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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人口 > 海外移民

福建與廣東各省因為山多人狹，又靠海，許多人口移民海外。台灣早在荷西統治時期、明鄭時期就獲得閩南、粵東的移民，約有十餘萬人。清初因為防止如朱一貴事件等動亂發生，曾嚴格限制移民台灣。同治末年發生牡丹社事件，日軍一度侵台，這使得清廷積極開放移民台灣。到台灣割日前夕，已經有三百數十萬的移民人口。早在十五、六世紀，閩粵人民就時常移民泰國、馬來西亞與印尼等東南亞地區，這些海外華人還建立了华人为主体的蘭芳共和國。鴉片戰爭之後更多華人移民海外，主要以東南亞地區、美國西部、加勒比海群島為主。清朝滅亡時，海外已有七百萬的華僑。
人口 > 賦稅制度

清兵入關後，多爾袞令蠲免三餉，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前朝弊政，厉民最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更有召买粮料，名为当官平市，实则计亩加征，初议准作正粮，继而不肯销算。……予哀尔百姓困穷，……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福临登极诏书又重申：“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新饷、练饷、百买等项，悉行蠲免。”但清初由於軍費繁浩，財政困難，並沒有認真實行，特別是順治四年（1647年）復徵遼餉，七年（1650年），多尔衮边外筑避暑城加派9省额外钱粮250余万两，順治十四年（1657年）遼餉編入《賦役全書》，即為“九厘额银”，“顺治十八年（1661年）还食言自肥，恢复了明末时的剿饷，加赋五百多万两”，州县也常私自另有科派，終清一代，從未蠲除。例如清光緒十三年台灣民田中田每甲徵租稅2两8分5毫4丝，不含地方官員加派，相當於每畝徵2分4釐8毫，是明初稅制「卅取一」得八倍，若加上地方官加派則達十倍之譜。
人口 > 賦稅制度 > 永不加賦與攤丁入地

康熙後期，經過長時期的休養生息，社會已日趨安定，但人丁與地畝的載冊數增加遲緩。一方面由於土地與人口的清查不夠徹底，再者也由於地主以多報少之故，貧民迫於賦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統計並不確實。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詔「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冊人丁數作為全國徵收丁銀的固定總額，以後新增者為「盛世滋生人丁」，從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稅。但除補不易，弊端又無法避免。所以採取攤丁入地政策，廢除人頭稅（丁稅），併入土地稅內。這使得無產者沒有納稅負擔，而地主的負擔增加，對於清朝人口的持續增加、減緩土地兼併、以及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有一定的作用。
錢穆認為“地丁摊粮”只收田租，不收人丁税的办法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夸许的『仁政』。但是实际上，这一规定，并不算的是仁政，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派到地租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學者說，地丁摊粮改革政策也給當時及其後的土地墾闢帶來了重大影響，雖然這是一次賦稅改革，似乎與墾荒並不相干，但它卻有效放鬆了對貧苦無地農民的約束，使人們可以自由流遷，為異地墾荒提供了豐富的勞力資源。歷史學者張硏評價，攤丁入畝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賦役不均的情況，增加了地主的賦役，減輕了無地少地農民的負擔，減少了戶口隱漏，穩定了社會秩序，促進了生產發展，以及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
学者姚念慈认为清史研究者们往往忽视清代赋税的沉重。通过比较明清赋税，清初全国赋税总额是以明朝万历末期至崇祯时期的横征暴敛为基准的。直至康熙末年清朝的人口土地并未超过明万历时期，然而其赋税收入却较万历初期增加了许多倍。清廷立国的基础，就是过于沉重的高额赋税。康熙朝实行的大量而频繁的蠲免，实质上是变换手法，将竭泽而渔也无法获得的部分宣扬成惠政。
人口 > 人口普查

乾隆六年（1741年），戶部有感於人口的增長，有必要對人口登記制度加以檢討，並徹底改變戶口統計與管理制度，以掌握人口真實情形。然而卻遭到廷臣蘇霖渤等人們的反對，他們認為實施人口普查對維護統治沒有實質意義，各省戶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誠多紛擾」。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東部發生災害，由於賑濟的人數超過地方登載的戶口總數，經過清查發現，有些縣份在每年上報人口數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撫全面展開人口清查。隔年，保甲嚴格執行人口普查制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後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人口查報也成為保甲的一項重要職責。無論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後，人口統計都限於各省。而且京師順天府、八旗、黑龍江、新疆、蒙古、西藏、台灣、雲貴川廣地區居住的少數民族等並未列入戶口統計中，不管何時見於官方記載的人口均低於實際人口數。葛劍雄以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戶口統計數基本上是較可靠的。
人口 > 養老制度

清代社會上七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百分之二。清代法令對於老人給予免稅和減刑，獨子犯罪可因親老而留養，而官員可因自己年老告休，也可因父母年老而申請終養。此外，清代老人在一些場合中獲政府的賞賜、禮遇和優待。貧窮的老人也是慈善機構救濟的對象之一。
| 年代 | 戶數 | 口數 | 備註 |
| --- | --- | --- | --- |
| 順治八年（1651年） | 人丁10,633,326戶 |  | 這是清朝第一次人口統計，其中人丁指成丁（十六至六十歲的男子）或是指賦稅基本單位。 |
| 順治十二年（1655年） | 人丁14,033,900戶 | 推算為4、5千萬人 | 。 |
| 順治十七年（1660年） |  | 麥迪森推算為1億3千5百萬人 |  |
|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  | 高王凌推算7、8千萬人 | 去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臺灣。 |
|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 |  | 葛劍雄推算1億3千萬人 | 去年清廷平定三藩之亂並佔領臺灣。 |
|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  | 何炳棣推算1億5千萬人 | 。 |
|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 | 人丁24,621,324戶 |  | 康熙帝為確實掌握人口數，宣布永不加賦，自康熙五十二年起人口数字分成應繳稅的“人丁户口”和不需繳稅的“盛世滋生人丁”。 |
| 雍正二年（1724年） | 人丁26,111,953戶 | 推算為8、9千萬人 | 。 |
| 雍正十二年（1734年） | 人丁27,355,462戶 |  |  |
| 乾隆六年（1741年） |  | 143,411,559人 | 本年起统计制度廢除人丁，改为统计口数（含大小男妇），此後人口穩定成長。 |
|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 |  | 221,027,224人 |  |
| 乾隆四十年（1775年） |  | 264,561,355人 | 保甲嚴格執行人口普查制度，增加43,534,131人，此後全國各省人口數較以往更接近實際人口數。 |
|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 |  | 約301,000,000人 | 。 |
|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 |  | 313,281,795人 |  |
| 嘉慶十七年（1812年） |  | 361,695,492人 | 天災、川陝楚白蓮教和各地起事不斷，造成人口傷亡，也影響人口查報。 |
|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 |  | 383,100,000人 |  |
| 道光十三年（1833年） |  | 398,942,036人 | 鴉片戰爭前夕。 |
| 咸丰元年（1851年） |  | 432,164,047人 |  |
| 咸豐二年（1852年） |  | 334,403,035人 | 太平天國進入長江流域，華北有捻亂，影響人口查報。 |
| 宣統三年（1912年） |  | 347,902,565人 | 到宣統年間（1910年至1911年間），清廷再度實施人口普查，至本年完成。本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 |
註：本表主要以《清實錄》為主，僅用於觀察人口變化的狀況。雖然文獻中的人口數字都是一些近似值，並非完全準確，但即使統計誤差為上下十個百分點，這個數字仍然是相當龐大的。
經濟

条目：清朝經濟
清朝人口呈現爆發式增長，乾隆時期已達三億，相對應地，需要更加以多種方式提升糧食作物的產量。清朝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改進種植技術等方式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產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瑯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制造业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清朝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消滅明鄭統治台灣後，宣佈展界開海，沿海對外貿易開始活躍，而貨幣方面則採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曾為防止民變，一度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到18世纪中叶，徭役劳动力的动员已大大减少，清朝统治者通过财政改革减少了这种古已有之但令人厌恶的做法，获得了民众的高度赞扬。《哈佛中国史》等著作将晚明到整个18世纪康乾盛世时期的发展称为中华帝国的第二次商业革命，比宋朝时发生的第一次商业革命转型幅度更大，其中商业化扩散至地方乡村社会的情况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到了清朝中叶，中国被认为大概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
清朝人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为最高，其国内生产毛额（GDP）总量所占的世界比例在中国近三千年历史上也是最高的，据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研究，按照1990年美元价格计算，1820年清朝GDP总量为2286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2.9%，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当时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GDP为1,706美元。据他研究，即便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时代的宋朝，其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宋代中国的人均GDP在450美元，略低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人均GDP（621美元）；这两个地区皆超过当时西欧人均GDP（427美元）。这里仅表明购买力平价，与所谓财政收入是不同的概念，英国财政年收入在1830年代至1840年代在5000万英镑以下；不过，清朝GDP数值在1840年前凌驾于欧洲之上，这一说法基本得到普遍认同，但部分中国学者如刘逖仍认为麦迪森高估了中国历史上的GDP总量和人均GDP。因此，刘逖对麦迪森1600至1840年数据做了调整，认为1820年中国人均GDP在325美元，而非麦迪森说的600美元。
經濟 > 農業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關後，1644年多爾袞頒布圈地令。有主與無主地被滿人圈占，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仆。圈地主要執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廢止而終。至於全國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稱其為“更名田”，分配給無地農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漠南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令民墾荒的政策。使得華北、華中地區先後著令准墾，一些邊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灣、漠南等地區於清朝中葉先後實行開墾政策，而東北地區直到清朝後期才准許大量漢人前往開墾。
清代農業亦是歷史畝產量最高的一個歷史時期，秦漢時中國的畝產量為264市斤/市畝，唐代是334市斤/市畝，清以前畝產量最高是明代，為346市斤/市畝，清代的畝產量達到了374市斤/市畝，分別比漢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畝產量高了8％」，清代所編著的農書數量為之前所有中國朝代總和的2.09倍。另外，在清代的農書中，蠶桑類的農書共155部，而清以前所編寫的蠶桑書有4部，反映了清代蠶桑生產和蠶桑技術發展的程度。
清初，在康熙時期進行的多項水利興修。明末清初，黃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運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時大力修治黃河，任靳輔為河道總督，採用疏導和築堤的辦法將黃、淮故道逐漸修復，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減少水患的威脅。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於北京的永定河，使舊河兩岸的「斥鹵」變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時修築江浙海塘也是保護農田的水利工程。由於明末戰亂，耕地遭到破壞大為減少，清朝的耕地总面積直至嘉庆初期达10.5亿市亩，恢復到明代万历年间水平。在之后的道光年间，並逐漸反超，耕地面积达14亿市亩。江南、湖广與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許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譽稱。
由於清朝人口成長超過可耕地發展速度，如何維持龐大人口有賴占城稻與一些新的糧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國有一段長期的發展時間，到明清時期發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穫的品種，使得二次收穫，甚至三次收穫變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種植。從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間，稻米產量以及耕種面積都增加一倍。一些從美洲引進的糧食作物也開發許多原先不擅種植的地形，以提高糧食生產面積。例如比較乾旱的高原有賴玉米與甘薯，更加崎嶇的山地則依靠馬鈴薯。到嘉慶年間，這些高原都種滿新一代的糧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則大量種植花生，約18世紀到19世紀才由南方推廣到北方。
清朝糧食產量遠超以往的歷史時期，康熙二十四年，全國共有耕地六億畝，到乾隆帝去世，全國耕地約為10.5億畝，全國糧食產量則迅速增至2040億斤。當時隨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的巴羅估計，中國的糧食收穫率高於英國，麥子的收穫率為15：1，而當時的歐洲，糧食收穫率居首位的英國也僅僅為10：1。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認為：「中國農業於18世紀達到其發展的最高水平。由於該國的農業技術、作物品種的多樣化和單位面積的產量，其農業看來是近代農業科學出現以前歷史上最科學和最發達者。」。
清政府在各省設有常平倉，儲藏谷物以應付緊急需要，其幅度遠遠超過前朝。同時在全國設有災害監測網，任何地方遇上災害，政府便會利用附近常平倉的糧食來賑濟災民，以致清朝在鴉片戰爭之前從沒出現過嚴重饑荒。康熙年間的外國傳教士亦對清朝的治災手法有所讚揚。
乾隆帝多次蠲除國家賦稅錢糧，賑災救濟費用，在乾隆二十年之前達到2,500萬兩以上。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共四次普免全國共計1.2億兩的賦稅錢糧，次數高於康熙年間的一次。
清朝的經濟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漸擴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產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著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產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與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國，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產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為主。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甘蔗產地以華中、華南為主，江南、四川與台湾等地的制糖业非常发达。蠶桑業以江蘇浙江的蘇州、湖州、嘉興、杭州和廣東的廣州最為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重要生產活動。
經濟 > 手工業

清朝的手工業在康熙中期以後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歷史高峰。手工業分成官營與民營，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工匠制度，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興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場十分發達。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
瓷器制作技术改进，產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十数万件御器
。玻璃制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質量極優。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進。
清朝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論定工價。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也比过去有较多的自由。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动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
經濟 > 商業

在明清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也很發達，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由於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擴大，農產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出現許多專門化的經濟作物地區，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應消費者。例如養蠶地區為調劑桑葉的供需，出現專賣桑葉的「青桑行」和「葉市」。一些經濟作物如蔗糖行銷國內外，茶葉於十八世紀輸出激增。糧食作物除大量供給城市居民食用外，還有不小的部分用於釀酒、油和豆製品加工等。這些產品自然都是為供應市場而生產的。
清代城市工商業者的地位相對改善，明代以來匠人對國家人身依附的“匠籍”制度隨之瓦解。國家對民營瓷窯、紡織工場及採礦等進一步放寬限制。大小城市各類作坊林立，蘇杭的絲織，松江的棉紡織，景德鎮的製瓷，佛山的鑄鐵等業名揚天下。
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業市鎮的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和朱仙鎮就是位處交通樞鈕點而興起，而佛山鎮和景德鎮專司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的城鎮。至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其他興起的尚有于江泾、震泽镇等等。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寧（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當時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農業與手工業的發展為商業繁榮奠定基礎，揚州、蘇州、南京、杭州、廣州、佛山、漢口、北京，成為全國八大商業城市。中小城市星羅棋佈，取得比前朝更大的成就。
清代画家徐扬所绘反映清中叶苏州城繁华盛况的《姑苏繁华图》（又名《盛世滋生图》）
與此同時，金融業與貿易業發達，商人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廣州的行商與揚州的鹽商都是最闊氣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國銀號。
經濟 > 貨幣制度

清朝货币大体上採白銀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但银的地位更见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国银元除西班牙银元外，还有葡萄牙银元、威尼斯银元、荷兰银元、法国银元等。鸦片战争前后，需要固定形式的银币出现，正式使用机器铸造银币则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顺治帝发行纸币，到1853年咸豐帝又发行大清宝钞與户部官票等纸币，以穩定清朝經濟。
經濟 > 海外貿易

清廷在初期平定明鄭前对于民间海外贸易厉行海禁政策；对于外国来华贸易，仍沿袭明代的朝贡制度加以控制。最初与清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许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就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1685年才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清廷平定明鄭後放宽海禁，在“粤东之澳门（一说广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宁波府、江南之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並准许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逐步建立一套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馆制度。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18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參與其中，當中英國幾乎獨佔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地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後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漢學家杜赫德認為，在清朝國內貿易的極盛時期，整個歐洲的總貿易量也不能與中國抗衡。
據西方文獻記載，清朝時期的中國各省被比喻為歐洲諸國，各自擁有自己豐富且多種多樣的特產進行貿易，如湖廣省和江西省專門向所有不產大米的省份提供大米；浙江省出產最優質的絲綢；江南省盛產漆料、墨水，以及各種有趣的小作坊；雲南省、陝西省、山西省出產鐵、銅還有其他各類金屬，還富有馬、騾和毛皮生意等等；福建產糖和最好的茶葉；四川盛產植物、藥物、像大黃等等，而且都傾向於聯盟保護的形式，在所有的城市裡也一樣。清朝官員在商業界裡都擁有自己的股份／分成，同時亦惠及平民百姓。清朝的市集亦相當繁華，中外商家貿易往來頻繁，外國商人認為中國商人喜愛哄抬價格。
清朝在康熙年間部分主要与近鄰國家或地區貿易的進出口貨品如下：
清朝向日本出口的商品：各種藥材、白糖、水牛、各類刺繡、木料類等；
清朝從日本進口的商品：珍珠、紫銅棒、日本刀具、花紋裝飾的紙張、瓷器、日式工藝品、金等；
清朝與馬尼拉的交易商品：大量的絲綢，各類刺繡，地毯，茶葉，瓷器，各種藥材等；
清朝從巴達維亞（今印尼雅加達）進口的商品：銀、各種香料、玳瑁、木材、瑪瑙玉石、琥珀、歐洲布料等；
清朝向歐洲出口的商品：上等藥材、各色各樣的茶葉、金色棉線、麝香、珠寶玉石、水銀、瓷器等。
另外，當時期清朝與歐洲貿易最為重要的商品為日式工藝品、茶、瓷器以及各類絲綢；清朝亦有將從歐洲進口的布匹轉銷至日本。
乾隆年間雖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禁止西洋商船前往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的阻礙和影響，但中國的海外貿易並未因此停頓或萎縮，而是不斷地向前發展，其規模和貿易總值超越前代，在清朝乾隆十年期間，四港貿易額總值達到36,571,777兩，是前朝最高時期的三十五倍，僅廣州一地，貿易額就是前朝全部貿易最高額的十餘倍。18世紀時期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還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帶來危機感。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于外商频年不断的掠夺和违法行为，清廷只保留广州一地作為「番商」如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的通商出口處，而江、浙、閩三个海关在乾隆、嘉庆和道光期間雖有所限制，但在某程度上亦有继续正常履行其管理对外贸易的职能。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並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後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並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
宗教

条目：清朝宗教
宗教 > 佛教

清朝起，自康熙至乾隆，雖然总体上對於佛教（藏传佛教除外）較為冷淡，不過對於穩定社會仍有一定的幫助。乾隆：「彼為僧為道，亦不過營生之術耳。窮老孤獨，多賴以存活。其勸善戒惡，化導愚頑，亦不無小補。」清朝皇帝多與僧人來往，順治帝先後與名僧憨璞性聰、玉林通琇、茚溪行森和木陳道沁等互相交流，順治本人曾削髮打算出家，他所寵愛的董鄂妃在他的影響下也棲心禪學。再如康熙帝在外出巡，每往名山巨剎，為之題字撰碑。
雍正帝喜讀《金剛經》，也多與佛教徒往來，選編語錄，儼然以禪門宗匠自居。
不過佛教無限制的發展，對統治者也有不利之處，如果太多人民出家，政府徵稅的對象就會減少，寺院上層兼併土地，發展寺院經濟，就會加強土地集中的程度，激化社會矛盾，一些犯法的人，往往藏身寺廟作為躲避懲罰的手段，某些「聚眾為『匪』之案」，甚至「多由『奸邪』僧道主謀，「平時『煽惑』愚民，日漸釀成大案。」，因此清朝一方面保護佛教，另一方面又對之加以限制。清朝限制佛教的辦法主要有三種，設置僧官、實行度牒制度與不許擅造寺廟。佛教在限制下仍有一定影響力。佛教各派，除了禪宗還算盛行之外，其精神日趨世俗化，宗風也隨之衰落。另外如淨土宗、律宗、也僅能保持典型。乾隆時，曾禁止各地建立新寺院，民間出家為僧者也受限制。士大夫雖喜談佛學，但只是談論佛理，沒有興隆佛教的意願。
清朝為籠絡內外蒙古、青海、西藏外族，優禮和尊崇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順治八年，特於北京建造一大喇嘛廟，度喇嘛一百餘人，皆內府諸旗王公屬下滿州人。雍正帝曾得喇嘛之助繼位，之後以其潛邸改建為雍和宮大喇嘛廟，成為北京也是當時中國最大之喇嘛廟。雍正五年，又為蒙古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建大喇嘛廟，發帑銀十萬兩之多。並尊哲布尊丹巴為喀爾喀大喇嘛，其地位與西藏之達賴、班禪鼎立為三，後世稱為「活佛」。乾隆帝曾經把藏传佛教作為解決現實社會矛盾的方法不過也以理藩院來控管其發展。藏传佛教雖然表面上受到君王的禮遇，不過事實上不像元明前兩代如此興旺，乾隆末年發生川楚教亂，使藏传佛教漸走衰落之途。
宗教 > 道教與民間宗教

道教在宋朝最為盛行，之後元明兩代對其仍為優遇，到了清朝，帝室雖然也信奉道教，但不如前代之盛行，清朝對道教的政策與對待其他宗教一樣，既保護又加以控制。清朝的道教在明朝衰落的基礎上，進一步走向衰落。其主要原因如下：
滿族統治者對道教素無信仰，他們在入關前尊奉藏傳佛教格魯派，乾隆時又宣布黃教為國教。
清朝在思想上更加重視程朱理學，宣揚「忠」「孝」觀念，以束縛人們思想，麻痺人們鬥志。他們收羅一些理學家，如李光地等，纂修性理精義等書，頒行天下。而這些理學家則對釋、道兩教進行攻擊。
基督教傳入中國後，也使部分群眾改信其教。
民間秘密宗教的發展，這些民間宗教往往是正統道教的流衍，因此道教實際上慢慢演變成這些民間宗教。
衰落最根本原因是時代發生急劇的變化。商品經濟的發展，生產水平的提高，世界交流的頻繁，科學技術的傳入和進步，新文化、新思想的興起，這些衰落的表形，使其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下隆；另外道教教義學說陳陳相因，已停滯不前；道教上層人物日益腐化，失去群眾；道教也與儒佛兩教教日趨融合，使其自身的特點日益消退。
由於正統的道教逐漸衰落，促成民間宗教的崛起。其為道教的變種與流衍。因為他們被統治者視為「邪教」，而只能秘密傳播，但傳播的範圍卻很廣泛這些的民間宗教，名目不下數十百種。
民間宗教的思想內容，大量抄襲佛、道、儒等各家的教義，但也有不同之處。其中最多宣傳的東西，是關於彌勒等神佛下凡和劫變的觀念，以及關於「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的信仰。民間宗教的所有這些宣傳，無疑是一種迷信，表達人民的不滿和抗議，它給人們以安慰和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們要求改變現實願望，因此容易被人民所接受，可以成為組織，號召貧苦群眾參加起義的工作。有些民間宗教，還有明確的「反清復明」思想，如清茶門教宣傳，「清朝已盡，四正文佛落在王門；胡人盡，何人登基；日月復來屬大明，牛八元來是土星。」這些民間宗教如白蓮教與天地會，在清朝中葉以後，發動許多起義活動，如：川楚教亂、林爽文事件等等，對清朝國力造成很大的損傷。
宗教 > 伊斯蘭教

從元朝開始，西域伊斯蘭教教徒大量來到中國各地，穆斯林居住於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直隸、廣東、雲南等省。清廷對伊斯蘭教採取放任的態度，尊重他們的信仰，用他們的法律來處理紛爭，但是比起元、明前兩代來說較為沒落，清朝防制回人的法律極嚴，內地各省，回人犯法，判罪較一般犯人為重，凡罪當流徒，一般人民可申請存留養親者，回民卻不得申請。在回疆，清朝每於重要所在分建漢、回二城，限制回民的自由，並禁止漢回通婚，在公文書中，則民、回別稱，表示將回民排斥於一般平民之外。
在清朝統治期間，清朝末年時，甘肅、陝西、雲南這三省曾發動叛亂。康熙順治年間，甘州回民丁國棟、米喇印起兵造反，乾隆年間的大小和卓之亂，嘉慶年間張格爾據浩罕叛，道光同治年間的陝甘回變與雲南回變一時俱起。
宗教 > 基督教

滿清入關後，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先後被任命為欽天監主要官员，他們利用職務之便來傳教，雖然一度受到康熙曆獄的打擊，不過隨著康熙帝開始親政後，翻案成功重新執掌欽天監來繼續傳教，康熙帝對於天文曆算、火炮之學很有興趣，曾叫傳教士徐日昇、白晉等人輪流進講。並以他們擔任通譯及處理外交事務。如：徐日昇、張誠隨索額圖參加中俄尼布楚條約談判，充當翻譯和參謀。清朝對定居中原的西方傳教士採取禮遇態度。其中，順治帝特別倚重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並尊其為「瑪法」（滿語「爺爺」的意思）。在隨後的一百多年前，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
耶穌會傳教士對於中國原有的風俗習慣，抱持容忍態度。教徒祭天、祭祖、祭孔者盛行，雖然與教義互相衝突，但都以默忍。不過到了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天主教内部发生“礼仪之争”。依照道明會傳教士的指控，罗马教宗下令禁止的传教士使用耶稣会的中文词汇“天”和“上帝”来称呼天主，也禁止中国信徒祭拜祖先與孔子。这与当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后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时所采取的本土化政策截然相反。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有违中国敬孔祭祖的传统。康熙帝于1700年批示说：“敬孔敬祖为敬爱先人和先师的表示，并非宗教迷信”。
双方争持不下，最后清廷下令必須遵循「利玛窦规矩」传教，不然就不准傳教，逐出中國，是為「禁教令」。1722年，雍正帝徹底推行禁教令，使得清朝初年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被终止，到了道光帝時，連欽天監也不任用傳教士。不過清朝皇帝對於教禁並沒有徹底禁止，嘉慶年間（1807年），新教教士英國人馬禮遜，曾藉工作之便私下在廣州進行傳教的工作。
鴉片戰爭後，清廷雖並未正式撤銷禁令，但基督教的傳教自由已經由不平等條約獲得確認，於是歐美各地的基督教教士在西方列強的庇護下進行宗教活動，基督宗教傳播更為迅速。除了傳教之外，設立醫院和學校，對於中國文化和社會的演進，發生巨大的影響。不過有些西方傳教士擁有種族優越感，以爭議手法傳教，如不理會傳統社會階級之分、強占土地（強行索回雍正禁教時遭沒收的土地房產）、袒護教徒干涉司法審判、下令教徒不得分攤並參與地方集體祭祀活動、直接要求北京政府撤換省級官員，甚至一些犯罪之人也藉由信教取得司法保護，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因此民教衝突不斷，許多民眾則憤而紛紛起來焚燒教堂，驅逐或甚至殺害傳教士，收回被侵占的土地財物。從1856年至1889年先後發生的教案多達三百多起，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900年的義和團之亂期間，有數萬名中西方傳教士與基督教信徒慘遭殺害。
文化

条目：清朝文化
清朝統治中原後，推行的漢化政策比其他征服王朝還要深，然而清室也盡可能保留本族文化，並且維持本身文化與漢文化的平衡。清初以来，所有施政文书都以漢文、滿文两种文字发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文化，汉传统经典成为包括皇帝在内的满族人必修课。到乾隆中期，满人几乎全部以汉语为母语，满文渐渐成为仅用于官方历史记载用的纯书面文字。到19世纪，官方文件中的满文已基本为汉文所取代。然而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没有完全接受。
在18世紀康乾盛世期間，歐洲前往中國的傳教士們將當時中國圖景呈現給歐洲人，而後引發在17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100餘年間，甚至直到19世紀初，歐洲吹起中國風。無論是在物質、文化還是政治制度方面，歐洲都對中國極為追捧，以至於在1769年曾有歐洲人寫道：「中國比歐洲本身的某些地區還要知名。」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1735年，法國神父翻譯並發表法文版《趙氏孤兒》後，造成非常轟動的中國戲劇熱。西方對當時的中國也存在負面的聲音，認為中國朝廷過於獨裁與專權。乾隆末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出使清朝，在佩雷菲特筆下的馬戛爾尼本人認為：「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所以人們膽怯、骯髒並且殘酷」，而馬戛爾尼本人的日記卻如此記載：「中國政府的行政機制和權力是如此的有組織和高效，有條件能夠迅即排除萬難，創造任何成就」。馬戛爾尼访华团成员之一的安德逊卻如此評價：「杀头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关于这问题，我甚为注意而且好奇地去打听，一有机会就向人探问，我不只问过一个人，有好几个人，至少有70岁高龄的老人，他们从未见过或听到过有杀头处刑的事……比较轻的刑事案，在这人口非常多、商业又发达的国内也不常有」；「走过的乡村（北京郊区）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这城市（廣州城）的街道一般是15英尺到20英尺宽，用宽大的石板铺砌，房屋超出一层的很少，用木材和砖建筑。商店的正面大门之上有漂亮的阳台，因而门前形成一街檐，用各种油漆装修得很美丽」；“……这个马车队伍停歇在一个大市镇内，镇名“吉阳府”。说它是人口稠密，则我又用了这冗繁的语词，这语词可以同样应用于整个帝国，如每个村庄、市镇、城市；不，每一条河流和河流的两旁也充满了人。在这国家里，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人口是极为众多而且是到处是那么多：我们走过的乡村前后每1英里路上的人数足以充塞我们英国最大的市镇，道路两旁不少别墅田庄散布在田野之间，大为增色，也足以证明其富裕”；「……不能不對這位偉大、顯赫、聰明、慈善的中國皇帝致以崇高敬意。他治理中國60年之久，按他的百姓的普通呼聲，他對他們的康樂與興旺從未忘懷。在他管理司法方面的情況是：他保護他的百姓中最低微的人」。
文化 > 學術思想

清朝學術興盛，文人學者對明朝以前各朝代的種種學術都加以鑽研、演繹而重加闡釋，集歷代之大成，梁啟超稱清朝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鑑於晚明政治腐敗、內憂外患不斷，宋明理學流於空泛虛偽，致使清初學者多留心經世致用的學問。明朝亡於流寇、清朝定鼎中原後，一時學者痛定思痛，排斥空談心性的宋明理學與陽明學，推究各朝代治亂興衰的軌跡，提出種種改造政治與振興社會的方案，使清初學術思想呈現實用主義的風氣，發展出實事求是的考據學。
考據學又稱為「樸學」，強調客觀實踐，有疑問時求證，具有科學精神。考據學專研訓詁、音韻和校勘等。而其治學遠宗兩漢的經師，有異於宋明理學，故又稱為「漢學」。以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並為明末清初三大儒，與方以智、朱舜水等人並稱清初五大師，顏元也是這一時期的大師。顧炎武提倡「經學即理學」，提出以「實學」代替宋明理學，要學者直接研習六經。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其學說發展成乾嘉學派。黃宗羲有「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之譽稱，著有《明儒學案》、《宋元學案》，是中國學術史之祖。他保護陽明學，排斥宋明理學，力主誠意慎獨之說，蔚為浙東學派。王夫之強調實際行動是知識的基礎，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其思想發展成船山學，後人編為《船山遺書》。
以民為天下之主的思想於明末清初亦有所流行，例如生活在明末又经历清初时期的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提倡民權，所著的《明夷待訪錄》攻擊君主專制體制，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觀點，倍受清末革命黨的推崇。部分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主義的思想，有西方學者稱黃宗羲為「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清初思想家唐甄所著《潛書》描述：「清興五十年來，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值得一提的是，清初五十年期間正處於氣候最為異常之時，當時世界上多處亦發生罕見的大饑荒）。」，並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惡的根源，認為「自秦以來，凡帝王者皆賊也。」
被當時正純學者（儒生）斥為「名教罪人」、「喪心病狂」、「人可戮而書可焚」的袁枚追求自由個性，反對專制思想和理學，亦貶斥漢學，他亦針對清廷統一人心風俗政策說「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天亦不能做主，而況於人乎？」，但袁枚從來沒被追究過「害義傷教」之罪，在當時亦生活得頗為順暢，名傾一世，令人羡慕。
清代中期的考據學崇尚研究歷史典籍，對中國歷史從天文地理到金石銘文無一不反覆考證。當時分成吳、皖兩派。吳派以惠棟父子、段玉裁、王引之與王念孙為主，以「博學好古」為宗旨，恪守儒家法則；皖派以戴震為首，以「實事求是」、「無徵不信」為宗旨。他們“毕注於名物训诂之考订，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桐城派健將姚鼐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道光與咸豐年間，曾國藩又把经济与义理、考据、词章并列。然而考據學到後來過分重視瑣碎事物的探究，為學問而學問，知古不知今。當時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注重六經蘊含的義理，並使用於當代政治上，意圖矯正此歪風。鴉片戰爭後，西學大量流入中國，考據學逐漸式微。
明末清初，隨著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華，西學輸入中國，對於當時的學風由浮虛轉為務實，也是有相當的激勵作用。他們將西方科技介紹給中國人，擴大其知識領域，使中國的學術思想添增不少新成分。
當時有才華的傳教士被皇帝欣賞和重用，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被推崇和應用。而在民間，民人與西方傳教士能夠互相交遊，西學在社會中得以自由傳播，由康乾皇帝敕輯的叢書《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亦收錄傳入中國的西方科學技術，當中《四庫全書》收錄了24種西方傳教士的著述。
康熙帝亦曾經委派傳教士閔明我返回歐洲招募人才，希望增進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四庫全書總目》以及乾隆帝亦對西方技術作出較高的評價：「西洋之學，以測量步算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於民用，視他器之徒矜工巧，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講水利者所必資也」；「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
鴉片戰爭之後，大量西方科技與思想帶動中國近代化革新。此時學者如龔自珍、魏源與康有為等人繼承章學誠的說法，並進一步要求改革祖宗的法制，來應付內憂外患的局勢。龔自珍講求經世之務，志存改革，追求「更法」。魏源的《海國圖志》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康有為與梁啟超主張君主立憲。他們吸收來自西方的知識，先後推動自強運動與維新運動，這一波改革風潮最後引發清末新政與辛亥革命。
文化 > 文學

条目：清朝文學
清朝文學多元發展，兼容並包歷代之文學特色。明朝以前的文學發展多表現在聲韻、格律、句法、結構的因襲或創變；清朝承接各代文學成果，先後形成許多學派，將各種在明朝以前已式微的文體重新復興，並繼明末進一步發展各類小說、戲曲；另外，因不同地區、民族互動而呈現出語言風格多樣化之文學面貌，於古體詩、近體詩、駢體文、散文、賦、詞、曲、小說、戲曲皆然。由於語言轉變較微妙，往往被人忽視，造成清朝文學缺乏明顯特徵與創造力的一般印象。整體而言，清代文學面向相當複雜多樣，但質量上也良莠不齊。
清朝前期出現風格率真、浪漫的小品文，以張岱、李漁與袁枚為主；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合稱「清初散文三大家」。但是他們的文風不受道學學者支持，這些學者發起復興唐宋文風的古文運動，此即桐城派。創始人方苞與劉大櫆、姚鼐有「桐城三祖」之稱。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辭精美），三者不可偏廢。」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後來曾國藩發展成湘鄉派，惲敬、張惠言發展成陽湖派。
清朝的詩風甚盛，以帝王、宗室為首，官方大力提倡詩學，自清聖祖以後諸帝主導官修《御定全唐詩》、《御選唐詩》、《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御定歷代題畫詩類》、《御選唐宋詩醇》、《御定歷代賦彙》等以及各代皇帝之《御製詩集》，如清高宗酷愛作詩，一生作《御製詩》五集，共計十餘萬首，每作一首詩便令詞臣注釋，若詞臣不得內容原委則准許其回家查閱典籍，多羅安郡王瑪爾渾選宗室王公詩為《宸萼集》。皇帝也將詩詠作為聯繫、攏絡官員的方式。在清代，寫詩的女性越來越多，且詩的創作者皆來自各行各業。清代是一個文學收藏和批評的時期，許多現代流行版本的中國古典詩歌都是通過清朝詩集傳播的，如《全唐詩》和《唐詩三百首》等。
清初詩家首推錢謙益、吳偉業與王士禎；康熙中後期，江南地區出現王式丹、吳廷楨、宮鴻曆、徐昂發、錢名世、張大受、管棆、吳士玉、顧嗣立、李必恆、蔣廷錫、繆沅、王圖炳、徐永宣、郭元𨥤合稱「江左十五子」。乾隆時期袁枚、蔣士銓與趙翼並稱江左三大家，同時黃景仁與鄭板橋也以詩聞名。嘉慶、道光年間文人廣結詩社，京師與揚州風氣最盛，以消寒詩社最知名，代表人物有顧蓴、夏修恕、程恩澤、陶澍、朱珔、吳椿、梁章鉅、胡承珙、李彥章、劉嗣綰、周之琦、林則徐、徐寶善、卓秉恬。被稱為「詩界革命」的詩歌改良運動產生於維新運動，其代表有黃遵憲的以写作反映时代的社会詩，其餘如譚嗣同、唐才常、康有為、蔣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存世。於清末又發展出同光體，代表作家陳三立、陳衍、沈曾植等，且延續到辛亥革命後。清朝詩論學說分成沈德潛的格調說、王士禎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與翁方剛的肌理說。
詞興起於隋唐的「燕樂」，兩宋發展達高峰，至元朝衰微，延續至明朝則趨近消亡；清初詞學振興繁盛，康熙年間納蘭性德與朱彝尊、陳維崧並稱「清詞三大家」，隨後產生由陳維崧為代表的陽羨詞派、朱彝尊為代表的浙西詞派，詞學蔚為風潮。萬樹整理詞調輯成《詞律》，於清詞頗有影響力；康熙末，清聖祖敕命王奕清等編成《御定詞譜》，為詞調格律的集大成鉅作，影響層面最廣。乾隆、嘉慶朝，常州詞派起而代之，反對浙西詞派的「清空之弊」，代表人物有張惠言、張琦、惲敬、黃景仁、李兆洛、丁履恒、錢季重、陸繼輅、左輔、董士錫、周濟、劉嗣綰、劉逢祿、譚獻、莊棫、宋翔鳳、謝章鋌、馮煦、陳廷焯、王鵬運、鄭文焯、況周頤、朱祖謀等人，著名詞人輩出，持續到清末民初。清朝因此被稱為詞的「極盛時期」，「號稱詞學中興」，「作家之盛，直比兩宋」，門戶派別各具風采，婉約、豪放都各自重現、盛行。
清朝小說傑出者眾，曹雪芹等著《紅樓夢》不仅為四大名著之一，由于其对社会百态和众多人物全面精确的写实描绘和丰富的艺术魅力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以志怪内容反映社会面貌的短篇小说集《聊齋誌異》。吴敬梓所著的虽结构松散但足称伟大讽刺小说的《儒林外史》；以及在《儒林外史》的影响下，以《老殘遊記》为代表的揭发官场丑态的譴責小說均有很大影響。
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九年（1773年—1784年）編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共收錄古籍3461種、79338卷、裝訂成三萬六千餘冊，保存豐富的文獻。「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在編纂《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這些書籍分為“著錄”、“存目”與「禁燬」三類處理：符合部分條件的，被列為「存目」，只存書名，不收其書。「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符合收錄條件的「著錄」共3461種。存目書者共6793种，称四库存目，是「著錄」的2倍。禁书共2855种，称四库禁书，甚至還有不另保留原文而直接修改內容，而被後世學者所批判。
文化 > 藝術

条目：清朝藝術
書法方面，晚明的帖學在清初仍然發達，姜英、張照、劉墉、王文治、梁同書與翁方綱等人在刻尊傳統的時候，力圖表現出新面貌，或以淡墨書寫，或改變章法結構等。但由於帖學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漸頹勢。隨著金石考證學的發展，清朝書法多從碑體入手，成為清朝書壇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綱、劉墉、何紹基與趙之謙。到康有為大力張揚碑學，碑學作為一種與帖學相抗衡的書學系統而存在。清代的陶藝發展出繁複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兩種風格迥異的風格。
京劇被称为中國的“國粹”，起源於明朝的崑曲和京腔，形成於乾隆、嘉慶年間。京劇之名始見於清光緒二年（1876年）的《申報》，歷史上曾有皮黃、二黃、黃腔、京調、京戲、平劇、國劇等稱謂。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進京後與北京劇壇的崑曲、漢劇、弋陽、亂彈等劇種經過五、六十年的融匯，衍變而成，是中國最大戲曲劇種。其劇目之豐富、表演藝術家之多、劇團之多、觀眾之多、影響之深均為全國之冠。京劇是綜合性表演藝術。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為一體、通過程式的表演手段敘演故事，刻劃人物，表達「喜、怒、哀、樂、驚、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為：生（男人）、旦（女人）、淨（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當。人物有忠奸之分，美醜之分、善惡之分。形象鮮明、栩栩如生。
清朝建築比前世變化不多，除了規模宏偉之外，作為中國建築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趨虛飾纖麗，幾乎失去原來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許多大型色彩豐富的磚石建築。歷代帝陵無寢，自明太祖開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別建有位於遼寧瀋陽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東陵與河北易縣的清西陵。清代園林藝術以圓明園為代表，融合江南名園佳景與歐洲義大利樓房花園，被外國傳教士譽為「萬園之園」。清朝提倡藏傳佛教，分別於奉天、北京與五台山興建大喇嘛廟。康熙帝也於熱河承德興建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承德避暑山莊，供遊獵避暑的住所。
清朝畫壇由文人畫佔主導地位，山水畫科和水墨寫意畫法盛行，更多畫家追求筆墨情趣。清代山水畫家有名的有「正統派」的四王（王時敏、王翬、王鑒和王原祁）、吳歷與惲壽平，合稱「清初六大家」。其中惲壽平創造不用墨線勾勒的沒骨花卉畫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沒骨法，又加入創意，蔚為清代花卉畫宗師，頗為後人所效仿，形成以惲壽平、鄒一桂為首的常州畫派。然而正統派的繪畫與元明兩朝相比，其水準水平一般，大致上總不脫臨摹的陋習。不過清初繪畫仍有翻新出奇、流于怪異之處，比如清初四僧的「遺民派」畫家（八大山人、石濤、漸江與髡殘）以及「金陵八家」的龔賢、樊圻、高岑、鄒結、吳宏、葉欣、胡慥和謝遜等人；雍乾之際以金農、鄭板橋為首的揚州八怪。清朝的宮廷畫院以義大利的郎世寧、最著名。受到西洋畫的影響，清宮廷中的畫家如焦秉貞、冷枚等人受西洋畫影響。清末時期，任伯年、吳昌碩、居廉的仕女花鳥畫及楊柳青、桃花塢和民間年畫如《蓮生貴子》、《魚躍龍門》等對後人也有很大影響。
惲壽平所繪《牡丹圖》，其沒骨花卉畫柔美秀雅，開創一代新風，時人爭相仿傚
八大山人所繪《荷花水鸟图》，简约含蓄而又充满忧愤感情，冷逸逼人
王时敏所繪《仿王維江山雪霽》，傾斜的走向的山岩構成奇特宏偉的山形，充滿動勢
鄭板橋所繪《墨筆竹石圖》，蘭、竹縱橫交錯，天机自然，秀逸洒脫中更見一种頑強的生命力
沈詮所繪《松梅雙鶴圖》，笔触细致工整，造型生动准确，富有立体感
闵贞所繪《蛤蟆仙人图》，用笔于恣肆中不失紧劲，寄巧于拙
文化 > 禁书

据统计，清代禁书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次数上都远胜于明代，为中国古代包括秦代焚书坑儒在内的书厄之一。其中，清代违碍书籍的数量是明代的约29.2倍，科举时文是明代的约27.2倍，剧本小说是明代的10.2倍，妖书是明代的约8倍，禁书总数为明代的约12.6倍。明代的统治时间为277年，清朝自天聪年间开始禁书，到道光年间，共224年，比明代持续时间少50多年，而其禁书的数量却比明代多了十倍以上。虽然这只是一个概数，但却能直观地反映出明清两朝在禁书数量上的巨大差距。
科學與技術

整體而言，清朝的科學技術和同時代的西方國家相比較為落後，在晚期差距更為明顯。清初統治者和部分中國學者積極與西方傳教士進行中西文化技術交流，統治者亦會將習得的新知識實際地運用在治國方面，然而後來由於禁教的原因導致人們對西學日益模糊和隔閡。清代科學技術的落後是中國貧困積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某些科學技術領域中比前也有明顯進展，尤其是在數學、天文、曆法等學科方面得到空前發展，而精於此道的學者也是英才輩出且人數眾多，從遠古到清朝這段期間，有關學者的數量在清代占約44%。清代學者亦對古代技術和文獻的復興和修復也作出貢獻。
科學與技術 > 天文学與地理学

清軍入關後，湯若望、南懷仁等教士來華傳教，帶來西方科學與技術。他們先後被任命為欽天監。康熙帝對於天文曆算，火炮之學很有興趣，曾令白晉、德瑪諾等人，測繪全國地圖，歷時十年而成，康熙帝命名為《皇輿全覽圖》，它是中國第一部用經緯度測繪的地圖。順治帝多次向湯若望學習天文、曆法、宗教等知識，以及治國之策。不久湯若望成為「欽天監」的負責人，掌管國家天文历法事务。在隨後的一百多年前，「欽天監」皆由耶穌會士掌管。由於需要新的曆法，清政府遂下令根據湯若望所著的《西洋新法曆書》，制定新曆法並頒行全國，名為時憲曆。另一受西方影响较大的是地图测绘学。康雍乾時期，国家统一，版图巩固，始绘制全国和各地的地图，派人到各处实地测量。外国传教士雷孝思、杜德美和清朝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参加这项工作，采用西方经纬度定位和梯形投影法，所制地图居当时世界水平的前列。在測繪全國地圖的過程中，康熙時期編成的數學巨著《數理精蘊》亦發揮實際作用。
從順治到乾隆期間，西方傳教士在皇帝的要求下製造以及添加不少天文儀器如赤道經緯、黃道經經緯、簡平儀等，同時有相關天文學術著作出現，亦改善和編製較為先進的曆法。西方的物理學知識也從明朝末年起一直在中國傳播，康熙年間的學者戴震就写有关于阿基米德定律的作品，傳教士南懷仁著有《熙朝定案》等介紹各種工程技術的作品外，亦著有《驗氣圖說》和《形性理推》等對中國的物理學界產生一定影響的介紹西方光學知識的書籍，並在一定程度下讓一些學者啟迪進而研究光學，例如在康熙年間寫有《鏡史》一書的孫云球以及在十九世紀前期寫有《鏡鏡詅痴》的鄭復光；在對待西洋器物方面，清代有不少學者、匠師和科學家如黃履莊、黃履、孫玄球等對西方「奇器」有一定的研究和高度仿製，西方「奇器」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動中國的物理實驗和機械製造的發展。
由於清政府對天文曆法的重視，民間的天文學研究也很活躍，主要代表人物有著有《曉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的王錫闡等。
科學與技術 > 火器

為平定三藩之亂，康熙特命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製造適應南方地形特點和便於戰場上機動使用的火砲。南懷仁“依洋式鑄造新炮”，並進呈《神威圖說》一書，介紹西方的製炮理論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年）至康熙末年四十餘年間，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無敵大將軍、金龍炮、制勝將軍、威遠將軍等各型火砲近千尊。不但數量多，而且種類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頒行的《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載有各種火砲共85種，同年的《皇朝禮器圖式》中鳥槍，紅衣炮，子母炮這三樣火器成為製式武器。其他的著作分別有薛熙撰的《練閱火器陣紀》，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訣解證》，王達權、王韜同撰的《火器略說》，薛鳳祚撰的《中西火法》，陳暘撰的砲規圖說以及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等。清朝軍隊的火器裝備率也超過明朝，直到兩次鴉片戰爭期間和太平天國戰爭初期，清軍的主要火器是鳥槍和各種生鐵、青銅鑄造的火砲，在道光、咸豐年間又裝備了兩人抬用的抬炮和抬槍，清朝軍隊火器的裝備率達到50-60％。
清朝初期在政權穩固及穩定後容許漢族民眾持有冷兵器，但仍然警惕火器尤其是重型火器的流存。雖然清朝在法律上嚴禁民間私製火器，但在實行上卻沒有也難以嚴加管制，終清一代火器在民間幾乎隨處可見，製造和銷售火器在民間已有相當的規模，出於自衛、捕獵、遊戲等原因有不少平民都擁有了火器，甚至在京城也有鐵匠私造火器售賣。此外，清朝希望士紳掌管的民間武力協助國家維持基層社會的秩序和協助保衛國土，加上亦需顧及民間狩獵和自衛的需要，故清政府在一定條件下容許民間武器合法存在。中國歷史上的歷代王朝都不會樂見民間有大量武器，特別是不願看到有精利武器在民間流傳，但基於上述原因，清朝對民間火器的政策經常陷於「允許、鼓勵」與「禁止、控制」的兩難處境。
科學與技術 > 農業

参见：清朝农业科技史列表
農業方面，清代有《授時通考》、《廣群芳譜》、《補農書》等著作，詳細論述各種作物的栽種和農業生產技術。清代亦是中國传统农学的高度发展时期，中国历代所编著的农书共714部，其中清以前的二千一百多年间编著的农书为231部，清代267年，编著的农书为483部，为清代以前农书数量的2.09倍，清朝治理及研究蝗蟲的技術亦相對比較發達。
科學與技術 > 醫學

清初至鼎盛時期，醫藥學進步所表現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是明朝醫藥盛況的延續。如對經典著作的研究、本草學、方劑學、診斷治療學、醫案整理等，均較明朝更成熟。各家學派的紛爭也逐漸緩和，大多醫家能採各家之長折衷於臨床。但也不乏固守《內經》、《難經》、《傷寒論》，而批評金元以後一切新說的醫學，這與當時考據學盛行不無關係。清朝中醫藥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關於急性傳染病的研究，它已形成一個新的系統，即溫病學說。這一學說的出現，雖然是基於歷代醫家的有關成就上，但清代溫病學派在中醫發展史上的貢獻，仍然是相當顯著的，它並不亞於东汉張仲景著《傷寒論》，金朝劉完素創河間學派。
康熙年間有不少精通醫術的傳教士如張誠和白晉等向中國傳授西方醫學，並且被容許在入職朝廷、建立試驗室以傳授解剖學知識，康熙對此深感興趣，甚至曾經在一次研探解剖學時得病。法國傳教士巴多明用滿文翻譯人體解剖學方面的著作並名之為《欽定格體全錄》，巴多明和白晉也在康熙的支持下翻譯出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的著作，並且在北京傳播相關知識。西方傳入的醫學知識和理論亦引起了當時中國醫學界人士的注意，例如清初劉獻廷研究過人物圖說等西方醫學著作，乾隆年間著有《醫林改錯》的醫學家王清任亦十分重視解剖學：「著書不明臟腑，豈不是痴人說夢，治病不明臟腑，何異於盲子夜行」。
清朝中葉後，西學的影響不像清初僅侷限於個別傳教士，西方科技的刺激顯然變得十分具有影響力。尤其是西方國家有意識地把醫藥作為實現他們宗教目的、掠奪目的的手段，所以西方醫學對中國的滲透變得比清初那時更為明顯。那時中國人民也有吸收外來醫藥學的需求，於是中西醫匯的主張應運而生。這種新的思想既有解放中醫藥學家保守思想的一面，也有壓抑對傳統中醫藥學繼承和發展的一面。
到了清末民初，由於西方醫學的強勢輸入，以其診斷、手術器械的先進、服藥的便利、診間及病房的明亮乾淨，對當時的傳統中醫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與競爭的壓力。然而由於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醫療習慣、中醫的實際療效以及西醫人數尚少不能普及於全國等原因，當時的中醫並未如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漢醫般幾乎絕跡。
科學與技術 > 數學

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曾名列世界前茅，到明代衰落下來，古算幾成絕學。明末，西算傳入中國，從徐光啟翻譯《幾何原本》前六捲起，直到康熙時編成《數理精蘊》（明末清初西算輸入時期一部帶有總結性的數學巨著，被稱之為當時中國最高水平的數學百科全書），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西算輸入時期，雍正以後到鴉片戰爭以前，又為「古算復興時期」。介紹西算和復興古算構成清前期數學發展的兩大內容。清初的曆法大辯論，新法以計算精確戰勝舊法，這件事使當時知識界對數學重視起來。康熙又聘請傳教士徐日昇、白晉、張誠、安多等入宮，講授幾何、代數、天文、物理等科學知識，這就推動數學的蓬勃發展，出現方中通、梅文鼎、梅轂成、明安圖、王元啟、董祐诚、項名達等著名數學家。
清朝學者亦重新發掘出在古代已長期失傳的大量數學著作，例如《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者之一的戴震就從《永樂大典》中發現和整理出久已失傳的許多古典算書。如《海島算經》、《五經算術》、《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以及《夏侯陽算經》。他又從南宋刻本的毛扆影抄本中抄輯出《張丘建算經》和《輯古算經》兩種，連同明刻本的《數術記遺》共計十種。這十部算經於乾隆三十八年由孔繼涵刻入《微波榭叢書》，正式題名為《算經十書》。戴震還從《永樂大典》中抄輯出宋秦九韶的《數書九章》及楊輝的各種算書，令漢唐以來數學成就的結晶重現。
清朝的數學人才輩出且著作繁多，大約有五百人貢獻一千多種數學著作，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但因受乾嘉漢學的影響，多集中在對古算的整理、註釋方面。在若干領域內，清代學者也作出創造性的貢獻。如陳世仁發展宋元以來垛積術的研究，即高階等差級數求和的方法；焦循註釋《九章算術》，提出加減乘除的交換律；還有汪萊和李銳繼承宋代天元術和四元術，發展方程論的研究，對方程根的性質以及根和係數的關係等進行探討。
科學與技術 > 化學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學説陸續傳入中國，其中不乏化學知識。1866年設立的算學館就有教授化學課程。清朝學者對中國現代化學發展的貢獻在於出版大量化學書籍和翻譯化學名詞。1855年（咸豐五年），英國醫生和傳教士合信以中文出版《博物新編》，書中介紹了自然科學的知識。合信把“元素”一詞翻譯為“原質”，並介紹了不少元素的性質。到了1868年（同治七年），同文館出版了美國傳教士丁韪良編著的《格物入門》全書共七卷，其中卷六講述化學，附有一個元素一覽表，名爲“原行總目”。於1871年，嘉約翰和何瞭然兩人以福恩斯的《化学手册》和威爾斯的《化學鑒原》作為基礎寫成《化學初階》，由博濟醫局印行，此書再一次翻譯元素的名稱。同年傅蘭雅和徐壽將《化學鑒原》翻譯成中文，裏面介紹到不同元素和化合物的性質和化學反應。徐壽把以往元素冗長的名字簡化成一個字，亦定下化合物命名的規則。1872年，美國醫生兼傳教士瑪高溫和華蘅芳譯了達納的礦物學文件《金石識別》，書裏面有一個原子量列表，稱為「重率全表」。其後清朝學者翻譯出《化學考質》、《化學求數》、《化學分原》、《化學指南》等書籍。
清朝最爲著名的化學家是徐壽和他的兩個兒子徐建寅、徐華封。而華蘅芳雖為數學家，但他對數、理、化、工、醫等學科有廣博的學識，並注重科學研究。他翻譯過化學書，亦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於天津武備學堂試製氫氣球。但清末的科學教育培育了後來中國王璡、任鴻雋、陳裕光、陳可忠等化學家。
科學與技術 > 建築學與基建

建築學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宮殿、園林、寺廟、宅宇、城垣的建築，盛極一時。或雄偉莊嚴，或富麗典雅，彩繪藻飾，光彩照人，庭院草木，錯落有致。著名匠師梁九、雷發達均有高超的設計和施工技藝。外國傳教士蔣友仁、王致誠等帶來西方的建築技術，設計圓明園內西洋樓、大水法等建築群。
清朝末年，中國的交通事業有所發展，詹天佑是中國第一位傑出的鐵路工程師，他主持修建的京張鐵路工程之艱巨是當時世界鐵路史上罕見的。詹天佑克服一道道難關，創造性地設計出「人」字形軌道，減緩坡度，降低造價，比原計劃提前兩年完工。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期間，厘定各種鐵路工程標準，並上書政府要求全國採用。中國現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標準軌、鄭氏自動掛鈎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議。此外詹天佑亦著重鐵路人才的培訓，制定工程師升轉章程，對工程人員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規定，並且定明工程師薪酬與考核成績掛鉤。京張鐵路培訓不少中國的工程人員，詹天佑所製定的考核章程亦成為其他中國鐵路的模仿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