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货币史
民国时期

1911年10月30日，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宣布云南脱离清朝政府统治。1912年，云南军都督府宣布废两改元，为继四川之后第二个确定银元本位的省份。军都督府接管云南造币分厂，后改称云南造币厂，还为维持地方财政成立富滇银行，自铸半开银元150万元做准备金，并发行纸币。为庆祝重九起义的胜利，开铸一仙纪念铜元，但有试铸币，公开发行的仍为晚清旧模铜元。最早的自铸银币为“拥护共和”纪念银币，该币为重库平三钱六分的半开银元，正面印铸有唐继尧肖像，老版为侧身像铸量不大，新版为正面像，与清代半开成色一致，共铸发200万枚。因“拥护共和”纪念银币含银量较高，后来多被销熔改铸。据不完全统计，自1912年至1931年间，云南造币厂所铸半开银元13,674万元，在各类银币中占76.73%，而一圆主币在仅占0.12%。富滇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后被称为“老滇票”，有1角、2角、5角、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等面额，滇票3元等于半开银元1元。1916年，开铸“拥护共和”铜元，有紫铜和黄铜两种，面额为当制钱五十文。滇票共发行有八版主币券和两版辅币券，主要为云南本省的云南官印局印制，但1917年版为财政部印刷局印制，1918年版为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的5元和10元券，1921年版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1917年，云南靖国军出征川黔，成立军用银行，发行面额为1元、5元和10元的军用兑换券，出征失败后由富滇银行收回。
1915年，中国殖边银行云南分行成立，后与北京总行脱离关系，改组为官商合办云南殖边银行，发行殖边银行兑换券，有1元、5元、10元和50元四张面额，共发行80万元，流通于昆明、蒙自、箇旧等地区，1928年停业收回。个碧铁路银行成立于1918年，至1926年发行兑换券400万元。1927年滇军内乱，7月蒙自道尹陈钧以“防匪防盗，保境安民”为旗号组织迤南民众保安会，令个碧铁路银行发行1,000多万兑换券充当军费。1936年该行被云南政府勒令停业，所发纸币在1939年被收回焚毁。个碧铁路银行兑换券有1元、5元、10元、20元、50元和100元六种面额，流通于个碧石铁路与滇越铁路沿途各县。1928年，个旧锡务公司引发储蓄券，至1935年发行473万元，流通于个旧、蒙自、石屏、建水等地；其昆明分部还曾在昆明发行本票。1929年，益丰当发行面额一千元的本票，也属于变相的纸币。
半开银元本为库平三钱六分的五角银辅币，但此后便成为云南地区的本位货币。滇币的发行标志着相对独立的云南地方货币金融系统再次建立，至1931年共发行9,200万元。尽管大元仍为本位货币，但半开银币实际上成为云南市面上的最主要的货币。1919年至1920年，国际金币大跌，云南政府铸造发行“拥护共和”纪念金币，包括重库平二钱五分当银元十元的和重库平一钱二分五厘当银元五元的。1922年，金价回涨，纪念金币多被商人熔铸后贩运出省或被东方汇理银行收兑。唐继尧在1920年滇军内讧后逃亡香港，1921年印制军用储蓄券15万元携往柳州等地滇军驻地发行，1922年率部打回云南，为发军饷铸造当银币十元和五元的军用金币，比纪念金币要轻很多。1923年，云南开始制造机制镍币，包括一毫和半毫两种面额，至1926年共发行镍币380万元，主要在滇西和滇东北的部分地区。
唐继尧从1913年开始主政云南，期间连年战争，省政府不断向富滇银行借债，富滇银行随之不断增发滇币，最终造成严重通货膨胀。期间，以法国东方汇理银行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力量全面渗入云南。尽管半开银币的成色也在不断下降，一度降至不到四成，但相比纸币贬值有限，流通越来越广，甚至流入贵州、广西和四川的部分地区。同时，外省银币也在云南流通。由于纸币贬值，铜元供不应求，云南商人从外省购入大量铜元。1913年，官商合办的东川矿业公司曾在东川铸造发行“民国通宝”当十铜钱，每串重10斤，可兑毛毛钱10串，发行后遭大量仿铸，被迫禁用；之后又改铸“民国通宝”小钱，发行流通。除此之外，其他地区的制钱很快便被铜元取代，但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丽江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小额交易中仍有制钱流通。
1927年，唐继尧在二·六政变后下台。1929年，老滇票彻底崩溃，富滇银行停业清理，云南政府决定整理金融，规定从1930年1月1日起税收以现金（既半开）为本位。1932年8月31日，云南省主席龙云重组富滇新银行，筹集半开银元1,600万元为准备金，发行新纸币，被称为“新滇票”，并规定其为全省通用货币，与半开同时流通，每元等值兑换半开银元两枚；并规定公私单位一律以新滇币计价，正式确定了半开银币为本位货币。从晚清《币值则例》到民国《国币条例》，都规定主币使用不受限制，而辅币则仅能有限使用，云南半开成为本位货币，主要原因有：当地商品经济不发达，更需要小额货币；云南地方政权为保持其半独立性故意与周边省份区分；民族地区文化落后，识别纸币价值能力差。新滇票仍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有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五种面额，并发行铜元券作为辅币。1932年，云南发行新版铜辅币，不同于旧时的铜元，新辅币不再以制钱作价，分一仙、二仙和五仙三种，其中一仙铜币发行61万枚，二仙250万枚，五仙294万枚。镍币方面，自1927年至1935年，云南共铸造一毫镍币1.55亿枚。富滇新银行成立后，云南政府提出统一币制，授权富滇新银行以每5元折新币1元的比率陆续将老滇票回收销毁，限制其他各类货币的流通，将增税的大部分收入专办银条，铸造2,500万半开银币投入市场，加强对云南金融的宏观管理，夺取了金融外汇市场的主动权，使云南的经济和金融摆脱了东方汇理银行等外国势力的控制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抗日战争前出现短暂繁荣。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进行法币改革，规定全国各地不再使用银元，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货币，并收兑银元和生银，白银归国家所有，云南停止铸造发行半开银元。各省原本的地方纸币仅能作为辅币使用，云南的新滇票按2元折法币1元的比率与法币同时流通，镍币均成为法币辅币。1936年，中國農民銀行也成為法幣四大發行銀行。云南政府尽管口头表示拥护法币政策，但实际上却多次借故拖延，直到1937年春，财政部才与云南省达成一致，同意四大银行到云南开设分支机构。1937年4月，滇黔绥靖公署与云南省政府发布公告，将自5月起推行法币政策，并抢发2,500万元滇币收兑银币和白银。1937年8月，第一批78万法币由上海运抵昆明，由富滇银行发行。至1937年底，法币已在云南很多地区被广泛使用，市场计价逐步以法币为主。1937年12月，中央银行在昆明设立分行，之后其他三大发钞行也相继在云南设立发行，进一步扩大了法币的流通，不过直到1939年上半年，仍有很多地方以半开银元为主要流通货币。1939年，云南造币厂改为中央造币厂昆明分厂，铸造一分、二分铜辅币共计5,538万枚，铸造镍币30余万枚，当年法币贬值铜币停铸，1940年至1942年间，制造镍币8,779万枚，有五分、十分、廿分、半圆等面额，最后也因通货膨胀而停铸。抗战期间，法币币值大幅降低，为维护法币的地位，财政部于1942年要求云南在两年内收回新滇币。富滇新银行于1944年4月开始回收新滇币，并规定将在两年内全数回收。1945年，中央政府武力重组云南省政府，龙云下台，滇币被最终废止。法币成为云南省唯一的流通货币，云南的地方金融体系被中央政府统一。不过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仍主要流通半开银币，而与缅甸的大宗贸易则需金叶、金条支付。由于法币贬值，昆明在1948年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上涨了267万倍。
1948年8月19日，中华民国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并限期收兑法币、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金圆券由中央银行发行，券面分为伍佰元、壹佰元、伍十元、拾元、伍元、壹元以及用铜、镍、银铸造的分、角辅币。规定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同年8月23日，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开始发行金圆券。1949年2月12日，一小贩拿一张从外省流入的50元金圆券到位于南屏街的中央银行昆明分行兑换，由于该票是在香港印制的，与中央银行发行局寄给昆明分行的上海版本票样不同，被银行职员误认为假币，盖上了“伪钞作废”图章。消息传开后，当地市民担心金圆券不能兑换，纷纷涌到中央银行昆明分行挤兑，并发生哄抢打砸事件，军警宪兵将昆明分行包围并抓捕200余人，云南省主席卢汉驱车到达现场后亲自“审案”，当场下令枪杀21人，造成昆明“南屏街血案”。由于金圆券贬值太快，最终被民众拒用。1949年3月4日，云南省政府宣布准许半开银币在全省自由流通，4月1日又决定实行货币改革，恢复使用硬币。1949年7月4日，成立云南省银行，和发行定额半开本票，有10元、20元、50元和100元四种；并成立云南银币铸造所铸造大洋、半开和五两、十两金条投入市场。1949年5月至1950年1月间，云南银币铸造所共铸造各种银币5,642,997枚，合半开360万元，是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最后一批滇铸银币，也是中国铸造时间最晚的银质流通货币。随着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人民纷纷购置黄金保值，除官方发行的各类金条，以及本省金店、银两铸造的各种块金外，印度的金拖拉、泰国的泰京金联盛足金条等也有流通。
民国时期，云南流通的外国纸币包括法国纸币、英印卢比和美元等，以及在日本占领腾冲和龙陵期间发行的军用卢比；滇西北的迪庆藏区曾流通西藏铜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径云南时曾留下少量自铸银元。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曾成立边区贸易局，在其控制地区发行革命公债券和流通券，均以半开银元计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