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tle: 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赫 (Karl Dietrich Bracher)
Section: 史学观点
Subsection: 1970年代

在1971年一篇纪念德意志统一100周年的短文里，布拉赫反驳了奥托·冯·俾斯麦是今日联邦共和国之“祖父”的说法，并提出那些史学家所宣称的俾斯麦的第二帝国与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联系是完全错误的。布拉赫坚持1949年联邦共和国的建立是与德国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任何事情有着决定性的分界。布拉赫声称联邦共和国具有民主政体，尊重个性、全民平等、法治及其多元化、宽容的社会与俾斯麦视野中的为维持“容克”的权力存在军事化的、威权主义的政权控制的严苛的等级社会毫无关系。布拉赫写道现代联邦共和国的成功与“俾斯麦时代的传统”毫无关系，并称“1871年政权的崩溃”是“全新的德意志国家的前提和起始点”。布拉赫坚持“其次，完全成功的民主制度在德国是不可想象的，没有1871年帝国的最终失败是不可能的”。在1976年出版的题为《The Role of Hitler: Perspectives of Interpretation》的短文中布拉赫提出希特勒在他所属的时代被严重低估了，而且那些拒绝极权主义模型而支持法西斯主义模型的历史学家处在犯下同样错误的危险中。在布拉赫的观点中，希特勒是“世界历史性”的人物，被认为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最为激进的类型以及最具破坏性的革命的化身，而且那些强加了希特勒的个性，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正确称呼是“希特勒主义”。在他论文中，布拉赫坚持希特勒本身在许多方面有某种意义上缺乏的“非人的”对于传记作家来说的任何现实的兴趣，但是指出希特勒那些平凡的气质致使他先在魏玛共和国，然后在1930年代的国际舞台被竞争对手和同盟低估了。同时，布拉赫告诫了像他指出的格哈德·里特那样的历史学家的希特勒“妖魔化”的辩护趋向，让许多德国人只是在“魔鬼”希特勒头上责怪纳粹的罪行。其中布拉赫批评了不够充分的英雄史观，布拉赫指出宣称社会发展比个人角色更重要的社会史学家是错误的。布拉赫写道1970年代的“希特勒风波”对希特勒看起来很反常的狂热带来过去三十年的所有关键事件或者冷战、斯大林主义兴起与衰落、匈牙利起义、苏伊士战争、越战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些事件的年代，希特勒即使死了，仍在所有这些时间里留下了些许“背影”。布拉赫指出对希特勒的痴迷是由于“希特勒主义额外的特性造成的不可避免且持续的耸人听闻的感观，这可以当作是现代成吉思汗主义的一种或者常被认为德国人代表性的残酷的效率与超级人物的意志力的结合的例子，用以恐吓或者崇拜，或者两者兼有”。布拉赫提出希特勒代表了一种有别于18和19世纪历史学家建立的历史伟人传统标准领导者的新的类型：“希特勒，和以他方式的斯大林代表了一种大型运动和政党领导人的新的类型，结合了狂热的意识形态癖好素质和技巧超群的煽动，并取代了作为历史人物伟大特质的传统的政治家和勇士”。1976年的作品中，布拉赫一再警告回归到“伟人”的历史学派，警示“伟人”类型的历史学家在极权统治中是有代表性的，随着“伟人的历史”作为历史的这一概念不但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得到推广，而且“……也在共产党统治的地方，虽然完全处于集体主义的教条的反面，可是在有魅力的领导人发动的群众动员的心理特征中保留下来。这一领袖崇拜及伪信仰的尊敬和崇拜的很好的例子有列宁和斯大林，毛主席以及朝鲜神化金日成”。然而在同时，布拉赫提出在极权统治之下，领导者的地位取决于其特殊的定义意味着塑造历史过程中有过大的角色，由此使得对领导人的研究成了理解这些统治的前提。在布拉赫的观点中，希特勒的崛起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1933年1月30日总理的主要职责移交给希特勒取决于保罗·冯·兴登堡总统的秘密顾问。布拉赫写道兴登堡在1933年1月30日选择不同的方式委任希特勒为总理会将德国历史带入完全不同的方向，由此意味着随着1934年兴登堡的去世，他必然担起1933-45年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超级责任，对希特勒的委任是对兴登堡来说的一个不必要的完全没有正当理由的行动。然而布拉赫提出一旦希特勒掌控权利，他用他的权威推出完全的变革在政治上摧毁希特勒的反对派，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他的盟友，如决定“服从”纳粹运动的德国国家人民党。布拉赫提出因为希特勒是纳粹运动的非常中心以致国家社会主义的命运非常纠缠于希特勒的命运是正确的，如上所述，谈论国家社会主义为希特勒主义，而且因此通过他们的行动明显引发的事件反之不会发生证明希特勒作为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另外，布拉赫坚称希特勒的重要性来源于他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特别激进类型最有效的说明者，这允许反而会被历史学家忽略的思想以恐怖的实现来临。通过布拉赫提出拉尔夫·达伦多夫、大卫·舍恩鲍姆和亨利·阿什比·图纳等人的作品中国家社会主义寻求反现代的目标导致一个无意中的现代化进程被赞扬，布拉赫感觉到现代化与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相差太远的问题，他指出世界上的极权的革命式的改造伴随着残忍的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路线。在布拉赫的观点中，希特勒革命企图发泄的除一种走火入魔的种族主义之外，还有道义上的革命。布拉赫提出纳粹革命企图毁坏友谊、仁爱等等的传统价值观，并以诸如残忍、野蛮及破坏性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布拉赫提出由于反犹主义对于希特勒的世界观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其以对欧洲犹太人的大灭绝为表现形式等等的后果反对任何泛法西斯主义观念是由于布拉赫相信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不能解释说明犹太人大屠杀。布拉赫提出一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有着不加区别地把针对法西斯观念的太多迥异的现象以任意的知识性的用法加以归结的错误，并以法西斯术语笼统的抨击任何人所不齿的。随着对犹太人大屠杀起源的注重，他成为坚定的蓄意主义者。在他看来对欧洲犹太人群体灭绝的整个计划起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反犹仇恨。布拉赫提出“希特勒所赞成的一个深重、盲目和冷酷的基本准则”是反犹主义，提到屠杀犹太人在二战期间对于希特勒来说十分重要，出自纯粹军事观点的看法的来源可能会更加投入于战斗而不是倾向于大屠杀。1981年，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Timothy Mason在他的著作《The "Fuehrer State" : Myth and reality》中题为《Intention and explanation: A Current controversy about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Socialism》的论文里创造了“蓄意主义”的术语作为回击布拉赫与Klaus Hildebrand的一部分都被Mason指责过分集中于希特勒作为对犹太大屠杀的解释。布拉赫相信极权主义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是对全世界民主制度的威胁，而且提出苏联和纳粹德国之间的不同是某种程度上的，不是某一类型上的。布拉赫反对泛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还常常促使学者拒绝像“激进左翼”主张那样的“极权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以支持“民主”的极权主义理论作为解释纳粹专政的方式。尤其是布拉赫指出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具有这些基础性质的不同以致任何泛法西斯主义的理论不被历史证据支持。他是一名亲美人士，还是为数不多的完全支持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的德国教授之一。而布拉赫没有对法西斯意大利的同情倾向，写到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崛起“通过一个保守派和进步派、反共及国家社会主义者、反对变革和革命目标的结合诉诸所有阶级”并且大量运用“直接行动”，墨索里尼在1919年“走向对自由民主制的战争”。布拉赫是联邦共和国的价值观始终如一的支持者，而且他的美国朋友反对东德及其支持者苏联的价值观。1960、1970和1980年代他常常抨击左翼和新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越战中的美国和西德的行动与纳粹德国的比较。对布拉赫而言，这些抨击有对纳粹罪行荒唐的庸俗化及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险恶的尝试。布拉赫提出1970-80年代西德的失败和不稳定的情绪与1920-30年代不同。1969-74年，布拉赫支持维利·勃兰特总理的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政府和他的东方政策，提出联邦共和国早该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1970年代中期，布拉赫反对社会民主党，指出西德太多的人天真并无忧无虑地轻视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布拉赫始终自视为自由主义者，反对左翼和右翼的极权主义，一个立场使他同时抨击保守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他1976年著作《Zeitgeschichtliche Kontroversen》中，布拉赫批评了马克思主义新左翼对纳粹时代的解释，理由是这类的解释“在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主义方面缩小到1933-45年间野蛮行为的消失为道义上的现象的范围”，布拉赫感到那意味着“……新一波庸俗化甚至辩护开始了”。在他1977年发表在《Historische Zeitschrift》杂志上的题为《Zeitgeschichte im Wandel der Interpretationen》的短文中，布拉赫提出19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并伴随“新左翼”运动日益掌控大学课程。其中布拉赫感到一些价值观产生的成果，太多所产生的按他的观点的出版物以“简略的武装”写成，其中“以学术的背景和名义推行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有着学术标准上的侵蚀性的效果。布拉赫写道19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政治化而且常常……反对性地曲解”历史学家的成果。在他1978年著作《Schlüsselwörter in der Geschichte》中，布拉赫警告新左翼和他与之相关联的“极权主义的诱惑”，最重要的是红军派恐怖主义团体是对西德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并称那些学者在他们分内这类倾向发生之前予以回击为时太晚。布拉赫警告政治体系之外进行的“和平”和“绿色”运动推出了另类的乌托邦系统的一个激进版本，他警告民主制度中的潜在危机持续会导致逐渐削弱德国民主制度。西德左翼分子又攻击布拉赫是新纳粹主义并给他贴上“美国走狗”的标签。布拉赫特别地警告“通过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理论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异化，去显示和实行作为主导对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当代批判主题的取向”。随着同样的主线，布拉赫批评回归到他认定为粗鲁的1920-1930年代共产国际理论把民主制标记为“晚期资本主义”和“晚期资产阶级”统治形式，以及新左翼把联邦共和国表示为纳粹政权“复活”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