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
异议与真理的历史

在印刷机发明之前，一部书面作品一旦创作完成，只能通过极其繁琐且易出错的手工抄写来复制。没有复杂的审查制度来控制抄写员，直到14世纪，抄写员仍局限于宗教机构，他们的作品很少引发广泛的争议。为了应对印刷术及其传播神学异端的能力，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实施审查制度。 印刷技术允许对作品进行多次精确复制，从而使思想和信息更迅速且广泛地传播（参见印刷文化）。 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版权法起源于罗马天主教会和政府为规范和控制印刷商的出版物所做的努力。
1501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颁布法令，禁止未经许可的书籍印刷。1559年，教皇保禄四世发布了《禁书目录》。 《禁书目录》是罗马天主教会发布的“坏书”目录中最著名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例子，该目录自称拥有对私人思想和意见的权威，压制与其教义相悖的观点。《禁书目录》由罗马宗教裁判所管理，但由地方政府当局执行，共经历了300个版本。该目录中禁止或审查了勒内·笛卡尔、焦尔达诺·布鲁诺、伽利略·伽利莱、大卫·休谟、约翰·洛克、丹尼尔·笛福、让-雅克·卢梭和伏尔泰等人的著作。 尽管政府和教会在许多方面鼓励印刷，因为它促进了《圣经》和政府信息的传播，但异见和批评作品也能够迅速传播。因此，各国政府在欧洲范围内对印刷商实施了管控，要求他们持有官方许可证才能经营和出版书籍。
随着印刷术和新闻业的发展，表达异见或颠覆性观点应当被容忍，而非被法律审查或惩罚的观念逐渐形成。1644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是约翰·弥尔顿对英国议会重新实行印刷商及出版商政府许可制度的回应。 教会当局此前确保弥尔顿关于离婚权的文章被拒绝出版许可。在未经许可出版的《论出版自由》中， 弥尔顿为言论自由和对谬误的容忍作了充满激情的辩护， 他说道：
弥尔顿对言论自由的辩护基于一种新教世界观。他认为，英国人民肩负着实现宗教改革真理的使命，这将引导所有人走向启蒙。然而，弥尔顿也阐述了未来关于言论自由讨论的主要脉络。通过定义言论自由的范围和“有害”言论，弥尔顿反对预审查原则，并主张对广泛观点的宽容。 新闻自由在1695年停止受到监管，当时1643年的《出版许可令》在1689年《权利法案》引入后被允许失效，此举发生在光荣革命之后不久。 诸如《闲谈者》（1709年）和《旁观者》（1711年）等刊物的出现，被认为在英国创造了一个“市民公共领域”，这一领域促进了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交流。
随着印刷术的“威胁”蔓延，更多的政府试图集中控制权力。 法国王室在1546年镇压了印刷业，并将印刷商艾蒂安·多雷处以火刑。1557年，英国王室通过特许文具公司（Stationers’ Company）来遏制煽动性和异端书籍的传播。印刷权仅限于该协会的成员。30年后，星室法庭（Star Chamber）被授予权力以限制“从事印刷或售书的各种争执和无序之人”的“严重恶行和滥用行为”。印刷权被限制在两所大学和伦敦城内的21家已有的印刷商，这些商家拥有53台印刷机。1637年，英国王室控制了铸字业，迫使印刷商逃往荷兰。与权威的对抗使得印刷商变得激进和反叛，在1789年巴士底狱被攻陷前，已有800名作者、印刷商和书商被监禁在巴黎的巴士底狱中。
一系列英国思想家在关于言论自由权的早期讨论中处于前沿，其中包括约翰·弥尔顿（1608–1674）和约翰·洛克（1632–1704）。洛克确立了个人作为价值单位和生命、自由、财产以及追求幸福权利的持有者。然而，洛克的思想主要围绕寻求灵魂救赎的权利这一概念展开。因此，他主要关注的是神学问题。洛克并不支持普遍的宽容或言论自由；根据他的观点，某些群体，如无神论者，不应被容许。
到17世纪下半叶，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如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和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发展了比早期英国哲学家更具普遍性的言论自由和宽容观念。到了18世纪，言论自由的理念开始在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家中被广泛讨论，尤其是在法国哲学家，如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霍尔巴赫男爵（Baron d'Holbach）和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等人之间。这种理念逐渐被纳入政治理论，并从理论走向实践。历史上第一个宣布完全言论自由的国家法令是1770年12月4日丹麦-挪威联合王国在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林泽（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摄政时期颁布的。然而，施特林泽本人在1771年10月7日对这一法令施加了一些小的限制，而在1773年施特林泽倒台后，又通过新的立法进一步限制了这一法令，尽管审查制度并未重新引入。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主张，如果没有人的自由，科学、法律或政治就无法取得进步。根据密尔的观点，这些领域的发展需要自由的意见讨论。他于1859年出版的《论自由》（On Liberty）成为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经典之作。 密尔认为，真理能够驱逐谬误，因此不必害怕思想的自由表达，无论这些思想是真还是假。真理并非稳定或固定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密尔指出，许多曾被视为真理的东西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观点不应因其表面上的错误而被禁止。密尔还主张，自由的讨论是防止“被确定观点的深沉睡眠”的必要条件。通过讨论，真理的进程得以推进，而考虑错误观点可以重新确认真理观点的基础。 此外，密尔认为，一个人的观点仅对该持有者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因此压制表达这种观点是对基本人权的不公。一般认为，在密尔看来，只有在言论构成明确和直接的威胁，可能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才可以合理地加以限制。经济或道德后果，甚至说话者自身的福祉，都不能成为压制言论的正当理由。 然而，密尔在《论自由》中建议，像皮条客（教唆顾客与性工作者发生性关系）这样的言论应受到限制。这表明，他可能愿意限制某些言论，即使这些言论不会直接伤害他人，但却可能削弱他人的决策自主权。
在她1906年出版的《伏尔泰传》中，伊夫琳·比阿特丽斯·霍尔（Evelyn Beatrice Hall）用以下一句话来阐述伏尔泰的信念：“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会为你说话的权利而誓死捍卫。” 霍尔的这句话常被引用来描述言论自由的原则。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表示：“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意味着你相信那些你不喜欢的观点也应享有言论自由。像斯大林和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只支持他们喜欢的观点的言论自由。如果你支持言论自由，那意味着你恰恰支持那些你憎恶的观点的言论自由。”李·卡罗尔·布林格（Lee Bollinger）认为，“言论自由原则涉及在社会互动中为自我克制开辟一个特殊领域，其目的是发展和展示一种社会能力，以控制由一系列社会接触所引发的情感”。布林格认为，宽容是一种值得提倡的价值，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批评者认为，社会应当关注那些直接否认或倡导例如种族灭绝等行为的人（参见上述限制）。
作为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一个捍卫言论自由和自由新闻的组织）主席，英国作家H·G·威尔斯于1934年与斯大林会面，并对苏联的改革抱有希望。然而，在他们莫斯科的会谈中，威尔斯说道：“意见的自由表达——即使是反对意见，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在这里享有如此多的自由。”
D.H. 劳伦斯的1928年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淫秽内容在多个国家被禁，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印度。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这本书成为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法院判决案件，最终取消了因淫秽而对其实施的禁令。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Dominic Sandbrook）写道：“如今，公共淫秽已变得司空见惯，想要重新捕捉到那个因为担心会‘败坏和腐蚀’读者而决定禁书的社会氛围，已经变得非常困难。”《纽约时报》的弗雷德·卡普兰（Fred Kaplan）表示，淫秽法律的推翻“引发了美国言论自由的爆炸性发展”。1960年代，还爆发了言论自由运动，这是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校园内持续进行的大规模学生抗议，发生在1964-65学年期间。
与英语的国家相比，法国是文学自由的避风港。 法国人天生重视思想，这意味着法国不倾向于因作家的写作而惩罚他们，因此起诉案件较为罕见。虽然在其他地方都被禁止，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却于1922年在巴黎出版。亨利·米勒的1934年小说《北回归线》（在美国直到1963年才解禁）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都在法国出版，远早于它们在各自作者的国家发布。
1964年，喜剧演员莱尼·布鲁斯因再次因使用各种淫秽语言而在美国遭到投诉并被逮捕。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小组主持了这场广受关注的为期六个月的审判。1964年11月，他因淫秽罪被判定有罪。1964年12月21日，他被判处在强制劳动营服刑四个月。 在上诉过程中，他被保释释放，并在上诉判决前去世。2003年12月23日，布鲁斯去世37年后，纽约州州长乔治·帕塔基为他颁发了追授赦免，撤销了他的淫秽定罪。
在美国，言论自由的权利被解释为包括在公共场所拍摄并发布陌生人照片的权利，无需他们的许可或知情。然而，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