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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斯坦-戈托普王朝
戈托普问题

在大北方大战中 ，公国与瑞典站在一起，在丹麦军队占领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北部之后被击败。 根据1720年的腓特烈堡条约 ，瑞典人对戈托普的支持停止了，公爵们不可能重新夺回他们在石勒苏益格的失地，并延长他们与丹麦国王的不和。 在1721年的和平解决之后， 查尔斯·弗雷德里克公爵逃到了俄罗斯彼得大帝的宫廷。一段时间以来，俄罗斯人兴致勃勃地将查尔斯·弗雷德里克恢复到他在石勒苏益格的土地上。 彼得的女儿女大公安娜和查尔·弗雷德里克本人结婚。 彼得的继任者放弃了支持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公爵主张的政策。 但是从这个婚姻诞生了彼得三世（查尔斯·彼得·乌尔里希） ，他于1739年继承了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并于1741年在他的无子女阿姨伊丽莎白登基加入后成为俄罗斯王位的继承人。
查尔斯·彼得·乌尔里希于1762年以彼得三世的身份成为俄罗斯沙皇，决心从丹麥-挪威征服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 当他于1762年成为沙皇时，他立即与普鲁士签署了慷慨的和平协议，并从七年战争中撤出俄罗斯军队 ，以便全力集中精力攻击丹麦。 这一举动激怒了俄罗斯人的观点，因为他被认为背叛了俄罗斯在战争中的牺牲，并将国家利益置于危险之中。 与此同时，丹麦军队匆匆越过边界进入梅克伦堡 ，以避免荷尔斯泰因的入侵，为战斗做好准备。 当圣彼得堡的消息突然传到俄罗斯军队时，这两支军队的距离不到30公里，俄罗斯的皇帝已经被他的妻子推翻了，他的妻子现在已经作为皇后叶卡捷琳娜二世继承皇位。她的第一个行动之一是取消对丹麦的战争并恢复正常关系。
彼得三世的儿子， 保罗一世 ，新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在他的母亲，女皇的摄政下， 根据1773年的皇村条约 ，她同意将其儿子的领土权利交给丹麦仍然持有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土地，以换取德国的奥尔登堡和代尔门霍斯特 ，于1776年升入神圣罗马帝国内奥尔登堡公国。 公爵被送给保罗的祖父的堂兄，年长的吕贝克王子主教，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家族的一个年轻分支之首。 这结束了戈托普问题 ，这个问题已在北欧大国之间产生了如此多的冲突。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室加入了几个欧洲王位。 荷尔斯泰因 - 戈托普公爵的王朝政策导致其男性分支，瑞典分支，从1751年到1818年统治瑞典 ，1814年至1818年统治挪威 。 在1863年，相关的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 - 桑德堡 - 格吕克斯堡王室 -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的后裔 - 成为丹麦和希腊的国王，并于1905年成为挪威国王 。
吕贝克分支从1773年到1918年成为奥尔登堡的第一位公爵和后来的公爵 ，而年长的分支即在1762年短暂地统治了俄罗斯 ，然后从1796年直到1917年（1762 – 1796年由他们的遗孀和母亲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 。
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 - 戈托普公爵

戈托普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
1544-1586： 阿道夫
1586-1587： 弗里德里希二世
1587-1590： 菲利普
1590-1616： 约翰·阿道夫
1616-1659： 弗里德里希三世
1659-1694： 克里斯蒂安·阿爾布雷希特
1694-1702： 弗里德里希四世
1702-1720： 卡爾·弗里德里希
基尔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
1720-1739： 卡爾·弗里德里希
1739年至1762年：卡尔·彼得·乌尔里希 （后来俄罗斯彼得三世）
1762-1773： 保罗 （1796-1801皇帝）1773交换了对歐登堡公国的要求
圣彼得堡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荷尔斯泰因 - 戈托普 - 罗曼诺夫皇室 ）：
1773-1801： 保罗 （沙皇1796-1801）
1801-1825： 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一世
1825-1831： 俄罗斯大公君士坦丁·帕夫洛维奇
1831-1856： 俄罗斯的尼古拉斯一世
1856-1881： 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二世
1881-1894： 俄罗斯的亚历山大三世
1894-1918： 俄罗斯的尼古拉二世
1918-1918：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俄罗斯的沙皇子 （在皇帝及其家人被谋杀时，据了解，皇帝是第一个死去的人。 因此，沙皇储阿列克谢简短地成为名义上的公爵）
1918-1938： 俄罗斯大公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 （1918年皇帝和沙皇储被谋杀后，头衔传给了罗曼诺夫家族幸存的年长男性分支。 ）
1938-1992： 俄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大公弗拉基米尔去世時只有女性後裔，所以这个头衔应该传给罗曼诺夫 -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皇室的年长男性成员。 传给谁是有争议的问题。 ）
有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人是德米特里大公的非王室儿子，他是保罗大公的儿子，他本人是亚历山大三世的最小兄弟。 这位继承人在俄罗斯认同上是非王室的，但奥尔登堡皇室的丹麦分支没有宣布禁止不平等婚姻， 石勒苏益格 （曾经是主权国）戈托普宫所在地，从未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或在其管辖范围内。 这些继承人居住在美国，没有公开声称拥有头衔。
1992-2004： 保罗·季米特里耶维奇·罗曼诺夫斯基-伊林斯基王子
2004年至今： 季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斯基-伊林斯基王子 （1954年出生）
季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斯基-伊林斯基王子没有儿子。 他的唯一男性继承人，他的兄弟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斯基-伊林斯基王子，也没有男性后代，目前罗曼诺夫斯基-伊林斯基的这个继承线上没有其他男性继承人继承这一理论上的公国。 然后，这一主张将通过俄罗斯大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Alexander Mikhailovich）的路线传递给俄罗斯王子安德烈·安德列维奇（Andrew Andreevich）及其后代。
另一种观点认为，尼古拉斯二世于1903年8月11日放弃对奥尔登堡公爵头衔的主张，他以及他的家人及其后代使得任何罗曼诺夫继承人都无法独立承担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头衔。
第三种观点是，根据神圣罗马帝国的末期的其德国王子律的原则，所有王侯的家庭成员所持有的帝国政治体Reichsstand状态被要求收缩至ebenbürtig（王室联姻）向他们的后代以传递王朝的权利。如果大公德米特里与奥黛丽·埃默里的婚姻被的后裔认为没有资格继承荷尔斯泰因公爵的主张，那么目前还不清楚罗曼诺夫帝国的各种男性分支中的哪一个仍然是合格的。 如果与俄罗斯公主或女侯爵结婚的婚姻符合婚姻标准，那么男性继承人可能仍然存在。 然而，如果所有按俄罗斯帝国标准被认为是非王室的贵贱通婚的婚姻，对于戈托普公爵继承来说也是非王室的，那么系谱年长的的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朝就是现任奥尔登堡公爵克里斯蒂安 ，现任该分支之首，继承自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奥伊廷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王子，弗雷德里克四世公爵的弟弟。 他已经宣称奥尔登堡大公的名称已经不复存在。 无论哪种方式，丹麦国王都在行使公爵主权，并为奥尔登堡分支的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斯泰因男性分支提供财政支持。 1773年，由保罗一世从彼得二世继承的对荷尔斯泰因的主张以交换为丹麦国王的奥尔登堡公国（保留剩余的继承权），其统治者于1918年在那里失去了主权。 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于1864年在第二次石勒苏益格战争中失去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随后两个公国被并入普鲁士王国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 。 丹麦君主继续使用他们传统的公爵头衔，直到1972年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九世去世。 1920年， 北石勒苏益格在公民投票后恢复了丹麦统治，其余的前公爵领土仍然是德国的一部分 。
详见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公爵配偶名单
霍爾斯坦-戈托普王朝瑞典分支 - 瑞典国王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罗曼诺夫王朝 - 俄罗斯皇帝，从彼得三世起，除叶卡捷琳娜二世
格吕斯堡王朝 - 丹麦，希腊和挪威的国王和女王
奥尔登堡王朝
参考

↑  Siebmacher, Johann. . Nürnberg: Adolph Johann Helmers. 1703: Part I, Table 6.
↑  消息来源包括： Guy Stair Sainty ，Paul Theroff
↑  .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04.
↑  雷姆，赫尔曼。 ModernesFürstenrecht。 Ebenbürtigkeit 。 J. Schweitzer Verlag，慕尼黑，1904年，第151-179页。 （FrançoisVelde 摘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德语摘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荷尔斯泰因 - 戈托普伯爵阿道夫的徽章
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罗曼诺夫皇室的徽章
基督二性论

基督二性论是基督论的一个观点，认为耶稣基督是同质同位格的人，他有两个不同但不可分离的人性和神性。这一观点与位格合一的观点有关。
疣蝽

| 疣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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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分类 
界：: 动物界 Animalia
门：: 节肢动物门 Arthropoda
纲：: 昆虫纲 Insecta
目：: 半翅目 Hemiptera
科：: 椿象科 Pentatomidae
属：: 疣蝽属 Cazira
种：: 疣蝽 C. verrucosa
二名法
Cazira verrucosa Westwood, 1835

疣蝽（学名：）为蝽科疣蝽屬下的一个种。
朱令铊中毒事件

| 朱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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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令年轻时的照片
本名: 朱令令
出生: (1973-11-24)1973年11月24日  中国北京市
逝世: 2023年12月22日(2023歲—12—22)（50歲）  中国北京市
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
籍贯: 浙江樂清
教育程度: 清华大学化学系（休学） 北京匯文中學
知名于: 铊中毒悬案受害者
父母: 吴承之（父） 朱明新（母）
亲属: 朱啟明（外祖父） 吴今（姐，1969年－1989年）
朱令铊中毒事件是发生于1994至1995年的一宗投毒悬案。1994年11月底，就读于中國北京市清华大学化学系的1992级学生朱令（1973年11月24日—2023年12月22日）出现铊中毒症状，最后得助于互联网才得到确诊和救治。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利用互联网进行国际远程医疗的尝试。1995年5月北京警方针对朱令被投毒一事立案调查，但「由於事发兩個月後才報案，直接證據已被滅失，案件繼續偵查難度大」經中央領導批示，北京市公安局於1998年8月25日结案；此案引发媒体与网络的报道和外界的关注与讨论。直到受害者朱令在2023年12月22日逝世，真凶仍未归案。
背景

朱令，本名朱令令，因为熟人常叫她朱令，故媒体报道中常以“朱令”称之。1973年11月24日，朱令出生在北京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承之退休前曾任中国国家地震局（后改称中国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母亲朱明新是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人员朱启明之女。二人于1959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学习，在校园相识后组成家庭，育有二女。两个女儿一个随父姓，一个随母姓。长女吴今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在1989年4月2日与同学去野三坡春游时失踪，遗体在兩天後的4月4日中午被发现，确认为意外死亡。
朱令于1973年11月24日生于北京，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匯文中學度过。1992年，朱令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属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物化2班。朱令从小就学习钢琴，15岁时師從孫貴生学习古琴， 大学期间加入清华大学民乐队並成为主力队员，1994年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另外她也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过程 > 发病、病程和确诊前的治疗 > 第一次发病

据其同学提供的信息，1994年10月，朱令的眼睛曾两次发生暂时性失明以及数日的视力模糊，虽然她先后分别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以及清华大学指定的北医三院接受眼科检查，但医院并没有检查出病因。
从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接着（12月5日）胃部不舒服；最后（12月8日）她的头发开始脱落，並在几天内掉光。1994年12月11日晚上，朱令带病坚持参加清华民乐队在北京音乐厅专场演出，朱令表演古琴独奏《广陵散》。12月23日，朱令入住北京市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检查尿砷尿汞均正常，影像学检查和内分泌各项检查正常。但是，甲皱处呈严重微循环异常状态。住院期间，辅以营养支持和中医治疗，朱令的病情得到缓解，并长出头发。虽然没有查出病因，朱令在住院一个月以后，于1995年1月23日出院。
过程 > 发病、病程和确诊前的治疗 > 第二次发病

1995年2月20日，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朱令返校。2月27日，朱令出现比较剧烈的双腿疼痛。3月6日，朱令的病情恶化，她的腿疼痛很厉害，并感到眩晕，朱令父母将其送往北医三院求治。曾经参与诊断救治的陈震阳教授在其论文《罕见的1例严重铊中毒情况介绍》中记录到，朱令“3月8日又出现强烈的脚痛，小腿痛，痛得不敢触及任何物品，这一次比上一次更为严重，病情发展很快，并累及腰部。”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在当天的病历裡，李舜伟教授描述朱令的病情：“神清语利，明显脱发，四肢不能被人触碰，指尖和足底红，不肿，温度较高，指尖和膝以下触刺觉减退，膝反射对称，踝反射低。高度怀疑轻金属类中毒，如铊铍等，清劳卫所张寿林所长、丁茂柏等教授会诊。”入院时，朱令“两手指甲有明显的Mees纹，被怀疑有铊中毒的可能”。为了进一步明确诊断，李舜伟教授当即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研究所张寿林教授联系，请其为朱令诊断。当天，朱明新陪同朱令到张寿林处检查，根据症状，张寿林怀疑朱令是急性铊或砷中毒，但是该所也不可检测。由于朱令及其父母和清华大学否认患者有铊盐接触史，并且协和医院称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协和医院一直没有进行铊中毒的检测。
过程 > 发病、病程和确诊前的治疗 > 入院检查和治疗

1995年3月15日，朱令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主诉为“脱发、腹痛、关节肌肉痛3个月，双下肢远端疼痛7天，眩晕3天……患者于入院前3个月（1994年12月8日）无明显诱因出现腹痛，为持续性隐痛伴阵发性绞痛，3个月后出现脱发，双肩、膝关节酸痛”，初次确诊结果为“周围神经病、肢端红痛症原因待查”。当天做的腰椎穿刺结果正常。第二天神经内科会诊，排除免疫性疾病，中毒性疾病和代谢性疾病。协和医院按照格林-巴利综合征诊治。入院后病情继续发展，很快波及胸部；面肌歪斜，语音不清，饮水呛咳，出现呼吸困难。治疗采用广谱抗生素、抗病毒药物、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和白蛋白注射等。
3月20日，朱令陷入昏迷。
3月23日，朱令中枢性呼吸衰竭，协和医院采取气管切开术。
当天，神经内科大讨论，诊断改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神经根神经炎（英语：）
采用血浆置换疗法进行治疗。
3月24日，协和医院开始对朱令采取血浆置换疗法，到4月18日，前后共7次，每次均在1400-2000毫升，总计达10000毫升血浆。有些人认为这对未确诊的情况下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朱令感染上丙肝。
3月28日，朱令并发左侧气胸，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
4月3日，神经内科大会诊。医学专家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博爱医院，北京医院等。最后会诊意见为：现行的诊断和治疗都是合适的。事后朱令家属和其中几位专家交谈得知：在去协和医院会诊时，他们因考虑协和医院已经排除铊中毒，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找病因。
朱令陷入长达五个月的昏迷状态，直到8月31日苏醒。
协和医院对朱令进行多项检测（包括艾滋病病毒、腰椎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化学物质中毒、抗核抗体、核抗原抗体（英语：）、莱姆病、尿砷等），但除了莱姆病以外，其它项目的化验结果皆为阴性。在这段时间，协和医院通知朱令家属，明确表示可以“排除铊中毒”。
过程 > 通过互联网求救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将朱令的病史，相关各项检查，协和医院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翻译成英文，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互联网向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发出求救电子邮件。
由于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互联网不发达，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中国留学生李新博士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医生约翰·W·奥尔迪斯博士（Dr. John W. Aldis）一起帮助创建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在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的信息发布和协调上產生关键作用。1996年，李新博士和其同事们发表一篇论文，详细记述当时构建和运行远程医疗诊断系统的经过及在朱令铊中毒事件中的重要作用。贝志城、蔡全清等在北京大学上传朱令的病例资料，包括患者发病时的照片，实验室检查结果，神经系统检查结果，放射影像（胸片，脑部核磁共振）等；李新博士和他在UCLA医学院放射科的同事们架设服务器，用来存储朱令的病情资料，汇总分类收到的世界各地发来的电子邮件信息。世界各地的医学专家们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朱令的病情进展，写电子邮件来询问进一步的信息或者提出相应的诊断或治疗建议。
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医学院服务器上备份储存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记载，早在4月10日贝志城发出电子邮件的当天，就有医生回覆诊断为铊中毒。美国神经外科医生芬克博士认为重金属中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当时协和医院回复说所有关于重金属中毒方面的实验室检查都已做過；随着进一步的沟通，美国医生们最终发现协和医院只有做金属砷的筛选试验。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认为铊中毒不可以排除，认为协和医院必须尽快做关于金属铊的筛查。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指出“疑似铊中毒，认为根据头发脱落、胃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状几乎可以确诊”。芬克博士回忆说，随着朱令病情的恶化，为了尽快明确诊断，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催促协和医院做铊中毒的筛查；当时除了动用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的人脉，直接传真相关的学术文章给协和医院，奥尔迪斯博士还和时为协和医院医护人员的旧友们亲自沟通。
贝志城和蔡全清等在发出求救电子邮件后，一共收到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份回复（一说收到回信1623封，贝志城说超过3000封）。在发出求救邮件的18天里，有84位医学专家提出“铊中毒”的诊断。一说，约30％的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在铊中毒被明确之后，各种治疗建议（如普鲁士蓝、螯合剂或血液透析）通过电子邮件被发往北京大学。
铊是一种剧毒化学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剧毒物品品名表（GA58-93）》（1993年10月1日执行）中铊与氰化物同为A类（氰化物属于第一类A级，铊盐属于第二类B级。）。
过程 > 协和医院拒绝海外医学同行的建议

1995年4月18日，贝志城拿着翻译好的电子邮件到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区门口给医生参考，但他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很少人参看，也没有采纳电子邮件中的铊中毒判断和相应的检测办法，使得当时网上远程诊断的结果没有及时发挥相应的作用。
当朱令父母请求医生考虑电子邮件提出的意见时，协和医生表示：“我们有能力查阅国际医学数据库。”“北大学生带来很多问题。”贝志诚多年以后仍旧愤懑不平，在2005年网上激辩孙维时，他写道“协和当年的ICU主任，是他拒绝进行进一步的重金属中毒检查，甚至在发现协和误诊之后，毫无内疚之感，居然在医院会议上说：‘这件事是西方反华势力企图利用此事搞臭中国医疗界’”。
奥尔迪斯博士在朱令的诊疗日志里记录到：至5月16日为止，贝志城收到将近2000封电子邮件。另外一方面，贝和他在北大的朋友们试图送给协和医院一个调制解调器，从而使协和医院能够直接和海外的医学同行们进行交流。不幸的是，因为某些“非技术性原因”，贝志城等人所有的尝试都未成功。奥尔迪斯博士对当时海外医生和协和医院之间交流渠道的狭窄以及因此导致有关朱令病情诊疗的信息无法沟通感到十分遗憾。
过程 > 铊中毒确诊和之后的治疗 > 铊中毒确诊

由于互联网上的回信怀疑是铊中毒，当朱令父母得知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教授可做铊中毒鉴定后，在一位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脊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来到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进行检验。测定显示，“所有标本中均有很高的含铊量，高于健康人千百倍，从而铊中毒的诊断得到证实。”例如，4月28日各样本的结果为：尿铊275 ug/L，血铊31 ug/L，毛发含铊531 ug/kg，指甲含铊22,824ug/kg，脑脊液263 ug/L。当天，陈震阳教授出具检测报告，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并怀疑有人蓄意投毒，同时建议服用普鲁士蓝解毒。负责诊断治疗的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们在他们1998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强调指出朱令“无明确毒物接触史，早期表现腹痛脱发，未经特殊治疗自行缓解，1个月后又突发周围神经病，并出现脑病表现，不排除2次中毒的可能”。
过程 > 铊中毒确诊和之后的治疗 > 普鲁士蓝治疗

普鲁士蓝是治疗铊中毒的特效药。但是根据加大洛杉矶分校服务器上备份储存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记载，协和医院一开始（4月28日）没有使用普鲁士蓝，而是准备采用二巯基丙醇（BAL），一种用于重金属中毒的解毒剂。有铊中毒治疗经验的药学博士伊万·彼得热尔卡（Dr. Ivan Petrželka）和供职于洛杉矶毒物控制中心（Los Angeles Poison Control Center）的阿肖克·贾殷博士（Dr. Ashok Jain）均认为二巯基丙醇（BAL）不是铊中毒的特效药而且有很强的副作用。4月28日当晚，朱令家属在协和的帮助下，在中日友好医院找到库存剩下的二十支普鲁士蓝针剂。后来朱令家属又在北京市劳动卫生所找到库存的普鲁士蓝。
4月29日，贾殷博士打电话给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的黄博士，建议采用普鲁士蓝+血液透析+氯化钾多管齐下的联合治疗方案。贾殷博士让李新博士写下自己的治疗方案并让他传真给协和医院。同时，奥尔迪斯博士打电话给他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朋友Reynolds夫妇让他们接受传真，并亲自送往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Reynolds夫妇当天送达；在随后的几天又送一次。
5月1日，李新博士和协和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杜博士通话，转达美国同行普鲁士蓝的治疗建议。纽约毒物控制中心的汉米尔顿博士和霍夫曼博士、洛杉矶毒物控制中心贾殷博士、美国驻华使馆医生奥尔迪斯博士、神经外科医生芬克博士和威廉·帕尔默博士（Dr. William Palmer）在一起讨论朱令的病情后，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马上使用普鲁士蓝！”
5月3日，协和医院开始采用联合治疗，普鲁士蓝+血液透析+氯化钾+二巯基丁二酸。这是在4月28日铊中毒确诊后，普鲁士蓝首次被应用于朱令的治疗。
5月9日，朱令的血小板下降至40,000/mm3，血液透析不得不停止。在回输朱令妈妈的血之后，朱令血小板减少的状况得以改善。
5月11日，朱令出现腹泻同时出现蓝色的汗液。汉密尔顿博士和霍夫曼博士认为铊正随普鲁士蓝排除体外。
5月16日，朱令被重新开始进行血液透析。
5月22日，鉴于血液透析引起朱令的血小板减少和凝血功能下降，协和医院在美国医生的建议下停止血液透析，而单用普鲁士蓝。
5月23日，协和医院医生發现，朱令开始有头部转动，对外界刺激有面部表情显示疼痛的反应。
根据陈震阳论文和协和医院论文的记载，除了普鲁士蓝，当时的其他治疗还包括“异丙醇灌胃”，“持续颈静脉血滤，氯化钾排铊等措施”，这些记载和UCLA服务器上备份储存的朱令诊断治疗日志基本吻合。因为协和医院至今未能向朱令父母和律师提供朱令病历，详细的病情演变和治疗经过不得而知。
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被排出。报告显示，5月30日脑脊液中未检出铊，5月31日的尿铊1 ug/L，血铊1.5 ug/L，粪便中铊含量为1600 ug/L。至8月4日，尿铊2 ug/L，血铊0.3 ug/L，粪便中铊含量为10 ug/L，毛发含铊30 ug/kg，指甲含铊165 ug/kg（详细数据见“附表-患者历次测定各样本中的含铊量”）。但是，由于铊离子在体内滞留的时间太长，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严重损害，视觉几乎完全丧失，肌体功能也受到严重损伤，且仍处在昏迷中。
过程 > 铊中毒确诊和之后的治疗 > 严重后遗症

1995年8月31日，朱令从长达5个月的昏迷中苏醒。陈震阳教授认为，“病人虽然开始苏醒，但由于中毒过重，昏迷时间太长，病人的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都受到严重破坏。”在康复阶段，“患者症状有所改善，上肢已能活动，记忆力也有一定的恢复，能记忆起早些年如初中发生的一些事，也能用含糊不清的语言简单的表达一些问题。患者发病前会弹琴，但此时除了手还似乎能作一点弹奏的动作外，连琴弦也拨不响。舌头和嘴的肌肉配合不协调，无法用正确语言来表达她想要表达的内容。两腿肌力仅1～2级。视力减退，视神经部分萎缩。CT检查结果，整个大脑，小脑出现萎缩”。协和医院在其论文《铊中毒五例临床分析》中总结道，朱令经治疗后“临床症状与体征有显著改善，但由于病程较长，遗留有视神经萎缩，双下肢瘫，肌萎缩，智能障碍等后遗症”。
1995年11月，朱令从协和医院出院，转入其他医院和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2000年10月，奥尔迪斯博士专程去北京看望朱令一家。在他写给那些帮助过朱令的同事们的电子邮件中（11月30日），他记述朱令的现状：因为膈神经损伤而导致的肺部疾患使得朱令不得不继续住院；朱令不能说话，几乎全盲。他认为，朱令的神经系统受到严重损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在2007年9月17日在一封答复全国政协委员的回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陈章立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公办查〔2007〕040014号）》），描述铊中毒给朱令带来的严重后遗症：“……大脑、中枢神经、肺、肝均受严重损伤，脑组织萎缩，双目失明，四肢、语言及记忆功能丧失，处于重残瘫痪状态。”
过程 > 康复情况

1994年铊中毒以来，经过近三十年的康复治疗，由于铊中毒损伤不可逆转，朱令的智力、视觉、肌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朱令的生活根本无法自理，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生活起居。
在2013年，在政府部門的安排下，朱令免費住進了小汤山医院；同年5月，朱令父母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说，“每天令令醒了我们就起床，扶她起来，第一件事是给她清理气管：雾化、清痰、洗肺，然后注入胰岛素，再一勺勺喂早餐。”康复锻炼也是朱令每天的必修课。屈膝半蹲动作单靠她一己之力无法完成，年届七旬的父母便合力帮忙，父亲站在前边，和轮椅上的女儿顶住膝盖，母亲朱明新则在后边紧紧托住女儿的腰，防止她受伤。朱令几乎每年都要住院，少则半个月，长则半年。2011年的一场感冒，让她在重症监护室住10个月，花费60多万元，“不生病还好，一生病花钱就多了。”那场感冒引发肺部感染使用呼吸机，以致她此後只能吃流食。
过程 > 离世

2023年4月，朱令被檢查時發現右顶叶后部脑瘤，由於還有片狀水腫，腫瘤發作後可能會壓迫主神經，醫生當時稱「可能活不过10月」；11月18日，朱令脑瘤发作，颅压过高，瞳孔放大，高烧至39℃，陷入重度昏迷。同年12月22日22时59分，朱令逝世，終年50歲；遺體告別儀式於同月24日中午12点在八宝山殡仪馆舉行，有約150人參加，輓聯寫著：「朱顏逢劫，令人扼腕，當年謎案留追憶；才女香消，舉世悲嘆，此生命運意難平」。
调查 > 怀疑投毒

为朱令作铊检测和远程诊断的医生都提出朱令是被蓄意投毒的意见。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还指出“如果不是朱令在工作中使用到铊（一如在生产光学镜头中需要），那么很有可能是被人故意投毒”。北京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陈震阳认为朱令为两次铊盐中毒，第二次中毒是致死的大剂量，并判定是有人投毒。
朱令神智清醒时，曾向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李舜伟否认其在实验室接触铊的传言。李舜伟对此不敢轻易相信，特地询问清华大学化学系，请求出具书面证明。1995年3月，清华大学出示学生接触化学药品的清单，肯定朱令无铊盐接触史。此事被记入病历。
调查 > 报案

1995年4月28日晚，当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后，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当时的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渝教授提出报案的请求。薛芳渝教授当即请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贺美英和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请示后薛芳渝立即打电话向兼任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的清华大学保卫部部长报案（清华大学保卫部和清华大学派出所由于历史原因，人员构成基本相同）。次日早晨，朱令的舅妈又与薛芳渝教授联系，要求立即迁出同宿舍的同学以保护现场，查封朱令在学校的物品，进一步化验；薛芳渝教授则表示，迁出同学有困难。
五一国际劳动节之后，1995年5月5日，清华大学保卫部向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调查 > 宿舍失窃

在4月28日至5月7日间，朱令宿舍发生一起“失窃案”，朱令的私人用品丢失，包括隐形眼镜小盒、口红、洗发液、浴液和水杯。
调查 > 立案侦查

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正式立案侦查。同日，清华大学派出所对朱令家属进行笔录，并对其告知朱令生活用品被盗一事。
“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2006年，据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并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王补曾被誉为“中国警坛测谎先驱”，据朱令的父亲称，他是北京市公安局科研处的处长。
见诸报道的关于案件的进展和调查情况多通过采访朱令父母获得，包括：警方在石家庄找到孙维所在课题组购买铊发票，并在1995年夏秋时分到朱令父亲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1995年底，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只剩一层窗户纸”；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有关领导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199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薛芳渝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在2013年5月8日17时06分发布的【北京警方回应“朱令令案”】，北京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根据朱令的日常活动情况，调查走访130余名相关人员，并对北京市经营、使用铊盐的全部100余家单位开展工作。
调查 > 讯问嫌疑人孙维

孙维（又名孙释颜），女，北京人，清华大学92级物化2班学生，是朱令的同班同学，也是朱令寝室的三位室友之一（其余二位是来自新疆昌吉的金亚和来自陕西宝鸡的王琪，都出生于1975年）。当年孙维和朱令都参加清华民乐队，朱令演奏古琴和中阮，孙维演奏中阮。
据孙维称，1997年3月，朱令的家人以学生即将毕业离校，人证即将难以获得为由致信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要求抓紧侦破。1997年上半年，朱令家人上书国家领导人。而2013年5月，《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证实此点，朱令家属的确分别在1997年3月25日以及5月20日给北京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和国家领导人写信要求破案。报道中还称，朱令家属对孙维清楚两次上书的时间以及内容表示不解。
而孙维更表示，1997年在警方的调查中，清华大学转而向警方表示，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化学品管理非常严格，只有化学系有铊盐，且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据《孙维的声明》：“我4月2日被讯问时第一次从公安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竟然是：我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的学生，而且实验室的‘管理非常严格’”。但是，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备厅（1997）13号），指出：“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1997年4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以“简单了解情况，只是换个地方”为由，将孙维从实验室带走讯问。根据1997年1月1日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在被持续讯问8小时后，孙维在讯问笔录上签字，随后十四处通知孙维家人接孙维回家。这是公安部门对孙维进行的首次及唯一一次讯问。
后来，得知朱令家人早在1997年上半年就上书党和国家领导人后，孙维家人于1998年1月也给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
之后，北京市公安机关没有对任何人再进行过关于朱令案件的讯问。
在2005年年底，孙维以“孙维声明”的ID在天涯社区发表“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一文（具体见下节“2002年至2007年”）。其中写道，“98年8月，公安14处宣布解除对我的嫌疑，他们承认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和朱令中毒有关。”虽然孙维并没有提供或者上传任何资料支持其说法，但当时离案发已经十年，“嫌疑”显然已经解除。[來源請求]
调查 > 结案与争议

在署名为朱明新（朱令之母）的1997年11月18日发表在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上的一封信（原文为英文）中称：“顺便说一下，我想你们可能已经听说，警方迄今一直怀疑身为朱令同宿舍兼同班同学的一位女生是真凶，但他们说少于1%的过硬证据尚属缺乏，比如指纹之类的东西，因为犯罪嫌疑人趁中毒的临床报告出来得太迟，破坏朱令宿舍的物品。尽管如此，警方仍表示不会放弃并有自信在公开的法庭上给嫌疑人定罪。”
但自1995年5月7日立案之后，该案从未进入诉讼阶段，北京警方也一直没有对外宣布侦破此案。
即便该案1998年8月25日以无果的结论结案后，警方也并未向社会公布结案的消息。
2006年，已经退休的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对记者说，“这件事是市公安局十四处刑警队李树森主办的，我们只做协助工作。”
主要负责该案件的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的李树森，在2006年对采访他的记者表示“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从个人来讲，我不愿意回答；从公安民警的纪律来说，我不宜发表意见。领导要求我怎么向媒体说一些事情，我只有照办。”他表示由于公安机关内部纪律的要求，只能说抱歉，不能回答记者的问题，“这件事情很敏感，过去那么长时间了……”。
2007年3月，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召开之际，全国政协委员陈章立（原中国地震局局长）上交有关朱令的提案，希望抓紧破案并且妥善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在2007年9月17日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陈章立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公办查〔2007〕040014号）》中称，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已于1998年8月25日结办此案，并妥善答复当事人家属。该复函还详细说明该案的许多内情，首次披露当年“朱令令的家长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均对此作出批示，要求加强办案力量，尽快办结此案。”并披露北京市及清华大学已经向朱家交付101.2万元人民币，其中北京市交付20万元，清华大学交付81.2万元。
2007年公安部的公办查〔2007〕040014号文件并未向社会公布，直到2013年4月20日才由《新京报》披露部分情况。2013年朱令父亲表示，公安机关至今并未告知朱家此案已结。
1998年8月25日，即本案结案当天，北京市公安局约见朱令家属称：经过职业病防治研究所化验鉴定，确定朱令是铊中毒；查清清华大学铊盐的使用情况，确认清华大学实验室购买过铊盐，铊盐毒品的使用没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和登记；朱令是在学校内中的毒；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排除其家属或亲朋接触过铊盐。
孙维声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能从学校实验室获得铊盐的人。

孙维还表示，自己不能够“替学校背这么大的黑锅”。
2006年1月13日，孙维在天涯社区发帖《声明:要求重新侦查，为“窃听器”错误向网友和公安道歉（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称“已委托家人于2006年1月9日向公安机关正式提交书面申请，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采取透明办案方式重新侦查朱令中毒案件。”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表一篇长微博（页面存档备份，存于），向社会通报该案有关情况。其中还特别指出“工作中，专案组始终坚持依法公正办案，未受到任何干扰。”这份向社会公布的通报没有提及2007年公安部公办查〔2007〕040014号文件中提到的朱令令的家长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均对此作出批示的情况。
调查 > 其他争议

网络名人方舟子和斯坦福大学博士石毓智在网上质疑贝志城言论。朱令家的律师之一张捷也说：“贝志城当初应当有些话说大，被方舟子抓住”，但受到质疑更多的是贝志城自相矛盾的一些说法。例如：“大学后完全没见过面，所以朱令第一次中毒也没有去看望过”和“印象中在她出事前，我只在去清华找朋友玩的时候在路上碰到她一次寒暄几句”。贝志城最初声称孙维作案动机是“争演出”，在孙维声明发表后，也承认“这个（争演出）能不能算动机，现在的我和三年前的判断也有不同。”
调查 > 公开案情的呼吁

2006年，朱令曾经所在的物化2班试图组织一次联名公开信，“请求公安机关重新侦查该案”。这是由童宇峰发起，朱令的另外一个同学张利负责收集签名。在2013年接受《博客天下》记者采访时，张利说：“2006年5月，收集到海外同学7份签名，国内同学6份签名。”在他印象中，国内的女生，包括王琪等都没有在公开信上签名。童宇峰在媒体上透露，征集签名时，金亚、薛刚、潘峰等人都曾在校友网上要求修改公开信中提到的各种细节。公开信的联署和发布因此推后，而高菲、金亚、薛刚等人最终也没有参与签名。这封公开信始终未能面世。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朱令家人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要求公开朱令急性铊中毒案侦破过程和结果的申请。5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为由，对此申请发出“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2009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正式进行复议，决定撤销北京市公安局的不予公开的决定。
2009年，朱令家人在律师的陪同下再次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公开案件信息，同时了解案件侦破进展，接待人员表示需请示领导再给答复。随后又是几年过去了，仍是没有下文。
2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其官方微博“平安北京”发表一篇长微博，向社会通报该案有关情况（见上文）。朱令家属对此表示继续希望要求信息公开。《南方都市报》在5月9日，回应发表的第二天，引述媒体人@哑巴在微博上的消息，表示朱令母亲朱明新对没有信息公开表示失望。而其父吴承之则对《温州都市报》表示，他“如果要放弃，十几年前就放弃”并且“要求信息公开”。
2013年5月9日，李春光以朱令代理律师的身份，被朱令父母授权于2013年5月9日12时左右向北京市公安局寄送《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北京市公安局“结办”“朱令令案”的事实材料依据、规范性文件依据以及相关程序文书资料等信息；对该案中“不予公开的相关涉密材料”的密级及保密期限予以公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13、21、22、24和26条的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应当在15个工作日之内向申请人（朱令父母及其代理律师）以书面形式公开申请事项。但是，截至2013年6月9日，北京市公安局对此未作出任何回应。
调查 > 一封神秘的信件

2013年9月26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布“一封奇怪的来信”，直指朱令铊中毒案是朱令室友集体投毒所致。次日，各大网络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此事。此网友称：“信件已交北京警方，目前尚未得到答复”。李春光律师亦在微博晒出此信的信封照片。当年6月底，朱令家人收到一封写自美国洛杉矶、寄自拉斯维加斯的信件。这封信落款是5月31日，寄出日期是6月4日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落款“冬冬”的作者在信中称，如果不是朱令影响别人休息，“也不会被同宿舍人集体毒残”。信中写到：“她影响别人睡眠已有两年多，同宿舍人均处于半崩溃状态，且忍无可忍，只想将她逐出宿舍，要她生病留级，将她毒残，纯属意外。”媒体记者未能联系到该网友求证信件照片的来源。
相关各方 > 清华大学 > 对清华大学的质疑

朱令病因确诊后，清华大学化学系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2006年，原物化2班的一名同学回忆此事时说，“至少在朱令病因确诊后，化学系不应该隐瞒分析中心有铊的事实。”从1995年起，清华大学校方一直声称，清华大学的化学毒品管理十分严格，本科生不可能接触铊盐。
而孙维更表示，1997年在警方的调查中，清华大学转而向警方表示，清华大学实验室的化学品管理非常严格，只有化学系有铊盐，且孙维是唯一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2006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李隆弟表示，“我和童爱军老师是同一个实验室的，那位同学（指孙维）当时是在童老师名下到实验室做毕业论文。朱令不在这个实验室里。同学们是可以随便进实验室进行实验的。”2006年1月12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当年指导孙维本科毕业论文的童爱军教授承认，当年自己和孙维（报道中化名“苏荟”）因为课题需要都接触铊盐，但童爱军强调：“仅仅说只有我和苏荟能接触到铊盐是不对的，当年我只是一名讲师，参与的是一个大的课题组，有其他教授和同学参加这个课题组，而且这个课题组也不止我们清华一家单位。”童爱军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1996年发表一篇涉及到铊盐的学术论文。孙维本人也从未否认自己可以接触到铊盐，但对清华大学向警方所说的自己是唯一一位能接触到铊盐的学生的说法则并不认同。
相关各方 > 清华大学 > 清华大学化学毒品管理混乱的曝光

1997年起，清华大学改变此前一直坚持的该校化学毒品管理很严，本科生不能接触铊的说法。1997年4月9日，当时仍在化学系任教的薛芳渝教授说：清华大学化学实验室有铊，多数本科生的确不接触铊，但朱令同一宿舍的女生因帮助老师搞课题，能够接触并使用铊。1997年4月28日，清华大学总务处杜总长、办公室马主任、保卫处陈处长、教务处李处长等人共同会见朱令家属，杜处长说，学生正常学习环境中没有铊，包括朱令在内的本科生及研究生都不接触铊，清华大学对化学药品的管理很好。但薛芳渝教授则对朱令的父母说，化学实验室里有铊，某些学生在研究课题中能够接触到铊，已在电话中告知朱令家属。
孙维在其2005年于天涯社区发的帖子中声称，她在1997年4月2日警方的讯问中首次得知，清华大学声称她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孙维对此不能接受。她查阅有关文献后认为，在收稿日期分别为1991年、1994年、1995年、1996年的多篇论文中，清华大学化学系都有使用铊试剂的记载。直到1997年警方开始调查，化学系才禁止使用铊。此外，后来化学系领导也承认，除了化学系，其他系的实验室也有铊。孙维还认为清华大学化学系对化学毒品管理混乱。
为此，1997年4月，她的哥哥（并非清华大学学生）多次独自赴化学系实验楼，拍摄自己随意拿取桌上的有毒试剂进出实验楼，而无人加以制止的情况。1997年5月5日，孙维找到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将该录像放给党委办公室人员看，并称：“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由学校自己向公安反映真实情况，说明我真的不是唯一能够接触到铊的学生，这比较有利于维护学校的形象。”1997年5月6日清晨，清华大学各实验室突然进行大规模整改，要求师生停止工作，将全部药品严格分类管理，有毒试剂上锁保管，同时由清华大学保卫处进行录像。1997年6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再兴约见朱令家属，重申以下几点：朱令没有接触过铊；学校毒品管理是按照规定进行的；学校事发后及时报案，凡是公安局要求的都做了；朱令宿舍被盗不能简单说谁有责任。
1997年6月30日，清华大学本科生毕业典礼之前，化学系领导通知孙维，由于其被公安调查而不能发给毕业证书，并让其父母来学校谈话，称学校接到公安通知缓发其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当时接待孙维及其父母的一位清华大学党委领导还称：“在朱令中毒的案件中，清华经过多次反思，认为校方没有任何责任。”孙维的父母当即赴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了解情况，结果公安局方面称根本没听说过孙维学籍之事。其间，孙维和父母致信清华大学党委领导，要求学校将缓发毕业证书的决定尽快通过书面形式通知孙维并加盖公章。虽经过多次交涉，但清华大学坚持不发给书面通知。
1997年7月18日，孙维将其哥哥的录像带和自己查到的清华大学化学系使用铊试剂的有关文献交给公安部门。
1997年7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下发教备厅〔1997〕13号文件《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学校实验室化学危险品管理工作的通知》，对清华大学铊盐管理混乱问题进行定性：“1995年5月、1997年5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发生两起学生铊盐中毒案件。除涉嫌人为作案外，铊盐未按剧毒品管理是其重要原因。”
此后，经孙维及父母多次催促，1997年8月下旬，清华大学党委、校办及化学系领导等人在清华大学招待所（丙所）接待孙维及父母。孙维及父母表示，清华大学扣发孙维的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毫无依据。清华大学党委领导则称：“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择：要么要学校承认错误，要么解决你的问题。”并称，“你想让清华认错，是绝对不可能的！”此次谈话双方不欢而散。此后，孙维又给清华大学党委领导打两次电话，要求：“学校如不发证书就应该给我们一份不发证书的书面通知。”1997年9月29日，化学系领导打电话通知孙维第二天赴学校领取证书。
相关各方 > 清华大学 > 封存在化学系的朱令物品再次被盗

2006年，在接受《青年周末》采访时，朱令的母亲朱明新告诉记者，朱令在清华大学的物品于1998年第二次被盗。由于清华大学主动赔偿，态度很好，朱家就一直未将此事公开。1998年12月，朱明新为朱令办理退学手续时，发现朱令的相机、蜂蜜、咖啡等遺失。对此，朱令父母质疑：两次失窃丢的都是朱令的生活用品，有人要掩盖什么？
朱明新说，公安部门早在1995年就将这些物品封箱后存在化学系办公室，并给朱家一份物品清单。化学系对此的解释是“系里搬過几次家，也许是装修工人偷的”，主动赔偿朱家3000元。此后，记者联系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主任薛芳渝，他拒绝接受采访。
相关各方 > 协和医院 > 朱令家人诉协和医院

朱令家人认为，北京协和医院误诊并耽误治疗时间，才使得铊中毒给朱令带来严重的后遗症。1996年12月，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截至目前[何时？]，未见披露姓名以及所在所）提供法律援助，接受朱令家人的委托将协和医院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近80万元”。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1999年4月2日，一审协和医院胜诉。
1999年12月，免费代理此案的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俞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该单位出具鉴定意见：“（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人民币10万元。
2013年4月24日，朱令的代理律师张捷在其博客上发表“朱令案中有关协和医疗问题的质疑”一文，矛头直指协和医院，除了列举其在诉讼过程中作伪证，还列举其在诊断治疗过程中的一系列可疑之处。如，拒绝进行铊中毒的化验；坚决拒绝一切对于铊中毒的怀疑；拒绝为朱令家属化验铊提供样品；对于朱令家属的化验结果表示怀疑；拒绝使用特效药普鲁士蓝进行治疗若干天，坚持使用自己的解毒方案；输血没有合法的手续造成朱令丙肝，等等。
案外活动 > 致信高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在2007年9月17日发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关于政协十届五次会议陈章立委员来信反映问题调查情况的复函（公办查〔2007〕040014号）》中首次披露，在该案的侦查过程中，“朱令令的家长多次致信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均对此作出批示，要求加强办案力量，尽快办结此案。”该复函未向社会公布。2005年孙维曾提到，1997年上半年，朱令的家人曾上书国家领导人。1997年4月2日，北京市公安局十四处传唤孙维。
此外，1997年，朱令的外公朱启明（原名朱焘谱，原北京市商业局副局长、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顾问，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理事）还找到老同学黄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将外孙女朱令中毒的详细材料交给黄华。1997年6月27日，黄华致信《燕大校友通讯》（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印，面向海内外燕京大学校友发行），建议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呼吁燕京大学校友和社会各界友人发起捐助救援活动。该信刊登在《燕大校友通讯》1997年8月第24期。
《燕大校友通讯》在此信下摘登《中外期刊文萃》1997年第6期上的记者采访报道。文末附有校友会的捐款呼吁。
根据黄华的说法，当时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负责人可以看到朱启明交给黄华的详细材料。1996年11月时，燕京大学北京校友会负责人如下（附1997年6月时的职务及重要的原职。退休或离休者仅附原职）：
会长：雷洁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原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常务副会长：张定（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
副会长：
吴阶平（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陆禹（时任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原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秘书长、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侯祥麟（时任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及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高级顾问，中国石油学会名誉理事长。原全国政协常委）
王琇瑛（时任中华护理学会荣誉理事长，原全国妇联副主席）
叶笃义（时任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陈鼎文（原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侯仁之（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全国政协委员）
龚普生（原驻爱尔兰大使、全国政协委员）
王钟翰（时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方圻（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教授、名誉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
轲犁（原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秘书）
魏鸣一（原电子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
吴惟诚（时任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原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王广荃（原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李伯康（原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刘文兰（时任《燕京学报》编委，原北京大学团委书记）
经君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边肇基
总干事：石文博
据孙维称，后来，在得知朱令家人早在1997年上半年就上书国家领导人后，孙维家人于1998年1月也给高层领导写信反映情况。
1998年3月《燕大校友通讯》第25期上发表朱焘谱的《感谢校友们伸出援手》一文。
案外活动 > 孙家首次主动提出沟通

2006年1月14日，孙维父母托朱令的大学同学转交给朱家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希望两家进行沟通。同年1月19日，孙维的母亲给朱明新打电话，依然表明沟通的意愿。“我接电话的时候没反应过来，沟通的时间、地点都没定。还有，和谁沟通？我想直接和孙维沟通，我想知道孙维会怎么消除我对她的怀疑。”朱明新对当时采访她的《青年周末》的记者说，“我想对孙维说，只要你想和我们沟通，我会一直等着。”
案外活动 > 2002年前的报道

2002年前，关于朱令事件，仅偶见中文媒体报道，主要集中于朱令的悲惨遭遇、远程医疗的作用以及朱家与协和医院的医疗纠纷等。
1995年6月，《南方周末》报导本事件，内容是有关互联网在本次事件利用远程医疗挽回朱令的生命，以及互联网对国计民生的益处，并未披露事件的投毒性质。
1995年9月，《女友》杂志记者陈童发表文章探讨铊中毒的原因，但在采访朱令同宿舍女生时受到冷遇。
1996年8月，美国的《读者文摘》发表题为“互联网上的急救”的文章（原题：Rescue on the Internet），详细记述在朱令中毒事件中，中国大学生通过互联网传递患者信息，世界各地医学专家联手诊断治疗，中美医学专家艰难弥补分歧，成功救治朱令的故事。这是朱令铊中毒事件第一次被外国主流媒体报道。
1998年6月，《生活时报》报道朱令家属和协和医院的医疗纠纷。
1998年6月，《中国律师》刊文记录朱令住院，互联网诊断，协和医院治疗的经过，部分内容涉及协和医院在此事件中的某些不积极的医疗行为：未经实验室检查，武断排除铊中毒；拒绝了解互联网上世界医学专家的建议，耽误诊断等。文章首次指出朱令在协和医院住院期间的主治医师名叫魏镜。魏镜医生是学术文章“铊中毒五例临床分析”的第二作者。这篇发表于1998年的学术文章，回顾自60年代起协和成功救治多例铊中毒患者并详细记录朱令病史。
2000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报》报道朱令在一次严重肺功能衰竭后康复。12月31日，《北京晨报》同样报道朱令的近况。两篇报道都没有关于投毒的信息。
2001年，《三联生活周刊》和《环球时报》分别在2月19日及3月13日报导朱令家属与协和医院的医疗纠纷的终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