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
歷史

参见：北京十大建筑和天安门广场
1956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提前完成後，中共中央開始醞釀在北京建設一個較大的禮堂。1958年8月下旬北戴河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在北京建設包括萬人大會堂在內的多項重大建築工程，並要求在195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之前投入使用。自決定修建至建成僅一年零一個月有餘，時間非常緊迫。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通知――即建好万人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大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的工业展览馆(即北京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北京市马上成立了由冯佩之负责的国庆工程设计领导小组和由张镈为总建筑师的大会堂设计组，在很短时间内选出了大会堂设计的8个方案，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由清华大学、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院（院长沈勃）、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各自做一个综合方案。1958年9月初，北京市規劃管理局確定將萬人大會堂和革命歷史博物館分設於天安門廣場兩側。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設計人員应邀到北京參與十大建築的設計工作。
在進行了多輪方案之後，針對天安門廣場佈局的問題，中共北京市委召開會議，確定天安門廣場東西寬500米，根據“以人民為主”的原則，大會堂的高度可以超過天安門。此後又根據“活人不對死人”的傳統習慣，確定大會堂正門不正對人民英雄紀念碑。10月6日，第六稿設計方案送到中南海給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匯報，確定了使用柱廊而不是中式大屋頂的樣式。此後又經過全國範圍徵求意見，10月14日夜間由周恩來總理初步確定了設計方案。
北京市建委主任赵鹏飞作为甲方代表邀集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天津等17个省市的三十多位顶级建筑师、艺术家、教授，同时有音响、灯光、电信等方面的专家作“十大建筑”的设计，还有天安门广场的规划，进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设计竞赛。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负责所有国庆工程方案的审核和汇总工作。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在各方面提出的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研究，集思广益，精选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的三个专家组方案于1958年10月14日报送周恩来总理审查。在三套方案中，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方案规模较小，而北京市规划管理局设计的方案规模达17万平方米，气势磅礴，并且有中央大厅。最后于10月23日确定采用北京市规划管理局的方案，由该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沈其设计。其特点是：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从选址到敲定设计图纸，仅用了50天时间。方案立面则沿用了前几轮方案中，获得肯定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1958年10月10日，基礎範圍內的民房拆遷基本完成。
1958年10月28日大會堂工程正式開工。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大会堂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此前参与了大会堂全部七轮设计的著名建筑师张镈被市建院任命为万人大会堂总建筑师。“边设计、边供料、边施工”。首先是大會堂基礎工程開工。全國20多支青年突擊隊幾萬人參加了工程，晝夜不停工。後來擔任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为首的木工青年突击队、后来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的“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调到人民大会堂工地第四指挥部与一个青年突击队、两个钢筋工组、200个多面手、108名参加义务劳动的干部组成“张百发钢筋工连”，仅用9昼夜便绑扎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工程的680吨基础钢筋，相当于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1957年全年工作量的1.5倍，赶上了整个人民大会堂的施工进度。“那时候参加会战的工人们根本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除夕就回家吃了顿团圆饭又回到工作岗位。饿了随时可以去大食堂吃饭，24小时有饭吃；累了就躺在工地上睡会儿，醒了再干。”
大會堂西南部分基礎施工时，发现大量鹅卵石，被鉴定为金代運糧河故道。由于面积太大，工期又太紧，大会堂根本没有地坪下的深地下室，只做了井字形的刚性基础钢筋混凝土墙作为防沉降设施来支撑整个结构。
作為一個邊設計邊施工的工程，開工後全國專家仍然在就建築外觀等問題進行討論。工程开工不久，梁思成、王华彬等建筑大师都提出意见，有的还很尖锐，如“柱子太多影响室内采光”、“小孩儿放大”、中選方案形式的古典主義“西而古的风格不适合大会堂”等意见。梁思成对大会堂"放大一倍"的设计思路提出质疑：“把一个孩子按原比例放大，就是个大人了？”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认为中央大厅“大而无当”，“从东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为此，1958年11月初，周恩来总理在御河桥交际处召集专家们开会，在会上解答了专家的质疑，舉了画菩萨、佛教建筑塔的样式，自印度傳入中國後中國化，成為中國建築的例子，指出應該秉持國際主義精神，“古今中外，一切精華，兼容並蓄，皆為我用”。总建筑师张镈从纯建筑学的角度解释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天安门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种大胆的尝试；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伪满国务院大楼（今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基础楼），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今长春市文化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1959年9月9日凌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到工地視察。視察時，北京市副市長萬里提出萬人大會堂尚未正式命名。經過一番議論，毛澤東最終敲定名稱為“人民大會堂”。9月10日，人民大會堂正式竣工交付使用。1959年9月9日，大会堂全部竣工交付使用，梅兰芳在万人大礼堂演出《贵妃醉酒》，慰问建设大军。1959年9月29日，国庆十周年宴会在五千人宴会厅举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破四旧”等极左思潮影响，人民大会堂部分厅室遭到严重破坏，有的厅室除留下一架屏风外，四壁空空如也。国画家潘天寿、吴作人的作品被从墙上摘下，弃置仓库十年。部分家具被私人占用。布置在台湾厅内的用台湾草编织的沙发也被江青占为己有。青海厅大型挂壁国画《祁连新貌》被“四人帮”成员之一搬到清华大学装饰他的“接见厅”，直至1979年上半年才找回。北京画家俞致贞创作的大型屏风重彩工笔画《荷花》文革后被重新发现时，已经变成了一幅大语录牌。
1959年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每周都设有一两天的开放日，对公众开放。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人民大会堂被封闭起来，仅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及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不再对外开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大会堂对外开放的问题被重新提起，一些中央领导“几次会上会下都提起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人民大会堂封闭的做法再次遭到部分老同志批评。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向各界群众开放。”1979年7月15日起，人民大会堂重新对公众开放。此后人民大会堂通过收取参观门票，以及在人民大会堂内开设小卖部等的收入，减轻了经费压力。随后人民大会堂加快商业化，对外陆续开放了国宴服务、场地租赁服务等，到1980年代末在行政经费上已达到自收自支。1986年7月4日，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个人音乐会，成为首位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外国人。第二季和第三季《中國達人秀》也在人民大會堂舉辦。
2007年12月19日，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北京市文物局將人民大會堂建築列入《北京優秀近現代建築保護名錄（第一批）》。
2024年7月27日，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內的天安门广场建筑群作为「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的组成部分，入選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