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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债务上限历史
历史 > 2005年

2005年1月份，小布什连任美国总统，美国国债总额是7.6兆美元。
历史 > 2008年

2008年金融危机起，美国和全球的经济急转直下，奥巴马政府敦促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
历史 > 2010年

2010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通过了将债务上限从12.4兆美元提高到14.294兆美元的法案。5月16日，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4兆美元。
历史 > 2011年

条目：2011年美國債務上限危機
2011年8月2日，美国债务上限再次上调，达到79次，美国国家债务达到了14.3兆美元，美国政府问责署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CEO大卫·沃尔克说，“如果把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全部加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兆美元。加上2007年后美国国债6兆美元的增加量，总共59兆美元以上”。根据《沈阳晚报》估算，加上美国各州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所发行的债券，美国债务总额高达79兆美元。美国财政支出的每1美元中，就有0.4美元是借来的。
历史 > 2013年

2013年年初，美国债务上限总额16.39兆美元。10月16日，美国国会批准了美国政府的债务上限上调总额16.7兆美元，结束了为期16天的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僵局，也防止了违约的出现。
历史 > 2021年

10月12日，美國众议院各黨議員就短期调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达成一致。
历史 > 2023年

条目：2023年美國債務上限危機
措施

美国政府为了甩掉美国债务的包袱，其解决措施是“违约”和“债务重组”，违约目前还没有发生，除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一次技术性违约，“债务重组”是解决方法，但这样导致了世界各国的美元债券大幅度缩水，但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
与各国关系

世界各国目前无法改变美国控制资源的事实，无法改变美元的地位，无法改变美国债务经济模式。
与各国关系 > 中国大陆 > 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国债第二多的持有者，基於海外資產配置多元化的趨勢與戰略因素，中國目前美債持倉金額大幅減少，在減持美債的同時，中國央行則正在連續大手筆買入黃金。为了摆脱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拖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环保技术、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等，即俗话说的“求增长，保自由”。面对标准普尔把美国信用降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债缩水，引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央行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发改委则把调控通货膨胀视为第一要务。
与各国关系 > 中国大陆 > 民间

中国大陆民间的群众不断释放出要求当局“减持美债”和“抛售美债”的声音，对于减持美债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响应民间人士呼声的做法是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增持欧债和日债，对于抛售美债的呼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切实际而且风险太大，如果没有大量的美国国债和欧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美谈判、中欧谈判将失去话语权。
武昌站

本条目所介绍的车站被部分当地人称作“武昌南站”。
关于1957年前曾称“武昌站”的已拆除车站，请见「」。
「」至此。关于位于车站西广场的武汉轨道交通4号线、7号线同名地铁站，请见「」。关于位于车站东广场的武汉轨道交通11号线地铁站，请见「」。
武昌站是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的一座火车站。车站始建于1917年，先后称通湘门站、武昌总站、武昌南站，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迁到现址，2007年建成现站房，为武汉铁路枢纽客运“三大站”之一（余下两座为汉口站与武汉站）。武昌站目前主要承担武汉铁路枢纽内京广铁路及其他方向始发终到和过路普速列车的客运业务，同时还兼顾部分武咸、武黄城际铁路和沪蓉线动车客流。
武昌站站场有京广铁路经过，站场中心位于线路K1211+496处，另有武余联络线接入站场。车站原为武九铁路起点，2018年该线武昌北环铁路段部分废线、武九线起点缩短至楠栂庙站后便不再经由此站。
历史 > 背景

早在清末议定粤汉铁路工程、张之洞督湖广两省时，其便在武昌南城郊购得一地作为铁路总局基址，同时为方便商旅乘车，张又特在武昌城墙东南新开辟城门，并取名“通湘门”，取商旅衆人可借粤汉铁路从武昌直抵湖南之意。彼时张之洞为方便未来与川汉铁路、京汉铁路相联络，遂选定粤汉线起点为武昌城垣望山门外的鲇鱼套，而不经过武昌城东。
宣统3年（1911年），盛宣怀将汉粤川两路收归国有，依据与四国借款合同内容，清政府在修建粤汉铁路湘鄂段时需自行聘请一位英国籍工程师作为总工程司。此后担任此职的英国工程师考虑到未来发展以及配套设施，改线路起点为武胜门以北的徐家棚，该方案督办端方也持认可态度。但此后因为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的爆发，湘鄂路事未能有所进展。
中华民国建立后，湘鄂总局对两个方案进行比对，认为徐家棚方案更佳，并规划在通湘门外设立车站。但此后湖北各界并不认可此方案，认为徐家棚距离汉口尤其是汉口租界过近，有独利租界之嫌，遂又复以鲇鱼套站为湘鄂段线路起点，并于民国2年（1913年）8月开工。但此后因为鲇鱼套购地较为困难，旋再改粤汉线起点至徐家棚。
历史 > 通湘门外

在线路终点改至徐家棚后，路局仍考虑到此前徐家棚方案的不足，决定在通湘门外施工工地增设“通湘门站”，同时保留鲇鱼套的线路并采用一种特殊的运营模式：普通客貨列车自徐家棚站南下，需先在两线接轨的余家湾站换向开至鲇鱼套站再次办理客货业务后南下。通湘门站于民國6年（1917年）2月11日开始售票，3月投入运营。开通初期，通湘门、徐家棚、鲇鱼套三站各有其分工：通湘门站主要负责武昌地区的客货业务、徐家棚站主要负责汉口地区的客货业务、鲇鱼套站主要负责汉阳地区的客货业务。建站初期，通湘门站只有2条股道与1座站台，站房亦极为简陋，当时等级为二等站。
历史 > 宾阳门外

在设施使用中，通湘门站距武昌市中心过远、客货运输不便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因此在民国24年（1935年），铁路部门决定在宾阳门（大东门）外迁建车站。新车站于民国25年（1936年）9月开工，同时改名“武昌总站”，12月落成、民国26年（1937年）1月1日开通，并升为一等站。此时的车站站场有7条股道、1座站房、3座站台；在宾阳门外的车站营业后，车站也被称为“宾阳门站”。抗日戰爭期间，国军试图通过粤汉铁路自武汉向南撤退，日军见此便对武昌总站等粤汉铁路设施及运兵车辆进行猛烈轰炸。民国34年（1945年）武汉区铁路管理局接管车站，次年改由粤汉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管理；解放军占领武汉后的民国38年（1949年）8月，交衡阳铁路管理局武昌办事处（后武昌铁路分局）管理。
1950年8月1日起，武昌总站改名武昌南站，而徐家棚站则同时改名为武昌总站，并定车站等级为二等站。1953年1月，武昌铁路分局合并至汉口铁路运输分局，车站改由汉口分局领导。
历史 > 新客站

1950年代为配合武汉长江大桥工程，铁路部门决定另建新的站场。大桥于1957年10月15日正式通车，此后一切客运业务皆由新站负责运营，同时定车站名为武昌车站，原武昌南站站场变为车站货场、武昌总站更名武昌北站。但由于新站站场站房仅仅建造了墙垛便因故停工，车站只得借用原邮政局的一座二层楼房作为临时旅客服务场所。1958年，车站等级降为三等站，并隶属于汉口车务段，1961年恢复为二等站。新客站开通初期，场内有股道8条、站台3座，并配有2条地道。
据居民回忆，直到1960年代中期，武昌站的客流量也不算大，一些快车会直接跨过武昌站。车站所在的大东门一带彼时属于武昌的偏远地区，附近也几乎无配套设施，从京广线南下的列车，车上旅客大多会在汉口站（当时车站在大智门）下车而不到达武昌。南下终到武昌站的列车在汉口站停靠后，往往会待避很长时间，直到其它列车通过线路空闲后才会出发前往武昌站。由于地处偏远，彼时的武汉人仍以旧名“武昌南站（武南）”称呼车站。至今部分当地人仍沿用车站旧名称呼该站。
随着武大铁路（今武九铁路）、汉丹铁路接入车站，既有设施设备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客流。1969年5月1日，车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总面积8025平方米，其中候车室3486平方米，另有3万余平方米的站前广场。1969年9月16日又升为一等站。1972年站场新开到发线1条，1977年车站增建软席客票候车室1幢。
| 外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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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libili上的1994年，湖北武汉飞机准备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并掠过武昌站（00:00—00:49处）
1982年，由于车站始发终到的车次增多，武昌站新建第四站台、增设9、11道，同时对既有站场的地道进行延长并在既有2、3站台上改建站台柱雨棚。1989年，车站升为特等站。1984年后，因京广铁路部分旅客列车编组扩大，车站对站台与风雨棚进行了延长。
历史 > 扩建改造

2005年武九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线贯通后，1960年代末投入使用的武昌站站房无法满足客流需求，因此需要对武昌站进行扩建改造。2006年2月既有武昌站开始进行扩建改造，原车站站房开始拆除重建。6月28日正式开工，工程项目包括重建西站房、新建东站房、新增到发线1条、站台1座以及无柱雨棚，同时进行西广场配套设施以及附近城市道路的改造建设。同年9月2日铁道部批复工程要项。2007年12月19日，站房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
2013年12月武咸城际铁路开通运营，该线路利用引入余家湾站的余花联络线与武昌站联络。2018年5月，武九铁路武昌北环铁路段武昌至楠栂庙站间废线，至此武九铁路不再接入武昌站。
2020年1月23日凌晨，《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号）》要求自當天10時起，武漢市全市城市公交、地鐵、輪渡、長途客運暫停運營，機場、火車站離漢通道暫時關閉，恢復時間另行通告。车站暫停发送旅客，但仍办理到达及同站旅客中转、以及行包装卸服务。根据3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武昌站自3月28日零时起恢复办理到达业务，自4月8日零时起办理出发业务、全面恢复营业。3月28日凌晨0時24分抵达武昌站的K81次旅客列車成为武汉铁路客站恢复办理到达业务后的首趟列车；4月8日0時50分K81次列车从武昌站发出，成为武汉铁路客站恢复办理出发业务后的首趟列车。
2024年6月1日至6月20日，负责武汉轨道交通11号线工程建设的中铁十四局集团公司在未采取加固措施、未告知武汉局集团的情况下擅自穿越车站股道进行盾构作业。事后武汉铁路监督管理局认定此构成铁路交通重大事故隐患，要求中铁十四局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8.4万元人民币。
行政机构隶属变迁

武昌车站曾是武汉局集团的直属车站之一，作为其下辖运输站段中的车务管理机构运营。1990年后开始管理流芳站，1995年后开始管理南湖站，以上两站在2000年后交武昌北车站管理。2009年京广高速铁路武广客运专线段通车，武汉站交车站管理。
2018年5月16日生产力布局调整后，武汉站划出武昌车站并成为武汉局直属车站；武昌车站新增管辖武咸城际铁路南湖东站至咸宁南站计12站以及京广铁路余家湾至蒲圻站计14站。
2020年5月13日，依据路局文件，武昌车站和武汉车站、武昌东车务段重组：原武昌车站、武汉车站合并组建新的武汉车站，原武昌东车务段改名武昌车务段。原武昌车站管理的京广铁路既有线车站与原武昌东车务段管理的武九客运专线、武冈城际铁路车站置换，车站此后则作为武汉车站下属车站。
车站结构 > 站房

武昌站设有东西两个站房，西站房主体在2007年年末至2008年年初正式投入使用，而东站房在2008年7月投入使用。建筑风格以楚文化为设计意向，总体呈现古典与现代风格的结合：顶部为拥有较大出挑的坡屋顶，入口处雨棚参考了汉阙的形制；在建筑细部也有参照编钟与漆器纹饰进行的设计。东西两座站房中，西站房为主站房，宽246米、进深56米，站房最高点距地面44米；东站房为辅站房，宽108米、进深18米。西站房主体为三层，利用京广铁路路基与地面的落差，将地面层作为出站层使用；售票厅、进站口则设在高架层，与站台同高；主候车室位于第三层（天桥层），而东站房旅客皆在地面层进出站。车站站房内有2座候车室与1座软席候车室，可同时容纳8000人乘降。
高架层售票处内部
候车大厅
地面层出站通道
地面层出站大厅
车站结构 > 武昌站西广场

武昌站西广场共有三层，顶部为设置在高架层的集散广场与高架坡地广场，车站进站口前为供出租车与社会车辆停靠的下客区；地面层则利用架空设有出站广场，在该层的出站旅客可以前往公交枢纽站与武汉轨道交通4号线地铁站；地下一层为社会车辆停车场与出租车上客区。位于西广场的公交综合体在2009年1月方才启用，为底层架空的3层楼房，有通道直接通往武昌站西广场。另外在地面层有一条涵洞连接东西广场，该设施在武昌站扩建改造前便存在。
车站结构 > 武昌站东广场

武昌站东广场位于车站以东，毗邻静安路。整个广场分为三个部分：站房左侧为供社会车辆与出租车停靠的停车场；中间为入口景观区的人行广场；站房右侧为公交车辆停靠的公交站。位于武昌站西广场的出站口曾一度关闭，形成由西站房进站、东站房出站的运输格局。武汉地铁11号线武昌站东广场站开通后，其将为东广场提供地下空间以及便捷换乘通道。
车站结构 > 站场

武昌站站内共有12条股道，其中贯通式正线3条，到发线9条；车站共有5个站台，侧式站台1个，岛式站台4个。站场被长486米、宽123米、呈波浪形的无柱风雨棚覆盖。站场和东西站房由地道和一座长131米、宽21米的天桥连接。
京广铁路正线通过站场中心，车站南头还有与武昌南站相联络的武余联络线，北头西侧原接入武九铁路，北环线废线后该线不再接入本站。
车站结构 > 站场 > 其他组成部分

车站除本场外，还由车站货场与武昌线路所组成。车站货场即原宾阳门外武昌总站站场，截至2000年货场占地80254平方米，内有2座仓库、1座雨棚及3座货物站台。此后货场停办货运业务，并在部分原址新建大东门铁路住宅区，余下股道由恒泰铁路工程质量检测公司使用。武昌线路所岔出长1.4千米的大桥联络线（大联线）与武九铁路沙湖站相联络，武昌线路所、大联线在2018年偕同武九北环线一道废线。
接驳交通

条目：武昌火车站 (武汉地铁)
在车站西广场地下一層为武汉地铁武昌火车站，武汉地铁4号线和武汉地铁7号线经由该站并能在此换乘。在车站东广场地下为武汉地铁武昌站东广场站，武汉地铁11号线经由该站。
武昌站东西广场各有一座公交枢纽，分别为武昌火车站综合体（公交枢纽）与武昌站东广场（公交枢纽）。
事件与争议 > 邓小平武昌谈话

参见：邓小平南巡 § 武昌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南巡途中经停武昌站，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及湖北省长郭树言到场迎接。列车在武昌站1站台停靠20分钟，期间邓小平针对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及政治路线，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也要防止‘左’”、“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论断。邓小平此次讲话被称为“武昌谈话”。
事件与争议 > 争议

参见：汉口站 § 站名争议
2020年初，互联网曾针对武汉铁路枢纽“三大站”的站名命名引发争议。
註釋

↑  但武九铁路工务里程直至2020年仍以武昌站起算。
↑  此后也通往武汉轨道交通7号线
外部連結

维基共享资源上的相關多媒體資源：武昌站
| 前一站 | 中国铁路 | 中国铁路 | 中国铁路 | 後一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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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阳站经由武昌线路所 北京丰台方向 |  | 京广铁路 ← 9km 武昌站 3km → |  | 余家湾站广州方向 九江方向 |
|  |  | 武九铁路 （武昌北环线区间） 000000武昌站 3km → |  | 沙湖站经由小东门乘降所 庐山方向 |
|  论 编 中国铁路特等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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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局:  哈尔滨  哈尔滨西  齐齐哈尔  牡丹江  佳木斯 
沈局:  沈阳  沈阳北  裕国  苏家屯  长春  山海关 
京局:  北京  北京西  北京南  北京丰台  丰台西  天津  天津西  滨海西  南仓  石家庄 
太局:  太原  大同 
济局:  济南  济南西  济西  青岛 
上局:  上海  上海虹桥  南翔  北郊  徐州北  南京南  南京东  无锡  常州  合肥南 
郑局:  郑州  郑州东  郑州北  圃田西 
武局:  武昌  武汉北  襄阳北 
广铁:  广州  广州东  广州南  江村  深圳北  长沙南  株洲  株洲北  衡阳  衡阳东  衡阳北 
南局:  向塘西  鹰潭  福州南 
昆局:  昆明南 
宁局:  南宁  柳州南  桂林北  防城港 
成局:  成都  成都东  成都北  重庆北  重庆西  兴隆场  贵阳北  贵阳南 
乌局:  乌鲁木齐 
兰局:  兰州西  兰州北 
西局:  西安  西安北  莲湖  新丰镇 
早期通湘门光景
早期通湘门车站光景
1938年的武昌总站，背后为长春观
1978年的武昌车站（自左向右依次为武昌线路所、武昌站货场、武昌站）
俯瞰武昌站
武昌火车站东广场
武昌站1站台
广九软座行李合造25T型客车与和谐1D型电力机车0001号机车在武昌站，可见站内3条正线
武昌火车站综合体
陈独秀

| 陈独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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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选举：1921、1922、1923、1925、1927
任期 1921年7月31日—1927年8月7日被罢免 1922年7月23日前称中央局书记 1925年1月11日前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向忠发
 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任期 1917年1月—1919年6月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职务裁撤
 
个人资料
出生: (1879-10-09)1879年10月9日（光緒五年八月廿四）  大清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十里铺（今属安庆市大观区）
逝世: 1942年5月27日(1942歲—05—27)（62歲）  中國四川省江津县
国籍:  中華民國
政党:  中国共产党（1921年—1929年，1929年被开除黨籍）  中國國民黨（1923年—1927年） 无产者社（1929年—1931年）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1年—1935年） 中国共产主义同盟（1935年—1942年）
配偶: 第一任妻子：高晓岚（高大众） 第二任妻子：高君曼（高小众） 第三任妻子：潘兰珍
儿女: 长子：陈延年 长女：陈玉莹（陈筱秀） 次子：陈乔年  三子：陈光美  四子：陈松年  幼女：陈子美  幼子：陈鹤年  养女：潘凤仙
学历: 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 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 早稻田大學日語科 早稻田大學法政科

 学历  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1901年10月-1902年3月）  日本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1902年9月—1903年4月）  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1907年春）  日本早稻田大学 
 经历  杭州浙江陆军小学，国文史地教习。（1908年）  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南方政府）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中國共產黨的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中共第四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中共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陈独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号实庵，1914年始用筆名独秀，安徽省安庆府怀宁县人，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1915年，他創辦了《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開創人和領袖之一。1920年起，他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創始人之一及初期領袖，但於1927年因中国国民党清党，中共遭到重大打击，被共产国际认为负领导责任而被迫辭職，1929年因中东路事件中反对当时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並以托洛茨基主义立場批評中共，被中共开除党籍。後成爲中国托洛茨基主义的早期领袖之一，对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批判，193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判處“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提前出獄，後脱离托派组织，并开始反思苏联模式的缺陷，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极权主义，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
陳獨秀一生經歷複雜，對他的評價也複雜，而且隨時間變化。關於新文化運動，他自稱“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關於政治，1945年中國共產黨雖說評價他“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1927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以至於...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近年來有學者認爲陳獨秀不應爲中共所謂“機會主義”的問題負責。1932年國民黨政府判處他犯了“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40年代，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名字

陈独秀字仲甫，家谱名庆同，科举名乾生，留学日本时名由己，办《安徽俗话报》时名三爱，辛亥革命后始名陈独秀，办《每周评论》时名只眼，号实庵，其他別名、筆名有40幾個。
生平 > 少年生活

清光緒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陈独秀出生于當年的安徽省省會安庆府城内（属于怀宁县），家谱名庆同。2岁时，他的父亲陈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于苏州怀宁会馆，先后由祖父陈章旭以及长兄陈庆元抚养成人，在家中学习《四书》、《五经》。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通过院试成为秀才，科举名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贡院参加乡試落榜，未能考中举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办婚姻，与高晓岚完婚後，前往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仍然沒考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陈独秀前往東北的嗣父陈昔凡的住处。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义和团在山东起事，于是陈独秀回到安庆。
生平 > 留学日本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陈独秀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日语专业学习。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国，组织青年励志社。9月，陈独秀再次赴日，读东京成城学校陆军科，陈独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强行剪去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姚向清政府驻日本公使蔡钧控告，蔡照会日本外务部。于是，陈、张、邹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强行遣送回国。
生平 > 辦報、拒俄、反清、倒袁

参见：交收东三省条约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书楼組織抗議清廷與沙俄准備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集會，发表拒俄演说抨击时政。王國楨、潘縉華、潘旋華、葛光廷等人也在會演說，抗議沙俄侵占東北。時有安徽高等學堂、武備學堂等300余人出席大會，會上決定成立安徽愛國會，創辦《愛國新報》。
陈独秀等人的活动引起当局不满，兩校學生被迫令退學，清廷並下令通緝。两江总督端方电饬安徽统领韩大武称︰「皖省之『励志学社』与东京拒俄义勇队互通声息，名为抗俄，实为排满，且密佈党羽，希图大举，务将何春台、陈仲甫一体缉获。”。韩大武的文案吴汝澄是陈独秀的朋友，得到端方电令后，连夜把消息透露给陈独秀。陈等人得到消息后逃往上海。至上海后，又和章士钊、谢晓石、张继等人出版《国民日日报》，社址设在新闸新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后，他回到安庆。
1904年3月31日，陈独秀和房秩五、吴守一创办白话文《安徽俗话报》，“让安徽人通达时事，长点见识”。他担任所有编辑和发行工作。报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为最受欢迎的白话文报纸之一。这份报纸从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页，大约15000字。自第16版以后，该报又增加了16个话题，包括军事、中国哲学、卫生学、天文学等。这些增加的话题几乎都是他自己所写，他使用三愛这个笔名，至少发表了50篇文章。
1905年2月，將安徽旅湘公學遷到蕪湖，改名安徽公學。8月，結束了《安徽俗话报》的工作，投入辦學工作。夏，走訪各縣串連革命黨人，在芜湖发起成立反清组织“岳王会”并任总会会长。秋，执教芜湖皖江中学。1906年4月，創辦徽州初級示範學堂。
1907年春，因兩江總督端方發出通緝令，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
1909年9、10月間，陈独秀从早稻田大學肄业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陈独秀应安徽军政府都督孙毓筠邀请，回乡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
1913年，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世凱“二次革命”，在芜湖一度遭龚振鹏逮捕，后获释。
1914年春，反袁运动失败后，陈独秀再度赴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担任助编。第一次使用笔名“独秀”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斯成立国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爱国心也要有自觉心，“恶国家甚于无国家”，如果是一个人民在其中没有权利，无幸福可言的国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舆论哗然，不少人指责其不爱国。
生平 >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 > 新文化運動

参见：新文化運動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誌，副題法文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一般統稱為《新青年》。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青年雜誌》創刊號並無發刊詞，但在“通信”欄目中，回答讀者來信中講：“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這常常被當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宣揚六種青年該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後來進一步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經由湯爾和介紹，即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陳獨秀和《新青年》雜志在這裏如魚得水。《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進一步擴大到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杂志和北京大学成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新青年》雜志的宗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陳獨秀一直對政治非常關注，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政治性更强的《每周評論》雜誌。
新文化運動包括很多方面，陳獨秀特別積極參與的包括：提倡白話、反對孔教、提倡新型家庭倫理、介紹西方社會和政治理念、評論時事等。
新文化運動得到很多支持，也帶來很多批評，北大内部的保守派成立“國故”社，外面的批評者包括林紓、學衡派、研究係等，政府也施加壓力。
生平 >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 > 卸任北大文科學長

参见：關於陳獨秀卸任北大文科學長之相關史料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開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以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這是蔡元培已經設想構思了半年以上的一個改革。一個目的是“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促進學科交流。另一個目的是將學長任命制改爲教務長選舉制，由各系的“教授會”主任選舉產生，推動“合議制”民主治校，這更是蔡元培進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標。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將卸任學長，僅擔任教授一職，除非被推選為教務長。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正常發展，得到兩位學長及教授會的共同支持，但後來卻捲入很多無關的爭議與流言之中。
陳獨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評和爭議。他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反對孔教、提倡白話，一直受到很多批評，有壓力排擠他和胡適等人，包括來自政府的壓力。對於陳獨秀個人，還有一個谣言是關於他嫖娼的事。嫖娼在當時社會屢見不鮮，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前，北大有“探艷團”之惡名，蔡元培在北大組織“進德會”，提倡戒賭戒嫖等。
儘管有這些壓力，蔡元培一直頂住這些壓力。1919年3月8日，保守派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書，批評北大反孔和提倡白話，《公言報》也發社論支持，點名批評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蔡元培於21日回信，為思想自由辯護。雖然批評文章沒有提到私德問題，蔡元培也用了幾句話對此進行解釋，他說：“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除了批評以外，還流傳出陳獨秀等人被驅逐的謠言，蔡元培等人堅決闢謠。林紓的學生張厚載自1919年2月底，在《神州日報》散布消息，稱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四人因思想激進受政府幹涉，被驅逐出校，陳獨秀已經逃至天津。3月10日起，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相繼公開登報闢謠。3月19日，蔡元培在《神州日報》上澄清：“陳獨秀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場），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陳學長贊成不設學長之議，純粹為校務進行起見”。3月11日張厚載登報道歉，3月31日，張厚載被開除出北大。
但在做了這麼多澄清與抵制以後，蔡元培又確實部分地向壓力低頭了。3月26日，蔡元培與沈尹默、湯爾和等人開會。此時有流言說陳獨秀嫖妓鬧出風波，因爲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泄憤。沈、湯二人是當年推薦陳獨秀之人，但此時都“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元培同意提前實施改制。4月8日，北大召開“教授會”主任會議，決議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馬寅初被選為教務長，文理學長陳獨秀、夏元瑮繼續聘為教授。多年以後，胡適在給湯爾和的信中批評他和蔡元培輕信“小報所記，道路所傳，無稽之談”，“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
此後，夏元瑮得到經費出國遊學，陳獨秀在五四期間於6月12日散發傳單被捕，被捕后辭去教授職位，出獄後不久離開北京去上海。這些是後來的發展了。
生平 > 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 > 五四運動與被捕

参见：五四運動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欄目發表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他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與幫助，9月16日保釋出獄。
生平 > 创立中国共产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等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刊，但陈独秀没有写文章。
1919年秋，陈独秀出狱，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期间，陈独秀常与喜谈社会主义的戴季陶、张东荪过往。陈独秀出狱后开始对社会主义思想感兴趣，先后写了《實行民治的基礎》、《勞動者底覺悟》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劳动节专号，探讨劳工问题。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成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维金斯基（吴廷康），带领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等助手来华。先找到李大钊，然后李大钊介绍他们认识陈独秀。陈独秀全面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列宁版本的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迅速接受了马列主义，在维金斯基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共产主义组织。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前身。8月22日，俞秀松、罗亦农等人在陈独秀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时，陈独秀发动、联络各地的建党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泽东来访，此后在陈独秀的指导下在湖南建党。陈独秀充分发挥他办刊物的特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15日创办《劳动界》周刊，11月7日创办《共产党》月刊。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的办刊宗旨上发生分歧，陈独秀掌管了编辑权，9月在《新青年》发表《谈政治》，大张旗鼓地宣扬马列主义，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此后《新青年》成为广为流传的共产党理论宣传刊物。
1920年，陈炯明占领广州，孙中山率国民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12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由李达做代理书记。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演说，批评传统道德，引发当地守旧人士发起驱陈运动。1921年春，陈独秀与谭平山等人在广州建立了广州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在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正在紧要关头，没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陈公博为广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带去他的信件和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在会议上，陈独秀被缺席选为中央局书记。后来，广东的教育工作困难太多，党的工作又需要他，便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的职位，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罚100銀元。
陈后被选为党的第二届、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届、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
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州的《广东群报》上发表文章《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开中共二大。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8月9日，陈独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最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
生平 > 共产国际与国共合作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赖于共产国际的帮助。1922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加入中國國民黨，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愿意两党合作，但反对加入国民党。4月6日，陈独秀给维经斯基写信，提出6条意见反对马林的提议，如两党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据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马林召集西湖会议，施压之下，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终于勉强表示服从，同意加入国民党。但要求国民党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从孙中山的程序，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随后陈独秀等中央部分党员先加入了国民党。并前往莫斯科参加于11月5日-12月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正式开始。
陈独秀一度将中共中央迁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罢工后，吴佩孚通缉陈独秀、马林，于是再度迁回上海。不久再迁广州。1923年6月12日，陈独秀在那里主持召开中共三大，并再度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9月，中共中央迁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当國民黨北伐军占领龙华时，中共在上海发动工人武装暴动，陈独秀在北四川路横浜桥南郑超麟家里，向前线指挥部周恩来、赵世炎发布命令，攻打闸北天通庵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北火车站，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陈独秀一度想掌握进入上海的东路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但是白崇禧将薛岳调走，换上刘峙，于是陈独秀下令加强上海工人纠察队，准备进行防御战（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阶级书》和《告中国工人阶级书》。4月4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回来的汪精卫发表《汪、陈联合宣言》，并随汪去武汉。
4月12日，工人纠察队和蒋介石直接冲突，发生四一二政变，中共与蒋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没有退出国民党，指望与国民党内左派及汪精卫武汉政府合作。其实陈独秀是要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的，他几年来多次提议退出，但都被共产国际否决，一直处于两面为难的境地。陈独秀于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当选为总书记，但与共产国际的矛盾非常突出，大会基本被共产国际掌控。7月4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独秀大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逮捕处死。陈独秀最后实在无法忍受，便提出辞职。
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仍然坚持不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决无理由可以退出国民党，或者甚至于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卫发动七一五事变分共，共产党被动地与国民党最终分离。8月7日，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在汉口主持八七会议，禁止陈独秀参加，在会议上公开批判陈独秀对国民党妥协退让，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陈独秀当时没有辩解，两年以后在《告全党同志书》中称机会主义问题的源头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证了陈独秀的说法。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此前周恩来和王若飞亲访陈独秀，带来共产国际邀请陈独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陈独秀反问“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拒绝出席。
生平 > 开除出党、转向托派

1929年，从莫斯科回国的一些中共党员将托洛茨基主义带回中国。1929年9月，与彭述之、尹宽等人一起创建托派组织“无产者社”。
自从两年前辞职以后陈独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他打破了沉默，这激化了他与中共的矛盾，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党。
7月28日，他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写信，认为中共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太说教了”，“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够动员广大的群众”，中共中央非常激烈地回应，称他的提议是“跟著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如社会民主党一样以欺骗的方法来取得群众，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似乎只是策略的讨论，实际上是有极大的原则上不同”，陈独秀进一步激化矛盾，回信对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批评，此后双方互不让步，矛盾继续扩大。10月，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只有认错，“才能继续留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内”。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将陈独秀开除党籍。陈独秀被开除以后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和《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将批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共产国际、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认为有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官僚主义的错误。
1930年3月1日，《無產者》月刊創刊，陳獨秀主編。
1931年5月，陈独秀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统一后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总书记。
生平 > 受审与入狱

1932年10月15日，在国民党巨额悬赏多年后，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随后移交南京政府。国民党各地党部、省主席、司令等纷纷致电中央要求予以严惩，共产党也发表消息和称他为资产阶级走狗、反共先锋的评论。另一方面，已经成为名动全国的大律师的章士钊主动免费为陈出庭辩护，胡适、傅斯年等人纷纷出来为其说话。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3年4月，陈独秀一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审判，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罪起诉陈独秀。章士钊在法庭慷慨陈词，赢得旁听一片赞誉。当陈独秀听到章士钊说“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掎角之势以清共”时，登时脸色大变，愤然起身，想打断章的辩护，却被法警制止。章士钊长达53分钟的辩护话音甫落，陈独秀立即严辞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观察与批评，贡献于法院，全系其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文件为根据。”结果，陈被“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3年。囚禁于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此后，其自辩的《辩诉状》和章士钊的辩护词在天津《益世报》全文登载，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一时轰动全国，曾出版过《独秀文存》的亚东书局公开出版了陈案的资料汇编，还被上海沪东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判刑后囚禁于南京。在南京狱中，陈利用国民党的优待条件，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书籍，潜心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孔子、道家学说等，完成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论著。
1936年3月，在《火花》发表了《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指出“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称“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斯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于官僚主义，乃至于把党，把各阶级苏维埃，把职工会，把整个无产阶级政权，糟蹋得简直比考茨基所预言的还要丑陋。”
生平 > 晚年

国共合作抗日以后，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提前获释。在与博古、叶剑英的沟通中，陈独秀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并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托派问题上不予明确答复。之后中共中央称只要陈承认当年的错误就可以恢复党籍。陈独秀出狱后在报纸上发布声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于任何党派。”晚年陈独秀书信来往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托派成员。
在苏联共產黨清洗托派的情勢下，陈独秀於1938年中期被中國共產黨抹黑攻擊，指控其為「汉奸」
，由王明、康生為首，採用苏联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观点類近者打擊成法西斯德国间谍的模式，把陈独秀一派打成日本汉奸，掀起一场「肃托」运动。王明、康生等人在一些共产党的刊物上说陈独秀接受日本津贴，做“日特汉奸”；陈写信驳斥，表示自己不允许“人人相互妄指他人为汉奸，以为任何政治势力的宣传手段”。虽然事件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但两者关系已经恶化。王明失势后，周恩来曾多次托人劝说陈独秀去延安，均被拒绝。陈独秀为此对好友说，党内的熟人都已经离去或逝去，现在对共产党已不熟悉。
此后他拒绝出任劳动部长，拒绝蒋介石出資让他组织“新共党”，拒绝胡适的邀请去美国，拒绝谭平山要他出面组织第三党的建议。
先后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时，周恩来、朱蕴山都去医院看望过他，周恩来更资助他100银元，都被他拒绝。实际上当时他仅靠微薄稿费收入支撑，最后更被赶出医院。陈最后长期隐居在四川江津，以教书为生，保持低调。继续关注时局发展，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但对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缺乏民主的问题进行了反思。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陈独秀以医生介绍的偏方，泡制蚕豆花茶水，据称可治高血压。但其所用之蚕豆花有部分已发霉，用开水泡过后，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陈独秀喝了此水中毒，最终于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现在位于重庆）逝世，享年63岁。
思想

参见：新文化運動
陳獨秀從早年辦《安徽俗話報》和“岳王會”開始，就與文化和革命結緣。他一生的政治思想變化很大，也與中國社會的思想變遷息息相關。特別是在民主的問題上，他從歐美的民主觀，發展到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到後期又部分地回歸。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
思想 > 白話運動/文學革命

陳獨秀很早就開始推廣白話，他於1904年創辦白話文的《安徽俗話報》，“俗話”就是現在所講的“白話”。辦報的旨意之一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可以長點見識”。
《新青年》雜志將“推廣白話”擴展為一個更大規模的運動。1916年，陳獨秀與胡適認識，胡適寫信談了他對文學改良的想法，陳獨秀非常認同，發表在《新青年》的通信欄目裏，並邀請胡適進一步闡釋。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引起熱烈反響，夏志清認爲：“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陳獨秀積極響應，在下一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胡適稱爲“改良”，陳獨秀稱爲“革命”，二人的分別在此可見一斑。陳獨秀是先談革命，再談文學：“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蠍，...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胡適）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此後陳獨秀一直是白話運動的堅定倡導者，他向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白話運動的支持者積極約稿，魯迅前後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等五部小説，奠定了他的文壇巨匠的地位。從1918年開始《新青年》基本上完全是白話文。胡適評價陳獨秀對文學革命的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胡適還説，“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胡適）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註意”。
陳獨秀也積極參與國語推廣、漢字拉丁化等運動。1928年著有《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1937年他在監獄裏還積極從事文字和拼音問題的研究，去世多年以後，2001年中華書局有出版《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2006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陳獨秀先生遺稿》。
思想 > 反孔非儒

陳獨秀從小受傳統教育但内心十分叛逆。他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他17歲便考取秀才，但心裏卻“鄙薄科举”，1897年18嵗去參加鄉試沒有中舉人，卻接觸到了康梁新學，“吾輩后生小子，憤不能平，恆於廣座為康先生辨護，鄉裡瞀儒，以此指吾輩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
陳獨秀的個人生活也很叛逆。1897年他18嵗便由父母包辦婚姻娶了妻，但與舊式妻子感情不和，1909年，陳獨秀與在北京師大讀書的小姨高君曼公開同居、結婚，“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陳獨秀後來對高君曼移情別戀，於1925年分居，後來又有兩任妻子。當時新派人物在主張解放婚姻的同時是主張廢除娼妓的，認爲都是婦女解放的一部分，但陳獨秀在這一點上卻很放任自我，北京期間因爲嫖妓鬧得滿城風雨。
1904年，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文章《婚姻》，批評中國傳統婚姻倫理:“我們中國人，於夫婦一事不甚講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天生男女都是一樣，怎麽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男人死了，（如果女人）自己本來願意改嫁，若是拘了守節、體面、請貞表、樹節孝坊種種迂腐的話，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
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在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中就批評孔教：“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1916年10月，發表《駁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稱“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
此後，《新青年》發表了易白沙、吳虞等等的反對孔教的文章，魯迅的《狂人日記》等小説劍鋒直指孔教，還有各種反對傳統婚姻和家庭的文章。這些思想受到很多批評，但最終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
思想 > 哲學與政治思想

陳獨秀的哲學與政治思想變化比較大，需要分成不同時期來説明。
思想 > 哲學與政治思想 > 新文化運動時期（1915-1920）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要“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這二者成爲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他後來對這二者的理解有一個巨大的變化過程。
關於科學：陳獨秀說科學是“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事事求諸證實”。這跟胡適的實驗主義基本上是一樣的。
關於民主：關於民主具體的形式，陳獨秀在1920年1月的《實行民治的基礎》中，談到如何用漸進改良的法子在中國構建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他的大多數想法來自杜威，“拿英、美做榜樣”，從基層民主開始，構建“地方自治與同業聯合”兩種基層民主組織，辦理基層的教育、選舉、社會保障等“實際需要”，參加這些組織“不應當有財產、地位限制”，“是在現社會現經濟制度之下的行動，並非什麽過激的辦法”，“我們所渴望的是將來社會制度的結合生活，我們不情願階級爭鬥發生”。
關於社會主義：五四以前，陳獨秀並沒有表現出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趣，1917年1月，十月革命之前，當有人寫信要《新青年》宣揚社會主義時，他說：“社會主義理想甚高，學派也甚複雜，惟是說之興，中國似可緩於歐洲。因產業未興，兼並未盛行也”。十月革命以後，李大釗等人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新青年》於1919年5月刊出了馬克思主義專號，但陳獨秀沒有參與。他認爲十月革命的“過激派”有功有過有待觀察。
      等到他五四被捕然後出獄之後，他開始對社會主義類的思想表現出很大的興趣。1919年12月，他寫了《實行民治的基礎》，構思建立基層的民主自治組織，其理論基礎是“杜威博士關於社會經濟（即生計）的民治主義的解釋，可算是各派社會主義的公同主張”。然後他參與了北京工讀互助團的建立，1920年5月《新青年》刊出了勞動節專號，調查各地工人的生活工作狀況，他自己親自寫了《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和《勞動者底覺悟》：“世界勞動者的覺悟，計分二步：第一步覺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覺悟是要求管理權”。這些都是溫和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萌芽，他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了以後的事。
關於西方國家：陳獨秀非常崇尚西方文明，他認爲“代表東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國。...其品質舉未能脫古代文明之窠臼，名為近世，其實猶古之遺也。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他倡議“建設西洋式之新國家，組織西洋式之新社會”。他對西方國家也有批評，批評是具體的，比如針對日、德，針對“軍國主義、金力主義”，此外總的來説對西方國家非常友好，五四期間，當巴黎和會沒能解決山東問題的時候，他説：“我們中國現在有什麽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國民團結一致的愛國心，或者可以喚起列國的同情幫我們説點公道話”。
      他嚴厲批判義和團：“不由人要回顧一段可笑可驚可惱可悲的往事。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軍打破了北京城，為須要中國在克林德就害的地方設立一塊石碑，方肯罷休；你說中國何等可恥！義和團何等可惡！...現在德國的民黨，正在要革那皇帝和軍國主義的命，協約國乘勢將德國打敗；我們中國人也乘勢將這塊克林德碑拆毀；大家都喜歡的了不得，都以為這塊國恥的紀念碑已經拆毀，好不痛快！在我看來，這塊碑實拆得多事。...這過去造成義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第二是佛教，第三是孔教，第四是中國戲，第五是守舊黨。...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制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
關於基督教：陳獨秀對基督教有很多批評但也有所欣賞，表示要避免因爲基督教“發生紛擾問題”。他説：“宗教之功，勝殘勸善，未嘗無益於人群。然其迷信神權，蔽塞人智，是所短也”。“因為近代歷史學、自然科學都是異常進步，基督教的‘創世說’‘三位一體說’和各種靈異，無不失了威權，大家都以為基督教破產了。我以為基督教是愛的宗教，我們一天不學尼采反對人類相愛，便一天不能說基督教已經從根本崩壞了。...基督教在中國行了幾百年，我們沒得著多大利益，只生了許多紛擾，...平心而論，實在是中國人的錯處多，外國人的錯處不過一兩樣。他們這一兩樣錯處，差不多已經改去了。我們今後對於基督教問題，不但要有覺悟，使他不再發生紛擾問題；而且要有甚深的覺悟，要把耶酥崇高的、偉大的人格和熱烈的、深厚的情感培養在我們的血裏，將我們從墮落在冷酷、黑暗、汙濁坑中救起。除了耶穌底人格、情感，我們不知道別的基督教義。這種根本教義，科學家不曾破壞，將來也不會破壞。”
思想 > 哲學與政治思想 > 托派時期（1929-1932）

關於社會主義：1928年底托洛茨基主義傳入中國，陳獨秀讀到以後感覺很有共鳴，成爲了托洛茨基主義者。托洛茨基總的來説比斯大林更左，所以陳獨秀成立的反對派自稱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批评斯大林和中共中央犯了“機會主義”的錯誤，他説：“斯大林以‘一個國家建設社會主義’之保守理論對於以‘不斷革命論’為出發點的托洛茨基派，不斷的加以攻擊與迫害。...(在蘇聯國內，)不特別註意發展國家工業，不發動農村階級鬥爭，而實行對富農寬容，...（在國際，）不敢堅決的發動無產階級之階級鬥爭，而企圖用外交政策及拉攏上層妥協的分子，...（在中國，）不敢徹底侵犯帝國主義及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不要無產階級太露頭角，始終要求中國共產黨屈服在國民黨組織之內，不要退出國民黨而真正獨立起來，直接領導群眾，只要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及其將軍們領頭做革命”。在這一點上，中共則反稱“機會主義”的錯誤是因爲陳獨秀“違反共產國際的指示”造成的。陳獨秀和中共互相指責對方是右傾機會主義。另外，托洛茨基提倡黨内民主，陳獨秀說斯大林和中央犯了“官僚主義”的錯誤，中共稱他是“極端民主化”。陳獨秀在武裝暴動的策略上比較謹慎，說中央犯了“盲動主義”的錯誤，中共當時反稱陳獨秀犯了“取消主義”的錯誤，後來自己也批判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後，陳獨秀迅速表態堅決抗日。
關於民主：托洛茨基提倡黨內民主，陳獨秀這麽講：“德漠克拉西，是各階級為求得多數意見之一致以發展其整個的階級力所必需之工具，他是無產階級民主集權制之一原素，沒有了他，在黨內黨外都只是集權而非民主，即是變成了民主集權制之反面官僚集權制。在官僚集權制之下，蒙蔽，庇護，腐敗，墮落，營私舞弊，粉飾太平，萎靡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現象。現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名義之下，把黨內必需的最小限度德漠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並不是什麼‘相當縮小’。...為改正這些錯誤之總的路線，...在組織上，盡可能的擴大黨內需要的德漠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區委都實行選舉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黨員對於黨的政策有“自我批評”的自由，各級黨部開會有討論政策及工作方法的白由，黨員間政治上意見不同的爭辯，准其在黨報上發表”。他還特別點名批評斯大林：“史大林搞官僚主義，...為鏟除異己，把黨的德莫克拉西剝削幹凈，一切重要問題都不許公開討論，全黨黨員非史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和史大林或被處罰這兩條道路中選擇一條，此外別無道路可走”。值得一提的是，提倡黨内民主的中國托派，一直派系林立，彼此爭論不休，一開始就出現四派，借著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的很大努力才統一在一起，但爭論并未停止，陳獨秀入獄期間和之後仍然與他們有很多辯論。
      陳獨秀這裏談到的民主是黨内的，關於全社會的民主，他認爲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有“階級的分歧”，比如無產階級民主要消滅“一切壓迫與榨取”，要“剝奪榨取階級參加的權利”，無產階級和貧農需要“歸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鐵的紀律範圍之内”。蘇維埃既是無產階級民主，也是“無產階級獨裁”，現在譯為“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暴力手段來實現的:“真的民主政治，絕不是和平方法可以實現的，只有工人貧農、一切勞苦大衆以血來推翻整個的榨取階級，實現立法權力和執行權力合一化的蘇維埃政制，才能夠表現出來。”。他談到“國民會議”的問題，這是國民黨在推行的一種名義上的代議制度，陳獨秀支持普選的國民會議，他將這作爲一個“過渡的民主要求”，一個鬥爭手段，借此“結合群衆，爭取群衆的信仰”，但國民會議并非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暴動”實現蘇維埃。
思想 > 哲學與政治思想 > 監獄期間（1932-1937）

關於社會主義：陳獨秀在監獄期間受到特殊待遇，還能夠做研究和通信，他繼續與監獄外的托派書信來往，進行政治問題辯論。陳獨秀和其他托派中央委員被捕后，托派組織凋零，為前面的方向爭論不已。針對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陳獨秀的提議是“打倒國民黨，國民會議萬歲”，“國民會議鬥爭，在這一鬥爭中打擊國民黨軍事專政，以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發展中國經濟”，他還批評蘇聯已經墮落成一個官僚國家。托派内部一些人認爲他太右，彭述之説他“將蘇維埃盡量説成一文不值，...而用刷子將國民會議刷成最光輝美麗的顔色”，劉仁靜説他“對資產階級發生幻想”。但實際上托派已經步履維艱，這些辯論都只是局限於理論而已。
關於民主 在陳獨秀監獄時期的後期，1936年3月，陳獨秀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他第一次提出了“民主本身并不含有階級性”，這是他後期民主思想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