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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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九一八事变和1931年中國
1931年1月1日，國民政府令：張學良、何應欽、朱培德、楊樹莊特賜榮褒。1月16日，蔣、張聯名代電，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別為陸軍第三、四、五、六、七軍軍長委任龐炳勳、孫殿英、楊效歐、馮鵬翥、孫楚、楊澄源、王靖國、楊耀芳、李生達分別為陸軍第一至第九師師長，傅作義兼任第十師師長，周玳為炮兵監，至此西北編遣問題告一段落；國民政府通電，陸海空軍副司令官張學良業已宣誓就職，自本年1月起，總司令部各公文均由張學良副署。1月21日，張在瀋陽東北邊防公署接受日本天皇所贈旭日大勳章，日駐瀋總領事林久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授勳，東北各軍政要員均參加授勳儀式。2月13日，蔣、張聯名電委高桂滋為第十一師師長。4月17日，張離開瀋陽赴北平主持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4月18日抵達北平，駐順承王府。4月24日，張召集副司令行營全體職員訓話，謂本人不在北平時，行營工作由參謀長戢翼翹負責，同日張在私邸接見歐美記者，謂此來北平專為組織行營，將來瀋陽設辦公處，北平設辦事處，本人三分之二時間住瀋陽，其餘時間分住北平、南京。4月28日，張在北平接見山西、綏遠各軍將領，對山西、綏遠善後提三辦法：一、各軍自動實行裁減，俾達收支適合；二、山西、綏遠駐軍太多，擬請中央調開一部；三、山西、綏遠裁厘後，收入甚微，擬整稅收，維持現狀，核發各軍軍費。4月29日，張離開北平赴天津，次日自天津飛南京出席國民代表會議。5月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臨時全體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草案》及《首都建設案》，張列席並在會上發言，表示對北方治安負完全責任。5月6日，國民會議預備會議選定張繼、戴季陶、吳鐵城、周作民、林植夫、陳立夫、劉純一（女）及中國國民黨中央推派之于右任、國民政府推派之張共9人組成大會主席團。5月9日，國民會議開第二次大會，張主席，討論《教育設施之趨向案》，蔡元培對該案作詳細說明。5月15日，國民會議開第七次大會，張主席。5月28日，张因傷寒病住進北平協和醫院。6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三屆五中全會第三次大會決議：由國民政府主席提請，任張學良為陸海空軍副司令。6月26日，中國東北興安屯墾軍第三團關玉衡部第三連連長寧文龍在該部防區將進行間諜活動之日本現役軍官中村震太郎大尉及隨從三人在四方台附近拘獲，經搜查審訊，中村等間諜罪證確鑿，6月26日夜關玉衡下令將中村等4人處死，為保密計，並焚屍滅迹，所有證物均送往北平呈報張。
7月6日，張電東北政務委員會稱：「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我要求割地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避免衝突，以公理為周旋。」7月12日，蔣密電張，對日軍在東北之挑釁，須極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對日作戰之時」。7月21日，蔣任命張為「剿赤軍北路集團軍總司令」，于學忠為第一集團軍總指揮，王樹常為第二集團軍總指揮。9月6日，張從北平發「魚」電給東北邊防長官公署軍事廳長榮臻，與東三省政務委員會代主席臧式毅：「查現在日方對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健，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9月6日，張電令駐瀋陽北大營旅長王以哲稱：「中日關係現甚嚴重，我軍與日軍相處須格外謹慎。無論受如何挑釁，俱應忍耐，不准衝突，以免事端」，同日張電臧式毅、榮臻稱：「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萬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
9月18日，日本關東軍進攻瀋陽，九一八事變爆發。9月19日零時20分，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令遼師攻瀋陽近郊，獨立守備隊攻遼寧，騎兵旅攻長春，獨立旅攻鳳凰城和鞍山，炮兵團從旅順向瀋陽進發；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急電蔣回南京主持一切。9月20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續開臨時會議，討論日軍侵占瀋陽事件，決議三項：一、電粵方對外交表示態度，二、定本月23日全國下半旗並停止娛樂一天，表示瀋陽被陷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沖、陳布雷、王正廷、陳立夫起草告全國國民書及告各國國民書。9月22日，蔣電告張，若日方脅迫以簽字承認「二十一條」為退兵條件，望設法嚴拒，此案已在南京歸為國際交涉；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委孫殿英為第四十一軍軍長。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親自下达“不抵抗命令”。而蒋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9至10時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榮臻在事變後提出之報告（節錄）：

「……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時許，瀋陽東北方向，忽聞爆發聲音，全城池為之震，此即日軍自己炸破其南滿本線柳條溝附近鐵道之工作也，……信號聲音爆發後，即電話詢問各方，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無論日軍行動如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鎮靜，故全城商民軍政各界，均無抵抗行為。……」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1946年，曾任張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宣稱東北軍不抵抗，是因為張接獲蔣命令，並且中国大陆长年宣传张“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电影《西安事变》。張學良日後接受訪問時，多次堅持是因為他誤判東北情勢，下令不抵抗所致，而非蔣介石命令。據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曾以“銑電”密電張：「無論日本軍隊以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在中國大陸所有檔案資料館中，均找不到銑電原件檔案。在海外，21世紀的頭幾年，一度曾有人根據竇應泰《張學良三次口述歷史》一書，稱“銑電”的原件藏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的展櫃中。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親自給竇應泰打電話詢問此事，得到的回答是“不足為據”。據台灣歷史學家劉維開稱，他曾經翻遍台灣蔣文檔最齊全之《蔣中正總統檔案》（「大溪檔案」），也沒有找到“銑電”檔案，查無相關跡證。張晚年親口否認銑電之存在。歷史學家唐德剛曾當著張面前感慨道：「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所謂銑電的關鍵語句）。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張回答說：「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九一八事變後，馬君武詩作指控張學良軟弱，令張被稱為「不抵抗將軍」，然而馬君武這指控卻是出於兩人私怨而憑空誣告。詩云：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首先，詩中的胡蝶（蝴蝶）不但當時不在北平，終其一生根本未見過張。朱五，即朱启钤的第五女朱湄筠，於九一八事變前一年早已成婚，嫁給張學良的愛將朱光沐，主婚人還是張學良本人。
香港歷史學家丁新豹指出九一八事變當晚，張乃與其參謀何世禮、何父何東爵士晚飯：「當日張學良聽完一個電話之後，飯未吃完就離席，原來電話是報告日軍突襲瀋陽，是為『九一八事變』。」而不是與女士聚會。
而身在其時的馬君武寫出與事實完全相反的指控，被認為是因當他聽到張對張伯苓辦南開大學捐贈巨款，但上門向張要求捐款時卻被拒，才故意誣蔑張，也在重視禮法的年代壞女子名節。據作家高陽所言，朱湄筠告訴他後來遇上馬君武，上前道自己便是他筆下被誣衊的朱五，「當時馬博士的窘態，非語言筆墨所能形容，結果是不俟終席而遁去」。
1931年11月21日，張委萬福麟為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總參議。12月5日，蔣電張嚴令阻止北平學生南下請願，「如不能勸阻，寧可停車，不予通行，以免效尤」。12月15日，張電蔣，請辭陸海空軍副司令職，同日國民政府准張辭職，改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張電蔣，謂「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處，乞公賜最後指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