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中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郭振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一审刑事判决书安徽省郎溪县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6）皖1821刑初183号：郎溪县人民检察院以郎检刑诉［2016］18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安徽中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讯通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告人郭振杰犯挪用资金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告人马艳兵犯挪用资金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被告人黄小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16年12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诉讼过程中，刘某1等39名被害人以要求被告单位支付劳动报酬为由，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审理期间，郎溪县人民检察院以案件需要补充侦查为由，于2017年3月6日建议延期审理，本院审查后于2017年3月6日决定延期审理，2017年3月13日，郎溪县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完毕，提请本院恢复审理。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期间，经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期审理三个月。郎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郑欣、李伟、傅杰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刘某1及39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杨宝才、章娟、被告单位中讯通公司的诉讼代表人万超、被告人郭振杰及其辩护人彭方和、戴上宇、被告人马艳兵及其辩护人陆建东、被告人黄小林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郎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挪用资金罪2014年2月至4月期间，被告人郭振杰利用其为中讯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职务便利，自己安排人员或者让被告人马艳兵安排人员，挪用中讯通公司的资金，汇给在美国的赵某6（系郭振杰前妻），用于赵某6及二人子女生活使用，共计10493632.05元，其中马艳兵参与的数额为4299135.25元。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2014年12月份，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公司）的郑某1联系上被告单位中讯通公司。为虚增长虹公司2014年度的销售利润，郑某1请求中讯通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振杰帮长虹公司“过一下账”，即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加长虹公司年销售业务量。郭振杰为了能和长虹公司建立关系，便答应帮忙，并安排中讯通公司财务总监被告人黄小林具体操办此事。经过多次协商后，双方决定相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至2015年7月10日，双方互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还存在556423.51元（含税额94592元）的差额，即中讯通公司为长虹公司多虚开了无法相互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56423.51元。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4年，被告单位中讯通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其实际控制人郭振杰、法定代表人马艳兵与刘某1等人口头协议，由刘某1等人为中讯通公司的宿舍楼贴瓷砖、踢脚线，中讯通公司支付工资。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刘某1、金某、杜某等43位工人因该工作共产生工资862600元。至2015年端午节，中讯通公司共支付550000元工人工资，还拖欠39位工人共计312600元工资未支付。2015年12月15日，郎溪县人社局向中讯通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中讯通公司在2015年12月18日11时前将拖欠的工人工资312600元全部付清，但中讯通公司未按要求支付工资。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宣读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视听资料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振杰、马艳兵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中讯通公司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数额巨大，应当以挪用资金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郭振杰系主犯；被告人马艳兵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单位中讯通公司、被告人郭振杰、黄小林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达556423.51元，其中税额达94592元，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中讯通公司、被告人郭振杰、马艳兵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逃匿的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应当以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单位中讯通公司、被告人郭振杰、马艳兵均犯有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请依法判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诉称，要求中讯通公司支付刘某1等39人工资合计312600元，并提供了每名工人要求支付的工资数额。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万超对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无异议，对指控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请辩称：刘某1与中讯通公司是承包关系，该39人工资是刘某1个人欠款，不应认定为中讯通公司拖欠劳动报酬。被告人郭振杰辩称：对指控事实无意见，但均不构成犯罪。1、关于挪用资金罪，中讯通公司是其一人投资，不需要股东会决议，所有资金也由其一人支配，资金汇往美国是用于开办美国办事处的业务需要。2、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虽有虚开行为，但所有发票都经过报税，没有偷逃税款。3、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刘某1等人并非中讯通公司工人，只是刘某1承包了公司工程，工人工资应由刘某1支付，且劳动部门下达通知书时，其羁押在看守所并不知情。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请辩称：该笔款项是工程款而非工人工资。郭振杰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关于挪用资金罪，中讯通公司实际投资人为郭振杰一人，资金性质是民营企业资金；中讯通公司设立后即投资建设，在建行首笔贷款发放前已建成约12万平方米的厂房，郭振杰个人支付了数千万元承兑汇票，由于管理混乱，投资人个人与公司人格混同，不能武断认定汇往美国的款项为公司资金；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汇往美国资金的用途，指控该款项用于郭振杰前妻及子女生活证据不足。此外，汇往国外的资金在中讯通公司挂账在马艳兵欠款名下，也不存在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前提基础。2、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根据中讯通公司和长虹公司双方互开的数额，中讯通公司应当就相互虚开的部分缴纳地税（不可抵扣的城建税、水利基金、教育费附加等），经双方核算该款项是556423.62元，故长虹公司将该款项支付给中讯通公司，中讯通公司向长虹公司出具了该部分增值税发票，并进行了纳税申报，即属于已经向郎溪县税务机关缴纳了该50多万元地税部分。由于中讯通公司是申报缴税一方，长虹公司是申报抵扣一方，不能把长虹公司责任强加给中讯通公司承担。故中讯通公司因双方互开发票，共计多缴纳税款50多万元，不符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构成。3、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讯通公司和刘某1等人不构成劳动关系，双方是工程承包关系，承包工程所得款项不是工资，也不是中讯通公司应当支付的劳动报酬，故不构成犯罪。退一步讲，中讯通公司即使构成该犯罪，郭振杰不是公司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其对承包合同纠纷不清楚，不存在经手或指使不支付的事实，也没有证据证明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下达给了郭振杰或郭振杰知道后拒不同意支付。综上，被告郭振杰无罪。被告人马艳兵辩称：1、关于挪用资金罪，郭振杰让其汇钱到美国是用于开办美国办事处，其参与的只有二百多万。2、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讯通公司将工程包给刘某1，应当是公司给刘某1工程款，刘某1支付工人工资，且其只是挂名的法定代表人，无权决定款项支付给谁。对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诉请辩称：该笔款项是工程款而非工人工资。马艳兵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关于挪用资金罪，马艳兵不具备主观故意或共谋，也无任何职务上的便利，不应承担本罪罪责；本案所谓“挪用资金”未能排除公司经营的合法使用性怀疑，也没有排除汇往美国资金已由郭振杰于2013年5月、2014年年底用相应款项归还公司的合理怀疑。2、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中讯通公司当时已不具备支付能力，不存在有能力支付而逃避支付的事实；马艳兵仅是名义法定代表人，不实际管理或控制公司，不符合本罪主体；拖欠的款项不是劳动报酬，而是对包工头刘某1的加工承揽款。综上，马艳兵无罪。被告人黄小林辩称：对指控事实无意见，但其不构成犯罪。与长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考虑到以后双方的合作，而且虚开的发票均已申报缴税，没有给国家造成损失。经审理查明：被告单位中讯通公司于2013年3月25日成立，实际出资人为郭振杰，工商登记的股东为马艳兵、包某某，2015年4月20日，公司股东变更登记为马艳兵、郭某。被告人马艳兵担任中讯通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基建等工作。被告人郭振杰为中讯通公司实际控制人，负责公司全面事务。一、职务侵占事实2014年2月至4月期间，郭振杰利用其为中讯通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便利，谎称在美国设立办事处需要资金，自己安排人员或者让马艳兵安排人员，将中讯通公司的资金汇给在美国的赵某6（系郭振杰前妻），用于赵某6及郭振杰与赵某6的子女生活使用，共计10493632.05元，其中马艳兵参与的数额为4299136.05元。具体事实如下：2014年2月至4月期间，郭振杰将中讯通公司从建行郎溪支行贷款的6000万元及从郎溪县道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的1000万元，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从中讯通公司账户转至由郭振杰控制的马艳兵、张某4的个人账户。之后郭振杰以中讯通公司在美国设立办事处需要资金为由，将存放在马艳兵、张某4个人账户内的中讯通公司资金，转入多个个人账户，然后再将资金汇给在美国的赵某6。其中，郭振杰先后组织了黄某1、徐某1、翟某、朱某2、沈某等20人，在南京、北京等地汇款给赵某6，每人汇款数额5万美元；同时郭振杰指使马艳兵组织人员往美国汇钱，马艳兵在明知郭振杰汇钱是给赵某6使用的情况下，自己或通过他人安排张某4、张某1、何某1、胡某1、孙某1、於某、黄某3、董某、赵某4、肖某、赵某5、朱某3、丁某、任某共14人，在宣城、南京、湖北仙桃等地汇款给赵某6，每人汇款数额48000美元至50000美元不等，共计694500美元。经宣城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中讯通公司资金汇往境外共计1694500美元，计人民币10493632.05元。该笔资金至今未归还。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2014年12月份，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公司）的工作人员郑某1联系中讯通公司，要求郭振杰帮助长虹公司“过一下账”，即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加长虹公司的销售业务量。郭振杰为了能和长虹公司建立关系，便答应帮忙，并安排中讯通公司财务总监黄小林具体经办此事。双方经过多次协商后，决定相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讯通公司因开票产生的费用全部由长虹公司承担。在开票期间，长虹公司制作了虚假的货物流相关凭证，郭振杰安排黄小林配合长虹公司伪造了资金流。具体虚开事实如下：2014年12月29日，长虹公司向中讯通公司开具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价税合计147340000元（含税额21408376.07元）。2015年4月28日，中讯通公司向长虹公司开具3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价税合计40583887.48元（含税额5896504.16元）；2015年5月4日、5月5日、5月13日，中讯通公司分三次向长虹公司开具7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价税合计86508370.95元（含税额12569592.27元）。2015年5月6日，长虹公司向中讯通公司汇款556423.62元作为支付给中讯通公司因开票产生的费用。2015年7月10日，长虹公司向中讯通公司开具了1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销项负数，票面价税合计-20804165.08元（含税额-3022827.42元），对应冲抵了双方之间的开票差额20804165.08元。至此，双方互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还存在556423.51元的差额，即中讯通公司为长虹公司多虚开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556423.51元（含税额80547.78元）。中讯通公司将其虚开的1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向郎溪县国家税务局申报税款，但未实际缴纳。2015年7月2日，长虹公司将中讯通公司向其虚开的1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在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全部认证抵扣。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事实2014年，因中讯通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郭振杰、马艳兵与刘某1达成口头协议，由刘某1等人为中讯通公司宿舍楼贴瓷砖、踢脚线，中讯通公司支付报酬。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刘某1等43名工人的劳动报酬共计862600元，至2015年端午节，中讯通公司共支付了550000元，仍拖欠39名工人劳动报酬共计312600元未支付。刘某1等人多次催要未果后，于2015年12月12日向郎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投诉追讨所欠工资，同日，郎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中讯通公司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中讯通公司于2015年12月14日10时到劳动监察大队配合解决问题，并于当日将该文书送达中讯通公司，同时电话告知马艳兵，马艳兵将该情况告知郭振杰，但中讯通公司并未按照通知书要求配合调查。2015年12月15日，郎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中讯通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要求中讯通公司在2015年12月18日11时前将拖欠的工人工资312600元全部付清，并于当日将该文书送达中讯通公司，同时电话告知马艳兵，但中讯通公司未按要求支付。另查，中讯通公司拖欠的39名工人劳动报酬具体包括：刘某7000元、於某10000元、翁某3000元、王某6000元、彭某9000元、黄某2000元、徐某5000元、吴某15000元、万某10000元、徐某7000元、黄某8000元、王某16000元、朱某5000元、杜某15000元、杨某5000元、刘某6000元、周某12000元、许某6000元、彭某8000元、刘某14000元、金某8000元、何某7000元、侯某5000元、方某15000元、徐某5000元、杨某8000元、杜某8000元、黄某5500元、吴某15000元、易某10600元、李某10000元、王某6000元、贡某3000元、王某5000元、尹某6650元、刘某6650元、徐某9200元、潘某5000元、刘某5000元。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在庭审过程中宣读、出示了下列证据：（一）证明职务侵占事实的证据1、宣城市人民检察院检验报告，证明：2014年1月9日，中讯通公司账户（账号34×××31）收到建行贷款60000000元；中讯通公司账户资金于1月10日至14日多次转账后，转入马艳兵建行9897账户58990000元，后于2014年1月17日转出至张某4账户共计59800000元。2014年4月24日，中讯通公司账户（账号12×××55）收到郎溪道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汇入的10000000元，当日马艳兵建行9897账户收到中讯通公司1455账户资金9980000元。2014年2月20日至4月25日期间，张某4账户资金转账或取现后，通过张某4本人及徐某1、黄某1、翟某、朱某2、沈某、李某2、高某、王某6、袁某、刘某2、李某4、张某1、何某1、胡某1、孙某1、於某、黄某3、董某、赵某4等20人，以房屋租赁费用支出、教育培训费、学费等名义，向赵某6的境外账户以及延波第三方托管进钱公司、时间托管公司的境外账户汇款20笔合计996800美元，计人民币6144109.92元。马艳兵账户资金汇入个人账户后，通过周某3、曾某、刘某3、赵某2、左某、徐某2、李某5、陈某1、张某5、肖某、丁某、赵某5、朱某3、任某等14人，以教育培训费支出、赠与支出、留学学费支出等名义，向赵某6的境外账户以及延波第三方托管进钱公司、时间托管公司的境外账户汇款14笔合计697700美元，计人民币4349522元。2、安徽宣宁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安徽中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资金往来鉴定报告，证明：2014年中讯通公司资金汇往境外的鉴定，因委托单位郎溪县公安局在委托鉴定时尚未调取高某、王某6、袁某、刘某2、李某4五人的汇款单据，故鉴定结论为2014年2月20日至4月25日期间，29人向境外汇款29笔合计1444500美元，计人民币8954652.05元。3、银行交易单据，证明：中讯通公司资金被汇往美国的银行交易记录。同时，多张《境外汇款申请书》中交易附言一栏，记载的汇款用途均为个人教育培训支出、赠与支出、培训费、房屋租赁费用支出、学费等。4、情况说明，证明：安徽省商务厅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处出具的情况说明：在商务部境外投资管理系统查询，无中讯通公司对外投资备案相关记录。国家外汇管理局安徽省分局出具的材料：经查询资本项目信息系统，暂未发现中讯通公司在该分局资本项目管理处办理过相关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备案手续。郎溪县商务局出具的说明：中讯通公司在该局没有办理在美国设立办事处的相关报批手续，也没有提交相关资料。5、国家外汇管理局仙桃市支局调查笔录，证明：赵某4在接受囯家外汇管理局仙桃市支局调查时陈述，2014年3月24日至7月8日，赵某4与丁某、朱某3、肖某等人汇钱给赵某6是用于求学及生活。6、仙桃市公安局出具的赵某6出入境记录，证明：赵某6的护照证件号为Ｇ43383951，在2014年2月15日出境前往美国，之后没有入境记录。7、商务部网站公众留言、《境外投资管理办法》，证明：该打印件是侦查机关打印于商务部网站，记载了有公众留言提问想在国外设立办事处有什么特别规定。商务部回复：在我国依法设立的企业在国外设立办事处，应当在商务主管部门办理《企业境外机构证书》，请参阅商务部2009年第5号《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该规章规定了企业境外投资除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业的，实行备案管理。8、离婚协议书、离婚登记审查处理表，证明：郭振杰与赵某6于2013年12月18日在常州市武进区民政局登记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子女由女方抚养教育，男方适当补贴抚养费，双方的共同财产归女方所有，对外发生的债务由男方偿还。9、照片，证明：该组照片提取于马艳兵手机，是马艳兵的微信好友赵某6在朋友圈晒的在美囯的生活照，其中一张照片中有游泳池，并附文字：“邻居的孩子来游泳了，饭也顾不上吃一直玩到现在”；一张照片上有一架钢琴，并附文字：“欢迎家庭新成员！好开心！”等。10、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张某1于2013年10月份起担任中讯通公司的出纳。中讯通公司投产以来，一直亏损经营。公司2014年8月之前的账目比较混乱，也没有什么账册。2014年5月份左右，马艳兵带着张某1、何某1、胡某1到南京一家银行，每人汇了5万美元到美国给赵某6。马艳兵还让张某4带着孙某1、黄某3、於某、董某在南京汇款到美国给赵某6。这些钱都是汇给赵某6和两个孩子生活用的，但郭振杰安排别人汇款时都说是中讯通公司在美国的办事处开支，张某1在公司期间从来没听过有美国办事处。11、证人张某4的证言，证明：张某4于2013年5月开始在中讯通公司上班，担任公司业务中心和外贸业务经理，但是公司根本就没有对外出口过产品，外贸工作也没有具体搞过。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张某4自己身份信息办过尾号5070的农行卡、0637的建行卡，办好后放在郭振杰、马艳兵身上使用，进去的都是公司的钱，这些钱有付工程款等费用，也有郭振杰、马艳兵私用的。张某4参与了2次汇款到美国给赵某6，第一次郭振杰给打电话让张某4去汇钱到美国给办事处租房用，但中讯通公司在美国根本没有办事处，2014年2月20日，马艳兵带着现金开车和张某4一起去了宣城，在农行柜台兑换了5万美元，汇了4.8万美元到了美国赵某6的账户。2014年4月1日，按照郭振杰的指示，马艳兵打电话给张某4，让张某4带孙某1、董某、黄某3、於某4人到南京汇钱到美国给赵某6，马艳兵从张某4开户的0637建行卡，向4人的卡内各转了30万左右，然后兑换成美元汇给了美国赵某6账户。12、证人束某的证言，证明：束某于2014年5月开始在中讯通担任主办会计，刚开始来时主要是建立公司账目，后管理公司账目。在刚开始建账的时候，马艳兵给了自己的建行、农行、微商银行卡、张某4的农行、建行卡的银行流水，束某通过整理发现这些流水账都是中讯通公司账户转到这5张卡内的，因为很多账没有票，钱在谁的名下就挂谁的账上。到了2014年9月份，挂在马艳兵名下的其他应收款有九千多万元没有票据，束某听说这些款项中有一部分是郭振杰叫人打到美国去了。转至美国的钱都是从公司的账户转到马艳兵、张某4的个人账户再汇出去，账上都作为应收款挂在马艳兵、张某4名下。中讯通公司在美国没有办事处，钱是给郭振杰老婆孩子的生活费用。束某离职后，在2015年12月黄小林打电话让其帮忙到公司调整账目，说是为了把资产做大一点从银行贷款，在修改账目时候马艳兵、黄小林电话请示过郭振杰、何某2。13、证人赵某1、吴某1、李某1的证言，证明：赵某1是郭振杰前妻赵某6的父亲，吴某1是赵某6的母亲。2013年下半年，赵某6带子女到美国去了，在美国洛杉矶的医院上班。2014年7月份的时候，郭振杰打电话给赵某1，让其帮忙汇100000美元给赵某6，赵某1找了朋友李某1帮忙，二人在湖北仙桃市的中国银行办理了银行卡后，郭振杰将钱打了过来，李某1汇了30000美元，赵某1汇了49200美元给赵某6（结合其他证据这一部分钱不是中讯通公司资金）。2014年4月，郭振杰到常州带吴某1去了一家银行，汇了一笔钱给赵某6，具体都是郭振杰操作，吴某1只是签了字，汇这个钱是给赵某6和两个孩子在美国的生活费。14、证人李某2、沈某、何某1、胡某1、董某、孙某1、黄某1、徐某1、左某、赵某2、陈某1、徐某2、翟某、丁某、肖某、赵某3、赵某4的证言，公安协查材料，证明：该组证人部分是中讯通公司的员工，部分是与中讯通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人及部分湖北仙桃人。2014年，上述证人按照郭振杰、马艳兵的指示或请求以他们的名义在银行办卡，给郭振杰在美国的前妻赵某6汇过钱，每人30万人民币左右。大部分证人称虽然郭振杰说汇钱给赵某6是用于筹建中讯通公司在美国的办事处，但都没有听说过有美国办事处。徐某1称郭振杰安排汇钱是给赵某6和子女的生活费，丁某称赵某5让其帮忙给赵某6汇钱，因为赵某6在美国买房差钱，肖某称赵某3说是给赵某6汇生活费，赵某4、赵某3称她们自己或者找人汇钱给赵某6，是马艳兵打电话让她们汇的。另，侦查机关没有找到帮助汇款的李某4。15、证人龙某、凡某的证言，证明：二人是夫妻关系，在北京经营北京裕龙佳顺装饰有限公司。2014年4月，二人帮助郭振杰安排了徐某2、赵某2、左某、陈某1等9人往美国汇钱，总共汇了大概280万元人民币。16、证人黄小林的证言，证明：中讯通公司在美国没有办事处，美国那边也没有任何账目在公司报销，没有钱寄回公司。汇钱到美国是给郭振杰前妻及子女生活，而且由于这笔钱没办法做账，只能做在马艳兵的应收款项中。2015年底，郭振杰让其修改公司账目，何某2也过问了。17、被告人郭振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从2014年2月份开始，郭振杰自己安排或者让马艳兵安排了有30多人往美国汇钱给其前妻。郭振杰让别人帮忙汇款一般不说明原因，但对马艳兵和翟某讲过是要在美国设立办事处，马艳兵知道钱是公司的钱。其中，郭振杰安排马艳兵汇钱包括：带张某4在宣城汇过一次，带三个人到南京汇过一次，之后马艳兵让张某4带四个人到南京汇，湖北那边是安排马艳兵找的人。除了他请前岳父赵某1汇出去的钱是赵某6自己的钱，其他的都是中讯通公司的钱，有些是银行贷款，有些是道其公司的借款。中讯通公司的钱转到3张个人银行卡（尾号为9897的马艳兵账户，尾号为0637的张某4账户，尾号为5070的张某4账户），然后再转给帮忙汇钱的人账户上，这3张银行卡是郭振杰要求马艳兵和张某4办的，由郭振杰实际控制使用。汇给赵某6的钱是用于设立美国办事处，设立办事处是2013年中讯通公司成立之前就决定了，是郭振杰个人决定，没有和其他人商量，也没有经过公司研究决定，中讯通公司在美国的办事处项目还在筹建当中，没有办理任何手续，赵某6只和郭振杰单线联系。汇到美国的1千多万元都被办事处开销了，主要是用于招聘了20多个业务员，以及在洛杉矶租办公地点。18、被告人马艳兵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4年2月，郭振杰打电话告诉马艳兵中讯通公司在美国要设立办事处，先汇点资金过去，账户在张某4那。于是马艳兵带着张某4在郎溪建行取了25万，在郎溪农商行取了8万，后去了宣城农行汇款，将这33万兑换成美元汇往美国给赵某6账户，剩一点钱在账户上。2014年3月，郭振杰打电话给马艳兵说美国办事处还需要钱，然后马艳兵带张某1、何某1、胡某1三人到南京汇钱给了赵某6，每人约5万美元。过了一段时间，郭振杰又打电话给马艳兵告诉他美国还需要钱，马艳兵没有去，让张某4带了几个人去南京汇钱给赵某6。马艳兵还称郭振杰讲的是为了美国设立办事处用钱，实际上是汇到美国给郭振杰的妻子赵某6和子女生活，汇往美国的钱是中讯通公司的钱。（二）证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事实的证据1、ＯＥＭ釆购协议、发货单、收货单、配送单、银行交易单据、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证明：中讯通公司和长虹公司之间虚构的液晶电视采购协议、货物流、资金流等凭证，以及相互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四川省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出具的证明，证明：中讯通公司开给长虹公司的1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长虹公司于2015年7月2日已认证抵扣。3、有关纳税申报的表格，证明：中讯通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向郎溪县国税局进行申报。4、郎溪县国税局稽查局税务稽查报告，证明：2016年2月25日，郎溪县公安局将中讯通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线索移交郎溪县国税局稽查，郎溪县国税局稽查后，于同年4月6日将稽查情况移交郎溪县公安局。国税局稽查认定的中讯通税收违法事实包括：中讯通公司对长虹公司开具的11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127092258.43元。中讯通公司既无相应的生产能力，也无委托加工情况发生；中讯通公司和长虹公司的业务，无货物真实交易，无货物运输流，相关单据证实虚构的；所涉及资金账户由长虹公司的人实际控制，有资金“空转”现象。同时稽查报告附有稽查的全部证据材料。5、证人郑某1、杨某1、向某、张某2的证言，证明：郑某1是长虹公司下属子公司长虹多媒体公司中国营销中心运营部部长、杨某1是该运营部物流项目经理、向某是长虹多媒体公司行销部业务经理、张某2是长虹多媒体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财务管理部营销财物主管。长虹公司为虚报业绩，和中讯通公司之间相互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且制作了虚假的资金流和货物流。6、证人朱某1、张某3、裴某、王某1、王某2、王某3、梁某、王某4、秦某、陈某2的证言，证明：该组证人是挂靠在成都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货车车主。其各自所有的车辆挂靠在该物流公司运送货物的流程，以及经核对长虹公司向中讯通公司送货的单据都是虚假的。7、证人熊某、余某、蔺某、陈某3、徐某3、吴某2、白某、徐某4、汪某的证言，证明：该组证人是成都长虹民生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或者长虹多媒体公司的员工。长虹公司和中讯通公司没有真实货物运输，同时做了假的资金流。8、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张某1按照黄小林的指示操作中讯通公司与长虹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事。9、证人周某1的证言，证明：周某1于2015年2月至9月任中讯通的主办会计。2015年4月，黄小林和张某1去四川回来后，黄小林给了周某1很多长虹公司开给中讯通公司的液晶电视机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合同。周某1按照黄小林指示把1.2亿多发票做到公司账目里，过了几天黄小林让周某1按照采购协议分2个月开具1.2亿多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长虹公司，后来长虹公司汇了50多万到中讯通公司建行账户。中讯通公司没有四川长虹公司的产品入库，也没有卖产品给长虹公司。10、证人吴某3的证言，证明：吴某3是中讯通的报税会计，证实了中讯通公司和长虹公司互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11、证人卞某的证言，证明：卞某是郎溪县国税局工作人员。2015年3月31日，中讯通公司到郎溪县国税局申请增值税专用发票百万元最高开票金额，卞某和朱官军去中讯通公司实地核查，黄小林提供了中讯通公司和长虹公司几个亿的采购协议。12、证人江某的证言，证明：江某系台州新世纪公司总经理。2014年12月新世纪公司和中讯通公司、长虹公司协商三家互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来新世纪公司没有参与。13、被告人郭振杰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4年底，浙江台州新世纪公司的江某介绍了长虹公司的郑某1给郭振杰认识，郑某1讲长虹公司年底要冲销售业绩，要中讯通公司帮忙走一批货，郭振杰同意后，就安排黄小林具体负责操作。“走一批货”的意思就是长虹公司出钱给中讯通公司，让中讯通公司购买长虹公司的电视机。2014年12月底长虹公司开了1.47亿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中讯通公司，2015年中讯通公司开了1.2亿增值税专用发票给长虹公司。另郭振杰辩解称不清楚双方的资金流、货物流。14、被告人黄小林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4年12月下旬，郭振杰说台州新世纪公司和四川长虹公司要互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讯通公司中转一下。12月28日，郭振杰让黄小林去台州和新世纪的江某、长虹的郑某1谈具体的操作。12月30日，郑某1、江某等人到了中讯通公司，把准备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都带来了，郭振杰电话让黄小林接收了上述的发票、合同等，并出具了收条，加盖了中讯通的公章。其中收到长虹公司开给中讯通的发票14份，总金额1.4亿多，其中共有2千万是商品折扣折让发票。2015年元旦，台州新世纪公司说不做了，要求他们将接收的发票、合同等都退还。2015年4月，郑某1打电话给黄小林说已经找好了第三方，让中讯通公司带上公司银行开户资料、公司公章、法人章、财物章等去四川绵阳长虹公司。黄小林向郭振杰汇报后，郭振杰安排黄小林和张某1一起去了绵阳。第二天晚上，长虹公司的向某告诉黄小林第三方公司不愿意，提出由中讯通公司和长虹公司两家互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不通过第三方，并说公司法务已经评估了此事，没有问题。之后黄小林向郭振杰电话汇报了此事，郭振杰指示继续做。第三天，长虹公司派了三个财务人员与黄小林、张某1一起在绵阳市农业银行涪城支行开了个中讯通公司的账户，买了一本空白的支票和密码器，然后在支票上盖好了中讯通公司的各类章，交给了长虹公司的人员，长虹公司做了虚假的资金流。2015年5月份，双方将长虹公司拟定的虚假的由中讯通公司出售给长虹公司电视机的合同加盖了双方的印章，中讯通公司按照合同上的内容在5、6月开具了总金额1.2亿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了长虹公司。这1.2亿多元的发票中包括中讯通公司应交的税款，大概是50多万，长虹公司在收到发票后将50多万的税金打到了中讯通公司账户。（三）证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事实的证据1、通话详单、公安内网查询单，证明：2015年12月12日10点05分，马艳兵接到宗某的电话，通话时间1分26秒；当日14时12分，马艳兵打电话给李京京，通话时间40秒；15时53分马艳兵接到李京京电话，通话时间27秒；15时57分马艳兵接到李京京电话，通话时间2分18秒。2015年12月15日10点15分马艳兵接到宗某的电话，时长34秒。2、劳动保障监察立案审批表、劳动保障监察投诉登记表、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笔录、工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证明：2015年12月12日，刘某1、杜某、金某、方某、王某7等人到郎溪县人社局投诉安徽中讯通公司拖欠工资一事，劳动监察大队当日立案调查。3、中讯通宿舍楼贴瓷砖工程量、工资表等，证明：该组书证由刘某1提供，其中工程量的表单证明刘某1等工人为中讯通公司宿舍楼贴瓷砖的面积、数量，以及工程总工资862601元，且有马艳兵、刘某4（中讯通施工员）的签字确认。工人工资表证明共有43位工人参与了该工程，其中4人工资已经支付完，剩余39位工人共计312600元工资未支付，工人工资是按照人均250元乘以天数，不包括附属的材料费。4、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送达回执，证明：郎溪县人社局于2015年12月12日将郎某监询（2015）15号《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送达给中讯通公司，要求中讯通在2015年12月14日10时到劳动监察大队接受询问，并携带相关材料。该文书由中讯通门卫李京京签收。5、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审批表、电话告知记录表、送达回执、送达照片，证明：郎溪县人社局于2015年12月15日，将郎某监令（2015）13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下达给中讯通公司（包括马艳兵、郭振杰），要求中讯通公司在2015年12月18日11时前将拖欠的工人工资312601元全部兑现付清，后由门卫李京京代为签收该文书，同时将该送达过程拍照固定。6、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审批表、调查报告，证明：因中讯通公司没有按照郎某监询（2015）15号《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的要求配合调查，也没有按照郎某监令（2015）13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的要求支付拖欠的工人工资，郎溪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5年12月18日将中讯通公司涉嫌拖欠工人工资一案移送郎溪县公安局。7、视听资料光盘，证明：该光盘记录了郎溪县人社局在为刘某1、方某做询问笔录的情况，以及向中讯通公司下达两份文书时的情况。8、被害人刘某1的陈述，证明：2014年经别人介绍，有四十多个工人到中讯通公司做贴宿舍楼瓷砖的活，具体价钱等是和郭振杰、马艳兵谈的，没有签劳动合同，只是口头约定。四十多个工人总共做了862601元的活，现在还欠39位工人工资312601元，多的欠一万多，少的有几千元。在中讯通做的工程量和总价都有记录单，并且也经马艳兵签字认可。2014年底时找马艳兵、郭振杰要工资时，郭振杰答应在2015年正月18日全部付清，但是没有兑现，之后一直拖，人社局介入后也没有兑现工资。9、被害人金某、杜某的陈述，证明：二人都是在中讯通公司做工的工人，是刘某1介绍去中讯通公司做活，都是自己做自己的活。在中讯通贴宿舍楼瓷砖的工资到现在为止还欠着一部分。10、证人宗某的证言，证明：宗某是郎溪县开发区管委会人力资源中心副主任。2015年底，给中讯通公司宿舍楼贴瓷砖班组的刘某1来人力资源中心投诉该公司拖欠工人工资一事。接到投诉后，人力资源中心先开始协调，可是马艳兵总以各种理由推脱。之后，人力资源中心便配合劳动监察大队了解详细情况。劳动监察大队于2015年12月12日制作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宗某打电话告知了马艳兵，马艳兵让把通知书送到公司门卫。当天上午，宗某和劳动监察大队的王某5、陈某4一起将该文书送达到中讯通公司，由门卫李京京签收。马艳兵、郭振杰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去劳动监察大队接受调查询问，2015年12月15日，县人社局向中讯通公司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当天宗某就打电话告知了马艳兵此事，马艳兵让放在门卫处，他之后去拿。宗某和劳动监察大队的王某5、陈某4一起将该文书送达到中讯通公司，还是叫李京京签收。之后中讯通公司仍没有支付拖欠的工资。11、证人王某5的证言，证明：王某5是郎溪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副大队长。2015年12月上旬，刘某1等人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了中讯通公司拖欠工资一事，以及之后处理的情况。12、证人郭某的证言，证明：中讯通拖欠工人工资，但具体多少不清楚。13、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中讯通公司拖欠很多工人工资，但具体多少不清楚。拖欠的原因是公司账户上没钱，贷款下来后一部分支付了工程款，一部分打到了马艳兵、张某4的个人账户。14、证人窦某的证言，证明：窦某在郎溪经济开发区经营飞龙重工。2015年2月，郭振杰找窦某借钱，说年底有很多农民工工资需要支付。窦某分三次借给郭振杰共865万，借条上有郭振杰签字和中讯通公司公章。到现在中讯通公司只归还38.8万元的利息。15、被告人郭振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郭振杰让马艳兵在公司负责基建工程，但涉及大一点的事情还是由郭振杰同意后才能做。公司宿舍楼贴地面砖的活是刘某1做的，当时是郭振杰和刘某1谈的，但具体内容记不清楚。后来公司付了刘某1大部分的钱，还欠几十万。郭振杰认为这是工程款，不是工资。至于劳动部门有无介入此事郭振杰称不清楚。16、被告人马艳兵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马艳兵负责公司的基建工程，2014年7月至2015年1月期间，通过门卫刘志武介绍，刘某1到中讯通公司做宿舍楼的地面砖工程，当时约定平时每个工人只领取生活费，工程结束后领80%，余下20%半年后付清，总共做了有八十六万多元的工资，马艳兵在刘某1提供的中讯宿舍楼贴瓷砖工程量单据上签字确认了，工人人数大概有四五十工人，马艳兵按总工程量结工资，共付了五十五万左右，分好多次给的，平时领生活费都是刘某1打领款单申请，马艳兵批字后，刘某1到财务支取。还欠的三十一万左右，刘某1多次来要，马艳兵一直推脱。后来人社局介入了此事，在2015年12月份先后下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当时人社局工作人员打电话通知马艳兵，马艳兵叫他们放在门卫那。由于公司那段时间一直没有钱，所以一直没有也没有支付工资。马艳兵告诉郭振杰有人到劳动监察大队要工资，但没有具体说到劳动部门下达的两份文书，郭振杰说公司现在没有钱，等有钱了就付。（四）其他证明全案的证据1、户籍证明，证明内容：郭振杰、马艳兵、黄小林的年龄等身份情况。2、中讯通公司工商登记等相关资料，证明：中讯通公司的成立时间、经营范围、公司章程等情况。3、证人包某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3月，郭振杰让包某某担任中讯通公司的挂名股东，包某某代持8%的股份，出资资金是郭振杰的钱，马艳兵占92%的股份，2015年郭振杰让包某某把8%股份转让给了郭某。4、证人邹某的证言，证明：邹某是江苏蓝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门卫。2015年5月份，邹某按照公司老板郭振杰的指示，将蓝某公司的一些材料、设备总共十六、七卡车送到中讯通公司。5、证人何某2的证言，证明：何某2是郭振杰妻子，二人2015年9月14日登记结婚，何某2于2013年5月开始在郎溪建行挂职副行长2年。2013年8月，中讯通公司在郎溪建行2个多亿的贷款审批通过，当时何某2不分管业务，对这笔贷款的审批过程不清楚，没有给郭振杰额外的帮助。6、证人许某的证言，证明：许某是郎溪建行的工作人员。其证言证明了2013年5月中讯通公司在建行申请贷款及放款情况，以及中讯通公司于2015年5月向其发送过中讯通和长虹公司、台州新世纪公司之间的购销合同。7、证人孙某2的证言，证明：孙某2是郎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融资办职员。其证言证明了2014年5月1日，中讯通公司在郎溪道其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借款4000万。8、证人杨某2、周某2、黄某2的证言，证明：杨某2、周某2、黄某2负责中讯通公司的成品仓库产品的进入库登记管理。中讯通公司的产品只有液晶电视机，生产经营情况一直不好。9、被告人郭振杰的供述与辩解，证明：2013年3月，郭振杰在郎溪成立中讯通公司，注册资金1个亿，都是郭振杰出资，但工商登记上的股东是马艳兵（9200万元）、包某某（800万元），后将包某某的股份转给了郭某，马艳兵是名义法定代表人，郭振杰是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郭振杰让马艳兵、张某4用他们的身份证在银行办了4张银行卡，卡上的资金都是公司的钱转过去的，公司和郭振杰个人使用的钱都是从这4张卡上走，4张卡上的资金由郭振杰实际掌控，没有郭振杰的同意，没人会动这些资金。2014年9月左右公司开始生产，主要生产电视机，到目前为止总共生产不到2万台，出售价格都是低于成本卖的，还生产了一部分电缆线没有销售。公司债务包括郎溪建行的2.24亿贷款，农商行2000万贷款，开发区道其公司1.4亿多借款，以及一些郭振杰的私人借款，还欠约5千多万元建筑工程款、农民工工资、员工工资等。2015年5月中讯通因资金周转困难停产。中讯通公司前期基建期间，银行贷款没下来，郭振杰有以下投入：常州蓝某公司的货款（6、7千万的承兑汇票）支付给了做基建工程的人，但未入账；蓝某公司转让给中讯通的十项专利（自己作价2千万），蓝某公司的设备、原材料、模具等（自己作价3千多万），专利、设备、原材料等都做了账。10、被告人马艳兵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因郭振杰之前在常州经营蓝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后被当地法院列为“老赖”，所以郭振杰安排马艳兵担任中讯通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并承诺100万元年薪。公司所有事项都是郭振杰决定，马艳兵负责基建。中讯通公司账面上投资了4亿多元，包括建行贷款2.24亿、农商行贷款2000万、道其公司借款1.36亿、皖南商业银行3000万（已还）、还有省政府奖励1000万（已还给道其公司），还有郭振杰带的一部分钱和从蓝某公司拉过来的一批设备、模具、半成品。11、苏信房地产估字［2016］宣城第010070号房地产估价报告，证明：经郎溪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委托，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用成本法，对安徽中讯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厂房在建工程（不含土地使用权价值）进行市场价值评估，于价值时点2016年5月19日的评估总价为贰亿零贰佰柒拾壹万伍仟元整。12、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现场照片，证明：2016年1月10日，郎溪县公安局民警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对中讯通公司的财务室、马艳兵、郭振杰、黄小林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扣押了中讯通公司的记账凭证账册、其他会计凭证账册等物品，以及中讯通公司和长虹公司之间的虚假购销合同、配送单等单据。13、中讯通公司涉及劳动报酬案件的书证，证明：除本案涉及拖欠劳动报酬事实外，郎溪县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涉及中讯通公司拖欠劳动报酬的各类案件共289起，涉及金额22242388.5元。1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诺书、进账单、建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支款凭证、收据、证人胡某2、明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5月8日，中讯通公司和安徽天力建筑安装有限公司签订了总造价为3.5亿的工程建设合同，但双方实际上是一个挂靠关系，承建方都是中讯通自己安排，天力公司仅在收到中讯通的工程款后，帮中讯通公司开票和收取管理费。15、中讯通公司贷款资料，证明：2013年9月16日，中讯通公司与建行郎溪支行签订固定资产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二亿三千万，抵押物为郎溪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的7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及中讯通公司的工业用地使用权，贷款资金用途为中讯通公司“通讯产业园”项目建设。该笔贷款实际分多笔放款2.24亿，建行收取了600万业务费。16、到案经过，刑事判决书，证明：马艳兵因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于2015年12月25日经郎溪县公安局书面传唤到案。郭振杰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5年12月18日经本院决定逮捕，2015年12月22日由郎溪县公安局执行逮捕，2015年12月24日被本院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2016年3月21日刑满释放，当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黄小林于2016年3月29日被郎溪县公安局传唤到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向本院提交了原告身份证、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劳动保障监察调查笔录、中讯通宿舍楼贴瓷砖工程量单、工人工资表，证明：中讯通公司拖欠原告人劳动报酬的事实。

廖丹、徐兵、石定峰职务侵占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川0105刑初1250号：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以成青检公诉刑诉〔2018〕115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廖丹、徐兵、石定峰犯职务侵占罪，于2018年10月3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昱入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廖丹、徐兵、石定峰，被告人徐冰的辩护人涂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8月，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移动运营部总监被告人石志峰授意该公司运营部经理被告人廖丹打印标书时多报费用，廖丹遂安排该公司运营部员工被告人徐兵负责此事，廖丹告知徐兵，石定峰要求调高打印费套取公司的打印经费。徐兵在本市青羊区新荣美工制作部老板谭道兴处印刷标书，标书制作完成后实际费用为50678元。后徐兵根据廖丹的安排，采用多加标书页码增加打印费用的方式，制作了虚假标书模板单据，并要求谭道兴开具金额为119679.4元的发票，让谭道兴扣除税款、欠款后将剩余的款项再转账到向红梅、周立芬银行账户。谭道兴第一次开具了普通发票并垫付了3400余元税款，廖丹、石定峰审核后发现普通发票在公司无法报账，便要求徐兵找谭道兴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谭道兴根据徐兵的要求，开具了价税合计119679.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3%，缴纳税额3485.81元）。同年9月11日，徐兵将119679.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廖丹，廖丹交给石定峰审核后，交到公司审计部报账，同月21日，成都市龙翔通讯有限公司向谭道兴汇款119679.4元，谭道兴收到款后分别向廖丹提供的向红梅、周立芬银行账户转款30000元、26900元。同月23日，廖丹支付给徐兵3000元辛苦费。2017年9月25日，被告人徐兵被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其他员工扭送至本市青羊区公安分局太升路派出所，次日被告人廖丹经民警传唤到案，2017年10月18日，被告人石定峰到太升路派出所投案自首。为支持上述指控成立，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鉴定意见、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廖丹、徐兵、石定峰作为公司工作人员，以非法占为己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应依法追究被告人廖丹、徐兵、石定峰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廖丹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请求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徐兵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请求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徐兵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徐兵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提出其系从犯，初犯，有坦白认罪的情节，希望对其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被告人石定峰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石定峰、被告人廖丹、被告人徐冰均系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员工，石定峰任移动运营部总监，廖丹任移动运营部经理，徐兵任运营部员工。2017年8月，成都市龙翔通讯公司安排运营部制作参与投标的标书。石定峰授意廖丹在报销打印费时，以多报销打印费的方式侵占公司经费。廖丹遂安排徐兵通过虚增打印费的方式多报销费用。徐兵在本市青羊区新荣美工制作部打印标书，打印标书费用共计50678元，徐兵要求该制作部以多增加标书页码的方式制作了虚假标书的模板单据，虚增打印费69001.4元。2017年9月，新荣美工制作部员工谭道兴应徐兵的要求其开具了价税合计为119679.4元的普通发票，后因普通发票无法报销，徐兵遂找谭道兴再次开具金额为119679.4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徐兵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交给廖丹，廖丹找石定峰审核签字后，交公司审计部报账。同年9月21日，成都市龙翔科技有限公司向新荣美工制作部支付打印费119679.4元。新荣美工制作部员工谭道兴扣除以往其他货款3709元和开具普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款后，将30000元和26900元分别打入廖丹指定的向红梅和周立芬银行账户。2017年9月25日，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发现徐兵有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套取公司资金的行为，遂将其扭送至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太升路派出所。次日，被告人廖丹经民警传唤到案接受调查。2017年10月18日，被告人石定峰到太升路派出所投案自首。另查明，1.石定峰赔偿了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经济损失60000元，并向该公司缴纳罚款20000元，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对石定峰的行为表示谅解，并出具了谅解书；2.廖丹将保管的56900元退还至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账户；3.徐兵将其分得的3000元退还至成都龙翔通讯有限公司账户。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书、谅解书等证据予以证实。以上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且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指控事实关联，能够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三被告人实施职务侵占行为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廖丹、徐兵、石定峰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资金非法占为已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三被告人系共同犯罪，在犯罪中作用、地位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按罪责自负原则量刑处罚。被告人廖丹、石定峰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徐兵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石定峰退还侵占的公司财产并取得公司谅解，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被告人廖丹、徐兵退还侵占的公司财产，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可从轻处罚；三被告人均系初犯，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被告人徐冰的辩护人关于其系初犯、坦白认罪，可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三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并有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均可依法宣告缓刑。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廖丹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十个月；（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徐兵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石定峰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十个月。（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蔡茂人民陪审员赖伟人民陪审员李瑛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张一速录员郑丽君

꒟某甲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霞浦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霞刑初字第34号：霞浦县人民检察院以霞检公刑诉（2015）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钟某甲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于2015年1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霞浦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林升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及其诉讼代理人欧阳昆钱、被告人钟某甲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霞浦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0月初，被告人钟某甲为了防止野猪破坏庄稼，在其家中牵电线至里西坑田埂，架设高压电网诱捕野猪，通电时间为每晚7时许至次日凌晨4时许。架设电网后，被告人钟某甲告知村里人其架设电网一事，并在电线经过的各路口设置警示标识，内容为“里西坑外西坑有高压电电山猪，请朋友们通过一定要注意安全，晚6点半、早上5点有高压电。”。同年10月19日19时许，郑某为抓田鸡经过里西坑田埂时被被告人钟某甲架设在该处的电网电到，致郑某右手各指挛缩畸形、右腕关节强直畸形、头皮、胸部、背部、右大腿、左手等处受伤。经霞浦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检验鉴定，被害人郑某的伤情属重伤二级。2014年8月15日，被告人钟某甲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后，被告人钟某甲已支付被害人郑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就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霞浦县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情况说明、提取笔录、扣押清单、现场示意图、现场照片、户籍证明、福建省立医院相关诊疗记录材料、住院费用相关凭证、材料、伤情照片，证人雷某甲、雷某乙、钟某乙、钟某丙证言，被害人郑某陈述，被告人钟某甲供述和辩解，霞浦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检验鉴定意见书，被害人、被告人、证人辨认笔录、被告人辨认现场笔录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钟某甲为保护农作物在公共场所架设电网诱捕野猪，虽然预计到可能产生危害结果，但轻信能够避免，致一人重伤，情节较轻，应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诉请判决被告人钟某甲赔偿其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6119.7元，其中：住院伙食补助费3800元，误工费22214.5元，营养费3000元，残疾赔偿金67105.2元，并向法庭出示了福建正信司法鉴定所法医学鉴定意见书等证据材料。其诉讼代理人欧阳昆钱认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的诉讼请求合理，应予赔偿。被告人钟某甲对指控的犯罪无异议；对附带民事诉讼请求，其表示无力赔偿。经审理查明：一、刑事部分2013年10月初，被告人钟某甲为了防止野猪破坏庄稼，在霞浦县柏洋乡西坑村外西坑3号其家中牵电线至里西坑田埂，架设高压电网诱捕野猪，通电时间为每晚7时许至次日凌晨4时许。架设电网后，被告人钟某甲告知村里人其架设电网一事，并在电线经过的各路口设置警示标识，内容为“里西坑外西坑有高压电电山猪，请朋友们通过一定要注意安全，晚6点半、早上5点有高压电。”同年10月19日19时许，郑某为抓田鸡经过里西坑田埂时被被告人钟某甲架设在该处的电网电到，致郑某右手各指挛缩畸形、右腕关节强直畸形、头皮、胸部、背部、右大腿、左手等处受伤。经霞浦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检验鉴定，被害人郑某的伤情属重伤二级。案发后，被告人钟某甲积极对被害人郑某实施救治，并已支付被害人郑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上述事实，有下列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1、证人钟某乙证言、被害人郑某陈述及辨认笔录结合福建省立医院相关诊疗记录材料、住院费用相关凭证、材料共同证实，2013年10月初，被告人钟某甲为了防止野猪破坏庄稼，在霞浦县柏洋乡西坑村外西坑3号其家中牵电线至里西坑田埂，架设高压电网诱捕野猪，通电时间为每晚7时许至次日凌晨4时许。架设电网后，被告人钟某甲告知村里人其架设电网一事，并在电线经过的各路口设置警示标识，内容为“里西坑外西坑有高压电电山猪，请朋友们通过一定要注意安全，晚6点半、早上5点有高压电。”同年10月19日19时许，被害人郑某为抓田鸡经过里西坑田埂时被被告人钟某甲架设在该处的电网电到，致被害人郑某全身多处受伤。案发后，被告人钟某甲积极对被害人郑某实施救治，并已支付被害人郑某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2、证人雷某甲、雷某乙、钟某丙证言证实，被告人钟某甲为了电野猪架设高压电及有事先告知和设置警示标识的事实。3、提取笔录、扣押清单证实，霞浦县公安局办案民警于2014年8月15日从被告人钟某甲处提取作案工具电源变压器1台、铝制电线约80米，铁线约100米，并对上述作案工具予以扣押的事实。4、霞浦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人体损伤检验程度鉴定意见书及福建省立医院相关诊疗记录材料、住院费用相关凭证、材料、伤情照片证实，被害人郑某因被电网电到，致右手各指挛缩畸形、右腕关节强直畸形、头皮、胸部、背部、右大腿、左手等处受伤，经霞浦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检验鉴定，被害人郑某的伤情属重伤二级。5、霞浦县公安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2014年8月15日，被告人钟某甲被公安机关抓获。6、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钟某甲出生于1959年6月16日，作案时已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7、被告人钟某甲供述及辨认笔录、指认现场照片，证实了上述犯罪事实。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二、附带民事诉讼部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系农村居民，因本案受伤住院38日，致八级伤残，期间遭受的经济损失，除了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已由被告人钟某甲支付外，未得赔的经济损失有住院伙食补助费1900元，误工费4715.9元，营养费3000元（酌定），残疾赔偿金67105.2元，共计人民币76721.1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户籍证明、法医学鉴定意见书证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系农村居民，因本案致八级伤残，残疾赔偿金按农村居民标准计算为67105.2元；营养费据其伤残程度可酌定为3000元。2、入院记录、出院小结证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因伤住院治疗38日，期间住院伙食补助费为1900元，因其未提供出院后持续误工及收入的证明，误工日仅能按住院日38日计算，收入仅能按农林牧渔行业标准计算，误工费为4715.9元。上述证据，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钟某甲为保护农作物在公共场所架设电网诱捕野猪，其虽然已预计到可能产生危害结果，但却轻信能够避免，致一人重伤，情节较轻，其行为已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钟某甲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从轻处罚。被告人钟某甲在危害结果发生后能积极对被害人郑某实施救治，并支付了被害人在住院期间的医疗费用，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钟某甲应当赔偿因其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造成的经济损失，但具体的赔偿数额应以本院依法核算的为准，因此，诉讼代理人关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的诉讼请求合理，应当得到赔偿的代理意见，部分予以采纳。根据本案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社会危害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钟某甲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8月15日起至2015年8月14日止）。二、被告人钟某甲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郑某经济损失人民币76721.1元，该款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三、扣押的作案工具电源变压器1台、铝制电线约80米，铁线约100米，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朱春粦审判员林杰人民陪审员曾凤杰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书记员潘喆

俞人杰、何玉标、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污染环境一审刑事判决书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赣1126刑初111号：江西省弋阳县人民检察院以弋检公诉刑诉【2018】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犯污染环境罪，于2018年7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8年12月10日，召开庭前会议；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1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弋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汪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俞人杰及其辩护人童少华、叶期明，被告人何玉标及其辩护人吴志钢、被告人徐程银及其辩护人程子明、被告人肖善钟及其辩护人周锋、被告人尚兵山及其辩护人史国华、被告人徐兴贵及其辩护人张良发、被告人方祥卫及其辩护人刘宽炎、被告人何妙妙及其辩护人吕培涛、张宁婧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7月份至2017年10月11日，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在未办理任何工商、税务登记，未经环保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合伙在弋阳县圭峰法庭后面（旭光乡杨桥分厂茅棚村）、圭峰镇圭峰村桐子岭、清湖乡栗塘村老艾家渡口，先后非法经营了三处生产加工海绵铜的黑作坊。1、2016年7月开始，俞人杰和何玉标在圭峰法庭后面山上一化工厂内，以每年六万元的价格向杨建贵租赁场地，并在该化工厂内修建4个生产水池，并购买了槽罐、塑料桶等生产设备，从江西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宜春建敏佳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浏阳利尔电路板有限公司、江苏涟水洲旭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兰溪、武义、金华、龙游、永康等地购入废蚀刻液（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编号ＨＷ22）5400余吨和废铁发生化学反应。提炼出海绵铜200余吨。提炼后的废液直接排放到信江河，造成信江河严重环境污染。俞人杰、何玉标在该案中负责联系或通过中间商钱某（另案处理）、方祥卫、毕桂亮、叶某3、殷宗群、陈某2等人介绍购入废蚀刻液，并对三处黑作坊进行管理，组织生产，将生产出来的海绵铜销售到玉山飞隆环保有限公司等，非法获利近六百万元。被告人何妙妙，（俞人杰妻子）、徐程银（何玉标儿子的小舅子）在明知俞人杰、何玉标无经营许可、无处置危废资质的情况下，仍然参与黑作坊日常经营，何妙妙负责管理黑作坊的账目、日常开支。徐程银负责黑作坊的日常管理，还与司机一起到浙江、江西宜春等地购进废蚀刻液，并帮何玉标到俞人杰处抄录账本。被告人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在明知俞人杰经营的黑作坊没有任何证照，及处置危废资格和条件下，多次为俞人杰提供废蚀刻液1000余吨。尚兵山还单独从外地夹带废蚀刻液180余吨给俞人杰。被告人方祥卫明知俞人杰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为俞人杰从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联系废蚀刻液130余吨，非法获利两万元。2、2015年11月26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钱某联系肖善钟，安排尚兵山与徐兴贵从江西吉安红板公司拉了3000多吨废蚀刻液给铅山陈某1（另案处理），由陈某1非法处置该3000多吨废蚀刻液。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个人身份信息，归案情况说明，账目等书证；证人何苏才、方某、钱某、陈某1、叶某1、曾某、叶某2、马某、唐某、陈某2等人的证言；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何妙妙等人的供述与辩解；环境监测检测报告；搜查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弋阳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排放危险废物，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污染环境罪追究上述八名被告人刑事责任。上述八名被告人实施共同犯罪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人徐程银、肖善钟、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归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被告人尚兵山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俞人杰及其第一辩护人辩称:被告人主观上不清楚生产海绵铜是犯罪行为。且在环保部门的监督下，接受过处罚和缴纳罚款。认识到生产海绵铜是错误行为，但是没有认识这个是犯罪行为。后圭峰发生了泄露，都认识到了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尚未受到谈话，其主动投案并缴纳了罚款、退赃，应当认定为自首。起诉书指控俞人杰非法处置ＨＷ22，这是工业生产中一般的含铜污染物，与危险物有根本区别。污染物数量有一定的误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5400吨，大多数证人记忆是估计的数量。且被告人的账本记录是传来证据，徐程银有重复记录之嫌。尚兵山携带的部分是180吨水，犯罪数量都应当剔除。危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确定特别严重。被告人认罪悔罪，量刑请求从轻考虑。第二辩护人辩称：在前一位辩护意见基础上结合本案事实和庭审情况，补充2点，1、公诉方指控俞人杰在本案中系主犯值得商榷，共同犯罪的犯意提起不是俞人杰。本起犯罪的指挥者是何玉标，对厂里的安排，对外业务是俞人杰，案件难以判定俞人杰是指挥者、犯罪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不能区分俞人杰就是主要实行者。多人形成的案件中，目前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建议不区分主从犯。2、造成了信江河严重的环境污染，言过其实。现有证据当时媒体的炒作引起了贵溪市、鹰潭市居民的恐慌，省政府责成鹰潭市、上饶市对信江河段取水口进行专门检测，结果信江河水符合饮用标准。被告人供述是购买了大量的碱水，中和掉这些危废液后再进行排放。请法庭综合考虑被告人刑期。被告人何玉标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是否存在严重污染的问题，基本同意俞人杰两个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何玉标的相关事实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符合起主要作用，虽然俞人杰的辩护人认定本案提议是何玉标提出为主要作用，本辩护人不敢苟同。所有证据从供述来看，双方对海绵铜进行相关的经营和销售，购买违禁物品这些事实上，两个被告人的供述是矛盾的。证据显示最初的召集者是谁？应双方合意更为恰当。合意双方所有资金是俞人杰提供，场地何玉标的，系他之前就租下来了，他以场地为入伙的投资方式。进货和销售的大部分运作是俞人杰进行，购货还是销售所得是俞人杰、何妙妙进行掌握，何玉标是没有话语权。工厂的管理是何玉标，桐子岭、清湖的厂是俞人杰一个人的，要求何玉标入股经营，实际上都没有经营化学物品。何玉标取得的利润有限。本案中实际只是作为俞人杰的整个过程中的打工者。虽然参与经营和管理，实际还是由俞人杰掌控。所以应作主、从犯的区别。另外何玉标是文盲，不识字，因而所有的账目是徐程银转抄，数量是没有这么多。被告人没有前科，以及环保部门查处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隐瞒，都认罪伏法的。被告人徐程银及其辩护人辩称：同意前面两位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徐程银完全听从老板的安排，押车、抄账本、都有记录，公诉机关认定其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他之前在家是个油漆工，来工厂打工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主观恶性小，系从犯、初犯、认罪悔罪，请求从轻处理。被告人肖善钟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认为我是出事之后才知道是黑作坊，之前不知道，也不认识俞人杰。辩护人认为车辆所有人登记在肖善钟名下，驾驶员尚兵山是有股份的，如扣除过桥费、运费，价格比同行偏低，不是暴利。他们与被告人俞人杰没有关系。运输废蚀刻液相关手续是应该由供货方提供的，被告人只是将货卸在池子里就将车子开走，三人都有相应的资质，车辆也是有正常手续的。没有法律规定运输构成污染环境罪，所以指控罪名是错误的。被告人尚兵山及其辩护人辩称：根据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不具有超标排放、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不认为是犯罪。弋阳及铅山陈某1在污染环境的结果上没有相应的认定，不应认定为共犯。认定被告人多次提供蚀刻液1000吨及私自夹带180吨的事实不清。即使被告人构罪，也是从犯，且投案自首，主观恶性小，没有前科以及是受人安排的司机的情节，请求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徐兴贵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只是雇佣押运的，没有和第1、2、3被告人构成共犯。运输行为法无规定不为罪。如果被告人构罪，也是从犯、初犯和坦白，社会危害不大，请求适用缓刑。被告人方祥卫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认为我只是中间介绍拉蚀刻液，以前查到拉蚀刻液只是处罚了事。我就以为1、2被告人是有资质的，所以才继续介绍拉蚀刻液，否则不会再介绍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是从犯、初犯和坦白，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何妙妙及其辩护人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没有参与经营和管理，只是管理夫妻之间的钱。只是对账和打款，对黑作坊不了解，是否有资质也是不知道的，不清楚被告人俞人杰及何玉标是怎么经营的。另外被告人是从犯和坦白。并且上有老，下有小，老人还发生车祸，请求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为此出示了杭州市富阳区清江村委会的证明、学校的证明、医院的证明。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在未办理任何证照和未在环保部门备案的情况下，于2010年7月份开始，合伙在弋阳县范围内先后非法经营了三处生产加工海绵铜的黑作坊。一是从2016年7月开始在圭峰镇圭峰法庭后面山上一化工厂内，以每年六万元钱的价格向杨建贵租赁场地，并在该化工厂内修建了4个生产水池，并购买了槽罐、塑料桶等生产设备，购入大量含铜废液（用于生产海绵铜的原材料，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编号ＨＷ22）和废铁等原材料，具体生产海绵铜流程是先将废铁放入生产池，并灌入含铜废液，使其发生化学反应，待废铁溶化后，将生产废液直接排放至水沟外流，将底层含铜固体废渣（俗称:铜泥或海绵铜）铲出晾干后销售牟利。二是从2017年6月份起，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合伙在圭峰镇桐子岭村叶某2家的房子和房后空地上，以每年四万元钱的价格向叶某2租赁场地，并在该场地上修建了3个生产水池，在地下埋了2个槽罐，购入含铜废液和废铁为原材料，以相同工艺生产海锦铜，并将生产产生的废水直接排放至水沟流入信江河内，致使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三是从2017年9月底开始，俞人杰合伙在清湖乡艾家杭溪渡口廖金明的铝粉厂内租赁场地，并在场地内修建生产水池，购入槽罐、塑料桶等生产设备，生产海绵铜。2017年10月11日、23日弋阳县公安局联合弋阳县环保局对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开设在弋阳圭峰镇桐子岭、圭峰镇圭峰法庭后面山上化工厂、清湖乡艾家杭溪渡口的三处黑作坊依法进行搜查，当场扣押用于生产海绵铜的原材料含铜废液210余吨和大量废铁，并缴获槽罐、塑料桶等大量生产工具。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自行联系或通过中间商钱某（己另案处理）、方祥卫、毕桂亮、殷宗群、陈某2等人介绍，多次从江西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宜春建敏佳科技有限公司、湖南浏阳湖南利尔电路板有限公司、江苏涟水洲旭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兰溪、武义、金华、龙游等地购买了3773.22吨（不含尚兵山夹带的180吨水，从被告人的账本和补充证据中得出。）含铜废液，通过在弋阳县的三处黑作坊，非法生产加工了三百余吨海绵铜，并将生产加工出的海绵铜销售给了广丰欧凯铜业有限公司和玉山飞隆环保有限公司，其中销售给玉山飞隆环保有限公司达六百多万元，被告人何妙妙（何妙妙为俞人杰的妻子）、徐程银（徐程银为何玉标的小舅子）在明知俞人杰、何玉标经营的黑作坊没有任何证照和处置危废资质的情况下，仍然参与该黑作坊的日常管理和生产经营。其中被告人何妙妙负责管理黑作坊的账目、日常开支、购货、销售等账目工作，以及负责对购进的含铜废液送浙江省富阳县桃山化验室进行检验。被告人徐程银负责黑作坊的日常管理、到浙江、宜春等小工厂购进含铜废液，以及每月帮何玉标到俞人杰处抄录账本。被告人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在明知俞人杰、何玉标经营的黑作坊没有任何证照和处置危废资质的情况下，在托运人没有任何转移危废相关手续的情况下，多次帮助俞人杰、何玉标从江西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兴化等地运输危险废物到弋阳县俞人杰、何玉标开设的黑作坊，作为原材料供俞人杰、何玉标生产海绵铜使用。此外2015年11月26日至2017年1月20日期间，钱某联系被告人肖善钟，由其安排尚兵山与徐兴贵，在没有任何转移危废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从江西吉安红板公司等处拉了3000吨废蚀刻液给铅山陈某1（另案处理），由陈某1非法处置该3000吨废蚀刻液。被告人方祥卫为了牟取私利，明知废蚀刻液（危险废物）需要具备危废处置资质的公司才可以处置，并且在买卖废蚀刻液时需要到当地环保部门备案和开具危废转移五联单。在明知被告人俞人杰没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从2017年4月开始为俞人杰介绍从浙江、江西、湖南等地的厂家购买废蚀刻液，分别向浙江永康的周强、浙江金华的王雄伟、湖南浏阳的陈某3、浙江龙游、浙江缙云、浙江长兴、江西宜春、江西横峰等地购买蚀刻液，数量达一百余吨，非法获利两万余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一、书证1、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何妙妙、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户籍基本情况；证明俞人杰、何玉标、何妙妙、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已达刑事责任年龄。2、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何妙妙、徐程银、徐兴贵、尚兵山、肖善钟、方祥卫等人归案情况说明；证明俞人杰等七名犯罪嫌疑人系抓捕归案，尚兵山系主动投案。3、公安机关摘录的被告人俞人杰、徐程银二人账本记录的进购含铜废液情况汇总表。证明：2016年11月开始至2017年10月，俞人杰、何玉标非法处置含铜废液共计5466余吨。从钱某处进购含铜废液1417.19吨；从尚兵山处进购含铜废液185.3吨；叶某3处进购含铜废液1178.69吨；方祥卫处进购含铜废液78.29吨；杜某处进购含铜废液111.71吨；楼苗花处进购含铜废液122.05吨；兰博处进购含铜废液668.54吨；吴鸿军处进购含铜废液64.5吨；阿德处进购含铜废液116.1吨；沈林海处进购含铜废液36.16吨；袁怀亮处进购含铜废液68.96吨；永康周晓旺、陈志德处进购含铜废液90.12吨；金华处进购含铜废液9.25吨；兰溪进购含铜废液28.6吨；富阳进购含铜废液56.43吨；缙云进购含铜废液8.85吨；弋阳进购含铜废液3.84吨；龙游进购含铜废液18.08吨；贵溪进购含铜废液209.15吨；东阳进购含铜废液16.97吨；李某处进购含铜废液14.11吨；华雪清处进购含铜废液8.5吨；闫明楼处进购含铜废液12.88吨；永康陈某2处进购含铜废液47.04吨；上饶进购含铜废液20.76吨；江苏进购含铜废液31.18吨；姓方的处进购含铜废液9.07吨；衡州处进购含铜废液5.55吨；武义处进购含铜废液34.045吨；深奥处进购含铜废液40.35吨；大青处进购含铜废液148.38吨；台州处进购含铜废液26.06吨；汪李峰处进购含铜废液11.2吨；新昌处进购23.15吨；大田处进购20.98吨；上虞进购14.61吨；福良处进购23.15吨；阿木处进购21.03吨；陶富祥处进购28.2吨；张利珍处进购29.2吨；临安处进购4.8吨；孙柏罗处进购8.27吨。4、被告人俞人杰、何妙妙的兴业银行杭州富阳支行银行卡、浙江富阳农村商业银行卡、中国农业银行杭州江滨支行银行卡的交易记录。证明：1、购买含铜废液的资金和出售海绵铜的入账情况；2、俞人杰、何妙妙向肖善钟、尚兵山、方祥卫、徐程银、周强、王雄伟、方某、叶某3、毕桂亮、陶富祥、何苏才、闫明楼、楼苗花、顾建明、马某等支付过大笔的购买含铜废液货款。二、证人证言1、证人何苏才五次证言证明：2016年8月份开始至今，俞人杰、何玉标、徐程银联系何苏才到浙江东阳、永康、兰溪、金华、丽水、龙游、长兴，江西贵溪等地拉过三十次左右酸水到弋阳圭峰加工厂，每次大约七吨。并辨认出提供酸水的人有方祥卫、张飞、陈某2。2、证人方某五次证言证明：2016年8月底左右，俞人杰、何玉标、徐程银三人叫方某的车子在浙江兰溪、浦江、嗓州，江西宜春、湖南浏阳等地运输蓝色的液体（蚀刻液）到弋阳。并辨认出联系到浏阳拉蚀刻液的男子陈某3、陶富祥，以及宜春提供蚀刻液的吴某2等人3、证人叶某2四次证言及辨认笔录证明：2017年6月份，浙江俞人杰从他弟弟叶顺才手中租了圭峰桐梓岭的一块地用来做加工废铁的作坊租金2万元一年。2017年9月中旬环保局对该厂进行了行政处罚，关停了俞人杰的作坊。叶某2的辨认笔录。辨认出了俞人杰系租其房子后面空地的人。4、证人廖金明七次证言证明：2017年10月初，俞人杰通过黄飞林介绍认识廖金明，并租用了廖金明在清湖乡的场地，用于存放危险废液的事实。5、证人吕某、吴某1、袁某等证明，俞人杰租用位于圭峰法庭后面的弋阳永新金属表面处理有限公司杨建贵的场地以及圭峰桐子岭一栋民宅后面处置废液。2017年8月30日，弋阳县环保局对俞人杰非法行为进行了处罚，给予罚款6万元，并于2017年9月3日将310多桶废液送回原地，何妙妙还签字确认。对圭峰桐子岭的加工厂达了责令改正违法决定书。6、证人孙某1、郑某1、杨某、郑某2等人证言证明:肖善钟经营危废业务运输系一人，没有合伙人。目击证人郑某1、杨某证实俞人杰、何玉标在圭峰的加工厂直接将废水排放到信江河里，河边死了好多草，造成了污染环境。并辨认出该厂的老板俞人杰、何玉标、负责人徐程银、另一负责人陶富祥。7、证人何某、曹某1、孙某2、葛某证言证明：2017年5月份开始到2017年10月9日，俞人杰共销售给玉山县飞隆环保固废利用有限公司5838200元（含保证金50万元）海绵铜。8、证人孙某3、王某1的证言证明：浙江省临安晨帆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处置危险废物的合法公司，该公司从来没有委托钱某等人处置含铜废液，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孙某3的儿子孙浩峰和钱某去过江西的九江一家电子厂，也留了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及《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复印件给他们公司，但后来没有正式与他们公司签订任何正规的合同或协议。9、证人吴某2、张某1、张某2、易某五人的证言证明：（1）从2016年开始，江西宜春市工业园区建敏佳科技有限公司每月产生十多吨含铜废液，都卖给了一个广东人和一个杭州人。（2）2017年6至8月，俞人杰向建敏佳科技有限公司吴某2处购买了含铜废液三次，每次12至13吨，一起大概有三十五、六吨。（3）到宜春建敏佳科技有限公司拉含铀废液的是徐程银，其和一名司机带车子和塑料桶来拉含铀废洲的。（4）2017年9月14日，宜春市建敏佳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宜春市环境保护局的环评。该公司产生的含铜废液是危险废液。2016年11月受到宜春市袁州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责令改正处罚。10、证人王雄伟四次证言及辨认笔录;张飞的证言;证人王某2、邓某、张某3的证言证明：（1）2017年6月10日左右，10月8日，电话137××××9908（俞人杰）联系金华市新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王雄伟购买了两次含铜废液，一次5.7吨，一次3吨左右。（2）2017年4月10日左右，8月中旬左右，王雄伟出售了两次含铜废液给姓钱的，一次6吨多，一次7吨多。（3）王雄伟将王某2的电话给了买铜水的人。（4）2017年8、9月份，王某2处置了两次蚀刻液、共15吨左右给俞人杰（手机尾号9908）。（5）王雄伟、王某2的公司处置的含铜废液为危险废液。11、证人毕桂亮十次证言，陈凤阳证言、郭峰证言、殷宗群证言，及其他十四人证言证明：2017年7月至10月，毕桂亮通过殷宗群介绍，在江苏（涟水）洲旭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拉了四、五次含铜废液，共五十多吨，然后分三次转卖给何老板（何玉标）。毕桂亮通过辨认确定三次何老板来拉含铜废液的司机和押运员系尚兵山、徐兴贵，联系人是殷宗群。2、江苏涟水洲旭电路科技有限公司买给毕桂亮的蚀刻废液是危险废液。12、证人陈某3、旷某、张某4、尚某、张某5、曹某2、夏某证言证明：（1）2017年7月份陈某3在湖南利尔电路板科技有限公司工作，通过江西宜春建敏佳科技有限公司的吴某2介绍姓张的人（手机号137××××9908180××××7985）回收含铜废液。过了二十多天，姓张的人安排了一辆红色货车买了五桶含铜废液，共付给陈某3七、八千元。一个多月以后，那个自称姓张的人安排同样的三个人又从陈某3处拉走了一车含铜废液，付了陈某3七、八千元。两次总共大概十吨左右。（2）经陈某3辨认到湖南利尔电路板科技有限公司购买含铜废液的人是陶富强。（3）陈某3处理的含铜废液是危险废物。13、证人马某八次证言，唐某三次证言，钱某、陈小燕、朱玲玲、唐全初、孙文兵、丁九玲的证言证明：（1）2015年年底，钱某以浙江临安晨帆资源再生有限公司老板的名义，与江西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马某、副总经理商谈蚀刻废液处置事宜，并将浙江临安晨帆公司关于处理蚀刻废液有关资质和运输资质、营业执照、押运员资质等复印件给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备档。（2）2016年钱某拿了两张银行卡给马某（一张是江西农村信用社，另一张是九江银行的，其中一张卡名字是顾建明），到九江拉蚀刻废液付的现金，由马某或尚兵山从这两张卡上取出现金后交到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的。（3）2015年7月开始至2017年4月份之前，钱某从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拉了大概1164.81吨蚀刻废液。（4）2017年4月份后，钱某联系不上后，马某直接打电话给尚兵山。每个月大概3次，每次拉20至30多吨，共29次，共956.51吨。公司有账目可以证明。（5）九江明阳电路有限公司处置的含铜废液都系危险废物。14、证人陈某2的证言及辨认笔录，陈则广、王直云、徐勇跃、翁南勇、朱观德、余本吉、俞拥军、赵珠伟、金苗、朱美珍、吴正彪、朱明双的证言证明:2016年11月至2017年9月，徐程银通过浙江永康的陈某2联系购买含铜废液七、八次，陈某2向徐程银联系了朱观德的伟成电镀厂、陈则广兴盛电镀厂、王直云的东升电镀厂、“永耀”家的恒辉电镀厂、“壶镇”的家海润电镀三楼一个厂房、“明亮”家的海润电镀三楼一个厂房、“南勇”家的金闪鑫鼎电镀厂三楼、“马新宝”家的东方电镀厂等七个地方拉过含铜废水。第一次在武义泉溪镇湖岩村工业园电镀基地东升电镀厂装了2、3吨含铜废水，又到朱观德的伟成电镀厂将“小徐”的车装满，大概总共有7、8吨。以后每次他们的车子来以后，陈某2会带他们到两、三个厂房装含铜废水，让他们的车装满。最后一次徐程银是2017年9月份到陈某2处拉含铜废水。陈某2卖给徐程银大约五、六十吨的含铜废水。陈志德也帮徐程银联系过含铜废水。15、证人陈某1、钱某、叶某1、曾某、等人证言证明:1、2017年1月到2017年10月，钱某联系肖善钟安排尚兵山、徐兴贵到江西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拉取蚀刻液到俞人杰处，非法处置含铜危险废液1000余吨。2、2015年年底到2017废物回收处理有限公司（江西吉安红板有限公司隔壁）叶某1处，拉取蚀刻液到江西铅山陈某1，非法处置含铜危险废液3000余吨。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俞人杰供述与辩解。俞人杰十次供述证明：（1）2016年11月份，被告人俞人杰和何玉标合伙来弋阳投资办厂，分别在圭峰法庭后面、桐子岭、花亭莲湖等三处建设黑作坊，在既未取得行政机关危险废物处置资格和许可，也未安装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的情况下，用含铜危险废液（蚀刻液）提炼铜泥或海绵铜，利润俞人杰与何玉标五五分成。俞人杰负责联系购买含铜废液和铜泥销售，何玉标负责厂里的管理，被告人徐程银负责买含铜废液押车，平时也在厂里协助工作，被告人何妙妙负责管理部分账目，汇款给对方。俞人杰等人将发生完反应的液体，抽到用于存放废水的废水池里，之后用石灰或碱水对该废水进行中和反应，然后将反应完的液体直接排掉，将沉淀下来的含铜含铁的粉泥拌进铜泥里一起出售。至2017年10月，俞人杰非法获利200多万元。（2）俞人杰进购含铜废液的详细情况均进行了记录，何玉标指示徐程银根据俞人杰的记录也进行了抄录。公安机关对俞人杰本人及徐程银记录的账本进行了梳理，部分内容俞人杰予以认同。（3）开漕罐车司机被告人尚兵山送过很多次含铜废液到厂里。尚兵山搭在钱某一起卖过含铜废液给俞人杰处约400多吨。（4）徐程银是其安排每次去各地购买含铜废液押货的人。（5）这些提炼铜的化工厂没有办理手续，进购含铜废液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手续。（6）2017年7、8月份的时候，圭峰法庭后面山上的那个厂被弋阳县环保局处罚过。2、被告人何玉标的供述和辩解。何玉标总共11次供述证明：（1）2017年1月份（农历年前）我和俞人杰在圭峰法庭后面开设工厂提炼海绵铜，他们厂没有办理危废处理的相关证件。2017年7月28日，弋阳县环保部门来查，这个厂就停产了。（2）2017年6月，俞人杰瞒着我和陶富祥在圭峰桐子岭办了一个同样的厂，也是利用铜废水（蚀刻液）提炼铜的加工厂，2017年10月份左右，俞人杰和陶富祥在桐子岭河对面清湖乡又弄了一个加工场地，三个厂合在一起俞人杰后面说给我百分之三十五的股份。（3）利用过的废水其工厂直接排放到后山的河里（信江河）。对排放的废水偶尔会进行净化处理，加点片碱，有时也不加碱处理，直接偷排。（4）圭峰法庭后面的场地我和俞人杰是老板，俞人杰的老婆何妙妙负责管账目，徐程银负责过磅，有时俞人杰会安排他去外地拉货。（5）圭峰法庭后面的加工厂在2017年7月28日，被弋阳县环保部门检查责令停产后，桐子岭的加工厂再开始生产的。（6）从九江这家公司过来的蚀刻液都是姓尚的司机开一辆槽罐车拉过来的，车牌后面有3个2。3、被告人徐程银十一次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1）徐程银从2016年年底12月份左右开始在俞人杰、何玉标厂里做事的，主要负责拉废液和原料时押车。（2）徐程银提到的3家化工厂的老板都是俞人杰和何玉标，俞人杰平时负责联系买废液，购买原料的，厂里生产出来半成品（铜泥或海绵铜）也是俞人杰拉去卖的，何玉标在厂里是负责日常生产管理的，偶尔也会购买原料。（3）含铜废液反复使用了之后，最后的废水就直接往沟里排出去的。（4）一个姓尚的开漕罐车的司机会拉废液过来。姓尚的司机今年五月份开始帮化工厂拉废液，他大概半个月来一次，每次拉30吨左右的废液。（5）化工厂里应该没有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等相关的证照，我没有看过，俞人杰每次叫我和司机出去购买危化废液都没有任何法律手续。（6）何玉标因没什么文化，交待徐程银每天到俞人杰处抄写经营账目。（7）辨认笔录徐程银指认陈某2卖过含铜废液给俞人杰。4、被告人何妙妙八次供述和辩解证明：（1）俞人杰今年五、六月份就开始在弋阳了。俞人杰在弋阳帮何玉标经营一个加工厂，好像是加工铜粉的.（2）俞人杰和何玉标加工厂里生产出的氧化皮样品邮寄给叫其去化验。（3）徐程银是何玉标儿子的小舅子，他跟着何玉标在弋阳厂里做事的。（4）俞人杰和何玉标在弋阳县办的厂没有厂名，没有办理过营业执照等任何手续。5、被告人肖善钟九次供述和辩解及辨认笔录证明：（1）2017年3月份到10月份，我自己本人或指派尚兵山、徐兴贵等人帮俞人杰开车从九江明阳公司拉了1000吨左右的含铜废液到弋阳县圭峰法庭后面俞人杰的厂里。（2）2015年底从江西吉安红板电路板厂处理废液，总共拉了3000多吨左右的铜水到铅山永平的姓陈的老板那里或江苏常州的陈老板那里。（3）九江明阳公司和江西吉安红板电路板厂的废液都是钱某联系。（4）我觉得俞人杰工厂是没有处理危废资质的，俞人杰的那个加工厂应该是没有能力处理危废的。我没有听俞人杰本人有说过或提供相关危废处理资质，也没看过任何资质。（5）何妙妙是俞人杰的老婆，她是帮俞人杰管理厂里的账目的，我帮俞人杰厂里拉货在2017年3月份之前何妙妙帮俞人杰付了两次运费。6、被告人尚兵山在弋阳县看守所十一次供述和辩解证明：（1）2015年7月份的时候，开始帮肖善钟开危险品槽罐车。帮肖善钟拉铜水。（2）其从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拉铜水到过俞人杰在圭峰镇法庭后面一个加工厂卸了铜水比较多，在国道路边上圭峰桐子岭一个工厂卸过两三次铜水、还有清湖乡那个点也卸过两、三次铜水，拉了这么多次铜水基本上都在圭峰法庭后面山坡上的工厂卸铜水，三个工厂都是有水池的，每次到了后就直运员都是和其一起的，他也到过。（3）这三个工厂每个厂里都有几个水池、还有一至两个槽罐、还有一点铁皮，圭峰桐子岭和清湖那两个工厂都是新弄起来的，三个工厂里面都是比较简陋的，也没有什么专业设备，工厂的整体面积规模都比较小和小作坊一样的。俞人杰的厂里应该没有处置危险废物的能力，根据经验来判断俞人杰厂肯定是不正规的。俞人杰有一次给其看过一次收购危废的资质，他说是从别人借过来的，是别人的名字，其知道他肯定是提供不出来的资质的。（4）俞人杰厂里没有处置危废能力这件事，其跟肖善钟说过，肖善钟说没有事的。（5）2016年1月至9月，肖善钟安排尚兵山与徐兴贵从江西吉安红板有限公司非法运输危险含铜废液1212.79吨到铅山陈某1处。2017年3月至9月，肖善钟交代尚兵山与徐兴贵从九江明阳有限公司非法运输危险含铜废液965.06吨到俞人杰处。7、被告人徐兴贵七次供述和辩解证明：（1）2016年7、8月的时候，我作为押运员和驾驶员尚兵山开始替肖善钟开车运货拉铜水。他们从九江明阳电路科技有限公司拉铜水到过弋阳俞人杰的厂里。（2）我和肖善钟从一起从九江拉过一次碱性的铜水到俞人杰的厂里。（3）他们危险品运输没有相关手续、开不出随车备案单是不可发车运输的，从吉安红板江西有限公司和九江明有提供过手续。（4）我到过俞人杰的3个厂，我感觉俞人杰的厂没有处置废液的能力。其没有见过俞人杰厂里有相关的资质。8、被告人方祥卫的六次供述和辩解证明：从2017年4月开始为俞人杰介绍从浙江、江西、湖南等地的厂家购买废蚀刻液，分别向浙江永康的周强、浙江金华的王雄伟、湖南浏阳的陈某3、浙江龙游、浙江缙云、浙江长兴、江西宜春、江西横峰等地购买蚀刻液。9、鉴定意见：铅环监第（2017）57、63号铅山县环境监测站检测报告，江西省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检测报。证明：俞人杰的三处黑作坊处置的含铜废液都属危险废液；俞人杰的三处黑作坊已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1）公安机关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查扣了俞人杰非法处置危险废液后，经营所得的记账本三本等，徐程银根据俞人杰的账本转抄的十三本账本等的事实。（2）弋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现场勘验笔录。证明：1、俞人杰在桐子岭开设了危险废液处置作坊，其作坊通过一根白色油管，直接将提炼后废液直接排放到信江河，并随机提取样品的事实。2、俞人杰在弋阳县南岩镇旭光分场茅棚村（圭峰法庭后面）、湖山（清湖）乡老艾家渡口开设另两个危险废液处置作坊，并随机提取样品的事实。3、弋阳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该污染环境案周边土壤取样情况。现场位于弋阳县到圭峰桐子岭棺木店门口处，可见一辆欧曼ＧＴＬ超能牌黑色大卡车，该车车头朝南，车头牌号为浙Ｈ×××××，车中间牌号为浙Ｈ×××××，尾车牌号为浙Ｈ×××××，该车车后尾部连一根白色油管直通蓄水池长3.5米，宽2.2米，在该蓄水池内盛放着一些不明蓝色液体，在该蓄水池西北侧1.2米处发现一条通往信江河的排水道，该排水道直通信江河旁边的沙滩处，在距该蓄水池南侧2.0米的地面下摆放着一直径2米，长5.2的圆柱蓄水罐，在距该蓄水池北侧20米处为一条东西走向的排水道，在距该排水道北侧5.8粘处的沙滩上可见一处已呈蓝色状的沙堆，该沙堆为1号沙堆，在该沙池内侧盛放着一些蓝色液体。（3）弋阳县公安局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查扣了肖善钟保管的捌本记账本等。（4）证人叶某3在弋阳县公安局办案区讯问室做了三次陈述。证明：叶某3从2016年12月开始向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提供含铜废液，分别从兰溪的蓝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现在改名为浙江正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常州一家叫“华旺”的做铝镀铜的厂、浙江上虞工业园区一家电镀厂、浙江宁波威康铜业有限公司总共拉了1720吨含铜废液给俞人杰、何玉标。货款是由俞人杰的老婆何妙妙或俞人杰本人付给叶某3，叶某3共获利46万元左右。俞人杰、何玉标没有任何处置危险废液的资质和手续，叶某3也没有取得处置危险废液的资质和手续。我在蓝博公司拉含铜废液的时候是没有提供任何资质和手续的，蓝博公司也没有向我索要过相关的资质和手续。从2016年12月份开始我就帮俞人杰、何玉标在浙江兰溪的蓝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拉含铜废液，蓝博公司用于储存含铜废液的是两个大的塑料桶，每桶可以装20吨，就这样我在蓝博公司向俞人杰、何玉标拉了25次左右，每次在30吨左右，总共大概750吨左右。（5）证人刘某在杭州市公安局富阳分局刑侦大队（弋阳县看守所）陈述，证明:1、俞人杰是刘某的同学，俞人杰说他在江西弋阳县做海绵铜生意，2017年4,5月份的时候，刘某得知浙江桐庐的姚银军处有电镀厂废水，到7月份止，刘某安排姚银军拉了三车废水给俞人杰，每次大约是28.5吨，总共是85.5吨。2、俞人杰是按含铜量（即品位）计算的，货款是俞人杰的妻子转给刘某的。3俞人杰没有相关处置危险废液的资质。（6）证人李某在弋阳县看守所讯问室3供述，证明：1、2017年3月、5月，李某通过秦某认识俞人杰，分两次提供了四十余吨废蚀刻液给了俞人杰。2、俞人杰等人的账本经与李某核质证，2017年3月1日，秦某介绍出售给俞人杰的货重是23.15吨，品位是11.33，2017年5月22日，李某自己出售给俞人杰的货重是14.11吨，李某获利8.8万余元。（7）证人秦某在弋阳县公安局办案区讯问室三陈述，证明:2017年2月28日，秦某介绍俞人杰认识浙江嵊州的李某，俞人杰从李某处购得废蚀刻液23.15吨，品位11.33,3月4日、6日，何妙妙分两次汇款70800元货款给秦某，秦某从中渔利五千元。（8）证人杜某在弋阳县看守所讯问室2陈述，证明：2016年下半年的时候，杜某二、三次销售给何玉标、俞人杰含铜废液四、五十吨。杜某获利1万余元。（9）楼苗花在弋阳县看守所3号讯问室陈述，证明:楼苗花介绍俞人杰、何玉标三、四十吨的含铜废水。经庭前会议及庭审质证、认证，查证属实，予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违反国家规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3773.22吨，后果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1、被告人俞人杰及其第一辩护人辩称:被告人主观上不清楚生产海绵铜是犯罪行为。且在环保部门的监督下，接受过处罚和缴纳罚款。认识到生产海绵铜是错误行为，但是没有认识这个是犯罪行为。后圭峰发生了泄露，都认识到了是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也没有立案。尚未受到谈话，其主动投案并缴纳了罚款、退了脏，应当认定为自首。起诉书指控俞人杰非法处置ＨＷ22，这是工业生产中一般的含铜污染物，与危险物有根本区别。污染物数量有一定的误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5400吨，大多数证人记忆是估计的数量。且被告人的账本记录是传来证据，徐程银有重复记录之嫌。尚兵山携带的部分是180吨水，犯罪数量都应当剔除。危害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确定特别严重。被告人认罪悔罪，量刑请求从轻考虑。第二辩护人辩称：1、公诉方指控俞人杰在本案中系主犯值得商榷，共同犯罪的犯意提起不是俞人杰。本起犯罪的指挥者是何玉标，对厂里的安排，对外业务是俞人杰，案件难以判定俞人杰是指挥者、犯罪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不能区分俞人杰就是主要实行者。多人形成的案件中，目前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建议不区分主从犯。2、造成了信江河严重的环境污染，言过其实。现有证据当时媒体的炒作引起了贵溪市、鹰潭市居民的恐慌，省政府责成鹰潭市、上饶市对信江河段取水口进行专门检测，结果信江河水符合饮用标准。被告人供述是购买了大量的碱水，中和掉这些危废液后再进行排放。请法庭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量刑。本院认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污染物数量有一定的误差，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有5400吨，尚兵山携带的部分是180吨水，犯罪数量都应当剔除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2、被告人何玉标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是否存在严重污染的问题，基本同意俞人杰两个辩护人的意见。被告人何玉标的相关事实以及在本案中所起作用，辩护人认为不起主要作用，虽然俞人杰的辩护人认定本案提议是何玉标提出为主要作用，本辩护人不敢苟同。所有证据从供述来看，双方对海绵铜进行相关的经营和销售，购买违禁物品这些事实上，两个被告人的供述是矛盾的。证据显示最初的召集者是谁？应双方合意更为恰当。合意双方所有资金是俞人杰提供，场地何玉标的，系他之前就租下来了，他以场地为入伙的投资方式。进货和销售的大部分运作是俞人杰进行，购货还是销售所得是俞人杰、何妙妙进行掌握，何玉标是没有话语权。工厂的管理是何玉标，桐子岭、清湖的厂是俞人杰一个人的，要求何玉标入股经营，实际上都没有经营化学物品。何玉标取得的利润有限。本案中实际只是作为俞人杰的整个过程中的打工者。虽然参与经营和管理，实际还是由俞人杰掌控。所以应作主、从犯的区别。另外何玉标是文盲，不识字，因而所有的账目是徐程银转抄，数量是没有这么多。被告人没有前科，以及环保部门查处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隐瞒，都是认罪伏法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认为不是主犯的意见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3、被告人徐程银及其辩护人辩称：徐程银完全听从老板的安排，押车、抄账本、都有记录，公诉机关认定其为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也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他之前在家是个油漆工，来工厂打工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是违法的。主观恶性小，系从犯、初犯、认罪悔罪，请求从轻处理。与事实和法律相符，本院予以采纳。4、被告人肖善钟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是出事之后才知道是黑作坊，之前不知道，也不认识俞人杰。同时认为车辆所有人登记在肖善钟名下，驾驶员尚兵山是有股份的，如扣除过桥费、运费，价格比同行偏低，不是暴利。他们与被告人俞人杰没有关系。运输废蚀刻液相关手续是应该由供货方提供的，被告人只是将货卸在池子里就将车子开走，三人都有相应的资质，车辆也是有正常手续的。没用法律规定运输构成污染环境罪，所以指控罪名是错误的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5、被告人尚兵山及其辩护人辩称：根据司法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不具有超标排放、非法倾倒污染物或者其他违法造成环境污染的，不认为是犯罪。弋阳及铅山陈勇在污染环境的结果上没有相应的认定，不应认定为共犯。认定被告人多次提供蚀刻液1000吨及私自夹带180吨的事实不清。即使被告人构罪，也是从犯，且投案自首，主观恶性小，没有前科以及是受人安排的司机的情节，请求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意见。其中私自夹带180吨水应当剔除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6、被告人徐兴贵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只是雇佣押运的，没有和第1、2、3被告人构成共犯。运输行为法无规定不为罪。如果被告人构罪，也是从犯、初犯和坦白，社会危害不大，请求适用缓刑的意见中。本院认为从犯、初犯和坦白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7、被告人方祥卫及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认为我只是中间介绍拉蚀刻液，以前查到拉蚀刻液只是处罚了事。我就以为1、2被告人是有资质的，所以才继续介绍拉蚀刻液，否则不会再介绍的。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是从犯、初犯和坦白，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8、被告人何妙妙及其辩护人辩称：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没有参与经营和管理，只是管理夫妻之间的钱。只是对账对和打款，对黑作坊不了解，是否有资质也是不知道的，不清楚被告人俞人杰和何玉标是怎么经营的。另外被告人是从犯和坦白。并且上有老，下有小，老人还发生车祸，请求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意见中。被告人是从犯和坦白，并且上有老，下有小，老人还发生车祸，请求从轻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与事实和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八被告人实施共同犯罪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俞人杰、何玉标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被告人徐程银、肖善钟、尚兵山、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之规定；被告人徐程银、肖善钟、徐兴贵、方祥卫、何妙妙归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被告人尚兵山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俞人杰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14日起至2021年10月13日止。）二、被告人何玉标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14日起至2021年4月13日止。）三、被告人徐程银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14日起至2020年4月13日止。）四、被告人肖善钟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26日起至2020年4月25日止。）五、被告人尚兵山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30日起至2019年10月29日止。）六、被告人徐兴贵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立即执行）。（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13日起至2019年7月12日止。）七、被告人方祥卫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13日起至2019年1月12日止。）八、被告人何妙妙犯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已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0月14日起至2019年1月2日止。）九、被告人何妙妙交纳的违法所得十万元，予以没收，由弋阳县人民检察院上缴财政。十、随案移送被告人的涉案账本，共计21本，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蔡璟人民陪审员童保花人民陪审员晏建波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姚珅

颜长明聚众斗殴刑事判决书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闽0181刑初1543号：福清市人民检察院以融检公诉刑诉〔2019〕12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颜长明犯聚众斗殴罪，于2019年11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清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游书杰、检察官助理余彧琦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颜长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福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何祖强、林立平，何朱秀、何腾等人纠集多人参与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纠集者在福清市境内实施多次违法犯罪活动，具有一定的暴力性和公开性，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2017年11月17日晚，同案人何朱秀（已判刑）因生意纠纷指使人员到福清市何喜银经营的“鸿恒建材店”打砸。同案人何祖强（已判刑）率领同案人薛某、何玉华、林立平、施海强（均已判刑）等人到场阻止。同案人何祖强在电话中与同案人何朱秀发生争吵，何朱秀遂约何祖强到其位于福清市块的海沙经营项目部斗殴。2017年11月18日，同案人何祖强纠集同案人薛某、何福平、林立平、何明、施海强等人，让他们纠集人员参与斗殴。其中同案人薛某纠集同案人高兴，同案人林立平纠集被告人颜长明、同案人叶融、胡玉錝、薛德辉（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叶融纠集同案人文亮、周国龙（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胡玉錝纠集同案人张煌（已判刑）、吕家河、“小陈”（均另案处理）等人，同案人周国龙纠集同案人潘利明、程鹏辉（均已判刑）、刘光友、鲜金新（均另案处理）等人，同案人潘利明纠集同案人陈海军、何彦民、陈存滨、涂鹏、牛伟、熊北平、袁勇（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陈存滨纠集同案人吴金清、陈孔清、陈孔斌（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何彦民纠同案人林孙顺、田忍、尹臣臣（均已判刑），同案人田忍纠集同案人蒋洪虎（已判刑），同案人林孙顺纠集同案人孙可可（已判刑）等人。同案人何明准备木棍用于斗殴。当日15时许，同案人何祖强纠集数十名人员完毕，率众前往同案人何朱秀位于福清市块的海沙经营项目部准备与之斗殴，同案人何福平驾驶一辆工具车，载同案人高兴、薛某、何玉华，将事先准备好的木棍送至蓝园Ｊ2区块项目部附近，随车的同案人高兴及其他人一起分发木棍和口罩，分发后同案人何福平驾驶该工具车载同案人何玉华离开现场。同案人何祖强再次集合手持木棍、戴着口罩的同案人驱车来到蓝园Ｊ2区块海沙经营项目部。同案人何腾（另案处理）、何朱秀等人也纠集同案人令狐剑、徐刚、王海领、蒋超、蒋彬、杜计辰（均已判刑）、陆林锋（另案处理）等人，持棒球棍、刀等工具、驾驶铲车参与斗殴。双方人员在项目部前用上述棍棒刀具、石头等工具进行互殴。同案人杜计辰驾驶闽Ａ×××××号道奇牌酷威小型普通客车冲向人群，撞伤同案人文亮。随后，同案人何祖强一方人员逃离现场，驾车随其他同案人前往沙场但尚未进入沙场的被告人颜长明也撤离现场，同案人薛某因逃跑不及，被困在闽Ａ×××××号大众牌途昂小型普通客车上，同案人令狐剑、徐刚、陆林锋等人持棍棒敲打闽Ａ×××××小型普通客车，同案人薛某下车逃跑，同案人徐刚、陆林锋等人持棍棒追赶，将薛某打伤。斗殴造成双方多人受伤，多辆汽车损毁的损害结果。经福清市公安局法医学鉴定，同案人文亮因外伤致左膝部软组织挫伤并左胫骨外侧平台骨折，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一级;同案人薛某因外伤致左膝部软组织挫伤并左侧髌骨粉碎性骨折，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二级;同案人孙可可因外伤致左背部两处皮肤缝合疤痕累计长4.2ｃｍ，损伤程度属于轻微伤。2018年9月25日，被告人颜长明在陕西省神木市鑫泽煤矿被公安民警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犯罪事实。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应证据。通过举证、质证，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颜长明结伙持械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聚众斗殴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颜长明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颜长明在聚众斗殴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颜长明自愿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建议对被告人颜长明判处一年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被告人颜长明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认罪认罚。经审理查明:同案人何祖强、林立平、同案人何朱秀等人分别纠集多人参与聚众斗殴等违法犯罪活动，纠集者在福清市境内实施多次违法犯罪活动，具有一定的暴力性和公开性，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系恶势力。2017年11月17日晚，同案人何朱秀（已判刑）因生意纠纷指使人员到福清市何喜银经营的“鸿恒建材店”打砸。同案人何祖强（已判刑）率领同案人薛某、何玉华、林立平、施海强（均已判刑）等人到场阻止。同案人何祖强在电话中与同案人何朱秀发生争吵，何朱秀遂约何祖强到其位于福清市块的海沙经营项目部斗殴。2017年11月18日，同案人何祖强纠集同案人薛某、何福平（已判刑）、林立平、何明（已判刑）、施海强等人，让他们纠集人员参与斗殴。其中同案人薛某纠集同案人高兴（已判刑），同案人林立平纠集被告人颜长明、同案人叶融、胡玉錝、薛德辉（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叶融纠集同案人文亮、周国龙（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胡玉錝纠集同案人张煌（已判刑）、吕家河、“小陈”（均另案处理）等人，同案人周国龙纠集同案人潘利明、程鹏辉（均已判刑）、刘光友、鲜金新（均另案处理）等人，同案人潘利明纠集同案人陈海军、何彦民、陈存滨、涂鹏、牛伟、熊北平、袁勇（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陈存滨纠集同案人吴金清、陈孔清、陈孔斌（均已判刑）等人，同案人何彦民纠集同案人林孙顺、田忍（均已判刑）、尹臣臣（另案处理），同案人田忍纠集同案人蒋洪虎（已判刑），同案人林孙顺纠集同案人孙可可（已判刑）等人。同案人何明、何福平准备木棍用于斗殴。当日15时许，同案人何祖强纠集数十名人员完毕，率众前往同案人何朱秀位于福清市块的海沙经营项目部准备与之斗殴，同案人何福平驾驶一辆工具车，载同案人高兴、薛某、何玉华，将事先准备好的木棍送至蓝园Ｊ2区块项目部附近，同案人何福平、高兴等人一起分发木棍和口罩，分发后同案人何福平驾驶该工具车载同案人何玉华离开现场。同案人何祖强再次集合手持木棍、戴着口罩的同案人驱车来到蓝园Ｊ2区块海沙经营项目部。同案人何腾（另案处理）、何朱秀等人也纠集同案人令狐剑、徐刚、王海领、蒋超、蒋彬、杜计辰（均已判刑）、陆林锋（另案处理）等人，持棒球棍、刀等工具、驾驶铲车参与斗殴。双方人员在项目部前用上述棍棒刀具、石头等工具进行互殴。同案人杜计辰驾驶闽Ａ×××××号道奇牌酷威小型普通客车冲向人群，撞伤同案人文亮。随后，同案人何祖强一方人员逃离现场，驾车随其他同案人前往沙场但尚未进入沙场的被告人颜长明也撤离现场，同案人薛某因逃跑不及，被困在闽Ａ×××××号大众牌途昂小型普通客车上，同案人令狐剑、徐刚、陆林锋等人持棍棒敲打闽Ａ×××××小型普通客车，同案人薛某下车逃跑，同案人徐刚、陆林锋等人持棍棒追赶，将同案人薛某打伤。斗殴造成双方多人受伤，多辆汽车损毁的损害结果。经福清市公安局法医学鉴定，同案人文亮因外伤致左膝部软组织挫伤并左胫骨外侧平台骨折，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一级;同案人薛某因外伤致左膝部软组织挫伤并左侧髌骨粉碎性骨折，损伤程度属于轻伤二级;同案人孙可可因外伤致左背部两处皮肤缝合疤痕累计长4.2ｃｍ，损伤程度属于轻微伤。2018年9月25日，被告人颜长明在陕西省神木市鑫泽煤矿被公安民警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上述主要犯罪事实。上述事实，被告人颜长明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没有异议，并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法庭质证的证人陈某、郭某、林某、翁某、黄某、江某1、江某2、严某、姚某、郑某、刘某、周某、宋某、王某、李某的证言、福清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书、福清市价格认证中心价格认定结论书、辨认笔录及照片、辨认现场笔录及照片、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及照片、户籍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前科刑事判决书、抓捕经过、证明、现场照片、接受证据材料清单、车辆损坏照片、车辆维修合同书、机动车信息、车辆一致性证书、机动车发票、税收完税证明、车辆维修清单、通话清单、微信聊天截图、同案人何祖强、林立平、何玉华、施海强、薛某、高兴、何明、何福平、薛德辉、胡玉錝、张煌、叶融、文亮、周国龙、刘光兵、程鹏辉、潘利明、陈海军、牛伟、涂鹏、熊北平、袁勇、何彦民、田忍、蒋洪虎、林孙顺、孙可可、陈存滨、陈孔清、陈孔斌、吴金清、鲜金新、刘光友、吕家河、何朱秀、何腾、陆林锋、令狐剑、王海领、徐刚、蒋彬、蒋超、杜计辰的供述及被告人颜长明的供述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颜长明结伙持械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其行为构成聚众斗殴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颜长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颜长明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且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宽处理。根据被告人颜长明的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予以宣告缓刑。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悔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四）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颜长明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敦伟人民陪审员黄辉人民陪审员林志杰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书记员陈恩平

᛾培煊盗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闽0504刑初50号：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洛检诉刑诉〔2019〕2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曾培煊犯盗窃罪，于2019年2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泉州市洛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彭忠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曾培煊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被告人曾培煊于2017年12月23日凌晨，到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ＸＸ小区附近，盗走被害人张某停放在该处的闽Ｃ××小轿车上的三箱泸州老窖坊白酒和一箱皇轩干红葡萄酒。2、被告人曾培煊于2018年1月2日凌晨，到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ｘｘ小区门口附近，盗走被害人彭某停放在该处的闽Ｃ××号面包车上的八瓶歌海尼干红葡萄酒、一箱喜力易拉罐啤酒、三瓶百威玻璃瓶啤酒、一瓶张裕窖藏干红方盒葡萄酒、两包黄鹤楼香烟、两包中华硬盒香烟和两盒姚记扑克牌。经泉州市洛江区价格认定局认定，被盗的泸州老窖坊白酒价值1410元；被盗的皇轩干红葡萄酒价值660元；被盗的歌海尼干红葡萄酒价值人民币624元；被盗的喜力易拉罐啤酒价值人民币106元；被盗的百威玻璃瓶啤酒价值15元；被盗的张裕窖藏干红方盒葡萄酒价值92元；被盗的黄鹤楼香烟价值46元；被盗的中华硬盒香烟价值90元；被盗的姚记扑克牌价值48元。经被害人报警，被告人曾培煊于2018年1月4日在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ＸＸ园8号民房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曾培煊处扣押部分被盗物品，并发还给被害人。上述事实，被告人曾培煊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无异议，并有被害人张某、彭某等的陈述、泉州市公安局万安派出所2018年1月5日出具的抓获经过、被盗现场图片、搜查笔录及图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提取笔录、指认照片、监控视频截图、辨认笔录及照片、泉州市洛江区价格认定局泉洛价认〔2018〕83号关于葡萄酒等的价格认定结论书、鉴定意见通知书以及被告人曾培煊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曾培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窃取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3091元，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被告人曾培煊虽不具有自首情节，但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鉴于被盗物品已大部分被追回，酌情对被告人曾培煊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提出的对其在拘役二个月至四个月的幅度内处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曾培煊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3月12日起至2019年5月12日止。罚金在判决生效时予以缴交。）二、责令被告人曾培煊赔偿被害人张某尚未被追回的被盗物品折价款人民币960元；三、没收已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电筒一把、口罩一个、围巾一条、手套一副，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林毅高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法官助理陈静岚书记员郑生泰

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冀0623刑初85号公诉机关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长林，男，1982年4月5日出生，汉族，群众，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现住该地。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于2020年3月31日被涞水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6月11日经涞水县人民检察院决定被取保候审，现在原住所。涞水县人民检察院以涞检一部刑诉[2020]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长林犯交通肇事罪，于2020年7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20年7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涞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姚振华、郭芳洁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长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12月4日16时许，被告人王长林驾驶冀Ｆ×××××号轻型普通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张定公路涞水县处时，与由西向东骑电动自行车的孙某发生碰撞，造成双方车辆受损，孙某当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经涞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认定，王长林负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长林驾驶机动车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长林认罪认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并建议法院对被告人王长林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公诉机关提交了被告人王长林的供述与辩解，证人刘某的证言，保定市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涞水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涞水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道理交通事故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图及现场照片，被告人王长林的户籍证明信，被告人王长林驾驶证复印件，行驶证复印件，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定兴县公安局高里派出所出具的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被害人孙某的身份证复印件，尸体处理通知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涞水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被告人王长林的到案经过，协议书、谅解书、收条，认罪认罚具结书等证据证实。被告人王长林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另查明，被告人王长林与被害人家属就民事部分已达成调解协议，赔偿款已履行完毕，并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之前无违法犯罪记录，到案后自愿认罪认罚。本院认为，被告人王长林违反道路交通运输法规，驾驶机动车与他人发生碰撞，造成一人死亡并负全部责任的交通事故，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鉴于被告人王长林案发前无违法犯罪记录，案发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自愿认罪认罚，民事部分已达成赔偿协议，并取得了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七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长林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石晶晶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书记员宋琳

战道颖、刘某乙等受贿罪二审刑事判决书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吉中刑二终字第23号：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审理吉安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道颖、刘某甲、文某犯受贿罪一案，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做出（2014）吉刑初字第139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道颖、刘某甲、文某均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审查上诉状，认为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本院依法讯问了刘道颖、刘某甲、文某，核实了全案证据，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被告人刘道颖、刘某甲、文某系某村第十一、第九、第八村小组组长，协助某街道办做好某村居民安置点“三通一平”的工作。在平整安置点土地的过程中，发现安置点地下有白泥矿。三人按照每车500－550元的标准，共收受采挖白泥矿的赖某、肖某等人好处费33.055万元。其中，刘道颖从中分得22.255万元，刘某甲从中分得4.9万元，文某从中分得5.9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某街道的任职文件，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人庄某、王某甲、欧阳某、赖某、肖某等人的证言、征地协议书、记账单以及检察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刘道颖、刘某甲以及文某等人也有相关供述在卷。原判认定，被告人刘道颖、刘某甲、文某在协助政府从事公务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现金共计人民币33.055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在共同犯罪中，刘道颖起主要作用，是主犯，被告人刘某甲、文某是从犯，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三被告人均有自首情节，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案发后，三被告人均已退清所得赃款，亦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刘道颖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财产二万元；二、被告人刘某甲、文某犯受贿罪，均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一万元。上诉人刘道颖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道颖并不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赖某等人挖白泥时土地平整工作已经结束，政府也没有要求上诉人监管他人采挖白泥矿，刘道颖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此外，刘道颖也不是主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上诉人刘某甲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刘某甲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原判认定事实错误，刘某甲的受贿金额不应是原判认定的33.055万元，应该根据其实际分得的数额，即4.9万元对刘某甲定罪量刑；刘某甲有自首情节，且属从犯，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对刘某甲改判免予刑事处罚或缓刑。上诉人文某上诉提出，原判定性错误，自己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自己的行为应认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原判认定自己犯罪金额有误，自己的犯罪数额应以自己的实际分得的数额即5.9万元而不是33.055万元；自己有自首情节，且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请求二审人民法院对自己改判缓刑。经审理查明，2012年4月，某管委会街道办根据某村村民的建房申请，在某村征地建设居民安置点。按照规划，街道办需要做好居民安置点的通水、通电、通路、平整土地（即“三通一平”）基础性工作。为此，街道办指派工作人员王某甲负责安置点的“三通一平”工作，并要求某村村小组长协助此项工作。某村村委会亦指派某村第十一、第九和第八村小组组长刘道颖、刘某甲、文某协助此项工作。在平整安置点土地的过程中，邻村村民赖某得知居民安置点地下有白泥，便先后邀集三被告人合伙采挖白泥，未果。赖某、肖某、周某等人通过文某找到某村理事会会长刘某甲及理事会其他成员，经过协商与某村理事会达成买卖白泥的协议，约定由赖某等人以400元／车的价格（后增加到420元／车）采挖白泥。采挖之前，肖某、赖某、周某邀刘道颖到某水库商谈给予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好处费的事宜，刘道颖随后将此事及时告诉了被告人刘某甲、文某，得到二人的同意，具体费用由刘道颖和赖某、肖某等人商谈。经过刘道颖和赖某、肖某的商定，赖某和肖某按500元／车（后增加到550元／车）给刘道颖、刘某甲、文某三人好处费，并请三人关照，不要阻止挖白泥，费用由赖某和肖某直接给刘道颖。自2012年10月27日至2013年1月29日，赖某等人一共非法采挖白泥609车，共付给某村理事会24.9740万元，送给刘道颖、刘某甲、文某好处费共33.055万元。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在刘某甲养猪场的厨房内算账，刘道颖为多得好处费，找借口提出好处费平均分成四份，每个人得8万元，四个人共32万元，剩下的钱算作刘道颖的跑路费，但实际上只有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三人分钱。由于赖某、肖某直接付钱给刘道颖，刘道颖占用了该款且没有按每人8万元分给刘某甲和文某。最终，刘道颖分4次分给刘某甲4.9万元，分6次分给文某5.9万元，刘道颖本人得了22.255万元。案发后，三被告人所获赃款均被检察机关追缴。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一审庭审举证、质证和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中共某街道工委某街党发（2012）06号文件以及某街道某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实被告人刘道颖任某街道某村委会治保主任、民兵连长、第十一村小组组长，刘某甲任某村委会第九村小组组长，文某任第八村小组组长。2、证人庄某的证言，证实当时某村村民反映他们没地方建房，要求政府出面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所以在2012年4月政府征了一块地给某村村民作安置居民点，由政府统一做好居民点的“三通一平”工作，并由其组织召开了会议，明确该项工作由街道办欧阳某和王某甲负责，村委会的治保主任刘道颖协助街道办负责，某村村小组长也要协助负责居民点的“三通一平”工作，保证居民点能顺利建房。参加会议的有王某甲、村委会的书记刘某乙、主任刘某丙、治保主任刘道颖、某村村小组长刘某甲、文某及部分村民代表。村委会干部和村小组长作为协助负责居民点安置工作，政府都有报酬给他们，他们发现有人挖白泥，有职责制止他人挖白泥，并向街道办汇报。其事后得知有人在居民点无证挖白泥导致居民无法建房，刘道颖没有制止也没向街道办汇报，其多次批评了他。3、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实某街道办就某村居民安置点建设工作开了多次会议，前几次会议是确定某村居民点的范围、和居民点征地工作，其没参加。最后一次会议是由庄某召集的，其参加了会议。村委会书记刘某乙、主任刘某丙和治保主任刘道颖、某村村小组长刘某甲、文某、刘某丁以及其他村民也参加了会议，开会内容主要是谈某村居民点安置建设工作，明确该项工作由片长欧阳某和其负责，村委会安排村治保主任刘道颖协助负责，某村村小组长也要协助配合做好这项工作。包括前期的征地工作及居民点平整土地工作，后期的“三通”工作，其在蹲点的时候居民点只平整完土地，后续的“通电、通水、通路”工作都没做，现村民反映强烈，没办法建房。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作为基层组织人员协助街道办负责居民点的工作，发现有人无证挖白泥应该制止并向街道办汇报。4、证人欧阳某的证言，证实其管理了一块片区，其中包括某村的居民点建设。王某甲主要负责，刘道颖协助负责，如果王某甲不在居民点的时候，就由村治保主任刘道颖主要负责。因为刘道颖是村治保主任，又是某村小组长，居民点就在他本村，管理也方便。村委会干部及村小组长有协助街道办工作的义务，并且街道办也会发工资补助给他们。现在把白泥采挖掉了，刘道颖也没报告，导致村民向上告状，说村干部不负责，任由他人挖白泥，地基都挖不平了，不能建房了。5、证人刘某乙（某村委会书记）的证言，证实在某村居民点征完地之后，街道办庄某召集其村委会和某村村小组长到街道办开会，主要是谈某村居民点安置工作，街道办要求村委会和村小组协助街道办做好这项工作。村委会就指定了治保主任刘道颖去协助负责，因为他既是村委会干部又是某村村小组长，会上也说明了某村小组长刘某甲和文某、刘某丁也要协助做好居民点安置工作。主要负责某村居民点的前期征地工作及后续的通水、通电、通路工作，包括整个居民点的平整土地工作，保证居民点的村民能顺利地建房，但现在居民点只平整了土地，“三通”都没做。其事后听说挖白泥的事，也批评了刘道颖，因其村离某村比较远，挖白泥又是在夜晚挖，所以一直不知道。现在村民都在举报，至今不能建房。6、证人廖某、刘某戊的证言，证实赖某等人挖白泥的位置属于规划图中用红笔圈出来的位置，南边规划好的地方被挖了，先期平整好的北边19栋的位置也被挖了有五六米深，导致地基不稳。同时证实2012年某村成立理事会，廖某任会计，刘某戊任出纳。卖白泥是经理事会开会决定的，并签订了合同。他们有三个人在现场管，廖某负责做账，刘某戊负责收钱，刘某己负责监督。2012年10月至2013年1月，一共卖了602车，总共卖了24.974万元，钱由全村人分掉了，全村共441人，每人分了700元，共分了30.87万元，不够的钱从征地款里拿钱来分。7、证人王某乙的证言，证实某村居民安置点是由吉安市人民政府统一规划安置的，是在某政府规划的中心城区范围之内，并由某规划建设环保局负责牵头，某街道办负责具体实施。该局聘请专业人员做了一个详细的规划图，街道办的主要工作是根据该局的规划图负责具体实施，先征好地再做好居民点的“三通一平”基础工作。规划图中的“小方格规划住宅”全都是规划用于安置居民的住宅，每户一栋四层的楼房。8、证人赖某的证言，证实其与肖某等人与某村理事会签订了买卖居民点白泥的协议。一开始其与肖某等人邀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入股共同买卖白泥，但遭到三人的拒绝，刘道颖和文某就提出给他们一点钱，他们负责去摆平村里面的事情。经过商定，其和肖某等人按每车500元，后来提高到550元的标准给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三人好处费。钱都是由其本人和肖某直接付给刘道颖，总共给了刘道颖600多车，共30多万好处费。之所以要给钱给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三人，是因为刘道颖是村委会的干部，刘某甲和文某是村小组长。他们在居民安置点挖白泥，肯定需要刘道颖等人的关照，不要阻止他们挖白泥。9、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在2012年下半年，在某村居民安置点发现了白泥。自己和赖某、周某等人找到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开始是想拉他们入股合伙一起挖，但他们不同意，但提出如果要挖的话，就给他们一点钱，没办法，自己和赖某等人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后来通过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等人和村里签订了买卖白泥的协议，并且以每车500-550元的标准送好处费给他们，一共有600多车，总共送了30多万。给好处费的事情都是赖某等人与刘道颖谈的，钱也是由自己给刘道颖的，因为刘道颖是村委会治保主任，又是负责某村居民安置点的工作，刘某甲和文某作为村小组长也负责居民点的工作，他们要挖白泥需要刘道颖等人关照，所以才给刘道颖等人好处费。10、征地协议书、征地审批表，证明某街道办征地建设某村居民安置点的事实。11、居民安置点规划图复印件，证实某某村居民点规划图中的小方块均为居民安置点，其中用黑笔圈注的范围为居民点先期安置建房的位置（共19栋），用红笔圈注的地方为本案赖某等人挖白泥的地点，居民点先期安置建房19栋的位置被采挖了白泥。12、记账单，证实由被告人刘道颖记录的赖某等人从2012年10月27日至2013年1月29日所挖白泥的车数共计609车，收受贿赂款是33.055万元。13、吉安县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2014年3月27日被告人刘道颖、文某到某公安分局后，由检察机关将刘道颖、文某接走。2014年3月29日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与公安人员一起到某村将刘道颖带至检察机关接受调查。14、被告人刘道颖的供述，证实因自己和刘某甲、文某是村小组长，负责居民安置点的工作，肖某、赖某和周某找到自己，提出他们在安置点挖白泥的时候，除了给村里面的费用外，额外给自己和刘某甲、文某每车500-550元的好处费，要自己不要阻止他们挖白泥，自己同意了并将此事告诉了刘某甲和文某，他们也同意了。后来自己和刘某甲、文某在刘某甲猪场的厨房内，根据村账上记载的肖某等人装运白泥的数量算账，按照约定总共从肖某等人手中得到了33万余元。为了多得一点，自己骗刘某甲、文某好处费平均分成四份，每份8万元，剩下的钱算作是自己的跑路费，但实际上就是自己和刘某甲，文某三人分钱。自己实际从中得了22.255万元，自己分四次给了刘某甲4.9万元，分6次给了文某5.9万元。15、被告人刘某甲的供述，证实因自己和刘道颖、文某是村小组长，协助政府搞好居民安置点的“三通一平”工作。赖某等人找到自己及村理事会其他成员商谈买卖某村居民安置点的白泥，后来村里面和赖某等人签订了购买白泥的协议。一开始赖某等人提出给自己好处费，自己拒绝了，之后谈好处费的事情是刘道颖和赖某他们去谈的，自己也知道。刘道颖谈好之后第一次分9000元钱的时候告诉了自己是好处费，自己和刘道颖、文某三人得好处费的标准一开始是每车500元，后来涨到每车550元，算账都是在自己养猪场的厨房内算账的，经过算账，总共有600多车，可以得32万多元好处费。刘道颖说有四个人分好处费，每个人得8万余元，但实际上自己只分得4.9万元。赖某、肖某等人之所以会给自己、刘道颖和文某好处费，就是因为自己和刘道颖、文某是村小组组长，能够做好村民的工作，让村民不要阻止他们开采白泥。16、被告人文某的供述，证实自己和刘道颖、刘某甲是村小组长，协助政府搞好居民安置点的“三通一平”工作。在平整居民安置点土地的过程中，发现了白泥，赖某等人通过自己找到理事会的人商谈购买白泥的事宜，并提出要自己和刘道颖、刘某甲入股，但自己和刘道颖、刘某甲都没有同意，只是提出要他们给自己和刘道颖、刘某甲一点好处费，他们答应了。谈好处费的事情，是其三人安排刘道颖去谈的，刘道颖谈好后也告诉了自己，一开始好处费的标准是每车500元，后来涨到550元。自己和刘道颖、刘某甲是在刘某甲养猪场的厨房内算账的，经过算账，好处费有30多万，刘道颖说好处费有四个人要分，每个人分8万余元，但实际上刘道颖只给了自己5.9万元。赖某、肖某等人之所以会给自己、刘道颖和刘某甲好处费，就是因为自己和刘道颖、刘某甲是村小组组长，能够做好村民的工作，让村民不要阻止他们开采白泥。关于刘道颖、刘某甲、文某上诉及刘道颖、刘某甲的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判定性错误，刘道颖、刘某甲、文某三人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要件，三人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意见，经查。虽然刘道颖、刘某甲、文某三人分别是某村第十一、第九和第八村小组组长，也确实在协助某街道做好某村居民安置点“三通一平”的工作，但三人收受赖某、肖某等人给予的好处费是在赖某、肖某等人和某村理事会签订了买卖白泥协议，采挖某村居民安置点白泥的过程中，与他们协助某街道办做好居民安置点“三通一平”的职责无关。某村理事会与赖某、肖某等人签订采挖某村居民安置点白泥属某村村民自治性事务，某街道办及相关政府机关也未曾要求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三人协助政府机关监督地下矿物质不被他人采挖的义务。故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收受赖某、肖某给予的好处费33.055万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三人不构成受贿罪。刘道颖、刘某甲、文某及刘道颖、刘某甲的辩护人提出的该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采纳。关于刘道颖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刘道颖在共同犯罪中不属于主犯的意见，经查，和赖某、肖某、周某商谈好处费事宜的是刘道颖；赖某、肖某也是直接将钱给刘道颖，刘道颖收到款项后也是由其分配给刘某甲和文某，且刘道颖所得好处费多于刘某甲和文某，因此刘道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属主犯，刘某甲和文某所起作用较小，属从犯，刘道颖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意见，与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关于刘某甲、文某上诉及其辩护人辩护提出，原判认定二人犯罪金额有误，应该按照二人实际得款数额来定二人犯罪金额的意见。经查，本案是共同犯罪，根据犯罪构成整体性原则，刘道颖、刘某甲和文某三人的受贿金额仍应按照各自共同参与的受贿金额即33.055万元予以定罪处罚。故刘某甲、文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刘道颖、刘某甲、文某身为某街道某村第十一、第九及第八村小组组长，在他人与某村理事会签订采挖村内白泥矿协议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3.055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文某上诉提出其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意见，应予采纳。在共同犯罪中，刘道颖所起作用较大，属主犯；刘某甲、文某起次要作用，属从犯，依法可对刘某甲、文某减轻处罚。刘道颖、刘某甲以及文某在尚未受到办案机关调查谈话及讯问，未被宣布采取调查措施或强制措施情况下，主动到办案机关投案，并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属自首，依法可对三人减轻处罚。案发后，三人退清了全部赃款，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江西省吉安县人民法院（2014）吉刑初字第139号刑事判决；二、上诉人刘道颖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4年4月27日起至2018年4月26日止。）三、上诉人刘某甲、文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均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4年4月27日起至2015年4月26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邓林煌代理审判员甘国飞代理审判员李毅二〇一五年二月四日书记员周俊

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苍溪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川0824刑初45号：苍溪县人民检察院以苍检公刑诉［2017］2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孙艳辉、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常艺川、曹茂仁、白家会、李钊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指控被告人魏素荣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7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6月20日组织控辩双方召开了庭前会议，并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17日至7月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因案情重大复杂，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5日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苍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上官君、白茂甫，检察官助理寇莉晴、吴桓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及辩护人、鉴定人任某4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苍溪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中国明明商”又称“中华和谐文化信资互助系统”，其组织分为总部、总商委、原商会、原委会、环组等层级，以宣讲创建全民借助银行、互助共同致富为名，以交纳4010元（3990元“支助款”，20元资料费）后填写“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成为会员的方式，发展下线人员，并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按照下线人员的“几何倍增”情况，直接或间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月金”（收益）依据。每级商委一般由商代、商汇、商务、商委、商爱5名“无首”构成组织、领导机构。2011年以来，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先后加入“中国明明商”，并积极发展会员，逐渐成为各地区的骨干人员。2013年4月左右，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五人在河北省三河市城区成立北京总商委。当时北京总商委未加入“中国明明商”全国总组织，而是自成体系的未归海传销组织。之后北京总商委以“中国明明商”组织宣讲互助共同致富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集中宣传、拉拢黑龙江、河北、四川、陕西等地的“中国明明商”组织归入其体系内管理。2013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被告人孙东生为首、三河市“北京总商委”为“总部”，被告人梁宝艳、郑焕玲、苏秀海、赵立苹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四川广元、陕西宝鸡、辽宁新宾、河北衡水、黑龙江哈尔滨等全国20多个地市为分支机构，全国约2万余人参与的一个中国明明商未归海传销组织体系。2014年10月，孙东生体系归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华北大区，接受华北大区的领导管理。2013年4月至2016年6月“北京总商委”共发放月金2662.45万元，发放服务金252万元。被告人孙艳辉加入“中国明明商”组织后，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内，为该组织发放资金，并领取每月3000元的报酬。被告人魏素荣在明知为传销组织的情况下，为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等人实施提供银行卡、帮助转账等活动。2013年12月以来，被告人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五人在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荷花园213号202室成立广元总商委，以“中国明明商”组织宣讲互助共同致富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在广元市共发展会员834人，共收取会费334.434万元，实际打给北京总商委333.038万元。同时拉拢管理阆中、苍溪的“中国明明商”组织。2013年以来，被告人常艺川、曹茂仁先后加入“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以“中国明明商”组织宣讲互助共同致富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在四川省阆中市共发展会员344人。并于2015年10月经广元总商委同意后成立“中国明明商”阆中原商会，被告人常艺川、曹茂仁担任“无首”职务。2013年以来，被告人白家会、李钊兴先后加入“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以“中国明明商”组织宣讲互助共同致富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二被告人均组织环民宣传讲课，“中国明明商”在四川省苍溪县共发展会员100余人，其中被告人白家会发展会员10人左右，被告人李钊兴发展会员40余人。并于2015年10月经广元总商委同意后成立“中国明明商”苍溪原商会，被告人白家会任“商代”一职。上述被告人在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中均领取了大量返利及服务金。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孙艳辉、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常艺川、曹茂仁、白家会、李钊兴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为名，使用宣传、培训、讲课等手段，通过拉人头的方式，大力发展人员参加，并按照参与者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骗取参与者的财物，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上述被告人在传销活动中按照不同的分工，分别承担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应属于传销活动中的组织、领导者，均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孙艳辉、张晓英、刘先智、常艺川为情节严重。被告人魏素荣明知是传销活动所得而予以掩饰、隐瞒，应当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现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孙东生对起诉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辩称，（1）我与梁宝艳等人在河北省三河市成立“北京总商委”属实，但并不是“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的“总部”，指控北京总商委“领导全国20多个分支机构”、“全国约2万余人参与”不属实。（2）借助银行卡和宣传资料是“总部”下发的，不是我制作的，我去银行试过该借助银行卡，该借助银行卡有可能是真实的。（3）我由于听信了杨子江的宣传而上当受骗，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辩护人吕绿化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孙东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主要事实及罪名无异议，但起诉指控的部分事实不实：（1）“全国20多个分支机构”、“全国约2万余人参与”无证据证实，本案中有确切证据的参与人数为1000余人；（2）指控证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认定孙东生非法获利33万余元，但并不是全部用于了个人消费，而是包括出差、组织活动、部分退单及雇佣女儿孙艳辉所发的部分工资。2、被告人孙东生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危害程度较低，归案后认罪悔罪态度好。（1）涉案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是否真实，对本案的定性有关键作用，公诉机关未对其真实性进行鉴定，也未对其来源进一步查证。孙东生认为“全民借助银行卡”是真实的，参与人不会受到损失，主观上并不是想通过组织传销占有他人财产，其自身也是受到虚假宣传而参与传销。（2）被告人获利较少，即使按鉴定意见，近4年才获利33万元，与其他传销案件的组织者、领导者完全是为了个人获取非法利益不同。（3）本案被告人没有强迫他人参与，没有限制参与人员的人身自由，归案后认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梁宝艳辩称，对起诉指控的事实有异议，1、“北京总商委”成立的时间是2013年10月，不是2013年4月。其不是“中国明明商”组织的“总部”，而是执行者，2014年10月后接受华北大区的领导管理。2、“北京总商委”和“广元总商委”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不是我们发展的，而是通过别人介绍与我们合作，是合作共赢的关系。我的职务是“商务”，主要负责内务、后勤，“全民借助银行卡”和宣传资料是我以100元／份通过邮箱从“总部”购买的，借助银行卡有可能是真实的。3、我们发放月金和服务金的时间是2013年10月至2014年7月份，发放标准和数额是“总部”定的，浮动月金是各地报上来的。4、起诉指控“20多个分支机构”、“约2万余人参与”不属实，我们只去过8个地方。辩护人石翠艳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指控被告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但起诉指控的部分事实证据不足。1、起诉指控“北京总商委”的成立时间、领导20多个分支机构、2万余人参与没有证据证实，仅有被告人口供和推理是不能成立的。2、起诉指控被告人为“情节严重”不成立，发放月金、服务金的认定是银行流水的简单相加，没有其他证据佐证，不能认定总金额。2014年10月以后归入了华北大区管理，被告人只是代收会费，更不应该计入犯罪数额。3、张晓英领导的“广元总商委”加入北京之前就已经成立了，双方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领导、管理关系。4、被告人梁宝艳加入“中国明明商”之前不知道是传销组织，加入后是受孙东生安排，没有策划、操纵，也没有宣传培训。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退赃，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苏秀海辩称，1、“中国明明商”不是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的组织，隐蔽性强，我们因为无知参加了明明商，不知道是传销组织。2、广元总商委未归入“北京总商委”管理之前，组织结构完整，通过朋友找到我们，我们不是上下级的领导关系。3、我自愿认罪伏法，主观上没有欺骗他人钱财的故意，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郑焕玲辩称，1、我2011年3月左右在唐山丰润区加入“中国明明商”，我当时是普通环民，不是骨干成员，我没有发展会员，也不知道是传销组织。2、2013年10月我接替已退出的“无首”加入“北京总商委”，是为了挣每月3000元的工资，2015年1月因“北京总商委”停止发放工资我就自动退出了。至于全国发展了哪些城市，发放月金、服务金的数量我都不清楚，“商爱”只是挂名，我未实际履行职责。辩护人任志云、童荣周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指控事实不清，“20多个城市”、“2万余人”、“发放月金2662.45万元”以及非法获利、发展下线人数等均无证据证实。2、被告人担任“无首”的时间是2013年10月至2015年1月，其不是传销组织的骨干，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3、公诉机关未指控被告人发展下线的层级、人数，且“中国明明商”无强迫、非法拘禁等行为，未造成严重后果。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赵立苹辩称，1、我加入“中国明明商”时不知道是传销，2013年10月孙东生找我加入的“北京总商委”，2014年8月退出，期间，我只是帮梁宝艳的忙，起辅助作用，未做实际工作，外出宣传时我也只是同路，挂名而已。2、我不知道四川广元的事情。辩护人李文生的辩护意见是，1、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被告人赵立苹不属于“情节严重”，其2013年10月加入“北京总商委”，填补“无首”的空缺，每个月可以领取一定数额的服务月金，虽然孙东生给了个“商委”的头衔，却没有具体分派工作，仅起协助作用，偶尔帮助梁宝艳填写资料，另外就是随同“无首”去哈尔滨、衡水开过两次会，也不是骨干成员，只是陪同，没有实际组织开会、讲课。故赵立苹虽参加了总商委，却没有具体实施组织、领导、策划传销活动等作用，只是起协助梁宝艳的作用，致使孙东生对其不满，称其几乎不来，郑焕玲也说其不务正业，2014年8月赵立苹就退出了总商委。2、被告人没有发展任何下线，也没有参与管理，作用轻微，主动退出，应当认定为从犯，请求法院宣告缓刑。3、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特殊，家庭经济困难，老父亲年老体弱多病需要被告人照顾，12岁的儿子上学面临脱管，丈夫常年在上海一家公司上班，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被告人犯罪的动机也是因为家庭困难，主观恶性小。请求法院对被告人宣告缓刑，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被告人孙艳辉辩称，1、我未加入传销组织，也未宣传过“中国明明商”。2、我父亲孙东生让我帮忙发放工资，每月给我支付3000元工资，我不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法院宣告无罪。辩护人张健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孙艳辉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1、被告人孙艳辉从未加入过“中国明明商”，既不是本案的“无首”，也从未参与过传销组织的相关活动，依法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2、公诉机关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孙艳辉主观上明知“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仍然帮助其转账。（1）孙东生证实其使用女儿孙艳辉的身份证件私自将其加入传销组织，成为下线，孙艳辉并不知情，孙东生也未告诉过孙艳辉，加入中国明明商的相关资料都由孙东生自己保管，案发后这些资料也是从孙东生处扣押来的。梁宝艳也证实了这一点。（2）被告人孙艳辉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中国明明商”组织的相关资料以及业务培训，侦查机关也未从孙艳辉处扣押任何与传销组织有关的材料，被告人孙艳辉主观上并不明知该传销组织的存在。（3）被告人孙艳辉从未发展过下线，也从未领取过“月金”和“服务金”。虽然孙艳辉在帮助父亲孙东生发放工资的时候，孙东生每月支付了3000元的工资，但该工资与“中国明明商”毫无关系，孙东生和梁宝艳均证实孙艳辉的工资是他们二人私自给发放的，与“中国明明商”无关。（4）被告人孙艳辉在本案中唯一接触过有“中国明明商”的资料就是每月转账的时候她父亲拿给她的“中国明明商岁月流金表”，待转账工作完成后，孙东生又将该表拿走。孙东生和梁宝艳并未告知过孙艳辉“中国明明商”的性质，孙艳辉本人既没有加入“中国明明商”，也没有接触过“中国明明商”的宣传资料，因此不应推定孙艳辉对“中国明明商”的性质是知情的。（5）公诉机关采用推定的方法来认定孙艳辉在主观上是明知的，于法无据。3、被告人孙艳辉客观上未实施任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被告人孙艳辉在不明知“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的情况下，在父亲孙东生的要求下，帮助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转账行为。其行为在该传销组织中既不是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也不是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也从未宣传过任何与“中国明明商”有关的事情，更起不到关键作用。综上，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孙艳辉无罪。被告人魏素荣辩称，我无罪。1、孙东生找我办理银行卡和存钱时，没有告诉我是“中国明明商”的钱，也不知道该银行卡用于了“中国明明商”。2、我本人未参加过“中国明明商”，也未从“北京总商委”分过钱。辩护人吴敏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魏素荣的行为不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1、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商量好后，找被告人魏素荣办银行卡，未告知办卡的用途和目的，被告人也未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出于朋友帮忙。2、被告人孙东生找魏素荣存款，魏素荣也不知道该存款是犯罪所得。被告人张晓英辩称，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无异议，我自愿认罪悔罪。1、对起诉指控发展会员800余人有异议，我只发展了一个下线。2014年1月我儿子做手术，期间我主要照顾生病的儿子，很少到“广元总商委”去，现我儿子因患脑溢血，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一直由我照顾，请求法院从轻处罚。2、阆中、苍溪原商会的成立我是请示了“北京总商委”的，成立之后，他们并没有实际开展工作。3、我没有组织过一次会议、讲课，也没有宣传过“中国明明商”。被告人刘先智辩称，1、我是受蒙骗参加的“中国明明商”，是受到“北京总商委”及杨子江等人的宣传才加入的，对起诉指控发展下线的人数、领取“服务月金”、服务津贴的数额等有异议。2、“中国明明商”的组织者、领导者是“北京总商委”，他们有收取会费、发放月金和工资的权利，“全民借助银行卡”和宣传资料也是他们制作、印刷、发放的。“广元总商委”是“北京总商委”的一个分支机构，我们收缴的会费全部上缴到“北京总商委”，工资和月金都是“北京总商委”发放的，我只是一个办事人员，不是传销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3、起诉书指控我、张晓英、常艺川和“北京总商委”的六人均为“情节严重”是错误的，事实上“北京总商委”和“广元总商委”是组织与被组织、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用完全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我三年领取返利14.4万元是事实，但其中包括房租、办公费、差旅费等共计6万多元，办案机关都算作我的返利是错误的。被告人黄良玉辩称，1、2014年3月“广元总商委”“无首”之一孙某1退出，我为了帮张晓英的忙才加入的，我不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我主要负责收钱打款，没有进行宣传、策划。2、我丈夫是残废军人，我身体也有病，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辩护人王海臣、马俊民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黄良玉在加入“明明商”前后都不知道是传销组织，“明明商”的“银行卡”和宣传资料具有高度的欺骗性，被告人被骗后还自掏腰包发展自己的亲属为下线。公诉人以推定的方式指控被告人黄良玉知道“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没有证据支持。作为原护士职业的黄良玉对传销的认识还停留在最低水平上，没有反党、反人类、不爱国的情形，被告人就不可能认识到该组织是非法传销组织。根据主客观一致的原则，被告人黄良玉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2、被告人黄良玉被诱骗参与传销并担任“商汇”职务，主观恶性不高。归案后积极认罪，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调查，在本案查清发展人数、金额上离不开被告人黄良玉的如实供述和配合。被告人黄良玉主要从事的是事务性工作，不负责策划、组织和宣传工作，应当属于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退缴赃款5万余元，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建议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被告人殷仕斌辩称，1、我2012年加入“中国明明商”，但不知道是传销组织，2015年2月儿子告知后我即退出“中国明明商”。2、加入“明明商”后，我并没有积极发展下线，主要是发展自己的亲友，起诉指控我发展119人不实。3、我一直不知道自己领取了多少月金，归案后才知道银行卡上打了多少钱。我认罪悔罪，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辩护人杨先华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殷仕斌是受他人邀约误入歧途，加入“中国明明商”时不知道是传销组织，其子告诉真相后就退出了“中国明明商”。在“广元总商委”担任“无首”之一的“商爱”，只是给2名退出“明明商”的人做了思想工作，所起作用小。2、被告人殷仕斌仅发展亲属8人，鉴定意见超范围鉴定其发展下线人数为119人，不应当采纳。3、被告人归案后积极认罪悔罪，退缴了赃款，考虑其年龄大、身体多病，建议法庭对其宣告缓刑。被告人韩木章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我没有宣传传销，身体患有疾病，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辩护人杨雄的辩护意见是，1、对起诉指控被告人韩木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犯罪情节轻微，年龄大且身体有病，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2、被告人参加“广元总商委”的时间是2014年4月，2015年7月退出，担任“商爱”一职是顶替原“无首”孙某1、梁某的退出，被告人对究竟是何种职务都不十分清楚。3、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韩木章起辅助作用，主要是协助刘先智宣传、协助黄良玉填写司契单，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常艺川辩称，1、我认识刘先智后才加入的“中国明明商”，我一直认为是合法组织，归案后才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2、对起诉指控我发展下线344人有异议，我发展的下线有我的亲友、家人，由我垫支的会费。3、“阆中原商会”经“广元总商委”同意成立，但成立后一直没有开展工作，是个“空架子”。4、我犯罪前表现好，现自愿认罪悔罪，鉴于我老母亲患有严重疾病，需要人照顾，儿子患有精神疾病，七年来一直下落不明，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曹茂仁辩称，1、我受杨子江的宣传影响加入“中国明明商”，一直认为是合法组织，我发展的下线是自己的亲友，并垫支了会费。2、阆中原商会是“空架子”，我现自愿认罪，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辩护人韩冬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曹茂仁因主观认识发生偏差，认为加入“中国明明商”有利可图才误入了传销组织，主观恶性小。2、加入后，被告人主要发展亲属为下线，并垫支了会费，其亲属并不知情，社会危害性小。3、被告人曹茂仁没有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仅仅起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4、被告人已年满72周岁，案发后坦白认罪，积极退赃，请求法院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白家会对起诉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无异议，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辩护人唐斌、邓淑华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白家会受到“中国明明商”的洗脑后才加入的，“借助银行卡”的欺骗性强、返利高，被告人受到蒙蔽加入。被告人白家会前后只发展了10余人加入，未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三层30人的入罪标准，被告人白家会不构成犯罪。2、苍溪原商会是“广元总商委”根据开展工作需要决定成立的，不是被告人申请成立的，成立后就形同虚设，被告人虽被“广元总商委”确定为“商代”，但一直未开展工作，甚至连“商代”的职责是什么都不知道。3、被告人白家会归案后自愿认罪悔罪，退赃退赔，请求法院从轻处罚。被告人李钊兴辩称，1、“中国明明商”的爱党爱国、实现中国梦等正能量宣传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受骗上当加入仅6个月时间，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发展下线人数40余人无异议，但他们都是自愿去办理的。2、我犯罪前表现好，现身体患有严重疾病，家庭经济贫困，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中国明明商”又称“中华和谐文化信资互助系统”，其组织分为总部、总商委、原商会等层级，各层级一般由商代、商委、商汇、商务、商爱5名“无首”组成“明明商”的组织、领导机构。该组织以宣扬和谐文化，创建全民借助银行、互助共同致富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4010元“会费”（含20元资料费）并填写“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发放“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成为“环民”，以终身只需发展两名下线人员作为“根、芽”，次月起即可依次领取2000元、500元、1000元，共计3500元“月金”返利为诱饵，宣扬按照会员每月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几何倍增”的数量作为领取“月金”返利的依据，可以领取3000、5000、8000、10000元……不等的“月金”返利，同时谎称待“中国全民借助银行”成立后可以凭“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在有“梧桐树”标志的超市消费102万元，引诱入会“环民”继续以“生根发芽”的方式发展他人参加，骗取他人财物。2011年以来，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先后加入“中国明明商”组织，并积极发展会员，逐渐成为河北、山西、唐山等地的骨干成员。2013年4月，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等人在河北省三河市成立“原商会”，积极发展下线成员，并直接与“中国明明商”总部邮箱联系，购买“司契单”、“全民借助银行卡”及“明明商”宣传资料，其间先后认识了山西的苏秀海、唐山丰润区的郑焕玲、赵立苹等人。同年10月左右，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五人商量在河北省三河市城区成立“三河总商委”，并自成体系，对外宣称系“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吸纳全国各地明明商“薪地”（组织）加入，采取统一收取、管理、发放“月金”返利，并向各地“无首”发放“服务津贴”的方式不断发展下线组织成员。此后，“北京总商委”成员到全国各地积极组织宣讲“中国明明商”，以互助共同致富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集中宣传、拉拢黑龙江、河北、四川、陕西等地的“中国明明商”组织归入其体系内管理。2013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以被告人孙东生为首、三河市“北京总商委”为“总部”，被告人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为核心的领导机构，四川广元、陕西宝鸡、辽宁新宾、河北衡水、黑龙江哈尔滨等全国10多个地市为分支机构，全国近万人参与的“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体系。2014年4月28日，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孙东生列为网上逃犯，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等人知道后继续秘密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2014年10月，孙东生领导的“北京总商委”传销组织体系归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华北大区，接受华北大区的统一领导管理。2013年4月至2016年6月，“北京总商委”共发放“月金”返利2662.45万元，发放“服务津贴”等252万元。经鉴定，被告人孙东生非法获利（即领取月金及服务津贴）33.6175万元，被告人梁宝艳非法获利28.4399万元，被告人郑焕玲非法获利34.4978万元。同时查明，被告人苏秀海领取“月金”及服务津贴13.35万元，被告人赵立苹领取“月金”及服务津贴20.26万元。归案后，侦查机关先后从被告人孙东生处扣缴赃款2100元，从梁宝艳处扣缴赃款124400元，从郑焕玲处扣缴赃款8800元。2016年6月21日，苍溪县公安局从孙东生处扣押黑色东风日产ＥＱ7250ＡＣ轿车一辆，车牌号冀Ｒ×××××，车辆所有人梁宝艳，该车系用赃款购买，用于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2014年8月，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找到孙东生的女儿被告人孙艳辉，要求其帮忙在电脑上以网银转账的方式发放“月金”返利，每月支付3000元的报酬，并向其提供了“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以及户名为“魏素荣”的62×××73中国农业银行卡及网银Ｋ宝，被告人孙艳辉便按照“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上载明的薪种（即人员姓名）、月金（即转账金额）、借记卡号等信息，先后向河北、黑龙江、山西、四川等地的明明商组织成员发放“月金”返利和“服务津贴”。2016年3月，被告人孙艳辉又使用以自己的名义办理的62×××78的中国农业银行卡及Ｋ宝发放月金。至案发前为止，被告人孙艳辉共领取报酬63000元。同时查明，被告人孙东生曾使用孙艳辉的身份证件、银行卡等资料将孙艳辉加入了“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成为了会员。2018年2月28日，被告人孙艳辉的亲属代其退缴赃款63000元。2012年，被告人魏素荣加入“中国明明商”，认识了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2013年10月，“北京总商委”成立后，被告人魏素荣以其丈夫刘某2的名义成为“北京总商委”会员，并积极发展下线成员，使用刘某2的农行卡一共领取了六次“月金”，合计24500元。2014年初，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为逃避公安机关打击，找到被告人魏素荣要求其帮忙办理银行卡及Ｋ宝用于“北京总商委”传销组织活动使用。被告人魏素荣先后为其办理两张农业银行卡（卡号为62×××73、62×××73），交给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用于传销活动发放“月金”等，并先后多次在银行柜台帮助孙东生等人存入大额现金存款合计220万元。归案后，从被告人魏素荣处扣缴赃款3015.20元，其亲属于2018年3月1日代其退缴赃款21484.80元，合计24500元。2012年左右，被告人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等人先后加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成立“广元原商会”，积极发展下线成员，先后认识并发展了黄良玉、韩木章为明明商会员。2013年12月，被告人张晓英、刘先智等人与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领导的“北京总商委”取得联系，同意归“北京总商委”统一管理。之后，被告人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五人在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荷花园213号202室成立“广元总商委”，分别担任“商代”、“商委”、“商汇”、“商爱”、“商务”职务，以“中国明明商”组织宣讲互助共同致富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在广元市共发展会员834人，收取会费334.434万元，每月21号左右由被告人黄良玉将收取的“会费”扣除资料费20元后统一转账给“北京总商委”的梁宝艳，先后实际共计转账人民币333.038万元。“北京总商委”孙东生、梁宝艳等人收到“广元总商委”的转账汇款后，再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统一管理、发放“月金”返利和张晓英等“无首”人员的“服务津贴”。期间，广元市利州区工商局接到群众举报后，对“广元总商委”进行了调查处理，但被告人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等人并未停止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广元总商委”张晓英、刘先智等人宣传、拉拢、管理阆中、苍溪两地的“中国明明商”组织成员。经鉴定，被告人张晓英发展下线834人，2012年12月至2015年7月共领取“月金”返利26.45万元，其中2014年1月27日至2015年7月共领取“月金”返利12.80万元。被告人刘先智发展下线539人，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共领取月金返利18.65万元，其中2014年1月27日至2015年10月，共领取月金返利14.40万元。被告人黄良玉发展下线108人，2013年7月至今共领取月金返利53500元，其中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共领取月金返利49000元。被告人殷仕斌发展下线119人，2013年4月至2016年4月共领取月金返利67000元，其中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共领取月金返利50500元。被告人韩木章发展下线87人，2013年6月至2016年4月共领取月金返利59000元，其中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共领取月金返利50500元。归案后，被告人黄良玉退缴赃款53000元，殷仕斌退缴赃款50500元，韩木章退缴赃款59000元。2013年以来，被告人常艺川在被告人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等人的宣传下先后加入“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之后，为领取更多的“月金”返利，被告人常艺川以“中国明明商”组织宣讲互助共同致富为名在阆中等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告人常艺川在自己经营的“艺川诊所”宣传讲解明明商，积极发展下线成员，收集新入会会员的“会费”、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等资料后，按月上交至“广元总商委”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等人处，并领取“司契单”、“全民借助银行卡”等资料发放给入会“环民”。随着“环民”人数的增多，为加强管理，被告人常艺川找到发展会员较多的被告人曹茂仁等人帮忙协助其工作，在四川省阆中市共发展会员344人。2014年，阆中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接群众举报后查处了被告人常艺川的犯罪活动场所——“艺川诊所”，并扣押了部分违法犯罪工具及明明商宣传资料。2015年10月，经“广元总商委”同意成立了“中国明明商”阆中原商会，被告人常艺川、曹茂仁担任“无首”职务。经鉴定，被告人常艺川共发展下线344人，2014年4月至2014年12月共领取“月金”返利49000元。同时查明，被告人曹茂仁共领取“月金”返利8499元。归案后，被告人曹茂仁退缴了全部赃款。2013年以来，被告人白家会、李钊兴先后加入“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以“中国明明商”组织宣讲互助共同致富为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被告人白家会在“广元总商委”无首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等人的领导下，积极组织“环民”听取刘先智、殷仕斌宣传讲课，为更多地发展会员，其与被告人张晓英等人前往“北京总商委”听课，先后在苍溪县发展会员100余人，并于2015年10月经“广元总商委”同意后成立“中国明明商”苍溪原商会，被告人白家会任“商代”一职。被告人李钊兴加入“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后，在苍溪县新观乡等地宣传讲解明明商，以“生根发芽”的方式积极发展下线成员，先后共计发展会员40余人。同时查明，被告人白家会共领取“月金”返利18000元，被告人李钊兴共领取“月金”返利3500元。归案后，二被告人均先后退缴全部赃款。同时查明，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2015）渭滨刑初字第00039号刑事判决书，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王某4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米某1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王某5有期徒刑一年。该判决书认定“2014年3月25日，王某4、王某5、米某1与郭某1一起将14个人的会费56140元汇给了由北京“总部”孙东生提供的“魏素荣”的银行账户内。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一）物证苍溪县公安局扣押并随案移送的“中国明明商”宣传资料、全民借助银行卡、司契单、生根发芽明细表、流金表、笔记本、电脑主机、银行卡及Ｋ宝、Ｕ盘、手机、移动硬盘、文件夹等在案佐证，经被告人当庭质证，控辩双方均无异议。（二）书证1、案件移送函、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等书证，证明2015年8月25日，苍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向苍溪县公安局经侦大队移送李钊兴涉嫌从事传销活动一案，同年9月1日苍溪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受理移送案件，并于同日立案侦查。2、拘留决定书、逮捕决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及通知书等，证明各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3、身份信息，证明各被告人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均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4、《苍溪县新观乡人民政府关于中国明明商在我乡从事集资活动的报告》，证明2015年8月20日新观乡人民政府向县工商局报告发现该乡有“中国明明商”组织在从事集资活动，领头人是李钊兴。5、苍溪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移送的案件相关材料，包括立案审批表、案件来源登记表、从李钊兴处查获的“中国明明商”的司契单、全民借助银行卡、中国农业银行卡等资料、李钊兴调查笔录、实施查封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中国明明商”的彩色单页宣传资料等书证，证明被告人李钊兴加入“中国明明商”、发展下线的情况以及“中国明明商”组织的宣传内容、工商局的查处情况等。6、李钊兴下线环民加入“中国明明商”时提交的司契单、借助卡等资料，证明李钊兴等人发展下线的模式和盈利的方式。7、“中国明明商”苍溪原商会的相关资料，包括①苍溪原商会“无首”人员名单及分工，白家会任商代；②权某、赵某1等人的入商人员名单、入商时间，下级层级图及笔记本；③广元窝点司契单件，证明权某、赵某1的上线及上线情况；④李某1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及司契单。8、“中国明明商”阆中原商会的相关资料，包括①阆中原商会“无首”人员名单及分工，常艺川任商代、曹茂仁任商委；②阆中市入商统计表及明明商入环种、根、芽汇总表；③公安机关扣押的缪某、邢某1、曹茂仁、常艺川等人的全民借助银行卡、司契单、农业银行卡、宣传资料等证据；④阆中市工商局提供的查获常艺川等人参与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的相关证据材料，即明明商会员名册、银行转账回执单、记账单、宣传资料、执法检查的照片、询问笔录、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现场检查笔录、常艺川的人口信息等。9、“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的相关资料，包括（1）张晓英提交的广元总商委“无首”人员名单、分工及身份证扫描件，张晓英任商代、刘先智任商委、黄良玉任商务、韩木章任商汇、殷仕斌任商爱；（2）侦查人员根据司契单等绘制的层级图简表；（3）广元总商委下环民详细名单统计表；（4）刘先智笔记本记载的明明商账务开支及月金发放情况；（5）黄良玉笔记本记载的薪种根芽及交款情况、环民信息登记簿、新环民司契单身份证统计表册、明明商宣传资料及《广元总商委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向北京总商委打款统计》；（6）刘先智宣传明明商的讲课资料及照片；（7）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及身份证扫描件、中国明明商薪种生根发芽明细表及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中国明明商零五九薪种组环名单及生根发芽明细表；（8）殷仕斌团队2012年至2015年入环种、根、芽汇总表；（9）韩木章团队2012年10月至2015年6月入商环民统计花名册；（10）黄良玉团队2012年至2015年汇总表及明明商入环种、根、芽汇总表；（11）2013年至2015年明明商环民入商时间及发展薪种、根芽的负责人名单；（12）张晓英、刘先智等人发展明明商的租房合同及收据；（13）广元总商委向上级转入明明商入会费及向各薪种发放2000元的转账凭证；（14）在刘先智处扣押的环民信息登记册4本及照片；（15）刘先智手写记事本、会议记录本、笔记本及照片，主要记录明明商广元总商委月金发放情况、发放名单、收支情况；（16）刘先智保管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及照片；（17）刘先智保管的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归海环民登记簿、环民名单及报单名册及照片，主要记载加入明明商总商委的环民名单、身份信息及人数统计；（18）黄良玉记事本，记载环民的信息及打款记录的记事本、登记册；（19）广元总商委2013年12月至2015年12月环民的司契单、身份证信息登记照片；（20）明明商入环种、根、芽汇总表、生根发芽汇总表、明细表、组环表；（21）无根芽表，记载无根芽人员名单及入商时间；（22）生根发芽归海表，明明商薪种及其根、芽汇总表，即发展下线的情况；（23）查询黄良玉、刘先智、张晓英、韩木章、殷仕斌等人的银行卡开户信息及明细交易流水情况；（24）中国明明商华北大区各地无首名单。10、“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的相关材料，包括：（1）从孙东生处扣押的司契单、身份证复印件、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等物证、书证及照片；（2）从梁宝艳处扣押的发放月金表格共47页，该表格由梁宝艳填写、孙东生交给孙艳辉发放，其中流金表中有薪种孙艳辉，发放月金2000元；（3）从梁宝艳处扣押的司契单、快递单复印件，以及由梁宝艳记录的笔记本复印件，主要记录发卡情况、月金发放情况等；（4）魏素荣尾号为87×××73的银行卡交易明细，2014.03.24现存45万，2014.04.26现存58万，2014.06.30现存35万，2014.03.27现存32万，2014.05.29现存27万，2014.05.24现存23万，均是柜台存现，共计220万元；（5）从孙艳辉处扣押的台式一体机电脑、银行卡、电子银行口令卡、苹果手机、农行Ｋ宝及数据线、鼠标、电源线、键盘等物证、书证及照片；（6）从郑焕玲处扣押的中国明明商的宣传资料、笔记本，包括生根发芽明细表、司契单、记事本等照片；（7）公安机关制作的由孙东生领导的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发展的各商委、商会及薪地组织构架图，北京总商委下分别有辽宁新宾原商会、山西运城总商委、山西吕梁薪地、河北衡水总商委、河北唐山薪地、河北保定总商委、哈尔滨太阳岛、牡丹江薪地、四川广元总商委；（8）从孙东生处扣押的租房协议，北京总商委先后租赁新村21号3单元401室、三河市天阁花园2-1606Ｎ等房屋进行传销活动；（9）从孙东生处扣押的手稿，记载孙东生与杨老讨论的几个问题，包括明明商的合法性问题，为何公安会打击的问题，会议安排以及环民孙东生给总部写的信等；（10）从孙东生处扣押的张某3、李某13等人的退商保证书；（11）从孙东生处扣押的快递单，孙东生寄给陕西省宝鸡市王某5、运城宋某3等人的快递回执；（12）陕西省宝鸡市王某4、米某1、王某5等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的相关材料，包括宝鸡市渭滨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王某4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米某1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王某5有期徒刑一年；渭滨分局《移送案件通知书》等；（13）孙东生使用的以魏素荣的名义开户的两张银行卡尾号29×××787×××73的交易记录；（14）公安机关查询的梁宝艳、魏素荣、孙艳辉、孙东生、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开户的银行卡的详细资料。11、《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证明2014年4月28日，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将孙东生列为网上逃犯。12、退赃缴款书：（1）2016年6月29日孙东生退赃2100元（扣押）；（2）韩木章及亲友分别于2016年6月29日退赃20000元、7月4日退赃25000元、7月28日退赃14000元，合计退赃59000元；（3）梁宝艳于2016年6月29日退赃79100元、2018年2月24日扣缴赃款45300元；（4）殷仕斌亲属于2017年1月6日、2018年1月26日共计退缴赃款50500元；（5）黄良玉于2016年8月23日退缴赃款53000元；（6）郑焕玲退缴赃款8800元（扣押）；（7）魏素荣及亲属退缴赃款24500元；（8）曹茂仁于2016年8月9日退缴赃款8500元；（9）孙艳辉亲属于2018年3月1日代其退缴赃款63000元；（10）白家会于2018年2月28日退缴赃款18000元；（11）李钊兴于2018年3月5日退缴赃款3500元。13、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2016年6月21日苍溪县公安局从孙东生处扣押黑色东风日产ＥＱ7250ＡＣ轿车一辆，车牌号冀Ｒ×××××，车辆所有人梁宝艳。14、苍溪县公安局于2017年3月10日出具的《犯罪嫌疑人归案情况说明》，证明2016年6月20日广元市、苍溪县公安局在河北省警方的配合下，先后在河北三河市“中国明明商”传销窝点及犯罪嫌疑人住处将孙东生、梁宝艳、魏素荣、孙艳辉四人抓获，在唐山市将郑焕玲抓获，在广元市将张晓英、刘先智、韩木章、黄良玉、殷仕斌抓获，在苍溪县新观乡将李钊兴抓获；2016年8月8日、8月15日在阆中、苍溪两地将常艺川、曹茂仁、白家会抓获；2016年8月25日、9月7日分别将上网追逃的赵立苹、苏秀海抓获归案。15、被告人的一贯表现、家庭情况及身体状况：（1）郑焕玲犯罪前表现良好。（2）赵立苹犯罪前表现较好，曾无偿献血，丈夫在唐山中车集团上班，企业不景气，儿子在四川理工学院读书，母亲患有严重的脑血栓，父亲患有“三高”症，弟弟患有二级智障残，生活不能自理。（3）张晓英系广元市中心医院退休职工，犯罪前表现好，其子李川江2014年因脑出血，在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作开颅手术，诊断为高血压、脑出血、脑积水、左上肢明显软瘫，生活不能自理。（4）黄良玉系广元市中心医院退休职工，犯罪前表现较好，其夫系五级革命伤残军人，左耳完全丧失听力，患有心脏病，需家人照顾护理。（5）韩木章系原广元市朝天区人武部政委，1996年4月退休至广元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休养，一贯表现优秀。2016年经广元中心医院诊断患有2型糖尿病、肺炎。（6）殷仕斌犯罪前表现良好，其本人、妻子、儿子均患有严重疾病，长期用药，子殷尉杰患有肝硬化失代偿期，慢性乙肝，尚未成家。（7）常艺川系阆中市金垭镇羊还山村乡村医生，表现较好，其子常洪波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妻患有高血压病2级极高危组、高胆固醇血症、双侧额叶腔隙性脑梗塞。（8）曹茂仁系退休教师，犯罪前表现较好，2015年经诊断为原发性高血压、冠心病。（9）白家会系退休教师，犯罪前表现较好。（10）李钊兴犯罪前表现较好，患有多种慢性疾病，心脏供血不足，甲状腺功能减退，2016年元月作胸腔肿瘤切除手术。（二）证人证言1、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明①2014年4月我到斯某夫妇家中耍时他们给我介绍了“中国明明商”，还打电话叫黄良玉到家中介绍，黄良玉给了我一本明明商的宣传资料看，说只要投资4010元，并发展两个人（即一根一芽），然后发展的根芽又去发展根芽。凡是加入明明商的人每人可以领取102万元的刷卡消费，发展一根一芽后，就可以分三个月返利，第一个月2000元，第二个月500元，第三个月1000元，后面以2的几何倍数增长发展根芽，达到16人就可以领取5000元月金，发展32个人就可以领取8000元月金，发展到64个人就可以领取14000元月金，在两三年之内最高可以领到286万元的月金。听了黄良玉的介绍后我就同意加入中国明明商，第二天我就借钱交给了黄良玉4010元，并留下了我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手机号，黄良玉叫我到办公室拿了司契单等东西。②我回到苍溪后就找人发展下线，分别发展了李钊兴和我老公唐某2，我都是把钱交给了黄良玉。之后，我为了发展更多的人领取更多月金，直接或间接发展了刘某3、李某7、左某、沈秀英等十余人，除李钊兴亲自到广元交会费、办理司契单、领取借助银行卡外，其他人员都是我转账给黄良玉，但没有领取司契单和借助卡，我发展的根芽李钊兴回到新观也发展了一些人。我一共交纳了7个人的会费合计28070元，但明明商只给我返回了8500元。③2014年我加入中国明明商后，就在苍溪发展人员，有事时广元的张晓英和黄良玉就用手机跟我沟通。2015年下半年张晓英打电话说把我和白家会、赵某1定为苍溪原商会成员，具体原商会怎么做以后再说。苍溪原商会成立后我们没有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发展，也没有再发展下线人员，我投入的钱也没有领回来，根本不像黄良玉宣传的那样赚钱，所以我觉得上当受骗了，就没有继续做明明商了。④我只参加过一次明明商的培训，是在白家会的家中。2014年6月，白家会和广元的刘先智等人到河北省三河市“中国明明商”总商委开了一次会。回来后，白家会打电话说叫我带自己发展的人去她家里听会议精神。我到了白家会家里后，大概有二十多个人在白家会的院坝里面，我只认识权某、赵某6，白家会叫大家可以大力发展人员，只有发展的人多了才能赚钱。2、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明①2014年11月，我和同村组的李钊兴到新观乡赶集的途中，李钊兴向我介绍了“中国明明商”组织，说这个组织是国家认可的，专门用来抵制外国经济侵略，入会要交4010元钱，发展两个人加入，分别叫“根”和“芽”，以后就能够领3500元钱，而且还会发一张银行卡，凭卡有102万元的消费。李钊兴还给我拿了一本“梧桐树”的宣传书。②过了几天，我就到李钊兴家交了4010元现金，一并还给了身份证复印件、农业银行卡复印件、照片等物品，让李钊兴帮我报名。后来李钊兴就给我拿了一个资料袋，袋子里面有一张“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一张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和17张明明商宣传资料。③我加入中国明明商组织后，还发展了同村村民李某14、罗某1和熊某三人，其中罗某1是李钊兴老婆，如何交钱的我不知道，熊某是我老公，是我自己帮交的钱。④我总共领取了中国明明商发的3500元钱，是从2015年1月份开始领的，分别领取了2000、500、1000元，之后就再也没有领过钱了。这3500元钱我不清楚是谁发的，是网银转账，每次到账都有手机信息提示。⑤我的“司契单”上李钊兴是善助人，我是支助人，还有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住址、照片等信息，这些东西现在我都保管着。“司契单”是加入中国明明商组织的证明，也是上线和下线的证明。⑥我加入中国明明商之后没有人组织过学习和开会，我也没有参加过。证人汪某1、李某3、官小卫、罗某2、祖某1、陈某1、侯某1、陈某2、侯某2、李某4、邓某1、李某5、祖某2、熊某、汪某2、向某、罗某1、冯某1、宋某1、李某6、沈某、唐某1、任某1等的证言，与证人李某2证实的内容基本一致，均是被告人李钊兴直接或间接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的，其后又继续发展下线。其中侯某2证实新观乡参加明明商的人在一起学习过，大概七八个人，是李钊兴在负责组织和讲课；祖某2证实2015年的一天李钊兴在新观医院附近的一户住房的二楼开会讲话；李某6也证实其夫妇在新观场柳树转角的一个楼上参加过由李钊兴主持的明明商会议。3、证人权某的证言，证明①2013年4月经杨安琼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明明商，之后我发展了朱秀萍和赵某1，之后，我直接或间接发展了50多人，共领取月金10000元。②我和广元的中国明明商无首人员接触较多，之前广元原商会“无首”人员是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梁某、孙某1，苍溪的人员也跟着他们。在我领取5000元月金时，我发展了32人但没有继续领取月金，张晓英和刘先智告诉我广元的明明商归山西管理，被骗了，现在正在联系河北，并说要归海到总部。河北就派来5个人到广元讲课，一个叫孙薪种、一个叫苏薪种，听课后我继续发展下线。之后，张晓英、刘先智等人河北听课回来就成立了广元总商委，并在苍溪、阆中两地分别成立了原商会。2014年夏天，我和张晓英、黄良玉、殷仕斌等人到河北三河参加中国明明商的杨子江经济大讲堂。③2015年10月正式成立苍溪原商会。“无首”人员我都认识，商代白家会、商委赵某1、商务李某1、商汇李某15、商爱是我，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安排的。最开始我认为中国明明商是真实的，便积极发展人员加入。那次在广元德庄开会被当地公安机关调查，我就怀疑明明商了，但我认为有利可图就继续发展人员直到2014年8、9月份。4、证人赵某1的证言，证明①2013年5月我经侄女权某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2015年10月开始担任苍溪原商会“商委”至今。加入明明商时，权某带我和朱秀萍到广元见了刘先智和张晓英，他们给我讲了中国明明商的来历、发展以及加入获得的好处，还说当时广元归山西运城的明明商管。我交了8200元钱给刘先智，把我老婆刘某1也加入了。回到苍溪后，权某帮我找了一个叫侯素华的放在我名下，我就完成了发展2人的任务，之后，我的尾号7019的农业银行卡就领了2000、500、1000元钱，我就觉得是真的，便开始发展下线。②2013年10月份，我前后发展了11人，加上老婆侯素华那条线接近10人，总共有20多人，达到了领5000元返利的条件，刘先智就给我发了5000元返利。③2013年12月，我们通过陕西宝鸡的王某4等人和北京那边联系上了，河北还专门派人过来在广元德庄给我们讲课。之后刘先智、张晓英等人还去河北听课，回来后他们说找到了真正的明明商组织，还成立了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五人为首的广元原商会。④2015年10月，刘先智通知我们苍溪原商会正式成立，但之后我们没有研究如何继续发展。白家会是我的上级，她是苍溪参加明明商比较早的人之一。2014年6月份，白家会在她家里给苍溪的环民传达会议精神，参加的有30多人。证人唐某2、刘某3、左某、董某、李某7、李某8、赵某2、文某、刘某1等人的证言，分别证明自己经李某1、白家会、赵某1、权某等人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的过程、交纳会费和发展下线等情况，与证人李某2等人的证言内容基本一致。5、证人缪某的证言，证明①2014年9月我把钱交给常艺川加入了中国明明商，之后我发展了四个人，并领取了返利。通过常艺川认识了曹茂仁、邢某1。2015年4月我和常艺川去广元开会认识了广元总商委的领导张晓英等五人。②2015年11、12月份，广元总商委通过常艺川通知我、邢某1、曹茂仁、王某6几个骨干上广元去开会，在会上说在阆中成立原商会，我们五个人就是“无首”，常艺川任商代，曹茂仁任商委，我任商爱。虽然阆中原商会成立了，但我们的积极性并不高，一直是名存实亡。6、证人邢某1的证言，证明①2014年7、8月份我经曹茂仁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并生根发芽领取月金，我发展了邢某2等7人，分三次领取了3500元月金。②商代常艺川是阆中明明商的总负责，每次都是常艺川电话联系我们，“无首”开会、碰面、谈明明商的工作都是在“艺川诊所”内。证人彭某、陈某3、范某1和证实经常艺川介绍加入明明商的经过和交纳会费、领取资料的情况，证人兰某、戚某、蒲某、李某9、苟某、侯某3证实经曹茂仁介绍加入明明商的经过和交纳会费、领取资料的情况，证人曹某1、杨某1、邓某2、曹某2、赵某3证实自己不知道是如何加入中国明明商的，系亲属曹茂仁使用自己的身份资料加入的，自己不知情。上述证人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且与证人邢某1等证实内容一致。7、证人孙某1的证言，证明①2012年上半年，我到明明商广元工作室遇见了邵某叶，在其宣传下加入了中国明明商，加入后发展了杨某4、谭某1、谭某2等人。进入广元明明商后，我与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梁某成立了广元原商会，我负责收集、整理、统计、保管资料，我共领取了两次月金共计2500元。②2013年6、7月份，广元原商会和山西的黄某闹僵了，广元原商会便停止了几个月。2013年12月份，我和张晓英等四人到了河北三河，见到了北京总商委的人，也听了杨子江的经济大讲坛，回来之后我就退出了明明商。8、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明2013年初我在广元遇见了老乡梁某，梁天松邀请我到广元东城市场后面的一个居民楼的工作室认识了刘先智，两人向我详细介绍了中国明明商的情况，我于一周后加入了明明商，交纳现金4010元，得到了一张司契单、一张全民借助银行卡。后我把儿子张某5、张某6发展成为下线，收到了返利1500元钱。9、证人曹某3、侯某4的证言，分别证实黄良玉是自己的妻子、婆婆，黄良玉用自己的身份证加入了中国明明商。10、证人韩某1、陈某4的证言，分别证实韩木章是自己的父亲、丈夫，①2013年4月韩木章加入中国明明商，张晓英和刘先智多次到家中宣传明明商并让陈某4加入。同年8月，陈某4交了4010元现金和手续后加入。②韩木章和陈某4加入后在家中向其子女宣传中国明明商，并且经常在家中讨论，宣传明明商是和谐文化，国家扶持的，发展人员可以领取月金。2013年，陈某4要求韩某1提供了身份证并替其报名加入了中国明明商，后韩某1的银行卡上收到了3500元的返利。11、证人殷某1的证言，证明我是殷仕斌的儿子，我不清楚是如何加入中国明明商的，是我父亲瞒着我加入的，我未发展下线人员，也未收取过月金。父亲殷仕斌还发展了自己的家人、亲戚李某16、殷某2等人加入了明明商。12、证人张某2、昝某1、昝某2、李某10、昝某3、侯某5的证言，证实昝某1、昝某3先后通过张晓英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明明商，后发展亲属成为下线，张某2、昝某2、李某10、侯某5等证实自己不知情。13、证人赵某4的证言，证明2013年下半年，经刘先智的宣讲、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并发展自己的儿女成为下线，收到了3500元的返利月金。14、证人冯某2的证言，证明2011年底通过刘先智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明明商，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往刘先智指定的账户内转了4100元钱，后来刘先智把司契单、全民借助银行卡和一套宣传资料给了我。我总共领取了5000元返利，发展了4人加入中国明明商。15、证人杨某2、斯某的证言，证明①2013年上半年，经黄良玉介绍杨某2加入了中国明明商，杨某2还发展了自己的丈夫斯某、儿子、女儿和李某1等人加入了。杨某2、斯某、女儿均分三次各领取了3500元钱。②斯某加入明明商是妻子杨某2在处理，本人未发展过下线，也不清楚是否领取过月金。16、证人齐某的证言，证明①2012年3月份，王玉玲到我在三河市经营的中医理疗馆介绍中国明明商，说是一个振兴中国经济的工作，只要办一张卡交4050元钱就能加入，从第二个月开始就能得到月金。我同意加入但没有钱，王玉玲就让我把身份证给她，她帮我垫付，后来王玉玲还帮我找了根和芽。②之后王玉玲就经常到我的理疗馆来给客户宣传中国明明商，我发展了我老公、女儿、长子三人为下线，领了三个月的月金，一共3500元。因为我发展的下线不相信中国明明商，我发展不了下线便自动退出中国明明商了。17、证人孙某2的证言，证明①我于2012年10月21日加入中国明明商三河总商委。之前我在三河市跑保险时认识了齐某，她给我介绍了中国明明商项目，我同意加入并交了4010元钱，齐某给了我一张司契单、一张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我的上线叫白凤灵，下线是王文杰，另一个是梁宝艳安排的。2013年10月份，3500元的月金返利打到了我的尾号为8113的农业银行卡上。之后，我发展了我的弟弟孙宇加入了该组织。②中国明明商三河总部在三河市富源公寓1栋11单元202室，三河总部“无首”是商代孙东生，商务梁宝艳，我是商爱，还有唐山的赵立苹、山西的苏秀海也是无首之一。我成为商爱之后没有做什么事情，也没有报酬。明明商日常的月金发放和资金往来都是孙东生的闺女孙艳辉在做，人员资料和档案的整理是梁宝艳在做。我知道孙某3、魏素荣等人也在做中国明明商。18、证人孙某3的证言，证明①2012年上半年，梁宝艳介绍我加入中国明明商，我交了4010元现金给了梁宝艳，她给我填写了一张司契单和一张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之后，我就按照梁宝艳说的方式发展了周某和另外一个人作为我的根和芽，并把二人的资料和钱交给了梁宝艳。梁宝艳通过银行卡转账的方式给我发放了6个月的月金，共计32500元。②孙东生主要负责对我们进行培训，梁宝艳主要负责报单，魏素荣主要负责发展下线人员。我负责帮孙东生开车，载着他和梁宝艳对唐山等河北的其他市县做宣传，我只是开车，梁宝艳负责收钱、填司契单，孙东生负责宣传和讲课。③加入中国明明商时，梁宝艳说找两三个人就能挣二三百万元，我就知道这是骗人的，没有哪个组织一加入就发几百万的钱，还有中国明明商的银行卡也是假卡，上面没有银联字样，该银行也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银行，就是发展下线骗其他人进来交钱，2013年7月份我感觉不现实就退出了。19、宝鸡市公安局渭滨分局移送的侦查卷宗中证人高某3、陈某5、郑某、王某1、高某1、苏某1、任某2、王某2、郭某1、田某、蒋某、高某2、王某3、豆某、宋某2、乔某1、李某11、蔡某、杨某3、李某12、赵某5、任某3等人的证言，证明自己在王某4、米某1、王某5等人的直接或间接介绍下加入了中国明明商宝鸡原商会的过程及交纳会费、领取返利月金的情况。（三）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被告人孙东生的供述与辩解①2011年11月21日，经上线杨某介绍我加入了“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之后我就领到了我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加入后我了解到，“中国明明商”组织成立了“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在各地市“薪地”成立“无首”的领导组织，以生根发芽的形式发展人员加入，通过全民互助来抵御外资，只需加入后拉两个人加入就可以领取返利，以此来达到全民富裕的目的。我加入后就大力发展下线，2013年8月左右就担任三河总商委的“商代”，但在2014年和2015年相继有“无首”被抓，我被追逃，我就开始意识到这个组织是传销组织，但抵御不了金钱的诱惑，我始终没有退出该组织，而且还继续大力发展该组织。②2013年8、9月份开始到2015年7月，“中国明明商三河总商委”的商代是我，商务是梁宝艳，商汇是苏秀海，商爱是赵立苹，商委是郑焕玲。商代是统领全局、强调内通、协调关系；商务负责整理资料，制表建立档案；商汇是管账和打款；商爱是改善调整，促进和谐；商委是计划组环，强效内通。2015年7月，因为郑焕玲等人单干，三河的“无首”就分崩离析，三河本地就剩下我和梁宝艳。③三河市富源公寓1栋11单元202室是“中国明明商三河总商委”日常收取资料、整理资料、通过网易发放月金返利的窝点，承租人是我和梁宝艳。④“中国明明商三河总商委”领导了四川广元、山西运城、河北衡水、河北石家庄、河北唐山、河北滦南、河北保定、辽宁新宾、黑龙江、廊坊、内蒙古等全国部分城市的“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大约是2013年底左右我们通过山西运城的“无首”宋伶伶联系上的“四川广元总商委”，之后他们就把收取的入会费上缴到我们这里了，主要是打到梁宝艳和魏素荣的农业银行卡上，魏素荣尾号分别为9973和7873的两张卡都是我在使用，我们大约收了300多万元广元的会费。⑤我们向广元发放月金返利的流程是：自2014年1月，广元“薪地”和我们联系上了之后，每月21号广元发展了多少人，就给我们打钱过来，一般每人打3990元、4000元或者4010元到魏素荣、梁宝艳的卡上，我们收到之后，就给广元邮寄多少套资料过去，广元收到之后，就把每个人的司契单填好、农业银行卡的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收集好之后，填写“岁月流金表”、“生根发芽表”、“059组环表”连同每个参与人的司契单、身份证、卡号装好，一并邮寄给我，我收到后就交给梁宝艳，叫她整理好每个人发展了多少人，该发多少月金返利，整理好后，我和梁宝艳、我女儿孙艳辉再按照整理好的“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通过农业银行网银向下发放月金返利。我一般就在富源公寓1栋11单元202室内通过笔记本电脑，使用魏素荣、郑焕玲的农行卡和网银发放月金。一年前因为我年龄大了操作不便，每次需要发放月金返利时，我就把孙艳辉的卡和Ｕ盾带上，叫孙艳辉帮忙，然后我给她开工资，每月3000元，都是打到她的建行卡上，我总共给她打了3万元左右的工资。梁宝艳一般使用笔记本用她本人的农行卡和网银发放月金，偶尔我们也用台式电脑发放月金。郑焕玲担任“无首”时办过一张农行卡的Ｕ盾放在梁宝艳处的，也是由她在操作。孙艳辉一般是在世纪名苑她家中使用她的农行卡和网银来发放月金。⑥我先后直接、间接发展了梁宝艳、孙某4、孙某5、孙艳辉、孙某3、魏素荣等200多人，具体名字我记不清了。2011年12月加入之后，全国的“明明商”组织都在搞归海，我发现归海是骗局，所以“三河”就没有归海。2013年4月份我们和总部的邮箱联系上了，然后我们就自己买卡、自己发展人、自己发月金，我和梁宝艳在跑市场时，在唐山认识了郑焕玲、赵立苹。同年10月份以后，我、梁宝艳、苏秀海、赵立苹、郑焕玲就正式成立“北京总商委”，开始自己单干。当时我们“北京总商委”服务的“薪地”包括四川广元大约10多个，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各地一般都是通过快递的方式来传输环民的数据，时间紧急就通过ＱＱ邮箱传给梁宝艳，没有什么专用的平台。我们平常都是通过电话联系管理各地分支“原商会”、“总商委”，有时也会用ＱＱ邮箱、微信联系管理。我们总部“无首”是拿浮动月金，一般在8000—10000元左右，其他各分支机构的“无首”一般在3000—8000元不等。⑦我们体系中有一个专门授课的讲师，他化名叫“杨子江”，据说是社会科学院的，他真名叫杨万永，请他一次讲课5000元，我们前后请了他三、四次，先后到辽宁新宾、黑龙江、河北滦南、山西运城讲过课。我们五名“无首”为我们体系的“总部”，领导了四川广元、山西运城等全国将近20多个部分地市的“总商委”、“原商委”，领导的参加人员大约近万人，我们的卡和资料都是从总部的网易邮箱中申领。一直到2014年底左右，我们体系才并入全国“中国明明商”组织的“总部”下的“华北大区”，由该地区的区域负责人王满意领导直到现在。⑧魏素荣在我们“三河总商委”负责后勤工作。2014年上半年我叫魏素荣以她的名义办理了两张农业银行储蓄卡，她应该清楚这两张银行卡是用来办理明明商资金业务的。⑨我喊我女儿孙艳辉办理过三张银行卡，我没有给她说卡的用途，我女儿没有参加明明商，我只是以她的名义办理过一张司契单，但她不知情。我女儿孙艳辉帮我通过网银发放月金，我是以明明商的名义给她发工资。⑩唐山总商委我认识赵立苹、郑焕玲，四川广元总商委我认识商代张晓英，商委刘先智等。各个“薪地”认为我们“北京总商委”是真正的明明商，可以和总部联系，可以给他发月金和环民资料。我们成立“北京总商委”后，去过四川省广元市、陕西省宝鸡市等地宣传过明明商，我们所说的“会通”就是开会的意思，就是其他地方的中国明明商需要组织环民开会、学习了，就与我联系，安排好了之后，我就带着苏秀海、梁宝艳过去，给下面的环民讲课。我主要是宣传、讲解中国明明商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的作用，让环民相信中国明明商是真实的；苏秀海主要讲解中国明明商的文化；梁宝艳等其他人是做一些会务工作。2、被告人梁宝艳的供述与辩解①2012年初我经张某军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当时三河这边管理很混乱，没有具体的负责人，我和孙东生经常在外面到处宣传发展下线，发展下线之后将司契单交给张某军。后来有其他人来劝说我们归海，我们是屡次被骗，我、孙东生、苏秀海通过其他人认识了唐山的郑焕玲、赵立苹，我们五个人见面后就想着把“中国明明商”做好，为更多的人谋取利益时自己也适当获得些好处，于是我们五个人决定不再归海，一起单独做明明商，只有自己做明明商，自己支配借助款，才能保证月金按时领取。②大概是2013年8、9月份，我们5个人决定自己成立“北京总商委河北三河薪地”，孙东生是商代，负责对外宣传；我是商务，负责做报表、搞统计；苏秀海是商汇，负责买资料、汇款，监督商务，但他大多数时间在山西，商汇这方面的工作就由我代替，每月给他报个数，他起个监督作用；郑焕玲和赵立苹分别是商爱和商委，具体的对应关系我记不清了，商爱负责搞调解，有谁要退会，他们就出面劝解；商委负责组织环民学习。为了让我们“北京总商委河北三河薪地”有名气，我们专门从北京邀请杨子江过来演讲，据说他是中国社科院的，有知识有能力，他一共来过5、6次，每次我们向他支付5000元的报酬。每次他来讲课时，其他薪地的负责人都回来我们总部开会学习，广元的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也来听过几次课。③认同我们总部的人逐渐增多，他们都自愿加入我们总部，将他们收取的借助款统一交给我们，服从我们的管理。我们按时支付各“薪地”无首月金，按时发放环民月金，我们按照借助款人数给各地邮寄“司契单”和“全民借助银行卡”。各薪地的无首月金是按照他们的层级、发展根芽的人数来决定的。只有环民的根芽不断发展下级根芽，根芽的层级达到5层32人，才能领到8000元的月金。④因为每月发月金的笔数较多，我操作太慢，我就建议让孙艳辉帮我们转账，孙东生也同意，于是我们就请了孙艳辉，孙艳辉应该知道转账业务和明明商有关，但估计她不知道明明商是做什么的，我也没有告诉她。发放月金的登记表叫“中国明明商岁月流金表”，这张表上记录着每月领取月金的人名、银行卡以及金额，我做好表之后就交给孙艳辉，由她来进行网银操作向领取月金的人发放月金。最初几次网银交易是我教孙艳辉的，后来她业务熟悉后，我们把单子给她送过去，她就自己按单子上的人名、金额转账。单子有时是我或孙东生单独送去，有时是我们一起送去。其中有一次，我做月金表时做错了将近10个人，每人多发了1500元钱，我和孙东生开车去了孙艳辉家里后，她说除了这10个人的月金外，其他的都发了，这10个人可能表做错了，所以就没有发。⑤广元薪地加入我们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2013年12月至2016年6月份，广元的“无首”名单是：张晓英是商代，黄良玉是商务，刘先智是商汇，韩木章和殷仕斌是商爱和商委。我们一共收取广元薪地280万左右的会费，这些钱是黄良玉转到我或魏素荣的银行卡上的，对应下来的人数应该是700多人。广元下边是否有别的薪地我就不清楚了。⑥我记得郑焕玲、赵立苹是从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在我们三河薪地做事，2014年8月之后，我们归海到华北大区，华北大区没有给我们薪地“无首”发月金了，所以郑焕玲、赵立苹就离开了。郑焕玲、赵立苹主要负责在唐山丰润地区发展环民和收取借助款，每人月底将收取的借助款和薪种发芽流金表报给我，有时协助我填写三河薪地的薪种发芽流金表和司契单；有时组织环民开会，她们从事一些会务工作，与环民沟通交流做一些解释工作。郑焕玲一般都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唐山丰润区收取的借助款交给我们三河薪地，有一次我和孙东生去唐山她交给了我们4万余元现金。⑦魏素荣大概在2012年跟一个姓冯的做明明商，我劝她退出来加入了张某军，大概半年左右，因为张某军老是跟环民打架，魏素荣就退出了。2013年我跟孙东生等人单独成立北京总商委三河薪地后，魏素荣经常到我们办公的地方串门，我和孙东生让魏素荣用她的身份证办了两张银行卡，都是我在用，用于收储明明商的借助款。总部让我们不要总是使用一个人的银行卡收钱、转账，所以我还让郑焕玲办过一张农行卡，放在我这里使用。我利用网银转账的时候，除了使用我自己的2张卡外，还使用过魏素荣、郑焕玲的卡收取借助款、发放月金。⑧2013年我们成立三河薪地之前，我作为薪种最多一个月领到过28000元月金，单独成立组织后，我作为商务，每月只领取服务月金，大概领了6万元左右。2014年，我在网上看到“中国明明商”被定性为非法传销组织，并知道哈尔滨、陕西的明明商组织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处理，组织成员被全国通缉，我才感到明明商这个组织是有问题的。3、被告人苏秀海的供述与辩解①2011年10月，我经朋友介绍在山西阳泉市加入了“中国明明商”，我交了4010元钱成为了“环民”，当年11月份，为了完成生根发芽的任务，我发展了我母亲和另外一个人作为我的根和芽，成了明明商的“薪种”，分别领取了2000、500、1000元的月金。2012年下半年的时候，山西省太原市从事明明商的人被公安机关处理，我就知道明明商是非法组织，但为了追求利益，我还是到其他地方从事明明商活动。②2012年12月份，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明明商“会通”时，通过一个姓付的男子（绰号和尚）认识了河北省三河市的孙东生，通过孙东生认识了梁宝艳等人，我们经常在电话里交流明明商的事情。2013年下半年，我、孙东生、梁宝艳经过商量决定自己单独做“中国明明商”，我们自己成立总部，收取环民的会费，给环民发放月金。后来我们在唐山市丰润区认识了郑焕玲和赵立苹，成立了“中国明明商三河总商委”，我们五个人任“五首”，但孙东生对外宣传我们是“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之后，我们就以“北京总商委”的名义与其他各地的中国明明商组织联系，并负责收取、管理、发放各地收取的环民借助款。2014年7月，中国明明商在全国划分了六大区，北京、河北、山西划为华北大区，然后我通过邮箱与华北大区的负责人取得了联系。同年10月份，我建议我们三河总商委归海华北大区，孙东生、梁宝艳就同意了，之后我们就归海到中国明明商华北大区了。我们收取的环民借助款统一上交到华北大区，由华北大区管理、发放环民借助款，我们“五首”就不发放服务月金了，只发放“薪种”的基础月金。我们就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只负责把各薪地收取的环民借助款交到华北大区，然后将华北大区发放的宣传资料和全民借助银行卡发给各地的环民，具体负责的都是孙东生、梁宝艳。③孙东生是商代，主要负责组织、整体安排各项工作，联系各地的中国明明商组织；梁宝艳是商务，主要负责统计、报表、发放月金等工作；我是商汇，主要负责宣传、讲解中国明明商文化；赵立苹和郑焕玲分别担任商爱和商务，主要负责统计爱心奉献、沟通环民，开会的时间做一些会务工作。各地的中国明明商不定期组织“会通”，就是联系不同地方的从事中国明明商的人到一起学习、交流，孙东生对外称三河总商委是北京总商委，能够帮助各地的中国明明商组织更好地开展活动，所以我们就吸纳了很多地方的中国明明商组织加入进来。我们去过河北省唐山市的丰润、河北省衡水市、保定市、山西省运城市、四川省广元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辽宁省新宾市等地方宣传过明明商，他们都加入了我们三河总商委，都将收到的环民借助款交到我们这里，由我们统一管理、统一分配发放。收取、管理借助款、发放月金是孙东生、梁宝艳在负责，我平时在山西平定县，不是很清楚。在未归海华北大区之前，各地“五首”人员都领取3000、5000、8000、10000元不等的服务月金，我最多领过10000元的月金，总共领取了多少我记不得了。归海之后，我们就不再领取服务月金了。经过核对我的尾号为83711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2013年7月至2015年3月，我共领取了13万余元服务月金。④2013年、2014年的时候，我们三河总商委组织各地的“五首”到三河市开会，我记得有三四次，一般都是孙东生、梁宝艳通知。每次开会，都是由一个叫杨子江的人负责讲课，都是在三河市的一个农家院，具体名字我记不清楚了。⑤在未归海华北大区之前，一般是我或者梁宝艳负责通过ＱＱ邮箱与总部联系购买中国明明商宣传资料及“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我们将需要多少份资料多少张卡的情况发到总部邮箱，然后梁宝艳就把购买这些资料的钱给总部打过去，一份资料和一张借助银行卡总共是100元，总部就将资料邮寄给我们。我们三河总商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一般是租房子开展工作。2014年6月份，孙东生给我说他想换个地方住，让我用自己的身份证在三河市新村租了一间房子，因为他从事中国明明商活动被陕西警方通缉了，无法使用他自己的身份证。知道这些事情之后，我知道从事中国明明商是传销活动，是非法的，但我认为中国明明商宣传的文化是好的，同时从事中国明明商的活动也可以给我带来收入，所以我就继续从事中国明明商的活动，与孙东生、梁宝艳一起到处去宣传、讲解。⑥2013年的时候，孙东生给我打电话说到四川广元“会通”一下，孙东生、梁宝艳开车路过阳泉时把我接上了，我们到达广元后，陕西有个王某4也赶到了。广元总商委的张晓英把我们带到一个宾馆二楼，有20多个环民听课。我记得孙东生给环民讲了“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的情况，我刚刚开始讲中国明明商的文化，政府部门就来查了，我们就离开了广元。4、被告人郑焕玲的供述与辩解①2011年3月份，我通过朋友赵立苹的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唐山总商委”，之后一直从事中国明明商活动。直到2012年12月份，中国明明商出事后就乱了，我就暂时没有从事该活动了。2013年2月份，我通过一个姓付的重新加入“中国明明商”，并认识了孙东生，我又跟着孙东生重新开始从事中国明明商活动。后来，“北京总商委”的孙东生选我、马某、赵立苹、吴某2、刘某4成立“丰润区原商会”，我们几个人发展的“环民”收取的“环民借助款”由我保管并汇给北京总商委。②我自从加入这个组织就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是非法的，我上网查过，因为我当时没工作就想挣点钱。“中国明明商”虚构成立“中国全民借助银行”，以“根”和“芽”的方式发展下线，新进来的人交纳“环民借助款”4010元，我们把钱交给孙东生后，他们就寄来“司契单”和“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我们就填写好后，发放司契单和银行卡，孙东生就按照我们完成任务的情况发放月金。2013年孙东生在丰润给我讲过“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的事，他说这个卡是一张消费卡，2016年可以开始使用，凭卡可以在有“梧桐树”标志的商场无限使用。我当时就知道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是假的，这张卡没法使用，是骗人的。③我2013年4月至2015年7月还同时担任了北京总商委的“商爱”职务。当时是孙东生、梁宝艳来到唐山丰润找到我和赵立苹，让我们担任“北京总商委”五首之一。之后，我们北京总商委就到各地去宣传中国明明商，我和赵立苹只跟他们去过河北衡水讲过课，我们就是与“环民”沟通。我们还去哈尔滨解决过那边中国明明商成员之间的矛盾。我每月到北京总商委去一次，每次去跟其他“五首”成员商量发展明明商业务上的事情和协助梁宝艳的工作，主要是填写“司契单”，报发放月金的报表。后来孙东生选我和赵立苹在丰润原商会任职，让我负责丰润的报表和发放月金的工作，每个月北京总商委给我发放2000、3000、5000元不等的工资。2015年2月开始他们就不给我发放工资了，同年7月我就脱离了北京总商委，我就自己通过上海总部，上交“借助款”，领取宣传资料和“借助卡”，给下面“薪种”发放月金，自己在唐山丰润独自开展中国明明商的活动。④我尾号为63573的农业银行卡是孙东生让我办的，一直是梁宝艳在使用，我没有使用过。自从加入“中国明明商”之后，我没有亲自发展过环民，我最早的两个环民是唐山总商委给了我两个人头，2015年7月脱离孙东生之前，我们丰润原商会大约发展了500人左右，收取的“借助款”有200万左右。2015年7月脱离之后，丰润原商会大约也发展了500人左右的环民。我是丰润原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管财务、报表等工作，有什么事情向孙东生、梁宝艳汇报。我们定期在每月21号报当月报表，25—27号发放上一月的月金。⑤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我在唐山丰润2小区5号楼2楼租了一间房子，我加入中国明明商之后，我就在这里屋子里从事中国明明商的工作，孙东生、梁宝艳来讲课也就是在这里，我开展中国明明商的档案资料和电脑也都是放在这个房子里面的。⑥我独立开展中国明明商活动后，司契单和借助银行卡都是我们直接从总部买的，首先吴某2通过邮箱与总部取得联系，然后总部通过邮箱给我们发一张银行卡号，我们就往这张银行卡里转入购买“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的钱，然后总部就会按照地址给我们邮寄卡和资料。2016年6月份之前，一张卡是100元；6月份之后，一张卡是495元，我总共定了500多张卡，其中250张卡的钱打过去了，花了7、8万元。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总共五个领导，有的资料叫“无首”，有的叫“五首”，即五个人共同负责一个薪地，只是分工不同而已。2013年初开始到2014年12月份期间，我每月都能领取月金，标准是3000、5000、8000元不等，都是北京总商委打在我的尾号为0219的农业银行卡上的，总共领取了多少月金以银行记录为准，大概有十几万。5、被告人赵立苹的供述与辩解①2011年，我的亲戚赵某香介绍我加入“中国明明商”，当时唐山本地很多人都参加了，我了解了一下想参加，并且告诉了我的同事郑焕玲，之后我和郑焕玲在唐山西站一个宾馆里听刘某5讲课，内容是怎么加入“中国明明商”和加入的好处，后来我们又到唐山开平区外语学院听了一次课，我和郑焕玲就相约一起加入“中国明明商”。我向“无首”刘某5交了4010元会费，并将我老公常某1、儿子常某2发展成为我的根芽，之后我还发展了朋友韩某2等人，我、老公、儿子等人也领取了月金3500元。后来，中国明明商的组织上级乱了，发不出来钱了，我算了一下亏得不多，就没有继续管这事了。②2013年初，我们之前认识的一个外号叫“和尚”的朋友给郑焕玲说继续做“中国明明商”，郑焕玲又给我说一起做，我们通过他认识了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三人。孙东生等三人专门到唐山丰润见了我们，他说让我们跟他一起做“中国明明商”，并说他们三河做地挺好，让我们在丰润也做归海跟他们一起，当时我们也同意了。之后，孙东生、梁宝艳又来到丰润，要求我、郑焕玲、马某、刘某4、吴某2五人成立“丰润原商会”，担任“无首”，但没有具体安排谁担任什么职务。③2013年4、5月份，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来到丰润视察“丰润原商会”的工作，孙东生说“明明商北京总商委”差2名“无首”，让我和郑焕玲加入到北京总商委，我们就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和郑焕玲到北京交新加入会员的会费和资料，梁宝艳告诉我们我担任北京总商委的“商委”，郑焕玲担任“商爱”。之后，我继续做中国明明商发展下线，主要负责丰润地区的工作。除了发展新会员外，我负责给新加入中国明明商的人员讲课、填写司契单、向北京总商委报表，整理新加入的会员的资料。④我从2013年5月份开始就领取“中国明明商”的月金，尾号为5812和7276的银行卡上打入的钱就是给我发的月金，至2015年7月陆续转入了共计20多万元的服务津贴，2015年7月以后，我就没有在北京总商委做了，也就没有继续领钱了。⑤我在后，和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先后去河北、衡水、黑龙江哈尔滨几个地方宣传讲课，然后就介绍我们是“北京总商委”的“无首”人员。2014年，孙东生领导下的各薪地的“无首”人员在三河统一开会，我才知道有四川广元、山西等一些地方的人员，总共大约有20多个地方。⑥2015年5月份左右，我听孙东生开会时说我们北京总商委之后的单子和环民款都要交到华北大区，我们“无首”的服务津贴和环民的基本月金就有变化，我听到后就不想做了。之后，我和郑焕玲回到丰润，郑焕玲就通过邮箱和总部联系上了，就可以直接申领“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了，我们就继续在丰润做中国明明商了，郑焕玲给我发了3个月的服务津贴后，就彻底没有在明明商里面做了。至我离开前，我估计我们丰润原商会发展的总环民人数大约有700人。⑦我开始并不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后来在大连开会的时候，鲍某旭被抓，刘某5等人说是被国家保护起来了。2014年，梁宝艳给我打电话说孙东生因为做“中国明明商”的事情被警方通缉了，叫我们注意点。但我看见孙东生还是在全国各地跑，没有出问题，就不知道真假了。再就是加入“中国明明商”有钱可赚，所以我就继续从事“中国明明商”。6、被告人孙艳辉的供述与辩解①我父亲孙东生曾多次叫我通过网上银行转账，交给我的转账名单上写有“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的字样，我也没问过他“中国明明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爸也没有跟我说，所以我也不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什么组织。②从2014年8月21日开始，我爸孙东生就叫我用网银帮他转账，他大约每月月底拿一份标有“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字样的名单给我，让我按照名单上的账户帮他转账，除了“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外，他还给我一个农业银行的Ｋ宝，让我通过Ｋ宝给名单上的人转账，我记得Ｋ宝是一个叫魏素荣的名字。我爸每次拿给我的名单上面有人员编号、薪种（即人员姓名）、月金（即转账金额）、电话、借记卡号等信息。我记得名单上有河北、黑龙江、山西、天津等地的，名单上也没有我认识的人。每份名单我转账大概要一天，父亲在我转账完成后1-2天内就会来我家将Ｋ宝和名单拿走。我开始问过他转的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我爸说这些钱是“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上人员的工资，我问他干什么工作，要给这些人发工资，他就让我别管。第一次他叫我帮他转账时，说以后每个月帮他转账，他给我开3000元的固定工资。从2014年8月到2016年5月，一共给我支付工资63000元。都是我自己从Ｋ宝账户里转到我自己的工商银行账户里，一个尾号是63972，还有一张旧卡尾号73627，由于没磁了，所以就申请补办了一张。因为我爸年纪大不懂网银转账的操作方法，我是学计算机的，所以他让我帮他进行网上银行转账，他支付我工资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家带小孩，没有经济收入，变相对我进行经济上的帮助。第一次转账金额最多，至少是60万元，后来每次转账的金额在20至30万元之间。③我父亲孙东生2011年11月份时使用我的个人身份信息加入了“中国明明商”；2012年我又为我父亲办理了一张尾号为2517的农业银行卡及网银Ｋ宝给孙东生、梁宝艳在中国明明商组织中用于发放月金及返利使用；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期间，我又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世纪名苑的家中使用我父亲孙东生提供的银行卡、Ｋ宝和“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从事发放月金；2016年3月至5月我又新办了一张尾号为8078的农业银行的Ｋ宝，并使用此Ｋ宝和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发放月金。④除了每个月我帮父亲孙东生转账以外，大约在2016年5月左右，他叫我给他投资10000元，每天给我返200元，我问他是什么钱，他让我不要管那么多。还让我将自己的身份证号、工商银行卡号写在一张纸上，他拍了照就走了。从5月7日早上七点过开始每天都会有200元到我的尾号为63971的工商银行卡上。没有人给我宣传过“中国明明商”，除了“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和Ｋ宝外，我也没有见过其他任何宣传资料。我没有见过登记有我身份信息的“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也没有登记过类似的信息，除了单子上面贴的照片是我本人的，字体都不是我写的。我爸2011年曾找我要过一张那样的大头照，他没有给我说过用途。⑤我认识梁宝艳，有一次我用魏素荣的Ｋ宝转账时出现Ｋ宝里金额不够再足额支付剩下的表格里需要转账的钱，我便没有再操作并给我父亲打电话说卡里的钱不够发，我爸就和梁宝艳到我在燕郊世纪名苑的住处来了，他们核对情况后发现是梁宝艳把金额写错了，然后梁宝艳把金额改了，我才将钱转出去。魏素荣我不认识她，但我爸之前给我拿来转账的Ｋ宝上的名字是她，所以我有印象。“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第47页编号为“22的薪种孙艳辉，月金2000元”，我没有印象给自己发放过月金转账。7、被告人魏素荣的供述与辩解①我和梁宝艳认识有七、八年了，2012年我在和梁宝艳、孙东生接触中知道了“中国明明商”这个组织，有一天，三河燕郊的陈某菊请我们吃饭，饭间她介绍了“中国明明商”，说只要交纳4010元的会费，就能成为“中国明明商”组织的环民，然后每人发展两个环民（即根、芽），就可以依次领取2000元、500元、1000元的月金。要想领取更高的月金，就得不断发展根、芽，以此来壮大自己，使金字塔的底部不断扩大。后来孙东生、梁宝艳又向我灌输“中国明明商”的经营模式和月金领取模式，我就同意拿4010元加入成为环民，我的上线是冯某中，我按他的要求准备了自己的寸照、身份证复印件、农业银行卡，他给我填写了“司契单”，并给了我一张“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我不想成为冯振中的下线，想成为梁宝艳的下线，就要求退出。退出后我找到梁宝艳，她说参与并退出的就不能再加入了，但可以以家人的名义加入，我就拿着我老公刘某2的农行卡、身份证复印件、照片找到梁宝艳，梁宝艳就把我老公的“司契单”和“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交给了我。然后我又给我儿子刘某6、女儿刘某7办理了手续，还发展了杨某莲成为了我的下线。我本人不能再加入“中国明明商”组织了，就只能以老公刘某2的名义加入，他还说我瞎整，刘某2就是个幌子，实际上真正加入的人是我。②我使用刘某2的农行卡一共领取了六次月金，合计24500元。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孙东生、梁宝艳已经在负责三河地区“中国明明商”的业务了，孙东生就将他租住的天阔花园2号楼2单元1606室作为工作室，在那里接待来咨询、缴纳会费的人员。因为我和他们两人的关系不错，外加自己在“中国明明商”组织里开始得到收益，我也有意和他们走近点，在家里没事的情况下就去帮忙，我主要负责后期接待，比如做饭、搞清洁卫生、准备茶水等。之后，孙东生又把活动地点搬到城建新村23号楼。③2013年底，孙东生、梁宝艳就经常一起出去“商演”，就是出去给其他地方的“明明商”组织宣传、讲解。2014年上半年，孙东生和梁宝艳来段甲岭找到我，孙东生让我给他办一张能网银转账的银行卡，我就和他们一起到农行办了一张银行卡，尾号为87×××73，并开通了网银业务。然后我就将那张卡交给了孙东生使用，密码是孙东生设置的。当时孙东生将装在塑料口袋里的现金递到窗口里面，存入了32万元钱。还有一次我帮孙东生办理了一张尾号为29×××73的农行卡，也是我到柜台办卡，梁宝艳设置了密码，办好卡后，孙东生又将黑色塑料袋子里面的钱递到窗口里面，存入了45万元钱，我将回执小票签字后交给了孙东生。当时后来孙东生又要我往87×××73的卡上存过4次钱，第一次就是2014年3月27日存钱32万、第二次是4月26日存钱58万，第三次是5月29日存钱27万，第四次是6月30日存钱35万元。我一共帮他们存款6次，合计220万元，具体存款时间和地点我记不清楚了。往这些卡里存钱都是我自愿帮孙东生存的，没有收取他们的好处费。每次都是孙东生给我打电话，之后把我接到农行，我就和孙东生一起进去存钱，有时候梁宝艳也会一起来。我只是坐在存钱的窗口，把自己的身份证交进去，87×××73的卡和现金都是孙东生本人从窗口递到里面的营业员，营业员办好存款手续后递出来一张存款凭证，我就在存款凭证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营业员将卡和存款回执递出来后，孙东生就直接拿走了。④我当时知道我帮孙东生存的钱是和“明明商”有关的，这些卡是用来做与“明明商”有关的事情，因为孙东生和梁宝艳当时是“明明商”的领导，全国各地都在给他们打款，而且办卡的时候他们就说了用我的卡做“明明商”的事情。当时我认为“明明商”是合法的组织，也就没有多想。8、被告人张晓英的供述与辩解①2012年11月，我经邵某叶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随后我就介绍刘先智加入，我、刘先智和杨某5三人一路将各自的现金4010元和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等资料交给了邵某叶和邓某3，接着我们到利州区嘉龙酒店听山西运城来的黄某讲课，她说每名环民从第二个月起要发展两名环民作为自己的“根”和“芽”，从第四个月起开始按月领取2000元、500元、1000元的月金返利，如果环民发展下线人数达到16人，当月就可以领取5000元的月金。当时，我将刘先智和我母亲杨某甫分别作为我的“根”和“芽”，但没有领取到月金。黄某来到广元后发现邵某叶、邓某3收取的会费没有交够，就让我、刘先智、殷仕斌、孙某1、梁某五人成立广元原商会，在广元卫生宾馆山西运城的黄某、宋某3、胡某还给我们环民开会，黄某说我们广元原商会属于山西运城总商委。会后，黄某建议我担任商代，主要负责广元原商会的管理工作，起上传下达的作用，中国全民借助银行“落地”广元后，商代就是行长；梁某担任商委，主要负责广元原商会的政策和明明商精神的讲解，以后就是银行的书记，负责政治工作；刘先智担任商汇，负责将广元原商会收到的组环会费向上级总商委打款及要将环民每月领取的月金情况上报；孙某1担任商务，负责环民资料的收集及环民服务；殷仕斌担任商爱，负责环民之间的协调工作。后来，我们按照黄某的要求由孙某1向其邮箱上报了“无首”名单，当时广元原商会有环民80多个。②广元原商会成立后，我与刘先智一起去银行以刘先智的名义开了一张银行卡，专门用于收取新入商环民的入会费4010元。我们当时的操作模式是环民第一个月报单，第二个月生根发芽，第三个月领取月金，入会费用由我和刘先智存到尾号为55311的银行卡上，然后我们五人算出应该给环民发放的月金数额登记造表，并由孙某1通过邮箱报给黄某，黄某审批过后就打电话通知我或刘先智，我们按照黄某审批过的表通过银行卡发放月金，扣除发放的月金以及在黄某处购买“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和“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等资料的钱后，我们将剩余的钱全部打到黄某提供的银行卡上。2013年7月份的时候，黄某要求我们当月入商也生根发芽的新环民也可以发放月金，我们当月就发展了100多个新环民，交了服务费要求入会。后来殷仕斌提醒我说当月发放月金资金链要断链，我们就没有执行了。黄某就将我们打过去准备购买100份资料的钱寄了80套，钱也不退，我们新发展的环民就不能顺利组环，黄某收到我们打的余款后就逃跑了。我们就没有组环了，也就没有做了。③2013年12月，宋某3打电话告诉我们，她已经联系上了“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随后，我、刘先智、殷仕斌、孙某1四人到北京与宋某3汇合后，到河北三河市去参加明明商的会议——杨子江经济大讲堂，会议上讲了明明商百川归海的事情。会后，宋某3介绍我们认识了孙东生，孙东生说愿意接纳我们。我们回到广元后，就又开始组环了。2013年底，孙东生、梁宝艳、宋某3来到广元，在德庄二楼我们租的房子内孙东生给我们环民做宣传讲解，他们称为“会通”。当时有人举报到工商局，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到会场调查，殷仕斌还被带走接受调查。孙东生等离开时，让我们尽快成立广元总商委，并将广元的“无首”名单报上去。因为梁某、孙某1先后退出，我们就决定用黄良玉和韩木章来顶替梁某、孙某1的位置，并将“无首”重新调整了一下，我任商代，负责总商委的全面工作，联系孙东生和梁宝艳，接受、保管、发放空白的司契单、全民借助银行卡、组环名单、薪种生根发芽明细表、薪种发芽流金表；刘先智任商委，主要负责宣传明明商资料、培训环民、环民的组环、配合商汇的工作；黄良玉任商汇，主要负责填写司契单、组环名单、薪种发芽流金表、收取环民报单的4010元资金、并负责给梁宝艳打款；韩木章任商务，负责协同刘先智搞宣传和讲解明明商，商务本来应该做的填表等工作就由黄良玉做了；殷仕斌任商爱，负责对外宣传、协调内外、解决环民退商等问题，并负责退钱并上传资料。④我们加入孙东生领导的“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之后，我们广元总商委“无首”谁发展入商的人员，就由谁先自行收取4010元的会费或直接带到黄良玉处交钱登记，反正最终会费都会交给黄良玉保管存放，黄良玉将环民信息登记造册并填写空白司契单和全民借助银行卡，填好后交给环民，然后黄良玉再填写好组环名单、生根发芽表、岁月流金表，通过快递邮寄给梁宝艳，梁宝艳根据这些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给环民发放月金。从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孙东生给我们广元总商委的“无首”按月发放服务津贴，按照上月发展环民的人数多少浮动，我最高领取过10000元的服务津贴。2015年3月，北京总商委划分到华北大区了，就停止了发放服务津贴，我们的积极性就不高了，一直到2015年底，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发展环民了。⑤2012年12月到加入北京总商委之前，我总共领取8次月金，共66500元左右；加入北京总商委之后，我先后领取过14个月的津贴，共计92000元。2013年至2014年我儿子生病住院，我领取的月金和服务津贴基本上都用于看病了。⑥为了宣传、发展、组织人员，我、刘先智、殷仕斌、韩木章分别先后到过苍溪、阆中等地宣传过“中国明明商”。一开始，苍溪和阆中没有成立原商会，薪种发展了下线环民，一般都是薪种本人或者带领自己的根芽到广元总商委位于“荷花苑213号”的工作室，缴纳会费之后，由黄良玉填写司契单，薪种负责协助填写，然后刘先智将宣传资料和“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交给根芽。苍溪的人员比较散，都是各自负责各自根芽的入会，白家会、权某、赵某1、李某1、李钊兴这几个在苍溪发展的人数比较多，他们就会把新入会的人员的会费统一收集然后通过转账或者现金的方式交给黄良玉；阆中的人基本上都是常艺川经常来我们工作室，把这些新入会的人员会费统一收集然后通过转账或者现金的方式交给黄良玉。2013年苍溪和阆中多次要求成立原商会，但一直没有成立。后来发展的根芽越来越多，都达到100人以上，出现了管理混乱，造成人员流失，为了加强苍溪、阆中的管理，2015年下半年，我们“广元总商委”五个人一起商量决定成立原商会，我电话向孙东生汇报，他也同意。我们确定的苍溪原商会的“无首”是商代白家会、商委赵某1、商汇刘先智、商爱权某、商务李某1。阆中原商会的“无首”是商代常艺川、商委曹茂仁、商汇王某6、商爱缪某、商务邢某1。我们是以“中国明明商华北大区广元市总商委”的名义批准成立苍溪、阆中原商会的，并确定了两地“无首”人员的分工，具体的任命文件我通过邮箱发给了孙东生。两地原商会成立之后，他们没有按照“无首”分工开展工作，还是和成立之前一样操作，发展的人也越来越少。只有阆中的常艺川发展的人高达几十个，才领取了浮动月金。9、被告人刘先智的供述与辩解①2012年9月份，我认识了在广元市军转办搞净水机直销活动的张晓英和邵某叶，邵某叶介绍参加“中国明明商”组织只需缴纳4010元的“组环款”，就能成为“环民”，环民第二个月发展一个根、一个芽，第三个月就可以领2000元“月金”，第四个月领取500元，第五个月领取1000元，以此类推，就可以领到286万余元的“月金”。另外，“中国明明商”总部所发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内有102万元的余额，等明明商全民借助银行落地后，用来购买国货，不能取现金用。张晓英、邵某叶劝我加入该组织，我当时没有同意。同年12月份，我作为张晓英的“根”正式加入该组织，成为“环民”。我又发展了自己的根“冯晓华”和芽“李川江”，以此类推，目前我下面发展的环民有100余人。②“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的前身是2013年广元原商会，是山西运城总商委的下属组织，由张晓英、我、孙某1、梁某和殷仕斌五人组成。由于山西运城总商委的黄某拖欠我们的“月金”，我们就不愿意继续当他的下属组织。2013年8月，黄某召集我们广元原商会“无首”去山西运城开会，期间宋某3告诉我们黄某的这个总商委不正规，只有“中国明明商”北京总部才正规，建议我们另设总商委，直接归属于北京总部。2013年12月，宋某3就打电话说她联系上了“中国明明商”北京总部，并且要到河北省三河市开会。我们经商议去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经宋某3认识了孙东生，孙东生愿意接纳我们，要求我们回去后立即成立“广元总商委”，并尽快将“无首”人员名单及分工情况报告给他们。大约在2014年3月份，孙东生、梁宝艳一行四人来到广元宣传中国明明商，在他们的推动下，我们成立了广元总商委，确定张晓英任商代，主要负责广元总商委的全面事务，也就是总负责人；我任商委，主要给新加入的环民培训，并与他们沟通、交流，解释、发放宣传资料，同时监督审核商汇的工作；黄良玉任商汇，主要给新加入的环民填写司契单、收取环民交纳的组环款、并将组环款上缴给中国明明商总部的商汇梁宝艳、统计和上报广元总商委环民的月金；韩木章任商务，主要做沟通、交流、解释工作；殷仕斌任商爱，主要负责调解工作，如果有人退单，他就负责做工作和退组环款，并将相关资料上报总部。截至目前为止，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发展环民大约1000余人，其中包括广元原商会发展的300多人和总商委发展的700多人。环民的信息登记册一份黄良玉在保管，一份是我在保管。③我在2012年12月至2013年11月份期间，先后领取过7次月金，共计44500元，都是山西运城总商委的黄某直接打到我的尾号为5917的银行卡账户上的。后，我们广元总商委的组环款就全部打到梁宝艳的银行账户上，我们就没有领取过月金了，孙东生、梁宝艳按照我们新发展环民的人数多少按比例给我们广元总商委五个人发放服务津贴，都是打到我尾号1717的农业银行卡上的，具体领了多少我记不清楚了。最低的月份我领了2000元，最高的月份领过10000元，大概总共领了9万多元。④2015年9月份，我们广元总商委在苍溪县和阆中市分别设立了“原商会”，苍溪原商会是白家会任商代，阆中原商会是常艺川任商代，曹茂仁任商委，但他们都没有以原商会的名义实际运作，之前一直是以环民的形式在运作，苍溪上交组环款就是由发展根芽的人直接打给黄良玉，阆中的组环款是由常艺川集中收取后再打给黄良玉。苍溪成立原商会之前，开展工作都是各自负责，白家会等人将自己的根芽带到广元来，当面将会费和资料交给我或黄良玉，并配合我们填写好薪种、根芽信息，最后领回他们的司契单和借助银行卡。阆中成立原商会之前，都是常艺川在负责，他是阆中第一人，后面加入的基本都是他的下线。阆中发展环民也是各自为阵，各人发展各人的下线，最后将新发展环民的会费和资料交给常艺川，常艺川再到广元总商委来办理。⑤我记得我到苍溪讲过四次课，其中白家会家两次，元坝谢光吕家一次，县城一个茶楼一次；到阆中讲过三次课，都是在常艺川经营的诊所里面，一般我就是和殷仕斌一路，宣传中国明明商。需要听课的时候，都是当地的负责人给我们打电话，请我们下来讲课，苍溪的负责人是白家会，每次都是她打电话，并把新发展的人员召集在一起；阆中的负责人是常艺川，人员相对发展的比较好。10、被告人黄良玉的供述与辩解①2013年7月份，我经昝某3的介绍加入了“中国明明商”组织，几天之后我在昝某3的带领下到了“明明商”的总商委在劳动大厦东门市场后的一居民住宿口的办公地点，把4010元会费交给了殷仕斌，当时我还看到了“明明商”的宣传资料和流金岁月表，主要介绍是如何利用倍增原理做好循环经济学，让我明白钱是如何产生的。后来山西运城的黄某先后到广元的湿地公园和卫生宾馆指导工作，大肆向环民宣传参与“明明商”组织的好处。我自己发展的有老公曹某3和妹妹曹某4两人，然后又发展了杨某2、张某7等人，按照生根发芽的方式大约共计发展了80多人。②2013年，那时称为广元原商会，在黄某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无首”由张晓英、刘先智、梁某、殷仕斌、孙某1五人组成。2014年3月孙某1退出，当时广元成立了“明明商”总商委，张晓英就让我成为“无首”之一，帮助她开展工作。张晓英任商代，主持全面工作，与总部接洽；我为商汇，负责司契单的填写和汇总，以及财务工作；刘先智是商委，给新加入的环民培训沟通，发放宣传资料并审核商汇的工作；韩木章为商务，配合刘先智宣传讲解；殷仕斌为商爱，负责沟通和调解工作，给退出的环民做协调工作。③从2014年3、4月份起至年底，“明明商”总商委给我们“无首”发放工作津贴，每月每人发放3000-5000不等的服务月金，我大概领了5万元左右。我总共使用过两张卡，尾号29361的农业银行卡主要用于领取月金、服务津贴及向“明明商”总部转会费使用，另一张贵商银行卡专门用于向“明明商”总部转会费用。2013年12月份广元明明商总商委归海到孙东生管理的明明商总商委，2013年12月至2014年2月这三个月的环民会费是刘先智转账的，2014年3月我任职商汇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钱打款，收的是新加入的环民的会费4010元，再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交给中国明明商总部的梁宝艳。至2016年5月止，我们广元总商委共计向总部转入300余万元会费。④“司契单”和“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开始是黄某以每张100元的价格卖给所有环民的，后来是张晓英直接与“明明商”总部接洽后，总部免费配发的。“中国明明商”的总部应该在河北，2014年3月我与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等四人前往河北三河市开会，目的是交流经验（内部称为会通），会见了总部负责人“孙薪种”。⑤经过逐年逐月的清点，自2014年3月至2016年5月，“明明商”总商委发展环民共计816人，收取环民会费3272160元，向河北三河市的梁宝艳、魏素荣的银行卡转账共计3258240元。这些数字是我翻看自己的黄色记事本统计出来的，凡是我经手的“明明商”的相关资料都是存放在我家里的。因为我每次都是以发展环民的人数转账打款的，所以记录本上记载的数据是最准确的数据。⑥2014年6月份，我们开会商量要扩大苍溪和阆中市场，选取了两地发展人员较多、比较积极的人到北京总商委开会、学习，有白家会、常艺川、权某等人。7月份左右，刘先智要成立阆中原商会，我只知道常艺川是商代。之后，我们又一起讨论苍溪原商会的人员，白家会是商代。苍溪和阆中成立原商会后，“无首”人员并没有按照“无首”的分工履行职责，还是和以前一样，各做各的。11、被告人殷仕斌的供述与辩解①2012年8、9月份，经孙某1介绍我认识了邵某叶和邓某3，他们向我介绍了“中国明明商”，称只要加入就可以赚钱，只发展一根一芽就可以领到3500元的最低月金，一层一层发展下去，以2的几何倍数发展，直到领取最高月金286万元，还有102万元是存入“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里的，银行成立后环民就可以持卡消费国货，不能取现金。10月份，我将4100元交给了邵某叶，孙某1就给我拿了已经填好的司契单。最初是刘先智给我们讲解明明商的发展过程，我们称为会通。我总共发展了十几个人，但呈几何倍数发展下去多少人，我就不清楚了。②后来，张晓英、刘先智、邵某叶闹散了，张晓英说山西运城总商委的黄某同意我们成立广元市原商会，受山西运城总商委直接领导和管理，还宣布了广元市原商会的“无首”：张晓英是商代，负责原商会全面工作，起承上启下、上传下达的作用；孙某1是商务，收集环民资料和填写司契单；我是商爱，负责环民的协调，如果有人退环，我就做劝解工作；刘先智是商汇，收取环民组环款，发放月金，向黄某交剩余的环民款，登记环民的名字，发放司契单；梁某任商委，主要负责会通，宣传明明商和讲解明明商的文化。2013年10月，梁某和刘先智因为环民款闹架，梁某就自己成立原商会了。过了一段时间，经山西运城的宋某3介绍我们认识了北京总商委的孙东生，他同意我们广元市原商会归入北京总商委管理，同意我们成立广元总商委。2014年初，孙东生、梁宝艳等人到广元指导我们广元市总商委的成立，还给环民讲了课。后来，孙某1退出不干了，我们三人就同意将下线环民韩木章、黄良玉推荐为“无首”。张晓英任商代，刘先智任商委，黄良玉任商汇，韩木章任商务，我任商爱。成立广元总商委后，我们“五首”只领取服务津贴了。加入明明商后我领取了3500元的基本月金，领了一次5000、一次8000元的月金；服务津贴14个月，共领取了50500元的服务津贴。③在广元原商会时，张晓英、刘先智将发放月金后剩余的组环款通过银行转给黄某；在广元总商委时，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负责给孙东生、梁宝艳打组环款。2015年2月，我侄儿说全国有很多地方公安机关在查处“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我也开始怀疑了，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情了。④广元总商委下设了苍溪原商会和阆中原商会，并由张晓英将“无首”情况上报了河北总部。我知道阆中“无首”有常艺川和曹茂仁，苍溪“无首”有白家会、赵某1。12、被告人韩木章的供述与辩解①2013年3月初，我在北京治病时在宾馆里遇到了刘先智，他向我介绍了“中国明明商”，还拿了一套宣传资料给我看。后来回到广元后，我又去了四、五次听刘先智讲课，还对疑问进行了解答，听课过程中我认识了广元原商会的张晓英等人。4月份，我找刘先智和张晓英准备加入“中国明明商”，我把4120元现金、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农业银行卡复印件等交给了梁某。之后，我发展了老婆陈某4为我的“根”，张晓英帮我找了“张某2”为我的“芽”。6、7、8月份我就领到了2000、500、1000元的月金。②2013年12月份，张晓英、刘先智、殷仕斌、苍溪的白家会、阆中的常艺川等人到北京总商委去开会。回来后，张晓英等人到我家说去北京找到了真正的组织，我们要成立广元总商委，直接受北京总商委孙薪种、梁薪种、苏薪种领导，张晓英、刘先智想让我成为广元总商委的“无首”之一，我就同意了，我担任商务，负责协同刘先智搞宣传和讲解明明商。到现在，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已经发展到了1000人。③我成为明明商环民后，先后分别领取了8500元月金；成为广元总商委“无首”之后，又领取了大约5万元的服务津贴，都是打在我92314的农业银行卡上的。13、被告人常艺川的供述与辩解①2013年1月，我通过李某17应认识了刘先智、殷仕斌、张晓英三人，刘先智向我介绍“中国明明商”，说是合法的、正规的，是为国尽责、为党分忧、为民奉献的，通过购买国货、抵御外资，利用循环经济、倍增发展人数，最终达到共同致富的目的。他还说，当月缴纳4100元的会费就可以加入，第二个月发展两个根芽，第三个月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月金，第四个月领取500元，第五个月领取1000元月金，第六个月领取5000元月金，依次类推，自己下线的根芽越多，领取的月金就越高。入会之后，每一个环民发放一张全民借助银行卡，里面有102万元钱。我听了后，觉得确实不错，就将4100元会费、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照片交给了张晓英，加入了“中国明明商”。同年2月，我发展了两个根芽，分别是黄某芬和范某1。我打电话告诉了刘先智，后来刘先智、张晓英、韩木章三人就来到了阆中“艺川诊所”，收取了两个人的费用8200元及相关资料，然后我就联系了李某9、曹茂仁、杨某6、苟某来到诊所听取刘先智和韩木章讲课，他们分别讲述了明明商为什么能赚钱，还教大家如何组环完成生根发芽。之后，我就比较熟悉“中国明明商”的操作流程和张晓英、刘先智等人的联系方式了，当月阆中发展的下线就将4100元的会费以及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照片交给我，我就将环民的会费和入会资料亲自送到广元或者通过转账的方式转给张晓英，将入会资料邮寄给刘先智，他们将司契单和借助银行卡邮寄或亲自送过来。2014年初，转账和邮寄资料就是黄良玉。②我发展的会员都是我的老乡或者到我这里看病的病人，我就给他们讲述在刘先智那里学习来的关于“中国明明商”的情况，有一部分老乡和看病的人相信我的话就加入了“中国明明商”。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明明商”，增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管理水平，2014年6月，我和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一起去河北省三河市“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听讲课，会后孙东生和我们见了面，讲述了“中国明明商”的一些事情。回来后，我更加积极的发展下线环民了。2014年2月，广元张晓英等人只收取4010元的会费，我在阆中仍然收取环民4100元，上缴后剩余的90元作为我在阆中“开办市场”的开销，比如打款费、复印费、会议费、生活费、去北京开会路费等等。我是阆中最早加入“中国明明商”组织的人员，后来加入的人员都算是我的下线，曹茂仁加入的时间较早，积极发展下线环民，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就找到曹茂仁帮忙，我就把钱的使用情况给他说一声，后来在邢某1、王某6、缪某陆续加入后，就把多收取90元会费及使用情况告诉他们。③我们“中国明明商”阆中团队没有具体的成立时间，最初只有我和曹茂仁，后来邢某1、王某6、缪某加入后，他们表现地比较积极，发展的人数也比较多，但我们五个人没有具体的分工，只要有关于“中国明明商”的事情，我们五个人都会一起做。广元总商委归海到“北京总商委”时，我和曹茂仁、邢某1都到广元填写过归海资料。2014年初，张晓英、刘先智就说过要成立阆中原商会，让我们自己管理阆中的事情，但一直没有落实。2015年7月份的一天，刘先智打电话通知我们到广元开会，在会上，张晓英宣布成立阆中原商会，并宣布了“无首”人员及分工，我是商代，曹茂仁是商委、邢某1是商务、王某6是商汇，缪某是商爱。我们返回阆中后，准备按照人员分工来安排工作，但因为2015年度的环民一直没有领取到借助卡，我们也就没有继续做“中国明明商”了。④我加入“中国明明商”后，2013年3月至7月先后领取过16500元月金，分别是2000、500、1000、5000、8000元。张晓英等人归属河北“中国明明商”之后，我领取过两次爱心补偿500、1000元。从2014年7月至12月，领取过2000元、5000元、8000元不等的浮动月金，共计46000元。曹茂仁等人没有领取过浮动月金，到2015年初，我们发展的人数比较少了，我也就没有再领过浮动月金了。从2013年1月份至2015年8月，我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数有300余人。⑤环民将会费和入会资料交给我之后，我会将钱数和根式信息都统计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后来因为环民将我们举报至工商局，阆中市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在2014年12月左右来到“艺川诊所”，将我的记事本和台式电脑一并扣押了，在我退了部分要求退商环民的会费之后，工商局就没有再追究这件事情了。早在2013年我加入“中国明明商”时，我就通过百度等搜索过，了解到“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我问过刘先智，他说是网上的负面新闻不可信，还说用人格和党性担保，我就没有深究其真实性。再加上后来我领取了月金和浮动月金，确实赚到了钱，在阆中工商局查处我时，告诉我“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刘先智说这是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为了控制人数的发展，我就相信了刘先智的话，继续发展人员，争取继续领取浮动月金。2015年，我们全部归属到“中国明明商”华北大区，就停止了发放浮动月金，我们就没有发展人员的动力了，发展的环民人数也越来越少了。14、被告人曹茂仁的供述与辩解①2013年初，经阆中老乡常艺川的介绍我知道了“中国明明商”是一个比较好的赚钱项目，加入时只需要缴纳4100元的环民款，发展两个环民作为自己的根和芽，完成任务后就可以按月拿2000、500、1000元的月金返利，如果环民发展下线人数达到16人时当月就可以领取5000元的月金返利，依次类推。另外，中国明明商还会给每个环民发一张“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借助卡里有钱就可以消费。后来，广元明明商的张晓英、刘先智到范某1家里讲课，听课后我就将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农业银行卡复印件、两张寸照以及4100元现金交给了常艺川。过了一个月左右，常艺川就把借助银行卡、司契单和一些宣传资料给了我。成为环民之后，为了完成根、芽的任务，我将老婆邓某2、女儿曹某1发展成了我的根和芽。之后，我就领到了月金返利2000、500、1000元。为了领取更高的月金返利，我继续发展了我的亲属和朋友等14人作为新环民，交钱的时候我都把他们带到常艺川处。其中，我帮家里人和亲戚垫支了4万余元的环民款。②在阆中没有成立原商会之前，常艺川具体负责阆中地区的中国明明商工作，我和邢某1、王某6、缪某协助他开展工作，在阆中地区发展环民，收取组环款、发放环民资料、组织环民听课等。2015年10月份左右，广元总商委的刘先智通知我们五个人到广元开会。在会上，张晓英宣布成立阆中原商会，由我们五个人组成“无首”，常艺川主要负责阆中原商会的工作，我负责讲课、搞宣传。回到阆中后，我们继续开展明明商的工作。③2014年，邢某1说阆中工商局到常艺川那里检查了，说他那里有参与明明商的。后来我问常艺川是怎么回事，他说被工商局罚款2万元，诊所内的电脑也被工商局扣了。我问张晓英是怎么回事，她说是常艺川在乱整。④我领取明明商月金返利的银行卡是尾号为8415的农业银行卡，我一共领取了8499元的月金返利，其中2013年4999元，2014年3500元。15、被告人白家会的供述与辩解①2012年初，我经李某17应的介绍知道了“中国明明商”。过了一段时间，广元的邵某叶、邓某3在苍溪国际大酒店给我详细讲解了“中国明明商”项目，通过发展根芽，完成组环，最终能够发财致富。后来，在李某17应的几次电话催促下，我就去广元“报单”加入“中国明明商”，我办理了一张尾号为9111的银行卡，在李某17应的陪同下到广元找到邵某叶，把4110元钱和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照片交给了她，她说等段时间就将司契单和全民借助银行卡给我。加入之后，我为了领取月金，发展了我老公王某德和阳某作为我的根芽。之后，我和张晓英、刘先智接触就比较多，听他们讲课、学习的次数也比较多，后来广元归海到“北京总商委”并成立广元总商委，我还去河北省三河市去学习了一回。②我听了邵某叶的介绍，了解了“中国明明商”的运行模式就是拉人头、人数几何倍增，就可以领取月金，等到借助银行卡上市之后还可以领取286万元，我就觉得可以赚钱，才加入“中国明明商”的。后来到三河市开会学习，一是为了核实“中国明明商”的真实性，二是为了学习别人的经验，如何才能更多的发展人员，领取更高的月金。③我直接发展的环民有16人，至于阳某还发展了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我发展的这些人员基本上是我的亲戚，个别是朋友，我将我学习的“中国明明商”的情况讲解给他们，说“中国明明商”是一个利国利民的组织，只要缴纳了4010元的会费，自己就成为了会员，然后从第二个月起发展两名根芽，下月起依次可以领取2000、500、1000元的返利月金，如果下线环民人数逐月生根发芽，就可以依次领取5000、8000元的月金，依次类推。入会之后，每一个环民发放一张全民借助银行卡，等银行卡开市的时候，完成组环的环民，卡里面就有286万元，没有根芽的环民，借助银行卡上有102万元钱。经过我的宣传、介绍，他们同意加入，就将4010元钱和身份证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照片交给了我，我再上交广元。会费和环民资料开始是交给邵某叶，后来是刘先智，2014年后是交给黄良玉那里。2014年6月，我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国明明商”，增强自己的理论水平，和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等人一起到河北省三河市“中国明明商”北京总商委听杨子江讲课，他说明明商是合法的，可以带领更多人致富。开完会后，孙东生还专门和我们四人见了面，讲述了“中国明明商”的事情。回到苍溪后，我就更加积极地发展下线环民了。④广元“无首”人员到苍溪开会、宣传、介绍“中国明明商”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张晓英、刘先智和山西运城的黄海燕在苍溪县老水务局上的茶楼讲课，我接到张晓英的电话后联系了阳某、韩某3等人去开了会、听了宣传；第二次是2014年初刘先智给我打电话说要来苍溪开会，我就打电话给权某让她找个地方开会，并联系了赵某1、李某15等人去权某亲戚家听了刘先智、殷仕斌讲解；第三、四次是在我家里开的会，都是刘先智事先打电话通知的我，我通知了赵某1、权某等人和其他环民，他们主要是讲明明商如何好，鼓励我们大力发展人员组环。⑤我加入“中国明明商”之后，在归山西运城管时，领取过5次月金，共计16500元；归河北孙东生管理时，我领取过500、1000元的月金，共计18000元的月金。⑥2014年初，刘先智和殷仕斌第一次来苍溪在权某亲戚家开会时，就提出过成立苍溪原商会。2015年下半年，张晓英给我打电话说准备成立苍溪原商会，“无首”人员是我、赵某1、李钊兴、李某15、权某，向我征求意见，李钊兴离县城比较远，我就提议了李晓芳，张晓英就同意了。过了一段时间，张晓英或刘先智打电话通知我叫“无首”人员去广元开会，我就依次打电话通知了，权某因脚受伤没去。到了广元后，张晓英在会上宣布成立苍溪原商会，“无首”人员是我、赵某1、李某1、李某15、权某五人，也做了简单分工，我是商代。苍溪原商会成立之后，我们没有开过一次会议，也没有做过相应职责的事情。临近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联系过李某15、赵某1、李某1、权某四个人，收集了他们四个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后通过电脑传递给了刘先智，他说要上报北京总商委，过年的时候发放一些物资。16、被告人李钊兴的供述与辩解①2014年5月，我到苍溪县城的李某1处购买保健品，她给我介绍了“中国明明商”广元商会，并拿了几本资料给我看。过了几天，我就找到李某1将4010元现金交给了她，她说要将入会资料送到广元后才能拿到全民借助银行卡和其他资料，同时把“中国明明商”广元商会的地址给了我，叫我自己也可以去了解。2014年7月份，我就到了广元商会办公地址，看见有很多人在报名，工作人员接待我以后就向我介绍“明明商”的运行模式，说“中国明明商”广元商会将来在广元地区成立一个“中国全民借助银行”，每消费100元可以返还15%，达到消费的目的。过了几个月，我就介绍了陈某1和李某2入会。2015年元月份我就带上她们到了广元商会，她们办了入会手续。之后，我的农业银行卡分三个月共计收到“中国明明商”打给我发展下家的3500元钱。3月份，我又为老婆罗某1办理了入会手续，并发展了向某、熊某。他们加入后也都在发展下线，但我不知道发展的谁，他们下线也在发展下线，就这样越发展越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直接或间接发展了40余人，他们是自己到广元交的入会费。②2014年7月份，我参加“中国明明商”组织后，我儿媳侯颖在网上查询后告诉我“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让我不要再参与了。我当时在广元“中国明明商”办公地询问刘先智，他解释说那是不穿军装保护中国经济长城的卫士，还说媒体在有意保护，我也是半信半疑，心里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但为了多赚钱，尽快致富，我还是积极地发展下线。③“中国明明商”广元商会的办公地址在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宏福苑小区里，负责人有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韩木章、殷仕斌，我不知道他们的具体分工，但收钱、填司契单是黄良玉，其他人负责给会员解释。我到广元“明明商”组织去过三次，去年苍溪县工商局工作人员调查我时，我就将涉及“明明商”组织的宣传资料交给了工商局。17、已另案处理的被告人王某4的供述与辩解①“中国明明商”又名“中华和谐文化信资互助系统”，于2010年6月15日成立，总部在上海，这个组织的项目是创建全民借助银行。要成为“明明商”会员要交4010元，其中3990元系入股，20元系资料费，交钱后组织会给会员发一个“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和司契单，司契单上有善助人（即上线），支助人（即下线）。成为会员后要先发展两个下线，再由下线各发展两个人，一直几何倍增下去，发展新会员后第二个月就可以开始领取月金2000元，第三个月领500元，第四个月领1000元。如果发展的下线人数能按照几何倍增2人，4人，8人，16人，32人，64人等发展下去，依次领取的月金为5000元、8000元、1.4万元、2.8万元……最后一个月是102万元。成为会员后，商会会让每一个会员自行开一个农业银行账户，并将账户提供给地区负责人，由负责人传给北京总商委的人，每一个会员的月金都会按期打到账户里。②“中国明明商”在各个省都设有总商委，下设原商会，陕西在西安设有总商委，宝鸡算原商会，总商委的负责人叫“无首”，原商会的负责人叫“人五”（商代、商委、商务、商汇、商爱五个部门）。我算是宝鸡的商代，负责协调关系，管理全盘；商委是王某5，负责组环（每12人为一组环），给会员讲课；商务是米某2（又名米某1），负责整理资料，建立会员档案。各地负责人把给组织参与服务的人员名单报总部，总部会给原商会的参与服务的人员发服务月金，宝鸡地区由我报名单，我、米某1、王某5领过服务月金，2014年4月1日，总部给我支付了4000元的服务月金。③2011年，朋友田新礼告诉我相关“中国明明商”的情况，并称他是宝鸡地区的负责人，动员我加入该组织。2011年7月，我交了4010元成为会员。2012年3月，田新礼离开宝鸡，将我介绍给西安地区的负责人乔某2认识，乔某2将北京总部联系人的农业银行账号给了我，户名叫刘智敏。2012年4月，我和米某2、王某5一起共同做宝鸡地区“中国明明商”会员发展的事情。2013年4月份，王建洲在金渭路铁路小区高层1单元1704室租了间房子，我们平时就在这间房子里给会员讲课，宣传商会的入会及获得月金的情况，这里就是我们三个人在宝鸡的办事地点和活动地点。④至案发前为止，我累计拿到月金16500元。在宝鸡，“中国明明商”的会员有100个左右。宝鸡地区的会员入会后，将入会费交给我，我再交给乔某2或者转账给刘某敏。后来，西安总商委出事了，我们就自己发展会员并直接与北京总商委一个绰号叫“和尚”的人联系，对方给了一个叫魏素荣的银行账户，我们就将会费存入这个账户里。2014年3月25日，我通过宝鸡市人民街的农行网点，向魏素荣的账户里存入孙东某等14人的会费共计56140元。18、已另案处理的被告人米某1（别名米某2）的供述与辩解①2011年10月份的一天，经朋友马英介绍我加入中国明明商组织，共交纳会费3990元和资料费20元，马英给我填写了司契单，并给了我一张“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我发展了朱某、封某两个下线，两人各自又发展了会员。②宝鸡的组织由我、王某5、王某4、郭某2负责，我是商务，负责整理资料、建立档案，商代是王某4、商委是王某5。会员将钱交到我们那里，我们将会费通过农业银行转账给总商会，具体由王某4操作。在各地参与“中国明明商”组织服务的人，会由各地的负责人将名单报总部，总部会发服务月金，2014年4月1日我领取服务月金1000元。其余供述与王某4供述一致。19、已另案处理的被告人王某5的供述与辩解①2013年12月，我经米某2介绍加入“中国明明商”，交了4010元钱给王某4，王某4将钱汇给了明明商总商会。宝鸡地区的办公地点在铁路小区高层1单元1704室，系我和米某2租住在这里，平时我们在这里给想加入的人讲课。②至案发前，我知道宝鸡的会员有20个左右，我共领取盈利3500元。2014年3月25日，我们在本市人民街农业银行网点，由王某4操作给总部一个叫“魏素荣”的人汇了14个人的会费56140元。③宝鸡的商代是王某4，米某2是商务，商汇是郭平丽，商爱是田明侠，我是商委，负责计划组环、强效内通（给会员讲课）、环民分组。（四）鉴定意见苍溪县公安局鉴定聘请书、审计资料交接单、四川华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川华雄司会鉴［2016］73号）及情况说明、鉴定人任某4出庭证言及补充说明、鉴定意见通知书等证据，证明：1、2016年9月2日苍溪县公安局为了查明李钊兴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的资金往来和使用情况，委托四川华雄会计师事务所对梁宝艳等11名犯罪嫌疑人收取的资金数量、流出去向、非法获利等情况进行司法会计鉴定。2、2016年9月22日该所注册会计师任某4、李某18作出意见，认为（1）鉴定期间2013年12月至2016年4月，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共发展下线834人，收取会费334.434万元。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将入会费转到“北京总商委”333.038万元，结余1.396万元留作日常费用。（2）鉴定期间2013年12月至2016年4月，广元总商委共计领取月金返利133.30万元。其中：①张晓英发展下线834人，2012年12月至2015年7月共领取“月金”返利26.45万元，其中2014年1月27日至2015年7月共领取“月金”返利12.80万元。②刘先智发展下线539人，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共领取月金返利18.65万元，其中2014年1月27日至2015年10月，共领取月金返利14.40万元。③黄良玉发展下线108人，2013年7月至今共领取月金返利5.35万元，其中2014年4月至2015年3月共领取月金返利4.90万元。④殷仕斌发展下线119人，2013年4月至2016年4月共领取月金返利6.70万元，其中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共领取月金返利5.05万元。⑤韩木章发展下线87人，2013年6月至2016年4月共领取月金返利5.9万元，其中2014年1月至2015年3月共领取月金返利5.05万元。⑥常艺川发展下线344人，2014年4月至2014年12月共领取月金返利4.90万元。（3）2013年4月1日至2016年6月30日北京总商委按500、1000、2000、5000、8000、14000、28000的标准发放月金共计2752.90万元，按3000的标准发放服务金252万元。①发放月金的详细情况：孙东生尾号2418的农行卡发3.90万元，孙艳辉尾号2517的农行卡发508.80万元，孙艳辉尾号8078的农行卡发84万元，梁宝艳尾号0869的农行卡发15.45万元，梁宝艳尾号5375的农行卡发198.60万元，梁宝艳尾号9379的农行卡发56.95万元，魏素荣尾号9973的农行卡发285.65万元，魏素荣尾号7873的农行卡发1394.05万元，郑焕玲尾号3573的农行卡发13.30万元，郑焕玲尾号5570的农行卡发101.75万元，张晓英尾号5311的农行卡发9.60万元，刘先智尾号5917的农行卡发80.85万元。②发服务金的详细情况：孙东生尾号2418的农行卡发0.30万元，孙艳辉尾号2517的农行卡发70.20万元，梁宝艳尾号0869的农行卡发0.90万元，梁宝艳尾号5375的农行卡发12.90万元，梁宝艳尾号9379的农行卡发3万元，魏素荣尾号9973的农行卡发25.80万元，魏素荣尾号7873的农行卡发116.40万元，郑焕玲尾号3573的农行卡发0.60万元，郑焕玲尾号5570的农行卡发21.90万元。（4）北京总商委“无首”人员非法获利的情况：孙东生33.6175万元，梁宝艳28.4399万元，郑焕玲34.4978万元，孙艳辉2014年8月至2016年2月共领取报酬9.60万元。（五）勘验、检查笔录1、现场勘验笔录、提取痕迹及物证登记表、扣押清单、方位图、现场照片，证明2016年6月20日18时许，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传销窝点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荷花园213号202室进行搜查发现，该室为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屋，系刘先智、张晓英等人从他人处租用，房屋东卧室系刘先智居住，客厅、西面卧室系刘先智、张晓英等人用于办公。制作笔录1份、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4页、扣押清单4页、现场方位图2张、照片109张。2、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证明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利州区东坝莲花路宏福苑二楼202室进行了现场勘验，制作笔录1份、封存电子证据清单1页、固定电子证据清单1页、制图1张、照片30张。3、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证明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句阳镇鼎盛西大街福源公寓1栋11单元202号进行了现场勘验，制作笔录1份、封存电子证据清单1页、固定电子证据清单1页、照片15张。（六）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1、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刘先智在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荷花苑213号202室的卧室进行了搜查，并扣押了司契单、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转账凭条、银行卡和Ｕ盾、手写笔记本、记事本、会议记录、明明商信息统计表、环民注册登记簿、组环表、中国明明商宣传资料等物品。2、2016年6月23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殷仕斌在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荷花苑213号202室客厅靠东墙的矮柜及客厅办公桌东面的抽屉进行了搜查，扣押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一张、无海归资料的人员名单两张、借助银行司契单一册、中国明明商5-7开头借助卡等资料一袋。3、2016年6月26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刘先智、张晓英等人在广元市利州区莲花路荷花苑213号202室进行了搜查，扣押黑色笔记本4本、红色封面笔记本1本、无封皮笔记本1本、组环表7册、环民登记簿1册、中国明明商商委环民单2册、装有“明明商司契单等复印资料”的档案袋10袋。4、2016年6月29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黄良玉在广元市利州区中心商场3区1栋2单元501号住宅进行了搜查，扣押环民信息登记册、环民司契单登记册、组环表、根芽表若干，黄色封面记事本1本（内记载有环民姓名、交款金额、联系方式等）。5、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孙东生位于河北省三河市新村21号楼3单元401室、孙东生的人身及冀Ｒ×××××黑色日产天籁轿车进行了搜查，扣押华为手机一部、银行卡若干张、黑色记事本1个、北京总商会人员表、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资料、明明商借助银行司契单、零五九薪种组环名单、Ｕ盾、2015年10月各地的报单、退出商会的名单、孙东生给明明商总部的信、会议安排资料、环民基本情况表、租房协议、护照、来往港澳通行证、中国明明商全民借助银行卡、笔记本电脑等物品，现金1546元。6、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梁宝艳位于河北省三河市句阳镇鼎盛西大街福源公寓进行了搜查，扣押电脑主机、快递袋、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身份证及银行卡复印件等物，其中圆通快递共5袋、顺丰快递共2袋、百世汇通4袋、韵达快递8袋、优速快递3袋、申通快递3袋，内装有“汝吾伊独善情理法借助银行司契单”、“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明细表”、身份证及银行卡复印件、“中国明明商境界环民预报表”、“中国明明商薪种组环名单”等。档案袋4个、透明塑料袋11个，内装有司契单、流金表、明细表等物若干。7、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孙艳辉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世界名苑12号232室进行了搜查，扣押ＩＰＨＰＮＥ6手机一部、一体机电脑一台、工商银行电子银行口令卡一个、农业银行Ｋ宝及数据线、工商银行卡、建设银行卡各一张。8、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郑焕玲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2小区5号楼203室的出租屋进行了搜查，扣押“中国明明商”宣传资料袋及宣传资料97套、台式电脑一台、黑色佳能扫描仪一台、打印机一台、红色ＤＴ101Ｕ盘一个、手机一部、银行卡及Ｋ令、填写有上下线的司契单、笔记本2本、丰润薪地五首协议书1份、银行业务回执单、借助银行卡25张、档案袋29个等物品，扣押现金8007.10元、新版人民币790.30元、旧版人民币2元1张、五角1张、二角2张、一角6张、1美元2张、10卢布1张。9、2016年8月8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常艺川位于阆中市双凤街46号常艺川诊所进行了搜查，扣押手机一部、司契单、银行打款凭证、全民借助银行卡三张等物品。10、2016年8月15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白家会位于苍溪县陵江镇回水乡红旗桥村二组5号进行了搜查，扣押手写层级图一张、中国明明商宣传资料梧桐树一本、会员权益2本等物品。11、2016年6月20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依法对魏素荣的人身进行了搜查，扣押身份证、银行卡、借条、全民借助银行卡、护照、港澳通行证、手机、收条、协议书、银行存款回执单等物品，扣押现金3015.20元。12、2016年9月19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送检的李钊兴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黑色台式电脑主机进行电子证据检查，制作电子证据检查笔录1份、原始证据使用记录1份、提取电子证据清单3页、封存电子证据清单1页、照片记录表2页。13、2016年9月19日苍溪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对送检的张晓英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黑色台式电脑进行电子证据检查，制作电子证据检查笔录1份、原始证据使用记录1份、提取电子证据清单1页、封存电子证据清单1页、照片记录表6页。（七）辨认笔录1、2016年7月2日，张晓英辨认孙东生；2、2016年6月30日刘先智辨认梁宝艳；3、2016年6月22日，孙东生辨认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工作地点和使用的工作物品；4、2016年9月12日，孙东生辨认苏秀海、赵立苹本院认为，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常艺川、曹茂仁、白家会、李钊兴以“宣扬和谐文化、创建全民借助银行、互助共同致富”为名，使用宣传、培训、讲课等手段，要求参加者缴纳一定“会费”并发展下线成员获得加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的资格，按照参加者发展下线成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上述十四名被告人在传销活动中按照不同的分工，分别承担策划、操纵、管理、协调、宣传、培训等职责，应当认定为传销活动中的组织、领导者。被告人孙艳辉明知其父被告人孙东生等人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仍然利用被告人孙东生等人提供的银行卡、Ｕ盾及“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等进行网上银行转账，为传销组织的参加者及组织、领导者发放月金返利和服务津贴，并领取每月3000元的报酬；被告人魏素荣在先后以自己及丈夫刘某2的名义加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的情况下，明知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等人从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违法犯罪行为，仍然为传销组织开立用于网上转账的银行卡、帮助进行柜台大额现金存款转账等活动，被告人孙艳辉、魏素荣的行为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扩大等起了关键作用，亦应当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上述十六名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孙艳辉、魏素荣、张晓英、刘先智、常艺川为情节严重。苍溪县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等十五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但起诉指控被告人魏素荣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名不当，本院予以纠正。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常艺川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其中被告人孙东生作用最大，被告人梁宝艳、苏秀海次之，被告人郑焕玲、赵立苹在“北京总商委”传销组织中所起作用小于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但二被告人在唐山“丰润原商会”传销组织中所起作用大，与被告人张晓英、刘先智在“广元总商委”传销组织中所起作用相当。被告人孙艳辉、魏素荣、殷仕斌、韩木章、曹茂仁、白家会、李钊兴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依法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归案后，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赵立苹、张晓英、刘先智、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常艺川、曹茂仁、白家会、李钊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梁宝艳、郑焕玲、孙艳辉、魏素荣、黄良玉、殷仕斌、韩木章、曹茂仁、白家会、李钊兴积极退缴了部分或全部赃款，可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苏秀海、郑焕玲、赵立苹及辩护人关于起诉指控“北京总商委”领导全国20多个分支机构、约2万余人参与的事实无证据支持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经四川华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司法会计鉴定，2013年4月至2016年6月，“北京总商委”共发放“月金”返利2662.45万元，发放“服务津贴”等252万元。经当庭举证质证，各被告人对“北京总商委”组织、发展全国10多个地市为分支机构，全国近万人参与的“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体系的事实无异议，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孙东生及辩护人吕绿化关于涉案的“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是否真实影响案件定性，且被告人孙东生受他人蒙骗，获利少，主观恶性小，请求从轻处罚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认为，从被告人苏秀海等人的供述可见“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是被告人为了从事传销活动、骗取他人财物而编造的谎言，且“中国全民借助银行”根本就不存在，故无鉴定该卡是否真实的必要；被告人孙东生在共同犯罪中起策划、操纵、管理、协调等作用，明知自己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上网追逃仍然继续从事犯罪活动，且归案后仅追缴少量赃款，主观恶性大。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梁宝艳、苏秀海及辩护人石翠艳关于“北京总商委”与“广元总商委”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领导、管理关系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2013年12月以后，被告人张晓英等人领导的“广元总商委”加入“北京总商委”后，按照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等人的安排，统一收取新加入成员的“会费”后上交给“北京总商委”，由“北京总商委”统一发放“月金”返利和“无首”的服务津贴，并发放“司契单”、“中国全民借助银行卡”及宣传资料，起了领导、管理作用。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郑焕玲及辩护人任志云、童荣周，被告人赵立苹及辩护人李文生关于被告人郑焕玲、赵立苹在“北京总商委”中只是协助梁宝艳的工作，不是传销组织的骨干成员，不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被告人赵立苹系从犯，请求宣告缓刑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郑焕玲、赵立苹在“北京总商委”传销组织中均系“无首”成员之一，二被告人自2013年10月加入“北京总商委”后主要从事填写“司契单”、“月金”报表、整理“会员”资料等管理性事务及外出宣传时与“环民”沟通协调等工作，并领取“服务津贴”，同时，被告人郑焕玲、赵立苹在“丰润原商会”传销组织中所起作用大，发展下线的人数及收取传销资金的数额均远远超出“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故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二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孙艳辉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孙艳辉未加入传销组织，也未宣传过“中国明明商”，其是替父亲孙东生帮忙发放工人工资，每月领取3000元报酬，公诉机关无证据证明被告人孙艳辉主观上明知“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仍然帮助其转账。同时，被告人孙艳辉在该传销组织中既不是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也不是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更起不到关键作用，故被告人孙艳辉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孙艳辉系中专文化程度，明知其父亲孙东生无固定公司和工程，完全可以从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提供的用于发放“月金”的“中国明明商薪种发芽流金表”中的内容，即“人员编号、薪种（即人员姓名）、月金（即转账金额）、电话、借记卡号”等信息判断出“中国明明商”这一组织的非法性，而且被告人完全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了解到“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故应当认定被告人孙艳辉主观上明知“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仍然承担通过网银转账发放“月金”返利和“服务津贴”的职责，其虽然未加入“中国明明商”，也不是“北京总商委”五首之一，但其行为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了关键作用，符合“两高一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条件。因此，被告人孙艳辉的行为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告人孙艳辉及辩护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魏素荣及辩护人吴敏关于被告人魏素荣不知道孙东生、梁宝艳找其办理银行卡和存款的用途、目的，被告人也未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出于朋友帮忙，被告人魏素荣无罪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魏素荣先后以自己和其丈夫刘某2的名义加入了“中国明明商”，并积极发展下线，领取“月金”，系“环民”之一，被告人魏素荣经常到“北京总商委”办公地点帮忙做饭、搞清洁卫生、准备茶水等，和被告人孙东生、梁宝艳很熟悉，其应当知道被告人孙东生等人所从事的“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却仍为该组织提供银行卡和Ｕ盾用于发放“月金”返利和“服务津贴”，并在明知现金存款是“明明商”会员缴纳的“会费”的情况下，先后六次帮助孙东生等人在银行柜台进行大额现金存款共计220万元，被告人魏素荣的行为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了关键作用，符合“两高一部”《意见》第二条第一款第（五）项关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条件。因此，在案证据足以认定被告人魏素荣与孙东生、梁宝艳等人系共同犯罪，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魏素荣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名不当，本院予以变更；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魏素荣无罪的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人张晓英关于对起诉指控其发展会员800余人有异议，其只发展了一个下线，没有组织过一次会议、讲课，也没有宣传过“中国明明商”。2014年1月其儿子做手术，期间主要照顾生病的儿子，很少到“广元总商委”去，现其儿子因脑溢血后遗症伴癫痫，没有生活自理能力，丈夫已去世多年，儿子一直由自己照顾，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张晓英作为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的“商代”，主要负责与“北京总商委”联系、沟通，对整个传销组织起领导、指挥、管理等作用，并多次参与宣传、培训，在其子李川江生病住院期间，其虽直接参与“广元总商委”的事务较少，但仍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与被告人刘先智等人积极发展传销组织，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并按月领取高额的“服务津贴”，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应当依法惩处。故被告人张晓英的上述辩解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鉴于其归案后积极认罪悔罪，并考虑其家庭情况特殊，可予以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刘先智关于其是受“北京总商委”及杨子江等人的宣传蒙骗才加入的“中国明明商”，“广元总商委”是“北京总商委”的分支机构，其只是一个办事人员，不是传销组织的领导者、组织者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刘先智加入“中国明明商”以后，积极发展下线，成为传销组织的骨干成员，特别是在“广元总商委”成立后，主要承担组织、管理、宣传、培训等职责，并主动接受“北京总商委”的领导、管理，上缴“会费”，领取“月金”返利及服务津贴，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符合“两高一部”《意见》第二条第一款第（二）、（三）项关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条件，应当依法惩处。故被告人刘先智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刘先智关于起诉书指控其与张晓英、常艺川和“北京总商委”的六人均为“情节严重”是错误的，事实上“北京总商委”和“广元总商委”是组织与被组织、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作用完全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的辩解意见。经查，“广元总商委”在未归入孙东生领导的“北京总商委”前，已成立“广元原商会”，自成体系，建立了传销组织，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先智、张晓英、常艺川为“情节严重”，是根据其发展的下线人数累计均超过120人的标准来认定的，符合“两高一部”《意见》第四条第（一）项关于“情节严重”的认定条件，在共同犯罪中，“北京总商委”孙东生、梁宝艳等人的作用大于“广元总商委”张晓英、刘先智等人，可在量刑时予以考虑，但不影响其“情节严重”的认定。被告人刘先智同时辩称其三年领取返利14.4万元是事实，其中包括房租、办公费、差旅费等共计6万多元应予减扣。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先智银行卡明细载明的“北京总商委”返利情况不能证明其中含有房租、办公费、差旅等费用，亦无其他证据佐证被告人刘先智将其中的6万多元用于了支付上述费用，且即使其辩解的客观事实是成立的，这6万多元也是用于了犯罪，依法亦不能减扣，被告人刘先智应退缴全部赃款。故被告人刘先智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黄良玉及辩护人王海臣、马俊民关于被告人黄良玉是为了帮张晓英的忙才加入的，其不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公诉人以推定的方式指控被告人黄良玉知道“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没有证据支持。被告人黄良玉被诱骗参与传销并担任“商汇”职务，主要负责收钱打款等事务性工作，不负责策划、组织和宣传，属于从犯，应依法减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退缴赃款5万余元，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建议对被告人适用缓刑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黄良玉经他人介绍于2013年7月加入传销组织后，积极发展下线成员，2014年3月成为“广元总商委”的骨干成员，主要负责填写司契单和汇总、收取“会费”，并向“北京总商委”梁宝艳等人汇款，按月领取服务津贴，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应当认定为主犯。被告人黄良玉加入“中国明明商”后，对以“通过拉人头的方式，大力发展人员参加，并按照参与者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骗取参与者的财物”的运行模式是清楚的，其应当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黄良玉归案后积极认罪悔罪，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积极退缴赃款，可对其酌定从轻处罚，但因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大，不适宜宣告缓刑，故辩护人请求适用缓刑的意见，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人殷仕斌及辩护人杨先华关于被告人殷仕斌加入“中国明明商”时不知道是传销组织，加入后主要发展的下线成员是自己的亲友，起诉指控发展下线人员119人不实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殷仕斌加入传销组织后，直接或间接发展的包括其亲友在内的下线人员均应当计入其下线成员，经鉴定其发展下线成员为119人，故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及辩护人同时辩称被告人殷仕斌在“广元总商委”中担任“商爱”职务，只是给2名退出“明明商”的人做了思想工作，所起作用小。经查，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殷仕斌虽也是“无首”成员之一，但其所起作用相对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韩木章及辩护人杨雄关于被告人韩木章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主要是协助刘先智宣传、协助黄良玉填写司契单，应当认定为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减轻处罚的辩解、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常艺川关于其加入“中国明明商”后一直认为是合法组织，归案后才知道“中国明明商”是传销组织。起诉指控其发展下线344人有异议，其中有自己的亲友、家人，由自己垫支的会费等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常艺川加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后，利用自己的诊所，宣传介绍“明明商”，积极发展下线成员，迅速成为阆中地区的骨干成员，2014年曾受过阆中市工商局的查处，其发展的下线成员中虽然有其亲友、家人，但亦应当计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成员数额。故被告人常艺川的上述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曹茂仁及辩护人韩冬关于被告人曹茂仁没有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仅仅起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常艺川在发展“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下线成员时，因事务繁多，找到被告人曹茂仁等人帮忙，被告人曹茂仁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常艺川收取组环款、发放环民资料、组织环民听课等，起了辅助作用，该辩解、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一致，本院予以采纳。其关于自己一直认为“中国明明商”是合法组织，发展的下线成员主要是自己的亲友并垫支了会费，社会危害性小的辩解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人白家会及辩护人唐斌、邓淑华关于被告人白家会是受蒙蔽加入“中国明明商”，只发展了10余人加入，未达到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三层30人的入罪标准，苍溪原商会是“广元总商委”根据开展工作需要决定成立的，成立后就形同虚设，被告人虽被“广元总商委”确定为“商代”，但一直未开展工作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白家会加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后，虽其直接发展的下线成员仅10人左右，但其在“广元总商委”的领导下，积极组织环民听课，宣传“明明商”，苍溪县境内先后共发展会员100余人，被告人白家会起了组织、领导作用，应当依法定罪处罚。被告人及辩护人的上述辩解、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钊兴关于自己是受骗上当加入“中国明明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发展下线人数40余人无异议，但他们都是自愿去广元办理的，其犯罪前表现好，现身体患有严重疾病，家庭经济贫困，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的辩解意见。经查，被告人李钊兴加入“中国明明商”传销组织后，积极宣传“中国明明商”，其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的人数已达到立案追诉标准，应当依法予以处罚，但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归案后自愿认罪，积极配合工商、公安机关的调查，可对其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李钊兴的该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各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四川华雄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认定的发展下线人数、领取“月金”返利、服务津贴的数额以及非法获利的情况不实，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辩解、辩护意见。经查，该份证据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争执较大，本院依法通知了鉴定人任某4出庭，当庭进行了举证质证，鉴定人对鉴定结果的形成过程及鉴定依据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回答了控辩双方的质疑，经查证该鉴定意见书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有法定资质，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结果是根据银行交易记录、被告人黄良玉等人记载的笔记本、环民司契单等书证和各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作为鉴定检材，其中发放“月金”和服务金的数据是依据银行交易明细确认，非法获利情况是依据银行交易明细中现金支付金额扣除“月金”和服务金确定的，该鉴定结果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认定各被告人发展下线人数、退缴赃款的依据，同时被告人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亲友人数应当计入下线成员人数，领取“月金”返利、支付房租、办公费等开支也应当计入退缴赃款的数额之内。故各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该辩解、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综上，鉴于被告人孙艳辉、魏素荣、殷仕斌、韩木章、曹茂仁、白家会、李钊兴犯罪情节较轻，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小，归案后积极认罪悔罪，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可对上述七被告人宣告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三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第二条、第四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孙东生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6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2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梁宝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6月22日起至2023年6月21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苏秀海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9月7日起至2023年9月6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郑焕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6月21日起至2021年9月2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赵立苹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8月25日起至2021年11月24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孙艳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魏素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张晓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5月23日起至2023年8月22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刘先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6月21日起至2021年9月20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黄良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8年2月5日起至2020年12月1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殷仕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预缴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韩木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预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常艺川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8月9日起至2021年8月8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六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被告人曹茂仁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预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白家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宣告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已预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李钊兴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强制缴纳。）二、已经追缴、退缴在案的被告人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41.5299万元，上缴国库。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赃款人民币合计168.3352万元，其中被告人孙东生33.4075万元、梁宝艳15.9999万元、苏秀海13.35万元、郑焕玲33.6178万元、赵立苹20.26万元、张晓英26.45万元、刘先智18.65万元、黄良玉500元、殷仕斌1.65万元、常艺川4.9万元，上缴国库。三、扣押在案的黑色东风日产ＥＱ7250ＡＣ轿车一辆（车牌号冀Ｒ×××××，车辆所有人梁宝艳）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四、侦查机关扣押在案的各被告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电脑主机、银行卡及Ｋ宝、Ｕ盘、手机、移动硬盘及“中国明明商”宣传资料等予以没收，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广元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十六份审判长彭代荣审判员王艳丽人民陪审员徐培珍二〇一八年六月一日书记员任佰安

宋刚、刘红盗窃一审刑事判决书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黔0103刑初334号：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以云检公诉刑诉（2017）2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宋刚犯盗窃罪，被告人刘红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于2017年2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裡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宋刚、刘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7月12日凌晨，被告人宋刚在本市云岩区罗家坡62号楼下，趁无人之机，盗窃被害人贺某停放于此处的港爵牌电瓶车一辆，随后，被告人刘红明知该车系被盗赃物的情况下，在本市云岩区百花山金狮小区门口以400元的价格将该车予以收购。经贵阳市云岩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港爵牌电瓶车价值人民币1600元。2016年9月中旬某日凌晨，被告人宋刚在本市云岩区罗某茶店幼儿园附近路边，趁无人之机，盗窃被害人谢某停放于此处的轩马牌电瓶车一辆，随后，被告人刘红明知该车系被盗赃物的情况下，在本市云岩区百花山金狮小区门口以700元的价格将该车予以收购。经贵阳市云岩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轩马牌电瓶车价值人民币2000元。2016年10月15日凌晨4时许，被告人宋刚在本市云岩区罗家坡78号（绿谷超市附近）楼下，趁无人之机，盗窃被害人李某停放于此处的五星钻豹牌电瓶车一辆，随后，被告人刘红明知该车系被盗赃物的情况下，在本市云岩区百花山金狮小区门口以600元的价格将该车予以收购。经贵阳市云岩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五星钻豹牌电瓶车价值人民币2000元。2016年11月6日19时许，被告人宋刚在本市云岩区新添大道万科翡翠传村小区19栋后面大门处，趁无人之机，盗窃被害人敖某停放于此处的新日牌电瓶车一辆。经贵阳市云岩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新日牌电瓶车价值人民币2000元。2016年11月7日0时许，被告人宋刚配合公安机关抓获刘红。另查明，案发后公安机关已将涉案赃物轩马牌电瓶车及新日牌电瓶车追回并分别发还被害人谢某、敖某俱领。庭审中，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宋刚、刘红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建议判处被告人宋刚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刘红有期徒刑八个月至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庭审中，被告人宋刚、刘红对起诉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并经庭审质证的被告人宋刚、刘红的供述及户籍证明，被害人陈述，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指认照片及笔录，扣押发还清单，涉案物品鉴定结论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宋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价值人民币7600元的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应依法处罚。被告人刘红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赃物，而予以收购，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依法应予惩处。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宋刚犯盗窃罪，被告人刘红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宋刚、刘红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又重新犯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宋刚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5月6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起一月内缴纳）；二、被告人刘红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1月6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起一月内缴纳）；三、违法所得赃物依法继续追缴并发还被害人俱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邓兵人民陪审员田素珍人民陪审员罗华容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杨婉

ꈘ某某妨害公务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闽0213刑初245号：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察院以翔检公诉刑诉［2016］22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某犯妨害公务罪，于2016年7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张倩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6年5月1日21时许，厦门市公安局大嶝边防派出所组织警力至翔安区大嶝街道双沪里出租房开展赌博查处工作，被告人刘某某酒后在现场辱骂公安人员，并推搡民警被害人林某致其腰背部撞到院子内一石条，致使现场执法工作无法进行，后被当场抓获。经法医鉴定，被害人林某外伤致体表擦伤面积小于20.0ｃｍ²，挫伤面积小于15.0ｃｍ²，损伤程度未达轻微伤。被告人刘某某归案后未如实供述罪行，直至庭审时才予如实供述。上述事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户籍证明，违法犯罪经历查询情况说明，到案经过，处警经过，光盘制作说明，情况说明，人民警察证，证人张某1、张某2、郑某、杨某的证言，被害人林某的陈述，被告人刘某某的供述和辩解，伤情鉴定书，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照片，辨认笔录，现场视频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依法从重处罚。被告人庭审时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五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刘某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6年5月2日起至2016年11月1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叶予静人民陪审员蔡荣华人民陪审员洪鹰峰二〇一六年八月五日书记员李灿杰

张兴民窝藏、包庇一审刑事判决书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鲁0283刑初102号：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以平检刑诉（2017）8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兴民犯包庇罪，于2017年2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平度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正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兴民及其辩护人辛守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山东省平度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4月18日12时20分许，家住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肥乡镇勒马台村的李丽军（另案起诉）驾车载张彦玲（另案起诉）沿309国道平度路段由东向西行驶至220Ｋｍ＋300ｍ处时，因超车未确保安全与顺向在前李本亭驾驶的无牌二轮电动车相撞，李本亭受伤，致李本亭颅骨骨折、双额叶脑挫伤、脑内血肿，经法医鉴定构成重伤二级。案发后，李丽军让同车人张彦玲替自己顶罪遭到拒绝，后李丽军给车主玉京涛（另案起诉）打电话告知其发生事故，玉京涛在明知李丽军无驾驶资格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指使李丽军弃车逃逸并找到被告人张兴民替李丽军顶罪。被告人张兴民在明知李丽军无驾驶资格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下，2016年4月19日顶替李丽军到平度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投案，并于2016年4月19日、2016年5月24日作虚假陈述。庭审中，公诉人讯问了被告人，宣读并出示了受案登记表、破案经过、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户籍证明书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兴民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作假证包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包庇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八至十个月，可以适用缓刑。被告人张兴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亦均无异议，认为：1、被告人张兴民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好。2、被告人张兴民系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3、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社会危害性小。综上，请求法院对被告人张兴民从轻处罚，判处缓刑。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相一致。经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司法局调查评估，调查结果为同意被告人张兴民纳入社区矫正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兴民明知是犯罪的人而故意作虚假证明，意图包庇犯罪人，其行为构成包庇罪，应受刑罚的处罚。该归案后自愿认罪，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犯罪事实成立，适用法律得当，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有理，本院予以采纳。综合被告人的各种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量刑情节，考虑到被告人符合缓刑条件，依法可以宣告缓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张兴民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员雷鸿春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五日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书记员郭治涌

杨希、肖利敲诈勒索、非法拘禁一审刑事判决书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津0106刑初317号：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以津红检公诉刑诉［2018］34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希犯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罪；指控被告人肖利、袁满犯非法拘禁罪，于2018年10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2019年5月6日，公诉机关以津红检公诉刑追诉［2019］3号追加起诉决定书追加指控事实。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9日召开庭前会议，于2019年7月10日、10月2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洪杰、刘广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希及其辩护人狄妍、被告人肖利及其指定辩护人刘彬、被告人袁满及其指定辩护人贺乐到庭参加诉讼。期间，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经上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7月至10月间，苑晓阳、李光（均另案处理）纠集被告人杨希及张建伟、王松、穆晓辰、崔焕辰（均另案处理）等人在红桥区组建ＺＹ资产公司，无资质经营小额贷款业务，以“套路贷”为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组织结构比较紧密、重要成员基本固定，苑晓阳作为实际经营者起组织，领导作用，杨希在该公司后期起组织、领导作用，李光作为出资人积极参与违法犯罪活动，袁满、肖利、裴某（已死亡）、张建伟、王松、穆晓辰、崔焕辰作为催收人员参与了该集团的违法犯罪活动。该犯罪集团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以“套路贷”为手段，威胁、恐吓被害人，实施多起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严重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017年10月，被害人刘某1向ＺＹ资产公司借款2.5万元，每月还款4千元，扣除手续费、首月利息等实际得款1.5万元，同时虚签6万元借款合同作为违约担保。同年12月，杨希发现刘某1还款逾期，多次催要未果后，于2018年1月3日通知刘某1到公司，以其违约为由要求偿还6万元。因刘某1未能借款还债，杨希伙同被告人肖利、袁满以及裴某（已死亡）从1月3日至1月8日先后将刘某1带至本市和平区某广场、某小区、红桥区某日租房等多处地点进行控制逼债，并通过威胁、恐吓等方式致使刘某1不敢逃离。1月8日上午，在某日租房内，刘某1因不堪忍受裴某的侮辱、谩骂将对方杀害。案发后，刘某1电话报警，杨希在案发现场等候并与民警一起到公安机关配合调查。当日，民警在袁满、肖利的住处将二人传唤至公安机关调查。2017年12月初，被害人贾某某向ＺＹ资产公司借贷现金人民币1万元，签订虚高的借款合同。2017年12月间，因被害人到其他小额贷公司借贷，苑晓阳肆意认定违约，将被害人挟持至ＺＹ资产公司内，苑晓阳与李光采用威胁、恐吓手段向被害人索要高额违约金，后由张建伟与袁满、裴某将被害人挟持至其他小额贷公司借贷人民币2万元，归还ＺＹ资产公司。2018年1月间，被告人杨希纠集袁满、张建伟、裴某，以被害人贾某某违约为由，采用威胁、恐吓手段向被害人索要人民币9.5万元。2017年12月，被害人刘某2向ＺＹ资产公司借款2万元，扣除手续费、首月利息等实际得款1.8万元，同时虚签10万元借款合同作为违约担保。同年12月31日，被告人杨希通知刘某2到该公司，以其在其他公司贷款属于违约为由通过言语威胁、恐吓的方式，向刘某2索取3.3万元。杨希、肖利、袁满到案后均能自愿认罪认罚。案发后，杨希家属代其赔偿被害人刘某某经济损失，刘某某对杨希表示谅解。公诉机关提交了有关被害人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照片、被告人供述等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杨希、肖利、袁满为索取债务，共同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杨希、袁满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杨希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应当按照集团后期所犯全部罪行处罚。被告人肖利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杨希在刘某案发生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系自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希、肖利、袁满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犯罪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肖利、袁满在刘某案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杨希、袁满、肖利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予以供认，均请求法庭从轻处罚。被告人杨希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第一、该案虽属于恶势力犯罪案件，但尚未达到犯罪集团程度。1、从组织目的分析，集团犯罪目的比较直接明显，主要在于维护其组织的利益，为了组织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最终实现对一定区域或一定行业的非法控制。而本案中杨希等人目的比较单一，仅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2、从管理模式分析，集团犯罪具有较强的组织性，通过一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约，达到对成员的管理和控制。而本案成员间缺乏内部的章程管理，组织结构较松散，难以“坐大成势”。3、从危害性分析，集团犯罪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通常具有一定的暴力性和公开性，会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以此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杨希等人的危害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4、从经济特征分析，集团犯罪主要经济目的是为了用于自身的发展壮大，而在本案中更多体现的是“坐地分赃”“直接挥霍”这种组织成员之间的个体特性。综上，本案更符合团伙作案特征，而非犯罪集团。第二、被害人贾某某案被告人杨希犯罪数额应认定为6万元。袁满供述能够证实从ＹＸ公司借款拿到的是6万元，而不是6.5万元。另外，本案无论指控的是9.5万元还是9万，都应当减去杨希拟代替贾某某还给其他公司的3万元。第三、非法拘禁被害人刘某1案，被告人杨希具有自首情节；敲诈勒索刘某2、贾某某案，杨希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均可从轻处罚。第四、被告人杨希系初犯，人身危险性较小，案发后其亲属积极退赔了被害人刘某2、贾某某财产损失，获得了得被害人谅解。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杨希从轻处罚。被告人肖利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第一、被告人肖利非ＺＹ公司员工，系偶然机会参与了非法拘禁刘某1的犯罪活动，其与该公司其他员工并不相识，不了解ＺＹ公司及该公司业务经营范围，也未参与该组织的其他犯罪活动，“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六条的规定，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和被利用，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依照该规定，被告人肖利不属于本案“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第二、被告人肖利系本着“充人头”“跟着玩”的心理偶然参与了非法拘禁案，在案件中只是听从安排，跟随而去，系从犯，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第三、被告人肖利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认罪认罚。综上，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肖利从宽处罚。被告人袁满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第一、被告人袁满并非ＺＹ公司员工，与其他被告人纠集在一起时间明显较短，并未达到《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意见》中所规定的“经常纠集在一起”的程度，其行为并未达到恶势力犯罪集团犯罪的标准。第二、被害人刘某1案，被告人袁满只是听从安排，协助被害人刘某1办理相关借款手续，并未直接对被害人进行威胁、恐吓，在整个非法拘禁案中起到了次要、辅助的作用；被害人贾某某案，被告人袁满亦服从安排，协助被害人贾某某办理相关的借款手续，也未直接对被害人采取威胁、恐吓的手段，在案件中也是起到次要、辅助的作用。故被告人袁满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或。第三、被告人袁满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综上，被告人袁满犯罪情节较轻，且系从犯，请求法庭予以从宽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间，苑晓阳、李光（均另案处理）组建ＺＹ资产公司，以该公司名义对外违法发放小额贷款，期间，二人又注册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光的天津ＲＸ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为苑晓阳及李光，并先后纠集被告人杨希及张建伟、王松、穆晓辰、崔焕辰（该四人均另案处理）等人加入，以“套路贷”为手段，主要通过言语威胁、恐吓等方式强行索要被害人钱款，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主要采用“签订虚假借款协议”“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等“套路贷”方式，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其中，苑晓阳、李光组建公司招募人员，苑晓阳、杨希分别纠集王松、穆晓辰、张建伟、崔焕辰等人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如下：2017年12月间，被害人贾某某至ＺＹ资产公司借款1万元，并签订虚高借款合同。后因贾某某到其他小额贷款公司借款，苑晓阳、李光等人肆意认定违约，以言语威胁、恐吓等手段向被害人强行索要违约金，并纠集被告人袁满、张建伟（另案处理）、裴某（绰号“滨江道二姐”已死亡）以转件的方式至ＦＨ公司借款后强行索取2万元。2017年12月底，在苑晓阳等人被羁押期间，被告人杨希又纠集张建伟、袁满、裴某，以贾某某违约为由，采用威胁、恐吓手段向其强行索要3万元，在跟随贾某某至亲属家借款未果后，又以转件的方式将贾某某及其家人带至ＹＸ公司借款，并再次索取钱款6.5万元，其中3万元约定由杨希等人代还ＦＨ公司。2017年12月，被害人刘某2向ＺＹ公司借款1.8万元，并同时签订2.7万元、10万元虚高借款合同。同年12月31日，被告人杨希通知刘某2到该公司，以其在其他公司借款为由，肆意认定违约，伙同裴某（已死亡）以言语威胁、恐吓的方式，向刘某2索取3.3万元。2017年10月31日，被害人刘某1向ＺＹ公司借款1.5万元，并签订2.5万元、6万元的虚高借款合同。2017年12月，因刘某1未按时还息，被告人杨希纠集裴某及被告人肖利、袁满于2018年1月3日10时许将刘某1叫至ＺＹ资产公司，以刘某1违约还款为由，逼迫刘某1按照第二份贷款合同约定的6万元还款。当日12时许，刘某1电话联系其朋友杨某借款1000元打入其农业银行卡账户中，杨希随即用ＰＯＳ机将该笔1000元及余额200元划走。杨希让袁满联系其他贷款公司为刘某1贷款用于归还刘某1在ＺＹ资产公司的贷款，并先后带刘某1回家取信用卡，去居委会、派出所等地为刘某1开居住证明等，但因刘某1征信问题贷款未成。期间，杨希等人为逼迫刘某1尽快还款，将刘某1非法拘禁并先后带到和平区某广场、河西区某日租房过夜。2018年1月5日晚，杨希、裴某等人将刘某1带至红桥区某日租房过夜。期间，裴某多次对刘某1辱骂、威胁，亦曾在刘某1的手机内发现刘某1女儿的电话号码后，用其手机拨通电话，让刘某1找其女儿借钱等。2018年1月6日10时许，刘某1又电话联系其朋友万某某借款2000元并打入刘某1工商银行卡账户中，后杨希让肖利持刘某1的银行卡将钱取走。2018年1月8日8时许，因裴某再次对刘某1辱骂，刘某1不堪忍受遂将裴某杀害。刘某1拨打110报警，民警赴现场将刘某1及在现场等候的被告人杨希查获，同日，民警将被告人袁满抓获，次日将被告人肖利抓获。案发后，被告人杨希家属已退赔被害人刘某2损失并取得对方谅解，案件审理期间，被告人杨希家属已退赔被害人贾某某损失并取得对方谅解。另查，公安机关于2019年4月4日冻结被告人杨希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存款0.79元。上述事实，经当庭举证、质证，有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被害人贾某某、刘某2、刘某1陈述及辨认笔录；同案犯苑晓阳、李光、张建伟等人供述；被告人杨希、袁满、肖利供述；证人张某、武某某、高某某、李某1、刘某3、万某某、杨某、李某3、秦某、刘某4、谭某某、李某4、李某2证言及相关辨认笔录；涉案天津ＲＸ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注册登记信息及ＺＹ公司经营地点照片；贾某某案被害人指认现场照片、其妻子高某某银行卡交易明细、高某某在ＹＸ公司借款协议等书证；刘某2案涉案借款合同、借条、收条、刘某2手机转账记录截图、刘某2指认ＺＹ资产公司地点照片；刘某1案涉案借款合同、借条、收条、刘某1银行账户取款记录、刘某1手机通话、短信、微信记录截图、万某某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截图、拘禁刘某1酒店入住订单；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扣押电警棍照片；被告人袁满、肖利前科判决及释放证明；刘某1故意杀人案判决书等证据予以证实。针对本案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1.关于本案是否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问题。恶势力，是指经常纠集在一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恶势力一般为3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由不同的成员组织、策划、指挥，也可以认定为恶势力，有前述行为的成员均可以认定为纠集者。犯罪集团是指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是指符合恶势力全部认定条件，同时又符合犯罪集团条件的犯罪组织，具体表现为有多名组织成员，有明显的首要分子，重要成员较为固定，组织成员经常纠集在一起，共同故意实施多次恶势力惯常实施的犯罪活动或其他犯罪活动。结合本案案情，苑晓阳与李光组建ＺＹ资产公司招募相关人员，并由苑晓阳纠集团伙成员组织实施多起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苑晓阳等人因寻衅滋事被羁押后，该团伙又由被告人杨希纠集相关人员组织实施其他敲诈勒索、非法拘禁行为。上述人员通过“套路贷”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构成“恶势力”。但该犯罪团伙从形成到被查获，不到半年，时间较短，每次实施具体违法犯罪活动时人员并不固定，未形成固定重要成员，成员之间关系亦相对松散等，尚未形成一定规模，尚未达到“犯罪集团”的程度，故杨希辩护人关于“不构成犯罪集团”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2.关于被害人贾某某敲诈勒索案被告人杨希的犯罪数额问题。经查，2017年12月27日，被告人杨希、袁满等人以贾某某违约为由，以言语威胁、恐吓方式向被害人索要高额违约金，12月28日，杨希纠集袁满、裴某、张建伟至贾某某家强行索要钱款3万元，后几人跟随贾某某夫妻至亲戚家借钱未果后，于当天由袁满联系ＹＸ公司，定于次日由袁满、裴某带贾某某夫妻至ＹＸ公司借款归还钱款，且几人带贾某某夫妻二人去其妻子高某某处拿取相关银行卡等物品。次日，杨希、袁满、裴某又通过转件的方式从贾某某处强行索要钱款，被害人贾某某陈述及其妻子高某某证言关于该情节及金额的表述一致，称给付对方钱款65000元。被告人杨希、袁满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关于金额表述存在出入，袁满称“贾某某上车后给了杨希6万元”，具体细节时又称“贾某某妻子拿着钱，都是成捆的百元现金，每捆1万元，大约8万元左右，上车后把大约6万元塞给杨希”，杨希供述称“贾某某二人上车后，给了我2万元，一个是成捆的，一个是散着的”。综上，袁满关于给付具体金额并未能明确表述，杨希虽仅认可2万元，但其亦提及给付的钱款中有散着的，故该部分金额应以65000元予以认定。另在案证据能够证实，被害人及被告人均认可在上述索要的钱款中，其中3万元系由杨希等人帮贾某某还ＦＨ公司，且从ＹＸ公司借款后，杨希有让袁满电话联系贾某某准备还ＦＨ公司钱款的情节，由于杨希因刘某1非法拘禁一案被羁押，未能如约帮其还款，故该3万元不宜认定为犯罪数额。综上，被告人杨希该起犯罪数额应认定为6.5万元。3.被告人肖利是否属于“恶势力”团伙成员问题。“恶势力”成员的认定，要求行为人需要在主观认识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他人经常纠集在一起是为了共同实施违法犯罪”，在主观上要有加入恶势力的意愿，在客观上要有“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对于主观上并无加入恶势力意愿，仅因临时雇佣或被雇佣、利用或被利用以及受蒙蔽参与少量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人员，一般不应认定为恶势力成员。非法拘禁一案中，被告人肖利非ＺＹ公司员工，与大部分被告人及同案犯并不相识，此次参与犯罪亦系被临时纠集，主观上并不能体现出有加入恶势力的意愿，故不应认定其为恶势力成员，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杨希、袁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恐吓手段纠集恶势力犯罪团伙成员强行索要他人钱款，达到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均属数额巨大；被告人杨希、袁满、肖利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杨希、袁满一人犯数罪，依法应数罪并罚。在本案三起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杨希系组织者、纠集者，系主犯；被告人袁满、肖利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被告人肖利于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杨希、袁满等人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以“套路贷”为犯罪手段，侵害他人财产，社会危害性较大，量刑时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害人刘某1非法拘禁案，“同伙死亡情节”应作为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在量刑中予以体现。非法拘禁案，被告人杨希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袁满、肖利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均可从轻处罚；敲诈勒索案，被告人杨希自愿认罪，被告人袁满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均可从轻处罚；被告人肖利、袁满系从犯，依法应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害人贾某某、刘某2案，被告人杨希积极退赔被害人财产损失，有效减轻危害后果，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杨希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9日起至2023年7月7日止。所判罚金应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肖利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9日起至2019年11月8日止）。三、被告人袁满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六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9日起至2022年1月7日止。所判罚金应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此页无正文）审判长张健审判员王正刚人民陪审员黄振强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官助理孙琪书记员王佳兰

张彬、杨化秋一审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黑0605刑初64号：前科：1998年9月28日因犯抢劫罪、盗窃罪、强奸罪被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罚金10000元，2013年12月13日刑满释放。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检察院以庆红检诉刑诉〔2017〕4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彬、杨化秋犯盗窃罪，于2017年4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5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大庆市红岗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肖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彬、杨化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1月12日19时许，被告人张彬驾驶白色解放货车伙同被告人杨化秋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五采油厂第五油矿高8-33油井，张彬利用开井扳手、自制的三通开井放油，张彬、杨化秋将原油灌袋后装车，后在驾车将原油运出井场的途中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现场收缴原油55袋，重2.95吨（含水5%），价值人民币7325.74元。被盗原油已全部返还丢失单位。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彬、杨化秋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提请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张彬、杨化秋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不作辩解。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12日19时许，被告人张彬驾驶白色解放货车伙同被告人杨化秋到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五采油厂第五油矿高8-33油井，张彬利用开井扳手，自制的三通开井放油，张彬、杨化秋将原油灌袋后装车，后在驾车将原油运出井场的途中被公安人员当场抓获。现场收缴原油55袋，重2.95吨（含水5%），价值人民币7325.74元。被盗原油已全部返还丢失单位。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物证涉案车辆、涉案油井、作案工具照片；书证发破案经过、抓获经过、涉案原油价值计算说明、丢失证明、扣押物品清单、收油收据、称重单、鉴定结论通知书、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说明、刑事判决书、释放通知书、罪犯档案；原油含水分析日报；辨认笔录；被告人张彬、杨化秋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彬、杨化秋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国有财产，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二人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不区分主从。被扣押自制三通、塑料编织袋、开井扳手、卡子依法予以没收。被扣押作案车辆，因不能确定所有人，待公安机关查清权属后依法处理。被告人张彬、杨化秋在庭审中自愿认罪且被盗原油已返还丢失单位，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张彬有前科劣迹，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杨化秋系累犯，依法从重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彬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刑期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2017年9月1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缴纳。）二、被告人杨化秋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刑期自2017年1月13日起至2017年11月12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一次性缴纳。）三、被扣押的作案工具自制三通、塑料编织袋、开井扳手、卡子依法予以没收。被扣押作案车辆白色一汽解放客货车，由大庆市公安局红岗分局查清权属后依法处理。（涉案车辆未移送本院，依据扣押清单作出裁判）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判长王丽丽人民陪审员刘月红人民陪审员徐永凤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法官助理李晓亮书记员刘颖

朱军建、谢所平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浙1023刑初422号：天台县人民检察院以天检公诉刑诉［2018］40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犯诈骗罪、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12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9日召开庭前会议，并于同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曹仙菊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谢所平及其辩护人陆如莹，被告人朱军建及其辩护人陈金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天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诈骗犯罪事实：2014年10月4日、11月6日，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经事先预谋，由被告人朱军建出面分别向张某、杨某租赁汽车，后伪造车主的身份证等假材料，将两辆车质押给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借款4万元、5万元，后将所借款项用于网上百家乐赌博。二、合同诈骗犯罪事实：2014年10月30日、11月14日，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向天台飞腾汽车租赁服务部、台州市路桥媛轩汽车租赁服务部分别承租了一辆车，后伪造车主的身份证等假材料，将汽车质押给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别借款3万元、5.5万元，后将所借款项用于网上百家乐赌博。上述车辆均已发还被害人。综上，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被告人谢所平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涉案车辆均已发还被害人，社会危害性较小，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有坦白情节，无违法犯罪前科，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判处。被告人朱军建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诈骗的两被害人均是以汽车租赁服务部的名义与被告人签订了租车合同，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自愿认罪，有坦白情节，无违法犯罪前科，建议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诈骗犯罪事实1、2014年10月4日，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经事先预谋，由被告人朱军建出面向张某承租车主为凌某的浙Ｊ×××××丰田凯美瑞汽车，张某用天台县礼权汽车租赁服务部的合同与被告人朱军建签订租车合同，约定每日租金人民币300元（以下币种同）。后被告人谢所平伪造了车主凌某向被告人谢所平借款的借条、凌某的身份证等假材料，于2014年10月7日将该车质押给杭州市萧山区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借款4万元，后用于网上百家乐赌博。经天台县价格认定局认定，浙Ｊ×××××丰田凯美瑞汽车基准日2014年10月7日价格为11.7万元。案发后，该车已由天台县公安局追回并发还被害人。2、2014年11月6日，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经事先预谋，由被告人朱军建出面向范某、杨某夫妇承租所有人为杨凌志的浙Ｊ×××××大众朗逸汽车，范某用网上获取的合同，以天台县华丰租赁服务部名义与被告人朱军建签订了租车合同，约定租金每日200元。尔后被告人谢所平伪造了杨某车辆抵押借款合同、委托书、杨某身份证复印件等假材料，于2014年11月9日将该车质押给杭州市萧山区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借款5万元，后用于网上百家乐赌博。经天台县价格认定局认定，浙Ｊ×××××大众朗逸汽车基准日2014年11月9日价格为13.2万元。案发后，该车已由天台县公安局追回并发还被害人。二、合同诈骗犯罪事实1、2014年10月30日，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与天台县飞腾汽车租赁服务部签订租车合同，由被告人朱军建承租了合伙经营该服务部的何某1登记在其父亲何某2名下的的浙Ｊ×××××现代索纳塔汽车，约定每日租金300元，并支付押金1000元。尔后被告人谢所平伪造了何某2用该车向其抵押借款的借款合同及何某2的身份证复印件等假材料，于同日伙同被告人朱军建将该车质押给杭州市萧山区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借款3万元，用于网上百家乐赌博。经天台县价格认定局认定，浙Ｊ×××××现代索纳塔汽车基准日2014年10月30日价格为10.6万元。案发后，该车已由天台县公安局追回并发还被害人。2、2014年11月14日，被告人朱军建以送父亲去杭州看病为由，从鲍某经营的台州市路桥媛轩汽车租赁服务部承租了所有人为周某伟、牌照为浙Ｊ×××××的丰田锐志汽车，约定租金每日300元，并支付押金5000元。尔后被告人谢所平伪造了周某伟汽车质押借款合同、委托典当书、周某伟身份证复印件等假材料，于2014年11月15日将该车质押给杭州市萧山区杭州车聚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借款5.5万元，用于网上百家乐赌博。输完钱后，两被告人逃匿。鲍某联系不上被告人朱军建后遂报案，萧山警方出警并将该车扣留，后发还鲍某。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被抓获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罪行。上述事实，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无异议，并有二被告人的在卷供述，被害人凌某、何某1、范某的陈述，证人张某、汪某、鲍某、孔某、郁某的证言，《租车合同》，《营业执照复印件》，《行驶证复印件》，《借条复印件》，《转押借款合同复印件》，《转押协议复印件》，《转抵押书面说明复印件》，《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价格认定结论书》，《辨认笔录》，《前科劣迹情况说明》，《归案经过》，《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在诈骗罪的犯罪事实中，张某、范某虽以汽车租赁服务部的合同与被告人朱军建签订租车合同，但张某、范某两人均不是汽车租赁服务部的经营者或是员工，该两笔犯罪主要是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所有权，并未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故对被告人朱军建及其辩护人关于该两笔事实应定性为合同诈骗罪的意见，理由不当，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价值数额巨大；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财物，价值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分别构成诈骗罪、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二被告人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谢所平、朱军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侦查阶段即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二被告人的辩护人以上述同样理由建议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意见，理由正当，本院予以采纳。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谢所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二、被告人朱军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被告人谢所平的刑期自2018年8月18日起至2023年6月17日止；被告人朱军建的刑期自2018年6月4日起至2023年4月3日止）。（以上罚金限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林桂燕人民陪审员江方初人民陪审员丁琳琳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周晋莹

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宁0121刑初184号公诉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王正彪，公民身份号码XXX，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19年1月3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永宁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3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被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永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王诚，宁夏诚托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李军，公民身份号码XXX，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初中文化，无业，户籍地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19年1月3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永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3日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被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永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尚德玉，宁夏震柳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彦兵，公民身份号码XXX，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文盲，无业，户籍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19年1月3日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永宁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2月3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永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宗成辉，宁夏搏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继军，公民身份号码XXX，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小学文化，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19年2月27日因殴打他人被西吉县公安局吉强派出所罚款500元。2019年4月26日因涉嫌犯强迫交易罪被永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9日经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永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周涛、马婷君，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明仁，公民身份号码XXX，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小学文化，务农，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19年4月28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永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9日经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永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王建华，宁夏昊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治远，公民身份号码XXX，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初中文化，无业，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19年5月5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永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9日经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永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王爱明、朱岩炯，北京市盈科（银川）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人马宏维，公民身份号码XXX，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人，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住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2016年4月20日因吸毒被永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社区戒毒三年。2019年4月19日因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被永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2日经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由永宁县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银川市看守所。辩护人汪利，宁夏言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永检公诉刑诉[2019]181号起诉书、永检公诉刑变诉[2019]4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指控被告人马明仁、马治远、马宏维犯寻衅滋事罪；指控被告人马继军犯强迫交易罪，于2019年8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10月9日、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定国、齐昂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正彪及其辩护人王诚，被告人李军及其辩护人尚德玉，被告人马彦兵及其辩护人宗成辉，被告人马继军及其辩护人周涛，被告人马明仁及其辩护人王建华，被告人马治远及其辩护人王爱明、朱岩炯，被告人马宏维及其辩护人汪利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0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王正彪在熟知永宁县某镇地情、民风的情况下，通过放高利贷攫取经济利益，在某镇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纠集李军、马彦兵先后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在某镇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当地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形成恶势力。具体违法犯罪事实如下：一、寻衅滋事（一）2010年1月5日，被告人马明仁等人在永宁县被害人苏某1家经营的五金店内将被害人苏某1殴打，致其受伤。被害人王某1（系苏某1表哥）在得知苏某1被殴打后，带领苏某1到马明仁家要求被告人马明仁为被害人苏某1治伤。被告人王正彪得知后，带人赶到现场伙同被告人马治远、马明仁等人手持砍刀、洋镐把，对被害人苏某1和王某1、马某1进行殴打。经鉴定被害人马某1身体损伤程度为轻伤，被害人苏某1、王某1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马治远、马明仁赔偿被害人苏某1、王某1、马某1人民币一万元。（二）2013年冬季的一天，被害人杨某1、杨某2在永宁县某篮球场和被告人王正彪等人打篮球时身体发生碰撞，被告人王正彪伙同被告人李军、马彦兵、马宏维等人手持洋镐把殴打被害人杨某1、杨某2，致被害人杨某1右侧髂关节及右侧大腿上段皮肤裂伤、被害人杨某2左肩关节皮肤裂伤。经鉴定，被害人杨某1和杨某2身体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二、强迫交易（一）2012年冬季的一天，被害人撒某1向被告人王正彪借高利贷28000元（实际给付25200元），向被告人马继军借款10000元（实际给付9000元）。后被告人王正彪一直催促被害人撒某1还钱，撒某1被逼无奈，找到被告人马继军欲出售自己位于永宁县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马继军和王正彪协商同意并实地察看了宅基地，后在王正彪家中，王正彪威胁撒某1要么还钱，要么找人开车将其拉走。撒某1被逼无奈便同意将自己位于永宁县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以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马继军，以偿还王正彪、马继军的欠款。经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涉案宅基地的价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6.53元，总价人民币79102元。2014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伙同马继军等人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某食品有限公司找到正在上班的撒某1，辱骂并强迫撒某1给家人打电话让其家人同意王正彪、马继军在其转让的宅基地上建房。撒某1的家人因害怕撒某1的人身受到伤害，遂同意王正彪、马继军建房。（二）2014年4月，被害人高某因盖房缺钱，通过马某2介绍向被告人王正彪借款30000元（实际给付27000元），约定每月利息3000元。之后的6个月，被害人高某共偿还被告人王正彪本金15000元、利息18000元，后再无能力偿还本金和利息。2015年2月，被害人高某拿4500元找被告人王正彪偿还利息，被告人王正彪嫌钱太少不要。后王正彪将高某叫至其家中，伙同被告人李军、马彦兵等人要求高某偿还剩余的本金和利息共计70000元。高某称自己没钱偿还，王正彪让其要么还钱，要么转让永宁县某镇北二组205、206号庄院宅基地。被害人高某被逼无奈便将自己位于永宁县某镇北二组205、206号庄院宅基地以70000元的价格转让到被告人马彦兵名下，并签订了一份庄院宅基地转让协议。经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涉案宅基地的价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7.97元，总价人民币118251元。三、违法行为（一）2015年的一天，马某3与朋友在某镇某烧烤城吃饭时遇到被告人王正彪，王正彪要求马某3喝酒，马某3称其不能喝酒，王正彪认为马某3不给其面子，当众殴打马某3，马某3因畏惧王正彪在某镇势力大，担心被报复，未敢报警。（二）2014年4月，被害人马某4向王正彪借款30000元（实际给付27000元），约定每月利息3000元。同年7月马某4又向王正彪借款50000元（实际给付45000元），约定每月利息5000元。至2015年12月马某4共向王正彪偿还本金50000元、清利息121000元，剩余30000元本金未还。2016年7月王正彪、马彦兵在某镇政府遇见马某4，要求马某4立即偿还30000元本金，马某4称暂无法偿还，王正彪、马彦兵遂开车载着马某4到达马某4家中，王正彪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欠条和庄院转让合同强行逼迫马某4与其妻子马某5签订了一张80000元的欠条和一份以80000元的价格转让庄院的合同。2017年1月的一天，王正彪、马彦兵再次到达马某4家中要求被害人马某5搬离家中未果。经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涉案房产的价值为197293元。（三）2016年，被害人李某1在位于永宁县某镇201省道西侧（某镇供电所）对面规划分配的宅基地上建房时，王正彪、李军等人以他们以前在此干活没有拿到工钱为由阻挡。2016年7月25日，王正彪、李军等人雇佣司机将两辆双桥车、一辆铲车停放在李某1的宅基地上导致李某1无法正常施工建房。2016年8月1日，经永宁县某镇党委政府召集多部门联合执法，当日被害人雇佣吊车将王正彪等人停放在宅基地上的两辆双桥车、一辆铲车清理移出。永宁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马继军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与其交易，情节严重，应当以强迫交易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马宏维、马治远、马明仁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李军在强迫交易中起次要作用，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马继军、马宏维具有劣迹，可以酌定从重处罚。被告人马治远、马明仁赔偿被害人损失，可以酌定从轻处罚。建议对被告人王正彪强迫交易罪在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寻衅滋事罪在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对被告人李军强迫交易罪在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寻衅滋事罪在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对被告人马彦兵强迫交易罪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寻衅滋事罪在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对被告人马继军强迫交易罪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并处罚金。对被告人马明仁寻衅滋事罪在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对被告人马治远寻衅滋事罪在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至二年六个月的幅度内判处刑罚。对被告人马宏维寻衅滋事罪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的幅度内判处刑罚。被告人王正彪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称其不构成犯罪，不构成恶势力。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寻衅滋事罪、二起强迫交易罪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对二起寻衅滋事的罪名有异议。辩称第一起寻衅滋事是故意伤害；第二起寻衅滋事是违法行为；第一起强迫交易缺乏证据证明撒某1非自愿出售房屋；第二起强迫交易不能证明属强迫交易。被告人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行为，本案不构成恶势力犯罪。被告人李军对起诉书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辩称其没有参与某村打架，没有叫车阻拦李某1施工，其不构成恶势力，对第二起强迫交易自愿认罪。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李军强迫交易的罪名无异议，对指控的部分事实有异议，对寻衅滋事的罪名和事实均有异议。辩称强迫交易一案中李军系从犯，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寻衅滋事一案中李军有不在场的证据，该案应认定为故意伤害，且已过诉讼时效，请求对李军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马彦兵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称其没有犯罪，不构成恶势力。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寻衅滋事、第二起强迫交易的犯罪事实、罪名均有异议，对第二起违法行为的事实有异议。辩称起诉书指控马彦兵涉嫌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违法行为、恶势力犯罪均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马继军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并当庭自愿认罪。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马继军具有坦白情节，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马明仁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辩称其构成故意伤害，不构成寻衅滋事。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寻衅滋事的事实、罪名均有异议，辩称马明仁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且已过诉讼时效。同时辩称被告人马明仁构成坦白，受害人存在严重过错。被告人马治远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对指控的罪名有异议，辩称其构成故意伤害罪，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起寻衅滋事的犯罪事实、罪名均有异议，辩称马治远的行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为故意伤害。同时辩称被害人具有过错，被告人马治远具有自首情节，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被告人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医药费；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马宏维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有异议，辩称其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罪名均有异议，辩称被告人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同时辩称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主观恶性不大，自愿认罪，系初犯、偶犯，且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0年至2017年期间，被告人王正彪纠集李军、马彦兵，在永宁县某镇通过放高利贷攫取经济利益，并采用辱骂、威胁等软暴力手段催要债务，强迫债务人低价转让赖以生存的宅基地、房产。同时，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等人，逞强耍横、借故生非，随意殴打他人，在永宁县某镇形成恶名。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永宁县某镇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管理秩序、公共秩序，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利，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已经形成恶势力犯罪团伙。该恶势力团伙先后实施寻衅滋事犯罪二起、强迫交易犯罪二起，违法行为三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户籍证明、基础信息，证实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各被告人均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2.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王正彪、马彦兵、李军、马继军、马明仁被抓获归案；被告人马宏维经公安机关传唤归案；被告人马治远自动投案；3.行政处罚决定书、社区戒毒决定书，证实被告人马继军于2019年2月27日因殴打他人被西吉县公安局吉强派出所罚款伍佰元；被告人马宏维于2016年4月20日因吸毒被永宁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同日被永宁县公安局决定社区戒毒三年；4.永宁县公安局关于王正彪、马彦兵、李军等人涉嫌涉恶犯罪情况说明、涉黑涉恶线索统计表摘要，证实永宁县某镇派出所民警通过走访调查，据某村时任村书记、村组长、周围群众反映，王正彪系某镇社会大哥，其与李军在当地时常随意辱骂群众；5.永宁县某镇人民政府关于王正彪、马彦兵、李军等人涉嫌涉恶犯罪情况说明、涉黑涉恶线索统计表，证实王正彪、马彦兵、李军等人涉黑涉恶犯罪行为由被害人高某举报至某镇政府、某镇派出所，某镇政府联合某镇派出所通过走访群众调查到王正彪、马彦兵、李军长期在某镇放高利贷，并实施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行为；6.借条、证人王某2、刘某、马某2、王某3、马某6、王某4、王某5、马某7、马某8、马某9、马某10、马某11的证言，证实王正彪长期在某镇放高利贷，从中获取经济利益。王正彪曾向王某5、王某4、王某3、喜某放高利贷；7.证人杨某3、苏某2、马某2、马某6、马某7、马某12、马某8、马某13、马某9、马某10、马某3、马某11的证言，证实王正彪在某镇是社会大哥，有钱有势、名气大、影响力大、没人敢惹，社会影响恶劣。王正彪经常和马彦兵、李军纠集在一起，马彦兵、李军跟着王正彪混，是王正彪的小弟，叫王正彪大哥，马彦兵经常给王正彪开车，李军和马彦兵跟着王正彪收高利贷。一、寻衅滋事（一）2010年1月5日14时许，被告人马明仁伙同王某6（案发时系未成年人）等人为报复被害人苏某1，在永宁县某镇某村街道苏某1家经营的五金店内将苏某1打伤。苏某1的表哥被害人王某1在得知苏某1被打伤的情况后，带领苏某1到某镇某村马明仁家中，欲让马明仁出钱为苏某1治伤。被告人王正彪得知情况后赶到马明仁家，伙同被告人马治远、马明仁等人手持砍斧、洋镐把殴打苏某1、王某1，并殴打在现场的被害人马某1。经鉴定，被害人马某1身体损伤程度为轻伤，被害人苏某1、王某1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马治远、马明仁共同赔偿被害人苏某1、王某1、马某1医药费人民币一万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证实2019年3月25日19时20分，民警接到苏某1报案称2010年1月5日14时许，其和表哥王某1、马某1被王正彪、马治远、马明仁等人殴打致伤；2.区医院门诊处方清单，证实苏某1、王某1、马某1于2010年1月5日被打伤后前往医院诊治，三人医药费共计8528.11元；3.疾病诊断证明、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实经诊断，被害人马某1为左手第1掌骨基底部完全性骨折、左侧足骨第5跖骨头骨折、双手软组织损伤；被害人王某1为头皮血肿、头部软组织损伤；被害人苏某1为头部及双手软组织损伤。经鉴定，马某1身体损伤程度为轻伤；苏某1、王某1身体损伤程度为轻微伤；4.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苏某3辨认，王正彪就是2010年1月的一天在永宁县某镇某村苏某1和王某1被打现场手持砍斧的人；经证人苏某4辨认，王正彪就是用洋镐把殴打苏某1的人；经证人黄某辨认，王正彪、马治远就是参与殴打苏某1、马某1、王某1的人；经证人王某7辨认，王正彪就是用砍斧殴打王某1的人，马治远就是2010年1月5日在永宁县某镇街道农村信用社西侧巷道内殴打王某1的人；经证人苏某5辨认，王正彪就是用板斧殴打苏某1、王某1、马某1的人，马治远就是殴打苏某1、王某1、马某1的人；经证人武某辨认，王正彪就是2010年1月的一天，在永宁县某镇某村街道信用社门口西侧持砍斧的人；经被害人苏某1、王某1辨认，王正彪、马明仁、马治远就是2010年1月5日在永宁县某镇某村马治远家门口殴打其的人；经被告人马治远辨认，永宁县某镇某村一门面房前面的空地就是其使用石头殴打一名男子的地点，马明仁就是2010年1月份的一天，在永宁县某镇某村自家门口参与殴打不认识的几名男子的人；经被告人马明仁辨认，永宁县某镇某村一门面房前面的空地就是其和不认识的人发生打架的地点；5.证人王某6的证言，证实王某6系被告人王正彪堂弟。2009年冬季的一天，王某6与苏某1发生厮打，产生矛盾。2010年1月初，王某6路过一家五金店时发现苏某1，遂叫被告人马明仁及王某8去苏某1所在的五金店对苏某1进行殴打，随后离开现场。同日，马明仁弟弟马某14到王某6家找王某6，王某6到马明仁家门口看见苏某1等人与马明仁、马明仁的父亲马治远等人发生撕打，马明仁先动的手，王某6、马某14也对苏某1等人进行殴打，王某6头部被砸，便离开现场，后王某6因害怕自己闯出祸端，就去新疆打工；6.证人苏某3的证言，证实苏某3系被害人苏某1的堂弟、王某1的表弟。案发当时，苏某3听说有人打架遂过去围观，到永宁县某镇某村街道信用社西侧后，看见现场王正彪拿着砍斧，有十几人手里拿着洋镐把，苏某1和王某1在地上躺着，王某1头部流血，苏某1昏迷不醒，马某1也被打了；7.证人苏某4的证言，证实苏某4系被害人苏某1的哥哥、王某1的表哥。2010年1月份的一天，苏某4接到妻子电话得知其弟弟苏某1被打，苏某4赶到现场看到王某1头部在流血，王正彪正在往车里放板斧，周围有七八个人往车内放洋镐把；8.证人王某7的证言，证实王某7系被害人王某1的父亲。2010年1月的一天，王某7与王某1在家，王某1接到苏某1电话得知苏某1被打，王某1称要带苏某1去看病，王某7担心王某1便跟着王某1。到了某镇信用社西侧，王某7看到马治远与苏某1在吵架，旁边有王某1和马某1，后马治远打了一个电话，过了几分钟，来了两辆车，王正彪带领七八个人下车，王正彪手里拿着砍斧，王正彪带来的人手里拿着洋镐把，苏某1和王某1被人用洋镐把打倒，马某1上前拉架时被洋镐把打倒。王某7听见有人喊“往死里打”。王正彪用砍斧打了王某1，马治远当时拿着木棒对苏某1、王某1和马某1一阵乱打，当时还有两个年轻人也动手打苏某1、王某1和马某1，其中一人拿着木棒，苏某1、王某1、马某1都受伤。当时王某7想上前拉架被武某劝住，武某报了警。后马治远给了一万元医药费；9.证人苏某5的证言，证实苏某5系被害人苏某1的叔叔、王某1的舅舅。案发当天，苏某5干完活回家路过信用社时，看到有一群人在某镇农村信用社北侧巷道里吵闹，走到跟前看到王正彪从车上拿了洋镐把分给身边的几个人，王正彪自己从车上拿了板斧，喊了一声“给我打”，然后一群人就开始打苏某1和王某1，王正彪、马治远参与了打架，苏某1、王某1、马某1受伤；10.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案发当天黄某在某镇街道听到有人喊打架，顺着声音望去，看到农村信用社北侧围了一圈人，走到跟前看到地上躺着三个年轻人，旁边人说地上躺着的三个年轻人是被王正彪和马治远打倒的。黄某看到王正彪手里拿着板斧，马治远手里拿着洋镐把；11.证人武某的证言，证实案发当时武某在某镇信用社门前晒太阳，看见信用社西侧的街上打架就过去看，苏某1一方有三四个人，对方刚开始有五六个人，后面有十几个人。打架是王正彪一方先动的手，用洋镐把和菜刀打倒了苏某1一方的三个人，苏某1头部受伤，还有一个头部受伤，另一个腿部受伤。武某看到王正彪将砍斧放回了车里，武某就报了警；12.证人苏某6的证言，证实苏某1等人被打住院后马治远给了一万元医药费；13.证人王某9的证言，证实王某9和被害人苏某1家有亲戚关系，曾受当时某镇书记马某15（已去世）的委托参与王正彪、马治远与苏某6儿子苏某1打架后赔偿事宜的调解工作，但因双方对赔偿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没有调解成功；14.证人马某16的证言，证实马某16与王某9参与了王正彪等人殴打苏某5侄子苏某1等人赔偿调解一事，没有调解成功。马某16和马治远一同到医院看望苏某1等人时，马某16让马治远把医药费缴了；15.证人王某10的证言，证实2009年至2010年的一天，王某10在马治远家门口看到弟弟王某6、马治远父子在和他人打架。后听马治远说，马治远找了某镇两个能说话的人帮助调解，赔了对方一万元左右；16.被害人苏某1的陈述，证实苏某1系被害人王某1的表弟。2010年1月5日，苏某1在永宁县某镇某村街道自家的五金店看店时被马明仁、王某6及其他两名男子殴打。后苏某1表哥王某1带苏某1到永宁县某镇某村马明仁家，要求马明仁带苏某1看病，马明仁称家中没有大人，要打电话喊父亲马治远回来带苏某1去医院，并给一个人打了电话。随后王正彪开白色车带人到马明仁家门口，还有一辆黑色车，两个车上都下来人，王正彪从车里拿出一把砍斧，其他人从车里拿出洋镐把，王正彪喊了一句“往死里打”，一群人就开始殴打苏某1和王某1。王正彪、马治远、马明仁、王某6等人都参与了殴打。苏某1只看见王正彪用砍斧在王某1头上砍了一下，然后苏某1就被打倒了。苏某1和王某1都受了伤，马某1在现场也被打伤；17.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证实王某1系被害人苏某1的表哥、马某1的妹夫。2010年1月的一天，王某1得知苏某1被马明仁等人殴打后，便带苏某1到某镇马明仁家要求马明仁出钱给苏某1看病，马明仁以需要给其父亲马治远打电话要钱为由用王某1手机打了电话，后被告人王正彪开一辆白色的车到现场，王正彪下车后直接到后备箱拿了砍斧，其他人从后备箱取出洋镐把，王正彪喊了一声“往死里打”，有人拿洋镐把在王某1身上乱打，王正彪拿着砍斧在王某1头部砍了一下，马治远、马明仁也参与了殴打，苏某1、王某1、马某1被打伤；18.被害人马某1的陈述，证实马某1系被害人王某1的姐夫。案发当天，马某1在某镇信用社取完钱准备回家时，在信用社北边看到小舅子王某1站在人群里面，便上前询问，随后就被一辆车上下来的十几个持洋镐把的人殴打，被打倒在地，马某1和王某1受伤。事后马某1才知道对方的人是王正彪叫来的；19.被告人马明仁的供述，证实2009年或2010年的一天，马明仁、王某6与苏某1打过架。过了一个多月，王某6告诉马明仁看到苏某1，马明仁与王某6遂去殴打苏某1。过了一个多小时，苏某1与王某1找到马明仁让马明仁给苏某1看病，马明仁让苏某1等一等，并拨打了一个电话。后王某6来到现场，双方发生厮打，马明仁和王某6打了苏某1和王某1，马治远给苏某1赔偿了医药费；20.被告人马治远的供述，证实马治远系被告人马明仁的父亲、王正彪的表哥。2010年的一天下午，马治远与马明仁在家门口动手打了苏某1、王某1、马某1，造成三人受伤，其中一个人头部有血。事后，马治远听马明仁说王某6与苏某1打过架，马明仁为了帮王某6就一起去把苏某1又打了。打架后的第三天，马治远找村民陪其到医院看望受伤的人，并拿了一万元医药费给对方。后马治远找村民从中进行调解，没有调解下去，派出所的警察也进行了调解，还是没有调解下去。（二）2013年冬季的一天，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马宏维、魏某（另案处理）、王某11（已死亡）与被害人杨某1、杨某2在永宁县某篮球场打篮球过程中，因被害人杨某2在抢篮球时不小心打到被告人王正彪的头部，双方发生争执。后被告人王正彪伙同被告人马宏维、李军、马彦兵、魏某、王某11手持洋镐把将被害人杨某1、杨某2打伤，致使被害人杨某1右侧髂关节及右侧大腿上段皮肤裂伤、被害人杨某2左肩关节皮肤裂伤。经鉴定，被害人杨某1和杨某2的身体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证实2019年1月11日20时，民警接到杨某2报案称，2013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李军、马宏维、魏某等人以打篮球为由故意挑衅，用洋镐把将杨某2、杨某1兄弟二人殴打致伤；2.疾病诊断证明、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经诊断杨某2为左肩关节皮肤裂伤；杨某1为右髂关节前侧及右侧大腿上段皮肤裂伤。经鉴定，被害人杨某1、杨某2身体损伤程度均为轻微伤；3.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罗某辨认，王正彪就是殴打杨某2的男子，马宏维、李军就是殴打杨某1、杨某2的男子，马彦兵就是在某村篮球场打杨某1的人；经证人杨某4辨认，李军就是殴打杨某1的人，马宏维、王正彪、魏某就是参与殴打杨某2、杨某1的人；经证人杨某5辨认，王正彪、李军、马宏维、魏某就是参与殴打杨某2、杨某1的男子；经证人王某12辨认，王正彪、李军、马宏维、魏某就是永宁县某镇某村村部篮球场寻衅滋事的人；经被害人杨某1辨认，李军、王正彪、马宏维就是殴打其的人；经被害人杨某2辨认，李军、王正彪、马宏维、魏某、马彦兵就是在永宁县某镇某村村部篮球场殴打其的人；经被告人马宏维辨认，某村村部西侧篮球场就是其伙同王正彪、李军、马彦兵、魏某、王某11实施寻衅滋事的作案现场；王正彪、李军、魏某就是在某篮球场参与殴打杨某2、杨某1的人；4.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10月份的一天，罗某与杨某2、杨某1、王某12等人在某村篮球场与王正彪、“猴子”（魏某）、“武大郎”（李军）、马宏维等人打篮球。杨某2在打球的时候碰到了王正彪，致王正彪不满，杨某2向王正彪道歉，但王正彪不依不饶，杨某2的弟弟杨某1给王正彪说，我哥哥都给你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魏某就用拳头在杨某1脸上捣了几拳，致杨某1鼻子流血，马宏维到白色汉兰达车后备箱拿出洋镐把，说“往死里打”，李军、魏某还有另外三个小伙子每人拿了一根洋镐把，在杨某1身上轮着打。杨某2看到杨某1挨打就想过去，王正彪将杨某2从身后抱住，李军、马宏维用洋镐把打杨某2，在场其他人想拉架，王正彪称谁拉架就打谁，王正彪和马宏维打完杨某2又去打杨某1；5.证人杨某4的证言，证实2013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等人和某村村民杨某2、杨某1在某村村委会旁边的篮球场因打篮球发生打架。王正彪大喊“打”，然后李军从白色的丰田越野车后备箱抱下来几个洋镐把，王正彪等人每人拿一个洋镐把打杨某2和杨某1，杨某2和杨某1倒地之后，几个人开白色丰田越野车离开；6.证人杨某5的证言，证实2013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带着两个人与杨某2、杨某1、王某12在某村篮球场打篮球时，王正彪打篮球动作太大，故意用身体碰某村一方的人，杨某2与王正彪发生争执，王正彪喊了一声“打”，然后有一个微胖的男子从白色越野车后备箱拿了一捆洋镐把，王正彪等人遂拿着洋镐把殴打杨某2、杨某1；7.证人王某12的证言，证实2013年冬季的一天，王某12、杨某2、杨某1和王正彪、李军等人在某村篮球场打篮球时发生争吵，马宏维从一辆白色越野车的后备箱拿来五六根洋镐把，李军、马宏维还有一个听说外号叫“猴子”（魏某）的人拿着洋镐把打杨某2、杨某1，有人准备拉架，王正彪称谁劝架就打谁。当时魏某先动手，用拳头在杨某1的脸上打，将杨某1鼻子打破。王正彪从后面将杨某2抱住，李军拿着洋镐把打杨某2肩膀，魏某和马宏维追打杨某1。当时除王正彪、李军、魏某外，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也拿洋镐把殴打了杨某2和杨某1；8.证人白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杨某2、杨某1与四五个男子在某村村部篮球场打篮球过程中发生争执，四五个男子迅速将杨某2、杨某1围起来，然后有一个人从一辆白色越野车后备箱抱出来很多洋镐把，四五个男子每人拿一个洋镐把在杨某2、杨某1身上乱打；9.证人马某17的证言，证实2013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带来的人与杨某1几人在某村篮球场打篮球过程中，因杨某2跳起来挡篮球时手碰到王正彪头部，王正彪与杨某2、杨某1发生争执，王正彪带来的人将洋镐把抱到王正彪旁边，王正彪大喊了一句给我打，王正彪带来的四个人每人拿一个洋镐把殴打杨某2、杨某1，当时把洋镐把都打折了；10.被害人杨某2的陈述，证实2013年冬季的一天下午，王正彪、李军、马宏维、魏某等人在某村篮球场与杨某2、杨某1等人打篮球过程中，因王正彪与杨某2发生身体碰撞，双方发生口角，魏某在杨某1脸部打了两拳，王正彪喊了一声打，马宏维和一个人就到白色丰田汉兰达车的后备箱抱出洋镐把，和王正彪一起的人每人手里拿了一根洋镐把就开始打杨某1，李军、魏某、马宏维还有不认识的人拿洋镐把追着打杨某1。王正彪称谁拉架就打谁，周围没有人敢拉架。杨某2被王正彪抓住，马宏维和李军用洋镐把在杨某2身上乱打。杨某2、杨某1因害怕被王正彪等人报复而未及时报警；11.被害人杨某1的陈述，证实2013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李军、马宏维、魏某等人与杨某1、杨某2等人在某村篮球场打篮球过程中，因杨某2抢篮球时打到王正彪头部，杨某2与王正彪发生口角，杨某1上前劝说，魏某用拳头在杨某1右脸打了几拳，导致杨某1鼻子和嘴流血，王正彪喊了一声“打，给我往倒放”，马宏维就到白色丰田汉兰达车内拿来一捆洋镐把，王正彪一方每人拿了一个洋镐把开始打，魏某和两个男子用洋镐把在杨某1身上乱打，李军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殴打杨某2，当时有洋镐把打折了；12.被告人马宏维的供述，证实案发当天，马宏维和王正彪、魏某、马彦兵、李军、王某11与某村本村的人在某村篮球场打篮球，打了一会，马宏维离开篮球场去买水，回来看到王正彪和某村村民在抢篮球过程中，某村的一个男子不小心碰了王正彪头部，王正彪喊了一声打，王正彪、马彦兵、李军、魏某、王某11每人拿一个洋镐把就动手打某村那个小伙子，王正彪拿着洋镐把在和他发生争执的小伙子身上乱打，马彦兵、李军、魏某用洋镐把打某村另外两个小伙子，马宏维被某村一个小伙子用打断的半截洋镐把打了一下，马宏维就还手打了那个人。洋镐把是从王正彪的白色汉兰达车里拿出来的；13.同案犯魏某的证言，证实魏某绰号“猴子”、王正彪绰号叫“刘三子”，“武大郎”是李军。2013年冬季的一天，马宏维开一辆黑色小轿车拉着魏某、王某11到某村篮球场，看到王正彪、马彦兵、李军在篮球场上打篮球。在打篮球过程中某村的一个男子跳起来抢篮球时打到王正彪头部，王正彪骂那个男子，双方争吵起来，王正彪喊了声打，李军就跑到车后备箱拿了几个洋镐把，王正彪、李军拿洋镐把在某村打篮球的男子身上乱打，洋镐把都打折了；14.被告人王正彪的供述，证实2013年王正彪、马宏维、魏某与某村的杨某2兄弟在某篮球场打篮球时，王正彪与杨某2因打篮球发生争执，双方推推搡搡，后打了起来。二、强迫交易（一）2012年冬季，撒某1在赌场向王正彪借款28000元用于赌博，被告人王正彪实际支付25200元，撒某1输钱后无法偿还。撒某1为还王正彪赌债在赌场上向马继军借款10000元，马继军实际支付9000元，撒某1又用于赌博。期间，王正彪一直以辱骂、恐吓的方式向撒某1催债，撒某1遂找马继军出售其名下的永宁县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马继军和王正彪商量同意，并和马某18、撒某1看了宅基地后到王正彪家中，王正彪伙同马继军采用威胁、辱骂的方式强迫撒某1将永宁县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以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马继军用于偿还王正彪、马继军欠款后，马继军另支付撒某115000元。后王正彪和马继军在撒某1的宅基地上盖房子时，被撒某1的父母阻拦。2014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伙同马继军等人到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某食品有限公司，找到正在上班的撒某1，以辱骂、威胁的方式强迫撒某1给家里人打电话让其父母同意王正彪、马继军在宅基地上建房，后王正彪、马继军在撒某1转让给马继军的宅基地上建房。经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永宁县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价值为79102元，被告人王正彪、马继军违法获利44902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证实2019年3月5日，民警接到撒某1报警称2012年冬季的一天，其分别向王正彪、马继军借了25200元和9000元高利贷用于赌博，后王正彪、马继军强迫其将某镇某村北六组一块一亩大的地皮以55000元的价格转让给王正彪；2.庄院出售合同，证实撒某1将某镇某村北六组庄院以6.5万元的价格出售给马继军，该庄院东靠撒某1、西靠西夏渠、北靠生产路马某19、南靠撒某1；3.扣押决定书，证实永宁县公安局依法对被告人王正彪持有的庄院出售合同一张、工商银行卡一张、照片二张、黑色三星手机一部予以扣押；对被告人李军持有的苹果6PLUS手机一部予以扣押；对被告人马继军持有的庄院出售合同二份、土地转让合同一份、身份证一张（马继军）、银行卡7张、黑色vivo手机一部予以扣押；对被告人马继军的妻子赵某持有的宁X**号越野车一辆予以扣押；4.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报告书，证实经评估，永宁县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的评估价格为79102元；5.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张某1辨认，王正彪、马继军就是某镇某村强迫交易的人；经证人撒某2辨认，王正彪就是自2013年7月开始四次来其家中寻找撒某1要债，且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的人；经被害人撒某1辨认，王正彪就是2012年冬季的一天，给撒某1在赌场上放高利贷，后要求以马继军的名义签订土地转让协议，并于2014年在宅基地上建造房屋的人，马继军就是在赌场上给其放高利贷并和其签订宅基地转让协议的人；经被告人马继军辨认，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就是撒某1卖给其的宅基地，马继军辨认出王正彪；经被告人王正彪辨认，永宁县某镇某村北六组28号宅基地就是撒某1卖给其的宅基地；6.证人张某1的证言，证实因撒某1的父亲阻拦王正彪在该宅基地建房，王正彪伙同张某1、“狗眼仁子”（马某13）四次到撒某1家中让撒某1的父亲同意将地皮让王正彪建房。后王正彪、张某1、马某13、马继军乘坐飞机到河北撒某1打工的工厂找撒某1解决此事，王正彪、马某13和马继军骂了撒某1，撒某1给其母亲打了电话，撒某1和其妻子给撒某1的父亲转款后，撒某1的父亲同意王正彪在该宅基地建房；7.证人马某20的证言，证实马某20系某镇某村北六组组长，马某20听撒某1母亲王某13说撒某1因赌钱无法还账将自己位于某镇某村北六组的一块宅基地顶账给了王正彪；8.证人马某12的证言，证实撒某1与王正彪在王正彪家中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协议内容是撒某1将某镇某村北六组的宅基地以55000的价格转让给王正彪，地皮写在马继军名下；9.证人撒某2的证言，证实撒某2系撒某1的弟弟。王正彪带张某1等人先后四次到其家中要撒某1的宅基地，撒某2的父亲撒某3都不同意，后王正彪带人去河北撒某1打工的地方找了撒某1，撒某1被逼无奈，撒某3同意王正彪在该宅基地建房；10.证人王某13的证言，证实王某13系撒某1的母亲。2013年的一天，王正彪带着张某1等人到王某13家中，张某1称撒某1耍赌输钱，将宅基地卖给了王正彪，王正彪要撒某1的宅基地，王某13的丈夫撒某3不同意。十几天后，撒某1的妻子李某2打电话给王某13称王正彪带人拿的洋镐把在河北找到了撒某1要打撒某1，让王某13劝说撒某3，王某13将情况告知了撒某3，撒某3因宅基地顶账价格太低，让王正彪再拿两万块钱，钱到账后撒某3没有再阻拦王正彪在宅基地上建房子。后王某13得知转账的19500元钱不是王正彪打的，是李某2与撒某1凑的钱；11.证人撒某3的证言，证实撒某3系撒某1的父亲。2013年的一天，王正彪带着张某1等人到撒某3家中，称撒某1将地皮出售给了王正彪，王正彪要使用地皮，撒某3不同意。过了不到一个月，撒某3听到王正彪带人到河北拿着洋镐把和撒某1在一起时，撒某3特别害怕撒某1受到伤害，便答应王正彪在撒某1的宅基地建房；12.证人马某21的证言，证实2014年的一天，三名中年男子到河北来找过撒某1，其中一人操西吉口音，撒某1跟着三名男子上了一辆车，马某21给撒某1打电话，撒某1说老家来的几个人一起去吃饭，过了一两天撒某1就请假回宁夏了；13.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李某2系撒某1的妻子。2014年的一天，王正彪带张某1等人到河北找撒某1，李某2下班后赶到租住的房子，王正彪称因为撒某1父亲不让王正彪在撒某1抵给王正彪的宅基地上建房子，要带撒某1回去解决这个事。后王正彪让李某2给家里打电话说，李某2遂给婆婆王某13打电话让劝公公撒某3，王某13说撒某3不同意，必须让王正彪给2万元钱，王正彪说不可能给钱，但可以将撒某1欠的5000元钱免掉，让李某2再想办法。当时王正彪等人一直在骂撒某1，撒某1很紧张很无助，李某2因害怕王正彪伤害撒某1，凑了19500元转账给撒某1的父亲，撒某1的父亲同意王正彪建房；14.证人马某22的证言，证实2014年的一天，马某22开车送马继军和王正彪等人到河北承德市的一个县去找一名姓撒的男子（撒某1）。撒某1从工厂出来后，站在车旁与王正彪、马继军说话，过了一会撒某1与马继军相互对骂，骂完撒某1说等他媳妇回来给马继军取钱，马某22将马继军、王正彪等四人拉到撒某1住处后，就提前开车走了；15.被害人撒某1的陈述，证实2012年冬季的一天，撒某1向王正彪借了高利贷后无法偿还，王正彪多次用辱骂、恐吓等方式催撒某1还钱，撒某1实在没办法了，就找马继军在赌场上借了高利贷，但又在赌场上将钱输光。后马继军打电话向撒某1催债，撒某1没有钱，就与马继军商量将自己的大约八九分大小的宅基地卖了。马继军联系王正彪后，与马某12、撒某1一起去看撒某1的那块宅基地。在王正彪家中签订协议时，撒某1不同意以55000元的价格将宅基地出售，王正彪威胁撒某1说不卖也得卖，不然立即还钱，并打电话给“二哥”，称有人欠钱不还，不行找几个人拉走，撒某1当时非常害怕，最后同意王正彪55000元的价格，并与马继军签订土地转让合同。55000元抵顶撒某1欠马继军的10000元高利贷本金及利息、王正彪的30000元高利贷本金及利息，马继军将还账结余款15000元给了撒某1。2012年底，撒某1去河北打工，期间听父母说王正彪多次要在宅基地上建房，撒某1的父亲一直不同意。2014年冬季的一天，王正彪、张某1、马继军等人到河北找到撒某1，称要将撒某1带回某镇解决建房问题，后撒某1带王正彪等人到其住的地方，撒某1和妻子李某2给母亲打电话让劝说撒某1的父亲同意王正彪建房，撒某1的父亲要求王正彪再给2万元，后自己凑钱打到了撒某1母亲银行卡上，撒某1的父亲最后担心撒某1出事，就同意王正彪建房；16.被告人王正彪的供述，证实通过马继军联系，撒某1将某镇某村北六组西夏渠东边的一块宅基地卖给王正彪；17.被告人马继军的供述，证实马继军绰号“马老二”。撒某1因向马继军、王正彪在赌场上借了高利贷输钱后无法偿还，提出将某镇北六组北边的宅基地顶账。后王正彪、马继军以55000元的价格和撒某1签订了土地转让合同，但转让合同写的价格是65000元，是王正彪让写的。55000元其中3万元顶账给王正彪，10000元顶账给马继军，马继军又给了撒某115000元。王正彪说将宅基地写在马继军名下，撒某1欠王正彪的3万元由马继军还，但马继军一直未将钱还给王正彪。签完协议后撒某1父亲不同意马继军和王正彪建房。后王正彪、马继军、马某13、张某1到河北找到撒某1，马继军在车上骂撒某1，王正彪与撒某1吵了几句，撒某1说等他妻子下班了解决，撒某1妻子回来后，给撒某1父母打了两个电话，好像给撒某1父亲转钱了，然后撒某1父亲同意马继军和王正彪在地皮上建房。（二）2014年4月，被害人高某因盖房缺钱，通过马某2介绍向被告人王正彪借款30000元，实际给付27000元，二人口头约定了利息。2015年2月因没有及时还清王正彪的本金和利息，王正彪将高某叫到王正彪家中，伙同李军、马彦兵威胁、辱骂高某，要求当场必须还清王正彪欠款本息7万元，否则将高某位于永宁县某镇北二组205、206号庄院宅基地以70500元的价格卖给马彦兵，由马彦兵将钱给付王正彪，用来抵顶高某欠王正彪的钱。高某慑于王正彪、李军、马彦兵等人在某镇的势力，被逼无奈将永宁县某镇北二组205、206号庄院宅基地转让到被告人马彦兵名下，并签订了一份庄院宅基地转让协议。经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评估，涉案宅基地的价值为每平方米人民币167.97元，总价人民币118251元，违法获利47751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证实高某于2018年11月19日报警称2014年其因无法偿还王正彪的高利贷，被王正彪等人采取威胁和殴打的方式强迫其将名下位于某镇某村三组的院落以明显低于市场售价的价格，折价7万余元出售给其同伙马彦兵用来抵债；2.关于永宁县某镇某村北二组高某宅基地分析，证实经某镇土地站实地调查，高某位于永宁县某镇某村北二组2亩宅基地面积为704平方米，2015年该宅基地地面在无附着物的情况下现价分析为20万元，后出售给某镇马某23、马某24、姬某等人居住，各户宅基地面积不一；3.庄院地皮转让合同、庄院转让合同、庄院转让协议，证实高某于2013年7月23日以11万元的价格购买胡某1位于某镇某村北二组面积2亩的宅基地，于2013年12月26日将该宅基地中的330平方米庄院宅基地以7万元价格转让给马某23，于2014年6月27日将该宅基地中的330平方米庄院宅基地以7万元价格转让给马某24；4.庄院转让协议，证实高某将某镇某村北二组面积为704平方米（折合1.1亩）的庄院宅基地以70500元的价格转让给马彦兵；5.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报告书，证实经评估，高某所有的面积为704平方米的永宁县某镇某村北二组205号、206号宅基地的价格为118251元；6.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证实永宁县某镇某村北二组205、206号庄院的位置、概貌、附近村道情况等；7.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马某2辨认，胡某1、王正彪、马彦兵、李军、高某、马某25就是在王正彪家中签订合同时在场的人；经被害人高某辨认，马彦兵就是其现在位于某镇某村**的院落实际占有人；王正彪就是向其放高利贷的人；李军就是王正彪的同伙；经被告人王正彪辨认，永宁县某镇201省道东侧一平房（原王正彪住址）就是高某与马彦兵签署地皮买卖协议的地点；永宁县某镇某村北二组205号（马彦兵家）地皮就是高某出售给马彦兵的地皮；经被告人李军辨认，永宁县某镇201省道闽宁段东侧一平房（原王正彪住址）就是其见证马彦兵与高某签地皮买卖协议的地点；经被告人马彦兵辨认，永宁县某镇北二组206号就是其从高某处购买的地皮；永宁县某镇201省道闽宁段东侧在建营业房（原王正彪住址）就是其与高某2015年2月签署地皮买卖协议的地点；永宁县某镇某村十组五排009号马某4家就是其伙同王正彪向马某4索要高利贷本息的地点；8.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物品照片，证实民警对永宁县某镇沿山公路王正彪的住所进行搜查，对搜查出的庄院出售合同一份、工商银行卡一张、照片二张予以扣押；永宁县公安局依法对被告人马彦兵持有的苹果5、黑色OPPO手机二部予以扣押；9.证人马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4月马某2给被害人高某作担保向被告人王正彪借了3万元的高利贷。2015年开春的一天，因高某未还王正彪的高利贷，高某与马某2到王正彪家中谈还款的事情，王正彪家中当时有马彦兵、马某25、李军、胡某1在场。高某请求王正彪将高利贷的事情往后拖一拖，或者等王正彪给高某把安装门窗费结算后再还高利贷，王正彪不同意，王正彪骂了高某，要求高某必须当场还7万元的本金及利息，不给钱就让高某将其某村北二组的庄院顶账高利贷本金及利息，并威胁高某不还钱就不让回家。王正彪称借给高某的钱是马彦兵的，马彦兵当着高某的面催王正彪给钱，王正彪说将高某的庄院顶给马彦兵，马彦兵表示同意。李军劝高某将庄院顶账，并告诉高某不顶账后面利息更多，不给地皮会吃亏，事情不解决今天走不了。后高某勉强同意，王正彪拿出合同将庄院转让协议签到马彦兵名下，马彦兵签字，李军、马某25、马某2在证明人处签字。合同签好后，马某25给王正彪说退高某一些钱，王正彪骂了马某25，后王正彪同意退一万元钱，高某没有要。在王正彪家中人多，高某表现出恐惧，比较害怕，脸色特别苍白。签了协议之后，高某在马某2的车上大哭；10.证人胡某1的证言，证实胡某1外号胡某2。2015年的一天，王正彪叫胡某1到王正彪家中，核实胡某1出售庄院给高某的事情，并让胡某1对高某将庄院卖给马彦兵的事情作证，胡某1在证明人处签字后离开。当时现场有王正彪、马彦兵、马某2、高某、马某25等人。后其碰到高某，高某称自己欠王正彪钱，王正彪欠马彦兵的钱，高某直接将房子顶账给马彦兵了；11.证人马某25的证言，证实2014年的一天，王正彪、李军、马某25打完篮球后，王正彪让马某25到家里坐坐，三人到王正彪家后不久，马彦兵、高某、马某2、胡某1先后到王正彪家里。王正彪给高某算账后称高某本金、利息共欠王正彪7万元，要求高某当场还钱，否则就让高某拿某镇某村北二组的庄院给王正彪。高某当时不愿意，脸色特别不好，后来同意了。王正彪向胡某1确认了地皮是高某的后，说将地皮签到马彦兵名下，马彦兵表示同意并和高某签订了转让协议。马某25看到高某脸色特别难看，劝王正彪给高某退二万元，王正彪生气骂了马某25，在场另一人让王正彪给高某退一万元，王正彪同意退一万元，高某拒绝了。后马某25在家门口碰到高某，高某脸色很难看的回家了。签订合同时马彦兵没有给王正彪付钱，王正彪和马彦兵是亲戚关系，平时关系特别好；12.证人杨某3的证言，证实2015年闽宁新区征地拆迁时，地皮没有附着物的一亩地10万元左右。王正彪在某镇的社会影响恶劣，是社会大哥，经常插手民间纠纷，马彦兵、李军、马某25、马某11经常跟着王正彪混，平时都叫王正彪大哥；13.证人姬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其丈夫马某23曾从高某手中以75000元的价格购买高某的庄院；14.证人马某11的证言，证实马某11听李军说高某将自己的庄院顶账给王正彪了，李军是证明人；15.证人马某24的证言，证实马某24于2014年6月27日以7万元的价格向高某购买了0.5亩宅基地，后于2015年冬季以11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胡某1的妹夫；16.证人苏某2的证言，证实2014年苏某2欲向高某协商购买高某位于某镇某村北二组的一块约为6分地的庄院，高某要价17万元，苏某2认为有点贵就没有购买，苏某2认为十二三万元价格合适；17.证人袁某的证言，证实2014年袁某欲购买高某位于某镇某村北二组的庄院，高某一亩地要价17万元，袁某出14万元，二人因价格问题没有谈成；18.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刘某居住的某村北二组206号庄院系2016年4月从马彦兵处以35000元的价格购买的，面积为半亩；19.被害人高某的陈述，证实2014年4月高某向王正彪借款3万元，实际拿到手27000元，二人口头约定每月利息3000元，担保人为马某2，后高某无力偿还高额本息。2015年2月的一天，王正彪将高某叫至其家中，要求高某必须当场还7万元，不然就将宅基地转让给王正彪，高某当时不同意，王正彪不让高某走，并恐吓高某。王正彪向胡某1确认庄院是高某的后，就强迫高某写庄院转让合同。王正彪是某镇的社会老大，没人敢惹，高某不敢顶撞和惹王正彪。当时马某2、李军、马彦兵、马某25、胡某1都在场，马某2是担保人，其余人都是王正彪叫过去的，给王正彪助威，当时高某要上厕所，马彦兵都跟着。高某当时心里很害怕，迫于无奈签订了庄院转让合同，将宅基地以70500元转让到马彦兵名下。后马某25给王正彪说给退二万元钱，王正彪同意给退一万元，高某没有要；20.被告人王正彪的供述，证实2010年左右王正彪通过马某2担保借给高某6万元，二人口头约定一万元钱每个月利息是300元。后高某到期未还清欠款，王正彪联系不到高某。2013年的一天，高某、马某2找到王正彪谈还款一事，王正彪称高某应当连本带利偿还70500元。高某没有钱想要将地皮卖给王正彪，王正彪不要地皮。马彦兵自愿以70500元的价格购买宅基地代替高某将钱还给王正彪，高某遂与马彦兵签订协议，马某2、胡某1、李军在场并与王正彪一同在合同上签字作证，后马彦兵分两次将70500元现金给了王正彪；21.被告人李军的供述，证实李军和王正彪、马彦兵是朋友关系。2014年冬天的一天，李军应马彦兵要求，在马彦兵和高某签订的地皮买卖协议上作为见证人签字，当时马彦兵、胡某1、马某2、高某、王正彪、马某25在场；22.被告人马彦兵的供述，证实马彦兵和王正彪是亲戚关系。马彦兵听说高某向王正彪借过钱。2014年王正彪提出将高某的宅基地以70500元卖给马彦兵，马彦兵看了地皮后表示同意，后王正彪在家中取出房屋转让合同，马某11、马某25、马某2、李军、胡某1、王正彪在协议中作为见证人签字，马彦兵与高某签订转让协议，因王正彪是介绍人，马彦兵将买地的70500元先后支付给了王正彪，马彦兵现在住的宅基地就是买的高某的。三、违法行为（一）2015年的一天，车某打电话叫马某3到某镇某烧烤城二楼包间吃饭，马某3到时王正彪等人也在该包间，王正彪要求马某3喝酒，马某3称其不能喝酒，王正彪认为马某3不给其面子，当众殴打马某3，马某3遂离开。后马某3因畏惧王正彪在某镇势力大，担心被报复，未敢报警。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实2019年7月25日马某3报警称2015年夏季的一天，其在某镇某烧烤城被王正彪殴打。公安机关受理为行政案件后，因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决定终止调查；2.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马某12、马某26、车某辨认，王正彪就是殴打马某3的人；经受害人马某3辨认，王正彪就是殴打其的人；3.证人马某26的证言，证实案发当天，马某3给马某26打电话称车某叫着喝酒，马某26遂和马某3到某烧烤城二楼包间，当时在场的有王正彪、车某等人，王正彪称马某3来迟了要喝酒，马某3拒绝后，王正彪在马某3的脸上扇了两个耳光，其带马某3离开；4.证人车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的一天，车某、王正彪、马某12等人在某镇某烧烤城吃烧烤，马某3、马某26进来后，王正彪让马某3喝酒，马某3说其不会喝酒，王正彪在马某3脸上扇了一巴掌；5.证人马某12的证言，证实2015年的一天，马某12接到电话后到某镇某烧烤城二楼包间喝酒，王正彪、杨某6等人在包间，马某12进去不到几分钟马某3也来了，王正彪让马某3喝酒，马某3不喝酒，王正彪在马某3的脸上扇了一巴掌；6.被害人马某3的陈述，证实2015年的一天，车某叫马某3到某镇某烧烤城吃饭，马某3在某烧烤城门口碰到马某26，二人一同进了二楼最大的包间，包间内王正彪、车某等人都在，马某3和马某26坐下后，王正彪让马某3喝酒，马某3拒绝了，王正彪在马某3的脸上扇了两个耳光，马某3遂离开。（二）2014年至2015年，被害人马某4向王正彪借取高利贷。后因马某4无法还清本息，2016年的一天，王正彪与马彦兵到马某4家中催债，王正彪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欠条和庄院转让合同，强行逼迫马某4及其妻子马某5签订了欠条和庄院转让合同。后王正彪、马彦兵再次到达马某4家中要求马某5搬离家中未果。经评估，涉案宅基地及地上附着物的价值为197293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证实2019年7月25日马某4报警称，2015年4月其向王正彪先后借了8万元高利贷，后因无力偿还，王正彪等人在其家中强迫其签订了庄院转让合同；2.情况说明，证实因政府安装智慧门牌号，马某4所在的某镇某村十一组改为十组；3.宁夏明基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报告书，证实经评估，马某4位于永宁县某镇某村10组5排009号的宅基地及地上附着物的评估价格为197293元；4.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马某5辨认，王正彪就是到马某4家索要债务，并签订相关合同的人，马彦兵就是和王正彪到马某4家索要债务的人；经被害人马某4辨认，马彦兵就是和王正彪一起去其家中要债、让其签订庄院转让协议的人，王正彪就是给其放高利贷且到其家中写庄院转让合同的人；5.证人马某5的证言，证实马某5系马某4的妻子。因马某4借王正彪的高利贷未及时偿还，2016年7月的一天，王正彪和马彦兵到马某4家中和马某4发生争吵，逼迫马某4当场还8万元钱，马某4没有钱，王正彪要求以马某4现在居住的庄院抵债，价格为8万元，马彦兵称王正彪是某镇的老大，没钱就把房子抵押给王正彪。马某5特别害怕和恐惧，怕王正彪等人打马某4，就在欠条和庄院抵押手续上签字和按手印了，马彦兵拿着马某4、马某5的身份证去复印。2017年1月的一天，马某5一人在家时，王正彪和马彦兵及两个小伙子到马某4家中逼迫马某5立刻搬家，其要出售马某4家的庄院，后马某5称要报警，王正彪离开；6.被害人马某4的陈述，证实马某4于2014年向被告人王正彪借过8万元高利贷，后因未还清本息，王正彪遂与马彦兵到马某4家，王正彪要求马某4用自己的庄院顶账，并称如果不签订8万元的欠条和庄院合同就让马某4在某镇待不下去。马某4害怕王正彪伤害其妻子马某5，遂签了庄院转让协议，王正彪让马彦兵拿着马某4、马某5的身份证去复印。签订协议后马某4并未搬离。后在妻子马某5独自在家时，王正彪带人去马某4家强行要求马某5搬离；7.被告人王正彪的供述，证实因马某4向王正彪借钱后长时间未还，王正彪两三次到马某4家找马某4索要欠款，王正彪与马某4签订了庄院转让协议，但马某4并没有按照协议将庄院转给王正彪。后王正彪到法院咨询后得知该转让协议不具有合法性，就将庄院转让协议撕了；8.被告人马彦兵的供述，证实马彦兵跟着王正彪去过马某4家里要债，当时王正彪与马某4签了一个协议。（三）2016年，被害人李某1在位于永宁县某镇201省道西侧某镇供电所对面规划分配的宅基地上建房时，王正彪、李军等人以他们之前在此块宅基地上干活没有拿到工钱为由阻挡。2016年7月25日，王正彪、李军等人雇佣司机将两辆双桥车、一辆铲车停放在李某1的宅基地上导致李某1无法正常施工建房。2016年8月1日，经李某1反映，永宁县某镇党委政府召集多部门联合执法，用吊车将王正彪等人停放在宅基地上的两辆双桥车、一辆铲车清理移出。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当庭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受案登记表、终止案件调查决定书，证实永宁县公安局某镇派出所在工作中发现2016年8月份王正彪伙同李军、马某11、马某25先后四次到某镇路西李某1的工地，故意损坏工地水平仪，并将两辆双桥车和一辆铲车停在李某1工地阻挡正常施工。公安机关受理为行政案件后，因违法行为已过追究时效，决定终止调查；2.情况说明，证实2016年8月1日，李某1到某镇党委、政府反映，其在永宁县某镇201省道西侧某镇供电所对面规划分配的宅基地上建设房屋时，受到王正彪、李军、马某11、马某25等人四次阻拦，且2016年7月25日，王正彪、李军等人纠集雇佣司机将两辆双桥车、一辆铲车停放在李某1的宅基地上，导致李某1无法正常施工建房。永宁县某镇党委政府召集多部门联合执法，李某1的父亲李某3多次联系王正彪未果，用吊车将王正彪等人雇佣司机停放在李某1宅基地上的两辆双桥车、一辆铲车清理移出；3.辨认笔录，证实经证人马某27辨认，王正彪、李军、马某11、马某25就是阻挡李某1工地正常施工的人；证人马某11辨认出王正彪、李军、马某25；经证人李某3辨认，王正彪、李军、马某11就是在李某1工地四次挡工的男子；经证人马某25辨认，王正彪、李军、马某11就是2016年8月和其一起去李某1工地的人；经被害人李某1辨认，王正彪、李军、马某11、马某25就是阻挡其施工的人；4.证人马某27的证言，证实2016年6月或7月的一天，马某27承包了李某1位于永宁县某镇某路西侧供电所斜对面宅基地的房屋建设工程，因工地被人停放了两辆双桥车无法施工，双桥车停放了两个星期左右，其听李某1说是王正彪、马某25、李军、马某11停放的，后某镇政府和某镇派出所协调吊车将两个双桥车吊到工地外面了，其正常施工；5.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李某3系李某1的父亲。某镇征地拆迁时进行土地平整，李某1的宅基地之前是王正彪、李军、马某11、马某25从姓石的老板处承包的活，姓石的老板没有给王正彪、李军、马某11、马某25工钱。2016年李某1在宅基地上建房时，王正彪、李军、马某11、马某25四次阻挡李某1施工。前三次王正彪等人到工地将地基线拔掉，最后一次王正彪将雇佣的两辆双桥车停放在工地里导致无法施工。后某镇政府联合某镇派出所强行将双桥车吊走；6.证人张某2的证言，证实2016年夏季的一天，张某2看到李某1的工地上停放了两辆双桥车，还有一辆铲车，停放了十来天之后，某镇派出所将该双桥车和铲车吊出了工地；7.证人马某11的证言，证实2016年夏季，马某11和王正彪、李军、马某25承包了某镇政府给石某划分的地皮上的土方地基建设工程，工程完工后石某一直未支付工程款。后某镇政府将该地皮划分给李某1，李某1要在地皮上建房，王正彪和马某11、李军、马某25以该地基的工程款未结清为由，阻止李某1施工，双方发生争吵。后王正彪等四人雇佣的双桥车司机将车停放在李某1的工地上；8.证人马某25的证言，证实2016年夏天，马某25和王正彪、李军、马某11承包一个姓石的老板的地基土方工程，后该地皮由某镇政府划给李某1。因姓石的老板未支付工程款，马某25和王正彪、李军、马某11到李某1的工地商量让李某1先不要施工，等马某25几人要到工程款后再施工，李某1的父亲不同意；9.被害人李某1的陈述，证实某镇政府将地皮分给李某1后，李某1就开始动工盖房子，因李某1地皮的土方是王正彪、李军、马某11、马某25拉的，王正彪等人以拉土方的钱还没有拿到手为由阻挡李某1施工。王正彪等人总共阻挡过四次，前两次都是到工地给李某1说不让施工并骂脏话，第三次李军将工地的水平仪推倒在地，王正彪踢了水平仪，第四次王正彪等人在李某1的工地里停了两辆双桥车和一辆铲车，导致李某1无法施工。2016年8月1日李某1没办法施工就报了警，警察使用吊车将挡工的两辆双桥车和一辆铲车吊出工地；10.被告人王正彪的供述，证实停放在李某1工地的双桥车和铲车是当时干活的人停放的；11.被告人李军的供述，证实停放在李某1地基上的两辆拉土方的双桥车曾受雇于王正彪、李军等人。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经常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以王正彪为纠集者，李军、马彦兵为成员的团伙。该团伙使用暴力、威胁的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某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应当认定为恶势力犯罪团伙。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马继军以威胁手段，强迫他人与其交易，情节严重，已构成强迫交易罪。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马明仁、马治远、马宏维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王正彪、马治远、马明仁共同实施第一起寻衅滋事犯罪；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马宏维共同实施第二起寻衅滋事犯罪；被告人王正彪、马继军共同实施第一起强迫交易犯罪，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共同实施第二起强迫交易犯罪。被告人李军在第二起强迫交易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对其强迫交易部分从轻处罚。被告人马继军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及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应认定为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马宏维经公安民警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其主要犯罪事实及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马治远、马明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可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马明仁、马继军、马宏维当庭自愿认罪，可酌定从轻处罚。被告人李军、马彦兵当庭对其强迫交易部分自愿认罪，对二被告人强迫交易部分可酌定从轻处罚。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王正彪辩称其不构成犯罪的辩解意见，与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王正彪的辩护人所提王正彪所实施的第一起寻衅滋事属于故意伤害罪的辩护意见，因本案中被害人马某1与被告人素不相识，被告人王正彪赶到事发现场，为逞强耍横，持砍斧、洋镐把与被告人马治远、马明仁无故随意殴打他人，其行为性质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王正彪的辩护人所提王正彪第二起寻衅滋事是违法行为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王正彪仅是在打篮球时与被害人产生了正常的身体触碰，遂持凶器随意殴打被害人，系借故生非，其行为性质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罪而非违法行为，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王正彪的辩护人所提王正彪实施的二起强迫交易缺乏证据证明被害人系非自愿、被强迫的辩护意见，因在案证据能够确实、充分证实被告人采用威胁等手段，使被害人出于恐惧不敢反抗而被迫同意交易，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李军辩称其没有参与某村打架，没有叫车阻拦李某1施工的辩解意见，因在案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同案犯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足以证实被告人李军参与实施了本案第二起寻衅滋事犯罪及第三起违法行为，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李军的辩护人所提李军在寻衅滋事一案中有不在场的证据，该案应认定为故意伤害，且已过诉讼时效的辩护意见，与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马彦兵及其辩护人辩称马彦兵涉嫌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及违法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辩护意见，因在案证据能够确实、充分证实马彦兵参与实施了强迫交易一起、寻衅滋事一起、违法行为一起，故对该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及辩护人提出三人不构成恶势力犯罪团伙的辩解意见和辩护意见，因在案证据能够确实、充分证实被告人王正彪、李军、马彦兵经常纠集在一起，形成了以王正彪为纠集者，李军、马彦兵为成员的团伙。该团伙使用暴力、威胁的手段，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在某镇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符合恶势力犯罪团伙构成条件，故对该辩解和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马继军的辩护人所提马继军系共同犯罪中从犯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马继军在强迫交易共同犯罪中系主动参与，其行为对犯罪活动起到一定帮助、促进作用，并从中获取了一定非法利益，并非起次要作用，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其他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马明仁、马治远辩称其行为应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辩解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该辩解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马明仁、马治远的辩护人所提受害人存在严重过错的辩护意见，因本案被害人的行为客观上并不会直接导致犯罪行为的发生，不存在被害人有严重过错，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马明仁的辩护人所提马明仁构成坦白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马明仁在侦查机关的多次供述均未如实供述其所知的同案犯及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不应认定为坦白，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马治远的辩护人所提马治远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的辩护意见，因本案第一起寻衅滋事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均实施了殴打他人的犯罪行为，所起作用相当，不宜划分主从犯，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马治远的辩护人所提马治远系主动投案，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马治远虽主动归案，但并未如实供述其所知的同案犯及同案犯的共同犯罪事实，不符合自首的条件，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马宏维的辩护人所提马宏维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在共同犯罪中是从犯，且被害人对案件的发生具有一定过错的辩护意见，与在案证据及查明的事实不符，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条第（一）、（四）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正彪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3日起至2024年7月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二、被告人李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3日起至2021年7月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三、被告人马彦兵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总和刑期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3日起至2022年1月2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四、被告人马继军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2020年10月2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立即缴纳）。五、被告人马明仁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28日起至2020年10月27日止）。六、被告人马治远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5日起至2021年2月4日止）。七、被告人马宏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4月19日起至2020年10月18日止）。八、被告人王正彪、马继军的违法所得44902元，被告人王正彪、马彦兵的违法所得47751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王正彪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25200元、被告人马继军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9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九、责令被告人王正彪、马继军退赔被害人撒某1经济损失29902元，被告人王正彪、马彦兵退赔被害人高某经济损失91251元；十、随案移送的照片二张、马继军身份证一张、银行卡七张（光大银行尾号2019，永宁汇发村镇银行尾号3780，农业银行尾号0073、2217、0270，工商银行尾号7438，黄河商业银行尾号7242）、三星黑色手机一部、苹果6PLUS手机一部、黑色VIVO手机一部，苹果5手机一部、OPPO手机一部依法予以发还。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判长周建新审判员曹忠审判员赵洪霞人民陪审员于全中人民陪审员王学义人民陪审员朱丽红人民陪审员陈永蔚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张晓波

黄沧海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丰刑初字第608号：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以泉丰检公诉刑诉［2015］4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沧海犯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于2015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月28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沧海及其辩护人黄琼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检察院指控：（一）滥用职权部分2005年9月10日，被告人黄沧海在任泉州市民政局安置办主任科员兼任泉州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宏福陵园董事长及总经理期间，在明知宏福园建设景观塔尚未取得规划部门规划许可的情况下，代表宏福陵园公司与陈某1任法定代表人的惠安县民政荣发石材工艺公司（以下简称“惠安荣发公司”）签订协议书，将该项目交由该公司承建。自2005年年底起，惠安荣发公司开始建设景观塔。2007年2月，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函告泉州市民政局，要求该景观塔建设项目应按规定进行招投标，2007年7月，泉州市民政局将该景观塔建设项目公开招投标，陈某1以福建荣发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发公司”）的名义参加投标并中标。根据泉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泉州市北峰丰州组团北峰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宏福园所处地块的建筑限高控制为“建筑高度小（等）于15米”，而该园景观塔建设项目建筑高度设计为38.88米，因景观塔建设不符合该园所处地块的建筑限高要求、又无相关规划许可手续等原因，2009年年初，该景观塔建设项目被取消，荣发公司向宏福陵园公司提出退建并要求赔偿相应经济损失。2009年9月，宏福陵园公司经请示泉州市民政局后，委托泉州汇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景观塔工程建设已投入的费用进行结算审核，结算审核的结果为该公司建设景观塔已投入工程费用为人民币981205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经双方协商，由宏福陵园公司按费用的90%赔偿荣发公司883084.5元。2010年1月8日、3月8日、5月26日，宏福陵园公司先后赔偿荣发公司300000元、300000元以及283084.5元。（二）受贿部分2004年至2010年，被告人黄沧海在兼任泉州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宏福陵园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期间，利用负责监管惠安荣发公司为宏福陵园公司加工墓石、建墓及审批拨付工程款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贿送的62000元，具体如下：1.2004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本市鲤城区东街路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2.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3.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4.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5.2008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6.2009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7.2010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8.2011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2015年5月，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黄沧海有滥用职权、受贿的犯罪事实，同年5月26日，该院侦查人员在泉州市民政局抓获被告人黄沧海。次日，被告人黄沧海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黄沧海已退出赃款70000元，现暂扣于该院。公诉机关据以指控的证据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沧海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致使公共财产损失883084元，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沧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2000元，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沧海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罪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黄沧海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沧海对起诉书指控的受贿罪无异议，但对滥用职权罪有异议，提出其行为应当认定为玩忽职守而非滥用职权。被告人黄沧海的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受贿罪无异议，但对起诉书指控的滥用职权罪有异议，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的是玩忽职守罪，且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指控被告人黄沧海的渎职行为造成公共财产损失883084元不合理，被告人黄沧海有自首情节。经审理查明，（一）滥用职权部分泉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泉州市北峰丰州组团北峰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宏福园所处地块的建筑限高控制为“建筑高度小（等）于15米”。2005年8月，被告人黄沧海在任泉州市民政局安置办主任科员兼任泉州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宏福陵园董事长及总经理期间，泉州宏福陵园有限公司向泉州市民政局提出《关于在陵园区建设景观塔的报告》并附初步建设方案，市民政局于2005年8月30日作出批示：经8月29日局务会研究同意宏福陵园的初步方案，但要注意使用时限必须与公墓的使用年限同步。请抓紧做好招商工作，把任务落实。2005年9月10日，被告人黄沧海在明知宏福园建设景观塔尚未取得规划部门规划许可的情况下，代表宏福陵园公司与惠安荣发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签订协议书（该协议书载明该园景观塔建设项目建筑高度设计为38.88米）将该项目交由该公司承建。自2005年年底起，惠安荣发公司开始建设景观塔。2006年12月21日市民政局以《关于泉州宏福园景观塔要求免招标自建的请示》向市政府请示要求免招标自建，2007年1月19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市政府出具《关于泉州宏福园景观塔项目建设情况的请示》认为该项目符合立项要求，建议先予立项，2007年2月14日，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函告泉州市民政局，要求该景观塔建设项目应按规定进行招投标。2007年7月，泉州市民政局将该景观塔特许经营权项目公开招投标，福建荣发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发公司”）参加投标并中标。2009年3月荣发公司以泉州宏福陵园有限公司未及时取得土地使用权，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无法如期，办理报建手续进度慢等原因提出退建并要求赔偿相应经济损失，泉州宏福陵园有限公司于同年4月9日向泉州市民政局提出《关于退建宏福园景观塔基本方案的请示》表示经殡葬管理所行政会及经公司董事会研究考虑到客观原因提出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荣发石业前期投入进行评估并按照结算下调10%给予补偿。2009年9月，宏福陵园公司经请示泉州市民政局后，委托泉州汇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景观塔工程建设已投入的费用进行结算审核，结算审核的结果为该公司建设景观塔已投入工程费用为981205元。经双方协商，由宏福陵园公司按费用的90%赔偿荣发公司883084.5元。2009年12月泉州宏福陵园有限公司向市民政局提出《关于支付景观塔退建费用的请示》，并于2010年1月8日、3月8日、5月26日先后赔偿荣发公司300000元、300000元以及283084.5元。（二）受贿部分2004年至2011年，被告人黄沧海在兼任泉州市殡葬管理所所长、宏福陵园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期间，利用负责监管惠安荣发公司为宏福陵园公司加工墓石、建墓及审批拨付工程款的职务便利，先后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贿送的62000元，具体如下：1.2004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本市鲤城区东街路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2.2005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3.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4.2007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3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5.2008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人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6.2009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7.2010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同年4月间，被告黄沧海在上述地点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8.2011年春节前，被告人黄沧海在泉州市殡葬管理所附近的路上，非法收受陈某1贿送的5000元。2015年5月，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黄沧海有滥用职权、受贿的犯罪事实，同年5月26日上午，被告人黄沧海主动到泉州市民政局表示愿意配合检查机关调查，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即派员到泉州市民政局将被告人黄沧海带回。次日，被告人黄沧海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案发后，被告人黄沧海已退出赃款70000元，现暂扣于丰泽区人民检察院。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证人陈某1的证言，证实2005年9月10日，被告人黄沧海代表宏福陵园公司与其任法定代表人的惠安荣发公司签订协议书，将景观塔项目交由其公司承建。自2005年年底起，惠安荣发公司开始建设景观塔。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建设的相关手续一直迟迟批不下来。到2007年年初，泉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同意项目立项，但要求该景观塔建设项目属于特许经营权项目，应进行公开招投标。2007年7月，泉州市民政局将该景观塔建设项目公开招投标，其以福建荣发石业有限公司的名义参加投标并中标。2009年年初，因景观塔建设不符合该园所处地块的建筑限高要求、又无相关规划许可手续等原因，该景观塔建设项目被取消，其公司向宏福陵园公司提出退建并要求赔偿相应经济损失。过了一段时间，黄沧海跟其说，泉州市民政局同意其公司退建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后泉州宏福陵园公司请泉州汇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景观塔工程建设进行结算审核，确认其公司前期施工的工程部分结算造价为98万元余元，按结算总价下调10%补偿其公司88万余元，一共分三次补偿给其公司。2004年至2011年，其为与黄沧海搞好关系，向被告人黄沧海行贿62000元。证人丁某1的证言，证实其任泉州市民政局局长期间，没有看到泉州市殡葬管理所、泉州市宏福园有限公司有向泉州市民政局申报建设景观塔的书面材料，也不知道景观塔是在没有相关土地规划建设手续的情况下开始施工的。证人杜某1的证言，证实其于2006年12月到泉州市民政局上任时，泉州宏福陵园就已经在建设景观塔项目了。市民政局安排其协助办理该景观塔的相关建设手续时，才知道该景观塔之前的建设都是在没有相关土地规划建设手续的情况下施工的。在其担任泉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期间，没有看到泉州市殡葬管理所、泉州市宏福陵园有限公司向泉州市民政局申报要边建设景观塔边办理相关手续的文件等书面材料。泉州市民政局也没有发文表示同意该景观塔边建设便报批相关手续。后因景观塔没有办法办理相关的规划建设许可手续，没有办法继续施工，荣发公司于2009年要求退建并赔偿该公司在该项目的前期建设费用。市民政局同意荣发公司退出该景观塔建设项目，并赔偿了几十万元。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陈某1委托其为泉州宏福陵园内的景观塔设计仿古建筑工程方案图纸。证人石某1的证言，证实2006年左右开始建设景观塔。景观塔的前期建设都是黄沧海在负责，其他人都没有参与。2009年荣发公司以景观塔建设手续不全为由要求退建并赔偿他们损失后，黄沧海让其负责联系汇高工程造价咨询公司来审核荣发公司建设景观塔的前期费用。该公司有将景观塔前期建设工程项目结算造价审核报告书拿给其，要听取其单位对审核报告的意见。因其不熟悉景观塔的建设情况，其没有看这份报告，直接将报告书拿给黄沧海，黄沧海看完后，同意该报告书的审核造价，并同意在该审核报告书上加盖宏福陵园公司及黄沧海个人的印章，以确认单位同意该审核结果。户籍证明、泉州市民政局离退休人员信息卡片、任职材料，证实被告人黄沧海的身份信息及任职情况。归案说明，证实黄沧海归案情况。扣押财物清单，证实被告人黄沧海家属于2015年6月10日退出赃款70000元，现暂扣于丰泽区人民检察院。泉规函（2015）195号《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宏福园陵园区景观塔规划审批情况的说明函》、泉规函（2015）241号《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关于宏福园所处地块建筑限高的函，证实宏福园所处地块的建筑限高控制为“建筑高度小（等）于15米”，泉州市规划局未收到亦未审批过景观塔相关规划许可手续。泉州市国土局提供的证明、土地审批表，证实该局没有查到有关宏福园景观塔相关土地发证的档案资料，以及宏福园申办土地登记的相关情况。宏福园申请建设景观塔的相关报告，证实景观塔开始建设时并未经过审批的事实。协议书、中标通知书、仿古建筑工程设计协议书，证实2005年9月10日，被告人黄沧海代表宏福陵园公司与陈某1任法定代表人的惠安县民政荣发石材工艺公司签订协议书，将该项目交由该公司承建。2007年7月，陈某1又以福建荣发石业公司的名义参加投标并中标。宏福园加工建造陵墓合同书，证实宏福陵园公司于2004年4月起，将该园内的墓石和建墓工程交由惠安县民政荣发石材工艺公司承建。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报告书，证实宏福陵园公司经请示泉州市民政局后，委托泉州汇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景观塔工程建设已投入的费用进行结算审核，结算审核的结果为该公司建设景观塔已投入工程费用为981205元。记账凭证、进账单，证实2010年1月8日、3月8日、5月26日，宏福陵园公司先后赔偿荣发公司300000元、300000元以及283084.5元。被告人黄沧海的供述，证实2009年9月10日，其代表泉州宏福陵园公司与荣发公司签订建设景观塔的协议书。建设景观塔正常应当先缴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将土地使用权证办理下来后，再将该项目立项报送行政审批，正式立项后，再将建设方案报泉州市城乡规划局审批，等规划建设部门审批许可后才能开始进行建设。当时其想着赶紧先把项目先建起来，其他的手续同步再开始补起来，只是没有想到后续的相关手续那么难办，至今都还办不出来，所以才出现最后荣发公司退建景观塔的情况。泉州汇高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泉州市宏福园景观塔工程项目造价结算审核报告书的内容其没有具体看，只是仔细看了其中《关于确认工程结算造价审核结果的通知》，因为当时已安排工作人员石岳峰等人去负责审核景观塔建设的前期费用。在殡葬管理所行政办公会上有就《关于确认工程结算造价审核结果的通知》的内容进行讨论，与会人员均同意后才让办公室加盖泉州宏福陵园有限公司及其个人的印章。2004年至2010年，其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陈某1贿赂款62000元的事实。上述证据经查证属实，互相关联，取证程序合法，与客观事实一致的部分本院予以采信，并作为定案的依据。关于公诉机关指控滥用职权部分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本案中被告人黄沧海滥用职权部分的追诉时效是五年，即从宏福陵园最后一次支付赔偿款2010年5月26日起算，至2015年5月25日。经查，根据办案机关出具的归案说明体现，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在查办陈和平、吴伟忠单位受贿罪、贪污罪一案的过程中，发现黄沧海有涉嫌滥用职权罪问题，后于2015年5月25日询问福建荣发石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1，陈某1向丰泽区人民检察院交代其有贿送款项给黄沧海。公诉机关在追诉期满前已掌握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并对陈某1进行了询问。故公诉机关指控滥用职权部分并未超过诉讼时效，辩护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黄沧海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经查，办案机关出具的归案说明体现：2015年5月26日上午黄沧海主动到泉州市民政局表示愿意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丰泽区人民检察院即派员到泉州市民政局将黄沧海带回。黄沧海于2015年5月27日交代其收受陈某16.2万元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沧海有主动投案的行为，且在2015年5月27日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故可以认定为自首，被告人的该项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沧海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致使公共财产损失883084元，其行为已构成滥用职权罪。被告人黄沧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钱款620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黄沧海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黄沧海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受贿罪行，对其犯受贿罪可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黄沧海家属代其退出全部赃款，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其他意见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沧海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28日起至2017年1月27日止。上述罚金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二、追缴被告人黄沧海的赃款人民币62000元，上缴国库；将扣押在案的人民币70000元中的62000元，抵作赃款，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剩余的8000元抵作罚金，不足部分，继续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许奕人民陪审员彭和平人民陪审员张义安二〇一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书记员谢玉琪

陈某职务侵占罪一审刑事判决书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渝0103刑初1083号：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以渝中检刑诉［2016］103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犯职务侵占罪，于2016年7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于同年8月5日、9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徐宏德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陈某于2015年5月开始担任重庆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某酒店管理分公司（以下简称“某酒店”）销售经理，于2015年10月至2016年2月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承接婚宴收取客户定金的过程中，通过签订合同收取现金的方式，将应该上交给公司的顾客宴席定金共计7万元侵占归个人使用；另通过预借的方式从某酒店领取一套价值2180元的自助餐券并予以销售，所得款项归个人使用。被告人陈某于2016年3月22日到某酒店安保部主动交代其侵占酒店款项的事实，某酒店于当日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日，被告人陈某被公安机关带回调查，并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案发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陈某处查获现金6400元并已发还被害单位。上述事实，被告人陈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书证到案经过材料、户籍材料、报案材料、谈话记录、微信聊天截图、劳动合同、公司工作制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证人李某、林某、张某某、熊某某、陈某某、魏某某的证言，被告人陈某的供述，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陈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成立。被告人陈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二、责令被告人陈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退赔被害单位重庆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某酒店管理分公司经济损失6578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程斌人民陪审员姜继禄人民陪审员杨仕文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书记员袁霄媛

颫告人陈冬良等6人寻衅滋事一案刑事判决书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湘1128刑初214号：新田县人民检察院以新检公诉刑诉［2017］2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犯寻衅滋事罪，于2017年8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黄静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王学文、郑光喜参加的合议庭。经新田县人民检察院建议，本院于同年11月29日决定延期审理；同年12月27日决定恢复审理。并于2018年2月1日、3月21日进行了两次公开开庭审理。书记员胡小梅担任记录。新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贺志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冬良及其辩护人张鎏、被告人付祥友及其辩护人何建龙、被告人付国新及其辩护人黄玲、被告人付会西及其辩护人王姣、被告人付会新及其辩护人周德春、被告人付立恒及其辩护人沈国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新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至2016年期间，新田县龙泉镇瑶塘窝行政村第一、第十村民小组（畔塘自然村）因对新田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24日作出的新政林权决字（2013）第2号《关于注销龙泉镇瑶塘窝行政村第一、第十村民小组1985年山林权证的决定》及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5日作出的（2014）永中法林行终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的终审判决不服，村民多次召开会议，选举出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12人为村民代表，专门负责新田县新车站土地权属相关问题的处理，并集资20余万元用于开支，由陈冬良、付祥友负责管账。2016年以来，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12名村民代表为了给新田县党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相关领导施加压力，迫使新田县政府答应给予村民安置土地、补偿款等不正当利益，多次开会商量，采取“进京上访”的方式，先后五次组织人员赴北京上访。经新田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其上访为无理上访。在上访过程中，以拒不服从劝访安排为手段，强行要挟劝访人员给付其上访的开支费用，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政府工作秩序，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具体如下：2016年4月份，陈冬良、付国新、付会新、付某乙等人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递交材料，由劝访人员负担返回新田的开支。2016年8月份，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某乙等人再次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递交材料，由劝访人员负担返回新田的开支。2016年10月份，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等11人准备去北京上访，在郴州火车站被接访人员劝回新田。2016年12月16日至21日，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付祥明（在逃）等7人在北京上访期间，提出要去北京著名景区游玩，如劝访人员不答应，则不配合劝访人员的劝访安排，到中南海周边、天安门等非上访区域上访。迫于信访压力，在2016年12月17日至2016年12月20日期间，由劝访人员出资带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等7人游玩“鸟巢”、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及天安门等北京著名旅游景点，花费共计约3万余元。2016年12月20日晚上，陈冬良、付祥友等人又要求劝访人员给付其从新田至北京的开支4861元人民币，迫于压力，劝访人员经请求领导同意，在给付付祥友现金4100元后，陈冬良、付祥友等人才同意21日随劝访人员回新田县。2017年1月2日，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8人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区域上访，在现场，不听从劝访人员劝访安排，被公安机关临时安置后，仍不听劝解，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对其作出训诫处罚，最终被强制遣返。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以进京非访登记、拒不服从劝返安排为要挟，强行索要财物价值达4100元；多次进京无理上访，缠访、闹访，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六名被告人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之规定。提请依法判处。被告人陈冬良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张鎏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陈冬良在本案中的上访行为没有触犯刑法；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实本案的上访行为影响了哪一种秩序、触犯了谁的利益；陈冬良的上访行为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挑起矛盾；请求法院依法作出陈冬良无罪的判决。被告人付祥友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何建龙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付祥友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有悔过表现；请求法庭对付祥友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被告人付国新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黄玲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付国新具有坦白情节；犯罪情节不严重；是从犯；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请求法庭对付国新处以缓刑或免除处罚。被告人付会西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王姣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付会西系偶犯、初犯、从犯，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到案后如实坦白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请求法庭对付会西适用缓刑或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付会新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周德春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付会新到案后如实坦白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轻微；是从犯；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请求法庭对付会新处以缓刑或免除处罚。被告人付立恒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其辩护人沈国军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付立恒在本案中被动性强、作用不大；请求法庭对付立恒免除处罚或适用非监禁刑。经审理查明，2014年至2016年期间，新田县龙泉镇瑶塘窝行政村第一、第十村民小组（畔塘自然村）因对新田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24日作出的新政林权决字（2013）第2号《关于注销龙泉镇瑶塘窝行政村第一、第十村民小组1985年山林权证的决定》，及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5日作出的（2014）永中法林行终字第27号《行政判决书》的终审判决不服，村民多次召开会议，选举出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12人为村民代表，专门负责新田县新车站土地权属相关问题的处理，并集资20余万元用于开支，由陈冬良、付祥友负责管账。2016年以来，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12名村民代表为了给新田县党委政府、乡镇党委政府、相关领导施加压力，迫使新田县政府答应给予其村民安置土地、补偿款项等不正当利益，多次开会商量，采取“进京上访”的方式，先后5次组织人员赴北京上访。经新田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其上访为无理上访。在上访过程中，以拒不服从接访工作人员的安排为手段，强行要挟工作人员给付其上访的开支费用，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政府工作秩序，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具体如下：2016年4月份，陈冬良、付国新、付会新、付某乙等人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递交材料，由接访人员负担返回新田的开支。2016年8月份，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某乙等人再次到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递交材料，由接访人员负担返回新田的开支。2016年10月份，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等11人准备去北京上访，在郴州火车站被接访人员劝回新田。2016年12月16日至21日，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付祥明（已故）等7人在北京上访期间，提出要去北京著名景区游玩，如接访人员不答应，则不配合接访人员的安排，到中南海周边、天安门等非上访区域上访。迫于信访压力，2016年12月17日至20日期间，由接访人员出资带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等7人游玩“鸟巢”、八达岭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及天安门等北京著名旅游景点，花费共计3万余元。2016年12月20日晚，陈冬良、付祥友等人又要求接访人员给付其从新田至北京的开支4861元，迫于压力，接访人员经请求领导同意，在给付付祥友现金4100元后，陈冬良、付祥友等人才同意21日随接访人员回新田县。2017年1月2日，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8人到北京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区域上访，在现场不听从接访人员的安排，被公安机关临时安置后，仍不听劝解，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依法对其作出训诫处罚，后被强制遣返。2017年1月4日，被告人付国新主动到新田县公安局内，因形迹可疑，被传唤调查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其他五被告人到案后，亦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付祥友家属主动为其向本院退出本案中由其管理的违法所得4100元及其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5000元，共计9100元；被告人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的家属分别主动为其退出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各4000元；被告人陈冬良家属主动为其退出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5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及本院依法调取，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一）书证1、《接报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本案的线索来源及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的事实；2、《到案经过》，证明被告人陈冬良被公安民警抓获到案，被告人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被政府工作人员扭送到案，被告人付国新到新田县公安局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民警传唤到案的事实；3、《传唤证》《提请批准逮捕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证明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4、《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调取证据的事实；5、《龙泉镇畔塘村村民进京非访情况意见》，证明2016年8月4日，新田县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以2007年以来，畔塘村村民付会新等人对县委党校等单位使用的土地权属提出异议，经县委、县政府召开2次听证会、行政复议和司法程序等，村民仍不服，采取进京非访的方式，企图以访施压，达到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对上述行为认定为无理上访的事实；6、《请求公安机关对龙泉镇瑶塘窝村畔塘自然村陈冬良、付祥友等非法上访行为给予立案查处的报告》《关于对龙泉镇瑶塘窝行政村畔塘自然村付祥友等人给予从严打击的建议》《关于对付祥友等6人无理进京非访有关情况说明》，证明2017年1月3日、1月4日，新田县龙泉镇政府、新田县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分别要求公安机关对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为首的部分畔塘村村民无理筹集资金，先后5次组织人员赴北京上访，并登记挂号，提出无理要求的行为立案查处，建议对组织为首的付祥友、付国新、陈冬良、付会新、付会西、付立恒等人追究刑事责任，予以从严打击的事实；7、《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拘留执行回执》，证明2017年1月2日，被告人付祥友、付立恒、付会新、付会西等8人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区域上访，严重扰乱了中南海周边的公共场所秩序，被当地公安机关查获并被训诫的事实；8、《2016.12.16-12.21畔塘村民进京上访开销明细》《畔塘村民上访路费及餐费开支详单》《游玩北京旅游景点门票》《2016年以来上访期间相关费用开支报销凭证（复印件）》《畔塘村民上访期间游玩旅游景点照片》，证明2016年12月16日至21日用于接访畔塘村民进京上访开支共计3万余元的事实；9、《山林权证》《林权发证登记清册》《行政判决书（复印件）》，证明本案上访事项分别于2014年5月24日、9月5日经道县人民法院、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两级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了新田县人民政府于2013年8月24日作出的新政林权决字（2013）第2号决定的事实；10、《湖南省国土资源局信访事项转头告知单》《永州市信访接待中心来访登记表》，证明2014年11月、12月，被告人付祥友等5人先后到永州市信访接待中心、湖南省国土资源局上访，上访事项经省市相关单位转送新田县人民政府、新田县国土资源局处理的事实；11、《新田县龙泉镇瑶塘窝村第一、十村民小组上访材料》，证明本案涉案上访事项的事实；12、《关于龙泉镇畔塘自然村争执国有土地申请要求听证的调查报告》，证明2013年5月8日，新田县国土资源局对本案上访事项的调查取证及基本事实认定情况的事实；13、《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证明2017年1月2日，被告人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8人在北京中南海周边非上访区域上访，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进行训诫的事实；14、《常住人口信息》，证明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人的身份基本信息的事实；15、《关于畔塘村信访一事协调会会议纪要（复印件）》，证明2016年12月27日，新田县龙泉镇党委、政府多次开会协调畔塘村村民上访一事的事实；16、《中国建设银行现金交款单》、《中国建设银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证明被告人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陈冬良分别将自己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或管理的违法所得退出的事实；17、《证明》，证明同案犯罪嫌疑人付祥明已死亡的事实。（二）证人证言1、证人付某甲的证言，证明关于新车站土地权属问题，经过一审和二审判决，他所在的瑶塘窝村畔塘自然村村民不服，就选出了付祥友、付光生、付冬生、付国新、付群亮、付某乙、付立恒、付会雄、付会新、“陈三毛”（陈冬良）、“小平”（付会西）和他一共12个人专门负责上访，他们召开了多次会议，讨论新车站土地补偿上访事项，一般是付祥友、付国新、“陈三毛”组织开会，上访的资金是他们村集资上来的，由付祥友保管，“陈三毛”、付祥友都有账目。他们先后到市、省和国家信访部门，但没有得到满足，而且得知付祥友等7人到北京上访的事，只扣了县里两分，政府工作人员照样发工资，他们就心里恼火，为了引起政府重视和维权，就想到直接去中南海。他们因为新车站土地补偿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共5、6次，其中：2016年3、4月，付会雄、付国新、“陈三毛”、付会新和他共5个人，他们去了国家信访局，后来驻京办的工作人员把他们劝返回了新田县。2016年12月下半月，付某乙、付祥明、付会新、“陈三毛”、付国新、付立恒、付祥友、“小平”去北京上访，付某乙在长沙火车站被拦回，其他7个人到了北京，据去的人回来讲，这次到北京被驻京办的工作人员劝返时，要求在北京景点游玩才肯回，就到了长城等地游玩，吃喝玩都是政府出的钱。2016年12月31日上午付祥友电话通知他开会，他没有参加，晚上付祥友电话通知他2017年1月1日出发去北京上访。2017年1月1日，付祥友、付某乙、付立恒、付群雷（代表其父亲付光生）、付会新、“小平”和他，还有吉家的1个男子共计8人租车到长沙乘坐火车去北京，2日早上9时许到达北京，有工作人员不准他们下车，但他们没听劝，下车后分三批去中南海，离中南海大门不远处被当地公安民警拦住，登记身份后被带到马家楼，警察向他们下达并宣读了训诫书，他们挂号后就坐在马家楼，21时许，1辆中巴车把他们接回了新田县。这次去北京上访是付祥友通知他的，他们怕带信访材料太明显而被拦回和材料被抢走，就没有带信访材料的事实；证人付某乙的证言，证明关于新车站土地权属问题，他们畔塘自然村2个组的村民集资2次，由付祥友管钱，经过法院一审、二审判决，他们不服，付某乙和付国新、付祥友、陈冬良到省法院，现在省法院还没有给他们回话，案子也不接。他们都没有得到好处，就不服气，就要通过到北京上访逼政府给他们一些好处，就选出了他和陈冬良、付国新、付立恒、付祥明、付祥友、付会西、“瓦仔”、“小仔”、付冬生作为代表去上访。2016年4月，他和陈冬良、付国新、付会新4个人一起去北京上访，去了林业厅、最高院，提交了上访材料。2016年下半年，付某乙、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4个人到北京上访1次，去了林业厅、最高院。也是2016年下半年，他们村6、7个人准备去北京上访，在郴州买好票准备进站时被车站工作人员拦下来，他们村的驻村干部老胡把他们从郴州接回来，一直劝他们回去商量解决。2016年12月，他和陈冬良、付国新、付立恒、付祥明、付祥友、付会新、付会西8个人去北京上访，他在长沙火车站被县政府工作人员带回新田县，其他人就去了北京，而且回来后讲去北京天安门、“鸟巢”玩了一天，政府出的钱，政府不出钱去耍，就不配合工作。同月28日，县政府召集他和付国新、付会新、付祥友、陈冬良、付立恒到县政府开会，他们提出每亩3万元补偿的要求，但县委政府不同意，他们对结果很不满意。回村后，他们在付国新家里开会，决定他和付会新、付祥友、付立恒、付会西、“瓦仔”、“小仔”7个人到北京上访，这次去北京上访的开支仍然由付祥友管理。2017年1月1日他们7个人和“老吉”到长沙搭车，2日9时许到达北京，他们分别乘车到中南海汇合，在中南海排队1个多小时，到达中南海门口时，特警把他们送到了马家楼，让他们在那里等人来接，在马家楼有工作人员拿喇叭给他们讲了几句话。19时许，新田县政府工作人员过来接他们回了新田县。这次他们没有带上访材料，一是想问回复，二是做给县委政府看，县委政府态度差，他们就去挂了号。他们了解到只有到中南海上访才能引起重视，所以才去中南海给政府最大的压力。在中南海挂号，县委政府就要受到批评，想让县委政府按他们的要求解决新车站土地的问题的事实；证人谭某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10月25日早上，胡志勇打电话叫他去郴州接访，他就和胡志勇、邓异、刘晋、曾某某、瑶塘窝支书成某某去了郴州火车站，找到准备去北京上访的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付立恒、付祥明等11人，将11人劝回新田县。2016年12月16日镇党委、政府接到畔塘村民上访的信息，紧急会议决定肖某乙和张克峰去北京接访，去了后劝不回，请求加人，就派他和曾某某去北京接访。18日下午4时许他和曾某某到北京，赶到“水立方”与肖某乙、张克峰汇合，看到陈冬良、付祥友、付立恒、付祥明、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在游玩，付祥友找到他要报销从新田去北京的车费、打的费、在北京的照相费，他给了照相费和打的费约100元，然后上访人员问他买水喝，说完就直接在旁边的摊位上拿水喝，最后是他们工作人员付钱的。下午6时许，上访人员才肯回宾馆休息，工作人员喊了3辆的士才接7个人接到格林联盟酒店入住。晚饭后，又做7个人的工作，付祥友和陈冬良提出报销7个人从新田去北京的车费、在北京的打的费，第二天还要去北京的旅游景点游玩，还要李祥佐书记就土地事情作出表态才肯回新田。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做不通，付祥友威胁明天不带去玩就去中南海信访办公室挂号，不回新田。工作人员只好接通李书记的电话，通话后，付祥友还是不同意，为了稳住7个人，只好答应去游玩，从新田去北京的车费和在北京的打的费游玩回来再讲。19日，7个人准备去挂号，因为从新田去长沙的车费还没报，为了稳住7个人的情绪，只能引导去游玩，上午去了长城，午饭后又去了十三陵，晚6时许打的回宾馆，所有花费都是工作人员出的。到了酒店，上访人员又提出第二天去颐和园，还要坐飞机回家，为了稳住情绪，只好又答应了无理要求。20日，收上7个人的身份证，买好飞机票，上午就带7个人到颐和园，午饭后回宾馆，付祥友又提出去天安门广场耍，工作人员做不通工作，只能又带去天安门广场，下午5时许才回酒店，这一天花费又是接访人员出的。这些要求主要是付祥友、陈冬良提出的，7个人以付祥友和陈冬良为首，其他人主要听付祥友和陈冬良的。接访人员接到7个人后，支付了所有经费，估计3万多元，包括住宿、饮食、来回路费、在景点游玩的费用等，具体要问张某某。接访时，上访人员提出吃饭要点好菜、回新田要坐飞机、要报销到北京上方的所有开销、带到北京著名景点游玩，如果不答应就到国家信访局挂号上访，不跟接访人员回新田。他们平时在畔塘村做工作时，陈冬良、付会新、付祥友等人反应激烈，无理要求政府现金补偿，但没有具体金额，讲法院判错了。上访村民多次在付国新家召开会议的事实；证人曾某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10月25日，他和胡志勇、刘晋、邓异、谭某某、成某某6人一起去郴州火车站接访，看见11个村民准备进候车室乘火车去北京上访，他们就把其中的8个人带到车站派出所，付祥友情绪激动，民警收了8个人的身份证，付祥友带2、3个人想冲出房间去赶火车，被拦住，就在房间里骂脏话，有人与刘晋发生口角，同时另3个人过来，也被劝进派出所，火车发车后，从12时许一直劝到下午5时许才同意回新田。11个人中有付祥友、付国新、陈冬良。陈冬良骂了脏话，这些上访人员都听陈冬良和付祥友的。同年12月18日，他和谭某某去北京接上访人员，下午4时许看见7个上访人员在“水立方”游玩，晚上付祥友、陈冬良提出给7个人报销从新田去北京的车费、在北京的打的费、伙食费及第二天要去北京的旅游景点游玩，还要李祥佐书记作出表态，给一定经济赔偿才肯回新田。付祥友、陈冬良还威胁，如果不答应要求，19日去中南海挂号，不回新田。他们没办法只能向领导汇报，接通了李书记的电话，通话后，付祥友还是不同意，要马上报销所有开支，为了稳住7个人，只能答应第二天去北京旅游，回来再讲报销的事。第二天付祥友又以去中南海挂号来威胁，接访人员做工作，讲去长城、十三陵，晚饭后，付祥友和陈冬良又提出第二天去颐和园玩，还要坐飞机回家，他们只好答应，所有花费由接访人员支付。20日买好飞机票，收了身份证就去了颐和园，下午付祥友又提出一定要去天安门广场玩，他们只好又带去天安门广场，但陈冬良没有去。所有花费大概3万多元，包括住宿、饮食、来回的路费、在景点游玩的费用，是由张某某负责的事实；证人郑某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4月，陈冬良、付国新、付会新、付会雄、付某甲5个人到最高人民法院咨询问题。同年10月，陈冬良、付国新等人要去北京上访，在郴州被劝回。同年11月21日左右，陈冬良、付国新、付某乙、付祥友4人到北京上访，在北京西站被劝阻。同年12月16日，陈冬良、付国新、付会新、付立恒、付会西、付祥友、付某乙等8个人去北京，付某乙在长沙被劝回，其他人在北京被劝阻。2017年1月1日晚，他接到付祥友、付某乙、吉土旺、付会新、付会西、付群雷、付立恒、付某甲上访的信息，就与其他工作人员共9人在北京火车站没接到人，就四处寻找，给付会新打电话讲道理，喊上访人员不要去敏感区域中南海周边、天安门地区、中央领导住处、外交使馆，喊上访人员到办事处解决，上访人员知道不能去这些地方，但上访人员不肯，付会新就关机了。2日上午，上访人员到了中南海周边上访，并被府右街派出所进行了训诫，下达了训诫书。12时许，在全国上访集中的地点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他和其他工作人员去对上访人员讲政策讲道理，付会新说没得办法，县里领导不管。其他人讲来了一定要挂号，不挂号县里领导更加不重视，不解决问题就不回，情绪比较激动的有付立恒、付祥友、付会西。他们经与省驻京办马家楼值班室负责人肖正联系得知，付会新等人不听劝阻进行了挂号。经过他们与永州市驻京办的领导劝导，晚上9时许高主任安排他和驻京办的人一起将上访人员劝回新田的事实；证人张某某的证言，证明2016年4月，陈冬良、付国新、付会新、付某乙4人到北京上访，他和成某某等人去北京接访，与郑某某联系后找到了上访人员，第三天，告知了上访人员不能越级上访，要去相关的信访部门上报情况，告知了越级上访的利害关系。午饭后回宾馆又做了思想工作，后4人要求从冷水滩回新田，向中院递交材料，他们陪上访人员向中院递交材料后回了新田。这次的上访人员要求他们负责饮食、住宿、车费等日常开销，他们为接访而被迫答应了要求。同年下半年，陈冬良、付国新、付某乙、付祥友去北京上访时，他在国家林业局找到了4名上访人员，在上访人员的要求下陪着去国土资源部、最高院、最高检、国家信访局、国家农业部等相关单位递交材料，后上访人员还要求从永州回新田，并报销4人去北京的路费及伙食费等才肯回新田。他们就到了永州市检察院，回的路上4人说如果解决不了，下次就一定要去北京挂号。他们就告知上访人员不要做出过激的事情，否则会有相应的处罚。他们为了做上访人员的思想工作，完成接访任务，防止上访人员冲击国家重要机构，做出过激行为，不给新田人民抹黑，他们被迫答应了上访人员提出由工作人员负责饮食、住宿、车票等日常开销的要求。同年12月17日，他与肖某乙去北京接访。18日，他和肖某乙赶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对面，找到付祥明、陈冬良、付立恒、付国新、付祥友5人，一起吃午饭，同时让陈冬良电话联系付会西、付会新一起吃饭，午饭后他们到了格林联盟宾馆，带着这7个人登记住宿，做劝回新田的思想工作，7个人都说他们老百姓来一次不容易，很多旅游景点都没看过玩过，政府人员要带去游玩一趟，并且将来上访所花费的所有开支都报销才回去。他们又耐心多次做工作，上访人员还是不听，他们就汇报领导，领导同意带去游玩，报销相关费用，只要将他们平安劝回新田就行。后他们带7个人去了“鸟巢”、“水立方”，下午谭某某、曾某某也来汇合。晚饭后回到宾馆，又继续做工作，7个上访人员再次提出要当晚报销上访费用，并带去旅游景点玩才同意回新田。19日，去了长城、十三陵，晚饭后7个人又提出20日要带去游玩，等21日回新田要乘飞机，还说如果这次回去不解决畔塘村的事情，第二年两会期间就会来几十个人集体上访，并要求把7个人的上访费用及时报账，付祥友将开支发票及细数写好交给他，他把钱给了付祥友。陈冬良还到了他的房间，将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提出由政府把畔塘村搞好基础设施建设、路灯、公祠，给畔塘村50万元，再给15万给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3人，还要误工费的要求告诉他，他告知陈冬良这个要求太过分，最后就没有谈好。20日早饭后，他们陪上访人员去颐和园游玩后，他和肖某乙相当疲劳就在宾馆休息，7个人提出还要到天安门去玩，就安排谭某某和曾某某带去天安门游玩。21日，他们带7个人乘飞机到长沙至郴州转车回新田。接访花费40000多元，主要包括往返车费、伙食费、住宿费、旅游景点开支，中途的的士费、其他生活开支等。如果不给上访人员报销费用，上访人员就不配合他们的工作，就说要继续去北京上访，并且要登记挂号，他们就完不成接访任务的事实；证人肖某乙的证言，证明2016年12月17日，他与张某某到北京联系郑某某查找新田县瑶塘窝村畔塘自然村的上访人员。18日，谢某某电话告知他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对面找到了付祥明、陈冬良、付立恒、付国新、付祥友，喊陈冬良电话联系了付会西、付会新，他们汇合后安排了住宿，向7个上访人员宣传了国家政策和法律，告知回当地政府解决问题，通过正确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付祥友、陈冬良等7人就要求在北京旅游，并报销上访费用才同意回新田，他们仍然做工作无效，迫于无奈，经请示领导同意后，就带7个人去了“鸟巢”、“水立方”游玩。下午谭某某、曾某某也来了，晚上做工作时，上访人员要求报销到北京上访的所有费用，还要去北京的名胜旅游景点游玩才同意回新田。19日，他们就带上访人员去长城、十三陵游玩，并支付了费用。吃晚饭后，他看见管账的付祥友还将7个人的开支发票及细数交给张某某要求报销，领导同意后，张某某把钱给了付祥友，陈冬良也在场。7个人提出20日还要玩，21日必须乘飞机回。20日，在付祥友、陈冬良等人要求下，他们一起去了颐和园，还去了天安门游玩。21日，他们一起乘飞机回新田。这些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承担的事实；证人谢某某的证言，证明新田县畔塘村的人来北京上访，他接洽过2次，都是他得知上访消息后，就打电话给畔塘村主要上访的组织者陈冬良让其过来。第一次，他是和郑某某等3人去北京西站接的。第二次是2016年12月16日，他打电话给陈冬良，让陈冬良等8个畔塘村村民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招待所住下，就叫新田县龙泉镇工作人员去做工作了。当时北京的“两会”马上开始了的事实；证人邓某某的证言，证明2007年，新田县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新车站，新田县瑶塘窝村畔塘自然村以其持有的烧灰山山林权证对该土地权属产生争议。2013年新田县人民政府组织相关单位进行调查，并召开了2次听证会，他参加了会议。后新田县人民政府作出注销畔塘自然村的烧灰山山林权证的决定，经畔塘自然村起诉及人民法院一、二审判决，结果是维持新田县政府作出的注销畔塘自然村持有的山林权证的决定的事实；证人成某某的证言，证明同案犯罪嫌疑人付祥明已死亡的事实。（三）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1、被告人陈冬良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她所在瑶塘窝村1组和10组（畔塘自然村）因新田县新汽车站用地所有权，与新田县政府关于补偿的问题协商无果后，他们就向法院起诉和上诉，最后败诉，不服判决结果，多次到县、市、省反映情况。他们选出了她和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付立恒、付会西（喊名小平）等12名代表，主要参与赴省进京上访和复印相关材料，付祥友负责管集资款，陈冬良负责联系打官司的律师、复印材料、管理上访账目，一般由付国新联系召集人，在付国新家开会。2016年4月，她和付国新、付某乙等4人到最高院递交申请再审材料，被龙泉镇政府工作人员接回，返回时去了永州市递材料，回的开支由工作人员支出。同年8月，她和付国新、付某乙等4人准备到最高院、最高检、国土资源部等递交材料，后龙泉镇政府胡志勇等人陪同，递交后返回新田，回的开支由工作人员支出。同年国庆节期间，她和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等11个代表在火车站准备去北京时，被龙泉镇政府工作人员劝回。回来后，他们与龙泉镇政府协商不成，12个代表在付国新家里开会，一致商量决定继续上访。同年12月中旬的一天，她和付祥友、付国新、付祥明、付立恒、付会西、付会新、付某乙共8人在长沙火车站准备去北京，付某乙被龙泉镇政府的人拦回，另7人第二天中午到达北京。到达北京后，他们准备去中南海，谢某某在电话中叫他们不要去中南海上访，当晚，谢某某安排了他们的住宿。第二天，龙泉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北京后，她说来北京一次不容易，很多旅游景点没有玩过，想在北京玩两天，工作人员就带他们玩了两天，去了“鸟巢”、长城、十三陵、颐和园、故宫、天安门。第三天晚上，她和付国新、付祥友及工作人员在一个房间里，之前付祥友讲这次来北京的车票及开支要张某某报销，张某某就给了付祥友4100元。第四天，他们就乘飞机到长沙，后返回新田。这次的住宿费、吃饭、坐车、景点门票、机票都是政府出的钱，还报销了几千元去北京的花费。他们这次去北京上访的目的，是去中南海上访，他们觉得到北京后有筹码和政府谈，去了北京，政府的人就会千方百计的劝他们回新田，带着这种心态到北京去和镇政府施加压力，也想以这种方式为他们解决土地问题。他们把握了工作人员的心理，工作人员为了顺利把他们接回新田，担心他们去挂号，所以提出去游玩和报销开支的要求，工作人员不答应就不返回新田。在长城玩的那天，她和李书记通了电话，要求解决土地问题，李书记同意开座谈会，她就同意返回新田。2017年1月1日付祥友、付某乙、付会新、付会西、付立恒、付某甲、付群雷7人乘火车到了北京，后被政府工作人员接回新田等事实；2、被告人付祥友的供述和辩解，证明新田县政府建设新车站用地权属问题，畔塘自然村村民与政府协商无果，向法院起诉，道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结果是该地属国有，不存在强行占用村集体山林。村民不服，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终审判决维持了一审判决。村民仍不服，多次到县、市、省政府部门反映情况。2013年，畔塘自然村村民为争取补偿和打官司，集资8万多元，由付国新保管。2015年为了争取补偿继续打官司、上访，以入股的方式集资25万余元，由他保管，陈冬良管账。畔塘村还选出了他和付国新、付会新、付立恒、付会西、陈冬良等12名代表专门负责上访和打官司。2015年，他们在市、省上访。2016年4月，付国新、陈冬良、付某乙等4人，在北京火车站被新田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拦住，龙泉镇政府派人接回。2016年8月，他和付国新、陈冬良、付某乙4人去北京上访，在北京火车站，驻京办工作人员谢某某和姓郑的工作人员对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后，他们承诺递交材料后就回新田，工作人员就陪他们到最高院、最高检、国家信访局、国土资源部递交了材料，第二天陪他们回新田。同年国庆节期间，他和陈冬良、付国新、付会新等11人在郴州火车站准备去北京上访被政府工作人员劝回。同年12月15日左右，他和付国新、陈冬良、付祥明、付某乙、付立恒、付会西、付会新8人去北京上访，付某乙在长沙火车站被政府工作人员拦回新田，其他7个人到达北京火车站后知道有驻京办工作人员在车站西门等，就在车站内待了1个小时后才从北门出站，并分别去了中南海。在中南海附近被警察询问，他们说不是上访的是找旅店住宿的，警察就让他们离开，后与付会新等人在天安门附近汇合，陈冬良说驻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谢某某让他们去找谢某某，他们认为如果去了就是给政府面子，可以提要求，给政府压力，食宿问题也不用管，7个人就打的士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附近。谢某某安排了他们吃晚饭和休息，还专门找他和付国新、陈冬良做了很久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去中南海周边地区上访。第二天11时许，政府工作人员安排他和付祥明、付国新、陈冬良、付立恒吃中饭时，劝他们回新田，不要去中南海地区上访，但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趟北京上访，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肯定不愿意。他们吃饭后就在附近到处走，工作人员就跟着他们一直做工作，他们就提出如果要回新田的话，就要答应他们几点要求，一是报销这次和之前上访所有开销；二是县领导表态一定要答应帮他们处理赔偿问题，三是叫政府的人和他们一起去玩两天。龙泉镇政府工作人员电话请求领导后，答应玩两天，就在附近开了4个房间，工作人员也在宾馆开房休息。之后的两天，政府工作人员安排他们去了“鸟巢”、“水立方”、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同时也在做他们的工作。第四天晚上，他们商议让政府把这次去北京上访的开销全部报销，他就拿出发票和清单直接找张某某谈，张某某请示领导后给了他4100元，当时付立恒、付会西在房间打牌，陈冬良、付国新也在房间里，他还写了一张4830元的领条。第五天，在他的要求下，工作人员带他们去了天安门，晚上回宾馆，政府工作人员又劝他们回新田，他们就答应了，但大家提出必须坐飞机回长沙，都想体验一下，票价与高铁差不多，政府工作人员就同意了。这次他们7个人只出了730元，其他所有开支都是龙泉镇政府出的。同年12月26日，县政府等部门与他、付国新、陈冬良、付会新、付某乙在龙泉镇政府会议室商谈他们上访的事情，后代表们在付国新家开会，决定元旦期间去北京上访。30日晚，代表们商量后决定2017年1月1日去中南海上访。2017年1月1日中午12时许，他和付会新、付会西、付立恒等8人在他家集合乘车，下午4、5时许，他们到了长沙乘火车去北京。第二天早上9时许，他们到了北京火车站，知道出站时肯定会有新田县驻京办的工作人员阻拦他们，就在火车上商议出火车站后大家分开走，防止被工作人员拦住，下车后就分别去中南海，到中南海被警察发现，说中南海不能上访就用1辆大巴车把他们带到1个接济中心登记后，转送到一个接待全国各地上访人员的地方，被告知回当地找政府或挂号，说明他们违反了信访条例，他们觉得已经给了政府几次机会，就选择了挂号，就被当地公安机关训诫，告诉他们中南海周边是不准上访的，并下了训诫书。晚上9时许，驻京办郑主任去把他们接回新田等事实；3、被告人付国新的供述和辩解，证明他所在的瑶塘窝村第1组、第10组村民，认为新田县政府修建新汽车站占用他们村的土地没有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和妥善安置，他组织凑钱告政府，共计8万元。村民还选出了他和付祥友、陈冬良、付会新、付会西、付立恒等12个代表，负责上诉、通知和上访。关于土地维权的事情，他们经过一审、二审判决，一直不服，就想去北京上访，还凑了20万余元，由付祥友和陈冬良统一管理。2016年4月，他和律师等人去了最高院反映情况，北京办事处的郑主任劝他们从北京回来，给他们买了车票，他们就回来了。接访的干部支付了他们回来的车费。2016年下半年的一天，他们和政府谈判，但政府答应的事情太简单了，根本不值土地的钱，他和付冬生组织村民开会讨论去北京，后他和陈冬良等4人到了北京，但北京办事处的人联系他们，并通知了龙泉镇政府的干部到北京，后龙泉镇政府的干部和他们一起找了最高院、林业部、国土局反映情况，为他们买了车票就一起回了新田，报销了大部分开支。同年10月中旬，他们见政府一直没有帮他们解决好，就组织11人去北京上访，在郴州还没上火车，龙泉镇工作人员找到他们，劝他们一起回了新田，报销了来回车费。同年12月16日，龙泉镇政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代表们开会决定他和付某乙、付祥友、付立恒、付祥明、陈冬良、付会新、付小平（付会西）8个人去北京上访，但付某乙在长沙火车站被工作人员劝回新田。他们从其他的上访人员那里得知，到中南海挂号会影响新田县的政绩和工作等，还会扣县里的分，他们就想通过这种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让政府快些帮他们把事情解决好，另外7个人认为一定要去中南海挂号，就去了北京。他们到北京，信访局工作人员安排他们住宿，劝他们不要上访，他们不愿意回，一直讲要去中南海挂号，还提出去“水立方”等地，政府工作人员就陪他们去“水立方”和“鸟巢”、长城、十三陵、天安门玩，陈冬良与政法委李书记通了电话，付祥友还向工作人员提出政府报销他们的开支，小张（张某某）开始没答应，但没办法就答应了，付祥友把他们的车票给了小张，小张给了付祥友一些钱。政府怕他们去中南海挂号，他们到北京以后包括去玩的钱都是政府出的，是付祥友讲想出去耍的。如果政府解决不好，第二年“两会”他们肯定还要去北京上访，那时候肯定是几十个人都要去北京上访。这一次从北京回来后，他和陈冬良、付祥友、付会新、付某乙与龙泉镇政府商谈不成，他们就选了7个人去北京上访，表示一定要去中南海挂号。后付祥友、付会新、付会西、付立恒等7个人去了北京等事实；4、被告人付会西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很早之前，他所在的瑶塘窝村畔塘自然村（1组、10组）就新车站的土地权属问题到新田县政府反映问题，但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2013年，全体村民集资了8万元，还选了他和付立恒、陈冬良、付祥友、付会新、付国新等12个代表。每次去北京上访前由付国新、陈冬良组织召开会议。2015年，12个代表开会确定如果不解决问题就到北京上访，还集资了20多万元用于打官司和上访，由付祥友负责保管。2016年12月，除付冬生外的11个代表与政府协商无果，就开会确定他和付祥友、付会新、付立恒、付国新、陈冬良、付祥明（代表其儿子付群亮）、付某乙到北京上访。16日，8个人在长沙火车站要上火车时，付某乙被政府工作人员劝回新田，另7个人就直接上了火车。17日，他们到北京后，驻京办工作人员劝他们回，他们不肯，就安排他们吃晚饭和住宿。18日，几个工作人员和他们一起吃午饭，他们7个人提出来要工作人员带到景区耍几天，报销来回路费，就跟工作人员回，不答应就不回新田。工作人员就答应了，后带他们去“鸟巢”、“水立方”、长城、十三陵。19日吃晚饭时，他们要求报销来回路费及上访的相关费用，不报销就不回，工作人员就报了绝大部分。20日，工作人员陪他们到了颐和园、天安门，晚上陈冬良、付祥友提出与李祥佐书记打电话，要李书记表态解决，不表态就不回，继续到中南海上访。李书记讲回来想办法解决，他们才松口答应回。21日，7个人与工作人员搭飞机到长沙后坐高铁转汽车回新田。工作人员劝他们回新田的伙食费、住宿费、景区游玩费用都是工作人员承担。政府不解决土地权属问题，总要将他们的花费弥补回来，他们就提出要报销及游玩。当时，以付祥友、陈冬良为主与政府工作人员谈报销费用，他与付立恒、付祥明等人在打牌，付祥友收的钱。同月底的一天，他和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立恒、付某乙与政府协商无果，提出去北京上访，后付国新、陈冬良组织除付冬生、付某甲之外的代表在付国新家开会，定好2017年1月1日由他和付祥友、付会新、付立恒等7个人去北京上访。1月1日，他和付祥友、付会新、付立恒、等8人一起乘火车到北京，出站后分别前往中南海会合，要求进入中南海向领导反映问题，保安不允许，还告诉他们选择直接回去还是去马家楼挂号，因为没有领导接待就选择了挂号，后被转送湖南接待室，工作人员做工作后带回新田。这一次他们在北京上访被公安机关训诫等事实；5、被告人付会新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关于新田县建设新汽车站用地，他们多次到新田县信访局反映，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所以他们就决定直接到北京去上访。2014年，付冬生和付国新在付国新家组织召开了村民大会，选出他和付国新、付祥友、付会西、付立恒、陈冬良等12个代表，负责上访等事项。后集资2次，资金由付祥友统一保管。他是于2014年中院终审判决后才参与上访的，主要与政府谈话的是付国新、付祥友、陈冬良等人。2016年4月的一天，他在付国新家参加了村民会议，会议讨论组织人员到北京上访的事项，他主动提出愿意参加这次上访。后他和陈冬良、付国新等人从郴州乘火车到北京，第二天到最高检登记，被驻京办事处工作人员劝回新田。同年12月16日，他和付国新、付祥友、付某乙、付会西、付某甲、付群雷、付立恒、陈冬良、付冬生在付国新家开会决定到北京上访。下午他和付国新、付祥友、陈冬良、付祥明、付立恒、付会西7个人到了长沙乘火车去了北京。18日，龙泉镇政府的张某某、肖某乙等人安排他们吃饭、住宿并劝说回新田，他们提出先要去北京各个景点耍一下才回，工作人员就同意了，后带他们到“鸟巢”、“水立方”、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天安门游玩参观。21日早上，在张某某、肖某乙等人陪同下，搭乘飞机回到长沙转车回新田。在北京游玩、吃住和返程的费用都是政府工作人员支付的。同年12月底的一天，他和付国新、付祥友、付某乙、付会西、付某甲、付群雷、付立恒、陈冬良、付冬生在付国新家参加了付国新、付某乙牵头的会议，大家讨论决定到北京上访。2017年1月1日12时许，他和付祥友、付会西、付立恒等8人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2日11时许，到达北京西站，按在车上商量的分开去中南海集合。他们在中南海被警察询问是上访的，就被大巴车带到一个场所又被另一辆车带到马家楼，晚上由驻京办工作人员安排车辆连夜带回新田。在马家楼有一名警察对他们宣读了训诫书等事实；6、被告人付立恒的供述和辩解，证明他所在的瑶塘窝村畔塘自然村因为新田县新汽车站用地权属问题，希望通过上访让政府补偿他们。2013年村干部召集群众大会集资上访，还选出他和付会西、付会新、付祥友、付国新、陈冬良等12个代表去上访。他们到市、省政府和信访局等地上访。2015年村干部召开群众大会集资，交由付祥友保管。2016年12月16日，他和付祥明、陈冬良、付国新、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去了北京，被龙泉镇政府工作人员拦住，劝他们回新田，但他们不愿意，就要求工作人员支付他们去北京的花费几千元，同时以不愿意回新田为由提出让工作人员带到北京的旅游景点去参观一下。后龙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陪他们7个人到了“鸟巢”、“水立方”、长城、十三陵、颐和园和天安门游玩。21日，他们跟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回新田。这些游玩的费用都是龙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支付的。同年12月28日晚，代表们在付国新家开会，他和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等人商量去北京上访。2017年1月1日中午12时许，他和付会西、付祥友、付会新等8人一起去北京。2日早上8时许到达北京，他和付会西、付会新搭公交车到中南海附近与其他人汇合，但被警察拦住询问是上访的就被车带到一个地方查验身份，就被送到马家楼，有民警跟他们念了一些内容，他没有听，后被新田县政府工作人员接回新田。他们知道，每次去上访后都是批复给当地政府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认为去上访也没有用处，所以后两次上访就没有带材料，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通过上访引起上级部门的重视，让当地政府来处理他们的问题等事实。（四）辨认笔录被告人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付立恒的《辨认笔录》及其照片，证明被告人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付立恒分别能辨认出2016年12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长城、天安门、颐和园游玩留影的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付祥明等人的事实。（五）视频资料讯问光碟二十二张，证明公安机关对被告人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进行讯问的经过合法的事实。全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信访必须依法合理有序地表达诉求，应当到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能以非法上访、缠访等非法手段扰乱社会秩序，或通过非法上访途径向责任单位施加压力，触犯法律法规底线。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因本村持有的山林权证被新田县人民政府决定注销，经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判决维持该决定后，仍然不服，到北京相关单位越级、超人数、无理上访、缠访，或以到非上访区非法上访，拒不服从接访工作人员的安排为要挟，强行索要钱财达34100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新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的犯罪罪名成立，建议适用的法律条款正确。六名被告人在本案犯罪过程中均参加了进京非法上访或强拿硬要，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付国新主动到新田县公安局，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民警发现进行盘查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视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均可以从轻处罚。六名被告人主动退出违法所得，有悔罪表现，亦均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根据六名被告人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参加非法上访的次数、犯罪情节的严重性不同，及认罪态度、悔罪表现，本院依法予以区别量刑。被告人付祥友的辩护人何建龙提出“被告人付祥友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有悔过表现；请求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并判处缓刑”的辩护意见；被告人付国新的辩护人黄玲提出“被告人付国新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请求法庭对其处以缓刑”的辩护意见；被告人付会西的辩护人王姣提出“被告人付会西系偶犯、初犯；到案后如实坦白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请求法庭对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被告人付会新的辩护人周德春提出“被告人付会新到案后如实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悔罪态度好；是初犯；请求法庭对其处以缓刑”的辩护意见；被告人付立恒的辩护沈国军提出“请求对被告人付立恒适用非监禁刑”的辩护意见；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本院依法予以采纳。被告人陈冬良的辩护人张鎏提出“被告人陈冬良在本案中的上访行为没有触犯刑法；公诉机关没有证据证实本案的上访行为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政府工作秩序；陈冬良的上访行为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挑起矛盾；请求法院依法作出陈冬良无罪的判决”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冬良及其辩护人没有提供陈冬良依法申请再审的证据，且有人民法院的一、二审行政判决书，《龙泉镇畔塘村村民进京非访情况意见》等政府相关部门出具的书证，《2016.12.16-12.21畔塘村民进京上访开销明细》《畔塘村民上访期间游玩旅游景点照片》等相关书证，《湖南省国土资源局信访事项转头告知单》《永州市信访接待中心来访登记表》《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训诫书》等书证，有证人付某甲、付某乙、张某某等的证言及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立恒的供述，相互印证，证实了被告人陈冬良等人明知到北京上访，他们的问题也会被批复到当地政府处理，仍以进京上访的方式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仍去北京或组织他人进京越级、超人数、无理上访，缠访，或以到非上访区非法上访，拒不服从接访工作人员的安排为要挟，强行要求接访工作人员带其到北京的旅游景点游玩，索要钱财达4100元，其与其他非法上访人员的游玩等开支共计30000元，强行要求新田县龙泉镇政府承担，依法属于强拿硬要，情节严重，该行为破坏了信访秩序、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等社会秩序，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故，该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被告人付国新的辩护人黄玲提出“被告人付国新具有坦白情节；犯罪情节不严重；是从犯；请求法庭对付国新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有《到案经过》予以证实，被告人付国新系主动到新田县公安局内，因形迹可疑被公安民警盘查时，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应视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有证人付某甲、付某乙的证言，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的供述，互相印证，被告人付国新是本案进京上访人员上访前的会议召集人，且多次的相关会议召开地点在付国新家，付国新在本案的共同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故，该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被告人付会西的辩护人王姣提出“被告人付会西是从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危害不大；请求法庭对付会西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有证人付某甲、付某乙、郑某某、张某某的证言及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等的供述，相互印证，被告人付会西是其村民选出的12名代表之一，参加了每次去北京上访前的会议，特别是在2016年12月16日至21日和2017年1月2日在北京的非法上访，被告人付会西与其他非法上访人员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参与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共同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政府工作秩序。故，该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被告人付会新的辩护人周德春提出“被告人付会新犯罪情节轻微；是从犯；请求法庭对付会新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有证人付某甲、付某乙、张某某的证言及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新、付立恒等的供述，相互印证，被告人付会西是其村民选出的12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去北京上访前的会议，特别是在2016年12月16日至21日和2017年1月2日在北京的非法上访，被告人付会新与其他非法上访人员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参与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共同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政府工作秩序。故，该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被告人付立恒的辩护人沈国军提出“被告人付立恒在本案中被动性强、作用不大；请求法庭对付立恒免除处罚”的辩护意见。经查，有证人付某甲、付某乙、郑某某、张某某的证言及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等的供述，相互印证，被告人付立恒是其村民选出的12名代表之一，参加了去北京上访前的会议，特别是在2016年12月16日至21日和2017年1月2日在北京的非法上访，被告人付立恒与其他非法上访人员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参与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在本案的共同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政府工作秩序。故，该辩护意见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依法不予采纳。据此，根据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国新、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各自的犯罪事实、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等，依法可以对其适用缓刑。对被告人陈冬良、付祥友、付会西、付会新、付立恒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被告人付国新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一）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之一第一款第（3）项、第（5）项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冬良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被告人付祥友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付国新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付会西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付会新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付立恒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被告人陈冬良退缴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五千元；被告人付祥友退缴本案中的违法所得五千元及其在本案中由其管理的违法所得四千一百元；被告人付国新退缴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四千元；被告人付会西退缴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四千元；被告人付会新退缴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四千元；被告人付立恒退缴在本案中的违法所得四千元；共计三万零一百元；退还新田县龙泉镇人民政府。（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判长黄静人民陪审员王学文人民陪审员郑光喜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书记员胡小梅

漠某、陆某犯职务侵占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金兰刑初字第463号：浙江省兰溪市人民检察院以兰检公诉刑诉〔2015〕45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某、陆某犯职务侵占罪，于2015年8月2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兰溪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宏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某及其辩护人陈跃伟、被告人陆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兰溪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6月30日，被告人张某与倪某共同出资，以刘婷婷（未查明身份）的名义，在深圳市注册成立了深圳市深银贸易有限公司，公司经营地点为深圳市南山区沿山路43号创业壹号大楼Ａ栋107室，并招聘被告人陆某担任公司客服工作。2014年12月2日下午，被告人张某利用其保管的企业法人注册号及绑定邮箱密码，修改找回公司在上海汇潮支付有限公司的账户密码，指使被告人陆某采用伪ＩＰ地址的方式，将本单位在上海汇潮支付有限公司的账户资金18.93万元转至被告人张某控制的邹志敏农行卡中，将该款占为已有。2014年12月21日，被告人张某在投案途中被抓获。针对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相关证据。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某、陆某利用职务之便，采用秘密方式，窃取本单位资金18.93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张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辩解，1、已经构成犯罪，但不确定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2、没有起诉书指控的采用伪ＩＰ地址，只是用了无线ＷＩＦＩ；3、公司账户转出18.93万元后，有2万元打给倪某账户；4、与倪某有过结算，他应该支付我8万余元；5、我对公司的账户也是有管理权的；6、在主客观上，我都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事后我让我公司的财务人员汇款给倪某10万元。辩护人陈跃伟的辩护意见是，1、本案应当定性为挪用资金罪，被告人张某侵犯了单位资金的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2、被告人张某在投案途中被抓获，应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3、被告人张某是初犯、偶犯。被告人陆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深圳市深银贸易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刘婷婷，但该公司实际出资人为倪某和被告人张某，分别占该公司股份的80%和20%。被告人陆某曾被聘任该公司的客户服务人员。2014年12月2日，被告人张某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利用其掌握的深圳市深银贸易有限公司信息，通过网络找回该公司在汇潮支付有限公司的账户支付密码。被告人张某又指使在浙江省金华市的被告人陆某用手机热点，通过笔记本电脑将深圳市深银贸易有限公司在汇潮支付有限公司的账户资金人民币18.93万元转入邹志敏的银行账户。被告人陆某在住所弃有线网络不用，依被告人张某的指使进行操作，完成将深圳市深银贸易有限公司的人民币18.93万元转入邹志敏在中国农业银行的账户内。被告人张某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将价值人民币18.93万元的现款提出并占为己有，用于消费和偿还自己的债务。2014年12月4日，被告人张某归还人民币2万元。2014年12月21日17时许，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被告人张某从广东省珠海市拱北口岸入境向公安机关投案途中，被边防检查工作人员捕获。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被告人张某、陆某的供述；2、证人倪某、何某的证言；3、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及照片、扣押清单、发还清单；4、邹志敏银行账户交易明细、中国民生银行支付业务回单；5、辨认笔录及照片；6、微信聊天记录；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合作协议；8、抓获经过、查获经过、情况说明；9、被告人张某、陆某户籍证明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某系深圳市深银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利用职务上便利，将本单位的资金占为已有且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陆某协助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上便利，将本单位的资金占为已有且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2016年4月18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职务侵占罪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数额标准分别为人民币6万元、人民币100万元。被告人张某、陆某涉案的数额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被告人张某、陆某共同故意实施犯罪，是共同犯罪。被告人陆某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处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被告人张某在投案途中被捕获，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被告人张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庭审中翻供，否认自己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和客观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被告人陆某犯罪以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提出的用了无线ＷＩＦＩ；公司账户转出18.93万元后，有2万元打给倪某；我对公司的账户也是有管理权等辩解与本案的法律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信。被告人张某将价值人民币18.93万元的现款提出，用于消费和偿还自己的债务，已完成将该笔钱款占为己有的行为。因此，被告人张某的其他辩解与本案的法律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辩护人陈跃伟提出被告人张某是初犯、偶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信；其他的辩护意见与本案的法律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为严肃国法，保护公司财产的所有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张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12月21日起至2016年6月20日止）。二、被告人陆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责令被告人张某、陆某退赔人民币16.93万元，返还深圳市深银贸易有限公司。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金雅林人民陪审员姚燕人民陪审员冯美琴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二日代书记员李爽

罗某某一审刑事判决书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黔0423刑初186号：公诉机关以镇宁检公诉刑诉〔2019〕8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罗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认罪认罚速裁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6月，被告人罗某某于禁渔期内在普定县夜郎湖翻水潭放置十二个禁用渔具地笼网捕捞鱼虾，2019年6月12日10时许在起收地笼网时被普定县公安局民警查获，经普定县渔政管理站执法人员现场对罗某某捕获的渔获物进行认定，罗某某捕获的有餐条鱼、麦穗鱼及虾重7000克。经普定县渔政管理站认定，该地笼网目尺寸为0.5厘米。认为被告人罗某某具有如下量刑情节：坦白，自愿认罪认罚，已进行增殖放流，修复了被破坏生态环境。认定的证据有：关于禁用网具捕捞和渔获物的认定、关于使用地笼网方法捕获的渔获物的认定、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贵州省农业厅文件（黔农发〔2017〕77号、黔农发〔2019〕5号、黔农发〔2018〕20号）、普定县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县实施禁渔期制度的通告、户籍证明、称量照片、抓获经过、罗某某渔船信息、禁渔期公告公示及照片、安顺市人民政府禁渔公告、普定县公安局情况说明，证人刘某、卢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罗某某的供述及辩解，辨认笔录、指认照片、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等。建议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对被告人罗某某判处拘役四个月，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罗某某对指控事实、证据、罪名无异议，当庭认罪、悔罪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被告人罗某某自愿认罪、悔罪，依法可从轻处罚，结合社区评估意见，对被告人罗某某依法可宣告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罗某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四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非法捕捞工具，地笼网十二铺，铁皮渔船一只，依法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张贵南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法官助理赵文博书记员吴洋

何旭青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一审刑事判决书广西壮族自治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桂1225刑初62号：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罗检刑诉［2016］4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旭青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于2016年4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5月3日立案受理，适用简易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5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谢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旭青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旭青从其已故父亲何某3处继承两支砂枪，因缺少日常维护，其中一支砂枪已经损坏仅余一根枪管，何旭青将该砂枪和枪管藏于其家二楼的房间内。2014年7月份，被告人何旭青向本屯的何某1借得砂枪一支，弹药若干，尔后何旭青多次使用该砂枪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双蒙村印山屯附近田野里打鸟，待将何某1给其的弹药用完后，何旭青便将该砂枪藏在自家一楼大门右侧的房间内。2015年11月13日，公安局民警依法对被告人何旭青的住宅进行搜查，当场查获自制砂枪两支，枪管一根，其中何旭青从其父亲处继承的一支砂枪已经损坏，不具备鉴定条件。现经河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被告人何旭青持有的向何某1所借砂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所规定的枪支。针对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旭青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枪支1支，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被告人何旭青有立功情节，建议缓刑考验。提请依法判处。被告人何旭青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2014年7月份，被告人何旭青向本屯的何某1借得砂枪一支，弹药若干，尔后何旭青多次使用该砂枪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小长安镇双蒙村印山屯附近田野里打鸟，待将何某1给其的弹药用完后，何旭青便将该砂枪藏在自家一楼大门右侧的房间内。2015年11月13日，公安局民警依法对被告人何旭青的住宅进行搜查，当场查获该非法持有的枪支。现经河池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被告人何旭青持有的向何某1所借砂枪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所规定的枪支。另查明，2015年11月13日，被告人何旭青举报小长安镇双蒙村下何屯何某4非法持有枪支。公安民警获悉后于2015年11月27日将何某4抓获归案。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年3月17日以（2016）桂1225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以何某4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被告人何旭青具有一般立功情节。上述事实，被告人何旭青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公诉机关提交且经法庭质证、认证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到案经过，发、破案经过材料，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处理物品清单，证人何某1、欧某、何某2的证言，指认照片及枪支细目照，河公（刑）鉴（痕）字［2015］407号枪支鉴定书、鉴定意见通知书，枪支移交收条，关于何旭青具有立功表现的情况说明、犯罪嫌疑人何木标到案经过、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16）桂1225刑初30号刑事判决书、情况说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何旭青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的枪支1支，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何旭青犯非法持有枪支罪成立，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何旭青被传唤到案能如实供述其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何旭青主动揭发何某4非法持枪的犯罪行为，并经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何某4有罪，被告人何旭青对侦破案件有一般立功表现，依法可从轻或减轻处罚。鉴于被告人何旭青持有砂枪的行为尚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根据被告人何旭青的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及对社会危害程度和悔罪表现，对其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本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为严肃国法，维护社会的公共安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根据被告人何旭青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何旭青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对被告人何旭青非法持有的砂枪1支，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员陈永玲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八日书记员覃永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