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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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目：香港1970年代、香港1980年代、香港聯繫匯率制度和中英聯合聲明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是：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不承認三個不平等條約，主張在適當時機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未解決前暫時維持現狀。1972年3月8日，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致函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委會主席，反對將香港和澳門列入「反殖宣言」中適用的殖民地地區的名單內。
1973年1月1日，麥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稱：「它〔即香港〕的四百萬居民及他們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賴出口工業的增長來解決生計和帶來收入，而另一方面則它的存在要視乎中國政府的政策。……雖然我本人所採取的觀點較其他人有更多憂慮，時常牽掛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會受到動搖，更經常在想如何可以爭取時間及提高凝聚力，以應付有可能因有意製造或不幸地出現的壓力，但我認為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關心他們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狀況，及未來改善生活的前景。這令香港政府的社會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條件的措施對殖民地的未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再者，我發覺在最近十年裡，市民對在港的生活環境已變得沒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態度，而是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現未如預期，則這一份自覺與要求會對政府帶來潛在的危險。但這亦給予政府一個機會，看看它是否準備好面對訴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準備這樣做。若能滿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則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種市民的自豪感。那是於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掙扎求存的難民之中無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須得到市民的贊同而施政，而同時它是沒有得到一個選舉制度的協助而進行管治的。假如我們要維持市民這種認同與支持，則不單要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還要令他們覺得訴求之所以得到滿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為目標。這種需要並非只因為我們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實際的成果，而是我們也需要爭取市民的一種有力的信任。……這只可能是通過集體的力量而達至的，而這對傳統上只會跟從政府指示……盡量避免受到公眾事務所滋擾的市民而言，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我想從現在開始，政府政策必須令精英及大眾都感覺得到，正如他們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們身心所歸屬的實體，也是一處他們希望在那裡生活的地方。」
1973年1月4日，麥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稱：「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得妥妥當當；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1974年5月27日，麥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稱：「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來，將取決於一代接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視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們如何計算利益上的取捨。因此我們應該小心留意這平衡〔即中方從目前的現狀中取得的好處大於政治上的損失〕狀態。」
1974年8月14日，陳雲寫在聽取對外貿易部負責同志滙報時的談話提綱〈對港澳貿易問題〉：「港澳是我們目前現滙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區，也就是進口成套設備和器材所需外滙的重要來源。對港澳的出口貿易，有有利條件，也有不利條件。有利條件是，食品和其他傳統出口品，我們可以占領主要市場，但也有可能被擠掉。不利條件是自由港，競爭劇烈。競爭對手會用低於成本的價格競銷，尤其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期。對此種不利條件，許多同志還未認識。應該保證食品出口市場的已有地位。各省應把出口任務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為此，建設和擴大生產基地是必要的。商品價格必須有競爭性。要大力推銷換滙率高的商品，但決不放棄可以推銷的換滙率較低的商品，目的是為了多得外滙。除特殊例外，對同我競爭的外商不讓步。例外是哪些，要通盤研究。對同我合營的商店及代銷店必須照顧。同我合營的商店及代銷店的店主是謀利的商人，但他們不同於一般資本家。要使他們有利可圖，但不能得暴利。對港澳貿易是政策性很強的工作。要時刻警惕港英方面的刁難。要加強對港澳貿易工作幹部的政治教育，使他們有兩點自覺性：一是責任重大，二是能經受特殊環境的考驗。這種考驗有很大的政治意義，機會難得。」
香港是世界最大紡織品、玩具和手表出口地。應付世界經濟不景，香港沒有發生罷工事件，也沒有重大勞資糾紛；在港中國人自作安排，分配工作，輪流上班，是中國人應付困難時之典型辦法：有飯大家吃。香港以一貫靈活、能屈能伸的精神，應付逆境，漸漸撥開雲霧，重見曙光。香港的政制並無神秘之處，其基本原則是盡量讓市場供求力量自由發展，不作任何干預；多年來政府只在確有必要時始推行改革。政制若缺乏改進，會令行政人員耽於自滿，有見及此，政府必須盡量發揮能力和耐力，保持敏鋭觀察，作出明確反應和果斷決策；縱是非代議制政府，亦應具備若干基本條件，包括認真負責及體察民情；政府首要責任是深入了解人民生活和願望；政府希望盡量讓經濟自由發展，而市民則要求正義、公平待遇及負責任之行政當局。
1975年1月12日，麥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稱：「香港並無空間容納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次一層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選民資格可以擴闊，而非其功能。如果擴闊它的選民基礎而導致有要求擴充其權力，這是要反對的。鄉委會及互委會代表着一百萬市民，它們其實較只有約十萬選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確表達民意。」1976年2月13日，麥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稱：「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香港前途問題）上的角色是相當清楚的。一方面，它絕不可做出影響中國的經濟及削弱其國家安全的事情。我們必須跟中國駐港的官員發展出實在的工作關係，及接受中國利用香港及在此進行活動的事實——殖民政府這樣做的同時，必須維持它作為該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繼續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滿意度，同時亦令殖民地的經濟繼續發展。」
1979年3月29日，鄧小平對麥理浩稱，我們把香港作為一個特殊地區、特殊問題來處理。同年起，越南難民大量到香港。
1981年，香港出現第一位英國治下的貴族：猶太人西敏市與香港九龍男爵羅蘭士·嘉道理（英语：）。同年，香港進行首次人口普查。
事實上，這些政策提供一塊土壤，讓管理及勞動階層各展所長，發揮適應力，前任財政司彭勵治於其首次預算案演講辭中表示：「本港的企業家和工業家，長袖善舞，精於尋求和利用新機會，加上本港的自由市場有利生財，一切有才幹的人均可以大展所長且不受重税的羈絆，因此，他們樂於經營。再者，本港的勞動人口刻苦耐勞、幹勁十足，對工商界的稗益甚大。……我們應該清楚了解，政府鼓勵創造財富的政策，整個長遠目標，並非是使富者愈富，而是使整個社會的生活水準在各方面都能提高。」然而，人活着並不是單靠食物，而創造物質財富，並使社會各階層分享經濟之果實，亦非政府唯一目標；確保社會上有自由、公平和正義同樣重要；正如尤德在立法局1982年至1983年度會期之首次會議席上扼要闡明，政府之目標，「就是關心市民的福利，在一個尊重個人權利、治安良好的社會中，提供房屋、社會福利、衛生、教育及康樂等服務。因為要人人過着幸福的生活，這些服務是不可或缺的。」
1982年4月27日，鄧小平在平壤同金日成會談，談到香港問題：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中國全收回；在這個前提下，維持香港自由港和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會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也不變；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組織地方政府，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掛中國國旗，也可能有個地方的旗幟，這可以商量，因為它也有些外事活動和國際交往；保留這樣一個香港對我們益處比較大。8月10日，鄧小平會見美籍華人科學家鄧昌黎、陳樹柏等，談到香港問題時説：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稱為「中國香港」；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人管理。9月24日，鄧小平〈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會見柴契爾夫人稱：「中國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這個決策。……香港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
1983年，被指放棄香港的駐華大使柯利達爵士代表英方繼續談判。10月17日，香港聯繫匯率制度開始實施，規定1美元兑換7.75-7.85港元。
1984年2月22日，鄧小平〈穩定世界局勢的新辦法〉，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稱：「香港問題也是這樣，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許多爭端用類似這樣的辦法解決，我認為是可取的。否則始終頂着，僵持下去，總會爆發衝突，甚至武力衝突。」《中英聯合聲明》提供一個大綱，使香港在1997年7月1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特別行政區後，能夠保存香港獨特經濟體系和生活方式；協議保存香港人熟悉之法律制度和香港沿用、包括普通法之一套法律；此外，更使香港可以繼續自行決定本身之經濟、財政和貿易政策，和繼續參加國際組織和貿易協定，例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當時英國政府有信心，認為協議提供關於香港前途所需之保證，使香港能夠繼續繁榮和維持在世界上作為主要之貿易和金融中心之獨特角色。《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規定香港之生活方式在1997年後保持五十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以中文、英文在聯合國註冊，世人普遍認為是和平外交的勝利。除防務和外交事務外，香港將享有高度自治權，而中國之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也不會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實行。12月19日，中英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正式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香港大多數市民認為可能是在不樂觀的局勢中取得的最好結果，鄧小平相當誠實而善意，改革開放政策邁向市場經濟。
1985年5月27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批准書，中英聯合聲明正式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