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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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是辛亥革命家吴玉章的家乡，也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第一发起地，第一个从清王朝统治下宣布独立的区域。1911年吴玉章归国后回到四川，与王天杰领导并策动荣县独立。荣县独立是辛亥革命的首次成功之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比武昌起义早了足足半月，“首义实先天下”。
1904年，在吴玉章《劝游学书》的影响下，谢奉琦、龙鸣剑、雷铁涯与但懋辛等15名自贡人东渡留学日本早稻田等大學，许多自贡留日学生逐渐形成民主革命思想，在孙中山等人的影响下参加反对满清、谋求民主独立斗争，先后加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1906年4月，吴玉章加入同盟会，与但懋辛同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是年冬，孙中山委派谢奉琦、熊克武、佘英返国，任命谢奉琦与熊克武、黄复生同为四川省主盟人，筹划武装起义。自流井曹笃、荣县王天杰、赖君琦等22人经谢等组织发展加入同盟会。是年雷铁厓在日本创办《鹃声》杂志，积极鼓吹革命。1907年，吴玉章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雷铁厓为《四川》主要撰稿人，并在《民报》、《复报》等报刊大量撰文宣传民主革命学说。1908年，谢奉琦主持发动宜宾起义，因事机不密，遭清廷残酷镇压。後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追赠谢奉琦为陆军中将，谥“章左将军”。同年龙鸣剑奉命返国，在云南发动组织同盟会的斗争。1909年，龙鸣剑返四川成都组织同盟会斗争，是年雷铁厓亦奉命回国，在上海发展盟员，宣传革命。1910年，四川保路运动兴起。1911年3月到5月，龙鸣剑、王天杰等人在荣县、贡井、长土、姚家山、艾叶、寨子岭等地大办民团，组建革命武装，准备起义。6月至7月，富、荣两县先后成立保路同志分会。9月7日，成都发生赵尔丰屠杀请愿群众的血案，龙鸣剑与自流井人曹笃等缒城而出，在锦江投放“水电报”数百枚号召“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9月25日，王天杰与吴玉章在荣县打开牢房释放被捕党人，并率队驱逐清官吏，组织民众在学衙门召开大会，宣布成立军政府，自理县政，脱离清廷独立。当年9月底，同志军进攻自井，富順知縣逃跑。11月25日，自流井巡防军徐统领被迫宣布脱离清廷。11月29日，同志军各路入驻自流井。
同志軍進入自流井后，以周鸿勋为领队的进驻陕西庙，号称“川南都督”。此时，为了维持他的队伍开支，便强行将滏溪河沿河的盐船上的盐进行拍卖。這激怒了自貢鹽商。自流井的盐商暗中推举当时的盐商王禹平为代表，到叙府勾结滇军，趕跑了自流井的全部同志军。当时，成都方面的经济来源大部分都是依靠自流井的盐税。滇军进占自流井以后，将自流井的盐税独霸，使成都方面十分地愤怒。此时，成都军政府便派出由周俊带领的他们的第一师进兵自流井。省議會等各方都來調停，当时重庆方面的蜀军政府也派出代表前来自流井与滇军进行調停。滇军离开自流井以后，成都方面的周俊部进驻自流井，向自流井盐商收取军费开支。
自贡独立后，随着盐业经济的发展，盐业资本家和新贵族的成长，使他们要求政治上当权，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到清末民初，自贡的市政管理已经成为以商人为主体的管理系统。1911年12月30日，自、贡两地区的同盟会员和地方人士，经筹商成立了自贡地方临时议事会，首次将自、贡连接起来。自贡地方议事会率先在全省提出了“破案均税”的盐政变革，并始终保持盐产在400万担以上，成为这个时期变革领先的特区。各界在自流井井神祠召开大会，推举自、贡两厂议事会议员60名，其中常驻议员 12 人。议事会仿西方行政之法，设三权分立的机构，并遣派专人负责辖下自、贡两井八大盐垣，贡井苟氏坡、黄石坎、蓆草田三垣（今贡井区贡井街、艾叶镇、筱溪街、长土镇一带地域）列入辖内。临时议事会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自贡地方的盐业资产阶级试图完整地将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的形式移植到中国内陆这块土地上．临时议事会甫经成立，立法、司法、行政机构便具雏形。自贡地方议事会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民主议会，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商人政府。1911年底的自贡地方议事会比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设立得更早，因此，它实际上成为华人社会第一道民主的曙光或中国民主制度的第一次成功实践。
中华民国成立后不久，自贡地方议事会便欲谋求自、贡脱离富顺、荣县而实现地方自治和民主独立，合组而成为统一的经济、行政实体——“新和县”。“新和县”以自流井、贡井两厂为中心，联合附近威远县、宜宾县之一部分。但在民国元年7 月，“省临时议会”召开前夕，富顺、荣县、威远、宜宾四县代表不甘示弱，“争发传单，猛力攻击自贡设县”，与自贡驻省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为他们“深恐自贡设县后县境缩小，加重各该县负担”。因此设县失败。然而，省议会鉴于自贡盐业经济的重要，自贡盐业资产阶级势力的强大，为缓和政府税源供给地与四县的冲突，不得不让步，采取了折中的手段，委任自贡地方议事会议员为自贡地方行政长官。民国3年（1914年）秋天，“省”方明令撤销自贡地方行政长官及独立的自贡地方议事会，仍然分设自、贡两分县，委派富顺县自流井县佐、荣县贡井县佐，分别管理这一地区事务。自贡独立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议事会所讨论确立的三权分立模式，已经深入人心。于是，从此形成了“地方称自贡，盐场称富荣”的奇特局面。
保路运动后，自贡陷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从民前一年（1911年）滇军入川开始，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中正控制全川，四川盆地经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其中最根本的经济原因就是川滇黔各路军阀为了争占自流井、贡井这两块宝地，以便就近提拨盐税，充作军用。滇军两次进川，目标直指自流井。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自贡的驻军先后有:川军第一师、京防军郑籍庭营、川军第三师、滇军第一梯团、滇军刘法坤旅、川军张鹏午团、滇军金汉昌旅、川军吕超部、川军赵宗藩旅、川军刘成勋部、川军刘文辉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刘湘部、川军蔡玉龙部等。当时自贡重兵驻扎，换防频繁，实属罕见。参加争夺自贡盐税混战的主要角色，还有滇军的黄毓成、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属部周骏，以及先依附北洋军阀、后投靠蒋介石的刘存厚等。战场或在成渝一线，或在其他地区，但往往离不开自流井、贡井这个中心地带。
除中国军阀外，外国殖民者对自贡也虎视眈眈。民国二年（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总数为2,500金镑的“善后借款合同” 。该“合同”中规定“以中国盐税收入之全部作为担保”。殖民者延续了清末的特权，继续染指自贡盐业。同年，外国殖民者在北京设“盐务稽核所” ，在自流井（自贡）设“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对盐业进行疯狂的掠夺。稽核分所，设经理华员一人，协理洋员一人，会同负担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从形式上看，这一机构的权力，似乎华洋平分，事实上，洋员协理按殖民者的意志办事，华员经理没有发言权，无权过问盐税收入。洋人协理馆由六国代表轮流派充。先后担任川南盐务稽核分所协理的有：德国人柯纳普，英国人乐基、柏理稳，俄国人迪德生．英国人祝开福，日本人北亨大村，挪威人柏克，英国人蒲克扎士。他们在自贡富台山修建别墅“协理公馆”，结交官僚，逢迎军阀，劫掠盐商，镇压盐工，敛聚财富。
民国五年（1916年），滇军又占领了自流井，估提盐税。护国战争结束后，滇军仍然盘踞于此。黔军则占据了自贡盐业运销的咽喉之地——重庆。民国七年春，驻川滇军征收由自流井至重庆的保险费每载800元，成为军阀征收附加税的开端。随着军队的大量增加，附加税逐渐泛滥成灾，出现了附加税“或今日立之，明日又复取消，或前军兴之，后军又复裁撤，或旧本无有，临时又增加。甚或到岸有费，过道有费……名目之繁，关卡之多，殊难屈指”的现象。当时身任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兼管民政之职的熊克武于民国九年（1920年）夏发动驱逐滇黔军之战，最后川军驱逐了滇黔军，夺回了下川南地方、重庆和自贡盐税。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杨森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军务督理，开始大规模地扩军备战，苦于军费支绌，难达目的，于是试图独占自流井盐税。而刘文辉以驻守自流井、宜宾一带起家，扶摇直上，当了军长，杨森的矛头直指刘文辉。民国十四年乙丑，杨森发动了“武力统一四川”的内战。其目的并不是统一建设四川，而是要其他军队远离自贡，由他的督理署“统一”派军队驻守，“统一”提拨盐税，充裕实力。杨森派所部夺得自流井后，川军刘成勋、刘文辉、赖心辉、田颂尧、邓锡侯、刘湘和黔军袁祖铭部在渝组织倒杨联军，分路合击，将杨森击溃，逼得杨森自奉节往汉口，再投吴佩孚。战后，各路军阀云集自流井，召开了“善后会议”，共同瓜分了自流井盐税。会议上，刘湘与袁祖铭因分赃不均，关系迅速恶化。民国十五年（1926年）6月，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兵锋直指武汉，川省震动。慑于北伐军威力，四川军阀亦投机革命，派代表与北伐军联系。年底，川军全部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川军易帜后，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统一了四川，但川省仍陷於军阀割据。于是，国民党加强了对自贡的争取，积极推动自贡设市。民国16年（1927年）4月国民党“左”派自贡市党部筹备处，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商人部颁发的全国商民协会章程，将原“自贡商会”改组为“自贡市商民协会”，旧商会的威信一落千丈，商会的实权即由新起的商人取而代之。并拟制颁布了《自贡市商民协会章程》 ，在原“自贡商会”名称中加上“市”的称谓，并将“自贡市”连称（民国12年曾使用过‘自井市商会”名称）。成立自贡市党部委员会和自贡市商会后，自贡社会又有了设市之议。后四川省政府派员筹备建市，但因当时自贡灾情严重，故“暂缓设置”。当时设市之议失败后，地方政府的职能由当时城市公共权力的代表“自贡市商会”代行。“自贡市商民协会” 率先打出“自贡市”之旗号，一方面表达了自、贡两地各业商人对设市的渴望与勇气，另一方面为其日后在客观上充当自、贡两地的“政府”角色正名顺言。民国16年（1927年）中国国民党（右派）接收国民党“左”派自贡党部筹备处，成立中国国民党（右派）党务登记处，后改为党务筹备委员会。民国17年（1928年），国民党实行总登记。之后，先后成立中国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中国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整理委员会。
民国21年（1932年），刘湘因不满刘文辉久居膏腴之地的自流井而向其发动了攻击。二刘之战后，刘文辉被赶出自流井，败走西康，刘湘完全控制了自贡盐场。为加紧对军费来源的剥夺，刘湘与王缵绪用二十一军司令部和四川盐使署名义发布一纸文告，强迫自贡盐商解囊80万元。刘湘重叠征收后仍嫌不足，进而在1934年还“预提”1935年引盐正税636万元。在国民政府实际控制自贡之前，四川军阀为攫取盐税花样百出，千方百计盘剥和殖民自贡。军阀们通过截留、加征、附加等，掠夺自贡的盐税，大大超过了自贡盐业所能承受的限度，严重制约了自贡的发展。
民国24年（1935年）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盆地，形成了中央军控制四川的局面，使自贡摆脱了四川军阀的控制。民国24年（1935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将自贡及荣县、威远、富顺、井研、南溪等县划为一个党务区，即自贡区，并在自贡设指导员办事处。中国国民党中央直接将“自贡市”独立地作为中心市县，而且还统辖周边五县．这一高规格待遇是在设市问题上的最大推进。民国26年l月四川省政府民字第 1809 号训令中，当时作为四川盐运使缪秋杰所建议的是：“请于自贡筹办电力厂，并于该地设立市政管理局。”而国民党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所电请的是：“设立自贡市政府”，国民党更为直接有力，为自贡的设市构建和搭起了一个现实的平台。
中央军入川后，稽核所接收运使署，实行政税合一，取消多数专项制，改行“统治自由”。因自贡在全川盐业的第一位的特殊性、重要性，迎来了设市主角的入驻。中央军入川的第一年，川南、川北两盐务稽核所分所及重庆稽核处合并落组的四川盐务稽核分所入驻自流井，四川盐运使署也由重庆移驻到了自流井。四川盐务机关入驻后，基于自身盐业发展的考虑，积极参与自贡地区各项经济和社会事业建设。民国26年（1937 年）1月，驻镇自贡的四川盐运使署、自贡市国民党党务指导委员会及自贡市商会，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提出设立自贡市市政管理局或市政府的建议。随即由四川盐务管理局及自贡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屡次呈请设立自贡市。由于政界要员、商贾巨户、地方名流的不断要求，在道义上设市条件上都早已日趋成熟的自贡设市一事，引起了上峰的足够重视。 民国26年1月，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行营指示四川省政府：“并案核示具复设市。”于是四川省政府遵照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指示，决定指派省民政厅徐剑秋、省建设厅科长刘丹吾等人到自贡实地考察。 1937 年1月 5 日，四川省政府召开第 131 次委员会听取了徐、刘等人对自贡实地考察情况的汇报，一致认为自贡设市条件具备，启动筹备建市的一切准备工作。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时间，中国沿海尽丧敌手。日本不仅控制了全部的海盐生产，而且切断了通往内地的盐运通道，试图通过残酷的“盐遮断”，造成全国大恐慌，最终迫使中国不战而降。海盐供应的中断很快引发了大规模的“盐荒”，湘鄂百姓又一次遭受淡食之苦。为了稳定民心，坚持抗日，国民政府不得不启动 “川盐济楚”恢复自贡对湖广的食盐供应，彻底打破日本的“盐遮断”。自贡的盐业又兴盛起来，水运贯通。自贡的盐可从釜溪河入沱江，下长江，自贡盐业再度复兴，迎来了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此时的自贡百业兴旺，是抗战大后方的重要基地。经济的发展，盐场的繁荣，设市迫切需要。
民國27年（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先生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地盐井的都市”。孫明靜先生在自貢拍攝的紀錄片鼓舞了抗戰士氣，讓世人知道，在中國內陸，還有大規模的工業中心支持著抗日救亡。
民国28年（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建市筹备工作已经完成，由蒋介石委员长批准确认，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县第五区的桐垱镇（自井区核心）、新垱镇（大坟堡-龙井街道大安街道）、长丘镇（高新区）、上丘镇（筱溪街道、长土镇）、高硐乡、大山乡（大山铺镇）、新又乡（凉高山街道）和荣县第二区的贡井镇（贡井区席草田）、艾叶乡（艾叶镇）、敦畦乡（艾叶镇）、敦睦乡（建设镇）共六乡五镇，由自流井和贡井等主要盐垣组成双子城域，正式设立自贡市。自贡市成为中国最早建制的二十个城市之一。从民国27年（1938年）6月四川省政府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到民国28年（1939）年9月国民政府批复自贡设市为止，其间发生了所谓的“设市风波”。矛盾主要集中在国民党自贡市党部与该地区的实际行政管理当局——川康盐务局之间，这是围绕新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利益而发生的争夺。风波最后以川康盐务局局长缪秋杰被监察院免职停用，CC系的曹任远出任市长而告结束。新成立的行政机构——自贡市政府的人员大多由国民党党工充任，市府与党部都为CC社所把握。八年抗战，自贡在敌机狂轰滥炸的情况下，却生产出190多万吨食盐供全国三分之一的军需民用；据剑桥《中华民国史》载，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收入80%主要来自关税、盐税和商业税。自贡市创造了近21亿元的盐税，可以支撑 27 个标准编制的陆军师一年的军饷，有力地支撑了战时政府财政。
自民国28年（1939年）10月10日起到民国30年（1941年）8月19日止，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日军出动了7次17批飞机侵入自贡。民国28年10月10日，自贡市各界在釜溪公园庆祝国庆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趁防备空虚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民国31年7月28与29日的轰炸为连日大轰炸。日军的“盐遮断轰炸”使自贡盐场民众蒙受了沉重灾难。日本军机轰炸了自流井盐场西北方向的光大街，郭家坳等地，造成居民无家可归，无食可进。盐场熬粥赈灾，每餐有多达600余人前来就食。除普通民众受灾外，担负救灾任务的防空指挥部所属消防大队官长死3人，伤1人，兵士死34人，伤23人，消防车被炸2部。加拿大人所办仁济医院被炸，炸地下室3处，财产损失估计150万法币。据初步统计，日军对于自贡盐遮断轰炸，前后两年内进行7次，投弹1,544枚，造成死亡622人，伤365人，毁损房屋共2,785间，损失1.24亿法币。民国28年底国民政府将驻防重庆的一个高炮连调防自贡，配合自贡已有的高炮营进行防守，由于该连装备较为先进，于1941年8月17日击中敌机一架，迫使日军放弃了对自贡的轰炸。1939年日本《朝日新闻》有报道关于日军轰炸自贡自流井的新闻。
民国31年（1942年），自贡盐商购买了“盐商号”战斗机，盐工也慷慨捐资，为中国购买了“盐工号”和“盐船号”两架飞机，支持抗日救亡。民国32年（1943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在自贡率先主持了“献金运动”，希望支援抗战前线。自贡人民踊跃献金。次年6月至8月，冯玉祥再次来到自贡，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冯玉祥在自贡北苑挥毫书下了“还我河山”四个隶书大字，事后即刻录在釜溪河畔的山脚下。在这次运动中，自贡共献金1.2亿法币，成为抗战中捐款最多的城市。自贡著名盐商余述怀捐款1,000万元法币，在当时创下全国个人捐款最多纪录。冯玉祥将军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在贯穿整个抗战时期各种献金运动中，它的成效最大。在这场运动中，自贡人民倾其所有，创下了全国22项第一。自贡的捐款情况也获得了蒋介石先生的全国通告特令嘉奖。蒋介石连连称赞：“自贡在国防经济上站在第一等位置！”
抗战时期，中国一度物价暴涨、法币贬值，国民政府决定进行宏观调控。由于自贡特殊的经济地位，国民党中央决定在自贡设立“经济检察队”（简称“经检队”）直隶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处，专门由中统、军统、三青团三个方面会同组成。民国三十年夏，中统局的齐耀荣到自贡市撵走了军统和三青团，独揽自贡经检队大权，由中统包办。此后，中统自贡调统室以统一领导、步调一致为名，呈准中统局，改组自贡调统室，脱离四川省调统室的领导，升格为中统局直辖，与省级平行。民国三十年冬，中统局局长徐恩到中统局直辖自贡市区视察〔亦参观盐场，同行有国民党中央委员赖琏）， 对近百名中统人员点名训话。自贡市经检队的设立和中统局对自贡市的直辖，实际上标志着自贡市从“省辖市”实际上升格为“中央局辖市”，仅次于“中央院辖市”，直接接受行政院的机关领导。在政治上相当于副省级地位，并且在某些方面具有省级的权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政府编组远征军进入印缅对日作战。1943年，自贡有137名学生参加青年中国远征军；1944年又有570名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军。据不完全统计，自贡这座当时仅22万人口的城市，就有近3万人志愿从军直奔抗战的正面战场。据《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记载，八年抗战中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台儿庄大战、长沙保卫战、怒江战役、印缅战场等牺牲的“自贡籍”官兵有1,942人。
民国34年（1945年）八月九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自贡，家家狂欢，市上爆竹售销一空，商店住户烛光辉煌，各社团相继以锣鼓奏趣，无锣鼓者执铜铃摇街过户。根据行政院的统计数据，抗战胜利后的自贡市为中国第19大城市，达到鼎盛时期，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空前显赫。这样的城市，对发展期望也信心满满。1940年代，就有人开始规划它的大城市远景，邱致中草拟了一份《川康经济建设计划》，拟使自贡成为四川区的工业中心，自贡工业中心囊括四川西南部整个区域的32个县市，如群星拱卫般地围绕自贡开发盐、铁、煤、绵毛纺织、丝织、酸碱化工、机械运输等业。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民国35年（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领袖经常在大后方自贡召开“三党联系会”，商议“戡乱应变”计划，俨然成为“小陪都”。然而，時任市長甘绩丕其實是中共安插到國民黨內部的間諜。甘上任後就積極配合中共的所謂“和平解放”工作。
还都南京后的国民政府，在掌控了中央金库和四大家族利益的两淮盐商面前，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早在1945年，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七人就倡议组织四川盐业公司，欲将自贡两大盐场合二为一，为抗战后的川盐谋求一条出路。随后自流井东盐场的王绩良、王德谦等组成“西南盐业公司”，西场贡井盐场的余述怀等组成“中华盐业公司”，相互竞争。1946年末，法币贬值日益加剧，四川盐业公司所集股本、投放子金，远远不敷贬值，损失惨重。西南、中华两公司也遭同样的惨败下场。
民国37年（1948年）七月，钮建霞新任川康盐务局局长，召集自贡场运两商开会，传达当局“扶淮抑川”政策，在会上他宣布即日起停止官收。当时恶性通胀，子金（利息）三日一滚，甚至一日一滚，因此运商不愿购盐，官收又停，井灶收入来源枯竭。自贡盐商即刻由放款者变为贷款者，负债累累。法币改金元券后，停止办理押汇，自贡盐运基本陷入雍痪运商在销岸卖出一担盐的价款，不够在场重置等量盐斤，加以湘楚广大地区为低价淮盐上运大量冲销，运商手中所持资金的票额越来越大，但实际购买力却越来越小，每况愈下。到1949年4月南京沦陷后，时局更加混乱，逼得自贡盐商聚头商议“集体清账”。由于市长甘绩丕对盐商的威胁才把倒账风波压制下去。
1949年12月3日，解放军進駐川南。1949年12月4日午后5时，解放军到达富顺县的邓关。甘绩丕与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杨续云副司令决定，派徐至诚作为代表向解放军投诚。12月4日晚上，解放军已经过了沿滩。12月5日上午10点，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军二十八师八十三团到达富顺县城东街，渡过沱江，占领了富顺县城。5日晚23点，解放军先头部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引导下，进抵东兴寺，突过洋灰桥。12月6日凌晨1时，在洋灰桥进城的滨江路上，中共军队从自流井滨江路到达中華民國自貢市政府，甘绩丕率政府机关、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及商会代表接应中共军队。甘绩丕发表公开信，声明起义，至此，自贡市被中共政权和平接管。中共接管自贡后，建立自贡市军管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