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意義

「法治」原則之核心：本國之內的所有人和所有機構，不論公私，均應接受法律約束，並享有法律賦予的權益，而法律應公開制定，（一般而言）在未來生效，且由法院公開司理。
法治之意義：
法律須容易為大眾所理解，盡可能易懂、清楚且可以預料，理由有三：
首先，我們需要發現甚麼是自己必須做或者不能做的事，我們當中大部分人仍然熱切希望能夠儘量遵守法律；
其次，我們知道有哪些權利和義務相當重要；
其三，有賴於一系列可執行之合法規定管理着商業權利和義務，貿易、投資和（泛指的）商業行為才能取得成功。
那些贊同「不同意見判決（英语：）（multiple judgments）」和「可反對的自由（英语：）（freedom to dissent）」者自有其道理，有助於法律之發展，能夠避免勉強妥協，避免產生沒有人全心全意支持之最終判決；只要依照以下兩個至關重要之條件操作，就不會削弱「法治」：一、不論產生多少不同意見，或者有多少法庭成員反對，由法庭（或者是法庭多數成員）制定之法律原則應當清楚明白；二、有關法律發展過程中法官扮演之角色，法官修改法律時不應確立新的刑事犯罪，或者擴大現行犯罪之範圍，導致過去發生時視為無罪之行為變成有罪。
有關合法權利和法律責任的問題，通常應通過運用法律而非行使酌情權加以解決；酌情權開啟通往專制大門，而專制和「法治」是不共戴天。稅務稽查員有責任執行制定好之規則，但不能自己創造規則。在普通的司法生涯中，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時所做之判決往往根本不涉及任何酌情權之使用。要決定是否不利，法庭需要行使的是判決權，而非酌情權。在很多司法酌情處理之情況下，法官一定會做出一項事先判決（prior judgment）（英语：），決定應當如何行使酌情權。人們普遍（且正確）地認識到，在判處刑罰時，法官享有一定程度之酌情權是相當重要；因為，如果他們必須因某一項罪行而施加規定之刑罰，那麼他們就不能考慮到不同罪行、不同罪犯之間之差異；這可能導致不公正，因為罪行之嚴重程度大相徑庭，甚至以相同文字描述之罪行也是如此，此外各個罪犯之情況幾乎永不相同；國會基本上承認這一酌情權之價值，通常只會規定刑罰之上限，而很少規定固定刑罰下限。但是，如果判刑之嚴荷程度是由司法偏見，抑或法官一時興起所決定，這也會為不公正之另一源頭；如果在全國不同地方，判刑之嚴苛程度差距過大，即判刑上之「地區歧視」，也是不公正。當今規定基本上保留法官判刑之酌情權，但從以下三方面加以限制：一、頒佈判刑準則和決定，針對不同罪行，指示判罰之合理範圍，並指出可能加重或減輕罪行之因素；二、由刑事法院判刑之被告可以上訴，如果上訴法院基於準則和以往之決定，認為判罰過於嚴苛，可以將刑罰減輕至適宜之程度；三、如總檢察長認為判罰過輕，可以申請許可，將判決提交至上訴法院重審。「法治」並不要求剝奪政府或司法決策人所有酌情權，但「法治」明確要求：是酌情權，就要受限制，以防出現隨心所欲；沒有酌情權可以逾越法律，為所欲為。
本國法律應平等適用於所有人，除非客觀差異要求差別對待；不應為富人制定一部法律，而為窮人另外制定一部；但我們也會接受，有些人應該受到差別對待，因為在某一重要方面，他們情況不同。兒童是最明顯例子，兒童不如一個正常成年人來得成熟，因此不應用對待正常成年人之方式對待兒童；任何偏離「平等對待」大原則之情況皆應細察，以確保「差別對待」（differential treatment）是基於真正之差別。1949年，美國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在美國最高法院發表講話：「我認為以下信條是有益的：城市、州及聯邦政府在行使其權力的過程中，不應對居民差別對待，除非是基於管理目的的合理差異。這種平等不是抽象的正義。憲法的制定者都知道，今天的我們也不能忘記，要防範專制和無理的統治，最有效的保證莫過於要求官員將強加於少數人的法律原則廣泛施加於大眾。相反，要打開通往專制的大門，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允許那些官員自行選擇一小部分人，對這部分人實施法律，而官員自己則逃脫了大多數人受法律影響時他們可能遭受的政治懲罰。為確保法律公正，法院應採取的最佳舉措莫過於要求法律在執行過程中一視同仁。」
各部大臣和各級公職人員在行使所享權力時，必須真誠、公正，並依照法律授予其權力之目的，不越權，亦不違理性。行政部門之權力也僅限於嚴格按照法律辦事，而不能有其他行動。法院確保政府當局按法律規定行事，如今被稱為違憲審查。首先要求是，行使法定權力應當真誠，即誠實。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公正行使權力。依據傳統，人們通常認為自然公正之所謂原則有兩大要件：一、決策人不應受偏好或個人利益影響（即任何人不得在牽涉自己之案件中擔任法官）；二、任何人，如可能遭到不利於自己之判罰，即應有權陳情（即聽取另一方之陳詞（英语：））。執行法令授予之決策權時，必須始終致力於達成法案之方針與目標，而不應形成阻礙或達成其他目標。任何一個聲稱自己行使法定權力者，都不應逾越該項權力之界限，是一項基本原則：越權（英语：）。要合理行使司法權，監督大臣、下級官員及公共團體，法官不得篡奪權力；法官應當行使「法治」要求其行使之法定權力；當然，對於那些決策遭到否決者來說，法官不討他們喜歡；如果遭否決之決策頗受矚目，而且對當時政府而極具意義，那麼不論其政治立場如何，法官更加不可能討政府喜歡；同其他任何人一樣，政府也不想輸官司，有可能比其他人更不想，因為政府自認為代表公眾利益，除了敗訴之花費和沮喪之外，他們還可能遭到反對黨之嘲弄；居住在法治國家，是不可避免。
法律必須為基本人權提供充分保護：如果一個國家對其部分人民進行殘忍之鎮壓迫害，即使將受壓迫之少數人移送至集中營，或者將女童強制暴露荒山是由合法法律詳細規定並予以嚴格執行，也算不上遵循「法治」。2007年7月6日，國際律師協會在莫斯科舉辦一場專題研討會，會上俄羅斯聯邦憲法法院院長佐尔金在關於法律之道德之講座中說：「通過自由法，承認國際法的共同原則及細則，建立相應的國家和公共機構，這些舉措對於實現真正的『法治』而言還遠遠不夠。在法律發展的每個具體階段，人類對法律的理解都不一樣。因此，用法令闡釋法律的本質也很重要。偉大的哲學家斯賓諾莎說過，法律是自由的數學。」要指出英國和其他發達西方或西化國家所謂「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是可能，而「法治」則要求權利和自由受到保護。多年來，普通法和制定法都對權利給予大量保護；但保護是有差異；《歐洲人權公約》包含之權利和自由通過1998年《人權法案》生效；事實上，它們才是「基本」權利和「基本」自由；它們必須得到保護，任何居民都不應被勒令放棄權利；對權利之保護並非要讓個人權利凌駕於其所屬之集體權利之上。死者之家人和近親理應被視為受害人：他們有權查明真相，也可以通過懲戒措施了解到罪犯已經汲取教訓，從而獲得安慰；絕不是說受害人之權利高於集體權利。《公約》規定之例外情況——為保護另一個人免受非法暴力侵害而絕對有必要剝奪施暴者之生命——和更寬泛之普通法有一致之處，後者允許公民使用武力保護自己之人身或財產安全，只要基於殺人者本人認定之事實，其所使用之武力屬於合理範圍即可。普通法沒有讓受害人喪失保障，不允許使用超出合理範圍之暴力殺人。逮捕任何人之後，使用其能夠理解之語言告知其被捕原因及面臨之指控；應當及時嫌疑人進行審訊，嫌疑人有權在合理之時間之內受審，或者在審判前釋放——可能是保釋；被拘留者有權通過快速之司法程序判定其拘留之合法性，如最終判定拘留非法，應釋放被拘留者；任何人遭受違反本條款之拘留，都須予以賠償。人身保護令是保護手段之一，同時還有其他保護措施：其他違憲審查程序，以及宣佈不正當拘留為犯罪兼可起訴之民事過失。如果一個人並未犯罪，而且沒有犯罪企圖，其自由卻遭到長期剝奪，顯然是不公正。法律已經講得很清楚：你不會因行為當時並非有罪之行為而遭受刑罰，亦不會受到比行為當時應受之刑罰更重之懲罰。「法治」要求，信仰及習俗自由等基本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但並不是說對它們毫無限制；個人基本權利必須和他人之權利聯繫起來；因此，制定界限是必要。人民應當擁有充分之訊息，享受足夠之權力，在分歧之觀點以及可能之行動方案中做出取捨；當然，媒體扮演之角色十分重要。我們面臨之挑戰是，在為媒體提供調查、報道、告知及評論之最大自由之時，還要為它們調查、報道、告知及評論之對象提供合理保護，尤其是包括政治人物在內之公眾人物。人類是社會性動物，對很多人而言，滿意且圓滿之生活取決於他人之陪伴和支持，因此，個人尋找陪伴和支持之機會不應被剝奪；此外，集會和結社自由具有民主政治之特點，藉集會和結社，個體可以集合在一起，宣傳並致力於其信仰之事業，這比自己單打獨鬥有效得多；當然，在特定情況下，這一重要之自由權必須受到限制，正如（打個比方）一場暴亂即將發生之時。憲章和各項權利法案存在之目的就是保護受到排擠之少數群體；幾乎在每一個國家，多數人（通常包括富人及權貴）都能照看好自己之權益。
必須為當事人無法自行解決之真正之民事糾紛提供解決辦法，不應收費過高，不應延誤過長。如果勝利只屬於強者（用現代人的話來講，就是能夠派出最彪悍訟棍之一方），就不符合糾紛當事人或整個社會之利益。從很多方面來講，其中有一個措施是解決民事糾紛最好之辦法，即調解；過程需要一名獨立之調解人參與，調解人負責調查當事人存在分歧之意見和目的，並努力勸說雙方達成彼此都能接受之折衷方案；如果折衷方案最終得以達成，或許雙方都不會完全滿意，因為有可能沒有一方取得希望取得之結果，但同時也沒有一方須承受徹底失敗之痛苦羞辱以及對簿公堂（antagonistic litigation）（英语：）之不快；同時加給雙方之裁決相比，雙方都接受之和解方案可能更容易贏得尊重；即使最終無法達成折衷方案（這是通常之情況），當事雙方固然浪費一些時間和金錢，但比起訴訟，時間和金錢還算是少。調解之外之另一個辦法是仲裁：通常由當事雙方指定一名獨立之仲裁人，仲裁人在當事雙方之授權範圍（英语：）內對糾紛做出裁決；不論在糾紛發生之前或之後，仲裁只能通過協議實現，而在仲裁時，仲裁人有權做出裁決，其裁決對當時雙方均有法律約束力，並可經由法庭程序加以執行。但是，在有的案件中，當事雙方雖然努力嘗試解決分歧，仍不能遂願；他們不能就調解程序達成共識，或者調解程序不能得出折衷方案，他們不同意仲裁，而明顯需要公開且權威之法庭裁決；此時，「法治」就要保證人們有途徑提出訴訟。1949年《法律援助與法律諮詢法案（英语：）》是戰後艾德禮政府之偉大成就之一，只是不那麼出名。「法治」之一大敵人是拒絕為無力承擔費用之訴訟當事人提供法律保護，另一個敵人則是延遲提供補救措施。延誤不僅本身令人不快，更會加劇開支問題；經驗表明，一宗案子持續時間越長，所需花費越大。普通法法院採取之辯護式訴訟程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收費高昂之律師，他們負責為案件準備材料，呈述情況，進行辯護；照公眾想來，律師會將裁決案件所需之所有材料呈交法官，而法官是中立之公斷人，會決定先審理哪宗案件。在民法國家，律師（由訴訟當事人自費聘請）之作用就小得多，而法官（由國家出資聘請）之作用卻大得多；和普通法體系之下之法官相比，民法體系之下之法官對訴訟程序（英语：）擁有更大之控制權；可即使在民法國家，想要找到高效快速且花費合理之糾紛解決辦法也很困難；但是，如果一個國家越近此目標，此國家之「法治」就實現得更多。
國家提供之裁決程序（英语：）應當公正：公平審判權是「法治」之一大基本要求；該項權利最明顯且最重要之運用範圍自然是刑事審判，但描述其內容之辭藻頗顯艱澀，旨在表明該項權利並不囿於刑事審判之範圍，同樣適用於民事審判，不論當事人是個人、公司還是公共機構。它適用於一種混合之裁決程序，既不屬於刑事，也不屬於一般意義上之民事：在這類訴訟程序中，如果法庭做出不利於當事之某一方或雙方之判決，當事之一方或雙方就須承擔極為嚴重之後果。三種訴訟形式並非一定要遵循同樣之模式；事實上，也的確未曾如此；但三者仍需遵循一些原則：①我們必須認識到，公平是對於當事雙方之公平，而非僅指其中一方；審判遵循之程序必須給予原告或權利請求人證明其論點之機會，同樣也應當給予被告人抗辯之機會，是為公平；如果說訴訟雙方之地位不平等，那麼審判就不公平；在刑事審判中，證據常因其「具有損害性（英语：）」而遭到反對，而反對之真正原因不過是證據不利於抗辯；當然，事實上，幾乎所有起訴證據都對，或意圖對抗辯不利。②我們必須承認，公平是一個不斷演化之概念，不停留在任何時刻；1836年推行一項措施，賦予被告律師（英语：）代被告回答陪審團問話之權利；結果就是，起訴人（英语：）能夠告訴陪審團為何被告人有罪，卻沒有辯護人為被告人辯護其為何無罪。③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憲法應確保司法決策人（judicial decision-maker）之獨立性；法規引文都清楚表明，法官必須獨立於各部大臣和政府；決策人獨立於地方政府和任何利益團體（vested interests），不受公眾輿論、國會意見、媒體、政黨及壓力團體（pressure group）、同事，尤其是上司之影響；在其運用自身判斷力裁決案件時，必須獨立於那些會導致忽視案件法律特徵與事實特徵（legal and factual merits）（英语：）之任何人與任何事物；如果決策人之薪水高低和任職期限依賴於受其裁決影響之人是否接受其裁決，或因決策人之裁決觸怒某些權勢而導致其喪失晉升機會，都威脅獨立性。和司法獨立幾乎同等重要應屬法律行業之獨立。決策人必須公正。如今，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英國之職業法官已經不再帶有政治性，他們之委任也是基於獨立選舉委員會之推薦委員會之推薦做出；委員會聽取多方意見，但無政治代表；這不會阻礙法官和政府在行政層面上親密友好合作，同時確保法官之決定是獨立做出。法律之方針是，訴訟雙方應當坦誠相見，「將牌面亮在桌子上」；首先，原告一開始就應以書面形式詳細陳述發起控訴之原因；接着，被告必須以書面形式陳述反對控告之原因；被告不能單純否認控罪，讓原告和法官自己去猜他之答辯理由；出庭時，他提出之辯護理由也不能和先前在書面材料裡提到之不同；所以，在出庭論戰之前，作戰隊形就應該詳加劃分。其次，控辯雙方應向對方公開在訴訟中援引之所有文件：不利於己方辯護之所有文件、不利於任何一方答辯之文件，以及支持任何一方答辯之文件；這項程序極其重要，使當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只提供有利於己方而保留不利於己方之文件。再次，如今控辯雙方均需提前交換己方打算傳喚之證人之證詞。
「法治」要求國家在遵守國內法規定之義務之時，同樣遵守國際法規定之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