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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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老舍在《四世同堂》第56章时，评论道：“他的投降，即使无碍于抗战，也足以教全世界怀疑中国人，轻看中国人。……（他）比敌人还更可恨”。重慶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曾于1946年炸毁位于南京梅花山的汪墓，取出汪精卫遗体重新火化并使用鼓风机吹散其骨灰。
1940年1月，汪精衛集團與日本秘密簽訂旨在出賣民族利益的《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一事被揭露後，中共中央於1月28日發出由毛澤東起草的《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的黨內指示，要求擴大反對汪精衛賣國協定的宣傳，指示各地應普遍舉行民眾大會，要掀起全國反投降、反漢奸、反磨擦的熱潮。延安民眾聲討汪精衛大會於2月1日召開，毛澤東出席大會並發表題為《相持階段中的形勢與任務》的演說，評論汪為“賣國賊”和“中國親日派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
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約翰·亨特·博伊爾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又稱：“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汪实际上用他自己巨大的名望和威信（以及他的改组国民政府并不怎么高的威信）去帮助日本最坚决的大陆扩张主义者的“分治合作”计划。这个计划同有些人所说的话完全是两回事。他们硬说：日本由于中国的孱弱和不团结而苦恼，他希望有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能够抵抗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抵抗苏联和英国的侵略。这个计划是如此藐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致只要汪默认了它，他的政权就注定了非失败不可。这个计划使汪所许下的“复兴中国”的诺言成为荒诞不经的假话。为汪辩护的人声称：汪和他的同事们并没有真正替日本计划卖力气，他们只不过是骗骗日本人，使日本人相信他们是在卖力干而已。他们可能没有说错，事实也许真是那样。但这丝毫也不能够削弱对方反驳他们的理由，那就是说：凭汪在中国的显赫地位，哪怕他只是曖昧地支持了日本，就一定会使他本国人民陷于不和与混乱。”
後來擔任中華民國代總統的李宗仁在《李宗仁回忆录》回忆：“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搓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处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晤。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利的人，中山逝世后，汪氏一意左倾，与蒋中正互为表里，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谁知他的合作者蒋氏，也是个热衷权力不择手段的人。他二人各取得党权、军权之后，竟又短兵相接，火并起来，经历多次，汪氏自知非蒋的敌手。故此次我们诚心诚意地请他留在南京主持党政，他总以为沪、宁一带是蒋的老巢，上山则见虎，下泽则见蛇，断非彼久恋之乡。他如要掌握党政，必须回广东另起炉灶。这便是汪氏的基本观念，也是嗣后宁、汉不能合流的基本原因”。
抗日名將張發奎在《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书中又说：“对于那些为他牺牲与战斗的军人的态度，显露了汪精卫的软弱无能。我常常对他说，第四军是为他打仗的，他应该照顾第四军。‘可是，作为行政院长，他不敢对蒋先生进言。每逢出现议题，他总是要看蒋先生的脸色，他本身沒有主意。他一阔就变脸，变得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置个人仇恨于国家利益之上是错误的。很明显，汪精卫对蒋的仇恨，甚至更重要的——他妻子对蒋先生的仇恨（陈璧君始终怀疑蒋介石是1935年刺汪案的主谋），已经放在民族大义之上了。”
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元旦讲话指出：“偷生怕死，卖国求荣就是汉奸。这种人虽然暂时保了性命，得了小小利益，但是遗臭万年，上辱没了祖先，下贻害到子孙。一到敌人用不着汉奸的时候，仍旧免不了送命，或者精神受到了惩罚，天天在苦痛之中，永远作不得人。明末的吴三桂，就是一个例子。”9月18日，林森再次强调：“对于汉奸傀儡通敌卖国所煽动的亡国灭种的假和平运动，必须加以严厉的打击和制裁。决不能容许敌伪们曲解总理遗教，散布妥协投降的谬论，来摇惑人心，阻挠抗战。”1940年3月，汪精卫抛出“和平建国宣言”，表示要和重庆国民政府“共谋和平方案”的当天，林森立即发表讲话回击说：“敌人的侵略一天不止，我们的抗战也就一天不止，这当中没有丝毫徘徊余地……我们国家的独立与自由，一天不能获到，我们将要继续奋斗一天……只有抗战到底，才算是总理的信徒。”3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广播讲话《痛斥汪逆伪组织》，“希望全国军队和人民，无论南北东西，都要各尽各的本能，各守各的岗位，齐心协力，团结精神，坚持抗战立场，肃清汉奸。”“迅速恢复失地，拯救沦陷区内的人民，打破敌国军阀的阴谋……维护世界人类正义与和平”。
1939年10月1日，蒋接见中外记者，指出，“汪逆卖身降敌，罪恶昭著，根本上已自绝于中华民国全国国民，对此汉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诛之，汪逆所召集之会议，国民皆知为汉奸卖国之会议，其参加之每一份子，国人尽知为卖国之汉奸，问题已远超过于党的纪律规章之外，故中国国民党不必再有如何声明”，并表示“在敌军压境战斗剧烈时，公然响应敌人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意图并吞中国之声明，此为何种之行为？奔走敌京，勾结敌军，唆使敌人加紧侵略，屠杀同胞，此为何种之行为？在敌军司令部内广播演讲，污辱我国军，诬蔑我同胞，对于我正在战斗之将士，劝诱其局部停战，此又为何种之行为？君等试思，任何国家政府，对此等奸逆，应作如何处置，中国国民党负有革命救国之责任，对于如此罪恶昭著之汉奸国贼，如予以宽纵，则将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先烈，何以对主义，何以对国民，更何以尽领导革命之天职？如此在本党岂不蒙熏莸同器之讥，而纲纪荡然，廉耻道丧，又将何以立国乎？一言以蔽之，海可枯，石可烂，而对于引狼入室为虎作伥之汉奸汪逆，则永无宽恕赦免之理”。
1940年1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精卫国民政府，高宗武托杜月笙将《汪日密约》呈送蒋介石。蒋于1月13日写道：“吾不知汪逆卖国之实情，竟至如此也！彼对国土与主权之丧失，毫不关心，而惟以关税存款与组织伪政府之预付金四千万元是争，是诚狗彘不如矣。”蒋看到杜月笙送来的密约文件后，立即指示中央通讯社社长萧同兹专程由重庆飞往香港，亲自指挥发稿事宜。1月22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即“汪日密约”，在香港、重庆、昆明、上海及国内外各地同时见报，是为“高陶事件”。香港《大公报》1月22日的头条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2月24日，蒋发表关于日汪协议之告全国军民书及告友邦人士书。在告全国军民书中，蒋指出：“近日中外各报所披露的汪逆卖国文件，有「日汪」在上海签定，而由犬养健携回东京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以及汪逆向敌方提出成立伪政府的必具条件，和敌方的答复。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我们可以察知敌国在一月初所谓「兴亚院」开会讨论的内幕，我们更可以由此认识汪逆是不惜将整个国家和世代子孙的生命奉送给敌国。…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议，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
为免南洋华侨受汪精卫求和主张而影响抗战信念，1939年8月28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的名义发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二一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强调“汪贼卖国求荣，早为天下共弃，我侨捐资救难，不达最后胜利不止，当不为妖言所迷惑也。辨奸讨逆，亦为天职，输财救国，勿止中途，不厚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