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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早年生活

1858年7月15日艾米琳·潘克斯特生于曼彻斯特。父親是羅伯特·古爾登（Robert Goulden），母親是來自馬恩島的索菲亞·古爾登，1881年馬恩島成爲英國第一個給予婦女投票權的郡。艾米琳始終認爲她的生日應該是前一天的“巴士底日”，雖然出生證明并沒有這樣寫。她的女兒們寫的傳記中也都重複這一説法，艾米琳認爲她與這一天似乎有著天然聯係，她在1908年時説過：“我一直認爲那個日子影響了我的一生”。艾米琳總共有10個弟兄姊妹，艾米琳是五個女孩中的長女。她出生後不久，全家搬到了蘭開夏的赛德莱，艾米琳的父親在那裏創辦了一家小企業，而且還積極參加當地的社會政治活動，並在索爾福德擔任鎮議會多年。他的父親還是一個莎士比亞戲劇迷，除了贊助戲劇活動之外，還擁有一家劇院多達數年，并在莎士比亞戲劇中扮演主角。艾米琳繼承了父親的表演天賦，她將這個才華天賦用在了以後的社會活動當中。古爾登夫婦喜歡讓孩子們參與社會活動，父親羅伯特是廢奴主義的積極倡導者，他曾邀請美國的廢奴主義社會活動家亨利·沃德·比徹到訪曼徹斯特。母親索菲亞將比徹的妹妹、美國作家伊麗莎白·比徹的小説《湯姆叔叔的小屋》作爲念給孩子們的睡前故事。受此影響，艾米琳在年輕時候曾去集市為美國解放黑奴運動募捐籌款。艾米琳從小就養成了閲讀的習慣，據説在她九歲時候就閲讀了《奧德賽》，也喜歡閲讀約翰·班揚的著作，特別是他在1678年寫的《天路歷程》，她還喜歡閲讀托馬斯·卡萊爾的三卷《一部歷史：法國大革命》。儘管艾米琳天生好學，但是她的父母卻將子女受教育的重點都放在男孩子身上，至於對女孩子們則希望她們早早嫁出去。雖然夫婦兩人都支持婦女解放運動，但是夫婦二人認爲他們的女孩子們無法實現同齡男人的目標。據説有一天晚上，他的父親走進艾米琳的臥室，艾米琳假裝睡着，羅伯特·古爾登自言自語道：“可惜她不是男孩子。"艾米琳的父母對婦女選舉權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她的母親訂閲了《婦女選舉權雜志》，而艾米琳通過閲讀這個雜志第一次接觸到這個話題，而且也越來越喜歡該雜志的編輯莉迪亞·貝克爾，莉迪亞·貝克爾可以説是英國最早的女權主義者。在艾米琳14歲那年，有一天在她放學回家的路上，遇到前往參加有關婦女選舉權的集會的母親，當她得知貝克爾在集會上將發表演説之後，執意也要和母親同去。集會上貝克爾的演講令她陶醉。後來她寫道：“當集會結束後，我已經意識到了自己也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一年之後，她來到巴黎諾伊夫高等師範學院（École Normale de Neuilly）學習。這所學校當時為女學生設立了傳統的刺綉等藝術課程之外，還提供化學和簿記等教學課程。與她同宿舍的同學名叫“諾艾米”（Noémie），她的父親維克多·亨利·羅什福爾因爲支持“巴黎公社運動”而被流放到新喀裏多尼亞。兩個人很快成爲了好朋友，彼此分享了父母的政治經歷。後來嫁給瑞士畫家的諾艾米也爲艾米琳物色了一個法國丈夫，兩個人很快就要談婚論嫁，但是艾米琳的父親反對這樁婚事（據説是羅伯特拒絕為女兒提供嫁妝），爲此對方撤回了婚約，艾米琳懷著悲傷的心情回到了曼徹斯特。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婚姻與家庭

1878年，20歲的艾米琳結識了理查德·潘克斯特並開始了交往。理查德·潘克斯特是一位律師，多年來一直倡導婦女的選舉權、就業權、言論自由以及受教育權等。他們結識時，理查德已經44歲，在這之前，理查德爲了全身心投入公益事業，一直沒有結婚。兩個人雖然年齡相差甚大，但是共同理念使得兩人的感情日益加深。然而，艾米琳的母親索菲亞卻因兩人年齡懸殊，不贊成他們之間交往 ，想阻止這樁婚事但是沒有成功。鑒於母親的反對，艾米琳建議理查德不經過婚姻而已自願結合方式生活，但是理查德考慮到當時的社會氛圍對不經婚姻而自由同居的女性極爲排斥，他的同事伊麗莎白·沃爾斯籐霍姆·艾爾米就因爲婚前自由同居而受到輿論的指責，對此艾米琳表示同意，兩個人於1879年12月18日在索爾福德的聖路加教堂舉行了婚禮。婚後的艾米琳在十年之内生了兩男三女，1880年大女兒克里斯塔貝爾出生，1882年二女兒西爾維亞出生，1884年大兒子弗蘭西斯（Francis Henry Pankhurst）出生，1885年小女兒阿德拉出生，1889年小兒子亨利（Henry Francis Pankhurst）出生。五個孩子中三個女兒長大成人，兩個男孩幼年早夭。但是艾米琳依然沒有因此而減少政治活動。因爲夫婦兩人都認爲不應爲照料家庭而犧牲時間和精力，爲此他們雇了一個管家幫助照料孩子們。1884年理查德·潘克斯特離開了自由黨之後，其社會主義觀點表現得更爲激進。在這期間，他在法庭上就一個官司與當地幾個富商辯論，因而惹怒了艾米琳的父親羅伯特，家裏的氣氛變得緊張起來。1886年艾米琳和丈夫、孩子們搬到了倫敦，理查德在倫敦競選國會議員但未能當選。艾米琳與她的妹妹瑪麗·珍妮開了一家名爲“愛默生”（Emerson）的布料商店。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建立婦女選舉權聯盟（WFL）

1888年，英國第一個倡導婦女投票權的全國性組織“全英國婦女選舉權協會”（簡稱：NSWS）在大多數成員決定接受該協會附屬為政黨團體之後發生了分裂。該組織的領導人包括莉迪亞·貝克爾、米利琴特·費塞特也對這一決定感到憤怒。她們決定另闢門戶其取代現有的組織，後來成立了名爲“議會街社團”（Parliament Street Society）（簡稱：PSS）的新組織，該組織的一些成員贊同以零散方式獲得投票權。因爲當時的人們認爲已婚婦女不需要投票權，因爲她們的丈夫可以為她們投票，因此，“PSS”的成員認爲爭取未婚婦女和寡婦的投票權是邁向全面選舉的第一步。艾米琳最初也加入到了“PSS”。但“PSS”對已婚婦女的投票權顯得漠不關心之後，潘克赫斯特和她的丈夫決定組織另外一個新團體“婦女選舉權聯盟”（簡稱：WFL），旨在為所有包括已婚婦女和未婚婦女爭取投票權。1889年7月25日，“WFL”的成立聚會在位於羅素廣場的艾米琳家中舉行。成員中包括：“杜絕傳染病全國婦女協會”的領導人約瑟芬·巴特勒、理查德的同事伊麗莎白·埃爾米、美國女權主義者、作家哈里奧特·斯坦頓·布拉奇和她的母親伊麗莎白·凱迪·斯坦頓。“WFL”被認爲是一個激進的組織，除了倡導婦女選舉權之外，它還支持婦女在離婚和財產繼承權方面的平等權利。由於該團體體現出的激進意識，導致了一些成員離開，其中包括布拉奇和埃米爾。後來，1903年新成立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取代了“婦女選舉權聯盟”（WFL）。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加入獨立工黨

艾米琳來到倫敦之後，布料店的生意一直很慘淡。迫於經濟壓力，理查德定期前往英格蘭西北部繼續他的律師職業，因爲很多客戶都在那裏。1893年艾米琳夫婦關閉了倫敦的商店回到了曼徹斯特。最後在曼徹斯特維多利亞公園的一座住宅中定居下來。三個女兒就讀於曼徹斯特女子中學。在同一年，艾米琳五年前認識的作爲來自蘇格蘭的國會議員凯爾·哈第成立了獨立工黨（ILP），艾米琳被獨立工黨要做出解決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承諾吸引，於是她辤去了“WFL”的職務，申請加入獨立工黨，最初由於她的性別遭到當地黨支部的拒絕，但是最後還是在全國範梅内加入了獨立工黨。加入獨立工黨之後，她積極參加黨務活動，通過失業救濟委員會向窮人和婦女分發食物，1894年艾米琳被選爲梅德洛克郡的《貧民法》監護人。她通過在曼徹斯特救濟院所親眼目睹的狀況感到震驚：艾米琳立即著手改變這種現狀，并成功地在《貧民法》監護人委員會中樹立了自己的改革聲音。1896年艾米琳遇到了法律上的麻煩。當時，她和另外兩個人違反了法院關於禁止獨立工黨博格霍爾克拉夫舉行集會的禁令。爲了應付這場官司，理查德自願義務擔任法律顧問，艾米琳和她的兩個同事拒付罰款，爲此法院判艾米琳的兩個男同事服刑一個月，但是法院對艾米琳網開一面。考慮到艾米琳已經在社會上享有名譽，因此地方法院對她比較慎重。獨立工黨的一位撰稿人問艾米琳是否做好準備入獄？艾米琳回答說：“這很好。入獄并非那麽可怕，它將是一個寶貴的人生經驗。”雖然獨立工黨的集會最終被批准，但這個官司也令艾米琳身心疲憊以及家庭經濟收入受到損失。這場官司之後，艾米琳的丈夫理查德患上胃潰瘍，健康逐漸惡化。1898年7月5日理查德去世。丈夫的離世讓艾米琳背上了家庭責任與大量債務的沉重負擔，她不得不搬出了維多利亞公園的住宅，搬到了納爾遜街62號的一間小房子，同時也辤去了《貧民法》監護人委員會的職務，在博格霍爾克拉夫的“出生死亡登記處”得到了一份工作。而這個工作也使得她對該地區婦女狀況有了更深入的瞭解。她在自傳中寫道：“那些婦女經常對我講述一些關於她們的可怕故事，所有的人都是那麽可憐，充滿了對貧病交加的無助與無奈。”。她觀察到男女之間生活的差異，例如在私生子方面。她認爲，婦女需要獲得選舉權才能改善這種狀況。1900年，她被選入曼徹斯特學校董事會，在此期間，爲了增加收入來源，她又開設了新的商店。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進入到20世紀之後，艾米琳認爲，多年來國會議員對婦女選舉權的承諾都遲遲沒有兌現。儘管1870年、1886年以及1897年三次提出了選舉法權利議案，但均遭到否決。艾米琳懷疑各政黨是否真的能在衆多議案中將婦女選舉權議案放在首位。她後來也對獨立工黨感到失望，當獨立工黨不再關注婦女投票權時，她與獨立工黨分手。艾米琳因此認爲，有必要放棄現有的耐心戰略，轉而采取更爲激進的行動。1903年10月10日，艾米琳與幾位同事在納爾遜街62號的艾米琳家，宣佈成立“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並强調這個組織的重點是通過以實際行動爭取投票權。她後來寫道：“我們永遠的座右銘是行動而非空話”。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最初采取了發表演講、集會、收集請願書簽名以及出版名爲《婦女投票》的通訊簡報等較爲溫和的活動。但是以後，她們與政府的對立越來越激烈。1905年5月12日，當一項涉及婦女選舉權法案被“拉布”時，艾米琳和其他WSPU成員開始在議會大樓外面高聲抗議，要求通過該法案，雖然她們的抗議活動遭到警察驅逐，但是艾米琳認爲這種行動可以吸引世人的關注 。1906年艾米琳宣稱：“我們終於被承認是一個政黨，是在政治大潮中游刃有餘的一股政治力量。”在她的影響之下，她的三個女兒也開始積極參與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三個女兒在不同場合下都遭到警察逮捕。艾米琳本人也在1908年2月試圖闖入議會試圖向首相阿斯奎斯遞交一份抗議書時第一次被警察逮捕，警察逮捕她的罪名是妨礙公務罪，並以此被判處六個星期監禁。在服刑期間，她依然對牢房出現的虱子跳蚤、微博餐食以及爲了讓她閉嘴而“被文明地關進單獨囚室”等現象提出了抗議。艾米琳將入獄視作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的激進手段，甚至爲此不惜與警察發生肢體衝突。在婦女選舉權實現之前，艾米琳曾七次被捕。在1908年10月21日的審判中，她對法庭說：“我們在這裏不是因爲我們是違法者，我們在這裏是爲了努力成爲法律的制定者。”在爭取婦女選舉權過程中，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的激進表現在於，該組織拒絕與將婦女選舉權作爲優先考慮的政黨進行合作，而政府内閣的所有候選人都遭到WSPU的反對，其中溫斯頓·丘吉爾也是WSPU的最初反對對象。艾米琳和其他的WSPU成員認爲，政黨政治分散了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的目標，批評這些政黨將本黨的利益置於婦女的選舉權之上，因此WSPU表示要持續不斷地對這些政黨議員開展激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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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Subsection: 海德公園集會

1908年6月21日，來自英國各地的50萬名婦女們聚集於倫敦海德公園，開啓了“婦女星期日”活動，向世人宣傳婦女應享有與男性一樣擁有的選舉權利，這一天成爲了英國歷史上的劃時代一頁，集會之後艾米琳和與會者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期間12名婦女聚集在議會廣場試圖發表演講，但被警察驅散。而兩名激進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成員伊迪斯·紐和瑪麗·萊來到唐寧街10號向首相官邸的窗戶投擲石塊，而且聲稱這是她們個人所爲，與（WSPU）組織無關。但艾米琳贊成她們的舉動，在當地法院判處兩人為兩個月監禁時，艾米琳提醒法官，在英國歷史上，很多男性政治鼓動著是如何通過打破窗戶來贏得合法和公民權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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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Subsection: 絕食抗議

1909年絕食抗議成爲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采用的一種抗爭方式，1909年6月24日，瑪麗安·華萊士·鄧祿普在下院墻上書寫《權利法案》的節選而被捕。鄧祿普對監獄條件感到憤怒，因而進行了絕食抗議，她的這個舉動也影響了其他獄友，有14名因爲打碎窗戶而被監禁的婦女也隨之仿效。以絕食方式抗議監禁的做法很快WSPU在成員當中傳開，以至於當局經常采用强制進食的粗暴方式，這又招致了女權運動者和醫務人員的譴責。但絕食方式引發了“WSPU”與較爲溫和組織之間的關係緊張，全國婦女選舉權聯盟（簡稱：UNWSS）雖然贊揚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的勇氣與對事業的奉獻，但是認爲絕食方式有些過頭，該組織領導人米莉森特·福西特擔心這些激進分子會成爲下院選舉權運動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礙，在全國婦女選舉權聯盟（UNWSS）在要求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停止過激行爲未果之後，於是拒絕參加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發起的游行，米莉森特·福西特的妹妹，伊麗莎白·加勒特·安德森也辭去了“WSPU”的職務。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Subsection: 大衆反應

許多記者注意到，婦女大衆都對艾米琳的演講反應積極；有些媒體指責“WSPU”成員破壞窗戶的行爲，《每日新聞報》敦促艾米琳采取更溫和的方式。《每日郵報》記者查爾斯·漢兹（Charles Hands）在描述女權激進主義者時采用的英文單詞為“suffragette”，而不是標準的（女權主義者）的“suffragist”，於是艾米琳和她的盟友乾脆將這個“suffragette”詞匯用在自己身上，以此來區別其他溫和派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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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Subsection: 巡迴演講

1907年，艾米琳賣掉了曼徹斯特的房子，開始了各地的巡迴演講和游行集會。在這期間，她不是住在朋友家就是住在旅店，隨身携帶著爲數不多的財物。對她來説，這并非意味著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而是在其中得到了快樂。她的長女克里斯塔貝爾成爲了“WSPU”的協調員和母親一起活動。1909年在艾米琳計劃去美國巡迴演講時，她的小兒子亨利因爲患上脊髓炎而癱瘓。這使她猶豫要不要放棄去美國做巡迴演講，但是由於這次的演講活動有望得到豐厚的經濟收入，可以用來支付亨利的醫療費用。當艾米琳演講回來之後的1910年1月5日，小兒子亨利去世。在給亨利下葬之後，她又在曼徹斯特面對5000多聽衆發表演講，那些在集會上本打算對她喝倒彩的“自由黨”支持者當看到如此堅强的艾米琳，便都默不作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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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Subsection: 一戰之前的活動

1910年自由黨在選舉失利之後，自由黨成員、記者亨利·布雷斯福德組織了一個54名來自不同黨派的議員組成的婦女選舉調解委員會，該委員會起草的調解法案雖然看起來定義狹窄，但仍具有可以幫助一部分婦女實現選舉權的可能。爲此，在該法案討論期間，WSPU同意暫停砸破窗戶、絕食抗議的激進行動。但是法案遭到否決後，艾米琳在11月18日帶著300多名婦女到議會廣場進行抗議游行。在内政大臣溫斯頓·丘吉爾的指示下，警察對她們實施了粗暴鎮壓。儘管艾米琳後來被允許進入議會大廳，但是首相阿斯奎斯拒絕與她會面。艾米琳的妹妹瑪麗·珍妮也參加了抗議活動遭到逮捕，並被判處了一個月監禁。被釋放出獄之後的兩天的聖誕節，瑪麗·珍妮在哥哥赫伯特·古爾登家中去世。之後，隨著調解法案的出臺，“WSPU”領導人決定停止激進行動。但是到了1912年3月，第二項法案岌岌可危，於是艾米琳又開始參與新的一輪砸窗戶暴力行爲，所造成的大量財產損害，導致了警察突襲了“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辦公室，艾米琳和艾米琳·皮西克·勞倫斯在奧卑利法院受審，被判定犯有破壞財產罪，她的女兒克里斯塔貝爾遭到通緝之後逃到了巴黎。在霍洛威女子監獄，為要求改善牢房中其他女權運動者的待遇，艾米琳第一次進行絕食抗議，並遭到强行灌食。她的行動很快得到了艾米琳·皮西克·勞倫斯等其他WSPU成員的支持。在艾米琳的自傳中，她這樣寫道：“霍洛威女子監獄成了一個可怕的地方，令人作嘔的暴力場面幾乎每時每刻都在發生，爲了灌食，醫生從一個牢房到另一個牢房進行他們的可怕工作……”在隨後的兩年裏，她多次遭到逮捕，但由於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經常在几天之後獲釋。《貓捉老鼠法令》頒佈後，允許對因絕食面臨健康不良的女權運動者進行釋放。監獄方面意識到，如果這位享有盛名的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領袖人物在監獄被灌食而受難，可能會引發公共輿論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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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Subsection: 一戰之前的活動

=除了砸玻璃窗、絕食之外，“WSPU”成員甚至還采用縱火等其他的過激活動。1912年首相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訪問都柏林皇家劇院後，女權運動者們格拉迪斯·埃文斯（Gladys Evans）、莉兹·貝克（Lizzie Baker）、瑪麗·萊、梅布爾·卡珀用火藥試圖製造一起爆炸事件，但是沒有造成大的損壞。在同一個晚上，瑪麗·萊向載有約翰·雷德蒙（愛爾蘭議會黨領袖）、市長以及阿斯奎斯的馬車投擲了一把斧頭。在接下来的兩年裏，女權運動激進者們縱火燒毀了攝政公園的一座茶點房屋，邱園的一座花房、郵箱和一輛火車。在“1913年愛普森賽馬會”中，“WSPU”成員埃米莉·戴維森從觀衆當中突然衝向賽道，試圖向駕馭“喬治五世”的騎手赫伯特·瓊斯（傑克）展示宣傳海報，結果造成人仰馬翻的慘劇，埃米莉·戴維森被送到醫院四天後不治。這件事引起了轟動，在她出殯那天，沿街有55,000人為她送行並參加了她的葬禮。有人認爲埃米莉·戴維森是采取了近似自殺行爲來引起世人對女權運動的關注。1914年“WSPU”成員瑪麗·理查森甚至刻意損壞倫敦國家美術館收藏的委拉斯開茲的畫作《镜前的维纳斯》以示抗議對艾米琳的監禁。儘管上述過激行爲并沒有受到艾米琳和其他領導人的指使，但是她們都表示支持這些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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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ction: 一戰期間的活動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法國成爲了戰爭前綫，逃亡中的克里斯塔貝爾被迫回到了英國。回到英國之後，克里斯塔貝爾遭到了逮捕，爲此她曾進行了絕食抗議，但被判處了3年監禁。艾米琳認爲，當前的主要問題是面臨來自德國的威脅，英國政府需要全體英國人民的支持。爲此她説服“WSPU”成員停止所有的激進活動，直至戰爭結束。克里斯塔貝爾後來寫道：現在不是鼓動異議行爲的時候，作爲女權主義者，我們不可能不惜一切代價地成爲和平主義者。政府與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達成了協議，所有在押的“WSPU”成員包括克里斯塔貝爾都獲得了釋放。出獄後的克里斯塔貝爾在一次演講中呼籲英國婦女像法國姐妹那樣，支持男人上前綫，婦女接替男人在後方從事生產工作。艾米琳將以前用於為婦女爭取選舉權的精力投入到愛國主義的戰爭宣傳中，她不斷組織集會、巡迴演講，並游説政府幫助前綫作戰軍人的妻子們進入勞動崗位。當時，她非常關注戰爭期間的單身母親的問題，即：生父在前綫作戰，而孩子單身母親所生。艾米琳在坎普登山建立了一個收養所，一些婦女對此表示非議，認爲這是對私生子的父母提供了不當救濟。然而，有過在《貧民法》監護人委員會親身經歷的艾米琳認爲這些兒童不應該爲此遭受痛苦。但是由於缺乏資金，這個收養所很快被轉交給了愛麗絲公主。艾米琳本人收養了四個孩子，和他們一起住在倫敦荷蘭公園附近的住房，這是她漂泊多年以來的第一個永久的家。有人不解地問，艾米琳已經是57歲且沒有固定收入，卻如何能收養四個孩子。她詼諧地說：“親愛的，我吃驚的是我沒有收養40個孩子。”1916年，艾米琳與塞爾維亞前外長契多米利·米亞托維奇一起訪問了北美，一直處於戰場中心的塞爾維亞屬於協約國陣營。他們在北美各地巡迴演講，籌措戰爭資金，並呼籲美國政府支持英國以及加拿大和其他盟國。在美國參戰之後，艾米琳又來到美國，繼續鼓吹女權主義，在支持戰爭的同時，並沒有中止對女權運動的支持。她還特別提到了對共產主義勢力擡頭的擔憂，認爲這是對俄國民主的嚴重威脅。1917年夏天，布爾什維克勢力在俄國擡頭，布爾什維克呼籲結束戰爭。在此之前，艾米琳的自傳已經在俄國翻譯出版，因此她在俄國也有一定的知名度。艾米琳想以此説服俄國人不要接受德國的條件，這會導致俄國和英國在這場戰爭的失敗。爲此英國首相大衛·勞合喬治同意資助她的俄國之行。6月她來到了彼得格勒之後，向公衆表示：我帶著英國對俄國的祈禱來到彼得格勒，希望你們將戰爭進行下去，這決定了自由文明的體面。媒體對此的反應分爲左右翼，左翼媒體將艾米琳説成是資本主義的工具，右翼媒體稱贊她是虔誠的愛國主義者。雖然艾米琳曾經參加過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獨立工黨（ILP），但她已經開始認識到左派政治不可取，她的這種觀念來到俄國後表現得更爲强烈。8月她會見了俄國臨時政府總理克倫斯基，但這次的會面讓雙方不歡而散，克倫斯基感到她無法理解當時俄國正在加劇的階級衝突。克倫斯基得出的結論是：英國婦女沒有什麽可以教給俄國婦女的。艾米琳後來對《紐約時報》說：他（克倫斯基）是”當代最大的騙子“，他的政府可能會”摧毀文明“。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
Subsection: 組建婦女黨

艾米琳從俄國回到英國後，她高興的發現，婦女選舉權終於即將成爲現實。1918年頒佈的《人民代表法》取消了對男子選舉權的財產限制，在若干限制下將投票權給予30歲以上的婦女。在這之前的1917年11月，”WSPU“宣佈了該組織改組為“英國婦女黨”。當婦女參選權得到落實之後，黨内又面臨著新的意見分歧，許多社會主義者和溫和派支持男女在政治上的聯合，但是艾米琳和克里斯塔貝爾認爲婦女組織最好與之分開，她們兩個人的意見是婦女黨的成員僅限婦女。其目的在於：通過遠離男性的政黨機制和傳統，婦女可以更好地為國家服務。大家普遍認爲，傳統機制仍尚待改進。作爲婦女黨贊成平等的婚姻法、男女同工同酬、平等就業機會等要求、縮短勞動時間等，但是在戰爭期間，這些議題只能留在戰後解決。而當前的任務是贏得戰爭，任何與德國有牽連或持和平主義者的人應該從政府部門清除出去，作爲黨綱的最後一項是防止布爾什維克在英國的興起。當允許婦女競選下院議員的法案通過之後，許多婦女黨成員鼓勵艾米琳參選，但是她認爲女兒克里斯塔貝爾是更好的人選，1918年11月19日，艾米琳在倫敦女王音樂廳公開表示，她的女兒克里斯塔貝爾將成爲大選中的候選人，爲此她孜孜不倦地協助女兒參選，並游説首相大衛·勞合喬治支持女兒，最後在選舉中，克里斯塔貝爾以775票敗給工黨候選人約翰·戴維森，之後“英國婦女黨”再也沒推出候選人，一年之後該黨自行宣告解散。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一戰結束後

一戰結束之後的幾年期間，雖然艾米琳繼續關注婦女權利方面的事情，但是她與當局的鬥爭已經結束，開始了與政府的合作。她堅持維護大英帝國的利益，并爲其辯護道：「有些人談論帝國主義時，好像它是應該被譴責，讓人羞愧的東西。但是成爲像我們這樣的帝國繼承者是一件光榮的事，廣大的帝國領土潛在的財富無窮，如果我們能夠利用這些潛在的財富，我們就能消滅貧窮，就能消除愚昧無知。」在此期間她在美國和百慕大生活了數年，並往返於英國和北美之間，游走到處發表演説，呼籲支持大英帝國，並對布爾什維克的危險提出警告。1922年至1925年，她帶著四個收養的孩子一度住在加拿大多倫多。在加拿大期間積極參加加拿大全國防治性傳染病委員會（CNCCVD），該委員會致力反對對性病患者的歧視的雙重標準，艾米琳認爲這種雙重標準對婦女尤爲有害。在加拿大的多次公開演講中，她還宣揚優生學女權主義的“種族改良”的概念，並經常與艾米麗·墨菲一起發表演講，後者被認爲是“為智障者”實施强制絕育的倡導者。1926年，艾米琳加入了保守黨，兩年後作爲保守黨候選人參加了白教堂和聖喬治區的地方議會選舉。人們對她從以前激進的女權主義者變爲保守黨人的這一立場轉變感到驚訝。她的傳記作者認爲，她雖然致力於女權運動，但是也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在婦女選舉權利的目標得到實現之後，她與政府之間就不再有原則衝突，這是她政黨立場轉變的重要原因，也有人認爲，她加入保守黨更多地是爲了確保婦女的投票權而并非是出於意識形態。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與女兒們的關係

艾米琳的三個女兒在她的影響之下都投身於女權運動，但是艾米琳與她們之間的關係親疏各不相同。艾米琳在與三個女兒的關係中，與長女克里斯塔貝爾的關係最融洽，政治理念方面兩人志同道合，形如一人。從創建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開始直到1918年克里斯塔貝爾代表婦女黨第一次參選，克里斯塔貝爾一直得到母親的大力栽培扶植，克里斯塔貝爾也一直是母親的得力助手。克里斯塔貝爾1918年競選議員失敗，1919年婦女黨解散之後，退出了英國政壇。1921年克里斯塔貝爾移居美國，到美國之後投身於基督教活動傳教活動，成爲了“普利茅斯弟兄會”的傳道人。1928年6月在美國加州的克里斯塔貝爾得知母親去世的噩耗之後悲痛欲絕，很長時間未能從哀傷中回復過來。艾米琳與另外兩個女兒卻關係冰冷，特別是與抱持社會主義理念，對英國殖民政策一直持批判立場的二女兒西爾維亞在理念價值取向更是水火不容，最後兩人關係完全決裂。早在1913年11月西爾維亞與母親、姐姐之間就出現了裂痕，當時西爾維亞在東倫敦女權聯盟（East London Federation of Suffragettes）工作，該聯盟是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的一個地方支部，它與社會主義者和勞工有著密切的關係，西爾維亞也與工黨政治家弗雷德里克·勞倫斯經常活躍在政治舞臺上，這使得姐姐克里斯塔貝爾相信，她妹妹的組織有可能會對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形成挑戰，這個裂痕最後變得公開化，這使得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獨立工黨和東倫敦女權聯盟形成了對決。在母親的鼓動下，克里斯塔貝爾讓西爾維亞的團體與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脫離關係，並要求東倫敦女權聯盟（ELFS）將"suffragettes"（意爲：激進的女院主義者）這個名詞刪除，艾米琳認爲這個名詞屬於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但遭到了西爾維亞的拒絕。於是母女之間的矛盾爆發了，艾米琳乾脆讓西爾維亞另立門戶，西爾維亞最終被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開除。多年之後，西爾維亞在1931年出版的《選舉權運動》一書中，將姐姐描寫為一個不講道理、飛揚跋扈的人。她寫道：一戰爆發後，與母親支持政府的戰爭立場相反，西爾維亞與妹妹阿德拉都不認同母親對戰爭的立場，她們反對婦女社會政治聯盟（WSPU）支持政府，西爾維亞的社會主義觀點使她認爲，這場戰爭是資產階級壓榨工人和貧窮士兵的又一例證。而已經移居澳洲的阿德拉在澳大利亞發表反戰聲明，公開表示反對徵兵。對此，艾米琳在給西爾維亞信中寫道：“我知道你和阿德拉的立場，我爲你們感到羞愧。”1925年，艾米琳從加拿大回到倫敦後，西爾維亞特意來看望多年未見的母親，然而這次的母女相逢并沒有彌補兩人之間存在已久的鴻溝，更令艾米琳感到惱火的是，西爾維亞不結婚卻與一個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長期同居，特別是兩個人有了孩子之後，西爾維亞依然拒絕與孩子父親正式結婚，這讓艾米琳徹底斷絕了與西爾維亞的聯係。小女兒阿德拉1914年移民澳大利亞之後，也再也沒有與艾米琳見面。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去世

1928年艾米琳原本打算參加地區議會議員競選，但長年以來的四處奔波、集會演講、法院出庭、監禁關押、絕食抗議等諸多原因造成身體健康欠佳，除此之外，媒體對二女兒西爾維亞的私生子的消息炒作，更使艾米琳身心疲憊。4月，西爾維亞在美國一家報刊上表達了她的觀點，她認爲：“沒有合法的婚姻才是解放婦女的最明智的選擇”。這篇報道稱西爾維亞為：“潘克斯特小姐”，以至於人們都以爲報道的是長女克里斯塔貝爾。這對珍視其社會聲譽的艾米琳來説，無異於是精神上的打擊，據説，她得知這個消息後哭了一整天。在這種情況下，她最終放棄了參選。隨著健康狀態的惡化，艾米琳進到了漢普斯特德的一家療養院，在她70周歲前一個月的6月14日在這家療養院去世，她去世後被下葬在倫敦的布朗普顿公墓。1999年艾米琳·潘克斯特入選《時代》雜志評選的“二十世紀全世界最重要的人物”，著名評論家瑪麗娜·華納寫道：“潘克斯特夫人是出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婦女，但她爲我們這個時代的女性塑造了新的理念，社會在她的撼動下，進入了一個再也無法回到從前的新格局”（Mrs. Pankhurst was born a Victorian Englishwoman, but she shaped an idea of women for our time; she shook society into a new pattern from which there could be no going back.she shaped an idea of women for our time）。
Title: 艾米琳·潘克斯特 (Emmeline Pankhurst)
Section: 外部鏈接

西爾維亞·潘克斯特談她的母親艾米琳·潘克斯特（1953年7月16日BBC錄音采訪）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推動女權運動的潘克斯特母女們（英文YouTupe頻道）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保守的革命家：艾米琳·潘克斯特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 維吉尼亞評論季刊艾米琳·潘克斯特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在FlickrLlanelli Community Heritage: Emmeline Pankhurst in Llanelli. Leading suffragette. 2001-01-01  [2011-08-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1年10月12日）.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abstract

阿诺德·勋伯格（德語：Arnold Schönberg，德语：[ˈʃøːnbɛɐ̯k] （）；1874年9月13日—1951年7月13日），奥地利裔美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师、作家和画家。他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他与德国诗歌和艺术的表现主义运动有关，并是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领导人。作为一位犹太作曲家，勋伯格受到纳粹党的迫害，他的作品被定为颓废音乐，被禁止出版。他于1933年移民到美国，并于1941年成为美国公民。勋伯格的作曲风格在和声和发展方面对20世纪音乐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有三代作曲家有意识地延续了他的思想，同时也招致了激烈的反对者。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勋伯格以同时延展了传统上对立的勃拉姆斯–瓦格纳德国浪漫主义风格而闻名。后来，他的名字成为了无调性创新的代表（尽管勋伯格本人讨厌这个术语），这成为了20世纪古典音乐最具争议的特征。在1920年代，勋伯格发展了十二音技法，这是一种影响深远的作曲方法，用于操纵半音音階中的所有十二个音符的有序序列。他还创造了发展变奏这一术语，并成为第一位接纳发展动机却不依赖于中心主旋律乐思的现代作曲家。勋伯格也是一位有影响力的作曲教师；他的学生包括阿尔班·贝尔格、安东·韦伯恩、汉斯·艾斯勒、埃贡·韦勒斯、尼科斯·斯卡尔科塔斯，以及后来的約翰·凱吉、卢·哈里森、厄尔·金、罗伯托·格哈德、莱昂·基尔希纳、迪卡·纽琳、奥斯卡·勒万特等著名音乐家。勋伯格的许多实践，包括形式化的作曲方法和公开邀请听众进行分析思考的习惯，在20世纪的前衛音乐思潮中都有所呼应。他对音乐史和美学的时常引发争议的观点对许多重要的20世纪音乐学家和评论家至关重要，包括狄奧多·阿多諾、查尔斯·罗森和卡尔·达尔豪斯，以及钢琴家阿图尔·施纳贝尔、鲁道夫·塞尔金、爱德华·施托伊尔曼和格连·古尔德。勋伯格的档案遗产被收藏在维也纳的阿诺德·勋伯格中心。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早年

阿诺德·勋伯格出生于維也納的利奥波德城（早期是一个犹太人聚集区）的一个中下层的犹太家庭中，具体地址是上多瑙大街5号。他的父亲塞缪尔（Samuel）是匈牙利塞切尼人，后来搬到波佐尼（普雷斯堡，那时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现在是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再后来搬到维也纳，是一位鞋店老板；他的母亲保琳·勋伯格（Pauline，原姓纳霍德，Nachod）来自布拉格，是钢琴教师。勋伯格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只师从作曲家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学习过对位法，策姆林斯基后来成为他的第一个妻兄。在二十多岁时，勋伯格通过给轻歌剧配器谋生，同时创作了自己的作品，如弦乐六重奏《升华之夜》（1899年）。后来他又创作了这首作品的管弦乐版本，成为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理查德·施特劳斯和古斯塔夫·馬勒都认识到勋伯格作为作曲家的重要性；施特劳斯是在接触到勋伯格的《古雷之歌》之后，马勒则是在听到一些勋伯格早期作品后。1909年后，施特劳斯在自己的作品中转向了更为保守的风格，对勋伯格的音乐产生了质疑。马勒则将勋伯格视为自己的门徒，并继续支持他，即使勋伯格的音乐风格发展到了马勒无法理解的程度。马勒对于自己离世后谁会照顾勋伯格感到担忧。最初鄙视和嘲笑马勒音乐的勋伯格，在听到马勒的第三交响曲时发生了改变，他将其视为一部天才之作，并将马勒“形容为圣人”。1898年，勋伯格改信基督教，加入信義宗。根据麦克唐纳（2008年，93页）的说法，这部分是为了加强他对西欧文化传统的依恋，部分是为了在“反犹主义重抬头时期”自卫的手段。1933年，在长时间的沉思后，他重新归回犹太教，因为他意识到“他的种族和宗教传统是不可逃避的”，并且要明确地站在反对纳粹主义的一边。他晚年时自认为犹太教信徒。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1901年–1914年：无调性实验

1901年10月，勋伯格与指挥家和作曲家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的妹妹玛蒂尔德·策姆林斯基（Mathilde）结婚，他从1894年开始师从亚历山大。勋伯格和玛蒂尔德共有两个孩子，格特鲁德（1902年–1947年）和乔治（1906年–1974年）。格特鲁德于1921年与勋伯格的学生费利克斯·格赖斯勒（Felix Greissle）结婚。在1908年夏季，勋伯格的妻子玛蒂尔德离开他数月，与一位年轻的奥地利画家里夏德·格斯特尔（后来在玛蒂尔德回到婚姻后于同年11月自杀）发生了关系。这一时期标志着勋伯格作品的明显变化。在妻子离开期间，他创作了《你靠在一棵银柳树上》（德語：Du lehnest wider eine Silberweide），这是他改编自德国神秘主义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同名诗集的套曲《悬园之书》（德語：Das Buch der hängenden Gärten，作品15）中的第13首。这是他的第一首完全没有调参照的作品。同样在这一年，勋伯格完成了他最具革命性的作品之一，第二弦乐四重奏。前两个乐章，虽然在色彩上是半音阶的，但使用了传统的调号。最后两个乐章再次采用格奥尔格的诗歌，融入了女高音的声部，打破了之前弦乐四重奏的惯例，并大胆地削弱了与传统音调之间的联系。两个乐章都以主音和弦结束，这部作品并非完全无调性。在1910年夏天，勋伯格写了他的《和声学》（德語：Harmonielehre），这本书至今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音乐理论著作之一。从1911年左右开始，勋伯格属于一个由莱娜·施耐德-凯纳、法兰兹·威尔佛、赫尔瓦特·瓦尔登和埃尔泽·拉斯克-许勒尔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圈子。1910年，他遇到了爱德华·克拉克，当时是一位在德国工作的英国音乐记者。克拉克成为他唯一的英语学生，后来作为BBC的制作人，他负责介绍许多勋伯格的作品以及勋伯格本人到英国（还有韦伯恩、贝尔格等人）。他在这个无调或泛调的时期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月迷彼埃罗》（法語：Pierrot lunaire，作品21），于1912年问世，这是一部非常有影响力的表现主义歌曲套曲，改编自比利时-法国诗人阿尔贝·吉罗诗歌的德语译版。该作品采用了言唱技巧（德語：Sprechstimme），即介于戏剧式朗诵和歌唱之间的声音，为女声和五名乐手（长笛（兼任短笛）、单簧管（兼任低音单簧管）、小提琴（兼任中提琴）、大提琴、钢琴）而作。器乐组合现在通常被称为彼埃罗乐队。1907年起的维也纳音乐学院院长威廉·博普（Wilhelm Bopp）希望摆脱罗伯特·富克斯和赫尔曼·格雷德纳所代表的陈旧保守学术环境。在考虑了许多候选人之后，他于1912年向勋伯格和弗朗兹·施雷克尔提供了教学职位。当时勋伯格住在柏林。他并没有完全与维也纳音乐学院断绝联系，在一年前曾教过一门私人理论课。他认真考虑了这个提议，但最终拒绝了。之后他写信给阿尔班·贝尔格，将他的决定主要归因于“对维也纳的厌恶”，也同时认为这个选择经济上可能是错误的，但他对自己的决定感到满意。几个月后，他写信给施雷克尔，表示对他来说接受教学职位可能也是个错误的想法。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他的发展带来了危机。当他42岁时，兵役打乱了他的生活。他无法持续、不受打扰地工作，结果留下了许多未完成的作品和未发展的“开端”。有一次，一位上级军官问他是否“就是臭名昭著的勋伯格”，勋伯格回答说：“报告，先生，是的。没有人想要成为他，有人必须成为他，所以我成了他。”据諾曼·莱布雷希特说，这是指勋伯格作为“不和谐的解放者”的明显“命运”。勋伯格将德国对法国的攻击与他对颓废的资产阶级艺术价值观的攻击进行了比较，乐评人亚历克斯·罗斯称其为“战争病态行为”。1914年8月，在谴责比才、斯特拉文斯基和拉威尔的音乐时，他写道：“现在是清算的时候！现在我们将把这些平庸的庸俗艺术商人（kitschmongers）奴役起来，教育他们崇敬德国精神，崇拜德国神。”当代作曲家与公众之间关系的恶化导致他在1918年在维也纳成立了私人音乐演出协会。他试图提供一个论坛，以便现代音乐作品能够经过精心准备和排练，并在受到时尚和商业压力影响的条件下仍得到适当的演出。从成立到1921年因经济原因结束为止，该协会向付费会员呈现了353场演出，有时每周一场。在最初的一年半中，勋伯格没有让自己的任何作品被演出。协会音乐会的听众而是听到了斯克里亚宾、德彪西、马勒、韦伯恩、贝尔格、雷格等20世纪音乐早期的重要人物的复杂当代作品。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开发十二音技法

后来，勋伯格发展出最有影响力的十二音作曲方法，该方法在法语和英语中被勒内·莱博维茨和汉弗莱·瑟尔于1947年被称为序列音乐。这种技术被他的许多学生采用，他们构成了所谓的第二维也纳乐派学派。他们包括安东·韦伯恩、阿尔班·贝尔格和汉斯·艾斯勒，他们都受到勋伯格的深刻影响。他出版了多本书，从他著名的《和声学》到《音乐作曲基础》（英語： Fundamentals of Musical Composition）等，其中许多仍在印刷并被音乐家和新作曲家使用。勋伯格将他的发展视为一种自然进展，并在进军序列主义时并未贬低他早期的作品。1923年，他写信给瑞士慈善家维尔纳·赖因哈特：目前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人们理解我的老作品……它们是我后期作品的自然前兆，只有那些理解和领会了这些作品的人才能对后期作品有一个超越时尚基本要求的理解。我并不把成为音乐妖怪（bogey-man）看得那么重要，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继承了正确认知的优秀传统的自然延续者！他的第一任妻子于1923年10月去世，次年8月，勋伯格与格特鲁德·科利施结婚，她是他的学生小提琴家鲁道夫·科利施的妹妹。他们有三个孩子：努里亚·多洛西娅（Nuria Dorothea，出生于1932年）、罗纳德·鲁道夫（Ronald Rudolf，出生于1937年）和劳伦斯·亚当（Lawrence Adam，出生于1941年）。格特鲁德·科里什以笔名马克斯·布隆达（Max Blonda）为勋伯格的一幕歌剧《从今天到明天》写了剧本。根据她的要求，勋伯格的（最终未完成的）作品《雅各的天梯》准备由勋伯格的学生温弗里德·齐利希演出。在丈夫1951年去世后，她成立了贝尔蒙特（Belmont）音乐出版社，致力于出版他的作品。勋伯格在组曲（1925年，作品29）中使用了音符G和E♭（德語：Es，即“S”），代表“格特鲁德·勋伯格”（Gertrud Schoenberg）（参见音乐密码）。1924年费卢西奥·布索尼去世后，他曾担任柏林普鲁士艺术学院作曲大师班的主任。次年，勋伯格被正式任命为该职位，但由于健康问题，直到1926年才能就任。在这个时期，他的著名学生包括作曲家罗伯托·格哈德、尼科斯·斯卡尔科塔斯和约瑟夫·鲁弗。1930年的六部男声合唱作品（作品35）的第4、第6首标志着勋伯格回归调性，其他曲目则采用了十二音技法。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第三帝国和移居美国

勋伯格一直担任这个职位，直到1933年纳粹政权上台。在法国度假期间，他被告知回到德国将很危险。勋伯格在巴黎的一座犹太会堂正式重归犹太教，并与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此前他试图移居英国失败。他在美国的第一份教职是在马尔金音乐学院（波士頓大學）。他后来搬到洛杉矶，在南加州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两所学校后来都在各自的校园内命名了一座音乐建筑为勋伯格音乐厅。他于1935年被任命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访问教授，这是在洛杉矶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兼指挥奥托·克伦佩勒的推荐下实现的。第二年，他晋升为教授，年薪5100美元，这使他在1936年或1937年的五月份购买了布伦特伍德洛金汉姆北街116号的一座西班牙复兴风格的房屋，靠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地址正对着秀兰·邓波儿的房子，且他在那里结识了同为作曲家的（也是网球搭档）乔治·格什温。勋伯格一家雇佣了家政人员，并开始举办每周日下午的聚会，后来以出色的咖啡和维也纳糕点而闻名。经常光顾的客人包括克伦佩勒（自1936年4月起私下向勋伯格学习作曲）、埃德加·瓦雷兹、约瑟夫·阿克龙、路易斯·格伦伯格、恩斯特·托赫，有时还有哈珀·马克思和彼得·罗等著名演员。此时，作曲家伦纳德·罗森曼、乔治·特朗布莱和好莱坞管弦乐编曲家爱德华·B·鲍威尔也在勋伯格那里学习。在他1933年10月31日抵达美国后，他开始使用他的姓氏的替代拼写 Schoenberg，而不是 Schönberg，他称这是“尊重美国惯例”，但据一位作家称他在一年前就已经做出了这个改变。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但最初并不想安定。大约在1934年，他申请了悉尼新南威尔士州音乐学院的和声和理论教师职位。院长埃德加·贝恩顿因他是犹太人且持有“现代主义思想和危险倾向”而拒绝了他。勋伯格也曾一度考虑移民新西兰。他的秘书和学生（也是勋伯格岳母亨丽埃特·科利施的侄子）理查德·霍夫曼出生于维也纳但在1935年至1947年期间居住在新西兰，且勋伯格从小就对岛屿和尤其是新西兰充满了迷恋，可能是因为该国发行的美丽的邮票。在这一最后时期，他创作了几部重要的作品，包括小提琴协奏曲（作品36号，1934/36年）、为合唱和管弦乐团而作的《誓约》（Kol Nidre，作品39号，1938年）、《拿破仑·波拿巴颂》（Ode to Napoleon Buonaparte，作品41号，1942年）、钢琴协奏曲（作品42号，1942年），以及献给大屠杀受害者的纪念作品《华沙幸存者》（作品46号，1947年）。他未能完成自己的歌剧《摩西与亚伦》（1932/33年），该作品是最早完全采用十二音技法创作的歌剧之一。除了十二音音乐，勋伯格在最后一个时期还回归了调性，创作了G大调弦乐组曲（1935年）、降E小调第2号室内交响曲（作品38号，始于1906年，于1939年完成）、D小调宣叙调变奏曲（作品40号，1941年）。在这个时期，他的著名学生包括约翰·凯奇和卢·哈里森。1941年，他成为美国公民。他是西部音乐学院夏季音乐学院的首位常驻作曲家。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生平
Subsection: 迷信和死亡

勋伯格迷信的性格可能触发了他的死亡。他有十三恐懼症，据他的朋友卡蒂娅·曼（Katia Mann）所说，他害怕自己会在13倍数的年份去世。这可能始于1908年，当时他创作了歌曲循环《悬园之书》中的第十三首歌曲。他对自己1939年的六十五岁生日非常恐惧，以至于一位朋友邀请作曲家兼占星师丹·鲁迪亚为勋伯格制作了天宫图。鲁迪亚接受了邀请，并告诉勋伯格这一年很危险，但不致命。然而，在1950年，也就是他的76岁生日那一年，一位占星师给勋伯格写了一张便条，警告他这是一个关键的年份：7 + 6 = 13。这使得作曲家感到震惊和沮丧，因为在那之前，他只担心13的倍数，从未考虑过将自己年龄的位数相加。他于1951年7月13日星期五的午夜前不久去世。勋伯格整天都躺在床上，生病、焦虑和沮丧。他的妻子格特鲁德在隔天给她的妹妹奥蒂莉（Ottilie）发去一封电报，报告阿诺德于晚上11点45分去世，离午夜还有15分钟。在一封于1951年8月4日写给奥蒂莉的信中，格特鲁德解释道：“大约十二点前一刻，我看了看钟，对自己说：再过十五分钟，最糟糕的就过去了。然后医生叫我去。阿诺德的喉咙咯咯作响了两次，他的心脏有一次有力的跳动，那就是结束了。”勋伯格的骨灰于1974年6月6日安葬在维也纳中央公墓。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音乐

勋伯格在现代艺术音乐曲目中的重要作品跨越了50多年的时间。传统上，它们被分为三个时期，但鉴于这些时期内的音乐十分多样，不存在严格的划分。他十二音阶时期“代表着一系列风格统一的作品”这一想法“没有得到音乐证据上的支持”，而重要的音乐特征，尤其是与动机发展有关的特征，则完全超越了这些界限。第一个时期是1894年至1907年，它与19世纪末的高度浪漫主义作曲家以及诗歌和艺术中的“表现主义”运动有关。第二个时期是1908年至1922年，以放弃调性中心为特征，这一举措通常被描述为“自由无调性”，尽管并非由勋伯格本人提出。第三个时期从1923年开始，以勋伯格发明的“十二音技法”作曲方法为开端。勋伯格最著名的学生汉斯·艾斯勒、阿尔班·贝尔格和安东·韦伯恩在智力和审美转变的每个阶段都忠实地跟随勋伯格，尽管在实验和方法上有相当大的变化。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音乐
Subsection: 第一时期：晚期浪漫主义

从世纪之交左右创作的歌曲和弦乐四重奏开始，作为作曲家的勋伯格的关注点使他在同行中独树一帜，因为他的手法同时呈现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特点，而对于大多数同时代的听众来说，这两者被认为是南辕北辙、代表着德国音乐传统中互不相容的方向。例如，勋伯格的《六首歌曲》（作品3号，1899-1903年），展示了一种保守的调性组织清晰性，典型地体现了勃拉姆斯和马勒的特点，反映出对平衡的乐句和不受干扰的调性关系等层次结构的兴趣。然而，这些歌曲还探索了异常大胆的偶发半音，力求达到瓦格纳式的动机再现方法，即“表现”而非简单的重复。这些方法的综合在他的《升华之夜》（作品4号，1899年）中达到了巅峰，这是一部为弦乐六重奏而创作的标题作品，发展出了几个独特的类似“主导动机”的主题，每个主题都覆盖而又从属于前一个。在整个作品中持续存在的唯一动机元素是那些不断溶解、变化和重新组合的元素，这是一种主要在勃拉姆斯的音乐中出现的技巧，勋伯格称之为“发展变奏”。勋伯格在这部作品中的手法同时以两种方式组织；既呈现出瓦格纳式的动机思想叙事，又体现出勃拉姆斯式的动机发展和音调连贯性的方式。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音乐
Subsection: 第二时期：自由无调性

勋伯格从1908年开始的音乐实验以各种方式探索传统音调或调性中心的缺失。他的第一部明确无调性的作品是第2弦乐四重奏（作品10号），带有女高音独唱。这部作品的最后乐章没有调号，标志着勋伯格与七声调和的正式分离。这个时期的其他重要作品包括他的歌曲循环《悬园之书》（1908-1909年），他的《五部管弦作品》（作品16号，1909年），颇具影响力的《月迷彼埃罗》（作品21号，1912年），以及他的歌剧《期待》（作品17号，1909年）。然而，调性中心的缺乏或传统的不协和-协和关系构建的紧迫感可以追溯到他的第1室内交响曲（作品9号，1906年），这部作品以全音音阶、四度和声的调性发展以及它引发的动态、不寻常的合奏关系、戏剧性的中断和不可预测的器乐组合而著称；许多这些特征成为了20世纪音色导向的室内乐美学的典型特征。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音乐
Subsection: 第三时期：十二音和调性作品

在1920年代初，勋伯格致力于发展一种能够使音乐织体更简单、更清晰的秩序方式。这导致了“以只与彼此相关的十二个音符进行作曲的方法”，其中八度音阶内的十二个音高（在作曲中并未实现）被视为相等，没有任何一个音符或音调被赋予古典和声中所占据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一理论的重要性等同于物理中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地位。勋伯格在与朋友约瑟夫·鲁费尔散步时以他典型的方式宣布了这一发现，当时他说：“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发现，它将确保德国音乐在未来一百年中仍占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作品包括《为乐团而作的变奏曲》（作品31号，1928年）；伴奏音乐《电影场景配乐》（作品34，1930年）；《钢琴作品》（作品Op. 33a/b号，1931年）以及钢琴协奏曲（作品42号，1942年）。人们普遍认为勋伯格作曲方法严谨，但他对这种技巧的使用因每个独立作品的要求而各不相同。因此，他未完成的歌剧《摩西与亚伦》的结构与他的《为小提琴与钢琴而作的幻想曲》（作品47号，1949年）不同。勋伯格成熟的十二音技法实践具有十个特征，它们具有特色、相互依存和互动：六音转位组合式聚合体（即十二音组成的全集）线性集合呈现分割同构分割不变量（即在任何操作中保持不变的集合性质或关系，和数学中同名词的定义类似）六音层级和声，“与参考集合的属性相一致并源自其中”节拍，通过“音高关系特征”建立多维度集合呈现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评价与遗产
Subsection: 首批作品

在早期遇到一些困难后，勋伯格开始通过作品赢得公众的接受，例如1907年在柏林演出的交响诗《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在1913年的《古雷之歌》维也纳首演中，他收到了长达15分钟的欢呼声，并最终被授予桂冠。然而，他的许多作品并未受到良好的评价。他的第1室内交响曲在1907年的首演没有引起多少轰动。然而，当它于1913年3月31日在“丑闻音乐会”上再次演奏时（该音乐会还包括贝尔格、韦伯恩和策姆林斯基的作品），“在热烈的掌声中可以听到门钥匙尖锐的声音，而在第二层包厢，那天晚上的第一场斗殴刚刚开始。”在音乐会的后半段，在演奏贝尔格的《艾腾贝格歌曲》时，由于勋伯格中断演出并威胁称警察会抓捕闹事者，冲突完全爆发。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评价与遗产
Subsection: 十二音时期

根据伊森·海莫（Ethan Haimo）的说法，由于他新体系的“真正革命性质”，一些早期作家关于这一体系的“规则”和“例外”的错误信息与勋伯格音乐的最重要特点“几乎毫不相关”，加上作曲家的神秘主义和他的草图和手稿直到1970年代末才广泛流传，理解勋伯格的十二音作品一直很困难。在他的一生中，他“遭受了各种批评和谩骂，即使回顾起来也令人震惊”。勋伯格在诗歌《新古典主义》中批评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趋势（他在其中贬低了新古典主义，并间接地将斯特拉文斯基称为“小现代斯基”），这首诗被用作他的《三首讽刺诗》（作品28号）的第三首的文本。勋伯格的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术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美国和欧洲音乐家中最核心和有争议的问题之一。从1940年代开始，持续到今天，诸如皮埃尔·布莱兹、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路易吉·诺诺和米尔顿·巴比特等作曲家已将勋伯格的遗产推向越来越激进的方向。美国的主要城市（如洛杉矶、纽约和波士顿）曾经有过历史性的勋伯格音乐演出，拥护者包括纽约的巴比特和法籍美国指挥家兼钢琴家雅克-路易·莫诺。勋伯格的学生在美国的重要大学中担任有影响力的教职，例如伦纳德·斯坦在南加州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加州艺术学院；理查德·霍夫曼（Richard Hoffmann）在欧柏林音乐学院；帕特里夏·卡彭特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里昂·科克纳和厄尔·金（Earl Kim）在哈佛大学。与勋伯格有关的音乐家对美国当代音乐演奏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路易斯·克拉斯纳、尤金·勒纳和鲁道夫·科利施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爱德华·斯特曼和费利克斯·加利米尔在茱莉亚学院）。在欧洲，汉斯·凯勒、路易吉·罗尼奥尼和勒内·莱博维茨对将勋伯格的音乐遗产向德国和奥地利以外地区传播发挥了可观的影响。勋伯格的学生和助手马克斯·多伊奇后来成为音乐教授，还指挥过瑞士罗曼德管弦乐团演奏三部“杰作”勋伯格作品的录音，该录音于2013年末在他去世后发布。这份录音中包括多伊奇对每首乐曲的简短讲解。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评价与遗产
Subsection: 批评

在1920年代，恩斯特·克热内克批评了一种未具名的当代音乐门派（可能指勋伯格及其门徒），称其为“坐在工作室里根据自己凭空发明的规则写下音符的个体的自我满足”。勋伯格对这一言论感到冒犯，并回应说克热内克“恨不得自己的听众只有娼妓”。艾伦·肖恩指出，鉴于勋伯格的生活环境，人们通常是在为他的作品进行“辩护”而非真正倾听，而且很难脱离其周围的意识形态体验它。理查德·塔鲁斯金断言，勋伯格犯了一种所谓“创作谬误”的错误，即认为艺术作品中最重要的（或者唯一重要的）是创作过程、作曲家的创造力，而听众的愉悦不应是作曲家的主要目标。塔鲁斯金还批评了以勋伯格对其他艺术家的影响衡量他作为作曲家的价值的方法、对他技术创新的过誉、以及将评价局限于结构和工艺，而贬低其他方面为庸俗的做法。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评价与遗产
Subsection: 和大众的关系

克里斯托弗·斯莫尔在1977年写道：“即使在今天，许多音乐爱好者仍对勋伯格的音乐感到困惑。”斯莫尔在勋伯格去世后25年创作了他的短传记。尼古拉斯·库克在斯莫尔创作勋伯格的传记约二十年后指出，勋伯格曾认为这种理解上的欠缺只是暂时的、不可避免的阶段：他们说，音乐史表明观众总是抵制陌生的事物，但是久而久之他们会习惯并学会欣赏……勋伯格本人期待着一个时代的到来，他说，食品杂货店的送货员会在途中吹奏序列音乐。如果勋伯格真的相信他所说的（对此很难确定），那么现在将是音乐史上最令人心酸的时刻之一。因为序列主义并没有受到广泛的欢迎；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所等待的熟悉化过程从未发生。根据本·厄尔（Ben Earle）2003年的研究，尽管勋伯格受到专家的崇敬，并在大学课程中被传授给“数代学生”，但他并不受大众喜爱。尽管进行了超过四十年的推广，并出版了“专门向非专业观众解释这些困难曲目的书籍”，但“现在可以放心地说，试图推广这类音乐的努力（尤其是在英国）已经失败了。”在勋伯格同代作曲家、同样具有开创性的作曲家德彪西的2018年的传记中，斯蒂芬·沃尔什对“一个创作艺术家无法既激进又受欢迎”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沃尔什得出结论：“勋伯格可能是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作曲家，他的音乐在他出生近一个半世纪后仍未进入标准曲目。”
Title: 阿诺德·勋伯格 (Arnold Schoenberg)
Section: 评价与遗产
Subsection: 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

托马斯·曼的小说《浮士德博士》（1947年）的主人公阿德里安·莱韦屈恩是一位作曲家，他使用的十二音技法与勋伯格的创新相似。勋伯格对此感到不满，并在该小说发表后与曼展开了一次书信往来。莱韦屈恩可能是以尼采为原型，他将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作家肖恩·奥布莱恩评论说，《浮士德博士》在希特勒的阴影下诞生，记述了纳粹主义的兴起，但它与政治历史的关系是间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