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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巴西代表团
网球

条目：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网球比赛
巴西队共派出四名男选手和两名女选手参加奥运网球比赛。四名男选手中一人同时参加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两人仅参加男子单打比赛，一人仅参加男子双打比赛；两名女选手其中一人同时参加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比赛，另一人仅参加女子双打比赛。
| 运动员 | 项目 | 1/32决赛> 对手 比分 | 1/16决赛> 对手 比分 | 1/8决赛> 对手 比分 | 1/4决赛> 对手 比分 | 半决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排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João Menezes | 男子單打 |  契利奇（克罗地亚） 负 1–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 蒂亞戈·蒙泰羅 | 男子單打 |  史卓夫（德国） 负 0–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 马塞洛·德莫里内 馬塞洛·梅洛 | 男子双打 | 不適用 |  梅克蒂奇 / 帕维奇 （克罗地亚） 负 0–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 勞拉·皮戈西 路易莎·斯蒂凡尼 | 女子双打 | 不適用 |  达布罗斯基 / Fichman （加拿大） 胜 2–0 |  普利什科娃 / 萬卓索娃 （捷克） 胜 2–1 |  瑪迪克-辛特斯 / 皮古拉 （美国） 胜 2–1 |  本契奇 / 格魯比奇 （瑞士） 负 0–2 |  库德梅托娃 / 韋斯寧娜 （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 胜 2–1 | 03 ! |
| 馬塞洛·梅洛 路易莎·斯蒂凡尼 | 混合双打 | 不適用 | 不適用 |   / 斯托扬诺维奇 （塞尔维亚） 负 0–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铁人三项

条目：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
巴西在奥运铁人三项项目上收获一个男子个人及两个女子个人名额，均来自于个人奥运资格排名。
| 运动员 | 项目 | 游泳（1> 5公里） | 换项1 | 自行车（40公里） | 换项2 | 赛跑（10公里） | 总成绩 | 排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Manoel Messias | 男子個人 | 18:37 | 0:38 | 57:40 | 0:33 | 30:43 | 1:48:11 | 28 |
| Luisa Baptista | 女子個人 | 20:12 | 0:44 | 1:06:04 | 0:32 | 38:00 | 2:05:32 | 32 |
| Vittória Lopes | 女子個人 | 18:26 | 0:45 | 1:03:56 | 0:41 | 39:21 | 2:03:09 | 28 |
排球

条目：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排球比赛
排球 > 沙滩

巴西在沙滩排球项目上凭借奥运排名获得两个男子及两个女子席位，实现满额参赛。
| 运动员 | 项目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排名 | 附加赛> 对手 比分 | 1/8决赛> 对手 比分 | 1/4决赛> 对手 比分 | 半决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排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艾利森·切魯蒂 Álvaro Morais Filho | 男子 |  阿薩德 / 卡波格羅索 （阿根廷） 胜 2–0 |  Dalhausser / Lucena （美国） 负 1–2 |  Brouwer / Meeuwsen （荷兰） 胜 2–0 | 1 Q | 轮空 |  Gaxiola / Rubio （墨西哥） 胜 2–0 |  Pļaviņš / Točs （拉脱维亚） 负 0–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 Bruno Oscar Schmidt Evandro Oliveira | 男子 |  E Grimalt / M Grimalt （智利） 胜 2–1 |  Abicha / El Graoui （摩洛哥） 胜 2–0 |  Bryl / Fijałek （波兰） 胜 2–1 | 1 Q | 轮空 |  Pļaviņš / Točs （拉脱维亚） 负 0–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 Ágatha Bednarczuk 爱德华达·桑托斯·利斯博阿 | 女子 |  嘉蕾 / Pereyra （阿根廷） 胜 2–0 |  王凡 / 夏欣怡 （中国） 负 0–2 |  Bansley / 威尔克森 （加拿大） 胜 2–0 | 2 Q | 轮空 |  Kozuch / 路德维希 （德国） 负 1–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 安娜·帕特里夏·拉莫斯 Rebecca Cavalcanti | 女子 |  Khadambi / Makokha （） 胜 2–0 |  格劳季尼亚 / 克拉夫切诺卡 （拉脱维亚） 负 1–2 |  Claes / Sponcil （美国） 负 1–2 | 3 Q | 轮空 |  王凡 / 夏欣怡 （中国） 胜 2–0 |  海德里希 / 韦尔热-德普雷 （瑞士） 负 1–2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注：Q=直接晋级16强赛；q=晋级附加赛
排球 > 室内 > 男子赛事

条目：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排球比赛
巴西队在2019年男子排球洲际奥运资格赛A组中斩获头名，取得奥运参赛资格。
巴西奥运男子排球队的12人名单于2021年6月27日公布。
布魯諾·雷森德（C）
Maurício Borges Silva
Fernando Kreling
Wallace de Souza
約安迪·萊亞
Isac Santos
Maurício Souza
道格拉斯·索薩
盧卡斯·斯特坎普
Thales Hoss
Ricardo Lucarelli
Alan Souza
| 队伍 | 项目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排名 | 1/4决赛> 对手 比分 | 半决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排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西 | 男子 |  突尼西亞 胜 3–0 |  阿根廷 胜 3–2 |  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 负 0–3 |  美国 胜 3–1 |  法國 胜 3–2 | 2 Q |  日本 胜 3–0 |  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 负 1–3 |  阿根廷 胜 2–3 | 4 |
排球 > 室内 > 女子赛事

条目：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女子排球比赛
巴西队在2019年女子排球洲际奥运资格赛D组中斩获头名，取得奥运参赛资格。
巴西奥运女子排球队的12人名单于2021年6月26日公布。
卡洛·蓋塔茲
羅薩馬利亞·蒙蒂貝勒
马克丽丝·卡内罗
羅貝塔·拉茲克
加布里埃拉·桂馬萊絲
坦達拉·凱謝塔
娜塔莉亞·佩雷拉（C）
安娜·卡洛琳娜·達·席爾瓦
费尔南达·加拉伊
安娜·克里斯蒂娜·德索萨
卡米拉·布赖特
阿納·比亞特麗斯·科雷亞
| 队伍 | 项目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对手 比分 | 小组赛> 排名 | 1/4决赛> 对手 比分 | 半决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排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巴西 | 女子 |   胜 3–0 |   胜 3–2 |  日本 胜 3–0 |  塞爾維亞 胜 3–1 |   胜 3–0 | 1 Q |  俄罗斯奥林匹克委员会 胜 3–1 |   胜 3–0 |  美国 负 0–3 | 02 ! |
举重

条目：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重比赛
巴西原本共有三名举重选手获得资格，后来男子109公斤以上级的费尔南多·雷斯因被查出体内含生长激素而被取消资格，至此该国仅有两名女子举重选手参加奥运。
| 运动员 | 项目 | 抓举> 结果 | 抓举> 排名 | 挺举> 结果 | 挺举> 排名 | 总计 | 排名 |
| --- | --- | --- | --- | --- | --- | --- | --- |
| Nathasha Rosa | 女子49公斤级 | 78 | 10 | 95 | 8 | 173 | 9 |
| Jaqueline Ferreira | 女子87公斤级 | 100 | 11 | 115 | 12 | 215 | 12 |
摔跤

条目：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摔跤比赛
巴西在奥运摔跤项目上获得三个席位，均来自于美洲区资格赛。
注：
VT - 负方双肩着地（5–0或0–5）。
VB - 负方因伤退赛（5–0或0–5）。
PP - 得分胜利负方获有技术分（3–1或1–3）。
PO - 得分胜利负方未获技术分（3–0或0–3）。
ST - 胜方大比分领先（4–0或0–4）。
SP - 胜方技术优势（4–1或1–4）。
| 运动员 | 项目 | 1/8决赛> 对手 比分 | 1/4决赛> 对手 比分 | 半决赛> 对手 比分 | 复活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排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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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ard Soghomonyan | 130公斤級 |  Popp（德国） 负 0–3PO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13 |
| 运动员 | 项目 | 1/8决赛> 对手 比分 | 1/4决赛> 对手 比分 | 半决赛> 对手 比分 | 复活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对手 比分 | 决赛/铜牌赛> 排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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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ís Nunes | 62公斤級 |  尤谢因（保加利亚） 负 1–3PP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14 |
| Aline Ferreira | 76公斤級 |  阿达尔（土耳其） 负 0–3PO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未晋级 | 14 |
约·莱嫩

| 约·莱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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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
现任
就任日期 2014年4月6日
 
个人资料
出生:  (1948-04-06) 1948年4月6日（76歲） 西德萨尔兰州比斯滕
国籍: 德国
政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
约·莱嫩（德語：，1948年4月6日—），德国律师、政治家、欧洲议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莱嫩一直活跃在德国与欧盟政坛。他主要致力于环境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与欧盟的外交政策，并且坚信联邦制是实现欧洲统一的必经之路。在2014年，他当选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主席，从而将工作重心放到中欧关系发展上面。
教育

莱嫩二战后出生在德法边界的萨尔兰地区的比斯滕镇。虽然该地区是德语区，但是二战后在1947-1956期间一直由法国托管，从而变成了萨尔保护领。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莱嫩很早就开始不断自我询问与战争相关的问题：何来战争，何来和平，何为民族认同、国家边界、邻国的互相尊重以及如何实现国际合作。在1957年，当萨尔兰区回归德国的时候，他所居住的地方距离法德边界仅仅只有500米。
在1972年他在德国取得了法学学位，1974年在比利时布鲁日的欧洲学院取得了高等欧洲研究证书。从1977年开始，他开始从事律师工作。
政治生涯初展手脚

由于莱嫩坚信一切政治变化都需要人民与政治党派及民选代表之间的密切合作，他开始活跃于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一方面他担任公民活动的发言人，另一方面他也是政党代表以及德国议会的民选议员。
莱嫩同时还担任反核运动、和平运动以及德国境内规模最大的环境组织发言人。但也正是因为他积极参与各种反核运动，致使他被以发动暴乱为名告上了法院，但是最终联邦法院决定撤销对他的指控。在此期间为他的辩护的律师中就有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格哈特·施罗德。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自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就加入了德国历史最悠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加入该党开始，他同时在萨尔兰州以及联邦内供职，并且身兼多个重要职位。
1985年他成为了萨尔兰州的环境部部长。从1999年起他开始投身于欧盟政治并且为欧洲议会选举做准备。
担任欧洲议会议员

作为欧洲议会议员，他从1999年至今连任至今，从未间断。他一直将精力放在环境保护、欧洲一体化进程以及欧盟的外交政策上。自从2004年开始，他一直担任各重要议会委员会以及议会代表团的主席职位。
|  | 全体会议演讲（次） | 作为指定起草人撰写相关报告（份） | 报告意见发表（次） | 决议提议（次） | 撰写声明 | 议会提问 |
| --- | --- | --- | --- | --- | --- | --- |
| 第五届议会 1999-2004 | 48 | 5 | 0 | 4 | 3 | 11 |
| 第六届议会  2004-2009 | 83 | 11 | 1 | 8 | 5 | 21 |
| 第七届议会  2009-2014 | 80 | 4 | 5 | 14 | 3 | 52 |
| 第八届议会  2014-2019 | 30 | 1 | 1 | 14 | 2 | 13 |
|  | 主席 | 副主席 | 委员 | 替补委员 |
| --- | --- | --- | --- | --- |
| 第五届议会   （前半阶段）  1999-2002 |  |  | 宪政事务委员会 | 财政预算委员会 |
| 第五届议会  （后半阶段）  2002-2004 |  | 宪政事务委员会 |  | 外交、人权事务、 公共安全及国防政策 委员会 |
| 第六届议会  2004-2009 | 宪政事务委员会 |  |  | 外交事务委员会 |
| 第七届议会   （前半阶段）  2009-2012 | 环境、公共卫生 及食品安全委员会 |  |  | 外交事务委员会 |
| 第七届议会  （后半阶段）  2012-2014 |  |  | 环境、公共卫生 及食品安全委员会 | 外交事务委员会 |
| 第八届议会  2014-2019 |  |  | 宪政事务委员会 | 外交事务委员会     环境、公共卫生 及食品安全委员会 |

|  | 主席 | 委员 | 替补委员 |
| --- | --- | --- | --- |
| 第五届议会   1999-2004 |  | 欧洲－罗马尼亚联合议会委员会 |  |
| 第六届议会   （前半阶段）   2004-2007 |  | 对南亚及南亚区域 合作联盟关系代表团 | 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欧盟 联合议会大会 |
| 第六届议会   （后半阶段）   2007-2009 |  | 对南亚关系代表团 | 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欧盟 联合议会大会    对印度关系代表团 |
| 第七届议会  2009-2014 |  | 对印度关系代表团 | 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欧盟 联合议会大会 |
| 第八届议会  2014-2019 | 对华关系代表团 |  | 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区-欧盟 联合议会大会 |
访华经历

在2014年，莱嫩当选为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Delegation for the relations with China)主席，多次率领议会核心小组访华，参加中欧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会议。
2015年4月7日至9日，应全国人大中国-欧洲议会关系小组邀请，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莱嫩率核心小组一行7人访华。 在访问期间，该代表团于4月7日与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进行了会见并且就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中欧气候变化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015年4月8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欧议会交流机制主席、全国人大中国-欧洲议会关系小组组长王晓初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并宴请了该代表团。双方就中欧关系、议会交往、经贸合作和“一带一路”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马泽华委员等参加。同日，莱嫩受到外交部副部长王超的亲切接见，王超祝贺莱嫩出任新一届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并对其致力于推动中欧友好予以高度评价。莱嫩表示，欧中建交40周年是双方回顾历史，规划未来的重要时刻。新一届欧洲议会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支持欧中加强政治对话与务实合作。他愿带领对华关系代表团推动双方立法机构和政党交往健康发展，为中欧关系深入发展贡献力量。
2015年7月21日莱嫩率领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核心小组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访问期间，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与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晓初。双方主要就中欧关系、经贸合作、议会交往、立法交流和可持续发展等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除北京外，代表团还访问了辽宁省沈阳市，参观了沈阳机器人中心、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并与辽宁省外经贸厅、科技厅、环保厅、发改委、经信厅和旅游局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
2016年，莱嫩率领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一行16人于2016年5月16日至20日访华，双方在四川成都主要就中欧关系和议会交往、国内立法和政策制定、中欧经贸合作、两岸关系和南海问题、欧盟一体化面临的挑战和难民危机等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在成都访问期间，莱嫩会见了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明、四川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中资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简练并就中欧经贸合作等问题与代表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座谈。此外，代表团还参观了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成都高科技新区软件孵化园。
除参加中欧议会定期交流机制会议之外，莱嫩也前往中国各地进行访问与考察并且与中国企业、学术界以及媒体界相关人士进行交流：
2016年3月29日，莱嫩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接受了《对话》栏目专访，与主持人杨锐谈中欧合作现状与未来前景。
2016年3月30日到访清华大学，与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对话，就新格局下的中欧“绿色发展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展开了一场对话，深入探讨了中欧双方应如何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并加强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合作等问题。
其他政治经历

莱嫩一直活跃在各欧洲协会中，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1977-1979年期间，他担任欧洲青年联邦主义者协会主席一职。该协会是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的前身，如今在欧洲共有超过两万五千名成员

－1979-1984年期间，他担任欧洲环境局副主席一职。该组织是欧洲最大的环境联盟，共有143各成员组织，共同致力于改善欧洲的环境条件、加强欧盟公民在实现该目标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推进欧盟的“绿色领导”。

－ 1988-2005年期间，他担任欧洲太阳能能源的副主席一职。这是一个欧洲范围内的非营利性组织，在欧洲14个不同的国家内有分办事处。

－1997-2005年期间，他担任欧洲联邦主义者联盟的主席一职。创建于1946年，该组织拥护欧洲联邦主义，认为应该通过欧盟公民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远大的政治目标。

－ 2004年开始，他一直是推进民主联合国委员会咨询理事会成员，该委员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并且致力于加强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从2011年起他还担任国际欧洲运动的主席（2005-2011年间担任副主席）。该运动成立于1947年是一个拥有33个成员组织的重要运动，其主要宗旨是推进欧洲的统一与和平发展。
参考资料

↑  王朝文. . 新华社. 2015-11-13  [2024-05-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5-11） （中文（中国大陆））.
1 2 3  .   [2015-07-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10-04）.
1 2  .   [2015-07-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2-21）.
↑  .   [2015-07-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  .   [2016-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27）.
↑  .   [2016-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13）.
↑  .   [2016-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9-27）.
↑  .   [2016-08-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2-18）.
孙庆丰

孙庆丰，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低维体系量子输运理论研究。
生平

孙庆丰于1995年获得北京大学理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博士学位。2013年起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量子中心工作。
社会兼职

2017年中国国家重点研发项目首席科学家
2017年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参考资料

↑  . 北京大学.
|  论 编  中国教育部2012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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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列表:  段志生  龚六堂  胡敏  李彦  钱志熙  孙庆丰  王浦劬  王韵  王中江  张锦  张泽民  赵跃辉  周德敏  周晓林  李路明  林元华  任天令  史元春  徐迎庆  杨大文  包伟民  刘建军  刘元春  卢仲毅  王化成  董文杰  方维规  赖德胜  刘嘉  刘彦随  刘金华  仲崇立  赵耀  朱弟成  邱楠生  李建章  高晓虹  汤谷良  徐进良  Mark Bartlam  崔春明  盛斌  张玉利  李敏强  王树新  夏开文  陈景文  郭旭  贺高红  韩志武  邬志辉  黄洋  刘智攀  钦伦秀  孙笑侠  王红艳  周俭  崔勇  江志斌  蒋欣泉  刘河洲  师咏勇  苏翼凯  叶必丰  黄宏伟  孙周兴  方勇  龙亿涛  冯帅章  李维勤  刘向阳  盛利  王跃堂  吴吉春  吴俊  鞠杨  高玉峰  陈卫  朱晶  陈忠  沈模卫  苏宏业  童利民  郁建兴  傅有德  姜卫平  尚永亮  沈壮海  汪习根  谢丹阳  张先正  文劲宇  徐顺清  张国军  郑俊杰  尤为  朱英  郭文武  何正国  郭学益  黄仕忠  李仲飞  张军  张广照  蔡开勇  罗凌飞  石硕  王琼华  徐泽水  杨胜勇  余睽  张旭  左卫民  刘永  苏光辉  王秋旺  高新波  康锐  孙志梅  王少萍  王云鹏  龙腾  姚裕贵  段文洋  李立毅  张幸红  赵杰  姜斌  袁慎芳  栗保明  刘峰  周洲  麻希南  汪毓明  程树群  张卫东  胡昌华  武胜昔  邱峰  高发明  肖连团  张珂  王振宁  佟首峰  刘连新  杜桂萍  张文宏  黄和  谭桂林  孙倍成  金太军  眭依凡  王晓德  杨黄浩  刘耀彬  廖红  吴德  杨松  唐年胜  董云鹏  卢小泉  马宏伟  郭旭虹
四庫全書

| 《四庫全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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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四庫全書》，《毛詩講義》第21卷封面，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作者: 多位作家
类型: 文庫集、文學作品[*]、纲要[*]
语言: 文言文
發行
編輯: 紀昀、陸錫熊、孫士毅
出版時間: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
出版地點: 中國
页数: 2,300,000
《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叢書，由清朝乾隆帝於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開始編修，至乾隆四十六年（1783年）编成第一套，历时11年。整书一共收书3,503种、79,337卷，约9.97亿字。《四庫全書》當中之書籍以傳統的四部分類法分類，包括「經」、「史」、「子」、「集」四部；每部之下又另以「屬」作分類，整書一共有44類、66屬。封面按其所屬的部使用了不同的顏色：經部為葵綠色、史部為紅色、子部為藍色、集部為灰色。《四庫全書》每頁16行21字，用楷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起，乾隆帝多次詔令各省督撫、學政收集書籍，翌年建立了四庫全書館以編寫《四庫全書》。四庫館以皇六子永瑢等人為總裁，總理其事；其下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三人實際主編《四庫全書》，下設纂修、總校、分校、總目協勘、督促、收掌、監造、繕寫等職位，動員近四千人。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編纂者將書籍分為「應刊」、「應抄」、「應存」三類：「應刊」印刷流傳，即《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應抄」收入《四庫全書》，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著錄」者；「應存」者收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只存其目」（存目），為其編寫提要但不收錄，「存目」者有6,793種、93,551卷。另外，「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約有3,100種。據統計，在禁書過程中，文字獄發生四十餘起。
《四庫全書》一共制作了七套副本，並存放於七間藏書閣中，即四库七阁。第一部存于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淵閣，第二部存于奉天故宫（今瀋陽）文溯閣，第三部存于北京郊區圓明園文源閣，第四部存于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合稱“内廷四閣”（或稱“北四閣”）。後又以江浙地區為人文淵藪，文風鼎盛，再鈔有三部，分別存在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揚州大觀堂文匯閣及杭州西湖行宫孤山聖因寺文瀾閣，即“江浙三閣”（或稱“南三閣”），各藏抄本一部，「為便於士子入院鈔閱」。《四庫全書》各本之中有四套因太平天國之亂和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受到損壞。文淵閣藏本與薈要現藏於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津閣藏本存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文溯閣藏本藏於蘭州甘肃省图书馆、文瀾閣部分原本與抄本存於杭州浙江省圖書館，另外文源閣僅存散本則分別存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與日本東洋文庫。
學者對於《四庫全書》的評價較為兩極。一方面，《四庫》禁毀書籍甚多，甚至有不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內容的情况，被視為一大書厄；另一方面，以《永乐大典》為中心展開的輯佚工作保存了不少已佚的文獻，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開創了中國目錄學，有相當的文化意義。
徵收書籍 > 收集書籍

於乾隆六年（1741年）以及十五年（1750年），乾隆帝就兩次下詔，希望搜羅書籍。但是當時的效果不佳，官員並未認真執行。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1772年2月7日），乾隆帝正式頒詔求書，詔文目的是為了「副在石渠，用儲乙覽」（在皇家圖書館收藏副本，以供皇帝閱覽），以得「稽古右文」（考察古代，弘揚文化）之名。在諭旨中他明確規定了搜集範圍，認為應該要先檢收「闡明性學治法，關係世道人心」的書籍，其次是「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的書籍，再次是歷代名文的詩文專集，而對於族譜、尺牘等則不作收錄。在諭旨中他又定了具體的收錄方式，並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注明作者，要旨以供檢核。
此諭旨並沒有得到各省督撫重視。貴州巡撫奏報，指該省「鮮有撰述，歿邀聖明采擇」，其他省份則「未見一人將書錄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七年十月十七日再次下令，令督撫們「恪遵前旨，飭催所屬，速行設法訪求」。在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底，各省才先後回報查訪情況，但是效果都不佳，如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都無書可采，奉天、直隸、湖北所得也只得數部，所得書籍最多的浙江省也不過116種，而且大多也是「近人解經論詩文私集」，收集工程不見成效。
有見於此，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三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再之下詔訪求圖書，當中見上次地方官大多觀望不前，這次特意說明他「豈有下詔訪求書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疪，罪及藏書之人乎」，說明他收集書籍不會怪罪於藏書者。此外，他又再次強調官府徵集書籍保證歸還，並擴大收集書籍範圍，以及說明收集書籍限期，並予之半年期限。次日，他又專諭兩江總督高晉、江蘇巡撫薩載、以及浙江巡撫三寶，指「其所隸州群藏書什倍於別省」，並點名訪求，特意責成他們收集藏書。
在此半年期間，各省官員和朝廷使用了不少方法以收集書籍。在搜求方面，當地的官員會按當地的郡邑志乘所記述的書籍訪購，又或者利用當時的書商以收買書籍。私人藏書家所收藏的書籍甚多，是徵求書籍的重要對象。為了鼓勵他們進書，朝廷設立了以下辦法：
進書凡超過五百以上者，賞賜內府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等因為進書超過五百而各得一部《古今圖書集成》；
超過一百者，賞賜《佩文韻府》一部，如周厚堉、蔣曾瑩、紀昀等因為進書過百而得《佩文韻府》一部；
進書較多者，其上進書籍會得到乾隆帝的題詠，並令書館先行抄錄副本發回。據統計，得到題詠的書籍多達百餘種；
私人進書達到過百種以上的，其姓名會記錄於各書提要之末，各省採進書籍在百種以上的，則將該省督撫的名稱記載在提要之末。
是次收集書籍得到了良好的成果。進書最多的是江蘇，達4,808部；其次是浙江，達4,600部。進書最少的是雲南和奉天，只有四部。貴州、廣西無書可采。合計一共得書籍13,501種（含272重本）。
徵收書籍 > 寓禁於徵

参见：文字獄和四庫禁書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乾隆發佈了禁書的諭令，當中指「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希望「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詆觸本朝之書籍），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是次禁書詔令下發之後，沒有得到各省督撫的重視，至十一月為止，只有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屈大均著作數種，其他省份都無書上奏。乾隆帝見此，於三十九年十一月連發兩諭，「今李侍堯等既從粵省查出屈大均詩文，不應江浙等省轉無明末國初存留觸礙書籍」，再次責成各省認真辦理。是諭下發之後，各方官員才開始留心收集禁書。
內容方面，吳晢夫指出，乾隆帝主要禁止的是包括「華夷之辨」的文字、詆毀清人的文字、涉及明清史事的文字等三類。此外，還包括一些清初三藩之亂的書籍、兵法、不尊重儒家思想的書籍、明末閹黨的書籍、迷信書籍。部份文人因為害怕文字獄而對自己的書籍作「挖空」、「塗墨」希望避禍，而這些書籍同樣被禁燬。另外，《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亦指明，書籍內容涉及「錢謙益、呂留良、金堡、屈大均等，除了伊等自著書籍應燬除外，若各書內有載入其議論者，將書內所引各條，簽明抽燬」，只留其書。
書籍類型方面，禁書以明季末造的野史筆記為主。此外也包括了明代歷朝的碑刻、語有違礙的劇本話本、地方志、天文占卜書籍。在查繳禁書的同時，乾隆帝連自己祖父康熙帝御批的《通鑒綱目續編》都沒有放過，認為他書後所附周禮所撰的《續通鑒綱目發明》、張時泰的《續通鑒綱目廣義》各條中於「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者」，認為「《通鑒》一書關係前代治亂興衰之迹，至《綱目》祖述麟經，筆削惟嚴，為萬世公道所在糊不可偏私」，下令查繳各省的《綱目》作刪改。
查繳方法方面，乾隆帝初時只是要求各省督撫派員至藏書家中令他們自行交出。但至中後期禁書活動大規模展開後，在乾隆三令五申之下，各省督撫為了澈查書籍使用了各種辦法，包括宣告諭令、檢查各藏書家的書藏、設立禁書目錄等等。四庫館定立了《查辦違礙書籍條款》，以供地方官員排查書籍。搜得書籍之後，都需要「將原書封固進呈」，「交軍機處奏聞銷毀」，不得在地方自行銷毀，以免地方人員認為「新奇可喜，妄行偷看，甚或私自抄存」。據黃愛平所估計，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五十八年（1793年）間，禁毀書籍大約有3100多種，15萬1千多部，書板銷毀達8萬塊，當中還不包括文人百姓自行毀掉的書籍。
即使部份書籍認為有收錄的價值，在編纂的時候也會被抽毀、改易、重編。如顧炎武所著的《日知錄》，雖然《總目》中認為其「學有本原，博贍而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証佐，而後筆之於書」，認可其編寫態度嚴謹，但是因為當中的部分條目包括了民族意識，和南明史事，因此被當中部份的內容被整條掣出，如卷六「素夷狄行乎夷狄」、卷二十八「胡服」、「左衽」等等。改易方面，陳垣指出四庫館臣在輯校時有十忌：忌虜、忌戎、忌胡、忌夷狄等等，並指館臣會對這些字眼會作出修改。重編方面，乾隆帝認為一些書籍雖然有所違礙，會要求對之重編以作使用，明末諸人文集的奏疏最初雖被認為是「字句狂謬，詞語刺譏」，理應查禁。但後來乾隆帝認為這些奏疏可見明末「主暗政昏，太阿倒置，閹人竊柄，權倖滿朝」等的問題，繼而「曉然於明之所以亡與本朝之所以興」，故此乾隆帝命人刪減當中的抵觸字句，並編錄成《明季奏疏》一書。
學者對於乾隆帝禁毀，纂改書籍的行為多有批評，但也有學者認為其影響沒想像中大。魯迅認為《四庫全書》「不但搗亂了古書的格式，還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並認為「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周錫侯認為，「乾隆之為此（修纂四庫全書）也，帶有狎弄士子，查辨禁書之陰謀，貽害典籍之烈，至足驚人！中國書厄，自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乾隆時禁燬的一厄，較以前各項更為慘烈」。相反，《劍橋中國史》認為，乾隆帝針對南明材料的禁書政策對「清初以來幸存的作品的影響微不足道」，指書籍不太可能因不一的禁令而在數年之間消失，反而「大大地刺激了學者对各种旧书的兴趣」。江慶柏指出，雖然四庫館臣雖會對於當中字句作改寫，但改動未必被嚴格執行。如張孝祥《六州歌头》中「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在雖在張孝祥的個人文集《》中被改動為「洙泗上，弦歌地，亦凋零」，但在其他詞集、詞選、詞話等卻沒有改動此詞，保留「亦膻腥」的原貌。
纂修 > 書籍來源

編纂《四庫全書》所用的書籍可以分為六個途徑，包括有各省采進本、私人進獻本、敕撰本、內府本、《永樂大典》本。
進呈書籍是《四庫全書》最主要的來源，當中可分作三類：各省采進本，各省在當地購買或借抄的書籍；私人進獻本，藏書家主動或者奉旨送館的書籍；通行本，當時最為流行的版本。這些書籍在收集之後會先由纂修官作清理甄別，然後由纂修官作進一步的校閱，經版本鑒別、辨偽、考證工作之後，會選擇當中較好的版本作底本，編寫提要，考訂文字得失等工作，然後再「詳細校正」，「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悉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最後決定是應刊、應抄、應存。書籍和提要會上交給總纂官作審閱，一般還會交給總裁官作審閱，他們會對於提要和書籍的存留再給予意見。乾隆帝也會給審閱進呈的書籍，當中包括兩種情況，一是由乾隆帝為了獎勵獻書之人，為其書籍作題詩，這類書籍經乾隆帝御覽，決定擬抄、刊後，將會由纂修校辦，總纂、總裁審閱後，由武英殿錄副，再交還書主；二是纂修官校辦過的書籍在抄成前上呈給乾隆審閱，其給予意見後再發還。
內府書籍（宮中收藏以供皇帝閱讀的藏書）和奉敕編撰書籍方面，《四庫全書》開館之後，這些書籍被送至翰林院西齋房作集中處理。當中，一些「舊刻顯然訛誤，應行隨行改正」的官刻舊本以及一些不夠完善的敕撰書籍會送至校閱（流程大致如進呈書籍），其他書籍則在編成提要後則大多都直接送到武英殿繕寫。另外，在編寫《四庫全書》的時候，乾隆帝亦有命令編寫一些書籍，這些書籍在編成完成後才會補入《四庫全書》中。
纂修 > 書籍來源 > 《永樂大典》本

参见：永樂大典 § 輯佚
當時《永樂大典》藏於翰林院的典籍庫中，經朱筠的提議之後，開始了輯佚的工作。纂修官會先簽出《永樂大典》中的佚文，將會將可以輯出的書目粘貼標識，然後由繕寫官抄出當中的散片。因為《永樂大典》不便移出移入，因此繕寫的工作都在翰林院裡進行。其後會將繕寫的散本粘連成稿本，然後將由纂修官校對、補輯佚文，再繕抄出修改稿，由原纂修校對之後，再由總纂、總裁校正為正本。和進呈以及內府書籍不同，《大典》本是由總纂官和總裁官決定應刊、應抄、應存。此外，提要是決定應刊、應抄、應存再編寫提要。
學者雖然認可四庫館臣在輯佚史上的意義，但也批評他們的輯佚工作尚未完善。梁啟超指：「吾輩尤有一事當感謝清儒者，曰輯佚.......乾隆中修《四庫全書》，其書之採自《永樂大典》者以百計，實開輯佚之先聲」。孫楷第批評，於《大典》本中，只有少數書籍會以《永樂大典》以外書籍以校勘、輯佚之外，其他都因個人散便，只是按章辦公，沒有按照其他書籍補充，引致佚文並不全面，「以《大典》所載為足，實自欺欺人」。史廣超批評，四庫輯本出現沒有注明出處，出現漏輯，誤以為他書為本書佚文，編排不當四項問題。
纂修 > 收錄標準

《四庫全書》的收錄標準有以下數點：
收集「闡明性理，潛心正學」的書籍：清高宗認為「予蒐羅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蓋如張子（張載）所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應該繼承先賢的傳統。
不重視佛、道兩教，以及詞曲之類的書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凡例》中認為「釋道外教，詞曲末枝，咸登簡牘，不廢蒐羅」，認為只要收錄當中「可資考證者」收錄即可。
考慮作者的人品，認為「凡不軌於正者，悉從刪汰」：紀昀指「明之宋濂、高啟、李東陽......李攀龍等，均以正派相承，為一代冠冕，悉宜並存」，盡可能收錄一些正道之人的作品。
重視收錄朝廷敕撰的書籍：清高宗編寫《四庫》的目的除了「稽古右文」之外，還重視推廣政教的作用，因此在編寫《四庫》同時也編寫了一些書籍，亦收集了前代的敕撰書籍。
編纂人員將自己家族的作品收於《四庫全書》中：有部份官員在朝廷向全國徵集圖書的時候，將自己家族的書籍上呈。如河間獻縣紀氏家族（紀昀的家族）在《總目》中有四人七種，是一個家族中最多的，有可能受紀昀的影響。
收錄方式以「貴古殘今」作為標準，重視收錄宋元以前的人的作品，而較少收錄明清時代的作品。四庫總裁于敏中指：「舊書去取，寬於元以前，嚴於明以後」。而編纂時尚在世人物著作則不予收錄（皇帝御撰作品和敕撰書籍外）。
學者對於《四庫全書》選書的態度多有批評。郭伯恭認為，《四庫全書》所選的書籍偏而不全，指《四庫全書》重視程朱之學，加上收書上「貴古殘今」，因此寧可收集「元明以降程朱（程頤、朱熹）一派的無聊著述」，也不願意收錄陸王（陸九淵、王守仁）一派和其他非程朱一派的書籍。吳哲夫指《四庫全書》中充滿了尊經崇儒的衛道觀念，只考慮延續思想聖賢的思想，指《四庫全書》的選書態度未夠公允。楊晉龍認為，《四庫全書》忽視了民間的通俗文獻，如小說、戲曲、善書等都不作收錄，而宗教如佛藏、回教和其他宗教的資料也未能收錄。
纂修 > 首次校勘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南三閣的三部四庫全書即將完成。乾隆帝抽閱進呈的書籍，發現在李清所撰的《諸史同異錄》中，有稱清世祖「與明崇禎四十子相同，妄誕不經，閱之殊堪駭異」的語句。乾隆帝命令其書應該全部撤出《四庫全書》（包括《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歷代不知姓名錄》）。軍機大臣商討之下，決定以其他書籍或者是餘紙取代撤出的空缺。同年五月，乾隆五十二年五月，清高宗駐蹕熱河。他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當中的訛謬甚多，再加上以前在南三閣的《四庫》中都發現有「妄誕不經」之處，於是便下令復校內廷四閣的《四庫全書》。
文淵、文源兩閣方面，乾隆帝則命令當時在京的官員都要參與協助復校的事宜。尚書、侍郎要每人每日各看一匣；六阿哥永瑢、八阿哥永璇及工作不多的尚書、侍郎則各看兩匣。文淵閣由六阿哥、阿貴所負責；文源閣由伊齡阿、巴寧阿所負責。由五月底開始，至七月底校畢，歷時兩個月，當中發現了很多錯處，「各書繕寫草率，訛錯換篇亦頗不少」。清高宗見此大為震怒，指總纂官紀昀、陸錫熊「所辦書籍竟如此舛錯」，令他們賠償文津、文源、文津三閣裝訂挖改的工價，並且帶人去校勘文津、文溯兩閣的書籍，並處罰了相關謄寫、分校人員，達二千人以上。
文津閣的書籍，則最初由乾隆隨行的阮文淵、阿肅等人負責，但因為受乾隆帝停留在避暑山莊的時間限制，完成了三分之一後便中止。五十二年（1787年）六月初，文津閣的《四庫》發現「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內有引用錢謙益、李清諸說未曾刪除」，並令紀昀自行賠寫。十月初，紀昀奉旨帶領受罰的人員往熱河文津閣看書，至次年正月二十六日完成，發現抄寫錯誤，字句偏謬計六十一部，檢出七部書籍應毀，一部書重複抄寫。
陸錫熊則負責校勘盛京文溯閣的《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月，陸錫熊任滿回京，隨即率人至盛京校勘書籍，至七月十二日完成。四個月間，他們一共查出謄寫錯落、字句偏謬的書籍計六十三部，又發現甚至有脫寫全卷的。乾隆帝見此情況，相當不滿意，令抄寫、校閱文溯閣《四庫全書》有錯漏的去校勘《四庫全書薈要》和繕寫《八旗通志》，並對「总校王燕绪、吴绍洁，分校李斯咏，除罚校书外，仍交部从重议处，以示惩儆」。
南三閣方面，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七月，一些大臣考慮到江南三閣的《四庫全書》「校對僅生監二十餘人，又止校過一次，尤易草率從事」，提議校對南三閣的四庫全書，得准。並由本來校勘文淵、文源兩閣《四庫全書》的大臣官員負責。至五十五年（1790年）六月完成，陸續發向江浙。乾隆帝命令，南三閣的裝訂挖改的工價由陸費墀則一人負責，即使他於五十年過世之後，乾隆帝命令除了為其家屬保留一千兩銀之外，「如尚有餘資，即作添保三閣辦書之用」。
雖然乾隆命令四庫七閣的有禁忌之語的書籍同樣撤出，並令將「應行撤毀」的書籍「交進銷毀」。事實上，撤出的書籍部份至今保留於宮中，未曾銷毀。南三閣的書籍因部份冊數在李清著作被毀之前就已經送往南三閣，加上地方官員未完全依乾隆帝的指示，因此尚保留於《四庫全書》中，如周亮工《書影》一書則未則被毀。
纂修 > 再次校勘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十八日，清高宗在熱河閱讀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揚子法言》卷一有空白二行，發現將晉、唐、宋文注釋名氏脫寫，並發現沒有如高宗先前所令，將《御製書揚雄法言》一篇抄入是書卷首。清高宗批評：「書中篇首空至兩行，顯而易見，開卷即可了然，乃詳校官既漫不經心，而紀昀系總司校閱之書，亦全未寓目」，再命紀昀校勘。
紀昀先是領人前往圓明園校勘文源閣書籍，歷時兩個多月，於九月二十九日完成，發現「所签舛漏，较初次详校竟增数倍之多」，並發現有人捏做文字，「底本遺失，抵以他書，正本未全，偽注缺卷」的情況。其後紀昀再校文淵閣的書籍，發現雖然錯漏之處較「文源閣書少十分之二」，但發現了底本上的問題，如《性理大會》所用的乃是康熙初年的刻本，而非原稱的明末本，引致「頁頁俱錯」，內廷四閣都如此，必需另得真本再寫。
同年十二月，陸錫熊上折請赴盛京文淵閣校書，得准。次年二月，陸錫熊未待天氣轉暖便率人上路，半途而卒。同行的禮部侍郎劉權之接替陸氏主理校書的工作，至四月完成。
五十七年（1792年）三月，紀昀領人到熱河文津閣校書，至四月中旬，僅經部「已簽出空白、舛訛一千餘條」，並估計其他三部錯誤數目應該相同，清高宗批評前次「校勘一事，全屬有名無實」，令他們認真辦理。文津閣的校勘工作至四月底完成。
在兩次校勘之後，因為繕寫人員的學術水平不一，以及是繕寫官員過多，因此難以保證繕寫官員認真抄寫。此外，孟森在閱讀文瀾閣《四庫全書》的時候發現，書中的誤字必然出現在每葉首一字，指館臣可能為了顯示「聖明之天縱」，刻意寫錯以待乾隆指正。因此，在兩次的校勘之後，《四庫全書》依然存在很多的錯字。郭伯恭指，《四庫全書》實際上只是對於刊本再抄一次，抄寫是存有大量錯誤，校勘上亦多疏忽，亦有刪除序、題、目錄等情況，因此難稱得上是善本。
纂修 > 補遺

嘉慶八年（1803年），嘉慶帝命令禮部尚書紀昀負責查明尚有哪些書籍尚未編入《四庫全書》。紀昀檢明了未收入《四庫全書》的書籍，並建議將《四庫》告成之後的所有「御制」、「欽定」書籍都應該編入《四庫全書》。嘉慶帝准許了他的章程，並增派慶桂、董誥、朱珪、戴衢亨、英和、錢樾、潘世恩七人協助增補《四庫全書》的工作，並訂明收入書籍以乾隆六十年以前告成為限。
經軍機大臣和嘉慶帝議訂之後，最後決定補入八種書籍，包括乾隆詩文集四種、《八旗通志》、《平定廊爾略紀略》、《安南紀略》、《巴勒布紀略》。繕抄工作於嘉慶十一年（1806年）結束，並補入七閣之中。
樣式

樣式方面，北四閣本特徵如下：
開本：高31.5厘米，寬20厘米，版匡高22.3厘米，寬15.3厘米。
行款：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朱丝栏。
格式：卷首第一行题“钦定四库全书”，第二行缩一字题书名卷数，第三行下题作者。版心上题“钦定四库全书”，中题书名，下标页码。
封面：絹面，经部绿色、史部红色、子部淡蓝色、集部灰色、《總目》黃色。
裝訂：包背裝。
南三閣本特徵如下：
開本：原高27.8厘米，宽17.2厘米，版匡高20.7厘米，宽13.9厘米。较北四阁本要小。
行款、格式、裝訂和北三閣本相同。
封面：經、史、子三部顏色都和北四閣本相同，集部為褐色，《四庫全書總目》絹面原本未用黃色，而是使用和集部同色。
七閣《四庫》每冊首卷的第一頁都會鈴印有各儲書閣印：文淵閣本印有「文淵閣寶」、文溯閣本印有「文溯閣寶」。文津閣則本書末則印有「避暑山莊」及「太上皇帝之寶」之印。南三閣本則首鈴印有「古稀天子之寶」，末印有「乾隆御覽之寶」。
南三閣本為一式三份抄寫，紙張、樣式相同，只是封面有異。文匯、文宗閣本的封面絹色較文瀾閣為深，而文匯、文宗閣本封面的「欽定四庫全書」為印刷，文瀾閣為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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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五月，四庫館開館不久之後，乾隆帝考慮到《四庫》「卷帙浩於煙海，將來庋棄宮庭，不啻連楹充棟，檢玩為難」，因此希望「於《全書》中擷其菁華，繕為《薈要》」。黃愛平和吳哲夫認為，當時乾隆帝已經六十三歲高齡，因此希望編寫《薈要》以盡快看到《四庫全書》。
為了盡快編寫《薈要》，在四庫館之外另外設立了薈要修書處以編寫薈要，由于敏中、王際華負責。薈要修書處任職人員計八十一人，分總裁、總校、編纂、提調、承辦、收掌等工作。謄錄人員方面，則約八百人左右，整體的編纂方式和四庫館大致相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因《薈要》大致已見雛形，薈要處被裁撤，由武英殿修書處接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第一部的《薈要》編成，藏於紫禁城坤寧宮後御花園的摛藻堂。次年，《薈要》的副本編成，藏訪圓明園內味腴書屋。《薈要》一共收書463種，11718冊，20808卷。種數約是《四庫》的七分之一，冊數約是《四庫》的三分之一。咸豐十年（1860年），發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味腴書屋所藏之《薈要》隨圓明園被毀。摛藻堂本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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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所發的書徵書諭令之中，清高宗則已經要求各省督撫「先將各書敘列目錄」，當時督撫所上奏的都是較為簡單的書名、卷數、冊數、作者、內容大旨的內容，又或者只列書名、作者，沒有解題。同年十一月，朱筠在《謹陳管見開館校書摺子》也指應該要考法中國目錄學的傳統，「校其得失，撮舉大旨」，編寫目錄。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六日，劉統勛的奏折中提出應該「另編目錄一書，具載部份卷數，撰人姓名，垂示永久」，得准。
在《四庫》的編纂過程中，先是由纂修官在輯佚、校閱的同時為其經手的書籍編寫一篇提要。纂修官所負責的書籍提要完成之後，則夾於書內送訪總纂官、總目協勘官作考證修改。總纂官看到了提要後，要考慮此書應該是刊刻、鈔錄、存目，或者不作存目。決定是否收錄於《四庫》後，纂修官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校訂，當中以主要由紀昀負責修改定稿。最後，再上奏於乾隆帝。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月，《總目》完成，但其後亦經過多次修改。編成後，《四庫》所用的分類方式有所變動，不以本朝官書為首，《總目》也因此作修改，至次年七月畢，並得到乾隆帝認可，令「繕寫四分於四閣陳設」。但因《四庫》書籍內容有所增補，《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等書籍還在編修之中，因此遲遲未定稿。五十一年，李清《諸史同異錄》被提出銷毀，《總目》也需修改。乾隆五十七年，紀昀等對內容再作校訂。乾隆六十年（1795年），《總目》「校勘完竣，隨加緊刊刻畢工」，予武英殿刻成書籍出版。
此外，乾隆帝《總目》長達二百卷，不便閱讀，還下命編寫《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當中只記述某書某卷，注明作者和作者年份，二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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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帝決定輯校《永樂大典》，而當時則已經考慮對於當中流傳甚少的內容與之出版。《四庫全書》開館之後，總裁大臣即將《永樂大典》輯出書籍「分別應刊、應抄，應刪三項」，并由武英殿員外郎劉惇、永善，以及是總官內務府大臣金簡處理出版事宜。乾隆三十八年四月，首批《永樂大典》輯文付梓，包括有《易緯八種》，《漢魏舊儀》、《魏鄭公諫續錄》、《帝範》四種二十卷，雕版印刷。
其後，應刊書籍的範圍擴展至《大典》輯本之外，各地所進的遺書也成為印刷的一部份。總裁大臣金簡見所有雕版甚多，選擇改為使用棗木活字印刷，得到乾隆的准許。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五月，《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正式開始印刷，一共印刷了一百三十八種《四庫全書》中的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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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四庫全書考證
在《四庫全書》編篡的過程中，纂修官會對當中的內容作校簽。在進呈本中，原有的校簽中以黃紙謄抄一次，即為黃簽，由四庫館的黃簽考証處王太岳、曹錫寶二人負責。他們會對於當中的內容作選擇並修改，當中很大部份的黃簽都被收錄於《四庫全書考證》之中。北京師範大學張昇教授指出，《四庫全書考證》主要是對《四庫全書》所收的書籍作「文字、順序、內容的辨誤訂正」。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活字印刷出版，收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中。
抄本

為了繕寫《四庫全書》，朝廷需要大量人手以進行抄寫的工作。最初，四庫館使用的是保舉法，「令現在提調，纂修各員於在京之舉人及貢監各生內擇字畫工致者各舉數人」，命令提調、纂修等人推薦合適的人選。在繕寫五年期滿後，可以按他們抄寫的數量以議敘得官。但是保舉法推行不久，就成為了不少科場失意之人成官的捷徑，一些提調、纂修以此索賄。再者，朝廷沒有給予謄寫者工資，「自備資斧」，因此謄寫者大多不認真，甚至另尋書手代寫。
在此情況下，監察御史胡翹元上奏，建議由保舉制改為考查制，得准。他提出，「在京士子，有願充謄錄者，毋寧仍令纂修、提調等官保舉」，而是由他們自行推薦，由總裁官考驗其抄寫能力，「各令當堂親書數行，擇其字畫端正者，照數取錄，以次充補」。其後，因為考察方式所得的人數不足，因此改為於鄉試落第的試卷中選取。
武英殿四庫館為了確保謄寫的速度和質量，建立了一套制度。四庫館建立了「稽核字數考勤簿」，規定「每人每日寫一千字」，「五年共限寫一百八十萬字」。對於某些特別情況，則有不同的計算方法，如「篆字以一作十，隸字以一作五，繪圖一頁作字一千」等等。對於字數寫得較多者，其得官職亦有別，「繕寫二百萬字列為一等，一百六十五萬字列為第二等」，以謄寫字數作為議敘的方式。為了確保抄寫的質量，四庫館訂立了《功過處份條例》，謄抄者的抄本中出現錯字記過一次，分校、復校未能發現謄抄者的問題也同樣記過，並於各冊後列明校訂人員姓名，以明文責。
抄本中，首先完成的是文淵閣本，其次是文溯閣，再者是文津閣，最後是文源閣，於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內廷四閣本都抄寫完成。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高宗見第一套《四庫全書》完成，為了方便江南子弟查閱，「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用昭我国家藏书美富、教思无穷之盛轨」，因此在又令人於江南地區準備三套《四庫全書》，被統稱為「南三閣」、「江浙三閣」，包括揚州大觀堂的文滙閣、鎮江金山寺的文滙閣、杭州聖因寺的文瀾閣。
南三閣的《四庫》抄寫工作也在武英殿中進行，但改由國庫開資，而非議敘。具體送藏和管理工作則由地方督撫和兩淮鹽官負責，實際工作則由兩淮鹽政、鹽運使辦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庫》陸續抄成，浙江派鹽政部門領回未經裝潢的《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四月，南三閣三套《四庫全書》抄寫完畢。
為了建設藏書閣，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乾隆帝特意命令營建官員寅著特意視察了天一閣的興建方式，「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察，烫成准样，开明尺丈，呈览」。寅著因此觀察了天一閣的建造方式，並上報乾隆帝。乾隆帝對於天一閣的興建方式大為欣賞，決定按天一閣的設計方式興建七閣。「天一閣」的命名方式來自於《周易》「天一生水」，而七閣的命名方式也參考了天一閣，以水字偏旁漢字命名，以水克火。
乾隆四十一年（1785年），乾隆帝在纂修文淵閣《四庫全書》的時候，本來是打算准許翰林院士子和其他好學的官員進內閱讀，但不准外借，「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司，赴阁观览。第不得携取出外，致有损失。」。但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乾隆帝改變了主意，指文淵、文津、文源三閣「俱系禁篽重地」，「不便任人出入翻閱」。為了讓翰林、官員得以閱讀，本來打算在七閣《四庫全書》完成之後再抄一副本於翰林處。但因乾隆末年，國庫空虛，已經沒有能力再抄一套《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四庫館總裁永瑢提出不另再抄副本，而是直接貯存底本，除了「奉有御題者，業經臣館隨時錄副，將原本敬謹發還本人祗領珍藏」外，其他的底本全部保留於翰林院，得准。唯已經於光緒廿六年（1900年）的庚子之亂時被毀。
抄本 > 北四閣 > 文淵閣

参见：文淵閣
文淵閣位於北京紫禁城皇宮之中，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完成，在北四閣中最早。在外觀上只有兩層，但因為使用了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多造一層，實際上是三層。文淵閣寬六間，闊34.7米，進深三間，闊14.7米。
1782年，《四庫全書》入藏，當時規定，每年農曆九月必須曬書十天，以避免書籍受蟲蛀霉變之害。民國六年（1917年），清室內務府派人對《四庫》進行了清點，發現有23卷丟失，並從文津閣本中補抄。1924年遜清皇室被逐出紫禁城後，《四庫》改由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次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四庫》由該院圖書館接管。。1925年，為了供學者研究以及方便覆印，《四庫》轉入北京大學圖書館。1931年發生了九一八事變，為避免落入日人之手，故宮博物館遂於1933年將《四庫》運至上海，其後又被運至重慶。1949年，《四庫》遷往台灣，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
抄本 > 北四閣 > 文源閣

参见：文源閣
文源閣位於圓明園，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庫全書》入藏。咸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火燒圓明園，《四庫全書》被毀。今有散本，如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有《公是集》十卷，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有《明史》卷九至三，日本東洋文庫有《南巡盛典》卷二十至二十二等等。
抄本 > 北四閣 > 文津閣

参见：文津阁
文津閣位於熱河（今承德）避暑山莊，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建成。於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庫全書》入藏，並按文淵閣做法，每年夏季抖晾書籍一次。至道光年後，文津閣的管理開始鬆弛，曝書成例停止。同治初年，文津閣因日久失修，閣頂部份坍塌，雨水滲漏，部份書籍被沾濕。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在時任熱河都統麒庆指示下，重新恢復成例。光绪二十年（1894年），热河总督大臣世纲等奉命查点，除经部《日讲書经解义》一书，原未补入，有函无书外，其他書籍基本無闕。
宣統元年（1909年）8月，清學部籌建京師圖書館，因只有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無闕，計劃將《四庫》入存京師圖書館並得准，但因辛亥革命而未成事。民國三年（1914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魯迅重新著手此工作，並和熱河方面聯繫；但時任熱河都統題未待教育部來人辦理接收手續，已先行將《四庫》送至北京，由內務部接收，藏於故宫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次年，魯迅以教育部名義致函內務部，要求將《四庫》交給京師圖書館。1918年，《四庫全書》、原貯書架的接收工作完成，至今一直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是唯一一部原架、原函、原書的《四庫全書》。
2016年8月9日，故宮博物館舉行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捐赠仪式，將文津閣本的複制本重新安於文淵閣中。此次所制作的影印本製作長達12年，全部使用了手工宣紙。整套書籍使用了6144個金絲柚木盒，佔128個書架。
抄本 > 北四閣 > 文溯閣

参见：文溯阁
文溯閣是北四閣中最後建成的，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才完工。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開始，總管內務府先後將五批《四庫全書》和《古今圖書集成》送至盛京文溯閣，至次年五月二十日完成。在嘉慶、道光時期，文溯閣和當中的藏本一直保存良好。光緒十六年（1900年），沙俄侵占沈阳。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沙俄軍隊將文溯閣作马厩和炮兵营房，此時有39卷《四庫》被窃。
1914年，奉天督軍段芝貴為了討好即將稱帝的袁世凱，將文溯閣《四庫全書》運至北京。1925年，經東北各方人士爭取，《四庫》獲送還奉天。因當時文溯閣被占用，於1927年才復藏於文溯閣。1935年，奉天圖書館見文溯閣日久失修，於文溯閣西南處建造了新的書庫，1937年6月運至新書庫中保存。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為了保護文物，《四庫》先是運至黑龙江省訥河，其後又遷運至北安。1966年，基於中蘇交惡，為了保証《四庫》的安全，《四庫》獲運至甘肅，最初存放於永登县连城土司衙门大经堂。1969年，甘肃省拨款40万，筹建榆中战备书库。1971年，《四庫》入存於該書庫。2001年12月28日，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獲列入甘肃省“十五”规划和文化建设标志性工程，決定於蘭州市北山九州台建立新的藏書樓。2005年7月8日落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