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電影史
复兴期（1954-1969年） > 1960年代的黄金发展期

1960年，韩国开始出现以新父权家长制为中心的“家族剧”电影。申相玉执导的《浪漫爸爸》（1960年）和姜大振执导的《朴书房》（1960年）拉开了家族剧电影的热潮。这两部影片都改编自人们广为熟悉的广播剧，公映后获得观众的广泛认可。之后又出现了《马夫》（1961年，姜大振）、《三等课长》（1961年，李奉来）等影片。家族剧以父母与子女矛盾、父亲失业或职场内的腐败等周遭发生的各种家族事情为素材，反应大众日常生活，并通过喜剧手法尖锐指出新旧秩序的对立和韩国社会迫切需要重新整合，建立新的家长制的状况。在这类影片中，处于矛盾中心的人物是父亲。擅长表演父亲角色的金胜镐是家族剧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影片中扮演观念守旧，但也试图适应新时代秩序的父亲形象。他是位无法适应社会快速发展，驾着马车在小汽车飞驰的街道上艰难前行的旧时代的父亲（《马夫》）；他不知洋酒味道，也不懂喝红茶方法，自然也反对子女自由恋爱（《朴书房》）；他试图适应社会成为中产阶级父亲，但他仍然失业或卷入职场不正之风之中，显得懦弱而无能（《浪漫爸爸》、《三等课长》）。姜大振导演的《马夫》（1961年）描写的是朝鲜战争后的一位旧时代父亲。他以经营现代城市不需要的马车业务抚养四个子女，并帮助三次落榜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由于他思想守旧，秉持嫁鸡随鸡的愚昧思想，最终将女儿赶出家门，导致其死亡。该片在第1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了银熊奖，是韩国电影史上首个在国际三大电影节获奖的影片。
随着电影数量的激增和大量影评的出现，韩国电影进入了类型片时期。1963年以后，韩国电影类型片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将已有的通俗剧、历史剧、喜剧片等进行进化再生产，另一类则是新登场的惊悚片、青春片、文艺片等新的类型片。1960年代历史剧的代表作包括《燕山君》（1962年，申相玉）、《暴君燕山》（1962年，申相玉）、《女人天下》（1962年，尹逢春）、《真圣女王》（1964年，河汉洙）、《圣德大王神钟》（1965年，洪性麒）、《伽倻琴》（1964年，权宁纯）等。这些历史通俗剧以历史为背景侧重讲述主人公个人故事。而《圣雄李舜臣》（1962年，俞贤穆）、《栗谷和他的母亲》（1963年，李钟玑）、《世宗大王》（1964年，安贤哲）等历史性英雄人物传记片则摒弃虚构的叙事，尽力忠实还原历史。1961年，张一湖执导的《义贼一枝梅》取得票房成功后，引起历史动作片（主要是武侠片）的制作热潮。但由于这些陌生的类型片并没有受到观众的欢迎。1963年以后，韩国几乎不再制作这一类型片。1966年，胡金铨执导的《大醉侠》在香港上映取得成功后，韩国进口了许多香港武侠片，再次引起武侠片在韩国的复兴。1967年，韩国电影出现了《一枝梅三剑客》（张一湖）、《黄昏的剑客》（郑昌和）、《修罗门的血斗》（金诗显）等武侠片。这些影片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特效，与以往同类型影片相比更具娱乐性。
惊悚片在1960年代初开始在韩国影坛出现。开创韩国悚片先河的是金默，之后李星究、李晚熙、康范九、郑昌和等导演也随后加入到悚片的制作。1960年代初的悚片大多是以犯罪、战争和黑帮组织为题材，代表作品主要有《没有激情地杀人》（1960年，李星究）、《电话谋杀案》（1962年，李晚熙）、《雾之街》（1963年，康范九）、《魔的阶段》（1964年，李晚熙）、《沥青》（1964年，金绮泳）等。1960年代的惊悚片也包括以满洲国和公海为舞台，描述韩国独立军与日本军队间抗争的影片。这些影片多受到西部片和海盗片的影响，展现非现实幻想故事。1965年，《007系列》在韩国热卖后，引发了间谍动作片的制作，成为韩国惊悚片的主流。这类间谍动作片通常描写国际犯罪组织与韩国情报人员的冲突或国际、国内的间谍与韩国特工的对决，一般由韩国和香港合作制作，不仅有外国演员参加演出，拍摄时还在香港、日本、澳门、台湾等地区取景。异国风情和惊悚的动作使这类影片受到观众的欢迎，主要作品包括《国际金块事件》（1966年，张一湖）、《特工先生》（1966年，高荣男）、《瞬间永远》（1966年，郑昌和）、《暗杀者》（1969年，李晚熙）等。
喜剧片在1960年代前期比较盛行戏剧性强的作品。这类影片主要以底层工薪阶层、小市民、商人、工人为主角，描写普通老百姓日常健康、稳定、乐观的生活，但有较强的戏剧性。1960年代后半期的喜剧主要以喜剧明星为中心的闹剧为主。张一湖的《总角泡菜》（1964年）和沈雨燮《青春事业》取得票房成功后，金基丰的《更喜欢女人》（1965年）观影人次超过17万多，成为卖座片。之后，沈雨燮的《男子美容师》（1968年）、《男子保姆》（1968年）、《男子和妓生》（1969年）等的“男子”系列和《憨媳妇》（1968年）、《憨 女婿》（1968年）、《憨 夫妻》（1969年）等的“憨 人”系列先后出台。1960年代后期的喜剧片有性别角色颠倒的倾向，在《更喜欢女人》、《男人贞洁女人勇敢》（1966年，金火浪）中，男人伪作成女人；在沈雨燮的“男子”系列中，男人则由于失业、苦闷被迫投身女性职业。由于当时的影评界喜欢艺术电影，这一类型的影片遭到了影评家们的贬低、批评和挖苦，但仍然受到观众的欢迎。
青春片在1960年代随着战后出生的4·19世代登场。4·19世代是韩国第一批没有通过日本而是直接接触西方现代文化的世代，对倾泻而来的美国大众文化有认同感。1964年金基惑的《赤足青春》首开青春片的先河。申星一（英语：）和严莺兰主演的《背叛》（1964年）成为全盛期青春片的代名词。穿着皮夹克、牛仔裤，跳着摇摆舞，在咖啡店里翻着美国杂志打发时间的新世代是青春片的主角。这一时期的青春片一般以年轻男女的爱情为主线，刻画因身份差异而导致的绝望心理和身份提高带来的虚荣心。在1960年代初的家族通俗剧中，年轻人虽然贫穷，但有温暖的家族做后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在青春片中，年轻人的家长却往往缺席或者虽有父母但代沟严重，青年人的挫折和失败感极强。短短几年时间，挫折感弥漫在4·19革命和5·16军事政变夹缝中生存的韩国影坛，反映了目睹4·19民主运动被5·16军事政变和韩日邦交抹杀的4·19世代的绝望和失落心理。
恐怖片作为一种类型片出现在1960年代后期。1924年上映的《蔷花红莲传》使女鬼首次出现在荧屏上。之后，《蔷花红莲传》这一古典文学经典被多次翻拍。但这些影片都称不上是恐怖片，只不过是以旧时代为背景的时代剧而已。观众看过这些影片后还对鬼会产生怜悯之心。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韩国从有“吸血鬼大本营”之称的英国海默电影公司和美国环球电影公司引进了一批让观众不带怜悯感体验恐怖的影片，对韩国恐怖片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韩国电影在此之后制作了《透明人的末日》（1960年，李昌根）、《恶之花》（1961年，李庸民）、《杀人魔》（1965年，李庸民）等作品，但这类影片在1960年初期数量较少。196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强权推行电影企业化政策的失败，电视的普及，韩国电影业越发不景气，包括申电影在内的大电影公司也都处在破产的边缘。恐怖片作为低预算电影的代表开始浮出水面。1967年权哲辉执导的《月下的共同墓地》成为韩国恐怖片的里程碑作品，建立了恐怖片这一新类型，票房鼎盛。
1960年代，韩国文艺电影的创作也达到了巅峰期。1960年代初，《下女》（1960年，金绮泳）、《误发弹》（1961年，俞贤穆）、《舍廊房客人与妈妈》（1961年，申相玉）成为韩国战后电影的三部代表作。之后，韩国电影涌现了《烈女门》（1962年，申相玉）、《雇用人》（1964年，俞贤穆）、《血脉》（1963年，金洙容）、《海边的小渔村》（1963年，金洙容）、《天堂也悲伤》（1965年，金洙容）、《山火》（1967年，金洙容）、《雾》（1967年，金洙容）、《无法归来的海兵》（1963年，李晚熙）、《晚秋》（1966年，李晚熙）、《荞麦花开时节》（1968年，李星究）、《将军的胡须》（1968年，李星究）、《再爱我一次》（1968年，郑素影）等诸多巨作。《下女》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危机。女仆在女主人怀孕回娘家的时候变成蛇蝎美女，勾引忠于职场和家庭的男主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被抓住把柄的男主人不仅沦为女仆的傀儡，还失去了儿子。这是一部与旧时代韩国电影完全不同的作品。导演金绮泳（英语：）借用哥特式表现主义的布景呈现出一个怪异和寓言的空间，他的美学实验和才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释放。1960年代末期，随着朴正熙独裁统治的加深，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劳动者受着低工资、长时间劳动的折磨。人们无论多么努力的工作也摆脱不了贫困的羁绊。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也弥漫着人们的挫折和绝望感。郑素影执导的《再爱我一次》（1968年）描述的是一个伤感的故事。一位幼儿园女教师恵英因生下有妇之夫的私生子只能远走他乡，靠在海边辛苦劳动勉强维持和儿子永信的生活。但永信对父亲的思念使恵英最终决定将儿子送回到他父亲身边。然而，在有能力的有妇之夫，典型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主人，尽情玩耍的孩子们所构成的宽敞的富裕中产阶级家庭中，却没有永信的立足空间。留给恵英和永信的只有泪水。该片创下了划时代的票房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