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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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烏斯滿·巴圖爾宣佈起義，與蘇聯空軍、外蒙古聯合發動對新疆青河、烏河的聯合軍事行動（阿山事變）。艾力汗·吐烈在拜都拉大清真寺成立「雙泛主義」的反漢中心，主張穆斯林團結起來透過「聖戰」把非突厥系民族的漢人趕出東突厥斯坦。1944年8月，法提哈·穆蘇里莫夫（塔塔爾族）、埃克巴爾與賽義提兄弟（Akbar、Sayit，哈薩克族）等人由蘇聯取得武器成立約800人的「鞏哈游擊隊」。9月初，鞏哈縣法提哈·穆蘇里莫夫私運槍械30枝、機槍兩挺、七九機槍子彈2428粒、黃色炸藥4袋遭國府邊境保安隊查獲，法提哈·穆蘇里莫夫趁機逃往烏拉斯台。9月21日，暴動開始。在法提哈·穆蘇里莫夫帶領下先切斷鞏哈至馬扎的電纜，炸毀五座大橋，殺害當地警察局局長、副局長、醫院院長，於10月6日攻佔伊犁鞏哈。蘇聯駐伊寧領事公開支持肯定「伊寧解放組織」，隨後該組織在迪化、阿山、塔城、阿克蘇等地建立分支機構，為之後的三區革命創造了有利的基礎。三区革命主要訴求是「永遠消滅漢人統治，建立真正的獨立共和國」。
国府方面，9月2日，盛世才任命預備第7師杜德孚指揮權。10月12日，國軍預備第7師19團彭俊業增援反攻。11月初國府收復鞏哈。10月，阿勒泰革命臨時政府成立，阿勒泰區反政府吉木乃武裝部隊併入。
巩哈暴动初始，游击队利用国民党势力在伊犁河谷空虚的契机，陆续取得了一系列战斗胜利，曾经一度占领尼勒克。国民政府派遣接替盛世才担任新疆临时主席的朱绍良匆匆调集大批军队前往镇压，当巩哈暴动吸引国军主力东进的时候，伊犁解放组织秘密得到苏联军火、人员的援助，1944年11月7日夜突然在伊宁发动起义。从苏联派遣回来的原二台公路养路段段长列斯肯带领一个经过精心训练的游击队在果子沟切断了进入伊犁的唯一公路--迪伊公路。当天，伊犁解放组织领导人阿巴索夫和苏联军事顾问彼得·罗曼诺维奇·阿列克山德洛夫率领60人的武装从霍城越界潜入伊犁市区。他们首先切断了伊犁河大桥的交通，国民党伊宁当局派遣一个排的兵力试图重新夺回大桥，未出城即遭武装人员伏击。入夜，巩哈游击队主力绕道赶到伊宁城，开始四处进攻守军，起义很快取得了胜利，大批汉族人和国军被迫撤退到惠远老城和艾林巴克（飞机场），起义部队在苏联军事总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到12月31日终于将这里的守军歼灭，守将陈伯良、高炜在惠远城破时互相射击自杀身亡。伊犁郊县汉族官民纷纷逃亡，巩留、新源、特克斯等地数百人向焉耆撤退，至玉尔都斯山被追及，生抵焉耆者只余三十多人；昭苏官民企图翻越冰达坂退往阿克苏，正值寒冬，最后抵达者只有十余人。整个伊犁地区只有艾林巴克孤军死守。
11月初，蘇聯派遣阿列克山德洛夫（後成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總司令）率領紅軍與新疆伊寧解放組織會合。11月7日，東突解放組織特別選在蘇聯十月革命紀念日發動大暴動「伊寧起義」。11月8日，穿著哈薩克共和國軍服的士兵乘坐十多輛馬車，車上架有機槍封鎖伊寧城北司令部橋頭，阻止國軍增援。11月12日，暴動者在封鎖伊寧市區後，開始針對漢族屠殺。11月12日， 爆发伊宁事变（中共譽之為三区革命，中華民國稱為「叛亂」），在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臨時政府主席伊力汗·吐烈（乌兹别克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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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醒來吧！醒來的時代到了。真主是我們的信仰，穆罕默德是我們的聖人，伊斯蘭是我們的宗教，東突厥斯坦是我們的祖國。……按真主‘給暴虐以懲罰’的意志，我們相信真主無疑的諾言。我們伊犁人民團結起來，用棍棒鐵鎚起來反對橫暴的政權而起義了，短時間內把漢人政權推翻後建立我們的伊斯蘭政府。漢族血腥壓迫的旗幟將被我們踏在腳下成灰燼。我們舉起祖先留下來具有宗教意義的月芽、星星標誌……所謂‘新疆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謬論，製造假歷史的騙子們，應該聽清楚，永遠記住以下事實：他們不要忘了，東突厥斯坦英雄的兒女們曾用棍棒攻擊他們，漢族忍受不了這種打擊。中國的官吏和帝王為了自己的土地和政權，建築了三千五百公里萬里長城，像害怕鷹的兔子一樣跑到長城裡面。這些事實雖然被漢族政府歷史學家所隱瞞，但全世界歷史可以證明這一事實。太陽是不能被衣襟遮蓋住的。…… |  |
1944年11月13日，國軍預備第7師參謀長自伊寧向外發電報求援，國軍支援往伊寧方向進攻到達二台，國府專案公署劉秉德遭殺害。15日，抗日戰爭第八戰區司令朱紹良任命李禹祥率第7預備師、新編第45師，展開進攻果子溝的戰役。从1944年11月9日，起义部队开始围攻國軍殘留在伊寧最後據點艾林巴克飛機場、鬼王廟、北大營，久攻不克。国军遭受蘇聯動用大炮猛轟兩三個月，守軍發生餓死的情況。11月22日，國軍杜德孚趕往伊寧，並調集精河一帶部隊增援。12月朱紹良向伊犁河谷增援第二十九集團軍李鐵軍、第45師謝義鋒均遭合圍全軍覆沒。11月下旬，蘇聯派出雅可夫列維奇·頗里諾夫擔任新疆三區游擊隊指揮官，並成立「一號房子」（蘇聯紅軍弗拉基米爾·柯茲洛夫領導）、「二號房子」（KGB弗拉基米爾·斯特潘諾維奇領導），另在阿拉木圖派遣貝利亞為蘇聯軍對中國新疆的督戰。
1月5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宣布脱离中華民國而独立，共和国臨時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副主席阿奇木伯克·霍加，總司令阿列克山德洛夫。临时政府成立后，将各游击队统一起来，成立了游击队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阿列克山德洛夫。
1945年1月10日，国軍第45师和预备第7师援兵试图救援艾林巴克，其中第45师一个团冒严寒跨越天山抵达伊宁东郊，阿列克山德洛夫惊慌失措企图从霍城逃回苏联，结果被伊犁临时政府撤去职务，代之以鲍里诺夫，同时苏联红军正规军一个骑兵团和部分炮兵也迅速入境投入战斗，终于将援军击溃。1月31日，伊寧艾林巴克國軍殘部與漢族居民約四千人企圖突圍，在路途中遭全數消滅（艾林巴克殲滅戰，杜德孚自戕），东突政權佔領伊犁全境。
1945年2月开始，伊犁局势已经稳定下来，革命开始向北疆和南疆发展。7月在民族军和当地游击队的夹击下，塔城守军、政府人员和汉族群众1400多人逃入苏联，塔城解放。民族军将塔城游击队改编为额敏骑兵第4团和塔城骑兵第6团，并将原来的二台骑兵第3团和上述两个团合并成立了独立骑兵旅，该旅人员大约2400人，列斯肯为旅长。
1945年4月8日，在伊宁市西公园广场上，隆重举行民族军成立大会，这标志民族军的正式成立。在大会上，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发表了讲话，并给民族军各部队授予标有伊斯兰星月徽、写有“为东突厥斯坦的独立前进”文字的军旗和写有经文的白色伊斯兰教教旗。授旗后还进行了阅兵式。同月，曹達諾夫·扎義爾成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民族軍政治部部長，在事後肯定蘇聯動員部隊參與伊寧起義的貢獻。7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進入全面反攻階段，勢如破竹佔領托里縣、額敏縣、塔城縣。
8月15日，中苏簽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以苏联承认国民政府对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不支持中國共产党與新疆內部事務交換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表面上同意此条件，将東突厥斯坦的领导人，从苏联潜回的艾力汗·吐列秘密解回苏联，但是对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和中國共产党的援助依然源源不断。8、9月，在蘇聯協助下攻佔哈巴河縣、布爾津縣、承化縣、拜城、阿克蘇舊城、庫爾干均納入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版圖。共擊潰國軍12個團2個營，俘虜前線最高指揮官郭岐、師長宛凌云在內的國軍6,000多名政府士兵，確立伊犁、塔城、阿山全境為統治區。
此时乌斯满和达列力汗两次大规模进攻承化，但是并未能占领。8月7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大约50多人的部队和达列力汗的游击队会合，第三次进攻承化，在国军的抵抗下，仍然未能夺取承化，9月，民族军独立骑兵旅赶来，9月6日再次包围承化，国军守将高伯玉率守军和百姓3000余人弃城北逃，希望能进入蒙古避难，但在中蒙边境奥尔尕提达坂遭到蒙方阻拦；9日，民族军赶到，捕获高伯玉在内的国军官兵1130人。9月20日，在阿山的游击队被改编为民族军阿山哈萨克族骑兵团，达列力汗为团长。
9月，國軍新編第46師徐汝誠到達迪化前線，第八戰區副司令郭寄嶠進入新疆。9月13日，國府吳忠信、朱紹良、郭寄嶠分析情勢：「三區叛亂軍已推進到瑪納斯河，距迪化僅兩日路程，目前屯兵瑪納斯西，有向迪化進攻之勢。現守迪化之軍隊僅六營，援軍由青海或蘭州最快八到十日才能到達。」战线推进到距离迪化仅150公里的玛纳斯河西岸产生对峙。国军调集大批部队“死守大迪化”，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郭寄鞒奉命抵达迪化，将第46师部署在绥来，在这里成立前线指挥部，第46师师长徐汝诚担任指挥官，以玛纳斯河为第一道防线。谢义锋的新2军军部由绥来迁移到景化（今天的呼图壁）为第二道防线。从青海赶来的整编骑兵第1师（马呈祥）接替暂编第3师的防地，进驻迪化、景化一带；暂3师调往焉耆。第43军杨德亮指挥的新45师加强伊吾、哈密的防守，其中徐达率领新45师一部防守在七角井。在南疆，苏联顾问纳斯洛夫和阿巴索夫直出天山，进攻库车，在阿克苏一带和国军展开拉锯战。
在蒲犁，以苏联的托合托米什为基地的游击队在苏联军事顾问的带领下夺取了蒲犁等地，成立了蒲犁专署和蒲犁革命军总指挥部。建立了柯尔克孜和塔吉克两个团。每个团有2连，共有大约400人。
蒲犁的游击队在成立蒲犁专署后，开始向英吉沙、喀什、库车进军。10月，游击队和守军对峙在这些地区，这时国民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开始和三区代表进行谈判，由于谈判直接涉及蒲犁对喀什的进攻，根据这一变化，在蒲犁的苏联军事顾问和军事人员奉命回国。但是蒲犁游击队并非因此放松对喀什、莎车的进攻。1946年3月，民族军派遣伊斯哈克伯克率领400多名武装人员经苏联从伊犁来到蒲犁，准备再次进攻莎车、库车和喀什。由于和谈成功，6月，伊斯哈克伯克率几乎所有的游击队员返回伊犁。
尽管如此，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仍然十分担心迪化将不保，在战事最危急的时候，朱绍良曾经八小时内给蒋介石连发三份急电“……内乏可用之兵，外无一旅之援……迪化危在旦夕，卑职惟有以身殉职，与国土共存亡，上报党国……恳请钧座速筹良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顺应抗战胜利后全国和谈的潮流，开始通过苏联的斡旋与三区政府进行和谈。1945年7月5日，蒋介石在一次关于中苏会谈的讨论会上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保证中国对东北和新疆的领土和行政主权，对中共和新疆变乱不再作任何支援，中国政府才考虑苏联有关外蒙的要求”。会议后，蒋介石向在莫斯科与苏联谈判的宋子文连发两道密电，指示可以“允许外蒙战后独立”，但苏联必须承认“东北领土主权和行政之完整，对中共及新疆变乱不再做任何支援”。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向斯大林提出，苏联政府如果能在帮助中国平定“新疆变乱”等问题上作出承诺，中国政府可以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斯大林表示，无论延安、新疆均服从蒋委员长的领导，苏联只支持国民政府，可以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发表声明，并答应宋子文关于制止从苏联往新疆“偷运”武器的要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1945年9月，莫洛托夫和王世杰在伦敦就“新疆伊犁事件”磋商时表示，这个事件是临时现象，不久就可以平息，于是在得到苏联的保证后，蒋介石开始在公开场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和谈进行了将近半年，在1946年4月终于达成协议，新疆进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三区政权也随即发生重大变化，在苏联直接干预下，三区临时政府高层人员中的一部分封建势力、宗教人士和泛突厥人士被清除出领导层，原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在一天夜晚被苏联驻伊犁领事请进领事馆参加联谊会，随即被扣押并迅速送入苏联。三区政府的核心由从苏联学习归来的人士组成，首脑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和阿巴索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