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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260系列柴油机
发展历史 > 12V240ZJ

1960年代后期，随着机车柴油机的技术进步和功率提升，16V240Z型柴油机与国外同类型柴油机相比已相对落后。1968年10月，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与铁科院机辆所组成临时设计小组，对16V240Z型柴油机全面修改设计，将16气缸机型改为12气缸，缸径仍保持240毫米，活塞行程改为260毫米，功率等级仍然为3000马力（2200千瓦），额定转速由每分钟1000转提高至1100转，修改设计后的机型称之为12V240ZJ型柴油机。1969年7月15日，第一台12V240ZJ型柴油机在二七工厂完成组装，随后又完成了第二台柴油机，并在北京环形铁道进行试验。1970年，前两台12V240ZJ型柴油机经改进后装用于6000马力的北京型6001号干线货运柴油机车，成为当时世界上单节功率最大的液力传动柴油机车。1970年10月至1971年8月，二七工厂根据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进京旅客列车不冒黑烟”的指示，设计试制了首台3000马力的北京型3001号干线客运柴油机车，机车装用一台12V240ZJ型柴油机并配一套液力传动装置。
1972年元旦，周恩来听取二七工厂党委书记汇报柴油机试验情况后，作出“燃烧状况要好好试，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要搞好协作，争取早日过关”的指示。到1972年9月为止，二七工厂已先后试制了8台12V240ZJ型柴油机。当时该型柴油机在燃烧性能方面最初暴露的主要问题，包括燃烧压力高、排气温度高、排气冒黑烟的“两高一黑”，第一台柴油机在每分钟1100转、3000马力的工况下，排气温度高达680℃，爆发压力高达140公斤/厘米2，同时排出大量黑烟甚至拖有长达1米的火苗。此外，柴油机零部件结构方面亦存在气缸套拉伤、连杆瓦和主轴瓦剥离烧损、气缸盖和活塞裂纹、机油稀释等问题。1972年起，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与铁科院机辆所、大连内燃机车研究所、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北京大学等单位合作，针对柴油机的各项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和改进试验工作，特别是直接造成“两高一黑”的燃料喷射系统、配气系统和增压系统，例如缩小燃油喷头喷孔直径、调整喷油泵凸轮和喷油规律、改善气门重叠角和配气相位、采用两台45GP805型增压器（脉冲增压）取代TZ-330型增压器（定压增压）。同时，亦对喷油泵、喷油器、水泵、机油泵、极限调速器、气缸盖流道分别进行性能试验。为了提高柴油机的运用可靠性，二七工厂提出以小时功率3300马力为设计目标，并首先按2700马力装车运用，经进一步强化后按3000马力装车运用。
1973年，根据国家关于六大干线迅速实现牵引动力内燃化的方针，以及铁道部关于柴油机尽早定型生产而又不要把问题带到批量生产中的要求，二七工厂提出“大干1974，1975定转产”的目标，要求设计人员立即下车间，与车间工艺、检查人员组成试制小组，必须严格按图纸加工并实施质量管理，不及格零件不得流入下道工序。1974年3月30日，二七工厂制成了作为定型样机的第九台12V240ZJ型柴油机。同年4月30日，柴油机顺利通过了性能试验和100小时连续运转试验。1974年5月至6月，柴油机完成了500小时耐久性试验。试验结果证明，该柴油机的性能比前八台样机有了长足的进步，使柴油机在每分钟1100转、3000马力的工况下，排气温度下降到570℃，爆发压力降至129公斤/厘米2，基本消除了“两高一黑”现象。同年7月，二七工厂完成编写《12V240ZJ柴油机试验报告》，为部级鉴定作好准备。时任副总理李先念阅毕试验简报后批示，“送秋里、谷牧、宝华并交通部、北京市同志阅。应予支持。产品定型后，可否形成生产线？协作要定点，靠交通部本身来解决协作问题，或者主要靠北京市来解决。这样可把北京市整个工业促进一下。一旦形成生产线，就可以成批生产。交通部是否同意这样办？……但必须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千方百计提高质量”。
1974年9月，交通部在二七工厂召开了12V240Z型柴油机技术鉴定会，并对柴油机启动、曲轴扭振、机车运用特性、交变负荷、超负荷、速度特性等进行抽查试验，至9月22日所有试验顺利结束，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柴油机技术参数的选择、结构和总体布置是合理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达到了设计任务书的要求，其中燃油消耗等指标达到了国外同类机型的先进水平，同意柴油机定型并进行批量生产。随后，李先念于柴油机鉴定简报上再次批示：“送交通部、杨寿山同志阅：二七厂搞的柴油机已成功，这是一件好事。交通部、北京市要大力支持。并望二七厂在批量生产时注意提高质量，即使有点缺点也不要紧，再改进”。1974年12月，二七工厂完成试制经过改良的北京型3003号机车，装用正式定型的12V240Z型柴油机和新的液力传动箱。
从1974年10月起，二七工厂开始对12V240Z型柴油机进行第二阶段的改进试验，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柴油机强化系数和功率，最终达到小时功率3300马力、持续功率3000马力的设计目标，并要求爆发压力不超过135公斤/厘米2，总管排气温度不超过650℃，增压器转速不超过每分钟26500转。除了采用大连内燃机车研究所研制的高压比1102型增压器，还对喷油装置的参数作出调整以降低爆发压力。1978年1月，12V240Z型柴油机完成了强化功率100小时连续运转试验，试验结果显示柴油机的技术经济性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小时功率3300马力、持续功率3000马力的工况下，燃油消耗率分别为152克/马力小时和153克/马力小时；在小时功率3000马力、持续功率2700马力的工况下，燃油消耗率比1974年定型试验下降约5克/马力小时。其他扭振、烟度、爆发压力、进气流量等参数亦比1974年定型试验有所改善。1978年10月，奥地利李斯特内燃机及测试设备公司应中国铁道部邀请访问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并对12V240Z型柴油机的结构设计和强化试验作全面评价，李斯特公司的专家认为该型柴油机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且还有进一步提高功率的余地。
发展历史 > 12V240ZJ1

1980年6月7日，铁道部向北京二七机车厂下达了《关于东风7型调车内燃机车设计任务书的通知》，开始研制装车功率为2,000马力的重型调车机车。二七工厂在12V240Z型柴油机的基础上设计了12V240ZJ1型柴油机。1981年1月，二七机车厂对12V240ZJ1型柴油机先后进行了增压配套试验、起动试验和调速性能试验，并根据对比试验结果决定选用无锡动力机厂的261P-13型增压器。1981年12月，12V240ZJ1型柴油机通过了性能试验和100小时连续运转试验。装用12V240ZJ1型柴油机的东风7型柴油机车于1982年面世，1984年通过部级鉴定并获批准投入批量生产。
该型柴油机的结构和性能与北京型柴油机车所使用的12V240ZJ型柴油机基本相同，只是在机座、联轴节、增压器和部分管路等作出一些改动，并调整了工作转速和压缩比参数。与12V240ZJ型柴油机相比，12V240ZJ1型柴油机的标定转速由每分钟1,100转降低到1,000转，装车功率由2,700马力（1,990千瓦）降低到2,000马力（1,470千瓦），以提高柴油机的耐久性和可靠性；为提高机车在低负荷工况时的经济性，在柴油机热负荷允许条件下提高了最大燃烧压力，降低空转转速，并增设空转节油挡使最低负荷转速与空转转速分开，定为每分钟400转。
柴油机机体采用钢板焊接结构，V形夹角下部设有进气稳压箱（英语：）和冷却活塞的机油管道。柴油机并采用钢顶铝裙振荡冷却组合式活塞、合金钢全纤维锻压悬挂式曲轴、蠕墨铸铁整体铸造汽缸盖、合金钢锻压主副式连杆、单体式喷油泵。柴油机采用脉冲增压系统，V形夹角上部设有两台ZN261-13型涡轮增压器。柴油机采用由步进电机驱动的无级调速联合调节器。UIC标定功率为2,200马力（1,620千瓦），装车功率为2,000马力（1,470千瓦）。标定工况下的主缸平均有效压力为1.370兆帕（每平方厘米13.97公斤），标定工况运转时的燃油消耗量为155克/有效马力·小时（211克/有效千瓦·小时）。
发展历史 > 12V240ZJ5／12V240ZJ7

因考虑到山区和丘陵地带的铁路线路坡度较大，并且使机车适应干线小运转和支线运输的需要，北京二七机车厂于1989年决定在东风7型柴油机车的基础上，开发研制具备电阻制动装置的东风7B型柴油机车。与前者相比，东风7B型机车改为装用一台12V240ZJ-5型柴油机，装车功率由2,000马力（1,470千瓦）提高到2,500马力（1,840千瓦）。1992年，北京二七机车厂根据铁道部提出的要求，对东风7B型调车机车在车体、电气、辅助系统、管路及设备等方面，进行局部改进设计以适应干线货运的需要，并于同年年底试制成东风7B型6001号及6002号干线货运机车，并于1993年3月投入小批量生产。干线货运型机车的主要改动为换装了12V240ZJ7型柴油机和ZN261-13B型增压器。
12V240ZJ5／12V240ZJ7型柴油机的额定转速为每分钟1,000转，最低空载转速为每分钟400转，标定工况下的主缸平均有效压力为1.370兆帕（每平方厘米13.97公斤），UIC标定功率为2,740马力（2,020千瓦），装车功率为2,500马力（1,840千瓦），标定工况运转时的燃油消耗量为155克/有效马力·小时（211克/有效千瓦·小时）。12V240ZJ5型柴油机使用江津增压器厂的ZN248型增压器（江津增压器厂以许可证（英语：）方式引进瑞士ABB公司专利而生产的国产化VTC 214型增压器），而12V240ZJ-7型柴油机使用无锡动力机厂的ZN261-13B型增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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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275系列柴油机
北京型柴油机车
北京型3001号机车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

|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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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880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65歲拍攝之照片
出生: (1815-11-12)1815年11月12日  美国紐約州蒙哥馬利郡約翰斯敦鎮（英语：）（今富爾頓郡約翰斯敦市）
逝世: 1902年10月26日(1902歲—10—26)（86歲）  美国紐約州紐約市
职业: 作家 女性參政運動家 女性權利運動家 行動主義者
配偶: 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 （1840年结婚—1887年丧偶）
儿女: 西奧多·斯坦頓（英语：）和哈里奧特·斯坦頓·布拉奇（英语：）等七人
父母: 丹尼爾·凱迪（英语：）（父）及瑪格麗特·利文斯頓·凱迪（母）
亲属: 詹姆斯·利文斯頓（英语：）（外祖父） 格里特·史密斯（英语：）（表兄） 伊麗莎白·史密斯·米勒（英语：）（外姪女） 諾拉·斯坦頓·巴尼（外孫女）
签名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英語：，1815年11月12日－1902年10月26日），美國作家和行動主義者，為19世紀中後期美國女權運動的領袖，同時她還積極參與廢奴運動在內的社會改革運動。1848年，在她的推動下成立了史上首個僅以女性權利為會議宗旨之塞內卡瀑布會議，她同時還為成立大會起草了《權利和感性宣言（英语：）》。她對女性參政權的理念雖然在會議上引起爭議，但很快便獲女性運動吸收為的核心原則。
1851年她與蘇珊·安東尼相遇後，兩人建立長達數十年的伙伴關係，為女權運動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在南北戰爭期間，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等人成立女性忠誠全國聯盟（英语：）以爭取廢除奴隸制，並發展為當時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請願活動。1868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創辦《革命（英语：）》報刊，用以爭取及宣傳女性權利。
南北戰爭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成為美國平權協會（英语：）的主要創始者，致力於為非裔美國人和女性爭取平等的參政權。當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草案僅提供黑人男性參政權時，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率先表示反對，並堅決表示應將參政權同時擴大至所有的非裔美國人和女性。兩人的表態雖成功拉攏相同理念的成員，但也遭支持該修正案的成員斥責，進而導致美國平權協會的分裂。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本人則在導致協會分裂的會議中，使用精英主義和種族主義詞彙表達她的想法，如她在反對黑人男性較所有女性優先獲得參政權時便為此稱：「我們須面對一項嚴肅的問題，那便是我們是否應站在一旁，讓『桑波（英语：）』優先走進王國。」，這使她遭受廢奴主義者和昔日好友法雷迪·道格拉斯的譴責。
美國平權協會分裂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創立了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英语：），並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擔任該協會的主席。二十多年後分裂的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和美利堅女性參政權協會（英语：）重新合併為美利堅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英语：），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獲推舉為具榮譽性質的首任主席。儘管該組織所關注的議題逐漸著重在女性參政權，但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仍繼續致力於解決多面向的女性權利問題。
她做為《女性參政權史（英语：）》前三卷的主要作者，為記錄女性參政權運動的歷史做出重大貢獻，她於另一本著作《女性聖經（英语：）》中，對《聖經》內文進行了批判性檢視，並提出其《聖經》對女性的態度反映了不文明時代所產生的性別偏見。
家庭背景及童年

伊麗莎白·凱迪出生於紐約州約翰斯敦市的望族中，同時他們家族在該市的城市廣場更擁有多達十二個僕人打理的家族宅邸。她的保守派聯邦黨員父親丹尼爾·凱迪（英语：）為該州最富有的地主之一，曾擔任律師及美國眾議員，並於卸任後成為紐約州最高法院法官。她的進步派母親瑪格麗特·利文斯頓·凱迪（Margaret Livingston Cady）曾在廢奴運動中支持激進的加里森派，並於1867年響應簽署爭取女性參政權的請願書。
伊麗莎白·凱迪為家族十一個子女中排名第七的女兒，然而她十一個兄弟姊妹中便有六個在成年前便夭折早逝，包括家族中所有男孩。導致她的母親在生完眾多子女身心俱疲的情況下，遭遇了眾多子女的逝世而變得抑鬱孤僻，最終由大女兒翠凡娜·凱迪·貝亞德（Tryphena Cady Bayard）和她的丈夫愛德華·貝亞德（Edward Bayard）一肩扛起撫養家中年幼子女的責任。
伊麗莎白·凱迪在她名為《八十年和更多》（Eighty Years & More）的回憶錄中稱，年輕時家裡有三個非裔男僕。其中研究人員已經確定當中一位非裔男僕名叫彼得·緹堡特（Peter Teabout）為奴隸身份，並且可能持續至1827年7月4日紐約州解放所有奴隸為止。伊麗莎白·凱迪於回憶錄中使用深情的文字稱，她和她的姐妹們一起與彼得·緹堡特在參加聖公會教堂聚會時一同坐在教堂的後方進行禮拜，而不是和白人家庭一樣坐在教堂前方的位置中。
教育薰陶

伊麗莎白·凱迪接受比當時大多數的女性更好的教育機會，並於家鄉的約翰斯敦學院就讀至15歲。同時她也是該校數學和語文高級班唯一招收的女性學生，再學校的希臘語比賽中她更獲得了二等獎，並成為一名熟練的辯論家。她在約翰斯敦學院度過了愉快的校園時光，並稱沒有因為性別而在學校遇到任何阻礙。
她最後一位在世兄弟以利亞撒·凱迪（Eleazar Cady）剛從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聯合學院（英语：）畢業便撒手人寰，年僅20歲，這也讓伊麗莎白·凱迪敏銳地意識到社會對女性的低期望。她的父母也因此悲痛萬分，當時年僅十歲的她試圖安慰她的父親，稱會努力達成比肩兄長的成就，而她的父親便對她說到：「哦，我的女兒，我真希望你是個男孩！」。
伊麗莎白·凱迪小時候便受到大量知識薰陶，她的鄰居西蒙·霍薩克（Simon Hosack）牧師負責教授她希臘語和數學，而她的姐夫愛德華·貝亞德和以利亞撒·凱迪在聯合學院的同學則教授她哲學和馬術。她的父親丹尼爾·凱迪更帶著她學習法律書籍，以便伊麗莎白·凱迪可以在餐桌上與他的法律助理進行辯論。伊麗莎白·凱迪後來想繼續攻讀大學，但當時沒有大學願意招收女學生，最初她的父親也認為她不需要繼續升學，最終他同意讓伊麗莎白·凱迪進入位在紐約州特洛伊由艾瑪·威拉德（英语：）創立和經營的特洛伊女子神學院（英语：）進行就讀。
伊麗莎白·凱迪在她的回憶錄中曾說，她在特洛伊的學生時期對由基督教復興運動（英语：）核心人物的福音派傳教士查爾斯·芬尼所進行為期六週的宗教復興課程感到非常惶恐不安。他的講道內容加上她童年在喀爾文主義長老教會的經歷，使她害怕自己遭受神罰（英语：）並稱：「對審判的恐懼抓住了我的靈魂。迷失者的景象變成了我的夢魘。精神上的痛楚傷害了我的健康。」。最終她父親和姐夫說服伊麗莎白·凱迪無視查爾斯·芬尼的警告，並帶她說前往尼加拉大瀑布進行為期六週的旅行，在此期間她閱讀了理性主義的哲學著作，並藉由這些著作恢復了她所喪失的理性與理智。然而伊麗莎白·凱迪的傳記作者洛瑞·金伯格（Lori D. Ginzberg）稱此段回憶錄記載存在一些問題，如伊麗莎白·凱迪就讀特洛伊女子神學院時，查爾斯·芬尼已經有六個星期沒有進行講道。因此洛瑞·金伯格懷疑她藉由編造此段童年記憶，來強調女性會因陷入宗教的魔咒而傷害自己。
婚姻及家庭

作為一個年輕女子，伊麗莎白·凱迪經常前往同住在紐約州北部的表兄格里特·史密斯（英语：）家中旅行。格里特·史密斯與她保守派父親的政治主張截然不同，他是位廢奴主義者，同時也是「神秘六人組（英语：）」的成員，該組織曾資助約翰·布朗突襲哈珀斯渡口，來試圖引起受奴役的非裔美國人進行武裝起義。在格里特·史密斯的家中，她遇到了著名的廢奴主義者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儘管她父親對門婚事有所保留，最終兩人還是於1840年結婚，她在婚禮的誓詞中省略「服從」一詞。伊麗莎白·凱迪後來寫道：「我堅決不服從一個我認為正與之建立平等關係的人。」，此舉雖然不常見，但並非聞所未聞，如貴格會便早已在婚禮上省略「服從」有段時日。伊麗莎白·凱迪將她丈夫的姓氏作為她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自稱為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或E·凱迪·斯坦頓，但堅決不稱自己為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夫人。
從歐洲度蜜月回來後不久，斯坦頓一家便搬進位在約翰斯敦的卡迪家中。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便開始在他岳父丹尼爾·凱迪手下學習法律，直到1843年斯坦頓一家搬到麻薩諸塞州切爾西為止，之後他任職於當地的律師事務所中。在切爾西生活期間，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享受著與廢奴主義者聚會所帶來社會、政治和知識面的刺激，同時她也受到了法雷迪·道格拉斯、威廉·勞埃德·加里森和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等人的薰陶。1847年，斯坦頓一家搬到了紐約州五指湖地區的塞內卡瀑布（英语：），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父親為他們購買的房子（英语：）中，現在該棟房子已成為妇女权利国家历史公园的一部份。
斯坦頓夫婦共有七位子女，在當時分娩被認為是一件極為私密的行為，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則採取更加開放的做法，在生完孩子後她便會在家門升起一面旗幟，如果是男孩便升起紅旗，若是女孩便升起白旗。她的女兒哈里奧特·斯坦頓·布拉奇（英语：）長大後更和她的母親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一樣成為了女性參政權運動領袖。當中歷史學家藉由分析斯坦頓夫婦子女的出生間隔，推論兩人一定進行過節育行為。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自己便曾說，她的孩子皆是通過“自主受孕”（voluntary motherhood）而產下的。在普遍認為妻子必須服從丈夫的性要求的時代，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認為女性應該掌握自己的性關係和分娩意願，同時她也說：「一個健康的女人和男人一樣擁有激情。」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鼓勵她的子女廣泛的探索各種興趣、活動和知識，而她的女兒瑪格麗特·斯坦頓（Margaret Stanton）描述她總是「陽光、開朗和放縱的」。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曾表示她喜歡做為母親經營著這個大家庭，但她發現自己在塞內卡瀑布因缺乏知識上的陪伴和刺激感到不滿意，甚至因此感到沮喪。
1850年代，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因身兼律師和政治家的緣故，每年有近10個月的時間中遠居在外。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則因孩子們還小而難以抽身旅行，使得她為此感到抑鬱。這種情形持續了多年，使夫妻倆分居的次數遠多於同居的次數。他們這段婚姻共持續47年，最終於1887年以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去世而告終。
雖然斯坦頓夫婦都是堅定的廢奴主義者，但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和她父親丹尼爾·凱迪一樣對女性參政權抱持否定的態度，因此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的傳記作者對他下了「充其量是一個三心二意的『女權男士』。」的評語。
早期激進主義 > 世界廢奴主義會議

1840年斯坦頓夫婦在英格蘭度蜜月的同時，亦前往倫敦參加世界廢奴主義會議（英语：）。然而會議中男性代表藉由投票來阻擋已受所屬廢奴主義協會任命的女性與會代表進行會議，並要求女性代表僅能入座於由簾幕所隔離的特定區中的行為令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感到震驚及不解。著名的美國廢奴主義者和女權支持者威廉·勞埃德·加里森因故遲至該場爭議性的表決後方才入席，他為此便以就座於女性入席區以示抗議。
廢奴主義和女性權利倡導者的貴格會牧師柳克麗霞·莫特亦是該場會議的女性與會代表，雖年紀較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年長，但仍不妨害兩人快速建立起持久的友誼，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同時也熱切地向這位富有經驗的社會運動家學習。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倫敦時便曾前往一間一位論派教堂中旁聽柳克麗霞·莫特的佈道，這次經驗成為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首次聆聽到女性進行佈道甚至是於公共場合發表談話。她後來更讚揚了這個會議，使她的興趣集中在爭取女性權利上。
早期激進主義 > 塞內卡瀑布會議

在參與世界廢奴主義會議的經驗對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產生重大影更因此成為她人生的轉折點，期間對法律書籍的研究使她確信，為了克服性別不平等必須進行法律改革。在親身經歷了女性作為妻子和管家的乏味角色後使她體悟：「大多數女性疲倦且焦慮的神情給我留下了一種強烈的感覺，即應該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來糾正整個社會，特別是對女性的錯誤行為。」。然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由於忙於家務，導致與其他社會改革者較為疏遠，進而使她不知如何加入社會改革的行列。
1848年夏天，柳克麗霞·莫特從賓夕法尼亞州前往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住家附近參加貴格會會議，並邀請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與她和其他三位進步派貴格會女性前往參加。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有心靈羈絆的情況下吐露她的心聲：「長期積累的不滿情緒未曾有過如此強烈和憤慨，以至於我鼓動自己以及聚會中的其他人，勇於去做任何事。」。因這場聚會而聚集的女性與會者最終決定於幾天後在塞內卡瀑布舉行一場女性權利會議，而柳克麗霞·莫特則於會議前先在該處下榻。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男人對女人反復傷害和篡奪的歷史，其直接目標是建立對她的絕對暴政……他從未允許她行使不可剝奪的參政權。他亦強迫她服從法律，然而在這些法律的制定中她卻沒有享有發言權。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做為塞內卡瀑布會議中《權利和感性宣言（英语：）》的主要起草者，她以《美國獨立宣言》為藍本來撰寫該宣言的內容及宗旨。該宣言的控訴清單中包含「錯誤地否決女性參政權」，以顯示她打算在會議上引起對女性參政權的討論。此舉在當時雖是極具爭議的想法，但並非嶄新的概念，她的表兄格里特·史密斯（英语：）對該種激進思想並不陌生，不久前便曾在水牛城自由聯盟會議上呼籲授予女性參政權。然而當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看到宣言中包含女性參政權時便告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她的行為會導致整個訴求變成一場鬧劇，而主要演說者柳克麗霞·莫特也對該提議感到不安。
為期兩天的塞內卡瀑布會議估計共有300名男女前往參加，並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首次對公眾的演說中，講解該場會議的目的和女性權利的重要性。在柳克麗霞·莫特演講結束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便宣讀《權利和感性宣言》，邀請與會者進行簽署。接下來會議中大多數決議皆一致通過，除了第九項決議條文：「這個國家的女性有責任確保自己享有神聖的參政權。」，並在經歷激烈的辯論後，由曾受奴役的廢奴主義領袖法雷迪·道格拉斯給予強力支持下通過。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妹妹哈麗雅特·凱迪（Harriet Cady）亦出席了該場會議並簽署了《權利和感性宣言》，然而她的丈夫卻要求她劃除她的署名。
雖然這是一次臨時組織起的地方性會議，但其話題性引起媒體廣泛關注，相關文章更出現在紐約市、費城和許多地方的報紙上。塞內卡瀑布會議作為首個為討論女性權利而召開的會議，使它受現今歷史學界認定為重大歷史事件，研究該會議的歷史學家茱蒂絲·威爾曼（Judith Wellman）便稱該會議的《權利和感性宣言》成為「在1848年和未來於全國範圍內，女性權利運動新聞傳播的最重要因素」。該會議開始使用女性權利會議作為早期女性運動的組織工具，1851年的伍斯特全國女性權利會議（英语：）中，要求女性參政權已成為美國女性權利運動的核心宗旨。
塞內卡瀑布會議結束兩週後，於紐約州羅徹斯特舉行了羅徹斯特女性權利會議（英语：），該場會議由曾參加塞內卡瀑布會議的當地女性所組織，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柳克麗霞·莫特都受邀在這次會議上進行演說。與塞內卡瀑布會議創始大會由柳克麗霞·莫特的丈夫詹姆斯·莫特（英语：）擔任主持人不同，羅徹斯特女性權利會議創始大會由身為女性的阿比蓋爾·布希（英语：）擔任主持人，成為歷史上首次由女性擔任主持的會議。然而許多人對由女性主持男性和女性參加的大會之想法感到不安，更提出如「一個女人把一個男人排除在外，人們會作何感想？」的質疑，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本人亦反對推舉一名女性擔任主持人，儘管她後來承認了該行為的錯誤並為之道歉。
1850年第一屆全國女性權利會議（英语：）召開，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因懷孕而無法出席會議，因此她向會議發送了一封名為《女性應該擔任公職》（Should women hold office）的與會信，概述了女性運動的目標。這封信中強調應支持女性擔任公職的權利，並稱：「女性可以為我們共和國的『政治實驗』產生『淨化、增化、軟化』之影響。」。此後於開會前拆封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與會信成為全國女性權利會議的傳統，而她本人則直到1860年才親自參加會議。
早期激進主義 > 與蘇珊·安東尼合作

1851年蘇珊·安東尼造訪塞內卡瀑布時，受到共同好友的女性權利支持者艾蜜莉亞·布盧默介紹給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認識。蘇珊·安東尼來自一個積極參與改革運動的貴格會家庭，她的年齡較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小五歲，兩人很快成為親密的朋友和同事並成為往後生活的轉捩點，同時對女性運動產生深遠的影響。
兩人具有相互輔助的技能，蘇珊·安東尼擅長組織，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擅長相關知識和寫作。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後來便說：「在寫作方面，我們相互合作比單打獨鬥能產生更好的收穫。雖然她的寫作速度緩慢，但善於進行分析，而我的寫作速度飛快且綜合性很強。我是位好的作家，而她是位好的評論家。」蘇珊·安東尼在兩人多年共同工作的時光中以多種方式順應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如她從未接受任何較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高階的職位。在她們的信件中互稱對方為「蘇珊」和「斯坦頓夫人」。
由於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須照顧家中的七個孩子，蘇珊·安東尼則因未婚而可以自由旅行，所以在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進行寫作時，蘇珊·安東尼便藉由照顧她的孩子來協助她進行寫作，同使也使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可以為蘇珊·安東尼撰寫演講稿。蘇珊·安東尼的傳記作者便稱：「蘇珊成為了這個家庭的一份子，幾乎是斯坦頓夫人孩子的另一位母親。」，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傳記作者則稱：「斯坦頓提供了想法、修辭和策略；安東尼則負責發表演講、發放請願書以及租借講廳。由斯坦頓進行製作，安東尼進行激揚。」。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丈夫為此說：「蘇珊攪動布丁，伊麗莎白攪動蘇珊，然後蘇珊攪動世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自己則稱：「我鍛造雷電，而她發其之。」。女性歷史學教授安·德克斯特·戈登（英语：）表示：「1854年安東尼和斯坦頓兩人的『合作關係已經完成整合，使紐約州的女性運動成為全美國最成熟的女性運動』」。
1861年，斯坦頓一家從塞內卡瀑布搬到紐約市後，他們所住的每一間房子都有為蘇珊·安東尼預留房間。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傳記作者因此估計在她的一生中，與安東尼相處的時間比包括她的丈夫在內任何其他成年人相處的時間還多。
1865年12月，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在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起草期間向國會提交了第一份有關女性參政權的請願書。其中對國會提交給各州批准的版本中使用「男性」一詞提出質疑。由於國會最終未刪除該詞彙，於是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於1866年10月宣佈將擔任首位參選國會議員的女性候選人。最終她以獨立候選人進行參選，雖然僅獲得24張選票，但此舉引發了圍繞女性服公職與參政權等權利遭撕裂的話題。
1872年12月，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各自為美國國會撰寫新啟程（英语：）紀念文，並受邀向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宣讀她們的紀念文。新啟程雖將女性參政權和服公職等權利進一步帶到國會議程的最前沿，然而新啟程政策最終遭國會否決。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這段關係並非沒有壓力，尤其是蘇珊·安東尼所處於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強大的領袖魅力和渲染力之下。1871年，安東尼便為此稱：「無論誰走進客廳或面對面與那個女人攀談，都會為此付出可怕陰影的代價，這便是我在過去十年中所付出的代價，然而我為此感到高興，因為我覺得藉由她所受的矚目和聽聞使我們的成果受益達到最大化，而我最好的工作便是為她開闢此條道路。」。
早期激進主義 > 禁酒運動

在1850年代以前酗酒已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當時法律賦予丈夫完全掌控家庭及財務的權力，為此許多社會運動家認為禁酒運動（英语：）是攸關女性權利的議題。在當時由於法律並未保障婦女對酗酒丈夫的追訴權，使得丈夫即便因酗酒令家庭一貧如洗且對妻子和子女進行家暴，她也難以進行離婚，即便成功離婚也很容易使酗酒的丈夫成為他們孩子的唯一監護人。
1852年，蘇珊·安東尼被選為紐約州禁酒會議的代表，然而當她試圖參與討論時卻遭會議主席阻止，會議主席更稱女性代表只是來旁聽和學習的。多年後蘇珊·安東尼觀察到「女性採取的任何前衛手段都沒有像公開演講那樣引起激烈討論。因為她們沒有為此進行嘗試，甚至沒有為此爭取參政權，她們連是否受到虐待、譴責和敵視都不知。」。為此蘇珊·安東尼和其他女性成員決定退出該會議，宣佈她們將組織女性禁酒會議，同年大約500名婦女在羅徹斯特會面並創建了女性州禁酒協會（Women's State Temperance Society），並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擔任主席而蘇珊·安東尼擔任州代理人。這種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擔任面向公眾的主席，而蘇珊·安東尼擔任幕後活躍的推手，成為她們晚年創立的組織之特點。
在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自1848年以降的首次公開演講中，她為協會發表的主題演講中，激怒了許多保守派宗教份子。當時許多保守派反對以任何理由進行離婚，然而她的演講中呼籲將酗酒作為離婚的合法理由，同時她也呼籲酗酒丈夫的妻子控制他們的婚姻關係並稱：「不要讓任何女性與酒鬼保持妻子關係，且不要讓酒鬼成為她孩子的父親。」。她亦抨擊宗教機構並呼籲女性將她們的錢捐給窮人，而不是「教育年輕人從事傳道工作，為不知名的上帝建立神學貴族和華麗聖殿」的宗教機構。
然而這項理念也使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該組織的次年會議上，遭保守派表決罷黜其協會主席一職，於是她和蘇珊·安東尼便從辭去與該組織一切相關職位。此後禁酒運動對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來說已非重大的改革運動，儘管她仍在1850年代初期繼續藉助當地禁酒協會作為倡導女性權利的渠道。她經常為《百合花（英语：）》撰寫文章，並幫助該月報從聚焦禁酒運動轉型為聚焦女性權利運動新聞的報刊。同時她還為由寶麗娜·凱洛格·萊特·戴維斯（英语：）所主編的女性權利期刊《尤娜（英语：）》和霍勒斯·格里利所主編的《紐約論壇報》進行撰稿。
早期激進主義 > 《已婚婦女財產法》

當時已婚婦女的地位部分是由英格蘭普通法規定的，幾個世紀以來英格蘭普通法在當地法院確立了從夫原則（英语：），該原則認為妻子應受到丈夫的保護和宰制。威廉·布萊克斯通於1769年出版的《英格蘭法釋義》一書中釋義為：「通過婚姻，丈夫和妻子於法律上成為單一個體，換言之妻子的個體及法律存在於婚姻存續期間為凍結狀態。」，此也使已婚女性的丈夫成為妻子任何帶入婚姻階段財產的所有者，而她則連簽訂契約、以自己的名義經營企業，甚至是在離婚後保留孩子監護權的權利都受限制。當時部份美國法院亦遵循從夫原則，在德克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等南部少數州份則願意為女性提供了更多平等權利，而全國中許多州立法機構通過立法來限制從夫原則以致於整個普通法系統的傳統原則。
1836年，紐約州立法機構開始考慮制定《已婚婦女財產法（英语：）》，並由女性權利倡導者歐內斯汀·羅斯（英语：）作為是早期支持者，她發放協助該法案通過的請願書。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父親丹尼爾·凱迪（英语：）則因沒有兒子可以繼承其可觀的財產，而面臨最終須將大筆財產轉移給女兒丈夫的因素下支持該項草案。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本人則早於1843年便透過發放請願書及遊說州議員等方式來協助該法案的通過。
該法案最終於1848年獲得通過，它允許已婚婦女保留她在婚前擁有及婚後獲得的財產，並保護她的財產免受丈夫債權人的侵害。該法案於塞內卡瀑布會議創立前不久頒布，通過提高婦女獨立行動的能力來加強女性權利運動，以及削弱丈夫為妻子代言的傳統習慣，來協助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所倡導的許多社會改革，如女性在公開場合發言及參政等權利。
1853年，蘇珊·安東尼在紐約州組織一場請願活動，旨在要求改進《已婚婦女財產法》。作為向紐約州議會提交請願書程序的一部份，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於1854年前往紐約州議會司法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英语：）上發表演說，她認為需要授予女性參政權才能使真正保障她們所獲得的財產權。1860年，她再次獲邀前往紐約州議會司法委員會，此在是在州議會議事堂中向一大群聽眾發表演說，她認授予為女性參政權是對已婚婦女和她們的子女及資產唯一真正的保護，她也指出女性和奴隸在法律地位上的相似之處並說：「我們經常聽到的膚色偏見並不比對性別偏見更強烈，而它們皆是由同樣的原因所產生，並以同樣的方式所呈現。即尼格羅（英语：）的皮膚和女人的性別都是男性撒克遜白人為使他們服從的明確證據。」，最終紐約州議會於1860年通過《已婚婦女財產法》修正案。
早期激進主義 > 服裝改革

1851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外姪女伊麗莎白·史密斯·米勒（英语：）為紐約州北部帶來一種新的服裝風格，與傳統的及地連衣裙不同，該種服裝風格由及膝連衣裙與潘塔龍斯褲（Pantaloons）所組成。後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好友兼鄰居的艾蜜莉亞·布盧默在她出版的月刊《百合花（英语：）》中宣傳此種服裝穿搭，因此該服裝風格被訛傳為布盧默連衣裙（Bloomer dress）或簡稱為布盧默斯褲（Bloomers）。儘管該種穿搭受到保守派的嘲諷並提出「女性穿任何褲子的想法都是對社會秩序的威脅」之論點，但是很快許多女性改革運動家便開始採用該種穿搭風格。對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來說燈籠褲解決一隻手拿著蠟燭，另一隻手不知何故還須提起長裙裙擺以免絆倒的窘境。然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穿了兩年燈籠褲後，便因它引起的爭議明顯模糊了人們對女性權利的議題而放棄該種穿搭，其他爭取女性權利的社會運動家最終也因此放棄該種穿搭。
早期激進主義 > 離婚改革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早在1852年的女性州禁酒協會上，便已經透過倡導婦女與酗酒丈夫離婚的權利來對抗傳統主義者。在1860年第十屆全國女性權利會議（英语：）上長達一小時的演講中，她前衛的思想引發了一場佔據整個會議議程的激烈辯論。演講中她引用不健康婚姻的悲慘例子來暗示一些婚姻相當於「合法賣淫」，同時她也挑戰了婚姻中的情感和宗教觀點，並將婚姻定義與其他契約受相同制約的民事契約，並為此稱：「如果婚姻沒有產生預期的幸福，那麼將其結束便是一種責任。」。然而廢奴主義領袖溫德爾·菲利普斯（英语：）在隨後的討論中強烈反對該言論，同時他認為「離婚不屬於女性權利議題，因為它對女性和男性皆產生相等的的影響」，並以該議題不當為由試圖將其從會議記錄中刪除，但最終並沒有成功。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後來的巡迴演講中，以關於離婚相關演講最受歡迎，曾吸引了多達1200名觀眾前往聆聽。在1890年一篇名為《離婚與內戰》（Divorce versus Domestic Warfare）的文章中，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反對部份女性社會運動家所要求之更嚴格離婚法的呼籲，並為此稱駁斥道：「離婚人數的迅速增加，遠沒有出現低劣的道德狀態，且正好恰恰相反。當前女人正處於從奴役到自由的過渡時期，她並不會再接受迄今為止所單方面溫順地忍受的生活條件和婚姻生活。」。
早期激進主義 > 廢奴運動

1860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出版一本名為《奴隸的傾訴》（The Slaves Appeal）的宣傳冊，她在冊中透過虛構的女奴隸觀點進行書寫，冊中傾訴者使用如「紐約的男女，雷神在與你談話。」等生動的宗教語言進行傾訴，雖然冊中所表達的宗教觀點與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本人的宗教觀點截然不同。冊中傾訴者描述了奴隸制的恐怖稱：「昨天在紐奧良市場上，你出錢所購買的那個顫抖之女孩，並非你的合法妻子。對主人和奴隸來說，這都是觸犯上帝亙古不變的律法並將為此受到神罰（英语：）的行為。」。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透過這本宣傳冊呼籲民眾無視《聯邦逃亡奴隸法（英语：）》，將該宣傳冊做為反對獵捕逃亡奴隸的請願書。
1861年，蘇珊·安東尼在紐約州北部組織了一場廢奴主義巡迴演講之旅，其中包括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內多位演講者。巡迴演講於當年一月啟程，此前南卡羅來納州已脫離聯邦獨立，因此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演講中稱：「南卡羅來納就像一個任性的兒子，其行為已危及整個家庭，最好的做法便是讓它離去」。此言論導致之後的演講場次屢屢遭受暴徒打斷，他們認為廢奴主義運動正在導致南方各州脫離聯邦，同時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因臨時須返家照顧子女而無法參加部份講座，最終在持續升溫的暴力威脅及丈夫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的催促下退出了該次巡迴演講。
女性忠誠全國聯盟

1863年，蘇珊·安東尼搬進位在紐約市的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家中，兩人開始籌組女性忠誠全國聯盟（英语：），以爭取廢除奴隸制的美國憲法修正案。並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擔任該聯盟的主席，蘇珊·安東尼擔任聯盟秘書。作為美國首個全國性的女性政治組織，成功在當時美國史上最大的請願活動中收集了近400,000個連署廢除奴隸制的簽名，佔北部各州中每24個成年人便有一位進行連署。該請願活動極大地幫助了美國憲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過，終結自殖民地時期以來的奴隸制度，最終聯盟於1864年因該修正案已明確將獲得批准而解散。
儘管女性忠誠全國聯盟的核心目的是廢除奴隸制，但該聯盟亦明確表示爭取女性在政治上的平等也是聯盟的目標之一，並在其成立大會上批准了要求所有公民不分種族或性別均享有平等權利的決議。該聯盟以多種方式間接推進女性權利的進步，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也為此尖銳地訴諸公眾在只允許男性投票的時代，請願是女性唯一可用的政治工具。女性忠誠全國聯盟請願運動的成功證明了正式組織對女性運動的價值，傳統上女性運動一直反對如此制式化的組織形式，多為鬆散組織的形式存在。該聯盟由5000名成員構成了一個廣佈的女性社會運動家網絡，此經驗也幫助未來在爭取參政權等社會運動創造人才庫。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則因這些貢獻，而在全美國享有盛譽。
美國平權協會

南北戰爭結束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對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草案感到震驚，該草案雖將為黑人男性提供公民身份，但也首次將「男性」一詞引入憲法中。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為此批評說：「如果嵌入『男性』這個詞彙，我們將至少需要一個世紀才能把它鑿出來。」。
她們雖然反對該草案，但仍須為組織行動做出準備，主要因在南北戰爭期間女性運動很大程度上變得消沉。1866年1月，兩人正式發出請願書以要求修改該草案並納入女性參政權相關條文，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將自身姓名簽署在連署單首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於1866年5月組織了第十一屆全國女性權利會議，同時這也是自南北戰爭開始以來的首次會議。會議上全國女性權利會議透過投票表決決定將改組為美國平權協會（英语：），其目的是爭取不分種族和性別所有公民參政權在內的平等權利。雖然最初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被提議擔任協會主席，但被柳克麗霞·莫特反對。最終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擔任協會第一副主席，蘇珊·安東尼擔任通訊秘書，法雷迪·道格拉斯擔任副總裁，露西·斯通擔任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本次會議上為一些與會者提供款待，如曾被奴役的廢奴主義和女性權利運動家索傑納·特魯思及蘇珊·安東尼便獲邀下榻於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家中。
然而廢奴主義者卻反對美國平權協會的這項普遍參政權運動，如著名報紙《紐約論壇報》主編霍勒斯·格里利便告誡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這是攸關共和黨和我們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期......我讓你記住這是屬於『黑人的時刻』。」，而同為廢奴主義領袖的溫德爾·菲利普斯（英语：）和西奧多·蒂爾頓（英语：）則安排與她們的會面，試圖讓她們相信爭取女性參政權的時機還沒有到來，應該先只為黑人男性爭取參政權而不是為所有非裔美國人和所有女性爭取參政權，然而她們堅決反對該項建議，並繼續為普遍參政權而努力。
1866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宣佈自己將擔任首位女性國會參選人，並稱：「雖然我不能投票，但憲法中沒有任何內容阻止我競選國會議員。」，雖然她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在與民主黨和共和黨候選人的競爭中只獲得了24張選票，但此舉吸引遠至紐奧良的報紙都關注於她的競選活動。
1867年，美國平權協會在堪薩斯州進行公投連署，旨在賦予非裔美國人和婦女參政權。然而溫德爾·菲利普斯以反對將兩個族群綁定在一起為由，中止美國平權協會連署活動所期望的資金項目。因此到夏季末時，該協會的連署活動幾乎因財政用罄而面臨崩潰了，最終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在連署活動的截止日前接受了支持女性權利的富商喬治·法蘭西斯·崔恩（英语：）近乎及時雨的資金幫助，然而也因此引發一場爭議風暴。當中喬治·法蘭西斯·崔恩因公開攻擊共和黨和貶低非裔美國人的誠信和智慧等舉動激怒許多社會運動家，雖然有證據表明她們曾說服激進的喬治·法蘭西斯·崔恩拋棄他粗暴的種族主義舉止，但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仍稱：「如果他支持女性參政權，那麼我會欣然接受魔鬼本人的支持」。
在1868年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獲得批准後，美國平權協會內部便就提議中的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爆發了激烈的爭論，該修正案旨在禁止因種族而剝奪參政權。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為首的派別對該修正案持反對態度，她們認為該修正案將具有僅賦予黑人男性權利的現象，並堅持認為所有女性和所有非裔美國人都應同時獲得參政權。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革命（英语：）》的報刊中表示通過賦予所有男性參政權並同時排除所有女性的參政權，最終該修正案將創造一個「性別貴族」（aristocracy of sex），並藉由憲法權威賦予人們男性優於女性的觀念。露西·斯通為首的派別則反對兩人的主張，她認為雖然女性的參政權比黑人男性的參政權更有利於國家，但她仍支持該修正案並稱：「如果能將任何人從可怕的淵藪中救出，我便將為此心存感激。」。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關於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的辯論中，常使用精英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文字為《革命》撰寫文章。她認為在許多前奴隸和勞動移民在能夠成為選民並有意義地參與政治之前，需要先經歷長期的教育薰陶，她更為此寫道：「富有且受過教育、文雅且蘊含美德的美國女性，如果你不希望中華、阿非利加、德意志和愛爾蘭的低等階層，以他們對女性的低級觀念來為妳和妳的女兒制定法律。……應要求在政府中也須有女性代表。」，在另一篇文章中她亦反對由「不知道君主制和共和制區別的派翠克、桑波（英语：）、漢斯（英语：）和楊東」為女性制定法律。同時她還在其他公開場合使用了「桑波」一詞，進而引起了她的老朋友法雷迪·道格拉斯的譴責。
法雷迪·道格拉斯雖然強烈支持女性的參政權，但仍表示非裔美國人的參政權是一個更加緊迫的議題，實際上更是攸關生死的議題，為此他稱：「白人女性已經通過她們的丈夫、父親和兄弟的參政權對政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則認為此番言論「似乎並不慷慨」，並堅持認為除非女性與黑人同時獲得參政權，否則黑人不應該獲得參政權。另一方面同為曾受奴隸的索傑納·特魯思則支持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立場並稱：「如果有色人種男性得到他們的權利，而排除有色人種女性的權利，你將會看到有色人種男性成為所有女性的主人，這將和以前奴隸制時期一樣糟糕」。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早在1869年便呼籲通過美國憲法第十六修正案來為女性提供參政權，她為此稱：「男性元素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集嚴厲、自私、誇大、好戰、暴力、征服、佔有於一身……並在女性遭廢黜的過程中，我們釋放了只有她的力量才能遏制的暴力及毀滅性元素。」。
此後美國平權協會逐漸分裂成兩個派系，雖然每個派系都提倡普選，但雙方主張南轅北轍。以露西·斯通為首的派系願意讓黑人男性先獲得參政權，並希望與共和黨和廢奴運動保持密切聯繫，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為首的派系則堅決認為所有女性和所有非裔美國人都應該同時獲得參政權，並致力於推動切斷女性運動與共和黨政治上的聯繫和廢奴主義者經濟上的依賴。美國平權協會最終在1869年5月的激烈會議後便名存實亡，隨後兩個派系分別成立美利堅女性參政權協會（英语：）和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英语：）兩個相互競爭的女性參政權組織。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傳記作者稱此段時期因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所造成的分裂，最終導致「老朋友不是像露西·斯通變成了相互敵視的仇人，便是像法雷迪·道格拉斯變成了心存芥蒂的同志。」。
《革命》

將女性置於她應有的寶座上，是世界所知道或將要知道的最偉大革命。
1868年，蘇珊·安東尼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開始出版一份名為《革命（英语：）》共16頁的週報，並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與編輯經驗豐富的廢奴主義和女性權利支持者帕克·皮爾斯伯里（英语：）共同擔任編輯，而報刊所有者蘇珊·安東尼則負責報刊的業務管理。最初《革命》的資金由女性權利支持者喬治·法蘭西斯·崔恩（英语：）提供，但他的政治和種族觀點卻使他遭許多社會運動家疏遠。該報主要關注女性參政權為主的女性權利，但同時也涵蓋政治、金融和勞工運動等主題。《革命》創刊目標之一便是提供一個讓女性可以就關鍵議題交換意見的論壇。《革命》的創報格言為「男人，他們的權利未有多其者：女人，她們的權利未有少其者。」
哈里特·伊麗莎白·比徹·斯托和伊莎貝拉·比徹·胡克（英语：）姐妹曾提出如果將報刊名稱改為較不激進的名稱，便將提供該報資金資助，但最終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堅決保留其現有名稱而拒絕了她們的提議。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等人的目標是將《革命》發展成為一家擁有自己印刷機的日報，並由女性擁有和經營全部事務。然而喬治·法蘭西斯·崔恩為報紙提供的資金少於預期，此外《革命》出版第一期後，他便動身前往英國，並且很快就因支持愛爾蘭獨立而入獄。最終喬治·法蘭西斯·崔恩的資金資助完全消失，並在29個月後因不斷增加的債務迫使《革命》轉售給一位富有的女性權利運動家，該報刊的行文語氣也轉為較溫和的風格。《革命》儘管在她們手中經營的時間相對較短，但該報刊仍為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提供在女性運動內部分裂期間表達觀點的方式，同時該報刊還幫助兩人推廣她們的派系，最終得以成為獨立的女性運動組織。
然而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以有孩子要撫養為由，拒絕承擔《革命》所虧損的10,000美元債務，最終由資產較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少的蘇珊·安東尼承擔起此筆龐大的債務，並通過付費演講的收益於六年後完成償還。
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

1869年5月，在美國平權協會末次會議召開兩天后，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等人成立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英语：），並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擔任主席。六個月後，露西·斯通、朱莉亞·沃德·豪等人則成立與其競爭的美利堅女性參政權協會（英语：），且比前者組織規模更大，資金也更充足。造成女性選舉權運動分裂的直接原因是提議中的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但兩個組織在各方面中也有天南地北的分歧，如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在政治上保持獨立，並以從聯邦層面獲得參政權為目標，同時致力於離婚改革和女性同工同酬等議題；美利堅女性參政權協會在政治上與共和黨保持密切聯繫，希望藉由支持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來換取共和黨對支持女性的選舉權，並以從各州逐一獲得參政權為目標，同時僅致力女性參政權的議題。
隨著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的成立，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提議將成員限制為僅由女性得加入，雖然最終該提議未受通過，但在組織實踐中絕大多數成員和官員皆由女性擔任。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本人並不喜歡參與組織的各種事務，因這些事務已對她學習、思考和寫作的能力造成干擾。為此她懇求蘇珊·安東尼組織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的首次會議，並表示這樣她自己便就不需要參加該次會議，最終蘇珊·安東尼並沒有接受該提議。在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往後的時光中僅勉強地參加幾次大會，主要是讓自己可以在組織保持表達意見的自由，而不用擔心冒犯組織中的成員。以至於在1870年至1879年間共十五次的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會議中，她僅主持其中四次並且只有一次確實出席會議，這也讓蘇珊·安東尼全權負責該組織的管理。
1869年，來自密蘇里州的女性參政權支持者夫婦法蘭西斯·麥諾（英语：）和維吉尼亞·麥諾（英语：）制定一項基於美國憲法已隱含賦予女性權利的策略，該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條文：「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實施限制合眾國公民的特權或豁免權的法律；……在州管轄範圍內，也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護。」。1872年10月15日，維吉尼亞·麥諾試圖在聖路易進行選民登記時，遭選民登記員瑞斯·哈珀賽特（Reese Happersett）進行阻止，最終她在具有律師身份的法蘭西斯·麥諾陪同下向密蘇里州法院提起訴訟。1871年，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正式採用名為「新啟程（英语：）」的策略，鼓勵女性嘗試進行投票並在權利受剝奪時提起相關訴訟，很快便有數百名女性響應該策略在數十個地區進行投票。蘇珊·安東尼實際上曾在1872年成功進行投票，她也因此遭逮捕並在美利堅合眾國訴蘇珊·安東尼案（英语：）中被判有罪。1880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也曾試圖進行投票，但遭選舉官員拒絕讓她把選票投入投票箱中，為此她便將選票丟擲於選舉官員身上。1875年美國最高法院於維吉尼亞·麥諾訴瑞斯·哈珀賽特案（英语：）中裁定「美國憲法沒有賦予所有人參政權」，因此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決定採取更加困難的保障女性參政權憲法修正案之戰略。
1878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說服參議員艾倫·奧古斯都·薩金特（英语：）向國會提出一項有關保障女性參政權的憲法修正案，並於1920年正式批准為美國憲法第十九修正案。該修正案條文與美國憲法第十五修正案條文大抵相同，只是將「不得因種族、膚色或曾被受奴隸而剝奪和限制其參政權」條文替換為「不得因性別而否認或剝奪其參政權」。
1882年5月，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與女兒哈麗雅特·斯坦頓（Harriet Stanton）一同前往歐洲進行為期一年六個月的旅行。此時她已經是歐洲知名的公眾人物，曾在歐洲發表過多次演講並為美國報紙撰寫報導。此次旅行中她亦前往法國拜訪了她的兒子西奧多·斯坦頓（英语：）並遇見她的首個孫子，之後變動身前往英國參加哈麗雅特·斯坦頓與英國人的婚禮。1883年3月，蘇珊·安東尼在英國與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會面後一同進行旅行，期間拜會了歐洲女性運動領袖為國際性女性運動組織奠定基礎。1883年11月，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一起返回美國。在全國女性參政權協會的主持下，來自9個國家53個女性組織的代表於1888年在華盛頓進行會議，同時成立了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畢生致力創建的國際性女性運動組織國際女性理事會（英语：）並活躍至今。
1886年10月，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再次前往歐洲探望她在法國和英國的孩子。1888年3月，她為趕上在國際女性理事會創立大會所要發表的重要演說，而隻身返回美國。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返回美國後，蘇珊·安東尼發現她尚未完成要在創立大會上發表的演講稿，而堅持讓她留在旅館的房間中直到完成演講稿為止，她安排一位年輕的協會同事駐守在她的門外以確保她按時完成。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事後調侃蘇珊·安東尼說：「好吧，既然所有女人都應該受某個男人的支配，那我更樂意受到同性別暴君的支配，所以我不會否認我服從的明顯事實。」。此次創立大會成功為女性運動贏得更多的宣傳和尊重，其中美國總統格羅弗·克里夫蘭更邀請與會代表們參加於白宮舉行的招待會，以此向她們表示敬意。
儘管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曾發表過種族主義的言論，並且偶爾也會訴諸於白人本位所產生的種族偏見，但她還是為好友法雷迪·道格拉斯與白人女性海倫·琵茲（英语：）於1884年的婚禮進行祝賀，然而他們此段婚姻激怒了白人種族主義者。當中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為法雷迪·道格拉斯書寫了一封暖人心弦的祝賀信，並在法雷迪·道格拉斯所書寫的回信中稱他確信她是真心為此門婚事感到高興。然而蘇珊·安東尼意識到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正打算發表她與法雷迪·道格拉斯的書信，便說服她不要公開該信件，以避免將女性參政權與一個無關及敏感的議題串連起來。
《女性參政權史》

1876年，蘇珊·安東尼搬進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位在紐澤西的家中，開始與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一同編纂《女性參政權史（英语：）》，同時她也帶著數箱信件、剪報和其他文件來協助資料收集。《女性參政權史》最初被設想為可以快速出版的入門出版物，最終演變成耗時41年進行編纂共六卷5700多頁的作品。
前三卷涵蓋了1885年以前的女性權利運動，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蘇珊·安東尼和瑪蒂爾達·喬斯林·蓋奇（英语：）共同進行撰寫。當中蘇珊·安東尼負責處理細節製作以及與投稿人的通信，瑪蒂爾達·喬斯林·蓋奇負責撰寫第一卷當中的三個章節，然而後來便因為她丈夫的病情被迫中途退出該計劃，並由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接下前三卷的大部分內容撰寫的工作。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逝世後，由蘇珊·安東尼在艾達·赫斯德·哈伯（英语：）幫助下出版了《女性參政權史·第四卷》。蘇珊·安東尼逝世後，由艾達·赫斯德·哈伯完成了《女性參政權史》的最後兩卷內容，將書中女性權利運動的歷史撰寫至1920年。
同時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鼓勵她們的競爭對手露西·斯通一同協助這項工作的編寫，或者至少可以提供以她為首之派系的歷史資料來幫助該書的編寫，但露西·斯通則表示拒絕以任何方式進行合作。從歐洲回來協助該書編寫的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的女兒哈里奧特·斯坦頓·布拉奇（英语：）則堅稱，如果《女性參政權史》不包含露西·斯通和美利堅女性參政權協會相關的歷史，那麼該段女性參政權的歷史將不會得到世人認真地看待。為此她自己撰寫了一篇有關於露西·斯通和美利堅女性參政權協會相關歷史的共120頁之章節，並編入《女性參政權史·第二卷》中。
雖然《女性參政權史》一書中保存了大量可能永遠佚失的材料，然而該書由單一派系領袖觀點進行撰寫的影響下，並未對競爭對手所關注的議題給出中立及平衡的書寫。同時該書誇大了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於女性運動中的地位，並低估或忽視了露西·斯通和其他不利於兩人發展的歷史進行撰寫之女性運動家的地位。由於《女性參政權史》多年來作為女性參政權運動歷史的主要文獻來源，導致歷史學家不得不尋找其他文獻來提供更中立及平衡的觀點。
呂克昂運動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從1869年末到1879年期間擔任波士頓呂克昂辦事處紐約分處（英语：）的講師，該組織作為呂克昂運動（英语：）的一部份，時常安排演講和演藝人員到全國進行巡迴演講及表演，並造訪缺乏教育和劇院設施的小型社區。擔任講師的十年中，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每年有八個月的時間投入在巡迴演講中，通常每天有一場講座而週日則有兩場講座，當中她還與當地對女性權利感興趣的女性進行小型聚會。有時巡迴演講的路途十分艱辛，當中有一年因大雪導致鐵路暫停營運，使得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僅能通過租用雪橇才得以繼續前進，並須穿戴皮草來抵禦冷冽的天氣。1871年，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和蘇珊·安東尼在經歷三個月的旅行並穿越數個西部州後，最終抵達了加利福尼亞州。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在此次為期十年的巡迴演講中，最受歡迎的講座為〈我們的女孩〉（Our Girls），講座中她敦促年輕女性尋求自我的獨立和實現。而在〈性別的對抗〉（The Antagonism of Sex）的講座中，她以一種特別熱忱的言語講解了女性權利議題。其他如〈我們的男孩〉（Our Boys）、〈混合式教育〉（Co-education）、〈結婚與離婚〉（Marriage and Divorce）和〈女性的征服〉（The Subjugation of Women）等講座亦受到人們的歡迎。而在星期天的講座中，她則藉由禮拜活動講解〈聖經中的著名女性〉（Famous Women in the Bible）和〈聖經與婦女權利〉（The Bible and Women's Rights）等主題。
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於此次巡迴演講所獲得的收入十分豐碩，她曾表示在巡迴演講的頭三個月裡便達成「超過2000美元的淨收益……除了煽動女性群其反抗。」，若考慮到通貨膨脹約為今日的63,100美元。當時她丈夫亨利·布魯斯特·斯坦頓的收入一直不穩定，並且投資收穫未達事先預期，所以她此筆收入正好為家中子女先後進入大學救協所面臨的資金窘境帶來及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