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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托·曼格贝拉·昂格尔
思想 > 法律思想 > 现代社会中的法律：通向社会理论的批判

昂格尔第一部论述法律的著作研究了法律与社会制度安排之间的联系。在该书中，他追问为何现代社会能产生具有独特制度形式（如立法机构与法院、掌握处理社会问题之推理方法的特殊的法律职业阶层）的法律体系。他通过提出为何这些实践最初出现在西欧这个问题，进一步拓宽了设问。诸如马克思、韦伯这样的理论家已经指出，此种法律安排是保护财产权和个人自治的经济必然性的产物——换言之，必然随资本主义而出现。昂格尔拒绝这种决定论解释，而在《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进一步主张，这个私权体系并非基于必然性、效率或者道德优越，毋宁是特定的、偶然的政治和文化发展的结果。也即说，它在欧洲出现是自然法和普遍性传统的结果，也归因于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名状的关系。
昂格尔认为，自由主义法律秩序坚持法律面前的平等，从而剥除任何豁免权，显示了法律是人造物而非神圣权利。但是，进一步，昂格尔认为在这套法典与经济秩序之间不存在任何必然性的联系，这套制度在欧洲产生，只是作为君主、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不可名状的关系的产物。从自然法和普遍性的深厚传统中，它获得了特别的一般性的形式。
思想 > 法律思想 > 批判法学运动

这项早期的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历史分析，为昂格尔对于批判法学运动的贡献奠定了基础。 该运动本身于1970年代后期诞生在哈佛法学院的青年法学者中间，他们谴责美国法学的理论支柱——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的参与者们致力于塑造基于某种人性观的社会，而排除了法律制度隐藏的利益和阶级支配力。该运动发展出两个路向：其一，彻底的不确定性，即批判法律只是我们希望其是的任何东西；其二，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即攻击法律只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昂格尔提供了第三种路向，即一种建构性的图景：重新思考基于个人解放和赋予其强力的各种权利、以及根据为多数人创造更多的教育和经济机会的目的而引导自身不断修正的结构安排。 他在他的《批判法学运动》中勾画出这种构想，这部著作很快为他赢得了该运动哲学导师及先知的赞誉。
思想 > 法律思想 > 法律分析应该变成什么？

在其后的法学著作《法律分析应该变成什么？》中，昂格尔对流行的法律职业观展开彻底批判，并且勾勒出一种综合性纲要，旨在使法律和法律思想能够起到“文明的理想在其中得以展现为精细的制度形式的场所”的作用。 这部著作，以及他于1995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发表的年度Chorley讲座——其后发表在《现代法评论》 ——是昂格尔这种思想最清晰的阐释：当前缺乏结构性替代方案的理念，要求法律应当作为制度想象，服务于社会、政治及经济的重构。在其法学研究的第三个阶段，昂格尔要求法律为我们揭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想象它的多种替代性未来，并促进其实现。
昂格尔首先评论我们当代的制度和思想安排，认为我们陷入一种不再允许社会或经济生活的创新或实验的静态体系之中，而且我们能获取的思想工具并不能完成努力重新创造各种可能性的任务。然后，他转而探讨法律和法律分析是如何从，如在19世纪之际被构想为通过把选择的权利与被设计来确保这些选择过程得以实现的规则联合起来以塑造自由和政治秩序的场所（the site），在20世纪却堕落为教条式的、既定规则和权利体系的并且通过政治得以维护的附属品。 昂格尔认为，今天的法律思想只是在理性化那些构成了当代制度安排的既存规则和原则（他命名为“理性化的法律分析”）。由于其已失去了想象和创新的能力，昂格尔认为，这种理性化的法律分析只能揭示它所见的那些作为法律潜在原则的东西。它无力重新思考我们的社会、经济或政治安排。最后，昂格尔提供了一种法律分析怎样实现这种重新思考的图景。通过实施他所谓“测绘”和“批判”的步骤，这种激进的分析方法将通过审视具体个案而揭示法律的意识形态内核，进而发现法律是如何依附于特定意识形态，最终指明法律是怎样用其自我标榜的重要性掩盖了其它各种理想和利益。与理性化法律分析不同，这种分析方法没有赋予法律一副好看的面容，相反搅乱了法律的体系，揭示出理想是如何为适应制度形式而被拦腰截断。对于昂格尔而言，法律分析的积极性在于制度想象，进而反抗法律，摆脱制度障碍。
思想 > 经济思想

昂格尔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经济学应致力于重新想象和重造有关人类生产和交换的制度安排。对昂格尔来说，经济制度没有固定的或自然的形式。与他社会和法律理论作品中建立的批判态度一样，昂格尔的经济学著作拒绝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必然性倾向，寻求对于当代社会之制度安排及前提假设的替代方案。在他的著作中，主旨是修正那些关于工场、国家及全球经济中的市场经济和劳动分工的理想。
思想 > 经济思想 > 经济学批判

昂格尔的经济学批判从辨识经济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行动（movement）开始：对生产和交换的分析从社会理论中独立出来，专注于探寻科学的客观性。在昂格尔的分析中，古典经济学关注那些与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有关的社会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价值的真实基础、对国家财富有益的行为、权利体系，或者人们于其治理下得以致富的政府形式。在19世纪晚期，为回应来自社会主义理念和讨论（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攻击，也作为避免价值理论的诸般难题、回答价值是如何变成价格的方法，边际主义经济学诞生了。经济学的这个行动使经济学不再具有使经济研究从有关社会是如何运作以及我们希望生活在何种社会之中此类问题的讨论中脱离出来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作用。对于昂格尔，经济学的这个历史行动使它丧失了任何分析和实践的价值。
昂格尔对边际主义的批判从瓦尔拉斯均衡理论（Walras’ equilibrium theory）开始，该理论通过搁置有关社会组织的规范性争议，努力实现经济分析的确定性。昂格尔认为存在削弱该理论的三个弱点：首先，该理论主张均衡可以在市场经济中自发地产生，但实际上，自我调适的均衡并不存在；其次，该理论提出一个确定的市场的图像，然而，在历史上，市场已经显示出不确定性，附有非常不同的市场制度安排；第三，其使用的效率的概念充满争议，无法考虑围绕着个人、阶级以及代际之间的分配的差异。
昂格尔指出，边际主义运动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是复杂的。最直接的问题是，在经济学的这个一般化的趋势之下，没有据以吸收经验证据的方法，因此无法重新想象世界并且拓展新的理论和新的方向。在这个理论之下，经济学学科只能是自我指涉的和理论性的。更进一步讲，缺乏关于世界的规范观念削弱了经济学规划事物的能力而只能提出政策处方——这种处方注定预设一个既定的框架。经济学学科只是对世界的理性化，只支持现状。最后，昂格尔认为，经济学的这个转向只能导致宏观经济学的讨论变得泛化（universalizing），使该学科放弃了历史视角。结果是，如凯恩斯应对特定历史危机的方法，在它只应当被理解为是一种特定形势的应对方法时，被转化为一般性理论。
思想 > 经济思想 > 重新定位经济学

昂格尔的经济学观念是，经济学不能脱离有关个人和社会生活的理念。人类行为和政治组织必须被包含入任何有关贸易和经济的分析之中。在重造这门学科的时候，昂格尔呼吁回归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性实践，但要剥离它的必然性假设（necessitarian assumptions）以及类型学参照（typological references）。解释性主张和规范性理念的发展必不可少。经济学学科必须把转变自然与转变社会联合起来——事物的创造与人类组织的重造必须联合在一起。
在《重新想象自由贸易》中，昂格尔勾勒了开始思考经济行为的六点理念：
1、	专业化和发现的问题。当贸易伙伴不平等但又并非完全不平等的时候，竞争倾向于限制自我发生转变，因为贸易双方都被迫削减而不是创新和增加效率。
2、	政治主导经济的问题。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是一个发现的问题，而是自上而下执行的问题。僵化的国家控制将限制社会应对紧张和危机的能力，政治因此而创造了它自己的预想，限制了创造力和替代性方法。
3、	自由贸易应当通过把贸易体制按照增强贸易伙伴实验和创新能力的方式组织起来，增强自我转变的能力。这不是自由贸易规模的问题，而是哪一种自由贸易的问题。最好的制度安排是设置了最少限制的那种。
4、	替代性自由贸易。市场没有必然的、自然的形式。如果市场经济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加以组织，那么市场经济间自由贸易的普遍秩序也可以如此。
5、	重造劳动分工。针厂劳动组织描绘了一种工作分工的图景，似乎劳动就是一部机器的运作。但是，我们可以让机器去从事这种工作。我们应当去我们尚未清楚机器能否从事的工作领域中进行创新。生产应当是一个集体学习和持续创新的过程。
6、	思想突破环境。思想既是机械的又是反机械的；既是程序化的又是累积性的。因此，我们从不会依附在任何环境之中，我们需要有那种永远适于改造的制度安排。
思想 > 经济思想 > 重构经济制度

在昂格尔看来，经济学不仅是有关财富的装置，也是不断的创新和发现。它应当允许最大的自由以便重新组合人与资源，也应允许人们在制度环境中创新。市场经济不应该只是关于其自身的单一且教条的版本。
昂格尔提出大量的一般性制度建议，其目的是重构世界贸易体制，并在市场经济中引入新的替代方案。针对国际和全球贸易，昂格尔主张有必要实施不同的财产权体制的实验，在这种实验中，多重形式将共存于同一个市场体系中，而不必紧系于个人财产权及契约劳动。一般而言，与把自由贸易最大化作为目标不同，昂格尔看到一种必要性：以重新协调全球开放与国家和地区多样性、偏离主流、异于主流以及实验之间关系的方式建立和放开世界经济，在这里，思想将使世界变得更支持多元替代方案。针对国内经济而言，昂格尔拒绝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因为有的时候有必要限制资本流动。因此，他更重视人力的自由流动。劳动力应当被允许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
思想 > 经济思想 > 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刺激方案

最近，在YouTube上名为“超越刺激方案”（Beyond Stimulus）的视频中，昂格尔提出了应对当前经济问题的三个关键政策：
1、	改变与生产相关的金融制度，以使金融服务于生产。税收和金融管制对生产无益。使用公共资本来发展风险资本基金。
2、	拓展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机会。反对政府管制和各种国家控制模式。支持政府与企业之间合作，鼓励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及竞争。
3、	教育：需要一种适应振荡而多变的经济要求的教育体制，职业教育应传授一般性概念和灵活性，而不是专业工作技能。
思想 > 经济思想 > “经济秩序中必然性的幻象”

昂格尔第一篇经济理论的论著是1978年5月刊于《美国经济学评论》的题为“经济秩序中必然性的幻象”的论文。在该文中，他针对当代经济学思想有必要仿效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中，交换的理论应当被吸纳入权力和观察力的理论中去——进行了一项案例研究。
这篇文章阐释了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无力实现工场中生产和集体生活民主化的经济体的问题。根据昂格尔，这种无力正是缺乏一种包含了生产、社会以及国家等诸项内容的综合纲领的结果，以至于缓解不平等的各种最直接的努力在组织或选区，如工会等，获得短期收益的过程中被淹没掉了，并且为现实状态所驯化。
为了实现工场中的民主并且取消贫富差异，昂格尔认为有必要把有关工人集体生活的纲领与国家层面的民主的拓展联系起来，其目的并不仅仅是有关经济生产和工人的权利，而是必须通过在结构层面上的国家规划来完成。他不仅仅是通过要求重构基于私有产权之上的企业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也通过以包含了获取工作、市场和资本在内的一套新的权利取代此种关系的方式，推进这个理念。只有随着私有权利逐渐被淘汰，分散化的决策权利和市场交换方能扩展到工人那里。满足这个要求，需要限制企业规模及利用利润来控制他人劳动的作法。
新古典经济学不能完成上述任务，因为它起步于这样一些前提标准：它是用来解释经验资料而不顾及那些不符合理论的经验。昂格尔指出，任何事物都并非嵌入在无需考虑具体环境的永恒的普遍性之中。而且，最大化、效率和理性化此类概念的模糊性也损害了对于特定的理性人行为理念的分析：要么使这种分析变成同义反复，要么把这种分析缩减为一套被解释成物质交换语言的权力关系。
思想 > 纲领性思考

昂格尔思考的关键点是要在重新修正社会制度之前重新思考它们。这要求一个纲领，或纲领性思考。不过，在建立这个纲领时，我们不必去接受完全的革命性变革，以免遭受如下三个错误假设的折磨：
•类型学的谬误：这个谬误是认为，历史上存在着一些封闭的制度选择方案，诸如“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事实上，不存在社会的自然形式，而只有零零散散的制度变迁、政治行动和文化变革（以及历史偶然和巧合）的特定结果。
•不可分拆性的谬误：多数投身革命性左翼事业的人都错误地相信，制度结构只能整体兴盛或衰败。然而，结构是可以被零敲碎打地加以变革的。
•决定性的谬误：这种谬误是认为，不受控制的且难以被理解的法则般的力量驱动着制度体系的历史更替。然而，并不存在历史的自然流向。我们创造了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世界，而且能够以我们选择的任何方式去实施这种创造。
为了纲领性地思考社会转型，人们必须首先勾画出其希望社会变化的方向，然后确认我们能够据以朝此方向行动的起始步骤。这样我们可以制定沿着此轨迹发展的要点建议，它们相对接近于事物现在或较远以后运行的形态。这提出了在革命与改革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它是革命性的改革，在这里人们拥有一种革命的视野，但按照渐进改革方式行事。如同昂格尔强调的，转变性政治“不是蓝图，是路径；不是大厦，是乐曲。”
思想 > 纲领性思考 > 两种左翼

昂格尔认为当今世界有两种主流的左翼，即顽抗派（recalcitrant left）与教化派（humanizing left）。顽抗派左翼力求阻滞市场和全球化的进程，回归大政府干预和强社会纲领的时期。教化派（或“改革派”）左翼接受世界当前的形式，把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当作不可避免的事物，试图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的政策缓和其影响。
昂格尔发现当代左翼这两种主流定位的不足之处，主张“重构左翼”——一个坚持通过重组市场经济而重新指导全球化过程的方案。在他的两部著作《替代性的左翼方案》和《美国进步主义的未来》中，昂格尔制定了一种民主化市场经济并深化民主的纲领。重构之后的左翼将超越有关政府适当规模的争论来看待问题，代之以在实验共存的各种私有和公共财产的市场经济中重新想象的政府与企业关系。 如同顽抗派和教化派一样，它致力于社会团结，但却“拒绝允许我们社会联合中的道德利益仅仅依赖于国家以补偿和回溯性再分配的形式实施的货币转移”，如联邦权利纲领的例子。与此不同，昂格尔的重构的左翼首肯“那种任何人都应当，以某种方式并在某个时期内，分享关心他人的责任的原则。”
思想 > 纲领性思考 > 替代性的左翼纲领

昂格尔已经在经济发展、教育、市民社会和政治民主等领域内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关于经济发展，昂格尔注意到今天只存在两种为我们所用的国民经济模式：商业控制政府的美国模式和自上而下官僚控制经济的东北亚模式。引述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更大的想象需求之后，他提出了具备分散性、多元性、参与性、实验性的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采用鼓励小商家发展和创新的经济体形式——小商家的发展和创新将创造出大规模的自主创业和相互协作。其重点不再是对大商家作为经济体主流部门进行的保护，而是在于高度流动性和创新性的小企业。
•昂格尔把这种经济体的发展与鼓励创造力及赋予思想以力量的“教育体制”联系起来，后者绝非他目前所见的那种只对家庭的再生产以及把个人放置在国家的服务中有益的体制。他建议，新的教育体制应当因地制宜地设置，但必须有国家监督的实施标准，同时还应有对地方体制的失败进行干预的程序。
•昂格尔对既有社会纲领的批判和替代直指市民社会的核心。他声称，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一个只负责提供低质量的服务并且禁止市民社会参与公共服务品的官僚体系。他制定的替代方案是促使国家行动去帮助市民社会部分加入公共服务和关爱。这将使每一位获得权力的个人激发出生产性经济（the productive economy）和关爱性经济（the caring economy）两方面的责任。
•昂格尔所倡议的政治民主要求一种高度活跃的体制，它取消了改革对于危机的依赖。他认为，这一点能够通过以如下五种制度创新来打破政治和政党瘀结及制度化带来的永恒威胁而实现：第一，通过公共竞选募资和配以自由使用媒体的权利，增强集体参与；第二，通过使执政党（the party in power）有能力推动建议和改革，反对党有能力解散政府并要求临时竞选，打破立法的僵局，从而加速政治决议的步伐；第三，社会的任何部分都具有从政治过程中退出以及为自己的治理提出替代方法的自由；第四，赋予国家救济那些没有能力通过集体行动解放其自身的被压制群体的权力；第五，直接参与式民主（direct participatory democracy），在其中，积极参与不单纯是围绕着资金支持和财富分配，而且是人们得以通过建议和行动直接参与其地方和国家事务。
思想 > 哲学

昂格尔哲学的核心有两个关键理念：个体的无限性，世界的单一性及时间的实在性。个体的无限性背后隐藏的假设是，我们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但我们并不只是这些环境可能把我们界定成的样子——我们可以超越它们。依照昂格尔的术语，我们都是“环境所束缚的和超越环境的”；我们作为“被塑造的精神”，作为“禁锢于有限中的无限”而出现。 对于昂格尔，不存在个体及其社会存在（social being）的自然状态。毋宁说，我们在精神上是无限的，可能自由地变成任何形状。因此，没有任何社会制度或习俗能够包纳得了我们。在制度确实规定及塑造我们的存在（beings）和相互交往的同时，我们可以改变它们的结构和它们禁锢我们的程度。
世界单一性和时间实在性的哲学通过那种主张只存在唯一的真实的世界（没有多样的或共时的多个宇宙）、时间真实地存在于世界（而不是作为我们必须藉以体验这个世界的幻觉）的命题，把历史建筑成为决断行为的场所。这些理念质疑康德及其思想遗产，通过洞察到“可能中的现实和想象”重新肯定了未来的开放性。
无限性和实在性这两个理念处于昂格尔那要求形式而上学和制度革命的纲领的核心地带。坚持精神在世界中的可塑造性，意味着它所不能渗入或转变的那些常规必须被打破，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以开放出所有可能性及允许生活和社会结构中的实验的全新方式改变我们的社会制度。将个体看作超越环境的，意味着我们必须有能力重新创造我们的环境，这一点只能在一个单一的世界中（在其中，时间是真实的）实现。
思想 > 哲学 > 自我与人性

主要文本：《激情：论个性》
在《激情：论个性》中，昂格尔从关于人类的这样一种根本困境的视角探究个体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人们既需要把自己建造成世界中的独特个体，但同时又寻找与他人的共性和团结。这项研究奠基于昂格尔所谓的人类作为生活于环境中但不受环境完全束缚的现代主义想象。
昂格尔的目的分为两部分。首先，批判、拓展和捍卫有关人类和社会的现代思考，“以便于这种实践能够更好地抵抗自休谟和康德以来哲学对于思考实践所设置的批判。” 其次，发展一种以昂格尔所谓的激情为本位的人类正身（human identity）的规范理论。这些激情是我们对世界的原始反应，与理性相矛盾但又服务于理性。他勾勒出九种组成以及被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关系所组成的激情：性欲、失望、憎恨、虚荣、嫉妒、羡慕、忠信、希望、爱。在这些情感状态可以被看作原始情感的同时，它们的表达一直是根据个人驱动或学会驱动它们的那种环境而变化的。
思想 > 哲学 > 宗教与人类境况

昂格尔已经广泛地写作和谈论过宗教和人类境况。 昂格尔认为，宗教是一种世界观，在其中，我们锚定我们的生活方向。正是在这个方向中，我们处理我们最大的恐惧和最高的希望。因为我们注定会逝去，所以我们期望永生；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抓住存在或宇宙的整体，所以我们努力消除神秘之物，并提出一个宏大的解释；因为我们欲壑难填，所以我们呼喊着与这种欲望相配的目标，一个无限的目标。人类最初的宗教讨论关注自然及人类对自然的敏感之处。但是随着社会进化以及人们发展出应付自然不可预期性的方法，宗教的重点转移到社会存在及其不足之处。昂格尔认为，当我们不再告诉自己人类将趋向完美，当我们开始直面人类存在之不可救药的缺陷之时，宗教的新的时刻即将开始。 宗教的未来在于拥抱我们的必死性（mortality）和我们的漂移无根（grundlessness）。
昂格尔看到了人类境况的四个缺陷。它们是，我们的“必死性”和目睹着死亡的步步逼近；我们的“漂移无根”，因为我们无力找到应对存在之谜的方法，看到时间的起始与终结，但又放不下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我们“贪得无厌”（insatiability），因为我们总是想要的太多，从有限之物中索求无限；我们“易受贬损”（susceptibility to belittlement），这使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永远面对那些迫使我们日渐憔悴（die many little deaths）的琐碎的常规。
人类思想史中对这些缺陷有三种主要的应对方法：逃避（escape）、教化（humaniz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
•“超越世界”否定现象的世界及其各种特性，包括个体的特性。它宣扬仁慈地对待他人以及淡然面对苦难和颠沛。人们因超脱于苦难和颠沛而获得平静。佛教和柏拉图及叔本华的哲学最好地表达了这种取向。
•“教化世界”通过把全部重点都放在我们对彼此的互惠责任上，而在无意义的世界里从社会交往行动中创造出意义。儒教和当代自由主义表达了这种思想趋向，二者都意在松动这个世界的残酷。
•“抗争世界”是由这样一种理念所设定：各种个人及社会的转变可以增加我们对与神相联的那些特质的分享，可以给予我们更宽阔的生活。它强调利他主义之上的爱，拒绝以自利为主导的道德以便增进团结，强调个体之爱的谦恭。这种取向已经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表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圣声音，与非宗教的有关解放的各种方案的世俗声音。
思想 > 哲学 > 未来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future）

与世界相抗争的精神取向已经在现代世界激发了非宗教的解放运动，正是在这里昂格尔看到了未来的宗教。不过，昂格尔看到的问题是，作为已建成的宗教，这种取向已经背叛了它的意识形态根基并且已经与既存秩序相和解。它已经接受了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制，接受了以货币的转移和储蓄作为团结的基础，并且通过投入它们既得的保守地位而重新肯定了既存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基础。因此，“为了忠实于最初使得这种取向有说服力和有力度的东西，我们必须使之彻底化以反对既存的制度和主流的信念。”
昂格尔的呼喊是为了我们宗教信仰中的革命，它既包括个人的转变也包括制度重组；在个人生活中创造出变化，也会在社会组织中创造出。第一部分个人转变的纲领意味着从我们在其中生活着的混混沌沌的状态中逐渐苏醒过来，认识到我们的必死性和无根性而无法转向神和哲学。第二部分社会转变的纲领意指用通过创造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允许我们不断推翻我们身上的局限和环境，并且使得这种推翻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持续的过程——实施的制度实践来补充形式上学的革命。这是一种强力民主的纲要，要求在市场经济、教育、政治和市民社会实施改革。“目的不是教化社会而是使人性神化。”它“把日常生活提升到更高的集约和能力的层次。”
思想 > 自然哲学

昂格尔关于时空的哲学，主张世界的单一性和时间的实在性。他的主张建立在自然哲学的传统之上。他取代了牛顿式的关于时空之外独立观察者的理念，回应了大卫•休谟的怀疑论，拒绝康德的立场，并且攻击了当代宇宙学关于平行的宇宙的思考。 放置在其世界及因果性观念基础上的突出要点，是对所有可能性的开放；它否认存在一种封闭的选择体系，在其中我们的未来受到决定性法则和类型所支配。正是这种对于社会的理解，否认当前社会安排的自然性和必然性；“这是一种拒绝以证明当前社会安排具有自然性和必然性的方式来解释此种安排的社会和历史理解方法。”
世界的单一性的命题主张，存在唯一一个真实的世界。这种命题与当代理论物理学和宇宙学截然相反，后二者致力于探究多重宇宙以便摆脱如果宇宙只是独一的则如何找到解释的法则的困境——只有不仅适用于独一的宇宙而是对所有宇宙都有效，法则才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没有经验证据证明存在着多重世界。昂格尔的单一性命题能够更好地回应我们的经验观察，并且为回答当今宇宙学四大主要难题设置概念平台：大爆炸（big bang）、初始条件（initial conditions）、地平线问题(horizon problem)、以及常量的精确值，如地心引力、光速和普拉克常量（Plank’s constant）。
时间的实在性命题主张，时间“是真实实在的”，所有事物都具有历史性。这个思想是将所有事物都历史化，甚至包括自然法则，并且挑战我们按照似乎时间是实在的但又不那么实在的那种看法而行事的方式——我们行动，似乎有那么点实在性否则就不存在因果关系，但又没有实在到连法则也在因时而变的那种程度。昂格尔坚持时间的彻底的实在性以至于自然的法则也服从于它的强力，也必定因时而变。不存在变化占据着的永恒的法则，相反，时间先于结构。这个立场给予宇宙以历史性，使得时间不再是突然绽放（non-emergent），而是全球一体、不可逆转、并且连续不断。
把这两个命题放在一起，昂格尔就理论化了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法则与其解释的现象一道发展。法则和初始条件共同演化，它们的经历与细胞在生物的不同复杂性层次上复制和变异的方式是一样的。使用宇宙学的术语，昂格尔解释了当能量状态高昂但却不是无限的时候，宇宙起源上从一种结构向另一种的过渡，而其运动的自由较之在已知的法则下运作时更为巨大。前一种宇宙的条件与其后那种宇宙相兼容。新的宇宙可能在结构上是不同的，但却是通过旧有的那个宇宙——如大量的基本粒子、强度不同的力量和宇宙的常量——来创造的。随着宇宙平静下来，这个现象和法则与相继生产出的材料一道起作用；它们是路径依赖的材料。They are also constrained by the family of resemblances of the effective law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ceptions of alternative states the universe and succession of universes.
思想 > 自然哲学 > 数学与唯一的、实在的、沐浴在时间里的世界

昂格尔指示的这些立场的一个结果是对数学的概念和功能的修正。如果只存在一个完完全全沐浴在时间里的世界，那么数学就不可能是抓住了现实、与时间无关的多重宇宙的表达。相反，昂格尔论证，数学是一种剔除了时间和现象差异来分析世界的手段。通过撇开时空的世界，它能够更好地关注现实的某个方面：世界的一些片段与另一些片段相联系的特定方式的反复出现。它的主题是结构化的整体和关系簇，那是我们在仅仅作为镶嵌在与时间相联的、显明的世界的特定物的数学之外所看到的东西。以这种方式，数学扩大了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延伸了人类见识，但是，它不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
參政

昂格尔在巴西有着长期的政治活动经历。1970年代和80年代，他为早期的反对党工作，反对巴西军事独裁，还于1980年起草了巴西民主运动党（the Brazilian Democratic Movement Party，PMDB）的成立宣言。 他作为私人顾问为两任总统候选人提供服务，并在2000年和2006年亲自发起尝试性的参选。2007年至09年，他出任卢拉政府的战略事务部长，目前正推动着朗多尼亚州的一系列社会和发展规划。
驱动昂格尔参与政治的是这样一种理念：社会能够被创造和重造。与穆勒或马克思不同，他们假定了一个特定的阶级作为历史代理人，昂格尔没有去寻找转变政治的某种单一的工具。他倡导世界范围的革命，但是并不将此事的发生看作是某种单一的灾难性事件或者由某个阶级代理人（如共产主义运动）所执行。相反，昂格尔对渐进变革的可能性心領神会，在那里，制度可以被逐渐地替代，持续的弹性能够被建造在制度的基础之中。
这个立场使得昂格尔不断参与政治活动。通过支持承诺变革的候选人和本人亲自出任官职，以及通过在中央政府中服务和分担国家相关的政治和社会计划，他在巴西已经投入到国家和地方事务之中。
參政 > 早期政治活动：1970年代和80年代

昂格尔参与巴西政治起始于巴西开始民主化的1970年代晚期。1979年，他宣布自己加入当时主要的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the Brazilian Democratic Movement ，MDB），被该党领袖Ulysses Guimaraes任命为参谋总长（chief of staff）。他最初的工作是发展本党的地位，并为本党的国会代表起草政策建议。 当军人政权在当年晚些时候解散两党体制，建立起多党体制时，昂格尔力促进步的自由主义者和独立的非共产党左翼分子并入巴西民主运动党。作为该党的共同缔造者，他撰写了党的第一份宣言。 昂格尔在保守派系崛起之后离开了该党，这个派系是MDB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被排除在PMDB的最初构成之外。
在1980年代早期脱离PMDB之后，昂格尔开始寻找能够作为他的国家替代性方案载体的政治代理人。1981年，他加入Leonel Brizola，里约热内卢前州长，一位偏重左翼立场而非独裁的人物，领导的巴西民主劳工党（the Democratic Labour Party of Brazil，PDT）。Brizola已经成立了PDT，昂格尔把它看作可信的军人政权的反对者。整个1980年代，他与Brizola一起走遍全国去招募党员，并且发展出政策立场和政治语言。
1983年，Brizola，当时处在他三任里约热内卢州长的第二个任期里，任命昂格尔为国家未成年人教育基金会首脑，那是一个国家为无家可归的儿童设置的基金。在其任期里，昂格尔开始激进的制度改革进程，例如允许国际领养，为儿童重建家庭。他也在贫民窟建造社区组织，为防止弃养儿童而帮助维系家庭。
參政 > 政治竞争：1990年代和2000年代

在1990年，昂格尔为议会下院的席位进行了一次象征性的竞选。他没有经费，没有团体，只参选了八周。他活跃在改革的贫民窟的平台上，面向贫民窟街坊发表演讲。他获得了9000选票，只差1000选票就能赢得该席位。然而，没有选票是来自贫民窟的，他的所有得票都来自中产阶级，甚至他从未在那些街坊或者对着这种选民竞选过。
回忆这个经历，昂格尔说：“真是有些荒诞……我没有经费，没有帮手，单身一人走进这些贫民窟，分发宣传册，经常是对着当地的毒贩。” 这是一次昂格尔回忆起来作为引导他信念的经验：体制和可能性较之他此前所想象的更为开放得多。
1989年和1994年，昂格尔担任Brizola参选巴西总统的竞选组织者和首席政治顾问。在1989年，Brizola拿到第三名，没获取第二名，这已经使他有资格通过给予卢拉非常小的帮助来对决Fernando Collor de Mello。在第二轮选举中，Brizola和昂格尔都支持卢拉，但是Collor最终击败了卢拉，获选为总统。
1998年和2002年，昂格尔还帮助组织过前财政部长和Ceara州州长Ciro Gomes的总统竞选。在1998年，Gomes赢得11%的选票名列第三位，而在2002年，他获得12%的选票列第四位。昂格尔在1996年与Gomes写作过《下一步：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再一次，在第二轮选举中昂格尔支持卢拉，后者最终击败Jose Serra而赢得总统职位。
根据这种支持其他具有政治向心力的人的经验，昂格尔发现，如同他记述的，他犯了“政治中哲学家的经典错误，即力图找到其他人去从事这项工作。” 在2000年，他参加圣保罗市市长预选，但是当情况清楚表明，昂格尔可能赢得候选人资格从而挑战党的控制的时候，PPS党领导人质疑这次预选。 昂格尔还于2006年以PRB党候选尝试参加总统选举，但是该党决定不提名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支持工党的卢拉。
參政 > 出任總統府战略事务部长

昂格尔看到卢拉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十分保守而且充斥着丑闻。他撰写文章称卢拉政府为“巴西史上最大的腐败”，要求对他进行弹劾。 尽管有这样的批判，卢拉的许多顾问坚持，他应当邀请昂格尔加入他的政府。2007年6月，在赢得第二个任期之后，卢拉任命昂格尔作为新成立的长期项目规划秘书处處長（即后来称为战略事务部的岗位）。
昂格尔的官员生涯是努力实践他的纲领。看到了小企业的发展未来并且倡议一种如同政府掌握的风险资本基金一样发挥作用的轮换资本基金，他推动信用贷款快速向较小的生产者以及一个技术支持中心的分散网络（它有助于自下而上地扩大中产阶级）扩散。 他进一步要求政治采取措施，以扩大获取生产能力（如信息技术）的进路，要求国家集中力量配给和监控市民社会而不是简单提供社会服务。 昂格尔在任内制定的规划集中于赋予“普通人们一种工具，通过它使得社会活力变成沃土和生产力。”他的目的是使用国家权力和资源去帮助大多数贫困的工人“跟上先富起来的人”。 他发展出一系列的部门和地区计划，通过民主化市场经济和重构市民社会，大体勾勒出立基于扩大经济和教育机会的发展模式。
在部门方面，昂格尔改造了教育结构并且重订了劳动法。就教育而言，他实施一种再教育的模式，在其中，分析性的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教育与技术教育相匹配，这种模式关注于思维能力而不是特定的工作技能。今天，已经有了数百种此类机构。 他进一步制定立法以便帮助国家、政府和地方管辖权能够进入一般的实体：能在地方学校体系跌落至最低的质量标准之下时实施干预，“如同一位独立的官员可以在破产法第11章之下修复一家衰落的企业一样修复这个学校体系。” 就劳动法而言，昂格尔与工会共同起草了新的劳动法，用于保护和组织临时工、合同工以及那些在非正式经济体工作的人们。
在地区方面，昂格尔最有影响的工作是为亚马逊州制定了发展战略，通过使发展更具有社会包容性而在环境上更可持续。他起草并通过了立法，通过赋予开垦荒地的小规模拓荒者们以清新的产权去管理他们，这将建立激励，使他们在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维护土地。包括在这项法律中的还有阻止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这项立法的目的是通过给予亚马逊州的居民所有权，并且把他们的利益与土地的维护相联系，而不至于由于产权不清而尽快掠夺土地，从而赋予他们更大的权能。这项立法已获通过，现已生效。
昂格尔在政府中服务了两年。2009年6月26日，卢拉总统宣布昂格尔将离开政府回到哈佛。
參政 > 巴西外之政治活動

昂格尔发展全球范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替代方案的努力使他经常参与世界各地的讨论。 他在各类参与中使用的方法认为，当代社会面对的问题不具有国别差异，一般性的结构安排可以首先被应用，允许地方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创新、变通和发展。不过，对昂格尔而言，不存在某种制度蓝图，只有一种可以被指示出来的方向和一种可以被应用去允许进一步制度创新和实验的一般性建议。昂格尔的主导原则是，制度变通性需要在那种应用体制中得到建造，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多样的地方实验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得到实施。
昂格尔最有前途的一项政治参与是1990年代后期的「拉美替代方案」。昂格尔与墨西哥政治家、政治学家Jorge Castaneda Gutman集合起一个政治家和商界领袖的非正式网络，致力于重画政治版图。这个团体的目标是提出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以及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和制度发展模式。他们传播建议，例如保障每个公民的「社会权利」（教育，就业，等等），打破媒体寡头垄断，坚持乡镇议会去帮助市民监督市政开支。该团体多年来召开了许多会议，参会的包括巴西财政部长Ciro Gomes，智利议员Carlos Ominami，阿根廷政治家Dante Caputo和Rodolfo Terragno，墨西哥政治家、后来担任总统的Vicente Fox。 会议于1997年产生了一份题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识」的文件，Castaneda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终结」。 这项共识在2003年得到阿根廷总统Nestor Kirchner和巴西总统卢拉正式签署。 其他签署该文件的拉美领导人包括Fox，后来成为智利总统的Ricardo Lagos，墨西哥政治家Cuauhtemoc Cardenas，尼加拉瓜前副总统Sergio Ramirez，后来成为阿根廷总统的Fernando de la Rua，和巴西前总统Itamar Franco。
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昂格尔经常通过邮件和Blackberry同候选人奥巴马联系。 此后，他成为奥巴马政府的批评者，在2012年选举中主张把奥巴马选下来作为改造民主党的第一步。
參政 > 当前参政情况

昂格尔近期的政治工作集中在巴西西北部的朗多尼亚州。他认为，该州的人力和自然资源集中了能够成为巴西新型发展模式先锋的全部条件。接受《朗多尼亚新闻报》访问时，他说：“朗多尼亚是一个由多种中小企业和巴西政府共同组成的州，这在我们国家独一无二。”
他已经周游该州，发表公开演讲，鼓励地方性的政治对话和政治参与。 与Joao Aparecido州长一起推动发展规划， 昂格尔已经勾画出一系列重要的要点区域。首先是通过恢复退化的草场、供给肥料和石灰、多样化作物和畜牧业，将农业模式从集约种植型变为工业化生产型。第二个关键的规划是把教育从死记硬背式学习转变为创造性思考及参与。他力促开放了Porton Velho的Teixeira学校。 另一项持续的计划是根据他的教育学理论建造一个新的教育中心，在那里，行为不检的人可以重新被整合入城市生活。
境遇及影响

昂格尔的哲学工作已经因其成功捕捉到某些人类存在的基本和持续性难题而获得热烈追捧。 它已经被拿来与康德的道德法则直接对话， 也据说已给予了“休谟的剃刀”（Hume’s Guillotine，即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一个回答。 昂格尔对自由主义的分析，和他通过重新思考个人性而建造的哲学纲要，也已经启发了精神病学的新思考和新方法。
1987年，西北大学法律评论推出了对于昂格尔作品的全面讨论，赞赏他那三卷本巨制《政治：建构性社会理论的作品》的出现为“重要的思想事件”。西北大学法学教授Michael J. Perry评论昂格尔创造了社会理论的伟大作品，敢于将法律、历史、政治和哲学勾连起来放置在一个单一的、涵盖一切的叙述中。此后，Cornel West、Perry Anderson、Richard Rorty和许多其他顶级学者都发表了详细的——同时，经常是赞赏性的——文章论述昂格尔的规划。
《政治》的早期评论者有质疑昂格尔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困境：他在批判一种思想体系及其历史传统时，没有使自己也服从于相同的批判性审视。一位评论者写道：“较少得到承认的是，他自己是在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从事写作。” 另一位评论者追问：“昂格尔自身处在什么样的语境中，为什么这个语境本身没有经受批判的锤问。” 此类批判很多程度在昂格尔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回应。
批判者也因其缺少社会和政治建议的实例或者具体图景而犹豫生疑。 如同一位批评者写道：“想象昂格尔的主张会付诸实践是困难的”，并且“他没有告诉我们要创造什么。” 然而，有人已经指出，此类读者想象力的缺乏才是关键所在， 而昂格尔也已用其论述社会、政治、经济替代方案的著作回答了此类批评。
著作

•	Knowledge and Politics, Free Press, 1975.（中译本：《知识与政治》，支振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
•	Law in Modern Society, Free Press, 1976.（中译本：《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译林出版社，2001年/2008年）
•	Passion: An Essay on Personality, Free Press, 1986.
•	The Critical Legal Studies Move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Politics: A Work in 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in 3 Vols:
o	Vol 1 - False Necessity: Anti-Necessitarian Social Theory in the Service of Radical Democracy.
o	Vol 2 - 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 -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Politics: A Work in 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
o	Vol 3 - Plasticity Into Power: Comparative-Historical Studies on the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of Economic and Military Success.
•	What Should Legal Analysis Become?, Verso, 1996.（中译本：《法律分析应当为何？》，李诚予译，强世功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	Politics: The Central Texts, Theory Against Fate, Verso, 1997, with Cui Zhiyuan（崔之元）.
•	Democracy Realized: The Progressive Alternative, Verso, 1998.（中译本：《被实现的民主：渐进性备选方案》，刘小平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rogressivism: An Initiative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Beacon, 1998 - with Cornel West.
•	What Should the Left Propose?, Verso, 2006.
•	The Self Awakened: Pragmatism Unbound, Harvard, 2007.（中译本：《觉醒的自我：解放的实用主义》，谌洪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Free Trade Reimagined: The World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Method of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中译本：《重新想象的自由贸易：劳动的世界分工与经济学方法》，高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	The Left Alternative, Verso, 2009 (2nd edition to What Should the Left Propose? Verso, 2006.)
歐洲王室情婦列表

古代歐洲的婚姻制度受到基督教的牽制，並提倡一夫一妻制，歐洲皇室和貴族離婚必須要具備嚴格的條件限制，而且必須由基督教最大教派天主教教會同意。此外，貴族婚姻多半都具有政治上的考量，因此歐洲各國貴族以包養情婦的方式彌補愛情方面的需要。
法國國王弗朗索瓦一世（法語：）首次冊封最愛的情婦為「官方皇家情婦」，歐洲各國也模仿起「官方皇家情婦」的觀念。十七世紀末，「官方皇家情婦」成為歐洲宮廷的基本配備，如同國王的王冠和權杖一般，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君王提供情婦優渥的賞賜，法國與英國甚至曾出現情婦掌握政權的現象。宗教法庭起源地西班牙並未順應潮流，皇家情婦毫無地位可言，不僅沒有固定酬勞，更不可能掌握政權，被遣散後的命運則是至修道院，出家為修女。但也有反其道而行的，葡萄牙國王約翰五世（1689-1750）則是直接將一間修道院改成私人後宮，挑出美豔的修女，還俗作為情婦。
列表包含歐洲各國的「官方皇家情婦」（首席情婦）與其他情婦，排列順序按照成為國王情婦的時間排序，黃色標示之列為官方皇家情婦。
西歐 > 英國皇家情婦

參見英國王室情婦列表
西歐 > 法國皇家情婦

參見法國王室情婦列表
西歐 > 奧匈帝國皇家情婦

| 包養者 （第二行即德語名稱） | 情婦圖像 | 情婦的貴族頭銜 括號為冊封年代 （第二行即德語名稱） | 情婦姓名 （第二行即德語名稱） | 在世日期 | 在位日期 | 卸任原因 | 情婦配偶  括號中的數字表示婚姻關係存在的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法蘭茲·約瑟夫一世  Franz Josef I |  |  | 安娜·纳霍夫斯基 Anna Nahowski | 1860年-1931年 | 1875年-1888年 |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移情于卡塔琳娜·施拉特 | 约翰·霍伊杜克(1875-1879) Johann Heuduck 弗朗茨·纳霍夫斯基 Franz Nahowski |
| 法蘭茲·約瑟夫一世  Franz Josef I |  |  | 卡塔琳娜·施拉特  Katharina Schratt | 1853年9月11日- 1940年4月17日 | 1886年-1916年 |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死亡 | 尼古劳斯‧基斯(1879-)  Nikolaus Kiss de Ittebe |
| 魯道夫皇太子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 |  |  | 米齐·卡斯帕  Mizzi Kaspar | 1864年- 1907年 |  | 魯道夫皇太子自杀 |  |
| 魯道夫皇太子  Crown Prince Rudolf of Austri |  | 韦策拉女男爵 Baroness of Vetsera | 玛丽·韦策拉 Marie Vetsera | 1871年- 1889年 | 1888年- 1889年 | 与魯道夫皇太子双双自杀 |  |
西歐 > 日耳曼地區 > 神聖羅馬帝國皇家情婦

| 包養者 （第二行即原文名稱） | 情婦圖像 | 情婦的貴族頭銜 括號為冊封年代 （第二行即德語名稱） | 情婦姓名 （第二行即德語名稱） | 在世日期 | 在位日期 | 卸任原因 | 情婦配偶  括號中的數字表示婚姻關係存在的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弗朗茨一世  Franz I |  | 奧爾斯佩格王妃（英语：） Prince von Auersperg | 玛丽亚·威廉明娜·冯·奈佩格（英语：）  Maria Wilhelmina von Neipperg | 1738年4月30日- 1775年10月21日 | 1755年- 1765年 | 法蘭茲一世死亡 | 奧爾斯佩格親王 (1756-)  |
西歐 > 巴伐利亞王國王室情婦

| 包養者 （第二行即原文名稱） | 情婦圖像 | 情婦的貴族頭銜 括號為冊封年代 （第二行即原文名稱） | 情婦姓名 （第二行即原文名稱） | 在世日期 | 在位日期 | 卸任原因 | 情婦配偶  括號中的數字表示婚姻關係存在的時間 |
| --- | --- | --- | --- | --- | --- | --- | --- |
| 路德維希二世  LOUIS II de BAVIERE |  | 兰茨费尔德女伯爵（英语：）  Countess of Landsfeld | 洛拉·蒙特兹（英语：）  Lola Montez | 1821年2月17日- 1861年1月17日 | 1846年- 1848年 | 1848年革命期間逐出巴伐利亞王國 | 托馬斯·詹姆斯 (1837-1845) Thomas James 喬治‧特拉福德‧希爾德(1848- ?)   George Trafford Heald  |
東歐 > 俄羅斯皇家情婦

參見俄羅斯王室情婦列表
東歐 > 塞爾維亞王國

| 包養者 （第二行即義大利語名稱） | 情婦圖像 | 情婦的貴族頭銜 括號為冊封年代 （第二行即原文名稱） | 情婦姓名 （第二行即原文名稱） | 在世日期 | 在位日期 | 卸任原因 | 情婦配偶  括號中的數字表示婚姻關係存在的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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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歷山大一世  Alexander I |  | 塞尔维亚德拉加王后（英语：）  Queen Draga | 德拉加·奥布雷诺维奇（英语：）  Draga Obrenović  | 1864年9月11日-1903年6月11日 | ?-1900年 | 與亞歷山大一世結婚 | 斯韦托扎尔·马欣  Svetozar Mašin  亞歷山大一世(1900-1903)  Alexander I of Serbia |
東歐 > 波蘭王國皇家情婦

| 包養者 （第二行即波蘭語名稱） | 情婦圖像 | 情婦的貴族頭銜 括號為冊封年代 （第二行即波蘭語名稱） | 情婦姓名 （第二行即波蘭語名稱） | 在世日期 | 在位日期 | 卸任原因 | 情婦配偶  括號中的數字表示婚姻關係存在的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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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埃斯泰勒伯爵夫人（英语：）   Countess Esterle | 安娜·阿洛伊西亚·马克西米利亚娜·冯·兰贝格（英语：）  Anna Aloysia Maximiliane Louise von Lamberg   | ?-1738年6月28日 | 1696年-1699年 | 紅杏出牆逐出宮廷 | 弗朗茨‧米夏埃尔‧希泽勒 (1695-1697)  Franz Michael Hiserle  古斯塔夫·哈尼巴尔‧冯‧奥珀斯多夫(1698- ?)  Gustav Hanibal von Oppersdorff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柯尼西斯馬克女伯爵（英语：）  Countess von Königsmarck | 玛丽亚·奥萝拉·冯·柯尼西斯马克（英语：）  Maria Aurora von Königsmarck | 1662年8月28日-1728年8月16日 | ?-1700年 | 地位被玛丽亚·奥萝拉·冯·施皮格尔（英语：）取代 |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 玛丽亚·奥萝拉·冯·施皮格尔（英语：） Maria Aurora von Spiegel |  ? | 1701年-1706年 |  |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泰申王妃（英语：）   Princess of Teschen | 乌尔苏拉·卡塔琳娜·卢博米尔斯卡（英语：） Ursula Katharina Lubomirska  | 1680年11月25日-1743年5月4日 | 1700年-1705年 | 地位被科思爾女伯爵（英语：）取代 |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科瑟尔女伯爵（英语：）(1706)   Countess of Cosel | 安娜·康斯坦蒂娅·冯·布罗克多夫（英语：） Anna Constantia von Brockdorff  | 1680年10月17日-1765年3月31日 | 1704年-1719年 | 地位被登霍夫伯爵夫人（英语：）取代 | 霍伊姆男爵(1703-1706)  Graf von Hoym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 亨丽埃特·雷纳尔（英语：）  Henriette Rénard  | 約1685年 -1720年6月6日 | 1706年-1707年 |  |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 安热莉克·迪帕克  Angélique Duparc  |  | 1708年 |  |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登霍夫伯爵夫人  Countess von Dönhoff | 玛丽亚·玛格达莱娜·比林斯基 Maria Magdalena Bielinski  |  | 1713年-1719年 |  | 登霍夫伯爵  Count von Dönhoff'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 埃德穆特·索菲·冯·迪斯考（德语：）  Erdmuthe Sophie von Dieskau  |  | 1720年-1721年 |  |  |
| 奧古斯特二世  August II Fryderyk Moncny |  |  | 克里斯蒂亚娜‧奧斯特豪森  Baroness Kristiane of Osterhausen  |  | 1721年-1722年 |  |  |
| 斯坦尼斯瓦夫一世  Stanisław I Leszczyński |  | 布夫莱尔女侯爵（英语：）   Marquise de Boufflers  | 玛丽·弗朗索瓦丝·卡特琳·德·博沃-克朗（英语：）  Marie Françoise Catherine de Beauvau  | 1711年-1787年 | 1745年- |  |  |
| 斯坦尼斯瓦夫二世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  |  | 埃尔兹别塔·希德沃夫斯卡（英语：）  Elżbieta Szydłowska  | 1748年-1810年 | ?-1789年 | 與斯坦尼斯瓦夫二世結婚(貴賤通婚) | 扬‧耶日‧格拉博夫斯基(1768-1789)  Jan Jerzy Grabowski 斯坦尼斯瓦夫二世(1789-1798) Stanisław August Poniatowsk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