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保衛戰
戰前雙方的軍事部署 > 香港在戰前的局勢

雖然日軍在1938年年底已經壓境，但在香港的市區仍是一遍繁華景象。香港人口在1935年尚不足100萬，其後受到1937年爆發的中日戰爭影響，開始有大量難民湧入香港，到1941年香港爆發戰爭前已高達160萬人。羅富國在1937年至1941年9月出任香港總督期間，雖然其個人觀點認為香港難以單獨長期防守，建議倫敦政府將香港設定為「不設防城市」，但他仍有就日益緊張的國際局勢制定民防措施，包括成立防空署統籌建造防空洞，在各區安裝防空警報器及協調各項民防工作。因為化學武器在一次大戰的歐洲戰場被大量使用，駐港英軍的領導層也有不少曾經見識過化武的殺傷力，港府和軍方在探討民防工作時，估計香港一旦遭到敵軍使用毒氣彈空襲，恐怕在數小時內便死傷枕藉，所以香港政府在1935年已將防範化武襲擊列為民防項目，不過從英國進口的防毒面具都很昂貴，每個最少要30港元（1936年的價格），一般市民根本負擔不起，政府因此協助本地橡膠廠及水鞋廠生產防毒面具
，首批香港製造的防毒面具於1937年供貨，每個售價為8港元，比起舶來貨便宜得多，但對比一般市民的收入依然是十分昂貴，所以除了一部分是賣給政府，便是供應給中國國軍打抗日戰爭。不過到1940年，香港政府有感於日軍入侵的壓力不斷增加，於是推出資助計劃，將防毒面具以每個2港元的售價賣給市民，希望辦到「一人一罩」
。香港在1930年代後期已開始備戰及籌備多項民防工作，如在1937年12月9日舉行的防空演習，全港當晚8時至10時實施燈火管制，輔政司更聲言會對勸告無效者罰款千元；1940年下半年起，防空演習的次數轉趨頻密，燈火管制更連續兩晚進行。香港在1941年11月舉行大型民防演習，模擬市區被敵機大規模空襲時的滅火、救護及傷患轉移能力；政府又再次呼籲市民參加滅火、救護、運輸及廚務等民防工作。
1939年2月21日，日軍飛機越過邊界入侵香港領空，並在羅湖（今羅湖站附近一帶）開火掃射，導致30多人死傷，英國隨即向日本提出抗議，並由香港輔政司史美向日方交涉，日軍辯稱是誤擊，同意道歉及賠償2萬港元，事件雖然以日方賠償而平息，但當時社會有輿論認為爆發軍事衝突恐怕只是時間的問題。香港政府及軍方都了解單憑香港的兵力是不足以應付日軍發動的大規模攻勢，但為免造成社會恐慌，所以在積極備戰的同時，又經常宣稱駐港英軍有能力保衛香港，甚至將醉酒灣防線比喻爲「東方的馬奇諾防線」；即使在1941年12月5日，港府領導層得悉日本很可能短期內對英開戰，香港軍部也於同日召集後備軍，但對公眾發放的資訊仍是盡量緩和緊張氣氛，總督楊慕琦在12月6日還出席慈善晚會，所以即使是戰爭爆發前的12月7日，香港市面仍是一切如常。
雖然英日兩國在1940年6月已因滇緬公路問題而關係緊張，日本更在香港邊境舉行軍演，不過在1940年7月，日本駐港領事岡崎稱沒有任何撤離日僑的計劃，日本僑民可放心在香港居住，他又呼籲香港市民無需對近期的局勢感到恐慌，岡崎還稱自己昨天才在香港買了新汽車。1941年3月，日本駐港領事矢野稱沒有通告要撤走在港的日僑，還稱離開香港的日僑大部分是從廣州出發，只是經香港乘船，又稱香港的日僑學校如常上課。不過英日關係在1941年持續惡化，1940年9月日軍入侵法屬印度支那，之後向法屬印度支那的維琪政府施壓侵奪英美在當地的資產；1941年7月，英美兩國以維護權益為由報復，凍結日僑在兩國的資產，香港政府亦跟隨英國凍結日本企業及僑民在香港的銀行存款，在香港居住的700多名日僑陸續離開香港，不過日本官方否認因戰爭臨近而撤僑，只是經濟原因而離開；到12月初，除使館人員外，仍有百餘名日僑在香港，日本駐港領事館稱會安排他們先到廣州，不過日本方面仍稱日僑是因為經濟問題而離開香港。
由於英國情報部門在1941年下半年認為日本最快要到1942年年中才準備好向英美開戰，這個誤判不但使倫敦政府沒有加快在遠東的軍事部署，也令在遠東防守的英軍認為還有半年時間備戰，對香港的防務安排亦產生不少負面的影響。香港總督與駐港英軍的主要將領及參謀都是香港在戰時防務決策的要員，但當中有三位在1941年下半年才上任。身為香港守軍主將的莫德庇少將於1941年8月才抵港上任，而身兼香港三軍總司令的香港總督楊慕琦在同年9月才抵港履新；至於港島旅旅長羅遜准將，更是在11月中旬才帶領加拿大援軍抵港；即使是大陸旅旅長華里士准將，他抵港也只不過是一年多。參謀長紐臨上校是在香港任職最久的主要將領之一，他於1937年在香港擔任米杜息士營營長，於1940年成為駐港英軍參謀長，雖然莫德庇及羅遜都是資深的軍官，但他們來港未久便要在香港迎戰日軍，所以很多作戰規劃都出自紐臨，紐臨在作戰期間亦多次親上前線視察及指導守軍部署。另外，新任輔政司詹遜於12月7日，即開戰前一天才抵港履新，職位在文官中僅次於總督，但就職禮因非常時期而從簡，他更在兩週多後被俘，不過在日本戰敗投降後，詹遜對香港重光卻有重要角色。
加拿大在1941年10月派出兩營步兵共1,975人增援香港，對緩解駐港英軍兵力不足的問題有正面助益，英國和加拿大都期望透過強化香港的兵力可嚇阻日本的開戰意圖，但加拿大軍當時並未準備好立即投入二戰，英國和加拿大也不知道戰爭即將在12月爆發，所以派到香港的加軍很多都是年輕的新兵
，平均打靶不足35發，當中有300人在加拿大時仍在使用木槍受訓，從未發射過實彈；不過莫德庇及身為加軍教頭的羅遜（他從加拿大領軍到香港前任職渥太華軍事訓練學院總監），都認為還有時間可一邊駐防、一邊操練。加拿大軍乘運兵船在11月16日抵港後，他們原本還有一船裝備跟著來港，包括一批通用載具、火炮及彈藥等，但運送過程發生延誤，當日本入侵香港時，這船裝備仍在太平洋上，並因香港已被日軍海上封鎖而無法到港卸貨，令加軍只能使用隨身攜帶的輕武器應戰。至於由香港政府組建的香港華人軍團，更是在1941年11月才成立，這些本地新兵根本沒有時間完成所需的訓練，便要投入12月初的實戰。
在1938年因駐港英軍兵力不足而被棄守的醉酒灣防線，原預期只有在新界進行遲滯戰的旁遮普營使用，加拿大於1941年9月29日決定派兵增援香港，莫德庇得到新增的兩營兵力可調整部署，他於10月修訂防衛計劃，決定在11月派三營守軍進駐醉酒灣防線，藉此加強遲滯敵軍的效果，阻止敵軍利用新界和九龍之間的山脊進行炮兵觀測，並可爭取更多時間撤走及破壞在九龍的物資和設施。然而因為重新進駐醉酒灣防線的計劃須要盡量保密，所以莫德庇在10月調整防衛計劃時，只曾與各營營長到防線視察及商討。莫德庇在10月中旬逐步調動各作戰單位進駐據點，歸入大陸旅的蘇格蘭營、旁遮普營及拉吉普營，於11月中旬至月底陸續進入醉酒灣防線的陣地。不過，蘇格蘭營及拉吉普營的士兵之前從未到過醉酒灣防線，亦不熟悉新界和九龍的地勢和環境，而防線已關閉達三年，在進駐初期須要進行整修工作。
日軍在進攻香港前已在中國征戰多年，香港守軍的兵員卻普遍缺乏實戰經驗，而且很多是新兵，在初次參戰時將會較容易出現不知所措的情況，到醉酒灣防線進駐的士兵又不熟悉環境，莫德庇亦了解守軍仍需多加操練，為使各單位可熟習環境和訓練協同作戰，並作為調整部署的參考，決定先在11月24日至28日為守軍舉行第一次防線部署演練，然後讓士兵休整一周，預定在12月8日至13日為大陸旅舉行旅級協同作戰演習，再於25日聖誕節為全港英軍舉行聯合軍事演習。莫德庇與大陸旅旅長華里士還考慮當醉酒灣防線及九龍的防務都鞏固好後，便可派兵到新界北部的邊境地帶駐守，使守軍阻擊日軍入侵的防線能進一步往邊境推前。然而在12月3日，英國政府從泰國首相鑾披汶頌堪的口中得悉日軍有意借道泰國南部進攻英屬馬來亞；除此之外，日本外務省於12月1日密令駐倫敦、華盛頓、香港及馬尼拉等地的日本使館銷毀其館內的密碼機，這個不尋常的舉動於12月4日被英國軍情部門發現；鑑於種種跡象均顯示日本即將向英國開戰，倫敦當局遂將消息電告香港。莫德庇於12月5日接獲日軍即將發起戰爭的軍情後，便通報英軍各單位立即備戰，香港總督楊慕琦於7日下達動員令，香港義勇防衛軍司令羅斯上校亦於同日下令防衛軍隊員即時報到，香港守軍於12月7日清晨已在陣地就位，準備日軍來襲。由於戰爭在12月8日爆發，守軍原定的多項演練都來不及實施，莫德庇的防衛計劃也未能透過演習進行驗證及優化調整，便要直接應用於實戰。故此香港守軍雖為抗擊日軍入侵的守方，但在熟悉環境和部署方面，卻並未享有守方應有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