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立軍起義
注釋

↑  时任湖广总督(两湖总督)
↑  維新主張、戊戌變法的概念、康有為、與梁啟超，請參閱：《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一百年後看戊戌變法〉、〈解剖康有為〉與〈公車上書和保國保種〉。
↑  容閎與戊戌變法：《容閎評傳》，第四章，第二節，〈參與戊戌維新〉。
↑  百日維新的背景還可參考：楊天石，《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香港三聯書店，二○一一），〈體制內改革－戊戌維新運動及其失敗〉。全書資料出處有詳細註記。
↑  欲從日本人眼光來看「戊戌政變」者可參閱：陳鵬仁譯，《近代中日關係史論》，五南出版社，二○○○（上村希美雄，《宮崎兄弟傳》，葦書房，一九八七，亞洲上篇及中篇部份），第一冊，第五章〈戊戌維新〉、及第六章〈菲律賓革命〉。全書資料出處皆有註記。「戊戌政變」內容詳參：楊天石，《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風雲時代，二○○九），〈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康有為「戊戌密謀」補證〉、〈天津「廢弒密謀」是維新派的虛構〉與〈袁世凱戊戌記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全書有註。
↑  戊戌變法始末：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三冊．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那變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  有關李提摩太救維新黨人請參閱：Timothy Richard（李提摩太）, Forty-five years in China : Reminiscences（《親歷晚清四十五年》）, New York :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6, 266。中文譯本，李憲堂、侯林莉譯，《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人民出版社，二○○五，頁二四七。
↑  宮崎滔天簡介：張家鳳，《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下兩冊，秀威資訊，二○一○），上冊，頁三○一至三一七。全書有註。宮崎滔天與田野橘次保護「萬木草堂」的學生，宮崎滔天勸救康有為離開香港並陪同東渡日本，後又努力撮合康有為與孫文合作，內容詳見：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東京國光書房，一九○二。中文譯本，陳鵬仁譯，水牛出版社，一九八九，此書有大量譯註，更附吉野作造所寫三十三年之夢解讀、及宮崎之子宮崎龍介所寫簡介。
↑  一八九六年「興中會」的馮鏡如等在日本橫濱組織華僑中文學校，孫文曾推薦梁啟超主持，並親自取名「中西學校」。康有為不希望梁啟超離開《時務報》，便派遣另一個學生徐勤赴任。康有為又曰中西二字不雅，將之改為「大同學校」，並親書匾額相贈。但是到了一八九八戊戌維新時，康有為成為官府體制內的領袖，又以帝師自居，才認為不宜再與流亡國外的革命黨人有所糾葛。
↑  有關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影響可參閱：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下冊，第六章〈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
↑  有關日本人實際接觸中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與下兩。還可參考：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一九二八，世界書局重印，上下兩冊，二○一一），冊一，〈革命黨與日本志士之關係〉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四冊．義和團與八國聯軍》，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
↑  維新人與革命黨人的合作與破裂之簡介：《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兩派的合作與破裂》。章節中皆可發現容閎參與保皇與革命運動之蛛絲馬跡。
↑  從「同盟會」與「國民黨」角度看維新黨人與革命黨人之合作與破裂，可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保皇兩黨之衝突〉與〈正氣會及自立會〉。亦可參考《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中山先生革命藉助國際人士原因》。
↑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第五冊．袁世凱，孫文與辛亥革命》（遠流出版社，一九九八），〈捲入三大危機、一項運動〉。
↑  唐才常遊說張之洞：《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與維新黨人的湖南起義計畫》。
↑  興漢會的成立參閱《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與《近代中日關係史論．興漢會的誕生》。「哥老會」及「三合會」參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二（東方出版社重新編校出版，二○一○）。革命黨與洪門各支派的聯繫參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
↑  畢永年相關事宜參閱：《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畢永年生平事跡鉤沉》、《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革命黨與洪門會黨之關係〉與其他相關章節。亦可見：馮自由，《革命逸史》（一九四八。重印更名為《馮自由回憶錄：革命逸史》，上下兩冊，東方出版社，二○一一），〈畢永年削髮記〉。
↑  有關秦力山參閱：《革命逸史．秦力山事略》。
↑  有關吳祿貞參閱：惜秋，《民初風雲人物》（三民書局，二○○六）上冊，第五章〈吳祿貞〉。
↑  有關唐才常與維新黨人及革命黨人之互動參閱：陳善偉，《唐才常年譜長編》（上下兩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下冊，頁五七一至五七二。全書有註，下冊並附有「自立會」名錄、緝捕名單、「自立軍」參考文獻、唐才常著作目錄索引、及總索引。
↑   有關日本各浪人、極權主義右翼、及間諜等團體請參閱：《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下冊．國際人士襄助中山先生革命評析》。
↑  有關「東亞同文會」協助維新黨人之細節參閱：《揭開民國史的真相．卷一．帝制到共和．唐才常佚札與維新黨人的湖南起義計畫》。有關「東亞同文會」協助革命黨人細節參閱：《近代中日關係史論 》。亦可參閱簡述：《終結帝制：簡明辛亥革命史．革命、改良兩派的合作與破裂》、及桑兵所著〈「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近代史研究》，二○○六年，第三期。
↑  「兩廣獨立」與劉學詢在此事件中扮演角色之相關史料眾說紛紜，當事人宮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夢：宮崎滔天自傳》中或因實不知真實情況、或企圖故意掩蓋事實而將之模糊顯現，卻讓讀者一頭霧水。另篇《近代中日關係史論．宮崎滔天入獄新加坡》則以日本間諜報告與日本官方記錄旁證孫文與劉學詢之互動。興中會相關官方記載則可見：《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李鴻章之獨立運動》。
↑  有關唐才常的生平、理想及著作：《唐才常年譜長編》上下兩冊。
↑  有關「東文譯社」切確名稱，馮自由在《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正氣會及自立會》中稱「東文學社」，彭澤周則引據田野橘次所謂「東文譯社」，參閱：彭澤周，《近代中國之革命與日本》（台灣商務，一九八九），頁三三至三四，註六。另《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五八○頁敘唐才常致書唐才中亦稱「東文譯社」。
↑  有關唐才常與「興亞會」、「亞細亞協會」、「東亞會」及「東亞同文會」之互動，可參考：《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自「論興亞義會」開始，至唐才常死亡之敘述，頁五三七至六三二，惟唐之「興亞義會」似為「東亞會」之誤，見〈「興亞會」與戊戌庚子間的中日民間結盟〉。
↑  有關唐才常介於維新及革命之間的矛盾立場：《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一至五八五。
↑  有關「自立會」的成立、「自立軍」的籌備、及容閎在其中所扮演之角色，請參閱：《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六至五九九、頁六○六至六二七。
↑  許多史書宣稱中國議會在「上海張園」召開，恐是受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之誤導，詳見：《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九九至六○二。
↑  有關中國議會的成立：《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九九至六一○。
↑  有關康有為在海外之募款活動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近代中日關係史論．興漢會的誕生》，頁二○七至二○八、以及《中山先生與國際人士．上冊．中山先生革命藉助國際人士原因》，頁四五。
↑  有關保皇黨向海外僑胞募集餉糈、最終卻匯款不至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五八六至五八八、六一四。
↑  秦力山大通之役：《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
↑  田邦璇、蔡钟浩、傅慈祥、黎科、黎桂泉、蔡成煜、汪葆初(字楚珍)、郑保晟、杜子培、李树芳(字莲航)与李炳寰俩父子、唐才中、王天曙、瞿何清、
向连升、刘国珊、陈应轸、舒菩生、周七，另有無名氏三人共二十三位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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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張之洞圍捕漢口自立軍參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庚子唐才常漢口之役》，以及《唐才常年譜長編》，下冊，頁六一二至六三二。
↑  有些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在一九○○年時尚無「革命黨」與「立憲黨」之分，如：容應萸，〈自立軍起義前後的容閎與康梁〉，《歷史研究》，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九九四年，第三期。也有學者認為容閎在一九○○年後並未馬上全心加入革命：劉玉全，〈容閎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轉變辨析〉，二○一一。有關容閎「未全心加入革命」的觀點，還可以參見：Lawrence M. Kaplan, Homer Lea: 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 (Kentucky: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116 & 257n5。康有為一九○五年訪美謁見老羅斯福總統時，容閎為其翻譯，此外，容閎還是康有為女兒康同璧在康乃狄克州讀書時之監護人，惟這些似乎只是容閎為老友盡地主之誼而已，不足以妨礙容閎從一九○○年後未再參與保皇會運動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