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歷史
沿革 > 抗战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临委于7月8日以“华南情报号外”通报情况。7月13日又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的名义发出《华北抗战宣传大纲》。8月15日，在中共领导下，香港60余个海员团体联合成立香港海员工会，宣布海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此后香港洋务、煤炭、五金、印刷等行业工会陆续成立，发表时局宣言。香港海员多次举办拒运去日本物资的罢工，5000多人参加。香港的青年学生救亡团体开展了宣传、募捐和义卖。
1937年8月22日到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共香港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撤销了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张文彬（张纯清）任书记，饶彰风任宣传委员，薛尚实任组织委员。南委机关设在香港（1938年2月迁到广州），隶属中共中央领导（1937年12月后由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大路》仍为南委机关刊物，饶彰风任主编。南委负责领导广东、广西、香港、澳门、贵州、云南昆明等地党组织。同时，中共香港市工委改为中国共产党香港市委员会（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1938年1月，改组中共香港海员工委，书记曾生。1938年3月，香港党员增至470人，其中工人占60%。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来广东，于1937年10月正式组成了南委。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到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经周恩来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商议及香港总督批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于1938年1月成立，廖承志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4月18日，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建立中共广东省委的指示，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干部扩大会议在广州召开，宣布撤销南委，选举产生中共广东省委。张文彬为省委书记，薛尚实（后为李大林）为组织部长，饶彰风为宣传部长，古大存为统战部长，梁广为职工工作委员会书记，尹林平为军委书记，麦蒲费（后为吴华）为青委书记，张越霞为妇委书记。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8月13日，广东全省开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抗日献金运动波及全港，献金百万，被誉为“无产阶级领导富人献金救国”，“大大提高了党的信仰与群众的情绪”。
1938年10月13日，日军登陆大亚湾次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要求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辟游击区。廖承志乃召集曾生、吴有恒等人开会，决定由曾生、谢鹤筹、周伯明等人率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到惠阳县组织抗日武装。
1938年10月18日，日军即将攻占广州时，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尹林平到东江，李大林到西江，梁广到香港，加强领导各地党组织及抗日活动。10月20日，成立中共西南特委，罗范群任书记，下辖新会、开平、台山、阳江、恩平、鹤山、阳春、高明等县党组织。10月24日，在香港成立中共东南特委，梁广任书记，下辖番禺、中山、南海、惠阳、顺德、东莞、宝安、广州、香港、澳门等地党组织。
1938年，在香港设立了中国共产党香港统战工作委员会，负责对华侨、港澳同胞等的抗日统战工作。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创办了《华侨通讯》，保卫中国同盟创办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在香港、东南亚及欧美各国发行，产生很大反响。在中共党组织支持下，港澳地区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
抗日战争爆发后，港英政府对民众运动的限制有松动，香港民众爱国热情高涨。同时，中共香港党组织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力求争取“大量吸收文化界的左倾分子入党和有计划的培养和领导非党的文化工作干部”，以便适应文化人来港，使“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中共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将大批内地知名文化人士转移至香港。此后周恩来就“如何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的问题对廖承志作了指示。这时重庆中国国民党方面也认识到香港的价值，向香港派出人员并建立各种社团。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周恩来认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文化宣传阵地的时机已到。周恩来致电廖承志，要求在香港建立宣传据点，创办报纸在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发行。为此，廖承志经与邹韬奋、夏衍、范长江、金仲华、乔冠华、张明养、杨潮、胡仲持等人商议，决定创办《华商报》，邓文田任总经理兼督印，邓文钊、范长江任副总经理，范长江主持日常工作，政治上由廖承志领导。夏衍、张友渔、邹韬奋、胡绳等参与该报工作。该报的基调为“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但同《新华日报》有所区别。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此后中共党组织又支持创办或者复办了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茅盾主编的《笔谈》、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梁漱溟负责的《光明报》等。
1941年3月24日，廖承志、潘汉年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周恩来，建议成立党的统战文化委员会。1941年5月初，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国共产党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文委”）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组成。在香港文委领导下，成立了由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乔冠华、胡一声、吴全衡等人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张一麐、许地山主持的新闻学会及世界语协会，司徒慧敏等人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丁聪等人主办的新美术社等。
1941年夏，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继续南进。文协香港分会（香港文委的外围组织）呼吁中国、苏联、美国、英国联合，开展反德、反日文化运动。许地山、茅盾等人发表《中国文艺作家给欧美文化界的一封信》，夏衍、戈宝权、廖沫沙、黄药眠、叶以群、于伶、宋之的、胡风、章泯等人发表《致世界作家书》，号召组织“反法西斯作家同盟”。
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攻港九，中共中央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求保护旅港文化人士及民主人士安全撤离至东江抗日游击区。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来于12月9日电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及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要求他们执行中共中央指示，不惜代价、不怕牺牲，营救滞留港九的知名人士和国际友人。尤其要保证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人安全撤离。
日军进攻港九前夕，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正在香港开会，张文彬、尹林平、梁广、杨康华等人都在香港。南方局派至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也都在香港。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周恩来关于营救工作的指示，张文彬、廖承志、尹林平等人先后在香港、宝安、惠阳召集中共香港党组织会议、中共广东党组织会议、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会议，部署营救工作。中共党组织派出港九武工队员及交通员，将需营救者转移到秘密住址。从1942年1月5日晚开始，在武工队护送下，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分批自香港岛偷渡过海，抵达九龙港九大队交通站。此次被营救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夏衍、胡绳、戈宝权、张友渔、黎澍、沈志远、乔冠华、刘清扬、胡风、千家驹、萨空了、范长江、廖沫沙、司徒慧敏、蔡楚生、丁聪、叶浅予、章泯、金山、张明养、宋之的、梁漱溟、高士其等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及中共干部，还有国民党海军少将陈策、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的夫人上官贤德等十余多人。同时中共还帮近百名英国官兵、各国侨民撤离了香港。
早在1941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便致电中共中央：“为了促进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港可以提出保护香港的口号，号召中、苏、英、美联合，展开反德抗日运动。”港英当局于1941年10月底派高级军官到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要求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应对日军进攻。为此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称：“英远东军司令部驻港人员经过私人关系，于昨日找我们，要求琼崖冯白驹部与他们合作。”尹林平、周伯明等人同港英当局代表商谈了港英当局向东江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等问题。当时经中共中央批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以及夏衍、乔冠华与港督杨慕琦派出的代表輔政司詹遜及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贝特兰（英语：）秘密会谈，商议共同保卫香港事宜。但港英当局态度犹豫，轻信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游说，以为香港能保太平，又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要求，所以谈判未能达成协议。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中共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抗日游击队负责人决定，一旦日军进攻港九，即派精干部队进驻新界，在港九开展抗日游击战。
1941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香港党组织及东江抗日游击队紧急部署，动员香港工人、市民参战，并按预案派出精干部队挺进港九。抗日游击队在港九以短枪为主要武器，用奇袭、伏击打击日伪，惩办汉奸。1942年2月间，在港九活动的多支抗日武工队合编为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1943年12月东江纵队成立后，港九大队直接由东江纵队司令部领导。港九大队在港九地区逐步建成了大队、中队、群众三级情报网。港九大队的海上武装在秘密大营救中建立，初称护航队，完成大营救任务后开到龙船湾的渔村，1942年6月扩为港九大队海上中队，陈志贤任队长。
与此同时，中共也试图营救被日军俘虏的外国人。但被关在集中营的香港警務處處長俞允時认为战争将迅速结束，担心越狱有危险，下令不准任何人参加中共组织的越狱行动，致使大多数人不敢出逃。1942年2月至4月，中共广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营救了港英警察司的汤姆逊和波利斯屈特夫人，英军战地医院的赖特，英军海军军官摩利上尉、都格拉斯中尉、戴维斯中尉、汤姆生中尉、夏斯特中尉，英军陆军军官祁德尊中尉、怀特中尉、比斯尔中尉，香港义勇军的波吉生，以及英军士兵格尔拉夏、霍友斯等人。他们多数由港九游击队用船护送过大鹏湾，转惠州、韶关送至大后方。经获救的英军军官赖特、祁德尊等人建议，由英国国防部批准，于1942年7月在桂林成立英军服务团，赖特任指挥官，祁德尊任惠州前方办事处主任。自此，东江游击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营救盟军官兵并交换军事情报。1943年8月，英军服务团单方断绝与东江游击队联系。但东江游击队仍继续营救英方人员，并给英军服务团以工作上的援助。
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沦陷后一年内，中共营救出英国人19人，印度人26人，其中包括港府和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军官、义勇军及其他人员。在此一年中，中共仅为营救英国人和印度人就耗费5万多元港币。港英当局原曾答应中共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营救费用外，另给2000元港币奖励金，但此后一直没有兑现。后来中共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英方才提供1000元港币慰劳金和3万元国币，但这些款项尚不够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开支。
为加强营救盟国人士工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港九大队成立国际工作小组，由何明、黄作梅、谭干、林展等人组成，黄作梅任组长。1942年8月起，该小组成员与东江游击队其他成员从集中营等处营救出大批英军官兵和各国侨民。1944年2月11日，美国空军中尉克尔驾机轰炸香港启德机场时，因座机遭击中而带伤跳伞。游击队及时营救了降落在九龙山区的克尔，避开日军半个月搜查，将他送到桂林美军航空队基地。1944年5月26日和1945年1月16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先后营救了美军飞行员。在日军占领香港后的3年中，东江游击队共营救英国人42人，印度人54人，以及美国、挪威、丹麦、俄国、菲律宾等国人员上百人。
上述营救活动引起美军注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东江纵队设置联络处，袁庚任处长，主管广东沿海及珠江三角洲日占区情报工作，并与盟军联络和交换情报。情报站的组织北到广州，南到香港，东到潮汕地区，西到珠江东岸，覆盖整个东江地区。后来日军攻占粤北、西江，情报站又扩展至北江和西江地区。港九大队还将情报工作做到日占区要害地点。工作人员发展至200余人。东江纵队向美军提供了大量有关香港、广东日军的情报。
1945年春，美国海军计划登陆广东。日军急调驻武汉、长沙间的波雷一二九师团南下。东江纵队及时向美军提供了波雷一二九师团动向的情报。美方来电称赞，后美军又来电称：“华盛顿对于发现一二九师团及其消息致以祝贺。”美方赞扬东江纵队联络处“是美军在中国东南最重要的情报站”。
1940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1942年五六月间，发生“南委事件”，中共中央南方局南方工作委员会遭中国国民党破坏，廖承志、张文彬等被捕。连贯奉中共中央南方局之命，进入东江抗日游击区。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成立以尹林平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广东省临委），尹林平、连贯、梁广任委员。1943年1月，临委在东江成立。在广州外围以及广州、香港、澳门、广州湾四大城市采取单线形式活动。梁广分工负责敌后城市领导工作，经常来往香港、广州间。
1945年4月到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参加中共七大的香港代表团成员有吴有恒、何潮、周材、周小鼎、钟明等人。1945年7月6日到2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东省临委在罗浮山举行干部扩大会议，通过了尹林平所作报告。根据3月初中共中央指示，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广东省临委以及东江军政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简称“广东区党委”），统一领导广东党务、政权、军事工作，尹林平任广东区委书记。广东区委管辖东江、粤中、粤北、西江、广州、香港、潮梅、闽西南、南路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并且负责指导琼崖特委工作，广东区委机关设在罗浮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