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独立运动
西藏歷史背景 > 中華人民共和国時期

条目：中華人民共和國治藏歷史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当时中國共產党实际控制区域尚未及於西藏等西南地區，北京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海南、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同日班禪代表西藏人民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祝贺新中国诞生，并表示：「兹幸在鈞座領導之下，西北已獲得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僅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鈞座致上祟高無上的敬意，並矢擁護之忱」。毛泽东和朱德覆電：「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願意成為統一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
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昌都，藏军于10月21日投降，解放军俘虏了包括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擊斃4000千餘名西藏士兵（另一說擊斃5700人），同時對外宣稱西藏和平解放。印度副總理瓦拉拜·帕特爾給尼赫魯的信中：「中國政府試圖以和平表白來欺騙和愚弄我們，我個人認為，所謂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說法在如此關鍵時刻，讓我們的大使產生了夢幻般的信任。中國人無疑為了對西藏展開軍事行動而在集中力量，我認為中國的行為是一種背信棄義」。中共則強調：「解放西藏人民驅逐外國勢力和影響，讓西藏人民擺脫壓迫，自由享受民族區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神聖義務」。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國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其后解放军进驻西藏地区。中國政府与达赖达成协议，在西藏暂不进行政治制度的变更，因此有台湾学者认为十七條協議正是一國兩制的濫觴。與此同時，中共在西藏周邊的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進行土地改革，包括鼓动藏族傳統聚居區人民对藏族地主进行阶级斗争。達賴喇嘛於1951年10月24日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兩天後毛澤東覆電祝賀，同日解放軍進入拉薩。
據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的記述，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拉薩後違背原有承諾向拉薩徵用大半現有存糧，使拉薩面臨前所未見的瀕臨饑荒邊緣，解放軍張經武將軍甚至向達賴喇嘛強索2萬噸大麥，但噶廈政府表示已無能為力，有關學者認為要不是印度即時出口稻米，西藏情況可能早就失控，亦有說法認為周恩來、李維漢也承認把西藏糧食徵收光了，民間私藏少數庫存食物則被鬥爭運動挖光了。1950年12月，毛泽东在给西藏阿里的地方官员的信中指出：“人民解放军入藏部队都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决不侵扰老百姓。”，又指出從1951年冬到1954冬，中方共開墾荒了「地61000畝，修水渠20000多米，收穫糧食35萬多公斤、土豆76萬多公斤、蔬菜600多萬公斤」，宣稱緩解了物資供應危機。
1953年開始，中共在鄰近西藏的安多與康等藏人聚集地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於激進，被認為是企圖消滅当地的藏族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造成地方暴發反抗運動。參與反抗的西藏人除了與解放軍打游擊戰，也聚集到尚未施行土改的西部避難，造成後來反抗人士在拉薩大集合。
1954年在解放軍西藏軍區的協助下，「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拉薩愛國婦女聯誼會」等組織紛紛成立，有計劃性的開始對當地人民進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同年，中共頒布憲法片面取消了原有《十七條協議》裡的西藏特殊自治狀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體化，並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設的行政管理部門以漢人主導行政事務，西藏代表遭架空成了掛名官員。
1955年，第十六世噶瑪巴活佛下令四大弟子夏瑪巴仁波切、泰錫度仁波切、蔣貢康楚仁波切、嘉察仁波切逃往海外，十六世噶瑪巴也於1959年2月4日率領160人出走不丹、錫金、印度。
1956年，駐西藏十八軍參謀長李覺、後勤部長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人曾上報毛澤東建議：「西藏一團人費用等於駐內地三師人，勞民傷財；鄰國印度獨立不久，不可能威脅西藏」被毛澤東認定為「思想叛黨」並冠上「有意誇大西藏地區艱苦」、「出賣祖國邊疆」等罪名，遭到集體整肅，牽連400餘人。夏季，中共在康區、安多等地推動政治改革與土地革命過於激進，密集對僧侶與寺院進行清算批鬥引發民怨。西藏人民會議（西藏地下組織）組建游擊隊武裝反抗，青海、甘肅、四川藏區也發起串聯進行反抗。達賴喇嘛在參加印度釋迦牟尼佛入寂2500週年儀式上，於德里與尼赫魯、周恩來會談中表明對近期西藏局勢惡化的憂慮，並尋求政治避難的可能。中共政府隨即宣布延緩「民主改革」，同時撤除西藏部份中國官員，解放軍則開始對「叛亂份子」進行清洗運動。印度外交官事後質疑尼赫魯當時無法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
中共在康區和安多地區積極推行改革結果導致情勢惡化，1956年北京政府指出：「事實證明西藏上層人士只有少數人支持改革改造，多數人存有疑慮，多數群眾也缺乏這種積極改革的要求。」中共政府同時宣布對西藏的改革延遲推行。同時公佈〈停止進行民主改革的宣傳提綱〉，並聲言「人民解放軍會對叛亂份子嚴懲不貸」「解放軍會出手鎮壓」。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范明（隨後在反右運動中遭清洗）曾經自我檢討：「解放軍軍官與其他幹部很普遍出現大漢民族沙文主義比較優越的感覺，對西藏落後感到厭惡，歧視西藏，歪曲西藏，不能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傳統風俗習慣，變得驕傲自大，具有特權思想。」據稱，中共也以袈裟顏色來侮辱出家人，如「黃禿驢」、「紅賊禿」。
李江琳表示，據中共官方內部文件，從1957年開始，青海省藏族人口因飢荒向外求援，中共部隊卻對藏族濫捕濫殺，導致雙方關係緊張。
1958年6月16日，康巴地區各地反抗力量聯合起來，在山南地區聚集了超過15,000人，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以武力反抗康區的改革。康巴人心理上認為衛藏與他們無關，他們是為保衛本土康區而戰。四水六崗的成立是形成泛康巴身分認同的重要事件。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青海展開武力平定，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戰役結束後，解放軍部份軍隊才糾正了「我們是解放藏民，不是消滅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錯誤思想，與使用藏語說「站住！不要跑！」。但亦有投降的藏軍在交上所有武器後被要求聽取「社會主義」的講座，並且從解放軍手上得到小量金錢後被釋放回家的記載。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解放軍武力控制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推翻達賴，加入他們。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中華民國稱為三月起義），隨後拉萨发生武裝冲突，葉蔭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並公佈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解放军接著攻擊拉薩大昭寺，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中國共產黨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拉薩事件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解放軍展開了為期六年半的「平叛作戰」（包含12場主要戰役，如早期的拉薩戰役、山南戰役），動員超過23萬5千人的地面部隊（不含後勤與武裝民兵），與三個空軍師加二個空軍獨立團。毛澤東並指示解放軍在西藏當地練兵，通過這場戰爭，中國總參、總政、總後與各級軍事學校都派員當兵「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促使解放軍建立了完整的後勤網、跨區指揮系統。由於中共在朝鲜战争中缺乏空軍立體作戰的實力，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上空進行空軍演練，以杜-2、杜-4、伊爾-28轟炸機來創造大規模的殺傷力。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而是在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談判破裂后，3月19日，解放軍開始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實施轟炸[來源請求]、炮擊，共持續四天。中共發表達賴喇嘛的信件聲明：「達賴與此次的暴動無關，達賴是遭暴徒刧持到印度」。4月18日，達賴發表聲明，指責中共未遵守十七點協議，不斷干涉西藏政局，並將大批僧侶送往中华人民共和国築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於自願。3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了解散西藏政府的命令，并由原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履行西藏政府职责。第14世达赖喇嘛随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周恩來表示「西藏反抗的行為是自取滅亡的，創造了推動民主改革的有利條件」。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擴大軍事控制與清算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有計劃地搜查每一戶「反動分子」，並將他們的財產充公，一部份遭到公開槍決，喇嘛則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勞改集中營。據班禪喇嘛宣稱，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強迫僧侶與民女、比丘尼性交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
班禪喇嘛在青海視查後，宣稱他發現西藏人民「窮到連碗都沒有」，他也認為毛澤東式的批鬥太過殘酷，被批鬥的西藏人民並沒有犯下太嚴重的過錯，卻被捏造了許多毫無根據的罪行，一開始大吼狂踢、拔髮擰肉，接著以金屬、棍棒毒打，不少藏族人當場七孔流血、四肢殘廢，有人甚至忍受不了凌虐被迫投河自殺。
1962年，班禪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紅衛兵也把前「農奴」帶到批鬥大會現場，「揭發了」班禪農奴主「剝削人民的血淚劣跡」，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西藏實行人民公社後，所有生產成果歸為共產黨幹部管制，導致西藏人民過著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體怠耕怠工抵制。中共則呼籲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加強意識型態鬥爭，抓緊馬克思主義打破宗教枷鎖西藏史學者茨仁夏加認為中共一時間不明白為甚麼漢人沒有因為大躍進哀鴻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數民族為何會發生大規模暴動，又認為哈薩克人、維吾爾族人（也發生暴動，中共為此封鎖邊界）、西藏人也無法理解為何漢人在面臨飢荒與迫害時不進行反抗（據《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記述，民間的零星反抗很廣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对现代通讯手段的垄断，使得任何自发的集体反抗行为很难发生，以致民眾的反抗與中國历代相比的确要弱小得多）。茨仁夏加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均富理想是一場騙局，因為共黨所承諾經濟社會上的正義平等，早期確實吸引許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終中共剝奪了個人的土地與牲畜財產，實行公有化，同時摧毀舊有的經濟制度與私人財產、糧食生產，全權由共黨接管，導致週期性飢荒，連最窮的農奴都瞭解這是一場騙局。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傾共立場明確的班禪遭紅衛兵抄家毒打，監禁在秦城監獄（1968年至1977年，毛澤東去世後獲釋）。1966年、1967年，由漢人主導的西藏文革（英语：）兩大造反派成立，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開始對西藏進行階級清算與屠殺。1967年4月西藏的漢族紅衛兵已超過兩萬人，開始在市區進行巷戰，解放軍西藏軍區張國華將軍不敵攻勢，緊急逃往四川（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衛」 ，西藏兩大造反派展開真槍實彈的武鬥。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肅西藏到達巔峰，當年超過五萬民喇嘛被送入營改集中營。1978年，班禪「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黨、反人民、陰謀叛國的罪行」，其重要親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禪經師，死於1974年）、頓吉·索朗多吉（死於1977年）、詹東·計晉美（死於1978年）未能熬過文革，進一步削弱日後中共對西藏的影響力。曾協助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邦達多吉也因「組織叛亂」、「反對改革」等「罪行」於1974年遭鬥死。亦有文字記載文革期間有大量無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統性屠殺，導致人口銳減。
有學者指出在中共統治西藏的前20年間，西藏有六千座傳統寺院遭摧毀；中國學者李江琳認為當時藏族的人口減少近乎「種族滅絕」。亦有學者認為"種族屠殺"的指責是誇大的說法（見「統計與相關爭議」）。
中共官方曾總結西藏「四大資源優勢」：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全國最大林區之一、世界屋脊旅遊勝地，礦藏非常豐富。學者鄭重言認為藏人並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貢覺縣為例，每人每年糧食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間對西藏提供財政補貼，在西藏興建大量被視為不切實際的設施和工廠等投資，當中包括浪費1500萬元的玻璃廠和化肥廠、挖不出煤的向陽煤礦，「盲目上馬又下馬」且浪費2000多萬元的墨脫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間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也從1701萬增加到2180萬，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被指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土地改革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前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裡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