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议决议文件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规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党的纪律，通过了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中共一大召开后没有多久，党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了一次破坏，造成中央档案资料全部遗失，这其中就包括一大档案。1923年8月18日，《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会议的报告》写：“我们只能提出关于最近几个月的详细报告，因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国巡捕的手里了，并且由于一个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遗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写：“党的第一次大会文件，现在是找不到了。”
1936年6、7月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杂志（中文版、俄文版）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发表了四篇文章，时在莫斯科的陈潭秋撰写发表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10页。被海内外的中共党史界公认为是最早回忆并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共一大内情的重要文献。陈潭秋的文章指出：住在博文女校参加会议的9名外地代表是1921年7月下半月到上海的，并对9名外地代表进行了介绍；中共一大之前各地共产党组织称作“共产主义小组”；确定了包惠僧是中共一大代表，而且是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这次到会的一共有十三个人，除上面九个人以外，还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同志，上海代表李汉俊与李达，李汉俊因为一贯保持其右倾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政客相结纳，放弃了党的立场，在四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然而武汉国民党叛变后，他仍不免以‘共匪’罪名死于桂系军阀枪弹之下。李达在‘五卅’运动后，被伟大的革命浪潮推落到党的战斗队伍以外去了。还有一个广东代表陈公博，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以后，他帮助陈炯明反对孙中山，经党历次警告不听，最后被开除党籍，然而不久他竟然一变而为国民党的要人了。”陈潭秋在文章中确定了参加一大的13位代表的具体姓名，并对每位代表当时的去向进行了记述。该文指出陈独秀“在广东陈炯明部下任教育厅长”而未到会。一大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由毛泽东、周佛海担任大会记录。一大开幕式是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正式会议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中，出现了以李汉俊为首的“公开马克思主义派”与以刘仁静为首的极“左”派之间的争论。一大会场遭到搜捕后，“我们分散后，各人找旅馆住宿，不敢回博文女校，因为据我们的推测，侦探发现我们的会议，是由博文女校跟踪而得的。”“我们原定会议期间是七天，被侦探发现后，决定缩短为五天，但是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天，李汉俊与陈公博两人未出席，因为他们自昨夜事件发生后，即被侦探监视，不便行动，所以他们没有来嘉兴。”“这一天早晨天色阴暗，但到了八时以后，即有不少游船往来湖上，对于我们的会议进行，殊感不便，到九时半以后，天忽降大雨，游人均系舟登岸，大为败兴，然而对于我们倒很便利了。我们很放心地进行了一天的讨论，直到夜晚十一时闭会。”“当时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的除留日学生与留法勤工学生外，只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其他如南京、成都、杭州等地则仅有个别通信关系的同志。但总计全国可以符合当时条件的党员，不过七十余人。因此，决定暂时不组织正式中央机关，只成立临时中央局，与各小组发生联系。”“确定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并选举张国焘、陈独秀、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为候补委员。”
1937年尼姆·韦尔斯女士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向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1950年，中国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的中文文言译本，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但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葛萨廖夫写此文时在中国，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有工作接触。这篇历史文献，出自一部蓝色封皮、线装的《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的文言文写的书籍，没有标明何时由何出版社出版。经查证，此书来历是：1927年4月6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突然包围、突袭、搜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苏联代表处，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从大使馆搜去所有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一文。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此书。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出访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1957年苏共向中国移交了俄文版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两份文件，翻译成中文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其中《纲领》中写明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入党条件、组织原则等。但这两份文件无作者、无年月日、无收发文方、仅仅就是稿件而已。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刊载于内部保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1959年8月5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请求鉴定。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的评语。
1960年，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室主任韦慕庭听说哥大在整理图书馆档案时发现一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名字叫《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作者是Ch'en Kung-Po，即陳公博。碩士論文《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两份英文附件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被法租界巡捕打断后，陈公博没参与南湖上的最后一天会议，但是最后定稿的《纲领》和《决议》被陈公博带了一份递交给未能参会的陈独秀了。陈独秀决定先不发表，于是这份文件就这样留在陈公博手里了。1923年赴美留学，在美国写硕士论文刚好用上。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也没有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1972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回到单位，到北京图书馆翻阅文献，在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读到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该文一条注释中写着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北京图书馆里当时就收藏了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李俊臣把该书的韦慕庭写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译成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在当时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更表明两种外文稿同源于一种中文稿。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了第十一条，则成了历史之谜：或许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是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或许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也可能是第十一条引起很大的争议，付诸大会表决时被删去。兩個版本由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譯成中文。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布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及其宗旨和原則等決議，並且制定有關工作機構和工作計畫的臨時性綱領。在綱領中規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其目標是推翻資產階級而廢除資本所有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中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還有從事各類工人運動，加強對工會和工人運動的研究與領導。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還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三人組成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為領導機構，称为“三人团”。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担任组织主任，李达担任宣传主任，主编《共产党》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