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
各類評論、檢討

蔣介石：「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以致整個計畫受到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何應欽部長未將巷戰及攻擊武器發給使用，待我想到，催發戰車與平射炮，已過其時……何應欽誤事誤國，亦我想到太遲之過也。」「由大場撤退至蘇州河南岸以後，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衛、乍浦一帶無人負責，不注重側背之重要，只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得乘虛而入，此為我戰略最大之失敗也。」
張治中：「上海之未能一次總佔領，統帥部失機於先，叫我停止攻擊；後來大戰展開，除陸軍外，又沒有配合有力的空軍。」
第九集團軍作戰課長史說：「部隊方面，必須學會對堅固據點的攻堅戰術，但當時部隊軍官缺乏攻堅知識與經驗，又沒有威力強大的武器……初期攻擊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砲直接瞄準去破壞和壓制日軍火力點以及接近爆破」
胡宗南身邊的參謀于達：「革命軍積下一個很不良的習慣，其原因可能是蔣委員長對於底下的「學生」很不放心，而事事干預他們。打仗是瞬息萬變的，等委員長看到前線電報已經過了好幾天，戰況早變了，必打敗仗的，此乃源於「毛頭小子不放心」的心理。而師長也常越級指揮下級團長，常使旅長不知兵在何處。不放心和越級指揮造成作戰能力低落。」
孫元良：「國軍雖動員了優勢兵力，但機動運輸集結力不足，結果演變成車輪戰，始終沒有足夠的預備兵團，給了日軍各個擊破的機會。」
法肯豪森：「雙方海空火力落差太大，國軍僅能用夜暗期間，日軍海空兵力無法發揮優勢時，對白晝日軍所佔據之村落進行反攻。」
陳誠：「附近各縣地方官員負責者，事先不組織民眾，事後不知動員抵抗，這也是我們作戰中極大的缺點。」「漢奸太厲害了，敵機一來總部到處都是小鏡子，一閃一閃地向敵人指示目標。夜間則發信號彈，捉不勝捉。」
顧祝同：「大場情況變化後，閘北陣地側背完全暴露，必須調整態勢。但國際聯盟11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要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有意要留在閘北作戰……盡量爭取時間，喚取友邦同情。」
顧維鈞為九國公約會議與淞滬會戰的關連作分析：「西方人士一開始就認定，中國是個政治不團結，軍事上又渙散落後的國家，……西方認為中國的抵抗無濟於事，日本終究要佔領中國，那麼向中國提供援助又有何用，認為抗戰不可能持久……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要後撤至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地方不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關心，但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是什麼地方，戰鬥為了什麼。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最大利益，……所以我們主張政府盡可能堅守上海線。」「不幸的是，中國軍事最終惡化了。恰巧又與11月15日美國新國會孤立主義碰在一起，這此因素導致布魯塞爾會議上一些主要代表團都催促趕快結束會議，……事情很明顯，以後再也不可能有何作為了。」「雖然羅斯福看出了當時歐洲與東亞方面的危機，但美國國內民意上的姑息壓力使其無法有實質作為。」陳誠：「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爭既啟，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為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保持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著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敗，就是當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著惡化。這次戰略受政略影響極大，乃是國家的不幸，並不是國家的錯誤，因為我國本身準備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關係。」淞滬會戰後期的「死守」被學者形容成「為政略殉」，非出於戰略因素，而是為了國際輿論、民心民氣而戰。蔣中正當時痛苦的表示：「借此戰略關係而撤退，使敵不敢窮追，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第88師參謀張柏亭：「委員長訓示政略目的，是強調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為，而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集，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孫元良8月12日率先佔領上海北站、寶山路、八字橋、江灣路一線，此獨斷決策對戰局有決定性的影響，使國軍取得閘北軸心陣地。」「淞滬戰場一開打，中國老百姓就開始協助日軍割斷電線、破壞電訊，或擾亂治安、刺探軍情。」
白崇禧：「我方裝備訓練遠不如人，全賴血肉之軀與之相抗，打破日本軍閥三個月征服中國之迷夢。上海抗戰原計劃是節節抵抗，故有設吳福線、錫澄線，後因敵人掌握制空權，行軍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施。複以命令下達倉促，部隊準備不周，故原計劃尚未實現便開始撤退。」
滕昕雲：「國軍在圍攻時期空軍尚有表現，但隨著戰損增加，任務重心轉為首都防空，使日本在後期取得制空權。在海空劣勢下，反登陸作戰註定不會有太大成就。甚至有些部隊在未與敵人接觸前，就遭到日軍艦砲、航空轟炸而傷亡過半。」『1936年7月，國府財政顧問李茲羅士曾向蔣中正直言：「閣下期望英美支持中國抗日極為不智！」兩者所言皆正確，李茲羅士乃是當下情勢分析；蔣中正則是長遠局勢之發展。』
黃仁宇：「德國顧問誤判情勢，認為日軍在金山衛方面的行動應該只是屬於兩棲佯動，藉以吸引國軍注意，並非作戰重點」『苦撐待變即是持久抗戰的主軸，日軍擊破了國軍的抵抗，使國軍蒙受極大損失。蔣中正不會不清楚，他惟有採用長期持久戰略，持續消耗敵人實力，並靜待「國際情勢」的變化，別無他法。』
吳相湘：「蔣委員長誘使日軍主攻向由『自北南下』改變為『自東西上』的戰略終成功，一切可按1935年7月持久抗戰的計劃了。」
李雲漢：「就原定計劃而言，日本決不能將其兵力用在長江流域，如今卻調集10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到了長江流域，而使中國初步達到持久戰略的目的。」
蔣緯國：「此役打破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吸引日軍主力到華東，使長江下游之人員、工廠能遷往西南大後方，增加持久抗戰之能力。」
重光葵在《昭和之動亂》：「華北戰事擴大，立刻刺激了上海，米內光政海相強硬要求陸軍出兵，參謀本部則堅決反對。這事把政府夾在中間，弄得近衛首相非常難為，結果通過了最低限度的出兵折衷方案，派了三個師，叫松井帶領向上海出發，但仍陷於苦戰。第二次又派柳川以幾個師編成一個軍，從杭州灣登陸，中國軍這才開始退卻。」
汪兆銘：「戰被動、和亦被動。就戰來說，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橫著一個「戰給國際看」的念頭。中蘇締結《不侵犯條約》當時，武斷蘇聯必於三個月內出兵參戰。《九國公約》國在比京開會時，武斷會議結果必能制止中日戰爭，一切戰略因此之故，皆處被動，以致敗壞不可收拾。」
德國顧問：「自戰鬥開始日軍即掌握了無可爭辯的制空權，對戰局自會產生不利影響。重野戰榴彈炮由於訓練不足與觀測不夠精確，多數均留在後方。過早爆破上海與青浦道路間之橋樑，增加國軍後撤之混亂。」
東條英機：「太平洋戰爭前，日本對中國作戰四年以上，以日本國力對復興中強有力的中國作戰，自感國力的不足。」
10月28日，英國海通社：「上海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泰晤時報：「華軍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代史中的第一次。」
鄭浪平：「事實上，就算國軍事先在杭州灣金山衛待命，也沒有足夠軍力阻擋日軍第十軍三個半師團登陸（日軍1師團約2萬人）。」「中國沒有完整與統一的後勤系統，更沒有後備軍人，徵兵制才在試辦階段，因此由各地強徵來的補充兵員，多是沒受過軍事訓練的。」
中國大陸的書籍以負面評價為主，一般稱為「片面抗日」、「對九國公約不切實際的幻想」、「安內攘外的誤國政策」、「出賣中國」、「不抵抗主義」、「妥協主義的下場」。台灣學者認為這是「後見之明」、「人為加工」、「與日方交涉是出賣國家的說法欠缺客觀」
潘漢年：「主要是由於抗戰已經三月有餘；而對外並未堅決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對內，始終沒有嚴厲打擊政權機構中的親日份子與主和論的官僚政客。……連日來消息所傳不外是調解、妥協、停戰，於是給熱望九國公約會議的同胞們，一個嚴重的心理上的幻滅。……其中南京少數大吏相機進言蔣委員長提議與日直接談判和平，這群漢奸的活動及著名親日份子、和一貫主和的官僚政客，依然追隨最高領袖之左右的事實，有意散佈各種謠言，致使妥協和平空氣瀰布一時。」
由於國民政府中央軍如第3、9、14、36、87、88師、稅警總團（德國人稱為鹽師）等部隊是由德國顧問所訓練，第87、88師也派有德籍顧問，因而淞滬會戰的「德式中央軍」被部份外籍人士稱為「德意志戰爭」。10下旬日軍進入閘北時，對國軍的防禦工事讚嘆不已，譽為「現代巷戰之典型陣容」。
撥補制度的問題：（可能是陳誠或法國顧問建議的）國軍傷亡過大時，直接將兵員送上前線補充，部隊不換防（整個部隊不撤下來整補）以免換防發生危險，有作戰經驗的老兵也能帶領新補士兵延續經驗，稱為「撥補制度」。代價是，許多前線軍士官已瀕臨死亡仍拒絕後送就醫，因過多新補兵員訓練不夠容易臨陣退縮，要是中下級軍官不在場監督，部眾可能怯敵輕棄陣地，導致精銳幹部與老兵嚴重傷亡，後期無力發動全面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