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非中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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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大義覺迷錄
清朝雍正帝在其親自編纂的《大義覺迷錄》（後被乾隆下命全國銷毀）中表示：
「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且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為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書中為清朝的正統地位作出辯護，表示滿洲如同籍貫，不能將之自外於中國，並且批駁華夷之辨思想，以元朝統一中國為例，提出客觀評價非漢族君主應以中國君主評論而不以夷狄視之的觀點。他也指出中國歷史上華夷的區別在於文化的區別，以及清朝的統治事實上給「中國」帶來了莫大的利益：「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盡人倫則謂人，滅天理則謂禽獸，非可因華夷而區別人禽也。⋯⋯歷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統，而自作此疆彼界。⋯⋯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他強調中外一家，否定民族間的差别和歧視，又指清朝所承之統為「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
「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並非中外之分別也。」
在論及國家的大一統時，雍正帝指出：
「歷代以來，各蒙古自為雄長，亦互相戰爭。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統，歴前明二百餘年，我太祖皇帝開基東土，遐邇率服，而各蒙古又復望風歸順，咸稟正朔，以迄於今。是中國（中原）之一統始于秦氏，而塞外之一統始於元代，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然各蒙古之所以統一者，亦皆天時人事之自然，豈人力所能強乎？」
康熙時期被現代學者稱之為「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按照國際法原則、以對等方式談判達成」的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大清帝国的國際法文件，條約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Daicing gurun）一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Dulimbai gurun）的直譯，且清方所指的「中文」（Dulimbai gurun-i bithe）不是單一文字，而是包括了漢語、滿語、蒙古語三語的複數中文。
1711年，康熙帝為了測繪中國東北地區，特詳諭大學士哪些屬於「中國地方」和以甚麼為界線，且明確地將滿洲地區稱之為「中國地方的東北一帶」，當中的「中國」亦包含了近代意義的國界觀念：
「自古以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數以推算地里之遠近，故差誤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裡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視之，混同江自長白山流出，由船廠打牲烏拉向東北流，會於黑龍江入海，此皆係中國地方。鴨綠江自長白山東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鳳凰城朝鮮國義州兩間流入於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江之東南系朝鮮地方，以江為界。土門江西南系朝鮮地方，江之東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此處俱已明白。」
康熙十三年，由欽天監監正南懷仁刊行全國、並在乾隆朝收錄於《四庫全書》的世界地理書《坤輿圖說》裡也直接指大清國為「中國」。康熙朝晚年，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影響日深，康熙帝作出警告：「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上述表明其整個國家認同含義的「中國」概念之使用已制度化，特別是在對外自稱之時。 1767年，乾隆帝明令：
「夫對遠人頌述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
1767年，傳教士、宮廷畫師蔣友仁奉乾隆帝之命手繪了第二幅高水準的《坤輿全圖》上同樣直接將大清國統治地區標名為「中國」。該圖的「圖說」部分經學者何國宗與錢大昕潤色後於1799年公開出版。
在康熙的遺詔中，康熙將自己接續於中國正統，並表明清朝是明朝的繼承政權，詔中除述及黃帝、舜、禹、項羽、漢高祖、諸葛亮、梁武帝、侯景、隋文帝、 隋煬帝、 陳友諒、明太祖的故事外，還引用《易·遯卦》、《尚書·洪範》中國傳統經典。在遺詔中，康熙的稱謂為「皇帝」，滿文本直接將之音译（满语：，穆麟德轉寫：hūwangdi），而非內陸歐亞傳統的「汗」（满语：，转写：han）；又表示他統治的國家是「中國」（Dulimbai gurun），統治的人民是「中國之人」。康熙的中國皇帝身份同時受到國家邊緣民族的認同，對他們而言，康熙是「中國至聖皇帝」或「統馭天下中國之主」。台灣歷史學家、國立中正大學副教授甘德星說：「遺詔乃國家權力轉移的重要文書，其所代表的意義，非一般的諭誥命令所能相比」。
乾隆帝年輕時曾作《長城說》，認為長城作為人為界線的設計構思「頗為愚蠢」，認為長城作為一條自然地理的邊界根本起不了實際作用。乾隆這種觀點有意消解長城強制隔離南北文明的族群劃分意義。在清朝應接續哪個朝代作為正統傳承線索的討論上，有大臣從族群繼承的角度揣摩乾隆帝的心思，認為「清」本稱「後金」，從族群血緣上應該接續的是「金」人的統治風格，或者從朝代上考慮應接續遼金的正統脈絡，然而乾隆帝嚴厲申斥該提議，並選擇了以漢唐宋元明一脈為「大清」應該接續的正統線索，又在《評鑒闡要》等欽定史書中反復申說其價值和意義。乾隆帝雖然擁有各種頭銜，但他首先明確自己是生活在「中原—江南」縱向主軸之內人口密度極大的漢人群體的君主，其次才是東西橫向側軸內的滿、蒙、回、藏等區域民眾的君王。
乾隆年間，俄羅斯屬土爾扈特人請求派使到西藏朝聖，並且請求派幼童數十人到藏內居住學習經典。乾隆帝回應：「……但土爾扈特，系鄂羅斯所屬，異國之人……則斷不可行。」乾隆帝拒絕土爾扈特人入藏學經的要求，主要根據在於俄羅斯屬土爾扈特人的俄羅斯人身份，而俄羅斯人為外國人，故不可以隨便進入中國。
晚清時期清廷與歐美等國所簽的中外條約如《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中，作為整個國家名稱的「中國」或「中華」與「大清國」同時交替使用，中美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的漢文文本更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結尾簽字處則註明「大合眾國欽差全權大臣駐中華顧盛」。十餘年後的中美《天津條約》也稱清朝為「中華大清國」、稱大清皇帝為「中華大皇帝」，表明了清朝統治者對「中國」或「中華」這一國家名稱的自我認同，也受到國際社會承認。另外，中英《南京條約》的英文本裡，大清皇帝的對應詞為「Emperor of China」，大清國為「Chinese Empire」。在當時的英國人看來，「大清」等同於「中國」。
戊戌變法期間，監察御史文悌向光緒皇帝呈遞一道折子，披露維新派康有為具有推翻清廷的企圖，折子裡說：「我曾極力勸說康有為，不要將忠君與愛國割裂為兩件事情，置我大清國於不顧（曾令其將忠君愛國合為一事，幸勿徒欲保中國（愛國）四萬萬人而置我大清國（忠君）於度外，康有為亦似悔之）」。傳聞戊戌政變之後，朝廷宣布康黨的罪狀，其中有一條是：「……又聞該黨建立保國會，保中國不保大清，殊堪髮指」，該言論幾經流變，演變為慈禧太后親口所言。
曾為慈禧御前女官的德齡公主在《清宮禁二年記》中記載自己曾向慈禧解釋在美國和歐洲的女士會通過繪畫、教學或其他類似的方式賺取自己的生活費，又說這是一種習慣而非恥辱。慈禧說：「此種文明，實為奇特。在我中國，父母既亡，為之子者，有撫養未嫁姊妹之天職……中國婦女，苟自出謀生，則人將傳為談助矣。」在提到康有為時，慈禧回應：「此人（康有為）實致中國紛亂之禍首，皇帝（光緒帝）未遇康氏前，於列祖列宗之遺訓，遵守惟謹，莫敢或違。惟自引進以後，遂思變政，且欲汲引耶教（基督教）於中國。」德齡在書末寫道：「余於改革一事，雖不能多所循誘太后，然仍望此生得見中國有日醒悟，以儕於世界列強之林也。」
從晚清開始，中國與外國的傳統朝貢關係開始由條約關係逐漸取代，條約是主權國家之間的約定，如何在條約中稱呼自己則體現了對自己身份的認同。在通常情況下，清朝以「中國」和「中華」代表國家，以「大清」代表政府。
1910年经清朝学部审定发行的教科书《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一开篇即表示：“本朝史者，中國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有世界最長之歷史。又有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佔東洋史全體之太半”。
1912年，清政府發布《退位诏书》，宣布：「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簡稱「中國」的中華民國繼承了清朝的全部領土、主權，以及自《尼布楚條約》以來，多個邊界條約規定的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