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ford-oval/wikipedia huggingface dataset:
旭烈兀
家庭 > 子女

长子：阿八哈，亦孙真哈敦所生，1265年—1282年为伊儿汗国第二任君主
次子：出木哈儿
三子：尤舒穆特，曾孙速来蛮
四子：帖赫申
五子：客儿来哥，子拜都，拜都孙木撒
六子：秃布申
七子：贴古迭儿，忽推哈敦所生，1282年—1284年为伊儿汗国第三任君主
八子：阿寨
九子：空库斡台
十子：伊苏捷尔
十一子：蒙哥帖木儿，玄孙麻合马
十二子：忽拉珠
十三子：布勤
十四子：托海帖木儿
| 0 | 1 | 2 |
| --- | --- | --- |

| 前任： 無，新國家成立 | 蒙古伊兒汗國君主 | 繼任： 阿八哈 |
參考文獻

[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三卷，余大钧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11月第1版
（英文）Hulagu Kha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法]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法]雷纳·格鲁塞，《草原帝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腳注

↑  柯劭忞. . 中華民國 （中文）. 至元元年，世祖遣使者冊封旭烈兀為伊而汗，自阿母河至西里亞，益兵三萬戍之。
|   |
| --- | --- |
国际:  FAST  ISNI  VIAF  WorldCat 
各地:  德国  以色列  美国  荷兰 
人物:  CBDB  SHL 
其他:  IdRef  伊斯兰百科全书 
旭烈兀的军队进攻巴格达
查菲号驱逐舰

| --- | --- |

历史
US
艦名:  查菲号
艦名出處:  约翰·查菲
下订日:  1998年3月6日
建造者:  巴斯钢铁厂
铺设龙骨:  2001年4月12日
下水日期:  2002年11月2日
入役日期:  2003年10月18日
目前狀態:  截至2025年 (2025-Missing required parameter 1=month!)為止仍現役中
技术数据
船級:  阿利·伯克級驅逐艦
排水量:  9496長噸
船長:  509.5英尺(155.29米)
型宽:  59 英尺(18米)
吃水:  9.4米
動力輸出:  4x 通用电气LM2500燃气轮机
船速:  30节
續航力:  4400海里（20节速度）
定員:  329
传感与 处理系统:   AN/SPY-1D 3D相位陣列對空搜索雷達  AN/SPS-67（英语：）(V)3 平面搜索雷達  BridgeMaster E 平面搜索/航海雷達  AN/SPG-62（英语：）火控雷達  Mk 46光電射控儀（英语：）  AN/SQQ-89（英语：）反潛作戰系統:  AN/SQS-53C（英语：）聲納  AN/SQR-19拖曳陣列聲納  AN/SQQ-28 LAMPS III 艦載系統  
电子战&诱饵:   AN/SLQ-32（英语：）電子戰系統  AN/SLQ-25（英语：）魚雷反制系統  Mk 36 SRBOC（英语：）干擾彈發射器  Mk 53 Nulka（英语：）主動式誘餌發射器  Mk 59（英语：）充氣式水面誘餌發射器 
武器裝備:   槍砲  1x 62倍徑Mk 45 Mod 4艦砲  1x Mk 15 方陣近迫武器系統  2x Mk 38 25毫米遙控機炮系統（英语：）  4x 白朗寧M2重機槍  飛彈  96具(前:32,後:64)Mark 41垂直發射系統:  RIM-66M標準二型中程飛彈  RIM-156A 標準二型長程飛彈  RIM-161標準三型飛彈  RIM-162 ESSM导弹(一坑四彈)  RIM-174標準六型飛彈  战斧巡航导弹  RUM-139 垂直發射反潜导弹  魚雷  2x 三聯裝Mk 32型水面船艦魚雷管:  Mk 46型魚雷  Mk 50型魚雷  Mk 54型魚雷 
艦載機:  2x MH-60R LAMPS III海鷹直升機
查菲号驱逐舰（USS Chafee (DDG-90)）是美国海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第四十艘，以美国海军部长约翰·查菲命名。
查菲号驱逐舰于2001年4月12日在缅因州巴斯的巴斯钢铁厂安放龙骨，2002年11月2日下水，2003年10月18日服役。
参考来源

↑  .
↑  .
↑  .
↑  .
↑  .
↑  . US Carriers. 2024-08-28 （英语）.
仁化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列表

仁化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列表是中国广东省仁化县境内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列表。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编号 | 名称 | 分类 | 年代 | 地址 | 坐标 | 图片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3-138 | 云龙寺塔 |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 | 唐 | 董塘镇安岗村 | 25°05′59″N 113°36′17″E﻿ / ﻿25.09972°N 113.60472°E﻿ / 25.09972; 113.60472 |  |  |
| 6-1018 | 双峰寨 |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 清 | 石塘镇石塘村 | 25°04′51″N 113°34′31″E﻿ / ﻿25.08083°N 113.57528°E﻿ / 25.08083; 113.57528 |  |  |
| 7-1570 | 丹霞山摩崖石刻 | 石窟寺及石刻 | 宋至民国 | 丹霞山 | 25°01′58″N 113°44′50″E﻿ / ﻿25.03278°N 113.74722°E﻿ / 25.03278; 113.74722 |  |  |
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 编号 | 名称 | 分类 | 年代 | 地址 | 坐标 | 图片 | 备注 |
| --- | --- | --- | --- | --- | --- | --- | --- |
| 1-12 | 双峰寨 | 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物 | 清 | 石塘镇石塘村 | 25°04′51″N 113°34′31″E﻿ / ﻿25.08083°N 113.57528°E﻿ / 25.08083; 113.57528 |  | 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2-12 | 澌溪寺塔 | 古建筑、古遗址 | 宋 | 董塘镇澌溪山瑶族村 | 25°07′02″N 113°36′16″E﻿ / ﻿25.11722°N 113.60444°E﻿ / 25.11722; 113.60444 |  |  |
| 3-19 | 华林寺塔 | 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 | 北宋 | 闻韶镇下徐村 | 25°09′20″N 113°54′05″E﻿ / ﻿25.15556°N 113.90139°E﻿ / 25.15556; 113.90139 |  |  |
| 5-15 | 文峰塔 | 古建筑 | 明 | 仁化镇矮岭头村 | 25°04′58″N 113°44′48″E﻿ / ﻿25.08278°N 113.74667°E﻿ / 25.08278; 113.74667 |  |  |
| 5-17 | 双水塔 | 古建筑 | 明 | 扶溪镇水口村 | 25°14′04″N 113°50′23″E﻿ / ﻿25.23444°N 113.83972°E﻿ / 25.23444; 113.83972 |  |  |
| 5-66 | 丹霞山摩崖石刻 | 石窟寺及石刻 | 宋至民国 | 丹霞山风景区 | 25°01′58″N 113°44′50″E﻿ / ﻿25.03278°N 113.74722°E﻿ / 25.03278; 113.74722 |  | 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 9-63 | 灵溪大石围 | 清 | 韶关市 | 仁化县周田镇灵溪村 |  | 本体为围墙、祖堂、家祠、菜园井、杜屋泉、书院 |  |
| 9-69 | 细美寨 | 清 | 韶关市 | 仁化县丹霞街道黄屋村 |  |  |  |
| 9-118 | 雪岩寺与石乳泉 |  | 明 | 仁化县丹霞街道黄屋村 |  |  |  |
| 9-125 | 工农革命独立第四团团部旧址 | 民国 | 仁化县董塘镇董塘社区董劝书院 |  |  |  |  |
|  | 狮子岩庙遗址 | 古遗址 | 明 | 仁化县丹霞街道黄屋村 |  |  |  |
|  | 丹霞山塔墓群 | 古建筑 | 清 | 仁化县丹霞山风景名胜区 |  |  |  |
|  | 安岗思诒堂 |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 | 1925-1928年 | 仁化县董塘镇安岗村 |  |  |  |
仁化县文物保护单位 > 第五批

2022年1月13日公布。
| 序号 | 保护单位名称 | 位置 | 保护范围 | 建设控制地带 | 备  注 |
| --- | --- | --- | --- | --- | --- |
| 1 | 老街嘉应会馆 | 仁化县丹霞街道办老城社区和平街7号 | 仁化嘉应会馆本体,面积约260平方米。 | 从保护范围向外延伸2米至17米不等，面积1018平方米。 |  |
| 2 | 董塘华阳寨遗址 | 仁化县董塘镇安岗村委会 | 华阳寨遗址本体，以围墙、坎为界，面积5000多平方米。 | 以坎、道路、围墙为界，面积12000多平方米。 |  |
| 3 | 城口广兴栈 | 仁化县城口镇正龙街21号 | 广兴栈本体，面积约320平方米。 | 从保护范围向外延伸2米至5米不等，以房屋墙、围墙、坎为界，面积732平方米。 |  |
| 4 | 城口秘密交通联络站旧址 | 仁化县城口镇河边街35号和37号 | 秘密交通联络站旧址本体，面积约100平方米 | 从保护范围向外延伸2米至10米不等，以房檐、围墙、道路为界，面积约460平方米。 |  |
刘少奇

| 刘少奇 |
| --- |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任主席
任期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任期 1959年4月27日—1968年10月31日被罷免
领袖: 毛泽东（中共中央主席）
副主席: 宋庆龄、董必武
前任: 毛泽東
继任: 董必武（中華人民共和國代理主席） 李先念（复置國家主席，1983年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理主席
任期 1945年8月28日—1945年10月11日 1949年12月6日—1950年3月4日 1953年12月24日—1954年3月17日
主席: 毛泽东
前任: 王明 （代理总书记）
继任: 赵紫阳 （代理总书记）
 第1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任期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54年9月27日—1959年4月18日
副职: 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艾则孜，程潜（1958-1959）
秘书长: 彭真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朱德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排名第一）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56年9月28日—1966年8月12日 与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同时在任
主席: 毛泽东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林彪（唯一的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排名第二）
任期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任期 1949年10月1日—1954年9月27日 与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同时在任
主席: 毛泽东
前任: 职务设立
继任: 职务废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2任國防委員會主席
任期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至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任期 1959年4月28日—1968年10月31日
前任: 毛泽东
继任: 职务废除
 
个人资料
性别: 男
出生: (1898-11-24)1898年11月24日  大清湖南省長沙府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
逝世: 1969年11月12日(1969歲—11—12)（70歲）  中国河南省开封市
籍贯: 江西吉水
民族: 汉族
政党:  中国共产党（1921-1968被開除，1980平反）
配偶: 王光美
母校: 莫斯科东方大学
职业: 革命家、政治人物、理论家
宗教信仰: 无神论
军事背景
参战: 第一次国共内战 第二次中日战争 第二次國共內戰
刘少奇（1898年11月24日—1969年11月12日），名紹選，字渭璜。曾化名为刘卫黄、刘少基、刘湘、刘士奇、赵元启、陶尚行、胡服等，生于湖南宁乡，祖籍江西吉水，中国政治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缔造者，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二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6年至1966年间担任排名首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曾被毛泽东视作接班人选。
刘早年曾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等中国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在上海、东北、浙江等地从事秘密工作，后前往中央苏区，领导职工运动，并参与长征。1936年，奉命前往天津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地区的影响力。抗日战争时期，刘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部署新四军开辟华中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他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参与重组新四军。1943年，刘少奇返回延安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进入中共核心决策层。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刘继续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主持起草、推动土地改革法，并曾组织“七千人大会”、领导中央经济改革，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后来他反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倡导的“三面红旗”，且在四清运动时与毛泽东意见相左，故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定将刘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刘在被拘禁于河南开封时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全面平反并恢复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切名誉。
生平 > 名字

劉父母按家族譜系排列，取名紹選，字渭璜，意思是渭水之璜。當地俚語稱最末一個孩子為「滿仔」（稱作「屘仔」），劉在叔伯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家族中平時親切叫他「九滿」。許多人都知道「九滿」愛看書，説話文縐，凡事講道理，外號：劉九書櫃。1915年，參加聲討袁世凱鬥爭後，為表示保衛炎黃子孫、振興中華民族，劉把字「渭璜」按諧音改為「衛黃」。
生平 > 青年时期

1898年11月24日，刘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樓鄉炭子冲的東山坡腳下土木結構農舍，父親名叫劉壽生（1865-1911），母親魯氏（1864-1931）。劉家為富庶的农民家庭。母亲为民国著名人物鲁涤平、鲁荡平姑母。劉經常跟兄姊除草摘菜，或上山放牛拾柴。8歲時，父親送劉到柘木冲私塾讀書，第二年到羅家塘私塾。1908年，劉到月塘灣上私塾，讀《詩經》等。1909年，劉到離炭子冲10公里的粉鋪子洪家大屋讀書，學習國文、算術等。1910年，劉到紅米冲上私塾，數月父親去世，即休學回家。1911年，劉在堂姐家寄讀，學《左傳》等。1912年，刘进入芳储乡小学补习，半年後得到初等小學畢業文憑。同年，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記》，刘認真聽哥哥所述，也读這套書，并堅持要姊姊剪去辫子，以示同清王朝決裂。1913年暑假，劉以優異成績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又称玉潭学校）。
1916年1月，劉與同學上街游行，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刘高小毕业后先后报考邵阳中学、长郡中学和一中，都被录取。刘就读于宁乡驻省中学（现金海中学），插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同年被兄騙回鄉，母親作主與鄰村麻雀塘周氏結婚，劉不同意，不久即向周氏斷絕婚姻關係。11月湖南陆军讲武堂第一期从军队下级军官中招生，刘冒名六哥刘云庭的朋友刘少基的退伍军官执照，考取講武堂。秋，劉報考譚延闓在長沙開辦的陸軍講武堂，以第一名成績錄取；因無校舍，至翌年3月才正式開學。
1917年5月1日湖南讲武堂开学，1917年9月湖南督军谭延闿下台，傅良佐继任，湖南南北战争爆发，该校解散。10月，講武堂解散，劉離開學校回鄉。1918年，劉在家複習和自學中學全部課程及部分大學課程，還閲讀《御批增補袁了凡綱鑒》和《御撰資治通鑒綱目》，準備報考大學。
1919年初，刘插入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夏，刘在育才中學畢業後，沒等到發畢業證書便到北京，五四运动已接近尾声。劉找到華法教育會負責人李石曾等，聯繫入留法預備班學習。9月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刘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和校刊等进步刊物，了解了国内形势和俄国十月革命及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6月畢業。
1920年8月返回长沙，刘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賀民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學習俄文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閲讀《新青年》、《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民國日報》副刊《覺悟》等報刊。
1921年夏初，刘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去苏联，7月9日抵莫斯科，8月3日进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编入中国班。冬，同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轉為中國共產黨員，東方大學中國班黨、團員組成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加入東方大學總支部，劉任支部委員。经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罗亦农介绍，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2年1月17日，劉填寫「團員調查表」，在「對於現在社會作何感想」欄目中寫：「資本主義已不能統治全世界了，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必將由人類的努力開始實現，我們處在這時代的人，應把無窮的希望，促進這段歷史。」春，刘帶領部分同學回國；到上海後，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工作。
| 0 | 1 | 2 |
| --- | --- | --- |
|  | 当我提起笔来，我就回忆起46年前，我在苏联第一次见到的那个青年人（即刘少奇）的严肃面孔。当年，饥馑正席卷苏联，甚至一些共产党员虽然外表是气宇轩昂的模样，但私下却也嘀嘀咕咕，而这个高个子青年，长得瘦削白净，却能忍饥耐寒，没见过他有什么埋怨或沮丧的表现。在1922年时，当时的共产党人都充满着激情与狂热，而他却很少表现出那种兴奋若狂的状态。他颇具书生气，常深思不语。他的朋友很快就了解到这种真诚且有教养的品质是从小养成的；当然也有一些人认为他过于沉郁，缺乏青年人应有的朝气蓬勃。 |  |
——张国焘
生平 > 早期革命

参见：1925年刘少奇被捕案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刘作为工作人员，为远东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工作。经陈独秀介绍，到湖南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处担任领导工作。夏，刘回到湖南，在長沙會見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毛泽东，經長談後，劉當即被任為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委員。8月17日，湖南省學聯成立湖南工學商各公團聯合會，選舉李立三、易禮容、劉、夏明翰、李六如等為幹事。劉数次领导铁路工人罢工，其中有9月与李立三等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9月12日晚，劉出席工人俱樂部緊急會議，與李立三等一起布置罷工，決定李立三為罷工總指揮部總指揮；劉為工人俱樂部全權代表，住俱樂部應付事態。9月14日，劉稱：「工人所希望的在於解決目前生活問題，若路礦兩局不派全權代表從磋商條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實上恐萬不能解決。」9月16日，劉稱：如不能達到萬餘工人的要求，就是把我斫成肉泥仍不能解決問題；此時數千工人包圍戒嚴司令部，稱論敢動工人代表半根毫毛，就要路礦兩局片瓦不留；路礦當局和戒嚴司令部立場軟化。9月18日，罷工勝利；10月上旬，劉任工人俱樂部窿外主任，並到長沙向毛澤東等滙報。12月10日，漢冶萍總工會在湖北漢陽成立，選舉劉為執行委員。
1923年8月16日，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改選劉為俱樂部總主任。8月20日，劉撰〈對俱樂部過去的批評和將來的計劃〉：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敗，並竭力增進工人直接利益外，具體還要做三項工作：㈠努力建設與整頓內部；㈡擴大組織；㈢訓育部員，提高工人階級的知識水平並訓練工人做事的能力。
1924年，根據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定，刘加入中国国民党。9月，漢冶萍總工會第二次代表大會，選舉劉為委員長。
在1925年至1926年间，刘在湖北和上海又多次领导政治运动和罢工，成为当地中国共产党工人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5年5月2日，在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聯合舉行的開幕式上，劉與蘇兆征、廖仲愷、王一飛等選為大會主席。6月1日，上海總工會公開成立，李立三任委員長、劉華任副委員長兼組織科主任、劉任總務科主任（相當於秘書長），主管文牘、庶務等五、六個股。11月，因患肺病，劉同何寶珍回湖南養病，住長沙文化書社。12月16日，湖南省省長赵恒惕命令湖南省軍法處派幾個士兵到长沙文化書社逮捕刘，關押於戒严司令部。妻子何宝珍、六哥刘云庭四处奔走托关系设法营救。请到同县的著名教育家（周南女中创办人）、省参议员朱剑凡作担保人保释；请刘家亲戚国会议员周震麟，周同时也与赵恒惕有亲戚关系，写信说情；请刘母家亲戚、湘军师长鲁涤平给赵恒惕发电报说情。
1926年2月上旬，劉在陸軍監獄被關押將近2個月後，終於获释；但趙恒惕要他「迅即離開湖南」。5月，中國共產黨要求各地黨組織發展工農運動，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劉組織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全體代表，同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代表到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從速出師北伐，拯救處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宰割下之水深火熱的民眾」。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選出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一屆執行委員會，劉當選全總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組織部長李立三，宣傳部長鄧中夏，委員長蘇兆征。7月9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8月20日，劉在《工人之路》第412期「廖仲愷先生殉難周年紀念特號」上發表〈廖仲愷先生與工農政策〉：「中國的國民革命，一定要社會各階級民眾一致來參加，建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才可成功。……要得到大多數的工農群眾來參加革命，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這個革命與工農群眾發生切身利害關係。工農群眾不是可以騙得來參加革命的，一定要真確地為工農利益而奮鬥，繼續不斷地增加工農群眾的利益，真確地謀得工農的解放，這樣自然可以得到工農群眾對於革命的熱烈參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遠。」10月10日，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昌，湖北全省總工會成立；12月26日，劉〈工會工作中的兩個問題〉：「所謂的民主集權制，就是工會的權力集中在大多數人的會議上，不是集中在個人身上，即凡事須經過大多數人的會議決定。一決定以後，即必須實行。……代表會是任何工會不可缺少的組織。沒有代表會，工會就危險；有了代表會，工會就堅固。」劉稱：「一個工會，如果沒有真正的工人代表會，這個工會就不能接近群眾，就不是工人的工會，就變成了少數領袖的工會。……各工會趕快按照規定，把代表會組織起來，已有代表會的工會，望切實整理，使代表會真正能夠行使職權，按期開會。……一切權力歸於代表會。」12月28日又在《工會基本組織》小冊子序言稱：「工會必須有嚴密的組織，才能克盡所擔負的使命。所謂嚴密的組織，就是在執行委員會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會；在執行委員會之下，有群眾中的支部基本組織。」
1927年1月领导了武汉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5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刘当选中共中央委员。刘在长期工作中逐渐总结出一套“深入群众、长期隐藏、积蓄力量”的斗争方针，并对当时中共中央内部所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进行抵制，这与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和斗争策略不谋而合。6月29日，李立三、鄧中夏、林育南、劉、項英、蘇兆征等35人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7月上旬，劉肺病復發，經中共中央批准，離開武漢去廬山養病。10月26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劉留在上海醫院養病。
1928年2月7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議：蘇兆征、向忠發、項英、劉等11人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3月24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派劉去天津，以中華全國總工會特派員的身份參加領導全國鐵路總工會，並指導順直省委工作。6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處理順直問題特派員機構」，指派陳潭秋、劉和韓連會為特派員（代號潭少連），代行順直省委職權。12月18日，劉在《出路》第二期上發表〈錯誤觀念的糾正〉：「糾正這些錯誤觀念也只有在長期工作的歷史中才有可能。改變現在的舊基礎，也只有在長期工作中才有漸進的新陳代謝的路徑」；如果停頓工作，專門去肅清障礙，不獨不能把障礙肅清，客觀上會走到取消一切的路上去。
生平 > 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

参见：中东路事件、刘少奇1929年被捕案、长征、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1929年夏，刘调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中东路事件中发动反对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支持苏联的运动。8月22日，刘在奉天纱厂门口，因煽动罢工嫌疑与孟坚一同被捕。9月中旬，经奉天高等法院判决，“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日后刘成为“叛徒”的重要证据，即为此次被捕。9月，中共滿洲省委決定：劉任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
1930年7月，劉到達莫斯科；8月15日至8月27日，刘率中國工會代表團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10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劉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在劉回國前，由陳紹禹代理。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劉未參加會議，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处决后，成立临时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黄平、刘、王云程等九人组成。秋，刘回国，任中共臨時中央职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組織部部長。11月7日至11月20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劉未出席會議，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1932年1月1日，劉署名仲箎，在《工運指南》第三期上發表〈罷工策略〉：「（一）要是工人群眾最迫切的要求；（二）要簡單明了，一切工人都有利益都能懂得，而且要是中心的要求；（三）要是資本家多少能夠答應的要求；（四）最重要的部分要求。」3月14日，劉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臨時中央負責人轉達共產國際指示：「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會議決定撤銷劉的中央職工部長職，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刘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冬，刘告別何寶珍，化名唐開元離開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4年1月，劉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7月，刘出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0月10日，劉隨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向湘西轉移，開始长征。10月22日，劉接周恩來、秦邦憲電令：「劉少奇參加中央紅軍第八軍團领导工作，任中共中央代表。」12月13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鑒於紅八軍團在行軍作戰中減員很大，全軍團只剩下1千多人，決定撤銷红八军团建制，劉隨部到紅五軍團，後任中央代表。
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刘出席遵义会议，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確意見。2月上旬，刘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10月，刘和谢飞结婚；11月上旬組建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劉任委员长。年底，劉到达陕北。12月17日，刘出席瓦窑堡会议。
1936年春，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刘采纳柯庆施的提议，向中共中央请示，建议让被国民政府关押在草岚子反省院的中共党员履行监狱当局规定的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出狱，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批准了刘的建议。关押在反省院的约六十名中共党员接刘指示，起草《反共启事》并登报发表后出狱。出狱的这批中共党员为北方局打开局面做出重要贡献，但在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此事因“手续问题”成为刘少奇的“罪行”之一（即“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10月15日，劉在《火線》第六十三期上發表〈怎樣進行群眾工作？〉，署名K. V.：「為要真正的廣大的組織群眾，必須努力造成下列的條件：㈠爭取群眾組織與群眾運動的自由，盡量的廣泛的利用現有一切公開與半公開的可能。㈡創造群眾運動的、獲得群眾極大信仰的無數的領袖。㈢採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與組織方式。必須具備上列三個條件，群眾運動與群眾組織，才能大踏步的前進。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組織廣大群眾的。沒有領袖的群眾運動，是不能堅持、沒有方向的。不採用民主的工作方式與組織方式，是不能發揮群眾偉大創造力的。然而，我黨過去的關門主義、冒險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錯誤，是無視上列三個條件，採取與上列三個條件相反的方針，所以使白區群眾組織，到處受到失敗，不能獲得任何成績，現在必須改正！」11月27日，劉撰寫〈我們在北平問題上所應獲得的教訓〉，署名K. V.，發表於12月30日《火線》第六十八期：「在目前任何企圖小小削弱黨的紀律的傾向，都只能幫助敵人。然而紀律不只是同志應該遵守，負責人與指導者也應該遵守。不只破壞集中原則的人是違反紀律，破壞民主原則的人也是違反紀律。……沒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沒有真正的集中，一切同志的意見和權利不被尊重，一切好的意見不被採納，自然就不能集中全黨的力量，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去戰鬥。……領導者要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去對待同志」。
1937年初，刘少奇随北方局机关前往北平。2月20日和3月4日，刘少奇向张闻天写信，分别为《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表示过去十年中共的路线存在错误，引发党内争议，但此举得到了毛泽东的默许，为二人未来的政治结合奠定基础。4月21日，劉離開北平，4月底回到延安。
生平 >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参见：重庆谈判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刘在延安代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局势中采取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策略；同时，他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共产党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一改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把土地分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
1947年3月，国军攻占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国共内战，刘则担任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朱德、董必武、康生等率中央机关一部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负责中共佔領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之后，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歼灭国军6.2万余人。7月至9月，刘在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讨论土地改革政策，并颁布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富农土地，分配给贫农、中农。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同朱德、刘会合。1948年5月，刘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随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协助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1949年3月，刘参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在会上发言。1949年6月至8月，与高岗、王稼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苏联专家总顾问科瓦廖夫、中方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徐介藩、翻译师哲陪同访问。6月27日，代表团下榻孔策沃别墅并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涉及向苏联贷款、派遣专家、上海等城市管理问题、新疆及少数民族政策、组建海军舰队、莫斯科与北京航线与配套设施、之后与苏共主席团召开中国政治军事的讨论会、国家机构设置和工商企业管理等。斯大林还决定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并决定以东北人民政府的名义签订贷款协定。7月2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双方共举行了六次会谈（只有一次有会谈记录，两次会谈有确切日期）。会谈期间，刘以电报的形式与毛泽东等人沟通。7月4日，以刘的名义，中共代表团向苏方提交1万余字的报告，介绍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况，并向其征求意见。报告中提及中国将一边倒地倒向苏联，也提及了旅顺驻军、蒙古独立的问题和苏联从中国东北“搬走机器设备”的问题，认为“我们是这样解释的：这些机器是日本人的，苏联把这些东西当作战利品运走，去建设社会主义，免得落在反动派手中并用它来反对中国人民是完全正确的。”
9月，刘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会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生平 > 建国初期 > 土地改革

参见：土地改革运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出席开国大典。劉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舉行，劉任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由刘负责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其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保存富农经济、团结和保护中农、没收地主土地，并在原耕基础上用抽补调整方法来分配土地。其改革卓有成效，1952年，全国农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48.5%，比1951年增长15.3%；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42.8%；棉花总产量比1949年增长193.4%；农民个人生活也有所改善。1952年，刘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
建国初期，毛泽东仿效苏联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任主任，将原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主管经济部门调走，周恩来被架空，仅分管外交工作。同期，毛泽东多次批评刘，而高岗认为毛有意夺取刘少奇的权力，于是联合饶漱石乘机向刘少奇发难，刘高矛盾也恶化。于是刘和周恩来联手，在毛泽东的同意下，于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批斗高岗，使之下台。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1955年4月2日至4月9日，劉先後邀集西北、西南、中南、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區省市委負責人座談，聽取他們有關當地工作情況滙報；當談到經濟問題時，劉稱：凡是盲目發展得多的行業，困難就大；這裡有一條經驗，並不是任何發展都是好的，如果發展不是有計劃、有前途的，發展本身就帶有破壞性。劉同中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一攬子的領導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種業務機構。」劉同華北地區各省委負責人談話：「黨不管黨問題，有個整個問題在內。黨委終天忙，不能管黨，管了什麼？管了徵兵、統購統銷、基本建設等等業務；而這些事應該是由業務機構來管的。黨應該管的是檢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劉稱：「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業務部門去做，黨委就能騰出手來做自己應當做的事情了。……就可以站在監督的地位來指導和幫助業務部門的工作，即管理幹部、檢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地管他們的業務。……今後，黨對政府部門的領導方式，原則上將是如此。」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劉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劉主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下，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生产力。9月28日，中共八届一中全会召开，刘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他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0月23日，劉率領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對外聯絡部部長王稼祥，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飛赴莫斯科，秘密訪問蘇聯。10月30日晚，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劉代表中共代表團向蘇共中央提出反對蘇軍撤出匈牙利，認為把匈牙利交給使用暴力手段之反政府勢力是不妥當的。10月31日晚，劉、鄧小平等回國，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主席團要員送機。11月10日，劉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作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在工人階級執政的國家裡面，就是説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面是不是也有一種可能，也有一種條件，產生工人貴族這種階層？如果我們不注意，讓其自流的話，在我們這些國家，也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在工人階級裡可以產生，在共產黨裡面也可以產生。我想是有這種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們注意了的話，如果我們採取一些辦法的話也不一定產生，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我個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也談了一下，對這個問題，我們要採取一些辦法，採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黨內、在人民中間進行教育。此外，還要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脱離人民。」在2月的国务院会议上针对经济计划提得过大，毛泽东一再告诫“不要泼冷水”，总理周恩来则说“用冷水洗洗”，刘也支持周说“现在有些人脑子太热了，提得太高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开始显现。毛泽东对于刘、周等人提的“反冒进”十分不悦。刘有一次将人民日报的内容为反急躁情绪的社论稿修改后交毛批阅，毛直接批示不看了。毛泽东后来还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
1957年，劉在調查中稱：「恩格斯講過，要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我們黨、政府、國家、經濟機關的領導人，本來是人民群眾的公僕，社會的公僕。現在我們有的同志已經變為老爺，把人民群眾當作僕人，自己還不自覺。這是錯誤的。我們所有的領導人都是為人民服務的，是人民的公僕，是人民的勤務員，沒有權利當老爺。因為不這樣，他就不能把群眾當作跟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處理人民群眾內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農民、普通的學生與我們黨員和幹部一樣看待。我們要信任群眾，群眾才會信任我們。不信任群眾，群眾是不會信任我們的。」随即就是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反“反冒进”，周恩来做了自我检讨，而刘自忖“我们比主席，总是差一大截”。支持毛泽东的一方占据主动，从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生平 > 建国初期 > 大跃进

参见：大跃进和三面红旗
1955年，毛泽东掀起农业合作社并大社的高潮。到1958年初，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刘作为一线领导人积极参与了大跃进的决策和具体的推进工作。3月份成都会议第一次按毛的想法提出要“并大社”，开始了人民公社化的第一步。4月底，刘和周恩来等若干人一起开始“吹公社”、“吹乌托邦”，主张大办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炼钢铁、搞供给制，并在工作中加以贯彻。6月份，毛泽东批发“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之后，刘也紧跟精神宣称钢铁产量可以两三年赶英、七八年超美，并且和毛泽东一样，在实地考察农业生产的时候公开为浮夸行为加温。毛泽东曾经要求压缩一些过高指标，1958年底大跃进的弊病开始露出苗头之后，刘承认“我的头脑也有些热，说过些过头话”，1959年春毛泽东进一步要求“纠左”、“压缩空气”。
生平 > 建国初期 > 当选国家主席

参见：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指定刘为自己的接班人。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刘主持“一线”工作、自己退居“二线”。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上，刘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并当选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1957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向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通报，将由刘接班任中国国家主席。1958年底，毛泽东不做下一届国家主席的提议得到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
1959年二届全国人大前夕，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为刘接班作小范围吹风。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與國外干涉勢力相互勾結，公然撕毁《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發動以拉薩地區為中心之武裝叛亂；3月11日、12日、14日、17日，鄧小平連續參加劉召集之會議，研究處理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叛亂問題。劉和鄧小平在會上稱：和平解放西藏已經八年，我們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是為了等待上層人物覺悟；現在一些上層人物要叛亂，逼得我們不得不進行改革。4月27日，刘在第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當選副主席。刘自动兼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名义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10月下旬，劉在接見出席全國群英會的勞動模範時，對北京市清潔工人時傳祥稱：「你掏大糞是人民勤務員，我當主席也是人民勤務員，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生平 > 建国初期 > 庐山会议

参见：庐山会议 (1959年)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庐山会议。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对1958年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毛澤東沒作評論，7月16日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批示印發給各到會同志參考。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会议，严厉指责彭德怀的信。彭德怀等人提出的意见，被指责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由此，参会的刘等人开始积极配合毛泽东批判国防部长彭德怀，会议的主题由“纠左”变为“反右”。根據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在8月2日至16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进一步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批判，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后，刘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为了取得进步的经验，即使犯错误也要从积极方面理解，另一方面刘为维护毛的权威，仍然参与到以空前的高调呼吁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浪潮中来，这使得大跃进的错误一时难以纠正。
生平 > 建国初期 > 三年困难时期

参见：三年困难时期
1961年1月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汇报会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发言：看来去年由一千八百四十万吨钢增加到二千零四十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问题。1月9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五次汇报会上发言：看来农民在经济上是很脆弱的。经济上脆弱，对违法乱纪的抵抗也脆弱。这种经济上的脆弱性和政治上的脆弱性是很容易出问题的。今后我们各级领导要特别小心地对待农民问题，把农民生活搞得好一点。
4月1日从广州到达长沙，开始深入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全面暴露，刘经过在湖南家乡蹲点调查并在各地考察，思想发生了急遽的转变。他决定解散食堂、强调调查研究，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
生平 > 建国初期 > 七千人大会

条目：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27日，刘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正式发给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代表。经常委同意后，刘在大会作长篇讲话，补充说明报告：“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在会议上，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主席承担中央的责任，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做自我批评。刘组织批评大跃进等工作的经验教训，尖锐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身为主持一线工作的国家主席刘要求全党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对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
七千人大会期间，为了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同时针对代表们提出给彭德怀“下战书”事件翻案的要求，刘在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主席写的信没问题，彭德怀的问题是“里通外国”，刘的定性使得彭德怀无法得到平反。刘还做了严厉的定性。
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对1959年彭德怀事件的定性
“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实的。”
“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作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
“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彭高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俩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
“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
七千人大会之后，2月8日，劉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要形成一種能畅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應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要充分發揮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作用，通過這個制度去實行人民的民主。2月21日至2月23日，刘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刘开始着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刘和周恩來都主張由陈云當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刘在1939年在延安發表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強調共產黨員在取得政權後更要加強意識修養。8月1日由《人民日報》和《红旗杂志》重新發表。该书再版过程中仍保留了原先批判陈独秀的一些文字，如“毫不知耻地要求我们的党员像尊重马克思、列宁那样去尊重他，拥护他为领袖，报答他以衷心和热情。” “他自满，好为人师，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总想爬在别人头上，不向别人，尤其不向群众虚心学习，不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被毛泽东认为影射自己。文革期间，此次再版遭到严厉批判，被称为“黑修养”。
7月25日至8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8月6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之后又六次在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严厉批评“黑暗风”和“单干风”。8月11日在中心小组会上，刘就五月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的估计作了自我检讨，承认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9月24日-27日，出席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全会肯定了八届九中全会以来贯彻八字方针、加强农业战线取得的成效，决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24日，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并再次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26日，刘在会上讲话，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同时规定这次会议的精神只传达到行政十七级以上干部，并要求全党不要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刘、周恩来、邓小平等努力试图继续把中央工作核心从阶级斗争扩大化转向经济调整工作。
生平 > 建国初期 > 三年恢复时期与四清运动

条目：四清运动
1964年，刘又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考察经济建设。经过到基层的视察，他和邓小平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了实用主义。毛泽东很明显感到刘、邓执行一条和自己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受到挑战。1964年底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就四清、五反问题进行批评，双方产生激烈矛盾，这使刘、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开始破裂。同年年底，刘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在三年大饥荒期间，中南海曾实行过高级干部自报口粮的制度，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均报每月13公斤，周恩来为每月12公斤，刘为每月9公斤。刘是中南海所有干部中报数最少者。
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批判中共党内的“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这“三风”与刘或多或少都有关系。刘接受毛泽东的反修防修理论，不但作自我批评、严厉指责“三风”，还说“现在两个阶级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准备资本主义复辟”。然而此时刘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复辟”看成是现实危险，他当时所说的阶级斗争的对象仅仅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一类的社会性问题，这与毛泽东在对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认识上有明显距离。从1963年9月起，中苏论战全面展开，在国际“反修”、重点国内“防修”的大背景下，刘开始把精力转移到正在全面铺开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四清”、在城市“五反”）上来。刘主持修订《后十条》，由毛泽东批准与《前十条》一起下达到全体人民，“四清”运动全面展开。随着运动的进行，刘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也发生重大改变，他在思想上接受毛泽东“反修防修”的理论，认为“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
1963年11月，刘让夫人王光美参加“四清”工作队，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指导“四清”，并将总结的的“桃园经验”作为“抓点带面”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蓝本。运动开始时，刘对形势的判断和提出的政策都得到毛泽东的认可，然而随着运动的深入，过火现象不断出现，刘与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认识上和实践上的分歧逐渐暴露出来。刘认为“反修防修”的重点在基层，他主抓的四清运动以严厉打击“地、富、反、坏”分子和被认为变修的基层干部为斗争方向；而毛泽东认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出自党内上层，说党内已经形成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在1964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提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把矛头指向基层；刘则表示，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反对把一切矛盾都上升为敌我性质。在会议上毛泽东占了上风，“四清”运动按毛的意见重新部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过火偏向。然而，毛的“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并为下一步发动更大规模的运动准备理论前提。这时，毛泽东已经将刘与“中央出修正主义”联系起来，中共中央内部以刘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关于阶级斗争的两种方针，终于将不能再相容了。
生平 > 文化大革命时期 > 陷入困境

参见：炮打司令部、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一类骗子
1965年11月，围绕《海瑞罢官》的论争使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浮出水面。
1966年5月，文革终于爆发，红卫兵运动使整个中国都陷于混乱。在文革初期，刘在某些问题上和毛泽东的立场一致。
1966年6月27日，刘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与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讨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他們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內领导机关的反映。”结尾他说道：“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內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然而两者矛盾逐渐扩大。在处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问题中，双方矛盾此起彼伏。
1966年6月，刘和邓小平组织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和張贴大字报，并将斗争矛头引向“黑五类”。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共产主义者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并命令撤销工作组。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北京后，拒绝刘要求见面的请求，首先听取江青等人的汇报。
7月19日至23日，刘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对于派工作组问题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表示反对。
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局书记，严厉批评刘、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路，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在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毛泽东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目标直接指向刘，同时其中共第二号人物的位置也被林彪接替，虽然仍然是政治局常委，但是排位下降至第8，同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也从此不再被提及。
10月16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遭到陈伯达、林彪等人的批评。
随后造反派用大字报等一再对刘和邓小平批评，毛澤東批評這種做法，周恩來、陶鑄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
生平 > 文化大革命时期 > 问题升级

在1966年10月为期近三周的中央党会上，刘、邓小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并分别作自我检讨，内容向全国印发，这也成为文革中最知名的罪名之一，不过刘邓二人仍然是政治局常委，尚未被正式撤职。11月8日，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1966年12月，刘问题终于向社会公开，江青公开宣称“刘少奇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北京出现“打倒刘少奇”的标语。12月18日，中央同意成立審查王光美的專案小組。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礦業學院稱「劉、鄧是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根據張春橋12月18日授意，带领5,000余人在北京城区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天安门城墙。“王光美专案组”负责调查刘、王光美，直到1968年4月才公开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名义活动。谢富治兼任組長、專案工作負責人，江青、康生是決策和指揮者。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邓小平的“罪行”。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与此同时，六年前就已经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送回北京，与彭真、罗瑞卿等一起接受批斗。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住处贴出大字报，院墙上张贴“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等大标语。3日晚，在戚本禹等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批斗刘、王光美。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圈套将刘、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强行扣押王光美，后经周恩来派人干预下释放。1月13日，毛泽东派秘书接刘交谈（问候刘的家属情况），刘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选编委会主任职位，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毛泽东只是让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并且推荐他读《机械唯物主义》、《机械人》（前两本均遍寻不得）以及《淮南子》（编者刘安最后服毒自尽）[有关吗?]。之后几天内，刘办公室的电话线被拆除。刘失去人身自由。
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康生在军以上干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开始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5月8日，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长篇批判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5月11日专门发出中共中央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而在6月的一次批判刘少奇的大会上，有人通过关系找来了刘少奇的前妻王健，让她在会上揭露批判刘。
1967年，刘开始被软禁在北京的家中。7月初，江青等指使北京建工学院群众到中南海西门驻扎，建设高音喇叭，称要把刘从中南海揪出来“鬥倒鬥臭”，随后北京高校上百个组织前往声援，形成“揪刘火线”，围困冲击中南海，前后持续一个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组织批斗刘和王光美的大会，对其人身侮辱，逼迫其低头弯腰两个多小时并抄家。同年中共理论刊物《红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将矛头指向刘：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难道竟有这样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老革命”？难道竟有这样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老革命”？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同年8月8日，刘再次提出辞职，但是之后的书信都石沉大海。刘最终意识到，争辩无济于事，从此放弃书信和申述，并缄默不语，最终选择以沉默表示无声的抗争。然而批评之声并未随之减少；1967年8月27日、8月30日，《人民日报》相继发布头版新闻，直指刘是“中国的赫鲁晓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