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孫中山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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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2日，孙病逝，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亲自主持在南通公共体育场的追悼大会。会上张謇说道：“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更变迥然不同。所以孙中山不但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且为中国及亚东历史上第一大人物。……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铲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下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1925年3月12日，著名教育家、时为上海大厦大学教育系学生卢绍稷发表《东西两国父》一文，倡言应尊孙为“国父”，并申述理由：“华盛顿血战七年，赢得美国独立，被美国民众尊为国父。孙中山与华盛顿同为革命领袖，华盛顿为独立而争，先生为三民主义而斗，四十年如一日，几死者十余次，其精神、毅力、功绩，较华氏有过之而无不及，理所当然应尊为国父。”
1925年3月13日，孫病逝翌日，梁启超评价：「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1927年5月5日，梁在私人書信中则批評孫勾結軍閥，並接受蘇聯利益做蘇俄傀儡：“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
1925年3月14、15日，《时事公报》主编邬一蝶撰文说：“中国之伟人，虽满坑满谷，而确能得国民之信仰者，惟孙中山一人而已。虽有一部分人，反对而诋毁之，然其所反对而诋毁之者，乃因主义之不同，而并非对于其人格有所不满。今试执一人而问之曰：孙中山之与近日一般军阀孰贤？则无论其人之为中山同志与否，决不能谓后者贤于前者也。又试执一人而问之曰：孙中山之与近日一般政客名流孰贤？则无论其人之为中山同志与否，亦决不能谓后者贤于前者也。故即舍中山之主义不论，而其伟大之人格，一生繁复雄奇之历史，与夫光明正大之心地，已足以吸引全国国民之信仰而有余。中山而死，则国民之信仰心，将如失舵之舟，飘泊中流，而无所系，此其隐患可胜言哉！”
1925年3月19日，孙逝世一周后，家属在北京协和医院为之主办基督教仪式丧礼，中华全国基督教会理事刘廷芳主礼。报载“刘主礼致词略谓：孙先生屡困难，百折不回，是一种最富之信仰性。共和尚未成功，民众仍须努力，是一种优美之希望心。”5月，刘整合过去讲稿，以《看哉，作梦者来矣！》发表，其中对孙如此评价：“在当日处境中，确似一无望现实之梦想也。但他继续做梦，时机一熟，旦夕间全能之帝政府消没，此国度竟公然成立一不朽的共和国。今日此豪伟之梦想家虽仍被称为理想家，其攻击虽常令人弃置而遭时贤谗毁玷辱，讥其为梦想家、不切实行之理想家，然其伟大精英处亦正基在事实上彼之为梦想家，一九一一年之革命大功告成，仅其所梦想之一部耳。他全部的梦想尚待实现。此名义上号称共和国之名物，尚有待乎其得全部实现孙先生之梦想。莫论吾人将评拟之为何似，其难否认之事实则证明其梦想至少有一部分实现，倘明瞭一九一一年以前存在之帝制生活底情绪者，定将见此做梦者影响变化四万万众同胞之普通生活及眼光为何等庄鸿伟美！”
1925年3月24日，《晨报》刊载唐绍仪对记者谈话：“吾人于哀悼中山先生之际，尤应注意一事，即中山先生实为中国民主主义之成功之人。……其毕生存留最大事实，为反对专制之奋斗，反对腐败之奋斗，及为政府正义之奋斗，此种思想已深入全国人心。”惟唐氏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的政治路线有所不同，曾谓：“余以中国区域之大，省分又多，譬如一家人中，弟兄甚多，若不分居两处，弟兄间争执必多。余因此觉得中国的政局，除实行联治外，无好方法。……不过我的私见，五权宪法或不及联省自治功用之大与适用。”
1925年3月29日，林语堂写作《论性急为中国人所恶》一文，批评当时中国自甘落后、不知进取的社会风气：“使有一二急性之人，亦步步为所吸收融化，而国中稍有急性之人乃绝不易得，及全国既被了中庸化，而今日国中衰颓不振之现象成矣。”感叹时人空发议论者多，付诸实践者少：“中国今日岂何尝无思想、无主义，特此所谓主义，纸上之主义，此所谓思想，亦纸上之思想而已。求一为思想主义而性急，为高尚理想而狂热而丧心病狂之人，求一轰轰烈烈非贯彻其主义不可，视其主义犹视其自身革命之人则不可得，有之则孙中山先生而已。”希望国人以孙为榜样，一洗坐而论道之惰性，提倡教育应知行合一：“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性格不大象中国人，是指孙中山先生不象现代的中国人。至于孙中山先生能不能象将来的中国人，这便是吾人今日教育之最大问题。果使孙中山是象将来的中国人，那末我们也可不必为将来的中国担忧了。”
1925年4月23日，钱玄同发表《中山先生是“国民之敌”》一文，表达对过去数年间社会人士嘲讽谩骂孙的反讽：“孙先生以国民之导师自任，大家也都公认他是国民之导师。我不但认孙先生是国民之导师，我并且希望国民奉孙先生为导师。但从事实上观察，截到现在为止，孙先生确乎还是‘国民之敌’。”“国民愿意苟安旦夕，喜欢维持现状；孙先生偏要提倡奋斗，主张革命。其他国民要如彼，孙先生偏要如此。……一句话，国民要静坐或倒退，而孙先生要抖擞精神地跑，而且要向着寥廓无尽的前途不息地跑。孙先生这种精神，真是我们这疲癃老朽的民族起死回生的唯一圣药；他具有这种圣药，他当然是一位良医。可是有祖传痼疾的国民们，是以做‘膏盲间二竖子之伥’为天职的，见了良医，便咬牙切齿，不与共戴天；他活着，他们咒他死——咒他不得好死；他死了，他们于是乎大乐——但因必要，故又在笑眼中挤眼泪。”并在文中挖苦部分见风使舵的人士：“您看十三年前称孙先生为‘孙汶’的，十年前散布《孙文小史》的，六七年前称他为‘民贼孙文’的，半年前还是称他为‘孙大炮’的，近数月来，都亲亲热热地叫起‘中山先生’来了，甚而至于叫起‘元勋’‘伟人’这一类的字样来了！最奇妙者，竟有一位姓‘清’名‘室’的人，居然也送花圈到社稷坛去，居然对于十三年前他想拿来处以极刑的‘孙汶’称起‘孙中山先生’来！”
1926年3月10日，鲁迅在《国民新报》发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批评社会上“几个论客说些风凉话”，其中声称：“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直到临终之际，他说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只要这先前未曾有的中华民国存在，就是他的丰碑，就是他的纪念。凡是自承为民国的国民，有谁不记得创造民国的战士，而且是第一人的？”1927年3月，鲁迅发表《中山大学开学致语》，再一次强调：“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的结果，留下来的极大的纪念是中华民国。”
1928年6月12日，作家张恨水在《世界晚报》发文回忆孙中山入京情景：“中山先生带着笑容，从火车上下来。因为有病，不能演说，一路之上，扔了许多传单答复民众。传单虽极简单，第一句就是‘中华民国诸位主人先生’。你看他对于民众（人力车夫在内）是怎样谦逊有礼，和蔼可亲。”他又写道：“而今青白旗挂遍北京了，中山先生的主义好像快要实行。但是，这莽莽乾坤，哪里去找这样春风风人、夏雨雨人的伟大人物？我伤心极了，我只有痛苦。”
1929年春，中山陵竣工。章太炎曾有云：“论与中山先生交谊之密，互知之深，其墓志铭惟我能胜，亦只有我有资格写。”因而作《祭孙公文》，但未获通过。文中，章太炎回顾中国历史，慨叹孙中山颠覆满清：“蠢尔胡清，轶我神疆。继明两作，公振其纲。”继而惋惜孙让位北廷，革命不彻底：“敝屣南位，以让北藩。北藩伊何？虏之余戋。”指出孙为人刚强、性格倔强：「公之天性，伉直自圣；受谏则难，而恶方命。」并解释过去与其齮齕是因为群氓太多，自己不愿盲目从众：“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
1929年6月1日，九世班禅为孙的奉安大典撰写祭文：“维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班禅额尔德尼叩祭我总理在天之灵。先生首创革命，得救众生，恩同父母。先生前生种道德之宏因，今生得其济众之硕果，我西藏同胞遵仰先生领导之下，共循正轨。先生手造共和，奠国基于磐石之安，解放民众倒悬，碑登极乐世界，人民歌功颂德，有史以来，今古世界第一人也。昊天不吊，折我木铎，先生如在地之岳、在天之日。鞠诚哀告，伏惟尚飨。”
武昌起义领导人熊秉坤曾经稱：「孫先生乃革命創始者，黨人遍布全國，雖間有名目殊異，而尊崇孫先生則一也。将来革命成功，举孙先生为领袖自无疑义也。」
辛亥革命先驅張難先回憶說：當時中國，“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从之。不能得，則如醉如癡，甚至發狂。此实当日普遍情形。”
胡適称：“中山先生是一個實行家。凡是眞實行家都有遠見的計劃，分開進行的程序，然後一步一步的做去。沒有計劃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裏說：專尚實際，不務空談，其實算不得實行家，只可說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寃枉，就是人都說他是理想家，不是實行家。其實沒有理想計劃的人，決不能做眞正實行家。我所以稱中山先生做實行家，正因為他有膽子，敢定一種理想的建國方略。但是大多數的政客，都是胡混的，一聽見十年二十年的計劃，就蒙着耳朶逃走說，我們是不尚空談的。中山先生一生就吃了這個亏，不是吃他的理想的亏，是吃大家把他的理想認作空談的亏。他的革命方略，大半不曾實行，全是為了這個原故。”
蒋梦麟在《追忆中山先生》一文中说：“中山先生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意志坚强，识见远大，思想周密，记忆力好。对人则温厚和蔼，虽是第一次见面，使人觉得老朋友一样。大凡伟大人物往往能令人一见如故。”又在自传《西潮》追述，孙“为了计划中国的工业发展，他亲自绘制地图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他无不了如指掌。”而且孙善于演讲、平易近人，在旧金山的唐人街演说时，会故意发问：“什么叫革命？革命就是打倒满洲佬。”孙用极浅显的话解释革命道理，听众便很容易明白他的意思。蒋强调说：“我讲这些话，不过要青年人知道，伟大人物不是不可亲近的，亦与我们一样极富人情味。所谓‘圣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此意。”
熊希龄称：“孫先生力行革命，四十年毫無懈怠，故能使全國人士，一致欽佩，足見公道自在人心。孫先生做過大總統，僅遺留數箱破書與宋夫人，其持身淸廉，非其他偉人所能及。孫先生治喪費，僅用三萬餘元，尤足徵治喪處諸公，善體孫先生廉介之至意云。”
张季鸾：“国父孙中山先生为近代中国最伟大之先觉，凡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初无有武力资源之凭藉，借赖其革命热情，发为言论，诉之同胞。早年在海外与保皇党言论战斗，苦口说服。同盟会既成，其机关报之《民报》，直接为辛亥革命之指导。自民国肇造，以迄先生之逝世，先生奋其精诚热烈之言论，教训国人，始终勿衰。故由报人立场论，中山先生为中国最伟大之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