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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仁星系
相關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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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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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HEASARC. 12 November 2009  [11 December 20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10-1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论 编星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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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學:  圓盤星系  矮星系 橢圓  不規則  橢球  螺旋  不规则星系 有棒  透鏡星系 無棒的  有棒的  特殊星系  環星系 極  螺旋星系 有棒的  絮結的  宏觀的  中間的  麥哲倫  無棒的  椭圆星系 cD-星系  巨大星系 巨大橢圓  D-星系 
構造:  棒  核球  暗物質暈  盤  星系晕 暈  銀心  銀河平面  星际物质  原星系  螺旋臂  超大質量黑洞 
活躍核:  相对论性喷流  类星体  星系  LINER星系  星系  電波星系 X型（英语：）  耀变体 
活躍星系:  星暴星系 藍緻密矮星系  豌豆星系  亮紅外星系  萊曼α發射體 
低活動:  低表面亮度星系  超稀疏星系  暗星系 
交互作用:  恆星流  交互作用星系 合併  衛星星系  星系群和星系團 星系群  星系团  化石星系群  最亮團星系  超星系團  星系絲狀結構 长城  視場星系  空洞星系  空洞和超空洞  星系潮汐  星系雲 
列表:  星系 最近的星系  螺旋星系（英语：）  極環星系  環星系（英语：）  星系團  超星系团  超大類星體群  类星体  空洞（英语：） 
相關條目:  暗星系  暗藍星系  星系天文學  銀河系天文學  銀心  银道坐标系  星系的形成和演化  星系際塵埃  星系際旅行  星系際恆星  揭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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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弗鲁瓦二世 (布列塔尼)

| 若弗鲁瓦二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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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列塔尼公爵、里奇蒙伯爵
統治: 1181年7月 – 1186年8月19日
前任: 科南四世
繼任: 康斯坦丝
共治: 康斯坦丝

出生: (1158-09-23)1158年9月23日
逝世: 1186年8月19日(1186歲—08—19)（27歲） 法兰西巴黎
安葬: 巴黎圣母院
配偶: 布列塔尼女公爵康斯坦丝
子嗣: 布列塔尼的美少女埃莉诺 阿蒂尔一世
王朝: 金雀花王朝/安茹王朝
父親: 亨利二世
母親: 阿基坦的埃莉诺
宗教信仰: 罗马天主教
布列塔尼公爵及里奇蒙伯爵若弗鲁瓦二世（英語：，1158年9月23日—1186年8月19日），因娶了布列塔尼的女继承人康斯坦丝而于1181-1186年间成为布列塔尼公爵和第三代里奇蒙伯爵，英王亨利二世和王后埃莉诺的五个儿子中的第四子。
生平

若弗鲁瓦是香槟的玛丽和法兰西的阿丽斯同母异父的弟弟，也是普瓦捷伯爵吉约姆九世、幼王亨利、萨克森公爵夫人马蒂尔达、狮心王理查的弟弟，卡斯蒂利亚王后埃莉诺、西西里王后琼安和无地王约翰的哥哥。另外，他还是其父的三个私生子约克大主教乔弗雷、第三代索尔斯伯里伯爵威廉·隆斯佩、贝弗利大教堂教长摩根的兄弟。他的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祖父安茹的若弗鲁瓦五世。
1160年代，亨利二世已改变间接控制布列塔尼的政策，开始施加更多的直接控制。他曾与布列塔尼公爵科南四世交战。布列塔尼本地诸侯反叛科南，科南求助亨利二世。1164年亨利二世介入，夺取布列塔尼和诺曼底边界上的土地，1166年入侵布列塔尼惩罚叛乱诸侯。亨利迫使科南逊让公爵给女儿康斯坦丝，康斯坦丝则被交给亨利之子若弗鲁瓦并订婚。这样的安排在中世纪法则下反常，因科南可能曾有能合法继承公国的儿子们。若弗鲁瓦和康斯坦丝最终于1181年7月结婚。
亨利和法兰西的路易七世之间不断紧张的关系于1167年因就如何为黎凡特的十字军国家筹钱的小争执发展为公开战争。路易和威尔士、苏格兰、布列塔尼结盟，攻打诺曼底。亨利予以回击，攻路易的主军工厂所在地埃普特河畔肖蒙，焚为平地，迫使路易放弃盟友，达成私下和约。亨利抽身进军对抗布列塔尼叛乱诸侯，在那里，对他夺取公国的情绪仍高涨。
若弗鲁瓦才15岁时，就参与了二哥小亨利等人对亨利二世的叛乱，1174年在日索尔与父亲和解。1183年，亨利二世的几个儿子又发生了叛乱，若弗鲁瓦作为小亨利的盟友，十分卖力地对他的三哥理查作战。
若弗鲁瓦和法国王子腓力·奥古斯都（后来的腓力二世）是好友，他们总是联合起来反对亨利二世。若弗鲁瓦经常在腓力在巴黎的宫廷里度日，还成为腓力的管家。有证据表明，在1186年夏天他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在巴黎的若弗鲁瓦仍计划在腓力帮助下对父亲发起一场新的叛乱。由于参与了针对其父的多次叛乱，若弗鲁瓦获得了“背叛”的名声。牧师與記事威尔士的杰拉德关于他如是写道：“他的芦荟比蜂蜜多，他的舌头比油还平滑，他的花言巧语、有说服力的口才使他能够瓦解最坚定的联盟，他的语言能力足以腐化两个王国；他有不知疲倦的努力，在任何事中都是伪君子，是一个欺骗者和伪善者。”
若弗鲁瓦还以经常袭击修道院和教堂闻名，这是为了给他的军事行动筹集军费，他对神灵的不敬令教会和大部分记载他的生平的编年史作者不满。
家庭 > 婚姻及子女

若弗鲁瓦和康斯坦丝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在他死后出世：
埃莉諾（1184年 - 1241年）
布列塔尼的毛德/瑪蒂尔达（1185年 - 1189年5月前）
阿蒂爾一世（1187年 - 1203年）
去世

1186年8月19日，若弗鲁瓦突然在巴黎去世。也有证据称他死于8月21日。他的死因有两个版本：1.比武时坠马身亡。在他的葬礼上，腓力很悲痛，甚至意图跳进若弗鲁瓦的棺材。此说来自霍韦登的罗杰编年史，而腓力歇斯底里的表现则见于威尔士的杰拉德的记载。2.根据法国王室牧师里戈尔的记载，若弗鲁瓦在向腓力吹嘘自己征服诺曼底的意图后，死于突然的剧烈胸痛。此说也许是杜撰，将突如其来的病痛视作上帝对若弗鲁瓦这样一个背叛父亲、不敬神灵者的惩罚。而另一方面，比武身亡一说也可能是腓力对自己和若弗鲁瓦的计划的一种掩饰，以免他们在巴黎会面的真实目的被亨利二世察觉。
和若弗鲁瓦关系较好的同母异父姐姐香槟的玛丽参与了他的安魂仪式，并且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而建立了一座弥撒小教堂。
若弗鲁瓦被葬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唱经楼，但其墓碑在1699年被毁。若弗鲁瓦的遗体于1797年被发掘出，身长5英尺6.5英寸（1.69m）。
继承

若弗鲁瓦死后，亨利二世安排其遗孀康斯坦丝改嫁第六代切斯特伯爵拉努尔夫（英语：）。拉努尔夫将在婚姻被废除前短期成为根据妻子权利的布列塔尼公爵。
形象 > 文学作品

在詹姆斯·戈德曼（英语：）的剧作《冬之狮（英语：）》中，若弗鲁瓦是一个主要角色，其形象与威尔士的杰拉德的描述相似。他也是莎伦·凯·彭曼历史小说《魔鬼的一家》中的主要角色之一。他也在《约翰王的麻烦统治》（匿名悲剧，约1589年）、莎士比亚《约翰王》（1593–1596年）、理查·瓦尔皮《约翰王》、玛瑟琳·代博尔德-瓦尔莫的诗《鲁昂塔上的布列塔尼的小阿蒂尔》（1822年）、由路易斯·提尔西林执导的戏剧《布列塔尼的阿蒂尔》（1885年）、莎伦·凯·彭曼小说《狮心》（2011年）和《国王的赎金》（2014年）及布丽吉特·科庞三部曲《波尔芬克城堡》（2009年）的第二卷中被提及。
在策略游戏《帝国：现代曙光》中，若弗鲁瓦被设计为其兄狮心王理查的盟友。
若弗鲁瓦在2015年电影《狮心王：背叛（英语：）》中出场，由马科·纳加尔扮演，加入其母和兄弟们对其父作战。
形象 > 戏剧和电视

在1968年的电影《冬狮》中，若弗鲁瓦由约翰·卡斯尔扮演；而在2003年的电视电影版中，若弗鲁瓦由约翰·莱特扮演。在1978年的BBC电视连续剧《魔鬼的王冠》中，奥斯汀·索默韦尔（Austin Somervell）扮演少年若弗鲁瓦，马丁·内尔（Martin Neil）扮演成年若弗鲁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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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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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發展基金

電影發展基金標誌
香港電影發展基金於1999年成立，是香港政府出資成立的發展基金，協助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 。香港電影發展局秘書處負責管理該基金。其後香港政府在2007年7月向電影發展基金注資3.2億港元，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創意香港辦公室管理，分別是「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電影製作資助計劃」、「電影製作融資計劃」以及「資助其他電影相關計劃」。截至2022年6月，電影發展基金共為57部港產電影拍攝提供融資，其中17部由初次出道的導演執導，共撥款2.17億港元。
爭議

2012年11月14日，香港政府審計署署長發表第59號報告書，其中一部分報告指出電影發展基金在審批電影融資過程的問題，現摘錄數點如下：
爭議 > 未能收回全數電影融資成本

審計署指出，絕大部分獲電影發展基金融資的電影整體融資收回率只有四成多，其中陳奕迅主演的電影《贖命》，政府融資300萬港元，票房不足100萬港元，政府只收回1,769港元。此外，由李璨琛主演的《戰．無雙》，只在2012年六月上映兩天，票房只得327港元，政府的300萬港元融資無法收回分毫。
即使是錄得高票房的港產電影，政府亦不能全數收回融資成本。電影《歲月神偷》獲政府電影發展基金融資360萬港幣，儘管本港票房大收逾2,000萬港幣，但政府最終只收回約296萬港幣，收回率為82.1%。另一個例子《麥兜噹噹》，在本港僅200多萬元票房，但中國大陸票房有7000多萬元人民幣，融資的收回率卻只有58.6%，大約211萬港元。經審計署調查，發現當中最大原因是電影的宣傳發行費超出認可上限數倍，令淨收益大減。
審計署在報告中表示理解政府向電影製作提供融資，或涉較高投資風險，但由於涉及公帑，政府須評估可否接受整體收回率偏低的情况、檢討現時提供融資的模式，以及評估申請人的商業可行性措施是否有效。
爭議 > 電影宣傳費超支

一般來說，電影發展基金融資佔製作費三至四成，以電影票房、賣埠費連版稅等總收益減去製作費、宣傳發行費等成本，得出的淨收益會按比例攤分予基金。審計署不點名指，其中一部電影向基金申報宣傳發行開支為270萬港幣，但再調查後發現連同香港以外市場開支計算，總宣傳發行開支實為810萬港幣，超出規定的宣傳費上限270萬港元達3倍，但竟獲基金認可，按審計署提供的上映日期推斷，此電影正是《歲月神偷》。
爭議 > 第三方融資問題

如要成功取得電影發展基金融資，申請人要先取得獨立第三方融資，證明電影在商業上可行，但審計署審查15宗申請，發現其中六宗的所謂第三方融資者正是申請者本人，另外五宗亦為與申請人有關的公司，此11宗申請有10宗獲批，因而存在角色及利益衝突，期間審計署審查五部已上映電影，發現當中兩部電影未獲負責審批基金的創意香港辦公室電影服務統籌科批准，便將淨收益攤分。審計署建議當局為電影發展基金進行策略性檢討。對此電影服務統籌科解釋，很多投資者要求申請人先獲基金撥款才答允投資。另一方面，資深電影人岑建勳回應指，若申請者本人都不投資，便無助其他投資者對投資電影的信心。
爭議 > 本末倒置

電影發展基金的原意是協助本港電影的製作，但審計署指，電影發展基金過去七年來，資助電影的活動項目總額達港幣1.5億元，遠超對電影製作的融資，真正提供給電影製作的只得5,800萬港元，其間基金資助二十二部電影及七十九個電影項目，批出逾一億五千多萬港元，尚餘一億一千三百七十萬港元，每年開支約三千八百萬港元，預計到2015年中前耗盡，需要政府再度注資。
本港每年的四大電影盛事，包括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亞洲電影大獎、香港影視娛樂博覽及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亦相當依賴基金資助，過去四年間獲資助港幣八千八百萬元，佔期內電影項目連製作總額一億八千多萬港元的四成九，令基金支援拍電影、培訓人才款額相應減少。其中亞洲電影大獎宣稱透過20條廣播及網上頻道，將節目播放予全球三億多住戶觀看，但他們沒有收取任何廣播費，每年均倚賴基金資助700多萬元。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亦每年獲400萬元資助，投資會每年3月在港舉行，為期三天，為亞洲電影製作人提供平台，介紹他們的電影，吸引投資，但過去三年，僅在2009年有一部港產片因參加投資會而獲得投資。
審計署因而促主辦機構開拓資金收入來源，且四大盛事亦沒列明預計的廣告收入、轉播費收入等，難保政府過度補貼虧蝕。
爭議 > 業界及市民回應

事件引起香港市民對電影業界濫用公帑的疑慮，但《歲月神偷》監製張婉婷則回應，指電影發展基金不應純為賺錢，亦應以提升本土電影認知為目標，及考慮文化上的無形收益。她同意基金對電影製作及其他活動的分配要再作研究，此外她稱受通脹、人民幣升值、工資上漲等因素影響，現時一般中小型電影製作費，已升至約2000萬港幣的水平，她建議預算上限應調高，不過她並沒有回應宣傳費超支的問題。
參見

香港影業協會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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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蘋果日報：電影發展基金任業界㩒住搶 歲月神偷 變公帑神偷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2012年11月15日
1 2 3 4  星島日報：電影基金「蝕挺」港產片，2012年11月15日
1 2 3  蘋果日報：本末倒置 四個活動佔七成資助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2012年11月15日
黃千歲

黃千歲（，原名：黃芬，1914年—1993年），香港粵劇文武生，原籍廣東省江門市臺山；有「道理芬」之名：為了辯論是非，好與別人爭論道理 到底。
黃千歲在1959年從美國返回香港，與呂楚雲在荃灣演出粵劇，並參演其師傅廖俠懷的首本劇粵語電影《花王之女》（1960年5月18日香港首映）以紀念廖俠懷。。1960年9月與陳錦棠、鳳凰女、任冰兒及梁醒波組成「鳳和鳴劇團」在九龍旺角東樂戲院演出14天粵劇。
1960年12月23日，香港政府輔政司署在憲報，公布核准黃千歲及梁無相（又名梁慕荷）歸化英國國籍。
1964年黃千歲與艷旦譚倩紅組織中型班「千紅劇團」，參與茶果嶺天后誕神功戲演出。1965年12月黃千歲參加「皇上皇劇團」，與鳳凰女、梁醒波、石燕子、梁素琴及張醒非為新界上水「石湖墟商會」籌建會址，在「上水墟球場」演出粵劇。
黃千歲在1966年12月7日因膽管毛病曾進養和醫院，做手術割除膽石。後在1967年2月9日（農曆丁未羊年大年初一）參加「新馬劇團」的演出。不久任香港八和會館的財務主任。
1968年黃千歲因藏有4瓶載有小量鴉片被捕，由於他在審訊時認罪及吸食鴉片被記案底，記錄其在1950年曾被罰款港幣100元，香港島西區裁判署在3月14日他省釋。黃千歲妻子梅芳（梅荔芳）亦因為在香港島西環列提頓道23號藏有鴉片煙，在3月19日被法庭判罰港幣50元簽保及3個月守行為。
20世紀70年代移居加拿大，在1993年3月24日（星期三）早上，黃千歲在加拿大多倫多東區醫院的廁所暈倒，經搶救後不治逝世，享齡79歲，遺下妻子及一子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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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22日，香港《華僑日報》，第四張；第一頁：娛樂圈。
↑  1968年3月15日，香港《華僑日報》，第一張；第四頁：本港新聞。
↑  1968年3月15日，香港《工商日報》，第六頁。
↑  1968年3月20日，香港《華僑日報》，第二張；第二頁：港聞二。
↑  1968年3月20日，香港《工商日報》，第六頁。
↑  1993年5月18日，香港《粵劇曲藝》月刊，第二期，「不三不四」文章。
外部連結

香港電影資料館：黃千歲演出電影的記錄[永久]
香港影庫：黃千歲（黃芬）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文化大革命

「」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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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围墙上的红字标语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党中央！」 「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
时间: 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
持续时间: 10年
地点:  中國大陸
别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
类型: 政治运动、肅清
動機:  官方观点以及部分学者观点：毛泽东及其支持者认为党和政府中存在右倾势力和修正主义，社会不平等、腐败、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严重；  部分学者和官员的观点：毛泽东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名义发动文革，藉此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等领导人，夺回权力，维护自身在中共党内的核心地位。 
发起人: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结果: 经济活动与教育停顿；历史、宗教与文化物质遭到摧毁
影响: 毛澤東逝世不久後四人幫被捕，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華國鋒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死亡: 据估计数百万至千万平民、红卫兵与军人非正常死亡（具体死亡人数未知）。
财产损失: 关于文物古迹损失请参考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古迹损毁列表
诉讼: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等等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全国性政治運動，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文革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各方对其目的存在不同看法，但一般认为其正式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普遍认为文革长达十年之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并受到邓小平等人及其后中央领导层的全面否定，被后世负面评价为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文革在发动后的一兩年内達到高潮，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自1967年1月的一月风暴起，全国造反派对党政机关进行大规模夺权，公检法体系被摧毁，各派间的武斗导致了全面内战，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達到顶峰。至1968年夏，军队主导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建立，红卫兵运动基本被压制，由工农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各单位；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清洗席卷全国。部分中共领导人权力遭到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遭到广泛迫害，当政者互相争权内斗、導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党内四人帮势力逐渐上升。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继续文革的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于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发动政变“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
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自北京“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亦发生了二十世纪世界最严重人为技术灾难之一“河南‘75·8’水库溃坝”。國際上，文革影響了柬埔寨红色高棉革命、法國五月革命等政治事件。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行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壞。众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及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鄧小平、陳雲等人被下放，習仲勳、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監禁，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外，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中国的科研教育遭受重大冲击，知识分子被蔑称为“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迫害。“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周作人、梁思成、傅雷、田汉等也受迫害身亡。
文革结束后，历经一連串政治鬥爭，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启动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文革期间掌权的極左派下台后则多被整肅。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并通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称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民间和思想界历经1980年代以反文革为主线的“新启蒙运动”，提倡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至1990年代分化为“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毛派和新左派人士认为，文革在改革开放后被人为地妖魔化，而自由派人士则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后果负主要责任，并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文革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存在极大争议，部分观点批評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使得文革的各种影响残留至今。
历史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把斯大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時，赫魯晓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
中国官方及左派观点认为，毛泽东认为苏联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据此提出所謂“四个存在”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此派观点认为，随着政治体制自身改革的失败，毛泽东决定发动由体制外民众力量推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对抗官僚主义。
自由派观点认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恐懼死後像斯大林那样被否定，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部分体制内高级官员也持有类似观点。也有观点认為，文革是为了培育“新人”而发起的，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斯卡·威格尔（Oskar Weggel）认为“新人”应当是那些“在无统治的社会中关心集体、无私奉献的人，人类历来的乌托邦幻想中就有这样的人”。
历史背景 > 反右运动及个人崇拜

参见：反右运动和毛澤東崇拜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6-57年，毛泽东等人发起了“百花运动”、“反右运动”，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所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批评“右倾保守”，强调要破除迷信，要反对学习苏联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性。
历史背景 > 大跃进及大饥荒

条目：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
1957年底，“大跃进”的口号被正式公开提出；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毛泽东得出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1958年8月）、钢产量“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1958年8月）等冒进的结论。
从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毛泽东承认犯了“冒失”的错误，开始纠“左”，他甚至表示：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但在同月毛泽东仍然认为：“今年的9000亿斤粮食，最多是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 而当年实际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中共中央和毛雖然看到一些問題，但對問題嚴重程度之估計仍遠遠不足，在当月的武昌会议上，生产指标被压缩，1959年钢产量计划从3000万吨降至2000万吨，然而1959年钢产量最终为1387万吨。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最后却变成了反“右”，起因是7月14日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书，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对信内容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在全体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黨进攻，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思想。会议结束後，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全党范围内继而发起“反右倾斗争”，超过300万名共产党党员和干部因此受到批判。反右倾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从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在该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这期间有许多人非正常死亡，据各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死于饥荒。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公报称“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历史背景 > 七千人大会及后续

条目：七千人大会、三自一包和八字方针
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斗争
為了解決災荒，劉少奇允許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包產到戶。毛澤東認為這就是資本主義。兩人矛盾在1962年不可挽回地爆發了。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11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公开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成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还讲道：“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等人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实行“三自一包”，贯彻“八字方针”。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
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但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其中提到“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历史背景 > 中苏论战及四清运动

条目：中苏分裂、九评苏共和四清运动
在中苏论战期间，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63年，在與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的同時，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称“四清运动”，口號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四清运动被视为文革的预演。
历史背景 > 文革的准备阶段

参见：罗瑞卿事件和竊聽器事件 (1961年)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批评了文艺界，提出彻底整顿文化部，让文化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再次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负责这一工作。毛泽东先提名了三个人，分别是陆定一、彭真、周扬，接着又点名增加康生和吴冷西，此即“五人小组”，后来称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剧中的“退田”情节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姚文元的文章引起了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毛泽东在当年12月的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吴晗的上级领导、担任“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北京市长彭真，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江青则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座谈会纪要》（二月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下发，毛亲自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与此同时，担任军内外要职的罗瑞卿被批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遭解除一切职务，而掌控另一重要职位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当日已经改任廣東省書記處書記，实际上被隔离审查。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发展过程

参见：文化大革命年表
中共官方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結果是“劉、鄧走资派”被打倒下台，毛澤東重掌大權，其心腹林彪在中共九大上被確立為接班人。
第二阶段：从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开到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此間當權的勢力之間發生內部爭鬥，林彪失勢並因篡位失败而逃走，最终于1971年墜機身亡。
第三阶段：从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开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林彪死訊漸漸為人所知，邓小平再度遭到批鬥，華國鋒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毛泽东逝世后，他与其他党内元老粉碎四人幫，使得文革得以結束，华国锋成为新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发展过程 >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撤销工作组与“十六条”（1966.7 - 1966.8）

条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7月18日，毛泽东在畅游长江后，终于从武汉回到北京。当天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看了一些学校反工作组的材料。7月19-23日，文革情况汇报会上毛泽东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称为“三旧”。7月2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了刘少奇和邓小平，作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2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北京市委下达《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同时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并于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当众宣布这一决定。会上，刘少奇承认，文化大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他也不晓得；邓小平的发言承认，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当日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声称“造反有理”，毛泽东表示同意。
8月1日，毛泽东致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同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再次指责中央派工作组，“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工作组是“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会议原定在8月5日结束，但在当日，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报纸的边角上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令会议日程被延长，内容也很快转向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批判。8月7日，毛泽东在誊清稿上修订後加标题，由当日会议印发。文中说：“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实际矛头已经直指过去50天内执政的刘少奇。毛泽东同时将之前缺席了一周会议的林彪从大连召回北京，林彪随即于8月8日针对刘少奇发表了言辞激烈批判，并与其在5月18日关于彭陆罗杨等人“错误”的言论，一起印发大会。
8月8日，文革又一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发布，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8月12日，会议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等11人为政治局常委。其中新常委为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林彪则第一次成为中共第二号人物，此后不久又以唯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出现，成为毛泽东形式上的接班人，而比之资历更高的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副主席身分不再被提及。会议还正式确认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5月对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撤职的决定，更高层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点名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