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会议
会后

宁都会议是在王明的“积极进攻战略”同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战略”之间斗争的总爆发。此次会议是在红军即将展开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下召开，对红军此后的战略造成了深远影响。毛泽东的下台及其后失势，也是因为其严厉处理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中央苏区干部群众对他的反对。
会后，毛泽东即赴福建长汀福音医院疗养，10月中旬抵达。王稼祥向毛泽东告别，并要毛泽东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回答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周恩来表示：“前方何时来电召便何时来。”（见1932年11月12日周恩来致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在《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中也称，宁都会议后毛泽东曾向周恩来表示：“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这是毛泽东为自己留下的转圜余地，也符合宁都会议决议。但是此后随着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不断胜利和领导地位的巩固，毛泽东从未接到过前方电召。
在宁都会议举行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1932年10月6日博古召集在上海的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认为应对毛泽东作坚决斗争。10月12日，苏区中央局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通令：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饰所属知照。
通令由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和彭德怀共同签署。该通令明确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1932年10月21日，由苏区中央局起草的送前方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征求意见的《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发出，由于宁都会议未留下记录和决议，所以该简报是仅有的保留至今的苏区中央局有关宁都会议的一手文献。
临时中央的上述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结束，毛泽东已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再度开会。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
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发出《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将毛泽东在前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战略，批判为“纯粹防御路线”，并打击和排挤了执行该路线的干部；且否定了中革军委通令中调毛泽东回到后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决定，剥夺了毛泽东的工作权利。
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养病”期间，见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二人长谈，意见渐趋一致。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抵达中央苏区时，途经长汀，罗明劝博古去看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博古回答：“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还汇报了照毛泽东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很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来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实际上是整肃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受牵连者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博古对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毛泽东的亲属也受牵连，长期管理文件的妻子贺子珍改任收发，弟弟毛泽覃被撤职，并遭到开除党籍的威胁，毛泽覃的妻子贺怡被撤消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
后来，在贺子珍陪同下，毛泽东到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荒凉冷清，仅有已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菜地。毛泽东有时候读书，有时候与来菜地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贺子珍回忆，当时没人敢同毛泽东说话，没人敢来看毛泽东。毛泽东回忆：“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他们把我个木菩萨扔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实际上，还是有少数人冒政治风险来看望毛泽东，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人。
宁都会议后，后方的苏区中央局委员们对周恩来在宁都会议上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非常不满。1932年11月12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就宁都会议的经过与争论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集体向临时中央告状，指责周恩来没有大力反对以消极等待为中心的右倾危险，“在结论中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并且还将之与周恩来此前被扣上的“调和主义”帽子联系起来，称周恩来“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开展了的斗争战线”，“恩来在斗争中不坚决，这是他个人最大的弱点，他应深刻了解此弱点加以克服。”同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中辩解道：“我承认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但是因此“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战线，我不能同意。”他在该电报中还解释了挽留毛泽东在前方的原因。1932年11月，临时中央在致苏区中央局的复电中称，“恩来同志在会议的立场是正确的，一部分同志责备恩来为调和派是不正确的。”
1933年2、3月间，在指挥红军强攻南丰不克后，周恩来、朱德临机采纳林彪的建议，将强袭改为佯攻，采用大兵团伏击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在黄陂、草台冈接连大胜，一举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称：“此次挫败，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这次胜利是红军首次围歼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而非杂牌军，并且创造了红军以前从未使用过的大兵团伏击战法。（毛泽东领导下的前三次反围剿歼灭的都是杂牌军，战法上也没有采用过大兵团伏击。）周恩来由此摆脱了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在红军中威名大震，不但应邀在大会上作胜利报告，还获得红星奖章。第四次反围剿的大胜巩固了周恩来在党内、红军内、苏区内的领导地位，并且使周恩来获得了临时中央青睐，却也在无形中使毛泽东复出的希望落空。
1934年4月中旬，第五次反围剿期间，蒋介石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北部的广昌。仍在“养病”的毛泽东，曾找到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军到湖南而消灭之，但该建议未被最高“三人团”采纳。毛泽东受冷遇的情况，直到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召开遵义会议时才被改变。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宁都会议前后批判过毛泽东的部分领导人日后陆续做过检讨。1945年4月20日，任弼时在延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承认宁都会议时自己批判毛泽东是“一时的宗派活动”。做过更多检讨的是周恩来。延安整风期间，1943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中表示，自己是“以事务主义的作风与布尔塞维克毛主席的作风互不兼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1966年5月23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发言称，宁都会议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1972年6月10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周恩来在《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发言中历数自己历史上反对毛泽东的错误，其中将宁都会议列为自己“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表示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而且自己在宁都会议后至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未曾向主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即毛泽东临别时对周恩来所说的“前方如有急需，可来电报，我即前去。”）自己当时“怕掉乌纱帽，所以有些不同意见也不敢提。到了宁都会议掌军权，那就不是怕掉乌纱帽而是抢人乌纱帽的资产阶级个人私心膨胀了。”这里说的抢人乌纱帽即抢了毛泽东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