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抵抗運動
组织和联合 > 抵抗运动的统一

在占领开始时，抵抗网络和运动非常孤立；但抵抗逐渐趋于统一。然而，即使法国抵抗运动的团结结构可以以简单的线性整体呈现，也不应掩盖其统一历史之外的某些方面：
因此，由英国或美国控制的许多网络不关心抵抗运动的统一，而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网络只是部分关心：戴高乐特使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联系直到1942年底才建立。同样，1943年9月科西嘉岛的解放是抵抗运动最大的武装起事之一，主要是尚未加入秘密军队（英语：）的FTP共产主义者和没有参与抵抗运动政治统一的吉罗主义者的工作。
抵抗的演变源于拒绝失败、拒绝占领、反对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此外，戴高乐将军的呼吁使一些人加入了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抵抗。然后，抵抗不再是纯粹的个体反应，变得普遍。
抵抗者与最初的核心重新集结，成为以信息为目标的运动，以制作一份秘密报纸，挫败维希政府和纳粹的宣传。
在法国北部地区，纳粹的存在使早期运动的活动非常危险：民事和军事组织、北方解放、各种抵抗和解放组织、法国独立国民阵线、保卫法国组织（以及其他许多组织）；但它们之间几乎没有联系。
抵抗运动统一的历史与让·穆兰的生平密不可分。1941年，内部抵抗开始形成，体现在南部地区，由亨利·弗勒奈（Henri Frenay）、埃曼纽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或弗朗索瓦·德·芒通（François de Menthon）组织的运动所体现，独立于自由法国的代理人。为了维护其合法性，它需要得到内部抵抗的承认，而内部抵抗本身也需要自由法国的物质和财政支持。正是因为他明白这次会晤还有待举行，让·穆兰将在内部和外部阻力的和解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939年，让·穆兰担任厄尔-卢瓦省省长，是航空部长皮埃尔·科（Pierre Cot）内阁的一员，在反法西斯圈子中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网络。早在1940年11月，他就有了与前同事加斯顿·居桑（Gaston Cusin）确定一些潜在抵抗者的想法，但直到1941年夏天，他才与亨利·弗勒奈（Henri Frenay）进行了决定性的接触，他领导了一场尚未被称为“战斗”但被称为民族解放运动的运动。他还与弗朗索瓦·德·芒通（François de Menthon）的自由运动和埃曼纽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Emmanuel d'Astier de la Vigerie）的南部解放运动有联系。在他为戴高乐撰写的报告中，他谈到了这三个运动，并将它们归为首字母缩写LLL。正是自由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融合将产生战斗运动。
让·穆兰于1941年9月12日抵达里斯本，与SOE取得联系，然后前往伦敦，于10月25日会见戴高乐。他设法冒充三个LLL运动的代表，并代表他们寻求财政和后勤援助。穆兰还报告了与前卡古尔党上校乔治·格鲁萨尔的接触，这使他的任务更加折衷。他与不同运动的接触是真实的，但他所依赖的授权较少。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错：左翼人士让·穆兰承认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是一位具有传统的民主人士。将军委托他团结抵抗运动，建立一支统一的秘密军队，从而区分军事力量和政治组织。
穆兰于1942年1月1日至2日夜间进行空降，带着资金（150万法郎）用于移动和传输设备。他以机智和坚定的态度与各运动领导人合作，以获得他们对自由法国的忠诚。1942年，穆兰使用Rex的化名，之后改为Max，他专注于南法地区，在那里出现了一场新的运动，即由让-皮埃尔·雷维领导的特立独行运动。弗勒奈和达斯蒂耶这两个强大的人物之间要取得和解并不容易，穆兰和雷维经常不得不充当和事佬来平息冲突。
坚定的反法西斯分子达斯蒂耶倾向于支持群众阶层的政治行动，而主要是反德国的弗勒奈则主张军事优先于政治。从1941年底开始，维希警方结束了对秘密非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宽大处理，各组织的武装分子被捕。达斯蒂耶无法忍受弗勒奈向内政部长皮埃尔·皮舍解释。
抵抗运动成立了联合行政部门：1942年4月成立了信息和宣传局，这是一种秘密通讯社，1942年7月成立了研究解放后将实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一般研究委员会。南部地区运动的协调和军事力量的融合受到内部竞争的影响，迫使四位领导人前往伦敦。1942年9月，弗勒奈和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成功抵达伦敦，但雷维和穆兰无法穿越英吉利海峡。戴高乐听取了两位在场人士的论点，并做出了有利于让·穆兰的决定，然后设法同意成立一个南部地区协调委员会。现在，两个主要的抵抗运动明确承认自由法国的权威，自由法国重组为战斗法国。他们同意组建秘密军队，由夏尔·德莱斯特兰（英语：）将军负责。让·穆兰在1942年10月22日将军的一封打字信中得知了这些决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42年11月27日在里昂举行。
穆兰花了一年时间才形成一个坚实的核心，抵抗运动的其他组成部分，特别是北部地区的组成部分可以围绕这个核心进行运作：1943年1月26日，三大运动战斗、自由射手和南部解放合并，形成了抵抗运动联合会（MUR）。让·穆兰担任主席，亨利·弗勒奈担任“军事事务”专员，埃曼纽尔·达斯蒂耶·德拉维热里担任“政治事务”专员，让-皮埃尔·雷维担任“情报和行政”专员。
秘密军队应包括各种武装团体和运动的自由军团，与联合会（MUR）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一个问题：联合会的官员不希望军事活动和政治活动分开；他们也不希望秘密军队（AS）直接依赖伦敦。弗勒奈和德莱斯特兰之间经常发生冲突，1943年6月9日德莱斯特兰被捕留下了整个问题。秘密媒体的独立性没有问题：每个运动都保持其独立的媒体。
1943年下半年，法兰西帝国的领土以及外部和内部武装部队成为6月成立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CFLN）的附属机构，该委员会于1944年4月4日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GPRF）。因此，抵抗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甚至可以从其融入新的政治结构中汲取力量。GPRF包括一个协商会议，所有抵抗运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因此，1944年春，秘密军队、陆军抵抗组织（ORA）和自由射手和法国游击队（FTP）之间的联盟逐渐实现。
战俘抵抗运动由米歇尔·凯伊奥创立并组织。随着解放的临近，弗朗索瓦·密特朗离开了由贝当元帅创立的运动。不久之后，他成功地领导了凯伊奥创立的运动。
与南部地区相比，北部地区抵抗力量的统一几乎滞后了一年。穆兰将在科内阁时期的老同事指挥官亨利·曼奈斯（Henri Manhès）派往北部地区，但总体而言，北部地区的统一进程与穆兰的任务相去甚远。1942年3月，在各种运动和工会组织的授权下，成立北方解放运动的克里斯蒂安·皮诺（英语：）（Christian Pineau）前往伦敦，并与戴高乐谈判加入自由法国。
1943年初，戴高乐委托皮埃尔·布罗索莱特（英语：）（Pierre Brossolette）和帕西上校（本名：安德雷·德瓦夫兰）执行一项以统一武装抵抗为中心的任务，与委托给让·穆兰的任务部分有所区别。1943年3月26日成立的协调委员会汇集了前北区的所有运动，即民事和军事组织（CMO）、抵抗运动（CDLR）和解放运动（CDLL），并在战斗法国的授权下组织其行动任务。
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直到1942年第二季度才与戴高乐取得联系。让·穆兰并不是这一和解的参与者，尽管他与法国共产党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共产党的一位灰色显赫人物让·热罗姆（Jean Jérôme）可以与情报和行动中央局（BCRA）官员联系。代表戴高乐的雷米上校（吉尔贝·雷诺）和代表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约瑟夫（乔治·博菲斯）之间进行了几个月的接触。
这些接触导致费尔南·格雷尼耶（Fernand Grenier）被派往伦敦，他是圣但尼省的前议员，被授权代表共产党（雅克·杜克洛）和FTP（夏尔·蒂永）的领导层。正如他们为武装抵抗运动FTP建立一个结构一样，共产党人也成立了一个抵抗运动——国民阵线，旨在超越他们的政治运动。出于战术原因，他们成为让·穆兰于1943年1月创建的抵抗运动联合会（MUR）的临时竞争对手。最后，与共产党一样，国民阵线派代表出席了1943年5月7日全国抵抗委员会（CNR）的组织会议。但直到1943年12月，FTP才正式并入中央结构，即法国内务部队（F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