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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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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编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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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境史

中國環境史論述中國歷史上自然生態景觀（環境）的改變，及歷代中國人與其環境的互動關係。中國改造和利用自然的程度，在前現代世界幾乎無出其右；其改變環境的程度，很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對環境的改變都大，基本理念是開發自然，為人所用。
中國歷史上生態環境整體的趨勢為持續惡化，其變遷速度越到後來越快，變遷最劇烈的是大片森林的消失，其次是草原的縮減與沙化，以及淡水湖泊面積縮減或完全湮沒。隨著中國人口增加，3000多年來的墾殖活動增加了耕地面積，卻大量破壞了森林，引起沙漠面積擴大和湖泊面積縮小，生態環境嚴重惡化；中國人清除森林和原始植被，將山坡變成梯田，把低谷開墾成農田，修堤築壩，叫河流改道，讓湖泊遷移，並為了經濟發展而破壞野獸的棲息地。經歷這番開發和改造後，到清代，可稱為「自然」的淨土所剩無幾。在20世紀，工業化與消費文化的崛起，加速了自然環境的變遷。
從春秋戰國起，早期中國官府會保護逐漸減少的森林資源，有時是為了加以壟斷。從唐代到清初，中國是地球上生態最有彈性且最富資源的國家，也是生態最多樣的政體。在唐代，林地日漸私有化；到宋代，在長江下游和西部部份地區木材開始短缺，人們開始造林。近300多年，中國出現森林危機。從18世紀起，木材在很多地區都嚴重短缺，包括嶺南地區；人們集中栽培速生樹種，有時甚至賣掉尚未成熟的樹木以圖利。人工造林在過去的一千年間，漸漸取代了中國南方大部份的天然森林。中國古代原有眾多湖泊，後來許多湖泊湮滅，從地面上消失，尚存者的湖面面積，也較以前大為縮小。
從明中葉起，由於人口激增，中國人對環境造成的總壓力跟著快速增加，明清兩代人口遽增的同時，土地資源短缺，普遍濫墾濫伐，使森林和湖水面積都不斷縮小，造成水土流失，生態環境惡化，導致歷史後期水災和旱災的增加。中國生態環境惡化最嚴重的時期，是清中葉乾隆、嘉慶兩朝（1736—1820），這一時期糧食的畝產量亦告下降。農業人口的增長，將多數生態景觀改造成農田，覓取野生資源的機會越來越少，農業生態系統比野生生態系統往往簡單得多，一般依靠少數幾種物種，容易受干旱、蟲害等災害的影響。精耕細作的農業所到之地，就是大象等野生動物退卻之處。
史前

農業發展前，人們為生計而狩獵，或從森林、草地或濕地中採集食物，對環境影響非常小。狩獵採集者也許會用火來清除森林中的矮樹叢以讓新草長出，吸引鹿群來覓食而更易於獵殺，但森林還是會保留下來。約一萬年前，隨著農業的擴張，森林開始讓位於農田。新石器時代早期，人們種植黍類，同時捕魚、狩獵和採集野生植物。在中國北方和南方，農業幾乎同時出現，南方種植的是一年生野生水稻，北方則是兩種稷。在8000至7000年前，稷的種植發原於黃土高原渭河流域的半乾旱稀樹草原，在農業生產之前，該區的原始植被是森林和草原，約有30%的土地是森林。黃土高原的黃土性質鬆軟，在農業發展的早期，農耕器具笨拙而不堅利，黃土最易於耕植，所以黃土高原成為人類早期發展農業的主要地區。在華中和華南，水稻沿者河塘湖岸或在淡水沼澤裏生長，在洞庭湖周邊，野生水稻尤其豐富，為新石器時代人們所採集。在公元前5000年，水稻種植已廣泛分佈於長江流域、臺灣和華南，定居式農業群落在中國中南部廣泛存在並確立下來。
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關中地區農民開始燒地以耕種，人們不會一直耕種同一塊土地，而是會在每一片土地上耕種幾年，然後拋荒數年再來燒地耕種。由於土地資源豐富，村民可以長期休耕，毋需給田地施肥。農業耕作隨著遷徙的人群先向北擴散，然後向東進入覆蓋森林的黃河流域和華北平原。雖然人口稀少，但人類已減少了平原上動物的多樣性。在關中以西森林覆蓋的山區，動物的多樣性顯然高於平原地區。大型魚類越來越少見，村民較多使用漁網而減少使用魚叉。人口日益增長，開始過度開發可以狩獵或採集的資源，迫使人們更加依賴穀物。隨著農業發展，人們學會種植更多植物，飼養和馴化更多動物。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前，野豬在黃河和長江流域被馴化為家豬。公元前5000—前3000年，即仰韶文化時期，黃河流域中部的人們開始大為依賴馴化的動植物，人們越來越依賴牛、羊、馬等馴化物種，可以開發此前難以利用的旱地。農人一開始焚草開荒，使用石鋤和石鍬翻開土地，隨著黃土高原農業日益發展，日益增加用火和耕作，導致水土流失，土壤侵蝕，增加了黃河攜帶的泥沙量，進而抬高了河床和河岸，導致華北平原的洪泛區範圍更加擴大。
定居農業需要清除森林以便開荒種地。農耕增加食物供給，人口因而增加，需要開墾更多土地。仰韶文化的人們逐漸發展出一套清除森林、開墾農田的方法，起初在村落附近的森林開辟一塊土地就夠了，但時間一長，隨著技術進步與人口增加的壓力，更多的森林遭毀滅。用石斧伐木太費時費力，放火焚燒森林則既不可控制，也相當危險，當時人們運用一種通過環剝樹皮來清除單棵樹木的方法，即從樹榦上剝掉一圈樹皮，阻此從根部吸取水分和養分向上輸送，讓樹木自然枯朽。這種方法可以精確清除指定數量的樹木。村民清理聚落周圍的大部份森林，以備柴火和耕種，濕地也在減少。在長江流域和黃土高原，兩個農業系統滋養了越來越多的人口，用來畜養牲畜的牧場越來越少。不過，新石器時代的農民始終沒有大範圍改變環境，到公元前2000年，中國北方村落的數量大概有1000個，村落一般只住有數百人，佔地不大，分散在各處，為野生動植物留下充足的空間。
商代

商朝具有廣袤的領土和稠密的人口，聚落範圍西北部的邊界，與今天51（20英寸）降雨量的地區邊界一致。此雨量線以西以北的地區都是不適宜耕種的草原和沙漠。商文明所轄土地，從以橡樹為主的落葉闊葉林，向南一直延伸至混合了落葉林與亞熱帶森林的長江流域，主要農作物包括兩種稷、水稻和桑樹，開始將華北平原轉變為農田，但當時這裏仍有大片的森林來提供各種獵物，老虎、象和犀牛都生活在森林中。中國北方大部份仍是茂密的森林，只是中間有些小塊農田，當時約共有400—500萬人口居住在華北平原，糧食產量大概每畝一石，意味著中國方應有約10,000平方（4,000平方英里）至13,000平方（5,000平方英里）的橡樹森林被清除。被清除的土地通常會位於森林中間，以便於狩獵。至於安陽等大城市周圍鄉野的土地，基本都被清理用作農田。商朝人砍伐森林，方法是一棵一棵地清除，而非焚燒整片森林，以免引起危險和浪費燃料。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的記述，往往與狩獵相關。焚林可以清除天然植被，以便農耕；林火可以把野獸逐出森林，易於獵捕；焚林驅逐禽獸，耕種者獲得安全，作物也免受野獸踐踏。
商代人們建立了城池，並進入了青銅時代。鑄造青銅需焚燒大量木材用以開礦、冶煉和鑄造，大大影響周遭環境。當森林耗盡時，該座礦山也就被遺棄；銅和錫運抵都城的鑄造場後，需要更多木材來提煉。殷商中心位於洪水多發的平原與太行山之間排水相對良好的地區，都邑常遷徒不定，因為殷人是遊耕經濟，每隔若干年後地力減退，產量下降。當時人民沒有良好耕具，只能用火焚的灰燼做肥料，種植農作物，因為不用耜或犁翻耕土地，只利用地表一層的肥力，不出幾年地力耗盡，產量下降，農民不得不遷徙另闢新田，這是原始農業的長期休耕制。商朝在泰山西部及南部有巨大的圍獵場，商人不僅捕獲鹿、狐狸、狼和獾等溫順的獵物，也能追到大象、老虎和犀牛等大型野獸。在人口較稠密的河南低地，農田和家養食草動物逐漸佔據了大型哺乳動物的棲息地，人類的牧群逐漸取代了土生土長的動物群。家養畜群的擴大，減少了野生動物可用的土地，導致了原始牛和野馬的滅絕，也導致當地成為東亞第一個大型動物永久消失的地方。在公元前1000年晚期之前，大型野生哺乳動物從華北低地消失，只在周圍人口稀少的山區生存。
周代 > 西周

西周的核心區域位於渭河流域，這是中國旱地農業最先發展的地方。黃土易於耕作，可以年復一年地種植。周人農業逐漸進步，不再遷地長期休耕，而在原耕地短期輪流休耕，多用三年一循環的休耕制，休耕二年，田中任由野草雜木生長，然後用火焚燒田中的次生植被，利用其灰燼為肥料，來年耕種，開始下一循環。這時所焚之林絕大部份是平地的而不是山區的森林。渭河為周人提供新鮮水源，而建造房屋和取暖用的木材則可以從南面的秦嶺得到。封建制度下，在受封的土地上周人清除森林開辟農田，以城邑為中心點，一層一層地放火焚燒林地，按人口需要擴展農田，農耕帶外圍則任由其生長野草及次生灌木，作為牧區， 最外圍則是未燒到的林地，留作防衛林及轄區的邊界線。周人同時把黃土高原上的遊牧民從草原驅趕出去，在那裏開墾和耕種，當耕地不足時，砍伐丘陵地帶的森林。
在周朝初期，華北平原以至渭河流域仍有大片未開墾的土地，清除森林的範圍，從華北平原上商朝的核心地帶向東、東北和西北擴展。在東面的黃河沖積平原地勢平坦，森林茂密，由於黃河會定期泛濫，這裏原本不適合於務農和建造城池，城池只能建在河道南北的高地上。周人用石犁或木犁來開墾土地，拉動石犁出於人力或牛隻。黃土地極易受侵蝕，周人會在農田上起壟以減少土壤侵蝕。周人並不敬畏森林，也沒有致力於保護森林。隨著黃土高原上森林和草原的消失，泥沙流失量增多，黃河逐漸變成黃色。周人並漸漸發展出一種思想，認為人類應主宰和控制自然，正確的自然秩序應由人類來主宰環境，野生動物則應被驅趕。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象的活動範圍已不再遍佈中國，而是向南退到了淮河流域。
周代 > 春秋時代

早期封建制度下，封國佔有一定的領土，其餘的土地則不歸任何人管轄，山林川澤原是公共開放的空間。到東周，隨著國家控制範圍擴張，政府任命官員對偏遠地區的資源開發活動徵稅，為了富國強兵而獨佔山林川澤，設置關稅。春秋時代，土地是統治者所有，在封建制度下，諸侯國中的名山大澤歸天子所有。山林川澤資源的利用，有時間的限制而無使用者的限制，山林川澤之利是統治者與人民共有的，但使用必須在一定的時間。各諸侯國很重視山林保護，有嚴格的林政法規，而且因地多人少，人民破壞山林的動機並不強烈。春秋時代中期之後，君主把山林澤藪變成家產，向使用山澤資源的人徵稅，入山採伐林木的人要向政府納稅，等於寓禁於徵。林政法令是防止濫伐，山林開放採伐有季節性。逾期入山採伐，或是斬伐不該斬伐的樹木，稱為「竊木」，要受處罰。有的山林是完全封禁的，違令者刑罰更重。南方楚國的森林比中原諸侯的多。在公元前6世紀，在今山東東北部沿海地區，森林已很稀罕了。公元前500年左右，鐵器開始出現，很快用於農業和製造鐵犁，而最初使用鐵器農具的是吳國。
周代 > 戰國時代

到公元前4世紀，冶鐵技術已在長江流域廣泛傳播，北方諸侯隨之亦開始大量製造鐵器。冶鐵場需要木材燒成木炭，供給熔爐熔煉礦石，木材相對於礦石而言更為稀缺，大範圍的森林砍伐和環境破壞相當常見。在人口稠密的地區，各城邑的外圍林地已全部消失，各諸侯轄區農田彼此接壤。因過度砍伐木材，大國國都附近出現濯濯牛山。約前300年時，人們已經徹底改變華北的土地，孟子曾批評對牛山森林的採伐。為了增加收入，各國君主紛紛開辟荒地與森林為農田以招募農人，吸引移民，擴大農業人口的規模。在戰國時代，挖掘灌溉河渠是常見的做法，如秦國建造鄭國渠，從涇河注入洛河，長126公里，引水灌溉和沖刷淡化涇洛之間的鹽碱地，使荒蕪之地變成良田，完成了關中地區的農業墾殖。戰國時期諸國爭相控制森林、濕地和礦產，任用官吏管理和徵稅，以此增強國力。商鞅變法使山林川澤之利成為國君所專有，設有掌理山林川澤稅的官員。國家佔據了曾是共有資源的森林池沼，對領土內自然生態的控制遠超以往。
關中盆地東部由於農業擴張，水土流失開始加劇。在華北平原人口稠密的地區，農耕區裏的牧場越來越少，人口擠佔了牛、羊等食草家畜的生存空間，只留下狗、豬和雞之類可以生活在人類居住地的動物。周人開發河道沿岸和排水不暢處的濕地，使麋鹿和獐這兩種在濕地棲息的動物最終從黃河流域消失。隨著耕地的開發，低地上的鹿群越來越少，其他大部份土地被用來放牧牛、綿羊和山羊。到了戰國末期，華北低地的大型野生動物已所剩無幾，原始牛、野馬和野生水牛最終都滅絕了。從此華北低地的大型動物僅見於國君的苑囿。北部的秦、趙、燕三國向北方拓展領土，佔領了北方的半乾旱農牧區，然後向遊牧區進一步推進，將遊牧民族趕出牧場，並築起長城防御他們的攻擊。中原國家需要草原上的資源，尤其是騎兵所需的馬匹和放牧用的草場。面對中原的進犯，匈奴結成聯盟加以反擊。
戰國時代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的恩惠不是無止境的，需要適時維護以防止耗盡資源與食物。孟子著重土地管理，認為應實施保持水土的措施，主張王室和富人應過一種有節制的生活，以免耗盡資源。約在公元前250年編成的《管子》指出自然資源是有限的，成功的國君應嚴格規限資源開發，以免枯竭。不過出於戰爭的壓力，保護資源的政策在各國難得成功。
秦漢 > 中原

秦漢所創立的農業帝國模式，成為隨後兩千年中絕大部份中國王朝組建國家的方式。秦朝政府工程浩大，為了供應修建咸陽宮殿和長城所需的木材，內蒙古高原和附近山中的森林都遭到破壞，秦朝並開發南方的森林，使用刑徒來採伐漢江流域上游的森林。秦漢政府修建道路，將整個帝國聯結在一起，促進了南部、西南部和西北部的農業發展，越來越多的環境為人類所改變。漢代華北平原農業增產，人口顯著增長，公元2年全國人口達到6千萬，自然的生態系統被農業生態系統所取代。漢代人們知道犁耕翻土及糞田施肥，不需休耕來恢復地方，刀耕火種的粗放耕作制度幾乎完全絕跡。農田的擴張摧毀了華北平原上的大片森林，到漢朝中期，華北平原的森林基本已砍伐殆盡，唯有太行山和秦嶺還維持森林覆蓋的面貌。山東半島上曾被森林覆蓋的山丘，已種遍了果樹等經濟林木。從前中國北方多元化的人居與自然環境，這時已變得單一化了。煉鐵場持續破壞森林，在西漢，曾有煉鐵場因伐盡了附近山坡上的樹木，以致山體垮塌，掩埋了百多人。
秦國國家壟斷山林經營，統一六國後，下令全國「無伐草木」，訂有限制胡亂開採自然資源的法律，以保護帝國的資源得以再生。秦朝有負責管理森林池沼的官吏，他們應對火災、非法伐木，以及對野生動物的濫捕。國家逐漸控制了山區，對種樹造林進行監管和課稅。法令上山澤國有，不允許人民長期佔有，農業不必向山區發展，一般農民不能自由進入山澤林藪。秦漢政府也訂立法例禁止人民在指定的月份伐木，統治者還劃分出全年都禁止砍伐木材和侵入的苑囿，當中最大的當數長安南邊的上林苑。西漢鹽鐵專賣之後，山林川澤的禁令更加嚴格，但仍定時開放人民採伐，特殊情況下政府也會臨時短期弛禁。秦始皇在咸陽城旁邊有個巨大的皇家獵苑，而漢武帝則在與長安城相連的地方修建了範圍更大的上林苑，這些獵苑類似自然保護區，裏面有山有水，有野生動物、珍稀植物與宮殿。人們意識到無節制的採收對野生食物帶來的惡果。秦漢政府也有保護環境的措施，制定名為「月令」的法律，當中規定不要使池塘乾涸和不要焚燒山林，但人們並無嚴格遵守，認為農業發展遠比保護環境更為重要。
秦漢 > 西北

為了攻擊匈奴，漢武帝動員了超過1250萬人，摧毀了匈奴和五個中亞王國，漢軍士兵推進到中亞內陸和戈壁沙漠的邊緣。中原原本沒有多少可用於畜養動物的牧場，漢武帝為了建立騎兵，在西部和北部邊境建立了36個牧場，約3萬名奴隸派遣到這些牧場負責養馬。為了徹底解決匈奴問題，武帝要將佔領的匈奴土地從草地變為農田，由漢人耕種和定居。多達百萬的漢人從華北平原遷到河西走廊，並由此拓展到塔里木盆地。拓殖和草原環境改造計劃相當仔細：首先建成軍事瞭望塔，隨後在水源和可耕地的附近，選址修建駐防市鎮，由軍民將當地開墾成農田，然後建造房屋，配備家具和農具，安置遷移來的漢人，並開始耕作。隨著拓殖和屯田計劃的進行，軍事統治讓位於文官管理，整個地區併入漢朝版圖。漢武帝在河西一面以軍隊屯駐，一面移民實邊，設置河西四郡及35縣，當地人口大增。
漢武帝經營河西和屯田政策，加速了河西地理生態環境的惡化。在漢代早期，甘肅走廊畜牧業昌盛，有廣大的草地，沙漠很小，河西走廊內大部份原是草原綠州，水草豐盛，祁連山上有廣大的森林。而屯田區位於沙漠邊緣，森林本已稀少，屯田活動沒有擴植防風林，而是先砍除樹木。有時上游屯田區大量用水，影響下游水源洪給，以致河流改道，原有綠洲荒蕪消失，終於變作沙漠。如高台縣的駱駝城和安西的鎖陽城，都受河流人為改道的危害，土地逐漸沙化。沙漠邊緣的野草植被原是天然阻滯風沙的屏障，農作物則株與株之間留有大量空隙，難以阻滯風沙，加上農作物在秋季收割，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地面完全裸露，而冬季正是風沙最盛之時，屯區農田無任何植被來阻滯風沙，導致沙漠內移。更不幸的是，漢朝國力衰弱時停止了移民實邊的政策，人民自屯墾區撤走，舊有的屯墾區變成大面積的拋荒，地面長期裸露，連農作物對風沙的微弱阻滯也沒有，勁風便挾帶大量沙粒長驅直入，侵向內地，沙漠便逐年擴大，被犁開的草地開始風蝕和沙漠化，帶來持久的環境破壞和種群滅絕。農田沒有漢人的維護和水源時，曾經是草原的地方就會變成荒漠，而不會自行回復為草原。在塔里木盆地，漢人開發了綠州而非草場，長遠來看這種方式更具有可持續性。
秦漢 > 治河

西漢時為發展農業，清除覆蓋黃河中游沿岸的草地；為滿足都城對木材的需求，黃河上游的溫帶森林被砍伐，結果土壤侵蝕。黃河流域周圍的土地已被清理出來用於農業和冶煉，大量黃色泥沙流入河中，黃河水中據云含有約60%的泥沙，黃河變色，開始被稱為「黃」河。冬季時河水流動緩慢，泥沙在河床中堆積，河床每年都抬高，平均速度是1個世紀大約0.91（3英尺），洪水泛濫的風險因此增加，在前186至公元153年間，黃河堤壩大約每16年決堤一次，前168年、前131年、前39年及前29年都潰堤，到公元11年發生歷史性的決口，造成黃河改道。
秦漢 > 南方

漢代人們較少到南方發展，原因是當地天氣濕熱，不適於北方漢人種植的穀物（稷、大麥、小麥）生長，南方原生的多種致命疾病也讓北方人卻步。這時漢人還沒有學會怎樣將南方潮濕的環境，改造成高產的稻田。在嶺南的低地地區，壯族人種植水稻，在同一塊土地上年復一年地耕種，而居住在丘陵地區的瑤族則採取刀耕火種的遊耕方式，兩次焚燒草木之間要等上20—25年。而在沿海和海南島的黎族則採取更為散漫的糧食種植方式。
魏晉南北朝 > 北方

311年的永嘉之亂造成北方人口大減，大量漢人南遷長江流域下游避亂。中國北方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遊牧民族，許多漢人則退居到山上的塢堡裏。在4—5世紀時，中國北方有數百個塢堡，地廣人稀，大量土地拋荒，漢人和非漢人的統治者都設法讓農民重新耕田。入侵者設法抓獲漢人農民，再把他們圍禁到自己佔領的安全地帶去，集中到征服者的都城附近。將人擄走後，那些佔領的土地即遭遺棄。伊懋可指出，由於牧民南移，華北的草原和森林重生，黃河決堤次數降至每50年一次或更少；馬立博（Robert Marks）則認為，北方的森林並沒有再生和恢復，因漢朝時大片森林已坎伐殆盡，幾乎沒有留下種子來源；土地上一直有軍隊穿行來去，使連灌木叢也難以生長。遊牧民族帶來食草動物，之前漢人的耕地變成數百萬匹馬和羊的牧場，羊群啃光植物，抑制樹木和灌木叢的再生。老虎的活動空間大幅收縮，其棲息地和食物來源都遭破壞，以致開始攻擊人類並食人。
魏晉南北朝 > 南方

永嘉之亂中，數十萬以至百萬的漢人逃向南方長江流域，甚至繼續深入到達南海（廣州）。漢人趕走南方土著，在此定居。南方土地河湖密佈，有茂密的森林覆蓋著山地和丘陵，原本並不適宜開展農業，長江三角洲和杭州灣地區還不適合人類居住。（戰國時越國定居在地勢較高的丘陵、斜坡高地或沖積扇上，而不是沼澤和河谷低窪地帶。）那些低地充斥苦鹹水，水域面積與水位高度都波動很大，處於地勢較高平原上的人可以耕作，身處低窪平原及沿海沙地的人們則從事鹽業和漁業。當時的門閥世族，從長江下游開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逐漸將南方土地改造成水稻田，用農田代替森林和沼澤。為了確保水稻生長，漢人在耕種前需把土地充分整平，在田地周圍築起圍堤，並配有水閘來排水和灌水。漢人能排乾和馴服低窪土地，整個長江流域的河谷地區都經過改造，開發稻田以外，結合以能控制洪水的堤壩，大規模地改造了南方潮濕的環境。在長江下游，新的定居點位於地勢較低的平原和河谷，那裏適合種植水稻，農田之間則是茂密的山林，居住著蠻、僚、俚和溪這類原住民，其生活方式尚未受漢族同化。
東晉時，豪強佔奪山湖川澤，巨室大族擅佔山澤，東晉於336年頒佈嚴令禁止佔有山澤，史稱「壬辰之制」，但卻難以有效執行，結果是豪族違法佔山封水，政府無力制裁，平民百姓則無此特權，極不公平。由於豪強佔山封澤的情形難以法令嚴禁，劉宋孝武帝時（453—464）改例，一面重申佔山封澤是侵佔國有土地的行為，一面對既成事實的家產給予承認，允許私人合法享有山澤的所有產權，但要按官階等級設限。從此南朝的山林產權是國有和私有並存的雙軌制，私人可以合法取得山林產權，山林開放是常態，嚴格封禁是特殊情況。私人獲允許佔有山林，在條件好的地方，人民將所佔的山地改為梯田，蓄水種稻；條件不良的山地，就變成種粟的山田，沿用早期刀耕火種的休耕制。
魏晉南北朝 > 西部

4世紀時，四川地區北部出現了佬人部落，他們棲居於沿河的低地，採取遊耕方式，焚毀部份森林後，在草木灰裏種植芋頭和小米，直到數年後土地養分耗盡，再遷往下一片森林。佬人被漢人迫使離開低地，部份撤退到山區，大部份則選擇適應了漢人的生活。在四川地區高地，彝人住在山頂具有防御工事的村莊，為了給牲畜放牧提供草場，他們在山中放火燒林。後來彝人人口漸增而遷入低地森林，仍採取燒荒的方式，改行遊耕農業。遇上漢人爭奪土地時，彝人則撤回山頂的堡壘。
隋唐 > 北方

有唐一代，北方的森林基本已砍伐殆盡。隋唐時期，終南山大體只能供應京師的日用薪柴，即使如此，唐中葉以後連薪柴也開始不敷應用，較大的建材要取給於嵐、勝諸州。唐朝為了保護長安城免遭周圍山陵水土流失之禍，並為了提高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意識，頒佈了法令。或許受佛教戒殺生的思想影響，唐朝也制定了限制殺生和限制狩獵時段的法令。人們認識到森林退化後果嚴重，但卻無補於拯救中國的森林。為了供給燃料，長安幹道沿線種植的大量樹木都被砍倒。中唐時期，今山東、山西（太行山）與陝西地區所有容易接近的松樹已砍伐殆盡，主要用來燒取松煙以製墨。隨著河床持續升高，唐代黃河兩岸都陸續建起堤壩，加高河堤需要的泥土從附近挖掘而來，增加了附近土地和河流之間的高度差。滲流將很多低窪地區變成沼澤，而由於水中含有的鹽分無法排走，沿河約3.2（2英里）寬的帶狀區域都變成無法耕作的鹽碱地。
在唐代，甘肅走廊變成主要的交通孔道和絲路的一部份，人口增加，適合的土地都被拓殖並變成耕地，結果沙漠擴大，敦煌綠州縮小，而沙漠化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唐代佛寺也改變了自然環境。寺院一般都建在從未開墾的山區丘陵地帶，或其他未使用過的土地上。在隋代，共有4000多座大型寺院分佈中南北各地，每座都監督大量農民和奴僕為其耕種土地。寺院周圍也植有樹木，建有花園和牧場，開墾山區土地為農田、牧場、果園和木材林，將原始森林變成各種多產的喬木林或灌木林，如茶園、果園（以橙樹最為常見），並建供木材和竹子等建築材料。
隋唐 > 江南

在長江三角洲地區，漢人水稻種植大多局限於地勢較高的區域，到9世紀時，漢人發明新的水利技術，開始有效墾殖低窪地帶。那時農民面對的主要問題是洪水泛濫，每年季風性降水給長江造成大洪水，會在中游直至入海口的範圍溢出河岸，進入平原、湖泊和沼澤地帶。漢人以圩田解決問題，即用土堤將農地完全包圍起來，不讓洪水進入，堤壩內耕地的水平高度低於環繞周圍的洪水或河水，使農民在防洪的同時，能有充足的灌溉水源。不過建造圩田的工作超出了個別農戶的能力，往往由富有的地主完成項目。唐代農民又推廣稻田養魚的方法，讓魚類吃掉雜草和按蚊，魚類的糞便也增加了田地的肥力。
唐代（以及後來的宋元明清）人們在山地則刀耕火種，稱「畬田」，播種前必先砍木，也斬伐灌木與長草。畬田不用犁耕、不翻土，是粗放的耕種方式。砍木以後，等候下雨前夕焚燒地上草木，雨後趁灰燼尚有餘溫時下種，不用灌溉，所種的都是旱地作物，如粟或黍。這種粗放的耕作方式無法維持地力，必須遷地休耕，有的是歲遷，有的是種兩三年再遷，遷出後原地要七八年才能再生樹木和野草，這時可以重覆刀耕火種。在畬田盛行的山地，專有一批「畬田夫」，他們自己沒有田產，專門四處替人刀耕火種，先約定某家某有畬田的工作，畬田夫雖數百里如期而至，且自備工具。
隋唐 > 嶺南及東南沿海

隋唐兩朝都派軍南下嶺南並在當地拓殖，和原住民爆發衝突。在水窪和沼澤中，空氣濕度很高，寄生蟲和蚊子都大量滋生。地上的積水和河流洪泛之後留下的沼澤地帶，使按蚊和瘧疾在嶺南得以流行。在北方漢人看來，整個嶺南都遍佈疾疫，瘴氣（瘧疾）流行，熱帶森林則是各種寄生蟲的溫床。嶺南的瘴氣將漢人阻擋在在低窪的河谷以外，當時漢人大多定居在沒有瘴氣威脅的廣東北部和廣西，而生活在河流下游地區的傣族原住民則對瘧疾有一定程度的免疫能力。在多次漢人軍隊針對原住民的軍事行動中，有四份一的兵力損失於瘧疾；黃巢的部隊也因瘧疾導致30%—40%的死亡率後撤出嶺南北上。漢人在瘴氣前策手無策，嶺南西部以及更西的雲南一直掌握在當地原住民手中。華南更徹底的環境變化，還要等到漢族人口更為龐大和密集才會發生。
在唐代，嶺南大部份地區仍為森林所覆蓋，但高地上的原生落葉闊葉林已被燒光，繼之以次生的針葉和杉樹林。當時西江、北江和東江下游都是沼澤密佈而難以耕種的。對瘴氣免疫的原住民傣語族群在低地耕種，在山谷中種植水稻；而俚、苗、瑤等則在地勢較高的山區從事遊耕，採用刀耕火種的方法，不斷遷移，以農業生產和狩獵、採集相結合。莫徭人秋收後即在高地山林中狩獵，燃燒荒草以促進新草生長，吸引鹿群來覓食，以便獵殺。漢人和他們一樣刀耕火種，在冬季乾燥的月份燒掉山坡上的森林，然後很多農家一起往灰燼中播種，收穫上幾年，然後遷移到另一塊土地重新安營紥寨，讓原來那塊肥力已竭的田地再去生長植物。在南方較高的坡地上，特別是長江與西江的分水嶺一帶，常開闢森林來種茶。不同於一年生長的作物，茶樹為土壤提供一定種度的保護。高地上的居民也採用環剝、摘心和砍伐等方法來清除山林，在濃密的樹蓋中間開闢空地，讓陽光照到地面，以便種植芋頭等塊根作物。在河流上游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侵蝕了山區，導致土壤流失進入西江、北江和東江的下游地區，沉積在西江、北江和東江下游的洪泛區，成為肥沃的泥土，同時也帶來洪水和瘧疾的問題。
在福建地區，原住民越人語言屬南島語系，主要以漁獵為生，可能也以刀耕火種方式種稻。閩南很多地方都是鹹水沼澤，也是鹹水鱷的棲息地，內陸的山巒阻擋了漢人進入這區域，因此漢人來到東南沿海要比進入嶺南晚得多。到8世紀，福建地區的漢人移民開始增多，在當地建立河壩和開發稻田。漢人不僅和環境和鹹水鱷搏鬥，也用軍力迫使越人離開山谷，唐朝設置了屯田以控制當地。很多原住民都逃到山區，餘下的則接受漢人同化；越人和鹹水鱷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漢人及其農田。
宋代 > 北方

自宋代起，南方與北方的生態條件有了相對變化。北方生態系統逐漸惡化，森林大量減少，地面失去氣溫調節的機能，年平均氣溫下降，無霜期縮短，農作物生長期隨之減少。同時降雨量也日減，北方變成半乾旱地區。天然植被嚴重破壞後，水土流失嚴重，加上黃土高原土壤鬆軟，易受沖刷，於是北方大部份河流含沙量增加，造成淤積和水患，其中尤以黃河為甚，逐漸變成地上河，下游經常改道，北方平原的湖泊相繼被填平，蓄洪滯洪的天然機能消失，水災頻仍。同時期南方則尚能保持生態平衡，由於氣溫與雨量較高，天然植物的自我更生機能較強，整個生態系統不像北方那樣脆弱，惡化過程比較緩慢。
中國在漢唐頂峰時期人口均超過了1千萬戶，在宋代則達到2千萬戶，即1—1.2億人口。到1000年時，幾乎整個華北平原都變成農田。到1070年代中期，太行山已失去其松樹林，變得光秃秃。宋代木材短缺，影響了鋼鐵工業。鋼鐵冶煉原本依靠木炭作燃料，但宋代蓬勃的鋼鐵業卻因木柴和木炭短缺，以煤炭作為替代品。煤炭也開始代替木柴進入北方家庭，以供取暖和煮食。為了阻擋遼國的騎兵，宋朝在北部邊境開挖了許多塘濼；為了給塘濼灌水，工匠們設法引入海水，改變河道和築起堤壩。宋朝並讓當地軍民種植水稻以自給自足，但由於氣候過於寒冷，這個屯田計劃失敗告終，塘濼則成為蚊子和黑蠅的滋生溫床。在遼國，在今內蒙古東部科爾沁區的草原開始沙化，當地契丹人初學農耕，耕作方法很粗放，新墾土地三五年便肥力減退，人民便去尋求新墾區，原來耕地被拋荒，地表裸露，沒有植被保護，開始了風蝕的過程。金國時這一帶恢復為牧場，出現一些次生草原和森林，恢復一些當年的景觀。
宋代 > 治水

在黃河向北奔向渤海灣的這一段，宋朝努力治水，通過導流渠減輕榦流壓力，並加強維護堤防，有時通過深入河道建造防波堤以降低水流衝擊力，有時鋪設大量植被來保護河堤。北宋政府又把黃河從今日河北與河南交界的地方往北疏導，在華北平原上形成一條河道，以為可以利用這片水淹的地形以及人工池塘阻擋遼國的入侵，但未能如願。黃河在80年間在華北平原上繼續改道，洪水經常淹沒田地，傳播疾病，使民不聊生。大部份沉積物都是沒有營養的沙子，只會讓農田變成荒地。華北平原上許多小河流被沉積的泥沙所雍塞，集體改道或乾涸。為了修復河堤，當地居民伐光了附近山陵中的樹木和灌木，用於支撐堤壩。由於華北平原非常平坦，洪水無法排走，導致土地受澇並鹽漬化，大片土地失去原來的植被。風裹挾著沙塵吹過平原，形成一個個的沙丘，湖泊和池塘淤塞，而且淤泥很快就變得非常貧瘠，很多原本肥沃的土地都變成了沙地。1128年冬，東京留守為解京城之困，決開了開封以北約80（50英里）的黃河大堤，到1194年，洪水和淤泥最終導致黃河改道向南，侵佔了清河和淮河河道，在山東半島以南入海，在河口形成了一個新的大湖泊「洪澤湖」，這片海域也因為黃河注入而成為「黃海」。1194年黃河改道後，留在北方的那條被遺棄的河道成了泥沙之源，風起時沙塵暴肆虐整片華北地區，河道上「曠野無草，五穀不生」。
北宋以前，華北平原各湖泊淤沉速度緩慢，南宋以後情形便惡化。黃河挾帶的泥沙量越來越大，泛濫頻率增加，很多黃河流域的湖泊都經過幾次黃河泛濫而被填平。古代華北最大的湖泊是大陸澤，位於巨鹿縣附近。1108年黃河向北改道，淹沒巨鹿城，大陸澤也因而淤淺，湖底升高，湖面縮小。山東境內的巨野澤，在北宋時湖面仍號稱有800里，即《水滸傳》中的梁山泊。1019年及1077年，黃河兩次決口，河水流入巨野澤。金朝時黃河向南改道，巨野澤失去水源，水去沙留，出現大量灘地，為附近居民墾種。1180年，金國政府索性遣使招徠流民，在梁山泊進行屯田。較小的湖泊則更早已淤積成平地，如山東境內的菏泽市、雷夏澤、河南境內的孟諸澤，在宋代已變為平地。南宋時，負責灌溉和河運系統的官員，開始擔心上游的毀林現象，並注意到鹽碱化和洪澇對下游地區的影響。
宋代 > 江南

在唐宋兩代，人們以排水方式來開拓長江三角洲的廣大低濕平原，宋朝尤其熱衷。在長江三角州的低窪地帶，政府組織人力物力建了很多巨大的圩田（築堤圍湖造田），增大農田面積和增加稅收。從11世紀晚期到12世紀早期，長江三角洲地區以圩田方式開辟了2,000,000公頃（5,000,000英畝）以上的田地。北宋時太湖的圩田多由駐軍組織，有嚴密管理，禁止一般居民彷行，禁令頗嚴。至1112年左右開始弛禁，太湖沿邊開始有民營圩田出現。密佈的水網連接起一塊塊的稻田，既提供灌溉水源，也成為交通網絡。圩田的建立，加上早熟耐旱稻種的引入，大大增加了糧食的總產量。農民發現每年給稻田排乾一次水，會提高田地的性能、肥力和生產效率。在低窪農田區，人們將圩田分成更易於管理的小地塊，同時建立跨村合作的灌溉管理機制，以低窪或至如沼澤般的田地也能做到一年一排乾。一年兩熟耕作的範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森林和沼澤轉變成農田。北宋時，長江下游的太湖地區土地肥沃，水災罕見，生態平衡。南宋時當地人口大增，人民圍湖造田，水災日多。南宋政府原先鼓勵人民在太湖地區廣闢圩田，影響太湖蓄水量，洪水期之水無處可排，釀成水災，南宋政府遂改變政策，恢復盜湖禁令，甚至強制廢田還湖。
早熟稻革新了宋代農業，到了13世紀，長江下游和福建許多原本水源或土壤條件並不適宜種植稻米的丘陵地區，都改造成梯田。中國稻作區東半部的地貌發生了徹底改變。南宋梯田普遍可見，在不太高的山嶺，梯田層層上築，直達山頂。梯田雖取代了山上森林，但不致引起山坡的水土流失，又可以逐層滯留山坡流水，不使泥土被沖刷，不損生態。至於山地畬田則效果相反，畬田沒有改變山地的坡度，雨水沖刷力仍強，天然植被焚除後，地面或是裸露，或是稀疏種植旱地作物，無法保持水土，對生態破壞力很強。長江流域的森林許多已不再存在，只保留在長江以南的一些丘陵山區，老虎仍可在其中棲身，但習慣在低窪地方生活的大象已絕跡於長江流域。從南宋起，南方山谷、沖積平原或三角洲平原上，多半挖掘魚池，以殘渣、垃圾和蠶糞飼養魚苗，在每單位面積上生產更多食物。在長江以南山中的苗族和瑤族會種植杉樹以貿易圖利。另一方面，洋流將黃河新河口的大量泥沙帶到320（200英里）外的杭州灣並沉積下來，使江蘇沿海增加了土地面積和稻米產量。
宋代 > 華中與四川

北宋以前，江漢平原洞庭湖水面尚在擴張中，水量甚豐，北宋時洞庭湖寬度及深度均達最高點。從南宋開始，北人南遷，糧食需要增加，人民開始圍垸造田，爭取肥美的湖田，湖面從此日漸縮小，水容量下降，洪水到來便泛濫成災，堤破垸決，田陌房屋淹沒。同時湘江下游人口增長，農民許多都在山地刀耕火種，破壞森林，使當地山嶺變成秃山。幸而湘江地區林木的再生能力強，很多地區森林被毀後，若干年月後能長出次生林。而且該區若干地帶交通不便，山嶺過高，開墾之人無法進入，還能保存一些原始森林。宋朝著重拓殖四川，原住民被同化或驅趕至山林以後，漢人農民在河谷中定居下來並清理土地，到11世紀時很多地方森林都已砍伐殆盡，當地很多地區都被改造，農民將山坡挖成梯田，積蓄雨水，然後種植早熟稻種。四川的森林被大量砍伐，原本隔開漢人和土著族群領地的「禁山」幾乎已全無樹木。
宋代 > 華南

宋代嶺南人口持續增加，但因畏懼瘧疾，他們仍留在嶺南北部而不敢遷往嶺南其他地方。當時瘧疾大多存在於南方河流下游的沖積平原，而非上游地區。從11世紀開始，珠江三角洲成長的速度加快，珠江的防洪工程將更多泥沙沖到珠江河口，廣州以南的三角洲面積，已阻擋了從廣州南望大海的視線。珠江水系上游的刀耕火種農業，做成水土流失，更多泥沙順水流入東江、西江和北江之中。這些河流下游的沖積平原，尤其是東江與北江的交匯處，土地都是非常肥沃的。這些河流下游一般每年都會泛濫，早在809年唐朝就建造了圍基，以防止南來的西江北上和北江匯合，使洪水繼續湧向下游。1100年前後，桑園圍工程動工，最後建成了長約45（28英里）的堤壩，保護約40,000公頃（100,000英畝）的土地免遭洪患，創造了嶺南地區農業發展的新時代。同時雷州府和東莞西部沿海地區修建防波堤，建成了將近45（28英里）的海防堤，阻擋周期性的海潮和颱風，增加了65,000公頃（160,000英畝）的耕地，不過沿海的紅樹林也因而消失。
宋代在珠江上游共修建堤圍28條，長達66024丈，保護農田24322頃。防洪堤將河流限定在固定的河道中，在雨季時，不會流出或暴溢成很多河道，讓河水直接流進灣區，於是原來的洪泛區也變得宜於農耕了。由於洪泛區造成的沼澤和水窪地帶的水被排乾，改變了瘧疾宿主按蚊的生態環境，這些地區對漢人而言不再那麼危險。在桂林北部山區中，密集生長的肉桂樹出產桂皮香料，到約1000年時，大部份桂林的原始森林都被砍伐。
宋代 > 土地產權

宋代的山林產權發生全國性的變化，山林私有制受完全肯定。過往山林歸屬國家，人民可以利用山林資源，卻不能佔有及開墾。宋代平原土地幾乎已全部開墾，政府允許人民合法佔有山澤，於是人民開始大規模與山爭地與水爭地。許多山區坡地被改造成梯田，有的則改成畬田，刀耕火種。有些山區受條件所限，未能開墾成田，便改造成私人林場，養植樹木；有的山區過於險峻，交通甚為不便，山主便任其閑置，只享有所有權，卻難以利用。有些山區仍為國有山林，但這種林區範圍日漸縮小，政府基本態度是盡可能開放山林，只選擇封禁某些林區，國有山林談不到什麼管理，任人砍伐，只略收稅金，稱為「抽分」。北宋時，在江南地區圍湖造田事屬違禁，稱為「盜湖」；到了南宋初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渡，為了供應民食，政府正式承認圍湖造田為合法，甚至以官府之力加以推動，於是圍湖造田短時間內遍及江南各地，無數小湖泊很快被圍墾填平，較大的湖泊也迅速縮小。
元代 > 北方

蒙古人屠殺民眾，企圖將整個中國北方變成他們的放牧場。蒙古大軍所到之處，城牆和農業設施都夷為平地，水壩不復存在，用於灌溉的水渠被切斷，剩下一片沼澤。糧食種子付之一炬，果樹被鋸倒，防護林被砍伐在地，耕地變為荒涼乾燥的草場，任由風沙侵襲。直到忽必烈在位時，將北方土地變為牧場的做法才受禁止。元朝建設和維護大運河，大大改變華北平原的環境，為了保持運河水量，不讓河水排入黃河、淮河或長江，除了以水閘和堰壩作阻隔外，人們還要將向西流入山東半島的小溪和河流重新定向和阻流，保證河水都注入大運河。黃河及其支流帶來的泥沙會沉積在運河河裏，需要定期清淤。運河與幾條主榦河流的交叉口都需要密集維護。政府要投入大量資源以維持運河的運作，否則其水利系統有可能崩潰，給華北平原帶來洪水之災。到14世紀，大運河的建造改變了華北平原的排水網絡，黃河流域新建的堤壩將黃河所有流水導入河床較低的淮河。元朝比較重視江漢平原的水患，在洞庭湖禁止垸田，廢田還湖，在長江方面也重開在南宋時被堵塞的穴口，使水分流，到大德年間（1297—1307），一共重開了六個穴口。
元代 > 華南

在珠江，元朝除維修宋代時所建的舊堤圍外，又新修堤圍34條，堤圍總長度達到320（200英里），保護廣東約20%的耕地。出於對蒙古侵略者的恐懼，1273至1274年間，廣東北部珠璣巷的許多居民和家族，都南逃到珠江口的一些小島上定居下來，他們將泥沙「截留」，在沙州上開墾出新耕地，這些新開墾區稱為「沙坦」或「沙田」，是因泥土淤積而形成的新地塊。當沙州逐漸升起接近水面時，人們在沙州四周投入岩石，以固定既有的沙土，並阻攔下更多的沉積物，在建成更牢固的圍欄後，沙坦上就可以先種植豆類植物及繼後的稻米。連串的沙坦組成了上萬畝的耕地，形成珠江三角洲。同時，因蒙古入侵而被拋荒的廣東北部山地被加速侵蝕，將更多泥沙從北江送到珠江口，加速了沙坦的形成過程。在14世紀，珠江三角洲的形成進一步加速，沖積形成的沙州出現在東江入海口沿岸，香山島逐漸與大陸連接起來。蒙古入侵並導致廣東西南沿海地區人口膨脹，在雷州半島，人們為了開墾，大規模地砍伐熱帶雨林和紅樹林，繼之以燒荒，對當地環境造成永久性傷害，許多地區都變成荒漠。
明代 > 華北

明代以前，長城區域仍有茂密的樹林，到明代黃土高原森林則大受破壞。明初時，山西西北的蘆芽山、雲中山、陝北的橫山等地的森林，依然維持完好。關中秦嶺、崤山等地曾受破壞的林區，也局部恢復。明成祖定都北京後，太行山脈成為北京的森林資源供應地，大大加速了伐林。隨著皇宮及都市發展的需要，政府大規模地採木燒炭，經過長期官民無節制的開採，長城林區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明中葉以後，森林大面積的消失，大約在17世紀開始，普遍缺少燃料與建築木材。因人口快速膨脹，不斷新闢農地，日常用材日增，於是情況急變，森林地帶很快縮小。橫山山脈和呂梁山脈的森林先後毀盡，此時京師所需的巨大建材已無法從黃河中游地區取得，必須從四川及兩湖地區採集。由於破壞徹底，森林自我更新的機能幾乎喪失，黃河中游地區矚目所見都是連綿不斷的秃山。明朝雖然有禁伐的政策，但主要目的是保護皇陵的風水，或因應軍政的需要，範圍很小，並無真正的生態環境意識。
在華北，大運河的開通延緩了所有大小河流的排放，沉積物不斷增加，造成周期性的洪澇。由於河水含有鹽份，內澇的土地很容易鹽碱化，變得無法耕種，最嚴重的地區會變成沼澤，繼而滋生。蝗蟲。京杭大運河進一步阻滯了流速已慢的黃河，並迫使淮河水倒灌入上游流域。大運河和黃河帶來的泥沙，經常堵塞淮河河口，導致洪水泛濫進入平原，頻繁的洪水導致農田被沙礫覆蓋，有時泥沙可達7—8米厚。一些昔日稻香魚肥的縣，已大片土地鹽碱化，成為野草不生的赤地。經洪澇之後叢生的雜草，又成為蝗蟲繁殖之所。由於灌溉條件不足，農業種植只限於冬小麥、高粱和大豆這幾種耐旱的作物。1578—1579年，明朝官員潘季馴在黃河下游治水，築起土堤和石堤， 疏浚了河床，統一了黃河水道。他提出「束水攻沙」的治水方法，用增高和收窄堤壩的辦法加速水流，束水於靠近河岸的「縷緹」之內，其治河工程增加了入海口的泥沙，降低了下游的坡度，並將清水引入黃河沖刷河床的淤泥。1579年，潘季馴修建了橫跨淮河的高家堰，將淮河和另外兩條河流的清水蓄積在洪澤湖中，不斷加高洪澤湖東岸的高家堰，可確保洪澤湖水位高於黃河，以便漕船通過。
明代 > 西南

城市居民對木材的需求，促使山區居民專業從事於採伐和運輸木材。雲貴地區原本在經濟上未開發，定居農業人口稀疏，居民為非漢人的原住民，到明代發展成為由漢人移民主導，日益商業化的地區。西南地區的生態豐富多樣，在雲南最南邊的西雙版納，群山起伏，河流密佈，克木族人生活在叢林和竹林深處，採用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一直到廿世紀），並馴養大象。西南地區原本生態系統良好，老虎和大象時常出沒，森林廣袤。泰語民族把一些河谷地帶開墾成農田，其他民族則刀耕火種，因當地的高山和深谷人類難以到達，受到人類活動的影響極少。
約自1400年開始，漢人大批來到雲貴，明朝建立的衛所和軍屯遍及西南各地，有25萬漢人士兵開始在河谷地帶農耕。原住民族群原本所使用的木製工具只能開墾河谷地帶比較輕的沖積土壤，而不適合開墾森林地區的重壤土，也沒有牛隻拉犁。明朝則為漢人移民配備了鐵犁和數以萬計的耕牛，使漢人能開墾森林中的土壤。在15和16世紀，雲貴開墾了數百萬畝的農地。在朝廷對付土著的戰爭中，漢人軍隊會放火燒山，破壞動物的棲息地。解決叛亂的最終辦法，是把不同的生態環境改造成農田。在貴州，一些當地土司也領導人民從刀耕火種轉向犁耕生產。
明代 > 西北

黃河河套的鄂爾多斯沙漠混有不同的生態環境，有些地方純然是沙漠，有些地方則是適合遊牧民族生活的草場。這裏能引黃河水灌溉，漢人也可以在此定居和農耕。在明代後期，河套地區已開鑿了總計594（369英里）長的水渠，灌溉數千畝土地。明朝在鄂爾多斯修建長城，將草原地帶與農耕社會隔開；並下令駐軍每年要在長城以北（至少在戰略要地），焚燒50—100里寬的荒地，以使蒙古騎兵馬匹得不到糧粖，破壞草場，使蒙古牧民無法涉足，卻留下沙漠化的禍根。將林草植被移作農田，也會隨著土壤有機質的減少而趨於沙漠化。
明代 > 江南與華中

在萬曆年間（1573—1620），安徽的長江和其支流沿岸，已開墾出數塊每一塊一千餘公頃的圍墾田。華中方面，明太祖在湖北設立屯田的衛所，修繕舊有堤壩和建立新水利設施，招募移民來此開墾。這些政策一直持續至16世紀。人們在漢水南岸修建堤壩，使水流無法溢出，河床越升越高，河流也更加湍急，大大增加下游地區泛濫的風險。結果生活在下游的居民開始修築堤壩來保護自己的居所，並進而開墾更多的沼澤和湖泊；到明代後期，整個漢水流域的水文狀況已遭人類徹底改造。在15和16世紀，人們大量移居湖南，引入長江下游先進的水稻種植技術，在沼澤和灘涂的周圍築壩圩田，以作防洪和提供灌溉，將當地改造成稻田。一些早期的圩田面積非常大，可達成千上萬畝。徐光啟已認知導致水災的人為原因，他讉責地方上有力的家族侵佔沼澤、湖泊和河岸沖積平原，將水域填土為田，增加了水災的危險並傷及整個聚落。
明代 > 南部山區

明朝以前，丘陵和山地只有少許聚落，大部份的梯田是沿著河岸並且靠城市。在大部份地區，丘陵和山地的開墾始於晚明。山林私有化後，南方若干私有山林得以殘存，林木被砍伐出售後，山主會設法重植造林，使之更生。在明清兩代，私營林場很普遍，尤其是在南方的安徽、福建兩省。長江以南山區有部落專門從事杉木的培養和木材的生產。此時公有森林資源日見枯竭，私有林場種樹養木，販賣木材，獲利頗豐。山主不一定親自經營森場，也可以出租給他人。一般而論，私營林場保護周密，造林的成活率也高，與公有樹林被破壞的情形迥異。16世紀中期以後，東南山地盛行種植杉樹，闊葉樹林變成杉樹等針葉樹林，山林的小動物數量減少，老虎食物不足，到平原襲擊家畜的事例越來越多，原本生活在闊葉樹林裏的黑熊和狼等逐漸絕滅。另一方面，明朝會頒令保護寺院的林地，以維護寺廟的自然環境。
在長江流域與嶺南，低地的農田越來越不敷使用，新遷入的居民為了尋找耕地，不得不深入山區，並向當地人學習各種技能。在16世紀前半葉，美洲新世界的農作物玉米、馬鈴薯、番薯、花生和煙草傳播到中國，對生態產生巨大影響。遷入江西、福建和廣東交界山區的漢族人，是客家人的起源。客家人跟山區的原住民畲族融合同化，在1500年前後，三省交界的山區已成為客家的人居所，其方言與習俗都與居於低地的漢人有明顯差異。客家人砍伐山地森林，廣泛種植玉米與甘薯，並向外銷售山區的物產，大麻、苎麻、靛藍、茶樹、甘蔗]和煙草都是客家人最常種植的經濟作物。自16世紀中葉開始，客家人開始向中國南部和東南部各地的山區遷移，向沿河的市鎮銷售產品。他們也從漢族地主租種大片山地，招募貧困的畲民，以刀耕火種的方式清除森林。在16和17世紀，客家人和畲民的男性大批向北遷入江西、安徽和浙江的山區，成為流動人口，被政府稱作「棚民」。他們搭建臨時窩棚，開發山地並在地力耗盡後繼續遷移。在江西贛江流域的山區，原本大部份土地都森林茂密，沒有被漢人採伐過，直至棚民的來臨。江西山區的棚民很多都是礦工、伐木工和造紙工，其食物主要來自對山邊森林的刀耕火種，慢慢破壞江西山區環境。
明代 > 海南島

海南島北面分佈有大量珊瑚礁和牡蠣繁殖區，島上覆蓋著各種熱帶森林，有超過3500種植物。原住民黎族用刀耕火種的方式種植山薯和旱稻，兼以森林狩獵採集為生，由於人數較少，對生態系統的影響不大。明代海南島的耕地數量擴大了一倍，從1400年前後的約200萬畝，增至1615年的380萬畝，其中大部份都由漢人耕種。海南島已被改造得適宜漢人居住。政府鼓勵漢人在河谷和山區燒掉森林，不斷的燒荒為熱帶白茅草提供了生長機會。
清代

清代中期，中國森林和植被受到最嚴重的破壞。清代人口迅速膨脹，清初人口不過八九千萬，到1776年便增至約2億6800萬，這是中國人口的第一次爆炸期。清代前期，官方很少關心森林砍伐、荒地和湖泊的開墾，以及其他環境破壞活動，朝廷採取積極的墾殖政策，不但以減稅方法鼓勵人民開墾荒地，而且對地方官施以壓力，根據境內新墾面積多少而賞罰地方官。到乾隆（1736—1796）初年，不但所有廢耕之地都已復耕，平原土地也都墾殖為耕地。當時各地大員紛紛進言，認為應該讓人民入山開墾。1742年，清朝諭令對墾闢的山地永遠免稅。另一方面，自明代中葉，自外國引進了玉米品種，玉米耐旱耐低溫，適合於高山種植，正好解決人口增加所造成的無田無糧問題。於是在乾隆初年掀起一陣入山墾荒的狂潮，這一大批入山墾殖的人通稱為「棚民」或「寮民」。清代中期的棚民人數遠比明代的多，地域亦不再限於福建、江西、浙江等省，他們很少再種靛藍，而是主力種植玉米，遠播至全國14省份。大量流民開發山區的結果，是造成嚴重的生態惡化，使廣泛地區耕地生產力下降。生態環境的極限，可說結束了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的盛世。
清中葉百餘年間，中國的生態環境受到前所未有的致命破壞。第一，清初殘留下來的一些森林大部份都消失殆盡；第二，荒山秃嶺沒有植被保護，一遭雨水沖刷便泥沙俱下；第三，下游河流淤塞不暢，水災頻生；第四，大量泥沙沖到平原上的田地裏，使平原上的耕地緩慢地沙化，生產力下降。在18世紀開發加速的原因是木材與燃料的需求增加、糧食作物的短缺、經濟作物種植的擴大。大量人口從人煙稠密、耕作密集的地區，遷移到西南、東北和內陸山區等邊緣地區，到18世紀後半期，人口的增加促使中國人更集約地利用自然資源，森林砍伐程度嚴重，能源危機來臨。老虎和大象等動物被排擠到最偏遠的地帶，一些中國人也開始意識到物種滅絕的問題。東南部落葉闊葉林裏生長著鹿、野豬、豪豬等草食動物，一向是老虎的獵物。17世紀後半期開始，這些動物生息的樹林逐漸減少，老虎和人的緩衝地帶消失，老虎直接竄進村落襲擊家畜與人類，導致18世紀老虎大量出沒。到1800年時，華南虎只能在廣東、江西交界和福建的幾個山區勉強生存；亞洲象則被推到雲南和緬甸接壤的偏遠地區。到19世紀初，中國幾乎已沒有什麼地區還未曾被人類開發，完全「自然」、尚未為人類涉足的地方少之又少，大部份土地都被耕作過。原始的自然區域範圍不斷縮小，剩下的主要是最偏遠而最難企及的高山、深谷和地下河。
玉米和番薯大大改變中國農民的經濟環境。番薯在16世紀末傳入中國，到1730年代，幾乎已傳遍整個中國。玉米和番薯幾乎能在任何地方種植，能給山地或森林地區中的礦工、伐木工人、種菸草和靛藍的人、採茶者等等供應糧食，促成18世紀中晚期山地和森林資源開發突然暴增。明朝宣佈許多山地和森林是封禁的領域，清政府則較少用心於控制人口，只有少數山區因為安全理由而維持禁止人們定居。到18世紀，這類地區逐漸有人非法定居，這些聚落大多不久就得官方核准，從而封禁的狀態被取消。人們開始把原有的自然環境，變成只剩兩種形式的土地：一種是細心維護，有生產力的私人農地，另一種是已被粗暴地開發、無生產力的公共荒地。除了山田火耕與轉為耕地外，剛發展的瓷器、煉鐵、製紙、造船、鹽、石灰等工業，為了燃料與木材用光了附近的森林，18世紀時林木燃料和木炭供應都迅速短缺。許多官員和士人都察覺到生態環境惡化所帶來的危機，屢次發言勸阻，但因官民為民生經濟所迫，並無別計可施，於是人們只注意開發而不注意環保。領導洋務運動的督撫則注重開發礦產和能源，視自然為可以被征服的敵人。很少官員能思考環境問題，他們關心的主要是如何有效徵收賦稅，而又能照顧到農民的利益。
清代 > 樹林 > 毀林

清代中葉乾隆（1736—1796）嘉慶（1796—1820）兩朝時，全國森林遭受史無前例的嚴重破壞。原因有三：第一，乾嘉兩朝人口爆炸，人口超過自然資源的承載力，導致生態惡化。第二，政府政策不當，大力鼓勵人民墾荒，即使拋荒之地已被填滿，人民只能向山區發展，而清朝沒有任何實際上的山林管理政策，雖有若干山區被封禁，也是有名無實，措施未能嚴格執行，大量流民紛紛突破禁區，進行墾殖。入山開荒的流民，等於是在公海上捕魚，毫無保護自然資源的意圖。第三，玉米的引種。過往傳統的農作物對土地要求苛刻，也不能適應高寒的山區氣候，這些因素天然地保護了廣大山區，限制了入山的人數。但自明代中葉引種玉米後，中國第一次有了適合於高山種植的糧食作物，導致乾嘉兩朝大量流民湧進山區。這批棚民到人跡罕至的無主深山裏，以最野蠻的方法破壞森林，種植靛藍及玉米。在高坡度的山區裏鏟除天然植被，改種農作物，會立即導致水土流失，幾場大雨就可使岩石裸露。棚民們便不斷遷移，所到之處，森林一掃而淨，留下一片秃山荒嶺。短短100年內，境內僅存的一點森林被掃蕩殆盡。
在唐宋元明各朝代，畬田不及深山老林，因粟、黍等農作物不能適應山中的低溫氣候。但到清代情況大變，因引種玉米，有了可適應高山氣候的農作物，而且因人口暴增，清政府開放被封禁的深山老林，於是出現大量棚民入山開墾，種植玉米，所到之處不限江南，即陝西秦嶺亦有棚民刀耕火種。棚民人數眾多，數以百萬，遍及14省，以最野蠻、滅絕性的方式清除深山中的林木，開闢農田，種植玉米。這種山田沒有林木覆蓋，造成快速的水土流失，大雨之後，表土隨水沖走，剩下裸露的岩石，田地無法再作耕種。所以棚民每三五年便要遷移，以同樣方式在他處破壞森林，「食盡一山則移一山」。清代中葉，黃土高原殘存的一些深山老林被流民侵入耕墾，從盩厔縣境內的秦嶺山區，西南到洋縣約300公里的深山，每年都有數萬人入山墾種玉米或伐木；秦嶺東端的華陰地區大都變成秃山，隴山附近牛山濯濯，雲盤山的森林蕩然無存，大同以北在明代尚殘存的林區，至此也被破壞無遺。為了鎮壓白蓮教起義，清朝官員也在秦嶺山區伐林，以清除深山老林中的土匪窩。
在1750年，中國土地的森林覆蓋率大約為25%。以河南省為例，在1700年左右森林覆蓋面積約佔6.3%，到道光（1821—1850）朝減少至2%。學者估計，棚民每5年就破壞1億畝的森林，連續100年就能破壞20億畝的森林，使中國森林面積減少過半。在18世紀中葉，秦嶺山脈的深處，出現許多木廠、鐵廠等工場，客商從地主租借土地，獲得山地的經營權，招募從安徽、湖南、江西等地來此移居的棚民，從事伐木和煉鐵等。他們採取掠奪式的栽種方法，從山地裏把樹根挖出，燒成灰撒佈，種植玉米，也不施肥。坡地由於裸露，土壤容易流失，三四年後地力就會衰竭，於是他們再去租別的土地。凡是遭遇棚民開墾之後的山，幾乎都變成荒山。一旦原始林被砍伐，數年之後次生林可能就被砍來燒木炭，然而大多數例子中森林是永遠消失了。19世紀初位於陝西和四川邊緣的大巴山，是中國本部少數仍保有原始森林的地區。遷移的農民清除土地來耕作，通常二至五年後，土地喪失肥力時，或者在水災損害後就搬走。投資者雇用數萬個伐木工人，為木材以及提供燃料給礦場、鹽廠、煉鐵和製紙工場等等而伐木。當便宜的木柴燃料供應耗盡後，這些工場不是關門就是以煤來代替。
清朝不斷大規模採辦皇木，使大型木材資源日漸枯竭，建設項目所需的木材日益稀缺。清代宮殿所使用的大木只在偏遠的山區才有，而這些地方因運輸費用高昂而從沒有商業性開發。皇室的徵用對原始森林的衝擊很大，大量木材被砍伐而且都集中於少數區域。清代初年楠木已不敷應用，康熙帝只好用松木來代替；不過18世紀初，朝廷又可以從四川征用一些楠木。當時只有福建、湖南和四川三個省份尚可供應朝廷建築所需的木材，清朝不得不縮減建設規模。楠木砍伐殆盡後，只能向川北及雲南深山探採。圓明園焚燒後，清朝想重建的主要困難之一，在於缺乏巨型木料。到19世紀中期，剩餘的森林面積位於東北地區、雲南、廣西、海南島等亞熱帶地區，以及秦嶺山區。在1850年以後，渭河流域及黃土高原因森林砍伐以致出現環境退化，山西太原府周邊那些曾經樹木繁茂的山峰都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除了寺院周邊，在山西省山上山下都看不到樹木。為了敉平太平天國，朝廷軍隊大規模於中南部的森林縱火，這是對付土匪的古老策略。1870年代，李希霍芬提到：「從漢口到北京，所有山峰和丘陵都極度缺乏森林和灌木，呈現出一派非常荒涼的景象。」
到晚清時，人煙日密而山林日削，即使在山區的作物也因耗損地力過甚也呈停滯，甚至衰退的現象。森林銳減，水土流失，造成淤泥沉積和河道堵塞，曾經肥沃的土地被沉積物所覆蓋，導致自道光（1821—1850）年間起水災頻繁，並愈趨嚴重。水旱二災的頻率，自漢代以來已有所增加，到清代達到了極點。由於山區開發和森林面積縮小，導致野生動物減少，生態失去平衡，加上人們的捕殺，虎群逐漸絕跡，華南虎成為稀有品種；虎患卻有所增加，老虎為生存，才以村民為獵物。到20世紀初，華北曠野上根本沒有樹木或灌木，每寸可用的土地上都種植穀物，可以用於煮食和取暖的燃料不斷減少，木材供不應求，發生能源危機，許多人不得不將柴灶改為煤灶。農民到處收集桔秆、乾草和動物糞便用作燃料，殘存的樹木低矮的枝葉會被砍斷，和枯枝落葉一起撿作燃料，進一步剝奪土壤的有機養分，使環境更加貧瘠。耕地的總產量降低，特別在華北和華中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