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裔臺灣人
定義 > 分類指標與名稱的演變

關於族群分類指標與族群名稱的演變，學者施添福在出版於2014年11月的論文中，依據「國家制度」與「西人書寫」等多個面向，依序考察了臺灣歷史上的對於客家人稱謂與相關族群稱謂的演變過程。施氏也以表格的方式，來展示此一過程的大要。摘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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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制度稱謂 | 清帝國時代 | 日本帝國時代 | 中華民國時代 |
| 國家制度稱謂 | 粵籍 · 閩籍 | 廣東族 · 福建族 | ⅰ廣東籍 · 福建籍 ⅱ客家人 · 閩南人 |
| 分類指標 | 籍貫 | 籍貫＋方言 | ⅰ祖籍 · ⅱ方言 |
西人書寫稱謂: Hakka · Hoklo 客家 · 福老
分類指標: 方言
由於清政府是採用里甲式編戶齊民的管理辦法，以「籍貫」去區分族群。而臺灣的移民，多是來自於地理位置上相近的福建省（閩省）與廣東省（粵省）。所以，在臺灣的漢人族群，遂被清政府區分為兩大類——「閩人」與「粵人」。清代臺灣的閩人，經常稱呼粵人為「客」，則是因為此事關乎參加科舉與開墾土地的重要權利。移民能否參加科舉，同其是否擁有「籍」的關係密切。所以，在臺灣的閩籍移民，就因此積極的抗拒清政府將在臺灣的粵籍移民編入臺灣的戶籍一事。另一方面，在科舉學額的爭奪上，粵籍移民，必須透過其對於祖籍認同的強調，才能在福建省管轄下的臺灣府，參加粵籍的科舉考試。學者黃秀政認為，「臺灣原爲福建省之一府，因而以閩爲主而以粵爲客，淸初一般謂粵人爲『客子』者，非指其爲『客家』之意，蓋認爲其寄寓而爲客也。且『客子』一詞，意含輕蔑，甚多言論，亦近誣衊。」
學者陳麗華認為，在歷史上的臺灣南部地區，說閩南語的族群，經常自稱為「土人」；而說客家語的族群，經常被稱為「客人」。由於省籍與語群的邊界不一致，就使得在這之中的族群的指稱，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至於所謂之「客家」一詞，其亦不是臺灣社會的說閩南語環境中所習用的詞彙。該詞彙，實際是源自於廣東省的以「本地人」自居的廣府人對於外來者的歧視性稱呼。不過，它因為於19世紀上半葉，漸次東來，並且在中國東南部沿海地區活動的西人，而發生意義與性質上的變化。申言之，客家一詞，乃從廣府人口中的泛指外來族群的歧視性詞彙，轉變成西人口中的專指說特定語言的族群的中性詞彙。這一變化過程，即是西人在同說廣府話的族群接觸之後，將廣府話中的客家一稱的發音，以羅馬字母拼寫為「Hakka」，其並且將「Hakka」一詞，當作一說特定語言的族群的名稱。易言之，西人也因此創造了以「語言」去區分的種族觀念——「Hakka」（或是已轉變成中性詞彙的客家）。在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傳教士，更是透過廣府話，來認識與定義「Hakka」。在受到西人的影響下，臺灣社會，即於1860年的開港通商前後，開始使用由西人所傳入之「Hakka／客家」一詞，以指稱說客家語的族群。陳氏指出，在使用的詞彙上，1863年即以海關官員身分來臺灣的必麒麟，在出版於1898年的著作中，是注意到臺灣與廣東等地方之間的不一致的情況。在臺灣，說閩南語的族群，是以客人（Kheh-lang）一詞，指稱說客家語的族群；而在廣東等地方，說廣府話的族群，則是以「客家人」（Hak-kas）一詞，指稱說客家語的族群。這兩個詞彙，直接被劃上等號且混為一談的情況，在19世紀末葉的臺灣社會中，亦是相當普遍的。
關於民族的想像，學者戴維理（Evan Dawley）指出，於19世紀末期與20世紀中期，在中國與日本的學術研究者與政治理論家，是同時的為來自於西方世界的外來概念——「nation」、「ethnicity」、「race」，進行定義。而在東亞的不同地區，其在不同時期，亦曾經將上述的外來概念，均譯成了「民族」。戴氏認為，在認識與理解的層面上，為日本帝國統治體制下之臺灣人，其對於民族的概念與意義，是與同一時代的為中華民國統治體制下之中國人，有所差別。在受到柳田國男的民俗學的影響下，對於民族的概念，殖民地中的日本人與臺灣人，是於1920年代晚期與1930年代，才逐漸確定下來的。他們認為，「race」是指人種，為生物學的概念；「nation」與「ethnicity」的合併，則是指民族。易言之，這即是區分了人種與民族的概念與意義。而於臺灣日治時期，所謂之民族，又同國籍（nationality）一詞，有所區隔。在中國，革命者孫中山與章太炎等人，起初將「nation」、「ethnicity」、「race」，均統合在民族的概念之下。不過，伴隨著時間的推移，孫氏與章氏等人亦對若干詞彙的概念與意義，提出了區隔。儘管孫氏在1905年提出三民主義時，其並未明確的區分「nation」與「ethnicity」。但是，在後來的歲月中，他認為，所謂之民族，是指將人民、國家、領土完全的結合在一起的國族實體。易言之，這即是中華民族。因此，在1945年以後抵達臺灣的中國國民黨人，其對於民族一詞的概念與意義，在想像上，即同臺灣人發生扞格。中國國民黨人認為，臺灣人是可以歸化為中華民族之一分子。臺灣人則是認為，他們自己是一個值得存續的符合「ethnic」概念的民族。學者林正慧認為，在國族主義的包圍下，由學者羅香林所提出之中原客家論述，是使得臺灣客家人於1945年以後，為中華民國政府順利的納入中華民族之中。羅氏的論述，之所以能夠被引進至臺灣社會而流行至1990年代，主要是其憑藉著若干雜誌與著作的傳播力量。而這些作品的流傳，均是有利於臺灣客家人在「中華民族工程學」中的印象建構。
關於族群的論述，學者王甫昌表示，族群（ethnic groups）一詞的使用，大約是於1950年代至1960年代，才在英文世界中開始被普遍使用。它的定義，是指因為擁有共同的來源，或是共同的祖先與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語言，而自己認為，或是被其他人認為，乃是構成了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王氏認為，為族群所認定之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語言等說法，其究竟是孰真孰假，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企圖去尋找某一個族群的本質（無論是「文化的」或是「血緣的」）的做法，通常是徒勞無益的，甚至是容易引發不同立場者的對立。若是將族群一詞同其他的詞彙相比較，其位階，大概是介於民族、國家等較大的單位與家族、地域團體等較小的單位之間。簡言之，族群的範圍，是比家族大，但是比民族小。學者羅傑斯·布魯貝克，在檢視自1960年代起國際學術界中所使用之族群的概念後指出，以分析的工作言之，群體主義（groupism）的趨勢，已經是弊大於利。群體主義，是一種想像。它的內容，是個人隸屬於一個族群、每一個族群均擁有穩固且獨特的文化傳統、每一個人均應當展現出自己所隸屬之族群的文化。而將群體主義視為人類社會的基礎分類架構，並且分析的文化，乃族群主義。在臺灣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界中，關於族群論述的內涵，可以大致的被歸納為三種——原生論、情境論、建構論。這三種內涵，均提供了對於何謂族群的不同思考方向。原生論，亦稱本質論，其認為，族群認同，是建立在文化與血緣的基礎上，而且是與生俱來的。情境論，亦稱工具論，其不過分的強調在文化與血緣上的基礎，而是注意在後天環境或是特殊情況下所凝聚之共同意識，並且以此種意識來作為求取生存與發展的族群認同的基礎。建構論認為，族群認同，是在經過長時間下由集體想像所產生出來的建構物。而經常為人所引用之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的觀點，是被歸類為建構論之中。
至於在臺灣社會中使用族群一詞以描述某一現象的歷史，王甫昌表示，該詞彙是於1980年代末期，才開始被普遍使用的。而於族群的概念出現在臺灣社會之前，臺灣客家人，通常為人類學者，當作是方言群。1990年代，在臺灣省政府主席宋楚瑜的支持下，由臺灣省文獻委員會所纂修之著作——《臺灣客家族群史》，是使用族群一詞。學者鄒嘉彥與游汝傑認為，在術語的使用上，族群一詞，既可以是指民系，亦可以是指民族。民系是民族的下位概念，即一個民族是由若干民系所組成的。民系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方言；民族的重要特徵之一，則是語言。在民系的自我認同中，其最重要的依據，是方言。而方言，又可以被區分為若干次方言。1980年代至1990年代，臺灣客家人，是屬於由民主進步黨籍的立法委員葉菊蘭與林濁水，以及學者蕭新煌等人所提出之「四大族群」中之一分子。而這說法，是目前臺灣社會中對於族群分類的主流看法。即使在人口比率上，學者彭維學是根據中華民國政府於1991年所公布之以省籍為背景的人口統計數據推算，閩南人，占71.1％；客家人，占14％；外省人，占13％；原住民，占1.9％。因而彭氏認為，「所謂『四大族群』只是最通俗的說法，嚴格說來應是『一大二中一小』。」
2005年5月，作家李喬在專題演講中認為，臺灣客家人不算是「race」，其應該是位在「nation」與「ethnic group」之間，並且是向「ethnic group」移動。而且該族群，是屬於語系族群。因為在實際上，若是臺灣人不開口，則是無法使人分辨出其中誰為客家人、誰為閩南人。在原作為宣讀於2013年6月的論文中，學者武雅士（Arthur P. Wolf）認為，在客家族裔與閩南族裔之間的實質差異，是淺層差異，而非深層差異。他並不否認兩族裔，確實在語言、飲食、宗祠等方面，皆有差異。不過，這些均屬於淺層差異。「淺層差異就像是揮舞國旗，旗子雖能區別揮旗者，卻不能顯示不同揮旗者的眞實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