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袁世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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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冯自由認為，袁氏是一個投機份子，他认为袁世凯在被光緒帝委以大任卻是投靠慈禧太后后黨。冯自由还认为袁世凯支持南方革命，并逼迫清廷皇帝退位是为了当上民國總統。因此冯自由声称袁世凯是選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投機分子。
严复说，袁世凯的才具，只适合担任旧日帝制之下的督抚，“欲与列强君相抗衡，则太乏科哲知识，太无世界眼光。”
梁启超说：“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黄远生评论袁：“袁总统之为人，意志镇静，能御变故，其一长也。经验丰富，周悉情伪，其长二也。见识闳远，有容纳之量，其长三也。强干奋发，勤于治事，其四长也。拔擢材能，常有破格之举，能尽其死力，其五长也。有此五长，而乃善日少而恶日多者，一由知识之不能与新社会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扶植势力之意太多。综言之，则新知识与道德之不备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长于极善之域，而反以济恶。既自顾手执政权者十余年，天下之大，变故之繁，无不为其牢笼而宰御，则益骄视一切，以为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执行益以勇往，乃至举中国之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某今敢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总统者，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而在吾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民初中国实业家王錫彤称袁：「……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各以其才之所堪而委以力之所能胜，不求备于一人，亦不望人以分外一事，而成则奖藉不遑，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人分谤，此其所以群流归仰，天下英雄咸乐为之尽死也。其生平于政治外无嗜好，一切饮食，衣服，绝不讲求。未明求衣，夜深方息，日日惟国计民生是谋，以破烂不堪之民国，至三四年间，天下大势得以粗安，工艺商业，逐渐发达，国库渐丰，民生渐遂，有由来矣。特中国习染之污已不可湔，四围空气，异常恶劣，地位愈高者，左右趋承愈众，献媚希荣之术百出不穷，稍一疏懈，辄为牵动。」
袁的外交秘书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称其：「坚强有魄力，谁一见他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它形式的政体优越。他的统治越来越趋向恢复帝制，保持旧的制度，使自己高高在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顾维钧评价袁世凯的外交工作称：「此人处理对外关系颇有经验，当他任总统时，实际上同时又是外交总长……袁世凯总统都是幕后的真正谈判者。袁总统在对外关系上是煞费苦心的，对政府所做的一切亲自承担了责任……他是一个老练的政治家，他不仅深知中国积贫积弱，也洞悉日本帝国的扩张政策，他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1913年初，革命党在日本印行《照妖镜中之袁世凯》，书称：“夫袁世凯果何人哉？特一反覆无常之小人耳。其心术则奸险也，其行为则阴狠也。其所抱目的，除个人权利而外，别无希望。况其才不足以济世，其能力不足以拨乱反正，其政治设施不足以震烁乎古今，炫耀乎当世。使袁氏不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前途，犹有可望；使袁氏而得正式总统，则吾国之灭亡，可立而待。何则？袁世凯一不学无术、奸险阴狠之小人耳，无斡旋危局之才，无洞察大势之识。世人以大奸大恶目之，不亦重视袁氏乎？观其入仕二十年来历史，除卖君、卖友、卖祖国、卖属邦，献媚上官，结欢外人，以固一己之权利而外，一无所短长也。吾故曰：袁世凯，奸险阴狠之小人也。”5月27日，天津国民书社陈中孚、王茀萱、周幼垣、郑保诚四人，因发行此书，被内务部命令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将四人由日租界诱骗至华界逮捕，该书遭查禁。
1913年，白朗发动农民起义，自任中原扶汉军大都督，发布告示：“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献媚者乃称为华盛顿，即持论者亦反目为拿破伦，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4月22日，《民立报》发表《袁世凯论》，评价“袁世凯为人之道德如何？吾人未尝闻其道德之事，亦未尝闻其奖励道德之事。”27日，又刊布《数袁世凯十大罪状布告国民》，指“世凯狼子野心，包藏祸谋，乘资畔援，肆行凶逆。狙击勋良，摧挠栋梁，将以倾覆共和，颠危中夏。此实天讨所当政，国法所不宥也。今数其十罪，与我四百兆昆弟共弃之。”同日，徐谦在《民权报》发表名文《布告国民》，号召国民武装反对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徐谦避居上海。其间，一些基督徒朋友劝其入教，徐谦答：“若你们有个好上帝，就不该容许袁世凯这种人活在世上。若袁世凯马上死去，我必入教。”恰袁世凯称帝不久即死，徐谦便履诺接受圣公会洗礼。
1913年7月，陈其美发表讨袁宣言：“国贼袁世凯，残害忠良，袒护凶犯，捣乱司法之制，提倡暗杀之风，蔑视国会，干涉宪法，诬陷善类，擅捕议员，私借外债，丧失主权，重人民之负担，启各国之干涉。蒙古叛乱，不加一兵。失地丧权，擅缔协约。授各国以利益均沾之口实，陷中国于瓜分豆剐之危机。滥掷金钱，日用多至一千余万。收买议员，国会遂至一事无成。解散各省联合会之民意机关，擅设不经议会通讨之滥竽宫职。约法扫地，奸宄盈庭。”
1914年5月，孙中山发表《讨袁檄文》：“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民党狱，而良懦多为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独袁与二三附从之奸，尚可执挺衔璧以保富贵耳。呜呼！吾民何不幸，而委此国家生命于袁氏哉！自袁为总统，野有饿莩，而都下之笙歌不彻；国多忧患，而效[郊]祀之典礼未忘。万户涕泪，一人冠冕，其心尚有“共和”二字存耶？既妄[忘]共和，即称民贼。吾侪昔以大仁大义铸此巨错，又焉敢不犯难，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
袁筹划帝制期间，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日经袁世凯批准处决。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景梅九发布檄文声讨袁：“本绍、术之余孽，袭莽、操之故智。谋破五族共和之均势，希图万世一统之帝业。讽令二三奴儒，上劝进表；赂遣各省代表，奉请愿书。藉共和以推翻共和，假民意以摧残民意。称皇称帝，有舰面目；误国误民，全无心肝。”
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讨袁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与唐继尧、李烈钧联名宣布云南独立，檄文称袁：“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
1916年1月，康有为发布《讨袁世凯檄》：“国贼袁世凯者，蜂目忍人，豺声乱性，含奸薮慝，蕴毒滔天。”“因武昌之兵起，成总揆之登庸；假立宪之高义，以收军国之全权；借排满之人心，而迫朝廷之禅让。”“始以高位厚禄，笼络革命之英；继即以重兵酷刑，诛锄革命之杰。始以美言多金，诱进步党而排国民党；终则专制横行，散国会而驱逐党人。”“始则累誓保守共和，而铲除专制；继则明布力行专制，而大反共和。始则深恶国会，竟敢废自治而停选举；今则为改帝制，忽而选议员以开大会。”“甚乃自背累誓之共和而称帝矣。于是以一人私篡之奸谋，伪托为举国之民意。民选议员本大公无私，岂知名由官中直指；劝进电文之千篇一律，岂知稿由朝贵拟来。掩耳盗铃，以予知自矜；只手遮天，以愚民为戏。其反覆无良，诈欺弄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久矣。”
民国政要张一麟评价袁世凯：「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非卓卓贤长官哉。」
美国外交官马慕瑞称：「相较於同时代的国民党，袁世凯是一位敏锐，引人注目的外交官。」
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称：「四亿中国人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北洋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称：“袁项城大总统志趣不凡，才猷卓越。……项城注重练兵，北洋新军规模宏大。光绪戊申年间，已编有陆军六镇，军容如火如荼，甲于各省。……项城阅览文牍，批答神速。礼官处派人赍呈公文，往往人尚未归，而公文已经批回。案无留牍，可想而知。洪宪一事，原非出于项城本意，卒以左右文武极力怂恿，成为事实。先是项城注意外国报纸，恒恐发言诋訾。逢迎之辈乃伪印日本《顺天时报》，每日进呈，证明赞成，以坚项城之意。嗣有蔡松坡通电反对洪宪，王聘卿乃以真正《顺天时报》进呈。项城始悟每日所阅《顺天时报》皆为赝鼎，追悔异常。盖宵小但知希荣固宠，以致项城身败名裂，洵为千载之遗恨”。然据袁世凯第三女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的回忆，真的《顺天时报》应为袁静雪上呈给袁世凯，黄开文的回忆似有误。
上海美国法院法官雷宾斯·威尔弗雷（英语：）在得知袁世凯准备称帝后评价称：“我本人认识袁世凯，对他的从政生涯有过深入研究，他是一个正直、而又毫无疑问具有爱国情怀的人。除此之外，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我认为他的能力和他的爱国抱负成正比。既然他选择走这一步，必然是征求了身边顾问和智囊意见后做出的决定。……要应对日本企图接管中国的野心，在保有主权问题上，恢复帝制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造就共和政府绝非一日之功。美国政府的共和模式在中国不是朝夕间就可实现的。袁世凯想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目的是想最大限度地获取可以集聚的力量。……袁世凯和加富尔一样，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他更乐于面对当下的现实，应用现有的政策去满足现实的国情， 而不是聚集全部的力量投入到不切实际的理想中去。如果这种政体的改变能够成功的话，中国就有能力加入协约国，和其他成员国一起，在现有的战争环境下，增大抵抗日本侵略、获取成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