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
中国国内反应 > 张、蒋与所謂的不抵抗政策

事变前，据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的“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在中國大陸1960前後發表的回憶稱，蔣介石於8月16日所謂"銑電"致張學良謂：
九月十八日夜間，張學良攜其夫人于鳳至和趙媞小姐正在前門中和劇院看梅蘭芳表演《宇宙鋒》京劇，忽據其隨從副官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前來，甚為緊急。張學良立即返回協和醫院，接通榮臻的電話，據榮報告，“駐瀋陽南滿站的日本聯隊，突於本晚十時許，襲擊我北大營，誣稱我方炸毀其柳河溝鐵路路軌，現已向省城進攻，我方已遵照蔣主席'銑電'的指示，不予抵抗”（按蔣介石於八月十六日，曾有“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官長一體遵守）。張學良令其將續得情況隨時報告，但此後瀋陽電話即呼叫不通。十九日午夜一時許，接到榮臻十萬火急的電報，內容與其電話報告相同。。
還有其它論述張學良所謂一生都帶著蔣中正命令其不抵抗的電報文隨時放在身邊。學者劉維開認為，除了洪鈁的回憶外，包括其他相關人的回憶檔案館庫藏的檔案及蔣中正個人資料等，幾乎沒有其他資料證實此電的存在，而洪鈁的回憶是否正確，則是一個疑問，而考量當時(1960左右)中國大陸的環境，也不能排除洪鈁為了個人利益講了違心之論。
時任東北軍第七旅（東北軍在瀋陽的駐軍）參謀長趙鎮藩载：
基於上述種種情況，王以哲和我反復進行了研究，認為如果萬一發生事變，我旅必將首當其衝。為了研究對策，遂於8月間召集第七旅上校以上軍官和情報人員共同分析研究。……王以哲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乾，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並告訴張學良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接著又接到張學良轉來蔣介石的銑（8月16日）電，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時任東北邊防軍司令部參謀廳（廳長榮臻）副官處處長楊正治（別字安銘）载：
在“九一八”之夜日軍砲擊北大營時，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代司令長官榮臻，假三經路蔣斌家召集高級官員參加的緊急會議。……張偕于鳳至和趙媞正在前門外中和茶園聽梅蘭芳唱《宇宙鋒》。當告以日軍侵占瀋陽，張始從戲園趕回來接了電話。張重申了蔣介石“銑電”（同年八月十六日蔣拍給張的電報）的內容，大意是：如日軍侵入，應避免衝突，一切忍讓，勿逞一時之憤，以免事態擴大不好收拾，以待“國聯”處理。
既然是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一定有发文、收文双方存檔及轉發相關軍事主管，然而迄今为止，在一千多页的张学良档案中皆未论及所谓“铣电”，更未见各军事长官间接收到的铣电电文。无论在中央级或地方级的档案馆都无人见到过这封所谓铣电，所以不能排除這些回憶錄是抄來抄去，真實性存疑，需進一步查證。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張學良于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参谋长榮臻及臧式毅：“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東北步兵第二旅旅长何柱國称：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会晤。那天上午，蒋、张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我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车及车站范围内，则由蒋、张自带的卫队负责。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我，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过于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张学良下的一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而由蒋秘书编纂的蔣中正《事略稿本》記載在12日蔣的行程為：
（1931年9月）“十二日 上午。批阅。会客。后天保城浙军纪念塔前。与夫人及孔氏甥等野餐。……下午（6时）。吴忠信持粤方汪兆铭等復电来见。”
9月12日上午，蒋中正在官邸批阅公文与会客，中午与親友前往南京郊区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持覆电来见，晚上覆陈铭枢等人电报。当时全国最快的京沪快车是6小时行程250公里，至于汉口到石家庄距离850公里，以当时速度至少要十多小时，请问蔣中正怎能在上、下午各六小时的空隙中去石家庄会晤张学良，既不耽误中午去纪念塔，又不耽误下午会见吴忠信？
事变时，张学良承认在九一八当时，乃是张学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學良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榮臻，總結九月十八日深夜的報告：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佔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砲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鎮靜。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上午同記者談話時表示：
“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槍械，存於庫房，昨晚日軍以三百人攻入我軍營地，開槍相擊，我軍本無武裝，自無抵抗。”
張學良，同日下午2時半，張學良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沖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遼寧政委會代主席臧式毅於1951年7月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寫的交代材料，關於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的應變：“會同總司令部留守參謀長容臻急電北京，想張學良總司令報告並請求應付策。奉命是採取不抵抗主義。”
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回忆“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張學良則是在1991年重獲自由後對電報論接決否認，说这是“瞎说，瞎说，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且郭维城在1934年才在中國共產黨的協助下滲透至張學良指揮體系擔任側近，要「回憶」1931年的往事不会是亲身经历。而透過蒋介石的日记，也不能证明蒋当晚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并且至今并未找到蒋给张发的不抵抗指令的电报。且9月18日上午9点半，蒋介石登上永绥舰赴南昌督师剿共。19日至南昌迭接急报才知日寇攻击沈阳兵工厂、占据北大营，基本不可能在18日跟張學良有電函往來。
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在其重获自由后，张学良在各种场合多次承认九一八事变当中的“不抵抗”决策完全是其一人所决定，称中央政府不应该承担责任。张学良1990年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表示他当时认为“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战争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应会约束关东军”。“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2月15日，蔣中正辞职，张学良也辞去陸海空軍副司令的职务，但获得一个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的新任命
最终，在九一八事變中，张学良落下“不抵抗将军”的评价。由于張學良的不抵抗，和南京政府的隔岸观火，日本关东军随后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短短半年便將東北軍勢力全部驅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