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
生平 > 早年 > 求學

1941年，李登輝沒有讀完中學五年級，在四年級時，就直接「跳考」高等學校，高等學校可以直升日本帝國大學，非常有價值，李登輝考上臺北高等學校後，成為淡水中學第一個考上高等學校的人，因此在淡水與三芝都造成轟動。人人都知道「四年忠班班長李登輝，跳級高等學校」，高等學校時代，李登輝就透過魯迅的《阿Q正傳》及《狂人日記》還有郭沫若的書，幫助他了解中國，由於未受過現代中文教育，因此讀的是日文翻譯本，李登輝坦言到這些書的影響不小。此外他還讀遍了西方名著譯本，包括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與德文名著。如哥德《浮士德》、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盧騷《懺悔錄》、但丁《神曲》、馬基維利《君王論》與《李維論》、薄伽丘《十日譚》等。另外尚有哲學、倫理學、歷史學、生物學、科學等不分領域的書籍。畢業時，就擁有七百多本岩波文庫的書。並自言其人生觀受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日语：）》、和辻哲郎《風土》、倉田百三的《出家人及其弟子》、哥德《浮士德》及《少年維特的煩惱》、杜斯妥也夫斯基《白癡》等書的影響。之後讀到湯瑪斯·卡萊爾的《衣裳哲學（英语：）》時，對其意涵心領神會。李登輝自認，影響他人生最大的三本書，是《衣裳哲學》、《浮士德》、《出家人及其弟子》。為了看書，李登輝走遍全台北市的書店及圖書館，偶然在台灣總督府圖書館裡發現新渡戶稻造的《講義錄》，讀後對於生死觀之疑問得到化解，並開始敬佩新渡戶稻造，基於對其攻讀之農業經濟領域，因而決定就讀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學科。
1943年9月，李登輝畢業於台北高等學校，同年10月，他沒有讀1928年創立的台北帝國大學（今天的台灣大學），而進入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農林經濟系就讀。李登輝本來想讀的是歷史，選擇農業經濟的理由，根據他說，一方面，他在小時候看到佃農的辛苦，想為他們打抱不平；另一方面，是在思想上受到高等學校歷史老師鹽見熏的影響。談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談中國歷史，使他深受影響。為了想把農業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結合，他選擇農業經濟作為人生的研究目標。大學選科時，原本打算攻讀西洋史，但是受到中國史老師鹽見的潛移默化，李登輝毅然改學農業經濟，嚮往有一天能夠到東北（時稱滿洲）協助解決中國問題，因為中國問題最大的關鍵就是農業問題，如何讓所有中國人都吃得飽。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处于胶着状态，京都帝國大學校內日本學生所剩無幾，文科的學生也幾乎全被徵去軍訓。這個時期的李登輝，一方面為日益短缺的食物問題發愁，一邊只能自己學習「農業簿記」，或研讀河上肇或馬克思等社會主義相關書籍。李登輝自己這樣表示：「大學時期，我遍讀馬克思及恩格斯的著作，對馬克思的主要著作《資本論》也曾深加鑽研，反複讀過好幾遍。」由於對西方經濟學的著作涉獵廣泛，藍博洲如是評論這個時期的李登輝：「顯然地，這時候的青年李登輝，已經通過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不但使得他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壓過了對自我哲學的迷戀，而且決定將這樣的『解放哲學』付諸實踐吧！」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形势恶化，文科學生軍訓完畢也被遣外出征。先經大阪師團（第4師團）徵兵檢查第一乙種合格入伍通過。1944年、李登輝在短暫地回台灣高雄接受基礎訓練之後，再回日本習志野（豐橋第二）陸軍預備士官學校（日本陸軍預備士官第11期生、校長島田惠之助少將）砲兵科學習、任命為見習「士官」。結訓後擔任旧日本陸軍少尉，李登輝申請為前線的步兵，日本軍官問他理由，他說：「想要與死亡來場較量！」但軍官認為文科的大學生，不適合衝鋒陷陣，將他分發為砲兵，發配名古屋高射第2師團高射砲第125聯隊，聯隊長為大中正光中佐。
在名古屋迎接終戰的李登輝，講述了1945年3月10日東京大轟炸及3月12日名古屋大轟炸所造成的損害及戰況。是時對夜襲名古屋及其「飛機製造中心」（千種區的三菱發動機大幸工場）的317架美軍B-29轟炸機，李登輝所部操作高射砲奮戰迎擊（此役14架B-29遭擊落）。而其兄李登欽於二戰後期從軍，入日本海軍海兵團為上等機關兵，至菲律賓參加太平洋战争，卻於馬尼拉戰役與美軍交戰陣亡，奉祀於日本靖國神社內。李登欽死後，母親江錦以淚洗面，日夜號哭，數年而卒，而後李金龍再娶續絃「陳伴」，生李炳楠。李炳楠1950年出生，比李登輝小27歲，和李登輝的兒子李憲文同年，長大後從事貿易，是佛教徒。由於李金龍生性豪爽，喜歡旅遊、飲酒、應酬，不願意讓李登輝每天等他夜歸，通常是與李炳楠同住於臺北市仁愛路。
1946年春天，因為日本二戰投降，李登輝恢復漢姓，也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李登輝在1946年1月從九州搭乘客貨輪米山丸（Yone Yama Maru）隨同高座少年工返回台灣，進入由台北帝國大學改組而成的國立台灣大學就讀。他搭上美軍貨輪「自由輪」扺達基隆港，甲板上台灣人批評國軍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體格差，軍容完全不如威武剽悍的日軍；他突然插話對大家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
1946年9月，本省人創辦的臺灣的第一所私立大學「延平學院」成立，二二八事件後遭牽連而被迫停辦。1948年9月以「延平補習學校」（臺北市私立延平高級中學前身）之名先行繼續辦學，時任合作金庫研究員的李登輝、及洪遜欣（後曾任司法院大法官）、許遠東（後曾任中央銀行總裁，1998年遭遇空難身亡）、與邱永漢（後為旅日文學家與實業家）等臺籍菁英均曾應聘任教。
1946年夏天，政府宣布所有由日本的帝國大學回到臺灣的學生，可不經考試進入國立台灣大學。李登輝也進入臺灣大學就讀。當時李登輝與同樣自日本帝國大學肄業的彭明敏（當時就讀政治系）、楊鴻游為臺大最好的朋友。當時三人每個禮拜都會聚餐一次。彭明敏回憶當論及時政時他談台獨，李登輝則批評糧食局長李連春以「肥料換穀」政策，剝削農民太甚，但似對政治較無興趣。畢業後，彭明敏出國留學後返臺任台大政治系主任，李登輝出任農復會技正，三個好友還是常聚餐。當1964年彭明敏「台灣人民自救宣言」被捕前夜，三人還在楊鴻游家吃飯
在台大就讀時，李登輝和4位青年共組「新民主學會」，他們希望能成立全校性的台大學生會。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遭到美軍強姦。案情被曝光後李登輝聲援沈崇並組織示威遊行。1947年初，二二八事件爆發。據李登輝之弟李炳楠的說法，當時李登輝住在長安西路到迪化街一帶，國軍在路上無差別殺人，亂掃射，李登輝差一點被子彈打到。李登輝演講時則說當時他有很多朋友受害，李登輝也真的差一點被抓去槍斃，只好藏身友人何既明家的米店二樓，僥倖逃脫。李登輝非常氣憤，一度想加入二七部隊。李登輝在自己的著作中，對自己和二二八事件的關係有以下這樣的說明：
| 0 | 1 | 2 |
| --- | --- | --- |
|  | 或許有人會問，當時我在哪裏？事實上，當時我也是被鎮壓的對象之一…… 生為台灣人，既對台灣的未來充滿使命感，也對於學習農業政策懷抱著滿腔熱誠，正值年輕的我，怎麼可能在當時的情況下，還不問世事，閉門苦讀？ |  |
——《台灣的主張》第49頁
李登輝早年的左派思想及其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一直為人所關注。2004年，《紫荆》、《军事历史》等杂志的记者先后采访了当年中国共产党台北市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吴克泰和徐懋德。吴克泰称，1946年9月李登輝曾由他引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8月底吴克泰听说李登辉申请退党，前往劝说无效，李登辉的理由是“党内不纯”、“有人有野心”。之后时任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的批准了李登辉退党，双方互相承诺保守秘密。除这次入党经历以外，李登辉还曾于1947年夏天與多位有志青年包括陳炳基、李薰山、林如堉等人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并于同年年底随该组织成员集体加入中共（可能由于保密协定未公开反对，从而第二次加入中共），之后于1948年夏天以“共产党员不自由”为理由再次申请退党，由上级徐懋德批准，并且再次承诺保守秘密。2008年，李登辉在其自评为“所有內容沒有加油添醋，都是事實”的《李登輝總統訪談錄》中承认自己曾经参与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并隨著該團體于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1948年退出，但李登辉否認吴克泰說的「二進二出」。2013年，李登輝表示自己曾加入“新民主同志会”，但该组织被共產黨吸收之後，他本人覺得情形並不理想而宣布退出；當他被媒體繼續追問時，表示並不是宣布自己“沒有加入過共產黨”。2014年，李登輝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時訪問时再次讲述了自己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并被共产党吸收的历史，并且再次否认曾「二進二出」，随即被负责采访的BBC中文总监李文总结为“從未加入共產黨”，李登辉对此说法没有表态。2015年，李登輝在與魏德聖的對談中，則表示自己不曾加入共產黨兩次。李登輝曾表示在22歲之前（1945年，此指日本二戰投降前）仍屬日本籍（參見住民去就決定日）。自認「不否認自己也是中國人，但是中國人長期以來非常可憐，不是被人管，就是被人欺負，不然就是被上面的壓制，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原本應該照顧最基層的人民大眾，但卻同樣玩著少數權力的統治。」還說，「我不曾批評國父孫中山先生，也不曾批評過左派的優秀中國思想家，但是中國的文化、生活、歷史觀應該要徹底改變。」
1949年，李登輝從台大農經系畢業，並留在學校當講師，並被安排到臺大在霧社的山地農場，當農場場長（現農場已移至清境農場上方），當時李登輝主要研究山地農業。不久，他與淡水曾姓大地主之女、兩家在祖父輩是世交的曾文惠（基督徒）相親結婚，她畢業於當時的臺灣省立臺北第二女子中學（今中山女高）。曾文惠對李登輝發揮不小影響，其中非常重要的，是透過曾文惠家世，李登輝與台派大家族連結，獲得擔任總統時，極為重要的支持力量。
1950年，長子李憲文出生。李登輝遭到警備總部逮捕並拷問，經過李登輝之父李金龍尋找有力人士出面，李登輝才獲釋，一說是透過徐慶鐘找蔡培火為李登輝作保。情報大老谷正文則說警備總部本來就沒有想要抓李登輝，只是找他來釐清案情，而李登輝一無所知，警備總部比較想抓的是「嘉義縣同名的李登輝」，而非「臺北縣的李登輝」。
1952年，李登輝獲得中美基金獎學金，首次赴美國進修，同期赴美的有水產部門的楊基銓、工程部門的高玉樹、公共衛生部門錄取的許子秋等三十六名臺灣籍青年，李登輝到愛荷華州立大學研究農業經濟。1953年取得碩士學位，同年自美國返回台灣，擔任台灣省農林廳技士及經濟分析股股長，同時也在國立台灣大學及國立政治大學擔任兼任講師的工作。
李登輝少年時篤信佛教，研修禪宗、淨土宗，也參拜臺灣民間信仰的神祇，尤其淡水郡流行的媽祖、清水祖師信仰，在青年時期接觸唯物論後轉變為無神論者，後來因妻子曾文惠的介紹，開始研究基督教，成為慕道友，經過研讀五年《聖經》之後，決定信仰基督新教，1961年受洗。
1964年，獲得美國洛克菲勒農業經濟協會以及康乃爾大學聯合獎學金，李登輝預備前往康乃爾大學攻讀農業經濟博士。過境日本東京時，因與王育德大哥王育霖認識，他前往王家拜會，也因此曾見到黃昭堂。當時，王育德、黃昭堂皆是台灣青年社（日本獨盟前身）的成員。1965年，李登輝到達康乃爾大學。在美國期間，與黃文雄交往甚密。
1968年，李登輝取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的論文《Intersectoral Capital Flow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1895-1960》獲美國農學會全美傑出論文獎，同時也在1971年由康大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李登輝在1968年提出論文以後，立刻返國，回國後被聘為國立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之後，他又陸續轉到合作金庫以及中國農業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就職，擔任研究員。由於農復會享有美援，待遇相對優渥，李登輝因此在該機關服務12年。在這期間，他曾經於1960年被警備總部會同調查局約談，未經判決就被拘留四個月半。當時農復會的負責人沈宗瀚委託蔣彥士向情治人員交涉，後來無罪釋放李登輝。
李登輝學問淵博，在基礎教養階段深受日本教育的影響，並鑽研禪宗、淨土宗與武士道，也接受西洋各國的政治哲學，青年時接觸了德國、俄國的馬列主義，學術上則以在美國所受的高等教育為最高成就。美國文化與基督信仰，對於其思想和決策之形成亦有高度影響。在這個時期，李登輝也開始研讀柏楊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