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
死后

死刑当天傍晚，赵纫兰母女三人被释放出狱回家。当晚她们还不知道消息。次日晨，李的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报纸，看到李被处决的消息，哭着回到家中。《晨报》记者记述：“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加剧，以致卧床不走。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镜状萧条。”李被处决后，北大同事梁漱溟、蒋梦麟和友人章士钊、吴弱男夫妻相助集资购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装殓后由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移厝妙光阁浙寺内寄放。
1927年5月4日报道《李大钊遗族之悲惨》，李被执行死刑六个小时后，他的妻子赵氏和两个女儿就被释放了。当赵氏听到李被绞死的消息后，昏迷三天。李“本遗腹子，既无兄弟、又无叔伯，现仅有乃舅周某代为照料家务。”李有三子二女，最小的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加上家里也穷，境况凄惨。虽然有章士钊夫人吴若男前去探望，但是因为有警察局的监视，李家人非常不自在，于是恳求新闻媒体能够代为怜悯，请求警署将监视者们撤去。看到李妻儿的惨况，李曾经教书的各学校都准备将拖欠的工资赶紧补上，“北大欠两年以上，其余各校亦在一年有余。”
1927年5月4日，武汉国民政府的汉口《国民日报》发表《五四与李大钊》社论，号召人们“从悲哀中生出更大的勇气与反革命派决一死战”。5月8日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署名“魏琴”在中共中央《向导》周刊第195期发表《悼李大钊同志》一文。5月16日，中共中央与湖北省委在汉口召开万人追悼大会，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致辞说李是“代表全中国全世界一切被压迫同胞谋利益求解放，与一切反动派和军阀、帝国主义相反抗而死”。
1933年夫人赵纫兰疾病缠身（一个月后病逝），家中儿女年龄幼小，既无钱也无人力举办丧事。赵纫兰带着儿女，登门拜见李大钊昔日同事沈尹默、周作人、胡适、蒋梦麟等，请求北京大学代办安葬。4月15日，社会各界为李开始公葬募捐活动。发起13人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每人捐了20元。北大教授李四光、郑天挺每人捐10元，马寅初等每人捐20元，梁漱溟等每人捐50元。外地故友鲁迅捐50元，戴季陶捐100元，陈公博捐300元。国民党一些派系的要人也出钱捐助，如汪精卫捐1000元。善款都由北大会计科代收。4月22日，社会各界在北平宣外下斜街浙寺举行公祭，周作人也参加了公祭，并给李宅送去了一个花圈，以及10元的奠仪。随后，李被安葬在万安公墓，蒋梦麟校长出面购置的墓地（并为烈士的夫人预购了穴地），刘半农撰写墓碑。周作人为此又捐款20元。1933年4月23日，中共河北省委和北平市委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河北省革命互济会具体负责安排，由宣武门外下斜街移柩赴香山万安公墓的李大钊出殡公葬，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送葬队伍最前面是用白纸黑字写的一副巨大挽联，上联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下联是“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横批是“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途经西四牌楼时，北平军分会军警特务即以“妨害治安”为名，禁止群众送葬，开枪攒射，送葬者有众多伤亡，40余人当场被捕。年仅21岁的河北革命互济会秘书赫洵接受了撰写碑文的任务。几经周折，交给了北平师大学生、共产党员王勋室用一块极为普通的艾叶青石碑，高183厘米，宽46厘米，厚16厘米，碑头刻有一颗红五星，五角星中央刻有黑色的镰刀斧头。碑文正面文字是：“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碑的背面文字是：“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活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爆发，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于四月六日大举反共活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四月二十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二十人，这种伟大牺牲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与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最有力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们的伟大牺牲的结果！一九三三，四月，念三，北京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在安葬那天，石碑装在一辆马车上，上面覆盖着棉絮和花圈，跟随着送葬队伍，躲过盘查，送达万安公墓。但不可能公开竖立，只好随棺柩下葬。1983年重新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时，逾半个世纪才得见天日，收藏于李大钊烈士陵园陈列馆展出。
李的族侄、清华大学政治系学生李乐光在极困难情况下，查遍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有可能登载李文章的书报刊，能抄录的，他就抄录，来不及抄的，就剪裁下来，收集整理李遗文。李乐光1932年3月入党，1933年被捕前，把收集到的两包李的著述分别藏在其岳母和三妹处。李乐光被捕后，其岳母把这包著述交给李的女儿李星华，随后又转交给周作人。1933年，周作人写信给曹聚仁，希望其出版李的遗著，托周启明把李乐光编好的第一、二部分三十篇送到上海。1933年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题名《守常全集》，这是李的第一部文集，并请鲁迅作序。这本文集的出版，鲁迅主张不送审，连出版社也胡诌一个，但一些在北京的人不听劝告，觉得群众图书公司规模小靠不住，决定让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果在白色恐怖下碰了钉子，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鲁迅在《1933年6月3日致曹聚仁信》写：“论起理来，李死在清党之前，还是国民党的朋友，给他留一个纪念，原是极应该的，然而中央的检查员，其低能也未必下于邮政检查员，他们已无人情，也不知历史。”1939年4月北新书局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名义印出初版，但当即被公共租界当局没收。1949年7月北新书局在上海重印出书，改名为《守常文集》上册。1933年5月29日鲁迅写了“《守常全集》题记”，最初发表于1933年8月19日《涛声》第二卷第三十一期，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不知道他其时是否已是共产主义者。总之，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他的模样是颇难形容的，有些儒雅，有些朴质，也有些凡俗。所以既像文士，也像官吏，又有些像商人。这样的商人，我在南边没有看见过，北京却有的，是旧书店或笺纸店的掌柜。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们枪击徒手请愿的学生的那一次，他也在群众中，给一个兵抓住了，问他是何等样人。答说是“做买卖的”。兵道：“那么，到这里来干什么？滚你的罢！”一推，他总算逃得了性命。

　　倘说教员，那时是可以死掉的。

　　然而到第二年，他终于被张作霖们害死了。

　　段将军的屠戮，死了四十二人，其中有几个是我的学生，我实在很觉得一点痛楚；张将军的屠戮，死的好像是十多人，手头没有记录，说不清楚了，但我所认识的只有一个守常先生。在厦门知道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痛楚是也有些的，但比先前淡漠了。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像见青年之死的悲伤。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计算起来，去被害的时候已经七年了。这是极应该的。我不知道他那时被将军们所编排的罪状，——大概总不外乎“危害民国”罢。然而仅在这短短的七年中，事实就铁铸一般的证明了断送民国的四省的并非李大钊，却是杀戮了他的将军！

　　那么，公然下葬的宽典，该是可以取得的了。然而我在报章上，又看见北平当局的禁止路祭和捕拿送葬者的新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回恐怕是“妨害治安”了罢。倘其果然，则铁铸一般的反证，实在来得更加神速：看罢，妨害了北平的治安的是日军呢还是人民！

　　但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

　　不过热血之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不幸对于遗文，我却很难讲什么话。因为所执的业，彼此不同，在《新青年》时代，我虽以他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却并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骑兵不必注意于造桥，炮兵无须分神于驭马，那时自以为尚非错误。所以现在所能说的，也不过：一，是他的理论，在现在看起来，当然未必精当的；二，是虽然如此，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一切死的和活的骗子的一迭迭的集子，不是已在倒塌下来，连商人也“不顾血本”的只收二三折了么？

　　以过去和现在的铁铸一般的事实来测将来，洞若观火！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九夜，鲁迅谨记。

　　这一篇，是Ｔ先生（指曹聚仁）要我做的，因为那集子要在和他有关系的Ｇ书局（指群众图书公司）出版。我谊不容辞，只得写了这一点，不久，便在《涛声》上登出来。但后来，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Ｃ书局（指商务印书馆）去印了，至今没有出版，也许是暂时不会出版的罢，我虽然很后悔乱作题记的孟浪，但我仍然要在自己的集子里存留，记此一件公案。十二月三十一夜，附识。
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讲：“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这个过程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1921年至1924年之间，李大钊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那不是马列主义是什么？”1943年4月28日李大钊就义16周年，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文称李大钊是“廿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新思潮最早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号召学习李大钊“高度共产主义气节和操守”。
1957年和1959年李大钊就义30周年和诞辰70周年之际，学术界研究李大钊掀起了两次高潮，发表了大量研究文章，搞清了“李大钊同志是最早在我国宣传十月革命的意义，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号召走十月革命的道路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五四运动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李大钊是“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个人”。
1983年，万安公墓中闢出了李大钊烈士陵园，以供中国共产党党员宣誓和游人瞻仰。
20世纪80年代，学界研究者弄清楚李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与陈独秀并列），最早同第三国际代表建立联系的中介人，较早公开倡建中国共产党和党的设计者、组织者；李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探索，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主张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帝斗争，对中共四大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做了重要理论准备；设想了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要实现主要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等；李帮助孙中山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的路线转变，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李在北方争取冯玉祥及国民军参加国民革命的经过与作用；李领导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方各省建党等等。
1989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出席“李大钊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正式官方评价“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列举了李大钊主要贡献有：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
“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它‘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进行描绘”
“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创建工作，并直接领导创建了北方的党组织”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北洋军阀统治的心脏地区发动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和北伐战争的发展”
“派遣许多干部去学习军事、开展军队工作，并对国民军的改造和参加北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99年10月29日胡锦涛出席“《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并讲话、2009年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讲话，均保持评价“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89年人民出版社再版《李大钊文集》，把后发现的李大钊遗著8篇、2万余字补入。
绞死李的绞刑架，是1919年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已下令废除斩首的行刑方式，并从意大利进口了一台绞架。1919年4月15日，洪述祖曾因谋杀宋教仁而被判死刑并以绞刑的方式被处死。该绞刑架于1949年被送入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北平国家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展览大厅里，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编为0001号。
曾共同决定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的特别法庭法官京师高等审判厅推事王振南，1955年1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1957年12月13日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据汪祖泽记述：“王即擢任此缺，虽是荐任职，但因该法院设在租界，生活程度较高，除支付荐任最高级月薪四百元，另给特别办公费四百元，虽简任官亦无如此待遇优厚，藉此为处死李大钊之报酬。王振南向任推事何以忽转任检察官，其中显有特别原因，且此缺如此优厚，人多觐觎。数年后，罗文干任南京司法部长，郑天锡任次长，闻有觐觎上海特区此缺，求于郑次长，郑答以王振南为蒋委员长之人，不能任便更动。足见王振南之得此优缺，实因仰承上峰意旨杀害李大钊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