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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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豐二年（1852年）四月二十一日，咸豐帝重新起用，補授福州將軍。隨即奉命與協辦大學士杜受田馳赴山東查辦賑災事務、江南河道事務及勘查洪澤湖大堤，怡良並與杜受田合奏籌辦情形。八月，查辦署邳州知州候補知縣馬軼羣勒捐、酷刑一案，怡良奏其任性妄為，請旨革職。同月，遵旨議覆河南豐北廳黃河決口一案的河道官員處分，怡良與杜受田合奏：「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處分，前經王大臣等悉心會議，改為降級留任，奉旨允准，今若復改重，恐仍啟廳員從中挾制等弊，轉非慎重河防之道。且歷查河工失事舊案，總視大吏之勤惰，不儘關處分之重輕。請毋庸議改」，報聞。十一月，抵達福州將軍任，奉旨兼署閩浙總督。
三年（1853年）正月，翰林院檢討沈大謨奏報「預籌海防事宜以靖洋面事」，主張海防宜用漁船以助水師，其利有六；咸豐帝命沿海督撫，各按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覆奏。怡良奏言：「閩省沿海漁船，大小不一，不能安設砲位，配坐多人，無以制勝。且水師二十餘營，每營選配三十船，需船六七百隻，若按船給租，則每歲非數十萬金不可。非惟無補水師，兼亦虛糜帑項。惟閩省水師巡洋捕盜，每就近雇募漁船，近海扼要設伏，或以偵探賊蹤，或令誘敵，或令隨防，故沿海廳、縣，遇有漁船，令將船戶姓名、籍貫編號給照。應請申明舊章，將所屬漁船編號設簿，核實點驗，如或有事須雇用漁船，即可酌量選配，庶平時無絲毫之費，臨事得指臂之助。」下部議准施行。
二月，調授兩江總督，管理兩淮鹽政，例加兵部尚書銜。
當時太平天國攻陷江寧府，咸豐帝命怡良速赴新任，並將此前抽調福建的精兵2,000名催赴江南，鞏固防守。怡良隨後因捐輸軍餉，賞戴花翎。四月，到達江南接任，五月，統兵駐紮常州府防堵太平軍，分兵防守高淳縣東壩。九月，收復川沙廳城，捕獲迎從太平軍的逆犯，審訊明白後就地正法。十月，進攻上海縣太平軍獲勝，並繳獲乍浦鎮太平軍船艇，斷絕其外援。十一月，欽差大臣向榮奏調署理江南提督和春馳赴徐州防堵北伐太平軍南撤，怡良以辦理鎮江軍務緊要，奏請仍留和春駐守江南，咸豐帝允准。十二月，奏報大運河水乾涸難以航行，漕運改海運必須由揚州分路出長江，但太平軍勢強，不敢冒險嘗試，提議江廣易米解銀，由戶部核議。
四年（1854年）正月，奏報上海外國人情形：「上海通商已逾十年，傳教更久，莫可挽救。必須設法制馭夷人，絕其倖災之心，俾不能從中取利，計惟以保護客商為名，密咨閩、浙、江西等省，通飭販運湖絲、茶葉商人，如有運赴上海銷售者均行停止，俟克復後方准照舊運買。夷酋失其自然之利，必願迅速克復，自能嚴為查察，濟賊奸夷定可歛迹」。
當時戶部籌議浙江海運章程，改由瀏河口受兌放洋，咸豐帝認為瀏河口為江蘇轄地，恐與浙江省委派人員互不協調，諭怡良委派大員設局儘速籌辦。二月，戶部奏參江蘇辦理海運延遲，怡良遭吏部議處。隨後怡良奏言：「江蘇各廳、州、縣向有攤補官墊民欠及兵差不敷等款，皆係現任各官以徵收錢糧之羨餘，彌補前官之欠項，該州縣恃有奏明派擬之案，即明目張膽暴斂橫徵。究之，所補無幾，而小民之脂膏朘削殆盡，以致民欠日多，不得已而辦歉收，懇恩緩徵，遞年推展，徒有攤補庫項之虛名，轉致短收正供之大弊，於政體、國計兩無裨益。本年新漕既經蠲減、緩徵，又將向年積弊一概掃除，各州縣已無羨餘可得，懇將此款暫行停攤，俟軍務告竣，察看情形，起限辦理。」得到諭旨允准實行。
三月，清軍圍攻上海小刀會，萬國商團焚毀清軍營地，兵勇驚潰。怡良奏言：「英夷包藏禍心已非一日，屢經設法羈縻，此次忽有燒營之事，兵勇臨時驚潰，實堪憤懣，但人數眾多，勢難概繩以法。惟有速為招集，責令仍赴軍前，剋期攻復滬城，以圖自贖。」旋即又密奏：「夷情漸就安帖，現已暗備攻城之法，查夷情詭譎，貎雖遜順，中懷叵測，仍密飭帶兵官時加防範，不致另生枝節。」又奏請以前任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安徽學政孫銘恩辦理寧國府屬防剿事宜，獲准。
四月，率部屬捐輸，下吏部優敘。當時偵查到俄羅斯軍船來到上海，民間傳言俄軍計劃奪取英國、美國、法國三國貨船，怡良奏報顧慮俄軍另有目的，咸豐帝命怡良速行探明具奏。怡良又奏報，美國公使麥蓮親自攜帶國書到上海，聲稱兩廣總督葉名琛因公務繁忙而消極敷衍，因而親自到焦山求見兩江總督，請求代為呈遞國書。怡良以附片密奏：「夷酋以葉名琛公忙支吾為詞，原不足信，然絕之已甚，轉使得以藉口，設或逕赴天津。現當直隸用兵，且海運赴津之際，諸多窒礙。況此次批駁之後，儻再四求見仍不准行，彼將謂憚於一晤，殊覺非體。惟有欽遵前旨，示以大方，相機辦理。若接見後於商稅事宜輕議更張，或別有要求，則惟有仗義執言，仍令赴粵。」上諭：「隨時妥為辦理，不准遷就了事，示之以柔。」
六月，與江西巡撫陳啟邁共同上奏：「吉安府所屬之蓮花廳，界連湖南茶陵州，楚省土匪衝突堪虞，原設弁兵不敷防範。請將永新營都司移駐蓮花廳，則邊隘可資防守，即以蓮花廳把總改駐永新，而巡緝亦不致貽誤。又查湖南至蓮花廳必經富溪村，行李往來絡繹不絕，地連三州，藏奸尤易，請將黃陂司巡檢移駐富溪村，以資緝捕」，交部議准實行。又奏：「戶部所頒官票，整者多而散者少，未能暢行。請於清江設立中和官局，試行大錢，即令局中製造一兩至五兩官票五種，俾軍民商賈更換行用」，咸豐帝認同怡良的建言。
此前怡良曾奏報淮北引鹽滯銷，「淮北近日售價日疲，銷市日滯，代納淮南懸引課銀，籲懇施暫行停納」，左副都御史袁甲三奏請就在壩積鹽籌運濟餉，戶部議准袁甲三方案；閏七月，怡良奏籌運濟餉之議窒礙難行，其代納淮南懸引一款仍請暫停。咸豐帝認為既然怡良聲稱可以維繫新綱，又無傷於鹽局，自必確有把握，即命怡良會同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設法辦理，袁甲三無庸會辦。九月，袁甲三條陳淮北鹽務，並參劾署兩淮鹽運使郭沛霖、運判許惇詩營私捏詳，朦嚇怡良；咸豐帝命怡良派員嚴究，自行具奏。十月，密陳美國公使到達口岸日期及接見情形；上諭：「事事鎮定，勿任其要求」。
五年（1855年）正月，覆奏查明郭沛霖、許惇詩尚無挾私舞弊，惟惇詩於袁甲三批駁各條延不稟復；上諭：「許惇詩交部議處。所有淮北開綱徵課及籌補減免懸引事宜，責成怡良認真整頓」，並諭：「袁甲三帶兵皖省，無庸兼辦鹽務。其淮北一帶疏通銷路，命安徽巡撫福濟協同怡良實力督銷」。此前，怡良奏：「淮南引地梗阻，竈丁失業，擬請試行就場抽稅之法」；經戶部將附場食鹽抽稅議覆准行，其出江岸鹽，仍令照就場徵課科則。此時怡良再奏：「東壩以上江路不通，銷鹽無路，竈戶、煎丁顛連困苦。照三百文抽納，販情尚未踊躍；若更議加增，竊恐有名無實。不得不權宜變通，以安窮竈而弭患萌。請將東壩出江岸鹽仍照原奏辦理」，下戶部議行。三月，淮北鹽綱行銷安徽、河南越來越壅滯，怡良奏陳：「因各販運鹽經由阜陽、霍邱、固始縣界，所有船戶等肆行舞弊，致虧客本。又信陽、羅山二處為行銷最暢之區，光山係必由之路，近亦私設鹽卡，盤踞需索，以致客販畏葸不前」，上諭令河南巡撫英桂、安徽巡撫福濟各飭所屬，於淮鹽經過處，如船戶傳人等，有私賣攙和等弊，即行查拏。
六月，山東海盜滋事，怡良檄令總兵葉萬清率兵護送漕船，並飭游擊張鳳翔管帶水師船隊護送漕船至石島港交接。山東巡撫覺羅崇恩奏「匪勢猖獗，宜厚集兵力以資攻剿」，咸豐帝命怡良再選戰船，委派將領赴山東會合夾擊，怡良派都司周建勛等率領拖罾船、艇船赴山東會剿。七月，英國有意派遣兵船赴北洋協助緝捕海盜，怡良通知署蘇松太道吳健彰諭令英國人毋庸前往。隨後覺羅崇恩奏：「夷（英）人駕大輪船駛至之罘島海口，自稱為上海、寧波公雇而來，並呈出船票及蘇松太道諭帖，旋即赴奉天」，上諭：「山東、奉天洋面皆非該夷應到之地，火輪船雖由商雇，究屬夷船，豈可聽其駕駛北行？此端一開，該夷任意游行，何所底止？且內洋盜匪自有師船、勇船剿捕，何必借助外夷，致令將來藉口？命怡良飭調拖罾各船迅速北上，與奉天、山東合力剿辦，嚴諭商民不准借用夷力，並將蘇松太道諭帖原委查明具奏。」
十一月，怡良奏：「淮北銷鹽未暢，未便將鹽鈔雜款責令壩販加帶，致誤正課。所有外支經費協貼淮南，尚慮不敷，實難再增鹽鈔一款。淮南引地連遭賊擾，至今片引不行；見辦設廠抽稅，正項錢糧尚且減徵，此項鹽鈔尤屬無從籌款。請俟口路肅清，淮商開辦新綱，再行通盤籌辦」，下部議行。怡良又奏：「遵旨嚴訊吳健彰被參各款，雖無通外養賊、侵吞關稅實據，惟以職官與洋行商夥往來酬酢，不知引嫌；至賊匪攻陷上海，既不能堵禦，乃避居洋行，捏報公出，情節較重。擬發新疆效力」，咸豐帝允准之。十二月，以潮勇在蘇州滋擾、搶奪行李，請禁私船出海；咸豐帝命沿海督撫各飭所屬於海船出洋時皆遵循舊制，不准私造船隻渡載人口、貨物。另奏報查明前任署吳江縣知縣帥宗槷、現任吳江知縣賀際運、前任震澤縣知縣沈則柯、現署震澤縣知縣姚銑等所支各款尚無侵吞情弊，但賀際運於門丁私娶娼婦、庫書帶勇催糧失於覺察；姚銑於浙兵毆斃緝兇無獲，請一併交吏部議處，獲准。
此前袁甲三遭到和春、福濟奏參革職，袁甲三赴都察院呈訴冤情，咸豐帝命怡良秉公查辦。怡良奏言：「袁甲三前駐臨淮，所發勇糧皆照各路軍營奏定章程支給，其節省之項亦充公撥用，並無冒銷肥己，亦無油簍藏銀寄回原籍之事。所參強勒捐輸、民間怨恨，亦無確據」。怡良旋即又與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合奏安徽、河南捻匪猖獗，請飭袁甲三幫辦防剿事務，咸豐帝認為徐州已有署總兵傅振邦防剿，且袁甲三之前在臨淮防堵，辦理不善致招爭議，再赴徐州恐怕也無助益，未予允准。
六年（1856年）正月，怡良偕同江蘇巡撫吉爾杭阿、漕運總督邵燦會議海運章程十條：『一、派員設局督辦，查兌赴津；一、熟田漕、白正耗仍應就數起運，並將支賸給丁餘耗一律起運交倉；一、津通經費，照案籌備支放；一、蠲減緩缺南糧，應先籌補備放；一、米船放洋，雇募船勇巡護，並責成沿海水師防護；一、剝船食耗等米，仍備帶本色，作正開銷；一、天津交米之後，循舊責成經紀；一、沙船領運漕糧，悉遵成案；一、米船抵津，及州、縣剝兌，應分定限期；一、停運旗丁，分別調劑』。又奏安徽、河南捻匪猖獗，徐州戒嚴，請敕漕運總督邵燦馳赴清江督辦江北防剿事宜。又奏報審明槽標四營兵丁婦女求餉滋鬧，按律定擬。均報聞。
三月，怡良偵查得知太平軍分兵進犯，急飭福建帶兵守備率兵300名駐紮秣陵關，又於常州挑選福建兵丁100名馳赴東壩，並檄調江南福山鎮標三營馳赴句容，再增調本省營兵2,000名赴金陵江南大營隨欽差大臣向榮協剿。
之前，湖南巡撫駱秉章奏請「採買淮鹽以濟民食，並淮、楚分岸納課以濟軍需」，咸豐帝以湖南急需食鹽，令怡良備十萬引迅速解送湖南；到此時，怡良奏言：「淮南引地梗塞，三年於茲，以致積鹽不銷，課項無出，難濟軍餉。正擬籌議章程，借道浙河運往江西，招商接辦；而臨江等府，賊氛忽熾，道路中梗。請俟江西運道肅清後，再行籌辦」，朝廷採納。又遵旨查江蘇辦理歉緩情形，怡良覆奏稱「布政使楊能格實無偏護屬員、捏報荒災之弊」。
五月，鎮江黃泥洲、煙墩山兩處軍營遭到瓜洲太平軍攻陷，巡撫吉爾杭阿於登高瞭望時中槍陣亡，丹陽、常州防守空虛，咸豐帝憂慮向榮派兵援防不及，命在常州的怡良與在蘇州的署理江蘇巡撫趙德轍會商籌備蘇、常一帶堵剿事務。又查明二月間揚州府城淪陷情形，奏參署江都縣事之委用知縣李輝德、署甘泉縣事之寶應縣知縣唐守道、署甘泉縣典史之候補未入流劉發榮、題補揚州營中軍守備之千總常繼春、兼署揚州營千總之把總李其鰲、署揚州營參將之河標右營游擊祥林等文武官員防禦不力、失陷城池之罪。
七月，江南淮安營參將和順不遵秦如虎調遣，徑自前往溧陽，怡良與向榮聯名奏參和順，請革職留營效力，獲准。。同月因欽差大臣向榮於軍中病死，咸豐帝命怡良暫署欽差大臣關防，督辦江南丹陽大營軍務。因兩淮、通州、泰州所屬各鹽場遭遇旱災，怡良奏「竈丁困苦異常，若不亟籌撫恤，恐致流而為盜，其害將不可問。請留折銀及協貼銀一萬兩，以備撫恤竈丁之用」，得旨准予動用。又查參「總兵虎嵩林赴援金壇，於城十里紮營，遷延不進，致逆匪得以環城築壘，復任聽兵勇退至丹陽縣之珥陵，幾至貽誤事機，請革職，暫行留任」，也獲准。
當時太平軍圍攻金壇縣城，清軍攻擊其中一面，則太平軍另外三面過來支援；怡良與西安將軍福興、福建漳州鎮總兵張國樑商議由丹陽大營抽調兵勇前往金壇堵剿，又考慮太平軍情勢詭譎，如態勢不利就往其他地區逃竄，於是緊急催促張國樑儘速將金壇太平軍限期剿滅。八月，張國樑督軍連戰皆勝，與城內的游擊李鴻勳夾擊太平軍，大勝，太平軍潰逃，金壇之圍解，隨後怡良保舉將領人才李定泰等六員，咸豐帝諭：「湖南參將李定泰、廣西參將米興朝、廣東參將李若珠，均著以副將儘先升用，先換頂戴；四川游擊虎坤元、廣東游擊戴文英、李鴻勳，均著賞加副將銜，以參將儘先升用。
怡良與趙德轍、何桂清合奏，江浙入夏以來乾旱無雨，蘇、常、杭、嘉、湖各府州縣旱災特別嚴重，旱稻枯萎，晚稻未能插秧，米價大漲，民食兵糧都缺乏，請暫開海禁、招收臺灣稻米以資接濟；上諭：「即著王懿德、呂佺孫飭知臺灣鎮、道，速即出示招商，販運米石，由海道運至江蘇之上海、浙江之乍浦、寧波等海口售賣，即由臺灣道發給執照，准其免稅，以期商情踴躍，源源轉運，毋稍遲誤。」同月，因舊疾復發，奏請另簡欽差大臣，咸豐帝令和春馳赴接辦。
怡良調派徐州鎮總兵傅振邦率領參將李定泰馳赴溧陽茅山一帶探剿藏匿的太平軍，以杜絕逃竄；又檄令虎嵩林折回金壇防堵、總兵李志和帶鄉勇駐紮珥陵，以防止太平軍回竄到丹陽；並仍嚴令各鎮總兵互相聯絡合作，就近策應，以固守蘇州、常州門戶。緊接著因探查到自金壇敗退的太平軍殘部占據寶堰休整，怡良派遣副將王浚趕赴陶家巷建築營壘，與參將李若珠駐守九里，防堵太平軍向內進犯的路線。恰好張國樑已攻克東壩太平軍營壘，帶主力部隊趕到，怡良即督令移營進逼，太平軍再度敗潰，逃回句容，傅振邦乘勝收復高淳縣城，於是與虎嵩林約定合兵進攻溧水。怡良以東壩為江蘇、浙江、安徽三省門戶，應該以勁旅扼守要地，因而傳檄湖北提督德安駐紮東壩嚴加防守，並為傅振邦、虎嵩林後盾，互相接應。
咸豐帝擔憂福興、張國樑不能和衷共事，此前怡良曾函知許乃釗前去開導兩方將士，咸豐帝也曾諭令向榮訪查奏報，但向榮病故未及奏報，於是再命怡良秘密訪查。隨後怡言覆奏：「二人並無不和情事。惟張國樑與士卒同甘苦，每戰必親臨陣，將士之優劣皆了然於胸，故所向有功，能得士心；福興則穎敏明白，慮遠思深，而勇往不及張國樑。兵民無知，不免有重張輕福之心，因之或有芥蒂。今雖未形諸外，恐久之必有齟齬。如能俟和春到營後，將福興調離江南，必能有所展布。」奏摺遞入，留中，咸豐帝旋即調福興移赴江西作戰。九月，交卸欽差大臣，仍回常州防守。
怡良又奏：「上海通商各國應交江海關稅銀，因上年匪徒滋事、貿易未能照常，商情苦累，前查明美利堅積欠稅鈔銀三十五萬餘兩，其使臣情願繳八萬一千五百餘兩，又從前已納稅銀二萬七千六百餘兩，其未繳銀兩為數尚鉅」，咸豐帝顧念美商經濟拮据確屬實情，命將咸豐四年六月十八日以前欠交稅銀概予豁免。怡良又偕同江蘇巡撫趙德轍奏報：「廣東潮州等處莠民以投壯勇為名，散處蘇州城外，獷悍不法，竟敢持械行劫，盜案疊出。迨兵役緝拏，則逞兇拒捕。八月密飭員弁帶領兵勇，偵知匪眾屯聚閶門外，乘夜分路截拏一百九十餘名，起獲器械贓物無算，按律懲辦，地方安謐。」隨後奏報「江淮徐揚諸屬，被旱最廣，擬請捐米抵賑」；又奏「籌補江寧所屬不敷兵糧，循案碾動倉穀，以濟要需」，皆報聞。
十一月，再度以「久病纏綿」請假調理，得旨賞假一個月。十二月，以病未痊，延展假期一個月。
七年（1857年）正月，率部屬倡捐軍餉；咸豐帝諭令查明怡良子弟，給予獎敘。江蘇海運槽糧前經戶部議定不能截留，怡良奏：「江蘇上年旱、蝗成災，徵收有限，米缺價昂，餉需無出，請留起運交倉漕糧二十五萬石，以充軍餉」，得旨允准截留。二月，因江北六合等縣米價高昂，御史趙元模奏請嚴禁遏糴、暫免抽厘，咸豐帝即諭怡良飭令江北一帶各州縣待麥熟後再行酌量收稅，以平抑市價、豐裕民食。又因江南大營兵餉異常花費極大，此前朝廷派令前任鹽運使彭玉雯幫辦軍務、辦理糧臺，但四年以來，彭玉雯於應報戶部核銷之款項，經多次查催，都拖延不造冊報部，漫無稽核，開浮冒的弊病。上諭和春會同怡良責令逼催，且由怡良另派按察使楊能格接手辦理江南糧臺，收支款項照戶部章程，依期限造冊報部。
三月，江南各省荒歉，正賦已蠲免或緩徵，關稅也因商業蕭條大減，江南大營餉源枯竭，怡良與和春、趙德轍多次奏報，積欠兵丁兵餉達四個月，大營開始鼓譟，請飭臨省籌款協濟；朝廷急催各省協濟，並大開捐納，向仕紳勸捐：「著怡良、趙德轍、晏端書督同省垣紳士並派委妥員，分赴各府州縣，會同各該紳士，查明上戶若干，開報該督撫，即責成公正紳士，委婉勸導，隨時請獎。其有為數較多，自一萬數万以至十萬兩者，自應分別等差，逾格施恩，或賞給鹽運使銜，或賞給副將銜，或加銜之外另賞花翎，或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均准該督撫等酌量請旨，以期踴躍。其有力可多捐而不願請獎者，即由該督撫等飭由藩司按數給與借資印帖，自咸豐八年起分年給還，作止開銷，仍按照銀數多寡分別建坊給匾，以示優獎。所派委員紳士，務擇素行廉正、才情幹練者，分投勸辦，萬不准有抑勒侵吞，致滋流弊。中戶以下，所有現行捐輸抽厘等項仍著照常辦理，毋庸另勸捐備，以免煩苛。地方官吏等，儻敢將未經開報各戶，藉端需索，即著嚴參懲辦。該督撫等務當各就地方情形，詳加體察，酌量辦理，以實軍儲。當此用兵之際，凡食毛踐土之倫，各具天良，必有踴躍出貲、同仇敵愾者。儻能集有成數，即撥江南大營，以資接濟，庶兵無匱乏之虞，而於民生亦不致擾累……江蘇軍餉，每月需銀四十餘萬兩，本省所出，每月不過二十餘萬兩。現在句容大營及水陸各營欠發過多，兵勇赴糧臺喧鬧，若不亟籌協濟，恐餉竭兵嘩，全局瓦解。浙江與蘇、常等府，壤地相接，即休戚相關，似此窘迫情形，必應於無可籌撥之中，設法源源接濟，藉以支持大局。除昨據晏端書奏撥銀一萬兩解赴江南大營外，著該撫仍遵前議，自本年三月起按月協濟，即不能如六萬兩之數，或四五萬兩，源源解往，藉以安定軍心。不得以無款可籌，空言塞責。」
四月，奏陳「病難速痊，籲請開缺回旗調理」，獲准，閏五月返抵北京。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初四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