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与LGBT权利
共产主义国家下的LGBT权利 > 前共产主义国家 > 苏联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于1917年11月废除了沙俄使用的刑法典，自此，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的双方同意的同性性交被合法化，后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采取了同样的措施。布尔什维克当时的官方立场是，同性恋本身无害，问题在于其是否科学而非是否合法。但合法化措施在整个苏联的执行状况并不统一，1922年后，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四国均去罪化了同性恋。1923年，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同性性行为违法，可判处最高5年有期徒刑，如果涉及暴力或威胁，则最高可判处8年。
1926年，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男性同性性行为违法。1927年，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布男性同性性行为违法。随后布哈拉人民苏维埃共和国、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納希切萬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和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陆续宣布男性同性性行为违法。
苏联曾向德国性学研究中心（英语：）及一些关于人类性行为的国际会议（如世界性改革联盟（英语：））派出代表，这些代表表示他们支持成人之间私下、彼此同意的同性关系合法化。德国性学研究中心附属机构科學人道委員會称，苏联卫生部（英语：）曾积极接受一些同性题材的电影，不认为其是某种丑事。
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对同性恋抱持较为复杂的态度。一方面，同性恋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合法，享有一些政治和公民权利；另一方面，苏联政府受到的要求将同性恋重新刑罪化并禁止的压力愈发增大。20世纪20年代末，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同性恋归为一种精神疾病或资产阶级社会的残余。
由于斯大林主义对苏联社会的影响逐渐增加，对同性恋的宽容政策于20世纪20年代末终止。20世纪30年代，随着斯大林对政治异见人士和少数民族的镇压加剧，LGBT相关的内容遭到了官方的审查，苏联整体对同性恋议题也愈发严厉。同性恋被贴上了疾病的标签。医学家塞雷斯基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的文章中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之前苏联同性恋权利的情况：
苏联政府在立法时不考虑所谓的违反道德的罪行。我们的法律从保护社会的原则出发，因此只在青少年或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保持同性恋关系的情况下才支持进行惩戒……但同时承认同性恋发展的不正确性……我们的社会会在考虑各类必要条件后，采取适当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使同性恋相关的冲突尽可能地得到和平解决，并在集体内消除他们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隔阂。
1934年，苏联政府将同性恋重新刑罪化，随即，俄罗斯数个大城市发生了对同性恋者的大规模逮捕。1934年3月7日，苏联刑法中加入了第121条，规定在整个苏联内男性同性性行为非法，会被判处最多五年有期徒刑及劳役；不过，这一条并不禁止女性同性性行为。西方观察家相信，自121条被加入苏联刑法后，每年会有800至1000人因违反此条被抓入监狱。
一些史学家注意到苏联这一时期的宣传开始将同性恋者与法西斯相提并论。因此第121条有可能会被用作压制异议者的政治工具，无论他们真正性取向如何；此外也可能会被用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破裂后反对纳粹德国的宣传工具。除以上两种用途之外，最近解密的苏联文件给出了可能的第三种用途：除了担忧同性恋是“反革命”及同性恋者和法西斯有关外，苏联当局还担心同性恋会引起恋童癖，当时曾数次高调抓捕少年愛者。1933年，有130人“被指责是‘恋童癖’–与青少年男性做爱的成年男性。由于没有确切记录留存，这130人中可能有许多人实际上是同性恋而非恋童癖。”不论如何，直到1993年相关法律被废除前，同性恋在苏联和俄罗斯都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苏联政府很少谈论这些法律，以至于只有同样很少一部分人意识到了这种转变。1934年，大不列颠共产党党员哈里·怀特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怀特在信中谴责这些法律及其内在的偏见，并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应反对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少数群体进行压迫，还将恐同与种族主义、仇外和性别歧视相提并论。虽然斯大林或是苏联政府都没有正式回复这封信，但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文章，似乎逐点批驳了怀特的长信。高尔基在文章中反对同性恋者是少数群体的说法，并认为由“男子汉无产阶级”统治的苏联有义务压迫同性恋者，以保护青少年免受侵蚀。高尔基的文章常被认为把同性恋者和法西斯划了等号，他的观点还被认为是“消灭所有同性恋者等于消灭所有法西斯”。不过，他其实是引用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具体在文章中写的是：“现在流传着一个讽刺性的说法：消灭同性恋，法西斯主义就会消失。”1936年，司法部委员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公开表示，反男同性恋法针对的是腐朽堕落的旧统治阶级。
尼基塔·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政府认为，如果不禁止同性性交，那么监狱中男性同性性行为的风潮会随着他们释放许多斯大林时代的囚犯扩散到民众中。斯大林时代将同性恋与恋童癖混为一谈，赫鲁晓夫时代则将同性恋与男性囚犯之间的境遇性性行为（有时是被迫的（英语：））混为一谈。
1958年，内务部秘密指示执法部门加强对同性恋的执法。不过，20世纪50年代晚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苏联仍被认为对同性恋较此前更为宽容，比如驻俄罗斯的外国记者艾琳·莫斯比将这一时期大街上随处可见的男同性恋者归于此，她还在报道中表示看到男子在某些剧院外等待与男演员约会的情况并不少见。
1964年苏联的一本性爱手册称：“同性恋者会利用他们掌握的各种技巧，寻找青少年并获得他们的信任，然后就会开始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他们接触你，并应立即向行政部门报告这些人，以便行政部门将他们从社会上清除出去”。
这些反性少数的政策和举措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才逐渐放松，如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英语：）被允许在1973年出版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英语：）》中加入同性恋相关的简短角色独白。维克托·索斯诺拉被允许在1979年出版的《飞翔的荷兰人》中写他目睹一位老年同性恋演员在列宁格勒的酒吧里被残忍杀害的经历，但这本书只被允许在东德出版。1973年版的《苏联刑法教科书》也许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最早公开认可同性恋权利的一批书籍，该书批评了第121条，并呼吁废除该条款。这些参考资料被官方定性为，小说或教科书中由异性恋者做出的简短声明。如果作者是同性恋——特别是如果他们被认为支持同性恋维权时——审查人员往往会严厉审查他们的作品。
俄罗斯男同性恋作家叶夫根尼·哈里通诺夫（英语：）在1981年死于心脏衰竭前曾非法传播过一些同性恋小说。作家根纳季·特里福诺夫因传播同性恋诗歌被判四年劳役，出狱后只有不描写提及同性恋的著作才被允许出版。1984年，一群俄罗斯男同性恋者试图建立一个正式的男同性恋权利组织，但很快被克格勃查禁。直到后来的開放政策时期，才开始允许谈论私人的、自愿的成人同性性交重新合法化的问题。
1989年的一份民调显示，同性恋者是俄罗斯社会中最不受欢迎的群体，有30%的受访者认为同性恋者应该被清除。1991年在車里雅賓斯克进行的一份民调显示，16岁至30岁的受访者中有30%的人认为同性恋者应该被“隔离于社会之外”，有5%的人认为同性恋者应该被“清除”，有60%的人对同性恋者持“消极”态度，有5%的人认为同性恋者的性取向是“不幸的”。1989年至1990年间，一个由叶夫根尼娅·德布里安斯卡亚领导的莫斯科男同性恋维权组织被政府允许存在；《主题报》，一份由罗曼·加里宁主编的男同性恋报纸，在这一时期也被允许在社会上流通。因第121条被判刑的确切人数至今仍是个谜，而苏联政府的第一份官方报告直到1988年才出炉。一般认为每年大概会有1000人因第121条被逮捕。根据苏联政府的官方报告，开放政策施行以来，因第121条被逮捕的人数在逐步下降：1987年有831人，1989年有539人，1991年有46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