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ford-oval/wikipedia huggingface dataset:
伊朗伊斯蘭革命
霍梅尼的權力鞏固 > 革命衛隊

霍梅尼亦意識到，如果要建立一個伊斯蘭神權國家，他需要足夠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壓制世俗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左翼人士的反對。他憂慮常規軍隊會發動政變推翻伊斯蘭政府，事實上，卡特政府曾經試圖游說伊朗軍方推翻革命政府，因此他成立了伊斯蘭革命衛隊，它是一支獨立於常規軍隊的軍事力量。創立革命衛隊的穆赫辛·拉菲多斯特（英语：）透露，革命派在革命初期探討是否要成立革命衛隊，大部分人都同意革命需要一支能保護自身的力量，因此革命衛隊是作為「他（霍梅尼）的神權統治的意識形態捍衛者及牽制軍方的可靠力量」，其主要目的是反革命，亦負責內部和邊境保安、執法及管轄飛彈。革命衛隊用於不對稱戰爭及非常規的軍事任務，如防範走私、監控霍爾木茲海峽及針對反政府勢力展開軍事行動。
儘管革命衛隊的成立是霍梅尼委任的革命委員會及巴扎爾甘領導的臨時政府共同決定，但它終究是革命委員會的基石，甚至會協助霍梅尼制衡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發言人阿巴斯·阿米爾-恩特扎姆（英语：）率先在1979年2月宣佈革命衛隊建立的消息。到5月，霍梅尼頒佈成立革命衛隊的法令，幫助各地的革命委員會恢復社會秩序和實施伊斯蘭教法，又吸收其他的革命武裝分子，以防他們威脅政權。革命衛隊取錄了6,000位曾經與沙阿政府作戰的戰士和曾經接受過游擊訓練的人，下轄作為民兵及預備軍的巴斯基。他們在隨後得到新憲法的賦權，並在鎮壓庫爾德人及扳倒巴尼薩德爾的事件當中扮演重要角色。
霍梅尼的權力鞏固 > 伊斯蘭共和黨

在霍梅尼回國不久後，他的支持者穆罕默德·貝赫什提（英语：）、阿卜杜勒-卡里姆·穆薩維·阿德比利（英语：）、阿克巴爾·哈什米·拉夫桑賈尼、穆罕默德-贾瓦德·巴霍纳尔、阿里·哈梅內伊等創建了伊斯蘭共和黨，以宣揚「法基赫的監護」神權政府概念。除此之外，伊斯蘭共和黨還打擊人民聖戰者組織和世俗主義者等政敵，在鞏固霍梅尼政權方面起了重大作用。
伊斯蘭共和黨聚攏了分散在各地、政府體制及民兵組織裡的霍梅尼支持者，透過宣稱反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經濟壓迫爭取大眾的支持。它的角色是為了填補沙阿政權倒台後各種恆常組織的真空、延續革命和政治動員、維繫霍梅尼在革命後的領導角色及深化人民的伊斯蘭思想等。哈梅內伊認為，伊斯蘭共和黨是伊斯蘭共和國的底盤，又指這個組織可以捍衛政治制度、解決內部危機及推動政權前行，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真主黨（英语：）是它的分支執行機關，成員來自德黑蘭南部的貧民，他們是霍梅尼的狂熱崇拜者，獻身於伊斯蘭教，伊斯蘭共和黨標榜他們具備激進穆斯林的美德。他們在伊斯蘭共和黨的指示下阻撓世俗派系的游行示威，又洗劫反對派的書店和總部，破壞他們的政治活動，支配了政府、傳媒和革命衛隊。
一個叫建設聖戰運動（英语：）的革命組織亦配合伊斯蘭共和黨及霍梅尼在鄉郊爭取支持及打擊政敵。它擁有數千名活躍分子，他們有不同的背景。建設聖戰運動在鄉郊開展宏大的開發計劃，改善鄕村的基建，提供農業支援、財政資助、教育及醫療服務，發動政治宣傳及傳教，又會組織集會，指責異見人士，試圖影響選舉結果。
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

革命後的伊朗應採用甚麼國名成為了一個具爭議性的話題，民主派及溫和派傾向於「民主共和國」，而左派則想採用「人民民主共和國」，但霍梅尼指伊斯蘭教本身已具民主概念，加上民主的前綴變成暗示伊斯蘭教是不民主的。霍梅尼亦藉此警告那些對伊斯蘭革命構成威脅的「西化知識分子」，表示民主是西方的概念，新的國名不會是「伊朗共和國」或「伊朗民主伊斯蘭共和國」，只會是「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一字不少，隻字不多」。
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 > 公投

早在臨時政府成立的時候，拉夫桑賈尼已提到這個政府的職責包括「舉行公投以批示政權更迭」，因此霍梅尼在不足三個月後的3月30日及31日舉行公投，正式成立伊斯蘭共和國。所有16歲以上的伊朗人都可決定這個議題：「把舊政權（巴列維王朝）變更為伊斯蘭共和國，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將交由公眾決定：是或否」其他黨派要求公投的選擇應更加公開，但霍梅尼予以拒絕，並指民眾在反對沙阿的時候已經選擇了「伊斯蘭共和國」作為未來的政治體制。為了表達不滿，民族民主陣線（英语：）、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等左翼黨派杯葛了選舉，而人民聖戰者組織、人民黨、自由運動、民族陣線及共和黨及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英语：）都反對霍梅尼強迫民眾接受公投的選擇，但都呼籲支持者投贊成票。
民眾擔憂國內的局勢不穩及外國可能策動政變，再加上霍梅尼在當時極受歡迎，使公投議題得到壓倒性的98.2%贊成。超過90%合資格選民參加了公投，約有2,000萬人。霍梅尼宣佈4月1日為「真主政府的第一天」。
伊斯蘭共和國的建立 > 制憲

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起草早在1978年已經開始，當時仍然身處巴黎的霍梅尼指派律師哈桑·哈比比（英语：）及法學家布魯傑迪負責起草。深受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影響，哈比比草擬的憲法參照了這部1958年的法國憲法，賦予伊朗總統絕對的行政權力，並設立憲法監護委員會，審視議會通過的法律是否符合伊斯蘭教的教義。除此之外，草案未有給伊斯蘭教士指定任何具體的角色。在民主派的亞多拉·薩哈比（英语：）的督導下，革命委員會進一步修改草稿，加入保障婦女權利的條文，包括容許她們出任公職，又平衡總統與總理的權力。
霍梅尼倡議的「法基赫的監護」未有體現在這份草稿裡，但他在這時似乎願意與民主派合作。霍梅尼只修改了兩項與婦女有關的條文，不允許婦女出任法官和總統。除此之外，憲法草案只需得到公投通過便可生效。這份憲法草案在6月18日公佈，但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人民聖戰者組織表明反對憲法草案條文過於保守，其他世俗和革命黨派亦盼望制憲議會最終可以通過一部達致真正民主的憲法。霍梅尼意識到他並未掌控大局，革命有產生民主政制的可能性，令宗教難以影響政治，因此他迅速作出調整。
他及支持者以國家處於「緊急、不穩、失序」狀態為由，認為不適合對憲法草案作出冗長的討論，並指這種局面需要迅速改變以保障「國家利益」，決定不設300名代表組成的制憲議會，轉而設立約75人組成的專家會議。專家會議在8月開始審議憲法草案，霍梅尼向專家會議表示「共和國的憲法及其他法律必須完全體現伊斯蘭教特色」。
專家會議在11月15日通過草案，交付12月2日至3日舉行全國公投。根據新憲法，霍梅尼會成為最高領袖，又增設12位教士組成憲法監督委員會，如認為議會通過的法案違背伊斯蘭教法，該委員會可否決法案。學者卡斯拉·阿拉比（Kasra Aarabi）分析稱，「『法基赫的監護』的概念把政治及宗教交託給什葉派教士，國家的所有重要決策都要接受最高宗教領袖的批核，這位最高領袖是監護國家的伊斯蘭教法學家，對國家擁有監管權，確保了國家自上而下實現伊斯蘭化」。
12月的憲法公投遭到溫和派的沙里亞特馬達里及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的杯葛，他們認為憲法引入的「法基赫的監護」制度抵觸國家主權。不過，公決仍獲超過98%的支持得以通過。
後續事件

伊斯蘭革命營造出一種利於表達進取、咄咄逼人姿態的氣候，令伊朗政治處處顯露某種特定的言行模式。這種政治氣候與1918年至1922年俄國布爾什維克政權的戰時共產主義相似，革命活躍分子汲取了伊斯蘭教的歷史和法律，把訊息通過伊斯蘭教信條和什葉派千禧年主義宣揚出去。受伊斯蘭激進主義和反西方主義盛行的影響，伊朗自視為在全球掀起伊斯蘭革命及抗衡西方文化侵略和美國霸權的先驅和堡壘，這種思想體現在後續的伊朗人質危機和兩伊戰爭等事件裡。
後續事件 > 人質危機

条目：伊朗人質危機
奉行民族主義的伊朗總理摩薩台在1953年遭英美的情報部門聯手推翻，時至1979年，在伊朗激進分子的眼中，美國駐伊朗大使館不是美國官員正當執行外交工作的場所，而是「間諜巢穴」。美國總統卡特在1979年10月23日批准被迫流亡的沙阿禮薩·巴列維到美國尋求庇護，那些激進分子認為美國「准許沙阿入境美國意味著美國針對革命策劃了新的陰謀」，並指出如果不迅速作出行動，那就等於示弱，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將可以干預任何國家的內政。他們認為佔領大使館並脅持人質的行動是捍衛革命不受美國干涉的反應，阻止敵對情報人員策動妨礙伊朗民族自決的政變。
於是在11月4日，約400位自稱「伊瑪目的門徒（英语：）」的大學生攀越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圍牆佔領大使館，開始為期444天的人質危機，脅持者稱為「第二次伊斯蘭革命」。為了抗議霍梅尼不下令那些激進分子釋放人質，巴扎爾甘攜內閣辭職，支持霍梅尼的派系承認他們借機趕走巴扎爾甘及民主派，因為「他們偏離了伊瑪目（霍梅尼）的路線」。霍梅尼亦承認他利用人質危機來獲取政治利益，他向當時臨時政府的外交部長巴尼薩德爾談及支持脅迫人質的好處：
| 0 | 1 | 2 |
| --- | --- | --- |
|  | 我們把人質攥在手裡，留待我們整頓好內政後才釋放他們。事件已經令人們團結一致，敵人不敢對我們採取行動。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憲法交給人民投票通過，並實行總統及議會選舉。當我們做好這些事情後，我們便可以釋放人質。 |  |
在人質危機期間，脅持者選擇性地公開大使館的文件，以便忠於霍梅尼的伊斯蘭教派系清洗和恫嚇政敵，他們稱「美國中央情報局可對伊朗政府施加重大的影響力」，拉夫桑賈尼隨即附和稱「大使館的文件揭露臨時政府對伊瑪目及革命派圖謀不軌」。霍梅尼亦趁機為接下來的選舉定調，他表示「如今面臨一個想摧毀我國的撒旦國家，不要讓伊斯蘭教的敵人實現他們的夢想，動搖伊斯蘭共和國的根基」。在抵禦外敵的大旗下，伊朗成功透過公投通過了新憲法，又選出了伊斯蘭共和黨佔多數的議會。
正如霍梅尼所說，人質危機在伊斯蘭教士除去了政敵後才得以結束，當時身為議員及伊瑪目的門徒精神領袖的穆罕默德·穆薩維·霍伊尼哈（英语：）表示：
| 0 | 1 | 2 |
| --- | --- | --- |
|  | 我們的努力大獲成功，自由主義者試圖把持國家機器，但被我們打敗。我們迫使巴扎爾甘政府辭任，革命之樹茁壯成長。 |  |
後續事件 > 壓制反對派

巴尼薩德爾在1980年1月當選首任伊朗總統，他是霍梅尼的親密盟友，但他發現當選總統並沒有讓他得到相應的權力，一些經精心挑選的原教旨主義教士、革命委員會及伊斯蘭共和國才是真正的統治者。他覺得霍梅尼成為了獨裁者，拋棄了革命的信念。巴尼薩德爾相信宗教學者應在政府裡扮演間接的角色，讓專家官員領導政府。他與哈梅內伊、拉夫桑賈尼、貝赫什提等教士的衝突持續不停，又未能取得霍梅尼的支持。1981年6月21日，巴尼薩德爾受到議會彈劾而遭到罷免，他在其後逃到巴黎成立伊朗反抗力量全國議會，在海外發聲反對伊朗政府。
後續事件 > 壓制反對派 > 關閉報社

在革命後，霍梅尼背棄開放政治的承諾，並攻擊傳媒。他表示傳媒應該宣揚伊斯蘭教的理想，避免不一、不和、不滿的內容，揚言要打斷涉及叛國和協助外國人的筆杆。霍梅尼在1979年呼籲杯葛全國最大的日報《未來人民報（英语：）》，指責該報的立場偏頗，激使一些立場強硬的宗教分子襲擊《未來人民報》的分社，政府最終在8月初關閉了《未來人民報》。《世界報》的22位編輯在數天後遭到禁制，引發報章的大多數編輯罷工抗議，政府隨即肅清《世界報》編輯，記者胡桑·阿薩迪（英语：）指「《世界報》的傳媒從業員在三個月內幾乎全數被辭退，其中包括伊朗最出色的一些傳媒人」。
臨時政府又在1979年8月7日公佈新聞法，所有刊物都要事先獲得政府部門的許可才可發行，兩周內共有超過20個出版刊物被臨時政府禁刊，許多報章和全部諷刺時弊的刊物都在1981年前後關閉，其中一些轉到國外發行，如《小哥》（Asghar Agha）、《哈吉巴巴》（Haji Baba）及《暴君》（Taghut）。巴尼薩德爾營辦的《伊斯蘭革命報》（Enqelabah Eslami）及親自由運動和巴扎爾甘的《平衡報（英语：）》亦相繼關閉。
一輪對新聞自由的壓制觸發民族民主陣線在8月12日發起支持新聞自由的大型示威，但真主黨襲擊示威者，造成多人受傷，民族民主陣線在翌日遭到取締。
後續事件 > 壓制反對派 > 穆斯林人民共和黨

穆斯林人民共和黨是沙里亞特馬達里在大不里士成立的政黨，立場較伊斯蘭共和黨溫和。該黨批評革命委員會無法無天，要求政府與世俗黨派合作，支持新聞自由。在憲法公投前，沙里亞特馬達里指出新憲法所指的憲法權力歸於人民與「法基赫的監護」形成衝突，足以使他的許多支持者卻步。電視台為了避免他的言論帶來影響，在播出的電視片段上動了手腳，只播放沙里亞特馬達里認為新憲法合乎伊斯蘭教法的部分，隱去了他的批評。此舉誤導造成了沙里亞特馬達里的一些支持者在公投裡投贊成票的錯舉，他們要求收回選票。
沙里亞特馬達里深受阿疆拜疆人的支持，大量阿疆拜疆人杯葛憲法公投，導致在庫姆的霍梅尼支持者襲擊沙里亞特馬達里。大感震怒的大不里士人在1979年12月攻佔當地電台、電視台、政府辦公室及空軍基地，支持霍梅尼的軍人與叛軍爆發衝突。霍梅尼指責叛亂是「叛國賊」、「傀儡」及「在美國和其他地方接受外國指使的謀犯」所為。戰事在1980年平息，政府承諾給予阿塞拜疆人更大的自治權，但同時又重拳鎮壓，處死了一些叛軍，軟禁沙里亞特馬達里，穆斯林人民共和黨最終遭到取締。
後續事件 > 文化革命

革命後的新政權為了建立一個伊斯蘭教為主導的社會，開始向教育系統和大學施壓。禮薩汗在20世紀初引入的新式教育體制一改過往由宗教學校把持的舊制，現代的大學成為了傳統教育模式的威脅，新政權的掌權者不信任大學，認為它們是服務帝國主義者，是伊斯蘭教的敵人。伊斯蘭議會發言人吳拉姆-阿里·哈達德-阿德爾斥責西方人在伊朗建立大學的目的是「鼓吹政教分離，宣揚世俗主義」。此外，巴列維王朝的大學成為政治啟蒙之地，使大學不僅是一個學習的場所，還成為引發政治討論的中心，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革命後，伊斯蘭共和國於是發動文化革命（英语：），確立政權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領導地位。
霍梅尼在1980年3月21日的納吾肉孜節發動文化革命，他強調有必要「在伊朗的所有大學發起伊斯蘭革命」，以「清洗受東方和西方文化影響的教師」，「在大學創造健康的環境，以供學生學習伊斯蘭知識」。在霍梅尼的指令下，伊朗的大學在1980年春季開始關閉，又組成文化革命委員會（英语：）。委員會負責訓練和挑選在大學授課的教師、學生的取錄及伊斯蘭化大學的環境。教職員和管理層須同意承擔伊斯蘭化的任務，否則面臨解僱。教育機構裡的伊斯蘭學生組織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教職員和學生施壓。
4月18日，革命委員會向左派發出最後通牒，勒令他們撤出大學，但除了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其他黨派都沒有如期撤出。巴尼薩德爾在數天後帶領一些伊斯蘭學生進駐德黑蘭大學，在革命衛隊的支持下，霍梅尼的支持者與大學裡的左派學生爆發衝突，造成多人死傷。大學在三年後重開，受到嚴密的監控。在革命後的五年內，全國有超過一半的教授失去了工作。學校要採用新的教科書，並採取性別隔離措施授課。
後續事件 > 兩伊戰爭

条目：兩伊戰爭
霍梅尼的激進宗教思想不僅排斥中東政治秩序，還認為穆斯林受到國際大國的「壓迫」。他的理想是建立以伊斯蘭教為本的世界秩序，屆時的穆斯林社群將會超越國界限制。伊朗是唯一建立了「真主政府」的國家，因此它作為穆斯林社群的核心自帶神聖的使命，在全球宣揚伊斯蘭教。霍梅尼提到他們會輸出革命，直至「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呼聲傳遍世界。
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認為伊朗伊斯蘭革命既是威脅又是契機。作為伊朗的鄰國，伊拉克的人口以什葉派為主，但統治者卻以遜尼派為主。薩達姆擔憂伊朗什葉派的革命餘熱不僅動搖他的統治，還會影響伊拉克作為遜尼派世俗國家的定位。與此同時，他又看到德黑蘭的局勢混亂，認為這是推翻伊朗神權政府和重奪舊領土的機會，特別是他早已有吞併胡齊斯坦省的打算。此外，伊朗軍方剛剛經歷了清洗和劇變，加上人質危機令西方停止對伊朗軍售，都加強了薩達姆的決心。
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在1980年9月22日爆發，伊拉克揮軍入侵伊朗。薩達姆本以為可以輕易結束戰事，但他發現自己掉進了戰爭泥沼，伊朗人似乎把他們的革命熱情轉移至戰場前線。德黑蘭的伊斯蘭教士利用兩伊戰爭鞏固政權，打壓政敵。霍梅尼認為這場戰爭鞏固了革命的根基，向世界展示了革命的力量和伊朗「與西方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分野」。
學者埃夫拉伊姆·卡什（英语：）認為兩伊戰爭是伊斯蘭革命最直觀的結果。他指出，儘管伊拉克是發動戰爭的一方，但戰爭的爆發和血腥的戰事持續了八年都是伊朗革命政權一手造成。他又表示，這樣的發展與法國和俄國革命相似，它們的意識形態都以顛覆原有的政府體制為宗旨，同時由於精銳的軍事組織瓦解，裝備落後、訓練不足的民兵取而代之，令一些實力相近的勢力看到機會的出現，訴諸武力解決外來的威脅，1792年至1793年的法國大革命戰爭及1918年至1920年的協約國武裝干涉俄國內戰都是如此。
傷亡

革命的傷亡人數有爭議性，伊斯蘭共和國憲法聲稱有「超過60,000名殉道者」、「100,000人受傷」，但學者斯潘塞·C·塔克（英语：）認為這是霍梅尼政權為了宣傳作用而大幅誇大的數字。殉道者和退伍軍人事務基金會（英语：）委託記者埃馬迪丁·巴吉（英语：）調查革命真正造成的人命傷亡，根據他的估算，有2781名示威者在1978至1979年被殺，約75%的傷亡都發生在德黑蘭。驗屍官辦公室及德黑蘭主要的墓地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英语：）分別識別到895位及768位殉道者，查爾斯·庫茲曼指出這個估算可能偏低，但即使加大數倍，仍難以切合大量人群面對機槍火力所造成的死傷。據目擊者所說，革命後期在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的日常示威已欠缺真正的殉道者以作抗爭，示威者只好利用死於意外或疾病的遺體。相對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庫茲曼認為伊朗伊斯蘭革命的死傷人數顯著較低。
伊朗史學家阿巴斯·阿馬納特（英语：）同樣表示伊斯蘭革命的暴力程度非常低，特別是在革命初期。他指出當時的革命派和目前的伊斯蘭共和國大幅提高了數字，但他個人估計死亡人數不足1,000人，原因是巴列維政權在使用武力時保持克制。不過，他同時認為革命政府在1983至1989年間在獄中秘密處決了數千名左翼人士及人民聖戰者組織的成員，如果計算在內，截至1989年為止的總死亡人數接近10,000人。鑑於什葉派對殉道和復仇聖戰的強調，阿馬納特表示「暴力並沒有廣泛蔓延在革命法院、革命衛隊及據復仇法例訂罪以外的地方令人意外」。
影響

伊朗在1979年的政權更迭和伊斯蘭憲法的採用是政治和社會改革的一次大膽嘗試。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建立了神權國家，顯著改變了伊朗的面貌。革命的成功催生出一種政治思想，它認為未來世界將會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則來整治。伊斯蘭分子展示出他們有能力推翻強而有力的現行秩序，建立以伊斯蘭教為本的「真主政府」，伊斯蘭世界的大部分地區都受到了衝擊。塞繆爾·P·亨廷頓等學者認為伊朗伊斯蘭革命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在價值觀和社會規範上的衝突會加劇，形成「文明衝突」。
伊朗伊斯蘭革命被視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對國際局勢的平衡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冷戰白熱化之際，戰略位置重要的伊朗成為外國角力的要地，但伊斯蘭革命響亮地向這些專橫的外國勢力提出異議，以「既不靠西，亦不倚東」的立場不向東方共產主義及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屈服，改變了伊朗原本消極的外交政策。
影響 > 國內政治局勢

革命後建立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結合了神權統治與共和制度，是伊朗和什葉派歷史上的創新政體。霍梅尼以教法學家的身份成為了監護者和國家最高領袖，是第一位擁有伊瑪目頭銜的政治人物，他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尊崇地位在伊朗和什葉派史上也是史無前例。作為最終的決策者，最高領袖有權宣戰、調動軍隊及罷免高級官員，包括司法部門、國家電台及電視台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首長。憲法監護委員會、專家會議及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是具宗教色彩的國家監管機構，它們都是最高領袖的權柄。共和性質則主要體現在伊斯蘭議會身上，它是國家的立法機關，享有緊急狀態、貸款及年度預算的審批權，可以彈劾政府高官。
在1989年，霍梅尼在逝世前下令修改1979年憲法，以解決最高領袖與其他教法學家、總統與總理、憲法監護委員會與伊斯蘭議會的權力衝突和緊張關係，大幅增加最高領袖的憲政權力。這次修憲把總統解決權力糾紛的職能移交給最高領袖，又增加了確定國家利益委員會和憲法監護委員會的權力。阿努西拉萬·埃特沙米（英语：）等學者形容這些改動「在憲法及實質上把最高領袖置於共和國的權力核心，其他國家機構都以其為核心運轉」。
在這種新的政治體制下，革命後的政治秩序仍未穩固，各方爭相競逐政制第二梯隊的權力。繼溫和派在1979年遭驅逐後，以拉夫桑賈尼為首的務實派在霍梅尼逝世後取代了激進派，後者在1990年代被當時冒起的強硬派趕走。議會的情況亦相若，在1992年的第四屆議會選舉中，老革命派不是被憲法監護委員會取消資格，便是未能當選，邁赫迪·卡魯比、阿里·阿克巴爾·穆哈沙米普爾（英语：）等影響力較大的議員都失去了議席。
什葉派政權執政後把歧視宗教少數族群合法化，迫害穆斯林以外的其他宗教信徒。伊朗國內有大量巴哈伊信徒，儘管他們一直都受到迫害，但革命後大規模和全面的迫害卻有詳盡的文獻紀錄，他們屢遭騷擾、不公平的逮捕和監禁，公民權利受到限制。曼達安教承辦的學校不獲教育部認受，學生難以升學。
影響 > 社會發展

儘管革命的主因是政治訴求，但經濟訴求和謀求建立一個更平等的社會亦是不能忽視的原因。人們的這些訴求主要體現在伊斯蘭共和國的憲法及伊朗在革命後的社會經濟發展政策當中。憲法的第三章提到教育和社會福利等個人權利，第29條提及衛生、失業和退休等社會保障措施應透過公帑或私人和公眾集資來落實，而第30條則明確提到國家應提供免費至中等及高等程度的教育。政府通過五年計劃和年度預算撥款來實現憲法希望達致的社會公義，實現社會公義成為革命後各個政治黨派的熱議話題，以爭取公眾支持。在《伊斯蘭共和國的2025年願景》裡，「妥善的收入分配」、「平等的機會」和「扶貧」依然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點。
宗教領袖認為成家立業是伊斯蘭教頌揚的德行，因此政府推行鼓勵人們盡早結婚的措施，並把男女的適婚年齡分別調低至15歲及13歲。伊斯蘭政權致力改善農村基建，興建了大量的橋樑、學校、清真寺、醫院及公共浴場，取悅在革命當中發揮重大作用的低下階層，許多農村獲得潔淨的水源和電力供應。醫療及教育條件得到顯著的改善，初生嬰兒的死亡率大幅下跌，中學入學率由革命前的40%升至兩伊戰爭後的74%。
不過，政府同時又改變前朝的西式現代化政策，使伊朗轉變成「社會各方面的裁決準則由伊斯蘭教定斷」的國家。除了革命歌曲和宗教音樂以外的流行音樂和舞蹈遭到全面的禁制，新的文化審查制度禁止色情暴力和浪漫愛情電影播映。可是，隨著年輕一代的伊朗人通過互聯網和衛星電視接觸世界，他們傾向反抗政府的文化管制政策，採納與之相違的服飾、髮型，愛慕紋身、穿孔、地下派對及塗鴉。學者賈里德·科漢（Jared Cohan）形容派對不僅是伊朗年輕人的消遣娛樂活動，還是表達意見和反抗意志的場所，「他們喝的每滴酒、脫下的每件頭巾、聽的每個西方流行音樂節拍、沉醉其中的每分鐘都是對政權的反對和社會抗爭，這是他們消極的革命」。
影響 > 經濟發展

石油產業工人參與罷工癱瘓了伊朗經濟，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伊朗的石油出口在1979年12月停滯，令全球石油市場陷入恐慌，恐慌性的購買把現貨價格推高150%至每桶34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機導致全球國內生產總值下跌了3%。儘管新政府試圖擺脫對石油的倚賴，但伊朗經濟在革命後的十數年內依然與石油收入緊密相連。因通脹導致政府的石油收入減少，革命後的伊朗陷入經濟衰退，失業率高企，在750萬非農業勞工當中，估計有200至300萬人失業。根據伊朗工業和礦業部（英语：）的數字，與革命前比較，1980年春季只有59%的工業機器仍然運作，而且只保持80%的產能。
根據新憲法，以「不符合伊斯蘭教法」取得的財產都是非法，國家充公了數千家企業和大量的財產。基於革命引發的不穩局勢，數以十億美元計的流動資金外逃。那些充公得來的資產撥歸政府和慈善信托（英语：）管理，國有化蠶食了原本的自由競爭和市場經濟。這些國營企業及慈善信托為了履行革命使命，向社會上有需要的群眾和貧民提供低息貸款、養老金及其他形式的財政援助，革命衛隊的一些分支亦以「捍衛共和國革命價值」為由參與經濟活動。在兩伊戰爭後，儘管總統拉夫桑賈尼及繼任的穆罕默德·哈塔米致力於去國有化，時至今天仍然有86％的國內生產總值是政府控制的企業產出，其餘14％在名義上是私有經濟活動，但實際上許多都受到慈善信托控制。
在1980年代末，伊朗的經濟政策轉趨務實。1989年至1999年的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都以長遠的經濟增長和削減財政赤字為目標，不再大談打擊物質主義、倡導節約消費的經濟模型和建立無階級的社會，重心轉向對抗通脹、提振就業、鼓勵與外資成立合資公司、加大電力供應、廢止配給制和補貼措施等。
影響 > 婦女事務

条目：伊朗婦女權利
伊斯蘭革命是伊朗史上首個吸引到不同社會階級、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婦女大規模參與的社會運動，證明了她們在社會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她們在示威活動裡穿戴頭巾和傳統的黑袍，象徵了什葉派的意識形態和文化，團結對抗沙阿政府，但這種刻板的形象無助於提升婦女地位。
伊朗社會在革命後重歸男性主導的秩序，伊斯蘭教法採納傳統的法學觀點解讀女權和家庭法，導致性別不等制度化。賦予婦女權利的1967年家庭保護法被廢止，婦女在公務和私人領域上的權利倒退。婦女須遵照伊斯蘭教的著裝要求，必須佩戴頭巾，她們在離婚和子女監護權上受到限制，亦不得從事與司法相關的職業。民眾必須遵守性別隔離措施，教科書須反映性別的傳統觀點，又引導女學生修讀適合其性別的專業。對世俗婦女而言，霍梅尼激進的伊斯蘭化政策背叛了她們的貢獻，她們在參與革命的時候受到讚譽，但在隨後卻要求她們留待家中，一些婦女團體尋求捍衛女性權益而發起了抗議。
雖然如此，新憲法在某程度上保障婦女和母親的權利，為她們開闢了要求獲得更大權利的途徑。婦女有參選和投票權，參選伊斯蘭議會的女性候選人比例由初期的不足4%上升至2004年選舉的接近10%，前一屆的議會選舉有65%的女性投票。婦女獲得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入學率在男女性別上的差距收窄，2015年獲取錄入讀公立及私立大學的女學生佔總數的42%。大量在兩伊戰爭期間義務勞動的女人在戰後投入勞工市場，與革命前相比，1990年代初就業的伊朗婦女比例明顯大增。
影響 > 輸出革命

革命後的伊朗試圖輸出革命，並把它寫進新憲法，明確表明「在國內外繼續革命的必要根據」。憲法的序言提到「與其他伊斯蘭和社會運動一起抗爭，準備建立單一的世界共同體」，誓言會繼續鬥爭，解放世上所有受到剝削和壓迫的人民。不過，研究伊朗外交政策的拉馬扎尼卻指出「輸出革命的適當手段不明確」，學者大衛·曼納希利（英语：）亦在他的著作裡提到霍梅尼的伊斯蘭政府並沒有統合穆斯林社群的藍圖。霍梅尼、哈梅內伊、米爾-侯賽因·穆薩維及拉夫桑賈尼主張動用軟實力輸出其革命政策和理念，侯賽因-阿里·蒙塔澤里則提倡強硬手段，包括動用政治和軍事手段支持其他國家的革命派。
黎巴嫩成為伊朗輸出革命的第一個目標，它與伊朗一樣在國內有大量什葉派穆斯林。許多黎巴嫩什葉派穆斯林加入革命衛隊設於貝卡谷地的訓練基地，革命衛隊在當地的主要目的是協助黎巴嫩人發起聖戰，驅逐佔領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並在黎巴嫩建立伊斯蘭國家。受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鼓舞，一批伊斯蘭極端分子在1979年劫持麥加大清真寺，南非的穆斯林亦投身參與反種族隔離運動。與伊朗政權有聯繫的科威特什葉派宗教領袖在當地宏揚伊朗革命的緣由，呼籲科威特進行改革。此外，伊朗亦被指在1981年支持巴林國內的伊斯蘭派系策動政變推翻阿勒哈利法家族的統治。
伊朗把真主黨在黎巴嫩站穩陣腳並以之作為對抗以色列的前線視為是輸出革命的重大成果。受到影響的海灣國家擴闊了政治參與的門路，他們在文化上追根溯源，向伊斯蘭教靠攏以抵抗西方的影響，司法系統亦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學者穆希丁·梅斯巴希（Mohiaddin Mesbahi）認為這些都是伊斯蘭革命的創舉。不過，輸出革命政策也嚴重損害了伊朗，不僅導致伊拉克在1980年入侵伊朗，還使地區和國際勢力支持發動戰爭的伊拉克，進一步破壞伊朗與阿拉伯鄰國的關係。
影響 > 外交關係

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最高領袖根據「法基赫的監護」享有全面的國家監督權，除了內政，最高領袖還監督外交政策的所有進程和決策。即使國際社會只與總統打交道，而沒有接觸最高領袖，後者依然有最終的決定權。這在第二任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領導下更加明顯，學者吉納維·阿卜杜（英语：）指出「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內伊長年處心積累削弱總統在外交事務上的權力」。
霍梅尼的外交政策具濃厚的伊斯蘭革命色彩，他支持激進分子佔領美國大使館，又試圖把革命輸出到其他海灣國家，支持當地的什葉派穆斯林制造不穩，這種政策在區內受到反制，導致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的成立及美國奉行「雙重圍堵（英语：）」的外交策略。伊斯蘭革命和國際對兩伊戰爭的反應意味著「危機管理和邊緣政策長期成為伊朗外交政策的元素」。在霍梅尼逝世後，伊朗的外交政策轉趨務實，停止了輸出革命，並試圖與鄰國建立友好關係。
影響 > 外交關係 > 與美國的關係

条目：伊朗—美國關係
由於不滿流亡的沙阿到美國就醫，一些激進的穆斯林闖入美國大使館引發人質危機。美國拒絕引渡沙阿回伊朗，霍梅尼認為美國收容壓迫伊朗人的沙阿是暴行，忽視伊朗人的感受，因此支持脅持人質，事件導致雙方的外交關係中斷。原本的伊朗是美國在中東的主要代理人，但事後卻變成美國在區內的主要敵人，作為對人質危機的回應，美國凍結了伊朗的資產，並實施禁運等措施。自1971年英國撤出後，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中東奉行雙柱政策，即倚仗伊朗及沙特阿拉伯維護美國在波斯灣的利益，但人質危機喪送了這個政策，華盛頓轉而提出名為卡特主義的外交政策，在必要時不惜用兵悍衛美國在波斯灣的核心利益。
美國在隨後的兩伊戰爭支持薩達姆，提供外交、情報和物資上的支援，伊朗報復美國的干預，採取一系列的敵對措施，包括在黎巴嫩綁架美國人。喬治·布什在總統就職演說上稱「好意可報以善行」，令人對美伊關係改善抱有希望，伊朗亦釋出善意，伸出援手協助解救在黎巴嫩被綁架的人質，又在1991年的海灣戰爭保持中立，但這些舉措沒有換來布什政府的正面回應，反而遭受美國的打壓，令伊朗對改善雙邊關係更消極和冷淡。這種誤解和不信任成為隨後許多次雙邊交往的典型特徵，包括伊朗核問題談判。
影響 > 外交關係 > 與蘇聯的關係

伊朗在歷史上是俄國向南擴張與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之間的緩衝地帶，其領土完整在很大程度上倚賴大國把它定位為緩衝區的共識。伊朗對蘇聯的擴張和威脅一直保持警惕，因此即使伊斯蘭革命採取反美的立場，它亦沒有與蘇聯走得太近。隨著美國鞏固它在波斯灣的權力及它與伊朗的關係在1980年代惡化，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寄望它正常發揮制衡美國的作用，同時表現出較低的侵略性。從蘇聯的角度來看，它原本並不希望巴列維政權倒台，因為沙阿穩定的長期統治有利於蘇聯與伊朗保持有利的經貿關係，但當蘇聯發現沙阿無法維持他的統治後，它試圖利用伊朗革命的不穩局勢從中牟利，透過與其關係緊密的人民黨重塑伊朗的政治格局，就像阿富汗的人民派和旗幟派一樣。
兩伊戰爭大大影響了蘇伊關係，蘇聯在初期支持伊朗，停止對伊拉克售武。不過，當伊朗在1982年春季反攻伊拉克後，不希望伊拉克遭逢重大軍事失利的蘇聯恢復對伊拉克售武。在漸轉敵對的環境下，伊朗下令削減蘇聯大使館外交人員的數量，後來更指責蘇聯外交官從事間諜活動。人民黨成為眾矢之的，最終遭到取締。莫斯科在1983年公開譴責伊朗未能與伊拉克和談。直至停火後，兩伊戰爭及其餘波繼續成為蘇聯與伊朗爭論的焦點。
影響 > 外交關係 > 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参见：伊朗—英國關係、伊朗—日本關係和中國—伊朗關係
伊朗人認為英國分別協助禮薩汗及美國中情局在1921年及1953年發動政變，因而聲譽掃地，霍梅尼曾經把英國稱為一頭「帝國主義的老狼」。由於英國大使館遇襲，倫敦在1980年撤回了大部分駐伊朗的外交人員，並在人質危機後支持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但對美國倡導的對伊朗禁運則沒有積極參與。雙方的關係在隨後一度緩和，英國在兩伊戰爭裡保持中立，又容許伊朗在英國的私人武器市場交易。1989年，英國作家薩爾曼·魯西迪的小說《撒旦詩篇》被指褻瀆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霍梅尼下達了追殺魯西迪的教令，英國拒絕伊朗要求撤回支持該書的要求，導致雙方的外交關係中斷，雙方在1997年後才逐漸重建關係。
至於西德、意大利、法國等其他歐洲國家，由於他們對伊朗政治和軍事上的干涉不如英國密切，加上他們不以冷戰思維看待伊斯蘭革命，不認為革命成功意味著西方失去了伊朗，伊朗也意識到它不能同時對抗美國和歐洲，因此他們仍能與伊朗保持經濟合作關係。
亞洲及非洲方面，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歡迎流亡的沙阿入境埃及，加上他決定與以色列簽訂《以色列-埃及和平條約》及指責伊朗支持和訓練非法的伊斯蘭組織，導致伊朗與埃及交惡。伊朗試圖輸出革命及影響海灣國家的內政，亦使它與阿拉伯鄰國的關係惡化。在美國的強壓下，日本減少了從伊朗進口石油，並對伊朗實施了經濟制裁，但仍竭力保持著與伊朗的經貿關係。1978年华国锋访问给伊朗给伊朗民众留下了中国支持巴列维王朝的印象，因此伊斯兰革命后中伊关系冷淡。但之后，由於同樣顧忌蘇聯的威脅，伊朗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在難以從西方獲取軍備的情況下，促使伊朗與中國和北韓達成軍售協議。
朱塞佩·莫罗

| 朱塞佩·莫罗 |
| --- | --- |

出生: 1921年1月16日  卡尔博内拉 
逝世: 1974年1月27日  （53歲） 圣埃尔皮迪奥港 
职业: 足球員 
朱塞佩·莫罗（義大利語：，1921年1月16日—1974年1月28日），意大利前男子足球运动员，场上位置是守门员。他曾代表意大利国家队参加195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结果获得第七名。
参考资料

↑  . transfermarkt.   [2022-06-1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20）.
|  论 编意大利隊參賽名單 – 195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 |
| --- | --- | --- |
|  GK 卡萨里  GK 莫罗  GK 森蒂门蒂  DF 安诺瓦齐  DF Blason  DF 法托里  DF 富里亚西  DF 焦万尼尼  MF 马利  MF 马里  MF 帕罗拉  MF 雷蒙迪尼  MF 托尼翁  FW 阿马代伊  FW 博尼佩尔蒂  FW 坎帕泰利  FW 卡佩洛  FW 卡普里莱  FW 卡拉佩莱塞 (c)  FW 洛伦齐  FW 穆奇内利  FW 潘多尔菲尼  教练：诺沃  |  GK 卡萨里  GK 莫罗  GK 森蒂门蒂  DF 安诺瓦齐  DF Blason  DF 法托里  DF 富里亚西  DF 焦万尼尼  MF 马利  MF 马里  MF 帕罗拉  MF 雷蒙迪尼  MF 托尼翁  FW 阿马代伊  FW 博尼佩尔蒂  FW 坎帕泰利  FW 卡佩洛  FW 卡普里莱  FW 卡拉佩莱塞 (c)  FW 洛伦齐  FW 穆奇内利  FW 潘多尔菲尼  教练：诺沃  |  |
带纹鹦嘴鱼

| 带纹鹦嘴鱼 |
| --- | --- |

科学分类 
界：: 动物界 Animalia
门：: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纲：: 綱 Actinopteri
目：: 隆头鱼目 Labriformes
科：: 鹦哥鱼科 Scaridae
属：: 鹦嘴鱼属 Scarus
种：: 带纹鹦嘴鱼 S. fasciatus
二名法
Scarus fasciatus Cuvier et Valenciennes, 1839

带纹鹦嘴鱼（学名：）为鹦嘴鱼科鹦嘴鱼属的鱼类。分布于印度、泰国、越南、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以及中国南海等海域。该物种的模式产地在摩鹿加群岛。
莫登站

摩登站（英語：）是倫敦地鐵的一個車站，位於默頓區的莫登地區。本站是北線最南端的車站，也是倫敦首座現代風格的地鐵站，開通於1926年。
參考資料

↑   (PDF). Transport for London.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5-06-03）.
Badsey-Ellis, Antony. . Capital Transport. 2012. ISBN 978-1-85414-360-0.
Barman, Christian. . David & Charles. 1979. ISBN 0-7153-7753-1.
Day, John R; Reed, John. . Capital Transport. 2010 [1963]. ISBN 978-1-85414-341-9.
Harris, Cyril M. . Capital History. 2006 [1977]. ISBN 1-85414-241-0.
Jackson, Alan A.  (PDF). The Railway Magazine. December 1966: 675–680  [2014-11-02].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03-03）.
(PDF). London Borough of Merton. March 2013  [2014-11-02].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4年11月2日）.
Martin, Andrew. . Profile Books. 2013 [2012]. ISBN 978-1-84668-478-4.
Orsini, Fiona.  (PDF). V&A + RIBA Architecture Partnership. 2010  [2014-11-02].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2-03-14）.
Rose, Douglas. . Douglas Rose/Capital Transport. 1999 [1980]. ISBN 1-85414-219-4.
Wolmar, Christian. . Atlantic Books. 2005 [2004]. ISBN 1-84354-023-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此条目页的主题不是。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
| --- | --- |
師大附中校徽
師大附中校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在台北市的位置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3號
: 25°02′06.59″N 121°32′26.42″E﻿ / ﻿25.0351639°N 121.5406722°E﻿ / 25.0351639; 121.5406722
: 106348
簡稱: 師大附中、附中、HSNU
昵称: 附堡、坿中、油加利城、藍天之子
类型: 國立大學附屬完全中學
隶属: 全國高中校際聯盟TTSA
所屬法人: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创办日期: 1947年4月10日 (1947-04-10) 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
学区: 高中部：  中華民國（臺灣）基北區 國中部：  臺北市大安區和安里、仁慈里
教育部學校代碼: 330301
校長: 王淑麗
教師人數: 247人
职员人数: 50人
学生人数:  高中部：2,784人  國中部：603人（110學年度） 
:  高中部：78班  國中部：21班 
校园面积: 84,251平方公尺
校訓: 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
校色: 紫紅色天藍色
電話號碼: +886 2 2707-5215
学校网址: 高中部：www.hs.ntnu.edu.tw 國中部：jr.hs.ntnu.edu.tw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英語：，縮寫HSNU），簡稱附中、師大附中、臺師大附中、臺灣師大附中，是一所位於臺北市大安區的國立完全中學，附屬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附中成立於1947年，是臺灣第一所高等教育機構的附屬中學，也是臺灣第一所國立高中。附中早年為臺北市六省中之一，現今為附中山校友會、臺北市高中五校聯盟、全國高中校際聯盟，及俗稱的臺北市高中八校成員。附中過去曾為純男校，但自1980年於新成立的音樂班與國中部、1983年高中部普通班開始招收女生。目前招收男女生比例約2:1，已為男女合校。現今除普通班外，也另外招收音樂班、美術班、科學班等特殊班。
附中也是臺北市校地面積最大的高中，地理位置便捷，在校園內設有捷運大安站二號出口。附中以學風自由著稱，擁有豐富的社團與學生活動，標榜「能K書也能玩」。附中在各大領域皆有許多校友，素以愛校、愛唱校歌等特質聞名，並且擁有臺灣最早成立的高中校友會，也在許多大學中與中山女高共同成立附中山校友會。
歷史 > 創校前原址概況

条目：臺北州立臺北第三中學校
附中創校之前，在日治時期1937年（昭和12年）4月1日，當時的台灣總督府在附中今日原址設立「台北州立台北第三中學校」，由大欣鐵馬擔任校長。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12月5日，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命令下，台北州立台北第三中學改名為「台灣省立台北第三中學」，校長仍由大欣鐵馬擔任。
1946年1月25日，台灣省立台北第三中學改名「台灣省立台北和平中學」。
1947年，隨著國共內戰發展，越來越多的公教人員子弟或流亡學生跟隨國民政府到臺灣，臺灣省政府教育處於是安排台北和平中學負責接收。當時這些學生先被安排在借用自臺北商職的教室中上課，直到日籍學生完全撤離後才遷回校內。
歷史 > 籌設、更名與改隸

1947年4月10日，臺灣省教育廳行文同意於台北和平中學原址籌設台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該日之後成為附中的校慶紀念日。1947年8月1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附屬中學」成立。1949年10月，師院附中接收了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最後一批的311位學生。
1955年，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改制為臺灣省立師範大學，並在1967年時由省立改制為國立大學，附中也因此在隔年改制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但一直到1973年，原在臺師大任教的教育系副教授黃振球轉任附中校長後，附中才開始與臺師大產生較緊密的聯繫關係，校內的教師也逐漸換用臺師大相關科系畢業的校友，行政系統改聘用臺師大教育系或教育心理學系的畢業生。1979年5月2日，政府公布《高級中學法》並廢止《中學法》，因此校名於1979年8月更改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沿用至今。
附中創設時的初中部於1961年因應省辦高中縣市辦初中政策而停止招生，直到1980年8月才再度開辦國中部。1955年，因應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要求，曾在臺北縣木柵鄉設立附中木柵分部以招收初中學生，後於1968年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後歸還臺北市政府，成為今日的臺北市立實踐國民中學。附中也曾於1965年到1981年間招收夜間部學生。
學校象徵 > 校徽

省立師院附中成立後，學生需在制服上佩掛徽章用以識別學校，此時倒三角形且頂點為圓角的徽章便成為附中最早的徽章。黃澂校長時期，將校徽改成外圈是粗線條，內圈為細線條，分割為五瓣的白色同心圓，象徵校訓的「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並在圓心嵌上黑體的附中字樣。1971年中興堂興建完成後，預定在舞台上放置一座大講台並於正面繪製校徽，但意外畫成五花瓣的梅花形狀。自此校徽皆以此為準改成梅花，沿用至今。
圓形舊校徽
梅花形校徽
學校象徵 > 校旗

1948年，時任訓導主任張守仁設計了附中的第一面老校旗，經歷了多次校名的更動仍維持不變。1979年，校名改為今日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由美術教師沈允覺設計了一面包含梅花形校徽的新校旗。1990年代又重新設計第三代的新校旗，由訓育組長王熙儀於1973年設計的班旗改制而來。新校旗尺寸為正六號旗，圖案上保留了舊圓校徽、舊校旗的三條黃色橫槓，另外再配上長劍與毛筆，象徵附中人的允文允武。沿襲舊校旗的寓意，中央的三條黃色橫槓象徵附中培育的人才眾多，其中黃色代表中華民族，校名的白色則代表高尚潔白的心靈。
1948年設計的校旗
1979年設計的校旗
1990年設計的現行校旗
學校象徵 > 校訓

宗亮東校長就任時，為了樹立優秀的精神和校風，由時任訓導主任張守仁草擬訓導方針，在「禮義廉恥」的共同校訓下，另外製定「六大信條」作為附中學生遵循的方向：
附中學生是謙恭有禮的，附中學生是正直勇敢的，附中學生是勤學認真的，附中學生是篤實力行的，附中學生是活潑健康的，附中學生是清潔整齊的。
黃澂接任校長之後認為六大信條太長，另外打算以簡潔明快的字句來代替。經過師生三個多月的討論，在數十種建議中將各種提案的精神彙整為「人道、健康、科學、民主、愛國」五項，並在1952年2月12日正式定為附中校訓，作為附中學生進德修業的目標。
校訓是附中的重要象徵，不僅在新北樓外牆上掛有校訓，每年的愛國歌曲比賽也都必須有校訓答數。夾子電動大樂隊主唱應蔚民曾為附中創作《瀰漫在附堡天空的驕傲》一曲，其中有段歌詞包含了附中校訓的搞笑版文字：「校訓，不會唸嗎？啊！教你唸—國愛、主民、學科、康健、道人，去新北樓看啦……」。
學校象徵 > 校歌

| 外部 |
| --- | --- |
 YouTube上的附中校歌合唱版
附中最早的校歌是由師範學院校長李季谷將師院校歌重新填詞而成，而今日的附中校歌為1950年所制定，由音樂教師史惟亮作曲，歷史教師郭成棠與編輯組長蕭輝楷作詞。由於首句歌詞「附中附中我們的搖籃」，校歌又被附中學生稱為「搖籃曲」。
附中學生對校歌的熱愛相當出名，在KTV中也能點播附中校歌。每逢校慶時，新北樓外牆上都會懸掛印有校歌的布條，在國家音樂廳舉辦的校慶音樂會也以校歌作為安可曲，六十五周年校慶時更以「萬人唱校歌」挑戰過金氏世界紀錄。除校慶外，學生活動中也經常有唱校歌的環節，畢業舞會曾經出現過連唱38次的紀錄。近期校歌中涉及「新中國」、「祖國」的詞句受到部分人士質疑，引發了是否修改校歌的爭議。
學校象徵 > 校服

附中最早的校服為卡其色軍訓服，並頭戴軍訓大盤帽，與大部分高中相同。1979年，附中開設音樂實驗班並招收女生，女生校服訂為夏季著白衣灰裙、冬季著卡其上衣與黑褲，並沿用至1983年始招收的普通班女生。1984年，教育部開放各校設計校服，附中由美術教師設計、經學生代表票選後，決定男生著水藍色上衣與深藍色長褲、女生著白色荷葉領上衣與灰藍色及膝窄裙，成為臺北市第一所於軍訓課外可穿著其他制服的先驅。之後附中陸續於1988年停用大盤帽，1988年軍訓課也不再穿著軍訓服後，終於在1991年全面廢止卡其色軍訓服。2004年，附中以公投方式通過不須紮制服的校規。2018年，學生提案通過校服胸前一律只繡班級與學號，男生不再需要繡上姓名。
2008年，由政大附友會組織各校辦理「全國附中制服日」，2009年改稱「全球附中制服日」，並固定於每年10月舉辦。學生與校友們除了在該日穿上制服外，通常也會在社群媒體上發表文章與照片慶祝，並一齊合影與聚會。
歷任校長

| 任別 | 姓名 | 任期 | 簡介 |
| --- | --- | --- | --- |
| 1 | 宗亮東 | 1947年8月 - 1949年7月 | 北平師範大學教育系學士、美國史丹佛大學教育學碩士、中央大學教育研究所畢業。1947年任師院教育系教授兼和平中學校長，及辦理成立附中相關事宜。附中校長卸職後回任師大教授。 |
| 2 | 黃澂 | 1949年7月 - 1962年8月 | 國立中央政治學校、西南聯大心理系畢業。曾任職教育廳。校長任內設立多項制度，被認爲是附中精神的奠基者。卸職後改任師大中等教育委員會主委。 |
| 3 | 黃季仁 | 1962年8月 - 1963年7月 | 原任職於教育廳。退休後長年擔任行政院科技顧問。 |
| 4 | 許伯超 | 1963年7月 - 1965年2月 | 曾任台北工專副教授、教育廳，卸職後改任台南家專校長、東吳大學教授。 |
| 5 | 劉安愚 | 1965年2月 - 1973年7月 | 曾任台中商職、省立中興中學校長，卸職後改任華僑中學校長、國立藝專、台北工專教授。省立師院附中在其任內改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
| 6 | 黃振球 | 1973年8月 - 1988年1月 | 首任由師大派任之校長，卸職後回任師大教授。 |
| 7 | 蘇清守 | 1988年2月 - 1996年1月 | 曾任省立台中啟聰學校校長，卸職後回任師大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教授。 |
| 8 | 楊壬孝 | 1996年2月 - 2002年7月 | 原任師大數學系副教授，卸職後回任師大。 |
| 9 | 譚光鼎 | 2002年8月 - 2006年7月 | 首位曾任附中教師之校長。原任師大教育系教授，卸職後回任師大。 |
| 10 | 楊壬孝 | 2006年8月 - 2010年7月 | 第8任校長回任。 |
| 11 | 卓俊辰 | 2010年8月 - 2014年7月 | 原任師大體育系教授，卸職後回任師大。 |
| 12 | 洪仁進 | 2014年8月 - 2015年7月 | 首任為附中校友之校長。原任師大教育系副教授，卸職後回任師大。 |
| 代理 | 洪仁進 | 2015年8月 - 2017年7月 | 因校長遴選爭議而代理校長。 |
| 13 | 王淑麗 | 2017年8月至今 | 首位女校長及遴選校長。曾任北一女中學務主任、師大助理教授。 |
校園環境

附中校園占地84,251平方公尺，是臺北市最大的高級中學，校地大致呈長方形，由信義路三段、111巷、147巷與仁愛路三段118巷3弄所包圍。附中正門與美國在台協會舊址及健保署相望，後門則與副總統官邸及延平中學相鄰，校園東南角則設有捷運大安站出口，在上學時間開放，可直通校內。由於地理位置的便利加上學區因素，附中的國中部學區是臺北市房價最高的學區。
附中校園擁有豐富的動植物資源，曾經在校門後方，南樓往中興堂路上種植著成群的桉樹，因而被稱為「油加利大道」，也是附中「油加利城」之名的由來，而後因故遭砍除，如今校園中的桉樹僅存於舊北樓與籃球場間與其他零星各處。新北樓東側遍植大王椰子樹的「小椰林大道」則常被用以比擬台大的椰林大道。附中校園中的植物還包括杜鵑花、西樓的梅樹、體育館的楓香樹等，也有許多都市中少見的藥用植物，如雞屎藤、車前草等，吸引不少校外人士前來摘採。
校園環境 > 建築

条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建築列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舊北樓」 |
| --- | --- |

位置:  臺灣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3段143

 中華民國文化資產
官方名称: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舊北樓」
類型: 登錄等級：歷史建築 登錄種類：學校
评定时间: 2020年11月17日
詳細登錄資料
 
 
附中建築以南樓（至善樓）、中正樓、新北樓（新民樓）三棟教學樓作為主體，並由西樓與東樓將三棟教學樓圍成「曰」字形。其他建築分散於校園東西兩側與北側，操場則位於三棟主要教學樓之後。針對東、西、南、北樓，師生一般習慣以其方位稱呼，但其正式名稱則是在1978年依照《大學》章句所命名。
附中建築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日治時期，而西樓是至今校內僅存的日治時期建築，並已被列為文化局準文化資產。西樓是台北州立台北第三中學校最初L型校舍的西側短邊部分，長邊則為1980年拆除的舊南樓。西樓設有數間教室以及在其興建時非常新潮的圓形沖水式廁所，今日已改建為傳承歷史的空間，並規劃作為校史館與博物館。
舊北樓興建於中華民國時期的1949年，最初是為了接收當時來台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學生，並由蔣宋美齡出資興建，現已登錄為臺北市歷史建築。舊北樓最初作為教室使用，後曾一度改為男生宿舍，現則為社團辦公室與理髮部（目前已停業）所使用。
附中經常出現在許多流行文化作品之中，其建築也隨之作為背景出現，並吸引許多遊客。附中的舊游泳池是2002年的電影《藍色大門》中的重要場景，因老舊而在2019年拆除前，學生發起了「泳池電影院」活動，將泳池水排乾後作為露天電影放映場地，並邀請了電影導演與演員桂綸鎂、陳柏霖到場參加。
校園環境 > 附中四景

附中四景是附中校園中流傳已久的景色，然而經過建築的拆除與改建、以及校園的整修翻新，今日只餘其中兩者依稀可見。
東樓晨曦：指日出時在東樓可以看見的晨光景致。昔日東樓教室並無懸掛窗簾，且周圍只有低矮的杜鵑灌木，使陽光可以灑進室內。由於今日校園周遭高樓林立，已經不易得見。此項東樓美景曾經被稱為東樓小巷。
西樓夕照：指落日時在西樓可以看見的夕陽景致。由於今日校園周遭高樓林立，已經不易得見。
南樓響板：指南樓樓板在踩踏行走時發出的聲響，此處的南樓指的是已拆除的舊南樓。舊南樓為日治時期建築，設計風格為當時流行的興亞帝冠式建築，亦為附中「古堡、附堡」之稱的由來。舊南樓原為鋼筋混凝土建築，曾經歷兩次接建，而在二樓處均使用木造樓板，因而有南樓響板之說，但此景在舊南樓拆除後已不復見。此項南樓美景曾經被稱為南樓古道。
北樓狂沙：指北樓後操場天乾時風吹掀起的飛沙，此處的北樓指的是舊北樓。舊北樓風沙之大，昔日中午時分甚至經常出現小型龍捲風。由於風沙過大往往影響教學，學校為了解決風沙問題，在舊北樓北面種植了一排大葉桉，但此問題一直到1998年操場整建並鋪設PU跑道後才完全解決，此景也因而不復存在。
招生與分班

附中今日的高中部班級可分為普通班、音樂班、美術班、數理資優班、語文資優班、科學班、資訊特色班等，其中普通班招生最多，由參與國中教育會考的考生中依志願錄取，高一分班時採男女分班制。附中音樂班於1980年成立，是第一間公立高中音樂班；美術教育班則於1989年成立，兩者皆由藝術才能班特色招生甄選入學招生。附中資優班最早成立於1978年的科學教育實驗班，1986年改稱數學及自然學科實驗班，2004年又更名為數理資優班，並於同年開辦語文資優班，從普通班高一學生中招生。附中科學班於2009年成立，是第一批成立的高中科學班，由附中獨立辦理招生。附中資訊班於2016年首招，屬於十二年國教的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附中成立最初為獨立招生，1952年才與台北其餘省立中學聯合舉辦「五省中聯合招生考試」，前三志願的排序也因此逐漸定型。1958年，附中參與台北區公立高中聯招，而在2001年開始舉辦的國中基測、國中教育會考中，附中皆參與基北區的招生，美術班與音樂班則參與北區招生。
附中作為師大的附屬中學，每年都有許多師大的實習教師前來進行教師培育，偶爾也包含來自其他大學的實習教師。
招生與分班 > 班號制

附中的編班制度被稱為班號制，有別於其他學校以年級加上數字、天干或八德的編班方式，附中以高中創校第一屆的兩個班級為「高一班」、「高二班」，再依照流水號碼陸續命名，並一直沿用至今。由於每一班都有其專屬的班號，班號制增強了班級向心力，也使校友們能以班號分出年紀大小。除了高中部外，國中部與已停用的初中部、夜間部、木聯分部、實驗班等也都依照班號制編班。
學生活動 > 學生社團

附中的社團活動十分豐富，擁有數十年的發展歷史，不僅是附中學生的生活重心，更是附中精神與自由學風的主要傳承。附中的社團活動比一般高中更顯活躍，與大學社團相比也毫不遜色。然而，社團的頻繁活動造成校方對學生課業表現的憂慮，也引發學生與校方的爭執。
附中的社團最早發源於1960年代，可分為學校指導成立與學生申請成立兩類，多半是配合學校慶典宣傳或競賽表演而生，並無常態性運作，如管樂隊、辯論會、口琴社、國術隊、橋藝社與攝影社等。1973年，三大聯會成立，當時的校長黃振球與訓導主任鄧奮忠十分重視社團發展，課外社團因此蓬勃發展，吉他社、英會社、自科社、野孩子話劇社等「大社」也於此時陸續成立。1981年，校方編印社團輔導手冊，詳細介紹各社團，成為今日新生社團簡介手冊的前身。1983年，校友會舉辦第一屆幹部訓練營，提供社團經營的經驗傳承。1997年，原本自由參加的社團成為校定課程的一部分。
學生活動 > 三大聯會

| 名稱 | 成立年份 | 全名 | 簡介 |
| --- | --- | --- | --- |
| 學生聯合自治會 | 1991年 | 1947年 班長代表聯合會 1950年 班級代表聯合會 1987年 學生班級聯合會 1991年 學生聯合自治會 | 前身為班聯會，由各班班長代表參與，後改為班代參與，主席由班代互選產生。1987年，班聯會進行第一次的主席全校普選，後於1991年時參照師大與台大學生會章程而成立學生會，原本的班聯會則改為學生聯合自治會下轄的學生議會。班級聯合自治會便下轄學生會（行政）及學生議會（立法）。學生會是校內師生溝通的橋樑，也主辦校慶活動、天韻獎歌唱比賽、校園演唱會冬樂賞等活動。其中的附中歌唱大賽天韻獎，原名為附園才藝競賽金韻獎，讓許多附中未來的知名歌手得以藉此比賽嶄露頭角，如吳青峰、艾怡良、持修 等。 |
| 社聯會 | 1973年 | 1973年 社團聯誼會 1990年 社團聯合會 | 社聯會主要工作為主辦社團聯合活動，以及協調各社團事務，也主辦迎新午會、校慶晚會等活動，也主辦迎新午會、校慶晚會等活動。 |
| 畢聯會 | 1973年 | 1973年 畢業生聯誼會 | 畢聯會由各班畢代組成，負責籌辦畢業生相關事務與活動，包括編纂畢業紀念冊、舉辦畢業舞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