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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生平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大躍進

条目：大躍進
南寧會議上，中共中央決定由鄧抓石油工業。「大躍進」興起後，很快便普遍採取革命戰爭和政治鬥爭慣用之群眾運動辦法搞經濟建設，嚴重脫離實際，違背經濟發展之客觀規律，挫傷人民群眾之積極性，從而造成社會主義建設之巨大損失。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會議通过毛澤東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会议结束后，邓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6月10日，中共中央下發經毛澤東審閱並修改之《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作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經濟決策權高度集中，再加上黨內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使黨中央和國務院之綜合協調部門再難以發揮作用。6月，鄧出席軍委擴大會議，毛澤東也到會講話，批評軍事工作上之教條主義；7月，鄧出來保護劉伯承，向毛澤東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7月31日，赫魯曉夫秘密到北京，毛澤東在鄧陪同下同赫魯曉夫舉行會談。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常稱北戴河會議）；毛澤東要集中統一，保證重點放在工業上，工業主要是抓鋼鐵，「馬克思和秦始皇要結合起來」；鄧要求嚴格執行全國統一計劃，並「先保證重點」，「其他零星的不搞」。毛澤東說農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眾自發搞起來；鄧贊成毛澤東關於農村人民公社性質之意見。北戴河會議後，全國各地迅速掀起大辦鋼鐵之高潮；同時，全國農村迅速開展人民公社化運動，嚴重氾濫以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之「左」之錯誤。9月至11月，鄧考察東北、華北和大西南，是從1952年調中央工作後時間最長、接觸地方和單位最多之調查考察。11月6日，鄧到達鄭州，參加毛澤東主持召開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
1959年，中共中央決定於4月初在上海召開八屆七中全會。4月5日，毛澤東談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之問題：「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之外，還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掛正帅，就是大元帥，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7月2日至8月1日，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上一些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之意見使毛澤東不能接受，而改變繼續糾「左」之初衷；根據毛澤東建議，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批判彭德懷以及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全會最後通過《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即在黨內開展「反右傾」運動。鄧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療而沒有出席會議，但他非常關心廬山會議；當時鄧對批判彭德懷表示不同看法。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反右傾、鼓幹勁，掀起新的大躍進高潮」成為中心口號，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和「共產風」重新颳起來，從而導致國民經濟比例關係更加嚴重失調。
1960年，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3月24日，鄧乘火車抵達天津，參加毛澤東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史稱「天津會議」。因為沒有解決好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存在之嚴重問題，再加上一些別的原因，後來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個人崇拜盛行，導致「左」的錯誤，最終釀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災難，給中國造成損失。9月16日，以鄧為團長、彭真為副團長之中共代表團離開北京，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9月23日回到北京。9月30日，邓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飛赴莫斯科，參加八十一國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員會會議。
此后，邓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在1961年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正式開始。邓在会上稱「更加注意堅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氣」，「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會上，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對工作中之缺點和錯誤承擔責任，對黨之民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會議仍然肯定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沒有根本改變「左」之指導思想。毛泽东点名批评邓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泽东关系开始破裂。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話，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修正主義之根源，使黨之指導思想日益陷入以階級鬥爭為綱之「左」之錯誤。會議還抵消七千人大會力倡在黨內加強民主集中制之努力，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現象日益嚴重，破壞實事求是之作風。
1963年7月6日，中蘇兩黨舉行第一次會談，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擔任會議主席，並作長篇發言。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蘇會談前雙方關於「在會談期間不發佈會談消息」之約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覆中共中央6月14日信。邓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
生平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三副一长”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發出一九七五年一號文件，任命鄧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此後，他立即着手整頓全國範圍內之極左浪潮。1月8日至1月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周帶病主持会议，會議追認鄧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會議舉行，周主持，任命周為國務院總理、鄧等12人為國務院副總理。邓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会上通過周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大会決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國務院總理周病重住院後，鄧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日常工作。
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会中，邓指出「必須反對派系鬥爭的發起者」。5月3日，毛澤東在自己住處召集政治局開會，周最後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張春橋等人只反經驗主義，不反教條主義，決定讓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人。5月12日至5月17日，邓国事访问法国，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出访西方国家。5月27日，根據毛澤東之意見，鄧主持政治局會議，批評江青等。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9月13日，代总理邓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会议中，与四人帮鬥争已经白热化。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军队建设、科研工作等进行全面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10月，鄧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分別是：一、《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由鄧主持作一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確，有所不足；鄧稱：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11月24日「打招呼會」，毛澤東指示如何「避免犯新的錯誤」，由鄧宣讀毛澤東的信；鄧不肯定文革，又服從毛澤東的指示：主席希望對文革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主席説，以階級鬥爭為綱是黨的基本路線；〈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經毛澤東批准後，於11月26日下發全國高層幹部。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澤東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的所謂「右傾」問題。他在批評鄧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2月2日，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鄧最後一次陪伴毛澤東會見外賓，兩人最後一次見面。
生平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第三次下台

参见：四五运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怀仁堂事变
邓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对，被稱為「右傾翻案風」。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来去世。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門广场人民大会堂準備舉行追悼会。第一副总理邓致悼词。冀朝鑄稱鄧「剛開口讀到『我們的總理』時就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也都在落淚」。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鄧第三次作檢討，表明希望再見到毛澤東。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過「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2月16日，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的報告，宣布鄧和葉劍英去年夏天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錯誤嚴重，他們的講話文件停止傳達。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上，華國鋒攻擊鄧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反對「四人幫」、擁護鄧的「天安门四五」事件。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
4月7日，在没有邓参加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決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邓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汪东兴最先向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群眾批鄧時，毛澤東指示汪把鄧轉移到離他的子女不太遠的安全地方，住處要向「四人幫」保密。4月8日，鄧請汪東興把信交給毛澤東，表明自己仍會遵守黨紀：「我完全支持黨中央讓華國鋒同志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的決定。……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同日，《人民日報》批判天安門事件為「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論《天安門廣場事件說明了什麼？》将參加四五运动的群眾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并稱鄧是“這些反革命分子的總代表”、“右傾翻案風的總後臺”。6月30日，鄧接到通知可以從東交民巷臨時住處搬回寬街老宅。
5月11日、6月26日、9月2日，毛澤東心肌梗塞。8月，開展「批鄧」運動；鄧的三個「整頓」文件被誣蔑為「三株大毒草」。9月3日，江青趕赴大寨，為批判鄧作準備。9月9日，毛泽东逝世。毛澤東在開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後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內戰」；「文化大革命」是「三七開」，即「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總的看法是「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澤東又指出他一生幹了兩件大事：第一，趕走蔣介石和日本人，並沒有爭議性；第二，發動「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周、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四人幫」倒台。10月7日下午，召開政治局會議。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十年動亂雖已過去，中國卻面對「三信危機」（「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
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的平反，中央却发生分歧。10月10日，鄧致信華國鋒並黨中央，堅決擁護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果斷行動。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當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
生平 > 文革结束后 > 改革开放

参见：改革开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济特区、两山战役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8年底，習仲勳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楊尚昆任第二書記，並擔任鄧的聯絡員。鄧與楊尚昆有特殊關係，同是四川人，鄧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是鄧與軍隊可靠的聯絡員。此前葉劍英曾對習仲勳説，要想得到海內外廣東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給19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義指責而蒙冤的幹部平反。1982年9月，楊尚昆為中央軍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0年8月1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中國必須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與「政治改革」有分別；改革目的並非要取締現行之社會主義政體，而是要使它更趨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為「四個現代化」服務，即外界所稱之「行政改革」。在此次会议上，鄧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直接促成后来《八二宪法》的诞生。1981年6月，在邓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4,000余人参加、9次大规模修改完善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決議》確立毛泽东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指出毛泽东的領導以1957年為分界線：前期一貫正確；後期犯一連串「左」傾錯誤，包括將階級鬥爭擴大化、在經濟建設上急躁冒進，以及「錯誤發動」一場「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克服个人崇拜，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
1981年11月23日，鄧會見朝鮮勞動黨代表團，介紹中國的情況：現在面臨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教育青年的問題；「文化大革命」打砸搶帶來的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的影響很深；解決這個問題不容易，至少要做十年的工作；手段還是教育，並且從小處着手；另一個是體制改革問題；這是我們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現在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官僚主義是發展而不是減少，解決問題困難重重；問題不僅是中央一級、省市一級，企業也有這個問題；企業改革首先是企業體制改革；一個企業本來一千人就可以了，可它有兩三千人；現在我們準備把企業改革一下，該多少人就多少人，多的管理人員和其他人員安排學習，工資照拿；我們開始試驗一些方式；這也要花時間，要做大量的組織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思想工作；不過，現在大家不管對自己有什麼影響，贊成不贊成，對通病有共同的認識；但治這個病用什麼藥就複雜了，太急的藥不行，太溫和的藥也不行。12月8日，鄧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等時説：經濟建設，必須量力而行，必須要穩；真正做到這一點，經濟發展可能會更快；現在國內的主要問題：一是就業壓力大，國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萬人就業；二是知識不夠；我們這樣大一個國家，僅司法人員、經濟警察就需要一兩百萬，但一時培養不出來；我們正在考慮處理香港問題的政策，這些政策不會影響香港投資者的利益。
从1982年起，邓致力于国内的改革。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幹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幹部。鄧希望中央顧問委員會成員辭去（在黨和政府中）正式職務；鄧宣布中顧委只會存在10到15年；他解釋之所以成立中顧委，是因為委員擁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經驗。邓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銷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1982年8月21日，鄧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闡述中國的對外政策：有人説中國好戰，其實中國最希望和平；中國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們面臨發展和擺脱落後的任務。9月12日，鄧出席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議決定鄧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出任國務院總理。9月13日，鄧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1983年5月22日，鄧會見毛里求斯政府代表團：現在我們把農村的經濟和政治分開，但在實行過程中，要進行充分試驗，逐步進行；凡是已進行試驗的地方都證明，政社分開是正確的。10月，鄧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並發出清污指示，於是展開一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主要由胡喬木、鄧力群和王震領導。鄧因為擔心繼續批右會導致「左」傾回潮，嚴重影響快將上馬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結束清污運動。
1984年，邓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雖然邓在1980年代對國防工業和軍企之調整取得一定進步，但軍企從內陸地區向沿海之轉移、克服官僚作風和提升人員水平之過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不論军队商業化有多少好處，把軍隊與私人利益攪在一起，也造成腐敗和貪婪之機，背離軍隊奉獻於自身使命之精神。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0月1日國慶遊行中，北京大學學生打出橫幅「小平您好」。
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同时增补了56名中央委员和35名中央候补委员，而这些被增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等。
1986年4月4日，鄧在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時稱：我們總結了經驗，就是要對外開放，打破閉關自守，對內搞活，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不這樣，生產力發展不起來；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人民生活永遠改善不了，積極性永遠調動不起來。9月3日，鄧談到政治體制改革之迫切性時說：「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9月13日，鄧在另一次談話中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之目的是「調動群眾的積極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第二個內容是權力要下放，解決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同時地方各級也都有一個權力下放問題。第三個內容是精簡機構，這和權力下放有關。」9月1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開之中共十三大上，邓辞去所有黨政職務并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之職務；陈云獲准取代鄧成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線工作則交給趙紫陽。邓不再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生平 > 文革结束后 > 对外关系

条目：邓小平1978年出访记录；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日本和中越战争
对外方面，1978年5月21日，鄧與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會談，布熱津斯基後稱：「鄧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機警，理解力強，有很好的幽默感；態度堅定，直截了當。」
1978年10月，鄧繼續到日本。鄧是中日交往2,200年以來第一位踏上日本國土的中國領導人，稱儘管有20世紀那段不幸的歷史，但兩國有過兩千年的友好交往，願意向前看，使兩國走向友好交往的未來；日本人大受感動，知道日本的侵略給中國重大災難，想表達歉意，伸出友誼之手；鄧帶著和解的精神，希望兩國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時代。鄧於10月19日抵達日本，10月23日與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的互換儀式。
1978年11月，先後訪問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12月16日，中美兩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訪問美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訪問美國。期间邓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萬斯等会談，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访问期间，邓试探他们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
1979年2月4日，鄧回國。2月17日，在雲南、廣西邊境對越南反擊，中越战争爆发。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五個省會。3月6日攻下諒山後，中国立即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之基礎設施。
生平 > 文革结束后 > 对外关系 > 中英香港回歸谈判

参见：香港回归、一国两制和中英联合声明
1979年3月29日，鄧會見香港總督麥理浩，明確提出一九九七年中國收回香港後，香港還可以搞資本主義。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於9月22日抵達北京。9月24日，她在北京與鄧展開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討論。她堅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英國享有香港島及九龍半島的主權，但鄧明確表明主權問題沒有妥協的空間。離開中國前柴契爾夫人在英國廣播公司之採訪中說，「如果簽約一方對（現存的）條約或協議說，『我不同意，我打算違約』，那麼你也很難相信他們會尊重新的條約。」。
第12輪談判之後，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飛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鄧會談兩小時。杰弗里·豪外相在從北京去香港時，第一次公開承認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達成一個讓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的協議是不現實的。」5月25日上午，鄧在人民大會堂東大樓會見香港和澳門政協代表，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席上，鄧說：「中央政府有關香港發言，我和趙紫陽的是正式的，還有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是正式的。而黃華、耿飈二人所謂不駐兵香港簡直是胡說八道」。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長周南正式簽署最後文件。
1984年12月18日柴契爾夫人飛到北京，在次日簡短儀式上，和趙紫陽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1986年4月24日，鄧會見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濟民時説：有許多香港人主張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細；太細了不好，越詳細越管不住；你曉得事情會怎麼發展；總的來説，我們的政策沒有變的理由，變了對我們不利，香港會成為國家的包袱，幾百萬人的生活怎麼辦；要靠國家來養怎麼行；變不得的。
1987年，鄧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講話：「我有三個毛病，喝酒、吐痰、抽煙。」
1990年1月18日，鄧會見李嘉誠時稱：真正能穩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陸的政策不變，第二是華資強大起來，與國內取得共識，包括推薦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幹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穩住香港的局面；愛國，就是要愛整個中國，愛中國香港；這個力量怎樣凝聚起來，採取什麼形式，要考慮。2月20日，鄧會見霍英東時稱：我們要對子孫後代講歷史；人人都要有個信念，沒有信念團結不起來，不會往前奔，只會怨這怨那，起碼是頹廢，這是不行的。
生平 > 文革结束后 > 改革中的问题

参见：严打、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
1980年代初，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大量流氓团伙出现、各类经济犯罪也开始显现，而当时中国法制尚处于早期建设时期（文革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及法治观念），1983年起邓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邓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
1983年，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985年5月，邓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1986年12月4日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講話後，爆发大規模學生示威。面對激烈學潮，鄧小平遂於12月30日召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及李鵬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批評他們未能平息學潮：「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鄧繼而作出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指示：「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寧可我們自己人被打傷，對為首鬧事觸犯刑律的依法處理。不下這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如果不採取措施，我們後退了，以後麻煩會更多。」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的「资产階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評胡耀邦後接受他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的請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職務；政治局又將一批進行「自由化」活動的黨內知識分子開除出黨；到1月底，持續一個多月的學潮終於平息。胡耀邦意識到自己要對「態度不坚決」負責，他知道是時候遞交辭呈，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987年4、5月間，當鄧覺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圖利用反資運動來攻擊整條改革開放路線時，他便公開表示「搞四個現代化……著重反對『左』，因為我們過去的錯誤就在於『左』」，「我們既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邓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鄧再次當機立斷結束反資運動，阻止「左」傾回潮；從5月開始，改革開放的言論又高唱入雲。
1988年，鄧的經濟顧問警告說，物價改革時機不對，因為在通货膨胀壓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應求。1988年官方的零售價格指數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價格指數則較去年上漲26%。
生平 > 文革结束后 > 1989年六四事件

参见：六四天安门事件和四二六社论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別向人大代表及總理李鵬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學潮再起，並迅速蔓延到西安、長沙等大城市。4月16日，大約800名学生遊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廣場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並未干預從大學前來悼念者。運動遂向社會蔓延，形勢急轉直下。
4月24日，即在趙紫陽出訪朝鮮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將學運定性為「動亂」。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據這個決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然而令鄧失望，結果適得其反，學生領袖非但沒有退縮，反而愈發堅定，並且動員更多學生加入他們行列。5月13日，數千北京學生藉蘇聯改革派領袖戈爾巴喬夫快將訪華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藉此行動向中央施壓，以爭取成立壓力團體；儘管趙紫陽勸說學生必須克制，以免破壞中蘇高峰會議之進行，學生情緒卻轉趨激烈，並否定所有妥協之主張。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5月15日，戈爾巴喬夫抵達北京；5月16日，趙紫陽與戈爾巴喬夫會晤時公開表示：「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發百多萬人上街聲援絕食之大遊行，不少人將矛頭直指鄧。國務院決定自5月20日起，為保證社會安定，恢復正常秩序，在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之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鄧，立刻得到批准；即使開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大約4個小時，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約4英哩路程。即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鄧提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之「十六字方針」，帶領中共渡過難關。
鄧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級以上幹部稱：“这场风波迟早要来。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雖然有一些同志一時還不理解，但最終是會理解的，會支持中央這個決定的。”鄧稱：「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沒有錯。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邓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據悉，正當鄧考慮由誰來接替趙時，李先念和陳雲一再向鄧推薦上海市領導人江，說江是堅持「兩個基本點」之好幹部，力主調到中央；鄧很快接納二人建議。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十三届四中全会，議決撤銷趙所有職務；选举江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从此江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
生平 > 文革结束后 > 退休

1989年5月31日，鄧〈組成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集體〉稱：「……一個好班子，搞改革開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幾件開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機會就不要丟，就是要堅持，要幹起來，要體現改革開放，大開放。我過去說過要再造幾個『香港』，就是說我們要開放，不能收，要比過去更開放。不開放就發展不起來。我們本錢少，但可以通過開放，增加就業，搞稅收，利用地皮得點錢，帶動發展各行各業，增加財政收入，獲得益處。以香港為例，對我們就是有益處的。如果沒有香港，起碼我們信息就不靈通。總之，改革開放要更大膽一些。……」9月4日，邓〈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11月8日，85岁的邓在十三屆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任。1990年3月21日，邓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退休，由江接任。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
生平 > 晚年 > 九二南方谈话（南巡）

参见：邓小平南巡、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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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997年
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
1989年9月4日，鄧〈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東歐、蘇聯亂，我看也不可避免，至於亂到什麼程度，現在不好預料，還要很冷靜地觀察」，基本上是因為它們推行經濟改革失敗，所以，中國若要避免遭同一命運，必須繼續走改革開放之道路。
當鄧的專列於1992年1月17日駛離北京站時，北京其他領導人和南方負責接待他的幹部只知道，鄧夫婦和4名子女（鄧質方沒有隨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門散心觀光，進行「家庭度假」。1992年春，邓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依靠昔日的威望，邓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系列演講，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鄧還特地指出當前的基本任務是防「左」：「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南巡”期间，邓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稱：“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一爭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爭掉了，什麼也幹不成。不爭論，大膽地試，大膽地闖。農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應如此。」1月27日，鄧在視察珠海江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時稱：歐洲搞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我們還要維持家庭；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
由於各地傳媒紛紛發表支持改革開放，而與鄧一起南巡的楊尚昆又在軍中展開學習邓的南巡講話，中共中央遂於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講話要點，以中共中央1992年2號文件下發全體党員，由此結束歷時3年半的「治理整頓」，並掀起新一輪的經濟熱潮。
鄧南巡後不久，全國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謂「翻番」，即追求當地國民產值或工業產值成倍增長的高速度發展。中国十多年改革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儘管经历几次波动，但终於迈进市場经济。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國刮起「鄧旋風」的氣氛中召開；江在會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於「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在歷史唯物論中是處於矛盾的對立面，「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掙脫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束縛；從實際意義而言，「十四大」標誌著市場改革派之勝利——中共自此以「計劃」和「市場」的不同「功能」來界定兩者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而不再把「計劃」和「市場」看做「主」與「輔」的關係；換言之，「計劃」不再擔當發展經濟的主導角色，它只為宏觀社會經濟發展制定理順戰略目標而已；「十四大」可說是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標竿。
1992年刮起「鄧旋風」，使沉寂3年多的中國經濟再度活躍，並朝著市場經濟的方向大步邁步；然而，由於市場法規未能及時建立，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之調控經濟措施，致使中國在1992至1993年間出現經濟局部過熱及金融秩序混亂的失衡現象。邓的思想理念與政治方针以“鄧小平理論”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
鄧因身體原因自1994年開始就不管國家大事；陳雲也於1994年8月動大手術，並於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國的「雙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
生平 > 逝世

参见：邓小平之死
1996年12月12日，邓因呼吸道疾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于1997年1月1日起播出传记纪录片《邓小平》，当时已患帕金森病晚期的邓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写他的传记纪录片。1997年2月春節前夕，病情略有平稳的邓向前去探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传达了自己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2月15日，邓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泽民，向其转告邓小平的临终嘱托。2月19日21时08分，鄧小平逝世，享年92岁，死因是帕金遜綜合症和肺部感染。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联合国大会默哀。他的殯車為雙尾門的豐田Coaster。按邓遺願，眼角膜捐出供眼科研究，內臟捐出供醫學研究，3月2日骨灰撒入大海。鄧逝世，中國遂進入後鄧小平時代。
评价 > 官方评价

1997年9月召開中共十五大，該會肯定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將“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引導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不斷前進”明確寫進黨章。
1992年6月9日，江澤民到中央黨校，在省部級幹部進修班作〈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同志的重要談話精神〉講話稱：「為什麼小平同志在講到警惕右時，特別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這一點很重要，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左』的錯誤泛濫的時間很長，影響很深。在建設和改革中要開闢新的道路，要改變妨礙生產力發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時，阻力常常主要是來自『左』的方面。由於『左』的東西往往帶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給人們以迷惑作用，這就更需要提醒我們的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的干擾。」
1997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為他舉行隆重的追悼會。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在鄧小平同志追悼大會上的悼詞〉中說：
“如果沒有鄧小平同志，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稱：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评价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024年8月22日早上，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辦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習近平在座談會中稱鄧小平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戰鬥的一生、偉大的一生，並讚其理論有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化。
评价 > 正面评价

若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以群眾運動方式辦事之一人專政之極權時代，那麼鄧小平時代可說是一個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社會走向開放但仍須堅持共產黨領導之專制時代。
鄧個性很強，不喜歡空談，喜歡快刀斬亂麻，是作風強硬務實、急於抓出成效來的強人，故有「鋼鐵公司」之稱；此外，他的意志堅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幹；葉劍英曾評論鄧：「他這個人歷來如此，自以為是，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喜歡一個人打天下，不撞南牆是不會回頭的。」
傅高義認為，鄧跟蘇聯領導人不一樣，他有一種內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實質問題。鄧16歲離開家鄉後再沒回去，表明要報效整個國家，而非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鄧心機不複雜，不懷恨報復，也有極少例外；下屬認為他是個嚴厲、急切、要求高但講道理的監工，懷著敬畏與他保持距離；鄧行為一貫、治國方式始終如一，而毛澤東則性情多變。
评价 > 负面评价

参见：反右运动、大跃进、河南“75·8”水库溃坝、拨乱反正 § 局限性和争议、官倒、1980年代末中国通货膨胀和六四清场
批评者称，在邓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组织下的反右运动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此外，邓小平在大跃进和1975年河南水灾等事件中的表现也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邓时期对拨乱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确立了不许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准则。 他于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并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还有学者认为，邓在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上以及在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思中也体现出了邓个人的“局限性”。在1980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坚持要求对毛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要求拥护毛泽东思想。
邓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一些幹部认为，当时邓小平採取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维護国家團結的唯一選擇。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出现了一套批评邓的话语体系“稻学”，认为邓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
邓小平理论

条目：邓小平理论
鄧認為，組織一個有效率的國家政府關鍵不是改變法律法規，而是為各級行政單位配備一領導班子，交付實權；重要是各級幹部為下一級選出可靠能幹的領導；鄧認為一個領導班子優於一名領導人；理想是領導班子能掌握各自分管的專業知識，如工業、文化等；大單位要七八人領導，小單位可以兩三人領導；要有足夠活動空間給予領導開展工作，只需完成上級下達的目標即可。鄧要學習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經驗，不管是什麼制度和地方；鄧要掌握國內真實情況，不想聽大躍進時期造成嚴重問題的浮誇報告；鄧認為人需要物質刺激，需要看到實在的進步保持幹勁。鄧知道，外國人和歸國留學生帶來的變化有可能面對艱巨的調整問題，但是鄧堅信，一個國家只有保持開放才能發展最好；鄧部分同事擔心外國人和做法會使中國暈頭轉向，但鄧相信足夠強大，能控制事態；鄧大力支持官員和學生出國，翻譯國外書籍，歡迎外國人來華。改革開放並非由邓啟動，它是邓上台之前在華國鋒之領導下起步。邓也不是手持偉大藍圖、主宰著變革之設計師；事實上，變革時代並沒有清晰、完整、現成之設計。不如說，邓是全面領導轉型過程之總經理，梳理和總結各種想法，展示給團隊和群眾所能接受之步調和方式；鄧穩定領導最高層，使人們保持信心經歷巨變；邓選拔和指導團隊，齊心協力開創並落實各項改革。邓解決難題，努力找出有利於國內外相關各方之解決方案；邓加強統治，保持控制中國人努力適應迅速變化的新環境。
毛澤東加強中央集權制，將其深入擴展至全國；邓則將統治結構拉回來，沒有制定地方必須遵守之嚴密規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級選拔領導班子，授予他們獨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經濟快速增長即可。毛泽东逝世後，邓大膽取消「階級出身好」選拔幹部之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之辦法；根據邓在1977年採取之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幹部。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考試，而是根據工作表現；邓的接班人也沿用制度。邓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之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來自城市之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之吸引力。邓時代開始的開放性流動，與毛泽东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更加深遠之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向以城市為主之社會之過渡以及傳播共同之國家文化，是中國自公元前221年統一以來發生之最根本之社會變化之一。
邓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之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說：「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邓需要敢闖敢幹之幹部，他願意承擔蒼蠅飛進來之代價；邓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為自己或家人斂財。
邓給接班人留下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挑戰向個人撈好處之當權者；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的居民，中國所提供的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聯合政府官員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築商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為當地居民就業。
邓認為，領土糾紛應先放一邊，讓更聰明的後人和平解決；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邓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1974年，作為首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中國領導人，邓稱，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主義帝國」，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之政變，邓回答：「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
邓小平理论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条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改革开放
邓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同时邓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
中共十四大把鄧“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思想寫進中共黨章。「十四大」確認鄧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要求把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看齊；會議又提出要審慎地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並強調精簡機構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銷黨組。
邓小平理论 > 一国两制

条目：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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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联合声明
中葡聯合聲明}-
邓小平主張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國共第三次合作。1980年代其正式向臺灣提出一國兩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
著作 > 代表作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中共八大上（1956年9月16日）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3日）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2月）
著作 > 文集

《邓小平文选》共三册，1983年初版，1994年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第一卷收入1938-1965年的重要文章、讲话共43篇。
第二卷收入邓小平在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前的讲话、谈话共60篇。
第三卷是邓小平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共119篇。
《邓小平军事文集》共三册，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文集编入邓小平1931年4月至1990年9月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报告、谈话、电报、命令、批示、信函、题词等文稿232篇。
第一卷编入1931年4月至1944年12月的军事文稿47篇，
第二卷编入1945年9月至1974年11月的军事文稿85篇，
第三卷编入1975年1月至1990年9月的军事文稿100篇。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2006年重庆出版社。收入1949年9月至1952年8月关于西南地区工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指示、书信、题词等文稿140篇。
《邓小平文集》共六卷，2014年出1949年-1974年卷，分三卷；2024年8月出1925年-1949年卷，仍分三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邓小平文集》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补充。
《文集（一九二五——一九四九）》三卷编入的是邓小平同志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稿207篇。
《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上卷编入的是邓小平同志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上旬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稿106篇。
《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中、下卷编入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领导岗位工作期间的文稿，中卷编入的是1952年8月中旬至1958年9月期间的文稿135篇；下卷编入的是1959年1月至1974年11月的文稿165篇。
著作 > 回忆录

《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1972年6月20日)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1989年11月20日）
《邓小平自述》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
荣誉与后世纪念

邓曾两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分别是1978年和1985年。
为了纪念邓对于深圳经济特区自1979年以来发展的策划和贡献，1992年6月28日，第一版的鄧小平畫像豎立在深圳市福田區荔枝公園東南口。在中国的几个城市里，邓的大型宣传幅甚至出现在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标建筑附近，上面写着强调改革开放或一国两制政策的信息。其铜像于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福田區莲花山公园广场竖立。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为3.68米，刻画了邓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画面。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曾参观此雕像。
2001年8月，广安市设立邓小平故居保护区。为深切缅怀邓的丰功伟绩，让世人了解邓的生平事迹，2001年10月，广安市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工修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占地八百三十亩、总投资近亿元，园区集山、水、池、林、亭、路等于一体。邓小平故居、邓小平故居陈列室、邓小平铜像广场、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游景点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对外试开放。2003年10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正式开放。
2004年8月13日，为了纪念邓的百岁诞辰，于邓小平故里旅游区修建了邓小平铜像广场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邓小平铜像广场的邓小平铜像，高2.5米，重1.2吨，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岗石做成，正前方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这尊铸铜座像坐北朝南，邓面容温和，两颊瘦削，目光敏锐深邃，身穿短袖衬衫、军便裤、沿口布鞋，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
坐落着邓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辖区的牌坊村，也作为一座讲述邓小平生平事迹的博物馆，同时也作为广安区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被保存下来。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有一条6车道，宽25米，长3.5公里的大道：邓小平大道。其于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两米高的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这条路线的东端，纪念邓小平的碑文以汉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三种语言书写。
中国中央电视台于1997年1月发行了一部名为《邓小平》的纪录片，讲述了邓从留学法国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2014年，中央电视台在迎接邓诞辰110周年之际，推出一部纪念邓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家庭 > 祖父母、父母

祖父鄧克達，勤勞、儉僕；祖母戴氏會紡紗織布。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時父母已年過40。家里有一点田，傳到鄧紹昌手上時，有120挑穀地。鄧紹昌12歲時，父親病逝，母親獨自挑起持家擔子；由於時局不安，鄧紹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了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務農。鄧紹昌接受過新式教育，見過世面，加之為人豁達、講義氣，經常參與一些「場面上的事」，在當地算是小有名氣和影響；早年曾參加「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會」），在協興場「袍哥會」中先後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頭領）。辛亥革命時期，率眾參加過廣安武裝起義；鄧紹昌後來又新置一些地，到鄧小平出生時，已是一個擁有二三百挑穀之小地主。大多數時間都在協興鎮和縣城度過。1914年，當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縣聯防副指揮，任職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換。后在協興鎮開過一家小飯館；最富有時，擁有近40畝地和幾個幫他幹農活及養蠶之長工。鄧紹昌收入有每年幾十石租及幾萬株桑。后由於賭博輸錢，賣掉一些田地，幾陷破產，逃到外地。鄧紹昌逃難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經濟亦隨之逐漸破產；1936年，鄧紹昌客死他鄉，不滿50歲。鄧紹昌對孩子嚴厲，動輒打罵，但有維新思想，力主把鄧送到國外留學；鄧在法國參加革命活動後生活窘迫，鄧紹昌賣穀子、賣地寄錢接濟。後來鄧談到父親時說他是「進步黨人」。弟弟鄧墾評價父親：「他屬舊社會的人，有舊社會的一些壞東西、壞作風。但他對舊社會不滿，對我們兄弟倆參加革命，一直採取支持、擁護的態度，從來沒有反對過。」邓绍昌先后娶過四任妻子。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第一任妻子张氏，婚後不到兩年就去世。无后而死。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是廣安望溪家壩人，在當地算是富裕。據鄧榕說，鄧母親十分疼愛鄧；鄧後來也回憶說，非常敬重母親，父親不在家時母親總是悉心照料著家務。淡氏雖沒有念過書，但賢惠通達，勤勞能幹。淡氏於1926年病故。鄧後來回憶說，當時家能夠保持生活，全靠母親。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生下一子後不久就死。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兒。前夫病死後，她帶著一個女兒鄧先芙改嫁鄧紹昌，生兩個女兒；大女兒邓先蓉（早夭），小女兒邓先群。1949年鄧和劉伯承到重慶後，鄧把夏伯根從廣安老家接到重慶同住，從此和鄧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
家庭 > 妻子

鄧一歲時，父親鄧紹昌按照當地習俗給鄧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親。
邓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於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
1931年7月14日，金維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與鄧同行，原名金愛卿，與鄧同歲，1919年曾在縣立女子學校參加學生運動，畢業後任女校教員，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工運工作，1927年被選為舟山總工會執行委員。與鄧離婚後與中組部部長李維漢結婚，育有一子李鐵映。
邓与第三任妻子卓琳（1916年4月6日－2009年7月29日）1939年在延安邂逅成婚。
家庭 > 子女

长女邓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艺术家；丈夫吴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现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长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村出生，鄧小平夫婦在與麻田村一河之隔之雲頭底村找一位奶媽叫郭金梅，一年後鄧小平率部轉戰河北；郭金梅帶著孩子跟隨鄧小平夫婦到涉縣赤岸村住些日子，劉伯承為孩子取名「樸方」。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鄧朴方投身殘疾人工作，自己也經商。在19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妻子高苏宁，骨科专家。
次女邓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丈夫张宏曾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
三女邓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萧榕，小名毛毛，西纠主要代表,著有《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中国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副會長；丈夫贺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将贺彪之子，总参装备部少将，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次子邓质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董事长，1993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妻子刘小元，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
家庭 > 孫辈

外孙女：卓苒，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鄧楠之女。曾任职于中银国际。经陈小鲁介绍与吴小晖相识。
外孙女婿：吴小晖，1966年10月18日出生；曾任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2018年5月10日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5亿元，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予以追缴。
外孙：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鄧林之子，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发作病逝。
外孙女：鄧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鄧榕之女，在孫輩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讀美國波士頓韋斯利女校，攻讀心理學，學成回到北京，從事廣告公關。后隨丈夫馮波到加拿大生活。
外孙女婿：冯波，1969年10月出生，上海人，父亲是国务院参事兼民盟中央副主席冯之浚（1937年4月-2017年2月20日），母亲董丽惠；哥哥是著名投资家冯涛。冯波1987年18岁留学美国，1992年毕业于旧金山摩云大学电影导演专业；在旧金山与茅道林和李世默相识，1997年回国。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新浪、亚信融资；2004年离开成为资本後合伙创建联创策源投资基金。
孙子：邓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小名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曾拥有和使用过美国国籍，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和北京大学。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曾任平果县副县长。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为“David Z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