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香港
政治

在1970年代初，香港政府開始鼓勵本港市民直接參與鄰里及地區事務。學生運動給殖民地政府帶來政治壓力與挑戰；之後出現社區居民之行動，公務員、文憑教師之工業行動；而大型運動如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衛釣魚臺運動，更衝突年青學生和知識份子；民間抗爭與動員，源於對殖民地不信任和抗拒；在1970年代看香港，很難想像到後來各方市民，包括左派人士，都希望挽留麥理浩繼續擔任港督。社會氣氛出現突轉，一是因為殖民地政府在面對來自民間壓力下，進行各種改革（關於政府部門改組之麥堅時顧問報告、成立廉政公署、推行「十年建屋計劃」、實行九年免費教育等）；特別是石油危機以後，經濟發展穩步向上，年青一代有更多個人事業發展機會之情況下，香港市民逐漸覺得這是一個有行政效率、能推動經濟發展、有能力解決貪污等社會問題之殖民地政府。二是因為市民通過參與社會抗爭而開始重新理解自己與殖民地政府之關係；自1970年代初陸續出現各種社會抗爭行動，多少都帶着對殖民地管治不同程度之懷疑、保留，甚至是不信任；各種民間團體所組織之行動原先多為保護或爭取權益、挑戰殖民地政府權威之抗爭行動，到後來卻產生一種非意圖之效果——在爭取權益之過程中，往往有意或無意之間動員群眾以香港公民之位置和身份向殖民政府施壓，希望爭取到政府政策之修訂或改變。在抗爭過程中，參與行動之市民和團體不但不再與殖民政府「互為不存在」，反而逐漸以肯定自己應有某些公民之權利，而重新界定市民與政府之關係；殖民地政府意識到1960年代中期兩次騷動衝擊其管治之認受性，開始主動自我改革和更新；市民未必接受所謂「諮詢式民主」之類官方論述，而對於殖民地政府之利益考慮及其管治之封閉性更是心中有數；但政策及管治手法之轉變又令市民開始相信他們之聲音和行動，並不一定都是徒勞無功。本來是批判殖民地管治和提出反對意見之利益團體和壓力團體，卻成為鼓動群眾向殖民地政府提出要求，肯定介入和參與社會；此來自民間之自發力量，可能遠較由殖民地政府發動之由上而下之大型運動，更能培養市民參與社會和敢於提出要求之意識。市民開始對殖民地政府有所期望，覺得自己有權提出一些要求，而殖民地政府也不再甘於被動，開始主動組織運動、開動其輿論機器，要教育市民：由不要亂拋垃圾到家庭計劃、進行節育，遵守交通規則到鄰舍互助。到1970年代中後期，本地政治已經擺脫舊有在香港延續國共之爭之框框，左右派之意識形態分歧已逐漸與現實社會中之矛盾與裂縫脫節，新政治訴求都建基於具體生活上之利益與衝突，而新興之利益團體和壓力團體將其轉化為集體行動。抗爭行動之對象是殖民地政府，而市民開始相信自己聲音和行動，是有可能爭取到其他人之同情和支持，並發動輿論攻勢向政府施加壓力。在某程度上，香港仍然未完全擺脫「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之束縛，但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香港可以有一條相對自主之發展路徑，可以通過市民與政府之互動而推動香港社會走上自我完善之道路；後來中英雙方開始討論香港前途問題，香港人才發現想像為相對自主之發展路徑，基本上還是受制於更大之政治環境。當時殖民地政府在建立統治霸權時，並未有徹底令被殖民者完完全全歸順，在政治及文化控制上存在一些裂縫，給後者可以跟建制保持一定距離，沒有真正融入殖民制度裡面。那種模稜兩可之態度是在殖民霸權之裂縫中衍生出來，面對著殖民政府時，表現為陽奉陰違；在日常生活裡則表現為與建制之低度接觸。
在沒有一個以推翻殖民地政府為目標之政治工程之情況下，抗拒殖民地之情緒便主要表現為跟殖民地核心保持距離。親中共及親國民黨兩大陣營，雖未至於完全與殖民地制度無涉，但它們確實可以讓那些參與其中的人，保持着相當程度之自主性，投入於自選之生活世界之中。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一般市民大眾所指為「本地的」，很大程度上是指有別於國共兩大陣營之「第三類選擇」。香港人並非擁抱殖民地制度，但開始覺得由它來支配之社會主流，可以接受，甚至認為自己及家人能夠從中找到機會；民情轉向，由國共兩大陣營各自建構之自給自足生活世界，逐漸被邊緣化。殖民體制漸漸成為社會主流，而民眾那種疏離感覺隨之而慢慢變化。一種自由、沒有拘束、經常出現相反意見之社會文化環境形成，無意中促成一個香港特色之民間社會；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給市民提供一個生活框架——一套不一定公平和合理之遊戲規則，但卻是有穩定之規則可依，並且在沒有需要被捲入政治鬥爭之情況下，能夠從中找到改善生活之方法；市民在社會環境裡找到支配自己命運之可能，並開始視香港為安身之地。大多數香港人與殖民制度保持一種距離，將精神與時間都放在私人之生活與活動空間之上，為自己尋找出路；制度沒有令人遇上很多不必要阻礙。
殖民統治之權力中心之操作，是可以完全脫離殖民地一般市民之日常生活經驗。1970年4月23日，港督戴麟趾在離任之前，也曾在《Governor to the Right Honourable Micheal Stewart, C.H., M.P., Secretary of the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向倫敦反映：「香港市民對那相當有利的經濟氣候，以其一貫高度進取和努力的方式來回應，而他們大多能夠享受到應得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不能避免地出現期望的提高，以及（儘管還未普遍的）日趨對那些基於不同原因未能享受成果的、較貧困的人士的關注。在政府方面，它正努力在社會服務的範疇推動一系列計劃，以及在一般環境裡落實具體的改善措施。……香港在社會、政治及經濟方面，都顯然是一個需要維繫信心的社群。……堅持市民的利益不會受到任何侵犯。」1971年2月17日，戴麟趾在《J. R. A. Bottomley to Sir L. Monson》稱：「以香港的狀況而論，一個重要的元素是民眾能對香港政府有信心，認為它願意並且有能力保護殖民地居民的利益。如果那種信心受到嚴重侵蝕，則不得不更多用警力或其他力量，否則無可能維持殖民地管治。」港督麥理浩一方面準備面對中國，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另一方面，殖民政府亦需要規劃提供社會服務；因此殖民政府需要加強工作，爭取市民信心，有助於累積民眾支持，為日後面對中國時，增加談判本錢。麥理浩是從戴麟趾手裡接過已經啟動之社會政策與服務，在整體施政中之功能略作調整，把建立市民信心之工作扣連到更宏觀之外交政治問題之上。1971年10月18日，麥理浩《Guidelines for Governor Designate of Hong Kong》：「一直以來香港政府相信，前瞻的規劃所帶來的保安風險遠超於它的好處。我個人的意見是現在衡量過正反考慮之後，應高度機密地進行一次徹底的對將來的審視。雖然我相信關鍵時刻不會在七十年代後期之前就開始，但規劃的過程現在就要啟動。」
1973年1月1日，麥理浩在《Governor to the Rt. Hon. Sir Alec Douglas-Home, K.T., M.P.》稱：「它〔即香港〕的四百萬居民及他們的政府依然一方面依賴出口工業的增長來解決生計和帶來收入，而另一方面則它的存在要視乎中國政府的政策。……雖然我本人所採取的觀點較其他人有更多憂慮，時常牽掛如何令市民的信心不會受到動搖，更經常在想如何可以爭取時間及提高凝聚力，以應付有可能因有意製造或不幸地出現的壓力，但我認為這不是目前在香港普遍存在的看法。一般人更關心他們自己及子女的生活狀況，及未來改善生活的前景。這令香港政府的社會政策及其他改善生活條件的措施對殖民地的未來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再者，我發覺在最近十年裡，市民對在港的生活環境已變得沒有像以往般持着宿命的態度，而是對政府有更高的要求。……如果政府的表現未如預期，則這一份自覺與要求會對政府帶來潛在的危險。但這亦給予政府一個機會，看看它是否準備好面對訴求，和令市民相信它正準備這樣做。若能滿足那正在形成的要求，則有可能在市民中形成一種市民的自豪感。那是於十年或二十年前在一群宿命的、冷感的及掙扎求存的難民之中無法做得到的。……跟其他政府相似，本政府必須得到市民的贊同而施政，而同時它是沒有得到一個選舉制度的協助而進行管治的。假如我們要維持市民這種認同與支持，則不單要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還要令他們覺得訴求之所以得到滿足，及政府也真心的以此為目標。這種需要並非只因為我們希望行政措施能有實際的成果，而是我們也需要爭取市民的一種有力的信任。……這只可能是通過集體的力量而達至的，而這對傳統上只會跟從政府指示……盡量避免受到公眾事務所滋擾的市民而言，是一個新鮮的概念。我想從現在開始，政府政策必須令精英及大眾都感覺得到，正如他們在1967年所感受到的，香港是他們身心所歸屬的實體，也是一處他們希望在那裡生活的地方。」1973年1月4日，麥理浩在《Murray MacLehose to A.C. Stuart》稱：「但我覺得目前它〔指港英政府〕所能作出的最大貢獻，便是將內務管理得妥妥當當；這就是說，盡量發展得繁榮、團結、〔民眾〕滿足，以至不會成為批評的話柄。」
政府與民眾之關係及自然演進而來之各種機構及組織，以確保縱使政府並非民選亦應對輿論有所反應，而香港市民雖未具選舉權，亦應參與公共事務。政府與民眾經已建立一種獨特之諮詢制度，以克服因政治及地理環境關係所引起之顯而易見之難題，此種環境不宜成立一個全面民選之行政機構；雖然諮詢制度之優點或未能即時目睹，但已證明就適應民眾之需求及願望方面而言，比其他地區採取傳統式及理論上更為民主方法者，其反應更為敏銳。政府機構由各顧問局及諮詢委員會輔導，約有120個，以代表政府以外之意見；其範圍甚廣，每一委員會專責處理施政之某一方面並代表所牽涉之民眾利益；大部份主要政策之決定，皆由此等團體提出建議，或先徵詢其意見然後決定。諮詢制度成為多功能之徵集民意之組織，同時使政府能預知近來民意對香港行政措施之趨勢，有時更可對此予以鼓勵。市民有此社會意識出現，成為消除對政府冷漠之一種力量。
由於抱着寄居心態處身於移民社會觀念，市民對政務不感興趣；泰半中國居民對政治組織嫌惡，處身人口多而競爭性社會中，彼等集中全力於基本目標，即生計問題。然而香港地方過於狹小，人口又過於稠密，市民不可能永遠採超然態度，亦極難對政府措施不聞不問。香港電台之中文台自推出「電話説心聲」節目使政府與民眾可直接交換意見後，市民對香港事務之興趣業已大增。報章之讀者來函實是洞察輿論之一個有效途逕；每月約有360封評論政府施政工作之函件，刊登在報章上；甚多政府部門均設有專人處理此等評論或投訴信件，但為免滄海遺珠，政府新聞處公共關係科亦設專人負責每日審閱各報之讀者欄，分析所有批評政府部門之信件，知會有關部門參閱，如須要回答時，轉交有關政府官員注意。政府於1973年在布政司署內成立民政及新聞科，負責政府之一切公共關係事宜，統籌民政署、政府新聞處、香港電台及政府印務局之新聞宣傳工作。若干重要之政府政策問題首先印成綠皮書，使更多公眾人士能提供意見，俾公眾詳加討論，然後由政府作出決定。
1974年5月27日，麥理浩在《Hong Kong Objectives》稱：「大致上本殖民地之未來，將取決於一代接一代的中國領導人，視乎不同因素的比重和他們如何計算利益上的取捨。因此我們應該小心留意這平衡〔即中方從目前的現狀中取得的好處大於政治上的損失〕狀態。」1975年1月12日，麥理浩在《Meeting on Possible Constitutional Changes: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稱：「香港並無空間容納一個擁有廣泛權力的次一層政府。香港地方太小，不宜分散。市政局選民資格可以擴闊，而非其功能。如果擴闊它的選民基礎而導致有要求擴充其權力，這是要反對的。鄉委會及互委會代表着一百萬市民，它們其實較只有約十萬選民的市政局，更能真確表達民意。」1976年2月13日，麥理浩在《Despatch on the Future of Hong Kong》稱：「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香港前途問題）上的角色是相當清楚的。一方面，它絕不可做出影響中國的經濟及削弱其國家安全的事情。我們必須跟中國駐港的官員發展出實在的工作關係，及接受中國利用香港及在此進行活動的事實——殖民政府這樣做的同時，必須維持它作為該地方的主人。另一方面，它一定要繼續提出措施以改善生活水平及提高滿意度，同時亦令殖民地的經濟繼續發展。」1976年3月6日，麥理浩在《Hong Kong－Domestic Policies up to '80s》稱：「這個制度能吸引一批能幹的、開放的、把握資訊的和對公眾意見有敏感度的男女，他們準備好付出不少時間去處理公共事務。他們之所以被委任，是因為被視為個人真誠投入、準備為市民（不是某一階級或群體，而是整體的公共利益）發言的『代表』。在考慮改變時，必須小心，以免將一種受本地人接受、行之有效的安排，由一種無法做到這些效果的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