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達尼號沉沒事故
事故經過 > 1912年4月15日 > 救生艇下水（0時45分－1時2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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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時45分，7號救生艇從鐵達尼號上撤離、成功抵達海面，船上載有28人（儘管可容納65人）。左舷側的6號救生艇於0時55分開始降下，也只載了28人，搭乘者包括「永不沉沒的布朗夫人」瑪格麗特·布朗、舵手羅伯特·希琴斯和瞭望員范德瑞克·弗萊特，這三人都要求增派一名船員上去划船。由於沒有幹練水手在附近，二副萊托勒開始徵求一位能協助划船的志願者。加拿大皇家遊艇俱樂部（英语：）的少校亞瑟·戈弗雷·普烏欽（英语：）走上前去，表明自己有航海經驗；二副萊托勒說：「如果你的航海經驗足以讓它安全撤離，那就下去吧」，然後命令他爬上一條繩索後跳進救生艇。二副萊托勒在左舷指揮期間，普烏欽是他唯一允許登艇的成年男性乘客。亞瑟·戈弗雷·普烏欽的角色凸顯出一個疏散期間的關鍵問題：船上幾乎沒有任何幹練水手了，這些人已被派往下層甲板指揮乘客撤離（或管控各處閘門）。但他們從未返回，可能遭到甲板下面升起的水困住並淹死了。
與此同時，隨著海水繼續灌入甲板下方的空間，有許多機艙船員正在堅守重要崗位。各級管輪和生火員們努力從鍋爐中排出蒸汽，以防止它們接觸到冷水時爆炸。他們重新打開了水密門，以便在前方艙區設置額外的手提式水泵，減少洪流，並保持發電機運轉，維持住整艘船上的燈光、水泵、電報機和其他電力供應。服務員范德瑞克·登特·瑞伊（英语：）險些被水勢沖走，因為他的起居艙和三等艙E層甲板之間的木牆坍塌，當時水淹的高度已經在腰部了。0時45分左右，兩位機艙船員赫伯特·哈維（Herbert Harvey）和早前在檢修管道中摔斷左腿的喬納森·舍菲德（Jonathan Shepherd）死在5號鍋爐房。根據勉強逃出鍋爐房的加煤長范德瑞克·巴瑞特回憶，當時6號鍋爐房與隔壁的煤艙被洪水淹沒坍塌，這兩人都被「一波綠色泡沫」沖走了。
1時20分左右，海水開始從4號鍋爐房下面湧入，可能表明船的底部也被冰山挖出開口。水的流動很快，使抽水泵不堪重負，迫使生火員和加煤工撤離前方鍋爐房。在船身中段，輪機長約瑟·貝爾和他手下的管輪們，以及一些生火員和油脂工留在尚未淹水的1號、2號、3號鍋爐房、蒸汽渦輪發動機室和往復式發動機室內，他們繼續在鍋爐和發電機的崗位上工作。他們一直堅守崗位直到最後，從而確保鐵達尼號的電力裝置能夠正常運作，直到沉沒前的最後一刻，該船的35名輪機人員們全數罹難。鐵達尼號的5名郵政職員也失蹤，有人最後一次看到他們時，5人正從淹水的郵件室中努力搶救郵袋。他們被D層甲板上某處淹過來的洪水困住，是船上第一批罹難者。
許多三等艙乘客還面臨在E層、F層和G層甲板上湧入他們客艙的海水。卡爾·揚森（Carl Jansson）是相對較稀少的三等艙生還者之一，他後來回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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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跑進我的艙房，想帶走我其他的衣服、手錶和行李，但我只來得及拿到手錶和外套，然後一股強大的洪水就沖進來了，我只能衝到甲板上，在那裡找到我朋友，他穿著救生衣、滿臉驚恐。而我沒穿鞋、沒戴帽，連救生衣都沒有，完全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 | ” |
救生艇每隔幾分鐘就降低一次，大多數都沒有坐滿。5號救生艇只坐36人，3號救生艇只坐32人，8號救生艇只坐28人，1號救生艇只坐12人。撤離工作進行的並不順利，隨著乘客越來越多，過程中有些人受傷。10號救生艇降下時，一位女乘客腳步踩空，懸掛在小艇和鐵達尼號之間，A層甲板走廊上的服務員威廉·伯克（William Burke）立刻伸手抓住她的腳踝，將她抱回到散步甲板上，後來這位女乘客登上另一艘救生艇。一位體型肥胖的德裔美籍醫生和他的弟弟跳進5號救生艇時，撞到頭等艙乘客安妮·斯坦格爾（Annie Stengel）身上，導致她陷入昏迷且肋骨骨折。降下救生艇的過程同樣具有風險，13號救生艇在下放過程中幾乎被船側排出的水柱淹沒，這些瀑布般的水來自冷凝排管（為了抽出入侵的海水），乘客不得不用槳將救生艇推離船側，後來成功把水從救生艇上排出。它剛抵達海面、繩索還未解開時，15號救生艇已將下降到他們頭上了（因排水的沖刷而漂移到該位置），乘客只能拿出小刀努力割斷繩索，最後兩艘救生艇錯開距離，安全下水。3號救生艇的繩索則是反覆卡在滑輪中，幾乎讓乘客失去平衡，所幸最終安全到達海面上。
1時20分，情況的嚴重性對小艇甲板上的乘客來說顯而易見，他們開始互相道別，許多男性乘客都將妻子和孩子送往救生艇。船員每隔幾分鐘便施放遇險訊號彈，巨大的聲響和亮度可能會吸引附近船隻的注意，電報員也重複發送「CQD」遇險呼叫。初級電報員哈羅德·布萊德向高級電報員傑克·菲利浦建議應該使用新的「SOS」求救訊號，因為現在「可能是你最後一次發送訊號的機會」。兩位電報員不斷嘗試聯繫其他船隻、尋求外部協助。在數艘回應的船隻中，107公里外的喀尔巴阡号郵輪是離鐵達尼號最近的，但是她的船速比鐵達尼號慢很多，即使以17節（時速31公里）的極限船速行駛，也需要四個小時才能抵達事故地點。另一艘聖殿山號貨輪（英语：）則回應表示，她設定了新航線，朝著鐵達尼號前進，但是已經被浮冰區阻擋了路線，法蘭克福號（英语：）則因為溝通問題，憤怒的傑克·菲利浦拒絕了法蘭克福號的任何救援，此時法蘭克福號離鐵達尼號278公里，比喀尔巴阡号遠三倍，對援救結果不會有影響。
事實上當晚距離最近的是加州人號（大約20公里），幾個小時前她曾警告過鐵達尼號關於海上冰情的嚴重性，擔心一大片漂流冰會困住其他船隻。加州人號船長史丹利·洛德（英语：）已經在22時30分下令停船，在一片海冰前過夜，等待翌日白天再找一條安全的航線。船長離開艦橋前，以雙筒望遠鏡觀察到像是小船或恆星的亮點，但無法確定，於是詢問加州人號唯一的電報員希瑞爾·伊凡斯（英语：）是否知道該地區的任何船隻，伊凡斯回答：「只有鐵達尼號」。船長下令通知對方冰情警告，再經過二次觀察後，認為遠方那艘船隻的規模很小，不可能是鐵達尼號。23時30分，在鐵達尼號撞上冰山之前10分鐘，希瑞爾·伊凡斯的電報警告遭到鐵達尼號中斷後，便關閉設備下班就寢了。此時加州人號的三副查爾斯·格羅夫斯（Charles Groves）從艦橋上用雙筒望遠鏡看見一艘船隻，距離估計在16至19公里外，那艘船突然轉向並停了下來。如果加州人號的電報員在崗位上多待15分鐘，就可能會挽救數百人的性命。過了一個多小時後，加州人號的二副赫伯特·史東（Herbert Stone）看見5枚白色訊號彈在該船的上方爆炸，但他不確定訊號彈的含義，於是到海圖室向船長報告他看見的事情，但是船長並沒有針對這起報告採取行動。這讓二副赫伯特·史東感到不安，他告訴其他同事說：「沒有船會平白無故在海上發射訊號彈」。
到了這個時候，鐵達尼號上的人們已經明白，這艘大船確實正在沉沒，而且救生艇位置不夠讓每個人都坐上去。一些人仍然抱著希望，認為最壞的情況不會發生。頭等艙乘客路西安·史密斯（Lucien Smith）告訴他的妻子埃洛伊塞（英语：）說：「婦女和孩子優先只是個形式，這艘船裝備精良，每個人都能得救」。二等艙乘客夏洛特·科利爾（Charlotte Collyer）的丈夫亨利·科利爾（Harvey Collyer）在將妻子送上救生艇時說：「去吧洛蒂！拜託妳，勇敢的去吧！我會去坐別的小艇！」。許多夫妻則不願分開，艾達·史特勞斯（英语：）向她的丈夫伊西多·史特勞斯（梅西百貨老闆、前美國眾議員）說：「我們已經一起生活這麼多年了，無論你去哪裡，我都跟著你！」，他們坐在一對躺椅上等待著生命結束。美國富商班傑明·古根海姆將他的救生艇位置讓給一位女乘客後，回到頭等艙套房脫掉他的救生衣和禦寒毛衣，換穿晚禮服並戴著大禮帽，然後告訴服務員：「我們已經準備好了，就算沉沒也要像個紳士那樣」。生還者羅絲·艾米莉·伊卡爾（Rose Amelie Icard）目擊他幫助婦孺逃生後，在禮服上插着玫瑰花赴死；服務員亨利·塞繆爾·埃吉斯（Henry Samuel Etches）最後看見他和他的男僕坐在主樓梯門廳躺椅上，一邊喝白蘭地一邊抽雪茄。
針對乘客消費等級的差異上來說，絕大多數登上救生艇的乘客都來自頭等艙和二等艙，小艇甲板上幾乎看不見三等艙乘客的身影，他們都還在較下層的客艙區域，那裡房間非常多、狹窄的走道也錯綜複雜，因此絕大多數人仍然在走廊裡找不到出口，或被困在隔離艙或隔板後面，這些區域將三等艙乘客與高級乘客的活動範圍遠遠分開。這種隔離不僅僅是出於社會原因，而是根據《美國移民法（英语：）》的一項要求，該法律要求所有船舶必須隔離三等乘客，以便控制外國移民、防止傳染性疾病。跨大西洋海運航線上的頭等和二等乘客都在曼哈頓島的主要碼頭下船，但是三等乘客被強制要求在埃利斯島進行身體檢查和接受移民官的詢問。在鐵達尼號上，顯然有某些地方特意阻礙了三等艙乘客的逃生路線，一些障礙和通道（如鐵門、舷梯、電梯）被船員鎖上、封閉或派人看守，避免他們搶先搭乘救生艇。愛爾蘭生還者瑪格麗特·墨菲（Margaret Murphy）於1912年5月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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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所有三等乘客還有生存機會之前，鐵達尼號船員就將三等艙的閘門和樓梯全部鎖上，一群男子試圖爬上更高的樓層、與那些船員們對抗，所有人都陷入混戰、大聲咒罵著。女人和小孩在一旁禱告或哭泣。然後那些船員又把三等艙的聯外通道鎖上，他們聲稱是要保持這裡的空氣，讓船可以浮的更久。這代表還被困在那裡的人們已經沒有希望了。 | ” |
三等艙乘客必須經過漫長且曲折的路線才能到達頂層甲板；位於C層至G層甲板上的三等艙客房，那裡是鐵達尼號的最末端，離救生艇最遠。相比之下，頭等艙套房位於上甲板（英语：）右舷，離救生艇最近。因此，與救生艇的距離遠近成為生還機率的關鍵因素。還有一個條件增加了逃生難度，許多三等艙乘客看不懂或不會說英語，因此會英語的愛爾蘭移民在三等艙乘客之中，具有特別高的倖存比例，這也許並非巧合。此外，不是所有船員都在阻擋三等艙乘客的逃生；有許多人得以生還要歸功於三等艙服務員約翰·愛德華·哈特（John Edward Hart），他三度進入三等艙，進行有計劃的撤離行動，並保護三等艙乘客逃到小艇甲板上。有些人則靠自己的方式穿越阻擋或爬上舷梯。
有些乘客可能不知所措，他們沒有嘗試逃生，而是留在他們的房間裡，或者在三等餐廳裡祈禱。生火長（英语：）查爾斯·亨德里克森（Charles Hendrickson）回憶，當他從蘇格蘭路（Scotland Road）帶著燈具走回鍋爐房時，在E層甲板下看見很多三等艙乘客帶著他們的行李箱和財物，好像等待某人指揮他們一樣。心理學家溫·克雷格·韋德（Wynn Craig Wade）認為，這是因為好幾代人都被告知要遵從社會的上級指示，由高階層的人來決定應該做什麼，因而產生了「堅定的被動性」。來自瑞典的三等艙乘客奧古斯都·溫南史特朗（瑞典语：）後來表示，他的許多同伴都放棄逃生。他回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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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數百人圍坐在三等艙的餐廳裡，中間有一位傳教士，他們在那裡邊哭邊祈禱，要求上帝和瑪利亞幫助他們。他們躺在那裡大喊大叫，卻不想辦法自救。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力，希望上帝能為他們克服所有事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