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佩琦
人物生平 > “极右派”案 > 厄运突降

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作为老党员，葛佩琦对党本无不满，也未想在整风中提意见。而人大党委两次三番邀请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帮助党整风。他自忖并非党外人士，一再谢绝参加。后经反复动员才勉强到会。
5月24日，他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了几句很一般的话，大意为：外行办不好大学，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要生活特殊化，要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该文第五个小插题《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全文为：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作的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意见。
5月27日，人大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登出了他的“发言”，把它变成了：“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当天下午，葛就去找到人大副校长、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上那段话气愤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道：“葛佩琦同志，你不用着急，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以后的事变证明，聂这番话其实是在继续“引蛇出洞”——诱你争辩，而你只要争辩，就是继续向党挑战、对抗！）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 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其中写：
葛佩琦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他说：“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室讲师葛佩琦说：我认为今天党群关系与解放前相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学校是这样，老百姓也是这样，老百姓把豆饼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统购统销搞糟了，所以物资供应紧张，“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猪肉紧张，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说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哪些人呢？过去穿破鞋，现在坐小卧车穿呢子制服的党员和干部。说良心话，物资供应之所以紧张，这是由于执行党的政策的人犯了错误，例如，猪肉哪里去了呢？不是被老百姓吃光了，而是因为执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发生了偏差，老百姓不肯养猪所造成的。

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都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欢迎。今天老百姓对共产党是“敬鬼神而远之”。老百姓几时也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例子，当统治者没得到统治地位的时候，老百姓总是欢迎他们的，但他们一旦得到了统治地位，而不顾人民利益时，人民就要反对他们。例如，1945年抗战胜利时，受了日本人压迫了八年的老百姓也欢迎过国民党，后来国民党的大员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对他们。现在的情况不同了，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意见很多了。共产党若不自觉也是很危险的。

过去在学校做地下工作时，是用联系进步、争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党员来领导，所以看党员的成绩就是看汇报多少，汇报的多，就是好党员，党员起了监视群众的便衣警察的作用。这事不能怪党员，因为党组织叫他们作情报，所以责任在党组织，因这是组织给的任务。
共产党对我三心二意，我对你也三心二意。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包括反革命在内，不是共产党的中国。党员有主人翁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你们认为“朕即国家”是不容许的。你们不应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别人，不能只有党员是可靠的，而别人都是可疑的，特别是对爱发牢骚的党外人士，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
6月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了《我反对葛佩琦的观点》一文。6月6日和6月7日，又接连刊出四篇“读者来信”：《老百姓没有委托葛佩琦发这样的言》，《葛佩琦的发言不符合实际情况》，《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群众生活水平没提高吗？》。
6月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中国人民大学教师汪金丁等发言 要跟葛佩琦划清思想界限》，其中一节以小标题《葛佩琦继续发表反共言论》：
葛佩琦说，至今群众对鸣放还有顾虑，具体反映了群众对共产党的话不敢信任，共产党对这一点应特别重视。因为，“民无信不立”。我还要重述一遍，群众是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若你们再不改，不争口气，腐化下去，那必走这条道路，总有那么一天。这也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只空喊万岁也是没有用的。
他说，群众为什么不敢信任共产党呢？因为群众在八年中体会到共产党善变，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顾高级知识分子，校部派公务员送饭送水，今年实行精简节约，又取消了公务员。党组织对人，认为有用时，把杀过朋友、杀过同志、杀过党内人的人都当作宝贝；不用时，把对流过血和汗的人关在大门之外，冷若冰霜。有些党员六亲不认，连儿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儿子入党给妈妈来信称同志。这些事例说明，群众不信任共产党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说，1949年群众对共产党不会有这么多意见。三害不铲除，狂澜既倒，挽狂澜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个可能被狂澜冲走，葬身鱼腹。
该文还有两节的标题为《汪金丁说，要同葛佩琦所代表的那种思想划清界限》、《赵玉珉表示坚决反对葛佩琦的观点》。见报后，葛佩琦当即写了要求更正的信，于6月9日亲自送到人民日报社（这封更正信，到90年代居然被查到）。但是，《人民日报》非但未更正，反而于6月14日第三版以本报南京电《谁说统购统销搞糟了？谁说人民生活没提高？　农民用铁的事实粉碎反动谎言　一个农业社春节杀猪百余头》、保定电《去年河北水灾比那一年都大 因为统购统销才没有饿死人》、沈阳电《有线广播图书室　业余剧团俱乐部 解放前农民梦也梦不到这种生活》，发表三篇驳斥葛的报道。同时刊发了《葛佩琦的学生痛斥葛佩琦》的文章。继而于6月15日发表马寅初署名的《我对储安平葛佩琦等的言论发表些意见》。6月16日，《人民日报》在《坚决粉碎右派的进攻》的大标题下，发表《农业劳动模范痛驳葛佩琦》的小标题，在《复员军人号召保卫革命果实》的那一段写“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共产党员‘无恶不作’”。6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了新华社的报道：《人民大学教授抨击葛佩琦王德周》 。6月18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北京矿业学院矿工和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座谈》大批葛佩琦。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按不住心头怒火，恨透了右派野心》的总标题下，老苏区人民、河北一农业社农民以及一些著名烈士的夫人集会或谈话，痛斥葛佩琦的“杀共产党”、“要共产党下台”…… 全国大小报刊掀起了批判葛佩琦的浪潮。葛佩琦成了全国有名的“极右派”。
1957年12月24日深夜在家被逮捕，羁押于“草岚子看守所”。1959年4月中旬转押北京市局看守所。1959年6月29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葛佩琦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64年春由北京市局看守所转入北京市第一监狱。因脚生毒疮造成的后遗症腿脚麻木，走路架双拐，未参加劳动,长期住在监狱医院的病房。1966年8月6日晚上随500多名服刑人犯被送到山西省大同市以北的山西省劳改队第四支队的大青窑煤矿，1966年8月下旬被转入太原第一监狱被分配在制鞋车间劳动。在长达18年的冤狱中他受尽折磨摧残，家人亦遭牵连（二哥葛畔瑜二嫂因此而惨死），妻子为了儿女的生存忍痛提出离婚。1975年3月，经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将其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
1975年冬，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1975年12月11日，老党员葛佩琦终以原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获得特赦。原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已经被撤销，在北京没有接受单位，难以解决住房和工作问题。女儿向北京市公安局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葛回到北京之后不向政府要求住房和工作。1976年3月26日山西省劳改局派了干部和护士各一人，护送葛回到北京，一行人住在崇内旅馆。住到女儿在北京北郊清河镇附近农村借的一间房子，每月东城区的交道口街道办事处领生活费18元。1976年9月下旬办妥从东城区粮食局每月借粮票28斤的手续。1976年10月东城区委统战部与东城公安分局研究决定在其女儿的住处给葛佩琦落户口。1977年1月8日写了一封悼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信，寄给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信中谈到回到北京将近一年仍流落在京郊农村中没有一个固定住所。邓把信转给了东城区委。1977年2月下旬东城区委统战部通知葛去看房子，这是交道口东大街96号住了16户人家的大杂院内一间8平方米的小平房。1977年3月8日搬进这间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