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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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10月23日，孙从伦敦清使馆获释，即接受英媒记者采访。一位記者寫道：「他……一副文弱的相貌。然而他有一張格外令人喜歡的臉孔，他的雙眼異常明亮。」另一位記者说：「孫逸仙大概是黃種人中容貌最溫文的，有著不難想像的那種孩童般的天真和溫顺。……他在獲釋後接受大家對他的祝賀時，他那雙黑眼睛閃爍著愉快的光芒。」还有記者對清政府绑架孙感到不可思议：「孫逸仙穿著優雅的、精心裁製的大衣和西服，戴著一頂顯然是西方式樣的黑色軟呢帽子，他的這身打扮，讓他看起來並不像清使館所描繪的那種東方暴徒的樣子。」另一位記者评论说：「孫逸仙說話很慢，但英語說得非常漂亮。」各报为孙打造出富有魅力的君子形象。
1897年3月23日，《纽约时报》评价：“孙先生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东方人的才能。”
1897年，日本俠士宮崎寅藏在東京首次謁見孫並𣈱談革命計劃後稱：「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懺悔。彼其胸中，且數萬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輩；彼其手腕，可以揮斥八極而無怍；彼其容貌，可以備具四時而有餘；余無以盡之矣！『百年老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孫君者，可謂東亞之珍寶也。我島國民，所謂俠，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當一笑。嗚呼！不愧死，其亦當羞死！」甚至称道：“如孙逸仙者，实已近天然纯其境界之人也。彼之思想何其高尚，彼之识见何其卓越，彼之抱负何其远大，而彼之情感又何其诚挚! 我国人士中如彼者究竟能有几人？是诚东亚之珍宝也。”1905年6月4日，孫自巴黎致書宮崎，告以即將自馬賽搭輪東歸，不久即可與其「抵掌而談天下大事」；宮崎大感興奮，遂約晤宋教仁等私宅，盛讚孫「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令東西洋殆無其匹。」
1902年2月1日，英属香港《德臣西报》报道：“举世闻名的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已返回本殖民地。……鉴于最近一位香港改革者被绑架，以及一位担任教师的改革者在结志街被暗杀，他来到如此接近中国的地方，正冒着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进行某种十分重要的活动。”
1903年，日本人田野桔次分析中国时势，评价：“今日新党界中，稍有革命家之体面者，仅孙文一人。”
1903年12月14日，美国火奴鲁鲁《太平洋商业广告报》报道孙在中国城演说：“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孙博士和他的讲话，他的演说常常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戏院里挤得水泄不通，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人，连过道和戏台上都站满了人。……他态度温和、仪表动人，使人一看到他就有好感。他演说时，用手势加强印象。他完全能够掌握并控制群众的情绪，一点儿也不像那种极端的狂热分子。他很冷静，泰然自若，讲话条理分明，是一位辛勤刻苦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通过领导革命者秘密集会和率领一队队的革命者同满清帝国的军队进行激烈的战斗，他已被公认为革命的领袖。”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国驻汉口领事起初视武昌军政府作“义和团”，德国领事甚至主张向武昌民军开炮，此事为法国领事罗氏（Ulysse-Raphaël Réau）所阻。据田桐记述，罗氏与孙中山熟识，“适刘仲文草一布告，署临时大总统孙文之名”，罗氏在会上声称：“武昌布告，临时大总统为孙文。孙文，我之老友也。其人所言，主张共和政体，甚有规模，安可以义和团目之？”各领事团遂严守中立，并颁布中立文告。
1911年10月12日，《纽约时报》报道辛亥革命：“过去数月在中国四川等地爆发的革命现在已经开始扩大，这是一场推翻帝国并建立共和国的联合运动。如果计划不失败，那么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满清政党的领导人孙逸仙将被选为总统。”13日，孙在圣路易城（英语：）阅报云：“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14日，丹佛市《每天新闻》发布《中国未来的统治者到访丹佛，清王朝悬赏十万美元买孙逸仙的项上人头》，称孙为“担负着中国新共和国责任的中国革命领袖。”“他有时叫孙文博士，但准确的名字是孙逸仙。”“来自旧金山的新闻，革命宣告成功，孙将成为中国未来的大总统。”“他个子不高，偏瘦，比一般中国人稍黑，脸上有一个显著的高颧骨，穿着黑衣，戴礼帽，没辫子像个日本人，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欧洲的电讯则说：“中国国民视孙中山为中国华盛顿，彼一到中国，必被举为总统。”
1911年11月1日，日本《中央公论》第11号上发表西本愿寺中国布教僧水野梅晓的《孙逸仙在长江一带的声望》一文，称在过去三年间，游历湖南、湖北及江西三省时，有一位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新军军官称：“长江一带，民族主义思想风起云涌，他们都崇仰孙逸仙，并愿在他手下为达成汉民族的独立而奋斗。”而湖北政界中热衷于地方自治的少壮派政治家认为“真正能够救清国，为汉人谋幸福的，说实在话只有孙逸仙其人”，“湖北的政界，把孙逸仙几乎当作神来尊敬”。最后总结称：“我旅行长江一带，发现学界、军界、政界，而至于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孙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实。由于我不认识孙逸仙，所以就不敢论其人物，但我相信，孙逸仙这种声望、受尊敬，绝非来自策略，而当是孙逸仙的天爵和天位。”
1911年底，辛亥革命的影响传至日本，内田良平赞扬“中国的革命是20世纪世界局势中最大的变动，等同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所引起的欧洲大陆形势变化。中国的革命将促使亚洲各国的局势改观，其结果对世界机运消长的影响，不可等闲视之。”而孙中山“是一位学问渊博，知识广泛，镇定自若的出色绅士。……他身先士卒，实践革命。前年镇南关之役，孙亲自督师前线，可见其不愧是革命党的伟大领袖。”池亨吉说：“此次武昌的变乱，虽属突然，但其活动完全遵照革命方略，其行动计划亦步步按孙文之意而动。”犬养毅称赞孙“极力笃行自己信奉之学说，坚持共和主义，高举平等旗帜。……余素知其人，可以断言彼为难得之人杰。”根津一（日语：）评价：“孙逸仙其人既富智谋，又有胆略，亦具学识，实为出色之人物。……尤其是作为人数众多的革命党之领袖，十年如一日，始终对其信念坚持不渝。”
1912年，康德黎著《孫逸仙與新中國》一書，其中說：“孫逸仙在事實上，好幾次常在掙扎中討生活，沒有一種自天而降，免除苦鬥的力量，足以成全他的命運。……他曾是一個被棄者，遠離家國，時而逃避於甲國，時而又逃避於乙國，全宇宙似乎沒有他的立足地。”“何以聰明的華人，竟然聽從他？……就是因他為人光明磊落，愛國眞忱，性格誠實，為國效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無論怎樣，他具有比地位、金錢、或敎育所能賦予還重大的力量。”“歷史對他自有相當位置，但今日之旁觀者，殊難判定應歸他的功勳，究有幾何。”并在书中坦承：“我从未见过孙逸仙那样的人。如果要我举出我所知的最完美的人，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孙逸仙。他总是我们家里最受欢迎的来宾，孩子们和仆人对他都很尊敬。他态度和蔼、谦谦有礼，常为他人着想，谈吐风趣、风度恰人，以一种无法形容的方式将人吸引到他这一边。这令我想到他是奉献给他所从事的事业的一个独特的存在。”
1912年3月，美国传教士阿瑟·贾德森·布朗（英语：）博士出版《中国革命》(The Chinese Revolution)，是西方人士最早介绍中国辛亥革命的著作。书中称道孙的动员能力：“中山先生是那样富于人格魅力，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官衔的、原本籍籍无名的人，一个被帝制政府视为罪犯而追捕不断的人，一个具有高额赏格惹来暗杀者垂涎不菲报酬的人，似乎有法术护身，其所到之处必能获得同胞的保护和慷慨解囊，也必能说服精明的外国资本家为其革命理想提供巨额贷款。他经常造访旧金山与纽约，与财雄势大的中国商人和外国金融家们侃侃而谈，向人山人海的中国听众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变故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高度赞扬。……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革命派领袖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
1912年7月15日，《涅瓦明星报》刊载一篇孙关于和平土改讲话的译稿，列寧遂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承认孫“是充滿著崇高精神和英雄氣概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但他批评孙的理论：“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因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列宁认为必须“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
1912年10月28日，高尔基写信给孙说：“我为您的工作所获得的卓越成就，谨向您致以衷心的祝贺。全世界一切正直人士都瞩目于您的工作，满怀关切和喜悦之情，并惊叹您这位中国的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半神英雄］。”
1913年1月，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评论：“中国能拥有孙文博士这种人，那真是一种了不起的财富。他长期并且无私地投身于拯救自己国家的事业之中，在得到最高的荣誉之后，又能毅然决然地全身而退。”“尽管他的铁路计划，在任何一个在世之人的有生之年都不太可能实现，但是，中国人能为自己明智地勾勒出一个光辉的远景，这本身就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
1913年二、三月间，孙来到日本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鼓舞了日本当时如火如荼的护宪运动，激励了日本人反对藩阀、争取宪政的决心。日本诗人写了一首《给孙逸仙的诗》，赞美道：“呜呼！一世之鼓吹家，无冕的革命王孙逸仙！乞月淹留二月春，待日本宪政花开时，采一枝樱花来相赠。”日本学者稻垣伸太郎（日语：）认为：“在大正新时代的新政治之一，就是要去除藩阀、官僚这些明治时代留下的弊害，进行政治上的一大革命。也就是说，大正维新意味着第二个中国革命。”
1913年5月，時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桑頓·懷爾德向在北京的駐華代理公使報告孫的一次談話：「當來訪者說，萬一發生內戰，日本突然襲擊滿洲，孫中山答稱『滿洲並非整個中國』。有人提出警告，俄羅斯屆時將完成對於蒙古的接管，孫中山說『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國』。」懷爾德評論：「這位受到哄騙的人已經把自己絕對地投入到日本人的手中了。」
1914年，台湾苗栗事件主事者罗福星临刑前，于狱中写了一首《祝我民国词》，把“中华民国孙逸仙救”八个字嵌于句首：“中土如斯更富强，华封共祝著边疆；民情四海皆兄弟，国本苞桑气运昌。孙真国手著初唐，逸乐中原久益彰；仙客早贻灵妙药，救人千病一身当。”
1922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揭露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
1923年2月20日，孫赴香港大學發表演說，港大學生會主席何世儉致歡迎詞云：“用任何言語介紹孫中山先生皆無必要，因孫中山先生的名字就是中國的同義字。孫中山先生的經歷如用書本記載下來，無疑的將是最吸引人的事跡；如果愛好自由是偉大的考驗，那么孫中山先生將与偉大共存。因此現在我們面前的，就是這么一位中國的偉人，一個真正的君子，和一個胸怀廣闊的愛國者。”
1924年2月，苏联顾问鲍罗廷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孙反对剥夺地主，他打算在保持古老的土地关系的同时，借助于税收和赎买来消除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中的不公正現象。……国民党的民生主义被他们完全叫错了，它的实质就是通常的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又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遞相的犬養毅於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犬養毅还曾如此评价孙：“孙逸仙能为中国革命党领袖的原因，有下列几个特点：他是一位诚实，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物；他笃信自己的学说，提倡共和主义，树立平等的旗帜。这是谁也不能动摇的，也是亿万黄金不能买的。他的这种人格，可能由宗教信仰上而得来的，以这种伟大的人格，有笼盖无数人心的威力；清廉节俭，不爱金钱。”
印度革命党内负责宣传工作的建新，曾经在东京、上海等地多次拜会孙。建新十分推崇孙，称孙是“亚细亚洲的精神领袖”，兼备“孔佛耶三者之人格”。
流亡中国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申圭植，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作有《赠孙中山》：“荆天棘地一身轻，楚水吴山路不平，铁血疆场当日愿，数千万口是同声。”和《祝孙总统中山》：“共和新日月，重开旧乾坤。四海群生乐，中山万世尊。”1912年4月，申圭植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并在会上激动喊出：“中华民国万岁！”“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表达了中韩两国革命者的友谊之情。
菲律宾起义军代表马里亚诺·彭西赞扬孙：“对孙逸仙说来，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青年学生的热情赞助者之一。”
澳大利亚记者威廉·亨瑞·端納，在辛亥革命后记述他亲历孙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的情形时写道：「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不仅狂妄透顶，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缺乏常识，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部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他用双线标出从上海到广东沿海岸方向的铁路线，方向一转，铁路线越过崇山峻岭直抵拉萨，然后穿过西部直抵边界，又蜿蜒曲折地进入新疆，到达蒙古！他画的另一条铁路线是从上海经四川到达西藏。还有一条经戈壁滩的边缘抵达蒙古。他还画了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许多线。无数细线遍布各省，经过孙加工过的地图成了一幅怪诞的中国智力游戏拼图。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当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我想，这个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竟会演出这么愚蠢的一幕，简直不可能。他真的疯了！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
上海一位国外籍铁路工程师H·T·福尔德写道：「听说孙逸仙有一套修建铁路的计划，于是我就主动与他结识。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与他交谈之后，这种印象更加强烈。我发现他头脑简单，当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只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党魁。该党受到广东势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烦。」
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特派員莫理循，1911年時支持袁世凱，對孫態度極不友好，英國政府根據其報告和建議，采取支持袁世凱的政策。直到莫理循逝世前夕，他才邀請康德黎到他的倫敦住所裡，正式表達歉意：「如果我在多年以前，像現在一樣欣赏孫逸仙的人格，中國的歷史就可能改写。我希望你能把我這看法公布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