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ford-oval/wikipedia huggingface dataset:
与君歌
演员列表 > 皇室相關人物

| 0 |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演員 | 角色 | 簡介 | 原型 | 配音 |
| 杨肸子 | 刘弥纱 | 鎮吳郡主。娇蛮活泼，热烈可爱。為左相所殺。 | 不適用 |  |
| 傅方俊 | 韓定 | 左千牛衛中郎將，齊焱的下屬。 | 不適用 |  |
| 謝寧 | 程懷智 | 服侍齊焱的太監，程兮之兄，程若魚的伯伯。 | 不適用 |  |
| 林凱 | 高平 | 仇子梁用來監視齊焱的宦官。 | 不適用 |  |
演员列表 > 紫衣局

| 0 |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演員 | 角色 | 簡介 | 原型 | 配音 |
| 习雪 | 程兮/齊兮 | 紫衣局尚宮，程懷智之妹，程若魚的姑姑，洸王同母異父的姐姐。忠於先帝。實則超級大反派。 | 不適用 |  |
| 徐恺咛 | 玉娘 | 玉真坊坊主。 | 不適用 |  |
| 姜薏柔 | 麗蓉 | 紫衣局宮人。 | 不適用 |  |
| 許媛媛(年幼:孫一諾) | 關嫵/鄭嫵 | 程若魚密友，鄭祿之女。為報父仇於仇子梁壽宴上刺殺失敗，遂自殺。 | 不適用 |  |
演员列表 > 將棋營

| 0 |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演員 | 角色 | 簡介 | 原型 | 配音 |
| 何晟铭 | 仇子梁 | 權傾朝野的奸佞宦官封「楚國公」，煙織的義父。朝露之變時派出神才軍追殺宰相王揚，逼迫文宗退位，擁立齊焱為新帝，實則為架空皇權操弄朝政。 | 仇士良 |  |
| 李俊逸 | 嚴修 | 將棋營左士，煙織的下屬。心悅仇煙織。 | 不適用 |  |
| 李澤 | 左馬 | 隸屬將棋營，曾與仇煙織爭奪掌棋人的位置。 | 不適用 |  |
| 郝泽嘉 | 右士 | 隸屬將棋營，表面效忠楚國公，实为 “右相” 效力。 | 不適用 |  |
| 潘易澤 | 新右車 |  | 不適用 |  |
| 郭靖 | 新左車 |  | 不適用 |  |
| 姜來 | 左相 | 喜愛看話本。 | 不適用 |  |
| 王堯 | 右馬 |  | 不適用 |  |
| 王儷萦 | 新右車 |  | 不適用 |  |
| 汪國輝 | 新左士 |  | 不適用 |  |
| 孫文東澤 | 左炮 |  | 不適用 |  |
| 馬寬 | 右炮 |  | 不適用 |  |
| 王鵬 | 卒七 | 善於模仿。 | 不適用 |  |
| 臧曉嘉 | 卒五 |  | 不適用 |  |
演员列表 > 宰相府

| 0 |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演員 | 角色 | 簡介 | 原型 | 配音 |
| 何中华 | 李德昀 | 明相，李則寧之父。 | 李德裕 |  |
| 徐思雨 | 李則寧 | 李得昀之女。曾被太皇太后指婚給齊焱，頗有才情。 |  | 段艺璇 |
演员列表 > 其他主演

| 0 | 1 | 2 | 3 | 4 |
| --- | --- | --- | --- | --- |
| 演員 | 角色 | 簡介 | 原型 | 配音 |
| 谷雪儿 | 夏紫苑 | 表面為玉真坊的人，實為韓岳下屬。討厭程兮、程若魚和齊焱。遭王林凌辱，後與他同歸於盡。 |  |  |
| 李華 | 王揚管家 | 王府管家。 | 不適用 |  |
| 辜德超 | 仇府管家 |  | 不適用 |  |
电视原声带 > 中国大陆

| 《与君歌》电视剧原声带> 曲序 | 《与君歌》电视剧原声带> 曲目 | 《与君歌》电视剧原声带>  | 《与君歌》电视剧原声带> 作曲 | 《与君歌》电视剧原声带> 编曲 | 《与君歌》电视剧原声带> 演唱 |
| --- | --- | --- | --- | --- | --- |
| 1. | 《长安》（片头曲） | 段思思 | 谭旋 | 陈思同 | 刘宇宁 |
| 2. | 《若梦》（片尾曲） | 王明毓 | 和汇慧、王梓同 | 王子操(马来西亚) | 周深 |
| 3. | 《魚雁說》（插曲） | 段思思 | 唐凯顿 | 雷立 | 音频怪物、银临 |
| 4. | 《当空》（插曲） | 刘畅 | 谭旋 | 陈思同 | 许艺娜 |
| 5. | 《小尘》（插曲） | 刘畅 | 单喻龙 | 单喻龙 | 双笙 |
| 6. | 《杞人忧天》（插曲） | 刘畅 | 高连岳 | 李乃刚 | 苏醒 |
| 7. | 《相守》（插曲） | 王明毓 | 和汇慧 | 王梓同 | 成毅 |
| 8. | 《当空》（宣传曲） | 刘畅 | 谭旋 | 陈思同 | 张予曦 |
电视节目的变迁

|  中国大陆 湖南卫视  |
| --- | --- | --- |
|  | 与君歌 （2021年8月8日－2021年9月7日） |  |
| 对你的爱很美 （2021年7月13日－2021年8月7日） | 与君歌 （2021年8月8日－2021年9月7日） | 光芒 （2021年9月8日－2021年10月3日） |
|  马来西亚 Astro 双星 HD 星期一至五 21:00 - 23:00 （两集连播） |
| --- | --- | --- |
|  | 与君歌 （2021年8月12日－2021年9月15日） |  |
| 我和我们在一起 （2021年7月5日－2021年8月8日） (每天 21:00-22:00) | 与君歌 （2021年8月12日－2021年9月15日） | 光芒 （2021年9月16日－2021年10月14日） |
|  香港 HOY TV 星期一至五 22:00 - 23:00 |
| --- | --- | --- |
|  | 与君歌 （2025年3月24日－2025年5月29日） |  |
| 醜聞 （2024年12月23日—2025年3月21日） （21:30 - 22:30） | 与君歌 （2025年3月24日－2025年5月29日） | — |
參考資料

↑  . 新浪. 2021-08-05  [2021-08-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8-05）.
江湖

此條目介紹的是一个古老的汉语词汇，本指“江湖水系”的合称，具有多重引申意义，用于指称“四方之地”。关于其他用法，请见「」。
「」至此。关于其他用法，请见「」。
江湖，是一个古老的汉语词汇，在《史記》中是指“江河”和“湖泊”的合称，而在中国文化中又有多重引申意义，用于指称“四方之地”，其中包含各种不同的场景或感情语境。
江湖一词使用于指代场景，比喻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来往的某个场合，指涉的對象並不固定，要看上下文決定，可以是指人们四处生活的民间社会、商帮聚会的码头、龙蛇混杂的市井、游侠结交与争斗的武林、隐士远离朝堂而归去的隐居处所、同行彼此竞争利益的职业圈子、流氓份子结交义气的黑社会等的代名词；“江湖”一词上升成为政治斗争概念时，结党立派的官场也可以是一种江湖。
江湖一词使用于表达人生情感，形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可以是恩怨纠缠的争锋宿敌、萍水相逢的点头之交、你来我往的利益交易、推杯换盏的一生知己、转身相忘于江湖的过客；或者形容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变幻莫测，世间浩荡，人心险恶，其中可以是初入社会的无畏闯荡、求生求存的拼搏、人际关系的拉扯羁绊、尔虞我诈的争权夺利、善念与恶念之间的挣扎、身不由己的无奈、无法突破重围的引退、再展拳脚的重出江湖。 故此人生阅历甚多，练达世故人情的人，被称之为“老江湖”。
佛教禅宗亦有“江湖”的禅林用语，典故来自禅宗丛林发祥地江西、湖南，昔日禅门心法弘传的时代，走访两地参禅悟道的学僧不胜枚数，这样的学习风气在禅林中被称为“走江湖”。
词源

-{zh;zh-hans;zh-hant|
莊子/逍遙遊
莊子/大宗師
莊子/天運
莊子/至樂
莊子/達生
莊子/山木}-
江湖，出处自《庄子》多篇，皆具有寓言和启示的意义。
〈内篇·逍遥游〉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而无所容？”
〈内篇·大宗师〉〈外篇·天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内篇·大宗师〉又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
〈外篇·至乐〉〈外篇·达生〉曰：“夫以鸟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
〈外篇·山木〉曰：“夫风狐云豹，栖于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
用途 > 地理

| 0 | 1 | 2 |
| --- | --- | --- |
| “ | 《吴越春秋》称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 | ” |
——郦道元，《水经注·卷二十九》
江湖，本义是指“江”和“湖”的合称，狭义是指“长江”和“洞庭湖”（或“太湖”），广义是指天下任何江河湖泊、溪流池沼。 司马迁《史记》曰：“（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司马光《资治通鉴》曰：“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又曰：“据险守要，泛舟江湖。”此处皆是指水名。
凡是有水汇聚的地方就可形成许多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江湖水系，尤如人与人团伙结党形成的群体组织，从这个层面又引申为“民间”、“社会”、“四方各地”的意思，形而上可称之为“世间”。 班固《汉书》曰：“（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白居易《琵琶行》序曰：“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这些指的是人们在各处行走，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的零落漂泊，尤如鱼在江湖中游动。
用途 > 市井行当

| 0 | 1 | 2 |
| --- | --- | --- |
| “ | 用不着相面，咱们。 | ” |
——老舍，《茶馆》
走江湖，指中国旧时走南闯北，四处漂泊，居无定所，靠五术、杂耍、行商、贩卖、评唱、乞讨等在街头集市讨生活的人。 江湖市井之中有各行各业，形形色色无从计数，概称为三百六十行，归纳为“江湖八门”。
江湖人经常以浮夸吹嘘的话术，吸引路人的注目，其中有底层社会买卖东西的行脚，被称为“江湖贩子”；宣传偏方、蛇酒、神油等类民间疗法的行医，被称为“江湖郎中”；操弄算命、占卜、相术、巫觋等类术数的奇人异士，被称为“江湖术士”； 演练武艺、杂技、唱曲、说书等类技能的表演群体，被称为“江湖艺人”；甚至包括一些招摇撞骗、行为不端的人，被称为“江湖骗子”；常年游走四方，经历世故之人，可称之为“老江湖”。
用途 > 码头帮会

| 0 | 1 | 2 |
| --- | --- | --- |
| “ |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江湖是人情世故。 | ” |
——《少帥》台词
江湖文化，可指中国传统社会的工商文化、联谊文化、结义文化、帮会文化、社团文化、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山头文化、角头文化、黑帮文化。 江湖并不属于朝廷也不属于家族，处于“公”与“私”之间，包括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的互助团体。
船帮漕运是古时商帮最重要的交通运输，船舟航行在江湖之上、停泊在码头之中，久而久之，“江湖”与“码头”两词就成为市井商人的重要行话。 江湖码头中互不认识的人聚会在一起，彼此之间互相帮助，形成最早的“会”和“帮”。 这种互助团体可以溯源至“团”、“行”、“市”、“作”的古代工商组织。
用途 > 游民社会

| 0 | 1 | 2 |
| --- | --- | --- |
| “ | 此人正是喪門星李根壽，本是粵盜蔡牽部下的著名悍匪，因在閩粵兩省犯案累累，不能存身，才逃亡在外，流浪江湖… | ” |
——佚名，《林公案·第九回》
江湖，包括社会下层阶级一群不服王法、脱离统治、流离失所、非主流社会（不士、不农、不工、不商）、遭受打压的草根社群，称之为“游民”或“流民”。 城里的游民经常是以流窜街头的无赖、乞丐为业，中国旧社会的乞丐团伙首领称为“团头”，这种游民组织演变成为武侠小说中的丐帮。
游民随着历史的局势变迁，演变成影响社会格局的“流氓”或“流寇”。 新朝末年，农民领袖王匡、王凤占领绿林山，聚集流离乡民及逃犯作为农民起义的根据地，称之为绿林军；故此，后世又以“绿林”一词，指称聚集江湖山林之中，反抗统治阶级的盗贼团体。
用途 > 武侠文学

| 0 | 1 | 2 |
| --- | --- | --- |
| “ |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情仇难却，恩怨无尽。 | ” |
——古龍語錄
江湖，武侠文学中指习武之侠客活跃的圈子，又称为“武林”。 《江湖豪客传》之中讲述一百零八将集结梁山，落草为寇，起义造反，赋予“在（官方）控制之外”的含义。
武侠文化中的江湖游侠，可以溯源至先秦时代的墨者游士。游士行走于列国之间，说服诸侯，提倡“任侠”精神，活跃于民间社会，对后来的武侠文化有推波助澜的功能。 武侠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叙述各种江湖人物的矛盾、江湖儿女的恩仇，以及江湖门派的争斗，编织引人入胜的虚构江湖事迹；甚至晓以民族大义，刻画一个为国为民、有担当的江湖大侠。
用途 > 地下社会

| 0 | 1 | 2 |
| --- | --- | --- |
| “ | 我们和联胜有五万多人，加上其他帮会有几十万人，没规则就是没秩序，看看香港的牢房坐不坐得下。 | ” |
——《黑社會》電影語錄
江湖，在过去是不受政府管制、不在官署立案、不显现在表面社会、深入民间内里、游走在法外之地的秘密結社。江湖之中有自发的一套规则和戒律，维持内部的秩序，这种规则不一定与王法冲突，但肯定是不一样。 江湖事江湖了，江湖中人一旦触犯江湖规则，也将由江湖门中的长辈做出处罚。
因为影视剧集的流行文化影响，使得人们将打斗、义气与江湖联系在一起，“江湖”一词，在现代也是“黑社会”的代称。 江湖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法理之外还有人情，维持江湖运作秩序的规则，无外乎情与义； 除此之外，江湖虽然远离统治阶级，官府无法管制，但并非无法产生作用，黑与白之外，还有交织的灰色地带。
用途 > 圈子

| 0 | 1 | 2 |
| --- | --- | --- |
| “ |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 ” |
——《笑傲江湖II東方不敗》台词
江湖在现代中文用语，可以用来形容人性复杂的现实写照，彼此争夺名利和权力，攻于金钱、人脉和心计手段，并且产生明争暗斗与恩怨纠纷的地方，有些时候可以形容职场、政坛、体坛、娱乐圈、工商业界就是江湖。
例如，當有人提到拳擊手泰森「重出江湖」時，這裡的「江湖」是指職業拳壇的圈子。另外，当科研工作演变为争夺利益和资源的乱象，学术界也可以变成与恩怨挂钩的江湖； 当“江湖”上升成为某种概念时，官场斗争也被视为是一种江湖。
用途 > 隐沦

| 0 | 1 | 2 |
| --- | --- | --- |
| “ | 散人者，散诞之人也。 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无羁限，为时之怪民。束于礼乐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耻，乃从而称之。 | ” |
——陆龟蒙，《江湖散人传》
江湖，与“山林”、“林泉”同义，指高士远离朝廷与公家，隐身避世之居所。 范仲淹《岳阳楼记》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严先生祠堂记》曰：“既而动星象，归江湖是也。”李商隐《安定城楼》曰：“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江湖与“庙堂”对立，源于儒家学子的忠君大一统思想，事君牧民、知书达礼的君子人格，视江湖人的行为粗野、不拘礼法、放浪形骸为文化。 中国古代文人在此，大致上有两条出路，一者选择出仕庙堂，二者选择归隐江湖。归隐江湖者，或有真心厌恶仕途，追求心灵高洁的隐士；或有蓄力等待时机，择良主而投身入世的谋者；或有在朝堂功成名就，自愿退职安度晚年的士人；或有被朝堂党派排挤，无奈被迫退出的下野官员；或有无缘投身于官场，以之为终南捷径的名利客。
南宋后期，藏书家陈起与其子陈续芸结交山林隐士，数度为落魄江湖的诗人出资刻录《江湖集》丛刊，故此这些诗人被统称为“江湖诗派”。
用途 > 禅宗

| 0 | 1 | 2 |
| --- | --- | --- |
| “ | 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 | ” |
——赞宁，《宋高僧传》
江湖，在禅门借代指雲遊四海的雲遊僧众，其起源於六祖慧能门下的两大弟子：南岳怀让法嗣马祖道一开创洪州宗，居於江西；青原行思法嗣石头希迁开创石头宗，居於湖南。 前往參學兩位大師之人極多，兩類人遂合稱「江湖僧」、「江湖眾」，簡稱「江湖」，或有說因為雲遊僧行腳三山五湖而得名。
早期禪宗的弘法以河南、河北、安徽、湖北等北地為主，五祖弘忍親授衣缽弟子慧能開始從嶺南弘道，傳承南嶽、青原兩系，再下傳承馬祖、石頭等眾門生，往後則一花開五葉，形成禪門五宗。 南嶽、青原展開弘法時，逐漸北移到江西、湖南，以後的地方行政形成兩廣兩湖的管理機制，湖北、湖南稱為「湖」，江西稱為「江」，三地合稱為「江湖」，禪門五宗幾乎都以「江湖」為根據地。 禪門心法盛行時期，有志修禪的學僧，如果想要深參實證，必定前往江西、湖南拜訪禪師，稱為「雲遊江湖」。
日本江戶時代禪師無著道忠（日语：）則認為江湖原指長江和洞庭湖，散居江上湖邊而非名山大剎的禪士稱為「江湖人」，不擔任名山大剎住持者聚會在一起則稱為「江湖眾」。 日本禪宗有透過江湖會教化民眾、發展教團的「江湖派」。 日本曹洞宗亦每年舉辦江湖會，僧眾參加之次數稱為「法臘」，並以法臘決定僧眾之長幼次序、座位等。 此外，禪林亦有其他幾個與「江湖」相關的詞彙，如禪僧舉行的結夏安居稱為「江湖僧會」、「江湖會」，師家稱為「江湖名勝禪師」，僧堂稱為「江湖道場」、「江湖寮」；祝賀住持晉山繼承寺務的疏文稱為「江湖疏」、「江湖友社疏」，該疏文若由東藏主（管理東方經藏者）宣讀稱為「東江湖疏」，由西藏主宣讀稱為「西江湖疏」。
順帶一提，與江湖行腳僧人相關的詞彙「雲水堂」，其飄逸自在的意境同「江湖」一詞極為相似，則典故取其「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東西」。
另见

维基词典中的词条「」。
两江两湖
三江五湖
九江八河
武侠文化
尘世（越南语：）
侠客
绿林
民间社会
中国老行业
流氓
帮会
帮派
商帮
黑帮
角头
码头
黑话
法外之徒
替天行道
注解

↑  “团头”是唐宋商业领袖的称谓，源自“团”的行业组织。
↑  “武林”一词源自宋元话本小说，原意指的是商业繁华的临安府（今浙江杭州）。
↑  “散人”可以指闲散、不担任公职的人。唐宋以后，隐退的文人经常自号为散人。
汪精卫

| 汪兆銘 |
| --- | ---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1任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40年11月28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陈公博（代理）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1任行政院院長
任期 1940年3月30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陈公博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1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40年3月24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陈公博
 中國國民黨（汪精衛政權）第1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39年9月29日—1944年11月10日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陈公博（代理）
 中華民國第1任國民參政會議長
任期 1938年7月6日—1939年1月1日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張伯苓（代理）
 中國國民黨第1任副總裁
任期 1938年4月1日—1939年1月1日
總裁: 蔣中正
继任: 陳誠
 中國國民黨第2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37年3月3日—1937年8月11日
前任: 蔣中正
继任: 蔣中正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第4任行政院院長
任期 1932年1月29日—1935年12月16日
前任: 孫科
继任: 蔣中正
 中華民國第1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3日—1926年4月16日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蔣中正
 中華民國第1任國民政府委員會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前任: 職務設立
继任: 譚延闓
 中國國民黨第3、8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任期 1925年7月1日—1926年3月23日
前任: 胡汉民
继任: 谭延闿
任期 1935年12月7日—1937年11月17日
前任: 蔣中正
继任: 蔣中正
 
个人资料
出生: (1883-05-04)1883年5月4日（光緒九年三月二十八日）  大清廣東省廣州府三水县
逝世: 1944年11月10日(1944歲—11—10)（61歲）  大日本帝国愛知縣名古屋市
国籍:  大清（1883年—1912年）  中華民國（1912年—1921年）  中華民國（1921年—1944年）
政党:  中國同盟會  中國國民黨（1919年—1940年）  中國國民黨（汪精衛政權）（1940年—1944年）
配偶: 陳璧君
母校: 日本法政大學
军事背景
效忠:  汪精卫国民政府
军衔:  特級上將
参战: 第二次中日战争

 学历  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畢業 
 
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號精卫（亦為其筆名），通稱汪精衛，中华民国政要，前革命者，廣東番禺（今廣州市越秀區豪賢路）人，出生于广东三水縣署（今佛山市三水區西南街道河口社區）。官費留學生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1905年在東京加入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1910年，因謀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敗被捕判終身監禁；翌年辛亥革命後獲釋。早年擔任孫中山的秘書及文膽，也是其遗嘱的起草者与执笔人。在孫中山逝世後，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歷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國民政府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行政院院長、國防委員會主席以及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國民參政會議長等职。自孫中山逝世直到宁汉合流都是蔣中正的主要政治對手之一。
1938年12月发表《艷電》宣告响应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聲明，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和一切公职。1939年6月8日，蔣中正国民政府宣布他为汉奸，全国通缉，汪精衛認為與日本表面合作能有效拖延日本併吞中華民國，此成為其一生爭議，後世對此評價兩極分化。1940年，汪精衛在華東和華北的日本佔領區建立汪精卫国民政府，在受日本節制的同時試圖爭取自治空間。日本投降前9個月病卒，终年61岁。
早年經歷 > 幼年

汪精衛出身於番禺汪氏家族，汪氏家族系出唐朝越國公汪華，元末從婺源縣遷浙江省山陰縣。曾祖父汪炌当过湖南巡抚阿林保、湖南按察使傅鼐及两淮盐运使曾燠的幕僚。祖父汪雲是浙江舉人，任遂昌縣訓導。族伯汪瑔曾任兩廣總督劉坤一、張樹聲和曾國荃的幕僚，父親汪琡隨汪瑔入籍廣東番禺捕属，搬入廣州豪賢街。1883年5月4日，汪精衛生於廣州府三水縣署，時汪琡在三水當幕僚。汪精衛是廣州人，他在1939年的兩場演講《怎樣實現和平》《兩種懷疑心理之解釋》是清末民初僅存的幾個戲曲以外的粵語錄音，與1924年孫中山《救國方針》的錄音同為粵語史的珍貴語料。
父親汪琡初娶浙江省盧氏女爲室，生一男三女，後病故，續娶汪精衛生母番禺吳氏，生三男三女。汪精衛出生時父親已62歲，是其父最年幼的兒子，排行第十。3岁起，随父来往于曲江、英德、四會、陸豐县署，其中在英德居住了4年，9歲搬回廣州豪賢街。後來汪琡棄文從商，他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重視教汪讀書，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琡晚年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細字，命汪每天代讀王阳明的《传习录》，诵写陶渊明和陸的诗。十三歲時喪母，次年喪父，只得随兄长汪兆镛客居粤北的乐昌县，由于父亲去世没有留下遗产，衣食住完全依靠長兄，为了减轻长兄的负担，17岁的汪在县城的一个私塾里当老师教书，后戏称自己曾是“子曰先生”。1899年，汪师从三哥汪兆钧的外舅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巾酒在襟。

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


茱萸枨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

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汪兆銘，1897年作于乐昌
1901年，返回广州与二兄汪兆鋐（字仲器）一同参加番禺县试，原本汪兆鋐第三，兆銘第一，但县令钱璞如知道二者为兄弟关系后将兆銘改为第三。在府试时，汪考得第一。二哥死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请汪担任家庭教师，汪以此收入养家糊口。
早年經歷 > 留學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兆銘，1910年作于狱中
1904年，清廷指示两广总督岑春煊选考留日官费生。家道清贫的汪得知消息非常高兴，于是约请朱执信、古应芬、胡展堂、李文范、陈融、叶夏声、孔昭焱等一批广州秀才前去报名，参加官费留日考试，结果他们都被取录。同年9月，他与胡展堂、朱执信等前往日本成為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公費留学生。学习之外，汪还从事译书工作，包括日本的《法规大全》等书，每月收入60元。期间，汪对君主立宪的改良运动还存有好感，曾前往横滨拜访梁启超，希望中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富强起来，并因此十分崇拜西乡隆盛和胜海舟。他曾说“我每一次到神田一带的书店里去的时候，总不忘记搜集与这两位伟大人物有关系的著作。星期日到上野公园去，总尽量眺望着西乡的铜像”，认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明治维新不会有那样好的成就”。
1905年7月，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与兴中会会员发生联系。当月下旬，汪与朱执信在东京神田錦輝館（日语：）进谒孙中山，孙的演讲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汪于是加入中國同盟會。7月30日，汪在赤坂区桧町黑龙会会所参加同盟会筹备会，与黄兴、陈天华、马君武起草会章。8月20日，在日本众议员坂本金弥（日语：）家召开的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汪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成為孫助手。曾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开始使用《山海经》中的「精衛」為笔名，曾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革命的决心》、《革命决不致招瓜分说》、《再论革命决不致招瓜分之祸》。对此，两广总督岑春煊非常不满，派人前往日本要求汪停止革命活动被拒。岑春煊于是要求在其幕府工作的汪兆镛为汪定亲，返粤和刘氏女结婚。汪接到来信后，以“家庭罪人”名义复信称：“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俾为国流血，以竟其志，死且不朽”。汪兆镛接到信后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送状子至番禺县报告存案，解除了与刘氏女的婚约。革命党人因此对汪表示赞赏。
1906年，汪以两百多学生中第二名成绩从法政大学毕业，开始随孫游走越南、马来亚等南洋各地以设立同盟会分会，策划在中国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同年7月，汪与张永福、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论战。汪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回击康梁。
早年經歷 > 留學 > 跟隨孫文籌劃革命

1906年，汪畢業後返回香港。隔年1907年3月，清政府施压使日本驱逐孙。孙率汪与胡汉民离开日本，前往南洋筹款。从1907年至1909年，汪奔走南洋各地，足迹遍布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仰光，组织分会一百多处。汪擅长演说，有很强的煽动性，往往未登台前会场已座无虚席，汪登上讲台后全场鸦雀无声，讲至精彩处掌声如雷。胡汉民后来评论到“20年来未见有工于演说过于精卫者。”马来亚槟城华侨富商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因其演说成为汪的崇拜者，为此还认购了《中兴日报》的股票。1908年，二人在同盟会会员吴世荣家中结识。陈璧君因富贍文采，成為孫秘書，亦是其文告捉刀人與革命事業得力助手。 1909年，汪与陈璧君一同转赴日本。
早年經歷 > 歸國行刺

当时，革命党人在中国多次发动起义，屡次失败。1909年3月，清廷宣布预备君主立宪，东京同盟会会员沮丧情绪增加，意志消沉。5月，同盟会内的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章太炎等在同盟会搞分裂活动，攻擊孙将捐款中飽私囊，发表《孙文罪状》，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并刊印传单攻击“今之《民报》为孙文、汪兆铭所私有”。借此机会，保皇党大做文章。11月，《南洋总汇新报》发表该传单并攻击革命党。梁启超等保皇改良派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汪为此大受刺激，灰心丧气。
为了回击保皇派，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约请在日本的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陈璧君、罗世勋等由香港潜入北京，谋刺清摄政王载沣。孙、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次劝阻，汪仍自行其是，并为此反复与之辩论。9月，黄复生与但懋辛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行前《致南洋同志书》中说：「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12月，汪和陈璧君、黎仲实等由香港前往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夹道组织秘密机关，开设照相馆为掩护，又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活动场所。最初选择的暗杀对象是庆亲王奕劻，但因其戒备森严，未能得手。后试图刺杀从欧洲考察海军归国的载洵、载涛。二人携带盛炸药的铁壶在东站等待，因戴红顶花翎的人太多，汪等人无法认出而未下手。最后决定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
1910年2月21日，汪在北京后海北岸的银锭桥埋设炸弹，再敷设电线。电线太短不够。第二天添购电线，晚12时下桥。喻培伦发现有人蹲在桥上观察，告诉汪躲避。黄复生见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认为秘密暴露，匆匆赶回东北园，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喻培伦赴东京购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和黄复生留守北京，等炸药到后再谋进行。
当时清廷因为此案满城风雨，传出各种流言，普遍认为是公族之间倾轧斗争所致，有说溥伦想篡位，有说是庆亲王奕劻与肃亲王善耆有矛盾，想中伤善耆，因为炸药的纸上写有“伦敦”字样，也有说是载洵、载涛从英国带回的。清廷如临大敌，出动了所有密探，密布于客棧、餐廳、酒樓、茶馆、妓院、劇場等，力求尽快破案。4月16日，汪与黄复生在东北园谈话后，二人与罗世勋分别被捕。孙在纽约闻讯后极为关心和痛心，对身边人表示“昨汪先生在北京谋炸载沣失手，不幸被捕，已被监禁，将来必无幸免，此即无异断吾臂也。”
汪狱中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他引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立宪的历史，指责清廷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无法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不牵连黄复生，否认黄复生知道自己的意图。他还为此赋诗，慷慨激昂，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名句一时为人传诵。在审理汪等政治犯的过程中，清廷举棋不定。包括摄政王载沣、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在内的官僚主张判处死刑。期间，同盟会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汪。当时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在民政部尚书肅親王善耆家任教师，对善耆做工作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在审理中，善耆也对汪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载沣同意其意见，改判終身監禁。汪一案，清政府没有株连他人，审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可以将日常衣物送入狱中穿戴，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善耆经常到狱中向汪嘘寒问暖软硬兼施，并赠以图史百余帙，试图使汪变更革命决心，曾为此将他带到法场对他进行逼迫。善耆常在狱中与汪谈论天下大事，讨论诗歌。贝子溥伦也曾到监狱探望，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生活条件。汪在监狱中得知黄花岗起义后亦曾写诗祭奠。
自此之后，汪对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诗词风格由高亢激昂逐渐趋于低沉消极，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诗句，视革命黨人与清廷的鬥爭为「煮豆燃萁」（兄弟鬩牆）。肅親王在大連病逝後，汪曾前往慰弔，並對張學良說：「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當然啦，你們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啊，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什麼的。』他這句話所說的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真是還不如人家前清，弄得這麼糟糕！」
武昌起義之后，1911年10月30日，清宣統帝“下诏罪己”后，政治犯得到赦免，11月6日，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
早年經歷 > 辛亥革命

汪獲釋後，与袁克定结识，后与之结拜为异姓兄弟。在袁克定的引荐下，汪于锡拉胡同袁世凯住宅与之会面，每天晚上饭后7点或8点会见袁世凯，11点或12点离开，为其讲解民主立宪的本质，汪还推荐同盟会会员魏宸组为袁世凯深入讲解，“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不易”，汪、魏说“中国非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11月15日，汪与日本法大速成班时期的同学和好友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总部设于天津，11月18日于天津《民兴报》发表《国事共济会宣言》，称“中国自有立宪问题发生，国中遂分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两党”，于是主张成立国民大会，将两党不同政见，诉诸民意，“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革命党喉舌对此发表了题为《无聊之共济会》，逐点批评了国事共济会的宣言和章程，“即如汪兆铭，亦鼓吹革命有年，乃党人之有学识者……竟感虏廷不杀之恩，而为彼满皇说法乎？”11月27日汪赴天津，筹组京津同盟会分会，直接管辖暗杀部，后受袁世凯示意组织黄复生暗杀了良弼。12月5日，该会宣布解散。载沣下台，清廷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后，委托唐绍仪为总代表，汪等人为参赞，參加南北議和。期间，汪与南方黄兴保持书信联系，沟通南北。
南北和谈开始后，汪前往武昌与黎元洪会面，后来到上海。作为南方总代表伍廷芳手下的四名参议之一，他在上海伍廷芳的寓所——一观渡庐与唐绍仪研究对策，而且“差不多每天都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南方的一切动态”，因此有人称汪为“政治两栖动物”。
12月25日，孙从海外归来。26日，汪出席了孙召开了同盟会领导人会议，主要讨论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反对称：“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汪与黄兴、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等认同孙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12月29日，孙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汪等人还根据孙指示的精神，起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孙起初反对议和，认为“革命之目的不达到，无和议之可言也。”1月11日自任北伐总指挥，以黄兴为陆军参谋长，举行北伐。汪对此表示极力反对，认为“权力为天下之罪恶，为政权而延长战争更无可以自恕”，并指责孙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孙在各方面舆论包围和革命党人的催促下不再坚持己见。胡汉民后来回忆他与汪二人劝阻孙，“可功之首，而又罪之魁！”
1911年底到1912年初，中国北方的革命党多次在通州、滦州、任丘发动武装起义，汪以同盟会北方领导人的身份，派人四处劝阻，强调“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应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北方革命党人则指出停战范围不包括京、津、保地区，且“我虽停止活动，彼（袁世凯）仍逮捕枪杀，奈何？”汪回复“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袁世凯以党人起事责问汪兆铭时，他则说“当为匪类之结合，请依法办理。”
1912年宣統退位、袁世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汪曾發誓不當北洋政府的官員、議員。孙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时，汪曾力辞广东都督一职，表示“革命成功了，应该让有学问的人去担任国家重任，我过去为革命没有读书，现在应该让我出国求学。”2月，汪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在上海组织“进德会”，力图改变社会风气，提倡“八不主义”，“六不主义”，倡导“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吸烟”， “不纳妾”。2月21日，汪与蔡元培、魏宸组、刘冠雄、钮永建、宋教仁、曾昭文、黄恺元、王正廷、唐绍仪受南京临时政府特派，一同乘船北上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4月，汪还与蔡元培、李石曾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认为：“今共和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应“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但是留学费用昂贵，“其事甚难普及”，为了推广留学的方法，向欧洲“民主民智先进国”学习，“节俭费用”，养成“劳动朴素、勤洁苦学之风”，所以成立该会。同年4月，在北京成立留法预备学校。
当年春，汪和陳璧君在上海結婚，并前往广州省视兄嫂。8月辞去一切政务，经南洋赴法國学社会学与文学。汪途中浏览了马来半岛的太平山、印度洋，创作不少诗歌译作，他在诗歌中表达了不过问政治的倾向，对斗争表示厌倦 。
早年經歷 > 二次革命

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正醞釀中。汪得知后于6月2日和蔡元培回到上海，后与张謇、赵凤昌商谈停战条件，主张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暂不撤换四省都督，宋案以法律形式解决，追究应止于洪、应二人。张謇认为汪“可亲可爱”，6月13日给袁世凯写信誇汪“明达事理，能顾全大局”，建议袁世凯：“即电请汪、蔡入都，俾指导其党之暴乱分子，使选举时稳静一致。”袁世凯于6月16日复电曰：“倘伟大（指孙）果有意休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精卫达者，已托燕孙转约北上。”不久，袁世凯给汪写亲笔信请他北上，称“如惠然肯来，以罄心曲，必于国事有所裨益。”
6月10日汪前往广州呼吁革命党人放下武器。7月中，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汪返回上海，心情极为沮丧，称“生可厌，死所未获”，由于战争已成事实，汪发表电文，声讨袁世凯，支持讨袁战争。7月19日，他与唐绍仪、蔡元培联名致电袁世凯，促其辞职。同日，他又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等创办《公论晚报》，刊登讨袁文章。
革命失敗後，亡命法國与蔡元培比邻而居，入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多集中在蒙达尔纪城，汪与蔡元培、李石曾热心于留法勤工俭学活动，每星期前往讲述中西学术。其間袁世凱、袁克定父子通过朱芾煌汇来三千元给汪和蔡元培，后邀请他们回國任高級顧問被拒絕。汪與吴稚晖在巴黎时，曾經有一次，吳氏手裡捧著一頂軍帽，很嚴肅地獻給汪，他說：「你戴上吧！今後要革命，要救國，要實現主張，要貫徹主義，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為一個軍事家，來領導同志。你如能挺身以當大任，我第一個就願意向你磕頭。」當時汪表示他對軍事沒有興趣。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后，汪与陈璧君回国參加「護國運動」，将子女寄托给在波多的蔡元培照看。
1917年7月，孙离开上海开赴广州组织护法运动，命汪回国，汪由法国经英国、芬兰和西伯利亚返国。此时，俄罗斯帝国处于革命前夕。汪亲身感受到俄罗斯人民反战情绪。1919年，广州军政府任汪为巴黎和会南方代表，汪对军政府不感兴趣，没有接收，并再度赴法。
汪年少時期相貌英俊，被普遍公認為是美男子。1918年徐志摩在日记中写道：“前天乘着湖專車到斜橋，同行者有叔永、莎菲、經農、莎菲的先生（老師）Ellery，叔永介紹了汪兆铭。1918年在南京船裡曾經見過他一面，他真是個美男子，可愛！適之（胡適）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也愛他”。
中年經歷 > 任职广州

1920年10月，汪奉孙之命第四次回国。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出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此为汪首次出任政府官员。他对广东政局颇为不满。1922年5月，孙派汪前往惠州劝陈炯明回广州担任陆军总长协助北伐被拒。后汪多次前往劝说无效。后来，陈炯明反叛。同年，孙的北伐对象直系吴佩孚、曹锟制造舆论，主张“孙吴合作”，派人前往上海迎孙北上，遭孙断然拒绝。孙派汪前往奉天，与张作霖联系企图利用奉系势力打击直系。同年，陈独秀、李大钊多次与孙会晤，处境艰难的孙开始考虑与苏联合作。9月、11月、12月，孙在上海三次召开干部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汪赞成改组，但对共产党人士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持有异议，认为这样做，就好比《西游记》上的孙行者钻进熊精的肚子裏翻觔斗、使金箍棒，熊精如何消受得了？但孙的态度坚决，甚至宣称要组织新党，或孫本人自己加入共产党。汪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并积极办事。在第二次会议上，汪与胡汉民成为国民党改组宣言的起草人。10月19日，孙任命汪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以参与改组国民党本部的事宜。在国民党召开的特别会议上，汪被指派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推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筹备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廣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汪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作审查报，广东代表方瑞麟发言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登台驳斥。汪态度鲜明地支持了李大钊，并说过去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人，“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廖仲恺也发言表示“共产党的加入“是本党的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方瑞麟的提案于是被否决。汪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任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傳部部長。7月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为委员之一，进入国民党中央核心。此时，汪在解释三民主义时说“三民主义的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是非资本主义的；而苏俄是反对帝国主义非资本主义最坚决最有力的国家，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这是联俄的真意义。……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拿什么去联俄，我们可以答道：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与共产主义的苏俄，都是反帝国主义的，都是非资本主义的，所以有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在农工政策方面，汪认为要点是党与政府应该唤起民众，为民众的利益奋斗，民众应该服从党与政府的指导，结合成国民革命的基本势力。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孙北上。孙商议，令胡汉民留守廣東，汪以孙的中文秘书名义随行，同行的还有宋庆龄、戴季陶、孙科、李烈钧。11月17日一行人先到上海，孙命汪先前往北京，做好事前布置，自己前往日本后再赴北京。21日，汪抵达天津，并向报界发表谈话。12月5日下午，孙在汪、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陪同下前往曹家花园与张作霖会面对其表示答谢。31日，一行人抵达北京。孙病重后，指定汪、李石曾、吴稚晖、陈友仁、李大钊等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会议，汪为首席发言人，在许多场合代表孙讲话。汪讲话指责段祺瑞执政府善后会议有欺骗性。3月1日，汪出席国共两党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
1925年2月，孫临终前预立三份遗嘱，分别是《孫文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苏联遗书》。孙去世前，汪陪伴左右，曾表示害怕在自己死后他们要不因害怕危险被“敌人软化”，要不则遭敌人“加害”闭眼不再说话。汪于是表示不怕危险，不会被敌人软化，请求孙为其指明“怎样向前去奋斗”，并表示自己预备好了几句话，可读给孙听，如表赞成便签字畫押。孙表示同意。汪随即取出一张纸，低声慢读“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张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当天，孙没有签字。3月11日，孙意识到了自己不久于人世，在遗嘱上签字。3月12日，孙去世。由于奉行“天下为公”，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孙并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接班人，也没有口头交代。此时，廖仲恺、胡汉民、汪三人为国民党元老，很有资格接班。但廖仲恺由于左倾，且比较激进，遭到右派反对。胡汉民代行过大元帅一职，接班条件明显，但由于立场右倾，又遭到左派反对，且人缘不好，威信不高。汪一方面得到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处世表现得调和折中，右派较为接受。孙垂危之际，汪在北京主持临时政治会议，讨论孙逝世后国民党和政府的领导体制问题，决议将广州大元帅府改为合议制，胡汉民接到电报后主张组织一个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廖仲恺、汪表示同意。5月，汪离京南下。8月到达汕头。
中年經歷 > 国府主席

自1905年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後，到1925年孫去世，在孫領導下，胡漢民重在內部策劃，汪精衛重在對外聯絡，蔣介石重在軍事任務，三人大致分工合作。
1925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在加拉罕、鲍罗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的聯俄容共政策。
從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到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第一次汪蔣合為時僅半年。8月20日，廖仲恺遇刺，胡汉民嫌疑重大，许崇智和蒋介石主张杀之，汪由于和胡私交很深，认为胡“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允许其离开广州，以赴莫斯科考察的名义将其驱逐出国。接着，在蒋的要求下，汪以军委主席身份发布命令，让蒋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粤局”，合法地解除了许崇智的武装，合法将其驱逐，蒋于是趁机一跃而上，开始对汪构成威胁。汪于是撤换了蒋的亲信陈肇英，处分了蒋的拜把兄弟欧阳格。11月23日中國國民黨右派戴季陶、林森、邹鲁、谢持等在北京碧云寺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 召開「西山會議」，反對汪左傾，决议“撤除汪精卫中央执行委员的职务，并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不准其在国民政府中任职”。
1926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內地和海外代表共256名，汪在開幕式上演說。1月4日，大會上午10時開會，汪臨時主席，林祖涵報告大會籌備經過，譚平山報告代表資格審查經過，吳玉章報告大會秘書處組織經過，通過會議規則，汪入列7人主席團，報告接受總理遺囑經過，決定在廣州粵秀山（即觀音山，今稱越秀山）建接受總理遺囑紀念碑。1月6日，大會繼續舉行，上午汪報告《兩年來政治經過狀況》及鮑羅廷在政治委員會工作之情況，下午蔣報告軍事狀況，樹德報告北方政治狀況，議決組織宣言起草委員會，汪、邵力子、高語罕3人為起草員。1月9日，孫科、吳鐵城由上海返廣州，汪、蔣同意孫科、吳鐵城之三條要求。1月11日下午汪報告宣言大綱。1月16日，大會選出包括汪精卫在内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36人。1月19日下午大會閉幕，發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汪致閉幕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議任命蔣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汪為黨代表，此外大会议决继续执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中年經歷 > 離開中國

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由於蔣成功迫使國際共產黨讓步，替換了與汪親密、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等人的職務。事件当天，身为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汪因病在家休息，陈公博前来通报才知道广州戒严。汪的威信备受打击，十分气愤。3月22日，在汪公館開政治會議，汪等面對的是蘇聯人已經決定讓步的現實。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汪以治療糖尿病，5月11日離開廣州赴英屬香港，6月中旬起在法國巴黎乡间隐居直至1927年2月。1927年2月下旬，汪在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然后歸国。
1926年7月9日，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成立國民革命軍，由蔣擔任總司令北伐。因蔣逐漸與國民黨左派與中國共產黨分歧，力邀汪歸國主持武漢國民政府。3月11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舉行第二次會議，出席委員28人，孫科任主席，根據「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議決下列各項：一、改選常務委員，汪等九人當選，二、改選中央黨部各部部長，組織部部长为汪（吳玉章代）。三、改選中央政治委員，四、選蔣等15人為軍事委員會委員，汪入选軍事委員會主席團，五、選汪等28人為國民政府委員，汪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3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通電公布二屆三中全會選出國民政府委員25人名單及國府常務委員五人，汪位列其中。
中年經歷 > 返回中國

1927年4月1日，汪經蘇聯抵達上海。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4月3日，汪是日至4月5日與蔣、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吳敬恆、李石曾、蔡元培等10餘人，在上海舉行秘密會議，討論蔣提議：趕走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分共，汪不贊成立即分共，經反覆策劃後決定：一、定4月15日召集中國國民黨四中全會解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問題，在開會之前各地中國共產黨員暫時停止一切活動，聽候開會解決，二、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所發命令可以拒不接受，三、由各軍隊、黨部、團體、機關之最高長官和主要負責人對「在內陰謀搗亂」者，予以制裁，四、凡工會、糾察隊等武裝團體，應歸總司令部指揮，否則認其為對政府之「陰謀」團體，不准存在；蔣發表支持汪復職通電，內稱：「自汪歸來，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皆在汪指揮下統一於中央，本人獨司軍令，俾專責成。」。
汪表示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强调党纪法统，因此被他人称之为“始终袒共”。会上众人与汪辩论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4月5日，汪與陳獨秀在上海發表《聯合宣言》（即《告兩黨同志書》），稱：「中國共產黨堅決的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的需要」，「國民黨最高黨部最近全體會議之議決，已示全世界，決無有驅逐友黨、摧殘工會之事。」，當晚汪秘密乘船赴漢口。同日，国民党领导在上海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
1927年4月11日汪就任武漢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反對蔣的清共建議，堅持容共。4月12日，南京的蔣與西山會議派的反共國民黨元老，由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下令清除共产党。汪發表講話，痛斥蔣的武力清黨行為，也认为两党之间在长时间中，目标一致，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4月14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胡漢民、吳敬恆、蔡元培、李石曾、張靜江、鄧澤如、蕭佛成、柏文蔚、陳果夫、甘乃光、黃紹竑等在南京舉行四中全會預備會議，胡漢民主席，決定全體委員會於4月13日上午10時舉行，並電催汪等來南京。4月16日，汪在武漢致電各級黨部、各地方政府，斥責蔣違背中央命令，圍繳工人糾察隊槍械，謀開西山會議式之會議，反抗中央；汪在武漢以中國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名義，召開「國共兩黨聯席談話會」，討論應付時局辦法，4月18日決定先行北伐。
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并加速清党，通緝中國共產黨首要和中國國民黨「附共分子」197人。随即，武漢國民政府下令免蔣本兼各職，令稱：「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心反動，罪惡昭彰，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開除黨籍，免去本兼各職。着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同日又令：「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所統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軍及總預備隊，着均歸軍事委員會直轄。」，是為寧漢分裂。虽然汪到武汉后言辞激烈，表示“反共即是反革命”，“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但却对兴起的工农运动感到恐惧：“当4月中旬，兄弟到武汉，看见那边情形，不但不像十三四年间的广东，也不像十五年间的广东了。其时武汉已成为共产党把持的局面了。只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其理论与方法已完全是共产党的，而不是国民党的了。”他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算不得有大资产阶级，共产党所谓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大地主、小地主……在实际上界线难定，只是共产党欲利用这个名词捣鬼，將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个“大”或“中”字。汪以巩固联合战线、维护工商利益为名，将工农运动称为“幼稚”、“过火”、“越轨”，要加以严厉制裁。4月21日，武漢軍事委員會通電全國，號召一致努力完成北伐及肅清蔣等叛黨分子；蔣通電宣布軍事委員會由廣州遷移南京，於本日開始辦公。4月汪决定制裁党内违反本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5月，武汉政府分别颁布法令，保护地主、工商业者，制止工人及店员过度要求，禁止其干预厂店管理。6月，发布通令保护军人家属财产土地。武汉国民党中央还制定了《禁止民众团体及民众自由执行死刑条例》。
中年經歷 > 宁汉之争

条目：七一五事变和宁汉分裂
1927年6月1日，共產國際給鮑羅廷、羅易之5月「緊急指示」傳到中國，要求實行土地革命，吸收工農領袖充實中國國民黨中央，動員2萬名左右共產黨員，加上5萬名工農革命軍組成一支可靠軍隊，組織革命法庭懲辦反動軍官等，中共中央立即舉行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決定回電莫斯科：「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辦。」，6月5日羅易將國際指示泄露給汪精衛，並要他「接受電報的要旨」，「否則就將國民黨一刀兩斷」，汪拒絕接受，並指責說：「你們破壞了協議。」羅易本来想拉拢汪，然則引起汪的严重不满，遂开始提防中共。6月12日，汪、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於鄭州會議結束後，是日返武漢，于右任附車同行。
192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政局宣言》，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之共產黨員，但共產黨員不退出國民黨，不拋棄與中國國民黨合作之政策；武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因汪集團背叛，革命形勢逆轉，無力挽回，於上月末化裝成檢查電線之工人離開漢口北上鄭州，轉西安赴蘇聯，是日發表《辭職宣言》。7月14日晚，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秘密召開「分共會議」，兼有中國國民黨籍之中國共產黨員都被排斥而不得參加，汪在會議上極力主張「分共」，陳友仁代宋慶齡發言極力反對，稱：「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總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夠發展成今天的局面，拋棄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國主義和蔣屈服。」，會議決定派重要人員赴莫斯科說明聯俄政策乃是三民主義聯合共產主義，三民主義之中國聯合共產主義之俄國，並討論「切實聯合」辧法，對於「違反主義政策」之言論行動之中國共產黨員予以制裁；宋慶齡因汪集團排斥中共，寫成《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聲明》，7月18日在漢口《人民政壇報》公開發表；共產國際在蘇聯《真理報》上發表《關於中國革命當前形勢的決議》；馮玉祥、徐謙、孔祥熙自洛陽致電南京、武漢政府，力陳內訌妨害對外，主張召開開封會議，專議黨內問題，雙方停止向安徽、江西徵調軍隊，共圖和平，凡會議公認負咎之人，均當服從眾議下野，7月18日胡漢民、鈕永建、吳敬恆自南京覆電贊成攜手反共，惟對汪等上月覆馮禡（6月22日）電中所稱「南京決難寬恕」之言及武漢倒蔣之行動表示不滿，7月22日馮玉祥再電漢口汪勸和，並提開封會議辦法，7月24日汪等覆電贊同，聲明反共，願遷都南京實行寧漢合一，如寧方贊同，可在開封開預備會議，不必拘會議形式，汪並另電致馮，稱對蔣只有公憤，別無私仇，但「政府法統必以死爭」。
1927年7月15日，武漢中國國民黨汪集團發動「七一五分共」，召開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分共」，汪以政治委員會主席團名義報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經過》，稱中共中央7月13日《對政局宣言》是「破壞本黨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中國共產黨既然退出國民政府，「則在國民革命軍中、各級政府機關中，亦無須存在」，會議通過《取締共產黨》案，正式和中國共產黨決裂，隨即在武漢抓捕中國共產黨人，在育才學校、文化書社等處一日即捕20餘人，中共中央從武漢開始轉移和疏散人員，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解散。7月26日，汪準備在廬山開反共會議，通知賀龍、葉挺到廬山參加，並令所部集中德安，賀龍、葉挺、葉劍英、高語罕、廖乾吾在鄱陽湖小船上開緊急會議，研究對策，決定不去廬山，部隊亦不去德安，而按第二十四師、第二十軍順序速向南昌開進，是日賀龍第二十軍到達涂家埠。7月27日，鮑羅廷離開漢口乘京漢鐵路車北上鄭州，轉道陝、蒙回蘇聯，汪、譚延闓、孫科等到車站送行。7月28日夜，汪偕孫科、張發奎等離開漢口赴九江，次日到廬山，密商加緊「清共」，唐生智、朱培德、黃琪翔、金漢鼎均與會，會議決議：一、嚴令賀龍、葉挺限期將軍隊撤回九江，二、封閉九江市黨部、九江書店、九江《國民新聞報》館，並逮捕其負責人，三、第二方面軍實行「清共」，通緝惲代英、廖乾吾、高語罕等人。武漢分共後，汪再次確定民權主義，主張地方自治，完成訓政，實施憲政。
1927年8月1日，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率領北伐軍2萬餘人在南昌舉行武裝起義。8月2日，胡漢民、鈕永建、吳稚暉、李烈鈞覆馮玉祥轉漢敬（7月24日）電，謂「汪前存意氣，故未能開誠相商，只須實踐四月開執監大會之宿諾，則其重要分子來柄大權，亦所希望」，次日汪、譚延闓、孫科、唐生智、程潛等聯名電馮表白徹底反共，謂已通告於一個月內開執監會議，「俾進行討共及對北戰事」，8月8日李宗仁、蔣、胡漢民等11人電謝馮玉祥，寧漢妥協成立。8月3日，汪等電馮玉祥，表示願與寧方一致努力，消滅共產黨，汪稱：如寧方「果能尊重中央，南討共賊，北伐奉魯」，他個人之進退，無關輕重。8月4日，汪致書西山會議派許崇智，對容共表示認錯，並對許頗多推多推崇，要其「出而負責，置黨於最安全之地」。8月7日，汪在中國國民黨湖北特委會臨時宣傳大會上作反共演說，稱：「我們今日已經到了決鬥時期，要和共產黨，和一切假革命派決一死戰。」。8月8日，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第四十四次會議議決，開除跨黨中國共產黨員之中國國民黨黨并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實行武力分共。8月9日，武漢汪等通電全體中國國民黨員，首述反共經過，繼謂中國國民黨之危機，因反共已去其一，惟分裂不可不及時解決，決於一個月內召開四中全會，解決黨內糾紛，8月11日武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通告各執行委員，預定本月15日召集之四中全會，延期至9月15日在南京舉行。8月12日，南京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會議，蔣以北伐受挫，寧漢謀和之壓力，提出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軍事方面交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總指揮負責，晚11時30分偕白崇禧、黃郛暨隨員、衛隊離開南京赴上海；李宗仁、白崇禧自南京聯名通電汪、譚延闓、唐生智、程潛、朱培德、張發奎、陳公博等創議寧漢聯合，內稱：諸公毅然清黨「討共」，「已與寧方一致，其他黨內問題自可迎刃而解，而介公蔣以其所抱清黨去鮑羅廷目的已達，對於總攬戎機之權，急須卸脫仔肩，離寧休養，所有總司令之職權，交軍事委員會接收」，「黨內政治問題，亟須推誠計議，迅謀解決，請速電示進行方針，以便合寧漢全力一致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