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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早期生活与思想

萨特于1905年6月21日生于法国巴黎的富裕阶层家庭，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是法國海軍工程师，母亲是安妮-玛丽·萨特（婚前姓史懷哲）。萨特的父亲在萨特1岁零3月時去世，他的母亲在丈夫去世后带着萨特前往阿尔萨斯，在做德文教师的外祖父家里生活，尽管他日后排斥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但祖父家裡的知识氛围让萨特在写作和文学上受益很多。四岁时，萨特由于角膜翳导致右眼斜视，这使得他的相貌在有的人看来有些丑陋。萨特最初在蒙田公立学校上学，在祖父的要求下校长让萨特直接上8年级（最低年级是1年级预备班），但很快以基础太差而被要求从1年级开始就读。祖父则在一气之下让他退了学，请老师在家给他上课，这使得萨特接触同龄人的时间推迟了几年。10岁時萨特进入巴黎亨利四世公立学校，后来转到了拉罗舍尔公立学校，3年后，他又随外祖父重新就读亨利四世学校。在就读了2年后家里让他转到了路易大帝学校，可能因为后者的文科预备班較好。不久萨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在这期间，萨特读了笛卡尔、康德、柏拉图等人的主要著作。这对他后来有了不小的影响。巴黎高师每年有戏剧演出活动，这使萨特开始重新对戏剧喜好起来。并写了他的第一个独幕剧《我将有一个好的葬礼》。萨特在大学期间通过朋友关系认识了在索邦大学就读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她后来被称为萨特的“终生伴侣”。当时他们都在准备中学教师资格考试。1929年，萨特在一个气象台里服兵役，为期1年半。1931年4月，萨特去了法国北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在高中教哲学，同时写作小说和哲学论文。1933年，萨特前往柏林，进修胡塞爾的現象學。1934年，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或译《自我的克服》，Transcendance de l'Ego）一文。1936年又发表了《影像论》（或译《想像》，L'Imagination）这是萨特对现象学研究后的论文。1936年，萨特完成了一部关于偶然性的文学作品的第三稿。萨特将它定名为《忧郁》，起初这篇稿子被出版社拒绝。后又几经周折，在朋友的帮助下出版社终于又重新接受了这份作品。但名字受建议改为《恶心》（Nausea）。1938年4月，《恶心》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虽然不是特别畅销，但评论界反应不错。在小说《恶心》出版之前，萨特得到了出版社的几个短篇的约稿，于是《墙》、《艾罗斯特拉特》和《不自在》相继发表，而《房间》和《亲密》也都接近完稿。伽利玛出版社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艾罗斯特拉特》、《墙》等其他几篇已经发表的小说合在一起，作为小说集《墙》出版。这本小说集非常受欢迎，萨特也真正的开始有名气起来。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二战期间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萨特在波尔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点集合。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調派到布鲁马斯，成了气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观测到的风向通知炮兵连，其他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1940年6月21日，萨特随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在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那天是萨特35岁的生日。在萨特被俘几个小时后，法德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这种偶然性如荒诞戏剧般在萨特身上重演。萨特开始被关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的巴卡拉。8月中旬时，他被遣送至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战俘营期间，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组织了话剧《巴理奥纳》。最终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为理由，使德军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逃出战俘营。萨特回到巴黎后创办了一个抵抗组织，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法語：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萨特想和其他抵抗组织联合起来，但却被当作是“法奸”而遭拒绝。1941年萨特解散了这个组织，但在两年后萨特又获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组织，为《法国信使报》和《法兰西文学》做工作。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法語：L'Ê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花神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职业哲学家都关注着这本书。但《存在与虚无》从一开始就难以為学术界正统权威所接受，他们觉得这本书过于离经叛道，不能入哲学的殿堂。这本书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得存在主义成为195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潮，而这本书也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战争期间，萨特还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法語：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第一、二卷。书名最初定为《魔鬼》，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并在“二战”结束前陆续完成了这本书的第一卷《理性时代》（又译《懂事的年龄》或《不惑之年》，法語：L'Age de Raison）和第二卷《延缓》（又译（缓期执行，法語：Le Sursis）。小说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精神状态，但重点却在描绘主人公和情妇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小说的前两部于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灵之死》（又译《痛心疾首》，法語：La Mort dans L'âme）则于1949年发表。第三部中政治和哲学色彩明显的变得厚重起来，使这小说的续集不是很成功。《痛心疾首》是萨特在抗德胜利之后创作和发表的，期间萨特在思想上、政治上、伦理上、与苏共和法共产生了分歧。他试图建立第三政治势力（革命民主同盟）的努力遭到失败后，不得不与法共既联合又斗争，思想上充满矛盾，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他的小说原构思为布吕内和重伤复员的马蒂厄联手领导战俘一起走向巴黎解放，共奏自由的凯歌，所以原题名《最后的机会》。但赞尼事件使他对法共极为失望，小说无法继续，戛然而止，只得将《最后的机会》更名为《痛心疾首》，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自由之路”。萨特对创造戏剧也充满兴趣，在这之前他只在战俘营写过《巴里奥纳》。1943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苍蝇》（法語：Les Mouches）的剧本。這个剧本是为了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也是为了萨特当时一个叫奥尔加的情人。奥尔加当时在学演戏，希望萨特能为她写一本剧本。《苍蝇》取材于古代传说，但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改造。剧本通过了德国的审查后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评，并让奥尔加开始出名，但德国很快查觉了这部戏的含义，不久后便停止了演出。这次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并开始构思新的剧本。1944年，萨特的新戏《间隔》（法語：Huis-clos，又译《密室》）公演。这部戏只有三个演员，同时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大致情节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裡。每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次演出大获成功，戏剧中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法語：L'enfer, c'est les autres）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之一，萨特甚至受邀進行一个关于《间隔》的演讲。而后萨特又创造了一些戏剧，包括1946年《死无葬身之地》（法語：Mort sans sépulture，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法語：La Putain respectueuse，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電影），1948年《肮脏的手》（法語：Les Mains sales），1951年《魔鬼与上帝》（法語：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1955年《涅克拉索夫》，1959年《阿尔托纳的死囚》（法語：Les Séquestrés d’Altona）。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二战后的政治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特主编了评论杂志《摩登时代》（法語：Les Temps modernes），编辑部成员有西蒙·波娃、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莫里斯·梅洛-龐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而后萨特开始被人称为存在主义者，并开始越来越出名。萨特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后来则开始接受。1945年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法語：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讲。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可透過任何觀念定義前便既存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尔所說的人的實在性。」萨特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称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而这时期，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并提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的口号。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试图论证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文学，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法語：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大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1950年代初期，萨特在政治上逐渐倾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同路人。1952年夏，共产党人雅克·杜克洛被捕和6月4日发生的罢工失败，对萨特造成很大的刺激。萨特撰写并发表《共产党人与和平》试图说明共产党和工人间的关系，分析造成罢工失败的根源。文章分成三个部分，而到最后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萨特新的政治立场虽然得到编辑部大部分人的赞同，但仍导致一些人离开了《现代》杂志，其中包括梅洛-庞蒂。1952年，阿尔贝·卡缪的《反叛者》一书由于宣扬“纯粹的反抗”、即反对革命暴力而导致了他和萨特的决裂。（另一说法是：《现代》杂志一个叫尚松写的关于《反叛者》的评论文章惹怒了卡缪，而卡缪却把这篇文章归怪罪到萨特身上。）1954年5月，萨特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发表了后来自己也承认是“撒谎”的演讲。1955年9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到中国访问。对他来说中国是一个陌生的国度，而在中国，除了几个法国文学专家外，人们对萨特也几乎一无所知。11月2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文章《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萨特在法国《观察家》上也发表文章《我所看到的中国》谈到他对中国的感受。1956年苏联军队入侵匈牙利，萨特谴责了苏联军队和对干涉表示支持的法共领导，并与共产党决裂，但在政治倾向上仍然向左。1957年，《现代》杂志的匈牙利问题专期，萨特写了《斯大林的幽灵》一文反对苏联干涉。但他又认为，苏联仍然是血肉筑成的社会主义。1954年，萨特公开反对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支持秘密发行的出版物《为了真理》，并在《关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有权不服从命令的宣言》（主要内容是，法国士兵有权不服从命令，拒绝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因为签名者共有121人，所以又称为《121人宣言》）上签名，同时又发表《左派应该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联合起来》的演讲，当局因此指控其“有害国家安全”。1960年2月下旬，在古巴最大的报纸《革命报》主编的邀请下萨特和波伏娃访问了古巴，称赞古巴“是一种直接的民主制”并感叹“这是革命的蜜月”。1960年8月，萨特和波伏娃应邀访问巴西，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直接对戴高乐和马尔罗作了抨击，受到了巨大的欢迎；也同时使得萨特被视为叛徒和法国之敌。退伍老兵在香榭丽舍大道游行，高呼“杀死萨特”。萨特回法国后不久就遭到了起诉，但因为其影响力而不了了之。之后萨特不断受到暗杀的威胁，但仍然坚持自己立场，并亲自上街参加游行和静坐示威。1960年，萨特完成了他的第二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的第一部分《实用整体理论》，第二部分则一直没有完成。萨特认为这本书讨论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自己产生以后又抛弃了的地方。有人认为这是萨特试图使用存在主义和心理分析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并阐述其可行性，因此萨特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一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萨特晚年时，他又否认他这本书属于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只是在某些领域接近马克思主义。1963年，《现代》杂志发表了萨特的自传性小说《文字生涯》（Les mots；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中文译本），很多人认为这本书标志着萨特又重新回到了文学上来，萨特在这本书里描述时间到他12岁、母亲再婚前的童年生活为止，萨特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当时欠出版社一笔钱。1964年，萨特因为《文字生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并最终获奖。萨特拒绝领奖，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但在晚年的口述中，他表示，拒领奖是因为它把作家和文学分等级。1960年代，美国介入越南戰爭，萨特坚决反对越南战争，并以执行主席的身份参加了一个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的法庭，法庭的名誉主席是伯兰特·罗素。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萨特发表谈话，称苏联人为战犯，表示与苏联彻底断绝关系。他原本暗示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的剧本《苍蝇》、《肮脏的手》在捷克上演，成了反对苏联占领的代言，受到捷克人的热烈欢呼。1968年5月，法国大学发生了骚乱，反对越南战争和校规；萨特与波伏娃等人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行动的声明，并前往大学发表演讲。5月风暴过后，萨特继续同左派分子保持联系，参加了无产阶级左派所办的报纸，并上街散发。1973年，萨特又担任了另一份左派报纸《解放报》的主编。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晚年生活与逝世

1970年代初，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此时他正写《家中白痴——古斯塔夫·福楼拜》。1973年萨特的眼睛几乎完全失明，他的生活由西蒙娜·波伏娃和他的养女来照顾。萨特于1980年4月15日去世。他的“终生伴侣”西蒙·波娃在萨特去世后，以萨特最后10年生活为基础，写了回忆萨特的作品《永别的仪式》和萨特的书信集《致海狸和其他人》。海狸是萨特对西蒙娜·波伏娃的爱称。日常生活中萨特喜欢看电影、听爵士乐，他还经常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里写作，他一生保持着这个习惯。他平时的生活放荡不羁，尝试过迷幻剂和安非他命。他常常住在朋友家里，并与很多女性有过暧昧关系，其中很多女性一直接受他在生活上的支助直到萨特去世。但同时萨特从未断绝同爱人西蒙娜·波伏娃的关系，他们互相订立著名的「兩年契約」經常扩期，儘管西蒙娜·波伏娃在1947年的美國之旅結識的美國作家艾格林，雙方維持三百多封的「越洋情書」（Lettres à Nelson Algren‎）。西蒙娜·波伏娃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萨特是“左岸”知识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后来却跟他许多昔日的老友发生争执，如雷蒙·阿隆、阿尔贝·卡缪、亚瑟·凯斯特莱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而五十年代积极的政治活动，又使他赢得了“世界良心”的声誉。同时萨特最终也没有得到学院派的承认，他是法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声名如此显赫而除了在中学执过教却从未进入高等学府正式任教的哲学家。萨特的作品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但他自己并不是很乐意得到这个“标签”）。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有索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尼采、海德格尔（但海德格尔本人很讨厌人们将他和萨特都称为存在主义者，明确表示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以及阿尔贝·卡缪。虽然齊克果是有神论者、神学家，而尼采和萨特都是无神论者，存在主义者在诸如个体的自由，选择的重要性，承担作为真实的人类存在的义务，人类生命除人类所赋予的以外没有其他意义等观点上观点都基本相同。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哲学理论和重要概念
Subsection: 存在主义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激进的自由意志主义。这种理论和决定论相对，认为人类有绝对的自由。“上帝已死”，这一尼采的名言可以看作萨特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这个前提的第一个后果是在人的身内身外，都无法找到可以依托的东西。如果确实是存在先于本质，人就不能用一种天生的现有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也就是说，没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第二个后果是，在抛弃了上帝这一假设之后，没有什么能提供使我们的行为合法化的价值或者命令，因此人无法为自己辩解或者推卸责任。这就是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一个人并不是自愿存在于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但同时他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上帝已死”虽是萨特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但跟同时代的西方作家一样，在其的思想中也带有“上帝”的影子。有学者认为，其是“反有神论”者，而不是持“无神论”。随之而来的问题可以借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左夫兄弟》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如果没有上帝，那么所有事情都是允许的。”这句话来表达。要理解萨特的自由，我们要知道另外两个重要的概念：“自在”（l'en-soi），或自在的存在；“自为”（le pour-soi），自为的存在。“自在”是“是其所是”，“自为”是“是其所不是”。举一个例子，刀子的存在是为了切割东西，它的存在有一个目的；然而人类的存在并没有任何目的――因为“上帝已死”――所以人类要为自己的存在创造价值，因此“存在先于本质”。人是面向未来，具备无限可能的“自为”主体，而不是封闭的。萨特又提到了“焦虑”和“眩晕”。萨特认为，人们感到焦虑，恰恰是因为人们的自由，人们感到了自由，但是无从选择。比如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面临攻读研究生和就业之间的选择。他不能依赖任何东西作出选择，包括上帝，这样便没有任何因素使得他的选择成为一个必然。继续学业或就业，一切都要靠自己。而“眩晕”则是“焦虑”的一种，人们在悬崖旁感到眩晕，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选择自杀――跳下去，而跳与不跳都由一个人自己决定。这是人类自由的表现。在“眩晕”这个例子裡面，我们可以看到萨特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超越性”。超越性表现在人类在有多个选择的时候可以设想每个可能的后果，这样人类能够自己做出选择。萨特的另外一个概念是所谓“错信（mauvaise foi）”。他把“错信”描述为“半透明状态”，他对错信的描述可以跟其对潜意识的反驳联系起来理解，错信不能仅仅理解为自己欺骗自己，因此，通行的"自欺"是一个有问题的译法。他否认潜意识的存在，以为不过是一种“错信”。这也可以跟其对“本质”，“中心”的反感联系在一起。他不认为存在什么超验的“本质”，因而人是“必然自由”的。他认为错信是人对自己的自由的逃避和否定造成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约会，女人很清楚男人怀有亲近她的企图。因为她的自由，她必须在顺从和拒绝之间做出选择，可是她故意否定自己的这个自由，男人说的每一句话，她只理解其中的表面含义。另外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有关人类的责任。一个人在做出选择的同时，他也向其他人推荐他的选择。他有选择的自由，也就要为所有的后果承担责任。一个例子是在二战时期的某个法国家庭裡，父亲为德国人工作，两个儿子中大儿子去世了，小儿子留在母亲身边。小儿子知道自己对母亲非常重要，不能离开她。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法国人，他希望到英国参加法国的抵抗力量，解放自己的祖国并为哥哥报仇。这样，小儿子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去问萨特，而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选择，无论后果如何，你都要为其承担责任。晚期，他的思想有所改变，把目光更多的放在社会这个宏观的层面上。也开始承认，自由本身是有所限制的，要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是难以实现的。他尝试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改变，把马克思哲学和人学联系起来。其思想内容比较丰富，若想全面理解，还需要对海德格尔对“存在”的分析和胡塞尔的“意向性”结构分析进行研读。而对物质世界，他持一种模糊的，但又直接的实在论观点。他受过德国哲学的熏陶，行文上颇为晦涩。其哲学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哲学理论和重要概念
Subsection: 虛無

“虛無”（nothingness）是人的意識作為「對己存有」（For-Itself）之根本特質，人在朝向未來，投射出理想的自我之時，他便不再只是當下的自己，這時，他從理想的狀態回頭看自己，而否定眼前的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將眼前的自己虛無化。但是，人們藉以否定當下狀態的理想既然尚未實現，所以也是一種虛無。如此一來，人生徹頭徹尾都由虛無所貫穿。然而，虛無不表示否定生命的意義。相反地，薩特認為，這樣才能肯定人之為人的意義。因為，假若人只是固定不變的物體，則他將任人擺佈，這難道不是對人最大的否定嗎？或許我們用「缺乏」（lack）來解釋「虛無」的涵義會更為恰當。當人心中有個理想，因而對照出現狀的種種缺失時，他就是處於一種「缺乏」（lack）的狀態。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哲学理论和重要概念
Subsection: 自己創造自己

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文指出，人的存在，是自己創造自己。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哲学理论和重要概念
Subsection: 對他存有（Being-for-others）

對「我」來說，其他的人就像一個賊，要將「我」的世界偷去，將我納入他們的軌道中，成為一個「在己存有」（being-in-itself），成為一個對象或東西。於是，我不再是一個自由的主體，而是他人的奴隸，從一個「對己存有」（being-for-itself）墮落為一個在己存有。我怎樣重新得到自己的自由，得到自己的主體性呢？在此唯一的辦法是：將他人對象化。如果他人只是對象（object），是在己存有，那麼我就不會成為他的對象了。我可以通過我的「看」（look，眼光），將他人的世界粉碎，將他人的自由去除。但這樣的做法，是不能一直成功的，因為他人的存在是一項無法化除的事實，他人不是我所造出來的，而是我所遇到的。他人留在那裏，威脅着我，隨時用他的「看」（look，眼光）來作為反擊。終於，人際關係成為一種互相對象化的循環；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我藉着將他人對象化來肯定自己，然後他人又將我對象化來肯定他自己，然後我又將他人對象化來肯定我自己……如是下去，沒有了時。故薩特認為，人際衝突與交通失敗是必然的結果。人不僅要將他人（Other）作為一種事物對象來支配，且要將他人（Other）作為一個自由的存有（對己存有）來支配。換言之，人既要把他人（Other）作為一個自由的存有來佔有。這是人的一種極大的欲望（desire）。我們志不只在他人的身體（作為在己存有的身體，Body），還在於他人自己。例如在戀愛的愛撫（caress）行為中，我們所「得到」的，並不像吃了一個蘋果之後的「得到」，但我們仍然要愛撫，仍然期望在愛撫的行為中有所得。照薩特看法，愛撫（caress）是我們期望自己能將他人同一（identify）的一種行為。然而，所有這些要「佔有他人」的目的，終歸是會失敗的。因為這些目的本身都有矛盾。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每一個人都要自己支配他人，將他人佔有。但當每一個人都要這樣做時，人又無法不同時變成他人的對象（object），為他人所佔有。此所以「佔有他人」這種目的終歸會失敗。在薩特的筆下，人與人之間「你看我，我又看你」的情形是有其特殊的哲學意義的。既然當一個人發覺自己正被他人的眼光看着的時候，他就會覺得不安，他變成了別人的對象，為別人所佔有；於是，為着要重新肯定自己，他就反看（look back）那個看他的人，重新將那人轉化為自己的對象，只有這樣他才能再次覺得自由。結果，人際關係就只是在鎮壓他人（sadism）與被他人鎮壓（masochism）的情況中轉來轉去。人和人之間沒有真正的交通，每個人都看不見對方，只是孤獨地自我掙扎以成就自己的自由。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哲学理论和重要概念
Subsection: 存在者的五種處境

薩特的人生哲學討論了存在者面對的五種處境（situation）：我的位置（My place）我的過去（My past）我的周圍（My environment）我的死（My death）我的同胞（My fellowman）薩特並用「鎖鏈下的奴隸」的故事說明人的處境（《存在與虛無》第4部分，第1章，II）。鎖鏈下的奴隸是自由的，他可以立志砸斷鎖鏈，這意味著：「鎖鏈的意義本身，是根據他選擇的目的而顯現」；“選擇”繼續當奴隸，或者“選擇”冒最大的危險，跳出奴隸的地位。當然，奴隸將不能獲得主人的財富和生活水準，但是這些不會是他的謀畫的對象。他只能夢想擁有這些財富，他的現實性（facticity）就是世界以另一個面貌向他顯示出來，以致於他應該面對，和解決不同的問題。特別是，他必須從根本上在奴隸的地位上自我選擇，甚至因此給這種「微賤的拘束」一個意義。舉例說，他“選擇”了反抗，那麼「奴隸的地位」對這種反抗來說，自始就不是一種障礙，它就只能透過反抗方可獲得其意義和伴隨的逆境。因為反抗和在反抗過程中死去的奴隸的生命是自由的生命（free life），因為一個自由謀畫（free project）而啟發的處境（situation）是充實的和具體的，因為這個人生迫切和首要的問題是：「我能否達到我的目的？」是因為所有這些，奴隸的處境與主人的處境是不可比較的。兩者中的任何一種環境事實上都只能對在處境中的對己存有（for-itself）來說，並從對己存有（for-itself）對其目標的自由選擇（free choice）出發，才可獲得其意義。對己存有（for-itself）是有時間性的（temporalization），這意味著他本來「一無所有（it is not）」，他「自己創造自己」。在單一個自由謀畫中堅持不懈，並非永不改變該謀畫。相反，我們看到，我從事的謀畫可以永恆不斷的更新。「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文学创作

萨特用多种文学形式进行了成功的创作，并对文学批评和自传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剧本作为传达其哲学的一种手段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著名的台词“他人即地狱” （L'enfer, c'est les autres）即出自于其中之一的《间隔》（法文：Huis-clos，又译《禁闭》）。除了《恶心》外，萨特的另一部主要小说是《通往自由之路》三部曲，其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不那么理论化、更实践的存在主义方法。
Title: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Section: 作品
Subsection: 在台灣的出版

沙特/著，劉載福/譯，《沙特論》，台中市：普天，1968年。譚逸/譯，《沙特自傳》，台北市：志文，1970、1987年。不著譯者，《伊樂斯特拉上士》，台北市：十月，1969年。鄭臻、梁秉鈞/譯，《當代法國短篇小說選》，台北市：晨鐘，1970年。何欣/主編，《從存在主義觀點論文學》，台北市：環宇，1971年。瞿立恒等人/譯，《存在主義論集》，台北市：十月出版社，1971年。張靜二/譯，《沙特隨筆》，台北市：志文出版，1980年。張靜二/譯，《沙特隨筆：一九六四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台北市：志文出版，1995年。張靜二/譯，《沙特隨筆》，台北市：志文出版，1999年。顏元叔/主編，《沙托戲劇選集：蠅、無路可出、可敬的娼妓》，台北市：驚聲文物，1970年。陳映真/編，《阿息涅的國王、嘔吐、牆》，台北市：遠景，1981年。陳惠美/譯，《沙托戲劇選集》，台北市：驚聲文物供應公司出版，1982年。陳鼓應 等/譯，《沙特小說選》，台北市：志文，1988年、1991年。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abstract

巴魯赫·斯宾诺莎（拉迪诺语：Baruch de Spinoza，拉丁語：Benedictus de Spinoza，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是一名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是17世纪理性主义先驱，启蒙时代以及现代圣经批判学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引导了现代对自我及宇宙的认识，因此被认为是“近世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斯宾诺莎继承了勒内·笛卡尔的思想，是荷蘭黃金時代的哲学领军者。斯宾诺莎的名字“巴魯赫”意为“受祝福的”，在不同语言中写法各不相同。在希伯来语中，他的名字写为 ברוך שפינוזה‬，在现代犹太团体中，他的名字被写为“Bento”（“受祝福的”葡萄牙语）。 在斯宾诺莎的拉丁语作品中，他使用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这个名字。斯宾诺莎生于阿姆斯特丹的西班牙-葡萄牙-犹太社区。因对希伯来圣经的真实性和神性本质提出了极具争议的观点，葡萄牙犹太会堂向他发出谴责令，23岁的斯宾诺莎（包括他的家人）被逐出教会。斯宾诺莎去世后不久，他的作品随即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同时代人常称斯宾诺莎为“无神论者”，尽管斯宾诺莎从未在自己作品中怀疑上帝的存在。 斯宾诺莎生活简朴，以打磨镜片为生，他曾参与制作惠更斯兄弟设计的望远镜。斯宾诺莎回绝他人提供的资助和奖赏，并拒绝了荣誉性的教职工作。或许是因为常年打磨镜片吸入过量粉尘，斯宾诺莎于1677年死于肺病，年仅44岁。他被葬于海牙新教堂墓地。斯宾诺莎的哲学研究几乎涵盖所有领域，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政治哲学、伦理学、心灵哲学、科学哲学。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斯宾诺莎是17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两部著作《神学政治论》和《伦理学》中。其余作品要么是早期思想，要么是未完成作品，其中理论在前述两部著作中都有涉及（例如《政治论》），或者不作为斯宾诺莎的哲学重点（例如《笛卡尔哲学原理》和《希伯来语语法书》）。与此同时，斯宾诺莎也留下了许多通讯信件，其中内容可为其哲学思想作出明晰解释，或展示出他哲学观点的演化历程。斯宾诺莎的著作《伦理学》于死后发表，这部作品让他成为了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斯宾诺莎在此书中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提出质疑，据罗杰·斯克鲁顿所言，“斯宾诺莎在这最后一本拉丁文傑作中指出了中世纪哲学细致概念背后的巨大缺陷，它们最终将反对自身，并完全覆灭”。 黑格尔曾表示“斯宾诺莎哲学是近代哲学的重点，要么是斯宾诺莎主义，要么就不是哲学。” 鉴于斯宾诺莎的巨大成就及高尚品格，吉尔·德勒兹称他为“哲学王子”。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生活背景
Subsection: 家世

斯宾诺莎的祖先是居住在西班牙的斯雷翁省埃斯宾诺莎（Espinoza）镇的塞法迪犹太人。1492年，因西班牙政府和天主教教会对犹太人的宗教和种族迫害，逃难到葡萄牙。 1579年，乌得勒支同盟颁布了《宽容法令》，彼时已皈依天主教的葡萄牙犹太人受此吸引，从1593年起陆续乘船来到阿姆斯特丹，并在此重新皈依犹太教。 1598年，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移民获准建造犹太教堂，1615年，接纳和管理犹太人的法令获得通过。 作为流亡者后裔，社区成员们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认同。斯宾诺莎的祖父艾萨克·德·斯宾诺莎出生在葡萄牙里斯本，后带幼子迈克尔·德·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的父亲）前往法国南特，并于1615年来到鹿特丹。1627年，艾萨克在鹿特丹去世。随后斯宾诺莎的父亲和叔叔曼努埃尔前往阿姆斯特丹，并在此重新皈依了犹太教。斯宾诺莎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并担任犹太人公会会长和犹太教会学校校长。 他的三任妻子都早逝，六个孩子中只有三个活到了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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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生活背景
Subsection: 17世纪荷兰

在17世纪荷兰，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作为两个重要的都会，集聚了来自世界各来的商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生活于此。商业繁荣促进了文化和观点的包容，这两座城市成为了异见者逃避教会审查的避风港（尽管一些“过于极端”的观念甚至在荷兰也无法被容忍）。因此，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哲学作品在17世纪荷兰共和国的发展并非偶然。 在这种环境下，斯宾诺莎有机会结交持有非传统观念的朋友，例如社友會成员。 斯宾诺莎结交的朋友包括莱顿的学生尼古拉斯·斯坦诺，以及保持通信关系的阿尔伯特·伯格。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早年

1632年11月24日，斯宾诺莎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区。他是其父的次子，本名巴鲁赫，后自己将名字改成本尼迪克特。他的父亲迈克尔·德·斯宾诺莎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生，事业成功但不算富裕。 斯宾诺莎的母亲安娜·狄波拉是迈克尔的第二任妻子，在斯宾诺莎年仅六岁时去世。 斯宾诺莎的母语是葡萄牙语，不过他也通晓希伯来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或许还熟悉法语，以及后来学习的拉丁语。 尽管斯宾诺莎以拉丁语写作，但他直到青年时才学会这门语言。斯宾诺莎早年进入当地的犹太神学校，学习希伯来文、犹太法典以及中世纪的犹太哲学等，师从索尔·利未·摩尔泰拉、瑪拿西·本·以色列等犹太学者。 斯宾诺莎幼时致力成为拉比，但他没有完成高等的犹太律法教育。17岁时，其长兄艾萨克过世，斯宾诺莎不得中断学业照顾家族生意。 1654年，斯宾诺莎的父亲过世，时年二十一岁的斯宾诺莎按照犹太礼法为父亲守丧11个月。 其姐妹丽贝卡因遗产问题和他发生了纠纷，他虽然在法庭中胜诉，但还是将遗产交给了丽贝卡。1654至1655年，斯宾诺莎跟随导师弗朗索瓦·冯·登·恩登学习拉丁语，当时斯宾诺莎二十岁左右。不过也有其它记录则显示，斯宾诺莎师从冯·登·恩登的时间是在1657至1658年。冯·登·恩登在当时是个臭名昭著的自由思想家，他是耶稣会士、激进的民主派，很可能传授给了斯宾诺莎有关笛卡尔的现代哲学思想。 在大约十年后的1660年代，冯·登·恩登被认为是笛卡尔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因此他的作品被天主教会列为禁书。斯宾诺莎开始使用他的拉丁语名字本尼迪克特，并于冯·登·恩登所在学校担任教师。 根据约翰·科勒鲁斯为斯宾诺莎写的传记，斯宾诺莎曾爱上老师冯·登·恩登的女儿克拉拉，但克拉拉拒绝了他，并接受了另一位更富有的学生的求爱。不过这个逸闻的真实性不高，因为据称克拉拉出生于1643年，在斯宾诺莎学业完成时她年仅13岁。 但事实上克拉拉的出生时间是1641年，而假如斯宾诺莎是1657年开始在冯·登·恩登门下学习，故事则略微有些可信，因为此时克拉拉15岁，当斯宾诺莎学成离开阿姆斯特丹时，她的年龄在18至19岁。 1671年，克拉拉嫁给了那位更富有的学生，阿姆斯特丹医师西奥多·科克林。在冯·登·恩登门下求学期间，斯宾诺莎与当时荷兰新教中抗辩派旗下的学院党趣味相投，他们都倾向理性主义。他也同时与门诺会众有着联系。 当时，斯宾诺莎的许多朋友都是一些反对教会权威的基督教异见人物，他们时常聚会讨论教会权威和教条相关问题。 1650年代后期至1660年代前期，斯宾诺莎逐渐与部分反传统思想家熟识，这个交流组织被称为斯宾诺莎学派，其中成员包括彼得·鲍林、贾里格·杰勒斯、洛德维克·迈耶、约翰内斯·鲍梅斯特和阿德里安·科尔巴格。斯宾诺莎违背犹太教，尤其是坚持《妥拉》作者并非摩西，这种思想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他内心长久挣扎的结果：若是有人认为我说得过于广泛，没有充分的证据，我就要请他把这些史书里有什么计划指给我们看，这种计划可以为别的历史作家所采纳而无过失。而且在设法融会解释的时候，要严格地观察和解释辞句以及前后的次序与连贯，这样我们也许在我们的写作中加以仿效。他若是办得到，我就立刻佩服他，我就视之如伟大的阿波罗神。因为，老实说，经过长久的努力，我还不能发见有这类的事。我也未尝不可以附带说，我这里所说的无一不是我思量了好久的。而且，我虽然自幼就灌注了关于《圣经》的通常的意见，至今我还不能抵抗我以上的主张的力量。人们开始指责斯宾诺莎为异教徒，他与宗教当局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在接受当地犹太教堂两位成员询问时，斯宾诺莎表示上帝有一个身体，圣经文本中没有与之相悖的叙述。 不久他在犹太教堂台阶上被人持刀袭击，袭击者高喊“异教徒！”，斯宾诺莎对此次袭击深感震惊，他一直保留（并穿着）遭受袭击而破损的披风用以纪念。父亲去世后，斯宾诺莎和弟弟加布里埃尔（亚伯拉罕） 运作家族生意，但是或许是因为第一次英荷战争影响，生意很快遇到困难。1656年3月，斯宾诺莎向阿姆斯特丹提出申明自己是孤儿，以避免成为父亲的债权人，并继承了母亲的遗产。此外，在1654和1655年向犹太学堂和犹太教堂捐赠大笔款项后，他将1655年12月和1656年3月的捐款减少到了名义金额（1656年3月的捐款从未兑付）。斯宾诺莎最终放弃了照看家族生意，将其全权交给自己的弟弟加布里埃尔管理，他全身心投入到哲学研究，尤其是笛卡尔哲学思想，以及光学镜片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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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逐出教会

1656年7月27日，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向时年23岁的斯宾诺莎发出谴责令（也称绝罚）。 谴责令内容如下：Ma'amad（犹太社区领袖）早已知晓巴魯赫·斯宾诺莎的邪恶观点与行径，并为他的改邪归正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他无视我们的劝阻而一意孤行，甚而有关这位可憎的异教徒的恶劣事迹还日益增多，许多人都可证实他的言行。在荣耀的 chachamim （圣徒们）为此作出细致调查后，他们达成共识，斯宾诺莎应当被逐出以色列人的社区。根据天使和圣人的旨意，我们把斯宾诺莎逐出社区，并诅咒他。根据荣耀的上帝和全体圣会的旨意，根据六百一十三条戒律，他将受到像重修耶利哥城的人所受的那般诅咒，像嬉笑以利沙的男孩们所受的那般诅咒，并且附加律法书中的一切诅咒。他将被诅咒，无论日与夜，无论醒时和沉睡，无论来时和去时。主不会留他片刻安宁，主的愤怒倾覆于他，并把书中一切诅咒加于他。主会从天下抹去他的名字，使他与众人分离，不致伤害以色列人，所有这些都已写于律法书中。然后我们还需奉劝那些仍信上帝的人，你们不应再与他交流，无论口头还是书信；你们不应帮他，不应与他居于一室，不应距他近于四臂长，不应阅读他编撰或写就的任何东西。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经常会对大小事件发表谴责令，因此斯宾诺莎收到的谴责令并非罕见。 然而，与其他谴责令不同，这封谴责令的措辞异常严厉。 斯宾诺莎遭受驱逐的原因未有记录，谴责令只控诉他为“可憎的异教徒”，并表示他施行“异教徒的恶劣事迹”，并且“许多人都可证实他的言行”。事实上并不存在此类证词，斯宾诺莎受驱逐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斯宾诺莎公开表达了关于宗教的极端观点。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史蒂文·纳德勒所说：“毫无疑问，斯宾诺莎在公开场合表达了他后续发表在书中的观点。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到，斯宾诺莎否认灵魂不朽，拒绝天国中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信奉的上帝。他还表示，律法书不是上帝的作品，他对犹太人没有约束力。那么，对于这个有史以来最激进、最彻底的思想家，正统犹太社区与之断绝关系就情有可原了。”其次，大多生活在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的成员都是葡萄牙犹太裔难民后代，他们的祖先为逃避宗教迫害逃难至此。因此他们需要十分小心本社区的名誉，极力避免任何与斯宾诺莎的联系，以免因他的争议性观点为本社区招致可能的迫害或驱逐。 没有证据表明阿姆斯特丹市政当局参与了对斯宾诺莎的驱逐，但“在1619年，市议会督促（葡萄牙犹太裔社区）规范自身行为，并确保其成员遵从严格的犹太律法。”其它证据显示，犹太社区一直刻意避免激怒市政当局，例如禁止在犹太教堂举行公开婚礼或葬礼游行，禁止与基督徒讨论宗教事务，以免这类活动“干扰我们享受的自由”。就此看来，对斯宾诺莎的驱逐几乎是必然的，这是犹太社区为降低风险而作出的自我审查。再者，似乎在驱逐之前，斯宾诺莎就已经和犹太教会疏远，并且通过口头和哲学作品（例如《伦理学》第一卷）表达了对犹太教的批评。斯宾诺莎可能是在与姐妹的诉讼后，或是在犹太教堂台阶受袭击后停止了参与宗教活动。他或许口头表达了他后续在《神学政治论》中提出的观点：政府应当压制犹太教，因为这个宗教对犹太人有害。也许是因为经济状况或其它原因，斯宾诺莎在1656年后终止了向犹太教堂的捐款。谴责令所提及的“恶劣事迹”可能是斯宾诺莎不顾犹太教会的规定和一些拉比（包括邁蒙尼德）的要求，而执意在民事法庭提起诉讼，选择放弃父亲的遗产及债务。获悉谴责令后，据称斯宾诺莎如此回复：“非常好，假如我不怕由此招致的非议，它不会强迫我去做任何违心之事。” 与以往颁布的谴责令不同，斯宾诺莎的这封谴责令并未使他悔改，因此也就从未撤销。收到谴责令后，斯宾诺莎用西班牙语向犹太教会中的长者写了一封“申辩信”，信中“他称自己的观点符合正统，并表示拉比宣称他‘作出恶劣行径’的原因仅仅是他未参加宗教旁观仪式”。 这封“申辩信”并未存留至今，不过其中部分叙述可能出现在了斯宾诺莎的后续作品《神学政治论》中。 他在书中引用了中世纪圣经学者阿伯拉罕·伊本·埃茲拉关于五经作者并非摩西的暗示（例如创世纪12:6中提到的“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伊本·埃茲拉称此段落“神秘”，并说“知晓其中意涵的人应当保守秘密”），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存在历史先例。斯宾诺莎并未因驱逐转而皈依基督教，他仍保留拉丁文名字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并与社友会和贵格会保持密切联系。 他甚至搬往社友会附近居住，并在死后葬于海牙新教堂。 尽管斯宾诺莎从未受洗，但有证据表明他参与了社友会的集会。 如学者哈瓦所说，“斯宾诺莎反对犹太教自斐洛以来的观点，他认为真理不在于圣经文本，而在于对它的阐释方法。” 没有证据表明斯宾诺莎仍保留有作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并且“斯宾诺莎对世俗的犹太教不抱有幻想，对他而言，成为一个世俗的、却又是同化的犹太人根本是无稽之谈。”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逐出教会

=以色列国首任首相戴维·本-古里安称斯宾诺莎是“三百年来年来以色列复国主义先驱”，他在1953年的文章中赞扬了斯宾诺莎，并重新引发了人们对他被犹太教会驱逐事件的讨论。以色列政治家、拉比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出版机构都参与了这次讨论。不过这些参与者都没有推翻谴责令的权力，谴责令只能由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收回。2012年9月，阿姆斯特丹葡萄牙-以色列公会询问社区首席拉比哈卡姆平查斯·托莱达诺是否可以根据一些斯宾诺莎研究者的意见，重估这份谴责令。然而托莱达诺以“斯宾诺莎理论太过荒谬，并试图借此打破我们宗教的基础”为由推迟并拒绝了这一请求。2015年12月，阿姆斯特丹犹太社区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专门讨论是否应该取消这份谴责令。研讨会邀请了世界各地的学者，包括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史蒂文·纳德勒。在500多人的辩论会上，纳德勒认为我们应当厘清“斯宾诺莎的哲学观点，当时颁布这份谴责令的历史背景，以及取消这份谴责令的好处与坏处”。大多数参会者认为应当取消谴责令，但犹太教会拉比却认为应当保留谴责令，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智慧并不高于前任们，并且斯宾诺莎的思想并未随时间流逝而降低破坏力。2021年11月，斯宾诺莎研究者伊扎克·梅拉梅德在提出制作一部有关斯宾诺莎遭受驱逐的电影后，被禁止进入阿姆斯特丹葡萄牙裔犹太社区，并且被当地拉比约瑟夫·塞尔法蒂称为不受欢迎者。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后续生活

斯宾诺莎最后搬出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他信奉并亲自践行了“基于宽容与仁慈的哲学”。 斯宾诺莎因其所谓无神论观点而受他人批评嘲笑，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他过着如圣徒一般的生活”。 除争议性的宗教观点外，其他人对斯宾诺莎没有什么不好的评价，偶尔有人会说“他有时喜欢看蜘蛛追逐苍蝇”。谴责令颁布后，市政当局也将斯宾诺莎驱逐出了阿姆斯特丹，“作为对拉比们的回应，也是对神职人员的安抚，因为他们对于这位犹太社区中的自由思想者十分恼怒”。 斯宾诺莎搬往阿姆斯特丹附近小镇奥德凯尔克·安·德·阿姆斯特尔，但不久后又悄悄搬回阿姆斯特丹居住。在阿姆斯特丹期间，他私下教授哲学课程，并研磨镜片。斯宾诺莎于1660至1661年左右离开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居住期间，斯宾诺莎写下了《简论上帝、人及其福祉》，这部作品没有于斯宾诺莎生前发表，很可能是迫于外界压力。此书存有两部荷兰语译本，在1810年重新被人发现。1660至1661年左右，斯宾诺莎从阿姆斯特丹搬往莱顿旁的小城莱茵斯堡，这里也是社友会总部所在地。 在此期间，斯宾诺莎开始撰写《笛卡尔哲学原理》以及《伦理学》。1663年，他短暂回到阿姆斯特丹，并在此发表了《笛卡尔哲学原理》，这是斯宾诺莎唯一一部以本名发表的作品。同年斯宾诺莎搬往福尔堡。在福尔堡期间，斯宾诺莎继续《伦理学》写作，并且与欧洲各地科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通信。 1670年，他完成了《神学政治论》，以这部作品为世俗的宪政政府辩护，支持时任大议长约翰·德·维特，反对总督奥兰治亲王。 莱布尼茨拜访了斯宾诺莎，并在1672年奥兰治亲王支持者杀害维特后声称斯宾诺莎的处境十分危险。 尽管《神学政治论》匿名发表，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它的作者是斯宾诺莎。维特的敌人认为此书“由恶魔和叛变的犹太人在地狱中写成，它的发表经过维特的认同”。 1673年，这部作品受到归正会指责，并在1674年被正式禁止。斯宾诺莎依靠研磨镜片和制作光学仪器获取微薄收入，但福尔堡时他也参与了当时重要的光学研究工作。他的工作不止是研磨镜片，还制作显微镜和望远镜。 斯宾诺莎与惠更斯兄弟建立了友谊，他们辩论显微镜的设计（斯宾诺莎偏好更小的物镜），并计划建造当时欧洲最大的望远镜（12米焦距）。斯宾诺莎制作的镜片品质受到惠更斯的赞赏，在斯宾诺莎去世十年后的1687年，出自他手的镜片被惠更斯用在了一个13米焦距的天文望远镜上。 阿姆斯特丹医师西奥多·科克林曾赞赏斯宾诺莎制作的显微镜“精美绝伦”，它帮助科克林取得了许多解剖学发现。 除制作镜片外，斯宾诺莎也定期接受朋友的小额资助。1670年，斯宾诺莎移居海牙，依靠约翰·德·维特给予的小额补恤以及已过世的朋友西蒙·德弗里斯的兄弟的少量年金维持生活。 在此处他撰写了《伦理学》，一本未完成的希伯来文语法书，《神学政治论》，以及几篇科学论文（《论彩虹》和《论几率计算》），并开始将圣经翻译为荷兰语（他后来将这个译本销毁）。1673年有一位巴拉丁选帝侯提供他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條件是不可提及宗教，不过斯宾诺莎婉拒，或许是因为他认为此项工作不利于自己的思想自由。人们常将斯宾诺莎描绘为孤独的人，仅仅依靠研磨镜片为生。但事实上斯宾诺莎有许多朋友，只不过他将自己的需求保持在了最低限度。 他践行宽容与仁慈的哲学。安东尼·戈特利布称他“过着有如圣徒般的生活”。 评论家M·斯图尔特·菲尔普斯写道：“从未有人比斯宾诺莎更接近理想的哲学家生活。” 哈罗德·布鲁姆写道：“作为现实的导师，他践行自己的智慧，可以肯定他是最杰出的人类之一。” 纽约时报评价说，“他从不做作，但也不漫不经心；他的作风极其谦逊隐僻；有时他几天不出房门。他十分节俭，开销每天仅有几块钱。” 布鲁姆写道：“他似乎全无性生活。”斯宾诺莎也和激进派新教徒、千禧年主义者彼得·塞里乌斯保持通信。斯宾诺莎被逐出犹太社区后，塞里乌斯成为了其资助者，他甚至还为斯宾诺莎收发信函。他们间的友谊直至1669年塞里乌斯的去世。 自1660年代起，斯宾诺莎逐渐出名。亨利·奥尔登堡拜访了斯宾诺莎，并在余生中保持书信往来。1676年，莱布尼茨来到海牙与斯宾诺莎讨论当年早些时候完成的《伦理学》。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去世

1676年，斯宾诺莎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并于1677年2月21日去世，年仅44岁。 他的死因是肺部疾病，很可能是长年磨镜片吸入的大量玻璃粉尘导致的肺尘病。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著作

斯宾诺莎最初的写作始于对笛卡尔作品的分析。 他发表的首部作品是使用欧几里得方法对笛卡尔《哲学原理》中定理与公理的几何证明。斯宾诺莎与莱布尼兹一起被认为是与“经验主义者”相对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以匿名发表的《神学政治论》因其笛卡尔主义思想而在当时受到广泛批评，因此他不得不放弃公开发表后续作品。斯宾诺莎有一个用来标记信件的印戒，上面刻的词语便是“谨慎（拉丁語：cautiously）”，字样上方是一玫瑰图案，也是保密的标志。 “既然他选择使用一门广为人知的语言写作，那么他就不得不藏起他的作品。”除《笛卡尔哲学原理》与《神学政治论》外，斯宾诺莎包括《伦理学》在内的其余作品都在死后才发表。这些作品由斯宾诺莎的几个朋友秘密整理发表，以免遭当局没收销毁。《伦理学》以欧几里得几何作品方式写成，一开始就给出一组公理以及各种公式，从中产生命题、证明、推论以及解释。该作品晦涩艰深，其中许多隐晦之处至今仍未明晰，被认为是“极其神秘的杰作”。 斯宾诺莎的早期作品《简论上帝、人及其福祉》也未在生前发表，后有荷兰文译本于1810年被发现，并在1851至1862年之间出版。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著作
Subsection: 通讯信件

1664至1665年间，斯宾诺莎与威廉·范·布利杰伯格相互通信，布利杰伯格是加尔文主义者，他在信中询问斯宾诺莎有关恶的定义。1665年晚些时候，斯宾诺莎和亨利·奥尔登堡提及他正开始撰写一部名为《神学政治论》的新作品，这部作品最终发表于1670年。莱布尼茨在《对斯宾诺莎的反驳》一文中表达了他对斯宾诺莎思想的反对，不过他也和斯宾诺莎至少有过一次会面（上文提及），而他作品中的一些概念也与斯宾诺莎思想十分相似（参见单子论）。在1675年12月写给阿尔伯特·伯格的信中，斯宾诺莎明确评价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思想。他认为这两种宗教的目的都是“欺骗民众，约束他们的思想”，他还表示伊斯兰教所做的要远超天主教。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哲学思想

斯宾诺莎的哲学思想被认为是理性主义，其核心在于理念与现实完美对应，就如数学是外在世界的精准呈现。 他继承了笛卡尔的观点，认为真理可从“清澈明了”的思想中由逻辑推出，而推理的材料只能来自于“不言自明的真理”，也即公理。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哲学思想
Subsection: 形而上学

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由实体及其样式组成。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声称只存在有唯一实体，它是绝对无限、自因，且永恒的。他称这唯一实体是“上帝”或“自然”。事实上，斯宾诺莎将这两个词语视为同义，他将其描述为“上帝或自然（拉丁語：Deus sive Natura）”。因此对斯宾诺莎而言，整个宇宙即是由唯一实体（上帝/自然）以及它的形式变化（样式）组成。斯宾诺莎的所有哲学主张：他的心灵哲学、认识论、心理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都或多或少受到《伦理学》第一部分中表述的形而上学观点的影响。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哲学思想
Subsection: 形而上学

=斯宾诺莎对上帝的认知照亮了他对各存在的基础构想。这些概念初看显得十分奇特。关于“是什么存在？”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实体，它的属性，及其样式。”——卡尔·雅思贝尔斯斯宾诺莎延续了迈蒙尼德的思想，将实体定义为“自我持存，自我构建”的事物，也即它可在不借助外物的情况下被理解。 概念上的独立意味着本体论上的独立，它的存在不必借助它物，它是“自因（拉丁語：Causa sui）”。样式是不可独立存在的东西，它必须依附于其它事物，作为属性（比如颜色）、关系（比如大小）和个体物。 样式可进一步分为“有限”与“无限”两类，“无限”样式显著异于“有限”样式（这里斯宾诺莎举了静止与运动的例子）。斯宾诺莎的“样式”概念类似于传统哲学中的“属性”，而他的“属性”则用于表示一些不同的东西。 对斯宾诺莎而言，“属性，我理解为由知性看来是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因此可能存在有无限种属性。 属性是知性所认为的、规定的现实的本质。斯宾诺莎把上帝定义为“包含无限属性的实体，每个属性都表现出其永恒无限的本质”，并且鉴于“没有任何起因或缘由”能够阻止它的存在，那么也就是说上帝必然存在。 这个本体论证明显示了上帝的存在，但斯宾诺莎并未止步于此，他继续写道：“一切都位于上帝之中，没有任何事物可在无上帝的情况下存在，如果没有上帝，它们甚至无法被设想”。 这也意味着上帝等同于整个宇宙，斯宾诺莎将这个观点称为“上帝或自然（拉丁語：Deus sive Natura）”，后世有人将其解读为无神论或泛神论。 上帝可从物质世界（广延）属性或精神世界（思维）属性而被认知，广延和思维代表了对物质或心灵世界的完整叙述。 至此，斯宾诺莎写道：“心灵与身体是一回事，在思维的属性中构建是心灵，在广延的属性中构建是身体”。此外，斯宾诺莎还论证说：“由上帝创造的事物不能存在其它可能的方式或秩序”。 那么也就是说，诸如“自由”或“几率”这种概念就失去了意义。 斯宾诺莎的决定论观点反映在了他的作品《伦理学》中：那投入母亲怀中的婴儿，亦自信这是出于自由意志，那忿怒的幼童亦相信他想要报仇也是由于自由意志。怯懦的人自以为依照自由意志而开小差，酒醉的人亦相信出于他的心灵的自由命令，他说出些他清醒时所不愿说的话。这样看来，疯人、空谈家、儿童以及其他类此的人，都相信他们的说话是出于心灵的自由命令，而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力量去控制他们想说话的冲动。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智慧是最高实体智慧的组成部分。世界上只有上帝是拥有完全自由的，而人虽可以试图去除外在的束缚，却永远无法获得自由意志。如果我们能够将事情看作是必然的，那么我们就愈容易与上帝合为一体。因此，斯宾诺莎提出我们应该“在永恒的相下”看事情。在给G.H.舒勒的信中（Letter 58），斯宾诺莎写道：“人知道自己的欲望，但不知道这欲望的背后已注定的成因”。 斯宾诺莎哲学非常类似斯多噶學派， 但是他在一个重要的观点上与斯多噶學派有尖锐的分歧：他完全反对他们动机可以战胜情感的观点。相反，他主张情感只会被另一个更强的情感取代或战胜。他还认为，对消极情绪原因的认知可引发积极情绪，而这正是后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关键。 据埃里克·施利瑟所言，斯宾诺莎对获取自然知识的可能性存在怀疑，因此他与伽利略和惠更斯的观点存在冲突。斯宾诺莎认为，感性所感知的一切都仅仅且仅能通过最高实体的存在而存在，单纯意义上的世间万物（不对最高实体加以反思）只是假象。 他在《伦理学》中阐释说：“存在属于实体的本性” 斯宾诺莎用圆形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把圆形比喻为最高实体（或者神），在圆形之内随意划一个十字，形成一个直角（寓意世间万物的形成和持存），则该圆内有无限多的直角。但若非圆形（最高实体）存在，则不可能有角度，也就不可能有所谓“直角”（万物）。在直角被划出之前，虽然说不存在该直角，但直角的观念本身是隐含在圆形中的，而万物的观念，根据斯宾诺莎，是最初就隐含在最高实体中的。 黑格尔指出他关于神的观念可以被称为“无世界论”。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哲学思想
Subsection: 形而上学

=莱布尼茨提出的充足理由律也广泛出现于斯宾诺莎的哲学作品中。 它被斯宾诺莎用于统一事件因果及其解释。 斯宾诺莎认为现象的成因总是可回答的，并且总是可以根据相关的原因作出回答。 于是这就排除了目的论和目的因的说法，虽然它对人类的意义有限。斯宾诺莎也被描述为是“伊壁鸠鲁式唯物主义者”，尤其体现在他对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反对。斯宾诺莎认同伊壁鸠鲁学派关于原子的说法：原子是世界的基础，万物皆由原子构成。 但斯宾诺莎在有关决定论的议题上与伊壁鸠鲁学派存在分歧，伊壁鸠鲁学派认为原子的运动具有概率性（这与当代量子物理学观点类似），这方面斯宾诺莎的观点更类似于先前的斯多葛学派。
Title: 巴魯赫·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
Section: 哲学思想
Subsection: 形而上学

=关于人类情绪的观念，斯宾诺莎区别于笛卡尔和休谟的一点在于，他在某些重要方面视情绪为认知。乔纳森·贝内特表示，“斯宾诺莎视情绪为认知的后果。（然而）却未明确的表达这一观点，并且有时似乎又完全将其忽略。” 斯宾诺莎列举了一些例子，旨在展示情绪运作背后的真理，但如贝内特所说，这些例子所展示出的图景“不讨人喜欢，似乎沾染了普遍的利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