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
評價

元朝重臣郝经在中统元年（1260年）农历四月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出使南宋南北议和，在九月到达南宋后被扣留软禁于真州15年，直到至元十二年（1275年）农历二月才被南宋送归元朝境内，他在被软禁期间十余次给南宋君臣上书，希望元宋缔结和约，均无任何回复。郝经在中统元年（1260年）农历十一月给南宋两淮制置使李庭芝的书信《再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对元世祖忽必烈的評價是：“今主上应期开运，资赋英明，喜衣冠，崇礼乐，乐贤下士，甚得中土之心，久为诸王推戴。稽诸气数，观其德度，汉高帝、唐太宗、魏孝文之流也。”  （“汉高帝”指的是汉太祖刘邦，“太祖”为庙号，“高帝”为谥号，《史记》中常谓“高祖”，因此人多以为其庙号为高祖，其实乃庙号谥号混称。“唐太宗”指的是李世民。“魏孝文”指的是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元朝重臣郝经在中统二年（1261年）给南宋丞相贾似道的第三封书信《复与宋国丞相论本朝兵乱书》中对元世祖忽必烈的評價是：“夫主上之立，固其所也。太母有与贤之意，先帝无立子之诏。主上虽在潜邸，久符人望，而又以亲则尊，以德则厚，以功则大，以理则顺，爱养中国，宽仁爱人，乐贤下士，甚得夷夏之心，有汉、唐英主之风。加以地广众盛，将猛兵强，神断威灵，风蜚雷厉，其为天下主无疑也。”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評價是：“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明朝官修正史《元史》宋濂等的評價是：“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
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七年八月初一日（1374年9月7日），亲自前往南京历代帝王庙祭祀三皇、五帝、夏禹王、商汤王、周武王、汉太祖、汉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一共十七位帝王，其中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祝文是：“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餋之繁，功被人民者矣。夫何传及后世不遵前训，怠政致乱，天下云扰，莫能拯救。元璋本元之农民，遭时多艰，悯烝黎于涂炭，建义聚兵，图以保全生灵，初无黄屋左纛之意，岂期天佑人助，来归者众，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师北征，遂定于一。乃不揆菲德，继承正统，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唐虞择人禅授，汤武用兵征伐，因时制宜，其理昭然。神灵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历代帝王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者，乃于京师肇新庙宇，列序圣像，每岁祀以春、秋仲月，永为常典，礼奠之初，谨奉牲醴致祭，伏惟神鉴。尚享！”
明朝官修皇帝实录《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十二月，明太祖朱元璋给自北元投降的兀纳失里大王的信中，对元太祖和元世祖的评价如下：“昔中国大宋皇帝主天下三百一十余年，后其子孙不能敬天爱民，故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
邵远平《元史类编》的評價是：“册曰：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
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 “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也亦！”
毕沅《续资治通鉴》的評價是：“帝度量恢廓，知人善任使，故能混一区宇，扩前古所未有。惟以亟于财用，中间为阿哈玛特、卢世荣、僧格所蔽，卒能知其罪而正之。立纲陈纪，殷然欲被以文德，规模亦已弘远矣。”（“阿哈玛特”指的是阿合马，“僧格”指的是桑哥，不同的人对他们的名字进行汉语音译时，有一定差别。）
魏源《元史新编》的評價是：“论曰：元之初入中国，震荡飘突，惟以杀伐攻虏为事，不知法度纪纲为何物，其去突厥、回纥者无几。及世祖兴，始延揽姚枢、窦默、刘秉忠、许衡之徒，以汉法治中夏，变夷为华，立纲陈纪，遂乃并吞东南，中外一统。加以享国长久，垂统创业，轶遼、金而媲漢、唐，赫矣哉！且其天性宽宏，包帡无外。阿里不哥及海都、笃哇诸王，皆亲犯乘舆。对垒血战，力屈势穷，一朝归命，则皆以太祖子孙，大朝会于上都，恩礼宴赉如初。当南北锋焰血战之余，或离间以侍郎张天悦通宋而不信。敕南儒被掠卖为奴者，官赎为民。所获宋商、宋谍私入境者，皆纵遣之而不诛。置榷场于樊城，通宋互市，弛沿边军器之禁。其长驾远驭如是。宋幼主母子至通州，命大宴十日，小宴十日，然后赴上都。除弘吉剌皇后厚待之事别详《皇后传》外，其母子在江南庄田，听为世业。其后文宗时市故全太后田为大承天寺永业，市故瀛国公田为大翔龙寺永业，直至顺帝末，始夺和尚赵完普之田归官，直与元相终始。宋之宗室如福王与芮等，随宋主来归，授平原郡公，其家赀在江南者，取至京赐之。此外宗室多类此。即奸民冒称赵氏作乱者，从不以累及宋后，其优礼亡国也如是。思创业艰难，移漠北和林青草丛植殿隅，俾后世无忘草地。又留所御裘带于大安阁以示子孙。武宗至大中尝诣阁中发故箧阅之，则皆大练之服。西域贾胡屡献牙忽大珠，价值数万而不受。宫闱肃穆，无豔宠奇闻。至元八年，平滦路昌黎县民生男，夜中有光，或奏请除之，帝曰：‘何幸天生一好人，奈何反生妒忌！’命有司加恩养。伯颜伐宋，谆谆命以曹彬取江南不戮一人为法。其俭慈也又如是，非命世天纵而何？惟功利之习不能自胜于中，故日本、爪哇之师远覆于海岛，王、阿、桑、卢掊克之臣相仍于覆辙，盖质有余而学不足欤！”（“王、阿、桑、卢”指的分别是王文统、阿合马、桑哥、卢世荣。四人均为元世祖朝不同时期的理财大臣。）
曾廉《元书》的評價是：“论曰：世祖崇儒重道，而特进言利之臣，三进三乱而讫不悟，岂非其明有所蔽耶？然其不欲剥民亦审矣。殆以为自我作则，将上下均足，堪为后世经制也。呜呼！以世祖之仁，乘开国之运，而言利之弊，若此，然则利其有可言者耶？至其任中书枢密而重台纲，法纪立矣。国治民安是在知人哉！”
中華民国史学家屠寄《蒙兀儿史记》的評價是：“汗目有威稜，而度量弘广，知人善任，群下畏而怀之，虽生长漠北，中年分藩用兵，多在汉地，知非汉法不足治汉民。故即位后，引用儒臣，参决大政，诸所设施，一变祖父诸兄武断之风，渐开文明之治。惟志勤远略，平宋之后，不知息民，东兴日本之役，南起占城、交趾、缅甸、爪哇之师，北御海都、昔里吉、乃颜之乱。而又盛作宫室，造寺观，干戈土木，岁月不休。国用既匮，乃亟于理财，中间颇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之徒所蔽，虽知其罪而正之，闾阎受患已深矣。”
中華民国官修正史《新元史》柯劭忞的評價是：“唐太宗承隋季之乱，魏徵劝以行王道、敦教化。封德彝驳之曰：‘书生不知时务，听其虚论，必误国家。’太宗黜德彝而用徵，卒致贞观之治。蒙古之兴，无异于匈奴、突厥。至世祖独崇儒向学，召姚枢、许衡、窦默等敷陈仁义道德之说，岂非所谓书生之虚论者哉？然践阼之后，混壹南北，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致治之隆，庶几贞观。由此言之，时儿今古，治无夷夏，未有舍先王之道，而能保世长民者也。至于日本之役，弃师十万犹图再举；阿合马已败，复用桑哥；以世祖之仁明，而吝于改过。如此，不能不为之叹息焉。”
元世祖忽必烈在庚申年（1260年）农历四月发布的汉文《皇帝登宝位诏》，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自称为“朕”，称他的哥哥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蒙哥（1251—1259年在位）为“先皇”。此即位诏书节选自元英宗时期元朝官修政书《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元刊本之影印本。《皇帝登宝位诏》全文之后的诏书为元世祖忽必烈在中统元年（1260年）五月发布的《中统建元诏》，建年号“中统”。
元朝画家刘贯道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绘制的《元世祖出猎图》，其中骑著黑马、身穿白裘的男子是元世祖忽必烈。
1294年元朝疆域
元大都平面布局地图，左下角为金中都旧城。
1294年元朝疆域
至元三年（1266年），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在国书中，忽必烈在国书开头自称“大蒙古国皇帝”，在后面的内容中，自称为“朕”，此时距离他1271年将汉文国号“大蒙古国”改为“大元”，还有5年时间。这是1268年的复制品，现藏于日本東大寺尊胜院，被称为“蒙古国牒状”-‘调伏异朝怨敌抄’。
现今的京杭大运河路线图，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元朝称为大都），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4公里，和元朝时期的京杭大运河路线基本一致，运河的山东段和北京段基本为元朝时期开凿
隋朝南北大运河，以東都洛陽為中心，西沿廣通渠達大興城長安，北由永濟渠達涿州、南經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運河達江都、餘杭。元朝京杭大运河比隋朝南北大运河缩短了900多公里，大大缩短了从北京到杭州的水路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