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士
生平 > 香港生涯 > 晉身上訴庭（1980年－1993年）

康士在1980年升任上訴庭按察司，其後於1986年2月接替退休的麥慕年，進一步擢升為上訴庭三名副庭長之一；翌年再因為另外兩名較資深的副庭長赫健士爵士和李福善先後退休，繼而成為上訴庭資深副庭長，在司法部內的地位僅次於首席按察司羅弼時爵士和後來繼任的楊鐵樑爵士。歷年來，康士在高院和上訴庭參與審理各類型的案件，發表的一些法律觀點都獲1980年成立的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引用到其發表的報告書中，這些例子包括在甚麼情況下簽署公司支票要負上個人法律責任、法庭如何為人身傷害賠償和其他損害賠償制定合適的利率、執法機構把個人資料轉交第三方的限制、甚至是如何界定被告人是否擁有三合會成員身份等。此外，由法改會於八十年代發表有關於人身傷亡賠償和過失責任人彼此分擔法律責任的兩份報告書，康士也是獲邀提供意見的人士之一。
康士在上訴庭參與審理較特別的上訴案件當中，包括1980年的一宗交通意外賠償訴訟。他與陪審的楊鐵樑和貝禮（Edward Bewley）在該案認為，釐訂賠償金額的時候不應直接參照英國的標準和案例，而是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考慮。為此，康士等法官在該案為身心痛楚制訂「嚴重受傷」（Serious injury）、「大幅度受傷」（Substantial Injury）、「嚴重傷殘」（Gross Disability）和「災難性傷殘」（Disaster）四級標準，並為各級標準制訂建議的賠償金額範圍，作為參考。1988年，康士會同甘士達（Michael Kempster）、郭樂富（Philip Clough）、韓恩德（David Hunter）和鮑偉華四位上訴庭按察司在另一宗工業意外索償上訴案件中，重新檢討這四級標準。康士在判詞中指出，社會的轉變和期望有必要反映到各級標準訂定的賠償金額範圍，否則這些賠償將失去公平和合理的意義。有見及此，他根據通漲率調整各級賠償金額範圍，作為該案釐訂賠償金額指標。康士為身心痛楚賠償制訂的四級標準，以及對各級標準賠償金額範圍作出檢討的做法，日後為香港法院審理同類案件時所採納。
1990年6月，康士在一宗爭取香港居留權的案件中駁回兩名非法入境者提出的上訴。案情指出，兩名從中國大陸偷渡來港的上訴人被捕後，聲稱一旦被遣回大陸就會遭受政治迫害，因此向人民入境事務處提出要求根據《難民地位公約》獲得難民身份。兩名上訴人進一步聲稱，根據公約和國際法慣例，入境處有責任聽取他們要求成為難民的理據。然而，康士在判詞中表示，英國是公約的締約國，卻沒有把公約的適用範圍延伸至香港，而港府當時雖然對越南難民實施特別的收容政策，但不代表有關政策適用於中國大陸的非法入境者。根據普通法原則，國際條約未經本地立法，不會成為當地法律；當局行使其法定權力時，也不受未經本地立法的國際條約約束，所以兩名上訴人的理據並不成立。
1991年7月，康士不顧大律師公會委員會和律政司馬富善反對，批准陳德立（James Chandler）要求獲認可為執業大律師的申請。陳德立原本在律政司署擔任副刑事檢控專員，他於1990年初在菲律賓馬尼拉密會當時正被廉政公署通緝的前任副刑事檢控專員胡禮達（Warwick Reid）。兩人密會一事後來遭到揭發，雖然陳德立聲稱該次會面完全出於巧合，但律政司認為他違反專業操守，結果在同年12月提前解除他的僱佣合約。康士認為，陳德立的確有違專業操守，但只是出於幫助朋友，而非為自己或把私利置於職責之上。考慮到陳德立多年來在律政署的工作表現，他指出如果純因一次過犯而拒絕接納陳德立為執業大律師，似乎是過重的懲罰，所以決定接納他的申請。
除了審理案件，康士在上訴庭任職期間還參與不少與法律相關的公職，其中包括在1980年獲時任首席按察司羅弼時委任為一個工作小組主席，負責就當時的《死因裁判官條例》提出修訂建議。有關的工作小組被外界稱為「康士委員會」，而工作小組在同年1月發表《康士報告書》，建議讓更多不同類別的人士出任死因裁判官，以及確認死因裁判官是有別於一般裁判司的司法職位；有關建議後來經立法局於同年7月通過《死因裁判官（修訂）條例》而得到落實。1987年10月，香港發生八七股災導致香港聯合交易所停市四天後，港府著手挑選合適的人士對聯交所展開特別調查，康士更成為六名獲考慮的人選之一。雖然港府最後挑選了英國金融業專家戴維森（Ian Hay Davison）主持調查，但調查過程中也有徵求康士的意見。至於隨後發表的《戴維森報告書》除了促成港府於1989年設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還提出對聯交所作出大幅改革。康士擔任的其他公職，還包括在1987年接替赫健士出任法律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至1993年由列顯倫接替。
另一方面，港府在1984年根據公司法例修訂委員會第二份報告書提出的建議，設立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精於企業和公司法的康士遂獲委任為委員會首任主席，負責審視《公司條例》條文和提出修訂建議，例如檢討上市公司的公開持股安排和簡化公司註冊的法律程序等。1989年，新成立的證監會以法規未完善為理由，禁止香港上市公司回購股份；委員會遂與證監會合作，制定新的回購股份法則，促成港府在1991年修訂《公司條例》加強有關監管，以及重新准許上市公司回購股份。康士在任主席七年，為委員會的早年運作奠定基礎，至1991年由按察司鍾仕（Brian Jones）接替。不過，鑑於香港的《公司條例》參照自英國的《1948年公司法令》，條例已沿用多年，各項的小修小補始終未能追上時代的急速轉變，因此財政司麥高樂爵士於1994年委任白嘉道（Ermanno Pascutto）全面檢討《公司條例》。香港主權移交後，特區政府於2006年決定全面重寫《公司條例》，經過多年時間，全新的《公司條例草案》最終在2012年正式獲立法會通過。
1991年6月，立法局通過由政府提交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草案》成為法律，透過本地立法方式鞏固落實《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規定。然而，港府制訂條例的同時沒有仿效一些司法管轄區設立人權委員會的做法，並依賴由法院在判案時就條例作出詮釋，再加上與訟各方可在訴訟任何階段於任何一級法院援引條例，導致部分輿論擔心條例會加重法院的負擔。同年，康士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舉辦的一場會議中公開指出，條例通往一片未知的海域，並對條例引起的訴訟可能會造成審訊延誤表達擔憂。1993年，由港大兩位法律學者佳日思（Yash Ghai）和陳文敏共同主編的文集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A Comparative Approach（《香港人權法案：比較研究》）出版，並邀得康士為該文集發表題為The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A Judicial Perspective（《香港人權法案：司法觀點》）的文章。康士在文章中再度就條例表達擔憂，重申法庭的人手未必能應付條例衍生的訴訟，而普通法本身已充分保障包括人權在內的個人權利，認為條例過度空泛的條文可能令法官在審案時被迫作出政策決定，並呼籲法官保持平衡，避免在詮釋條例的條文時走向極端。
康士任內多次署理首席按察司一職，也曾參與中英雙方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1997年後設立終審法院的談判，1988年更獲新華社香港分社宴請。1987年，消息傳出首席按察司羅弼時定於翌年退休，輿論一度揣測上訴庭年資最深的康士將有機會接棒。可是，首席按察司一職最終卻由年資較康士短一年、本身是華人的另一名上訴庭副庭長楊鐵樑出任。有關任命被外界視作港府在主權移交前的過渡期內，逐步推展法官本地化的其中一步。雖然康士與楊鐵樑關係欠佳是公開的秘密，但康士在一次訪問中拒絕評論楊鐵樑的任命，只強調首席按察司一位並不必然由資歷最深的下屬接棒，最重要是要揀選最好的人選。
康士在上訴庭任職前後13年，其中有七年擔任上訴庭副庭長。他於1993年2月從上訴庭退休，與妻子乘搭坎培拉號郵輪離港，結束在港前後38年的法官生涯，遺下的副庭長空缺由鮑偉華替補。康士卸任前透露自己曾考慮延遲退休，但因已在司法界任職相當長的時間而放棄有關念頭，當中並不牽涉九七問題。康士卸任的時候也是在港任職時間最長的法官，為肯定其在司法界的工作，最高法院特地於2月19日開庭致謝，出席人士包括代表律政署的副刑事檢控專員鄧建德（Anthony Duckett）和大律師公會主席梁冰濂等人。此外，英廷早於1990年元旦授勳名單中向他頒授爵士勳銜，以資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