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女性主義
歷史背景和定義

1980年代，保守派國家領袖像是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或美國總統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認為，女性在社會中已透過社會運動取得「足夠的平權和相當的既得利益」，而放棄支持女性主義運動，阻止了英美國家女性運動的持續發展。同一時期，北美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與歐洲國家，雖在政府的同意下成立了婦女團體；卻因州政府的干預，弱化了婦女團體應有的獨立性，加深婦女團體在推廣女性相關議題上的困難。
1990年代間，歐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發起了當地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當時崛起中的口紅女性主義(lipstick feminism)和消費女性主義(consumerist feminism)的發展，因主流女性主義無法成功融入美國學者擁護的酷兒理論(queer theory)，而停滯不前。雖然進展緩慢，第四波女性主義不斷地透過媒體和網路在世界各地萌芽。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參與者，大多由年輕世代的女性組成。因大部分的參與者從未透過學校或任何正式教育接觸過女性主義的發展歷史，她們對女性主義的理論只存在相當少的既定印象；也因為這樣，參與者得以捨棄過去女性主義主張的結構理論，在網路社群中塑造出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政治理論。與過去所有的女性主義運動一樣，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極力避免圍繞於單一的理想主義、組織，抑或以特定群體為中心發展的女性主義思想。相反地，運動本身強調凝聚多元族群的力量、女性之間互相支持的重要性，視女性為一個整體，鼓勵團結合作，達成以提升女性權益為主的共同目標。
西班牙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可以追溯到於1997年的一樁謀殺案──安娜之死（西班牙语：）(英語：西班牙語：)。安娜受邀到當地電台廣播新聞Canal Sur，公開談論長年以來經歷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的歷程，事後卻遭先生報復，焚燒至死，陳屍於格拉納達家中。早期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主要以電視與報紙作為推廣的管道。安娜的謀殺案引起全國性的關注，讓性別暴力，尤其是家庭暴力浮上檯面。有鑒於安娜謀殺案，西班牙廣播電視公司(RTVE)和其他的新聞媒體紛，紛改變在報導性別暴力新聞的相關規定，以防範公開談論性別暴力事件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在西班牙社會對家庭暴力的關注增加後，新聞記者開始檢視媒體一直以來對家庭暴力事件的刻畫。與性別暴力相關的歧視言論或笑話從此被廣泛地禁止。這波對家庭暴力的反對聲浪也掀起了後續在網路和其他虛擬平台上對性別歧視議題的討論，例如職場上的酬勞差異(gender pay gap)，和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
2018年和2019年的11月，上千位民眾於法國各地遊行，抗議猖獗的性別暴力(gender violence)和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利用主題標籤#NousToutes（Nous toutes即法文“我们所有人”，其中toutes使用了阴性复数形式的拼写），指控政府長久漠視此議題，並缺乏制裁加害者的法律和政策。抗議民眾聚集，且以紫色旗幟和紫色服飾呼應此運動。此運動啟發了#MeToo運動。
拉丁美洲國家的第四波女性主義，包含了多種論調迥異且互相矛盾的女性主義。其中最具爭議的女性主義論調，嚴格定義女性只有順性別(cisgender)和非跨性別(non-intersex)的女性，批評酷兒女性主義(queer feminism)係一種抵抗傳統女性形象和去女性化的理論。這種反對酷兒女性主義(queer feminism)和後現代女性主義(postmodern feminism)的論調，與當時具影響力的女性主義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女性主義理論形成強烈對比，形成另一種反酷兒(anti-queer)的女性主義運動。排斥酷兒女性主義的理論，普遍被認為是基於性別二元論(gender binary)和順性別常規化(cisnormative)的傳統性別架構(gender construct)建立的理論。這些拉丁美洲的女權人士稱巴特勒的理論是企圖抹煞女性本質且視女性為一種政治工具，稱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為陰謀論。她們認為女性的定義和劃分的界線應該由生理特徵決定，而非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以性別本質主義(gender essentialism)取代後現代女性主義論，稱酷兒女性主義為一項壓迫女性本質和藏匿男性激進派('male aggressors',指跨性別女性)的陰謀論。
其中，最早發起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的國家為拉丁美洲國家阿根廷，與波蘭。有些人認為1995年在北京(Beijing)舉辦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1995)為波蘭90年代中期女性主義運動的開端。
社群媒體扮演了催化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的關鍵角色。2018年，大量女性透過社群媒體集結上街和遊行抗議是將西班牙、阿根廷、巴西的此波女性主義運動推向巔峰的原因之一。這樣大規模的民眾集結和抗議在西班牙早期的女性運動中是前所未見的。極右派政黨呼聲 (政黨)和安達魯西亞(Andalucía)的重新崛起讓女性主義運動面臨嚴峻的挑戰。在阿根廷的墮胎權利(abortion rights)運動中，上千名女性和參與者圍著綠色圍巾上街爭取阿根廷的合法化墮胎法案。
以Twitter為例，2006年在Twitter剛創立時，吸引的使用者年齡層多集中在介於18歲到29歲間年輕族群，類似的社群平台的普及讓民眾非常容易取得與社會運動相關的資訊，促成了後來的主題標籤女性主義(hashtag feminism)。
2016年10月，美國保守派政黨共和黨 (美國)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於2005年一段貶抑女性的錄音對話曝光，內容包含他對女性的歧視、調戲、性騷擾行為，引起選民強烈反彈。雖特朗普事後公開道歉，但辯稱錄音內容是「更衣室的玩笑話。」。2019年5月，美國阿拉巴馬州通過《人類生命保護法案》(The Human Life Protection Act)嚴格禁止所有人工流產手術，即使懷孕女性為性侵害的受害人或非自願性的受孕，此反墮胎法案(anti-abortion bill)引發美國對「生命派」(pro-life)和「選擇派」(pro-choice)的討論。
2013年，民主黨參議員溫迪·戴維思在德州發起了一個耗時13個小時的冗長辯論(filibuster)試圖阻止新的反墮胎法規通過。大批支持民眾集結在德克薩斯州議會大廈(Texas State Capital)前聲援，無法到場的人則使用標籤#StandWithWendy支持戴維思的行動。公眾人物相繼採用此模式，在Twitter上發起與性別歧視相關的主題標籤，例如#askhermore，抗議媒體採訪女性公眾人物往往只專注女性公眾人物的外表或個人感情生活的雙重標準。
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鼓勵參與者針對社會問題採取實際行動(calls to action)。英國演員艾瑪·沃特森，於2014年在聯合國婦女署(UN Women)發表的一番演講和她長年參與社會運動的努力啟發了主題標籤HeForShe的運動。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各國的性暴力事件漸漸受到國際媒體的關注和大篇幅地報導，像是2012年印度的印度黑公交輪姦案(Delhi gang rape, India)、2012年英國的吉米·薩維爾性侵案、2014年美國的比爾·寇司比性侵案、美國的2014年伊斯拉維斯塔槍擊事件、2016年加拿大的吉安·戈梅希性騷擾指控、2017年美國的哈維·溫斯坦性侵事件、#MeToo運動、溫斯坦效應、英國於2017年爆發的政治人物性騷擾醜聞，和西班牙於2018年發生的狼群案(The La Manada rape case)等，透過網路突破國界的限制，讓民眾了解事件的始末，喚醒國際上對女性權益的關注，並以行動支持或聲援世界另一端正在發生的不公義。
因爲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相繼在世界各地萌芽，各時期的理論經常同時地演化且不斷地被推翻、重新定義或解釋；專家學者質疑以特定時期的女性主義表達論述主題的核心架構是否仍然具有參考價值。另一方面，一些專家則認為了女性主義的歷史框架有效地幫助大眾理解或溝通主題涉及的概念，因此這些分界仍然被廣泛地使用。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不免繼承許多以往的女性主義論點或倡議的主題，有些人認為新世代的女性主義者可以藉由熟悉不同時期的女性主義運動擴充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範疇。
試圖直接對照同一時期但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發展可以是非常艱難，甚至是不可能的工作。舉例，美英的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是歐洲國家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西班牙在佛朗哥時期曾歷經數次女性主義浪潮。在廣義解讀的前提下，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是介於19世紀中期到1965年、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介於1965年到1975年，而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則介於1975到2012年。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約莫開始於1990年代中期。西班牙裔的女性主義者Amelia Valcárcel，曾提出理論認為「西班牙的第四波女性主義運動有可能對應的是國際間的第五波女性主義運動」。
雖然各個時期的女性主義浪潮在學術上應皆具有可以辨識的特徵，但就在學者和女性主義運動家不斷地重新解釋後，女性主義浪潮之間的界線越顯模糊。傳統西方觀點中，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特徵是女性參政權(Women’s suffrage)的推動，旨為爭取女性的投票權，和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權利。隨著女性主義運動不斷地演化，在時間上交互重疊，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發起時間的斷代顯得更加地困難，普遍的共識係約莫1960年代間。相較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強調社會權(social rights)和個人權(personal rights)，例如同工同酬(equal pay)、身體議題(bodily issues)、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等，抵抗社會中基於性別的雙重標準。年輕族群讓新的女性主義直面社會特權對非白種人、酷兒、少數族群(minority group)造成不對稱的負面影響的事實，擁抱文化多樣性和兼容性。[需要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