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省 (中華民國)
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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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 | 商 | 商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匈奴 东胡 竹 山戎 |
| 周 | 周 | 周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 春秋 戰國 | 春秋 戰國 | 春秋 戰國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匈奴 东胡 林胡 楼烦 |
| 秦 | 秦 | 秦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匈奴 东胡 |
| 漢 | 漢 | 漢 | 南匈奴 | 南匈奴 | 南匈奴 | 南匈奴 | 南匈奴 | 南匈奴 | 南匈奴 | 南匈奴 | 南匈奴 |
| 三国 | 三国 | 三国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南匈奴 鲜卑 乌桓 |
| 晉 | 晉 | 晉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丁零 鲜卑 |
| 南北朝 | 南北朝 | 南北朝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北魏 高車 柔然 |
| 隋 | 隋 | 隋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铁勒 突厥汗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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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 | 辽 | 辽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阻卜 西夏 契丹 奚 |
| 金 | 金 | 金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西夏 汪古 塔塔儿 克烈 蒙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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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時綏遠屬漠南蒙古的一部分，因設有綏遠將軍駐守此地，故名“綏遠”。雍正元年（1723年）设立归化城厅。雍正三年（1725年）拨归化厅由朔平府管辖。乾隆元年（1736年），增设清水河、托克托、和林格尔三厅。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绥远城。乾隆六年（1741年），再设萨拉齐厅，连同上述四厅都划归新置的山西分巡归绥兵备道（简称归绥道）管辖。乾隆十年（1745年），大同府在八旗察哈尔右翼设丰镇厅，朔平府也在察哈尔右翼设宁远厅（今凉城）。光绪十年(1884年)，这两厅拨划给归绥道管辖。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归化城厅分支出武川厅，萨拉齐厅分支出五原厅和东胜厅，增设兴和、陶林厅。以上诸厅合称“口外十二厅”，隶属于山西的歸綏道，是山西巡抚的管辖区域。
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网罗人才，对参加辛亥革命的第20镇统制张绍曾并不放心，仅给他一个混成营的卫队，派任绥远将军（不再称绥远城将军）。张绍曾于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十四日（壬子年九月十九日）莅任视事。1913年山西都督阎锡山在绥远废厅改县，厅同知称县知事，撤归绥道改为归绥观察使衙门。张绍曾受阎锡山的扩张和牵制，于是积极策划晋绥分治。1913年1月14日，张绍曾利用民国政府准备选举众议院议员，在归绥中学校“借各县初选当选人群集归绥的机会，组织了一个‘归（化）绥（远）乌（兰察布）伊（克昭）联合会’，作为官民商量地方事务的集议机关”，试图实行晋绥分治建省。北洋政府颁布“兹于（1913年）十一月十三日经国务会议议决应将口外十二县并乌昭两盟划归（归绥）将军管辖与晋省划清权限，以专责成。”从此绥远脱离了山西省的行政管辖。民国三年(1914年)1月，袁世凱政府為加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便大力推行民政統治制度，分別在內蒙古劃置3个特別區（熱河、察哈爾、綏遠），绥远特别区与山西分治。除丰镇、宁远、兴和、陶林等绥东四县划给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外，归（绥）、萨（拉齐）、托（克托）、和（林格尔）、清（水河）、武（川）、五（原）、东（胜）八县，及歸化城土默特左、右二旗，伊克昭盟和烏蘭察布盟两盟十三旗，统归绥远将军管辖。1914年7月6日，北洋政府公布《都统府官制》，绥远将军改称绥远都统，设绥远道（归绥道改称），“各该道尹治理民政，兼受蒙旗事务，以专责成”。
针对外蒙古独立，绥远将军张绍曾按照袁世凯制定的“先稳定内蒙各旗，再解决外蒙问题”的决策，用武力把乌、伊两盟盟长请到歸化城，召开了“西盟会议”，取得了“联合东蒙，反对库伦”的共识。并把绥远城八旗满兵，土默特蒙古兵，原归绥道的后路巡防队，及添练巡防队、垦务巡防队和他带来的混成卫队营，合编为绥远第一、第二两个混成旅，任将军署参谋长朱泮藻兼晋北（防蒙）中路司令，统一指挥该两旅并与驰防包头的晋北（防蒙）西路军司令孔庚，驻大同的晋北（防蒙）东路军司令陈希义（晋北镇守使）各部。1913年年初，刚刚成立的外蒙古政权派五路军进入内蒙古，与驻扎于内蒙古的民国军队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战争，其目的是以武力驱赶民国军队，将内蒙古统一于外蒙古博克多汗的大蒙古国，史称“牛年之乱”，民国三年（1914年）7月北洋军取得了全线胜利，外蒙古军队失利撤出内蒙古。
1914年2月，袁世凯把张绍曾调回大总统府供职，实际是软禁。改派其亲信潘榘楹接任绥远都统。绥远地区成为袁世凯直接控制的地盘。潘榘楹以北洋政府参谋本部参谋次长身份，率北洋陆军第二十师于民国三年二月十二日接印视事，主政绥远二年零八个月。1917年7月1日张勋在京拥立溥仪复辟，任命王丕焕署理绥远都统。王丕焕通电“率同归绥道尹申葆亨、绥西镇守使褚恩荣暨文武各员望阙叩头，仰答鸿庥，伏乞皇上圣鉴”。7月12日，段祺瑞“马厂誓师”，推翻了张勋，王丕焕捐款潜逃。归绥道尹申葆亨署理绥远都统1个月。1917年8月段祺瑞派陆军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率全师来绥远查办附逆案，并接任绥远都统，8月10日接印视事；成立绥远平市官钱局，并自兼董事长；镇压了五英雄起义，驱逐了绥远骑兵游击旅，仍旧大种鸦片。
1920年直系首领曹锟在吴佩孚帮助下起兵击溃段祺瑞，直系重掌北京政权，调蔡成勋任甘肃督军。1920年12月曹锟另派宁夏护军使马福祥被任命為綏遠都統。但马顾虑重重，迟迟不敢到任。民国十年（1921年）京绥铁路修到归化城。1921年春末，由于绥远绅商表示欢迎，馬福祥妥協，由馬福祥之侄子馬鴻宾代理寧夏護軍使，馬福祥率其子马鸿逵带昭武军所部到綏遠赴任。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主持北京政局。马福祥通电拥护冯，由当初所屬的直系轉投馮玉祥所率第3路軍。段祺瑞扶上台临时执政，任命冯系李鸣钟为绥远都统，调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明升暗降，马福祥就任新职。
1925年1月李鸣钟到任。1926年1月李鸣钟调到天津前线指挥战事，绥远都统一职由蒋鸿遇代理。1926年夏冯玉祥国民军战败西走，阎锡山委任商震为绥远都统，1926年9月接印视事。1927年9月商震离绥，阎锡山令晋军骑五师师长满泰兼后方司令，维持缓远治安，不及月余，因代行绥远都统日常工作的冯曦借故跑回山西，地方绅商担心晋军骑四师王英和独立旅陈得胜等部进城扰乱市面，请他率领李根车旅进驻归绥。旋又拥他为护理都统印，并电请阎锡山备案。战局变化，1927年11月奉军师长郭希鹏挺进归绥城郊，满泰奉领归绥商会人员，把他迎入都统署，捧上绥远都统印后，即率李根车回防包头。郭希鹏把各县知事都换成东北人，除任郭象伋为教育厅长外，各厅厅长、归绥道尹无不更动，都统署的新领导班子，更是清一色的东北人，并以刘震东为绥远警备司令，“有党皆杀”，绥远的国民党人除跑到山西者外，都回农村家中或亲朋家中躲藏起来。张作霖又改派汲金纯接任绥远都统，带白子文一个旅的兵力，于1928年2月到职，统治绥远两个多月。二次北伐战争张作霖失败，于1928年6月3日全部撤出关外。1928年6月商震在保定组织河北省政府，让他的同乡师长李培基代行绥远都统。李培基遵照阎锡山的指示整军施政，仍任冯曦为建设厅长，仇曾诒为财政厅长，祁志厚为教育厅长。裁撤归绥道尹公署和包头镇守使署，任原道尹陈宾寅为民政厅长。夺去满泰的兵权，调为土默特旗总管。任卜兆瑞为归绥警察局长。对绥远地方部队展开了全面的、大刀阔斧的整顿。阎锡山把晋军改称晋绥军，缩编奉军第三十军为晋绥军的一个骑兵旅，留李银车为旅长，拨归晋绥军骑兵第二师郭凤山节制。第三十一军缩编为晋绥军骑兵第四师，仍以王英为师长。使几千名编余官兵，一下流散在社会上，激发了绥远土匪再次发展。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绥远特别行政区改置绥远省，原归化城城区、绥远城城区合称归绥市，为旗、县、市并存的开始。同时，把绥东五县划归绥远省，并先后增设包头、临河、安北、固阳、沃野五县（设治局）。1928年9月，阎锡山同时任命商震为河北省主席，李培基为绥远省主席。后因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倒蒋，徐永昌改任河北省主席，商震改任山西省主席，李培基再次来绥远主政。
1931年8月，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1932年阎锡山制定“山西省政府十年规划”，要工业山西，农业绥远，特别让绥远要比过去大种鸦片，用罚款禁烟的手段征收烟税，并令傅作义、王靖国、赵承绶出兵把蒋介石委任的义勇军总司令王英驱逐出其长期占据的后套，没收了王英在后套从其父王同春手里继承的大量土地、渠道；把晋绥军编余的官兵组成屯垦队和军官屯垦队。
1933年熱河被日軍侵佔後，向察北與绥远蚕食逼進。1936年春关东军指派「蒙古军」占领了察北六县后，又收罗于志谦、王道一、王英等组成边防自治军、西北防共自治军、大汉义军，以察北地区红格尔图和百灵庙为据点，企图侵占绥远。德穆楚克栋鲁普于1936年11月5日向傅发来宣战通电，傅于8日复电斥其投敌卖国。11月15日，傅作义指挥彭毓斌骑兵师、董其武旅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战至18日上午，敌伪溃败，收复了红格尔图。傅即乘胜再进，立调孙长胜、孙兰峰两旅向百灵庙进兵，于23日夜发起猛攻，激战至24日上午九时，守敌大部被歼，取得百灵庙大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傅作义部开往前线作战，令民政厅长兼归绥市警察局长和国民兵司令袁庆曾代理省主席。但赵承绶也率骑兵部队到来，自称接任绥远省主席，布告安民。日軍於1937年10月14日攻佔歸綏，扶植德王。1938年秋冬之交，傅作义出席了蔣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的军事会议，决定回军后套，并组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1939年3月傅作义由河曲率部经伊盟准格尔旗、达拉特旗回到绥远省河套地区。1939年9月成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改歸綏為「厚和浩特」特別市。
抗战时期，绥远省主席傅作义部总计约有三万多人，能参战者不到两万人，分驻五原、临河、陕坝、乌不浪口、西山咀、蓿荄滩、马七渡口各地区及游击于归绥县以西一带。五原大捷后，傅作义在后套立脚已稳，蒋介石给他增编暂三军和骑四军的番号，提升孙兰峰和董其武为军长。傅把绥远的沃野设治局撤销，承认了馬福祥霸占陶葫芦滩为该省陶乐县的合法地位，另设达拉特旗组训处和桃力民办事处，作为设县的先代机构。同时，在整顿了后套的金融以后，把副司令长官部分设在银川、兰州、天水、西安、重庆的办事处连成一条线，作为中转站，用汽车队往返经商，王国英专司其事。1941年秋，傅作义实行新县制，把后套五原、临河两县及安北设治局划为安北、晏江、狼山、米仓、临河、五原六个县，取消了区一级政权，由省政府直接任免乡长。当时后套人口28万人(包括军、政干部、家属及蒙民7648人)，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适龄壮丁为4万8千人。先后训练四期共3万6千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恢复了“七七事变”前的县政区划。並恢復「歸綏」舊稱。
1949年1月，在北平和平解放後，綏遠省成為國民黨於華北最後一個統治的省份。隨後，中共方與傅作義、董其武等人商討和平解放綏遠的方法。期間，綏遠處於未解放區及解放軍化，但又繼續以中華民國名號管治的模棱兩可狀態，因此中共不便提供財政支援。而廣州民國政府則削減對綏的糧餉，但依然爭取綏遠。1949年3月，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 4月1日傅方提出《綏遠問題協定草案》，提出以暫維現狀為原則。最終，雙方決定以維持現狀形式管治綏遠。
1949年8月，徐永昌飛綏西陝壩，與董其武聯絡。同年8月末，傅作義離開北平返綏，位於廣州的李宗仁、白崇禧表明繼續爭取傅作義。同年9月17日，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與傅、董會面。傅在會上詢問廣州的軍事情勢是否仍然有望，在得悉穗方爭取美援無望後，他亦沒有答應徐永昌希望綏軍西撤的請求。通電宣布綏遠起義前夕，傅向徐表出「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原則，並向蔣中正提交最後的全面獻策，研判待明年春荒有望動搖共產黨統治，提出各種軍事，以及重建國民黨的策略。
1949年9月19日，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及黨政軍要員通電宣佈歸順中共，即九·一九起义。中共解放軍和平佔領綏遠省全境。中華民國的綏遠省政府至此徹底消亡。1954年3月，撤销绥远省建制，统一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