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清代番界
沿革

康熙23年(1684)清廷正式將台灣納入版圖，但康熙帝對台灣態度是，「得之無所加，不得無所損」。滿清初期只是有限度招徠大陸移民，以填補明鄭軍民遣返大陸後拋荒的土地，康熙帝認為，「臺灣地方多開田地，多聚人民，不過目前之計而已，將來福建無窮之害，俱從此生」。於是，土地政策不鼓勵開墾，「南北路荒地雖多，俱是土番路場，不許土棍人等往南北藉名開墾、擾害土番，方得相安無事」；另一方面，移民管制也越來越嚴，造成欲來台灣民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例如持照票來台灣卻不入籍，甚至偷渡；而在此情況下，非法移民無法追蹤、控管，導致了與原先期待完全相反的結果，康熙60年(1721)爆發朱一貴事件。事件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曾建議劃界遷民：「臺、鳳、諸三縣山中居民，盡行驅逐，房舍進行拆毀，各山口俱用鋸木塞斷，不許一人出入。自北路起，至南路止，竹土牆高五、六尺，深挖濠塹，水為定界，越者以盜賊論。」不過，平定變亂的南澳總兵藍廷珍等卻認為此作法，將會擾民費工，恐再激起動亂；覺羅滿保才打消此議，只下令立石為界，不准漢民越界，此為倡議原漢隔離的開始。事件發生在臺灣縣與鳳山縣交界處（今台南市與高雄市界的淺山丘陵區），為了防範侵墾伴隨的動亂，於是在有爭議的墾區劃出分界線，一方面承認已墾成的土地，將其劃入界內，以避免墾民反彈；一方面則將爭議地劃出界外，禁墾拋荒虛其地，形成與生番的緩衝區。由此可見，清代番界大都是沿著台灣西部平原東側的淺山丘陵，來劃設生番邊界。
然而禁墾還需要有配套，即限制移民來台灣開墾。回顧康熙年間朱一貴事件以前，雖然有渡臺禁令，但內陸流民來台絡繹於途，且多私越番地開墾，「向為番民鹿場麻地，今為業戶請墾成為流寓佔耕，番民世守之業竟不能存什一於千百」，反映出當時墾殖的情況。事件後，清廷發現鳳山縣來台移民中有入籍者僅十之二、三，於是加強人口管制，除了嚴禁偷渡之外，加強保甲戶籍管控。但是實際上仍有漏洞，其中對於出力平定朱一貴事件的義民特別通融，指令知縣發給「義照」，方便其回籍往返。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以東客庄，因協助官府平亂有功，除一般禮遇外，無照入境的客民就地合法化取得居留身分，甚至擴張開墾範圍，越過荖濃溪進入阿猴林區至美濃。此時「不許擾害番人」原則並未規範實際情況，屏東平原原屬鳳山八社的土地，任由六堆客庄開墾成為既成事實，後來甚至給予特別待遇，往沿山丘陵開墾新土地，逐步成為界內合法開墾土地。溫振華整理康熙末年至乾隆末年期間的相關奏疏，整理出清廷「十九世紀番界之議論與處置」表，摘要番界的現象與問題，不外乎民人越界私墾及生番威脅嚴重。漢人侵墾與生番出草成為清廷治理台灣棘手的問題，除了劃界隔離政策之外，土地權利也是穩定經濟財源及社會安定需要考慮的因素。
清廷領臺初期「任土作貢，課徵番餉」，沿襲荷蘭時代承認番社產權（番業主權）；初期的低度開墾政策，卻無法杜絕漢人偷渡及越界私墾，於是朱一貴事件後，清廷不得不面對已被漢人大量侵墾的熟番土地，「臺灣奸民私贌熟番土地者，依盜耕本律問擬，于生番內私墾者，依越渡關塞問擬，田仍歸番。」顏愛靜與楊國柱整理清代番地政策與律令康熙的演變：康熙44年(1704)「開墾荒埔地須經官府許可並取得『墾照』；康熙51年(1711)「漢移民移入臺灣，由禁止制改採許可制」；康熙61年(1722)的「勘定諸羅、臺灣及鳳山三縣生番界線」。清廷自此正式將台灣土地分成「界外生番地」及「界內熟番地」，分別以「劃界隔離」和「貼納番餉」不同土地政策應對，來保護原住民土地的權利。
在「界內熟番地」方面，雍正2年(1724)覆准藍鼎元的建議，開放漢人以「貼納番餉」方式，承租原住民土地從事開墾，但不得典賣。乾隆33年確立番大租制，確保番地業主權永遠歸社番所有，確保番地不致流失成為民地。雖然官府一再重申禁止典賣原住民土地，但是民間仍照常交易。到了林爽文事件的善後，乾隆53年(1788)閩浙總督福康安鑑於原住民土地典賣日趨頻繁，奏文建議解除原住民土地典賣禁令，清廷照准後，開啟漢人買賣原住民土地合法化；之後地權型態又逐漸演化，19世紀嘉慶以後，一田二主型態已成型，原住民業主權只是形式上的收租權，而納租方的田主權才實質上支配土地的使用權。
在「界外生番地」方面，採行「劃界隔離」政策。康熙61年(1722)的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在離開台灣後於雍正2年(1724)出版《臺海使槎錄》，其中「卷八番俗雜記」的「番界」條目記載：「內山生番，野性難馴，焚廬殺人，視為故常；其實啓釁多由漢人。如業主管事輩利在開墾，不論生番、熟番，越界侵佔，不奪不饜；復勾引夥黨，入山搭寮，見番弋取鹿麂，往往竊為己有，已故多遭殺戮。又或小民深入內山，抽藤鋸板，為其所害者亦有之。康熙六十一年，官斯土者，議凡逼近生番處所相去數十里或十餘里，豎石以限之；越入者有禁。鳳山八社，皆通傀儡生番。放索社外之大武、力力、枋寮口、埔薑林、六根、茄藤社外之糞箕湖、東岸莊、力力社外之崙仔頂、四塊厝、加泵社口、下澹水社外之舊檳榔林莊、新東勢莊、上澹水社外之新檳榔林莊、柚仔林、阿猴社外之揭陽崙、柯柯林、搭樓社外之大武崙、內卓佳莊、武洛社外之大澤機溪口，俱立石為界。自加六堂以上至瑯嶠，亦為嚴禁。諸羅羅漢門之九荊林、澹水溪墘（墘或墈字之訛）、大武壠之南仔仙溪墘、茄茇社山後哆囉嘓之九重溪、老古崎、土地公崎、下加冬之大溪頭、諸羅山之埔姜林、白望埔、大武巒埔、盧麻產內埔、打貓之牛屎阬口、葉仔阬口、中阬仔口、梅仔坑山、他里霧之麻園山腳、庵古阬口、斗六門之小尖山腳、外相觸溪口、東螺之牛相觸山、大里善山、大武郡之山前及內莊山、半線之投拺溪墘、貓霧拺之張鎮莊、崩山之南日山腳、吞霄、後壠、貓裏各山下及合歡路頭、竹塹之斗罩山腳、淡水之大山頂、山前並石頭溪、峰仔嶼社口，亦俱立石為界。由雞籠沿山後山朝社、蛤仔難、直加宣、卑南覓，民人耕種樵採，所不及往來者鮮矣。」根據黃叔璥的紀錄，福建當局於靠近生番土地，總共豎立界碑五十多處。此時尚未有確實劃界的番界，隨著漢人積極開墾的腳步，番界不僅具體化還不斷異動。
康熙年間立界碑的方式無法阻擋漢人拓墾的壓力，番界事件始終不斷。乾隆9年(1744)福建布政使高山來台灣勘查後建議，將熟番安頓於界外，利用其人力把守隘口，高山提案獲准，此即柯志明所稱的「三層制族群分布制度」：「生番在界外內山，漢人限制在界內，而熟番則居間分布於進山的界外平埔。」早先豎立界碑只坐落於分散的地點，若要安插熟番於界外守隘，就必須先勘定邊界線。在歷經數度波折後，乾隆15年(1750)終於完成定界，是為紅線。紅線沿用康熙61年(1722)的立碑舊線，僅就當時民番分界碑的實存狀態，作必要調整。而幅員遼闊的淡水廳（大甲溪以北），僅由12處界碑增至18處，尚無法連成一線。由於中部彰化縣的界線仍飄移不定（位於今台中到南投的麓山帶），漢人越界私墾仍層出不窮，需要有明確地形為憑，於是乾隆25年(1760)淡水廳與彰化縣重新定界，是為藍線。藍線配合硬體設施，在無地形特徵處，挖深溝、堆土牛，使界線更明確。另外，清廷落實高山規劃的三層制：沿山設置隘寮，派遣熟番把守；原界外土地只保留給熟番，永遠不許漢人耕種；彰化縣新舊界之間（紅藍線之間）的土地撥熟番收租，作為把守隘寮的口糧。
清代台灣社會的發展，反映著官府與生番、熟番、漢人族群間不斷演變的互動關係。乾隆48年，漢人為了爭奪界外土地，發生嚴重械鬥殺人事件，官府不得不面對解決。經過清查界外土地後，乾隆49年(1784)擬定一條新界，將發生問題的界外土地納入界內，是為紫線。這些納入界內的界外田園，擬定的處理方式：無非是充公，或比照前例（紅藍線之間土地）由熟番收租。由於漢人關說各級官員，企圖改變提案，以致懸而未決；隨即乾隆51年底（1787年初）爆發台灣清代最大的民變─林爽文事件，界外武裝集團造反。事件平定後，清廷將原有的隘番制改為屯番制，挑選隨同征剿民變的熟番組織番屯，作為防守邊界、維護治安的武力，並將界外近山土地撥給屯番作為養贍埔地自墾自耕，撥充屯番糧餉。官府再度丈量及分配界外土地，乾隆55年(1790)釐定新界，是為綠線。〈閩浙總督伍拉納奏為籌議臺灣新社屯所分撥埔地事宜摺〉提到，「茲據臺灣鎮、臺灣道等請以此次清查歸屯地段為準，或抵山根，或傍坑崁，令地方官揀用堅厚石料，豎立碑界，詳開年月地方，大書深刻。並稱存稱原圖，從前以紅、藍、紫色畫線為界，今即添畫綠線，以別新舊。」綠線幾乎將台灣西部耕地都劃入界內，依照柯志明的研究發現，在舊界（藍線）與新界（綠線）之間的田園埔地，未必都保留給屯番自耕，也未禁止漢人移入佃耕，甚至有漢人以業戶身分持有土地。官府顯然已經沒有阻擋漢人的界外開墾，進入十九世紀，陸續出現明目張膽的越界開墾，如蘭陽平原和埔里盆地。
清末的牡丹社事件和清法戰爭等外在壓力下，清廷必須將內山也納入統治，開始施行開山撫番政策，於是廢除番界政策，成立撫墾局，意圖積極開發界外，卻遇到原住民頑強抵抗，直到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開山撫番都成效有限，只得黯然退場，於是番界就此定格在綠線。
明治28年(1895)日本臺灣總督府施行民政，沿用清代撫墾局功能，設置撫墾署，積極開發山林，頒布「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於是屬於清代界外的「蕃地」成為官有地，高砂原住民（生番）瞬間喪失土地權利，從此只能使用官方指定一小部分的「高砂族保留地」（無所有權）。至於清代界內則劃為一般行政區，平埔原住民（熟番）與漢人一視同仁，從此喪失其原住民身分；明治37年(1904)廢除大租權，熟番連收租的業主權都無法主張。縱使在番界內外熟番與生番各自命運不同，台灣原住民從此都成了邊緣的弱勢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