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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中年經歷 > 广州清共

1927年11月，汪在廣東成立政府。11月4日，汪等至電南京、上海、武漢，稱若譚等堅持在南京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則中央特別委員會應即取消，最低限度亦應明白宣布停止其職權，並宜於正式會議以前，在廣州或上海先開預備會議。11月5日，汪在廣州中山大學演講《武漢分共之經過》，稱：「聯俄與容共政策，爲應付時代和環境所取的一種政策，不能與三民主義同樣有長久的時間性。時代與環境變了，政策也即隨之而變化的。」、「容共之後，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不過容共時候，不能說出來，猶之明知到上海後，必然分路，不過從香港到上海的路上，大家都不說出來便了。」11月7日，宋子文奔走蔣汪合作，汪已允諾，是日宋自廣東啟程返上海，稱粵寧提攜已經成立，擬更為之斡旋，以謀切實之辦法。11月10日，蔣自日本乘「長崎丸」返抵上海，即電促汪赴上海晤商黨務，並謂欲使黨從破裂復歸完整，非互相諒解，從速舉行四中全會恢復中央黨部不可，汪接蔣電，即在葵園會議席間傳閱，各委以蔣對開四中全會既表贊同，此後一切糾紛不難解決，似可不必堅持在廣東舉行，遂表示同意，即席公推汪、李濟深二人為代表，赴上海與寧、滬各中委磋商；汪在廣州黃埔軍事政治學校演說聯蔣，稱當時蔣「分共」，並非操之過急，自悔當日之過，以後當與蔣益加團結。11月16日，蔣在上海中國國民黨員歡迎會上演說，稱因汪力促，由日本返上海，與汪合作不成問題，必須汪、胡等共同聯合，始是真合作，但不贊成排斥西山會議派。
11月17日，張發奎、黃琪翔發動驅遂李濟深勢力之廣州事變。11月18日，汪、李濟深乘「亞洲皇后號」輪抵上海；上午，汪與蔣在上海環龍路宋子文宅會見，交換黨務、政務意見，蔣對開四中全會表示贊成。11月19日，汪、李濟深與蔣、譚延闓在上海晤談，汪提出粵方中委關於「寧漢滬合作」之提案。11月20日，粵變發生後，汪頗受各方指責，是日汪在上海往訪胡漢民，胡稱病拒見。11月24日，譚延闓、蔣、汪、李濟深聯名在上海召集中國國民黨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談話會，到會中央委員23人，胡漢民、李烈鈞未出席。11月25日，汪在上海招待記者，稱廣州事變之起因，並非由於對中國共產黨問題，乃是由於對特委會之態度不同。
1927年12月1日，馮玉祥電上海勸蔣「東山再起，主持一切」，同日又電汪，盼「出山主持，團結內部」。12月，國民政府發出討伐廣東令。12月2日，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張發奎、黃琪翔；中國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通過討伐陳濟棠令。12月3日，寧、粵兩方中國國民黨中執監委在上海開談話會，到蔣、汪、譚延闓、蔡元培、李濟深、何香凝、李宗仁、張靜江等29人，以已足法定人數，臨時改開四中全會第一次預備會議，蔡元培主席，會議對特別委員會之存廢及處置粵變方針均有辯論，討論良久，一致主張在四中全會解決。12月4日，中國國民黨四全會預備會開第二次會議，汪主席。
12月初，在中国国民党四中全会预备会议请蒋复职，各方紛電促蒋再起。12月9日，汪電張發奎解除教導團武裝，驅逐赤衛隊，搜查職工會，12月10日廣州宣布特別戒嚴，日夜搜查戶口，張令離廣州部隊向市區移動；汪密電廣州陳公博、張發奎、朱暉日，稱黃琪翔之容共，已為不可諱之事實，要求黃暫時退休，認真「肅清」共黨；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因汪要求而延會，汪派與李濟深派各開小組會議，互謀對付之策；馮玉祥、閻錫山先後電促蔣復任總司令，何應欽、賀耀組等亦聯名通電擁蔣出山，主持軍事，12月11日馮、閻聯名電請中國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起用蔣主持軍政，並電促蔣復職，次日馮又另致電，謂此時軍事非有統一樞紐，決難完成革命，非蔣出山，不能當此重任。12月10日，四中全會預備會開第四次會議，于右任主席，有力之反粵派李濟深、李宗仁、吳敬恆等未出席，汪等11名粵委突提議請蔣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案，即通過，汪並聲明，如對其不能諒解，個人「盡可引退」，隨即議決十七年（1928年）1月1日至1月15日在南京召開四中全會，由蔣負責籌備，關於軍事、黨務各案，分別並案交付審查，至是預備會議結束。汪受到新桂系攻击。
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黃平、葉挺、周文雍等在廣州領導工人、士兵和農民2萬餘人舉行武裝起義。12月13日，汪因廣州起義陷入窘境，反汪派借以對汪及張發奎竭力攻擊，指其為共產黨，汪為剖白其確非共產黨，特於是日在上海報紙公布其致陳公博等反共密電數件：一、請黃琪翔暫時退休認真清共之青（9日）電，二、致李福林請驅逐俄領之佳（9日）電，三、致陳公博等請派兵會剿海陸豐等處共產黨之青（9日）電，四、致陳公博令圍捕蘇俄領署內之共產黨員之蒸（10日）電；李濟深對東方社記者談稱：廣州事變不可輕視，汪精衛等與此事有關，李宗仁亦稱汪等與此次事件有關，故中央全體大會應拒絕汪等出席；粵方中央執監委員汪精衛、甘乃光、顧孟餘、何香凝、陳璧君、陳樹人、王法勤、潘雲超、王樂平聯名發表宣言，望蔣悉心籌劃廣東各軍力量，合力消滅共產黨；張發奎、李福林、黃琪翔、陳公博急電汪、蔣等，報告廣州事件經過，並稱是日拂曉已將廣州共產黨肅清，「仍望本黨各同志益加奮勉，務將共產黨徒一網殺絕，並與蘇俄斷絕邦交，此後我國只有惟一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次日汪覆電張發奎等，囑將共黨「去之務盡」。
中年經歷 > 前赴法國及再返中國

条目：1929年中國和1930年中國
1927年12月16日，國民政府下令查辦與廣州事變有關之汪、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樂平、潘雲超、陳樹人、何香凝，略謂：汪等於事變後，或列席會議參與逆謀，或發表言論公然袒護，輿論嘩然，嫌疑難釋，特派鄧澤如、古應芬迅往查辦呈覆；汪因受南京制裁，在國內無法立足，被迫於是日深夜登輪離開上海，出國去馬賽，瀕行前向中央執監各委員發出引退通電，稱其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願個人引去以息糾紛，並為張發奎等無共黨嫌疑力辯，通電仍主張「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不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不可不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可不取消」，12月20日汪過香港未登陸，召黃琪翔隨同赴法國。
1929年到1930年间，蔣取得蔣桂戰爭和中原大戰（亦稱蔣馮戰爭）胜利。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在湖北宜昌解除南京國民政府的一個師武裝，並發表反蔣通電，要求汪回國主政。11月汪回國，聯合桂系共同抗蔣。
1930年1月1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以汪「勾結陳公博、顧孟餘等設立小組織」，並「應各叛將之請，回香港主持逆謀……以圖壞破中央，顛覆黨國」，議決永遠開除其黨籍，1月13日汪發表《怎樣樹立民主勢力書》，指責南京「不但不能掃蕩反革命，反與反革命勢力結合一致」，「有黨治之名而實與之反」，稱「要為樹立民主勢力而努力」。1月22日，汪應閻錫山之邀商談聯合反蔣，特派王法勤、陳公博北上聯絡，是日陳離開香港繞道日本北上，於3月間抵天津。3月13日，汪致函覃振，主張以黨馭軍，謂「此後新舊忠實同志之合作，應以如何始能以黨馭軍為懸前待決之根本問題」。4月2日，陳公博等抵太原，稱擁閻錫山主持政治，汪主持黨務，馮玉祥、李宗仁主持軍事。4月12日，汪就北方黨務爭執問題電平各省區黨部聯合處，稱「亡黨之痛，甚於個人失位」，主張犧牲成見，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應閻錫山邀是日抵達太原，與閻錫山、陳公博等會商黨務，陳有讓步表示。4月21日，閻錫山、馮玉祥聯銜電汪，稱討蔣軍事布置就緒，大戰即在目前，望北上領導一切，是日汪電覆閻、馮，允即就道，並稱「一切大計，悉賴我公主持，請勿待，免誤事機」，4月30日汪覆電北平中國國民黨各省市臨時聯合辦事處，允「摒擋就道，共策進行」。7月15日，汪由香港搭「加賀號」赴長崎，陳璧君、顧孟餘、曾仲鳴同行，7月19日抵達長崎，7月20日到門司。7月23日，汪、顧孟餘等改易姓名自日本門司搭「長城丸」抵達塘沽，閻錫山之代表賈景德、馮玉祥之代表薛篤弼及陳公博、鄒魯等往迎，旋即赴北平，汪在天津各界歡迎宴會上演說，要求蔣覺悟自己的責任，自動下野，聲明與閻在與黨務方面的主張已趨一致，希望閻任國民政府主席，自己「對於政府則擬處於贊助之地位，而專心於黨務方面」，重申以黨治國的原則，反對蔣以黨代政，以黨代民意機關，獨攬一切的做法，呼籲加強「中日兩國的親切關係」。8月3日，閻錫山8月2日派冀貢泉專車到北平迎汪，是日汪乘專車赴石家莊，陳公博、鄒魯、覃振、薛篤弼、趙丕廉等同行，次日抵石家莊，汪、閻晤談，交換關於黨務等意見。
8月7日，中原大戰期間，汪在北京召開「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9月1日，北平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通電公布《國民政府組織大綱》，並推定閻錫山、唐紹儀、汪精衛、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謝持七人為國民政府委員，閻錫山為主席。9月2日，閻錫山電擴大會議表示接受政府委員主席職，擴大會議推汪、張知本、茅祖權、冀貢泉、陳公博、鄒魯、顧孟餘為約法起草委員。9月3日，馮玉祥電擴大會議，表示接受政府委員職，並電促汪速組政府，同日顧維鈞應陳公博等催促，自北戴河抵北平，與汪晤談組織政府事，顧表示不願參加新府活動。9月9日上午9時，閻錫山在北平懷仁堂就「國民政府」委員及主席職，汪居右，謝持居左，同就委員職，王法勤監誓，就職典禮完成後，即將汪起草之通電簽署拍發，並分請唐紹儀、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各於所在地先行就職。
9月17日，閻、馮代表賈景德、薛篤弼自瀋陽急電到北平，謂張學良將於9月18日夜發和平通電，並有軍事行動，汪等接得此報，驚愕不知所措，9月18日晨汪等開緊急會議，聚商時局。当日，張學良發表《巧電》，宣佈東北軍挺蔣，反蔣陣營即将失敗，北方代表以東北當局對時局已有鮮明表示，留瀋陽亦無作用，孔繁蔚即於早9時返回北平轉石家莊，賈景德、薛篤弼亦於9月19日上午離開瀋陽返回北平。9月19日，汪電張學良，謂「今日最急之務在於除去內戰之原因」，提出即開國民會議，召集合法之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由黨員選舉代表，制定約法，「防剿」湘、鄂、贛共產黨等四點主張，詢張如何實現，同日謝持、鄒魯、覃振亦電張學良，提出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等四項意見；下午北平擴大會議要員在懷仁堂會商應付時局方針，會後汪接見記者，謂「如張願意和平，而能將余所舉四項謀其實現，一切自無問題；如張決進而情勢惡化，則無論太原、西安，吾人均可作為根據地」。9月20日，趙戴文到北平，傳達閻意決守山西，邀擴大會議中委赴晉，汪、陳公博、王法勤、白雲梯、陳樹人、陳嘉祐、經亨頤、茅祖權、覃振、鄒魯、謝持、潘雲超、傅汝霖、趙丕廉、冀貢泉因東北軍已入關，即隨趙戴文赴石家莊，曾仲鳴、何其鞏等同行，車至琉璃河，為馮玉祥所派之鄧哲熙、王化初所阻，要求諸委留北平鎮懾，趙戴文等10餘人隨即偕鄧、王折回北平，汪、謝持等六人繼續南行，同日汪抵石家莊，即晤閻錫山，嗣往鄭州晤馮玉祥。
残峰废垒对茫茫
塞草黄时鬓亦苍
欲剩一杯酬李牧
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兆銘
1930年作
9月25日，北平擴大會議中央委員覃振、趙丕廉、陳嘉祐、經亨頤、劉守中及職員40餘人，9月24日晚由石家莊抵達太原，是日午後擴大會在太原舉行會議，討論今後工作，同日汪、陳公博由鄭州晤馮後返石家莊。10月1日，汪、陳公博抵太原，擴大會議連日在太原開會，繼續研究起草約法工作。10月4日，汪、閻錫山密赴鄭州，促馮玉祥共同發表停戰通電，當日汪、閻離鄭北返。10月11日，汪精衛與閻錫山在石家莊會議，馮玉祥派劉驥、張允榮兩人出席，結果決定閻、馮、汪均下野，10月13日晨汪離開石家莊赴太原，準備出國，10月16日閻錫山返太原。10月16日，閻錫山由石家莊返回太原，晚8時許，召馮玉祥、汪、陳公博、鄒魯、謝持等各要員會議，決定根據微（10月5日）電主張，採取和平辦法，希望東北將和平解決之具體辦法早日實現，如果和平解決一切，閻、馮將同時自動下野，軍政大權將交給才力優裕之大員接任。为了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政治遗产，汪在败退期间仍抓紧时间起草《约法》，10月27日，三读通过了8章211条的《太原约法》和10条的《国民会议条例》，内容相对开明。10月31日《约法》公布，随后在晋城和冯阎会晤；11月1日，汪与陈公博、陈璧君等经大同雁门关离开山西借道天津，前往香港；途径长城脚下触景生情，写下一首七绝；11月3日，达到天津后，汪不顾陈公博的反对，发表宣言向南京方面表示不再进行倒蒋活动，愿意在野进入体制内合作；改组派分歧因之扩大而解体。11月23日，汪偕夫人陳璧君由天津秘密乘近海郵船亡命日本。
中年經歷 > 下野

1931年1月1日，汪在天津宣佈下野。2月28日，蔣與胡漢民因「約法」問矛盾激化，蔣極力堅持在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制定「訓政時期之約法」，胡則堅決反對國民會議議及「約法」，是日蔣以胡操縱黨務、把持立法院、阻止外交、包庇反動（指許崇智）、破壞約法等罪，在南京將其拘禁，寧粵分裂自此開始。5月1日，汪通電中國國民黨海內外各黨部，略謂蔣禍黨禍國，「暴橫日甚，言之痛心」，現廣東方面奮起討蔣，「事變至此，宜即依據總章，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5月，國民會議在南京集會，通過訓政時期約法。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5月27日，胡漢民派在粵成立「軍政府」。5月28日，汪、唐紹儀、陳濟棠等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並發表《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成立宣言》，稱南京政府已成為蔣獨裁之工具，廣州「國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當反蔣之私，而向於總理之公」，對於軍人，「信賞必罰」，對於財政，「收入支出，一切公開」。胡又和汪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在廣州成立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形成寧粵分裂。5月29日，廣州「國民政府」第一次會議決議：推孫科、汪精衛、古應芬、唐紹儀、許崇智為常務委員，以陳融為秘書長，陳友仁為外交部長，鄧召蔭為財政部長。粵、桂、胡、汪聯合反叛。9月初，廣州政府開始北伐，然而幾天後九一八事變爆發。11月29日，蔣致電汪，請促粵方早息糾紛，從速入京，俾中央全會得以定期舉行，「以一人之身，急圖北上，立待全會開成，俾奉命遄征，得有遵循」。
粵、寧合流，合組以孫科為首的政府，蔣下野，汪在野。12月28日，中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第四次會議決議：一、推舉胡漢民、汪、蔣、于右任、葉楚傖、顧孟餘、居正、孫科、陳果夫9人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葉楚傖為秘書長；二、選任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蔣、汪、胡漢民、唐紹儀、張靜江、蔡元培、蕭佛成、鄧澤如、謝持、許崇智、王法勤、李烈鈞、鄒魯、邵元沖、陳果夫、葉楚傖、宋子文、王伯群、方振武、熊克武、閻錫山、馮玉祥、趙戴文、王樹翰、薛篤弼、劉尚清、柏文蔚、程潛、經亨頤、孔祥熙、恩克巴圖、楊庶堪、馬福祥33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孫科為行政院長、陳銘樞為副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院長、覃振為副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院長、居正為副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劉蘆隱為副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丁惟汾為副院長；三、通過中央政治會議組織原則，推選蔣、汪、胡漢民三人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委，輪流充當會議主席等。
1932年1月7日，汪電南京中央黨部、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請辭兩常務委員職。1月9日，新政府成立一旬，行政院長孫科表示獨力難支，是晨自南京到上海，籲請汪、蔣、胡漢民入京主持一切。1月13日，張學良電促蔣、汪、胡漢民入南京，謂：「人望不可以屢辜，時會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搖，勢猶在之際，集全黨領袖於一堂，奮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則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淪胥之禍，其猶得免。若更分崩離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斷難再復。」；蔣由奉化抵達杭州，1月14日在杭州對記者發表談話，稱「汪、胡如能推誠入京，雖身在詬誶之中，為黨為國，也無不樂從其後」，「惟熟審政治之環境，以及最近之事實，實鮮個人負責之餘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盡個人職責」。
1月16日，陳銘樞自杭州返上海，攜蔣致汪親筆函晤汪，轉達蔣促汪赴杭州意，下午汪去杭州晤蔣，商談入南京事，1月17日蔣、汪聯電促胡漢民入北，一同入南京，共支危局，並電孫科稱：「俟展兄（胡漢民字展堂）駕至，即聯袂入京」，「關於一切大計，亦俟商得展兄同意始決定」。1月17日，胡漢民復電汪，稱血壓未退，非長期休養不可，並稱：「只須中央行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吾黨數月來共同確定之政策，而吾輩在野之身，竭誠為政府之助，則對內對外，自能發展，開一新局勢，以副國人之期望。」；張繼、張靜江赴杭州迎蔣、汪往南京。1月18日，孫科、何應欽等應蔣之召飛杭州，蔣、汪、孫科、張靜江、張繼等在西湖煙霞洞密商外交、財政、軍事要政，並決定共同入南京；胡漢民電蔣、汪，聲明暫不北入南京，稱：「望各矢忠誠，俾哲生兄等得行使責任內閣之職權，貫徹其政策。」。1月19日，汪、蔣再電促胡漢民入南京，稱：「此值國難嚴重時期，吾輩三人，與其天各一方，遇事不能即時商榷，誠不如同聚首都，隨時獻替，較於黨國有裨。」。
1月21日，蔣離開杭州赴南京，臨行對記者談稱：「此行完全以私人資格入京贊助政府當局，絕不擔任何職務。」。1月22日，蔣、汪、孫科、張繼、李宗仁、馮玉祥等在南京勵志社開談話會，共商對日外交及財政等問題。1月23日下午，蔣、汪、孫科在南京開緊急會議，討論對日方案，至7時始散，晚上孫科及何應欽、朱培德等復在勵志社商談應付目前外交問題，政府要員連日交換意見，均趨慎重，汪、蔣咸主「先行安內，方可攘外」，蔣對陳友仁等之對日絕交主張，認為「只憑一時之快意，不顧國家永久利害」，力持不可。1月24日，蔣、汪等在南京勵志社開中政會特委會，討論對日外交問題，主張仍採妥協政策，會議認為陳友仁外交政策，基於隔閡國情，徒為孤注之一擲，決不可行，故毅然不採用，對陳之辭職，經討論決定不予挽留。1月25日，行政院長孫科在上海分電林森及蔣、汪辭職，中國國民黨中央臨時常會決議慰留，居正、張繼、張靜江等晚乘車赴上海挽留孫科。1月27日，居正、張繼、張靜江等自上海回南京，向汪、蔣報告在上海因孫科拒見，致無結果等情形，中政會決議一致慰留孫科，在孫離職期內，院務暫由副院長陳銘樞代理。
中年經歷 > 出任行政院長

從1932年1月淞滬戰役，到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汪被刺，第二次汪蔣合為時3年10個月。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淞滬抗戰開始，蔣主持中國國民黨臨時中政會，決議：外交部部長陳友仁辭職照准，特任羅文幹為外交部部長，接開中常會臨時會議，決議選任汪為行政院院長，任孫科為立法院院長，孫未到任以前由副院長覃振代理；汪、蔣、馮玉祥聯名電張學良、閻錫山入南京。1月29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決定抵抗日本，先遷政府於洛陽，免受敵艦威脅。汪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抗日態度堅決，積極備戰。然而由於指揮不動蔣人馬，遂委請蔣出山指揮軍隊，自己主政。2月24日，蔣、汪、陳銘樞、羅文幹等在南京開會，討論上海局問題。4月7日，國難會議在洛陽開幕，到命會員144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12人，各機關團體代表700餘人，汪致開幕詞，略稱：「國難會議應討論禦侮、救災、綏靖各事宜。」。
4月8日，國難會議開第一次大會，由汪代表國民政府作關禦侮、救災、 綏靖問題之報告。4月17日晨，蔣據顏惠慶電陳國際聯盟特委會形勢，與汪在南京湯山俱樂部召羅文幹、陳銘樞、何應欽等商議對策，包括中國最低限度之讓步，「滿洲國」拒顧維鈞出關對付辦法等事項。4月20日，廣東空軍總司令張惠長抵南京，謁汪、蔣，請示擴充空軍。4月25日，羅文幹、郭泰祺偕英使藍普森晤蔣、汪談上海事。5月26日，郭泰祺昨晚到南京，是日分謁見蔣、汪、羅文幹，報告上海停戰協定簽字。5月28日，蔣、汪聯名發表通電，稱「救國必先剿共」，對於共產黨「必須以有效的方法抵制它們，必須不顧一切代價去應付它們」。5月29日，汪召羅文幹、蔣作賓及外交委員會委員商外交問題，決定外長仍由羅繼任，郭泰祺擔任駐英公使，日內赴英履任，駐日公使仍由蔣作賓回任。6月4日，財政部長宋子文電汪、蔣辭財政部長職，6月5日汪覆電慰留。6月6日，蔣、汪及其他政府要員在南京會商，決議分別覆電慰留宋子文、陳銘樞，勸「以國家大局為重，繼續負責維持」。6月9日，汪返回南京，6月10日在行政院會議上報告前赴上海挽留宋子文、陳銘樞經過，稱宋允打消辭意，陳須請假略事休養。6月12日，顧維鈞到南京，6月13日汪在南京召集各部長及顧維鈞開談話會，先由顧報告出關調查經過，然後討論外交問題及國內財政問題。6月14日，汪、羅文幹、顧維鈞等飛廬山晤蔣，商外交、財政及「剿共」事宜。
6月18日，汪、宋子文、羅文幹、顧維鈞、王樹翰、曾仲嗚、劉宗杰等自南京同飛北平，往訪國際聯盟調查團，並與張學良協議對日交涉方針。6月19日，汪、宋子文、羅文幹、顧維鈞等在北平會見國際聯盟調查團交換意見，6月20日繼續會晤，調查團對東北義勇軍及抑制日貨問頗注意，6月22日汪、羅離開北平返南京。6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開會，汪詳細報告東北情形，對日人在東省練兵窺伺關內及在東省之種侵略措置，陳述頗多，會議通過追認國民政府特派蔣光鼐為駐閩綏靖公署主任等多案。7月8日，汪邀請各地學術專家胡適、陶孟和、丁文江、蔣夢麟等32人在南京集會，討論外交、內政、建設、教育等問題，外交側重對日方針，建設側重財政，教育側重制度經費，7月13日閉會。7月17日，日軍進攻熱河，汪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張學良出兵抵抗。8月6日，汪公開致電張，宣稱「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願辭去行政院長職務來勸告張同時下野。
8月6日，汪以「外交、財政問題諸感棘手」，分別致電中執委會、林森、蔣、各院、部長，請辭行政院長職；汪致電張學良，望其辭職以謝國人，並稱：「惟兄擁兵最多，軍容最盛，而敵兵所憂，正在兄防以內，故以實力言之，以職責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敵人，兄在職一日，斷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聞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自一紙宣言捍禦外侮以來，所責於財政部者，即籌五百萬……昨日則又以每月籌助熱河三百萬責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挾，誠不解是何居心。」；蔣接汪辭職電，急電懇切勸挽，內稱：「吾二人既均以共赴國難而來，現在無論有何困難，必須共負仔肩，勉度難關，決不可於國難益加嚴重之際遽萌退志，務望即日返京，照常主持院務。」；蔣電請林森慰留汪，並電何應欽、宋子文、朱培德、吳鐵城共同挽勸，蔣表示與汪共進退。8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執會召開臨時常務會議，討論汪辭職事，一致議決由中執會急電慰留，並派何應欽即日赴上海會同居正代表中央挽留；蔣再電何應欽、朱培德促赴上海懇切挽汪回南京，何夜車赴上海，朱8月8日晨赴上海；北平政委會開會，張學良決定辭職，張覆電汪，勸汪「以國事為重，勿輕言辭」，「本人軍、政權將分交平軍分會、政委會」，同日張並電蔣請北來主持；羅文幹呈行政院請辭司法、外交兩部長職，表示與汪同進退。8月8日，汪在上海對記者發表談話，促張學良下野，略謂：行政院院長人選，「于右任、戴傳賢均可，蔡元培來更好」，繼張者「以何應欽、朱培德為宜」，有詢以馮玉祥、閻錫山如何，汪謂不可，「將予人以口實，增加糾紛」；汪再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堅辭行政院長職，指責張學良治下省份，國家稅收悉截留，兵額中央無權過問；張學良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行政院辭北平綏靖公署主任職；張學良覆電汪電請中央罷免本職；蔣召見武漢大學校長王世杰，囑轉電蔡元培挽勸汪回南京復職，並派武漢大學教授周鯁生代表赴上海面勸。
8月17日，汪回南京，出席中國國民黨中執委會臨時常務會議，報告辭職經過。8月21日，汪、宋子文等一行由廬山返抵南京。8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委談話會決定，汪暫不卸職，俟三中全會再討論，汪在南京主持中政會，由宋子文暫代行政院長。8月2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開會，汪主席，決議行政院長由宋子文代理。9月10日，林森由南京到上海，勸汪返回南京，9月11日蔣又派張群自漢口兼程赴上海，促汪入南京主持政務。9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委談話會討論中政會常委代理問題，決定不另推人，在汪未康復前，中政會改開談話會，重要議案電汪請示辦理，次要者待汪病愈返回南京補行簽署。9月18日，曾仲嗚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托，自南京赴上海轉莫干山謁見汪，商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問題，並促汪早日返回南京，主持中政會事宜。9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准汪請假二星期，在請假期中，中政會主席由中常委輪流擔任。9月28日，內政部長黃紹竑奉蔣命赴莫干山探視汪疾，並商要政。10月5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加推朱家驊、居正、陳果夫、葉楚傖、何應欽、賀耀組、黃慕松、朱培德為外交委員會委員，推定汪、宋子文、羅文幹、朱培德、顧孟餘等為常委。10月7日，宋子文偕褚民誼乘機飛上海徵求汪對《國際聯盟調查團報告書》意見，並促汪入南京主持中樞。10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汪患肝硬化症，准續假三個月。汪、張互訐，結果汪宣佈辭職，10月前往歐洲。
中年經歷 > 再度下野

1932年10月21日，汪決定赴威瑪共和國就醫，行政院各部、會長集上海與汪話別，10月22日汪及家屬、秘書等7人離開上海赴歐洲。12月24日，宋子文電促在德之汪回國，稱：「現在救亡圖存，刻不容緩，吾兄假期屆滿，各方咸渴望吾兄早日回國，領導一切。」
1933年1月9日，汪在德國柏林杜平根療養院對記者稱：「中國目前不思與日本正式宣戰」，「中國今日之地位，不足向日本宣戰。」。1月12日，汪在日內瓦發表宣言，略稱：「中國對於暴日侵略，確立交涉及抵抗並行之方針」，「中國始終信任國聯，聽候解決，此為交涉之本旨也。惟在此期間，日本侵略不已，中國為領土主權人民生命財產計，斷難坐受其侵凌，不能不奮起而為正當防衛，此為抵抗之本旨也。」。由於民眾的呼聲，蔣請汪回國主持抗日戰爭。汪要求張學良先辭職，蔣說服張學良去歐洲考察。3月17日，汪由德國返國抵達上海，同日宋電中央及各部、會停止代理行政院院長職。3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通過設立救國飛機捐款籌辦委員會，朱培德、朱家驊等20餘人為委員，汪任主席。3月25日，孫科、顧孟餘到上海敦勸汪復行政院長職，汪允入南京商量，當晚汪偕孫赴南京。3月26日，蔣上午返抵南京，下午與汪商談今後內政、對日方針，並敦勸汪復職。3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重要會議，蔣、汪、林森、居正、于右任、宋子文、戴季陶、孫科、陳果夫、葉楚傖、李烈鈞等30餘人出席，蔣報告華北軍事情況，于右任、孫科提統一全國軍事案，李烈鈞提建設國防與改革內政案，因李案着重於開放政權與集中全國力量禦侮，以事關重大，決定交中常會「從長縝密討論」。
中年經歷 > 行政院長復職

1933年3月29日，蔣返回南京後與汪密商對日方針與「剿匪」問題，確定汪復職主持對日交涉，蔣負責全力「剿匪」，是日召開中國民黨中政會議，蔣、汪、林森、于右任、戴季陶、孫科等50餘人出席，汪表示復行政院長職，翌日汪向中常會銷假到院視事。此後汪主張對日和平交涉，得到蔣的支持。5月23日，何應欽、黃郛、黃紹竑聯電蔣、汪報告與日方商談停戰情況及其條件，認為：「熟權利害輕重，與其放棄平、津，使傀儡資以組織偽政府，陷華北於萬劫不復，何若協商停戰，保全華北，徐圖休養生息，以固黨國之根基，較為利多害少。」，汪即覆電表示支持。5月24日，國民政再次召開國防會議討論停戰談判問題，決議要點為：「與對方商洽停戰，以不用文字規定為原則，如萬不得已，只可作為軍事協定，不涉政治，其條件需經中央核准。」，汪將此內容電告何應欽、黃郛，並說明：「此為中央自負責任。」。5月29日晚，黃紹竑抵廬山，即向蔣、汪等人詳細報告華北軍事情況及北平軍分會與日方交涉停戰所作處置，蔣、汪贊同華北當局所作決定。5月31日，中日簽訂《塘沽協定》，11時10分中國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簽署。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塘沽協定》，引發當世對汪與何應欽所签订的是“賣國協定”的譴責。8月1日，汪、孫科、顧孟餘、陳紹寬、朱家驊、曾仲鳴等自廬山返抵南京，汪在中國國民黨臨時中政會報告廬山會議經過。8月7日，蔣、汪聯名電馮玉祥，促其離開察哈爾入南京，以便宋哲元「得以自由接收察省一切軍政」，8月9日馮覆電拒絕。8月11日，汪偕鐵道部長曾仲鳴到廬山，與蔣、黃郛等商談華北戰區善後、軍隊整編及結束察事等問題，8月14日返南京。10月1日，汪在上海晤黃郛，促其北返，黃允即日程，並電告蔣介石，當晚汪、黃離開上海往南京。10月4日，全國經濟委員會通告成立，汪、孫科、宋子文就常委職。10月14日，汪偕曾仲鳴、唐有壬赴廬山與蔣商宋子文辭職及「剿匪」軍費、福建政局等問題，翌日離開廬山回南京。
1934年4月11日，蔣、汪和黃郛等在南昌商議華北問題及對日外交方針。
1935年1月21日，黃郛向林森報告華北政務，汪偕同黃郛到軍校見蔣，1月24日汪、黃復同赴軍校見，晤談甚久。1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表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汪認為有談判的空間。7月2日，汪因肝病在上海入諾爾醫院治療，行政院務由副院長孔祥熙暫代。但由於國民黨主戰派的反對，汪於8月8日表示辭職。8月14日，蔣由成都飛抵廬山，電汪往晤，汪遲遲未應。8月15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議決慰留汪，通過「嚴懲共黨反復」案，凡共黨「自首」或「自新」而復參加共產黨者，一律槍決，或酌處無期徒刑。8月17日，蔣派張群攜親筆函飛青島，促請汪早日返南京，主持政務，汪允即返。8月19日，蔣自廬山飛往南京，張群往見，報告赴青島挽汪經過；汪自青島飛上海。8月21日，汪自上海到南京，與蔣、黃郛會晤，蔣力勸復職，汪表同意。8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常會在南京開會，汪、蔣均出席，討論汪辭職行政院長及兼外交部長案，決議慰留，下午1時許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以汪允復任事通知各部、會。8月23日，汪通電復職：卧病月餘，一再具呈中央，懇請辭職，未蒙允准，茲遵照中常會決議，於本日銷假回院視事；蔣以汪已復職，離開南京飛成都。10月15日，蔣與汪在南京晤談中央最近政情。10月16日，日本貴族院議員坂西中將至南京訪汪。
中年經歷 > 遇刺与出国疗养

1935年11月1日上午，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在南京開幕，汪主席致開幕詞後，在會場外攝影時遇刺（日语：）。会议结束后9:35，刺客孙鳳鸣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汪连开3枪。汪被槍傷左頰、左臂及背肋三處，刺客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亦被衛士擊中，當場被捕，次晨孫傷重在南京中央醫院斃命。
11月6日，行政院決議，以汪因傷不能執行職務，由副院長孔祥熙依法代理行政院院長，外交部部務由政務次長徐謨代拆代行。12月1日，汪電國民政府辭行政院長及外交部長兼職。五届一中全会上，汪升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被救後，1936年2月19日，汪前往法国療養枪伤；枪伤以后，汪背部伤痛定期发作，每次发作时疼痛难熬。後來執行對日妥協政策的外交部常務次長唐有壬又遭暗殺。
1936年3月中旬汪精卫到达巴黎，几天后转到德国巴德瑙海姆卡尔登疗养院(Kurhaus Carlton)进行疗养。4月6驻驻德大使程天放奉外交部之命对其进行慰问拜访，二人对中苏及中日关系进行了几次长谈。程天放后在回忆录中称：“他（汪）身体已复原，只是枪弹没有取出，心脏有衰弱现象，因为瑙海温泉能够医心脏病，所以到此地来洗温泉浴，同时接受诺尔的电疗。”陪伴汪的有曾仲鸣和陈耀祖。
1936年5月28日驻法大使顾维钧与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在德国巴德瑙海姆与汪精卫就中意关系进行会商。对于意大利取消其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归还天津意租界以换取中国取消对意大利的制裁的提议，顾维钧表示在争取英美谅解的前提下可予以接受，汪精卫表示赞同并称若与英国对立，可能为害很大。
中年經歷 > 西安事变与回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及陈璧君相继于当晚将此事电告正在法国戛纳的汪精卫。汪于12月13日凌晨及上午分别向驻英大使郭泰祺和驻法大使顾维钧电话通报情况，并称中央请其立刻回国。12月14日汪与驻德大使程天放通话，并请程向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为其订于12月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波茨坦”号邮轮船票。
1936年12月16日汪精卫起草了一份面向国际社会的声明，请郭、顾安排将这份声明翻译为英文及法文以备发表。12月18日汪决定暂缓发表声明，且于当日到达了意大利热那亚。12月19日下午，顾维钧、郭泰祺、李平衡、程天放到达热那亚米拉马勒酒店（義大利語：）与汪会面并商讨相关事宜。在热那亚陪同汪的有其子汪文婴、曾仲鸣、陈耀祖以及驻意大使刘文岛的秘书。12月20日至22日，汪多次与顾、郭、程三人进行商讨：20日对声明内容进行了讨论、修改和最终确定，21日与22日上午对西安事变的国际影响以及制定相应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讨论。1936年12月22日声明以英、法、德文分别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当晚汪精卫乘坐“波茨坦”号邮轮启程回国。
蔣在西安事變之後加強抗日而減緩內戰，聲望大增，并受到苏共及中共支持。1937年1月12日，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汪回國，抵香港發表談話稱：「西安事變善後，楊虎城自應聽命中央。」1月14日，汪精衛乘德輪抵上海。1月18日，汪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演說稱，對外願本兩利原則與任何國家攜手，對內不得有兩種政府與軍隊。1月22日，汪廣播講演《怎樣救亡圖存》，謂「不特中國目前實行共產可以亡國，即使接近共匪，受其操縱，也足以引起大亂，而至於亡」。1月24日，汪與蔣在溪口商談外交與內政方針，議定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於2月15日如期舉行。2月15日，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首次訪問中國國民黨中政會主席汪，談三中全會情形。
晚年經歷 > 抗日戰爭与“和平運動”

参见：汪精卫國民政府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汪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中正。一天，汪在重慶上清寺的官邸宴客，吳稚暉突然向汪下跪，十分激動地說：「救救中國吧！懸崖勒馬，能救中國的也只有你了，怎樣去結束這不利的戰事，你有你對黨國的責任，不應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這樣袖手旁觀下去！」汪不知所措，離座對跪，彼此握手欷歔。
此后汪开始主張对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日语：）在英屬香港談判，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的和平運動。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佈了一項包含了六原則的“亞洲新秩序”聲明：（1）東亞的永久和平；（2）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3）聯合防共；（4）經濟合作；（5）創建新文化；（6）世界和平。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和一個新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1）親善友好：日本對中國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2）按照軸心國之間，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同樣的精神，共同防共；（3）經濟合作，日本一方絕無壟斷中國經濟的意圖。
12月19日，汪向國民政府申請護照，借道雲南前往法屬印度支那，主張與日軍媾和。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張季鸞，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汪響應近衛聲明，離開重庆出走至法屬印度支那東京保護國河內，發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12月29日，汪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和電報（29日電報代碼為「艷」字），是為「艷電」，電文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蔣回重慶，嚴詞駁斥汪電。然而由於近衛內閣數天後（1939年1月4日）突然辭職，以及雲南軍閥龍雲并未支持汪，和平運動失败。部份史料與說法指出，汪出走河內，與日本人和談，此事是由蔣策劃（戴笠與汪精卫国民政府之間的緊密連繫，也被當成這個說法的重要旁證之一）。這個說法，主要來自汪的幕僚胡蘭成，以及馮玉祥。
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开除汪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会议通过的决议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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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銘承本党付托之重，值抗战紧急之际，擅离职守，匿居异地，传播违背国策之主张。二十九日来电，竟以日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其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容，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其欺蒙。就其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充其影响所及，直欲撼动国本。我国为救亡图存，发动抗战，百余万将士之死伤，数百万同胞之牺牲，惨痛深切，无非欲根本消灭敌人侵略之毒计，以永保为国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余以来，国民则精神团结，将士则踊跃用命；万众一心，咸集中于本党总裁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坚毅不屈，有必达胜利之自信。今敌人谋我之野心益彰，伎俩益毒，即吾全国之敌忾愈切，决心愈坚。汪之所言，不但为中央所痛绝，实亦为全国民众所不容。查战争期间，任何国民，绝对不得违反战时国策之决定，而自作主张；本党纪律，更绝对不许逾越党的正式决议，违反党的规则，而以个人发表其意见。汪兆铭此种行动，其为违反纪律，危害党国，实已昭然若揭；大义所在，断难姑息，即当永远开除其党籍，并撤除一切职务，藉肃党纪，以正观听。我国民须知抗战决胜之最要关键，唯在意志统一，精神不贰。我民族在昔迭遭外患，如宋、如明，固仅为一姓一家朝代之溃灭，而非为民族之沦亡，然其致败之原则，皆由当时朝廷少数奸邪精神慑服，天良丧尽，以致灭亡，决非民气与国力之不能抗敌也。故今日抗战，非整肃纲纪，不足以振作精神；非怯除携贰，不足以战胜强敌。综观敌人最近之毒计，实欲威胁我精神，而导我于分离覆亡，本党深知为全国同胞，民族意识普遍，发扬春秋大义，深入人心，只须坚定不移，奋斗不屈，严守国策，统一意志，最后胜利，自必实现。今后抗战国策，一以本党总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纪念周所发表之演讲为唯一标准，愿我全国同志及将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论与行动，皆为国家利益与法纪所不容，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以保持战时意志，而完成为三民主义革命救国之使命。 |  |
3月，汪和他身邊的重要幹部在河內多次遭到蒋派人刺殺，由于刺客误把曾仲鸣当作汪杀死，汪才躲过一劫。日本方面得知这一情况后派影佐祯昭（日语：）大佐和议员犬养健前往河内將汪營救，5月8日汪抵上海，在江湾土肥原公馆与影佐祯昭和犬养健会谈。5月31日，汪率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十一人，乘日本海军飞机，在矢野征记、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日语：）等陪同下，由上海飞抵东京。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联席会议为此于6月5日作出决定要求汪在建立中央政府时，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政权合作，其政府组成及地方自治，不得违反日本的既定方针。汪欲召开国民党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须在旗的上方加上一个三角形黄布片，上书“和平反共救国”字样。汪政府应以日、满、华睦邻结合为指导方针。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制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6月8日，国民政府宣布通缉汪，颁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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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銘违背国策，罔顾大义，于全国一致抗战之际，潜离职守，妄主和议，并响应敌方谬论，希冀煽惑人心，阻挠大计。经中央加以惩戒，犹复不自醒悟，倒行逆施，竟于上月秘密赴沪，不惜自附于汉奸之列，与敌往还，图谋不轨。似此通敌祸国行为，显属触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此来海内外民众同深愤慨，先后呈请通缉严惩者，不下千余起之多，政府如尚曲予宽恕，其何以伸张国法，慰我军民。应即由全国军政各机关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以肃纲纪。此令。 ——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  |
6月10日至18日，汪分别会见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藏大臣石渡庄太郎（日语：）、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枢密院议长前首相近衛文麿。其中在与板垣征四郎交涉中，板垣征四郎毫无退让，使与会的影佐祯昭适时对其恫吓，汪因此倍感沮丧，后不得不妥协。6月24日，汪离开日本后抵达天津，27日抵达北京会见华北日军司令官杉山元，后与临时政府王克敏会面。6月28日，汪由天津回到上海，次日，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内务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会谈，双方在政府合并问题上矛盾重重。7月5日，汪与梁鸿志在南京进行第二次会谈，汪通过拉拢陈群与任援道，许诺成立中央政府后二人可官任原职，从而分化了维新政府，使二人转而支持自己。7月11日，梁鸿志、王克敏在青岛大陆饭店接见新闻记者团时分别表示对汪“全力协助之重大意志”。三方就“反蒋、反共、亲日”达成一致。虽然，三方会谈取得进展，但是日本海军特务机关首席武官野村直邦（日语：）中将对此却有悲观看法，“最近汪兆铭的活动终于使一般民众失去了对他的信任，失望和怀疑正在深刻化。一般民众对汪派已经失去了信任，所以由衷欢迎和平的人一个也没有。”他还指责汪说：“最近汪派的活动，事实上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的和平，而且正在和平运动各派内部制造分裂。”
晚年經歷 > 国民党“六大”

1939年9月28日至30日，汪以中国国民党的旗号，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祕密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9日上午第一次大会，周佛海主持通过整理党务案，主要内容包括：修改党章、废除总裁制、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一人。29日下午第二次大会，汪担任会议主席，通过：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国民党基本政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授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指派中央执、监委员，连同党外人士，组织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案、尽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等。
30日上午第三次大会，选举中央执、监委员，并通过大会宣言。大会宣言着力对中国共产黨进行了批判，认为中共“假借抗战，以削弱国民政府之力量，使之继续不断丧师失地，以促成其崩溃之势，假借抗战，以实行愚民政策，剥夺所谓知识阶级之一切自由，使全国陷于精神破产，不识不知随而盲动；假借抗战，以扩大边区政府之势力，谋于相当时机取国民政府而代之，夷中华民国为中华苏维埃，使永为苏联之附庸；假借抗战……使中、日兵连祸结，苏联得安坐而乘其敝。” 认为蒋“所可怪者，蒋同志阳则受其（指中国共产党）拥护，阴则供其利用……当此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置一切同志之忠言于不听，惟共匪之所左右，一切同志不见容于共匪者，即不见容于蒋同志。驯至关系国家存亡之和战问题，不取决于大会所明示之方针，不取决于同志之建议，而取决于共匪之颐指气使，以是之故，使和平运动横受挫折，战争依然继续。” 大会决议解除蒋总裁一职。会议中，一些与会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戴策等在看到职员名单中有卢英的名字，认为该人是汉奸，要求与汪见面。周佛海代为接见，表示卢英是否是汉奸后世自有定论，但其为汪在上海的人身安全出力甚多，不应因此排除在外。其他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人亦被认为是汉奸，引发会场骚动。李士群亲自带枪与荷枪实弹的士兵入场对有异议的人进行威胁，场面一度十分尴尬。汪圆场表示有意见的代表可在会后和他个人交流。在闭幕词中，汪说：“外面有人对我们造谣污蔑，说我们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 。
9月1日，在汪《致海内外诸同志通电》中说：“综括宣言所示，非根绝赤祸，无以维持国内和平；非与日本协力，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非与各国增进友谊，无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惟有一比较简易可行之方法，如前方之武装同志能揭示和平、反共、建国之主张，则既可保其原有之兵力与未失之土地，又可外与吾人之和平运动相呼应，内以促独裁势力与共产势力之没落，为效之捷，莫逾于此。”
晚年經歷 > 对日谈判

条目：汪日密约和高陶事件
1939年11月1日，汪派周佛海为首席代表，协同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等人在上海虹口六三花园（后改为愚园路一一三六弄六十号）与日本人会谈，林柏生、陈公博后来参加，汪本人没有出席。日本方面首席代表为影佐祯昭，其他人包括犬养健、须贺彦次郎（日语：）、谷荻那华雄（日语：）、扇一登（日语：）、矢野征记、清水董三等人。会议开始前，日本兴亚院在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已经为会议定下了极为苛刻的条件。
第一次会议上，日方提出《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針》。会谈中，日方要求新政权承认满洲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基层设置政治顾问、技术顾问和职员，由日本人担任；在自然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专家当顾问，其直属机关任用日本教授、教官、关税官吏及技术员等，在地方政府设置与日本军队协商事项的交涉专员，在必要的地区的军队中配备日本军事专家，关税收入、统税、盐税等以“保管”和“战争中的特殊情况”为名控制在日方手上，部分要分给蒙疆和华北，日方以“最大的诚意” 借款4000万元给汪政府，拒绝汪开放长江、使用京沪铁路的要求。汪方代表表示应坚持近卫声明、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1939年6月东京会谈约言为讨论基础，不应超出这三者。会议关键为1938年11月上海会谈记录，汪出走重庆就是根据其中达成的协议，他认为日本方面一定会遵守其中的承诺。但是日方认为该文件由两名陆军军官签署，对日本政府没有约束力。日方遵循的是10天后11月30日御前会议出爐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針》，而该方针则大大超出了上海会谈的条件。
会后，汪听取了与会人员的报告，看过《要纲》后流着泪对陈璧君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吧。”他还給影佐写了一封信：“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定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有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以此拟定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则任命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议东亚问题。”1940年1月，陶希圣与高宗武脱离汪组织，在香港联名揭发“汪日密约”，国史称高陶事件。
晚年經歷 > 建立汪精衛國民政府

条目：汪精衛國民政府
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與日本合作建立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精衛國民政府，取消華北的王克敏和長江下游的梁鴻志政權。汪本人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院長、国民政府主席、國防最高會議主席及中华民国特级上将。
11月29日，汪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重慶国民政府颁布《懸賞通緝汪精衛即汪兆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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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汪精卫即汪兆铭，通敌祸国，触犯《惩治汉奸条例》，前经明令通缉在案。该逆久匿南京，依附敌人，组织伪政府，卖国求荣，罔知悔悟。近更僭称国民政府主席，公然与敌人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狂悖行为，益见彰者。亟应尽法惩治，以正观听。为此重申前令，责成各主管机关严切拿捕，各地军民人等，并应一体协缉，如能就获，赏给国币拾万元，俾元恶归案伏法，用肃纪纲。此令。 ——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院长孙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  |
1941年5月，在南京成立了清乡委员会，汪亲自兼任委员长。
1943年汪曾經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名義，參與由日本主導的大東亞會議。
病逝

1943年年底，汪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去世。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中山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汪雖為病死，但死因有不同的說法：一說10年前汪被铁血锄奸团成員刺杀受伤，子弹深陷體內，無法取出，铅毒逐漸扩散，終至藥石罔效；不過張學良之調查則指出，當時所使用之子彈為鋼彈而非鉛彈。日本作家上坂冬子訪問汪氏子女後写的書支持病死之說。一說是其妻陈璧君誤信西醫才造成汪兆銘病死。另一說則是汪遭日本軍下毒謀殺，但被汪長女汪文惺、女婿何文傑斷然否認；何文傑表示汪患的是“多發性脊骨瘤腫”。
病逝 > 墓地

参见：梅花山 (南京)
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21日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奉令將汪墓炸毀，在其原址改建為亭子（今觀梅軒）；打开棺木時，见汪的遺体上覆盖著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头戴礼帽。由于使用过防腐剂，遺体尚未腐烂。其後汪的遺體被送往清凉山火葬场火化，骨灰被抛到长江裡。日後在日本東京高圓寺的宗泰院附近另立一塚，據傳以原汪墓碎片葬之。1994年，原汪墓所在的梅花山顶放置一座汪跪像，因被游客吐痰便溺污秽不堪，于1997年被移走。另外2004年11月8日上午在紹興市市區挖出一個汪跪像，上刻有「汪逆精衛」四字。
評價 > 正面评价 > 博伊爾

約翰·亨特·博伊爾（John Hunter Boyle）是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教授、中日戰爭史專家，他在《中日戰爭時期通敵內幕》一書中稱：汪精衛國民政府和維希法國相似，“當他們認為德意日軸心國會取得勝利時，他們設法為自己的國家在『新秩序』中取得一席較為有利的地位。當戰爭勝利誰屬已經沒有把握的時候，他采取哄騙、拖延的辦法來避開日本的勒索，並且多少為自己的管轄區保持一些自治的模樣。”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走投無路的日本人不得不對汪政權的勢力重視起來，“汪就越來越有可能為同胞爭取到生存保障，拖延敵軍進攻。在享有中國物產和資源方面同日本人競爭。在汪看來，簽訂一些協定和條約，都是一種競爭的方法。一旦戰爭結束，假如同盟國獲勝，反正這些條約也不過是一堆廢紙而已。”“汪出走時留函給蔣說：從此以後他要挑起較重的擔子，讓蔣挑較輕的。究竟這封信有沒有感動過蔣則很難說，但是汪在此後六年的余生裏，的確是挑起了很重的擔子，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
評價 > 正面评价 > 李宗仁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稱：“但是我们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便是汪兆铭当了汉奸，却没有做积极破坏抗战的勾当。例如汪氏投敌后，以前与汪氏渊源最深的国军将领，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和第五战区内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都是抗战阵营中的柱石。然终汪之世，未尝作片纸只字向张、黄等招降。足见大义所在，纵是卖国贼也颇觉不为已甚，而自我抑制。”
評價 > 正面评价 > 張發奎

抗日名將張發奎曾經負責接收廣東地區，他說：我沒有聽到廣州民眾對汪偽政府的抱怨或抨擊，也沒有廣州民眾對偽政府懷抱惡感的印象。……無論廣州抑或上海，這些偽府政要都是汪精衛的追隨者，他們鼓吹所謂的“和平”，其叛國理由就是“中國打不過日本”，汪精衛組織就是基於這一理念。事實上，日本人並不是平等對待他們，他們充當了傀儡。然而他們宣稱，即使他們僅僅是傀儡，也要為老百姓爭回一點權益。我沒有見到偽府在廣東壓迫民眾的任何證據。
評價 > 正面评价 > 其他史学家

近年伴隨兩岸政治情況的逐步緩和，若干史學家即進入對汪的研究領域當中，並將其著述付梓，例如：王克文的《汪精衛·國民黨·南京政權》、許育銘的《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年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和《汪精衛與現代中國》、李志毓的《驚弦：汪精衛的政治生涯》。於文學研究中，知名漢學家葉嘉瑩則是講有影音記錄——「汪精衛詩詞之中的『精衛情結』」。中國大陸之業餘歷史愛好者林思雲，《真實的汪精衛》一書，亦有發表若干翻案論述。
史學界余英時（2012:28）認為「汪精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古典文學界葉嘉瑩（2012:31）則認為「讀汪氏之作，令我深感他的詩詞之佳處乃竟與我的論詩之說頗相契合。至於他在詩篇中所表現的，和在生活中所實踐的究竟是什麼？則私意以為應該乃是他終生不得解脫的一種『精衛情結』」。
評價 > 妻子辯護

在汪死後，其妻陳璧君在法庭上為汪的責任與行為辯護：「日寇侵略，中央政府領導無力護民，國土淪喪，人民遭殃，而被迫每日生存於鐵蹄下，這是蔣的責任，還是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有那一吋國土是汪先生賣去日寇的？反而重慶統治下的地區，汪先生從未向一將一兵招降。南京統治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佔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汪先生以身犯險，忍辱負重，在敵前為國民生存謀福祉，每天生活在敵人槍口下，這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與日本人往還。收回淪陷區，如今完璧歸還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
子女

汪精衛家族光緒末由廣州天官里遷至附近的豪賢街（舊亦名濠弦街，今廣州豪賢路），汪与陈璧君育有六名子女，一名夭折，五名存世：
父母：汪琡、吴氏。
叔：汪瑔。
兄：長兄汪兆鏞（同父異母）、二兄汪兆鋐、三兄汪兆鈞
姊：汪兆娥
妻子：陈璧君 （陈昌祖之姐）
長子：汪文嬰（1913年－2011年），亦作汪文晋或汪孟晋，嬰字取自和方君瑛的瑛字同音。曾留學德國學習政治經濟，後來任汪精衛政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三廳軍需處處長。晚年定居美國加利福尼亞州。
長女：汪文惺（1914年－2015年）早年在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學習，後來在香港任教於多所小學。退休後定居美國新澤西州。名字中的「惺」和「醒」同音，以表對有撫養之恩的曾醒感恩。其丈夫何孟恆（1916年－2015年）曾任陳璧君的秘書，戰後在南京入獄兩年半，後去香港出任香港大學植物實驗室主任，晚年成立汪精衛紀念託管會，保存及展示其岳父的檔案及書畫。二人育有一女何重嘉。
次女：汪文彬（1920年－2015年）曾任印度尼西亞政府醫藥部門高級主管，後來在印度尼西亞當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為父親汪精衛整理文稿，後來任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伪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歷任偽警衛第一師炮兵營連長、偽廣東教導總隊少校大隊長。抗戰勝利後1946年因通謀敵國圖謀反抗本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月，褫奪公權兩年。後來在香港從事橋梁建築工作。。
結拜姐妹：同汪精衛同時參加革命並留法的方君瑛、曾醒（方君瑛四兄方聲濂之妻、汪貼身秘書曾仲鳴之姐），汪、曾、方三家，亲若家人，汪精衛曾將長女汪文惺交曾醒撫養。
家族故居

今廣州市越秀區豪賢路，舊亦名濠弦街，曾為汪精衛家族故居所在。汪家祖籍浙江山陰。清代，汪精衛一家隨叔汪瑔落籍番禺。光緒年間，汪瑔搬入豪賢街西段，自榜其居「隨山館」（豪賢路西端，昔日隨山館之地），作《水調歌頭·移居》，稱豪賢街為豪賢里。汪精衛父汪琡、長兄汪兆鏞由豪賢街西段緊鄰的天官里（今法政路一帶）搬至豪賢街中段。《汪精衛先生年譜》：1892年，9歲舉家由陸豐遷返廣州豪賢街。汪父、母吴氏在豪賢街去世後，汪精衛和外甥朱執信在豪賢街大屋依靠兄長生活，並曾此和同盟會成員密商起義之事。汪家在豪賢路不只一處豪宅。1921年，汪精衛邀密友曾醒、方君瑛回國執掌孫中山創建的廣州執信中學（為紀念汪精衛外甥朱執信建立）。曾醒先回國，經滬於1922年6月來粵任校長，方君瑛因車禍療養，於1922年年底回國。汪精衛將其豪賢街57號宅屋轉讓給曾醒居住。汪、曾两家如同家人，汪精衛曾將長女汪文惺交曾醒撫養，名字中惺和醒同音，以表感恩。1928年，汪兆鏞、張元濟書信中亦有：嗣後賜書或仍寄廣州豪賢街54號收下。豪贤街54號，（汪）憬吾（汪兆鏞）仁兄同年大人阁下。可見汪兆鏞宅在20年代的門牌為豪賢街54號。在20世紀20年代，豪賢街54至58號皆是汪氏兄弟宅屋。宅子堂號有敬德堂、經德堂、積厚堂等。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後，城市變化，街道擴改，汪氏家族在豪賢街的幾處宅屋門牌號由原先的五十多號改為一百多號，故有汪兆鏞宅在豪賢路67、100號，朱執信宅（亦汪家人）在豪賢路105號，汪精衛宅在豪賢路168號、184號的不同說法。1945年，汪精衛妻陳璧君與黨羽，被張發奎囚禁於豪賢路豪園。
著作

《總理遺囑》1925代拟
《雙照樓集》诗词稿
《汪精卫全集》共四集，民国十八年（1929）三民出版社。初集最近言论集、二集历年诗文集、三集历年讲演集、四集国际研究集。
《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套書全六冊》作者：汪精衛 , 何孟恆（2019）台北：時報出版
艺术形象

中国大陆數部歷史影视剧中有汪精衛出場，由余少群、罗嘉良等人饰演。
电影
2007年电影《八月一日》，李子雄饰演汪精卫。
2011年电影《辛亥革命》，余少群饰演汪精卫。
2017年电影《建军大业》，余少群饰演汪精卫。
电视剧
2013年电视剧《毛泽东》，刘奕君饰演汪精卫。
2016年电视剧《东方战场》，罗嘉良饰演汪精卫。
相片争议

三船敏郎于1942年拍摄的一张照片，经常在网络上被误认为是汪精卫和蒋孝勇，甚至袁克文、俞揚和。
延伸閱讀

最新支那要人傳，東京：朝日新聞社，昭和16年
汪精衛, 何孟恆《汪精衛與現代中國》六冊
外部連結

余英時：〈以史推解汪精衛心境演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2012）
李國祁：〈民國十四年汪精衛的爭權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林思雲：《真實的汪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林思雲：《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2000年5月2日
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張有朋：《蔣介石與汪精衛的絕世祕密》
年輕時的汪精衛
汪兆铭
汪精衛與蔣介石攝於1926年
閻錫山與汪精衛在北京，1930年9月9日
1936年汪精卫与程天放（左）、曾仲鸣（右）于德国巴德瑙海姆合影
汪兆銘於南京國民政府前，匾額刻有「忠孝 仁愛 信義 和平」。
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玉製屏風，為汪精衛贈送裕仁天皇之珍品，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復歸。
汪精卫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宣读誓词
1941年汪兆銘接待德國駐汪精衛國民政府大使海因里希·斯塔默（右方戴眼鏡之人）
1943年11月5日参加大東亚会議的各国首脑。左起：巴莫、張景惠、汪兆銘、東條英機、旺·威泰耶康、何塞·帕西亞諾·勞威爾、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1944年11月，汪精衛政權時任外交部部長褚民誼於汪精衛墓前監督、視導陵園的梅樹植栽工作。
汪兆銘為朱執信先生撰並書的墓表，位於廣州先烈東路。
汪兆銘為烈士王昌題之墓碑，位於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里斯·盖恩斯

| 個人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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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81-01-07) 1981年1月7日（44歲）  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
登錄身高: 6英尺6英寸（198）
登錄體重: 205磅（93）
職業資料
高中: Madison West in Madison, 威斯康星州
大學: 路易斯维尔大学
NBA選秀: 2003年 / 輪次：1 / 總順位：15
被奥兰多魔术選中
位置: 后卫
號碼: 4,22,34
NBA.com上的資料 
Basketball-Reference.com上的資料 
克利夫顿·里斯·盖恩斯（英語：，1981年1月7日—），美国NBA联盟职业篮球运动员。他在2003年的NBA选秀中第1轮第15顺位被奥兰多魔术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