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富特文格勒
生平 > 寂静岁月（1945-1946）

第三帝国灭亡后，盟军针对纳粹展开了反人类和战争罪行的清算，其规模史无前例。部分瑞士媒体把矛头对准了富特文格勒，指责他战时依然留在德国。虽然富特文格勒从未加入过纳粹党，但在冷战的背景下，富特文格勒依然要经过去纳粹化委员会的审查。
1946年2月，富特文格勒在维也纳和犹太音乐家、作家库尔特·里斯会面。里特在1933年从德国逃到瑞士，在那里为美国媒体撰写文章。他曾认为富特文格勒是纳粹的一员，并抵制他在瑞士的指挥。但里特在和富特文格勒见过面、又阅读了所有相关的文献之后，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里斯意识到富特文格勒不仅从未加入过纳粹，还帮助很多犹太血统的人避难，于是他成为了富特文格勒的“去纳粹化顾问”，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花费了大量时间，尽一切可能还富特文格勒清白。两人由此缔结了长期的友谊。正如罗杰·史密斯在其《富特文格勒，寂静岁月（1945-1947）》结尾所写的那样：“毋庸置疑，富特文格勒能重返指挥台，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库尔特·里斯的巧技和执着。富特文格勒的拥趸实在欠他许多。”
由于里斯本是位记者，所以富特文格勒的本意，是请他在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写几篇文章。不过，里斯却偏向于亲自和负责富特文格勒一案的罗伯特·麦克卢尔（英语：）将军会面。麦克卢尔在见过里斯、读完他翻译成英文的文件后保证，不会针对富特文格勒提起严肃的诉讼，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富特文格勒其实是“一位好人”。麦克卢尔让里斯告诉富特文格勒，不要和媒体联系，避免留下给盟军施压的印象。他还说几周之内就会结案。里斯给富特文格勒发了电报，但不幸的是电报到得太晚了。
就在此时，富特文格勒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前往了当时是苏联占领的柏林。苏联以一国元首的礼仪招待了富特文格勒，想让这位“全世界最伟大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一案的苏方代表，阿什伊·苟里加，如此认为）引领柏林的新文化政策。苏联细腻地提出想让富特文格勒担任柏林国立歌剧院的音乐总监——而这正位于苏占区内。这下罗伯特·麦克卢尔不得不让富特文格勒参与一场正式的去纳粹化审判。他在电报里向里斯解释道，要是不这么做，就会让大家觉得美国在富特文格勒一案上向苏联投降了。美国当局也明白，去纳粹化法庭必然会判决富特文格勒是清白的；而苏方则宣称整场审判毫无意义、“荒谬绝伦”。富特文格勒一心像恢复自己在柏林爱乐的职位——而乐团位于英占区。就这样，在冷战的背景下，他不得不面临一整场去纳粹化审判。
于是富特文格勒被要求提交一份去纳粹化的声明。指控本身十分轻微，在1933-1945年间只提到两场纳粹的官方音乐会。富特文格勒声称这两场音乐会都是“强加”给他的，而他拒绝掉的则有六十场。
诉讼中的第一场音乐会是1938年2月3日给希特勒青年团举办的。富特文格勒本以为这只是一次让年轻一代接触古典音乐的机会。而据弗雷德·普列伯格的记载：“当他（富特文格勒）看向观众席的时候，他才明白这场音乐会的观众不是穿着校服的学龄儿童。台下坐的全是显眼的政治分子。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为此举起指挥棒。”
第二场音乐会则是1938年9月5日和维也纳爱乐乐团一起在纽伦堡于纳粹党大会前夜演奏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富特文格勒是为了保全维也纳爱乐乐团才同意指挥这场演出，并且在他的坚持下，音乐会没有被纳为会议进程的一部分。
富特文格勒受到的指控还有他在“普鲁士联邦议会”（德語：）的荣誉头衔（他曾于1934年辞职，但被纳粹拒绝），以及对“半犹太人”维克多·德·萨巴塔的反犹评论。审判庭主席亚历克斯·沃格尔是一位著名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审判开始时宣称：
调查显示富特文格勒并非任何（纳粹）组织的一员。并且尝试拯救那些因种族出生而受到指控的人。他也拒绝了……例如元首礼之类的仪式。
由于柏林爱乐乐团在纳粹统治时期的艺术总监汉斯·冯·比达（他当然也是一位纳粹党员）极力想要证明富特文格勒（两位艺术总监之间一直有着联系）是一位反犹分子，检方由此觉得其中必有蹊跷。据比达所说，他曾听到富特文格勒对另一位音乐家断言：“像萨巴塔这样的犹太人永远无法演绎勃拉姆斯的音乐。”这个故事很快就变得荒诞起来：富特文格勒跟许多犹太音乐家（尤其是他自己乐团里的）都合作过勃拉姆斯的音乐。这整件事都是谬误或者误解：富特文格勒兴许对萨巴塔根本没有任何反犹情结，两位指挥家本就是朋友。另一方面，比达被迫承认，富特文格勒下此“断言”的时候，他并没有直接在场。这更证明比达很有可能是出于私怨才这么做的：1939年12月22日，他因为几次糟糕的演出而遭柏林爱乐乐团解职，却认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富特文格勒。于是比达想要借助这次诉讼向富特文格勒复仇，更高度支持为富特文格勒夫妇所不喜的卡拉扬。此外，历史学家普列伯格业已证明，比达在纳粹党政时一直举报富特文格勒庇护犹太人、反对当局的政策。
在去纳粹化审判中帮助富特文格勒辩护的两位主要人士都是逃离纳粹政权的德国犹太人：除了居特·里斯之外，还有他的秘书，贝塔·盖斯马尔。这俩人的背景截然不同：贝塔·盖斯马尔和富特文格勒私交甚笃，亲眼见证了他在纳粹上台初期所做的一切。她于1936年逃出德国，但在战后回国。而居特·里斯之前根本不认识富特文格勒，对他的态度一开始也颇为负面。盖斯马尔为了给富特文格勒辩护准备了数百份材料，其中包括超过80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自述，他们都承认富特文格勒救过自己的命。这份名单并不详尽，但从中足见盖斯马尔在此案上找到了一些坚实的证据。这些人里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人，也有从纳粹麾下洗心革面的浪子。盖斯马尔将这份文件交给了负责富特文格勒一案的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但就在要上交柏林美占区的将军之时，这份材料却神秘地失踪了。居特·里斯也没有在华盛顿的档案里找到这些材料。富特文格勒随即发现已经没法证明自己曾帮助过许多人。不过，就在1946年12月17日，也就是审判的第二天，三位犹太后裔赶赴柏林，证明富特文格勒为了拯救他们甘冒生命的危险。这三位中有一位是歌剧导演保罗·赫兹伯格，另外两位则是爱乐乐团的成员，其中雨果·斯创里泽就如此说道：
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全是拜这位伟人所赐。富特文格勒在德国、在纳粹眼皮子底下保护了众多的犹太音乐家，这份气魄展示出大无畏的勇气。历史会给予他公正的审判。
富特文格勒在审判的最后陈词中如此说道：“我知道德国已是万分危急，而我自觉对德国音乐负有责任，我需要在这场危机中尽我所能地活下去。我确实担心自己的艺术会被误作宣传之用，但有些东西比这更为重要——那就是德国的音乐必须传承下去，那是德意志的艺术家献给自己人民的音乐。德意志的人民——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同胞——即便被统治的政权拖入了全面战争，也还是要活下去。只有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在德国的人，才能公正地看待这一切。难道托马斯·曼（他批评了富特文格勒的行为）当真相信，‘在希姆莱的德国’人们不该演奏贝多芬吗？他难道意识不到——生活在希姆莱恐怖之下的人们，比以往都更需要聆听贝多芬和他自由与人类之爱的篇章？与他们同在，我并不后悔。”
检方最终承认，针对富特文格勒反犹主义和同情纳粹的指控不成立。富特文格勒在任何程度上来说都是清白的。尽管法庭已经宣判富特文格勒无罪，托马斯·曼依然批评富特文格勒在纳粹统治期间在的德国指挥，并认为他相信艺术在第三帝国的统治下可以无关政治是错误的。在曼看来，第三帝国这样的政权必然会将艺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然而，曼在一封致《建构》杂志编辑的信稿中称赞富特文格勒帮助了许多犹太音乐家，并认为他是一位“卓越的音乐人”、但曼最终还是把富特文格勒当作了反面典型，认为他十分严重地”没有也不愿意去了解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权掌控了德国。”
有许多犹太音乐家对富特文格勒怀有好感，其中包括阿诺德·勋伯格、布罗尼斯瓦夫·胡伯曼（英语：）、内森·米尔斯坦——当然还有耶胡迪·梅纽因。1946年二月，梅纽因给麦克卢尔将军写电报提到：
除非您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证据，足以证明富特文格勒是纳粹党羽的指控，否则我不得不对您对他的禁令致以最为严重的关切和担忧。此公绝非纳粹党员。他无数次地甘冒牺牲自己生命和名誉的风险，以拯救自己的朋友和同侪。一个人只是留在故土，又何罪之有？除此之外，您作为一名军人，更应该知道坚守岗位比一走了之更需要勇气。他挽救了德国文化最珍贵的东西，为此我们都欠他许多……要是让富特文格勒成为我们罪行的替罪羊，那显然是懦弱而不公正的，对此我深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