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西北局
中共中央西北局（1941-1954）

194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西北中央局，驻延安张崖村。任弼时分管西北局工作。1949年3月1日改称中共中央西北局。1954年12月10日西北局结束。
书记：
高岗1941.05—1945.10
习仲勋1945.10—1949.06
彭德怀（第一，1949.06—1954.04.27）
贺龙（第二，1949.06—1950.02）
习仲勋（第三，1949.06—1950.02.14；第二，1950.02.14-1954.04.27）
马明方（第三，1950.02.14-1954.04.27）
副书记
马明方1946.06—1949.06
马文瑞 1953.1--1954.12.10
委员：高岗、王世泰、张邦英、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1942年5月3日增补关向应、贺龙、徐向前；1942年8月22日增补贾拓夫；1943年3月6日增补陈云。以后又增补欧阳钦、方强、罗迈、李卓然、马文瑞、贺晋年、周兴、刘景范、张德生、李维汉、张邦英、谭政、马明方、王维舟、李井泉、张经武、张稼夫、彭德怀、王震、张宗逊、周士第、陈养山、张子意、甘泗淇
常委：高岗、林伯渠、陈正人、贺龙、贾拓夫
贾拓夫 1950.2-- 1954.04.27
张稼夫 1950.2-- 1954.04.27
汪锋 1950.2--1953.1
赵伯平 1950.2--1953.1
候补委员：贾拓夫、李卓然；1942年5月3日增补欧阳钦、方强；
秘书长
任作民1941.05—1942.02.20
欧阳钦1942.05—1942.12
贾拓夫1943.01—
张德生1945.10—1947.03
张邦英1948.06—1948.12
张稼夫1948.12—
副秘书长
内设机构：
办公厅
秘书处处长 刘瑞森（1943年任）
组织部：部长陈正人（1941年5月—1945年6月）/马文瑞（1945年7月—1945年8月）
宣传部：部长李卓然（1941年5月—1942年7月）/贾拓夫（1942年8月—1945年8月）
《边区群众报社》1948年1月10日改为《群众日报》
城工部/统战部：部长高岗（1941年5月—1941年10月）/贾拓夫（1943年5月—1944年12月）/张德生（1945年初—1945年8月）
友军科科长、统战部邻区组组长刘瑞森（1942年任）
民运部：部长贾拓夫（1941年6月—1942年8月）
社会部：部长周兴
农村工作部
纪律检查委员会
宗教工作委员会
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高长久（1941年6月—1945年8月）
青年运动委员会：书记高朗山（1941年6月—1945年8月）
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白茜(1941年6月—1945年8月)
工商委员会（1951.9-）
党务委员会：书记崔田夫（1941年6月—1945年8月）
审计委员会：负责人任作民（1941年6月—1942年2月）
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贾拓夫（1941年7月—1942年12月）由9人组成。
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卓然（1941年7月—1941年12月）
保健委员会：主任崔田夫（1941年10月—）
教育委员会：书记谢觉哉（1941年12月—？）
直属县市工作管理委员会：书记白清江（1941年12月—1942年12月）
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林伯渠（1942年7月—1945年8月）
财政经济办事处：主任贺龙（1942年7月—1945年8月）
民兵工作委员会：主任高朗亭（1942年6月—？）
人民武装委员会（1952.12-）
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1953.9-）
西北国营企业委员会
西北石油工业委员会（1952.5-）
友军工作委员会：主任贾拓夫（1942年8月—？）
西北党校：校长张邦英（1941年5月—1942年8月）/习仲勋（1942年8月—1943年3月）/张秀山（1943年3月—1943年5月）/高岗（1943年5月—1944年2月）
中共中央党校第五部：主任白栋材（1944年2月—）
政策研究室，主任黄植，农村组、城市组、资料室。
下辖：
关中地（分）委
三边地（分）委
神府分委
绥德地（特）委
延属地委
陇东地（分）委
洛川工委
陕西省委
甘宁工委
甘肃工委
宁夏工委
宁绥工委：1947年1月，宁夏工委与伊盟工委合并。辖回汉支队。
伊盟工委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1943年5月起)
西北局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和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乡、县、边区推行“三三制”三级参议员选举。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安文钦被选为参议会的副议长，柳湜、贺连城、霍子乐、毕光斗等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一大批党外人士在边区政权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9年后，妥善安置了在西北各地有影响的马鸿宾、黄正清、马辅臣、喜饶嘉措等人，起用了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包尔汉等，这些人先后都被延聘参加各省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马、黄、马、喜、包等人都做了副省长(副主席)或省长(省主席)。各地和各县也都相继安排了一大批民族民主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参政。
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把晋绥军区重新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决定，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兵团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7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人组成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同时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第二、三、六纵由晋绥调归彭德怀指挥。当时西北野战军共有兵力约6万人，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及游击队约两万人。这8万人的供给就极为艰难。
1947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掩护西北野战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习仲勋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8月18日，贺龙、习仲勋率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东渡黄河到临县沙垣、南圪垛村一带。西北野战军取得了沙家店战役胜利。毛泽东致电贺龙、习仲勋：请你们迅速分赴各县大力动员筹集粮食，只要有7千至1万石粮食，即可保障作战计划之完成。8月27日，中央军委又发来急电：野战军南下，已无粮携带，着从速令绥（德）延（安）两地区沿途筹粮。9月20日，中央军委又指示贺龙、习仲勋在20天内动员2万石粮食及棉衣、鞋袜送达陕北。同时要求一个半月内，为西北野战军南下准备所需军费。粮食、物资成为西北战场能否胜利的关键。当时，西北野战军约6万人，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约2万人。这8万人每月至少需粮1.6万石。1947年晋绥边区遭遇极大自然灾害，贺龙把救荒于饥馑当作晋绥最重要工作。为了全力支援前线，贺龙、习仲勋、林伯渠、王维舟、贾拓夫等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共同研究，实行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政经济的统一，成立了统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在军队供给上实行统筹统支。财务部门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财供统一。9月下旬，西北局在临县沙垣村召开了财经会议，认真总结了半年来边区财经工作的经验教训，为解决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提出了新的对策。10月中旬，在回河西之前，习仲勋同贺龙、林伯渠来到晋绥边区的首府蔡家崖，举行了陕甘宁、晋绥两区领导人联席会议，具体研究了两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1948年5月31日，贺龙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报告说：“河东的抗勤任务，超过了抗日战争的总和。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3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32万人次。”当时的筹粮、送粮，确实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边区约有一半的地区已经分配了土地，在另一半未分配过土地的地方，抗战期间由于长期坚持减租减息政策，原来地主占有的耕地中有一半左右已经转移到劳动农民手中。1946年9月开始试行征购并分配地主超额土地的工作，到1947年底，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过土地的370多个乡，经过对地主土地的收购，把120余万亩土地转到农民手中。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1947年11月1日至25日，西北局在陕北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各地委（绥属县以上）及边区一级机关干部党员大会。到会的约800余人。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与精神，检查干部的立场，彻底翻底子。
西北局创造了2项政治制度，即党外人士座谈会和民族自治两大民主形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始于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曾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两月召集座谈会一次。”1944年8月21日《解放日报》社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这种党外人士座谈会，敌后各根据地都可举行。”1942年11月，就关中分区新正县建设回民自治区和三边分区盐池县回六庄建设自治乡的问题，西北局专门制订了《建设回民自治区》的意见，是迄今可以见到的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最早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