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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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对学生发表讲话
5月17日，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出席，政治局委员兼国家主席杨尚昆列席，邓的秘书王瑞林担任记录。会上针对学生运动问题李鹏和赵紫阳激烈交锋。姚依林支持李鹏，胡启立支持赵紫阳。邓小平最终表态反对“自由化”，要求党内保持一致。在此次会议上，邓小平还提出宣布“戒严”，打算使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在2005年透露，当时同赵紫阳一样反对武力镇压学生的将军包括张爱萍、萧克、叶飞、李聚奎、杨得志、陈再道和宋时轮，他们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枪口不能对准中国人民。5月18日，赵紫阳、乔石及胡启立到医院探望绝食送院的学生。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进行50分钟的对话。但双方态度强硬，最后不欢而散。国家教育委员会要求全国各地劝阻中小学生上街游行。5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陪同赵紫阳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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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你们不管怎么样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也不是请你们来原谅我们的，不是的。只是说，现在同学们的身体，到了现在，已经是非常地虚弱了。你们都是绝食到第六天……第七天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的话，这对身体会造成将来难以补偿的损伤。这个对生命有危险，大家都知道。  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定要、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结束这个绝食。赶快结束绝食。同学们，我也知道，你们这个绝食，是要达到你们……政府、党对你们所提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但是我觉得，要满意的答复，我们这个对话的渠道还是畅通的。有一些问题，它还是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有一些譬如你们所提的性质、责任的问题，我觉得，终究可以解决，终究我们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什么事情你们也知道，情况都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够在已经绝食六天到七天，现在还是要坚持这一条“一定达到满意了才停止绝食”，但是那个时候就晚了。没法补偿了。你们还年轻啊，同学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都已经老了，无所谓。国家和你们的父母把你们培养抚育上大学不容易啊，现在十九岁、十八岁、二十几岁，就这样子……就这样子把生命牺牲掉啊？稍微理智地想一想啊！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对话的，今天就是说，同学们能不能理智一些，想一想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什么严重的情况。你们都知道，现在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可以说忧心如焚，整个北京都在议论你们这个事情！另外你们也知道，北京的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么大的城市，又是首都，各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一天一天在增加。同志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个事情发展下去啊，不能够控制。造成各方面影响，你看，交通、运输、工作、看病等等。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心意。你们停止绝食，中国政府决不会就这样子，就把对话的门关起来了。决不会。你们所提的一些问题，我们党会继续讨论。事实上不管怎么样，这样慢是慢了一些，事实上现在一些问题还在逐步地解决嘛。还在逐步地解决嘛。我今天就说这一些，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志们，另外说一说我的心情。希望同志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冷静地想一想。还有组织这个绝食的同志们，你们也冷静地想一想。这件事情可不是……在不理智的情况下，很难想清楚这个事。大家都这么一股劲的，年轻人啊，我们都从年轻人过来过，我们也游过行，我们也卧过轨，我也知道当时那种情况。没有想后果怎么样。但事后一想啊……首先你们要冷静地想想今后的事。现在有六天了、七天了，真的要过八天、九天、十天吗？我说，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你们就是为了要等这一天，等……回答令你们满意这一天，你们也该早结束。谢谢同学们，就是看望大家。  |  |
赵紫阳讲话结束后，广场上的学生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是赵紫阳离开政坛前的最后一次向公众亮相。19日晚李鹏宣布了可以实施武力清场的戒严令，而已失去了政治权力的赵紫阳仍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事件移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为此赵紫阳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立即电传在美国访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回国；而温家宝并未执行命令，将电报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否决，从而延缓了万里回国，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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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撤销赵紫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的决定}-
天安门清场以后，由中共元老主导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于1989年6月19日-6月21日召开，会议以批判赵紫阳为主，李鹏在报告中指责赵“分裂党”和“支持动乱”，李先念甚至人身攻击赵。6月23日-6月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审议并通过了李鹏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因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严重忽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趙紫陽被撤銷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等職務，仅保留中國共產黨党籍，支持赵紫阳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也被免职；同年6月30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决定撤銷其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四中全會最主要的议程是听取审议通过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针对报告，赵紫阳做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申辩。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紫阳申辩摘要
我仔细回想了自学潮和动乱發生以来这些日子我是怎样做的，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不对或不妥。
一、胡耀邦同志的追悼会举行以前，常委内部没有什么分歧。
二、追悼会结束后，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復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三、四月一十四日到三十日晨我不在北京，对这一段具体情况不太清楚。
四、我在五月三日北京纪念“五四”大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同志的审核，送审时，不少同志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一意见，我们对稿子做了多处改动。
我觉得，这次会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必须坚持两手抓，不能忽视政治领域的工作；二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跟上，主要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跟上。……我主观上认为，这是真正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多年来，在经济改革上，我是积极的，大胆的，但在政治改革上，我一向持谨慎态度。我也曾自称是“经济上的改革者，政治上的保守者”；近年来，我的思想上有了变化，感到如不把政治改革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不仅经济改革中的难题很难解决，社会、政治各种矛盾也会日趋尖锐。我的这种想法，影响着我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观察和处理。我觉得，在今天党的会议上，我应该讲明这些心里话，向同志们交心。很可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希望同志们批评帮助！
五、我五月四日会见亚洲银行理事年会代表的讲话，本意是想促进学潮的平息，同时也想使外资增强对中国稳定的信心，讲话发表后，开始听到的是一些好的反映。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问题。李鹏同志也对我说，话讲得很好，他在会见亚行年会代表时，也要呼应一下。这次讲话的调子比较温和。我的这次讲话，从当时各方面的反映看，效果还可以。后来同志们批评我的讲话未经常委讨论，这是事实。不过，中央各位领导同志接待外宾时的谈话（除正式会谈方案外），历来都不提交常委讨论，一般都是根据中央的方针自己去准备。
六、五月八日的常委会和五月十日的政治局会。四月二十七日的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非常为难。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的基本想法是，把廉政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来抓，把廉政同民主、法制、公开性、透明度、群众监督、群众参与等密切结合起来。五月十三日上午，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七、关于我同戈尔巴乔夫谈话的问题。十三大以后，我在接待国外党的主要领导人时，曾多次向他们通报，我党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个决定，小平同志作为我党主要决策者的地位没有改变。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这次访朝，我也向金日成主席谈了这个问题。我跟戈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惯例了。问题在于这次作了公开报导。……照理说，这些内容的话，是不会给人以一切事情都是邓小平决定的印象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五月十六日夜间的常委会。我从朝鲜回来以后，听到各方面对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反映很大，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一个结子。当时我曾考虑，可否以适当的方式，解开这个结子，以缓解学生的情绪。……在五月十六日晚的常委会上我提了一下这件事，这是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提出。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九、五月十七日，在小平同志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同志批评我，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由我来组织执行这个决策，很难得力。我是在党的会议上坦率地讲出我所担心的。会后，我再三考虑，很害怕因为我的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而影响和耽误常委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执行。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我无论如何不能做使党为难的事。因此辞职信没有发出。但情况的发展仍使我忧心忡忡。五月十八日，我又给小平同志写信，要求他再次考虑我的意见，并打电话给尚昆同志，请他再向小平同志说一下。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许的。身为总书记有不同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五月十九日凌晨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绝食的学生。原来在学生绝食二天后，我就准备去看他们。后来我又几次提出要去，但都因种种原因而未去成。五月十九日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已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我不能说我的讲话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起码是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我没有出席五月十九日晚召开大会的问题。我要说明，那天我是因为有病向常委请假的。乔石同志在会上也是这样宣布的。我请了三天病假，假满以后我就没有工作可做了，也不再让我参加任何会议。情况我也就不知道了。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对处理学潮和动乱的问题当时总的想法就是要设法缓和与学生的对立，争取学生中的大多数，使学潮逐步平息下来。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最近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说，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影响的必然结果。还说，现在来比晚来好。如果从这样的高度来观察问题，我的原来的那些想法当然就成为多余的了。我当时确实没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和深度，我愿意结合学习小平同志的讲话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
我对李鹏同志的报告中提出的撤销领导职务的建议没有意见，但对我提出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这两项指摘我有保留意见。对于如何处理学潮和动乱，我的确根据党章允许的范围在党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的不同意见。不管这些意见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提出过支持动乱的意见。再从实际情况来看，学潮和动乱的扩大，也不能说是我支持的。事实上从四月二十三日到月底这一段，学潮和动乱急剧扩大，而这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当时首都各报都有报导。这至少可以说明我那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学潮升级。五月十九日实行戒严以后，我就没有工作了，当然也再没有发表任何讲话。此后动乱的升级更没有理由说是我的原因，如果说我请病假没能参加五月十九日的会议，以后事态的发展也主要是由于我的原因引起的，这无论如何解释不通。
关于分裂党的问题。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而李鹏同志报告中指摘我在亚行讲话中没有提到四月二十六日社论，又指摘我在已经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讲话中却说了“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鹏同志在亚行讲话中也没有提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而且说中国要努力“避免动乱”。我认为像这样一些不同场合不同时间出现的讲话侧重点的不同，甚至口径上不太一致，有些是不合适的甚至是错误的，但都不能上纲为“分裂党”，更不能因为我请病假不能出席五月十九日会议算作“分裂党”的行动。

既然党章规定党员有对自己的处理意见进行申辩的权利（党章第一章第四条中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做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我今天就着重对这两个指责提出申辩，希望予以考虑。
美国之音引述何清涟的博客文章称，赵紫阳被撤职后，邓小平试图将赵与美国索罗斯基金会挂钩，决定将赵包装成“美国中情局特务”，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时任副主任王任重领导一个专门小组，对赵紫阳及其子女的商业活动进行调查，只因索罗斯从《华盛顿邮报》上得知消息后，给邓写信指出他的基金会的中方负责人是时任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邓意识到，若执意捏造所谓“赵紫阳间谍案”，必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好作罢。[需要較佳来源]中共內部对趙的審查，直到1992年中共十三届九中全会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