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大屠殺
发展与执行 > 逃脱，留存的资料（1944年4月-6月）

从集中营逃出来的犹太人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些人并非是不为人知的。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报告说“当地的居民是狂热盲信的波兰人，且……随时准备对他们无比憎恨的党卫队集中营工作人员采取任何行动。每一个设法成功逃离集中营的囚犯一经到达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波兰农庄，就会立刻得到这些狂热的波兰人的帮助。”但是，根据路德·林（Ruth Linn）的描述，从集中营中逃离出来的囚犯，尤其是犹太囚犯，根本不能指望当地居民或波兰的地下组织为其提供帮助。
1942年2月，一名从切姆诺死亡营逃出来的囚犯，雅各·雅诺维斯基（Grojanowski），抵达了华沙犹太区，他向华沙犹太区一个安息日群体（Oneg Shabbat）详细地讲述了切姆诺集中营的情况。他的报告被称为雅诺维斯基报告，通过波兰的地下组织（Delegatura Sił Zbrojnych na Kraj）将这些消息传播到了犹太区以外的波兰乌兹市，到1942年6月，这些消息传播到了伦敦。到这时为止这些人听到该报告之后采取了什么行动是不得而知的。
与此同时，到2月1日美国的军事信息办公室决定不对外公布关于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屠杀情况的信息，因为这会误导民众误认为这场战争仅仅是一个关于犹太人的问题。
直到1942年10月9日，英国的无线电台才将犹太人被送往毒气室杀害的新闻传播到了荷兰。1942年12月，西方同盟国发表了由联合国成员国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这份联合声明描述了“希特勒一再表露出来的屠杀和灭绝欧洲的犹太民族的意图”是如何得到贯彻执行的，并宣布同盟国“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这一冷血屠杀的野蛮政策。”
1942年，卡斯基向波兰政府、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汇报了波兰的情况，尤其是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被毁的情况，以及犹太人遭遇大屠杀的情况。卡斯基与被放逐的波兰政治家会面，包括波兰总理以及社会党、国家党、劳工党、人民党、犹太人同盟（英语：）、锡安工人党等政党的成员。他还同英国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进行了交谈，并向安东尼·艾登详细讲述了他在华沙和贝尔賽克的所见所闻。1943年，卡斯基在伦敦会见了当时非常有名的记者阿瑟·库斯勒。随后卡斯基前往美国，并向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做了汇报。卡斯基的报告对于让西方同盟国了解欧洲犹太人的情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7月，卡斯基再次私下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了波兰的情况。卡斯基还与美国许多其他政府领导和民间团体的领导会面，其中包括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科德尔·赫尔、威廉·约瑟夫·多诺万以及斯蒂芬·塞缪尔·怀斯。卡斯基还把他的报告通知了媒体、各种不同教派的主教（包括红衣主教塞缪尔·斯特里奇）以及好莱坞电影产业的相关人员和艺术家，但是却没有取得成功。他的许多听众并不相信他所讲述的内容，或者认为他的描述过于夸张，或者认为他只是在为波蘭流亡政府做宣传。
关于犹太人被赶进毒气室中然后被杀害的新闻还在荷兰反抗组织举办的一些非法报纸上出版了，如1943年9月27日《荷兰国家日报》（Het Parool）上刊登的一篇新闻。但是，这些新闻让人感到太过不可思议，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仅仅是在为战争做宣传。由于这些新闻对荷兰的反抗活动起到了反作用，因此这些新闻的出版被迫停止了。然而，许多犹太人却因此而得到了警告，这些刊物警告犹太人他们面临着被谋杀的危险，但是对于大多数犹太人而言，逃离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宁愿相信这些警告都是虚假的。
1940年9月，作为波兰地下党、家乡军的一名成员，维托尔德·皮尔基上校想出了一个进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方案，那就是主动要求被送往奥斯维辛，他是唯一一个主动要求被送往奥斯维辛并被囚禁的人。他组织了一个地下网络——军事组织联盟（英语：）（Związek Organizacji Wojskowej），这个地下网络可随时发起一场起义运动，但是该组织认为起义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军事组织联盟所提供的许多详细的报告成为西方同盟国获取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情报信息的主要来源。1943年8月，皮尔基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来，并带来了重要信息，这些信息成为一份包含两部分的报告的基本依据，这份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位于伦敦的战略情报局（OSS）。该报告中包含了关于毒气室的详细信息，也讲述了“挑选”过程以及消毒试验。报告中陈述说，比尔克瑙有三个火葬场，每天能够焚烧10000个人，且一天之中有30000人都被毒气杀害。作者写道：“在历史中再也无法找到如此残忍地残害人类生命的先例”。战争结束之后当皮尔基返回波兰时，共产党当局逮捕了他，指控他为波蘭流亡政府间谍。在一场摆样子的审判中他被处以死刑，并在1948年5月25日被处决。
皮尔基从奥斯维辛逃出来之前，1942年6月20日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逃亡事件，当时，乌克兰人欧根纽什·本德拉（Eugeniusz Bendera）以及三名波兰人——卡齐米日·佩特罗夫斯基、斯坦尼斯·亚斯特尔（Stanisław Gustaw Jaster）和约瑟夫·兰帕特（Józef Lempart）——勇敢地做出了逃亡的举动。这些逃亡者穿着党卫队士兵的服装，全副武装，并开了一辆党卫队用车。他们开着一辆偷来的斯泰尔牌（Steyr）220型号的汽车驶出了主大门，并带着皮尔基为波兰反抗组织所写的关于大屠杀的第一份报告。德军未能抓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1944年4月，犹太囚犯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逃出，最终抵达了斯洛伐克。他们提交给犹太官员的一份长达32页的文件中讲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大规模屠杀的情况，这份报告后来被称为《弗尔巴—韦茨勒报告（英语：）》。弗尔巴对那段时期有着异常清晰的记忆，他在犹太人站台工作，犹太人在这里下车之后，或者被挑选送往毒气室，或者被选出来作为奴隶工人。他对这里的情形所做的描述的详细程度使得斯洛伐克的官员能够将他的叙述与这些官员自己的驱逐出境的记录进行比较，且如此确切的叙述让同盟国相信了这份报告的内容，并且认真地对待这份报告。
1944年5月27日，另外两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阿尔诺斯特·罗森（Arnost Rosin）和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ław Mordowicz）从集中营中逃出，并于6月6日抵达了斯洛伐克，这一天是诺曼底登陆的日子（D日）。听闻诺曼底登陆的消息，他们以为战争结束了，并大醉了一场来庆祝战争的胜利，买酒的钱是他们从集中营中偷偷带出来的。由于触犯了当时的货币法律，他们被逮捕了，并在监狱中度过了八天，直到犹太居民委员会为他们交了罚款。他们为犹太居民委员会所提供的额外信息也被添加到了“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且这些信息后来被称为“奥斯维辛方案”。他们报告说，1944年5月15日到5月27日，有100,000名匈牙利犹太人抵达了比尔克瑙，并被迅速杀害，他们被杀害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尸体上的脂肪则用来加速焚烧。
1944年6月15日、6月20日、7月3日和7月6日，BBC和《纽约时报》刊载了弗尔巴—韦茨勒报告中所提供的材料。接下来，1944年7月9日，来自世界各国领袖的压力迫使霍尔蒂·米克洛什停止了大规模地把匈牙利的犹太人转移到奥斯维辛，因此挽救了200,000名犹太人的性命，使其免遭屠杀。
2011年11月14日，在15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由前任编辑马克思·弗兰克尔（Max Frankel）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及战争期间，《纽约时报》对于报道什么样的新闻、登载什么样的社论是有严格的政策约束的，这些政策将关于大屠杀的报道减少到最低限度。《纽约时报》认可了新闻学教授罗雷尔·莱夫（Laurel Leff）所做的详尽的分析和所得出的研究发现，之前那一年里，罗雷尔·莱夫教授在《哈佛国际新闻和政治期刊》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纽约时报》故意回避关于第三帝国迫害和谋杀犹太人的新闻报道。莱夫得出的结论是，《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和社论刊登政策使得生活于美国的犹太人几乎不可能让国会、教会或政府领导人意识到为欧洲犹太人提供帮助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