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驻旅大部队
历史 > 国共战争中的旅大地区

11月7日，大连市民在体育场集会，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8周年。当张本政出现在会场主席台时，由大连职工总会组织的成千上万的工人高呼口号，要求惩办大汉奸张本政。随后，在集会游行之中，“治安维持会”武装分子将一名工人纠察队员开枪打死。于是，刚刚成立的大连公安总局在工人纠察队的配合下，把“治安维持会”缴了械。翌日，“治安维持会”被市政府取缔。陈云涛任大连市副市长、旅大地委委员。韩光任市委书记；柳运光任市委副书记；吕赛任市委组织部长；张致远任教育局长；左友文任党校校长；于会川任市委社会部部长、公安总局副局长，后兼任法院院长兼首席检察官；王西萍任市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民运部长；唐韵超任临时参议会议长、职工总会主席。1946年5月于会川病逝后，由边慎斋、周克、侯政、乔理清等继任市委社会部部长和副部长。
苏联根据中苏条约把沈阳交给国民政府后，中共从旅大运送物资的陆地交通被阻塞，一切支前物资的运出都经过苏军控制的海道。苏方对中共在旅大运送物资的情况是清楚的，多次向旅大地委表示，把东西都拿走不利于大连本地生产的恢复，会把大连拿垮。旅大党组织的很多人对苏方意图也不摸底，始终对苏方是否会把大连像沈阳、长春、哈尔滨那样交给国民党也无把握。不少人认为，与其坐等苏联把大连交出去，不如让解放区多拿一些东西为好。刘亚楼把了解的情况告诉旅大地委，尤其对旅大政权交不交的问题，认为苏联不会把当地政权轻易交给国民党，从对苏利益角度来说，苏方认为旅大掌握在我们手中会对他们更有利。
为了应对国民党接收旅大，11月25日成立旅顺市政府。苏军当局与中共大连市委商定，并经东北局同意，在大连市郊设立大连县，将“大连自由港”的市区范围缩到最小程度：“通过扩大大连县的面积，缩小市内区的面积，使市内只含港湾桥、中山广场、南山、劳动公园、西岗及马栏河以东的小部分地区，其他市区划给大连县。这样，即使国民党接收了大连，大连也是个被封闭的弹丸之地，市内交通运输，副食品供应等方方面面都受制于大连县。而苏军当局和中共就可以以大连县为根据地，同国民党进行斗争，进一步取而代之。”1945年12月25日，大连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并选举王西苹为县长、李成德为副县长。1946年1月30日在新甘井子小学校举行了大连县政府成立大会。大连县下设甘井子区、南关岭区、革镇堡区、西山区、营城子区、岔沟区、大山区、小平岛区等8个区（1946年5月,大山区并入小平岛区）。全县陆域面积为428平方公里，耕地28万亩，人口约22万人。境内拥有包括炼钢、兵工、纺织、水泥、白灰、皮革、酿酒、发电、榨油等在内的大量工业企业。至此在苏军支持下，中国共产党在旅大地区陆续建立大连市、旅顺市、金县、大连县4个地方政权。
1946年初，大连市公安总局增加了2名老红军副局长周光、傅忠海。韩光兼总局政委。内设：
司令部（总局办公室）
政治部（总局训练处）：政治部主任宋光
后勤部（总局总务处）：部长胡俊(即毛远耀)。负责搞自力更生、生产自救，以减轻当地的经济负担，同时支援解放战争前线。为筹备经费和物资，成立了一个没收物资委员会，由吕赛、胡俊、谢谦、于宏海等几个人组成，由胡俊负责，专门挖掘、没收敌伪财产。开始没收了几久屋、浪华洋行等几家大百货店，还挖到一些弹药，没收了一些粮食和几十辆日产汽车(破车送到王赞升管的胜利汽车厂处理)。之后，又接管了北岗子皮革厂(日伪时期日本陆军所属的军工厂)和岭前的1个皮革厂，还有日本资本家开的“胜又洋服店”等。由总局派去干部当厂长或经理，具体组织营业、生产。开始派谢谦、孙文瑞等同志负责组建起了总局被服厂，又以接收过来的日伪几家大商店为基础，成立了新华公司，由谢、孙二同志任正副经理。公司下属中华(原几久屋，现天津街百货大楼)、新华(原浪华洋行，现百货批发站)两大商场。还有于宏海等同志负责经营的皮革厂、民生精粮加工厂；王赞升等同志负责经营的胜利汽车厂及2个卷烟厂。记得还接收了1家医院，用来保障总局及下属部队的医疗，收治辽东、安东等地从前线下来的伤病员。
大连驾驶学校：对外公开名称“警察学校四大队”。李国华、丁铁石等主持工作，周光兼校长。为辽东军区培训汽车司机和坦克驾驶员。
至1946年4月份，各地派来的干部基本到齐，这时各区、县局的领导干部都已是党员。中队长一级的干部都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不少是从工人出身的警士提起来的，也基本是党员的发展对象。成立了消防公安局。还成立了由总局直辖的2个警察大队(其中二大队是改编的）共有400余人和1个手枪队(150余人)，共500余人，是归总局直接指挥的机动部队。每个区、县公安局有3～4个中队，也按建制配备了武器。1个区(县)公安局就有相当1个团的兵力。到1946年底，公安部队已发展到近万人。实际上公安总局归大连市委和辽东军区领导和指挥。在干部的调配任免上，区、县局以上中层干部归辽东军区(如干部)。军事方面也归辽东军区指挥，如支前、动员兵员、筹备武器弹药、大的军事行动等。1946年2月，成立了总局党委，党委书记宋光。
1946年1月6日，苏军驻东北总司令部参谋长特罗增科（英语：）中将在给董彦平的复函中称到：“已接获大连方面的复电，中国政府在大连建立政权，苏联方面可无阻碍”。在得到苏军的“鼓舞人心”的答复后，董彦平随即在第2天的谈判中提出，既然大连接收经准，苏联方面明确答复无阻碍，那么国民党方面的接收人员即刻将前往大连。此后东北行营与苏联红军当局就如何进入大连，及进入大连后如何开展工作等内容展开了马拉松式的谈判。
东北局副书记罗荣桓，1946年2月下旬至5月上旬在大连休息治疗肾病，指出“大连是我最重要、最可靠的依托。只要我们善于利用合法形式，甚么工作都能展开”。还说：“你们要与苏联红军搞好关系。旅大地区的战略地位重要，如旅顺是军港，大连是很好的商港。我们共产党管理这样的城市还是第一个。应当很好地总结管理大城市的经验，这对全国解放后开展大城市工作是件重要的事情。然后他用强调的语气说，有了大连这个好条件，你们也要好好学学搞经济工作呀!全国解放后是大有用场的。”
1946年4月，大连公安总局实行了警衔制，全体警察干部、战士戴上了国民党的帽徽、领章，穿上了国民党的警服。局长赵东斌为少将。
1946年6月，大连公安总局为巩固队伍、培养干部、发展力量，支援解放战争，根据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罗荣桓“要培养公安干部，迎接全国解放”的指示，决定创办旅大公安总局警察学校。1946年8月经请示辽东军区同意，开始筹建警察学校。校址选择在西岗区保健街42号（今大连第三十六中学）。1946年8月底旅大公安总局警察学校正式成立。1946年9月初正式开学，警校设副校长、训练处、总务科，至1946年末警校教职工为51人。随着学校学员增多，建制扩大，后来改为旅大公安总局警官学校。公安总局代局长边慎斋兼校长，张梓祯任副校长兼副政委，设教育科、训练处、教务处、总务科。教职工为185人。其间，校址迁至岭前白云街。1947年4月，学校改为关东公安总局警官学校，增设教务处。1948年10月，校址迁回西岗区原警校校址。
1946年7月5日，大连公安总局改为旅大公安总局，有警员8000余人。
1946年9月29日，成立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金县行政联合办事处，成为当地最高的行政机关，迟子祥任主任，刘辛垣（刘顺元）任副主任。
1946年11月间国军南下推进到金县石河驿以北地区，对旅大实行严密的陆上经济封锁，造成4万余人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市民要靠野菜和豆饼坯充饥。国民党海军对旅大地区的封锁一直持续到1948年。扣押、击沉、烧毁了来往大连的船只90余艘。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龚学遂为大连市长。为粉碎对旅大地区的经济封锁，解决大连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1947年初，旅大地委作出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决定》。把种粮、种菜作为开展生产生活自救主攻方向。种粮的不仅有农民，还有工人、警察、党政机关干部以及其他阶层的市民。机关、企业的房前屋后，居民住宅的院内墙外，甚至马路边都种上了庄稼。驻大连苏军在海参崴把粮食、植物油、罐头和蔬菜等装上军舰海运大连港。苏军还把缴获的日本轮船交给旅大地方当局从事水上运输经营。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大连市政府先后组成100多支采粮队伍，从胶东、北满、辽西等地采购粮食13万吨，千方百计突破陆上和海上封锁，千辛万苦运进大连。1947年9月，韩光代表中共旅大地委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报告，提出了“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工作方针。当时，中共旅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紧缩机构，减少开支，派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组织生产。金县、旅顺和大连市郊的农民，响应党的号召，深耕细作，颗粒归仓，使粮食产量逐年增高，1948年基本解决了全旅大地区人民的口粮需要。
1946年底，滞留在旅大地区的20余万日本侨民被陆续遣返回国，大批日式住房空了出来。旅大地委决定，在市民中开展住宅调整运动（史称“搬家运动”），让那些居住在“风来透，雨来漏”棚户区里的工人、城市贫民搬进洋房。大连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住宅调整，15895户居民、6万余名长期蜷伏在贫民窟里的群众，搬进了日式住宅。原日本“遣返协议会经济部长”石堂清伦曾目睹和感受了当时的“搬家运动”，说：“在大连的20余万日本占有了全市五分之四的地区，平均每人有六张榻榻米的空间。而60万中国人却生活在五分之一的地区，平均每人只有三分之一榻榻米的空间，并且大连的电、煤气、水、电话等设施首先由日本人享用，形成了生活质量上的无法对比的差异。”
1946年12月，公安总局局长赵杰调辽宁军区前线，边慎斋代局长。
1946年11月，国民政府任命龚学遂为大连市长。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约见蒋经国，希望中国就一切问题包括旅大问题提出讨论。1946年12月2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向外交次长甘乃光正式表示：苏联政府将严格履行中苏协定义务，在旅大建立中国行政权。1947年1月美国驻华公使与美国驻苏大使分别照会中苏两国外交部，要求中苏政府应“迅予考虑”履行中苏条约有关大连之条款，“以期将大连目前不正常之状态，早日予以终止”。英国驻华大使表示了同样态度。1947年1月2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查日本投降，业已年余，中国政府对于大连，以种种原因，迄未能加以接收。中国政府顷已排定接收人员，并令饬率同地方保安团队前往接收大连行政，俾早日恢复大连之正常状态。”“中国政府当电令接收人员，与旅顺军港防区苏军当局，密切联系”，以免“发生误会”，请苏方对接收人员“惠予交通通讯及其他便利”，对非法分子“迅予镇压”。此时，讨论战后对德国管制的美英苏外长会议（即“三国外长会议”）即将于3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为了避免外交被动，1947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长王世杰请中国政府从速在旅顺及大连建立中国行政机关。3月13日蒋介石与王世杰、张嘉璈商议，“决定于最短期内派军政人员经海陆两道前往旅大，办理接收事宜。”“如果苏联同意国军开入，则可以断开中共在山东与东北间的一条联络路线，所以大连一地，在战略上比哈尔滨更为重要。”蒋介石认为，“旅大如不能收复，则胶东之匪甚难肃清，故决心收复旅大，此其时矣。”1947年3月15日至24日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
但是双方就派遣军队一事始终不能达成一致，蒋介石只好决定先派遣视察团对大连的情况进行考察。中共旅大地委为应对国民党可能接收大连市的局面，1947年4月10日召开县团级党内干部会议，韩光在会议上作了《目前形势与我党之对策》的讲话。采取应对措施：
以临时机构大连市、旅顺市、大连县、金县联合办事处名义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关东公署。1947年4月，在旅顺成立关东公署，迟子祥任主席，大连市长由市总商会会长徐宪斋接任。关东公署副主席刘顺元（旅大地委第二书记）。为旅大地区最高行政领导机关，统辖大连市、旅顺市、金县、大连县。1947年12月，关东公署由旅顺市迁至大连市西岗区。
成立大连市政府
民主政府以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各阶层代表各占三分之一
掌握警察队伍，旅大公安总局改称关东公安总局，设七个分局，加强铁路公安局力量。公安局警察该穿国民政府警察制服、总局长带中将警衔。
建立隐蔽的军工基地。华东局派出干部携带大量黄金渡海到旅大地区筹建“建新公司”，累计生产炮弹50多万发、引信80多万枚、无烟火药450多吨、迫击炮430多门，生产与试验中牺牲吴屏周等17人。
货币登记，兑换加贴花，加贴了“面值签”的10元和100元的“红军票”。苏军进驻中国东北后，使用的是苏军发行的军用币（红军票）。苏军从东北其他地方撤军后，红军票只限在旅大地区使用，导致大量流入旅大造成通货膨胀。苏军当局1947年春秘密准备货币改革。1947年5月17日，为防止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带入大量红军票冲击旅大金融，苏方决定把流通于旅大的红军币在三日内实现实行登记、兑换、加贴印花和钢印。时任旅顺市长王世明在1987年4月写的回忆录中记载：
“我与苏军政治部联系，巴申上校夜间来我家作了说明，刘顺元副主席和陈瑞光秘书长不同意这样币改。理由是，苏军规定在10元票上粘贴1元小票并加盖钢印，10元即贬值为1元，而且每户每人兑换限额30元，工人将吃亏。双方各持己见，争论不休。最后巴反问刘：你是公署副主席，工资比工人多吧?按你家人口计算是否吃亏?刘不语。巴又说，币改规定是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的，放心吧，工人不会吃亏，真正吃亏的是投机大商人，大量苏币集中在他们那里。机不可失，势在必行。最后经过动员，终于如期实现了这次币改。”
旅大地委发出《关于在关东地区实行苏军用票和满票登记盖印的通知》，要求“在5月23日至28日，限期完成货币的登记及盖印工作”。这就是“加贴面值签”的由来。1949年12月10日至31日，以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币30元折合红军票1元对红军票予以收兑。
1947年4月关东公署成立后，苏军主要负责人出面正式邀请关东公署主席迟子祥和副主席刘顺元(地委第二书记)商谈成立几个中苏合营公司问题，苏方拿出几个合营企业的具体方案和议定书(草案)，中方由关东公署主席、副主席代表地方政府签字。苏方在议定书上签字的是驻军指挥部一位少将代表。这些合营公司的股金，中方占51％，苏方占49％(并非各半)，盈利按比例分成。议定书还规定，合营的各工厂、企业，根据地方政府规定的税率，每月按时将税款交到中方银行。几个合营公司均设理事会(董事会)，中方任理事长，苏方任公司总经理，每月(后来为两三个月)开一次理事会，讨论决定经营的大政方针、主要产品、生产指标、财务、利润分配指标等等。合营企业主要为：
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经营大连造船厂，当时全厂有3000多名工人，年修造船能力为30万吨。
中苏合营石油公司，经营甘井子石油加工厂，年加工原油能力8万吨。
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除几个发电厂外还经营金属机械等30多个大中型工厂。
中苏合营盐业公司，经营大连、旅顺、金县的几个大盐场。
中苏合营企业开工后，数以万计的工人生活得到了保障。中苏合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旅大地区工业的复苏，市场、贸易和经济也随之活跃起来。到1949年，韩光和中共旅大党组织领导广大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并在苏军的援助下，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对若干企业实行中苏合营“签订中苏合作协定”，韩光《旅大八年》回忆录中叙述此事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
旅大的“中苏合营企业”，可以说是我党执政下最早出现的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它是怎样形成和进行经营管理的呢? 1946年中，旅大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开始建立起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批大中型工厂、企业烟囱都不冒烟，处于停工停产的状态，而工人生活也就难以维持了。当时，我们地委和各级领导干部，为此实在着急，实在伤脑筋。那时，我们党在全国尚未取得政权，无暇也无力顾及大连一般工业恢复、发展问题。至于东北、华东、华北等解放区投来的资金，只能用来恢复与发展军工和军需工业。哪有多少钱用于恢复一般工业呢? 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和苏军当局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协助，尽快地把大连的工业全面恢复生产。这件事，不仅关乎大连20万工人的生活出路，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地方民主政权的巩固。 经过多次研究商谈，到1947年初，在一次与苏联驻军总指挥会见时，他们透露，苏联的经济贸易部门正在考虑搞中苏合营的可能性，问我方有何意见。我们地方几个主要领导人认为，这样做在当时是最好的办法。大部分大中型企业当时都在苏军手里看管，他们能拿出来双方合营，有苏联政府及其经济部门做后盾，企业定会搞活的。但是，中苏合营的具体方案，苏方并未先拿给我们地委研究。
签字后的次日早上刘顺元来到韩光家，说昨天被迫签字办了错事。韩光说：这是对我有利无害的事，如果有人指责这是“丧权辱国”，地委首先是我会承担这个责任的。中苏合营的几个公司所属工厂加上建新公司所属各厂开始经营以后，大连市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人都有工做，生活有保障了。初期，厂长、经理一般都由苏方派任，中方人员任副职，后期，中方人员学会了经营管理，越来越多的担任了经理、厂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政府按照《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将大连的中苏合营企业及苏方代管企业，无偿移交我国，周恩来总理指定韩光为中方谈判首席代表，苏方谈判代表是驻大连总领事。逐厂谈了两个多月，双方形成交接议定书及移交的工厂、企业清单，由韩光带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周恩来总理逐项看过后批准可以签字。韩光回大连后正式举行签字仪式。至此，除苏方留用的旅顺军港及修造船厂及其他军用设施外，其他工厂、企业、盐场等都 全部移交过来，到1955年苏军撤离时，其留用的企业、设施也统统交回中国。
1947年春末，南满分局书记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辽东地区省、地委和区党委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土改问题，韩光与会。大连作为一个特殊地区，韩光单独向陈云做了汇报。陈云听后说：你们那里农业人口才4万户，而城市人口20多万户，可见农民不是主体，土改晚些搞也没关系，要紧的是先把党的工作、工会工作、工业、公安、支前工作做好。
1947年5月29日晨，韩光召开旅大地委紧急会议，对国民党视察团来连的企图和活动作了分析研究，决定采取“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由于此时东北夏季攻势接近尾声，辽南国军一败涂地，陆路交通中断，1947年6月3日12时，董彦平为首的旅大视察团乘坐“长治”号军舰从葫芦岛抵达旅顺口，成员有：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张剑非、中长铁路局副局长王竹亭、大连港口副主任徐祖善、国防部代表叶南、陈思永、视察团秘书长邱南、东北行辕政治顾问朱新民、国民党大连市政府社会局长兼东北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大连分会副主任王洽民(旅顺人)、副官王源燮、郭中祺及吴文甫共计12人。国民党视察团在向苏联红军当局提交的视察提纲中，曾设想分三组从九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视察，但在苏联红军当局和旅大地委有组织，有计划的限制，拖延下，使计划大部分落空。视察团仅仅参观了旅顺博物馆、大连港、大连铁道工厂、船渠(造船)公司、金县等地，访问了市振幅和美、苏驻旅大领事馆。6月12日乘“长治”号舰，由旅顺驶往葫芦岛。6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照会苏联驻华大使，历数了董彦平等人在旅大地区所受的阻碍。同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还发表公报将中苏双方为接收旅大而进行的交涉公之于众，引起世界对旅大问题的关注。但此时东北民主联军在东北全境掌握了战争主动权，辽南国军节节败退、收缩，国民党接收旅大的问题也就无从谈及了。
1947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公布東北新省區方案，由金县析置旅顺市，治所在旅顺口（今辽宁省大连市西南旅顺口区），属辽宁省。
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都曾为军需供应、军工生产等战争大局事情，先后取道平壤赴旅大视察和指导工作。辽东分局副书记萧华于1947年6月到大连视察并代表分局批准地委领导成员名单。
中共充分利用旅大的安定的政治军事环境、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建立了一块稳定的后方工业基地，向华东、东北及华北解放战场源源不断的支援大炮弹。旅大的兵工生产是在中共中央军委直接关注下，由东北局和华东局协同筹划，华东局派出干部投入资金（胶东生产，由旅大地委具体领导与组织进行的。旅大地委把支援前线任务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统一支援前线和当地经济恢复发展工作，于1947年6月，成立了地委财经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书记先后由地委书记韩光、地委副书记李一氓兼任(李同时兼任建新公司政治委员)。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兼任与财经委员会同时成立的地委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精力放在政府工作和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作斗争，开展生产自救上面。1947年7月1日建新公司成立时，地委书记韩光亲宣出面与苏联驻军当局交涉，把当时大连几个主要的大型重工业工厂，如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铸钢厂、锅炉厂、金属厂等从苏军军管改划给大连建新公司。建新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苏方的支援。由于大连化学厂、大连钢铁厂原来就在甘井子区，新建立的炮弹加工和总装等厂也设在甘井子区的市郊，并配套个军工企业专用的易爆危险品码头。建新公司1948年初开始大批量生产炮弹，海上运输供应华东战场。大连民政局负责人巴申上校1948年3月16日同旅大地委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记录中记载：“巴申同志说：蒋介石和苏联订了中苏条约，结果对他竟无利益，对中共对世界与远东和平反而大大有利；只要外交上说得过去，对敌人无利，对革命有利，我们为什么不做呢?比如军工生产、织布、做(军)鞋等等，我们当然要加强。北满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还在节衣缩食帮助我们粮食、棉花，难道我们在此和平环境下．还不积极帮助他们吗?”建新公司在战争期间生产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无烟火药450余吨、迫击炮1200余门及各种兵工生产设备，绝大部分供应了华东战场。陈毅司令员给韩光写亲笔信表示感谢。战争期间，大连每年给军队生产被服6万套、棉军服4万套，从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军鞋236.5万双，成为东北7个兵工生产基地中最大的一个。
1947年9月间，时任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关东公署副主席的刘顺元，被苏联驻军当局以他“不执行苏方政策，工作不力”等理由，要求东北局将他撤出旅大；同时被要求撤出的还有地委常委、关东职工总会主席唐韵超“拒绝执行苏方所提的工资政策”。在大连党的活动史上，历来称之为“刘、唐撤退”。1947年9月25日至10月10日旅大地委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十月会议”）讨论改进中苏双方关系，邀请与旅大地委联络的一位联共党员少校列席。刘顺元参加十月会议后，被东北局调走。韩光根据东北局历次指示精神，结合两年工作实践的体会和会上大多数同志的共同认识，作了总结发言，在中苏关系上着重进行了自我检讨，确定了“协同苏军建设、巩固海军基地，建设我党隐蔽后方，发展生产，安定民生”的正确方针。十月会议后，地委根据东北局及辽东分局的指示．对刘、唐撤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旅大地委从刘、唐撤退问题深切地认识到：旅大党组织及党员干部，如果对这个地区的形势、特点、任务和党所应采取的方针政策缺乏明确一致的认识，同苏方关系继续这样下去，实际上是关系到中共能否继续在这里立足的问题。1947年1O月30日旅大地委向辽东分局、东北局的报告中，首先对这个问题承担了主要责任。报告中说：“苏方这一建议的提出，并非偶然的，而是长期的积累……地委一致认为，苏方此举实际上不仅是对两个同志的批评，应看成是对整个地委的。不过表现于两个负主要公开工作同志的身上。因而，地委应负主要责任。” 地委报告认为，中方与苏方关系不好的关键问题是财经问题。苏方认为地委对于旅大经济缺乏长期建设思想与方针，不能很好掌握与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整顿财政经济工作的混乱。这种混乱就在于各解放区都派人来旅大乱抓军需、民用物资，苏方怀疑地委与其他解放区合作隐瞒他们，将物资免税减税出口而不换东西回来。因此旅大人民生活困苦，地委应负很大责任。针对上述情况，地委表示，今后必须和苏方取得一致，搞好关系，搞好工作，首先搞好财经工作，充分运用关东公署这一工具，发展生产，安定民生。11月24日，关东公署扩大政民联席会议通过，公署副主席刘辛桓辞职，东北局决定韩光继任公署副主席。1983年12月6日大连市党史工作者为了收集、整理中苏在旅大关系的史料，到南京登门访问中顾委委员、原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在场的有刘顺元当时的秘书。访问者把谈话记录带回送存大连市党史工作部门。刘顺元在谈话开头表示，他在大连工作的一段经历“从来不愿意谈，更不给别人写材料。你们要写中苏关系在旅大的历史，很有必要，要以中央的看法为准”。“苏军驻在大连是根据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属于军管。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军有好处，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大连驻扎军队，国民党军队就进不去。国民党虽然在大连公开挂牌子(两个月后被苏军当局取缔)，但苏军不准他们进政权机关，而让我们掌握政权，组织公安局。这对我们党建立根据地很有利。你们应该看到这一点，如果国民党占领大连，恐怕我们党在东北的活动就不那么方便……”“我离开大连后，毛主席、少奇同志跟我谈话．要我以团结为重，以中苏两党、两国的团结为重．以当时出现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重，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为重，解决好我在大连一段工作的问题。我听了少奇的意见，认识到我在大连的工作，没有领会中央的政策与策略，看得不远、不深，与苏军没有处理好关系……” “苏军在大连的历史总得写。不论中苏关系怎样发展，一个根本的观点不能丢，即苏军进驻大连，对我党开辟东北根据地以及辽沈战役和全国解放．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大连这个后方可起了不小的作用，总的方面要充分肯定。”
与“刘、唐撤退”同时，1947年11月29日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上将调任列宁格勒军区近卫第10集团军司令，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继任驻大连的第39集团军司令。
1947年12月，关东公署从旅顺市迁至大连市西岗区斯大林广场1号，统辖大连市、旅顺市、金县、大连县。
是苏联作家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斯捷潘诺夫（俄语：）撰写的长篇小说《旅顺口》曾获得1943－1944年度斯大林奖金文学奖一等奖。1947年苏联外文书籍出版局翻译出版了中文本，在中国大量发售。
1948年3月间，旅大地委经过认真研究，向苏联驻军最高负责人别洛博罗多夫上将提出一份6000字意见书《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从政治、经济两个方面，有理有据地提出苏方和中方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和批评意见。苏联驻军当局于收到意见书的次日，即由大连民政局负责人巴申上校约请旅大地委书记韩光和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袁牧化三人会晤，表示过去双方联系不够密切，尤其是苏联同志未经常主动地找中共地委同志们交换意见，这是不对的；并说苏方应该实行自我批评，也要更多地听取旅大地委同志们的批评，欢迎旅大地委同志们向他们提意见；还提出了进一步加强相互间联系、改进工作关系的具体办法。自此以后双方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旅大地委意见书《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当时旅大地委宣传部长袁牧化整理的“谈话记录”，见1995年大连史志办公室编写的《苏联红军在旅大》一书。
1948年6月在远东军区空军司令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领导下举行大型实兵演习。模拟敌军大规模登陆、大规模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