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標準漢語
發展歷史 > 清末民初的國語運動

参见：國語運動、新文化运动和廢除漢字論
19世纪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展“言文一致運動”以及文字改革运动，提倡廢除漢字。留学德国归来的国語改變主義者上田万年在日本作《国语与国家》的演讲，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国民、一个国语”的三位一体国语观，稱“国语是国家的藩屏，国语是国民的慈母”。他指导明治政府设立的文部大臣直属機关「国語調查委員会」，主持编写《大日本国語辞典》，通过国民教育在日本推行标准日本语。不论‘国语’或‘普通话’，都是借自近代日本所用的名称。1892年，受日本和西歐等國語言統一、教育普及的影響，福建落第士子卢戆章提出用南京話來統一全國語言。1898年，卢戆章的老鄉林辂存向光緒帝上書建議“正以京師官音，頒行海內，則皇靈所及之地，無論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數十島國，凡華民散居處所，不數十年間，書可同文，言可同音。”。
清朝百日維新失敗後，禮部主事王照流亡日本，1900年，王照摹仿日本「片假名」的形式，以一如國書（滿文）十二字头之法，創製「官話合音字母」為「北京話」注音，出版《官話合聲字母》一書。王照的京師拼音官話書報社，定官話字母，以五十母，十二韻，四聲，輾轉相拼，得二千餘音。包括京師語言，其取音用合聲之法，與國書字頭相表裏。而字體則取漢字筆畫，相合而成。190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吳汝綸從日本考察學政回國，为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就所感动，向京師大學堂管学大臣張百熙上書，主張以京城聲口統一天下，以一統國民。吳汝綸稱道王照的注音字母“盡是京城口聲，尤可使天下語言一律”，而得劐當時管學大臣張百熙、北洋大臣袁世凱的支持。光緒28年（1902），张百熙奏陳所擬學堂章程，奉准頒行，史稱《欽定學堂章程》，確立了漢語的國語地位。
張之洞、張百熙等為清朝制定《學務綱要》指出：“中國民間各操土音，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辦事動多扞格，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其練習官話，各學堂皆以用《聖諭廣訓直解》一書為準。”《聖諭廣訓》的宣講使北京官话在全國通行。通行本《聖諭廣訓直解》在官辦新學課堂“中國文學”學科中，已被指定為“習官話”的教材，因“其文皆係京師語”，每星期應學習一次。這是北京官话和白話文得以推廣的前提。學部光緒三十二年四月（1906年5月）制訂的《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明確將“宣講所”納入各廳、州、縣必須設立的勸學所建制中。有關規定也強調了與宣講《聖諭廣訓》的銜接，內容要求與天津成例亦相近：“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遵照從前宣講《聖諭廣訓》章程，延聘專員，隨時宣講。……宣講應首重《聖諭廣訓》，凡遇宣講聖諭之時，應肅立起敬，不得懈怠。……其學部頒行宣講各書，及國民教育、修身、歷史、地理、格致等淺近事理，以迄白話新聞，概在應行宣講之列。”則《聖諭廣訓》的白話解讀本是晚清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的一條線索。1910年10月，学部基于尚書荣庆的指示，命令各省小、中学堂在国语教科之外，增设官话教科。
1905年，勞乃宣將王照的官話字母加以修正，作《簡字譜》一書。1906年，卢戆章也贊成用京城語音統一語言。盧懋章的“京音”方案有字母63個（聲母21個、結合韻母42個）。
1909年，清政府設立「國語編審委員會」，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國語”。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1910年因《拼音官話報》觸犯攝政王載灃，「官話合音字母」被清政府禁止傳習。從1900年（王照創制官話字母）到1910年（清朝攝政王查禁官話字母），推行了10年，遍及13省，編印書籍6萬餘部。
1910年，資政院議員滿人慶福等《陳請資政院頒行官話簡字說帖》：“竊維官話簡字，舊名官聲字母，本國書合聲之製，取首善京音為準，發現於天津，實驗於各處。拼音不過兩母，故較東西各國拼法為易學易記；四等不分於韻母，故較中國韻學舊法為直截了當。”資政院議員江謙在《質問學部分年籌辦國語教育說帖》中提出了“用合聲字拼合國語，以收統一之效”的主張。連署此說帖的有嚴復等32人。此案通過提交學部。1911年，清朝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会上通过王邵廉等人提出的《统一国语办法案》，其中包括“以京音為主，審定標準音，以官話為主，審定標準語”。決議在京城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各省設分會，進行語詞、語法、音韻調查，審定國語標準，編輯國語課本、國語辭典和方言對照表等；並提出語音以京音為主，調整四聲，不廢入聲；語詞以官話為主，擇其正當雅訓者。章太炎指責北京音為“金元虜語”（這種說法被現代語言學家批評），為方言爭地位。吴稚晖認為“南人則雜有苗蠻之音，然北人亦未嘗不離胡羌之聲……多數人通解之音為最當。”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為了團結各民族，提倡國語運動，政府公报出现《教育部征求各处方音广告》，提到“本部现拟编定国语音韵标准”云云，广告多次发布。教育總長蔡元培主持通過“採用注音字母案”，併計劃成立讀音統一委員會。12月，教育部公佈“讀音統一會章程”及任務為：
審定一切字音為法定國音；
將所有國音均析為至單至純之音素，審定所有音素總數；
採定字母，每音素均以字母表之。
1913年2月在北京召開的讀音統一會制定了史稱“老國音”的國音系统，確定了以“北京音爲主，兼顧南北”的國音，具有入聲。读音统一会筹备处由蔡元培任总长的教育部成立，吴稚晖任議長，王照任副議長，網羅全國文字學、音韻學、語言學之權威專家一共80人，其中由教育部任命的有50人左右，其余为各省推举。来自江苏的会员有17人，浙江9人，直隶7人，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最終參與表决的共44人。1913年讀音統一會上的爭吵打架，是明清南北兩派正音傳統的最後一次衝突。王照為了入聲存廢問題，曾和吳稚暉大戰。
這個會開了三個月，爭論很激烈，結果是製定了三十九個字母，稱為“注音字母”。字母的形式是採用筆劃最簡而音讀與聲母韻母最相近的古字。
拼音官話書報社的編譯員、各號官話字母義塾的教員、教習、經理、贊成員等111人向資政院的說帖提道：
| 0 | 1 | 2 |
| --- | --- | --- |
|  | 凡京師所在，人皆趨之。千百年薈萃磨練，而成此一種京戲話，斯即中央而非偏隅也。且原與京話大略相同者，已有直隸、奉天、吉林、黑龍江、山東、河南、甘肅、雲南、貴州、四川、陝西十一省，及江蘇、安徽之兩半省矣。此外各語，無兩省相同者。為高因陵，為下因澤，豈有捨京語而別事矯揉之理哉！京語非北京人私有之語，乃全國人共有之語。 |  |
最後讀音統一會決定以“每省區為一表決權，以最多數為會中審定之讀音”。讀音統一會從清人李光地《音韻闡微》中選出6500多個常用字，以表決方式審定國音，编成《国音汇编草》，並擬訂了一套注音字母。依照清朝李光地的《音韻闡微》的同音字，採取較為常用者，隔夜印發各會員，以便分省商定音讀，用會中預備的「記音字母」注於字單上。次日開會每省提出一張記音字單，由注音員逐字比較各音的多少，而以該字最多數的音為會中審定的讀音。同期並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满文十二字头“合声法”标音的《音韻闡微·凡例》說：“世傳切韻之書，其用法繁而取音難。今依本朝字書合聲切法，則用法簡而取音易。”审定每一个字的标准读音，称为“国音”。每个字的音素定下来之后，还要制定相应的字母来代表每一个音素。会议过程中，对有争议的字音，以多数票决定“国音”。
教育部令第75号：“查统一国语问题，前清学部中央会议业经议决。民国以来，本部鉴于统一国语，必先从统一读音入手，爰于元年特开读音统一会，讨论此事。经该会会员议定注音字母三十有九，以代反切之用，并由会员多数决定常用诸字之读昔，呈请本部设法推行在案。”但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
1916年袁世凯死后，教育部有批人认为民国所以出了“皇帝”，在于民智不开。应推行白话，以广文化。1917年2月，蔡元培、吴稚晖、黎锦熙等組織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簡稱“國語研究會”），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催促北洋政府公布國語。其《成立緣起》指出：“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之起源，蓋由同仁等目擊今日小學校學生國文科之不能應用，與夫國文教師之難得，私塾教師之不曉文義，而無術以改良之也。……同人等到以為國民學校之教科書必改用白話文體，此斷斷乎無可疑者。惟既以白話為文，則不可不有一定之標準，……”國語研究會五項任務為：調查各省方言；選定標準語；編輯標準語的語法辭典；用標準語編輯國民學校教科書及參考書，“國文”教科書改稱“國語”教科書；編輯國語刊物。黎锦熙的国语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国语部钱玄同、刘半农、胡适等联合讨论国语统一之事，国语研究会会长蔡元培校长出席指导。随后胡适在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革命。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中提出“用白话作各种文学”。1917年，吳稚暉依據《康熙字典》部首排列，將《國音彙編》改編為《國音字典》。
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頒布第七五號令指出：“查國語統一問題，前清學部中央會議業經議決。民國以來，本部鑑於統一國語，必先從統一讀音入手，爰於元年特開讀音統一會，討論此事。”1918年，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注音字母，字母形式全部都是筆劃簡單的古漢字，音節的拼寫採用聲、介、韻三拼法。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4卷4期上發表《中國今後的文字問題》一文說：“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他贊成吳稚暉提出的辦法：限制漢字字數，夾用世界語，逐漸廢除漢字。陳獨秀的答復是：贊成廢除漢字，不贊成廢除漢語，認為“惟有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胡適則表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文字，但是文言文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選用白話文字來代替文言文字，然後再把白話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逐漸形成了國語羅馬字運動。胡适1918年写《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归结到“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个大字，又加以解释曰：“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新文化运动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倡导“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声明“文言一致的方针”，有力地促进“国语运动”的发展。吳稚暉仍然堅持主張用世界語代替漢語，反對用羅馬字拼音。傅斯年針對吳稚暉的觀點，發表一篇長文《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主張用羅馬字母的拼音文字拼寫漢語。中华民国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并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
1919年，国语运动与言文一致运动、文学革命运动在国语研究会合流，会员近万人。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與會者包括吳敬恒、黎錦熙、趙元任、林語堂、錢玄同、胡適、劉復、周作人、蔡元培、許地山、汪怡等人。經教育部指定張一聾為會長，吳稚暉、袁希濤為副會長，會員有劉半農及錢玄同。劉復、周作人、胡適、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等議案。9月，吴敬恒等人将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七千二百个汉字的国音和没有审定的同音字六百五十余个，总共一万三千七百余字，编成一部《國音字典》出版并由教育部公佈。教育部同時明示：“北京亦有若干土音，不特與普通音不合，且與北京人讀書之正音不合，此類土音，當然捨弃，自不待言。”第六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開會於上海，議決「請教育部廣徵各方面意見，定北京音爲國音標準，照此旨修定《國音字典》，即行頒布。」胡适为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并修正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被教育部以《训令第五十三号》颁发实行。
1920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通过了马裕藻、周作人、刘复、钱玄同、胡适等人提出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其中第三项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该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布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1920年1月24日《教育部令第七号》通令全国国民小学一、二年级改国文为语体文，废除古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教育部令第八号》通令小学读本“宜取普通语体文，避用土语，并注重语法之程式。”北京大学国文系以胡适、周作人、余平伯的散文以及徐志摩的诗歌为教材，极大推动了新文学运动。黎锦熙的弟弟黎锦晖擔任「國語統一籌備會」幹事，編寫了《新小學教科書·國語讀本》，並出任「國語專修學校」的校長等職，创作歌舞，親自向兒童們普及國語。由於《國音字典》語音標準與北京語音標準産生的矛盾，爆發了“京國之爭”。同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認為注音字母連同國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認同國音，主張以北京音為國音標準。張士一在《國語統一問題》一書中明確提出，連注音字母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其辦法是：一、由教育部公佈合於學理的標準語定義——就是定至少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話為國語的標準；二、由教育部主持，請有真正科學的語音學訓練的人去研究標準語裡頭所用的音，分析之後，先用科學的方法記下；三、由教育部主持，請語音學家、語言學家、心理學家、教育學家製配字母。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和江蘇全省師範附屬小學聯合會相繼做出了定北京語音爲標準音的決議，最後由“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將國音確立了“以北京讀法為標準音”，即“新国音”，並開始在全國學校推廣。《國音字典附錄》:“凡遇原來注音有生僻不習者，已各照普通音改注；北京音之合於普通音者。當然在採取之列。”《國音字典》只將聲母和韻母拼定字音，不但沒有指定何種方言可以作口頭上標準之聲調，就連紙片上的四聲點也沒有點進去。由於平上去入各地調値不一，在民國初年的「國語」及《國音字典》雖然有各漢字的聲韻拼法，但對於聲調的表現法卻莫衷一是，沒有統一的標準可言。在京音派持續鼓吹其主張之際，黎錦熙等人開始提出以北京聲調爲準則的意見。連原來主張廢除五聲的人也出來呼籲教育部從速公佈國音聲調的標準，许多有识之士提出“最好就用北京調為國語的聲調標準”。
1921年，中華國音留聲機片及國語留聲機片先後發行，確定了國音聲調。中華國音留聲機片由王璞在上海發音，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短而不促，仿自北京讀書音。國語留聲機片是趙元任在美國發音，上海商務印書館製作發行，陰陽上去依北京聲調，入聲則為標準南京音。
1922年，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中就有黎锦晖提出《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2年8月“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出版以后，创制拉丁字拼音方案的风气更达到高潮。钱玄同式两种，赵元任式一种（1922），周辨明“中华国语音声字制”一种（1923）。1922年和1925年周作人先后发表了《国语改造的意见》以及《理想的国语》，强调国语的文化建设功能，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或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融合古今中外的语言，倡议国民全体用国语。瞿秋白则批评这种现代汉语是“非驴非马”的新文言。翻译西方文学对国语的语法影响至深。鲁迅也认为接近欧化文法是必要的。国语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的新的语言体系。国语研究会出版会刊《国语月刊》。胡适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文学革命已大胜。
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又把社员叶谷虚提出的《请审定一种罗马字拼音制度案》转送筹备会。于是筹备会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國語統一籌備會另組成一個叫做「國浯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推舉了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等十一位當委員，負貴起草和擬訂方案。1924年至1925年，錢玄同、劉半農、林語堂等人每月在東方飯店聚會研討，最終發明了以羅馬字母為漢字注音的方案，這是最早的漢語拼音。1923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第一卷《汉字改革专号》上发表〈汉字革命〉长文：“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决不能普及，国语决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决不能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决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以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落后、封闭、野蛮都怪罪于汉字。汉字成了“千古罪人”。
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出版，这是第一部系统的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提出“依句辨品，离句无品”，仿造英语语法。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出版。1924年北京临时政府成立，章士钊任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反对国语运动和新文学，与以南京东南大学为中心的学衡派形成夹击国语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声势。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在《国语周刊》上发表《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一文。1925年9月，劉復在趙元任家發起組織在京的音韻學家學術討論的“數人會”，成員是：劉復、趙元任、林語堂、汪怡、錢玄同、黎錦熙。除劉復外，其餘的都是“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委員。從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整整用了一年時間，開了22次討論會，“數人會”終於議決了一份《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9月14日，正式召開“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決議通過，呈交教育部。11月9日，由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作非正式公佈。佈告中說：“羅馬字母，世界通用，辨認拼切，已成國民常識之一”，因此，“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此後增修《國音字典》，即依校訂之國語標準音拼成羅馬字，添記於《注音字母》之後，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羅馬字時，即以此種拼音法式為標準，以昭劃一而便通行”。1925年6月14日，钱玄同与黎锦熙主编的《京报》副刊之一《国语周刊》创刊发行。新文学运动所产生的文学刊物也大量出现。
1926年1月1日在北京中央公園舉行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通過了《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宣言》第一次明確宣告：“這種公共的語言並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語言中之一種；也不就把這幾百年來小說戲曲所傳播的‘官話’視為滿足，還得採用現代社會的一種方言，就是北京的方言。北京的方言就是標準的方言，就是中華民國公共的語言，就是用來統一全國的標準國語。這也是自然的趨勢，用不著強迫的：因為交通上、文化上、學藝上、政治上，向來都是把北京地方作中樞，而標準的語言照例必和這幾項事情有關係，然後內容能豐富，可以兼採八方薈萃的方言和外來語，可以加入通俗成語和古詞類；然後形式能完善，可以具有理論上精密的組織，可以添加藝術上優美的色彩。這彷彿是一種理想的語言，但北京的方言，因環境和時代的關係，實已具有這種自然的趨勢，所以採定北京語為標準國語，比較地可算資格相當。”胡適在《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說：“我們如果考察歐洲近世各國​​國語的歷史，我們應該知道，沒有一種國語是先定了標準才發生的；沒有一國不是先有了國語然後有所謂‘標準’的。凡是國語的發生，必是先有了一種方言比較的通行最遠，比較的產生最多的活文學，可以採用作國語的中堅分子；這個分子的方言，逐漸推行出去，隨時吸收各地方言的特別貢獻，同時便逐漸變換各地的土話：這便是國語的成立。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等等；然後有字典、詞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同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制订并发表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布告决定推行王璞、赵元任、钱玄同、黎锦熙、汪怡、白镇瀛为起草委员所修订的国语标准音，及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罗马字母辨认拼切。
胡適在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班、南開學校、南開大學、教育部第四屆國語講習所講授《國語文學史》。1927年4月北京文化學社以南開油印本講義作底本出版《國語文學史》。
1928年北師大教授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案”。7月12日，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成立“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代理主席沈步洲指定王璞、張士一等27人為“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委員，逐字審改《國音字典》，正式採用北平地方音編成《國音常用字彙》取代《國音字典》。1929年《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指示：“练习运用本国的标准语，以为表情达意的工具，以期全国语言相通。”
1931年北京大学公布《国文学系布告》，分散文、诗歌、小说和戏剧四组。胡适、周作人和余平伯担任担任散文指导教员；徐志摩和孙大雨担任诗歌教员；冯文炳担任小说教员。新文学运动的老教授退出教学一线以后，罗常培和魏建功接棒从事国语推广，并在1936年合拟了文学系课程纲要。
1932年5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彙》，指定北平語音為國語拼音和聲調的標準，爲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範本，為現代漢語標準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國音常用字彙》序言對國音以北京音為標準的含義做了進一步說明，“所謂以現代北平音標準音者，係指‘現代的北平音系’而言，並非必字字尊其土音”。京中市井土語與京中通用之官話不同。1935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改組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開始進行國語的全面普及和推廣教育工作。
1932年之後的國語廣播採取以《國音常用字彙》為標準的形式。1937年，中國第一部現代漢語辭典《國語辭典》由黎錦熙、錢玄同主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出版。1938年3月，在“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基础上成立中國辭典編纂處，所長黎錦熙。
1940年，國民政府公佈準照國音的《中華新韻》。往後的國語系統及普通話系統、華語系統，均源於中華民國此時期的國語系統。
1948年《国语课程标准》：“指导儿童练习国语，熟谙国语的语气语调和拟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