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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协商会议
过程 > 议题讨论 > 国民大会

1月17日下午举行第七次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原定议程是18日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和宪法草案问题，但是由于国民大会问题争议过于激烈，宪草问题不得不拖延到翌日。所以第七、八次会议的焦点集中到了国民大会组织法及选举法，以及国民大会旧代表（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选出者）是否有效的问题。旧代表问题争论格外激烈。
根据国大组织法第一和第十条规定，国民大会代表任务未了依法不能解除。
抗战八年旧代表之服务经验教训已为提高，更足代表民意。
国大既未召开，旧代表亦未赴任，不但任期未满且未开始，自不能否认其有效。
当年无选举及被选举者，虽由于年龄增长或法律地位变化（指中共）取得被选举权，但终究少数，不能因少数之权利而不承认多数已得选举权者之选举结果。
中国目前情势，需要团结统一，对旧代表不能故意歧视自酿分裂，凡此均是事实问题。故采取折中办法，除增加新代表名额以容纳各党，并提议宪法颁布六个月之内重新选举行宪国民大会代表。
十年前国大组织法不适合今日情况，必须修改。
十年来儿童成人，需要选举权。
领土已经改变（注：指台湾），旧国大选举不适用。
十年来增加的合法党派需要代表。
根据选举法，1936年选举时，东北沦陷区候选人由中央指定，以及组织法规定国民党中委为当然代表，均属不合理。
选举法之丁种选举（即国民政府指定）不合法不合理。
选举法宣誓手续，年龄（23岁）限制，职业选举之年限规定，背叛政府通缉者之剥夺选举权，中共认为均属不民主不平等，必须否定修改。
由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协同政协商定宪法草案，及国大选举法组织法，重行选举。
本年内召开重新选举的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过程 > 议题讨论 > 宪法草案

第九次会议宪法草案讨论。首先国民党孙科解释五五宪草，即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府有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五能。人民有权，政府有能，人民为主人，政府为公仆。这些基本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内容。中共代表吴玉章发表意见：
关于人民权利问题，宪法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字样（注：法学术语叫人权的间接保护主义），换言之，即是普通法律可以限制，这是不妥当的。
中央与地方权限，主张孙中山的均权主义原则，即全国性的事务归中央，因地制宜的归地方。
地方制度，主张以省为自治单位，自下而上的普选，省长民选。
确定基本国策。
吴玉章的说明指出，总统权力过大，主张省自治，省长民选，且制定省宪。
青年党则就宪法权力制衡问题表达意见：
宪法为国家根本大法，故应有尊严性，所以要组织宪草审议会。
宪法之性质，应为柔性（即制定与修改程序与普通法同等地位）。
采取内阁制及两院制，五院制只可保留精神，不必拘泥形式。
省自治，均权主义。
民盟主张几乎与中共相同，即：
省自治，省宪。
总统权力过大，宜实行内阁制。
关于人民自由，取消“非依法律不得限制”。
沈钧儒主张本联省自治精神，承认中共解放区。
黄炎培提议增加副总统，并增加职业选举。
社会贤达也就宪法具体细节各自发表意见，主要问题仍是联省自治问题，总统职权问题，立法院与行政院，监察院关系问题。
因国民党做出让步，并不坚持五五宪草，此次会议未发生激烈争吵。
决议

条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
民国三十五（1946）年1月15日第五次会议讨论施政纲领结束前，主席孙科宣布各会员意见当有各分组委员会协商后再交大会讨论，秘书长雷震宣布蒋主席制定分组委员会名单。
1月19日下午，分组委员会开始进入分组协商阶段，不准新闻记者参加。原定23日闭幕，但因具体问题未达成一致，顺延三天。23日下午，政协会议成立综合委员会，以便对各项问题作一通盘检讨。综合委员会委员共10人，各党派出两人。国民党王世杰、吴铁城，共产党周恩来、董必武，民盟章伯钧、张东荪，青年党曾琦、陈启天，社会贤达王云五、傅斯年，在当天下午四时开第一次会议。
25日，争议最小的宪草，军事两组首先协商完毕；次日，施政纲领组也获得协议。然而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两组协议迟迟未定，故政协不得不再度延期三天，预定29日闭幕。27日上午，周恩来、陆定一急回延安请示毛泽东。28日下午，政府组织组终于获得协议，惟有国民大会组仍旧争论激烈，且周、陆二人29日仍然没有回渝。政协会议不得不再度延期两天。30日下午，周、陆返回，次日上午，国大组和综合组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从上午9点到下午两点终于达成协议。至此，政协五个议题全部有了结果。
决议 > 宪法草案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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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执议题 | 国民党观点 | 共产党观点 | 最终民国宪法 |
| 人权保障 | 间接保障 | 积极保障Y | 积极保障 |
| 国民大会 | 有形国大Y | 无形国大 | 有形国大 |
| 国大职权 | 选罢创复四权 | 选举罢免两权 | 暂有选罢两权 |
| 立法委员选举 | 间接选举 | 直接选举Y | 直接选举 |
| 政体 | 总统制 | 内阁制Y | 内阁制 |
| 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 无需负责 | 负责Y | 负责 |
| 司法行政权 | 属司法院 | 不属于司法院Y | 不属于司法院 |
| 监察院同意权 | 无需同意权 | 有同意权Y | 有同意权 |
| 监察委员选举 | 国大选举 | 省议会选举Y | 省议会选举 |
| 地方制度 | 省县自治Y | 联邦省宪 | 省县自治 |
| 宪法修改 | 有形国大Y | 无形国大 | 有形国大 |
宪草问题，因为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对五五宪草并不坚持，中共也兴趣不多，且仍须经过宪草审议委员会之审议及制宪国民大会的制定，所以争论较小。1月21日下午，通过成立宪草委员会提议。国共主要的分歧列举如下：国民党要一个大约2千人（平均每县一人）的国民大会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半独立总统；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分权的五院制度。中共和民盟的要求是四权人民直接行使，即国大变成全民，一个权力尽可能最大受限的总统；一个类似内阁制的行政院立法院关系；一个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政体。最终国民党在几乎所有有争议的地方全都让步，使得25日在其他小组之前最早达成协议。
除了该决议几乎完全根据共产党建议将五五宪草大改外，中共又希望草拟宪稿的人选不能是国民党。当晚，周恩来找蒋匀田，提议请民盟的张君劢草拟宪稿，以免国民党代表执笔，偏于一党之私，将来改正困难。恰巧，第二天国民党王世杰也找蒋匀田建议请张君劢起草宪稿，他说：“若由国民党代表执笔，将难免中共代表逐字退敲，甚难通过。”蒋将国共不谋而合的意见告知张君劢，张慨然应允，从此他负责起草宪稿的历史责任。
决议 > 军事问题决议案

军事问题分组委员会根据青年党所提“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案”，民主同盟所提“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案”，国民党所提“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政军令之统一案”，以及缪嘉铭所提“请迅速大量裁兵案”，开会商讨四次，于25日获得协议。
关于整编办法，国民党已定6个月内整编为90个师，总人数180万，共军先行整编为20个师，总人数40万，且由军事三人小组1个月内商定办法，其后2个月内整编完成。在进行此项协商时，国民党提出一个迅速整编方案，即希望上述两项整编完竣后，进一步就进行第二期整编，将全国军队混编为50或者60个师，这一点获得民盟支持。但中共仍然希望保持比例整编，而非混合整编，比如可以将政府军编为45个师，共军再减为10个师，但各自仍为独立单位。这一点争持颇久，最后以统一整编取代国民党原先坚持的混合整编字样。至于统一整编的具体办法，由三人小组协商。
关于联合统帅部问题，国民党提出折中方案，即国防部下设一个建军委员会，由各方参加。整编前，暂且在军事委员会下设一个整编考核委员会，容纳各方参加。
决议 > 施政纲领决议案

施政纲领部分，对于中共的各项主张，国民党作出让步，包括附记第一条：解放区地方政权，暂时维持现状，等国民政府改组后，依照施政纲领第三章第六七八条规定解决，这一个让步使国民政府政令统一的目标完全落空。施政纲领是政协决议的核心部分，其他决议案的内容，例如军事问题，在此多有阐述。另外，该纲领的大部分内容成为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国策部分之蓝本。
决议 > 政府组织决议案

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分配，总共40名委员，中共提出三三三制原则，即国民党，各党各派，社会贤达各三分之一，国民党不肯。因国民党欲坚持国大旧代表有效，故中共欲以此交换。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中共请示延安，于25日得到回电，同意国民党占半数，不过中共希望有10名。由于此时代表们已经精疲力竭，而王云五则建议趁热打铁彻底解决名额问题，免得日后生出枝节。
会议最后决定对于国民党外的20名额分配，日后再说。政协会后，其余20个名额的分配成了问题的关键。中共为了能够联合民盟行使否决权，坚持要求它和民盟必须占有国府委员会三分之一以上即14名；而青年党则坚持如果给中共超过10席或者给民盟超过青年党，就不参加政府。国民党只同意给中共和民盟12席。这一问题最终演化成为国共破裂的直接原因。。
决议 > 国民大会决议案

国民大会问题始终是争论焦点。最大的困难还是旧代表是否有效的问题。政府以为依法选举出来的代表，无法宣布无效。其它党派则说时间太长，亦或一党包办，等等，坚持重选。后来王云五提出折中方案，放弃旧代表中非经选举产生的国民党当然代表和指定代表共240人，另外增加二分之一，共1,800人。新增加的600人，国民党占230，其它党派370。
28日下午，中共要求新代表增加到800，三三三制，未获协议。29日，中共方面提出总额增加至2,000名代表，中共要占四分之一，民盟五分之一。30日下午，中共要求名额减少至450，民盟青年党各要400和200。未果。当天晚上，周恩来从延安返渝，31日，午后休会时间与国民党密商。中共因要统战民盟，又不愿让青年党太反感，向国民党秘密提出表面上维持民盟与青年党平等，各占100名，私下国共两党各将自己的名额让出10名送给民盟，这一点在协议文里面不录。国民党正着急解决僵局，收到中共这个密议，当然同意。于是实际名额分配是国民党220，共产党190，民盟120，青年党100，无党派70。至此问题全部解决。
决议 > 政协闭幕

政治协商会议在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月31日完成国民大会协议后，下午6时半在国府礼堂举行第十次会议。蒋介石亲临主持，讨论各分组委员会报告，全部获得一致通过。各分组委员会报告通过后，蒋介石致闭幕词。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民盟代表张君劢，青年党代表曾琦，无党派代表莫德惠相继致词。至此，政协闭幕。
同一天，中共中央内部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同样肯定政协会议的重大成果，提出“从此中国即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的相同论断，更有“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准备整编军队，学习合法斗争”。文革时，这篇要求合法斗争，放弃党领导军队的内部指示成了刘少奇的主要罪状之一。
后续活动 > 执行决议情形 > 整军方案

条目：整军方案
政协开幕前，国共达成停战协定。随后几天，张群建议成立军事三人小组，以进行中共部队的整编（随后张群赴成都公职，张治中代理）。马歇尔将军认为军事三人小组很重要，也要求参加。最后在2月25日达成了一个统一方案，即整军方案。
整军方案是国共继政协会议之后的又一重要协议。
后续活动 > 执行决议情形 > 政协宪草

条目：政协宪草
2月8日前，宪草审议委员会依据政协决议，每党提交5人，会外专家10人。原由政协会议推定孙科、王宠惠、张君劢、王云五、陈启天、吴经熊、周恩来7人为起草小组，拟定宪草。实际执笔者为张君劢。
颇有意味的是，蒋匀田曾回忆到制宪期间，张君劢与周恩来私下里的亲密来往，“张君劢先生既受国、共之托，起草宪稿，于2月3日即嘱我代为搜集资料，开始撰稿。4日晚，首次在民盟总部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秦邦宪诸先生会商所拟定之条文，俟得双方同意的结论，则以之提交审议委员会讨论。并约定以后每晚8时，双方代表会商于国府路三百号民盟总部，议定次日提交审委会之宪稿条文。周恩来等欣然接受，指明以后每晚会商，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及秦邦宪两人”。
张君劢这番亲密共产党，冷落国民党的月下约会天长日久自然引起国民党的强烈不满。在宪草正式会议前，对此有所预感的蒋介石约集国民党中央负责人，对宪草决议说了自己的看法。共计12点，其关键部分在于总理遗教，建国大纲，和五权宪法的问题，蒋介石在谈话里仔细说明他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理解，对政协根本上改动孙中山五权宪法原则的一些做法，尤其是虚化国民大会四权极为担忧，认为国民党有责任维护总理遗教，“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甚至说“余为党员，必绝对遵奉总理之遗教及五权宪法之党纲，此则为不可移易之志愿，亦为决心”。可见蒋中正对孙中山五权宪法的遵守已经达到刻板的程度。事实上，后来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提议修改宪法草案，显然跟蒋介石这段谈话有很大关系。
宪法审议委员会围绕五权宪法和政协宪草决议案问题激烈争论，政府方面代表坚持五权宪法原则，即国民大会行使四权。但绝大部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则认为政协宪草的改动比较好。随后大会激烈讨论美国（总统制），法国（半总统制），英国（内阁制）等各国政体优劣，傅斯年甚至提出可否仿效苏联政体。由于国民党完全无法以总理遗教为由控制讨论，只好任由这些宪法专家自己选择最佳政体。
而此时张君劢与中共代表的夜间秘密约会也出现分歧。中共因为解放区的缘故，最关心的自然是地方自治一章。张君劢起草的原稿，并未有地方法官民选之规定。秦邦宪激烈要求地方法官民选，其用意显然是为了通过中共早已控制的地方选举来控制解放区司法。张君劢出于司法独立考虑坚决不退让。蒋匀田感慨地说：“惜乎国民党不知内情，始终误认民盟系中共的附庸，而逼友成敌”。
从2月中一直到四月中旬历经两个多月，宪法草案终于走完这些细节讨论而成形，在4月下旬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孙科诵读一遍草案，问大家有无意见。此时李维汉又提出地方法官民选的建议，并没有人响应。孙科宣布至此审议委员会使命完成宣告结束。
后续活动 > 国共关系逆转 > 较场口事件

条目：较场口事件
从1月16日起，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派出特务跟踪威胁参加集会的代表。
2月2日，由协进会发起，定于2月10日上午9时，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国民党将领冯玉祥夫人）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国民党则密谋破坏。
2月1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另外组织一个所谓的“主席团”，其成员有吴人初（重庆市教育会理事长）、谭泽森（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庞仪山（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宣传科长）等，早早抢占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特务打手，并有雇佣而来冒充各会会员的“八百壮汉”提前入场。周德侯叫嚷：“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殴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等六十余人也被打伤。当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等和冯玉祥赶到会场时，特务们才四散离去。
2月10日上午，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庆祝政协会议圆满成功。开会前，原筹备委员会推李德全为大会总主席。然而自行要求参加的重庆各界人民团体代表则自行推出市农会常务理事刘野樵为总主席。刘氏上台报告，筹委会成员李公朴不满，上前推搡，夺去扩音器。随后台上发生斗殴，台下大乱，筹委会之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等人受伤。
后续活动 > 国共关系逆转 > 反苏运动

条目：反苏运动
1946年2月，因国民政府官员张莘夫接收抚顺煤矿时在回沈阳途中，一行8人于抚顺以西的李二石寨车站，被抢劫搬运东北工业设施的苏联红军劫往南山枪杀，随行7人同时遇难。张莘夫时年48岁。这直接导致中国民众为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而进行游行示威活动。该运动历时仅一个星期。这场运动直接导致中苏关系迅速恶化，而使得苏联在国共两者之间最终倒向中共一方。反苏运动虽未严重损害国共关系，但却对随后爆发在中国东北和整个关内的国共内战的结局影响极大。
后续活动 > 国共关系逆转 >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条目：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政协讨论宪草的时候，国民党作出大量让步，政协决议完全推翻五五宪草和孙文五权宪法架构。由于五权宪法明列中国国民党党纲，为国民党奋斗目标，因此政协决议的宪草方案引起国民党中信守总理遗教的部分党员的强烈反对，随后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上，張強与苗培成提出议案，指责政协决议宪草原则”多不脱欧美宪法之窠臼“，”有违总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遗教精神“，提议不通过政协宪草修改原则。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除了肯定政协决议，商议具体如何实施政协决议的问题外，还通过宪草修改原则：1）宪法须以国父建国大纲为依据。2）国民大会为有形组织，集中开会行使四权。3）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和不信任权，反之行政院不得提前解散立法院。4）监察院不得有同意权。5）省自治无须省宪。
这五点意见与3月15日政协宪草决议并不相符，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不满。3月10日，新华日报“反动顽固派的猖獗行动必须立时制止”，3月14日，新华日报“打击保持法西斯统治的企图”，3月18日解放日报“彻底消灭法西斯阴谋”，3月18日新华日报“出尔反尔——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20日，新华日报“宪草修改原则不容变动”，等等。中共認為这是“国民党内法西斯派作为推翻政协宪草修改原则的藉口”，“是一个反动的决议案”。3月31日，原本计划召开通过政协决议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延期，并拒绝按照整军协定第四条第一节之规定交出共军的表册。
后续活动 > 国共关系逆转 > 蒋中正参政会之报告

1946年春，东北问题日益严重，由于厂矿归属问题，苏联与国府极不配合，处处阻挠政府接收东北厂矿，并配合中共占据要塞，国共关系恶化。3月11日，马歇尔赴美述职前召集三人小组最后一次会议，提议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赴东北授予执行部命令草案，共五点，后两点指出政府有权占领为恢复东北主权必要之各地区，政府为恢复主权所必须占领中苏争议之地区（包括煤矿），共军需要撤退。苏军撤退后，政府军队恢复主权时，共军不得先行占领。然而周恩来反对后两条，政府为尽快达成协议，作出重大让步，把后两条删除并改为以后继续商谈，这等于承认中共在东北之地位。
恰在此时，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之政治报告的几段内容引发国共的强烈冲突。他说：“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之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如果有人在东北主权没有收回，外交问题没有解决期间，提出内政问题，作为对中央交涉的条件，在这时候必要妨碍我们主权的接收，加重外交的困难，那就不知道他们的用意何在”“国内党派之中有借着外交这样困难的局势来要求政府，必要承认他非法的地位和特殊的权利，求得其私人党派的利益，而置国家生死存亡于不顾，这种害国殃民的工作，是万万做不得的”“我们中央对于东北的职责，现在只有接受领土，恢复主权行政的完整”，“中共代表之意见，显然要使他东北共党部队，以所谓‘民主联军’，及其非法制造的所谓‘民选政府’的名义，来阻碍作政府接收主权的企图，取得他合法的根据”，政府“故有向大会申诉的必要”，“政府对东北问题所取的方针，政府对于东北九省，只有接收主权，推行国家的行政权力；军事冲突的调处，只在不影响政府接受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东北的中共部队，希望他们停止蹂躏民众，强制民众，伪造民意，妨碍国家主权行政的行为，尤希望他们接受统编方案，加入国军，为国家民族努力服务”。
对此中共反应激烈。恰这个时候，张群早在1月初对停战协定不明确写明政府接收东北为例外可能会使政府成为违反协定之靶子的担心果然应验。周恩来开始指责在停战之后政府继续接收东北，“这是政府军队首先违背停战协定的证明”。不仅如此，对于东北历史问题，周恩来宣称挂靠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共指挥的，“谁又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发展为抗日联军，坚持十四年的抗日战争？”“连日寇也承认，八路军二十七年打到热河，二十八年打进辽宁，创造出冀热辽军区，谁能抹杀这许多事实？”“谁还说十四年来中共未在东北抗过日，未组织过抗日联军，没有共产党员被敌人捕杀，甚至敌人投降前，东北并无中共部队”。
此时的周恩来仍然是论辩讲理的语调，而4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驳蒋介石”中指责蒋介石完全撕裂国共关系。社论称“中国人民不能不在此严重时机，警告蒋介石与法西斯反动派，你们过去被迫接受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和整军方案，以为主要的由于国际的压力，只要这个压力暂时的减轻了，你们就又可以故态复萌”，“中国人民已经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为坚持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坚持民主的宪法，即坚持国会全权制，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同意权与不信任权，监察院的同意权与省得制定与国宪不相抵触而中央政府不得予以变更的省宪”，“为坚持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统编与彻底国家化而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人民绝对不能让步”，“如果法西斯反动派非要反动到底决不甘心，那么，中国人民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对付了”。
这篇社论表明，国共关系已经接近全面破裂。总而言之，国共的主要分歧在于：政府坚持首先依照中苏条约的规定，完全收回东北主权之后再和中共协商内政问题，政府军遇到障碍即以军事解决，冲突所在多有；而中共则指责政府破坏停战协定（因未明写东北例外），挑起内战。
后续活动 > 国共关系逆转 > 中共突袭长春北满

4月14日，苏联军队从长春向北沿铁路线撤退到哈尔滨。接到苏联情报的中共在苏联撤退一个小时内向长春机场刚刚抵达的国军发起攻击。次日，中共向长春进攻，当日攻下市区主要街道据点。有媒体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指控中共使用平民当人体盾牌。
对于中共的做法，民盟默不作声。这加剧政府认定民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见。
4月24日，苏军自哈尔滨撤退，得到苏联通报的中共随即占领哈尔滨。4月28日，苏军从齐齐哈尔撤退，同样得到情报的中共立即占领齐齐哈尔。至此，长春以北整个北满完全落入中共之手。
尾声 > 制宪国民大会

条目：制宪国民大会
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共和民盟缺席的情况下于11月15日召开（仍满足四分之三以上到会之开会条件）。其与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相关者为两点：
宪法最终版本基本采用曾经过中共同意之四月底宪草审议版本。由于宪草审议委员会在四月底之后就未再继续运作，因此最后提交于国民大会的宪法草案就是四月底的版本。蒋介石介绍了制定宪草的艰难经过，又说道“今天国民政府将宪法草案提交国民大会以后，可以说政府已经将国家的责任交给全国人民了”。国民大会分为八个审查组审查宪草。颇为让人惊讶的是，一周之后，百分之七十的宪草条文竟又回到五五宪草的状态。盖大多数国民党代表饱受三民主义熏陶，认定五五宪草较符合国父遗教精神。民社党蒋匀田着急之下，宣布如果没有恢复到政协宪草的希望，民社党将退席。当晚，蒋介石宴请蒋匀田，蒋匀田婉言相告，希望不要让大会失败，落得共产党笑话，更不知史家如何记载。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劝说国民党国大代表服从党的纪律，尊重政协承诺，维护来之不易之团结，把宪法返回到政协宪草状态。张知本不以为然，列述政协宪草违背国父遗教种种，孙中山嗣子孙科站起来反驳说，时代已经变了，总理的学说未必尽使用于现在。大家看到蒋介石和孙科的表态，无言以对，首肯而散。第二天下午，国大召开紧急会议，将所有删改之政协宪草各条，重行恢复其原文。国民党代表也服从党纪律，同意恢复原条文。一周之后，宪草又大部分恢复政协宪草原样，新加入之条文与政协宪草基本原则不冲突即保留，例如“考试院可向立法院提出法案”。蒋匀田满意地说三读后通过的宪法“百分之九十以上皆系政协宪草原文”。新宪草通过之后，除少数左倾者和中共大加驳斥之外，大部分均与赞许。纽约前锋论坛报声称“此新宪法，远较国大会中讨论所可预料之文献为优”，“凡此皆赖蒋主席在国大坚持通过以本年初政协会议各党派所同意之原则为基础之宪法”。华盛顿邮报称“中国此次通过之新宪法，极与政协决议相符合，除非别有用心者，必不忍反对之也”；日本朝日新闻称“新宪法之通过，为中华民国民主化途中之里程碑”。
制宪国民大会前后马歇尔与国共之关系。政府军九月进攻张家口时，中共已经开始指责马歇尔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又因马歇尔春夏多次向政府施压，以停止援助相威胁，实施停火，国府对马歇尔也同样不满。11月13日，国大即将开幕，马歇尔与周恩来就缓开国大会谈，周恩来对政府措辞严厉以回延安威胁。马歇尔希望周恩来回延安后，请中共中央决定是否希望他个人继续目前的工作，如果延安对他失去信任，他将无法继续调停。他愿意等待延安的回音。从此之后，沮丧的马歇尔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变得十分恶劣。圣诞节那天，宪法正式通过。不愿意列席会议的马歇尔读到新宪法后评价说：“国民大会确已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该宪法在各主要方面均与政治协商会议所定之原则相符，通过之宪法即已包括共产党所要求之各项要点，而中共竟认为不宜参加大会，殊为不幸”。显然马歇尔还天真地以为中共在乎的是宪法而不是解放区。几乎是在同时，延安给了马歇尔正式答复，即毛泽东新年文告声称“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统一战线”将在民国三十六年迅速发展壮大，而“按照美国政府旨意行事的”国民党正忙于“用一个分裂的国民大会和一部独裁宪法打扮他们自己”以便于使他们的战争和美国的援助合法化。这时候解放日报一篇社论更是对美国的攻击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是“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了世界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此时马歇尔决意离华，杜鲁门总统聘请他为国务卿（后来他提出马歇尔计划）。临走的时候，他发表一份声明，详细说明和谈失败的原因，乃在于两党之间的彼此互相怀疑和完全的互不信任，“一方面，国民政府领导人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努力，虽然先要经过美英式的民主政治形式”“纯粹的共产党人则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例如断绝交通以破坏中国的经济和制造便于颠覆和瓦解政府的局势，而不顾被波及的人民直接承受的苦难”“我希望能向美国人民声明，在故意歪曲和诬蔑我国政府的行动，政策和目的的方面，（中共）的宣传毫不顾及真象，毫不顾及无论什么样的事实，清楚地证明其坚决的目的在于欺骗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在于煽动对美国人不满和憎恨。面对这种公然的污蔑和对事实的完全漠视而要保持沉默是困难的，但是否认只会导致 必须每天加以否认，这是一个美国官员所不能容忍的行动方针”。
尾声 > 制宪大会后和谈之努力

1947年1月，《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国民政府应马歇尔要求，先后三次呼吁中国共产党能进一步举行圆桌会谈，以政治方式解决两党争端。1月7日，马歇尔临行前最后提议，依照政协会议关于政府问题的决议，尽速改组政府，并保留若干席位以待中共及民盟回心转意。1月9日，政府宣布，愿意在延安和共产党人讨论一个“停止冲突和改组政府的全面计划”。然而中共驻京代表团留守人员反应冷淡，董必武声称，除非国民政府答应中共两点要求（即废除宪法和双方军队回到1946年1月13日的位置），否则在延安就没有什么好谈的。立法院长孙科发表声明，呼吁各党派举行圆桌会议以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遭到中共的怀疑，他们显然倾向于把它看成仅仅是国民政府的又一次和平攻势。
周恩来回应马歇尔的声明，把他批评地体无完肤，“马歇尔将军明知去年召开的蒋记‘国大’是破坏政协决议及程序的，但他却故意说它通过的独裁宪法是‘民主宪法’，其中主要部分均与政协原则相符合，且似已包括中共要求在内。这真是欺人之谈。去年蒋记‘国大’通过的独裁宪法，其主要部分与政协原则相反。政协主张保障人民自由，蒋宪则限制人民自由。政协主张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蒋宪则取消少数民族自治权。政协主张省为地方自治最高单位，自订省宪，实行地方均权主义，蒋宪则取消省宪，实行中央集权主义。政协主张中央政权实行联合政府的责任内阁制，蒋宪则恢复‘五五宪草’的总统独裁制。马歇尔将军想以实行蒋宪，改组政府的办法，算作结束一党专政，为蒋介石独裁政府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更加孤立，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这些谴责里面除了“取消省宪”与事实基本相符外，其他各条均与事实不符。
随后，国民政府为了进一步表示其谋和的诚意，乃于1月16日再度决定派张治中赴延安谈判，提出四项方案以作为恢复和平谈判与改组政府的依据经司徒雷登转交中共：
政府愿意派员赴延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或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
政府与中共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商关于停战之办法。
整编军队及恢复交通，政府愿仍根据三人会议及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
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之区域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
中共次日再度回答必须答应前提出之两项条件，方可恢复和谈，否则无派员之必要。3天后，1月20日，政府公开发表声明，再度要求中共与政府相忍为国，继续和谈，以实现政协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的目标，对于中共两项条件，“政府已经收复之地区如一经撤退，则该区人民之生命财产即无所依托。恢复秩序，保护人民，乃为政府之职责所在，何忍使人民再遭仇杀之惨祸？如中共果有和平之诚意，尽可依照三人会议所已成立之整军与统编各方案实施，则一时之军事位置，自无争执之必要”，“制宪国民大会乃由全国各民族，各省市各职业代表所组成，而且政协决议早已规定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亦皆共同参加，绝非如中共所称系国民党一党包办者”，“况且其所通过之宪法，亦即根据共产党与各党派共同参加之政协所协议之原则，及宪草审议会根据该项原则所制成之宪法草案，中共实无理由可以反对”，“深盼中共体谅政府相忍为国，力求政治解决之苦心，捐除成见，继续协商，政府仍愿以最大之忍让，竭诚相与，虚怀接纳，特再揭櫫恢复和平方案，以为继续和谈与改组政府之依据”。1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宣傳部長陆定一发表聲明，反駁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1月20日關於政府《和平方案》之聲明，指出政府之《和平方案》無誠意可言，全係騙局。“废除伪宪法（指中华民国宪法）和恢复1946年1月31日军事位置，是恢复和谈的最低限度”。于是，国共和谈最后的机会，随着中共坚持的两个不可能条件而彻底关上大门。
关于这三次谈判，后来被中共定为右派份子的第三方面人士梁漱溟坦率地说内战责任在蒋介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最后占领大片地盘，“国方在军事上已心满意足”后，逼得共军不得不反击。梁漱溟写到：“综观前后，过去（七月半至十一月半）一段，是国方要打。十一月半以后是共方要打。”因为“国方在军事上已经心满意足，确乎不想再打。然而共方却是积愤填膺，非打不可。”文中一句“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中旬以后，要打内战的是中共，而非国民政府”，则被人断章取义，当成中国共产党挑起内战的根据。中国共产党认为，是中国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试图嫁祸共产党；国民政府认为，是“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動員，從事戡亂，這是最近的歷史事實”。
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撤退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美方人员，同时中止三人小组的关系。国共美三方关系解除，马歇尔调停彻底失败。
2月28日，首都卫戍司令部、淞滬警備司令部、重慶警備司令部分別通知駐南京、上海、重慶三地中共人员，限於3月5日前撤返延安，并強令关閉重庆《新华日报》社。3月3日，董必武回中共辦事處後，即往訪張治中，詢問政府有無致中共人員撤離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之正式公函，及政府是否表示決心用軍事方解決國共問題。繼訪張群，商談有關重慶、成都兩地中共人員撤退問題。首都卫戍司令部函中共代表团（《首都卫戍司令部致电梅园新村中共联络处限期撤令》）：“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团公鉴：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谎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留居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并将现在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即速造册函送本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电达，即希查照，首都卫戍司令部俭秘印”。
3月7日，原留南京、上海中共人員董必武等74人乘美军飛机4架飛抵延安。3月27日，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停刊。至此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7月9日，國民政府決定撤銷政治協商會議名義及其秘書處組織。7月15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國民大會代表名額分配表》。7月18日，國民政府舉行國務會議，通過取消中共國大代表、國民政府委員保留名額，中共現任國民參政員予以除名。7月27日，蔣接見美國記者，聲稱，國民政府將履行諾言，於本年底實施憲政，產生立憲政府；共匪叛亂不能妨礙我憲政實行。
尾声 > 1949年国共和谈

国共内战在1947年3月正式全面爆发，6月29日政府颁布通缉令通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1947年7月10日，國民大會代表及立法委員選舉總事務所決定，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於10月21日至10月23日舉行，立法委員選舉於12月21日至12月23日進行。7月15日，國民政府明令公布《國民大會代表名額分配表》。期间1947年底国民政府依据宪法举行第一届行宪国大代表选举和第一届立法委员选举，并在1948年3月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总统蒋中正，副总统李宗仁。然而内战局势日趋严重，很快占领整个东北，随即入关占领华北。华东地区共军也围歼徐蚌地区国军，直逼浦口。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国父说，中华民国之建国，其目的在和平。中正为三民主义的信徒，秉承国父的遗教，本不愿在对日作战之后，再继之以剿匪的军事，来加重人民的痛苦。所以抗日战事，甫告结束，我们政府立即揭举和平建国的方针，更进而以政治商谈军事调处的方法解决共党问题。不过经过了一年有半的时间，共党对于一切协议和方案都横加梗阻，使其不能依预期步骤见诸实施，而最后更发动起全面武装叛乱，危害国家的生存，我政府迫不得已乃忍痛动员，从事戡乱”，“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无复他求”，“中正毕生革命，早置生死于度外，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如果共党始终坚持武装叛乱到底，并无和平诚意，则政府亦惟有尽其卫国救民的职责，自不能不与共党周旋到底。”，随后民国总统蒋中正宣布引退，李宗仁任代总统，宣布与中共和谈。
此时中共已经胜券在握，只待春天水涨即渡江，因此恰好可以利用此段和谈时间部署渡江事宜。中共开出条件等同于最后通牒，1）惩办战争罪犯。2）废除伪宪法。3）废除伪法统。4）依据民主原则改变一切反动军队。5）没收官僚资本。6）改革土地制度。7）废除卖国条约。8）召开没有反动份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國民政府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周恩来对此评价道：“趋向不外乎三种，第一种是国民党改组政府，并且承认我们提出的八条；第二种是美国出兵，对此我们已经有了准备；可能性最大的是第三种，继续打下去”。
4月1日至15日，和谈在北平举行。然而，中共将国民党政府要员列为战犯予以通缉，并述明國民政府伪宪法无视民意基础之事实要求废除，國民政府严正拒绝。在北平的谈判破裂的情况下，中共乘四月长江涨水，迅速展开渡江战役，攻占南京、武昌、上海等长江沿岸主要城市，并迅速向整个南部中国推进。國民政府经过辗转，在12月9日遷往台湾，形成两岸对峙局面至今。
尾声 > 人民政协与共同纲领

条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共同纲领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5月，中共在纪念五一劳动节时，提出要建立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组建联合政府的说法，即将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驱逐出政协，而保留民盟和其他一些小党组织新政协。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6月25日，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新政协要“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9月21日，第一届全体会议举行时，为了区别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政协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了取代中华民国宪法，中共在九月开始酝酿共同纲领草案。9月25日，人民政协第三组组长周恩来介绍共同纲领草案，“由中国共产党负责起草草案初稿”，还提到军队问题“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取得今天的胜利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决不是偶然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它的灵魂”，这暗示着“政治工作制度”（即党组织制度）将继续发扬下去。共同纲领最后在9月29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
共同纲领提出“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游行示威自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这些条款以后是否被中共遵守或被中共破坏曾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纲领并没有规定什么时候自行失效，虽然传统上认为五四宪法已经将其取代。但五四宪法里面也没有规定共同纲领失效的条款。从法理上，只要没有法律或人民政协之正式决议认定它已经失效，共同纲领将一直生效下去。
联合政府的提法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产生“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也很快走入历史。而民主党派对中共的制约并没有因此消失，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里面，第三方面之张澜为副主席而章伯钧，罗隆基也在政务院任职。直至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这种约束才解除。
意义与评价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不仅直接影响国共内战的结局，进而影响中国历史的走向，更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共的建国纲领和执政理念，对当今中国大陆政治仍然影响极大。
意义与评价 > 共产党方面

中共对此政协评价是正面的（可从中共官方出版《周恩来传》，《周恩来文选》等找到中共对此评价），但一直在历史教材中回避或者淡化这段对中国近代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版初中《中国历史》近现代史里面只字不提政治协商会议内容，反而大写较场口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上发生的殴斗事件，故该书之读者只能从较场口事件得知有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对于中共而言，政协会议的一大成果是民盟与中共结盟形成统一战线。民国三十六（1947）年十月二十八日，行政院内政部决定查封取缔民盟“查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早已为国人注意。兹迭据各地负责治安机关先后报告，其最显著事实，如该盟派洛宾基在东北策动东北之军事叛乱，与在西北之负责人策动孔从周等叛变并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皆暗与共党之军事行动相呼应。”“该盟重要分子李荫枫在川省招致匪徒，图谋暴动，以响应共匪李先念残部之窜扰，其他公然作叛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间谍活动，皆证据确凿”“如不立加遏制，后方治安在在堪虞，本部职责所在，对此在匪区则助长叛乱，在后方则为共匪声援之不法团体，不得不采取适当处置，兹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
意义与评价 > 国民党方面

国民党对政协会议的评价也是正面积极的。民国政治架构中，不仅宪草和联合政府理论来自政协，而且青年党，民社党也通过政协获得国大名额而加入国民大会为民主竞争增加元素。民国政府播迁台湾之后，大量记录和评价政协会议的书籍，资料出版，从而很大程度上弥补大陆在这方面的空白，保存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意义与评价 > 其他

政协本身并不完美，遗留下大量问题而没有最终解决国共争端。例如有观点认为，政协会议最大的遗憾是把许多本来可以在会上解决，或者至少可以形成一个初步解决框架的事项留给以后解决，结果这些问题不仅会后未能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衍生出来其他的问题，像滚雪球一样问题越来越多，直至最后谈判完全破裂。以下事项在政协会上可以解决，但未列入商讨事项或者未能解决而留待以后：
解放区问题。在施政纲领讨论时，政府代表完全可以将解放区问题列入讨论议题。结果竟然没有提出。最后形成施政纲领的时候，竟然将解放区问题列为附记留待以后解决，且秘书长雷震呈交蒋介石施政纲领决议案将此条目缺漏。会后解放区问题不仅未能解决，而且“进攻解放区”成了中共指责政府违反协议的主要借口之一。
国府委员会代表名额问题。此问题本可以在最后的决议案形成之前努力解决，但最后只解决国民党的20个名额，共产党的名额则未能当即解决。由于中共坚持要和民盟占有14个名额以具有否决权，而恰是这个问题最后成为联合政府未能建立，而中共拒绝参加国大的直接原因。
东北问题。东北问题原本也可以达成具体协议，政协开会期间发生的东北张莘夫遇害事件完全可以成为东北问题解决的契机。此问题也未能解决。
宪草问题。宪草问题在政协会上本来不是一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关于宪草修改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是最早导致国共关系恶化的因素。一则政府在宪草问题上让步过大，五五宪草版本大幅度被改引发国民党老党员不满，代表完全没有尽到谈判的职责。二则宪法本身需要国大通过才能生效，国民党完全没有必要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节外生枝提出修改仍须国大商议的宪草
《雙十協定》
重庆沙坪坝大学区学生游行，要求政协会议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政协会议推选孙科、周恩来、邵力子等人接见学生，完全接受学生要求
政府代表张群、美国调停代表马歇尔、中共代表周恩来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政协开幕式致开幕词
政协开会地点是国民政府礼堂
周恩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做报告
中共代表团合影
1月10日，政协于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批准使用美军舰船将共产党军队东江纵队由广东运往山东共产党控制区。图为东江纵队抵达烟台码头。
停战三人小组。政府代表张治中（左一）、美国调停代表马歇尔（左二）、中共代表周恩来。
1946年3月2日，停战三人小组在徐州考察执行停战协定和恢复交通情况。
1946年3月4日，停战三人小组在毛泽东（左一）、朱德（右一）陪同下视察延安八路军。
1946年3月4日，延安，三人小组与中共领袖。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中共拒绝提交国民大会代表名单，国共谈判破裂，周恩来在11月16日南京记者招待会痛斥国大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10月，国共代表与第三方面代表合影，当时谈判已经濒临全面破裂
制宪国民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示意图（至今仍部分在台湾适用）
1946年12月31日，蒋中正签署宪法，宣布1947年为行宪年。
1947年3月7日，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国共谈判彻底破裂。
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
临济义玄

臨濟義玄（?—約866年），唐代禪宗高僧，名義玄，因居臨濟院，世稱臨濟義玄，為臨濟宗的開宗祖師。俗姓邢，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人，咸通七年四月十日（866年5月27日）（根据任乃宏著《晚唐魏博节度使何弘敬生卒年小考》，以及许无云著《临济义玄》9章1节），在河北魏州贵乡县观音寺江西禅院迁化（根据《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其弟子存奖后来才移居兴化寺），唐懿宗敕諡慧照禪師，后雍正又追谥真常惠幽禅师。
生平

临济义玄幼负出尘之志，并以“孝”闻名乡里，先在官寺出家研习经律，后更衣游方至江西从黄檗希运禅师学法多年，由于三次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三次被打，后又參高安大愚禅师 ，参加普请劳动。唐大中八年（854年），往镇州（今河北正定）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受到当地军阀的皈依，广为弘扬黄檗希运禅师所倡启“般若为本、以空摄有、空有相融”的禅宗新法。这种禅宗新法，因义玄在临济院举一家宗风而大张天下，后世遂称之为“临济宗”，后去河北魏州贵乡县，在观音寺江西禅院去世，而黄檗寺也因之成为临济宗祖庭。
临济义玄上承南岳怀让、马祖道一、百丈怀海至黄檗希运的禅法，以其机锋凌厉，棒喝峻烈的禅风闻名于世，勸人不要執著拘泥，方能得到解脫。
臨濟義玄主张“以心印，心心不异”，后世有 “心心相印”一说。他的教育方法棒喝齐施，成语“当头棒喝”便源与此，而成语“摇头摆尾”也源于他和弟子元安的故事。现存《临济录》和《祖堂集》卷十九、《景德传灯录》卷十二、《五灯会元》等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和禅法。
師承

黃檗希運
弟子

興化存獎
三聖慧然
灌谿志閑
公案

临济一生留下了很多公案，其中有些已经被研究了无数遍。重要的如“无位真人”“无事是贵人”“喝”等。
言论

临济的言论见与《临济录》（全名《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以下为其中的摘录。
道流！佛法无用功处，只是无常无事，屙屎送尿，着衣吃饭，睏来即卧。
道流。你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裏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
道流！夫大善知识，始取毁佛毁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骂辱诸小儿，向逆顺中觅人。
传承

中国：其宗派唐朝时建立，宋朝时分杨岐与黄龙两派。南宋时由于杨岐派传人大慧宗杲的活跃，临济宗成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宗派，一直到现在都有“临天下”的说法。
日本：临济宗宋朝时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而日本的黄檗宗，普化宗等也从临济宗中分出。
其他：古代临济宗在朝鲜半岛和越南等地传播，现代欧美由于“禅宗热”，临济宗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评价

明代净土宗高僧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中说“先德（大慧宗杲）有言‘临济若不出家，必作渠魁（盜寇首腦），如孙权曹操之属’。曷为乎以临济拟孙曹也？盖拟智，非拟德也！曹操谓生子当如孙仲谋，而孔明亦言，曹操用兵，仿佛孙吴，智可知矣！使其不以此智外役，而以此智内旋，举平生神机妙算，尽抵在般若上，则于道何有。又‘悉达若不出家。必作转轮圣王’。此兼智兼德之论也！大小殊而其意一也！”
柳田圣山在《临济的说法及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中说“在中国佛教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临济义玄和他的禅是最为杰出的。”也说“临济义玄的历史地位在于他最具有人间性，这一点远远超过他作为临济禅祖师的地位。”
铃木大拙在《禅学随笔》中说“临济是中国唐朝最伟大的一位禅师。”又在《禅与心理分析》中说“他可说是中国禅宗思想史上第一位禅师。”在《临济的基本思想》中说“临济可以说是个伟大的思想家。”
久松真一写的“临济禅师千百年忌祥月命日法语”中说“打破中世的他律神殿，杀却近世的自律人我，击碎古则千年旧壳，举起本源自性F.A.S.。”
奥修在《奧修喜歡的書》中说“臨濟是把禪的花朵從中國帶到日本去的那個人。他把禪的精神傳到日語當中，而且不但傳到了語言中，還傳入了文化、花道、詩歌、園藝與傢俱擺設。一個人、僅僅一個人，就改變了整個國家的生活方式。”在《临济义玄：超脱理性的师父》的序言中说“这三个名字，摩诃迦叶，菩提达摩，临济义玄，就好像喜马拉雅山脉上的三座巨峰。”
《剑桥中国史》中说临济“人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是用了佛教思想做调料的庄子思想。”也说临济是“禅宗最伟大的一个人物。”
日本人称他的语录《临济录》为“语录之王”。柳田圣山在《坐禅的哲学》中说“《临济录》表现了禅思想的极致。”铃木大拙在《临济的基本思想》中说“‘人’的概念是全书的关键，也是真正禅宗精神的核心。”
其他

日本名僧一休宗纯在他的《狂云集》和《续狂云集》中写了很多称赞临济的诗歌。
日本有很多寺院用他的法号命名，如静冈的临济寺，丰桥市的临济寺，仙台的临济院，东京新宿的济松寺（济指临济义玄，松指松平家）等。
临济的宗风崚烈，在古代日本颇受将军，大名和上层武士的推崇，日本民间将他称作“临济将军”或“喝之临济”。
日本战国大名武田信玄原名武田晴信，信玄是出家后的法名，据《甲陽軍鑑》记载，玄字即取自临济义玄。
參見

临济宗
黄檗希运
参考资料

《临济录》
《景德传灯录》卷十二
《宋高僧传》卷十二
《中国禅宗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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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  CiNii 
人物:  CBDB  DILA  德意志传记  SH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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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河北省正定县南城门（长乐门）内的臨濟义玄雕像。
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临济寺澄灵塔是临济义玄的舍利塔
寨河

| 寨河> 流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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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  
 • 位置: 河南省新县西北部千斤乡大塘村仰天窝林场
 
河口: 河南省潢川县与息县交界处淮河
流域面積: 805平方公里
流經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本貌
長度: 90公里
寨河，古称壑水，是淮河上游右岸一条支流，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发源于新县西北部千斤乡大塘村仰天窝林场，由西南向东北流经光山县西部，之后沿着潢川县与光山县及息县边界直至汇入淮河。全长90公里，流域面积805平方公里。
参考资料

↑  《中国河湖大典》编纂委员会.  (M)使用|format=需要含有|url= (帮助) 1.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0年9月: 22. ISBN 978-7-5084-7953-8.
阿格达拉区

关于其他名为“阿格达拉”的事物，请见「」。
| 阿格达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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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Ağdərə rayonu
 阿格达拉区在阿塞拜疆的位置
阿格达拉阿格达拉区在阿塞拜疆的位置
坐标：40°12′55″N 46°48′46″E﻿ / ﻿40.2153°N 46.8128°E﻿ / 40.2153; 46.8128
国家:  
成立於: 1930年
撤销建制: 1992年
恢复建制: 2023年
面积（1977年）
 • 总计: 1,700 平方公里（700 平方英里）
海拔: 3,724 公尺（12,218 英尺）
人口（1979年）
 • 總計: 44,586人
时区: 阿塞拜疆标准时间（UTC+4）
電話區號: 237
阿格达拉区（亞塞拜然語：），阿塞拜疆共和国的一个区，行政中心位于阿格达拉。
该区前身是1930年成立的杰拉伯特区，隶属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治所在马尔达凯特（今阿格达拉）；1939年改名为马尔达凯特区；1991年，该区改名为阿格达拉区，后于1992年撤销拆分到附近各区；但事实上，在第一次纳卡战争中被亚美尼亚军队占领后成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的马尔达凯特区；2023年9月，阿塞拜疆军队收复该地区，并于2023年恢复阿格达拉区建制。
历史 > 苏联时期

1930年8月8日，杰拉伯特区（）成立，隶属于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治所设在马尔达凯特（今阿格达拉）。该区的名字源自本来统治该地区的杰拉伯特公国（亞美尼亞語：）。1939年9月17日，该区改名为“马尔达凯特区”（亞塞拜然語：，亞美尼亞語：，俄语：）。该区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区，其人口主要是亚美尼亚族。首府马尔达克特自1960年建市，该区除马尔达克特外，还有马达吉兹（阿塞拜疆语：）和列尼万（阿塞拜疆语：）两个城镇。
1976年，该区有医院7家、护理助产站44个、卫生流行病站1个。截至1982年，该地区有3所小学、17所八年制学校和30所中学、1所技术职业学校、1所七年制音乐学校、62个俱乐部、51个图书馆和17个电影装置。地方报纸《》（Barekamutyun）自1932年起开始出版。1966年起，当地设立了广播编辑部。
历史 > 苏联解体后

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爆发后，该地区成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争夺的热点地区。1991年9月2日，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和邵武勉区人民代表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宣布成立独立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1991年11月26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阿塞拜疆语：）通过废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法律，马尔达凯特区及其治所根据该法律更名为“阿格达拉”（‎），并成为共和国直辖区。
该区其绝大多数辖区在战争初期便被亚美尼亚军队占领。1992年夏，阿塞拜疆军队在戈兰博伊行动（英语：）中夺回该区包括治所在内的超过80%的辖区。1992年8月25日，阿塞拜疆共和国通过第287号决议，将阿格达拉区的塞苏兰（阿塞拜疆语：）和塔雷什（阿塞拜疆语：）等地区被划入泰爾泰爾區。根据1992年10月13日阿塞拜疆共和国国民议会第327号决议，整个阿格达拉区被废除，辖区被分别划入周围的泰爾泰爾、阿格達姆和克爾巴賈爾三区，其中东北部的阿格达拉和17个村庄划入泰尔泰尔区，西部的23个村庄划入克尔巴贾尔区，东南部的8个村庄划入阿格达姆区。
因为人力不足等原因，阿塞拜疆最终丧失了对各地的控制。1993年6月4日，阿塞拜疆709旅旅长苏雷特·侯赛因诺夫（阿塞拜疆语：）煽动了一场反对阿塞拜疆总统阿布法兹·埃尔奇贝的兵变（阿塞拜疆语：）。亚美尼亚抓住了阿塞拜疆内乱的机会，于1993年7月7日重新占领了阿格达拉及周边村庄。
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后，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马尔达凯特区的辖区除东部的列尼万村和加桑加亚村一带仍处于阿塞拜疆的控制之下，其它全部到亚美尼亚方占领，随后被未受广泛承认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共和国（阿尔察赫共和国）划入新的马尔达凯特区，治所仍称马尔达凯特。该区不仅包括1992年前阿塞拜疆行政区划中阿格达拉区的绝大部分，以及克尔巴贾尔区东部及阿格達姆區北部的由纳卡共和国控制的部分辖区，同时还声索由阿塞拜疆控制的列尼万村和加桑加亚村一带。
2020年，第二次納戈爾諾-卡拉巴赫戰爭期间，阿塞拜疆控制该地区东北部的一小片领土，并在塔雷什（阿塞拜疆语：）和苏戈武尚定居点取得立足点。
历史 > 阿塞拜疆收复后

2023年9月19日，阿塞拜疆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发起新一轮进攻，最终收复该地区完全领土。2023年10月15日，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访问阿格达拉市，并在城市中心广场升起共和国国旗。2023年12月5日，国民议会批准了关于恢复阿格达拉区的法案。2023年12月27日，该法律由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签署生效。2024年3月7日，埃利钦·穆斯塔法·奥格鲁·尤苏波夫被任命为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驻汉肯德市、阿格达拉区和霍贾雷区特别代表。
地理与经济

该区基本都是山区，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梅赫马纳（阿塞拜疆语：）一带蕴藏着石灰、石膏和贵金属矿产，具有重要的工业地位。
区内主要河流有泰爾泰爾河和哈琴河（阿塞拜疆语：）。1976年，泰尔泰尔河建立萨尔桑水库（阿塞拜疆语：），该水库的蓄水量为56万立方米，年发电量12500千瓦，灌溉面积120,000公顷。阿格达拉曾是纳卡自治州内的主要农业区，1988年时有3,400公顷葡萄，并发展有粮食和烟草种植以及畜牧业。
人口

苏联时期、纳卡共和国时期马尔达凯特区居民以亚美尼亚人为主：
| 时期 | 年份 | 亚美尼亚人 | % | 阿塞拜疆人 | % | 俄罗斯人 | %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联时期 | 1926年 | 29 292 | 92,2 | 1 914 | 6,0 | 434 | 1,4 | 31 768 |
| 苏联时期 | 1939年 | 36 453 | 89,3 | 2 833 | 6,9 | 1 244 | 3,0 | 40 812 |
| 苏联时期 | 1959年 | 33 555 | 88,9 | 3 415 | 9,1 | 611 | 1,6 | 37 734 |
| 苏联时期 | 1970年 | 38 220 | 86,9 | 5 168 | 11,7 | 348 | 0,8 | 44 004 |
| 苏联时期 | 1979年 | 37 050 | 83,1 | 7 050 | 15,8 | 355 | 0.8 | 44 586 |
| 纳卡共和国时期 | 2005年 | 18,921  |  99.78  |  |  |  23 |  0.12 |  18,963 |
| 纳卡共和国时期 | 2015年 |  |  |  |  |  |  |  20,185 |
备注

↑  一说9月10日
藤原道隆

| 日語寫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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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原文: 
假名: 
平文式罗马字: 
藤原道隆（953年—995年5月12日），又称中关白，为日本平安时代中期一条天皇时代的摄政、关白。父摄政藤原兼家，母正室藤原时姬，同母弟藤原道兼、藤原道长，同母妹三条天皇之母藤原超子、一条天皇之母东三条院藤原诠子。一条天皇朝前期權勢最隆盛的外戚，长女藤原定子为一条天皇元配皇后。
人物生平 > 家族的隆盛

藤原道隆为藤原兼家的嫡长子。由于藤原兼家的二位兄长藤原伊尹、藤原兼通皆享年不长，兼家将长女超子、次女诠子分别送入兄弟天皇即冷泉天皇、圆融天皇的后宫中，皆生下皇子，尤其诠子所生是圆融天皇的独生子，后宫政策完满成功，兼家在朝中地位於是日渐尊崇。
永观二年（984年），圆融天皇让位冷泉天皇第一皇子花山天皇，花山天皇随即按圆融天皇两统迭立的要求，立圆融天皇独子怀仁亲王为东宫。身为东宫舅父的藤原道隆在此时累积功劳，得叙从三位，并任春宫权大夫。
花山天皇在位时，政事由其外舅藤原义怀（道隆的伯父藤原伊尹的儿子，即道隆的堂弟）独专。道隆弟藤原道兼深察父亲兼家想让自己的外孙继位好成为摄政，于是趁花山天皇因爱妃死去而悲伤时，将他从宫中诱拐至寺庙，使花山天皇落发出家。朝中因花山天皇失踪大乱，此时，道隆和异母弟道纲一起搬運神玺和宝剑至东宫御所，宣布东宫践祚。此计谋道隆或许知情。
东宫继位为一条天皇後，兼家以外祖父的身份摄政幼主，道隆则以外舅身份急速晋升，历任权中纳言、权大纳言，叙正二位。至永延3年（989年）2月，兼家不顾圆融院反对，又任命道隆为内大臣，大和朝廷首次出现同时有四人位居大臣的情况（太政大臣藤原兼家、左大臣源雅信、右大臣藤原为光）。不久道隆又兼任左近卫大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