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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开民族军
目标

若开民族军宣布目标如下：
1. 为若开邦众民族群众争取自决；
2. 捍卫民族特性和文化遗产；
3. 促进民族尊严和利益；
4. 从独裁中解放缅甸的每一个公民和少数民族；
5. 确保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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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ww.facebook.com.   [2016-11-20].
|  论 编缅甸反政府武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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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武装:  若开军  緬甸民族民主同盟軍  德昂民族解放军  若开民族军  若开罗兴亚救世军  克钦独立组织/克钦独立军  库基民族军  北掸邦军  南掸邦军  佐米革命军  红掸民族军  克伦民族联盟/克伦民族解放军  克伦民族军  克伦尼民族进步党/克伦尼军  緬甸民族團結政府/缅甸人民防卫军  缅甸共产党/缅甸人民解放军  学生武装部队  缅甸民族革命军  钦民族组织（英语：）/钦民族保卫军（英语：）  钦邦保卫军（英语：）  克伦尼民族保卫军  罗兴亚团结组织  缅族人民解放军  哥都礼军  黑豹军  克伦尼民族人民解放阵线（英语：）  全缅学生民主阵线  若开解放军  钦民族军  民主克伦佛教军5旅  克伦民族保卫组织  孟民族解放军  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  勃欧民族组织/勃欧民族军（英语：）  勃欧民族解放军  佤邦联合军  佤民族军  西瓜部隊 
已解散武装:  阿拉干羅興亞伊斯蘭陣線  民主克伦佛教军（英语：）  上帝军（英语：）  克钦保卫军（英语：）  孟泰军  孟国复兴军（英语：）  聖戰者  那加兰民族社会主义委员会  克钦新民主军  共產黨  羅興亞解放黨  罗兴亚爱国阵线  罗兴亚民族军  掸邦军  掸邦共产党  掸邦民族军（英语：）  掸邦联合革命军（英语：）  缅甸学生斗士  缅甸人民军  泰緬孤軍  勐古地区自卫军 
军事联盟:  合众联邦军  联邦政治谈判协商委员会  缅北联合阵线  三兄弟联盟 
與緬軍战事（英语：）:  緬甸內戰  缅甸共产主义叛乱  孟果大其力戰役  中緬邊境作戰  2010—2012年缅甸边界冲突（英语：）  克钦冲突  克伦冲突（英语：）  2015年果敢军事冲突  羅興亞人在緬甸西部的衝突  1027行動  1107行动  1111行动  0307行动（英语：） 
武裝間爭戰:  1992年果敢內戰  1995年果敢內戰  2009年果敢軍事衝突（果敢八八事件）  2009年果敢爆炸事件 
 缅甸内战  缅甸国内停火谈判（英语：）  缅甸国防军
奇美拉 (电影)

| 奇美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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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剧院上映海报
基本资料
导演: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
监制: 卡洛·克雷斯托·迪纳（Carlo Cresto Dina）
编剧: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
主演:  喬許·歐康納  卡萝尔·杜阿尔特（Carol Duarte）  文森佐·内莫拉托（Vincenzo Nemolato）  艾芭·羅爾瓦雀  伊莎貝拉·羅塞里尼 
摄影: 海伦娜·卢瓦（英语：）
: 内莉·奎蒂尔（Nelly Quettier）
制片商:  Tempesta  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  为了生活制片公司（英语：）  Amka Films Productions  瑞士广播电视台（英语：）  德法公共电视台 
片长: 133分钟
产地:  意大利  法国   瑞士 
语言:  意大利语  英语 
上映及发行
上映日期:  2023年5月26日 (2023-05-26)（戛纳）  2023年11月23日 (2023-11-23)（意大利）  2023年12月6日 (2023-12-06)（法国）  
发行商:  01 Distribution（意大利）  为了生活制片公司（英语：）（法国）  Filmcoopi（瑞士） 
票房: 520萬美元
各地片名
香港: 
澳门: 
臺灣: 
《奇美拉》（義大利語：，義大利語：[la kiˈmɛːra]）是2023年上映的历史爱情劇情片，由阿莉切·罗尔瓦赫尔执导、编剧，喬許·歐康納和伊莎貝拉·羅塞里尼主演，2023年5月26日在第76屆坎城影展全球首映，入选争夺金棕榈奖的主竞赛单元，2023年11月23日由01 Distribution在意大利上映，12月6日由为了生活制片公司（英语：）在法国发行。电影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讲述英国一名年轻的考古学家参与跨国盗窃伊特拉斯坎文明文物的故事。
阵容

喬許·歐康納 饰 亚瑟（Arthur）
卡萝尔·杜阿尔特（Carol Duarte）饰 伊塔利亚（Italia）
文森佐·内莫拉托（Vincenzo Nemolato）饰 皮罗（Pirro）
艾芭·羅爾瓦雀 饰 芙丽达（Frida）
伊莎貝拉·羅塞里尼 饰 芙洛拉（Flora）
露·罗伊-勒科林特（英语：） 饰 美乐蒂（Mélodie）
吉安·皮耶罗·卡普雷托（Gian Piero Capretto）饰 马里奥（Mario）
拉莫娜·菲奥里尼（Ramona Fiorini）饰 法布丽安娜（Fabriana）
卢卡·加吉洛（Luca Gargiullo）
朱利亚诺·曼托瓦尼（Giuliano Mantovani）饰 杰瑞（Jerry）
梅尔基奥·帕拉（Melchiorre Pala）饰 梅尔基奥（Melchiorre）
伊勒·维亚内洛（Yile Vianello）饰 贝尼娅米娜（Beniamina）
卡萝尔·塔尔马蒂（Carlo Tarmati）
朱莉娅·潘道夫（Julia Pandolfo）饰 哥伦比娜（Colombina）
制作

摄制工作于2022年2月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启动。同年5月，美国霓虹电影公司（英语：）宣布买下电影北美发行权。
上映

电影于2023年5月26日在全球首映，入选争夺金棕榈奖的主竞赛单元，首映场获得全场9分钟起立致敬。获邀在第61届纽约电影节（英语：）和第28届釜山国际电影节放映。
霓虹电影公司（英语：）负责电影在北美的发行工作，意大利方面由01 Distribution发行，2023年11月23日上映，法国方面由为了生活制片公司（英语：）发行，2023年12月6日上映。
反响

评论聚合网站爛番茄打出95%的新鲜度（37条评论），平均得分8.2/10。网站共识写道：“如果《奇美拉》是一场狂热、不可求的追逐行动，那么这部由阿莉切·罗尔瓦赫尔创作奇妙魔幻故事无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Metacritic打出88/100的平均分（10条评论），表示“普遍好评”。
出席首映式的《综艺》杂志影评人盖·洛奇（Guy Lodge）认为电影“非常柔软、曲折”，赞扬罗尔瓦赫尔的导演工作、摄影及演员表现，尤其是主演奥康纳的演绎：“放荡与孩子气兼具，或者在两种形态间来回切换，以此来掩护另一种形态，这种可能性在奥康纳灵巧、滑稽的表演中得到了展现，完全没有感情用事的成分。”
反响 > 获奖记录

| 大奖 | 颁奖日期 | 奖项 | 获得者 | 结果 |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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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戛纳电影节 | 2023年5月7日 | 法国艺术影院协会奖 |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 | 獲獎 |  |
| 戛纳电影节 | 2023年5月7日 | 最抢镜狗狗奖：四腿表演之狗 | 《奇美拉》 | 獲獎 |  |
| 戛纳电影节 | 2023年5月7日 | 金棕榈奖 | 阿莉切·罗尔瓦赫尔 | 提名 |  |
| 芝加哥影展 | 2023年10月22日 | 金雨果奖 | 《奇美拉》 | 提名 |  |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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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存廢問題

死刑存廢問題是關於死刑存與廢的爭議性討論。死刑是國家基於法律所被賦予的權力，剝奪被判處死刑者的生命的刑罰制度，使被判處死刑者死亡。由於當代對人權、文明發展和實效的重視，剝奪生命權的合理性受到爭議，因此死刑存廢成為有爭議的公共政策，而絕大多數人對保留對殺人犯的死刑有著強烈的共識；而終止此種以國家權力剝奪生命的刑罰制度的主張，稱為廢除死刑，在中文語境中，又簡稱廢死，例如台湾废除死刑推动联盟，就簡稱「廢死聯盟」。
主張廢除死刑者常以「死刑是殘忍的刑罰制度」、「生命權不可回復」、「死刑冤獄造成的問題比其他刑罰的冤獄嚴重許多」及「死刑對殺人缺乏更強嚇阻效果，因此根據憲法比例原則，死刑可能超過最小侵害性」等出於人權的理由，主張廢除死刑，而死刑無助治安、缺乏更強嚇阻效果的看法也有部分量化數據研究的支持；然而，亦有許多支持死刑對殺人有更強嚇阻效果的犯罪研究與統計數據持續出現，包括一些主張廢除死刑者的量化數據。因此就現階段而言，一般認為死刑嚇阻效果不明確——即死刑可能無助治安，但不能否定死刑可能有助治安，換言之，死刑可能確實對殺人有更強的嚇阻效果，可以保護更多人不被殺害；且謀殺再犯仍然存在，實務上有多個殺人犯刑滿出獄或在假釋、探監等時期，甚至在監獄再次犯下殺人罪的例子；此外，有理由認為受害者家屬權益和死刑存廢相關，而且研究也顯示對相當一部份謀殺受害者家屬而言，死刑確實有撫慰效果，推動廢除死刑讓一些謀殺案受害者感到很受傷；而盡管一些主張廢除死刑者認為，廢死和寬恕有別，但也有觀點認為廢死很難與寬恕區分，或認為廢除死刑就是原諒罪大惡極的殺人犯。因此，現階段死刑存廢依舊是個有爭議性的話題。
死刑的存廢政策各地不同，歐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國家大多廢除死刑，歐盟及其成員國根据《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第二條，明定禁止執行死刑，在美國，聯邦政府、28个州及美军保留死刑，另外22個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則廢除死刑。；亞洲國家則大多維持死刑；在非洲，許多國家維持死刑，但長期不執行死刑。聯合國大會多次通過無約束力之決議，呼籲各國停止並最終廢除死刑；「兩公約」雖然強烈建議廢除死刑，但「兩公約」本身實質上並未要求廢除死刑。
死刑爭議史 > 古代及中世

罗马共和国最后100年，法律上虽然有死刑，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但在鎮壓斯巴達克斯起義後，克拉蘇將約六千名俘虜沿著阿庇亞大道釘在十字架上）。唐朝天宝时期亦有废除死刑之研究。公元747年正月，唐玄宗李隆基颁布了《南郊推恩制》，宣布除削绞、斩之条, 从而在制度上正式提出废除死刑。虽然安史之乱爆发后，死刑很快得到恢复，但这是中国刑法史上唯一一次在制度上废除死刑的实践。在1395年的英国，一个公共抗议陈述為罗拉德派的十二点结论（）所采纳，該論述的第十條結論提到說：「沒有神職人員能找到經文根據或合理的理由，在將一項罪惡處以死刑的同時，不將其他的罪惡也處以死刑」。1516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就曾争议死刑的益处，但无结论。
死刑爭議史 > 近現代

1764年，意大利犯罪学家贝卡利亚所著的《犯罪与刑罚》就针对非正义、社会政策、死刑及酷刑进行分析。受此书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就曾在托斯卡纳大公国废除死刑，此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永久废除死刑的地区。1786年11月30日，利奥波德二世公布刑法典修正案，其中明确废除死刑，并命令捣毁其领域内的所有死刑刑具。2000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区政府规定每年的11月30日为该事件的纪念日，该日也被世界上300个城市以“生命城之日”（）的名义纪念。
法國大革命以後，在不能無視人權的社會風潮中，開始了有關死刑的妥當性的議論。某些人提出“犯罪者也有人權，死刑本身是殘虐的刑罰，死刑無異是國家殺人”或「若死刑無助治安，那麼根據比例原則，就不該對保留殺人犯處死刑的可能」等作為應該廢除死刑的論據。某些人也提出死刑對壓抑犯罪的效果、受害者的心情、死刑對正義的意義與重要性等，作為不應廢除死刑的論據。
在近現代，由於要運作民主主義這種新的社會形態，各種重要的要素的探索、建構開始進行，死刑問題也基于这些要素（總稱為人權）被加以說明。如果司法上的限制過弱，社會會變得混亂；過強，則個人的各種權利也會受到壓迫，結果，社會整體會陷入危險。因此，即使現在，司法限制和個人權利之最適當的權衡仍繼續進行，像比例原則就是法律上出於人權保障目的而訂出的司法原則。特別是二次大戰以後，個人權利被社會的限制所凌駕，也受指責成戰爭的原因之一。大眾較偏向在個人權利上作出權衡，這也是戰後廢除死刑國家増加的原因之一。在科學研究上，可發現化學污染如鉛污染和基因突變與暴力犯罪明顯相關，歐洲在13世紀至1994年的各類致死酷刑減少、殺人案也減少，美國一部分的研究也顯示，死刑對暴力犯罪的影響在最樂觀估計下也極小，影響力遠不如讓惡劣環境生活的婦女墮胎，一些說法認為，比起死刑存在與否，其他的各種社會變因，如經濟狀況等，對謀殺犯罪率影響更大；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為生命權是人權中至為重要的一部份，因此即使影響再小，只要死刑本身有助抑制謀殺，那就必須考慮保留死刑的可能性；而在1970年代後，許多基於謀殺犯罪數據量化都指出，死刑確實有助減少謀殺，這其中包括Naci Mocan等傾向廢除死刑的人的研究，也包括對過去死刑嚇阻效果研究的後設分析；況且相關不蘊含因果，因此歐洲在13世紀至1994年的各類致死酷刑減少、殺人案也減少這點，不代表取消致死酷刑是殺人案減少的原因。
綜合上述各種論述，不能斷定死刑無助治安，更不能斷定死刑不能減少謀殺，而廢除死刑導致治安惡化、謀殺率上升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1849年，罗马共和国废除死刑，其宪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废除死刑的宪法。隨後，委内瑞拉亦於1863年宣布废除死刑。1865年，圣马力诺废除死刑，该国最后一例死刑执行案例发生于1468年。在葡萄牙，根据其1852年、1863年的立法，死刑于1867年在该国告终。
二戰後，廢除死刑的國家增加。聯邦德國在二戰後不久就廢除了死刑，但刑法有關死刑部分則遲至1953年修為無期徒刑。有證據顯示，聯邦德國的廢死，最早來自右翼政黨的提案，原先目的並非是一般罪行的兇手，而是企圖阻礙盟軍對戰犯執行死刑；但實際上廢死並無影響戰犯的處決，也被認為無法對其法院有拘束力，所以相關處決則持續到1951年。詳情可見德國死刑制度一文。
英国在1965年进行了一项五年实验，根據其1965年通過的法案，謀殺將不再被處以死刑。（叛国、暴力海盗行为、對皇家船塢縱火、以及战争时期的军事犯罪仍然有死刑之適用），而本法案最後於1969年確定為永久法案。英國最后一次死刑执行是在1964年。1998年時，英国宣布废除所有和平时期的死刑。1976年，加拿大废除死刑；1981年，法国废除；1985年，澳大利亚废除。197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希望“全世界能逐步限制可能適用死刑的犯罪數量，并以逐步达到废除死刑為目標。”
美國法律協會過去長期支持死刑，但在2009年檢討後認為，美國在將死刑的執行與應用合理化上，有「難以克服的制度和結構上的障礙」，而轉向不支持死刑。
雖然部分國家因宗教信仰、社會價值觀的緣故而逐漸浮現反死刑的思想，但在許多國家，一般人民依舊較支持死刑的使用，即使在已廢死刑一段時日的歐洲國家亦然。但歐洲各國，除白俄羅斯法律上保留死刑，還有超過二十年未執行的俄羅斯外，今日已经全面廢除死刑。在羅馬尼亞，廢除死刑也曾引發民眾抗議，在1990年1月7日，羅馬尼亞前獨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婦被處決后不久，救国阵线的领导人以法令废除了死刑，而這引發了一系列要求恢复死刑的抗议活動，這是因為一些罗马尼亚人认为，这是前共产党人逃避惩罚的一种方式所致。
由於死刑存廢與否和犯罪率高低關係，至今尚未有足夠數量的直接而顯著的社會科學研究足供佐證，因此死刑存廢課題直到今天，仍被認為是沒有對錯的純粹價值觀的爭論，有時甚至被認為是歐美挾帶其固有價值觀，強制其他文化體系接受的例證之一，盡管犯罪學者的共識是死刑無助治安，但支持和反對死刑有更強嚇阻效果的量化研究皆存在；而死刑支持者，也經常認為主張廢除死刑的人，並未顧及受害者的感受，而「如果今天你家人被殺，你還會不會主張廢死？」或類似的問題，也經常被死刑支持者用以論證死刑對於受害者及其家屬的必要性，而有鑑於同理心在任何公共政策和司法正義的實現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之故，因此不能輕易否定這類問題的合理性。
論點 > 辦案

支持死刑
死刑帶來對死亡的恐懼，可做為認罪協商的工具。
犯罪的高風險人員可能會因為死刑帶來的恐懼，進而失去重大犯罪的可能。
反對死刑
嫌疑人可能為死刑帶來的死亡的恐懼所迫，做出與事實不符的證詞。
被執行死刑也意味著證據被消滅。
論點 > 誤判與冤獄

支持死刑
死刑的冤獄率低於其他刑罰，在嚴謹的司法與週全的程序下發生冤死的機會極低。
任何審判與刑罰皆存在誤判與冤獄，死刑的存在有其獨特意義和功能，因為冤案錯殺的可能性而廢除冤獄率較低的死刑是因噎廢食。
支持死刑不代表容許司法程序不完備的存在。
死刑有不可回朔的特性，因此死刑亦有強烈嚇阻犯罪的可能性。
反對死刑
無論科學辦案與司法程序再如何周全，仍無法避免冤案，如1997年的江國慶案等。
死刑剝奪受刑人的生命權，最為嚴重。其他刑事冤案當事人還能獲得補償，死刑完全沒有補救之機會。
現行司法仍存在有罪推定、群體歧視、恣意定罪、對於被告、嫌疑者的權利與程序的保障不夠週全等問題。
論點 > 人權

支持死刑
刑罰應基於保障全體社會共同福祉權益、社會安全的運行，而非單純從犯罪者的角度出發。
死刑比無期監禁更合於人道，且執行前會先麻醉且過程不公開。
反對死刑
死刑違反人權及人性尊嚴。
反对死刑者认为，因为生命权与自由权和财产权不同，生命非有即無，無法「限制」，且生命权是一切自然权利之基础，是國家所該給予人民的最低保障，因此政府无权剥夺任何人之生命权。
論點 > 受害者與加害者親族

支持死刑
死刑能夠撫慰受害者遺族。處罰和賠償固然不應當混淆，但實務上兩者之間並非完全涇渭分明的。
部分廢除死刑的訴求包含寬恕，對受害者造成二度傷害。
反對死刑
死刑是刑罰，受害者遺族不應該透過死刑來撫慰。死刑也無法賠償受害者所受的侵害，對受害者遺族產生實質的幫助。
受害者正當防衛與要求加害者賠償的權利不會因為死刑廢除而消失。
廢除死刑與寬恕無關。
論點 > 功能

支持死刑
對於犯下死刑的罪犯，悔改機會對他們有意義嗎？
有其他刑罰提供教化功能，死刑另有其目的與功能。
死刑具有其特殊意義，死刑犯的定義應該是被社會所定義不被接受悔改的罪犯。
反對死刑
死刑剝奪罪犯悔改機會，現代刑罰重教化，非報復。
論點 > 隔離與嚇阻

支持死刑
人性大多怕死，同時也確實有相當數量的重罪犯已經對於普通刑罰麻痺，不能否認死刑嚇阻潛在犯罪者的獨特效果。
相當數量的研究與量化數據支持，死刑較其他刑罰具嚇阻力，有其預防犯罪之功能。
死刑能永久隔離罪犯，其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的刑罰不能擔保，未來不會因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於赦免、假釋、減刑）而被放出來，或脫逃而繼續犯罪，再次侵犯他人的生命、身體、財產、自由等權利。
反對死刑
廢除死刑後，仍有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其他刑罰來對犯人實施懲罰、賠償對被害人與社會的損害。
死刑不比無期徒刑更有嚇阻力。提高破案率和定罪率、破除僥倖心態較有嚇阻犯罪的效果 。沒有確實的數據表明死刑比無期徒刑更有用。
死刑非唯一隔離犯人的方法 ，若法治運作良好，終身監禁不給假釋也有將重罪者與社會隔絕的效果。以懲罰角度檢視，被判處長刑期或終身監禁者須長期或終身被監禁與社會隔離而被剝奪自由與承受罪惡感，對部分人來說更具威嚇效果。
論點 > 成本

支持死刑
死刑只需一次執行，成本比起需耗費龐大監禁費的無期徒刑低。
死刑犯個人所犯罪後果的成本，包含監禁費用不應由公民負擔。
反對死刑
刑罰不應以成本作為考量，且死刑為求周全人權保障，司法程序會較為嚴謹，有時程序費用不一定較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低。
犯罪的發生除個人可控之行為外，也與社會環境、制度、人群相處、經濟狀況等息息相關，故社會對犯罪的發生應負起連帶責任。且犯罪者也會透過勞動養活自己、及賠償受害者，並非全由納稅人負擔。
論點 > 法治精神

支持死刑
（於有死刑的國家或地區）現行法律有死刑的制度與司法所作的死刑判決，不執行為違反法治精神。
反對死刑
质疑死刑这一法律不代表要求在死刑未被废除前不执行死刑判決，因此若以不執死刑違反法治精神为由反对废除死刑（而非在有死刑判決的情况下不执死刑）的话，即为打稻草人的逻辑谬误。
論點 > 國際趨勢

支持死刑
美國、日本為先進國家，但仍然維持死刑。
國際趨勢不能算是理由，因為其他人怎麼做而跟著做，是一種缺乏獨立思考、人云亦云的表現，為訴諸新潮的謬誤。
兩公約雖鼓勵廢除死刑，但仍未直接禁止死刑，尤其是公政公約第6條第2項：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決，不得執行，其實一定程度上允許死刑對於重大犯罪者的執行。
截至2022年底，已有部分國家恢復死刑，全球目前已有130個國家擁有死刑制度，並且在2022年約有5個國家恢復死刑[哪個／哪些？]，來嚇阻危險份子。
反對死刑
廢除死刑為國際趨勢，截至2020年底，全球已有108個國家完全廢除死刑（世界多數國家）、144個國家在法律上或實務上廢除死刑。
一個國家無法置身於國際社會之外，國際趨勢也是國內政策訂定的重要參考。
兩公約雖未直接禁止死刑，但仍鼓勵廢除死刑，尤其是公政公約第6條第6項：本公約的任何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的任何部分來推遲或阻止死刑的廢除。
論點 > 民意

支持死刑
民意固然不能用於剝奪或限制少數人權益，但與罪犯權益相關的事項仍可作為考慮，如國民法官制。死刑具民意基礎。在有死刑的國家或地區，多數公眾支持死刑（或是反對廢除死刑）。
不該因為不執行死刑就要將司法獨立而不受民意和政府以及憲法監督，司法固然該獨立，但司法獨立不是司法不受民意控制的藉口。
反對死刑
民意不得作為侵犯基本權利的理由，包括以公投否定人權、強迫富人分財產、浮濫徵收土地或拆遷等。
司法應獨立於民意之外，為中立之裁判機關。
論點 > 應報主義

支持死刑
死刑合乎應報，能讓殺人者付出相應的代價。（殺人是死刑規定中經常適用的罪名）
死刑較能給受害者公道。
反對死刑
執行死刑無法回復受害者的性命，「殺人償命」的說法於現實上無法成立。
現今的刑法不採取應報性理論，而是以預防、矯正、修復作為主要目標。
多數國家之死刑以外刑罰並未採取同態復仇式的方法。
理論探討 > 應報、生命價值及人權

人權一直都是死刑的焦點之一，甚至可以認為所有支持廢除死刑的論點，背後都牽涉殺人犯的生命權；而不同立場的人對死刑和人權之間的關係也爭執不休。一些看法認為，即使要廢除死刑，也不能單以無假釋無期徒刑了事，而應當給予肉刑等能確實造成身心痛苦的處罰做為配套措施才算公平；另外，雖然在法律上，死人不像活人一樣，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權利，甚至中華民國的法律有「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之類的條文；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爲了保護死人的權利，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死人完全沒有人權。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有支持死刑的論點認為，唯有死刑才是對謀殺者的公平處罰，也唯有如此，才能展現社會對於維護「不可殺人」原則的決心。對於某些罪大惡極者，唯有死刑是公義的，不將之處死會有損社會對生命保護的價值；而將死刑用在犯下殺了不只一個人、兒童謀殺、虐殺（Torture murder）或大規模殺人（Mass murder）等惡性重大的謀殺行為的謀殺者身上是尤其合理的。有些人認為對上述情況中的某些情況，不使用死刑是不義的。美國紐約法學教授羅伯特‧布來克(Robert Blecker)強烈地支持此類觀點，他認為處罰的痛苦度必須和罪行成比例，並說讓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著是不義的，即使判其徒刑也一樣。德國哲學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也有類似主張：「但是，如果他杀了人，他就必须死。这里没有任何抵偿物来满足正义，在一种（哪怕如此忧愁的）生命和死亡之间没有任何相似性，因此也不存在犯罪和报复相等，只有依法院判决对凶手执行死刑，但不能有任何虐待，虐待会使承受的人格中的人性变得令人憎恶。」
依宗教傳統及應報思想來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同態復仇是正當的，故「殺人者死」；因此將罪犯處死是正當的。早期的法律如漢謨拉比法典深具此類特性。
死刑支持者认为犯有谋杀罪的人不可饶恕，他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死不足惜。
應報和復仇不能簡單地等同，要求殺人者死，未必是復仇的表現。
廢除死刑或保留死刑，和國家與國民是否有殺人犯心態是兩回事，甚至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未必更加關心生命權，其政府與人民的心態也未必和殺人犯更不同，像法國在1981年在時任總統的密特朗的主持下廢除死刑，但同樣的國家之後在同樣總統的主政下，在1994年默許、放任、甚至力挺胡圖族政府發動盧安達大屠殺。另外長期不執行死刑的俄羅斯，在2022年俄烏戰爭中也被指控犯下布查大屠殺等多項戰爭罪行。
死刑反對者方面的觀點
同態復仇式的應報只是單純的報復，這导致了冤冤相报，故不應該被現代社會所容許。
有反對死刑的論點認為，應報只是復仇的另一種形式而已，人類情感上對復仇的渴望，不足以支持死刑；而且支持復仇會助長社會的殘暴風氣，司法與正義體系應當教導社會上的每一個人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以教化代替復仇。
死刑在現代社會不是與謀殺者罪行成比例的處罰，因為現代社會對其他的犯罪，不是以漢謨拉比法典和《聖經‧利未記》中的那種嚴格同態復仇的「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來處置，即侵害的法益與刑罰所剝奪的法益未必同一。
宣示善良人民的心態與殺人者不同。我們不以殺人犯的心態對待他人，我們尊重每一個生命，不論那個生命人格如何的扭曲和令人難以接受。
理論探討 > 社會契約論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堅持根據社會契約論，生命權不可讓渡、因此國家必須廢除死刑的看法，在現實應用上會碰到很多問題，這是因為在現實上，為了維護或促進公眾利益而不得不殺人的情境，是確實存在的；而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廢除，都必然會牽涉到政府行政和司法的實踐，因此任何法律的存廢都不能完全根據理論，必須考量到現實，死刑存廢也不能只考慮應然，必須考慮現實，因為社會契約論或其他理論而廢除死刑，是沒清楚考慮現實、把未必可行的應然給強行實踐的作法。
支持死刑方認為人們不反對國家為了他們自己而剝奪第三人的生命，所以契約中會存在著允許國家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或危機解除）而剝奪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條款。
盧梭認為罪犯得以處死的理由是：
| 0 | 1 | 2 |
| --- | --- | --- |
|  |  在避免未知的危險前，先交託生命與主權者。個人為了避免被殺害，而同意自己破壞契約時要付出生命代價。  破壞法律就不是公民，而是敵人，所以可以處死。 |  |
但盧梭在後文提到：
死刑反對者方面的觀點
依據社會契約論，現代民主法治國家是由人民授權成立政府，人民藉由社會契約論決定國家權力的限度。社會契約論中，每一個社會成員放棄本身部分自由與財產（自然權利），以換取國家保障下完整的權利，但生命權不是人民可以主動讓渡的權利，所以國家也無從取得處置、剝奪人民生命的權力。人民只讓渡「部分」而非「全部」權利給國家，所以國家也只能部份的限制人民的自由與財產（自由刑、財產刑）而不得剝奪「全部」權利。反對死刑的學者以義大利學者貝卡利亞（Cesare Beccaria）、霍布斯為代表。貝卡利的主張大抵如前所述，而霍布斯則主張，國家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完整的保護自己，如果國家反過來危害自己的生存，任何人都有權採取任何手段抵抗逃避（公民不服從）。
不可讓渡的權利還包括人格權。若人格權能夠讓渡，將使人口買賣、奴役人格的契約、法令將能存在，這種荒謬的推論將會使國家實行奴隸或強迫勞動或歧視、多數暴力、壓迫少數群體也成為合理，甚至會造成人權、民主、文明的等人性基礎徹底崩盤。而所有容許死刑存在的解釋，即為容許國家剝奪人民的生命，而能藉此將人民變成被國家控制的牧羊，而使人民的權利遭到架空。
洛克與盧梭處於死刑充斥全世界的社會環境下，可能會為了迎合當時的社會氛圍而做的論述。在當時全世界的國家，包括當時的歐洲幾乎都有死刑，沒有死刑的國家反而是少數例外。是以學者在解釋刑罰時，也有可能因現存現象而有所遷就。但時至今日，除了白俄羅斯外，其餘歐洲國家已全面終止死刑，世界上實施死刑的國家（36個）遠少於廢除死刑的國家（103個）。這些學者的理論是否能直接套在現代的環境，有必要再三思考。
理論探討 > 廢除死刑與寬恕的關係

一些主張廢除死刑的人認為，廢除死刑與寬恕無涉、認為廢除死刑不是要原諒罪大惡極的殺人犯；然而，由於廢除死刑在實質效果上與對死刑犯全面減刑的相似性、概念上減刑、赦免、修復式司法和寬恕之間的關係，以及多數人認為對部分惡性重大的殺人犯，唯有死刑才是真正的處罰，而且也確實有部分推動廢除死刑的團體與個人主打寬恕之故，因此人們常認為廢除死刑和寬恕息息相關，甚而認為因為唯有死刑能真正懲罰部分殺人犯之故，而認為廢除死刑就是原諒、寬恕死刑犯、廢除死刑就是對壞人寬容，甚至國家廢除死刑就是慷受害者之慨，給壞人寬容，而由於確實有許多受害者家屬最期盼的就是殺人者死（見心理補償與被害人權益回復一節的說明），以及死刑可能確實有助維持治安之故，因此廢死團體與人士常常受到指責。
理論探討 > 廢除死刑與民主的關係

有觀點認為廢除死刑與民主相關，維持死刑是很多極權國家的特徵；然而死刑存續與否，與民主未必有關，也與持不同政見者的生命安全關係未必有關連，廢除死刑的國家也未必更尊重生命。像世界最早廢除死刑的委內瑞拉，就被認為不是一個高度民主的國家，委內瑞拉更曾在2003年傳出三名反對當時委內瑞拉統治者查維茲的人士遭到殺害的消息。
理論探討 > 法理 > 法律邏輯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觀點
公權力之執行與私人行為不可一概而論。所以法律可以規定「不可殺人」，卻以「殺人」處罰違法者。法律規定「不可妨礙自由」，卻以自由刑處置違法者；規定「不可偷盜財物」，卻以罰金處置違法者，以及法律所授予的強制處分權等。
不判處殺人兇手死刑，可能破壞司法的公平正義，特別在沒有明文廢除死刑的狀況下更是如此。
懲治重大罪行係為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如果憲法沒有明文規範廢死，那判處死刑並沒有違憲問題。
在台灣，是否違憲的有權解釋機關唯司法院大法官之釋憲多數意見書。而聲請釋憲必須是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的法律或命令，有牴觸憲法的疑義時，才可由訴訟當事人提出聲請，也就是唯有定讞的死刑犯有資格對死刑違憲提出釋憲聲請。然而司法院對於死刑犯所提出針對死刑是否違憲的多次聲請釋憲，均採取嚴格的要式受理。例如鍾德樹已聲請3次釋憲均因不符法定程序而不為司法院受理。死刑方主張，歷觀中華民國之大法官釋憲案，亦未曾作出死刑違憲之判定。其中具代表性的為1999年大法官解釋令第476號，該解釋令指出，只要刑罰符合憲法二十三條之正當性，且符合比例原則，即可侵損自由權、生命權等之相關權利。例如「防範煙毒禍害蔓延」之目的極其重要，足以構成「買賣煙毒者得處死刑」之理由。2000年之512號亦重申以上立場。
就法律的角度來看，將罪犯處以徒刑本身就是在「剝奪」自由權而非「限制」自由權，因此援引憲法二十三條的論證未必成立，甚至維持死刑未必是雙重標準，反倒廢除死刑會導致「自由權可剝奪，生命權不可剝奪」的雙重標準。
在實務上，死刑對潛在殺人犯的嚇阻效果可能大於無期徒刑（見下段死刑對潛在殺人犯的嚇阻效果一節的說明），換句話說，「殺人者死」本身可能有助維持治安，在這種狀況下，以比例原則否定死刑的必要性，是很難說得通的。
雖說聯合國人权兩公約當中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語氣強烈建議廢除死刑，甚至其中的第二任擇議定書有此種要求；然而首先《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並未要求一定要廢除死刑，再者，通過某項條約，不代表也通過任擇議定書；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可以只通過《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而不通過其第二任擇議定書，在這種狀況下，廢除死刑並非這國家的義務。
對殺人犯判處死刑，有其意義存在，即使死刑無助治安，也有很好的理由不該廢除對殺人罪的死刑，若因為死刑無助治安而廢除死刑，就如開罰單無助減少交通違規而廢除交通法一樣，是荒謬的。
死刑是治安最後的防護網，不應該將之廢除。
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有教化可能」，甚至有無教化可能未必是需要考量的事情，更不要說「有教化可能」和「兩公約」已成為部分法官不判處惡性重大殺人犯死刑的藉口，以教化可能拒絕判處殺人犯死刑的做法也受到非議；部分殺人犯的悔過也是假的。
死刑反對者方面的觀點
從邏輯的層面辯證：法律規定「不可殺人」，卻以「殺人」處罰違法者，自相矛盾。
主張生命、人格與自由、財產的本質差異。人的生命是不可讓渡的、即使主觀想要自殺或請託他人殺害自身，別人也不會因此取合法殺害他的權利（如:《中華民國刑法》「加工自殺罪」），各國也有阻止自殺的相關社會措施（包括中華民國已於2019年6月19日制定自殺防治法）；人的人格與尊嚴也是不可讓渡的、即使主觀想要作為人口買賣 的客體，他人也不會因此取得買賣人口的權利。自我羞辱或傷害之自我處分名譽、身體之事項雖未為法律所禁止，但在正常文明社會裡也很難容忍。但是相反地，只要簽訂契約，人們可以主動讓渡部份自由與財產（如：租屋契約的房屋使用規定及租金給付、工作契約規定勞務內容及薪資給付等、財產捐贈），而國家則可以依據法令而徵兵、收稅、設立營業、駕駛等證照制度，而不需要個別的簽訂契約。這是這些人權本質上的差別，從法理上反對死刑就是在強調這個差異。若發生錯判誤判，徒刑、罰金容易救援補償，而一旦喪失生命卻無從補救。
人的自由、財產可以依程度做出不同的限制，有如光譜般的關係，但生命只有零與一，非有即無，無法部分的限制。死刑剝奪一個人的全部人格，違背人性尊嚴。
在台灣，有人主張死刑違憲。《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而第二十三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廢死方則認為，二十三條僅允許法律「限制」其「自由權利」，但死刑「剝奪」生命權（包括建立在生命權上的一切權益），故不合憲。在台灣，深耕此議題者為廢死聯盟；太陽花學運要角陳為廷、林飛帆、魏揚等青年意見領袖，於2014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後，胥皆表達不支持死刑的立場。
有人則指出，死刑儘管可能有合目的性，但在嚇阻力不超過無期徒刑的狀況下對人民的侵害大於無期徒刑，因此不合於最小侵害性，因此死刑不合憲。
聯合國人权兩公約雖然沒有直接規定要廢除死刑，但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六條規定：必須是情節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盟約規定及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羣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並且，本盟約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
死刑剝奪罪犯悔改機會，重新教化、讓人再次回歸社會，是現代刑法的一個重要功能，死刑是完全否定了一個人改過的可能，不符合現代法律讓人回歸社會的目標。
理論探討 > 法理 > 刑罰上限

死刑作為剝奪生命權的終極刑罰有天然的上限，生命只有一條，無法藉由法律而改變。
廢死方主張，如果死刑存在，犯下死罪者若知曉其後果，或在邊際刑罰為零的情況下，可能不擇手段逃避追捕，例如殺害被害者湮滅證據、襲擊警察或挾持路人，造成更多無辜者受害；或者有意自殺者以恐怖攻擊拉人陪葬等，故廢除死刑有保護受害者和社會之作用。
在台灣，部分死刑支持者認為，若非先有撕票、襲警、殺害無辜者等兇殘行為，在中華民國現行實務下，幾乎不可能被判死刑，故此說係因果倒置。只要刑罰有上限，皆會面臨此問題。即便以終身監禁、無期徒刑、若干年有期徒刑取代死刑作為最高刑罰，犯下最高罪刑的惡徒仍有「不擇手段」的問題；甚至一些人認為一旦拿掉死刑，一些殺人犯的手法反倒會變得更加兇殘、犯案更加肆無忌憚。
美國印第安納州政府的一篇文章提到說，儘管處罰應當要與犯罪者的罪行成比例，政府讓刑罰合於犯罪者行為的能力並非無限的。
理論探討 > 他方意見 > 訴諸國際社會

根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統計，2012全世界有140個國家廢除及不使用死刑，其中97國廢除所有死刑，8國對一般狀態下、非戰時廢除所有死刑，35國法律保留死刑，但實際上超過十年未執行死刑；維持死刑的有58個國家（這58個國家中，有21個國家在2011年有執行死刑）。也就是說目前全球有差不多2/3國家廢除死刑或長期不使用死刑。而聯合國大會於2007、2008兩年通過決議，呼籲全球停止使用死刑。歐盟的官方立場很明確為廢除死刑，要成為歐盟會員國必須廢除死刑。美洲、非洲也都出現區域性的文件、宣言，呼籲區域中的國家停止或廢除死刑。關於各國死刑現狀及聯合國對死刑的立場，可見國際現況一節的說明。
一些說法認為，廢除死刑是國際趨勢，而任何國家都不能置身國際事務之外，因此任何國家都必須認真考慮是否該廢除死刑，而旨在主張、推動廢除死刑的文宣也常常指出「廢除死刑是世界人權趨勢」這點。
支持死刑方則指出，維持死刑的國家佔全世界人口的65%，而美國、日本等皆為（對內）人權記錄優良的国家，且都維持死刑。一些國家廢死並非基於其實際優點，而是因政治考量，例如歐盟規定其成員國廢死，香港則是在英國殖民時期隨英國廢死，而一些廢除死刑的國家，可能會在維持死刑的國家提出司法方面的協助時，以不判處相關罪犯死刑為換取司法合作的先決條件，像歐盟就曾規定說，除非美國承諾不執行特定罪犯的死刑，否則歐盟不會將逃亡至歐盟的逃犯引渡至美國；廢除死刑的瑞士，其政府也曾以中華民國承諾不處決汪傳浦為先決條件，好換取瑞士政府及銀行向中華民國提供拉法葉軍購案重要涉案人物汪傳浦名下的帳簿和該案的佣金流向資料的意願；另外，因為一些盧安達大屠殺的發動者逃到會拒絕將罪犯引渡至有死刑的國家之故，因此盧安達國會於2007年投票表決廢除死刑，好增加這些罪犯被引渡回盧安達受審的可能；而這些事情顯示了一些維持死刑的國家可能會因為維持死刑的決定，而在司法辦案方面，受到來自廢除死刑國家的壓力；另外，許多廢死國是基於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文化背景。因而，廢死是否真能增進國際地位，值得存疑；此外，有些人主張，在社會環境到達這些國家的水準以前，不宜廢死；不僅如此，由於死刑存廢中許多研究皆僅立基於研究所在之單一國家，而未考量其研究狀況用於不同文化時之差異，對於生命權與自由權的看重程度與優先順序，可能因文化與先進程度而不同，故其研究對於不同文化下的罪犯並不能保證具有相同之結論。政策之制定不宜邯鄲學步，應考量社會風俗民情之差異。
除此之外，雖說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任何正常國家也都不能置身國際事務之外、不把國際慣例當一回事，參照國外正確的作法本身更是無可厚非的；但另一方面，國際趨勢未必是正確的，就算是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的國際趨勢也是如此，況且國際趨勢本身也是會改變的。像例如在十九世紀晚期到二次世界大戰前，出於優生學而對智能不足者強制絕育，曾一度是國際趨勢，在二戰前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訂立了相關法規，但在二戰後大家逐漸認識到這種做法的危害，因此多數國家最終廢棄了強制絕育的規定，因此有理由認為所謂的「越來越多國家廢除死刑，所以某國也該廢除死刑」這種說詞，是一種訴諸新潮的謬誤，因此不能用做主張廢除死刑的理由。
不僅如此，一些國家廢除死刑的真正目的，可能要保護曾犯下重大侵犯人權罪行的人，不受到死刑的處罰，像例如有證據顯示，聯邦德國的廢死，最早來自右翼政黨的提案，原先目地並非是一般罪行的兇手，而是企圖阻礙盟軍對納粹戰犯執行死刑；另外羅馬尼亞在1990年廢除死刑時，也因人們認為这是前共产党人逃避惩罚的一种方式之故，而引發要求恢復死刑的抗議活動。因此不能認為廢除死刑就一定是注重人權的表現，甚至可能正是因為這國家不願反省過去政權的錯誤，所以才試圖透過廢除死刑來保護可能犯下重大反人類罪行的舊政權餘孽的。
理論探討 > 他方意見 > 訴諸民意

人們對於死刑存廢是否能交由民意決定，有不同的看法；而在實務上，曾經有政府將死刑存廢交由民意決定，美國加州曾在2012年舉行死刑公投，公投的內容為民眾是否支持通過34號提案（Proposition 34），而34號提案的內容，簡單地講，就是「加州廢除死刑」，所以一旦公投結果為通過34號提案，那加州就會廢除死刑，但若公投結果為不通過34號提案，那加州就會保留死刑；而盡管支持通過34號提案的一方，花費在宣傳方面的經費，是反對該議案的六倍以上，最後公投的結果是52%的投票人反對通過該議案，而48%的人支持通過該議案，因此議案最後並未通過，加州繼續保留死刑。
支持將死刑存廢訴諸民意的看法
社會上對維持殺人罪的死刑，可能有極強的共識，死刑存廢爭議可能只是少數人興風作浪。
一些人認為，民意應有權力決定是否保留死刑，政府的決策不該跳過民意。當廢除死刑還未成為國家全體國民的社會共識時，跳過全民共識決定這一階段而以各種手段讓政府貿然停止死刑（或政府不經過民意的決策而停止死刑）並強迫國民接受要廢除死刑，這不符合民主國家之程序，且漠視國家公民之人權；而大眾對相關議題未有深入了解這點，也不該作為跳過民意的理由。
此外一些說法指出，罪犯人權和弱勢者人權不該輕易等同，因此即使多數決原則因為有威脅少數弱勢者權益之可能而不適用於決定弱勢者的人權，死刑存廢依舊可透過公投這種訴諸多數決的做法決定，也就是說死刑存廢和其他犯罪相關的議題在本質上，和諸如人民要不要繳稅、生病了該怎麼辦、地球是否繞著太陽轉、投票強迫富人分財產、浮濫徵收與徵用土地及財產、任意增加社會福利留下巨大負債給後代子孫、排擠或霸凌少數群體、多數暴力或法輪功等信仰是否該禁止等，此類本質上不能交由多數決決定的事項或有別。
反對將死刑存廢訴諸民意的看法
一些人認為，民意不能做為實行死刑、或是侵犯他人基本權利的藉口，類似的做法有：投票強迫富人分財產、浮濫徵收與徵用土地及財產、任意增加社會福利留下巨大負債給後代子孫、排擠或霸凌少數群體、多數暴力、投票決定不要繳稅、因為多數人討厭法輪功等信仰而禁止法輪功等。
另外，一些看法認為，大多數民眾未必對此議題深入瞭解，所謂的民意常常受到資訊不足、偏頗報導、或錯誤認知的限制與扭曲，或是一時一地的片面認知、受到蒙蔽。政治領袖是被人民推選出來做決定的，應該負起教育民眾及引領民意的責任。
其他相關見解
一些人認為，死刑執行與否僅是國家其中一項政策而已，民意是人民對於國家施政的意見，包括治安、國防、消防、社會福利、教育、經濟、交通、建設等，倘若認為執行死刑是重視民意，而不重視其他民意面向，或其時機被懷疑係轉移模糊社會焦點，就不能說是真的重視民意。
另外有人認為，廢除死刑的反對率其實可以降到很低，只要司法系統的判決盡量符合以下前提：「重罪就會重罰」、「不要過份保護重罪犯隱私權」、「該監視的出獄者就嚴格的終身監視（潔西卡法案）」、「惡性最重大的罪犯不可能出獄或脫離監視」、「真實破案率夠高」及「司法會認錯」，降低民眾對於惡性犯罪的恐懼，滿足安全感，民意就不會這麼的反對廢死。
實務問題 > 死刑對犯罪的影響 > 死刑對潛在殺人犯的嚇阻效果

死刑對殺人的嚇阻力，或稱威嚇力，是死刑存廢問題的主要焦點之一，雖然有說指出，比起死刑，社會的經濟狀況以及讓惡劣環境生活的婦女墮胎等其他的一些變因，更能解釋謀殺犯罪率的變化，但這不表示死刑本身對謀殺犯罪率沒有解釋力，因此這些狀況要和死刑本身對殺人的嚇阻效果分開來看，不當混為一談。認為死刑可嚇阻犯罪(尤其是謀殺)的觀念，是主張死刑制度的重要理由，也是多數贊成死刑（或反對廢除死刑）民眾的一個重要的想法，而死刑若對殺人明顯有更強的嚇阻效果，就代表死刑能保護更多人不受殺害，而死刑對於殺人犯罪，甚至是其他犯罪的影響也是死刑存廢的重點議題；而有鑑於多數國家在多數狀況下死刑都是施用於殺人犯之故，因此一般討論死刑嚇阻效果時，主要都以死刑對謀殺罪的嚇阻效果進行討論。一直都有研究對歷年之死刑執行人數與命案犯罪率或犯罪率作分析，但盡管有部分研究認為死刑對殺人有更強的嚇阻效果，但另一方面，也有非常多基於犯罪量化數據且支持死刑對殺人有更強嚇阻效果。
廢死方往往舉曾暫停或減少死刑執行之國家為例，描述減少甚至停止死刑前後犯罪率無明顯差異，據此主張死刑無嚇阻力；不過另一方面，不斷有研究指出死刑的嚇阻效果，這其中包括Naci Mocan等傾向廢除死刑的人做的研究，一個綜合1996年至2010年關於美國死刑嚇阻效果的24篇研究的列表顯示，在這24篇研究中，有17篇明確指出死刑有嚇阻效果，有5篇明確指出死刑沒有嚇阻效果，兩篇則認為嚇阻效果不明確；而这两篇論文中，有其中一篇指出死刑嚇阻效果存在，但證據薄弱。另外在這24篇研究中，其中一篇（Yang & Lester, 2008）為對死刑嚇阻效果的後設分析，而該篇後設分析明確支持死刑有嚇阻效果的說法，但該篇文章也說，死刑嚇阻效果的呈現結果，和研究所用的方法相關，；一些說法認為支持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有方法學和其他方面的錯誤，因此不甚可信，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這些批判是公允的，因此目前不應該在未實際檢視所有支持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的狀況下，就自動認為所有支持死刑有更強嚇阻效果的研究，都因為方法學或其他方面的問題而是無效的；換句話說，綜合對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應該認為死刑有助抑制殺人犯罪的可能性存在，不能認為死刑必然無助治安。
支持死刑有助治安的觀點
倘若採取功利主義來考慮刑罰嚇阻力的觀點，在其他條件不變下，當死刑判決有嚇阻力時，可以減少未來國民成為犯罪被害者的機率，這是死刑的效益。
死刑支持者认为监禁对于重刑犯来说就已经没有威慑力；重刑犯只会对死刑感到恐惧；而確實有殺人犯對死刑感到恐懼；而確實有些殺人犯會想到死刑的可能性，因此可以預期說一些潛在的殺人犯會僅僅因為死刑而放棄殺人的念頭，討論死刑是否對潛在殺人犯有嚇阻效果時，不考慮或許真的有人僅僅因為死刑而放棄殺人，最後因而沒有獲罪的狀況，會犯下倖存者偏差的錯誤，更是忽略人性的複雜面與『人大抵都怕死，但有些人確實關不怕』的事實的一廂情願的思考；所以可以合理地認為，若廢除死刑，很可能會有更多人殺人，凶殺案會因此增加；換句話說，死刑可能能夠保護更多人不被殺害，也因此更能保障人權。
一些人認為廢除死刑後，受害者家屬可能會因爲感到不滿而尋求私刑復仇，因此廢除死刑後私刑會增加。
即使廢除死刑不會導致更多凶殺案，一些殺人犯的手法可能會因此變得更加兇殘。
反對死刑有助治安的觀點
多數殺人犯在犯罪前根本不會想到死刑，因此即使多數殺人犯和平常人一樣會恐懼死亡、恐懼死刑，也可以預期說死刑可能其實根本沒有嚇阻效果。
死刑可能反而會激勵想自殺卻不敢自己動手，或是想順便拉別人陪葬的人殺人。這種狀況下，死刑反而會如他們所願，而無端犧牲他人的生命法益；像是中國就曾經有李占雙在監獄中殺人只為讓自己被判處死刑的例子。
在死刑無助治安的狀況下，考慮死刑可能的人權侵害，如冤獄錯殺等，應該透過比例原則，將死刑從法律中移除。
在實務上，對死刑嚇阻效果的研究顯示，死刑嚇阻力不夠明確，甚至根本不存在。
支持死刑有助治安的研究
一直都有基於犯罪數據的量化研究，支持死刑具更強嚇阻效果的觀點，如1996年至2010年關於美國死刑嚇阻效果的24篇研究中，有17篇明確指出死刑有嚇阻效果，有5篇明確指出死刑沒有嚇阻效果；而兩篇則認為嚇阻效果不明確；另外，比起沒有死刑的國家，在經過人口加權後，有死刑且執行死刑的國家，謀殺犯罪率明顯較低；另外消息指出，南韓在1998年停止執行死刑後，謀殺率顯著增加。
反對死刑有助治安的研究
有部分基於犯罪數據的量化研究，反對死刑具更強嚇阻效果的觀點，像例如澳洲於1960年代中期執行了最後一個死刑，但殺人犯罪率長期而言無明顯變化。奈及利亞的研究亦未發現死刑減低命案犯罪率之效果；而在台灣，有碩士論文指出，臺灣執行死刑次數的多寡對殺人和一些重大犯罪的犯罪率未必有影響；此外根據美國犯罪防治的統計，所有執行死刑的州整體來說，其犯罪率並沒有低於廢止死刑的州；在廢止死刑的州，其襲警案件的機率比起保有死刑的州來得低；廢除死刑的州比起實施的州，其囚犯及獄政人員遭到終身監禁者的暴力攻擊機率為低。
認為死刑嚇阻效果沒有定論或模稜兩可的看法
2007年《紐約時報》提及，死刑嚇阻力的研究沒有一致結果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死刑數量太少，大約300個謀殺才有1個死刑。
Joanna M. Shepherd亦為死刑反對者，他在2005年發表的研究表示，1977至1996年的美國，只有每年處決9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嚇阻作用。
其他觀點和研究
儘管美國支持死刑者多於反對死刑者，然有研究指出，62%的美國人不相信死刑對謀殺具有嚇阻效應。
重罪犯在被捕前就屬於高死亡風險族群，他們在死囚監獄內的死亡率，還比在監獄外的死亡率低，而這可能使得一些殺人犯在殺人時不會認真考慮死刑的可能性；另外，日本曾有人說，他接觸過145名殺人犯，而這145人當中，沒有人在殺人前想到死刑，有4人在殺人途中想到死刑，殺人後有29人想到死刑。
一些說法認為，比起死刑，其他的一些變因，如社會的經濟狀況等，更能解釋謀殺犯罪率的變化。
英格蘭於1966年廢止死刑，廢止後二十年內殺人犯罪率上升了60%，但上升幅度遠低於其他犯罪種類，例如暴力犯罪率上升了160%。
一些人認為，即使嚇阻效果不明確，死刑也依舊需要執行，像例如美國馬凱特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約翰·麥卡丹（John Mcadam）就曾說「如果我們處決殺人犯，而死刑其實沒有更強的嚇阻效果，那我們就只是殺了一堆殺人犯；如果我們不處決殺人犯，而死刑可以更好地嚇阻謀殺，那我們就等於是殺了一堆無辜人士。在這兩者間，我寧可選擇前者，對我而言，這不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實務問題 > 死刑對犯罪的影響 > 隔離罪犯

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取代死刑較直接性地廢除死刑受民意支持，但是一些人則認為無假釋機會將造成獄政管理上的困難。若能擬定良好的政策，規定以終生監禁犯人可以依表現在若干年後移至條件較佳的監獄、或增給福利與獎勵，來取代假釋，也可以是解決許多管理問題的一種手段；而且若獄政管理良好，幾乎不會發生越獄問題。又，以懲罰的觀點來看，終身監禁的人犯必需長期生活在監獄裡面而被剝奪人身自由，比起死刑一槍斃命，更具痛苦性及威嚇效果，若發覺是誤判或冤枉，也有辦法救援。
另一方面，死刑支持方認為，死刑有一重要功能是能將重罪犯一勞永逸地隔離，終止他們再對社會造成危害的可能，或者說死刑是唯一能確保殺人犯不會再犯下殺人罪的方法。，而以下是以終身監禁取代死刑可能造成的問題：
雖然有可得數字顯示，謀殺者被放出後，再犯下其他謀殺罪的機率小於2%，謀殺者出獄後再犯其他罪行的機率也較其他種類的犯罪者來得低，但同樣的數據也顯示說謀殺者的再犯率不是零，而殺人犯出獄後再次殺人的具體例子也是存在的，像例如中華民國的殺人犯張添銘等就是殺人刑滿出獄後再次殺人的例子。
重罪犯永遠都有可能越獄並再犯，雖說死刑執行前一樣會有逃跑的問題，但隨著時間經過而逐漸升高的越獄風險，永遠是自由刑所必須面臨的問題。像例如說在中華民國，雖然罪犯越獄率低，但就算是刻板印象中難以越獄的綠島監獄也曾有徐開喜等越獄成功的記錄。
重罪犯亦可能因日後法令修改、假釋門檻放寬、大赦特赦等因素重回社會。像例如中華民國就曾經在2007年發生過減刑出獄的犯人將陌生人打死的事情；此外中華民國也曾有因殺人罪而被判處無期徒刑入獄服刑的戴文慶，在獲准出外探親時又性侵殺人的例子。
重罪犯也有在监狱内继续犯下殺人罪的可能，像例如英國的羅伯特·莫斯利，他在殺人被判無期徒刑不得假釋後，又在獄中殺了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