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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中国
外交 > 中日關係

参见：中日關係
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府採取不妥協、不作戰、不直接交涉之方針，僅請求國際聯盟制止日軍侵略。九一八事變中，國府的反應備受國內輿論指責為“不抵抗政策”，但事實上國府仍坚持從外交渠道积极努力，透過「特種外交委員會」，於國聯力争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行径的谴责和抵抗。但國聯只要求中日雙方早日撤兵，不使事態擴大，1931年12月，國聯議決派遣調查團到中國，但不干涉軍事行動。1932年3月，國際聯盟調查團抵華，於同年10月發表調查報書，指出九一八事變是日本之預謀，滿洲國是日本之傀儡政權；1933年，國聯大會接受報告書，不承認滿洲國，並要求日本撤兵，日本置若罔聞，索性退出國聯。但自1933年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起，國府對日本政策基本上已轉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华北危机时，國民政府對日本态度日渐强硬。
1934年冬，蔣兼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之前，曾於病榻中口授陳雷一文，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題目是：「敵乎？友乎？」。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于狂夫之趨井；同時曉諭國人。10月，蔣對日反提五條件，表示抗日決心。11月，派陳誠入山西主持綏遠防務；蔣蒞臨太原，督攻蒙偽；克復百靈廟；12月，蔣進駐西安；召集各將領在西安會談，並嚴督張學良、楊虎城加緊進剿。1937年6月，近衛文麿出組新內閣，華北駐屯軍之演習突然頻繁起來，日本見形勢對它不利，決定開戰；日本一面利用談判作緩兵之計，一面大舉增兵。
1938年底，汪精衛逃離重慶，1939年底汪精衛與日本簽訂密約，規定日、滿、華「互助合作」，建設「東亞新秩序」。
邊疆民族政策

参见：中華民國治藏歷史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初，即須繼承晚清以來列強侵凌中國的負面歷史遺產，尤其在邊疆地區，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分割離中國版圖的嚴峻挑戰，一方面國民政府尚缺乏實力對邊疆地區實行直接統治，另方面，帝国主义列強利用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分子频频插手边疆事务，以图达到侵占的目的。問題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內外蒙古，新疆，东北與及西藏等等，背後牽涉蘇聯，日本，英國這幾個國家。蔣中正在1934年3月7日南昌演讲时称：-
“边疆问题实到处牵涉外交问题，盖谈东北与内外蒙古，不离对日俄之外交，谈新疆西藏不离对英俄之外交，谈滇桂不离对英法之外交，故中国之边疆各方面皆有问题……各国解决边疆问题之方法，就其侧重之点观察，不外两种：一即刚性的实力之运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羁縻。如果国家实力充备，有暇顾及边疆，当然可以采用第一种手段，一切皆不成问题；但吾人今当革命时期实力不够，欲解决边疆问题，只能讲究政策，如有适当之政策，边疆问题虽不能彻底解决亦可免其更加恶化，将来易于解决。”
國民政府對應邊疆問題主要是从两方面著手：一是政治方面；二是经济、文化、教育方面。
政治方面，國府先以宪法形式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以此作為其民族政策法理基礎。1931年6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其中“第二章第六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2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蒙藏委员会组织法》，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在中央政策層面，積極推動管理边疆民族事务。蒙藏委员会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加强了中央政府跟边疆地区的關係。其中最明显的是蒙藏委员会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办事处。1934年8月，“致祭护国宏化普慈圆觉大师达赖喇嘛专使”黄慕松进藏后，留专使行署于拉萨，派驻大员筹建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设置了无线电台和测候所等机构，加强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1940年2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主持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大典，在西藏期间，与热振活佛洽谈在拉萨设置驻藏办事大员事宜。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正式成立，设正副处长各1人，秉承蒙藏委员会之意综理藏务。驻藏办的设立使國民政府跟西藏地區的關係加强了，西藏噶廈至少同意，外交上國民政府可稱西藏為中華民國領土。在藏期间，驻藏办做了不少工作，對维护国家主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民政府为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对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进行了改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内蒙古地区设立行省，以削弱蒙古各盟旗的自主权利。1928年9月5日，中國国民黨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以及青海、西康、宁夏等边疆民族地区正式改设为同内地一样的行省。
此外國民政府又積極拉攏邊疆地區上層政要，改善中央与边疆地区的关系，尤其是處理西藏問題方面，尤其落力。国民政府透過尊重西藏宗教傳統，對班禪额尔德尼及達賴喇嘛兩位西藏政教領袖加以禮遇和冊封，除了改善了西藏人民對中央的印象外，更重要是遏制了西藏的分離活動。此外，对于西藏政教领袖的册封，转世灵童的认定，特派专使主持坐床大典，都体现了国家對邊疆地區的主权。
除了以上懷柔政策以外，國府又在经济、文化、教育層面，積極改善西藏人民生活條件。试图通过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培植少数民族的自治能力，从而获得边疆民族对中央的拥护，巩固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1929年6月，中國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蒙藏之决议案》：“对于蒙藏各地教育、经济之设施，与交通实业之建设，应由中央政府协助其地方政府，依据本党主义纲领尽力推行。”
1930年4月，中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蒙藏实施教育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实施教育行政办法，限令蒙藏各盟旗在1931年6月以前成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主管该盟旗教育事宜。二、奖励私人或团体倡办或捐资兴办蒙藏教育者。三、奖励把‘党义’或科学的图书翻译成蒙藏文者。四、教育部会同蒙藏委员会在南京设立蒙藏回学生管理会，管理蒙藏回学生之招、送、指导等事项。五、在1931年前，蒙藏各旗必须设小学一所，6年以内蒙古各盟部及西藏重要各地、新疆回民繁庶之区，必须设职业学校和中学各一所。六、在首都（南京）、康定二处，各设立一国立蒙藏学校，应在年内完成成立。原有之北平蒙藏学校，亦应充实整之。七、教育部限令中央北平两大学务于本年秋成立蒙藏班，国立各大学应酌设蒙藏回文学系或讲座。八、在八年内，分年资送蒙藏学生出洋留学，内蒙十名，外蒙八名，青海二名，西康四名，西藏八名，新疆四名，共计三十六名。”1931年11月，国民政府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确定边区建设方针并切实进行案》：“一、在人口稀少地方，须以不损害当地人民之利益，充人口开土地为要着，而以其他建设为辅。二、在人口数量较多之地，应以经济建设为主，文化建设为辅。三、在人口繁殖经济发达之地，须侧重文化建设。”1932年12月，国民党第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开发西北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设西北拓殖委员会，其下设国道、劝业、采矿、垦殖四局，主持西北地区的经营开发事宜。
總的來說，國民政府在武力不能直接统治邊疆民族地区的情况下，根据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一方面采取懷柔手段，另方面给予一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待，從而加強邊疆民族對中央的向心力，對維持中國統一及領土完整起了一定作用。
文化學術

在文化方面，發展與動亂間，造就許多各領域的重要人物，如以文學影響政治界的魯迅；創造新哲學觀的胡適；文化出版業的鄒韜奮及陶行知；文學界的張愛玲、沈從文、曹禺；京戲與新藝術的梅蘭芳與阮玲玉等。除此，尚有李叔同、顧頡剛、徐悲鴻、梁漱溟、張元濟、黃炎培、林徽音、梁思成、林語堂、馮友蘭、齊白石、錢鐘書、楊絳、巴金、吳清源、俞平伯、費孝通、陳獨秀及傅抱石均對1930年代的文化中國貢獻良多。
因為新舊文化雜陳，1935年，中國學者間爆發了全盘西化與中国本位之间的文化论战，並形成了关于中国文化建设路向独特的视点與张力。
由胡适於1929年提出的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zation）概念，於1930年代的中國學界繼續發酵，並獲得陈序经等多名中國知名學者以「全盘接受」等言論或撰文來附和胡適的此全盘西化观。不過，此概念也遭到中國許多學者反對。最大反對聲浪起端，為1935年；由王新命、何炳松等十位中國學者針對全盤西化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十教授宣言》）以及随后的《我们的总答复》開始。之後，兩方陣營揭開了相當長時間的“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激烈论战。然論戰结果，到1930年代末期，兩方确实达成了「中国社会亟需要现代化」的共識。
科學發展方面，由於社會著重物質建設，因此地質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都有長足發展，受重視程度甚至超過了數學，地質學的研究主要由實業部的地質調查所主持，調查地質、礦藏，研究土壤、地震，皆有成就。生物學的研究主要由中國科學社附設的生物研究所。北京靜生生物調查所，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等主持，對全國各地動植物的分類、形態、生理遺傳、經濟用途等，都有廣泛而深入的研究。
考古研究方面，十年建國期間成果十分豐碩，1927年發掘河北房山縣周口店始石器時代遺址。1929年至1936年發掘河南安陽小屯村殷朝的都城，1930年發掘河北易縣練臺村戰國時燕國的都城，1930年至1931年發掘山東歷城縣城子崖黑陶遺址，同時發掘山西萬泉縣荊村新石器時代遺址，1934年發掘陝西寶雞縣鬥臺新石器時代遺址。西北方面，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組西北科學考察團，於1927年至1936年間在新疆各處考古。江南方面，1930年發掘南京棲霞山六朝墓，1931年發掘廣州市大刀山晉墓，1936年於浙江杭州、吳興、杭縣等地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
教育 > 正規教育

近代日本及西方列強的崛起，其一原因，就是義務教育的普遍化。清末起有識之士已意識到義務教育的重要性。1912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就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当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教育制度，仍如北洋政府時期，分為大專、中等（中學、師範、職業學校）、初等（小學）三級，但中國國民黨之勢力進入各級教育部門，黨義被列為教材。1928年，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即通过了《整理中华民国学校系统案》，决议厉行国民义务教育。193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修正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24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拟于10年期内使全国学龄儿童逐渐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而达于四年制之义务教育。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不過國府義務教育计划还未實行，八年抗战就爆發了。由1927年至抗戰爆發這十年間，时值内憂外患，不過国民政府的教育建设仍有相當不錯的建樹。1929年-1936年，学龄前的儿童就学率从17.1%上升到43.4%，当时的大学生的比例是1：16000；中学生的比例是1：4407；小学生的比例是1：60。1936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6所，专科学校32所。共有272个学院，1095个系，在校生41922人。
李华兴主编的《民国教育史》則指出:“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是民国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的时期。由于社会政局相对稳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渐次完善，尤其是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业，各级各类教育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國府對教育重視程度，可反映在教師的待遇上，1927年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的月薪，教授为600元-400元，副教授400元-260元，讲师260元-160元，助教160元-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与国民政府部长基本持平。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中小学教师的平均月薪分别为220元、120元、30元；而同期上海一般工人的月薪僅为15元。。
抗日戰爭爆發後，国府即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但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有困難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國府遷都重慶時，由於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提倡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召入伍，共赴国难。不過蔣中正卻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
“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這時期，国民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蔣中正的"戰時教育需作平時看"政策，保證了戰時教育的持續發展，影響深遠。
据著名学者何兆武所憶述：“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大学生不仅免学杂费，而且还免每天的午餐费，如果学生上学仍然有困难还可以申请助学救济金，且助学救济金在大学毕业后可以不还。同时，抗战客观上为中国的西部教育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使西部诸省在基础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先后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3所国立华侨中学，先后培养教育了10万‘战区流亡学生’。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杰出人才就是这些国立中学培养出来的，比如：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等。抗日战争结束后，这些国立中学于1946年逐步复原，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谱写了一个残酷战争期间中国教育的传奇。”。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
總括而言，十年建國以至抗戰期間，儘管面對內憂外患與及財政匱乏的種種困難，國府仍將可觀的資源投放入教育建設及科研上。由此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知識人材，對近現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貢獻。 。
教育 > 職業教育

在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职业教育多是由民間社會團體倡导，国家很少介入。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情况则发生根本改變，为了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基础，遏制當時失业惡化情況，國民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采取多項措施支持職業教育發展。同時也加强了对社会团体的监督与控制，其中对劳工教育的重视程度尤为突出。1931年，实业部为谋全国劳工教育之发展，会同教育部拟定劳工教育设计委员会章程，并于1931年5月12日会令公布。1932年2月公布施行《劳工教育实施办法大纲24条》，该大纲规定：“劳工教育分识字训练，公民训练，及职业补习三种，凡农工商各界劳工均应受此种训练，责成地方教育行政机关督促当地农工商及其他各业之厂场公司商店等负责完成之”。随后，全国各地一律遵照劳工教育实施大纲，筹设劳工学校。根据调查，1929年，北平市共有市立民众学校38班，学生人数1，533人，1930年增至68班，学生数为1，618人，1931年增至74班，学生人数为1，704人。其他地方情况大体类似，只是数量上存有差异。此外，政府鉴于职业指导的重要性，命各省设立专门职业指导机关。1933年7月教育部颁发《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方法大纲》，至此，职业指导实践在官方指导下全面展开。
中国的职业教育秉承着“教育救国”的主旨，最初由社会团体举办，后来转向了以国家倡导为主，社会办学为辅，“使一般劳工阶级，都能受过相当职业教育，获得职业上必须的知识技能”。这种由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指导等三方互动形成的职业教育，适合了當時中国国情。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职业教育的繁荣局面，最终使國民政府為“职业救国”所付出毀於一旦，也使其应对失业問題的努力受到了極大限制。
社會政策

建國十年，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時期。为了解决与工业化发展相伴生的社会问题，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法规并以政府的力量推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事业已在一定程度上步入现代化轨道。在社會上，政府透過社會團體之組織，對各行各業人民加以動員和控制。
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交，中国面臨外憂內患，國家到处弥漫着失业恐慌的阴霾。有見及此，国民政府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采取傳統與現代雙管齊下的方式治理失业，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成效，反映了国家对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体认程度。国民政府为更好地发挥控制社会的功能，针对失业问题欲采取层次分明的治理措施，首先设立调查统计机关，查清全国各地的失业人数、失业种类与失业原因，然后通过兴办实业、开设平民工厂、举办职业介绍所、实行失业保险与移民垦殖等办法，筹建社会再就业工程，促成失业人员的重新就业。可惜由于社會立法自身存在局限性與及日本侵華步伐加快，最終未能徹底解決失業問題。
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國民政府主要從兩個層面去施行其政策，一是對生活遭遇困難者予以適當救助，維持其最低標準生活。二是從積極方向，進一步協助其恢復工作潛能，參加生產，服務社會。國府曾先後頒佈以下各項有關社會救助法規：
1928年6月，各地救濟院規則，內政部公布；
1928年6月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機構規則，內政部公布；
1928年，勘地災歉條例，內政部公布；
1929年6月，監督慈善團體法，國民政府公布；
1930年7月，監督慈善團體法施行細則，內政部公布；
1930年10月，救災準備金，國民政府公布；
1935年6月，實施救災準備金暫行辦法，國民政府公布；
1935年6月，救災準備金保管委員會組織規程，國民政府公布；
1936年11月，各地方建倉積穀辦法大綱，內政部公布；
1936年12月，各省建倉積穀實施方案，行政院公布；
1937年4月，全國建倉積穀查驗實施辦法，內政部公布；
1938年10月，抗戰建國時期難童教養實施方案，行政院核准實施；
1942年8月，修正非常時期難民救濟辦法大綱，行政院公布施行。
國民政府主管社會福利行政之機關為內務部，後改為隸屬社會部，後又改為隸屬內政部。1940年 11月16日，行政院為適應社會需要，將原隸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社會部，改隸行政院，成為全國最高之社會行政主管機關的社會部。直到 1949年國府播遷台灣，原社會部於是年4月30日裁併，劃歸內政部。
新聞及出版 > 廣播業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即於1928年秋於南京設中央廣播電臺，作為宣傳政令的機關，同時各省市的公民營電臺亦迅速增加，全國電臺，無論公營民營，均受該會的指導監督。
中央廣播電臺初隸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931年7月改隸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節目有宣傳、演講、教育、新聞、娛樂五類。據1937年6月調查，全國共有電臺78 家，總電力為122‧8635瓩。以地域分，分佈於全國十九省區，江蘇及上海地區佔半數以上。當時廣播仍在初興階段，電臺電力弱，在78 個電臺中，一百瓦特以內28 家，一百至五百瓦特者 38 家，一千瓦特以上者12 家。不過，當時全國各地收音機數目不及百萬，僅占中國人口的百分之0.25，聽眾是很少的。
新聞及出版 > 報業

1930年代的中國報業，大報企業化經營趨勢逐漸明顯；內陸及偏遠地區的小報也逐漸發達。
當時的中國報業，北方的主要集中在河北、河南、山東，南方的則集中在江蘇、浙江，據1935年的統計，江浙地區的報紙414家，佔全國百分之41.4，河北、河南、山東的報紙223家，佔全國報紙百分之22.3。大報社都集中在都市，具有悠久歷史的，上海有《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天津有《大公報》、《益世報》等等；十年建國期間，新創辦的報紙，上海有《晨報》（1932），《立報》（1935），北平有《華北日報》（1929），南京有《民生報》（1927）、《京報》（1928）、《民報》（1929）、《朝報》（1933）、《救國日報》（1933）、天津有《庸報》（1927）、《商報》（1928）等等。
新聞及出版 > 雜誌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政界、學界各派競逐，雜誌業十分興盛。
據統計，1936年全國有雜誌1,518家，週刊423家，旬刊152家，半月刊184家，月刊591家，雙月刊20家，季刊101家，半年刊18家，年刊11家。創於十年建國時代，而影響力較大的雜誌以政論性的和文藝性的居多，當中又以左派的刊物為盛。左派刊物中，如創於1928年的《文化批判》（月刊）、《拓荒者》（月刊）、《世界文化》（月刊）；創於1931年的《文學導報》（月刊）、《文藝新聞》（週刊）、《北斗》（月刊）；創於1932年的《文化月報》、《文學》（月刊）；創於1932年的《藝術新聞》、《文化新聞》、《北平》（半月刊）；創於1935年的《大眾生活」（週刊）等，都具有影響力。
為了對抗左派的刊物，親政府人士也辦了不少政論性和文藝性的刊物，如陶希聖主編《新生命月刊》（1928年創於上海），葉楚傖主編的《中國文藝月刊》（創於南京）、陳穆和主編的《當代文藝》（1931年創於上海）、張其昀主編的《國風半月刊》（1932年創於南京）、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所辦的《文化建設月刊》（1934年創於上海）等。
總括而言，儘管1930年代國府剿共益烈，對廣播及新聞出版業的控制也有所加強，但同時期政見不同者在各個媒體仍然針鋒相對，尤其在左翼及親政府人士之間為甚。反映社會仍享有相當言論自由。
體育

1930年代前期由於社會較為安定，中國的體育活動較之前有所發展。這個年代，在足球名將李惠堂的推廣及宣傳下，足球一度十分風行各地，足球也成為當時中國的國球，當時有「睇（看）戲要睇梅蘭芳，睇波（球）要睇李惠堂」的說法。
而政府也在期間，舉行了數屆全國運動會，中國國內的綜合體育活動，也有了比較好的表現跟發展。
在參與國際體育活動部分，1932年時，由於「滿洲國」打算組織國家代表隊出賽奧林匹克運動會，引起輿論譁然，政府為了回應民意，正式派遣成員參加比賽，是中國首次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1932年中國派出的隊員只有一人，為出身東北的中國短跑健將劉長春。
1936年奧運會，中國正式組織大規模的代表隊，前往德國柏林比賽，由於當時中國整體體育實力尚不足，並未在運動場上取得名次。不過由亞洲球王李惠堂帶領的中華民國代表隊，首戰英國隊，上半場雙方打成零比零平手局面，雖然最後以兩球落敗，但中國隊的出色表現已為亞洲第一足球王國的美譽打下了基礎。
十年建國期間，國府透過建設組織架構及相關條例措施，大力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开展。早於1929年4月16日，国民政府就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针对体育而专门制定的法令《国民体育法》。1927年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1932年10月成立了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積極推行相關工作。另外又透過投入大量經費建設体育硬件设施，使中国的体育事业由军队和学校逐渐向社会普及，体育逐渐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十年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军国民体育”所宣扬的“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转而追求体育运动的真谛，即休闲娱乐、健身、竞技。对于促成这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体育起了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1930年代中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不論國家領袖或爱国人士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体育事业，试图从体育中找寻中国积弱原因及救國之道。重要文獻包括，孙中山的《<精武本纪>序》，朱执信的《精武本纪题词》，蔣中正的《救国救种的唯一要图就在提倡体育》，戴季陶的《由中国历史文化上见到的体育的意义》，邵元冲的《民族精神与国民训育》，吴稚晖的《中华民族恢复强健的起点》，蔡元培的《注重运动的原因》等等。它們都是在國家危難背景下出現，也貫穿著一樣的思想，就是體育救國。
國防建設

南京國民政府剛成立時，國家仍處於實際分裂狀態。1930年以後軍人之間衝突稍緩，國共之間衝突又增。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前，蔣中正密誡張學良避免與日本衝突，張學良訓令東北軍，對於日軍挑釁，須萬分容忍，不得還擊，致釀事端。外部既要面對日本侵略，內部又要應付共产黨的割据政权，國防軍事建設，就成為國民政府逼切事務。國府的軍事建設目標是「安內攘外」，內求統一，外抗日本。建設的主要內容為確立國防體制，聘用外國軍事顧問，實施徵兵，軍事教育，建立國防工業，發展陸海空軍等等。
國防建設 > 確立國防領導體制

國府先後於1932年恢復軍事委員會及於1935年通過《國防會議條例》設立國防會議。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通過《國防委員會條例》，成立了國防委員會。國防委員會為全國國防最高決定機關，是一個實權機構。可以直接秘密指導國民政府的軍事及行政各高級機關，並督促其完成。該機構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員會正、副主席兼任之。國防委員會為抗战时期一元化最高领导机关，它標誌著國民政府戰時體制的形成,從法制上确保了战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统一.对抗战勝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國防建設 > 聘任德國軍事顧問

國民革命軍建軍之初，原聘用蘇聯顧問，自1927年中共发动廣州起事後，國府即與蘇聯斷交，轉為聘用德國顧問，開展中德十年軍事合作，十年間，共有135位德國顧問在華任職。他們積極地參與了中國的國防建設，貢獻鉅大。第一個聘任的德國顧問是鮑爾（Max Baur）上校，他於1927年8月向國府提出整理陸軍計劃書，12月初到上海晉見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說明新式武器發展情況，特別介紹自動步槍和兩聲的平射砲；並陳述飛機進步的狀況，建議中國發展空軍。鮑爾另一貢獻是成立了德國軍事顧問團。開創了顧問團的工作模式，奠定了未來十年的合作基礎。
其後德國軍事顧問團先後由克里伯（德语：）（Hermann Kniebel）中校，魏澤爾（Georg Wetzell）將軍，德國前國防部長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將軍及其助手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擔任，他們對中國的軍事訓練，改革及部隊裝備、海空軍、防空設施等方面都投入了大量工作。德國軍事顧問在華是簽訂私人合同，與德國政府無關。人數多少按照實際需要而定。德式訓練的陸軍，最初的目標是8萬人，後來增加到30萬人。在兵工業方面，德國顧問也協助中國製造各種德式武器。国民政府當時的軍事目標，除了围剿共产黨以外，便是對付日本的侵略。不過隨著日，德兩國親近，德國最終於1938年召回所有駐華軍事顧問。
國防建設 > 實施征兵制及民眾軍訓

1933年國府通過《兵役法》确立了征兵制。1936年9月8日，國民政府頒布征兵令：“東鄰肆虐，侵我疆土，自非全民奮起，全力抵抗，不足以保衛國家之獨立，維護民族之生存。在此非常時期，凡屬兵役適齡之男子，均有應征入營服行兵役之義務。”到當年底，共征集5萬新兵入營。這是征兵制之始。
1937年6月，蔣介石下令催各地完成國防建設；令設全國防空協會。「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後，政府曾徵集國民兵服役。在徵募並行的政策下，在1937年下半年，共約徵募了70餘萬壯丁入營。
此外國府又在民眾中推行軍事訓練，主要進行壯丁訓練和學生軍訓。1936年國府颁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重点对壮丁进行军训，以备战时补充兵员。各县市设立社会军事训练总队，对壮丁及各类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到1936年底，已在13个省实施训练壮丁约200万人。 接著在1937年8月又颁布了《战时社会军事训练整备纲要》，1939年3月制定《国民兵组织管理教育实施纲领》，並按此纲领制定《国民兵组织管理实施办法大纲》，对国民兵(即原壮丁队)的组织训练作了新的规定，对壮丁的训练更为加强。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蔣中正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在這次会议上蔣中正提出“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的任务，指出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要求各战区轮流从前方抽调部队分三期进行整理、补充和教育训练，以增强战力，把"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作为抗日战争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之一
國防建設 > 軍事教育

陸軍教育以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為主，此校於1924年建於廣州，由第4期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為步兵、礮兵、工兵、政治、經理科。
海軍訓練以福州海軍學校為主，其前身為清末的馬尾船政學堂，這軍校以輪機、航海兩科最重要，修業年限均為8年4個月。為普及海軍人才起見，1930年規定全國各省市依定額保薦學生應考，在南京覆試後，依據成績錄取。
另外清末的黃埔水師魚雷學堂，民初時改為海軍學校，於1930年6月復校，北洋政府時代的葫蘆島海軍學校，於1933年遷往青島，改稱青島海軍學校，也肩負訓練軍事人才的責任。而新建立的海軍學校則有1932年在鎮江所設立的電雷學校。
國防建設 > 國防工業

國防工業是為國防準備物質基礎，是國府準備抗戰的一項重要內容。中國由于經濟落後，技術力量薄弱，兵工產業十分落後，幾乎談不上有自成體系的國防工業。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輕易拿下東北，東北的兵工廠被日本侵佔。中國失去東北的工業，使得當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倒退。由國民政府兵工署所控制的僅有上海、金陵、漢陽、濟南、德州、鞏縣、華陰等地的兵工廠，四川、廣東、廣西和山西的兵工廠則由地方當局控制，生產技術都比較落後。為應付日本的侵略，1933年後，軍政部對兵工業積極整頓，新出產的武器有仿造的德國1924式步槍、捷克式輕機槍、德國式重機槍、法國勃郎得廠式迫擊砲等。另外自造的有7.5公分至15公分的要塞砲鋼彈、飛機用的10公斤至1,000公斤重的炸彈，以及毒氣彈、燃燒彈、照明彈等。當時著名的兵工廠有金陵兵工廠、鞏縣兵工廠等。
空軍方面的兵工業，除原有的韶關飛機製造廠和上海海軍飛機製造廠外，航空委員會曾於1934年10月和美國聯邦航空公司合辦杭州中央飛機製造廠，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辦南昌中央飛機製造廠，1937年2月又和德國合辦萍鄉中國航空器有限公司。
當時全國有6個飛機修理工廠，設在南京、南昌、洛陽、廣州、杭州和重慶。海軍方面，以製造艦艇為主，1912年至1927年製造艦艇共15隻，共4,138噸；1928年至1937年製造的艦艇共16隻，共9,080噸。
海軍飛機的製造也有進展，1919年至1927年的9年間共造9架，1928年至1933年的6年間亦製造9架。
國防建設 > 發展海空軍

空軍是二十世紀的新興的軍種，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就在德國顧問的建議及協助下，積極發展空軍。1928年國府於杭州設航空班，1931年改為中央航空學校。1936年又於南昌成立中國航空機械學校。九一八事變以後，國府提出航空救國的口號，積極發展空軍。一二八事變時，中國有陸上飛機七隊，水上飛機一隊，約有飛機百架。
1936年，國府陸續由美國、意大利購入新機，飛機總數增至855架，計戰鬥機170架，轟炸機335架，偵察機280架，另廣西有飛機70架，分駐南昌、西安、漢口、成都等地。
1937年5月，國府將全國分為6個空軍區，先在南昌成立第三軍區司令部，後在南京成立第一軍區司令部。全國共設9個空軍大隊，計3個轟炸大隊，3個驅逐大隊，2個偵察大隊，1個攻擊大隊，共轄26個中隊。大隊以外還有直屬的5個中隊及4個運輸隊，全國共有飛機場262個。
海軍發展方面，1919年西方所成立的對華軍火禁運條款，到1924年4月廢除，這對中國建立海軍有很大的幫助。1928年12月1日，國府成立海軍署，1929年4月12日擴充為海軍部，海軍部直轄第一、第二艦隊，及魚雷游擊隊、測量隊、巡防隊、練習艦隊等。1933年又將原來東北海防艦隊及舊渤海艦隊殘部合編為第三艦隊，有艦艇13艘，共14,222噸。另廣東原編有第四艦隊，後部份艦艇不受中央調遣，受調遣者均被編入第一、二、三艦隊。
到抗戰爆發後，全國艦艇總兵力合計新舊艦艇66艘，大者3,000噸，小者300噸，連魚雷快艇12艘，共有59,034噸。這些艦艇除北洋政府時代原有改編者外，部分購自外洋，部分為自造。
不過，當時建軍的重點在陸軍和空軍，海軍大體上只是整頓，這由歷年海軍經費及海軍建設專款與陸、海軍建設專款的比例中略可探知。1931至1936年，海軍每年經常費和臨時費實支均在1,000萬左右。1937年的軍事建設專款，陸軍列119,710,000元，空軍列70,000,000元，海軍只列2,800,000元。
國防建設 > 整編陸軍

北伐完成後，國內隸屬於國民革命軍下之武裝，多達220萬之眾，不過部隊編制分歧頗大，不成系統，難以統一指揮。另外軍費開支龐大，每年已達8萬萬元，遠超過全國總稅數5萬萬元，不但國家無力負擔，而且軍隊亦缺乏效率。為了達致國家實質統一，必須進行軍隊國家化。國府乃計劃部隊的編遣，加強效率，從而充實戰力。1928年底德國顧問團鮑爾等，即針對此情形提出「裁軍及整軍委員會計畫書」，建議保留65個師，建立一支完整，戰鬥力強且屬於國家的軍隊，這份計畫書，成為了1929年1月編遣會議之藍本。1929年的編遣會議，決定全國陸軍步兵不超過65個師，騎兵8個旅，砲兵16個團，工兵8個團，合計兵額約80萬人，軍費額度縮減至全國稅收百分之40止，暫定一年經常預備費9,200萬元。同時劃全國為7個編遣區。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各為一區，東北一區，川、黔、滇為一區，及一個中央區，以處理其他各軍。
編遣會議並決定分期實施裁編，在第一、二期的裁編中，將全國軍隊暫時縮減至160萬人，每一編遣區皆編留約20餘萬人左右。然協議未達成，即惹閻錫山，李宗仁及馮玉祥等軍閥不滿，觸發「中原大戰」。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張發奎等聯合發兵，與蔣中正大戰，雙方投入兵力超過130萬人，死傷超過30萬人，戰火蔓延到河南、河北、湖南、湖北諸省。军费浩大，佔了预算百分之40以上。及至1933年的南昌會議，編遣亦未達成。1934年12月，第五次圍剿後中共被逼退到貴州，蔣中正開始著手60個師整軍計畫，為抗日工作奠定基礎。
1935年1月26日軍事委員會召開全國軍事整理會議，對60個師整軍計畫，完成參謀作業。指令武昌行營設立陸軍整理處，派陳誠兼任處長，分期整理全國陸軍。整軍計畫約分六期至八期實施，每期約編6至10個師。原計劃於1939年前編練全部60個師，並由德國售予40個師現代化的裝備，且已談妥，後來卻遭日本破壞打斷，60個師整軍計畫，未完成其半，即告終止。
綜計當時全國已整編與未整編部隊，計步兵182個師，又46個獨立旅﹔騎兵9個師，又6個獨立旅﹔砲兵4個旅，又20個獨立團。共計170萬人，其他各特種部隊在外。
在部隊訓練方面，1927年4月，德籍顧問鮑爾於「整理中國陸軍計畫書」中， 建議成立「教導隊」並使之接受德國的戰術觀念，軍隊教導制度，其實是德軍訓練精良的重要因素，此制之優點在建立訓練標準，落實部隊訓練， 擴大訓練成效。並由教導師負責訓練其他整訓之部隊，通常不擔任一般之戰備任務。第八十七、八十八師由教導旅與國府警衛旅改編而成，並由兩師編餘部隊成立第三十六師。此時由德國顧問所訓練的中央軍逐漸增多，戰力也因之日益增強。不過由於整個1930年代內戰不斷，加上日本不斷發動武裝挑釁，造成中央軍相當大損失，致使整軍成果打了折扣。總括而言，整軍工作雖受經費限制，軍閥阻撓與及日本侵華等因素而未能順利完成，不過還有一定成效，例如第二〇〇師就是最著名的德國式機械化部隊。
評價

从積極的方面說，在這段時間内中華民国的工業，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区的輕工業得到了長足發展。国民政府1933年實施廢兩改元,以銀元代替銀兩，接著1935年發行法幣，与英鎊及美元掛鉤。這是中国金融史上首次建立現代金融体系的嘗試，統一了国家貨幣。从此国家能够有效掌握白銀等強勢貨幣，保証抗戰期間国民政府財政基本稳定。
在教育方面及文化方面，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為当時的出版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献。1942年，政府組織向美国派出三十多人由廠礦工程技術骨干组成，并有專人管理的實習進修隊伍。其中大部分学員回国成為当時大型国營廠礦的領導骨干。
農業方面，从1921年到1936年間粮食總產量增長了30％，平均每年1.76％。1936年是中華民国統治時期粮食產量最高的一年，總產量（包括大豆）約為3000億市斤，這一数字到1951年才被打破。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中国的主要粮食產区大多風調雨順，這對当時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極低的中国農業而言是至轐重要的因素。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華民国權度標準方案》，規定：万国公制為中華民国權度之標準制，以与標准制有簡單的比率而与民間習惯相近者為「市制」。這種單位制，通常称之為「一二三制」，即一公升等于一市升，一公斤等于二市斤，一公尺（即一米）等于三市尺。這種簡單而有效的標准将中国民間普遍使用的度量衡制和國際標準統一起来，影響巨大。直至今日，中国大陸仍是公制與市制并行使用的局面。
1972年蘇聯學者對南京國民政府1927至1937年經濟政策給予肯定。
1951年9月19日美國魏德邁將軍在國會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大幅進步的建制。」這段時間國民政府在政治、經濟、基建、文化、教育、社會政策、邊疆民族政策、外交、軍事等項目上皆有高度成就。
《劍橋中華民國史》評價稱，1928年至1937年，中國國民黨力量鞏固，取得成就。政府積極革新刑法，穩定物價、改革貨幣、建設道路、改善公共衛生、立法禁毒、擴大農工生產。此時期因為國民政府在經濟建設取得成就而稱為「黃金十年」。
白修德（奧西多·懷特）與賈安娜（安娜麗·賈科比）在1946年出版《中國的驚雷》中認為：「在統一的過程中，蔣在南京所創立的新的官僚機構，其人數之多，幾乎跟軍隊不相上下。這以以前，中國甚至從沒有最原始形成的現代政府。新政府有一個真正的財政部，一個真正鐵道部，一個真正實業部。該政府有一些農業研究所以及衛生局，雖然這些機關絕不能和西方的標準相比，但已經是中國從沒有見過最好的機關。中央銀行建立起來了，這銀行給中國帶來了一世代以來從未有過穩定通貨。新的公路開通了，激勵着工商業。新的教科書出版了，新的科學發展了。」
大事紀 > 1931年

1月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代表帕維爾·米夫支持下，以王明為代表之「左」傾冒險主義開始在中共中央占據統治地位。
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布第一號通告，宣告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小布成立，周恩來任書記（未到），項英任代理書記，並在中共蘇區中央局領導下，作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為主席，朱德、毛澤東為副主席，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進犯瀋陽，侵佔中國東北三省，蔣在行營聞訊，書立遺囑，決心抗日，即回南京籌商禦侮救國之大計，電令張學良，嚴飭守軍積極抵抗。
9月下旬——以博古（秦邦憲）為負起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
12月22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開會，粵方人員僅一部參加，胡漢民等在上海堅持要蔣介石下野。蔣为促成党內团結，辞国民政府主席职，离京回乡。
12月底——周恩來從上海抵中央蘇區瑞金，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
大事紀 > 1932年

1月9日——中共臨時中央發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紅軍攻打大城市，「占領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
1月26日——日本領事發出最後通牒。
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第五次常會決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
1月28日——上海市政府完全接日方要求，但日軍仍於該晚向上海守軍發動進攻。
3月18日——蔣介石就任委員長，並兼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
9月——山東韩复榘與劉珍年，陝西楊虎城與馬青苑，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各起衝突，蔣函電勸解，得以妥善解決。
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為貫徹執行臨時中央左傾路線，對毛澤東戰略戰術批評和指責，排斥毛澤東領導紅軍，會後中共臨時中央把毛澤東調回後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撤銷他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
大事紀 > 1933年

1月——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秦邦憲）等從上海抵中央蘇區，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央蘇區工作。
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
5月4日——中央局作出《關於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指出「羅明路線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擊鄧、毛、謝、古「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
5月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批准《江西省委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繼續對鄧、毛、謝、古「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5月8日——中央人民委員會第四十一次常會決定，任命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周恩來為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兼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增加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揮作戰時，由項英代理主席。
9月——第三國際派來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進入中央蘇區。
11月——蘇維埃政府在瑞金宣布成立，在全國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選舉毛澤東為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臨時政府（中央工農民主政府）主席。
12月——李德以統一前後指揮為名，建議並經中央決定，「前方總部」（即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兼第一方面軍司令部）撤回後方，並入中革軍委機關，取消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和第一方面軍司令部之名義和組織，中革軍委主席仍為朱德，副主席仍為周恩來、王稼祥，但實際上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揮軍隊。
大事紀 > 1934年

由於圍剿紅軍的需要，蔣介石要到危險戰區雲貴川指揮戰爭，調用面貌與身形與蔣介石相似的杭州市公安局長何雲，做為行動替身。
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會議認為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第五次反圍剿「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在黨內要「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
5月15日——蔣介石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綱要》。
10月——中共中央根據地之興國、寧都、石城一線相繼失陷，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決定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一主力撤離中央根據地，突圍轉移。
10月21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共8萬餘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雩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
11月——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軍事上逃跑主義，使紅軍損失巨大，在突破湘江封鎖線時，中央紅軍即損失過半，減至3萬餘人。
11月7日——蔣介石在綏遠會見榮王、德王、潘王等蒙人與黨政人員，並對各主席和邊外將領指導一切。
12月上旬——中央紅軍渡過湘江後，蔣介石為阻止中央紅軍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調集40萬軍隊，準備圍殲向湘江轉移之紅軍。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黎平召開會議，接受毛澤東提出之放棄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之原定計劃，改為向敵人薄弱之川黔邊地區進軍之意見，作出《中央政治局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
大事紀 > 1935年

1月15日至1月17日——遵義會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之失敗以及退出蘇區後遭到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軍事上犯一系列錯誤；會議推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最高軍事指揮權，決定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指揮軍事。
3月11日左右——在遵義縣鴨溪、苟壩一帶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小組，全權指揮軍事。
4月1日——國民政府特任蔣介石為特級上將。
5月12日——在四川省會理縣城郊召開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批評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軍事指揮和反對機動作戰之錯誤，進一步闡明機動作戰才能擺脫敵人重兵包圍之作戰方針，決定立即北進，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7月——蔣介石在成都計劃峨嵋訓練團。
8月——蔣介石主持峨嵋訓練團，前後畢業兩期；日軍懼蔣整頓西南，大施威脅，縱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
9月——蔣介石劃配四川各軍防地，嚴禁軍人干涉行政、財政，打破以往割據分裂之積習；整理四川地方鈔幣，由中央發行公債收回。
10月，蔣介石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蔣由四川飛陝西，巡視河南、山西，與閻錫山會商安定西北計劃。
11月19日——在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蔣介石發表「最後關頭」演說。
12月9日——一二九運動在北平爆發。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省瓦窑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議規定策略任務，就是要用最廣泛之民族統一戰線，去發動、團結和組織一切抗日力量，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大事紀 > 1936年

1月，蔣介石派員赴歐洲接洽經濟合作，以利國防建設；宣佈國難時期教育宗旨；接見日大使有吉明及其武官磯谷，直接談商中日交涉。
2月，蔣介石下令從速加強全國鐵路與公路建設。
3月，蔣介石下令清剿山西中國工農紅軍，並加強綏遠防務。
6月，蔣介石創辦所得稅；籌設農本局；計劃鐵路與公路聯絡辦法。
7月，中國国民党五屆二中全會開會，蔣介石演講統一救國之必要，並提組織國防會議案；布置綏遠攻勢防禦。
8月，蔣介石調整雲南省軍事，改組貴州省政府；蔣抵廣州，處理廣東省軍事政治善後，并勸導廣西省服從中央。
9月，日本提出對華五條件，蔣介石回南京商決對策，並電誡各省準備對日交涉破裂；蔣命令督各省編練壯丁。
10月，蔣介石檢閱全國童子軍；巡視河南、陝西，駐節洛陽，督剿中國工農紅軍；五十壽辰，全國發動獻機祝壽。
大事紀 > 1937年

7月7日——日軍在蘆溝橋附近夜間演習。日軍無理要求進宛平城搜查，並攻打宛平城。第二十九軍吉星文團（第三十七師第一〇九旅第二一九團）奮起抵抗，全民族抗戰開始
7月11日——日本近衛內閣批准增援華北方案，擴大戰事。日軍獨立第1旅奉命連夜集結出發。
7月26日——上午，國軍失守廊坊，北倉、楊村等車站相繼陷落，平津交通斷絕。
7月28日——日軍對南苑兵營猛攻，南苑守軍指揮失靈，各自為戰，傷亡慘重；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犧牲。
7月31日——中國駐屯軍旅團佔領大灰廠附近地區；此時平津完全淪陷。
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鄧小平赴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之最高國防會議，同時進行國共談判。
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依據和中國共產黨達成之協議，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
8月22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西洛川舉行擴大會議，主要議是：分析全國抗戰開始後之新形勢，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之戰略任務和基本政策。
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前方分會（後稱華北軍分會），由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張浩、林彪、聶榮臻、賀龍、劉伯承、關向應組成，朱德為書記，彭德懷為副書記。
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發布命令，宣布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將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以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葉劍英為參謀長，左權為副參謀長；紅軍總政治部改為八路軍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下轄三個師：第一一五師、第一二〇師、第一二九師；第一一五師以林彪為師長，聶榮臻為副師長，周昆為參謀長，羅榮桓為政訓處主任，蕭華為副主任；第一二〇師以賀龍為師長，蕭克為副師長，周士第為參謀長，關向應為政訓處主任，甘泗淇為副主任；第一二九師以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為副師長，倪志亮為參謀長，張浩為政訓處主任，宋任窮為副主任。
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第八路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並任命朱德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直屬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指揮。
9月19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致電洛甫並周恩來、鄧小平，提出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取消政治委員，並將各師政治部改稱政訓處，使部隊政治工作受到損失，建議恢復黨代表和政治機關原有制度。
9月22日——洛甫、毛澤東覆電，表示完全同意，望即速令執行，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名為政治委員。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播發《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會作宣言》，次日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之合法地位。
9月下旬——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簡稱動委會、戰委會）在太原成立，動委會是周恩來、彭德懷同閻錫山商談決定建立，續範亭任主任委員，鄧小平、南漢宸、彭雪楓等參加領導工作。
大事紀 > 1938年

6月9日——河南花園口決堤。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人為缺堤，以阻止日軍沿鐵路南下武漢。
11月13日——湖南長沙文夕大火。長沙警備司令部（即武警、憲兵）因為溝通失誤，在日軍來犯之前過早燒城，全城盡毀。
大事紀 > 1939年

1月21日至1月30日——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舉行，會議決定對中國共產黨採取「溶共」、「防共」、「限共」之反共方針。
8月——因连续暴雨加上日军扒开河堤的因素，天津遭受严重水灾，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超过10万间房屋被冲毁，八百多万人受灾，六十五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
11月1日——中國國民黨六中全會制定《處理異黨問題實施方案》，蔣介石隨即在全國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
以此時期為主的影視作品

人間四月天
煙鎖重樓
水雲間
鬼丈夫
情深深雨濛濛
蒼天有淚
京華煙雲
青青河邊草
鑽石豪門
芸娘
大宅門（某段時期）
阮玲玉（1992年電影）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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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内战
中國抗日戰爭
中德合作 (1911年－1941年)
上海1930年代
香港1930年代
廣東梅縣一位農婦（1934年）
1930年代的宋子文，任中央銀行總裁期間對中國金融改革貢獻不少。
1930年代上海外灘繁華景象
1930年代平漢鐵路上的漯河鐵橋
抗戰時日軍轟炸陪都重慶
抗戰時日軍突擊隊炸毀西北隴海鐵路橋樑
抗戰爆發後大批上海技工隨軍西遷到大後方(1937)
1930年代生活在中國大城市的時髦少女
1930年代的蔣中正
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
南京國民大會堂
全副戎裝的蔣中正
翁文灝博士
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合攝（1931年）
西安事變中的張學良和楊虎城(1936)
九一八事變的日本關東軍（1931年）
蘇聯援華的T-26戰車
孔祥熙柏林會見希特勒爭取德國向華售武 (1937)
美國航空志願隊徽
國軍守衛著一隊美國P-40戰機
1940年1月31日，国民政府专使吳忠信在拉萨罗布林卡荷亭看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轉世靈童拉木登珠
國民政府頒授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玉印玉冊
1930年代的藝人：阮玲玉
考古學者斯文赫定
西南聯大臨時校舍（1938年）
一位金陵女大學生跟小學生玩耍（1935年）
上海租界報章紛紛報導南京淪陷後日軍的野蠻行為（1937年12月）
左翼作家聯盟所創辦的《萌芽》月刊（1930年）
中華民國柏林奧運足球代表隊（1936年）
中國首位奧運代表劉長春於洛杉磯（1932年）
蔣中正在淞滬會戰前線（1937年）
國軍操控37mm德製反坦克炮

接受軍訓中的國軍士兵
淞滬會戰國軍軍官（1937年）
國府自研生產的“中運”軍用運輸機
1936年國軍整編二十師概況表
二戰時德製裝備的國民革命軍
國軍戰車衝向日軍敵陣（1937年）
被日军轰炸后的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
淞滬會戰（1937年）
日本戰車群攻擊南京中華門（1937年）
1937年南京大屠殺中，日軍強硬將中國平民押進坑中準備集體活埋。
第六代威斯敏斯特公爵杰拉尔德·格罗夫纳

|  西敏公爵閣下   His Grace The Duke of Westminster   KG CB OBE CD TD DL GCL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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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阿伦·沃伦摄于1997年
前任: 罗伯特·格罗夫纳，第五代西敏公爵
繼任: 休·格罗夫纳，第七代西敏公爵
其他头衔: 第八代威斯敏斯特侯爵   第九代格罗夫纳伯爵   第九代贝尔格雷夫子爵   第九代格罗夫纳男爵
知名于: 本地陸軍军官   地产商   最富有的英国人
出生: 1951年12月22日  英国北爱尔兰奥马
逝世: 2016年8月9日(2016歲—08—09)（64歲）  英国蘭開郡普雷斯頓
居住地: 柴郡伊顿莊園
净资产: 70亿英镑 
职务: 助理國防參謀長   2004年 - 2007年
配偶: 娜塔丽雅·菲利普斯
子嗣 塔玛拉·格罗夫纳贵女   埃德温娜·格罗夫纳贵女   第七代威斯敏斯特公爵休·格羅夫納   维奥拉·格罗夫纳贵女
父母: 罗伯特·格罗夫纳 （已故）   维奥拉·利特尔顿 （已故）
陆军少将格罗夫纳，第六代西敏公爵 KG，CB，CVO，OBE，TD（英语：），CD（英语：），DL（Gerald Cavendish Grosvenor, 6th Duke of Westminster，1951年12月22日—2016年8月9日），英国贵族、军人及商人。罗伯特·格罗夫纳，第五代威斯敏斯特公爵（英语：）之子，私人企业格罗夫纳集团（Grosvenor Group）所有者。
在星期日泰晤士報2011年富豪榜中，他以70亿英镑资产名列第四，在拉克希米·米塔尔、阿利舍尔·乌斯曼诺夫、罗曼·阿尔卡季耶维奇·阿布拉莫维奇之后，是最富有的英国人。杰拉尔德曾先后受教于哈罗公学及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2005年，奉委出任切斯特大学校监。
他是英国最富有的地产商，是全国最大地主之一。杰拉尔德在兰开斯特郡、柴郡及苏格兰等地，乃至伦敦市中心的梅费尔、贝尔格拉维亚（Belgravia）都有大片土地。除此之外，他在其他国家，如加拿大、西班牙等地也拥有土地。
生平

威斯敏斯特在1951年12月22日生于北爱尔兰奥马（Omagh）。他的家世顯赫，有多位祖先曾經担任国会议员，而祖父第一代西敏公爵休·格罗夫纳更曾担任掌馬官（Master of the Horse），属內廷重臣（Royal Household），至于他的父亲，罗伯特·格罗夫纳，第五代威斯敏斯特公爵，也一度是英国最富有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本地陆军，官至上校，在1967年继承亡兄爵位为第五代威斯敏斯特公爵。威斯敏斯特的母亲则是维奥拉·利特尔顿（Viola Lyttelton），是英国贵族约翰·利特尔顿，第九代科巴姆子爵（John Lyttelton, 9th Viscount Cobham）之女。
在Sunningdale Prep School读完小学后，杰拉尔德特入读哈罗公学。1970年，他参加了普通教育证书普通程度考试（GCE O-Level），然后以列兵（Troop）军衔加入本地陆军。1973年，杰拉尔德特入读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随后获任为北爱尔兰骑兵团（North Irish Horse）、柴郡義勇兵团（Cheshire Yeomanry，由他的祖先创立）与英女皇義勇兵团（Queen's Own Yeomanry）的指挥。他亦是陆军航空队第7团（Army Air Corps 7th Regiment）、皇家默西亞与兰开斯特義勇兵团（Royal Mercian and Lancastrian Yeomanry）、诺森比亚大学军官训练队（Northumbria Universities Officer Training Corps）、加拿大皇家威斯敏斯特团（Royal Westminster Regiment）的荣誉上校（Honorary Colonel）。
他在1995年至2011年间担任圣拉撒路骑士团（Order of Saint Lazarus）英格兰分部（Priory）部长（Grand Prior）。
2004年，杰拉尔德特获任为助理国防參謀長（Assistant Chief of the Defence Staff），负责后备役部队及军校学员事宜，四年后，陆军少将西蒙·拉洛尔（Simon Lalor）代替了他的职位。2011年5月，杰拉尔德特获任为预备役陆军副指挥（Deputy Commander Army Reserves）。
2008年英女王官方生日，他獲女皇頒發三等巴斯勳章，以表揚他在軍事方面的貢獻。2012年英女王官方生日，獲伊麗莎白女王頒發維多利亞皇家司令勳章（Commander of the Royal Victorian Order，縮寫為CVO），以表揚他在康沃爾公國議會的貢獻。此外，他亦是最古老的防務智庫皇家联合服务学会（Royal United Services Institute）的荣誉副主席。
2016年8月9日，因心臟病去世。
家庭

1978年，杰拉尔德特娶娜塔丽雅·菲利普斯（Natalia Phillips）為妻。娜塔丽雅的父親是陆军中校哈罗德·菲利普斯（Harold  Phillips），是俄國诗人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英皇乔治二世及非裔俄国军人阿布拉姆·彼得羅維奇·加尼巴爾的后裔。两人育有三女一子：
塔玛拉·格罗夫纳贵女（Lady Tamara Katherine Grosvenor，1979年12月20日 - ）
埃德温娜·格罗夫纳贵女（Lady Edwina Louise Grosvenor，1981年11月4日 - ）
休·格罗夫纳，第七代西敏公爵（Hugh Richard Louis Grosvenor, 7th Duke of Westminster，1991年1月29日 - ）
维奥拉·格罗夫纳贵女（Lady Viola Georgina Grosvenor，1992年10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