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岭战役
结果与影响

四纵以1800人负伤、第10师第28团参谋长李书轩、第10师作战科副科长段然等328人牺牲的代价，全歼第25师8000余人，俘师长李正谊少将、少将副师长黄建庸、少将副师长段培德、第73团团长李公言、第74团团长董魁武少将、第75团团长赵振戈（军长赵公武胞弟）等6200余人，毙伤2100余人，缴获步枪、冲锋枪、短枪等共2617支，轻重机关枪270挺，山炮10门、机关炮7门、迫击炮和速射炮等100门，汽车3辆，装甲车4辆，电台13部，各种弹药100余万发。在押解途中黄建墉、赵振戈逃脱。赵振戈被再次捕获后，被处决。
新开岭战役为辽东军区战略调整赢得了时间，为“四保临江”奠定了基础。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四纵队司令部1948年7月写的《新开岭歼敌二十五师总结》认为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仰赖四纵全体指战员“勇敢顽强作战，不怕伤亡，死打硬拼，上下一心，坚决执行林总及中央集中兵力歼灭敌人的指示，并积极负责坚持决心，坚决执行命令，咬得住牙，连续行军作战，不顾疲劳克服困难所得。”新开岭战役前，四纵11师从本溪县小市战斗开始，连续打了5仗吸引、牵制、消耗第25师主力；第12师从安奉线阻击敌中路主力，到驰援赛马集战场，十分疲劳；第10师从永陵南下本溪县，再从本溪县碱厂连续强行军140里赶至叆阳边门以北的隐蔽集结地。各部均能不顾疲劳、减员，形成了英勇顽强、死打硬拼的战斗作风。
出身于第25师的国军将领张晴光在回顾该战时认为，杜聿明指挥的“安东会战”之所以失败，一是犯了平均用兵的错误，三路进攻的国军兵力平均，没有重点；二是杜聿明只顾占领更多的城镇，却没有将消灭共军主力作为主要作战目标；三是战区预备队新22师，由本溪宫原以摩托化方式驰援第25师，由于惧怕重蹈第25师覆辙，竟然3昼夜不能到达。国军与共军作战“打则打不到共军，被围却跑不了，最后多被消灭……部队只能分不能合，算战区总兵力，比共军多、比共军强。但共军在战场上攻防，比我们兵力在战斗中大三、四倍，占绝对优势。原因是他能集结这一战区百分之百的兵力，我则一个兵团、一个军，分离得远远，集结不到一起。结果是‘解围攻不动，突围突不开’......只能进，不能退，请示再请示，不敢独断专行......有谁敢发觉共军部队合围之初，不待命令，放胆突围？多是被围之前表示勇敢，要与阵地共存亡；被围之后，一再呼救，请求解围。上级一再指示‘坚守待援’......结果是我军全军覆没。”
杜聿明的参谋长赵家骧，五十年代在台湾回忆总结国军在东北的失败：“当主力攻略安东时，掩护后方的第二十五师向靉阳边门隘路进出之际，遭遇匪之节节截击，我主力进展过速形成分离态势，无法救援。该师终于陷入匪军之包围，全军覆没，为我军在东北失利之肇端。此后国军攻势力量，再衰三竭：攻势既超过顶点，力量渐趋于降低。匪察知我方兵力捉襟见肘，乃悍然发动长、吉之攻击。东北局势，从此逆转......此后国军攻势力量，再衰三竭:攻势既超过顶点，力量渐趋于降低”
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评价此役：
“此役结果，即使对日后继续坚持南满根据地和敌后斗争，也产生很深远的影响。首先，第四纵队以8个团的兵力取得歼敌1个整师的战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锻炼和培养了部队英勇顽强、死打硬拼的战斗作风，充分认识到了集中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方针的正确，在思想上树立起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信念。这为（以后）参加诸次保卫临江战斗，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能始终保持部队高昂的士气，机动灵活地灭敌，打下了牢固的素质基础。其次，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军进攻气势，扰乱了其进攻南满解放区核心区域的时间表。当时正向新开岭增援之敌新二十二师，已到达距战场仅15公里处，闻悉第二十五师覆灭，即停止在双岭子地带徘徊3天未敢前进。其余各路国民党军也由快进转慢来，由分散冒进到以师为单位集团缓进，由轻视民主联军战力而转变为惧战。同时，敌人由于整师损失，进攻临江的兵力颇感不足，为辽东军区部队逐次打败敌之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战争条件。再次，在战局异常紧张时刻，争取了极为宝贵的时间，保障了辽东的党政军群机关和大批战略物资向临江方向安全转移。从10月19日敌进攻起，至12月2日辽东军区两个主力纵队会合，共争取到44天有效时间，使后方机关人员和新开岭战斗伤员安全转运，大部分资财未受损失，保持了部队战力。同时由于迟滞了敌军进攻速度，亦使辽东军区得以重新筹划作战部署，及时地调动部队设防，从而，为迎接陈云、萧劲光赴任南满最高领导做了准备。”
时任四纵十一师副师长周光回忆新开岭之战的意义：“这个师号称‘千里驹’，我们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师长李正谊和副师长都抓到了。这一次收获很大，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付出的代价值得，因为这次战役消灭了这个师后，敌人再也不敢一个团、一个师的，离开他的主力部队跟着我们深入一百多里路，不敢了。这样便于我们部队活动，对进攻东北的敌人是个严重的打击。”
新开岭战役的胜利，也为东北局、东总关于坚持南满的决定，以及七道江会议与会者中占少数的“坚持派”，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依据。
战役结束次日（11月3日），中央军委、毛泽东致电辽东军区：“（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中兵力，争取新的歼灭战胜利。”11月3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致电辽东军区萧华、程世才，传令嘉奖辽东军区部队全体指战员。
令人费解的是，辽东军区嘉奖第四纵队的电报于11月5日才发出，比延安和东总的嘉奖电迟了两天。
11月9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总结了新开岭战役的经验教训，致电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华、第二政治委员江华、副司令员兼第三纵队（兼辽宁军区）司令员程世才、副政委兼三纵政治委员罗舜初并告林彪及西满、东满：
“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一）第一次集中五个团打二十五师未能奏效【按：10月27日双岭子之战】，第二次集中八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10团、8团兵力，最好能集中12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的集中兵力。（二）战术上亦必须集中兵力。你们31日包围敌二十五师，1日9次攻击皆未奏效，2日拂晓集中炮火攻破南北山一点，从此扩大战果，即于半日内将该师全部歼灭。而后作战每次均需采用此种方法。”
第四纵队授予第10师第28团一等战功。四纵12师授予第34团第3营第8连“新开岭战斗一等功勇夺千军”奖旗。
“唯有担任师预备队的七十五团梁凤彩营长，带着仅有的一个连和七十四团数百官兵”在数辆轮式装甲车的掩护下突围。戰後，第25師第75團第1營營長梁鳳彩在草河口收容突圍官兵，5天後收容2500餘人。以1个警备团、5个保安大队、新六军1个补充团为基础，重建了第25师，以第五十二军第2师副师长胡晋生（湖南常德人，黄埔五期步科一队，1948年2月在鞍山被俘）继任师长。
第四纵队司令员胡奇才逝世后，按其遗嘱，家属将部分骨灰安葬在新开岭烈士陵园。
1986年10月，丹东市委市政府、凤城县委县政府在叆阳镇富国村丛家堡子北100米山坡高地的战场建有一座高13.5米的“新开岭战役纪念碑”，正面为陈云题词“人民英雄纪念丰功伟绩青史永垂”。
凤城市最边远、大山深处的龙道村，是叆阳镇唯一的贫困村、辽宁省级贫困村，2018年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新开岭战役时，现在村小学的位置是四纵野战医院所在地。没抢救过来牺牲的战士被安葬在龙道村附近山上的8处合葬墓中。2006年将散葬在龙道村山上、老爷山下和新开岭村一条沟里的326名烈士遗骸迁葬新开岭战役烈士陵园。迁坟其间，发现了上百件烈士遗物，如皮带扣、茶缸、子弹夹等。
灌水烈士陵园安葬了199位新开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和2位解放后牺牲的烈士。
1964年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故事片《逆风千里》，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即东野四纵）的新开岭战役为背景，表现了该战之后共军主力迅速转移北上投入新的战斗，同时组派一个精干的小分队押送第25师团、师高级俘虏，在敌后腹背受敌险境中经过千里跋涉，安全送达临江县后方的故事。本片编剧周万诚当时是这支押送小分队的警卫排长，1949年后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