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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
发展过程 > 红卫兵与大串联（1966.8 - 1967.3）

条目：红卫兵、红八月、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首都三司、破四旧和全国大串连
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革命”，进行全国大串联。至8月十一中全会期间，北京市有数万名外来学生，仅清华大学校园内就住下了7,000人。8月12日，文革小组提议劝导学生返回居住地进行革命，但是毛泽东不同意，反而决定鼓励红卫兵运动，并安排亲自接见在京红卫兵。
8月18日，北京“红八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此后至11月期间，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接见了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在毛的批准下，8月21日发布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8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明确命令军警不得干涉、“镇压学生革命运动”，致使治安惡化。《红旗》杂志于8月21日转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大字报。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这个通知使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大串连期间的大量人口无序流动，也引发了1966-1967年中国流脑大流行，超300万人感染、16万余人死亡。
在“红八月”的期间，据官方统计仅在北京就發生1,700多起死亡案，在市郊的大兴县更是发生屠杀事件，三天之内用包括活埋等手段殺死了325人。全国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对各地的事物进行改名活动，以“破四旧”的名义冲击寺院、庙宇、教堂等，大肆砸毁文物，破坏古蹟，焚烧书籍、字画。同时针对被视为“剥削阶级”、“反动派”的个人开始抄家，攻击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大批学者、知识分子被殴打、虐待，受到人格上的侮辱，被害或自杀。因遭红卫兵迫害，作家老舍在北京“八二三事件”后投湖自尽，翻译家傅雷于9月初在上海与夫人一同自尽。全国还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这一期间受到波及的人不计其数。比丘、比丘尼、修女、神父、牧師、传教士等被公开批斗，学生当众殴打、侮辱教师，还有教师遭到以粪淋头等极不人道虐待。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五千五百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六十一萬余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三百三十四万元美金、价值三百三十萬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二百四十萬万民国银元，以及三亿七千萬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之前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
10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邓小平作为受批判对象，在会上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在这次为期近三周的党会上，刘少奇、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了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
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其中第九条规定“中等学校放假闹革命，直到明年暑假”。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在江青的指示下，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的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并于3日晚在戚本禹等人的指使下第一次批斗了刘少奇及夫人王光美，而后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又于1月6日谎称刘少奇女儿车祸致残，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扣押并批斗（后在周恩来干预下释放）。
1967年3月份，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要求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停止红卫兵串联活动，但事实上直到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10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复课闹革命”，红卫兵全国大串连活动才基本结束。
发展过程 > 一月风暴与夺权运动（1967.1 - 1968）

条目：一月风暴、二月逆流和三支两军
1966年11月以后，原来以教师和学生为主的红卫兵造反运动开始向工厂和农村扩张，上海率先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年仅三十出头的工厂职工王洪文领导，很快取代了各种红卫兵组织。1967年1月3日，张春桥与姚文元从北京赶赴上海，支持王洪文等工人运动的首脑夺取了上海的党政大权，陈丕显、曹荻秋等原上海市委领导被批斗。这次事件被称为“一月风暴”，也成为全国“夺权运动”的开始，工人造反派势力壮大。1月8日，毛泽东对此表示赞誉，《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给上海的“贺电”。11日，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全国多个省区市的领导机构相继被“革命群众”夺权，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往往无法履行原有的政府机关职能，导致中央和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陷入瘫痪。同时由于没有明确的原则和规则，夺权的形式与内容也是无奇不有，比如北京市就在同一天内被三股不同革命群众先后夺权，黑龙江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最后就是夺权前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而中央某部委居然还向康生写信申请批准被夺权。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強調軍隊要支持左派群眾，以前军队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指示一律作废。3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要求：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要视情况抽调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工作，即“三支两军”。但是，在1967年初混乱的局面下，军队难以区分究竟谁是造反派，谁是保守派。此外军队大多数对造反派不抱好感，反而与保守派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鸣。例如青海支左初期即发生了军区部队屠杀“造反派”的二二三事件。但在4月6日《军委十条》出台和中央的批评之下，福建、四川、甘肃、广东、湖南、江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军队支左负责人先后作检讨，按照中央的指示支持特定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夺权，形势完全逆转。同时军队代表作为“三结合”的主要力量，加入了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在军队的支持下，到1968年，全国由下而上地全面实现了夺权。据统计：现役军人担任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革委会主任的共20名，占总数的69％，担任县以上各级革委会主任的一般在80％以上：例如北京市占78％，广东省占81%，辽宁省占84％，云南省占97％，湖北省占98％等，军队干部事实上掌握了各地的领导权。
与此同时，在中央，陈伯达、江青等开始将斗争对象转移到当时中央第四号人物、主要协助周恩来维持社会和生产秩序的陶铸。此后虽然毛泽东对于陈伯达、江青随意针对文革小组同僚的行为提出指责，并且要求他们在小组内自我批评，但是并未插手陶铸被“打倒”。 不过毛泽东对于陈、江的批评是这些在文革开始后权力日大的活跃人物第一次重大受挫，也促使一些不满其做法的中共元老做出了联手抗争。1967年2月11日和2月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两次中央碰头会议上，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混乱的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张春桥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此后张春桥召集姚文元、王力，先与请病假的江青会面，随后于当晚即会面毛泽东，汇报了这些元帅副总理的发言。最终毛泽东认为这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张春桥等称为“二月逆流”。 此后虽然这些领导人并未立即被正式停职，但实际上国务院、政治局在少了他们以后已经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实际已经取代了政治局的地位。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刘少奇所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为打倒刘少奇，康生等人还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从此掀起“抓叛徒”的政治运动。林彪、江青等还宣称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政治案件。 4月6日，中南海造反派第一次公开批斗刘少奇。4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戳穿〈修养〉再版的恶毒用心》一文批判刘少奇：
一九六二年，国际国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修养》的作者、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真的在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吗？不！他是打着反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幌子，来攻击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妄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从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便他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思想，反对毛主席，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殊死斗争，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
到该年5月，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已经完全公开化。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5月17日，在“抓叛徒”政治运动中，江青利用三十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攻击周恩来，但在毛泽东的反对下未引起政治反响。 5月18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继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批判。
发展过程 > 全面内战、政治清洗与上山下乡（1967.7 - 1969.4）

条目：武斗、文攻武卫、清理階級隊伍和上山下乡运动
在夺权过程中，各个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之间的矛盾和权力斗争也日益严重。1967年7月20日，湖北武汉发生七二〇事件，江青批示“反革命运动”，乘机指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7月22日，江青首次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支持左派，有些红卫兵和造反派开始抢军队的权。8月7日，谢富治明确提出“砸烂公检法”的主张，获得毛泽东的支持。此后，全国冲击军队、抢掠武器、枪支的事件不断发生，武斗由群体互殴升级为枪炮对打，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此后进入了“全面内战”的状态。重庆大武斗中甚至使用了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武器。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九五命令》，规定不准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解放军对抢夺行为有权自卫反击。
1968年春，继“四个伟大”口号后，在全国范围内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出现新的高潮，口号是“三忠于四无限”。此时的毛也已经发现局势有些失控，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1968年4月至7月，北京爆发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试图停止武斗，此举类似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派遣“工作组”的措施，但遭到清华红卫兵头目蒯大富等人的暴力抵抗，史称“七·二七事件”。7月28日，毛泽东等人召见了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严厉批评他们的行为，红卫兵组织自此失势。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表示支持工宣队，并引发“芒果崇拜”，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个转折，工人阶级开始领导文革。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此后大规模武斗渐渐平息。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这是鉴于青年情绪激动难以稳定控制的考虑，于是将这些人清除出城市，人選以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為主，文革期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红卫兵政治组织解散。与此同时，至1968年底，全国所有工人造反派组织也都在毛泽东“大联合”的口号下解散。
另一方面，1968年5月起，按毛泽东的要求，全国陆续开展“清理階級隊伍”运动，各地采用军管会和进驻工宣队的方式，大规模清查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文革早期活跃的不少造反派成员开始遭到政治清算，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群体亦受到严重冲击，许多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科研人员被打成“间谍”或“特务”。有学者估计，此间全国有约3000万人被迫害，超50万人死亡，出现大量冤假错案。1968年10月初，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中央委员会提出了新党章，提请接下来的中共九大批准，第一次将林彪正式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而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则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10月17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央决定，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时候，愤怒地批判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建党路线上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等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他们指出，中国赫鲁晓夫大肆推行他的所谓“六论”，就是妄图用修正主义来腐蚀工人群众，腐蚀我们的党，扼杀党和党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性，使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蜕化变质，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下，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纯洁，更加朝气蓬勃。
随后，196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帝修反的走狗　社会主义的叛徒》，批判刘少奇攻击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肆贩卖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黑货，疯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1969年3月15日，《红旗》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一文中写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倒了刘少奇等一小撮美帝、苏修的代理人，使苏修妄图通过‘和平’手段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梦想彻底破产。”
毛泽东在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发言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邓小平，使其得以去江西的一家拖拉机场工作、反省，而没有得到毛泽东维护的另外两名元老刘少奇、贺龙则不得不面对更加严酷的待遇。刘少奇被匿名关押，缺医少药，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的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因肺炎去世，1967年后就未能与其见面的妻子王光美被继续关押至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而元帅贺龙则连基本的饮食饮水都得不到供应，“贺龙专案组”还刻意造成错误用药，促使其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去世。这次全会从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文革对于中共政治局面的影响，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后仍然在世的87位正式中央委员中，仅有40人被邀请出席十二中（其余多数已经被“打倒”），1956年及1958年八大选举的96名候补委员中，仅有19名参加了会议，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才使得出席人数达到了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最低标准。而与此同时，又有74名非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被邀请参加了大会，主要来自文革开始后得势的中央文革小组、“夺权”成功的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局势的解放军机构等，也使得大会成为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与会非委员人数超过委员的奇观。
发展过程 > 中共九大、政治清洗与九一三事件（1969.4 - 1971.9）

条目：中共九大、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存废之争和九一三事件
“我们不仅为有着我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九大正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该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核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对马列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所谓“鬥、批、改”的新任务，宣告“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刘少奇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过程中，林彪、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列入《党章》。国家主席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主席一职悬空，周恩来继续保持党内第三的位置且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担当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大权。
九大会议由林彪作政治报告。原政治报告草稿为陈伯达所写，题目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而中共官方指出，林彪对张春桥起草的报告不满，宣读时磕磕巴巴，照本宣科。张的报告中不断引用毛泽东语录，再度批判“刘少奇反革命集团”，还赞扬了军队的作用。会议的第二项议程是修改党章。新的党章中明确提到“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从此毛泽东与林彪的名字就一直联系在一起。会议还选举了中共的新领导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江青、林彪集团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周恩来维持了自己的地位，至于陈云等一些中共元勋则全都被排斥在政治局之外。而有资料称，周恩来在九大期间地位上升，并几乎成为党的第二副主席。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此三份文件合而为一发动了“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运动期间相当多的人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并被剥夺政治权利，文革早期活跃的不少造反派成员遭到清算整肃，还出现了大量冤假错案，学者估计造成至少数十万人死亡。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与此同时，因刘少奇在此前1968年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开除出党，国家主席职务空缺，而到了1970年因面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宪法需要修改以容纳文革纲领。1970年3月，毛泽东在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之后明确与汪东兴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整个过程中，林彪仅有一次单独表态，即在1970年4月11日，林彪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周恩来向政治局转达了林彪的建议，“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 除毛泽东外，多数政治局委员要求设立国家主席，但毛泽东再度以个人权威压倒集体决议，以《三國志》中孫權勸曹操稱帝的故事為典故，声称“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
1970年8-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事情再度出现转折，康生、周恩来、陈伯达等人再度要求设立国家主席。周恩来建议设立国家主席是为了外事活动，如毛泽东不愿意参加外事活动可以授权他人进行，与此同时宪法修改小组的康生对撤销国家主席反应激烈，他认为撤销国家主席违背民众愿望，但又不能违反主席的指示，导致他们修宪小组压力很大，此外陈伯达表示毛泽东任国家主席是对人民的鼓舞。 林彪仅表示附和。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及林彪出逃，存在不同说法。林彪出走的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据中共官方表述，1971年9月13日晚，林彪等人仓促从隶属海军的山海关机场乘256号三叉戟飞机准备逃往苏联伊尔库茨克，飞机在没有副机长和领航员且跑道灯未开的情况下强行起飞，在进入蒙古国领空几百公里后在温都尔汗坠落，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驾驶员潘景寅在事故中丧生，是为“九一三事件”。而在同一天，北京的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林彪事件，当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国庆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文革研究学者王年一、何蜀认为，关于中共史料所述的“林彪阴谋设立国家主席以篡党夺权”，中共承认毛泽东最早公开指出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是在1971年8月南巡期间，而中共迄今认定林彪有篡夺国家主席野心的唯一证据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对中央专案组揭发叶群对他的谈话。根据这两个时间可以得出，毛泽东是在得到证据两个月前就已经开始怀疑林彪阴谋夺取国家主席职务。还有学者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是林彪背后指使（1971年毛泽东南巡期间，评价林彪的讲话“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而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藉口。高文谦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1971年8月绕过党中央直接向南方的地方干部揭发林彪问题，并采取“掺沙子”、“抛石子”等办法斗争林彪，均成为后来林彪出走事件的直接原因。受到挫败的林彪，虽然并没有被直接点名批评，但毫无疑问他也已经意识到，其在党内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及其儿子林立果与其亲信组成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并在林彪等人的根据地上海制订了著名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取自“武装起义”的谐音），《纪要》内明确提出，“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但也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的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其中一个论点是，“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发展过程 > 四人帮、中共十大、批林批孔、邓小平复出与四五运动（1971.9 - 1976.9）

条目：四人帮、中共十大、批林批孔运动、批“黑画”运动、评《水浒》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之死和四五运动
四人帮，即王洪文（左上），张春桥（右上），江青（左下），姚文元（右下）
林彪之死，一方面使毛泽东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身体状况急剧变差；另一方面国家也失去了原定的接班人。1972年9月，毛泽东将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北京，次年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就成为名列周恩来之后的党的排名第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似乎有意培养为接班人。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1973年8月，中共十大通过的《党章》删去了九大党章中有关林彪为接班人的内容，但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强调“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此后江青等人便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以及批“黑画”运动。运动名义上的目标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表面上是对着死去的孔丘和林彪，但实际意图是将矛头指向当时已成为四人帮最主要政治对手的周恩来。而此时中国普通老百姓经过长时间的政治运动，对各种新的批判运动也失去了兴趣，故“批林批孔”并不是很成功。国际上，苏联则评价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恐怖运动”、要毁坏“文化珍品”。当时苏联出版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宣传尊儒反法，苏联学者说孔子提出了“世间和平和安宁”的思想，孔子学说中包含着“民主思想”，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认为孔孟是“人道主义”、批判法家“反人道主义”。但此举被中国说成是要用孔孟之道给林彪撑腰打气，从内部颠覆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1974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中认为，“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另一方面，1973年3月，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政坛。1974年10月，周恩来病情恶化入院后，中央委员会委员邓小平获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其后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实际负责政府日常工作，工作方向就是延续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975年2月，毛泽东不顾“四人帮”的反对，坚持将邓小平重新推上重要领导岗位来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并支持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恢复经济和国家政权正常运转。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到后来发展成为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全面纠正文革错误的大动作。1975年8月，四人帮依靠毛泽东对《水浒传》“反面教材”的评价，发起了“评《水浒》、批宋江”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水浒传》也因此被大量出版发行。到了9月，毛泽东也病重，毛泽东把他的姪儿毛远新由沈阳调回北京陪在身边当上传话人。11月，在毛远新等人多次“提醒”下，毛泽东开始担心文革之后被翻案，要求邓小平作出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邓以“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婉拒，导致毛泽东不满。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打招呼会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工作中断、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但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却受到政府压制。从第二天开始，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就已经出现了纪念周恩来的花圈，向纪念碑前送花圈，这在过去是从未出现过的，全国都有自发的纪念活动。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2月，情况再度改变，自认已经没有了障碍的四人帮开始打击邓小平，2月底至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打招呼会议”，经毛泽东批准，搞出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针对的正是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3月底，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支持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南京三·二九事件”，并迅速扩展到全国。4月4日清明节，从3月底开始北京群众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的逝世，同时也有人是对四人帮的抗议。人们还自行在纪念碑上张贴悼词，并送来花圈。广场上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四人帮的批判性文章。到4月5日，已经有大约200万人来过广场。由于担心有人放火焚烧堆积在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警察在夜间把花圈收走。对立情绪演变成烧毁汽车和房屋，于是要求各单位禁止本单位人员去广场，并下令广场上的人群离开，当夜，广场上剩下的200余人不肯离开，被北京市委组织的工人民兵拘留甄别后遣散。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四五天安门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性为反革命活动，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邓小平第三次下台。同时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发展过程 > 毛泽东之死与怀仁堂事变（1976.9 - 1976.10）

条目：毛泽东之死、四人帮和怀仁堂事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即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
而四人帮在上海组织民兵，有夺取政权之意。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四人帮的操作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
10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支持下，以通知四人帮成员开会为名，由汪东兴负责的警卫部队8341部队就地逮捕四人帮所有成员，对其进行“隔离审查”。这次事件被称为“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事件爆发后，汪东兴立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
文革后续 > 华国锋主政（1976.9 - 1978）

条目：揭批查运动、中共十一大和两个凡是
1976年9月，毛澤東逝世後，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一的领导人，并在同年10月发生的怀仁堂事变后被补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成为最高领导人。10月10日，邓小平亲自写信给华国锋，呼籲結束「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10月18日，怀仁堂事件后不久，华国锋领导中共中央印发《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向全体党员传达毛泽东批评四人帮一系列指示，说明党中央同四人帮斗争之经过以及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指导开展“揭批查运动”，其中“揭批”指在全国范围内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查”指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运动，运动从1976年10月持续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上台。1976年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庆祝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民间音乐人士创作《祝酒歌》。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逐步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共产主义。”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决定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会一致认为，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华国锋先后接替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的职务，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位也是至今唯一一位，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领导人。中共十一大選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汪东兴为副主席，五人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此次会议上，1977年8月12日，華國鋒宣佈，历时十一年的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胜利结束，但仍以肯定的态度对待文革。华国锋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揭发了他们篡党夺权、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但继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 因此今后依然要以两个阶级、 两条道路斗争为纲。
華國鋒虽然成功击溃了四人帮，但是由于他的权力来源只是毛泽东的遗言“你办事，我放心”六字以及汪东兴等支持，面对着邓小平这一批元老，华国锋的经验、政策、革命历史也比不上邓小平，故华国锋忧心会被这些元老夺去大权，所以他奉行的依然只是毛泽东的政策及方向，他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政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
文革后续 > 邓小平取代华国锋（1977.7 - 1978.12）

条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标准大讨论
参见：鄧小平和中共八大元老
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对文革进行了1975年整顿。1975年11月起，毛泽东、四人帮等人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同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党内排名第三的领导人。
1978年3月，鄧小平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初创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邓小平与当时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等人以此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广泛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1日，建党节时，邓小平成功地公开了毛泽东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为“大跃进”在党内作自我批评的谈话，表明即使是毛泽东也会犯错误，间接批评“两个凡是”。到了9月，邓小平已经开始公开批评华国锋的“两个凡是”了。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至此邓小平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并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会上还重新评估了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为其平反，确认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同时支持邓小平当权的陈云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文革初期被撤销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在三中全会上被恢复，由陈云出任第一书记，同时在1966年成立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被撤销。
1979年1月，胡乔木在中央宣传部会议上指出康生对毛泽东的四个存在理论进行了篡改，强调党的历史不等于就是路线斗争的历史。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的亲信胡耀邦和赵紫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支持华国锋“两个凡是”的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在会上辞职并退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时五中全会恢复了在1966年被废除的中央书记处，由胡耀邦出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支持改革开放的万里和谷牧也进入中央书记处。同年9月，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而抵制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陈永贵被解除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迫于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中共元老的压力，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分别由胡耀邦、邓小平接任，同时支持改革开放的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的权力格局也变为以邓小平和陈云为首的“双峰政治”，并一直持续到1995年陈云逝世。
文革后续 > 对文革的否定与清算 > 邓小平与拨乱反正

条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清理三种人和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1983年)
邓小平上台后，1977年9月即提出要进行“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并与胡耀邦等人积极进行了平反冤假错案，截止1982年底，全国范围内共平反了三百多万件冤假错案。1979年起，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成员及家属获得平反或“摘帽”，消除了身份歧视。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北京市东城区正义路1号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最后在1981年1月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姚文元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戚本禹18年（1967年就入狱），迟群18年，刘庆棠17年。对自1970年就被捕入狱的林彪集团成员的判决结果是：黄永胜、陈伯达、江腾蛟18年；吴法宪、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八二宪法》。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整党”的决定，邓小平讲话要“清理三种人”，即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与此同时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在这一时期，政府对支持文革的人士进行了逮捕和监禁，例如1985年一位鞋厂工人因张贴海报夸赞文革及其期间的成就而被判处十年监禁，之后又离奇死亡。
1984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4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评论员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1984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第9号通知，明确强调要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8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各单位发出《关于在部队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教育的意见》，再次强调：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问题。
文革后续 > 对文革的否定与清算 > 争议及局限性

条目：拨乱反正 § 局限性和争议和文革遗毒
在拨乱反正期间，中国共产党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文革也一直饱受争议。1980年代，中国大陆又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左倾运动，有学者认为这些运动是文革的“回光返照”。也有人认为，虽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但该决议并未彻底清算文革的罪错、未能进行深度反思，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对文革彻底清算将会影响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故一直未能开展。此外，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历来充满争议。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不许否定社会主义、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另一方面，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
文革后续 > 改革开放

条目：改革开放
参见：文化大革命發動五十週年和文革2.0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中國社會經濟復苏并順利地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場經濟。中共認為，改革開放是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并认为改革开放後中國直接步入长期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詞來掩飾實質上的路線變動。
2012年底起，有学者指出，习近平上台后的许多言论和举措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复辟，譬如推崇个人崇拜、煽动民族情绪、背离宪政主义，还有人认为这有可能将中国推向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而在2021年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继续否定文革后，多间媒体批评习近平以继续否定文革等过去中共建国后的历史错误但不提胡耀邦、赵紫阳的贡献来巩固他个人的统治地位。
后果及影响 > 人道主义灾难 > 死亡人数

文革期间，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方式主要包括大屠杀（包括官方处决）、武斗、私刑、強姦、輪姦、自杀、批斗，等等。综合一些专业学者的研究结果，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从100多万到2000万不等。
根据中国人民日报出版社于2011年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以及其它文献记录：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十大元帅之一的叶剑英披露，文革期间“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另有来源指，叶剑英曾于1982年十二届一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披露文革相关数据，可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342万人、55.7万人失踪。
依据美国政治学教授鲁道夫·拉梅尔于1991年所著的《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773万1千人，即每1万人口里死亡96人。
依据作家张戎和爱尔兰历史学家乔·哈利戴于2005年所著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文革期间至少有3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依据华裔学者丁抒1997年在《开放》杂志发表的文章，利用现有的历史史料进行分析推论，得出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在200万左右。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于1996年联合编著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
依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永发于2001年所著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保守估计文革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2万以上。
依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安德鲁·G·魏昂德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授苏阳于2003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他们研究了1520份中国1987年后公开的县志，估计文革期间在中国农村地区有75万-150万人非正常死亡、相似数量的人口永久伤残、3600万人遭到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后果及影响 > 人道主义灾难 > 大屠杀和人吃人事件

参见：中国大屠杀列表
自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起，文革期间已知的屠杀事件还包括：广西大屠杀及大规模食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江西瑞金大屠杀、川东杀俘狂潮、青海二二三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等。广西和广东的屠杀情况较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广西65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43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15个县的屠杀人数超过1000人，而广东57个县的公开县志中有28个记录屠杀事件、其中6个县屠杀超过1000人。且许多官方公开的县志中所记载的死亡人数低于官方机密档案里的统计数据，存在掩盖事实和混淆真假的问题。这些屠杀多是地方共产党机构、政府机关、民兵甚至军队实施或组织实施的，屠杀的死者主要包括“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及其亲属，以及反对当地政府官僚的群众组织成员；而云南沙甸事件屠杀案的死者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据保守统计，文革中全国发生的大屠杀造成至少30万人死亡。
在广西文革屠杀中，依据1981年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成立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官方最初承认的被屠杀者就不少于10万人，亦有干部和民众私下里认为是15万、20万或50万。1984年，依据中共中央特别调查组最终统计，广西文革期间有名有姓有地址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8.97万人，全区失踪2万余人，无名无姓的死者3万多人：其中，两派武斗死亡3700人，逼死7000人，其余7.9万多人，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打死和枪杀的。 调查组发现，在武宣、武鸣、上思、贵县、钦州、桂平、凌云等县都有吃人肉、挖心肝的暴行；仅1968年，广西武宣县被分尸吃人肉、吃心肝的至少有38人，全县国家干部（包括原县委书记）、职工至少有113人吃过人肉、人心、人肝。
在云南沙甸事件的屠杀中，1975年7月底至8月初，解放军的镇压屠杀最终导致约1600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0名儿童。
在湖南道县大屠杀中，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7696人被他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
在北京文革屠杀（红八月）中，根据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报》，在1966年8-9月间，仅仅在北京地区就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另有33695户被抄家、85196个家庭被驱逐出北京。而在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数天内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
后果及影响 > 人道主义灾难 > 武斗、批斗及政治清洗

文革期间，自1967年“一月风暴”起，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取代党政机关，而后诸多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武斗事件，有观点认为中国大陆此后进入“全面内战”状态，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严重的武斗事件包括四川泸州武斗事件、重庆大武斗、徐州大武斗、北京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等等。据估计，1967-1968年间，武斗共造成了30万-5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此外，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在文革期间遭到批斗，由群众组织的批斗大会时常举行，批斗方式包括剃阴阳头、戴高帽游街、抄家、喷气式批斗等等。文革期间全国至少10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这些被赶出城市的人们，在农村没有住房，没有土地，孩子不能上学，生活十分悲惨。批斗导致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杀，其中有学者估计仅文革初期就有10万-20万人自杀。
与此同时，政治清洗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大批人员受到牵连，除了在屠杀中直接死亡的人口外（包括官方处决），亦有许多人因遭受私刑而导致永久伤残、甚至被迫害致死。1968-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简称“清队运动”）、1970年代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运动”中爆发了大量冤假错案，其中仅清队运动期间就有至少50万人非正常死亡。
1967-1969年，在内蒙古内人党事件中，上百万人被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其中有数以万计的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依据1980年对于该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有34万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16222人死亡、 81808人致残。
1968-1969年，在赵健民云南特务案中，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被诬陷为叛徒、特务，该案件导致138万7千余人受到牵连，1万7千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另有6万1千多人致残。
在冀东“李楚离案”中，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被诬陷为叛徒，受迫害入狱七年，该案件牵扯8万余人，共有3000余人被屠杀或遭私刑迫害致死。
1967年，在山东枣庄“反党叛乱反革命事件”（又称枣庄“七·二五”、“七·二六”武斗事件）中，据官方数据，私设监狱共500多处，共有1万6百59人遭到毒打（一说10万6百59人），打伤后留有后遗症者2425人、致残692人、被打死逼死至少94人。
后果及影响 > 人道主义灾难 > 技术灾难

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爆发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据估计造成数万人至24万余人死亡。
后果及影响 > 红卫兵暴乱

参见：破四旧、砸烂公检法和文革遗毒
文化大革命频繁的政治运动令经济活动近乎停顿，同时也消耗了不少的资源。文革期间的红卫兵数量达数千万，而1966年8月起红卫兵进行了大串联，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300万师生和红卫兵，全国停课、停产串联的人数以千万计，全国铁路系统承载巨大压力。1967年8月，毛泽东号召“就地闹革命”， 串联活动才基本上结束，而也有观点认为大串联停止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不愿意屡番接见红卫兵而决定打发红卫兵“上山下乡”接受改造。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他們在各地互相串連，彼此交換經驗，並免費供應食宿，分別建立了所謂的「革命造反派的核心組織」；為了「破四舊」，他們闖入了知識分子、富人及官員們的家中，焚書、羞辱甚至毒打殺死屋主；在“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中，學校也為他們所佔據，教師成為他們批鬥的對象，甚至被打成“臭老九”、「牛鬼蛇神」；寺院、宮觀、教堂，清真寺神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等也成為紅衛兵的破壞對象。
后果及影响 > 领导层动荡

划线代表死于文革期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领导体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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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大书记过渡时期（1976—1978年）、元老体制 →
建立日期: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
解散日期: 1976年10月6日（怀仁堂政变）
组织与人物
黨主席: 毛泽东 → 华国锋
国家元首: 刘少奇 → 宋庆龄、董必武（代理） → 董必武（代理） → 朱德 → 宋庆龄（代理）
政府首脑: 周恩来 → 华国锋
副政府首脑: 林彪 → 陈云 → 邓小平 → 张春桥
成員政黨:  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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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 |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林彪 |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 | 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
|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 | 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李富春 | 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 |
|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陈毅 | 政治局委员江青 | 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 |
| 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叶群 |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吴法宪 |
|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 | 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 | 政治局候补委员张闻天 |
| 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 | 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 |
|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 |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 |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 |
| 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习仲勋 |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 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 |
| 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主任张经武 | 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 |
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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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 | 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 |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 |
| 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 |
| 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 |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 |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 |
| 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龙书金 |  |
后果及影响 > 行政区划

文革对全国行政区划的变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行政区划变动最小的时期。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67年4月版介绍，截止196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2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1个专区、7个盟，170个市，2127个县级单位（其中2005个县、66个自治县、52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到文革结束时，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1977年3月版介绍，截止1976年底全国共有22个省、5个自治区、3个直辖市，29个自治州、1个行政区、174个专区、7个盟，185个市，2136个县级单位（其中2013个县、66个自治县、53个旗、3个自治旗、1个镇）。
文革初期由于当时的河北省会保定政局动荡，1968年1月28日，郑维山、李雪峰署名向中央呈报《北京军区关于建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情示报告》中提出把省会迁到石家庄，次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即批准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同意河北省会由保定迁至石家庄市。1968年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在石家庄市成立，石家庄从这一天起遂成为河北省会。省革委的成立和省会的确定，自申请到批准，再到完成，前后仅用七天时间。
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以后，中共中央从备战的角度考虑内蒙古的辖区过于狭长，就像南美的智利一样。北京军区防御不便，就决定把内蒙古的东三盟分别划给东北三省归沈阳军区管辖、西三旗分别划给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归兰州军区管辖。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经过调整后，面积由118万平方公里变为4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大大缩小。这次行政区划变动主要是着眼于军事防御角度来考虑，再加上内人党事件的爆发。文革结束后，国务院1979年5月30日批准内蒙古自治区恢复1969年7月以前行政区划，以上行政区划于1979年7月1日起划回内蒙古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