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律敦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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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善公益事業以外，鄧律敦治自二次大戰結束後還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並早自1947年分別獲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紳士和後備警察隊（1957年起改稱香港輔助警察隊）特別警司。同時間，鄧律敦治在1950年5月獲港府奉委市政局非官守委任議員，1954年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成立後，又兼任當然委員。他在市政局一任七年，到1957年3月告退。此外，他獲港府於1954年委任為交通諮詢委員會委員，另外又歷任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學生保健服務委員會委員和香港國殤紀念基金委員會委員等職。他曾擔任的其他非官方公職還包括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董事、香港童軍總會副會長、代表華南地區帕西社群的省港澳瑣羅亞斯德教慈善基金主席、以及在1958年至1959年擔任香港紅十字會第四會長。1961年起，他還進一步獲母校邀請出任香港大學校董和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
另一方面，鄧律敦治作為香港的印度社群領袖，而且又具中西人脈網絡，因此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成功於1953年3月獲其他太平紳士推選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以填補局內的唯一一個太平紳士議席，其後他更於1956年以60票對50票擊敗馮秉芬成功連任。1959年，他放棄立法局內的太平紳士議席，但旋獲時任港督柏立基爵士透過直接委任的方式留任非官守議員，1962年進一步按資歷成為了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一直到1968年才卸下該局的工作。鄧律敦治在立法局任職前後15年，一度是二戰後在任時間最長的立法局議員，期間他活躍於該局財務委員會，又曾任該局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主席等職。此外，鄧律敦治曾於1965年5月至8月暫代離港休假的羅理基醫生擔任行政局非官守議員一職。
在立法局內，鄧律敦治對教育、醫療和房屋等民生議題尤其關心，並且敢於發言批評時政和提出不少意見，例如曾在1962年提出對新落成樓宇實施租金管制，讓市民在可負擔的水平下租住物業。在醫療事務方面，他多番在局內批評香港的公立醫療服務不足，又抨擊醫生對貧病者態度傲慢，另外又曾建議港府透過執業考試認可來自中國大陸等地的非本地和非英聯邦註冊西醫，從而解決當時專科西醫不足的問題。不過，他對於醫療事務方面的一些意見卻引起過輿論反響，例如他曾在1966年建議東華三院旗下醫院對有能力負擔的病人酌量收費，結果被輿論大力反對，擔心建議會把貧苦大眾摒棄於門外。
至於在教育事務方面，本身是港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的鄧律敦治連同本地紳商利銘澤和教育家馬儀英博士等人，曾於1964年1月獲港府委任為教育報告書工作委員會委員，負責對《馬殊及森遜報告書》的建議作出深入研究和檢討。在此以前，港府曾於1963年初委託馬殊及森遜委員會（Marsh-Sampson Commission）對香港教育展開全面檢討。而教育報告書工作委員會經過前後一年的研究後，在1965年1月完成和向港府提交報告書，促成港府於1965年4月發表《教育政策白皮書》，為日後的教育政策訂下基本方針，當中較重要的舉措包括建議盡早推行普及小學教育，以及推翻之前數年落實的「唐露曉計劃」，以便重新推行六年制小學學制等。後來，鄧律敦治提倡以職業訓練學校、專上學院和大學作為中學生的三大升學選擇。1971年，他又曾經建議政府強化對青少年提供的培訓和所需的教學設施，並提出在每個徙置屋邨都提供一個設備齊全的社區中心，以迎合年青人的需要。
鄧律敦治在立法局也發表過不少具前瞻性的言論，當中計有在1966年促請政府早日重新發展金鐘海軍船塢以促進旅遊業，以及在1967年提出開發大嶼山，並建議興建連接北大嶼山、馬灣和青山的跨海大橋，把大嶼山打造成新的旅遊景點。無獨有偶，金鐘海軍船塢後來的確在1980年代重新發展成為地鐵金鐘站和商業中心區，至於北大嶼山則於1990年代開發為新市鎮，而連接北大嶼山和青衣的青馬大橋和汲水門大橋則在1997年通車，儘管大橋並不連往青山，但也與鄧律敦治當年的構思相差無幾。然而，在興建紅磡海底隧道的議題上，鄧律敦治於1966年卻以港府做法過於倉促為理由，反對把海底隧道的30年專營權發給由匯豐銀行、會德豐及和記洋行合組的香港隧道有限公司，並成為當年辯論唯一一位投反對票的議員。雖然如此，海底隧道仍舊在1969年動工興建，並在1972年通車，從此海底隧道取代渡海小輪成為往返九龍和香港島更快捷方便的選擇，而海底隧道的專營權則於1999年屆滿後被港府收回。
除了民生議題，鄧律敦治對於香港的政制發展也有不少看法。1965年，他率先提出議員應該受薪，認為這樣才能夠吸引社會不同階層的人士，特別是來自基層的人士，花時間到議會議事而不影響日常生計。不過，當時社會普遍認為議員有為民請命的義務，所以其建議沒有被當局採納。多年以後，時任港督麥理浩爵士終於在1976年引入議員薪津制度，並委任了出身草根階層的王霖為立法局首位代表基層勞工的議員，從此議員可以領取津貼，用於租用辦事處和聘請議員助理等用途。同時，鄧律敦治曾在1965年建議港府改革政制，指出香港應仿傚其他前英國殖民地儘早引入民主政制，並敦促港府加快公務員本地化，由本地人出任政府部門首長。這些建議同樣要經過多年醞釀，隨著港府在1980年代開始引入代議政制和加速公務員本地化，才算是得到較為正面的回應。
鄧律敦治在任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議員後期，正值中國大陸於1966年爆發文化大革命，見證香港局勢日益不穩。香港除了在1966年發生天星小輪加價事件以外，還在翌年因為一宗勞資糾紛，爆發持續多時的六七暴動。暴動期間，在文革風潮席捲香港的情況下，左派滋事份子自1967年5月開始與警方發生多場衝突，左派團體更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簡稱「鬥委會」），以「反英抗暴」為號召挑戰港府，對港府的管治構成威脅。5月22日，鄧律敦治率先以嚴辭斥責左派滋事份子影響大眾生活，成為最早譴責暴動和公開支持港府的人士之一。同年7月8日，中港邊境發生沙頭角槍戰，事件中有中國民兵突襲駐守邊防的香港警察，造成三名華籍和兩名巴基斯坦籍警務人員殉職。事後，鄧律敦治於翌日親身慰問三名殉職華警親屬，其後又赴新界探望殉職巴籍警員家屬，對警方給予公開支持。後來，左派滋事份子在全港多處地方放置多枚真假炸彈，波及普通市民，期間鄧律敦治再次予以強烈譴責，並嘗言「滋事份子在失敗前必然會採取更卑污的手段企圖動搖港府管治」，但認為港府最終必能克服困難。鑑於香港的左派暴動缺乏市民支持，再加上中國大陸的文革風潮愈演愈烈，為免出現反效果，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1967年12月向香港的左派陣營下達命令停止「反英抗暴」，擾攘香港近七個月的六七暴動才告全面平息。
六七暴動過後，鄧律敦治有感於港府有必要透過有效的渠道處理市民申訴，從而避免民怨積累，於是在1968年接受國際人權組織司法組織香港分會（Hong Kong Branch of Justice）邀請，研究設立「冤情大使」，探討由獨立人士負責處理市民對政府部門和官員的投訴。可是，港府卻選擇在1969年推出民政主任計劃，透過在各區設立民政專員一職加強港府與地區的聯繫和協調各部門的運作，設立「冤情大使」的建議沒有得到港府採納。一直到1989年，港府成立了行政事務申訴專員公署（1994年改稱申訴專員公署），當年鄧律敦治等人提出「冤情大使」的構思才終於在香港得到實踐。1968年6月，鄧律敦治正式卸下立法局的職務，但在同年3月最後一次參與該局財政預算案辯論時，他仍不忘再一次大力鞭策港府施政，席上他直指港府缺乏領袖人才，並大膽建議設立副港督一職，在民間物色合適人選擔任，以成為重點栽培對象，惟有關意見未獲輿論的普遍支持。
為肯定他多年來在擔任社會公職和在慈善事務方面的表現，鄧律敦治在1957年和1964年分別獲英廷頒授OBE勳銜和CBE勳銜。1968年6月卸任立法局時，他除了獲得港督戴麟趾爵士致謝外，更獲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罕有地頒令恩准他終身使用立法局議員專享的「閣下」（The Honourable）名銜。1969年，他進一步獲母校香港大學頒授了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以資嘉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