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修成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二审刑事判决书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连刑二终字第00084号：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审理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张修成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一案，于2015年8月12日作出（2015）赣刑初字第00277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修成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丽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张修成及其辩护人倪瑞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审理查明：一、贪污犯罪事实2012年10月，被告人张修成在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人民政府招商办公室工作期间，利用负责镇政府“引进”外资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报支出手段，侵吞公款91760元人民币。二、挪用公款犯罪事实2012年10月30日，被告人张修成在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人民政府招商办公室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70000元人民币给熊某、王某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原审法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被告人张修成的供述与辩解、证人李某甲、孙某、郭某、潘某、熊某、王某等人的证言，张修成、张某乙、潘某等人银行相关凭证、连云港林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转账记录、黑林镇引进外资相关支出账、张修成的任职证明、赣榆县黑林镇上岗人员花名册增职人员名单、黑林镇财政工资发放账目、被告人张修成的户口证明、发破案经过等。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修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人民币91760元，挪用公款70000元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其行为分别构成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均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修成在判决宣告后，刑罚执行完毕前，发现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与前罪所判处的刑罚，依法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张修成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已归还，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张修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没收财产30000元，以挪用公款罪判处被告人张修成有期徒刑一年，与原犯挪用公款罪判处的有期徒刑五年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财人民币30000元；追缴被告人张修成违法所得人民币91760元，上缴国库。上诉人张修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是：1.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2.原审判决认定其贪污罪不能成立，其未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其所收费用领导亦知情；3.原审判决认定其挪用的7万元，包含在贪污认定的9万余元中，不应分别定罪；4.在侦查机关对本案立案之前，其主动交代了本案的犯罪事实，应构成自首。出庭检察员当庭发表的出庭意见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国家法律变化，建议本院依法裁判。本院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修成系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在编事业人员，2006年4月被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人民政府抽调至镇招商办工作，负责招商企业注册、验资、企业服务等工作。2012年12月张修成在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人民政府招商办公室工作期间，在按照赣榆区黑林镇镇领导的指示帮助墩尚镇人民政府“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利用负责黑林镇引进外资的职务便利，虚列支出，从墩尚镇人民政府给其的60万元费用中，侵吞公款91760元。上述事实，有经一、二审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上诉人张修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其在赣榆县（现连云港市赣榆区）黑林镇政府招商办公室工作，负责引进外资，2012年年底，黑林镇镇政府分管招商的副镇长李某甲让其帮墩尚镇政府解决100万美元的引进外资任务。其与墩尚镇的副镇长潘某联系后，让潘某汇款60万元到其个人账户上。其通过罗阳镇政府的人介绍，联系到张某帮忙解决100万美元，按照惯例需支付十八九万元的费用。100万美元通过黑林镇政府成立的林源公司的外币账户结汇了95万美元到黑林镇财政所，结汇的人民币从财政所转给了张某。另外5万美元当时没有结汇，其就从潘某给的钱中拿出310295元（折合5万美元）及费用193450元共计503745元汇给了张某。剩余5万美元结汇后从财政所转到其银行卡上，其列了一个费用清单与潘某结算，并将314790元汇至潘某账户，其从中多要了9万多元的费用。其事先没有向领导汇报自己从中多要了9万多元费用。另外，在潘某转给其60万元后，其将7万元转到其家属银行账户，分别借给其朋友熊某、王某还贷款，后归还。2012年年底，其从该7万元中取了5万元送给时任党委书记孙某，其事后听说孙某让李某甲拿给财政所会计樊某了。2014年3月，李某甲让其从樊某处拿走这5万元钱，其就用这5万元钱还贷款了。其余4万多元被其个人使用了。2、证人李某甲的证言笔录，证明其自2011年2月起任黑林镇副镇长，2011至2012年其协助尹某分管招商等工作，2012年下半年，镇书记孙某让帮墩尚镇政府引进100万美元外资，费用由墩尚镇出，其安排在黑林镇招商办的张修成具体办理此事，其没有安排张修成谈价格，因为都知道引进100万美元大概需要十八九万元的费用。张修成向墩尚镇多报销招商引资的费用没有向其汇报过，也没有说过用多报的费用抵欠张修成的工资，引进外资所花费的差旅费应通过政府财政报销。引进100万美元的直接结果是黑林镇政府又多引进了100万美元的外资，后通过领导协调作为墩尚镇完成引进100万美元的任务，这100万美元的外资是政府出钱买的，是为了完成引进外资的任务。2012年年底，孙某让其将5万元钱拿给财政所会计樊某保管，孙某调走后，其问孙某5万元怎么处理，孙某称这5万元钱是张修成帮墩尚镇引进外资多要的钱。孙某让其自己处理，其不好处理，就让张修成把5万元钱拿走了。3、证人孙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于2009年8月至2013年2月任黑林镇党委书记，2012年10月份左右，墩尚镇书记郭某联系其让黑林镇帮墩尚镇引进100万美元外资，费用由墩尚镇政府出，其安排分管招商的副镇长李某甲与墩尚镇副镇长潘某联系，后由黑林镇招商办工作人员张修成具体经办。这100万美元引进后在赣榆县商务局考核时，黑林镇政府出了证明，证明是墩尚镇政府和黑林镇政府合作引进的，算成墩尚镇政府完成的外资引进任务。引进外资是张修成的本职工作，政府不给张修成提成，其也没有安排多要一部分费用给张修成个人或者给招商办发福利，张修成跟墩尚镇政府多报了9万多元没有汇报过，引进这100万美元的差旅费亦应通过财政报销。2012年12月，张修成到其办公室说在帮墩尚镇引进外资时多报了一些费用，要送给其5万元，其不要，张修成也没把钱拿走，其就让李某甲交给了财政所会计樊某。其调走后，李某甲问其5万元怎么处理，其让李某甲自己处理。4、证人郭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于2009年3月至2013年2月任墩尚镇党委书记，2012年10月其与黑林镇党委书记孙某联系帮引进100万美元外资，费用由墩尚镇政府出，具体由副镇长潘某与黑林镇负责招商的人对接。100万美元引来后，潘某汇报说引进100万美元总共花了28万多元，但黑林镇政府负责引进的这个人（张修成）列了明细是30多万元，让潘某多报2万元给自己，其让潘某实报实销了，这些费用在墩尚镇政府投资成立的产业集聚区的账上报销了。镇里支付的费用是公款，张修成后来也没有退还多报销的9万多元给墩尚镇政府。5、证人潘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于2006年3月至2013年12月任墩尚镇政府副镇长，负责工业、外资引进等工作，2012年10月份，墩尚镇党委书记郭某与黑林镇党委书记孙某联系好，让黑林镇政府帮墩尚镇政府引进外资100万美元，费用由墩尚镇政府出，其与黑林镇副镇长李某甲联系，李某甲让其与张修成联系，张修成让其打60万元人民币到张修成个人的银行卡上，作为引进100万美元的费用，多退少补，最后张修成打给其31万余元，引进100万美元花了28万多元，但张修成给其列了费用明细是30多万元，给其2万元，其最终按28万余元实报实销了。张修成给其的费用明细被其弄丢了，其是在一张建筑税发票后面注明花了28万余元。黑林镇党委政府其他人或张修成都没有跟墩尚镇说过引进100万美元要多报费用。6.证人樊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自2007年担任黑林镇财政所会计，2012年黑林镇政府副镇长李某甲让人送来5万元放在其处，一直没有入账。2014年其问李某甲这5万元怎么处理，李某甲让其给张修成，其就将5万元存至张修成个人银行卡上。7、证人李某乙的证言笔录，证明其于2010年3月至2012年底任墩尚镇财政所出纳会计，2012年10月份，潘某从墩尚镇财政所借的60万元公款，是潘某打借条经领导签字同意的，借款用于办理外资企业手续，剩余的款项还给财政，花销部分经领导同意在账上报销。8、证人杨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自2009年8月至2013年2月任黑林镇镇长，连云港林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黑林镇人民政府签订的《土地租赁合同》不是真实发生的，应该是因结汇需要伪造的合同，合同上“杨某”的签名也不是其签的。9、证人尹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在2011年初至2014年1月作黑林镇副镇长，分管财税、党建等工作，黑林镇招商引资工作具体由招商办的张修成经手办理，张修成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由黑林镇政府财政发放，张修成在受黑林镇政府指派帮墩尚镇政府引进100万美元外资中多报9万多元及用该款顶欠他的工资、资金、福利的事情没有向其汇报过，而且工资、奖金等应通过财政发放，引进外资产生的差旅费用也应通过财政报销。10、证人阮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其于2002年11月至今任黑林镇农经中心主任，张修成在黑林镇农经中心工作，是自筹自支的事业编制，后来张修成不上班，农经中心没有钱发工资。2006年黑林镇领导让张修成到黑林镇招商办工作，张修成没有跟其说过为墩尚镇引进外资多报9万多元费用用于顶他的工资、奖金、福利。11、证人刘某、秦某、张某甲等人的证言笔录，证明其分别在黑林镇政府统计办、招商办工作，统计办、招商办、工业办合署办公，张修成没有说过帮墩尚镇政府引进外资多报费用的事，也未说过用多报的费用为办公室人员发放福利等。12、上诉人张修成及张某乙、潘某等人的银行相关凭证、连云港林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转账记录、结汇材料、黑林镇引进外资相关支出账，证明张修成在为墩尚镇政府引进外资100万美元过程中资金流转情况及张修成侵吞公款91760元的事实。13、赣榆县招商引资项目引荐登记表，证明由黑林镇政府确认墩尚镇政府引进外资100万美元的情况。14、张修成的任职证明、赣榆县黑林镇上岗人员花名册增职人员名单、黑林镇财政工资发放账目，证明张修成系黑林镇农经中心在编事业人员，2006年4月由镇政府抽调至镇招商办工作，负责招商企业注册、验资、企业服务等，及黑林镇政府对其工资、福利发放的情况。15、江苏省赣榆县人民法院（2014）赣刑初字第00334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张修成因挪用公款于2014年8月14日被判处刑罚的情况。16、上诉人张修成的户口证明及发破案经过，证明张修成个人身份及归案经过。关于上诉人张修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张修成的任职证明、赣榆县（现赣榆区，下同）黑林镇上岗人员花名册增职人员名单等证据，足以证明上诉人张修成系黑林镇农村经济服务中心的在编事业人员，镇政府抽调其至镇招商办，负责招商企业注册、验资、企业服务等工作，系从事公务，其身份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适格主体，故该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上诉人张修成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其贪污罪不能成立，其未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其所收费用领导亦知情”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上诉人张修成的供述与辩解，与证人李某甲、孙某、郭某、潘某等人的证言、张修成、张某乙、潘某等的银行相关凭证、《赣榆县招商引资项目引荐登记》等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实上诉人张修成在按照领导要求帮助墩尚镇人民政府“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款91760元的事实。故该上诉理由、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胡某甲贪污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孝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鄂0921刑初21号：孝昌县人民检察院以鄂孝昌检刑诉［2019］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胡某甲犯贪污罪，于2019年1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当日决定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4月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孝昌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林堂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胡某甲及其辩护人黄勇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会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孝昌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胡某甲在担任孝昌县卫店镇双钱村村委会主任、副主任职务期间，伙同时任双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安青云（已判刑）、副主任左某、委员罗某（均另案处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贪污公款共人民币179595元，其中个人分得赃款30125元。分述如下：一、利用职务之便虚报冒领，侵吞公款人民币149595元。1、伙同他人以虚报修路工程款的方式，侵吞公款人民币8万元。2012年，孝昌县卫店镇双钱村村民胡某乙承建双钱村村级道路建设工程（卫店镇土地平整项目的一部分）。施工过程中，被告人胡某甲及党支部书记、主任安青云等村干部与胡某乙协商，商定将双钱村自然湾间的几段“断头路”修建成水泥路向卫店镇政府申报计划资金到位后支付工程款，长度约0.8公里。2012年底，承建该工程工头胡某乙将几段“断头路”修建成水泥路。2013年，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等商定向卫店镇政府申报计划时，将长度虚增至1.2公里，批准计划资金到位后，多出的资金分给村干部改善待遇。2014年9月，双钱村委会与胡某乙谈定修路工程价款为16万元，出具16万的凭据给胡某乙。2016年10月，107国道孝昌段外迁工程征用了双钱村土地，土地补偿资金由卫店镇非税收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镇非税办”）管理和发放，其中部分资金为村集体公共面积土地补偿款。在协助镇政府征地过程中，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罗某商定从“镇非税办”管理的村集体公共面积土地补偿款中支付胡某乙的修路款24万元，多报出的8万元处理村务费用后分给村干部，商定后安青云及被告人胡某甲向卫店镇政府提出请求。2016年农历腊月二十前后，卫店镇政府同意从双钱村集体面积土地补偿费中支付修路工程款24万元。安青云及被告人胡某甲办理好领款手续。2017年1月22日，“镇非税办”支付24万给被告人胡某甲，胡某甲将其中8万转帐至妻子武某的银行账户，后将8万元取出交给安青云。一天晚上，安青云安排被告人胡某甲及左某、罗某到村委会办公室，处理虚报的8万元。扣除安青云垫付的开具24万元工程款发票时交纳的税款11184.40元、购买香烟款8000余元，结算各自手中的村务费用等共2万元，将余下的钱私分。被告人胡某甲和安青云、左某、罗某各分得现金10000元。2、伙同他人冒领退耕还林补助资金，侵吞公款69595.2元。2007年被告人安青云担任卫店镇双钱村党支部书记后，将双钱村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的约140亩集体林地分别挂靠到本人和被告人胡某甲、左某及其亲属陈晓连、安三礼、安建荣、武某、胡国争、任金连、左义锋、左五东等个人名下，在镇政府监管下将集体林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用于村务支出。2012年8月，湖北省林业厅要求落实将集体林地分包到农户等政策，卫店镇政府进行整改，双钱村委会向镇政府出具保证书，保证集体林地分包到农户，无村干部虚报冒领退耕资金。2013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等人商议，先后四年继续以本人及其家属名义领取2012至2015年度集体林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和自家林地的补助资金，连同将2014、2015年度10亩的集体林地分别挂到刘德育（罗某丈夫）名下后罗某领取的该集体林地补助资金，每年领取补助资金共计20676.30元，四年领取补助资金共计80205.20元。按照2016.2017年度集体林地分包到农户后的面积数额，扣减四年安青云及胡某甲、左某、安三礼、安建荣、左五东六户自家实际林地面积26.22亩补助资金13110元，2013年至2016年被告人胡某甲伙同安青云、左某冒领集体林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共计69595.20元。每年领取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后，先扣除亲属户主安三礼、安建荣、左五东自家林地补助资金，将余款交给安青云集中处理。后被告人胡某甲实际分得12625元集体退耕还林补助资金。二、利用职务之便收不入帐，侵吞公款3万元。1、伙同他人将钱某送交的2万元协调费私分。2016年，孝昌县卫店镇政府在双钱村实施环境整治项目，该项目由卫店镇政府出资，双钱村村民钱某承建，镇政府委派干部到施工现场做施工记录和工程质量监督，同时要求双钱村委会到施工现场协助镇政府做好记录和监督工作，并做好施工方和村民之间的协调工作，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等村干部要求钱某给付村委会协调费。2016年农历腊月的一天下午，钱某将2万元协调费交到双钱村委会办公室，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罗某商定将2万元私分，每人各分得现金5000元。2、伙同他人将刘强、胡某乙送交的1万元协调费私分。2017年上半年，孝昌县花园镇华平河砂厂双钱河段采砂点因故停业，河砂厂股东发生变更。新股东刘强为了早日谈好与村民的补偿费等问题，河砂厂早日开工，要求村委会做好协调工作，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等人要求河砂厂向村委会交纳协调费。2017年7、8月的一天晚上，在安青云家中，刘强和胡某乙将1万元协调费交给安青云。后同被告人胡某甲及左某、罗某将1万元协调费私分，每人各分得现金2500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宣读了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出示了干部简要情况表、农商银行查询情况及清单，孝昌县监察委员会情况说明、户籍证明等证据材料。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胡某甲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并建议对其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内量刑。对此指控，被告人胡某甲当庭自愿认罪，没有提出异议。其辩护人辨称：1、本案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2、属从犯、具有立功表现，且自愿认罪，已经退赃，建议对其在有期徒刑一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胡某甲于2001年任孝昌县卫店镇双钱村村委会主任，2014年改任村委会副主任。任职期间，其与他人共同贪污公款169595.2元。1、2012年，孝昌县卫店镇双钱村村民胡某乙承建双钱村村级道路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双钱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安青云与被告人胡某甲等村干部与胡某乙协商，商定将双钱村自然湾间的几段“断头路”修建成水泥路向卫店镇政府申报计划资金到位后支付工程款，长度约0.8公里。2012年底，承建该工程工头胡某乙将几段“断头路”修建成水泥路。2013年，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等商定向卫店镇政府申报计划时，将长度虚增至1.2公里，批准计划资金到位后，多出的资金分给村干部改善待遇。2014年9月，双钱村委会与胡某乙谈定修路工程价款为16万元，出具16万的凭据给胡某乙。2016年10月，107国道孝昌段外迁工程征用了双钱村土地，土地补偿资金由卫店镇非税收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镇非税办”）管理和发放，其中部分资金为村集体公共面积土地补偿款。在协助镇政府征地过程中，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罗某商定从“镇非税办”管理的村集体公共面积土地补偿款中支付胡某乙的修路款24万元，多报出的8万元处理村务费用后分给村干部，商定后安青云及被告人胡某甲向卫店镇政府提出请求。2017年1月，卫店镇政府同意从双钱村集体面积土地补偿费中支付修路工程款24万元。2017年1月22日，“镇非税办”支付24万给胡某乙，胡某乙将其中8万转帐至胡某甲妻子武某的银行账户，后胡某甲将8万元取出交给安青云。后安青云安排被告人胡某甲及左某、罗某到村委会办公室，处理虚报的8万元。扣除安青云垫付的开具24万元工程款发票时交纳的税款11184.40元、购买香烟款8000余元，结算各自手中的村务费用等共2万元，将余下的钱私分。被告人胡某甲和安青云、左某、罗某各分得现金10000元。2、2007年被告人安青云担任卫店镇双钱村党支部书记后，将双钱村享受退耕还林政策的约140亩集体林地分别挂靠到本人和被告人胡某甲、左某及其亲属陈晓连、安三礼、安建荣、武某、胡国争、任金连、左义锋、左五东等个人名下，在镇政府监管下将集体林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用于村务支出。2012年8月，湖北省林业厅要求落实将集体林地分包到农户等政策，卫店镇政府进行整改，双钱村委会向镇政府出具保证书，保证集体林地分包到农户，无村干部虚报冒领退耕资金。2013年至2016年间，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等人商议，先后四年继续以本人及其家属名义领取2012至2015年度集体林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和自家林地的补助资金，连同将2014、2015年度10亩的集体林地分别挂到刘德育（罗某丈夫）名下后由罗某领取该集体林地补助资金，每年领取补助资金共计20676.30元，四年领取补助资金共计80205.20元。按照2016、2017年度集体林地分包到农户后的面积数额，扣减四年安青云及胡某甲、左某、安三礼、安建荣、左五东六户自家实际林地面积26.22亩补助资金13110元，2013年至2016年被告人胡某甲伙同安青云、左某冒领集体林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共计69595.20元。每年领取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后，先扣除亲属户主安三礼、安建荣、左五东自家林地补助资金，将余款交给安青云集中处理。被告人胡某甲实际分得12625元集体退耕还林补助资金。3、2016年，孝昌县卫店镇政府在双钱村实施环境整治项目，该项目由卫店镇政府出资，双钱村村民钱某承建，镇政府委派干部到施工现场做施工记录和工程质量监督，同时要求双钱村委会到施工现场协助镇政府做好记录和监督工作，并做好施工方和村民之间的协调工作，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等村干部要求钱某给付村委会协调费。2016年农历腊月的一天下午，钱某将2万元协调费交到双钱村委会办公室，被告人胡某甲及安青云、左某、罗某商定将2万元私分，每人各分得现金5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一、同案犯安青云的供述证实：2012年12月，孝昌县国土资源局在卫店镇有土地整理项目（包括路面硬化），涉及双钱村等几个村。胡某乙从别人手中转接了我村的硬化路工程，约3公里。由于我村有1公里左右的断头路，村民强烈要求硬化，为了满足群众需求，村委会找到胡某乙，要求他垫资将断头路硬化，我们双方口头达成协议：我村承诺3年内给他跑项目，跑不到项目村干部个人垫付胡某乙工程款。路修好后，我给胡某乙打了16万元的欠条，加盖了村委会的公章，并注明3年内付清，此后胡某乙总找村里索要此款。2016年10月份，卫店镇换了新的党委书记，我就将村里修路的情况汇报说我村修路1.2公里，每公里20万（多报了8万元），一直没有付，高某书记同意后叫我去找相关领导签字。之后于2017年1月20日该24万元转入胡某乙账户，领款的事由是“挖机台班费”。领款时我村代替胡某乙交了11184.4元的税票，是我们协商好了的。胡某乙领款后转了8万元到胡某甲的卡上，胡某甲当场将8万元取出交给了我。过了几天，我们村委会的人将各自手中垫付的帐算了一下，我的费用1万余元，左某大几千元，胡某甲、罗某的费用较少，4人的费用接近2万元，还有税票1万余元，剩下的4万余元我们四人每人分了1万元，再剩下的留作村的费用。分钱是我们四人共同协商的，我表的态。2012年前，村集体退耕还林面积挂在村干部及亲属名下，政府、林业站及财政所监管着，2012年后，镇林业站要求我们将村集体面积分摊到村组各户，为此我还写了保证书的。2013、2014、2015、2016年村里共领取退耕还林补贴69595.20元，每年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打入各个存折后，我、胡某甲、左某三人拿着各自掌控的存折将钱全部取出，将属于各户应得的发给各户，余下的汇总在一起，大概1.7万元，2013、2014、2015三年我们每人每次分了5000元，2016年每人分了4000元，2015、2016年给罗某搞了10亩林地补助，每年1250元，多余的款项用于村务开支。这几年我实际分得了16600元。2016年腊月二十几的一天下午，钱某为感谢村里帮他协调工作（美丽乡村项目），到我村委会办公室给我们村委会2万元，当时我们村委会的4人都在，有人提议将2万元分掉，我同意后每人分了5000元。但是因为我感觉钱某不地道，2017年清明节我将5000元退给了钱某。二、证人证言1、证人胡某乙的证言证实：2012年孝昌县国土资源局在卫店镇有土地整改项目，涉及到双钱村等几个村，因为是别人中标，我从别人手中将路面硬化工程转包过来，共约3.2公里，17万／公里的价格。在施工过程中，安青云书记找到我，说修的路是断头路，村民有意见，要我把路延伸一下（有4段路），费用由村委会承担。我和村委会达成口头协议后就将路修好了，但是村里一直没有给钱。2014年8、9月份，我把村干部都叫上吃饭，饭后安青云给我打了16万元的欠条并加盖了双钱村村委会的公章，并约定到时候镇里给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直到2016年腊月，安青云给我打电话说镇里批钱下来了，工程款是24万，还对我说把24万领出来，给8万村委会，我开始不同意，但一想怕拿不到钱还是同意了。我们把手续办齐拿到24万的支票后，和安青云、胡某甲、左某、罗某一起到卫店农商银行，我转了8万元到胡某甲的卡上后就走了。后来从银行打印的回单上看，胡某甲提供的是他爱人武某的账户。2017年6、7月份，何建兴退出了沙场，一个汉川姓龚的接手沙场，龚总想沙场早点开业，安排我和刘强带1万元交给了安青云，此款是给村里的协调费。2、证人左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双钱村委会换届时安青云和胡某甲任村委会书记和主任，我是村委会委员、会计。这套班子一直干到现在。2012年至2015年连续四年，我、安青云、胡某甲共同领取双钱村集体面积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后进行了私分，前三年每人每年分了5000元，后一年分了4000元，四年每人分了19000元，扣除我应该得到的补助后，我实际分得16585元。2014年因罗某进了村委会，我们村委会都同意从安青云名下分10亩到罗某的丈夫名下，她每年可以分1250元。2012年经我们村委会与胡某乙协商，将我村的四段断头路硬化，路修好后经我们与胡某乙商议，按照20万／公里给胡某乙，一共修了约800米，合计16万元，由安青云打欠条给胡某乙，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2016年年底，安青云向卫店镇领导汇报后，镇里拨付了24万的工程款（因安青云和我们协商想提高我们几个村委会干部的待遇，多报了0.4公里），付给胡某乙16万后多余的8万元除去我们各自的费用及税票1.1万余元，剩下4.4万元我们村委会四人每人分了1万，多余的4000元在安青云手中。在我们村搞环境整治工程的钱某来到办公室，对我们说：为了工程的事情你们干部出了力、帮了忙，做了不少协调工作，接着就拿出2万元给了安青云，这2万元我们四个村干部每人分了5000元。3、证人罗某的证言证实：修路款多报的8万元中我分了1万元，加上我报销的餐费500元，合计10500元；安青云报销了3.2万元，胡某甲报销了2000元，左某报销了2000元，我们把用费和每人分了1万元后，多余的几千元留在安青云手中；退耕还林的补助我从2015年开始领取，领了2年，每年1250元，共2500元。钱某给我们村2万元协调费我分了5000元。4、证人钱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6、7月份，其承接了孝昌县卫店镇政府的环境整治工程，双钱村干部安青云、胡某甲、左某、罗某都在做项目的协调工作，期间村干部提出过要向双钱村交协调费。2016年腊月十几的一天，我到给了2万元村干部。5、证人高某、李某、周某、张某、安某、陈某甲、方某、陈某乙、武某的证言证实：胡某甲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修路款8万元及退耕还林款69595.20元的事实。三、被告人胡某甲的供述证实：我是2007年任双钱村村委会主任。2012年至2015年连续四年，我、安青云、胡某甲共同领取双钱村集体面积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后进行了私分，前三年每人每年分了5000元，后一年分了4000元，四年每人分了19000元，扣除我应该得到的补助后（6375元），我实际分得12625元。胡某乙是我弟弟，他领取修路款24万后退给村委会8万元，此款扣除我们村委会各人的费用后（包括税票1.1万余元），我们每人分了1万元。钱某的2万元协调费我分了5000元。四、书证1、中共孝昌县卫店镇委员会文件、村（居）民委员会信息登记表，证实被告人胡某甲2005年起在孝昌县卫店镇双钱村任支部委员，后任副主任。2、记账凭证、支票、拨款通知单、发票、证明、《双钱村公路建设合同》、银行卡账户明细清单，证实胡某甲与安青云等人虚报冒领修路款8万元，将该款打入胡某甲妻子武某账户后取出私分。3、《湖北省林业厅关于进一步开展退耕还林工程管理问题清查整改工作的通知》、《保证书》、《安青云等人银行账户收到退耕还林补助资金汇总表》、《卫店镇退耕还林兑现农户花名册登记表》、《安青云、胡某甲、左某及部分亲属等户主退耕还林工程检查验收情况面积汇总表》、《孝昌县退耕还林工程检查验收面积登记表》、《湖北省孝昌县退耕还林工程检查验收情况表》、《退耕还林面积发放明细表》，证实国家关于退耕还林的有关政策，及胡某甲与安青云等人将村集体退耕还林面积并入自己及亲属名下，领取补助资金69595.20元。4、卫店镇双钱村退耕还林补助流水账、双钱村村委会报账情况、记帐凭证、银行卡明细清单、现金流水账、领条、票据，证实胡某甲及安青云等人领取退耕还林补助资金的情况，及双钱村村务支出情况。5、《孝昌县监察委员会起诉意见书》、现金缴款单、湖北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证实被告人胡某甲在调查过程中主动坦白自己及同案犯的犯罪事实，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且查证属实。6、孝昌县监察委员会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胡某甲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且查证属实。7、有被告人胡某甲的户籍证明材料在卷佐证本院认为：被告人胡某甲在担任孝昌县卫店镇双钱村干部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伙同他人以虚报冒领的方式侵吞修路款8万元、退耕还林补助款69595.20元及钱某给付的协调费2万元，共计169595.20元，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胡某甲的辩护人辨称：1、本案应定性为职务侵占罪的意见，经查，公诉机关指控的前三笔事实中，胡某甲作为村委会干部，在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过程中，伙同他人侵吞公共财产，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甲伙同他人侵吞刘强、胡某乙送予的协调费1万元，经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1、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2、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3、土地的经营、管理和宅基地的管理；4、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5、代征、代缴税款；6、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7、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首先，从管理事务来看：刘强、胡某乙的1万元协调费系在该村采砂过程中，双钱村做了有关协调工作，从而支付该协调费给村委会。该项事务属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内部事务，并非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事务。其次，从该1万元协调费的性质来看，刘强、胡某乙证言均表明因村委会做了协调工作，因此给予村里的费用。该1万元协调费应属村集体财产，并非政府下拨的款项。村委会干部私分该1万元应定性为职务侵占行为。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职务侵占罪中的“数额较大”的数额起点，按照贪污罪对应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二倍执行。指控的1万元尚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不予认定。辨称2、属从犯、具有立功表现，且自愿认罪，已经退赃的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胡某甲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坦白，具有法定从轻处罚情节。被告人胡某甲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属立功。且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胡某甲起次要作用，属从犯，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被告人胡某甲已经退出赃款，具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胡某甲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邓小零审判员范波涛人民陪审员李翠峰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五日书记员刘辰

徯向涛、邓亚锋一审刑事判决书甘肃省正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甘1025刑初147号：由正宁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候向涛、邓亚锋寻衅滋事一案，本院于2018年8月9日作出（2018）甘1025刑初8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候向涛、邓亚锋不服，提起上诉。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0日作出（2018）甘10刑终135号刑事裁定，发回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2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正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帆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侯向涛、邓亚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正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侯向涛、邓亚锋随意殴打他人，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规定，应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侯向涛具有累犯、自首、多次犯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建议对其在六个月至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以内判处；邓亚锋具有自首、取得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建议对其在六个月至一年有期徒刑以内判处。同时针对指控事实提供了证人证言、同案犯供述、辨认笔录、鉴定意见及相关书证等证据。被告人侯向涛、邓亚锋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并表示从今后改过自新，请求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8月8日晚，被告人侯向涛、邓亚锋及同案犯刘亚男（已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严宇超（已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四人骑摩托车前往姚家川途中，遇到从正宁县宫河镇雷村沟捉蝎子回家途中的李永刚、杨飞、胡林光三人。杨飞手中的手电筒照到了侯向涛等人，侯向涛等人以杨飞三人手持矿灯照到自己眼睛为由，对杨飞等人拦住拳打脚踢，侯向涛一脚踢翻杨飞手中的蝎子瓶，蝎子跑出后将侯向涛的脚蛰伤，胡林光等人急忙将蝎子踩死给侯向涛敷上。邓亚锋等人便以杨飞的蝎子蛰伤侯向涛为由，要求李永刚、杨飞、胡林光等人处理此事，李永刚说将捉蝎子的工具赔给对方，邓亚锋不同意，李永刚又说请对方吃饭赔罪，刘亚男不同意，胡林光看对方不同意，就让对方殴打自己一顿来解气，侯向涛等人仍不答应。后李永刚提出三人每人给对方200元钱，邓亚锋不答应，并要求对方出1000元。李永刚答应后提出回家拿钱，侯向涛便叫来一辆出租车拉载李永刚、邓亚锋、严宇超前往正宁县宫河镇王录村李永刚家取钱，侯向涛、刘亚男在山上看着胡林光和杨飞。当邓亚锋等人乘车来到王录村后，李永刚乘机逃跑，邓亚锋、严宇超见找不到李永刚，又乘车返回山上接上杨飞、胡林光来到王录村寻找李永刚。此时，李永刚带领村民将车挡住，邓亚锋等人下车各自在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和村民对峙一会。临走时，邓亚锋威胁李永刚等人次日还来拿钱。同年8月9日，李永刚前往正宁县公安局宫河派出所报案，宫河派出所当日依法将邓亚锋传唤至派出所进行调查询问。传唤结束后，邓亚锋离开派出所。当日14时许，邓亚锋与侯向涛、刘亚男、严宇超四人来到宫河派出所，不听派出所民警的劝导，无理取闹，质问派出所民警为什么要对邓亚锋进行询问。邓亚锋不让严宇超等人离开派出所，威胁派出所民警说他们没吃的没住的就要呆在派出所，并拿饮料瓶敲打派出所的窗子，谩骂民警。派出所所长上前阻止时，邓亚锋等人不听劝阻，谩骂派出所所长，一直无理取闹至18时40分。2012年8月10日晚，温康凯、温泉泉等人在宫河街好日子超市门口夜市上吃烤饼，被告人侯向涛将吃剩的烧烤饼扔在温康凯身上，温康凯质问时，侯向涛、严宇超便上前对温康凯拳打脚踢，将温康凯打倒在地后又在温康凯身上用脚乱踢，温康凯起身跑进宫河镇市场的财源食府酒店。侯向涛、严宇超、刘亚男和邓亚锋追至酒店，同行的邓世芳（此人身份正在核查之中）抓住温康凯头发将温康凯拉出酒店进行殴打，并强迫温康凯围绕广场跑。后温康凯和同学在返回正宁三中途中，邓亚锋和严宇超驾驶摩托车拦住温康凯的去路，将温康凯的同学赶走后带温康凯到宫河西街南侧一巷道，向温康凯索要一条黑兰州香烟，温康凯说自己身上只有70元钱，不够买烟，严宇超问温康凯的手机价值多少，温康凯说1100元，但不愿把手机交给严宇超。严宇超见此向温康凯索要1000元，温康凯说自己最多只能借300元钱，随后温康凯打电话向同学温泉泉借了230元钱，连同自己身上的70元钱一起交给严宇超。严宇超离开时说他们次日晚还要到温康凯处取剩余的700元。次日，温康凯向正宁县公安局宫河派出所报案。案发后，严宇超退还了温康凯300元。2017年9月11日20时许，被告人侯向涛与曹超超（已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500元）、严宇超（已行政拘留七日，并处罚款500元）、王楠楠、李嘉城、苏玄、王伟伟、贾博等人在宫河镇东街“凯悦酒店”杏花厅1号包厢内吃饭喝酒，苏玄将餐桌上的玻璃台面损坏。“凯悦酒店”工作人员白永刚发现后打电话将此事告知老板白海岗，白海岗要求赔偿300元。曹超超来到前台，询问饭钱与玻璃台面的价格，前台服务员王亚梅告诉曹超超共计829元，曹超超提出签单赊账。白永刚打电话将此事告知白海岗，白海岗不同意签单赊账。曹超超、侯向涛、严宇超、李嘉城等人吃完饭后来到收银台，曹超超要求结账签单，王亚梅不同意签单结账，双方为此发生争吵。白永刚听到争吵声后来到收银台见曹超超酒后闹事，便离开收银台打电话告知白海岗。随后，白永刚再次来到收银台劝解曹超超时与侯向涛发生口角，侯向涛上前撕住白永刚的衣领，在白永刚左耳处捅打一下，王亚梅、王晓琛等人将二人拉劝开。白永刚离开收银台，从酒店后院来到酒店前门处等待白海岗。侯向涛、曹超超二人来到酒店后院寻找白永刚，并依次敲打酒店后院东排的员工宿舍门。二人未找到白永刚，便来到酒店前门，酒店厨师白琳来到大厅，曹超超看到白琳后用拳头在白琳右侧下颌骨处打了一拳。白海岗驾车来到酒店，白永刚走向白海岗的汽车时被曹超超、侯向涛二人发现，曹超超、侯向涛、严宇超上前撕打白永刚，白海岗见状上前拉劝，曹超超在白海岗嘴部捅打一拳。后侯向涛从酒店一楼大厅后门来到收银台，从酒水展示柜上拿出一瓶啤酒，在收银台上磕碎后，手持啤酒瓶碎片将白永刚左手中指划伤，随后又用啤酒瓶碎片将白海岗左侧腰部划伤。曹超超来到酒店收银台从酒水展示柜上拿了一瓶啤酒，被王楠楠夺下，严宇超在白永刚的胸口捅打两拳。后双方被王楠楠、李嘉城等人拉开。次日，侯向涛赔偿了白永刚医疗费及酒店餐具损失共计4000元，白永刚表示对侯向涛予以谅解。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当庭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被害人李永刚、胡林光、杨飞、温康凯陈述，证明侯向涛、邓亚锋、严宇超、刘亚男等人对其殴打并强行索要钱财的事实。2、证人曹冲冲证言，证明侯向涛打电话让其驾驶出租车到邓川坡头接人，其到达现场后拉在邓宁宁（邓亚锋）、李东东（李永刚）几个人到王录村被李东东家人拦住的事实。3、证人胡小虎、李荣蕊证言，证明其接到李永刚电话说他们被人打了，他们就出去寻找时在路口见到一辆车，李永刚说就是该车，他们挡住该车，车里的人说李永刚等人的矿灯将其照了，看怎么处理，后争执了一会，这些人走了，走时说事还没完。4、证人温泉泉、温小杨证言，证明侯向涛、严宇超等人殴打温康凯的事实，同时证明温康凯向其借了230元，连同温康凯的70元交给了严宇超等人。5、同案犯刘亚男、严宇超供述事实与认定事实基本一致。6、被告人侯向涛、邓亚锋供述事实与认定事实基本一致。7、正宁县宫河派出所民警出具的情况说明，证明侯向涛、邓亚锋、刘亚男、严宇超四人于2012年8月9日15时30分许来宫河派出所无故谩骂、用矿泉水瓶敲打办公室玻璃等事实。四人无理取闹直至当日18时40分。8、辨认笔录及照片，证明温泉泉、温康凯、杨飞、胡小虎、胡生连辨认出侯向涛、邓亚锋、严宇超、刘亚男系打人并索要钱财之人。9、现场勘验检查笔录，证明2017年9月12日2时50分至3时45分，宫河派出所民警对凯越酒店案发现场进行检查，发现杏花厅内圆桌玻璃台面破损，呈放射性裂纹；白永刚左手中指破损，白海刚左嘴角破损，左腰有两条红色擦伤痕迹。10、正宁县价格认定局正价认定（2018）09号价格鉴定认定书，证明涉案受损圆形餐桌玻璃台面价值288元。11、协议书、谅解书，证明严宇超退还了温康凯300元，取得了谅解；侯向涛赔偿了白永刚医药费及酒店损失4000元，白永刚表示对侯向涛予以谅解。12、正宁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严宇超、曹超超因2017年9月11日20时许在正宁县宫河镇“凯悦酒店”殴打他人被决定行政拘留并处罚款。13、正宁县人民法院（2014）正刑初字第38号刑事判决书，证明同案犯刘亚男、严宇超因本案已被定罪处刑的事实。14、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3）青刑初字第749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3年8月20日侯向涛因犯盗窃罪被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刑期自2013年3月12日起至2014年10月11日止。15、江苏省太仓市人民法院（2016）苏0585刑初3号刑事判决书，证实2016年1月13日侯向涛因犯盗窃罪被太仓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刑期自2015年9月21日起至2017年1月20日止。16、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3）昆刑二初字第0525号刑事判决书，证明2013年11月6日邓亚锋因犯盗窃罪被昆山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9000元。刑期自2013年3月19日起至2016年3月18日止。17、二被告人的户籍证明，证明其自然情况。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侯向涛、邓亚锋为逞强耍横，借故生非，随意殴打他人、强行索要他人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在共同犯罪中，各被告人作用相当，故不予区分主从犯。被告人侯向涛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又重新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属累犯，依法应从重处罚；被告人侯向涛、邓亚锋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系坦白，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侯向涛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关于侯向涛、邓亚锋是否具有自首情节的问题。公诉机关认为侯向涛、邓亚锋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应从轻处罚。经审查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自首是指实施犯罪行为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即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据此规定，自动投案应以被采取强制措施或者首次讯问为时间条件，而非任何时候都能成立自动投案。本案中，侯向涛、邓亚锋在案发后已被公安机关讯问，并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情况下外逃作案，后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而到案，该主动到案的行为已不具备自动投案的时间条件，故公诉机关认为侯向涛、邓亚锋具有自首情节的主张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所述，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侯向涛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折抵刑期7天，即自2018年8月9日起至2020年2月1日止。）被告人邓亚锋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折抵刑期32天，即自2018年8月9日起至2019年7月7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甘肃省庆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冯国柱审判员彭蕾阳人民陪审员张建都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记员陈向丽

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一审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黑0713刑初5号：黑龙江省伊春市带岭区人民检察院以伊带检诉刑诉［201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于2019年6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9年6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带岭区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田艳玲、检察员苑洪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5月份的一天，被告人林志华对何洪金说去黑龙江使用别人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开通网银后出售赚钱，何洪金表示同意。同年6月份的一天，被告人何洪金向被告人黎红运、覃某（男，未成年，另案处理）、杨某（男，时年15周岁）提议一起到黑龙江办卡赚钱，办成一张卡给200元，办成哈尔滨银行卡给230元，日常吃住费用不用管，三人均表示同意。后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等五人来到哈尔滨市，林志华租了一辆白色大众朗逸轿车，由其驾车载着何洪金、黎红运、覃某、杨某四人到哈尔滨周边各地银行办理银行卡，林志华向四人传授办卡的方法，并用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向黎红运传授怎样把银行卡网银激活。林志华从其上家上官某（另案处理）处接收邮寄来的他人身份证和手机卡，然后分发给何洪金、黎红运等人去各银行办理银行卡，开通网银后收回，把成功激活网银的银行卡邮寄走，林志华按银行卡每套200元、哈尔滨银行卡每套230元支付黎红运等人钱款。2018年6月份，林志华伙同何洪金、黎红运等人此次一共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骗领银行卡37张。2018年8月25日，林志华在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租一辆福特轿车，交由何洪金驾驶载着黎红运、覃某、杨某三人继续在黑龙江各地办卡。在办卡过程中，何洪金、黎红运等四人分工明确，何洪金负责从林志华处接收他人的身份证、手机卡，再分给黎红运等人，并开车负责接送黎红运、覃某、杨某去各地银行办卡；黎红运负责去银行办卡和用电脑将办成功的银行卡网银激活；覃某负责去银行办卡和将激活银行卡、手机卡标记好办卡人信息；杨某负责去银行办卡和将激活网银的银行卡、Ｕ盾、身份证、手机卡作为一套用橡皮筋捆绑在一起，之后由何洪金负责将成套的银行卡交给林志华或按照林志华提供的地址用快递邮走。林志华给何洪金每月工资2500元，每套银行卡提成20%，然后何洪金以每套银行卡200元、哈尔滨银行卡每套230元向黎红运、覃某、杨某支付钱款。2018年8月份以后何洪金等人在办卡过程中，何洪金使用他人的身份证、手机卡没有时，联系林志华提供，林志华就联系其上家上官某给邮寄过来，后由林志华当面交给何洪金。何洪金等人没有花销费用时，林志华告诉上官某给何洪金汇钱。林志华伙同何洪金、黎红运等人此次一共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骗领银行信用卡38张。2018年8月25日，林志华在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租一辆大众朗逸轿车，由其载着张某、苏某、尤某、林某（四人均系女性，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先后去双城、庆安、铁力、绥棱、伊春等地银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35张。林志华负责接收上家上官某邮寄的他人身份证和手机卡，负责开车接送张某等四人去各地银行办理银行卡，把上家邮寄的他人身份证和手机卡分发给张某等四人去银行办卡和开通网银，再用笔记本电脑将银行卡激活后邮寄给上家，上家确认收货后付款给林志华。林志华按成功激活的银行卡每套400元、哈尔滨银行每套500元的价格给付张某等四人钱款。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林志华驾驶的轿车内当场扣押银行卡16张、他人身份证56张、手机卡63张；何洪金驾驶的轿车内当场扣押银行卡8张、他人身份证92张、手机卡17张以及当场在两辆车内扣押的Ｕ盾、塑料袋、记事粘贴、橡皮筋等物品。综上，被告人林志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110张，获利11000元；被告人何洪金、黎红运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75张，何洪金获利6500元、黎红运获利2700元。被告人林志华将非法所得11000元主动上交公安机关。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数量巨大，其行为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三人系共同犯罪，均系主犯。被告人何洪金、黎红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对其从重处罚。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提请本院依照法律规定对三被告人处罚。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庭审中不作辩解。经审理查明，2018年5月份的一天，被告人林志华与被告人何洪金相识，林志华自称是开银行卡的，对何洪金说去黑龙江使用他人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开通网银后出售赚钱，问其是否有兴趣试试，何洪金表示同意。同年6月份的一天，何洪金找到被告人黎红运及覃某（男，未成年，另案处理）、杨某（男，时年15周岁）三人说一起到黑龙江办银行卡赚钱，办成一张其他地区银行卡支付200元钱，办成一张哈尔滨银行卡支付230元，其他日常消费不用管，黎红运等三人均同意。后何洪金、黎红运、覃某、杨某四人先乘火车到达哈尔滨，林志华次日乘飞机到达哈尔滨。林志华在哈尔滨市租了一辆白色大众朗逸轿车，由其驾驶载着何洪金、黎红运、覃某、杨某四人到哈尔滨市周边各地银行办理银行卡，期间林志华向何洪金、黎红运等四人传授如何办卡，办卡时如何说及被银行工作人员识破不是本人时不要纠缠等细节问题，并用携带的笔记本电脑传授黎红运如何把银行卡网银激活。林志华将其从上家上官某（另案处理）处收到的他人身份证和手机卡分发给何洪金、黎红运等人去办理银行卡，开通网银并激活后，由林志华负责收回邮寄走，并按事先约定的价格支付何洪金等人钱款。2018年6月份，林志华伙同何洪金、黎红运等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骗领银行卡共计37张。一个月后，林志华认为何洪金、黎红运等人已学会办卡便离开哈尔滨。之后由何洪金驾车载着黎红运、覃某、杨某继续办卡。2018年8月25日，林志华再次返回哈尔滨，在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租用一辆福特轿车，交由何洪金驾驶载着黎红运、覃某、杨某三人继续在黑龙江各地办卡。办卡过程中，四人分工明确，何洪金负责从林志华处接收他人的身份证、手机卡，再分发给黎红运等人，并开车负责接送黎红运、覃某、杨某三人分别到哈尔滨、鸡西、绥化、伊春等地银行柜台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黎洪运负责去银行办卡和用林志华提供的笔记本电脑将办成的银行卡网银激活；覃某负责去银行办卡和将激活银行卡、手机卡等信息写在纸条上并做标记（黎红运标记“白”、覃某标记“福”、杨某标记“杨”）；杨某负责去银行办卡和将激活网银的银行卡、Ｕ盾、身份证、手机卡用橡皮筋捆绑在一起作为一套，后由何洪金负责将成套的银行卡交给林志华或按照林志华提供的地址用顺丰快递寄走。林志华每月支付何洪金工资2500元，每套银行卡提成20%，然后何洪金以其他地区银行卡每套200元、哈尔滨银行卡每套230元向黎红运、覃某、杨某支付钱款。2018年8月份以后何洪金等人在办卡过程中，使用他人的身份证、手机卡没有时，由何洪金联系林志华给提供，林志华联系上家上官某给邮寄过来，再由林志华当面交给何洪金。何洪金等人日常消费没钱了，林志华告诉上官某给何洪金汇款。林志华伙同何洪金、黎红运等人此次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骗领银行卡共计38张。2018年8月24日，林志华在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租一辆大众朗逸轿车，由其驾驶载着张某、苏某、尤某、林某（四人均系女性、未成年人，另案处理）先后去双城、庆安、铁力、绥棱、伊春等地银行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办理银行卡共计35张。林志华负责接收上家上官某邮寄的他人身份证和手机卡，分发给张某等四人，由林志华开车接送张某等人去各地银行办卡和开通网银，再用笔记本电脑将银行卡激活后邮寄给上家，上家确认收货后付给林志华钱款。林志华按成功激活的其他地区银行卡每套400元、哈尔滨银行每套500元的价格给付张某、苏某、尤某、林某钱款。综上，被告人林志华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共骗领信用卡110张，获利11000元；被告人何洪金、黎红运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75张，何洪金获利6500元、黎红运获利2700元。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林志华驾驶的轿车内当场扣押银行卡16张、他人身份证56张、手机卡63张；在何洪金驾驶的轿车内当场扣押银行卡8张、他人身份证92张、手机卡17张以及同时将两辆车内Ｕ盾13个、塑料袋若干、记事粘贴若干、橡皮筋若干等物品予以扣押。2018年10月15日，黎红运在伊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带岭支行办卡时被公安机关抓获；何洪金在伊春市带岭区秀水检查站被公安机关抓获；同年10月16日林志华在伊春市汤旺河区被公安机关抓获。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物证银行卡24张、身份证148张、手机卡80张、戴尔牌笔记本电脑2台、Ｕ盾13个、塑料袋、橡皮筋、记事粘贴、大众朗逸轿车1辆、福特轿车1辆证实，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作案时使用的工具；2、公安机关制作的书证受案登记表、案件来源、侦破案件经过证实，案件的来源和侦破情况；3、客户账号组合查询、银行开户信息查单证实，黎红运、覃某、杨某、苏某等人冒用他人身份证在各地银行办理银行卡情况；4、何洪金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林志华建设银行交易明细清单、林志华微信转账张某、苏某截图证实，林志华为何洪金提供办卡所需的日常开销费用及林志华给付张某、苏某办理银行卡的报酬情况；5、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营业执照、机动车行驶证、租车单、结算单、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营业执照、机动车行驶证、发车合同、林志华、何洪金机动车驾驶证复印件证实，林志华、何洪金驾驶的朗逸轿车、福特轿车分别是林志华在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租赁的事实；6、刑事判决书、罪犯档案材料证实，被告人何洪金2014年3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2017年6月25日刑满释放；被告人黎红运2014年3月20日因犯抢劫罪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7年9月25日刑满释放；7、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伊春带岭支行存款单、税收专用收据证实，被告人林志华家属将林志华违法所得款人民币11000元依法上缴公安机关；8、证人孙某、石某证实，被告人林志华于2018年8月24日、25日分别在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安吉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租赁白色大众朗逸轿车一辆，福特轿车一辆；9、证人张某、尤某、林某、苏某证实，被告人林志华为其提供他人的身份证、手机卡，开车带四人到黑龙江省各银行办理银行卡并支付报酬的事实；10、公安机关制作的搜查笔录、辨认笔录证实，各被告人相互辨认及对车辆内物品搜查扣押情况；11、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的自然情况；12、被告人林志华供述：2018年5、6月，我与何洪金在酒吧相识，喝酒时说来黑龙江用别人的身份证办理银行卡和网银，每套银行卡200元、哈尔滨银行卡230元，卖给别人赚钱，他就同意了。之后何洪金、黎红运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一起来到哈尔滨，随后我也到了哈尔滨，我带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激活网银用。在哈尔滨我租了一辆白色大众朗逸轿车，我开车带着何洪金等四人去各银行办卡，我还对他们说如果银行不给办，就别纠缠，这期间我还教黎红运如何用笔记本激活网银，教他们如何办卡，办完如何捆绑，怎样做标记，做标记就为了记住银行卡是谁办的，按照银行卡张数发放工资，共办了37张。一个月后，我认为何洪金、黎红运等四人已经学会办卡的方法我就离开哈尔滨了。后何洪金等四人去河南、山东了，我过去给他们租了一辆大众车我就走了。2018年9月份，何洪金等四人回到哈尔滨，我租两辆车，一辆由何洪金驾驶用来他们几个办卡，由我上家上官某提供身份证和手机卡，他们办完后由我邮寄给上家，有时由何洪金按我提供的地址直接邮寄，这次办了38张。2018年10月初，我又开车带着张某等人去各地银行办理银行卡，办了35张，激活后邮寄给上官某，上家确认收货后付款给我，我再按照成功激活的银行卡数量支付给他们。我使用他人的身份证明办理银行卡共计110张，违法获利11000元。13、被告人何洪金供述：2018年6月份的一天，我和黎红运、覃某、杨某3人说到黑龙江办卡，办成一张给200元好处费，他们同意了，我们就一起来到黑龙江，林志华随后也来到了哈尔滨，林志华说办成一张卡200元好处费，如果办成一张哈尔滨银行卡给230元，我们同意后，林志华教我们4人怎么去银行办卡，怎么开通网银，拿到Ｕ盾后怎么在网上激活，他又提供给我们别人的身份证和手机卡。在哈尔滨租了一个白色朗逸轿车，开车拉着我们去各地银行办卡，教我们去银行时怎么和银行的工作人员说，办完卡后他用带来的笔记本电脑教黎红运怎么把办好的银行卡网银激活。他与我们在一起呆1个月就走了。我就开车拉着他们三人去银行办卡，我们在黑龙江呆了2个月左右，又去了山东和河南等地去办卡。但是那边不好办，我们于9月底就回来了。林志华又租了一辆福特轿车，我开车拉着他们三人又去银行办卡，我从林志华那里接收身份证、手机卡分发给他们三人，再把三人成功激活的网银的银行卡、身份证、Ｕ盾、手机卡及标有办卡密码、网银密码及经办人的纸条收集到一起转交给林志华，然后他再把办卡的钱给我，我再分给他们三人。黎红运负责激活网银Ｕ盾、办卡，杨某负责办卡绑卡，覃某负责办卡写纸条，他们把激活的银行卡交给我，我联系林志华，交给他，他就付给我现金，有时他通过短信给我一个地址是福建省一个叫林生的人收货，让我把激活的银行卡邮寄过去。事后林志华让一个叫丹娜的朋友给我微信转钱，我收到钱后再分给他们三人。我们两次共办银行卡75张，我获利6500元。14、被告人黎红运供述：2018年6月中旬，何洪金跟我和覃某、杨某说去东北用别人的身份证办银行卡赚钱，办成一张银行卡200元，哈尔滨银行卡230元，吃住的费用都不需要我们管，我们三人都同意了。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哈尔滨，有一个叫阿蛇的人带着笔记本电脑来和我们会合，还给我们租一辆大众朗逸轿车，他教我们四人在银行如何快速办理银行卡，同时开车带着我们在哈尔滨各地区银行办理银行卡，他还教我用电脑将办好的银行卡网银在网上激活。大约一个月左右时间，阿蛇和何洪金说我们都学会了，然后他就走了。我们就跟着何洪金继续在哈办卡。8月底我们四人去山东、河南等地办卡了。因为这些省份管理严格，我们总共办成二、三张卡。于2018年9月末，我们四人又回到哈尔滨，阿蛇也来哈尔滨给我们租了一辆福特轿车，租完后他就走了，何洪金开车拉着我们去办卡，我和杨某负责办卡激活网银，覃某负责办卡，在办完的卡上做标记。我们共办了75张卡，我获利2700元本院认为，被告人林志华、何洪金、黎红运为获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信用卡管理法规，使用他人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数量巨大，侵犯了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已构成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提供的证据确实、充分，予以采信。本案系共同犯罪，三被告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分工明确，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林志华是组织、策划者，此情节量刑时予以参考。被告人何洪金、黎红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三被告人庭审中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态度较好，可以从轻处罚。根据本案的事实、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林志华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7日起至2023年10月16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被告人何洪金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被告人黎红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6日起至2023年10月15日止。罚金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何洪金违法所得人民币6500元、黎红运违法所得人民币27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林志华违法所得人民币11000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迟福志审判员王立新审判员郭运涛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刘影

许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一审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鲁0811刑初508号：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济任检诉刑诉〔2017〕44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许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于2017年7月1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8月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书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许某及其辩护人董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济宁市任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秋天，被告人许某在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孙街村其种植的葡萄园内播种罂粟种子，罂粟成长后一直未铲除。2017年5月2日上午，公安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上述种植的罂粟，经现场清点共计765株，民警将罂粟全部铲除。经鉴定，上述罂粟中检出可待因、吗啡、罂粟碱等成分。对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如下证据：户籍信息、照片、办案说明等书证；物证检验报告；现场勘验笔录；被告人许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许某非法种植罂粟765株，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应当以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许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自愿认罪。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系自首，具有坦白情节，当庭自愿认罪、悔罪、初犯、偶犯；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已年迈且是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经审理查明：2016年秋天，被告人许某在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孙街村其种植的葡萄园内播种罂粟种子，其目的系借罂粟花吸引蜜蜂对其种植的葡萄进行授粉，对葡萄结果有益。罂粟成长后，其一直未铲除。2017年5月2日上午，公安民警在巡逻时发现上述种植的罂粟，后找到在地里干活的被告人许某并将其带至种植罂粟的现场，经现场清点共计765株，民警将罂粟全部铲除，后派出所民警将被告人许某带至任城区公安局长沟派出所接受调查，被告人许某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经鉴定，上述罂粟中检出可待因、吗啡、罂粟碱等成分。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违法嫌疑人到案经过、工作说明，证实2017年5月2日11时许，长沟派出所民警在孙街村周围巡逻时发现种植的罂粟，经清点有765棵，民警将罂粟铲除，将许某口头传唤至长沟派出所进行调查的事实。（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附照片，证实公安机关于2017年5月2日将许某种植的765棵罂粟扣押并铲除。（3）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许某涉嫌犯罪时已经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4）济宁市任城区长沟镇孙街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证实被告人许某其家中特殊的困难情况，其儿子许保新患有精神分裂症已经多年，对被告人许某及其他家人进行殴打、辱骂，现已离家出走至今去向不明，被告人许某的妻子常年多病。2、鉴定意见:济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济）公（刑）鉴（毒）字【2017】159号物证检验报告附检材提取说明。证实在被告人许某葡萄园中查获的疑似罂粟壳物质（检材编号ＬＨ-159-01-07-2011）中检出可待因、吗啡、蒂巴因、罂粟碱和那可汀成分。3、勘验、辨认笔录：证实案发现场基本情况及被告人许某依法对案发现场进行辨认的事实。4、被告人许某供述及辩解，证实其种植罂粟的事实经过。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许某非法种植罂粟765株，数量较大，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案发后被告人许某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对其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许某种植罂粟的原因系出自借用罂粟花吸引蜜蜂以增加葡萄果实产量的初衷及其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较好，以及其本人年逾六十周岁、家境困难等因素，可以对其酌情从轻处罚；涉案罂粟在收获前被发现并铲除对其亦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许某系自首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公安机关在被告人许某的葡萄园中发现罂粟并将其本人带至现场辨认后再带至公安机关进行询问的过程，不符合主动到案的行为特征，故不予认定为自首，该辩护人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许某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7年5月2日起至2017年9月1日止。罚金已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刘来双人民陪审员史建华人民陪审员唐建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一日书记员范琳琳

黄某1犯非法经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辽0521刑初42号：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以本满检公诉刑诉［2017］3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1犯非法经营罪，于2016年1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某1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本溪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某1于2006年在本溪满族自治县碱厂镇中街经营便利店，并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和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2016年2月，被告人黄某1从一个自称姓秦的丹东男子手中多次购进我国烟草专卖部门不经营的“黑猫”牌（ＣＲＡＶＥＮ“Ａ”）境外卷烟共3900条，在其经营的便利店内进行销售，销售价格30元／条，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117000元。被告人黄某1于2012年的一天，从一男子手中购进“爱喜”牌境外卷烟53条（ＥＳＳＥＬＩＧＨＴＳ42条、ＥＳＳＥＭＥＮＨＴＯＬ11条）、“520”（ＳＵＰＥＲＭＥ）境外卷烟17条、“骆驼”牌（ＣＡＭＥＬ）境外卷烟2条，欲在其经营的便利店内进行销售，其非法经营数额共计人民币2800余元。上述ＣＲＡＶＥＮ“Ａ”等外国卷烟在箱包、盒包和条包上均未印有“由中国烟草总公司专卖”字样，根据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卷烟走私整顿卷烟市场通告的批复》第二条规定，应认定为走私烟。后被告人黄某1被审查归案。另查明，本溪满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将先行登记保存的涉案卷烟ＣＲＡＶＥＮ“Ａ”3855条（已扣除抽样送检7条）、ＥＳＳＥＬＩＧＨＴＳ39条（已扣除抽样送检3条）、ＥＳＳＥＭＥＮＨＴＯＬ8条（已扣除抽样送检3条）、“520”（ＳＵＰＥＲＭＥ）14条（已扣除抽样送检3条）移送至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食品药品侦查大队。ＣＡＭＥＬ（骆驼牌）2条均送检。上述事实，被告人黄某1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均无异议，且有本案案件来源及抓捕经过、证人黄某三、魏某一、王某一等人的证言、国务院关于严厉打击卷烟走私整顿卷烟市场通告的批复、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情况说明、本溪满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情况说明、涉案卷烟及包装工具照片、本溪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扣押决定书及返还凭证、本溪满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2016年度本县烟专处字第017号卷宗、本溪满族自治县烟草局移送财物清单、辽宁省烟草质量监检验中心检验报告、人口基本信息表、电话查询记录等证据证实，经庭审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某1违反国家规定，从非正常渠道购进无任何标志的走私烟，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某1犯非法经营罪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黄某1在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可以从轻处罚。视本案具体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四项）、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三款、第七十二条一款、三款、第七十三条二款、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黄某1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缓刑考验期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二、扣押在案的涉案卷烟ＣＲＡＶＥＮ“Ａ”3855条、ＥＳＳＥＬＩＧＨＴＳ39条、ＥＳＳＥＭＥＮＨＴＯＬ8条、“520”（ＳＵＰＥＲＭＥ）14条，予以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辽宁省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爱书人民陪审员韩丽丽人民陪审员赵德峰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书记员王媛媛

王奕杰、方庆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一审刑事判决书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皖0203刑初191号：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以弋检刑诉（2019）3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奕杰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告人方庆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于2019年11月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本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于同年11月25日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2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杨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奕杰、方庆及其辩护人余琪、邓道保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芜湖市弋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8月至2019年1月，被告人王奕杰从他人处购买了伪造各类证件、印章的设备，经营伪造、买卖各类证件、印章业务，以此牟利。若有人需要刻制印章，王奕杰便联系经营迅捷刻章店的被告人方庆进行刻制，并向方庆支付刻章费用。被告人王奕杰伪造了船舶证书1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4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张，房地产权证1本，居民身份证4张。联系被告人方庆刻制了国家机关印章2枚、公司印章2枚。被告人方庆还为他人刻制了国家机关印章2枚、公司及事业单位印章各1枚。查获的部分证件、印章、居民身份证及作案工具已被扣押。2019年1月11日、1月14日，被告人王奕杰、方庆分别被抓获，二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被告人方庆并自愿认罪认罚。公诉机关据以指控的证据有二被告人的供述，证人恽某某、彭某、董某、马某等人证言，朱莉、黄世凤的供述，电子数据检查工作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照片，橡皮印章、塑料钢印印模、塑料片印章统计明细，微信转账记录，手机取证报告，涉案印章印文，证明，抓获经过，户籍人口信息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奕杰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8份、国家机关印章2枚，伪造公司印章2枚，伪造、买卖居民身份证4张，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二、三款之规定，应当分别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其中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属情节严重。被告人方庆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4枚，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4枚，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二款之规定，应当分别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方庆自愿认罪认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可从宽处理，建议对被告人方庆所犯二罪均判处八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二被告人均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王奕杰、方庆均对起诉书指控不持异议，被告人王奕杰自愿认罪，被告人方庆自愿认罪认罚。被告人王奕杰的辩护人认为：1、被告人王奕杰到案后如实供述，系坦白，可从轻处罚。2、被告人王奕杰当庭自愿认罪悔罪，可酌情从轻处罚。3、被告人王奕杰伪造的国家机关证件未用于实施违法行为，被告人实施该行为有节制和底线，客观上没有产生严重法律后果，故其行为不属“情节严重”。4、被告人王奕杰系初犯、偶犯，无前科劣迹，请求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方庆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事实及量刑建议不持异议。认为被告人方庆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1、被告人方庆系坦白。2、被告人方庆自愿认罪认罚。3、从犯罪动机看，被告人方庆因生活所迫而犯罪，相较于其他被告人作用较小，危害较轻。4、被告人方庆伪造的印章未用于实施严重犯罪活动，未造成严重后果，社会危害性小。5、被告人方庆系初犯且患有抑郁症，又系残疾人，建议法庭对其从宽处理并适用缓刑。辩护人并提交了被告人方庆的残疾证复印件。经审理查明：2017年8月至2019年1月，被告人王奕杰从他人处购买了伪造各类证件、印章的设备，经营伪造、买卖各类证件、印章业务，以此牟利。若有人需要刻制印章，王奕杰便联系经营迅捷刻章店的被告人方庆进行刻制，并向方庆支付刻章费用。（一）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1、2017年8月至2019年1月，被告人王奕杰伪造了“华远268”船舶证书1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4张、名为“芜湖市玲子酒店”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2张；联系被告人方庆刻制了国家机关印章2枚（印文分别为“泾县国土资源局”、“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护士执业注册专用章”）。经黄世凤（另案处理）联系，于2018年8月伪造了繁昌县房地产管理局“房地产繁三私字第5645号房地产权证”，出售给了他人。上述证件、印章均已被扣押。2、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朱莉（已判刑）在伪造证件、印章过程中，联系被告人方庆为其刻制了国家机关印章2枚（印文分别为“芜湖市公安局三山派出所”和“建始县人民法院”），并将印章出售。（二）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1、2019年1月，马某找到被告人王奕杰，让王帮其刻制印章，被告人王奕杰遂联系被告人方庆，方庆私刻了公司印章2枚（印文分别为“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池州三分部工程部”和“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池州三分部三分部”）并交给王奕杰，后被公安机关查获并扣押。2、2018年7月至9月，被告人方庆为朱莉私刻公司印章1枚（印文为“芜湖县殷港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及事业单位印章1枚（印文为“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财务专用章”），朱莉将上述印章出售。（三）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2018年夏天，经黄世凤联系，被告人王奕杰伪造了1张姓名为“李健生”的居民身份证出售给了他人。另被告人王奕杰还伪造了姓名分别为“张庆平”、“庞达云”、“吴国凤”的居民身份证3张，已被查获并扣押。2019年1月11日、1月14日，被告人王奕杰、方庆分别被抓获，二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被告人方庆并自愿认罪认罚。案发后，公安机关扣押了被告人王奕杰作案用手机4部，组装电脑1台、佳能牌彩色打印机1台、四通针式打印机1台、塑料质地钢印印模103枚、圆形橡皮印章36枚、塑料片印章465枚、各类空白证件668份、外壳265份及空白居民户口簿内页62份；扣押被告人方庆作案用手机1部及电脑主机1台。上述事实，二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黄世凤、朱莉的供述，证人马某、董某、程某、李某、恽某某、彭某、陈某、夏某、何某的证言，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扣押清单及照片，搜查证、搜查笔录、表格，电子数据检查工作笔录、提取电子证据清单、原始证物使用记录，辨认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微信账单，调取证据通知书、清单、印文，芜湖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关于对弋江分局查获居民身份证鉴定的证明》，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定远县动物卫生监督所、利辛县动物卫生监督所《证明》，抓获经过，芜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情况说明》，《案件线索来源情况》，刑事判决书、裁定书，取保候审决定书，户籍人口信息及扣押的证件、印章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王奕杰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8份、国家机关印章2枚，伪造公司印章2枚，伪造、买卖居民身份证4张，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及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被告人方庆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4枚，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4枚，其行为也已触犯刑律，分别构成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成立。但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王奕杰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犯罪属情节严重的指控证据尚不充分，本院不予支持。对被告人王奕杰辩护人相关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二被告人均犯数罪，应实行数罪并罚。二被告人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从轻处罚。被告人方庆自愿认罪认罚，可从宽处理。对二辩护人相关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但被告人方庆犯数罪，根据其犯罪性质及情节，对其不宜适用缓刑，对辩护人相关适用缓刑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为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管理秩序，对被告人王奕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二、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对被告人方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王奕杰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11日起至2022年7月10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缴纳）二、被告人方庆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伪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月14日起至2020年4月13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缴纳）三、扣押的被告人王奕杰手机4部、被告人方庆手机1部、电脑主机、佳能牌彩色打印机、四通针式打印机、打钢印机、塑料质地钢印印模、圆形橡皮印章、塑料片印章、各类空白证件、外壳及伪造的船舶证书、动物检疫合格证明、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房地产权证、国家机关及公司印章、居民身份证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胡晓青人民陪审员潘克元人民陪审员强超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书记员汪海

王竹强奸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冀0302刑初205号：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检察院以海检公诉一刑诉（2017）1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竹犯强奸罪，于2017年3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白宝忠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竹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7月23日零时许，被告人王竹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某酒吧厕所内欲强行与被害人王某1发生性关系，被他人发现后逃离现场。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王竹的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指控的事实有被告人王竹的供述与辩解，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证人徐某等人的证言及相关书证证实。请求对被告人王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处罚。被告人王竹对指控的罪名予以供认，无辩解意见。经审理查明，2016年7月23日零时许，被告人王竹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某酒吧厕所内欲强行与被害人王某1发生性关系，被王某1的朋友徐某发现后，被告人王竹逃离现场。案发后，被告人王竹对被害人王某1赔偿人民币2万元，并取得了王某1的谅解。2017年1月6日，被告人王竹到公安机关投案，但对欲强行与王某1发生性关系不予供认。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被害人王某1的陈述证实，2016年7月22日21时许，其与朋友彭某、徐某在海港区某酒吧喝酒，彭某的朋友带着一名穿白色格子短袖的男子到其桌打招呼。其与穿白色格子短袖男子跳了一会舞之后，其去厕所，穿白色格子短袖男子也进入厕所隔间，把门反锁了。那名男子用左手将其双手钳住，用右手扒其内裤，将其内裤扒到其膝盖位置，并欲强行发生性关系，这时，厕所的门开了，其看到彭某和徐某在厕所外面，那名男子一看门开了就将裤子提上走了出去。其从厕所出去时，那名男子已经不见了，于是其就报警了。（2）证人徐某、彭某的证言证实，2016年7月22日晚9时许，其二人与王某1一起在某酒吧玩。饮酒过程中，王某1与上身穿白色短袖的男子去卫生间，彭某去卫生间找王某1，并听到王某1喊，彭某叫门没有叫开，也打不开卫生间的门，徐某与彭某一起把卫生间门打开后，看到那名穿白色短袖男子的内裤在膝盖稍上的位置，王某1的内裤也在膝盖稍上的位置，那名男子看到卫生间的门被打开就将裤子提上走出了卫生间，王某1称他要强奸她，后三人到大厅找那名男子没找到，就报警了。（3）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2016年7月23日凌晨，其在酒吧上班，听女客人王某1说在厕所里被人欺负了，徐某说王某1被一个穿白衣服的客人欺负了，其知道大家都叫那名白衣男子“二哥”。（4）证人梁某的证言证实，其是酒吧经理，2016年7月23日凌晨，其听保安经理汇报说坐在台阶上的女孩子说在店内厕所被一男子强奸了并在台阶上一直哭，其后来听说报案了。（5）辨认笔录证实，王某1、彭某均辨认出被告人王竹。（6）伤情照片证实，王某1膝盖处受伤。（7）被告人王竹在侦查机关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其于上述时间、地点想与王某1发生性关系，王某1没有反抗和喊叫，卫生间的事被王某1的朋友看见了，其就离开了。（8）谅解书及收条等书证证实，被告人王竹的亲属赔偿王某1人民币2万元，王某1对王竹予以谅解。（9）户籍证明信等书证证实，被告人王竹具备刑事责任能力。（10）案件来源及抓获经过等书证证实，王某1报案后，被告人王竹于2017年1月6日到公安机关投案本院认为，被告人王竹违背妇女意志，欲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未遂）。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王竹的行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减轻处罚；被告人王竹犯罪后虽自动投案，但在侦查机关讯问时避重就轻，未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事后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不能认定自首，但其庭审中自愿认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竹案发后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亦可酌情从轻处罚。为保护公民合法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打击犯罪，故对被告人王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竹犯强奸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秦皇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张淑侠人民陪审员李颖人民陪审员刘姝华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一日代书记员杨璇

刘某职务侵占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苏0211刑初364号：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锡滨检刑诉（2019）7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犯职务侵占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19年7月22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9年8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曾祥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在担任某香烛工艺制品有限公司（非国有企业，以下简称灵山香烛公司）研发设计中心部长期间，负责定制“灵山二十周年庆典礼盒”，利用职务之便，向供货单位浙江省某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檀香斋公司）负责人单某提出，在原先礼盒报价基础上抬高合同价格，扣除相应的税款后将高于产品实际销售价格的多余部分的钱款返还给刘某。2017年10月至11月间，双方陆续分批签订了8份采购合同，合同总价人民币2010840元（含税）。2017年8月2日、8月11日，被告人刘某先后收取单某人民币（下同）50万元。案发后，被告人刘某已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被害单位的谅解。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刘某身为非国有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单位财产，数额较大，应当以职务侵占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被告人刘某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三年以下。被告人刘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无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并签字具结，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某于2017年6月担任灵山香烛公司研发设计中心部长。期间，被告人刘某利用负责定制“灵山二十周年庆典礼盒”的职务之便，向供货单位檀香斋公司负责人单某提出，在原先小礼盒每盒实际报价人民币278元（不含税）、大礼盒每盒实际报价人民币398元（不含税）的基础上抬高合同价格，由檀香斋公司按合同价格开具发票给灵山香烛公司结算货款，扣除相应税款后将高于产品实际销售价格的多余部分钱款返还给被告人刘某。2017年10月至11月间，双方陆续分批签订了8份采购合同，涉及灵山二十周年庆典小礼盒共3000套，每套合同价445元，总价1335000元（含税）；大礼盒共960套，每套合同价704元，总价675840元（含税）。相关合同已分批履行完毕，货款已全部结清。2018年7月28日，被告人刘某通过微信联系单某，要求单将抬高合同采购价多出的50余万元转账至其指定账户。同年8月2日，单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2次将25万元转入被告人刘某指定的杨欣燕的工商银行卡账户。同年8月11日，单某又转账25万元至被告人刘某实际使用的孙某的建行卡账户。被告人刘某收取上述50万元赃款后用于支付个人欠款、消费、投资股票等。案发后，被告人刘某退赔被害单位灵山香烛公司经济损失50万元，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上述事实，被告人刘某在开庭审理中亦无异议，并有证人单某、蒋某、史某甲、史某乙、孙某的证言，公安机关制作、调取的案件侦破经过、营业执照、企业登记资料查询表、劳动合同书、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采购合同、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发票汇总表、账册、记账凭证、汇款单、银行卡明细清单、微信聊天记录、银行回单、结账单、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以及灵山香烛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设计部责任人工作职责及绩效工资提成方案、谅解书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某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被告人刘某认罪认罚，已退赔被害单位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予以从轻处罚。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刘某犯职务侵占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刘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5月8日起至2020年11月7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徐克兵二〇一九年八月二日书记员王洁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0212刑初663号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俞禹州，曾用名俞州，男，1997年10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市，汉族，高中文化，务工，住浙江省慈溪市。2019年10月因犯诈骗罪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2月3日被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传唤，次日被刑事拘留，2020年1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宁波市海曙区看守所。辩护人蔡士勇、秦彦则，浙江红邦律师事务所律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甬鄞检一部刑诉[2020]139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俞禹州犯诈骗罪，于2020年7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董欣，被告人俞禹州及其辩护人秦彦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3月，被告人俞禹州在网上结识被害人狄某，在交流过程中编造自己父亲是上市公司股东、家境优越、在美国留学等信息，之后两人发展成男女朋友关系。被告人俞禹州逐步取得狄某的信任后，又虚构需要做法事、为爷爷立遗嘱公证、资金周转、购买迈凯伦超级跑车、母亲生病需要动手术、为母亲打官司等理由向狄某借钱，至2019年6月，累计骗取狄某人民币1670452.62元，所得款项均被其用于赌博、偿还高利贷、网络游戏和挥霍。2019年12月3日9时许，被告人俞禹州在慈溪市人民法院被抓获。本院审理期间，被告人俞禹州的家属代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且取得了谅解。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俞禹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系漏罪，应数罪并罚；建议判处被告人俞禹州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撤销前罪的缓刑部分，与前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公诉机关提交了被害人狄某的陈述，证人李某、俞某、胡某、钱某、韩某的证言，接受证据清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电子数据检查工作记录，微信聊天及交易记录，支付宝交易记录，银行交易明细清单，视频，收条，谅解书，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6刑初677号刑事判决书，抓获经过，被告人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被告人俞禹州对指控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本院认为，被告人俞禹州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俞禹州在缓刑考验期内发现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应当撤销缓刑，对新发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予以数罪并罚。被告人俞禹州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俞禹州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且取得了谅解，又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俞禹州愿意接受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对此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6刑初677号刑事判决书对被告人俞禹州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中的缓刑部分；二、被告人俞禹州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三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2月3日起至2030年12月2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向本院缴纳）；三、扣押在公安机关的三部手机，均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马晓人民陪审员王奋明人民陪审员周雪良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九日代书记员吴方健?PAGE???PAGE?1?

王文州聚众斗殴罪，王文州开设赌场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文成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温文刑初字第221号：文成县人民检察院以文检公诉刑诉（2014）119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文州犯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于2014年11月1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文成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戴一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文州及其辩护人叶惟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文成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聚众斗殴的事实2013年3月17日，胡某丁（已判决）以郑鹏浩（另案处理）欠债不还为由授意金某、蓝国钦、李春林、严某、黄国荣（均已判决）等人持械至郑鹏浩位于本县大峃镇大坑村的赌场要债，并捣毁赌场。双方发生纠纷后，胡某丁与被告人王文州约定当晚在大峃镇嘉盛花苑小区门口谈判，胡某丁随后又指使金某、蓝国钦、李春林、严某、黄国荣等人携带器械驾车至嘉盛花苑小区门口等候对方。当晚20时许，胡某丁以王文州一方没来为由指使金某等人先行离开。当金某等人驾车离开时，其车辆受到被告人王文州及胡立才、董学裕等人的驾车撞击。被告人王文州及胡立才、董学裕等人持刀围砍金某等人所乘坐的车辆，在击破车玻璃后，持刀捅进车内。金某、蓝国钦等人随即下车与被告人王文州及胡立才、董学裕等人持械斗殴。金某、蓝国钦、李春林、严某、黄国荣持刀、棒球棒等砍打董学裕。董学裕被砍、打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金某、黄国荣、严某、胡立才等多人受伤。经鉴定，董学裕系遭锐器他伤致全身多处创伤导致创伤性休克合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金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黄国荣、严某、胡立才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涉案的轿车损失总额为人民币16844元。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被告人王文州及同案犯金某、黄国荣、严某、李春林、蓝国钦、胡某丁、胡立才等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陈某甲、陈某乙、董某、王某、孙某等人的证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理化检验报告、温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检验；现场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户籍证明、前科情况核实证明、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决定书、现场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二）开设赌场的事实2013年3月初至3月17日，郑鹏浩（另案处理）等人在本县大峃镇大坑村、周敦村、上龙村等处开设赌场，多次组织胡某己、胡某戊等二十多人，以骨牌九抄捺的形式进行赌博，并按庄家所赢钱的5%抽取头薪。其间，被告人王文州在赌场内多次看场护赌、抽取头薪。2014年8月20日13时许，被告人王文州到文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投案。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当庭提供了被告人王文州及同案犯周友西、赵林杰的供述与辩解；证人廖某、胡某丁、严某、胡某戊、胡某己等人的证言；辨认笔录；户籍证明、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起诉书等证据予以证实。公诉机关认为，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王文州伙同他人持械聚众斗殴，致一人轻伤，三人轻微伤；且又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积极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应当以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王文州曾因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文州在聚众斗殴罪中是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王文州在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是从犯，应当从轻处罚。建议以聚众斗殴罪判处被告人王文州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至六年；以开设赌场罪判处被告人王文州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至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现提请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文州在聚众斗殴罪中，辩称对公诉机关指控聚众斗殴一节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提出自己犯罪情节较轻，应构成从犯；对公诉机关指控开设赌场一节的事实和罪名均有异议，辩称自己只是在赌场赌博，并不构成开设赌场罪。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在聚众斗殴罪一节中，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文州有驾车撞击对方车辆、敲打玻璃后有持刀捅入车窗、与他人进行对砍等行为的证据不足，且被告人有以下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1、系自首；2、犯罪情节较轻；3、被告人家庭经济困难。二、在开设赌场罪一节中，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王文州构成开设赌场罪。请法庭综合考虑被告人王文州的家庭情况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一）聚众斗殴的事实2013年3月17日19时许，胡某丁（另案处理）以郑鹏浩（另案处理）欠债不还为由授意金某、蓝国钦、李春林、严某、黄国荣（均另案处理）等人持械至郑鹏浩位于本县大峃镇大坑村的赌场要债，并捣毁赌场。双方发生纠纷后，胡某丁与被告人王文州约定当晚在大峃镇嘉盛花苑小区门口谈判，胡某丁随后又指使金某、蓝国钦、李春林、严某、黄国荣等人携带器械驾车至嘉盛花苑小区门口等候对方。当晚20时许，胡某丁以对方没来为由指使金某等人先行离开。当金某等人驾车离开时，其车辆受到被告人王文州及胡立才、董学裕等人的驾车撞击。被告人王文州及胡立才、董学裕等人围砍金某等人所乘坐的车辆，在击破车玻璃后，持刀捅进车内。金某、蓝国钦等人随即下车与被告人王文州及胡立才、董学裕等人持械斗殴。金某、蓝国钦、李春林、严某持刀砍击董学裕，黄国荣持棒球棒击打董学裕。董学裕被砍、打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金某、黄国荣、严某及胡立才等多人受伤。经鉴定，董学裕系遭锐器他伤致全身多处创伤导致创伤性休克合并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金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黄国荣、严某、胡立才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2014年8月20日13时许，被告人王文州到文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投案，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聚众斗殴的主要犯罪事实。上述事实，被告人王文州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质证无异议的被告人王文州及同案犯金某、黄国荣、严某、李春林、蓝国钦、胡某丁、胡立才等人的供述与辩解；证人胡某甲、胡某乙、胡某丙、陈某甲、陈某乙、董某、王某、孙某等人的证言；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理化检验报告、温州医学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病理检验；现场勘验笔录、辨认笔录；户籍证明、前科情况核实证明、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决定书、现场照片、到案经过说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二）开设赌场的事实2013年3月初至3月17日，郑鹏浩（另案处理）等人在本县大峃镇大坑村等地开设赌场，多次组织胡某己、胡某戊等二十多人，以骨牌九抄捺的形式进行赌博，并按庄家所赢钱的5%抽取头薪。其间，被告人王文州在赌场内多次看场护赌、抽取头薪。2014年8月20日13时许，被告人王文州到文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投案。上述事实，有以下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1、同案犯周友西的供述，供认自己在赌场望风了三个下午，每天下午傍晚散场的时候，董学裕都会给自己一百元人民币，董学裕给自己的钱是王文州从村子里出来的时候递给董学裕的。辨认笔录，证实同案犯周友西对其在大峃镇周敦村帮忙望风的赌场地点作出辨认。2、同案犯赵林杰的供述，供认2013年3月份，郑鹏浩开赌场的头三天，自己帮忙做理手抽头薪。王文州、“山蟹”自己每次看到他们是在赌场里面看场的，有时候他们也参与赌博。之后他们就接替自己当理手抽头薪。郑鹏浩的赌场差不多开了七、八天，自己每天都有去赌场的，基本都是开在大坑村或大坑村旁边的地方，每天开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大概每场都有三、四十人，赌场里用骨牌九以“抄捺”方式进行赌博的，如果庄家赢的话一千元抽五十元当头薪，每场大概都能抽二三千元人民币的头薪。每次散场后，抽头薪的铁桶都是让王文州拿走的。辨认笔录，证实同案犯赵林杰经辨认后，指出赌场开设的位置，及辨认出金光赟就是“山蟹”，严志强就是“大头”。3、证人廖某的证言，证实自己只知道郑鹏浩在大坑村开设赌场的事情，当时郑鹏浩在那里开了三天的赌场。那三天自己都有去郑鹏浩赌场的，自己三天总共去了六次。每次自己看到“友西”、王文州、“拉屎胚”。“大头”、“文龙”、“山蟹”都有在赌场里面的，这些人都是在赌场里帮郑鹏浩看赌场望风的。王文州主要是抽头薪的，王文州、“文龙”有在赌场看场的，“友西”是负责望风的，“拉屎胚”、“山蟹”有帮忙在做理手抽头薪的。郑鹏浩的赌场是一天两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赌场参赌的人比较多的，至少都是二三十人以上。三天自己看郑鹏浩头薪抽了二三万元人民币。郑鹏浩的赌场里赌客自己看到有胡某戊、胡某己、胡金积等人。辨认笔录，证实证人廖某经辨认后，指出赵林杰就是“拉屎胚”、周友西就是“友西”、严志强就是“大头”、金光赟就是“山蟹”，并对郑鹏浩、胡某丁、被告人王文州作出辨认。4、证人胡某丁的证言，证实郑鹏浩的赌场大概是2013年3月初开起来的，一直开到发生打架死人的事情，基本每天都有开，每天基本都有二三场。自己有去过郑鹏浩的赌场，每次看到郑鹏浩赌场参赌人员都有二三十人以上的，另外赌场里面还有文州带“文龙”、“阿才”及另外二三个人不认识的男青年五六个人在赌场看场子的，有一个绰号“拉屎胚”的在赌场做理手，也就是帮忙抽头薪。有赌客吵的时候，“阿才”和王文州、“文龙”都会叫人不要吵的。辨认笔录，证实证人胡某丁经辨认后，指出严志强、金光赟、周友西就是自己每次去郑鹏浩赌场都有看到在赌场里帮忙看场的，胡立才就是“阿才”。5、证人金某的证言，证实郑鹏浩的赌场是在2013年3月初开的，地点有在大坑村和岙底村的山上，用牌九赌博的，每次都有四五十人，自己上去看到头薪是一个绰号叫“拉屎胚”的抽的，“山老鼠”、王文州、胡立才有在赌场看场。辨认笔录，证实证人金某对郑鹏浩的赌场地点作出辨认，及辨认出赵林杰就是“拉屎胚”。6、证人严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3月份的一天，自己和胡某丁、“小黑”、徐川去过大峃镇周墩村卢氏祠堂上面郑鹏浩的赌场，赌场是以牌九的形式赌博，人有三四十人。7、证人胡某戊的证言，证实2013年3月初，自己有去郑鹏浩的赌场赌博三天，每次是下午一点多去的，大概二三点就回来了。郑鹏浩的场子里有一个叫“拉屎胚”的男青年做理手，也就是专门抽头薪的，还有一个叫王文州的男子也在赌场里面帮忙的，也就是郑鹏浩不在了，王文州就来赌桌看着。反正自己去郑鹏浩赌场的这三次，每次郑鹏浩、“拉屎胚”、王文州都在赌场的。自己认识的赌客有胡某己、胡金积、胡某丁等人。辨认笔录，证实证人胡某戊经辨认，指出赵林杰就是“拉屎胚”，并对郑鹏浩、被告人王文州作出辨认。8、证人胡某己的证言，证实自己有去郑鹏浩的赌场赌博。郑鹏浩的赌场大概开了七八天后，就发生砍死人的事情，赌场就停了。郑鹏浩的赌场大概有四五十人在赌，一把赌资有七八千左右，自己看到参赌的有胡金积、胡某戊等人。辨认笔录，证实证人胡某己对郑鹏浩、胡某戊等人作出辨认。9、到案经过说明，证实2014年8月20日13时许，被告人王文州在家人的陪同下到文成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投案。10、起诉书、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证实同案犯赵林杰、周友西被本院判处情况。11、户籍证明，证实本案被告人、同案犯、证人的身份情况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文州伙同他人持械聚众斗殴，致一人轻伤，三人轻微伤；且又明知他人开设赌场，仍积极为其提供帮助，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应予以数罪并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文州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本院依法予以从重处罚。被告人王文州在聚众斗殴罪中构成自首，在开设赌场罪的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本院依法分别对聚众斗殴罪、开设赌场罪予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王文州的量刑建议恰当，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提出在聚众斗殴罪中被告人王文州系自首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文州辩称自己在聚众斗殴罪中系从犯、自己不构成开设赌场罪以及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王文州在聚众斗殴罪中犯罪情节较轻、不构成开设赌场罪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根据被告人王文州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文州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4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4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8月20日至2020年2月1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次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戴乐笑人民陪审员李绍云人民陪审员赵绍通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代书记员赵琼琼

缍某某、涂某某盗窃一审刑事判决书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皖0822刑初159号：怀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怀检刑诉［2018］1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犯盗窃罪，于2018年6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邓诗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伍某某、被告人涂某某及其辩护人黄新明、胡锐谨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12月份，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驾驶租赁的皖Ｈ×××××号小轿车携带每桶容量为25升的空油桶、塑料软管、起子等工具来到太湖县采取撬汽车油箱盖、撬门锁的方式多次盗窃柴油，共盗得柴油1025升，盗窃财物价值总计人民币6980元。案发后，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公安机关依法扣押伍某某、涂某某退赃款5980元、1000元。公诉机关对以上指控事实提供了相应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多次共同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两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被告人伍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涂某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撤销缓刑，实行数罪并罚。公诉机关以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犯盗窃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被告人涂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涂某某有坦白、自愿认罪、主动退赃等量刑情节，建议对其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12月份，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驾驶租赁的皖Ｈ×××××号小轿车携带每桶容量为25升的空油桶、塑料软管、起子等工具来到安徽省太湖县采取撬汽车油箱盖、或撬门锁等方式多次盗窃柴油，共盗得柴油1025升，盗窃财物价值总计人民币6980元。具体事实如下：1、2017年12月10日晚，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驾驶皖Ｈ×××××号小轿车来到太湖县小池镇天龙村余某屋105国道路边施工工地，将马某1停放在工地上的挖掘机内柴油盗走5桶，共125升。2、2017年12月20日晚，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驾驶皖Ｈ×××××号小轿车来到怀宁县马庙镇马庙工业园纬十五路施工工地，将马某2、张某、周某三人分别停放在施工工地上的三辆货车内柴油每辆各盗走1桶，将万宗兵停放在施工工地的挖掘机内柴油盗走5桶，共盗得柴油8桶，共200升。3、2107年12月21日晚，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驾驶皖Ｈ×××××号小轿车来到潜山县施工工地，将上海工程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停放在施工工地上的一辆挖掘机和一辆压路机内柴油盗走5桶，共125升。4、2017年12月23日晚，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驾驶皖Ｈ×××××号小轿车来到怀宁县，将318国道赤土坎大桥边丁某家库房内柴油盗走23桶，共575升。以上被盗柴油共计1025升，经怀宁县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被盗柴油价值共计人民币6980元。案发后，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于2017年1月11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两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公安机关依法扣押伍某某、涂某某退赃款5980元、1000元。另查明：怀宁县看守所对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在监所羁押期间的表现进行了考核，认为被告人伍某某表现良好、被告人涂某某表现优秀，建议本院对其从轻处罚。以上事实，有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丁某、马某1、马某2、张某、周某的陈述、证人宋某、陈某、王某、涂某的证言，怀宁县价格认证中心怀价认定［2018］14号关于被盗0＃柴油价格认定结论书，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及照片，辨认笔录及照片，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归案情况的说明，租赁车辆验车单，租车协议，潜山县人民法院（2015）潜刑初字第00121号刑事判决书，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宜刑终字第00311号刑事裁定书，潜山县人民法院（2015）潜刑初字第00121号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扣押清单，工作记录，手机勘查笔录及照片，怀宁县看守所在押人员羁押期间表现考核鉴定表等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的证据证明，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他人财物，数额较大，两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伍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涂某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撤销缓刑，实行并罚。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主动退赔违法所得、在监所羁押期间表现好，酌情均可以从轻处罚。综上，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危害程度，对被告人伍某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对被告人涂某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伍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2018年9月10日止）二、被告人涂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千元；撤销潜山县人民法院（2016）皖0824刑初25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涂某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已缴纳）”的缓刑执行部分，实行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二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七千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11日起至2020年2月10日止）三、对公安机关扣押的被告人伍某某、涂某某违法所得人民币六千九百八十元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对在案扣押的作案工具油桶十五个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王纲审判员陈流水人民陪审员凌和生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书记员林士娟

杨利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二审刑事判决书山西省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晋04刑终394号：黎城县人民法院审理黎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杨利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一案，于2019年9月5日作出（2019）晋0426刑初47号刑事判决。判后，原审被告人杨利建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原审被告人，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原审认定，2014年以来，被告人杨利建和杨花荣（在逃）等人在河北省三河市××镇等地，以投资“民间互助理财”的名义将张某1、徐某1等人陆续以“拉人头”的方式拉到该处，通过观看该项目的视频、发放相关的书籍等方式讲课“洗脑”，在收取下线的所谓的“投资款”（一般为每人49800元）后，层层收取所谓“奖励金”、“分红”。该组织构成一共分六级，为“五级三晋制”。最下面是发展层，发展层够27人，翻盘到Ａ级（分9组，每组3人，3个组一个盘），然后一直发展滚动。Ａ级与Ｂ级为回本层，Ａ级抽取5000元，Ｂ级抽取4000元；Ｃ级为收益层，Ｃ1抽取8000元、Ｃ2抽取10000元、Ｃ3抽取14000元，每个盘的Ｃ1级负责投资款的收取及分配，“拉人头”一名奖励8800元。综上，根据在案证人证言及银行转账记录比对，可以认定涉案金额为3597400元。另查明，案卷中无张某1证言和转账情况，故不予认定；徐某2的投资额系徐某1垫付，已计入到徐某1数额里面，属于重复计算，不予认定。陈某1两份笔录内容不一致，但银行转账数额为50000元，故属重复计算，应扣除一人次。黎城县公安局于2018年12月10日，查封被告人杨利建位于河北省××县房产一处（按揭购房，房款尚未付清）。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下列证据：1、受案登记表，可以证明案件的来源；2、常住人口基本信息，可以证明被告人杨利建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3、到案经过，可以证明被告人杨利建系主动投案，但不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4、前科劣迹调查表，可以证明被告人杨利建无任何违法犯罪前科记录；5、调查笔录，可以证明民间互助理财项目的上下级关系及组织模式；6、银行卡交易记录，可以证明被告人杨利建参与该项目的时间为2014年以及收取49800元、48800元、42000元等数字共计41笔。其在香河县购买的房产也为该账户的支出；7、杨花荣交易记录，可以证明杨花荣收取及分配项目投资款及本人分红的情况；8、申某银行卡交易记录，可以证明杨利建及杨花荣参与分钱的情况以及二人在组织中的级别说明；9、杨利建于2015年在河北省××县所购买房产查封决定书，可以证明该房产的首付款及其后期还贷款费用均为杨利建在本案中的涉案账户所转出；10、杨利建尾号1079农行卡转账记录，可以证明杨利建向其尾号为0370农行卡转账的情况；11、情况说明，可以证明杨利建所提及的上线及相关人员，黎城县公安局正在侦查；12、辨认笔录，可以证明经杨利建辨认，申某就是投资燕郊民间互助理财项目的人；经李某1、徐某1辨认，杨利建就是黎城县在河北燕郊传销的人员；13、证人张某1的证言及农行卡明细，可以证明2015年12月份，其经徐某2、徐某1介绍参加河北燕郊的传销组织，杨利建、杨花荣、申某给其讲过课，还让其看了相关的视频和书籍，其回来黎城之后考虑了几天就把钱打给了申某。其的下线是郭某1和王某2，共拿到奖金8800元，因为王某2打了42000元，不够49800没有给其奖金。其和王某2的钱是通过其的农行卡转到申某账户上的，郭某1的钱是他自己转到申某的账户上的；14、证人徐某1的证言及农行卡明细，可以证明2015年6月份其经徐某3介绍参加河北燕郊的传销组织，杨利建、杨花荣等人给其讲过课，还让其看了相关的视频和书籍。在那住了四天回来家后就把49800元钱通过现金转账的方式打给了杨利建，这一笔是用其老婆张某2的名字占的点位，之后其又拉了徐某2和杨某1两个人投资，共计12.6万元转给申某，钱都是其自己垫的，12万元是通过银行转账转到申某的农行账户上的，剩下的6000元是其自己过去给的现金。其第一笔投进去的49800元已经拿到了，随后其垫的12.6万元只拿回了5000元；15、证人刘某的证言及银行卡流水，可以证明2016年7月其经陈某2淑玲介绍加入该组织，随后杨利建、杨花荣就开始给其讲课，还让其看了相关的视频和书籍。2017年8月23日其将49800元打给了杨花荣，后其发展了靳某和史某二人，靳某投了49800元，史某投了50000元，靳星云的钱是其垫的，给其反了8800元，史某的钱是自己转过去的，这个给其反了6000元；16、证人申某1的证言及银行卡流水，可以证明2015年9月份其经徐某3介绍加入该组织，杨利建、杨花荣给其讲过课，其回来之后就把49800元现金给了杨花荣。随后申某给其打电话让人继续拉人投资，其就拉了韩某和马某1两个人投资，共计9.96万元现金给了申某，钱都是其垫付的；17、证人郭某1的证言及银行卡流水，可以证明2015年11月份其经张某1介绍加入该组织，杨利建、杨花荣等人给其讲过课，还让其看了相关的视频和书籍，说是其就算拉不到人，一年还拿1200元的利息，其在那住了五天后回来通过转账的方式将49800元转给申某1，其没有发展下线；18、证人段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经杨花荣介绍加入该组织，其投了49800元现金给了杨花荣。随后杨花荣给其打电话让其继续拉人，其发展了李某1、魏某、赵某1和申某2四个人，共计29.88万元，其损失了了49800元；19、证人李某2的证言及银行卡流水，可以证明2017年年初其经樊某介绍到河北燕郊一个理财组织，随后杨利建开始给其讲课，第四天其交给申忙昌1000元定金，2017年2月18日下午其就把48800元现金转到了申忙昌的账户上，其共计损失49800元。Ａ级和Ｂ级其不知道是谁，Ｃ1是申某1，Ｃ2是何某，Ｃ3是杨利建和杨花荣；20、证人侯某的证言及银行卡流水，可以证明其经王某介绍到河北燕郊一个理财组织，杨利建等人给其讲过课，问其要不要投资。之后其通过支付宝转账给王艳平1000元定金，回来后又将48800元通过支付宝转到了王艳平的账户上；21、证人任某的证言，可以证明2015年6、7月份其通过索某介绍加入该组织，到了之后就安排人开始给其讲课，并且给其看了关于这个项目的视频和相关书籍，其回来之后就把49800元打给了杨花荣等人；22、证人乔某的证言及银行卡流水，可以证明其经王某3介绍加入该组织，到了燕郊之后杨利建和杨花荣等人就开始给其讲课，后其把49800元钱在自动取款机上转给了杨利建。其共拉了杨某2和靳某二人，杨利建在这个盘是Ｃ1，负责分钱；23、证人郭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其经申某3、李某3介绍加入该组织，杨利建、杨花荣、申某3、李某3给其讲过课，其回来后就将126000元现金交给了申某3，这126000元包括其和其女儿郭某还有李某3的姐姐李某；24、证人段某2的证言及银行卡流水，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介绍加入该组织，到了燕郊之后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就开始给其讲课，其回来之后就把49800元给了王某。其拉了同村的张某投资；25、证人祝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杨花荣介绍加入该组织，去了燕郊之后第二天就开始安排给其上课，第四天其先交了1000元占了一个点位，回来黎城后其就把48800元给杨花荣的妻子转了过去。随后其又拉了刘某和高某1两个人进行投资；26、证人李某4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4介绍加入该组织，去了燕郊之后第二天就开始安排给其上课，其回来之后就把49800元转给了申某3。其还拉了郝某进行了投资；27、证人贾某的证言，可以证其是经陈某2介绍加入该组织的，其在那儿听了一两天课，回来以后其就直接将49800元转给了杨花荣。其拉了李某5；28、证人陈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李某6介绍加入该组织的，其将49800元现金给了杨花荣了，其共拉了陈某、贾某、李某7三人进行投资。2017年这个项目不行了，其找杨花荣，也没有联系上；29、证人樊某的证言及银行记录，可以证明其是经姚某介绍加入该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现金打给了申某1，其拉了两个下线陈某1和李某2；30、证人杨某2的证言及银行记录，可以证明其是经乔某介绍加入该组织的，到了之后一些不认识的人给其讲了两天课，3月26日转账给杨花荣35000元，还有14800元是之后现金给的杨花荣。其拉了一个下线王某5，他也投资了49800元，当时杨利建和杨花荣是Ｃ3和Ｃ1；31、证人赵某2的证言及银行记录，可以证明其是经张某3介绍加入该组织的，到了燕郊之后就有人给其讲课，其听了五天课。回来之后其就打给李某49800元，之后其又拉了其侄儿张某2投资。当时杨利建是Ｃ3，徐某3是Ｃ1；32、证人王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1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王某1是她小姨赵某3叫过去的，其去了以后就开始听课，李某3、申某3、杨利建、杨花荣也在那里讲课。其分了两次将49800元的投资款给了杨利建，杨利建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主要人还有申某3和杨花荣。其拉了王某4、王某5、连某、杨某、乔某五个人进行了投资；33、证人靳某的证言及银行记录，可以证明其是经乔某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去了之后就有一些不认识的人给其讲课。其回来黎城以后过了两个月给杨利建打过32000元；34、证人李某6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2016年6月份经杨花荣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到了河北燕郊之后，在那听了三四天课，然后其就把现金9800元给了杨花荣。其拉了五个下线分别是李某8、陈某2、杨某、朱某、李某，其就只是用了一下他们的名字，其实际上一共投资298800元，两笔转账，剩下的都是现金；35、证人张某2的证言及银行记录，可以证明其是经赵某2介绍加入该组织的，到了燕郊之后，一共上了五天课，当时杨利建、杨某、徐某3、李某10都在那里，之后其回来黎城给李某10打过去49800。其共拉了一个下线李某9，他也投资了49800，当时杨利建和杨花荣是Ｃ3；36、证人申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杨利建介绍加入该组织的，是东北的邵医生接待的其，到了之后听了三天课，回来以后其将49800元现金给了杨利建，其拉了中华、晚某、靳某三人，其下面的Ｂ级是王某11、徐某、王某10。其在燕郊见过杨花荣；37、证人王某4的证言及银行记录，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3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2000元给了杨利建，因为其当时还拉了一个人进去，所以直接就把其该拿的奖励金抵扣了。其拉了三个下线李某4、王某12和张某，他们的钱给了申某3了，申某3、杨利建、李某3和杨某都是高层；38、证人李某8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李某6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当时是杨花荣接待的其，其这个盘的会计也是杨花荣，课都是杨利建和杨花荣安排的。其把现金49800元给了杨花荣，其拉了一个下线叫蔺某，他的钱是转账给了杨花荣了。杨花荣和杨利建是高层；39、证人王某2的证言及银行记录，可以证明其是经张某1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当时是申某1接待的其，第二天杨利建、杨花荣等人就开始给其讲课，在那里住了五天回来后，2016年3月份其就把一共42000元给了张某1，由张某1打给申某1；40、证人王某1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4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当时是申某3、李某3接待的其，第二天就开始有一些不认识的人给其讲课，在那里住了五天左右回来后，2015年9月份左右就把钱一共46800元给了申某3。其拉了段某2和张某3二人；41、证人高某2的证言及银行记录、李某2、原某、李某3、钱某、武某、李某4的情况说明，可以证明其是经外甥李某7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接待其的是杨花荣，其拉了武某、钱某、李某4、原某、郭某、李某3、李某5，这里面钱维某、李某3、原某、郭某、李某4的投资款都是其垫付的，其投了49800元转给了杨花荣。钱某、李某3、原某、李某4四人情况说明可以证明是高某2垫付的款。武某和李某4各被骗49800元；42、证人李某7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陈某2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资了49800元现金给了杨花荣。其拉了其姨夫高某2；43、证人徐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杨花荣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资了49800元给了杨花荣。其拉了徐某1和申某1二人，他们的钱也都是给了杨花荣了，杨花荣是Ｃ2，杨利建是Ｃ3；44、证人李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杨利建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资了49800元给了杨利建。其拉了一个下线靳某；45、证人张某4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其哥哥张某5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当时去燕郊考察，是一个叫何某的女的接待的其，后来何某、杨利建等人就开始给其讲课，回来以后其就将49800元现金给何某转了过去，其这个盘的高层是何某和杨利建。其一共收回10000元钱，有人投资以后给其的分红，一个人5000，一共两个人的。张某4是2015年3月份徐某3叫过去的，随后他就将49800元给了何某，之后张某4又拉了其和赵某2、朱某、姚某、张某5、董某、李某投资，赵某2又拉了杨某投资；46、证人马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其和杨利建系夫妻关系，2015年至今杨利建从×××的农行卡向其的农行卡卡上转款共计113400元是用来还杨利建在河北香河买房子的贷款；47、证人李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段某1介绍于2016年11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的，是杨利建和杨某讲的课，其投了6万元，其中有外甥媳妇闫某4万，通过转账给了王某的；48、证人王某6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李某1介绍于2016年12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的，李某1的上线是段某1，再往上是杨利建和杨花荣，其共投资了2.1万元，通过转账给了王某的，有转账记录；49、证人徐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徐某1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给其介绍项目的是杨利建和杨花荣，其投资了49800元，是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了申某的；50、证人王某5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杨某2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给其介绍项目的人是杨利建和杨花荣，其投了49800元，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了申某1；51、证人杨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徐某1介绍于2016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给其介绍项目的人是杨利建和杨花荣，其投了49800元，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了申某1；52、证人李某9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张某2介绍于2017年5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50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徐某3的；53、证人岳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张某介绍于2016年3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是其丈夫朱某以现金方式交给了徐某；54、证人张某5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段某2介绍于2016年8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10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了申某3；55、证人张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介绍于2015年3月份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10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了申某3；56、证人马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申某1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以现金方式交给了申某1；57、证人高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陈某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转账给了杨花荣的，有转账记录；58、证人陈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樊某介绍于2016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现金转账给了申某1的，有转账记录；59、证人史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刘某介绍于2017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50000元，现金转账给了乔某的，有转账记录；60、证人连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3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4800元，转账给了杨利建的，有转账记录；61、证人赵某1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段某1介绍于2016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转账给了王某的；62、证人董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张某介绍于2016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转账给了申某1的，有转账记录；63、证人魏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段某1介绍于2016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82000元，以现金方式给了段某1；64、证人李某5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贾某介绍于2016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转账给了杨花荣1万元，39800元以现金方式给了贾某；65、证人索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杨某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现金转账给了杨利建，有转账记录为证。其拉了任某；66、证人申某2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段某1介绍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67、证人杨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3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是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了杨利建的；68、证人王某7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经王某3介绍于2015年加入该传销组织的，其投了49800元；69、证人赵某3的证言，可以证明其是被申某3和李某3拉过去的，其投了49800元，是转账过去的，其下线是王某和李某；70、被告人杨利建的供述和辩解（1）2018年10月8日第一次的供述和辩解，可以证明其是因为河北那个民间自愿互助理财项目到公安机关自首。2015年夏天杨某的妻子邵医生叫其去是河北，说有个项目，当时杨连昌带其了解了一下项目，就是投资69800元，然后开始拉人投资。其推荐了杨花荣、还有河北的申忙昌等人，这个组织分Ｃ1、Ｃ2、Ｃ3,Ａ分5000元、Ｂ分4000元，Ｃ1分8000元、Ｃ2分10000元、Ｃ3分14000元，推荐人拿8800元。其在Ｃ1级，管收钱和分钱，在申某1那个盘是Ｃ3级；（2）2018年10月8日第二次的供述和辩解，可以证明其共拉了三个人投资，黎城的杨花荣，河北的一个叫王某，一个叫老申，老申到底叫什么其记不清了。其在燕郊租过好几次房子，原因是因为上了Ｃ1就必须在燕郊租房子，其就是有人投资其就给分钱，其除了Ｃ1外还是Ｃ3，但是其上面还有Ｃ2、Ｃ3了，其上面的是杨某、由庆某、山事某、尚某，其给他们分钱转账和现金都有。其投了49800元，除了本，其拿回十几万，其计划退十二万，其也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其没有害别人；（3）2018年10月22日的供述和辩解，可以证明其在这个组织里面就是负责收钱和分钱，具体经手多少钱记不清了。其拉申某和杨花荣，就是给他们说了燕郊这个项目，他们两个觉得这个模式不错就投资了，王某是申某的亲戚，跟着申某一块去的；（4）2018年11月22日的供述和辩解，可以证明其这个项目没有账目，那些单子当时用的时候还在，分钱的时候记得有个表，项目不干了以后就扔了，有的就直接放在租房那里了；（5）2019年1月8日的供述和辩解，可以证明卡号为×××的农行卡是因为燕郊这个事才办的，申某1给其打的钱就是其所在的点位所分到的钱，之后其分给别人。其只挣了11万多，这些钱都是其做生意挣的，用于给房子还贷款及家庭开支，在香河的一套房产是其做生意挣的钱，其拉的人也少，就没有挣到钱。第二次庭审中公诉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情况说明一份，可以证明被告人杨利建的行为不构成立功表现；被告人杨利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辩护人提供了下列证据：借条一张，可以证明本案被告人杨利建和申某1等人涉案人员双方之间有其他债权债务关系，转账记录不全部都是传销款。被告人杨利建的质证意见是，应当认定其为投案自首；买房子的钱和传销款不是一回事，是其搞个体的钱买的房。证人证言有异议，有好多人其都不认识，具体是怎么加入、怎么出钱的其不清楚，给其媳妇转11万元是因为传销期间其还搞个体，主要做煤炭生意，转的钱是交房款的钱。被告人杨利建辩护人的质证意见是，对书证真实性都没有异议，到案经过记录被告人杨利建有主动投案的情况，是否自首法庭综合认定。银行交易记录有异议，流水没有异议，无论是被告人杨利建还是杨花荣，他们之间除了传销款之外还有其他债务，银行卡流水不能认定是传销款。对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无异议，但要注意被告人办的0370这个卡，卡里面的金额不全部都是传销款。张某1、徐某1、刘某、郭某1、段某1、李某2、靳某、乔某、杨某2、王某2、赵某2、王某4、李某6、高某2、李某7、原某、李某8、钱某、武某、徐某3、李某7、陈某2、贾某、李某3、樊某、王某3、申某3、李某1、王某6、王某5、杨某1、高某1、陈某1，共计33名证人证言中陈述其参与并交纳费用认可，对上下级关系不认可。其余证人没有提供银行记录，从被告人及涉案人员申某1的银行记录中也未能查到记录，因此对其余证人证言中关于交纳费用及上下级关系的真实性不予认可，认可的是上述33名证人证言涉及到42名都认可。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没有异议，提醒法庭注意办0370这个卡，银行卡这个金额不全部都是传销款，从其他证人证言中也可以看到办卡是个硬性标准，必须办卡。合议庭评议后认为，上述证据客观、真实、合法，相互印证，形成了证据锁链，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足以证明上述犯罪事实。原审认为，被告人杨利建以“民间互助理财”为名骗取下线人员投资，在计酬方式上以发展人员缴纳的投资款为返利依据，并按照顺序形成层级，且系情况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杨利建的行为确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应依法处以刑罚。公诉机关指控数额有误，应予纠正。被告人杨利建属于主动投案，但不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其未主动揭发上线，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共同犯罪人，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公安机关在河北省××县所查封房产非本案犯罪所得，也非作案工具，应由公安机关依法解除查封。为了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秩序不受侵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杨利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8日起至2024年4月7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纳。）二、继续追缴被告人杨利建犯罪违法所得238008元，上缴国库；三、公安机关查封被告人杨利建位于河北省××县房产一处，应予以解除查封。原审被告人杨利建上诉称：1、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上诉人情节严重。2、上诉人具有自首、当庭认罪等从轻、减轻的法定情节，一审量刑畸重。本院查明，根据在案的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利建的银行转帐记录，杨利建发展的传销人员共42人（包括本人），涉案金额为1895600元。其余事实及证据与原审相同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利建以“民间互助理财”为名，欺骗他人加入传销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对参加者进行“洗脑”，诱使其缴纳“投资款”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骗取钱财，扰乱经济社会秩序。该传销组织参加人数超过30人且层级在3级以上，上诉人杨利建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关于上诉人杨利建的上诉理由，本院认为，原审认定的犯罪数额是以在案的证人证言及杨利建的农行流水计算所得。传销活动的特点是以拉人头为基础，靠单线联系进行串联，层层向上输送钱款，最终处于“金字塔”顶层的组织者获得不当利益。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不构成共同犯罪，故不能将所有参加传销活动人员支付的“投资款”作为犯罪数额计算到单个被告人身上。本案中，根据在案的上诉人杨利建的农行卡的流水，可以认定杨利建所在的层级的涉案金额为1895600元，人员为42人（包括本人）。根据二高一部的《意见》第四条第（二）项：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250万元以上的…构成《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情节严重”，应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诉人杨利建的行为也不符合其他几项规定的情节，故不构成“情节严重”。关于上诉人杨利建所称其构成自首的上诉理由，经查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综上，原审定性准确，但认定事实部分错误，导致量刑畸重，应予纠正。上诉人杨利建上诉理由部分有理，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山西省黎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426刑初47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继续追缴被告人杨利建犯罪违法所得238008元，上缴国库；二、撤销山西省黎城县人民法院（2019）晋0426刑初47号刑事判决第一、三项即：一、被告人杨利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三、公安机关查封被告人杨利建位于河北省××县房产一处，应予以解除查封；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杨利建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8日起至2021年10月7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赵广文审判员王赛赛审判员王旭辉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常睿

刘丽云、张金华寻衅滋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吉0104刑初23号：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长朝检刑检刑诉（2017）6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丽云、张金华犯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吕金明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丽云、张金华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至案发，被告人张金华、刘丽云在多次取得信访救助并签订息访协议后，仍多次到各级政府机关到联合国开发署等非访区聚焦、打横幅、穿状衣等行为进行无理上访，造成严重影响。2017年9月19日至9月24日期间，被告人张金华、刘丽云伙同王某1、苗某、王某2，五人经事先预谋，趁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共同商量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上访登记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张金华、刘丽云、王某1、苗某四人携带王某2身份证到国家信访局多次登记，提出婚出妇女土地分配的诉求。被告人刘丽云、张金华在各级政府以其他形式多次进行救济的情况下仍不满足，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强硬要求政府继续给其解决土地的无理要求，并且其诉求要按现在时间推算，将自认为应得所谓土地补偿由几年前的30.00多万元增加到今年的110.00万元。被告人刘丽云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丽云犯寻衅滋事罪无异议，由于被告人没有承包到责任田而多年的多层次上访，导致今天的局面；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张金华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无辩解意见。其辩护人认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无异议，由于农民被剥夺了耕种土地，致被告人多次上访；被告人能自动投案能如实供述，认罪悔罪，有自首情节，在本案中属从犯；且被告人有精神残疾，有残疾证，请求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案发，被告人张金华、刘丽云在多次取得信该救助并签订息访协议后，仍多次到各级政府机关到联合国开发署等非访区聚焦、打横幅、穿状衣等行为进行无理上访，造成严重影响。2017年9月19日至9月24日期间，被告人张金华、刘丽云伙同王某1、苗某、王某2，五人经事先预谋，趁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共同商量到北京市国家信访局上访登记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张金华、刘丽云、王某1、苗某四人携带王某2身份证到国家信访局多次登记，提出婚出妇女土地分配的诉求。被告人刘丽云、张金华在各级政府以其他形式多次进行救济的情况下仍不满足，给政府部门施加压力，强硬要求政府继续给其解决土地的无理要求，并且其诉求要按现在时间推算，将自认为应得所谓土地补偿由几年前的30.00多万元增加到今年的110.0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抓获经过，常住人口数据查询详细信息，长春市朝阳区土地承包关系实施细则文件，刘丽云没有被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情况说，群众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息访协议书，土地分配明细表，张金华土地问题的处意见，收据、书款、记账凭证，复意见书，信访不再受理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保证书，训诫书，附页证明，借款统计表，分配明细表，撤销行政处罚，扣押清单，照片，证人苗某、王某1、王某2的证言，被告人刘丽云、张金华的供述，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刘丽云、张金华多次无理上访，扰乱国家机关办公秩序，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刘丽云、张金华自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构成自首，可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刘丽云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刘丽云自动到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的辩护观点，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人张金华的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系从犯的观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采信，其自首的辩护观点，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自首）、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刑期的计算）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刘丽云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2018年5月17日止）。被告人张金华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25日起至2018年5月14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姜辉审判员赵若愚人民陪审员孙蕊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书记员张子健

杨彬开设赌场一审刑事判决书贵州省仁怀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黔0382刑初44号：仁怀市人民检察院以仁怀检公刑诉〔2018〕3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彬犯开设赌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仁怀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吴春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杨彬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3年4月份以来，徐某（已判决）先后在仁怀市中枢街道办事处锦绣华庭十四楼、国酒新城一期六栋7-1室两处租用他人房屋，并购买了麻将、筹码等赌具，设置底数为“2000元一炮”的麻将为赌博方式，开设赌场。每把牌输赢最少4000元、多则数万元。徐某通过放水和抽头获取利润，具体方式为参赌人员进入赌场，每人借取10万元筹码，并缴利息2千元，此后每借10万元抽2千元，另对每人抽取2千元“斗子”钱。赌博时间超过下午六点，再对每人抽取2千元。徐某联系了罗某（已判决）到赌场内佯装“放水公司”（高利息）人员，实际由徐某出资“放水”，以罗某的名义在银行开户，为参赌人员转账资金。罗某还负责发放筹码、“放水”、记录参赌人员输赢金额等事务。后罗某又联系被告人杨彬和李东文（已作行政处罚）来协助自己，轮流在赌场负责以上事务以此获取徐某发放的报酬。上述事实，有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生效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检查笔录、扣押、发还物品清单、收缴物品决定书、指认笔录、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杨彬为谋取非法利益，受雇在他人开设赌博场合内帮忙，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开设赌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杨彬在共同犯罪过程中起辅助作用，属从犯，应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杨彬在庭审中认罪，可以从轻处罚，但其在取保候审后不到案的情况本院将在量刑时予以考量。公诉机关建议判处被告人杨彬六个月以上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意见，与查明的事实所应判处的刑期一致，予以采纳。据此，本院为维护社会正常管理秩序，保持良好的社会风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杨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1月7日起至2018年4月5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田维德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陈欣

王同先等人滥发林木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珙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川1526刑初40号：珙县人民检察院以珙检刑诉［2017］3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珙县盛世金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被告人王同先犯滥伐林木罪，于2017年3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珙县人民检察院于2017年6月5日建议延期审理。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珙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曾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刘朗、被告人王同先及其辩护人赵正宏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珙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珙县盛世金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口头任命被告人王同先为公司总经理，由其全权负责该公司砍伐巨桉树的办证、销售等工作。2014年—2015年4月期间，被告人王同先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与砍伐承包人联系并谈好砍伐价格后，先后对该公司位于巡场镇三合村小地名马鞍山、垮山湾、杉木林、大坟坝、巡场镇金龙村小地名小坳口、牛棚子、巡场镇茨梨村小地名塔顶坡、蜂子岩、巡场镇新林村小地名岩洞门口等地的巨桉树进行砍伐。经鉴定，其滥伐林木蓄积达4704．179立方米。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现勘资料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王同先违反国家法律，无证砍伐单位巨桉树，立木蓄积达4704.179立方米，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六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被告单位珙县盛世金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及被告人王同先的刑事责任。被告单位的诉讼代表人刘朗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被告人王同先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认为在滥发林木的总方量中应扣减被其他单位砍伐的数量，且请合议庭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具有鉴定资质。辩护人赵正宏的辩护意见是：对罪名无异议；认为在滥伐林木的总方量中应扣减被其他单位砍伐的数量；请合议庭审查鉴定机构是否具有鉴定资质，且鉴定人员在测量时没有公司相关人员参与测量；王同先属于公司员工，其行为是受工作安排的，并非为了私利，应从轻处罚；王同先属于通知到案，随传随到，具有自首情节；巨桉公司对滥伐的林木进行了复栽，社会危害不大；王同先属于初犯、认罪、悔罪，身有残疾，愿意缴纳罚金，热爱公益，建议在三年以下量刑，并适用缓刑。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有：森林公安局巡场派出所的归案情况说明表示王同先案发后是主动到案，一直随传随到；四川能投珙县电力公司、芙蓉电力公司提供的情况说明，秦某1、刘某1等人的说明及村社的证明，均证实四川能投珙县电力公司、芙蓉电力公司在涉案地点存在滥伐的行为；珙泉南城社区和新华社区的情况说明及其王同先夫妻的残疾证明，证实王同先热爱公益事业，夫妻二人均属残疾人。经审理查明，2013年，珙县盛世金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桉公司）口头任命被告人王同先为公司总经理，由其全权负责该公司砍伐巨桉树的办证、销售等工作。2014年-2015年4月期间，被告人王同先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与砍伐承包人联系并谈好砍伐价格后，先后对该公司位于巡场镇三合村小地名马鞍山、垮山湾、梅子埂、杉木林、大坟坝，巡场镇金龙村小地名大坪头、小坳口，巡场镇新林村小地名蜂子岩、牛棚子，巡场镇茨梨村小地名塔顶坡、蜂子岩等地的巨桉树进行砍伐。经鉴定，上述被滥伐林木蓄积达4488.3立方米。另查明，公诉机关指控的巡场镇新林村5社小地名岩洞门口被采伐林木的蓄积为317.7立方米，因该地在砍伐时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后被林业局收回，因此该地块砍伐不属于滥伐范围，立木蓄积应从公诉机关指控的总蓄积4704.179立方米中予以扣减。上述地点滥伐林木蓄积中，芙蓉电力有限公司滥伐的新林村4社蜂子岩、牛棚子采伐桉树蓄积41.1968立方米，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高压输电线路滥伐的茨梨3社塔顶坡立木蓄积21.6628立方米，珙县高压输电线路现场滥伐的三合村5、6社马鞍山采伐林木蓄积8.5立方米。该三单位采伐的立木蓄积共计71.3596立方米，该立木蓄积应从砍伐的总立木蓄积4488.3立方米中予以扣减。因此，无证砍伐的立木蓄积应为4416.94立方米。另外，被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高压输电线路滥伐的新林5社小地名岩洞门口被采伐林木的蓄积为30.4614立方米，因岩洞门口被滥伐的林木蓄积总共317.7立方米已从公诉机关指控的总蓄积中予以扣减，因此岩洞门口被四川能投珙县电力有限公司砍伐的立木蓄积30.4614立方米不再从公诉机关指控的总蓄积4704.179立方米中重复扣减。上述事实，有以下经庭审予以举证、质证，本院予以采信的证据证实：1.报案材料、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2.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1）现勘笔录、现场图、照片证实：（2）刘某2指认现场笔录、照片证实：（3）指认笔录、照片证实：3.鉴定意见（1）鉴定聘请书、林业调查测算报告、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2）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3）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4）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5）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6）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7）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8）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9）鉴定聘请书、四川绿盾森林资源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10）鉴定聘请书、林业调查测算报告、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11）鉴定聘请书、林业调查测算报告、珙县价格认证中心关于被滥伐巨桉的价格鉴定意见书证实：（12）林业行政处罚立案登记表、鉴定聘请书、调查测算报告及价值计算函证实：（13）鉴定意见通知书：4.书证（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证实：（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证实：（3）巨桉公司股份转让协议及股东会议议案：（4）情况说明、调取办理木林采伐手续的委托文书、巨桉公司委托书证实：（5）调取证据通知书、巡场镇林业站证明证实：（6）林权证及林木权属、巡场林业站证明证实：（7）珙县林业局关于撤销采伐许可证的通知证实：（8）宋某与李建华签订的木材购销合同、借条、欠条证实：（9）李某1与巨桉公司签订的木材购销合同证实：（10）付某提供的购销合同、补充协议书、台账、营业执照、转款凭条2张、场地租赁合同等证实：（11）向某提供木材购销合同以及收条、货运单等证实：（12）杨某提供结算清单、欠条证实：（13）提取笔录证实：（14）张某、刘某2提供记录依据及情况说明证实：（15）巨桉公司与秦某1、陈某、刘某2等人签订林木采伐承包协议证实：（16）王同先提供欠条证实：（17）珙县巡场镇金龙村三社申请证实：（18）户籍信息证实：（19）情况说明证实：5.证人证言（1）证人李建华证实:（2）证人黄某证实：（3）证人洪某证实：（4）证人刘某2证实：（5）证人刘朗证实：（6）证人胡某证实：（7）证人卢某证实：（8）证人宋某、易某、王某证实：（9）证人李某1证实：（10）证人付某证实：（11）证人胡某1、向某、钟某证实：（12）证人张某2证实：2014年10月，他在巡场金沙村开了一个木材加工厂来加工巨桉树。王同先负责将木材经营许可证办好，提供巨桉树货源，巨桉公司负责把树运到加工厂，工厂没干好久就停了。王同先跟他说巨桉公司都是他在负责。（13）证人刘某1、秦某2、秦某1证实：（14）证人王某1、陈某1证实：（15）证人胡某1、胡某2、张某1证实：（16）证人袁某证实：（17）证人孙某、秦某3、秦某4、何某1、何某2证实：（18）证人田某2、田某1证实：（19）证人秦某5、闫某、刘某3证实：（20）证人孙某1、梁某1、黎某、秦某5、罗某证实：（21）证人林某1、林某2、余某、秦某6证实：（22）证人杨某证实：（23）证人杨某、刘某3、秦某7、田某3证实：（24）证人秦某8、秦某9、秦某10证实：（25）证人刘某4证实：（26）证人陈某、陈某3、王某3、周某3、周某4、高某、陈某、张某证实：（27）证人赵某、赵某1、赵某2、刘某3证实：（28）证人刘某2证实：（29）证人赖某证实：（30）证人何某证实：（31）证人黄某证实：6.被告人王同先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单位珙县盛世金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及被告人王同先违反国家法律，无证砍伐单位巨桉树，立木蓄积达4416.94立方米，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六条，构成滥伐林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王同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属坦白，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王同先自愿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针对被告人王同先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解意见，本院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评判意见如下：1、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由合议庭对两次鉴定机构是否具有鉴定资质进行认定，鉴定人员在测量时没有公司相关人员参与测量的意见。经查，两次鉴定机构都是具有合法的鉴定资质，属于合法的鉴定主体，虽在测量时没有公司相关人员参与，但被告人及辩护人对鉴定意见内容表示无异议，且表示不申请重新鉴定。因此对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依法予以采纳。2、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四川能投公司、宜宾电力公司、芙蓉电力公司砍伐的数量应予以扣减。经查，公诉机关在指控时已扣减了被上述三单位砍伐的巨桉树立木蓄积。3、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经查，虽然被告人王同先在公安机关通知时随传随到，但被告人王同先到案后未如实供述，其第一次在公安机关供述时表示无证砍伐的事情他不清楚，且证人刘朗、胡某证言证实，在公安机关通知他们问材料前都告知了王同先，被告人王同先都让二人做一个假的过磅单和销售账交给公安机关。由此可见，被告人王同先的行为不构成自首，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4、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王同先属于公司员工，其行为是受工作安排的，并非为了私利，且巨桉公司对滥伐的林木进行了复栽，社会危害不大，应对王同先从轻处罚。经查，虽然被告人王同先是受公司工作安排，但在履职过程中未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就进行砍伐，因此对王同先及其单位均应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未提交巨桉公司已对滥伐林木进行复栽的证据，因此对该辩护意见不予采纳。5、辩护人提交的被告人王同先及其妻子属于残疾人，且被告人王同先热爱公益的证据，本院认为该证据与本案无关，不予采纳。6、辩护人提出王同先属于初犯、认罪、悔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本院已在量刑时考虑了上述情节，予以了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珙县盛世金潮林业开发有限公司犯滥伐林木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王同先犯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6月13日起至2021年6月12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周娟人民陪审员刘国洪人民陪审员肖元忠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书记员王晋

朱军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川0411刑初96号：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以攀仁检公诉刑诉［2018］7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朱军犯受贿罪，于2018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5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郭俊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朱军及辩护人陈文友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攀枝花市殡仪馆系攀枝花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职能是提供遗体接运、冷藏、火化、骨灰存放等殡仪服务。1994年7月，被告人朱军到攀枝花市殡仪馆工作，为事业单位人员编制。2011年8月，经攀枝花市民政局党组研究决定，任命被告人朱军为攀枝花市殡仪馆馆长。2011年11月，经攀枝花市殡仪馆决定，被告人朱军主持本单位全面工作。2012年至2017年初，被告人朱军任攀枝花市殡仪馆馆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非法收受他人现金共计299900元。具体如下：1、2013年8月至2015年3月期间，攀枝花市殡仪馆单硷冷藏间的承包商攀枝花市忠孝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宋某，为了维持和被告人朱军的关系，并在工作中得到被告人朱军的关照，以返还利润的名义，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400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另外，宋某在2012年至2016年期间的法定节假日，先后多次向被告人朱军送烟、酒等礼品及1000元左右的红包。2016年，攀枝花市巡察组对攀枝花市民政局巡察时，发现攀枝花市殡仪馆与攀枝花市忠孝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殡葬服务协议内容违规违纪，需要立即整改。在2016年年底至2017年年初左右，被告人朱军因担心出事，遂将宋某送给自己的现金、礼品及红包折价退还给宋某，共计80000元，其中礼品和红包价值折算为30000元。2、2013年至2016年期间，攀枝花市殡仪馆殡葬设备供货商江西际海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沈某，为了和被告人朱军搞好关系，能与攀枝花市殡仪馆长期合作，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550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其中，在2013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仁和水岸沙湾小区附近一茶楼，收受沈某现金20000元；在2014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炳三区新宏国际小区德馨茶楼，收受沈某现金20000元；在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仁和水岸沙湾小区附近一茶楼，收受沈某现金15000元。3、2012年至2015年期间，攀枝花市殡仪馆殡葬设备供货商方某，为了和被告人朱军搞好关系，在工作中得到被告人朱军的关照，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600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其中，在2012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成都市一宾馆，收受方某现金20000元；在2015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炳三区新宏国际小区德馨茶楼，收受方某现金40000元。4、2013年至2014年期间，攀枝花市殡仪馆监控设备供货商攀枝花市迈岭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邓某1（别名邓某2），为了和被告人朱军搞好关系，在工作中得到被告人朱军的关照，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170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其中，在2013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仁和区一茶楼，收受邓某1现金7000元；在2014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收受邓某1现金10000元。5、2014年至2016年期间，被告人朱军的同学黄某，为了和被告人朱军搞好关系，能够继续承包攀枝花市殡仪馆的工程项目，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300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其中，在2014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家中，收受黄某现金10000元；在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收受黄某现金20000元。6、2013年至2016年期间，承包攀枝花市殡仪馆物业服务的攀枝花市樟树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的经理张某，为了维持和被告人朱军的关系，在工作中继续得到被告人朱军的关照，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279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其中，在2013年国庆节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收受张某现金4000元；在2014年国庆节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收受张某现金4000元；在2015年底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收受张某现金10000元；在2016年6月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收受张某现金9900元。7、2012年至2016年期间，承包攀枝花市殡仪馆工程建设的承包商林某，为了保持和被告人朱军的关系，继续承包攀枝花市殡仪馆的工程，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280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其中，在2012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学院附近，收受林某现金5000元；在2013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新宏国际小区门口，收受林某现金4000元；在2013年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宋艳华餐厅过生日时，收受林某现金2000元；在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炳三区新宏国际小区门口，收受林某现金4000元；在2014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水岸沙湾小区路边，收受林某现金2000元；在2015年春节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炳三区新宏国际小区门口，收受林某现金4000元；在2015年中秋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收受林某现金2000元；在2016年春节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炳三区新宏国际小区门口，收受林某现金4000元；在201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仁和区百加百洗车店门口，收受林某现金1000元。8、2015年至2016年期间，在攀枝花市殡仪馆内从事殡葬用品销售的攀枝花市三合殡葬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3，为了和被告人朱军搞好关系，在工作中得到被告人朱军的关照，先后送给被告人朱军现金共计42000元。被告人朱军明知其送钱意图，仍然接受该款并据为己有。其中，在2015年初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其办公室归还陈某3借款20000元，因陈某3不要其归还的该笔借款，被告人朱军却在案发前仍未归还；在2015年中秋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小巫某，收受陈某3现金5000元；在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炳三区新宏国际小区门口，收受陈某3现金8000元；在2016年端午节，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炳三区新宏国际小区门口，收受陈某3现金4000元；在2016年中秋节，被告人朱军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四十九同乐世界路边，收受陈某3现金5000元。另查明，2017年7月，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发现被告人朱军涉嫌受贿线索。同年7月21日，该院反贪局电话通知被告人朱军到案协助调查。被告人朱军接到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案，如实供述了案件事实。之后，被告人朱军的亲属代其在公诉前主动退还了涉案款353800元，检察机关依法予以扣押。上述事实，被告人朱军及辩护人陈文友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到案情况说明，强制措施材料，扣押决定书及扣押清单，干部任免审批表、转正（定级）审批表、任职文件等任职材料，会议纪要，银行账户明细，商品房买卖合同，攀枝花市殡仪馆与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签订的协议，攀枝花市殡仪馆与宋某等行贿人员及其所在的公司签订的涉及采购、代销、物业服务、维修、建设工程施工等项目的合同，解除合同通知书，40000元费用使用明细，情况说明，随案移送清单，证人宋某、刘某、徐某、夏某、陈某1、陈某2、潘某、帅某、张某、黄某、林某、邓某1、沈某、方某、陈某3、李某的证言，被告人朱军的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朱军身为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现金299900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部分犯罪事实和罪名成立，指控的犯罪金额不当，本院依法予以变更。被告人朱军收受陈某3的42000元中的20000元，虽系借款，但其在案发前一直未归还，具有明显的非法据为己有的主观意图，其行为性质依法应认定为变相收受被告人陈某3现金20000元。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朱军收受宋某烟、酒等礼品的价值认定为30000元的证据不足，不应认定为犯罪金额的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予以采纳，但是对被告人朱军收受宋某烟、酒等礼品的情节，量刑时要予以考虑。被告人朱军接到电话通知后自行到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朱军在案发前已退还40000元赃款及烟、酒价值的折算款，其亲属代其积极退还了全部赃款，可以从轻处罚。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朱军系自首，其亲属代其积极退赃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被告人朱军非法收受的贿赂款299900元，系违法所得，依法应当予以追缴，由于其在案发前已退还40000元,故依法应当追缴被告人朱军的违法所得为259900元。被告人朱军受贿持续时间长、涉及人数和次数多，且受贿金额数额巨大，不宜对其适用缓刑。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朱军犯受贿罪，减轻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7月28日起至2019年7月24日止），并处罚金150000元（限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清）；二、对被告人朱军的违法所得2599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多退缴的部分冲抵罚金）。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仲明镜审判员唐天成人民陪审员赵淑彦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四日书记员钟恒轶

Ꙉ强、胡海燕等贪污罪，陈强、沈士锋等受贿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浙杭刑初字第202号：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13）21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犯贪污罪，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犯受贿罪，于2013年10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鲍健、代理检察员陈晓麒及杜恬君、来洪、陈诚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及其委托的辩护人吴立伟、赵岐龙、胡瑞江、杨羡英、傅德法、文涛、张顺洪、徐一雯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一、贪污部分：被告人陈强担任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副主任、浙江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主任期间，为侵吞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公款并解决支付医生回扣费问题，授意被告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等人先后注册成立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并先后指使时任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的周文波、张彬及时任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主任的沈士锋，利用采购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职权虚增交易环节，要求瑞声达听力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峰力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等供货商将货物销售给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该三公司再抬高价格销售给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和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从中获取不法利益。同时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以虚构业务经费的方式，侵吞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的公款。（1）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利用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从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获取钱款3630408元和价值442114元的助听器，共计4072522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2529000元，剩余约1543522元财物被陈强、胡海燕侵吞用于公司经营、投资房产、装修房屋以及分红等。其中，2006年3月至2008年4月，被告人陈强、周文波、胡海燕利用上述方式，获取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财物共计价值1619077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952000元，实际侵吞财物约667077元；2008年7月21日至2011年1月，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利用上述方式，获取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财物共计价值2298348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1449000元，实际侵吞财物约849348元。（2）2011年2月至6月，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利用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从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获取钱款752507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282088元，剩余约470419元被陈强、胡海燕、张彬侵吞。（3）被告人陈强、张彬利用职权，通过虚构业务经费的方式，将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50000元汇入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后被胡海燕用于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在浙江省军供大厦的消费；将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49800元汇入杭州星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后被胡海燕用于其名下的杭州贝迪科技有限公司的包装业务费用。2012年4月，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将上述99800元作为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的利润予以共同侵吞。（4）2009年至2010年，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利用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从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获利148225元，支付“医生回扣费”约50000元，被告人沈士锋实际侵吞98225元。综上，被告人陈强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2211966元，被告人胡海燕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2113741元，被告人张彬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1419567元，被告人沈士锋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98225元，被告人周文波贪污犯罪数额约为人民币667077元。二、受贿部分：1、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在与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小康工程”假肢项目中标单位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签订“小康工程”假肢装配及售后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于2010年至2011年共收受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72590元。2、2006年至2008年期间，时任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利用职务之便，收受瑞声达听力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区域经理王某甲所送的现金及消费卡共计价值26000元。公诉机关为证实上述指控事实，当庭宣读或出示了证人冯某、吴某甲、余某、王某甲、鲁某、丁某、陈某甲、钟某甲、王某乙、沈某、赵某甲、屠某、尚某、张某甲、卢某甲、陈某乙、吴某乙、蒋某、艾某、邵某等人的证言，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任职文件、干部履历表、劳动合同、经销协议、银行交易明细、记账凭证、发票、销售清单、财务账册、订房协议书、汇款或转账凭证、消费记录、社保证明、承揽合同、货物清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的意见、售后服务协议等书证，审计报告，结算清单、ＱＱ记录截屏等电子数据，抓获经过、情况说明及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的供述等证据。据此，认为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的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的行为还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张彬、周文波在指控的第一节贪污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提请本院依法分别惩处。被告人陈强对于指控认定的受贿事实无异议，但辩称成立达那福等三家公司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的支付问题从而维持听力门诊部的生存，虚开业务经费是“以丰补歉”的做法，这笔钱款为了留待单位以后使用，其对此均无非法占有故意，不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1、贪污部分：（1）根据本案的证据及听力门诊部的实际经营情况，无法认定听力门诊部经营所得的国有性质；成立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系为保障听力门诊部的经营能够得到持续，是为了单位利益，而非作为陈强等人贪污的犯罪工具，设立第三方公司是必要的环节；陈强等人的行为不仅未使听力门诊部利益受损，反而使其受益，故没有社会危害性；公诉机关认定贪污数额仅系听力门诊部可能赚取的钱款，不能确定属国有单位所有，不属于贪污罪的犯罪客体；陈强在达那福公司领取钱款缘于其投资行为，此外并未在天聪公司和来帮特公司获取任何收益；另外，来帮特公司2009年8月4日、5日的两笔业务是通过公开招投标发生，不应认定为陈强等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因此，被告人陈强的行为不构成贪污罪。（2）瑞声达公司给予达那福公司的40余万元返利，系达那福公司正常经营获取的利益，不符合公共财物的特征，故公诉机关指控接受该部分返利属于贪污行为有误。2、受贿部分：系蒋某、艾某利用其二人在奥托博克公司的职务之便，伙同陈强、沈士锋从奥托博克公司骗取钱款后平分，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系蒋某和艾某，四人应构成职务侵占罪的共同犯罪，陈强等人不构成受贿罪。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还提出陈强在被羁押期间发明创造，取得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且被授予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权，属于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应构成立功。被告人胡海燕辩称其并无侵吞单位公款的意图，只是通过该方法一方面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支付问题，也不排除借此让自己开展其他业务而使自己待遇提高，该方法并未损害听力门诊部的利益，反而使听力门诊部受益；审计报告认定的毛利数额过高；对于陈强等人虚支业务经费部分其事先并不知情。被告人胡海燕的辩护人提出：1、关于指控的第一、二节贪污：辩护人认为向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采购助听器正是为了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的支付问题、维持听力门诊部经营而必须增加的交易环节，听力门诊部为此增加的经营成本系必须付出的代价；瑞声达公司给达那福公司的返利40余万元系达那福公司作为经销商从供货商处争取所得，理应归达那福公司所有，胡海燕打给张彬的6万余元钱款系归还听力门诊部所谓“医生回扣费”差额，均不应计入贪污数额；胡海燕等人的行为并未造成听力门诊部的损失，未侵犯公共财产所有权；依听力门诊部与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的约定，达那福公司不可能获得巨额利润，胡海燕等人不具有侵吞公共财物的故意。2、关于指控的第四节贪污：辩护人认为听力门诊部汇款到军供大厦、星洋公司的两笔钱系陈强、张彬等人经办，胡海燕事前未共谋、事中未参与、事后才知情，不应认定为贪污罪共犯，仅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请求法院对被告人胡海燕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还提出被告人胡海燕具有检举、揭发他人受贿犯罪，构成立功。被告人沈士锋对指控认定的贪污及受贿的事实并无异议，但辩称贪污事实中其并无实际获利，受贿事实中其仅实得15万元。被告人沈士锋的辩护人提出，成立来帮特公司是为了解决国有单位的所谓“医生回扣费”支付问题，因此应在犯罪数额中扣除该笔费用，还应扣除公司设立必需的运营成本；沈士锋并未实际侵吞来帮特公司所获取的98225元利润，其中5.5万元被他人占有；沈士锋对其贪污和受贿犯罪均系自首；在共同贪污和受贿中沈士锋均起到次要作用，系从犯。请求法院对沈士锋减轻处罚。被告人张彬及其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张彬到听力门诊部时间较晚，且权力受制于陈强，并未起到帮助陈强等人通过达那福公司侵吞听力门诊部公款的作用，不构成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节贪污犯罪的共犯；胡海燕打给张彬的6万余元钱款系归还听力门诊部的所谓“医生回扣费”差额，不应计入贪污数额；张彬在其他共同贪污犯罪中系从犯，且具有自首情节，请求法院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周文波及其辩护人对指控认定的受贿事实无异议，但提出被告人周文波仅系在工作中有所疏忽，并不知道达那福公司的真实情况，不具有共同贪污的故意，不构成贪污罪的共犯；且公诉机关指控周文波与陈强等人利用达那福公司共同贪污的事实与贪污罪法律特征不相吻合，审计报告缺乏适用的会计准则和计算依据，无法作为认定利润金额的证据。请求法院考虑被告人周文波有自首、初犯、主动退赃等情节，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1996年10月，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以下简称省残联）的下属事业单位浙江省聋儿康复中心（以下简称聋儿康复中心）开办成立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性质为国有事业单位，负责全省耳聋患者的听力检测、耳模配制和助听器选配等服务，同时仍作为聋儿康复中心的部门之一，人员与财物均属聋儿康复中心管理。2001年2月，省残联成立浙江省听力技术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听力服务中心），隶属聋儿康复中心，听力服务中心实际仍以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名义对外经营。2001年11月，省残联将聋儿康复中心、浙江省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站（以下简称残疾人用品用具站）合并组建直属事业单位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以下简称康复指导中心），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也归属康复指导中心管理，同时残疾人用品用具站的下属部门浙江省现代假肢矫形器装配中心（以下简称假肢中心）也并入康复指导中心。2002年8月，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经营范围新增伤残人用品用具及康复训练用品的供应。2007年8月，康复指导中心增挂浙江省残疾人辅助器具资源中心（以下简称辅具中心）牌子；聋儿康复中心听力门诊部于2008年12月更名为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听力门诊部（以下统一简称为听力门诊部），于2012年2月更名为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辅助器具服务部。2001年1月至2011年8月期间，被告人陈强先后被省残联任命为残疾人用品用具站主任、聋儿康复中心副主任、听力门诊部主任、康复指导中心副主任、辅具中心主任，主管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的工作。2005年7月，被告人周文波被聘任为听力中心（即听力门诊部）副主任，负责听力门诊部的管理工作，至2008年5月其回家待产；2008年7月、2011年6月，被告人张彬先后被聘任为听力中心（即听力门诊部）副主任、主任，接替周文波负责听力门诊部的管理工作。2006年11月、2010年1月，被告人沈士锋被先后聘任为假肢中心副主任、主任，负责假肢中心业务管理工作；2011年8月与康复指导中心终止劳动合同。2006年3月至2011年8月期间，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分别结伙或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利用陈强等人的职务之便，增加采购环节、虚构业务经费，侵吞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公款；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还分别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分别结伙或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共同贪污人民币2093412元，其中被告人陈强参与贪污人民币2093412元，被告人胡海燕参与贪污人民币1995187元，被告人张彬参与贪污人民币1301013元，被告人沈士锋参与贪污人民币98225元，被告人周文波参与贪污人民币667077元。被告人陈强和沈士锋共同受贿人民币372590元（其中陈强和沈士锋各实得15万元，72590元留于二人共同开办的来帮特公司账户内）；被告人周文波受贿人民币26000元。具体事实如下：一、贪污事实（一）2005年底，时任康复指导中心副主任、辅具中心主任的被告人陈强为侵吞听力门诊部公款并解决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支付问题，授意被告人胡海燕辞去辅具中心办公室的工作，并与胡海燕、听力门诊部助听器供货商瑞声达听力技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声达公司）区域经理王某甲，以挂名股东屠某、李某丙的名义注册成立杭州达那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那福公司），该公司由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实际掌控。2006年开始，被告人陈强对听力门诊部谎称达那福公司系瑞声达公司的分公司，对供货商谎称达那福公司系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单位，并指使先后担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张彬利用采购助听器的职权，与胡海燕里应外合，通过增加助听器交易环节的方式，即要求瑞声达公司、峰力听力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力公司）等供货商以原供货价格和模式将助听器先行销售给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再加价转售给听力门诊部，以此获取不法利益。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所掌控的达那福公司通过上述方式累计非法获利人民币3630408元，并将瑞声达公司原应返给听力门诊部的价值人民币442114元的助听器予以侵吞，以上共计人民币4072522元。在此过程中，听力门诊部按照实际销售额的4.5%-13.5%的比例每月与达那福公司结算应支付的销售助听器的费用，达那福公司将该钱款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现已查实，按照一定比例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合计约人民币2529000元。剩余约人民币1543522元的财物被陈强、胡海燕侵吞，分别用于达那福公司及以陈强、胡海燕为实际股东的杭州贝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贝迪公司）等公司经营、投资房产、装修及分红等。2006年3月至2008年4月，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利用其职权参与和供货商定价磋商，帮助陈强、胡海燕以上述方式非法获取人民币1619077元的财物，其中支付给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约人民币952000元，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剩余人民币667077元。2008年7月21日至2011年1月，接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张彬利用其职权帮助陈强、胡海燕以上述方式非法获利人民币2298348元，其中支付给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共计人民币1449000元，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剩余人民币849348元。2011年2月胡海燕通过银行转账交给张彬人民币65184元，张彬将其中人民币34000元予以侵吞。（二）2010年12月17日，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在被告人陈强的授意下，以他人名义注册成立杭州天聪听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聪公司）。公司成立后，被告人陈强、张彬利用其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增加助听器交易环节，要求瑞声达公司、峰力公司等供货商以原供货价格及模式将助听器先行销售给天聪公司，天聪公司再加价转售给听力门诊部，以此获取不法利益。2011年2月至6月，被告人陈强、张彬、胡海燕所掌控的天聪公司通过上述方式累计获利人民币633953元，其中按照一定比例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用于销售助听器的费用约人民币282088元，剩余约人民币351865元被三被告人侵吞。（三）2008年5月，被告人陈强为了侵吞康复指导中心的增设机构辅具中心（以康复指导中心为名对外经营）的公款，并解决辅具中心下属部门假肢中心的销售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支付问题，授意时任假肢中心负责人的被告人沈士锋、北京奥托博克假肢矫形器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托博克公司）销售总监蒋某、华东区负责人艾某与其共同以被告人沈士锋表弟吴某乙、蒋某亲戚彭某甲的名义注册成立杭州来帮特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来帮特公司），来帮特公司实际由沈士锋、吴某乙掌控。公司成立后，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利用职务之便，增加交易环节，要求奥托博克公司、北京瑞哈国际假肢矫形器贸易公司（以下简称瑞哈公司）等供货商将假肢配件、矫形器等先行销售给来帮特公司，来帮特公司再抬高价格转售给辅具中心，以此获取不法利益。2009年至2010年，被告人陈强、沈士锋通过上述方式利用来帮特公司累计获利人民币148225元，其中按照一定比例以现金形式支付给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约人民币50000元，剩余约人民币98225元被被告人沈士锋等人侵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辩护人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变更登记、批复、更名通知、情况说明，证明听力门诊部系国有事业单位聋儿康复中心投资开办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后虽经主管单位变更、自身更名，但其性质一直为国有事业单位（营业）；辅具中心系康复指导中心的增设机构，性质为国有事业单位，假肢中心系康复指导中心的下属部门。2、任职文件、退休通知、党组会议记录、干部履历表、情况说明、职责说明、劳动合同书等材料，证明涉案期间被告人陈强作为领导分管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的工作，被告人周文波、张彬先后担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被告人沈士锋担任假肢中心负责人等情况，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均系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中陈强、周文波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证人吴某甲、凌某、余某（省残联、康复指导中心现任或原任领导）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强的任职情况及分管工作情况。4、公司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证明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及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实际经营的贝迪公司、莱肯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5、经销协议，证明2003年2月，听力门诊部与瑞声达公司签订助听器的经销协议书约定助听器供货价为零售价的50-55%；2006年、2008年，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签订经销协议书及备忘录，约定助听器价格为零售价的32-45%不等，需方（即达那福公司）实际为听力门诊部下属公司，另约定基于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经销协议，瑞声达公司按照实际回款额的10%作为达那福公司的完成任务奖，以助听器形式支付；2010年2月28日，达那福公司与峰力公司签订销售协议，约定助听器价格为零售价的37%等情况。另有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供的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于2006年1月签订的经销协议，证明双方约定达那福公司销售给听力门诊部的供货价为瑞声达公司产品零售价的68%，达那福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零售额15%的佣金。2011年2月，天聪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签订助听器供应销售协议，约定助听器供货价为零售价的62%-65%不等；同时，天聪公司与峰力公司签订销售协议，约定天聪公司助听器购货价为零售价的32%。另有购买合同、销售记录等证明来帮特公司与瑞哈公司2009年签订的假肢生产设备购买合同，以及奥托博克公司与来帮特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6、回款、返利明细，证明瑞声达公司按协议约定自2006年12月至2011年2月每季度返利给达那福公司的情况。7、银行交易明细、对账单，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及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名下银行账户的资金出入，以及被告人胡海燕个人银行账户经常进出其实际控制的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贝迪公司等公司资金等情况，其中2011年1月20日，张彬存入10万元股本金至胡海燕账户；2011年2月25日，胡海燕转账65184元至张彬账户；2012年4月6日、16日，胡海燕分别转账10万元、5万元至张彬账户，张彬于当日将该钱款转账给其丈夫赵某甲；2011年4月29日，胡海燕转账10万元至天聪公司账户；同年9月19日，胡海燕转账48500元至张彬账户；2010年12月14日，胡海燕开给达那福公司会计沈某人民币75万元的本票，同日，天聪公司账户内打入于某投资款25万元，陶某乙投资款75万元；天聪公司支付给峰力公司货款共计841262.5元，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以“市场费”为名转账118554.2元至天聪公司账户；来帮特公司账户于2008年5月、6月分别存入3笔共25万元投资款，2010年12月27日又存入5万元股本金。8、记账凭证、增值税发票、销售记录，证明2006年至2011年1月期间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之间的业务往来、2011年天聪公司与听力门诊部之间的业务往来，以及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来帮特公司与康复指导中心之间的业务往来情况。9、2006年-2011年听力门诊部销售清单，证明听力门诊部的销售情况，据此计算应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10、审计报告，证明经浙江兴合会计师事务所审核确认，2006年3月至2011年1月，达那福公司对听力门诊部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3630408.22元，其中2006年3月至2008年4月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1431067.17元，2008年7月21日至2011年1月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2063218.21元；2011年天聪公司对听力门诊部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633953.75元，另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汇入天聪公司“市场费”人民币118554.2元；2009年2月至2011年12月，来帮特公司对康复指导中心的货物销售毛利额为人民币148225.34元。11、扣押物品清单、被告人胡海燕的ｉＰｈｏｎｅ手机及从其手机上提取的ＱＱ聊天记录截屏、结算清单等，证明公安机关从被告人胡海燕处扣押ｉＰｈｏｎｅ手机1部，并从该手机上提取相关手机ＱＱ聊天记录，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在ＱＱ上就天聪公司的收支情况进行沟通，确定2011年3月至2011年12月天聪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282088元，后被告人胡海燕将结算情况告知被告人陈强。12、明细账、清单，证明2007年-2008年假肢中心支付给业务员销售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部分以“专家评估费”的方式支取。13、股权分配方案、股东决议、收据、发票、租赁合同、房屋买卖合同、车位转让协议等、杭州莱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肯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鲁某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强以他人名义和被告人胡海燕、鲁某共同出资人民币100万元组建莱肯公司，后其三人将该公司资产以胡海燕的名义于2010年3月18日以120万余元价格购买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8幢2单元402室房屋及2个车位的使用权，胡海燕另行支付剩余房款，三人对该房产按份共有，目前该房屋用于出租。14、住宅装饰装修施工合同、代购清单、证人赵某乙的证言，证明被告人胡海燕与装修公司签订合同装修被告人陈强位于江南水乡33-4号房屋并支付部分装修材料费、人工费等情况。15、证人王某甲（原瑞声达公司区域经理）的证言，证明2005年左右，其听陈强说成立达那福公司可以把听力门诊部一部分利润截留下来给下面的助听器验配师发奖金，并谎称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下属公司，要求以后瑞声达公司对听力门诊部业务必须通过达那福公司，其提供5万元股本金用于共同成立达那福公司，其怀疑该公司系陈强个人所有。在瑞声达公司看来，听力门诊部、达那福公司是一体的，给他们的供货价格均一样，后陈强、周文波他们代表达那福公司和听力门诊部、其代表瑞声达公司签订了三方合同，就合同内容周文波和其通过电子邮件来回讨论过多次，最终合同约定瑞声达公司供货给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再供货给听力门诊部，同时瑞声达公司返利给达那福公司。其不再负责助听器销售后向陈强、胡海燕要回5万元出资款，其也未收到过达那福公司的分红。16、证人丁某（瑞声达公司华东区销售经理）的证言，证明2010年其与王蕾进行工作交接时听王蕾称听力门诊部、达那福公司属于一家，所以就把给听力门诊部的优惠条件给了达那福公司，瑞声达公司给达那福公司的折扣为3.5-4.5折，并按销售额的10%返利给达那福公司，从其公司提供的返利明细看，2006年2月至2011年6月20日其公司按季度、以助听器实物形式返利给达那福公司，其所知在此前后均返利给听力门诊部。17、证人王某乙（峰力公司华东区域销售经理）的证言，证明峰力公司一直与听力门诊部有业务往来，其接任后至2011年峰力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业务通过达那福公司结算货款，陈强退休前几个月，应听力门诊部主任张彬的要求其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业务通过天聪公司结算。峰力公司一直以为达那福公司和天聪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三产公司，货物也是应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要求直接发到听力门诊部。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名为“市场费”打入天聪公司的118551.2元是天聪公司之前结余的货款，其公司已将该款项打回。峰力公司会计陈琦的证言亦证明峰力公司将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听力门诊部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销售折扣和信用额度均同一，返利也是一起计算，及其中118551.2元系天聪公司多支付的货款，其公司已将该款项归还天聪公司等情况。18、证人李某甲、陶某甲（声望公司经理和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开始以达那福公司名义向其公司进货，后致电给陶某甲称有天聪公司要从声望公司进货，后张彬和林蕾蕾以天聪公司的名义向声望公司购买助听器；其公司对任何客户都一视同仁给予优惠，供货价格基本一致的事实。19、证人马某（瑞哈公司经理）的证言，证明其公司之前与假肢中心的沈士锋联系业务；2009年，沈士锋曾以来帮特公司的名义与瑞哈公司发生过一笔业务，当时沈士锋称为省残联购买，于是其给的价格与之前价格一样。20、证人蒋某、艾某（分别系奥托博克公司的销售总监、区域销售经理）的证言，证明来帮特公司在陈强提议下于2008年成立，陈强、沈士峰、蒋某和艾某每人出5万元入股，吴某乙和彭某甲都只是挂名股东，来帮特公司的实际股东是陈强和沈士锋，其二人未收到过分红也未归还出资款。其为来帮特公司在奥托博克公司申请与辅具中心同样的假肢配件进货价格，来帮特公司从奥托博克进货后，主要都是直接发货到辅具中心。陈强、沈士锋还要求其等人在辅具中心工作人员面前称来帮特公司是奥托博克公司的分公司。蒋某还证明2009年，辅具中心的一次招投标前，沈士锋打电话邀请奥托博克公司参与投标并暗示其公司为来帮特公司陪标，其之后虽然并未完全按照沈士锋要求报价，但最后来帮特公司还是中标，因为陈强和沈士锋既是采购方，又是投标方，沈士锋还是评委，来帮特公司中标肯定存在违规操作。21、证人俞某甲（达那福公司出纳）的证言，证明胡海燕系达那福公司的实际经营负责人，陈强也经常过来召集副总在达那福公司开会，达那福公司、杭州鸟巢科技有限公司、天聪公司等公司都与胡海燕有关系；达那福公司在2010年底之前只做助听器业务，主要销售给听力门诊部，获取毛利20%左右，公司利润基本不入账，均打入胡海燕个人的银行卡账户上。供应给听力门诊部的西门子公司、瑞声达公司助听器均由厂家直接发货至听力门诊部。22、证人鲁某（原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的会计）的证言，证明其帮达那福公司做账时发现公司业务比较单一，主要业务就是将助听器转卖给听力门诊部，利润很可观，并用冲差旅费方式导致账面利润亏损。2008年年底，陈强、胡海燕和其共出资100万注册成立了莱肯公司，后其三人商量以胡海燕名义以120万余元购买了良渚十六街8幢2单元402室及2个车位，其余款项由胡海燕支付，其三人占这套房子的比例变成陈强占27.69%，胡海燕占45.43%，其占26.88%。另证明沈士锋曾让其帮忙垫资成立来帮特公司，其委托他人暂时垫付注册资本100万元。23、证人俞某乙（原达那福公司员工）的证言，证明每个月初胡海燕会将现金和清单交给其，由其按照清单上的金额分发给听力门诊部驻各医院销售助听器的业务员，或者全部拿给听力门诊部主任张彬，由张彬分发的事实。24、证人沈某（达那福公司会计）的证言，证明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等均为被告人胡海燕的公司，达那福公司存在部分货款入胡海燕个人账户，天聪公司注册时资金全部来自胡海燕等情况。25、证人朱某（原听力门诊部会计）的证言，证明听力门诊部由时任负责人的周文波负责采购，付款时需要陈强、周文波签字同意，经销合同也由周文波主管。听力门诊部在做医院助听器业务时给医生回扣，2004、2005年左右领导明确不能再给医生回扣，之后陈强称瑞声达公司成立子公司达那福公司，听力门诊部今后从达那福公司进货，通过达那福公司提取现金支付医生回扣，还称会派胡海燕到达那福公司负责，但其之后听说达那福公司是陈强的公司。瑞声达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助听器销售价格逐年降低，最后降到了4.5折，听力门诊部从达那福公司的进货是7.5折左右，导致出现差价，具体差价是陈强去商谈，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差价被用于支付医生回扣，给医生的回扣按实际销售额计算，若以市场价卖出，则按销售额的13.5%计算，若打折销售给医生的回扣也要打折，8折及以下销售则没有回扣。陈强并未提起除医生回扣外的剩余利润，但肯定没有交到听力门诊部帐上。原来听力门诊部直接从瑞声达公司进货时，瑞声达公司会按照一定比例以助听器实物形式返利给听力门诊部，但从达那福公司进货后，瑞声达公司的返利都留在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从未将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差额返给听力门诊部。26、证人谭某（原听力门诊部出纳）的证言，证明陈强、周文波称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公司的分公司；达那福公司成立前，听力门诊部驻医院销售助听器需要支付一定回扣给医生，每月业务员上报数据经领导审核后发放给业务员，钱款通过其他收入不入账的方式解决；达那福公司成立后，听力门诊部通过达那福公司高价采购助听器，所谓的“医生回扣费”由达那福公司解决，胡海燕每个月会把费用交给业务员。27、证人冯某（原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会计）的证言，证明听力门诊部通过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采购助听器，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是经张彬计算、其核算，再由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的业务员；金额是按照实际销售价格的4.5%至13.5%计算。听力门诊部与达那福公司之间关于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每月一结，并未有结余，无所谓年底结算。另证明2007年、2008年其兼任辅具中心会计时，假肢中心的业务员领取的所谓“医生回扣费”是从单位帐上以“专家评估费”等名义或者通过虚报发票的方式支出的。2009年以后，假肢中心不再支付该笔费用，而由业务员自己解决；来帮特公司与辅具中心存在过业务往来。28、证人凌某、陈某甲、吴某甲、杨某、潘某（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省残联、康复指导中心领导）的证言，证明其等人对达那福公司的成立情况并不知情，陈强并未汇报过；陈某甲还证明其在2005年前后就明确告知陈强不允许给医生回扣的情况。29、证人钟某甲、徐某、吴某丙、李某乙、严某、吴某丁、辛某、卢某乙、陆某、黄某甲、施某的证言，证明其等人负责听力门诊部在医院的助听器驻点销售业务，每月收到按照助听器的实际销售价格的4.5%至13.5%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助听器以市场指导价9折（包含9折）以上销售的，该笔费用以实际销售额13.5%计算；助听器以市场指导价8.5折（包含8.5折）以上销售的，该笔费用以实际销售额4.5%计算；助听器以市场指导价8.5折以下销售的，则不支付该费用；听力门诊部非驻点医院助听器销售业务也不需要支付。该钱款或支付给医生，或用于请客等，部分被其等人自己收取。之前所谓的“医生回扣费”由听力门诊部支付，后由达那福公司或天聪公司支付，由胡海燕、张彬等人分发现金或转账，该费用的计算方法一直没有变化。证人钟某乙还证明陈强在听力门诊部会议上介绍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的分公司，但事后自己从王某甲处获知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没有关系。另有证人陈某乙、赵某丙、陈某丙、张某乙的证言，证明其等人负责辅具中心假肢、矫形器等销售业务，在沈士锋担任假肢中心负责人期间，其等人以所谓“医生回扣费”的名义从沈士锋处领取过现金，用于支付给介绍业务的医生或护士，部分自己收取；赵某丙证明其本人未做过高开发票的业务的事实；张某乙证明其知道陈强设立了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天聪公司等公司，胡海燕是陈强的代言人。30、证人屠某、张某丙、李某丙、樊某、章某、石某、毛某、胡某、于某、陶某乙、彭某甲等人的证言，证明其等人或其亲友均未在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贝迪公司、来帮特公司中有过实际投资占股，但曾按胡海燕等人要求出借本人或其亲友的身份证作为公司的挂名股东。其中屠某、张某丙证言还证明上述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的实际股东系被告人陈强和胡海燕，樊某、章某、石某、毛某、胡某证言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在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天聪公司中均实际占有股份；彭某甲证言证明来帮特公司的现金支票、银行预留印鉴章由吴某乙保管，公司业务由沈士锋负责。31、证人陈某丁、陈某戊的证言，证明陈强妻子陈某丁从达那福公司领取工资的情况。32、证人赵某甲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陈强指使其妻子张彬成立天聪公司，其向校友于某借了身份证给张彬用于注册天聪公司，张彬曾经投资入股天聪公司，在结算后拿回股本，还分到约10万元的利润。33、证人邢某的证言，证明达那福公司是陈强、胡海燕的公司，其并不是股东。34、被告人陈强的供述，其供称其在贝迪公司、达那福公司等都占有股份，但因其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以他人名义作为挂名股东。2005年，省纪委因接到举报对听力门诊部及其进行调查，发现听力门诊部从账上直接提取现金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当时省残联明确表示如此做法肯定不行，但不给医生回扣业务无法开展，于是其产生开公司的想法，之后其和瑞声达公司的经理王某甲、胡海燕以他人名义注册成立达那福公司，由胡海燕负责经营，其和胡海燕出资20万元、王某甲出资5万元，在王某甲退出后，达那福公司实际股东只剩其和胡海燕。达那福公司经营助听器销售业务，主要销货单位是听力门诊部，从厂家以市场价4-4.5折进货，以6-6.5折卖给听力门诊部，这中间的差价有一部分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是按照实际销售价的13.5%支付，剩余留在达那福公司。其向省残联领导请示过，他们应该知道其通过第三方公司解决该笔费用问题，但没有跟他们说其在达那福公司占股，关于剩余在达那福公司的盈利作为该公司的服务费及税费也并未和单位领导明说。其以“工资”名义共从达那福公司领取30余万元，2009年其和胡海燕、鲁会计合伙买余杭良渚房子时的18万元及其位于西溪排屋装修款17.5万元是胡海燕从达那福公司的利润中支取后代其支付，其老婆陈某丁以“工资”名义从达那福公司支取72000元，胡海燕还给其红包，上述共计79万余元。因为其退休前一直分管听力门诊部，所以才能保证听力门诊部从达那福公司进货，而不从厂家直接进货。2010年，被告人胡海燕因风险太大不愿再以达那福公司名义经营对听力门诊部的业务，恰好张彬想开公司，其为了让张彬赚钱，并继续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的支付问题便支持张彬、胡海燕成立天聪公司。天聪公司从2011年2月份开始接替达那福公司经营对听力门诊部的助听器业务直到2011年6月，从中赚取差价，同时解决所谓“医生回扣费”支付问题。公司注销时胡海燕提出天聪公司的利润由其、胡海燕、张彬三个人分，其当时并未表态，但因为其对胡海燕有所亏欠，故其最后未拿钱。为了让沈士锋赚点钱，其伙同沈士锋、蒋某、艾某于2008年投资成立了来帮特公司，自己出资5万元。而后，来帮特公司按照达那福公司同样的方式从厂家和辅具中心之间赚取差价，支付所谓“医生回扣费”约3-4万，剩余留在公司账户内，其未从中拿过分红，但股本金5万元已拿回。来帮特公司主要是沈士锋在经营管理，但是在辅具中心的假肢部假肢、矫形器的采购业务，大额的汇款单需经过其同意才能付款。35、被告人胡海燕的供述，供称其于2005年在省残联康复指导中心工作，当时省纪委调查过陈强，陈强与其和瑞声达公司的王某甲一起协商以他人为挂名股东投资注册成立达那福公司，后将部分资金予以抽逃；达那福公司主要通过陈强的关系经营助听器业务，2006年陈强、周文波与瑞声达公司负责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之间合同的谈判，陈强对其单位内部宣称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公司的子公司，瑞声达公司认为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瑞声达公司把原给听力门诊部的优惠条件给了达那福公司，达那福公司以3-4折的价格从厂家购进助听器，之后以6-6.5折的价格出售给听力门诊部，中间的差价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按照实际售价的15%乘以0.9计算），瑞声达公司还按货款的10%以助听器实物形式返利给达那福公司。2006年至2010年，达那福公司除去医生回扣外共有125-150万元左右的税后利润，部分用于公司经营，部分用于陈强及其等人的分红，共分给陈强40余万元，由于陈强与其关系密切，所以这些钱都存放在其银行账户内，陈强江南水乡的房子装修款17.5万元，以及其和陈强、鲁某三人合伙投资成立莱肯公司中其和陈强共67万元的出资款都是其从达那福公司账上支取，之后其三人决定将该钱款用于购买良渚的房子，剩余房款由其另行支付。2011年年底，因为陈强快退休，张彬在听力门诊部也干不久，所以其等人就商议由其和张彬成立天聪公司，趁这段时间陈强、张彬还能决定听力门诊部事务，从听力门诊部助听器业务中赚钱。天聪公司注册资金全部系其从达那福公司帐外资金中借用，后其和张彬均出资过10万元。天聪公司只经营对听力门诊部的助听器销售业务，具体由张彬负责，经营模式与达那福公司相同，低价进高价销售给听力门诊部，净利润5%-15%；在陈强、张彬快离职前，其等人还趁机抬高对听力门诊部的供货价格以便赚取更多利润。公司结算时扣除医生费共获利三四十万元，其中其通过达那福公司虚开发票从天聪公司套取20万元的利润，张彬还提出之前从听力门诊部打出的会务费和印刷费也应计入天聪公司利润，还包括达那福公司应归还给听力门诊部的部分应支付的所谓“医生回扣费”的差额，其提出由其和陈强、张彬三个人分，陈强、张彬均同意，后陈强称从他的份额中分给张彬一部分，陈强将他的份额放在其处。36、被告人张彬的供述，供称其先后担任听力门诊部副主任、主任，主要负责助听器的采购、销售和维修、人员分配、技术培训等，但最终决定权还是归陈强，当时达那福公司和听力门诊部的供货关系已形成，其无法改变。2008年其直接向瑞声达公司购货时折扣是4.2-4.5折，听力门诊部直接向西门子公司采购指定货物只有2.8折。其调到听力门诊部听说达那福公司是陈强自己的公司，如果听力门诊部从其他厂家进陈强就会不高兴。达那福公司将助听器抬高20-25%卖给听力门诊部从中赚取利润，其中13.5%的利润返还给听力门诊部用于支付所谓“医生回扣费”，剩下的利润再加上厂家销售额的返利，实际利润在13.5%至18.5%。达那福公司每年支付的该笔费用为50万元左右，给医生的回扣是按照实际销售价的13.5%计算，而达那福公司则按照产品市场价的13.5%给听力门诊部，中间存在差额，其在任期间进行结算时达那福公司还应该支付20多万元给听力门诊部，但陈强说留一半给达那福公司，之后胡海燕仅打了6万多元到其银行卡，其将2万余元支付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其中的34000元作为胡海燕等人给其个人的好处费。2011年之前听力门诊部都是从达那福公司进货，后来陈强怕风险大，决定换成新成立的天聪公司用于掩人耳目，陈强也想让其赚点钱，让其利用自己工作便利根据他的意思向第三方公司进货，他跟胡海燕就可以从中捞取更多好处。陈强告诉其要新成立的天聪公司会给其分红，具体听胡海燕安排。公司成立后其就代表听力门诊部，胡海燕代表天聪公司，其二人里应外合以低价进高价销售给听力门诊部的方式获得利润，最后大家分红。陈强决定听力门诊部和天聪公司签订的协议上注明预付给天聪公司8万元，并和供货商约定月底结清货款，每个月有几万元的信用额度，天聪公司无需经营本金，稳赚不赔。与之前达那福公司支付给听力门诊部的所谓“医生回扣费”标准一样，听力门诊部业务员每个月月底会计算出费用数额上报，其将数额报给胡海燕，胡海燕和林蕾蕾会以用发票冲账方式从天聪公司套取钱款交给其，再以现金的形式支付给业务员。其从天聪公司共分得将近10余万元。37、被告人周文波的供述，供称其虽然是听力门诊部的副主任，但陈强是主任且系分管听力门诊部的领导，所以最终决定权在陈强。2005年年底时，陈强在听力门诊部召集中层开会称听力门诊部以后从达那福公司进货并通过达那福公司解决所谓的“医生回扣费”问题，并称达那福公司是瑞声达公司的杭州分公司，胡海燕是负责人。后来其参与了2006年听力门诊部以达那福公司名义与瑞声达公司之间的商务谈判，在谈判过程中，陈强告诉王某甲说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其更确信达那福公司不是瑞声达公司的杭州分公司。之后其和王某甲之间以邮件的形式传递领导意思、修改协议，瑞声达公司将经销协议和备忘录起草好后交给其，由其转交给胡海燕盖章，后再由其转交给瑞声达公司。其也参与了达那福公司与峰力公司、西门子公司的合同签订，过程类似前面，陈强也称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听力门诊部是以达那福公司的名义和峰力公司、西门子公司签订合同，对方将给听力门诊部的价格和条件同样适用于达那福公司。其还参与听力门诊部与达那福公司签订合同，清楚中间的价格差大概是助听器市场价的20%以上。瑞声达公司按照回款额的10%以助听器形式支付给达那福公司返利。陈强并未提及达那福公司通过以上方式获取钱款扣除所谓的“医生回扣费”后的其他利润如何处理，应该是留给达那福公司。其做以上事情一方面是因为陈强说如果没有第三方公司支付医生费，听力门诊部在医院的驻点就要全部关门，当时其丈夫钟某甲在浙一医院驻点销售助听器，其考虑丈夫的业务需要，另一方面因为陈强是听力门诊部的分管领导，其为自己职位考虑。胡海燕曾说会把医生费差额在年底返还，但是实际上并未支付。38、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供称2008年3月，陈强指使其成立来帮特公司，陈强、沈士锋、蒋某、艾某各出资5万元，吴某乙和彭某甲是挂名股东；来帮特公司的业务是通过抬高进价的方式将假肢配件、矫形器卖给辅具中心，从中赚取了约15万元的差价，其中5万元左右用于支付所谓的“医生费”，3至4万元用于填补辅具中心高开发票的缺口，上述余款以及陈强、沈士锋、蒋某、艾某共20万元的出资、其与陈强的部分受贿款除支付经营成本外，其他去向不明。2009年辅具中心有一笔30多万元设备采购公开招标，当时来帮特公司、奥托博克公司和瑞哈公司都参与投标，其事先打电话给瑞哈公司的区域经理马斌和奥托博克公司的蒋某或艾某，要求二公司帮助来帮特公司中标，之后来帮特公司以最低价格中标。以上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陈强接任听力门诊部时该单位处于亏损状态，陈强投资并尽力经营才扭亏为盈，国家并无继续投资，也不分配工作任务，不负责员工工资，这些听力门诊部实质不具有国有性质。经查，根据在案的听力门诊部工商登记资料、省残联批复、康复指导中心的情况说明等书证，已充分证明听力门诊部的性质系国有事业单位聋儿康复中心投资开办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后虽经主管单位变更、自身更名，但其性质一直为国有事业单位（营业）；听力门诊部最初注册资金来源于国有事业单位拨款，先后任命的负责人陈强、周文波亦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国家支付工资。因此，听力门诊部的国有性质应确认无疑，其所有的经营性收入属于国有事业单位的资产，即国有资产。故陈强辩护人所提相应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陈强、胡海燕的辩护人提出瑞声达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给予达那福公司一定比例的返利，是达那福公司的经营所得，并不属于听力门诊部的应得利益，不应计入听力门诊部的损失额的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胡海燕、周文波的供述、听力门诊部的朱某、峰力公司丁某、王某甲的证言以及瑞声达公司提供的销售协议、返利清单等证据，均证实瑞声达公司自2006年每个季度按照达那福公司回款额的10%以助听器形式返利给达那福公司；且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的经销协议备忘中明确约定基于达那福公司与听力门诊部的经销协议，瑞声达公司给予达那福公司返利；按照之前购货模式，听力门诊部直接从瑞声达公司采购产品，则该部分返利应属于听力门诊部，现因陈强等人在听力门诊部与瑞声达公司之间增设一道流转环节，由达那福公司先从瑞声达公司采购产品后再转卖给听力门诊部，从而将原本应直接给予听力门诊部的返利被截留在达那福公司。因此，该部分返利应该原属于听力门诊部的经营性收入。故陈强、胡海燕辩护人所提相应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胡海燕和被告人张彬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海燕打给张彬的6万余元钱款系归还听力门诊部的所谓“医生回扣费”差额，不应计入贪污数额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关于该6万余元钱款中是否包括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的供述存在矛盾，且该款项系胡海燕转账至张彬个人银行账户，张彬还供称其认为部分钱款系胡海燕等人给予其个人的好处费，事后张彬确实个人侵吞了其中的34000元；而担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财务人员的周文波、朱某、冯某均证明听力门诊部未收到过任何达那福公司返回的该笔费用差额。因此，该部分钱款仅能认定系胡海燕与张彬之间赃款分配，而非返还给听力门诊部的钱款。故胡海燕、张彬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应辩解、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被告人沈士锋及其辩护人提出利润中包含其虚开发票金额应予扣除的意见。经查，业务员赵某丙证明并未经手过高开发票的业务，辅具中心会计冯某虽记得有虚开情况存在，但不确定是来帮特公司的业务，故被告人沈士锋及其辩护人的该意见证据不足，不予认定。关于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来帮特公司2009年8月4日、5日的两笔业务是通过公开招投标发生，不应认定为陈强等人利用职务之便贪污的意见。经查，根据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证人蒋某的证言，沈士锋事先代表来帮特公司与其他参与公司进行串标，且沈士锋、陈强等人同时具备招标方、投标方的身份，来帮特公司中标明显存在违规操作；该2笔业务中来帮特公司的销售价格与其他业务无异，明显高于瑞哈公司和奥托博克公司的销售价格。因此该二笔业务名为招投标方式进行，实际与其他业务并无不同，同样为陈强、沈士锋等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获利，亦属于贪污行为。故陈强辩护人所提相应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四）2011年上半年，被告人陈强为了在退休前将听力门诊部账上结余利润予以侵吞，授意被告人张彬以虚构业务经费方式虚假支出听力门诊部的公款留待其和胡海燕、张彬等人个人或所经营的公司使用。2011年5月17日，被告人张彬以听力门诊部的名义与浙江省军供大厦签订散客订房协议书，约定听力门诊部预付人民币50000元后可在该大厦消费；被告人张彬等人虚构听力门诊部培训班通知、会议安排等材料，并据此从听力门诊部支出50000元汇入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被告人胡海燕得知后将该费用用于其和陈强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在军供大厦的消费。同时，被告人张彬等人又以听力门诊部名义与杭州星洋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洋公司）签订虚假的承揽合同，并据此从听力门诊部支出人民币49800元汇入星洋公司。被告人胡海燕得知后将该费用用于其和陈强实际经营的贝迪公司与星洋公司的业务。2012年4月，上述2笔共计人民币99800元钱款由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予以分配后侵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散客订房协议书、汇款凭证、发票、培训班通知，证明2011年5月17日，被告人张彬等人以听力门诊部开设培训班的名义与军供大厦签订订房协议，并预付5万元人民币到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后提供听力门诊部于2011年4月在军供大厦召开培训班等虚假材料。2、消费记录、社保证明，证明听力门诊部汇给浙江军用饮食供应站5万元会务费实际被胡海燕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所用。3、承揽合同、转账凭证、发票，证明2010年11月，听力门诊部与星洋公司签订承揽包装合同，2011年5月23日，听力门诊部转账给星洋公司人民币49800元。4、货物清单，证明听力门诊部汇给星洋公司49800元于2011年6月至2012年11月期间实际被贝迪公司支付货款所用。5、手机ＱＱ聊天记录截屏，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张彬就上述虚开的业务经费作为天聪公司的利润进行分配等情况进行沟通。6、证人冯某的证言，证明2011年上半年，陈强知道自己快退休就经常询问听力门诊部账上还有多少钱可以用，称账上的钱是其等人创造，不能留给后面的人用，并提出张彬处有会务费和印刷费二笔费用，即用发票报销的方式把公款转出留给他们以后用。之后张彬拿来有她和陈强的签名的打给军供大厦5万元的领款单，军供大厦开具会务费发票，经其提醒张彬将伪造的培训班通知、会议议程安排等材料交给其作为做帐凭证，听力门诊部并未在军供大厦开过会。此后几天，陈强称贝迪公司与业务单位有印刷费，听力门诊部的钱款先交由贝迪公司使用，后由贝迪公司还给天聪公司，实际即将听力门诊部的钱给了天聪公司，而天聪公司是张彬、胡海燕的公司；印刷合同是张彬草拟后交给其修改，后由其丈夫屠某（贝迪公司副总）拿到星洋公司盖章并开具发票，后由其带回单位经张彬签字确认，后其将钱款打至星洋公司，听力门诊部与星洋公司并无业务往来。7、证人尚某、张某甲的证言，证明2011年5月份左右，听力门诊部负责人张彬称在其二人所在的军供大厦开培训班，签订协议书并预付5万元，2012年该笔会务费陆陆续续被消费，至今仍余237元；2011年4月，听力门诊部并未在军供大厦开过会议。8、证人屠某的证言，证明星洋公司长期为贝迪公司生产包装盒，一般都是先生产后付款，2011年年初，胡海燕告诉其听力门诊部还欠贝迪公司一笔钱，先从听力门诊部将钱打到星洋公司由贝迪公司使用，陈强也在电话告诉其相同内容。后其按照陈强和胡海燕的意思代表贝迪公司和星洋公司签订供货合同，冯某告诉其已从听力门诊部支付4万多元钱给星洋公司。9、证人卢某甲（星洋公司总经理）的证言，证明2011年5月，以前有业务往来的贝迪公司还欠其公司5万多元货款，其向对方经理屠某催要，后屠某补签了一份承揽合同，合同定作方为听力门诊部，发票也是开给听力门诊部，没过多久收到听力门诊部打过来的49800元，用于抵扣贝迪公司所欠的货款。10、被告人陈强的供述，供称2011年上半年，其马上要退休，在中层干部会议上提出让他们将还没处理的发票赶紧处理掉，张彬问其怎么把听力门诊部公款支出，其告诉她可以先预付以后使用。后张彬拿来星洋公司的印刷费发票和军供大厦的会务费发票，其明知是假的，张彬以这种形式将听力门诊部帐上的钱转出去，其仍在发票上签字同意报销，为了做账张彬还提供了伪造的会议通知。2011年下半年胡海燕称要求使用打给星洋公司的印刷费冲抵贝迪公司欠星洋公司的包装费，其表示同意；胡海燕还问过其如何使用军供大厦的会务费，后其知道这笔钱由胡海燕与张彬约定好转出来作为天聪公司的利润在张彬和胡海燕之间加以分配。11、被告人张彬的供述，供称2011年上半年，陈强知道自己快退休，便指使其将听力门诊部的钱转出去10万元左右留给天聪公司以后使用。其找到军供大厦约定预付款5万元后再消费，虚假的军供大厦会议通知等材料是陈强让他人伪造，后其在发票上签字确认。当时与星洋公司虚假的加工承揽合同也已准备好。之后天聪公司未用该钱款，其与胡海燕提出这两笔转出去的钱时，胡海燕告诉其转给星洋包装公司的钱被贝迪公司使用，转给军供大厦的钱被达那福公司使用，后二人商议使用的钱款作为天聪公司的利润在其、胡海燕和陈强之间分配。12、被告人胡海燕的供述，供称2011年2、3月，张彬、屠某告知其听力门诊部有5万印刷费和5万餐饮费支出可以给天聪公司使用，事后其找陈强证实，陈强同意这两笔钱其和张彬可以使用。之后其中将近5万元用于支付贝迪公司的印刷费，5万元会务费用于达那福公司在军供大厦的消费，天聪公司结算时会务费仍有部分未消费，该钱款打折计入天聪公司利润在其和陈强、张彬之间予以分配。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强仅通过虚开业务费方式转出听力门诊部的钱款是为了留给听力门诊部以后使用，并无为自己或他人侵吞故意的意见。经查，被告人张彬供述和冯某证言已明确证实被告人陈强在退休前即有虚构业务开支将听力门诊部钱款转出后予以侵吞的主观故意，并授意张彬等人实际操作；事后，听力门诊部转出的2笔钱款共99800元人民币被陈强、胡海燕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和贝迪公司使用，后在陈强、胡海燕、张彬三人间分配。可见，被告人陈强对从听力门诊部转出的99800元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解和辩护意见均与事实相悖，本院不予采纳。二、受贿（一）2008年，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在省残联“小康工程”假肢项目中标单位奥托博克公司签订“小康工程”假肢装配及售后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利用职务之便，与奥托博克公司的蒋某、艾某私下达成约定，奥托博克公司每年拿出“小康工程”假肢采购合同总额的5%作为个人“好处费”，由陈强、沈士锋、蒋某、艾某四人平分。2010年9月，被告人陈强指使沈士锋虚构来帮特公司为奥托博克公司提供售后服务的合同，奥托博克公司将约定的“好处费”人民币352590元打入来帮特公司；同年12月，陈强指使沈士锋从来帮特公司提现人民币280000元，其中人民币140000元分给蒋某、艾某，另人民币140000元由陈强与沈士锋平分，剩余人民币72590元留在来帮特公司账户内。2011年8月，被告人陈强与沈士锋在北京一宾馆内收受蒋某给予的“好处费”人民币160000元，后二人将该款项平分。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共计收受蒋某、艾某所送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7259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残疾人共享小康工程的意见、关于残疾人康复器材开标及评标的函等文件材料，证明浙江省“小康工程”的招标情况，以及被告人陈强系省残联“康复工程辅助器具供应及服务统一采购领导小组”成员等情况。2、关于做好浙江省残疾人康复工程相关辅助器具政府采购协议供货有关事宜的通知、下肢假肢采购及服务入围合同及续签（补充）合同等，证明奥托博克公司为2008年“小康工程”下肢假肢中标供货商之一并签订合同，后分别于2010年4月、2011年4月与省残联续签合同。3、下肢假肢装配服务合同、售后服务协议，证明奥托博克公司指定康复指导中心为“小康工程”下肢假肢装配服务方，并每年按中标总价的5%支付给康复指导中心作为售后服务费用。4、银行账户明细、现金交款单、电子汇划收款回单、记账凭证，证明被告人沈士锋的中国银行账户于2009年12月4日收入两笔共计364500元，于2010年1月22日、25日分别支取182500元、182000元；沈士锋的中国工商银行账户于2011年8月6日从北京海淀双榆树西支行汇入16万元，于同年8月10日在杭州分两次被支取；来帮特公司的银行账户于2010年9月20日收到奥托博克公司转账款352590元，同年9月30日公司以主营业务收入将该笔款项入账，同年12月27日以“差旅费”名义被支取28万元，当日沈士锋以“股本金”名义存入公司账户5万元。5、内部结算报单、记账凭证，证明2010年1月25日，康复指导中心收到奥托博克公司“售后服务费”182000元。6、证人蒋某、艾某的证言，证明2008年省残联启动“小康工程”项目向全省符合条件的贫困残疾人免费提供假肢，并向社会公开招标，招标由辅具中心主任陈强牵头，其二人代表奥托博克公司一起参与投标工作，奥托博克公司在该项目中中标，假肢安装和售后委托辅具中心等单位负责，陈强要求支付给辅具中心10%售后服务费，当时沈士锋也在场。因为辅具中心是公司在浙江省的大客户，陈强、沈士锋均是相关部门领导，其不敢得罪，同时希望通过给陈强和沈士锋好处以便为公司在“小康工程”项目上提供便利，因此蒋某提出5%售后服务费给单位，另外5%由陈强等人支配的方案。其二人于2009年将36万现金存到沈士锋的银行卡，2010年根据陈强要求从奥托博克公司帐上以“售后服务费”的名义直接汇款35万余元至来帮特公司账户，前两次陈强将钱款的一半事后分给蒋某和艾某，该钱款已交回公司的小金库；2011年年底，蒋某扣除一半后直接给陈强15、16万元。7、证人吴某乙的证言，证明奥托博克公司于2010年9月20日打入来帮特公司银行账户35万余元“小康工程服务费”，但来帮特公司实际上并没有为奥托博克公司提供过服务，后其和沈士锋到银行提取了其中的28万元，沈士锋分到7万元后又将其中5万元存到来帮特公司账上作为股本金。8、证人邵某、杨某、周某、黄某乙、吴某甲、吉某（省残联相关领导）的证言，证明200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启动“小康工程”，省残联成立康复工程辅助器具供应及服务统一采购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与招标，陈强系该小组成员之一；“小康工程”招标过程中，部分专家组成成员名单以及技术参数和技术要求是由辅具中心提供，辅具中心受中标公司委托从事部分假肢装配、维护工作以及助听器的售后服务工作，并负责对“小康工程”实施质量监督工作。是否与“小康工程”中标厂家续签合同也是由康复部结合辅具中心及社会调查的情况决定，2010年省残联续签“小康工程”合同的具体事宜由陈强与中标单位洽谈等事实。9、被告人陈强的供述，供称2008年其和沈士峰代表省残联和“小康工程”项目中标单位奥托博克公司商谈售后服务费问题，其和沈士锋提出要求支付10%售后服务费，而蒋某开始只同意支付5%，但后来又同意并暗示由其、沈士锋、蒋某、艾某四人平分另外5%钱款，其便明确提出由其四人平分另外5%钱款的意见，四人均同意。由于其和沈士锋在省残联系统的便利条件，可以帮助奥托博克公司开拓浙江省市场，并在“小康工程”上协助奥托博克公司竞争业务及以后帮助它继续中标等原因，蒋某等人才同意送其和沈士锋好处费。其和沈士锋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三次收受奥托博克公司代表蒋某、艾某“好处费”累计50余万元，第一次所收的18.2万元已上交单位，后二次所收钱款其和沈士锋各实得15万元，来帮特公司账上留存7万余元。这些钱款用于个人和家庭开支。10、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供称2008年9月，省残联启动“小康工程”项目并向全国招标，奥托博克公司派出销售总监蒋某、华东地区负责人艾某多次到杭州商谈此事，最终奥托博克公司中标。在签订正式合同前，蒋某、艾某到陈强办公室协商合同事宜，其当时也在场，陈强提出要求奥托博克公司返还10%的售后服务费，蒋某等人开始只同意返还5%，场面有点僵，后蒋某提出另支付5%给其和陈强二人，陈强推脱一下后又提出该5%钱款由其、陈强、蒋某、艾某四人平分，事后陈强还向其解释这样分配是为了将大家利益捆绑在一起，更放心地拿钱。蒋某、艾某同意给其和陈强钱款的原因有感谢其和陈强在“小康工程”招投标中帮助过他们公司，并在以后招投标中继续提供帮助；假肢中心在奥托博克公司“小康工程”项目的装配和售后上提供良好的服务，以及在各地方残联选择供货商时多推荐他们公司的产品。之后其和陈强利用职务之便，非法三次收受奥托博克公司代表蒋某、艾某所送的“好处费”累计50余万元，第一次的18万余元其和陈强因害怕将钱交至康复指导中心账户；后二次其和陈强各实得15万元现金，尚有7万余元留在来帮特公司账户内。其将其中5万元作为股本金投到来帮特公司，其余自己花用。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二）2006年至2008年期间，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被告人周文波利用职务之便，在本市上城区清吟街联华超市附近收受瑞声达公司区域经理王某甲所送的现金2次，共计人民币20000元；另收受王某甲所送的价值人民币6000元的解百消费卡。被告人周文波收受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26000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出举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证人王某甲的证言，证明其在担任瑞声达公司华东地区区域经理期间，多次送给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周文波几千元不等的红包，逢年过节也会送给周文波联华超市卡，2007年至2008年其共送给周文波价值人民币9000元的解百消费卡；2007年其2次送给周文波现金，每次1万元左右。其希望通过送给周文波财物让她帮忙提高瑞声达助听器在听力门诊部的销量。2、证人钟某甲的证言，证明瑞声达公司原区域经理王某甲经常送超市卡给听力门诊部的员工；其和周文波婚姻存续期间，王某甲曾经多次送给其二人红包，其曾听周文波说起王某甲还给过其2、3次现金，每次1万元左右；王某甲还送过周文波2次解百消费卡共计价值6000元至1万元及电脑等。3、被告人周文波的供述，证明2006年至2008年期间，其当时是听力门诊部的负责人，在采购助听器过程中有选择品牌的权力，供货商瑞声达公司的经理王某甲分2次送给其2万元现金，之后又陆续送给其消费卡、红包、电脑等物；她送给其财物是为了和其搞好关系，让其在采购助听器的过程中能够尽可能多地采购瑞声达品牌的助听器，其在采购过程中也尽量为瑞声达公司提供帮助。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本院予以确认。2013年3月13日，侦查机关就其他案件向张彬了解有关情况的过程中，张彬主动交代了其贪污的犯罪事实；后侦查机关通知胡海燕到案；同年4月，陈强在被“双规”期间如实交代了组织已掌握的贪污事实，并主动交代了其受贿事实，退出赃款人民币90万元；同年4月25日，侦查机关通知沈士锋前来配合调查取证时，沈士锋主动交代其伙同陈强共同贪污和受贿的事实；同年7月4日，侦查机关通知周文波前来调查取证时，周文波主动交代其受贿事实，并退出赃款人民币3万元。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查封被告人胡海燕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区中心8幢2单元402号房产；冻结被告人胡海燕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62××××21账户存款人民币32435.93元、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星洲储蓄所62×××16账户存款人民币349776.57元、62××××10账户存款人民币62083.04元。本案其他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户籍证明，证明各被告人的基本身份情况。2、归案经过、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胡海燕、陈强系被动到案，被告人陈强在被调查其贪污犯罪时主动交代其受贿的事实，并退赃人民币90万元；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周文波系侦查机关对其调查取证时，主动交代各自的犯罪事实。3、暂扣款票据，证明被告人周文波退出赃款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陈强退出赃款人民币90万元，上述钱款均已移交本院。4、情况说明，证明被告人陈强、周文波、沈士锋的检举揭发尚未查证属实。5、申请报告、著作权登记证书和实用新型专利登记证书、证人彭某乙、汪某的证言等材料，证明被告人陈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经允许接收汪某传递的笔记本电脑及材料，后申请获取多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和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证书。6、被告人胡海燕自述材料、情况说明及逮捕决定书、起诉书等材料，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在看守所被羁押期间主动反映其送财物给原国家工作人员，该人员已因涉嫌犯受贿罪被起诉。7、查封、冻结财产通知书，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名下存款及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区中心8幢2单元402号房产被查封、冻结的情况。上述证据均经庭审质证无疑，证据间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张彬、周文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伙同被告人胡海燕，利用陈强等人的职务之便，侵吞公共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均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但起诉书指控第二节贪污事实中将其中11万余元钱款计入三被告人侵吞听力门诊部的公共财产证据不足，2011年9月9日峰力公司以“市场费”为名汇入天聪公司118554.20元，而峰力公司王某乙和陈琦证明该笔费用系归还天聪公司之前结余的货款，并非所谓的返利；天聪公司与峰力公司的经销协议并无返利条款的约定，天聪公司的银行账户明细及其进货发票亦证明天聪公司对峰力公司确有10余万元货款结余。审计报告计算天聪公司对听力门诊部销货的毛利额均以购入及销售的发票金额为标准计算，并非以天聪公司账户金额多少为标准，被告人张彬等也确有投入资金至天聪公司账户，二者若混同，则该11万余元存在被重复计算的可能性。故本院将该11万余元在贪污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对指控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张彬的贪污犯罪数额予以相应纠正。本案各被告人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共同犯罪理论，应以其参与数全额认定，实得赃款数在量刑时酌情考量。关于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本案定性、法律适用等问题所提之意见，综合评判如下：（1）被告人陈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提出成立达那福等第三方公司的目的是为了替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支付无法从单位内部支出的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部分，多余的利润仅为支付公司经营的必要成本，二被告人并未侵吞国有资产，不构成贪污罪的意见，以及被告人沈士锋辩护人提出贪污犯罪数额中应扣除公司经营成本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等人利用职务之便决定听力门诊部等单位从第三方公司采购产品的价格时即已为自己或他人谋取私利预留了足够的空间，从审计报告数据也可以看出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因此从听力门诊部等单位获取的利润一部分用于支付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另一部分则被截留在第三方公司，后在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领导、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陈强等人秘密侵吞；被告人陈强多次供述成立第三方公司的目的除了解决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支付问题外，也是为给胡海燕、张彬、沈士锋谋取利益，可见其在成立第三方公司前已明知此乃稳赚不赔的买卖；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之所以会高价从达那福公司、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中转”进货，无非是因为被告人陈强、张彬、周文波、沈士锋系听力门诊部或假肢中心的分管领导和部门负责人，从陈强等人离职后达那福公司和听力门诊部再无相关业务关系，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也不再有经营业务等情况，也能充分反映出这三家公司依靠陈强等人的职务便利非法获取本应属于国有单位利润的事实；最后，根据审计报告显示，达那福公司仅仅对于听力门诊部就有360余万毛利，且该毛利已扣除相应的税费，涉案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也是如此。可见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沈士锋等人从中获取的利润不止公司经营成本所需。综上，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张彬、沈士锋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胡海燕虚增交易环节，在为解决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支出问题的同时为个人谋取私利，侵吞本属于国有事业单位的利润，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该行为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沈士锋等人为谋取私利而支出的经营成本属于其等人的犯罪成本，不应扣除。（2）关于被告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提出对于第四节贪污事实胡海燕事先并不知情，没有参与前期虚构业务经费的过程，只是事后使用，不构成贪污共犯的意见。被告人张彬和冯某证明陈强最初即打算将听力门诊部的钱款转出后用于胡海燕、张彬等人实际经营的天聪公司，而被告人陈强与胡海燕关系密切，胡海燕对此事应有了解；被告人陈强、张彬供证亦证明被告人胡海燕在听力门诊部将钱款打至相关单位并未实际使用时积极要求将两笔资金用于自己的公司，屠某的证言更证明被告人胡海燕授意其将听力门诊部打至星洋公司的钱款用于贝迪公司的包装印刷业务；被告人胡海燕明知该两笔钱款系听力门诊部所有，仍在陈强、张彬等人同意下将钱款用于自己和陈强实际经营的达那福公司、贝迪公司，后将上述款项在其、陈强和张彬三人中予以分配。可见，被告人胡海燕虽然没有参与事前共谋，但是在事中明知上述资金的来源以及同案犯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仍积极参与，并最终获利，就该节事实中构成贪污罪的共犯。（3）关于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及其辩护人辩称陈强并未从天聪公司和来帮特公司获取钱款以及沈士锋并未从来帮特公司实际获取钱款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沈士锋通过天聪公司、来帮特公司等私人控制的公司低价进货、高价出售给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之举非法获利，在支付给听力门诊部、假肢中心业务员销售助听器、假肢配件、矫形器的费用后、其余款项入账之时，即已实际控制了该笔钱款，听力门诊部、辅具中心亦因此遭受了相应损失，此时贪污罪已既遂，之后钱款的分配、使用均属于对赃款的处置，被告人陈强、沈士锋未实际获利不影响本节行为的定性及贪污犯罪数额的认定。（4）关于被告人张彬、周文波及其辩护人提出周文波、张彬在第一节贪污事实中主观上并未有帮助陈强等人贪污的故意，也未起到帮助作用，不构成贪污共同犯罪的意见。经查，证人王某甲、被告人胡海燕、张彬的供述，均证明在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陈强、周文波代表听力门诊部、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谈判，周文波还参与了经销合同的修改和签订，在经销合同中亦明确写明达那福公司是听力门诊部的下属公司，并写明达那福公司的进货价格和返利；被告人周文波在侦查阶段也对此供认不讳。时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周文波应当知道达那福公司的真实情况以及通过三方经销协议可以从中赚取的利润超过应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的费用部分，仍利用自己的职权帮助陈强共同参与谈判及达那福公司与瑞声达公司经销合同的修订；且被告人周文波在侦查阶段还供称如此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其当时丈夫钟某甲在听力门诊部内可以获取更好的业绩，二是为了自己的职位只能听从上司陈强。可见被告人周文波为了自己的职位及家人的工作成绩而明知达那福公司并非听力门诊部下属单位，仍然默许达那福公司以听力门诊部下属公司名义与厂家签订经销合同并抬高价格转而将产品销售给听力门诊部，帮助陈强等人以此获利，足以证实被告人周文波具有利用职务之便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公共财产的主观故意和行为。被告人张彬在周文波之后接任听力门诊部负责人职务，但其至听力门诊部时已明知达那福公司实际是陈强、胡海燕所经营，其也曾直接跟厂家进购过助听器而知道助听器实际的进货成本，对达那福公司从中赚取的利润高于应支付给听力门诊部业务员销售助听器费用的情况肯定明知，仅因陈强是其直接领导而利用其作为听力门诊部负责人的职务之便为陈强等人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提供帮助，并从胡海燕处分得3万余元钱款。故亦足以认定被告人张彬利用职权帮助陈强、胡海燕侵吞听力门诊部的公共财产。因此，被告人周文波、张彬在该节贪污犯罪事实中先后与被告人陈强、胡海燕构成共同犯罪。（5）关于被告人陈强的辩护人提出蒋某为侵占其公司财产而提议蒋某、艾某、陈强、沈士锋四人以售后服务费为名从奥托博克公司骗取钱款后平分，四人利用蒋某等二人的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产，应共同构成职务侵占罪，陈强、沈士锋二人不构成受贿罪；以及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并未为蒋某等人谋取利益的意见。经查：蒋某、艾某的证言及被告人沈士锋的供述均证明系被告人陈强提出将蒋某等人代表奥托博克公司所送的“好处费”四人平分，可见蒋某二人送给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好处费”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占为己有，而是希望陈强、沈士锋在双方单位业务往来时给予奥托博克公司便利和帮助；被告人陈强和沈士锋亦供认明知收受该钱款是为了奥托博克公司的请托事项，双方均明确送钱或收钱的原因基于陈强和沈士锋所具有的职务身份。被告人陈强、沈士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受贿罪；至于该钱款来源如何，不影响被告人陈强、沈士锋行为的定性。本案中蒋某、艾某送给被告人陈强、沈士锋钱款是希望通过陈强、沈士峰的职务身份为其所在的奥托博克公司提供便利和帮助，而这些请托在之后也基本实现，奥托博克公司在“小康工程”项目中顺利中标并签约，被告人陈强、沈士锋为奥托博克公司已实际谋取利益；即使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并未实际为奥托博克公司谋取利益，但被告人陈强、沈士锋明知他人的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符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6）关于被告人张彬辩护人提出张彬系从犯的意见，经查，从各被告人所起的作用及赃款的分配上看，在第一节共同贪污犯罪中，被告人张彬处于次要地位、起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但在其他贪污共同犯罪中张彬与其余同案犯均起到主要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7）关于被告人沈士锋辩护人提出沈士锋在共同贪污、受贿犯罪中系从犯的意见。经查，在贪污事实中，来帮特公司系在被告人陈强的提议下由陈强、沈士锋成立，陈强、沈士锋利用职务之便共同实施犯罪侵吞康复指导中心下属的假肢中心的财产；在受贿事实中，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共同参与了与奥托博克公司人员的商谈、共同收受贿赂款，后二人平分，故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在共同贪污、受贿中均起到主要作用，不宜区分主从犯，但被告人沈士锋在地位、作用上略次于被告人陈强，量刑上予以酌情考虑。（8）关于被告人陈强、张彬、沈士锋、周文波及其辩护人提出各被告人具有自首情节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在组织调查期间能主动交代组织尚未掌握的受贿事实，对于受贿犯罪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周文波均系在侦查机关找其调查相关情况时，主动交代与自己相关的犯罪事实，其中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在归案后均能如实交代各自主要犯罪事实，构成自首；被告人周文波在庭审中否认其帮助陈强等人贪污，与查明的事实不符，属于未如实供述贪污犯罪主要事实，其贪污犯罪自首不能成立，但其对受贿事实主动交代且一直供认不讳，对其受贿犯罪的自首予以认定。（9）关于被告人陈强及其辩护人提出陈强在羁押期间通过自己努力获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和实用新型专利权，构成立功的意见。经查，被告人陈强在羁押期间创作之举是否属于立功，尚未查证属实，依法不能认定。（10）关于被告人胡海燕及其辩护人提出胡海燕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构成立功的意见。无论被告人胡海燕的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其行为仍属于行贿行为；胡海燕检举与自己行贿行为相关的他人受贿事实不应认定为立功；但其客观上确实起到揭发他人犯罪的作用，量刑上酌情予以考虑。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其中第（6）项中被告人张彬辩护人所提张彬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的意见予以部分采纳，第（8）项中被告人张彬、沈士锋辩护人所提张、沈二人系自首的意见予以采纳，其余意见因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陈强、沈士锋、周文波一人犯两罪，均依法予以数罪并罚。被告人张彬、周文波在起诉书指控的第一节贪污事实中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被告人张彬、沈士锋具有自首情节，均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陈强、周文波对各自的受贿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对其受贿犯罪分别予以减轻或从轻处罚。被告人陈强、周文波案发后能主动退缴部分赃款，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2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5月7日起至2030年5月6日止）。二、被告人胡海燕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14日起至2024年3月13日止）。三、被告人沈士锋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5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4月26日起至2024年10月25日止）。四、被告人张彬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3月14日起至2022年3月13日止）。五、被告人周文波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3万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人民币3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9月4日起至2020年3月3日止）。六、已随案移送本院的被告人陈强退赃款人民币90万元及被告人周文波退赃款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胡海燕名下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十六街区中心8幢2单元402号拍卖得款扣除鲁国瑛26.88%份额后余款；由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冻结的被告人胡海燕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和平支行62××××21账户存款人民币32435.93元及孳息、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星洲储蓄所62×××16账户存款人民币349776.57元及孳息、62××××10账户存款人民币62083.04元及孳息，均予以追缴。上述款项以贪污数额为限发还受害单位浙江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心，余款作为受贿赃款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七、责令各被告人退赔其余相应违法所得，依法处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琦人民陪审员车群怡人民陪审员李士能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书记员金叶群

张锁、何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二审刑事判决书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冀09刑终423号：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审理新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赵猛、张锁、何巧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一案，于2017年5月23日作出（2017）冀0902刑初92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张锁、何巧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认为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判决认定，被告人赵猛（微信号：×××、微信名：［嗨米］外烟）自2014年5月至2016年5月通过微信朋友圈经营贩卖假烟，销售金额达十三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元（132182元）。被告人赵猛网上贩卖假烟的上线为被告人张锁、何巧夫妻二人（ＱＱ号99×××76、网名：小月女神、ＱＱ号78×××80、网名：Ａ…货仓代理、微信号：×××、微信名：卖火柴的小姑娘），张锁、何巧二被告人长期利用互联网发布贩卖假烟广告，同时招收代理（即贩卖香烟下线）并贩卖假烟，非法销售金额达七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三元五角一分（755673.51元）。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以下证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张锁的供述。证实其和何巧没有当地烟草局颁发的香烟销售许可证，上家告诉其两人卖的是假烟。2014年夏天何巧开始从网上卖假烟，她自己联系上下线，钱也都打进何巧的支付宝里，一直到2015年的正月，当时觉的不赚钱就不想做了，后来到2015年的夏天，其在工地把腰摔伤上不了班，其又做的这个生意。其接手后同上下线联系的比较频繁，何巧日常就带孩子，没事的时候也利用她自己的ＱＱ、微信发卖香烟的信息，其和何巧的ＱＱ是相关联的，有下家找何巧，她就让人家和其交易，交易的资金打进其的支付宝里。公安机关向其出示其支付宝交易记录，经其自己核对，除去退款钱、向亲朋好友借的钱、卖狗挣得钱，剩下的才是其卖假烟的实际销售数额，共计七十五万五千六百七十三元五角一分（755673.51元）。其作案的ＱＱ号网名为香香—烟铺、小月女神，微信名是卖火柴的小姑娘，支付宝名叫仙群。其的上线有ＱＱ网名叫“通”和“三”的，下线的网名叫“嗨米香烟”，其给他备注是小白菜。ＱＱ号54×××95，另外还有37个人都从其这拿过货。其支付宝上“赵某”其在ＱＱ上备注的是“小白菜”，支付宝上的记录是“赵某”跟其购买假烟的交易记录，“赵某”把钱通过支付宝给其打过来，其再把钱通过支付宝打给叫“通”的上家。“赵某”通过ＱＱ告诉其收货地址，其再把这个信息通过ＱＱ告诉“通”。“通”再告诉其单号。其再把单号告诉“赵某”，“通”一般使用“圆通、中通等”快递的形式邮寄。2、被告人何巧的供述。证实其和张锁利用微信和ＱＱ两种聊天软件，然后寻找上线做代理，然后当上代理，就开始在微信、ＱＱ上发烟的图片往外散卖或者发展下线。是通过微信转账以及支付宝进行资金流转。其没有当地烟草局颁发的香烟销售许可证，他们贩卖的香烟低于市场价格，上家告诉其两人卖的是假烟。一开始是其先做的，自己联系上下线，钱也打进其自己的支付宝，后来张锁接手后他和上下线联系的比较频繁，其没事的时候也利用自己的ＱＱ、微信发卖香烟的信息，其和张锁的ＱＱ是相关联的，在手机ＱＱ软件的主界面，点了关联ＱＱ的选项后输入对方的ＱＱ账号和密码这两个ＱＱ号就关联上了，关联之后其和张锁的ＱＱ号就可以即时切换，他可以操作其的ＱＱ账号，其也可以操作张锁的ＱＱ账号。如有下家找其，其就让他和张锁谈，交易的资金也都打进张锁的支付宝里。3、被告人赵猛的供述。证实其没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在网上卖香烟，这些香烟来路不明，明显低于市场价格。2014年冬天的时候，其通过加入ＱＱ群，从里面获取相关信息后开始发广告卖烟，同时也招代理。其通过手机登陆微信、ＱＱ两种通讯工具，连上互联网同上家、下家取得联系。其先是在互联网上寻找卖烟的信息，建立联系后其再通过聊天、发朋友圈、发ＱＱ空间等方式在互联网发广告，要是有买烟的，其就联系上家发货，其赚取差价，其自己不囤货。其和上线、下线都是通过支付宝转账交易的。“ＡＡ-琉-璃-月新奇特产品招代理”、“Ｖ小磊代理”给其把钱打到支付宝并在微信中说好买哪种烟及收货地址，其就再打款给支付宝名“仙群”ＱＱ99×××76名字叫“小月”。由小月直接发货给他们。公安机关向其出示其的支付宝记录，除去其上线打的退款，给其爱人买化妆品的，玩游戏里的朋友、其微信红包群里的朋友，其实际的销售金额为十三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元。其的支付宝网名叫赵某，其ＱＱ上的上线备注的名为“小月（即被告人张锁）、浩克、浩克1、朝鲜”，微信上的上线微信名为“浩克新、小月、一诺、老金、烟王”，下线的微信名为“满仓、小磊代理、Ｖ沧州代理、建召”。4、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大约从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一名叫赵猛的男子加了其让其和他一起买卖假烟。平时赵猛的微信圈发了有关假烟的信息，其就在他发的每条假烟价格上再加15-30元钱，编辑一下再发朋友圈。为了扩大客源，其会搜微信附近的人，有对假烟感兴趣的人就会加上其，之后有买假烟的人其就把收货人的姓名、地址、电话以及购买的数量、品牌转发给赵猛，再由赵猛直接将假烟邮寄给买家。有时候买家会直接将钱通过支付宝、微信转账或者是银行卡转给其，其将自己的利润扣除后将货款转给赵猛，有时候其会直接将赵猛的支付宝、银行卡等收款方式告诉买家由买家直接支付给赵猛，赵猛收款后再将利润给其，总之赵猛不收到钱不发货。这样其和赵猛从事买卖假烟的活动至今。5、证人闫某证言。证实其利用互联网聊天工具，ＱＱ和微信贩卖香烟，都是其现跟商家建立联系关系，转发人家发布的关于贩卖香烟的图片、文字、信息，其再转发到自己的微信里，别人有兴趣想买烟的，其就把买家的收货地址告诉上家，上家通过物流出货，其从中赚取差价。其是通过支付宝收取、支出资金的。其的上线有ＱＱ名：嗨米外烟，ＱＱ号：54×××95，微信名：嗨米外烟，微信号：×××，支付宝的名字叫赵某（即被告人赵猛）。6、证人高某1证言。证实2014年年底其在网上向一个微信名字叫“小白”的人购买香烟，他在支付宝上的名字叫“赵某”（即被告人赵猛）。其从“赵某”处购买了200至300条假烟，主要以芙蓉王和中华为主。给“赵某”打了3万多不到4万的假烟钱。7、证人高山权证言。证实2016年年初的时候其就断断续续的和其儿子高某1要烟，村上的人和其要烟给其钱，其再把钱打到高某1的银行卡上或者是直接把现金给高某1，然后高某1联系把烟直接邮寄到村上。高某1和其说香烟是他的朋友给他介绍的，具体情况其不清楚。8、证人刘某证言。证实其利用微信销售假烟给其好友，其从微信名称为“赵某、南瓜烟行、果果、星巴克”进过烟，通过微信销售，销售群体是不固定的。9、辨认笔录。赵猛对作案时租赁民房的辨认笔录。10、沧州市公安局新华分局对张锁住处的搜查笔录。11、侦查机关在被告人张锁、何巧家中查扣的假烟照片。12、公安机关扣押物品清单。13、河北省烟草质量监督监测站出具的检验报告。证实在被告人张锁、何巧家中查扣的香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烟卷。14、被告人张锁、何巧支付宝注册信息、登陆日志、交易记录和账户明细。15、被告人赵猛和张锁的支付宝交易记录。16、扣押的被告人张锁、何巧手机中贩卖假烟广告、转账明细、打款记录、微信截图。17、沧天鸿审字（2016）第319号审计报告。证实赵猛通过贩卖假烟实际取得非法收入132182元，张锁通过贩卖假烟实际取得收入755673.51元。18、被告人赵猛释放证明。证明被告人赵猛2007年9月30日因犯抢劫罪被河间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一千元，于2009年5月27日刑满释放。19、灌云县公安局侍庄派出所出具的张锁、何巧的抓获经过。20、新华分局刑警大队出具的办案说明和情况说明。21、沧州市公安局新华公安分局出具的办案说明。22、被告人赵猛、张锁、何巧的户籍信息。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赵猛、张锁、何巧明知是假烟而通过网络宣传进行销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被告人赵猛销售数额为132182元，被告人张锁、何巧销售数额为755673.51元，三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综合本案案情，被告人何巧在操持家务的同时参与贩卖假烟，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较轻，在量刑时应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赵猛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赵猛当庭认罪，且认罪态度较好，应酌情从轻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1、被告人赵猛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2、被告人张锁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四十五万元。3、被告人何巧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三十八万元。4、没收被告人赵猛、张锁、何巧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张锁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原判决认定张锁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金额为755673.51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何巧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1、原判决认定张锁非法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金额为755673.51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2、何巧在本案中仅起协助、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认定事实一致，有经一审法院开庭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张锁、何巧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判认定销售金额为755673.51元，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经查，原判决认定的销售金额，有被告人的供述、交易记录以及审计报告予以证实，在侦查阶段，张锁对审计报告的结果未提出过异议。二审期间，虽张锁及其辩护人就销售金额提出异议，但未提交新的证据以证实其主张，且作出审计报告的人员具有法定资质，形式要件具备，程序合法，并在一审庭审中进行了质证，故原判决认定张锁、何巧销售金额为755673.51元并无不当。关于何巧及其辩护人提出“何巧为从犯”的意见，经查，现有证据显示，虽然2014年何巧在网上销售过假烟，但因不赚钱，已经不想干了。2015年夏天，张锁开始了卖假烟的生意，与上下线联系频繁，交易的资金也都打进张锁的支付宝里，何巧只是在操持家务的同时发一下卖香烟的信息，且现认定的销售数额是2015年6月8日至2016年6月8日张锁支付宝中的交易金额。综合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能够认定何巧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从犯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锁、何巧，原审被告人赵猛明知是假烟而通过网络进行销售，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赵猛销售数额为132182元，张锁、何巧销售数额为755673.51元，三人的行为均已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赵猛有犯罪前科，应酌情从重处罚。当庭认罪，应酌情从轻处罚。何巧系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张锁、何巧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原判认定销售金额为755673.51元，属认定事实不清”的上诉理由，本院依法不予支持。何巧及其辩护人提出“何巧为从犯”的意见，本院依法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2刑初92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四）项，即（一）被告人赵猛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八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纳），（二）被告人张锁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四十五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纳），（四）没收被告人赵猛、张锁、何巧的违法所得上缴国库；二、撤销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2017）冀0902刑初92号刑事判决的第（三）项，即被告人何巧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三十八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纳）；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何巧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三十八万元。（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缴纳）（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现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6月8日起至2021年6月7日止）。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岳伯生审判员张战洪审判员赵长波二〇一七年九月十九日书记员刘莉莉

被告人吴水群犯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大邑刑初字第243号：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检察院以大检公诉刑诉（2014）23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水群犯诈骗罪，于2014年9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20日、11月14日、12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川省大邑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彭钟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水群及其辩护人陈学渊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称，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吴水群通过借用他人农业户口身份、或指使他人介绍具有农业户口的身份的人员购买享受国家财政补贴农机的方式，共计购买拖拉机48台，购买与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43台，共计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2501500元。1、2013年3、4月份的一天，被告人吴水群先后以杨木海、杨芝喜、杨芝福、伍树琼、张天珍、刘波、冯红英、钟旭的名义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8台及配套旋耕机3台，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368500元。2、从2012年3、4月份至2013年3、4月份，被告人吴水群伙同舒国祥（另案处理）以“大邑县强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分两次先后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8台及配套的旋耕机8台，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421000元。3、2013年3、4月份的一天，被告人吴水群伙同古显春（另案处理）以给好处费的方式找人帮其购买拖拉机。2013年3月份以来，吴水群伙同古显春先后以石洪兵、鲁世昆、王万兴、刘洪义、牟炳文的名义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5台及配套旋耕机5台，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267500元。4、2013年3、4月份，被告人吴水群以“大邑县远跃合作社”的名义购买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拖拉机6台及配套的旋耕机6台，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321000元。5、2013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吴水群伙同陈辉（另案处理）先后以陈辉本人及杨兴康、余鹏、程元国、余秀珍、乐丰昌、陈茂松、余超、周林中、陈志宇、郭年根、郭万超、曾茂林、程远超等13人的农业户口身份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及配套旋耕机各14台，骗取国家补贴款749000元。此外，吴水群还以陈宜泉的农业户口身份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及配套旋耕机各1台，骗取国家补贴款53500元。6、2013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水群伙同罗加君（另案处理）以“大邑县三岔镇金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名义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6台及配套旋耕机6台，骗取国家补贴款32100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吴水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国家农机补贴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吴水群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诉机关为了支持上述指控事实的成立，当庭出示了：受案登记表、到案经过、工作说明、国家相关购机政策、购机申请材料、购机补贴发放情况、辨认笔录及照片、证人证言、被告人吴水群的供述等证据。被告人吴水群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但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提出异议，辩称其以“大邑县远跃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购买的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拖拉机6台及配套的旋耕机6台，领取的国家财政补贴款321000元不属诈骗，其所购买的农机是用于土地耕种，在购买后3个月内才卖出，其领取的该笔国家农机补贴款不应计入诈骗数额；对指控的其他犯罪事实和指控证据无异议，但辩称自己是帮一安徽籍的人买的，实际违法所得只有22000元。被告人吴水群的辩护人辩称，对指控证据无异议，但本案中购买赃物的人未到案，赃物未追回，故本案事实不清；吴水群在本案中只起到了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吴水群以“大邑县远跃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购买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拖拉机6台及配套的旋耕机6台，领取国家财政补贴款321000元不是诈骗，所领取的国家财政补贴款不应计入诈骗数额；本案中，吴水群的诈骗数额应以其实际违法所得计算。经审理查明，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是国家设立的专项资金。2009年2月，四川省农机局、四川省财政厅联合以川农机计（2009）12号文件印发结合财政部和农业部《关于印发〈2009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农财发（2008）190号）以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财农（2005）11号）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的《四川省2009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实施方案》。四川省的该实施方案中：主要目标（五）为“配合“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加强灾区农机装备建设，促进灾区农业生产能力的恢复；（六）为“实施“以机代牛”，提高血防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基本原则（二）中规定了“向汶川地震重灾区、血防重灾区倾斜”。实施范围及规模包括全省21个市州的174个项目县，资金总规模为5113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5亿元，省级资金1130万元。补贴机具种类及补贴标准中规定（一）补贴机具包括手扶拖拉机、轮式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耕整机、旋耕机等；（二）补贴率和补贴额中规定“23个血防重灾区县和39个地震重灾区县的补贴比例为50%”。补贴对象及补贴数量中规定，补贴对象为纳入实施范围并符合补贴条件的农牧渔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机服务组织；补贴数量一户农民年度内享受补贴的购机数量原则上不超过一套，直接从事植保工作的植保作业服务队年度内享受补贴购置植保机械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台。该实施方案中大邑县被列入汶川地震重灾县和血防重疫县。2011年8月，成都市农业委员会、财政局、监察局联合发文成农办（2011）129号《关于进一步严肃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纪律的通知》中规定“凡是享受了国家农机购置补贴的农机具，必须使用两年后，方可转让”。2013年1月，四川省农业厅、四川省财政厅以川农业（2013）2号文件印发《四川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指导意见》，该意见中大邑县被列入四川省血吸虫病重疫县名单。2013年4月，大邑县农村发改局、财政局联合印发大农发（2013）44号《大邑县2013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该方案规定补贴资金原则上通过“惠农一卡通”账户兑付给购机者。2012年至2013年期间，被告人吴水群以自己开办的大邑县远跃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或指使伙同他人以其他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或借用他人农业户口身份、或指使介绍具有农业户口身份的农户等方式，虚报耕种面积，违反国家农机补贴政策的相关规定，购买了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拖拉机共计48台，与拖拉机配套的旋耕机共计43台，共计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2501500元。1、2013年3、4月期间，被告人吴水群许诺给予好处费，先后以杨木海、杨芝喜、杨芝福、伍树琼、张天珍、刘波、冯红英、钟旭的农业户口身份，虚报耕种面积，采取先支付农机经销商50%的购机款，另外在银行贷50%的购机款用于支付剩余货款，待国家农机补贴核发到购机农户在银行开办的银行卡后，再由贷款银行扣划补贴款还贷的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8台及配套旋耕机3台，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计368500元。事后，吴水群分别给予杨木海2000元、杨芝喜2000元、杨芝福2000元、伍树琼3000元、张天珍1500元、刘波1500元、冯红英1500元、钟旭1500元的好处费。2、2012年5月份，被告人吴水群指使舒国祥（另案处理）以“大邑县强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虚报耕种面积，采取先支付农机经销商50%的购机款购得农机，待购机手续和补贴手续完备后，再由经销商持相关手续到政府财政处领取国家补贴的50%农机补贴款的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2台及配套旋耕机2台，吴水群由此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100000元。事后，吴水群给予舒国祥好处费2500元。2013年5月，吴水群又指使舒国祥以“大邑县强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虚报耕种面积，采取先支付农机经销商50%的购机款，另外在银行贷50%的购机款用于支付剩余货款，待国家农机补贴核发到舒国祥在银行开办的银行卡后，再由贷款银行扣划补贴款还贷的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6台及配套旋耕机6台，吴水群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321000元。事后，吴水群给予舒国祥9000元的好处费。3、2013年3、4月份期间，被告人吴水群指使古显春（另案处理）以给好处费的方式找人帮其购买拖拉机。2013年3月份以来，吴水群指使古显春先后以石洪兵、鲁世昆、王万兴、刘洪义、牟炳文的农业户口身份，虚报耕种面积，采取先支付农机经销商50%的购机款，另外在银行贷50%的购机款用于支付剩余货款，待国家农机补贴核发到购机农户在银行开办的银行卡后，再由贷款银行扣划补贴款还贷的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5台及配套旋耕机5台，吴水群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267500元。事后，吴水群给予古显春好处费15000元，古显春再分别给予石洪兵、鲁世昆、王万兴、刘洪义、牟炳文好处费各2000元后非法获取好处费5000元。4、2013年3、4月份，被告人吴水群以自己成立的“大邑县远跃合作社”的名义，虚报耕种面积，采取先支付农机经销商50%的购机款，另外在银行贷50%的购机款用于支付剩余货款，待国家农机补贴核发到吴水群在银行开办的银行卡后，再由贷款银行扣划补贴款还贷的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拖拉机6台及配套的旋耕机6台，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321000元。5、2013年4月份以来，被告人吴水群指使陈辉（另案处理）先后以陈辉本人及杨兴康、余鹏、程元国、余秀珍、乐丰昌、陈茂松、余超、周林中、陈志宇、郭年根、郭万超、曾茂林、程远超等13人的农业户口身份，虚报耕种面积，采取先支付农机经销商50%的购机款，另外在银行贷50%的购机款用于支付剩余货款，待国家农机补贴核发到购机农户在银行开办的银行卡后，再由贷款银行扣划补贴款还贷的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14台及配套旋耕机14台，吴水群骗取国家补贴款749000元。事后，吴水群每台给陈辉3000元好处费，陈辉分给杨兴康、余鹏、程元国、余秀珍、乐丰昌、陈茂松、余超、周林中、陈志宇、郭年根、郭万超、曾茂林、程远超每人每台2000元的好处费，陈辉实际获取好处费16000元。另外，吴水群还以陈宜泉的农业户口身份，虚报耕种面积，采取上述付款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1台及配套旋耕机1台，骗取国家补贴款53500元。事后，吴水群给陈宜泉好处费3000元。6、2013年5月至9月，被告人吴水群指使罗加君（另案处理）以“大邑县三岔镇金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名义，虚报耕种面积，采取先支付农机经销商50%的购机款，另外在银行贷50%的购机款用于支付剩余货款，待国家农机补贴核发到罗加君在银行开办的银行卡后，再由贷款银行扣划补贴款还贷的方式，购买享受国家补贴的拖拉机6台及配套旋耕机6台，吴水群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款321000元。事后，吴水群给予罗加君9000元的好处费。2014年4月28日，被告人吴水群主动到大邑县公安局安仁派出所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014年8月28日，吴水群退交赃款13000元。经庭审质证，本院采信认定上述事实的指控证据有：大邑县公安局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工作说明，川农机计（2009）12号文件、四川省2009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项目实施方案、成农办（2011）129号文件、川农业（2013）2号文件、四川省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施指导意见、成农办（2013）7号文件、大农发（2013）44号文件、大邑县2013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牟炳文、大邑县三岔镇金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罗加君）、刘平、大邑县远跃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吴水群）、大邑县强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舒国祥）、杨芝喜、张天珍、伍树琼、刘波、钟旭、冯红英、杨木海、石洪兵、刘洪义、王万兴、鲁世昆、程元国、余超、余秀珍、杨兴康、陈志宇、郭万年、陈宜泉、余建彬、余鹏、陈茂松、陈辉、周林中、程元超、曾茂林、郭年根、乐丰昌等的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申请表、农机购置补贴指标确认通知书、增值税普通发票、自走式农业机械行驶证、户口薄、身份证、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机具照片、经销企业供货表、机具铭牌照片、补贴资金兑付申请受理单、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查表等，2012年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申请资料、结算申请报告、申请结算补贴机具汇总表、四川省2012年度分县补贴机具结算明细表、银行代发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情况表及凭证、农机购置补贴资金银行结算明细表、国家农业机械购置补贴“直补到卡”结算明细表，调取证据清单及购机农户银行交易明细，证人杨芝喜、杨芝福、陈辉、舒国祥、杨木海、古显春、伍树琼、张天珍、罗加君、程元国、郭万超、杨兴康、刘波、刘艳梅、冯红英、王万兴、刘洪义、石洪兵、鲁世昆、刘平、钟旭、牟炳文、余鹏、余秀珍、乐丰昌、陈茂松、余涛、陈志宇、郭年根、曾茂林、丁国宇的证言、辨认笔录及人像信息，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现金交款单，被告人吴水群的常住人口详细信息及供词、辨认笔录及人像信息等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水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国家购买农机补贴的相关政策规定，故意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国家农机补贴款2501500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应当依法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水群犯罪的定性和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水群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吴水群辩解称自己以“大邑县远跃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名义购买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的农机不属于诈骗，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辩解称其另外所购买的农机自己是帮一安徽籍的人购买的辩解意见，无相关证据佐证，故本院亦不予采纳。被告人吴水群的辩护人提出，吴水群系初犯，有自首情节，当庭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请求本院对从吴水群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符，本院予以采纳；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因与本院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相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吴水群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4年4月28日起至2024年4月27日止。罚金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二、对被告人吴水群已退交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3000元，予以没收，对其余违法所得继续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永洪人民陪审员夏代禄人民陪审员崔禄庆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八日书记员杨雅琳

庞某猥亵儿童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南省汝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豫1727刑初282号：汝南县人民检察院以汝检未检办刑诉（2016）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庞某犯猥亵儿童罪，于2016年8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汝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孙华惠、邓华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庞某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4月28日20时许，在河南省汝南县留盆镇殷湾村，被告人庞某将同村村民余某丙带到本村村委会南打面房后面的夹道内，脱掉余某丙的裤子，抠摸余某丙的阴部，对余某丙实施猥亵。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有：1、户籍证明、抓获证明等书证；2、证人余某乙等人的证言；3、被害人余某丙的陈述；4、被告人庞某的供述与辩解；5、鉴定意见；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庞某对未成年人余某丙进行猥亵，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猥亵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辩称，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猥亵，认为自己没有犯罪。经审理查明，2016年4月28日20时许，被告人庞某将同村女童余某丙（2010年11月6日出生）带到本村村委会南打面房后面的夹道内，抠摸余某丙的阴部。同村村民发现后对其进行责骂，被告人离开现场。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1、被告人庞某供述，其当天晚上饮酒后在家门口的水泥路上碰见大妞（被害人余某丙的小名）和二妞。其把大妞领到打面房和诊所之间的一个夹道内，给大妞说：“我抱抱你，给你钱。”大妞说：“中。”过了一会，梁某过来，照其头上搧巴掌，说：“你就该遭雷劈，你是人吗！你不是人，畜生也不胜！我打死你个兔孙！”又朝其身上踢了一脚。其往自己脸上搧了两巴掌说：“我该打。”后来其就回家了。当时没有人，其想装孬摸大妞。2、被害人余某丙陈述，当天晚上，其和妹妹在村里玩。庞某把其带到“小霍”家附近的夹道里，用手抠其尿尿的地方。梁某碰见了，跺了庞某几脚。3、证人证言（1）证人余某乙证明，2016年4月30日早上，母亲王某对其说，余某丙被庞某摸了。其问余某丙咋回事。她说庞某把她带到挨着小霍家的夹道里，用手抠她的阴部。“小霍”是村卫生院吴医生的小名。（2）证人梁某证明，2016年4月28日晚上八点多钟。其在家门口吸烟，看见一个人影从南边过来，走到卫生所门前一闪不见了。其过去察看，发现小夹道里有一个人蹲在那儿。其问：“谁也？”那个人从夹道里出来，是庞某，手里还掂了一瓶啤酒。大妞也从夹道里出来了。其当时很生气，因为庞某的名声不好，这么黑的天，他跟大妞在夹道里，肯定没有干啥好事。其搧了庞某两巴掌，说：“你是想死了。”又跺了庞某屁股上一脚。庞某就跑了。（3）证人王某证明，2016年4月29日，梁某对其说，他发现庞某在村卫生所的夹道里欺负大妞。后来其问余某丙，余某丙说庞某哄她，给她买吃的东西，用手指头扣她尿尿的地方。（4）证人余某甲证明，2016年4月28晚上，其去跳舞，走到大门口的路上，看见梁某骂庞某说：“你不是人。”然后梁某就正北走了。庞某手里拿的有啤酒瓶子。其对大妞说：“大妞，你快回家。”然后其就去跳舞去了。（5）证人冯某的证言与余某甲的证言基本一致。4、书证（1）余某丙户籍证明一份，证明余某丙，女，2010年11月6日出生。（2）庞某户籍证明一份，证明庞某，男，1967年3月2日出生，居民身份证号码××，汉族，住河南省汝南县留盆镇殷湾村殷湾148号（3）汝南县公安局留盆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一份，证明被告人庞某被抓获的情况。（4）汝南县公安局留盆派出所出具的庞某前科证明一份，证明庞某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2年10月29日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罚金一千元。（5）汝南县留盆镇卫生院于2016年4月30日对余某丙诊断证明书一份，证明经初步检查，余某丙外阴无红肿热痛，无出血。（6）汝南县人民法院（2012）汝刑初字第254号刑事判决书一份，证明庞某因犯危险驾驶罪，于2012年10月29日被判处拘役一个月，罚金一千元。5、驻马店安康法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驻安康所（2016）116号精神病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经鉴定，庞某无精神病，完全刑事责任能力。6、现场勘验笔录一份、现场示意图二张，现场照片五张，证明案发现场情况。7、光盘2张，证明公安机关依法对被告人进行讯问的情况。上述证据，经庭审举证、质证核实，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相关联，予以采信，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本院认为，被告人庞某强行摸儿童阴部，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辩称其没有对被害人实施猥亵的理由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庞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4月30日起至2017年4月日29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李国俊审判员王新华人民陪审员冀清华二〇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书记员罗辰

郭代清危险驾驶罪一审刑事判决书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渝0111刑初428号：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检察院以渝足检刑诉［2019］4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郭代清犯危险驾驶罪，向本院提起公诉，同时建议本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审理程序。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速裁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6月4日18时许，被告人郭代清在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综合市场一小炒店与朋友吃饭并饮酒。其后驾驶正三轮载货摩托车从龙水镇往玉龙镇方向行驶。当日19时40分许，当车行至龙水镇龙双路20米处时，发生车辆侧翻的交通事故。民警出警时，发现郭代清涉嫌饮酒驾车，遂将其带至交巡警龙水勤务大队进行呼气酒精测试，结果为148ｍｇ／100ｍｌ。随后民警将郭代清带至大足区第二人民医院提取了血样送检。经重庆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检验，其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251ｍｇ／100ｍｌ。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郭代清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郭代清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候，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从轻处罚，其自愿认罪认罚，亦可从宽处理。建议判处被告人郭代清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被告人郭代清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无异议且签字具结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郭代清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量刑适当，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郭代清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具体执行时间已执行通知书为准。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员胡孝松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六日法官助理蒋爱廷书记员卢炫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