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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文学
高丽时期 > 散文 > 传记

传记是高丽散文中的重要文学遗产之一。高丽官修正史《三国史记》在体例和思想内容方面都是遵循正史的原则所修。但《三国史记》与中国的《史记》一样都是以塑造人物为写作方法，以教化为原则，以道德精神为取人标准，而不是像一般的中国正史那样以纪实为写作方法，以对历史贡献的大小为取人标准。这使得《三国史记》有了其它一般正史所不能及的文学价值。《三国史记》的“列传”是最具文学价值的部分。其“本纪”部分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本纪”部分中用于描写君主的文字占到了全书的9%，远高于中国正史的比例，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塑造了仁义的赫居世、儒雅的真兴王、先知的善德王等性格丰满、层次丰富的君主形象。其塑造方法很接近文学形象的方法。
《三国史记》列传部分大多是有关朝鲜三国时期和统一新罗时期的政治或军事人物，主要有《金庾信传》、《乙支文德传》、《朴堤上传》等。《金庾信传》共三卷是《三国史记》中最长的列传。它是金富轼根据金庾信玄孙金长清所作的《金庾信行录》删减，整理而成，记录了在朝鲜三国统一大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庾信将军的一生事迹。《乙支文德传》是有关高句丽将军乙支文德在反抗隋朝的战争中所建立的不朽功勋。《朴堤上传》写的是新罗政治和外交家朴堤上通过妙计将新罗王的弟弟从倭人手中救出，自己却死于倭人酷刑的事迹。《三国史记》的列传中也有些以平民百姓为主人公的，比如《都弥传》、《薛氏传》、《知恩传》等。《三国史记》中还有些包括《崔致远传》、《强首传》、《金生传》等有关于文人学者的传记，但这些传记只是提供若干历史资料，文学价值不大。
高丽时期内容较好的传记作品还有李奎报的《卢克清传》、《赵冲传》，李齐贤的《金公行军记》等。《卢克清传》附于《明宗实录》中，写的是一位官职卑微的卢克青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故事。《赵冲传》是有关高宗时期文武双全的宰相赵冲与外敌周旋取得胜利的故事。李齐贤的《金公行军记》是有关金就励五年率兵抵抗外敌的故事。此外，高丽还有两篇歌颂爱国妇人的传记，《裴烈妇传》和《烈妇崔氏传》。
高丽时期 > 散文 > 赋与骈文

赋是高丽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使得写文作赋成为高丽文人的基本技能。高丽最为流行的赋体是骈赋。高丽的骈体文主要是应用文。许多高丽的表、状、书、铭等公文都是用骈文写成。高丽忠恵王年间，崔瀣所编纂之《東人之文四六》（1338年）收录了高丽中叶以前的骈文、骈赋。虽然现在只有一小部分流传下来，但仅从现存的数十位作家的400余篇文章中就可看出高丽赋与骈文的兴盛，主要代表作有金富轼的两篇赋骈体赋《哑鸡赋》和《仲尼凤赋》，李奎报的6篇古体赋和骚体赋《畏赋》、《梦悲赋》、《放蝉赋》、《祖江赋》、《春望赋》、《陶罌赋》，崔滋的大赋《三都赋》，李穡的2篇古文赋《雪梅轩为日本释允中庵作号息牧叟》、《观鱼台小赋》，郑枢的骚体赋《六友堂赋》，以及郑道传的《阳村赋》、《墨竹赋》、《梅川赋》，李承休的《旦暮赋》，李达衷的《础赋》、《思亭赋》等。
金富轼是留有作品的最早高丽赋作家。他的《哑鸡赋》在描绘了一个肃杀的环境下，对鸡不按天性鸣叫发出了警告，使人感觉内有寓意。崔滋的《三都赋》是篇爱国大赋，存于《东文选》中。中国西晋文学家左思为了超越东汉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花了10年的时间创作出了名篇《三都赋》，引得当时的人们争相传抄，以致洛阳为之纸贵。《两都赋》、《二京赋》和左思的《三都赋》都是通过对比当朝和前朝的首都，来褒扬当朝的首都和政治制度。但崔滋的《三都赋》却具有更为复杂的内涵。高丽时期，开京与西京之争由来已久，开京和西京出身的官员都有很强的地域概念。仁宗时期发生的妙清之乱就是因为妙清主张迁都西京未果而引发的。蒙古入侵高丽时期，江华岛成为高丽的临时国都，被称为江都。崔滋的《三都赋》创作于江都时期，通过西都辩生、开京谈叟和江都正议大夫三人的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描写。三人分别夸赞高丽的西京、开京和江都三个都城和相应的制度。崔滋在《三都赋》描绘了三都优美的景色和繁荣的经济文化，并通过三人的相互辩驳，批判了三种错误，提出自己的立国主张。第一是批判“应谶立国”的观念，提出“祖圣龙兴，应天顺人，非以地理图谶之荒唐”的观点；第二是批判“以险立国”，提出“固国不以山河，在德不在险”；第三是批判沉醉宴乐的态度，提出“凡政理清平，皆由俭始”。这些观点都直接针对高丽统治者在蒙古入侵期间依仗江华岛天险消极应战，不顾民生疾苦横征暴敛以满足自己享乐的腐败行径，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高丽时期 > 散文 > 拟传体散文

拟传体，又称假传体，是一种以物为主人公，通过拟人化的手法，仿照正史列传的写法，为其立传的特殊散文形式。拟传体在《庄子》等中国前秦典籍中就已经见端倪，但在中国没有充分的发展。不过，拟传体传人朝鲜后，却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仅高丽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就有林椿的《麴醇传》、《孔方传》，李奎报的《麴先生传》、《清江使者传》，李允甫的《无肠公子传》，李穀的《竹夫人传》，李詹的《楮生传》，息影庵的《丁侍者传》等。朝鲜王朝时期又出现了丁寿岗的《抱节君传》、权韠的《郭索传》、张维的《冰壶先生传》、李德懋的《管子虚传》、柳本学的《鸟圆传》等拟传体作品。这些拟传体散文为后世朝鲜小说特别是寓言小说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朝鲜民族的性格有着风趣幽默的一面，在传统民间文学中，寓言很发达。拟传体散文很符合朝鲜民族的精神和艺术表达习惯。统一新罗时期薛聪的《花王戒》就是拟传体散文的雏形。高丽时期史传文学的成熟也为拟体散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此外，高丽散文一直热衷于学习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中国散文，韩愈的拟体散文《毛颖传》因此对高丽拟体散文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另外，高丽拟体散文多出现在高压的武臣执政时期，高丽文人对政治都是敢怒不敢言，拟体散文成了高丽文人表达对社会不满的一种方法。由于这些原因，拟传体散文在高丽出现了蓬勃的发展。
林椿的《麴醇传》、《孔方传》是两篇有很强批判性和现实性的作品，前者写酒，后者写钱，是现存高丽最早的拟体散文。作者借物寓意，通过总结酒和钱历史功过，鞭挞了统治者的贪婪无耻，抒发自己对高丽当时武臣统治的愤恨。受这两篇文章的影响，李奎报后来也仿作了一篇《麴先生传》。李奎报的另篇《清江使者传》以龟为主人公，表达世道险恶，谨慎处世的观点。李允甫的《无肠公子传》是篇写螃蟹的讽世劝人的文章。李穀的《竹夫人传》以拟人的方法描写了一位默默奉献，守节执贞的竹几美女，李詹的《楮生传》以纸为主人公，对纸的应用历史做了总结。息影庵的《丁侍者传》写的是丁字型手杖，情趣盎然。
高丽时期 > 散文 > 稗说体散文

稗说体散文是高丽后期出现的类似笔记类的文学体裁。稗说体散文围绕诗人、诗句，记述大量的逸闻趣事，传说，期间夹杂着作者的评论。稗说体散文为朝鲜后世小说的出现起到了推动作用。现存高丽稗说体文集有李仁老的《破闲集》，崔滋的《补闲集》，李奎报的《白云小说》和李齐贤的《栎翁稗说》四部。除了诗歌外，稗说体散文还记载了许多有关文、赋、对联、酒令等其它文学体裁，以及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的轶事。
《破闲集》由“海左七贤”集体创意，李仁老执笔，完成于李仁老晚年，分为上、中、下三卷，近2万字，收录文章83则。李仁老的儿子李世黄在《破闲集》“后尾”说《破闲集》的创作动机一是为保存朝鲜诗歌遗产，二是为闲暇或因闲而病的人们提供“破闲之资”。《破闲集》不以阐明事理或记叙事件为目的，因此结构、章法没有一定之规，全篇既没有“分章表目”，也没有在特定的部分另立体系。《破闲集》的内容主要是记述诗歌创作过程中发生的鲜为人知的诗话，对诗歌的品评，以及与诗歌有关的琐事和古老故事。
《补闲集》，原名《续破闲集》，是《破闲集》的补遗之作，作者是“海东孔子”崔冲之六世孙崔滋（1186-1260年）。《补闲集》也分为上、中、下三卷，145则，字数是《破闲集》的两倍。其体例与《破闲集》一样只是对不同事实的连缀性记录，没有分章表目，也没有整体结构上的细心考虑。《补闲集》在内容上与《破闲集》类似，不过在上卷的开头有《破闲集》所没有的称颂高丽太祖、光宗、成宗致力于文治的赞美之辞。
李奎报所作的《白云小说》与李仁老的《破闲集》和崔滋的《补闲集》一样都是没有一定之规，叙事非常随意的稗说集。《白云小说》有6000左右字，记述了从朝鲜三国时期到高丽前期的诗人轶事，其中李奎报对自己诗歌作品的议论占有相当的比重。《白云小说》是朝鲜文学史上首次以“小说”一词为名的个人作品集。不过此处的“小说”一词，并非小说文学体裁。
《栎翁稗说》是李齐贤在忠恵王末期所作的稗说集。《栎翁稗说》分为前后两编，共有四卷。前编记述各类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后编则对汉诗的品评，从中国诗歌到朝鲜汉诗。与其它三部高丽稗说集相比，《栎翁稗说》中诗话、诗评的内容并不多，而具有叙事性的内容却占有很大的比例。朝鲜文学史中的“稗说”一词始于李齐贤的《栎翁稗说》，不过，李仁老的《破闲集》被认为是稗说的开始。
高丽时期 > 民间文学

传下来的高丽民间故事数量不多，主要被记载于历史地理文献和稗说体著作中。姜邯赞的故事是高丽广为流传的传说。崔滋的《补闲集》记录了显宗称赞高丽抗辽名将姜邯赞的一首诗，并对姜邯赞的故事进行了描述，加入了民间有关姜邯赞的传说。这是现存最早的姜邯赞故事版本。民间传说中为了纪念姜邯赞，给他的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说他是文曲星下凡。其实他的父亲是高丽开国功臣之一的弓珍。崔滋在《补闲集》中也对此作了说明。之后出现的姜邯赞故事增加了更多神秘色彩。比如朝鲜王朝初期成倪的《慵斋丛话》添加了姜邯赞用神力消除虎患的故事。在口头流传的故事中，姜邯赞的故事更为离奇，说姜邯赞的父亲原本有生100个儿子的命，姜邯赞是他在与99位女子结婚后，没有生下儿子的情况下，与狐女结合而生，是100个儿子合成的，因此拥有神力。还有故事说姜邯赞是星宿下凡，原本是位天下无双的美男子，但他认为太英俊难以成大事，就让麻神在他脸上刻了许多的麻子，成了丑陋的人。
高丽还有一则有关朴渊瀑布的民间故事，记载于《东国兴地胜览》中。朴渊瀑布是位于朝鲜开城北部的一处风景名胜，是“松都三绝”之一，与金刚山的九龙瀑布和雪岳山的大胜瀑布一起被称为朝鲜半岛三大瀑布。据说有一位姓朴的进士在渊边吹笛。居住在渊低的龙王女儿，听到笛声后，被深深打动，于是浮出水面向朴进士表达爱意。龙女后将朴进士带入水中的龙宫。朴进士的母亲见儿子久出不归后，找到瀑布下，不见儿子，而痛哭失声，投身潭中而死。之后，人们把这个瀑布称为朴渊瀑布，称那个潭为姑母潭（老妪潭）。包括李奎报、李齐贤]等许多朝鲜文人都写过有关朴渊瀑布及其传说故事的诗歌。
朝鲜王朝时期

朝鲜王朝时期是文学创作的繁荣时期。训民正音的发明为朝鲜国语文学开始了新的起点。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从最初的士大夫阶层扩展到了朝鲜社会的各个阶层，并发展出“平时调”、“辞说时调”、“於时调”多种形式。与此同时，歌辞作为“长歌”形式也成为与时调并行发展的国语诗歌体裁，朝鲜王朝后期还出现了形式更为灵活的“杂歌”。朝鲜王朝时期的汉文诗歌的创作也蓬勃发展。1918年，文士张志渊将朝鲜文人的汉诗进行了收集、整理，并以《大东诗选》为名出版，成为朝鲜文学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汉诗集。散文在朝鲜王朝时期呈现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并出现了国语散文。朝鲜叙事文学的发展，训民正音的发明，城市平民读者群的形成，以及中国小说的流入，促使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在朝鲜王朝时期兴起，成为朝鲜文学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事项。
朝鲜王朝时期 > 国语诗歌 > 建国颂歌

朝鲜王朝成立初期，统治者为了取得民心，粉饰太平，鼓励士大夫创作歌功颂德的建国颂歌。为便于理解和传播，有些颂歌使用了国语。这些颂歌主要被收录于《乐学规范》和《乐章歌词》，主要包括郑道传的《纳氏歌》、《新都歌》、《文德曲》、《靖东方曲》，权近的《霜台别曲》，卞季良的《华山别曲》，郑麟趾等人的《龙飞御天歌》等。
《纳氏歌》是首颂扬李成桂击退元朝余党纳哈出功绩的诗歌。《靖东方曲》歌颂的是李成桂威化岛回军给朝鲜带来的太平盛世。《新都歌》则是首赞美朝鲜新首都汉阳美丽景致的国语诗歌。《文德曲》由《开言路》、《保功臣》、《正经界》和《定礼乐》四章组成，通过颂歌的形式，表达作者所希望的理想治国之道，包括广开言路，多纳各方忠言，优待建国功臣以巩固新的基业，保障百姓的生产生活，不肆意掠夺，制定礼乐制度以加强统治秩序等。
《霜台别曲》和《华山别曲》是两首景几体诗歌。《霜台别曲》中的“霜台”指的是朝鲜监视官吏的中央机构“司宪府”。《霜台别曲》共有五章，通过描写司宪府的威严及其职能来颂扬朝鲜王朝的伟业，同时表达了作者作为司宪府一员的自豪之情。《华山别曲》中的“华山”是汉阳附近三角山的别称，也用来指代汉阳。该诗共分八章，在称赞汉阳美景的同时，称颂朝鲜王朝以民为本，以德治国，并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龙飞御天歌》是郑麟趾等人奉朝鲜世宗之命在《训民正音》之后所创作的长篇叙事诗，朝鲜文和汉译文对照，是朝鲜文字创制后的第一首国语诗歌。《龙飞御天歌》共有125章。其中第1章为全诗总序，第2章为颂扬朝鲜王朝伟业的序曲，第3-109章通过先吟咏中国古代帝王的业绩再颂扬朝鲜王朝伟业的形式，表现朝鲜的国家大业与中国一样的伟大。第110-124章是对以后将执政的君王进行的规谏。第125章为终曲。《龙飞御天歌》之后，朝鲜世宗创作了另外一首长篇叙事诗《月印千江之曲》。这首诗的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与《龙飞御天歌》很类似。世宗为超度昭宪王后的亡灵，让其二子首阳大君依据《释迦谱》、《法华经》用朝鲜文撰写《释谱详节》，而后他亲自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这首佛教国语诗歌。该诗全诗已失传，仅残存一部分。
朝鲜王朝时期 > 国语诗歌 > 时调

高丽末期出现的时调进入朝鲜王朝时期后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训民正音的发明，以及朝鲜君王用朝鲜文创作宫中大典和宗教仪式诗歌，对国语诗歌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朝鲜王朝前半期，士大夫的时调创作空前繁荣。这也使得朝鲜社会下层对时调产生兴趣，从而使时调创作出现向社会各阶层发展的趋势。
朔风吹树梢，寒月照雪梅。手执长宝剑，屹立在万里边寨。一声呼啸脱口出，何物敢当我气概？
—金宗瑞时调《朔风》译诗
朝鲜王朝初期，高丽遗臣创作了一些怀念旧王朝的时调，比如元天锡的《兴亡》、吉再的《五百年都城》等。新王朝成立后，朝鲜政局相对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一些士大夫创作了《治理天下》（卞季良）、《江湖四时歌》（孟思诚）等歌颂朝鲜王朝“太平盛世”的时调作品。其中孟思诚的《江湖四时歌》首次采用了连时调（几首时调组合）的形式，并开启了朝鲜王朝前半期山水田园文学的先河。朝鲜王朝爱国将领也创作了一些表现英雄豪迈气概的时调作品，比如金宗瑞的《朔风》、《长白山》，南怡的《拔出长剑》等。
15世纪50年代，世祖发动宫廷政变，篡位夺权。在许多忠义的大臣眼中，世祖的行为是有悖于儒家正统观念的不义之举。他们策划了端宗复位，但遭到世祖一派的残酷镇压。其中有人罹难，有人幸免，出现了“死六臣”和“生六臣”。在此期间，朝鲜文学史上出现了一批抒发对端宗留恋之情和忠义之节的时调作品。李垲在其所作的《房中》中通过房中燃烧的蜡烛形象表达了自己与端宗永别的悲痛心情。成三问在其所作的《此身》中则以不畏严寒的蓬莱松比喻自己威武不能屈的忠贞气节。《昨夜》是武将俞应孚所作的另一首有关此事件的时调。他以寒风和雪霜比喻首阳大君一派的恶势力，以凋零的花骨朵比喻端宗复位的失败，表达了作者对端宗复位失败的痛心之情。王邦衍的《遥遥千万里》也是与世祖篡位有关的一首时调。1457年，世祖赐毒给端宗，并命时任禁府都事王邦衍把毒药送给被流放到江原道宁越的端宗。端宗饮药而亡。在返回的路上，王邦衍心里充满了对端宗的歉意与留念。夜行到江边时，他听到“呜咽”的江水声，心中异常痛苦，创作出这一时调。后来世祖势力衰败时，王邦衍的子孙靠这首时调而免遭株连。
朝鲜王朝前半期，统治者为了在百姓中传播儒家道德理念与伦理规范，创作了一些宣扬伦理道德的国语诗歌，即“训民歌”。其中有不少是士大夫创作的时调。周世鹏创作的《五伦歌》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倡导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应尽道义。《老者》是郑澈所作的有关敬老思想的一首时调。杨士彦的《泰山》并没有直接宣言儒家伦理道德，而是激励克服困难，勇攀高峰的精神，至今广为流传。
岭外成劝农，新酒已酿成。醒起卧牛梦，仆儿执牛绳。成劝农可家，酒友郑某来。
—郑澈时调《岭外》译诗
山水田园文学开始于15世纪中叶孟士诚的《江湖四时歌》和丁克仁的《赏春曲》等国语诗歌。燕山君执政后，士祸和党派斗争日趋激烈，许多士大夫遵循所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原则，为了明哲保身隐居乡间。进入16世纪，山水田园文学开始形成潮流，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在此潮流当中，朝鲜文学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国语诗歌作品，其中以时调居多。主要代表作有李贤辅的《归去来》、《龙岩》、《渔父歌》，李滉的《陶山十二曲》，权好文的《闲居十八曲》，宋纯的《俯仰亭歌》，李珥的《高山九曲歌》，郑澈的《岭外》，申钦的《功名》、《山村》，李明汉的《晨星》，金光煜的《三公》、《邻居》、《陶锅》、《崔老大》等。时调大师尹善道使这股潮流达到顶峰。《海东歌谣》的编者金寿长曾评价他说“此翁歌法，脱垢清高，吾观此，则难登万丈之峰。”尹善道的主要代表作有《山中新曲》、《渔父四时词》等。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上半叶，朝鲜王朝经历了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两次空前灾难。外敌入侵使朝鲜国民爱国情绪高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抒发爱国情怀和英雄气概的时调作品。朝鲜抗倭将领李舜臣的《闲山岛》，壬辰战争义兵将领金德龄的《火起春山》，抗清英雄林庆业的《力拔山》，李明汉的《楚江渔夫》、《梦中路》、《朴堤上》，金尚宪的《别了，三角山》、《南八》，李廷焕的《悲歌》，洪翼汉的《首阳山溪水》都是这一时期爱国主义时调的代表作。与此同时，朝鲜也出现了一批反对党派纷争的时调作品，主要代表作是李德一的《忧国歌》（28首）。
朝鲜王朝前半期，时调在士大夫中的流行，使得与士大夫交往密切的妓生也受到影响。起初，妓生只是为迎合士大夫的高雅情趣歌咏或酬唱和答，后逐渐发展成自我创作。妓生的时调作品风格独特，有些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妓生创作的时调主要以爱情为题材，代表作包括黄真伊的《冬至月》、《我何曾》、《青山里》，李梅窗的《梨花》，洪娘的《野柳》，千锦的《山村夜》。除了爱情时调，妓生也创作了其它题材的时调作品。比如17世纪的妓生松伊创作的《松》，是表现作者坚决维护人格尊严的时调作品。
松，松，所指究竟是何松？绝壁松一棵，青翠自伫立。山路采樵童，镰刀休想将我侵!
—松伊时调《松》译诗
17世纪下半叶，时调开始在平民阶层流行。这些平民创作的时调，绝大部分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与士大夫的时调相比，平民创作的时调作品感情更为丰富，思想观念更为开放，多采用“辞说时调”或“长型时调”。时调最原始、最基本的形态是“平时调”或“短型时调”。平时调精炼、规范，是受汉文律诗熏陶的士大夫文人所热衷的时调形式。辞说时调是平时调的一个变形，出现在朝鲜王朝的初期。卞安烈的《不屈歌》，高应陟的《大学》（25首）中的三首，郑澈的《将进酒辞》等都是早期在士大夫作品出现的辞说时调。不过，士大夫创作的辞说时调数量很少。朝鲜王朝后半期，随着朝鲜社会经济的发展，辞说时调开始在平民阶层广为流行。与平时调相比，辞说时调虽然仍保持着三章的结构，终章开头也以三个音节组成，但句子数目要多。平时调一般每章都是两句，而辞说时调则至少有两章的句数超过两句，中章较长，对话形式较多，在抒发情感方面比平时调更为自由。除辞说时调外，时调还有另外一种变异形式“於时调”或““中型时调”。於时调在初章或中章中添加一个句子，而终章保持不变。与平时调相比，於时调变异程度较小，作品数量也很少。
风尘滚滚，身不由己。江湖一梦，久盼已催。报尽圣恩后，浩然上兮长归。
—金天泽时调《江湖归》译诗
英祖执政期间，朝鲜王朝出现了平民国语诗歌创作团体。时调团体不仅创作时调，而且还收集、整理和出版时调集，为时调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敬亭山歌坛”是以金天泽和金寿长为中心的平民诗歌团体，是时调发展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流派。1728年，金天泽编纂了朝鲜文学史上的首部综合性国语诗歌集《青丘永言》。《青丘永言》收集了自高丽末期以来350年的时调作品，是当时朝鲜规模最大的诗歌集。金天泽只做过官职卑微的“捕校”，但耳闻目睹了官场的是非颠倒。他的时调作品有着道家情调，多为笑傲山林江湖之作。主要代表作有《山林乐》、《江湖归》、《我做主》、《醉酒歌》、《三学士》、《惜寸阴》等。“敬亭山歌坛”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金寿长在1763年编纂出版了《海东歌谣》，收录了883首时调。金寿长的代表作包括《春意兴》、《花开洞》、《安贫乐》、《君子节》、《庆会楼》、《洗剑亭》、《皆一色》等。金天泽和金寿长被称为“敬亭山两翁”。1876年，朴孝宽及其门生安攻英合编了时调集《歌曲源流》。《青丘永言》、《海东歌谣》和《歌曲源流》是朝鲜王朝的三大歌谣集。此外还有《古今歌曲》、《东歌选》、《南薰太平歌》、《瓶窝歌曲集》、《客乐谱》等。
朝鲜王朝时期 > 国语诗歌 > 歌辞

歌辞是在时调出现后不久产生的，与时调并驾齐驱的另一种重要的国语诗歌体裁。时调在诗歌形式上属于短歌，歌辞属于长歌。歌辞自由度很高，不分章节，不限长度，但也和时调一样，每行由两句构成，每句由两个音步组成，每个音步有三四个字组成。作为一种长歌形式，歌辞对文字的依赖性很强。因此，训民正音的发明对歌辞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歌辞最初是高丽末期僧人向民众宣扬佛教的诗歌形式之一，其发轫之作是懒翁和尚（1320-1376年）的《僧元歌》。但歌辞被作为一种国语诗歌体裁确立下来则是朝鲜王朝士大夫所为。一般认为，成宗年间（1470-1494年）丁克仁（1401-1481年）的《赏春曲》是歌辞的开山之作。《赏春曲》是首山水田园歌辞，与孟士诚的时调《江湖四时歌》一起，是朝鲜王朝前半期山水田园诗歌的嚆矢。在此之后，朝鲜文学出现了《俛仰亭歌》（宋纯）、《星山别曲》（郑澈）、《江村别曲》（车天辂）、《芦溪歌》（朴仁老）、《莎堤曲》（朴仁老）、《月先轩十六景歌》（辛启荣）、《牧童问答歌》（任有后）、《渔民歌》（尹尔厚）、《乐隐别曲》（南道振）等大批山水田园作品。
除山水田园歌辞外，朝鲜王朝前半期的歌辞还有以流放生活为背景的流放歌辞（比如曹伟的《万愤歌》，李绪的《乐志歌》，宋畴锡的《北关曲》等），记载旅行见闻的纪行歌辞（比如白光弘的《关西别曲》，柳命天的《燕行别曲》，朴权的《西征别曲》等），以战争和战后建设为题材的战事歌辞（比如杨士俊的《南征歌》，朴仁老的《太平词》和《船上叹》，崔晛的《龙蛇吟》等），以及宣扬道学生活的道学歌辞（比如李滉的《退溪歌》、《琴谱歌》、《道德歌》，赵植的《劝善指路歌》，李珥的《乐贫歌》、《自警别曲》等）。
万二千峰数历历，峰峰郁结气磅礴。
毗庐之峰上上头，东山泰山谁比高。
—郑澈歌辞《关东别曲》中描写金刚山毗庐峰译诗节选
郑澈和朴仁老是朝鲜王朝前半期的两位最著名的歌辞大师，被称为朝鲜歌辞双壁。郑澈，号松江，是湖南诗坛的中坚人物。他的歌辞和时调作品主要收录于《松江歌辞》中。《松江歌辞》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用韩文编纂的个人诗歌集，分为《星山别曲》、《关东别曲》、《思美人曲》、《续思美人曲》四篇构成。其中《星山别曲》是山水田园歌辞，《关东别曲》为纪行歌辞，先后《思美人曲》为流放歌辞。朴仁老号芦溪，是续郑澈后的另一位歌辞大师，也是朝鲜的爱国诗人。他的作品主要收录于《芦溪集》，其中包括8篇歌辞和60首时调。这8篇歌辞包括《太平词》、《船上叹》、《沙堤曲》、《陋巷词》、《陶山歌》、《独乐堂》、《岭南歌》、《芦溪歌》。
朝鲜王朝后半期，歌辞的题材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创作队伍也扩大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歌辞也从原来的注重抒情向叙事方面转变。朝鲜王朝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平日足不出户，很难自由参加社交活动。闺房歌辞成为朝鲜女性抒发内心苦闷的一种形式。逢年过节，朝鲜女性可以举行歌会，朗诵自己的歌辞作品。闺房歌辞主要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比如《戒女歌》、《规行歌》等），抒发苦恼和寂寞心情（比如《惜别歌》、《十仗歌》、《闺怨歌》、《老处女》、《思亲歌》等），反映人情世态、风俗习惯、游戏、咏景（比如《春游歌》、《花煎歌》、《庸妇歌》）等为内容。
纪行歌辞是朝鲜王朝后半期歌辞的重要类型之一。朴淳愚的《金刚别曲》，无名氏的《香山录》是有关作者游览金刚山和妙香山的纪行歌辞。1763年，金仁谦跟随朝鲜英祖派往日本的使节团，东渡日本。他归国后，以自己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创作了长篇纪行歌辞《日东壮游歌》。这部歌辞共有8243句，5万余字。1866年，洪淳学作为书状官，陪同朝鲜赴中国燕京的使节柳厚祚出使中国。他以在中国的经历创作了长篇纪行歌辞《燕行歌》。该部作品有3782句，3万余字。
随着时调、歌辞向社会下层的发展，朝鲜王朝后半期在说唱艺人群体中出现了“杂歌”形式。杂歌不拘泥于歌辞三四调和四四调的音律模式，而是多种音节相互交错、配合，可长可短，能灵活地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因此受到市民阶层的欢迎。杂歌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按地区分为京畿杂歌、西道杂歌和南道杂歌。
朝鲜王朝时期 > 汉文诗歌

朝鲜王朝成立后，朝鲜形成了勋旧派和士林派两个政治势力。勋旧派是朝鲜王朝的开国有功一派，操纵政治大权，占有大量土地。士林派则是代表地方士大夫宣扬程朱理学的另一派。成宗执政后，为巩固统治，牵制勋旧派，开始任用以金宗直为代表的士林派，两派间的矛盾日益尖锐。16世纪60年代，曾发生多次勋旧派血腥镇压士林派的“士祸”。两派在文学观念上也存在对立。勋旧派士大夫讲究言辞文采，被称为“辞章派”。士林派被称为“道学派”，主张文学的根本在于“道”，反对追求华丽的辞藻。辞章派的代表人物是徐居正。在他之后，辞章派出现了被称为“海东江西派”的朴訚、李荇、卢守慎等诗人。道学派的诗歌创作开始于金宗直的弟子郑汝昌和金宏弼。之后，道学派先后出现了赵光祖、李滉、李珥等人。其中，李滉和李珥被誉为朝鲜王朝儒学双壁。
老翁负鼎林间去，老妇携儿不得随。
逢人都说移家苦，六载从军父子离。
—李达《移家怨》
朝鲜王朝初期，朝鲜汉文诗坛一直延续高丽时期的推崇宋诗的风气。朝鲜诗人最初是学习苏东坡。15世纪后半期，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开始受到朝鲜诗人的青睐。江西诗派注重诗歌创作技巧，认为虽然天赋对诗歌的创作固然重要，但专心研究作诗技巧也能写出好的诗歌。这导致朝鲜王朝前期诗坛出现只注重技巧的形式主义弊端。16世纪中叶，朴淳等人开始批评辞章派过度追求创作技巧的做法，提出“诗回唐朝”，使学习唐诗成为朝鲜诗坛的主流。朝鲜诗坛出现了“三唐诗人”（白光勋、崔庆昌、李达）。
“三唐诗人”之后，朝鲜诗坛出现了一位大诗人权韠（号“石州”）。现存权韠的汉诗有800多首。权韠的父和兄长们都是知名诗人。他9岁时就写出长篇古诗《驱车儿》。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以布衣身份渡过，他认为科举制度是派系和权势争斗的一种手段。权韠从小同情劳苦大众，他的诗歌中有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春尽无雨四月初有作》、《送李安讷出守端川》、《切切何切切》、《咏史》等。壬辰倭乱期间，权韠赴前线抗敌，并写下《高判书敬命改葬挽章》、《梦得一小册乃金德龄诗集也》、《九日对酒作》、《贼退后入京》等许多爱国诗篇。权韠所处的时代是朝鲜王朝党派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在他的诗歌中有不少表达诗人对权力争斗讽刺、憎恶之情的作品，比如《斗狗行》、《忠州石》等。他所作的讽刺光海君执政期间朝廷混乱的诗歌《宫柳诗》，使他在1612年招致“诗祸”，被杀，年仅43岁。权韠著有文集《石洲集》。他的挚友溪谷张维在《石洲集》序文中称“石洲之诗，谈者谓百年来所未有，此只以诗论也。”
朝鲜王朝中期由于壬辰倭乱和女真的两次入侵使朝鲜国力受到很大的破坏。朝鲜文人对程朱理学的清谈空论进行了反省，主张“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实事求是”的实学派思想兴起。实学派文学也应运而生。丁若镛（1762-1836年）号“茶山”、“与犹堂”，是实学派的一位代表性思想家和现实主义诗人，是续李奎报之后，成就最高的现实主义诗人，有“杜甫还生诗人”的美誉。丁若镛有《与犹堂全书》留世，其中收录有2400余首汉诗。丁若镛创作了许多反映百姓悲惨生活的诗歌，比如《饥民诗》、《夏日对酒》、《苦雨行》、《哀绝阳》等。《波池吏》、《龙山吏》、《海南吏》（“三吏”），以及《石隅别》、《沙泙别》、《龙潭别》（“三别”）是丁若镛仿照杜甫的《三吏三别》创作的揭露腐败残暴封建官吏的汉诗，此外还创作了鞭挞官僚鱼肉百姓的“三行”（《狸奴行》、《猎虎行》、《僧拨松行》）。
实学派文学代表人物之一朴趾源（1737-1805年）的四位弟子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李书九被称为朝鲜王朝后半期的“四家诗人”。这四位诗人友谊深厚，曾在汉城白塔进行诗文创作与交流，因此也被称为“白塔诗派”。柳得恭的叔父柳琴（1741-1788年）将四人的的作品编纂成《韩客巾衍集》（又称《四家诗集》）。1776年，柳琴作为副使徐浩修的随行人员入清。期间，他拜访的清朝文学家李调元，并请求其为《韩客巾衍集》作序。李调元非常友好地为这位不请自来的客人写了序。此外，名士潘庭筠也为该诗集写了序。他与李调元一起对“四家诗人”的作品进行了评价，并以《笺注四家诗》为书名出版。两人对“四家诗人”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使其不仅在朝鲜，在中原也产生相当的影响。清朝礼部尚书《四库全书》总编纂官纪昀曾用绢写下“偶然相见即相亲，别后匆匆又几春；例履常迎天下士，吟诗最忆海东人”的诗句，托使臣捎给正祖转交朴齐家。吴省兰主编的清朝畅销书《艺海珠尘》亦将朴齐家的诗集《贞蕤稿略》收录其中。
17世纪开始，中人、庶孽、胥吏等朝鲜王朝中下层阶级涌现了许多杰出诗人。这些中下层阶级被称为“委巷”。委巷人大部分生活在汉城北部的贫民区。他们把自己创作的汉诗称为“风谣”，以区别于士大夫的汉诗。委巷诗人主要的作品集包括《昭代风谣》（1737年）、《风谣续选》（1797年）、《风谣三选》等。委巷文学始于崔奇男（1586-1665年）。崔奇男号龟谷，为宫奴，因诗才出众而得到申钦的大力提拔。他与南应琛、郑礼南、金孝一、崔大立、郑南寿等人在1658年合编了委巷诗人诗集《六家杂咏》。崔奇男经常与这几位胥吏诗人在三清洞赋诗唱吟，因此他们也被称为“三清诗社”。此外，崔奇男还留有《龟谷集》，其中《龟谷诗稿》收录有447首汉诗。《伤秋》、《贫居》等汉诗都是崔奇男的代表作。委巷文学的领军人物是赵秀三（1762-1849年）。赵秀三是庶吏阶层出身的杰出诗人，有《北行百绝》100首、《秋斋纪异》71首、《次耕织图韵》46首、《陇城杂咏》22首、《高丽宫词》22首等。有人将他和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一起称为朝鲜文学史上的四大杰出诗人。
浮浮我笠等虚舟，一着平安四十秋。
牧竖行装随野犊，渔翁身势伴江鸥。
闲来脱挂看花树，兴到携登玩月楼。
俗子衣冠皆虚饰，满天风雨独无愁。
—金笠《咏笠》
金笠（1807-1863年）是朝鲜王朝末期出现的一位著名讽刺诗人。金笠原名金炳渊，出身于两班贵族。因其祖父金益淳在任宣川府使时投降农民起义军而被处死，他屡受排挤。22岁的时候，金笠决定终身不任，头戴斗笠天流浪天涯。他因此得了“金笠”这个称号，被称为“斗笠诗人”。朝鲜民间流传着金笠助人为乐，戏弄两班的传说。他经常把友人赠送他的衣物、钱财送给穷人和乞丐，自己却以乞讨为生。金笠写了许多批判两班腐朽、虚伪生活的汉诗，其中的代表作有《嘲两班儿》、《元生员》、《尽日垂头客》、《是非歌》等。他所作的描写平民百姓艰苦生活的作品有《贫家》、《贫吟》、《路上见乞丐尸》等。此外，他还写有有关世态炎凉，愤世嫉俗的作品《无题》，称赞平民百姓淳朴善良的《逢雨宿村家》、《无题》，表达怀才不遇思想的《矗石楼》，以及描写自然界事物的《鱼》、《飘然亭》、《淮阳过次》、《入金刚》等。
朝鲜王朝时期 > 汉文诗歌 > 乐府诗

高丽末期，李齐贤以汉文诗的形式收集整理了朝鲜民间歌谣，以《小乐府》为题编纂成集。此外，他还创作了《后小乐府》。在他的带动下，许多文人纷纷开始进行乐府诗的创作。朝鲜王朝前半期，乐府诗的创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往乐府诗主要是收集整理民间歌谣，篇幅短小，而且多采用抒情的形式。朝鲜王朝前半期的乐府诗则以历史事件或故事为主要题材，并通过作品表达作者的观点。这一时期的乐府诗采用的是长篇叙事诗的形式，以七言歌行体为主，间或夹杂三言体或五言体。此外，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有突出的朝鲜民族特点，诗歌韵律和修辞手法民族特点很强，并出现了朝鲜式的汉字词。金宗直的《东都乐府》和沈光世的《休翁乐府》是这一时期乐府诗的代表作。
金宗直的《东都乐府》收录于其文集《佔毕斋集》第一卷，共收录了七首乐府诗，包括《会苏曲》、《阳山歌》、《忧息曲》、《碓歌》、《怛忉歌》等。虽然收录的乐府诗数量不多，但这是朝鲜文学史上首次以朝鲜历史事件或故事为题材创作的乐府诗。这七首乐府诗都取材于朝鲜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或故事，利用汉文诗的韵律，体现出鲜明的朝鲜民族特色。许筠在《惺叟诗话》中称金宗直的乐府诗“东京乐府，篇篇皆古”。洪万宗在《小华诗评》中，称赞他“宣陵之世，占毕独步”。
沈光世的《休翁乐府》（也称《海东乐府》）是出版于光海君九年（1617年）的一部史诗集。据沈光世在其序文所述，朝鲜士大夫存在严重的“事大主义”倾向，过度推崇中国明朝书籍。他对此很不满，创作此部以朝鲜历史为题材的乐府诗集，让人们以史为鉴。《休翁乐府》取材的历史事件或故事不局限于某个历史时期，而是贯穿于从古代至朝鲜王朝初期的历史。《休翁乐府》题材多样，其中批评封建统治阶级腐败和内部斗争，揭露社会各种弊端以及佛教虚伪性的现实主义作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代表作包括《再请妻》、《三事知》、《八关会》、《龙齿汤》、《朝廷沉》等。
朝鲜王朝后半期，朝鲜乐府诗的创作日臻完善，成为文人喜爱的一种诗歌形式，并形成自成一派的“海东乐府”体。海东乐府诗的创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朝鲜的“歌诗”翻译成汉诗，被称为“小乐府”。另一种是直接创作汉诗。虽然汉诗不符合朝鲜民谣的特点，但其内容是有关朝鲜历史或风俗，有很强的民歌特色。以这种方式创作的叙述历史的乐府诗被称为“咏史乐府”，而描绘民俗的则被称为“纪俗乐府”。海东乐府由“小序”和“原诗”组成。原诗以叙事为主，抒情为辅，大体上采取“杂言”和“换韵法”。在朝鲜王朝后半期出现了时调“汉诗化”的现象。时调被转化成乐府诗，成为朝鲜乐府诗区别于中国乐府诗的最大特点。海东乐府的代表人物和作品包括沈光世的《海东乐府》，林昌泽的《海东乐府》，无光韵的《海东乐府》，李匡师的《东国乐府》，申光洙的《关西乐府》等。
朝鲜王朝时期 > 散文 > 稗说体散文

高丽后期出现的稗说体散文在朝鲜王朝前半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不但数量众多，而且在题材和内容上也更加丰富。稗说体散文在高丽时期一般局限于诗话，而朝鲜王朝时期的稗说体散文则是包罗万象，涉及名人逸事、传说、寓言、笑话、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各个方面。虽然稗说体散文与正史、地理志、寓言集等相比显得“不正规”，但其丰富的内容和灵活的形式，也弥补了专著的不足，对研究朝鲜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稗说体散文中有关志怪、传说、笑话等部分故事性较强，为此后小说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意义。
朝鲜王朝时期稗说体散文的主要作品包括徐居正的《笔苑杂记》、《太平闲话滑稽传》，姜希颜的《养花小录》，成倪的《慵斋丛话》，曹伸的《谀闻琐录》，柳梦寅的《於于野谈》等。徐居正的《笔苑杂记》主要记述朝鲜王朝历代君王、大臣的逸闻轶事等。《太平闲话滑稽传》是朝鲜文学史上的首部笑话集，收集了自高丽末期至朝鲜王朝初期流传于民间的各种笑话。姜希颜的《养花小录》是本记录牡丹、菊花、梅花、松树等十几种花草树木特征和栽培方法的园艺书。作者在书中同时强调所记载的的花草树木的品格和象征意义，赋予这些花草树木高雅的审美属性。《慵斋丛话》是成倪的随笔总汇，收集了390多篇各种杂文，内容涵括历史、人物、地理、风俗、文化、传说等诸多方面，堪称朝鲜王朝时期随笔文学的精华。曹伸的《谀闻琐录》记录了作者在日本和琉球的所见所闻。《於于野谈》是柳梦寅编写的一部故事集，收集了光海君年间的各种民间传说、神话、故事，有人伦卷（第一卷）、宗教卷（第二卷）、学艺卷（第三卷）、社会卷（第四卷）、万物卷（第五卷）五卷。
朝鲜王朝时期 > 散文 > 纪行散文

1519年，士林派文臣金净（1486-1521年）因“己卯士祸”被流放济州岛。期间，他创作了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有关济州岛风土人情的纪行散文《济州风土录》。17世纪，朝鲜王室成员李健（1614-1662年）因光海君王位颠覆事件受牵连，在15岁的时候被流放济州，在济州岛生活了8年。在他流放济州岛期间，他创作了另一部有关济州岛的纪行散文《济州风土记》。朴继叔（1569-1646年）和他的儿子朴就文（1617-1690年）都曾就任咸镜道的地方官员。两人先后写下了《赴北日记》和《赴防日记》两篇有关咸镜道自然与人文的纪行散文。《山中日记》是丁时翰（1625-1707年）在辞官隐退后，花两年时间走访大半个朝鲜半岛后写下的纪行散文。由于他在旅途中经常寄宿在山中的寺庙，因此他将自己的旅行日记称为《山中日记》。金刚山作为朝鲜半岛的第一名山，是许多文人纪行作品的题材，主要作品包括南孝温（1454-1492年）的《金刚山记》，李廷龟（1564-1635年）的《游金刚山记》，李宜显（1669-1745年）的《游金刚山记》，徐荣辅（1759-1816年）的《枫岳记》的等。
《海东诸国纪》是15世纪朝鲜杰出的外交家申叔舟（1417-1475年）所作的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的国外纪行作品。1443年，申叔舟奉世宗之命以书记官的身份出访日本。回国后，他用28年的时间写成了这部《东海诸国记》。该书由序文、七张地图、“日本国纪”、“琉球国纪”和“朝聘应接纪”等五部分组成，详细记录了日本的社会及其风俗习惯。苏世让（1486-1562年）和他的侄子苏巡（1499-1559年）都曾出使中国明朝，两人回国后先后撰写了《阳谷朝天录》和《葆真堂燕行日记》两部有关作者在中国所见所闻的纪行作品。1487年，成宗时期的文臣崔溥（1454-1504年）受成宗之命去济州赴任。次年，他的父亲去世，他乘船从济州回往故乡罗州，途中不幸遇到风浪在海上漂流14个昼夜，在中国浙江台州府临海县登陆。到达中国后，他历时四个月经陆路和京杭大运河来到北京，后跨过鸭绿江回国。之后，写下了纪行作品《漂海录》。朝鲜王朝后半期，朝鲜文人出使中国清朝时也创作了许多纪行作品，其中的代表作有洪大容（1731-1783年）的《湛轩燕记》、朴趾源（1737-1805年）的《热河日记》、金景善（1788-1853年）的《燕辕直指》等。这一时期有关日本的纪行作品主要有赵衍（1606-1679年）的《扶桑日记》，申维翰（1681-1752年）的《海游录》等。
朝鲜王朝时期 > 散文 > 纪实散文

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期，朝鲜王朝先后经历了壬辰倭乱和女真的两次入侵，使朝鲜封建社会遭到极大的破坏。国家的内忧外患激发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一批反省历史，反映时代问题的纪实散文应运而生。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反映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的作品。朝鲜王朝统治者在这两次战乱中的腐败无能，朝鲜爱国将士的英勇抗战，朝鲜百姓在战争中的遭受的苦难等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体现。
柳成龙的《惩毖录》记述了1592-1598年间壬辰倭乱发生的全过程，包括倭乱前朝鲜的对日关系，壬辰倭乱发生的原因和经过，对朝鲜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朝廷大臣和地方官员的贪生怕死，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都作了真实的记录。该文不仅是反映壬辰倭乱的代表作也是客观反映壬辰倭乱的珍贵文献资料。《乱中日记》是朝鲜爱国将领李舜臣在壬辰倭乱期间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的战时日记，包括对每次战役的备忘录，对部下的赏罚，战况的报告等。反映义兵将领英雄事迹的作品主要有《忘忧堂先生集》、《金忠壮公遗事》等。鲁认的《锦溪日记》和姜沆的《看羊录》则是记述作者被倭寇俘虏后经历的作品。
反映丙子胡乱的作品主要有石之珩的《南汉解围录》，南业的《丙子日记》，金尚宪的《南汉纪略》、鱼汉明的《江都日记》等。其中石之珩的《南汉解围录》以下级官员的眼光记录了丙子胡乱期间朝鲜朝廷在南汉山的经历。文中涉及了将士与朝廷官员之间越来越突出的心理隔阂。在南业的《丙子日记》中，将士与朝廷官员之间矛盾则被更毫无隐瞒地揭露。
朝鲜王朝时期 > 散文 > 宫廷女性散文

1444年，训民正音的发明为女性创作文学作品提供了便捷的工具。朝鲜王朝时期出现了一些宫廷女性创作的国语散文。为弘扬扬“三纲五常”等封建儒家观念，英祖的嫔妃、宣嬉宫映嫔李氏所创作宣扬“妇德”的“教科书”《女范》。宫廷女性散文也有社会批评性的作品。无名氏的《祭针文》是一位寡妇在陪伴她27年的针不幸折断后，所写了一篇反映作者复杂心理的国语散文，寓意封建伦理的禁锢使主人公像针一样惨遭厄运。《闺中七友争功记》是另一篇类似题材的作品，作者通过拟人的手法叙述尺、剪刀、针等7件用品的对话，以反映朝鲜王朝妇女地位、命运等敏感话题。
朝鲜王朝宫廷女性还创作了一些纪实散文。《山城日记》是丙子胡乱期间一位跟仁祖在南汉山避难的宫女所作的有关丙子胡乱的纪实作品。仁祖朝臣南以雄的夫人南平曹氏所作的《丙子日记》是另一部有关丙子胡乱的作品。无名氏的《癸丑日记》又名《西宫录》、《西宫日记》是篇记述了宣祖去世后光海君毒死兄长临海君与永昌大君争夺王位的作品。无名氏的《仁显王后传》讲述的是仁显王后被肃宗张禧嫔陷害遭流放后又被复位的的经历。《闲中录》又名《闲中慢录》、《恨中录》是献敬王后所作的一部流传很广的作品，记录了英祖三年到纯祖十五年朝鲜王朝充满血腥的宫廷争夺。在这些作品中，《癸丑日记》、《仁显王后传》和《闲中录》被称为朝鲜宫廷文学三大散文代表作。
朝鲜王朝时期 > 民间文学

朝鲜王朝的民谣可以分为劳动歌谣、仪式歌谣、反映反侵略的爱国斗争歌谣和游戏歌谣等。《求麦谣》、《插秧歌》、《织布歌》、《锄草歌》等是典型的劳动歌谣。《蜥蜴歌》、《地神谣》、《挽歌》等属于仪式歌谣。表现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歌谣有《倭将清正谣》、《强羌水越来》、《风筝线歌》等。安东地区的《踏桥》和全罗南道西南地区的《强羌水越来》都是游戏歌谣。朝鲜各地区的民谣各有特色。京畿道和忠清道的京畿民谣声音清脆、轻快、柔和，代表作有《唱夫打令》、《阿里郎》、《道拉吉打令》、《太平歌》、《汉江水打令》等。全罗道和庆尚道的民歌被称为南道民谣。南道民谣的特点是发“低”和“粗”的声音，而且有一定的情节。《珍岛阿里郎》、《强羌水越来》都是有代表性的南道民谣。西道民谣是平安道和黄海道地区的民谣，其特点是几乎没有乐器伴奏，经常结合使用鼻音。主要作品有平安道的《愁心歌》、《出船歌》和黄海道的《山念佛》等。东部歌谣是以太白山脉为中心的庆尚道、江原道和咸镜道地区的歌谣，其特点是节奏较快。主要作品有《江原道阿里郎》、《蔚山姑娘》等。济州民谣的特点是节奏较为缓慢，代表作品有《渔夫歌》、《海女歌》等。
《强羌水越来》是壬辰倭乱时期流行于南海一带的女性圆舞歌谣。“强羌水越来”的含义有“强寇越海来袭”，“要做好边防警戒”等多种说法。歌谣表达了主人公跟随丈夫一起去打击侵略者的决心，以及“你死有我，我死有天”的爱国精神。壬辰倭乱结束后，这首民谣逐渐演变成南海地区的民俗歌谣。每逢正月十五中秋佳节，南海地区的女性就身着韩服，迎着圆月，手拉手形成一个圆圈，一边唱强羌水越来，一边跳圆舞。该歌谣目前已被韩国政府列为第8号重要文化财产，2009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阿里郎》是朝鲜民谣中最为著名的一首。这首歌谣在朝鲜不同地区的唱法各有不同，有《本调阿里郎》、《密阳阿里郎》、《江原道阿里郎》、《旌善阿里郎》、《珍岛阿里郎》、《京畿阿里郎》等多种版本。1926年，同名电影《阿里郎》公映后，其主题歌《京畿阿里郎》传遍朝鲜的大街小巷，使《京畿阿里郎》成为目前传唱最广的妇孺皆知的《阿里郎》版本。《京畿阿里郎》词浅意远，带着哀怨伤感的气息。这首歌的歌词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的内容。朝鲜王朝末期，它表现参加劳役的役夫思乡和相思离别的感情。在朝鲜日占时期，它则成为表达朝鲜民族的悲惨心境的民谣。
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朝鲜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适合市民趣味和娱乐的讲唱艺术开始繁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盘索里。盘索里以唱为主，说为辅，一般由“广大”和“鼓手”两人表演。广大手持一把扇子说唱，鼓手则盘膝而坐，迎合广大即兴击鼓。盘索里是以全罗道的全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民间文艺，分为“东便制”和“西便制”两大流派。以宋兴禄为代表东便制雄健、清淡。以朴裕全为代表的西便制音色清雅。朴裕全还在西便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江山制”（又称“冈山制”）。除全州地区外，京畿道南部和忠清道地区还发展起来了“中高制”，代表人物有廉季达、牟兴甲等。中高制的唱法介于东便制和西便制之间，唱法朴素单调，可惜已经失传。19世纪后，盘索里进入了全盛期，出现了“高宋廉牟”（高寿宽、宋兴禄、廉季达、牟兴甲）四位表演艺术家和被誉为“朝鲜的莎士比亚”的盘索里理论和表演艺术家申在孝（1812-1884年）。盘索里表演最多的剧目有《春香歌》、《沈清歌》、《兴夫歌》、《水宫歌》、《赤壁歌》、《卞江刷打令》、《裴裨将打令》、《雄雉打令》、《雍固执打令》、《江陵梅花歌》、《武淑曰字打令》、《假神仙打令》等“十二场”。不过目前流传下来的只有《春香歌》、《沈清歌》、《兴夫歌》、《水宫歌》、《赤壁歌》等“五场”戏。
朝鲜王朝中期，朝鲜民间文学出现了“野谈”形式的文献故事。野谈是一种记录作者所看到、听到的故事的文学形式。奎章阁本《溪西野谈》对野谈的解释是“野谈者，随其见闻而记录也。”在记录所见所闻方面，野谈与稗说有着一定的联系。野谈的体裁非常广泛，既有慢录、野史、传记，也有散文和传说故事。野谈中的故事一般都很简短。朝鲜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野谈是柳梦寅（1559-1623年）的《於于野谈》。之后，这种灵活多变的文学形式得到了蓬勃发展。无名氏的《青丘野谈》、李羲平（1772-1839年）的《溪西野谈》和李源命（1807-1887年）的《东野汇輯》是朝鲜王朝的三大野谈集。
近代

19世纪后半期，市民阶层开始逐渐在朝鲜社会内部出现，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朝鲜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外来思潮和事物的进入，朝鲜开始广泛地接触并体验到近代性质的事物。经过前期的过渡阶段，朝鲜文学也进入到近代文学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近代对朝鲜的侵略，朝鲜近代文学因此有着反帝、反封建的一面。
近代 > 诗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化派和爱国知识分子创作了许多“开化歌辞”。这些开化歌辞数量众多，使用传统的四四调歌辞形式表达新启蒙思想和抗日精神，主要发表在《大韩每日申报》、《独立新闻》、《皇城新闻》、《帝国新闻》等当时的报刊上。受传统歌辞和西方基督教赞美诗的影响，20世纪初，出现了以七五、八五、六五调的开化诗词形式“唱歌”。崔南善（1890-1957年）是朝鲜20世纪10年代诗坛最有影响力的唱歌代表作家。
受日本新体诗的影响，朝鲜文学出现了使用日常用语，试图将诗歌与音乐分离的“新体诗”。1908年《少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的崔南善的《从大海致少年》是第一首这样的作品。作为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过渡形式，新体诗在20世纪10年代末很快被自由诗所代替。近代自由诗有消极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诗歌、民谣调抒情诗、新倾向派诗歌、普罗诗、纯粹诗、现代派诗歌、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等许多流派。1920年代初期以文学同仁志为中心创作的诗歌有比较浓厚的浪漫主义倾向。中期以后又出现带有鲜明问题意识的作品并发展到后期的新倾向派——卡普系列的斗争性和理念性倾向。1920年代朝鲜诗坛开始还出现了时调的复兴运动。1926年，崔南善发行了收录有108首时调的诗集《百八烦恼》。1933年，李殷相发行了《鲁山时调集》。此外，李秉岐、安廓、郑寅普、朱耀翰、金亿等人也创作了许多时调作品。
1930年3月，诗歌杂志《诗文学》创刊。以《诗文学》为阵地的诗文学派开始逐步形成，并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发展成纯粹文学的主流学派。诗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朴龙喆、金永郎、辛夕汀等。1933年8月15日，李泰俊、赵荣万、金起林、李无影、郑芝溶、金幽影、李孝石、李钟鸣、柳致真九人创立代表朝鲜近代文学史中现代主义文学的“九人会”。193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卡普阵营已经无法政治诗歌的创作，而纷纷开始转型。权焕、李秉甲等人的讽刺倾向诗和林和、尹昆岗的浪漫主义倾向的诗歌等都在诗坛受到瞩目。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由于被剥夺了思想表达的自由，这一时期的诗歌排斥一切政治性和社会性，只能转为纯粹文学的自我深化。李秉岐将自己创作的古典时调汇编成《嘉蓝诗集》（1939年）。郑芝溶（朝鲜语：）则继承东方隐逸思想和山水诗传统，出版了《白鹿潭》诗集。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朴木月、朴斗镇、金东里为代表的青鹿派。青鹿派继承了郑芝溶古典纯粹诗的一面，反对30年代后期异军突起的现代主义诗。而通过《文章》杂志登上文坛的金钟汉、李汉稷、朴南秀等人也有着与青鹿派相类似的乡土情结，但继承的是郑芝溶的现代主义的一面。在黑暗的日统末期，朝鲜诗坛还出现了两位不惧挫折的抗日诗人李陆史和尹东柱。这两位诗人都死于狱中，李陆史的诗集《陆史诗集》（1946年）和尹东柱的遗稿《天空、风、星星和诗》（1948年）直到最后才得以出版和被大众所知。
近代 > 小说

20世纪初，在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之前，朝鲜文学出现了《车夫的误解》（1906年）、《禽兽会议录》（1908年）、《自由钟》（1913年）等借用对话或演讲形式直叙反侵略、自主独立和反封建开化主张的时事讨论体小说。在传统传记文学和军谈小说的基础上，受外国历史传记文学的影响，这时期还出现了张志渊的《爱国夫人传》（1907年）、申采浩的《李舜臣传》（1908年）、《乙支文德》（1908年）、《崔都统传》（1909年）、朴殷植的《渊盖苏文传》（1911年）等历史传记小说。这些历史传记小说通过塑造抵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向民众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唤起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志。
1906年，李人植在《万岁报》上连载的《血之泪》是新小说的开篇之作。这部作品以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出国留学的男女青年为主人公，阐述新教育的必要性。新小说是存在于1906-1926年介于古典小说和近代小说的一种特有的过渡文学形式。在结构上，新小说克服了古典小说按时间顺序叙述的弊端，在语言上趋于口语体，叙事方式多用描写，特别是加入了心理描写。除了《血之泪》外，李人植新还作有《牡丹峰》、《鬼之声》、《雉岳山》、《银世界》等作品。李海潮是发表作品最多的新小说作家，作有《驱魔剑》、《花之血》、《牡丹屏》等30余部作品。他还将朝鲜古典名著《春香传》改写成《狱中花》，《沈清传》改写成《江上莲》，《兴夫传》改写成《燕子脚》。
1917年连载于《每日申报》的李光洙长篇小说《无情》是朝鲜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近代小说。“三一运动”之后，1920年代正式的近代小说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小说不仅摆脱了以李光洙小说为代表的普遍具有启蒙性和目的性的局限性，赋予作品艺术性外，还表现出对多种文艺思潮的关注。1923年的新倾向派文学和1925年成立“卡普”（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与之形成激烈的反对派。
19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使得韩国农村一片荒芜。反映农民困苦生活的农民小说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代表作包括李光洙的《土地》（1933年）、李萁永的《故乡》（1933-1934年）、沈熏的《常青树》（1935年）等。1930年代的历史小说是20年代后半期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延伸，代表性作品包括朴锺和的《锦衫之血》（1936年）、《多情佛心》（1940年）；玄镇健的《无影塔》和《黑齿常之》（1939年）；金东仁的《大首阳》，洪命熹的《林居正》（1939年）等。1940年代，随着中日战争的白热化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在韩国疯狂推行同化政策，禁止韩语的使用，强迫韩国文坛日语化。《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所有韩文报纸和杂志被强迫停刊。韩国国语文学陷入空前的黑暗。
近代 > 批评文学

自1890年起，序批评和跋批评开始出现在历史传记文学、新小说和诗歌等作品中。这种文体是评判体裁尚未分化时期的产物，以理论批评和实践批评的混合为内容。开化时期，朝鲜文坛同时出现了属于体裁分化初级阶段的实践批评和理论批评。有关诗歌的实践批评中关于时调和民歌的最为丰富。有关小说的实践批评大部分是文书评形式，体现了批评体裁分化初级阶段的特点。有关话剧的实践批评主要是发表在当时媒体上的社论等。这一时期的理论批评普遍存在只强调文学社会价值，教育功能，而轻视艺术性的局限性。与实践批评相比，这时期理论批评在数量上要少很多。
20世纪10年代，是朝鲜文学近代批评的初创时期。李光洙、金东仁等一批留学日本的批评家的出现，形成了朝鲜近代文学观，树立了批评的理论基础，并开始进行初步的实际批评。朝鲜批评文学的先驱李光洙对传统文学观进行了批评，提出文学并不是知识性、道德的、宗教的辅助物或附属物，而是一种独立的、自律的、具有同等地位的艺术形式。金亿、白大镇、黄锡禹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理论、自由诗和英、法文坛最新动态进行了介绍。小说批评家金东仁是朝鲜文学史上最早的形式主义批评家。他以李光洙开创性批评所未能达到的新批评为朝鲜文学史的阶段性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10年代启蒙式的解释和介绍的批评相比，20世纪20年代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对创作的直接评价趋势，并出现了争论局面。黄锡禹与玄哲就玄哲的《牺牲花》，朴钟和与金亿就金亿的诗作《大同江》都展开了批评争论。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卡普无产阶级文学自1923年开始在朝鲜文坛产生强有力的影响，成为文艺思潮的主流。以金基镇、林和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活跃于朝鲜文坛，并介绍社会主义文学理论。无产阶级文学从一开始出于初步介绍的阶段时就开始遭到反驳。
20世纪30年代，朝鲜文坛出现了一元论和二元论两大对立概念。林和的一元论和金南天（朝鲜语：）的二元论之间的分歧是对实践概念的认识。林和始终如一地坚持一元论。一元论的原则就是卡普的路线。列宁在《党组织与文学》（1905年）提出的三原则中的第一条规定，文学艺术为党组织的齿轮和螺丝钉之一。即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都是包含在政治斗争之中的，不是相互脱离的。如果离开政治斗争这一一元论原则，就是脱离党性原则。他主张作家必须坚持“主人公——性格——思想”的公式，才能通过创作执行无产阶级路线。金南天认为：“决定作品的是作家，而决定作家的不是某人的理论，而是他本人的实践，因此评价作品的标准应该放在他的实践上。批评家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即使再大谈特谈辩证唯物主义，哪怕是一百万次，也不可能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近代 > 戏剧文学

朝鲜的传统戏剧是一种音乐舞蹈的综合形式。20世纪初，出现了唱剧。唱剧是由一人演唱的盘索里改编的多人演唱并加入动作表演的一种戏剧形式。20世纪10年代，日本新派剧传人朝鲜后，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大众娱乐形式，近代形式的戏剧文学也随之发展起来。1912年11月，赵重桓（朝鲜语：）（号一斋）创作的《病者三人》的发表，开启了朝鲜戏剧文学的新发展。新派剧的代表作家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尹白南。他的“文秀星”剧团和李基世的“唯一团”剧团曾在当时红极一时。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三一运动后的20世纪20年代，朝鲜文学思想发生巨大的变化，戏剧文学也摆脱了新派剧为基础的启蒙主义与前近代悲剧。女权、自由恋爱和自由婚姻、描写和揭露社会黑暗面等西方近代文学所追求的主张人的觉醒与个人权利的作品开始出现。虽然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成熟，但与20世纪10年代相比，主题意义更加积极，并带有社会性，使人感觉到作家精神的高扬。1922年11月13日，朝鲜图书株式会社出版了朝鲜文学史上的首部创作戏剧集《在荒野》（金泳俌）。紧接着，赵明熙的戏剧集《金英一之死》（1923年），尹白南的《命运》（1924年）等也相继出版。
20世纪30年代是朝鲜戏剧史上出现剧作家最多、质量上也是空前绝后的时期。在短短的几年里，朝鲜出现了30余位剧作家，创作发表了数百部戏剧作品。随着首家专业演出场所东洋剧场的出现，商业剧日益繁荣，出现了任曙昉（朝鲜语：）、李云芳、王平、李瑞求、林仙奎、金健等商业剧剧作家。1931年剧艺术研究会成立后，随着近代剧运动的积极开展和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逐渐成熟，出现了柳致真、咸世德、金永寿、李光来、金镇寿等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剧作家。这一时期话剧界的活跃使也使一些小说家开始关注戏剧，并创作出不少戏剧作品，比如蔡万植（朝鲜语：）、李无影（朝鲜语：）、金松、俞镇午等。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一些无产阶级剧作家在这一时期也转变方向，创作出大量商业性的通俗戏剧作品，包括宋影、朴英镐、金兑镇、金承久等。从创作手法上看，这一时期的戏剧大体可分为新派通俗剧和现实主义剧两大类，在主题上则可分为新派传奇剧和社会现实主义描写两大类型。
有关金閼智传说的金櫃圖
崔致远
李齐贤
在博物館展示的龍飛御天歌
《洪吉童传》
《九云梦》
盘索里
朝鲜族爱国主义诗人尹东柱
尹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