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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美国总统选举
各党提名 > 共和党提名

纽约州州长 托马斯·杜威
俄亥俄州参议员 罗伯特·塔夫脱
明尼苏达州前州长 哈罗德·史塔生（英语：）
参议院临时议长 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 厄尔·沃伦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起初，两大党都希望说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將軍出山，这位二战英雄的政治倾向此时尚不明显。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一位共和党人，不过在1948年，他对两党的提名都予以断然拒绝。
艾森豪威尔既然拒绝，提名竞争就主要在共和党几位資深領袖之间展开。其中包括纽约州州长，1944年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明尼苏达州前州长哈罗德·史塔生；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厄尔·沃伦；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此外还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两位主要的領袖各有优劣。杜威是共和党在东海岸“当权派”的领袖，在1946年刚刚以纽约州历史上最大的优势再次赢得州长选举。本次初选一开始，他就处于领跑地位。然而杜威的劣势是他在共和党内的糟糕人缘，以及他那冷峻、刻板、工于心计的形象。塔夫脱则代表了共和党的保守派，这一派在整个中西部和南方部分地区都很有势力。塔夫脱认为罗斯福“新政”的许多福利措施妨害了商业利益，因此常常呼吁废除这些措施；对于美国参加国际事务，比如联合国，他也十分警惕。但他看起来像一个索然无味的政客，许多共和党领袖都觉得他太过保守也太具争议性，不适合作为总统候选人。
范登堡和沃伦在他们各自的州都极受欢迎，但他们都不愿参加初选，这就使得他们获得提名的机会大大降低。至于麦克阿瑟，此刻正在担任驻日盟军总司令，无法抽身回国参与选战。然而他却放出话来，声称乐于接受共和党的提名，于是他的支持者们把麦克阿瑟的名字写进威斯康星州初选的选票，希望以一场胜利证明其受欢迎程度。
正是在这场初选中，共和党内的自由派史塔森脱颖而出，击败杜威与麦克阿瑟而取胜。史塔森的经历颇为传奇，他31岁即当选明尼苏达州州长，到1943年，他又辞去州长之职到战时的海军中服役。1945年，他又参与了组建联合国的委员会。这场胜利终结了麦克阿瑟的总统梦，而随着史塔森在内布拉斯加州再下一城，杜威在初选中的领跑地位也被他夺走。接下来，史塔森在塔夫脱的故乡俄亥俄州高调挑战塔夫脱，他指望一场胜利可以让塔夫脱退出，并令塔夫脱的支持者转而支持自己。是役的结果却是塔夫脱成功阻击史塔森，并让史塔森在保守派中失尽人心。
即便如此，史塔森还是在全国范围内领先杜威。如果输掉俄勒冈州初选，获得党内提名的大门就要对杜威关上了。意识到这一点，杜威在俄勒冈州投入了大量的竞选资源，并同意与史塔森进行政策辩论——1948年5月17日的这场辩论也是史上第一场通过广播转播的总统大选辩论。这场辩论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是否应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有趣的是，身为自由派的史塔森却站在了共产党非法化的立场上，逼使杜威选择反对（正是在这场辩论中，杜威说出了名言：“你总不能用枪打倒一种理念吧”）。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杜威表现更胜一筹，而俄勒冈州的选民也做出了相同的选择。俄勒冈州初选成为一个转折点，这之后杜威逐渐获得了再次获得总统提名所需的党内支持。
1948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举行，这也是这类大会首次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会议开幕之际，人们就确信杜威将赢得多数代表的支持。杜威的主要对手——塔夫脱、史塔森和范登堡在塔夫脱的酒店房间碰头，商讨“阻止杜威”运动的大计。然而，三人却未能就公推一人与杜威对抗形成共识，只是同意稳住各自的支持者，以防杜威一派形成多数。这一对策并未收到效果，原因是杜威的竞选团队争取了足够多的其他代表来赢得提名。两轮投票过后，杜威离获胜只差33票。在这种情况下，塔夫脱要求史塔森退出竞选并改而支持自己，史塔森表示拒绝，塔夫脱随即承认失败，杜威的提名获得一致通过。杜威并提名厄尔·沃伦作为竞选搭档。大会之后，新闻媒体的专家们普遍认为共和党战胜民主党已成定局。
各党提名 > 民主党提名

美国总统 哈里·杜鲁门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 克劳德·佩珀
佐治亚州参议员 小理查德·拉塞尔
选前，由于杜鲁门的民意支持度低迷，民主党的一些大老发起了“抛弃杜鲁门”运动，寻求更受欢迎的人物取而代之。他们开始时希望拉艾森豪威尔出山，被后者拒绝；有人想推大法官威廉·道格拉斯上台，但许多大老又觉得道格拉斯立场太自由派。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克劳德·佩珀想要亲自出马，但因为他亲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和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这两个重要组织都不支持他，佩珀只得作罢。无奈之下，“抛弃杜鲁门”运动只好不情愿地支持杜鲁门。
7月12日，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在费城举行，用的是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同的场地。由于共和党在1946年的中期选举中拿下了两院控制权和多数的州长席位，此时杜威的民意调查支持度又远远领先于杜鲁门，民主党大会的士气十分低下。更严重的是，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出走参加了亨利·华莱士的进步党，而民主党的领袖们担心这会大大分走杜鲁门的选票，从而将东北和中西部各州拱手让给共和党人。
而美国南部的民主党为保守派所控制。党内北方工会力量的影响力愈来愈强，他们原指望杜鲁门改弦更张，然而杜鲁门否决了旨在抑制工会力量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令他们彻底失望。于是，南方民主党人开始考虑组成第三党参选来威胁杜魯門的连任，以此表明自身的影响力。
于是，以民权议题为焦点，民主党代表大会成为了南方和北方民主党力量角力的舞台。杜鲁门先前在国会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都表达过他在民权问题上的激进立场，但在大会讲话中他还是有所缓和，试图将民权问题置于宪法框架之下。这既开罪了北方自由派，又不讨南方保守派的好。前德克萨斯州州长丹·穆迪就属于后者，他提出了旨在维护州权现状的政纲；田纳西州代表塞西尔·西姆斯也提出了相近的提案。另一方面，自由派则希望剧烈的改革，其急先锋则是威斯康星州众议员安德鲁·比米勒，他提出的民权政纲比杜鲁门在大会上的提案还要激进和露骨。明尼阿波利斯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为之摇旗呐喊，他在发言中义正辞严地说道：“是时候让民主党走出州权的阴影，走到民权的阳光之下来了！”
杜鲁门另有盘算。他知道通过任何促进民权的政纲都可能导致南方代表离场抗议，但他同时坚信民权政纲将为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得巨大的道义优势。因此尽管助手们劝其软化立场，杜鲁门却没有接受，而是支持了比米勒的“疯子”政纲，并使其最终以651.5票对582.5票通过。来自大城市的党魁们对这一政纲极为支持，因为这对争取他们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黑人选票十分有利。而南方代表们果然恼羞成怒，其中三十多人（包括阿拉巴马州的全体代表）当即在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的带领下离场抗议；留在会场的南方代表推举佐治亚州参议员小理查德·拉塞尔作为总统提名人，以与杜鲁门对抗。最终，杜鲁门以947票对266票战胜拉塞尔，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杜鲁门选择肯塔基州参议员阿尔本·巴克利作为竞选搭档，后者提名获得一致通过。
各党提名 > 进步党提名

此时的民主党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曾在罗斯福政府中先后担任农业部长、副总统和商业部长的亨利·华莱士，此时成立了进步党，试图与杜鲁门分庭抗礼。当1946年杜鲁门采取步骤开始与苏联的冷战时，华莱士公开表示反对，因之被杜鲁门撤职。华莱士的竞选纲领反对冷战，包括马歇尔计划和杜鲁门主义。进步党还希望更有力的政府管制和对大企业的更强控制，要求结束对黑人和妇女的歧视，支持最低工资。他们呼吁解散旨在调查美国政府机构和工会中“共谍”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理由是后者侵犯了公民自由。
然而，进步党自成立之初便颇受争议，主要原因即是人们普遍认为该党受到美国共产党的秘密控制，而后者被认为对苏联比起对美国更忠诚。华莱士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但他也不肯表态拒绝共产党的支持。他甚至有一次说，“我看那些共产党人倒是和基督教早期的殉道士最为相像”。这种暧昧立场引来了很多批评。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主席沃尔特·鲁瑟就强烈反对华莱士参选，说一些“不关心美国民主的人正在影响着他”。产业工业联合会的主席菲利普·莫瑞更加直言不讳，他说：“美国的这个第三党（进步党）就是共产党搞出来的”。
在费城举行的进步党大会召集了3200名代表，这个数目甚至超过了民主共和两党代表大会的与会人数之和，但这次大会也引起了很多争议。许多著名记者，如H·L·门肯和多萝西·汤普森，都公开谴责进步党为共产党所秘密控制。进步党中的一些领袖人物（如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诺曼）纷纷退党，以抗议共产党对华莱士所施加的过分影响。托马斯·诺曼后来更代表社会党参选，以向左翼选民提供华莱士之外的另一个选择。最终，华莱士选择了爱达荷州的参议员格伦·泰勒作为其竞选伙伴。
各党提名 > 州权民主党（迪克西民主党）提名

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愤而离场的南方代表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再度聚首，组成了一个名叫“州权民主党”的新党，俗称“迪克西民主党”。该党主要目标是在南方延续种族隔离制度。当初领导代表们出走的南卡罗来纳州州长斯特罗姆·瑟蒙德被提名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密西西比州州长菲尔丁·莱特则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迪克西民主党自身并无赢得选举的可能，因为在许多州该党甚至无法被写上选票。但他们自有一套如意算盘，希望他们能在南部赢得足够多的州，令两大党都无法赢得足够多选举人票，这样按照宪法第十二修正案，选举就要在众议院进行，而该党就可以藉此与杜鲁门或杜威在种族隔离制度问题上讨价还价了。即便最终结果是杜威以绝对优势获胜，迪克西民主党人也希望可以让民主党人意识到，没有南方的支持就无法赢得全国性选举，从而一挫民权派的锐气。
然而，大多数南方民主党领袖不赞成这种做法。比如佐治亚州州长赫尔曼·塔尔梅奇和田纳西州党魁E·H·克鲁姆就拒绝支持该党。不过该党对杜鲁门却有实实在在的威胁。比如在阿拉巴马州，身为在任总统的杜鲁门连名字都没被印上选票。 在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南卡罗来纳四个州，该党都是作为主要民主党被印在选票上的。在此四州之外，该党则作为第三党出现在选票上。
秋季选战

鉴于杜鲁门的民意支持度一路低迷，民主党又四分五裂，杜威看起来大可高枕无忧。共和党高层相信他们的候选人只要不犯什么大错，就可以胜券在握，因此他们建议杜威尽量不要冒险，杜威也予以接受。他的讲话总是重复陈词滥调，避开争议话题，对于当了总统之后要怎么做，也语焉不详。所有的演讲中都是一些非政治性的泛泛而谈，比如当时人们所熟知的一句杜威口头禅“你们知道未来仍在前方”。有一位杂志编辑总结道：“再也不会有这么无能的总统候选人了，他的所有演讲翻来覆去就这么四句话：‘农业很重要；河里鱼儿多；自主才自由；未来在前方’。”
与此同时，在民调中一直落后的杜鲁门则决计采取一种不管不顾的选举策略。他拿杜威的名字调侃，对杜威的避重就轻大加挞伐，并且以轻蔑的态度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发起持续猛烈的攻击。他把这届国会称为“无所作为国会”，塔夫脱等共和党国会领袖予以回击，但杜威并没有什么反应。事实上，杜威一直表现出一种对这类小家子气的党派之争不屑一顾的超然姿态，以至于在整个选战过程中，几乎没怎么提过杜鲁门的名字。
本来，在杜威的领导下，共和党在1948年全国大会上提出了旨在扩大社会保障的政纲，其中包括增加公共房屋资金，加强民权立法，以及通过联邦政府提高医疗和教育水平等。然而这些立场却无法为保守的共和党国会领袖们所接受。杜鲁门利用了这一点，敦促该届国会在其特别会期（杜鲁门称之为“芜菁节会期”，得名于其家乡密苏里州的芜菁节）之内，通过共和党自己在政纲中所支持的一系列法案。这一激将法果然收到效果，共和党内的温和派如范登堡等人建议作出让步，比如修改《安置流离失所人员法》，去除其中对犹太人及某些天主教徒有歧视的条款等。然而塔夫脱等人强硬反对，最终这一会期也没能取得什么成果，更加加深了人们对第80届国会及共和党的反感。杜鲁门故意选择对杜威相对亲自由派的种种政策视而不见，而选择向共和党保守派控制的国会集中火力，并将后者描述为保守、碍事的代表，确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与此同时，杜鲁门在全国范围内乘火车旅行，一路讲演，言辞夸张，吸引了不少热情的听众。在沿途各车站，人们都在对杜鲁门高喊“打倒他们，哈里！”尽管如此，杜威的领先优势看起来还是不可动摇，而杜鲁门的努力看起来全是白费。杜鲁门自己的班子，都认为这场选战只是给自己最后喝喝彩罢了。只有杜鲁门自己相信他可能当选，并向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信誓旦旦地预言胜利。对此，就连他的夫人贝丝·杜鲁门和女儿玛格丽特·杜鲁门都在私下场合不敢苟同。
在选前的最后几周，美国各大影院放映了两党各自制作的类似新闻短片的竞选电影。共和党的竞选电影拍摄手法专业，成本不菲，制作精良，不过其中杜威的形象却加深了选民对他谨慎、冷漠的印象；反观民主党的电影，因为制作团队经费捉襟见肘，只好从公有领域的新闻胶片当中东拼西凑，主要是写杜鲁门参与世界大事和签署重要法案的镜头，结果，不知是有心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反而让选民觉得杜鲁门忙碌国事，果断坚决。多年后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评论此事，认为这两部电影的差异对许多犹豫选民的最终选择起到了重要影响。
随着选战接近结束，民意调查显示杜鲁门正在迎头赶上。乔治·盖洛普在两党大会后举行了九次调查，尽管杜鲁门无一次领先，但杜威的优势也确从九月底的17%掉到十月中的9%，再掉到十月底的5%——而这已经只比民意调查的误差范围大一点点了。然而，绝大多数政治分析家却固守成见，不把杜鲁门获胜当成一种严肃的可能性来加以对待。埃尔默·罗珀在九月就宣布关于大选的民调不再继续，“除有任何重大变故”，而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变故直到大选也没有发生。罗珀还说，“托马斯·杜威实际上几乎已经当选了……既然是这样，我认为如果还要像电台人员报道体育比赛实况那样，硬要说两队是不相上下，那就是再单调不过，智力上再贫乏不过了。”杜威也并非不知道他的领先优势正在缩小，但他却被顾问和家人说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对杜鲁门阵营加以反击。
在选前的最后几天，许多报纸、杂志、政治分析权威都认为杜威已经笃定获胜，因此纷纷开始提前准备选后刊登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杜威总统任期”出谋划策。《生活》杂志在选前的最后一期刊登了一张杜威的大幅照片，标题是“下届总统乘坐渡轮在旧金山湾游弋”。《新闻周刊》采访了五十位政治专家，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预测杜威当选。一些著名的报纸专栏作家，比如德鲁·皮尔森和约瑟夫·艾尔索普，都在其选后次日的专栏内大谈杜威内阁的可能安排。有500多家报纸，发行量总共占全美78%以上，预测杜威获胜。相应地只有182家报纸，对应于10%的读者群，预测杜鲁门赢。作家阿里斯泰尔·库克在选举当天就发表了文章：《哈里·S·杜鲁门：失败原因研究》。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在节目现场弄了一个白宫模型，里面放两只大象模型，以便新闻中宣布杜威获胜的时候，大象能从里面跳出来；至于民主党，由于其一定会被打败，所以驴子模型干脆没有准备。
结果揭晓

投票当日，杜威在纽约东51街的一处投票所内投了票。他本人预料在晚餐结束前，杜鲁门就会发来电报向他表示祝贺。杜鲁门则避开媒体的追逐，在特工处的保护下前往家乡密苏里州独立城附近的爱克瑟尔西奥温泉，在洗了个土耳其浴之后早早就寝。
民主党工作人员对获胜的信心要比总统低得多。按惯例，民主党选举夜要在华盛顿的五月花饭店集会，而共和党则在罗斯福饭店集会。为了节约经费应付1952年的大选，民主党连饭店的舞厅都未包下。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们最初连收音机也未准备，因此对于选举实况也无从了解。
最初，来自的计票结果反映杜威领先。但几个小时后东部各州的计票结果陆续出炉，杜鲁门以几千票反超。这不难理解，因为民主党传统票仓在城市，而城市地区由于有选票计算机，计票要更快一些。事实上，除了罗得岛州和马萨诸塞州，杜威几乎在东部各工业州都获胜，但杜威的优势之小，令人颇为吃惊。有些州份如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杜威虽然获胜，却可以说是拜华莱士所赐的险胜。
令人震惊的选举结果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各州。在中西部的威斯康星州、艾奥瓦州和科罗拉多州，民主党的选票都遥遥领先。甚至在杜威的家乡密歇根州，杜威也只是勉强获胜。而西部十一个州的初步结果显示，杜威只在俄勒冈州有一定优势。到午夜，农业地区的计票结果开始出炉，仍然对民主党有利。至此，选举局势已经很明了：在三个尚未完成计票的大州——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中（这三州合计产生78张选举人票），杜鲁门只要取得任何一州的胜利，就可获得足够的选举人票成功连任；而如果杜威能够全部险胜，则其虽在普选票上失败，在选举人团中仍能占据多数。第三种情况是，杜威在其中两州获胜，选举结果就会按狄克西党人所希望的那样，最终由众议院决定。偏偏这三州都是局面胶着，因此杜威才一直未肯承认失败。到凌晨4点，杜鲁门已经领先200万票。他被特工唤醒，早上6点返回堪萨斯城。此时杜威则不胜疲劳，昏昏睡去。
上午9时30分，杜鲁门以7000票之差在俄亥俄州取得胜利，获得了足以获胜的270张选举人票。一小时后杜威睡醒，才知道自己在伊利诺伊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也被击败。这样，杜鲁门共获得303张选举人票，连任总统；杜威获189张选举人票，瑟蒙德39张，华莱士一张未得。上午11点14分，杜威向杜鲁门拍出电报，承认失败。
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在国会也大获全胜。民主党以51席对49席控制参议院，比上届增长9席；又以246席对188席控制众议院，比上届增长75席。在密歇根州、康涅狄格州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人赢得州长选举。
杜鲁门出人意料的获胜，造成了不少有趣的小插曲。全国广播公司的著名播音员H·V·卡尔登邦，直到杜鲁门领先200万票时还在说他“看不出杜鲁门获胜有任何可能性”，这句话后来成为杜鲁门终生揶揄的对象。一家亲共和党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由于在选举结果揭晓前的周二下午就认定杜威获胜，因此将“杜威击败杜鲁门”作为该报第二天的头版标题（后来杜魯門回到华盛顿时将这张报纸高举在手，这也成了这次选举的经典画面）。事实上这次选举结果之所以出人意料，主要原因还是当时的民意调查并不科学。最近几次的总统选举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认为选民早在九月份就已决定投票意向，因此各家民调机构都早早结束了调查。但事实上，据密歇根大学的调查，在投杜鲁门票的2410万人中，有337万人，亦即其中的14%，是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两周才决定投他票的。盖洛普和罗珀自己进行了研究，也发现选民中有1/7是在最后两周才决定投票给谁，其中有75%（520万人）选择杜鲁门，而25%（173万人）选择杜威。正是这些犹豫选民决定了这次大选的结果。
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杜鲁门所以获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杜鲁门进攻性的、甚至带有民粹色彩的选举策略，与杜威在选战中超脱漠然的态度形成明显反差。二是，公众对杜鲁门的外交政策普遍支持，尤其是当年还发生了柏林危机；三是，民众对于被杜鲁门称为“无所事事、一无是处的第80届共和党国会”，也确实有所不满。此外，在经历了1946-1947年的不景气之后，经济在1948年开始好转，这也使得人们对杜鲁门开始恢復信心。最后，华莱士和瑟蒙德的脱党参选甚至都对杜鲁门有所助益，因为他们的参选消除了民主党在亲共和种族主义方面的污点。
在此次选举之前，只有两次（1868年和1916年），候选人能在输掉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的情况下胜选；民主党人能够不需要狄克西诸州的选举人票，就赢得总统大选，这也是第一次。同时，在战后世界各国纷纷走马换将的背景下，杜鲁门这位战时领袖能够获得连任，也可说是一个例外。
投票结果

| 总统候选人 | 政党 | 出身 | 普选票> 数目 | 普选票> 比例 | 选举人票 | 竞选伙伴> 副总统候选人 | 竞选伙伴> 出身 | 竞选伙伴> 选举人票  |
| --- | --- | --- | --- | --- | --- | --- | --- | --- |
| 哈里·杜鲁门 | 民主党(a) | 密苏里州 | 24,179,347 | 49.55% | 303 | 阿尔本·巴克利 | 肯塔基州 | 303 |
| 托马斯·杜威 | 共和党(b) | 纽约州 | 21,991,292 | 45.07% | 189 | 厄尔·沃伦 | 加利福尼亚州 | 189 |
| 斯特罗姆·瑟蒙德 | 迪克西民主党 | 南卡罗来纳州 | 1,175,930 | 2.41% | 39 | 菲尔丁·莱特 | 密西西比州 | 39 |
| 亨利·华莱士 | 进步党/劳动党 | 艾奥瓦州 | 1,157,328 | 2.37% | 0 | 格伦·泰勒 | 爱达荷州 | 0 |
| 诺曼·托马斯 | 社会党 | 纽约州 | 139,569 | 0.29% | 0 | 塔克·史密斯 | 密歇根州 | 0 |
| 克劳德·沃特森 | 禁酒党 | 加利福尼亚 | 103,708 | 0.21% | 0 | 戴尔·兰恩 | 宾夕法尼亚州 | 0 |
| 爱德华·泰舍 | 社会主义劳动党 | 宾夕法尼亚州 | 29,244 | 0.06% | 0 | 史蒂芬·艾默瑞 | 纽约州 | 0 |
| 法雷尔·多布斯 | 社会主义工人党 | 明尼苏达州 | 13,613 | 0.03% | 0 | 格雷斯·卡尔森 | 明尼苏达州 | 0 |
| 其他 | 其他 | 其他 | 3,504 | 0.01% | — | 其他 | 其他 | — |
| 总计 | 总计 | 总计 | 48,793,535 | 100% | 531 |  |  | 531 |
| 获胜需要 | 获胜需要 | 获胜需要 | 获胜需要 | 获胜需要 | 266 |  |  | 266 |
印尼華人史

参见：華裔印尼人
本條目介紹華裔印尼人（或稱印尼華人、印尼華裔）的歷史。
華裔印尼人的歷史長達數個世紀，現今的華裔印尼人的祖先主要在荷蘭殖民時期來到印尼群島。在殖民地初期，印尼華人通常被殖民者置於“中間人”的位置，在包稅制度下，不少華人大商人牟取了大量財富。在殖民者的分配下，原住民日漸對華裔產生不滿情緒。19世紀下半葉，荷蘭殖民者採取分而治之的種族隔離政策，這種社會被约翰·弗尼瓦尔（英语：）稱為多重社會（英语：）。此時，印尼的華人社會被學者認為分化為土生華人和新客華人。在20世紀初，印尼華人在民族主義浪潮中出現了親中、親荷、親印尼三大政治派別，荷蘭殖民當局因此採取不同的對策防止反殖民情緒和親中情緒在華人社群中蔓延，以達到鞏固殖民統治的目的。持不同政見的印尼華人在印尼的各個時期積極參與政治，成立了不少組織。
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獨立建國之後，印尼華人國籍問題在20世紀後半葉曾經長期困擾不少印尼華人。1965年至1966年的印尼反共大清洗中不少華人被打為共產主義同情者而受到牽連。蘇哈托新秩序時期實施文化同化的政策，這使得新客華人跟土生華人的界線日漸模糊。終於在1980年代之後，印尼共和國政府大幅放寬了入籍條件，使得絕大多數長期生活在印尼的外籍華人都能成功加入印尼國籍。蘇哈托新秩序時期政權與華人大商人合作的策略也讓不少印尼人產生了對華人的不好的刻板印象，在亞洲金融風暴之後發生了黑色五月暴動，有很多華人在此期間遇害或感到受迫害，最終蘇哈托下臺，印尼也迎來了民主化。
反華情緒在殖民地時期和印尼獨立之後曾經長期困擾印尼社會。Charles Coppel（英语：）認爲針對印尼華裔的暴力衝突是印尼族裔、宗教跟地區衝突的一個例子。1998年印尼民主化之後，政府不再採用歧視性政策登記華人身份，個體可以自行決定身份認同。現今，不少印尼華人首先認為自己是印尼人，然後才是華人。
早期接觸

在15世纪前，中国与當時的印尼群島很少有直接的联系。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贸易掌握在印度尼西亚人手里，由西洋文中中国商船的标准名称「junk」来源于爪哇语「jong」中可看出端倪。「jong」在爪哇语中用来描述那些从中国南部长途跋涉到东南亚的商船。中国的史料中有僧人义淨在5世纪经过这一地区去印度的记载，唐朝时也一度与印度尼西亚王国有频繁的联系。
中国人是爪哇最早的伊斯兰传教士，而现在的大多数印尼华人却不是穆斯林。有一种說法认为，在15世纪的时候，是郑和等中国商船将伊斯兰教带入印尼。另外一种說法认为是印度人将伊斯兰教带到了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
早期接觸 > 公元一世紀至六世紀

中國和印度尼西亞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早在漢代（前202年-220年）便已有商貿接觸。較早的官方記錄，是西漢元始中（公元2-4年），漢平帝派遣黃門譯使前往印度，途中經過蘇門答臘。東漢永建六年(131年)，來自葉調的進貢。東晉義熙八年（412年），僧人法顯從獅子國循海路返回廣州途中，曾在耶婆提國登陸。南北朝時期的南朝宋文帝元嘉七年（430年）、元嘉十年（433年）、元嘉十一年（434年）、元嘉十四年（437年）、元嘉二十六年（449年）爪哇的呵羅單（Karitan）及元嘉十二年（435年）闍婆婆達皆曾有多次遣使進貢的官方記錄；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年）、天監十七年（518年） ，南朝陳武帝永定四年（560年）、天嘉四年（563年），位於蘇門答臘的干陁利（Kantoli）亦曾多次遣使進貢。早期階段的往來，主要是官方相互遣使和印尼人前往中國的朝貢貿易。
早期接觸 > 唐宋和室利佛逝時期

中國的唐代（618年-907年）和宋代（960年-1279年）是南海海上貿易的開放時期；同時，印度尼西亞也處於室利佛逝朝代（650年-1377年）、又稱為三佛齊朝代的統一時期。這一時期，有大量的中國商船沿著「廣州通海夷道」 往來於廣州和蘇門答臘、爪哇等地。這些中國人均自稱為 "唐人"，來自 "唐山"、"唐土"，由於貿易的需要，有一部分留在了當地，成為早期的海外華人，而"唐人"這一稱謂則一直沿續至今。南宋末年，蒙古大元軍入侵南宋，南宋皇室沿海路南逃福建、廣東，被元軍消滅於廣東崖山，部分臣民及勤王將士自福建、廣東流亡海外。1293年，元軍調派五百艘戰船，兩萬軍士進攻爪哇麻喏巴歇，無功而還。
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1600-1799年） >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管治

一開始，華人在荷蘭東印度公司被當作“中間人”，被給予很多商貿特權，地位介於歐洲人和原住民之間，這被W.F.Wertheim（荷兰语：）稱爲“殖民地的種性制度”。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包稅制度（荷蘭語：）授予華人在荷蘭東印度公司境內的食鹽、菸草、鴉片的壟斷權，華人富商實際上成為“政府代理人”。華裔印尼人与印尼原住民（英语：）的关系直到今天都还是问题重重。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追溯到荷兰殖民时期。荷兰人选择性的优待某个少数民族或宗教而达到其破坏原有社会体制策略的发明者。华人成为他们殖民统治的道具，成为缓冲其余原住民矛盾的缓冲器。
由于华人被荷兰人认为聪明，勤奋，有能力管理大农场而受优待，许多华人成了殖民统治的支持者。事实上，在荷兰殖民早期，华人积极支持荷兰人在这片地区建立其统治地位。例如，17世纪时万丹的蘇鳴崗在他管理雅加达的时期大量组织华人移民到印尼，极大的动摇了此一地区的经济，使得荷兰人更容易征服萬丹蘇丹國。作为奖励，在1619年蘇鳴崗成为第一个甲必丹。殖民政府还奖励给他的继承人封地，授予世袭的「Sia」称号。这些贵族化的峇峇娘惹掌握了爪哇岛上从原住民贵族手中没收来的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这种手法，他们统治了雅加达的峇峇娘惹和华人。这种体系后来延伸到了爪哇在内的其他的岛屿上。而那些被剥夺了土地的印尼原住民贵族，由于缺乏建立领地的经济基础。于是寻求用武力方式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
荷兰人和华人都参与了抓捕上千爪哇奴隶的贸易活动。爪哇人被认为容易出问题，因此他们被集體运送到了在苏门答腊的华人农场[來源請求]。
華人作為歐洲以外的另一個統治者是相當成功的，出于怕华人坐大，荷兰人常常并不友好的看待华人，但他們競爭不過華人是事實。其實在18世纪早期，华人从雅加达建成伊始就在经济上占主导地位，这在某种方式上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大量华工建造雅加达城，并且耕作附近的土地，中国商人的数量也不断增加，造成荷兰东印度公司（VOC）对华人的依赖越来越大。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大多数来自于在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并不运回荷兰，雅加达的华人很自然的成了联系中国的最好方式。荷兰人和华人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理论上应该有很好的关系，但是由于华人的社会地位实际上与荷兰人平等，而经济上又是对手。这一因素造成荷兰人对于华人与日俱增的憎恨與恐懼。
引起这些憎恨最终爆发的不仅是华人的商帮，还有华人在爪哇各个经济领域的活动：富有的华人从中国引入穷人苦力来开展农业生产。这些苦力成了最重要的经济领域——甘蔗种植园——的主要劳动力。越来越多的苦力被引入，导致快到1740年的时候，华人人口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地区一半，白人對反客為主的華人產生強烈的疑慮。1690年殖民当局严令禁止再从中国引入苦力。但这没能阻止从中国引入苦力的浪潮，雇主通过向官员行贿的方式继续引入。
1720年，欧洲市场逐渐饱和，蔗糖市场面临越来越深的危机。爪哇的甘蔗农场面临来自更便宜的巴西蔗糖的激烈竞争。许多农场主破产，殖民当局没有采取措施缓解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一些绝望的失业者成为了暴民。最后，殖民当局宣布将加里曼丹的苦力运到荷兰在锡兰南部加勒的种植园。无法知道是不是荷兰人的真正意图，谣言开始流传说荷兰人想把这些苦力运到海里扔掉。苦力拒绝登船，叛乱爆发。叛乱者不仅在农村地区抢劫，甚至要攻击雅加达。虽然没有证据，雅加达的荷兰人怀疑城内的5000名华人计划加入叛乱的苦力，於是打算除之而後快。1740年10月9日，殖民当局命令搜查所有在雅加达的华人居民的住处，但實際上是荷蘭官兵有計畫性的進行種族屠殺。这最终演变成紅溪慘案。
荷蘭東印度公司時期（1600-1799年） > 華人社區的社會發展與反抗

在日惹，1740年至1743年间，华人与马打兰苏丹国一起对抗荷蘭东印度公司，史称“黄色战争”（印尼語：\荷蘭語：）。
与当地爪哇妇女结婚并皈依伊斯兰教的华人在爪哇创建了一个独特的土生华人穆斯林社区 。華人很少必须皈依伊斯兰教才能与爪哇上層妇女结婚，但他们的后代中有相当多的人这样做了，巴达维人穆斯林吸收了皈依伊斯兰教的后裔的華人穆斯林社区。当时皈依伊斯兰教是土生华人地位的标志，但现在並不是這樣。著名的Semaran Adipati家族和Jayaningrat家族都是华人。
荷屬東印度時期（1800-1949） > 殖民地的管治（1800-1899）

荷屬東印度當局以分而治之的策略持續管制殖民地的人口流動與種族融合。1854年的RR109根據種族劃分殖民地人口，當局將殖民地人民劃分為三大類——欧洲人、異域東方人（阿拉伯人和華人）和土著人，这些群体受各自同时有效的法律体系的约束。這種社會被约翰·弗尼瓦尔稱為多重社會（英语：）。
1816年的法规规定，在荷屬東印度境内旅行的原住民和华人必须取得旅行许可证，稱為“通行證制度（印度尼西亚语：）”。那些没有携带许可证的人将面临當局的逮捕。荷屬東印度总督还在1835年刊憲，禁止爪哇島的“異域东方人”（荷蘭語：），如华人和阿拉伯裔印尼人，与“土著”居住在同一社区，稱為“種族居住區制度（印度尼西亚语：）”。“種族居住區制度”和“通行證制度”试图将異域东方人和土著居民分开，主觀上是為了阻止華人的擴張，實際上則影響了華人居住區在印尼城市的佈局，阻礙了印尼華人與原住民的融合，也達到了對殖民地全體人民的監控，被視為荷蘭殖民當局排華政策的核心。
19世紀中期，荷兰政府取消了华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下享有的许多特權。其中包括荷兰东印度公司管理局授予的華人对盐、鴉片等贸易的垄断权。在代价高昂的爪哇战争（1825-1830）之后，荷屬東印度引入了強迫耕種制度（英语：），要求农民“放弃部分土地并种植适合欧洲市场的作物”。強迫耕種制度恢复了殖民地的经济，但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下建立的收益农场制度。
在1870年-1900年間，荷屬東印度進入自由時期（英语：）。自由時期的殖民政府強調阻止私營種植園主持續擴張政經勢力，禁止外籍人士取得原住民土地。1870年废除強迫耕種制度后，相關经济转向日里公司（英语：）等私营公司。私營公司建立了大规模种植园，從各國（包括從中國）招募大量低工資的契約勞工——苦力。虽然苦力通常是出于自由意志而工作的有偿劳动者，但实际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涉及强迫劳动，更接近奴隶制。苦力制度受到严厉批评，特别是1900年后随着道義政策（英语：）的兴起。苦力法令于1940年代初结束。
荷屬東印度時期（1800-1949） > 殖民地的管治（1900-1942）

巴達維亞Weltevreden（：）的華人居住區，攝於1908至1911年間。
加里曼丹的一所荷蘭語華人學校（英语：）的學生，攝於1935年
1920–1940年間，来自中国广东汕头的中国工人正在北苏门答腊勿老灣（英语：）棉兰劳动监察局等待移民官员准备合同。
20世纪初，荷屬東印度殖民政府开始推行“道義政策（英语：）”保护原住民，将华人视为“原住民的头号敌人”。根据新政策，政府加大了对華人经济活动的限制，他们认为華人的經濟活動剥削了原住民。20世紀初的荷屬東印度殖民政府受黄祸論影響，擔心大量中國移民涌入衝擊到殖民地的統治秩序，於是強化邊境管制。
| Rank | Group | Number | Percentage |
| --- | --- | --- | --- |
| 1 | 印尼原住民（Pribumi） | 59,138,067 | 97.4% |
| 2 | 印尼華人 | 1,233,214 | 2.0% |
| 3 | 荷蘭人與歐亞混血兒 | 240,417 | 0.4% |
| 4 | 其他異域東方人 | 115,535 | 0.2% |
|  | 全部人口 | 60,727,233 | 100% |
荷蘭殖民當局在20世紀初期發現其的恐華情緒主要來自境外勢力，尤其是中華民國政府。荷蘭殖民當局為了撫平殖民地華人的反殖民情緒以及抵制來自中華民國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輸入，最終於1918年廢除“通行證制度”（荷蘭語：），人民可以自由在殖民地內部遷徙，殖民政府轉而致力於限制外來移民的進入和抵制境外勢力的影響。種族居住區制度於1915年被廢除。
殖民當局還因應20世紀早期大量開設的宣傳中國民族主義的中華會館（THHK）（英语：）（中國）國語學校，成立荷蘭語華人學校（英语：）（荷蘭語：），授課語言為荷蘭語。
荷屬東印度時期（1800-1949） > 土生華人與新客華人的社會經濟發展

荷蘭畫師描繪的爪哇華人慶祝元宵節（印尼語：）的畫面，畫於1883至1889年間
Oey Djie San（英语：）（唐格朗甲必丹與Karawaci（英语：）地主）與歐洲客人。攝於1920至1922年。
黄蕙蘭，瑪腰黃仲涵之女，曾任中華民國第一夫人（1926-1927）
邦加島的錫礦華工，攝於1930年。
自19世紀末開始，印尼華人社會分裂為土生華人和新客華人社群。新客華人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移民及其後代，在殖民時期對中國政治和中華民族較爲關心，而土生華人則相對更有印尼本土認同。
一些强大的华人家族被稱為殖民地的Cabang Atas（英语：）（意思為“最高層”），形成了有影响力的官僚和商业王朝，例如芝勒都郭家（英语：）和井里汶陳家（英语：）。
在婆罗洲西部，華人于1760年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主要采矿定居点。他们驱逐了荷兰殖民者和当地的马来王子，建立了兰芳共和国。到1819年，兰芳共和国与荷屬東印度政府发生冲突。兰芳共和国被视为与荷屬東印度的目标不相容，但也被視為对當地的发展不可或缺。婆羅洲西部的公司共和國還有坑尾公司（英语：）和三條溝公司（英语：）。
邦加-勿里洞也是主要的農村華人聚居區。1851年，邦加-勿里洞有28名華人，到1915年，已增至近40,000人，渔业和烟草业也随之发展。由于從中國招募苦力存在障碍，19世纪末后引入该地区的苦力大多來自海峡殖民地。
荷屬東印度時期（1800-1949） > 華人參與民族主義運動

烈港的中華會館（英语：）（印尼語：）華文學校。攝於1914年
印尼國歌《偉大的印度尼西亞》的早期草稿，刊於1928年的《新报》的某期上
簡福輝舍，親荷政治人物，中华會首任總裁，拉森韓家（英语：）成員。
親印尼組織印度尼西亞中華黨（英语：）的首任總裁林群贤
在20世紀上半葉，新客華人多爲中国導向；而土生華人主要分爲三種政治立場：親中、親荷、親印尼，分別以新報、中華會（英语：）跟印尼中华党爲代表。
1911年的中國辛亥革命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恰逢荷屬東印度群岛内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親中的中華會館（英语：）支持中國的民族革命。《新报（英语：）》于1910年首次出版，并于1917年开始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追随其思潮的华人通常關心中国政治 。
直到1908年，印尼原住民中才出现明显的民族主义运动，但荷蘭人擔心跨種族組織“公司”（印尼語：）壯大民族主義情緒。1911年，梭罗共生会（Kong Sing）的一些爪哇族成员脱离并与华人发生冲突。这一事件导致了伊斯蘭聯盟的成立，这是荷屬東印度第一个有组织的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印尼原住民将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视为傲慢，导致相互对立。1918年，反华情绪在爪哇蔓延，并导致伊斯蘭聯盟成员發動1918年古突士騷亂。事件发生后，華人左翼民族主义日报《新报》呼吁双方共同努力改善生活条件，该报认为大多数华人和大多数原住民一样都是贫困人口。
1928年的青年誓言有Kwee Tiam Hong和另外三名华人青年在場。1928年11月，華人馬來語周刊《新报》是第一个公开发表印尼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的报纸。
親荷派華人由在荷兰官辦学校接受教育的富裕华裔组成。这个親荷团体希望更多地参与当地政治、为华人提供荷蘭語教育，以及提高华人在殖民地的经济地位。親荷派由人民議會的华人代表簡福輝舍（英语：）、赖锡禧、潘隆義等人的倡导。随着1927年中华議會（英語：）和1928年中华會（英语：）的成立而达到顶峰。选举簡福輝舍为总裁。《Madjallah Panorama》新闻杂志主编批评《新报》通过向华裔施压，让他们采取中國民族主义立场，误导他们。
1932年，亲印尼人士成立了印度尼西亞中華黨（英语：）（印尼語：），以支持华人融入爪哇人口并支持印尼自治的呼声，这个群体的成员主要是土生华人（ 印尼語：）。
荷屬東印度時期（1800-1949） > 日本殖民統治與印尼民族革命

泗水華人The Hong Eng在1943年日本佔領時期的外國人居住登錄宣誓證明書
李約翰，印度尼西亞民族英雄，在印尼獨立革命期間的第一批高级海军指挥官之一
峇眼亞比的保安队，攝於1948年。保安隊常被指責在印尼獨立革命中持親荷立場
蘇加諾和穆罕默德·哈达1945年在饶吉祥的家草擬印度尼西亞獨立宣言
印尼華人三派勢力的分裂在日本佔領時期再次出現。
日本人认为爪哇的华人及其经济实力对日本的战争努力特别重要和至关重要，因此他们没有对爪哇的华人进行人身伤害，也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对华人进行处决或酷刑。与英属马来亚不同，日本人和印尼華人在爪哇岛没有发生暴力对抗。日本人还允许华侨总会（印尼語：）中的爪哇华人组建警防隊，这是他们自己的武装華人防卫队，由日本军事教官训练他们如何射击和使用长矛。華人认为这对于保护自己免受印尼原住民的侵害很重要。大多数爪哇华人没有在战争中丧生。直到战争结束后，日本的控制权才落空，印尼原住民在日本无力保护爪哇华人的情况下，再次对他们发起攻击。
尽管印尼革命领袖同情华人，却无力制止零星的暴力事件。那些受影响的人从农村地区逃到荷兰控制的城市，许多印度尼西亚人认为此举证明了亲荷情绪。最初由日本人支持建立的“印尼独立准备调查团（BPUPKI）（英语：）”，在日本统治结束后的1945年8月17日宣布的印尼独立声明中扮演了中心角色，表明重回荷兰殖民统治是不可接受的。
印尼独立运动期间，许多印尼华人支持印尼独立运动。起草1945年印度尼西亚宪法的BPUPKI（英语：）成员有四个是印尼华人 。在1945至1950年，为了从荷兰独立的民族革命中，一些印尼华人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军。那时经济滑坡赋税加重，所有的物资都很缺乏。而且大多数被荷兰或日本没收给他们自己的军队了。印尼华人为走私这些货物作出贡献。然而，随着荷兰渐渐的重新建立起他们的统治，走私变得越来越难，武装冲突也在所难免，荷蘭最終承認印尼獨立。華裔印尼人李約翰在印度尼西亞獨立革命中做出很大貢獻，被印尼官方視為印尼民族英雄。華人饶吉祥在Karawang（英语：）附近登格羅（英语：）的房子被鄉土防衛義勇軍接管，蘇加諾和穆罕默德·哈达在登格羅事件（英语：）之後於此處草擬《印度尼西亞獨立宣言》。
蘇加諾時期 > 蘇加諾時期的華人政治參與

印尼国籍协商会的標誌。該組織是蘇加諾時期最大的華人政治團體，與印尼共產黨有關，九三〇事件後被取締。
黃自達，1964-1966年擔任國務部長，1966-1976年被蘇哈托新秩序當局監禁。
王永利，1953-1955年擔任財政部長。在位時因腐败指控被捕，後移民荷蘭。
蕭玉燦，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的创始人之一，創辦了Trisakti大学（英语：）的前身。
1945年以後的印尼華人政治團體以印尼導向爲主流，而非中國導向。一些族裔劃分的政黨重新創建，也有一些土生華人選擇參與跨族裔的政黨。
印尼初獨立時的華人身份認同分爲兩類，一類是親中並保持華人身份，另一類是親印尼而不脫離華人身份。一般而言，讀華校的比較親中，而讀英校或荷校（英语：）的比較有印尼本土意識。
印尼华人组织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簡稱Baperki，以下简称“国籍协商会”）是蘇加諾時期最大的印尼華人政治團體。国籍协商会的目的是让印尼华裔愿意成为印尼公民，特别是那些親印尼而不是親荷親中的人士。国籍协商会参加了1955年印度尼西亞立法機構選舉，包括人民代表会议（1955年9月29日）和制宪会议成員（1955年12月15日）。在这两次选举中，国籍协商会在人民代表会议赢得了178,887票，在制宪会议赢得了160,456票，即爪哇华人的70%选票。凭借这一票数，国籍协商会成功获得了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个席位，并任命蕭玉燦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该組織还为提出1958年印度尼西亚公民法做出了很多贡献，该法于1960年初实施。
国籍协商会強調多元文化政策，強調華人是印尼民族的一部分。1963年，国籍协商会领导的種族融合（英语：）运动开始引起人们的兴趣，包括总统苏加诺的兴趣。而在九三零事件发生后，国籍协商会被新秩序政權解散，因为它被指控为印尼共产党的分支。许多活动人士，如蕭玉燦和黃自達，未经审判就被投入监狱。
另一方面，1961年1月15日，30名土生華人在Bandungan（英语：）簽署《同化憲章》，強調將華人同化于印尼民族的重要性。这个憲章后来成为1963年诞生的民族统一辅导机构（LPKB）的开始。民族团结建设委员会（印度尼西亚语：）主張全盤同化，與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競爭。
雖然這時期有一些新客華人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但大部分的新客華人仍然是非印尼公民，且爲中國導向。他們成立了許多宗族同鄉會、商會和海外華人協會。中國導向的華人還因中國的第二次國共內戰而分化為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派和親中華民國派。
蘇加諾時期有幾位華人部長：黃自達、王永利、蕭玉燦。
蘇加諾時期 > 限制外籍人士經濟

参见：和針對印尼華人的法規
20世纪50年代，印尼几乎所有零售店都是华人开的，从杂货店、五金店甚至餐馆。20世纪50年代初，印尼政府实施了堡壘計劃（英语：），根据该计划，只有印尼原住民（pribumi）才被允许获得进口某些物品的许可证。这条规定催生了“阿里峇峇（英语：）”一词，指的是華人商人与与政府官僚机构有联系的印尼本土人之间的非法合作。
1959年，蘇加諾解散了1955年選舉的人民代表会议，指導式民主（英语：）引入了軟威權主義。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在印度尼西亚至此结束，直到1999年改革时代（英语：）的选举。印尼政府和军方开始对外籍人士的居住和贸易实施限制，最终頒佈了1959年第10號總統令（英语：），禁止具有外國國籍的人士在农村地区提供零售服务。在国有化方面，1959年第10號總統令规定，外国籍零售商必须在“ibukota kabupaten”之外关闭，外商只能居住在房產中，不允许进行商业活动。外国公民最晚必须在1960年1月1日关闭其业务，并将所有资产交给合作社。這條歧视性的规则也被认为是為了维持分而治之政治。廖建裕認為无论是堡垒計劃（英语：）还是1959年第10號總統令都是印尼排华运动的开始。
1959年第10號總統令中规定的制裁只是没收财产（所有物品都必须交给合作社）、罚款和强制搬迁，但实际上，也有一些罪犯被处决（西爪哇的芝馬墟
和芝巴达）。在其执行过程中，中國公民、阿拉伯人和荷蘭人成为特别目标，为本國企业提供更有利的市场。
蘇加諾時期 > 試圖解決雙重國籍問題

参见：印尼華人國籍問題
They had thought they were unwanted in Southeast Asia because they were Chinese; then they were rejected in China because they were Indonesian. （他们曾以为自己是華人，因此在东南亚不受欢迎。然后他们在中国被拒绝，因为他们是印尼人。）
1949年的圆桌会议后，荷兰放弃了对東印度群岛的领土要求（西巴布亚除外）。同年，中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陆。大多数印尼华人认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吸引力不如新独立的印尼共和國，但在印尼，他们的忠诚度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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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
印尼根据屬地主義，出生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其父母在荷兰管理下定居的华裔被视为新国家的公民。然而，中国法律根據血统主义将一个人视为中国公民。这意味着所有印尼华裔公民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公民。印尼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多次尝试解决印尼華人的雙重國籍问题。印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5年万隆的亚非会议期间签署了双重国籍条约。其中一项条款容許持有雙重國籍的華人，在條約簽署後2年內，或未成年人成年時選擇印尼國籍或中國國籍 。
由於安全因素及經濟民族主義的考量，印尼當局針對印尼華人國籍問題採取了歧視性的立法措施。《1958年第62号法令》的入籍条件规定必须在印尼连续居住十年、会讲印尼語、熟悉印尼语文、历史、地理以及具备证明身份的各种证件等，实际上拒絕很多新客華人於入籍大门之外。
估计有十萬選擇單一中國國籍的印尼華人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印尼華人在1962年選擇單一國籍的「大限」到來時，仍有幾十萬未能入籍印尼且繼續在印尼生活的華人。近一半的印尼华人未能获得印尼公民身份，要么是因为继续忠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要么是因为获得公民身份文件存在困难。此外，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尼共和國國籍二選一的親中華民國人士自動變為無國籍人士。印尼政府拒絕向前往中華民國升學的華人簽發返回印尼的簽證，並取締印尼的親中華民國活動。
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印尼對人口的統計分為四類，原住民、印尼籍華人、外籍人士和無國籍人士/台灣。
蘇加諾時期 > 撤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僑民

1959年第10號總統令旨在加强印尼的国民经济，也导致印尼共和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紧张。在雅加达国务部长苏班德里约与中華人民共和國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会面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要求审查1959年第10號總統令，但这一要求被拒绝。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59年12月10日宣布撤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僑民行動。大约有199,000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當時提出了申请。1960-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史上最大規模的撤僑，共撤走102,000人。中國的撤僑使得印尼有了因境外勢力介入而驅逐更多華人的藉口，實際上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蘇加諾政府的1959年第10號總統令使得不少中國公民陷入經濟困難。1960年之前第一波返回中國学生几乎都是華校生，但他們未能在印尼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們对自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未来寄予了厚望。此外，不少華人女性都憧憬中國可實現女性解放。上述原因推使不少選擇中國國籍的印尼華人投身陌生的「祖國」。
大批印尼歸僑湧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劇了中國內部的壓力，中國政府要開闢華僑農場安置歸僑，教育資源短缺，很多歸僑也無法升讀大學。許多人難以適應新環境下，開始陸續申請出國。起初中國政府為緩解糧食短缺危機，暫時放鬆出國限制，但1963年後又再次收緊管制。由於歸僑有海外聯繫，普遍得不到中共的信任，無論他們如何愛國、如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但始終是「華僑」，入黨和參軍遇到重重障礙，難以進入重要部門，也很少有晉升機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紅衛兵因其海外联系而质疑归侨的忠诚度。印尼歸僑被劃為「黑七類」，被攻击为“帝国主义者”、“资本家”、“间谍”、“雜種”、“洋鬼子”。由于大多数人在城市环境中长大，他们被送到农村，被告知要“反抗自己的阶级背景”，最终他們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在1965年之前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籍印尼歸僑学生有多达80%最终成为英屬香港的难民。197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放寬歸僑出國後，離開中國的人數即時急增，截至1976年有大約30萬人離開。他們通常報稱前往東南亞出生地，但多達25萬人就此滯留英屬香港這個中轉站，最後落地生根。據估計印尼華人佔其中多數，他們自此構成了在港東南亞華人社群的主體。
新秩序時期（1967–1998）

在新秩序時期，蘇哈托當局採取同化政策跟經濟民族主義政策，處理所謂的“華人問題”。
新秩序時期（1967–1998） > 反共大清洗、印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参见：九三〇事件、印尼反共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
1965年，当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被贴上共产主义组织的标签时，华人就受到了牵连，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在公众心目中加劇了这种情况。多达50万人在1965年至1966年的反共大清洗中被杀，被害人大多数是爪哇族Abangan（英语：）穆斯林和巴厘人，但這其中也包括少数数千名华人，这场大清洗是在被怀疑是一場失敗的共产主义政变后进行的。
印尼反共大清洗被視爲冷戰擴大的影響。印尼反共大清洗發生後，1966年底起至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从印尼共撤出中國國籍的華僑4000多人。九三〇事件被中共拿来政治动员文化大革命。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许多报刊称印尼反共大清洗是苏哈托迫害印尼共產黨、华人、华僑的行为，所以“国内群众要继续革命到底”，强烈谴责苏哈托是“法西斯走狗”。1965至1966年的反共大屠殺等暴力事件也引起了反華情緒。
1967年10月2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发表声明与印尼共和國断交，并于10月31日关闭中華人民共和國驻印尼大使馆，召回使馆人员，此后印尼一度成为少数既没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也没有与中华民国建交的国家。印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反應出一個悖論，即印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友好時，這種友好並不會改善印尼民衆對華裔印尼人的印象，而當印尼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交惡時，這種敵意會影響華裔印尼人。
1990年8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印尼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
新秩序時期（1967–1998） > 同化運動與有限的政治參與

条目：針對印尼華人的法規
1968年泗水郭家的改名信
經濟學家兼印尼民主黨（英语：）領袖郭建義（英语：）
蘇哈托新秩序政府上台後引入了仅基于建国五项原则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为了防止苏加诺总统任期内发生的意识形态斗争再次浮出水面，苏哈托的建国五项原则民主寻求一种非政治化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不再允许讨论形成有凝聚力的华人身份。1967年新成立的政府委員會檢視所謂的“華人問題”（英语：）（印尼語：），認為強迫遷移整個印尼華人民族是不可行。委員會認為挑戰是要利用華人的經濟能力，並且消解他們的經濟主導地位。
華人組織印度尼西亚国籍协商会和民族统一辅导机构都認同華人應該融入印尼民族，但前者已經在九三零事件后被新秩序政權解散，而後者則受到軍方支持積極參與反共運動。民族统一辅导机构向政府提供有关促进印尼华人同化的建议。不過，新秩序當局認爲應該直接控制華人，民族统一辅导机构後來失去了軍方的支持。
長期領導民族统一辅导机构和组织民族团结通讯局（印尼語：）的王宗海是同化運動的重要人物。民族统一辅导机构繼續採納1961年簽署的同化憲章。這個同化过程是通过强调华人和原住民之间的差异来完成的，而不是寻求相似之处。漢語、漢字、宗教和传统节日等華人文化的標誌被限制於家庭之內，华人被迫采用印尼化的名字。
同化運動導致印尼華人的土生華人化或印尼化。他們大多放棄了海外華人/華僑的身份認同，而轉爲華裔印尼人的身份認同，這也影響了他們的政治傾向和行爲。
蘇哈托政府全方面控制社會，這一時期沒有華人專屬的非政府組織。新秩序時期的華裔社會政治人物（如經濟學家兼印尼民主黨（英语：）領袖郭建義（英语：）、人權律師葉添興、社運人士史福仁（英语：））多代表整個印尼，而非僅僅華裔社羣。
1992年，印尼政府解禁進口或使用漢字作品，解禁華文學校。1993年，印尼政府解禁公開慶祝農曆新年。
新秩序時期（1967–1998） > 繼續處理國籍問題

参见：印尼華人國籍問題
1973年公民證明書（英语：）的正面
日惹印尼籍華人Yuliyati的1973年公民證明書（英语：）的背面
蘇哈托新秩序時期的印尼籍華人需要出示公民證明書（英语：）（印尼語：）來證明印尼公民身份，而其他族裔的印尼公民則不需要。
印尼反共大清洗之後到1980年代前的新秩序政府嚴格限制華僑（即中國籍人士）入籍印尼。1979年印尼中央统计局（英语：）公布的资料显示，当时在印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侨民仍有914,112人，无国籍人士（多為親中華民國人士）有129,013人。
1980年代之後的新秩序政府不斷降低外籍華人歸化入籍的門檻。1980年，苏哈托新秩序政府规定凡在印尼居住满5年以上的外國公民，均可申请改籍或歸化入籍，并降低申请费用，大量華僑（即中國籍人士）紛紛加入印尼國籍。
新秩序時期（1967–1998） > 新秩序經濟的參與及反華情緒

新秩序當局一面對華裔施行文化同化政策，認爲他們應該融入主流社會；另一方面當局通過不斷刻畫富有華裔與貧窮土著的對立，將華裔與其他主要民族區分開。新秩序當局持續將華人排除在經濟領域之外，導致華人被迫侷限於商業領域，與當局的同化政策背道而馳。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哈托新秩序政府引入印尼华人企业参与新秩序的经济发展计划，同时又使他们极易受到加强中央权威和限制政治自由的影响。主要通过金钱换取安全感的主顾关系成为华人中公认的规范，因为他们维持着社会契约，通过这种契约他们可以声称对国家有归属感。印尼社会的少数经济精英，无论是华人还是非华人，都与苏哈托的家人和印尼國民軍建立了关系以寻求保护，而小企业主则依赖当地执法官员。在蘇哈托總統的幫助下，林绍良、林文镜與原住民伊布拉欣·里斯贾（英语：）和苏威卡莫诺組成了被外界稱為四人幫的團體。
对富裕的少數族裔的刻板印象被视为普遍事实。但刻板印象沒有意識到与小店主相比，上述大商人的数量很少。1989年，学者Adam Schwarz在其著作《等待中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寻求稳定》（英語：）中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大多数印尼人来说，‘華人’这个词就是腐败的代名词”。华人的经济角色是矛盾的，因为它并没有转化为他们在更大社会中的地位的接受。他们在政治上处于弱势，经常面临社会骚扰。
1973 年，印尼人对日本的掠夺性投资和被称为殖民主义的经济政策的愤怒情绪高涨。印尼原住民痛恨日本商人歧视印尼原住民并虐待他们，而日本人则因为印尼华人的经验、人脉和技能而青睐印尼华人商业伙伴，而不是印尼原住民。日本人其他東南亞人获取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来赚钱，而印尼原住民则勉强维持生计。1974年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到雅加达看望苏哈托，印尼民众爆发了暴力反日抗议活动。
20世纪90年代，反华情绪愈演愈烈。1990年，苏哈托总统在他的私人牧场召开了一次全国电视转播的会议，召集了最有权势的商人（主要是印尼华人），呼吁他们向合作社贡献25% 的股份。评论家形容这一奇观是“好戏”，因为它只会加剧原住民对华裔的怨恨和怀疑。詩都文羅（英语：）（1996年10月）、打橫（1996年12月）和 登格羅（英语：）（1997年1月）爆发了重大骚乱。
条目：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騷亂
1998年3月獨裁者苏哈托进入第七个总统任期。在亞洲金融危機下，印尼盾兌美元匯率暴跌，印尼國內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局勢緊張，謠言四起。印尼学生开始了一系列大规模示威活动，抗议新秩序政权，示威活动持续了数周，最终在5月导致特利刹蒂慘案。5月12日至15日期间，该事件在多个城市引发了严重暴力事件。印尼华人拥有的财产和企业成为暴徒的攻击目标，100多名妇女遭到性侵犯 。在没有安全部队的情况下，大批男人、女人和儿童抢劫并烧毁了大城市的众多购物中心。在雅加达和梭羅市，超过1,000人（包括华人和非华人）在购物中心内死亡。这些事件发生后，数以万计的华人逃离该国 ，银行家估计，1997年至1999年间，有200亿美元的资本离开该国，流向新加坡、香港和美国等海外目的地。
這些暴力活動背後存在國家行爲，既由於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也有本地的緊張局勢，更重要的是安保力量的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