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细菌战指控
战后研究

一些历史学家对1952年春季在朝鲜爆发的疾病提供了其他解释。例如，有人指出，春季通常是中国和朝鲜的流行病高发时期，多年的战争也导致了朝鲜得医疗保健系统的崩溃。美国军事历史学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疾病很容易在朝鲜境内的全体军人和平民中传播。
歷史學家张曙光教授，利用中國方面的可用资料，指出目前中国方面完全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解釋當時中國科學家如何推出1952年的疾病爆發是美國發起生物戰的結論，據此，張曙光進一步推論，此指控來源為毫無根據的謠言，而中國方面是刻意忽略相關指控的科學調查以利其國內和國際宣傳。
1986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加文·麦科马克（Gavan McCormack）认为，美国使用生物战的说法“远非天生不可信”，并指出供认不讳的战俘之一沃克·马胡林实际上与德特里克堡有关联。他还指出，在考虑部署核武器和化学武器时，没有理由相信道德会否决生物战。他还表示，1951年爆发的病毒性出血热与生物战有关。然而，到2004年，麦科马克改变了主意。在一本关于朝鲜的书中，他写道，凯瑟琳·韦瑟斯比和米尔顿·莱滕贝格出版的苏联档案“对细菌战提供了零碎但有说服力的解释”，不过他称“对这些文件的分析几乎可以肯定，朝鲜、中国和俄罗斯人进行了一场激烈、复杂、人为和欺诈的国际运动——一场巨大的欺诈……”
历史学家Jon Halliday和Bruce Cumings在1988年出版的《朝鲜：未知的战争》一书中也表示，这项指控可能是真实的。他们质疑朝鲜和中国是否可以“上演一场壮观的骗局，动员数千人”，让数十名中国医生、科学家和高级官员“伪造证据、撒谎和发明医疗欺诈”，将他们本已紧张的大部分后勤资源用于防御生物战，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场针对美国的宣传运动。
著名的親共記者貝卻敵在戰時曾經報導細菌戰，研究冷戰史的歷史學家現在對這些報導多數不予採信。
他的同事丹尼斯·华纳（英语：）認為：貝卻敵所有細菌戰的報導都是編造的，並且指出了這些報導和傑克倫敦的科幻小說的相似之處 。
根據俄國解密的檔案，Robert Manne（英语：）教授與Herbert Romerstein（英语：）教授認為贝却敌被蘇聯克格勃收買，並且說謊否認他是共產黨員。
Tibor Méray，一名到场采访但在1956年匈牙利事变后出逃的匈牙利记者指细菌战造假，他说关于细菌战的宣传“必然是经过了庞大的阴谋网设计实施的”。
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認為细菌战是中共編造的謊言，並以酷刑迫使美軍被俘飛行員配合說謊。
美国记者約翰·鮑威爾（英语：）因報導朝鲜战争美军細菌戰1956年被美國政府以煽動叛亂罪起訴；虽然他翻查美國國防部檔案多年没找到任何檔案證據，但并未放弃，他的解释是挖得越深越多证据就越会被销毁掩盖。
1989年，英国对731部队的一项研究有力地支持了美国和日本在韩国的生物战罪责理论。
國立政治大學藤井志津枝教授在1995年10月發表論文，声称美國徵調前日軍「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中將與北野政次中將及「100」細菌部隊部隊長若松勇次郎中將率領前731部隊成員在朝鮮戰期間赴韓國發動細菌戰以阻止志愿军之南進。其中提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乎聯合國軍統帥麥克阿瑟意料之外加入朝鮮戰战场，聯合國軍遭遇重大打擊，向南撤退。聯合國軍為求扳回劣勢即決定施行生化戰。三部隊長及日本醫師會會長田宮猛雄來至北緯38度南北韓分界線勘察，並以防衛38度線為目的。12月，在美军南撤时所用之細菌武器為731部隊在中國東北所研製的流行性出血熱（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病原體。細菌戰的對象為下列五種：
軍隊炊事房
警察餐廳
軍隊、政府、共產黨的宴會場
城市的水池河川
共產黨高級幹部的任宅
美國軍醫在1997年出版的《Medical Aspects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中，引用了1952年8月細菌戰指控達到高潮時，朝鲜政府給波蘭的信，信中要求資金用來買衣服，而不是如以前用來買血清與疫苗。令人懷疑朝鲜政府是否相信真有細菌戰。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中引用了苏联外交官拉祖耶夫在1953年4月写给贝利亚的信，提到“经我检查中国人的说法是虚假的……疫区和坟墓是被人为造出来的”。原因是研究人员在接到这些羽毛后，仅做了细菌学的培养，发现在形态上有与炭疽杆菌相近的细菌，据说可能是枯草菌。。
中国纪录片说1993年历史学家在美国解密的档案中找到了一份有关细菌战的美军文件。在这份文件中，美国陆军司令部曾制定了使用毒气和生化武器的作战计划。历史学家同时指出，它仅仅是一份计划。
据中方報導，2001年7月26日至8月5日，日本静岡大学歷史教授 Mori Masataka 带领一个日本“朝鲜战争细菌战调查团”在朝鲜和中国东北，调查在战争期间美国是否有使用细菌弹。在访谈中，他说通过这次调查，再次确认一个事实 ：那就是美国的确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细菌弹。Mori Masataka说一些美国媒体和日本隐瞒了细菌战的事实。他们的组织将收集美方证人，同时敦促美国释放的信息给公众
2001年在日本出版的《陆军登户研究所的真相》一书指出，日本731部队的成员在朝鲜战争期间为隐藏在横须贺海军基地内的美国秘密部队的“化学部门”工作，从1955年至1959年也为美国境内的项目工作。
2002年，美国陆军军事历史研究所所長 Conrad Crane 發表論文，認為美國在朝鮮戰期間沒有能力或意願進行細菌戰。
2002年，普林斯頓大學 Ruth Gogaski 教授發表論文，對細菌戰提出新的解讀角度，認為中國的反細菌戰運動與接下來的愛國衛生運動，都是毛澤東動員群眾的政治運動，是向大自然與帝國主義宣戰的開始。從大躍進到修建三峽大壩，都可以看到這種挑戰大自然的精神。
2004年，中國人民大學清史学家杨念群发表文章，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解读1952年的反细菌战事件和爱国卫生运动，認為是中国利用公众对细菌战的恐惧情绪和民族主义的对外抵抗意识，來培養民众普遍的集体抵抗意识，从而为现代民族主义式的群体行为构筑心理基础。
李約瑟博士当年率领“国际科学委员会”進入朝鲜和中國进行实地考察並做出指控為實的報告，因而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直到1970年代才从名单中移出。2008年出版李约瑟传记的作者西蒙·温彻斯特（英语：）评价道：“李约瑟理智地爱着共产主义，然而共产党的间谍却无情地欺骗了他。”
劍橋大學的Bowett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聯合國軍法律研究》指出，美國1952年提議由國際紅十字會調查，與聯合國大會1953年706号決議由五個中立國組成委員會調查，中朝都置之不理，因此細菌戰屬實的可能性極小。
美國科學家聯盟表示，沒有流行病学資料顯示朝鲜當時有流行病，细菌戰的指控也沒有證實，美国科学家联盟列举的實驗，地點都在美國國內。
昆虫学家杰弗里·A·洛克伍德（Jeffrey A.Lockwood）在2009年写道，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战项目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研究昆虫作为疾病媒介的用途，并在战后聘请了德国和日本科学家，他们在战俘和集中营囚犯中进行了人体实验。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生物战计划中使用或试图使用多种昆虫，包括跳蚤、蜱虫、蚂蚁、虱子和蚊子，尤其是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他们还在美国进行了测试。洛克伍德认为，美国很可能确实使用了朝鲜战争期间从飞机上扔下的昆虫来传播疾病，而中国和朝鲜在提出这些指控时并不仅仅是在进行宣传活动，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长在1950年秋“最早可行的时间”批准了这些昆虫的使用。当时，它有五种生物战剂可供使用，其中三种是通过昆虫媒介传播的。
2010年3月，半岛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人民与权力》（People & Power）对这一指控进行了调查。 在该节目中，森正孝（維基數據所列：）教授调查了美国生物武器弹壳等历史文物、当代文献证据和目击者证词。该计划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一份重要文件，其中显示 1951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开始 "大规模实地试验......以确定特定生物武器（细菌战）制剂在作战条件下的有效性。" 森正孝总结道： "在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我认为这就是美国人拒绝承认指控的原因。但我毫不怀疑。我绝对相信这是真的。" 该节目最后指出，目前还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美国无罪或有罪。
2013年11期《炎黄春秋》登载称原志愿军卫生部部长吴之理1997年的回忆，说“52年（美国投放）细菌战是一场虚惊。这事是我几十年的心病，只觉得对不起中外科学家，因为他们可能知道真相，但服从政治斗争需要，他们是受我们骗了！我不止一次向黄克诚（总参谋长）说对不起他们。黄说，你不用这么想，搞政治斗争嘛”。但崑崙策研究院的豫民质疑该文的真伪，即该文是否为吴之理的遗作（吴之理2008年去世）或只是造假之文。同时，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也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因为吴之理已经在文章发表前去世，无法辨别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