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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校史
建校初期

1919年4月，南开学校开始在中学部以南兴建大学部校舍。5月，南开学校成立大学筹备课，拟订校章，规划系科并组织招生工作。9月7、8日，南开学校大学部举办招生考试，录取周恩来、马骏等首批96名学生。9月25日，南开学校大学部举行开学典礼，标志着南开大学的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南开学校大学部设文、理、商三个科系。
1920年，李组绅捐款三万洋银予南开大学，增设矿科，是南开大学矿科之始，并为南开购地七百余亩。1921年，南开学校大学部正式更名为“天津私立南开大学”。1921年9月12日起，梁启超受邀到南开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吸引了天津各校教员学生前来旁听，此后梁启超拟在南开大学设立东方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朝理学，得到严修、张伯苓支持，但终因响应者寥寥而作罢。1922年，是美国罗氏基金会在到南开大学考察，在旁听邱宗岳先生的定性分析课，决定捐助一座科学馆。袁述之亦参与资助兴建，故次年落成后命名为“思源堂”。1924年，南开大学发生“轮回教育”事件。南开大学学生宁恩承在《南大周刊》发表了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认为当时的教育已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轮回”怪圈。这种教育无法救国，学生的学习无法为社会服务。该文一度令南大师生关系紧张，但在张伯苓的冷处理下渐渐缓和，张伯苓开始反思效仿欧美教育体制的缺点。不久，南开大学教务会议决定，除英文课外，所有课程均改用国语讲授。1926年，南开矿科解散，吴大猷等师生被转入理科继续学习。1927年2月，卢木斋出资兴建南开大学图书馆，落成后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1927年9月，由何廉倡议，校长张伯苓支持下，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作为独立不隶属于任何学科的专门研究机构在秀山堂成立。同年10月，南开大学满蒙研究会成立。1928年，张伯苓主持学校募款委员合制定了“南开大学发展方案”，提出“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宗旨，以及“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解决中国问题”的目标。1929年，南开大学改科为院，设立文学院、理学院、商学院及医预科，共13个系。同年9月，历史学教授蒋廷黻、经济学教授蕭蘧、植物学教授李继侗三位留美骨干教师因私立南开大学经济实力薄弱，被罗家伦延揽至条件待遇优沃的清华大学任教。
1931年，南开大学成立经济学院，创办化学工程系和电气工程系，附属于理学院，陈芝琴捐资建成芝琴楼。同年9月，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被改组，部分法科学生转入南开大学就读。1932年设立应用化学研究所，制定了《私立南开大学章程》。1933年6月，经张伯苓游说，南开大学被纳入英国庚子赔款补助名单。12月24日，南开学校召开董事会，商议南开大学接办海军医学院的相关事宜，最终未能成功。1934年春，南开大学广播电台开办，由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在思源堂地下室主办，至次年春因经费不足停办。1934年秋，南开学校三十校庆的纪念会上，张伯苓将“公”、“能”二字定为校训。
截止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早期的南开大学已有文、理、商3个学院，12个系及经济、应用化学2个研究所。然而作为私立大学，学校的学生规模一直较小，1937年在校学生仅429人，但师资力量则十分雄厚，教职员工110余人，凌冰、姜立夫、饶毓泰、邱宗岳、杨石先、李继侗、熊大仕、蒋廷黻、李济、萧公权、徐谟、何廉、方显廷、陈序经、李卓敏、黄钰生、张彭春、柳无忌、司徒月兰、张忠绂、冯文潜、张克忠、张洪沅、刘晋年、钱宝琮等学者曾就职于南开大学。此外，竺可桢、汤用彤、萧叔玉、范文澜、罗隆基、吴大猷等也都曾在南开短期任教。经过多年的发展，私立南开大学已经形成了办学严谨，技风优良，重视基础，考试严格，办学效率高的特色，并赢得了“私立学校中之成绩卓著者”的社会评价。
抗日战争初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迅速侵略华北地区。7月24日，南开大学物资开始疏散。至28日，天津、北平相继沦陷。7月29日，日军派遣飞机对天津市内重点目标进行轰炸，当时作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38师一部据点的南开大学被列为目标之一，秀山堂、芝琴楼等校园建筑被全部或部分炸毁，木斋图书馆部受损。
7月30日，日军攻入南开大学校舍，劫掠并纵火焚烧部分空袭未被炸毁的建筑。同日，日军炮队亦自海光寺向南开大学射击，共中四弹，木斋图书馆随即起火被烧毁。30日下午，张伯苓接受《中央日报》采访并发表讲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私立南开大学成为中日开战后第一所因战火被焚毁的高等学府，校舍几乎完全焚毁，损失据估计高达663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十分之一。南开大学遭袭受到当时多方关注，蔡元培、胡适、茅盾、郭沫若等知名人士纷纷发函慰问。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在约见平津教育学术界人士时，向张伯苓承诺将重建南开，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8月1日，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梅贻琦等七人致电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通报日军侵略南开等教育机构的暴行，呼吁国际人士给予日本方面制裁。
在轰炸发生后，在国际上迅速引起关注，西方多国驻天津使领馆即向日本发出抗议。英国牛津大学在内18所高校的170名教授联名声援并敦促英国政府制止日军暴行。日军对此辩称，系因对中国兵占据南开大学、北宁铁路局等地有计划地袭击天津日租界及日本的主要机关的自卫反击活动，同时日方认为各国应向中方抗议。1937年10月17日，天津、南京校友聚会纪念南开学校成立三十三周年，并一致表示对南开复校充满信心。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

更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8月28日，中华民国教育部致函要求私立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指定三校时任长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为临大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共同治理校务。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设备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13日，南京陷落，长沙临时大学拟议再度南迁。10月25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学，11月1日上课，设4个学院17个学系。至11月20日，在校生共1452人。1938年1月，南京被日军占领，学校被迫远迁云南昆明。2月，第一学期结束后，器材书籍已陆续分批运往昆明，全校师生分海陆三途进入云南。部分同学自長沙乘火车至廣州，以嶺南大學為招待站，分批自廣州乘船经香港、安南海防，再由乘火车抵達昆明。陆路桑东旅行团沿湘桂公路到桂林，经柳州、南宁、安南入滇。湘黔滇旅行团经陆路自长沙出發，乘船至湖南益陽，再步行經常德至沅陵，由沅陵经芷江到晃縣乘卡車快速通過，再穿越雲貴高原抵达昆明，长途跋涉3000余里，於4月28日抵達。4月2日，中华民国教育部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聯大领导行政体系沿袭长沙临时大学，并依据照国民政府1938年发《大学组织法》施行，设置常务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三人担任常委。因张伯苓、蒋梦麟在陪都重庆任职，梅贻琦则常驻昆明管理西南联大。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蒙自两地开课。9月28日，日军飞机轰炸联大教职员宿舍。
1939年10月4日，西南联大各学院集中至新校舍后开学。西南联大时期，毕业生分南开、清华、北大、联大四类学籍，合并前学生拥有原校学籍，合并后招生为联大学籍。同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重庆市沙坪坝的重庆南开中学图书馆内恢复成立，在昆明设办事处。
1940年，日軍攻入越南，西南联大准备前往四川，在敘永暫設分校安置新生及先修生。次年夏，局势稳定后，敘永分校結束。1941年至1945年间，西南联大有数百名学生应征作战翻译、参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参加印度远征军等。
西南联大期间，三校师生以“刚毅坚卓”的校训为指导，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教学、科研工作。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为褒奖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发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嘉奖。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4校学生自治会组织6000多人，在联大校舍草坪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钱端升等教授演讲。国军第五军士兵在墙外鸣枪威胁，并有人员切断电源扰乱会场，引起昆明学校學生成立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簡稱罷聯），組織联合罢课，並呼吁停止内战、组建联合政府。12月1日，在国民党党务主任李宗黄、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十五军军长邱清泉带领下，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百余人袭击联大、云大等院校，炸死4人，重伤25人，即为“一二·一”惨案。之后，罢联举行更大规模抗议活动，各校罢课、罢教、罢工。
天津复校

1942年春节前，张伯苓拜会蒋介石，商谈南开大学复校问题。会谈后，同年2月17日，南大复兴筹备会首次会上，张伯苓表示：蒋介石“仍本有中国即有南开之诺言，允我校（南开）复校时，与国立大学同等对待”。
1946年1月，南开大学在天津市重庆道成立复校筹备处，收回天津八里台校舍853亩地以及六里台中日中学、农场、运动场、苗圃等110亩地。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私立南开大学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舉行結業典禮，7月31日宣布解散，三所学校复校。国民政府共拨付北大、清华、南开三校70亿元旅途费，30亿元建设费（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私立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南开大学。因货币贬值，教育部续拨南开3亿元复校经费。由于沦陷八年间，校园成为日军兵营，面目皆非，给复校工作带来极大困难。南开大学师生在修建教学、生活等用房的同时，向日方索还被日军劫掠的财物。10月，南开师生返回天津八里台复校，从日本追回图书194箱，在每本归校的图书扉页上粘贴了“民国二十六年此书被日寇劫去胜利后由东京收回刊此以资纪念”的标记。
1946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在八里台胜利楼举行复校典礼，宣布正式开学，20日开始上课。10月17日被定为南开校庆日。12月，南开经济研究所从重庆迁回天津。复校后的国立南开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政治经济学院和工学院，计16个系，另设有经济研究所、应用化学研究所及边疆人文研究室，吴大任、卞之琳、萧采瑜、傅筑夫、高振衡、李广田、罗大冈、汪德熙、谢国桢、张清常等学者到南开任教。1947年1月1日，南开大学与耀华中学、南开中学等学校学生共3000人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后与北洋大学游行队伍会和后冲击天津市政府，迫使时任天津市长杜建时同意学生主张。1月4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共同发表罢课宣言，开展美军从中国撤退运动。1948年，张伯苓校长离任，由何廉代理校长。1948年冬季，南开大学学生会、教授会、讲助会和职工会联合组成“南开大学安全委员会”，与校行政负责人杨石先、黄钰生等共同保护国共交战时南开大学避免遭到破坏。
1949年至文革前

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天津市。3月，河北省立法商学院解散，大部分学生转入南开大学相关科系入读。6月27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校院系调整的决定》公布，决定取消南开大学哲教系、北京大学教育系和清华大学法律系、人类学系。1949年底，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1952年2月，天津市政府与教育部商定，划拨甘肃路54号南开大学东院给新建的天津医学院作为校舍（现为天津市汇文中学校舍）。同年，南开大学在木斋图书馆原址上重建图书馆，卢木斋先生的后人遵其遗愿再度捐资。1952年春，三反五反期间，起初南开大学作为高等院校校内比较平静。化工系的一位副教授曾坦白曾私拿药品回家使用并愿意赔偿，掀起了南开大学校内三反五反运动的高潮，致使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一度蒙冤。1952年5月，为了收拾残局，教育部正式任命杨石先为校长，天津市军管会任命王金鼎为校党委书记。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南开大学工学院并入天津大学，天津大学的数学系和物理系并入南开大学，津沽大学商学院的贸易、会计和企管系调入南开大学。南开大学由包含文、理、政经、工四个门类的综合性大学改为仅有文理科的苏联式综合性大学，设有14个系，3个专修科。1957年，杨石先出任南开大学校长。1958年10月3日，南开大学物理系二十余名师生自主建成中国高校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南开一号”。同年，南开大学的贸易、企业管理、会计、金融、财政、统计等经济管理科系调出，独立组建的河北财经学院，原经济研究所调出，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经济研究所，但仍设立于南开大学校内。
1960年，南开大学新增设立地质地理系、物理二系和哲学系，1961年地质地理系即停办。1962年，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自南开大学拆分后组建的中科院河北分院经济研究所准备停办，周恩来指示由南开大学重新接管，复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同年，杨石先创办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奠定了南开大学化学学科的基础。1965年，南开大学物理二系的原子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两个专业师生整体搬迁并入兰州大学。
文革时期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南开大学正常教学秩序被破坏，大多数教师受到打击迫害。1966年“文革”甫一开始，时任河北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到南开大学开始煽动。时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的臧伯平随即成立了由庞诵逄负责的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和刘世凯负责的大字报整理组。同时，臧伯平令党委宣传部邢馥德，虚拟了一个黑名单，以副校长何锡麟、娄平为首，把吴大任、滕维藻、郑天挺等南开大学一百余名教师职工列为牛鬼蛇神，称之为“何娄黑帮”，致使其遭到诬陷、绑架、毒打等非人道待遇。1967年4月27日，天津大学、河北工学院等高校青年汇集南开大学发生万人武斗事件。1968年8月20、21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3600人进入南开大学，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11月，南开大学当时热衷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层发布通告称南开大学叛徒成团、特务成网、反革命成串。周恩来得知后不悦，并反驳“我了解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哪来那么多叛徒、特务、反革命？”1969年，南开大学298人被揪斗，占全校员工7.2%，包含510名教师干部在内的总计538人被非法审查；160人在学习班被强制学习，其中教授、副教授占93%。
1970年4月18日，南开大学出现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标语，称“四一八”案件。同年，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停办天津半工半读工科师范学院，人员并入南开大学。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南开大学8名教工和23名学生罹难，2177间房屋受损，面积达77548平方米，精密贵重仪器设备损坏43件，价值56.6万元，直接经济损失逾500万元。文革结束后，据校方统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校3000多名师生中，583人被非法立案审查，437人被牵扯进158件集团性冤假错案，246人受到各种程度的冲击，21人被迫害致死，其中有学校原党委书记高仰云、化学家陈天池教授等。南开大学校内曾成立过南开大学“八一八”红色造反团等红卫兵组织，历史系曾出现了文革中罕见的活人展览，让受害者在展厅中向观众当面说出自己的罪行。
改革开放后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南开大学的教学秩序开始逐渐恢复。1978年2月17日，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确定南开大学为第一批全国重点高等学校。1979年，杨石先再度担任南开大学校长，旅居加拿大的汉学家叶嘉莹到南开大学中文系执教三个月。10月，建校6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在马蹄湖的湖心岛修建了周恩来同志纪念碑。12月，由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正式出版，成为中国大陆北方各高校通用的经济学教科书，被称为“北方本”，该书突破了苏联教科书的框架、吸取当时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历经多次修订，在中国经济学科教育领域具有较高影响力。
1980年，校长杨石先提出请辞，在当时的高教界极为罕见。次年，中央政府接受请辞并任命他为南开大学名誉校长。滕维藻继任校长，在任职期间，南开大学利用传统支柱学科基础好的优势，先后建立了博物馆学、法学、旅游外语、旅游经济管理、金融学、保险学、审计学、国际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编辑学等一批新的学科专业，形成了专业、系科较为齐全的文科教育学科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于1983年恢复了经济学院。同时，还建立了应用化学、电子学、计算机应用、生物医学、生物工程等一批理工科交叉、边缘和高新科技类专业。1984年9月8日，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正式成立，同年范曾捐赠3000万元在南开大学校内建设了东方艺术大楼，成为校园内的标志性建筑物。1985年，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及化学系金属有机化学研究组基础上组建，是中国首批国家重点实验室。1986年6月，在陈省身、杨振宁的共同提议下，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开始筹建。1987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世界经济方向的研究室单独成立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到1980年代中后期，南开大学已发展成为一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生命科学、管理科学及艺术等多学科的综合大学。
1990年8月29日，隶属天津市一轻局的柠檬酸厂全建制调整给南开大学新技术实业集团公司，成为天津市第一家划拨给高校的工业企业。1991年，叶嘉莹应邀在南开大学成立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任所长。1994年，外经贸部直属的天津对外贸易学院并入南开大学，参与组建南开大学商学院。1995年，南开大学入选中国首批“211工程”院校。同年，侯自新接替母国光出任南开大学校长。1997年7月，在南开园被日军炸毁60周年之际，南开大学重新铸造校钟悬挂于大中路旁。1998年5月，南开大学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签定协议，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3.2亿元人民币在开发区建设南开大学泰达学院。1990年代后期，中国大学合并浪潮中，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希望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根据“共建、调整、合作、合并”的方针进行合并，教育部和天津市领导以第十个入围985工程的名额等条件向两校施压。但是，两校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办学特色，且校友强烈反对，两校的合并计划最终失败，办学方针调整为“各自独立办学、相互紧密合作”，两校之间连通的天南街也筑起了围墙。同时，两校合作建立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刘徽应用数学中心，在校园相接处选址建设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联合研究大厦以作为两校拒绝合并提议后的妥协。
2000年1月，数学家陈省身定居南开大学校园中由校方为其修建的别墅宁园。8月，南开大学泰达学院正式成立。同年12月25日，南开大学入围“985工程”。2002年，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成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任名誉院长。2004年6月2日，南开大学教育基金会成立。11月17日，南开大学与美国马里兰大学签署协议建立北美洲第一家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2005年，南开大学下属允公集团被发现共计4亿元资金被违规使用。2006年5月，允公集团挪用资金案件被曝光，饶子和接替侯自新出任南开大学校长。2006年10月，南开大学体育中心竣工并投用。2007年12月24日晚，一辆别克轿车在学生活动中心刮蹭了一名骑自行车的学生并要求学生道歉，爆发冲突，被称为“别克门事件”。2009年，学校理念与深圳市政府愿望、想法无法融合，导致双方的合作破裂，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撤销，校址由南方科技大学接收作为启动校区。2009年，南开大学将梁思成设计的学生第七宿舍楼重新修缮，变更功能为文科创新楼。
2010年，国家旅游局与南开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其直属的中国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移交南开大学，与旅游学系合并为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同年，原定选址于静海县团泊湖畔的南开大学新校区计划，因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的海河教育园区的主张，改为落户海河教育园区。2011年1月，以敢干、敢闯著称的校长饶子和被突然调离南开大学，引发诸多猜想，龚克出任南开大学校长。2013年，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参与组建成立了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同时还牵头参与数学与科学前沿协同创新中心等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工作。2014年7月15日，教育部第22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南开大学章程》。2014年，南开大学津南研究院正式挂牌成立。同年，南开大学玑瑛青年创新创业实践基地成立，是南开大学与天津市南开区共建的众创空间。
2015年3月，南开大学参与组建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6月，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相继成立。9月5日，南开大学津南校区正式启用。2016年9月，薛进文在担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长达14年后被免职，魏大鹏继任。10月，南开大学整建制接收天津市第四医院，作为南开大学附属医院。2016年11月，南开大学迎水道校区开始拆除。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的名单》，南开大学入围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世界史、数学、化学、统计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入围一流学科建设名录。2017年10月，南开大学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天津市眼科医院、天津市口腔医院、天津市人民医院、天津市胸科医院、天津市环湖医院、天津市南开医院、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等12家三级甲等医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大医院将承担南开大学医学院的临床教学任务。2018年1月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免疫学家曹雪涛接替龚克担任南开大学第十任校长。2019年9月，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宣布启动“4211卓越南开行动计划”，即实施“文科振兴、理科提升、工科攀登、生医发展”四大计划，构建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两大奖励体系，在校内建设10大交叉科学中心，携手世界一流大学打造10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2020年10月，南开大学与天津医科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天津医科大学校长颜华兼任南开大学医学院院长。2024年12月4日，南开大学与天津市卫生健康委签署共建天津市人民医院协议，将其作为南开大学直属附属医院，定名为南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校史研究与著作

南开大学校史是中国近代史、教育史、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对象。江沛等学者对蒋介石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于1949年后大陆政治评判使得蒋介石在南开大学的校史记载中成为被忽略不计甚至是有意淡化的因素，但南开大学在动荡年代的得到持续的拨款与跻身西南联大等方面的支持，离不开蒋介石与张伯苓的交往及诸多政治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金国、胡金平等学者对私立南开大学国立化进程中的“府学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权力让渡与资源获取相辅相成，而私立南开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实际上是国民政府通过办学资源的分配逐渐控制、消解私立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过程。南开大学设立了校史研究室，研究南开大学、南开学校、张伯苓等校史相关议题。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先后牵头或参与出版了《南开学人自述》《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抗战烽火中的南开大学历史图集》等校史著作。
2004年，南开学校建校百年之际，由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参与设计的《百年南开》展览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2017年，南开大学1986级电子系校友发起拍摄《南开百年传奇》纪录片。2017年12月18日，中央电视台、天津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有个学校叫南开》电视纪录片开播，纪录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南开系列学校的百年历史。
目前，南开大学正在津南校区筹建校史馆，以展览南开大学建校以来的文物、史料。
日本人諾貝爾獎得主

2010年諾貝爾化学獎得主為鈴木章（左）及根岸英一（中）
「日本人諾貝爾獎得主」（日语：／），係指日本人或出生於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日本人完成獲獎研究，但獲獎時已移籍者，亦作為參考資料一併收錄。
概要

時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進入戰後佔領期。1949年（昭和24年）11月3日（文化日），湯川秀樹獲得了日本人第一個諾貝爾獎。在當時相隔廣島原爆、長崎原爆僅有4年多的背景下，源自於核力理論的「介子的預測」作為獲獎理由，意味著日本人對原爆科學原理的駕馭。有鑑於此，這成為日本社會克服原爆陰影的原點，鼓舞了國民自信心。
在1901年迄2024年的諾貝爾獎頒發歷史中，日本是歐美之外獲獎最多的國家，達30個人及組織，共包括物理學獎12人、化學獎8人、生理學或醫學獎5人、文學獎3人、和平獎2個人與組織。其中4人獲獎時已移籍。進入21世紀後，日本人的獲獎次數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2。目前尚無日本人女性獲獎，也沒有日本人獲得經濟學獎。
多數得主是大學的教授或研究者，例外的有民間企業IBM的江崎玲於奈（1973年物理）、島津製作所的田中耕一（2002年化學）、在日亞化學工業取得獲獎成果的中村修二（2014年物理），以及旭化成的吉野彰（2019年化學）。
| 部門 | 獲獎時日本籍 | 原籍日本 獲獎時已取得外國籍 | 團體 | 合計 | 外國籍 日本帝國屬地出身 | 備考 |
| --- | --- | --- | --- | --- | --- | --- |
| 物理學獎 | 9 | 3 | － | 12 | － | 南部陽一郎、中村修二、真鍋淑郎歸化美國籍 |
| 化学獎 | 8 | － | － | 8 | 2 | 李遠哲、安井良男出身日本帝國的屬地 |
| 生理學或醫學獎 | 5 | － | － | 5 | － |  |
| 文學獎 | 2 | 1 | － | 3 | － | 石黑一雄歸化英國籍 |
| 和平獎 | 1 | － | 1 | 2 | － | 日本原子彈氫彈爆炸受害者團體協議會為團體獲獎 |
| 合計 | 25 | 4 | 1 | 30 | 2 | 日本傳媒普遍計為29人（承認南部、中村、真鍋3人；迄2024年） |
合計：26+6名
1
2
3
4
5
1901
1911
1921
1931
1941
1951
1961
1971
1981
1991
2001
2011
2021
2031
物理學獎（9+3名）
化學獎（8+2名）
生理學或醫學獎（5+0名）
文學獎（2+1名）
和平獎（2+0名）
經濟學獎（0+0名）
日本籍的諾貝爾獎得主 > 化學獎

| 獲獎年 | 姓名／獎金份額 | 姓名／獎金份額 | 學歷／獲獎理由 |
| --- | --- | --- | --- |
| 1981年 |  | 福井謙一 | 京都帝國大學工學部学士，京都大學工學博士 |
| 1981年 |  | 1/2 | 化學反應過程的理論研究。 |
| 2000年 |  | 白川英樹 | 東京工業大學理工學部学士、工學博士 |
| 2000年 |  | 1/3 | 導電性高分子的發現與發展。 |
| 2001年 |  | 野依良治 | 京都大學工學部学士、工學博士 |
| 2001年 |  | 1/4 | 發現手性觸媒（日语：）之不對稱合成。 |
| 2002年 |  | 田中耕一 | 東北大學工學部學士、名譽博士 |
| 2002年 |  | 1/4 | 開發出生物大分子的同定與構造解析手法。 |
| 2008年 |  | 下村脩 | 舊制長崎醫科大學附屬藥學專門部学士，名古屋大學理學博士 |
| 2008年 |  | 1/3 | 綠色螢光蛋白（GFP）的發現與生命科學的貢獻。 |
| 2010年 |  | 鈴木章 | 北海道大學理學部学士、理學博士 |
| 2010年 |  | 1/3 | 發現有机合成中的鈀催化交叉耦合反應。 |
| 2010年 |  | 根岸英一 | 東京大學工學部学士，賓州大學博士 |
| 2010年 |  | 1/3 | 發現有机合成中的鈀催化交叉耦合反應。 |
| 2019年 |  | 吉野彰 | 京都大學工學部学士，大阪大學工學博士 |
| 2019年 |  | 1/3 | 開發出鋰離子電池。 |
日本籍的諾貝爾獎得主 > 生理學或醫學獎

| 獲獎年 | 姓名／獎金份額 | 姓名／獎金份額 | 學歷／獲獎理由 |
| --- | --- | --- | --- |
| 1987年 |  | 利根川進 | 京都大學理學部学士，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 |
| 1987年 |  | 1/1 | 發現多樣性抗體的生成和遺傳學原理。 |
| 2012年 |  | 山中伸彌 | 神戶大學醫學部学士，大阪市立大學医学博士 |
| 2012年 |  | 1/2 | 發現成熟細胞可被重寫成多功能細胞。 |
| 2015年 |  | 大村智 | 山梨大學學藝學部学士，東京大學藥學博士，東京理科大學理學博士 |
| 2015年 |  | 1/4 | 发现治疗蛔虫寄生虫的新疗法。 |
| 2016年 |  | 大隅良典 | 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学士、理學博士 |
| 2016年 |  | 1/1 | 發現細胞自噬機制。 |

| 2018年 |  | 本庶佑 | 京都大學醫學部学士、医学博士 |
| 2018年 |  | 1/2 | 發現以負性免疫調節治療癌症的方法。 |
日本籍的諾貝爾獎得主 > 文學獎

| 獲獎年 | 姓名／獎金份額 | 姓名／獎金份額 | 學歷／獲獎理由 |
| --- | --- | --- | --- |
| 1968年 |  | 川端康成 |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國文科学士 |
| 1968年 |  | 1/1 | 《伊豆的舞孃》、《雪国》卓越敘述日本人微妙纖細的表情，就像大自然的畫。 |
| 1994年 |  | 大江健三郎 | 東京大學文學部法文科学士 |
| 1994年 |  | 1/1 | 《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日语：）》對於運用現實與神話之間的縱橫創造出詩中的世界，現代人所身陷苦痛的姿態，有如當局者迷一般所描繪出的圖樣的功績。 |
日本籍的諾貝爾獎得主 > 和平獎

| 獲獎年 | 姓名／獎金份額 | 姓名／獎金份額 | 學歷／獲獎理由 |
| --- | --- | --- | --- |
| 1974年 |  | 佐藤榮作 | 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学士 |
| 1974年 |  | 1/2 | 提倡非核三原則。 |
| 2024年 |  | 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 |  |
| 2024年 |  | 1/1 | 表彰其努力實現無核武世界，並透過被爆者表明絕不能再次使用核武。 |
日本籍的諾貝爾獎得主 > 經濟學獎

尚無日本人獲獎。
原籍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 > 物理學獎

| 獲獎年 | 姓名／獎金份額 | 姓名／獎金份額 | 學歷／獲獎理由／與日本的關係 |
| --- | --- | --- | --- |
| 2008年 |  | 南部陽一郎 | 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学士，东京大学理學博士 |
| 2008年 |  | 南部陽一郎 | 發現亞原子物理學的自發對稱性破缺機制。 |
| 2008年 |  | 1/2 | 出生並成長於日本福井縣福井市，在東京大學完成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在大阪市立大學完成獲獎研究。1970年（49歳）取得美國國籍，由於日本對於國籍的規定，獲獎時僅具有美國國籍。晚年從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搬到日本大阪府豐中市定居養老，兼數個名譽教授資格，後並由大阪大學發表訃聞。 |
| 2014年 |  | 中村修二 | 德島大學工學部学士、工学博士 |
| 2014年 |  | 中村修二 | 發明並開發了世界領先實用化的藍色發光二極體與青紫色激光二極管。 |
| 2014年 |  | 1/3 | 出生於日本愛媛縣西宇和郡瀨戶町（日语：），成長於大洲市，在德島大學取得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在日亞化學工業完成獲獎研究。2000年（46歳）移居美國。由於接受美軍的研究經費，因而取得美國國籍。 |
| 2021年 |  | 真鍋淑郎 | 東京大學理學部学士、理學博士 |
| 2021年 |  | 真鍋淑郎 | 建構物理形式的地球氣候模型，量化可變性並確切地預測全球暖化。 |
| 2021年 |  | 1/4 | 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宇摩郡新宮村（日语：）（現四国中央市），在東京大學取得學士和博士學位。1958年取得博士學位後隨即赴美國作研究，於當時的美國國家氣象局任職，並在1975年（44歲）取得美國國籍。 |
原籍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 > 文學獎

| 獲獎年 | 姓名／獎金份額 | 姓名／獎金份額 | 學歷／獲獎理由／與日本的關係 |
| --- | --- | --- | --- |
| 2017年 |  | 石黑一雄 | 肯特大學学士，東英吉利大學文學碩士 |
| 2017年 |  | 石黑一雄 | 在偉大情感的小說世界中，找到現實世界與虛幻深淵的連結。 |
| 2017年 |  | 1/1 | 出生於長崎縣長崎市，6歲時應其父親的工作需要而舉家移民英國，定居於薩里郡基爾福，並在該地的小學和文法學校就讀。他在肯特大學取得學士，並在東英吉利大學完成碩士學位。1982年（35歲）取得英國國籍。 |
日本帝國屬地出身的諾貝爾獎得主 > 化學獎

| 獲獎年 | 姓名／分享份額 | 姓名／分享份額 | 學歷／獲獎理由／與日本的關係 |
| --- | --- | --- | --- |
| 1986年 |  | 李遠哲 | 國立臺灣大學学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 |
| 1986年 |  | 李遠哲 | 有關化學反應過程的研究。 |
| 1986年 |  | 1/3 | 1936年出生於大日本帝國的屬地日治臺灣，日語流利。舊制臺北帝國大學改制的國立臺灣大學畢業。現任名古屋大學高等研究院名譽院長。 |
| 1987年 |  | 安井良男 | 戴頓大學学士，麻省理工學院理學碩士 |
| 1987年 |  | 安井良男 | 高選擇性且構造特異的相互作用的分子（冠型化合物）的開發及應用。 |
| 1987年 |  | 1/3 | 1904年出生於大日本帝國的保護國大韓帝國的東莱郡（現在的大韓民國釜山廣域市），母親為日本人，有日本名「良夫」。曾在釜山、長崎、神奈川縣横滨市成長受教育。橫濱聖約瑟夫學院（英语：）畢業。成年後定居美國，歸化美國籍。 |
得主的出身大學與機構 > 取得學位的大學（人數）

依授予學位（学士・碩士・博士）區分，各大學校友的日本人得主人數如下（含日本籍與原籍日本；迄2019年10月9日）：
京都大学 11
東京大学 11
名古屋大学 5
大阪大学 2
北海道大学 1
東北大学 1
埼玉大学 1
東京理科大学 1
東京工業大学 1
山梨大学 1
大阪市立大学 1
神戸大学 1
長崎大学 1
德島大学 1
賓夕法尼亞大學 1
羅徹斯特大学 1
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 1
肯特大學 1
東英吉利大學 1
得主的出身大學與機構 > 取得學位的大學（學位授予數）

獲獎時具有博士學位的得主，迄2019年10月9日時為止共有23人（含日本籍與原籍日本）。其中3人取得美國的大學博士學位。亦有3人獲獎時服務於日本國外的研究機構。
| 大学名 | 学士 | 碩士 | 博士 |
| --- | --- | --- | --- |
北海道大学: 1
| 東北大学 | 1 | 0 | 0 |
| 埼玉大学 | 1 | 0 | 0 |
| 東京理科大学 | 0 | 1 | 1 |
| 東京大学 | 8 | 3 | 7 |
東京工業大学: 1
| 名古屋大学 | 3 | 3 | 5 |
| 山梨大学 | 1 | 0 | 0 |
| 京都大学 | 8 | 5 | 4 |
| 大阪市立大学 | 0 | 0 | 1 |
| 大阪大学 | 0 | 0 | 2 |
| 神戶大学 | 1 | 0 | 0 |
德島大学: 1
| 長崎大学 | 1 | 0 | 0 |
| 賓夕法尼亞大學 | 0 | 0 | 1 |
| 羅徹斯特大学 | 0 | 0 | 1 |
| 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 | 0 | 0 | 1 |
| 肯特大學 | 1 | 0 | 0 |
| 東英吉利大學 | 0 | 1 | 0 |
| 合計 | 28 | 14 | 23 |
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大阪大學、長崎大學的統計將前身學校（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大阪帝國大學、長崎醫科大學附屬專門部）包括在內。
小柴昌俊被重複計算，因為他擁有東大、羅徹斯特授予的2個博士學位。
大村智被重複計算，因為他擁有東大、理科大授予的2個博士學位。
田中耕一獲獎後被授予的東北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不算在內。
有關獲獎的人物

200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萊格特沒有日本血統，也不具日本公民權，但他曾於1960年半在京都大學理學部從事日語論文的英譯工作，通曉日語，妻子是日本人木生治子（音译）。
有關獲獎的人物 > 和平獎

2017年，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日本出身的廣島原爆倖存者瑟羅節子（日语：）與ICAN秘書長比阿特丽斯·芬一同代表出席頒獎典禮，領取獎章、證書並發表演講。
錯過獲獎的人物

最早被提名諾貝爾獎的日本人，是北里柴三郎和野口英世。但1901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只單獨頒給貝林，共同主導該研究的北里教授反常落選。1908年的同一獎項頒給埃尔利希，未授予共同合成砷凡纳明的秦佐八郎。數年後，日本在巴黎和會提出「種族平等」議案，旋遭英美否決。
1926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頒給菲比格的錯誤學說，忽略世界最初發現癌症病因的山極勝三郎、市川厚一。事後，原評委之一的韩森（瑞典语：）宣稱自己支持山極，而大英百科全書介紹的「諾貝爾獎癌症研究」亦只提及山極的成就，菲比格被完全刪除。
1929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忽略了鈴木梅太郎，他事實上是提取維生素B1的世界第一人，但其論文德文翻譯未標榜「世界首例」。
1930年代，脊髓副交感神經的發現者吳建（日语：）曾被六度提名生理學或醫學獎，但因當時日本是軸心國的一員，因此不可能獲獎。
1969年的物理學獎單獨頒給蓋爾曼，而未授予最早提出蓋爾曼-西島關係的西島和彥、中野董夫，亦未授予強子模型的先驅坂田昌一。事後，評委之一的沃勒（英语：）曾私下對湯川秀樹表示「對坂田落選感到遺憾」。
1975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授予特明等3人，但事實上日本人水谷哲才是發現逆转录酶的論文第一作者，並以獨創的實驗證明了特明的假說。由於《Nature》的編輯擅自將共同作者的順序對調，因此水谷沒有獲獎。
1996年的化學獎忽略世界最初预言C60分子存在的大澤映二，因為大澤的著作沒有翻譯，評委不懂日文，同年的《Nature》第384期揭發了此事。
1998年，戶塚洋二發現坂田昌一（PMNS矩陣）假想中的微中子振盪並測定其質量，被認為必將獲獎，但已於2008年逝世。他的學弟梶田隆章於2015年獲獎後，也認為「紀念戶塚」是出現第3個得主空缺的理由。
根據諾貝爾委員會的說明，日本人之所以屢遭忽略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獲獎機率偏低，係由於進入初選者的「推薦信回復率」與他國相比較低，致使評委判斷不易。
錯過獲獎的人物 > 諾貝爾獎候選人

諾貝爾獎候選人與選拔過程有長達50年的保密義務，諾貝爾基金會官方網站已公佈截至1966年（諾貝爾和平獎截至1967年）的候選人。
諾貝爾物理學獎方面，1932年獲提名的本多光太郎是最初的日本籍候選人。此外還有西島和彥（1960～61、64～65年）、中野董夫（1961年）、大貫義郎（1965～66年）等人獲得提名。幾乎可確定坂田昌一曾為1969年的候選人，但相關資料尚未公開。
諾貝爾化學獎方面，1911年獲提名的秦佐八郎是最初的日本籍候選人。此外還有鈴木梅太郎（1936年）、朝比奈泰彥（1951～52年）、外山修之（1958年）、水島三一郎（1962、64年）、山藤一雄（1964年）等。
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方面，1901年獲提名的北里柴三郎是最初的日本籍候選人。此外還有秦佐八郎（1912～13年）、野口英世（1913～15、20～21、24～27年）、鈴木梅太郎（1914年）、1919年稻田龍吉（日语：）與井戶泰（日语：）獲共同提名、山極勝三郎（1925～26、28、36年）、加藤元一（1928、35、37年）、吳建（日语：）（1931、33、35、37、39年）、佐佐木隆興（日语：）（1935～36、39、41年）、市川厚一（1936年）、久野寧（1936、38、53年）、石原誠（日语：）（1939年）、鳥潟隆三（1939年）、黑津敏行（1952年）、勝沼精藏（1953年）等。
諾貝爾文學獎方面，1947、48年獲提名的賀川豐彥是最初的日本籍候選人。此外還有西脇順三郎（1958、60～68年）、谷崎潤一郎（1958、60～65年）、三島由紀夫（1965、67～68年）等。幾乎可確定安部公房曾入圍最終決選名單，但相關資料尚未公開。
諾貝爾和平獎方面，1909年獲提名的有賀長雄是最初的日本籍候選人。已獲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公開資料證實的候選人，還包括有澀澤榮一（1926～27年）、賀川豐彥（1954～56、60年）、岸信介（1960年）、鈴木大拙（1963年）、吉田茂（1965～66年）、湯川秀樹（1966年）。另外據CNN報導，賭博網站必發（英语：）曾於2015、16年將創價學會及其名譽會長池田大作列入候選人之一。
康登霍维-凯勒奇是有日本淵源的候選人，他是日本東京出身的奧地利國際政治活動家，幼名「青山榮次郎」，其母為日本人。他致力提倡泛歐主義，是歐洲聯盟構想的先驅，被視為「歐盟之父」。儘管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至少40次，但終未獲獎。
得主的獎金與所得稅

關於日本人獲得諾貝爾獎的獎金，基於《所得稅法》第9條13號，除了經濟學獎，皆無需課稅。此一制度的由來，始於日本政府欲向湯川秀樹徵收所得稅時，激發輿論批判所致。1949年11月24日，所得税法被修訂為：「贈與物（包括來自個人與非個人的贈與物，學術、技藝、慈善及其他文化性的社會貢獻表揚的金錢、貴重物品之褒獎）為非課稅」。
註釋

↑  其他科學大獎的獲獎人數，亦為亞洲之冠。其包括沃爾夫獎（科學類9人）、富蘭克林獎章（11人）、拉斯克獎（7人）、蓋爾德納國際獎（12人）、羅伯·柯霍獎（11人）。此外，預測諾貝爾獎得主的科睿唯安引文桂冠獎共入選28人，其中獲獎3人、已歿2人、兩度入選1人（迄2018年10月）。
↑  以日語發表諾貝爾演說，為物理學獎首例。
↑  以日語發表諾貝爾演說，為文學獎首例。
↑  日本學界設有「貝林・北里獎」（ベーリング・北里賞），將兩人相提並論。
↑  諸如2001年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保罗·纳斯主張，增井禎夫不應被忽略。2009年的物理學獎頒給3名美國人，未授予世界最初提出、初步實現光纖通訊的西澤潤一。
↑  此外，許多重要科學家未被提名，如：小島保彥（日语：）、長野泰一（日语：）、高峰讓吉、志賀潔、川崎富作、橋本策（日语：）等。
外部連結

（英文）Japanese Nobel Laureates — Kyoto Universit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日語）日本人のノーベル賞受賞者一覧 — 京都大学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英文）Nominees from JAPAN - Nomination Databas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中文）諾貝爾獎及我國科學發展相關的故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论 编 日本或日裔諾貝爾獎得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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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獎: 汤川秀树（1949）- 朝永振一郎（1965）- 江崎玲於奈（1973）- 小柴昌俊（2002）- 小林誠、益川敏英、 南部陽一郎（2008）- 赤崎勇、天野浩、 中村修二（2014） - 梶田隆章（2015） -  真鍋淑郎（2021）
化學獎: 福井谦一（1981）- 白川英樹（2000）- 野依良治（2001）- 田中耕一（2002）- 下村脩（2008）- 根岸英一、铃木章（2010）- 吉野彰（2019）
生理學或醫學獎: 利根川進（1987）- 山中伸彌（2012）- 大村智（2015）- 大隅良典（2016）- 本庶佑（2018）
文學獎: 川端康成（1968）- 大江健三郎（1994）-  石黑一雄（2017）
和平獎: 佐藤荣作（1974）- 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團體協議會（2024）
科举

科举是一種通過考试來选拔官員的制度，源自中國，並傳播至漢字文化圈其他國家。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直接催生不論門第、以考试產生的“士大夫”阶层。除中國科舉外，鄰近中國的亚洲國家如越南、朝鮮半島、琉球群島和日本列島也曾引入這種制度來選拔人才。
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由隋文帝首創，發展並定型於唐朝至武周，並更加完善（唐高宗創造「殿試」，由天子親自擔任考官，可使皇帝更加清楚有哪些優秀人才。武則天加大了此制度的規模），一直延续到清末，在1905年才被慈禧太后廢除；在越南更遲至阮朝末年的1919年才廢除，整个科举共持续1300多年。此一制度讓平民當官的機會大增，甚至可以因此晉升貴族，亦扭轉了西周到隋朝以前「上者恆上，下者恆下」的不公平社會現象。
起源與成熟

科舉制度起源於中國的隋代，秦代之前中國曾採用世襲制度取士。西周時，天子以及諸侯分封天下。《周禮》之下，社會階級分明。管理國家由天子、諸侯、卿、士分級負責。而各階層按倫常，依照血緣世襲。到了东周，制度開始崩潰，於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為各國國君服務。汉朝時封建制度逐渐被廢，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當時採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級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民間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員徇私，所荐者不實的现象。
至三國時代，魏文帝時，陈群創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兩晉、六朝時沿用此制。是察举制的改良，是將察举之權，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員負責。但是，這制度始終是由地方官選拔人才。魏晉時代，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不但堵塞民間人材，還讓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響皇帝的權力。
到了隋代，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下詔各州每年推薦三人(制諸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举。唐朝继承并发展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武則天時，曾首創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取武將的武科舉(武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並未有成為定例。
唐代的科舉允许平民携带证件自由报考，但仍然留有一定的察舉制影子。例如：士子在應試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會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薦。叫作「行卷」。社会上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向知贡举的官员公开推荐应试举子，称为「公荐」，而被荐的举子能轻松及第。除了武則天主政期間外，唐代的科舉沒有糊名（彌封）的習慣。考官在評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意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
宋代進一步改良唐朝的科舉制度，废除行卷公荐之法，建立弥封誊录制度，確立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宋朝的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
各地情況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除了有学子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外，也在本国设立科举制度。最先仿效中國設立科舉的是日本，但也是實行時間最短的。由於具有平等精神的科举制度与贵族传统存在巨大冲突，因而在日本的影響遠不如其他地區。
越南的科舉制度，始自於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全世界科舉制度最晚廢除的國家。除模仿中國科舉的形式和制度外，還有了本土化的特徵，如設置儒、佛、道三教考试。
朝鲜的科举制度始于高丽时代光宗9年（958年），至1894年止，科舉制在韓國歷史上存在了936年，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
琉球在第二尚氏王朝尚温王在位期間始設科舉（称为“科”）以選拔人才。不過琉球的科舉形式远比中国简略，不见有进士、状元等记载，只是成绩优异者可保举做官。
各地情況 > 中國

条目：中國科舉制度
秦朝以前，中國社會採用封建制度（分封制），選士也依靠世襲制度。漢代選拔民間人才採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級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舉的稱為秀才，由郡推舉的稱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觀的評選準則，逐渐出现地方官員徇私，所荐者不實的现象。三國時代，魏文帝時，陈群創立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兩晉、六朝時沿用此制。由中央特定官員，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間人才，分為九品錄用。世族勢力強大，常影響中正官考核人才，後來甚至所憑準則僅限於門第出身。於是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於開皇七年（587年）命各州「歲貢三人」，應考「秀才」。隋煬帝在大業元年（605年）設進士科取士，成為以後的科举。在整個隋朝的三十八年內，總共舉行四至五次科考，總共取秀才、進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國子監（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學館入學考試合格的學生。乡贡則是通過府試、州試的人，又稱舉人；考頭名的稱解元。通過朝廷尚書省的省試者稱為進士及第，考頭名的稱狀元，其餘分甲第和乙第。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這時科舉仍然留有一定的察舉制影子。考官在評時，考生的名聲往往是考慮因素之一。這樣做的原因跟舉察一樣，是希望可以兼顧人材在試場外的表現。但同時這亦無可避免造成不公平，出現士子與考官之間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敗壞時，弊病更甚。到了唐代後期，出身寒門由科舉入仕者漸多，與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兩大官僚派系集團，互相傾軋，史稱「牛李黨爭」。
武則天主政時，曾首創由皇帝主持，覆核進士資格的殿試；和選拔軍事人才的武科舉。但是，二者在唐朝時並未有成為定例。
宋代進一步改良唐朝的科舉制度，確立一套相當完整的體制。宋朝的科舉制度公平性大幅提升，許多大臣的子孫也未考上科舉，僅能擔任中低階官員。皇帝欲加強對取士過程的控制，減少考官及士子聯黨結派的可能。自宋太祖開寶六年起，取錄的進士一律要經過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最後一關殿試，名次也由皇帝親定。自此以後，進士都是「天子門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門生。取士的數量大增，每科進士通常達數百人，並且放寬應考條件，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對偏遠地方的考生更給予路費。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開考，三年一科，之後為明、清二朝所沿襲，至科舉被廢為止，宋代的科考分為三級：解試（州試）、省試（由禮部舉行）和殿試。解試由各地方進行，通過的舉人可以進京參加省試。省試在貢院內進行，連考三天。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為臨時委派，並由多人擔任。考官獲任後要即赴貢院，不得與外界往來，稱為鎖院。考生到達貢院後，要對號入座，同考官一樣不得離場。試要糊名、誊錄，並且由多人閱。而殿試則於宮內舉行，由皇帝親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於殿試中進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經吏部選試。
元朝的科举取士一共经历四个阶段：戊戌选试、延祐复科、至元废科和至正复科。元太宗九年（1237年）农历八月，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窝阔台下诏书，对儒士开科取士。诸路考试，均于1238年（戊戌年）举行，史称“戊戌选试”。录取东平杨奂等4,030人，皆为一时名士。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此后准备再辟举场精选入仕。元世祖即位以后，围绕科举兴废问题曾展开反复讨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之议，其「事虽未及行，而选举之制已立」。但是终世祖之世，科举制度始终没有实行。元成宗、元武宗时，也一再议「科举事」，但仍无结果。元仁宗即位後，为了整顿吏治，改革由吏入仕制度带来的某些弊端，主张以儒治国，重新提出"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皇庆改元（1312年）仁宗将其儒师王约特拜集贤大学士，并将王约“兴科举”的建议“著为令甲”（《元史》列传第六十五王约）。皇庆二年（1313年）农历十月，仁宗要求中书省议行科举。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十一月，元廷以行科举诏颁天下。每三年举行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最终确定程朱理学在今后600年里的国家正统学说地位，因为后来的明清两朝的科举取士基本沿袭元朝的科举制度及其实施办法，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充实和完善。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年）八月，全国举行乡试，延祐二年（1315年）二月，在大都举行会试，1315年三月，在大都皇宫举行殿试（廷试），录取进士56人，史称“延祐复科”。制度基本沿襲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科舉分為地方的鄉試，和在京師進行的會試及殿試，只考德行明经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應考，鄉試時只考兩場，要求相對較簡單。左榜供漢人、南人應考，鄉試時考三場，要求相對較嚴格。
明朝的科舉在元代萎缩的基礎上改良并得到發展，制度已完善，規模也增加，參加科舉的人數大增；但考核的內容卻開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開科八十九次，取進士24,536人，正式由國家舉行的科考分为三級：乡试、会试、殿试。
清朝科舉基本承襲明制。開國初時曾在順治年間兩次分滿漢兩榜取士；之後改為只有一榜。首崇满洲是终清一朝所秉持的国策，满人、蒙古人（旗人）入仕途径比汉人更多、更易。譬如仅限旗人参加的繙譯科考试。因此不特別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科举。把科舉入仕之途留給漢人。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雖然有較易考中的捷徑，但最後殿試頭三名習慣只授予漢人，即所謂「旗人不佔鼎甲」。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間開科一百一十二次，進士二萬六千人；進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滿人，其中兩人是順治分榜時所取，蒙古族只有一位阿鲁忒·崇绮在同治乙丑（1865年）考中状元。
明清的科舉與學校結合，故此在參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學」的資格，即成為生员。入學有兩個途徑，一是通過稱為童試的縣、府、院三級考試。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認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監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監」；因長輩曾為國建功而特准的「蔭監」；和最常見的方法：透過捐獻金錢財物而成的「捐監」。監生雖然亦可應乡试、會試；但一般被認為是「雜流」，就算到了最後能考中進士，地位也比一般進士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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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越南科舉制度
越南的科舉制，最早始于李朝的仁宗太寧元年（1075年）。李朝的科舉制一共只舉行四次，人數也較少，未產生較大影響。其後陳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時，再度實行科舉，其施行方式，是設立太學，由太學生參與考試，來取得進士資格，并与中国一样，以三甲定高下。其後為了擴大科舉取士，陳朝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正式創立進士科，讓更多的人能參與進士考試。
1397年，執政的胡季犛下令在越南的各府、各州開辦學校。諸路各府各設立一個學官，賜予官田（大府州賜十五畝、中府州十二畝、小府州十畝），以供學校使用。路官、督學官教育生徒，每年每季選出優秀者送往朝廷，由皇帝親自選拔合格者為官。胡季犛厭惡程朱理學，自行編纂《明道書》十四篇作為學習《詩經》的序言，以取代朱熹的《詩集傳》。並廢除科舉考試中的默寫，以討論政治的「策文」代之；又增設書算一場，以考察數學能力。不過這些改革由於1407年安南被明朝吞併而被廢止。
後黎朝時，越南進一步模仿中國明清的科舉制度。明成祖永樂五年（1407年），又一度將安南收入版圖，這些都促成中國科舉制對其後的后黎朝越南重大的影響，包括鄉試、會試、殿試三級的考試方式。黎太祖黎利登基後在首都昇龍設立國子監。1430年，規定四品以下官員都必須參加科舉考試，文官考經史、武官考武經。全國各地則仿照中國科舉制度以選拔人才。此外又規定僧人和道士必須參加考試，以測試其對宗教典籍的瞭解程度，不合格者勒令還俗。黎仁宗在位期間，朝廷下令廢除「論經義」（討論五經的意義）科目，改為考算術的科目；但後來論經義科又被恢復。据《大越史记》中记载，洪德三年时的科举分为四场，第一场题目出自四书，有八题，举子选四题来做答；同时又有《论语》、《孟子》中各四题，“五经”中每经出三道题，举子从中自选一题做答。第二场考制、诏、表各三题。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则考策问，靠的是历代政事的得失。当时的考试内容与中国的科举内容大同小异。
從1627年起，越南進入鄭阮紛爭時期。這個時期的朝廷重武輕文，科舉只有鄉試和會試。鄉試每三年在清化、宣光、諒山、安廣各府舉辦一次，會試在京畿地區每三年舉行一次。此時期的越南賣官鬻爵非常嚴重，根據1750年明都王鄭楹頒佈的法律，考生只要交錢就可以免除一次考試，科舉淪為了一種公開的買賣。裕宗在位時（1705年-1729年），新設立武舉考試。
1788年，西山朝的光中帝阮惠統一越南之後，試圖用字喃來取代漢字的官方地位，下令凡是官方書信、公文都以字喃為主要文字。他還命令官員在科舉中以字喃出題。阮惠之子阮光纘繼位之後，因政局動盪不安，科舉被停止。
阮世祖在1802年建立阮朝，于嘉隆六年（1807年）开乡试，制度上则模仿中国清代科举。之后的阮圣祖重视科举，曾命派往清朝的人士多买书籍，颁布士林。並對实行的诸多改革，使之更趋于严密与规范。明命三年（1825年），初开会试恩科，并定试法，在京城南部建造试场，分为内外场和甲乙二围。按照当年应试的考生数来建造号舍。考试分四场。第一场考义经，第二场考诏、制、表，第三场考诗赋，第四场考策问或古文、今文。此外模仿清朝科举也建立严格的考试纪律。其後在明命十年（1832年）進一步引進八股文為主要的考試內容。不過，阮圣祖也認為當時的科舉制度陳舊迂腐，應該逐漸加以改進。自阮圣祖開始設置廷試（殿試）之後，終阮一朝，越南科舉從未出現狀元、榜眼、探花等名目。雖學者有不少認為這是阮朝的規定，但在阮朝相關法律典籍中從未發現相關的條文。
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在考试度上与中国科举是最为相似的。而越南科舉也有自己独创的制度，如太学生科、饶学试、四十分采点评卷法、“核”等等。
越南淪為法國殖民地之後，法國殖民者對科舉進行一系列改革，廢除科舉考試對八股、辭賦的考核，改為考核法語和越南語國語字的能力；同時增加越南史、中國史、算術、例律、西方史、地理等內容。從1904年（同慶十年）起，鄉試增加考核法語和越南語國語字互譯的題目，並成為定例。1919年，阮朝最後一次舉辦科舉考試，其進士第一名為阮豐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