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 犹太人的反抗

在《欧洲犹太种族的毁灭》一文中，劳尔·希尔伯格写到：
犹太人对此所做的反应的典型特征是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抵抗。与德国纳粹的宣传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对犹太人的反抗进行记录的历史文献，无论是毫不隐晦的直接描述还是委婉的间接记录都少之又少。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犹太民族并没有建立任何反抗组织，也没有任何武装行动计划和蓝图，甚至连心理战的计划方案都没有。这些犹太人完全是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
… 按照德国纳粹对伤亡人数的统计，犹太人的武装反抗被弱化到微不足道的水準。

… 整个毁灭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取决于犹太人的参与度，从个人零散的单独的行为到群体的有组织的统一行动。

… 一些犹太人的反抗组织试图扭转大屠杀开始时整个犹太民族的无抵抗状态，这些反抗组织喊出了“不要做等待宰杀的羔羊”的口号。
… 一次在德国西部的一个监狱中，有人问掌握着两个死亡集中营的佛朗兹·斯坦格尔（Franz Stangl），他对犹太难民所做的回应是什么。佛朗兹·斯坦格尔说，直到最近他才读到了一本关于旅鼠的书，这本书让他想起了特雷布林卡。
彼得·隆格里奇（Longerich）在他所做的一项重要研究中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希尔伯格提到了犹太人历史上所遭受的迫害，以此来解释犹太人对这次大屠杀所表现出的服从态度：过去的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在遭受迫害时一贯的做法就是向压迫者发出吁求，服从命令，以期能够避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减轻犹太人所受到的伤害，一直忍耐，直到大屠杀结束。“在这些遭受压迫的岁月裡，太多的犹太人成为牺牲品。但是犹太民族总是能够重新站起来，就像一块岩石从退去的浪潮中再次崭露头角。犹太民族从未从地球上消失过。”他们只是“被历史的夹缝困住”，而且等他们意识到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时，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提摩希·D·史奈德在讨论华沙犹太区起义这一事件时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指出，大规模驱逐发生之后，仅仅是在1942年7月到9月这三个月期间，犹太民族才达成一致意见，共同意识到武装抵抗的必要性。发源于犹太保守政治中心的被动性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犹太人群体与战前的波兰政府达成让步协议从而取得了整体胜利。到最大规模的武装反抗运动爆发时，也就是1943年爆发的华沙犹太区起义，只有少数波兰犹太人幸存。
耶胡达·鲍尔以及其他历史学家争论说，犹太人的反抗运动不仅包括身体反抗，也包括任何使犹太人在充满屈辱和惨无人道的条件下重获尊严和人权的精神反抗活动。
在每个犹太人聚居区，在每次大驱逐过程中，在每个劳工营地、甚至在死亡集中营中，反抗的意愿是强烈的，且以多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所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武器进行抗争，个人的反抗和抗议行为，在死亡的威胁之下寻找食物和水的勇气，让德国人无法实现其对犹太人的惊慌和绝望幸灾乐祸的无耻企图。
甚至于无抵抗也是一种抵抗形式。死的有尊严也是一种抵抗形式。抵抗残酷的让人绝望的邪恶力量、拒绝让自己被降低到和动物同等的水準、经受痛苦和折磨的考验、让摧残者比自己更早地进入坟墓，这些都是犹太人的抵抗行为。最后，仅仅是见证这些事件就是对最终的胜利所做的贡献。让自己存活下来就是人类精神的胜利。
希尔伯格争辩说，不能高估犹太人的反抗力度，也不能采用吉尔伯特对犹太人的反抗活动所做的无所不包的定义。“当相对孤立的或分散性的抵抗行为代表着典型的犹太人反抗行为，则德国人的衡量尺度的一个基本特性就被湮没了”，也就是说，对温顺无辜的人民所做的惨无人道的屠杀被美化成某种形式的战争。“反抗活动的高涨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反抗者的犹太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忧虑。如果英雄气概属于欧洲犹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则真正采取行动的少数犹太人的功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被弱化。”最后，采取被动态度的大多数犹太人和采取积极行动的少数犹太人被混合在了一起，“这不仅是一种稀释形式，在一个谨慎而不愿抵抗的民族中组织抵抗运动会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而这种混淆就遮盖了这些问题；这种混淆也回避了许多与这一群体相关的问题，包括该群体的思维方式以及生存策略。”如果不提及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书写犹太人的历史。
最著名的犹太人武装反抗活动就是爆发于1943年1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武器装备非常简陋的几千名犹太战士迫使SS陷入困境并持续四周的时间，但是随后这些犹太武装力量被远远强大于其的武装力量击溃摧毁。根据犹太人的叙述，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有几百名德国士兵被杀，而德国人却对外声称只有17名士兵被杀害，93名士兵受伤。根据德国纳粹的统计数字，有13000名犹太人被杀，57885名犹太人被驱逐。这次起义结束之后，紧接着，1943年五月，位于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的犹太人爆发了反叛运动，其中200名犹太人从集中营中逃出。他们制服并杀死了一些德国纳粹护卫，并放火烧了集中营，但是在这次反叛过程中，有900名犹太人被杀害，在600名成功出逃的犹太人中，只有40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两周之后，在比亚韦斯托克犹太区也爆发了起义运动。
九月份，在维尔纳犹太区爆发了一场短暂的起义。十月份，600名犹太囚犯，包括犹太苏联战俘，试图逃离索比堡死亡集中营。犹太囚犯杀死了11名德国纳粹党卫队长官以及一些集中营护卫。但是，这一行为被德国纳粹军队发现了，纳粹军队企图放火烧死这些犹太囚犯，结果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不得不在熊熊烈火中奔忙逃命。在这次逃亡过程中，牺牲了300名犹太囚犯。而那些幸存者要么在营地周围的矿场中丧生，要么重新被俘虏并惨遭杀害。大约只有60名犹太人成功逃离了集中营并加入了苏维埃党派。1944年10月7日，位于奥斯维辛的250名犹太特遣队队员攻击了守卫（英语：），并用炸药炸了四号火葬场，这些炸药是三名女囚犯从附近的一个工厂中偷偷运出来的。在这次起义过程中，有三名德国纳粹守卫被杀死，其中一个被塞到了火炉中。特遣队队员试图发起一场大规模的起义运动，但是很快全部250名犹太特遣队队员都被杀害了。
据估计，在东欧，大约有20,000到30,000名犹太游击队员积极地同纳粹分子及其勾结者作战。这些游击队员致力于与纳粹分子展开游击战和破坏活动，鼓动居住于犹太区的犹太人起义，并释放犹太囚犯。仅仅在立陶宛，这些犹太游击队员就消灭了将近3000个德国士兵。参加同盟军军队的犹太士兵多达140万人。其中，大约40%的犹太士兵在苏联红军军队中作战。在参加苏联红军队伍的犹太士兵中，大约200,000名犹太士兵在战争中牺牲。在英国军队中，有一个犹太人组成的军队积极同纳粹分子作战，这个犹太军队是由5000名来自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的志愿者所组成的。在西部沙漠战役中，来自于特殊闻讯小组的以德语为主要语言的犹太志愿者组成了突击队，在前线后方对纳粹党实施破坏活动。
在被纳粹占领的波兰和苏维埃领地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成批逃离到沼泽地或森林中，或加入了游击队，尽管游击队组织并非总是欢迎这些犹太难民的加入。在立陶宛和白俄罗斯，有一个区域聚集着众多的犹太人，且这一区域也是非常适合游击作战的区域，在这里，犹太游击队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使其免遭屠杀的厄运。而对于生活于布达佩斯等城市里的犹太群体而言，就没有这样好的机遇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以及荷兰的其他地方，许多犹太人积极地活跃于荷兰反抗运动中。蒂莫西·斯奈德写到，“华沙起义运动中的其他战士是1943年犹太区起义遗留下来的老兵。在这些犹太人中，大多数犹太人都加入到了波蘭家鄉軍中；其他一些犹太人加入到了人民军队中，或者甚至加入到了反犹主义的国家武装军队中。一些犹太人（或是犹太族裔的波兰人）已经加入了家乡军军队和人民军队。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参与了1944年8月的华沙起义运动并作战的犹太人的人数超过了1943年4月的华沙犹太区起义运动中的犹太人的人数。”参加游击队仅仅是年轻健壮且愿意离开家人的犹太人的一种选择。许多犹太家庭更愿意死在一起而非被分离。
法国犹太人也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法國抵抗運動，法国的抵抗运动对纳粹和法国维希当权者进行了游击作战，并且为横扫法国的同盟军提供了帮助，为同盟军提供了支持，包括解放法国的武装力量，和同盟军一起为解放许多被占领的法国城市而作战。尽管犹太人在整个法国人口中仅仅占到百分之一的比例，但是在法国反抗运动中，犹太人的人数占到整个反抗队伍的15%到20%。犹太青年运动EEIF最开始时对维希政权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但是到1943年这项运动被当局禁止，这一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又组成了武装反抗团队。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组建了犹太军队（犹太人的军队），这些军队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参与了武装反抗活动，并帮助犹太人秘密地逃离法国。这两个组织在1944年合并为一体，并参加了解放巴黎、里昂、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和尼斯的战斗。
许多人认为大屠杀中的犹太人就像等待宰杀的羔羊，没有任何的反抗，但是这并非真实的情况——可以说这是完全错误的看法。在反抗运动中，我与许多犹太人并肩作战，密切协作，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敢于承担的风险远远超过我所愿意承担的风险。
对于绝大多数的犹太人而言，反抗运动只能采取延迟、逃避、协商、谈判等被动的形式，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可以采取贿赂德国官员的形式。纳粹分子强迫犹太人群体自行维持群体的治安，通过在德国建立德意志犹太人协会（Reichsvereinigung der Juden）和在被占领的波兰领地的城市犹太区中组建“犹太居民委员会”等组织，以此诱使犹太人采取贿赂德国官员的形式来逃避迫害。每当犹太人拿出贿赂用的财物时，德国军官就承诺做出让步，这使得犹太群体中的领导者在这种善意的妥协行为中越陷越深，使得犹太群体不可能做出奋起反抗的决定。犹太人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亚历山大·基梅尔（Kimel）写道：“居住于犹太区的青年人幻想与纳粹分子作战，我认为尽管存在着多种因素阻碍我们对此做出回应，但是最重要的因素是隔离和历史上形成的接受殉难的心理。”
历史条件使得生活于欧洲的犹太群体形成了接受迫害和通过妥协和谈判来避免灾难的心理趋向，这是大屠杀过程中犹太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做出反抗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直到大屠杀接近尾声时，犹太人才做出了反抗行为。直到当犹太人口从500,000人锐减到100,000人时，华沙犹太区起义运动才兴起，直到这时，犹太人才明白进一步的妥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保罗·约翰逊写道：
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历史长达一千五百年之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遭受迫害的历程中，犹太人形成的一种观点是，反抗只会带来牺牲，而不能自我拯救。犹太人的历史、犹太人的神学理论、犹太人的民间风俗、犹太群体的社会结构、甚至犹太人的语言词汇都造就了犹太人甘愿协商、甘愿付出、甘愿恳求、甘愿抗议，而不愿战斗的特点。
对于德国纳粹的真正意图，犹太人群体一直被蒙在鼓里，可以说这种欺骗是系统性的，犹太人与外部世界的新闻来源之间被隔绝。德国纳粹党告诉犹太人他们要被转移到工作营地——委婉地称之为“移居到东部”——并通过各种缜密的谎言来维持这一假象，直到犹太人到达毒气室的门前（因为毒气室的门上张贴有标识，指明这是用于消灭虱子的毒气室），德国纳粹党的欺骗和谎言都是为了避免犹太人的反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犹太人在奥斯维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所在地的火车站下车，提着麻袋和手提箱，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对等待着他们的厄运一无所知。关于死亡集中营的真相的传言通过层层阻碍传播到犹太区已经是很晚以后的事情了，且通常这些传言并未被犹太区的居民采信，正如当波兰反抗战斗的战士兼情报员简·卡斯基（Jan Karski）把消息带到西方同盟国时，这些消息并未得到同盟国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