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ford-oval/wikipedia huggingface dataset:
衣阿华级战列舰
外部連結

A comparison of seven battleship classes during WWII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War Service Fuel Consumption of U.S. Naval Surface Vessels FTP 218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Firing Procedure for the 16"/50 (40.6 cm) Mark 7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Operating Instructions for Five Inch, 38 Caliber, Gun Crews
|  论 编艾奧瓦級戰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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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  BB-61 愛荷華號  BB-62 新澤西號  BB-63 密蘇里號  BB-64 威斯康辛號 
取消:  BB-65 伊利諾號  BB-66 肯塔基號 
 前級：南達科他級  次級：蒙大拿級 
美國海軍戰艦列表
|  论 编末代战列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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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  俾斯麦级战列舰  敦刻尔克级战列舰  衣阿华级战列舰  英王乔治五世级战列舰  维托里奥·维内托级战列舰  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  黎塞留级战列舰  沙恩霍斯特级战列舰  南达科他级战列舰  前卫号战列舰  大和级战列舰 
仅设计:  阿爾薩斯級戰列艦  超大和级战列舰  H级战列舰  狮级战列舰  蒙大拿级战列舰  苏联级战列舰 
骗局:  K-1000 
新澤西號470毫米裝甲特寫
愛荷華號上的浴缸
正在進行現代化改造的愛荷華號
密蘇里號于朝鮮戰爭
紐澤西號。此照攝於1969年
艾奧瓦號主炮舷側齊射
1980年代經現代化改造的密蘇里號
威斯康辛號上發射的「戰斧」
肯塔基號（圖中的船體）和伊利諾號並沒有建造完成，隨後兩艦均被拆除
台灣日治時期
称呼

受到臺灣政治及學界長期以來在政黨、國家認同和統獨問題上的對立、以及華語地區對日本的複雜情感影響，除今日最常用的「日治時期」外，各界基於不同立場與觀點，對於此一時期尚有「日據時期」、「日本時代」、「日本殖民時期」、「日本統治時期」等不同稱呼。目前，各界对使用何种称呼没有定论，實際多取决于自身研究傾向或政治立场。《纽约时报》指出，“人们口中论的虽是日本，但心头真正计较、以至在提法上必须寸土必争的，却仍然还是“中国”。更精确地说，台湾人正是借着“要如何看待日本”的争论，意图用自己的方式来界定“中国”，并诠释中国与这座岛屿的关系——究竟中国应该是台湾理所当然的归宿？或者仅仅是台湾自我特殊身世下的其中一抹色彩？对于这座命运摇曳、几经易手而人心敏感的岛屿，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
称呼 > 沿革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初期，关于本时期即有不同的描述：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1945年偶曾使用「日本佔領時代」，此後亦常使用「日本時代」、「日本統治台灣時期」、「日人在台」、「日人統治時代」、「台灣在日人統治時」、「日人領台」、「日人統治時代」、「日人時代」、「日本領台時期」等稱法。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省政府成立，官方文獻中仍稱「日治時代」、「日人經營時代」，也有交替使用「日踞時期」、「光復以前」、「日人竊據五一年」、「竊治」等。南京中央政府公文書，南京行政院長的文告、考試院的指令、國防部代電，都有使用「日本統治時代」、「日治時代」。法院系統常用「日據」、「日本佔領時代」，也可見使用「日治時代」。1947年後，無論民間所辦《民報》或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文章，均有出現「日治」的用法（不過後者報導多為「日治」一詞加上引號），《台灣新生報》則有交雜使用「日本侵略時代」、「日本統治時代」、「日人統治時代」等。1946年應邀來台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文化人許壽裳使用「日本統治時代」；1948年，林獻堂連用「據」、「治」，稱「日本據治」。1951年台灣省政府財政廳長任顯群公開談話，用「日人治台時期」。1951年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文件中，亦尚稱「日治時期」。
1951年11月3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去函台灣省新聞處，要求該處轉知報社須將用詞矯正為「日據時期」。台灣省新聞處將1951年冬字第41期公文副本抄送全省各報社、通訊社、雜誌社，並刊登《臺灣省政府公報》為「日據」，此後「日據」稱呼漸多。1987年解嚴後，本土化運動興起；1990年代台灣史研究學者自發地使用「日治」為主，隨後一、二十年，「日治」逐漸取代「日據」。1997年，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與社會篇教材的執筆者均使用「日治」，引起新黨等團體不滿、抗爭、要求重編，教育部長吳京指示延印酌修，6月24日歷史篇編審委員會決定將「日治」一律改用「日本殖民統治」，7月3日社會篇編審委員會決定維持「日治」。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民主進步黨執政時期「日治時期」作為教科書的標準用法。2013年7月22日，馬英九執政時期的行政院宣布，政府公文書處理上將統一使用「日據」用語，並函文至相關行政機關，但教科書審查同時接受「日據」及「日治」用字。然而實際上公務機關並未嚴格遵守，「日治」用法仍普遍散見於各政府部門網站。2016年政黨輪替後，蔡英文執政時期的行政院則表示，前述公文因沒有法律依據，並不具約束力。
此外，今日臺灣民間尚有「日本時代」一稱，多見於臺語（白話字：Ji̍t-pún sî-tāi）及客家話用法，語氣中性，通常無特別褒貶意涵。
称呼 > 學界觀點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謝國興指出，中華民國在1931年在台北設有中華民國駐臺北總領事館，在法理上中華民國完全承認日本對台灣統治的合法性。「日據」則是意味著「日本或者非法、或者不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情況下佔據並統治台灣」，「日治」不過是客觀事實的描述，「日據」則是具有情緒性抗議的價值判斷字眼，就客觀的歷史過程來說，清朝政府在簽訂馬關條約後沒有立場說日本「侵略佔據」了台灣。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周婉窈指出：「『日據』不是研究者自發的用語，而是經過官方矯正的用語」。「日治」的用法在戰後初期即已出現，但在1951年11月15日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發出公文（臺灣省新聞處代電，中華民國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事由：為日據臺灣五十年光復後俗稱「日治時期」有矯正必要應稱為「日據時期」特電轉請查照），公文中表示「甲午戰爭我國戰敗，遂為日本佔據，我乃喪失主權，此係侵略行為武力佔領之所致，如稱此時期為日治時期，不特有眛於日本過去對華之侵略行為，抑且易使臺省同胞泯滅其固有之國家民族意識，實有矯正之必要。」為由，通令「全省各報社、通訊社、雜誌社」一律「改用日據」。這份公文顯示，戰後初期一般稱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日治時期」，在這個時點被官方矯正為「日據」，跨越一甲子，在解嚴後逐漸改回日治，實際上只是恢復原有的俗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李國祁從民族與文化立場指出應採「日據」用法。他认为，台灣絕大多數的居民是汉族，使用的語言文字是中文，風俗習慣亦是中國南方的風俗習慣，故無論就民族思想的立場，或文化的認知，殊以為當用日據較為妥善，如用日治顯然模糊了史家嚴正的立場。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學系教授張亞中认为「日據」才是對歷史的尊重，也是對台灣先人抗日行為的尊重，更是「符合我國的國格」。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鱗在學術著作中則採用「日本殖民統治」的觀點。不過，中華民國前國史館館長林滿紅認為，用「竊據」字眼是敵對政權的常用語。以之形容1895年台灣的主權關係變化，是不願意回到《馬關條約》原文「完全主權割讓」的想法，也是不能接受既成事實的想法。且日本在當時趁德、法、俄三國干涉歸還遼東半島時，與三國簽訂台灣必須由日本統治而不割讓給其他列強的協定，使《馬關條約》具有多國國際條約的性質。昭和大學（日语：）政治學教授黃昭堂認為，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從漢民族主義角度出發，故以「日據時代」或「日本殖民時期」稱之，都以異族侵略的角度看待台灣割讓給日本，強調台灣是被日本從中國手中強行「竊據」，故稱「日據」。而「台灣人意識」是在日本統治時期確立的，但當時還沒有成為「台灣民族意識」。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李永熾認為臺灣在清治時期與日治時期都一樣是殖民地。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李筱峰則認為，僅對日治時代稱「日據」，而對其他同樣以武力在台統治的各階段卻避開「據」字，顯然不公。患有「仇日幼稚病」的馬英九，獨好「日據」，殊不知中國國民黨靠軍事戒嚴與動員戡亂體制統治台灣，也是一種典型的佔據。
已故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兼任教授王仲孚指出，历史事件的陈述，使用怎样的“词汇”表达，涉及到“主体性”或“立场”问题，这在由政府控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表现最为明显。他认为，“日治”或“日据”不是“史实”问题，勉强算是一种“史观”；“日治”比较接近“皇民史观”或“日本军国史观”，日本教科书采用，就符合其立场。
歷史

面對長達半世紀之久的日治時期，如何對這段統治歷史加以分期是一個十分基本、但卻極為重要的研究問題。一方面，如果以台灣總督府施政策略的變化作為觀察重點的話，一般研究者多將這段時間分成三個時期：前期武官總督時期（漸進主義時期，1895年-1919年）、文官總督時期（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年-1937年）、以及後期武官統治時期（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另一方面，若以台灣住民的反抗運動作為觀察重點，一般研究者多半以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當作界限，分成前後兩期。前期自1895年至1915年，為期二十年，是武裝抗日運動時期；後期自1915年至1945年，長達三十年，是政治抗日運動時期。
歷史 > 無方針主義時期（1895年—1919年）

日本治理臺灣的第一段時期，1895年5月8日清朝與日本簽訂的馬關條約生效，自1895年5月的乙未戰爭起，一直到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為止。1895年6月17日，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在原臺灣布政使司衙門宣布在臺灣「始政」。在此約二十年內，以台灣總督府與日軍為主的日方統治，遭遇台民頑強的抵抗。除犧牲慘重外，也遭致國際社会的嘲笑，因此曾經在1897年的國會中，出現「是否要將台灣以一億日圓賣給法國」的言論，稱為「台灣賣卻論」。在這种情況下，著重于鎮壓的日本当权者對於台灣總督的人選，都以授階中將或上將的武官來擔任。
1898年，日本明治政府任命兒玉源太郎為第四任總督，並派後藤新平擔任民政長官以為輔佐，從此採取軟硬兼施的政策治理台灣。加上日本于1902年年底大抵肅清台湾抗日運動势力之後，成員全為日人；且務須遵守日本法律的台灣總督府之對台統治權才就此建立起來。而日方這種軟硬兼施的殖民地政策，一般稱為特別統治主義。
事實上，日本統治台灣之初就存在著殖民地統治策略的兩條路線之爭。第一條路線就是後藤新平所代表的特別統治主義，但他同時也醉心於德國式科學殖民主義。後藤新平認為，從所谓的「生物學」觀點，同化殖民地人民既不可能也不可行，因此主張效法英國殖民統治方式，將台灣等新附領土視為真正的殖民地，亦即分離於內地之外的帝國屬地，不適用內地法律，必須以獨立、特殊方式統治。後藤認為應當要先對台灣的舊有風俗進行調查，再針對問題提出應对政策。這個原則被稱為「生物學原則」，同時也確立了以漸進同化為主的統治方針。
相對於特別統治主義的殖民地路線，則是由原敬所代表的內地延長主義。受到法國殖民思想影響的原敬，相信人種文化與地域相近的台灣和朝鮮是有可能同化於日本的，因此主張將新附領土視為「雖與內地有稍許不同，但仍為內地之一部」，直接適用本國法律。
從1896年到1918年，擔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所持的特別統治主義主導了台灣的政策。在這段時間內，台灣總督於「〈六三法〉、〈三一法〉」的授權下，享有所謂「特別律令權」，集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大權於一身。而握有絕對權力的台灣總督，除了有效壓制武裝抗日運動之外，也嚴密控制住整個台灣社會（包括治安在內）。
根據後藤新平引述官方統計，僅在1898至1902年的四年間，總督府殺戮的台灣「土匪」人數為11950人，日本統治台灣前八年，共有三萬二千人被日方殺害，超過當時總人口百分之一。
歷史 > 內地延長主義時期（1919年—1937年）

条目：內地延長主義
日本治臺的第二段時期，自西來庵事件（又稱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發生於今臺南市境內）发生的1915年開始（漢族最後一次的武力抗爭），到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為止。就在此一時期，國際局勢有了相當程度的變化。1914年到1918年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從根本動搖了西方列強對殖民地的統治權威。歷經這場戰爭，十九世紀興盛的民族主義，一般只適用於規模較大的國家民族，一次世界大戰後被改造成弱小民族也能適用。在這種情況下，民主與自由思想風靡一時，民族自決主義更瀰漫全世界。1918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民族自決原則及稍後列寧所提倡的「殖民地革命論」，於相互競爭中傳遍了各殖民地。為了缓和殖民地的抗争，已经逐漸弱化了的宗主国家開始對殖民地人民做出讓步，允諾更大的殖民地自治權或者更開明的制度。
1910年代中期，日本本國的政治生態也有了改變。在此一時期，日本國內正處於由藩閥政府與官僚政治轉換到政黨政治和議會政治的所謂大正民主時期。1919年，田健治郎被派任為台灣的首任文官總督，他在赴任前，與日本首相原敬談妥，以同化政策為統治的基本方針，並於同年10月正式向府內官員發表。他表示，同化政策的精神是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將台灣視為日本內地的延長，目的在於使台灣民眾成為完全之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
之後廿年，總督府歷任總督延續此政策。在具體措施上實施地方自治、創設總督府評議會、公佈日台共學制度及共婚法、撤廢笞刑、獎勵日語等，對於促進同化进程頗有作為，也改變了過去後藤新平的「以無方針為方針」，「只管鐵路、預防針與自來水」的內政方向與統治政策，故此時期可稱之為與始政時期施政方式完全南轅北轍的同化政策時期。
歷史 > 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 > 皇民化運動

条目：皇民化運動
自1937年的七七事变開始，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的1945年為止，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邁向了最後階段。由於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所以台灣總督府在1936年9月恢復了武官總督的設置以满足战时的需要。在1933年由于日本退出國際聯盟，而導致国际联盟对其的物資禁運懲罰，所以日本需要台灣在物資上为其提供支援。然而要台灣人同心協力，實非台人完全內地化不可。因此，總督府除了取消原來允許的社會運動外，還全力進行皇民化運動。該運動大倡台人於姓名、文化、語言等全面學習日本，並全面動員台人參加其戰時工作，而這項運動一直持續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為止。此種由台灣總督府主導，極力促成台灣人民成為忠誠於日本天皇下的各種措施，就是皇民化運動，終其言，為內地化的極端形式。[來源請求]
1937年，日本與中國展開全面戰爭，為了向台灣居民灌輸 「日本精神」，日本實施了 「皇民化運動 」計劃，以確保台灣人繼續成為日本天皇的皇民（kōmin），而不是支持中國的勝利。其目的是確保台灣人民不會培養出 「他們的民族認同、自豪感、文化、語言、宗教和習俗 」的意識。 為此，台灣人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台灣人必須完全被日本社會同化。因此，早期的社會運動被禁止，殖民地政府全力投入「皇民化運動」（Kōminka movement），旨在將台灣社會完全日本化。儘管宣稱的目標是同化台灣人，但實際上，Kōminka hōkōkai 組織將日本人分隔成他們自己獨立的區塊單位，儘管收納了台灣領導人。該組織在戰爭期間負責增加戰爭宣傳、捐贈活動，並規範台灣人的生活。
1937年4月，作為皇民化運動 (the Kōminka movement) 政策的一部分，報紙上的中文版和學校課程中的古漢語被刪除。 中國和台灣的歷史也被從教育課程中抹去。 中文的使用被勸阻，據說這增加了台灣人中會說日語的比例，但這項政策的成效並不確定。即使是一些來自受良好教育的台灣家庭的「國語」(kokugo undō) 模範家庭成員，也未能將日文學到會話的程度。1940年，台灣發起改名運動，以日本名字取代中國名字。到戰爭結束時，有7%的台灣人已經這樣做了。台灣文化中被視為「非日本」或不可取的特徵，將被日本文化所取代。台灣歌劇、布袋戲、煙火，以及在廟宇焚燒金銀紙箔都被禁止。中式服裝、嚼檳榔及喧嘩的聲音在公眾場所受到勸阻。台灣人被鼓勵到神道神社祈禱，並期望在國內設置祭壇，供奉從日本寄來的紙符。一些官員被命令移除原住民崇拜場所的宗教偶像和藝術品。葬禮應該以現代的「日本式」方式進行，但其含義並不清楚。
皇民化運動分成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是1936年底到1940年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重點在於「確立對時局的認識，強化國民意識」。第二階段是1941年到1945年的「皇民奉公運動時期」，主旨在徹底落實日本皇民思想，強調挺身實踐，使台灣人為日本帝國盡忠。[來源請求]
台灣總督府為推動皇民化運動，開始强迫台灣人說日語、穿和服、住日式房子、放棄台灣民間信仰和燒毀祖先牌位、改信日本神道。
歷史 > 皇民化運動時期（1937年—1945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年，日本开始与中国全面开战，它扩大了台湾的工业能力，以制造战争物资。到1939年，台湾的工业生产已超过农业生产。日本帝国海军在台湾开展了大量行动。"南方打击群"以台湾的臺北帝國大學（现国立台湾大学）为基地。台湾被用作1938年底入侵广东和1939年2月占领海南的出发地。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炸后 ，日本在台湾建立了联合计划和后勤中心，协助日本南进。在1942年5月菲律宾投降之前，台湾一直是日本对吕宋岛海空攻击的基地。台湾还是进一步进攻英屬緬甸的后方集结地。1943年，随着战争转向对日作战，台湾因被盟军潜艇袭击日本航运而遭受损失，日本政府准备被切断与日本的联系。1944年下半年，台湾的工业、港口和军事设施遭到美军空襲。 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工农业产量已远远低于战前水平，农业产量为1937年的49%，工业产量下降了33%。煤炭产量从20万吨下降到1.5万吨。估计有1.6万至3万平民死于轰炸。 1945年，台湾与日本被隔绝，政府准备抵御预期中的入侵。
因應盧溝橋事變之後日軍在中國戰線的人力需求，在1937年首度徵調台籍軍夫做軍需品運輸工作，做為台灣軍無搭配輜重部隊的解決方案。此外，殖民政府也在1940年公佈改姓名辦法，推動廢漢姓改日本姓名的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戰爭規模不斷擴大，所需兵員越來越多，日本當局也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高砂挺身報國隊、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並於1945年全面實施徵兵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期，日軍戰況吃緊，導致日本本土已無力應付大量的兵員徵用。1945年4月1日，日本天皇詔書外地的朝鮮與台灣的居民擁有日本帝國議會的參政權，在此之前早已經開始下達徵兵令。
除了徵兵造成的青年大量傷亡外，台灣也在經濟方面大受打擊。1944年後，受到盟軍25次大空襲影響，受波及的台灣農工生產值於戰爭結束前的1945年降到最低點。若與1937年相比，電力供應從戰前32萬千瓦，戰後僅能供應3萬千瓦。
此外，二次大戰時，日本人在台灣强行徵集了許多慰安婦。絕大多數慰安婦是在遭到脅迫或欺騙的情況下被徵召，因此造成受害者肉體及心靈上的嚴重創傷。至今，這個事件仍被群眾視為踐踏女性權利及尊嚴的行為。在現今的臺灣社會，有基金會專門研究慰安婦的歷史（如婦女救援基金會），並且協助至今仍存活的慰安婦對日本提出賠償的要求。
歷史 > 日本敗戰與統治結束

条目：日本投降、臺灣光復和臺灣戰後時期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錄音發表終戰詔書，宣告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隔日以廣播對外播放，史稱「玉音放送」。同盟各國紛紛接收到日本投降的訊息，自此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年8月29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任命時任福建省主席的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並於9月1日於重慶市宣佈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台灣警備總部，同時命陳儀兼任台灣警備司令。經過多日準備後，10月6日於台北成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
依照於1945年9月2日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五星上将發佈的「軍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號》第1條規定，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及北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印度支那（現今的越南北部與寮國）境內的日軍高階司令官及所有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應向蔣中正委员长投降。奉麦克阿瑟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命令，於同年10月25日上午10時在台灣台北公會堂（戰後改名為中山堂）舉行台灣地區的受降典禮。台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將軍與陳儀將軍進行受降儀式，安藤利吉將軍將受領文件簽署後，由參謀長諫山春樹將軍轉交遞給陳儀將軍，雙方即完成受降儀式。在對日和約尚未簽訂以轉移台灣的主權之前，日軍奉麦克阿瑟發佈的《一般命令第一號》將台灣交由中華民國代表同盟國軍事接管。國民政府視此事件為台灣光復和对台湾回复行使主权之始，並頒訂10月25日為台灣光復節紀念。10月25日當天，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運作，機關處所設於原台北市役所（即日治時代的台北市政府；建物為今行政院院址）。而主要參加人員有國民政府代表：陳儀、葛敬恩、柯遠芬、黃朝琴、游彌堅、宋斐如、李萬居，台灣人民代表：林獻堂、陳炘、林茂生。另外，還有日軍代表：安藤利吉及諫山春樹。
政治 > 政府

日本統治臺灣的中樞為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成立之初，設民政、陸軍、海軍三局。民政局下置內務、殖產、財務、學務四部。此外，乙未戰爭期間曾短暫命高島鞆之助為臺灣副總督，高島也是為期五十年之臺灣日治時期內的唯一副總督。1896年，陸海軍兩局合併為軍務局。民政局則在原本組織下增設總務、法務、通信共七局。之後在1898年、1901年皆曾修訂總督府官制，最後在1919年的最後一次修訂中，民政部（原民政局）被廢除，軍事部份也改由台灣軍司令官（直屬日本首相、不隸於總督府）負責。於1940年代，日本當局為了推行大東亞共榮圈，計畫將行政簡化和內外地行政一元化，並於1942年11月將掌管日本屬地的拓務省分割改制為大東亞省、內務省、外務省，而原監督管理臺灣總督府之角色則從拓務大臣改由內務大臣擔任，台灣總督府府內組織於同年12月亦為此進行了大幅度改制。
除了總督與總務長官外，台灣總督府尚有縝密的官僚體系，其轄下設有總督官房、警務局、農務局、財務局、文教局、礦工局、外事部及法務部。而除了行政機關外，台灣總督府還設有功能型的所轄官署。其中包含法院、刑務支所、少年教護院、警察官訓練所、交通局、港務局、專賣局、台北帝國大學、各級直屬學校、農林業試驗所等等。
政治 > 行政區劃

条目：台灣日治時期行政區劃
日治初期行政區劃變動非常頻繁，在1895年統治開始以來25年間，一級行政區共計更動8次。直至1920年10月實施「地方制度改正」，成立五州二廳（台北州、新竹州、台中州、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港廳）後進入穩定期，僅1926年从高雄州分设澎湖廳以及後續成立某些州轄市。
1920年實施的「地方制度改正」，影響深遠。今日的行政區界幾乎就是在當時確立，變動很少。外也配合都市擴張，逐步將鄰近地區併入各都市，例如現今臺北市松山與信義兩區前身為七星郡松山庄，1938年併入臺北市。
另外，隨著1920年新政區改制，少部分傳統地名亦以地名雅化的原則開始改名。例打狗→高雄（今高雄市）、打貓→民雄（今民雄鄉）、水返腳→汐止（今汐止區）、錫口→松山（今松山區）、枋橋→板橋（今板橋區）、阿公店→岡山（今岡山區）、媽宮→馬公（今馬公市）、噍吧哖→玉井（今玉井區）等，且多數保留迄今。另外臺灣地名常見的「」、「仔」等用字，也在當時統一改為「寮」、「子」等。
| 日治時期行政區 | 轄屬區域 | 面積（平方公里） | 今行政區域 |
| --- | --- | --- | --- |
| 台北州 | 3市9郡 | 4,594.2 | 台北市、新北市、宜蘭縣、基隆市 |
| 新竹州 | 1市8郡 | 4,570.0 | 新竹市、桃園市、新竹縣、苗栗縣 |
| 台中州 | 2市11郡 | 7,382.9 | 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
| 台南州 | 2市10郡 | 5,421.5 | 台南市、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 |
| 高雄州 | 2市7郡 | 5,721.9 | 高雄市、屏東縣 |
| 台東廳 | 3郡 | 3,515.3 | 台東縣 |
| 花蓮港廳 | 1市3郡 | 4,628.6 | 花蓮縣 |
| 澎湖廳 | 2支廳 | 126.9 | 澎湖縣 |
政治 > 法律

臺灣总督府廢除大清律例之效力，舉凡旗人在《大清律例》、《名例律》明定旗人在法律上的特權全部被廢除。日本政府在台湾实施以日本化的西式法律為主的規範架構。
由於反抗日本統治，又拒絕移居大陸之臺灣民間武裝勢力造成日本人的重大犧牲，釀造六氏先生事件，高雄陳中和的和興公司囤積物資被搶奪一空事件，潮州辦務署被屠殺事件，使總督府制定了許多法令來抵制這些抗日活動，後藤新平上任後參考各機構對台分析報告後發現原有三段警備制度常常造成互相推責，影響工作成效。並指出「雖就軍事教育之素養而言，憲兵確有較優之處，然將禍機防於未然，而轉禍為福，莫如運用警為宜。」決定建立新的治台方式，減少軍事的干預，提高警察的功能。若要出動軍隊，必須先向民政部門申請許可。並於一八九八年六月首先廢止前總督乃木的伐台「三段警備」制度。於1898年（明治31年）11月根據《六三法》制定《匪徒刑罰令》，代之專以警察為中心來對付「土匪」(台灣義民軍)。把警察組織、功能及人數擴大起來，警察力量立即迅速地浸透遍及台灣各地方各階層。如此對警察的擴權稱之為「警察政治」，又於同年八月、十一月分別公佈「保甲條例」及「匪徒刑罰令」，對「土匪」、「匪徒」加以嚴罰。此律令共有7條條文，效力溯及此令頒布前，規定不管匪徒是主謀者、教唆者或指揮者，一律處以死刑。後藤以鐵腕武力貫徹執行所訂定的法律，僅匪徒刑罰令，在一八九九年一年間依據此法被處死刑者達一千零二十三人。而自後藤就任至1902年的五年期間被處刑的「土匪」總數達三萬二千人，，超過台灣人口的百分之一。
此外，總督府還制定《匪徒招降策》，以達誘使抗日民眾歸順的目的。此法令規定，對於欲投降的「匪徒」（指抗日民眾），舉行「歸順儀式」，免除其刑責並提供創業基金（稱為「更生基金」）。但總督府有時也會利用招降儀式的場合射殺抗日分子。
政治 > 基層控制

臺灣總督府在統治初期採取了三段警備制，即依各地治安情況，將全島劃分為「危險」、「不穩」、「平靜」（亦作「安全」）三種區塊。危險區塊派遣軍隊駐守，不穩區塊由憲兵守備，平靜區塊由警察負責。但是此制度並未對日治時期初期的武裝游擊抗日發揮太大效果，總督府隨即改採鎮撫兼施的策略，而憲兵主要職務改為討伐「土匪」（指抗日民眾）。
保甲制度是日治時期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保甲制度係源自清朝時期協助政府維護地方安寧的保甲制，雖然名字為「保甲制」，但是日治時期與清朝的保甲有著一定程度上的差異。總督府訂定了《保甲條例》，規定每十戶為一甲、每十甲為一保，每個「甲」都設置「甲長」作為領導者；而「保」則設置「保正」，任期皆為兩年，為無給職。日本人在保甲這方面是讓台灣人民自行推選的，也就是說所有的保正和甲長都是由管轄區域內的人民推舉出來的。《保甲條例》中規定了所謂的「連坐責任」制度，意思就是，如果某個保甲中的某個人犯罪，則該保／甲中的所有人必須要付連帶責任，藉以達到使人民互相監視的功效。例如：1901年樸仔腳支廳（今嘉義縣朴子市）遭到攻擊，相關的保甲成員皆被處以一千四百日圓的罰金。
保正及甲長也必須要協助日本當局維持秩序、宣傳政策、檢查環境衛生等內政。在此基礎之上，日本當局又從保正和甲長中挑出年壯的青年，並成立了壯丁團，用來協助警察或防治天災。
日人治台以後，為協助統治政策的實施，還在台灣建立了嚴密的警察制度。在當時的台灣，警察的職責很廣，除了維持治安等警察原有的職務外，還包括了衛生及協助施政等工作。警察詳細的工作內容大體包括了：
執行法律與維護公共秩序。例如監視公共集會、審理小刑案、取締吸食鴉片、管理當鋪等。
協助地方政府處理一般行政事務。例如協助宣傳禁令、收稅、管理戶籍、普查戶口等。
管理原住民部落。
象徵警察業務涉及之廣，著名的圖像為在1926年（大正15年）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會所展出的海報，將警察化身為千手觀音菩薩，一手拿刀一手拿佛珠，代表糖與鞭子，從衛生取締，思想取締，原住民授產，逮捕犯人，救助等等事務，無事不管。
台灣人當時習慣稱警察為「大人」，也會拿警察來嚇唬不乖的兒童，這是由於當時警察的執掌完全涵蓋了一般民眾的生活，並且動輒干預人民的日常生活，引而造成人民心中的恐懼。當時，台灣一個警察平均管理547人，但同期亦為日本殖民地的朝鮮半島，一個警察卻需要管理919人。雖然嚴苛的警察制度對社會治安大有幫助，但是過於嚴苛的干涉使人民私下稱警察為「狗」或「四腳仔」以暗諷警察。
政治 > 戶政及地政

条目：臺灣人口普查
台灣總督府於台灣的戶政調查十分詳實，各項統計數據也相當具有客觀與準確性，一些特別的資訊例如種族、鴉片吸食、纏足、殘疾、種痘俱在調查之列；1905年之後，每隔五年舉辦的戶口調查或國勢調查所顯示的各項調查數據顯示，台灣人口在日治時期呈現0.988%－2.835%間的年自然增加率。1905年，台灣日治時期始政初期，台灣總人口約有303萬人，到了1940年，則約587萬，而1946年終戰之後，根據中華民國政府的當時數據，更達609萬人。
如就細列分析，日本移民台灣人口有案可稽者，約從5萬人增至30萬人，比例則從1.8%升至5.32%；根據1940年國勢調查的結果，依地域別，47%是九州出身者。另外，1940年代的農業人口則約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至於各地方州縣人口，不管是1905年的92萬，還是1940年的148萬俱以台南州最多、台北州居次。不過，如以單一都市而言，1904年起，總人口八萬人以上的台北已取代台南成為台灣人口最多的城市。
| 州廳> 州廳.州廳 | 面積 (km²)> 面積 (km²).面積 (km²) | 人口 (人)> 本島籍.本島籍 | 人口 (人)> 內地籍.鹿兒島 | 人口 (人)> 內地籍.其他 | 人口 (人)> 外地籍.朝鮮 | 人口 (人)> 外地籍.樺太 | 人口 (人)> 外國籍.中華民國 | 人口 (人)> 外國籍.其他 | 人口 (人)> 計.計 | 人口密度 (人/km²)> 人口密度 (人/km²).人口密度 (人/km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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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州 | 4,565.66 | 874,308 | 14,341 | 106,250 | 646 | 6 | 28,842 | 147 | 1,024,546 | 224 |
| 新竹州 | 4,598.60 | 696,128 | 2,141 | 11,761 | 58 | 3 | 2,217 | 1 | 712,309 | 155 |
| 臺中州 | 7,383.43 | 1,123,745 | 5,046 | 27,908 | 196 | 0 | 5,334 | 18 | 1,162,247 | 157 |
| 臺南州 | 5,421.49 | 1,279,511 | 6,006 | 37,968 | 233 | 2 | 8,438 | 29 | 1,332,187 | 246 |
| 高雄州 | 5,722.57 | 689,412 | 4,682 | 29,906 | 226 | 13 | 8,572 | 8 | 732,819 | 128 |
| 臺東廳 | 3,526.38 | 64,364 | 611 | 4,726 | 37 | 2 | 969 | 1 | 70,710 | 20 |
| 花蓮港廳 | 4,628.57 | 93,739 | 1,401 | 13,729 | 78 | 0 | 2,549 | 1 | 111,497 | 24 |
| 澎湖廳 | 126.86 | 61,738 | 447 | 3,629 | 0 | 0 | 297 | 0 | 66,111 | 521 |
| 臺灣 | 35,973.55 | 4,882,945 | 34,681 | 235,877 | 1,474 | 26 | 57,218 | 205 | 5,212,426 | 145 |
| 州廳 | 人口 (人)>  中华民国 | 人口 (人)>  英國 | 人口 (人)>  西班牙 | 人口 (人)>  滿洲國 | 人口 (人)>  挪威 | 人口 (人)> 其他 | 人口 (人)> 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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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州 | 28,842 | 71 | 15 | 14 | 13 | 34 | 28,989 |
| 新竹州 | 2,217 | 0 | 0 | 0 | 0 | 1 | 2,218 |
| 臺中州 | 5,334 | 9 | 5 | 0 | 0 | 4 | 5,352 |
| 臺南州 | 8,438 | 24 | 4 | 0 | 0 | 1 | 8,467 |
| 高雄州 | 8,572 | 0 | 4 | 0 | 0 | 4 | 8,580 |
| 臺東廳 | 969 | 1 | 0 | 0 | 0 | 0 | 970 |
| 花蓮港廳 | 2,549 | 1 | 0 | 0 | 0 | 0 | 2,550 |
| 澎湖廳 | 297 | 0 | 0 | 0 | 0 | 0 | 297 |
| 臺灣 | 57,218 | 106 | 28 | 14 | 13 | 44 | 57,423 |
總督府為了調查台灣詳細地形並仔細區分土地種類及使用情形、確定土地之所有權，以利辦理地租改正及租權整理，1898年（明治31年）頒訂了《臺灣地籍章程》及《土地調查章程》，並於9月5日成立臺灣臨時土地調查局，所謂的土地調查包括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地形測量三項。自1898年起辦理地籍調查，通令民眾自行申報耕作土地，並攜帶土地憑證以便指認，經調查局丈量登記後，便認定為其所有，否則將視為國家所有地。確定各筆土地的所有權。結果使得田賦稅收大增，詳細地籍資料的建立也使日人對台灣的土地資源更加了解。
總督府也派人利用三角測量技術，對台灣本島及周邊附屬島嶼進行了面積及地形的測量，完成了一些正確的台灣地圖。這對總督府的治安控管政策及資源開發有莫大的助益。舉例來說，劉銘傳時期估計台灣約有36萬餘甲土地，經過此次測量後，卻發現有63萬多甲的土地。
此外，為了開發山林資源，總督府也實施了林野調查，以確定各地樹種及物產的分布。在林野調查的政策下，許多學者專家進入山林，間接促成了日治時期對台灣動植物及台灣原住民文化的系統化、科學化研究，留下了許多珍貴資料。
政治 > 地方自治

1920年代左右，台灣社會對民族自決與自治的要求日益白熱化，總督府不得不釋放部分自治權。1935年4月1日，總督府公佈《台灣地方自治制度改正》，並於同年10月1日實施。改革的內容如下：
州協議會改為州會，州協議會員改為州議會員，性質由原來的諮詢機關改為議決機關。州會議員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其中市會議員和街庄協議會員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非民選的半數由總督派任。
市協議會改為市會，市協議會員改為市會議員，性質由原來的諮詢機關改為議決機關。市會議員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非民選的半數由州知事派任。
街庄協議會員由全部官選，改為半數民選。非民選的半數由州知事派任。
州會、市會、街庄協議會議長仍由官派的州知事、市尹、街庄長兼任。
規定年滿二十五歲，年納稅額五元以上，在選區內居滿六個月以上的男子才具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婦女則無選舉權。
1935年11月22日，總督府舉辦了台灣史上第一次選舉，第一屆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雖然這是台灣史上首次由經由民選方式產生議員，但這樣的改革仍屬於不完全的自治。所以部分民眾仍然不滿這樣的改革。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對這項措施加以批判，並派楊肇嘉等人向總督提出普選、議員全部民選、改街庄為議決機關的改革主張。但總督府並未接受這些建議。
1939年11月22日，因第一屆議員任期終了，總督府舉辦第二屆市會及街庄協議會員選舉，1943年由於正值太平洋戰爭，選舉停辦。州會方面，分別在1936年11月20日和1940年11月20日舉辦州會議員選舉。
政治 > 原住民政策

条目：理蕃政策
1905年，日治時期的台灣實施首次戶口普查，台灣原住民中，幾乎已歸化為漢族的平埔族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1.53%（4萬5千餘人），高山族則約為3.62%（十一萬三千餘人）。而台灣總督府著重的是後者，非平埔族的十一萬餘原住民。因為日本政府對於台灣原住民事務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台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而這些對策稱作 “理蕃政策”。
以多紙臺灣總督府令替代適用於台灣原住民民刑法的該政策走向，大約可與台灣總督府統治台灣的基本精神分為討伐為主的「始政鎮壓」與懷柔為主的「教育同化」及皇民化運動等三階段。其中，1910年開始的五年理蕃計畫，以軍事行動迫使原住民臣服。在太魯閣戰役後的1915年，所有部落幾乎歸順，總督府並沒收槍械。同年7月，掌管原住民事務、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
1936年，台灣總督府將對於台灣原住民的蕃人名稱改為高砂族，同時，並對原住民開始實施與台灣漢族相同的皇民化政策，自此，不具名卻存在的理蕃政策才改以皇民化政策取代。雖是如此，後期內地延長化極端表現的原住民政策，仍可視為以日本本國利益優先的理蕃政策一部分。
經濟

總的來說，台灣日治時期的經濟是種相當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以台灣自然資源與人力，來培植宗主統治國的整體發展。此種模式於兒玉源太郎的總督任內打下基礎，並於1943年太平洋戰爭中達到最高點。若以年代區分，1900年－1920年間，台灣的經濟主軸於台灣糖業，1920年－1930年為以蓬萊米為主的糧食外銷。綜括這兩階段，總督府的策略約略是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最高指導方針。至於1930年之後，則因戰爭需要，總督府對於台灣的經濟重心則轉為工業化。雖說各階段的主要不同，但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自然著重在提高農產品或後期工業用品的生產量，以達到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而這種「為已開發的經濟地區提供原料和廉價的勞工」的經濟現象，則為標準的邊陲經濟模式。
日人統治者於治理台灣時，難脫「經濟台灣，壯大本土」和南進戰略的基本心態，但與治理香港、朝鮮等等其他次殖民地心態不同，某程度上，日本政府是把經營台灣的成就視做帝國主義宣傳品與教化成同類的心態來經營（早熟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實踐）；這情形尤其在中期同化階段最為明顯。日本總督府也頒布了許多與各項產業發展相關的法令及限制，涵蓋了礦業、糖業及樟腦業。這些規定的頒布造成了一些民眾的權益損失，並且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台灣民眾對這些產業的投資，使得一部分民眾感到不滿。例如1912年發生的林杞埔事件，就是由於日本當局強徵林杞（今南投縣竹山鎮）一帶的公有林地，並轉交給日本企業三菱製紙所（日语：）所引起的衝突。
經濟 > 產業

参见：臺灣茶文化
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發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糖業。台灣總督府為謀求台灣產糖量的增加，首先進行一連串糖業改革措施，包括引進含糖量高的蔗種、改善製糖方法，獎勵從事糖業者。總督府並扶植資本家投資製糖業，建立「原料採集區域制度」，規定農民只能把甘蔗賣給自己農地附近的糖廠，而且價格由糖廠決定。在這樣的制度下，吸引了許多日本大財團的興趣，紛紛來台設立製糖公司。另還有幾家台灣人創辦較大規模的糖公司，如林本源製糖等。1900年，三井財閥設立臺灣第一家新式製糖工廠「臺灣製糖株式會社」，新式糖廠至1911年已有11家、1927年增為45家，其中臺灣、明治、鹽水港、大日本、新港、新高等糖廠佔總產量80%。然而，從臺灣糖業圖（1934年）可見，有部份臺灣人的傳統製糖事業仍以改良糖廍的方式經營。
經過總督府全力支持後，臺灣糖業於1930年代產量達到高點。以1931年為例，全年共產24億3834萬4890斤（台斤）輕鬆奪得日本全國各行政區域的首位。
日本稻作專家磯永吉在來台灣任教台北帝國大學期間，以日本種稻米改良培植出蓬萊米，廣為台灣人接受，被稱為「蓬萊米之父」。日治時期更大力推廣紅茶的種植，讓「Formosa Tea」與「Formosa Black Tea」（福爾摩莎紅茶）國際化，外銷歐洲與美洲等地。
交通建設

1928年，鐵道部於台灣日日新報刊登的觀光地圖，上面標明台灣鐵路沿線各大站及城鎮位置，並註記台灣八景與十二名勝
總督府在以同化為主的教育內政之外，也積極實施改善城市為主的交通改善。而這裡，以鐵路建設最為重要，另外也包含一定規模的公路路線延長。台灣全島人口從1895年的260萬增至1945年的650萬（不包含福建為主的約兩成中國大陆商人），南北動線或城區往來仍尚可維持一定程度的活絡與暢通。[來源請求]
交通建設 > 鐵道

掌管台灣鐵路的鐵道部成立於日治時代的1899年11月8日，成立之後，日治時期的鐵道建設邁入積極開發期。在日本治台將近50年的期間中，最大的成就莫過於1908年，縱貫線全線貫通，形成台灣首次「空間革命」，讓過去臺灣南北需時數日的交通，縮短至朝發夕至的1日內。鐵道部陸續還修築了淡水線、宜蘭線、屏東線、東港線路線，也收購一些民營鐵路，包括里壠至臺東間路段（現屬台東線一部分）、平溪線、集集線。此外還有林田山、八仙山、太平山、阿里山森林鐵路等林業鐵路。另外，官方亦曾進行北迴線、南迴線與中央山脈橫貫線以及後續路網的路線探查與規劃，但由於工程太過困難及戰爭爆發而終未執行。另外，除了官方外，民間或會社興建鐵路也相當投入，例如糖業鐵路、鹽業鐵路、礦業鐵路、輕便鐵路等曾經密如蛛網偏佈全島並兼辦客運，為地方交通主力；由窄軌輕便鐵道接駁至縱貫線車站，再轉乘大火車至其他主要都市。不過，日本政府的興建鐵路政策亦遭批評為掠奪殖民地資源。
交通建設 > 水利

為了改進台灣海運運輸，日本政府整建了基隆港，並花費鉅資建造高雄港，使其成為可停靠大量船隻與吞吐貨物的現代化港口。此外，為了改善東部與離島交通，也興建花蓮港與馬公港。日治時期亦興建數條運河供船隻通行，代表作為臺南運河。
日治時期，台灣主要的產業是農業，因此，水利設施是經濟建設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在推行農業方面，總督府不但透過土地調查與官有土地釋出等方式，確定了台灣的可耕地面積，也相當重視水利建設。1901年（明治34年），總督府公告了《台灣公共埤圳規則》，根據此規則規定凡是與「公共利害」有關的埤、圳，一律指定成為「公共埤圳組合」，其規約、預算、興廢與變更均先經官方的認可，也等同將台灣的埤圳收歸國有。此外，政府也重修老舊埤圳，並在各地進行新的埤圳工程建設，其中以嘉南大圳為代表。早期的嘉南平原由於缺乏雨水，這片平原在秋冬是極為貧瘠的荒漠。台灣總督府技師八田與一（1886年—1942年）以十年的光陰，創建當時東南亞最大的水庫──烏山頭水庫。嘉南大圳自1920年開工，1930年主要工程完工，歷時十年完成（主要設施包含烏山頭水庫）。灌溉面積則達十五萬甲，占全岛耕地百分之十四，並引進農作物三年輪灌制，八田與一至今受台灣人所推崇。
交通建設 > 能源

参见：臺灣日治時期發電所列表
為了發展輕工業，日本人必须获取电力。1903年2月12日總督府批准了由土倉龍次郎募資成立的台北電氣株式會社，在深坑一帶利用淡水河的支流南勢溪興建水力發電廠，供應台北市使用。而後總督府規劃各種水利事業，將民營改為公營並自行開設台北電氣作業所並興建龜山水力發電所。雖曾發生泰雅族人殺害15位日本工作人員的事件，該發電所還是在1905年8月開始運作供電台北大稻埕、艋舺等地，1906年供電基隆，是台灣第一座水力發電所。此後，竣工的有：1909年利用新店溪發電的小粗坑發電所、同年的打狗（高雄）的竹仔門發電所、1911年的台中發電所等。
1919年，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下令將各公民營發電所組織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並勘查適合水力發電的場所，計劃興建當時亞洲最大的發電廠。結果，在該年的8月間選定了日月潭作為發電廠的廠址。日月潭與其下的門牌潭有320公尺的落差，藉此可以進行水力發電。為了工程的進行，特別由縱貫線二八水驛（今二水車站），分歧一線鐵道直達電廠所在地，以便運送工程所需物資，即今集集線的前身。在進行了濁水溪及日月潭週邊地區的地質勘查後，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波折，終於在1934年完成了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成為台灣新興工業發展的重要指標。接著，由於電力仍然不足，又分別在1935年、1941年興建了日月潭第二發電所及萬大發電所。但是由於在太平洋戰爭中遭到了盟軍戰機的轟炸，使得發電工程中斷。到日本撤出台灣時電力仍未恢復。
龜山水力發電所，是台灣第一座水力發電廠
竹子門發電所
天送埤發電所
日月潭頭社壩
日月潭武界堰堤
日月潭第一發電所
1945年3月23日轟炸日月潭的美軍對日月潭第一發電所投下炸彈時所拍攝
1945年3月23日轟炸日月潭的美軍對日月潭第二發電所投下炸彈後，炸彈命中變電設施，冒出濃濃黑煙。
教育

由於日治初期台灣抗日運動相當盛行，日本當局除以武力鎮壓外，竭盡全力建立其統治體制，部署官署機構，鞏固開發基礎，並設法安撫居民。一切措施猛寬應時適度運用，以樹立台灣之全面基礎為首要。而在這種情況下，統治機器與不同文化人民間的溝通用義務教育，成為基礎中的基礎。而事實上，對台灣人而言，日治時期中等或高等教育政策，其成就與影響，大大遠不如基礎教育。而基礎的義務教育在初期依然分為小學校（日本人就讀）、公學校（漢族就讀）及蕃童教育所（原住民就讀）。
教育 > 義務教育（初等教育）

1895年7月14日台灣總督府第一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執掌台灣教育事務。他在《設置台灣公學校意見》一文中，建議台灣總督府於台灣實施當時日本尚未實施的兒童義務教育。台灣總督府遵循其意見，在同年於台北市芝山岩設置第一所西式教育場所，也是台灣第一所小學（今台北市士林國小），此小學基本上為實驗性的義務教育。隨後，該處所雖發生六氏先生事件，台灣總督府仍於翌年在全台灣創立國語傳習所，設置更多義務小學。1898年，國語傳習所並升格至公學校。
日治時期的義務教育除了公學校等制度外，還有專門為台灣原住民設置，且為理蕃政策重點工作的蕃童教育所與蕃人公學校及專門容納日籍學童的小學校。
日本統治當局對於義務教育的規範十分嚴格，1919年發布第一次臺灣教育令，大多數漢族兒童就讀"公學校"，僅有日本學子與少數社會上層的漢族學童能在師資設備較佳的"小學校"學習（遵循日本內地小學校令規定）。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族自決風潮湧起，日本政府提出內地延長主義反制，1922年，總督府第二次發布《台灣教育令》，要使台灣教育體系與日本內地一體化與學制銜接，除初等教育外，中學以上學制宣稱施行內台共學，並停止使用「內地人」、「本島人」等差別性的稱呼，但因原專供臺灣人就讀的中學湧入更多日本人，反造成臺灣人中學以上就學率降低。
1941年3月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台灣教育令》第三次發布，將小學校、蕃人公學校與公學校一律改稱為國民學校（保留部分蕃童教育所），義務教育學制才形式上統一但教材仍有分別，原小學校用第一二號課表且分為初等科及高等科（相當於今國二程度），原公學校用第三號課表，不分初等科及高等科。而不管哪種學校形式，除了特殊的原住民教育體系之外，日治時期的教育關法令明定，該教育場所以中央或地方的經費開辦，而就學資格則為8歲以上，14歲以下的兒童。除了基本年齡限制之外，這些法令還詳細明定該六年制的義務教育應教授的科目為修身、作文、讀書、習字、算術、唱歌與體操等，並要求一定師資與適當例假日設計。1943年4月1日正式實施六年制義務初等教育。
台灣籍兒童的初等教育普及率成長相當緩慢，直到強制義務教育實施後才快速成長。在強制義務教育的實施下，1944年的台灣，國民學校共有944間，學生人數達87萬6000餘人（含女學童），台籍學童就學率為71.17％，日籍則高達九成。遠高於當時世界的平均水平。2006年2月6日時任日本外相，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還根據這數據，認為「台灣之所以現在擁有這麼高的教育水平，完全是因為日本對台灣實施殖民地統治的功勞」，但實際上，在1939年也就是日本統治40年後，台灣的就學率才超過50％，換言之有一半的學齡兒童無法入學，究其原因並非是台人不願意就讀，而是因為學校不足的原因。
| 年代 | 1904年 | 1909年 | 1914年 | 1920年 | 1925年 | 1930年 | 1935年 | 1940年 | 1944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台籍 | 3.8% | 5.5% | 9.1% | 25.1% | 27.2% | 33.1% | 41.5% | 57.6% | 71.3% |
| 日籍 | 67.7% | 90.9% | 94.1% | 98.0% | 98.3% | 98.8% | 99.3% | 99.6% | 99.6% |
教育 > 中等教育

中學校
高等女學校
師範學校
實業學校
教育 > 高等教育

条目：台灣日治時期高等教育機構
在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的政策並不希望人民受到太高的教育，台灣的高等教育比較是向日本人開放。在總督府殖民規範下，初期不鼓勵（但也不禁止）臺人子弟學習人文學科；而因為醫師及教師的高社會地位，以及高收入可以立刻為家庭生活帶來改善，所以台灣人一般趨向就讀公學校教師的師範學校或培養醫師的醫學校。也由於教師和醫師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兩類學校長期存在激烈的入學競爭。有許多台灣人前往日本留學，例如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畫家黃土水、李梅樹等。有極少數台灣人至歐美留學，例如哲學博士林茂生、戰後第一任臺北市長黃朝琴、霧峰林家族長林獻堂之子林攀龍。
治臺後期，仍有臺灣籍人士如宋進英、徐慶鐘、朱昭陽等，得以不改日本姓氏進入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帝國大學（今东京大学）法律系所就讀，並取得日本高等文官資格。
教育 > 職業教育

在職業教育方面，總督府最初僅設立農試驗講習生，之後又設立糖業講習所及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等修業半年至二年的職業講習所，用以培養缺乏的初級技術人才。雖然各地陸陸續續設立了普通中學，但總督府為了因應技術勞工的需求，仍繼續偏重職業教育。1922年，總督府公佈了第二次《台灣教育令》，將職業學校分為農、工、商三個科別。總督府所設立的學校以二年制的職業補習學校為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修業期限改為四年，並且將所有職業學校改為州立。
文化

1915年後，台灣幾乎不再有大規模的武力抗爭行動，隨之而來的，是自發的社會運動。台灣人組織近代政治社團、文化社團、和社會社團，採用具有清楚政治意識的宗旨，以此結合意識相近、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為運動所設定的目標努力。而這些運動多少也促進社會文化的改善。
除了社會運動相結合的台灣日治時期文學之外，台灣接受西方文化最高且最有成就的莫過於美術，也著實出現不少知名的畫家。另外，通俗的流行文化也在此時期首度於台灣出現並極為盛行。其中又以電影，流行歌曲及布袋戲為其代表。
文化 > 文學

1919年，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改組原先的「啟發會」成立「新民會」，展開這一階段各項政治運動、社會運動的序幕。而伴隨此過程而來的也有《台灣文藝》（1934年）、《台灣新文學》（1935年）等文學刊物的相繼發行。這些擺脫古詩的近代文學，為台灣白話文運動的肇始者，也被學者認為與和中国大陆的五四運動或日本的「言文一致運動」息息相關。
這個文化運動的並沒有因為台灣總督府刻意壓制而馬上消失。1930年代初期，影響台灣文學、語言、族群意識的台灣鄉土話文論戰正式展開。1930年，台籍的日本居民黃石輝於東京挑起了「鄉土文學論爭」。他在異鄉力倡台灣文學應該是描寫台灣事物的文學、可以感動激發廣大群眾的文學、以及用台灣話描寫事物的文學。1931年，位居台北的郭秋生站出來呼應黃石輝，並更進一步挑起台灣話文論戰倡言作家應當使用台灣話文來從事文學創作，此呼應並獲得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的全力支持。之後，台灣文學應該使用台灣話还是官话，描寫的內容是否以台灣為主要素材，成為台灣新文學運動相關人士激烈爭論的焦點。然而，由於隨後戰爭體制的出現，以及日式教育文化的滲透，這些論爭無法得到充分發展的機會，終於在總督府全面皇民化政策下，紛紛敗退。
1936年，集結台灣進步作家的台灣文藝聯盟、台灣新文學相繼成立。表面標榜為文藝運動，實則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學結社。1937年蘆溝橋事變後，台灣總督府隨即設立國民精神總動員本部，皇民化運動於是正式展開。台灣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為主的團體，如1939年成立的「台灣詩人協會」，或1940年擴大改組的「台灣文藝家協會」。
在文化而言，台灣文學主要探討台灣人的內心心靈以及台灣文化的本質，表面看似平淡，其實這是政治運動、社會運動所帶來的衝擊和反省，台灣文學界和藝術界人士開始思考台灣文化的問題，以及嘗試創立屬於台灣的文化。日治時期具代表性的作家有：賴和（《一桿稱仔》）、楊逵（《送報伕》）、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等人。
文化 > 美術

清治時期，台灣並無所謂西方美術概念。在畫工職業受鄙視情況下，中國山水人物畫發展也極為有限。1895年，台灣邁入日治時期之後，藉由教育體繫帶來的美術教育，開始將西洋繪畫、日本畫的等技法與寫生的概念，傳入台灣。成為公學校學科的西方美術，不但打下台灣美術欣賞的基礎，也在傳承中，出現不少知名畫家。在此傳承過程裡面，於師範體系任職的水彩畫家石川欽一郎貢獻最多。他不但參與規劃美術師範教育的過程，也親自教習學生。除此之外，他還鼓勵身處外地的台灣學生前往日本內地學習更深厚的畫作技巧。
1926年，在日本內地就學的台籍學生陳澄波以一幅〈嘉義街外〉的作品，入選第七回日本帝國美術展覽會（簡稱帝展）。這是地處外地的台灣人首次以西畫跨進內地日本官展的門檻。其後他又數度入選帝展和其他各項展覽。
真正讓美術發軔於台灣的是日治時期官辦展覽的成立。1927年由台灣總督府與石川欽一郎、鹽月桃甫、鄉原古統及木下靜涯等畫家創辦台灣美術展覽會
於1937年－1945年間舉辦16次的該展覽，不但栽培了台灣第一代西畫家，其展覽演變的台灣地方繪畫風格，於戰後仍深深影響台灣畫壇，甚至美術設計，工業設計等等層面。而日治時期的西畫家除了早已經成名的陳澄波之外，尚有李梅樹、廖繼春、郭柏川、陳進、郭雪湖、呂鐵州、楊三郎、顏水龍、林玉山、李石樵、葉火城、陳永堯等等。
文化 > 電影

從1901年到1937年，台灣的電影很大一方面上受到日本電影的影響。因為當時台灣正處於日本的殖民統治時期，所以很多日本電影裡的慣例被台灣的電影製作人所接受。第一部在台灣拍攝的電影是1907年2月日人高松豐次郎率領日本攝影師等一行人在全台灣北、中、南一百多處地點取鏡的《台灣實況紹介》。電影內容涵蓋城市建設、電力、農業、工業、礦業、鐵路、教育、風景、民俗、征討原住民等題材。第一部台灣人製作的劇情片《誰之過》於1925年由劉喜陽、李松峰等人組成的台灣映畫研究會製作。而非劇情類型的教育片、新聞片、宣導片也成為日治中期以後台灣本地電影製作的主流，一直到日本戰敗為止。這裡面，又以描寫原住民少女幫助日人的《莎勇之鐘》（又稱莎鴛之鐘、莎韻之鐘）為其代表。
1908年，高松豐次郎於台灣定居，開始於台灣北、中、南部的七大都會興建戲院，並與日本及歐美的電影公司簽約，建立制度化的電影發行與放映制度。1924年後，台北的放映業者由日本請來一流的默劇旁白（日语称电影辩士），電影放映業愈加蓬勃。1935年10月，总督府为庆祝日本统治40年舉行台灣博覽會，以及隔年台北與福岡間開闢航空通運。
文化 > 音樂

条目：台語流行音樂
1930年代之前，台灣雖有唱片與流行歌曲的出版，但品質與普及化都不怎理想。究其因，無非是流行歌曲與民謠、南北管曲、歌仔調、客家山歌等台灣傳統民間歌曲的難以劃分，如1920年代的《雪梅思君》《五更思君》《烏貓行進曲》或《集英北管》、《共樂北管》或《李連生與白玉枝》歌仔調。《烏貓行進曲》是台灣第一首流行歌。
1930年代，台灣電影與廣播事業快速發展。因應這兩項新興媒體的產生，不同於傳統歌謠與樂曲的台灣流行歌曲或唱片業不但隨之出現，亦在短時間內有長足發展。當時全臺的唱片代理商有200家以上，臺北、基隆、宜蘭、新竹、臺中、彰化、嘉義、臺南、高雄、屏東、花蓮港廳都設有唱片特約店。
台灣最早開始流行歌曲就是搭配由上海「聯華影業公司」製作，阮玲玉主演電影的《桃花泣血記》。1932年，電影《桃花泣血記》來台放映。片商為了招攬台灣觀眾，委由詹天馬、王雲峰作曲，的同名宣傳曲意外走紅、擔任主唱的是當時古倫美亞唱片會社當紅的歌手純純（本名：劉清香）。不只此，該曲在隨後的單曲黑膠唱片發行上，更有一定的唱片銷售成績。於是，台灣流行歌曲或「曲盤」（即台語的唱片，音「」）藉由電影的影像化而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