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伽經
相關注釋

↑  〔宋譯〕《楞伽经》：「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世尊！惟願為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ārya-jñāna-pratyātma-gati-gamya），離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實之義』。……『凡愚妄想計着往來，如是外道惡見希望，依於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見，戲論計着，不實建立。大慧！是故欲得自覺聖智事，當離生住滅、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等惡見妄想』」

〔魏譯〕《楞伽经》：「爾時聖者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為諸菩薩及我身，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一切外道所不能行，聖智自證覺所行故，離於自相同相法故，入第一義實法性故』。……『大慧！愚痴凡夫諸外道等墮邪見心亦復如是，執着虗妄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故。是故凡夫外道，虗妄建立如是法故。是故大慧！汝當遠離生住滅見，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故，自身內證聖智分別故』」

〔唐譯〕《楞伽经》：「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無、常無常等，一切外道所不能行，自證聖智所行境界，遠離妄計自相共相，入於真實第一義境』。……『愚痴凡夫亦復如是，隨逐外道起諸惡見，著一異等虗妄言說。是故大慧！當於聖智所證法中，離生住滅，一異、有無、俱不俱等一切分別』」
↑  印順《華雨集第一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釋題》：「唐譯「勸請品」：「此是修行甚深觀行，現法樂者之所住處」。三世諸佛，並「住楞伽城中，說自所證法」。自證，即「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覺聖智所行」（七‧二）。出二邊，離四句，超越根量，難解難入，故喻以楞伽難入之城，而佛進入其中。「自覺聖智所行」，為一經眼目。」
↑  郭瓊瑤. . 正觀. 2013, 67: 5 - 60  [2020-03-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21）.
↑  玄奘《大唐西域記·僧伽羅國》：「國東南隅有䮚(勒隥反)迦山。巖谷幽峻神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䮚迦經(舊曰楞伽經訛也)。」

《一切經音義》：楞伽(上勒登反，俗字也。正作棱從木夌聲，或作槾，為是梵語不求字訓。正梵音䮚迦，山名也。勒鄧反去聲並上聲字也。此亦寶名也。此山多饒此寶故以為名。在南海中師子國西南隅海島大山也)。

《翻譯名義集》：楞伽正言䮚(力登)迦。佛住南海濱，入楞伽國摩羅耶山，而說此經。梵語楞伽，此不可往，唯神通人方能到也。阿跋多羅，此入，謂入此山中，而說此寶。或翻無上，謂此經法是無上寶。
↑  《楞伽經》：「一時佛住南海濱楞伽山頂……為楞伽國摩羅耶山海中住處諸大菩薩，說如來所歎海浪藏識境界法身……世尊！世尊修多羅說，如來藏自性清淨，轉三十二相，入於一切眾生身中，如大價寶，垢衣所纏。如來之藏常住不變，亦復如是」
↑  《續高僧傳》為「法沖」作傳時，說《楞伽經》是「專唯念慧，不在話言。於後達磨禪師傳之南北，忘言忘念、無得正觀為宗。後行中原，慧可禪師創得綱紐，魏境文學，多不齒之。領宗得意者，時能啟悟。」
↑  《景德傳燈錄》：「師〈達摩〉又曰：吾有楞伽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法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吾到此地，凡五度中毒，常自出入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納，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  鈴木大拙. .   [2014-05-3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3）. （英文）
↑  談錫永. . 全佛文化. 2005年  [2014-05-31]. ISBN 978-957-2031-88-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9）.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識、二無我分別趣相者，謂名、相、妄想、正智、如如。(CBETA, T16, no. 670, p. 510,c26)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大慧！善不善者，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識藏。心意、意識、及五識身，」(CBETA, T16, no. 670, p. 512a29)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1〈一切佛語心品〉：「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觀二種無我相。何二種無我相？謂人無我，及法無我。」(CBETA, T16, no. 670, p. 487c20)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佛告大慧：三種自性及八識、二種無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時生，如日光俱。種種相各別分別持，是名緣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壞，故名成自性。」(CBETA, T16, no. 670, p. 511, b2-7)
↑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4〈一切佛語心品〉：「此五法者，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覺聖智，諸地相續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CBETA, T16, no. 670, p. 511, b10-12)
↑  高崎直道. . 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1977, 51  [2020-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2-21）. 宋訳が「一切仏語心品」の名をもつて全体を代表させているのが唯一の経の異名である。梵本も、宋訳の経末に相当する「食肉品第八」の末尾に sarvabuddhapravacam-hrdaya の名で'laṅkāvatāra'と並べて掲げているから、少くとも宋訳に含まれる古い部分に関しては、経の主旨を「一切仏語の心髄」と見る考えがあつたことが知られる。
↑  .   [2020-05-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3）. Here Ends the Eighth Chapter, "On Meat-eating," from the Laṅkāvatāra, the Essence of the Teaching of All the Buddhas (sarvabuddhapravacanahṛdaya).
↑  雷菴正受〈楞伽經集註·閣筆記〉：「所言註（指五卷本《楞伽經註》）者，汝南謝如晦周壽元翁得於廬山古經藏中。蓋唐中葉後經生所書，不著撰人名氏。新說（指寶臣《大乘入楞伽經註》）謂唐敬愛寺譯經沙門智嚴所註者，非也。……近謂圜悟禪師作益其誤矣。」
↑  釋印順; 印海. .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1996.
↑  《楞伽經義記》
↑  Florin Giripescu Sutton. . SUNY Press. 1991-01-01: 13  [2021-02-26]. ISBN 978-0-7914-017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5）.
↑  . .   [2021-02-2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0-23）.
↑  印順《佛教史地考論》〈楞伽經編集時地考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笈多王朝，創立於西元三二〇年；到四五五年，鳩摩羅笈多Kumāragupta 以後，即因外有敵人，內部分立而逐漸衰落。本經的編集，即在這一時期中。本經曾談到：「由種種心分別諸法，非諸法有自性，此但妄計耳」。這與世親的唯識三十頌：「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彼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文義次第，非常一致。所以本經實為唯識興盛以後的作品，可能還在世親以後。唯識學者平常說六經十論，但這是依『成唯識論』的引經而說。在無著、世親的引證中，有『十地經』、『解深密經』、『阿毘達磨大乘經』，而從沒有說到『楞伽』與『密嚴』（密嚴更遲）。這是最可注意的。在中觀家，也是比世親略遲，與安慧同時的清辨，才引用『楞伽經』（傳為提婆作的論典，上有楞伽二字，這是菩提流支所加的）。清辨即與安慧同時，多少年輕一點（所以又與護法同時）。世親考為西元三六〇到四四〇時人，所以本論的集出，約為西元五世紀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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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彬彬<現代佛學思想系譜之分野──以《大乘起信論》真偽之爭為契機>：「他認為，只要證明《起信論》思想來源於魏譯《楞伽經》之誤，便可判定其為偽經，故他結合《楞伽經》的梵文本與宋譯本，跟魏譯本進行了細緻對勘，……認為作為《起信論》主導思想的「一心二門」與「心性本覺」諸說，皆是從誤譯而妄加引申的。這樣，呂澂通過縝密的文本考證，使《起信論》之為中國人偽託之作的說法，得到了似乎是非常扎實的鐵證。使得至少在較長一段時間內，就文本本身而言，類乎《起信論》不偽的觀點，似乎絕少再有人提出了。不過呂澂的研究也並非完全無懈可擊，比如在1970年代，台灣新儒家學者牟宗三先生在其《佛性與般若》中便對呂澂的文本分析提出了批評，他在書中又認真比對了《楞伽經》的宋譯本和魏譯本，認為呂澂所說的「誤譯」，多屬成見在先的牽強之解，甚至存在有意讀破句子的地方，故牟先生認為《楞伽經》的兩譯本並無二致。……2004年，大陸學者程恭讓重新結合梵文本對勘了《楞伽經》兩個譯本的〈刹那品〉，認為呂澂的解讀的確頗有牽強和過度詮釋之處。由此看來，這個問題尚頗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于德隆<對呂澂《大乘起信論》考證的再審視>：「程恭讓〈《楞伽經》如來藏段梵本新譯及對呂澂關於魏譯相關經文批評的再批評〉一文中，引用呂澂據以論證魏譯《楞伽經》錯誤的梵文經文，與三種漢譯本之相應部分比較，認為魏譯本與梵文本雖略有不同，但並非如呂澂所說「全盤錯了」。陳玉萍《<楞伽經>與<大乘起信論>關係之研究－－以呂澂的觀點為線索》中，將魏譯《楞伽經》相關部分與梵文經文進行了詳細比較，認為大部分情況下呂澂誤解了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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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恭讓〈《楞伽經》如來藏段梵本新譯及對呂澂關於魏譯相關經文批評的再批評〉：「總之，《楞伽經》梵本第六剎那品中如來藏段的魏譯，確實存在一些問題，這是不應諱言，也不必諱言的。吕澂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佛教學術史上最為精專的學者，他發現了這些問題，為中國佛教文獻學，特別是中國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新的問題，這是吕先生的歷史功績，是我們今天應當予以高度評價的。
不過，吕澂先生對《楞伽經》如來藏學說思想意義的理解有所偏差，他有關的學術工作深受《大乘起信論》真偽問題思想論戰的促發，遂使得他在高抬《楞伽經》如來藏學說思想價值的同時，對魏譯中的某些“錯誤”，不知不覺中會有所“放大”，乃至失真。
學術史和思想史之間是應當謹守必要的界限，或維持必要的分疏的，這是我們在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時應當充分關注的一個問題，我們從吕澂先生對《楞伽經》梵本第六品中如來藏段魏譯的批評，就看到了一個具體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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