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清党
清党过程 > 第二期清党

条目：七一五事件
蒋中正下令清党后，除少数已经暴露身份的“共党首要分子”外，大部分中国共产党党员混在国民党员中难以分辨。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吴倚沧、我哥哥和我最关心的是如何找出谁是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将他们党员名单交给我们过，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谁是共产党，谁是‘纯粹’的国民党员……我告诉吴倚沧，唯一可做的就是打斗，因为一打了起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的人自然就会分出鸿沟来。”国共两党党员难以分辨，导致清党的规模难以控制，不可避免地会扩大化。
大革命时，打着国民党旗号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广泛深入开展基层工作，不少基层工、农、青年学生、妇女等群众组织人员及基层国民党组织人员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很接近。第一期清党殃及到这些国民党基层人员，地主豪强和地方帮会趁机夺取国民党基层组织权力。陈孚木等各地国民党人纷纷提出批评。有的说“我们这次清党，虽然把亡党卖国共产党‘清’了出去，可是引了一般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洋行买办……‘清’了进来，这岂是我们‘清’党的本意吗？不是！不是！绝对的不是！”
制造四一二事件的白崇禧、周凤岐联名向蒋中正表达对上海清党的不满，要求加以规范。5月8日，鉴于各界对陈群、杨虎非议很多，张静江电蒋称：“除重要及阴险分子之外”，应待全国代表大会发落，务令陈群、杨虎“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广州黄埔军校学生也因不满清党中的做法而不断给校长蒋中正来信来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表示：“清党，清党，许多罪恶，借之而生。土豪劣绅，弹冠相庆，攘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把许多健全忠实的少年同志，一网而尽。绅士皆大笑。试问：他们自己不是党员，以何资格来清吾之党？真正之共產黨，亦振臂大呼曰：清党，清党，打倒共產黨分子，于是党员皆大惧，偶语有罪。共產黨大笑，党员大哭，国民党之基础乃大危。”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第八十八次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委员原则六条》，指定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何思源、段锡朋、冷欣、郑异组织中央清党委员会，并决定加强控制党员。 《清党原则》、《清党条例》等规定：在清党期間，停止入党；所有党员经过三个月之审查再发党证；各党部于接到清党文告之日起，限令所属党员于半月内填就审查表，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党员须每半月将其工作向所属区分部报告，然后逐级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加以警告，三个月不报告工作者取消党员资格不仅全体党员都要经三个月审查，清党时期还停止发展新党员，以防不良分子混入。文件首次明确规定：“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前曾混进本党者一律清除”。自此开始了第二期清党。中央清党委员会根据《清党委员原则六条》拟定了组织大纲及清党条例，并经第八十九次联席会议通过。清党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其职责为：“秉承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肃清党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随后，中央清党委员会陆续指派各省市清党委员，制发党员登记用的表册等。省市以下或停止党部活动等候审查，或指派特派人员实地考察，但一律明令8月底清查完竣，9月30日前将各地审查结果报中央。
1927年5月，蒋中正发表《蒋总司令对于第二期清党之意见》称：
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以遏抑乱萌。第二期则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第一期清党，自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入手，此等人之罪状皆甚明显；第二期则须遍及一般跨党分子，其证据比较难得，挟嫌诬陷者易施其伎，办理稍有不慎，将增加人民之恐怖，断丧社会之元气，而党务进行亦大受其影响，此不可不注意者也。
……
吾人对于跨党分子苟非捣乱谋叛具有证佐者，只须停止其党籍，限制其自由，予以警告，促其自新，无论湘鄂共产党徒仇杀国民党员如何惨暴，吾人绝不必存报复之念，效其所为，对敌人固不宜慈悲，亦不必如共产党徒之残酷也。”他并且告诫说：“若夫怀挟私怨，攘夺权利，诬人以莫须有之罪名，则尤其是非本党同志所宜出，不幸有之，则清党之结果不特将治丝益棼，且有摘瓜抱蔓之忧矣。
第一期清党中，西山会议派、国家主义派也被列为清党对象，但实际上并未受到任何打击。蒋中正等实际不曾以西山会议派为敌，宣布的所谓“封闭环龙路四十四号西山会议派中央”也从未实施。1927年6月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及各部长第九十七次联席会议决定：“因纯粹反共而开除党籍之同志林森、张继、谢持、居正、邹鲁、石瑛、覃振、石青阳、茅祖权、沈定一均应先行恢复党籍，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追认。”胡汉民等人也公开表示：“打倒国家主义派”的口号应废止，对国家主义派应“包涵之，纠正之”，“彼有何罪？”
第二期清党虽标榜要清除党内土豪劣绅，但缺乏标准，也没能实现目标。只是使地方国民党各势力相互倾轧时，除了诬告对方为共产党分子外，又多了指控对方为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手段。北伐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各地旧有权力格局，各地新成立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及基层政权大多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控制。蒋中正等与武汉方面的冲突导致各地军队和地方旧势力纷纷夺权。第二期清党特别是为政治审查而停止地方党部活动的做法，导致各地基层再度发生权斗，军队也进一步卷入。
第一期清党时，监察委员会还表示要对中国共产党党员采取“和平待遇”，而第二期清党则命令“消灭中国共产党”。胡汉民说：“我们这次的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留在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许多普通国民党人也主张“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杀”。监察委员吴稚晖得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被捕后，专门致函杨虎要其处决陈延年。
各级清党委员会继续存在滥捕滥杀现象。各级清党委员会大多成立了专门捕人的便衣队，不经侦查核实即可拘捕审讯，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为此，中央清党委员会成立后不久便组织了中央及各省清党审判委员会，“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法处胡逸民牵头。5月28日，中央清党审判委员会首次开审，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出席，并请“总政治部、黄埔同学会清党委员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留宁官生办事处、总司令部军法处、江苏第一监狱署代表委员会，……在第一监狱署开始审理”。但这没能有效制止滥捕滥杀现象。
6月1日,中央清党委员会通告：限定清党日期为6月1日至8月31日,各地清党委员会须于9月30日呈报结果。
上海清党委员会清党手段残酷。上海警备司令部（杨虎任警备司令）及其特别军法处手段更残酷。陈群、杨虎都是上海清党委员会委员，但不和上海特别市党部、上海清党委员会商量。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洪东夷、二区十六分部党员钱淳，已经上海清党委员会审查认定为“本党忠实同志”，又被人向警备司令部举发，上海清党委员会向军法处交涉无果，后来二人很快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和5年，押往漕河泾第二监狱执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上海特别市党部工农部秘书张君毅也被检举，遭警备司令部密捕，市党部多次向警备司令部交涉遭拒，终被枪杀，罪状未公布，尸体失踪。此事引起南京中央联席会议不满，当堂“议决：令总司令部（叙由）查张君毅为上海特别市党部职员，即有罪犯嫌疑，何致遽行枪毙，实属滥权擅杀，不顾党纪，仰该总司令严行查办并复。”上海特别军法处最终因专断和杀戮而被蒋中正撤消。时任上海市党部组织部秘书的吴开先亲历上海清党，事后对陈立夫说“无辜人民之遭害者不计其数”，“言之至为痛心”。
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称：“清党运动发生以后，本党多数革命忠实份子却失其保障，随时有被土劣贪污构陷罗织之危险，其情形之悲惨，有如丧家之犬。”当时报纸连篇累牍报道称，诬人为共党成为报私仇、清除利害冲突者的方便手段，甚至索婚不遂也可诬人为共党。1928年4月10日至11日，《中央日报》连载一封读者来信《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称：
本党不幸，为实际需要所迫而有清党运动之发生，致予贪污豪劣及投机腐化分子以乘机崛起，向革命势力反攻机会，凡属忠实同志，受其诬陷摧残，几至与共产党同归于尽……现在同志等均在腐化分子一网打尽之中，被殴辱者有之，被劫掠者有之，被杀害者有之，被诬告者有之，被缉拿者有之，被系狱者有之。
5月中旬，由覃振等发起湖南旅沪同志清党急进会，连续开会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内除共产党及一切反动势力，然后促成全省党务与省政之完成。会议推举覃振为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21日，湖南的武漢國民政府属下一些反共军队发动马日事变。5月23日，湖南国民党右派在长沙成立救党临时办公处，许克祥、张敬兮等5人为救党临时主席团。5月29日，成立湖南国民党救党委员会，张敬兮任清党委员，宣布共产党“十二大罪状”，许克祥发动军事行动，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国民党省党部等机关和团体被查封，大批共产党员被处决，常德、衡阳、醴陵、武冈、益阳、湘阴等地先后镇压共产党，并波及群众。7月14日，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周震麟、覃振、仇鳖等16人为湖南清党委员。
5月28日，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黄展云、林寿昌等9人为福建省清党委员。5月下旬，中央清党委员会指派李济深、曾养甫等11人为广东省清党委员，指派邓彦华、邓文仪等7人为广州市清党委员。5月28日，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黄绍竑、黄旭初等7人为广西清党委员。5月28日，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柏文蔚等7人为安徽省清党委员。6月11日，中央清党委员会委任张静江、蔡元培、陈希豪、沈定一等9人为浙江省清党委员。著名共产党员宣中华、安体诚、杨眉山等遭到清理。6月15日，中央清党委员会指派萧佛成、周启刚等5人组成海外清党委员会，主持海外清党。从6月下旬至7月上旬，海外清党委员先后向东京、三藩市、加拿大、古巴、暹罗、法国、墨西哥、印度等地，委派清党委员，主持镇压共产党员、党部改组、重建组织工作。6月下旬，中央清党委员会任命李烈钧、程天放等11人为江西清党委员。6月底，中央清党委员会指派陈铭枢、何应钦、李宗仁、自崇禧等11人组成军队清党委员会。
6月5日，第三國際代表羅易轉發電報給汪精衛，要求其增加中國共產黨掌控武漢國民政府，並處决所谓反革命派，擴大農工武裝運動。7月15日，中國國民黨左派領袖汪精衛再度知悉史達林指示蘇聯顧問鮑羅廷欲分化并全面控制國民政府，以助中國共產黨合謀武力奪取武漢國民政府權力之策略後，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宣布“和平分共”，遂決定取締中國共產黨言論，又通過「取締共產議案」，罷黜鮑羅廷及其他蘇聯顧問，但仍堅持要蔣下野。8月1日，中國共產黨以「南昌起义」（國民政府稱為南昌暴動）進行全面攤牌。自此，第一次國共合作徹底破裂。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西等省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也陆续清党。因武汉国民政府分共，国民党内主张宁汉复合，蒋中正被迫于1927年8月15日通电辞职，以示决心促成统一。随着蒋中正下野，南京国民党中央人事发生巨变。清党据原案已到期，中央清党委员会及各地清党委员会此后陆续自行解散或结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