侐艳梅、刘勇贪污罪、受贿罪等一审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苏1291刑初202号：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以泰高新检诉刑诉〔2016〕19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艳梅、刘勇犯贪污罪、被告人徐艳梅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于2016年7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公诉机关于2016年10月8日以需要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11月9日建议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陈融、代理检察员陈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艳梅及其辩护人谢勇、被告人刘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贪污：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7月，被告人徐艳梅在担任国贸公司总经理、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先后单独或分别伙同被告人刘勇、戴某（原国贸公司工程管理部部长，已判决），利用职务便利，采用重复报支、虚报冒领等方式从国贸公司、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公司）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783390.25元。其中被告人徐艳梅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10701元，被告人刘勇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6200元，戴某实得人民币160289.25元。（二）挪用公款：2015年1月中旬，被告人徐艳梅利用担任泰州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分管泰州国贸公司的职务便利，擅自将泰州国贸公司公款人民币80000元，用于其个人投资理财，至今未还。（三）受贿：2012年春节前至2015年8月期间，被告人徐艳梅在担任国贸公司总经理、泰州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利用负责工程发包、业务费支付审批等职务便利，为中原物业公司、泰州市欣欣保洁有限公司、唐某1等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先后多次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现金、购物卡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47000元。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徐艳梅、刘勇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单独或者共同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均应当以贪污罪追究刑事责任，且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徐艳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徐艳梅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性活动，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四条，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徐艳梅归案后如实供述贪污、受贿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艳梅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挪用公款罪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艳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刘勇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徐艳梅一人犯有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徐艳梅对起诉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及定性无异议，唯辩称其不知道戴某贪污了16万余元,不应对此承担刑事责任。被告人徐艳梅的辩护人谢勇对起诉指控被告人徐艳梅受贿、挪用公款的事实和定性没有异议，其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徐艳梅对戴某贪污的160289.25元没有共同犯罪故意，在贪污犯罪数额中应当予以扣减。2、被告人徐艳梅在与戴某的共同犯罪中是间接故意，主观恶性较小，建议从轻、减轻处罚。3、被告人徐艳梅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主要受贿犯罪事实和部分贪污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4、被告人徐艳梅挪用公款系投案自首，可以从轻处罚。5、被告人徐艳梅能积极悔罪，自愿退清赃款，缴纳罚金，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勇对起诉指控其犯贪污罪没有异议，唯辩称，起诉指控的贪污第一节，也即是与徐艳梅等三人私分的120000元中，其没有参与计议，只应对其所得40000元承担刑事责任。其积极退赃，并缴纳罚金，请求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被告人徐艳梅、刘勇的主体身份2008年8月至案发前，被告人徐艳梅先后任医药园区办公室主任助理、后勤保障中心副主任科员、副主任、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主任科员、泰州国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国有企业）公司总经理。2014年8月后不再兼任国贸物业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作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科员分管国贸物业公司，负责国贸公司的运营管理。2011年12月至案发前，被告人刘勇先后任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综合部副部长、泰州国贸物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被告人徐艳梅的常住人口信息、被告人刘勇的身份证证实，被告人徐艳梅、刘勇的个人基本情况，具备刑事责任能力。（2）被告人徐艳梅的《干部履历表》、《事业单位录用人员审批表》、《干部任免审批表》、《任职通知》、《园区规范领导干部及相关人员在企业兼职工作实施方案》等书证证实，被告人徐艳梅干部身份及任职情况，其中2012年11月任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主任科员，2014年8月后不再兼任国贸公司总经理，但分管国贸物业，负责公司的运营管理。（3）泰州国贸物业有限公司、泰州华信药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工商注册资料等书证证实，国贸物业公司、华信药业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被告人徐艳梅自2011年12月起先后担任国贸物业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4）泰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医药高新区分局公司准予变更通知书、泰州医药园区泰医高委组人发［2011］13号《关于沈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泰州国贸物业有限公司泰国贸物［2011］06号、［2014］15号《关于刘勇等同志任职的通知》等书证证实，被告人刘勇自2011年12月起先后担任企业服务中心综合部副部长、国贸物业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5）泰州国贸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关于业务审批流程的情况说明及公司运营手册证实公司业管审批流程及运营情况。（6）被告人徐艳梅的供述证实，泰州国贸公司是泰州医药园区下属的国有企业，主要从事物业服务、食堂服务等工作。工程部主要是根据客服部的要求及时处理企业的日常维修、工程配套等一系列服务，2014年5月份之前负责人是戴某。从2012年年初开始，泰州华信医药投资公司委托国贸公司帮代收医药园区厂房房租。并约定厂房的大额维修工程款由华信公司支付，小额维修工程款由国贸公司自己支付。同时证实了国贸物业公司工程的承接及财务报批流程情况。（7）被告人刘勇在侦查期间对上述事实的供述。二、贪污2012年下半年至2015年7月，被告人徐艳梅在担任国贸公司总经理、医药园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期间，先后单独或分别伙同被告人刘勇、戴某，利用职务便利，采用重复报支、虚报冒领等方式从国贸公司、华信公司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783390.25元。其中被告人徐艳梅参与贪污公款623101元，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26901元，被告人刘勇参与骗取公款人民币136200元，实际分得赃款人民币56200元，戴某实得人民币160289.25元。具体分述如下：（一）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徐艳梅伙同被告人刘勇以及国贸公司财务副总经理杭某，利用上述职务便利，虚构未实际发生的广告费用，经由三人审批从国贸公司报支，套取公款人民币230000元。后徐艳梅将其中120000元人民币用于三人私分，各分得人民币40000元。其中，杭某得款后不久将40000元人民币及时上交至“510”廉政账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12年11月份的一天，徐艳梅打电话给其说国贸公司有个账要从名流广告公司走一下，请其虚开25万元的广告制作费用发票。后徐艳梅就安排国贸公司的孙某1与其签订了一份合同价格为25万的虚假合同。其分别于2012年11月下旬和2013年1月初，凭这份虚假的合同到税务部门开具了10万元、15万元2张发票，将发票交给国贸物业公司。其到国贸物业公司领取了一张10万元左右的南京银行的转账支票、一张15万余元农业银行的转账支票，扣除税金等费用后，按照徐艳梅的要求，将其中的92000元、138000元汇到了徐艳梅个人中信银行卡上。（2）证人孙某1的证言证实，2011年10月左右，徐艳梅说公司有许多需要公关的地方，要弄点钱出来，并让其找名流广告公司签个虚假的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各种广告牌的制作、视觉识别系统等，总金额是25万元。然后其就找名流广告公司的陈某1对接并签订了合同。陈某1分两次拿发票过来，财务直接付款给陈某1的名流广告公司，这笔钱陈某1有没有给徐艳梅，其不清楚。（3）证人宋某1的证言证实，大约在2012年的时候，国贸物业公司升为三级资质。申某说可以帮助国贸物业公司升为二级资质，徐艳梅就请申某帮忙，最终在2013年10月份左右公司成功升为二级资质，支付给申某61000元的咨询服务费。（4）证人杭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下半年，泰州国贸公司要升二级资质，徐艳梅在一次公司例会上说需要委托第三方处理，需要一些费用。后来有一次徐艳梅对其讲准备以广告费用的方式从国贸公司弄些钱出来公关，其记得徐当时还说可以将这些钱用于公司高管提升个人资质和奖励员工，其当时也没有反对。后来国贸公司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陆续拿过来两份广告费用的审批单，审批单后有名流广告公司的发票，发票金额20几万，审批单后面也没有附费用清单，其意识到这就是徐艳梅用来走账的，当时刘勇已签字，其就在审批单上签字。2013年年初，徐艳梅在其办公室说要将用于提升个人资质的钱给其，印象中还说也给了刘勇一些钱用于提升个人资质。当时徐艳梅给其一个袋子，里面是4万元现金。事后其觉得这4万元不能拿，过了一段时间就主动上交到510账户。（5）证人张某31的证言证实，2012年底国贸公司升二级资质，需要一些费用，而且这个钱不好从国贸公司账上报支。公司发奖金给参与升资质的所有员工，其也得奖金，给物业咨询公司的老板申某几万元。（6）证人申某的证言证实：2012年下半年国贸公司升二级资质，徐艳梅聘请其提供咨询服务并签订顾问聘用协议，协议总金额61000元。（7）书证合同价款为25万元的《合同复印件一份》证实，泰州国贸公司与陈某1的泰州市海陵区名流图文设计室签订虚假广告合同的情况。（8）书证泰州国贸公司的相关记账凭证及附件证实，陈某1的泰州市海陵区名流图文设计室虚开发票的情况以及泰州国贸公司支付泰州市海陵区名流图文设计室25万元的情况。（9）书证中国银行泰州分行的泰州市海陵区名流图文设计室银行账户（账号47×××05）交易明细证实，陈某1的泰州市海陵区名流图文设计室收到泰州国贸公司陆续汇款25万元的情况。（10）书证泰州国贸公司的《顾问聘用协议》及相应的记账凭证证实，泰州国贸公司为升二级资质支付申某61000元业务指导费用的情况。（11）书证中信银行泰州青年路支行的徐艳梅个人账户（卡号62×××40）交易明细证实，徐艳梅于2012年12月7日、2013年1月24日陆续收到陈某1汇款共计23万的情况。（12）书证建设银行泰州市分行的徐艳梅个人账户（卡号62×××32）交易明细证实，徐艳梅于2013年1月29日从其建行卡上支取14万元的事实。（13）书证建设银行的刘勇妻子雍某以及刘勇个人账户交易明细证实，雍某建行账户于2013年2月18日存入40000元，2013年10月15日销户转账，转存至刘勇个人建行卡。（14）书证中国工商银行缴款凭证证实，刘勇及杭某至510帐户缴款的情况。（15）书证海阳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入账凭证、收款凭单证实，该公司先后两次收取国贸公司服务费共61000元的事实。（16）被告人徐艳梅在侦查期间对上述事实的供述。（17）被告人刘勇在侦查期间对上述事实的供述证实，2012年下半年，国贸公司准备升二级资质，徐艳梅在一次公司例会上说升二级资质需要公关费用，不好从公司账上走、后来有一次，徐艳梅对其说升资质需要一些钱，另外其和杭某、徐艳梅三个公司高管每人也发点钱，用于提升个人学历和能力，准备以虚假广告费的方式从国贸公司套点钱出来，徐艳梅还说杭某已经同意了，其考虑到公司主要领导已经同意，其自己也能增加收入，也就同意了。后来徐艳梅就安排办公室的人从广告公司开具了25万元的虚假广告费用发票，走了国贸公司的财务审批流程，其在明知发票虚假的情况下仍然签字审批，最后这笔钱付出去了。2013年年初，徐艳梅将其叫到办公室，并且对其说名流那笔广告费下来了，三个高管分一下，说着就拿着一个大纸袋递给其，说是给其的4万元。其记得徐还说杭某也有一份，但徐艳梅没有说给杭某那一份是多少钱。后其将4万元存到银行，最后用于支付东方小镇购房款。关于被告人刘勇辩称其没有参与计议，只应对其所得40000元承担刑事责任的辩解意见，

传雷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冀0981刑初103号：泊头市人民检察院以泊头市院公诉刑诉［2017］83号起诉书指控张雷犯受贿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向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后，最高人民法院于二0一七年五月三日指定本院管辖，本院于2017年5月5日受理立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泊头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溶婷、贾荣鹤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雷及其辩护人朱宁、王虹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泊头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雷于2008年至2013年，利用其担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以下简称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和中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国贸）副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连云港荣兴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云港荣兴公司）、珠海鸿帆有色金属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鸿帆公司）、青岛安泰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安泰信）、上海双牌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牌铝业公司）、甘肃联强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联强）、北京中煤顺通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煤顺通公司）和柳林县森泽煤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柳某公司）等单位在氧化铝相关业务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上述单位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人民币425万元、美金3万元（折合人民币19万元）、港币1万元（折合人民币0.86万元）、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11万元、蓝色商通卡10万元、购物卡5万元。（一）、2007年被告人张雷利用其担任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的职务便利，伙同时任中铝河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简称中铝河南国贸）总经理的屈某（另案处理）、时任中铝河南国贸副总经理的王某1（已死亡）、时任中铝河南国贸业务部经理的李某2（另案处理）接受连云港荣兴公司经理张某1（另案处理）的请托，为连云港荣兴公司的货运代理业务、委托检验、监装业务提供帮助。2008年张某1以合作开公司获利为名分给张雷“利润”人民币30万元。2009年春节前、2010年春节前、2011年春节前，张某1为感谢张雷在任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期间对其货运代理业务的照顾，分三次送给张雷人民币30万元。（二）、2011年以来，被告人张雷利用其担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珠海鸿帆公司董事长颜某1的请托，为珠海鸿帆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2011年3月至2013年中秋节期间，张雷分五次收受颜某1人民币115万元、港币1万元。（三）、2013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张雷利用其担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青岛安泰信副总裁、财务总监胡某1的请托，为青岛安泰信的银行保理业务提供帮助。2014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北京世纪金源酒店张雷收受胡某1购物卡5万元。（四）、2011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张雷利用其担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双牌铝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曾某的请托，为双牌铝业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2011年春节前、2012年春节前、2013年春节前张雷在北京三次收受曾某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共11万元。2012年秋天张雷在北京西三环紫竹院附近的香格里拉酒店接受曾某3万美元。（五）、2010年底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张雷利用其担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甘肃联强总经理洪某1的请托，为甘肃联强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2010年底至2013年初，被告人张雷利用与洪某1在北京吃饭、开行业会议、春节前见面等机会，分20次收受洪某1人民币200万元。（六）、2011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张雷利用其担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中煤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袁某1（曾用名袁某2）的请托，为中煤顺通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2012年春节前在北京市西四环兵器大厦附近的湘港湾酒店内张雷收受袁某1蓝色商通卡10万元。2013年春节前张雷在其所居住的北京市玉泉西里小区楼下收受袁某1人民币10万元。（七）、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张雷利用其担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的职务便利，接受柳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刘某1的请托，为柳某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2012年2、3月份，在北京西客站的京都信苑酒店一楼咖啡厅，张雷收受刘某1人民币10万元。2012年10月份，在王府井附近的北京饭店房间内，柳某公司副总经理杨某受刘某1之托送给张雷人民币10万元。2013年7、8月份，在北京广安门附近的酒店内，柳某公司总经理刘某2（另案处理）受刘某1之托送给张雷人民币20万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交提交了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户籍证明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雷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构成受贿罪，并认为张雷有自首情节、并积极退赃、退赔，可从轻处罚。提请依法判处。被告人张雷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第一辩护人朱宁的辩护意见是，1、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中2009年春节至2011年春节张某1分三次送给张雷30万元人民币，张某1是事后表示感谢，是出于感情上的表达，并非是要张雷利用职务便利为其谋私利，张雷也未利用手中的职权为张某1谋利，该30万元不应认定为受贿。2、起诉书指控第五起张雷分20次收受洪某1200万元数额认定不清，综合庭审情况来看应认定受贿数额为170万元。3、张雷有自首情节，应减轻处罚。4、张雷不存在索贿情节，其家属积极全部退赃。综上建议对张雷在有期徒刑六年以下量刑。第二辩护人王虹的辩护意见是，1、赵某书指控的张雷收受洪某1200万元人民币一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应认定，其中只从张雷第一次收受洪某130万元与洪某1证言内容一致，其余每次收受的具体地点、金额不清楚，200万元只是个估数，仅凭这些模糊记忆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极不公平，而且公诉人出示的财务记账和报销单据不具有唯一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应认定此起张雷收受洪某130万元人民币。2、2007年至2008年张雷等人与张某1合作开公司收受张某1利润30万元人民币是违纪行为不是违法更不构成犯罪。张雷等人虽没有以现金出资但他们以知识产权、技术、劳务出资是公司法允许的，不违反法律规定，只是违反了所在国企的纪律规定，应按违纪处理。3、张雷有自首情节，主动上交犯罪和违纪所得，没有给社会造成损失，其认罪态度较好且有悔罪表现，请求法院对张雷减轻处罚，在有期徒刑六年至七年量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雷于2002年3月至2009年7月任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正处级），2009年7月至2015年5月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2015年至案发任中国铝业公司营销部采购高级经理。中国铝业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中铝河南分公司、中铝国贸均是中国铝业公司下设控股子公司。2008年至2013年期间，张雷利用职务之便接受他人送的财物共计人民币395万元、美金3万元（折合人民币19万元）、港币1万元（折合人民币0.86万元）、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11万元、蓝色商通卡10万元、购物卡5万元。、2007年被告人张雷在担任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期间，为张某1经营的连云港荣兴公司的货运代理业务、委托检验、监装业务提供帮助，并伙同屈某、王某1、李某2以合作开公司为名与张某1合伙开办连云港友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办理碳阳极外观检验业务，张雷在该公司没有投资没有参与经营管理，2008年张某1以获利为名分给张雷“利润”30万元人民币。2009年春节前、2010年春节前、2011年春节前，张某1为感谢张雷在任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期间对其货运代理业务的照顾，分三次送给张雷人民币共30万元。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1、被告人张雷供述，2007年其任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时，屈某、李某2和其商量并提议与张某1在连云港成立一家为出口碳阳极提供质量检验、技术咨询服务的公司，其同意了并让屈某去具体经办，公司的名称记不清了，应该有友邦两个字。其没有对公司出资，他们三人也应该都没有出资，四人都没有参与过该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经营了一年多，其分得30万元，其感觉钱挣的太容易了就提议关闭公司。张某1在2009年、2010年、2011年每年春节前都送给其10万元现金，共30万元现金，应该是在张某1住的宾馆或是其和张某1一起吃饭后回家路上给的。当时其有权决定把销售部的出口碳阳极港口货运代理业务交给张某1做，张某1送钱是为了承揽公司的业务，货运代理合同是一年一签，所以每年都送。其离开中铝河南分公司后，张某1给其送钱是为了感谢其以前对他的帮助。2、证人张某1的证言材料和自述材料证实，2002或2003年其认识了张雷，张雷当时是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其帮销售部办理货运代理业务从中赚取代理费，2005年其注册成立了连云港荣兴公司为中铝河南分公司提供碳阳极出口代理业务，公司承揽中铝河南分公司的货运代理业务需要张雷审批同意，他对其很照顾。2008年7月初，其让连云港荣兴公司的会计从某以运费的名义转22万元给连云港鼎盛木材加固公司，再由该公司的陈某1提取现金后交给其，其将该笔现金放在家里，2009年春节前将其中的10万元送给了张雷。2010年2月初其让从某从公司账户上以运费的名义提取现金10万元，2010年春节前其将这10万元现金送给了张雷。2011年1月，公司应付给陈某1装卸费60317元，其让陈某1写了一张收到装卸费245317元的收条，这样其就从公司提出现金185000元，2011年春节将其中的10万元现金送给了张雷。其给张雷送钱是为了表示感谢，2009年8月张雷调走后其觉得他人不错，不能忘了人家，还想继续与其处好关系，以后如用到他好让他继续提供帮助。这三次送钱地点有时是其住的宾馆房间内，有时是一起吃完饭回家路上，但每一次具体地点记不清了。在连云港荣兴公司在为中铝河南分公司业务往来过程中，其发现在出口碳阳极过程中需要对碳阳极进行外观检验、贴标签等服务，便和张雷、屈某、王某1、李某2四人商量成立一个物流公司来做这项业务，挣服务费，2007年1月其以连云港荣兴公司司机程某的名义注册成立了连云港友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是其出的，张雷等四人没有出资也没有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公司经营了一年多就不做了，没有主动注销公司，共获利150万左右，2008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其给张雷他们四人每人分了30万元现金，记得是在中铝河南分公司的招待所给的张雷。钱是从其银行卡上支了100万元，在家里拿了20万元。后来张雷没退还给其钱。3、证人程某（连云港荣兴公司司机）的证言材料证实，2006年或2007年左右的一天，公司老板张某1说用其名义开一家公司，其不参与经营管理，也不用出钱，只是挂名，必要的时候签一下字。然后他就用其身份证去办理了有关手续成立了连云港友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几年前的一天，工商局或者税务局打电话问其公司为什么不年检，其才知道这个公司已经不做了。其没参与过公司的经营管理，没参与过公司签订业务合同。4、证人从某（连云港荣兴公司会计）的证言材料及其书写的情况说明证实，2008年7月7日公司经理张某1通知其给连云港鼎盛木材加固有限公司转账22万元，再由陈某1取出现金22万元交给张某1，实际上并没有这22万元运费发生，等于通过这种形式张某1从公司提出了22万元现金。2010年2月4日，张某1让其从公司中国银行连云港支行存款账户上提取10万元现金交给他，2010年2月9日其从这个账户上现金支票提取现金10万元，交给了张某1，现金支票用途写的是运费，实际并无运费发生，只是以运费的名义给张某1从公司提出了10万元现金。2011年1月18日，张某1让其在公司中国银行连云港支行存款账户提现金18.5万元交给他。当天其就去银行支取了18.5万元现金交给他，当天公司还实际支付了陈某1劳务费60317元，陈某1按着张某1的安排，给公司打了一张收到劳务费245317元的收条。通过这种形式为张某1从公司提出了18.5万元现金。证人陈某1（连云港鼎盛木材加固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证言材料证实，其与张某1的公司之间有业务关系，2008年7月7日张某1的连云港荣兴公司曾给其经营的连云港鼎盛木材加固有限公司转款22万元的运费，实际并没有真实的运费业务发生，公司在7月8日收到这笔钱后其又按着张某1的安排，在7月9日提取22万元现金交给了张某1。其在2011年1月18日收取过荣兴公司的装卸费245317元，但是实际上其没收到这么多钱，装卸费应该是60317元，其收到的钱也是60317元，没有收到另外的那185000元。是张某1让其这么做的，他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提些现金。另案处理的屈某的供证材料证实，在2007年或2008年，其、张雷、王某1、李某2和张某1商定，由张某1在江苏省连云港成立一家货物检验服务公司，经营了大约一年时间，张某1给四人每人分了大约25万元，四个人都是单独给的，钱的准数记不清了以调查结果为准。这些钱其没退给张某1。7、另案处理的李某2供证材料证实，大概是2006年底，中铝河南国贸的美国客户有一笔碳阳极出口的合同，碳阳极出口需要外观检验，公司做出口代理收取代理费。张雷、屈某、王某1、其和张某1商量成立了一家公司做了这个业务，约定是利润几人平均分，最后其分得了30万元人民币。业务开展过程中其几人提供了很大帮助，所以张某1同意把钱分给四个人。当时张雷是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屈某任中铝河南国贸总经理，王某1任中铝河南国贸副总经理，其任中铝河南国贸业务部经理。8、证人王某1的证言材料证实，2005年至2008年之间，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中铝河南国贸和美国客户有一笔碳阳极出口的合同，碳阳极出口需要外观检验，美国客户说让中铝河南分公司在国内找一家检验公司对出口的碳阳极进行外观检验。其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屈某，然后屈某、其、李某2商量说让连云港荣兴公司经理张某1做这个业务，屈某又汇报给张雷。后来屈某说他已经联系过张某1了，让其、李某2去和张某1具体联系操作这项业务。按照要求张某1自己又注册了一家公司，新成立公司的名称记不清了。这笔合同履行持续了一年多，合同履行完毕、货款结算清后，张某1分两次给其30万元，应该是四人平分的。货物外观检验这个业务是其几个人为张某1联系的，业务开展过程中几人也提供了帮助，他分钱是为了表示感谢，也想以后继续开展这项业务，把业务做大。当时其是中铝河南国贸副总经理，张雷是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9、连云港荣兴公司财务资料，证实2008年7月7日连云港荣兴公司向连云港鼎盛木材加固有限公司转款22万元，2010年2月10日连云港荣兴公司提取现金10万元，2011年1月24日连云港荣兴公司支付连云港锦荣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245317元。连云港鼎盛木材加固有限公司的账目证实该公司于2008年7月7日收连云港荣兴公司22万元，同年7月9日又将该笔款支出给连云港荣兴公司。张某1资金明细证实2008年6月30日张某1取款100万元。12、张某12007-2012年财务对账清单证实张某1行贿给张雷的60万元的资金来源。13、中铝河南分公司与连云港荣兴公司、连云港华鹰对外运输代理有限公司（下简称连云港华鹰公司）签订的合同及审批表，证实以上合同审批表均有张雷签字。14、连云港荣兴公司与中铝股份河南分公司、中铝河南国贸的资金往来账目，中铝河南国贸与友邦物流公司资金往来账目。15、连云港友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资料证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程某，注册日期2007年1月9日。16、连云港荣兴公司工商注册登记信息资料、连云港华鹰公司注册资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请托人出资合伙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在连云港友邦物流服务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张雷没有实际出资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事后张雷以合作开公司的名义收受张某1“利润”30万元，故该30万元应认定为受贿。张某1称在张雷离开中铝河南分公司后其给他送钱就是为了对他表示感谢并且希望以后能得到他的照顾和帮助，如果张雷不在此位置上的话他不可能再送其这30万元，张雷自己也供认明知张某1送这30万元是对以前其对他的照顾表示感谢，而予以收受，收受时就具备了权钱交易的特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离职前后连续收受请托人财务的，离职前后收受部分均计入受贿数额”。故该30万元应认定为张雷系受贿，而不是简单的人情往来。对第一辩护人所持的2009、2010、2011年春节前张某1三次送张雷共30万元是人情往来的意见，和第二辩护人提出的张雷以合作开公司为名得利润30万元是知识产权投资合伙开公司属于违纪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均不予采纳。（二）、被告人张雷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期间，于2011年3月至2013年中秋节，收受珠海鸿帆公司颜某1人民币115万元、港币1万元，并利用职务便利为珠海鸿帆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张雷供述，其在2009年底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珠海鸿帆公司实际控制人颜某1的。2011年中秋节前的一天晚上，在北京郊区中粮培训中心开中铝国贸工作会议期间，珠海鸿帆公司的业务经理胡某2说在其房间内放了一盒月饼，其开完会将月饼带回家后发现月饼盒下纸袋内有5万元现金。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吃完饭回家路上，颜某1打电话说见面，在翠微路和玉渊潭路的交叉口见面后，他在车后座上把车窗落下来直接递给其一个蓝色帆布包就走了，其回家后发现包里面有50万元现金。2012年底其和颜某1在北京白石桥湘彬食府吃饭，说起其母亲当天过生日的事，饭后颜某1给其一个红包说给老太太买点东西，其回家一看红包内有一万元港币。2013年清明节前后的一天，在威思汀酒店大堂，颜某1给其一个黄色包就走了，其回家一看包内有现金40万元。2013年中秋节前的一天，颜某1到其家给其一个红色月饼礼盒，他走后其发现里面有20万元现金。他送钱是想中铝国贸在和他们公司开展业务时给他提供些帮助，其当时是中铝国贸副总经理主管氧化铝部，2013年其在氧化铝代理进口合同和氧化铝换货协议中有审批签字，颜某1送的115万元，其让大舅哥马某3以他的名义存银行了，一万元港币一直自己放着。证人颜某1的证言及其自述材料证实，鸿帆控股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其弟弟颜某2，其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珠海鸿帆公司是鸿帆控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珠海华某金属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某公司）是鸿帆控股公司的控股企业，鸿帆控股公司不开展业务，珠海鸿帆公司、华某公司与中铝国贸有业务往来。张雷调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后，其通过胡某2认识了他。2011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胡某2说去走访客户，要给张雷送个5万元的红包，其同意后，让胡某2在华某公司财务上以部门名义借了5万元，胡某2走访客户回来说给了张雷5万元现金。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其和张雷吃过饭后分别回家，在路上其和他约好一个地点，见面后给了他一个装有50万元现金的包，都是百元面额。2012年底的一天其和张雷吃饭，他迟到了说他母亲当天过生日，当时公司氧化铝部经理高某1、张雷的手下周某和韩某也在场，其当场拿出一万元港币给张雷让他给老人买点东西，这笔钱是自己的钱没在公司走帐。2013年清明节前后的一天，其约张雷在北京金融街的威思汀酒店见面，分手时给了张雷一个装有40万元现金的包。2013年中秋节前的一天，其去张雷家拜访给了他两盒月饼和20万元现金，现金放在月饼下面。其送给张雷的这110万元现金是每次去北京之前，让高某1从华某公司财务上以部门业务费借的。张雷当时是中铝国贸副总经理主管氧化铝业务，给他送钱是为了拉近关系，让他帮忙把华某公司的业务做大。同时珠海鸿帆公司与中铝国贸也有贸易往来，希望他在珠海鸿帆公司与中铝国贸的贸易往来中提供帮助。后来张雷没退还过这些钱。证人高某1（珠海鸿帆公司氧化铝部经理）的证言材料证实，其于2012年1月12日向某公司借款50万元人民币，2013年3月28日向某公司借款40万元人民币，2013年9月10日向某公司借款20万元人民币，都是颜某1让其借的，其支出钱来交给了颜某1。这三笔借款都是其和颜某1去北京出差前借出来的，都是和中铝国贸人员接触，主要是过节拜访，后来没还过公司。没和颜某1一起给中铝国贸有关人员送过钱物，不记得颜某1在吃饭时给张雷送过1万元港币。证人吴某（珠海鸿帆公司副总经理）的证言材料证实，高某1以业务费的名义于2012年、2013年三次向某公司借款共110万元，都是颜某1安排的，其只是签字履行财务手续。证人韩某的证言材料证实，2012年底其曾和张雷、颜某1、周某等人在北京白石桥湘彬食府吃过一次饭，吃饭时颜某1得知张雷母亲过生日说过表示一下心意，没有注意他怎么做的表示。6、证人周某的证言材料证实内容与韩某证实内容基本一致。7、珠海鸿帆公司与中铝国贸的往来账目及签订的购销合同，证实张雷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珠海鸿帆公司谋利的情况。8、华某公司、珠海鸿帆公司与高某1、胡某2的资金往来相关账目、凭证，证实高某1在华某公司2012年1月12日借款50万元人民币，2013年3月28日借款40万元人民币，2013年9月10日借款20万元人民币。胡某2于2011年9月8日向某公司借5万元人民币。9、珠海鸿帆公司与华某公司往来账目相关账目凭证。10、鸿帆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料、珠海鸿帆公司、华某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料，证实珠海鸿帆控股有限公司2005年至2015年6月的法定代表人为颜某1,2015年6月以后法定代表人为颜某2。（三）被告人张雷在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期间，于2014年4月份的一天，在北京世纪金源酒店收受青岛安泰信副总裁、财务总监胡某1送的购物卡5万元，并为青岛安泰信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1、被告人张雷供述，2010年底或2011年初其认识了青岛安泰信副总经理胡某1，后介绍他和周某认识，2011年下半年青岛安泰信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就和中铝河南国贸签订了氧化铝购销合同，这份购销合同不实际履行只是用来做保理业务，就是增加安泰信集团公司在银行的融资额度。2012年4月份的一天胡某1到北京约其在世纪金源宾馆见面，离开时他给其一沓购物卡，回家后发现是十张蓝色商通卡，共5万元，其用于个人消费了。2、证人胡某1的证言材料证实，2014年4月份，青岛安泰信总裁王某2派其到北京与张雷见面，并交给其一个装有5万元购物卡的纸袋，其与张雷联系后他让李某1接待其在世纪金源大酒店住并吃的晚饭，当晚或者第二天晚上其约张雷来到酒店将将装有5万元购物卡的纸袋交给他。当时张雷在中铝国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氧化铝业务，掌握大量氧化铝资源，拥有氧化铝业务的审批权，青岛安泰信与中铝河南国贸有氧化铝业务往来，这些业务需要张雷审批，给他送钱主要是利用他的权力，为青岛安泰信集团及其系列公司谋取更多利益。后来张雷没有退还过购物卡。3、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4年4月18日其接待过一次胡某1，安排他住在世纪金源大酒店，是张雷让安排的，其当天陪他吃的晚饭，让他记的自己的账，后来他将钱给了其。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其是青岛安泰信公司及其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某1在青岛安泰信任副总裁，青岛安泰信下属有青岛勃朗峰有限公司、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等六个子公司，青岛安泰信与中铝国贸之间有氧化铝业务。2014年3、4月份，其派胡某1到北京与张雷见面洽谈氧化铝事宜，交给胡某1一个装有5万元购物卡的纸袋让他交给张雷，这些卡是可以在全国使用的商通卡。胡某1回来说将卡交给张雷了。当时张雷是中铝国贸分管氧化铝业务的副总经理，他有氧化铝业务的审批权。给张雷送购物卡，就是为了和张雷搞好关系，利用他的权力，为青岛安泰信及系列公司在氧化铝业务方面谋取更多的利益。5、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出具的临时住宿登记表、李某3北京世纪金源大酒店的消费明细证实，2014年4月18日至4月20日胡某1在该酒店住宿，临走挂李某1的账。6、中铝国贸与新疆嘉润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青岛博朗峰实业有限公司的氧化铝长期购销合同、及合同签署审批表证实中铝国贸与青岛安泰信子公司的贸易往来情况，并证实合同签署审批表上均有张雷签字。经庭审调查胡某1在北京的住宿时间是2014年4月份，张雷当庭对此时间也予以认可，故应认定张雷收受胡某1购物卡时间是2014年4月份。（四）、被告人张雷在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期间，于2011年春节前、2012年春节前、2013年春节前在北京分三次收受双牌铝业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曾某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共计11万元；于2012年秋天在北京西三环紫竹院附近的香格里拉酒店接受曾某送的3万美元，并为双牌铝业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1、被告人张雷供述，2011年春节前中铝国贸综合及客户服务部经理陈某2到其办公室，送给其三张面额一万元的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共三万元，说是曾某来拜年来让转交的。2012年春节前陈某2又到其办公室送给其三张面额是一万元的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共三万元；2013年春节前曾某到其办公室送给其一个卡套，里面有五张面额一万元的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共五万元。这些购物卡都用于其个人消费了。2012年秋天的一天下午，曾某打电话约其去北京西三环紫竹院附近的香格里拉酒店见面，他提出他们公司在中铝国贸增加业务量，并想签订一份五年期的合同，谈完后他送给其三万美元说给孩子的学费，这些美元其让内侄马某1兑换成人民币用作其和马某3、马华忠合开的运输公司的周转金了。后来在其提议和推动下曾某的两个请求基本得到满足。证人曾某的证言材料证实，其是双牌铝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2011年春节前其让陈某2转交给张雷一个装有北京燕莎商场面额一万元的三张购物卡的小袋子。2012年春节前其送给张雷三万元北京燕莎商场的购物卡，记不清是其自己给的还是别人转交的了。2013年的春节前，其到北京中铝国贸张雷的办公室，对他说“你抓紧时间发氧化铝吧。”然后给了他五万元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面额都是一万元一张的。2012年的一天，其打电话约张雷去北京西三环紫竹院附近的香格里拉酒店见面，见面后其给他3万美元现金，说是给他孩子去美国读书的生活费，都是一百元面额的。双牌铝业公司从2008年开始到一直与中铝国贸签订了氧化铝长期购销合同，张雷是中铝国贸分管氧化铝部的副总经理，合同及补充合同需要张雷同意，其想让张雷关照一下生意，协调中铝国贸及时发货。送钱后中铝国贸给其公司发货要比以前及时一些，也同意和双牌铝业公司签订了氧化铝购销合同及补充合同。购物卡都是2010年9月7日购买后分批次送给张雷的，美元是其2014年1月在公司借了270万元后用这笔钱里面的部分换的。与中铝国贸签订的氧化铝购销合同中的宜昌长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是其父亲、弟弟开的公司，平时实际都由其负责经营管理。证人陈某2的证言材料证实，2011年春节前，其在中铝国贸碰到曾某，他说着急赶飞机，有个东西让其代他转交给张雷，然后他给了其三张面额一万元的红色购物卡后就走了。然后其将这些购物卡放在张雷办公桌上，告诉他曾某来拜年让他转交的。然后其又电话告诉曾某已经把东西交给张雷了。2012年春节前，其母亲生病，其去江西伺候不在北京，没有受曾某委托给张雷转交过购物卡。4、证人马某1的证言材料证实，张雷是其姑父，2013年9月份前后，张雷给其3万美元，让兑换成人民币，其先在中国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兑换了5000美元，又给马某1峰5000美元，让他去兑换人民币，后又陆续分几笔兑换了剩余的美金。5、证人马某2（张雷的妻子）的证言材料证实，张雷带回家过北京燕莎商场的购物卡，其用这些购物卡买过东西，不知道卡上有多少钱。张雷让其侄子马某1、马某1峰去兑换过美金，不知道是多少钱。6、证人马某1峰的证言材料证实，张雷是其姑父，2013年9月份其和马某1、马某2、张雷到中国银行在郑州农业路的支行兑换过美金，因为每人每次最多只能兑换5000美元，马某1给其5000美元让帮张雷兑换人民币，其没有中国银行银行卡，就让妻子王某3用她的中国银行银行卡在中国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把这5000美金兑换成了人民币。7、证人王某3的证言证实，张雷是其丈夫马某1峰的姑父，2013年下半年的时候，马某1峰给其5000美元，让其在中国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兑换成人民币，然后将钱转给马某1峰了。8、马某1、马某1峰、张雷、马某2、王某3等人中国银行卡的交易清单证实，几人在中国银行兑换美元的交易信息情况。9、北京燕莎友谊商城销售商品发票、记账凭证、记账回执、曾某个人银行卡交易明细证实，曾某于2010年9月7日在北京燕莎友谊商城购买过25万元的礼品，于2014年向公司借款270万元。10、双牌铝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注册资料。11、双牌铝业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中铝国贸的合同及审批表，证实张雷利用职务便利为双牌铝业公司谋利的情况。张雷供述在2012年春节前收受曾某3万元北京燕莎购物卡是陈某2转交，陈某2对此予以否认，曾某对于是谁交给张雷购物卡表示记不清了。但曾某的证言和张雷的供述能相互印证，证实张雷确于2012年春节前收受了曾某的3万元购物卡，由于时间原因和个人记忆原因，有些细节难以查清，但不影响对该起事实的认定。（五）、被告人张雷在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期间，于2010年底至2013年初，利用与甘肃联强总经理洪某1在北京吃饭、开行业会议、春节前见面等机会，多次收受洪某1现金共170万元人民币，为甘肃联强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上述事实有经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1、被告人张雷供述，2009年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甘肃联强总经理洪某1。2011年春节前至2013年洪某1共分十余次送给其170万至220万元，具体数额记不清楚了。洪某1的公司成为中铝国贸氧化铝供应商是要经过其批准，在采购氧化铝过程中，其在采购量上照顾过他，公司都是采用先货后款的形式，公司压了洪某1的一部分货款，其为洪某1的公司协调过，把货款及时给洪某1的公司。这些钱中的140万元或者160万元让马某3以他的名义存银行了，剩余用于平时生活花销了。证人洪某1的证言材料证实，2010年至2013年其给中铝国贸供应氧化铝期间，逢年过节或开行业会议以及吃饭的时候，其和张雷见面时送给他现金，最多的一次送给他30万元，平时一次就送给他2万元、5万元、8万元或者10万元，每次具体送给他多少，确实记不清了，记得一共送给他大约20次，共计现金200万元。这些钱有在甘肃联强出的，也有在北京联强出的，都是用其他的发票报出来的费用，具体在公司账上怎么出的，记不清了。当时张雷是中铝国贸分管氧化铝部的副总经理，其公司和中铝国贸签订的氧化铝合同都需要张雷的批准，给他送这些钱就是对他同意采购其公司的氧化铝表示感谢，并希望他以后对其生意继续关照。另外其给中铝国贸供货后，中铝国贸欠其货款，其曾经找张雷让他帮忙协调过。证人徐某1的证言材料证实，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公司业务的正常运转，要保持相应数量的备用金，以备正常业务开支所需，有时备用金充足，在借支现金提现时就可能出现实际提现金额小于借支金额；没有备用金或备用金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提现金额大于借支金额的情况；当然也会出现提现金额与借支金额相等的情况。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提现金额不一定与借支金额相等。在洪某1借支现金的时候，往往给出纳一些之前取得的票据，所以账目上就出现了借支单在先所附报销凭证在后的情况。4、证人洪某2（洪某1的妻子）的证言材料证实，甘肃联强是洪某1开的公司，其挂名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洪某1是公司总经理，但实际其不参与公司的任何事务、业务，只是有时在一些文件上签字，实际上洪某1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不认识张雷，也不知道洪某1给张雷送钱的事。5、甘肃联强工商登记注册资料。6、甘肃联强涉案资金账目（借支单、支票存根、票据等）证实，洪某12010年4月13日、2010年9月20日、2011年1月24日、2012年6月8日、2013年3月15日共在甘肃联强公司填写借支单借支226.6万元，票据充抵203.7万元。7、甘肃联强与中铝国贸购销合同、合同审批表，证实张雷利用便利为甘肃联强公司谋利的情况。对此起犯罪二位辩护人对受贿数额认定意见不一致分歧较大，张雷自己当庭供认受贿数额是170万元至220万元之间，洪某1称送给张雷200万元但其不能说清楚一共送多少次和具体每次送多少钱，记得一共送了约20次200万元，虽然甘肃联强的账目显示洪某1支款是226.6万元，但只能证实洪某1行贿款项的来源，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这些钱中的200万元是用于送给张雷，张雷与洪某1均不能记清每次受贿的具体钱数和时间、地点，只能记清约20次共200万元左右，现具体细节无法查实，公诉机关指控的200万元只是个约数，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认定张雷此起受贿数额为170万元。对第二辩护人所持的张雷收受洪某1170万元的意见予以采纳，对第一辩护人所持的张雷受贿数额为30万的意见不予采纳。（六）、被告人张雷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期间，在2011年至2013年之间，接受中煤顺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袁某1的请托为中煤顺通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并于2012年春节前在北京市西四环兵器大厦附近的湘港湾酒店内收受袁某1送的蓝色商通卡10万元，于2013年春节前在其所居住的北京市玉泉西里小区楼下收受袁某1送的现金10万元。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张雷的供述，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袁某2在西四环兵器大厦附近的湘港湾酒店请其吃饭，饭后他将其拉到一个空房间给其一个纸袋，回家后发现里面是10万元蓝色商通卡，其消费花了。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袁凤斌开车到其住的玉泉西里一区小区楼下找其，见面后他送给其一兜东西，说给老太太买了点东西，回家后发现里面是一些吃的还有10万元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的人民币，这10万元钱让马某3存起来了。因为袁某2卖给中铝国贸氧化铝，其分管氧化铝业务，当时中铝国贸和中煤顺通签订的有合同，中铝国贸每年在中煤顺通购买100万吨氧化铝。合同签订时是约定先货后款，但在合同实际履行中，袁某2资金紧张的时候，其给无锡国贸经理李某4（已去世）、徐某2打过招呼，先给袁某2打一部分款让他解决资金问题。2014年袁某2需要向鲁能晋北氧化铝厂交6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袁某2没能力交，其和周某出面和鲁能晋北氧化铝厂、中煤顺通谈，然后鲁能晋北氧化铝厂、中煤顺通、中铝国贸三方签了一个协议，解决了袁某2保证金的问题。袁某2送给其商通卡、10万元现金是因为有求于其，而且其确实给他提供了帮助，他也是为了表示感谢。证人袁某1的证言材料证实，其当时是中煤顺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2010年中煤顺通公司与中铝国贸、中铝无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和中铝青海西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2011年至2014年的氧化铝长期购销合同，每年还签有各年度的具体合同，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还签订过补充协议。2012年春节前其约张雷在西四环的湘港湾酒店吃饭，吃饭时其把张雷叫到一个空房间，给了他10万元商通卡，当时吃饭时还有办公室主任王某4，这些卡是王某4购买的，但他没有看到其给张雷。2013年春节前，其去张雷石景山区玉泉西里的家中，在他家楼下见面之后，其给他装有现金10万元人民币的袋子，现金上面盖有一些吃的东西，这10万元现金每沓1万元共10沓，都是百元面额的。中铝国贸是氧化铝行业的老大，张雷当时是中铝国贸主管氧化铝业务的的副总经理，在中煤顺通公司与中铝国贸方面的氧化铝购销业务中，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都离不开张雷的批准、同意和帮助，在张雷的帮助下，公司在这些业务中也赚了不少钱，所以才给他送钱表示感谢的。在与中铝无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履行合同过程中，有时资金紧张，在张雷协调下中铝无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前给预付过货款。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因为供货方要求按合同约定提供6000万元的履约保证金，由于公司资金紧张，拿不出这么多钱，在张雷的大力协调和帮助下，分别签了两份协议，由中铝国贸代其公司向中电投山西铝业有限公司支付了6000万元履约保证金，解决了其公司的资金紧张问题。送给张雷的现金和卡的钱都在中煤顺通公司报销了。3、证人王某4的证言材料证实，2012年春节前，其和袁某1、张雷在北京西四环的湘港湾酒店吃过饭，吃饭前袁某2其让春准备了10万商通卡，当时吃饭时带着了。买卡的钱是袁某2让其在公司账上开的转账支票。2013年春节前袁某2让其准备10万元现金，当时公司没有那么多现金，其就从自己家里拿了１０万元现金给了袁某1。后来在公司报销了。4、北京中煤顺通相关财务资料证实袁某1行贿资金的来源。5、北京中煤顺通和中铝国贸的合同证实张雷利用职务便利为中煤顺通提供了帮助谋取利益的情况。6、北京中煤顺通公司工商注册登记资料证实2015年7月之前北京中煤顺通法定代表人为袁某1。（七）、被告人张雷任中铝国贸副总经理期间，在2012年至2013年接受柳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刘某1的请托，为柳某公司的氧化铝业务提供帮助。张雷于2012年2、3月份，在北京西客站的京都信苑酒店一楼咖啡厅，收受刘某1现金10万元。2012年10月份，在王府井附近的北京饭店房间内，柳某公司副总经理杨某受刘某1之托送给张雷10万元现金。2013年7、8月份，在北京广安门附近的酒店内，柳某公司总经理刘某2受刘某1之托送给张雷20万元现金。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被告人张雷供述，柳某公司是中铝国贸的供货商，2012年2、3月份的一天早上，刘某1打电话约其到北京西客站的京都信苑酒店一楼咖啡厅见面。二人见面后刘某1说给其带了些东西，然后让秘书拿过一个纸包，刘某1将纸包塞到其背包里，其就走了。到办公室后其发现纸包里是10沓人民币，都是1万元一沓的，一共是10万元现金。2012年10月份的一天，柳某公司副总经理杨晓红来北京约其在他住的房间见面，见面后杨晓红塞到其背包里一包东西，其就离开了。回家后发现是10沓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每沓1万元一共是10万元。2013年7、8月份的时候，柳某公司总经理刘某2（刘某1的儿子）来北京，约其在他住的酒店房间内见面，送给其一个纸质手提袋说代他父亲给的，其就拎着手提袋离开了，回到家后发现袋里是20沓百元面额的人民币，每沓1万元，一共是20万元。这40万元都让马某3以他名字存到银行了。他们送钱是为了感谢其已经给予的帮助，再继续谋求其帮助他们公司开发市场，在中铝国贸和柳某公司购销合同中付款方式不是货到付款而是先款后货。2、证人刘某1的证言材料证实，2012年初其和侯某去北京出差，其打电话约张雷在住处一楼咖啡厅见面，见面后谈了几句话，将一个装有其10万元现金的纸袋放在张雷随身带的背包里，他就走了。2012年下半年让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部经理杨某给张雷送过人民币10万元现金，2013年7、8月份，儿子刘某2去北京时其让他给张雷带去20万元现金。这两笔钱也在公司报账了。张雷当时是中铝国贸分管氧化铝业务的副总经理，在氧化铝购销业务中，不论是签订合同还是具体履行合同，都离不开张雷的同意和关照，所以其才给他送钱的。3、证人刘某2的证言材料及情况说明证实，2013年7、8月份，其有事去北京出差，父亲刘某1让其代他看望一下张雷，并给张雷送人民币20万元现金。其在侯某处支了20万元现金，到北京后打电话将张雷约到其所住的房间，见面之后谈了一会儿，就将装钱的纸袋给了他，这20万元都是百元面额，1沓1万元，共是20沓。当时张雷是中铝国贸主管氧化铝的副总经理，没有他批准、同意，森泽煤铝公司与中铝国贸、西部国贸做不成氧化铝购销业务，合同的签订和履行都离不开张雷。4、证人侯某的证言材料证实内容与刘某1证实内容基本一致，并称不确定2013年7、8月份刘某2是否在其处拿过20万元现金。5、证人杨某的证言材料证实，2012年其代表森泽煤铝公司与中铝国贸、中铝青海西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订了氧化铝购销合同，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中铝国贸及中铝青海西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不能按合同约定足额提货，公司生产的氧化铝太多，又不能卖给其他人，占用大量资金，其向董事长刘某1做了汇报，刘某1让其在森泽煤铝公司支取10万元现金，送给张雷。2012年的9、10月份，其在公司财务上支取了10万元现金，赶到北京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北京饭店，打电话约张雷到其住的房间见面，见面后两人说了几句客套话后，其请求他在及时提货（氧化铝）方面给予帮助，然后将人民币10万元现金放到张雷的背包中，他就离开了。钱用纸包着，都是百元面额的，1沓1万元，共10沓。这笔钱后来经刘某1批准用服装费的一张票据报销了95000元，当时让张某2在单据上签了字，2014年3月28日又在招待费中多报销了5000元，当时让高某2粘贴的票据就让他签了名，实际他没有一起出差。6、证人高某2的证言材料证实，杨某任森泽煤铝公司总经理期间，其是办公室干事，2014年3月28日的费用报销单是杨某交给其，其粘贴之后找有关人员审核签字，最后到森泽煤铝公司财务上报销的。其是杨某的该次报销手续的经办人，其没有经手过钱款。7、证人张某2的证言材料证实，对于2013年7月20日报销金额95000元的费用报销单其不记得经办过相关事项，也从未负责过采购95000元服装事项。当时杨某让其在上面签字，其就签了。8、证人刘某3的证言材料证实，森泽耐火是山西森泽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森泽煤铝公司是森泽集团的分公司。在森泽集团成立之前这两个公司没有隶属关系，刘某1是森泽集团的董事长，也是集团下属这些子公司、分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决策人。9、证人史某的证言材料证实，其在森泽煤铝主要从事企业文化工作，兼职企业的监察工作，负责职工的纪律方面的工作。没有人告诉其是森泽煤铝的监事，其也没有履行过监事的职责。10、森泽煤铝公司和中铝国贸氧化铝购销合同证实张雷利用职务便利为森泽煤铝公司谋利的情况。11、森泽煤铝公司账务中杨某经手的账目情况，证实杨某2012年8月29日借款10万元，后在公司报销。12、刘某1银行卡明细证实行贿资金来源。13、森泽煤铝公司人事档案资料、营业执照，森泽能源科技集团、森泽煤铝、森泽贸易工商登记注册资料。关于赃款去向的证据1、张雷供述，大部分现金交给马某3以他的名义存在银行了，还有一部分交给妹妹张某4存放具体数额记不清了，20万元左右交给大妹张某3开矿了，还有部分自己消费花了。马某2炒股其给过一部分钱，具体数额记不清了。证人马某2的证言证实，张雷给过其钱，具体多少钱记不清楚了，见过张雷放在家里的港币，案发后其向中铝纪委退赃款时，中铝的同志说不接受港币就换成人民币交到中铝纪委了。张雷带回家过北京商场可以使用的购物卡，平时生活就花了。不知道港币和购物卡的来源。证人马某1的证言证实其帮张雷换过美元。证人马某3的证言证实，其是张雷的大舅哥，2011、2012年前后，张雷一共给过其四次共246万元人民币现金，让其以其的名义存到银行里，其存到商丘农行和中行卡上了。证人张某3（张雷的妹妹）的证言证实，2014年4月份，张雷通过农业银行转到其农业银行卡上35万元，其不知道这笔钱的来源。6、证人张某4（张雷的妹妹）的证言证实，从2004年左右开始张雷就陆续交给其钱，说是给母亲的养老钱，让其以其母亲张金阁的名义存到银行；有时张雷将钱直接交给其母亲，然后其母亲再交给其，让其以其母亲的名义存到银行。这样其就将张雷给的钱，陆续在银行以定期存单的形式，存在了其母亲名下。不知道张雷这些钱的来历。每次存单到期后其都把本息再添上零头凑个整数以母亲名义存上。张雷交其存放的钱总共就是155万元至165万元之间。除了给其母亲看病花去一部分、其和母亲日常生活花去一部分，其余的大部分都用于张某3开矿周转了。这些钱的大额支配都是经张雷同意的。7、张雷、马某3、张某4的银行账户明细证实其银行帐户资金流动情况。综合证据1、中国铝业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铝国贸有限公司工商注册资料，证实中国铝业公司是国有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铝业公司、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物资开发投资公司三个国有公司发起成立的，中铝国贸由中铝公司独立出资成立。2、中国长城铝业公司信息、中铝河南分公司设立登记信息、中铝河南国贸注册资料、河南长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料、河南长兴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料，证实五公司的登记注册情况，并证实中铝河南分公司是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下设分支机构。3、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张雷等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三份、党委党委扩大会议纪要证实，经中铝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与河南分公司协商一致，中铝股份总裁办公会议研究决定，于2002年3月14日聘任张雷为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下达任命通知，并证实张雷的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职务是由中铝公司与中铝河南分公司协商后任命的。4、中国铝业公司证明一份证实，2004年以后中铝股份延续原有任命，不再下达任命文件，张雷具体职务及任期为2002年3月至2009年7月任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正处级）。5、中铝河南分公司员工岗位工资切换审批表、工资变动审批表（2009长城铝业公司调入中铝国贸副总经理）、张雷考察材料、人社调（2010）3211号、干部任免审批表、中铝直党字【2015】15号关于给予张雷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证实张雷工作任免职情况。6、中铝党字【2009】79号《关于印发中共中国铝业公司党组管理的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的通知及附件证实，张雷在犯罪时的中铝国贸副总经理职务属于中国铝业公司任命委派或者推荐的。7、中铝人字【2005】56号关于将山东铝业进出口有限公司和郑州长城铝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改制为中铝国贸控股子公司的通知证实，郑州长城铝业进出口有限公司改制为中铝河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系中铝国贸控股子公司。8、北京市公安局暂住人口信息查询、户口本复印件一份证实张雷的基本情况。9、中铝公司纪检组移交张雷案函、中铝公司纪检组移交司法机关张雷涉案材料、纪委谈话笔录证实，中铝公司纪检组将张雷涉嫌犯罪的全部材料移交至检察机关。10、移交涉案款项清单证实张雷已将赃款全部上交并已随案移交至检察院。11、中铝纪检组出具的张雷具有自首情节的说明证实，2016年5月6日经中铝公司党组批准，对张雷采取“两规”措施，在接受调查期间通过组织的教育帮助，张雷主动交代了移交司法的全部犯罪问题，主动向组织提出上交违纪违法赃款，具有悔过表现。12、中铝纪检组关于中铝公司对张雷使用双规措施的说明证实，中铝公司纪检监察部发现张雷等人，在与珠海鸿帆开展氧化铝代理进口业务执行中违规为鸿帆提供借款、在未收到鸿帆货款的情况下仍然向鸿帆转移货权的严重违纪违规行为和事实，导致中铝国贸业务2.31亿元巨额应收账款无法收回，利益输送倾向明显。2015年6月16日，对张雷立案调查，为了防止调查期间发生被调查人逃跑、自杀、或者隐匿、伪造、销毁证据、妨碍调查等行为，2016年5月6日对张雷使用了“两规”措施本院认为，中铝公司是国有公司，是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最大的股东，中铝河南分公司是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下设分支机构，中铝公司对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单位（包括河南分公司）有推荐领导职务人选的权利，由张雷的聘任通知和中铝公司党组管理的高层人员职务名称表可知，张雷在犯罪时担任的中铝河南分公司销售部经理（正处级）、中铝国贸副总经理这两个职务均属于中国铝业公司委派或者推荐的，且该职务均是中铝公司党委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后，与中铝河南分公司取得一致后任命的，且负责公司的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等公务。依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规定，“经国有公司推荐，在国有参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故张雷的身份应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行贿人的请托，为其直接签批合同、在履行合同时协调货款、在签订合同前积极推动建议，并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收受请托人的财物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张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他人现金人民币395万元、美金3万元（折合人民币19万元）、港币1万元（折合人民币0.86万元）、北京燕莎商场购物卡11万元、蓝色商通卡10万元、购物卡5万元，折合人民币440.86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张雷在被双规后接受中铝纪检组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全部犯罪问题，有中铝纪检组出具的两份证明，能证实其是因在与珠海鸿帆公司业务往来中涉嫌严重违规违纪、利益输送倾向明显被立案调查，且公诉机关当庭称中铝纪委在对张雷立案到双规期间未掌握其受贿的任何证据和事实应认定张雷系自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先进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四款“没有自动投案，但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自首论：（1）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未掌握的罪行，与办案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故对张雷应以自首论，对其可减轻处罚，其家属主动退缴了全部赃款，对其可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六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雷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二百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8月5日起至2026年8月4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十内缴纳。）二、涉案赃款（张雷的违法所得）四百四十万八千六百元由扣押机关泊头市人民检察院上交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李卫东审判员房晓宇人民陪审员燕翔云二〇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书记员刘娜

李某过失致人死亡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兵9001刑初60号：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以石市检刑诉［2017］4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于2017年1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石河子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骆韦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某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6年10月10日，被告人李某在无特种车辆作业证的情况下，驾驶胶轮压路机在石河子南区滨河路东西道路进行施工作业时，因疏忽大意，操作压路机时未确定周围安全的情况下，压路机后轮将被害人耿某头部碾压，致被害人颅脑崩裂死亡。经石河子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鉴定意见为：死者耿某因巨大钝性外力作用致严重颅脑损伤死亡。另查，1、案发后，被告人被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带至该大队进行调查讯问。2、案发后，宏康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已赔偿被害人近亲属850000元，被害人近亲属已向本院表示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上述事实，被告人李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彭君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证人郝某、李某的证言；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查笔录、图、照片；石河子市公安局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书；石河子市公安局城区分局刑侦大队出具的到案经过；被告人的身份信息及前科材料；谈话笔录等证据在卷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无特种车辆作业证驾驶特种车辆作业，未尽安全注意义务，致一人死亡，情节较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曾因过失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可对其酌情从重处罚。庭审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法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李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2月24日起至2019年2月8日止。已扣除先行羁押的15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六份审判长吴建新人民陪审员陈序玲人民陪审员冯书平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杜倩

潭星、欧阳伟萍敲诈勒索、强迫交易一审刑事判决书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赣0521刑初49号：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以分检刑诉〔2019〕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欧阳井文犯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钟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欧阳井文（以下简称三被告人）及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聂国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欧阳井文系同学关系，平日经常纠集在一起，长期盘踞在分宜县钤山镇石枫村和防里村辖区内，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彭星为头目，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并多次对周边矿山、工程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如下：一、敲诈勒索犯罪事实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分宜县朱家坊高岭土矿（以下简称“朱家坊”）和新余市长和信高岭土矿（以下简称“长和信”）为了方便高岭土的运输销售，联合在分宜县钤山镇双源村委朱家坊村小组至分宜县铃山镇石枫村委郭家村小组路段修建一条砂石路。三被告人得知后，多次找到上述两家高岭土矿的负责人符某和周某，要求承包修路、提供砂石工程，但是遭到拒绝，三被告人遂采取言语威胁手段向上述两家高岭土矿强索每车砂石50元的干利润，符某、周某害怕三被告人闹事被迫答应，三被告人共计获利人民币10900元（以下币种相同），三被告人予以平分。二、强迫交易犯罪事实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朱家坊”和“长和信”在修建砂石路期间，三被告人购买了一辆楚飞牌二手油罐车（车牌号：赣Ｋ×××××）承包了修路期间车辆的供油业务。该路段修建好之后，三被告人的供油业务也因此终止，购买的油罐车没有用途，如果报废或者转卖价值只有10000元左右。2018年3、4月份，三被告人便商议将油罐车以30000元的价格卖给“长和信”，被该矿负责人周某拒绝，三被告人便采取堵路的方式致使该矿运输车辆无法通行，最终逼迫“长和信”以25000元的价格购买了三被告人的油罐车，三被告人将所得款项予以平分。经分宜县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该油罐车价值12240元。三、其他违法事实（一）敲诈勒索违法事实2018年8、9月份，“朱家坊”和“长和信”修建的砂石路因下雨致使路面的泥土流入到旁边的农田，被告人彭星见状，便借机通过向环保部门举报两家高岭土矿污染环境的方式，逼迫两家高岭土矿答应每生产1吨高岭土让其抽取0.8元的干利润。一两天之后，被告人彭星担心以后会有麻烦，遂放弃了索取干利润的想法，两家高岭土矿亦未向被告人彭星支付该款项。（二）强迫交易违法事实2017年11月份，萍乡市湘赣物流有限公司承包了分宜县钤山镇石枫车站货场坪地硬化工程，并安排工人进行施工，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等人得知后，多次纠集人员前往该工地进行阻工，企图强揽工程，后因承包方报警，且得知该工程有军方背景才停止阻工行为。2018年10月9日，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年10月25日，被告人欧阳井文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人口信息表、归案经过、领条等书证；2.证人王某、叶某、廖某等人的证言；3.被害人符某、周某等人的陈述；4.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5.辨认、指认等笔录；6.价格认定书等。公诉机关认为，三被告人经常纠集在一起，多次共同故意实施设施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被告人彭星是团伙头目，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是团伙成员。三被告人共同敲诈勒索，非法获利10900元，数额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三被告人以暴力、威胁手段，强卖商品，交易数额25000元，情节严重，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本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追究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彭星辩称，其对指控罪名不持异议，但对部分指控事实持异议，认为:1.“朱家坊”和“长和信”的老板为征地曾主动找其帮忙，也曾承诺过给其三人做提供砂石的业务，其三人所得干利润，是矿老板未拿工程给其三人做后，自愿对其三人前期投入损失的补偿；2.卖油罐车给“长和信”，是因为该矿老板周某先答应其与欧阳伟萍、欧阳井文供油，后因故不让其三人供油，造成其三人购买的车辆闲置及经济损失；3.其因“朱家坊”和“长和信”的老板对所修建道路的泥土流入其家农田的事置之不理才向有关部门反映其污染环境的，两家高岭矿的老板也是因其到环保部门反映而主动找其商谈，并主动提出以其他形式给其补偿，最后谈妥让其抽取每吨0.8元干利润的；4.其只是在2017年、2018年期间，有事才与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在一起的，并不是经常纠集在一起。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对指控罪名及主要犯罪事实均无异议，但均认为三被告人有事才在一起，并不是经常纠集在一起。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本案事出有因，三被告人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村民，想在驻地厂矿企业做事赚钱属正常情理，无论是拿干利润，还是卖油罐车给矿老板，都是对方先同意给其做提供砂石业务和供油业务，但后来又因故不让其继续做，造成经济损失,三被告人为弥补损失才违法犯罪；2.三被告人实施的犯罪手段一般，分别是言语威胁和堵路；3.被告人欧阳井文有自首情节，建议法庭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判处拘役刑。经审理查明：三被告人系同学关系，平日经常纠集在一起，长期盘踞在分宜县铃山镇石枫村和防里村辖区内，逐渐形成了以被告人彭星为头目，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为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并多次对周边矿山、工程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扰乱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该恶势力犯罪团伙的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如下：一、敲诈勒索犯罪事实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朱家坊”和“长和信”为了方便高岭土的运输销售，联合在分宜县铃山镇双源村委朱家坊村小组至分宜县铃山镇石枫村委郭家村小组路段修建一条砂石路。三被告人得知后，多次找到上述两家高岭土矿的负责人符某和周某，要求承包修路、提供砂石工程，但是遭到拒绝，三被告人遂采取言语威胁手段逼迫两家高岭土矿答应每车砂石给其50元干利润，至工程结束，三被告人共计获利10900元，并予以平分。二、强迫交易犯罪事实2017年9月至2018年1月，“朱家坊”和”长和信”在修建砂石路期间，三被告人购买了一辆楚飞牌二手油罐车（车牌号：赣Ｋ×××××）承包了修路期间车辆的供油业务，道路修好后，三被告人的供油业务也因此终止，购买的油罐车没有用途。2018年3、4月份，三被告人商议将油罐车以30000元的价格卖给“长和信”，遭该矿负责人周某拒绝后，三被告人便采取堵路方式，致使该矿运输车辆无法通行，最终周某被迫以25000元的价格买下三被告人的油罐车，三被告人将所得款项予以平分。经分宜县价格认定中心认定，该油罐车价值人民币12240元。三、违法事实2017年11月份，萍乡市湘赣物流有限公司承包了分宜县钤山镇石枫车站（南昌铁路局宜春车务段石芬车站）货场坪地的硬化工程，并安排工人进行施工，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等人得知后，多次纠集有关村民前往该工地进行阻工，企图强揽工程，后因承包方报警，且得知该工程有军方背景才停止阻工行为。另查明，“朱家坊”和“长和信”修建的砂石路因雨水冲刷致路面泥土流入旁边的农田，致被告人彭星及有关村民的稻田受损，经多次堵路维权，两家高岭土矿对被告人彭星及有关村民进行了补偿。2018年8、9月份，被告人彭星又通过向环保部门举报两家高岭土矿污染环境的方式，逼迫两家高岭土矿答应每生产1吨高岭土让其抽取0.8元的干利润。事后被告人彭星因担心以后会有麻烦而放弃了索取干利润的想法，两家高岭土矿亦未向被告人彭星支付该款项。2018年10月9日，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2018年10月25日，被告人欧阳井文自动向公安机关投案。以上事实，有经庭审质证，合议庭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公诉机关证据1.书证（1）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因被害人报警案发。（2）归案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于2018年10月9日12时许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欧阳井文于2018年10月25日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3）领条、收条、收款收据，证实被告人彭星于2018年1月10日从“朱家坊”领到218车，每车50元的石料抽成款10900元；三被告人于2018年5月3日领到“长和信”购（油罐）车款25000元；被告人欧阳伟萍3次共收到油料（加油）款共计61175元。（4）交易明细，证实被害人周某通过微信和银行转账支付被告人彭星油费、干利润、购车款等钱款的情况。（5）110警情信息，证实2018年5月19日被告人彭星因雨水将“长和信”矿场的泥土冲刷到其家秧苗田里而将一辆摩托车拦在“长和信”门口，该矿易某因此报警；2018年7月9日，被告人彭星因“长和信”的土方污染其家农田，将一辆车牌号为赣Ｋ×××××的面包车拦在“长和信”的运输线上，导致运矿货车无法通行。（6）关于石芬站一站台装车地面硬化的报告、萍乡市湘赣物流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开通石芬货运站的报告、辉绿岩采购合同、宜春车务段石芬车站场地使用协议，证实2017年10月，因萍乡市湘赣物流有限公司承接了湖南省宁乡1121工程项目部辉绿岩材料的供应，该公司申请开通宜春车务段分宜县石芬货站，并进行地面硬化工程。（7）分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该大队在办理彭星等人敲诈勒索案时，发现彭星等人还涉嫌一起强迫交易案件、一起敲诈勒索未遂案件、一起强迫交易治安案件。该团伙是以彭星为首要分子，以欧阳井文、欧阳伟萍为团伙成员的恶势力团伙。（8）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彭星出生于1986年10月10日，欧阳伟萍出生于1986年9月15日，欧阳井文出生于1984年10月29日，三被告人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9）在逃人员登记／撤销表，证实被告人欧阳井文先被刑拘追逃，后投案自首。（10）江西省分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赣0521刑初57号，证实被告人欧阳井文曾因犯开设赌场罪，于2016年8月24日被该院判处管制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11）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证实经查询，车牌号为赣Ｋ×××××的楚飞牌轻型罐式货车的强制报废日期为2018年10月13日。2.证人证言（1）“朱家坊”管理人员王某的证言：2017年9月份左右，彭星、欧阳井文、欧阳伟萍三人为承包修路工程到“朱家坊”，还说他们是本地人，如果不让他们承包，他们就会过来堵路、闹事。后来我听说他们到新余找符某，谈好一车砂石抽50元钱，最后抽了10000多元。在修路期间，彭星三人找过我，说他们要弄碗饭吃，要给我们矿的车辆的送柴油，当时我要他们找符某，最后符某同意让他们送。另外，彭星还说我们矿和“长和信”对他们村里的农作物有影响，要求我们赔偿，我们两个矿不同意，彭星他们就堵了一次路，不让我们两个矿的车辆过，后来经和石枫村委协商，两个矿共同补偿了14000元钱给石枫村委郭家村小组，当时部分村干部和村民都签了字。2018年8月初，彭星向分宜县环保局实名举报我们两个矿污染了当地环境，分宜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矿，我们提供了相关手续，最后环保局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处理。过了几天，彭星到矿上找我，说要我们矿划块资源给他们开采，不给他们就会去堵路，还要向上级部门举报。我当时就跟他说，我没有这个权利，要跟符某说。后来我把这个事跟符某汇报了，也打电话给“长和信”的管理人员易某说了此事。后来我和易某、彭星在分宜县广场旁的迪欧咖啡店谈了几次，第一次彭星要我们两个矿各拿一块资源给他开采，我们不同意；第二次彭星要我们两个矿每生产一吨高岭土给他1元钱，我们也没有同意；第三次也是谈抽成的事，当时我们为了应付他，就同意按0.8元／吨给他抽成，后面两次谈的时候，我都用手机录音了。后来我听符某说彭星打过电话给他，说他自己买辆旧铲车帮我们维修运输高岭土矿的砂石路，但符某没有答应。后此事不了了之，彭星没向我们要钱，我们也没有付钱给他。（2）“朱家坊”管理人员叶某的证言，证实2018年1月份，其和周某到石枫村把10000多元运石料的抽成款付给了彭星；在修路期间，彭星没有在工地上做事，但听说彭星堵过几次路。（3）“长和信”工作人员廖某的证言，证实其听周某说，当地一个叫彭星、一个外号叫“猪仔”和一个外号叫“小黑”的人在修路期间，按50元／车抽成，从两个矿获得10000多元抽成；其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三人在工地上做事，不清楚为什么周总给他们抽成；其还听周某说过，他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以25000元的价格买下了彭星等人的一辆二手油罐车，因为彭星他们已经堵过两次路，不买的话彭星他们还会来堵路。（4）分宜县钤山镇石枫村委会主任张某的证言，证实彭星、欧阳井文、欧阳伟萍三人合伙买了一辆二手油罐车给“朱家坊”和“长和信”修路的车辆供油，后来因为路修好了，矿里不需要他们供油了，他们就想把他们的油罐车卖给“长和信”。一开始”长和信”老板周某没有答应买他们的二手油罐车，他们就把彭星的面包车停在马路上堵路，致使运输高岭土的车辆无法正常通行，周某为此打过其电话，其因此也劝说过彭星他们，但他们不听，后来还堵了一次路。为此，其把彭星他们与周某约到村委会谈。起先彭星他们说那辆二手油罐车是他们花了35000元钱买的，要以30000元卖给周某，一开始周某说自己矿上不需要那辆油罐车，并且说那辆油罐车按市场价也就值10000元，当时彭星他们不肯，说一定要矿上买下那辆油罐车，否则他们还会去堵路，最后经其协调，双方同意了25000元钱的买卖价格，并在村委签了协议，村委会也在上面盖了章；彭星、欧阳井文、欧阳伟萍三人平时无所事事，会到矿上“吃牙王”。（5）分宜县铃山镇石枫村委郭家村小组组长彭某的证言，证实“朱家坊”和“长和信”为修运高岭土的路而向郭家村征地，刚开始时征地工作不顺利，后经镇村干部一起做村民工作，最后村民都同意征地；彭星没有参与过村里的征地工作。（6）付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1月初，其在管理晏某承包的石芬火车站货场坪地硬化工程期间，看到四五个姓欧阳的当地村民为做该工程到现场阻过几次工，其中主要是两个30岁左右，一个稍矮且较胖的，另外一个身材均匀，个子稍微高点的年轻人最积极，为此晏某还报过警。（7）晏某的证言，证实了其在石芬火车站做事时有人阻工的事实。3、被害人陈述（1）符某的陈述：为方便运输，2017年9月，“朱家坊”和旁边周某经营的“长和信”（2018年1、2月份开始易某接手经营）一起修一条总长3公里左右的砂石路，动工一、两天后的一天上午9、10点钟，周某带“猪仔”（欧阳井文）、“小黑”（欧阳伟萍）到我在新余市融城饭店的办公室。当时“猪仔”和“小黑”对我说要修这条路，还说他们是当地人，要给碗饭他们吃，否则我们矿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蛮“结赖”。当时我就跟他们解释说我们矿有机械，可以自己修这条路。于是小黑就提出要承包我们修路的石料。当时周某打电话了解到当时砂石的市场价格是400-500元一车，我就问他们能不能按这个价格做。“小黑”他们说这个价格没钱赚，要求我们加100元一车，我当时没有同意。然后“猪仔”和“小黑”就说不给他们承包也行，但是我们自己拖运，他们要每车抽取100元好处费，理由是我们修这条路占了他们地方的地，总要给点好处给他们，否则以后总会搞得我们很“结赖”。我是做生意的，知道他们这是威胁的意思，我怕他们以后真的故意刁难我们，搞得我们不能正常生产，加上彭星也是他们一伙的，彭星的爸爸又是村里的干部，我的企业多少都要和村民打交道，就只好说抽100元一车太多了，我最多能接受50元一车，周某也同意抽50元一车，这个事情就这样确定了。后来在整个修路期间，彭星他们都有人在工地上登记装砂石的车数。2018年1月路修好后，彭星他们和周某进行了结算，周某跟我说总共付了218车10900元给彭星他们，彭星他们收钱后给周某打了条子。在修路期间，“小黑”曾给打我电话，说他们是地方上的人，总要弄碗饭吃，要求到我矿上做点事。我当时就反问他可以在我矿上做什么事，“小黑“就说要往我矿上送柴油。还是因为担心“小黑”他们到我矿找麻烦，所以当时我就答应说同等价格同等质量的话，可以由他们负责。之后“小黑”他们就安排油车往我矿上送柴油。后来我了解到他们送过来的油价每升比市场高0.8元，于是我就安排人跟他们进行了结算，之后就没要他们继续供柴油了。送油的事情结束后，易某跟我说彭星给他打过电话，说我们两个矿对他们村里的农作物有影响，要求我们给予赔偿，否则就要堵我们运高岭土矿的车，并且也确实堵过车。后来我和易某担心他们长期这样搞影响我们的生产经营，为了省麻烦，我们两个矿以给石枫村委的名义给了他们14000元钱，当时一些村委干部和村民都在条子上签了字。此事结束后的一、两个星期，彭星就实名向分宜县环保局举报我们，说两个矿污染了当地环境，后来分宜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也来到了矿上，我们提供了相关手续，环保部门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处理。过了一个星期后，彭星又打了电话给易某和我们矿的王某，要求我们两个矿各划一块资源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开采，否则的话他们又会去堵路。后王某、易某和彭星在分宜县城的迪欧咖啡店进行商谈，刚开始彭星说要每吨抽1元钱，而且威胁我们说不给这个钱他就会继续向上级环保部门举报我们两个矿，易某为了应付他们，就答应每吨抽0.8元，这次谈话的过程我们全程都录了音。后来彭星考虑安全问题跟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他自己去买个旧铲车，可以帮我们维修运输高岭土矿的这条路，钱就按上次谈的两个矿每吨抽0.8元给他，照此计算，我们两个矿每月就要向彭星支付6万多元，这完全是没有理由要支付的钱，而且我们自己有机械维修道路，所以我没有答应他，也没有给付他钱。（2）周某的陈述：2017年7月份的时候，为方便车辆通行，我们“长和信”和“朱家坊”准备一起修一条路，彭星、欧阳井文、欧阳伟萍为包下这个修路的工程先后来找过我，当时我明确跟他们三个人说，我们有施工车辆，可以自己修建这条路，不需要别人过来承包，如果确实想做工程，可以等到这条路修建好之后，做路面石料的包送工程，同等条件下我们可以优先让他们本地人做。后来彭星等人陆续来找我说了几次送石料的事情，因为“朱家坊”也是修路一方，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还带欧阳井文、欧阳伟萍到了新余市融城大酒店符某的办公室商量送石料的事情。当时谈的时候我了解到石料运输费用大概是400-500元一车，但是欧阳井文和欧阳伟萍要求700-800元一车，听了这个报价后，符某就不同意将这个送石料的工程承包给他们，因为我们两个矿本来就有车辆运输，可以不把这个工程承包给别人做。后来欧阳井文和欧阳伟萍就跟符某说，如果不将送石料的工程承包给他们，按每车100元抽干利润给他们也可以，符某还是不同意。后来欧阳井文和欧阳伟萍就跟我们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到时候我们在钤山做生意就会碰到蛮接赖的事情，我和符某一听就知道他们就是想以本地人的名义来威胁我们，到时候来阻碍我们矿山的日常生产，因为我们是从外面来做生意的，不想惹太多麻烦，后来符某就跟欧阳井文和欧阳伟萍说100元一车的价格太高了，我们只能接受50块钱一车，之后欧阳井文和欧阳伟萍就答应按每车50元抽干利润，我们双方就将这个事情谈下来了。完事之后我找彭星结算，我们总共付了218车共计10900元的干利润经他们，我还要求他们打了一张收条。2017年9月份左右，彭星、欧阳井文、欧阳伟萍找到我，说他们有一辆油罐车，要给我们的施工车辆供油。2018年1月份我们矿承包给别人之后，彭星他们送不了油，就在2018年4月份左右的时候，强迫我以30000元的价格买下他们的油罐车，我当时不同意购买，因为他们的油罐车只值10000多元。因为这个事情，彭星、欧阳伟萍、欧阳井文就到我们工地堵了几次路，导致我们不能正常生产。后来我们被逼得没办法，于2018年5月3日中午左右和彭星、欧阳井文、欧阳伟萍在石枫村委（石枫村委的张主任也在场）谈好25000元买下他们的油罐车，并当场用现金、微信转账方式支付了购车款，彭星他们也写了领条。彭星他们三人没有什么正经的事情，平常游手好闲，喜欢到处“吃牙王”。（3）易某的陈述：我从2018年1月1日开始成为“长和信”的股东，并负责该矿的日常经营管理。2018年3月底，彭星、“黑皮”、“猪仔”到“长和信”找我，说要给我们矿上送柴油，当时我就叫他们报价，因他们报的价比市场价格每升高了0.5元以上，我当场就拒绝了他们。2018年5月初左右，彭星将一辆车牌号为赣Ｋ×××××的小型油罐车开到了我们矿上。我问周某是怎么回事，周某跟我说是彭星他们逼着他以25000元的价格买下那辆油罐车的。那辆车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因为我们矿根本用不着。2018年6月份左右，彭星因为我们两家矿修建道路的泥土被雨水冲刷流入他们村小组几家农户的稻田向我们提出赔偿要求，并进行阻路。为防止他们继续阻路影响生产，经镇村干部协调，我们两家矿共支付了14000元给石枫村委。此事结束后，彭星又向分宜县环保局实名举报我们两家矿污染了当地环境。一段时间后，彭星先后两次打电话给“朱家坊”的王某，要我们两家矿各划一块资源给他们开采，并威胁不给他们做他们就又会去堵路。后来我和王某、彭星在分宜县城的迪欧咖啡店进行商谈，彭星先提出我们每生产1吨高岭土给他们抽1元钱，而且威胁说不给这个钱他就会继续往上级环保部门举报我们。当时我为了应付彭星，就答应每吨抽0.8元，这次谈话被王某全程录了音。后来彭星考虑安全问题，就给“朱家坊”的符某打了一个电话，说他去买辆旧铲车帮我们维修运输高岭土矿的道路，费用就按上次谈的抽成办法，考虑按此方式我们两个矿每个月要向彭星支付6万多元，再说我们自己有机械维修道路，就没有答应此事。后来彭星也没有向我们提过付钱的事。4.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彭星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7月份的时候，“朱家坊”和“长和信”要修一条经过我们石枫村的路，我当时就想包到这条路的修路工程。因为我和欧阳井文、欧阳伟萍是初中同学，从初中开始关系一直不错，平时也会没事聚在一起吃饭、玩，就叫他们一起来赚点钱。为承包到修路工程，我和欧阳井文、欧阳伟萍先后找到“长和信”的老板周某和“朱家坊”的负责人王某，当时对方说他们自己有挖机等设备来维修这条路，不需要我们承包，但是对方又讲等这条路快修好了要铺石头的时候，在同等条件下可以让我们承包运送石料的事情。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各自联系了石料，并将石料的价格报给了周某，我们当时跟对方谈，在石料原价的基础上除掉所有开支要让我们额外赚100元一车，当时周某说要商量一下。后来在路快要修好的时候，我们又找到周某谈运石料的事情，周某说他们有车辆运输石料，不需要我们送。我们三个人就很生气，然后在防里枫溪商量一定要接到拖石头这个生意，如果矿上自己拖石头，就要抽100元一车的干利润给我们，如果对方不同意，我们就不罢休。之后由欧阳井文和欧阳伟萍找对方谈，我估计是他们说了如果对方不让利给我们，我们就会到矿上去找麻烦，最后对方被迫同意每车抽50元钱干利润给我们。我们总共抽了200多车10000多元干利润，这些钱我们三个人平分了。在2017年9月份修路期间，我和欧阳井文、欧阳伟萍找到两个矿的老板，说要承包修路车辆的柴油供应，周某和王某都同意了，当时谈好每个月结一次账，我们供油的价格要比市场价高出1-2毛钱。之后我们三个人就一起出资28000元购买了一辆二手油罐车，加上修理费总共花了37000元。之后我们就给修路的车辆供应柴油。路基修好后，“朱家坊”和“长和信”的供油生意就承包给别人了，我们就没有继续往矿上供油了。2018年清明节前后，我和欧阳井文、欧阳伟萍商量最少25000元将油罐车卖给周某，但周某认为油罐车最多值10000元，不同意购买。为了能将油罐车卖给周某，我们采取了堵路方式，把我那辆面包车放在两个矿货车运输必经道路中间，致使货车无法通行。之后周某就表示愿意与我们谈油罐车的事，但是过了一个礼拜周某都没有出来和我们谈，于是我们就又到矿上去堵路，最后周某和我们在石枫村里谈这个事。当时我们开价30000元，后来周某就没有办法，答应25000元买下油罐车，并通过微信转账和支付现金的方式把钱付给了我们。这25000元我们三个人也平分了。2018年6、7月份，“朱家坊”和“长和信”路修好路之后，因为路没有护路，一下雨就会滑坡损坏我们村的稻田，因为这件事我多次找这两个矿的负责人，要他们把路整好，但是对方都不怎么理会。我因此很生气，就想通过举报这两个矿污染环境使他们把路整好，也想通过此方式在他们矿里做事赚点钱。之后我就写了举报信，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调查。为此，朱家坊的负责人王某还主动找我到分宜迪欧咖啡见面商谈。王某问我是否到环保局举报，并问我想怎么办。我要求他们把路整好，把田里的泥巴清理干净,王某当时说路他没办法整，但是田里的泥巴可以清理干净，还说可以让我到矿山上做点事。当时我就说其他事情我干不了，要两个矿都划一块资源给我自己搞，王某当时说可以考虑。后来我考虑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并向他们提出他们每生产一吨矿给我抽1元利润的意见，王某说太高了，只答应让我每吨抽0.8元。我看出他们出这个钱不甘心，怕以后会有麻烦，几天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提出我买辆铲车帮他们维修路，钱就按我们之前谈好的抽成方式算，但对方说不需要我修路，之后我也就没有再去问他们要这个钱了。（2）被告人欧阳伟萍的供述与辩解：2017年7、8月份的时候，“朱家坊”和“长和信”为了货车通行方便，准备在朱家坊至石枫村委这边修建一条砂石路，彭星邀我和欧阳井文一起去承包这条砂石路的修建工程（因为我和彭星、欧阳井文是初中同学，平时经常联系、一起吃饭，彭星想在矿上赚钱，就拉我和欧阳丼文跟他一起）。之后我们就找到了修建这条路的老板周某，但是周某说他自己有车可以修路，不需要我们来做，我们就没有承包到这个工程。2017年12月份左右路基修好之后，彭星又邀我和欧阳井文去承包这条路路面的铺砂石工程，并要周某带我们找“朱家坊”老板符某谈，后来周某带我和欧阳井文到新余市融城饭店符某的办公室谈铺砂石的事情（彭星那天因为家里有事没去，但我和欧阳井文在去之前，我们三个人在钤山防里枫溪商量一定要接到拖运石料的生意，或者直接让两个矿每车让利100元给我们，不然我们以后就要搞些事情弄得他们矿上比较麻烦）。一开始符某不想让我们承包这个铺砂石的工程的，说他自己有机械铺这条路的石料。我们当时就跟符某和周某说，我们几个人是本地人，要给我们一口饭吃，我们几个人一定要包到这个事，不然他在我们这边搞工程就会蛮“结赖”。后来符某没办法，说可以让我们来做这个工程，但是价格是400-500元钱一车，我们不同意这个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没有钱赚，就跟符某说要600块钱一车的价格才行，符某当时没有同意这个价格。后来我们就跟符某说，如果不让我们送石料铺路，就要按100块一车给我们好处费，因为我们是本地人，可以照顾他们的生意。一开始符某是不同意的，后来被我们逼的没有办法，就说按每车50元给我们抽利。铺完路后的十天左右，彭星联系周某到他家里结账，当时我、彭星、欧阳井文都在场,周某当场将10000多万元抽成款及一些柴油款付给了我们。2017年的9月份，我和彭星、欧阳井文找到“朱家坊”管事的王某和“长和信”的周某，表示希望能够让我们做修路车辆和矿上车辆的柴油供油业务，当时我们谈好每月结一次账，价钱比市场高一毛钱，两个老板同意了。之后我和彭星、欧阳井文一起出资27000元钱从安福购买了一辆无手续的二手油罐车，还花了9000元维修费。在修路期间，两个矿一直是由我们供油。修完路之后，由于两个矿换了老板和管事的，就没要我们继续往矿上送油了，我们的油罐车就赚不了钱了。2018年3、4月份的时候，我和彭星、欧阳井文三个人一起商量把这辆油罐车卖到高岭土矿上去，且最少要卖到25000元，彭星说卖油罐车的事交给他去办。后来彭星就找到周某，要30000元卖油罐车给他，但是周某不同意，说他们矿上用不上这辆油罐车，而且他说这个油罐车没有手续，只值10000元左右，结果当天没谈成。为了把油罐车卖给周某，我们将彭星的面包车开到运输高岭土必经道路中间，不让运输货车通过，导致矿上无法生产。当天周某就说要和我们解决油罐车的事，但是过了一个礼拜周某都没有答应买下油罐车，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又去堵路，最后周某为了矿上正常生产，在石枫村委和我、彭星、欧阳井文一起谈油罐车买卖的事。我们开价还是30000元，最后以25000元成交，这些钱周某通过银行转账、微信转账及现金支付形式给了彭星。以毁坏秧苗等名义要求高岭土矿赔偿的事情与我和欧阳井文无关，因为我们不是那边的人，我们两人没有参与这些事情。2017年11月份左右的时候，我们听说外地人在石芬火车站搞货场建设，于是我和欧阳井文及村里一些人就到车站去阻工，说这个工程我们本地人要做。那些人在我们阻工之后就走掉了，但过了几天就又开始施工了，于是我们就又到阻工，后来有人报警。后来我们了解到该工程有军方背景，就没有再去闹了。（3）被告人欧阳井文的供述和辩解：2017年7、8月份左右，我和彭星、欧阳伟萍为了承包“朱家坊”和“长和信”的砂石路修路工程找到”长和信”的老板周某，想在他手中承包到这个工程，当时周某说他们自己有车可以修路，不需要我们来做，还说等以后铺路面的时候，同等价钱条件下可以让我们拖运石子。到2017年12月份左右路面要铺砂石的时候，我们就找到周某谈承包拖运石子的事情，之后他带着我和欧阳伟萍到新余融城大饭店符某办公室找符某，开始符某不准备让我们承包铺砂石工程，说自己有机械，可以铺这条路的石料。我们当时就跟符某、周某说，我们作为本地人，一定要承包到这个工程，不给我们的话，他们以后在地方上就会很“结赖”。符某、周某没有办法，就说可以让我们来做这个工程，但是要按照400-500元一车的市价。我们觉得这个价格没有钱赚，就提出要600元一车，符某和周某当时没有同意。后来我们就提出，如果不让我们送铺路石料，那就按100元一车给我们抽干利（我和欧阳井文在去之前和彭星在钤山防里枫溪商量一定要接到拖运石料的生意，或者让两个矿每车直接让利100元给我们，不然我们以后就会搞得他们矿上很麻烦。），符某也不同意，但在我们说了我们是本地人，要给我们一口饭吃，如果每车不给我们100元，我们到时候肯定会去捣乱，比如堵路、故意刁难等等，让矿山不能正常生产，路也通不了。如果把生意给我们做了，就不会有麻烦事情之后，符某就说按每车50元给我们抽利润。等运完石头后，周某跟我们进行了结算，把200多车抽利钱和我们给矿上送柴油的钱一起付给了我们。2017年9月份，我和彭星、欧阳伟萍找到“朱家坊”的王某和“长和信”的周某，要他们把修路和矿上车辆的柴油供应拿给我们做，两个老板答应此事后，我和彭星、欧阳伟萍就一起出资27000元从安福购买了一辆无手续的二手油罐车（维修另外花了9000元），在修路期间给两个矿的车辆供油,但修完路后两个矿就不要我们继续送油了。2018年3、4月份的时候，我和彭星、欧阳伟萍一起商量把那辆油罐车卖到高岭土矿上去，并商量最少要卖到20000多元，并由彭星代表我们找周某谈买卖油罐车的事。我们开价30000元，但周某以矿上用不上这辆油罐车，并且该车无手续，只值10000元左右等理由拒绝购买。之后彭星就说可以去堵路，然后我们就将彭星那辆面包车停在马路上不让货车通行。堵路当天周某就跟我们联系，说过几天来和我们解决油罐车的事，但是过了一个礼拜周某都没有答应买下油罐车，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又到路上堵路了，周某为了矿上的正常生产，和我们在石枫村谈买卖油罐车的事，我们还是开价要30000元，最后周某没有办法，以25000元买下了油罐车。当时周某通过现金、转账方式钱付给了彭星。2017年11月份左右的时候，欧阳伟萍告诉我说石芬火车站在搞建设，然后我和欧阳伟萍以及防里村的几个人一起到石芬火车站，因为石芬火车站在我们地方上，有事要优先给我们本地人做。我们去了之后，了解到石芬火车站要建一个水泥货场，是湖南老板请了一伙安福人在这里做事，之后我们就开始阻工，不让他们继续做，那些人就走掉了。隔了几天，那些人又在做事，我和欧阳伟萍等人就又到现场阻工，后来有人报警。在了解到该工程有军方背景后，我们就没有再去闹事和阻工了。我和彭星、欧阳伟萍是初中同学，平时关系不错，没事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吃饭、玩，一直都有联系。彭星知道两个矿要在他石枫老家修路后，就叫我和欧阳伟萍和他一起到矿上赚点钱。我听说彭星还因为田地的事情堵过路，这件事我和欧阳伟萍没有参与，因为我们不是石枫村的人，这件事跟我们无关。4.鉴定意见，证实经分宜县价格认定中心认定，三被告人卖给周某的车牌号为赣Ｋ×××××的楚飞牌轻型罐式货车的价格为12240元。5.辨认、指认笔录，证实王某对三被告人及三被告人之间的辨认、指认情况。（二）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出示了一份证明，证实三被告人和“长和信”老板周某是在石枫村委协商谈妥油罐车买卖的。三被告人及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对证人易某及被害人符某、周某的部分陈述及其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的供述持异议，对其他证据未提出实质性异议，其中被告人彭星认为，按50元／车抽干利润是周某先答应在路基修好后可以给其与欧阳伟萍、欧阳井文做提供砂石料的业务，后又不给其三人做，造成其前期投入损失，符某、周某因此才自愿给其三人抽取干利润弥补损失；按0.8元／吨抽干利润也是因为两家高岭土矿对路面泥土流入其家农田的事不予解决，而且是在对方说修不了路，要其提其他要求的情况下，最后才谈妥的，且其提出过给矿上修路来获取上述好处费的建议，但对方没有答应，其也没有实际要其支付该款。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认为，符某、周某是自愿给其三人抽取50元／车干利润的，其三人从未对对其实施过威胁行为。另外，三被告人均认为，其三人是初中同学，之前并不经常联系，只是在2017年、2018年为一起到矿上赚点钱才联系的，不能认定其三人经常纠集在一起。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同意被告人欧阳井文本人的质证意见。本院认为，结合被害人周某及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可知，虽然“长和信”的周某在拒绝了三被告人承包修路的要求后说过在修好路基后，在同等条件、相同价格条件下可以优先要三被告人提供辅路面的砂石料，但当时并未确定此事。后周某带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到新余找“朱家坊”老板符某谈此事时，双方并未就价格问题达成一致，此时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按事先与被告人彭星的商议提出按100元／车抽干利润的要求，并为此进行了威胁，周某、符某也是迫于三被告人带来的威胁而答应按50元／车给三被告人抽取干利润。此外，三被告人为获得提供石料的机会而进行市场调查及因此花费的费用属正常的商业成本，不管能否做成业务，该费用都不应该由对方承担。在案证据也不能证明周某、符某系出于补偿三被告人前期投入造成的损失而自愿给三被告人干利润的。结合证人易某的证言、被害人符某的陈述及被告人彭星的供述可知，“朱家坊”和“长和信”修建的砂石路因下雨致路面泥土流入被告人彭星及有关村民的稻田，并因此曾对被告人彭星及有关村民进行过补偿，此事属民事纠纷性质，并不违法。但事后被告人彭星向环保部门举报两家高岭土矿的动机并不是出于解决稻田被泥土破坏问题，而是借机获取个人利益，向两家高岭土矿提出按对方生产的高岭土数量给其0.8元／吨干利润的要求。从证人易某关于应付被告人彭星的证言及证人王某对谈判内容进行录音的行为看，当时易某和王某并不是真实、自愿答应被告人彭星提出的干利润要求的。被告人彭星也正是基于其中存在的风险，才提出给对方修路来规避责任。该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但应认定为被告人彭星的个人行为。至于三被告人对其经常纠集在一起的异议，本院认为，经常纠集的含义可以从频度和目的方面理解，表示当事人在一段时间内为不正当目的而较高频率的碰头、见面。如三被告人所言，其三人为在两家高岭土矿赚钱，在2017年、2018年期间经常联系，包括吃饭、玩等，而为了在两家高岭土矿赚钱，三被告人先后使用语言威胁、暴力阻路等方式，已涉嫌敲诈勒索和强迫交易犯罪，说明三被告人在一定时期内为获得非法利益而经常碰头、见面，属于经常纠集范畴，故三被告人对经常纠集行为的异议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三被告人对相关证据的异议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所示证据符合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所示证据的证据三性没有提出异议，但认为该证据只能从形式上证明三被告人与被害人周某就买卖二手油罐车进行了协商，但不能证明被害人周某是自愿购买三被告人的二手油罐车的。本院认为，根据证人张某的证言、被害人周某的陈述及三被告人的供述可知，被害人周某并不是自愿购买三被告人的二手油罐车的，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出示的证据只是从形式上反映双方有协商过程，但不能达到证明被害人周某是自愿购买三被告人二手油罐车的证明目的，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纳。综上，能够认定三被告人使用威胁手段逼迫“朱家坊”和“长和信”给其50元／车的干利润，两家高岭土矿并非自愿给三被告人该抽成好处的，所给抽成亦非对三被告人损失的补偿。三被告人使用了堵路等暴力威胁方式逼迫被害人周某高价购买其二手油罐车。被告人彭星利用向有关部门反映“朱家坊”和“长和信”污染环境的机会向两家高岭土矿施压的行为属于个人违法行为。2017年、2018年间，三被告人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经常纠集在一起。故三被告人的辩解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彭星纠集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使用威胁手段共同敲诈“朱家坊”和“长和信”按50元／车给其干利润，非法获利10900元，数额较大，三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三被告人以暴力、威胁方式强迫被害人周某以25000元的高价购买其价值12240元的二手油罐车，情节严重，三被告人的行为又构成强迫交易罪。此外，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纠集他人实施了一起强迫交易违法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办理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与《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对“恶势力”的规定，三被告人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实施了三次以上违法犯罪活动，其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行为，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应认定为“恶势力”。在该“恶势力”团伙实施的违法犯罪中，被告人彭星与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均起过纠集作用，但相对而言，被告人彭星的作用更为突出，是团伙头目，被告人欧阳伟萍、欧阳井文的作用相对要小，是团伙成员。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部分指控事实有误，应予以纠正。三被告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其中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系抓获归案，属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欧阳井文系主动投案，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均犯有敲诈勒索罪与强迫交易罪，依法均应数罪并罚。被告人欧阳井文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对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提出的有关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三被告人并不是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技能在驻地厂矿企业做事赚钱的，而是基于属地优势及不满足其条件就给对方制造麻烦的方式威胁对方获利的，其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均系个人原因造成，与他人无关；三被告人采用的主要违法犯罪手段是言语威胁及阻路方式，虽然暴力性不强，但足以使人产生心理强制及现实危害；被告人欧阳井文有自首情节，但也有犯罪前科，综合其在本案违法犯罪中的作用及其具有的情节，对其适用拘役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故被告人欧阳井文的辩护人的有关辩护意见不符合事实与法律，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二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彭星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上缴国库；（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2021年10月9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欧阳伟萍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强迫交易罪一年十个月，判处有期徒刑25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上缴国库；（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0日起至2021年7月9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被告人欧阳井文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上缴国库；（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25日起至2021年5月24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四、追缴被告人彭星、欧阳伟萍、欧阳井文敲诈勒索犯罪所得人民币10900元、强迫交易犯罪所得人民币12760元发还给被害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判长徐志飞人民陪审员程玉娟人民陪审员辛惠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五日书记员汤玉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豫1729刑初146号公诉机关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任某旗，男，1969年8月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新蔡县，住所地新蔡县。因犯抢劫罪于2006年11月30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因涉嫌盗窃罪于2019年11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2月2日被逮捕。被告人柏某海，男，196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河南省新蔡县，住所地新蔡县。因涉嫌盗窃罪于2019年11月11日被刑事拘留，2019年12月2日被逮捕。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以新检一部刑诉〔2020〕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柏某海、任某旗犯盗窃罪，于2020年4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新蔡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丹丹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柏某海、任某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2019年7月23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新蔡县古吕镇洪河大道与振兴路交叉口中国石化加油站附近，将卢某停放在工地院子内的一辆挖掘机上的骆驼牌电瓶盗走（价值330元）。二、2019年10月17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新蔡县月亮湾街道办事处工业路南头西侧卉嵩花卉市场门口，将冷某停放在路边的一辆红色解放牌大货车上的骆驼牌电瓶盗走（价值1800元左右）。三、2019年10月23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新蔡县月亮湾街道办事处伟利国际西门“赖皮家电”门口，将贾某停放在店门口的一辆蓝色大志牌电动三轮车盗走（价值1618元）。四、2019年10月27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新蔡县今是街道办事处十里铺村刘新庄赵某家附近，将赵某停放在家门口的一辆玲珑玛牌电动三轮车盗走（价值550元，已追退）。五、2019年10月28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到新蔡县仁和大道栖龙居南门东侧“天籁广告”店门口，将刘某停放在店门口的一辆红色宗申牌电动三轮车盗走（价值4092元）。六、2019年11月1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到新蔡县新正路一高南门附近，将张某和停放在路边的一辆黄色五羊牌电动三轮车盗走（价值1909元，已追退）。七、2019年11月4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新蔡县新正路党校路口“人气炸鸡”店附近，将闫某停放在门口的一辆绿色绿驹牌电动三轮车盗走（价值2034元，已追退）。八、2019年11月5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新蔡县古吕镇东湖村委万佳超市对面巷子内，将马某停放在家门口的一辆浅黄色森爵牌电动三轮车盗走（价值1647元）。九、2019年11月5日凌晨，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新蔡县新正路开源大酒店门口，将史某停放在酒店门口的一辆黄色金彭牌电动三轮车盗走（价值5925元，已追退）。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有物证、书证、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勘验检查辨认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共同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在共同犯罪中均积极实施，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任某旗曾因犯罪被判处刑罚，应酌情从重处罚。本案部分被盗物品已追退，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建议判处被告人任某旗一年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柏某海一年以上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另查明，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于2019年11月10日被抓获，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上述事实，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物证被盗车辆照片及，书证户籍证明、抓获证明、破案报告、刑事判决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被盗物品购买收据及证明，被害人卢某、冷某、贾某等人陈述，证人高某、李某、杨某等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及被告人指认现场照片，价格认定结论书，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在共同犯罪中均积极实施，均是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二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任某旗曾因犯罪被判处刑罚，可酌情从重处罚；本案部分被盗物品已追退，可酌情从轻处罚的公诉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相符，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多次实施盗窃，酌情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任某旗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1月10日起至2021年5月9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柏某海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1月10日起至2020年11月9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三、责令被告人任某旗、柏某海共同退赔卢勇军330元、冷志飞1800元、贾兰娟1618元、马某1647元；责令被告人任某旗退赔刘某4092元人民币。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员张建丽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书记员魏高飞

代某某污染环境一审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鲁0323刑初241号：沂源县人民检察院以源检公刑诉〔2017〕23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代某某、王某某犯污染环境罪，于2017年9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立案，因被告人王某3章下落不明，本院裁定对被告人王某某涉案部分中止审理，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沂源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晓霞、耿杨杨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代某某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2017年5月2日14时许，被告人王某某雇佣车辆将山东雷奥新能源有限公司的119.64吨硫磺膏非法处置于代某某承包的沂源县南麻街道办事处永兴官庄村停车场的院内。被告人王某某、代某某二人在处置硫磺膏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严重污染环境。经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该硫磺膏内含有苯、萘等有毒物质，且该硫磺膏属危险化学品。2、2017年4月2日，被告人王某某雇佣车辆将山东雷奥新能源有限公司的146.52吨硫磺膏非法处置于新泰市西张庄镇棘针沟村丁某4的煤炭场内。被告人王某某在处置硫磺膏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严重污染环境。3、自2015年下半年至今，被告人代某某把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进的80余吨硫磺渣，违反国家规定，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随意堆放在其承包的沂源县南麻街道办事处永兴官庄村停车场的院内，严重污染环境。经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该硫磺渣内含有苯、萘等有毒物质。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等证据予以证实，认为被告人代某某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代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及罪名不否认。经审理查明，1、2017年5月2日14时许，被告人王某某雇佣车辆将山东雷奥新能源有限公司的119.64吨硫磺膏非法处置、存储于代某某承包的沂源县南麻街道办事处永兴官庄村停车场的院内。被告人王某某、代某某二人在处置硫磺膏的过程中，违反国家规定，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严重污染环境。经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该硫磺膏内含有苯、萘等有毒物质，且该硫磺膏属危险化学品。2、自2015年下半年至今，被告人代某某把从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进的80余吨硫磺渣，违反国家规定，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随意堆放在其承包的沂源县南麻街道办事处永兴官庄村停车场的院内，严重污染环境。经山东嘉誉测试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该硫磺渣内含有苯、萘等有毒物质。案发后，2017年9月27日被告人代某某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存储的有毒物质进行了妥善处置，并对污染地面进行了修复。另查明，被告人代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上述事实，被告人代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书证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发破案经过、户籍证明、办案说明、接受证据清单、山东雷奥新能源有限公司物质过磅单、危险化学品登记证、营业执照、许可证、涉危险废物企业危废规范化管理诊断表、硫磺买卖协议及补充协议、山东省环境保护厅文件、批复及复函、山东东风化肥厂文件、沂源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固体废物污染问题的调查处理报告、淄博市田庄水库保护管理条例，辨认笔录及照片，证人王某4、高某、齐某、刘某、郭某、王某1、杜某、王某2、陈某1、陈某2、丁某1、丁某2、丁某3、代某、张某、唐某等人的证言，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现场图及照片，检测报告及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代某某违反国家规定，单独或伙同他人在非法处置、存储有毒物质过程中，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与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代某某伙同他人均积极参与共同犯罪，根据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予以处罚；被告人代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主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代某某对涉案有毒物质已妥善处置并修复污染地面，亦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三百三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代某某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8日起至2018年4月7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洪军审判员周鹏人民陪审员齐元玲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书记员侯芳

安徽省灵璧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皖1323刑初637号公诉机关安徽省灵璧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张明华，男，1952年2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汉族，高中文化，原灵璧县灵城镇XXX窑厂法定代表人，户籍地灵璧县开发区，住灵璧县开发区。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6年11月15日被灵璧县公安局决定刑事拘留，同年12月8日到灵璧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投案，当日被执行刑事拘留后变更为取保候审；2019年9月24日被灵璧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监视居住，同年9月26日被本院决定取保候审。辩护人张奎，安徽鸿才律师事务所律师。灵璧县人民检察院以灵检刑诉〔2019〕42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明华犯诈骗罪于2019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1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灵璧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开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明华及灵璧县法律援助中心接本院通知指派的辩护人张奎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灵璧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明华自1991年起开始经营灵璧县灵城镇XXX窑厂，并担任该厂法定代表人。2012年，该厂因城市规划被灵璧县政府强制关闭。2013年，灵璧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灵璧县经信委）根据宿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要求完成当年度申报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计划，后灵璧县经信委负责申报工作的贺某一（已判刑）便召集被告人张明华等人开会，通知申报的条件、流程及申报材料等事宜。被告人张明华接到通知后，便伪造45人的《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花名册》等材料，并将伪造的材料报给贺某一申报2013年度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其中12人被审核掉。后被告人张明华利用上述33名人员身份信息在灵璧县农业银行办理银行卡，并将银行卡交给灵璧县经信委。财政补助资金下发后，灵璧县政府研究决定每人补助6000元，直接补助到申报人员的银行卡内，之后，被告人张明华带领上述人员到灵璧县经信委签字领取银行卡，并将银行卡统一收回。后被告人张明华通过ATM机分多次将骗取的19.8万元款项取出，除将部分款项发给原窑厂工人之外，其余款项被其个人花销。2016年12月8日，被告人张明华到灵璧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投案。公诉机关为证明所指控的事实，当庭宣读、出示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以及相关书证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张明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国家补助资金，数额巨大，依法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明华当庭对指控其诈骗的事实、罪名没有异议。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对指控被告人张明华的罪名定性无异议。被告人张明华系自首，无前科，案发后积极退款，悔罪深刻，建议对被告人张明华从宽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明华系原灵璧县XXX窑厂法定代表人。2012年，该厂因城市规划被灵璧县人民政府强制关闭。2013年，灵璧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下简称灵璧县经信委）根据宿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要求完成当年度申报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计划，灵璧县经信委负责申报工作的贺某一（已判刑）召集被告人张明华等九家关闭企业负责人开会，通知申报的条件、流程及申报材料等事宜。被告人张明华接到通知后，便伪造45人的《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花名册》等材料，并将伪造的材料报给贺某一申报2013年度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其中12人因身份证不符被审核掉。后被告人张明华利用33名人员身份信息在灵璧县农业银行办理银行卡，并将银行卡交给灵璧县经信委。财政补助资金下发后，灵璧县经信委研究决定每人补助6000元，直接补助到申报人员的银行卡内，之后，被告人张明华带领上述人员到灵璧县经信委签字领取银行卡，并将银行卡统一收回。后被告人张明华通过ATM机分多次将骗取的19.8万元款项取出，除将部分款项发给原窑厂工人之外，其余款项被其用于个人开支。2016年12月8日，被告人张明华到灵璧县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投案，并退交违法所得19.8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法庭质证、认证的证据证明一、书证（一）《人口信息》证明，被告人张明华的出生日期、住址等身份情况。（二）《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张明华投案的时间、地点。（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证明，灵璧县XXX窑厂（灵璧县灵西乡XXX窑厂、灵璧县灵城镇XXX窑厂、灵璧县城郊XXX窑厂）的投资人、企业住所、经营方式等情况。（四）《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安徽省财政厅关于拨付2013年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安徽省财政厅经信委文件《关于转发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宿州市财政局、经信委文件《关于组织申报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的通知》、《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灵璧县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关于2013年度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使用问题会议纪要》证明，国家各级财政部门、经信委对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实行政策性补助的具体规定情况。（五）灵璧县经信委《灵璧县申报2013年度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报材料》、灵璧县灵城镇XXX窑厂《申报2013年度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申报材料》、《关闭小企业基本情况表》、《灵璧县XXX窑厂概况》、《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灵璧县灵城地税分局《证明》、灵璧县国土资源局《证明》、灵璧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证明》、《灵璧县人民政府关于依法关闭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砖瓦窑企业验收表》、《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的花名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灵璧县人民政府《关于限期自行拆除灵城规划区范围内砖瓦窑厂的通知》证明，灵璧县人民政府对灵城规划区范围内所有窑厂限期全部拆除完毕，灵璧县灵城镇XXX窑厂向灵璧县经信委报送企业相关信息资料和职工花名册，申请拨付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六）灵璧县经信委、财政局《关于申报2013年度关闭小企业计划的报告》、《灵璧县财政专项资金报账拨款申请书》、《预算拨款凭证》证明，灵璧县经信委向宿州市经信委、市财政局报送审批经初步审核的九家企业申报2013年度中央财政关闭小企业相关信息，其中包括灵璧县XXX窑厂。灵璧县财政局审批同意拨付灵璧县XXX窑厂补助资金共计21.8万元。（七）《2013年度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发放职工花名册》、《关于拨付小吴窑厂、五井窑厂、金山窑厂、张瓦窑厂、利民建材和顺达建材6家小企业职工安置财政补助资金说明》证明，灵璧县XXX窑厂报送了45名职工名单，经灵璧县经信委研究，决定每人补贴6000元，每座窑2万元，实行打卡发放，本人领取。经审核有12人身份证不符，实际应发21.8万元。（八）《劳动合同书》证明，被告人张明华提交的共计25人的劳动合同书，其中存在虚假。（九）《安徽省政府非税收入专用收据》证明，被告人张明华向灵璧县公安局退交违法所得19.8万元。（十）《前科证明》证明，被告人张明华无违法犯罪记录。（十一）（2018）皖13刑终394号《刑事裁定书》证明，贺某一因犯滥用职权罪，李某一、潘某一因犯玩忽职守罪，均被判处刑罚。该裁定认定，灵璧县XXX窑厂等九家窑厂申报的2013年度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所提供的《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花名册》、《员工基本信息》上职工信息存在虚假仍予以申报，其中原XXX窑厂张明华领取33张卡，19.8万元。2016年，灵璧县公安局对张明华等九家窑厂主涉嫌诈骗立案侦查后，张明华已经全部退出违法所得。二、证人证言（一）张某二证言证明，张明华是金山窑厂的老板。他是2012年进入窑厂，2013年离开窑厂，他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没有申请领取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没有去过经贸委领存折，没有领到补助资金。（二）陈某二证言证明，2009年到2012年他在张明华的窑厂干过活。他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没有领取补助资金。他没有在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过字，不知道这事。（三）朱某二证言证明，她在金山窑厂干过活，窑厂倒闭她就不干了。她和窑厂没有签过合同，她不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没有申请领取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没有领取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没有在财政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过字。（四）陆某二证言证明，张明华是金山窑厂的老板。她是2011年进入窑厂，2013年离开窑厂，她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没有申请领取补助资金，没有领到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她没有去过经贸委领存折，不知道这个事情，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的名字不是她签的字。（五）王某三证言证明，她是2010年左右在张明华的窑厂上班，到2013年窑厂不干了。她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补助，她没有在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过字。（六）王某四证言证明，张明华是老板，他是员工。他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没有领取补助资金，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上不是他本人签的字。（七）张某三（启）良证言证明，张明华是老板，他是员工。他在金山窑厂干了大概7年，窑厂关闭他就不干了。他和窑厂什么合同都没有签过。他妻子陈荣林在金山窑厂干了大概4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大儿子陈士林在金山窑厂干了大概2年，小儿子陈士队干了4年，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和陈荣林都不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他和陈荣林没有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名，他是文盲，不知道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的人。（八）王某五证言证明，张明华是老板，她是工人。她是2005年到窑厂上班的，窑厂关闭她就不干了。她进窑厂没有签劳动合同。她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这件事，是老板给她说的，她申请了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她把身份证给老板，老板给她申请的。她到经信委领取了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上是她本人签的字。（九）张某五证言证明，张明华是金山窑厂老板，她从金山窑厂开业就从事会计工作，一直干到2012年。她和窑厂签订了劳动合同。她申请了中央关闭小企业财政补助资金，她把身份证给老板，老板给她申请的。她领取了补助资金6000元，是在经信委领的农业银行储蓄卡，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上不是她本人签的字，是别人代签的。（十）张某六证言证明，张明华是金山窑厂老板，他从2006年到2012年金山窑厂工作，他没有和窑厂签订了劳动合同。他申请了中央关闭小企业财政补助资金，他把身份证给老板，老板给他申请的。他领取了补助资金6000元，是在经信委领的农业银行储蓄卡，补助资金发放花名册上不是他本人签的字，是别人代签的。（十一）王某三证言证明，他从2007年左右到2012年在金山窑厂工作，他没有和窑厂签订了劳动合同。他申请了中央关闭小企业财政补助资金，他把身份证给老板，老板代为他申请的。他领取了中央补助资金6000元，后来又被老板要回了。领取补助资金的花名册是老板代替他们签的。（十二）张某七证言证明，他是1998年到2013年在金山窑厂工作，窑厂倒闭后离开的。张明华是他父亲，也是窑厂老板。他是听其他几个窑厂的人互相传说，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他申请补助了，领取了6000元人民币，他去过经贸委领过存折，补助款就是打到这个存折上的。（十三）冉某四证言证明，他在金山窑厂工作过，干了不到一年离开的。他不知道金山窑厂申请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他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没有在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字。（十四）张某八证言证明，她十几年前在金山窑厂干了一年离开的，她不知道金山窑厂申请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她没有在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字。（十五）高某四证言证明，他没有在金山窑厂工作过，不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他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他没有在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字，花名册上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十六）陈某四证言证明，他在金山窑厂工作2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不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他没有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名，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的人他只认识陈某五。（十七）陈某五证言证明，他和妻子刘金玲在金山窑厂干了大概三个星期，都没有签订劳务合同。他当时不知道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的事，事后知道。他和刘金玲都没有申请过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他们都没有在财政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签名，补助资金花名册上的人他认识陈某四、陈某二、陈士国、陆某二、张某七、张某五、张某六、张某三良、张某二，这些人都在窑厂干过。（十八）贺某一证言证明，他是灵璧县经信委行业办主任。九家窑厂是2012年七月底八月初灵璧县政府强制关闭拆除的。关闭小企业补助资金文件下来后，他根据领导安排，召集九家窑厂主到经信委开会，他通报了文件内容，并要求窑厂主按照文件要求准备申报材料。会后，几家窑厂主说，窑厂早就关闭了，职工都走了，签订劳动合同的职工特别少，现在要求填表，咨询他怎么办。他就说：如果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就按合同填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随便填写也可以，只要人社局愿意在提供的花名册上盖章，他就给上报，要符合用工条件。他让窑厂主到人社局去核实人数，具体到人社局怎么盖章的不知道。他告诉窑厂主可以随便填表，一是窑厂都关闭了，上级给补助资金，他想能给争取资金就争取。二是窑厂主上报的花名册要经过人社局盖章，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花名册应当由人社局提供，人社局审核职工真实性，最后追究责任也不会追究到他，他就让窑厂主随便报花名册了。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发放职工花名册的制作，他安排窑厂主弄成电子版，由他初审。他发现有的多报，有的报上来不符合条件，他又让修改，打印好后，窑厂主拿花名册到人社局盖章后，把花名册统一交给他，他又审核。补助资金发放职工花名册他打印一式两份，一份交给财政局，一份留存，财政局打款到银行卡或存折后，他将留存的一份交给张波，把银行卡和存折也交给张波，由张波进行发放。（十九）李某一证言证明，他是灵璧县人社局政策法规与劳动监察股股长。局里还配了一个工作人员潘某一。他任股长期间，2012年县政府强制关闭灵城镇周围的窑厂，2013年下半年，被关闭窑厂的负责人为了申报补助资金，将申报的材料找人社局盖章，人社局领导安排他们股负责办理。窑厂主拿着材料来让他出具窑厂关闭前的劳动用工情况，经初步了解，窑厂主申报材料上的用工人数多于他们年审掌握的窑厂实际用工人数，他不愿意给出具。他们向分管局长、局长汇报，最后决定各窑厂用工人数以上年度劳动保障年审用工人数为准，他就安排潘某一按照决定的意见实施。潘某一查阅各个窑厂的上年度年审实际用工人数，然后在窑厂主提供的材料上签字、盖章，交给窑厂主。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花名册是窑厂主提供的，花名册上“经核实年审人数‥人”是潘某一签的。人社局盖章的花名册上的职工都没有与窑厂主签订劳动合同，他们当时没有认真审查。（二十）潘某一证言证明，他在人社局政策法规与劳动监察股工作。当时国家有文件精神，对中小企业有专项资金补偿，其中有一项要求中小企业的用工人员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九家窑厂拿着制作的花名册找他们签字盖章，窑厂主再拿到经信委，由经信委向上级申报。开始找他们出证明，他们不愿意出，后来股长李某一给他说，局里开过会了，用上年度年审时企业的用工人数为标准给窑厂核定人数，他通过电脑里留存的数字核实人数后，就在窑厂主提供的花名册签字了。关闭小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职工花名册上“经核实年审人数‥人”是他签的，他在签字时，九家窑厂主提供的花名册上职工基本上都没有签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在劳动仲裁股备案。他们股存的只有人数，没有具体花名册。三、被告人供述张明华供述证明，金山窑厂的法人和实际负责人都是他，2012年8月份，按照县政府要求金山窑厂强制关闭。2013年七八月份，县经信委通知他们这些窑厂主申报了关闭小企业中央财政职工补助资金，他把以前在他窑厂干活的一些人名单报给了经信委，他申报45人，实际领取33人，19.8万元的补助资金。这33人都是他虚报冒领的，前期他主动退还14人的8.4万元的补助资金，现在他把领取的33人总共19.8万元的补助资金全部退还。在灵璧县人社局和经信委申报、审核的人员，在人社局是李某一、潘某一办理的，在经信委是贺某一负责办理的。经信委通知他们去领补助资金，申报名单上的这些工人自己到经信委签名领取银行卡，后交到他手里，由他统一到灵璧县农业银行领取的。他领取的补助资金给了原来在他窑厂干活的工人一部分，剩余的被他日常花了。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明华采取伪造虚假材料的方法骗取国家专项补助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明华犯诈骗罪事实存在，罪名成立。被告人张明华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当庭认罪，系自首，且已积极退出全部违法所得，尚未给国家造成实际经济损失，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的合理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明华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二、扣押在灵璧县公安局的被告人张明华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九万八千元，依法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海军审判员马自卫人民陪审员孙敏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五日书记员杨一丹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前款规定的数额幅度内，共同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安徽省含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皖0522刑初240号公诉机关含山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陈华庆，男，1978年9月21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安徽省含山县,现住含山县。被告人陈华庆因犯盗窃罪，于2004年被南京铁路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07年7月28日减刑释放。2019年7月29日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含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8月1日被含山县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11月8日被本院取保候审，现在居住地候审。含山县人民检察院以含检一部刑诉（2019）37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华庆犯妨害公务罪，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于2019年11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含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过雪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华庆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含山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7月28日晚，被告人陈华庆酒后与朋友马某来到位于林头镇工业园区的“锦轩”ＫＴＶ歌厅222包厢内唱歌，并喊来ＫＴＶ的陪唱女到包厢陪唱。后因邀请陪唱女外出吃饭被拒,被告人陈华庆将ＫＴＶ的点歌的触摸屏打坏，歌厅经理肖克军得知后，来到包厢要求被告人陈华庆赔偿,被告人陈华庆否认是自己打坏了触摸屏，拒绝赔偿。于是，肖克军打电话报警，含山县公安局林头派出所接警后，指派民警蔡某、江某出警，民警赶至现场进行处置时，被告人陈华庆打了肖克军一巴掌后逃离现场。民警随后通过电话联系到被告人陈华庆，在得知被告人陈华庆的位置后，民警赶到后将被告人陈华庆带回派出所调查。因被告人陈华庆处于醉酒状态，被带至林头派出所办案区讯问室后一直坐在地下，值班民警江某决定对被告人陈华庆进行约束醒酒,当民警江某和辅警林某准备将被告人陈华庆拉到椅子上进行约束时,被告人陈华庆极力抗拒，将民警江某右前臂咬伤。经鉴定：被害人江某右前臂咬伤致皮肤破损，其损伤程度属轻微伤。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事实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受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视频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以暴力手段妨害人民警察执行公务，其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第一款、第五款之规定，应当以妨害公务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陈华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不持异议，并表示认罪。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一致，被告人陈华庆在庭审中亦无异议，并有：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归案说明、释放证明、人民警察证复印件、户籍证明、病历、检验报告单等；2.证人马某、邵某、杨某、蔡某、林某的证言；3.被害人江某的陈述；4.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5.监控录像视频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华庆在警察约束其酒醒的过程中，以暴力方法阻碍人民警察执行职务,致民警一人轻微伤，其行为触犯了刑律，构成妨害公务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予以支持。案发后，被告人陈华庆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行为，属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庭审中，被告人陈华庆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华庆犯有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鉴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五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华庆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宣告缓刑十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安徽省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贾长山人民陪审员董红人民陪审员严德年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书记员谷婷婷附本判决引用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逯怀玉交通肇事一审刑事判决书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津0111刑初570号：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以津西青检二部刑诉［2019］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逯怀玉犯交通肇事罪，于2019年7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经审查于2019年7月27日立案并适用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昊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逯怀玉及其辩护人张加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1月29日22时40分许，被告人逯怀玉持在实习期内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临时牌照号为鲁Ｌ×××××的轻型自卸货车载乘被害人付某1沿荣乌高速第三机动车道由东向西行驶至761.4公里处，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驶入硬路肩，其驾驶车辆前部右侧与前方因车辆故障停驶在硬路肩内的孙某驾驶的车牌号为冀Ｄ×××××重型仓栅式货车后部左侧及左侧后部发生碰撞，造成被害人付某1当场死亡及双发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人逯怀玉报警并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经鉴定，被害人付某1符合较大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经交通管理部门认定，被告人逯怀玉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孙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被害人付某1不承担事故责任。检察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指控被告人逯怀玉犯交通肇事罪，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进行处罚。被告人逯怀玉供认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未辩解。被告人逯怀玉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逯怀玉系自首；2.被告人逯怀玉认罪悔罪；3.被告人逯怀玉与被害人有特殊的亲属关系；4.已赔偿被害人家属并取得谅解。请求判处被告人逯怀玉缓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29日22时40分许，被告人逯怀玉持在实习期内的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临时牌照号为鲁Ｌ×××××的轻型自卸货车载乘被害人付某1沿荣乌高速第三机动车道由东向西行驶至761.4公里处，因未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驶入硬路肩，其驾驶车辆前部右侧与前方因车辆故障停驶在硬路肩内的孙某驾驶的车牌号为冀Ｄ×××××重型仓栅式货车后部左侧及左侧后部发生碰撞，造成被害人付某1当场死亡及双发车辆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被告人逯怀玉报警并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经鉴定，被害人付某1符合较大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经认定，被告人逯怀玉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害人孙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被害人付某1不承担事故责任。现被告人逯怀玉已对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并取得了谅解。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及被告人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照片，证明交通事故发生时的现场情况。2.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证明被告人逯怀玉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孙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付某1不承担事故责任。3.司法鉴定意见书，证明被害人付某1符合较大钝性外力致颅脑损伤死亡。4.司法鉴定意见书、交通事故鉴定意见书，证明鲁Ｌ×××××号轻型自卸货车前部右侧与冀Ｄ×××××号重型仓栅货车后部左侧及左侧后部接触等情况。5.证人孙某的证言，证明因故障，我将车停在硬路肩，有一辆车追了我的车尾等情况。6.证人付某2、王某的证言，证明案件的有关情况。7.赔偿谅解书，证明被告人逯怀玉已向被害人家属进行了赔偿并取得谅解。8.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证明被告人逯怀玉2019年1月29日在案发现场等候公安机关处理，2019年4月17日经传唤到案。9.前科证明、身份信息等，证明被告人逯怀玉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但因涉及未成年人犯罪信息，无法调取裁判文书等情况。10.车辆信息、驾驶证信息，证明被告人逯怀玉驾驶证实习期至2019年1月31日等情况。11.亲属关系证明、赔偿证明、调解协议、鉴定意见书、视频资料、民事调解书、户籍证明、调取证据清单、保险单、接警单等证据，证明案件的有关情况。12.被告人逯怀玉的供述，证明在高速公路上，我因躲避其他车辆而撞上了一辆停在硬路肩上的大货车并造成我舅舅付某1死亡的有关情况本院认为，被告人逯怀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事故，致一人死亡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逯怀玉在案发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逯怀玉已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并取得谅解的情况，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被告人逯怀玉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宜适用缓刑。被告人逯怀玉辩护人的其他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逯怀玉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16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杨长青人民陪审员翁长来人民陪审员吴世伦二〇一九年十月十八日书记员李向辉

张ｘｘ失火一审刑事判决书云南省建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云2524刑初31号：建水县人民检察院以建检刑诉（2016）1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ｘｘ犯失火罪，于2016年1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建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文灿等二人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ｘｘ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建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ｘｘ违反国家森林法规，在防火戒严期内野外用火，引发山林火灾，过火面积为1719亩，其中有林地面积为1700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44699.60元，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失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以失火罪对被告人张ｘｘ判处有期徒六个月至一年零六个月。被告人张ｘｘ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11日10时许，被告人张ｘｘ到建水县青龙镇青龙村委会象山冲自家田地里烧地草，刚点着火后张ｘｘ癫痫病发作，致使其正在燃烧的地草向南侧方向蔓延，从而引发山火。张ｘｘ恢复意识后与妻子普ｘｘ用树枝扑救，但火势越烧越大无法扑灭。至当日19时许村民及扑火队员才将山火扑灭。经鉴定：过火面积为1719亩，其中有林地面积为1700亩，直接经济损失244699.60元。2016年4月11日，案发后民警达到现场询问被告人张ｘｘ时主动承认是其引发山火的经过情况。庭审前，经本院主持调解被告人张ｘｘ也积极赔偿被害人杨ｘｘ、杨ｘ1的部分经济损失，得到了被害人杨ｘｘ、杨ｘ1的谅解。上述事实，被告人张ｘ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抓获经过、询问笔录、庭审记录、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当庭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户口证明，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鉴定意见书，辨认笔录及照片，林权证，销货清单、证明，调解协议书、收据、谅解书，出院证明，证人白ｘｘ、白ｘ1、普ｘ1、普ｘｘ、白ｘ2、卢ｘｘ、普ｘ2、徐ｘｘ、赵ｘｘ、白ｘ3、张ｘｘ、黄ｘｘ的证言，被害人杨ｘｘ、杨ｘ1、白ｘ4、施ｘｘ的陈述，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现场图，被告人张ｘｘ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张ｘｘ野外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其行为已构成失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案发后，被告人张ｘｘ在民警询问时主动承认是其失火的，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ｘｘ积极赔偿被害人杨ｘｘ、杨ｘ1的部分经济损失，得到了被害人杨ｘｘ、杨ｘ1的谅解，庭审中认罪态度好，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所提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经调查评估：社区及家庭对张ｘｘ具备监管条件，对被告人张ｘｘ适用社区矫正对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对张ｘｘ适用缓刑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可适用缓刑。根据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七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ｘｘ犯失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邹文人民陪审员潘兴国人民陪审员孔繁贵二〇一七年二月七日书记员朱艳（代）

被告人苏恒亮抢劫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甘肃省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甘1026刑初330号：宁县人民检察院以宁检刑诉（2017）第3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苏恒亮犯抢劫罪，于2017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毛亚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苏恒亮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8月19日至9月5日，被告人苏恒亮在宁县烈士陵园采取胁迫手段向被害人焦某、张某、侯某、李某1抢劫作案四起，涉案价值3075元。其中抢劫被害人张某时未遂。案发后涉案赃款及被抢手机已被追回并退归被害人。同时指控，被告人苏恒亮以胁迫方法抢劫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六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抢劫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其在十一年至十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并处罚金。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苏恒亮以其向被害人焦某要钱时未实施强迫行为为由进行辩解。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19日18时许，被告人苏恒亮在宁县烈士陵园后山尾随被害人焦某并伺机从后面用手捂住焦某的嘴巴，威胁并挟持其至附近一废弃窑洞，强迫焦某通过微信给自己的微信（微信号×××，微信昵称＂缘来是场梦＂）转账1000元。抢劫得逞后，孙恒亮威胁焦某不准报警并逃离现场。后将赃款挥霍。案发后，被告人苏恒亮的父亲代苏恒亮向公安机关退缴赃款，公安机关已将1000元赃款退归被害人焦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被害人焦某陈述：2017年8月19日18时许，我从宁县烈士陵园后山东边的小路上往下走到半坡时，一名约20岁的男子突然从我身后跑来捂住我的嘴让我别乱喊，并将我拉进一个土窑内，让我给他微信转账。我用手机扫描那名男子的二维码给他转账1000元。后那名男子查看我的身份证并威胁我不许报警，否则他报复我。同时陈述：该男子的微信名是＂缘来是场梦＂。2、被告人苏恒亮供述与认定的事实一致，且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3、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提取物证登记表及照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抢劫被害人焦某的地点位于宁县烈士陵园后山东边小路草滩南侧一段土墙处，西侧有一废旧窑洞及现场情况。4、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焦某通过照片指认被告人苏恒亮；被告人苏恒亮指认其抢劫被害人焦某作案地点的事实。5、扣押及发还物品清单、照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的父亲代苏恒亮向宁县公安局退缴赃款并发还被害人焦某的事实。6、视频资料证实被害人焦某用其微信向被告人苏恒亮的微信转账记录情况。7、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案件来源情况。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8月下旬的一天19时许，被告人苏恒亮在宁县烈士陵园东侧土坡一崖头伺机抢劫。后待被害人张某行至此处，苏恒亮抬手从后面抓住张某的衣服，张某用随身携带的雨伞在苏恒亮的脖子上打了一下并大声呼救，苏恒亮抢劫未遂逃离现场。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被害人张某陈述：2017年8月份的一天19时许，我从宁县烈士陵园后山上狄公祠建筑工地回家途中，发现一名陌生男子跟在我后面。我当时害怕便将随手拿的雨伞合了起来。在我家附近的大槐树底下，该男子上前从后面抓我的衣服，我用雨伞把他的脖子打了一下，并喊了一声，该男子逃跑。2、被告人苏恒亮供述：2017年8月下旬的一天19时许，天下着毛毛雨，我在宁县烈士陵园后面公厕附近看见一名中年妇女打着雨伞，便到该陵园东侧的土坡上的崖头上等她，准备实施抢劫。该妇女走到我跟前，我刚举起左手，她便用手中的雨伞打在我的脖子上开始喊人。我看该妇女有防范便逃跑了。3、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指认其抢劫张某作案地点的事实。4、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案件来源情况。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8月31日15时许，被告人苏恒亮在宁县烈士陵园西侧从下往上第二个凉亭处，发现被害人侯某从台阶上往下走，便上前用左手捂住侯某的嘴巴，将其拉至凉亭后面的小树林，强迫侯某通过其微信（微信号＂×××＂、微信昵称＂草莓耶耶＂）给自己微信（微信号×××，微信昵称＂缘来是场梦＂）转账700元。抢劫得逞后，苏恒亮威胁侯某不准报警并逃离现场。并将赃款挥霍。庆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庆）公（庆）鉴（法物证）字〔2017〕509号法医物证鉴定书认定，在送检的案发现场烈士陵园内台阶中段凉亭西侧地面上提取的烟蒂上检出一男性ＤＮＡ分型。案发后，被告人苏恒亮的父亲代苏恒亮向公安机关退缴赃款，公安机关已将700元赃款退归被害人侯某。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被害人侯某陈述：2017年8月31日16时许，我走在宁县烈士陵园步行台阶从上往下右侧凉亭时突然跑出一男子用右手捂住我的嘴将我拉进边上的树林，威逼我说他只要钱，让我给他微信转账1000元。后他用我的手机操作分两次微信转账700元，并将转账记录删除，将我的身份证用手机拍照，让我不要报警。同时陈述，该男子在抢劫现场抽烟后将烟头扔在了案发地点的草丛里。我的微信名是＂草莓耶耶＂，微信号是＂×××＂.2、被告人苏恒亮供述与认定的事实一致，且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3、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提取物证登记表及照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抢劫被害人侯某的中心地点位于宁县烈士陵园内台阶中段凉亭西侧地面上，凉亭西侧有一树木围绕的洞口，洞口通往山地。在被害人侯某指认地段勘察发现一枚烟蒂并予以提取。4、宁县公安局〔2017〕第81号鉴定委托书及庆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庆）公（庆）鉴（法物证）字〔2017〕509号法医物证鉴定书证实：在送检的案发现场烈士陵园内台阶中段凉亭西侧地面上提取的烟蒂上检出一男性ＤＮＡ分型。5、扣押及发还物品清单、照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的父亲代苏恒亮向宁县公安局退缴赃款。后发还被害人侯某的事实。6、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指认其抢劫被害人侯某作案地点的事实。7、视频资料证实被害人侯某的微信向被告人苏恒亮的微信转账记录情况。8、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的案件来源情况。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2017年9月5日18时许，被告人苏恒亮在宁县烈士陵园内西侧从下往上第二个凉亭处，趁被害人李某1不备用双手抱住李某1的头部，在李某1反抗挣脱时苏恒亮在其脸部打了一拳，咬伤其右手腕，威胁并抢走李某1装在口袋内的金色＂苹果＂牌6ＰＬＵＳ手机一部，后逃离现场。同年9月下旬的一天，苏恒亮将该手机以200元的价格出售给宁县县城经营＂三星手机店＂的李某2（另案处理）。后将赃款挥霍。宁县价格认定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认定，被抢手机价值1375元。甘肃省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庆）公（宁）鉴（伤检）字〔2017〕15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认定，李某1的损伤系轻微伤。庆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庆）公（庆）鉴（法物证）字〔2017〕577号法医物证鉴定书认定，在送检的李某1右手腕咬伤棉签擦拭物、（庆）公（庆）鉴（法物证）字〔2017〕577号检验鉴定意见书中烈士陵园内台阶中段凉亭西侧地面上提取的烟蒂上检出的男性ＤＮＡ分型，经15个ＳＴＲ分型未排除苏恒亮，支持为苏恒亮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案发后，被抢手机已被公安机关从李某2处追回并发还被害人李某1。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被害人李某1陈述：2017年9月5日18时许，我从烈士陵园山上往下走行至该陵园第二个大台阶（从上往下数）时，突然从我右侧身后跑出来一个陌生男子，用双手抱住我的头，我下意识将自己的金色手机＂苹果＂牌6ＰＬＵＳ型手机握在右手中反抗并挣脱，大声喊叫救命。该男子在我脸上打了一拳，又用双手抓住我的右手，用力抢夺我手里的手机。我抓住手机不放，他将我的右手拉起来咬住我的右小臂靠近手腕的地方，我一边反抗一边喊人，他威胁我说：＂你再不喊了，再喊我杀了你。＂后我因害怕便把手松开。他抢走我的手机逃跑了。2、证人李某2证言证实：2017年国庆长假前的一天，一个小伙子向我经营的手机店以200元的价格出售一部屏幕被摔烂的苹果牌手机。3、被告人苏恒亮供述与认定的事实一致，且与被害人陈述相互印证。4、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及照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抢劫被害人李某1的中心地点位于宁县烈士陵园内步梯上（自下至上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衔接处西侧），该处东西两侧各有亭子一个，案发地点位于西侧亭子入口处，该亭子西侧为人工修剪的柏树墙，该柏树墙有一豁口。5、照片证实被害人李某1被被告人苏恒亮咬伤的右胳膊的伤情情况及该胳膊咬痕，四根棉签擦拭物特征情况。6、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李某1通过照片指认被告人苏恒亮；被告人苏恒亮指认其抢劫被害人李某1作案地点的事实。7、扣押及发还物品清单、照片证实：从李某2处扣押涉案金色＂苹果＂牌6ＰＬＵＳ手机一部（外屏破损）及该手机的特征情况。后将该手机发还被害人李某1的事实。8、宁县公安局通告证实：案发后，该局向社会发出通告，让2017年8月份至9月份在宁县烈士陵园被抢劫的被害人向该局刑警大队四中队联系的事实。9、宁县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证实：被抢＂苹果＂牌6ＰＬＵＳ手机在价格认证基准日的价格为人民币1375元。10、甘肃省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庆）公（宁）鉴（伤检）字〔2017〕15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检验记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李某1的伤情检验情况。11、甘肃省宁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庆）公（宁）鉴（伤检）字〔2017〕156号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证实李某1的损伤系轻微伤。12、庆阳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庆）公（庆）鉴（法物证）字〔2017〕577号法医物证鉴定书证实：在送检的李某1右手腕咬伤棉签擦拭物、（庆）公（庆）鉴（法物证）字〔2017〕509号检验鉴定意见书中1号检材（烈士陵园内台阶中段凉亭西侧地面上提取的烟蒂）上检出的男性ＤＮＡ分型，经15个ＳＴＲ分型未排除苏恒亮，支持为苏恒亮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13、抓捕经过证实被告人苏恒亮被抓获的事实经过。14、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苏恒亮自然身份及无违法犯罪记录情况。15、受案登记表证实本案的案件来源情况。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综上，被告人苏恒亮抢劫作案四起，涉案价值3075元。其中抢劫未遂一起本院认为，被告人苏恒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多次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苏恒亮抢劫被害人张某时，因张某的反抗未得逞，系抢劫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苏恒亮关于其向被害人焦某要钱时未强迫焦某的辩解意见与本案客观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苏恒亮的近亲属代苏恒亮退归被害人焦某、侯某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苏恒亮当庭供认基本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罚。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苏恒亮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0000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11日起至2027年10月10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王歌磊审判员刘萍丽人民陪审员刘有明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书记员张丽

王达松贪污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鄂0506刑初66号：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检察院以夷检公诉刑诉［2019］4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达松犯贪污罪，于2019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治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达松及其辩护人黄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1998年9月，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湖北省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济从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规定》。次年，原宜昌县人民政府决定开展扩面征缴工作，于当年5月成立宜昌县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社会保险扩面征缴稽查中心。时任宜昌县劳动就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宜昌县就业局）局长的邓兴礼（另案处理）为该领导小组成员,并担任稽查中心副主任；时任原宜昌县就业局工资保险福利股工作人员的马某（另案处理），具体负责参保对象参保、退休的审核；时任原宜昌县就业局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的被告人王达松协助社保扩面征缴工作，并负责对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进行执法检查。1.1999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王达松与邓某、马某商议后，认为借用1949年出生的女性身份证办理养老保险，自己领用其养老金有利可图。于是，便由王达松借用钟祥市农民任某和原宜昌县农民黄某、谢某三人的身份证，由邓某向宜昌县就业局下属的原宜昌县劳动综合服务公司总经理秦长炎打招呼，将三人挂靠该企业，以该企业职工身份申请参保。利用马某在工资保险福利股审核企业职工连续工龄的职务便利，由马某在三人的《企业职工连续工龄审定表》上签字审核通过。随后王达松、邓某、马某个人分别出资为三人缴纳了养老保险金。2000年，任某、黄某、谢某年满60周岁后，王达松为三人办理了退休手续。从2000年3月至2018年8月，国家给任某、黄某、谢某的养老金账户发放社保资金共计714134.52元。王达松、邓某、马某三人分别支配使用任某、黄某、谢某的养老金账户资金。2018年3月，王达松将养老金存折交还任某继续领用。截止2018年8月，国家给任某养老金账户共发放社保资金247791.18元。王达松夫妻从中领取232755.84元，用于家庭开支和银行储蓄。2．1999年6月的一天，被告人王达松借用钟祥市农民陈某2的身份证，给马某打招呼、经其审批同意后，以陈某2系宜昌市小溪塔集镇个体经商人员身份参加养老保险，办理退休手续。从1999年8月至2018年12月，国家给陈某2养老金账户共发放社保资金207937.55元，王达松夫妻从中领取188809.89元，用于家庭开支和银行储蓄。2018年3月，王达松将养老金存折交还陈某2继续领用。同时查明，被告人王达松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监察机关已掌握的第一起事实、尚未掌握的第二起事实。王达松及其家属共退缴赃款452312.64元。2018年12月14日，宜昌市夷陵区监察委员会扣押了任某、陈少英中国工商银行尾号分别为6519、8769的银行卡二张。被告人王达松及其辩护人对上述事实均无异议。辩护人提出王达松对第一起犯罪有坦白情节，对第二起犯罪有自首情节；王达松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王达松及辩护人要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上述事实，被告人王达松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银行卡等物证；证人邓某、马某、任某、谢某、陈某1等人的证言；书证到案经过、身份材料、案件移送函、干部任免审批表、企业职工连续工龄审定表、关于任某、黄某、谢某领取社保待遇情况说明、扣押清单及说明、银行流水明细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王达松在担任国家工作人员期间，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骗取国家社保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辩护人提出王达松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第二起犯罪事实，对第二起有自首情节，经查，王达松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第二起犯罪事实，与第一起属于同种罪行，依法是如实供述同种较轻罪行，不是自首。故，辩护人提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出王达松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减轻处罚，经查，王达松与同案人在共同犯罪中分工不同，所起作用相当，在共同犯罪中不是处于从属和次要地位，不是从犯。故，辩护人提出的上述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王达松在犯罪后如实供述第一起犯罪事实，对第一起有坦白情节；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第二起犯罪事实，系如实供述同种较轻罪行，可以从轻处罚。王达松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积极退赃、真诚悔罪，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要求从轻处罚的理由成立，予以采纳。本院为维护国家机关单位的正常管理活动，保证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根据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达松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二、赃款452312.64元，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中国工商银行尾号分别为6519、8769的银行卡二张分别发还任文英、陈少英。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王梅春人民陪审员裴勇人民陪审员杨舟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书记员廖翔

扛高航、赵克强聚众斗殴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偃师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豫0381刑初8号：偃师市人民检察院以偃检诉刑诉〔2017〕23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牛高航、赵克强犯聚众斗殴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偃师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蔡志昌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牛高航、被告人赵克强及其辩护人李宏杰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偃师市岳滩镇后马郡村的房成龙（另案处理）和偃师市城关镇后杜楼村的田现良、新新村的蔡国栋、槐庙村的郭江涛合伙在上海商贸城经营“维克”酒吧，被告人牛高航、赵克强和岳滩镇后马郡村的刘杰、翟镇镇翟西村的庞明杨、府店镇东管茅村的晋建阳（该三人均另案处理）、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小南街５０号的魏谋、桂某（小名曼曼）等人均为该酒吧员工，其中魏谋任客户经理，主要陪客人说话喝酒、拉生意。2016年3月5日凌晨，魏谋在陪客人喝酒聊天时碰到自己初中同学鲍某2，并和鲍某2及鲍的同桌伙计偃师市城关镇迎宾路27号院的王某1（另案处理）等人一起碰酒。该魏离开后，王某1来找魏谋称想和其谈恋爱，被魏拒绝。当日凌晨3时许，牛高航、赵克强在该酒吧下班后和房成龙、魏某等人乘坐刘杰驾驶房成龙的豫Ｃ×××××“奔驰”轿车回家。王某1又在该酒吧西路口拦住刘杰的车，以魏喝多为由要求送魏某回家，被魏拒绝，后魏上车躺在车后座上。王某1坐到刘杰轿车引擎盖上，刘杰下车质问王某1，双方发生吵骂。和王某1一起在该酒吧消费的偃师市首阳山镇羊二庄村的王某4、南蔡庄村的刘某（另案处理）、鲍某4、鲍某1、鲍某2、鲍弦浪、城关镇窑头村的李某（另案处理）、叶县洪庄乡蒋湾村的孙某2站在刘杰轿车旁边。准备下班回家的该酒吧员工庞明杨、晋建阳、杜某看到双方吵骂后也来到现场。房成龙授意刘杰、庞明杨等人从自己的上述轿车后背箱内取出钢管、棒球棍等，伺机准备殴斗。后双方吵骂过程中，被告人牛高航将王某1推倒在地，王某1从地上起来后追打牛高航，牛高航往酒吧南面上海国际商贸城里面跑，王某1、王某4、刘某、鲍某4、鲍某1、鲍某2、孙某2等人开始追打牛高航，后被告人赵克强和房成龙手持钢管、刘杰持棒球棍、庞明杨、晋建阳持木棍等人也追过去与王某1等人发生群殴。双方群殴过程中，造成王某4、鲍某4、赵克强、刘某不同程度受伤。经洛阳信谊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王某4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粉碎性骨折，头皮裂伤，头皮血肿。行“开放性颅脑损伤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现右上肢肌力2级，右下肢肌力3＋级，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1.2ｂ）、5.1.2ｃ）、5.1.2ｇ）之规定，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鲍某4下颌骨骨折；脑震荡；多发软组织损伤，行下颌骨骨折切复内固定术，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2.4ｔ）之规定，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赵克强脑震荡，颜面部皮肤裂伤，右上侧颌骨鼻棘及双侧鼻骨骨折，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2.4ｏ）之规定，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刘某左手锐器伤，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针对以上指控，公诉机关提供相关证据证实被告人牛高航、赵克强犯聚众斗殴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被告人牛高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但对犯罪事实有异议，认为自己不是积极参与者，只是阻拦王某1，没有在现场持械斗殴。我女朋友桂某拨打的110，我拨打120对王某4进行了救助。被告人赵克强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没有异议。被告人赵克强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赵克强存在以下从轻情节，请法庭考虑：1、赵克强经公安机关传唤主动到案，应认定为自首；2、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以及同案人的犯罪事实；3、没有组织策划，应认定为从犯；4、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较小；5、系初犯，无前科；6、积极赔偿了受害人的损失并取得谅解；7、对方存在明显过错。经审理查明：偃师市岳滩镇后马郡村的房成龙（另案处理）和偃师市城关镇后杜楼村的田现良、新新村的蔡国栋、槐庙村的郭江涛合伙在上海商贸城经营“维克”酒吧，被告人牛高航、赵克强和岳滩镇后马郡村的刘杰、翟镇镇翟西村的庞明杨、府店镇东管茅村的晋建阳（该三人均另案处理）、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小南街５０号的魏谋、桂某（小名曼曼）等人均为该酒吧员工，其中魏谋任客户经理，主要陪客人说话喝酒、拉生意。2016年3月5日凌晨，魏谋在陪客人喝酒聊天时碰到自己初中同学鲍某2，并和鲍某2及鲍的同桌伙计偃师市城关镇迎宾路27号院的王某1（另案处理）等人一起碰酒后离开，王某1来找魏谋称想和其交朋友，被魏拒绝。当日凌晨3时许，牛高航、赵克强在该酒吧下班后和房成龙、魏谋等人乘坐刘杰驾驶房成龙的豫Ｃ×××××“奔驰”轿车准备回家。王某1又在该酒吧西路口拦住刘杰的车，以魏喝多为由要求送魏某回家，被魏拒绝，后魏上车躺坐在车后座上。王某1遂坐到刘杰轿车引擎盖上，刘杰下车质问王某1，双方发生吵骂。和王某1一起在该酒吧消费的偃师市首阳山镇羊二庄村的王某4、南蔡庄村的刘某（另案处理）、鲍某4、鲍某1、鲍某2、鲍弦浪、城关镇窑头村的李某（另案处理）、叶县洪庄乡蒋湾村的孙某2站在刘杰轿车旁边。被告人牛高航、赵克强遂从车上下来，准备下班回家的该酒吧员工庞明杨、晋建阳、杜某看到双方吵骂后也来到现场。房成龙即授意刘杰、庞明杨等人从自己的上述轿车后背箱内取出钢管、棒球棍等，伺机准备殴斗。双方吵骂过程中，被告人牛高航将王某1推倒在地，王某1从地上起来后和王某4、刘某、鲍某4、鲍某1、鲍某2、孙某2等人一起开始追打牛高航，牛高航跑往酒吧南面的上海国际商贸城里面的宿舍叫人。随后被告人赵克强、刘杰、庞明杨、晋建阳等人持钢管、棒球棍、木棍等与王某1等人发生群殴。双方群殴过程中，造成王某4、鲍某4、赵克强、刘某不同程度受伤。经洛阳信谊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王某4开放性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蛛网膜下腔出血，颅骨粉碎性骨折，头皮裂伤，头皮血肿。行“开放性颅脑损伤清除术、去骨瓣减压术”。现右上肢肌力2级，右下肢肌力3＋级，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1.2ｂ）、5.1.2ｃ）、5.1.2ｇ）之规定，损伤程度构成重伤二级；鲍某4下颌骨骨折；脑震荡；多发软组织损伤，行下颌骨骨折切复内固定术，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2.4ｔ）之规定，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赵克强脑震荡，颜面部皮肤裂伤，右上侧颌骨鼻棘及双侧鼻骨骨折，依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5.2.4ｏ）之规定，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刘某左手锐器伤，损伤程度构成轻微伤。案件发生后，办案民警于2016年3月7日电话通知牛高航到所接受询问，在询问中牛高航没有如实陈述案发经过。在随后调查取证中，认为牛高航涉嫌聚众斗殴，多次电话通知牛高航到所接受讯问，牛外逃一直未到案。2016年11月25日将其上网追逃，同年12月1日，偃师市公安局邙岭派出所民警在城关镇商都路钱柜纯ＫＫＴＶ音乐会所将牛高航抓获。2016年3月7日办案民警到偃师市人民医院住院部5楼56床对案件当事人赵克强进行了询问，赵克强没有如实陈述参与聚众斗殴的事情经过。随着案件调查深入，酒吧员工牛高航、杜某均陈述赵克强也参与聚众斗殴，公诉机关于2017年8月18日以偃检侦监应捕建【2017】5号向侦查机关建议对赵克强等人采取强制措施。同年9月27日上午，偃师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将赵克强传唤到案，并于当天刑事拘留。2017年10月31日，被告人赵克强家属赔偿被害人王某412万元，2018年3月16日，被告人赵克强家属分别赔偿被害人鲍某45万元、刘某3万元；2018年3月30日，被告人牛高航家属分别赔偿被害人鲍某42万元、刘某5000元，被害人王某4、鲍某4、刘某分别向二被告人出具了谅解书。上述事实，二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接处警登记表、刑事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桂某的报案材料及证言；受伤人员王某4、鲍某4、刘某的陈述；同案犯的房成龙、刘杰的供述；证人王某1、李某、鲍某1、鲍某2、段某、魏某、孙某1证言；证人孙某2、黄某、王某2、王某3、杜某、鲍某3证言、扣押物品清单及发还物品清单、在逃人员登记表、在逃证明、诊断证明、住院病历、伤情照片、视频监控截图及说明、偃师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一中队出具的情况说明等书证；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平面图及现场照片；视频监控资料；洛阳信谊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文书；和解协议、收到条、谅解书；赵克强到案证明及年龄证明；被告人赵克强在部队时的荣誉证书、邙岭镇西蔡庄村村委会证明；被告人牛高航、赵克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相互印证，并经当庭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牛高航、赵克强伙同他人积极参与聚众斗殴，其中赵克强系持械斗殴，并致一人重伤二级、一人轻伤二级、一人轻微伤，其行为均构成聚众斗殴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二被告人属共同犯罪，均积极参与，不分主从。被告人牛高航形式上虽未持械，但在事发时，其主观上已经认识到已方人员有人持械，已经认识到自己系与他人配合实施，已形成持械聚众斗殴的共同犯罪故意，对之也应认定为持械聚众斗殴。被告人赵克强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情况下，经传唤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成立自首，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可依法从轻处罚。二被告人系初犯，均已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谅解，并当庭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现，被告人牛高航参与程度相对较轻，可依法分别对二被告人酌情依法从轻处罚。本案的发生，对方存在明显过错，可适当减轻对二被告人的处罚。综上，根据本案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赵克强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赵克强的刑期自2017年9月27日起至2020年9月26日止。）二、被告人牛高航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刑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郭卫东代理审判员：郑宇辉人员陪审员：曲红艳二〇一八年三月三十日代书记员：吕梦龙

罗豹、安彪生产、销售假药一审刑事判决书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黔0123刑初64号：修文县人民检察院以修检公诉刑诉［2019］1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罗豹犯犯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安彪、蒋太应、屈元虎、韦丽琼、黄兴、刘胜桃、吴春丽犯销售假药罪，于2019年4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修文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明永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罗豹及其指定辩护人马成武、被告人安彪及其指定辩护人陈琪武、被告人蒋太应及其指定辩护人郭越君、被告人屈元虎及其指定辩护人黄学敏、被告人韦丽琼及其指定辩护人王晓梅、被告人黄兴及其指定辩护人黄琨、被告人刘胜桃及其指定辩护人杨志军、被告人吴春丽及其指定辩护人杨祀训、陈海江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被告人罗豹生产、销售假药的事实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罗豹在贵州省关岭县花江镇一药店，购买治疗风湿的药粉和仙人掌粉末等加水凝固后非法制成六边形的颗粒药，并取名为“苗药追风丸”。后被告人罗豹到广告公司非法制作假药“苗药追风丸”的药物使用说明书，并购买封装袋，将非法制造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对外销售。自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5月，被告人罗豹将所生产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利用赶场天和微信，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销售给被告人刘胜桃、屈元虎、蒋太应、黄兴、韦丽琼、安彪、吴春丽和部分赶集的市民，非法获利三万余元，所获赃款被其用于生活开支。案发后，公安民警在被告人罗豹位于平坝区城关镇钟鼓楼旁的租住屋和所驾车内，搜出大量“苗药追风丸”的成品和半成品以及用于摆摊销售的宣传海报等。2．被告人刘胜桃销售假药的事实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刘胜桃到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街上，以每颗0.36元的价格向被告人罗豹购买了2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把被告人罗豹提供的名片拿到贵州省六枝特区找一家广告公司制作销售“苗药追风丸”的广告牌和广告布、销售名片，将购买的“苗药追风丸”分装后，利用赶场天在六枝特区销售。至2018年5月中句，被告人刘胜桃多次通过微信向被告人罗豹购买假药“苗药追风丸”用于销售。2018年6月10日，公安民警在被告人刘胜桃处扣押15包白色封装袋（塑料袋），2张刘胜桃纸质名片和1个黑色音响。3．被告人屈元虎销售假药的事实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屈元虎在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街上向被告人罗豹购买了15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回来给其父亲吃。后被告人屈元虎以每颗0.6元的价格向被告人罗豹购买5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通过微信支付3000元给被告人罗豹。随后，被告人罗豹通过快递把5200颗“苗药追风丸”和一些透明塑料密封袋、说明书寄给被告人屈元虎。后被告人屈元虎开始在贵阳市云岩区黔灵镇偏坡村销售给陈某等人。2018年3、4月份的一天，被告人屈元虎再次以每颗0.6元的价格，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向被告人罗豹购买2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按一包60颗“苗药追风丸”和一张说明书的数量用透明塑料密封袋封装后销售给周某等人。2018年5月27日，公安民警在被告人屈元虎处扣押900颗“苗药追风丸”、71张宣传名片和344个封装袋。4．被告人蒋太应销售假药的事实2017年11月左右的一天，被告人蒋太应到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赶集时，以每颗0.45元的价格向被告人罗豹购买1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制作广告布和购买塑料袋分装，后利用赶场天在清镇市卫城镇销售。2018年5月中旬，被告人蒋太应通过微信再次以每颗0.45元的价格在被告人罗豹处购买1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在卫城镇贺龙广场销售。同年5月27日，被告人蒋太应在卫城镇贺龙广场销售假药“苗药追风丸”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公安民警当场在被告人蒋太应处扣押551颗“苗药追风丸”、1张广告布、24个塑料袋、1个音响和1张8ＧＢ内存卡。5．被告人黄兴销售假药的事实2018年2月至同年4月，被告人黄兴在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两次在被告人罗豹处以每颗0.5元的价格购买2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制作广告布和销售名片，利用赶场天在六枝特区平寨镇摆摊销售。同年5月下旬，被告人黄兴将卖剩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带到安顺市西秀区西街菜市场其亲戚张某家，准备利用赶场天摆摊对外销售，后被公安民警查获。2018年5月26日，公安民警在被告人黄兴位于张某家暂住处，扣押1张用于销售“苗药追风丸”的宣传布、30张宣传名片和560颗“苗药追风丸”。6．被告人韦丽琼销售假药的事实2018年3月8日，被告人韦丽琼在六枝特区健悦理疗店，通过该店店主卢某向被告人罗豹购买价值2750元的5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后被告人韦丽琼将所购买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在其位于六枝特区连城国际17栋211室的家中销售。7．被告人安彪、吴春丽销售假药的事实2018年3月，被告人安彪两次通过微信向被告人罗豹购买15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比照被告人罗豹提供的名片和广告布重新制作销售名片和广告布后，与被告人吴春丽利用赶场天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百花湖街、贵阳市花溪区牛马市场、贵州省龙里县洗马河等地摆摊销售。同年5月的一天，被告人吴春丽根据被告人安彪的安排，在贵阳市花溪区将二包“苗药追风丸”寄给杨某，获赃款120元。同年5月20日上午，被告人安彪、吴春丽到修文县扎佐镇前进北路摆摊销售假药“苗药追风丸”时，被修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修文县公安局查获，公安民警当场在被告人安彪、吴春丽处扣押1082颗“苗药追风丸”。经修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告人罗豹生产、销售的产品“苗药追风丸”定性：因涉案产品明确标示有该产品的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的规定，涉案产品为药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逮捕而未经批准逮捕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的规定，上述药品按假药论处。2018年5月26日和6月10日，被告人黄兴、刘胜桃分别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被告人吴春丽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罗豹。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认为被告人罗豹、刘胜桃、屈元虎、蒋太应、黄兴、韦丽琼、安彪、吴春丽的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应当以生产、销售假药罪追究被告人罗豹的刑事责任，以销售假药罪追究被告人安彪、蒋太应、屈元虎、韦丽琼、黄兴、刘胜桃、吴春丽的刑事责任，并建议对被告人罗豹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三年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建议对被告人安彪在有期徒刑十个月至二年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建议对被告人蒋太应、屈元虎元在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建议对被告人韦丽琼在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八个月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建议对被告人黄兴在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四个月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建议对被告人刘胜桃在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八个月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建议对被告人吴春丽在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的幅度内量刑，并处罚金。如八名被告人积极缴纳罚金，均可以适用缓刑。被告人罗豹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的指控无异议，其指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豹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涉嫌犯罪的事实，庭审中自愿认罪，有悔改表现，主观恶性小，建议在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并适用缓刑。被告人安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其指定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安彪销售的假药危害性相对较小，假药没有掺杂有毒有害成分，从药品主治功效来看，对象都是老年人为主，老年人群体容易让被告人得逞，对象不是病危人员，也不是医疗、放射性用药。2．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显示，市场监督管理局显示为假药，但是这个药对人的身体没有负面的作用，被告人罗豹对这个药自己也服用过，对药效也有一定的治疗功能，没有对身体造成实质上的影响。3．当庭认罪。被告人蒋太应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其指定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蒋太应法律意识薄弱，文化程度低，对该药物不具有鉴定能力。2．涉案金额小，未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结果。3．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主动上交销售的涉案物品，认罪态度好。4．无前科记录。5．教育程度较低，希望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屈元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指定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屈元虎犯罪情节较轻，最开始是想治疗其父亲的腰痛，才决定向被告人罗豹购买药品，药品都只是销售给了亲戚朋友，主观恶性较小，未对他人身体造成伤害。2．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具有坦白情节，无前科记录，受教育文化程度低，系初犯。3．有子女需要抚养。4．愿意缴纳罚金。希望量刑六个月，并适用缓刑。被告人韦丽琼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指定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韦丽琼所销售的假药没有对人体造成严重后果。2．主观恶性小，涉案金额小，且卖完这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卖过。3．犯罪轻微，数量小，总共5000颗，盈利不到两千元。4．认罪悔罪态度好。5、无前科记录，当庭同意缴纳罚金。被告人黄兴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指定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黄兴有自首情节。2．被告人黄兴系初犯，有悔罪表现。3．被告人黄兴主观恶性不大，违法较轻，因为自己曾经买来吃，病也治好了，销售的主观目的是给相同病情的人治病。4．销售时间不长。5．销售的假药对人的身体没有产生危害后果。6．被告人黄兴自己有疾病，希望给予从轻处罚，建议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刘胜桃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指定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刘胜桃有自首情节。2．法律意识淡薄，主观恶性小。3．无犯罪前科，系初犯。4．当庭认罪悔罪。建议适用缓刑。被告人吴春丽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其指定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吴春丽平时表现好，无犯罪前科．2．有立功情节。3．当庭认罪。4．家庭特殊，母亲体弱多病。5．获取收益较少，只有两三百元左右。6．犯罪情节较轻，危害不大，未对患者带来不良影响。希望给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免予刑事处罚。经审理查明：1．被告人罗豹生产、销售假药的事实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罗豹在贵州省关岭县花江镇一药店，购买治疗风湿的药粉和仙人掌粉末等加水凝固后非法制成六边形的颗粒药，并取名为“苗药追风丸”。后被告人罗豹到广告公司非法制作假药“苗药追风丸”的药物使用说明书，并购买封装袋，将非法制造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对外销售。自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5月，被告人罗豹将所生产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利用赶场天和微信，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销售给被告人刘胜桃、屈元虎、蒋太应、黄兴、韦丽琼、安彪、吴春丽和部分赶集的市民，非法获利三万余元，所获赃款被其用于生活开支。案发后，公安民警在被告人罗豹位于平坝区城关镇钟鼓楼旁的租住屋和所驾车内，搜出大量“苗药追风丸”的成品和半成品以及用于摆摊销售的宣传海报等。2．被告人刘胜桃销售假药的事实2015年下半年的一天，被告人刘胜桃到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街上，以每颗0.36元的价格向被告人罗豹购买了2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把被告人罗豹提供的名片拿到贵州省六枝特区找一家广告公司制作销售“苗药追风丸”的广告牌和广告布、销售名片，将购买的“苗药追风丸”分装后，利用赶场天在六枝特区销售。至2018年5月中句，被告人刘胜桃多次通过微信向被告人罗豹购买假药“苗药追风丸”用于销售。2018年6月10日，公安民警在被告人刘胜桃处扣押15包白色封装袋（塑料袋），2张刘胜桃纸质名片和1个黑色音响。3．被告人屈元虎销售假药的事实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屈元虎在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街上向被告人罗豹购买了15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回来给其父亲吃。后被告人屈元虎以每颗0.6元的价格向被告人罗豹购买5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通过微信支付3000元给被告人罗豹。随后，被告人罗豹通过快递把5200颗“苗药追风丸”和一些透明塑料密封袋、说明书寄给被告人屈元虎。后被告人屈元虎开始在贵阳市云岩区黔灵镇偏坡村销售给陈某等人。2018年3、4月份的一天，被告人屈元虎再次以每颗0.6元的价格，通过微信支付的方式向被告人罗豹购买2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按一包60颗“苗药追风丸”和一张说明书的数量用透明塑料密封袋封装后销售给周某等人。2018年5月27日，公安民警在被告人屈元虎处扣押900颗“苗药追风丸”、71张宣传名片和344个封装袋。4．被告人蒋太应销售假药的事实2017年11月左右的一天，被告人蒋太应到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赶集时，以每颗0.45元的价格向被告人罗豹购买1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制作广告布和购买塑料袋分装，后利用赶场天在清镇市卫城镇销售。2018年5月中旬，被告人蒋太应通过微信再次以每颗0.45元的价格在被告人罗豹处购买1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在卫城镇贺龙广场销售。同年5月27日，被告人蒋太应在卫城镇贺龙广场销售假药“苗药追风丸”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公安民警当场在被告人蒋太应处扣押551颗“苗药追风丸”、1张广告布、24个塑料袋、1个音响和1张8ＧＢ内存卡。5．被告人黄兴销售假药的事实2018年2月至同年4月，被告人黄兴在安顺市平坝区城关镇，两次在被告人罗豹处以每颗0.5元的价格购买2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制作广告布和销售名片，利用赶场天在六枝特区平寨镇摆摊销售。同年5月下旬，被告人黄兴将卖剩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带到安顺市西秀区西街菜市场其亲戚张某家，准备利用赶场天摆摊对外销售，后被公安民警查获。2018年5月26日，公安民警在被告人黄兴位于张某家暂住处，扣押1张用于销售“苗药追风丸”的宣传布、30张宣传名片和560颗“苗药追风丸”。6．被告人韦丽琼销售假药的事实2018年3月8日，被告人韦丽琼在六枝特区健悦理疗店，通过该店店主卢某向被告人罗豹购买价值2750元的5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后被告人韦丽琼将所购买的假药“苗药追风丸”，在其位于六枝特区连城国际17栋211室的家中销售。7．被告人安彪、吴春丽销售假药的事实2018年3月，被告人安彪两次通过微信向被告人罗豹购买15000颗假药“苗药追风丸”，并比照被告人罗豹提供的名片和广告布重新制作销售名片和广告布后，与被告人吴春丽利用赶场天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百花湖街、贵阳市花溪区牛马市场、贵州省龙里县洗马河等地摆摊销售。同年5月的一天，被告人吴春丽根据被告人安彪的安排，在贵阳市花溪区将二包“苗药追风丸”寄给杨某，获赃款120元。同年5月20日上午，被告人安彪、吴春丽到修文县扎佐镇前进北路摆摊销售假药“苗药追风丸”时，被修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和修文县公安局查获，公安民警当场在被告人安彪、吴春丽处扣押1082颗“苗药追风丸”。经修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告人罗豹生产、销售的产品“苗药追风丸”定性：因涉案产品明确标示有该产品的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内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条第一款的规定，涉案产品为药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药品，按假药论处：（二）依照本法必须批准逮捕而未经批准逮捕生产、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的规定，上述药品按假药论处。另查明，2018年5月26日和6月10日，被告人黄兴、刘胜桃分别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被告人吴春丽被公安机关抓获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罗豹。上述事实，八名被告人当庭表示无异议，自愿认罪，且有公安机关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和被告人罗豹、刘胜桃、屈元虎、蒋太应、黄兴、韦丽琼、安彪、吴春丽的户籍证明、抓获经过等书证；证人杨某、周某、卢某的证言；被告人罗豹、刘胜桃、屈元虎、蒋太应、黄兴、韦丽琼、安彪、吴春丽的供述和辩解；修文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被告人罗豹等生产、销售的产品“苗药追风丸”的定性意见；被告人黄兴、屈元虎分别辨认被告人罗豹等辨认笔录；被告人刘胜桃等人指认其所卖假药、宣传音响、与被告人罗豹微信联系购买苗药追风丸等照片等证据证实。上述证据间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并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罗豹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生产、销售假药；被告人安彪、蒋太应、屈元虎、韦丽琼、黄兴、刘胜桃、吴春丽明知是假药而销售，其中，被告人罗豹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告人安彪、蒋太应、屈元虎、韦丽琼、黄兴、刘胜桃、吴春丽的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对八名被告人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黄兴、刘胜桃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吴春丽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罗豹、安彪、蒋太应、屈元虎、韦丽琼、吴春丽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庭审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八名被告人积极缴纳罚金，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指定辩护人所提相关指定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提出对被告人黄兴、吴春丽免予刑事处罚的量刑建议不当，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综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及各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认罪和悔罪表现，可对八名被告人宣告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第六十八条：“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第七十三条：“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罗豹犯生产、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安彪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蒋太应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四、被告人屈元虎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五、被告人韦丽琼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六、被告人刘胜桃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七、被告人黄兴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八、被告人吴春丽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九、禁止被告人罗豹、刘胜桃、屈元虎、蒋太应、黄兴、韦丽琼、安彪、吴春丽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药品生产、经营及相关活动。十、随案移送的假药以及作案工具予以没收销毁（详见附表清单）。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郑永周人民陪审员吕维秀人民陪审员刘艳红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七日法官助理李家志书记员刘蕾

战斗强奸罪二审刑事判决书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青01刑终92号：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审理城西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战斗犯强奸罪一案，于2019年3月4日作出（2019）青0104刑初66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战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西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胡春光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战斗及翻译索南多杰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8年11月15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战斗酒后在本市××区20楼“壹号假日”酒店2016房间内，强行将被害人葛某压在床上欲与其发生性行为，被害人葛某反抗并逃离现场报警，随后公安民警将被告人战斗抓获。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公安机关受理案件相关材料、被害人葛某陈述及辨认被告人的情况、证人证言、被告人战斗的供述等证据。原判认为，被告人战斗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得逞，是犯罪未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之规定，以强奸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原审被告人战斗上诉提出案发后主动要求被害人报警，并在现场等待民警到来，应以自首论并减轻处罚。检察员发表出庭意见认为，庭审中上诉人战斗提出其明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后，未逃离案发现场，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成立自首。但侦查机关未提供相关证据，在建议法庭延期审理补充侦查后，获取了相关证据，可以认定战斗的自首，相应的也可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8年11月14日晚，被害人葛某及朋友应上诉人战斗等人之约，共五人一同晚餐后又去酒吧饮酒。至次日凌晨1时许，五人去本市城西区五四西路61号3号楼20楼“壹号假日”酒店2016房间继续饮酒。期间上诉人战斗将被害人葛某压在床上欲与其发生性关系，遭葛某激烈反抗并伺机逃离房间。随后葛某通过微信告诉战斗将报警，战斗也予以回复。至2时20分公安机关接到葛某报警后赶到房间将上诉人战斗抓获。认定上述事实除原审确认被告人战斗实施作案过程的证据，检察员当庭提交了补充侦查获得上诉人战斗与葛某的微信记录，证实二人自当日1时28分至1时48分战斗对于自己当晚的行为和葛某是否要报警有20余次交流。本案证据之间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取证程序和形式合法，本院予以确认。关于上诉人战斗对其明知被害人报警并等待抓捕，应以自首论并减轻处罚的上诉理由及二审检察员认为上诉人的行为可以构成自首的出庭意见。经查，根据上诉人供述和检察机关二审期间调取的上诉人与被害人的微信聊天记录可知，上诉人始终认为被害人是自愿和上诉人到酒店房间，且其认为并没有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对于被害人在微信聊天中称要向公安机关报案被上诉人强奸其并不在乎，其也并不确定被害人是否真的要报案。由此可见，战斗并不是认为其欲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可能受到司法机关的追究没有逃离现场，其继续滞留现场的主观心态是和投案是不相符的，其在“现场等候”虽然客观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但从整个发案的过程,其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犯罪或者已经可能犯罪而愿意主动的将自己归于司法机关控制并处理，本案上诉人将其归于司法机关的控制无法体现出认罪悔罪,其主观上不具有归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基于此的主观心态与客观行为并不统一，上诉人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项“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的规定，不应视为主动投案，不构成自首。上诉人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符合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从轻处罚。综上，上诉人关于其行为构成自首的上诉理由及二审检察员认为上诉人的行为可以构成自首的出庭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认为，上诉人战斗违背妇女意志欲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其行为构成强奸罪（未遂），应予惩处。原判认定上诉人战斗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但根据上诉人战斗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暴力、胁迫程度等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原判对其处刑过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2019）青0104刑初66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战斗犯强奸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1月15日起至2020年11月14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雷霈审判员李小梅审判员吕勇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书记员林岩

王国鑫走私武器、弹药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粤03刑初261号：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深检刑诉【2017】2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国鑫犯走私武器、弹药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派检察员杨贤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国鑫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11月13日，被告人王国鑫经福田口岸入境，被海关抽查，经检查，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查获疑似枪支5支、疑似枪支配件8件、疑似铅弹700发，未向海关申报。经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5支枪型物平均枪口比动能大于1．8Ｊ／㎝2，构成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弹丸致人损伤枪支的客观依据；疑似铅弹700发为气枪弹；8件零部件不是枪支散件。公诉机关提交了书证、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等证明指控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国鑫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走私枪支、弹药入境，其行为已经构成走私武器、弹药罪。诉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王国鑫认罪，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如下意见：被告人为少许报酬受雇请走私入境，系从犯；被告人自首，认罪悔罪，系初犯，枪支被缴获，建议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13日，被告人王国鑫经福田口岸入境，被海关抽查，经检查，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查获疑似枪支5支、疑似枪支配件8件、疑似铅弹700发，未向海关申报。经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5支枪型物平均枪口比动能大于1．8Ｊ／㎝2，构成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弹丸致人损伤枪支的客观依据；疑似铅弹700发为气枪弹；8件零部件不是枪支散件。2017年1月3日，被告人王国鑫自行前往海关接受调查。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予以证明：1、书证（1）香港身份证复印件、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复印件证明：被告人的身份情况。（2）查获经过、抓获经过证明：皇岗海关旅检二处查验关员于2016年11月19日在福田口岸现场查获王国鑫入境时，未向海关申报，被查获在其携带的双肩背包内有仿真手枪5把，仿真枪子弹2盒，仿真枪配件8件，未申报。由于需要对货物进行鉴定，侦查机关要求王国鑫回住所等待调查结果。2016年12月28日该案受立案，2017年1月3日，王国鑫自行前来接受调查，当日被刑事拘留。（3）查验记录表及照片证明：查验记录情况与查获经过一致。王国鑫在该表和现场查获照片上签名确认属实。（4）扣留决定书、扣留清单、扣留现场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证明：皇岗海关于2016年11月19日依法扣留了涉案的仿真枪5把、仿真枪子弹2盒，枪支配件8件，并于2017年1月3日依法扣押。王国鑫在上述文书签名确认。（5）通关记录证明：被告人王国鑫于2014年1月21日有一次退运记录。2016年有频繁进出境记录。2、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王国鑫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与起诉书指控内容一致。3、鉴定意见：深关缉鉴痕检字【2016】211号证明送检的1-5号检材所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于1.8焦耳／平方厘米，构成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弹丸致人损伤枪支的客观依据，送检的1-5号检材为枪支；送检的6号检材不是枪支散件；送检的7-8号检材具有气枪弹的性能特征，具有构成气枪弹的客观依据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国鑫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受雇于他人走私枪支、弹药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武器、弹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王国鑫为了收取带工费，受雇帮助他人走私，可认定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自行前往办案单位接受调查，如实供述罪行，系自首，可依法减轻处罚。本院对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国鑫犯走私武器、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月3日起至2018年9月2日止；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二、扣押的走私枪支和气枪弹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姜君伟审判员黎峰审判员吴南二〇一八年七月九日书记员曾奕霖（兼）

湖北省咸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鄂2826刑初53号公诉机关咸丰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曾某某，男，1953年8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咸丰县，汉族，小学文化，务农，户籍地咸丰县，住咸丰县。曾因滥伐林木，2015年11月24日被咸丰县森林公安局罚款12900元。此次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2018年12月15日被咸丰县森林公安局刑事拘留，2019年1月7日被咸丰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3月26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现在家。被告人王明华，男，1971年11月22日出生于湖北省咸丰县，土家族，初中文化，建筑工，户籍地咸丰县，住咸丰县。曾因犯盗窃罪，1992年11月25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此次因涉嫌犯滥伐林木罪，2019年1月8日被咸丰县森林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3月26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现在家。咸丰县人民检察院以鄂咸丰检刑诉[2020]3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犯滥伐林木罪，于2020年3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咸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秦小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咸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5月，被告人曾某某与被告人王明华合伙以150元每株的价格购买位于咸丰县伍某家小地名“脑顶界”山林内的30株马尾松，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卢某等人砍伐马尾松27株，并将木材卖至杨某1的木材加工厂。经咸丰县林业局鉴定，上述被采伐马尾松的立木蓄积为17.5061立方米。2018年5月，被告人曾某某以8000元购买位于咸丰县唐崖镇横路村四组张玉健屋背后山林内的40株马尾松，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雇请卢某等人砍伐马尾松13株，并将木材卖至杨某1的木材加工厂。经咸丰县林业局鉴定，上述被采伐马尾松的立木蓄积为13.1435立方米。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到案后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另查明，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非法采伐伍某家马尾松后售卖获款人民币10920元，曾某某非法采伐张玉健家马尾松后售卖获款人民币5300元。案发后，咸丰县森林公安局在曾某某处依法扣押汽油锯1把，暂扣款16220元。2018年12月11日，被告人曾某某经咸丰县森林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到案，2019年1月2日，被告人王明华经咸丰县森林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再查明，经咸丰县人民检察院委托，咸丰县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对曾某某进行审前社会调查，该局同意对曾某某适用缓刑。上述事实，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二被告人身份证复印件、户籍证明，归案情况说明，曾某某农商行银行账户明细查询，咸丰县唐崖镇横路村村民委员会证明，咸丰县林业局唐崖林业管理站证明，森林、林木、林地状况登记表，（1992）咸法刑审字第68号刑事判决书，林业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处罚决定书，湖北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咸丰县社会收费缴款通知书，罪犯缓刑审前调查社会调查表、审前调查评估意见书，证人伍某、张某、卢某、秦某、杨某1、胡某、滕某、杨某2的证言，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的供述，立木蓄积鉴定意见报告书、立木蓄积计算表，提取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方位图、现场示意图及现场照片，辨认笔录，现场辨认笔录及照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违反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较大，其中，曾某某、王明华共同滥伐林木1次，曾某某单独滥伐林木1次，二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曾某某、王明华共同故意犯罪，是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曾某某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明华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案发后，曾某某、王明华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尚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且自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自首成立，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曾某某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曾某某曾因滥伐林木被行政处罚，王明华有犯罪前科，可酌情从重处罚。曾某某经咸丰县社区矫正工作管理局审前社会调查，同意对其适用缓刑，本院依法对其宣告缓刑。公诉机关提出对曾某某在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量刑，可宣告缓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对王明华单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的量刑建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综合上述量刑情节，根据被告人曾某某、王明华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结合“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本院依法对被告人曾某某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对被告人王明华单处罚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曾某某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二、被告人王明华犯滥伐林木罪，单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罚金已缴纳）。三、被告人曾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16220元，予以追缴，由咸丰县森林公安局上缴国库。四、作案工具汽油锯1把，予以没收，由咸丰县森林公安局依法作出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张建兵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日书记员司马圳

战某艳等贪污、职务侵占二审判决书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邵中刑二终字第63号：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审理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犯贪污罪、受贿罪及原审被告人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李某勋犯贪污罪一案，于二○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作出（2013）邵东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周泽州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及辩护人彭海军、段谋、赵宏宇、佘福明、赵巧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一、贪污，具体事实为：1、2010年11月5日，刘某艳、梁某利用职务之便弄虚作假，由张某生以排某村名义向广西分公司领取炮损包干赔偿款人民币42万元，部分发放给实际受损村民后，结余人民币271929元用于和刘某艳、梁某、石某林等人私分；2、2010年下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从指挥部账上套取公款人民币13690元，除去3690元作公用开支外，贪污人民币1万元。二、职务侵占，具体事实为：1、2010年5月，李某在刘某艳的配合下，利用职务之便，以指挥部名义骗取衡邵公司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人民币115803元，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套取其中54800元，用于弥补李某勋承包工程亏损；2、2010年10月，李某在刘某艳的配合下，利用职务之便，以指挥部名义骗取衡邵公司侯某村塌方补偿款273166元，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套取其中22000元，交李某个人占有；3、2010年10月，李某在刘某艳的配合下，利用职务之便，以指挥部名义骗取衡邵公司侯某村、长某村三处临时用地补偿款人民币96640元，刘某艳安排魏某喜（另案处理）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套取其中55000元，李某分得45000元，魏某喜分得10000元。三、受贿，具体事实为：1、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夏某友贿赂人民币5000元；2、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谷某忠贿赂人民币5000元；3、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何某亮贿赂人民币5000元；4、2007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李某光贿赂人民币2000元；5、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李某光贿赂人民币1000元；6、2010年下半年，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李某光贿赂人民币2000元。刘某艳、张某生均系自首且有立功表现，梁某、石某林、李某勋系坦白。石某林退赃20000，李某勋退赃76800元，刘某艳退赃50000元，张某生被追缴赃款188364元。原判采信的证据有：被告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石某林、李某、李某勋的供述和证人姚某新、叶某平等人的证言及鉴定意见、视听资料和相关书证。原判认为，被告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共同贪污公款人民币271929元，刘某艳还单独贪污公款人民币100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刘某艳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伙同刘某艳、李某勋侵占单位集体财物共计人民币131800元，刘某艳参与131800元，李某勋参与76800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刘某艳、张某生均系主犯，梁某、石某林均系从犯。在共同职务侵占犯罪中，李某系主犯，刘某艳、李某勋系从犯。刘某艳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石某林、李某勋符合适用缓刑条件。据此，对被告人刘某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对被告人张某生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二款，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梁某、石某林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李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对被告人李某勋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石某林、李某勋另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以被告人刘某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五万元；以被告人张某生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以被告人梁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以被告人李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三万元；以被告人石某林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以被告人李某勋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上诉人刘某艳对原判认定其受贿的事实供认不讳，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判认定刘某艳伙同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共同贪污公款271929元属认定事实错误，刘某艳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因为42万元炮损款不属广西分公司经营管理的公共财物，应系排某村的集体财产，张某生系排某村主任，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资格，且其私分结余款与刘某艳无关。刘某艳所得2.5万元中，1万元属借款，1万元已作为加班补助给了谢某谊、石某林，个人占有的5000元系正当的劳务报酬，不是共同贪污后分赃；2、刘某艳的行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因为刘某艳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观方面没有分取任何钱物，其配合李某骗取单位公款只为有利指挥部的今后工作开展，仅属滥用职权。刘某艳在二审审理期间又有立功表现，请求二审改判从轻处罚。上诉人张某生对其以排某村名义领取42万元炮损包干赔偿款及其个人冒名领取其中33200元的事实供认不讳，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42万元炮损包干赔偿款是排某村向广西分公司领取的包干赔偿费用，在支付村民实际赔偿款之后，剩余部分应属排某村的集体财产。张某生代表村集体与施工单位协调并经手领取、保管赔偿款不属协助政府从事其他行政管理工作，原判定性错误。张某生将包干赔偿款结余情况报告过排某村支书李某明和会计李某英，其将自己经手保管的部分集体款物用于村集体公益建设，个人冒名领取的33200元也系用于为村集体办事开支，均没有非法占有故意。张某生当庭表示认罪，但其辩护人认为张某生的行为不属犯罪，请求二审改判宣告无罪。上诉人梁某供认自己只收取张某生3万元，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42万元炮损款是由谷某生、武某国实际支付用于排某村赔偿村民损失的，不是其任职单位广西分公司经营管理的公共财物，其行为不构成贪污罪，只构成受贿罪。梁某是以证人身份接办案人员口头通知后到案作证，应属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罪行，应属自首，原判认定为坦白不当，请求二审改判并适用缓刑。上诉人李某在二审当庭认罪，但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22000元与李某无关，不应计入其犯罪金额；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54800元，与李某事前商议是为补偿李某勋承包工程的亏损，李某无个人占有之故意。刘某艳安排魏某喜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55000元，李某只对其实得的3万元负责。原判认定李某的犯罪金额有误，请求二审改判纠正并对李某适用缓刑。上诉人石某林上诉提出，他没有共同贪污的主观故意，也未实施具体行为，向刘某艳领取人民币5000元是加班费，不是分赃，原判认定他犯贪污罪错误，请求二审改判宣告无罪。经审理查明，2009年至2011年，上诉人刘某艳担任湖南省邵东县魏家桥镇人大主席兼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负责镇境内衡邵高速公路所有相关具体事项的处理。上诉人石某林担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上诉人张某生担任排某村主任。上诉人梁某担任广西分公司施工员，在湖南衡邵高速公路项目部从事施工管理工作。上诉人李某担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原审被告人李某勋与李某系叔侄关系。上列人员分别利用各自所任职务之便，单独或共同犯下列各罪：一、贪污、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2007年7月，中建八局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向衡邵公司承包衡邵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3Ｂ合同段Ｋ99＋600-Ｋ102＋900段工程后，转包给挂靠湖南省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谷某生、武某国，中建八局委托广西分公司成立3Ｂ项目部，实施入账管理。自2008年始，因项目施工中爆破致排某村房屋受损，村民要求赔偿而堵工。因工期延误，中建八局接衡邵公司投诉后，责成广西分公司不惜代价，尽快完成。2010年3月17日，时任广西分公司工程部经理周某与时任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及工程实际承包人武某国就抢工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剩余工程量的抢工费用由项目部现金代付，抢工期间所有发生的费用由双方商定认可后执行。2010年2月22日以后因抢进度造成的亏损，全部由中建八局3Ｂ二工区承担。2010年5月，梁某到刘某艳办公室协调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2人初步议定采取总价包干的方式处理，以方便梁某从中处理其个人开支的费用。2010年8月，刘某艳、梁某、石某林、张某生及时任指挥部出纳谢某谊、时任排某村支书李某明、会计李某英对排某村房屋炮损情况实地丈量后，张某生、梁某、石某林及谢某谊在刘某艳办公室汇总，按邵东县指挥部的赔偿标准估算，总额只需20余万元。梁某提出按35万元左右包干由指挥部处理，刘某艳、石某林均不接受，但刘某艳建议由排某村包干。在梁某、石某林及谢某谊一同劝说下，张某生同意包干，但提出要50万元，梁某不肯，双方就价格问题协商不一。刘某艳提出按40万元包干，其他人均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负责按42万元报批。梁某通报谷某生并征得其同意后，于2010年10月1日向3Ｂ项目部署名提交《关于排某村炮损赔偿问题的报告》，建议按42万元人民币包干，由指挥部和排某村包干处理炮损赔偿。时任3Ｂ项目部合约经理李某、总工程师田某力均在报告上签名，时任项目部经理林某强批示同意上报广西分公司，但要求梁某同时提供明细表报批。梁某于是向刘某艳要到排某村炮损数据汇总花名册，并在刘某艳的协助下，按41万余元赔偿总额制作了赔偿明细表。2010年10月9日，广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方某忠批示：同意以大包干形式委托镇指挥部处理，费用的支出、支付应落实到分包人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2010年10月21日，梁某和谷某生代表甲方七工段，张某生代表乙方排某村，双方签订《炮损房屋赔偿大包干协议》，约定由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42万元，作为该项赔偿的全部赔偿款，乙方负责对所需赔偿房屋进行赔偿，在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刘某艳安排石某林在鉴证方栏内签名，并加盖指挥部公章。张某生以排某村名义出具1份42万元的收款收据并加盖排某村公章后，广西分公司财务人员施某应于2010年11月5日经手将42万元炮损赔偿款拨付至张某生提供的建行尾数为“＊＊＊＊”的其个人账户。尔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及谢某谊按事先议定的原则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刘某艳、石某林及谢某谊负责以指挥部的名义做通受损村民工作，梁某负责以项目部的名义与村民签订协议，张某生负责以排某村的名义在领款人出具的领据上签字后，再和梁某经手支付赔偿款给村民。其中，张某生共经手支付15笔合计人民币58636元，还以李某明等名义编造领据冒领4笔合计人民币33200元，从中分给李某明、李某英各4000元，个人占有人民币25200元。梁某向张某生领取10万元用于支付炮损赔偿，实际支付人民币89435元，剩余10565元未退交。2010年阴历年底的一天，张某生在邵东县城“车舞飞扬”饭店附近送给梁某人民币1万元。2011年正月的一天，张某生应梁某要求在利顿唯尔咖啡厅送给梁某人民币2万元。2010年11月的一天，张某生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以辛苦费名义送给刘某艳人民币1.5万元，刘某艳收受后于次日分给石某林、谢某谊各5000元，并告知是张某生所送。2010年12月的一天，张某生在魏家桥镇政府坪里送给刘某艳人民币1万元，因担心被查处，刘某艳于2013年3月退还张某生。除去上述支付，张某生仅向时任村支书李某明和会计李某英口头报告过有十余万元结余，但未将剩余款项到排某村财务入账，且未经集体研究，张某生个人决定从其保管的结余款中为排某村安装自来水垫付人民币3万元、为排某村修建村部支付谭某凯工程款人民币2.5万元。此外，张某生还以个人名义于2010年11月6日借给其亲友张某香人民币1万元、于2013年3月借给魏某坚人民币1.5万元、于2013年3月8日借给魏家桥镇计生办人民币6万元。破案后，张某生被追缴赃款人民币188364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湖南省衡阳至邵阳高速公路项目土建工程施工合同》、《湖南省衡阳至邵阳高速公路项目路基土石方劳务分包合同》及由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的授权委托书，证明中建八局基础设施建设有限公司于2007年7月向衡邵公司承包衡邵高速公路土建工程施工第3Ｂ合同段七工段Ｋ99＋600-Ｋ102＋900工程后，分包给挂靠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的谷某生、武某国。（2）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营业执照、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获取的电脑咨询单及由广西分公司出具的《关于湖南衡邵高速公路项目承建施工管理的情况说明》，证明广西分公司系国有中建八局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受中建八局委托将衡邵项目作为下属项目入账管理。（3）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关于七工段Ｋ99＋600-Ｋ102＋900炮损房屋赔偿问题的报告》，证明3Ｂ项目部于2010年10月1日向广西分公司提交报告，建议按42万元人民币包干，由指挥部和排某村包干处理炮损赔偿。梁某及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合约经理李某、总工程师田某力均在报告上签名，广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方某忠批示：同意以大包干形式委托镇指挥部处理，费用的支出、支付应落实到分包人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4）检察机关向谷某生提取的《会议纪要》及谷某生、周某、施某应的证言，证明衡邵高速公路3Ｂ合同段七工段工程系谷某生、武某国合伙挂靠衡南县源某机械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建八局承包。自2008年开始，因项目施工放炮使排某村等沿线房屋受损，村民要求赔偿而经常堵工，谷某生、梁某与刘某艳、石某林、张某生及李某明等人多次协商。2010年，因工期延误，中建八局接到衡邵公司投诉后，要求广西分公司不惜代价，尽快完成。2010年3月17日，时任广西分公司工程部经理周某、时任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与武某国就抢工问题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剩余工程量的抢工费用由项目部现金代付，抢工期间所有发生的费用由双方商定认可后执行。2010年2月22日以后因抢进度所造成的亏损，全部由中建八局3Ｂ二工区承担。2010年下半年，谷某生认可将排某村炮损赔偿以40万元包干由排某村处理并同意梁某按程序上报广西分公司，赔偿款由广西分公司直接拨付至张某生账上。谷某生将梁某交来的由排某村出具的1份收据及张某生个人账号转交给广西分公司出纳施某应后，施某应经手将42万元炮损款汇至张某生账户。（5）检察机关从梁某处扣押提取的《炮损房屋赔偿大包干协议》，证明2010年10月21日，梁某与谷某生代表甲方七工段，张某生代表乙方排某村，双方签订《炮损房屋赔偿大包干协议》，约定由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42万元，作为该项赔偿的全部赔偿款，乙方负责对所需赔偿房屋进行赔偿，在中途不得以任何理由再向甲方索要任何费用。刘某艳安排石某林在鉴证方栏内签名，并加盖指挥部公章。（6）检察机关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记账凭证，证明广西分公司于2010年11月5日支付人民币42万元，对方账号为建行尾号“＊＊＊＊”的张某生个人账户，排某村出具的收据上加盖了排某村公章，张某生在收款人栏内签名，领款名义为“炮损赔偿款”。（7）检察机关向建设银行查询获取的张某生银行账户流水及相关凭证，证明户名为张某生的尾号“＊＊＊＊”建行账户于2010年11月5日转入人民币42万元。（8）检察机关向张某生提取的由梁某出具的收条和领据共3份，证明梁某先后3次向张某生出具领据和收条，其中，2010年11月7日领人民币10万元，2010年12月20日收人民币120485元，2010年（应为2011年，系笔误）1月12日领人民币4万元。（9）检察机关向张某生提取的笔记本复印件，证明张某生的笔记本上记录有“梁某同志领去120485元，2010、12、30”、“梁某同志领去100000元，2010.11.7”、“梁某同志领去20000＋20000元”、“村自来水用去6万元安装”、“村大队部付26000元”等内容，在所列120485元开支明细中，记录有“良某支去20000元”、“刘付15000元”等内容。（10）湖南笛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笛会鉴字（2013）第6813004号会计鉴定报告书，证明张某生按大包干协议从建行尾号为“＊＊＊＊”的账户取回人民币420250元（含利息250元），共经手实际支付炮损款15笔合计人民币58636，编造领据冒领4笔合计人民币33200元，从中分给李某明、李某英各4000元，个人占有人民币25200元。梁某向张某生领取10万元用于支付炮损赔偿，实际支付人民币89435元，剩余10565元。（11）检察机关从梁某家中提取的领据、赔偿协议及证人黄某华、郑某英、张某选、张某玉、谭某海、谭某生、左某连、谭某光、龙某秀、谭某林、张某高、余某华、张某秀、郑某英、石某华、张某生、张某兴、张某新、刘某妃、雷某中、张某生甲、张某生乙、刘某华、张某兴、吴某云、张某桥、李某新、张某术、张某平、姚某玲、张某生丙、张某军、张某瑞、张某政、张某生丁、张某生戊、张某华、张某华甲、杨某桂、左某香、张某文、刘某英、张某秀、王某英、张某平、张某书、谭某云、石某华、张某生己、张某华乙、张某冲的证言，证明他们因房屋遭受炮损向张某生、梁某领取赔偿款共计人民币148071元，提取的领据上，张某生均签署有“属实”字迹。（12）检察机关从梁某家中提取的由李某明出具的2万元领据及证人李某明的证言，证明他在担任排某村支书兼会计期间，曾经参与过丈量村民炮损数据的工作。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及李某英丈夫张某春一起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完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赔偿问题后回家路上，张某生给过他和张某春各4000元辛苦费。他从未领过2万元炮损赔偿款，检察机关从梁某处提取的2万元领据不是他出具的。张某生领取炮损赔偿款42万元盖了村里的公章，应到村里入账，张某生曾跟他讲过自己手里还多出10余万元炮损款，但这些钱一直未入账。2010年12月的一天，他和张某生、张某春一起到利顿唯尔咖啡厅和梁某见面，张某生当着他们的面给了梁某2万元。张某生于2011年和张某兴牵头为村民装自来水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与村里无关，张某生修建村部支付工程款未经村里研究。（13）证人李某英、张某春的证言，证明李某英在担任排某村会计期间，曾经参与过丈量炮损数据的工作，张某生对李某英和李某明讲过自己手上还结余10多万炮损款，但一直没有入账。2010年12月的一天，张某春和李某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完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赔偿问题后回家路上，张某生给过张某春和李某明各4000元辛苦费。2010年12月的一天，张某春和张某生、李某明一起到利顿唯尔咖啡厅和梁某见面，张某生当着他们的面给了梁某2万元。张某生于2011年和张某兴牵头为村民装自来水是村民自发组织的，与村里无关，支付修建村部工程款未经村里研究。（14）证人张某兴的证言，证明他与张某生于2011年12月牵头为村民接装自来水，张某生垫付了2.5万元。（15）证人谭某凯的证言，证明他通过张某生承包排某村村部修建工程，向张某生领取工程款2.5万元。（16）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张某生、李某明、李某英于2010年9月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汇总数据后，梁某提出由指挥部包干，刘某艳不肯，但提出由排某村包干，梁某也劝张某生包干。张某生认为钱太少，和梁某就价格问题协商不一，刘某艳就提出按40万元包干，张某生和梁某都表示同意。最后商定由梁某上报项目部，看是否能够通过。炮损款到账后，主要由梁某、张某生、石某林等人负责发放。2010年11月的一天，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问题，第二天上班时，刘某艳在办公室交给他5000元，并告诉他是排某村炮损赔偿的辛苦费。（17）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因3Ｂ项目部施工放炮使排某村沿线房屋受损，村民阻工。梁某与他协调后，初步议定按包干方式处理，以方便梁某从中处理个人开支。2010年8月，他和谢某谊、石某林、梁某、张某生、李某明、李某英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汇总数据后，按照县里的赔偿标准估算，大约要赔23万余元。梁某提出由指挥部包干，他不同意但建议由排某村包干，在梁某等人劝说下，张某生同意包干但提出要50万元，梁某认为数目过大，没有同意。因双方协商不一，他提出总共报40万元，其他人都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上报项目部，看是否能够通过审批。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梁某告诉他已向项目部林经理汇报，并向他要到排某村炮损款赔偿的花名册，他协助梁某制作了赔偿明细表。项目部同意42万元包干的方案后，与排某村签订包干协议时，他安排石某林在协议书上签名并加盖了指挥部公章。炮损款到账后，他组织谢某谊、石某林、梁某、张某生开会确定了处理赔偿的基本原则，具体的赔偿工作由谢某谊、石某林、梁某、张某生负责，他只在办公室处理一些受损村民的来访。2010年11月，他在镇政府大坪里看到张某生坐在1辆车子上数钱，就走过去“抢”了1扎1万元。第二天，张某生提出该1万元算是给他的钱，他当时想占有这1万元，但又怕出事，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就跟张某生讲“那要不得，讲还是要讲借的”。2013年3月，他得知检察院在指挥部调账后，便喊张某生到他办公室，将事先准备好的1万元退给了张某生。2010年11月底，张某生约他和石某林、谢某谊、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后，张某生单独向他提出给指挥部每人5000元加班费，他同意后，张某生交给他1.5万元，他第二天在自己办公室分给谢某谊、石某林各5000元，并告诉谢某谊、石某林是张某生所给处理排某村炮损的加班费。（18）原审被告人张某生的供述，证明因衡邵高速施工放炮致排某村房屋受损，村民阻工，施工方答应放炮全部完成后按县里标准赔偿。2010年8月，他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及谢某谊、李某明、李某英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并汇总数据后，刘某艳提出上报42万元，他和梁某表示同意，石某林、谢某谊也默认。刘某艳提出由村里包干，他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负责报批。几天后，他和梁某在刘某艳办公室签订了包干协议，他在协议承包人一栏签字并加盖了排某村公章。刘某艳安排石某林也在协议上签字并加盖了指挥部公章。他又出具了1份42万元的领据，并提供了自己的建行账户。炮损赔偿款到账后，由他和梁某负责发放炮损款，石某林有时也在场。梁某代表施工方与村民签订赔偿协议，他在合同上签字“属实”，然后由梁某发放现金，领据均由梁某保管。检察机关提取的61份领据中，他经手19笔合计人民币91836元，其中4笔共计33200元系他以他人名义冒领，实际只发放58636元。梁某经手发放42笔合计82555元，在领据之外还发放给张某兴和张某兴甲合计6880元。2010年11月的一天，他和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后，他交给刘某艳1.5万元作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工资。当天还给了梁某2万元，梁某按其要求出具了1份120845元的领据，该120845元实际是他和梁某共同发放的炮损赔偿款及部分造假数额，其中包括给刘某艳的1.5万元、给梁某的2万元及以李某明名义冒领的2万元，他从自己冒领的2万元中给了李某明、李某英各4000元。2010年12月的一天，他在镇政府坪里被刘某艳“抢”走1万元，2013年3月，检察院向指挥部调账后，刘某艳还给他1万元。2010年阴历年底，他在邵东县城“车舞飞扬”饭店附近交给梁某2万元，2011年正月，他在邵东县城利顿唯尔咖啡厅交给梁某2万元，梁某一并出具了1份4万元的领据，当时还有李某明、张某春在场。梁某向他领取10万元发放炮损赔偿款，一直没有结算及退回余款。除去上述开支后结余的款项，他报告过支书李某明和会计李某英，但一直未到村里入账。张某兴牵头为村民装自来水，他从中垫付3万元，谭某凯修村部，他从中付工程款2.5万元。他还以个人名义于2010年11月借给张某香1万元、于2013年3月借给魏某坚1.5万元、于2013年3月借给镇计生办6万元，案发前都还没有归还。（19）原审被告人梁某的供述，证明衡邵高速施工期间，因爆破施工致沿线房屋受损，村民阻工。他当时协助七工段老板处理阻工协调的问题，为此经常找刘某艳。2010年5月的一天，他和刘某艳初步议定以总价包干的形式处理，以方便从中搞钱。3Ｂ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听取他汇报及提议将排某村炮损赔偿按总价包干给指挥部处理后，安排他先去摸底。2010年9月，他和刘某艳、张某生、石某林及谢某谊、李某明、李某英对排某村炮损面积实地丈量并将数据汇总后，估算总赔偿金额不到30万元。他提出以35-38万的价格由指挥部包干，指挥部的人都不同意。但刘某艳建议由张某生包干，在他的劝说下，张某生同意按50万元包干，他认为价格太高，没有同意。双方就价格问题协商不一，刘某艳就提出按40万元上报，他和张某生都表示同意。为了给领导审批留下讨价还价的空间，他提出先按42万元上报，等审批结果再定。他署名提交《关于排某村炮损赔偿问题的报告》后，项目部经理林某强、合约经理李某、总工程师田某力均签字同意上报广西分公司审批。他于是按照林某强的指示，向刘某艳要到排某村汇总数据的花名册，凑齐41万余元的赔偿总金额，制作了赔偿明细表。广西分公司党委书记方某忠批示同意后，他拟写了包干协议并签字，张某生签字并加盖公章后，刘某艳也安排石某林在包干协议的“鉴证方”一栏签名并加盖指挥部公章。他又找谷某生在协议上签字后，将协议书和领据及张某生的账号一并交给财务施某应办款。42万元到账后，他负责发钱，其他人负责谈价格。他先后3次向张某生领取共计10万元用于发放炮损赔偿，于2010年11月7日出具过1份10万元的领据给张某生，该10万元中，他经手发放42笔合计82555元，加上张某生经手发放后又凭领据向他领了14140元，实际发放96695元，剩下3305元已用于和刘某艳等人共同消费开支。2010年阴历年底的一天，张某生在邵东县城“车舞飞扬”饭店附近给了他1万元，但要求他出具1份4万元的领条，落款时间为2011年1月12日。2011年正月过完元宵节后，张某生在邵东县城利顿唯尔咖啡厅给了他2万元，但要求他出具1份120485元的收条，时间提前至2010年12月20日，当时还有李某明和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在场。（20）原审被告人石某林的供述，证明衡邵高速公路修建过程中放炮致排某村房屋受损，当地村民阻工，他参与协调处理过多次，但都没有协商好。2010年6、7月，指挥部决定先对排某村调查摸底，再按县里规定处理赔偿。他和刘某艳、梁某、张某生及谢某谊、李某英、李某明到排某村实地丈量并汇总数据后，按照县里的标准，赔偿金额将近要20万元。梁某提出由指挥部包干，他和刘某艳都不同意。刘某艳提议由排某村包干，张某生最初也不同意，但在他和谢某谊、石某林、梁某的劝说下，张某生才同意包干，但提出至少要50万元，梁某认为只能报30余万元，双方协商不一，最后刘某艳就提出“总共上报40万元”，他和张某生、梁某及谢某谊都表示同意，并商定由梁某负责向3Ｂ项目部呈报。过了一段时间，刘某艳打电话安排他在包干协议“鉴证方”一栏签名并加盖了指挥部公章。2010年11月，42万元炮损款到账后，他和梁某、张某生一起发放炮损款。2010年11月底，他和刘某艳、谢某谊、梁某、李某明及李某英的丈夫在邵东县城“好莱屋”饭店处理张某兴兄弟房屋炮损后，他看到张某生交给刘某艳一沓钱。次日上班，他到刘某艳办公室报到时，刘某艳交给他人民币5000元，并告诉他是排某村张某生所给的炮损款。2、2010年下半年，梁某、石某林、张某生在排某村协调处理村民阻工时，梁某代表项目部支付村民青苗补偿费人民币13690元，张某生在村民签字领款的明细表上签字后，交石某林带回转交刘某艳。因衡邵公司也承诺将该款项拨付指挥部，上诉人刘某艳便安排石某林签字证明，自己签字同意支付，向指挥部出纳谢某谊重复报账后得人民币13690元，刘某艳个人占得其中1万元，其余3690元交石某林作指挥部公用开支。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从指挥部2011年3月30日第6号记账凭证中复印提取的《排某村第五组十三组青苗费补偿明细表》，证明向排某村村民发放的青苗补偿款共计13690元已在指挥部财务入账。在明细表中有张某生所签“属实”和石某林所签“情况属实，2010、12、17”及刘某艳所签“同意核发，2010、12、18”字样。（2）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刘某艳于2010年下半年交来1份排某村村民领款花名册向他报账，总金额为13690元，他和刘某艳都在花名册上签字后，他交给刘某艳13690元。（3）证人石某林的证言，证明梁某代表项目部将13690元青苗费发给村民后，张某生在明细表上签字并交他带给刘某艳时，刘某艳对他说衡邵公司已答应出这笔钱，提出从指挥部报出来，他在明细表签字“情况属实，2010、12、17”。2天后，谢某谊拿出13690元交给刘某艳，刘某艳自己拿了1万元，将剩下的3690元交给他作指挥部公用开支。（4）证人张某生的证言，证明梁某代表项目部将13690元青苗费发给村民后，他在明细表上签字并交石某林带给刘某艳。（5）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石某林从排某村带回1份明细表，并告诉他排某村的青苗费已由梁某付了，是13000多元。他将李某已同意出这笔钱的情况告诉石某林，并提出可从指挥部报账。石某林签字证明，他签字同意支付后交谢某谊报账得13000余元，他从中拿了1万元，其余都交给石某林作其他开支。3、2008年8月，刘某艳代表指挥部参与协商，确定由衡邵公司补偿13万元供毛河、排山、魏家村修建各村机埠。事后，上述3村代表李某光、姚某祥、张某生商定由李某光出面送给刘某艳人民币2000元，感谢刘某艳帮忙。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关于处理魏家村、毛荷村、排某村联合机埠问题的会议纪要》，证明衡邵公司、县指挥部、指挥部及毛河、排山、魏家村于2008年8月26日协商后确定，衡邵公司补偿13万元给毛河、排山、魏家村修各村的机埠。刘某艳以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镇4Ａ段工作组长身份与会，李某光、姚某祥、张某生分别以魏家、毛河、排某村代表身份与会。（2）证人李某光、姚某祥、张某生的证言，证明他们向衡邵公司领取补偿13万元后，商定各上交村里4万元，个人分别得2000元，由李某光出面送给刘某艳人民币4000元，以感谢刘某艳在参加协调时帮他们讲话。（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因4Ａ项目部2008年施工中破坏了魏家、毛河、排某村的联合机埠渠道及附属设施，他代表指挥部参与协调，由衡邵公司赔偿3村共13万元。事后，李某光代表魏家、毛河、排某村送给他人民币2000元。4、2010年5月，刘某艳与石某林、谢某谊应谷某忠所托出面与4Ａ项目部协调，谷某忠得以承包抬头村Ｋ105＋300处改路工程。谷某忠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在邵东县城金利华旁边一饭店内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谷某忠复印提取的《三改包干协议书》，证明4Ａ项目部和抬头村于2010年5月25日协议约定，将抬头村Ｋ105＋300处改路工程以人民币15万元承包给抬头村。抬头村（乙方）由谷某忠代表签字，刘某艳作为鉴证方代表签字并加盖指挥部公章。（2）证人谷某忠的证言，证明刘某艳等人于2010年上半年为他帮忙和4Ａ项目部协调，使他得以承包抬头村村道改造工程。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他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他还为此同时送过钱给谢某谊、石某林等人。（3）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谷某忠于2010年为承包抬头村村道改造工程找过他们和刘某艳帮忙，他们与4Ａ项目部协调时，因此建议由谷某忠承包，在施工过程中，他们还几次帮谷某忠处理矛盾。2010年的一天，谷某忠在金利华附近一饭店请他们和刘某艳吃饭时，送给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均有人民币2000元。（4）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他于2010年上半年受谷某忠请托多次与4Ａ项目部协调，谷某忠得以承包抬头村村道改路工程。谷某忠领到第一期工程款后，请指挥部的人员到邵东县城金利华饭店吃饭，吃饭前在他家里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感谢他帮忙。吃饭时，谷某忠又送给他和石某林、谢某谊每人1个红包，他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2000元。5、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与石某林、谢某谊应何某亮所托出面与4Ａ项目部协调，使何某亮得以承包平和村村道改造工程。何某亮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在邵东县城金利华旁边一饭店内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何某亮的证言，证明刘某艳等人于2010年上半年为他帮忙和4Ａ项目部协调，使他得以承包平和村村道改造工程。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他送给刘某艳人民币6000元，以示感谢。他还为此同时送过钱给谢某谊、石某林等人。（2）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何某亮于2010年为承包平和村村道改造工程找过他们和刘某艳帮忙，他们向4Ａ项目部讲了好话，在施工过程中，他们还几次帮何某亮处理矛盾。何某亮为了感谢他们，在邵东县城一饭店送给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均有人民币2000元。（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他于2010年下半年受何某亮请托多次与4Ａ项目部协调，何某亮得以承包平和村村道改路工程。何某亮领到第一期工程款后，请指挥部的人员到邵东县城金利华旁边一饭店吃饭，吃饭前，在包厢外送给他人民币3000元，感谢他帮忙。吃饭时，又送给他和石某林、谢某谊每人1个红包，他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2000元。6、2010年上半年，刘某艳及石某林、谢某谊应李某光所托出面与4Ａ项目部协调，使李某光亲属投资的采沙船因4Ａ项目部施工架设临时大桥受影响而获得赔偿。事后，李某光在衡邵公路旁“田园风光”饭店内送给刘某艳人民币1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李某光的证言，证明因4Ａ项目部在邵水河架设临时大桥，对其外甥廖某的挖沙船作业造成了影响，经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协调，4Ａ项目部赔偿了35000元。事后，他送给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每人1000元，以示感谢。（2）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4Ａ项目部于2010年上半年在邵水河架设临时便桥致使李某光外甥的挖砂船无法正常生产，经他和刘某艳、石某林与4Ａ项目部协调，李某光外甥获得赔偿。为感谢他们，李某光在衡邵公路旁“田园风光”饭店请他们吃饭时，送给他们和刘某艳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1000元。（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4Ａ项目部于2010年因施工需要在邵水河上架设便桥，致使李某光的采砂船无法到下游采沙。李某光找他出面督促4Ａ项目部赔钱。经他和石某林、谢某谊协调，4Ａ项目部答应赔钱。李某光拿到赔偿款后，请他和谢某谊、石某林吃饭时，送给每人1000元。7、2010年7月，刘某艳与石某林、谢某谊应夏某友所托出面与中交二公司六公司衡邵高速4Ａ合同段项目经理部（以下简称4Ａ项目部）协调，夏某友得以承包包留村Ｋ104＋336处改路工程。夏某友领到第一笔工程款后，在邵东县城一饭店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三改包干协议书》，证明4Ａ项目部和包留村于2010年7月16日协议约定，将包留村Ｋ104＋336处改路工程以人民币16万元承包给包留村。包留村（乙方）由夏某友代表签字，指挥部作为鉴证方加盖公章。（2）证人夏某友的证言，证明刘某艳等人于2010年上半年安排他向4Ａ项目部承包包留村村道改造工程。领取第一笔工程款后，他送给刘某艳人民币5000元，以求得刘某艳在其承包的工程实施过程中帮忙协调矛盾。他还为此同时送过钱给谢某谊、石某林等人。（3）证人谢某谊、石某林的证言，证明夏某友于2010年为承包包留村村道改造工程找过他们和刘某艳帮忙，他们向4Ａ项目部负责人讲了好话，在施工过程中，他们还几次帮夏某友处理矛盾。2010年的一天，夏某友在邵东县城一饭店请他们吃饭时，送给每人1个红包，他们收取的红包内各有人民币2000元。（4）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他于2010年上半年受夏某友请托多次与4Ａ项目部协调，夏某友得以承包包留村村道改路工程。夏某友领到第一期工程款后，请指挥部的人员到邵东县城金利华饭店吃饭时，在饭店包厢外单独送给他1个装有人民币3000元的红包，感谢他帮忙。后又当着石某林、谢某谊的面送给他们每人1个红包，他收取的红包内有人民币2000元。8、2010年下半年，刘某艳与谢某谊应李某光所托出面就魏家村、毛河村搅拌站补偿一事与4Ａ项目部协调，使魏家、毛河村得到补偿。事后，李某光送给刘某艳人民币2000元，以示感谢。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证人李某光的证言，证明衡邵高速征用毛河村交界一地块作搅拌站，2010年完工后，4Ａ项目部拆走搅拌站设备时，老百姓要求将土地恢复。经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协调，4Ａ项目部按5000元每亩补偿给老百姓，并同意多出8000元作他们的工作经费，他从中送给刘某艳、石某林、谢某谊各2000元，以示感谢。（2）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李某光于2010年下半年为魏家村、毛河村搅拌站获取补偿一事，在镇政府大院送给他和刘某艳各2000元人民币。（3）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衡邵高速施工过程中，4Ａ项目部在魏家村、毛河村交界处临时占用了村民土地作搅拌站。后将设备拆走时，没有将土地恢复原状。经他和谢某谊出面协调，4Ａ项目部赔偿了村民。李某光领到钱后，在镇政府院子里送给他和谢某谊各2000元人民币。二、职务侵占1、李某因介绍李某勋向指挥部承包工程亏损而欲设法为其弥补，与刘某艳商定通过向衡邵公司虚报征地、青苗补偿款的方式将钱拨付至指挥部，再由李某勋以工程款的名义套取。2010年4月25日，李某代表衡邵公司拟定《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以衡邵高速公路施工需征用合力村、泉井村、侯某村、包留村、平和村、台头村土地共计6.156亩为由，约定由衡邵公司支付人民币115803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并告知刘某艳其中部分系虚报，用于补偿李某勋亏损，刘某艳代表指挥部签名及加盖公章。2010年5月5日，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按协议拨付指挥部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115803元。2010年5月17日，刘某艳在指挥部全体会议上提请研究“李某有笔钱要从指挥部账上过，如何处理”，但与会人员均未发表意见。2010年5月27日，刘某艳通知李某勋到指挥部办公室并告知称，李某已帮忙为其争取补偿到指挥部，要李某勋签订虚假协议套取，李某勋表示同意。刘某艳于是将其事先准备的1份《排某村一组村道工程承包合同》交李某勋签字并由李某勋出具领据，并与石某林在领据上签字后，时任指挥部出纳谢某谊经手支付李某勋“工程款”54800元。李某勋领取后交其子李某强全部用于归还向李某欠款。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衡邵公司复印提取的《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衡邵高速邵东县魏家桥镇段三改、塌方等用地费用明细表》、结算收据、付款申请表、银行结算申请书，证明衡邵公司和指挥部于2010年4月25日签订《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约定，因衡邵高速公路施工需要征用合力村、泉井村、侯某村、包留村、平和村、台头村土地共计6.156亩，衡邵公司补偿115803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协议双方代表分别是李某、刘某艳。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于2010年5月5日拨付指挥部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115803元。（2）李某的一审辩护人向包留村、台头村、平和村复印搜集的、收据、领据，证明包留村、台头村、平和村已实际领取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的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共计人民币56658元。（3）李某的一审辩护人向侯某村、泉井村搜集的证明材料，证明《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约定的所征其村土地均属合力村所有。（4）检察机关询问证人刘世钟获取的证言，证明合力村自2010年起没有被征过地。他于2013年12月10日以合力村名义向李某辩护人证明合力村被征地已领取补偿款的内容不属实。（5）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会议记录，证明在指挥部2010年5月17日会议记录上，有刘某艳提出的“李某有笔款从镇指挥部经过，怎么处理”内容，但没有与会人员对相关内容发言的记录。（6）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承包合同》、领据、现金支票，证明指挥部依据与李某勋签订的《承包合同》及由李某勋出具的领据，于2010年5月27日以现金支票的形式向李某勋支付“工程款”54800元。协议双方代表分别是刘某艳、李某勋，时间为2010年3月16日。在提取的领据中，有石某林所签“情况属实”和刘某艳签字“同意付款”字样。（7）证人姚某新的证言，证明指挥部于2010年5月27日支付李某勋的54800元“工程款”是从衡邵公司于2010年5月5日拨付指挥部的三改、塌方征地补偿款115803元中记账支出的，他当时担任指挥部会计。（8）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指挥部支付李某勋54800元的现金支票是他开的，后来才知道《承包合同》是假的，李某勋没有修过这条路。刘某艳在指挥部于2010年5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确实提出过要研究“李某有笔钱要从指挥部账上过，如何处理”，但因时任指挥长李某国有事提前离会，当时未来得及研究。（9）证人石某林的证言，证明李某勋于2010年5月27日向指挥部领取54800元的领条上“情况属实，石某林”是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所签。刘某艳在指挥部于2010年5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确实提出过要研究“李某有笔钱要从指挥部账上过，如何处理”，但因时任指挥长李某国有事提前离会，当时未来得及研究。（10）证人李某强的证言，证明他与父亲李某勋承包排工程亏损，因指挥部有责任，工程又是李某介绍的，他们便多次找李某帮忙向指挥部或衡邵公司讲好话，争取补偿，李某答应想办法。2010年5月27日，李某勋打电话要他去镇政府取钱，并交给他1张54800元的现金支票，说是李某从上面搞下来的补偿。他将支票兑现后，因做工程曾向李某借款，便将54800元全部归还给了李某。李某勋与刘某艳于2010年5月27日签订的承包合同是假的，他们从未做过排某村一组村道工程。（11）湖南笛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湘笛会鉴字（2013）第6813005号会计鉴定报告书，证明李某勋以排某村村道工程协议文书领取并占有现金54800元。（12）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李某于2010年4月向他提出要向衡邵公司虚报补偿款，再以李某勋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他表示同意后，李某交来1份《衡邵高速公路魏家桥段三改、塌方征地补偿协议书》和费用明细表要他签字，告诉他多造了钱，他当时没有细看就签了字，随后在指挥部会议上提出李某多拨了钱到指挥部，要拿走，要大家研究怎么处理。2010年5月，时任指挥部会计姚某新告诉他款已到账，他就打电话要喊李某勋到办公室，告其李某搞了笔钱来，要李某勋签合同将钱弄出。李某勋同意后，他就将事先准备好的虚假的排某村村道修建工程协议交李某勋签字，并要李某勋出具1张54800的领据，他和石某林在领据上签字确认，李某勋凭领据向谢某谊领取54800元。（13）原审被告人李某的供述，证明他因介绍堂弟李某强承包工程亏损，就想通过虚报征地款的方式帮李某强搞钱，刘某艳也答应帮忙想办法。他虚报征地款拨付到指挥部后，和刘某艳商定以工程款的名义套取。2010年5月27日，李某强打电话告诉他合同已签好，并于当天归还他欠款人民币54800元。（14）原审被告人李某勋的供述，证明他经李某介绍向指挥部承包工程亏损，因指挥部有责任，他曾提过要李某帮忙争取补偿。2010年5月的一天，刘某艳打电话喊他到指挥部，告诉他李某帮忙从上面搞来一笔钱，要他签1份假合同将钱套取，他表示同意。刘某艳就拿出1份总金额为54800元的排某村村道工程承包合同要他签字，还要他写了1张54800元的领据，刘某艳、石某林均在领据上签字后，他向谢某谊领取1张54800元的现金支票，然后将支票交给了李某强。2、2010年下半年，李某欲向长某村征地新建弃土场用于处理衡邵高速公路Ｋ100＋100（侯家）大塌方废土，并要求时任长某村支书魏某喜做好前期准备。李某报经衡邵公司批准后，因方案更改，需处理废土量减少，遂决意利用旧弃土场处理废土，不再新建弃土场，将补偿款套取部分占为己有。后刘某艳要求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工作经费时，李某要刘某艳帮忙为其顺便套取新建弃土场补偿款，刘某艳表示同意。2010年10月30日，李某代表衡邵公司拟定《临时用地协议书》，以衡邵公司占用指挥部所辖长某村、侯某村三处土地共计21.6亩作为衡邵高速Ｋ100＋100大塌方处理废土的弃土场为由，约定由衡邵公司支付人民币96640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并言明除套取用于支付魏某喜前期准备补偿及其个人开支部分外，其余均作指挥部工作经费，刘某艳代表指挥部签名及加盖公章。2010年11月2日，刘某艳通知魏某喜到指挥部办公室，告知其李某已承诺支付1万元补偿其前期准备费用，但要求魏某喜签订总金额为5.5万元的协议，魏某喜同意后，双方签订了1份《临时用地协议书》，魏某喜同时出具1份5.5万的领据交刘某艳保管。2010年11月17日，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按协议拨付指挥部临时用地补偿款人民币96640元。2010年12月18日，刘某艳安排时任指挥部会计姚某新在魏某喜出具的领据上签署“属实”意见，自己签字“同意付款”后，又安排时任指挥部出纳谢某谊开具5.5万元现金支票并从银行兑现，先后付给魏某喜1万元，付给李某3万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检察机关向衡邵公司复印提取的《临时用地协议书》、结算收据、付款申请表、银行结算申请书，证明衡邵公司和指挥部于2010年10月30日签订《临时用地协议书》约定，因衡邵公司占用指挥部所辖长某村、侯某村三处土地共计21.6亩作为衡邵高速Ｋ100＋100大塌方处理废土的弃土场，衡邵公司补偿96640元，由指挥部包干处理，协议双方代表分别是李某、刘某艳。衡邵公司经逐级审批后，于2010年11月17日拨付指挥部临时用地补偿费用96640元。（2）检察机关向指挥部复印提取的《临时用地协议书》、领据、现金支票，证明刘某艳代表指挥部与魏某喜于2010年11月2日签订《临时用地协议书》，魏某喜出具了领据。2010年12月18日，指挥部凭协议书和领据以现金支票的形式支付魏某喜长某村地款5.5万元。在提取的领据中，有姚某新所签“属实”和刘某艳所签“同意付款”字样。（3）证人姚某新的证言，证明指挥部于2010年11月10日支付魏某喜的5.5万元工程款是从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的补偿款96640元中记账支出的。魏某喜出具的领据上“属实”系他所签，他当时就知道这份协议是假的。（4）证人谢某谊的证言，证明刘某艳和李某、魏某喜于2010年12月的一天到他办公室交给他1份领据和协议书，要他按协议付款，他见领据上有刘某艳和姚某新签字，就开出1张5.5元的现金支票，然后到银行取回现金放到办公桌上。刘某艳拿到钱就和李某下楼，他跟着下楼时，看到李某在往自己的背包内放钱，刘某艳手里还拿着1万元，在二楼天桥上交给了魏某喜。（5）证人魏某喜的证言，证明李某于2010年下半年打算在长某村征地作弃土场，要他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他带人做好工作后，李某答复不需征用了，但答应搞些钱给他作前期准备工作的补偿。刘某艳喊他到办公室签订协议时，告诉他给其补偿1万元，他按刘某艳的安排签订了协议并出具1份5.5万元的领据。过了一个多月的一天，刘某艳打电话要他去指挥部后，谢某谊给了他1万元。（6）由长某村出具的证明及证人魏某云的证言，证明指挥部没有因征地建弃土场给过村里或村民补偿。（7）证人张某友的证言，证明衡邵公司和指挥部都没有征用过侯某村土地建弃土场，村里也从未向指挥部领取过弃土场征地补偿款。（8）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的供述，证明李某于2010年下半年在长某村看中一块地用于处理侯家煤山塌方作弃土场，并要魏某喜做好前期工作。2010年9月的一天，他要求衡邵公司拨付指挥部工作经费用于处理3Ｂ段的一些问题时，李某提出不需新建弃土场了，但长某村征地新建弃土场已通过衡邵公司审批同意，要他帮忙将征地款套出，给魏某喜1万元做前期工作经费，其余的要拿走，他表示同意。2010年10月，李某拿来一份总金额为96640元的临时用地协议要他签字，并讲其中有虚报的弃土场征地补偿款，其余是给镇里处理矛盾的经费，他在协议上签字后，打电话通知魏某喜到他办公室，将李某的意思告诉了魏某喜，魏某喜表示同意，他就要魏某喜在他事先准备好的协议书上签字并出具了1份领据，他自己代表指挥部签字并将协议和领据收起来保管。2010年12月的一天，姚某新告诉他款已到账后，他就将自己保管的由魏某喜出具的领据交姚某新签字，然后安排谢某谊准备好5.5万元。李某和魏某喜到来后，谢某谊在指挥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楼梯歇台处给了魏某喜1万元，在指挥部里面一间办公室给了李某4.5万元。（9）原审被告人李某的供述及其亲笔书写的供词，证明他在处理衡邵高速公路侯家煤山跨方过程中，看中了长某村的一块地做侯家跨方的弃土场，就要长某村支书魏某喜做好前期工作，并向衡邵公司作了汇报。后因公司更改了治理方案，只需处理少部分土，他就打算将弃土运到老弃土场处理算了。但在施工过程中，魏某喜不准在旧弃土场堆土，刘某艳告诉他说是魏某喜要求补偿，他表示同意，并提出要将自己的个人开支一并处理，刘某艳表示同意。尔后，他拟制了1份包干协议交刘某艳签字盖章。衡邵公司将补偿款拨付给指挥部后，他于2010年下半年的一天到指挥部办事后准备下楼时，谢某谊给了他3万元。三、上诉人张某生于2013年3月26日被传唤到案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供述检察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罪行。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于2013年11月6日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非法拘禁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上诉人石某林于2013年4月7日被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已被检察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被追缴违纪款2万元；上诉人梁某于2013年4月10日被通知到案后，如实供述已被检察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被追缴违纪款3万元；上诉人刘某艳于2013年4月17日被通知到案接受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其利用职务之便在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中受贿2.5万元的事实已被办案机关掌握。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提供线索，使公安机关得以破获一起盗窃犯罪。被追缴违纪款5万元；原审被告人李某勋于2013年5月20日被通知到案后，如实交代了已被办案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被追缴违纪款76800元。上述事实有下列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证明：1、由湖南省邵阳市双清区公安分局高崇山派出所出具的《关于被告人刘某艳检举揭发同监犯周某强盗窃一案的情况说明》、立案决定书、逮捕证及刘某艳检举笔录、证人杨某丽的证言和犯罪嫌疑人周某强的供述，证明刘某艳于2013年8月26日向公安机关检举同监人犯周某强在高崇山镇新世纪网吧楼上盗窃现金3万余元及玉镯等物，公安机关据此破案。2、由湖南省邵东县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李双喜、尹忠桥出具的《抓获经过》、拘留证、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及张某生提供线索笔录、李某某供述，证明公安机关根据张某生提供的线索，于2013年11月6时9时许在邵东县两市镇永兴路农业银行附近爱得利贵宾楼405房抓获被上网追逃的非法拘禁犯罪嫌疑人李某某。3、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到案情况说明和邵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出具的情况说明、罚没，证明各被告人的到案及退赃、追赃情况。此外，证明上诉人刘某艳、梁某、张某生、李某、石某林、李某勋主体身份的证据有：1、检察机关复印提取的刘某艳任职履历表，证明刘某艳的履历。2、由指挥部出具的证明，证明刘某艳自2009年10月至2011年3月任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负责镇境内衡邵高速公路所有相关具体事项的处理，谢某谊自2009年至2011年3月份任指挥部出纳。3、检察机关复印提取的干部任免审批表、公务员登记表、魏政发（2006）11号文件、魏家桥镇人民政府证明，证明石某林履历。4、湖南省邵东县魏家桥镇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明张某生履历。5、检察机关向中建八局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营业执照、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查询获取的电脑咨询单、向广西分公司复印提取的《劳动合同书》、《员工劳动解除证明书》及由广西分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广西分公司系国有中建八局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及梁某履历。6、李某的一审辩护人向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信息中心查询获取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证明衡邵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私营）。7、检察机关向衡邵公司复印提取的《劳动合同》，证明李某自2006年9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2010年12月31日至案发前任衡邵公司协调部副部长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石某林身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刘某艳以重复报账的手段窃取公共财物人民币1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刘某艳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万元，伙同石某林共同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1.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刘某艳与上诉人李某及原审被告人李某勋内外勾结，利用李某担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的职务之便，共同侵占衡邵公司集体财产共计人民币848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诉人张某生身为排某村主任，利用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占有村集体财产共计人民币33200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某身为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3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刘某艳、石某林共同受贿犯罪中，刘某艳系主犯，石某林系从犯。在刘某艳、李某、李某勋共同职务侵占犯罪中，李某系主犯，刘某艳、李某勋系从犯。在张某生伙同他人共同职务侵占2万元中，张某生系主犯。关于张某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和理由，经查，42万元炮损款是排某村依协议向谷某生、武某国个人取得，实际支付村民赔偿之后的结余部分，应属排某村的集体财产。至于该款入账后如何处理，是作为集体财产由村委会安排使用还是在全体村民中进行分配，则是属于排某村自治管理的范畴，而非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张某生实施犯罪时不具有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原判定性为贪污不当，对张某生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和理由予以采纳。张某生经手支付炮损赔偿款后，向排某村组织其他人员均报告过结余的大致金额，且其保管的结余款中，有部分已实际用于村集体公共开支，说明其主观方面并无侵吞全部结余款的故意，但张某生利用职务之便，以他人名义虚报冒领炮损赔偿款人民币33200元，符合职务侵占罪的特征，辩护人提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不能成立。关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是与张某生共同贪污”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一案中，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在主观方面并无与张某生共同侵吞炮损赔偿全部结余款的故意，张某生也从未有过与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共同侵吞全部结余款的打算。刘某艳、石某林、梁某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排某村以较高的价款签订协议包干处理炮损赔偿，并协助张某生处理炮损赔偿以节省支出，其主观方面是利用职务之便为排某村张某生谋取利益，尔后通过张某生获取财物。在客观方面，当42万元炮损款归入排某村后，均由张某生单独管理支配，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从未掌握支出和结余的具体金额，也从未提出过要按何种方案分赃，其所得利益均需通过张某生换取。因此，张某生和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之间不是共同贪污犯罪关系，而是行贿和受贿的对合关系。本院对刘某艳、石某林、梁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在该节事实中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和理由予以采纳。但刘某艳、石某林、梁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刘某艳、石某林上诉及刘某艳的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犯罪”的意见和理由不能成立。关于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李某勋以领取工程款名义套取22000元与李某无关”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在原判认定的该节事实中，依现有证据，证明李某所任职单位衡邵公司集体财产遭受侵害的证据不足，刘某艳和李某勋签订虚假协议套取指挥部管理的公共财物，没有证据证明李某有与其内外勾结的行为，原判认定李某实际占有刘某艳和李某勋套取的22000元公款，证据不足，本院对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上述意见和理由予以采纳。因刘某艳主观方面没有贪污该22000元公共财物的故意，其行为更符合向李某勋行贿的特征，但因其事前向单位作过汇报，其行为未达到构成单位行贿犯罪的数额标准。李某勋虽系李某的亲友，但因李某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实际占有指挥部公共财物22000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属非法所得，应予追缴。关于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李某勋套取54800元是为弥补李某勋承包工程亏损，李某无非法占有故意”的意见和理由，经查，李某虽未实际占有被侵占的集体财物，但利用自己担任衡邵公司协调部主管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报补偿款的方式骗取单位集体财物，李某将自己侵占的集体财产用于弥补其亲属个人的亏损，是对赃款的一种处置方式，不能据此否定其主观方面的非法占有故意，本院对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上述意见不予采纳。关于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安排魏某喜以领取‘工程款’的名义向指挥部套取55000元，李某只对其实得的3万元负责”的意见和理由，经查，该节事实中衡邵公司按协议拨付指挥部的补偿款人民币96640元虽均系李某虚报，但其中以征地补偿名义拨付给指挥部的工作经费不应计入犯罪数额。李某和刘某艳商定套取用于补偿魏某喜的1万元，因魏某喜已按李某要求实际做好了弃土场前期准备工作，李某毁约后对魏某喜进行补偿，应属衡邵公司的正常支出，也不能计入李某和刘某艳的职务侵占犯罪数额。因李某和刘某艳未商定要套取的具体数额，现有证据亦不能证明李某对刘某艳和魏某喜签订虚假协议向指挥部套取55000元的实际数额明知，在刘某艳证明李某实得金额与李某供述不一，且其他证人证言存疑的情况下，本院采纳李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的上述意见和理由，依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就低认定犯罪数额为3万元。关于刘某艳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主观方面没有非法占有的职务侵占故意，客观方面没有分取任何钱物，其配合李某骗取单位公款只为有利指挥部的今后工作开展，仅属滥用职权”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刘某艳虽未实际占有衡邵公司的集体财产，但与李某事前通谋，在李某利用职务之便侵吞本单位财物过程中，协助李某签订协议虚报补偿款，套取衡邵公司财物，其虽向单位作过汇报，但隐瞒了自己参与和李某签订虚假协议，相互勾结虚报补偿款的事实。根据200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以职务侵占罪共犯论处”，因此，本院对刘某艳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不构成职务侵占罪”的意见和理由不予采纳。刘某艳被通知到案接受调查期间，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其所供贪污和职务侵占犯罪事实时未被办案机关掌握，系自首，但其所供在处理排某村炮损赔偿中受贿2.5万元的事实已被办案机关掌握，所供其余受贿犯罪事实系同种罪行，不属自首，属坦白。原判认定为自首不当，二审予以纠正，但依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二审不以此加重其刑罚。刘某艳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提供线索，使公安机关得以破获一起盗窃犯罪，有立功表现。关于刘某艳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艳在二审审理中有新的立功”的意见和理由，经查，其提供的相关材料中，刘某艳提供举报的线索来源不明，且刘某艳举报的犯罪已被公安机关掌握，不符合立功的法律规定。张某生被传唤到案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主动供述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罪行，系自首。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关押期间，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人，有立功表现。石某林、梁某、李某勋到案后，如实供述已被检察机关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属坦白。关于梁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梁某属自首”的意见和理由，经查，梁某是被传唤到案，并非主动将自己交由司法机关处理，且其供述的罪行已被司法机关掌握，不符合自首的法定条件。刘某艳犯数罪，应数罪并罚。李某勋认罪态度好，经社区矫正评估，符合适用缓刑条件，原判适用缓刑适当。张某生、梁某、李某认罪态度好，二审委托社区矫正机构评估后，符合缓刑条件，可以适用缓刑。石某林犯罪情节轻微，可免予刑事处罚。综上，原判认定部分事实错误，定性不准，导致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但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二）项之规定，对刘某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对张某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对梁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对李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七十三条；对石某林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七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驳回上诉人刘某艳、张某生、梁某、李某、石某林的部分上诉，维持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13）邵东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刘某艳犯受贿罪、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和对贪污罪的定罪部分及第四项对李某犯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部分、第六项对李某勋犯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量刑。二、撤销湖南省邵东县人民法院（2013）邵东刑初字第422号刑事判决第二、三、五项对张某生、梁某、石某林犯贪污罪的定罪量刑和第一项对刘某艳犯贪污罪的量刑部分及第四项对李某犯职务侵占罪的量刑部分。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艳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6月7日起至2017年6月6日止）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某生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五、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梁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六、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七、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石某林犯受贿罪，免予刑事处罚。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唐保良审判员刘朝晖审判员黄彧言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日书记员伍新宇

田官虎危险驾驶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湘3127刑初177号：永顺县人民检察院以湘永检刑检刑诉（2019）15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田官虎犯危险驾驶罪，于2019年9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9年9月1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永顺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卢瑞勇、彭淼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田官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永顺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6月13日下午17时多，被告人田官虎与朋友彭某、田官春、兰某等人一起在永顺县城“金龙酒店”吃饭喝酒。当晚约22时许，田官虎驾驶其车牌号为湘Ｕ×××××的小型普通客车前往吉首市，行驶至永顺县城高速入口处时，被正在值勤的永顺县公安局交通警察拦停，当场进行吹气酒精检测，随后进行抽血并送检。经湘西州龙腾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田官虎的血液乙醇含量为99.4205ｍｇ／100ｍｌ。上述事实，被告人田官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也无异议，且有户籍证明、抓获经过等书证；证人彭某、刘某、兰某的证言；被告人田官虎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一份；讯问光盘一张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田官虎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醉酒驾驶机动车，已构成危险驾驶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永顺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田官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田官虎认罪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无再犯罪危险，适用缓刑对其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故本院决定对被告人田官虎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根据被告人田官虎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以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田官虎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覃大友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代理书记员黄巍巍

敖文军、朱春平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敖文军、曾林升等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等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金婺刑初字第1218号：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以金婺检刑诉（2013）4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敖某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被告人曾某乙、阳某乙、秦良光、胡某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被告人曾某甲、阳某甲犯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被告人朱某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被告人卢某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于2013年8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敖某、曾某甲、被告人曾某乙及辩护人徐建彬、被告人秦良光、胡某、阳某甲、阳某乙、朱某、卢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份以来，被告人敖某通过电话与被告人秦良光、阳某甲、曾某乙、阳某乙、曾某甲、胡某等人联络，在其居住的出租房内为上述人员伪造大量证书、印章，收取20元到40元不等的制作费用。2013年1月22日，在金华全市打假专项统一行动中，公安机关将九名被告人抓获归案。具体犯罪事实如下：（一）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1、2012年10月份左右的一天，为使卢某的金华市金正通讯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获得培训资格，被告人朱某应被告人卢某的要求，通过楼道办证小广告上的电话联系到制作假证人员，买得一本“林康”的助理工程师资质证书（盖有金华市人事局公章，编号：678870）。2013年1月22日，朱某、卢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时，在卢某办公室内查获该证。2013年2月21日，经金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实，未颁发过“林康”相关助理工程师职称证书，该证书为假证。2、2013年1月15日左右的一天，朱某为单位施工工程需要，电话联系曾某甲要求其制作一枚“金东区交通局受理专用章”，曾某甲通过“小伙子”以50元的价格制作了这枚公章后，安排阳某甲在金华市区青少年宫附近将假印章交给朱某，并收取朱某100元制作费。后该章被朱某丢弃。3、2013年1月21日下午，曾某甲接到一女客户的电话要求制作一枚金华市婺城区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公章，制作价格为60元。随后曾某甲安排阳某甲联系敖某刻制一枚“金华市婺城区计划生育办公室”印章。2013年1月22日，被告人敖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时，该印章在敖某处被查获。2013年2月4日，金华市婺城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局确认，其单位无该下属单位及公章，该印章为假章。4、2013年1月22日，敖某根据“飞机八”提供的假证信息，制作好一本“夏仕忠”的《浙江省建设专业管理岗位资格证书》（盖有浙江省建设厅教育专业章），在准备前往鲍杨村铁路道口交货时，被公安机关抓获。2013年4月，经金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该证书上的“浙江省建设厅教育专业章”系假章。5、2013年1月22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敖某时，在其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潘里新村陈锦涛203室的出租房内查获“永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3307220041843”印章一枚，经敖某辨认该章系其应“飞机八”要求而伪造。2013年4月，经金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该枚印章为假章。6、2013年1月22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敖某时，在其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潘里新村陈锦涛203室的出租房内查获“万年县道路运输管理证件专用章”印章一枚，经敖某辨认该章系其应他人要求而伪造。2013年4月，经金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该枚印章为假章。（二）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1、2013年1月22日，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敖某时，在其位于金华市婺城区城西街道潘里新村陈锦涛203室的出租房内查获福建省出生医学证明专用章（长乐市妇幼保健医院）印章一枚，经敖某辨认该章系其应他人要求而伪造。2013年4月，经金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该枚印章为假章。2、2012年10月份左右的一天，为使卢某的金华市金正通讯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获得培训资格，被告人朱某通过楼道的办证小广告上的电话联系到制作假证人员，以每本100元的价格总共买得毕业证20余本，后以每本150元的价格卖给卢某，从中获利一千余元。2013年1月22日，朱某、卢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时，在卢某办公室内查获18本毕业证。经金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其中14本高等学校毕业证、1本中等学校毕业证上的印章为假章。（三）伪造居民身份证罪1、2013年1月初的一天，徐某（已被行政处罚）在金华市婺城区人民西路501号星瑞商务酒店门口发现被告人阳某乙、曾某乙张贴的“办证”广告，即按广告号码联系了阳某乙，并与阳某乙谈好以80元的价格制作姓名为“洪玉”的假居民身份证一张。徐某向前来交易的曾某乙提供了“洪玉”的居民身份证号码及户籍地址并支付了80元制作费。曾某乙通过电话联系后，将制假信息提供给敖某，支付给敖某30元的制作费用。次日，曾某乙在星瑞商务酒店门口将制成的“洪玉”假居民身份证交给徐某。后徐某将“洪玉”的假身份证丢弃。2、2013年1月18日左右的一天上午，秦良光接到两名顾客的电话要求制作一共三张假身份证，双方接头后秦良光收取对方三张身份证的制作费用200元。当天9时许，被告人秦良光与被告人敖某电话联系后，秦良光在鲍杨村铁路道口将制作以上三张假身份证的资料交给敖某，敖某即回到住处将三张假身份证制作好，当天下午，敖某在鲍杨村铁路道口将制作好的三张假身份证交给秦良光，并收取60元钱制作费用。随后，秦良光在洪源菜市场门口将三张假身份证交给一同来取证的两名顾客。3、2013年1月16日左右，被告人胡某在乾西工贸区加油站附近收取一名顾客制作一张身份证的制作费用90元。随后经与敖某联系，向敖某提供的假证信息，敖某制作好一张身份证交给胡某，由胡某交给来取证的顾客。4、2013年1月22日，敖某根据“胖子姐”（身份不详）提供的假证信息，制作好一张“喻香花”的假居民身份证，在准备前往鲍杨村铁路道口交货时，被公安机关抓获。2013年2月4日经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鉴定，该“喻香花”的居民身份证系假证。综上，被告人敖某参与作案9起，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1本、印章4枚、伪造事业单位印章1枚、伪造居民身份证6张；被告人秦良光参与作案1起，伪造居民身份证3张；被告人曾某甲、阳某甲参与作案2起，买卖国家机关印章2枚；被告人曾某乙、阳某乙参与作案1起，伪造居民身份证1张；被告人胡某参与作案1起，伪造居民身份证1张；被告人朱某参与作案3起，买卖国家机关印章1枚、证件1本，伪造事业单位印章14枚；被告人卢某参与作案1起，买卖国家机关证件1本。2013年1月22日，公安机关在金华市城西街道潘里新村陈锦涛家楼下抓获被告人敖某，在金华市汽车西站南门附近抓获被告人秦良光，在金华市婺城区五星社区华塘新园西17号1单元2楼抓获被告人曾某乙、阳某乙，在金华市新华街与解放东路交叉口中华广场门口抓获被告人胡某，在金华市婺城区环城西路铁路货运站附近抓获被告人曾某甲，在金华宾馆出租房抓获被告人朱某，在金华市金正通讯有限责任公司抓获卢某。2013年1月23日，公安机关在金华市婺城区山清旅馆抓获被告人阳某甲。上述事实，被告人敖某、曾某甲、曾某乙、秦良光、胡某、阳某甲、阳某乙、朱某、卢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夏仕忠”的《浙江省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一本，“夏仕忠”的《浙江省建设专业管理岗位资料证书》一本，“喻香花”的二代居民身份证一张，毕业证十八本，助理工程师资格证一本，金华市婺城区计划生育办公室的章一枚，福建省出生医学证明（长乐市妇幼保健院）红色章一枚，万年县道路运输管理证件专用章一枚，永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章一枚，浙江省建设厅教育专用章一枚等假证、假章，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及照片，证人穆某、徐某、王某、周某的证言，证据保全决定书及清单，证明，被告人敖某、曾某甲、曾某乙、秦良光、胡某、阳某甲、阳某乙、朱某、卢某的供述和辩解，文件检验鉴定书，居民身份证鉴别书，辨认笔录及照片，搜查笔录及照片，检查笔录及照片，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及照片，提取电子证据清单，封存电子证据清单，光盘，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房屋租赁合同，情况说明，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抓获经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辩护人徐建彬的辩护意见：辩护人对检察机关对被告人曾某乙的罪名定性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有如下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和酌定从轻处罚等情节：一、从被告曾某乙在本案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亦不大，应当认定为从犯；二、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综上所述请求法庭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本院认为，被告人敖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伪造事业单位印章，伪造居民身份证，其行为已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被告人曾某乙、阳某乙、秦良光、胡某伪造居民身份证，其行为已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被告人曾某甲、阳某甲买卖国家机关印章，其行为已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被告人朱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明知是伪造高等院校印章制作的学历而贩卖，其行为已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被告人卢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其行为已构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本案部分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敖某、朱某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适用法律正确，予以支持。针对被告人曾某乙辩护人提出曾某乙系从犯的意见，本院认为，曾某乙与敖某之间仅分工不同，行为上各自独立，不能区分主从犯，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秦良光系累犯，应依法从重处罚；各被告人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采纳辩护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敖某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1月23日起至2015年7月22日止）。二、被告人朱某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犯伪造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秦良光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9月17日起至2014年10月19日止）。四、被告人曾某甲犯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五、被告人阳某甲犯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六、被告人卢某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七、被告人曾某乙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八、被告人阳某乙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九、被告人胡某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十、制假工具及假证、假章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雷少华人民陪审员郭金棠人民陪审员姜景明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书记员胡超

봾芳芳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郑刑一初字第35号：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郑检刑诉（2013）0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贾芳芳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于2013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理过程中，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9月3日以（2013）031号追加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许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留建、杨兴民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贾芳芳、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辩护人王星东、陆咏歌、赵璐璐、朱秀峰、温娜、宋锋、刘伯然、许爱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4月份，被告人贾芳芳、郭文雅、谢丽丽、许某某商量成立担保公司事宜，后贾芳芳安排他人于2010年6月24日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水分局注册成立郑州汇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某某，注册资本10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实际股东为贾芳芳、许某某、郭文雅、谢丽丽。汇盈公司自2010年6月以来，在未经省、市、区工信部门备案批准，且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合法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贾芳芳安排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以口口相传等方式作虚假宣传，以月息1.8%-4.5%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拉拢集资客户与郑州市润泽服装有限公司、郑州市众成服饰有限公司（该两个公司均为贾芳芳实际控制且为空壳公司）、郑州义正轮胎有限公司、郑州联捷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爱家建设有限公司（该三个公司均没有与汇盈公司发生实际借款关系，汇盈公司只是借其公章使用）签订借款合同，汇盈公司作为担保方，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汇盈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97812452元人民币，涉及人员126人，未向客户兑付资金为140235729元人民币。其中，贾芳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97812452元人民币，涉及客户126人，未向客户兑付金额140235729元人民币。贾芳芳利用吸收的资金投资企业、炒外汇、购买房产、别墅、汽车等肆意挥霍。被告人郭文雅原系郑州市中信银行黄河路支行行长助理，其在明知汇盈投资咨询公司没有吸收公众存款的合法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在黄河路支行内为汇盈公司提供办公场所和转账用的ＰＯＳ机、培训工作人员、打印合同、担任担保人、虚构委托理财等方式主动为贾芳芳介绍集资客户和用款客户。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4000000元人民币，涉及客户2人，未向客户兑付金额10908963元人民币。被告人谢丽丽通过口口相传等宣传方式，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个人名义作为借款方，以汇盈公司作为担保方，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存款，签订借款合同。谢丽丽又以个人名义借款给贾芳芳，并签订借款合同，赚取息差。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4074000元人民币，涉及客户27人，未向客户兑付28559950元人民币。被告人石某某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6984633元人民币，涉及客户22人，未向客户兑付10348539元人民币。被告人闫某某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914750元人民币，涉及客户19人，未向客户兑付2653690元人民币。被告人许某某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42937500元人民币，涉及客户2人，未向客户兑付42937500元人民币。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车辆2台，查封房产8套，冻结资金6282124.92元人民币。针对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被告人贾芳芳、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的供述，证人张某某、冯某等人的证言，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借款协议，保函，转账凭证，身份证明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贾芳芳的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贾芳芳辩解称，其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其行为应定性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辩护人辩护称，公诉机关对被告人贾芳芳犯集资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且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特征，应以单位犯罪论处；贾芳芳不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鉴定意见书系非法证据，应不予采信。被告人郭文雅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称，其名下车牌号为豫Ａ22ｘｘｘ的大众途欢车是自己出资购买的。其辩护人另辩护称，本案应为单位犯罪；郭文雅有自首情节。建议对被告人郭文雅判处缓刑。被告人谢丽丽辩解称，其有自首情节。其辩护人辩护称，谢丽丽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有自首情节；有初犯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被告人石某某辩解称，其有自首情节。其辩护人辩护称，本案应为单位犯罪；对犯罪数额有异议；石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有部分集资客户对石某某的行为予以谅解、系初犯等酌定从轻情节。被告人闫某某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称，对指控的犯罪数额有异议，有自首情节。其辩护人另辩护称，闫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有初犯等酌定从轻情节。建议对被告人闫某某判处缓刑。被告人许某某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称，许某某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其辩护人另辩护称，本案应为单位犯罪。经审理查明，2010年4月份，被告人贾芳芳分别与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许某某商量成立担保公司事宜，后贾芳芳安排他人于2010年6月24日在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水分局注册设立郑州汇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盈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许某某，注册资本10万元，经营范围为投资咨询，实际股东为贾芳芳、郭文雅、谢丽丽。2010年6月以来，汇盈公司在未经省、市、区工信部门备案批准，且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合法主体资格的情况下，实际控制人贾芳芳安排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以口口相传等方式作虚假宣传，以月息1.8%-4.5%不等的高额利息为诱饵，拉拢集资客户与郑州市润泽服装有限公司、郑州市众成服饰有限公司（该两个公司均为贾芳芳实际控制且为空壳公司）、郑州义正轮胎有限公司、郑州联捷商贸有限公司、河南爱家建设有限公司（该三个公司均没有与汇盈公司发生实际借款关系，汇盈公司只是借其公章使用）签订借款合同，汇盈公司作为担保方，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上述被告人以汇盈公司为平台共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197812452元，涉及集资客户126人，至案发，未向客户兑付资金140235729元。其中，被告人贾芳芳组织参与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197812452元，涉及集资客户126人，未向客户兑付资金140235729元，并将吸收的资金用于投资企业、炒外汇、购买房产、别墅、汽车等，其中部分资金被其肆意挥霍。被告人郭文雅任郑州市中信银行黄河路支行行长助理期间，明知贾芳芳实际控制的汇盈公司没有对外吸收公众资金合法主体资格，仍擅自在黄河路支行内为汇盈公司提供ＰＯＳ机、打印合同，并担任担保人、保管公章、虚构委托理财，主动为贾芳芳介绍集资客户和用款客户。其本人直接参与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14000000元，涉及集资客户2人，未向客户兑付资金10908963元。被告人谢丽丽通过口口相传等宣传方式，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个人名义作为借款方，以汇盈公司作为担保方，签订借款合同，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又以个人名义借款给贾芳芳，赚取息差。其本人直接参与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34074000元，涉及集资客户27人，未向客户兑付资金28559950元。被告人石某某直接参与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16984633元，涉及集资客户22人，未向客户兑付资金10348539元。被告人闫某某直接参与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2914750元，涉及集资客户19人，未向客户兑付资金2653690元。被告人许某某直接参与吸收公众资金人民币42937500元，涉及集资客户2人，未向客户兑付资金38853100元。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车辆2台，查封房产8套，冻结资金人民币6282124.92元。另查明，2012年1月11日，郑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通知被告人许某某、郭文雅、石某某、闫某某到案接受询问，后分别对该四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2年3月3日，贾芳芳到案接受询问，后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2年6月25日，通知被告人谢丽丽到案接受询问，后对其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上述事实，有法庭查证属实的下列证据证明：（一）关于汇盈公司设立及不具备相应经营资质的证据1、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首次股东会决议，房屋租赁协议，汇盈公司章程，验资报告，银行询证函等书证，证明了汇盈公司的设立登记情况。2、证人于某甲（被告人许某某的姐姐，汇盈公司注册手续的代办人）证明，大概2010年7月份，贾芳芳找其帮忙注册一个公司，并说让许某某作公司的法人，其作公司的股东。之后，贾芳芳给了其一张许某某的身份证，其就开始办理公司注册的事情，开设了验资账户后，其通知贾芳芳往上面打了10万元，等所有的手续办完后，其又电话告知了她，她让其把公司注册手续交给了她的员工并给其2500元。3、被告人许某某供述，2010年6月份，其和贾芳芳、王某甲（被告人许某某的姐夫）三个人商量成立汇盈公司，贾芳芳说想让其做法人代表。2010年7月份左右，贾芳芳把其身份证要走去办理注册汇盈公司的相关事宜。贾芳芳给其4000多元的注册费用，其又按贾芳芳的要求把钱给了张某（汇盈公司员工）。贾芳芳在7月份的时候告知其汇盈公司注册过了，工商执照已经办好了，但是其没有见到过汇盈的营业执照，其认为汇盈的经营范围就是投资咨询。4、被告人贾芳芳供述，2010年4、5月份，其跟谢丽丽、郭文雅还有许某某分别都提到过注册成立一个担保公司的事情。但是因为担保公司不好注册，所以，其与谢丽丽、郭文雅三个人就商量先成立一个投资咨询公司，然后再买个担保公司。之后，许某某说于某甲就是做工商代理的，他自己去操作注册一个投资咨询公司，后来许某某拿过来了汇盈公司的营业执照。汇盈公司注册的日期是2010年6月24日，经营范围是投资咨询，法人为许某某，注册资本是10万元。注册汇盈公司所需的手续费大约是5000元，钱是汇盈公司的会计刘某给许某某的。（二）关于被告人贾芳芳、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以汇盈公司名义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及被告人贾芳芳肆意挥霍、使用集资款，最终致使数额特别巨大的集资款无法返还的证据1、证人张某某等人的证言与借款／担保合同、担保函、借据、保证函、转账存根及被告人贾芳芳、谢丽丽等个人银行卡进账记录等书证，证明汇盈公司的工作人员对外以宣传页及口口相传的方式进行理财宣传，以月息1.8%至4.5%不等的高息引诱理财客户参与投资理财。2、证人冯某（汇盈公司员工）证明，汇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贾芳芳。借款方和担保方的章都由郭文雅保管，谢丽丽是汇盈的股东。其负责制作合同并吸收客户资金，其按照贾芳芳的指示给客户介绍理财的相关情况，工资就是贾芳芳定的利息与其和客户约定的利息中间产生的息差。其给客户约定的月息有二分八、三分、三分五三个档次。证人郭某某、孙某、张某、吴某某、刘某（均为汇盈公司的员工）等证人的证言也与该证言能相互印证，证明汇盈公司的人员分工情况。证人王某、刘某甲还证明闫某某、石某某是汇盈公司的客户经理。被告人郭文雅的供述，证人孙某、王某、刘某甲（均为汇盈公司的员工）的证言与上述证言能相互印证，证明汇盈公司的公章及借款方郑州润泽服装有限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章由郭文雅保管。3、被告人许某某供述，2010年8月份其和贾芳芳、幺某某三个人商量去深圳开贸易公司的事情，贾芳芳说她投资，其管理，赚取的利润其和贾芳芳平分。通过幺某某的介绍，其就带着资金到深圳找慕某商量合作事宜。之后，其用10万元买了深圳风火轮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火轮公司），法人代表是慕某，股东是其和党某某，股份分配是慕某占30%，党某某占30%，其占40%，三人均没有出资。从2010年10月1日至2011年5月份贾芳芳共计给风火轮公司注资900万元。风火轮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从手机、笔记本电脑的经销商那里拿货后再加钱卖给其他经销商，从中赚取差价。深圳万润鑫科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润公司）是贾芳芳让其于2011年6月份注册成立的，万润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党某某。股份分配是党某某30%，王某甲占40%，慕某占30%，注册资金是200万元，是慕某找人注册的，没有实际投入注册资金。万润公司的主要业务是电子加工。这两个公司目前都处于亏损状态。此证言与证人党某某、王某甲、慕某的证言，与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豫正会鉴字（2012）第004号报告风火轮公司审计调查情况的补充说明及万润公司审计调查情况的补充说明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房租租赁凭证，风火轮公司章程，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等书证相互印证。4、证人刘某乙证明，2011年6月13至14日，贾芳芳通过自己的账户转至其账户共计4000万元，用于宜都鑫东科技有限公司工商注册验资。其中刘甲某出资1937万占48%股份，王某乙出资1867万占47%股份，其出资80万占3%股份，这些出资均从刘甲某出资的4000万中分配到各股东的账户。后来，因贾芳芳和刘甲某的资金出现问题致使工程无法继续进行，施工方邓某某追要垫资的工程款，因无钱支付，就把所持股份转让给了施工方邓某某用以抵偿工程款。经查该笔转让款已经转入贾芳芳的账户。该证言与被告人贾芳芳的供述，证人刘甲某、马某某、王某丙、邓某某的证言，与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对豫正会鉴字（2012）第004号报告宜都鑫东科技有限公司审计调查情况的补充说明、收据、记账凭证、电汇凭证、现金交款单、工程费确认单、土方工程施工协议书等相关书证均能相互印证。5、被告人贾芳芳供述，汇盈公司于2011年6、7月份开始吸收客户资金。小客户由其给业务员开会介绍借款的方案及利息，其给业务员的月息从一分八到四分五不等，业务员再给客户约定利息，业务员从中吃利差。大客户是由郭文雅介绍借款方案及利息。宣传单由业务员给客户，让客户有兴趣把钱投到汇盈公司。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是其从海信担保公司带过来的空白合同换成汇盈公司的名字，其把空白合同的模板交给刘斐斐和闫某某保管，如有客户要签订合同，就让刘斐斐或者冯某盖上汇盈公司的章后交给业务员。用款方润泽服饰公司（法人幺某某）、众成服饰公司（法人贾芳芳）这两个公司是空壳公司，印章在郭文雅那里存放，用款方爱家建设房地产有限公司、义正轮胎、联捷贸易有限公司的公章都是其让闫某某、冯某或者其他业务员拿着空白合同到上述三家公司去盖。2011年3月份，其和刘甲某（被告人贾芳芳的丈夫）、谢丽丽分别跟申某（朋友王某丁介绍说申是重大期货的入市交易员）签订了理财协议，内容是保底盈利6%，共投资3000万元，之后分了两个月的利润，共计150多万元。2011年10月20日，其授权申某把这些钱提出来，31日申某就携款逃跑了。其和刘甲某在湖北宜昌投资设立了湖北宜都鑫东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投资设立了风火轮公司和万润公司，在湖北宜昌市沿江大道购买了一套别墅和24套写字楼，共付了1100万元；在郑州市郑汴路与玉凤路升龙凤凰城以裴鑫和谢丽丽的名义购买了一层写字楼，首付1300万元，面积约2054平方左右。其一共购买了四辆车，第一辆是2011年春节分期付款买的奔驰730，首付了30多万元；第二辆是2009年的时候以25.8万元购买的铃木越野车；第三辆车是2011年4、5月份以35万元购买的红色大众车，车牌号是豫Ａ87ｘｘｘ；第四辆车是2009年初以37.5万元购买的白色奔驰Ｃ200，登记在许某某名下但实际是其购买的，车牌是豫Ａ73ｘｘｘ。被告人贾芳芳的供述与证人刘甲某、冯某等人的证言、鉴定意见书、上述公司的工商登记档案等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证人刘甲某，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的供述与该供述均能相互印证，证明了贾芳芳将非法吸收的资金用于投资公司，购买房产、汽车等。6、被告人郭文雅供述，贾芳芳是汇盈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公司的员工都称谢丽丽为谢总。贾芳芳通过其借别人的钱，其他人也通过其借贾芳芳的钱。润泽公司的公章由其保管，张某某是其出面借的款，约定月息是7.5，期限是10天。7、被告人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均供述了参与吸收公众资金的事实。8、河南正源会计师事务所豫正会鉴字（2012）第004号鉴定意见，关于豫正会鉴字（2012）第004号报告资金去向情况的补充说明，关于豫正会鉴字（2012）第004号报告吸收客户资金、兑付本金、资金去向、追缴资金情况的补充说明，证明汇盈公司2010年6月至2011年11月共计吸收公众资金金额为197812452元；截止2011年11月尚未归还客户总额为140235729元。其中，贾芳芳吸收公众资金197812452元，郭文雅吸收公众资金14000000元，谢丽丽吸收公众资金34074000元，石某某吸收公众资金16984633元，闫某某吸收公众资金2914750元，许某某吸收公众资金42937500元。吸收的资金支付客户本金及利息54805600元，投资款18030000元，购车支付1245000元，购房支付19670000元，向外借款35770000元，炒汇30000000元，公司费用1160000元，共计160681300元。（三）关于追赃、退赃的证据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情况说明，协助扣押通知函及回函，涉案物品价格鉴定结论书，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车辆2台，查封房产8套，冻结资金人民币6282124.92元。（四）关于被告人归案情况的证据到案经过，证明2012年1月11日，郑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通知被告人许某某、郭文雅、石某某、闫某某到案接受询问，后分别对他们采取监视居住措施。2012年3月3日，贾芳芳到案接受询问，后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2012年6月25日，通知被告人谢丽丽到案接受询问，后对其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本院认为，被告人贾芳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且系数额特别巨大。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系数额巨大，依法均应惩处。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贾芳芳犯集资诈骗罪，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在集资诈骗犯罪中，被告人贾芳芳，应按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郭文雅负责保管汇盈公司、担保方及借款方的公章，介绍大客户等，行为积极主动，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谢丽丽在汇盈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不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还亲自吸收客户的集资款并支配、使用部分集资款，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许某某系汇盈公司法人，负责汇盈公司在深圳投资的两个公司的管理与经营，还亲自吸收客户集资款，系主犯，但相对于郭文雅、谢丽丽作用较轻。被告人石某某、闫某某在汇盈公司仅为一般职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关于被告人贾芳芳无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集资诈骗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1、被告人贾芳芳采用虚报注册资本手段成立汇盈公司，该公司既无经营投资担保行业资质，又无投资担保的经济实力。2、被告人贾芳芳等向社会公众非法募集的资金，并未如约向外出借，而由贾芳芳控制，并肆意挥霍、转移，虽有1803余万元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但与筹集资金规模1.9亿余元明显不成比例，且投资随意导致亏空。3、不顾资金安全，挥霍性使用：随意借款给他人，导致3577万元借款不能归还；随意运作炒汇，导致2000万元被骗。被告人贾芳芳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其行为符合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集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集资诈骗罪对其定罪处罚。该辩解、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各辩护人关于本案属于单位犯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贾芳芳为实施非法集资活动而设立汇盈公司，公司设立后又以实施非法集资为主要活动，依法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该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贾芳芳的辩护人辩护称贾芳芳不是汇盈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供述，证人冯某、郭某某、孙某等人证言，均证明贾芳芳不仅参与汇盈公司的决策，而且能够实际控制公司，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该辩护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各被告人对犯罪数额提出异议及贾芳芳的辩护人认为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系非法证据的辩护理由，经查，公诉机关提供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系具有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依照法定程序作出，鉴定意见确定的犯罪数额能与被告人供述及相关书证相互印证，鉴定意见客观、真实、合法，应予采信。故辩护人提出的相关异议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郭文雅及其辩护人辩解、辩护称，郭文雅名下车牌号为豫Ａ22ｘｘｘ的大众途欢车是其自己出资购买的意见，经查，该车系被告人贾芳芳用汇盈公司的客户资金购买。故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系自首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郭文雅于2011年11月10日到侦查机关接受询问只是为了说明其借张某某一千万元，贾芳芳做担保人用于汇盈公司资金周转的情况，并未供述其与汇盈公司的关系，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构成自首；被告人谢丽丽于2011年11月6日到郑州市经侦支队以被害人的身份报案，且在庭审中不供述其参与非法集资的事实，依法不应当认定为自首；根据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石某某、闫某某系被传唤到案，依法不应当认定为自首。故各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谢丽丽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谢丽丽在汇盈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一职，不仅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还亲自吸收客户资金，并支配、使用部分集资款，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行为积极主动，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该项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石某某、闫某某系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石某某、闫某某在汇盈公司仅为一般职员，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故该项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许某某辩解及其辩护人辩护称，许某某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且系无罪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许某某系汇盈公司的法人代表，其不仅参与成立汇盈公司的预谋，而且还亲自吸收客户资金并实际经营利用吸纳的客户资金在深圳成立风火轮公司和万润公司，其行为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故该项辩护意见不成立，不予采纳。被告人贾芳芳所犯集资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应当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刑幅度以内判处刑罚。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石某某、闫某某、许某某所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数额巨大，应当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的法定刑幅度以内判处刑罚。具体量刑时，考虑如下情节：在集资诈骗犯罪中，被告人贾芳芳，应按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郭文雅、谢丽丽、许某某系主犯，应当按照各自参与的犯罪处罚。被告人许某某作用相对于郭文雅、谢丽丽较轻，可从轻处罚。被告人石某某、闫某某系从犯，按其参与集资数额的不同，依法给予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贾芳芳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缴纳。）二、被告人郭文雅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7月17日起至2017年4月13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缴纳。）三、被告人谢丽丽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7月3日起至2016年12月29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缴纳。）四、被告人石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7月3日起至2014年10月7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缴纳。）五、被告人闫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2年7月3日起至2014年7月7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缴纳。）六、被告人许某某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限二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9月19日起至2016年6月23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一次缴纳。）七、赃款赃物依法予以追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竹庆平审判员常沛审判员董正方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书记员彭振玲书记员冻净

邓伟宝邓某、张国森盗窃、抢夺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粤0606刑初3803号：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佛顺检公诉局刑诉（2016）390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邓伟宝邓某犯盗窃罪、张国森犯盗窃罪及抢夺罪，于2016年10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莫志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邓伟宝邓某、张国森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6年6月3日6时许，被告人邓伟宝邓某驾驶一辆银灰色的五菱面包车，搭载被告人张国森，去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盗窃狗只。二人去到西樵镇河岗河溪村周家祠附近的基围时，发现被害人李某的一只黄色家狗在路边，于是邓伟宝邓某驾车靠近该狗只后停车，由张国森打开车门后在车上用一个活动的铁线圈套住狗的脖子，并将狗拉上车装进车上的铁笼，随后逃离现场。2016年6月13日6时20分许，被告人邓伟宝邓某驾驶一辆银灰色的五菱面包车搭载被告人张国森去到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盗窃狗只。二人去到龙江镇陈涌居委会建业路2某号龙品轩某某家具厂门口路段时，发现被害人张某的一只黄色家狗在该厂门口的路边，于是邓伟宝邓某把车停在路边，由张国森下车，用一个活动的铁线圈套住狗的脖子，并将狗拉上车装进车上的铁笼，随后逃离现场。经鉴定，被盗狗只价值人民币550元。2016年6月13日8时许，被告人邓伟宝驾驶一辆银灰色的五菱面包车搭载被告人张国森去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百东南边村桥西路北被告人邓某驾驶一辆银灰色的五菱面包车搭载被告人张国森去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百东南边村某某路北2号出租屋附近，发现被害人覃某的一只黄色家狗在路边，于是邓伟宝邓某驾车靠近该狗只后停车，由张国森打开车门后在车上用一个活动的铁线圈套住狗的脖子，并将狗拉上车装进车上的铁笼，随后逃离现场。上述被盗狗只均被二名被告人变卖，无法起回。2015年6月11日12时许，黄林（已判刑）驾驶一辆小汽车搭载被告人张国森去到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沿江北路温氏桥附近路段，靠近驾驶摩托车的被害人戴某，由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张国森伸手抢走戴某放在摩托车脚踏板处的手袋。手袋内有三星牌手机一台、人民币8000元等财物，其中手机在抢夺过程中掉落在现场，其余财物被抢走。经鉴定，该手机价值人民币220元。公诉机关提交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抓获经过；被告人邓伟宝邓某、张国森的供述及辨认、指认笔录；被害人张某、覃某、李某的陈述；被害人戴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车雪花、黄林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起赃经过、扣押清单、处理物品清单；价格认定结论书、价格鉴定结论书及鉴定意见通知书；刑事判决书及释放证明书；情况说明；户籍证明。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邓伟宝邓某无视国家法律，结伙多次盗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国森无视国家法律，结伙多次盗窃，驾驶机动车抢夺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抢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国森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张国森有自首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处罚。被告人邓伟宝邓某坦白，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邓伟宝邓某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之刑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张国森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之刑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邓伟宝邓某、张国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提出的量刑建议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邓伟宝邓某犯盗窃罪、张国森犯盗窃罪及抢夺罪的事实清楚，据以指控二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经当庭质证，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另查明，被告人张国森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还未掌握的其本人的抢夺罪行本院认为，被告人邓伟宝邓某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多次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张国森无视国家法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多次盗窃他人财物，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然夺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抢夺罪。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邓伟宝邓某犯盗窃罪、张国森犯盗窃罪及抢夺罪，均罪名成立。被告人张国森在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且执行完毕后，五年之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邓伟宝邓某、张国森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张国森，如实供述公安机关还未掌握的其本人的抢夺罪行，对其该部分行为以自首论，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国森在抢夺涉案手机时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国森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与被告人的罪责相符，本院予以采纳。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态度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及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邓伟宝邓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7月7日起至2017年2月6日止。罚金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张国森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7月7日起至2017年12月6日止。罚金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三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员徐浩然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日书记员郑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