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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國共合作
背景

自1905年孫中山成立中國同盟會後，到1925年孫去世，在孫領導下，胡漢民重在內部策劃，汪精衛重在對外聯絡，蔣介石重在軍事任務，三人大致分工合作。從1925年到1936年胡漢民去世，汪蔣合、胡蔣合各兩次，胡汪有分無合。
在1912年〈中國的民主和民粹主義〉中，列寧讚揚孫「真摯的民主精神」和「對群眾的溫暖同情」，不過批評孫之小資產階級，以及「意圖在中國阻止資本主義」之天真野心。1913年4月〈中國的政黨鬥爭〉，列寧觀點更尖銳：他將國民黨之積弱不振歸因於「從未能吸引足夠廣大的中國群眾加入革命」，又指出國民黨領袖之「弱點」在於「他是個夢想家且優柔寡斷」。
1919年底，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特使马卡洛夫·波波夫（又名米歇尔·波波夫上校）和孫接觸，形容孫是「一個老派軍閥，認為捨武力即無法拯救中國」。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熱切支持列寧觀點，相信統一戰線政策，並渴望見到在中國實現。羅易不認同統一戰線構想，稱孫是「一個權謀家……不實際……絕對的反動派」。
1919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成立之時，其軍事力量不足以反抗当时北洋政府，兩次目的为保護《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護法運動均以失敗告終，孫文在两次挫折後，認為必須建造自己的軍隊，才能统一全国。在西方国家拒絕給予孫文援助的情況下，新成立的蘇俄则宣布废除之前沙俄与中国签订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并试图透過中國國民黨进行共产革命。
1920年秋，孫常在上海寓所接見共產國際東方部代表维经斯基，孙说列宁本来是想要他当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陈独秀在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影响，而他在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大影响。第二次護法運動失敗後，因沒有西方及日本金援支持，拒絕原因是不看好孫政治資本，孫開始考慮與蘇聯支持的中國共產黨合作之可能。
1921年12月，孫在桂林接見過共產國際官方代表馬林。孫對俄國革命及列寧本人表示讚賞，很想多瞭解俄國新政權之成就，特別是對新經濟政策相當好奇。
1922年1月為反制華盛頓會議，在莫斯科召開之遠東勞動者大會上，共產國際首領季諾維也夫大肆抨擊中國國民黨之資產階級作風，以及孫尋求美國援助之執拗。8月，越飛到北京任苏联駐華全權代表，他首先致函当时军事实力最强的吴佩孚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建立合作关系，但遭到吴佩孚的拒绝。11月至2月，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通過《綜論東方問題》，強調中國共產黨先天體質不良，主張暫與中國國民黨及若干地方領導人妥協，並提議組成統一戰線。
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但这时，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主张。7月18日，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所有工作都必须在和马林的紧密联系下进行。8月，共产国际又专门作出《给共产国际驻中国特派代表的指示》。不久，共产国际派马林携带这些指示由莫斯科到达上海。马林认为中共二大决议赞成与国民党进行“党外联合”，是不符合共产国际指示精神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马林、张太雷7人。马林指出：国民党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并改造国民党，以推动民主革命；中共加入国民党符合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精神。会议决定党的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会议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周刊)》。
据周佛海回忆，苏俄最初的联合对象是吴佩孚和陈炯明：“当时共产党因为要和吴佩孚勾结，所以首先送吴一个‘开明军阀’的尊称。当时孙洪伊和吴佩孚接近，而李大钊却和孙洪伊关系密切。他们利用这种关系，就和吴佩孚私通起来，李大钊曾赴洛阳数次，似乎当时报纸也有记载。他的手段真巧妙，京漢、京奉、津浦、隴海四線總稽查，都由吴佩孚電令高恩洪委共产党人充任，京漢稽查为包惠儈、津浦線似乎就是李民治……。共產黨見棄於吴佩孚之前，曾一度和陳炯明姘識。陈炯明……特召陈独秀赴粤为其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當時陳炯明逆跡已著，廣東顯分孫陳两派……，共产党当然以實力为轉移。……所以共產党遂和他勾結。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給陈公博辦《群報》，就是互相勾結的一個結果，以後陳炯明匿居惠州的時，馬林和譚平山等二次赴惠，商量合作條件。誰知陳炯明竟敢砲擊觀音山，危害孫總理。陳逆經此叛逆行爲以後，爲國人所唾棄，共產黨畏舆論的攻擊，遂也不敢明目張瞻的聯。北爲吴佩孚所棄，南和陳炯明绝缘的共產黨，遂於民國十二年奉第三國際的命令，設法混入國民党，而肆其破壞國民黨的陰謀了。”
各方态度 > 孫對蘇聯的態度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決議，認定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夥伴，並指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部運作，同時要保有組織和活動自主。孫接受與莫斯科同盟，但有兩大保留：一、中國不會轉向共產主義，俄國將支持中國（孫）之國家統一及獨立奮鬥；二、越飛重申俄國放棄沙皇時代依條約在華所得之一切特權。1月26日，孫和蘇聯特使越飛發表聯合聲明。越飛在上海與孫文會面後，两人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越宣言），開始國民黨與蘇聯及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的中國分部）的合作關係。孫認為蘇維埃制度不能引入中國，中國最大與最迫切問題，乃在完成全國家統一，與獲得完全國家獨立。蘇俄表示，要廢除沙皇時期與中國簽訂之所有不平等條約，外蒙是中國領土一部分，不能與中國分離。在孫越宣言中，苏联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并承诺不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孫文與蘇俄的關係才日益密切。
孫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不符合當時中国国情。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聲明共產組織及蘇維埃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但蘇聯願意援助中國完成統一及取得完全之獨立。孫越宣言俄方承認中國對外蒙古主權，承諾不在中國進行共產革命，認為共產主義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完全同感；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的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的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的獲得。孙宣称：“我肯定可以利用苏联体制最佳的特点，同时放弃其邪恶的一面。”
對於中國共產黨黨員，孫願意容納於中國國民黨內，一來是為了爭取蘇聯援助，二來是為集中力量，壯大國民革命聲勢。
1924年2月9日，对清华大学生就国民党改行共产主义的疑虑，孙解释说：“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派山田事务官拜访孙，孙表示劳动主义、共产主义归根结底显然为中国国情所不容。国民党要人卢师谛回答来访的记者的答复，亦体现孙的基本态度：“一年来本党之敌派，每利用本党之亲俄政策，诬本党为抛弃三民五权主义，而采取共产主义，且谓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亦足以证明国民党之改换主义。此种谣言，余可为简要之声明。……亲俄系本党外交政策，若以亲俄而即目为采取共产主义，则与俄国订立国际条约，而承认其地位之国家，均可称之为共产化，岂不笑话。况共产主义之绝对不适用于我国，孙中山已于俄国越飞来华时，已郑重表示之。”
孙对外宣传：“俄国现在所行之新经济政策，即是国家资本主义，与吾党之三民主义相同，故非吾党学俄国， 实俄国学吾党。”在民生主义第二讲中，孙更明言：“用革命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俄国可算是完全成功。但是说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革命的结果，政治问题得了解决，社会问题不能解决，和所希望的恰恰是相反。”
各方态度 > 蘇聯對孫的態度

1923年9月，蘇共中央挑選鮑羅廷出任孫之政治顧問，負責執行與中國國民黨之統一戰線策略。蘇聯新特使鮑羅廷於10月6日抵達廣州。1923年10月9日至10月17日之間，鮑羅廷和中國共產黨五度私下會談，會中他表明改組政策即是滲透政策：「在報上，我講的是國民黨，但對我們而言，我講其實是最終共產黨影響力的增加……絕不能忘記，我們實際在做的工作，就是為了穩定共產黨，這個目標應該要永久記住。」10月底，滇、桂系部隊作戰失利向廣州撤退，陳炯明軍一路尾追到廣州城外。鮑羅廷在11月13日臨時中執會痛批中國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動員群眾，稱：「以農民為主廣東民眾對前線戰爭依然持消極態度！」鮑羅廷組織兩支志願隊參加城防工作：趕赴前線者約有500人，大部分由共產黨員訓練。11月18日夜，軍事情勢逆轉，陳炯明部倉惶撤退。
孙虽然实行联俄政策，但并不放弃联系美日，这引起鲍罗廷的不满。1924年1月6日，孙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会见，“呼吁美国帮助解决中国内部的政治性问题”，“鲍罗廷返回广州以后，曾经费尽心机地说服孙博士放弃这个幻想。”鲍罗廷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1924年1月23日他与孙谈话：“我一次又一次地问孙中山：他关于中国人民可能从美国、英国或日本得到某种帮助的幻想还将抱多久？难道他等待这种帮助不是已经太久了吗？现在还不该对充满幻想和失败的过去进行总结并转到新的道路上来吗？”
1924年1月底，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对三民主义赋予许多新意，鲍罗廷仍然深感不满，報告稱：「孫同意為國民黨制訂的革命綱領，迎合了我們；但是不同意公開說將同我們建立統一戰線。為此他對我們不完全信任。」而孫對于国民党一大宣言亦不滿意，曾欲以《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代为纲领。鲍罗廷力持反对，說服了孫。據鮑自述，他动情地劝孙：您面臨著一種選擇，是同帝國主義營壘中的一五億人前進？還是同遭受帝國主義壓迫的12.5億人前進？您應該作出決定了。在滔滔不絕的勸說中，孫不同尋常地頻頻點頭表示贊同。
不过，“尽管孙中山接受了许多鲍罗廷的建议，最后应该怎样做的决定权还是在他；他俩的意见也不尽一致。有时候鲍罗廷发现要改变孙中山的想法简直不可能。” 鲍罗廷不得不承认：“美国精神在他头脑中根深蒂固。”“一般说来，要使孙中山改变主意是困难的。”
1924年2月16日，鲍罗廷在报告中说：“到现在为止，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民族主义革命者孙从小资产阶级的空谈家中拯救出来还很难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孙就必须同以前组织上的混乱和思想上的涣散一刀两断，并完全投入真正的国民革命运动，或者他销声匿迹。”
各方态度 > 孫對中共的態度

1923年底，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国，报告游俄观感，其中提到：“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孙回复说蒋未免过虑，孙“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才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併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
1924年6月，鄧澤如等11人聯名上書孫，弹劾中國共產黨，反對改組中國國民黨，指中共树立反帝反軍閥旗帜，使中國國民黨遭受「國際之仇怨」，「在國內斷絕實力派之協助」；孙说政纲是他自己请鲍罗廷所写，告诉邓泽如“切不可疑神疑鬼”，解释说：“陈独秀为首之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陈独秀等）如不服从吾党，吾必弃之”。另一方面，孙竭力把中共限制在自己的政治轨道之内，由于陈独秀屡次在中共机关报上批评孙的政策，于是孙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若苏俄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孙接受日本记者松岛宗卫采访时更直言：“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私下里，孙亦曾对刘成禺说：“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
对国民党外人士，如張作霖對容共的疑惑，于右任解釋說：「中山先生與你同一心理，但異其手段。有人驅逐共產黨，共產黨便想法獨立存在，中山先生把共產黨轉化為國民黨，即共產黨自然不存在。」孙甚至不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属于两党合作，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革命党”，共产党则人员太少，影响力有限，不具备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资格。孙解释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因此对共产党人不给予重视，以致谭平山抱怨说，包括在黄埔军校，虽然有不少共产党人在里面担任职务，但都没有巩固的阵地，因为领导权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为了反抗商团，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曾前往韶关希望能够领到武器，但孙中山什么武器也没有给他们。因为孙中山和国民党人根本不愿武装将来可能成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人的力量。
各方态度 > 中共對孫的態度

早期中共党人视国民党为落伍一代。中共一大会上，有的党员认为：“国民党的政纲中虽然显露出若干错误的观念，但它多少还代表着当时的新趋向，而孙逸仙提倡的公共福利原则，也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另一位与会代表包惠僧则指出：“共产党与孙逸仙代表两个完全相反的阶级，两者之间是无法妥协的。因此对待孙逸仙应该与对待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厉害点，因为孙逸仙仅凭其煽动能力，根本拒绝群众于门外。”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对于孙逸仙的主义采取批评的态度，但对某些实际而进步的行动应加支持，惟不取党与党合作的方式。”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时，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其依据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在广东省之外仍被视为“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等等。中共早期党员郑超麟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大多数党员都把国民党看作是“老朽不堪”；大家当时的认识是，加入国民党，就意味着共产党退化。
国民党员弹劾中共案事发后，孙虽有压制，但并未表现出坚决的反对态度。中共对此很不满意，认为他不愿开罪于右派分子。1924年7月，陈独秀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判断说：“现在支持国民党，就只会是支持国民党右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党的所有机构。”“孙中山虽不会马上抛弃我们，但根本无意制止反动派对我们的攻击。”“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反对派”。不久之后，他还在另一封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建议：共产国际应提醒鲍罗廷，同孙打交道“必须十分谨慎”，否则容易进入其圈套。
然而，当孙在北京骤然逝世，鲍罗廷认为：这是清除国民党右派，由左派掌握权力的最好时机。中共中央也下发通知，要求立即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公开征求党员，借机扩充左派数量，以便“压迫中派使其必须与我们合作”，并争取在日后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和右派竞争选举”。中共开始构建孙的“左派”身份，重点宣传孙晚年某些较为左倾的言论，如针对1924年海关关余问题、沙面罢工事件和商团事件所发表的反帝宣言，以及北上过程中主张废除军阀制度的表态，将其塑造为坚定的“左派主义者”，以往对孙的诸多批评几乎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其斗争精神的高度赞颂。中共并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争夺三民主义的解释权，宣称“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是孙晚年发展的新三民主义。
“赤化”谣言与国民党辟谣

自孙联俄伊始，国民党“赤化”的风说便不胫而走；国民党一大召开后，更激起轩然大波。国民党上下为此展开辟谣，总而言之：国民党“以俄为师”，但绝不“俄国化”；国民党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绝不做共产主义者；国民党吸收共产党人加入，但绝不混同于共产党，并做好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的思想准备。
香港是制造国民党“赤化”谣言的发源地。“那一般蛰居香港受敌党运动的流氓访员更闭门造车，悬空八只脚大造其谣言，……一片闭上眼睛的梦话，不绝的向上海打电”。如上海《新闻报》1924年3月3日发自香港专电，竟造谣说：“2日国民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员到者90余人，由孙文主席，孙选定27人宣读，全场举手赞成，27委员中，除谢持、林森居正数人外，余均共产党。”港沪两地反对国民党的报纸大量制造假新闻，“不曰‘国民党已变为共产党’，即曰‘共产党实为灵魂，国民党仅为皮壳’，不曰‘广州将于4月1日宣布实行共产’，即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均已加入共产党’”。其结果是，“有许多人说这回国民党改组，已经变为共产党，同俄国的共产党一般，这个实在是过信谣传受人的利用”；“惟自国民党改组之后，反对者造出谣言，诬为共产党之机关，局外人不察，亦多此种误会”；港报登出广州4月1日实施共产的消息后，“港中富商颇生疑惑，而省中银业界及一般无识之企业家，受其蛊毒者，亦有其人”。以致遭到国民党人批评：“归纳若辈之伎俩，终不外穿凿事实，颠倒因果，捕风捉影，肆意诋毁；归纳若辈造谣之焦点，要不外国民党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之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而已。……以为一旦以一般人视为等于洪水猛兽之共产主义，加诸国民党，则国民党必外受列强之压迫，内遭国民之反对，而国民党危矣！”
国民党领导人随即展开辟谣。1924年2月16日，汪精卫向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谴责“港报对于吾辈，造谣无所不至，其始则宣传国民党赤化，其计盖欲以间粤政府与各国之感情。实则国民党此次改组，丝毫不改其以前之政略。”2月18日下午，廖仲恺对国闻社记者发表谈话：“外人谓国民党为俄国化，则请观此次改组之宣言及党纲，视英国劳动党[英国工党]所标榜者犹且温和，凡吾人平昔主张之……土地国有，且未列入，如此而谓为过激，固非吾人之所敢承也。”3月中旬，胡汉民撰文，针对谣传所谓“国民党此次改组联合了俄罗斯，已经赤色化，变成波斯域。”(波斯域即布尔什维克的另一译音)指出：“这是一个有心中伤的话，以为俄国波斯域是许多国家所怕恨的，以前并且有极端咒咀波斯域的口调。……国民党改组是否就赤色化？和俄国波斯域是否一样？这全是事实问题，现在有宣言政纲明明白白摆着，我们也不用费笔墨来辩解。”
2月26日，孙中山在大本营亲自接见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记者问：“自国民党改组后，颇有人怀疑吾党已改趋于共产制度。”孙中山答曰：“苏维埃政府已为英意所承认，列强皆有继起承认之趋势，则吾国亦何独不可。且本党民生主义中之‘平均地权’意思已十分明了，实无再怀疑必要。”2月27日，孙在大本营再次对该报记者说：“本党此次改组，宣言、党纲均极明了。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区别，我又在大会讲演时详细说明。本党与苏俄精神合一处，乃在同为(被)压迫民族奋斗，至主义并未变更，且苏俄现时亦非纯粹共产主义。本党同志无不服从党纲，敌党谣言不可信。”3月2日发表的孙中山致海内外同志训词中说：“顾有好造谣生事者，谓本党改组后，已变为共产党。此种谰言，非出诸敌人破坏之行为，即属于毫无意识之疑虑。欲明真象，则本党之宣言、政纲具在，覆按可知”。3月25日，孙中山在同张作霖派来的代表杨大实的谈话中表示：“粤中实未施行共产”，“国民党共产、赤化，皆逆党造谣。请电雨亭弗可信。”3月30日，他在和香港某电通社访员谈话中，更坚决否认有在粤试行共产政府之意。
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了一篇近五千字的辟谣声明书，表示：“本党在历史上为谋结合全国人民以图革命之政党，凡愿集合在本党旗帜之下共同奋斗以求实现三民主义者，皆得加入本党，此乃本党素来所持之方针，为国人所共见者。……辛亥以前，不少主张无政府主义之人士加入本党，而未尝有以国民党变为无政府党之说。近数年来，奉之张、皖之段、浙之卢，亦尝与本党合作，亦未尝闻有谬称本党为张党段党卢党者。……今乃因本党新同志中有一部分倾向共产主义之故，遂嚣嚣然谓本党变为共产党，其荒谬可笑，岂不显然可见。”最后指出，“顾有人疑本党改组后之主义与政纲，亦已变易，甚至谓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实行共产主义。……本党三民主义始终未尝移易，其内容之说明以此次宣言比较的更为恺切详尽，而谓其根本原则有所变更则谬也。”盖因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二者乃本党数十年未尝变易之主张，非由模仿任何国家之经济政策或任何外国所谓激烈派之学说而来也。……固非有所盲师任何先进国之成法，亦非有所取慕何种最新思想之虚声。至于如一般反对者妄加诋毁，无论其指本党为共产主义，抑或为资本主义，皆与本党主义毫不相关，与本党救国之本心两不相涉。”
9月30日，前广州市长孙科接受记者采访，谈话称：“广州有一新闻通信员，以为吾人凡事皆经赤化，因向外报告谓吾人皆属赤党，国民党亦变化赤党。此殊未近乎事实，国民党仅有共产党数人为中国共产党分子，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乃属两事，前国民党于广州举行大会讨论改组，共产党员亦预焉，然其除于数问题与多数党员意见不同外，未尝违反国民党党纲及主义。共产党在俄国，吾人并不以为其系成功，亦不认共产党之主义在现在即可施诸中国。”
結果

孫逝世后，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黨内部發展迅速，控制中國國民黨諸多重要職務，引起中國國民黨内激烈政治分歧，造成寧漢分裂。在蔣率領國民革命軍佔領上海前，鲍罗廷秘密策动郭松龄反对张作霖。张蒋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两人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作为代表，展开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得到公使團同意，派遣軍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共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合法的北洋当局的暴力、排外運動。4月12日，蒋在上海发动“清黨”。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粗暴北洋政府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
武漢親共派首領汪精衛在偶然獲得共產國際關於在顛覆中國政府的策略文件後，也開始和平分共。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廣州、南昌等地組織起义（南昌起義），失敗後進入農村地區發展，推動反国民党政府與土地革命的活动。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到此暫停。
后来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期如此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发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使篡政；组成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评价

吕芳上认为：“中山先生晚年革命思想，其基本精神与1905年同盟会以来的革命理论，实相一致。……他的根本主张，确不曾因采取联俄容共政策而有改变。一个平等和谐的国际关系，一种西方民主方式所理想的全民政治，和着重在全民福利的民生主义社会，是他一生努力奋斗的政治目标。他弃絕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階級鬪爭，也從未主張廢止私有財產制度。”
高华认为：“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孙中山虽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入国民党统领一切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
吴相湘认为，孙中山虽然发表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等言论，但每次讲話的场合，都是為息止聯俄容共以後黨內的國共之爭。且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事实上存在区别，如马克思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而民生主义不反对私有制，仅反对垄断造成的贫富悬殊。孙中山在未发表的三民主義讲稿修订本中，将“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改為「民生主義就是用來替代社會主義，又是用來包括社會主義中一切問題的」，表明孙以為民生主义比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更為進步，而不是與其相同的。
杨天石认为，孙中山批判资本主义，但不视其为必须被消灭的对象，也不视其与社会主义无法相容，反而主张调和两者，把两者相互借鉴。孙中山尽管说过俄国革命与三民主义“暗中相合”，但孙所指的是“新经济政策”，而非共产主义。孙中山曾表示：“俄国政府两年前实行的政策，其原则与方针与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新经济政策，其主要点与应在中国实行的我的《建国方略》如出一辙。”孙中山发现，资本主义有自我调节、发展的功能，有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民生主义是有鉴于此的改良主义。
杨奎松认为：“孙中山从来相信只有他的三民主义才是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主张，其他一切主义，包括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凡有符合三民主义内容的地方，都可概括于三民主义之内。其虽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的说法，却并不等于他相信二者毫无差别，否则他也就不必坚持要越飞公开声明承认‘共产制度’不能引用于中国了。他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很快就全面阐述了他的三民主义思想，其中详细说明了二者的区别。从中可以了解，即使在国民党一大之后，即使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多少接受了共产国际的一些说法，其基本理念却并未改变。”“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既不赞同阶级斗争，也不赞成社会革命。不仅如此，他显然想要让中国的马克思党徒明白，马克思主义的很多观点是错误的，其强调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社会进化问题，尤其错误。不仅在欧美不适用，在俄国不成功，马上拿来解决中国问题，就更是南辕北辙了。中国距离欧美的发展水平几乎是天上地下，即使与俄国相比也差得甚远。俄国革命后都因经济程度太低而不得不转而改行新经济政策，中国又怎么能够照马克思的方法来进行呢？中国的病症根本上是一个穷字，故解决中国的问题，首重发展实业。他虽然也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那只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与共产党人主张夺取人民已有财产来实行共产或收归国有，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汲取俄国经验也好，吸纳共产党员也好，在孙中山看来，一切都是为了革命，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中国国民党宣言》中阐明的三民主义。而它无疑与共产党所主张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大相异趣。其民族主义只注重改正条约；民权主义只追求人民直接权力的行使；民生主义只强调限制私营经济之规模。实际上，孙中山所期望的未来中国，仍旧是一个能够与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相适应的国家，而不是苏俄式的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国家。”
相关条目

中华民国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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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事件[[[Wikipedia:格式手册/链接#章節|錨點失效]]]
漢口事件
莫斯科中山大学
外部連結

何為國共合作？何為新三民主義？
王建伟:〈孙中山逝世前后中共的宣传策略〉，《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9期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狭间直树：〈武汉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与孙中山思想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论 编第一次国共内战（1927年－193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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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役列表  戰鬥列表  國共內戰主條目 
前奏:  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山舰事件  三·六慘案  安慶慘案  三·一七慘案  三·三一惨案  汉口事件  四一二事件  寧漢分裂 寧漢合流  宁汉战争  广州四一五事变  马日事变  七一五事变 
1927年－1931年:    三河坝战役    清涧起义  万安暴动  黄麻起义      三灣改編  井冈山会师  渭华起义  平江起义  百色起义  龙州起义     大柏地战斗  龍巖戰鬥  两当兵变   龍岡戰鬥  東韶戰鬥   富田战斗  白沙战斗  中村战斗  广昌战斗  建宁战斗   蓮塘黃陂戰鬥  方石岭战斗  黄安战役  宁都起义 
1932年－1936年:  豫鄂皖邊區圍剿 商潢战役  苏家埠战役  潢光战役  赣州战役  漳州战役  兰田暴动  南雄水口战役  乐安宜黄战役  金溪资溪战役   黄陂战役  東陂戰役 霹雳山战斗  草台岗战斗  仪南战役   硝石戰鬥  松毛岭战役  长征 湘江战役  四渡赤水  泸定桥战斗  懷玉山之戰  西竹岔战斗  直罗镇战役  东征战役  西征战役  山城堡战役  西路军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結束:  延安時期開始  西安事变  1937年国共谈判  第二次国共合作 国共摩擦 
 抗日战争  第二次国共内战 
|  论 编孫中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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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  孫眉  淺田春  盧慕貞  陳粹芬  大月薰  宋庆龄  孫科  孫娫  孫婉  宫川富美子 
经历:  四大寇  中国同盟会  辛亥革命  南京临时政府  护法军政府  广州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  孫中山之死 
创始:  兴中会 → 中国同盟会 → 国民党 → 中華革命黨 → 中國國民黨  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  中山装 
思想: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振兴中华  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训政  聯俄容共  孫中山與宗教 
著作:  《倫敦蒙難記》  《建國方略》 《孫文學說》  《實業計畫》  《民權初步》  《國民政府建國大綱》  《大亞洲主義》  《孫文越飛宣言》  《黄埔军校训词》  《总理遗嘱》 
纪念:  中山市 孙中山故里旅游区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中山陵  孫中山紀念館  國父紀念歌  中山大学  國立中山大學  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  中山医科大学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  中山醫學大學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  中山纪念中学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高雄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  中山国民中学  中山国民小学  中国南极中山站  中山博物院  中山圖書館  中山醫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中山公園  南京中山植物園  中山紀念林  孫中山史蹟徑  中山舰（中山艦博物館）  中山門  中山站 (台北市)  中山堂  中山樓  中山路  中山橋  逸仙橋  逸仙樓  诞生一百周年纪念  植树节  孙小头  孙大头  江门中山纪念堂 
其他:  對孫中山的評價 《國賊孫文》  《鐵拳無敵孫中山》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场
1924年廣州街頭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民生主義》。
孫政治顧問鮑羅廷（左二）與蔣（左三）在黃埔軍校，1927年
威尔荪

| 威尔荪 Ernest Henry Wil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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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876-02-15)1876年2月15日  英格兰格洛斯特郡奇平卡姆登
逝世: 1930年10月15日(1930歲—10—15)（54歲）  美国馬薩諸塞州伍斯特
国籍:  英格兰
别名: "Chinese" Wilson
教育程度: 伯明罕市立技術學校
职业: 植物採集家
奖项: 
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英語：，1876年2月15日—1930年10月15日），绰号“华人”，通称威尔荪，英国植物採集家、探险家。曾用12年时间深入中国西部，采集了4500种植物标本，并将上千种植物种子带回西方。亦引介範圍多達2000種左右之亞洲植物物種給西方；其中60多種以其名命名。
生平

1876年2月15日，威尔荪生于英格兰格洛斯特郡，是家中长子。
臺灣之旅

自1899年以來，在英國費區園藝公司（Veitch Nurseries）、哈佛大學阿諾德樹木園（Arnold Arboretum）等機構資助下，威尔荪已調查雲南、四川、日本、朝鮮、琉球等地的森林。這一系列的探險之目的之一為為歐美園藝界與林業界引入具觀賞與商業價值的東亞樹木品種。
1907年，威尔荪於東京帝國大學訪問植物學教授早田文藏，並表示希望能夠取得臺灣植物的標本進行研究；但是，早田氏向他表示其對臺灣植物相的研究主要是仰賴臺灣總督府所提供的標本，並告訴他若要系統性了解臺灣的植物相得親自前往臺灣。
1910年代，隨著早田氏之著作《臺灣植物誌》出版，歐美學界對臺灣植群及其生物地理學的特性產生濃厚興趣。
1917年底，威尔荪向日本政府申請赴臺調查植物，並於不久後獲得批准；日本當局還動員臺灣的統治機構與學術網路，以確保他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走遍臺灣的山林，以向世界各國展現其林業治理成果。
1918年1月22日，威尔荪踏上基隆港碼頭，展開為期六個月的臺灣山林探險。這是威爾森第四次前往東亞，也是第一次前往臺灣。威尔荪於抵達後便會見臺灣總督安東貞美及總督府林業部主事者金平亮三。
在金平亮三及其助手佐佐木舜一、數十名警察與原住民挑夫的協助下，威尔荪在陡峭蠻荒的山巔之間順利展開採集之旅。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他繞了臺灣一整圈，走訪奇萊山區並參觀三大林場（阿里山、八仙山與太平山），還登上玉山頂峰，並採集拍攝了大量不同針葉樹種的種子與上萬份植物標本。
除此之外，他亦初次體會到於西方世界中屢獲報導的「臺灣人頭獵人」（Formosan headhunters）；他於一封信中寫道：「這些防護線是由許多平行電線所組成，並自每天晚上7點起通電；間隙處亦有地雷與電線相連，以防野蠻人在護欄下挖掘。」
引用

↑  . 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 新华网.   [2009-05-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29） （中文（简体））.
↑  Eliot Tozer, "On the trail of E.H. Wilson," Horticulture, November 1994:59.
↑  . gushi.tw.   [2016-11-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28）.
1909年美國關於「臺灣人頭獵人」之報導
清华大学

此条目的主題是位于北京市的清华大学。在台湾新竹复校的清华大学，請見「」。
清华大学（英語：，縮寫：），简称清华，舊称游美肄业馆、清华学堂、清华学校、國立清華大學，是一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园的公立大学。始建于1911年，因北京西北郊清华园而得名，初为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所建“遊美学务处”及附设“肄业馆”，1925年始设大学部。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内迁昆明，易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清华大学部分迁回北京清华园复校，拥有文、法、理、工、农等5个学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立清华大学归属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更名“清华大学”；而国立清华大学则于1956年由原大陆时期校长梅贻琦在台湾新竹复校，造就清华大学两岸分治的局面延续至今。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法、理、农、航天等院系外迁，吸纳外校工科，转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在土木、水利、计算机、核能等领域贡献卓越，被誉为“工程师的摇篮”。1978年后，逐步恢复理科、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类学科。1999年，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成立美术学院。2006年，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办学，培养临床医学专业学生。2012年，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入，成立五道口金融学院。2013年，黑石集團捐助成立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及獎學金，與著名的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及劍橋大學蓋茲獎學金在捐助規模及名聲上皆相當。
清華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頂尖的高校之一，現屬於「QS世界百強大學」、「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百強大學」、「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世界百強大學」及「軟科世界百強大學」，是「雙一流A類」和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在2025年《QS世界大學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清华大学分列世界第20名、第12名。截至2022年8月，清华大学擁有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21个学院。清华大学还拥有433个科研机构、數家校办产业以及一座科技園區等。
校名 > 中文校名

校名「清華」二字乃因「清華園」得名。而「清華園」的命名，則有兩種說法。第一種來自取義「水木清華」，此詞最早來自东晋谢混作《游西池》诗，有“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湛”通“沉”，音chén），意指“夕阳斜照，鸣叫的鸟儿归林；清澈的水色与华美的草木，已经淹没在暮色之中。”原为感叹时光流逝之意。后引申出“水木清华”一词，并赋予“池水清澈，树木华美”之意，工字厅北側建築主體景觀後廈，正廊上懸掛“水木清华”四字匾额。另一種說法，則是明清以来的皇家园林，以“清华”二字命名者，皆来源李世民作《大唐三藏聖教序》中“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句，比如明万历年间建皇家园林清华园（今畅春园）。
清康熙年间建熙春园，后分为近春园、熙春园两部，咸丰帝为熙春园亲书匾额改为“清华园”。1909年9月28日外务部为兴筑游美肄业馆的奏稿写道：
……现在应即赶速筹建肄业馆……查有西直门外成府东北清华园旧址一区，方广约四百余亩，尚存房屋数十间，卉木萧疏，泉流映带，清爽高旷，于卫生最为合宜，且与京张铁道路线距离仅有半里，往来亦称利便……
1910年，游美学务处将附属肄业馆改为学堂，依据所在地而定名“清华学堂”（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后沿袭更名“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掌控北京后准备改办大学，由于清华接收美国退还庚款，对罗家伦校长的委任状中定名为“清华大学”，未加“国立”二字，后经罗家伦多次争取，最终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去掉「国立」二字，並延續至今。
校名 > 英文校名

“清华”二字按照晚清流行的威妥玛拼音写为“ch'ing hua”，如1910年老清华园站的站名拼写为“CHINGHUAYUAN”。但當時尖团音在拼写上仍有人会区分，「清」仍用威妥玛拼音表示為「ts'ing」（国际音标[ʦʰiŋ]）。而“清华园”作为地名，采用地名通用的邮政式拼音拼写。邮政式拼音建立在威妥玛拼音基础之上，取消「送气符」，從“ts'i”变为“tsi”，因此邮政式拼音清华的拼写为“tsing hua”，便沿用至今。在1949年之前，基本将校名写为“Tsing Hua”，汉语拼音“Qīng Huá”推行后也依旧沿用原名，1981年，校方正式确定校名英文写为“Tsinghua University”。1977年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使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1987年12月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发出《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所以在一般意义上、从译名规范性的角度讲“清华大学”的翻译应为“Qinghua University”，但出于对约定俗称的习惯尊重、减少宣传成本，尤其是上述采用威妥玛式拼音的学校几乎都是百年老字号，其威妥玛式拼音名称早已深入人心，尤其在海外比汉语拼音令人更容易识别，故而清华大学官方仍然沿用威妥玛式拼音演变而来的译称「Tsinghua University」，對此，仍然有人持有不同意见。
校名 > 校名商標

今日中文校名手写体为1950年毛泽东手书。1997年开始，学校为毛体“清华”、毛体“清华大学”、“TSINGHUA”、“Tsinghua University”、校徽、清华鐘徽、二校门图案等在中國大陸、香港等近40个国家與地区获得注册商标，其中“清华”于2006年成为国家驰名商标，是中國大陸高校首个驰名商标，为打击众多以清华名义宣传甚至作假的产品服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历史

条目：清华大学校史
历史 > 清華學堂時期

清华大学源于辛丑条约约定的庚子赔款。1904至1905年（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大清驻美公使梁诚在與美国国务卿海約翰商議以黃金還是白銀為準還款時，得知美國政府認為赔款已超过美國應得到的部分，索要過多。梁诚得知后，几番据理力争要求美国退回，幾經遊說之後，1908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决定返还赔款基数定为一千余万美元，逐年退还。赔款用于人才培养和赴美留学。
1909年（宣统元年），美国开始退还庚款。为统筹考核留学生，外务部与学部上奏设立“游美学务处”并附设“肄业馆”。7月17日（六月初一）游美学务处正式建立，后任命外务部署左丞、左参议兼学部丞参上行走周自齐担任总办，学部员外郎范源濂和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驻美公使馆参赞容揆任驻美学生监督，三年间共组织三批近200人赴美留学。
外务部选定清华园后，修缮工字厅、建造校门、一院、二院、三院、同方部、北院、校医院，1911年竣工，校园占地450亩。1911年2月，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由军机大臣那桐题写校名，总办周自齐兼任监督，会办范源濂、唐国安兼任副监督。3月30日（三月初一）暂行开学仪式（中等科），4月1日高等科开学，教师多从美国聘请，游美学务处也迁入工字厅办公。10月，武昌起義爆发，清政府挪用退还赔款弥补军费，学堂经费断绝，原定正式开学仪式取消，11月9日正式停课。1912年5月1日復课。
历史 > 清華學校時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裁撤游美学务处，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分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共计八年学制。唐国安为第一任校长，周诒春为教務長，在校生约500人，教员30余人，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培养“领袖人才”。1913年春，近春园、长春园东南隅、水磨村部分地段并入清华大学。1914年10月，美国建筑师墨菲与丹纳（英语：）为学校规划校园，布置留美预备学校和综合大学。1916年至1920年，建成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大礼堂等早期建筑。此期间，经费充足、园林优美，学习环境十分理想。学校强调体育锻炼和强健体魄，设立体操课，午后“强迫运动”，开办童子军训练和军事训练（兵操）；参加菲律宾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清华、协和、汇文合办的“三角运动会”为北京最早校际大赛。
1914年11月5日，时任参政院参政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学校同方部作的题为“君子”演讲，引述易经中两个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对清华学子给予厚望。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定为校训。
1913年3月初，唐国安校长病逝，周诒春继任，任内勤勉，增加设备建筑，扩充留美名额，于1918年1月辞职。此后因受到政局變化以及學生反對，直到1931年校长更迭频繁，史称“清华校长更迭风波”。早期先后有范源濂（美国驻华公使反对）、赵国材（代理）、张煜全（被迫辞职）、罗忠诒（学生拒绝）、严鹤龄（代理）、金邦正（离校赴美）、曹云祥（代理）被任命校长。
1924年5月，曹云祥成为正式校长，在任6年中，將清華從中等留美預備學校改辦為綜合性大學，辦學目的也從从派遣留学逐步转为培养本国人才，1925年春成立国学研究院，聘请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导师。1925年5月成立大學部，始创四年制本科教育，開始招收大學一年級生，稱為新制生，而留美預備部學生為舊制生，之後清華學校由留美預備部、大學部、國學研究院三個部分組成，並逐步向綜合性大學過渡。至1926年，大學部共成立17個學系，包含中國文學系、西洋文學系、歷史學系、經濟學系、教育心理學系、物理學系、工程學系、體育學系、音樂系等。至此，清华改办大学的初步框架形成。
清华学校的课程、教材等均仿照「美国学堂」，許多教师來自美国。1911年2月，共有17名美籍教师在清華执教，是清华第一批外籍教师，並承担大部分教学工作。外籍教師在清華主导教学工作，一直到大學部創立，許多清华留美生返校服务，中国教师才逐步取代外籍教师的优势地位，成為教师队伍的主角。清华学校的体育、兵操、课外活动等大多模仿美国学校；学校的行政组织形式，比如董事会、评议会、教授会等，也是仿照美国。英语是校內通用语言文字。英国哲学家罗素访问清华时表示：「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城内十多所学校示威游行。清华学生组织演讲、会见公使、致电巴黎和会。9日，校内挂半旗，全体同学在体育馆举行“国耻纪念会”，并焚烧校内日货。共同宣誓“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五四”运动后，更多新思潮涌入清华，促进了清华学生的觉醒。1926年3月13日，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李大钊、陈毅来校演讲。3月18日，北京民众为反日本入侵游行请愿，遭段祺瑞政府打压，開槍掃射學生，是为三·一八惨案，其中清华学生韦杰三牺牲。1927年6月，國學大師王國維憂憤國事，於北京昆明湖自殺，震驚全國。梁啟超亦因病離校就醫。同月教務長張彭春遭反對勢力攻擊而辭職，校園爆發「挽張去惡」風潮，學生遊行要求改造清華，曹雲祥校長被迫接受「教授治校」的治校原則。
历史 > 國立清華大學初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掌控北京后，任命孫科為清華校長，被孫科婉拒。國民政府遂改派罗家伦为校长，將學校易名為“国立清华大学”。羅家倫於校長就職演講中，提出要四化辦學（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並實行軍營化管理，遭學校師生拒绝。任职期间，罗家伦对学校组织结构大加整改，延請蔣廷黻、張奚若、蕭公權、馮友蘭、張子高等幾十位著名教授。1929年4月，羅家倫因查出清華基金帳目虧空，要求改革，與清華大學董事會發生矛盾，提出辭職。同月，清華大學師生發起解散董事會，回歸教育部管轄運動。5月，清華重归教育部管轄；6月，清華大學董事會解散，清華基金改由中華教育文教基金會保管。成立研究院，先辦文法兩科，次辦理工農科。1929年6月21日，學校在大禮堂舉辦最後一屆留美预备部、国学研究院以及第一屆大學部學生畢業典禮，留美預備部與國學研究院在此年停辦。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在北方失勢，北平落入閻錫山之手，校內親閻錫山勢力醞釀“倒羅運動”，再加上羅家倫長期與學校師生意見不合，5月20日請辭離去。閻錫山指派同為山西人的清華校友喬萬選為清華校長，但是遭到清華師生以反對军阀力量把持校政為由，拒絕喬萬選。6月25日，喬萬選企圖以武力接收清华，遭學生阻擋，並簽下「永不任清華校長」承諾書。清華校務暫由校務會議維持，清華進入長達十至十一月的無校長時期。1931年4月，教育部任命吴南轩為校长，然而吴南轩擅自解聘教授，任用私人，携印入城，断绝学校资金并暗示武力解决，引起全校師生不滿，学生护校委员会和教授会迫使教育部将其撤职。
1931年10月14日，梅贻琦被任命为校长，12月3日，在校長就職典禮上提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理念，此理念對清華有著深遠的影響。梅贻琦擔任清華校長長達17年，為清華最久任的校長，且对学校建设贡献巨大，确定了清华著名学府地位，被稱為清華永遠的校長。
此時期，梅貽琦大力延聘名師，讓此時的清華園名師雲集，如文學院的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吳宓、金岳霖等；理學院的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陳省身、楊武之、黃子卿等；法學院有陳岱孫；工學院有顧毓琇、施嘉煬、劉仙洲、章名濤、任之恭等，體育部還有著名體育教育學家馬約翰。在治校理念上，確立“民主治校原則”，也稱為“教授治校”，清華的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以及各種專門委員會，多由教授擔任，讓教授能積極參與學校事務。
這些學術大師在清華創造出許多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學方面，熊慶來的熊氏無窮數、孫光遠對微分幾何的研究、吳有訓對X射線的研究、趙忠堯對γ射線散射的研究、周培源對流體力學湍流的研究、黃子卿在等張比容測定的研究等，在當時都是中國一流研究；在工程方面，機械系教授王士倬建造中國第一座航空風洞；人文方面，朱自清的散文、聞一多在《詩經》、《楚辭》的研究、俞平伯關於《紅樓夢》的研究、王力在聲韻學、訓詁學的研究等，在學術界影響深遠。
1935年秋天，在日军危及华北之时，部分清華學生成立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学生蒋南翔草拟《告全国民众书》，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清华大批学生参加运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12月16日，更大规模游行展开。次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头版头条刊登报道：“5000中国人奋起反对日本统治，警察击倒60——北平学生被打，‘贞德’被捕”，其中将清华女学生陆璀誉为“中国的贞德”。
1936年，因日本侵華戰爭，學校於長沙岳麓山興建校舍，並將學校珍貴圖書器材南遷，同時決定籌辦特種研究所。2月19日，參予學生運動的救國會與學校教授會為了上學期期末考試補考問題發生對立，教授集體辭職。22日，由學生會與用功讀書學生組成之護校團發起挽留教授。23日，梅貽琦自南京回校，處分救國會帶頭分子，並慰留所有教授。29日，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派兵進入校園逮捕二十一名左派學運學生，後經校方多方奔走，獲得保釋。12月，西安事變爆發，校園左右派學生對立。28日，由潘光旦教務長宣佈解散校園一切學生運動。
历史 > 抗戰時期

1937年發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5日，日軍即佔領清華園。9月10日，清华大學奉令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长沙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25日，临大开学，共有文、理、工、法商等四院十七系，文學院另於南岳上課。1938年1月，因戰爭吃緊，決議搬遷至昆明，临大组织师生分三路艰难到达昆明，校名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设常务委员会主席。5月4日，联大开课，三校师生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展教学、科研工作。1939年因戰局吃緊，政府宣布停付庚款。清華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社會調查五研究所自行設法維持。8月，清華決定恢復文科研究所，設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四部。1940年，因聯大校園屢遭日軍轟炸，教育部命聯大遷川。8月，聯大決定於四川敘永設立分校，命一年級及先修班新生前往上課。11月，為了培養大後方中小學教師，聯大成立師院附設學校。1941年1月，敘永分校開始上課。4月，清華大學成立卅年，師生於昆明舉行紀念會，出版學報紀念專刊。8月，敘永分校結束運作，學生返回昆明。10月，文科研究所於昆明東郊龍泉鎮司家營成立，由馮友蘭教授出任校長。11月，與盟軍合作於昆明成立譯員訓練班，並成立師範學院初級部。联大期间，学生参与青年从军运动，应征飞虎队翻译、入缅作战、参加印度远征军。
联大期間，清华单独设立昆明办事处、研究院、特种研究所。研究院自1939年起逐渐恢复，设有文科、理科、法科3个研究所共12个学部，招收研究生。特种研究所依靠庚款基金利息，拥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国情普查五个研究所，服务军事研究，研制军用飞机、军事通信（英语：），研制出中国第一个电子管。抗战胜利后，各研究所并入相关各系。
戰爭中，清华园遭到严重破坏，建筑物40%以上损坏，各类设备全部损坏，未南迁图书八成被损。1937年夏，清华园陷落後，少量留守教职工成立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保护学校。1939年春，日军野战医院152病院进驻清华园。占领期间，以各系馆为伤病住房，以图书馆为治疗室、手术室，以体育馆为马厩，以新南院为妓馆，杀害留守教职工。
历史 > 国立清华大学复员时期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学校开始修缮清华园。次年联大结束，三校复员。清华在战争伤痕下努力恢复发展，1946年2月，部分系所勉強於北平清華園重新復課。5月4日，西南聯大結束，學生依志願分發，入清華者932人，入北大者644人，入南開者65人。三校於昆明立碑紀念八年之艱苦合作。師生陸續北返，只留下師範學院改為國立昆明師範學院。7月，清華中文系教授聞一多遭國民黨特務刺殺，昆明發生學潮，梅校長赴滇解決。10月10日，正式於清華園上課，收集補充圖書儀器設備，並招考新生。1948年，清华大学扩充农学、气象学、法学、航空工程等院系。同年11月24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下，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前来谈迁校事宜，并接走清华5位教师。12月13日，解放军进军至西郊，绕开圆明园和清华、燕大，占领丰台。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指示保护清华、燕京等校。解放军与国军战于学校墙外，不久后国军退守城內。15日，解放军进驻海淀镇，清华园成为最早被解放军占领并宣告解放的國立大學。12月18日，解放军第13兵团政治部张贴布告宣布严加保护学校，阻止抢掠。梅贻琦校长于12月14日因公入城，留在城内，后于21日乘飞机前往南京。12月17日，校务会议推举冯友兰为临时主席，代理主持校务。
历史 > 中華人民共和国建國初期

参见：國立清華大學
1949年1月10日，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清华，5月4日，成立以叶企孙为主席的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國立清華大學時任校长梅贻琦赴歐洲，後往紐約。1955年，梅贻琦在中華民國臺灣省新竹市主持国立清华大学在台復校。1990年代以来，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交往频繁，有“一笔写不出两个清华”的說法，美國許多地區的清華校友會同時為北京清华和新竹清华校友服务。
1950年6月，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新国徽。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仿照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院系调整，清华法、文、理、农、航空和工学部分院系划归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校，北京大學等校部分工学专业划归清华。清华大学从一所全科目综合类大学变成仅有八个工程系的工程技术大学。这一强制改革把人文教育赶出校园对清华发展造成很大程度的伤害，同一时候的三反五反开始控制教授们思想和学术自由。
1953年起，清华着手进行以“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为蓝本的教学改革，按计划培养技术人才，从学分制转为学年制，学制延长到6年，建立严格统一的教学大纲，翻译大量苏联教材，加强基础科目，聘请苏联专家，学者教授。1955年后，增设实验核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艺学等当时的尖端技术专业，以为工业和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核武器计划储备和培训人才。1958年后，开展教育领域“大跃进”。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勤工俭学、教育支援农业，清华师生承担了密云水库、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实践工作，前往上庄公社等地区参加农业、水利、机械等工作。
1957年至1958年春的反右斗争中，清华571人被划右派。清华逐渐形成“又红又专”（政治上忠诚，学术上优秀）的特色，从1953年起率先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让优秀学生党员“双肩挑”（专业学习和政治工作），延续至今。当时的清华被称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1957年11月29日，蒋南翔校长提出“争取健康地为祖国工作五十年”口号，使得清華学生在德智体全面发展，並激励清华人至今。在马约翰等优秀体育教师带领下，1954年成立体育代表队，在北京市高校运动会上连夺6次男子团体第一和5次女子团体第一。
共和國初期，学校校园不断扩大，原贯穿校园的京张铁路东移800米至今五道口处。新建中央主楼、西主楼、东主楼、工程物理系馆、精密仪器系馆（9003大楼）、各类实验室和校办工厂。在昌平新建原子能研究基地（今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历史 > 文化大革命時期

条目：清華大學文革歷史
清华附中是文革红卫兵激进学生运动的发源地。1966年5月29日晚，一些對舊教育制度不滿的清華附中學生，討論北大聶元梓等七人所貼的大字報，其中一位學生提議以紅衛兵為名字寫大字報，受到其他同學的贊同，中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誕生。1966年6月2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大字报並在同年8月2號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回信支持。红卫兵开始“破四旧”、“大串联”，将运动推向全国。
1966年6月8日，工作组进驻清华，将各级干部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13日工作组停止校长蒋南翔的工作並接管清华，批评并压制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学生。7月，毛泽东回京，形式扭转，不久工作组撤回。1966年8月24日，二校门被红卫兵拉倒，并于次年建立全国第一座大型毛主席塑像。1966年12月19日，经“无产阶级司令部”授意，一统清华“文革”的井冈山兵团成立，蒯大富为第一把手。12月25日，5000多师生开展“反刘少奇、邓小平”游行，即“一二·二五大行动”。1967年4月10日，召开旨在揭露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1967年4月14日，因对文革一系列重大问题存在分歧，井冈山兵团分裂为“兵团总部”（“团派”）和“四一四串联队”（“414派”或“四派”），矛盾日益激烈。5月29日晚，“414派”成立“清华大学井冈山四一四总部”，与“团派”正式对立。“团派”属极端造反派，“414派”属造反派中的保守派。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两派矛盾膨胀，引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是北京最为严重的武斗事件，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身残疾，直接经济损失1000余万元人民幣，全校1萬多名師生紛紛逃離清華。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团派”袭击工宣队工人，导致5人被杀、731人受伤，震动北京城，史称“七·二七事件”，直接导致毛泽东终止全国群众武斗。
1968年底，为“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进行“人人排队、层层摸底”的高压运动，造成非正常死亡约16人。工宣队被作为北京“六厂二校”典范推广全国。1969年，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建立试验农场，上千教职工感染血吸虫病，实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批判”。直到1976年，工宣队以学军、学农、学工方式来“再教育”和“改造”学生和教职工，采用“两个估计”政策对待知识分子。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清华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信给毛泽东，斥责清华一二把手迟群、谢静宜飞扬跋扈。这被毛泽东看做“文革”翻案，加以批评，后演变为“教育革命大辩论”。12月，演变为全国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数十万群众和机关干部前来清华“学习”、“参观”，教学工作瘫痪，贴出十万多份大字报。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16日，中共北京市委整顿学校。次年4月29日，刘达任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开始整顿领导班子、纠正冤假错案、改善教职工队伍结构，不久后取消革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