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教地下教会
历史 > 三自爱国运动的兴起与家庭教会的形成 > 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分裂的开始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获胜，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一章第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但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实施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绝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
这就为中共在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时，采取既团结又打压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
1950年5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召见十九位基督教领袖，提出中国的宗教团体应该发起一个反帝爱国运动，清算和切断一切同帝国主义的联系，为新中国服务；另一方面又肯定宗教界是中共的统战对象，两者可以合作。
1950年8月，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明确了对这两个宗教的基本方针。中共虽然认为宗教对人民的精神是有害的，但反对依靠单纯的行政命令来消灭宗教，而是希望通过广泛进行唯物主义的教育和宣传，逐步缩小宗教的市场。同时，指示指出：
“在天主教、基督教内部，利用各种机会，和通过有爱国心的信徒，向其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的阴谋，……有步骤地实现教会摆脱帝国主义影响和经济关系，……要把那里教徒的大多数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一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特务分子。”
1951年，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组织宗教问题委员会，在宣传部领导下，研究有关宗教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基督教内部，由于中华民国时期自由派的兴起等一系列因素，存在着广泛的愿意同中共合作的力量。
早在1949年6月，时任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部主任吴耀宗就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上海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邓裕志以妇联执委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新政协第一届会议正式召开时，共有吴耀宗、邓裕志、邓良模、赵紫宸、张雪岩五人参会，会议指出他们所代表的是基督教里面“与大会思想相同”“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领导，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一派力量，“不满于基督教的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力量的联系。”会后，这些代表同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组织访问团访问全国各地的教会，传达会议精神。
1950年1月26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执委会决定召开“全国基督教会议”，希望通过一个共同纲领以回应新时代的处境。吴耀宗时任执委会常务委员之一。4月15日，吴耀宗率领的访问团访问各地期间，《天风》杂志宣布会议延期。《三自革新宣言》发表后，会议计划直接被《天风》杂志宣布取消。
1950年4月，吴耀宗率领的访问团回到北京，吴耀宗被周恩来召见，并和教育部、统战部部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周恩来提出，基督教应当：
1.发起一个反帝爱国运动，清算近百年来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和在基督教里甘心做帝国主义走狗的教徒；
2.遵守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
3.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
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指出宗教界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站在民主与爱国的立场上，服务中国人民。周恩来提到中国基督徒有将近一百万人，不会因为出了少数坏人而受到歧视，但要把教会里的害群之马清除出去。吴耀宗提出制定“关于占用教会房产的处理办法”“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办法”等要求，周恩来却表示基督教需要首先清除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否则这些困难无法解决。

于是，吴耀宗只得在未经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同意的情况下，制定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即《三自革新宣言》），表明要：
1.提高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对帝国主义的警惕
2.表示基督教在新中国中鲜明的政治立场
3.促成一个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中国教会
4.指出全国基督徒对新中国的建设所应当负起的责任
宣言由吴耀宗联合了40名有名气的基督教领袖共同发起签名运动。9月2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此宣言及截止到当时全部1500多名签名人士的姓名。9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开展相应〈基督教宣言〉运动的指示》，签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10月18日，在基督教协进会召开的第十四届年会上，缪秋笙提出宗教是超政治的，基督徒不应该签署这样政治性的宣言，提出重新起草一份非政治性的宣言，获得会议同意。但在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没有代表敢领导这个工作，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三自革新宣言》。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政府加速了对与西方国家有联系的团体的清理工作。1950年12月29日通过的《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报告》，提出接受美国津贴之宗教团体，应使之改为中国教徒完全自主自办的团体。吴耀宗等人表示拥护。基督教会资助的学校、医院等陆续被政府接收，教会内部也开展了政治运动。1951年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中，教会被要求向“披着外衣的美帝分子”进行斗争。三自革新运动的政治色彩逐渐浓厚。随后，教会内部开展了控诉运动，对“教会败类”“美帝特务”等进行了大范围的控诉和互相检举。
1951年开始，基督教内部开始开展政治学习运动。11月，三自筹委会举办“第一届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吴耀宗说：“学习是三自革新运动中一件最基本的工作。”他并写了《共产党教育了我》。另一位基督教领袖陈崇桂写了《我政治思想改变的过程》。1953年7月16-17日，“上海市基督教教会团体工作人员会议”上，华东宗教事务处处长罗竹风指出有基督教工作人员不认真学习，甚至逃避学习。
与此同时，政府开始挤压基督教教育的空间。除教会大学陆续被政府接收外，1952年8月25-29日，三自筹委会在上海召开华东区的神学教育座谈会，提出将华东地区11所神学院合并于金陵神学院。11月1日，合并后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成立。1953年4月19日，北京地区的三所神学院亦合并于燕京协和神学院。
基督教出版机构在《管理出版印刷与发行事业条例》下，也被政府控制，成为帮助宣传政府政策的机构。
在中央政府的官方政策以外，中共的地方干部还多有占有教堂不归还，没收信徒的《圣经》、赞美诗，将基督教会视为反动迷信组织加以取缔的行为。1950-1953年，共有数万名基督徒因各种罪名被捕，一万余人被处决。
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基督教内部许多人感到政府许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落空，政府对教会的干预过多，特别是政治性的学习和表态干扰了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除此以外，基督教会内部有“基要派”和“自由派”之分，“自由派”主张对《圣经》做修正的解释，热衷于改良社会而非追求超越性的救恩，这使得教会内部对中共抱有期待的大多是自由派，包括吴耀宗等人。但是自由派因为对《圣经》的灵活解释被基要派视为“不信派”，自由派与中共在政治上的合作更提高了基要派对其的警惕心理。因此，许多基要派教会抱着“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态度，不愿意拥护自由派领导的三自革新运动，不参加相关活动。基要派的部分领袖甚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对中共政权抱有警惕的态度，例如长老会的毕范宇牧师在1949年就提出教会可能面临政府的打压，要准备采取家庭聚会的模式，并往政府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转移。
而中共确实对这些不合作的教会采取了打压的政策，加剧了其与三自革新运动及政府间的对立。1953年罗竹风指出基督教会内部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包括：
1.不认真进行政治学习，甚至逃避学习；
2.曲解圣经，强调世界将要毁灭；
3.医病赶鬼，危害人民健康；
4.传道人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攻击别的教会；
5.家庭聚会越来越多，并且是秘密聚会；
6.强迫教友捐献，形成变相剥削。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不愿意参加三自革新运动的教会为数甚多，并且已经产生了家庭教会的雏形。此后，三自筹委会又在上海召开了四次座谈会，每一次都要揭露“混乱现象”，将其视为三自革新运动的主要阻力。当时不愿意参加三自的较大规模正规教会主要有耶稣家庭、基督徒聚会处和真耶稣教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