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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
饥荒情况 > 暴力事件 > 吃人事件

於是各個農村的公共食堂糧食短缺，導致了嚴重的饑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艾塞克斯大学历史系讲师周遜（时任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冯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饑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饿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湾》获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其中纪录了大饥荒时期的真实片段：“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裡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裡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四川：前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邓自力说：“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甘肃：三年困难时期任甘肃临夏州委书记的李磊在她的自传体著作《悠悠岁月》一书中提及临夏市所属的十个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尸体。例如红台公社小门沟生产队共吃掉尸体125具，活人五名。小门沟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六个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此外，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在中国调查时，曾获得关于临夏地区人吃人的官方内部调查资料。2008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主办的《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佈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国官方調查文件，根據該文件，臨夏以及和政兩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殺死後吃掉。
安徽：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安徽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當中提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吃人事件）”， “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中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安徽省委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只讓少數人知情，并指示安徽省公安厅要严格控制知情范围，並且要销毁有关档案。此外，退休干部梁志远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安徽亳县每公社都有人吃人。
山东：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贵州：于1959年至1979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的晏乐斌回忆表示他曾在1961年“发现一位40来岁的妇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尸体，这个小孩尸体的手脚被肢解，头部已砍下放在一边，尸体发出腥臭，我们询问她为什么杀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杀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饿死的，全家人饿饭，没有办法，为了救命，不得不拿来吃啊！’又说：‘哪个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据湄潭县县委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959年至1960年5月，“全县出现了人吃人，杀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惨剧，吃死人就更多了”。
湖南：劉家遠殺子食子案為發生在1960年的湖南澧縣，三年大饑荒導致劉家遠家中同樣受到衝擊。家中斷炊已久，餓得奄奄一息的劉家遠，最終將兒子殺害並充飢。事件發生後，劉家遠被逮捕。該事件也成為三年大饑荒時期的人相食證明。
饥荒情况 > 暴力事件 > 民众暴动

1964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布的一份报告第81-82页提到，1960年10月、11月，在数个灾情严重的省份突然出现大规模异议事件，尤其是山东和河南，其中河南的民众暴动尤为严重、波及全省，许多军队组织亦加入了起义，瘫痪了地方政权并处决共产党干部。该中情局报告提到，林彪在1961年1月曾警告当年可能出现更多类似政治事件并要求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军队受控，而该报告进一步指出：
中国东部和北部受灾地区严重食物短缺所造成的饥荒，是导致民众暴动的基本原因。尽管共产中国的领导人极力否认饥荒发生，但各方面的大量证据显示，这一时期因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疾病（如水肿和肝炎）大范围爆发，造成死亡率激增。西藏文件显示，1960-1961年冬季，中国第一军百分之十的军人有家属“非正常死亡”，佐证了周恩来于二月份所述的“生存条件艰难”。 此外，毛泽东本人认为（1961年10月在与伯纳德·蒙哥马利谈论共产中国人口问题时，无意中谈到），1960-1961年共有超过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为确保解放军的效忠，中共领导人迅速增加了军队的物资配给，提高了军人及家属的医疗待遇，并在全军上下展开异议调查、进行高强度思想训诫。
崖县暴乱
1958年12月，廣東省崖縣（現屬海南）發生暴亂，參加者近3000人，殺死水庫工地主任等4人。暴亂平息後，有105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
「順天會保民軍」
1958年，福建省建甌縣躍進公社組織200餘人燒炭、挖礦、煉鐵，工人吃睡在山上。有不滿者利用原來的刀會，組織「順天會保民軍」，殺死鄉長及其兄弟2人。
山东紅槍會
1960年3月21日，山東益都縣「紅槍會」發起暴亂，打死幹部1人，打傷7人。事後發生了大量捕人的情况，僅第一季度共捕2048人。
刘桂阳案
条目：劉桂陽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刘桂陽为反映民众的困苦，在国务院北门外请愿、张贴标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案件，在文革後被平反。
信阳事件
条目：信阳事件
河南省信阳专区地委书记路宪文禁止信阳专区农民逃荒，派出多队巡视员拦截逃荒者，并禁止当地信件外流。
河北還鄉道等
1961年1月，河北省永年縣以曹某為首，串連糾合八個村的「還鄉道」、「梅花拳」、「黄沙會」等道徒，企图砸搶糧庫，進行暴亂。
中国劳动党
在饿死20余万人的安徽无为县，1960年由原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黄立众（1956年考入北大，因说农村有人饿死，被校长陆平开除）看到众多乡亲被饿死组织而组建了“中国劳动党”，并针对当时的情况制定了《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准备在1961年春节期间发动暴动，后被两个连的部队剿灭。1982年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给予部分平反。
饥荒成因 > 大跃进

条目：大跃进和三面红旗
大跃进时期，为“超英赶美”，出现了“大炼钢铁”运动和“浮夸风”，大炼鋼鐵浪费了大量人力，农村大量人口去大炼钢铁，导致无法及时收割粮食。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裡，豐收未能歸倉」。而浮夸风也是导致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间知名的口号包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
此外，大跃进及其后的“农业学大寨”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对农业生产造成负面影响。
饥荒成因 > 大跃进 > 人民公社化运动

条目：人民公社
1958年8月起，中国大陆农村地区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推行“公共食堂”制度，至1958年秋有超过265万个公共食堂投入运作（许多公社不再把口粮分配到户），其中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且农民无法自由退出食堂，出现过度消耗和粮食浪费，是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又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极端的平均主义下，也导致人民生产积极性低。
饥荒成因 > 大跃进 > 打麻雀运动

条目：打麻雀运动和除四害运动
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过程中，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1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扩充版本的《纲要草案》，其中第27条规定：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运动”正式兴起后，1956年包括朱洗在内的一批生物学家提出反对意见，但未起作用；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建人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提出“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并断定“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大跃进初期，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1958年3月-5月间，毛泽东在数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据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全国捕杀麻雀2亿多只（一说约21.1亿），结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国许多城市街道两侧的树叶几乎都被害虫吃光了。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擂鼓鸣金除四害》：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报》发表了郭沫若所作的《咒麻雀》诗一首：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饥荒問題。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所长朱洗、中国科学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德培、张香桐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就麻雀问题写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了这些科学家和国外科学家的看法，两天后获得毛泽东批示：“张劲夫的报告印发各同志。” 1960年3月18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虫’。” 消灭麻雀运动终于得以正式停止。
饥荒成因 > 制度因素 > 统购统销

条目：统购统销
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被严重夸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征收量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經濟學家孟昕、钱楠筠研究大饥荒的制度原因，發現1959年大饥荒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糧食產量高的地區，反而餓死的比率比較高。他們認為這是中央計畫經濟下，政府難以蒐集產量新資訊並且作出調整的結果。
1956年初，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同年10月6日，国务院出台《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统购统销的规定》，施行粮食统购和农村统销。“不论高级社或初级社，一般以社为单位，根据一九五五年分户，分社核定的粮食定产、定购、定销数字，统一计算和拟定。归社统一计算的结果，粮食有余的为余粮社，粮食不余不缺的为自足社，粮食不足的为缺粮社。”合作化后，国家不再跟农户发生直接的粮食关系。国家在农村统购统销的户头，就由原来的一亿几千万农户简化成了几十万个合作社。《规定》提出：“国家对粮食丰收地区的余粮社，可以在定购数量以外，适当增购一部分，但增购部分不得超过余粮社增产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国务院又作出补充规定，根据一九五六年的经验和供销矛盾的新发展，提出在坚持“三定”的基础上，实行以丰补歉的方针。对超过粮食“三定”的余粮社、自足社，必须增购一部分粮食，对缺粮社必须减销一部分粮食。
1959年4月，国务院秘书厅把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缺粮的情况上报给毛泽东，又把15省多达2500万人缺粮挨饿的情况上报。面对这样大面积的灾情，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继续“大跃进”。1958-1960年期间，向农民征购的粮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状态。1960年4月，大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国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假如当时能够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最终，1959到1961年平均征购数占粮食总产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
饥荒成因 > 制度因素 > 户籍制度

条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籍制度
1958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实行，取消了农民自由迁徙权，这样事实上的农村隔离封锁政策使得信息传递以及逃荒成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国农村大饥荒的起始年。
大饥荒出现以后，饥民逃荒开始增多，但各级政府对流动人口严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农民外逃，另一方面，对逃荒农民严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窜犯”的名义加以拘留、拷打、游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披露，1960年流动人口曾经达到600万，1961年1月－8月，全国收容207万人，1962年1月－8月全国共收容140万人，全年估计收容近200万人。
中共党營媒体人民网——《国家人文历史》则总结指出：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并称“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饥荒成因 > 制度因素 > 高压管控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糧食減產，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糧食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匮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误导。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很少剩余。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災，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当时的中国在毛泽东的经济政策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却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新闻自由，经济政策持续三年而没有得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冯客教授查阅了中國官方的档案后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仅仅包括了饥饿所导致的死亡，还有一部分死于阶级斗争。在大饥荒中饥饿的人，很多是因被减少给予食物的量而导致的。因为人们的住房被拆，财产归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烧饭，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喂养”，不能劳动的病、弱者被视为负担，他们所分得的食物也会因其劳动量的减少而缩减。
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于中共党办的人民网刊文《“大跃进”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记载了安徽省当时，有近几十万农民在饥饿死亡面前逃往山区去找野生动、植物充饥而被公安机关等暴力武装机关抓回打成“反坏分子”，其并明确指出：“大跃进”时期安徽饿死了那么多人，同不断进行以“镇压反革命”为名而野蛮进行社会控制，密切有关。
历史学家宋永毅则据中国公安部的一个绝密报告披露，仅1957年就有过数百起中国农民的要饭吃的所谓叛乱，甚至遭到正规军队使用机关枪进行武装镇压。由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饑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的“糧食戰爭”。
饥荒成因 > 外部因素

| 0 | 1 | 2 | 3 |
| --- | --- | --- | --- |

| 年份 | 出口 | 进口 | 净出口 |
| 1950 | 122.58 | 6.69 | +115.89 |
| 1951 | 197.11 |  | +197.11 |
| 1952 | 152.88 | 0.01 | +152.87 |
| 1953 | 182.62 | 1.46 | +181.16 |
| 1954 | 171.10 | 3.00 | +168.10 |
| 1955 | 223.34 | 18.22 | +205.12 |
| 1956 | 265.12 | 14.92 | +250.20 |
| 1957 | 209.26 | 16.68 | +192.58 |
| 1958 | 288.34 | 22.35 | +265.99 |
| 1959 | 415.75 | 0.20 | +415.55 |
| 1960 | 272.04 | 6.63 | +265.41 |
| 合计 | 2500.14 | 90.16 | +2409.98 |
饥荒成因 > 外部因素 > 对外出口

中国为了体现国际主义和加强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关系，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致使粮食问题更加严重。1960年1月，与外交部、外贸部平行的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成立，专门负责向外国赠送现款、食品等。就在大饥荒最严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格瓦拉1960年11月访华，中国给予对方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特别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1961年1月，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希望阿尔巴尼亚持反对赫鲁晓夫的立场，赠予五亿卢布，并用外汇从加拿大买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此外，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
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还有支援阿尔巴尼亚15000吨小麦，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
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
1965年5月1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
南京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尚长风分别在中共党办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2009年03期发表了《1961年中国粮食进口研究》、《百年潮》 2010年04期发表了 《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粮食进口实情》，公开了当时的粮食进口和外国援助情况。1959年的粮食产量比1957年度减少了2500万吨，而1959年的粮食出口却增加到415.75万吨，为历史最高。大饥荒最为严重的1960年，继续出口粮食272.04万吨，同时还出口大量的油类、鲜蛋、肉类、水果等当时极为珍贵的食品。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开始紧急调运和进口粮食，并开始采取大幅度减少粮食征购、提高粮价等紧急救灾措施。
饥荒成因 > 外部因素 > 苏联债务

参见：中苏交恶和蘇聯逼債
1960年底，苏联体谅中国的国情，提出“还债的事可以延缓”。1961年初举行的中苏贸易会谈中，雙方同意延期还债。1960年时，中国欠苏联约3.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53亿元。中國從1950年代起欠蘇聯的債，大致可分為兩筆。第一筆是抗美援朝的軍火武器債務30億人民幣。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佔了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以上。第二筆是中國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華的基礎工業機器設備。1964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在经济困难时期，不但没有借一分钱的外债，而且还把过去的外债几乎都还清了。”1961年，蘇聯在中國要求下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以緩解中國東北糧荒。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则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同志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会自行解决。在中国官方與民间舆论中，将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撤走专家、逼债”归咎为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因素之一。沈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
饥荒成因 > 外部因素 > 中美关系

1962年，美國肯尼迪政府尝试通过粮食援助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拒絕从台湾撤军，而中国堅持要求撤軍，并因此拒绝了援助。基于中国支持东南亚共产主义奪權以及中印战争等因素，肯尼迪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华政策调整和援助提议。
饥荒成因 > 自然灾害

对于自然灾害在大饥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据《中国灾情报告》记载，1958年，“1-8月，全国大面积旱灾……冀、晋、陕、甘、青与西南川、滇、黔及华南粤、桂等省区。春旱时间长，波及面广，严重影响农作物播种、生长。河北省中部、东部连续200多天无雨雪……5月中旬……西南、华南及冀东持续干旱。入夏，华东、东北800多万顷农田受旱。吉林省266条小河、1384座水库干枯，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内，旱灾波及24个省区2236万公顷农田。” 1959年，“1-4月，冀、黑严重春旱。” 1960年的旱灾期间，“1-9月，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旱灾”、北方地区60%的农业耕地未有任何降水。1961年，旱情持续，但气候环境有所缓和，其中“1-9月，全国范围的特大旱灾。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1865.4万公顷。” 1962年，“1-9月，全国大面积旱灾。”
另一方面，据杨继绳研究，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薛暮桥于1958年曾说道“我们汇报上级想要的任何数据”以夸大自然灾害、减轻官员对饥荒死亡的责任。许多国外的观察家也持有相似观点，认为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力被夸大了。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杨继绳调查了全国范围内350个非政府气象站的气候数据，结果显示1958-1961年的气候属正常，并无特大旱灾、特大水灾或异常低温。历史学家冯客也指出，大饥荒时期的许多水灾并不是由于异常天气所致，而是大跃进期间大规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称，中共政府试图将大部分责任归咎于自然灾害（将其称为“百年难遇”）并努力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脱责，但自然现象本身无法解释中国北部和东部受灾地区对政治和经济管控的崩溃，此外亦有大批地方干部甚至省部级官员被作为“替罪羊”遭到撤职和清算，以体现“毛主席永远正确”。还有学者指，“根据当年的气象资料，1958年无论从官方的记载，还是老农的回忆来看，都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至于1959年到1961年气候方面的负面影响，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绝对不是蔓延全国且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产生的主要原因。况且，受灾面积不等于成灾面积。在粮食供应充沛的条件下，即使发生大灾，农民也有体力和积极性将灾害损失控制到最小。” 此外，在1949-1983年间，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灾面积为3273万公顷，32年的年均成灾面积为1295万公顷，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饥荒期间，中国的粮食产量几乎都处于年年增长的状态。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约为负30％、属一般干旱，其干旱幅度与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并非特别突出。作为对比，1978年的旱灾远比1960年严重，而且恰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却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80％、属一般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黄河中下游水灾，但防汛工作相对成功。涝灾分为一般涝、大涝两个等级，1954年长江大涝，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的现象。4－10月是农作物生长期，这个时期的降水量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从总的趋势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40年来较小的，这三年是常态年份。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同样有重要影响，1958年－1961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较正常。1959-1961年气温偏离也不算大，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后续及影响 >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条目：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
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七千人大会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党主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具体事务，林彪则在会议上依然公开支持毛泽东路线和“三面红旗”，毛、林等人和刘、邓等其他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七千人大会还明确要进一步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此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人支持“三自一包”改革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存条件。1962年7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会议中表示支持包产到户，并提出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广为流传的“猫论”的早期版本：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全中国大陆大约有20%的生产队，陆续实行了包产到户。毛泽东与刘、邓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加大，尤其在三自一包和阶级斗争等问题上。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与会人士多着重于如何提高粮食生产等问题，而毛泽东则集中讲了阶级斗争形势问题，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同时批评了邓子恢等人的“包产到户”是在搞资本主义，邓子恢遭批判降职。1963年，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展开，毛与刘之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升级。1964年2月9日、29日，毛泽东在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时说道︰
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更多。夏季我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全会，把这些问题都抖落出来了。
1966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文革期间均被打倒并遭到迫害，其中刘少奇于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为刘少奇的主要罪状，邓小平则遭到下放劳动、“猫论”被列为他的“十大罪状”之一。
后续及影响 > 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条目：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
1970年代末拨乱反正、改革開放启动后，中国大陆的工农业生产模式发生了系统性的转变， 完成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到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拨乱反正期间的1980年2月23-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获得彻底平反，《人民日报》称“刘少奇的冤案，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讲话时说：
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到：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但是，对于大饥荒，中国大陆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所致，而现在中国大陆官方和主流媒体则开始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暂未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词条。普通高中教科书称之为“我国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义务教育教科书亦称“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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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马蒂亚·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他认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象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資訊和新闻自由：公社裡的人當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們看到報紙上說形勢一片大好（這是沒有新聞自由的結果），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自己失敗了，而不是政策有問題，所以他們數字造假。當大饑荒達到高峰的時候，北京根據造假數字，得出的結論是收成比實際多出一百萬噸。
2013年9月，徐州师范大学数学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否认大跃进饿死上千万人口；其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死亡人数应该在250万人以下。杨继绳认为孙经先依據的原始數據並不可靠，因此從方法論上站不住腳。孫經先依據的原始數據是公安部三局戶籍處提供的。當年戶籍處處長張慶五說大饑荒那幾年的誤差主要是死亡漏報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這個差額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他個人估計大饑荒死亡人數2000多萬，工作人員王維志計算結果為三年非正常死亡大約3500萬人。又指孙经先以「遷移後不上戶口」解釋人口變化，而沒有解釋沒有戶口如何獲得糧食配給。孙经先反驳称粮食配给制针对当时的城镇居民，农村居民通过参加生产小队劳动而分得粮食，因而不需要购买实行配给制的商品粮。杨继绳此后仍坚持没有户口就无法得到粮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观点，称孙经先对农村粮食情况缺乏了解，当时农民生产的粮食除交公粮之外，余粮全部卖给国家以完成征购任务，然后才能按照户口购买从国库返销的粮食。随后孙经先也质疑杨继绳不了解实际情况，继续反驳称“返销粮”不是广大农村地区基本的粮食制度和政策，《人民公社六十条》规定粮食由生产小队直接分配，社员口粮在收获后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201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撰文表示，“‘两个三千万’都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当然，说明这一点需要写专文论证。”
2012年，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认为：“大饥荒是中国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纪人类的一个很大的惨案。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中，这一段被抹掉了。中国的历史书上没有大饥荒的记载，就连大饥荒这个词都没有，只是说“3年自然灾害”，或者是‘困难时期’。”
2011年6月，历史学学者曹树基在《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一文中说道：“ 一位学者就曾经这样质问我，死亡2000万人口与死亡3000万人口有什么区别？还有必要进行这样的深究和追问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这是因为，每一个饿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理由说，谁的生命重于泰山，谁的生命又轻于鸿毛。对于大饥荒的制造者，屈死的生灵和他们的家属永远保持追究责任的权利，即便对于那些死绝的饿殍，存活的人们也有义务为他们讨回公道。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造成人口死亡的这场大饥荒，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对于大饥荒中死亡人口数据的质疑，开始蔓延，有渐渐变成一种社会思潮的趋势。”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杨继绳在此书中写道：“真理的旗帜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不少人愿意为这个伟大的理想作出牺牲。自己挨了饿，家里饿死了人，还认为这是个别现象，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作出这样的牺牲也是应该的。强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们驯服，新闻封锁使人愚昧。饿死上百万人的‘信阳事件’、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问题’，不仅当时邻近地区不知有其事，甚到几十年后还严加保密。处理这些重大事件的办法是，把全局问题当作个别问题来处理，把一个地方饿死人当作‘一个指头’，在承认‘一个指头’的同时，大讲‘九个指头’的成绩。”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说再次提道：“那个时候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湖南叫做过苦日子，那真难受。我亲眼看到五个饿殍，倒在田埂上、路旁边和桥底下，饿死几千万人啊。... 刚刚日子好了一点。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过了1962年开始好转，还没几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乱七八糟，又把知识分子搞倒一批。国家命运前途。这么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么一个文明古国，搞得这么乱七八糟。”
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把大饥荒的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饑荒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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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起，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人关于大饥荒和经济形势困难的估计，以及采取的“三自一包”改革政策，感到不满。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毛当面斥责道：“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则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林彪曾在“七千人大会”上公开支持大跃进，却又私下在笔记中对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表达不满。林彪公开说经济困难是因为“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私下里又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此外，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但据其家人说，林彪私下认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说：“我们党是从来不认错的，实在说不过去了，就找替罪羊，将错误都推到他们身上，如林彪，四人帮。找不到替罪羊就说是自然灾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纯粹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农村饿死几千万人，工人阶级没能给予（农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粮，有副食供应，有布票，保证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说：“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 薄一波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前《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1980年代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邓力群回忆这段历史说：“（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妇女穿白鞋吊丧）。怎么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严重的浮夸，征了过头粮。还有特别厉害的一条是，没有饭吃了，村子里能够吃的、能够找到的都吃光了，为了保住他那个浮夸，竟不让逃荒，让民兵把着。这里没有饭吃，到别的地方去逃荒，历史上哪朝哪代都是这个办法，解放以后遇到大灾大荒之年也都是这个办法，不让逃荒，强迫命令，把本来可以活下来的人饿死了。”“（在七千人大会的口头报告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刘少奇）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2004年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其他在各种公开场合承认大规模饿死农民的中共高级干部还包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出狱后的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其声称全国当时大致饿死500万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李锐等。
各界评论及观点 > 媒体界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笔名“依娃”）采访两百多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历史《寻找大饥荒幸存者》出版，她调查大饑荒的動機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饑荒中餓死。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饑荒死難者的名字。她认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对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饿死。
2012年11月，媒体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饥荒报道——假新闻也是真历史的草稿》，对“五毛”以及“自干五”的言论做出了嘲讽。
2012年4月，《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通过新浪微博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上千万人，引發部分网友激烈抗议。次日，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人转发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饿死人是谣言，是外国人写的党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为大饥荒做了专题报道，提到：“大饥荒发生在上世纪中叶。从它结束的时候算起，到今年已经50年了。50年足够漫长，足够我们把那段历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越远越清楚”。
各界评论及观点 > 其他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開演讲《蔡元培与“五四”精神》，到了提问時，有学生问及毛泽东和“五四”的关系。余杰指出：毛泽东掀起“大跃进”造成大饥荒，致使三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毛是冠绝古今的暴君。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学院退休职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批评“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质的错误”，但同时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和纠错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批评“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人口学研究被某些西方媒体和一些敌对势力所利用，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炒作，已经远远超出纯学术范围了，并且以此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特土良

| 特土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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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约160年  Roman Carthage 
逝世: 约240年  （80歲）
职业: 作家、神学家、哲學家 
特土良（英語： ，/tərˈtʌliən/，150年—230年），羅馬全名為昆圖·塞普蒂米烏斯·佛洛倫特·特爾土良諾（拉丁語：），英語化後被稱為特土良、戴都良、特图里安、德爾圖良，北非柏柏爾人，生於羅馬帝國阿非利加行省迦太基城，為律師、基督教會主教，是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护教士。
特土良出身柏柏爾人，終身都生活在迦太基，因理论贡献被誉为拉丁教父和西方基督教神学鼻祖之一。特土良所使用的神學方法，主要以寫作思辯性的基督教神學與反對異端的著作為主。有人稱特土良是「希臘最後一位護教士」，亦有人說他是「第一位拉丁教父」。
特土良對於三位一體與基督的神人二性，這二個教義的闡明，為後來東方與西方兩個教會的正統教義奠定了基礎。因他首先發現理性有極限，人在衝破這個極限的時候，就應該有信仰做指南，發展人生的未來，他以為在人性的能力中，除了感官之外，還有理性，在理性之上，還有信仰，人的感觀所不能達到的極限，由理性可以補足，在理性所不能達到的極限，便由信仰可以補足。當他在世上的年日，那些新約書信的原本仍然存在，他稱基督宗教的經典為《新約》。他的著作中曾引用《新約》一千八百多處，有消極反對當時的異端又有「護教學」，積極的為教會的學說辯護，將自己的信仰用希臘哲學，羅馬雄辯的形式表現出來。
生平

特土良是2世紀後期的北非迦太基人。他出生於百夫長之家，父親非基督徒，年輕時學習法律、哲學及各式各樣的學科，後成執業的律師。三十歲時因緣際會地接受主耶稣成為心中的救主，於是認罪悔改，抱持著禁慾主義，專心跟著主耶穌所教導的憑信心行事，以此自勉也勉勵周遭的人。之後曾任加大果的主教，且許多著作都提及闡揚基督的真理，實為護教士中之首。由於當時許多人入浸歸主名下，但並未受教導，故各樣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曾出不窮地在這些基督徒的身上，故特氏不願隨波逐流而加入了孟他努派（Montanus），力求刻苦己身、清心寡慾、高的道德標準，以和一般的信徒區隔。特氏亦很重視基督教的神祕，曾用以下的言論來證明基督有超出人類一切的思想，且具有全知、全能、全愛的特質，這樣的福音是一般人猜不透的：「我信，因在此無理」、「上帝的兒子死了，這是十分可信的，因為無理性；祂被埋葬，又復活，這是確實的，因為是不可能的。」
關於特土良的生平，歷史記載很少。只知道他原是頗有名聲的律師，接受希臘羅馬式的教育，故此對歷史、哲學和法律都很熟悉。特土良曾信仰外道，在四十岁左右才改宗基督教。任迦太基主教期间，他自197年始撰文立说，旨在维护和阐释基督教教義。他是第一位使用拉丁文的多产神学作家。
約在公元207年，特土良成為孟他努派的一員。但後來不滿孟他努学说，于是自立宗派。在神学上，首先採用一些名词如“三位一体”、“圣礼”、“救赎”和“功德”等。對教父居普良及希波的奧古斯丁影響頗深，從而間接地影響了基督教神學之發展。
哲学与思想

就三位一體而言，特土良多有著述。他認為上帝（即神）只有一位，三個位格同一神质（Una substanua, tres personae）。
埃及的是羅馬帝國的第二大城，且是文化與知識的中心。這個城以偉大的亞歷山大為名，哲學、宗教與種族文化傳統薈萃，形成它的大都會色彩。當時一個哲學思想柏拉圖主義，深深影響到這個城市的基督宗教思想。尤其以革利免，他非常重視基督宗教思想與當代學術的結合，也確實使哲學與神學建立親密關係的第一人。另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基督教思想與生活方式，在遠離這數百哩的北非迦太基。迦太基座落在羅馬的地中海對岸，與羅馬帝國在商業及文化上的交流非常頻繁。迦太基富於法律、公德心與商業傳統。但特土良而言，成熟的基督徒是，除了聖經，使徒的教導與教會的信仰守則；比較在教會生活務實與法治面。
特土良認為哲學與神學並不相干，神學不應受希臘哲學的影響，他的名言是：
特土良（Tertullian）的傳殖說（traducianism）代替了希臘神學的創造說（creationism），此說為內在之罪的教義鋪下了道路，而此內在之罪與生來的惡是有分別的，特土良有句名言說：“靈魂的傳遞，包括罪的傳遞。”他把傳殖的教義與現實主義論結合在一起，按照他的說法，神創造每個人是連身體帶靈魂地藉著生而來的，在此過程中，人的本性並沒有失掉他特殊的性質，乃是繼續地有智能、理性、甘心樂意的心，所以他的活動仍然是有理性的與負責任的，而原來個人本性中的罪，仍然是罪。特土良只能代表拉丁神學的最初階段，他的言論中仍然帶著希臘教父教訓的色彩。他說到嬰孩的無辜，但或許臆測這只是在相關的意義上說的，因嬰孩沒有實際的犯罪；他也不否認自由意志，雖然他將人的有效性減至最微的程度，但有時他所用的語詞有重生的合作說的意味（synergistic theory），意即在重生上神和人是合作的。特土良《駁帕克西亞》的論文重要無比，因為他獨創了許多新詞彙，以致這些名詞在西方教會變成標準用詞，且成為普遍被接受的教義。特土良極力反對引用聖經以外的資源，來建立神學或為基督教辯護。基督教的經典為《新約》，他的著作中曾引用《新約》一千八百多處之多，有消極反對當時的異端又有「護教學」，積極的為教會的學說辯護，將自己的信仰用希臘哲學，羅馬辯論的形式表現出來。
特土良的三位一體論

特土良的巨著《駁帕克西亞》(Against Praxeas)中，他把三位一體的教義提出一個完整又相當清楚的陳述。三位一體論首先要能瞭解這些詞彙的來源，或許便能明白其意義和重要。特土良是三位一體論中用詞的最大創意者，他發明了許多的新字，其中最重要的有三個：
三位一體  特土良發明了「三位一體」一字（拉丁文：Trinitas；英文：Trinity），從他之後，這個字成為基督神學的術語。雖然有人嘗試用別的方法和用詞，但特土良的影響最大，這個名詞在西方教會成為標準用語。
位格（拉丁文：Persona；英文译為：person）這個字，在日常英語中不過是指「一個人」。拉丁语原词（persona）有「面具」之意，特土良認為，「一位」便是指說話、行事的那位，他用person代表「位格」，指「賦予獨立行動的身份」。
本質（拉丁文：substantia），指基本上的本體存在，表達天主內部基本的一體，儘管在向人啟示時，天主似乎顯得很複雜。「本質」是三位一體之三個位格所共有的。它不是三個位格之外的某個東西，而是表達其共有的基本合一，就是「獨立但不分裂」。
「所有（三個：父、子和聖神）都是屬於一位，因為本質上是一；儘管這個計劃的奧秘，仍然要謹慎保護著，但這個計劃把一擴為三，按著秩序有三個位格─父、子和聖神。然而，這並不是在於形態，而是在於地位；不是在於本質，而是在於形式；不是在於能力，而是在於面向。但是這三同屬一個本質、一個形態、一個能力。」。
特土良列舉了根與苗，源頭與河流，太陽與光線之間的合一來說明神的合一。父、子、聖神乃是一個相同的本體，而這本體被擴展成三種不同的顯現，但這本體是不能分割的。
特土良的三位一體論與基督位格的教義，是藉著他與帕克西亞的教義論戰中創造出來。特土良提出一個相當清楚的陳述：
「所有（三個：父、子和聖神）都是屬於一位，因為在本質上是一；儘管這計劃的奧秘仍然要謹慎保護著，但這個計劃把一擴散為三，按照秩序有三個位格──父、子和聖神。然而，這三並不是在於形態，而是在於地位；不是在於本質，而是在於形式；不是在於能力，而是在於面向。但是，這三同屬一個本質，一個形態與一個能力」。
神學論著與影響

特土良是被譽為教父時期僅次於奧古斯丁的神學家，可說是北非神學派系的代表，也是第一位以拉丁文寫作的重要作家；現存之著作約寫於196-212年間。他在基督教歷史的長河中佔有一席之地，以智慧、廣博學問、縝密的思想，藉由文字、豐富情感、敏銳的觀察力，來辯解、維護真理，使他所處時代的那段歷史更加輝煌、精彩，也為正統神學立了一塊基石。
除了眾所皆知的《護教辭》、《反馬吉安論》、《駁帕克西亞》三大著作外，《靈魂論》是基督教討論心理學最早之作，《洗禮論》也是現存關於洗禮最早的論說。他的名言是：「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特土良的著作，對在其後之另一位北非教父居普良有極大之影響。
神學用語與教義

由於特土良是律師，熟悉羅馬法，在他的神學著作中也使用，如審判官、罪愆、刑罰、賠償等法律上的名詞，甚至法律觀念。在其後之神學思想中論到基督的救贖時常引用之，而他所創之許多神學用語仍沿用至今。
特土良是當時代惟一指出世人的罪與亞當有關之教父。他說，從一個人出生，惡就在人的本性之中，且持續傳給全人類；此說法是「原罪」教義最早之看法。另外，他認為基督的「神人二性」並不混淆，兩者都有完全的屬性。他並不認為耶穌受刑、替死贖罪是必須的，但卻注重悔罪改過；他認為公義的神必施刑罰，但卻特別重視神的憐憫，因此，在其著作中充滿「合法主義」思想。他以為一個人受洗之後還犯罪，就當認罪悔改，才能滿足神的心。
關於聖神

在特土良著作中關於「聖神」的描寫，他認為，聖靈在教會中一直不斷教導和說話，聖神就是主所應許要差來的施慰者，也是使人成聖的靈。他雖於207年參加了強調聖神、說預言之孟他努派，然而在面對大公教會指責孟他努派離棄教會傳統時，特土良寫道：「施慰者沒有帶來甚麼新奇的東西，祂只說已經暗示過的，祂也取回原先所擱置的。我們應當把祂看作是一位恢復者，而不是創新者。」
對孟他努派強調極嚴厲的紀律和脫離世俗，特土良不贊同過度的禁慾苦行，歸信基督教的他主張在基督的身體中，需要有保惠師積極活潑的同在，也需要有一個比當時沾染世俗的教會，更屬靈、更簡樸的教會生活。而聖神分賜「管教上的輔導，解開聖經，更新心思，使人更往前，進入更美的事」。信徒彼此相稱為弟兄，是因為天主是他們共同的父，他們也飲於同一位聖神。
神格唯一說

条目：神格惟一論
“神格唯一說”這個名稱是特土良所起。「特土良認為創始『神格唯一說』的是一位不太有名的『普拉克西亞』（Praxeas），而希坡利達（Hippolytus）認為創始者是示每拿的奴愛達 （Noetus of Smyrna）。可能兩人都對倡導此派學說有功。普拉克西亞完全反對神格（God）中可以有位格上的不同。特土良批判他說：『他將保惠師趕走，又將聖父釘死在十架。』普拉克西亞似乎並沒有說聖父受苦，不過奴愛達就清楚的說出這點。希坡利達說：『他（奴愛達）說：基督自己就是聖父，乃是聖父自己降生，並受苦而死。』（He said that Christ is Himself the Father, and that the Father Himself was born and suffered and died.）按照希坡利達的講法，奴愛達大膽地說，聖父改變了自己的形態（mode of being），變成（became）祂的兒子。奴愛達自己是這樣說：『當聖父尚未降生時，祂當被稱為父；但祂按自己的美意，服在降世為人時，祂就出生，成為聖子；是祂自己（He of Himself），並不是另一位（of another）成為聖子。」
關於浸禮

許多神學家也同意特土良對「洗禮」的貢獻。有人以為洗禮儀式過於簡單，藉著水就叫人更新，似乎太愚昧，反而忽略了其所產生的效果。特土良說：「在天主起初的第一個創造裏，水就是聖神棲息歇腳之處。至此之後，天主要在洗禮中使用水，而所有向天主祈求過的水都得到成聖的能力。⋯⋯那聖神降臨在施洗的水中，親自為分別成聖而受洗的人，人也得到了分別成聖的能力。」他還強調，「不是在水中接受了聖神，⋯⋯乃是當我們從洗禮池中起來，全身就被奉獻的油所塗抹，⋯⋯在這個被潔淨、被奉獻上的身體，才有那最聖潔的神從聖父那裏降下。教會就藉洗禮的水，確認了初信者的信仰，將他穿上了基督。」
評價

特土良是第一個發展「三位一體」論的護教家。但其論述與《尼西亞信經》確立的三位一體教義並不完全相同，其不同點可歸納為：
第一，特土良的三位一體論，為從屬論：三個位格中有等次之分；他強調父是全部的本質，而子只是本質的一部份。特土良並仍認同子是低於父的觀念。
第二，特土良採用了部份形态论的理論，強調神性中的三個位格只有一個本質，位格乃眾數，卻沒有本體之別。
第三，特土良的三位一體論被稱為「實用三一學」（economic Trinity），因為他整個理論都是放在創造與救贖的教義上，較多討論神的工作，極少討論神的本性。有學者認為這是他的神學的一個特色，也是拉丁世界那種務實及功能主義的思想模式，這個態度與伊斯蘭神學近似。
特土良在神學歷史上影響深遠，更有其重要性。他是第一位提出本質 （substance） 與位格 （person） 這個觀念的神學思想家，後來在《尼西亞信經》（Nicene Creed）制定形成時，就用到這些觀念。雖然有人認為特土良的神學沒有多少原創性，而他自己亦承認常借用早期護教士的思想，但他彙集資料的能力與別具一格的闡釋方法，不僅為我們保留了第二世紀非常有價值的神學遺產，亦為我們寫下許多第一手的教義，這些都說明他在教義史上所占的崇高地位是配得的。
遺產與影響

特土良對整個基督宗教，最大的影響在教義。尤其是在基督位格及三位一體方面，對主後整整400年，神學思想上有極特殊且重要的貢獻。
重視「傳統」，「傳統」二字是指「那被傳承而來或傳遞下去的」，「聖經的傳統詮釋」或「基督徒信經的傳統表現」。
在《護教辭》最主要是為基督徒的無辜作辯護，反對迫害基督徒的言論，內容與用詞，特土良完全像律師的風格。除此之外《護教辭》也詳盡的解釋基督徒的生活、敬拜與信念，把正統教義整理出來。對第三世紀最有影響力的北非主教─居普良，有相當深的影響，這也是特土良在拉丁基督宗教的傳統上留下不可抹滅的記號和地位。對於整個西方基督教會的影響是「立即與永遠性的」。。
主要作品

《護教學》
《靈魂的見証》
《反馬吉安論》
《駁帕克西亞》
Opera omnia, 1598
新界南總區總部

新界南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
新界南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英語：）為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總部及各主要部門的所在地，位處香港新界荃灣區荃灣城門道8號。大樓於2005年5月落成，於2006年3月8日由時任警務處處長李明逵和新界南總區指揮官──警務處助理處長鄧厚江主持開幕。於2013年，新界南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有168名警務人員和46名文職人員駐守。
目前新界南總區是唯二不附設分區警署的總區（另一個為西九龍總區），荃灣警署距離新界南總區總部約1.65公里。
歷史

新界南行動基地建於1958年，由三座低層建築物組成，當時供新界南總區衝鋒隊及部分總區交通總部等使用。
2002年5月，警務處就是項工程計劃申請撥款，新大樓的興建工程於同年12月展開，以兩年半的時間竣工。新界南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建於荃灣新界南行動基地和毗鄰已經空置的已婚初級警務人員宿舍空址，部份南面地皮已撥給寶血會思源學校建校之用。
建築

大樓由兩幢分別為樓高16層連兩層天線廊道的高座大樓和樓高6層、懸垂金屬弧形屋頂的平台大樓組成，有關設計達到香港建築環境評審法中最高成績「白金」水平，並且贏得建築署2005年周年大獎的優異獎。此外，大樓建築具備環境保護意識，大樓採用長方體的設計，其中面向東西方的樓面面積較短，目的是減少被陽光照射的時間，相反面向南北方的較長，外牆為玻璃幕牆，窗外設有太陽遮篷組件，能在吸納日光的同時，減低陽光發出的熱能，使到人員可以在毋須開燈及空調的情況下，可以達到光亮、涼快目的，預計每年可以節省兩成電費開支。
大樓內除設有新界南交通部、新界南總區失蹤人口調查組、新界南總區刑事總部、新界南總區總部行動部等部門辦公室外，大樓內還設有附屬設施，例如健身室、訓示室、演講廳、資源中心、餐廳、停車場、一間傳統室內練靶場、8間迷你靶場和員佐級警務人員持續進修中心等等。
建築 > 全香港最大室內練靶場

新界南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內的室內練靶場為全香港最龐大，總面積達1,830平方米，於2006年2月啟用，每年可以為到20,000名人員使用。室內練靶場內有一個25米室內多用途練靶場、八個配備電腦互動程式之小型練靶場、訓示室及等候區等。其設計最為先進，功能包括滲透式冷氣設計系統，令室內能夠保持清新空氣，能阻隔99%鉛分子，防止人員吸入射擊時會釋出的鉛分子。抽走的煙霧會經過三層過濾網過濾後，有75%經過濾後的空氣會回流入抽氣系統作儲溫用，其餘煙霧則會經過三重過濾後達至99.98%清新水平，才會排出街外，避免對內遭造成空氣的污染。
室內練靶場內四面皆為橡膠牆壁，具備吸彈功能，防止人員在練習射擊時被流彈所傷及，大幅度地加強了安全及舒適程度。室內練靶場的設計是利用特製的黑色橡膠帶以魚骨形排列成截彈區，人員開槍後，橡膠會吸住子彈，減低子彈的射擊速度；截彈區背面用8厘米厚鋼板保護牆身，截彈區前面則懸掛著橡膠簾，用以阻擋碎片反彈亂射。在天花、牆壁及地板均鋪設防反彈的橡膠磚，令到子彈只能穿透橡膠磚而不能反彈。此舉確保射擊人員射擊時，不會因子彈折射或反彈而造成受傷或者死亡。此外，室內練靶場的左右兩邊及截彈區的牆身，更加裝了隔音及吸震的物料等，以減少開槍產生的噪音。
軼事

2016年9月14日上午11時40分，一隻3呎長雄性成年野豬經過新界南警察總部，趁報案室自動門打開時闖入，野豬逗留10分鐘後離開。由於擔心牠會傷及途人，5名警員手持警棍及盾牌亦步亦趨尾隨戒備，牠先後在荃灣站外徘徊，繼而穿過巴士站和停車場，在荃灣市中心擾攘一小時後，終被到場的漁護署人員擒獲，用專車帶走並放回山頭。
圖集

側看新界南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
近看新界南總區總部及行動基地
從德士古道看新界南總區總部
相關參見

警察總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