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思想 > 哲學與政治思想 > 中國共產黨時期（1920-1929）

關於社會主義：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華，先找到李大釗，然後李大釗給他介紹了陳獨秀，此後陳獨秀開始廣泛地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列寧版本的更加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陳獨秀的思想迅速地轉變。半年以後，1920年9月，他寫的第一篇與馬克思主義相關的文章《談政治》，就已經很激烈地為“勞動階級專政”辯護了，這已經是很純正的馬列主義了。這跟4個月前，他在《勞動者底覺悟》中說“勞動者要求待遇改良，要求管理權”，判若兩人。到了12月1日，他已經開始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其他社會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張東蓀）開始激烈的辯論了。他接受了歷史唯物主義、剩餘價值、階級鬥爭、帝國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等觀念，他認爲這些很科學，而且馬列主義關於革命的觀念也很合他胃口。他在很多問題上的看法跟自己以前不一樣了，於是與自由主義者產生分歧（見下關於科學、民主、帝國主義、基督教）。他與其他社會主義者，如無政府主義者、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激烈辯論，他與共產國際在一些看法上產生分歧（見下關於國共合作）。他的很多想法跟托洛茨基很接近，但這時候他並不知道，要到1929年他才接觸到托洛茨基的學説。
關於科學：陳獨秀認爲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胡適認爲馬克思主義不科學。在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當中，陳獨秀認爲歷史唯物主義是能夠解決歷史和人生觀問題的科學：“只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唯物史觀所謂客觀的物質原因，在人類社會，自然以經濟（即生產方法）為骨幹。唯物史觀的哲學者也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只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胡適不認同歷史唯物主義，認爲“客觀的物質原因”應該包括“經濟組織、知識、思想等等”，陳獨秀認爲胡適陷入了“心物二元論”。
關於民主：陳獨秀認爲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是假民主，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來達到最終的無階級的真民主。“（有些人）反對馬格斯底階級戰爭說很激烈，他們反對勞動專政，拿德謨克拉西來反對勞動階級底特權。他們忘記了馬格斯曾說過：...階級對抗的理由和一切階級本身，也是應該掃除的；因此勞動階級本身底權勢也是要去掉的。...我敢說：若不經過階級戰爭，若不經過勞動階級占領權力階級地位底時代，德謨克拉西必然永遠是資產階級底專有物，也就是資產階級永遠把持政權抵制勞動階級底利器”。胡適不認為共產主義是民主。
關於西方國家：中國的反帝運動是共產國際策劃并且指導實施的。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決定，“必須向一切國家，特別是落後國家的最廣大的勞動群衆不斷地説明和揭露帝國主義列强一貫進行的欺騙”，1922年遠東勞苦人民大會向各國社會主義者傳達了這一精神。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建立在剩餘價值的理論基礎上，他認爲，“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專靠剪息票來掠奪全世界”，“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世界上大多數民族和國家的堅實基礎”。陳獨秀接受了列寧的理論，從所有制來判斷什麽是帝國主義，而不是從是否有領土的侵略來判斷。按照這種理論，沒占領中國土地的美國是帝國主義，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帝國主義，他們的經濟體制是他們的原罪，他們的一切行爲都包藏禍心：向中國出口是“爭奪市場”，從中國進口是“掠奪”，借錢給中國是要“支配中國”，庚子留學是培植“親美政治勢力”，辦慈善是“假惺惺”，辦教育是“文化侵略”，承認北洋政府是培植“傀儡政府”、“延長中國的糾紛情勢”，等等。相反，占領了中國150萬平方公里的苏俄不是帝國主義，因爲它現在是共產主義國家了。1929年中東路事件發生的時候，陳獨秀支持蘇聯繼續占有中國的中東路，因爲“中國自己收回中東路，在此時的確是有害無利的幻想，...帝國主義者之間必然因互奪中東路遲早要導入第二次大戰。...蘇俄和帝國主義不同，蘇俄是反帝國主義的大本營，蘇俄是被壓迫民族聯合戰線的領導者”。
      1922年美國召集華盛頓會議，討論巴黎和會遺留下來的中日間的山東問題，陳獨秀跟巴黎和會的時候不一樣，這次對美國充滿敵意。當華盛頓會議基本解決了山東問題以後，他并沒有改變看法，反而稱華盛頓會議是將“歷來各帝國主義者的互競侵略，變為協同的侵略”。胡適對於這種廣泛地反帝非常不同意，他認爲很多的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并不是帝國主義，他們中的許多人真誠地幫助中國。不過胡適這樣的反對意見非常孤單，反帝運動在中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
      陳獨秀現在評論義和團跟以前截然相反：“一般人不但忽略了它的重要，並且對它懷著兩個錯誤的觀念：第一個錯誤的觀念，憎惡義和團是野蠻的排外。他們只看見義和團排外；他們不看見義和團排外所以發生之原因——鴉片戰爭以來全中國所受外國軍隊、外交官、教士之欺壓的血腥與怨氣！...第二個錯誤觀念，以為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列強不應因少數人之故懲罰全中國人民以巨額負擔。他們不曾統觀列強侵略中國，是對於全民族的，不是對於少數人的。劇烈的列強侵略，激起了劇烈的義和團反抗，這種反抗也是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決不是出於少數人之偶然的舉動。...義和團的野蠻，義和團的頑舊與迷信，義和團時的恐怖空氣，我都親身經驗過，我讀八十年來中國的外交史、商業史，我終於不能否認義和團事件是中國民族革命史上悲壯的序幕”。胡適稱陳獨秀的觀點改變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訟棍行爲”
關於基督教：中國的非基督教運動是共產國際策劃并且指導實施的。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決定，“必須同落後國家内具有影響的僧侶及其他反動的和中世紀式的分子作鬥爭”，1922年，共產國際帶領中國共產黨發起了有組織的非基督教運動。1922年3月21日陳獨秀、李大釗、蔡元培等77人發表《北京各學校非宗教同人霰電》：“教毒日熾，真理易泯，邪說橫行，人道弗彰，我國本為無教之國，乃近代受害，日趨日深，近聞世界耶教學生第十一次開(大)會，今年四月，又欲舉行於我北京首都之地，亦將於我中國，宣傳迷信，繼長增高，同人等特發起組織非宗教大同盟，依良心之知覺，掃人群之障霧，本科學之精神，吐進化之光華”。4月4日，李大釗、陳獨秀、蔡元培等12人發表《非宗教宣言》；3月31日，周作人等5人則發表《主張信教自由宣言》：“我們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們不擁護任何宗教，也不贊成挑戰的反對任何宗教。我們認為人們的信仰，應當有絕對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幹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知識階級的人應首先遵守，至少也不應首先破壞。我們因此對於現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運動表示反對”。此後雙方公開辯論若干回合。
關於國共合作：國共合作是蘇俄與共產國際策劃并且指導實施的。1920年，列寧和共產國際決定，可以“支持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只要“這種運動的代表人物不阻礙我們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衆”，這種有進步意義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被稱爲民族革命運動。1921年10月，馬林在考察了中國國民黨以後，就建議國共合作。1922年1月的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上，列寧親自向國共兩黨代表詢問“是否可以合作”，國共代表表示同意。但陳獨秀和中共的想法是平等合作，當馬林提出讓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中共拒絕了，施壓之下，陳獨秀等人讓步了，但要求國民黨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從孫中山的程序，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開始。
      陳獨秀四次提出不參加或者退出國民黨（1922年7月中共二大，1925年10月五卅運動后，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1927年四一二事件后多次政治局會議上），一次提出爭奪領導權（1926年北伐出發時），一次提出武裝共產黨（1926年中山艦事件后），一次提出武裝對抗蔣介石（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后），全部被共產國際拒絕，陳獨秀失望之下最後辭職。當然陳獨秀自己也發表過很多贊同國共合作的言論，他自己説：“我自從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隨諸同誌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的執行了國際領導者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抵過。”1927年7月13日，陳獨秀辭職以後，中共中央發表宣言，仍然堅持國共合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变分共，共產黨被動地結束了國共合作。
      此後，陳獨秀被中共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承擔國共合作失敗的主要責任。1929年，陳獨秀寫了《告全黨同志書》爲自己辯護，稱國共合作中的“機會主義”錯誤主要是共產國際造成的。與這段過程相關的共產國際的文件在1991年蘇聯解體后陸續開放，基本印證了陳獨秀的陳述。中共對共產國際在這件事上的作用，評價也有所變化，從1945年稱“陳獨秀拒絕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同志的許多英明指示”，到2001年稱“共產國際也作出過許多錯誤的指示，這對釀成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有直接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