껄加发、黄俊明等赌博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浙0481刑初735号：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以海检刑诉［2017］7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加发、黄俊明、吕大军、周兴洪、王清龙、吴云涛、龚云金犯赌博罪，于2017年9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0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某1出庭支持公诉，上列被告人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黄加发、黄俊明、吕大军、周兴洪、王清龙、吴云涛、龚云金以营利为目的，结伙聚众赌博，其中被告人黄加发、黄俊明涉案七次，抽头数额15650元；被告人周兴洪、王清龙、吴云涛涉案4次，抽头数额10300元；被告人吕大军、龚云金涉案3次，抽头数额5350元，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黄俊明、周兴洪、王清龙、吴云涛、龚云金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照《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吕大军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依照《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证实上述指控，公诉人当庭宣读并出示了证人段某、曾某、蔡某等人的证言，户籍证明，刑事判决书，行政处罚决定书，抓获经过等证据，诉请本院对各被告人分别予以判处。各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未提出异议，并表示自愿认罪。经审理查明，2017年1月下旬间，被告人黄加发、黄俊明、周兴洪、王清龙、吴云涛等人经预谋后结伙在合股经营的海宁市海昌街道双喜路中老年棋牌室内，先后四次组织段某、曾某等人以扑克牌赌“牛牛”等方式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各被告人轮流抽头，抽头渔利共计10000余元。201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期间，被告人黄加发、黄俊明、吕大军、龚云金结伙在海宁市海昌街道双喜路中老年棋牌室内，先后三次组织段某、曾某、蔡某等人以扑克牌赌“牛牛”、打“筒子功”等方式进行赌博并从中抽头渔利，被告人黄俊明安排被告人龚云金抽头，抽头渔利共计5000余元。事后，被告人黄加发、黄俊明、吕大军、周兴洪、王清龙、吴云涛、龚云金分别获利2550元、2000元、3800元、2160元、1900元、1700元、1000元。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黄加发、黄俊明、吕大军、王清龙、吴云涛、龚云金分别退出了各自违法所得。上述事实，各被告人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证人段某、曾某、蔡某等人的证言，刑事判决书、刑满释放证明书、吸毒人员查获详细信息、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暂扣款票据，情况说明，户口证明、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抓获经过、到案经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吴财根、张立国赌博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浙0681刑初806号：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诸检刑诉（2017）73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犯赌博罪，于2017年7月2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院于同年7月24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7年8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尉燕丽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10月14日、15日，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组织邱江明、陈胜龙、陈高等人在诸暨市东兴支路乐顺棋牌室、滨江支路金黄城棋牌室以发“小牌九”形式进行赌博，赌博中用子码代替现金，至赌博结束后再结算。期间，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负责抽头，两天共从中抽头子码累计近5万元尚未结算。为证明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收条、民事起诉状，行政处罚决定书，刑事判决书，户籍证明，证人邱某、陈某1、陈某2的证言，抓获经过，归案经过，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赌博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在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应撤销缓刑，予以并罚。提请本院对二被告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处罚。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无异议，上述证据经本院查证属实并予以确认。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相一致。另查明，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因涉嫌犯赌博罪，于2016年1月13日被诸暨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月29日被取保候审。2016年8月31日因犯赌博罪分别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本院认为，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结伙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吴财根、张立国在缓刑考验期间犯新罪，本院予以撤销缓刑，与所犯新罪判处的刑罚实行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本院（2016）浙0681刑初931号刑事判决书中对被告人张立国、吴财根缓刑部分的判决；二、被告人吴财根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前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八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七年二月十日起至二0一八年八月十九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扣除已经缴纳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尚应缴纳三万元）；三、被告人张立国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与前罪所判处的有期徒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八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七年二月十日起至二0一八年八月十七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扣除已经缴纳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尚应缴纳三万元）；四、继续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代理审判员柳明二〇一七年八月七日书记员陈韬

憊雄等6人非法拘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鄂9004刑初300号：仙桃市人民检察院以鄂仙检刑诉【2018】2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犯非法拘禁罪，于2018年5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6月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仙桃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印冬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熊雄及辩护人昌利云、被告人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7年11月下旬的一天，被告人熊雄为了向刘某1索要欠款，便驾车将其带至湖北省天门市。熊雄邀约了被告人鄢某，鄢某又找来了被告人李某、陈某帮忙，鄢某、李某和陈某先后将被害人刘某1带至天门市岳口镇甲宾馆、乙宾馆和天门市岳口卫生院某小区五楼等地拘禁十余天，并逼迫刘某1还钱，刘某1于2017年12月6日趁机逃走。当晚11时许，熊雄打电话威胁刘某1到仙桃市毛嘴镇德顺寄卖行，然后指使被告人左某、许某在德顺寄卖行对刘某1进行拘禁，直至2017年12月9日15时许，左某、许某殴打刘某1时，被刘某1家属发现并报警，刘某1被仙桃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民警解救。案发后，被告人熊雄、陈某、鄢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公诉机关向本院移送了指控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犯非法拘禁罪的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书证、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的刑事责任。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熊雄的辩护人昌利云提出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熊雄为索取合法债务而非法拘禁刘某1，可以从轻处罚。2、被告人熊雄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处罚。并向法庭提交人民调解书复印件1份、谅解书1份，以证明刘某1与被告人熊雄的家属于2018年1月4日达成还款协议，被害人刘某1对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予以谅解。经审理查明：2017年11月下旬的一天，被告人熊雄为了向刘某1索要欠款，驾车将刘某1带至湖北省天门市。熊雄邀约被告人鄢某，鄢某又邀约被告人李某、陈某帮忙看守。鄢某、李某和陈某先后将被害人刘某1带至天门市岳口镇甲宾馆、乙宾馆和天门市岳口卫生院某小区五楼等地拘禁十余天，并逼迫刘某1还钱，刘某1于2017年12月6日趁机逃走。当晚11时许，熊雄打电话威胁刘某1到仙桃市毛嘴镇德顺寄卖行，然后邀约被告人左某、许某在德顺寄卖行对刘某1进行拘禁，直至2017年12月9日15时许，左某、许某殴打刘某1时，被刘某1家属发现并报警，刘某1被仙桃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民警解救。另查明：被告人熊雄、陈某于2017年12月28日自动向仙桃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投案，被告人鄢某于2018年4月2日自动向天门市公安局岳口派出所投案。仙桃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民警于2017年12月9日抓获被告人左某、许某。2017年12月12日，天门市公安局民警在非法拘禁刘某1的天门市岳口镇文化宫附近的民房五楼一房间内抓获被告人李某。仙桃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民警得知李某羁押在天门市拘留所，同月14日将李某提押到仙桃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的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被害人刘某1的陈述；证人刘某2、王某1、焦某、王某2、尹某、卢某证言；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的供述和辩解；仙桃市公安局毛嘴派出所出具的抓获经过、投案经过、办案说明；辨认笔录；短信聊天记录；照片；毛嘴中心卫生院诊断证明书；通话记录；现场勘验笔录；现场方位示意图、现场照片；人民调解协议书；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2008）硚刑初字第763号、（2013）鄂硚口刑初字第00162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武汉市硚口区看守所出所人员信息；湖北省天门市人民法院（2011）天刑初字第51号刑事判决书复印件；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的户籍信息证明，本院予以确认。本院对被告人熊雄辩护人昌利云提供的证据审查后认为：被告人熊雄的辩护人提供的证据，经本院核实，来源合法，真实、客观，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予以采信本院认为：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非法剥夺被害人刘某1的人身自由，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罪名成立。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熊雄于2013年2月28日被武汉市硚口区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2013年3月23日刑满释放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非法拘禁罪，是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李某有前科，可以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左某、许某在非法拘禁被害人刘某1期间，殴打被害人刘某1，对被告人左某、许某可以从重处罚。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为索取合法债务而非法拘禁被害人刘某1，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害人刘某1对被告人熊雄、鄢某、李某、陈某、左某、许某予以谅解，可以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熊雄、鄢某、陈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熊雄辩护人昌利云的上述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李某、左某、许某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熊雄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2019年6月27日止）。二、被告人鄢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2日起至2019年4月1日止）。三、被告人李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12日起至2019年4月11日止）。四、被告人陈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28日起至2018年12月27日止）。五、被告人左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9日起至2018年9月8日止）。六、被告人许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12月9日起至2018年9月8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汉江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郭越群人民陪审员许道友人民陪审员陈新华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刘丹丹

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浙0381刑初231号公诉机关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陈超，男，1991年6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8月6日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取保候审，2020年5月2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瑞安市看守所。被告人朱光伦，男，1984年6月13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市，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10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1月5日被取保候审。被告人张伟，男，1992年8月24日出生于浙江省瑞安市，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因涉嫌犯诈骗罪，于2019年8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6日被取保候审。瑞安市人民检察院以瑞检刑诉[2020]332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犯诈骗罪，于2020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年3月3日以简易程序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同年3月17日转为普通程序并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瑞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志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9年1月，胡某（已诉）在瑞安市成立“套路贷”工作室，招募被告人陈超为“话务员”，黄某2（已诉）为“审核员”，该工作室向“财务”徐某2、苏某、陈某、张某3、伍某（均已诉）和被告人朱光伦、张伟等人推送经审核的被害人信息，该伙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称“小额贷款公司”，假借民间借贷之名，以无抵押、无担保、快速放款等为诱饵吸引有迫切资金需求的被害人借款，继而以“行规”、“手续费”等虚假理由诱使被害人在“今借到”、“借贷宝”、“友据”等平台签订金额虚高的电子“借贷”协议，通过虚增借款金额、制造资金走账流水等虚假给付事实、多平台借款平账、“以贷还贷”等方式使用“套路贷”实施诈骗活动，骗取“砍头息”（4-6日为周期收取名义金额的25%或30%以上）、“展期费”（名义金额的25%或30%以上）、“逾期费”（名义金额的约10%）、“手续费”等。被告人等并骗取被害人通讯录，在被害人未偿还虚高“借款”的情况下，采用辱骂、威胁等手段向被害人或其亲属索取“债务”。其中：1、被告人陈超系工作室“话务员”，负责联系被害人推销借款，并将有需求的被害人推送给黄某2，从每单150元至200元推单费中分得25元“工资”，其个人通过上述方式骗取被害人郑某、秦某、李某1、蔡某、何某等人13350元以上，该工作室参与诈骗金额491659元以上。2、被告人朱光伦系“财务”，负责放贷与收款，通过上述方式骗取被害人曹某、黄某1等人9320元以上。3、被告人张伟系“财务”，负责放贷与收款，通过上述方式骗取被害人张某1、吴某、刘某1、王某、杨某1等人6500元以上。2019年8月6日，被告人陈超、张伟被公安人员抓获；2019年10月1日，被告人朱光伦被公安人员抓获。上述事实，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害人徐某1、黄某1、冯某、汪某、曹某、石某、刘某2、吴某、张某2、潘某、傅某、闵某、李某2、戴某、张某1、杨某2、王某、秦某的陈述，证人胡某、黄某2、徐某2、苏某、陈某、张某3、伍某、自某的证言，辨认笔录，提取笔录，电子数据检查笔录，搜查笔录，微信数据光盘，接收证据材料清单，电子借条，支付宝交易记录，微信交易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调取证据清单，微信记录，情况说明，微信账号信息，房屋租赁协议，扣押清单，照片，瑞安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记录，银行账户明细，抓获经过，人口信息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的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具有坦白等量刑情节，在审查阶段认罪认罚，建议本院判处被告人陈超有期徒刑二年；判处被告人朱光伦拘役五个月，可适用缓刑；判处被告人张伟拘役四个月，可适用缓刑，均并处罚金。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没有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通过“套路贷”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其中被告人陈超诈骗数额巨大，被告人朱光伦、张伟诈骗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陈超系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归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陈超、朱光伦、张伟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均予以从宽处理，并对被告人朱光伦、张伟适用缓刑。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为严明国法，惩罚犯罪，保护公私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三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期间取保候审的，刑期终止日顺延，即2019年8月6日起至2022年4月19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朱光伦犯诈骗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三、被告人张伟犯诈骗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两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均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四、责令被告人陈超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3350元、被告人朱光伦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9320元、被告人张伟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6500元，发还给上述各被害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蔡邦建人民陪审员夏瑞弟人民陪审员狄吟雪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代）书记员陈丹

掋某甲、延某乙等犯非法拘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娄星刑初字第483号：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院以娄星检公诉刑诉［2015］48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犯非法拘禁罪，于2015年12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月2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彭慧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甲及其辩护人段小武、被告人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先后以找工作为名被骗至娄底从事传销活动。为发展传销下线，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分别先后限制了被害人姜某、邓某、李某乙的人身自由，罗某曾还限制了周某乙的人身自由。具体事实如下：1、2015年3月，周某乙被人以开旋挖钻机工作的名义骗至娄底市娄星区石马公园附近的一栋民房黄某（另案处理）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由罗某当周某乙的师傅，看守周某乙，并以上课，洗脑的方式强迫周某乙加入传销组织。期间，邹杰还对周某乙扇耳光、捶打胸口以逼迫周某乙加入传销组织。直至同年4月，周某乙被迫让家人汇款4万元。2、2015年8月6日，被害人姜某被传销组织人员以开旋挖钻机工作的名义骗至娄底市娄星区乐坪办事处罗家小区邹杰（另案处理）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邹杰安排延某乙当姜某的师傅，由延某乙看守姜某，并以上课，洗脑的方式强迫姜某加入传销组织。2015年8月24日左右，邹杰、延某乙将姜某带至娄底金谷市场57栋2单元5楼的房间，延某乙继续当姜某的师傅，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掌管房间钥匙，并以陪聊天，打牌等方式非法限制姜某的人身自由迫使其加入传销组织。期间，姜某还被其他传销窝点传销人员刘伯云（另案处理）等人多次殴打致伤，经鉴定，姜某的损伤构成轻微伤。直至8月30日凌晨4时许，姜某才被民警解救。3、2015年8月11日，被害人邓某被传销组织人员以开旋挖钻机工作的名义骗至娄底市娄星区乐坪办事处罗家小区俄举以付（另案处理）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俄举以付安排秦某当邓某的师傅，由秦某看管邓某，并以上课，洗脑的方式强迫邓某加入传销组织。8月21日左右，俄举以付安排秦某将邓某带至娄底市娄星区金谷市场57栋2单元5楼的房间。由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掌管房间钥匙，还以陪邓某聊天、打牌的方式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迫使邓某加入传销组织。期间，邓某被王某甲、邹杰及其他传销窝点传销人员黄某（另案处理）等人多次暴力殴打致伤。经鉴定，邓某的损伤构成轻微伤。直至8月30日凌晨4时许，邓某才被民警解救。4、2015年8月22日，被害人李某乙被传销组织人员以开旋转挖钻机工作的名义骗至娄底市娄星区骨伤医院附近一栋房子刘伯云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周某乙以听音乐为由将李某乙手机拿走，并给李某乙上课，并以李某乙不认真听讲用抹布打了李某乙脸部。8月25日，周某乙又以李某乙回答不出问题用手扇了其耳光。李某乙被传销组织人员刘伯云、张清泉、徐某（另案处理）、周某乙等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还被刘伯云多次暴力殴打致伤。直至8月29日晚，李某乙才被民警解救。2015年8月30日，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周某乙、罗某在金谷市场的传销组织被民警查获，到案后均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院认为，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周某乙、罗某为发展下线，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且被告人王某甲、周某乙具有殴打情节，六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均起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在公安机关和庭审中均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周某乙、罗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不持异议，并请求人民法院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王某甲也是受害人，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王某甲在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只是给被害人上课、并没有当被害人的师傅，被告人王某甲应认定为从犯；被告人王某甲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且被告人王某甲系刚毕业的大学生，之前一直表现良好，因为法律知识淡薄才触犯法律，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王某甲量刑时充分考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先后被传销人员以招工为名骗至娄底市从事传销活动。为发展传销下线，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分别先后限制了被害人姜某、邓某、李某乙的人身自由，罗某曾还限制了周某乙的人身自由。具体事实如下：1、2015年3月份，周某乙被传销组织人员以开旋挖钻机的名义被骗至娄底石马公园附近的一栋民房黄某（另案处理）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由罗某当周某乙的师傅，看守周某乙，并以上课，洗脑的方式强迫周某乙加入传销组织。期间，邹杰还对周某乙扇耳光、捶打胸口以逼迫周某乙加入传销组织。期间，周某乙被非法拘禁约20天。直至同年4月份，周某乙被迫让家人汇款4万元用于购买传销产品，加入了传销组织。2、2015年8月6日，被害人姜某被传销组织人员以开旋挖钻机工作的名义骗至娄底市娄星区乐坪办事处罗家小区邹杰（另案处理）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邹杰安排延某乙当姜某的师傅，由延某乙看守姜某，并以上课洗脑的方式强迫姜某加入传销组织。2015年8月24日左右，邹杰、延某乙将姜某带至娄底金谷市场57栋2单元5楼的房间，延某乙继续当姜某的师傅。期间，由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轮流掌管该房间钥匙，并以陪聊天，打牌等方式非法限制姜某的人身自由迫使其加入传销组织。期间，姜某还被其他传销窝点传销人员刘伯云（另案处理）等人多次殴打致伤。经鉴定，姜某的损伤构成轻微伤。直至8月30日凌晨4时许，姜某才被民警解救，至此，姜某被非法拘禁时间约为25天。3、2015年8月11日，被害人邓某被传销组织人员以开旋挖钻机工作的名义骗至娄底市娄星区乐坪办事处罗家小区俄举以付（另案处理）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俄举以付安排秦某当邓某的师傅，由秦某看管邓某，并以上课，洗脑的方式强迫邓某加入传销组织。8月21日左右，俄举以付安排秦某将邓某带至娄底市娄星区金谷市场57栋2单元5楼的房间。期间，由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轮流掌管该房间钥匙，还以陪邓某聊天、打牌的方式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迫使邓某加入传销组织。期间，邓某被王某甲、邹杰及其他传销窝点传销人员黄某（另案处理）等人多次暴力殴打致伤。经鉴定，邓某的损伤构成轻微伤。直至8月30日凌晨4时许，邓某才被民警解救，至此，邓某被非法拘禁时间约为20天。4、2015年8月22日，被害人李某乙被传销组织人员以开旋转挖钻机工作的名义骗至娄底市娄星区骨伤医院附近一栋房子刘伯云管理的传销组织窝点。周某乙以听音乐为由将李某乙手机拿走，并给李某乙上课，并以李某乙不认真听讲用抹布打了李某乙脸部。8月25日，周某乙又以李某乙回答不出问题用手扇了李某乙的耳光。李某乙被传销组织人员刘伯云、张清泉、徐某（另案处理）、周某乙等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还被刘伯云多次暴力殴打致伤。直至8月29日晚，李某乙才被民警解救，至此，李某乙被非法拘禁时间约为8天。2015年8月30日，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在娄底市娄星区金谷市场的传销组织被民警查获。六被告人到案后均对上述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上述事实，被告人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罗某、周某乙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还有被害人姜某、邓某、李某乙的陈述，证人王某乙、黄某、徐某、曹某、刘某、杨某、王某丙、欧某、李某甲、朱某的证言；立案决定书、抓获经过、辨认笔录、现场勘验及照片、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报告、户籍资料相关书证在案佐证，足以认定。全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罗某、周某乙、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为发展下线，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且被告人周某乙、王某甲具有殴打情节，六被告人的行为均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均构成了非法拘禁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罗某、周某乙、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均起了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罗某、周某乙、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从轻处罚。公诉机关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罗某、周某乙、王某甲、延某乙、秦某、苏某二年至三年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恰当，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王某甲的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王某甲主观恶性不大，被告人王某甲在非法拘禁的过程中只是给被害人上课，被告人王某甲应认定为从犯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某甲系传销组织的领导，在非法拘禁被害人邓某的过程中实施了殴打行为，在非法拘禁被害人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故被告人王某甲辩护人的该辩护观点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王某甲辩护人辩称被告人王某甲具有坦白情节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罗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5年9月2日起至2018年8月1日止）二、被告人周某乙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5年9月2日起至2018年8月1日止）三、被告人王某甲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5年9月2日起至2018年7月1日止）四、被告人延某乙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5年9月2日起至2018年5月1日止）五、被告人秦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5年9月2日起至2018年5月1日止）六、被告人苏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5年9月2日起至2018年5月1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娄底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贺玉林人民陪审员邓和建人民陪审员刘坚文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书记员粱慧

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非法拘禁案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潭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湘0321刑初304号：湘潭县人民检察院以潭县检公诉刑诉［2017］27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犯非法拘禁罪，于2017年7月1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赖雅静担任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周汉超、汪秀瑛参加评议的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代理书记员李辉担任记录。湘潭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潘道平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潭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9月5日，株洲荣御投资公司股东李某某（本案同案犯，已判刑）与被告人李某某商议向被害人刘某某追讨其欠株洲市荣御投资公司欠款事宜。当日，被告人李某某遂纠集被告人孙某某、袁某某等人为向被害人刘某某索要债务连续限制刘某某人身自由达45个小时，其中李某某、孙某某具有殴打情节。经湘潭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刘某某的伤势构成轻微伤。三被告人的行为均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拘禁罪追究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均系主犯；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之规定。被告人孙某某、袁某某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系累犯，同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本院依法分别判处。并向本院提供了相关书证；证人刘利辉等人的证言；被害人刘某某的陈述；鉴定意见；辨认笔录；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非法拘禁罪的犯罪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经审理查明：被害人刘某某在2013年8月份向株洲市荣御投资公司借款50万元，至2014年9月还有15万元尚未归还，2014年9月5日，株洲荣御投资公司股东李某某（本案同案犯、已判刑）与被告人李某某商议向刘某某追讨欠款一事，由李某某负责约刘某某面谈，被告人李某某则负责带人到约谈地点守候，若与刘某某协商不成则由李某某等人将刘某某带至株洲市，以达到逼刘某某还钱的目的。当日18时许，李某某约刘某某在湘潭县易俗河镇金园一号茶餐厅商谈还款的事情，李某某则带领同案犯岳某某（已判刑）、杨某（已判刑）、李某某（已判刑）、孙某某、袁某某等六人在金园一号茶餐厅附近等候消息。当日19时许，当刘某某向李某某表示仍不能将欠款还清后，李某某遂带领、指挥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等6人将刘某某从金园一号茶餐厅强行带上汽车开往株洲市区，在车上被告人李某某、岳某某等人对刘某某实施殴打，迫使刘某某想办法还钱。9月6日凌晨，在刘某某没有借到钱的情况下，被告人李某某又将刘某某带至株洲市荷塘区金御小团圆小区三栋2120室李某某的租住屋内。在拘禁场所，被告人李某某及其纠集的人员孙某某、岳某某等人多次对刘某某进行殴打、体罚，并不允许刘某某睡觉休息，期间由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等人轮流看守，连续限制刘某某人身自由时间长约45个小时，直至2014年9月7日16时许，刘某某的妹妹刘利辉签下20.75万元欠条，并用自己一套房子作担保，以及该房房产证、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作担保证明，刘某某家人在筹集支付了一万元钱欠款后，李某某才让刘某某离开。期间，刘某某被连续限制人身自由达45个小时。经湘潭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刘某某的伤势构成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袁某某于2017年5月3日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同案犯李某某与被害人刘某某就民事部分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到位，李某某等人的行为取得了被害人刘某某的书面谅解。上述事实，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且有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的供述；同案犯李某某、岳某某、张某某的供述；被害人刘某某的陈述；证人胡某某、刘某某、徐某某、方某某的证言；辨认笔录及辨认照片；中国民生银行个人账户对账单；湘潭县公安局提取笔录、照片；湘潭县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单；湘潭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潭法验字（2014）第574号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书；本院（2015）潭刑初字第30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邵中刑执字第345号刑事裁定书；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去人民法院（2000）大刑初字第60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人民法院（2010）芦法刑初字第174号刑事判决书；湘潭县公安局花石派出所办案说明；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资源库资料、吸毒人员动态管控详细信息；常住人口信息、违法犯罪信息；抓获经过及到案经过说明；和解协议、收条、刑事谅解书等已经庭审质证、认证的证据予以证实，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伙同他人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被害人刘某某长达45个小时，三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均应予惩罚，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具有殴打情节，依法均应从重处罚。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袁某某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案发后，被告人袁某某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某、孙某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同案犯李某某在案发后就民事部分与被害人刘某某达成调解协议并履行到位，被害人刘某某对被告人李某某、李某某等人的行为表示谅解，对三被告人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为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四十二条、第四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7年3月30日起至2017年8月29日止）。二、被告人孙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7年4月20日起至2017年9月19日止）。三、被告人袁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2017年5月3日起至2017年9月2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赖雅静人民陪审员周汉超人民陪审员汪秀瑛二〇一七年八月十五日代理书记员李辉

刘国平合同诈骗一审刑事判决书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黔0103刑初149号：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以云检公诉刑诉（2017）193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国平犯合同诈骗罪，于2018年1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余箫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国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国平系江阴宝雍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雍公司）法人，宝雍公司自2011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8日期间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约定宝雍公司为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经销商。2016年2月份，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在承建本市云岩区市西路启新商场项目时，需购买电梯，被告人刘国平以奥蒂斯牌电梯代理商的名义联系了重庆华渝建筑公司金某1，通过接洽商谈，被告人刘国平与金某1在本市云岩区市西路启新商住楼201号签订了电梯供货合同，后被告人刘国平伪造制造商授权委托书、虚构自己已经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电梯供货合同及安排电梯生产的事实，骗取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定金及预付货款共计80万元，该笔资金均被刘国平用于赌博挥霍。庭审中，公诉机关列举相关证据材料，认为被告人刘国平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被告人刘国平有期徒刑十年至十二年，并处罚金。庭审中，被告人刘国平提出没有伪造授权委托书，货款80万元里面有10万元是订金，70万元是在重庆华渝建筑公司考察以后确认了才给我的，我没有想诈骗。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刘国平系江阴宝雍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雍公司）法人，宝雍公司自2011年10月19日至2015年10月18日期间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约定宝雍公司为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经销商。2016年2月份，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在承建本市云岩区市西路启新商场项目时，需购买电梯，被告人刘国平以奥蒂斯牌电梯代理商的名义联系了重庆华渝建筑公司金某1，通过接洽商谈，被告人刘国平与金某1在本市云岩区市西路启新商住楼201号签订了电梯供货合同，后被告人刘国平虚构自己已经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电梯供货合同及安排电梯生产的事实，骗取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定金及预付货款共计人民币80万元，该笔资金被刘国平挥霍用于赌博挥霍。上述犯罪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佐证：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因工程需要购买电梯，遂与刘国平签订电梯供销合同，并相继支付80万元给刘国平，2016年7月发现无法联系刘国平，重庆华渝建筑公司与快速公司对接，发现刘国平并未将80万元电梯款支付给快速公司，其提供的授权委托书为伪造的；公安机关于2016年9月9日立案侦查；2、户籍信息，证实被告人刘国平作案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3、抓获经过，证实苏州市吴江区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在对来往车辆进行例行检查过程中，查获被告人刘国平；4、报案材料，证实被害人单位已被刘国平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5、情况说明，证实重庆华渝建筑公司被骗金额为国有资产；6、电梯供货合同，证实2016年3月3日，江阴宝雍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与重庆华渝建筑公司签订电梯供货合同；7、收据及对账单，证实被告人刘国平收取重庆华渝建筑公司人民币80万元；8、微信聊天记录，证实被害人金某1与快速电梯薛某1联系，薛某1曾将被告人刘国平使用与快速电梯公司签订的“龙启·城南大院三期”项目定金收据，作为被告人刘国平与重庆华渝建筑公司项目收据发给金某1；9、说明函，证实宝雍公司是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经销商，有效期至2015年10月18日止；授权委托书并非快速电梯公司出具；10、说明函及收据，证实宝雍公司在2015年6月10日、2015年6月12日向快速电梯公司支付定金164380元，后期再无支付任何款项，该项目目前处于停滞状态，2016年3月14日公司应宝雍公司的要求开具164380元的定金收据11、电梯设备购销合同，证实2013年11月15日，宝雍公司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关于“龙启·城南大院三期”签订电梯购销合同；12、经销协议，证实宝雍公司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经销协议，协议有效期为2015年10月18日止；13、劳动合同书，证实薛某1在快速电梯有限公司担任电梯销售分公司总经理职务；14、授权委托书、电梯供货合同、电梯采购合同、补充协议、工程预付款／进度款支付申请表、银行承兑汇票，证实江苏龙启房建置业有限公司就“龙启·城南大院”工程向宝雍公司采购电梯；15、往来户历史明细清单，证实被告人刘国平收到重庆华渝建筑公司80万元；16、历史交易明细，证实被告人刘国平资金使用情况；17、被告人乘坐飞机记录及离境记录，证实被告人出入境时间及地点；18、宝雍公司营业执照，证实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被告人刘国平19、证人薛某1的证言，证实其是快速电梯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总经理，刘国平是公司的经销商，刘国平的公司（宝雍公司）在我公司还有164380元的帐，2016年2月底的时候，刘国平告诉我他在贵阳有一个电梯项目，2016年3月12日左右，贵阳电梯项目的金总电话联系了我，并问我刘国平是不是我公司的经销商，我告诉她是的，并且告诉金总这个项目刘国平可以做的，在3月13日，金总通过微信给我发信息，让我们在收到预付款的当天把收据发给她，后来我打电话给刘国平，刘国平告诉我已经收了金总10万元定金，他说还有10多万在我公司，叫我核实清楚后开收据给他，我在财务人员处核实后给刘国平开了一张164380元的收据，3月14日，我将收据发给金总。3月25日刘国平带着金总到我公司进行考察，我按照金总要求将收据给她看，金总说已经与刘国平签订合同，等我公司安排人员现场勘查，我立马就安排工作人员到贵阳进行，在勘查过程中也一直要求刘国平与我公司签订合同，刘国平以现场参数定不下来为由没有和我公司签订合同，2016年7月下旬，金总问我什么时候发货，我告诉她，刘国平没有与我公司签订购销合同，我也联系不上刘国平。164380元是刘国平在2015年6月18日较大我公司关于“龙启·城南大院三期”工程的定金款，后由于该项目最后没做成功，所以这笔钱一直不能动用，也不可以退给刘国平，只有刘国平有了新的项目获取该项目重新启动后才能作为抵扣启用；20、证人奚某的证言及情况说明，证实刘国平所在宝雍公司为江苏龙启房建置业有限公司“龙启·城南大院一期”交付了电梯，第二、三期刘国平收了电梯款，但没有交付电梯，薛某1告诉我刘国平只交了16万余元“龙启·城南大院三期”的定金；21、证人金某1的证言，证实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因工程需要购买电梯，后被告人刘国平主动联系金某1，通过洽谈，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向刘国平购买奥蒂斯电梯，薛某1曾告诉金某1刘国平的确是他们快速电梯公司的代理商，随后双方签订“电梯供货合同”，2016年3月5日，刘国平将委托书邮寄给重庆华渝建筑公司，3月7日，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将定金10万元汇给宝雍公司；金某1又通过薛某1核实定金10万元的事，薛某1将定金收据发给金某1；2016年3月23日，刘国平带领金某1到快速电梯生产机关去考察，3月25日到快速电梯总部考察，薛某1将定金收据原件交给金某1看，随后重庆华渝建筑公司将70万转给刘国平所在的宝雍公司，快速电梯公司安排了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进行数据测量。2016年7月22日，已无法联系刘国平；薛某1说之前的定金收据不是刘国平为重庆华渝建筑公司缴纳的定金，该公司赵经理说2015年10月刘国平已经与快速电梯解除代理合同；3月20日刘国平说勘测结果出来了，现在可以安装10台，3月底，刘国平说10台电梯的勘测资料已经交给快速电梯公司，公司已经进行生产，要求支付70万元的排产款；22、被告人刘国平的供述，证实江阴宝雍机械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在2011年成为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经销商，但签订的合同到期时间为2015年10月18日，但电梯公司的业务我还是可以做；被告人刘国平以奥蒂斯牌电梯代理商的名义联系了重庆华渝建筑公司金某1，被告人刘国平与金某1签订了电梯供货合同，并收取10万元定金，后被告人刘国平使用与快速电梯公司签订的“龙启·城南大院三期”项目定金收据，并虚构自己已经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电梯供货合同及安排电梯生产的事实，收取重庆华渝建筑公司70万元，共计收到80万元，该笔资金均被刘国平用于赌博挥霍，并未实际转款给快递电梯公司用于生产电梯。上述证据来源真实，内容客观、公正，能够相互印证被告人刘国平合同诈骗的犯罪事实，本院予以认定。关于被告人刘国平提出没有伪造授权委托书，货款80万里面有10万元是订金，70万元是在重庆华渝建筑公司考察以后确认了才给我的，我没有想诈骗的辩解意见，经查，现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关书证，能够证实2015年10月18日，被告人刘国平在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到期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并未出具授权委托书给被告人刘国平，虽然被告人刘国平曾带领金某2到快速电梯有限公司考察，证人薛某2也表示被告人刘国平是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经销商，并且告诉金总这个项目刘国平可以做，但该委托书并非快速电梯有限公司所出具，且被告人在收到重庆华渝建筑公司支付的定金10万元及货款70万元后，虽然安排工作人员现场测量，但并未与快速电梯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也未将定金及货款实际交付给快速电梯有限公司，而是将80万元用于个人挥霍，导致了被害单位陷入错误的认识，不能对货款作出的正确的处理，最终导致该笔款项被被告人刘国平挥霍的结果，故该辩解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刘国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800000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国平犯合同诈骗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刘国平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7年9月8日起至2027年9月7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二、赃款人民币800000元继续追缴，发还被害单位俱领。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虞继恒人民陪审员谢润凤人民陪审员廖晓丽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书记员李国静

卢菊芝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一审刑事判决书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陆刑初字第248号：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检察院以陆检公诉刑诉（2014）2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卢菊芝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于2014年9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9月4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云南省陆良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松林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卢菊芝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左右的一天，被告人卢菊芝在陆良县马街镇街上购买了一些罂粟籽，后将罂粟籽撒在自家房后田里，2014年4月6日在该地里发现罂粟1410株。经鉴定，送检2014-249-1号检材中检出吗啡、可待因。上述事实，被告人卢菊芝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户口证明，抓获经过，被告人卢菊芝的供述，证人李和建的证言，物证照片，理化检验鉴定报告及通知书，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清点毒品原植物记录及照片，提取毒品原植物记录及照片，物品处理清单等证据在卷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卢菊芝的行为已构成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卢菊芝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的事实、罪名成立。被告人卢菊芝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坦白，对其可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五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卢菊芝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六千元，下余罚金判决生效后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云南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朱自前人民陪审员张发贵人民陪审员俞伟琦二〇一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书记员冯萍

被告人解再胜犯诈骗罪一案一审刑事判决书山西省平陆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晋0829刑初50号：平陆县人民检察院以平检公诉刑诉（2016）4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解某胜犯诈骗罪，于2016年5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同日本院予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6月15日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庭审后我院要求公诉机关补充材料，平陆县人民检察院于7月21日将补充材料移送我院，我院于7月27日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开庭审理。平陆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靖志科、薛伟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刘某俭、被告人解某胜及辩护人王永生、张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延长审限三个月，并经审判委员会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平陆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11月17日，被告人解某胜将自己名下的7万元信用社股金转让给被害人刘某俭的妻子芦某草。后被告人解某胜又将该股金证从刘某俭处要回。2013年8月19日，被告人解某胜用该股金作为抵押从黄某伟处借款6万元，约定一个月内还款。至今被告人解某胜未归还6万元借款。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解某胜的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诈骗罪。建议对被告人解某胜在有期徒刑二年至三年之间量刑，并处罚金，同时并提供有被害人的陈述、证人证言、到案经过、辨认笔录、检验意见书、视听资料录音笔、被告人的口供、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被害人刘某俭认为：2011年，被告人解某胜以信用社下达股金购买任务为由，请求被害人以其名义购买信用社股金顶替被告人解某胜任务。后被害人于11月10日左右将7万元现金交与被告人解某胜，同年11月17日，在股金证办好的当天，被告人解某胜将股金证和股金分红存折交给被害人并出具转让条据，证明该7万元股金已归被害人所有。2013年5、6月份，解某胜以信用社检查股金证为由，从被害人处骗走股金证。之后又隐瞒该事实将股金证抵押给了黄某伟，侵害了被害人的财产权益，致使被害人的7万元至今无法追回。可见其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故意，应构成诈骗罪。被告人的诈骗行为应系情节严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诈骗公私财物到达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酌情从重惩处……（四）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的财物的；……”本条第二款规定：“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并具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属于诈骗集团首要分子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故被告人解某胜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依法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并退赔自己的损失。被告人解某胜辩解：其不存在从刘某俭处取现金办股金证顶任务之说，因以前欠被害人刘某俭的钱，其给被害人出具的股金证转让条，当时是说抵押给被害人还2011年10月22日的欠款7万元，但股金证并未交给被害人，事后我又还给了被害人5万元，由于自己不懂法，不知其的行为是否构成了犯罪。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解某胜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其理由是：1、被告人解某胜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亦未具有采取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的方法实施诈骗的行为。2、从本案的基本事实来看，被告人解某胜从被害人处借款高达一百多万，均有借条，约定有利息、还款期限、借款期限，可以说明双方手续是很完备的。3、该股金证到底是被害人出资7万元让被告人顶名购买还是被告人解某胜自己出资购买的？从股金证上可以看出：该股金证的入股时间是2008年3月8日，后几次扩股至2011年11月17日扩股为7万元，只能说明该股金证是由被告人解某胜自己购买的。可见被害人的陈述存在有矛盾，不真实。4、被告人解某胜出具的转让条只是一个承诺的开始，而真正的转让要平陆县信用联社的认可和同意，才能证实被害人具有合法的股金证持有权。5、本案的法律关系应当属于民事调整的范围，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只是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借款而产生的民事纠纷，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围。综上认为，公诉机关所举证据不能证实被告人解某胜具有诈骗犯罪事实的存在，应判决被告人解某胜无罪。经审理查明：2011年11月17日，被告人解某胜书写了内容为：“我自愿把本人名下柒万元股金转让给芦某草”的转让条一张，将自己名下的7万元信用社股金转让给被害人刘某俭的妻子芦某草，同时将股金证和股息存折一并交予芦某草，芦某草在笔记本上记载有该股金证编号及账号。后被告人解某胜又将该股金证从刘某俭处取走。2013年8月19日，被告人解某胜用该股金作为抵押从黄某伟处借款6万元，约定一个月内还款。至今被告人解某胜亦未归还6万元借款。后经被害人刘某俭多次催要，被告人解某胜亦未归还被害人刘某俭的7万元股金证。证实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主要内容：2014年2月24日下午15时许，平陆县公安局刑侦一队接刘某俭报称，解某胜拿走其7万元股金证，一直拒不归还，后又把该股金证抵押到平陆县民族饭店老板那里诈骗6万元。平陆县公安局于2015年2月25日予以立案。2、被害人刘某俭的的报案材料及询问笔录。主要内容：2011年11月份的时候，解某胜打电话说信用社安排他们购买股金，有任务，必须是内部人购买，他没有钱，让自己出钱以他的名义购买股金。我们商量好后，2011年11月10号左右自己将7万元现金给他，11月17日解某胜将办好的股金证、股息存折和转让证明都交给自己。自己在2012年3月30日、2013年4月10日两次领取股息，都是解某胜将股息存折拿走，他取了钱后将股息和存折都归还自己。到2013年5、6月份，解某胜以信用联社检查股金为由，将股金证拿走了。后来自己多次索要，解某胜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脱。2014年快过年的时候，儿子刘某涛和解某胜在律师赵某国家商量这事，要求将股金过户，解某胜说股金证找不见了。2014年2月份左右，自己听说解某胜将该股金证抵押在民族饭店老板那儿借了6万元。于是自己就报警了。现在自己跟前只有股息存折和转让条。解某胜取走7万元的时候，妻子芦某草也在场，解某胜还打了一张7万元的借条。后来他将股金证、分红存折和转让条给自己后，自己将这7万元的借条给他。股金证从2011年11月17日至2013年5、6月份一直保存在自己跟前，当时妻子芦某草怕股金证丢失，还在一个笔记本上作了记录，登记的有股金证的账号。关于股金转让条，当时自己提出怎么能证明股金是自己出钱买的，解某胜说他随后将办好的股金证、股息存折给我的时候，给我写一个股金转让证明。自己从2011年4月1日开始至2013年7月1日，先后借给解某胜1Ｏ次现金共计116万元，解某胜都出具有借条。这钱解某胜都没有归还。2009年以前，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解某胜说有四家人的股金要转让，总计将近10万元。于是自己就通过解某胜办理了购买10万元的股金，自己先将10万元现金给解某胜，他联系那四家人签股金转让协议，协议签好后，解某胜将办好的10万元股金证和分红存折交给我们。2011年11月7日之前，我就和解某胜商量好，因他在信用社有购买股金任务，我想买股金投资，我就给他7万元现金，我们就达成：我出资，解某胜应名的协议。解某胜将7万元股金证办好的当天，就将7万元股金证、股金收益本交给我，同时给我妻子芦某草写了股金转让条。大约2013年5、6月份，解某胜以信用社检查股金证为名，从我处将该股金证拿走，事后，我多次向解某胜要该股金证，解某胜总说检查没结束。在2014年1月份，我儿子刘某涛在赵某国家与解某胜等人商讨归还借款时，江涛向解某胜索要该股金证时，解某胜还说股金证不知放哪了，找不见了。这之后，我通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解某胜早已将该股金证抵押，我才知道被解某胜骗了。解某胜给我股金证、收益本、书写转让条时，我妻子在场。后来我妻子为了防止股金丢失，还用笔记本记录了该股金证的账号。3、被害人芦某草（刘某俭妻子）的询问笔录。主要内容：2011年的一天早上，自己和丈夫刘某俭在家，解某胜过来说信用社让入股，一个人5万元，他没有钱，希望我们出钱以他的名义入股，比存银行强。我们说商量一下再说，解某胜就走了。过了几天我们同意了，解某胜又到我家，丈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7万元现金给了他，他给我们打了一张7万元的欠条，说股金证办好就给我们送过来。到了第一次分红的时候，解某胜将股金证和股金分红存折一并给了我们，我们将他的7万元欠条给了他。后来自己去了北京照顾儿媳妇，听丈夫说解某胜将股金证要走了，说信用社检查。后来自己找解某胜要过，他说还没检查完。后来的事情自己就不清楚了。自己在一个笔记本上记录了该股金证的编号和账号，记录的时间记不清了，当时自己觉得股金证写的是解某胜的名，不放心，另外也害怕小孙子乱翻，将股金证弄丢，所以写个登记有个印象。当时笔记本上登记了两个股金证账号，第一个10万元股金也是通过解某胜办的，当时解某胜拿的记不清两家还是三家股金证的复印件，总价值9万多不到10万，自己给了解某胜10万元。过了几天，解某胜将股金证和分红存折给了自己，这个股金是在自己的名下。具体如何办理的自己不清楚。登记的第二个7万元的股金证账号是663102014Ｏ01ｘｘｘｘ1252，自己登记的意思是股金的7万元是自己掏的，解某胜将7万元股息存折、股金证和转让条全部给自己了。当时解某胜说他单位有购股金任务，自己和老伴刘某俭想投资，于是我们就达成我们出资，解某胜应名的协议。我们将7万元现金给解某胜后，解某胜将7万元股金证办好就将该股金证、股金收益本给自己和老伴，同时向自己写股金转让条。这之后，自己怕股金证丢失，还在笔记本中作了记录。给自己股金证、收益本、书写转让条时除解某胜外，只有自己和老伴刘某俭在场。4、证人黄某伟的询问笔录。证实：2013年7、8月份的时候，买某兵介绍解某胜到自己跟前借钱。解某胜说他在部官信用社上班，家里急用钱。自己让解某胜拿东西抵押。于是解某胜拿出他随身携带的7万元股金证，说是要抵押借款6万元，期限一个月。股金证是部官信用社的，名字就是解某胜。解某胜说股金证就是他的。于是自己让本村的王小亮跟着解某胜、买某兵到城关信用社、部官信用社核实了股金证是真的，随后自己就给了解某胜6万元现金。当时还写了借款协议，约定解某胜用7万元的股金证作为抵押，借款6万元，期限一个月，若是一个月没有归还，该股金证就归我。买某兵是见证人。后来解某胜一直没有还钱，人也联系不上。股金证一直在自己跟前。5、证人买某兵的询问笔录。证实：2013年8月19日，朋友史艳辉说解某胜想借款，让自己给他联系一下。后来通过自己介绍，解某胜用他的7万元信用社股金证作为抵押从黄某伟处借了6万元。解某胜说他是部官信用社的，股金证就是他个人的。后来自己和解某胜、本村的王小亮到信用社核实股金证是真的。解某胜和黄某伟签订了借款协议，自己作为担保人。当时约定借款期限一个月。但解某胜后来一直没有还钱，也联系不上他。6、证人刘某涛（刘某俭儿子）的询问笔录。证实：解某胜之前在父亲刘某俭跟前借钱，但一直不还，自己害怕他赖账，就于2014年1月20日通过中间人赵某国约好，在赵某国家里与解某胜和他妻子张某红商量此事，自己当时准备了一个录音笔，在解某胜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录下了谈话内容。谈话过程都是自愿的。另外当时解某胜还领了一个男的，自己不认识，他一直在听我们说话。当时自己和解某胜都认可欠款的总数是116万元，116万中不包括7万元股金。自己让解某胜将7万股金过户到父亲名下，解某胜说他在部官信用社时将股金证放在桌上，找不见了，他尽快补办一下。解某胜说他给我父亲打的有条，那是提前转让给我父亲的，就是我父亲的。张某红也说这股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我父亲的。7万元股金是父亲出的钱。父亲说过这7万元股金是解某胜顶名，办的是职工内部股，父亲出的钱。解某胜给父亲写的有转让股金的手续。7、证人赵某国的询问笔录及情况说明。证实：解某胜欠刘某涛父亲刘某俭的钱，一直没有还。解某胜和刘某俭双方都找过自己解决此事。于是2014年年前，快过年的一天晚上，刘某涛和解某胜、解某胜妻子张某红，还有解某胜的朋友秦双牛，他们在自己家说这个事情，他们当时具体怎么说的，自己记不清了。他们说欠款的总数是116万元，还有7万元股金，总共123万元。刘某涛提出7万元股金的事情，解某胜一方不知道谁说的，“那没事，那钱在信用社，早晚都是你的”。解某胜谈话是自愿的，双方是心平气和在商量这个事情。关于刘某俭与解某胜欠款纠纷一案，最初是解某胜的妻子张某红到我家多次找我协商此事，后来我将双方叫到我办公室，多次协调最后未达成一致意见，但说好无论如何，在2014年年底过年前，给刘某俭归还20万元整，但在2014年1月11日晚上，张某红到我办公室来说，仅凑了5万元整，我就打电话让刘某俭儿子江涛取走，并出具收条一份，当时说从本金116万元中下扣，剩余的就再无调解了。8、证人陆甲的询问笔录。（平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会计）证实：2011年后半年，单位鼓励职工入股金，一般职工入10万元股金，但不强迫。当时职工入的都是职工自然人投资股。解某胜名下的股金证是2008年3月8日开户，2011年3月14日换的折，当时余额是100元的资格股和19900元的投资股；后来经过几次扩股、转投，到2011年11月17日余额变更为70000元的投资股。其证实资格股可以退股，投资股不能退股，只允许转让和继承。其他人员也可以入股。投资股分为职工自然人股和其他人员股。职工自然人股也能转让给非职工，但还必须经过信用社理事会同意，并履行转让手续。另外信用社不检查股金证。9、证人张某红的询问笔录。证实：自己与解某胜2013年协议离婚。自己在赵某国家见过刘某涛。自己知道解某胜与刘某俭说过7万元股金的事情，自己身体不好想不起了。10、证人马某元的询问笔录。证实：大约2006、2007年自己在信用社办了12000元的股金，到2007年4月，自己在县城买房，就把股金转让了。当时具体是谁帮自己办理转让的，记不清了。自己当时签过股金转让协议，股金具体转让给谁，自己不清楚，也没有见过面。其辨认股金转让协议上的马某元的签名是自己写的，手印也是自己按的，其余的是信用社工作人员办理的，怎么办的自己不清楚。11、辨认笔录，被害人刘某俭对被告人解某胜进行辨认，确认了解某胜的身份。12、书证：（1）、刘某俭提交的转让条复印件和股息分红存折复印件。转让条内容：我自愿把本人名下柒万元股金转让给芦某草。解某胜2011年11月17日。（2）、芦某草提交的笔记本及相关记录复印件。（3）、黄某伟提交的与解某胜借款合同复印件、借款收据复印件、身份证复印件、股金证复印件。（4）、平陆县公安局调取的解某胜的股金账户信息。（5）、解某胜给刘某俭出具的借条十张，共计借款116万元。（6）、2016年4月12日被害人刘某俭提供的四份股金转让协议和股金证复印件。证实2007年4月9日芦某草在平陆县部官农村信用社分别与李某安、马某元、赵某云、马某智四人签订股金转让协议，共计9.7万元。（7）、平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提供的股金管理文件。13、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刘某涛提交的录音笔一个。14、山西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晋）公（司）鉴（声纹）字（2015）4号检验意见书，证实检材录音文件中播放区间内未发现剪辑。15、随案移送清单，证实了侦查人员将录音笔随案移送的情况。16、平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部官信用社2016年7月7日出具的解某胜股金情况一份，证实了被告人解某胜的股金系2008年入股20000元；2009年由于股金配股20540元；2010年职工王甲转让解某胜股金9600元，股金余额30140元；2011年职工解某胜扩股为70000元的情况。17、平陆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了解某胜系原部官信用社客户经理，于2014年7月9给予开除留用处分，现在处分期间。18、现场检测报告书。证实：2016年1月14日解某胜经检测，结果呈吗啡阴性，甲基安非他阴性。19、抓获经过，证实太原铁路公安局临汾铁路公安处运城北车站派出所民警于2015年3月6日在运城北站将解某胜抓获。20、户籍证明，证实被告人解某胜的身份信息与起诉书身份一致，且无犯罪前科的情况。21、侦查人员工作证复印件，证实了侦查人员的办案资质。22、被告人解某胜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自己的股金证是5、6年前在平陆县部官信用社办的，当时部官信用社让内部人员入股金，自己第一次入了1万元办下股金证，后来逐年入股，累积到7万元。股金证在办下后一般不让退股。办理股金的7万元都是自己的钱。股金证办下后一直由自己保管，没有交给过其他人。自己让刘某俭看过股金本。2013年7、8月份的一天，自己将股金证押在平陆县民族饭店老板老黄那儿，借了老黄6万元。当时两人写的有借款协议。现在股金证还在老黄那儿押着。2011年11月17日具体地点记不清了，因为自己欠刘某俭二三十万元，他找自己要钱。自己手头紧，他提出用股金证中的股金抵账，自己就同意了。随后他让自己写了张转让条。自己说股金证只有过户才管用，他说过户随后再说。于是自己写了那张条，内容是我自愿把本人名下柒万元股金证转让给芦某草（芦某草当时不在场），并签了名。自己把股金分红存折给了刘某俭，到分红时，自己将分红取出，给了刘某俭。刘某俭后来一直没有要求过户。因为2011年11月17日之前自己将刘某俭的7万元贷给别人，后来钱还不了，自己说拿7万元的信用社股金顶账，于是自己2011年11月17日给刘某俭写了股金转让条，但是一直没有过户，之后自己把股金分红存折给了刘某俭。自己和妻子张某红、刘某涛在赵某国家里说过欠刘某俭钱的事情，当时自己编了谎话说股金证找不见了。刘某俭通过自己放过款，大概有小百十万元，还了几万元，剩下的还没有还，自己出具的有借条。四张股金转让协议上面的字都是自己填写的，应该是这四个人要转让其名下的股金证，正好刘某俭他们要买股金，自己就帮他们办理了转让手续。具体情况记不清了。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被告人解某胜对被害人陈述的7万元是被害人出资自己顶名购买和将股金证交予被害人有异议，对其他证据均无异议。辩护人认为被害人的陈述不真实，证人赵某国的证言不全面。同时被告人解某胜当庭提交一份被害人刘某俭儿子刘某涛出具的收条一张，内容为：“今收到张某红归还借款本金伍万元正”，时间为2014年1月11日。用以证实自己已归还5万元。该证据经当庭举证、质证，公诉机关及被害人均认为，此5万元系归还116万元的借款本金，与指控的该宗7万元股金无关本院认为：被告人解某胜自愿给被害人刘某俭出具转让条据，将自己名下的7万元股金证转让给被害人芦某草，后又隐瞒真相将股金证取走，并以是自己的股金证的名义将股金证抵押给他人借款，造成被害人刘某俭和芦某草的7万元损失无法追回。以上事实，有被告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被害人刘某俭、芦某草的陈述、证人刘某涛、赵某国等人的证言、书证转让条、笔记本、录音笔等证据证实，且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可见被告人解某胜有不愿也不能归还该股金证的非法占有之心，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故意，故认为被告人解某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的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平陆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其犯诈骗罪，罪名成立。被告人解某胜诈骗老年人，应酌情从重处罚。对被害人的损失应予以退赔。对被告人及辩护人认为本案应属民事范围，被告人解某胜无罪的意见，经查：被告人解某胜共从被害人芦某草处借现金10笔共计116万元，其中包含有2011年10月22日的借款7万元，双方约定利率一分五厘，期限6个月。而该股金证转让条是在2011年11月17日，也就是借款不到期的情况下出具的。且在此之前仍有借款3笔共计41万元，在此之后又借给被害人解某胜现金6笔共计68万元。被害人刘某俭即使催要借款，也不可能不催要以前的41万借款，反而只催要该笔7万元不到期的借款。这与被告人解某胜供述被害人刘某俭催要7万元借款，其用股息相对借款利率较低的7万元股金证抵顶该7万元借款相矛盾，亦不符合情理。更何况平陆县人民法院的（2013）平民初字第622号民事判决书已经生效，被害人起诉被告人借款58元已经法院判决，其中包含有2011年10月22日从被害人跟前的借款7万元，被告人解某胜未对此提出异议，亦未说明有用股金证抵顶之说。被害人刘某俭及芦某草均能证实被告人解某胜将股金证交予被害人手，亦有被害人芦某草记录的笔记本佐证。被告人解某胜辩解用股金证抵押但未将股金证交予被害人，亦不符合常理。被告人解某胜后将股金证取走抵押给他人，主观上具有明显的非法占有故意，客观上采取了隐瞒真相的方法，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对被告人解某胜及辩护人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解某胜当庭提交的刘某涛出具的5万元收条，用于证实自己归还了5万元。该证据经当庭质证后，被害人刘某俭、证人赵某国均能证实该5万元系归还116万元借款本金，与本案无关。故公诉机关认为此5万元与指控的该宗7万元股金无关的意见，本院予以确认。对被害人提出的被告人解某胜应在三年至十年之间量刑的意见，因本案尚不属于接近数额巨大的范畴，故对其的意见不予采纳。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解某胜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12月6日至2019年10月21日。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责令被告人解某胜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退赔被害人刘某俭、芦某草人民币7万元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西省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五份审判长杜红江审判员史文娟审判员张青波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书记员陈璇

孙理峰诈骗案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博罗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粤1322刑初108号：博罗县人民检察院以博检公诉刑诉〔2015〕139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理峰犯诈骗罪，于2016年1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博罗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梁海娟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理峰及其辩护人欧惠忠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本院审委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1992年期间，被害人陈某1出资委托林某1代其征收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第六小组上浪（文昌公）约63亩的土地，林某1便以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的名义委托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代征上述土地，陈某1先后共支付了约260万元的征地款。1997年陈某1因犯罪被判刑入狱。2008年，博罗县人民政府征收包括上述土地在内的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土地建设体育中心时，将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3536400元转至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账上。2009年，被告人孙理峰伪造征地合同、补偿协议等材料，假冒上述土地的征用人，从鸡麻地村第六小组领取了3321400元征地补偿款。破案后，赃款无法追回。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的事实提供了相关证据，认为被告人孙理峰的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被告人拒不供认犯罪事实，诈骗数额达3321400元。建议对被告人孙理峰判处十二年以上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孙理峰当庭辩称涉案土地是其买的，不认罪。辩护人欧惠忠辩称被告人无罪，事实和理由：一、本案所涉土地的买卖过程：孙理峰与罗阳镇鸡麻地管理区六村（下称六村）的干部原本比较熟。当了解到陈某1的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需要买地时，林某1与孙理峰商定，先由孙理峰的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宏达公司）征得该地再转让给林某1，随后林某1提高差额后再以“代征”的方式转让给陈某1。二、关于孙理峰获得政府补偿款的经过。博罗县人民政府在决定征用本案所涉土地用于建设体育中心后，当向六村了解到该土地已于此前被孙理峰的宏达公司征收时，博罗县国土资源局与博罗县罗阳镇人民政府曾先后下发了三份红头文件。第一份于2008年8月19日作出的《关于增加县体育中心新征地的请示》（博国土资［2008］209号）；第二份于2008年10月15日作出的《关于县体育中心新征地补偿问题的请示》（博国土资［2008］243号）；第三份于2008年11月25日作出的《关于宏达公司填土有关情况的报告》（博国土资［2008］303号］。正由于有上述三份文件对相关问题的确认，孙理峰才收到通知并据此获得了补偿款项。不难看出，政府及土地主管部门对该土地的权属及该土地先由孙理峰的宏达公司征收后再转让给了陈某1的食出贸易公司是清楚的，把补偿款先补偿到六村再由六村转给孙理峰，然后由孙理峰与下家进行民事上的结算处理，也是正确的。三、关于对被告人孙理峰提出一系列的指控问题。（一）公诉机关称，被告人孙理峰伪造征地合同、补偿协议等材料。孙理峰有可能涉嫌制作、伪造的材料主要有：1、与六村签订的《征用土地合同书》；2、与李某3签订的《补偿协议书》及李某3出具的《收据》；3、与苏某4康签订的《填土合同书》及苏某4康出具的《收款收据》，等等。我们认为，不管是何种情形，之所以制作了这些材料也罢，还是伪造了这些证据也好，目的均为了应如何确定补偿问题而来的。政府在第一份红头文件中就已经确定了本案所涉的土地是被宏达公司征收的，就应如何确定补偿款项的数额问题，政府决定交由中介机构即惠州广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评估。但当会计师事务所要求孙理峰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时，由于事隔多年、时过境迁，而且时间紧迫，在一时无法收集到当年的原始相关材料后，提交了这些大概与当年事实相符的材料作为参考的基本数据。孙理峰当年与六村签订了《征用土地合同书》，六村的村干部及所有的知情人可以证实，确有其事。该原始合同在村干部换届时也作了移交，可后来确实是被大水冲走遗失了。孙理峰手上的那一份也因数年前被检察机关扣押后而未予归还致使无法找到。因此，六村与孙理峰根据当年的实际情况，即便是补签一份征地合同也觉得符合情理。至于说上述《补偿协议书》上李某3的签名，虽然不是李某3所签，但李某1承认，这是他代其妹夫李某3的签名，并由李某3补盖了私章，而且他们当时的补偿款也是向孙理峰要的。尽管证据材料及数据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然而这些证据材料及数据乃至会计师事务所凭此做出的《专项审计报告》，全部被作废，与孙理峰领取到六村的补偿款300多万元毫不相干。（二）公诉机关称，被告人假冒土地征用人，从六村领取了3321400元。我们认为，所谓假冒应有假冒他人的行为，即以被假冒人的名义，企图以假乱真，使人误信。本案中，孙理峰自始至终均以自己或者自己的宏达公司的名义，从来就没有假冒他人。如上所述，根据政府的三份文件，确定了他的宏达公司就是本案所涉土地的第一个征收人，也因此才有资格领取了六村的300多万元。这是名正言顺、无可厚非的事。根本就不存在假冒的问题。（三）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孙理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他人财物。起诉书认为陈某1是本案的被害人。辩护人觉得欠妥。首先，陈某1个人并不能等同于陈某1所在的国有公司即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假如食出公司因本案所涉土地的转让合同关系而获得了款项，应当是作为公司的财产，并不是陈某1个人所有。同时，陈某1根本就没有损失更加没有被害，因为就本案所涉土地的几个转让关系，陈某1或者说其所在公司，当时只支付了280万元，而其转卖给水电公司时却已获得了巨额盈利。其次，孙理峰也没有从陈某1个人处或其所在公司骗走款项的事实。再次，孙理峰之所以能领取了上述300多万元的补偿款，是基于政府的上述三份红头文件确定的，而并非靠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最后，孙理峰正因为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才会有后来与陈某1通过多次协商，并最终达成撤案结款的协议。综上所述，孙理峰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陈某1或其所在公司从来就没有与什么人签订过本案所涉的土地征用合同，虽然与林某1借用的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签订了—份《代征土地协议书》，但作为代理方，也未曾以被代理方的名义与六村签订过征用合同。本案是一宗典型的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一种炒卖地皮行为，纯属一起民事纠纷。当然，也不排除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存在行政不当的问题，比如应当加强该补偿款的监管。又比如，陈某1手上持有的《规划许可证》，到目前为止，国土、规划等部门查不到陈某1或其所在公司与该宗地征用的任何手续及档案，规划部门也不认可该规划许可，因此该《规划许可证》存在严重的虚假问题。孙理峰原本想领回了该土地的补偿款项后，将与林某1及陈某1进行结算。基于本案的事实过程比较复杂，有可能是政府或是六村把补偿款项给错了人，孙理峰或许最终不应得到这些款项，那么冲其量孙理峰也只不过是民事上的不当得利之嫌，利益相关方可通过民事诉讼途径主张其权利，被告人孙理峰没有主观恶意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经审理查明，1992年期间，被害人陈某1出资委托林某1代其征收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第六小组上浪（文昌公）约63亩的土地，林某1便以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的名义委托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代征上述土地，陈某1先后共支付了约260万元的征地款。1997年陈某1因犯罪被判刑入狱。2008年，博罗县人民政府征收包括上述土地在内的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土地建设体育中心时，将上述土地的征地补偿款共3536400元转至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的账上。2009年，被告人孙理峰伪造征地合同、补偿协议等材料，假冒上述土地的征用人，从鸡麻地村第六小组领取了3321400元征地补偿款。破案后，赃款无法追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且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公安机关依法立案侦查。二、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孙理峰于2015年5月20日被公安机关抓获，无自首情节。三、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孙理峰作案时已达到完全刑事责任年龄。四、被害人陈述被害人陈某1述称，1992年12月1日，其公司委托环宇公司到鸡麻地六村征收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在2008年期间因政府建造体育中心规划中要征收该土地，但政府的补偿款被一个孙理峰的人冒领。该土地有博罗县规划局核发的规划证，有征地双方确认的地块红线图，并盖有当时被征地的村委会及村小组公章。当年是用其承包的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的名购买征地。当年，他的一个朋友林某1对鸡麻地六队的村干部比较熟悉，为了方便于是其叫林某1代去征地并办理一切手续，征地款全部由其支付，其与林某1还签订有代征土地协议书。林某1当时在惠州粤海公司工作，但他为何用环宇公司的名去征地其就不清楚。其于2010年12月13日刑满释放后，到国土局了解才知道其的土地补偿款被孙理峰冒领，共领走350多万元。孙理峰在前段时间主动与其联系，愿意跟其协商，从他领取的土地补充款3321400元中退回220万元给其，并要求其向公安机关提出不予立案申请，所以其今天（2013年8月23日）来向公安机提交申请要求。后来，孙理峰没有退回钱给其,他说在政府领的钱，跟其无关。其在1992年（实际是1993年）4月份将鸡麻地文昌公42092平方米土地转让给惠州市水电工程公司，对方公司的负责人姓卢。涉案土地的规划许可证在1993年3月9日由其本人去办理，当时是以香港东兴行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申请征地兴建饲料有限公司，申请征地报告没有其公司的盖章，因为当时的政策是申请政府用地要用外资公司申办工业用地比较好批，所以用香港东兴行投资有限公司申请的，东兴行并没有出资购买土地。因此申请用地单位一栏是东兴行，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用地单位是食出公司。五、被告人供述与辩解被告人孙理峰于2013年3月5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在1993或1994年认识陈某1，没有合作过生意。当时其在宏达公司工作，该公司1992年成立，有其、骆某1、陈某4战。1992年底，其在6村买了4万多平方、在9村买了2万多平方地皮。现在，其不知道6村购买土地的合同、付款收据放在什么地方了。其当时找叶某1购买土地的，其公司的人全部都知道。这块地算补偿青苗、鱼塘等共买了400多万元，当时其公司付了多少钱不清楚，有些钱是其公司转账支付的，有些是林某1付的。因为在1993年其又将这块地转卖给林某1，所以没有交齐的款由林某1支付。其跟林某1的交易双方有合同但不知道合同在那里。其不知道陈某1在1992年委托林某1去六村代征土地的事情。其在6村买的地被政府征收做体育中心，当时领取了320万元的补偿款，因为当时其跟六村签购地合同的，其转卖给林某1后，6村跟林某1没有合同，所以其去领取。其去领取钱的事情林某1不知道，也没有告诉他，因为当时林某1跟其买地时只付了5万元，其余300多万元是其给的，所以其认为这块地还是其的。2013年4月18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从鸡麻地6村领取了征地补偿款3321400元。1992年，其在罗阳镇鸡麻地村6队购买了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2008年博罗县政府征用该地建体育中心。其购买的土地的地名叫“柑园”，当时该地都是鱼塘、柑树还有猪栏等。其跟6村购买土地签的征地合同及付款收据没有找到，在2007年或2008年，其被惠州市检察院抓获协助调查惠州市银华公司的案件时，放在宏达公司的有些合同票据被检察院拿走了，估计是那次丢失的。其没有和林某1一起跟6队队长“阿年仔”在1993年签名征收6队土地的合同，也没有跟林某1一起合作到6队征收到地后转卖给陈某1。1992年，其自己找当时的村长“阿年仔”商谈购买地名叫“柑园”那块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没有跟林某1一起去。其购买这块地怎样付款、付了多少款已记不清楚了，收据也不知放在那里了。买地一年之后，其将该地转卖给林某1，后来听说他卖给了陈某1。当时，林某1只付了5万元定金给其，就再也没有付钱了。当年跟6队征收土地时，征地款都是其自己亲自交给村小组的，有些钱是转账，有些是现金。1992年底，其确实跟林某1一起去征地，但当时是否陈某1委托征地其就不知道。但是，当时我们二人要征鸡麻地5队和6队交界有一块70多亩的土地，后来因为跟村民没有谈妥青苗的补偿陡题，没征收到。县政府征收6队“柑园”建体育中心时，其没有当年征地合同，当时其找6队小组长“豆腐”，后来村干部也讲当年地是其去买的，后来征用土地补偿款时，其又跟村小组补签了一份合同，这样就认定地是其的，征地款就由其拿走。其买地的合同丢失了。这块地其卖给林某1当时只收了他5万元定金，他与陈某1之间的事情其不清楚，土地是其最早买的。2013年6月24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于1992年向6队购买了4万多平方米的土地，签有合同，合同现无法找到。当时以25000元一亩买的，付了140多万元，没有付清。没有到政府部门办理任何手续，其现无法出示当年购买土地的有关收据等相关凭证。因为1996年其被惠州市检察院传去协助调查惠州银华公司案，其公司有一些账本合同被扣押拿走了，到现在也没有拿回来。2007年11月，其和6队补签有一份征地补充合同。2007年下半年，其得知县政府要征收其原在6队地名“龙门架”购买的4万多平方米地建体育中心，当时其跟工作人员反映鸡麻地6队“龙门架”那个地方4万多平方米土地是其买的，现合同遗失了。其当时也向6队干部叶某3反映过那块地是其买的。后经政府有关部门调查，这块地是其公司购买的，但没有及时办理国土证，所以征地领导讲补偿土地款不能直接补给其，要补回给村，再由其跟村交涉，所以其才起草那份补充征地合同。其也不清楚6队为何拿不出当年其签的购买土地合同，村干部都说找不到。其没有在1992年跟林某1一起到6队代征60多亩鱼塘的土地，然后转卖给陈某1。但在1993年初，其确实跟林某1到7队想购买“文昌公”那个地方的土地，当时想买60-70亩，但因为其跟7队村民因青苗补偿款的问题没有协商好，所以土地没有买成，当时也没有说这块地转卖给陈某1的。林某1当年没有转交过280万元给其去同陈某1代行征土地。1992年，其去6队购买土地时，并没有同林某1讲过一起购买土地然后转卖给陈某1的公司。其领取县政府的征地补偿款后，陈某1打电话给其叫其退回三百多万元补偿款给他，其就说当时是林某1同其签购买这块地的合同，其要当面同林某1对数、讲清楚。当年林某1跟其买土地签的合同，其现在也找不到了，林某1当时有一份的。2013年9月23日接受公安机关询问时称，其今天与陈某1一起到公安机关来反映情况。根据陈某1提出的要求，在其领取的土地补充款中给220万元给他，他向公安机关提出不予以立案申请。2008年，除了当年卖地时没有交清的约21万元外，其共领取了3321400元。其领取的土地补偿款还没有给220万元给陈某1，待公安机关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后，其还要跟陈某1办理一些手续才给钱。这件事是双方协商的，他提出来的，他没有威胁其。其承诺会按时给回220万元给他，但要分期分批给。2015年4月28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1990-1994年期间，其没有在金龙公司和投资公司当业务员，但其于1990年就认识金龙公司经理许某来、副经理蔡某1和投资公司总经理曾某兴。宏达公司大概在1991-1992年成立，其任该公司法人和经理，该公司职员其记不清楚了。宏达公司与金龙公司、投资公司有做过生意。1991-1992年期间，在鸡麻地6、7、9村都购买过土地，其中9村那块地已转让给金龙羽做了厂房，6村和7村的土地现在建了体育中心。三块地都是以金龙公司的名义去征地的，由其公司出资的。当年的购地合同和付款凭证都在1994-1995年间被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惠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怀疑其行贿而拿走了。其购买6村那块地的地名叫“文昌公”，面积60多亩，是其公司在1991或1992年买的。60多亩地当中有20-30亩是鱼塘，剩下的是柑树还有蕉园。鱼塘承包主是李某1，柑树和蕉园是谁的记不清了解。鱼塘赔偿了100万给李某1，柑园和蕉园赔偿50到60万元。鱼塘那100万是以投资公司名义赔偿的，其给现金给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代付，当时投资公司有收据给其，现在不见了。其他赔偿款都是以宏达公司赔偿的。当时6村这60亩土地中的鱼塘填土工程是苏某4康和胡某等人做的。2008年10月，县征地领导小组和县国土局联合发文给其公司，要征收其公司的土地建体育中心，叫其公司提交这块地的支出情况去会计事务所审计，其提供了收款收据、有关填田合同赔偿协议书、与六村的补充征地合同，那些单据有宏达公司盖章的都是其公司支出的。其当年给鱼塘承包人100万的赔偿款，记不清有无跟对方签补充协议书。其不认识投资公司的职员温某1。2015年5月20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其至今没有找到当年购买6村土地的付款凭证。因为当时的政策规定个人公司是没有权去征购土地的，其就委托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去6村购买这块土地，然后其通过其公司（宏达公司）的账户从中行、建行、广发行、农行转款到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的账户。其记不清楚共付了多少钱到以上委托的公司的账户，要到银行查才清楚，其公司有记账的，但在1994年和2011年时因惠州市检察院和惠州公安局经侦支队分别搜查其公司办公室，将公司账本都拿走了，至今没有给回。其领取的332万多元用在公司的生意上了。2008年10月给广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报告及有关票据是其提供的，是县国土局叫其公司对六村购买的这块地用了多少钱进行审计，所以其才做的。2015年5月21日接受公安机关讯问时称，其认为自己不构成诈骗。政府赔偿的3321400元是其拿了，但是6队的63亩土地是其出钱购买的，这些钱就应该赔偿给其。至于为何不将购买这63亩土地的付款凭证是从哪个银行转账的信息提供给公安机关，是由于其购买土地的那些合同、票据在1996年时因惠州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惠州银华公司经理邹某案件时，怀疑其行贿，搜查了其公司并扣押了一些账本和票据去调查，但这些账本没有拿回来。2011年7、8月，又因为涉嫌陈某4欢的案件怀疑其行贿，惠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又来搜查其公司一次，又带走其公司的一些账本及合同票据，后来这些账本都没有领回来，其中就有些是其当年购买土地的合同和票据。当时，写有扣押物清单给其，后来其回来后，这些扣押物品清单不知道丢到那里去了。其在1997年到惠州市检察院询问被扣押的公司账本，要求领回但没有领回。2012年3、4月，其又到惠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要求领回其公司被扣押的物品，但也没有领回全部资料，只领回部分票据、合同，但也没有6队这块地的资料。其领取的补偿款3321400元被公司做生意用了，但大部分被其借给别人了。当年（2009年7月），其自己去问村干部土地款有没有到，村小组干部告诉其，其才去领这300多万元的土地款的。其提供给广诚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同、收据等材料中：合同由其制好之后给村小组干部叶某3看过之后签名盖章的。填土款是其给钱之后，苏某4康开票的。李某3的补偿猪栏款是其自己制票后，因为已给了钱给他而他不肯签名，其自己写上他的名字上去的，因为他提出要150万元，其不同意，所以他不签名。补偿票据上“补偿猪栏、房屋、鱼塘款”1202000元都给了。这些钱都是其公司付的，一部分是现金，一部分是其在银行开户写李某3的名字存入钱给他的，但其在什么银行开的户记不清楚了。其至今认为该块地是其公司买的，只不过购地的资料及票据丢失了，其不认为自己是犯罪。六、证人证言1、林某1的证言证实，陈某1原是博罗县食出口公司下属一个公司的经理。1991年年底到1992年期间，陈某1的公司委托其替他到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村第六村小组征地，当时我们讲好由其去找人负责征地。土地征收好时，其又开出一个价钱卖给陈某1，从中赚取差价。1992年，其与陈某1签订了一份代征土地协议书。2014年12月，其刑满释放回家后重新找到了当年陈某1的公司委托其去鸡麻地村第六村小组征地的原件合同及有关付款凭证，并提供给公安机关，包括当年其委托金龙公司、投资公司去六村征地的合同、其公司付款给投资公司的征地款银行汇票、其付款给孙理峰去交土地款的收据、其公司与金龙公司和投资公司三方于1995年就购买六村63亩地的结算清单，均是原件。当年，很多公司都有做“炒地皮”生意，其知道最早到6村谈63亩土地的是金龙公司，当时这63亩地都是鱼塘。孙理峰当时在金龙公司做业务员，其是通过投资公司的经理曾某兴认识他的。当时，其了解到陈某1的食出公司想购买地皮。为了做好这笔中介生意，其跟曾某兴的公司和金龙公司的经理蔡某1商量，其以环宇公司为名委托金龙公司、投资公司去6村征那63亩鱼塘的土地，然后其再转卖给陈某1。当时签有合同，合同规定金龙公司、投资公司以43元每平米卖给其，其又以83元每平米转卖给陈某1，包括办好证件及赔偿青苗、房屋补偿在内。签订的合同为《联合征用工业用地合同书》，签订时，其和曾某兴、蔡某1、投资公司的出纳员温某1在场，其和曾某兴在曾某兴办公室签名，金龙公司法人许某来是由曾某兴带合同去给他看后签名的。当时，合同以环宇公司为乙方是因为当时其注册的新峰公司还没有成立，所以只好借用其同学张某赞的环宇公司来签合同。我们签订这份合同，陈某1不知道的。1993年春节后，孙理峰成立宏达公司，1992年时他是没有公司的。1992年，陈某1委托其去6村征地期间付了260多万元到其公司。征地过程中，陈某1付款到其的环宇公司，然后其又转付款到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付土地款给6村。当时为了好办证，投资公司付给6村的土地款收据都是写“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付的。其总共付了280万元给投资公司，其中100万元是其公司通过博罗城信社光明储蓄所汇款到投资公司转交给鱼塘承包人李某3的，另180万元是按43元每平米计算付给投资公司转给6村及付给规划局办证及丈量土地费用的。这些都有当时的投资公司经理曾某兴、金龙公司法人许某来的亲笔签名。其帮陈某1代征6村土地时，孙理峰没有出资。金龙公司、投资公司也没有出资。所有的钱都是陈某1的公司转给其，然后由其转到曾某兴的投资公司去支付土地款。至于其委托投资公司、金龙公司去六村征地，为何会有孙理峰跟6村以及跟其本人有联系，并产生孙理峰在付土地款的收据有名字？这是因为当年孙理峰在金龙公司任业务员，是金龙公司、投资公司安排孙理峰具体去同6村谈征购这63亩土地的事，有些付款是委托孙理峰去交的，所以写有孙理峰的名字，但孙理峰的宏达公司是没有支付过这63亩鱼塘的土地款的，1992年孙理峰还没有注册公司，我们在1992年10月就已开始付土地款给6村了。其确认，李某3领取的100万元青苗补偿款是其转到投资公司后，转付给李某3的，其还保存有当年通过博罗城信社光明路储蓄所分别汇给投资公司，转交给李某350万元以及他的岳父李某150万元共100万元的记录及付款账号。温某1是投资公司的出纳员，中国工商银行汇票存根的钱都是陈某1转给其环宇公司，然后其转到曾某兴的公司去6村交款的。李某4英是环宇公司的会计。当年，其收到陈某1公司购买6村土地款后就通过环宇公司公司的账号付款给投资公司，由投资公司去支付给6村。后来，其注册的新峰公司成立后，其也有从该公司付款给投资公司。另外，1993年，其给了60万元给孙理峰去六村代征“完角”50亩土地，但孙理峰收到钱后没有征收到，据他说是因为同村民没有谈妥征地补偿问题，但这与陈某1委托其去征那60多亩鱼塘的土地是没有关系的。2、叶某1的证言证实（2013年1月23日），其从1985年起任6村村长至2000年退下来。1992年，孙理峰、林某1来找六村干部想购买六村“文昌公”63亩土地，后六村小组干部经村民代表同意以3万元一亩，卖了63亩土地给孙理峰、林某1。开始是孙理峰和林某1以宏达公司的名义来征地的，并签有征地合同。但后来其听陈某1讲是他委托孙理峰和林某1以公司的名义来购买土地的，钱是陈某1的公司出的，但内情是怎样他们之间才清楚。其于1980年已认识孙理峰，是博罗一间房地产公司老总曾某兴介绍来其村购买土地时认识他的，后来我们之间相互有来往。购地款是孙理峰来交的，是银行转账的，其签名的，这些钱都已经入村小组账。（2013年4月16日）证实，在1992年时，其村小组“文昌公”这个地方都是村的鱼塘。后来，其认识的朋友孙理峰找其说有人想购买这块土地。之后其通过村及小组干部讨论同意将该土地转让。当时是孙理峰先找其商量的，后来他又带林某1来。“文昌公”这63亩土地的征收合同是其代表村跟孙理峰、林某1签的。当时孙理峰签订合同时用什么公司名称其记不清楚了，原始合同有他们公司盖的印章。购地款都是由孙理峰银行转账的，有些是他直接拿现金来交的。孙理峰到村交购地款时，其曾听村民说实际购买该土地的人是博罗县食出公司的经理陈某1，是他出钱叫孙理峰来办理的。其曾亲口问孙理峰是否有这回事，但孙理峰当时没有回答其。购买文昌公63亩地，孙理峰没有交齐地款，还欠20多万元。另外，其知道孙理峰当时在鸡麻地七队买有一块地叫“柑园”的约100亩度。1993年4-5月，浪头村民苏某1承接了文昌公这块地的鱼塘平整土地工程，其才认识陈某1并知道这块地是陈某1的公司购买的，后来因为这块地的填土工程，陈某1跟其接触很多，相互之间也清楚这块地是谁的。孙理峰办完这块地征收手续后就没有来找其。（2013年6月3日）证实，当时，其跟孙理峰签“文昌公”上浪鱼塘60多亩土地“征用土地合同书”时，六村小组的干部都在场，是在其家签的。孙理峰那方来了两个人。当时，其并不认识林某1。其跟孙理峰签的征地合同在其离任时移交给村小组。（经公安机关出示六村现任干部叶某2提供的一份时间为1993年的“征用土地合同书”（卷五21）辨认，其指出合同书上的签名确是其签的,但合同所述的土地是“完角”旱地，孙理峰没有买成。）当时，确实是孙理峰来找其谈买地的事情，也是他拿钱来交给村小组转账入账的。但是。经其了解土地是陈某1出钱委托他来办的。因为当时其不认识陈某1，也没有核对这件事，反正村小组已经收到了出让土地款。当时鱼塘是李容添承包没有青苗，63亩全是鱼塘，鱼塘边上有几间猪舍。补偿猪舍、鱼塘的钱由征地方直接补给承包人的，由他们之间协商。（2015年8月11日）证实，现县体育中心篮球场至足球场一半这范围的地方，我们村叫“文昌公”，习惯上“文昌公”和“上浪”两个名是重叠的叫法，实际上是同一个地方。当年，征购“文昌公”的土地时，曾某兴曾和孙理峰一起来过，但曾某兴来过一次就没有来了。公安机关出示的一份“文昌公”63亩地“征地合同书”经其辨认，合同上的签名不是其亲笔签名。公安机关出示的收据“收到博罗县宏达工贸实业公司代付惠州新峰公司征地（文昌公鱼塘）款20万元”，经其辨认字迹和签名都是其写的，记得当时是孙理峰付款时叫其这样写的。开该收据时，村小组会计叶某4、出纳叶某5友知道，该款已入村小组账。购地款都是孙理峰来付的，但钱谁出的其不清楚，每一笔付款村小组都写有收据给孙理峰带走的，如果收支票，我们也会转账后写回收据给他。（2015年10月29日）证实，1992年至1993年间，孙理峰找其想购买“文昌公”63亩鱼塘的土地，其和孙理峰签订“征地合同书”，当时村小组会计叶某4知道。还有一次，孙理峰找其和叶某4想征“完角”（地名）的水田和山丘地，谈好后他就拿了一份已打印好的“征用土地合同书”来，其和孙理峰二人签名，签合同时林某1没有在场，但合同书有林某1的名。林某1只来过一次，见过一次面。公安机关出示一份“征用土地合同书”经其辨认，该份合同是其签的，公章是叶某4盖的，但该合同是指征购“完角”这块地，后由于孙理峰与村民没有谈好青苗补偿，土地没有卖成。“文昌公”那块地的合同，当时是孙理峰写好拿来给其签名的，是手写的。3、李某2的证言证实（2013年1月10日），其1992年任鸡麻地村委文书，认识陈某1，他原先是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的经理。1992年期间，陈某1的公司在鸡麻地六村购买土地，后他要到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手续，到村委会盖公章，这样其就认识了他。他在六村叫“文昌公”（地名）购买土地，当时六村小组干部叶某1比较清楚陈购买土地的事情。他当年在六村买的土地面积约有60多亩，购买土地款当年在六村入账。其不知道他买的土地是否有办理国土部门审批的有关手续，但其有盖村委会公章给他去办证，该地在2007年被县政府征收用于建造体育中心。4、李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1989年至2008年任鸡麻地村委书记。1993年，其与妹夫李某3承包了六村文昌公的8口鱼塘面积约60多亩，因为该地被六村卖了，其找到征收土地的孙理峰催交当年的几千元公余粮款，孙理峰叫其去陈某1的公司拿钱。其当时代表村委会去收公余粮款的，当时村委文书李某2也清楚。当时，孙理峰来征收60多亩土地，是他来办理征地手续的。1993年，其承包的“文昌公”鱼塘被村卖给孙理峰，第二年孙理峰要填土，其找他要求对60多亩鱼塘的鱼作出赔偿后才能填土。后来，其与妹夫李某3找他协商赔偿的问题，双方谈好赔偿100万元，但谈好之后，孙理峰叫其找博罗工业发展公司经理曾某兴要，后其找到曾某兴公司，曾某兴给其和李某380万元。至于为什么是孙理峰征收土地，而补偿款由曾某兴支付其就不清楚，是孙理峰叫其去找曾某兴的。其印象中与征地一方有签订补偿协议，（公安机关出示一张甲方代表为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补偿协议书给他辨认）经辨认，该协议书是真实的，“李某1”三个字是其签的，李某3的名字是其代签的，后来李某3补盖他的私章。对于该协议的甲方是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原因是其在1992年时和李某3承包的文昌公鱼塘被六村卖了，但是鱼塘的补偿款及当年要交的公余粮却没有按时作出补偿。于是其就追问当时来六村征收土地的孙理峰，孙理峰叫我们到投资公司找曾某兴，后来其多次找曾某兴谈好了补偿，该协议是曾某兴他们制好之后由其签名。最早是孙理峰找其谈购买63亩地的事情，由于村里收不到公余粮的补偿，其就去了解63亩土地的公余粮要向谁收时，才知道投资公司曾某兴派孙理峰来办事的。后来其找曾某兴收公余粮款，曾某兴跟其说他的公司是代陈某1的博罗食品贸易公司去购买土地的，叫其去找陈胜辉的公司收应交的公余粮款。第一年，我们派人去收到了款，第二年陈胜辉就被抓了。当年其承包的鱼塘没有耕地，共有八口鱼塘，63亩左右。100万元补偿款是由其写收据让其妹夫李某3拿去投资公司领钱的，其还保存有收据的存根，50万元一张，共二张。5、李某3的证言证实，1992年，其承包了六村上浪的60亩鱼塘，大概在1992年至1993年期间，孙理峰想买这60亩鱼塘，要先征得其同意解除承包合同，并对其作出补偿。孙理峰当时跟其讲这60亩土地是他代曾某兴的广博实业公司购买的，后来孙理峰买下这60亩鱼塘。当时一直是孙理峰找其谈鱼塘补偿问题，其提出要补偿100万元。孙理峰代表曾某兴的公司成功购买了土地后，曾某兴的公司派人来制止其不准再养鱼、养猪，但赔偿款没有到位，于是其就多次找孙理峰追补偿的事情，后来其就直接找曾某兴要补偿款，曾某兴叫其带票到他的公司去领钱。其买了本发票本，分别写了两张收据到他的公司，由曾某兴亲手写一张100万元的现金支票给其，其拿到广发行兑现。孙理峰对鱼塘作出补偿时，其与孙理峰没有签协议。（公安机关出示广诚会计所提供的补偿协议书复印件给李某3辨认，其确认上面“李某3”的姓名不是其签的）。（公安机关出示广诚会计所提供的1992年10月6日宏达工贸有限公司的猪栏、房屋以、鱼塘补偿款120200元的收据给李某3辨认，其确认上面“李某3”的姓名不是其签的，其没有收到宏达工贸有限公司的补偿款120200元。）其不知道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是谁的，其认识孙理峰时他没有公司的。其对当年与曾某兴谈赔偿时有无签补偿协议书记不清楚了。（对公安机关出示的赔偿协议书，共经辨认该内容是真实的，但名字是其老婆哥李某1代其签的，赔偿了100万元也是真实的）。当时，其买好收据由其老婆哥李某1写好后，由其拿去曾某兴的公司领取的。孙理峰的宏达公司没有给过鱼塘补偿款。6、苏某1的证言证实，其又名苏某5。1992年，陈某1请其的工程队在鸡麻地六村做过一宗鱼塘的填土工程。当时，其跟陈某1签订有填土工程合同，但因为搬家装修资料都不知在什么地方了。其总共收了陈某1100多万元填土款，现在陈某1还欠10多万填土款未付。当年，其是以博罗建筑安装公司109施工队的名义与陈某1结算工程款的，写有收据。1992年时苏某4康没有成立公司，也没有正当职业。7、叶某2的证言证实，其从2008年任某小组干部，任六村副村长、会计。在其任职期间陈某1没有在村小组买地，之前的就不知道。其见过孙理峰，但没有来往。孙理峰在村小组购有土地，后由于县政府要征用孙理峰购买的土地，在领取土地补偿款时，其才在征地小组工作人员引见下见到孙理峰。孙理峰是在1993年在六村买地的，当时村长叶某1作为村代表跟孙理峰的宏达公司签有征用土地合同书。叶某2提供有关合同给公安机关，根据合同，乙方有两位代表分别是孙理峰和林某1，其不清楚为何有两个人的签名。合同书写有50亩，但按规划红线图有60亩左右。全部被政府征用了。其不知道孙理峰和林某1购买了该地是否有办理土地证，但按当时政府征地领导小组核对，该地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所以征地小组在征收“文昌公”时，把征地款拨付到六村。后来，孙理峰拿“征地补充合同”找到村干部，村干部按这份合同办理了补偿款给孙理峰。政府共补偿了3536400元，六村扣除了孙理峰没有交清的215000元购地款后，剩下的3321400元全部给孙理峰开票领走。2008年期间，村小组同“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孙理峰签了一份“征地补充合同书”，其是后来听叶某5丰村长讲的，签了这份合同村小组就可扣回被欠的土地款20多万元。2009年7月20日，当时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财会人员打电话给其，叫其小组转账土地款给孙理峰，其和村出纳员叶某5青一起到体育中心建设指挥部，在工作人员介绍下认识孙理峰，后其和叶某5青与孙理峰去到县城汔车东站对面的农信社将300万多元支出给孙理峰转存（当时没有支现款）。8、叶某3的证言证实，其于2000年-2008年4月任六村小组村长。2007年，县政府要征用六村土地建体育中心，而六村上浪有4万多平方米土地当时听村民及镇府干部讲是孙理峰在1992年前购买的，就因为这件事孙理峰找过其两次，其才认识孙理峰。孙理峰第一次找其时讲，上浪有60多亩土地是他在1992年购买的，现在政府要征收，补偿款要补回给他。其当时就要求孙理峰拿出购买土地的合同来，但他说合同不见了，无法出示。而六村也找不到该合同。其跟前任村干部了解到，1992年期间，孙理峰确实来付款买60多亩土地，现仍欠村小组20多万元土地款。但村小组和孙理峰双方都拿不出原始的购买土地合同。当时为了能顺利扣回孙理峰原购买土地的欠款20多万元，所以在2007年由其代表六村跟孙理峰签订一份“征地补充合同书”。该合同是孙理峰用电脑打好后拿给其看过，其跟孙理峰签名的。当时，由于双方都拿不出当年证实孙理峰购买60多亩土地的原始合同，其向前任村长、镇府一些干部及国土局的一些工作人员反映，他们也讲这60多亩土地原来是孙理峰购买的，为征地工作顺利，也为六村能顺利扣回欠款，所以其才同意跟孙理峰签补充合同。这份补充合同的法律效力其就不清楚。签补充合同没有召开村小组干部会议，其只是口头跟村干部讲过。其对六村1992年有没有收到孙理峰当年购买土地的付款单不清楚。1992年，其家在上浪那一片鱼塘边上确实种有荔枝树、蕉树，数量大约有几百棵，猪舍3间。1992年冬天，按评估补偿约10万元，补偿款是孙理峰发给其的，当时没有写收据，只是在一张纸上签了名。9、骆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1988年起至今任鸡麻地村麦洞小组（九村）小组长，没有同孙理峰合伙成立“博罗县宏达工贸公司”。其于1991年认识孙理峰，他于1992年上半年找到其称他想成立一家公司但要几个人合伙才能注册，向其借身份证去办理公司的事。其没有在孙理峰公司上过一天班，也没有去过他的公司，更没有出资。10、刘某1的证言证实，其原任县规划局副局长，现已退休。其认识原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的陈某1。1993年期间，陈某1找到其说他在鸡麻地六村有地皮想转让，请其帮忙联系客户。其就将这件事告诉惠州市水电工程总公司工作的卢某和。水电公司有与陈某1协商过转让地皮的事情，但其没有参与，后来听卢某和说他们已谈妥价钱并已支付几百万元。当时，其知道陈某1是以“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的名义征地，按当时的政策他的公司是不能单独征地的，据其分析他是因为公司没有征地权，所以冒用“香港东兴行投资有限公司”来征地，但这情况陈某1没有告诉其。11、苏某2的证言证实，1992年或1993年间，其在惠州市水电工程总公司任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卢某和经刘某1介绍到博罗鸡麻地购买过土地，是以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总公司出面跟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商谈买地事宜，总公司还协同惠州市水电开发服务公司联合出资购买地块的，总公司这边共支付了445万多元给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至于当时为什么没有办理有关土地的证件其就不是很清楚。12、刘某2的证言证实，其在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公司任办公室主任。2015年4月，其随副总经理苏某2到公安机关接受有关情况询问后向公司领导汇报，公司领导说公司当年确实预付了445万元给博罗县食出贸易公司，但土地一直没有转到公司名下，后来公司就没有支付余款。我们有支付土地款的收据及转账汇票，双方的土地合同没有解除。公司对支付的土地款保留追收的权力，但据其所知近几年就没有到相关部门提出诉求。13、温某1的证言证实，其从1987年至2001年在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任出纳员。在1992至1993年期间，林某1这个人其有印象，高高瘦瘦的，当时我们叫他“林经理”，他有来投资公司找经理曾某兴，但其不清楚他是什么公司的。当时投资公司的账户建在工商银行，其不敢肯定其本人或公司在1992年或1993年间是否有在博罗城信社光明路储蓄所有账户，时间太长记不清了。1992年至1993年期间，公司没有叫孙理峰的。其当时不是公司领导，对公司的业务、资金走向不是很清楚，只是听从领导安排分工。14、蔡某1的证言证实，其当时任博罗县经济发展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兼金龙公司副经理。博罗金龙公司和博罗投资发展公司都是经济发展总公司管辖的公司。金龙公司总经理是曾某兴，投资公司总经理是许某来。当年其二个公司确实是环宇公司的林某1委托去征地的，征地款也是林某1支付的。因为当时的政策，林某1的个人公司没有征地权，所以他们出资由我们总公司出面去征地，我们争取一些中介费。我们二个公司和鸡麻地六小组的队长叶某1签订有合同的。我们公司没有请过孙理峰任业务员，但是他确实去过六小组找叶某1办理过这些事，可能是林某1委托他去的，而曾某兴、许某来有没有委托他去其就不知道了。据其所知，孙理峰去找叶某1征购土地，是和林某1得中介费的。15、苏某3的证言证实，苏某4康是其同村人。“文昌公”的填土工程是浪头村人“蔗姑”苏某5做的，不是苏某4康做的，当时他还没做填土工程呢。16、钟某的证言证实，1993年至2006年，其在博罗食品进出口公司任副总经理。2005年之前其不知道陈某1在六村买了土地，2005年镇政府通过我们总公司说鸡麻地村有块地涉及陈某1承包的食出贸易公司，当时陈某1在坐牢所以通知其作代表去开会。当时会议的内容是要积极配合征地工作。17、陈某2的证言证实，陈某1系其哥哥。2007年，其二嫂找其说二哥陈某1在鸡麻地村购买的土地要被征收做体育馆，要提供手续、票据等。其去监狱告诉其二哥，后其考虑到二哥没有释放出来怕二嫂那边对金钱有其他想法就跟二哥商量等他回来再处理，二哥也同意的。18、叶某4的证言证实，1991年至1994年，其任某小组会计。当时，其知道“文昌公”的鱼塘那块地卖给孙理峰，有些合同其盖章的但合同其没看，是村长叶某1谈的，谁来交钱其也不清楚。鱼塘李某3承包养鱼的，边上种了一些香蕉树，是承包人种的，不可能有叶某3、叶某5根种的果树。七、书证1、93065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签收表格、还款合同。（1）证实博罗县规划局于1993年3月9日将鸡麻地秀岺咀“文昌公”面积为42092.12平方米的工业用地办在“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名下，领证人为陈某1，并附有红线图。（2）证实2013年11月1日孙理峰与陈胜辉经协商达成协议：因孙理峰于2009年错领了陈某1在博罗县体育馆的土地政府补偿款350万元，经双方协商同意，由孙理峰退还给陈某1220万元作为了结双方存在的纷争。于2013年11月10日前由孙理峰付给陈某110万元，同时陈某1应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通知书》原作交由孙理峰收执。余款210万元于2013年11月10日起由孙理峰每月付给陈某130万元，直至还清为止。如孙理峰未能按上述期限足额支付的，孙理峰应以实际拖欠数额按每天3%向陈某1支付违约金。2、代征土地协议书，证实1992年12月1日，惠州市环宇特种装修工程总公司（林某1称当时其的新峰公司还未成立，所以借朋友张某赞的环宇公司签合同）与博罗食出公司贸易发展公司签订该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惠州市环宇特种装修工程总公司将位于鸡麻地六村龙门架榕树头下水田面积约为33335平方米（附地形图，以国土测量为准）代征给博罗食出公司贸易发展公司永久使用。3、惠州市粤海新峰公司出具的收据、食出公司的汇款单（1）证实林某1的新峰公司于1993年4月13日收到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交来的鸡麻地六村鱼塘征地预付款人民币39万元。（2）证实博罗食出贸易公司于1993年转给林某1的新峰公司土地款111790元。4、陈某1提供的：鸡麻地村六小组出具的收据、银行转账支票及存根、测量队收据（1）证实六小组于1993年3月17日出具收据内容为：“收到孙理峰交来中国银行进账单账号01×××76一百万元征地款ＮＯ1953915支票（转账）”，该款为陈某1的博罗食出贸发公司于1993年3月16日转入村账户的（支票号码1953915）。（2）证实广东有色地质勘查局九三八队测量队出具的收款收据，该队于1993年收到惠州市粤海新峰公司测绘费8500元和鸡麻地测绘费27000元。5、苏某1提供的博罗建筑安装公司109施工队出具的收据两张，证实该施工队于1993年收到食出贸易发展公司鸡麻地六队填土工程款共116万元。6、《联合征用工业用地合同书》，证实1992年10月17日，乙方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代表林某1）与甲方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代表许某来）、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代表曾某兴）签订合同书，约定双方征用位于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管理区第六经济合作社所属的“文昌公”（地名）鱼塘约65亩、完角水田及荒山约50亩，合计共一百一十亩作为兴建工厂用地。甲方负责征地，乙方负责出资支付联合征地费用，征地费用每平方米43元人民币，由甲方包干，合同签订后乙方向甲方支付定金人民币180万元，45天内再向甲方支付征地总价的30%款，其余款项在90天内一次性向甲方付清。土地征用后，该土地的使用权归乙方所有，同时乙方具有独立开发权和处理权。7、协议书，证实1992年11月17日，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与李某3签订协议书，由两公司赔偿李某3承包的鸡麻地管理区第六村合作社鱼塘（土名“文昌公”）面积约65亩，房屋猪舍共15间及青苗、果树等各种费用合计100万元。8、林某1提供的付款收据情况（1）付金龙房地产公司鸡麻地征地预付款50万元，收款人温某1，开户行：博罗城市信用社光明路储蓄所，账号：271。（2）付征鸡麻地六村预付款50万元，收款人李某1，开户行：博罗县城市信用社光明路储蓄所，账号：542。（3）付征鸡麻地六村预付款50万元，收款人李某3，开户行：博罗县城市信用社光明路储蓄所，账号：555。（4）付征鸡麻地六村预付款30万元，收款人温某1，开户行：博罗城市信用社光明储蓄所，账号：271。9、林某1提供的六村鱼塘征地结算清单，证实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代表许某来、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代表曾某兴、及林某1三方于1995年7月11日就六村鱼塘征地结算制作清单，并三方签名确认：林某1公司汇入总金额180万元；总支出：汇六村地皮款130万元，付规划局办证、国土局丈量手续费等费用共计50万元，合计总支180万元。10、工商银行汇票二张，证实林某1以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名义分别于1992年10月22日、11月24日向温某1的账号（271，博罗城市信用社光明路储蓄所）转入45万元和70万元，环宇公司出纳李某4英确认支票系其亲笔所写。11、收据，证实孙理峰于1993年1月21日出具收据给林某1，内容为“兹收到惠州市粤海新峰公司现金2万元”。12、收据，证实鸡麻地六村叶某1于1993年1月1日出具收据，收到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代付惠州新峰公司征地款（文昌公鱼塘）共20万元，其中现金支票10万元正（中行），存折10万元正（信用社）。13、博罗县食品进出口公司提供的支票存根、收据（1）收条及支票存根，证实林某1于1992年12月4日收到博罗食出贸易发展部征鸡麻地六村水田款10万元。（2）汇票存根、收据，证实博罗食出公司于1992年10月21日通过广发行向环宇公司汇款人民币20万元；通过中国银行向环宇公司汇款25万元。（3）汇票存根，证实1992年11月14日，博罗食出公司通过中国银行向环宇公司汇款160万元，环宇公司出具收款收据收到博罗县食出公司贸易部交来征用博罗县罗阳镇鸡麻地六村（文昌公）土地预付款160万元。14、博罗“文昌公”土地转让合同资料、协议书、土地转让合同、收款收据、银行汇票（1）博罗县食出贸易发展公司与惠州市水电建筑工程总公司于1993年4月7日签订《土地转让合同》，证实食出公司转让位于惠博沿江公路“文昌公”土地，总面积为42094平方米。（2）水电建筑公司与水电开发公司为开发“文昌公”土地于1993年4月1日签订《协议书》，证实双方约定共同出资购买该地块。（3）证实水电建筑公司1993年间通过建设银行向博罗食出公司汇入买地款445万元。15、情况说明四份（1）证实2015年3月23日，公安机关到博罗县经济发展总公司，对其原下属公司投资公司在1992年1月至1993年12月份期间的会计记账本进行翻阅查询，发现投资公司的会计记账本保存完好，有专柜封锁。但1992年1月至1993年12月份期间的会计凭证，没有发现记录有林某1反映的环宇公司跟投资公司的有关财务记账及银行汇票流水记录。（2）证实2015年3月23日，公安机关前往博罗县经济发展总公司，对其原下属公司投资公司和金龙公司与林某1提供的《协议书》、《联合征用工业用地合同书》进行核实调查，由于投资公司的法人曾某兴、金龙公司的法人许某来已经死亡，有关人员反映不出当时的情况，故无法查实。（3）证实惠州市公安局、惠州市人民检察院没有扣押孙理峰关于“宏达工贸公司”的相关票据以及物品。（4）证实公安机关无法查实当年的征地合同的去向。16、孙理峰于2008年10月向广诚会计师事务所提供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清单（复印件）（1）证实，填制人为孙理峰制作的宏达工贸公司征用鸡麻地六组上浪地块支出情况。（2）征用土地合同书，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代表孙理峰与鸡麻地六村代表叶某1签名，时间为1992年7月10日。经叶某1辨认，其确认该合同上的名字“叶某1”不是其本人签的。（3）征地补充合同书，孙理峰与叶某3在合同签名，时间为2007年11月29日。（4）证明，叶某3于2008年2月4日的出具证明：“经核查账册，我六村收到博罗县宏达工贸有限公司付来征地款共三笔合计136万元”。（5）补偿协议书，宏达工贸公司与李某3于1992年10月5日签订补偿协议书。该协议书经李某3辨认，上面“李某3”的签名不是其所签。（6）收据，“李某3”于1992年10月6日签名收到宏达公司补偿猪栏、房屋、鱼塘款120万元。经李某3辨认，该收据上“李某3”的签名不是其所签。（7）填土合同书、收据，宏达公司与苏某4康于1992年11月2日签订填土合同，苏某4康收工程款开具收据。苏某3证实苏某4康并没有做过该工程。（8）鸡麻地六村农民果树等补偿款单据，有叶某3、叶某6签名，叶某3确认上面“叶某3”签名确实是其所签。。17、企业登记注册资料（1）原始档案显示博罗县工商局于1992年11月14日核发宏达工贸公司营业执照；企业机读档案登记资料则显示宏达工贸公司成立日期为1996年5月21日。（2）博罗县金龙房地产公司成立日期为1992年6月4日。（3）博罗县投资发展公司成立于1991年8月1日。（4）惠州市粤海新峰公司成立于1993年1月17日，法人代表林某1。（5）博罗食出贸易发展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8日，法人代表陈某1。（6）环宇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3日（1992年12月25日变更企业名称为华田特种装饰工程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张某赞。18、博罗食品进出口公司情况说明某承包合同，证实博罗食出贸易发展公司是其下属单位，陈某1当时是负责人，由其个人承包经营，签订了集体经营承包合同。19、任职证明，证实叶某1从1979至1999任鸡麻地村第六小组组长。20、汇款、取凭凭证（1）证实博罗体育中心场馆建设指挥部于2009年7月13日向鸡麻地村六小组账户汇入3536400元。（2）证实鸡麻地村六小组于2009年7月20日在博罗县农信社提取3321400元本院认为，被告人孙理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据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犯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被告人孙理峰及其辩护人均辩称孙理峰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主观上明知涉案土地“文昌公”并非由其出资购买，征地补偿款不应由其取得，客观上实施了虚构其是土地的买家，隐瞒事实的真相，从而骗取该土地补偿款3321400元。该犯罪事实，有被害人述称与相关付款凭证、《代征土地协议书》、《联合征用工业用地合同书》、证人叶某1证言等相互印证，并有证人李某2、苏某1、李某1、李某3、蔡某1等人的证言以及书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还款合同》、收据收条、汇票存根等证据予以佐证，足以证实。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综上，本院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予采纳。此外，被告人孙理峰诈骗取得3321400元，依法予以责令退赔给被害人陈某1。公诉机关提出对被告人判处十二年以上十四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孙理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5月20日起至2028年5月19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30日内向本院交纳，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周子雄审判员陈东宝人民陪审员利国安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书记员温晓彤

湖北省通城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鄂1222刑初367号公诉机关通城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袁浪，男，1990年10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固定职业，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通城县，住通城县。因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于2014年1月24日被通城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并罚款1000元；因吸食毒品于2006年10月12日被通城县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0年4月22日被本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20年6月22日被通城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4日经通城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并由通城县公安局执行。现羁押于赤壁市看守所。辩护人黎岳来，湖北德馨律师事务所律师。通城县人民检察院以鄂隽检刑诉（2020）27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袁浪犯寻衅滋事罪，于2020年11月1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通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邓俊文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袁浪及其辩护人黎岳来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通城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12月22日21时20分，被告人袁浪与被害人谭某1在通城县隽水镇微客KTV因上厕所一事发生口角而发生打斗，随后袁浪被人劝和离开。双方回到各自包房后，谭某1、谭某2、吴某来到袁浪等人“红桃7包房”敬酒，房间内的胡某2（已死亡）、黎某1（在逃）等人再一次与被害人谭某1、谭某2、吴某发生矛盾冲突，并对3人进行殴打，随后被人劝离现场。谭某2、吴某先行离开微客KTV后，谭某1认为袁浪、黎某1、胡某2等人无故殴打自己和谭某2、吴某，于是持工兵铲手柄返回微客KTV寻找袁浪、胡某2等人理论，因其对其地形不熟悉，找人未果。恰好在三合广场永和豆浆店门口，袁浪和黎某1、黎某2、黎某3、许某、邱某、黎某4、李某（均在逃）等人遇到谭某1，一伙人便使用拳脚、砍刀对谭某1进行殴打，致谭某1受伤。经司法鉴定，谭某1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二级；黎某2的损伤程度为轻微伤三级。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袁浪在公共场所持凶器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并致一人轻伤，一人轻微伤，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以寻衅滋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公诉机关提交了户籍资料、到案经过、谅解书、视频照片、行政处罚决定书、刑事判决书等书证；证人谭某2、吴某、胡某1、张某、孙某、袁某的证言：被害人谭某1的陈述；辨认笔录；鉴定意见；视频资料；被告人袁浪及同案人胡某3、李某、黎某2、黎某4、邱某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被告人袁浪对指控事实、罪名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当庭认罪认罚。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袁浪犯寻衅滋事罪无异议，被告人是拿了刀，但谭某1的伤是是袁浪砍伤证据不充分；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赔偿谭某1不只1万元，而是1.8万元，黎某4出具证明在他付给谭某12万元赔偿费中有8千元是袁浪让其支付的。被告人袁浪在抓获前已通过亲属与公安机关办案单位取得联系准备投案，应认定投案自首。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另查明，被告人袁浪赔偿被害人谭某1损失1万元，另通过黎某4赔偿被害人8千元。被告人袁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本院认为，被告人袁浪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对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已赔偿被害人1.8万元事实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对于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具有投案自首情节的辩护意见，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袁浪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后，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累犯，对其应当从重处罚；被告人积极赔偿了被害人，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袁浪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0年6月22日起至2022年2月21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金雄文审判员胡白浪人民陪审员李新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八日书记员杨洋附：相关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第六十五条【一般累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第六十七条【自首】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릃伟忠故意杀人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东中法刑一初字第238号：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0月21日以东检刑一诉（2014）25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覃伟忠犯故意杀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认为符合法定开庭条件，决定开庭审理。在诉讼过程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兰向本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1月13日公开开庭合并审理了本案。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邓绮凡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的诉讼代理人刘东胜、熊西潭，被告人覃伟忠及其辩护人陈汉荣到庭参加诉讼。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审理过程中，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4月20日建议本案延期审理，本院依法决定延期审。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于2015年4月27日提请本院恢复审理，本院于2015年4月27日恢复审理并重新计算审期限。后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再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全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覃伟忠与刘某甲是夫妻关系，覃伟忠在本省中山市工作，刘某甲在本市常平镇务工，覃伟忠通过查看刘某甲的ＱＱ聊天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劝说刘某甲离婚的内容，故怀疑刘某甲与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2014年4月2日22时许，覃伟忠从中山市到本市常平镇找刘某甲，当覃伟忠到达刘某甲租住的常平镇田尾村公园旁出租屋5楼的租房时，通过窗户发现被害人刘某丁（男，殁年46岁，本省和平县人）正在房间内玩电脑，覃伟忠见状非常生气，于是下楼到如意超市购买了一把菜刀，后返回租房。覃伟忠用钥匙打开房门，进屋后便直接持刀砍击刘某丁的头部，刘某丁随即倒地，覃伟忠继续砍击刘某丁的颈部、头部等位置，刘某甲见状上前拉住覃伟忠，覃伟忠将刘某甲推开后继续砍击刘某丁多刀，之后覃伟忠逃离现场。刘某丁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同日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某丁符合被他人用锐器砍伤全身多处致使失血性休克并颅脑损伤死亡。为支持指控，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覃伟忠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在法庭上，被告人覃伟忠对起诉书指控其将刘某甲推开后继续砍击刘某丁多刀提出异议，辩解称其本人只砍了被害人左额头和脖子各一刀，自己被妻子刘某甲拉开后没有继续砍击被害人，并表示自己当时太冲动，很后悔。辩护人陈汉荣律师提出，第一，被害人刘某丁破坏别人家庭，有严重过错，被告人属于激愤杀人；第二，被告人的行为是间接故意，不是直接故意；第三，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拘留后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请求本院对被告人从轻判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诉称：被告人覃伟忠的行为致被害人刘某丁死亡，给原告人造成经济损失。请求本院判令被告人覃伟忠赔偿被害人死亡赔偿金651974元（32598.7元×20元）、丧葬费7335元、被赡养人生活费54331元（32598.7元÷3×5年）、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040元（340元×6天）、精神抚慰金50000元等，合计人民币768680元。原告人向法庭提交了户口本、身份证、离婚证书、公正书、火化证明、东莞市殡仪馆专用发票等证据材料。被告人覃伟忠愿意赔偿原告人的损失，但表示没有个人财产可供赔偿，其对原告人出示的证据没有异议。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覃伟忠与刘某甲是夫妻关系。被告人覃伟忠于2013年10月开始在广东省中山市工作，刘某甲在东莞市桥头镇田头角村锐田富电子厂工作，并租房居住于东莞市常平镇田尾村××五楼的出租房。刘某甲与同厂电工（被害人）刘某丁（男，殁年46岁，广东省和平县人）于2013年认识后，二人关系暧昧并多次发生性关系。其间，被告人覃伟忠从中山市到东莞市常平镇探望刘某甲时，通过查看刘某甲与他人的ＱＱ聊天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劝说刘某甲离婚的内容，因此怀疑刘某甲有外遇。2014年4月2日下午6时许，被告人覃伟忠从中山市坐汽车要到东莞市常平镇找刘某甲，意图查看刘某甲是否有外遇，并打电话给刘某甲，佯称自己已经买好车票准备回广西过清明节，几个小时后就可到广西玉林市。当日晚上10时许，刘某甲从厂里下班要返回位于本市常平镇田尾村富田路的租住房，路上遇见刘某丁，刘送其回租住房。被告人覃伟忠当晚来到本市常平镇田尾村市场吃完夜宵后，于22时10分许打电话给刘某甲，佯称自己已经坐车回到广西玉林市，并从电话中得知刘某甲已下班回到租住房的楼下。刘某甲与刘某丁回到租房后，刘某丁提出要留在房间内在电脑上看电视剧。刘某甲同意之后就去烧水准备洗澡，后到阳台去收衣服。22时30分许，被告人覃伟忠带着从田尾村市场买得的夜宵和水果来到刘某甲租住房门外。被告人覃伟忠看见刘某甲的房门关闭，便通过窗户向房内探看，看见被害人刘某丁正在刘某甲的房间内的电脑上看电视。被告人覃伟忠见状后非常气愤，马上走下楼到邻近的如意超市购买了一把菜刀，接着返回刘某甲的租住房门前。覃伟忠用钥匙打开刘某甲的房门，进房后便直接持刀砍击刘某丁的头部。正在房内衣柜前摆放衣服的刘某甲听到刘某丁发出“啊”的叫声，回头看见覃伟忠站在刘某丁旁边。覃伟忠质问刘某丁“为什么带男人回来”。刘某甲以为覃伟忠在与刘某丁打架就冲过去想将其二人劝开，但覃伟忠还是拿刀朝刘某丁砍去。刘某丁被砍后脸部朝上倒在地上，覃伟忠继续用刀砍击刘某丁的颈部、头部等部位。刘某甲见状，赶忙上前抱住覃伟忠的肩膀，劝阻其不要再砍，覃伟忠将刘某甲推开后，继续砍击刘某丁多刀，之后逃离现场。刘某丁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同日晚上死亡。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刘某丁符合被他人用锐器砍伤全身多处致使失血性休克并颅脑损伤死亡。另查明：被害人刘某丁生前与前妻离婚后未再婚，无子女；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系被害人刘某丁的母亲，出生于1934年5月12日。被害人刘某丁的父亲刘托欣因病已于本案发生前的2014年1月9日死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和参照《广东省2014年度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标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的损失包括：1、丧葬费7335元。原告人的诉请未超出法定标准，本院予以支持。2、交通费300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虽未提供有效交通费用票据，但该笔费用确属原告人为处理被害人后某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本院酌情予以支持。3、住宿费2040元。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虽未提供有效住宿费用票据，但该笔费用确属原告人为处理被害人后某所支出的合理费用，本院酌情予以支持。以上三项共计人民币12375元。以上事实，有公诉机关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供，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一）勘验、检察笔录及搜查笔录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作出的东公常（刑）勘（2014）0961号《现场勘查笔录》及现场勘查图、现场照片：证实案发中心现场位于东莞市常平镇田尾村刘某乙的出租屋（该房屋在案发时没有编门牌号，案发后门牌编号为田尾村××）5楼的房间。5楼西北角为楼梯间，楼梯间东边为出租房，南边为天台。出租房铁门门锁完好。房内东南角为卫生间，卫生间门槛上、卫生间内地面发现滴落血迹（均已擦拭提取），卫生间北边为衣柜，衣柜北边为木床，木床靠南边床面发现一团带血纸巾（已实物提取），木床床头枕头上发现滴落血迹（已擦拭提取），木床西边为床头柜，床头柜与木床中间地面为血迹，该处北边墙上发现喷溅血迹（已擦拭提取）；天台北墙边为桌子，桌子南边地面发现一处滴落血迹（已擦拭提取），桌子东边地面发现一枚纸质刀套（上有“神速快刀”字样，已实物提取）。其余位置未见异常。（二）物证现场提取的印有“神速快刀”字样的刀套：经被告人覃伟忠辨认，证实该刀套系其作案时所用菜刀解下的纸质刀套。（三）鉴定意见1、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东）公（司）鉴（法尸）字（2014）524号《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及尸检照片：证实体表检验被害人刘某丁的额顶部见六处创口，其中四处深达骨质，长度分别为4.8ｃｍ、4.5ｃｍ、4.5ｃｍ、3ｃｍ，两处深达皮下，长度分别为3.5ｃｍ、2.2ｃ。左颞部见三处创口，其中两处深达骨质，长度分别为9.5ｃｍ、7ｃｍ，一处深达皮下，长度为4.8ｃｍ。左耳廓缘至左乳突见一处4ｃｍ创口，深达骨质，创口对应耳廓软骨完全断裂。左眼外眦见一处6ｃｍ创口，深达骨质。左眼下睑至右鼻翼见一处8.5ｃｍ创口，深达肌层，内可见鼻骨斜行断裂。右颧外侧见一处5ｃｍ创口，深达肌层。左鼻唇沟至左下颌见一处14.5ｃｍ弧形创口，其旁伴一处3ｃｍ创口，上述创口均深达骨质，可见骨质断裂、分离。右耳廓缘至右颈部见一处4ｃｍ创口，深达肌层，创口对应耳廓软骨完全断裂。右面颊部近口角处见两处划伤。右下唇见一处4ｃｍ创口，左下颌见一处5ｃｍ创口，均深达肌层。左颈部至项部见一处16ｃｍ创口，深达椎管。右颈部见两处创口，长度分别为6ｃｍ、5.5ｃｍ，均深达皮下。左颈肩部见两处创口，长度分别为5ｃｍ、3ｃｍ，均深达肌层。右肩见一处3ｃｍ划伤。左锁骨下见一处2.5ｃｍ×0.2ｃｍ表皮剥脱。左上臂下段外侧见一处3ｃｍ创口。左前臂中段背侧见两处划伤。左腕背尺侧见一处3ｃｍ创口，深达皮下。被害人全身创口均为创缘整齐，未见表皮剥脱，创壁光滑，未见组织间桥，据此推断致伤工具为锐器；创口较长，创腔较深，多处深达骨质，推断损伤符合砍创特征。根据尸检所见，死者全身创口处深达肌层、骨质，全身出现失血征象：双眼结膜苍白，口唇粘膜苍白，心脏苍白，肝脏色淡，脾脏色淡及现场留有大量血迹；结合死者额骨、左颞骨多处劈裂骨折，左颞叶广泛蛛网膜下腔出血伴局灶性脑挫伤等情况综合推断，死者符合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死亡。鉴定意见：刘某丁符合被他人用锐器砍伤全身多处致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死亡。2、东莞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东公（司）鉴（遗）字（2014）1063号《法医物证检验鉴定书》：证实现场洗手间门槛上血迹、洗手间地面血迹、床上的纸巾血迹、天台地面上血迹为被害人刘某丁所留的可能性是其他无关个体所留可能性的4.8946325×1023倍。3、东莞市新涌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作出的莞新医鉴定所（2014）精鉴字第243号《司法鉴定意见书》：证实东莞市新涌医院法医××司法鉴定所根据东莞市公安局的委托，对被鉴定人覃伟忠在案发时精神状态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覃伟忠在案发时无××；被鉴定人覃伟忠对本案案发行为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四）书证1、抓获及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覃伟忠于2014年4月22日12时在广西贵港市覃塘区五里镇209国道五里镇路段被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民警抓获。覃伟忠系被动归案，无自首、立功情节。2、被告人户籍证明、常住人口基本信息等身份材料：证实被告人覃伟忠的身份情况，其作案时已达刑事责任年龄，且无前科。3、东莞市公安局作出的东公决字（2011）第0620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被告人覃伟忠曾于2011年4月9日因盗窃被东莞市公安机关处行政拘留十五日。4、户口本、常住人口登记卡、结婚证、离婚证及公证书：（1）证实被告人覃伟忠的身份情况，以及其与刘某甲之间属夫妻关系。（2）证实被害人刘某丁的身份及其在被害前已与前妻离婚的情况。5、抢救医疗记录、死亡医学证明书、火化申请及东莞市殡仪馆收费凭证：证实被害人刘某丁于2014年4月2日经抢救无效于当日23时55分死亡。被害人家属对死因无异议，尸体已火化。6、手抄版ＱＱ聊天记录：证实覃伟忠在案发前曾对刘某甲的ＱＱ聊天内容作了摘抄，内有记录有一男子（刘某丁）多次与刘某甲进行ＱＱ聊天，并曾劝刘某甲与其丈夫（覃伟忠）离婚的内容。该手抄笔记本由覃伟忠的侄女覃某提供，经公安机关提取附案并经覃伟忠辨认确属其抄写所得。7、调取证据清单及移动通信客户详单：证实公安机关依法从电话移动公司调取覃伟忠的手机号码（153××××4670、135××××4144）与刘某甲的手机号码（136××××8864）于案发当天（2014年4月2日）及案发后多次相互通电话的时间记录情况。（五）视听资料审讯录像一张（随案移送）：证实公安机关先后4次依法对被告人覃伟忠进行审讯，被告人覃伟忠系自愿供述，其供述内容与讯问笔录一致。（六）证人证言1、证人刘某甲的证言：我在东莞市桥头镇田头角村锐田富电子厂打工，住在东莞市常平镇田尾村田尾公园旁一民房5楼的出租房。覃伟忠是我的丈夫，他在中山市打工。刘某丁系广东省河源市人，被害前在桥头镇田头角村锐田富电子厂当电工。我与覃伟忠感情不好，覃伟忠一直怀疑我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常关系，因此与我吵过很多次。我刘某丁是在2013年认识的，后因为我和覃伟忠感情不好，而刘某丁因为和我是同事且一直都有照顾我。2014年1月份，我和刘某丁就发生了性关系，之后两人一般是10天左右发生一次性关系，每次都是在我的租住的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但是我们没有同居，只是发生性关系时在一起。2014年4月2日18时许，覃伟忠打电话给我说他已经买好车票准备回广西过清明。当晚22时许，我下班准备从厂里回家，在路上刘某丁追上来要送我回我租住的地方，我同意，然后他就送我回来。当晚22时10分许，我老公覃伟忠来电说自己已经回到广西，并嘱咐我下班后快点回租房。我说“现在下班回到楼下”。我跟覃伟忠讲完电话后就和刘某丁回到租房。当时刘某丁说他想在我的电脑上看电视剧。我同意之后就到阳台去收衣服。当我把衣服往衣柜里放的时候（当时我是背对着刘某丁的），突然听到刘某丁发出“啊”的声音，我回头看到覃伟忠在刘某丁旁边。覃伟忠边打刘某丁边说“为什么带男人回来？”我以为他们在打架就冲过去想劝开他们。我看到覃伟忠的右手已经拿着一把刀，我被这情况吓了一跳。覃伟忠还是拿刀直接往刘某丁的面部砍去。刘某丁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就面部朝上倒在地上了。覃伟忠继续用刀砍了刘某丁面（脸）部几刀。我赶忙上前去抱住覃伟忠的肩膀，叫覃伟忠“不要砍了，会出人命的”。但覃伟忠将我倒在房间的床上，并继续拿刀弯腰去砍刘某丁。覃伟忠砍了几刀我就记不清，砍在什么位置我也没有留意。我一边喊救命一边再次上前抱住覃伟忠的肩膀。覃伟忠又继续砍了几下，有没有砍中刘某丁，我没留意到。我看劝不住覃伟忠就说“连我一起砍吧”。之后覃伟忠挣脱开我，向房间的门口走出去。这时出租房的房东走了过来，房东问覃伟忠“为什么那么冲动”。我质问覃伟忠“为什么不问清楚就砍人”。覃伟忠说“你为什么不听电话”。接着我因为情绪激动突然倒地昏过去了。过了一会我就醒了，看不到覃伟忠。我哭着对房东说“快叫120”。房东说“已经报警了”。之后我跑回房间里抱起刘某丁并对他说“你要顶住啊”。刘某丁对我说“你不要怕，不要哭”。我打了电话给刘某丁的侄子，把刘某丁的情况告诉了他。后刘某丁被120的医生送到医院去抢救了。我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后来刘某丁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覃伟忠用来砍人的刀从形状看应该是一把菜刀。我看到覃伟忠右手拿刀都是朝刘某丁的面部和颈部砍去的，总共砍了十多刀。覃伟忠逃离现场后，我看到刘某丁面部和颈部有很多刀伤。辨认笔录及照片：刘某甲辨认出07号照片的男子就是案发当晚在其租住房内砍死其同事刘某丁的覃伟忠；辨认出11号照片的男子就是在案发当晚被刘某甲的丈夫覃伟忠砍死的被害人刘某丁。2、证人刘某乙的证言：我是东莞市常平镇田尾村上兴路美莹佳百货后面一民房的房主，该房屋在案发时还没有编门牌号，上个月才编了门牌号为××。我和家人住在一、二楼，三至五楼都是出租房，租给别人住的。五楼的单间内住了两夫妇，女的姓刘，广西人，男的在中山打工，很少回来。2014年4月2日22时40分许，我在二楼上网，突然听到五楼传来很吵的声音，好像是在打架，我上去后看到刘姓女租客的丈夫拿了一把菜刀站在门口，脸向着房子。我往房间里看了一下，看见有一名男子脸朝上躺在地上，刘姓女租客在靠近厕所的位置，看着她丈夫。我问刘姓女租客的丈夫发生什么事，他说“你看、你看”。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老婆和别人有奸情。我当时很害怕，就想报警，这时刘姓女租客的丈夫拿了一件上衣就下楼了。之后我就下楼打电话报警。案发时只有我和妻子上去看，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人。被砍的男子是刘姓女租客的同事，该男子偶尔会来找刘姓女租客，有时会在她那里过夜，每到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会见到被砍男子的自行车停放在楼下。辨认笔录及照片：（1）证实刘某乙辨认出03号照片上的男子（覃伟忠）就是案发时拿着菜刀站在案发现场门口的男子；（2）证实刘某乙辨认出11号照片上男子（刘某丁）就是在租房内被砍在地的男子。3、证人黄某的证言：我系刘某乙的妻子，2014年4月2日22时30分许，我在二楼听到楼上传来很吵的声音，同时还听见有人喊“救命”。当时刘某乙迅速跑到楼上，我也随后往楼上跑。我上到三楼时看见刘某甲的丈夫慢慢地往下走。当我走到五楼时看见刘某甲坐在楼梯口的位置。刘某甲对我说：“赶快找人来，很严重。”之后刘某乙就打电话报警。后来我听刘某甲说她丈夫砍死人。五楼就只有一个房间。辨认笔录及照片：（1）证实黄某辨认出03号照片上的男子（覃伟忠）就是刘某甲的丈夫；（2）证实黄某辨认出11号照片上男子（刘某丁）就是倒在刘某甲房间地上血泊中的男子。4、证人钟某的证言：我在东莞市常平镇田尾村富田路11号经营如意超市。2014年4月初某日（具体日期记不清）22时许，一名男子来我店里问有没有菜刀，我说有。后来那名男子就花七元人民币买了一把广东阳光益德利牌菜刀（包装上写着神速快刀，长约30厘米，黑色刀柄，银白色刀身），并将一个挎包交给我，让我帮他保管一会，说等一下就过来拿取。那名男子说完就离开了。过了半个小时左右，那名男子就返回拿了挎包后离开了。后来我听说那名男子把别人砍了。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钟某辨认出08号照片上的男子（覃伟忠）就是2014年4月初的一天晚上22时许到她经营的常平镇田尾村富田路一巷12号如意超市买菜刀的男子。5、证人徐某的证言：2014年4月2日22时许，我回到位于常平镇田尾村公园旁边一出租屋301房。到了当日的22时30分许，我听到很吵，好像有人打架的声音，还听到几声女子尖叫的声音，后来有公安人员过来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6、证人左某的证言：2014年4月2日22时30分许，我在常平镇田尾村公园旁边一出租屋（××）401房内看电视，听到出租屋楼梯间处很吵，我走出去看到老板娘带了两名协警上去楼上。我的门口处有一滴滴的血迹，听老板娘说楼上有人打架了。7、证人刘某丙的证言：2014年4月2日23时许，刘某甲打电话给我，说我的叔叔刘某丁在她的出租屋（常平镇田尾村公园旁）被砍了，很严重。后来刘某丁被送到常平医院抢救。我赶到医院时，警察已经到场向刘某甲了解情况。23时50分许，医生说刘某丁已经死了。我于是打电话告诉家里人。刘某甲说是她老公砍死刘某丁的。刘某甲是刘某丁的女朋友，我叔叔刘某丁于去年年底跟我说过，他与同厂的刘某甲在一起，但她是有老公的，她正在和她老公搞离婚手续。刘某丁和刘某甲应该有发生性关系，我听刘某丁说过他经常到刘某甲的租房里过夜，但刘某甲是有老公的。8、证人熊西潭的证言：我是刘某丁的姐夫，刘某丁生前在东莞市桥头镇田头角村锐田富电子厂做电工，已离异。2014年4月2日23时许，我的儿子刘某丙打电话给我说叔叔刘某丁在出租屋里被砍死了。我随即从老家赶到常平。9、证人覃某的证言：证实覃某听家人说叔叔覃伟忠在婶婶刘某甲的租房内砍死了东莞市桥头镇田头角村锐田富电子厂的一名电工，那名电工平时吃饭时经常借机坐在刘某甲旁边，下班经常要请刘某甲和覃某吃东西。2014年2月，覃伟忠打电话问覃某刘某甲有没有跟别人有染，因为覃某不确定刘某甲和那名电工的关系，所以就回答说不知道。（七）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覃伟忠供述：我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在中山市三乡镇打工。妻子刘某甲在东莞市桥头镇田头角村锐田富电子厂做工，她住在东莞市常平镇田尾村公园旁一出租屋的五楼。我到刘某甲的租房里看望她时，经常在看到她的电脑上的ＱＱ聊天记录，有一名男子在ＱＱ上叫刘某甲跟我离婚，同时我侄女覃某向我反映过刘某甲有被厂里的电工骚扰。2014年4月2日下午，我本来要买票回广西玉林，但最后因为买不到票，所以我就想去常平看一下刘某甲，顺便看一下刘某甲有没有和其他男人在一起。于是，我改买了到东莞的车票，并在上车后给妻子刘某甲打了个电话。我在电话里骗她说我上了回广西玉林的车，几个小时就能到玉林。我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给她一个惊喜，另一个是看她有没有跟其他男人搞在一起。我当晚到达东莞市常平镇田尾村市场吃完夜宵后，打电话给刘某甲说“我已经回到玉林了”，并从电话里得知她刚下班回到租住房楼下。我买了一些夜宵和水果，去到刘某甲的租住房五楼，我看见房门是关着的，而且房间没有开大灯，同时听到刘某甲和一男人在说话。我走到阳台的窗户看里面，看见有一名男子在房里用电脑看电视，同时房间里没有开大灯，只是开了便携灯，他们还在房间里面说悄悄话，门又关着。看到这情况我十分气愤。于是我把夜宵和水果放在地上，拿着行李下楼去。下楼后，我直接去到田尾村公园附近的一家小店，花了7元人民币向老板娘买了一把菜刀。我把行李寄存在小店后，直接回到刘某甲的租住房门口。我走到租房门口后给刘某甲打了个电话，但刘某甲没有接。于是我解下菜刀的套子，接着用我配的钥匙打开了租房的门。我进去后，那名男子就站起来看着我。我马上过去往那名男子左边的额头砍了一刀。他被我砍了一刀以后就倒下来，他的脸朝着我。我又往他脖子上切了两刀。突然，刘某甲跑过来拉住我并叫救命。我把刘某甲推开并离开房间，在门口我看到房东。房东说“老板不要在这里搞事啊，我要报警啊”。我说“我也要报警”，说完我就下楼了。我到买刀的小店拿回行李后，搭乘一辆出租摩托车逃跑。途经常平汽车站附近的荔枝园时，我把砍人的菜刀扔在荔枝园里，之后我又逃到深圳市公明车站附近租了一个出租房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回到常平，并到常平医院打听那名男子的情况。医院的工作人员说那名男子已经死了。我想找刘某甲了解情况，但是她不敢见我，于是我就回（广西）贵港了。最后我在贵港被公安人员抓获。案发时（刘某甲的）房间里只有我的老婆（刘某甲）、被害人（刘某丁）和我三个人。被告人覃伟忠辩解：我只砍了被害人左额头和脖子各1刀。说我推开刘某甲后继续砍被害人多刀，这部分不真实，没有这回事。辨认笔录一及照片：证实被覃伟忠辨认出11号照片上的男子（刘某丁）就是被他砍伤的男子。辨认现场笔录二及照片：（1）证实覃伟忠指认出东莞市常平镇上兴路刘某乙出租房五楼房间电脑桌前就是其砍伤被害人的地点；（2）证实覃伟忠指认出常平镇田尾村福田路一巷12号如意超市就是其购买菜刀作案的地点；（3）证实覃伟忠指认出在其砍伤刘某丁后逃跑到常平汽车总站后面的荔枝园丢弃作案工具菜刀的地点。（八）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交的证据户籍证明、身份证、公证书、离婚证书、火化证明、东莞市殡仪馆专用发票等证据材料：证实原告人王某的身份情况、被害人刘某丁的家庭成员情况以及原告人为处理被害人后某所支出的丧葬费的情况。被告人覃伟忠对起诉书指控其将刘某甲推开后继续砍击刘某丁多刀提出异议，辩解称其本人只砍了被害人左额头和脖子各一刀，自己被妻子刘某甲拉开后没有继续砍击被害人。经查，被告人覃伟忠归案后在公安机关审讯时先后3次［第1次（2014年4月22日）、第2次（2014年4月23日）、第3次（2014年4月25日）讯问笔录］以及其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第1次审讯中均供认其持菜刀砍了刘某丁左额头一刀，刘某丁被其砍了一刀以后就倒下来，又往刘某丁的脖子上切了两刀。被告人覃伟忠虽然在庭审时辩解其只砍了刘某丁两刀。但根据法医学尸体检验报告证实，被害人刘某丁的额部六处创口、左颈部一处创口、右颈部两处创口、躯干与四肢多处创口。同时，证人刘某甲指证被告人覃伟忠持刀至少砍了刘某丁十几刀，指证被告人覃伟忠砍击被害人刘某丁的身体部位与被告人覃伟忠供述的相一致，又与法医尸检报告相吻合。此外，被告人覃伟忠供述在案发现场房间内当时只有其妻子刘某甲、被害人刘某丁及其被告人覃伟忠本人共三人在场。在场证人刘某甲又指证当时仅有被告人覃伟忠持刀砍击被害人刘某丁。证人房东刘某乙、黄某也证实只见到被告人覃伟忠一人从案发现场房间逃出。由此足以证实被害人刘某丁身上所有的刀伤均为被告人覃伟忠一人所为。同时，被告人覃伟忠供述其持菜刀砍击刘某丁的左额头一刀，刘某丁被其砍了一刀倒下后，又往刘某丁的脖子上切了两刀。由此可见，被告人供述其砍击和切害被害人的部位均是可致人死亡的要害部位。此外，法医尸检鉴定意见证实刘某丁符合被他人用锐器砍伤全身多处致失血性休克合并颅脑损伤死亡，与被告人覃伟忠的持刀伤害被害人刘某丁致死完全吻合。因此，被告人覃伟忠用刀砍击被害人刘某丁致死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覃伟忠的上述辩解意见缺乏事实根据，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陈汉荣律师提出，被害人刘某丁破坏别人家庭，有严重过错，被告人属于激愤杀人；被告人被公安机关拘留后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有悔罪表现，请求本院对被告人从轻判决，可以采纳。但其辩护提出被告人的行为是间接故意，不是直接故意，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覃伟忠无视国法，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一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覃伟忠持刀砍击被害人身体头颈部和其他躯干部位多刀，情节、后果严重，手段残忍，依法应当予以从重惩处。鉴于被害人刘某丁明知同厂女工刘某甲是有夫之妇，而仍与刘某甲保持暧昧关系并多次发生性关系，从而破坏被告人覃伟忠的婚姻家庭关系，被害人刘某丁对案件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可对覃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覃伟忠因目睹被害人刘某丁深夜仍留在妻子的租房，盛怒之下持刀砍击刘，属激情杀人。覃归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属坦白，依法可从轻处罚。综上，本院对被告人覃伟忠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覃伟忠犯故意杀人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覃伟忠的犯罪行为致被害人死亡，除须承担刑事责任外，依法还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原告人提出判令被告人覃伟忠赔偿丧葬费、住宿费和交通费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在法定额度内并结合原告人的诉求予以支持。原告人主张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本院不予支持。综上，被告人覃伟忠应当赔偿原告人王某经济损失人民币12375元。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覃伟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被告人覃伟忠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某丧葬费7335元、交通费3000元、住宿费2040元，三项共计人民币12375元。（此款须于本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三、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梁耀坤代理审判员陈水明人民陪审员周平凡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九日。书记员袁诗韵

复文波受贿、滥用职权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英德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粤1881刑初236号：英德市人民检察院以英检公诉刑诉［2018］20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植文波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18年5月2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英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林昌永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植文波及其辩护人张金青、郑振媚等到庭参加了诉讼。经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批准，本案审理期限延长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受贿罪2009年至2015年，被告人植文波在担任英德市英红镇人民政府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干部职务任免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多人财物，具体事实如下：1、2009年10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土地纠纷协调、市政工程项目发包及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广东德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广东德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的贿赂人民币28万元。2、2010年中秋至2015年春节，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市政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土地出让和回收等方面为普宁市建筑总公司英德分公司、英德市环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普宁市建筑总公司英德分公司、英德市环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某1的贿赂人民币28万元。3、在2012年1月和2013年下半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为英德市杰翔有限公司谋取利益，二次共收受英德市杰翔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某的贿赂人民币28万元。4、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镇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工程项目发包和工程款的支付等方面为王某谋取利益，二次共收受王某的贿赂人民币20万元。5、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在结合建设工程的工程发包、建设、工程款的支付、土地出让和回收方面为郑某1谋取利益，于2011年春节前、2012年春节前二次共收受郑某1的贿赂港币20万元。6、2009年4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亩土地过程中为英德市新兴医药有限公司谋取利益，于2010年8月收受英德市新兴医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巫某的贿赂人民币12万元。7、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为英德市浙商展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在土地开发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8、2009年春节前，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谢某的委托，为解决谢某公开竞拍土地的房屋拆迁提供帮助，收受谢某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9、2011年3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亩土地过程中为郭某谋取利益，先后三次共收受郭某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0、2009年至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为蓝某1在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土地出让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三次共收受蓝某1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1、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土地出让等方面为蓝某2谋取利益，先后三次共收受蓝某2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2、2012年至2015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英红镇云锦路绿化工程的发包、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黎某1谋取利益，于2015年收受黎某1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3、2009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植文波先后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水泥粉磨站的经营、土地转让等方面为丘某谋取利益，多次共收受丘某的贿赂人民币7万元。14、2009年12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英红镇出让农药厂办公楼南面130亩土地给英德市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过程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英德市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某2的贿赂人民币6万元。15、2009年至2012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方面为黎某2谋取利益，三次共收受黎某2的贿赂人民币6万元。16、2011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镇人大主席的便利，为刘某1提名为英红镇副镇长候选人及顺利当选提供帮助，收受刘某1的贿赂人民币5万元。17、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开发及经营过程中为周某谋取利益，二次共收受周某的贿赂人民币4万元。18、2015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协调补充增加土地开发面积给英德市德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过程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汤某的贿赂人民币3万元。19、2014年中秋节前，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英红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工程款的支付过程中为中山华远国土工程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中山华远国土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某的贿赂人民币3万元。20、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支付英红卫生院预算编审费的过程中为陈某3谋取利益，收受陈某3的贿赂人民币2万元。21、2009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出让土地、抵付工程款为陈某4谋取利益，收受陈某4的贿赂人民币2万元。22、2009年底，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出让英红农药厂南面10亩土地过程中为李某谋取利益，收受李某的贿赂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植文波在2013年底被纪检部门调查时，担心受贿行为被查，于2014年将受贿款退给周某人民币4万元、王某人民币5万元，于2016年8月退给黄某人民币10万元。二、滥用职权罪2012年4月至5月期间，被告人植文波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关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一）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二）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36条“行政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相关资产进行评估：（一）行政单位取得的没有原始价格凭证的资产；……”的规定，在未经评估、未履行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签订并履行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回的合同、协议，英红镇政府为此向英德鸿鑫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鑫公司）、英德三枫贸易有限公司（简称三枫公司）、英德市环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环科公司）多支付4675.25万元人民币，造成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具体事实如下：1、2010年11月4日，被告人植文波超越职权，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擅自与鸿鑫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英红镇政府出让174亩（分成两块：121亩和53亩）土地给鸿鑫公司，出让价格为13万元／亩。英红镇政府签订合同时收取了鸿鑫公司200万元预付款。2012年4月16日，植文波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与鸿鑫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书》，双方约定镇政府收回上述53亩土地的使用权。即英红镇政府除返还预付款200万元之外，还以补偿损失的名义，以17万元／亩的差价多支付给鸿鑫公司共计901万元人民币，造成国家经济重大损失。2、2011年1月8日，被告人植文波超越职权，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擅自与鸿鑫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英红镇政府出让190.8亩土地给鸿鑫公司，出让价格为13万元／亩。英红镇政府签订合同时收取了鸿鑫公司200万元预付款。2012年4月16日，植文波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与鸿鑫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书》，双方约定镇政府回收上述190.8亩土地使用权。即英红镇政府除返还预付款200万元之外，还以补偿损失的名义，以7万元／亩的差价多支付给鸿鑫公司共计1302万元人民币，造成国家经济重大损失。3、2010年12月21日、12月29日，英红镇政府与三枫公司分别签订《观音山码头土地置换协议》、《观音山码头土地转换补充协议》，约定由镇政府提供土地置换三枫公司观音山码头及土地91.81亩。另外，英红镇政府以13万元／亩的价格出让51.11亩土地给三枫公司。2012年5月28日，被告人植文波超越职权，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擅自与三枫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双方约定英红镇政府以38万元／亩回收上述51.11亩土地使用权。即英红镇政府以补偿损失的名义，以25万元／亩的差价多支付给三枫公司共计1277.75万元人民币，造成国家经济重大损失。4、2011年5月10日，英德英红园管理委员会与环科公司签订《投资园区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项目合同书》《协议书》《投资园区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项目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英红园管理委员会以13.8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约194.6亩土地给环科公司。2012年4月18日，时任党委书记植文授意钟某1代表英红镇政府与环科公司签订《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约定环科公司以20万元／亩转让上述约194.6亩土地使用权给英红镇政府。英红镇政府以补偿损失的名义，以6.2万元／亩的差价多支付给环科公司共计1194.5万元人民币，造成国家经济重大损失。英德市英红镇政府向某公司、三枫公司回购的上述土地已转让给陈某5等人，向环科公司回购的194.6亩土地至2018年5月24日未转让。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宣读、出示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支持上述指控事实。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植文波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又违反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超越职权，在未经评估、未履行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签订并履行有关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回的合同、协议，导致国家经济损失4675.25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九十七条，应当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追究其刑事责任。请依法判处。被告人植文波辩解，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受贿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但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滥用职权罪有异议。被告人植文波的辩护人辩称，一、被告人植文波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植文波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被告人植文波是初犯；3、被告人植文波认罪态度好，具有悔罪表现。二、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植文波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国家经济损失4675.25万元的证据不充分。三、本案滥用职权的行为导致国家经济损失的后果是多因素共同造成的。四、被告人植文波案发后积极退清受贿赃款，具有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经审理查明，一、受贿的事实2009年至2015年，被告人植文波在担任英德市英红镇政府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干部职务提拔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16万元、港币20万元（折合人民币约16.5万元）。具体事实如下：1、2009年10月至2015年1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土地纠纷协调、市政工程项目发包及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广东德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谋取利益，多次收受广东德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某的贿赂人民币28万元。2、2010年中秋至2015年春节，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市政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土地出让和回收等方面为普宁市建筑总公司英德分公司、英德市环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谋取利益，多次收受普宁市建筑总公司英德分公司、英德市环科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陈某1的贿赂人民币28万元。3、2012年1月和2013年下半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征地拆迁安置等方面为英德市杰翔有限公司谋取利益，二次共收受英德市杰翔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某的贿赂人民币28万元。4、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工程项目发包和工程款的支付等方面为王某谋取利益，二次共收受王某的贿赂人民币20万元。5、2011年至2012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在堤建设工程的工程发包、建设、工程款的支付、土地出让和回收方面为郑某1谋取利益，二次共收受郑某1的贿赂港币20万元。6、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亩土地过程中为英德市新兴医药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巫某的贿赂人民币12万元。7、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为英德市浙商展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在土地开发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胡某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8、2009年春节前，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谢某的委托，为解决谢某公开竞拍土地的房屋拆迁提供帮助，收受谢某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9、2011年3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亩土地过程中为郭某谋取利益，先后三次共收受郭某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0、2009年至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为蓝某1在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土地出让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三次共收受蓝某1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1、2010年至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土地出让等方面为蓝某2谋取利益，先后三次共收受蓝某2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2、2012年至2015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英红镇云锦路绿化工程的发包、工程款支付等方面为黎某1谋取利益，收受黎某1的贿赂人民币10万元。13、2009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植文波先后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英红水泥粉磨站的经营、土地转让等方面为丘某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丘某的贿赂共人民币7万元。14、2009年12月，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英红镇出让农药厂办公楼南面130亩土地给英德市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过程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董事长陈某2的贿赂人民币6万元。15、2009年至2012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方面为黎某2谋取利益，三次共收受黎某2的贿赂人民币6万元。16、2011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的职务便利，为刘某1提名为英红镇副镇长候选人及顺利当选提供帮助，收受刘某1的贿赂人民币5万元。17、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职务便利，在土地开发及经营过程中为周某谋取利益，二次共收受周某的贿赂人民币4万元。18、2015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协调补充增加土地开发面积给英德市德信投资有限公司的过程中为该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汤某的贿赂人民币3万元。19、2014年中秋节前，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英红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工程款的支付过程中为中山华远国土工程有限公司谋取利益，收受该公司总经理罗某的贿赂人民币3万元。20、2013年上半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在支付英红卫生院预算编审费的过程中为陈某3谋取利益，收受陈某3的贿赂人民币2万元。21、2009年，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出让土地、抵付工程款为陈某4谋取利益，收受陈某4的贿赂人民币2万元。22、2009年底，被告人植文波利用担任英红镇镇长的职务便利，在出让英红农药厂南面10亩土地过程中为李某谋取利益，收受李某的贿赂人民币2万元。另查明，被告人植文波在2013年底被纪检部门调查时，担心受贿行为被查，于2014年将受贿款退给周某人民币4万元、王某人民币5万元，于2016年8月退给黄某人民币10万元；案发后主动向英德市纪委退缴违法违纪赃款人民币250万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书证（1）英德市广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书一份和铭香路、侨兴二路市政工程相关合同资料一份以及广东德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文件两份，证实广东省英红华侨茶场和英德市广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黄某）签订相关的工程合同的事实。（2）关于英红园区服务中心建设工程、坑口咀派出所警营用房综合楼工程相关合同资料各一份，证实英红镇政府和普宁市建筑工程总公司（陈某1）签订相关工程的事实。（3）英德市第二人民医院ＢＴ建设项目的相关合同资料各一份，证实英红镇政府和十一冶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叶某）签订相关合同的事实。（4）英红镇云岭旧技校国有土地转让及承建的相关合同资料各一份，证实英红镇政府和王某签订相关承建合同、规划建设新农村以及综合市场等用地的事实。（5）的相关合同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资料各一份，证实英红镇政府和英德市鸿鑫投资有限公司（郑某1）签订相关合同的事实。（6）红星工业园的相关开发合同以及资料各一份，证实英德市政府和广东浙商联合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胡某）签订相关合同的事实。（7）新兴医药有限公司投资合同书一份，证实英德市英红华侨茶场和英德市新兴医药有限公司（巫某）签订投资合同的事实。（8）英德市英红华侨茶场和郭某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证实郭某在英红镇受让相关土地的事实。（9）英红镇红旗居委会和蓝某1签订的兴建安置房的相关合同资料一份，证实蓝某1在英红镇承接相关工程项目的事实。（10）英红镇红光居委会和蓝某2签订的以地抵付工程款协议书两份和英红镇第三小学附属幼儿园、星光小学场地、新岭小学教学楼的维修工程合同资料各一份，证实蓝某2在英红镇承接相关工程项目的事实。（11）英红镇政府和英德市山海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黎某1）签订的英红镇云锦路绿化工程合同资料一份，证实黎某1在英红镇承接相关工程项目的事实。（12）英红镇政府和英德市龙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丘某）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证实丘某在英红镇受让相关土地的事实。（13）英红华侨茶场和宇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某2）签订的房地产开发建设投资合同一份，证实陈某2在英红镇受让相关土地的事实。（14）英红镇桥新村和英德市第一建筑工程安装公司（黎某2）签订的园林工程合同一份，证实黎某2在英红镇承接相关工程项目的事实。（15）英德市英红园管理委员会和英德市德信投资有限公司（汤某）签订的关于英红园合作开发区的相关合同资料一份，证实汤某在英红镇承接相关工程项目的事实。（16）英红镇政府与中山华远国土工程有限公司（罗某）签订的英红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合同资料一份，证实罗某在英红镇承接相关工程项目的事实。（17）英红镇政府和陈某3签订的英红镇办事服务中心预算编制收费合同以及收据凭证复印件等相关资料一份，证实陈某3在英红镇承接相关工程项目的事实。（18）英红镇政府和陈某4、曾某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资料一份，证实陈某4、曾某在英红镇受让相关土地的事实。（19）英红镇政府和李某签订的土地转让合同资料一份，证实李某在英红镇受让相关土地的事实。（20）中共英德市委组织部出具的《关于英红镇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镇人民政府镇长、副镇长候选人的批复》一份，证实刘某1等人为英红镇第三届人民政府副镇长候选人。2、证人证言（1）黄某的证言，证实2009年黄某在向英红政府购买西边、侨兴二路北边（即旧油库）土地的过程中向时任英红镇镇长的植文波行贿人民币28万元的事实。（2）陈某1的证言，证实陈某1为了承建英红镇政府工程及尽快拿到工程款，在2010年至2015年的中秋、春节期间多次行贿植文波28万元的事实。（3）王某的证言，证实王某在购买土地、受领工程款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20万元，其中植文波退回人民币5万元贿赂款的事实。（4）叶某的证言，证实叶某在竞拍土地开发和承接市政工程项目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32万元。（5）郑某1的证言，证实郑某1在承建英红北江大堤工程项目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港币20万元的事实。（6）巫某的证言，证实巫某在其经营的公司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12万元的事实。（7）胡某的证言，证实胡某为使植文波支持其公司在英红工业园的项目，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8）谢某的证言，证实谢某在英红镇拆迁房屋的过程中为取得植文波的支持，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9）郭某的证言，证实郭某在英红镇购买土地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10）蓝某1的证言，证实蓝某1在英红镇承建英红镇中心小学、红旗居委安置房等工程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11）蓝某2的证言，证实蓝某2在承建英红镇第四小学、英红镇路灯安装、铺设街道、路边绿化等工程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12）黎某1的证言，证实黎某1在承接英红镇云锦大道绿化工程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13）丘某的证言，证实丘某在英红镇购置土地时为取得植文波的支持，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7万元的事实。（14）陈某2的证言，证实陈某2在其经营的宇翔公司在英红镇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6万元的事实。（15）黎某2的证言，证实黎某2在承建英红镇小学教育“创强”工程等项目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6万元的事实。（16）刘某1的证言，证实刘某1在被提名任命英红镇副镇长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5万元的事实。（17）周某的证言，证实周某在英红镇承包工程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4万元的事实。（18）汤某的证言，证实汤某在其经营的德信公司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3万元的事实。（19）罗某的证言，证实罗某为尽快受偿工程款，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处3万元的事实。（20）陈某3的证言，证实陈某3为尽快受偿英红镇政府的设计费，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2万元的事实。（21）陈某4的证言，证实陈某4为从英红镇获取土地抵偿工程款，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2万元的事实。（22）李某的证言，证实李某在英红镇购买土地的过程中，向植文波行贿人民币2万元的事实。（23）植某的证言，证实植某按照植文波的要求退过二次共计人民币20万元给行贿人的事实。3、被告人植文波的供述与辩解，证实被告人植文波利用职务便利，在土地出让、工程项目发包、工程款支付、干部职务提拔等方面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黄某、陈某1、叶某、王某、谢某、郭某、蓝某1、蓝某2、黎某1、黎某2、刘某1、周某、巫某、郑某1、胡某、陈某2、罗某、汤某、丘某、陈某3、李某、陈某422人贿赂款共计人民币216万元、港币20万元，被告人植文波担心受贿行为案发，于2014年将受贿款退给周某人民币4万元、王某人民币5万元，于2016年8月退给黄某人民币10万元的事实。二、滥用职权的事实2012年4月至5月，被告人植文波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期间，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在未履行报批手续、未经评估的情况下，擅自签订并履行有关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的合同、协议。具体事实如下：1、2010年11月4日，被告人植文波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擅自与鸿鑫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英红镇政府出让174亩土地（分成两块：121亩和53亩）给鸿鑫公司，出让价格为13万元／亩。2012年4月16日，植文波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与鸿鑫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书》，双方约定镇政府收回上述53亩土地的使用权，收回价格为30万元／亩。2012年4月15日，将上述待收回的土地转让给陈某6，出让价格为50万元／亩。2、2011年1月8日，被告人植文波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擅自与鸿鑫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约定英红镇政府出让190.8亩土地给鸿鑫公司，出让价格为13万元／亩。2012年4月16日，植文波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与鸿鑫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书》，双方约定镇政府回收上述190.8亩土地使用权，收回价格为20万元／亩。2012年1月11日，将上述待收回的190.8亩土地转让给叶某，出让价格为28万元／亩。2012年7月18日，又将上述土地中的70亩再次收回。2012年8月16日，将收回的70亩土地再转让给英德市恒发投资有限公司，出让价格仍为28万元／亩。3、2010年12月21日、12月29日，英红镇政府与三枫公司分别签订《观音山码头土地置换协议》《观音山码头土地转换补充协议》，约定由镇政府提供土地置换三枫公司观音山码头及土地91.81亩。另外，英红镇政府以13万元／亩的价格出让51.11亩土地给三枫公司。2012年5月28日，被告人植文波代表英红镇政府、英红华侨茶场擅自与三枫公司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双方约定英红镇政府以38万元／亩回收上述51.11亩土地使用权。2012年11月13日，将上述收回的土地转让给朱某、叶某，出让价格为55万元／亩。4、2011年5月10日，英德英红园管理委员会与环科公司签订《投资园区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项目合同书》《协议书》《投资园区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项目合同书补充协议》，约定英红园管理委员会以13.8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约194.6亩土地给环科公司。2012年4月18日，植文波授意镇长钟某1代表英红镇政府与环科公司签订《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约定环科公司以20万元／亩转让上述约194.6亩土地使用权给英红镇政府。现收回的该土地暂由英红镇政府管理使用，未出让。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1、书证（1）《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书》《国土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示意图》和相关收据凭证等资料多份，证实英红镇政府对英红镇土地出让给鸿鑫公司、三枫公司、环科公司所签订的相关合同、资金往来、土地位置等情况及英红镇政府向上述公司回收土地的过程及资金往来情况。其中以901万元向某公司收回53亩土地及以1302万元向该公司回收190.8亩土地，以1277.75万元向三枫公司回收51.11亩土地，以1194.5万元向环科公司回收194.6亩土地。（2）《土地出让合同书》四份、相关支付凭证多份及英红镇政府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英红镇政府将向某公司、三枫公司回购的约290亩土地转让给朱某、陈某6、叶某及英德市恒发投资有限公司，应收土地转让金约为17567.4万元，另英红镇政府向环科公司回收的194.6亩土地到2018年5月24日前仍未出让。2、证人证言（1）钟某1（原英红镇政府镇长）的证言，英红镇政府制定了很多议事的规程，主要就是针对英红镇政府业务范围内的一些重大事项进行集体讨论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我虽然是英红镇的镇长，但实际上有决策权的还是时任的党委书记植文波。植文波可以决定班子会是否召开、何时召开；某一事项是否可以上会讨论决策；会议讨论后，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植文波手里，如果他不同意，某一事项就不能实施。我作为镇长，其实就是在植文波同意了某一事项之后，去抓具体的落实工作，比如在植文波同意了某一个事项后，由我代表镇政府去签订某些合同。2010年左右，鸿鑫公司承接了英红镇的防洪堤工程，但是由于镇政府资金有缺口，无法全额支付工程款。班子会上，植文波书记决定用“以地抵债”的方式，一共出让了两块地共计约240亩给鸿鑫公司，其中一块约50亩，单价是13万元／亩，在英红中心小学附近，一块约190亩，单价是13万元／亩，在英红的黄朝山附近，但这两块地因为英红镇没有用地指标，在我离任时，都没有成功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上述出让的价格的确定我记得是由当时分管国土的班子成员刘某1根据当时的市场土地价格提出来的。大概是2012年，当时英红的土地价格不断往上升，植文波书记就想通过回收上述240亩的土地，然后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出让，赚取其中的差价，增加政府的收入。据我所知，植文波书记先找到了接手上述地块的新业主，然后就组织召开了班子会，并在班子会上决定了上述的方案。但这些接手的新业主我都不认识，具体接手时的新价格是怎么确定的等等细节，我不是很清楚，具体是植文波书记去操作的。我在班子会上曾经提出这种操作方式违规，政府没有权力去处置土地，但考虑到这种方式能给政府带来利润，我自己也没有从中牟利，而且这些大事都由植文波书记最后决定，我就没有再反对了。在班子会上通过之后，我就代表英红镇政府与鸿鑫公司签订了上述的回收合同。据我所知的，向旧业主回收土地与向新业主出让土地的工作基本上是同时进行的，相关的土地款项都是由新接手的业主先把款项转账到镇政府，然后由镇政府支付给旧业主，这些款项都有收取或者支付，都全部到了英红镇政府的账目。关于在回收土地的过程中，我作为镇长，法人代表，只是根据英红党委的决策代表英红镇政府去签订合同，具体的工作细节，我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些大事都是植文波书记决策的。关于英红镇政府跟环科公司、三枫公司之间土地回收的过程中，基本上都跟与鸿鑫公司的过程差不多。据我所知，都是由植文波书记先找到愿意接手各地块的新业主，由新业主把土地出让金转账到政府后，再由镇政府支付给旧业主。具体的细节，我确实不太清楚，说白了，这些大事，基本上都是书记说了算，我只是镇长，该反对的我也反对的，但我还是要负责执行落实党委的决定。那时因为标的地块属于华侨茶场的国有土地，而且，英红镇政府跟英红华侨茶场其实就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所以在处置地块的时候，又要有英红镇政府的签章，也要有英红茶场的签章。我印象中，上述涉案的土地，在我离任前都没有办理相关的土地权属手续。作为镇长，对上述英红镇政府关于土地出让、回收等的行为，首先，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英红镇政府肯定没有权力去处置上述的土地，上述这样做法确实不对。但是，英红的历史遗留问题多，植文波书记这样操作某一角度也是为了英红的发展，我个人也没从中谋取过利益。英红镇政府这样操作，有没有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具体我不太清楚，以组织、司法机关调查为准。此证据证实2012年英红镇政府跟鸿鑫公司、环科公司、三枫公司之间土地回收的过程。（2）刘某1（原英红镇政府副镇长）的证言，如果政府想征收某一块集体土地给企业使用，第一步，英红镇政府派出工作人员跟相关的村民小组、村民等做好思想工作，然后根据英德市政府的征地补偿标准，补偿给相关的村民；第二步，此时，这块土地已经被政府控制管理，等有用地指标的时候，英红镇政府再把这块集体土地通过法律程序变成国有建设用地；第三步，走招拍挂程序，帮助企业办理相关的用地手续。但是，在2014、2015年之前，实际上，英红镇政府走完了第一步，建立了内部土地征收备案表之后，就跟企业签订了私下的用地合同，实际交付给企业使用，第二、三步只是走一个办证的流程，而且，土地出让金也是根据私下的合同来执行，企业走招拍挂程序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待英德市财政局反拨给英红镇政府后，镇政府会退还给企业。英红镇政府没有制定专门的土地回收流程，土地回收的对象是那种没有成功办理好土地使用证的业主。我记得在英红任职期间，土地回收的程序第一步，派出一组人寻找有意接手某一块土地的新业主，初步协商具体的土地出让价格等内容；第二步，派出另一组人跟土地的旧业主谈回收土地的有关事宜；第三步，这两组人的工作基本上同时开展，互通信息，在确定出让价格与回收价格存在可观差价的情况下，政府基本上同时签订出让合同与回收合同；第四步，由新业主支付土地出让金给政府，然后政府再向旧业主支付回收款。这样回收的主体程序就走完了，剩下的就是帮助新业主走招拍挂程序了。在土地回收过程中，我作为分管的领导，只有建议权，关键的决策权其实在书记与镇长两个正职领导里面，至于是哪一个，我不清楚。其实，在政府的班子会讨论之前，有关的分管领导与正职领导都已经私下沟通好了的，班子会只是一种形式。回收的价格主要是参照2012年时英红镇类似地段的土地市场价格，由政府与旧业主相互协商确定的，新的出让价格也是由政府与新业主协商确定的，没什么参照标准，但要比回收价高。我还担任英红国土所长的时候，鸿鑫公司向英红镇政府购买了两块土地，其中一块面积约190亩，一块约170亩，这两个地的位置都在昆汕高速的附近，但由于没有用地指标，这两块土地当时都没有办理好土地使用证。鸿鑫公司在购买上述土地时，我印象中有支付一定的款项，但具体数额我记不起来。2012年，英红镇的公路等基础设施网络框架基本完成，英红的土地价格不断上涨，政府就想盘活土地资源，回收一些土地，再对外出让，一方面政府能赚取一定的差价，另一方面，旧业主也能赚取一笔钱。就这样，时任的英红镇书记植文波就让我们一起去找鸿鑫公司所占用土地的新业主。最终，一个东莞的老板叫陈某6相中了170亩土地中的53亩土地，叶某相中了190亩土地中的120亩，恒发公司相中了190亩土地中的70亩。在确定了上述新买家之后，政府就跟鸿鑫公司商量回收价格等事宜。最终，经班子会讨论后，政府决定以20万元／亩的价格向某公司回收了一块面积约53亩的土地，并以约50万元／亩的价格重新出让给陈某6；以20万元／亩的价格向某公司回收了一块面积约190亩的土地，并以约30万元／亩的价格重新出让其中的120亩土地给叶某，以约30万元／亩的价格重新出让其中的70亩土地给恒发公司。我代表英红镇政府，在回收合同、出让合同上签了字。英红政府在回收鸿鑫公司的地块时，没有对其进行评估，回收的价格都是根据2012年英红镇类似地块的市场价格双方协商确定的。在此次回收与重新出让的过程中，我只是最终代表英红政府去签订了回收的合同，具体的协商过程，我很少参加，主要还是正职领导与分管经济的刘某3副镇长去商谈，而且关于这件事情，也不是我提议的，两位正职领导也没有私下跟我沟通过。两份合同签订后不久，上述三个新业主都足额向政府支付了相应的土地出让金，政府也向某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回收款项。不久，政府开始分别帮三个新业主办理产权手续，但是陈某6的53亩土地在招拍挂程序中流拍了，具体原因我不清楚，叶某的120亩土地就办好了土地证，恒发公司的70亩土地拿到了用地指标，但恒发公司要求政府迟一些再帮他办理证件。英红政府有将上述3个地块实际交给新业主使用，在支付完回收款项之后，政府就交给新业主使用了。我还担任英红国土所长的时候，英红政府要修建防洪堤，占用了三枫公司的一个码头用地，面积约90亩，经协商，政府就在英红大道附近置换了一块同等面积的土地给三枫公司。但由于英红公路网格已经形成，政府不想对置换地所在的网格土地（面积约140亩）进行分割出让，就又跟三枫公司协商，以13、14万元／亩的价格出让该网格中的另外50亩土地。三枫公司有没有向英红政府支付另外50亩土地的出让金，具体我不清楚。关于环科公司194亩土地的出让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具体细节，因为是英红工业园向环科公司出让的土地，我只是知道有这回事。2012年，英红政府为了盘活土地资源，就想通过回收土地，再对外出让，赚取一些差价，政府班子会上，其中一个班子成员就提出政府与第三方合作，由第三方负责资金，政府负责回收与出让的方式，回收英红镇的土地，然后再对外出让，所得利润按一定的比例分成。此次班子会通过后，政府主要领导就找到了一个广州的老板郑会亮作为合作的第三方，负责回收土地的资金。找到合作的老板后，英红政府就找到三枫公司以及环科公司，协商回收的事宜（因为这两间公司的用地连在一起，中间只隔一条青年路），后来，政府班子会就决定以约38万元／亩的价格回收三枫公司的土地，以20万元／亩的价格回收环科公司的土地，所有回收资金由郑会亮负责。不久，郑会亮就足额把上述相应的回收款项打进了英红政府的账户，然后英红政府就向三枫公司、环科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回收款，这样，三枫公司与环科公司的两块土地就由英红政府控制管理了。上述回收价格是怎么确定的我没有参加具体的商谈过程，我估计也是按照当时的土地市场价格估算，然后由双方协商确定的。据我所知英红政府在回收上述土地的时候，没有对其进行评估。过了一段时间，英红政府就找到了叶某以及朱某两个老板，并以约50万元／亩的价格将三枫公司的140亩土地出让给他们，他们也支付了足额的土地出让金。不久，政府就帮助他们办理好了土地使用证。但环科公司的194亩土地，截至我案发前，都没有成功对外出让，只是拿到了其中120亩的用地指标。在上述这件事情当中，我作为分管国土的副镇长，只是最终代表英红政府在合同上签字，具体的协商过程是由刘某3以及其他主要领导去商谈的。此证据证实2012年英红镇政府跟鸿鑫公司、环科公司、三枫公司之间土地回收的过程。（3）郑某1（原英德市鸿鑫公司董事长）的证言，大概是2010年的时候，鸿鑫公司就以13万元／亩的价格向英红政府购买了共计两块土地，一块面积约170亩，一块面积约190亩，两块土地都在昆汕高速附近，但是这两块土地因为没有用地指标，一直都没有办理到土地使用权证。2012年的时候，英红政府没钱，一直都没有按时向某公司支付防洪堤的进度工程款，有一天英红政府植文波书记组织政府的工作人员就跟我商量，提出想收回上述部分土地，然后再对外出让，政府从中赚点差价，让政府有钱可以支付防洪堤的工程款。我考虑到2012年英红镇的土地市场价格比2010年的价格升高了，鸿鑫公司当时的资金也比较紧张，就同意了英红政府的建议，让英红政府回收鸿鑫公司的土地。英红政府共回收了鸿鑫公司的两块土地，一块就是190亩的整块土地，回收价格是20万元／亩，一块是170亩土地中的其中53亩，回收的价格也是30万元／亩。我不清楚英红政府在回收这两块土地前，有没有对其进行评估。我开始的时候提出回收价格要60-70万元／亩的价格，但是政府压价，经过协商，最终确定了上述的回收价格。鸿鑫公司与英红政府达成一致后，我在2012年的4月份左右就代表鸿鑫公司与英红政府签订了两份土地回收合同，一份是53亩的土地，一份是190亩的土地。合同签订后，英红政府按照约定向某支付了一定数量的工程款，还分多次向某公司支付了上述土地回收款项，但到现在为止，英红政府还有约200万元的回收款没有支付给鸿鑫公司。鸿鑫公司在收到部分回收款后，就把上述土地交付给英红政府管理控制了。我不清楚英红政府在回收了上述土地后，有没有对外出让。此证据证实英红镇政府收回鸿鑫公司的两块土地，一块是190亩的土地，回收价格是20万元／亩，一块是53亩土地，回收价格是30万元／亩。（4）证人林某1（原英德市三枫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三枫公司实际的控制人有三个股东，分别是我舅舅林某2、陈某7、方某超，其中林某2是主要出资人，陈某7跟方某超有没有出资我不清楚，此外，陈某7主要负责该公司在英德方面的关系、业务、办证等等工作，方某超我不清楚他负责什么工作。2006年7月20日，我代表三枫公司和英红镇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协议，约定由英红镇政府在观音山码头出让一块面积约90余亩的地皮给三枫公司使用，三枫公司在观音山码头建设一个水运仓储码头，并按每亩1.4万元的标准，支付总协议价120多万元给英红镇政府。签订协议后，三枫公司足额支付了价款，但没有走招拍挂程序，也没有办理出国有土地使用证就实际上取得了观音山码头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取得地皮之后，三枫公司投资约几百万就进行水下工程、地磅、吊机、办公用楼、三通一平工程建设，建好使用不到1年左右，即到了2007年下半年观音山码头就停止了运营荒废了。到了2010年，因为政府要进行防洪堤的建设，便提出要回收观音山码头的地皮，经过协商和对地上附着物（楼房、地磅、吊机等）进行评估，由英红镇政府以1:1的比例置换该土地并赔偿三枫公司地上附着物损失。这样，在2010年12月份，我代表三枫公司跟英红镇政府签订了《观音山码头土地置换协议》，约定了英红镇政府在英红大道附近置换一块同等面积的土地给三枫公司使用，地上建筑物就以评估价格为准，由英红镇政府补偿，这样三枫公司就在附近通过置换的方式取得90余亩的土地使用权。关于置换码头土地的一些价款之类的具体商谈工作，我都不清楚，这些都是陈某7去谈的，我只是最终负责代表三枫公司签字。我听公司股东陈某7说，三枫公司的置换地所在的地块整体面积约有143亩，而我们的置换地面积只有91亩左右，英红镇政府不想分割该地块，陈某7已经跟英红镇政府协商好了，三枫公司以13万元／亩的单价把多出来的约51亩的土地也买下来，陈某7让我代表三枫公司去签订合同。这样，在2010年12月底的时候，我又代表三枫公司跟英红镇政府签订了另外一份《补充协议》，大概内容就是以13万元／亩的价格，把另外的51亩土地也买下来。这样，三枫公司就实际上一共获得了英红大道附近一整块面积约143亩的土地使用权，但这143亩土地都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手续。到了2012年左右，由于英红镇土地价格升高，而三枫公司的上述143亩土地没有办理到土地使用证，英红镇政府计划将三枫公司的上述约140余亩的土地回收，再对外出让。经过协商，英红镇政府以每亩38万元的单价、总价5000多万元的价格回收三枫公司的该块土地，我代表该公司跟英红镇政府签订了一份土地转让合同，过了一段时间，英红镇政府就把上述土地款项足额支付给了三枫公司。英红镇政府在回收上述土地之前，据我所知就没有委托专业的评估公司，他们只是按照2012年当时的英红镇土地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的。英红镇政府将土地回收后，又转手出让给了一个叶＊吉的老板，但至今都没有开发。此证据证实英红镇政府以38万元每亩回购三枫公司140多亩的土地。（5）林某2（深圳市陆某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证言。2006年的时候，英德市政府进行招商引资，我当时和英德台泥、海螺等大型水泥厂都有业务联系，由我的陆某贸易有限公司通过北江水运供应煤炭给海螺、台泥。因此我就想在英红镇建设一个水运仓储码头来运输煤炭。但我的主要生意都在深圳，平时也在深圳居住，对英德的具体情况不太熟悉，所以我就找到我的老乡陈某7和我的一个亲戚方某超，打算一起成立公司合股投资兴建码头。经过我们协商，由我、陈某7、方某超合股成立了英德市三枫贸易有限公司，但注册股东的名字就挂在我的外甥林某1的名下。我们还商定，投资建设码头的资金就先由陆某贸易有限公司以借款的形式借给三枫公司，到时候码头盈利了再将投资成本还给陆某公司，赚到的利润部分就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成。我主要就是负责投资，陈某7负责和当地政府打交道，方某超负责对码头的日常管理。因为林某1在英德有土地增减挂钩业务，他平时都在英德，我考虑到企业的股东需要办理企业的纳税、办理手续等事情，他在英德比较方便，所以我就把股份挂在他的名下，但实际出资人和投资人是陆某公司，后续的投资也是由陆某公司的账上借款给三枫公司。成立了三枫公司之后我们就和英红镇政府商谈建设码头的事情，经过协商，政府同意为我们在英红镇观音山征用91.89亩的土地给我们建设一个水运仓储码头，征地补偿费用按每亩1.4万元每亩的价格由三枫公司出，作为前期征地补偿费用，但地价是没有支付，要等这块地皮招拍挂程序开始后才缴纳的。政府负责处理好征地问题，三枫公司负责投资建设码头，并将这个项目纳入了英德市招商引资项目范围。在2006年7月份，三枫公司就和英红镇政府签订了《招商引资建设观音山码头合同书》，约2007年上半年的时候，政府完成了土地的征收，将这块土地交给三枫公司使用。于是我就通过陆某贸易公司的账目先后借给了三枫公司2200多万元用于码头的建设，这些钱都用于码头的平整、基建等方面。2007年年底，码头就建成投入使用了，本来我们约定是由方某超对码头进行管理的，但是方某超是我的老乡，他平时也不在英德，来了十天左右就说在英德水土不服，不愿继续管理码头的业务了，所以我就让陈某7负责码头的管理，偶尔也会叫林某1去看一下码头的情况。当时三枫公司只出了每亩14万元的征地补偿费用，共支付了128万元左右给镇政府，具体由镇政府去处理征地补偿事情。这块土地没有办理手续，因为当时这块土地的性质是农用地，如果不进行调规的话就办不了招拍挂手续，后来我们也有想去对土地进行调规办理招拍挂手续，但政府在2009年的时候提出需要征用我们码头的土地，就没有办成。约2009年下半年，英红镇政府向我们提出由于政府需要建设防洪堤，需要征用我们的土地，要和我们商谈征用码头补偿的事情。经过和政府协商，英红镇政府同意给予码头的土地附着物补偿及英红镇愿意在英红大道旁划出一块士地和码头的91.89亩土地进行置换。码头的地上物就按照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出来的价格进行补偿。经多方协商这部分确定为800万元左右，但由于英红镇政府当时资金紧张，没有钱补偿给我们，当时陈某7就跟我商量，既然英红镇政府没有钱补偿给我们，干脆我们让政府拿地抵偿，英红镇政府也同意这个方案。我想土地拿到了都是自己的，就同意了。于是政府就划多了约50亩的土地给我们，每亩土地的价格按照13万元一亩计算，价值抵扣600多万元，剩下的100多万元当做这次置换产生的有关税费冲抵了。这50亩的土地就顶了欠我们的码头补偿款。加上置换到的91亩多的土地合在一起，三枫公司就总共获得了143亩土地。2010年年底的时候，三枫公司就和英红镇政府签订了观音山码头土地置换的协议。后来这块143亩土我们没有进行开发和交易。大概2012年的时候，英德市政府的副市长朱少鸿打电话跟我说由于建设防洪堤需要回收之前置换给三枫公司的143亩土地。这次我们三枫公司也是要陈某7出面与当地政府协调土地回收价格，具体协商多少次，协商的过程我不清楚，反正最后英红镇政府以每亩38万元的价格，总价5400多万元的价格回收这块土地。当时经过我们股东内部协商，觉得这个价格我们也有钱赚，所以就同意了这个方案，并于2012年和英红镇政府签订了土地回收合同。镇政府付了钱给三枫公司之后，三枫公司就先把我的陆某贸易公司无息借给三枫公司投资码头的2200多万元转账还给了陆某贸易公司，钱是转到陆某公司的公司账户的。剩下钱纳完税之后，还剩下约3000万元，这3000万元就作为股东的利润按照股份比例支付给我、陈某7和方某超。其中我得到了1500多万元，钱也是打到陆某贸易公司的公司账目上面去的。1500多万元的利润要打进陆某贸易公司的账户是因为前期的50万元注册资本和后续的2200多万元投资都是陆某公司出资的，所以这部分的利润是属于陆某公司的。英红镇政府在回收这143亩土地之后，后来听说又卖给了一个老板用来盖酒店。此证据证实英红镇政府以38万元每亩回购三枫公司140多亩的土地。（6）陈某1（原英德市环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证言，在2012年4月我作为法定代表人跟英红镇政府签订了一份《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这份转让协议书涉及到一块194.6亩的土地，这块地原本是在2011年我们环科公司与清远市华侨工业园英德英红管委会签订了一份《投资园区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项目合同书》，以每亩13.8万元的价格抵扣工程款的方式购买的，地点位于，我们公司没有办理这块地的土地使用权手续，都还没有走正规招拍挂手续，这块土地还没有办到我们公司名下。2012年上半年，英红镇政府植文波书记和钟某1镇长有一天找我去他们办公室，向我提出想从我们公司回收这块土地，有其他老板看中了这块地。经过双方几次协商达成一致：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由英红镇人民政府回收这块194.6亩土地，总地价款3800多万元，双方还签订了一份《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协议书》，我代表公司签名，甲方我记得是钟某1镇长和刘某1代表签字，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以协议书上的为准，签订协议书后英红镇政府是按照协议按时付清了款项。回收这个地块是植文波主动找到我们公司来协商的，而且在单价上我们公司提出要25万元每亩，起初英红镇政府只愿出18万元每亩，多次商讨后才敲定到每亩20万元，当时周围的市场价格都到20多万了，所以我们起初还不是很愿意转让。此证据证实英红镇政府以每亩20万元的价格向环科房地产公司回收194.6亩土地。（7）刘某2（英德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的证言，其实我们讲的国有土地出让指的是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我们办理的出让手续也只是指国有建设用地出让手续。我们在办理出让手续前，会通过用地审批、征收手续，将土地转为合法的国有建设用地。之后按以下流程办理：第一，由土地所在地镇政府向市政府提出处置国有建设用地的申请，市政府通过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并经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之后，出具市政府批文。第二，由规划部门出具规划技术指标，国土部门根据市政府批文及规划技术指标，摇珠确定评估公司评估土地价格，评估结果出来后由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召开用地会审会，拟定起始价、竞价阶梯等后，报市政府批准。第三，市政府批准后，由国土部门委托交易部门进行公开的招拍挂手续，在招拍挂的现场对需要设出让底价的地块由国土、规划、住建、财政、储备五个部门现场确定出让底价。第四，确定出让底价后，开始竞拍，由交易部门出具成交确认书，竞得者凭成交确认书到国土部门签土地出让合同，按合同缴交土地价款后办理土地使用证。农用地、集体土地等土地性质不能办理出让手续，在没有完善合法的国有建设用地手续之前，国土部门不予受理土地出让的相关手续。镇政府没有出让国有建设用地的权限，镇一级人民政府无权出让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3条明确规定，经批准的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国有建设用地的，建设单位应当持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经我查看英红镇政府2010年11月4日与鸿鑫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2011年1月8日与鸿鑫公司签订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2011年5月10日与环科公司签订的《投资园区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项目合同书》、《协议书》、《投资园区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项目合同书补充协议》、2010年12月21日与三枫公司签订的《观音山码头土地置换协议》、2010年12月29日与三枫公司签订的《观音山码头土地转换补充协议》，从土地出让的角度出发，乡镇一级政府没有出让土地的权限，上述合同应为无效合同。依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只有报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或者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才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上述相关合同乙方没有完成土地出让的相关程序，没有实际拥有土地使用权，也没有拥有相关的权益，上述收回合同应为无效合同。此证据证实英红镇政府向某公司、环科公司、三枫公司出让及回收相关土地的行为不符合法律相关规定。3、被告人植文波的供述和辩解我在担任英红镇党委书记期间，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规定，以镇政府的名义自定价格向某公司、三枫公司以及环科公司收回了大约500亩的土地，因为回收的价格高于之前出卖的价格，所以我们镇政府要多支付土地补偿款给以上公司，这种行为损害了政府形象，造成了经济损失。2010年的时候，鸿鑫公司承接了我们英红镇的防洪堤项目，但是当时镇政府资金不足，英红镇政府就决定以地来抵扣工程款，一共出让了两块地共计约240亩给鸿鑫公司，其中一块53亩，单价是13万元／亩，在英红中心小学附近，另一块约190亩，单价是13万元／亩，在英红的黄朝山附近。2012年，英红镇的公路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周边土地价格不断升高，英红镇政府就想回收此前划给鸿鑫公司的土地使用权，然后再次对外出让，镇政府能从中赚点钱。于是我就让镇政府的班子成员钟某1、刘某3、彭某等人去负责这件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在班子会讨论的时候，其中一名班子成员提出，经过谈判，其中面积为53亩的土地在抵扣工程款后不久就有了用地指标，所以回收价格要30万／亩，另外190亩的土地没有用地指标，回收的价格就20万元／亩。我作为党委书记，在班子会上同意了这个回收价格。关于镇政府回收鸿鑫公司的土地，我作为时任英红镇党委书记，具有决定权。有上班子会议讨论，英红镇每一宗土地回收事项都经过镇班子会议讨论通过才实施的。没有向市政府上报，是我们镇政府私自回收的。回收的价格的确定，第一，要看当时镇政府出让的价格；第二，要看鸿鑫公司有没有投资这块土地；第三，要看土地的用途，是否符合规划，是否要购买指标；第四，我们镇政府评估一下，该块土地能够赚取的利润数。综合考虑以上几点，由当时镇长钟某1、分管经济的刘某3、分管国土城建的刘某1、财办主任彭某具体去同鸿鑫公司商谈回收价格，他们谈好价钱后，上镇班子会议讨论，最终由我作为党委书记拍板决定。镇政府已经支付这两笔土地补偿款给鸿鑫公司，具体以支付票据为准。我们同鸿鑫公司签订回收合同的时候，已经在合同上约定了支付土地回收款的方式、步骤。具体在支付的过程中，要刘某1、彭某、刘某3、钟某1等人签名审批之后才能把钱支付给鸿鑫公司。不需要我本人签名，因为钟某1才是主管经济的。但是在支付的时候是按照合同来执行的，而合同的支付方式是之前班子会议在讨论该宗土地回收事项的时候定下来的，钟某1镇长也是执行我们班子会议的决定，涉及到大宗的支付的时候，钟某1也会向我口头请示或者找我签名，我记得有几次钟某1也会找我签名，我也会签上去。关于支付给鸿鑫公司的土地补偿款，钟某1或者其他班子成员有向我请示过，一般钟某1每次签字支付的时候会告诉我一声，或者在事后告诉我。我记得有一块53亩的土地是补偿17万元／亩的差价，有一块190亩的土地是补偿7万元／亩的差价。经过粗略计算，我们镇政府补偿了大约2200万元人民币给鸿鑫公司，具体的以票据为准。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英红镇政府的防洪堤工程占用了三枫公司的一个码头土地，面积约90亩，英红镇政府就在英红大道附近置换了同等面积的土地给该公司。为了连片开发，英红镇政府就将新置换的土地附近的另外50亩土地以13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给了三枫公司。2012年的时候，基于土地升值，英红镇政府也想回收三枫公司的上述共计约140亩的土地。班子会上，我同意了英红镇政府以38万元／亩的土地回收三枫公司的上述地块。之后，英红镇政府向三枫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土地回收款项，具体数额我记不清，以票据为准。不久，英红镇政府又以55万元／亩的价格出让给一个姓朱跟一个姓叶的老板。关于三枫公司的土地回收经过、支付土地回收款的过程跟鸿鑫公司的类似，具体的操作由钟某1、刘某3、刘某1、彭某等人去落实，然后上班子会议讨论，由我作为党委书记最终拍板决定。镇政府在回收三枫公司土地过程中，我作为党委书记，具有决定权。其实，回收三枫公司土地的过程和回收鸿鑫公司的土地类似。涉及到这些公司的土地我们都上了镇班子会议讨论，由我最终拍板决定。关于支付三枫公司土地补偿款的事项，也是和支付鸿鑫公司的类似。支付数额、方式等事项在合同中已经约定，并且是经过我们班子会议讨论决定过的，钟某1等班子成员只是按照班子会议的决定去落实支付事项。此外，他们在支付的时候也会告知我一声。2010年镇政府与三枫公司签订的出让合同约定价格是13万元／亩，2012年签订的回收合同约定价格是38万元／亩，涉及土地约51亩，因此镇政府支付给三枫公司的差价约1300万元人民币，具体的以票据为准。2011的时候，环科公司承包了英红园的一些工程项目，但英红园当时没钱，就以土地抵扣了相应的工程款，以13万元／亩的价格向环科公司出让了约190亩的土地，位置在附近，但并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2012年，英红镇政府想回收这块土地，班子会上，我同意了以20万元／亩的价格回收了上述约190亩的土地，并跟环科公司签订了合同，不久英红镇政府就向该公司支付了相应的回收款项，具体的以票据为准。关于环科公司的土地回收经过、支付土地回收款的过程跟鸿鑫公司的类似，具体的操作由钟某1、刘某3、刘某1、彭某等人去落实，然后上班子会议讨论，由我作为党委书记最终拍板决定。镇政府在回收环科公司土地过程中，我作为党委书记，具有决定权。其实，回收环科公司土地的过程和回收鸿鑫公司的土地类似。涉及到这些公司的土地我们都上了镇班子会议讨论，由我最终拍板决定。关于支付环科公司土地补偿款的事项，也是和支付鸿鑫公司的类似。支付数额、方式等事项在合同中已经约定，并且是经过我们班子会议讨论决定过的，钟某1等班子成员只是按照班子会议的决定去落实支付事项。此外，我在支付环科公司土地补偿款的审批凭单上签了名。2011年英红园与环科公司签订的出让合同约定价格是13.8万元／亩，2012年签订的回收合同约定价格是20万元／亩，涉及土地约190亩，因此镇政府支付给环科公司的差价约1200万元人民币，具体的以票据为准。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等规定，英红镇政府并没有权力决定回收国有土地。作为时任党委书记，我要以高价格去回收土地有几个原因：第一是这些土地没有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在我看来可以买卖；第二，当时英红镇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进，土地增值大，我作为书记，想回收土地再高价卖出去，这样做的话，镇政府既能支付工程款，又能赚一笔钱；第三，我考虑到当时的大环境都是这样操作的，就没有顾虑那么多了。我这种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是属于滥用职权的行为。这种高价回收土地的行为既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导致镇政府为此多支付了大约4700万元人民币。此证据证实被告人植文波在未经评估、未履行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滥用手中权利擅自签订并履行有关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的合同、协议，英红镇政府为此向某公司、三枫公司、环科公司多支付补偿费用，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认定上述事实，还有如下综合证据材料：1、英德市纪委出具的《关于植文波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函》一份，证实2018年1月5日英德市纪委以植文波收受多人财物等违法犯罪事实将该案移送至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依法处理。2、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对植文波涉嫌犯罪线索查办的请示》及《关于植文波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的情况说明》各一份，证实英德市监察委员会尚未成立，因工作需要，经英德市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同意，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决定于2018年1月9日对植文波涉嫌受贿罪一案进行查办。3、《立案决定书》一份，证实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对植文波受贿行为于2018年1月9日依法立案。4、英德市人大常委会的文件、中共英德市委组织部的文件、干部任免审批表等文件多份，证实被告人植文波的任职情况。5、英德市纪委出具的《关于植文波违法违纪案件的审查过程》一份及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出具的《关于植文波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一案的侦查过程》一份，证实英德市纪委于2016年9月对其他案件调查中发现植文波有受贿刘某15万元的线索，纪委于2017年11月9日对植文波立案调查，并于当日对其采取“两规”，期间植文波交代了收受多人贿赂的事实，后于2018年1月5日将其涉嫌受贿的事实移送英德市人民检察院查办，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受理该案后，于2018年1月9日立案侦查。6、《人口信息查询表》《户籍证明》各一份，证实被告人植文波无犯罪记录，是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7、英德市公安局城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一份，证实被告人植文波无犯罪前科记录。8、英红镇（含英红园）2009年至2016年1月土地出让情况统计表一份，证实英红镇（含英红园）2009年至2016年1月土地出让情况。9、英红镇人民政府账目一份，证实英红镇2011年至2017年之间的账目明细。10、关于对英红镇政府违规高息借款及私设“小金库”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汇报一份，证实英德市纪委、市审计局联合调查组2014年1月17日对英红镇政府违规高息借款及私设“小金库”的调查及处理情况。11、领导干部诫勉谈话登记表、诫勉谈话记录、检讨书各一份，证实英德市纪委对被告人植文波诫勉的内容以及植文波的检讨。12、英德市审计局出具的《审计报告》一份，证实2017年6月29日英德市审计局对植文波在英德市英红镇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问题。13、英德市纪委的立案决定书、谈话笔录等材料多份，证实英德市纪委于2017年11月9日对植文波的违法问题予以立案调查，2018年1月4日对其进行“双开”，期间英德市纪委对植文波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及谈话。14、英德市纪委关于对英红镇政府违规高息借款及私设“小金库”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汇报一份，证实英德市纪委对英红镇违规行为的处理情况。15、英红镇政府的会议记录内容资料多份，证实被告人植文波主持的英红镇党政班子会议内容，上述会议内容记录了与本案犯罪事实相关的决策性会议材料。16、英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于2018年4月18日出具的《关于植文波涉嫌受贿一案的情况说明》一份，证实涉案行贿人叶某等人在询问中均能够主动配合办案，检察机关不予立案追究刑事责任。17、英德市纪委提供的《关于植文波上缴违法违纪所得款项的情况说明》《广东省罚收据》三份，证实被告人植文波分别于2018年3月30日退缴款项100万元、2018年5月7日退缴款项150万元，英德市纪委于2018年5月22日将上述款项250万元上缴国库。上述证据之间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能证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且证据来源合法，证据充分，本院予以确认并采纳。对控辩双方当庭提出的主要观点即被告人植文波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本院作如下评判：经查，2010年的时候，因鸿鑫公司承接了英红镇的防洪堤项目，英红镇政府资金不足决定以地来抵扣工程款，将两块面积共约240亩的土地出让给鸿鑫公司；2006年的时候，三枫公司和英红镇政府签订招商引资协议，英红镇政府在观音山码头出让一块面积约90亩的土地给三枫公司使用，在2010年的时候，因英红镇政府要进行防洪堤的建设，经过协商英红镇政府在英红大道附近置换一块面积约143亩的土地给三枫公司使用；2011年的时候，环科公司与英德英红园管委会达成协议，决定以地来抵扣工程款，将一块面积约194.6亩的土地出让给环科公司，转让后上述土地均没有办理到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到了2012年，英红镇的公路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周边土地价格也不断升高，作为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的被告人植文波就想回收此前出让给鸿鑫公司、三枫公司、环科公司的上述土地使用权，然后再次对外出让，镇政府能从中赚点钱。随后被告人植文波未履行报批手续的情况下，就指使下属工作人员进行操作处理，采取先寻找有意向接手该土地的新业主，初步协商具体的土地出让价格等内容，后跟该土地的旧业主谈回收土地的有关事宜，在确定重新出让价格与回收价格存在可观差价的情况下，政府基本上同时签订出让合同与回收合同，并先由新业主支付土地出让金给政府，或者政府与第三人合作回收土地，第三人足额将相应的回收款项打进政府账户，然后政府再向旧业主支付回收款项。可见，英红镇政府回收涉案土地支付的差价款项实际上是由新业主或者合作第三人提供，仅是通过政府账户支付，且最终英红镇政府在回收涉案土地时也获取了一定经济利益，并没有造成英红镇政府的经济损失。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植文波收回、转让土地的行为导致国家经济损失4675.25元与本院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但被告人植文波作为英红镇党委书记、英红华侨茶场场长，违反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未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指使下属工作人员采取低价回收高价出让的方式非法处置土地，不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和依法、依规、依程序的原则进行，也没有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对涉案土地评估后，交由相关部门通过招拍挂等公开处置方式进行，明显是一种超越职权的滥用职权行为，对政府机关的形象造成破坏，损害政府权威，影响政府公信力，并在当地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其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被告人植文波及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该行为不构成犯罪理据不足，不予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植文波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了受贿罪；又违反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超越职权，在未履行报批手续、未经评估的情况下，擅自签订并履行有关土地使用权收回、转让的合同、协议，在当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其行为又构成了滥用职权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鉴于被告人植文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在接受办案机关调查期间，主动交代办案机关之前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事实，案发后又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确有悔罪表现，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予以采纳。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植文波是初犯，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等，请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植文波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月9日起至2024年7月8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被告人植文波退缴的受贿所得赃款人民币213.5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该款项已由英德市纪委上缴）；继续追缴被告人植文波已退回给周柱新的行贿款人民币4万元、王东全的行贿款人民币5万元、黄海洲的行贿款人民币1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判长梁光明审判员郭秋菊人民陪审员杨惠霞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书记员周惠仪

黄某污染环境一审刑事判决书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闽0602刑初202号：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芗检公刑诉［2017］17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犯污染环境罪，于2017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彭豪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3月初至9月8日，被告人黄某未以环保审批、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即在漳州市芗城区农友村与大坑头村的ｘｘ地块经营电镀加工厂，生产期间长期将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主要特点至场外。2016年9月8日，经漳州市环境监测站取样检验，被告人黄某所经营的电镀加工厂电镀车间外排口所取水样含总铬浓度为70.7ｍｇ／Ｌ，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8978-1996）规定的标准值三倍以上。2016年10月10日，被告人黄某经传唤后主动向漳州市公安局芗城分局投案。上述事实，被告人黄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关物证、书证，证人王某、许某、李某的证言，现场检查（勘察）附图、笔录，现场照片，监测报告，漳芗环察【2016】34号责令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决定书、闽环保科【2016】162号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对漳州市环境监测站Ｗ-16680号监测报告予以认可的批复，被告人的户籍证明及无违法犯罪前科证明，案件来源现场平面示意图、现场照片、光盘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从事电镀加工，排放含有重金属的污染物，超过该行业国家标准排放限值（1.5ｍｇ／Ｌ）三倍以上，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符合污染环境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污染环境罪。案发后，被告人黄某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已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黄某犯环境污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杨建竹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一日书记员徐振楠

何仁炳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湘0424刑初182号：衡东县人民检察院以东检公诉刑诉（2017）1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仁炳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于2017年7月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7年7月2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衡东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琼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仁炳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6年11月21日17时许，衡东县公安局接群众举报称被告人何仁炳家中藏有鸟铳，后公安机关至衡东县荣某田某2组被告人何仁炳家中，在其卧室过道内搜缴到火铳一支。经衡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该枪支是以火药为能量的枪支。上述事实，被告人何仁炳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告人何仁炳的户籍资料、到案经过、现场照片、扣押决定书、扣押物品文件清单；衡阳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物证鉴定意见书；证人曹某的证言；被告人何仁炳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何仁炳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以火药为动力发射枪弹的非军用枪支一支，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何仁炳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衡东县司法局接受本院委托，对被告人何仁炳是否可以实行社区矫正进行社会调查。经调查了解，被告人何仁炳平时表现好，当地村委会干部、村民都认为被告人何仁炳对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的不良影响较小，并同意接受被告人何仁炳在本社区服刑。被告人何仁炳具备较好的矫正环境，再犯罪风险较低，建议适用社区矫正。本院认为，衡东县司法局的建议恰当，应予采纳，对被告人何仁炳实行社区矫正。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情节、性质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何仁炳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刘芬芬人民陪审员丁荣华人民陪审员胡金华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代理书记员狄津宇

譏伟权诈骗罪二审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鲁01刑终223号：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魏伟权、王嘉雄、侯伶剑、黄钟平犯诈骗罪，原审被告人苏海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案，于2017年4月17日作出（2016）鲁0103刑初70号刑事判决。原公诉机关，原审被告人侯伶剑、王嘉雄、黄钟平、苏海阳分别提出抗诉、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7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济南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郭承志、周翔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侯伶剑、王嘉雄、黄钟平、苏海阳、原审被告人魏伟权及辩护人王君杰、侯玉林、李慧芳、荣世海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一、被告人魏伟权、侯伶剑、王嘉雄诈骗的事实2015年年初，被告人魏伟权预谋采取利用理财网站漏洞植入木马程序，进而修改网站数据库的手段，对山东润冠投资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山东润冠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恒大财富”网站实施诈骗活动。魏伟权为此分别找到被告人王嘉雄、侯伶剑，由王嘉雄负责将木马程序植入该网站并获取网站管理员权限，由侯伶剑负责提供“何某某”、“邵某”、“隆某”三人的银行卡、身份证信息。魏伟权使用上述管理员权限及个人信息，修改该网站数据库，将“何某某”等三人设置为在该网站投资理财的客户，于2015年4月以“何某某”等三人的名义多次向该网站申请赎回资金，通过该方式骗取山东润冠投资有限公司钱款共计120.83091万元。二、被告人黄钟平、苏海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事实2015年上半年，被告人黄钟平明知侯伶剑从事犯罪活动，需要银行账户进行赃款流转，仍应侯伶剑的要求，将“何某某”、“邵某”、“隆某”三人的银行卡、身份证信息提供给侯伶剑，继而由侯伶剑提供给魏伟权实施上述犯罪活动。2015年4月17日，被告人苏海阳应黄钟平的要求，在明知是犯罪所得的情况下，在福建省安溪县将魏伟权等人诈骗所得赃款中转入“朱某某”等人银行账户内的钱款13.97万元取出。综上，被告人黄钟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120.83091万元，被告人苏海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13.97万元。公安机关接被害单位报案后，经侦查，分别于2015年6月18日、6月21日、6月30日、7月10日、8月25日先后将被告人魏伟权、侯伶剑、王嘉雄、黄钟平、苏海阳抓获归案。魏伟权、王嘉雄对上述主要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侯伶剑在案发之初对上述主要犯罪事实予以认可，但在后续的讯问及庭审过程中对此予以否认；黄钟平在归案之初对上述主要事实予以否认，但在后续的讯问及庭审过程中对此予以供认；被告人苏海阳对上述主要事实予以否认。案发后，被告人魏伟权及其亲属、被告人王嘉雄、被告人侯伶剑、被告人黄钟平的亲属分别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50万元、40.5万元、16万元、2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原审庭审举证、质证、确认的下列证据证明：1．证人李某某（山东润冠投资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证明：2015年5月4日，其在工作中发现有人伪造公司客户身份，向公司理财网站申请赎回资金，其联系网站维护人员查询数据库时，发现该人的交易记录消失了，同时还有三名客户的交易记录也消失了，名字分别为“何某某”、“邵某”、“隆某”，“邵某”、“隆某”虽在公司理财网站显示有投资记录，但实际都没有向公司充值。“邵某”于2015年4月10日提出11次赎回申请，公司将钱款打入其绑定的银行账户，共计50.85196万元；“隆某”于2015年4月7日提出7次赎回申请，公司将钱款打入其绑定银行账户，共计30.4372万元。“何某某”虽显示曾于2015年3月25日向公司充值5万元，但没有购买理财产品，于2015年4月17日提出9次赎回申请，公司将钱款打入其绑定的银行账户，共计39.54175万元。其公司理财网站叫“恒大财富”，网站的后台用户名和密码只有公司网络维护人员王某某、丁某某知道。证人王某某、丁某某的证言印证了李某某的证言，同时丁某某证明在“恒大财富”网站反馈赎回出错后，其在“恒大财富”网站数据中发现了木马文件。润冠公司后台数据库截图、公司“国付宝”账户信息、公司账目副本能够印证李某某的证言，同时证明“何某某”、“邵某”、“隆某”在该公司理财网站所留的注册信息情况。2．公安机关提取的营业执照副本、山东润冠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证明材料证明：山东润冠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山东润冠投资有限公司，于2015年8月31日更名为现名。公司名下经营“恒大财富”理财网站。3．证人何某某、邵某、隆某的证言证明：三人的身份证都曾丢失过，其中何某某、邵某均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过本案涉案的银行卡，隆某曾办过一张尾号为8178的中国农业银行银行卡，但该卡于2015年3月左右连同其身份证、手包一起丢失，其现在还在使用这张卡的网银用于在淘宝网购物，购物时往卡里存款不会超过1000元，因该卡绑定了其他手机号，因此该卡进出款项时其不会收到短信提示。三人均没有在“恒大财富”网站购买过理财产品。4．公安机关提取的书证银行交易明细一宗证明：本案涉案钱款由润冠公司转入“何某某”、“邵某”、“隆某”的银行账户，后又转入“朱某某”等银行账户的情况。5．公安机关提取的ＳＫＹＰＥ聊天记录证明：被告人魏伟权、王嘉雄商议利用网站漏洞，通过修改数据库获取非法利益并分成的情况。6.公安机关提取的侯伶剑手机短信记录、手机短信照片证明：侯伶剑与13826632297（魏伟权所用）的手机号码联系通过“何某某”、“邵某”等银行账户进行取现；与15805004909、13489407328（均系黄钟平所用）的手机号码联系，短信内容涉及涉案“何某某”等多人银行卡的信息、查询、套现、手续费的情况。7．公安机关出具的济公（网警）远勘［2015］0344号远程勘验工作记录证明：经公安人员对“恒大财富”网站进行远程勘验，发现利用漏洞通过数据库进行脚本连接的可疑文件，以及“何某某”、“邵某”、“隆某”三名用户在该网站注册的相关情况。8．公安机关出具的济公（网警）勘［2015］0340号、0341号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证明：公安人员对被告人魏伟权、侯伶剑的手机进行检查，从中提取到涉案网络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情况。9．公安机关出具的济公（网警）远勘［2015］0342、0343号远程勘验工作记录证明：被告人王嘉雄在“乌云”网站、“补天”网站提交涉案网站使用的软件漏洞的情况。10．公安机关出具的济公（网警）勘［2015］0703、0704号电子证据检查工作记录证明：公安人员对被告人王嘉雄的计算机硬盘进行检查，从中提取到涉案网络聊天记录，并发现可控制ＭｙＳＱＬ数据库的程序的情况。11．公安机关制作的扣押物品清单证明：公安人员扣押魏伟权、侯伶剑的手机，扣押王嘉雄计算机硬盘的情况。12．公安机关提取的银行监控录像、银行交易明细一宗证明：被告人苏海阳于2015年4月17日、18日在福建省安溪县中国农业银行茶都支行、城厢支行、特产城的ＡＴＭ机使用“朱某某”等人的银行卡，将“何某某”银行账户转入上述银行卡的部分钱款取出，数额共计139700元。13.公安机关制作的辨认笔录一宗证明：案发后，被告人魏伟权辨认被告人王嘉雄、侯伶剑，被告人侯伶剑辨认被告人魏伟权、黄钟平，被告人黄钟平辨认被告人魏伟权、侯伶剑、苏海阳的情况。14．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网络警察大队情况说明、和解协议、收到条、证人孙某（山东润冠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的证言、谅解书一宗证明：案发后，被告人魏伟权及其亲属、被告人王嘉雄、被告人侯伶剑、被告人黄钟平的亲属分别赔偿被害单位经济损失50万元、40.5万元、16万元、20万元，被害单位对上列被告人的行为表示谅解。15．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网警大队工作记录证明：被告人王嘉雄在案件侦查阶段利用计算机知识协助济南市公安局工作，向济南市公安局提供了部分境外网站数据，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网警大队就该行为的性质向济南市公安局进行请示，济南市公安局答复称王嘉雄提供的数据不涉及刑事案件的侦破，且达不到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突出表现的程度。16．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执行通知书等材料证明：被告人苏海阳的前科情况。17．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发破案经过证明：五被告人的归案情况。18．公安机关提取的各被告人的户籍信息、被告人魏伟权、王嘉雄、侯伶剑、王嘉雄无犯罪记录证明材料证明：各被告人的身份情况，及被告人魏伟权、王嘉雄、侯伶剑、王嘉雄未发现有犯罪前科的情况。19．被告人魏伟权、王嘉雄、黄钟平供述的犯罪时间、地点及主要经过，与上述证据证实的情况均相吻合。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魏伟权、王嘉雄、侯伶剑的行为均构成诈骗罪，被告人黄钟平、苏海阳的行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告人魏伟权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被告人王嘉雄、侯伶剑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王嘉雄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工作，虽不构成立功，但量刑时酌情予以考虑。黄钟平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系立功。被告人魏伟权、王嘉雄、侯伶剑、黄钟平归案后积极赔偿被害单位损失，综合上述情节，依法对被告人魏伟权、黄钟平从轻处罚，对被告人王嘉雄、侯伶剑减轻处罚。被告人苏海阳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并数罪并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被告人魏伟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王嘉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侯伶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黄钟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告人苏海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与前罪所判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魏伟权服判不上诉。原公诉机关以“1.被告人黄钟平主观上明知他人可能实施诈骗活动，并在诈骗犯罪实行过程中加入犯罪，应当以诈骗罪的共犯论处，原判认定黄钟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不当；2.黄钟平归案后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苏海阳的电话号码，公安机关根据技术手段将苏海阳抓获，现有证据不能认定黄钟平向公安机关提供的具体电话号码，也不能确定是否为犯罪后掌握，原判认定黄钟平构成立功的证据不足”为由，提出抗诉。二审出庭检察员以上述同样理由支持抗诉。原审被告人侯伶剑以“魏伟权在作案之前仅让其洗钱，而并未告知其钱款来源，没有证据证明其明知魏伟权实施诈骗行为，其行为仅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由，提出上诉。原审被告人王嘉雄以“1.其实施诈骗行为之前，‘何某某’账户中已有5万元，应当将该款从诈骗数额中扣除；2.其归案后根据公安机关的安排利用其计算机技术协助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系立功，原判未予认定不当，3.其在共同犯罪中系从犯，案发后积极退赔被害单位损失，且系初犯，原判量刑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以上述同样理由为其进行辩护。原审被告人黄钟平以“原判量刑重”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除以上述同样理由为其辩护外，还提出：1.黄钟平在作案前并未与本案其他被告人共谋，原判认定黄钟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正确，抗诉机关提出的黄钟平犯诈骗罪的意见无证据支持，不能成立；2.黄钟平归案后向侦查机关提供了同案犯苏海阳的联系方式，侦查机关据此抓获了苏海阳，原判认定黄钟平的行为构成立功是正确的。原审被告人苏海阳以“其仅根据黄钟平的请求帮忙取款，并不知道所取款项系他人的犯罪所得，原判认定其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出上诉。其辩护人以上述同样理由为其进行辩护。原审被告人魏伟权在二审庭审中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予以供认，未提出任何辩解。其辩护人提出王嘉雄采取黑客手段攻击被害单位网站的行为是本案能够成功骗取钱款的关键，魏伟权仅是配合王嘉雄，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原判量刑重。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一审相同。关于上诉人王嘉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应当将“何某某”账户内已有的5万元从诈骗数额中扣除的问题。经查，上诉人王嘉雄伙同上诉人侯伶剑、原审被告人魏伟权等人，采取通过黑客手段向被害单位管理资金的网站植入木马程序，魏伟权擅自修改被害单位资金数据后假冒客户名义向被害单位申请赎回资金的手段，从被害单位骗取120.83091万元转入各被告人实际控制的“何某某”等银行账户，“何某某”账户内原有的5万元并非由各被告人实际充值，无论系何人充值，均系被害单位管理的财产，各被告人的行为给被害单位实际造成了120.83091万元的损失。据此，上诉人王嘉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此条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关于抗诉机关和上诉人侯伶剑、黄钟平提出的争议焦点二人的行为应否以诈骗共犯论处的问题。经查，原审被告人魏伟权归案后始终供述在作案前告知了侯伶剑通过黑客手段侵入他人网站骗取资金的事实，上诉人侯伶剑在侦查阶段初期对上述事实亦曾予以供认，对此情节二人曾供述一致，能够认定侯伶剑对于魏伟权实施诈骗行为是明知的。上诉人黄钟平归案后始终供述侯伶剑要求其通过取款的手段洗钱，否认知道侯伶剑的上线采取诈骗手段的事实，上诉人侯伶剑在侦查阶段后期至本院庭审中亦供称没有告知黄钟平获取钱款的手段，但上诉人侯伶剑、黄钟平明知魏伟权实施不法活动，而仍然按照要求向魏伟权提供了包括“何某某”、“邵某”、“隆某”三人在内的数十份他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和个人身份信息，并在非法所得进入“何某某”等三人的银行账户后，二上诉人又将非法所得转移、取现，从中分别获取一定比例的分成，二上诉人的上述行为无论与原审被告人魏伟权之间是否明示了作案手段，但均通过其客观行为形成了默契的意思表示，并在共同犯罪故意的支配下共同实施了完成犯罪行为所需的各个环节，应当以共犯论处。关于上诉人苏海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苏海阳并不知道所取款项系他人的犯罪所得的问题。经查，上诉人苏海阳在此次作案中多次使用非其本人亦非黄钟平名下银行卡帮助黄钟平提取现金，并从中扣留一定比例的钱款归个人所得，尔后将余款转存入他人银行账户，其行为不仅与其之前诈骗犯罪前科的手段完全相同，而且与上诉人黄钟平关于让苏海阳帮忙洗钱的供述相印证，足以认定苏海阳应当明知所取款项系他人犯罪所得。据此，上诉人苏海阳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此条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本院认为，上诉人王嘉雄、侯伶剑、黄钟平伙同原审被告人魏伟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诈骗罪；上诉人苏海阳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而予以掩饰，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罚。原审判决对上诉人王嘉雄、侯伶剑、苏海阳及原审被告人魏伟权定罪准确，但对上诉人黄钟平定罪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原审被告人魏伟权在共同诈骗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上诉人王嘉雄、侯伶剑、黄钟平在共同诈骗犯罪中均起次要作用，均系从犯，依法均可减轻处罚，魏伟权的辩护人提出的魏伟权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辩护意见与在案事实、证据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公安机关出具的王嘉雄归案后为公安机关提供了网络技术帮助的说明材料证明王嘉雄的行为既未对侦破其他刑事案件提供了帮助，也没有达到对国家和社会有突出表现的认定标准，并且一审判决对王嘉雄的此行为已在量刑时给予考虑，上诉人王嘉雄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王嘉雄上述行为系立功的理由不足，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上诉人黄钟平归案后经公安人员审讯、政策教育，供述其下线姓名为“苏海洋”，并根据公安机关的要求，在其被查扣的手机中指认了苏海阳的电话号码，公安机关采取技侦手段将苏海阳抓获，上述电话号码并非二人为逃避抓捕而事先约定的秘密联系方式，实系黄钟平应当如实交代的同案犯的个人信息，其行为不符合立功的法定要件，抗诉机关及二审出庭检察员提出的此条抗诉意见成立，予以采纳。原审判决虽然对上诉人黄钟平定性有误且认定其具有立功表现不当，但综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情节、作用、退赔损失等因素，原判对黄钟平的量刑适当。原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全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对原审被告人魏伟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上诉人王嘉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上诉人侯伶剑、黄钟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对上诉人苏海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3刑初70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魏伟权、侯伶剑、王嘉雄、苏海阳的定罪量刑部分。即被告人魏伟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被告人侯伶剑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王嘉雄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被告人苏海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与前罪所判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前罪所判罚金三万元已缴纳）。二、撤销济南市市中区人民法院（2016）鲁0103刑初70号刑事判决中对原审被告人黄钟平的定罪量刑。即被告人黄钟平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二万元。三、改判上诉人黄钟平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7月11日起至2021年7月10日止），并处罚金二万元（罚金自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陈静审判员刘建民审判员顾广义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书记员李飞

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赣1121刑初17号公诉机关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冯永忠，男，1969年8月23日出生于江西省上饶县，汉族，高中文化，无业，户籍地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现住上饶市信州区。因涉嫌诈骗罪，于2018年4月17日被上饶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5月24日被依法执行逮捕，现押于上饶县看守所。江西省上饶县人民检察院以饶县检公诉刑诉〔2018〕3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冯永忠犯诈骗罪，于2019年1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饶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蒋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冯永忠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上饶县湖村乡石嘴村邱某、彭某、陈某1、陈某2、王某1、郑某、王某2、彭福金等八户村民因本村新农村建设修路出资问题与村委会发生纠纷，准备向相关部门反映举报。后经中间人周某介绍联系了被告人冯永忠，并将反映问题的相关材料交给被告人冯永忠。2016年5月7日，被告人冯永忠承诺该事情可以带邱某等人到北京上访，声称其在北京有熟人，保证能上访成功将该事办好，并收取了邱某等八户村民现金16,000元。之后，被告人冯永忠邱某金等人写好信访材料，并邱某金等人去北京上访。其实被告人冯永忠在北京并没有熟人，仅仅是邱某金等人带路而已。上述事实，被告人冯永忠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当庭表示认罪，并有被害邱某金王某1冬郑某林陈某1水王某2火陈某2辉彭某清等陈述；证徐某柏吴某兰周某伟的证词，扣押决定书、辨认笔录、归案过程、户籍证明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冯永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诈骗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公诉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以支持。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冯永忠于2017年4月另一起涉嫌诈骗上饶县罗桥街道办毛家地揭贤春、揭贤钟等11户村民现金45,000元的事实，由于被告人冯永忠系受当地村老年人协会推荐，且与村民签订了授权委托书，并代表委托人参加了本院一审和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的诉讼活动，尽管收费不当，但其行为尚不构成犯罪，故对公诉机关就被告人冯永忠该部分事实作为诈骗进行指控以及数额巨大的认定，本院不予支持。鉴于被告人冯永忠归案后对骗取上饶县湖村乡石嘴村邱某等八户村民财物的事实供认不讳，且当庭自愿认罪，具有坦白情节，依法可从宽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冯永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4月17日起至2019年6月16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西省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蒋煌人民陪审员廖远贵人民陪审员连红根评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书记员王梦鸽

田维周强奸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浙0784刑初109号：永康市人民检察院以永检公诉刑诉［2019］3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田维周犯强奸罪、抢劫罪，于2019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永康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邵晓林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田维周及其辩护人童晓芳均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8月19日0时许，被告人田维周在乘坐被害人王某驾驶的浙Ｇ×××××号网约车辆的过程中，持西瓜刀胁迫王某将车辆行驶至永康市脚架山的田间小路，采用威胁的手段，先后强行与王某在菜地里和车辆的后排座位发生性关系。随后，被告人田维周威胁王某将其所驾驶车辆开往永康市区卖掉，并索要五万元卖车款，王某不从，被告人田维周即对其进行殴打。当王某将车辆开到十里牌村团结路31号楼下，从车上挣脱后往三楼自己的住处逃跑时，被告人田维周持木棍对其进行追打，欲将其从楼上拉回到车上，导致其身体多处受伤、随身携带的一部金立牌手机摔坏。经鉴定，被害人王某当日所受损伤为轻微伤，金立牌手机价值人民币487元。被告人田维周辩解王某与其发生性关系系出于自愿，且其未对王某实施抢劫的行为。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维周抢劫的证据不足，请求不予认定。经审理查明：2018年8月19日00时许，被告人田维周在乘坐被害人王某驾驶的浙Ｇ×××××号网约车辆的过程中，持西瓜刀胁迫王某将车辆行驶至永康市脚架山的田间小路，采用威胁的手段，先后强行与王某在菜地里和车辆的后排座位发生性关系。随后，王某将车辆开到十里牌村团结路31号楼下，从车上挣脱后往三楼自己的住处逃跑，被告人田维周随即持木棍对其进行追打，欲将其从楼上拉回到车上，导致其身体多处受伤、随身携带的一部金立牌手机摔坏。经鉴定，被害人王某当日所受损伤为轻微伤，金立牌手机价值人民币487元。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1）被害人王某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实2018年8月18日晚10时许，其将乘客田维周从永康市九龙夜市送到了先行集团，并通过微信收款30元。晚12时许，被告人田维周通过微信电话联系她，让她去荆山陈去接他。上车后，一身酒气的田维周让其往灵阳村方向开，并在开了一段路之后田维周从副驾驶座坐到了驾驶座后排，拿出一把长西瓜刀架在其脖子上，威胁其往右边的小路开，其知道那边既没房子也没人，其就把车停在路中央。之后，有一辆三轮车开过来在其车后不停地按喇叭，其还是没开车，这时田维周把刀收了回去，并用手掐住她的脖子，并威胁她不准趁机给三轮车使眼色。三轮车开过去之后，田维周又拿出西瓜刀架着其脖子，威胁其将车开进小路，并表示要和她发生性关系。其出与恐惧答应了田维周，田维周就拉着她的手往小路里走，并在路边的菜地里与其发生了性关系，之后田维周要求与她在车上发生性关系，于是他们就回到车上，将车往小路里开了一公里后停下车，田维周将其拉到汽车后座继续发生性关系，并在其体内射精。之后其将车开到其家楼下，并打开车门下车，田维周要求其坐在副驾驶座，并用拳头打她的头，其就大声呼救，并咬了他的右肩膀一口，田维周见状就到旁边去找棍子，其趁机往家里三楼跑，但跑到二楼时田维周拿着木棍追了上来，并用拳头殴打她,把其从二楼直接摔到与一楼之间的楼梯间，手机也摔坏了,其拼命地呼救,田维周怕自己被抓就逃离了现场。其忍痛走到三楼叫醒了丈夫并报警。经辨认，指认了田维周即强奸她的人。（2）证人吉某（被害人王某的丈夫）的证言，证实2018年8月19日凌晨，其听到妻子王某在门外叫他，其起来之后看到妻子在三楼过道，左脸有血迹，妻子说自己被人强奸了，之后就报警了。当晚，滴滴打车的客户联系到其妻子，让她去接人，她就出去了。因为他们有几个小孩要抚养，所以一般只要客人主动联系叫车，她都是会去接送。（3）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扣押决定书，证实经永康市公安局民警勘查，具体情况如下：①第一现场永康市团结路31号旁进行勘查。团结路31号为一幢五层砖混结构住房；民警在房外防盗门边的垃圾桶内提取木棒一根，并在该木棒中侧提取擦拭物一份；房屋西北侧停有一辆黑色大众朗逸牌小轿车，民警在驾驶座后侧座位外侧车门上提取指纹四枚，在拉手上提取擦拭物一份；打开车门，在车门内扣手上提取指纹一枚、擦拭物一份；车内后排放有一个矿泉水瓶，民警剪取瓶口部分送检；民警在后排座位中间发现疑似血迹物质，并用棉签擦拭提取。②第二现场位于永康市西北侧田畈内。十里牌村西侧毗邻灵阳村，两村之间为田畈，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水泥路相通。该水泥路距十里牌村村口北侧260Ｍ处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机耕路，路口竖有一个圆形牌子，红圈白底，印有“5东城街道十里牌”字样。民警沿该机耕路往北搜索，在路口向北165Ｍ处东侧路边草丛内发现一把西瓜刀，并在刀身上提取指纹五枚、擦拭物一份，在刀柄上提取擦拭物一份；继续向北搜索，在水泥路与机耕路交叉路口往北4Ｍ处西侧路边有块空地，该空地南北侧草丛内扔有纸团，民警在南侧草丛自西向东提取新鲜纸团三份，标记为纸团1、2、3。公安局民警将从案发现场发现的上述物品依法予以扣押。（4）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证实被害人王某左耳有破口出血，左眼青紫肿胀，右手手臂有伤，左手手掌青紫，左、右膝盖均有伤。被告人田维周左手肘部有结痂，民警在检查过程中提取其血样一份，十指指纹一份。（5）接受证据清单、发还清单，证实2018年8月19日，公安机关从被害人王某处获取病历一本，屏幕已碎的ＧＩＯＮＥＥ手机一只及案发时其所穿的内裤一条。该手机已返还王某。（6）ＤＮＡ鉴定书，证实送检的木棒擦拭物、车门内扣手上的擦拭物、被害人王某手机上擦拭血迹检出王某的ＤＮＡ；送检的纸团、被害人王某的内阴拭子、外阴拭子及内裤裆部可疑斑迹检出被告人田维周的ＤＮＡ。（7）手印鉴定书，证实案发现场车门内扣上提取的手印系被告人田维周右手拇指所留，现场刀身上提取的手印系被告人田维周左手拇指所留。（8）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证实被害人王某外伤致左耳廓挫裂伤、左眼挫伤，其所受损伤达轻微伤。（9）价格鉴定结论书，证实被害人王某被损坏的金立手机价值人民币487元。（10）到案经过，证实被告人田维周于2018年10月1日到案。（11）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本案当事人的身份情况。（12）被告人田维周的供述与辩解，证实田维周在侦查阶段对自己强奸王某的事实予以供认，但否认曾持刀威胁王某；被告人田维周在庭审中翻供，辩解称王某系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田维周以持刀威胁的方式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以及事后采用暴力手段防止被害人逃脱致其受伤的事实，有前述被害人王某的陈述、勘验笔录及鉴定意见等证据相互印证，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被告人田维周关于被害人王某系出于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的辩解与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针对公诉机关对被告人田维周犯抢劫罪的指控，被告人田维周予以否认，其辩护人提出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应不予认定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害人王某陈述被告人田维周威胁她，让她将其所驾驶车辆开往永康市区卖掉，并索要五万元卖车款，其担心若开往市区方向怕凶多吉少，就冒险将车开往自己家里的方向，被告人田维周见其不从随即对其进行殴打；证人吉某的证言提到案发当晚妻子王某回到家跟他说自己被抢了。综上，用以证实被告人田维周实施抢劫的证据，仅有前述被害人王某的供述，以及证人吉某在证言中提及的源于妻子王某口述的间接言词证据，并无其他证据印证，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故公诉机关的指控证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田维周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威胁的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维周犯强奸罪的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田维周犯抢劫罪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辩护人提出不应认定被告人田维周犯抢劫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田维周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3日起至2024年4月2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胡永恒人民陪审员吕金喜人民陪审员朱宇航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代书记员陈萍

蔡某某、贾某非法拘禁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冀0702刑初31号：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以张东检公诉刑诉（2019）2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某某、贾某、刘某某、程某某犯非法拘禁罪，于2019年4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少龙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蔡某某及其辩护人赵敏、被告人贾某及其辩护人李士臣、被告人刘某某及其辩护人周明杰、被告人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于2019年6月17日建议本院延期审理一个月。现已审理终结张家口市桥东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2017年10月15日15时许，在位张家口市经开区底商张家口盛彩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彩公司），被害梁某1涛与朋郭某晨邹某平聊天时张某煦找梁某1涛并要梁某1涛偿还债务，未果后，梁某1涛在盛彩公司的消息通过电话告知被告人蔡某某，蔡某某为了梁某1涛索要债务，与贾某赶到盛彩公司，梁某1涛索要欠款未果，便纠集被告人刘某某、程某某刘某东（在逃）等人，梁某1涛欠钱为由梁某1涛强行带走，同日先后在张家口市桥西区天缘宾馆内、张家口市桥东区鑫钱柜歌厅内、张家口市经开区瑞麟轩小区贾某的家中非法限梁某1涛人身自由，次日，被告人蔡某某、贾某、刘某某、程某某等人又梁某1涛带至张家口市经开区中威宾馆非法限梁某1涛的人身自由，直至2017年10月底，又梁某1涛带至张家口市经开区锦程精品酒店非法限梁某1涛人身自由，直至2017年11月12日梁某1涛家人报警，蔡某某等人才梁某1涛送至张家口市经开区刑警队，蔡某某等人非法限梁某1涛人身自由长达29天，期间，具有辱骂、殴梁某1涛的行为。另查明梁某1涛从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份多次多笔向蔡某某借款，并多次多笔偿还蔡某某欠款。公诉机关就上述指控提供了报警案件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收条、转账记录，银行账户流水，接处警综合单，委托代理合同，法庭审理笔录，民事调解书、房屋质押贷款凭据、房屋买卖协议，借条、借款合同，购车合同、抵押合同，微信转账截图，机动车辆信息，房产登记信息，短信截图，出警经过及办案说明，证张某煦赵某佳梁某2新郭某晨邹某平池某华王某梅田某国孙某斌的证言，被害梁某1涛的陈述，被告人蔡某某、贾某、刘某某、程某某的供述与辩解，勘验、辨认笔录，录像及讯问视频，被告人到案经过，四被告人户籍信息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某为索取债务，纠集贾某、刘某某程某剑等人非法限制被害梁某1涛人身自由29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诉请依法判处。被告人蔡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辩称在非法拘梁某1涛的过程中并未特意的殴打、辱梁某1涛，未梁某1涛造成身体严重的伤害。被告人蔡某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蔡某某犯非法拘禁罪无异议，但认为蔡某某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1.本案系被害冯某涛与蔡某某之间的债务纠纷引起，蔡某某的目的是索要借款，并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2.蔡某某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小，未对被害人身体造成损害，后果较轻微；3.蔡某某系投案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4.蔡某某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被告人贾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辩称在非法拘梁某1涛过程中未对其身体造成伤害，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贾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贾某犯非法拘禁罪无异议，但认为被告人贾某具有以下从轻处罚情节：1.被告人贾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及辅助作用，系从犯；2.本案的案发被害人具有过错责任；3.在非法拘禁中贾某没有殴打、侮辱被害人的情节；4.被告人贾某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被告人刘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辩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请求从轻处罚。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某犯非法拘禁罪无异议，但认为其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1.被告人刘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及辅助作用，系从犯；2.被告人刘某某主动投案，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3.被告人刘某某系初犯、偶犯，认罪、悔罪态度良好；4.本案案发被害人具有过错责任。被告人程某某对公诉机关的指控无异议，当庭自愿认罪，辩称在非法拘禁被害人期间与蔡某某发生了纠纷，故中途便不再参与非法拘禁行为，请求法院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15日15时许，在位张家口市经开区底商张家口盛彩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盛彩公司），被害梁某1涛与朋郭某晨邹某平聊天时张某煦找梁某1涛并要梁某1涛偿还债务，未果后，梁某1涛在盛彩公司的消息通过电话告知被告人蔡某某，蔡某某为了梁某1涛索要债务，与其朋友贾某赶到盛彩公司，梁某1涛索要欠款未果，便纠集被告人刘某某、程某某刘某东（在逃）等人，梁某1涛欠钱为由梁某1涛通过打骂、拉拽的方式强行带走。被告人刘某某程某剑在听从蔡某某的安排后，于同日先后在张家口市桥西区天缘宾馆内、张家口市桥东区鑫钱柜歌厅内、张家口市经开区瑞麟轩小区贾某的家中非法限梁某1涛人身自由。次日，刘某某、程某某等人又在被告人蔡某某、贾某的指派下伙同蔡某某、贾某一起梁某1涛带至张家口市经开区中威宾馆非法限梁某1涛的人身自由，直至2017年10月底，又梁某1涛带至张家口市经开区锦程精品酒店非法限梁某1涛人身自由，期间刘某某、程某某除在帝豪歌厅上班时间外，听从蔡某某、贾某指派或看梁某1涛、或负责给其他人送饭。直至2017年11月12日梁某1涛家人报警，蔡某某等人才梁某1涛送至张家口市经开区刑警队，蔡某某等人非法限梁某1涛人身自由长达29天，在后期的拘禁过程中具有辱梁某1涛的行为。另查明梁某1涛从2017年2月至2017年8月份多次多笔向蔡某某借款，并多次多笔偿还蔡某某欠款，两人之间经济来往较为复杂，被告人蔡某某梁某1涛之间的债务关系是否属合法债务无法查清。案发后，被告人蔡某某于2018年5月22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贾某于2018年9月17日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被告人刘某某于2018年7月28日到公安机关投案，被告人程某某于2018年6月25日到公安机关投案。四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上述事实，被告人蔡某某、贾某、刘某某、程某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开庭质证、认证的报警案件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收条、转账记录，银行账户流水，接处警综合单，委托代理合同，法庭审理笔录，民事调解书、房屋质押贷款凭据、房屋买卖协议，借条、借款合同，购车合同、抵押合同，微信转账截图，机动车辆信息，房产登记信息，短信截图，出警经过及办案说明，证张某煦赵某佳梁某2新郭某晨邹某平田某国孙某斌的证言，被害梁某1涛的陈述，被告人蔡某某、贾某、刘某某、程某某的供述与辩解，勘验、辨认笔录，录像及讯问视频，被告人到案经过，四被告人户籍信息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蔡某某为索要债务便纠集贾某、刘某某、程某某等人非法限制被害梁某1涛人身自由长达29天之久，在带梁某1涛时具有殴打行为，在拘禁期间具有辱骂行为，故蔡某某、贾某、刘某某、程某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四被告人共同犯罪。被告人蔡某某为非法拘梁某1涛的组织者，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应以共同犯罪的主犯论处。被告人贾某系蔡某某的朋友，在非法拘梁某1涛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较大，应以共同犯罪的主犯论处，但罪责较蔡某某较轻，量刑时予以从轻考虑。被告人刘某某在非法拘梁某1涛的过程中听从被告人蔡某某、贾某的指挥，负责看梁某1涛并为其他人员送饭均是在其上班之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应以共同犯罪的从犯论处。被告人程某某在非法拘梁某1涛的过程中听从被告人蔡某某、贾某的指挥，负责看梁某1涛均是在其上班之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应以共同犯罪的从犯论处。被告人蔡某某、刘某某、程某某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系自首，当庭自愿认罪，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贾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及同案犯的主要犯罪事实，系坦白，当庭自愿认罪，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四被告人在非法拘禁被害梁某1涛的过程中具有殴打、辱梁某1涛的行为，量刑时予以从重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部分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蔡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5月22日至2020年8月21日止。）二、被告人贾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9月17日至2020年11月16日止。）三、被告人刘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7月28日至2019年12月27日止。）四、被告人程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提出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王智慧人民陪审员孙丽霞人民陪审员贾静燕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书记员高军英

罗义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黔01刑初107号：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以筑检刑诉（2017）10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罗义犯受贿罪一案，于2017年6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7年11月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任永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罗义及其辩护人程飚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贵州省贵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贵州省林业学校系事业单位，2013年2月18日，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与贵州省林业学校（以下简称省林校）签订《联合办学合同》，约定双方联合办学，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以省林校医药分校的名义对外招生。2013年5月至2016年7月，省林校原工会主席罗义兼任省林校联合办学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学生的招生、就业、联合办学工作及工会工作，统筹协调、管理各分校事务。在此期间，罗义利用对省林校医药分校在招生、组织学生社会实践等方面监督管理的职务便利，从2014年至2015年以领取招生奖励或费用的名义收受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副校长江某（另处）、简某（另处）的贿赂共计人民币22.2万元。2016年2月，江某、简某为感谢罗义在该分校招生及日常管理、监督中的关照，贿赂罗义人民币5万元。为证明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提交了交办案件线索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干部任免审批表、贵州省林业学校岗位说明书、合办贵阳中华职业学校协议书、联合办学合同、贵州省林业学校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的规定、贵州省林业学校关于做好2014年招生工作的决定、关于做好2015年招生工作的决定、财务凭证等书证、证人江某、简某、吴某1等人的证言、被告人罗义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罗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7.2万元，数额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综上，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罗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有异议，辩称公诉机关指控其收受江某、简某的27.2万元，系其按照双方约定和省林校的规定，参与招生工作后领取的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支付的招生工作经费，而非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贿赂；其并没有监督、管理医药分校的相关职权；其虽未实地开展现场招生工作，但通过长期从事招生工作形成的人脉资源关系，直接或者间接介绍学生如下，理应获取相应的招生工作经费。被告人罗义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受贿27.2万元的证据不足，罗义于2014年至2015年期间为医药分校招生868人，应获取1736000元的招生工作经费，而医药分校至今仅支付罗义不到120万元，不能认定医药分校支付给罗义27.2万元系行贿，且没有证据证明该27.2万元已支付给罗义；2、相关入学学生的证人证言均提到系经人介绍而就读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但未进一步明确介绍人为何人，证人证言不全面、不真实。3、被告人罗义没有权利给医药分校谋取非法利益，也没有给医药分校谋取过任何利益。庭审中，被告人罗义及其辩护人以“侦查机关采取变相刑讯逼供、疲劳审讯的方式对被告人罗义进行讯问”为由，申请对被告人罗义的供述予以排除，理由为：罗义系2016年8月24日下午2点被办案单位从省林校带走，经过三十个小时未得到休息，25日21时26分才做出第一份供述，属于疲劳审讯。并提供贵州省林业学校出具的《证明》，内容为罗义系2016年8月24日14时30分被带走；被告人罗义辩称侦查人员采取轮流讯问、疲劳审讯的方式对其讯问，至25日21时许才正式制作讯问笔录和同步录音、录像。其有罪供述内容不属实。直至送达起诉时，其因法律知识缺乏，不知道疲劳审讯属于非法取证，故一直未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也一直承认未受到刑讯逼供。经审查，公诉机关于庭前会议提交了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人员签名的《情况说明》、贵阳市白云区看守所、、《健康档案》、《体检表》、公诉人于2016年12月20日在白云区看守所对被告人罗义的提审笔录等证据，其中，在公诉人提审笔录中，罗义均承认之前其在侦查机关的供述属实，并未遭受刑讯逼供。且在本院向其送达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副本时，被告人罗义亦陈述未遭受侦查机关的刑讯逼供。根据白云区检察院《传唤证》，载明罗义系2016年8月25日到达白云检察院接受讯问。综上，合议庭认为，被告人罗义及其辩护人所提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依据不足，决定不予启动排非程序。经审理查明：一、收取中华职业学校负责人江某、简某人民币22.2万元的相关事实。贵州省林业学校系事业单位，2013年2月18日，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以下简称中华职校）与贵州省林业学校（以下简称省林校）签订《联合办学合同》，约定双方联合办学，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以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以下简称医药分校）的名义对外招生。中华职校按实际在校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的标准向省林校支付联合办学费用，省林校收到国家免学生学费拨款后及时支付给中华职校。2013年3月3日，省林校印发了《贵州省林业学校2013年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成立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学校招生工作，被告人罗义任副组长，并兼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招生统筹协调工作。教职工招医药分校等分校学生，由各分校按不少于每生1500元招生工作经费发放给教职工。教职工也可以与各分校进行协商招生。2014年3月7日，省林校印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招生工作的决定》，明确统一组建招生队伍，由招生就业办统一管理，被告人罗义系招生团队负责人。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不能委托社会人员进行招生。同时规定保证招生工作经费，严格控制招生用车，降低办学成本。2014年12月18日，省林校印发了《关于做好2015年招生工作的决定》，在延续2014年招生工作规定的基础上，统一招生工作经费标准，规定各系工作经费按实际招生人数和规定标准兑现，所招学生完成注册后，按1500元每人给予招生工作经费补助（含旅差、交通、食宿），任何人不得提高招生工作经费标准或索取其他好处。被告人罗义在2013年5月至2016年7月期间兼任省林校联合办学管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主要工作职责是负责学生的招生、就业、联合办学工作及工会工作，统筹协调、管理各分校事务。2014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罗义在医药分校登记的其个人招生人数总计约830人，其中有64人因退学等原因不计入罗义个人招生名额中，根据医药分校提供的被告人罗义签字领取相应招生工作经费的票据及被告人罗义、证人苏某1等人的银行流水记录，被告人罗义已领取的招生工作经费为1137846.08元。在上述登记在册的830余名学生中，经被告人罗义与证人江某分别辨认，并综合二人共同认可的部分，共计有111名学生系被告人罗义在未实地进行招生、仅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介绍就读，并领取了相对应的22.2万元招生工作经费。另查明，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工作的主要流程为：省教育厅下达年度招生任务-学校按专业确定招生计划-制定招生文件、简章-组建招生团队-办理省、市、县招生函件-进校、进村进行招生宣传-学生、家长参观学校-学生报名-通知入学报到-开学上课-同意办理入学手续；（罗义亲自参与招生工作并组织生源是学校党委班子集体研究的决定，学校认可跨区域招生；2014年的招生工作中关于招生工作经费的规定，仍沿用2013年的标准2015年印发的招生工作文件规定了按每人1500元的标准兑现招生工作经费，根据学校与各分校签订的联合办学协议，分校实行二级管理，各分校实行独立核算，按民办方式运行，自负盈亏。各分校可与招生大户进行特别约定，提高招生工作经费补助标准；学校下达的招生文件，对所有招生人员均可领取招生工作经费补助，不论是领导、招生办专职工作人员或老师都一视同仁，均是按照相关文件在各分校领取招生工作经费包干使用，按照联办协议，学校无权干预；因学校发现在招生宣传过程中，发现争抢生源、虚假宣传等情况，针对此类问题，经学校研究决定，下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招生工作的决定》，规定了“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也不再给教职工分配招生任务。这里的“教职工”主要指学校未专门从事招生工作的教职工。学校决定分管招生工作的领导、招生就业办工作人员以及历年来有着广泛招生资源且招生效果较好的招生积极分子方可参加招生宣传和生源组织工作，不限制以上人员参与招生工作。学校2015年招生工作的开展同样按此办法执行。从2009年开始，该校实行招生工作经费包干使用，全校职工均按照到校登记人数兑现招生工作经费。关于招生名额的认定，不论是领导、招生办专职工作人员或其他教职工，均一视同仁，一直以各自提供的学生基本信息或者亲自带到学校登记的学生名单为依据，不论生源渠道，皆计为本人招生名额，领取招生工作经费。二、收受中华职业学校负责人江某、简某人民币5万元的相关事实2016年2月，江某、简某为感谢罗义在该分校招生及日常管理、监督中的关照，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单独送给被告人罗义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罗义予以收受。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一、书证1、人口信息，证实：被告人罗义在犯罪时已达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年龄；2、交办案件线索通知书、立案决定书、传唤证、拘留证、逮捕证，证实：2016年7月29日，贵阳市人民检察院将贵州省林业厅纪委移送的罗义涉嫌受贿罪一案的相关犯罪线索交办给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决定于同年8月25日立案。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于同日决定对被告人罗义采取刑事拘留等刑事强制措施；3、贵州省林业学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贵州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年8月18日《关于贵州省林业厅所属事业单位类别划分意见的通知》，证实：贵州省林业学校（贵州省林业干部学校）系贵州省林业厅所举办的学校，经费来源于全额拨款，该学校为事业单位。机构类型为事业法人，属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4、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证实：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系以中等职业教育为办学内容的民办学校；5、合办贵阳中华职业学校协议书，证实：2008年3月18日，甲方简某、江某与乙方冯某2签订《合办贵阳中华职业学校协议书》，该协议约定由甲方负责该学校的具体经营管理，乙方不参与经营管理，甲方支付给乙方一定的费用。6、联合办学合同，证实：甲方贵州省林业学校、乙方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于2013年2月18日签订《联合办学合同》。合同约定：双方联合办学。甲方授权乙方以“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的名义开展工作，并将乙方作为甲方的分校。合作期间，乙方以“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注册为贵州省林业学校的学籍。甲方负责提供教学场地、实验室用房；负责学生录取、学生学籍的申报及毕业证的发放；负责按国家要求为学生申报免学费和国家助学金；负责后勤保障工作；负责外联关系协调处理等等。乙方负责组织招生宣传工作等等。乙方按实际在校学生每生每年1000元（住公寓每生每年增加300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联合办学费用。当年招生1000人以上，优惠当年招生20%联合办学费用。甲方收到国家免学生学费拨款后及时支付给乙方。7、贵州省林业学校委员会下发的黔林校党【2013】11号，《关于成立联合办学管理协调机构的通知》，证实：2013年5月9日，贵州省林业学校成立“贵州省林业学校联合办学管理协调领导小组”，罗义任该小组的副组长，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招生就业办，罗义兼任办公室主任，刘某6任办公室副主任，负责统筹协调学校与各联合办学单位间的日常工作事务。8、贵州省林业学校下发的黔林校2014【120号】《贵州省林业学校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的规定》、贵州省林业学校关于印发《贵州省林业学校2015年招生人员管理规定》文件的通知，证实：2014年12月11日，贵州省林业学校下发相关招生工作规定，明确招生工作在学校的统一部署下，由招生办组织实施，开展招生宣传的工作人员的相关信息通过学校网站向社会公布，严禁有偿招生、违规招生、利用中介招生，不得以任何形式违规违纪招生。规范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根据教学需要及学生自愿原则，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社会实践（包括寒暑假期间），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不得挤占正常教学实践，不得利用学生社会实践获取利益，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拖欠学生的劳动报酬，不得组织一年级学生和未满16周岁的其他年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2015年3月24日，贵州省林校学校发文规定，招生人员必须坚决执行贵州省林校《关于做好2015年招生工作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规范办学行为的规定》文件的有关招生的规定。招生宣传必须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不发布虚假招生信息，不有偿招生，不利用中介招生，不进行其他任何违规招生。9、贵州省林校于2016年8月18日出具的《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有关招生问题的情况说明》，证实：2015年，教职工不再参与招生，学校组建专门的招生团队开展招生工作，罗义在招生团队中作为校领导全面负责学校招生工作、协调管理各地招生工作。另该校教职工不参与招生后，个别教职工的亲朋联系前来就读的学生，由分校支付招生工作经费，这种情况属于个别现象，领取招生工作经费的老师也会把钱支付给学生本人。10、贵州省林业学校下发的黔林校【2013】11号《贵州林业学校2013年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证实：2013年3月3日，贵州省林校成立学校招生领导小组，罗义为该小组的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招生就业办，罗义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招生统筹协调工作。由招生就业办和各分校组建五个全日制招生团队，专门负责与各市（州）县招生办、中学联系开展招生工作，完成年度全日制1700人招生工作任务。其他教职工积极参与招生，力争招生300人。教职工所招学生到校就读注册学籍后按每生1500元发放招生工作经费，教职工个人招生总数超额完成招生任务，学校另行给予奖励。教职工招医药分校、工程分校、济南分校学生，由各分校按不少于每生1500元招生工作经费发放给教职工，教职工也可以与各分校进行协商招生。11、贵州省林业学校下发的黔林校【2014】7号《关于做好2014年招生工作的决定》文件，证实：2014年教育厅下达该校的招生任务为1700人，其中全日制招生1200人，非全日制招生500人。招生任务分解为医药分校招生700人，生物技术分校招生300人，工程技术分校招生100人，文化艺术与管理分校招生100人。由各分校10余名招生人员组建招生团队，在学校网站和招生简章上公布招生人员名单，招生人员与学校签订招生责任状，由招生就业办统一管理。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不能委托社会人员进行招生；对各分校招生区域进行划分，由招生就业办进行监管。招生就业办负责到各市（州）县区开具招生介绍信，加强招生监管力度，规范学校招生；保证招生工作经费，严格控制招生用车，降低办学成本。12、贵州省林业学校下发的黔林校【2014】123号《关于做好2015年招生工作的决定》文件，证实：2014年12月18日，贵州省林业学校下发了关于2015年招生工作的相关规定，主要内容为：贵州省林业学校统一制作招生简章；招生工作由学校统一组织实施，各系推荐10余名招生人员，经学校审查同意，由学校组建招生团队，在招生简章、学校网站、学校招生宣传栏等公布招生人员名单照片；三是招生办工作人员要积极主动做好服务工作，公平工作指导各系做好招生工作，凡出现学校公职人员争夺生源者，将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各系与学校签订招生责任状，严禁有偿招生，学校一经发现招生人员违规招生，或者未与学校签订招生责任状的人员招生，学校视其情节轻重予以经济处罚；各系招生工作经费按实际招生人数和规定标准兑现，所招学校完成注册后，按1500元／人给予招生工作经费补助（含旅差、交通、食宿），任何人不得提高招生工作经费标准或索取其他好处。13、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技术系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情况说明、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技术系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管理费收支情况说明、校企协议书、苏州卓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的协议、劳务派遣输送合作协议、学生领取实践报酬名单，证实：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技术系于2016年10月31日出具情况说明，该系组织学生利用寒假实践参加社会实践，2014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人数为653人左右，2015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人数为1221人左右；在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过程中有不规范行为。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技术系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管理费收支情况说明，证实：该系2014年组织653名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收入为293850元，支出为老师的工资、学生管理费等；2015年组织1221名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收入为750594元，支出为老师的工资、学生管理费、学校办公设备等；校企协议书证实：为了学生的实习活动，贵州省林业学校与东莞市浩裕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订校企协议书，实习期限为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1日；苏州卓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于20154年12月12日签订协议，中华职业学校向卓众公司提供174名学生勤工俭学，期限为2015年12月12日至2016年3月5日；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与东莞市汉鼎劳务派遣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签订劳务派遣输送合作协议，中华职业学校向汉鼎公司提供110名学生做工，期限为2015年11月22日至2016年2月4日。学生领取实践报酬名单，证实相关参与社会实践的学生领取报酬的情况；14、贵州省林业学校岗位说明书，证实：贵州省林业学校提招生就业办主任的主要职责职责为：负责招生就业方面工作；负责制定和完善招生就业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负责学校招生就业网网页的管理、维护、内容更新，负责年度招生计划、招生章程、招生宣传方案的拟定及有关资料的制备，负责办理春秋两季新生的录取工作；15、贵州省林业学校下发的黔林校【2013】62号《关于调整校领导分工的通知》、黔林校【2015】56号《关于调整学校校领导分工的通知》文件、《贵州省林业学校校领导分工表》，证实：被告人罗义于2013年7月起分管招生就业办、公会、联合办学管理办；联系退休和关工委工作。2015年6月起，被告人罗义全面负责学校公会工作，协助校长负责离退休服务、招生就业、顶岗实习、学籍管理、学生资助工作，分管招生就业资助办、离退休服务科。联系医药系、生物技术系、工程技术系、艺术与管理系。被告人罗义系贵州省林业学校工会主席，全面负责学校公会工作，协助校长负责离退休服务，招生就业、顶岗实习、学籍管理、学生资助工作，分管招生就业资助办、离退休服务科。协助校长分管联合办学工作。16、干部任免审批表，证实：被告人罗义于1993年7月进入贵州省林校工作，先后任贵州省林业学校学生科干事、党办秘书、党政办副主任、工会副主席、公会主席（正科级）、2012年7月至2013年5月任工会主席兼招生就业办主任（正科级）、从2013年5月开始任贵州省林业学校工会主席（副处长级）。17、贵州省林业厅下发的【2016】黔林人通383号《省林业厅关于给予罗义同志行政撤职处分的决定》，证实：经贵州省林业厅认定，自2013年以来，多次收受分校（系）送的礼金、礼品，共计44000元。在组织调查过程中，对抗组织审查，交代收受的礼金、礼品数额，与驻厅纪检组的调查取证有出入；2016年6月14日经贵州省林业厅党组会议研究，决定给予罗义行政撤职处分，处分决定从2016年6月14日起生效。18、收条，证实：2015年9月28日，吴某1出具收条，记载被告人罗义借支人民币45000元。19、银行交易流水记录，证实：被告人罗义所持有的中国工商银行卡号为45×××99的银行卡于2015年10月19日收到江某卡号为62×××72转账150200元；2015年10月15日收到彭某转账8000元；2015年12月2日收到苏某1转账48283.08元；2016年1月19日收入存款5万元；2016年2月4日收到吴某1转账5万元；苏某1卡号为62×××12的中国工商银行卡于2015年9月2日向被告人罗义尾号为23199的银行卡转账45000元；2015年12月2日向再次向上述银行卡转账6740元。20、记账凭证、费用报销单、借据等财务凭证，证实：贵州省林校医药分校支付给被告人罗义的费用，包括（1）2014年6月17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43000元；（2）2014年5月8日支付给骆美招生宣传费40000元；（3）2014年5月16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10000元；（4）2014年7月25日支付给骆美招生宣传费15000元；（5）2014年10月22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10000元；（6）2014年10月29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100023元；（7）2014年8月7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20000元；（8）2014年9月4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19000元；（9）2014年8月17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90000元；（10）2014年6月28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15000元；（11）2014年5月31日支付给骆美生源费57900元；（12）2015年3月24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30000元；（13）2015年3月9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宣传费20000元；（14）2015年3月16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专项开支30000元；（15）2015年4月29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宣传费20000元；（16）2015年4月20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开支费50000元；（17）2015年3月20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开支费15000元；（18）2015年8月16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宣传费33700元；（19）2015年8月18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宣传费24000元；（20）2015年7月24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宣传费70000元；（21）2015年9月2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费45000元；（22）2015年7月6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费50000元；（23）2015年6月13日，以刘罗的名义借支招生宣传费80000元；21、情况说明，证实：曾猛于2015年10月期间，向罗义个人借款15万元；23、手机信息图片,证实：被告人罗义于2月5日发送信息给江某，内容为：“中国农业银行罗义，62×××79，谢谢”，同日13时21分许，被告人罗义发送信息给江某，内容为：“收到，非常感谢”。24、2014级新生登记表、2015年招生登记表，证实：（1）被告人罗义与证人江某分别确认2014年罗义并未参与实际招生但医药分校以每人2000元招生奖励的形式按学生人数给予罗义的学生名单。其中江某确认的人数有91人，罗义确认的人数有44人，双方均确认的人员名单一致的有39人；（2）被告人罗义与证人江某分别确认2015年罗义并未参与实际招生但医药分校以每人2000元招生奖励的形式按学生人数给予罗义的学生名单。其中江某确认的人数有186人，罗义确认的人数有75人。25、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登记证，证实：2014年12月17日，曾令美向贵州冀鲁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大众牌小型普通客车一辆，价税合计人民币253800元；26、被告人罗义出具的其收受相关礼金的情况说明，证实：被告人罗义自书其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收受医药分校等单位负责人所送礼金、礼品的情况；27、部分证人人口信息表，证实：证人吕某、广某、吴某2、陶某、唐某、李某1等医药分校的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时未满十八周岁；28、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情况说明》两份，证实：（1）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侦查人员，在查办被告人罗义涉嫌受贿犯罪一案的整个过程中，从未对罗义进行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2）经该局调查得知，罗义涉嫌受贿罪一案的证人李某2已不在原工作单位即医药分校工作，后经办案人员于2017年10月11日电话联系李某2，但李某2不愿告知其地址，也不愿配合取证工作，故无法对李某2进行询问；29、贵州省公安监管场所被监管人员健康档案及相关体检报告单，证实：被告人罗义被送入看守所羁押时，体检基本正常，体表无外伤；30、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2017）黔0113刑初38号刑事判决书，证实：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单位中华职业学校以单位的名义向罗义行贿人民币27.2万元，构成单位行贿罪；江某、简某作为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的主管人员，系直接责任人，二人均已构成单位行贿罪，综上，以单位行贿罪判处被告单位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江某、简某免于刑事责任；二、证人证言1、证人江某证言，证实：2008年4月我和简某合伙创办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法人代表是冯某2，2013年2月份开始与贵州省林业学校联合办学。贵阳中华职业学校是隶属于中华职教社的学校，2008年的时候该学校已存在，但无硬件设施，无校园、老师和学生，是个空壳学校。我和简某就和冯某2联系并签订了合同，由冯某2任校长，我和简某任贵阳中华职业学校的副校长，以贵阳中华职业学校的名义来办学，每年向冯某2交纳一定管理费。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我和简某。2012年12月份的时候，听我的同学说贵州省林业学校可以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办学，我和简某就去咨询。我们去林校找到了当时林校的纪委书记李某9和林校的工会主席罗义，于是就跟罗义讲了合作办学的事情，罗义跟我们讲：你们来晚了，我们已经和清镇的电子职业学校讲好了联合办学，这样我们相互留了电话就分开了。过了一段时间，贵州省实施“9＋3”教育计划就出台了，我就打电话给贵州省林业学校的李某9书记和罗义说了联合办学的事情，李某9说年后可以谈合作。年后我和简某就到省林校洽谈，经过多次协商，在2013年2月，简某代表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与省林校签订了《联合办学合同》。合同约定由我和简某负责学校的招生和学习任务；省林校负责提供校舍，场地，负责学生的学籍注册等事情。2013年3月开始，中华职业学校就以省林校医药分校的名义对外招生，2013年实际招生在1300人左右，2014年实际招生在1400人左右，2015年招生1600人左右，2016年因在学生的收费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就没有进行招生。2013年-2015年6月省林校的招生工作都是罗义负责的。罗义是省林业学校的工会主席、招生办主任、协调办主任（负责协调省林校和各分校的关系）。2013年省林校为完成“9＋3”的工作，下发了一个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鼓励学校教职员工和社会力量参与招生，每招一个学生就读某分校，该分校就给予介绍人至少1500元的奖励。文件出台后，有四家分校参与了招生工作。2013年罗义为省林校医药分校招生130人左右，我们医药分校也按照政策兑现了奖励，是通过在财务人员苏某1、吴某1处领取现金或银行转账的方式（由财务人员通过私人转账的方式）给罗义的。2014年罗义帮助我们医药分校招生210人左右，但我们没有执行2014年林校关于招生的相关规定，还是违规按照2013年文件的规定给予罗义招生奖励。2015年省林校又下发文件，规定省林校教职工严禁有偿招生。但罗义也帮我们进行了招生，我们还是按照2013年文件的规定给予罗义招生奖励。三年下来我们贵阳中华职业学校（医药分校）陆陆续续拿给罗义90余万元。其中2013年大概给了17万元（或18万元），2014年大概给了33万元左右，2015年大概给了50万元。均是通过罗义本人领取现金或中华职校的会计苏某1和出纳吴某1的银行卡转账，我本人在2015年和2016年也转账给罗义过。这90余万元中除了2013年应该给予罗义的招生奖励外，2014年和2015年都不应当给罗义招生奖励。其中2015年有26万元需要向组织说明：并非是罗义实际到各市、县学校宣传招来的生源，而是通过查询省林校招生官网和阅读招生手册后，联系罗义的电话后（因网站上和招生手册留有罗义的电话）来到我们医药分校就读的这部分学生，我们也把这些学生算成了罗义招来的，这部分学生有170人以上，不超过190人，但在我们的新生进校登记册体现为简某招的生源，实际所对应的26万元左右招生奖励我们拿给了罗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罗义实际到各市、县学校宣传招来的生源也有150余人，其中有30人左右登记在罗义的名下，剩余120余人也是登记在简某的名下，这150余人所对应的招生奖励我们也给了罗义。之所以把这些招生奖励拿给罗义，是因为在2013年招生的时候，罗义就提出除了招生老师和其他社会人员招收的生源，其他的都算在他的名下。后来因为省林校文件明令禁止教职参与招生，我们学校就把这些学生都登记在了简某的名下，这样就会规避省林校的检查、监督。登在简某名下这件事具体是简某和罗义商量的，具体是谁提出来的我就不清楚了。由于与省林校合作办学的有几家（其中2013年有5家，2014年有4家，2015年有2家），各分校及林校本部之间存在生源竞争。罗义作为招生办主任，能够控制这个生源。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我们医药分校的生源。第二是保证我们医药分校的盈利。学生多了后，我们才能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学校的利润。招生1000人以上后，在联合办学费用上会有20%的优惠。以及林校给我们的每名学生2000元的免学费补助。按照我们和林校签订的联合办学的协议，我们分校每招收一名学生，要给林校1000元的管理费，300元的住宿费等，这笔钱实际就是用每名学生2000元的免学费补助缴纳的。第三是我们需要罗义帮助协调各分校的关系。因为各分校都是独立的，发生纠纷后，我们就希望能够得到罗义的关照。第四是他就可能会在招生工作中给我们设置障碍（因为我们的招生要到学校进行宣传，那就需要罗义出面与县教育局和地区教育局联系并办理相关手续，这样我们才能顺利进入学校进行招生宣传）；另外，假如我们不能出具林校和地区教育局相关的手续，我们进校宣传的时候，学生和家长就不会信任我们，这样就不容易召到学生。第五，我们分校在招来学生后，为了实现办学赚钱的目的，我们就违反教育厅和省林校的相关文件精神，由简某通过劳务公司联系到用工单位，组织学生以社会实践的名义外出务工（工学交替）。罗义作为各分校的直接管理者，对此事也没有坚持原则，给予了我们很多方便。如果罗义出面干涉，我们就不能这样做了。第六，公办学校与社会办学机构联合办学，本来就有一些运行中的“潜规则”，社会办学机构就会通过送钱送物的方式与学校委派的负责人搞好关系，如果关系不好，合作双方就会扯皮，甚至使联合办学流产。这样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才会变相感谢罗义。我们学校在工学交替工作中违反了教育厅、劳动部门和省林校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第一学年（包括假期）不能参加社会实践的规定，让学生在第一学年冬季就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实践。而且通过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劳动中介会给予学校一部分的费用，增加学校的利润。社会实践由简某负责操办，所以具体的细节我不完全清楚。这些情况都是不应该的，但罗义明知此事，也没有进行制止或让我们纠正。罗义是学校委派负责招生就业和联合办学的负责人，属于林校教职工。林校发给其工资，其所从事的组织招生和主管联合办学事宜本是其工作范畴，是其应尽的职责。且2014年省林校规定教职工不得参与招生。2015年省林校又规定，严禁有偿招生。因此罗义2014年以来不应得到有偿招生奖励。卡号为45×××99的银行卡是罗义的，里面这几笔就是我们拿给罗义的招生费：一是2015年10月19日我通过尾号为7872的银行卡转账给罗义150200元；二是2016年2月4日吴某1用尾号为7235的卡转账给罗义50000元；三是2015年9月2号苏某1用尾号为1012的卡转的45000元和2015年12月2日苏某1用尾号为1012的卡转的6740元。这些钱就是我们医药分校给罗义的招生费用。2016年罗义发过一个银行卡卡号给我，我转了5万元给罗义。我的苹果手机，截图上面的短信就是罗义发给我的短信。2016年2月份，罗义跟简某讲他在招生中亏了，让我们补点钱给他。我们如果不给怕得罪他，简某就跟我讲了这事，要我按照罗义的意思办。于是我在2016年2月2号通过与罗义短信联系，罗义将其中国农业银行卡号62×××79发给我。我就转了（或安排吴某1）通过转账的方式给了罗义5万元（具体以银行流水为准）。罗义在收到钱后还给我发了“收到，非常感谢！”的短信。我记得我当时汇款的时候银行有短信通知的，我觉得这事情比较敏感，看了短信后就把短信删了。我们给老师的招生奖励，是以招生费和差旅费做账的，账本在简明杰处。当时给罗义单独转款5万元，是因为罗义说分校接收安顺机械工业学校（名称我不一定记准确）转来40多个学生，没有给他招生奖励，他亏了，让我们拿点钱给他，简某让我补5万元给罗义，我打电话让罗义发个账号给我，罗义就用短信发了那个账号给我，我可能当时没时间，就安排吴某1转的款。大概是2015年8月17号到20多号，是罗义和简某谈过来的，因为学杂费收的少，简某跟我说和罗义谈好了不给罗义招生奖励，但是到了2016年2月，罗义又向简某提出要这笔招生奖励，简某答应了。我本身是不愿意的，但一是考虑到简某是合伙人，他都答应了，我不好拒绝，二是考虑到罗义是省林校安排的联合办学的负责人，为了维系双方的关系，保证联合办学能持续下去，我也只好答应了。经出示、辨认“2015年新生登记名册，简校组”，这个就是在2015年将兑现给罗义的招生奖励，为了规避省林校监督检查，登记在“简某组”的学生名单。我认真看了，并将不是罗义实际到各地所招生源用红笔打了勾。我数了一下，一共有149人不是罗义实际到各地所招生源，这一部份学生是通过省林校招生的官方网站或通过各地、州、市2015年初中毕业生考生手册罗义的联系电话来我们分校报的名，这一部分招生奖励，我们都兑现给了罗义。该份名单中，有一些写有“？”的，是因为2015年9、10月份，我得到了这份新生统计名单，发现有一部份学生是我自己或其他老师招学生，于是就在该学生名字后面标注了“？”。这一部份学生共有44人，退学了7人，也就是剩下37人的招生奖励都兑现给了罗义。前面用红笔勾选的149人，不包含这44人，一共186人，每人兑现2000元，实际我们白拿给罗义了34.2万元，这部分钱按道理是不应该给罗义的。这部分钱支付给罗义，是我和我的合伙人简某商量后决定的。详细的原因我已经向检察机关供述过了，概括来讲，就是希望得到罗义方方面面的关照。在没有把这一部分学生的招生奖励兑现给罗义之现，我不止一次给简某讲到过所谓罗义所招生源，其实大部分罗义都没有实际开展工作，还有就是有些我和其他教师去跑的生源，他捡了大便宜。简某给我讲这些招生奖励给就给嘛，来都来到林校了（指与省林校合办分校），罗义又占了有利位置（指他是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这两种情况，我、简某和罗义在一起的时候，我和简某都以开玩笑的方式给罗义提到过，还说他捡了大便宜，罗义听到后只是笑。我和简某和他以开玩笑的方式说这些话，是希望罗义清楚我们是希望把这人情说到明处。2016年2月4日，吴某1通过工商银行转给罗义的5万元钱，最初是简某打电话给我说罗义打电话给他，让他再补几万元给罗义，我当时还提出，2015年给罗义的招生奖励已经比他实际该得到招生奖励多了。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情之前都已经做了，不该再拿钱给罗义了。简某还是要我转几万元给罗义，我想到简某都同意了，于是就打电话给罗义，让罗义发一个帐号给我，罗义发了一个农行的帐号给我，由于我当时的附近没有农行，于是我电话给我妻子吴某1，让她转5万元给罗义，我妻子吴某1转了5万元给罗义后，罗义就发了一条短信“收到，非常感谢！”给我。过后，我给简某讲我已经转了5万元钱给了罗义，简某给我说转了就行了。首先这件事，是简某安排我去做的。至于说为什么要给罗义这5万元钱，一是因为我们与省林校联合办学这几年，罗义在招生、社会实践等方面都给予我们关照，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今后的合作办学过程中，继续得到罗义的支持。我们的这种行为是行贿行为。我之前向检察机关供述，该5万元是给罗义的招生奖励，是因为简某当时在给我打电话时，说就当安顺那批学生的招生奖励拿给罗义。所以我之前向检察机关供述时，有些侥幸心理。安顺招的学生本就不能算在罗义所招生源中，就连前面出示的那份“2015年新生名单，简校组”都没有这一部分学生，其实我和简某就是找一个理由送钱给罗义。对于这件事，虽然简某讲是罗义主动提出来的，但我们也没有坚守法律的底线，送了这5万元钱给罗义。经出示、辨认“上面标注有‘罗’的2014级新生登记表”，这份就是所谓的罗义招生的生源。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在登记表上已经用笔划掉的，二是在“已交费用”栏目里空白的，三是“已交费用”栏目里费用低于800元以下的，四是名字后面标明退学的，都是没有就读的学生。除了这些情况外按照该学生登记表所有招生奖励都已经兑现给罗义。兑现招生奖励必须是学生交完2880的学费才兑现，必须要交完才兑现，只要没有交满学费的都不兑现招生奖励。这张登记表上的学生不完全都是罗义实际进行招生宣传招揽来的学生。有一部分学生不是罗义实际到各地所招生源而是通过省林校招生的官方网站或通过各地、州、市考生手册罗义的联系电话来我们分校报的名，这一部分招生奖励，我们也都兑现给了罗义。我能够从生源地区分并标注出来这部分学生，我是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出来的，一共91人。我标注在“是否住公寓楼”栏目内。在2014年接到省林校的新的招生方案后，按照方案规定省林校的教职员工不参与招生，按规定我们就不应该再支付罗义招生奖励，但是考虑到罗义是招生办主任、联合办学协调办主任的身份，我就和简某经过多次商量，我们决定还是按照2013年的奖励政策继续对罗义兑现招生奖励。2、证人简某证言，证实：贵阳中华职业学校是隶属于中华职教社的学校，2008年的时候我和江某与冯某2联系并签订了承办协议，由冯某2任校长，我和江某任贵阳中华职业学校的副校长，以贵阳中华职业学校的名义来办学，冯某2给我和江某下有委托书，每年向冯某2交纳一定管理费。我记得2008年交了3万元管理费，逐年递增，去年交了5万元管理费，除此以外，我们还每月支付冯某26000多元工资。贵阳中华职业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是我和江某。201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学校在白云区都拉营的校址因保税区修建要被征收了，所以需要另外找场地办学。在寻找场地的过程中听说贵州省林业学校可以与社会办学机构合作办学，我和江某就去咨询。我们去林校找到了当时林校的纪委书记李某9和林校的工会主席罗义，于是就跟罗义讲了合作办学的事情，罗义跟我们讲：你们来晚了，我们已经和清镇的电子职业学校讲好了联合办学，这样我们相互留了电话就分开了。后来贵州省实施“9＋3”教育计划就出台了，省林校方面说年后可以谈合作。年后我和江某就到省林校洽谈，经过多次协商，在2013年3月，我代表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与省林校签订了《联合办学合同》。合同约定由我和江某负责医药分校的招生和学习任务；省林校负责提供校舍，场地，负责学生的学籍注册等事情。2013年3月开始，我们中华职业学校就以省林校医药分校的名义对外招生，2013年实际招生在1300人左右，2014年实际招生在1400人左右，2015年招生1600人左右，2016年因在学生的收费问题没有达成共识，就没有进行招生。省林校成立的有招生办公室，是罗义在负责的。罗义担任省林业学校的工会主席、招生办主任、协调办主任（负责协调省林校和各分校的关系）、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等职务。我有两个事情要主动跟检察机关讲。第一件事是贵阳中华职业学校在2008年与省林校合办了贵州省林校医药分校。省林校为完成国家“9＋3”的计划，在2013年下文鼓励学校教职员工和社会人员参与招生，由各分校给予不低于每人1500元的招生奖励；2014年、2015年省林校下文禁止学校教职工参与有偿招生，由省林校的党委委员、工会主席、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罗义组织开展招生工作。但在2014年、2015年我们违反省林校规定，仍然按照每名学生2000元的标准给予了罗义招生补偿，这两年大概给了罗义一百多万元的招生奖励。特别是江某多次跟我讲，在2014年、2015年兑现给罗义的招生奖励中，有些学生不是罗义实际招生的，这部分学生是通过招生手册、学校网站上的联系电话过来报名的。我和江某考虑到罗义是省林校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我们医药分校的很多事情都需要罗义给予关照，所以就将这部分本不应属罗义招收的学生算在了罗义名下，2014年大概有50余人（以组织查实为准），2015年大概有60余人（以组织查实为准），我们按照每人2000元的标准，将这部分钱以招生奖励的名义变相送给了罗义，大概有二十五万余元。因为我不具体负责招生工作，招生的名册都是保管在江某那里的，所以讲的不是很清楚，具体数额以检察机关调查核实为准。第二件事是在2015年，江某跟我讲他自己招的一部分学生，也算到了罗义名下，具体有多少人我记得不是很清楚。我和江某都同意将这些钱（大概有6、7万元左右）以招生奖励的名义变相送给了罗义。罗义在2014年、2015年分别为你们医药分校招的学生最后留下来的在2014年是两百余人，2015年是四百余人。我们之所以按照每名学生2000元的标准给予罗义招生奖励，一方面是因为在2013年的时候，省林校下面有四所分校，各分校在招生生源方面存在竞争。省林校文件规定的标准是不低于1500元的招生奖励，所以各分校为了抢夺生源，就把这个奖励的标准提高了，工程分校和艺术分校给的标准是每人2500元。我们医药分校为了让罗义多帮他们招生，给出的招生奖励是每人2000元。另一方面考虑到罗义是省林校的领导，统管联合办学工作，罗义在联合办学的管理、监督中给予我们方方面面关照，也希望今后他在各方面关照我们。罗义2014年为医药分校招生两百余人（在招生人员招收新生登记册中记录为“罗”所招生源），2015年为医药分校招生四百余人（在招生人员招收新生登记册中记录为“简校组”所招生源）。2015年罗义所招学生之所以登记在我的名下，是因为省林校下文明确规定禁止有偿招生，罗义为了规避学校的检查和教职工的监督，以掩盖其还在违规招生的事实，就跟医药分校的招生人员（中华职业学校的工作人员）和我、江某协商，让他们在做新生登记时，把罗义的招生生源记录在“简校组”的名下。所以在2015年的招生人员招收新生登记册里，所有“简校组”的生源其实都是罗义的生源，对应的全部招生奖励已由罗义全部领取。因为罗义是学校委派的负责招生就业和联合办学的负责人。其一是我们的招生要到学校进行宣传，那就需要罗义出面与县教育局和地区教育局联系并办理相关手续，这样我们才能顺利进入学校进行招生宣传，假如不给他找个钱，他就可能会在招生工作中给我们设置障碍。其二，当分校招进学生后，需要罗义帮忙办理学生登记注册以及申请办理免2000元学费补助等相关事宜。其三与林校合作办学的有几家（其中2013年有5家，2014年有4家，2015年有2家），各分校及林校本部之间存在竞争，如果不给这个钱，他就会把招来的学生和主动与林校联系就读的学生介绍到其他学校，这样我们分校就招不到学生，无法开班办学。其四，我们分校在招来学生后，为了实现办学赚钱的目的，我们就违反教育厅的相关文件精神，违规组织学生以社会实践的名义外出务工，罗义在这方面也没有坚持原则，给予了我们很多方便。其五，公办学校与社会办学机构联合办学，需要和公办学校负责人搞好关系，如果关系不好，合作双方就会扯皮，甚至使联合办学流产。这样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就以上述方式变相送给罗义这些钱。我们学校在学校招生工作中违反了省林校关于做好2014年招生工作的决定和省林校关于做好2015年招生工作的决定，以及教育部门关于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第一学年不能参加社会实践和学生未满16周岁不能参加社会实践的规定，我们一般在学生第一学年的冬季就安排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也存在安排未满16周岁的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情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学生的的报酬应当全额返还给学生，但我们分校从劳务公司收取一定中介费。这些情况都是不应该的，但罗义明知此事，也没有进行制止或让我们。罗义从我们学校领取的招生奖励大部分是通过在财务人员苏某1和吴某1那里领取现金的方式，江某也可能转账了一部分给罗义。我记得2015年下半年，我们医药分校和罗义就2015年的招生奖励进行了结算，大概有十五万元，这十五万元是通过江某转账给罗义的。2016年2月左右，我打电话给江某，让他再给罗义几万块钱。江某说该结算的已经结算完了，之前的多算给罗义那么多，还将江某自己部分招的生对应的奖励，以招生奖励的名义将钱变相送给了罗义，人情都做足了，为什么还要给罗义。我说这几年还是要感谢罗义的帮助，以后还要罗义多帮忙，快过年了，还是再给他点，与他搞好关系，防止以后在联合办学中作梗。后来江某安排吴某1（江某妻子，贵阳中华职业学校财务人员）转了5万元给罗义，我也为此事给吴某1打过电话。后来江某给我回电话，说是转给罗义5万元。我也没有再说什么。这5万元是我们送给罗义的，原因和前面讲的2014年、2015年我们将罗义未实际招的生和江某部分招的生对应的奖励，以招生奖励的名义变相送给罗义的原因是一样的，也就是感谢罗义在我们分校开展招生、就业、社会实践等方面工作给予的关照。因为我和江某是合伙关系，对于2014年、2015年我们将罗义未实际招的生和江某部分招的生对应的奖励，以招生奖励的名义变相送给罗义，以及2016年2月左右送给罗义5万元钱，都是经过我们商量决定的。对于我们这些行为，我认为是一种行贿行为，因为我们在联合办学过程中需要罗义的帮助和支持，现在我们认识到了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质，在今后办学过程中我们会吸取教训。我们一定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接受处罚。希望检察机关考虑到我们办学的难处，给予我们从轻处罚。3、证人吴某1证言，证实：我2009年从贵阳中医学院毕业，就到了中华职业学校工作，因为中华职业学校是我丈夫江某与简某合伙办的，我去中华职业学校工作是帮我老公江某的忙。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任中华职业学校的出纳，2013年中华职业学校与贵州省林业学校合作办学成立省林校医药分校后，我还兼任了医药分校的出纳。医药分校的财务人员只有我和苏某1。我和苏就祥没有明确的分工，会计和出纳的工作我们都在做。医药分校对招生人员的招生奖励是由我和苏某1发放，有时是他在发，有时我在发。招生奖励大多通过现金发放，也有的时候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发放。发放招生奖励都是简某和江某安排我们发放的。2013年、2014年、2015年，罗义都在我这里领取过招生奖励。我是按照简某和江某拿给我的新生生源名册发放的。其中，罗义的生源在2014年的新生生源名册上面标注有“罗”字，2015年新生生源名册标注的是“简校组”。2014年、2015年罗义的生源，我都按照生源名册的学生数全部支付给了罗义。按简某和江某的安排，对于罗义的生源是按每人2000元计算的另外，我记得在2016年1、2月期间，简某和江某都分别打电话给我，让我转5万元给罗义，我也就按他们的安排，在工商银行转了5万元在罗义的账上。罗义的这个工商银行账号我早就知道的，因为之前我和苏某1为了发放招生奖励，转过钱到罗义的这个账号，至于最初这个账号是谁告诉我的，我记不清楚了。我转了这5万元后，还给我丈夫江某回了话。我不知道这5万元是什么钱，我只是按简某和江某的安排转了这5万元钱。经出示辨认“45×××99帐户流水”，这就是我之前说的罗义的工商银行账户，其中2016年2月4日由我转给罗义的5万元钱，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按简某、江某安排转给罗义的5万元钱。我们学校支付给贵州省林业学校原公会主席，招生办主任罗义的招生奖励是在医院分校收取的学生杂费中开支的。做账有三种情况。一是我们医药分校自己的招生老师在招生过程中产生的如车某、住宿费、餐费等费用是通过费用报销的方式做账的，费用也是给他们实报实销。二是我们医药分校以外的其他老师帮我们拉来的生源，我们医药分校按每位学生1500元付给他们招生奖励，相当于包干了，他们在招生过程中如果产生一些费用，我们也不再额外报销了。三是医药分校给省林校招生办主任罗义的招生奖励，他在招生过程中如果产生一些费用，我们也不再额外报销了。2014年，我们是用“费用报销单”做账，科目是在“业务活动成本—生源费”中体现。“费用报销单”上的报销人，罗义签的是“骆美”这个名字。2015年我们没有做账，给他的招生奖励就是以“借据”的形式体现的，本来是让他之后拿发票来冲账，他没有那么多发票就没有拿来。他打的借据都保存在我这里，我现在就可以提供给你们。在“借据”上罗义签的是“刘罗”这个名字。医药分校收取的学生杂费没有进入你们医药分校的账户，我们医药分校没有独立的对公账户，所以收取的学生杂费都是进入我或者苏某1的个人账户里的，主要是用于学校的开支，包括给老师发工资，兑现的招生奖励，报销的差旅费等。我们医药分校除了有学生杂费的收入外，还有另外两项收入。一是国家给我们的免学费补助，是由贵州省教育厅拨给省林校，省林校再拨给我们学校。这笔钱是进入我们中华职业学校的对公账户里的。但是省林校没有足额拨付这部分费用给我们，只支付了一部分给我们学校，所以我们也没有按照和省林校联合办学的协议规定上缴每个学生1000元的管理费给省林校。二是每年我们医药分校利用寒假期间组织愿意勤工俭学的学生到广州、深圳等地社会实践，就是通过中介公司联系到那边的工厂，把愿意去的学生组织起来，送他们到那里打几个月的工，他们可以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减轻家里的负担。用工单位除了支付给学生相应的劳动报酬外，还会支付给我们医药分校管理费。但是这部分工作都是简某校长在管，支付给医药分校的管理费也没有交给我或者苏某1，也没有进入中华职业学校的对公账户里。所以具体有多少我也不清楚。冯某2校长只是中华职业学校的名誉校长，纯法人，完全不管学校里的事，学校的一切事宜都是江某、简某两位校长管。医药学校分春季招生和秋季招生，国家不允许职校收取学费，我们就收取学生杂费，按照每学年来收取。杂费的收取标准分几种情况，一是对于在省林校医药分校读中职的学生，我们每年收2880元的杂费；二是对于中职毕业后还要升高职的学生，我们有3860元和5860元的两种收费标准。区别在于3860元的是针对这里读完中职后，我们安排老师辅导，帮助他们复习参加中职升高职的考试，他们考取哪所学校就哪里就读。收5860元的在我们这里读完后是挂山东力明学院的学籍毕业。4、证人苏某1证言，证实：我原是贵阳市南明区实验小学的老师，退休后于2013年5月通过应聘到省林校医药分校担任出纳至今。医药分校的财务是简校长分管，我负责收学生杂费，给学生开收据，然后将钱存在我用自己名字在工商银行开户的卡上（卡号62×××12），然后通过银行转账给吴某1。我们医药分校分春季招生和秋季招生，因为国家不允许收学费，我们就按照学生进校的时间按每年收取杂费，杂费的收取标准分几种情况，一是中专的每年收2880元杂费，二是三年制大专的每学年收5000元，三是五年制大专的在2013年、2014年、2015年分别收3230元、3500元、3680元。这些对学生统称为杂费，包括书费、服装费、保险费、住宿费、实验耗材费、考试费等，就是除了学生自己的伙食费的一切费用。是我自己决定为了方便将学校收取的费用存在自己的银行卡上。因为收取的这些费用还要用于学校的部分行政开支，只要我收支是平衡的，简校长不管我存在哪里。我负责学校购买办公用品、实验耗材的开支及学校为了招生所产生的部分住宿费、餐费等在我借支后报销，除去这些开支外，我就把剩余的钱转给吴某1。除了上述费用外，还有给我们医药分校专职招生老师的招生宣传费，其实就是招生奖励。我不知道医药分校给罗义有招生奖励，这个是老板的事，我只是打工的，我如果转过钱给罗义的话，那都是按照简校长的吩咐转的。我往往是通过填写“借据”或者填写“费用报销单”的方式然后拿给吴某1由她在财务做账。经出示辨认“苏某162×××12银行卡流水”，我于2015年9月2日、2015年12月2日转款给罗义45×××99的银行卡45000元和6740元，其中6740元好像是因为罗义帮我们招生产生的费用，经过填写“费用报销单”经简校签字报销给罗义了。45000元是简校长让我转给他，我就转的，我不知道是什么钱。5、证人陶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其初中老师推荐其读省林校医药分校的护理专业，且给了一个林校老师的电话后，其父亲和其到该校招生办报名的。进校后缴纳了3860元作为一年的杂费。2015年12月1日该校曾组织学生到广东省东莞市金立手机厂进行社会实践。6、证人吴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其父亲直接将其带到该校的招生办进行报名的，进校后缴纳了2860元作为一年的杂费。2015年12月底该校曾组织学生到广东省东莞市金立手机厂进行社会实践，其做工三个月总共得了5000多元钱。7、证人唐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其小学同学介绍故选择该校的高级护理专业，由其父亲带其到该校的招生办报名。进校后缴纳了3860元作为一年的杂费。2015年12月底该校曾组织学生到广东省东莞市金立手机厂进行社会实践，其做工三个月共得了6000多元钱。8、证人郑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其姨妈介绍称该校好，后其到该学校看后觉得可以就直接到招生办报名，进校后缴纳了3860元作为一年的杂费，并证实2015年寒假该校曾组织学生到广东省东莞市某电子工厂进行社会实践，其去做工半个月，没有得到工资。9、证人邹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其好朋友介绍后就读该校的，其与赵某一起看过这个学校后，二人都决定报名。进校后缴纳了2880元作为一年的杂费，并证实2015年寒假该校曾组织学生到广东省东莞市步步高手机厂家进行社会实践，其做工三个月得了1万多元。10、证人周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家人说该校好且由其家人开车带其到该校看后，才决定报名的。进校后缴纳了3880元作为一年的杂费，并证实2015年寒假该校曾组织学生到广东省东莞市某生产电脑、手机的工厂进行社会实践，其参与了做工，带队老师每周给做工的学生100元钱，剩余的工资回校后带队老师再给，要扣除来回的车某。11、证人张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干妈的女儿网上查询后介绍该校后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进校后缴纳了3860元的费用。12、证人张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招生简章了解到该校后到校看后决定报名，进校后缴纳了3860元作为一年的费用。13、证人祝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家人问过老师后，说该校好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缴纳了3860元作为一年的费用。14、证人张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母亲决定让其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缴纳了3860元作为一年的杂费。15、证人李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朋友介绍该校好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并证实2014年寒假该校曾组织学生至佛山某生产风扇的厂家进行社会实践，其参与了做工三个月得了4100多元钱。16、证人广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家人决定并向朋友咨询后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并证实该校曾先后于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底组织学生至佛山某电扇厂家及东莞市金立手机厂进行社会实践，2014年其参与做工时才15周岁，做工三个多月共领取5000多元钱，2015年其参与做工三个多月共领取6000多元钱。17、证人吕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为有姐姐在该校读书故去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并证实该校曾先后于2014年、2015年寒假组织学生至佛山建准电子厂及东莞市金立手机厂进行社会实践，2014年其参与做工时才15周岁，做工三个多月共领取5000多元钱，2015年其参与做工三个多月共领取6000多元钱。18、证人李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省林校的校长到该校招生并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19、证人罗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省林校的校长到该校招生并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20、证人蔡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省林校的宋勇老师到其中学威宁县兔街中学去招生后决定到省林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并证实该校曾先后于2014年、2015年11月组织学生至广东东莞清溪群光电子厂及广东东莞大朗顺活丰电子厂勤工俭学，2014年其做工三个月，每月2500元至3000元的工资，2015年其做工三个多月得了6000多元钱。21、证人吴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朋友介绍并给其一个老师（老师姓名不详）的电话，电话联系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22、证人罗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网上搜索到省林校医药分校的情况和电话号码后，打电话咨询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杂费。23、证人杨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由亲戚建议该校好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杂费。24、证人王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表姐介绍该校好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杂费。25、证人冯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同学介绍该校到该校了解后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26、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网上查询到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27、证人张某4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介绍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28、证人韦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介绍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29、证人罗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同学要到该校读书故与同学一起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30、证人高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由亲戚介绍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31、证人杨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网上查询了解该校情况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32、证人田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网上查询到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33、证人黄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介绍该校并在网上查询该校的信息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34、证人项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他人介绍该校钟某老师的电话后，电话联系后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35、证人樊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姐姐介绍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00元的学杂费。36、证人刘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其是因亲戚介绍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37、证人刘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朋友将罗校长的电话给其父亲后，其父亲通过电话了解该校情况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38、证人田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姐姐找到该校的电话（谁的电话不详），电话了解该校情况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学杂费。39、证人杨某4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该校的招生简章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40、证人罗某4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宣传手册上的官方网站看到该校罗义的联系方式，通过电话联系了解该校后到该校报名，报名时罗义到扎佐收费站接的罗某4父女，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41、证人黎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通过伯父在网上查询到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42、证人张某5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幺叔介绍该校，其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43、证人苏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同学介绍并到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44、证人伍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姨妈等亲戚认识该校姓陈的老师，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45、证人李某4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亲戚介绍该校，父亲从网上查询该校资料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46、证人许应红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妈妈的朋友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47、证人王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介绍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48、证人吴某4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家人在网上查询到该校到该校看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49、证人刘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拨打罗校长的电话后到该校的,在扎佐收费站时是罗校长接其进校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50、证人周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朋友了解到该校情况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杂费。51、证人王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表姐在该校读书，故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52、证人亢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招生简章了解该校情况后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53、证人何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杂费。54、证人刘某4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邻居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55、证人胡某1证言，证实：其于初中毕业后2015年其姑爹决定省林校不错就给其报名了，是由一个叫蒋林的老师带至贵州省林校医药分校的。56、证人古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初中班主任和同学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没有专门的老师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杂费。57、证人杨某5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与同学一起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58、证人熊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招生简章看到罗校长的电话后，电话咨询后罗校长建议读护理，后其才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59、证人李某5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通过叔叔的同事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60、证人黄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通过网络搜索到该校看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61、证人李某6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亲戚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86元的杂费。62、证人黄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招生简章了解到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报名时由罗校长接待，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63、证人胡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表妹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64、证人王某4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杂费。65、证人郭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其父亲网络搜索该校到该校了解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杂费。66、证人程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其堂哥网络搜索该校到该校了解后决定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杂费。67、证人祖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表哥介绍该校后到该校报名的，其表哥的朋友是罗义。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杂费。68、证人龙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舅舅认识该校的校长（具体是哪位校长不明），所以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杂费。69、证人古某2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招生简章了解到该校的联系电话，电话询问（被询问人不详）后到该校看，之后决定在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500元的学费。70、证人杨某6证言，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哥哥网上搜索到该校看后决定在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学杂费。71、证人甘某1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同学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元的杂费。72、证人黄某3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舅舅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73、证人赵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同学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8元的杂费。74、证人李某7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介绍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75、证人骆某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亲戚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8元的杂费。76、证人宋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网上得知该校的招生电话，电话联系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77、证人杨某7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招生简章了解该校，且在宣传册上看见罗校长的电话，电话联系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78、证人林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该校的老师到其中学宣传，之后其又通过网上搜索了解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79、证人刘某5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通过朋友介绍和网上搜索了解该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80、证人蔺某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父亲决定故到该校报名的，进校后每年缴纳2880元的杂费。81、证人曾某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其看了初中班主任所发放的信息表而了解该医药分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82、证人朱某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其亲戚女儿在省林校读书故而介绍其去该校读书，进校后每年缴纳2800多元的学费。83、证人孔某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其伯父的女儿介绍。84、证人庞某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其小姨的介绍。进校后每年缴纳3860多元的学费、书本费和住宿费。85、证人张某6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同学的介绍。进校后每年缴纳5000多元的学费和住宿费。86、证人杨某8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亲戚的介绍。进校后每年缴纳5000多元的学费和住宿费。87、证人黎某2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叔叔的介绍。进校后每年缴纳4000元左右一学期的费用。88、证人何某2证言，证实：其系何光艳的母亲，其女儿何光艳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其侄女的同学介绍。89、证人张某7证言，证实：其到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是因为同学的介绍和之后到网上了解该校的相关情况。进校后每学期缴纳2880元左右的费用。90、证人王某5证言，证实：其于2015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当地朋友介绍故到该校报名的。91、证人李某8证言，证实：其于2014年至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就读，其是因鸭池中学老师发放的招生简章而了解到省林校，后决定到该校报名的。92、证人王某6证言，证实：2010年开始我在中华职校（都拉营校区）搞学生管理，2014年到这里当班主任，现任省林校医药分校（现在叫医药系）学生管理办公室主任，兼任该校2015级两个中级护理专业、两个高级护理专业（即3＋2办学）的班主任。学校安排学生社会实践的厂家是由简校长提前考察后确定，然后在中层干部会议上通报联系好的工厂情况、用工人数、薪酬等。大概在2015年11月底，我们班主任老师就开始进行宣传动员、告诉学生厂家情况、薪酬等。2015年社会实践的地点据我所知有六个点，广东东莞黄江镇有两个点，我记得有一个点是步步高手机厂，带队老师是潘某3，另一个我记不清了，带队老师是范某1；大朗镇有一个点，带队老师是李某2，深圳宝安有两个点，带队老师分别是潘某1、孙某，我带队的是东莞的大岭山金立手机厂，其他的具体地点和厂家我记不清了。我们学校到金立手机厂的有五百多人，除了中途因为生病等其他原因回来的，留下上班的还有五百零几个学生，我们这个组带队老师有七个，由我负责。我带队班级是两个中护班和两个高护班，有学生136个。学生的工资按照每小时十元钱算，加班由工厂决定，加班工资也是同样。工厂每个月和学校结算工资，学校再和学生结算工资。具体是学校先按照每个星期一百元钱垫付给学生作为零用，回到学校后减去事先垫付的将剩下的工资登记造册发给学生。工厂结算的工资总的进入简校长的账户，简校长拿给我后由我发给学生。学生在进厂前，工厂人事部门要组织面试核对身份证，面试合格后由工厂人事部门办理工牌，学生凭工牌打卡上下班、进出厂门、食堂，工厂根据上下班刷卡情况掌握学生的工时，再根据工时计算工资，学生每天在车间找拉长核对工时，然后签字确认。工厂人事部门每个月都会制作工资清单交给我们带队老师，我们再交给学生核对工时，没有异议的学生就签字确认，有异议的话，带队老师就去找人事部门核查。每个月工厂要上二十六天班，每天从早上八点上到晚上八点，中间有两次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平均工作十个小时。工厂不用不满十六周岁的学生，我们班主任老师就去找满了十六周岁的学生的身份证代替。工厂人事部门在面试时如果发现有人证不符的情况，通过中介的协调，最后也能上班。2015年我们学校大概有四十多个不满十六周岁的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按照正常的寒假时间只有一个月，不能满足用工单位的用工时间，工厂就不会要。学校为了延长社会实践时间，平时把课程安排得集中一点，下午多上一节课。社会实践一般从十二月一号开始到次年的三月一号，有些是十二月初去就次年三月初返校。省林校对医药分校安排新生寒假社会实践的事情是知道的，那么多学生走他们肯定知道，我们通常是安排社会实践的学生周末离开，没有去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就并班后在校继续上课复习考试，按照林校规定的时间再放假。93、证人范某1证言，证实：2012年我开始在中华职校（都拉营）当老师，2013年3月12日调到林校医药分校当班主任，我只管理，不任教。现在是该校2015级两个中级护理班、一个农村医学班、一个幼师班的班主任。每年的10月底，学校简校长通过班主任理会通报今年学校联系社会实践的用工单位所在地点、薪酬等情况，安排每个点的带队老师，让我们班主任老师给学生做好社会实践的宣传、动员工作，学生自愿报名。2014年我知道的带队老师有七个，分别是周某3、杨某9、蒲某龙、胡盼、王某6、潘某1、我。每个老师负责一个厂，其中我、潘某1、周某3、胡盼分别在东莞的四个不同的厂，王某6在广州的一个厂。杨某9、蒲某龙在哪里，我记不清了。2014年12月初的时候我根据学校的安排作为带队老师和李某2老师带了200多名学生到达东莞的群光电子厂，我们带学生从学校坐车到那里后，按照简校长给我的电话先和东莞的一个中介公司姓田的女子联系，他和厂家联系安置好学生。来回的车子是学校联系的，来回车某每个学生600元，由学校先垫付，回来后学生交给学校。该厂是生产手机配件的厂，我们带队老师主要是负责学生的安全，查寝。厂家用学生的身份证在当地的农业银行办的卡，然后将学生的工资直接打到学生账上。我拿的薪酬是学校按每带一个学生每月50元计算，另外是基础工资1000元。在那里干了三个月。2015年12月底，根据学校的安排我作为带队老师带了107名学生到东莞市黄江镇田心村群赞电子有限公司，同样来回的车子是学校联系的，来回车某每个学生600元，由学校先垫付，然后学校从学生的工资里扣除。我过去后先和一家中介公司姓胡的男子联系，他的电话也是简校长给我的，然后他跟厂家联系。食宿方面，学生吃、住在厂里，住是免费，吃饭时由厂家为每个学生办饭卡，免费提供360元的饭钱，学生吃饭超出的部分自负。学生的工资方面，厂家是按照10元一个小时计算，两班倒，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除了按工时计算工资外，夜班的还有每天5元钱的夜班补助。该厂根据学生的工时每个月25号结算工资，工资先打给中介公司，中介再打给学校。我们带队老师每一个星期给学生发100元零花钱。学生在工资表上签字领钱。我需要垫付的学生零用钱是简校长打到我在当地办的工商银行的银行卡上。94、证人潘某1证言，证实：2010年我开始在中华职校（都拉营）当老师，2014年3月28日调到林校医药分校当班主任，我只管理，不任教。每年的11月初，学校简校长通过班主任理会通报今年社会实践的地点、用工情况、薪酬等情况，安排每个点的带队老师，让我们班主任老师给学生做好社会实践的宣传、动员工作，学生自愿报名，写好书面申请，老师跟家长联系经过家长同意后才行。2014年我记得的带队老师有四个：分别是我、杨某9、范某1、王某6。每个老师负责一个厂，王某6在佛山，其他的都在东莞。2015年的带队老师有七个，分别是我、李某2、范某1、潘某3、蒲某龙、王某6、韩某，同样式一个带队老师负责一个厂。其中我、范某1、李某2在深圳，潘某3负责东莞黄江的一个厂，王某6负责东莞的金立手机厂，韩某负责东莞石龙的一个厂，蒲某龙负责江苏的一个厂。2014年12月初的时候我根据学校的安排作为带队老师带了120名学生到达东莞的长安日华电子厂，我们带学生从学校坐车到那里后，按照简校长给我的电话先和东莞的一个中介公司（名字我记不清了）的联系，他和厂家，联系安置好学生。来回的车子是学校联系的，来回车某是每个学生600元，学生自付。学生的工资是由厂家统一付给学校，工资根据加班和部门的关系，每月两千多到四千多不等。工作时间是两班倒，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夜班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每个班12个小时。三个月社会实践结束后，简校长扣除支付的零花钱后拿现金给我，由我登记造表发给学生，学生在上面签字领钱。2015年12月初，根据学校的安排我作为带队老师带了320多名学生到深圳市石岩镇艾美特电子厂，同样来回的车子是学校联系的，来回车某每个学生600元由学生自付。我过去后先和简校长事先联系好的中介公司深圳市同城劳务派遣公司的谷科长对接，然后他跟厂家联系安排好学生。食宿方面，学生吃、住在厂里，吃住是免费，厂家是按照10元一个小时计算，也是两班倒，每个班工作时间是12个小时。除了按工时计算工资外，夜班的还有每天6元钱的夜班补助。厂家根据学生的工时每个月结算工资，工资先打给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扣除中介费后再打给学校。中介公司会根据用工情况给学校一定的回扣，但中介公司的中介费和学校的回扣具体是多少我不清楚。我所带的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中有不满十六周岁的，但因为厂家不要不满十六周岁的学生上班，学生又很想去，同时得到家长的同意，我就想简校长汇报，简校长通过和中介公司联系，中介公司让我们拿年龄大一点的学生的身份证代替，他就找符合年龄的学生的身份证借给这个同学带起去，然后交给班主任老师保管这个身份证，回来后还给这个同学。2014年大概有七八个，2015年大概有20多个不满十六周岁的学生。95、证人余某的证言，证实：我于2013年受聘于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在省林校与中华职业技术学校合办的医药分校从事招生就业工作。罗义是省林校的工会主席，分管招生就业工作，所以我们在工作上有一些联系。罗义有没有实际参与招生我不清楚，只是他有时会带学生到我们办公室报名。一般情况下哪个老师带来报名，就登记在哪个老师的招生名册中，但有三个情况我要向检察机关说明，一是我记得有一年（具体哪一年我记不清楚）罗义的生源是登记在简校长名下的；二是有时简校长带来的学生，经简校长安排也登记在罗义的生源中；三是有些自己来的学生也登记在罗义的生源中。至于为什么有些简校长带来的学生和自己来的学生要登记在罗义的生源中我不清楚，我只是打工的，按照领导的安排办事，具体哪个领导安排的我记不清了。三、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被告人罗义的供述和辩解，证实：我于1993年7月至今在贵州省林业学校工作，先后任学生科干事、校团委委员、党办秘书、党政办副主任、工会主席、招生办主任、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等职务。2016年7月被省林业厅免去党委委员职务和副处级干部身份。其中2013年4月-2016年8月担任省林校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统管省林校和民办学校联合办学的事情。我的主要工作是主管学生的招生、就业、联合办学工作及工会工作，统筹协调、管理各分校事务。省林校2013年初与贵阳中华职业学校组建省林校医药分校，合同约定合作期为三年，我作为省林校的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参与了省林校医药分校的有偿招生工作，其中2013年为医药分校招生450人左右（在招生人员招收新生登记册中记录为“罗老师”所招生源），2014年为医药分校招生420人左右（在招生人员招收新生登记册中记录为“罗主席”所招生源），2015年为医药分校招生440人左右（在招生人员招收新生登记册中记录为“简某组”所招生源）。医药分校按照每人2000元的标准给我招生奖励，这三年从医药分校共获得招生奖励260万元左右，这些招生奖励已由我全部领取。在这三年的招生过程中，按照省林校的文件规定，2013年参与有偿招生是合法的。2014年、2015年省林校规定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严禁有偿招生。虽然我作为招生负责人，但在2014年、2015年因招生860人左右获得的招生奖励170余万元都是违规所得。特别我要向组织说明的是：2014年我招收的生源中至少50人（具体以组织查实为准），2015年我招收的生源中至少80人（具体以组织查实为准），这130余学生我并没有进行实际的招生工作，他们有的通过拨打宣传手册等宣传方式联系到我来学校就读的，还有通过学生介绍学生来读书的，但我还是领取了相应的招生奖励，属于“白吃白米”的行为。这些学生未进行深入实际的招生工作，只能按照学生的志愿无条件的安排在各分校和本部就读。而不能将这些生源算在我名下，不能向分校领取每人2000元的奖励，也就是我至少白拿了26余万元的招生奖励。我作为省林校招生总负责人、联合办学办公室主任，领导、组织、协调招生工作是我自己的工作职责，我不能在领取国家给予的工资的同时，还违反学校关于禁止有偿招生的规定，收取分校的招生奖励，我的这种行为是占用公共资源牟取私利的行为。医药分校的江某和简某可能知道这种“白吃白米”的行为。我们招生都是划片区、划学校的，不是在我划区和学校范围内招来的学生他们是很清楚的。江某他们学校之所以把我未进行深入实际招收的学生算在我的名下，我认为他们考虑到我作为省林校负责招生工作的负责人和联合办学的主任，希望我在医药分校的招生、就业及对分校各方面工作管理、监督中给予关照，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药分校存在乱收费问题，还在安排学生社会实践方面有违规行为。按照省林校及教育厅的相关规定，学生必须完成学习任务，在第一学期是不能进行社会实践的。然而江某他们学校违规带学生外出参加社会实践，我对他们的这种行为没有严格监管，从而使他们不断通过这种方式谋取利益。之所以在2015年将应记录为我名下的生源，记录在“简某组”的名下，是因为2014年起，我们学校就发文严禁教职工参与有偿招生，我为了逃避学校的检查和教职工的监督，就跟医药分校的招生人员（中华职业学校的工作人员）和简某协商，让他们在做新生登记时，把算在我头上的生源记录在“简某组”的名下。所以在2015年的招生人员招收新生登记册里，所有“简某组”的生源其实都是我的生源，对应的全部招生奖励已由我全部领取。在2013年的时候，省林校下面有四所分校，各分校在招生生源方面存在竞争。省林校文件规定的标准是不低于1500元的招生奖励，所以各分校为了抢夺生源，就把这个奖励的标准提高了，工程分校和艺术分校给的标准是每人2500元，医药分校为了让我多帮他们招生，给我的招生奖励是每人2000元。还有因为我在省林校一直负责学校的招生工作，本身资源比较多，医药分校希望我在招生方面给予倾斜性帮助，我作为省林校的领导，统管联合办学工作，医药分校的校长江某和简某希望我在今后的学校管理、监督中给予关照。另外招生市场不规范，招收成本高，学生流失多。我在2014年、2015年从医药分校领取的招生奖励大部分都是通过从医药分校的财务人员苏某1那里领取现金的方式；还有少部分是通过转账的方式，给我转账的医药分校人员有苏某1、吴某1和江某。在2015年10月份，我打电话给省林校医药分校的副校长江某，要求进行2015年的招生奖励结算。我问江某我还剩余多少招生奖励，江某说还剩15万元。过了几天，江某转了打了150200元到我工商银行的账户上。2016年春节期间，江某主动打电话给我，说2015年我帮他们招生比较多，也很支持他的各方面工作，多拿5万元钱给我表示感谢。我还跟江某说“别那么客气”。过了几天江某安排其财务人员吴某1转了5万元到我工商银行的账户上。我的工商银行办理的有短信提示业务，收到银行的进账短信后，我还给江某回了内容为“收到，非常感谢。”的短信。江某送我5万元与他们学校把我未进行深入实际招收的学生算在我名下的原因是一样的。也就是感谢我在他们学校的招生及日常管理、监管中给予的关照。经出示卡号为45×××99的银行卡的银行流水，这是我的工商银行卡。其中2015年9月2日苏某1向我转账45000元是医药分校支付给我的2015年的招生奖励；2015年10月15日彭某向我转账8000元是生物分校支付给我的；2013年的招生奖励，当年他们一直拖起没有给；2015年10月19日江某向我转账150200元，这就是我上面讲过得医药分校2015给我的招生奖励；2015年12月2日苏某1转给我6740元是退还两个学生的费用；2016年2月4日吴某1转账给我的5万元是江某感谢我2015年帮他招生，给我的感谢费。这些违规、违法所得，有些我是拿现金直接支付给下面生源学校负责招生的人；有些是存在我的银行卡上的，再支付出去的。这些违规所得主要用在了以下方面：一是因为到下面各学校进行招生需要给学校及班主任生源组织费，每名学生1000-1200元左右，我的违规所得主要是用在这方面了，大约支付了100万元左右。二是下去招生所花费的差旅费、租车某、招待费等费用以及各生源学院来省林校考察的考察费、车某补助、餐费、住宿费等费用，这方面大概花了40余万元。三是购买了一部大众途观轿车，用于招生，花费了27万元左右。四是在这些违规所得中，因为我的小舅子曾猛亲戚生病急用，我分两次转了15万元给他。五是我收受江某的5万元用于家庭开支及春节期间各种开支了。我作为省林校的招生工作负责人，不应当违反省林校严禁有偿招生的规定从医药分校领取招生奖励，更不应该在招生过程中“白吃白米”，以及在2016年春节时收受江某给予的5万感谢费。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开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罗义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1、贵州省林业学校于2016年12月6日出具的《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工作有关情况的说明》，证明：（1）学校招生工作的主要流程为：省教育厅下达年度招生任务-学校按专业确定招生计划-制定招生文件、简章-组建招生团队-办理省、市、县招生函件-进校、进村进行招生宣传-学生、家长参观学校-学生报名-通知入学报到-开学上课-同意办理入学手续；（2）罗义亲自参与招生工作并组织生源是学校党委班子集体研究的决定，学校认可跨区域招生；（3）各分校可与招生大户进行特别约定，提高招生工作经费补助标准；（4）学校下达的招生文件，对所有招生人员均可领取招生工作经费补助，不论是领导、招生办专职工作人员或老师都一视同仁，均是按照相关文件在各分校领取招生工作经费包干使用，按照联办协议，学校无权干预；2、贵州省林业学校于2017年1月23日出具的《贵州省林业学校关于“2014年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相关情况的说明》，证明：因学校发现在招生宣传过程中，发现争抢生源、虚假宣传等情况，针对此类问题，经学校研究决定，下发了《关于做好2014年招生工作的决定》，规定了“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也不再给教职工分配招生任务。这里的“教职工”主要指学校未专门从事招生工作的教职工。学校决定分管招生工作的领导、招生就业办工作人员以及历年来有着广泛招生资源且招生效果较好的招生积极分子方可参加招生宣传和生源组织工作，不限制以上人员参与招生工作。学校2015年招生工作的开展同样按此办法执行。3、贵州省林业学校于2017年3月30日出具的《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名额认定的说明》，证明：从2009年开始，该校实行招生工作经费包干使用，全校职工均按照到校登记人数兑现招生工作经费。关于招生名额的认定，不论是领导、招生办专职工作人员或其他教职工，均一视同仁，一直以各自提供的学生基本信息或者亲自带到学校登记的学生名单为依据，不论生源渠道，皆计为本人招生名额，领取招生工作经费。4、被告人罗义手机一部及经整理出的被告人罗义手机上存有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未实际招生的111名学生中部分学生或学生家长、亲友联系方式。拟证明被告人罗义并非未进行招生工作而领取医药分校支付的招生工作经费。（未核实、鉴定）5、2013年、2014年、2015年贵州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宣传手册，证明：上述三个年度的贵州中等职业教育招生宣传手册中，招生名单或招生信息表中“贵州省林业学校”的招生联系人均为罗义，所留电话为罗义的手机号码或办公室电话号码。6、贵州省林业学校2014年、2015年《招生简章》，证明：贵州省林业学校印发的2014年、2015年《招生简章》中，招生热线、咨询电话一栏均空白，未填写任何电话号码。案件审理过程中，合议庭依职权调取以下证据：1、证人李某9（贵州省林业学校党委书记）的证言，内容为：经出示、辨认《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工作有关情况的说明》、《贵州省林业学校关于“2014年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相关情况的说明》、《关于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名额认定的说明》、《贵州省林业学校办公会议纪要》、《贵州省林业学校2017年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证明》，上述文件均系贵州省林业学校在被告人罗义的辩护人前往该校调查了解情况时出具的，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表示认可；贵州省于2013年开始实施“9＋3”计划，省林校当年被分配到1700多人的招生指标，招生压力很大，故该校于当年开始引进民营办学机构进行联合办学，民办学校是自负盈亏，各分校自行招生。2013年开始，省林校提出每个学生不低于1500元的招生工作经费给招生人员，该费用由各分校承担。由于那年招生工作比较混乱，出现招生老师到处抢生源的情形，2014年开始，省林校又按照划片区的方式规划招生，但按片区的方式也未实际实行成功，因为招生老师的人脉资源、籍贯等是不固定的，不可能完全按照划片区的方式管理。2015年提出只保留医药分校和生物分校，虽然应由招生团队进行招生，但实际上其他老师或工作人员招生进来，就能领钱。2014年学校下发的招生文件中，规定了“原则上教职工不参与招生”是为了规范大家争抢生源的招生乱象，所以规定了除了招生团队和有招生能力的老师以外，其他职工原则上不参与招生。罗义是2013年成为学校班子成员的，分管招生工作，协助校长办学。他是招生办的负责人，也是参与招生的人。省林业学校的联合办学协调机构包含了招生办的工作，有了这个协调机构后，罗义就不再担任招生办主任了。这个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招生事宜，负责学校招生团队或招生人员与各市、县招生办的联系。因为招生人员要到各地区进行招生宣传，必须拿到各地区当地招生办开具的“招生工作函”，这个协调机构就负责帮助协调开具“招生工作函”，罗义在这个中间有些需要亲自去，有些也不需要。学校的招生简章上没有分校的电话，但网上的简章有分校的电话和联系人的电话。招生工作手册中原来有过我们学校招生办的座机电话，后来撤下来了，因为如果留有座机电话，别人去招生的，但由于对方拨打固定电话来咨询，结果就有可能被接电话的人算作自己的招生名额，抢了别人的招生名额。为杜绝这种情况，所以后来招生简章上没有留学校招生办的座机了。如果通过电话咨询的学生，接电话的人派人去接或者自己去接，至于这个能否算是接电话的这个人的招生名额，这个问题学校不好界定，但如果他做了工作，还是只有算在他头上。关于分校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问题，学校有规定的，新生和不满十六周岁的学生是不能参与社会实践的，但学校与分校之间没有有效的监管方法，分校还是会带人去，只是对学校宣称不存在新生或不满十六周岁的学生参与，学校也没有办法。招生经费是分校自己出，如果高于1500元，是分校自行与招生人员谈。学校是鼓励招生的，所以不再从招生人员处提成。如果学校完成招生指标，那么国家按照招生人数下拨的经费，省林校和各分校各占50％。全省的类似中职教育的招生情况都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2、证人徐某的证言，内容为：其于2015年下半年任省林校招生办主任，2013年至2015年的招生工作其不清楚。其本人也招过省林业学校本校的林业专业或园林专业的学生，大约只有一、二人。联合办学后，其就没有参与招生。其知道罗义分管招生办，他也有资源，所以他招生也很卖力，之前的事情其并不清楚，其担任招生办主任后，省林校和分校脱离了，就没有继续联合办学了。3、证人刘某6的证言，证实：其与2013年担任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办副主任，当时罗义是工会主席，分管招生办，其负责招生就业办工作，其本人也参与招生，在其熟悉的学校进行宣传，但效果不理想。其自己的电话和罗义的电话都在招生宣传手册上，其也会接到一些咨询的电话。2013年的时候起有过2至3人的招生，但没有得钱，原因是其不是招生大户，与分校对接时，对方不会太配合，具体其确实记不清了，可能也分得钱，但不多。其并不清楚是否有人接到咨询电话后算作个人招生名额的情况。4、证人陈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至2015年在省林业学校任招生干事，当时罗义是工会主席，分管招生。其本人没有通过接听办公室咨询电话然后算成个人招生指标并领取相应招生工作经费的情况，都是实际招生。但上面那种情况可能也存在，其也不肯定，因为学校的简章上有电话，但是否领钱了其确实不清楚。5、证人李某10的证言，证实：其于2013年至2015年期间在贵州省林业学校招生办从事招生录取工作，罗义当时是工会主席，其主要工作是负责招生的录取工作，本人不参与招生。其不清楚是否存在通过接听电话介绍学生就读后，领取分校招生招生工作经费的情况。6、证人彭某的证言，证实：其系贵州省林业学校生物分校负责人，罗义给生物分校招生较少，不到100人。凡是参与招生的老师都有一本登记名册，罗义招的学生不是全部都会亲自带到生物分校报到，有些是学生来报到时报招生老师的名字，如果有亲戚朋友的，也会亲自带来。如果有学生来，不论谁介绍的，也不论是何方式，都会给介绍人招生费，但是要一个学期结束后未退学的才算。7、证人江某的证言，证实：其系贵州省林业学校医药分校副校长，医药分校与罗义之间的招生奖励已经结算完了的，2013年至2015年期间总共给罗义结算了招生工作经费大约一百三十万到一百四十万左右，已经全部结算完了的。大部分是罗义找到简某副校长签字后，将签字的条子给医药分校财务，再由财务以差旅费等名义支付给罗义。大部分是直接拿现金，通过银行转账的很少。这些支付给罗义的招生工作经费中，就包括公诉机关指控的罗义没有实际招生而领取的相关费用。指控的111名学生中，分成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罗义直接带到医药分校报到的，第二种情况是罗义电话安排医药分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带领学生去报到，第三种情况是我们自己去跑的招生区域，然后留下招生宣传资料后，学生通过网上搜索贵州省林业学校联系招生的电话，也就是罗义的电话，经咨询后到医药分校报到，这部分学生到校后也是联系罗义，然后由罗义亲自或者电话安排我们的招生工作人员接待的；第四种情形是没有人进行招生工作，但学生自行择校时，搜索到省林校网站公布的招生联系电话，也就是罗义的电话，然后由罗义亲自或电话安排我们的招生工作人员接待。就是这四种情形的学生都算在罗义的招生名额中。不存在不是罗义亲自、直接或间接安排的学生，我们也把相应的招生名额算在罗义头上的，所有来报到的学生都有相应的介绍人或者招生人的，就算没有人介绍，学生到学校门口时，也会被在门口等待的各个招生团队接待并介绍入学。因为招生工作的竞争非常激烈，基本没有那种找不到介绍人的学生。未进行实地招生，仅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介绍到学校就读的，这种情形我认为也是算成个人的招生名额，给予相应的招生工作经费。省林校下发的2014年、2015年招生工作规定没有组织我们各分校开会，也没有下发给我们，我们一直都是按照2013年的那个文件执行的。我们都是各个分校组织自己的招生团队，2015年的时候省林校公布过招生团队名单，有罗义和其他林校招生办工作人员的电话，但只有我们的名字，没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学生要想咨询入学方面的问题，也只能找到省林校招生办的人。除了罗义以外，其他老师招的学生数量比较少，每个老师带来的学生都有专门的以这个老师名字登记的本子作记录。因为罗义是招生办的负责人，为了避嫌才登记在简某名下。简某名下的学生全部都是罗义招来的，简某本身不需要一个单独的本子来登记，因为我们医药分校的人自己招来的学生是不需要支付招生工作经费的，没有必要登记。另外5万元的情况是当时我们认为医药分校和罗义之间的招生工作经费已经结算清楚了，但是罗义当面或多次打电话、发信息给简某或我，认为按照之前的结算他吃亏了，2000一个人的经费不够，要给他再补五万元。我和简某商量后，认为既然他觉得吃亏了，补五万就补五万吧，所以就安排财务给他单独打了五万元。以上证据均经庭审举证、质证，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关于被告人罗义及其辩护人所提“被告人罗义所收取江某、简某的27.2万元系其按照双方约定和省林校的规定，参与招生工作后领取的贵阳市中华职业学校支付的招生工作经费，而非利用职务的便利收受贿赂、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受贿27.2万元的证据不足”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收取医药分校111名学生共计22.2万元招生工作经费的问题。经查，首先，被告人罗义系该校招生团队负责人，其自己招生并领取相关费用并不违法；其次，未实地开展招生工作，通过电话联系等方式介绍学生入学领取相关招生工作经费，并没有相关文件的明确规定或禁止性规定；再次，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白吃米”的111名学生系通过被告人罗义、行贿人江某分别辨认各自确认的存在“白吃米”情况的学生，将二者辨认的学生名单比对后，选取其中重合的111名学生作为指控受贿犯罪的计算标准，但该111名学生中，哪些属于通过电话咨询后罗义介绍入学、哪些属于罗义的亲朋好友介绍入学的、哪些是其他人员介绍入学或无招生人员自主入学但算在被告人罗义招生名额内等情况不清，公诉机关也未提供充分证据予以证明。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收取医药分校招生工作经费中的22.2万元系受贿犯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确认。关于被告人罗义单独收受江某、简某所送人民币5万元的问题，经查，根据被告人罗义的供述及证人江某、简某的证言，证实该5万元系2016年春节期间，江某电话联系被告人罗义，以罗义帮助医药分校招生比较多，也很支持他们各方面工作为由，向被告人罗义所送的感谢费，因此，应当认定受贿犯罪。被告人罗义及其辩护人对该部分的辩解称系医药分校所欠其的招生工作经费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其余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有理（如前所述），本院予以采纳本院认为，被告人罗义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贿赂人民币50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应依法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犯受贿罪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义收受中华职业学校及其负责人江某、简某贿赂的金额有误，本院予以变更，其中，“招生工作经费”22.2万元系受贿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本院依法不予确认。被告人罗义及其辩护人所提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部分成立，本院部分予以采纳；其余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与本院依法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罗义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8月25日起至2018年5月24日。罚金限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缴纳）二、被告人罗义犯罪所得赃款人民币50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张祥虎审判员叶黔山审判员杨坤二〇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书记员戴舒

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江炳志、周晓彬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川0322刑初150-1号：本案由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7）川03刑终16号刑事裁定书裁定：一、撤销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2016）川0322刑初1号刑事判决；二、发回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富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龚清勇、代理检察员沈向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诉讼代表人袁伟，被告人江炳志、周晓彬及其辩护人罗云宽、舒大金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后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2014年3月7日，被告人江炳志以袁伟的名义、梅鑫以黄奇吝的名义在自贡市自流井区设立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贡汇生行），公司股东黄奇吝、袁伟。该公司于2014年3月20日在富顺县设立分公司。自贡汇生行成立后，梅鑫实际控制的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命李川江为自贡汇生行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任职时间为2014年5月至7月。2014年8月，公司指派被告人周晓彬为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被告人江炳志作为自贡汇生行的实际投资和控股人之一，安排其经营的四川天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员工袁伟、朱毅、华玉等人分别担任自贡汇生行的股东、出借人代表、财务总监等职务。自贡汇生行及其富顺分公司在经营活动中，未经有关部门批准，通过推介会、传单等方式，承诺以月息1.5%的利率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还本付息，面向自贡、富顺地区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并将资金转借他人从中牟取0.2%的非法利润。其具体方式如下：所有融资项目由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集团）直接策划，下达任务给自贡汇生行，自贡汇生行接到任务后向富顺分公司分配融资任务，自贡汇生行及富顺分公司具体负责向社会公众宣传融资，与各出借人签订借款合同等，并将吸收的资金按项目分别汇入该合同中所特指的借款人名下银行账户，但该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实际由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安排使用。汇丰集团财务部按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1.5%月息从银行汇入由自贡汇生行控制的出借人代表朱毅、赖照平、袁伟等人的个人银行账户，然后自贡汇生行财务部分别将利息汇入出借人个人账户。自贡汇生行于2014年5月至案发，先后以四个融资项目在自贡、富顺两地吸收资金。其中李川江在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负责四川宇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锦尚云天小区项目开发融资，吸收资金600万元，借款期限三个月，即自2014年5月16日至8月15日止，该项目于2014年8月如期还本付息。被告人周晓彬在任自贡汇生行副总经理期间，负责三个项目的融资，分别如下：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房地产开发融资，面向社会公众54人吸收资金299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22.83万元，借款期限5个月，即自2014年7月11日至12月10日止；贵州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银座新城小区开发项目，面向社会公众191人吸收资金799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103.03万元，借款期限4个月，即自2014年8月6日至12月5日止；四川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面向社会公众62人吸收资金337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24.67万元，借款期限7个月，即自2014年9月28日起至2015年4月27日止。该三个项目共面向社会公众307人吸收资金1435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150.53万元，出资人未收回本金1284.47万元。（二）2015年1月，被告人江炳志在资金短缺情况下，以“自贡市天鸿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天鸿公司）为名与杨志刚（另案处理）名下成都九问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九问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居间服务合同》、《抵押合同》、《借款账户委托协议书》，约定借款100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5年1月5日起至2015年3月19日止。为了便于借款，被告人江炳志在明知成都九问公司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的情况下，仍然向杨志刚名下的公司提供了600份盖有自贡天鸿公司印章的空白借款凭证，杨志刚名下的九问公司及分公司、关联公司用江炳志提供的空白借款凭证及相关合同在成都市金牛区、武侯区、锦江区、青白江区、新都区等地，以散发传单、摆摊设点等方式，承诺以月息1.5%的利率，向陈建美、刘科、刘秀美等260名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共计1400余万元，至案发仍未归还。公诉机关认为被告单位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人江炳志、周晓彬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通过推介会、传单等形式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一定期限内以月息1.5%的利率还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数额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建议对被告人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诉讼代表人袁伟）判处罚金；被告人江炳志赔偿被害人部分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江炳志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人周晓彬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周晓彬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被告单位自贡汇生行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被告人江炳志对指控（一）的事实无异议，认为公司是自己与梅鑫成立的，但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的管理，作为股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应该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江炳志在2017年07月31日开庭审理后，于2017年08月02日向本院书面递交了《认罪书》表明：（1）公诉机关指控其安排华玉负责汇生行公司的财务，安排袁伟、朱毅作为出借人代表并且以袁伟名义出资入股汇生行公司均属实，本人认罪服法；（2）本人系自首且案发后已筹集资金赔偿了被害人800万元；（3）余款400多万元本人正在积极努力争取尽快赔偿。请求从轻判处。被告人江炳志对指控（二）辩称是向杨志刚借款，但不知道杨志刚是违反借款合同非法集资，也没收到钱，而且随即就要求对方解除合同，且因此在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进行了民事诉讼判决。辩护人罗云宽对指控（一）提出自贡汇生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无异议，但江炳志无罪。认为江炳志在此案中没有参与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没有起到决定、批准、授意、指挥的作用，江炳志作为公司股东，只应承担民事责任。江炳志是自动投案，属自首。如果确实认为犯罪，建议定罪免处。对指控（二）辩称，1.江炳志并不明知杨志刚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来出借。2.不能根据自贡天鸿公司向成都九问公司提供了600份盖有天鸿公司印章的空白借款凭证来认定江炳志明知。3.借款合同明确约定出借方应保证出借资金系合法取得，资金来源不存在非法集资等违法情形。4.成都九问公司向社会集资款并未给予自贡天鸿公司。5.江炳志由于不再急需资金，在《借款合同》订立后的当月中旬便数次电话、短信要求杨志刚返还借款的有关手续，但杨志刚以各种理由推诿，有关通知短信内容江炳志多次要求公安机关、公诉机关调查取证，但至今仍未调查。因此，江炳志在主观上并不是为了帮助成都九问公司向社会非法集资，对此江炳志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告人周晓彬对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请求从轻判处。辩护人舒大金提出自贡汇生行出现问题后周晓彬以公司文件形式向公安机关、市政府相关部门等反映情况，周晓彬有自首情节；周晓彬是单位直接负责人，但不是股东，听命于总公司和股东安排，在犯罪中起辅助和次要作用，系从犯；周晓彬系初犯、偶犯，认罪态度好。建议对周晓彬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经审理查明：一、2014年03月07日，被告人江炳志以袁伟的名义、梅鑫以黄奇吝的名义共同在自贡市自流井区设立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自贡汇生行），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黄奇吝，占股51%，另一股东袁伟，占股49%，实际持股人为梅鑫与江炳志。随后，自贡汇生行于2014年03月20日在富顺县设立分公司。自贡汇生行在办理工商注册时，被告人江炳志安排自己的司机袁伟担任该公司股东（代持股人）和出借人代表。此后，被告人江炳志于2014年06月安排其天皓集团的副总兼财务总监华玉到自贡汇生行担任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及审核公司费用，华玉需要向被告人江炳志汇报财务支出等情况。华玉受被告人江炳志的安排通知了朱毅作为贵州遵义和成都鸿丰项目出借人代表，此外被告人江炳志介绍了朋友林茂到自贡汇生行工作，担任富顺分公司经理。在自贡汇生行成立后，梅鑫实际控制的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集团）任命李川江为自贡汇生行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任职时间为2014年05月至07月。期间，汇丰集团指派被告人周晓彬到自贡汇生行协助李川江工作。2014年08月，汇丰集团任命被告人周晓彬为自贡汇生行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负责融资业务，管理公司的综合部、客户部、市场部（业务部）。该公司的财务部和风控部由汇丰集团直管，其业务直接向汇丰集团公司汇报。自贡汇生行受汇丰集团的管理，所有融资项目由汇丰集团直接策划后下达融资任务给自贡汇生行，融资项目的合同文本等相关材料的格式版本都是由汇丰集团统一制作。自贡汇生行接到融资任务后，富顺分公司融资任务由自贡汇生行分配。自贡汇生行及富顺分公司具体负责向社会公众进行融资项目宣传，自贡汇生行及其分公司与各出借人（有投资意向的群众）签订借款合同（固定文本）等，并将吸收的不特定公众的资金按项目分别由出借人汇入该借款合同中所特指的由汇丰集团控制的银行账户。然后汇丰集团财务部按出借人签订的借款合同中约定的1.5%月息从银行汇入出借人代表朱毅、赖照平、袁伟等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后，自贡汇生行财务部分别将利息汇入出借人个人账户。自贡汇生行及其富顺分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先后以融资项目为由通过推介会、传单等方式，承诺以月息1.5%的利率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还本付息，面向自贡、富顺地区不特定社会公众吸收资金。2014年08月至11月，被告人周晓彬担任自贡汇生行副总经理期间，汇丰集团公司下达了三个融资任务，即贵州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座新城小区开发项目800万元，出借人代表朱毅；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公司蒲江县桫椤路房地产开发项目300万元，出借人代表朱毅；四川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400万元，出借人代表赖照平。被告人周晓彬接到任务后，安排自贡汇生行及其富顺分公司各融资一半，组织公司员工到街上向社会公众宣传，组织召开公司各部门会议，安排具体工作。三个项目的融资情况分别是：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公司蒲江县桫椤路房地产开发项目，面向社会公众54人吸收资金299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22.83万元，借款期限5个月；贵州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座新城小区开发项目，面向社会公众191人吸收资金799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103.03万元，借款期限4个月；四川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面向社会公众62人吸收资金337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24.67万元，借款期限7个月。该三个项目共面向社会公众307人，吸收资金1435万元，案发前后出资人收回本金950.53万元，截止2017年07月31日出资人未收回本金共计484.47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一）书证1.指定管辖决定书，证明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自贡市公安局于2015年03月31日指定富顺县公安局管辖。2.受案登记表，证明2015年03月18日,富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在处理日常勤务中发现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宣传贵州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等项目，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集资，并承诺1.5%-2％不等的高额利息回报,定期付息、偿还本金，签订居间服务合同，非法吸收资金1500万元,涉及集资群众300余人。3.立案决定书，证明自贡市公安局汇东新区分局于2015年03月31日对该案立案侦查。4.自贡市人大常委会文件，证明自贡人大常委会同意富顺县公安局对市十六届人大代表江炳志采取强制措施。5.人口信息，证明被告人江炳志、周晓彬系成年人。6.报案书，证明200余名报案人请求依法追究四川天皓投资集团公司、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非法集资诈骗的刑事责任，并挽回报案人的经济损失共计1400余万元。7.自贡汇生行公司文件、自贡汇生行公司项目融资人一览表，证明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当前的紧急情况。8.四川天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证明四川天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2013年01月10日，其经营范围及方式。法定代表人为江炳志。9.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证明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为2014年03月07日，地点自贡市自流井区，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项目投资及管理、投资咨询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企业营销策划、推广。（以上经营范围不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经前置许可的项目）。原注册资本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黄奇吝（股东认缴额510万元）占51%的股份，股东袁伟（股东认缴额490万元）占49%的股份，后增加注册资本4000万元。10.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富顺分公司工商登记档案，证明该公司于2014年03月20日准予设立及其经营范围。11.富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情况说明,证明富顺县公安局无法查到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富顺分公司的营业执照。自贡市、富顺县工商局在登记注册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富顺分公司时，已在经营范围中明确了经营范围，故自贡、富顺县工商局不出具说明。12.广安市广安区公安分局广福派出所抓获说明，证明广福派出所与富顺县公安局民警朱启波、郭明前—起前往李川江户籍所在地广安区进行查找,于2Ｏ15年04月09日下午五点半左右将李川江抓获。13.广安市广安区公安分局北辰派出所出具说明，证明2015年04月09日18时许，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位于广安区房间有一名男子名叫周晓彬（男，汉族,41岁，出生于1973年10月10日，身份证号码Ｘ）。经查,周晓彬系在逃人员。14.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涉案情况一览表、富顺县公安局特别说明，证明2014年05月至2014年12月，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四川宇虹房产开发公司松潘县景尚云天项目、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公司银座新城项目、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公司棚户区改造项目、成都市鸿丰房地产公司蒲江县桫椤路项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704.8万元。15.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文件复印件，证明2014年05月15日，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李川江等人任职情况；2014年08月15日，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命华玉为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分管财务工作）。16.汇丰集团对周晓彬任职说明，证明2014年08月，公司安排周晓彬到自贡汇生行任总监，协助李川江工作，随后不久，改任周晓彬为自贡汇生行副总经理，李川江随即调回广安汇生行工作。17.朱毅的辨认笔录，证明朱毅辨认出5号是担任自贡汇生行财务管理职务的华玉；3号是担任自贡汇生行总经理职务的周晓彬；11号是担任自贡汇生行总经理职务的李川江（任职至2014年07月）。18.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14年05月15日成立，法定代表人朱黎明。19.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档案，证明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6年设立登记时法定代表人是康守江，于2013年05月将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冉光云。20.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同资料，证明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通过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出借人代表朱毅签订借款期限为5个月（2014年07月11日至12月10日）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300万元。资金转入账户名朱黎明，账号Ｘ，月息1.7%。21.广安荣泰房地产公司借款合同资料，证明借款人四川省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旅宇，与出借人代表赖照平签订借款期限为7个月（2014年09月28日至2015年04月27日）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400万元。资金转入账户名田祖荣，账号Ｘ，约定月息1.7%。22.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借款合同资料，证明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出借人代表朱毅通过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借款期限为4个月（2014年08月06日至12月05日）的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800万元。资金转入账户名腾德凡，账号Ｘ，约定月息1.7%。23.协助查询贺茂军财产通知书及交易明细，证明遵义新泽野项目中，贺茂军的账号为Ｘ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情况。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08月18日贺茂军在腾德凡的账户上收入320万元，与腾德凡的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能够对应。24.协助查询张绍林财产通知书，证明张绍林的账号为Ｘ的招商银行卡于2014年08月15日，从朱黎明的账号上转账收入2999992元，与朱黎明的账号交易明细能够对应。25.协助查询自贡汇生行财产通知书（回执）、银行账户明细，证明2015年06月21日，查询自贡市汇生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建行账号Ｘ，余额为14.10元。26.协助查询黄镇伟财产通知书（回执）、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黄镇伟的中国银行卡号Ｘ与腾德凡账号在2014年09月19日、09月25日、09月26日对手交易的金额能够对应。27.协助查询贺茂军财产通知书（回执）、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贺茂军卡号为Ｘ的工商银行账户交易明细只到2014年07月16日。这个卡号与腾德凡账号对手交易的320万账号能够对应。28.协助查询龚顺清财产通知书（回执）、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龚顺清招商银行卡Ｘ的资金转入情况。龚顺清分别于08月19日在腾德凡的账号为Ｘ建设银行卡中转账支取800000元，08月25日转账支取500000元，08月28日转账支取150000元，09月05日转账支取1080000元，09月9日转账支取300000元，09月15日转账支取610000元能够对应。29.协助查询田祖荣财产通知书（回执）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4年08月至11月，田祖荣的工商银行广安分行账户上有多笔转款和现金存入交易，账号为Ｘ，后更换为Ｘ1。30.协助查询朱黎明财产通知书（回执）、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2014年07月至2015年04月，朱黎明的建设银行成都岷江支行账户交易明细情况，账号为Ｘ。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07月11日存入现金10000元，后续有朱永德、郭梅等人有多笔转账或现金存入交易，在2014年08月15日张绍林转账支取1000000元、1999992元。31.协助查询腾德凡财产通知书（回执）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证明腾德凡账号为Ｘ的建设银行账户（遵义汇川支行）于2014年07月31日至12月28日的交易明细情况。交易明细显示，2014年08月08日朱毅转账存入1万元，后续有王文清等人以转账或现金存入的多笔交易，持续到09月27日，期间贺茂军于2014年08月18日转账支取3200000元，08月19日龚顺清转账支取800000元，08月25日龚顺清转账支取500000元，08月28日龚顺清转账支取150000元，09月05日龚顺清转账支取1080000元，09月09日龚顺清转账支取300000元，09月15日龚顺清转账支取610000元，09月19日黄镇伟转账支取290000元，09月25日黄镇伟转账支取1000000元，09月26日黄镇伟转账支取60000元，10月08日黄镇伟转账支取10000元。2014年12月28日该账户销户。余额为0元。32.扣押决定书及清单、银行进账单复印件，证明2015年04月21日，富顺县公安局依法扣押江炳志100万元，存入富顺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33.扣押决定书及清单、收条，证明富顺县公安局扣押江炳志轿车型小客车一辆，车架号Ｘ，发动机号Ｘ。34.协助查封通知书（回执），证明富顺县公安局对江炳志在富顺县志远纺织服装产业园房屋产权证Ｘ1、Ｘ2、Ｘ3、Ｘ3、Ｘ4、Ｘ5、Ｘ6、Ｘ7、Ｘ8、Ｘ9、Ｘ10、Ｘ11、Ｘ12进行了查封。富顺县公安局已分别对四川天皓集团公司房屋产权证2014—Ｘ1、Ｘ2进行了查封，自贡市旭峰商贸有限公司房屋产权证012—Ｘ3进行了查封。35.协助查封通知书、查封决定书，证明富顺县公安局对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鹤山镇桫椤路上段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蒲国用（2014）第Ｘ号进行了查封；富顺县公安局对四川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产权证，广房字第Ｘ进行了查封。36.富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关于汇生行案件会议记要，证明会议决定扣押江炳志的100万元，由公安机关发还江炳志后用于退还给自贡、富顺的债负（权）人。（债权人代表共同协商拟定分配方案交公安机关审核。）37.申请、领条、申请书、退款清偿名册，证明四川天皓投资集团申请富顺县公安局将扣押的江炳志的100万元人民币转入江合英账号为Ｘ的中国建设银行自贡高新支行账户。该款已用于退还自贡、富顺两地报案群众出资款（按比例7.321%返还），其中遵义新泽野项目174人，共退款535915.9元，成都鸿丰房地产项目53人，共退款217360.6万元，广安荣泰房地产项目62人，共退款246717.7万元。38.财政资金支付凭证、领条、退款清偿名册（第二批），证明富顺县公安局代富顺县志远服装产业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江炳志支付自贡市汇生行出借人500万元人民币转入江合英账号为Ｘ的中国建设银行自贡高新支行账户。该款已用于退还自贡、富顺两地报案群众出资款（按比例36.4185%返还）。（二）证人证言1.李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2014年04月至07月10日在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主持工作。2014年的04月03日自贡汇生行公司正式开始对外招聘员工，花了一个半月时间才招聘齐了员工。（2）证明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工商注册信息上法人代表黄奇吝，股东袁伟，黄奇吝名义上占股百分之五十一，袁伟名义上占股百分之四十九，但黄奇吝、袁伟实际上是分别代梅鑫和江炳志持有的。自贡汇生行公司的工作，自己对广安汇丰集团老板梅鑫和天浩集团老板江炳志负责。自贡汇生行接到工作任务之后，安排市场部开始进行市场宣传和营销,组织客户进行投资，如果客户来投资就由客户部负责接待并带领其到银行向指定的账户打入投资款；之后由客户凭打款凭条到公司客户部签订借款合同，公司出具借款凭证,然后就是财务部和风控部核对之后按照每个月百分之一点五的利率定期向客户支付利息，直到融资项目完成。（3）证明按照所有客户收益作为基数乘以一个系数就是公司的盈利，盈利的钱由借款方直接打给公司的出借人代表的账上，再由公司财务计入公司对公账户。投资的客户收益也是由借款方打款到出借人代表的账户上,再由公司财务部门核对之后逐笔支付到客户的账户。客户的收益是按照客户到公司来投资的时候签订的借款合同上约定好每个月是百分之一点五的利息,也就是一万块钱一天五块钱利息，这个利率是汇丰集团规定的固定利率，不能随便更改。（4）证明自己在自贡汇生行工作期间完成了一个项目，即松潘县的锦尚云天房地产项目，总的融资金额600万元,这个项目全部顺利完成借款方于08月16日及时足额还本付息。自己于2014年07月13号离开自贡汇生行，周晓彬于2014年06月20日到自贡汇生行协助自己的工作，所有员工都明白周晓彬其实是准备来代替自己的,07月10号汇丰集团公司正式下文件免去自己自贡汇生行的职务，调任汇丰集团广安的一个营业部工作，由周晓彬担任自贡汇生行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2.梅某1的证言，（1）证明四川汇丰集团是2011年成立的，其父亲梅某2进担任集团董事长职务，持股百分之九十，股东黄镇伟持股百分之十。2014年03月开始，自己在四川汇丰投资集团公司工作，担任总经理职务。四川汇丰集团公司托管的企业在四川的广安市、岳池县、自贡市、沪州市、成都市都江堰、海南省三亚市、贵州省遵义市、同仁市等地从事社会融资行为。融资运作的模式：由汇丰集团公司托管的企业如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如果有企业或者投资项目需要短期资金周转找到汇生行公司之后，经这个公司以及借款人代表进行项目的风险审查认为符合贷款条件之后，就由汇生行公司运作融资项目。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四川汇丰投资集团进行管理咨询,具体内容不清楚。江炳志是自己在西南财大工商管理培训班的同学，是自贡天皓集团的老板，是朋友关系。（2）证明成都鸿丰房地产融资项目，自己参与该项目借款的催收，具体的项目情况不清楚，汇丰集团的资料有记载。广安荣泰融资项目，也是2014年下半年因为借款发生不良展期之后由自己去办理的股权控制事宜。冉光云是贵州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老板，大概是在2013年的下半年的时候与自己认识的，因为当时新泽野公司需要借款向遵义汇生行公司融资，具体金额不知道。自己受董事长梅元进指派去从事催收和控制股份，公司盈利就是对借款方和出借方都要收取0.2%的手续费，出借方是1.5％--1.6％的月息，借款方总共需要支付1.9％--2.0%％的利息，公司提取0.4%后剩下的就是出借方的收入。3.李某的证言，（1）证明2013年04月自己到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风控部经理一职，期间是公司出借人代表，2013年08月成为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01月他到集团公司任风控事业部总经理一职，2014年04月成为集团公司副总裁,分管集团公司风控事业部。（2）证明自贡汇生行投资理财有限公司,总经理是周晓彬，其他人员情况自己就不清楚了。集团公司及下属公司主要开展的业务是居间服务，通过居间服务，集团公司每月收取借款总额0.4％的服务费，集团公司平时都是梅鑫安排具体工作，梅鑫不在时是赵红浪安排。梅鑫主要主持公司（全面工作）,公司内部中高层管理人员都听梅鑫安排。各个分公司做的项目都要报集团公司，经梅鑫同意后以集团公司的名义同意下面分公司做项目,还有每个公司的重要岗位的负责人都要经梅鑫同意后报集团公司，然后以集团公司的名义下发相关的文件任命。4.何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汇丰集团风控部总经理，四川汇丰投资集团公司与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总公司与分公司的关系，虽然法人不一样但实际控制人就是梅鑫或者与梅鑫合伙的股东。（融资）运作模式一般是资金需求方找到总公司总裁，双方谈好后集团领导叫风控部考察项目，分析同意项目投资后由集团公司风控部牵头开展项目下发项目资料、借款合同到各分公司，各分公司上报自己能集资的金额并开展项目，各分公司的风控部拿到项目资料和合同文本后到项目需求方考察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由各分公司与资金需求方签订并自己保管。借款合同签订后，各分公司向社会宣传集资。（2）证明自贡汇生行一共做了四个项目，分别是松潘、成都、遵义新泽野、广安荣泰的房地产项目。2014年02月，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老总冉光云找到梅鑫，说需要资金5000万元，具体是哪些分公司做（融资）的，每个分公司做了多少自己不知道。（3）证明滕德凡是汇丰集团公司的司机，李勇叫自己通知腾德凡办理了一张工商银行的卡，不知道该卡由谁使用，也不知道卡的用途。5.周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汇丰集团副总，分管营销部。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四川汇丰集团与四川天皓集团投资干的，也就是梅鑫与江炳志合伙的公司。他不清楚股份分配，自贡汇生行的法人代表叫黄奇吝，公司经理开始是李川江，后来是周晓彬，他们主要负责自贡汇生行的日常管理。（2）证明自贡汇生行一共做了四个集资项目，四个项目具体金额不了解。后来他听说自贡有一千多万元无法偿还。另证明公司营销模式，与何雷的证言基本一致。6.华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从2014年05月底至08月在天皓集团任财务经理，08月后任副总兼财务总监，这个任职是公司发了文件的。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江炳志安排其负责天皓集团公司旗下的“富顺县豆花村”、“沿滩永利干粉砂浆”、“自贡市汇生行投资公司”三个项目的财务审计、监督工作。（2）证明自己于2014年06月左右介入自贡汇生行公司工作的，该公司在自贡集资的钱是由汇丰集团梅鑫拿去了的，不知道自贡汇生行融资的1400余万元支出到哪里去了，汇生行公司的财务账里没有反映，只反映公司的收入和支出。自贡汇生行成立后，梅鑫的汇丰集团拿了200多万元过来，用于自贡、富顺门面的装修，买了两台车和支出部分工资。这部分资金用完后，李川江叫自己给江炳志讲汇生行没有钱了，工资都发不出来了，然后江炳志就叫自己打电话跟其爱人夏晓钦，之后夏晓钦从袁伟的银行账户上转了100万到汇生行的账户上。（3）证明朱毅到自贡汇生行任出借人代表是江炳志安排的，然后自己打电话给朱毅说江总叫其到自贡汇生行任出借人代表，可能是朱毅去签的字，办的银行卡。7.赖某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2012年04月应聘到天皓集团上班，被安排到集团旗下的代寺服装产业园任专职驾驶员。2014年06月，集团人事部陈磊打电话通知到天皓集团与广安汇丰集团合伙成立的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公司开车。在汇生行的职责是负责接送周晓彬经理和公司员工外出办事，自己没有参与汇生行的经营业务，也没有向汇生行投资。（2）证明在2014年09月初，公司风控部的罗某打电话叫自己办一张工商银行卡，第二天自己办好后交给了罗某，当时周晓彬也在场。后来周晓彬讲广安有个项目，让自己做这个项目的出借人代表，自己做出借人代表是服从安排不懂出借人代表是什么意思。8.朱某的证言，（1）证明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真实股东是广安的梅鑫和自贡的江炳志，自己没有在自贡汇生行任职，是天皓集团的办公室主任。（2）证明担任遵义项目和成都鸿丰项目的出借人代表，是受江炳志的安排，因为当时天皓集团的财务总监华玉打电话说是江总叫自己去担任出借人代表，自己没有参加汇生行的融资活动。9.袁某的证言，证明2010年05月开始在四川天皓集团为老总江炳志开车。自贡市汇生行公司是梅鑫和江炳志共同成立的，汇生行公司成立在办理工商注册时，江炳志说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为公司股东，因为天皓集团名下的分公司都是用集团员工的名字注册登记的，自己接受江炳志的安排。在自贡汇生行实际没投一分钱，但在汇生行公司的第一个项目时，在项目中的出借人做了一份资料3万元，叫自己去签了字，意思是对外宣传时就可以讲公司内部人员都借了钱进去，好让老百姓更加放心。10.黄某某的证言，证明汇丰集团于2013年底开业，法定代表人是梅鑫的父亲，但实际控制人是梅鑫。自贡汇生行是梅鑫和另外的人合伙开办的，最先是李川江任总经理，后来是周晓彬。梅鑫叫他到中国银行办了一张银行卡，办这张卡的目的主要是梅鑫在这张卡上走钱，卡是自己保管使用。梅鑫要通过这张卡进钱时，事前就给自己讲要进多少钱，钱进来后，梅鑫又叫自己将进来的钱转到梅鑫指定的账户上去，钱都分别转到了房倬西、张绍林、冯仁春的个人账户上。该银行卡卡号为Ｘ。11.龚某某的证言，证明自己是汇丰集团营业部副总经理，自贡汇生行实际是梅鑫和江炳志合伙开办的，自贡汇生行的总经理先是李川江，后是周晓彬。在2014年07月份，汇丰集团的财务部和风控部的人员叫自己办了一张招商银行的卡，卡办好后交给了财务部的李双果，自己没有使用这张卡。12.贺某某的证言，证明2013年08月份，自己到四川汇丰集团下面的广安汇生行上班，开始主要是开车后来帮公司催款，期间公司安排当了好多次出借人代表。在2013年底还是2014年初的时候，广安汇生行公司财务叫自己去办了一张工商银行银行卡，账号为Ｘ，这张卡交给公司财务了，自己一直没用过此卡也不记得具体管这张银行卡的人。13.张某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06、07月份，老表梅鑫叫自己办了一张招商银行卡，卡号为Ｘ，梅鑫就叫自己把这张银行卡交给冯仁川，由冯仁川使用自己从来没有使用过此卡，也不清楚此银行卡上的资金明细及去向。14.周某某的证言，证明自己是汇丰集团风控部副经理，梅鑫叫其将田祖荣的一张工商银行卡要过来，田祖荣给了自己后就把这张卡交到了广安汇生行公司财务部，卡号自己不记得了。15.李某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汇丰集团财务部经理，自贡汇生行是汇丰集团的总裁梅鑫与天皓集团的江炳志共同投资成立，自贡汇生行于2014年05月开业，李川江担任总经理，后来是周晓彬担任经理。（2）证明龚顺清的确办了一张招商银行的卡交给财务部在使用，主要用于借款方将利息和服务费打到这个卡上，但这张卡上的钱来源不清楚。16.黄某某的证言，（1）证明2000年自己到妻子的表弟梅鑫开的恒丰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上班至2014年，之后到梅鑫成立的广安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班。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叫李川江的广安人给自己打电话说是梅鑫叫到自贡去签名。后来，自己知道签的是成立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资料，不知道自己在自贡汇生行是什么职务。自己签名当天就回到了广安。（2）证明自贡汇生行自己一样事没有做，是李川江负责经营，后来是周晓彬负责经营，他们两个都是梅鑫汇丰集团的高层管理人员。富顺分公司自己没签过名听李川江说自贡汇生行是梅鑫和自贡天皓集团一个姓江的人合伙办的，自己占公司51%的股份，另一股东是袁伟。自己平时不负责公司的任何业务，日常业务是周晓彬经理负责。17.罗某的证言，（1）证明2014年04月至2015年02月，自己在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风控部工作，该公司是汇丰集团的老总梅鑫和自贡天皓集团的老总江炳志合办的,梅鑫的亲戚黄奇吝当法人代表,袁伟是股东，实际上这两个人都是代持的（股份），李川江以及周晓彬向汇丰集团汇报工作的同时也要向天皓集团的江炳志汇报，实际上公司里面所有人都知道是梅鑫和江炳志合办的。（2）证明自己和王建接到汇丰总公司下达的项目任务之后，到富顺召集市场部的人员做一些项目的情况介绍,比如项目的借款方基本情况、借款金额、借款期限等等，另外就是按照汇丰集团预先发给他们的项目推荐书模板迸行修改之后发给富顺分公司的市场销售人员，还有就是将借款合同交给富顺分公司,让投资人签订相关合同。借款合同以及相关的资料是汇丰集团下发来的固定模板，都有电子文档，按照总部下达项目的具体内容进行修改,主要是包括项目方名称以及借款金额、借款期限，这些合同制作好之后，自己和王建找借款方签字盖章,然后将借款方签好字的合同带回自贡公司让出借人代表签字。主合同是借款合同，一般还包括账户资金监管协议，用于作为担保抵押的保证合同以及借款人转存资金协议等，这些合同签订之后，和投资人签订合同的时候复印一份交给投资人。投资人投资之后还需与公司签订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出借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借人转存资金委托书、风险告知书等。（3）证明自己在自贡汇生行公司工作期间参与了四个项目业务工作，第一个项目是松潘县的锦尚云天，自己和王建都不知道怎么做，是汇丰集团的黄世清到自贡来教的他们具体怎么修改和完善合同,这个项目融资的额度是600万。按照汇丰总公司的安排和要求每份合同里面必须要有调查报告，实际上这些调查报告都只是文字上的东西，真正调查和决定项目是否做都是由上面（汇丰集团）决定了的，附在松潘县锦尚云天和成都鸿丰两个项目后面的照片都是黄世清传的，贵州新泽野和广安荣泰公司的两个项目是自己和王建一起去签订合同和收款凭证盖章的时候照的。18.王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04月至2015年01月10日自己在自贡汇生行上班，任风控部专员一职。自贡汇生行参与融资的项目共四个，其中成都宇虹房地产公司景尚云天项目融资600万元，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房产项目融资300万元，遵义新泽野项目融资800万，广安荣泰房地产公司融资400万。其余事实与与罗廉的证言基本一致。19.何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自贡汇生行市场部工作人员。自贡汇生行,通过向社会发放传单或名片的方式，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有投资意向的客户与汇生行客户部签订合同。（2）证明自贡汇生行通过遵义新泽野、成都鸿丰、广安荣泰三个房地产项目共融资1400多万。新泽野和成都鸿丰利息支付到了2015年01月，荣泰支付到了2014年12月份，自己的亲戚朋友共投资了21万元，自己投资了1万元。（3）证明汇生行公司的经营管理是总经理负责汇生行公司的所有经营管理，也就是说自2014年05月19日至2014年07月是由李川江负责,之后至2014年12月由周晓彬负责。20.温某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03月底自己老公看见自贡汇生行的招聘广告后叫去应聘，当时公司还在装修；04月10日自己到汇生行上班，任客户部副经理，对群众进行宣传，将钱存到汇生公司比存到银行回报率高，同时还向群众散发了宣传资料。自己和老公共投入50000元，利息收到3700元，本金一分钱未收到。21.余某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于2014年05月至2015年02月在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担任会计职务。松潘锦尚云天实际完成集资600万元，并完成了集资付息归还本金的全过程。成都鸿丰地产完成集资300万；新泽野完成集资800万；广安荣泰集资310万。自己负责公司账目登记、日常经费报销的审核，还有和出纳核对员工绩效工资发放。（2）证明公司日常开展业务的方式是有融资需要的客户提出融资需求后由公司的风控部组织进行考察，如果经过考察认为项目可行则由市场部出去进行宣传营销，当有群众愿意来投资的时候由客户部负责接待将客户带到银行将投资款打到指定账户，再与客户签订合同和出具收据，最后自己和出纳按万分之五的利息向客户支付收益（150元每月）。客户的资金打到这个账户后都不从公司的账户上过，是由客户部每天统计客户投资的金额做一个表格发给出纳，经她核对后出纳按照这个表格每月给客户支付收益。自己知道朱毅、赖照平、袁伟担任过公司出借人代表。22.曾某某的证言，（1）证明2014年04月24日自己到自贡汇生行上班，2014年04月至06月是公司客服，负责咨询、签合同、转款之类的工作；2014年06月至2015年02月是公司的出纳员，负责公司的员工工资和业务报销及提成发放等工作。（2）证明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好像是广安汇丰集团的子公司，汇丰集团的老总是梅鑫。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是黄奇吝，公司分成综合部、风控部、客户部、财务部等四个部门，于2014年05月正式营业，先由总经理李川江管理到07月，后由总经理周晓彬管理，财务总监是华玉。（3）证明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向社会上不特定的群众集资，保障的方式就是实在借款公司无法偿还,由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对该项目客户投资进行代偿。自贡汇生行一共做了四个项目，松潘锦尚云天实际完成集资600万元，并完成了集资付息归还本金的全过程。成都鸿丰地产完成集资300万，新泽野完成集资800万，广安荣泰集资300多万，从2014年12月起，公司停止了付息，本金只归还了几十万，剩余1400多万元的本金未归还客户。自己投了2万元到荣泰房产，得了900元利息，本金没有收回来。23.林某的证言，（1）证明2014年05月份，自己在自贡和朋友吃饭时遇到天皓集团的老总江炳志并给自己留了一个对方联系人的电话，叫李川江。后来，自己打李川江的电话联系洽谈了一下,李川江介绍四川汇丰投资集团在全国各地办投资公司，这家公司总部在广安市集团老总叫梅鑫，在广州、遵义、北海、沪州、成都等地都有分支机构，在自贡成立的分支机构叫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李川江担任总经理。现在准备在富顺也办一家分公司，李川江承诺给一份工资，让自己帮忙跑一下公司成立前期外围的事情，包括工商注册等，自己考虑到对本地相关的人员比较熟悉，还可以领一份工资就答应了李川江。自己主要是在富顺公司对员工的劳动纪律监督管理,传达自贡公司的指示，对富顺公司的事情向上反应。富顺分公司成立后设了一个客户部、两个市场部和一个综合部。富顺分公司的日常管理及业务工作等具体事情直接由各部门经理向李川江汇报,李川江于2014年07月回汇丰集团总部工作，后由周晓彬担任自贡汇生行总经理。（2）证明富顺分公司财务由自贡汇生行财务部统一管理，富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黄奇吝，股东是袁伟。富顺分公司共参与做了四个业务，第一个是以松潘县景尚云天房地产项目向社会融资400万,富顺分公司参与融资154万元，该项目连本带息顺利完成了。第二个项目是贵州省遵义市新泽野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银座星城楼盘需要融资800万，富顺公司实际参与融资额度是414万，融资借款期限从2014年的08月至2014年12月，自己投资39万元。第三个项目是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楼盘需要融资300万，富顺分公司实际参与的额度是192万元，融资借款期限从2014年07月至2014年12月。第四个项目是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400万元，富顺公司实际参与融资额度是180万元，融资借款期限从2014年10月至2015年04月。（3）证明融资借款项目具体经营模式，由自贡汇生行通知富顺分公司，富顺分公司市场部的业务员出去宣传，愿意投资的群众到柜台后，由工作人员出示合同给投资者（客户）看，再由公司工作人员带着客户去银行打款到需要融资的项目方提供的账号上，客户凭银行转款凭证返回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后由工作人员出具收款收据。以上四个项目主要是由周晓彬具体指挥运作，李川江是2014年07月离开公司，成都鸿丰项目07月开始，新泽野公司项目2014年08月开始，广安荣泰项目2014年09月开始。周晓彬从2014年07月一直担任自贡汇生行经理至12月份。自贡汇生行对外宣传的由四川汇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自贡天皓集团有限公司合办，对所有办理投资的客户也是这样解释和宣传的，自己后来知道自贡汇生行持股的股东袁伟是天皓集团的驾驶员，法人代表黄奇吝是汇丰集团老总梅鑫的亲戚,对外签订借款合同的出借人代表是天皓集团办公室主任朱毅和自贡汇生行总经理司机赖照平。遵义新泽野、成都鸿丰两个项目的出借人代表是朱毅，广安荣泰项目的出借人代表是赖照平。24.罗某的证言，（2）证明自己是富顺公司客户部员工，主要工作是向上门咨询的客户讲解近期投资项目及收益，协助客户与公司签订合同。合同是由自贡汇生行风控部提供的，自贡汇生行负责人开始是李川江，后来是周晓彬，。（2）证明自己投资了三次，以自己的名义投了3万元在新泽野，以其老公金旭的名义投1万元到新泽野，共计4万元。25.张某的证言，（1）证明2014年04月07日李川江叫自己到富顺汇生行上班，主要负责人员招聘和门面装修，招聘营销人员和前台客服，共招了12人。06月22日，富顺汇生行正式营业，自己是公司综合部的负责人，工作是打字、复印、人事招聘、档案管理、人事考勤等工作。（2）证明富顺分公司共做了四个项目集资，向社会不特定人群集资。后三个项目集资了未兑现本息。自贡汇生行风控部王建和罗廉到富顺安排项目集资具体工作，而且带着全套合同和项目基本资料，合同交客户部丁佳丽保管，市场部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发放宣传资料集资，如果客户愿意投资，客服部与客户签订居间服务合同，客户将投资的钱直接汇到自贡汇生行指定的账户上。集资项目对外是以1.5%的月息宣传，到期付息还本。富顺负责人林茂、综合部张娟、市场部张利英、刘玉丹，客户部丁佳丽。周晓彬说自贡汇生行是四川汇丰集团与自贡天皓集团一起开办的，是梅鑫与江炳志合伙干的。26.丁某某的证言，证明自己是富顺分公司客服部经理，自贡汇生行及富顺分公司融资项目和融资模式与张某的证言基本一致。27.冉某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2014年的02月与梅鑫签订合作开发云腾大厦和共青社区项目协议，合同签订后十多天梅鑫打给他个人的账户上3600万元。实际上梅鑫打给他的3600万元是以其名下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银座星城楼盘作为抵押进行的融资，具体运作是梅鑫那边的汇丰集团和汇生行，自己不清楚详细的运作模式。实际上该3900万元也是用的银座星城的项目作为平台进行的融资，空白借款合同和借款凭证是新泽野房地产公司提供的，但是记不清具体数量了。自己提供空白合同和凭证后，是以实际收到款来确定，至于对方使用了多少无法掌控，另不清楚以银座星城项目进行融资800万元的事。28.郑某某的证言，证明自己是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员工，2014年11月左右四川汇丰集团的员工陈龙到公司办理了一个800万元融资的展期合同，自己加盖的公章。（因为他的老板冉光云开设新泽野房地产开发公司之外，另外还开设有云腾房地产公司，当天帮老板盖的哪个公司的公章自己忘记了。）具体内容没有细看，合同是与哪个汇生行签订的自己忘记了。29.朱某的证言，证明自己是遵义新泽野房地产银座星城售房部经理，该公司没有与自贡汇生行及群众签过借款合同和商品房回购合同，也没有委托过他人签订类似的合同，合同上面的朱毅不是自己签的字，手印也不是自己捺的印，合同上的朱毅住址和身份证号码也跟自己的不同。30.田某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广安荣泰项目法定代表人，与汇生行投资有限管理公司的梅鑫早就认识。自己开办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最初注册于1997年03月31日。2013年因公司分离，法人转为其儿子田旅宇，但公司的投资方和实际经营者仍是自己，公司的经营范围和方式是房地产开发、建筑及装饰材料销售、餐饮、住宿、茶坊等。（2）证明2014年09月28日自己与梅鑫所属的自贡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和抵押合同，以在广安市广安区广宁南路316号的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自贡汇生行借款400万，2014年01月自己交了一张工商银行卡给周晓玲，自2014年10月01日至11月23日向他的银行卡先后汇入了48笔资金，共计251万元。由于自己公司的项目还没有批下来，实际该笔资金是由自贡汇生行在掌控，借款利息和服务费在卡里扣除结算，自己没有支付利息和服务费。2015年02月听说汇生行出事了，自己把这张银行卡挂失了。31.藤某某的证言，证明自己于2014年06月底到汇丰集团当驾驶员，07月中旬公司派车让自己送李勇、何雷到遵义汇生行办事，到了遵义汇生行何雷让自己带上身份证和遵义汇生行的财务经理房作西一起到工商银行办了一张卡，这张卡办好后就在房作西手上，房作西是遵义汇生行管财务的，这张卡应该是房作西在保管和使用。32.朱某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成都鸿丰房产项目股东之一，自己认识的赵红浪与梅鑫成立了广安汇生行。2013年自己与闫朗注册了四川宇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06月，他和闫朗又在浦江县买了土地，并成立了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开发这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是通过梅鑫融资了的。他们先后向梅鑫借款6300万元，用于松潘锦尚云天项目资金周转，这些资金是梅鑫从其他地方融资并陆续向他们公司汇款。（2）证明2014年07月份，自己在成都有一个房产开发项目需要资金300万元，于是找到梅鑫意思是通过梅鑫向社会融资，梅鑫通过其下属公司自贡汇生行向社会融资300万，2014年08月份，他们三人兑账，实际是向梅鑫催款那300万，但至今（梅鑫）没有给他，2014年12月周晓彬和其他人到鸿丰催款，自己说这笔款一直没有到位，也不知道这300万元资金的去向，周晓彬再也没有找还款了。（3）证明当时以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借款，签订了各种合同（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是周晓彬拿来的借款凭证，自己盖了很多空白的。借款合同上面约定的资金转入闫朗的账户，但该账户由汇丰集团掌管。33.闫某的证言，（1）证明自己是四川省宇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持股50%）、浦江县鸿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持股67%）。四川汇丰投资集团公司是梅鑫实际控制的一家公司，汇丰集团借款的来源是向社会募集，是老百姓的资金。自己和朱黎明是公司的股东选择四川汇丰集团公司借款，是因为总经理朱黎明是广安建设集团的副总、广安建设集团成都分公司的老总与四川汇丰投资集团公司的监事长、广安建设集团的财务总监赵红浪非常熟悉，他们与汇丰集团的借款未约定具体期限、金额，松潘项目完工后统一结算。（2）证明公司需要资金时，梅鑫从不同的账号向四川省宇宏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松潘信用社进安分社账户汇款,还款时他的公司从松潘信用社进安分社账户汇给梅鑫提供的不同账户。张绍林是梅鑫指定到公司监管资金用途的，并不是真正的股东。四川省宇宏房产公司于2013年04月陆续向汇丰集团以月息2分借款6000多万元，用于松潘锦上云天项目周转。该项目于2014年12月竣工，期间归还本金2000多万元，利息600多万元。34.张某的证言，证明2014年10月底在深圳打电话找江炳志找点事做，得知江炳志的司机袁伟与他人合伙开办了自贡汇生行投资公司，现在公司涉嫌诈骗，其合伙人梅鑫被公安抓来关起了，让自己帮忙调查一下公司的资金情况和经营情况。自己发现自贡汇生行共做了三个项目，分别是成都鸿丰房地产项目融资300万元，贵州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融资800万，广安荣泰房地产项目融资400万元。前两个项目没联系上，后一个项目联系上了，但对方说并没有借过款。很多群众到天皓集团闹，提出要求江炳志出承诺书，江同意出承诺书表示愿意承担经济责任，由他垫付。他带着承诺书向群众做解释，带领群众到法院起诉，到公安机关报案等。后来自贡汇生行办不下去了，他把公司的资料交给了会计余凌宇，富顺分公司的东西被天皓集团的朱毅拉走了。（三）被害人陈述1.被害人蔡某某的陈述，证明自己于2014年08月24日和25日分别向汇生行公司给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投入1万元，共计2万元。与汇生行公司签订了《信息咨询服务合同》，并把钱转给了汇生行公司指定的账户上。汇生公司向自己出示了收款收据。汇生公司还叫自己在《风险告知书》、《对出借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借人转（存）资金委托书》、《承诺书》、《出借款项交付通知书》上签了字。汇生公司的出借人代表是朱毅，不认识。自己投入的2万元是2014年12月到期，本金2万元没有收回，只是收到了3个月利息，就是2014年09月至11月的利息，是按月息1.5%支付给她的，总的收到利息900元左右。2.被害人罗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于2014年08月通过自贡汇生行借了1万元钱给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至今未归还本金。3.被害人杨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于2014年06月到汇生行投入了2万元，已还本金及利息，后分别于2014年07月、08月通过自贡汇生行借给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各2万元，这4万元未还本金。4.被害人李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于2014年11月份通过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借给广安荣泰房地产公司1万元未归还，出借人代表是赖照平。5.被害人曾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于2014年07月投入了3万元到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到现在未归还。6.被害人熊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于2014年07月投入了1万元到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没收回来。7.被害人张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第一次投入了2万元到成都鸿丰房地产开发公司，第二次投入了2万元到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第三次投入了2万元到广安荣泰房地产公司，共计6万元。这三个公司都按月息1.5%给打了利息给自己，但第一个、第二个借款到期后没还本金，经多次找自贡汇生行仍未还本金，自己觉得被骗了才到公安局报警。8.被害人宋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共投入31万元，其中有6万元是通过汇生公司借给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有5万元借给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有20万元借给广安荣泰房地产公司。现在只得到利息1万余元，收回本金2千余元，其余未收回。9.被害人余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在2014年06月投入了8万元，到期后40多天，汇生公司一次性付了本金和利息。后她于2014年07月又通过汇生行投入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2万元，2014年08月16日他又向汇生行公司投入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公司8万元，合同已超期，本金至今一分钱都没收回，收到利息7500元。从2015年01月就没收到利息了。10.被害人江某某的陈述，证明其到自贡汇生行投资的经过与蔡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自己共投资4万元，有2万元借给四川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有2万元是借给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回本金500元，利息收到1000多元钱。2014年12月底，汇生行关门，现在找不到人了。11.被害人陈某某、黄某某等人的陈述及信息咨询服务合同等材料，证明被害人陈某某、黄某某等160余人分别向遵义新泽野项目、广安荣泰项目、成都鸿丰项目的投资情况。各被害人通过自贡汇生行的宣传，得知通过自贡汇生行投资项目，可得到1.5%的高回报率，利息按月打到投资人的银行卡上，到期后返还本金，承诺有保障。自贡汇生行与被害人签订了相关的合同，并出具相应的收款收据凭证。12.报案人登记表及相关合同资料，证明黄某某、张某某等160余被害人通过自贡汇生行分别向遵义新泽野项目、广安荣泰项目、成都鸿丰项目投资后资金未收回的具体情况。13.收款凭证及转款回单，证明胡某某、刘某、陈某某、项某某、易某某、袁某某、漆某某等87人分别向遵义新泽野项目、广安荣泰项目、成都鸿丰项目投资的具体情况。（四）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1.江炳志的供述，（1）证明自己是四川天皓投资集团法人，是自贡市和富顺县第十六届、十五届人大代表。2012年参加西南财经大学学习时认识了梅鑫，梅鑫在广安成立的汇丰投资集团做得很大。如果有真实的项目，都可通过其集团融资，10亿、8亿都可以。之后，自己项目中需要资金先后向梅鑫借过1.6亿元。经逐步归还现在还差梅鑫5000万元左右，该债务是产生在自贡汇生行成立之前。2014年二三月份，自己和梅鑫在成都见面时，梅鑫问自己自贡有没有办投资公司的，自己说有但很少，梅鑫提出和自己在自贡开一家（投资公司）自己就同意了。后来梅鑫从广安派人到自贡来找地点办理工商注册等事宜，办理公司注册登记是自己叫朱毅找人去办的，与梅鑫在自贡合作设立的投资公司，是以袁伟个人名义做公司股东，实际是由袁伟代天皓集团持股49%，自己注资110万元，该笔钱从自己的个人账户转入袁伟账户后再转入汇生行公司账户，投资的收益就是借款人付给自贡汇生行居间费49%的分成，因为自己占49%的股权。（2）证明自贡汇生行成立后经营业务的情况，自己一点都没有管，是梅鑫派人来管理经营的，李川江、周晓彬都不向自己报告，而是向汇丰集团报告，融资的资金用于哪些地方梅鑫才清楚，汇生行的财务实际掌控是汇丰集团。在2014年底出事前，自己没有介入任何经营管理工作，汇生行的一切业务状况都不知道。公司出问题后，由于梅鑫被遵义公安局抓了，自己才站出来做善后工作，面对老百姓。2014年底，自己叫财务进行清理，财务报告的数据是融资了1300多万元，现在出借人的钱还没有归还。自己便主动到公安机关讲清楚了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事情，为了所有出借人的利益，自愿将其天皓集团名下的资产、个人名下的资产交由公安机关暂行查封、冻结。（3）证明袁伟是自己安排到自贡汇生行的代持股人，朱毅和赖照平是怎么去做出借人代表的记不清楚，自己叫华玉去自贡汇生行做财务监理，当时天皓集团还下发了一份文件，华玉主要是审核公司的费用是否合理，华玉有时要将财务开支的一些情况跟自己讲一下。另外自己还介绍了林茂到自贡汇生行工作，林茂是自己的朋友。朱毅没有参与经营管理，不存在向他报告。2.周晓彬的供述，（1）证明自己于2013年11月应聘到广安汇丰集团工作，公司的董事长是梅元进，总经理是梅鑫。自己于2014年06月下旬被广安汇丰集团总公司派到自贡汇生行协助李川江工作，李川江于07月中旬调回公司总部后，自己于08月被提升为副总经理。当时自贡汇生行的法人代表是黄奇吝，占股51%，另外一个股东是袁伟，占股49%，公司设有综合部、客户部、业务部、财务部、风控部。自贡汇生行在富顺设立了分公司，经理是林茂，也设了业务部、综合部、客户部。自己的职能是主抓融资业务，职责是管理好公司的综合部、客户部、市场部（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公司的财务部和风控部一般情况都由集团公司直管，其业务直接向集团公司汇报。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要向集团公司运营事业部龚顺清和周云请示汇报，之后再由他们下达指令。自己在公司有一定的签字权，如员工工资发放、公司日常开支、差旅、员工福利等。每一笔支出，先由公司财务审核后交给自己签字后返回财务，再交给财务副总经理华玉签字后，才能报销入账集团公司才认可。（2）证明公司经营管理模式是自贡汇生行受汇丰集团的管理，所需向社会融资的项目都由集团公司指派下来。项目的合同文本等相关材料的格式版本都是由集团公司统一制作，有时是集团公司把各种格式、版本制作好后输入电脑，通过电子文档发到公司，有时是通知自己派人去集团总部取全部纸质材料回来开展业务。自贡汇生行无权自己制作各种文书。融资操作模式是2014年08月至11月，自己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汇丰集团公司下达了三个任务：遵义新泽野项目800万元、成都鸿丰项目300万元、广安荣泰项目400万元（实际融资340万元左右）。遵义新泽野、成都鸿丰项目出借人代表是朱毅（四川天皓集团办公室主任），接到任务后每一个项目自己都安排自贡公司和富顺公司各融资一半，组织公司员工到街上向社会宣传，组织召开公司各部门会议，安排工作。按集团公司要求，公司各部门与集团对应部门对接，富顺分公司各部门对接自贡公司对应各部门。除财务部和风控部不向自己汇报外，其余部门工作情况向自己汇报。（3）证明宣传资料分两类，一种是对自贡汇生行公司的宣传，另一种是对具体的每一个融资项目的宣传。自己任职后的三个项目的宣传资料，是由风控部人员王建和罗廉把项目合同签订后，公司再根据合同相关内容拟出宣传内容书，由风控部和市场部制作成宣传说明书，然后对外提供。每一个项目的宣传说明书草稿要经自己审核。自贡汇生行公司开展的业务是面向公众融资，自己不懂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不符合国家规定，因为汇丰集团公司开会时，老总讲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是合理合法的，自己搞装修出身，不懂法律。（五）鉴定意见（检验鉴定文书及情况统计表），证明自贡汇生行通过投资成都鸿丰房地产公司蒲江县桫椤路房地产开发项目、贵州遵义新泽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银座新城小区开发项目、四川广安荣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共收取307人本金1435万元，同期出资人收回本金150.53万元，出资人未收回本金1284.47万元。（六）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讯问光盘），证明侦查人员依法讯问江炳志、周晓彬。上列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相关联，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二、被告人江炳志与杨志刚是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ＥＭＢＡ（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春季班同学，杨志刚是成都九问公司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该公司设有成都九问公司东大街分公司、九茹村分公司、青白江分公司。同时杨志刚也是四川九乾公司、崇州九问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州九问公司）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江炳志是四川天皓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天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实际控制人，也是自贡天鸿公司和自贡市旭峰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旭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15年01月初的一天，被告人江炳志向杨志刚打电话，要求借款1000万元用于周转。2015年01月04日，杨志刚派成都九问公司财务副总才颖和出借人代表秦杨到自贡，签订了借款合同，其中借款人为自贡天鸿公司，出借人代表为秦杨，居间人为成都九问公司。该合同约定：自贡天鸿公司因短期周转资金向秦杨申请借款，秦杨同意借款给自贡天鸿公司，成都九问公司自愿为自贡天鸿公司与秦杨提供居间服务，自贡旭峰公司自愿以其所有的土地及房屋为本次借款做抵押担保措施；借款金额1000万元，借款期限2015年01月05日至2015年03月19日止，期限2.5个月，自贡天鸿公司于2015年03月19日中午12点之前将全部借款本金归还至秦杨指定账户，自贡旭峰公司以其所有的位于自贡市沿滩区共计2860.67平方米房屋及位于自贡市沿滩区4196.74平方米的土地做抵押担保措施；同时自贡天鸿公司提供了600份盖有公司印章的空白借款凭证给秦杨及成都九问公司。此后，成都九问公司及分公司、四川九乾公司、崇州九问公司用自贡天鸿公司提供的空白借款凭据及相关合同在成都市金牛区、武侯区、锦江区、新都区、青白江区等地，以散发传单、公交广告、摆摊设点等方式，承诺以月息1.5%的利率，向陈建美、刘科、刘秀美等209名社会不特定公众吸收借款228笔，时间为2015年1月6日至2015年3月19日，金额为15100000元，其中成都九问公司总部490000元、九茹村分公司2660000元、青白江分公司4280000元、东大街分公司2420000元、崇州九问公司3970000元、四川九乾公司1280000元；同时2015年2月20日ＪＷＰ2Ｐ平台项目未支付利息金额103534元转借款28人32笔，以上共使用自贡天鸿公司空白借款凭证260份，经四川京都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至2015年5月31日，出借人借入本金15100000元，欠付出借人本金15100000元，已支付欠付本金部分利息184125元，扣除支付利息后欠款14915875元，ＪＷＰ2Ｐ平台项目出借人借入本金项目103534元，未支付利息，欠出借人本金103534元。另查明，成都九问公司和秦杨2015年01月开始吸收资金15100000元后，一直未向自贡天鸿公司指定账户汇款，2015年03月11日，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将秦杨、成都九问公司、自贡旭峰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中的土地和房屋予以查封，经查询，该土地和房屋已设定抵押，抵押权人为四川宏鑫融资担保公司，担保主债权为32100000元。2016年01月自贡天鸿公司、自贡旭峰公司作为原告，向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被告秦杨、成都九问公司解除签订的《借款合同》、抵押合同，确认土地和房屋的抵押权未设立，北川法院审理中被告未参加诉讼，2016年07月12日，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判决1、解除自贡天鸿公司与被告秦杨、成都九问公司签订的借款合同；2、解除原告自贡旭峰公司与被告秦杨、成都九问公司签订的《抵押合同》。该判决已于2016年07月18日送达原告处，于2016年09月16日依法刊登公告送达被告。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证明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分局于2015年02月12日对四川九乾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立案侦查。2、自贡市人大常委会批复及富顺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决定书，证明2015年04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同意富顺县公安局对十六届人大代表江炳志采取强制措施，富顺县公安局当日对江炳志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3、借款合同，证明甲方（借款人）为自贡天鸿公司，乙方（出借人代表）为秦杨，丙方（居间人）为成都九问公司，内容主要为甲方因短期资金周转，向乙方申请借款1000万，期限2.5月，利息为月息1.5%，乙方同意借款给甲方，丙方自愿为甲乙双方提供居间服务，自贡旭峰公司自愿以自身所有的土地和房屋为本次借款做抵押担保。合同6.2.9约定：乙方应保证出借资金合法取得，资金来源不存在非法集资，高息转贷等违法情形，因资金来源违规、违法造成的相关责任由乙方承担。4、抵押合同，证明甲方（抵押权人）1为秦杨，2为成都九问公司，乙方（抵押人）为自贡市旭峰商贸有限公司，主要内容为：为确保甲方秦杨与债务人自贡天鸿公司借款合同，甲方成都九问公司与债务人签订的居间服务合同的履行，保障甲方债权的实现，保障成都九问公司按时、足额收取居间服务费，乙方自愿以自身所有的位于自贡市沿滩区卫坪镇岱山村三组共计2860.67平方米的房屋及位于自贡市沿滩区卫4196.74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偿还合同借款、支付居间服务费的抵押担保措施。5、居间服务合同，证明甲方（借款人）为自贡天鸿公司、乙方（居间人）为成都九问公司、丙方（出借人代表）秦杨，主要内容为乙方为甲丙双方提供居间服务，服务费由甲方按照每月2%的固定标准计算，共计2.5月。6、借款账户委托协议书，证明甲方（借款人、委托人）为自贡天鸿公司、乙方（出借人代表、委托人）为秦杨、丙方（保证人）为成都九问公司，主要内容为乙方同意在代甲方收取凑集资金后，将款项支付至甲方指定的张利农行账户Ｘ.7、银行明细对账单，证明Ｘ农行卡截止2015年03月11日未收到任何资金。8、收条，证明2015年01月04日秦杨收到自贡天鸿公司600份空白借款凭条。9、查询结果通知书、房屋登记簿，证明经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查询，自贡市旭峰公司位于沿滩区建筑面积981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1879.67平方米房屋均有抵押，无查封；房屋登记簿上显示抵押权人为四川宏鑫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抵押人为自贡旭峰公司，担保主债权数额为13800000元和18300000元。10、相关公司企业信息，证明自贡天鸿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利，住所地富顺县号；四川天皓公司法定代表人江炳志，住所地自贡市沿滩区；自贡旭峰公司法定代表人袁伟，住所地富顺县；四川九乾公司法定代表人罗刚，住所地成都市新都区；成都九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志刚，住所地成都市金牛区；崇州九问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志刚，住所地成都市。11、司法鉴定书。证明四川九乾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杨志刚。截止2015年05月31日，出借项目自贡天鸿，出借人借入本金15100000元，欠付出借人本金15100000元，扣除支付利息后欠款14915875元，出借人209人，出借笔数228笔；ＪＷＰ2Ｐ出借项目自贡天鸿，出借人借入本金103534元，欠付出借人本金103534元，出借人28人，出借笔数32笔。12、顺丰公司快递单及告知函，快递单三份，时间2015年03月20日，收件人分别为才颖、秦杨、赵吉林，寄件人为自贡天鸿公司，不能显示内容，也未查询到物流信息，天鸿公司二封告知函，2015年01月12日通知成都九问公司因不需款项，终止执行借款合同，相关协议作废，2015年03月20日告知成都九问公司已通知对方借款合同作废，也未收到汇入资金，因成都九问公司没有履行退还相关法律文书的义务，造成抵押资产被查封，要求成都九问公司向公安机关澄清，上述二封告知函系江炳志律师提供，无其他证据佐证。13、刘某某、刘某等32名被害人报案材料，包括借款凭证、借款转款通知书、信息咨询服务合同，收购债权承诺书，风险告知书、出借人代表推荐书、委托书、出借人代表承诺书，补充协议、借款合同、借款账户委托协议书，证明刘秀丽等人委托秦杨作为代表，由成都九问公司担保借款给自贡天鸿公司。14、同案人杨志刚供述，（1）证明自己是成都九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崇州九问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四川九乾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四川九乾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罗刚，股东是罗刚和杨志敏都是挂名股东，不负责九乾公司的实际经营和管理，平时日常事务都是魏兴雷在负责。四川九乾公司住所地在成都市新都区，成立时间2013年08月06日，登记经营范围是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融资信息咨询服务等，实际经营业务是作为居间服务公司为投资者和借款方（项目方）提供居间服务、为民间资金流转牵线搭桥。九乾公司和九问公司都是独立法人，但是这两家公司的实际负责人都是自己本人，虽然九乾公司都是独立法人公司，但是由九问公司财务统管、人事统管、项目统管，九乾公司是没有财务人事权的，是作为分公司在管理，包括居间服务项目的洽谈都是自己在负责，项目的考察是九问总公司风控部门在负责。（2）证明在2014年01月（实际时间是2015年）初的一天，自贡市天鸿大酒店的实际控制人是江炳志（江是他在2012级西南财经大学ＥＭＢＡ的同学）给自己打电话说“我年底资金比较紧张，看能不能通过你这边筹集点资金，就以我名下的天鸿大酒店筹集资金”，江炳志也没说借款用途，自己当时就同意了。过了几天，自己派九问副总经理才颖、秦杨到自贡找江炳志签订《借款合同》、《居间服务合同》、《抵押合同》，合同约定短期资金周转借款1000万，抵押物为两处房产、一处土地，估价是1000万至2000万之间（未作他项权登记），这些合同盖有九问公司和天鸿大酒店的公章及法人章，自贡天鸿公司把盖有天鸿酒店公章的空白《借款凭据》交给了才颖。才颖回来后，九问公司就把这个居间项目派发给各分公司及关联公司（含九乾公司），各公司就开始面向投资人募集资金，这些资金都是投资人打到自己公司提供的账户上的。九问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以自贡天鸿公司项目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给投资人还本付息了，因为九问公司之前有几个项目资金链断裂，导致九问公司无法给投资人还本付息了，自己就只有以拆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把募集到的资金支付其他投资人的本息。虽然九问公司和自贡市天鸿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九问公司实际上没有支付过借款给自贡天鸿公司及江炳志。15、被告人江炳志供述，（1）证明自己是四川天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同时也是自贡天鸿公司、自贡旭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自贡天鸿公司地址位于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中段172号，成立于2014年12月01日，法人是自己侄女张利。股东有张利、邹建彬、倪智仁，但是这家公司实际控制人是自己本人，公司经营的是酒店管理服务。自贡旭峰公司地址位于富顺县代寺镇纺织服装产业园迎宾路1号，成立于2012年05月22日，法人是张利的老公袁伟，股东江炳长是自己的堂哥，这家公司实际控制人也是自己，公司主要经营建材相关的业务。（2）证明杨志刚是在西南财经大学2012级ＭＢＡ春季班上认识的同学，杨志刚当时是四川九问公司的老总。2015年01月初的一天，自己给杨志刚打电话说有一个酒店项目需要资金，看能不能通过杨的九问公司寻求1000万资金用于周转，过了2、3天，大概是2015年01月04日，杨志刚派公司财务老总才颖、出借人代表秦杨来自贡和他签订借款合同。当时自己安排公司会计和才颖、秦杨办理的借款手续，才颖带了一式两份《借款合同》、《居间服务合同》、《抵押合同》、《借款账户委托协议书》、《借款账户委托协议书》，合同上面注明：借款人为自贡天鸿公司、法人张利，出借人代表秦杨，居间人为成都九问公司、法人杨志刚，借款用途是短期资金周转，借款金额1000万元，借款期限是2015年01月05日至2015年03月19日；指定借款人收款账户是农业银行自贡分行新世纪支行张利的账户，账号Ｘ，出借人代表收款账户是工行成都金牛支行蜀汉路分理处秦杨的账户，账号Ｘ，借款月息是本金的1.5%；居间服务费大概是按照本金每月2%标准计算，居间服务费是打到赵吉林的账户，赵吉林是杨志刚的老婆，开户行是工行成都草市街支行光华村分理处，账号Ｘ。抵押物为自贡旭峰公司位于自贡市沿滩区的2860.67平方米房屋及岱山村二、三组的4196.74平方米土地。借款合同盖的是自贡天鸿公司的公章、张利法人章、还有九问的公章，抵押合同上是盖的旭峰公司公章袁伟签字。当时才颖把这些合同拿来的时候上面都盖好了九问公司的公章，天鸿公司也向才颖提供了盖有天鸿大酒店公章的借款凭条，秦杨写了一张收条交给公司。（3）证明从2015年01月04日至今，天鸿大酒店从未收到过九问公司的一分钱。还有就是指定借款人收款的那张张利银行卡开卡至今应该没有用过。16、证人魏某某证言，证明自己是四川九乾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的日常管理。九乾公司位于成都市新都区，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法人代表罗刚，股东是杨志敏和王克明。公司成立于2013年12月11日，2014年01月07日开业，经营范围是融资信息咨询服务、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服务等，实际上主营的是为需要资金的项目方提供居间服务，公司就从项目方处收取费用，具体收取的是手续费还是居间服务费就不清楚了，九乾公司是隶属于成都九问公司的独立公司。2015年01月，总公司和自贡天鸿公司达成居间协议，九乾公司吸纳了128万资金，客户28人。17、证人张某证言，（1）证明自己是自贡天鸿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东，但是只是挂名法人代表和股东，是其舅舅江炳志注册这家公司时使用的她的身份，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江炳志。另外还有两个股东自己不认识，应该是江炳志的朋友。公司注册地址是在富顺县，2014年12月左右江炳志提出来使用自己的身份注册自贡天鸿公司，并让自己挂名法人代表，因为江炳志是自己舅舅，自己的老公袁伟也是江炳志的司机。（2）证明2014年01月初的时候，自己听江炳志说以自贡天鸿公司在找成都一家公司借款，借款金额1000万，江炳志只是让提供了一张自己的中国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卡号为Ｘ，江炳志说成都那家公司会把借款转到这张卡里。过一段时间，自己说这卡没收到钱，江炳志说合同终止了。上列证据来源合法，与本案事实相关联，但证据不能形成锁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江炳志与杨志刚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共同故意。故该笔指控不能成立。关于本案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的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和在案证据，自贡市汇生行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及富顺分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犯罪业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法释［1999］14号，1999年6月25日公布）对第三十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进行了明确：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同时第二条规定：“对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故对其行为不应以单位犯罪论处，应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本院认为，被告人江炳志、周晓彬明知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以单位名义向社会不特定群众宣传高额回报投资项目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但指控单位犯罪不当。本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435万元（已退赔出借人950.53万元），属于人数众多、数额巨大，依法应对被告人江炳志、周晓彬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的幅度内判处罚金；辩护人罗云宽提出被告人江炳志没有参与公司的决策经营管理的意见已被本案证据否定；对指控（二）江炳志在主观上不是为了帮助成都九问公司向社会非法集资，不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舒大金提出周晓彬有自首情节的意见，与庭审查明事实不相符合，本院不予采纳；对提出周晓彬系从犯的意见，根据庭审查明事实，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江炳志有自首情节，依法从轻处罚；其积极退赔被害人资金，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周晓彬自愿认罪，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及悔罪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三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江炳志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月内缴纳。）二、被告人周晓彬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4月9日起至2018年4月8日止。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一月内缴纳。）三、责令被告人江炳志、周晓彬退赔各被害人损失累计四百八十四万四千七百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刘彬审判员梁英审判员张晓二〇一八年二月六日书记员宋君常

坎某甲犯非法经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山东省安丘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鲁0784刑初11号：安丘市人民检察院以安检公诉刑诉［2016］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伟犯非法经营罪，于2016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并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于同日立案，2016年2月22日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丘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傅静、武云梅、检察员于洪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伟及其辩护人王爱英到庭参加诉讼。因补充证据，安丘市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5月19日建议延期审理，并于同年6月17日提请恢复审理。现已审理终结安丘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自2012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李伟在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长期生产溴甲烷农药，后将溴甲烷农药销售给安丘市的臧运村（已判决）牟利，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810950元。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伟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生产、经营危险化学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辩解其行为系公司职务行为，是单位犯罪，在2014年6月23日左右其主动到德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说明过其公司生产溴甲烷的情况，应为自首。辩护人王爱英的辩护意见是：1、被告人李伟生产、销售溴甲烷的行为系单位职务行为，购买溴甲烷生产原材料皆由德州某公司出资购买，涉案款项部分通过王某甲等人的银行账户打入德州某公司的账户；2、被告人李伟加工、销售溴甲烷的行为未超出德州某公司的经营范围；3、连云港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出具的报告不具有唯一性，因臧运村还从孙晓平等人处购买溴甲烷并出售；4、被告人李伟在被抓获之前曾经到德州市公安局自动投案并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建议从轻处罚；5、被告人李伟非法经营数额应该按照（2015）安刑初字第420号刑事判决书中所确定的161万元量刑。经审理查明，2009年7月25日德州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李伟，2014年4月1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姜某某（系李伟妻子），公司经营范围为：农药销售（凭许可证经营，不含危险品）；化工产品加工、销售（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生物技术咨询；建筑材料（不含木材）、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销售；生物生长调节剂加工、销售（国家禁止限制的除外，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住所地为德城区二屯镇纪店村，有效期至2018年8月14日。自2012年至2014年期间，被告人李伟明知德州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长期生产溴甲烷农药，后将溴甲烷农药销售给安丘市的臧运村（已判决）牟利，非法经营数额共计181万余元。德州某公司非法获利61541元，该赃款被告人李伟已退缴至本院。另查明，案发后2015年1月5日被告人李伟到德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主动投案，但其当时并未如实供述德州某公司生产、销售溴甲烷的情况，后在侦查阶段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经庭审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书证（1）被告人人口信息证实其年龄等身份情况。（2）抓获经过证实被告人李伟于2015年6月26日被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抓获。（3）德州市德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证明、夏津县安监局证明证实，被告人李伟没有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4）韩某、王某甲、李伟、臧运村等人之间的银行交易记录一宗证实，李伟将生产的溴甲烷销售给臧运村的转帐交易记录。2、证人证言（1）证人臧运村证实：我用王某甲的身份证办了一个农业银行卡，卡在我手中，Ｕ盾在李伟手中，我把钱打到王某甲的卡上，李伟用Ｕ盾从网上把钱取走。2012年至2014年期间，我向德州的李伟购买溴甲烷数额一共是1810950元。（2）证人韩某证实：我和李伟、李伟妻子姜某某是邻居。2012年姜某某用我身份证在农业银行开了1张银行卡，姜某某拿着，2014年11月姜某某又领着我把卡注销了。（3）证人王某甲证实：我和臧运村是朋友，2013年11月我用我的身份证办了一个农业银行的银行卡和Ｕ盾给了臧运村，后来臧运村被查获之后将卡丢了，我又重新补办了1张。3、辨认笔录辨认笔录证实被告人李伟辨认出购买其溴甲烷的男子为臧运村。4、被告人供述被告人李伟当庭供述证实，其在明知自己及德州某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溴甲烷并销售给臧运村的事实及过程。上述证据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应予采信。庭审中辩护人申请证人李某乙出庭作证。证人李某乙证实，其于2013年7月份进入德州某公司，该公司生产溴甲烷的9本记帐凭证是其于2013年10月份至2014年10月份期间记录的，公司生产溴甲烷的现金日记帐和明细帐是王秀丽记录的。另辩护人当庭提交以下书证：德州某公司设立登记变更材料一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农药经营许可证复印件2份、德城区农业局证明、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宗、中国工商银行客户存款对账单复印件一宗、德州某公司活期存款账户历史明细查询一宗、李伟明片复印件、银行转账明细一宗、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一宗、客户交易回单一宗、汇兑来账凭证一宗、出库单4张、公司单位账户明细、生产溴甲烷的明细账2本、现金日记账1本、记账凭证9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账目、税收、德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证明、询问笔录等证据一宗，欲证实被告人李伟生产、销售溴甲烷的行为系单位行为，且有自首情节。公诉机关质证后认为，李伟生产、销售溴甲烷的行为不属于单位行为，对上述证据是否采信由法院依法认定；对于李伟询问笔录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李伟虽然主动投案，并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不成立自首。本院核对上述证据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第四十九条、五十条的规定，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本案中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伟的行为不属单位犯罪行为，但针对辩护人提供的上述证据，公诉机关并未提供相反的证据，而辩护人提交的证据能够证实：德州某公司成立于2009年7月25日，法定代表人系被告人李伟，直至2014年4月1日变更为姜某某，但被告人李伟仍负责公司的全面工作，案发期间通过王某甲的账户（该账户案发期间由臧运村使用）转账到李伟、姜某某、韩某（该账户案发期间由被告人李伟使用）以及由王某甲账户直接转账购买溴素的金额共计127万余元，通过王某甲、韩某账户购买溴素的金额共计60万余元，通过王某甲、姜某某、李伟账户转账到德州某公司账户的金额共计70万余元，购买的部分原材料也以“德州某公司”为购货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故能够认定被告人李伟生产、销售溴甲烷系以单位名义实施，且所得收入大部分归德州某公司所有，系为单位谋取利益，故被告人李伟的行为系单位行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有关联性，且证据内容真实，形式合法，应予采信。辩护人提交的欲证明被告人自首的证据，虽能证明被告人李伟于2015年1月5日到德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主动投案，但其并未如实供述德州某公司生产、销售溴甲烷的情况，故不成立自首本院认为，被告人李伟作为德州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负责人，在明知德州某公司无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单位名义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溴甲烷并销售，为单位谋取利益，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被告人李伟作为德州某公司生产、销售溴甲烷犯罪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应为单位行为，且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李伟行为系职务行为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支持。因安丘市人民检察院未起诉德州某公司，本院建议公诉机关对犯罪单位补充起诉，而公诉机关仍以自然人犯罪起诉，故本院仅对被告人李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李伟加工、销售溴甲烷的行为未超出德州某公司的经营范围的辩护意见，与庭审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伟及其辩护人关于自首的辩护意见，因被告人李伟虽主动投案，但其并未如实供述单位犯罪事实，故其行为不符合自首的成立条件，本院不予认定。鉴于被告人李伟归案后坦白认罪态度较好，确有悔罪表现，可依法从轻处罚。为严肃国法，维护国家对限制买卖物品的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项、第二百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伟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元（已缴纳）。（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二、被告人李伟的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1541元，依法没收，由本院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闫玉叶人民陪审员张秀华人民陪审员范声芳二〇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代理书记员刘奕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