論劇中提到的議題，或說明思覺失調症、錐體外症候群、精神病患家屬相關議題或臨床案例。新北市衛生局也特製影片宣傳，局長陳潤秋接受採訪，期望降低對病患的汙名化，在戲劇播出期間也出現諸多思覺失調相關報導及對醫師、藥師、患者的訪談。
也有一些評論就劇名下筆，立法院國會助理林政翰認為，當觀看社會新聞的大眾受限於媒體報導的侷限性，透過少量的資訊和大量的想像判斷新聞描述的對象時，永遠會與真實有著一步之遙，「我們與惡的距離」就在這一步之間，而這個距離取決於在判斷時能夠留下多少空間給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民運人士吾爾開希認為幾十年前的中國大陸有著和台灣一樣的包容、溫暖與厚道，但在長期的鬥爭下，這些可貴之處都流失了，使中國大陸變成缺乏人情味的地方，台灣也因為媒體追求刺激、政客追求選票等原因，逐漸流失這種厚道，而缺乏理性思考、只憑對反對者的憤怒而支持自己所擁戴的候選人的選民，也是促成這一切的共犯，他認為「我們與惡的距離」就是這樣的懦弱、鄉愿和偽憤怒。法學家吳豪人認為該劇準確地描寫了現代人面對犯罪時的無奈與焦慮，他以排灣族為例，指出台灣原住民沒有死刑、也沒有「罪」和「刑」的概念，因此他們「與惡沒有距離」。對台灣原住民而言，只有除去加害人以及社群的惡，諸神的憤怒才會平息，而這一套思維就類似修復式正義。
在死刑議題方面，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怡撰文指出，社會大眾對死刑犯感到厭惡是很合乎人性的，只有少數違背人性的醫師、社工、律師或社會運動者之類的人才會違背人性面對他們，雖然劇中的情況和現實的世界仍有不小的距離，但她十分感謝呂蒔媛的努力，讓觀眾能看到社會的另一面，她也藉此批評了部分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擬參選人對死刑的態度。在藝文界方面，專欄作家曾麗心以鄭捷為例，指出即使槍決了鄭捷，無差別殺人仍舊會發生，人民也依然會對此感到恐懼，然而卻因此無法得知犯案動機。她期待戲劇能開啟思考與對話，讓社會更加重視心理健康，或許能有效降低因心理偏差而產生的犯罪。作家馬欣指出《我們與惡的距離》談論的不是論斷是非善惡，而是身處在這個充斥著各種聲音的世界中，該如何冷靜且清醒地思考問題，他認為該劇成功的原因，在於故事開場時就把普羅大眾也放進了故事裡，描述透過鍵盤公審加害人的網友，再將眾人對隨機殺人的餘悸帶出，才有了其他作品比不上的共鳴感。他也期盼台灣戲劇的題材能更加廣博，以及具有獨特昇華能力的悲劇故事。
除此之外，亦有人藉著劇中情節談論工作與職場、網路輿論、人身自由、修復家庭關係、家庭功能與親職、生兒育女、死刑存廢、精神鑑定、美妝技巧、世代溝通、英文教學、婚姻議題、哲學思辨、勸善規過、行銷策略、創傷復原等各個領域的議題，有許多抒發觀劇心得及批評的投書及插畫作品，劇中角色也成了模仿對象。
在《我們與惡的距離》被騰訊公司買下中國大陸版權之前，不少評論為該劇可能無法在中國大陸播出，不過由於該劇的盜版影片在網路上流傳，該劇已在中國大陸獲得了一定的聲譽，也獲得香港媒體的佳評，不僅在豆瓣上獲得高分，在微博上也獲得追捧。幾篇來自中國大陸的评论指出，《我們與惡的距離》觸碰了深刻的議題，切中了社會的痛點並深刻地描繪人性的善與惡，品質遠超其他戲劇，而中國大陸的電視劇幾乎見不到此類內容。香港雜誌從業員金成認為香港的影視圈不斷失去反映現實的功能，雖然不是沒有拍出《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能力，但確實存在著距離。廣州的媒體人李思磐认为該劇在中國大陸受到熱烈討論，或許和中國大陸過去一年來發生不少隨機殺人事件有關。她表示，中國大陸對議題的探討通常會聚焦於個人的策略或責任，從結構層面探究問題甚至會被視為落後、過時，《我們與惡的距離》提供了另一種思考議題的角度。心理諮詢師武志紅指出，《我們與惡的距離》的目的是撕掉標籤，與通常會明確地標示好人與惡棍的中國大陸電視劇大不相同。中華民國廣播電視節目製作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汪威江研判，由於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改革開放40周年，官方可能會要求劇情具有正能量的節目，因此不會購入較具批判性的《我們與惡的距離》。
雖然全劇獲得的讚許很多，卻也不是沒有受到負面評論。律師雅豊斯指出王赦的西裝外套上佩帶的金色徽章造型疑似日本的律師徽章（日语：），台灣律師佩帶日本律師徽章實在不合理，特別是出現在這部強調社會寫實、於22個亞洲國家及地區播出的作品。雅豊斯認為，該劇作為輸出台灣文化的載體，理當力求寫實和專業，而文化部、司法院、法務部和律師公會等相關單位也應該共同研討並提供適當的協助和指導。台大中文所博士許惠琪認為作者的田調固然十分用心，遺憾的是多取材於西方案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林建成指出，儘管編劇強調作品的精神是去標籤化，但作品卻試圖表達因為恐懼或不理解精神疾病患者並將之隔離的「我們」、以及不願意探究犯罪動機的「我們」會導致悲劇不斷上演，因此「我們」與「惡」的距離很近，反而給「我們」貼了標籤。林建成並指出，真正的責任並非「我們」，而是政府與制度，必須要求政府檢視相關制度，才可能遏止悲劇發生。
作家管仁健指出，劇中多數角色都是全程說國語，但兇手的家庭卻是全劇唯一說台語的家庭，此種設定就像過去美國影集裡的黑人往往扮演教育程度低的犯罪者角色，也驗證了過去在黨國教育體制下，多數台灣人的母語是如何受到打壓的。也有觀眾投書指出這一點，表示在一部主打去標籤化的戲劇，卻讓黑道角色說台語，恐造成台語和黑道產生連結。管仁健還表示，《我們與惡的距離》觸碰社會陰暗面，算是突破了禁忌，但結尾太過完美，可能是為了迎合觀眾所做的考量。記者童一寧批評全劇最後兩集轉折幅度過大，讓故事從原本的社會寫實風格丕變成社教宣導風格，編劇對於新聞業的理解也不夠全面。影評人White Black以運鏡角度指出，導演非常強調人物特寫，遠景則較少使用，這可能使得角色脫離時空背景。在比較單純的戲碼中，過度地採用粗糙和多重鏡頭和跳接的手法，更是讓畫面變得破碎、雜亂而狹隘，而且由於顯現出太多資訊，反而縮減了觀眾的想像空間。而在一些靜態的場景，也因使用手持鏡頭造成的晃動干擾了畫面穩定性。
由於戲劇製作之經費來自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而且僅佔數位建設補助款新台幣434億的千分之一，一些觀眾稱讚政府的施政成效，自己納的稅也被妥善運用。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宣稱，《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一項亮眼的成果，文化部也指出，雖然相較於整體經費，補助該劇的占比不高，但卻創造出很好的效果。戲劇行銷公司營運長蔡妃喬認為，在這樣的預算下，製作團隊可以較不注重市場性地去創作，也因此可以看到創新的內容。樂團拷秋勤認為，倘若2020年由國民黨執政，政府恐怕不會挹注資源製作可以誘發群眾獨立思考的戲劇節目，因為國民黨過去就曾百般阻撓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政治學教授范世平也認為，如果台灣被中國統一，政府將不會允許拍攝此類批判性強的電視劇。
公視節目部經理於蓓華表示自己對台灣的寫實電視劇充滿希望，不比韓國遜色，對於觀眾對公視敢於觸碰敏感議題的讚許，於蓓華認為真正走在時代前端的是呂蒔媛，公視則扮演守護者的角色和她一併開路。她也判斷投資者會因為《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成功經驗而更有信心，未來製作題材較硬的戲劇時也能造成廣泛迴響。湯昇榮指出《我們與惡的距離》的迴響遠超預期，而該劇成功的基礎是紮實的田野調查，他認為該劇可以做為先例，而政府應當培養更多編劇人才，促進台劇進軍全球市場。在《我們與惡的距離》播出完結篇後，呂蒔媛表示雖然尚未簽約，但已經開始規劃第二季的內容，並表示希望在第二季開創新格局，僅會延續第一季的核心價值，但故事並不相關，不一定會探討相同的議題，也不會沿用第一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