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羚
保护状况 > 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反盗猎努力

条目：杰桑·索南达杰和奇卡·扎巴多杰
可可西里是中国最大一片无人区，总面积23.5万平方公里，其中在青海省境内的面积为8.4万平方公里（大部位于治多县境内），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和矿产资源丰富。从1984年发现马兰山金矿直到1992年以前，每年都有五、六万人进入可可西里淘金；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藏羚羊绒纺织制品“沙图什”在西方的走俏，可可西里每年约有2万只藏羚羊遭到猎杀。1992年7月，中共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拨款5万元启动资金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简称“西部工委”），由中共治多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任书记。成立西部工委的最初目的是打击非法采矿，尤其是非法淘金，而非保护野生动物，运营经费也主要来自向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内从事开采金矿、盐矿等生产经营活动者收取的资源管理费。根据索南达杰助手才仁当智的回忆，有一次索南达杰开着43-00519牌号的吉普车，带领秘书哈希·扎西多杰、韩维林和才仁当智进入可可西里巡山途中路过卓乃湖西北角休息吃饭时，才仁当智寻找支炉灶用的石头时发现一只近似山羊大小的动物尸体。索南达杰让原封不动地放着，好让丢肉人找见它。他们后来才明白，这里就是可可西里地区藏羚羊重要的繁殖地带之一，是藏羚羊的产羔区。他们发现的肉就是被盗猎分子猎杀剥皮后遗弃的藏羚羊尸体。随着非法盗猎活动日益猖獗，西部工委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反盗猎转移，西部工委实际上成为了中国第一支武装反偷猎队。据索南达杰秘书哈希·扎西多杰回忆，最初进入可可西里时，索南达杰身上带着《工业矿产开发》；后来，他口袋里的书变成了《濒危物种名录》。
1994年1月8日，索南达杰这位玉树州运动会跳高和小口径步枪射击双料冠军从格尔木出发，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1月9-13日，他和秘书哈希·扎西多杰、两位工委工作人员靳炎祖、才扎西，向导韩维林和两名随行司机查获了三起非法盗猎沙狐，查处了两个非法淘金窝点，没收233张沙狐皮和20余张狐狸皮，收缴3支小口径步枪、1支改装的半自动步枪、1支火枪、3600发子弹、以及一些用来捕杀野生动物的毒药，扣留了一辆东风卡车和该车司机。
1月16日，索南达杰一行在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交界处的泉水河附近抓获了两批共20名盗猎分子（分别为由青海化隆籍王乙卜拉亥买、韩乙子日带领的8人盗猎团伙和由化隆县人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带领的12人盗猎团伙；12人团伙此前刚在新疆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鲸鱼湖（已经出了可可西里）附近的藏羚羊过冬地用4把小口径枪和1把半自动步枪在九天九夜里疯狂屠杀了1000多只藏羚羊，剥下的藏羚羊皮把整辆东风车的后厢全部塞满），缴获了5辆汽车（含2辆东风卡车、3辆北京吉普车）和整整两大卡车、1800多张藏羚羊皮。当晚抓获12人盗猎团伙时，其中两名盗猎者有肺水肿和枪伤，此时慢性肠胃炎发作的索南达杰命令哈希·扎西多杰和才扎西连夜把两人送往格尔木治疗。临行前，他用自己那把上膛快又轻巧的79式手枪换下了哈希·扎西多杰不好用的54式，自己则与其他人负责押运剩余的18名盗猎者。
1月18日，索南达杰等人已经几天没有吃饭，充饥的只有现烧的热水。当天下午4时许，在押解盗猎者至马兰山、太阳湖南岸休整时，被抓后就密谋策划抢劫被收缴的枪支和藏羚羊皮潜逃的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趁索南达杰乘坐的卡车发生爆胎修理之机打晕并捆绑了靳炎祖与韩维林，将工委扣押的车辆全部控制，马成虎与李海青等数人旋即驾车逃窜。随后马生华抢夺了工委的“五四”式手枪1支，王乙卜拉亥买抢夺了工委的“七九”式冲锋枪两支。韩忠明、马忠孝、马青元又组织预谋捆绑索南达杰。索南达杰赶到现场后，马忠孝、韩索忙乃、马学平、马黑么上前捆绑索南达杰，索南达杰反抗中将马忠孝当场击毙，将韩索忙乃击伤。韩忠明指挥马生华将汽车灯向索南达杰方向打开并下令所有人开枪射击，随后韩忠明、马生华、王乙卜拉亥买等人驾驶抢劫的汽车潜逃。次日天刚亮，当双手冻僵的靳炎祖两个指头捏着一把马刀再回现场时，索南达杰已成冰雕。一颗价值两毛钱的小口径步枪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大腿和小腹之间的动脉，血凝结在他的黑色皮裤里。他俯卧在地，双眼圆睁，短须和头发上满是灰尘，右手依然保持着扣动扳机的姿势，只是那把54式手枪已掉在地上。后经法医鉴定，索南达杰腹部贯通枪弹创伤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靳炎祖和其他幸存者试图将索南达杰遗体运出荒漠，但车陷泥河。因通讯不便，治多县公安局22号才接到报案。25日公安救援人员赶到时，索南达杰遗体在车厢里躺了四天四夜，覆盖在他身上的是藏羚羊皮。
索南达杰是新中国第一位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的党政官员，他的殉职震惊了全国，客观上唤醒了中国社会对藏羚羊这一物种生存状态的关注。1995年10月，青海省政府批准成立了可可西里省级自然保护区（1997年12月升格为国家级保护区）。1996年5月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站，命名为“索南达杰保护站”。他的事迹后成为2004年陆川执导的电影《可可西里》的素材，片中主角日泰便是以索南达杰为原型创作的。1996年11月，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联合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的先驱”杰桑·索南达杰等100人被中共中央授予“改革先锋”称号。
1995年5月，索南达杰的妹夫、时任玉树州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奇卡·扎巴多杰受其事迹感召，主动辞职并接替索南达杰生前的职务，重新组建西部工委，并于同年10月在青藏公路八工区一顶帐篷内成立了一支专职武装反偷猎队伍，后因扎巴多杰1998年在北京各高校演讲时说“不惹我们时我们很温和，惹火了就像野牦牛”而被媒体冠以“野牦牛队”的名号。根据扎巴多杰在纪录片《平衡》中的受访叙述，治多县除在该队第一次进可可西里巡山时给队里的车加了300块钱的汽油外，没有提供任何经费，但允许该队保留所有罚没收入作为经费。该队人员大多是从社会上招募的退伍军人和待业青年，甚至有被感化的前盗猎人员，但缺乏正规装备，正规途径配备的只有一把冲锋枪和三把手枪，其余的枪缴自犯罪分子。
该队从建立到撤并的五年里巡山上百次，抓获盗猎藏羚羊团伙92个，收缴藏羚羊皮八千多张，几乎占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全部藏羚羊反盗猎成绩的一半，但也存在执法不规范、擅自放走抓获的盗猎者、私贩缴获的藏羚羊皮（近7000张藏羚羊皮不知去向）并瓜分赃款、向一些采金者和捕捞卤虫者大肆发放许可证等问题并因此遭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相关领导的举报。8名原“野牦牛队”队员甚至于2001年被格尔木市检察院以涉嫌贪污罪逮捕，但该队长期得不到稳定财政支持也是事实。由于经费全部来自罚款，工作成绩越大，偷猎越少，反而经费来源也越少，经常发不出工资，更缺乏巡山经费。扎巴多杰1998年秋在北京多所高校作报告时曾表示“目前西部工委内外共欠款86万元”，被迫卖缴获的藏羚羊皮筹措经费让他“内心很痛苦”。1998年11月8日，扎巴多杰从北京出差返回玉树州的第二天晚上，在家中被一颗七七式手枪子弹近距离击中头部身亡，公安机关调查后认定其为自杀，真正死因至今存疑。
彭辉执导、2002年出品的纪录片《平衡》显示，扎巴多杰在北京出差期间曾言辞激烈地对玉树州各级政府长期不给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落实编制和经费，却花费大量经费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新机构，试图甩开、边缘化、甚至撤并西部工委表示不满，自称“心里有点不平衡”，还表示“我辞职总可以，甚至开除以后我还是干这个环保事业，我绝对要干下去”。2000年底，西部工委和野牦牛队解散，副科级人员回原单位，其余人员并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但无人被分配保护藏羚羊的工作。中国民间也对野牦牛队开展反盗猎行动提供大量物质支持。仅1998-2000年间，该队共接受了社会上捐助的价值80余万元的钱物。捐助物资包括吉普车、汽车配件、通信设备、账户等，其中国内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和国际爱护野生动物基金会也曾给予野牦牛队以资金、设备方面的很大支持。来自二十多个省份的数百名人士也请求“自愿加入英雄的反盗猎队”。扎巴多杰和“野牦牛队”的事迹被记录在2002年彭辉执导的纪录片《平衡》中。
1999年4月，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组织了可可西里反盗猎“一号行动”，这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非法盗猎藏羚羊的行动，行动抽调了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100多名干警组成反盗猎队伍，兵分四路进入可可西里腹地进行撒网式发盗猎大搜捕，野牦牛队也参加了此次行动。2004年4月，又组织了“高原二号行动”。1997年以后，随着可可西里、羌塘、阿尔金山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系统性的反盗猎巡查成为可能。1998-2004年，400余名保护队员在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巡山行程累计上百万公里，破获盗猎藏羚羊等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和非法捕捉、盗卖、运输野生动物产品的各类案件9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和违法人员900余人，共收缴藏羚羊皮8000余张和大量其它野生动物活体、尸体和产品，各类枪支180支，子弹近5万发，汽车140余辆。
1994年8月，在长江源探险的杨欣受索南达杰感召，由一个探险家、摄影师蜕变为一个环保活动人士。1995年，他發起了“保護長江源，愛我大自然”活動并多次前往可可西里地區進行考察，并于1997年在可可西里建立了一个反盗猎的前沿阵地——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这也是保护区内第一个自然保护站。他还跟札巴多傑連絡，共同討論保育藏羚羊的事宜，並尋求國際援助。
截止2011年底，从全国各地赴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义务服务的志愿者累计超过三百人，其中一名志愿者于2002年底牺牲在保护站外10公里处。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是可可西里地區建站最早、名氣最大的的保護站，主要任務是接待遊客與救治藏羚羊。2003年索南达杰保护站从志愿者手中移交给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1997年1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奚志农深入可可西里无人区对“野牦牛队”进行了20天的跟踪拍摄，采集了大量关于藏羚羊盗猎和反盗猎的影像资料，并制作成记录片在《东方时空》播出。奚志农是第一位深入可可西里报道反偷猎事迹的电视记者，其照片及录像被国内外媒体广泛使用，有力地推动了藏羚羊保护。1998年6月和12月，他又两次进入阿尔金山保护区拍摄藏羚羊，多次发表文章、接受采访、赴高校演讲，呼吁保护藏羚羊并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建立藏羚羊网站。他还参与策划拍摄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调查报道“藏羚羊之死”并在其中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