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
与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矛盾

1993年，中国第一次申办奥运会前后，前国家体委某位实权人物就因为对何振梁极度不满，甚至拒绝在公开场合与他握手。
2000年，已经就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于再清在悉尼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1次全会上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后在总局的全力支持下，学日语出身的他在美国进行了长期的英语强化训练，并且被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形容为“国际奥委会的莎士比亚”。总局的意图，是以年纪较轻的于氏取代已年过七旬的何振梁，日后进入国际奥委会的领导层。但正如雅克·罗格事先预料到的那样，2003年在布拉格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5次全会上，于再清竞选执委失利。在何振梁看来，此次竞选失利是总局的失算，还不如当初由自己去竞选。他为此给最高层写了一封信，申明了自己的观点。2004年在雅典召开的国际奥委会第116次全会上，于再清终于竞选执委成功，这被形容为“中国在雅典奥运会赢得的第一块金牌”。对于“体制”而言，这意味着“去何化”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
2007年8月29日，原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李志坚在《中国体育报》发表署名文章《申奥六鳞》。李氏在文章中将矛头直指何振梁，称“有些媒体，出于好心，喜欢定向奉送‘体育外交家’、‘奥林匹克外交家’的美誉。......是不是体育外交家，是不是奥林匹克外交家，最要紧的不是看坐了多少万公里的飞机，不是能以英语、法语与多少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聊天......” 有报道称，记者出身的李志坚之所以写这篇被称为“圈外人没有完全看懂”的文章，是因为在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的国际奥委会第112次全会期间，《北京青年报》连载了何振梁的《莫斯科日记》，这组文章同时引起了北京市领导和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的震怒，认为何氏未经统一部署便擅自发文披露这些历史事件的内容，是居功自傲、突出个人、无视组织。而李氏的文章在指桑骂槐的文字背后，矛头所指正是何振梁和《莫斯科日记》中的表述。
2009年，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出版了《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书中披露了不少中国体坛内幕。袁氏在《申奥：深层的故事》一章中，不点名地批评国际奥委会中国籍委员何振梁“不听招呼，自作主张，自行其是”，在200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中支持金云龙而不是雅克·罗格，险些给北京申奥成功造成负面影响，并称何振梁在申奥过程中存在“不合作、贪污腐败、行贿受贿”等行为。袁氏还在书中透露正是由于何振梁不支持于再清竞选国际奥委会执委，才导致其在2003年竞选失败，2004年第二次时竞选才成功当选。袁伟民在新书首发仪式上表示，出书是为了还原真相，他并不怕引发争议。袁伟民的指责很快受到何振梁的反击。2009年10月，何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说：
国际奥委会的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请问他（袁伟民）是到哪查到我支持金云龙的？或者又是谁跟他说的？这种杜撰只能欺骗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历史是由事实来写成的，不是靠某些人编造出来的。他说的这个事，我不想说太多的东西，因为我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我处理，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无聊的东西，他爱炒就炒吧。我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好人不知坏人有多坏，坏人不知好人有多好！
何振梁对于袁伟民对他的腐败指控尤其愤怒，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何振梁在国际奥委会历来以“不可收买的人”(incorruptable)著称。希腊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兰比斯·尼古拉乌(Lambis Nikolaou)也曾在盐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曝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廉洁饱受质疑之时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何先生访问希腊，我们要为他报销几千美金的飞机票，他明确表示是顺路来的，机票已经由国际奥委会支付了，把钱退给了我们。”
针对袁伟民在书中指责其在2001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中行为失当，何振梁于2009年11月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作出了详细说明：
口说无凭，我特地把我当年写的日记拿出来了，它不会撒谎吧！为了让大家了解得更清楚，我先把2001年2月7日那天的日记内容说一下。那一天，在塞纳加尔首都达喀尔，萨马兰奇和我之间有一个私人谈话，因为只有我们俩在场，所以他很直截了当地问我，在罗格和金云龙之间我会选谁。我说：“从奥林匹克的利益出发，我选罗格；但考虑到北京正在申办，我对金云龙也不能当面说我不支持。”萨马兰奇表示理解。巧的是，我离开萨马兰奇办公室后，在走廊里遇到了罗格。我把我们对话的内容告诉了罗格，罗格当面感谢我，他说：“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已经有了我的支持。”也就是指他支持北京申奥。这是2月7日的事。3月1日的日记上记的是：金云龙8点半来电话，说（保加利亚籍委员）斯拉夫科夫支持北京，并且他讲他现在需要5个（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所需的）提名人，姆巴伊（英语：）——非洲最有影响的委员，还有德国的巴赫，也是欧洲很有影响的一个委员都已经同意联署。金云龙想请我也为他联署。联署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人要竞选，不管是主席职位还是执委，任何一个职位必须有5个委员联合提名，nomination，才有资格参与竞选。这与投他的支持票是完全两回事。我知道金云龙是想利用我的威望，但我别无选择，如果我表现出犹豫，更不用说谢绝，都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不利，因为我知道金云龙的为人，所以我当即同意了。当时有5个城市在申办奥运会主办权，又有5个候选人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每人都有或多或少的支持者，选举主席和选定奥运会举办地各种关系错综复杂，我处在第一线，确实感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假如与这5位主席候选人的关系处理不好，那有可能这个或那个主席候选人的支持者就不支持北京。如果你支持了一个人，对另外4个也要做好工作，稳住他们，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金云龙的性格我非常了解。他有韩国贵族血统，受日本文化影响很深，他可以用日语解说相扑，日语比日本人还好。他有点日本浪人的性格，报复心很强，这个人不能得罪。所以，我虽然决定投罗格的票，但表面上，也不能拒绝金云龙。另一方面，金云龙在国际奥委会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有一批不容忽视的支持者。那次国际奥委会主席竞选，第二轮罗格即以59票当选，但金云龙也拿到了23票。23票背后就是23位委员，你想象一下，如果这23票不要说全部，就是一半不投北京，我们还会有第二轮得了56票的辉煌成绩吗？所以金云龙给我来电话让我给他联署的时候，我不可能表现出任何犹豫，我怎么犹豫，我说我请示请示？我想谁都不至于那么傻吧。我在电话里当即就表示同意。
在采访中，何振梁特地强调了，他的一切行为都及时跟国家体育总局高层作了汇报：
因为这是件大事儿，所以在3月2日15点，申奥委的领导小组开会，谈完议题后，我请申奥的两位主要领导及袁伟民、李志坚留下，汇报此事。请注意，是我主动要求他们留下开会的，而不是书里说的什么大吃一惊。我向他们说明我为何不得不联署，但我准备与罗格通话，告诉他原来对罗格的承诺不变。主要领导认为，你也只能同意，但要跟金云龙说好：“何振梁可以联署你，但你必须保证你的朋友支持北京；如果北京没有成功，何振梁的承诺就不算数。”这次大会先选举办城市、再选主席，对我们有利；领导还让我做稳定其他4位竞选人的工作，我跟他开玩笑说了一句：“那我就当两面派了！”他说：“对，为了申奥成功，你就做革命的两面派吧。”主要领导也提出要避免让罗格与其他主席候选人产生误会。我说，我很快就到新加坡，由（新加坡籍委员）黄思绵跟金云龙讲更直接。开会后的第二天，3月3日，我给罗格打电话，告诉他金云龙要我为他联署，我不得不同意，希望他能理解，也再一次重申我之前对他的承诺。罗格感谢我打电话给他，也说你为金云龙联署完全是正常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金云龙是亚洲人，北京又在申办。罗格还告诉我一件趣事：他联署了匈牙利和美国的另外两个主席候选人的提名信，而他们也反过来联署了罗格的提名信。我就说感谢你的理解。3月5日，金云龙发来了联署他竞选主席的文件，我签字后，交给了奥申委的对外联络部用快递发出。所以说这事是经过了领导的讨论，这个文件发出去也是对外部门正式发出去的，而不是我自己私下发出去的。我想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人都应该看到，我的做法完全是既合情合理又符合组织原则的，有什么问题呀？！当然，外事不可能事事先请示。退一步说，如果认为我接到这个电话先答应下来有不妥之外，那么中间还有几天可以弥补，因为那时这份文件并没有发出去，对吧？但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提出不同意见，说明大家都不认为我做得不对，哪来的像那本书上讲的“震惊”、“尴尬”。
在采访中，何振梁毫不避讳地批评袁伟民在其书中把北京申奥跟投票支持罗格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联系起来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这本书出来后，外电也有很多报道，说中国前体育部长著书披露，北京为了申奥成功跟罗格搞“秘密交易”。所以罗格发言人立即回应说：罗格是凭自己对奥林匹克的贡献才当选的，“任何罗格与他人有秘密交易的说法，是绝对虚假的”。澳大利亚的资深奥委会委员高斯珀说：跟他人做交易不是罗格的风格，罗格的为人正直得像一支箭那样，他不需要跟任何人做交易，他是以他自己在奥林匹克的贡献和领导国际奥委会走向更大的成就的纲领而高票当选的。另外，高斯珀还加了一句：“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之所以成功，也是我们认为是该到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了。”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交易”。北京的竞争对手多伦多马上有言论，意思是说多伦多当年没有申办成功的原因，在于没有搞交易。所以这既损害了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也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涉及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必须要澄清。
在采访中，何振梁还对袁伟民指责其不支持于再清竞争国际奥委会执委作出了反击：
之前，袁伟民跟我谈要让于再清2003年竞选执委的时候，我说只要你们认为于再清已具备了条件，我同意。尽管当时让我竞选副主席的呼声很高，而且大家认为我没有对手，几乎可以100%当选。体育总局领导不让我竞选的理由很冠冕堂皇，“新老交替”，体育总局领导还跟我讲：他们已经跟罗格谈过了，罗格说于再清竞选，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可能性，既然如此，我当然赞成。2002年11月我去墨西哥开会时，我跟罗格说：我说明年我任期也满了，我考虑应该有更多的年轻一些的委员进入组委会，所以我明年将不竞选副主席，而推荐于再清竞选执委，希望罗格支持。让我意外的是，罗格告诉我，他已经收到袁伟民的来信提及此事。不仅如此，他还提及很多我原本根本不知情的一些事。罗格说：“釜山亚运会时，袁曾经问过我国际奥委会执委选举的事情。我告诉袁，何振梁可以竞选副主席，如他竞选副主席，由于他的人品和才能，几乎可以肯定会顺利当选，很少人甚至没有人会同他竞争。我还告诉袁，如果于再清竞选，有很大风险，因为他刚当选委员不久，其他委员对他还不了解。”罗格说，他在釜山期间已经把这个问题跟袁伟民谈得相当清楚了，没有想到袁伟民还会写信给他。他说，为中国和于再清着想，还是建议我来竞选副主席，等于再清与委员们彼此再熟悉一些后再去竞选。这也是为中国好。我的第一反应是“坏了”。从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传统来讲，选谁进执委会，委员们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绝不欢迎任何其他的非委员介入。介入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此前有一位日本委员就是通过政府的关系来运作而落选。所以袁伟民、李志坚跟我谈话要我放弃副主席竞选以后，我跟于再清开了一次会。我说，由我、于再清本人以及刚从委员职务退下来的吕圣荣来做工作即可，别人不要插手。所以当我听罗格说袁伟民给他写信了之后，我非常意外。他在内部可以跟我这么讲，在国际上他的做法绝对违反了不成文的“游戏规则”。果然，2003年1月份，德国一个体育刊物上登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委员们说由中国政府来干预我们的执委选举是不能允许的。结果（袁伟民）那本书竟然反过来指责说是我透露了那封信的。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封信，我怎么透露？并且德国的体育杂志跟我没有任何的个人联系，我怎么个透露法？实际上总局领导层对于再清竞选一事，已有不同意见，国际上更有不少负面反应。但体育总局那几位领导人都把这些归到我身上，好像是我煽动起来的。一位领导在办公会上点我的名，在与此毫不相关的离退休干部会上又点我的名，说我阻挠。我不像现在已经沉得住气，我当时气得马上中风晕倒了，醒后看什么东西都是重影，是轻度脑溢血，在协和医院住了一个月，然后又休养了一个月。在萨马兰奇来访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我是坐着轮椅到机场去接他的，因为那时我只能扶着墙走。当时我还是想努力去参加那个全会，我跟协和医院谈，让他们想办法。协和医院说你这样的情况怎么能够去，除非你带一个心血管病的大夫跟着。我说我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还带一个大夫？我就让医院把检查的结果等等什么问题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交给总局。但即便如此，我还被说成故意不去。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2003年那次全会，于再清可惜落选了，正像预料的那样。他们不去检查自己的决策对不对，却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好像这个结果是我一手所造成的。我是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去，如果他落选，说我没有努力；不去，说我故意躲避不支持。2003年于再清竞选失败，我又没有竞选副主席，让金云龙钻了一个空子，他在这次全会上选上了副主席；萨马兰奇当面跟我说：你们的体育部长犯了错误。2003年，金云龙在韩国国内因为经济问题而被拘捕，2004年我去雅典之前，一位高层领导找我谈话：“我们重新研究了方案以后做了调整，如果金云龙副主席一职被罢免，何振梁竞选副主席，如果金未被罢免，考虑到于再清已经竞选了一年，还由他继续竞选。何与于互相配合，以确保中国有人在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里面。”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2003年的决策是不对的，否则何必要等到别人出意外留下一个空缺再由我来竞选？这不瞎折腾嘛？！
据媒体报道，对于国家体育总局高层所认为的“不听招呼”，何振梁妻子梁丽娟的解释是：“外事工作许多时候需要当场做决断，什么事都层层汇报，怎么可能？”何振梁则不满地表示：“一些人的手也伸得太长了。”他曾经在采访中说：
我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你吗？是不是太可笑了？打个比方，潘基文所做的一切都要经过韩国政府的同意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还选他干吗？国际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女士是香港地区人，她的任何言行也要向我们请示吗？难道真的要霸道到金口玉言、什么话都要我言听计从？对不起，何振梁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是奴才，我是一名党员。我绝不盲从，也从不奉承、迎合谁。
做了近20年体育记者的罗宏涛说，何振梁经常直言不讳地告诉国内的同事，如何与国际奥委会的人打交道，有哪些是不妥的。在工作作风上也会公开批评一些总局官员不懂国际事务规范，一些陋习和官僚习气急需改正。这种交流方式肯定要得罪很多人。罗宏涛就曾亲自听到国家体育总局的官员表达对何振梁的不满，其言谈中包含的意味是：有国际背景了、知道一些外面的规矩，就以为自己了不起吗？就可以指手画脚吗？中体产业的部门经理王奇回忆了一个细节：某届全运会的开幕式，国际奥委会一位高官携夫人出席，当时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走上前来，首先与这位高官握手，何振梁在一旁提醒，应该先和高官的夫人致意，局长的神色显带尴尬。王奇说自己认识何振梁20多年，对其充满敬意。在他眼中，这位长者与人交往，体现的是一种“国际化的范儿”。而采访国家体育总局的其他高官，则难比登天。
据媒体报道，国家体育总局对何振梁严加控制，俨然将其当做组织的棋子。何氏曾一度踌躇满志准备竞选亚奥理事会主席，但总局为了赢取阿拉伯国家好感，勒令何振梁“大局为重、放弃出头”；萨马兰奇也曾希望何振梁接班自己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职务，何振梁谢绝道：“我是中国人，是共产党员，欧美委员选我会有顾虑。”后来他又与国内朋友谈到真实想法：“事事处处，我到哪里去都要经过总局报批，我连私人护照都没有，我怎么去竞选？”
何振梁与体育总局的矛盾，除了何氏在国际体育界德高望重、一呼百应，却因功高盖主，饱受体育总局的疏远、排斥、羡慕嫉妒恨，成了中国官场学的牺牲品而饱受排挤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体育所凝结的精神与文化，以及奥林匹克最本质内涵的理解的根本性冲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何振梁也重视金牌，但他的用意是凸显金牌背后的精神内涵，而总局片面强调金牌的政绩炫耀功能，忽视了奥林匹克文化追求。
何振梁一生殚心竭虑、奔波呼吁，就是为了在中国普及奥运文化。在他看来“没有文化的体育就是野蛮的体育”，但在锦标主义和奥运战略掣肘下，他的工作事倍功半。总局耗费巨资兴建的中国体育博物馆不到十年竟因开裂沉陷沦为危房，2002年开始就一直闭馆；反倒是何振梁穷尽个人财富和收藏，在无锡修建了展品高达1900件的奥林匹克陈列馆，长期免费对公众开放。
何振梁认为总局早已严重偏离群众体育路线，他隐晦的指出了总局的错误：“毛主席讲的什么，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工厂企业有工间操、产业操，学校有早操、课间操、眼保健操、农民在村里搞田间活动，部队更不用说了。有一些人忘掉了正确的方针，问题是我们坚不坚持！”。
有评论认为：通俗的说，何振梁和总局官员的矛盾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矛盾，“有内涵”和“无内涵”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