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西事变
中共方面觀點 > 事件酝酿

随着中共势力在山西的影响不断扩大，阎锡山开始对中共及牺盟会、新军产生一定提防。阎锡山撤退到临汾后，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纲领内容与中共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类似。另一方面，1938年2月16日，阎锡山成立了以山西旧派人物为主要成员的民族革命同志会并自任会长，以该会与牺盟会、中国国民党相抗衡。
1938年2月日军开始南侵临汾、运城。1938年2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向其第一军发布了向晋南作战的命令。在此背景下，2月17日第二战区在临汾以西的土门村召开会议，决定二战区所属部队分为三路：
西路军（阎锡山的旧晋军、决死队）进入吕梁山区吉县一带作战
南路军（卫立煌的中央军）在晋南中条山地区
东路军（在晋东南地区的第十八集团军和该地区的中央军、晋绥军）朱德、彭德怀就任东路军正、副总指挥
会后，阎锡山经吉县过黄河撤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八路军、山西新军、晋绥军同日军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控制交通要道和大中城镇，抗日军民则控制山区。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边区、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1938年春季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八路军、中央军和晋绥军尚能战役配合联合对日作战。
1938年7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晋绥军军师长参加的第一次古贤会议，会议开始后阎锡山讲话：“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你们的作战方法，是同敌人死拼，现在你们的力量，已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你们反对薄一波他们，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得上他？哪一个够格？”“欲抗敌成功，必须先求军队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1938年8月下旬朱德赴吉县拜访阎锡山，商定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地设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朱德当场指定王世英任处长，阎亦同意。朱德代表中央和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王世英谈话，指示驻阎部办事处的任务“一是要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们陕甘宁边区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没有了，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三是要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告”。
1938年9月25日，阎锡山再次在古贤村召开由军政民干部参加的“抗敌行政工作检讨会议”，会议通过了阎锡山亲手制定的《抗敌行政机能十大纲领》、《抗敌人员必戒二十条》、《抗战必要条件六项》，提出“实行说服行政”、“实行强民政治”、“整理地方武力”、“严格执行纪律”等，限制牺盟会的地方行政权力。
1938年10月王世英出任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办事处处长，负责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联络工作，用公开工作掩护秘密工作，在阎系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核心部门都发展和安排了一批地下党员，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
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上确定“容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会后，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节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其中《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各地方党政机关关于应付异党之对象与办法。必须层层负责，尽量避免书面传递之方法。各机关拟具对策时，亦应根据地方事实、环境，立言不可动辄用中央口气或翻印中央所颁布之原则。至必须保存之文件，亦应指定忠实可靠人员，严密保密，以免泄漏。”各地磨擦和反共活动加剧：
1939年3月3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兼山东省第十二区行政特派员和保安司令）所部共3000余人在博山以东太和庄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等62名由胶济路北赴鲁南受训的干部,在营长吕乙亭率领的护送部队2个连共270余人。八路军除60余人突围外，被俘人员全部被活埋。史称“博山惨案”。8月上旬,秦启荣亲率所部9个梯队袭击驻莱芜县雪野镇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制造了“雪野事件”。8月中旬,又制造了“淄河事件”。
1939年6月21日午夜，鹿钟麟、张荫梧的河北民军袭击深县刘家庄，八路军被围时间长达两昼夜，损失了400余人，制造了深县惨案。
驻大别山地区的桂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兼安徽省主席、代管鄂东事务，抗战初期与中共关系亲密，把中共鄂皖区党委请到立煌县城同城办公，安徽省抗战动委会、《大别山日报》等交共产党人主持，英山县选派中共干部杨必声、魏文伯分任县长、科长（实为县工委书记）。对在鄂东的中共张体学部武装，1939年1月廖磊颁发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正规番号，并赠军用电台，计发粮饷。1939年春夏，廖磊迫于反共压力，不得不与中共分手，把中共区党委包括在廖部工作的干部全部礼送出境，安全转移到皖中新四军驻地。
1939年6月12日，驻湘鄂边区的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部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袭击驻湖南平江县加义镇的新四军通讯处，杀害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兼湘鄂赣特委书记涂正坤、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秘书兼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湘鄂赣特委秘书主任吴渊及通讯处工作人员吴贺泉、赵绿吟等，制造了“平江惨案”。同时，在平江的红军家属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杀者不下千余人。
1939年9月1日，鄂东黄冈行政督察专员程汝怀(桂系)兼第五战区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派遣鄂东游击第十八纵队（前身为湖北保八团）进剿麻城夏家山的中共张体学的鄂东游击独立五大队，五大队被迫分散向河南信阳、罗山和鄂东北礼山相连的地方突围，部队受到重大损失。黄冈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良卿、五大队供应处长姚渠、营教导员曹云路、医务主任戴醒群，以及医务、后勤人员等共100余人被捕后遭杀害，加上军属与革命群众，被杀害500多人，为史称“夏家山事件”（亦称“鄂东惨案”）。
1939年11月11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少将参谋耿明轩、确山县长许公超，纠集确山、信阳、沁阳等县自卫团1800余人，突然袭击驻确山县竹沟镇的新四军留守处，残杀留守处医院的伤病人员及抗战官兵家属200余人，制造了“确山惨案”。
1939年1月27日，阎锡山从山西吉县西渡黄河进驻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与会者有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的行政区干部、公道团骨干、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160余人，汇集了新旧两派的重要人物。牺盟会和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续范廷、牛荫冠、雷任民等出席。阎锡山在会上说：
武汉失守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现在，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
他还提出，“现在天要下大雨，应该准备雨伞。”在会上，阎锡山提出了中心议题即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并强调文官不得兼任军职是蒋介石的命令。这一提议遭到与会的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决死队二纵政委张文昂等人的强烈反对。秋林会议上，阎锡山还提出了“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的“统一方案”，取消决死队的四个纵队和工卫旅，进行改编，目的是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会上还提出取消续范亭任主任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会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若干进步法令等。会后，閻錫山決定將牺盟会控制的各縣政權收回。秋林会议同时，停止活动八年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重建，赵戴文为主任委员，中统黄树芬为书记长，10名委员中蒋中正委任6人，阎锡山委任梁化之、李冠洋等4人。会后，阎锡山用各种办法羁留与会的牺盟会和新军领导人近3个月不让其回前线。如韩钧在“第二战区校尉级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当了三个月的指导员。直到经党的同意，采取表面接受、实际抵制的办法，答应了阎锡山的要求，取消政委制、按照统一方案分别改编为旅，阎锡山委任旧军军官担任各旅旅长。直到6月份，薄一波等人才被允许离开秋林镇。
“统一方案”下的决死队改编：、
一纵队改编为：独1旅：旅长梁述哉兼，政治部主任牛佩琮；216旅：旅长台耀玺，政治部主任周仲英
二纵队改编为：独2旅：旅长艾子谦，政治部主任韩钧兼；196旅：旅长白英杰，政治部主任徐荣
三纵队改编为：独3旅：旅长颜天明兼，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兼；197旅：旅长赵世玲，政治部主任张凤阁
四纵队改编为：独7旅：旅长卢宪高，政治部主任李力果；203旅：旅长刘武铭，政治部主任刘玉衡。
政治保卫队改编为：209旅：旅长张韶芳，政治部主任廖鲁言；212旅：旅长孙定国，政治部主任王成林；213旅：旅长郝玉玺（1939年11月从秋林镇回部队路上被害），政治部主任纪锦章。
工人武装自卫旅改编为：207旅：旅长郭挺一，政治部主任侯俊岩
以上各旅旅长均为原晋绥军军官，政治部主任多数为中共党员。政治委员制取消。
1939年6月，续范亭的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保安司令部撤销，阎锡山委派赵承绶为第二督察专员公署主任、保安司令，统管晋西北的军、政、民工作。在晋西北各县建立了“精建会”、“突击团”等组织，专门进行破坏中共的活动；派“联络官”、“视察员”到决死四纵的独七旅和二0三旅进行策反活动，鼓动旧晋军军官挑起事端，使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续范亭的二专署所属7个游击支队中，2个支队归入晋绥军，5个支队进行改编。其改编结果为：
暂编第1师：师长续范亭，参谋长张希钦
一支队改编为36团
二、四支队合编为37团
五、八支队合编为44团：团长冀聘之叛变
六、七支队合编为决死13团，划归第十一专区杨集贤部
后来阎锡山又将赵戴文、赵丕廉从重庆调回。这两人曾在薄一波、张文昂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念书时任校长，阎锡山想通过他们劝薄一波、张文昂接受取消新军政委制，但未能成功。拖到1939年5月底，阎锡山遂向薄一波直接提出，“文官不能兼军职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只能执行。我们必须取消专员兼任的政治委员。”当时梁化之给阎锡山分析，称决死队一纵队（当时驻在晋东南）完全是中共控制，三纵队完全是阎锡山控制，二纵队是一半对一半，四纵队不存在专员兼政委的问题，但也可能是一半对一半。薄一波眼看取消新军政委制已无挽回余地，便称“化之说得对，决死一纵队完全是共产党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员，也不可能回到山西旧军序列。不过，我回去，还可以做点工作，你看怎么样？”阎锡山同意了。1939年6月初，薄一波、戎子和回到晋东南。
从秋林镇回到太岳之后，薄一波随即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情况并提出对策，获得北方局的首肯。1939年8月6日，北方局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随后中共中央以山西省委名义发出《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
这时薄一波已经从专区搬至决死队一纵队司令部。1939年6月，薄一波在山西省沁源县活凤村召开决死队一纵队第三次全体干部会议，史称活凤会议，具体布置切实掌握部队。11月初，决死一纵队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召开，薄一波作了题为《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报告，指出目前妥协投降危险严重，山西的顽固分子反对中共、反对决死队、反对牺盟会、反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日益严重，对此种危险形势必须加强思想准备。薄一波强调要加强组织准备，掌握部队，巩固政权。
1939年下半年，新军各纵队都进行了一定准备。比如一纵队将仍在部队的原晋绥军军官100多人送到白晋公路以东由罗瑞卿主持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习。由政工干部取代这些军官的职务。在晋西南区党委领导下，从1939年10月开始有计划的组织干部撤离秋林地区，11月达到高潮，到事变发生时需要事先撤离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进步群众都已经撤到新的地区新的岗位。
1939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山西光复纪念日），在陕西秋林的枣林会议室召开了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阎锡山作了《抗战最高峰》的政治报告，在讨论同志会公约时，新派老派激烈争论，最后无果而终。会后，阎锡山留下新军代表韩钧不放其回部队，阎锡山提出调韩钧担任山西新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梁化之），韩钧拒绝。这时，山西旧军与新军、旧派与新派矛盾日增，而阎锡山和中共方面日益不信任。山西已成一触即发的局面。1939年11月，阎锡山下令秋林地区的党政军机关人员一律参加国民党。1939年11月，19军副军长梁培璜、61军副军长吕瑞英到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参谋长山下秘密会谈，人称“临汾会谈”。1939年11月11日，截获天水行营发出的密令：“十八集团军擅委河防司令、警备司令，应明令撤销，另由中央派员充任河防司令，担任自宜川经延长、延川、清涧、绥德、吴堡、葭县、神木、府谷一带之河防任务……军事方面如陕北由清涧河以北之河防也应否改派其他国军接替，亦希权宜负责办理。”11月22日，日军突然从晋西的乡宁、蒲县、大宁、隰县突然撤退，19军迅速接防，使得决死二纵队、政卫二〇九旅、八路军晋西支队处于敌、阎夹击中。
1939年11月16日，召开中国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实行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政策。
此时，贺龙、关向应正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转战于晋察冀边区的阜平、平山。留驻晋西北的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带领护送弹药的第七一四团两个营于12月6日到达平山回口村。晋西北的八路军兵力空虚。新三五八旅主力七一四团，长年执行护送陕甘宁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之间来往人员和物资弹药通过敌人封锁线的任务，本身发展不大，此时，还在执行任务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