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評價

陳獨秀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社會發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
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誌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
有人稱讚我疾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燥，其實我性情暴燥則有之，疾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胡適
因為他是一個“終身反對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對獨裁政治，所以他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特別最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
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
魯迅
我的來做小說，也並非自以為有做小說的才能，...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裏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
我做小說，是開手於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的。...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毛澤東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當我在師範學校做學生的時候，我就開始讀這一本雜誌。我特別愛好胡適、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模範。...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我在這方面發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北伐勝利，轟轟烈烈。可是這一時期的末尾一段，我們黨搞得不好，出了一個陳獨秀主義。後來，陳獨秀反對我們，搞成托陳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但是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誌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麽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象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普列漢諾夫以後變成了孟什維克，陳獨秀是中國的孟什維克。德蘇戰爭以後，斯大林在一篇演說裏把列寧、普列漢諾夫放在一起，聯共黨史也說到他。關於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
1955年10月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
我党从建党时期到北伐时期，虽有陈独秀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年，我们建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未上台，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陈独秀主义来源于国外社会民主党和国内资产阶级。这个时期，虽发生了陈独秀主义的错误，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一九二一年我党成立，只有几十个人……陈独秀没有到会，因为他有威望，选他当总书记，可是他不成材，他不成器，他是伯恩斯坦主义，民主革命他干，是激进派，社会主义他不懂，他不懂不断革命，犯了错误。
陈独秀那个人是不讲民主的。今天我听你讲了十分钟，陈独秀办不到，他不听。……不过陈独秀也有个长处，就是不爱财。他穿的衣服倒是干干净净的，办公桌上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
中國共產黨
（1945年評價） 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第一個時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別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經在共產國際的正確指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影響、推動和組織之下，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全體同誌，在這次大革命中，進行了轟轟烈烈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進並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形成了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幹，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極光榮的一章。但是，由於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於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於強大，特別是由於在這次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誌的許多英明指示，拒絕接受毛澤東同誌和其他同誌的正確意見，以至於當國民黨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
（1951年評價） 陳獨秀的十宗罪：一、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二、右傾機會主義；三、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四、托陳取消派；五、反蘇；六、反共產國際；七、反黨；八、反革命；九、漢奸；十、叛徒。
（2001年評價） 這次大革命失敗的原因，從客觀上說，一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聯合力量比革命陣營的力量要強大得多，並且有更多的政治經驗；二是國民黨背信棄義地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群眾發動突然襲擊。在主觀上，是陳獨秀等人在後期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直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共產國際及其代表雖然對大革命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他們並不真正了解中國的情況，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幼年的中國共產黨，還難以擺脫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
鄭超麟
我們在中國近代史中找不到像他這般的革命家。從甲午到辛亥到己未，我們有著不少的資產階級領袖，其中也有以「社會主義者」甚至「馬克思主義者」自命的，但到了社會主義思想和工人運動合流的時候，他們就望而卻步了，不僅拋棄了社會主義，而且淪入於最反動的營壘。從「二七」到現今，我們也有著不少的從工人運動生長出來的領袖，但他們都沾染了斯大林主義的毒素，甚至王明主義的毒素，無法解除這些毒素。惟有陳獨秀同誌能夠從盧梭主義，進於雅各賓主義，進於馬克思主義，進於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這一繁復而急劇的過程，完成於一個人的一生之中，而且每一個階段的轉變的時候，這個人又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可見不是件平庸的事。這個人必須是一個不平庸的革命者性格，有絕頂的聰明、剛強的意誌、敏銳的直覺，不屈服於任何偶像或舊規的。陳獨秀同誌正是這般的性格。……我們視他為領袖，但我們視他為最有經驗的、最忠誠於革命的、最富剛強性格的領袖，並不視他為絕無錯誤的教皇。總之，我們視他為同誌，和他辯論，甚至面紅耳赤地和他辯論。……第四國際中國支部曾以中國這樣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偉大人物為領袖，是足可自豪的！
王凡西
独秀的晚年思想，一如在他的《最后论文与书信》中所表示，离托洛茨基主义已很远了。可是不光是我，还有不少同志们，都认为独秀在那些文字中所表示的思想井不能算是“最后的”。倘若“天假以年”，在往后的历史事变影响之下，他多半仍将是托派的同志——因为他那绝不势利的彻底革命者的性格，以及那个所谓天才式的观察者的思想方法，不可能符合于他的朋友胡适之的愿望：由无条件歌颂民主制进而拥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陈独秀的立场，如果发展到彻底，原应该与考茨基采取同一态度，根本否认人口中占极少数的工人可以组织政党来领导革命，根本否认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组织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根本否认凭借军事斗争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是陈独秀不会这样否定，他至死不会对这些根本意见提出疑问。……他非但没有象考茨基那样，诋十月革命为兵士革命，甚至还积极主张我们托派该作军事斗争的。至于中国工人阶级可以而且应该组织政党来革命，这种革命可以而且应该以社会主义为目标，那是他用自己的一生来肯定了的，至死不会在思想上放弃它们。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实没有发展到它们逻辑的最后。当然，逻辑的「不足」恰好是它政治上的「有余」：他毕竟没有完全陷入第二国际的泥坑里。……在他那篇「根本意见」中，陈独秀只是非常感情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权应该如彼而不应该如此，应该民主的而非独裁的。至于事实上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为什么独裁而非民主，他简直不曾思考过。他只是教人「不能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言外之意，就是说，罪恶的最初来源倒在于列宁关于民主的见解。这种看法不但唯心，而且肤浅。要想解释无产阶级政权之为独裁而非民主，自须在社会的实际阶级斗争中寻觅理由。要想解释那个独裁政权之堕落成可怕的专制，自须从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准，从取得政权与防卫政权所采取的手段，以及从革命和反革命的国际关系上去寻求。……陈独秀探究无产阶级政权的民主与独裁问题，却不从不断革命与「一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出发，自然要陷入唯心与玄学的错误中了。
彭述之
獨秀既將斯大林的官僚獨裁認為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發展之必然結果。他於是更進一步把斯大林的一切背叛思想及其一切政治上的罪惡，都歸咎於列寧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從此，獨秀的思想便最後轉到了資產階級極端反動的陣營，而以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反第四國際的思想和政策的十字軍急先鋒自居了！……假如獨秀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即令在極端反動的潮流中也還可以逆流前進的。但異常不幸，獨秀雖贊成共產主義，擁護第三國際，創建中國共產黨，甚至同意托洛茨基的主張，參與第四國際運動，但他卻不是一個具有理論修養和革命經驗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他雖然有其高度敏感、直覺，甚至天才，但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先進國家的革命經驗，殊少研究。就思想的本質上說來，獨秀始終還是停留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者的基地上。這種民主主義者，在客觀形勢往上升，即往順利的方面走時，他是可以乘機上進的。但在客觀局勢往下降，往極端反動的方面跑，而他自身又遭到不斷的嚴重打擊時，他便很難掙紮得住，而不得不向後面倒退了，一直退到原來的出發點——已經過時的反動的民主主義。
唐寶林
1991年蘇聯解體，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絕密檔案陸續開放。1997年後，1920-1927年聯共與國際如何指導中國革命的系統檔案也翻譯介紹到中國來。於是，在中國學術界立即引起了一場關於陳獨秀與大革命研究的革命。
1923至1927年的中國大革命是在聯共政治局和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此期間，聯共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122次，作出了738個決定。這些決定絕大部分由莫斯科的代表、顧問直接在中國執行，命令陳獨秀爲首的中共中央貫徹。中共中央的活動範圍和實際權力是很小的。所謂“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綫”是沒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