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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
成员 > 大法官的倾向

虽然大法官是由总统提名的，但大法官也不代表或接受政党的官方认可，而立法和行政部门也普遍接受了这种做法。然而，大法官在法律和政治界被非正式地分为司法保守派、温和派或自由派。这种倾向通常是指法律前景而不是政治或立法方面。大法官的提名需由在立法机构的政治人士赞同，他们以投票通过或不赞成大法官的提名。
继凯坦吉·布朗·杰克森的任命确认后，最高法院由6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和3名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的大法官组成。现在普遍接受的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大法官托马斯、阿利托、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组成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卡根和杰克森（由民主党总统任命）组成了最高法院的自由派。根据戈萨奇在第10巡回上诉法院的记录看来，他是属于很保守派的大法官。卡瓦诺在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之前，被认为是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中比较保守的法官之一。同样的，巴雷特在第七巡回法院的简短记录也是保守的。在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之前，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被认为是法院的中位数大法官（处于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有四位大法官比他更自由，四位大法官比他更保守），使他成为法院的意识形态中心。
汤姆·戈德斯坦2010年在SCOTUS博客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大众对最高法院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大幅划分，每一方在每一轮都推动一个议程如漫画旨在“在很大程度上适应某些先入为主的偏见”。他指出，在2009年的任期，近一半的案件是全体一致决定的，只有约20%由5票对4票决定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案件涉及狭义的自由派/保守派的划分（如果不包括索托马约尔的案件，则更少）。他还指出，几个案例反驳了最高法院的派别划分的普遍观念。戈德斯坦进一步指出，大量的先前的刑事被告人撤回诉讼（通常是法官判定下级法院明显错误应用先例并在没有通报或论证的情况下扭转这种情况）就是表明，保守派的大法官没有积极的意识形态。同样地，戈德斯坦也表示，自由派的大法官更有可能作废国会的法令，显示出对政治进程的不尊重，并且不尊重先例，也缺乏优点：托马斯是最经常呼吁推翻先例的（即使长期以来）他曾经错误地做出判定，在2009年任期间，斯卡里亚和托马斯是投最多反对票，判定國會立法无效。
根据SCOTUS博客的统计数字，2000年至2011年的12个任期中，平均19个主要问题（22%）的判定是由5-4票决定，平均70%的分歧意见由最高法院以传统意识形态派别判定的（约占所发表陈述的15%）。在那段时期里，保守派集团在62%以意识形态為主的判決的时候占多数，占所有5-4票判决的44%。
2010年10月任期，最高法院判决了86起案件，其中包括75件已签署的多數意見和5份判决撤销（最高法院驳回下级法院，不提出异议，不对案件发表陈述）。4起案例以未签名陈述判定，2起案例需最高法院做出确认，还有2起案例的案件作出判定，另有2起案件驳回不予受理。由于大法官卡根曾任美國訟務次長，她回避了26起案件。在80起案例中，有38例（约为48%，自2005年10月任期以来最高的比例）是全体一致（9-0或8-0）的判定，16例是以5-4票判定的（约20%，而在2009年10月任期是18%，在2008年10月任期为29%）。然而，在16例的5-4票判决中的14例中，最高法院以传统的思想路线划分（属于自由派的是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和卡根），保守派包括罗伯茨、斯卡里亚、托马斯、阿利托以及肯尼迪大法官的“关键票”）。占这16例中的87%，是过去10年来最高的比例。在肯尼迪大法官加入后，保守派集团在5-4票判决中占63%。
2011年10月任期，法院判定了75起案件。其中，33例（44%）全体一致判定，15例（20%，与前一任期相同的比例）由5-4票判定。后15年，最高法院根据意识形态线划分了10次，肯尼迪大法官与保守派的大法官（罗伯茨、斯卡里亚、托马斯和阿利托）站队5次，与自由派的大法官（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马约尔和卡根）站队5次。
2012年10月，最高法院判决了78起案件。其中五起是以未签名陈述判决的。78项判决中有38项（占判定的49%）是全体一致的判决，而24项判定是完全一致的（即所有参与的大法官有同一个陈述）。自2002年10月的任期以来，这是最高法院十年来全体一致判决的最大比例（51%的判决是全体一致作出的）。最高法院在23个案件中分立为5-4判决（占总数的29%）；其中有16个案件是以传统意识形态划分，首席大法官法官罗伯茨、大法官斯卡里亚、托马斯和阿利托是站在同一个阵营，金斯伯格、布雷耶、索托马约尔以及卡根则站在另一个阵营，而肯尼迪大法官则具有决定权。在这16起案件中，肯尼迪法官大法官有10例是站在保守派阵营，有6例是站在自由派阵营。其中在3起案件的判决中，大法官阵营划分非常有趣，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加入肯尼迪、托马斯、布雷耶和阿利托大法官为多数派，而大法官斯卡里亚、金斯伯格、索托马约尔和卡根则为少数派。大法官之间意见一致最多的是金斯伯格和卡根，在他们投票的75个案件中，72件意見一致；意见最不一致的是大法官金金斯伯格和阿利托，他们投票的77件案件中，45件意見一致。根据他作为最高法院“关键票”的立场，肯尼迪大法官在24起案例中的20起及任期内78起案例中的71起站在5-4票判定的多数方。
设施

条目：美國最高法院大樓
最高法院于首次会议于1790年2月1日在纽约市皇家交易所大楼举行。当费城成为首都时，最高法院在1791年至1800年在旧市政厅办公前，曾在独立厅举行了短暂的会议。政府搬到华盛顿特区后，最高法院在美国国会大厦的多个地方办公，直到1935年，最高法院终于有了专属的办公大楼。四层楼高的最高法院大楼是由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设计，其古典风格配上大理石外墙与国会大厦和国会图书馆周围的建筑物相当。该大楼包括法庭，大法官大厅，拥有广泛法律书籍的图书馆，各种会议场所和配套设施如健身房。最高法院的建筑物是属于国会大厦建筑的范围，但其警察部队独立于国会警察局。
位于One First Street NE和马里兰大街，即美国国会大厦的街对面，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至下午4时30分向公众开放，周末和假期不开放。 参观者不得自己参观法庭。建筑内有一个自助餐厅，一个礼品店，展品以及时长半小时的宣传片。最高法院休庭期间的上午9时30分至下午3时30分，每小时都举行有关法庭的讲座，无需预约。当法院在十月至四月每隔两周的周一、二、三的早上（有时候是下午）举行庭审期间，公众可以旁听口头辩论，至十二月至二月暂停。旁听坐席先到先得，一场公开的庭审大概有250个旁听席位。开放旁听席位的数量随着不同案件的情况而不同；对于重要的案件，一些访客会在前一天到达并等待一整夜。从五月中旬至六月底，最高法院从上午十时开始发布判决或司法意见，这些15至30分钟的庭审活动也以类似的方式向公众开放。最高法院警察可以回答公众的问题。
管辖权

国会根据联邦宪法第三条授权控制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对于两个州或以上的案件，最高法院具有初审和专属管辖权，但他们可能拒绝开审这类案件。同时，最高法院还拥有初始非专属管辖权，以听审“大使，其他部长，领事馆或外国副领事组织的一切诉讼，美国与其他国之间的一切争议以及所有诉讼或一国对另一国公民或外侨的诉讼。”
在1906年的合众国诉希普案，最高法院维护其初审管辖权起诉藐视法庭的个人。由此所产生的诉讼仍然是最高法院历史上唯一的蔑视诉讼且进行刑事审判的事件。蔑视诉讼起因于在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哈兰允许埃德·约翰逊的律师提出上诉后， 约翰逊晚上在田纳西州查特怒加市被以私刑处死。一个私行死刑的暴民在一名地方警长的协助下，将约翰逊被从他的监牢中移走，并将其挂在大桥上。之后，一名副警长用别针在约翰逊的身上钉了一张纸条：“致哈兰大法官，现在来找你的老黑吧。”当地警长，约翰·希普（John Shipp）以最高法院的干预作为私刑的理由。最高法院任命其副书记员为特别主事人主持在查特努加的审判，且在华盛顿最高法院大法官前进行了结辩陈词。9名犯人被判犯藐视罪，3名犯人判处3至90日的监禁，其余6人判处60天的监禁。
然而，在所有其他情况下，最高法院都有只有上诉管辖权，包括签发职务执行以及禁止下级法院的令状。考虑到基于其初审管辖权的案件不多，于是几乎所有案件都在最高法院上诉。实际上，仅有的涉及初审管辖权且最高法院法官听审的案件，是州与州之间的争执。[來源請求]
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包括来自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诉（通过调取案卷的令状，调取案卷的令状前的认证和刑事责任问题），美国武装力量法院（通过调取案卷的令状），波多黎各最高法院（通过调取案卷的令状） ，维尔京群岛最高法院（通过调取案卷的令状），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通过调取案卷的令状），以及“对州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或命令做出判定”（通过调取案卷的令状） 。在最后一类案件中，如果一个州的最高法院拒绝听审上诉或缺乏听审上诉的管辖权，可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例如，佛罗里达地区上诉法院拒绝作出判决，如果（a）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拒绝调取案卷的令状，如佛罗里达州之星诉B. J. F.案，或（b）地方上诉法院发布了一项引用法院判词的决定，只是肯定了下级法院的判定，而不讨论案件所涉及的实体问题，那么可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是因为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缺乏听审类似判定的上诉管辖权。基于1789年的《司法法案》创立的最高法院的权力可接受考虑州法院而不仅仅是联邦法院的上诉。通过对且在马丁诉亨特之承租人案 (1816)和科恩斯诉弗吉尼亚州（1821）中判决中看出这是最高法院的早期历史始终坚持的。尽管有几种允许所谓“程序与附随审查 ”的州案件，但最高法院是唯一一个对州法院判决的直接上诉具有管辖权的联邦法院。必须指出的是，这种“附带审查”通常仅适用于死囚，而不适用于常规司法系统。[來源請求]
由于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联邦法院只能受理“案件”或“争议”，最高法院不能像一些州最高法院那样不就相关案件作出判决或不出具意见。例如，在Defunis诉 Odegaard 416 U.S. 312（1974）案中，416（英语：） U.S. 312 (1974)法院驳回了诉讼，质疑法学院平权政策的合宪性，因为原告学生开始诉讼后已从该学院毕业，最高法院的判定是无法补救原告所受损害。然而，最高法院认定在某些情况下，听审似乎没有意义的案件是有益的。如果一个问题是“可以重新回避审查”的话，即使原告在最高法院并不一定会得到有利结果，最高法院也会处理该问题。在罗伊诉韦德案（1973）以及其他堕胎案件中，410（英语：） U.S. 113 (1973)最高法院也会处理怀孕妇女所提出的堕胎要求，即使后来不怀孕了。因为通过下级法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的案件的处理时间通常比正常妊娠期的时间要长。另一个诉由消失的例外是自愿停止非法行为，最高法院考虑再次发生这种行为的可能性以及原告人是否需要救济。
管辖权 > 大法官作为巡回法官

美国共分为13个巡回上诉法院，其中每一个上诉法院均由最高法院分配一个“巡回大法官”。虽然这个概念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其意义却随时间推移而变化。
根据1789年的《司法法案》，每位大法官都必须在审判区管辖范围内或在指定巡回法庭内作巡回审判，并与当地法官一起审理案件。这做法由于巡回审判路途遥远和困难而遇到许多大法官的反对。此外，大法官在巡回法庭可能判定与最高法院利益冲突的案件。巡回审判于1891年废除。
如今，在审判区管辖范围内的巡回大法官负责处理某些类型的申请，根据法院的规定，这些申请可以单独由一名大法官进行解决。其中包括紧急中止（包括在死刑案件中执行死刑的中止）的申请以及在审判区管辖范围内的案件引起的“全令状法案”的禁令以及日常要求如请求延长时间。过去巡回法官有时还在刑事案件中作出保释，人身保护令，以及上诉许可调案令的申请。一般而言，大法官通过简单地批示“批准”或“拒绝”或指示进入某一标准程序来解决这类申请。然而，如果大法官愿意的话，可以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发表意见（称为庭内意见）。
巡回大法官可作为该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几乎不曾发生。在上诉法院，巡回大法官的资历比巡回法庭的审判长高。
首席大法官传统上会分配到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第四巡回法院（包括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即哥伦比亚特区邻近的州）以及联邦巡回法院。每个大法官会分配到一或两个巡回法院。
截至2022年9月28日，大法官巡回法院分派如下：
| 巡回上诉法院 | 巡回大法官 |
| --- | --- |
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第一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杰克森
第二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索托马约尔
第三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阿利托
第四巡回上诉法院: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第五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阿利托
第六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卡瓦诺
第七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巴雷特
第八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卡瓦诺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卡根
第十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戈萨奇
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 大法官托马斯
联邦巡回区上诉法院: 首席大法官罗伯茨
现任法官中有五名被分配到他们以前担任巡回法官的巡回法院：罗伯茨首席大法官（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阿利托大法官（第三巡回上诉法院）、巴雷特大法官（ 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戈萨奇大法官（第十巡回上诉法院）。
程序

最高法院的工作庭期从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始并持续到次年6月或7月初。每个庭期由大约两周的交替时期组成，称为“开庭”和“休庭”。大法官们在开庭期间听审案件并作出判决;他们在休庭期间讨论案件并撰写判决陈述。
程序 > 案例选择

几乎所有案件都以请愿书方式提交给最高法院，通常被称为“上诉书”。最高法院可以根据任何民事或刑事案件的任何一方的呈请给予的复审令，审查联邦上诉法院的任何案件。如果这些判决涉及联邦法律或宪法法律的问题，法院可能只会审查“州最高法院作出的最终判决”。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一方是上诉人，非提请人是被告。无论哪一方在初审法院发起诉讼，所有案件名称都是上诉人诉被告人。例如，亚利桑那州诉埃里内斯·米兰达案是以州的名义对个人提起刑事起诉。如果被告已定罪，那么在向最高法院上诉时，将确认其定罪。而当米兰达以其向提出案件上诉申请时，该案的名称将变为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
有些情况是属于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比如当两个州之间有争议时或者当美国联邦政府与一个州之间出现争端时。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可直接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种情况的例子包括合众国诉德克萨斯州案，该案旨在确定是否一宗地属于美国或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诉田纳西州案，是否两州错误划分的边界可由最高法院进行更改以及州与州之间的正确边界设定是否需要国会批准。虽然自1794年以来没有发生类似佐治亚诉布列斯福德案的案件，各方法律行动中，最高法院具有初审管辖权并可以要求陪审团判定事实争议。另外两个初审管辖权案件涉及殖民时代通航水域之下的边界和权利的新泽西州诉特拉华州案，诉以及河岸州上游水域的水权的堪萨斯州诉科罗拉多州案。
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调审令的庭审会议为会商。会商是在9个大法官内部的秘密会议；公众和大法官的书记员将排除在外。如果有4名大法官投票通过上诉，案件将进入简报通报阶段；反之，案件结束。除死刑案件及其他最高法院要求被告通报的案件外，被告不需要提交对请求调审令的答复。
最高法院只基于“令人信服的理由”而批出请求调审令的，在“最高法院10点规则”中阐明原因。包括：
解决在解释联邦法律或联邦宪法条款方面的冲突
纠正严重偏离公认的司法程序的惯例
解决联邦法律的一个重要问题，或明确审查下级法院的裁决，该裁决与法院先前的裁决直接冲突。
当不同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同一法律或宪法规定的解释发生冲突，律师称之为情况“巡回法院分裂”。如果法庭投票拒绝请求调审令，如绝大多数上诉一样，通常是不出具意见的。驳回上诉并不是判决案件的案情，而下级法院的判决将是该案件的最终判决。
为了处理法院每年收到的大量上诉（法院每年收到的7,000多个上诉中，仅要求100份或以下案件的简报并进行庭审口头辩论），最高法院采用了称为“调审令池“的内部案件管理工具。目前，除了大法官阿利托和戈萨奇，其他大法官都参加复审小组。
程序 > 口头辩论

当法院提出请求调审令时，该案子设定为口头辩论。双方将就案件的案情简要介绍案件的不同之处，他们可为批准或拒绝请求调审令而提出不同的理由。经双方同意或最高法院批准，“法庭之友”也可以提交辩护状 。最高法院从10月至4月每月举行2周的口头辩论。每一方都有三十分钟的时间提出其论点（法院可能会选择给予更多的时间，但很罕见），在陈述时间里，大法官可能会打断律师并提问。上诉人首次发表陈述时，可以在被告陈述结束之后，预留一些时间来驳回被告的论据。如果另一方同意，法律之友可代表一方作出口头辩论。最高法院建议律师假设大法官熟悉并阅读了案件的简报。
程序 > 最高法院律师协会

为了向法庭提出抗辩，律师必须首先被最高法院律师协会承认。每年约有4000名律师加入该协会。最高法院律师协会预计有23万名会员。实际上，诉状仅限于数百名律师。其余律师加入协会需缴纳一次性费用200美元，每年赚取大约75万美元。律师可以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承认。团体承认是在最高法院现任法官面前进行的，其中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批准接纳新律师的动议。律师通常申请协会是为了将承认证书放在办公室或简历上显示。如果他们希望参加口头辩论，他们也可以获得更好的坐席。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的成员也可以进入最高法院图书馆馆藏。
程序 > 判决

口头辩论结束后，提交案件判决。案件的判决由法官的多数票决定。最高法院的做法是在该期限结束时在特定期限内对有争议的所有案件作出判决。然而，在这个期限内，最高法院无义务在口头辩论之后的任何规定时间内作出判决。在口头辩论结束后，法官退到另一次初步投票的会议，占多数资历最高的大法官将最高法院陈述的初步草案分派给同一阵营的大法官。最高法院在特定情况宣布判决最高法院的陈述草案以及大法官们的任何同意或异议陈述。由于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法庭内禁止使用录音设备，所以是通过纸质副本将判决传递给媒体，这被称为是“实习生的营运”。
最高法院有可能因为大法官空缺，导致案件票数打平。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下级法院的判决会被承认（affirm)，但不会变成有约束力的判例。听审案件，必须有至少六名大法官在场。如果人数不足可以听取案情，大多数合格的大法官认为一个案子不能在下一个任期内听审和裁定，那么下级法院的判决就如同最高法院的打平一样得到确认。对于通过美国地方法院直接上诉向最高法院提起的案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可将有关案件发回到有关的美国上诉法院作出最后裁定。这在美国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合众国诉美国铝公司案（1945年）。
程序 > 发布陈述

最高法院的陈述分三个阶段发布。首先，最高法院的网站和其他网站发布一个判决简述。然后，法院命令的几个陈述和清单都以平装书的形式结合在一起，称为美国报告的初步出版材料，官方系列书将呈现最高法院最终版的陈述。在发行初步出版材料大约一年后，将发布《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报告》最终合订本。《美国报告》的每一卷都有编号，以便用户可以引用这套报告 - 或由另一个商业合法发布商发布但包含平行引用的竞争版本，以帮助那些想通过阅读诉状和其他简报快速轻松地查找案例的人。
截至2019年1月 (2019-01)，出版有：
《美国报告》最终合订本569卷，涵盖截至2013年6月13日全部案例（部分2012年10月任期）。
21卷的陈述以判决简述的形式（卷565-585，2011-2017年任期，每期三卷，每卷两部分）发布，外加卷568第一部分（2018年任期）。
截至2012年3月，《美国报告》共出版了30161份最高法院的陈述，涵盖了从1790年2月至2012年3月的裁定。[來源請求] 这一数字并不能反映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数量， 因为多个案件可以通过一个陈述处理（例如，社区学校学生家长诉西雅图学区案与梅雷迪思诉杰斐逊县教育委员会案以相同的陈述作出裁定;根据类似的逻辑，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实际上不仅裁定了米兰达案，还裁定了其他三个案件：威哥尼拉诉纽约州案，韦斯特欧沃诉合众国案和加州诉斯特沃特案）。一个更不寻常的例子是“电话案例”，其中包含一整套相互联系的陈述，在《美国报告》中占据了整个第126卷。
陈述也通过两名非正式的平行汇编发表：由西方（现为汤森路透一部分）出版的《最高法院判例汇编》和由LexisNexis公司出版的《美国最高法院报告，律师版》简称“律师版”。在法庭文件，法律期刊和其他法律媒体中，案件引文一般源于三本汇编的一处；例如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引文以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585 U.S. 50，130 S. Ct. 876, 175 L. Ed. 2d 753 (2010)呈现。其中，"S. Ct."代表《最高法院判例汇编 》，“L. Ed”代表律师版。
程序 > 发布陈述 > 引用发表陈述

律师使用缩写格式，即以“vol U.S. page, pin (year)”引用案件。其中vol为卷号，page为陈述开始的页码，year为该案裁定的年份，pin用于“精确定位”到意见中的特定页码。例如，罗伊诉韦德案的引文是410 U.S. 113 (1973)，这表明该案是在1973年判决的，并出现在《美国报告》第410卷第113页中。对于尚未在初步印刷材料中发表的陈述或法定，卷和页码可以替换为“___”。
制度性权力和制约因素

在起草和批准《宪法》的辩论中，联邦法院制度和司法当局对《宪法》的解释几乎没有引起关注。事实上司法审查的权力在这上面是没有提到的。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司法审查的权力是否是宪法起草者意图的问题，很快就因为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证据而受到阻挠。然而，司法机构推翻法律和行政行为的权力是非法或违宪的，这是一个既定的先例。许多开国元勋接受司法审查的概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党第78号写道：“法官必须将《宪法》视为一项基本法。因此他们需要确定其中的意义；以及任何立法机构特定诉讼法的意义。如果两者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差异，（前者）应该有优先的义务和有效性的优先权；或者换句话说，宪法应该优于立法机构和法令。”
最高法院在马布里诉麦迪逊法案（1803）中确定了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权力，完善了美国制衡制度。在解释司法审查权力时，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表示，解释法律的权力是法院的特定职权，司法部门有义务说明法律是什么。他的论点并不是说法院有特权洞察宪法的要求，而且《宪法》所规定的司法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义务是阅读并遵守《宪法》的规定。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司法审查的做法与平等主义、自治、自决、信仰自由的民主理想处于紧张关系。一方面是将联邦司法机构，特别是最高法院视为“最分离，最少检查所有政府部门”的人。事实上，联邦法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不必以其任期内的“良好行为”期间而被推选，而且他们的薪酬在担任职务期间是不可能“减少”的（第三条第一节）。虽然有弹劾的程序，但只有一个大法官曾经被弹劾，至今没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被免职。另一方面则将司法机构视为最不危险的分支机构，几乎没有能力抵制其他政府部门的劝诫。据指出，最高法院不能直接执行判决;相反，其依赖于尊重宪法和法律来维持其判决。 著名的例子是1832年出现的不服从，当时在伍斯特诉佐治亞案，佐治亞州忽视了最高法院裁定。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与佐治亞州法院一致表示：“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已经作出判决，现在让他执行吧！”然而，这个所谓的引用是有争议的。南方的一些州政府也在1954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后，抵制了公立学校的废除种族隔离。最近很多人担心，尼克松总统拒绝遵守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尼克森（1974年）的命令交出水门事件的录音带。然而，尼克松总统最终还是遵守了最高法院的判决。
宪法修正案可以（并已）推翻最高法院的判定，已有5个案例：
奇泽姆诉格鲁吉亚案（1793年） - 被第十一修正案（1795）推翻
斯科特诉桑福德案（1857） - 被第十三修正案（1865）和第十四修正案（1868）推翻
波洛克诉农民贷款和信托公司（1895年）- 被第十六修正案（1913年）推翻
迈纳诉Happersett案（1875） - 被第十九修正案（1920）推翻
俄勒冈诉米切尔案（1970） - 被第二十六修正案（1971年）推翻
当最高法院对涉及法律而不是宪法的事宜进行判决时，简单的立法行动可以扭转判定（例如，2009年国会通过了莉莉·莱德贝特公平薪酬法，取代了2007年莱德贝特诉固特异轮胎和橡胶公司案中的限制）。此外，最高法院不能免于政治和制度上的考虑：低级联邦法院和州法院有时会违反教义创新，执法官员也是如此。
另外，其他两个分支机构可以通过其他机制来限制最高法院。国会可以增加大法官的数目，使总统有权通过任命来影响未来的判定（如上述的罗斯福最高法院填塞计划）。国会可以通过限制最高法院和其他联邦法院对某些议题和案件的管辖权的立法：这是第三条第2节中的建议，如果上诉管辖权“具有此类例外情况，国会可以根据这些法律执行。“最高法院在偏袒一方的麦卡德尔（1869）“重建”案件中认定国会判决，但其拒绝了国会在美国诉克莱因案（1871年）中判定特定案件的权力。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通过司法审查的权力，界定了联邦政府立法机关和执行部门之间的权力和分离的范围和性质; 如在合众国诉柯蒂斯 - 赖特出口公司案（1936），在戴姆斯与摩尔诉里根案（1981）中，特别是高华德诉卡特案（1979）（其中有效地给予总统权力终止未经国会或参议院同意的情况下批准的条约）。 法院的判决也可以对执行权力的范围施加限制，如汉弗莱执行机构诉美国（1935年），钢铁缉获案（1952年）和合众国诉尼克森案（1974年）。
律政书记

每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配有几个律政书记协助审查和研究复审令的请愿书，并准备法官备忘录和起草陈述等。大法官允许有4个书记员。首席大法官允许有5个书记员，但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每年仅聘请3个书记员以及首席大法官罗伯茨通常只聘请4个。一般来说，律政书记的任期为一到两年。
大法官霍勒斯·格雷于1882年聘请了第一位律政书记。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和路易斯·布蘭迪斯是最先聘请法学院应届毕业生而不是秘书兼速记员为书记员。大多数法律政书记都是刚毕业的法学院毕业生。
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于1944年聘请了第一位女书记员露西尔·洛门。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于1948年聘请了第一个非裔美国人威廉·科尔曼。聘请的律政书记绝大多数从精英学校获得法律学位，特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律学位，这十分不均衡。从1882年到1940年，62%的律政书记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最高法院所选择的律政书记通常是其法学院班级的精英，且经常是法学评论编辑或模拟法庭董事会的一员。到了70年代中期，在联邦上诉法院担任过法官书记员成为了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书记员的先决条件。
8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曾为其他大法官担任书记员：拜倫·懷特曾担任弗雷德·文森的书记员，約翰·保羅·史蒂文斯曾担任威利·拉特里奇的书记员，威廉·伦奎斯特曾担任罗伯特·H·杰克逊的书记员，斯蒂芬·布雷耶曾担任阿瑟·戈德堡的书记员，约翰·罗伯茨曾担任伦奎斯特的书记员，埃琳娜·卡根曾担任瑟古德·马歇尔的书记员，尼尔·戈萨奇曾担任拜伦·怀特和安东尼·肯尼迪的书记员，以及布雷特·卡瓦諾曾担任肯尼迪的书记员。戈萨奇和卡瓦诺大法官曾在肯尼迪手下同时任职。戈萨奇是第一位与自己曾担任过书记员的大法官同时在任的大法官，从2017年4月开始，直到2018年肯尼迪退休。随着卡瓦诺大法官提名的确认，最高法院的多数成员首次由前最高法院书记员组成（罗伯茨、布雷耶、卡根、戈萨奇和卡瓦诺）。
几位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也曾在联邦上诉法院担任书记员：约翰·罗伯茨曾担任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亨利·弗兰德利的书记员，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任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伦纳德·I·加思的书记员，埃琳娜·卡根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艾伯纳·J· 米克瓦的书记员以及尼尔·戈萨奇曾担任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大卫·B·森特尔法官的书记员。
律政书记 > 法院政治化

最高法院大法官聘请的书记员通常在起草陈述时留下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根据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院法律评论200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最高法院书记员似乎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一个无党派机构”。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J. Michael Luttig说：“随着法律越来越趋近于政治，政治关系自然而且可预见地成为通过法院压制的不同政治议程的代理人”。剑桥大学历史教授戴维·杰罗夫（David J. Garrow）表示，法院已经开始反映出政府政治部门的影子。加罗教授称“我们的书记员工作队伍的组成越来越像众议院的组成”。“各方都提出只有意识形态的纯粹主义者。”
根据范德比尔特法律评论研究，这种政治化的聘请趋势加深了最高法院是“反思意识形态论据而不是以法治为由的法律制度的法律机构”的印象。《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2012年6月的调查显示，只有44％的美国人赞成最高法院所做的工作。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法官的判定有时受到其政治或个人看法的影响。
批判

法院一直是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批判对象。其中：
批判 > 司法能动主义

最高法院被批评为不在宪法范围内行使司法能动主义，而非解释法律和行使司法限制。司法能动主义的诉求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经常被引用的保守司法行为主义的例子是1905年洛赫纳诉纽约州案的判决，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包括罗伯特·博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都对该判决进行批评。经常被引用的自由主义司法行为主义的例子是罗诉韦德案（1973），将堕胎合法化，其部分原因是基于“第十四修正案”所表达的“隐私权”，一些批评者认为这是迂回的推理。法学家、大法官和总统候选人都批判了罗伊的判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受到保守派人士如帕特里克·布坎南和前总统竞选人贝利·高华德的批判。最近，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定被批评为改变长期以来第一修正案对公司不适用的观点。林肯总统警告说，关于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判决，如果政府政策变得“不可逆转且被最高法院的判决所限定...人民将不再是自己的统治者了”。前任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用这些话来证明司法能动主义：“你做你认为是对的事，让法律在后面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院的倾向不同。双方的批评家都抱怨说，持激进观点的法官以自己的观点代替了宪法。评论家还包括Andrew Napolitano，Phyllis Schlafly，Mark R. Levin，Mark I. Sutherland和James MacGregor Burns等作家。过去来自两党的总统都对司法能动主义发起攻击，其中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罗纳德·里根总统。最高法院提名人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说：“法官所做的就是一场政变，一场缓慢移动，踩着高跷地，但仍然是政变。”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指出，当政界人士谈论司法能动主义时，他们对一名能动主义法官的定义是一个不同于他们投票想要的人。一位法学教授在一篇于1978年发表的文章中称，最高法院在某些方面“是立法机构”。
批判 > 未能保护个人权利

因为没有保护个人权利，法庭的判决受到批判：斯科特案（1857）判定维持奴隶制；普莱西诉弗格森案（1896）根据“隔离但平等”的原则维持种族隔离；凯洛诉新伦敦市案（2005年）被包括新泽西州州长乔恩·科兹宁在内的杰出政治家批评为破坏财产权。有报道称一些批评家认为，保守派占多数的2009年大法官席位“变得与印第安纳州的选民相抵触”，这些法案倾向于“剥夺大量没有驾照公民的投票权，特别是穷人和少数民族选民。”艾尔·弗兰肯参议员批评最高法院“侵蚀个人权利”。不过，也有人认为，法院过于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被指控犯有或被拘留的人的权利。例如，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批评者，斯卡利亚大法官批评最高法院在布迈丁诉布什案的判定中是否过分保护关塔那摩被拘留者的权利，理由是人身保护令应受主权领土的限制。
批判 > 最高法院权力太大

这种批评与司法能动主义的抱怨有关。乔治·威尔（George Will）写道：最高法院在美国国家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介入2009年关于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公司的破产程序的批判。一位记者写道：“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大法官干预克莱斯勒破产案”并公开了“进一步司法审查的可能性”。但从总体上认为这种干预是适当运用最高法院的权力以对行政部门进行审查。沃伦·伯格在成为首席大法官之前曾认为，由于最高法院具有这种“不可见的权力”，所以其很可能“自我沉迷”，不可能“进行冷静的分析”。拉里·萨巴托（Larry Sabato）写道：“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已经过度授权”。
批判 > 法院难以制约行政权力

英国宪法学者亚当·汤姆金斯（Adam Tomkins）认为，美国的法庭（特别是最高法院）制度的行为和立法机构有缺陷。他认为，由于法院须多年的等待才能通过这个制度，才能严格限制其他两个分支。相比之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可以经请求可直接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
批判 > 联邦与国家权力

美国历史上曾有过有关于联邦和国家权力界限的辩论。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筹划者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提出，他们当时提出的《宪法》并不会侵犯州政府的权力，但另一些人认为，联邦政府的扩充的权力与制宪者的愿望是一致的。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明确授予《宪法》未授予的美国权力分别向国家或人民保留。由于最高法院给予联邦政府太多的权力干涉国家权力机关而受到批评其中一个批判如下，最高法院允许联邦政府滥用商业条款，维护与州际商业无关的规定和立法，但这是以规范州际商业的幌子颁布的；并且因为涉嫌干涉州际商业，致使国家立法无效。例如，第五巡回上诉法院采用“商业条款”来维护“《濒危物种法》，从而保护德克萨斯州奥斯汀附近的六种特有的昆虫种类。尽管昆虫没有商业价值，也没有跨越州边界；最高法院于2005年通过这一判决。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认为，国会完全可以行使州际商业的权力到最大限度。除了《宪法》规定之外，不承认任何限制。大法官阿利托表示，商务条款下的国会权力是“相当广泛的”。现代理论家罗伯特·B·德里克建议现在应继续讨论《商业条款》。国家权力倡导者如宪法学者凯文·古兹曼也批判了法院，称其滥用了第十四修正案破坏国家的权威。布兰迪斯法官辩称允许各州在没有联邦干预的情况下运作，这表明国家应该是民主的实验室。一位评论家写道：“最高法院判决违宪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涉及州法律而不是联邦法律。”不过，其他人认为《第十四修正案》是将“保护这些权利和保障提升到国家层面”的积极力量。
批判 > 秘密诉讼

因其陪审团判决不向大众公开，最高法院受到批评。 根据杰弗里·托宾（Jeffrey Toobin）的评论《9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的秘密世界》：记者难以将最高法院内部运作报道出来，正如一个封闭的“卡特尔”，仅能通过不包括内部运作的公共事件和出版物进行自我揭露。评论写道：“很少有记者能够深入挖掘法院事务。最高法院内部运作良好。但唯一受伤的是美国人民，他们对于最有权威的9名大法官知之甚少。”拉里·萨巴托抱怨法院与外界隔绝。2010年的菲利·迪金森大学调查发现，61％的美国选民同意举行电视法庭听证会有利于民主”，50％的选民表示如果机会的话他们会收看电视转播的最高法院法庭诉讼。近年来，许多大法官的身影都出现在电视和书籍上，并向记者发表了公开声明。在2009年的C-SPAN采访中，记者约翰·比斯丘皮克（今日美国）和莱尔·丹尼斯顿 （SCOTUS博客）认为，最高法院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机构，只有大法官的私人会议不向公众开放。2010年10月，最高法院开始在其网站上发布其星期五进行的口头辩论的记录和文本。
批判 > 司法干涉政治争端

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被批评为将最高法院置于政治舞台之上，并决定其他两个政府分支的职权。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定是最高法院在2000年美國总统选举結果的實際干预，並決定最終的選舉結果，大法官中5比4的判決，五名保守派大法官支持禁止佛羅里達州的重新計票，「选择」乔治·W·布什而不是普選票較多的阿尔·戈尔成为第43任美国总统，这个案件的判决受到特别是民主黨的广泛批评。另一个案例是最高法院关于分配和重划選区的判决：在贝克诉卡尔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可以对分配问题作出判定；法兰克福大法官反驳最高法院的判决涉嫌所谓的政治问题。很多牽涉政治爭端的司法判決通常展現5比4，判決亦反映大法官的政治意識形態。
批判 > 没有选择足够的案例进行审查

阿伦·斯派克特参议员说，最高法院应该“判决更多的案件”。另一方面，虽然斯卡利亚大法官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承认，最高法院的如今听审案件的数量要比他加入最高法院时的数量要少。但他也表示，他没有改变其对案件审查的标准，他也不相信他的同事改变了他们的标准。他将1980年代后期的大量案件归咎于由法院通过的新联邦立法的早期波动。
批判 > 终身任期

批评家拉里·萨巴托写道：“终身任期的绝对性，以及任命长期开庭审理案件的年轻律师，有上一代想法的高级法官比只有当代观点的法官好。”桑福德·莱文森一直批评那些身体恶化却仍然在职的大法官。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表示终身任期已经“严重滞后，最高法院在制度上几乎总是落后于时代”。解决这些问题的提案包括由莱文森和萨巴托提出的大法官任职期限以及理查德·爱泼斯坦等提出的强制退休年龄。但是，其他人则认为，终身任期带来诸如公正和免受政治压力的实质性好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联邦主义议文集第78号文件写道：“任何事情都不能像永久在职那般维持坚定和独立。”
批判 > 接受礼物

在21世纪，增加了对大法官的接受昂贵礼品和旅行的审查。罗伯茨法院的所有成员都接受了旅行或礼物。2012年，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收到了来自于出版商Knopf Doubleday的190万美元预付款。斯卡里亚大法官等曾接受由私人捐助者资助的数十次昂贵的异国旅行。大法官以及对判决感兴趣的人一起参加由党派团体举办的私人活动，但却引起了参加活动期间不当交流的担忧。同道会法律总监斯蒂芬·斯普尔丁指出：“这些旅行导致了公正问题，并涉及到了关于大法官的公正承诺。”
著名案例

羅訴韋德案
马伯利诉麦迪逊案
斯科特诉桑福德案
凯洛诉新伦敦市案
紐約時報訴蘇利文案
普萊西訴弗格森案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
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
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
美國訴溫莎案
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
更多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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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me Court Historical Society.  (PDF).   [2008-02-1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22-05-05）.
外部連結

官方网站
美国最高法院简介（牛津通识读本系列）
美国最高法院
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2000~2003部分全文 (焦興鎧主編,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出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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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 总统 （副总统 · 总统行政办公室）  国务院 · 财政部 · 国防部 · 司法部 · 内政部 · 农业部 · 商务部 · 劳工部 · 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 住房及城市发展部 · 运输部 · 能源部 · 教育部 · 退伍軍人事務部 · 国土安全部
立法: 國會（参议院 · 众议院）
司法: 最高法院   上诉法院 · 地区法院 · 聯邦索賠法院 · 国际贸易法院 · 军事上诉法院 · 税務法院 · 领地法院
|  论 编美洲各國家和地區最高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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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會員國 |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巴哈马      玻利维亚  巴西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古巴  多米尼克      萨尔瓦多        海地    牙买加  墨西哥  尼加拉瓜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美国  烏拉圭  委內瑞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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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  挪威  法国  BnF data  德国  以色列  美国  瑞典  拉脱维亚  捷克  澳大利亚  韩国  克罗地亚  波兰  梵蒂冈 
学术:  CiNii 
人物:  Trove 
其他:  NARA  SNAC  IdRef 
美國最高法院大樓
大法官马歇尔
羅伯茨法院，2022年6月30日至今
前排左起：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 大法官艾蕾娜·卡根，後排左起：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諾、大法官凯坦吉·布朗·杰克森
最高法院内堂
最高法院大楼
最高法院墙上印刻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引述：“解释法律显然是司法部门的权限范围和责任。”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此提出司法审查概念
天主教阿索格斯教區

| 天主教阿索格斯教區  |
| --- | --- |

教会管区
 
教區位置
基本
教座位置: 厄瓜多爾
管轄範圍: 卡尼亞爾省
禮儀形式: 拉丁禮
所屬教省: 昆卡
創設時間: 1968年
首長職銜: 主教
教務首長
教省總主教: 嘉祿·阿尼瓦爾·阿爾塔米拉諾·阿圭略
統計資料
教友人數: 208,000
天主教阿索格斯教區（拉丁語：、西班牙語：）是厄瓜多爾一個羅馬天主教教區，屬昆卡總教區。
教區成立於1968年6月26日，位於卡尼亞爾省。2006年有教友208,000人（佔轄區總人口99.0%）、卅三個堂區、卅六名司鐸。目前教區主教為嘉祿·阿尼瓦爾·阿爾塔米拉諾·阿圭略。
參考資料

↑  .   [2013-06-0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03）.
|  论 编厄瓜多爾天主教教區 |
| --- | --- |
昆卡總教區: 阿索格斯教區 | 洛哈教區 | 馬查拉教區
瓜亞基爾總教區: 巴巴奧約教區 | 亞瓜奇教區
波托維耶霍總教區: 厄瓜多爾的聖多明各教區
基多總教區: 安巴托教區 | 瓜蘭達教區 | 伊瓦拉教區 | 拉塔昆加教區 | 里奧班巴教區 | 圖爾坎教區
聖座直屬: 厄瓜多爾軍中教長區 | 阿瓜里科宗座代牧區 | 埃斯梅拉達斯宗座代牧區 | 加拉帕戈斯宗座代牧區 | 門德斯宗座代牧區 | 納波宗座代牧區 | 普約宗座代牧區 | 蘇昆比奧斯的聖米格爾宗座代牧區 | 薩莫拉宗座代牧區
參見：厄瓜多爾天主教 · 厄瓜多爾天主教教區列表 · 南美洲天主教教區列表
獅色細鰩

| 獅色細鰩> 保护状况 |
| --- | --- |
 无危（IUCN 3.1）
科学分类 
界：: 动物界 Animalia
门：: 脊索动物门 Chordata
纲：: 软骨鱼纲 Chondrichthyes
目：: 鳐目 Rajiformes
科：: 鳐科 Rajidae
属：: 細鰩屬 Rajella
种：: 獅色細鰩 R. leopardus
二名法
Rajella leopardus (von Bonde & Swart, 1923)

異名
 Raia leopardus,von Bonde & Swart, 1923 Raja leopardus,von Bonde & Swart, 1923 Rajella leopardus,von Bonde & Swart, 1923
獅色細鰩（學名：），為軟骨魚綱鰩目鰩科鰩屬的一種，分布於東大西洋南非東部和西部外海至茅利塔尼亞外海海域，深度130至1920公尺，本魚有中等長度的吻部、小眼睛和扁平的鱗板，尾巴約與身體等長，背部呈中灰色至褐色，常有深色斑點，白色或帶斑點，腹部有暗色斑塊，體長可達95公分，棲息在大陸棚及大陸坡，為底棲性魚類，肉食性，以甲殼類、多毛類、硬骨魚等為食，卵生，卵囊為長方形，具有堅硬的角質觸鬚，幼魚可能傾向跟隨大的個體，生活習性不明，可做為食用魚。
鸡西市

| 鸡西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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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市
鸡西市鸡冠区
 鸡西市在黑龙江省的地理位置
坐标： 45°17′44″N 130°58′08″E﻿ / ﻿45.2956°N 130.969°E﻿ / 45.2956; 130.969
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 黑龙江省
設立: 1957年3月7日
政府駐地: 鸡冠区
下级行政区: 6市辖区、2县级市、1县
政府
 • 市委書記: 鲁长友
 • 人大常委會主任: 张行斌
 • 市長: 孙成坤
 • 政協主席: 郑野岩（女）
面积
 • 地级市: 22,494 平方公里（8,685 平方英里）
 • 市區: 2,199 平方公里（849 平方英里）
面积排名: 全省第9位（佔全黑龙江省4.97%）
最高海拔: 831 公尺（2,726 英尺）
人口（2020年）
 • 常住: 常住人口 150.21萬人
 • 排名: 全省第7位
 • 密度: 80.5人/平方公里（208人/平方英里）
 • 市區（2015户籍）: 83.32萬人
語言
 • 官方語言: 普通话
 • 方言: 东北官话
时区: 北京时间（UTC+8）
郵政編碼: 158100
電話區號: 467
車輛號牌: 黑G
气候: 中温带半湿润大陆性气候
• 年均温: 3.6 ℃
• 年降水: 541.8毫米
行政区划代码: 230300
舊稱: 鸡宁
城市定位: 资源型城市、旅游城市
（2015）: ¥514.7亿（全省第7位） 82.64亿美元（汇率）
• 人均: ¥28,223（全省第6位） 4,531美元（汇率）
網站: 鸡西市人民政府

市象征
花: 映山红
树: 兴凯湖松
 本表面积、人口、经济数据参考《黑龙江统计年鉴－2016》
鸡西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市境北与七台河市、双鸭山市相连，西与牡丹江市毗邻，东、南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接壤。地处三江平原南端，地势平缓，北部为完达山，西部为老爷岭余脉。市境东缘的乌苏里江及其支流松阿察河为中俄界河，穆棱河由西向东横贯全境，注入乌苏里江，南部为中俄界湖兴凯湖。鸡西是中国重要的煤炭基地及石墨的生产地。市人民政府驻鸡冠区红旗路18号。
历史 > 古代

鸡西因地处鸡冠山（满语：鸡冠噶珊）之西而得名。古为肃慎、女真、高句丽等部游猎之地。唐时期属渤海国（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金代、元代、明代时期，历属胡里改路、辽阳行省、奴儿干都司管辖。清朝初年，由于满人入关，加之黑龙江作为女真族的发源地，被清王朝称之为“龙兴之地”，采取封禁的政策，鸡西地区人口锐减。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加强了对于黑龙江流域的行政管理，改变了明代所形成的卫所制度，将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土地划归宁古塔昂邦章京管辖。康熙元年（1662年）改设宁古塔将军，并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将治所由宁古塔迁至吉林乌拉，始称吉林将军，原宁古塔将军改称宁古塔副都统。包括鸡西在内的广大乌苏里江流域在这一时期内有大批居民从事垦荒、采参等行业，逐渐成为粮食药材基地。
历史 > 近代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政府开放封禁政策，东北地区涌入大量移民。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在今黑龙江省密山市设蜜山府，鸡西地区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这一时期，鸡西境内陆续发现煤炭资源。1914年9月，经原吉林省农矿厅批准，奉天商人袁大章在哈尔滨成立密西煤矿公司，开采地址在密山西北150华里的西大坡，并于1916年移至今恒山矿老一井。这标志着鸡西煤炭正规生产的开端。1924年1月，吉林省政府实业厅与俄国商人谢结斯签订《中俄官商合办梨树沟小碱场沟煤矿合同》，成立穆棱煤矿公司(设于哈尔滨)，由中俄共管穆棱煤矿（今鸡西市梨树区）。至1931年，共生产原煤163.1万吨。1932年，以开采穆棱矿区煤炭、木材为主业的日本国际运输株式会社成立。1933年，穆棱煤矿改为日俄共管，鸡西地区亦沦为日本殖民地。1934年，发现滴道煤田。1935年6月，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同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满炭”）争夺滴道煤矿的开发权，满洲国政府裁定该矿由满炭直营。旋即，满炭在滴道街（今鸡西市滴道区）成立密山炭矿株式会社。同年12月15日，四甲没站（今鸡西站）建成通车，因其位于鸡冠山之西，故称为“鸡西驿”，“鸡西”一称由此出现。日本人大肆涌入鸡西地区。1938年秋，满炭兴建滴道洗煤厂，并于1943年8月建成投产，时为亚洲最大洗煤厂。
1941年9月1日，东安省在今鸡西市设置鸡宁县（取义平安），为省辖县；县长为日本人久保田丰。日治时期，鸡宁县人民特别是广大矿工进行了殊死抵抗。据统计，满洲国政权在鸡西矿区共计制造万人坑七处，炼人炉五座，残害矿工十余万人；且由于不注重安全生产，曾发生多起死亡百余人的特别重大安全事故。1945年8月9日，苏联军队逼近矿区，时任滴道炭矿矿长富槛一郎下令破坏了恒山、滴道、城子河、穆棱等煤矿以及柳毛石墨矿。
历史 > 现代

1945年8月12日，苏联远东军进入鸡宁县城。鸡西地区得以解放。8月15日，苏联军队驻穆棱司令部指挥矿区开始恢复生产。1946年，中共东北局将鸡宁、密山等地确定为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和根据地。1946年6月，东北经济贸易委员会成立东北工矿处，统一管理全东北的工厂、矿山、森林，办公地点设在哈尔滨市。1947年10月18日，成立东北工矿处鸡西办事处，并于1948年7月15日在该办事处的基础上成立了鸡西矿务局，领导鸡西境内的各煤矿以及鸡西煤矿总机厂。1949年7月30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批准改鸡宁县为鸡西县，为当时的松江省所管辖。1954年6月19日，松江省撤销，鸡西县划归黑龙江省管辖。到1956年，全县总人口增长到234,154人，比1949年增长83.3%；原煤产量达到500万吨。1956年12月18日，国务院决定撤销鸡西县，设立鸡西市（地级），辖鸡冠、滴道、恒山、麻山、梨树五区。1957年3月7日，鸡西市正式成立。1958年8月，降为县级市，划归牡丹江专区代管。1966年2月恢复为地级市。1970年10月，设立城子河区。1983年，将鸡东县划归鸡西市管辖。60-80年代是鸡西煤炭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煤炭产量大幅度增长；到1991年，鸡西矿务局原煤产量居全国第二位，并曾援建内蒙古伊敏河等煤矿。1992年，原为牡丹江市代管的密山市改为鸡西市代管。1993年，虎林县划归鸡西市管辖，并于1996年10月11日改为虎林市。至此，鸡西市形成现有版图。90年代末，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鸡西作为一座大型煤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加之政府控制下的煤炭价格过低，鸡西的煤炭行业出现大幅度亏损，曾出现过连续68个月拖欠矿工工资的现象，并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煤炭产量一度锐减。尔后，随着煤炭行业形势好转和企业的改制，全市煤炭生产逐步恢复到了年产量3000万吨的水平，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良性轨道。
地理 > 地貌

鸡西市位于三江平原南缘，境内大部分地区属长白山北脉的老爷岭与完达山的接合部，以丘陵地带为主。全市土地面积22351平方千米，平原占40%,丘陵占50%,其余为大小湖泊河流等水系。境内有面积为4380平方千米的中俄界湖兴凯湖；主要河流有穆棱河、乌苏里江、松阿察河等，均属黑龙江流域。境内最高峰为完达山山脉主峰神顶峰，海拔831米。全境森林覆盖率为29.7%。
地理 > 矿产

煤炭总储量80亿吨，年产量3000余万吨。
石墨总储量7.8亿吨，居亚洲首位，年产量7万吨。
硅线石储量6700万吨，亦居亚洲之首，年产量3000吨。
大理岩地质储量6.3亿吨，尚未大规模开采。
金储量5吨左右，年产量100余千克。
重金属铂、钯的储量分别为3.29吨，5.66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