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赣0703刑初208号公诉机关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何祥龙，男，1990年4月30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州市蓉江新区，汉族，初中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赣州市蓉江新区。因涉嫌犯危险驾驶罪，于2020年6月19日被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20年8月1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赣州市南康区看守所。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检察院以赣康检二部刑诉(2020)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何祥龙犯危险驾驶罪，于2020年7月2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赣州市南康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赖冬水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何祥龙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20年5月22日22时18分许，被告人何祥龙酒后驾驶赣Ｂ×××××小型轿车由赣州市南康区汽车东站往东山大桥方向行驶，行驶至泰康东林海大厦红绿灯路段时，被公安机关执勤民警查获。经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何祥龙事发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58.2ｍｇ／100ｍｌ。被告人何祥龙归案后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公诉机关为证明其指控，提供并出示了以下证据：1.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归案情况说明、查处经过、血样提取登记表、行驶证、驾驶证复印件、行政处罚决定书、人口信息等书证；2.证人朱某的证言；3.被告人何祥龙的供述与辩解；4.鉴定意见：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理化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5.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何祥龙酒后驾驶机动车，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58.2mg/100ml，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建议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被告人何祥龙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不持异议，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并提出自己是家里唯一经济来源，家庭困难，请求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20年5月22日22时18分许，被告人何祥龙酒后驾驶赣Ｂ×××××小型轿车由赣州市南康区汽车东站往东山大桥方向行驶，行驶至泰康东林海大厦红绿灯路段时，被公安机关执勤民警查获。经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何祥龙事发时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58.2ｍｇ／100ｍｌ。被告人何祥龙归案后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上述事实，被告人何祥龙不持异议，且有公诉机关随案移送并出示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归案情况说明、查处经过、血样提取登记表、行驶证、驾驶证复印件、行政处罚决定书、人口信息等书证；证人朱某的证言；被告人何祥龙的供述与辩解；江西赣州司法鉴定中心理化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刘升林危险驾驶二审刑事判决书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赣07刑终509号：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审理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刘升林犯危险驾驶罪一案，于2019年4月28日作出（2019）赣0724刑初40号刑事判决。原审被告人刘升林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赣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少华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刘升林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判认定，2019年1月14日晚，被告人刘升林与朋友一起吃晚饭时饮酒。晚9时许，被告人刘升林驾驶赣Ｂ×××××小型轿车沿赣州市南康区城区的泰康路某公园方向自己住处行驶。21时20分许，当行至泰康路社会停车场红绿灯路段，被南康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市区一中队执勤民警拦下，执勤民警以被告人刘升林涉嫌酒驾，当场将其带至南康区中医院抽血备检，对抽血现场进行了拍照，后经呼气式酒精检测仪吹气检测，其血液内乙醇含量为82ｍｇ／100ｍｌ。民警制作了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示意图，对现场进行拍照，当场开具强制措施单对被告人的驾驶证、车辆予以扣押，当晚被告人刘升林因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回到家中。同年1月15日上午，被告人刘升林主动到区交管大队接受调查，并如实供述了事情经过。同年1月17日，公安民警通知被告人刘升林到交管大队接受调查，并向其宣读理化司法鉴定检验报告的结果，经赣州市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刘升林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00.3ｍｇ／100ｍｌ。被告人签字认可，未提出重新鉴定。2019年1月23日，南康区公安交管大队将此案由区交警中队移交至事故中队，受理为刑事案件，同日立为刑事案件侦查，同日上午，被告人刘升林主动到区交管大队投案，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同日，被告人刘升林被刑事拘留。被告人刘升林案发后配合侦查机关调查，如实供述自己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事实。原判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接处警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南康区公安局交管大队制作的事故现场勘查笔录、事故现场图、现场照片，当事人血样提取登记表、酒精度检测材料粘贴单，酒店用餐结账单，行政强制措施凭证，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机动车信息查询结果单，被告人的身份证、驾驶证、车辆行驶证，临时行驶车号牌，赣州司法鉴定中心理化司法鉴定意见书、鉴定机构及人员资质资格证书，车辆放行通知单，交管大队出具的刘升林涉嫌酒驾查处的情况说明及归案情况说明，被告人刘升林的供述与辩解等。且被告人刘升林在一审庭审中对上述事实亦无异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刘升林酒后驾驶机动车在城区行驶，经抽血检测，被告人刘升林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00.3ｍｇ／100ｍｌ，属于醉酒驾驶，危及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辩护人辩称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构成危险驾驶的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无法证明被告人达到醉酒驾驶标准，现场执法存在临时工完成，抽血、送检血样不规范；被告人辩称现场查处的民警是协警，不是正式民警，抽血登记保管存在重大瑕疵。经查，证人钟某、黄某1的证言证明刘升林某上应餐时喝了白酒，刘升林供述自己晚饭时喝了白酒，刘升林签名的吹气检测酒精单证明乙醇含量达到82ｍｇ／100ｍｌ;抽血现场照片、血样提取登记表载明两个血样编号，有刘升林签名确认，与理化司法鉴定使用血样编号一致，证明采血及血液检测程序合法;理化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证明刘升林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100.3ｍｇ／100ｍｌ，刘升林已签收鉴定检验报告复印件，未提出异议;是否有协警、临时工协助完成刑事侦查的前期工作，不影响刑事侦查程序。上述证据足以证明经抽血检测，被告人刘升林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00.3ｍｇ／100ｍｌ，属于醉酒驾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不予支持。公安机关将正在城区驾驶车辆的被告人刘升林拦下后，经吹气检测已经初步掌握其涉嫌醉酒驾驶的事实，在立案前调查摸排期间，未对其采取强制措施，能主动到公安机关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行为因不是主动投案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可以认定为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刘升林及其辩护人辩称刘升林属于自首，与事实及法律规定不符，不予支持。鉴于被告人刘升林在现场检查时没有逃跑、拒绝、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检查，让人顶替等行为，被告人刘升林没有前科劣迹，系初犯，醉酒驾驶未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具有驾驶资格，在法庭上能认罪悔罪，又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就此提出的辩护意见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被告人刘升林血液内乙醇含量为100.3ｍｇ／100ｍｌ，在80ｍｇ／100ｍｌ以上，属于醉酒驾驶。被告人刘升林虽没有从重处罚情节，但对公共安全确有危害，不属于情节显著轻微，不宜免予刑事处罚。对其不予关押不致再危害社会，可适用缓刑。被告人刘升林及其辩护人要求免予刑事处罚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第（二）项、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之规定，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刘升林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刘升林上诉提出：1、现场查处的民警是临聘人员，非正式民警，且血样的提取、登记、送检过程存在瑕疵，上述方式所收集的有罪证据应予排除；2、其是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后，主动去侦查机关投案，应当构成自首；3、原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对其免于刑事处罚。检察院员当庭提出：1、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2、刘升林的行为可以认定为主动投案。二审庭审中，赣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法庭提交了赣州市南康区公安局补充侦查卷一宗。其中有证据：2019年1月14日晚给被告人刘升林抽血的赣州市南康区中医院急诊科护士廖某的证言一份，证明当晚对刘升林的血样抽取过程是严格依规进行的；2019年1月14日晚对被告人刘升林抽血过程的现场照片和同录截图共六张，证明刘升林在载有两个血样编号的血样提取登记表上签名确认，且抽取的两管血样已用档案袋封存，封口处有被告人刘升林的签名，血样的登记、保存等过程不存在瑕疵；赣州市南康区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一中队出具的刘升林危险驾驶案查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2019年1月14日晚南康区公安局交管大队一中队在南康区泰康路社会停车场红绿灯路段的执法执勤行动系由指导员廖慧平和副中队长刘宪文带队，因指导员和副中队长须在现场继续带队执勤，遂指定中队协勤人员蔡某、谢某等将被告人刘升林带至南康区中医院急诊科提取血样备检。另查明，侦查机关于2019年1月23日经侦查员电话联系刘升林，刘升林于同日10时至侦查机关接受讯问，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本案经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判认定的一致。关于刘升林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经查，侦查机关出具的《归案情况说明》及刘升林的第一次讯问笔录，证明侦查机关于2019年1月23日经侦查员电话联系刘升林，刘升林于同日10时到侦查机关接受讯问，刘升林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刘升林的犯罪事实尽管侦查机关已经掌握，但电话通知并非强制措施，其当时尚未受到讯问，也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在接到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即主动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应认定为自首。故一审法院以刘升林投案之前公安机关已经掌握其犯罪事实为由，不认定其自动投案不正确，应予以纠正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升林在城区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危及公共安全，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三）从事校车业务或者旅客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载客，或者严重超过规定时速行驶的；（四）违反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运输危险化学品，危及公共安全的。鉴于上诉人刘升林有自首情节，可在原判基础上对其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第一款（二）、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4刑初40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刘升林的定罪和处附加刑部分；即被告人刘升林犯危险驾驶罪，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二、撤销江西省上犹县人民法院（2019）赣0724刑初40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刘升林的处主刑部分；即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四个月。三、上诉人刘升林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缴纳。）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曾小育审判员肖建国审判员林欣茹二〇一九年八月八日代理书记员曹箐秦代理书记员刘姝晨

稊某生产、销售假药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2）绍越刑初字第711号：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绍越检刑诉（2012）66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樊某犯销售假药罪，于2012年8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受理，并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后转为普通程序，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同年10月12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建议对本案延期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对本案延期审理。同年11月12日，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请对本案恢复审理，本院于同日决定对本案恢复审理。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陈军、被告人樊某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16日，被告人樊某在绍兴市越城区若耶溪公寓15号二单元8号车棚经营成人保健店期间，在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从他人处低价购进“德国黑神”、“万艾可枸檬酸西地那非片”等药品。被告人樊某在明知上述药品均系假药的情况下仍加价予以销售，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3000余元。2012年5月16日晚，被告人樊某在其店内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当场缴获尚未销售的“德国黑神”11小盒、“万艾可枸檬酸西地那非片””3盒、“Ｖｉｇｏｕｒ”1盒、“斯达康活力胶囊”5盒、“九鼎至尊”5瓶、“鹿鞭藏虫草”8盒等药品。经鉴定，上述被查获的药品均系假药。在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樊某向本院退缴人民币3000元。上述事实，被告人樊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测报告，绍兴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鉴定书，账本及账单，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搜查笔录，扣押、移送物品清单，涉案物品照片，本院扣单及收据，抓获经过说明，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樊某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明知是假药仍予以销售，其行为已构成销售假药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鉴于被告人樊某能自愿认罪，系初犯，且积极退赃，可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樊某据此请求从轻处罚的意见，本院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樊某犯销售假药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二0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起至二0一三年一月二十二日止。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二、现扣押于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的“德国黑神”8小盒、“万艾可枸檬酸西地那非片”1盒、“斯达康活力胶囊”2盒、“九鼎至尊”2瓶、“鹿鞭藏虫草”5盒等药品及本院扣押被告人樊某的退赃款人民币3000元，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傅莹莹审判员魏兴君人民陪审员章定安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书记员黄美娟

何义权李伯坤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2018）渝0101刑初899号：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渝万州检环保刑诉（2018）9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8年9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米双鹏出庭支持公诉和提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彭廷付、辩护人段茗嘉、李渊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8年6月29日晚上，被告人李伯林邀约被告人李伯坤、何义权和彭廷付一起去电捕鱼。随后，李伯林和李伯坤各自回家取了一套电捕鱼工具，二人与何义权、彭廷付来到重庆市开州区的东里河水域，由李伯林、李伯坤负责电鱼，何义权提桶，共捕鱼约一个多小时，就被民警现场查获。经称重，四人捕获的渔获物重14.5公斤。经开州区渔政渔监船检站认定，李伯林等人捕鱼的工具系电捕鱼工具。2018年6月29日22时20分许，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被民警现场抓获归案，到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涉案的两套电捕鱼工具和渔获物于次日被公安机关扣押。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共同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内使用禁用的方法捕捞水产品，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何义权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李伯林七个月以上九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判处被告人李伯坤六个月以上八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建议判处被告人何义权三个月以上五个月以下拘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提出，因为被告人的非法捕捞行为，破坏了渔业水生生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判令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彭廷付承担渔业生态修复费用21200元、鉴定费5000元、公告费1067元。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愿意承担生态赔偿损失，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段茗嘉的辩护意见是，被告人李伯林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愿意承担渔业资源的损失费用，及缴纳生态修复费，请求从轻处罚。辩护人李渊的辩护意见是，1、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无异议。2、李伯坤有法定从轻处罚（被告人有坦白情节，有立功情节）3、李伯坤所起作用明显小于李伯林（案发当晚是被告人李伯林提出的，也是李伯林邀约的，工具也是李伯林带去的，电鱼的时间实际也只有40几分钟。）4、李伯坤系初犯，主观恶性小，可改造性大。5、所电捕鱼的河道不是很宽，水产资源不丰富。（产卵期已快过了，捕获鱼种不是很名贵。）6、李伯坤认罪悔罪。7、村委会愿意对其帮教。8、李伯坤愿意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建议对李伯坤判处六个月以下拘役，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一致。另查明，检察机关于2018年8月16日进行了公告，没有相关的环保组织对本案提请公益诉讼。经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人李伯林等四人对渔业资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1200元。因资料不足，对渔业资源环境的间接损失无法准确定量。被告人李伯坤于2018年9月15日向开州区森林公安局检举他人非法安置电网狩猎，经查证，2018年9月11日，犯罪嫌疑人胡某某在开州区白桥镇山茶村（小地名凉水井）安置电网，已经由开州区森林公安局立案。本案在审理期间，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分别缴纳5000元，被告人何义权缴纳3000元，作为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的修复费用。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分别承担渔业损失6625元，被告人何义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彭廷付分别承担3975元。上述事实，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彭廷付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户籍资料、抓获经过证明、两份重庆增值税发票、开州区人民检察院在三峡都市报上的公告、向开州区森林公安局检举材料（包括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李伯坤的询问笔录、犯罪嫌疑人的询问笔录、森林公安局的情况说明。）、开州白鹤街道的证明、开州区公安局情况说明、捕捞现场照片、指认照片、询问室照片、李伯坤作案经过截图、禁渔期宣传图片、河道范围图、重庆市天然水域禁渔区名录、市农委关于调整我市天然水域禁渔制度的通告、禁止和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的公告、关于进一步加强天然水域禁渔期管理的通告、现场勘验检查卷、涉案渔具认定意见、证明材料审批表、家属申请书、户籍证明等书证；证人程某某、张某等人的证言；现场勘验笔录；查获现场视频；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意见书；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彭廷付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止的渔具。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禁渔区内使用电鱼的渔具和方法捕捞水产品，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何义权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应当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当庭自愿认罪，愿意主动承担生态修复费用，可以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对辩护人李渊提出被告人李伯坤有立功情节，应当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以及辩护人段茗嘉提出被告人李伯林认罪态度好，可以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对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检察院以公益诉讼起诉人的身份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李伯林承担生态修复费21200元，鉴定费5000元，公告费1067元。本院认为，虽然西南大学司法鉴定所只对直接经济损失进行了鉴定，无法计算间接的生态损失，但三被告人主动缴纳了13000元作为对生态环境损害的补偿，本院对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予以支持。本院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者责任法》第二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伯林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8年10月19日起至2019年4月11日止。）二、被告人李伯坤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三、被告人何义权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四、责令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彭廷付共同承担渔业资源损失费21200元。五、由被告人李伯林、李伯坤、何义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彭廷付承担损害和修复的评估费用5000元，公告费1067元。六、扣押在案的非法捕捞的工具予以没收销毁。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陈伟人民陪审员吴春芳人民陪审员曹家芳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日法官助理杨翼龙书记员刘茂松

歙某某、孙某某1非法拘禁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内黄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内刑初字第197号：内黄县人民检察院以安内检公诉刑诉（2014）25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孙某某、孙某某1犯非法拘禁罪，于2014年8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内黄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韩雪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某某、孙某某1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3年7月31日中午，被告人孙某某伙同被告人孙某某1等人驾驶轿车到内黄县六村乡千口村，以让被害人张某带路一同去找他人为由，将被害人张某带到安阳市滑县“豫达”宾馆888房间予以拘禁，并采取威胁、殴打等方式要求张某偿还所欠赌债，被害人张某就电话联系其朋友刘某某让其帮忙，刘某某分两次将19700元人民币交给被告人孙某某，被告人孙某某收到钱后又让张某打下一张10000元的欠条。2013年8月1日20时被害人张某才被放走。上述事实，被告人孙某某、孙某某1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害人张某的陈述，证人刘某某、孙某1、孙某2、赵某等人的证言，前科查询证明，到案证明，欠条，被告人孙某某、孙某某1的供述与辩解及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孙某某、孙某某1结伙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所举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孙某某、孙某某1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孙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二、被告人孙某某1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以上二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均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周秀文审判员李林生审判员张鹏宇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书记员李旭日

吉艳超窝藏、包庇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安乡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湘0721刑初29号：安乡县人民检察院以湘安检（公）刑诉［2020］2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吉艳超犯窝藏罪，于2020年2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0年3月3日立案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2019年3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安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罗平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吉艳超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安乡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11月1日晚，犯罪嫌疑人马某1（另案处理）从指定监视居住处逃脱后，通过朋友辛某的微信语音发送信息给被告人吉艳超（系马某1妻弟），要求其换卡联系辛某并到马某1的妻子刘某1处拿人民币三万元，换车后开往长沙。2019年11月3日，被告人吉艳超按要求找朋友皮某换了一张广州的手机卡，开车与刘某1到朋友马某2家拿人民币三万元。然后，又找马某2的哥哥王某换车。当晚，被告人吉艳超邀皮某开着白色的福特小型客车前往长沙益阳高速服务区与马某1汇合，马某1用皮某的驾驶证租了一台车，由皮某开车载辛某及儿子往贵阳方向行驶，吉艳超开车与马某1从后跟进，并在车上将三万元现金交给了马某1。离贵阳只有三十公里的路程时，刘某3开车将马某1接走，刘某2租车将马某1送离贵阳，吉艳超和皮某在就近酒店休息时被安乡县公安干警抓获。2020年1月11日，犯罪嫌疑人马某1在广西南宁被安乡县公安局抓获，致使马某1脱逃两个多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吉艳超明知马某1是犯罪的人，在犯罪嫌疑人马某1要求，帮助其脱逃的情况下，仍为其提供财物人民币三万元和使用交通工具帮助其逃匿，其行为已构成窝藏罪，建议对被告人吉艳超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公诉机关提交了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到案经过说明、常住人口信息等书证；证人马某1、皮某、刘某1、马某2、王某、辛某、刘某2、朱某1、刘某3、刘某4、朱某2等人的证言；被告人吉艳超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吉艳超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另查明，被告人吉艳超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本院认为，被告人吉艳超的行为构成窝藏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吉艳超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且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吉艳超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9年11月4日起至2020年11月3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周宏荣二〇二〇年三月十日法官助理杨彬书记员王明兴

河某某伪造公司印章一案刑事一审判决书贵州省遵义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遵县法刑初字第260号：遵义县人民检察院以遵县检公诉刑诉（2014）22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岳某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于2014年4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遵义县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生霞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岳某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经审理查明，2013年10月18日，被告人岳某某为获得修建遵义县福鑫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房屋面瓦改造工程的承包权，在遵义市红花岗区中华路天桥上的一地摊处花60.00元请人私刻了一枚“四川赛特蓝钢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印章。2013年10月25日，被告人岳某某持该印章以四川赛特蓝钢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的名义与遵义县福鑫钢铁制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人岳某某招募工人李某Ａ、李某Ｂ、涂某某等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工人李某Ａ从施工房屋顶上摔下受伤。经贵州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被告人岳某某提供给遵义县福鑫钢铁制品有限公司的个人承诺、合同书上的印章与四川赛特蓝钢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提供的印章不是同一枚印模形成。上述事实，被告人岳某某在庭审中不持异议，且有其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证人张某某、李某Ｂ、涂某某的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现场图，鉴定意见书，被告人岳某某向遵义县福鑫钢铁制品有限公司提供的盖有伪造的四川赛特蓝钢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的个人承诺、合同书，四川赛特蓝钢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李某Ａ的病情介绍，被告人岳某某到案的情况说明，检印、样印印影，户籍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上述证据因被告人无异议，故不再详细表述，经庭审举证、质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岳某某为达到承包工程的目的，伪造四川赛特蓝钢建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印章，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实和罪名成立，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鉴于被告人岳某某当庭自愿认罪，且系初犯、偶犯，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为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顺利健康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岳某某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3年12月3日起至2014年12月2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王成素二〇一四年五月七日书记员施妮

袁伍堂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苏1322刑初593号：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检察院以沭检诉刑诉［2016］5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袁伍堂犯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罪，于2016年7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沭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涛、郁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袁伍堂及其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沭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一、挪用公款2011年至2014年10月，被告人袁伍堂任沭阳县耿某镇党委书记期间，于2012年9月至12月分三次个人累计12借款人民币90万元给该镇招商引资的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邵某乙使用，约定月息1.5分。2013年7月29日，被告人袁伍堂因害怕邵某乙无力偿还其个人借款，未经邵某乙同意，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决定将耿某镇人民政府财政资金102.125万元以邵某乙名义借出，用于偿还邵某乙向其个人借款90万元及利息121250元。2014年2月12日，邵某乙归还耿某镇政府100万元。二、滥用职权2011年至2014年10月，被告人袁伍堂任沭阳县耿某镇党委书记期间，滥用职权、违反规定，擅自决定将原属耿某镇政府的两栋标准化厂房产权登记在嘉泰公司名下，造成政府财政资金损失524.4万元；于2013年9月安排主持耿某镇政府工作的该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陈某以镇政府及陈某个人名义替邵某乙私人债务提供担保，造成政府财政资金损失77.714万元。分述如下：1.2011年，沭阳县耿某镇政府与“耿某佳苑”小区开发商谢某协定，由谢某在该镇建设两栋标准化厂房，耿圩镇政府帮助谢中华销售“耿圩佳苑”小区商品房，售房款由该镇财政代收和保管并专用于谢某的两栋标准化厂房建设。后因谢某不同意将该厂房转让给邵某乙的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经耿某镇政府与谢某等人协商，谢某将其建设的两栋厂房于2012年11月2日以建筑成本价554.4万元转让给耿某镇政府，耿某镇政府将代收的“耿某佳苑”全部售房款退还谢某，该厂房所欠建筑商桑某的工程款554.4万元由耿某镇政府承担（截至案发前，耿某镇政府已实际支付桑某463.986万元）。后在没有签订任何厂房转让手续和收取费用的情况下，被告人袁伍堂擅自安排人员将属于耿某镇政府所有的两栋厂房的产权登记在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该公司数次用两栋厂房抵押贷款，后因经营不善致使600万元贷款逾期未还，该厂房因债务被法院查封。截止案发，该公司仅支付耿某镇政府30万元厂房款。2.2013年9月，被告人袁伍堂在任沭阳县耿某镇党委书记期间，违反担保法及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私自安排陈某以耿某政府及陈某个人名义为邵某乙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安排人员在担保协议上加盖耿某政府印章。后因邵某乙未偿还债务，致使债权人林某等人起诉耿某镇政府和陈某。2015年1月，经法院终审判决，陈某对邵某乙等人所欠款10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耿某镇政府对上述欠款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偿还责任后，后耿某镇政府实际支付75万元执行款和2.714万元诉讼费用。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依据被告人袁伍堂的供述、证人证言、相关书证等证据证明的事实，认为被告人袁伍堂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以挪用公款罪、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袁伍堂一人犯数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应当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袁伍堂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袁伍堂辩解：对公诉机关指控的挪用公款的罪名及事实无异议，对指控的滥用职权罪名有异议。根据沭阳县政府会办纪要，标准化厂房镇政府可以提供反担保。且关于公诉机关指控其私自安排陈某以耿某政府及陈某个人名义为邵某乙个人债务提供担保，造成政府损失75万元的事实已经处理，沭阳县纪委给其的结论是对其诫勉谈话。其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才造成被起诉的局面，应该考虑当时的氛围及工作情况。辩护人提出：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伍堂构成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的罪名不持异议；二、关于挪用公款，从被告人袁伍堂三次借款给邵某乙的原因及被告人将政府财政资金支取后对政府造成的损失后果来看，被告人袁伍堂挪用公款主观恶性较小，造成损失较小；三、关于滥用职权，对被告人将标准化厂房登记在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名下，造成的损失暂时无法确定；即使造成损失，数额应为433.986万元，而非公诉机关指控的463.986万元；关于被告人安排陈某以耿某镇政府及陈某个人名义为邵某乙个人债务提供担保造成的损失，并非公诉机关指控的77.714万元，应减去评估价71万余元，实为6.0675万元，且损失可以向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及邵某乙追偿。四是归案情况，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建议法庭对被告人袁伍堂予以从轻和减轻处罚，并考虑对被告人判处缓刑。经审理查明：（一）挪用公款被告人袁伍堂于2011年3月24日经沭阳县耿某镇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为耿某镇党委书记，2012年1月21日沭阳县委决定任命其为耿某镇党委书记，后一直任该职至2014年10月。被告人袁伍堂以个人资金、耿某农村商业银行贷款、他人借款等筹备的资金，于2012年9月21日、同年10月5日、同年12月22日分三次出借给在耿某镇的投资商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邵某乙35万元、20万元、35万元，并由邵某乙个人出具借据（借据样式均为今借到××万元正，经手人邵某乙），共计90万元，约定月息均为1.5分。后被告人袁伍堂担心其出借给邵某乙的款项存在资金风险，于2013年7月29日，安排耿某镇财政所长高某将三张借据以邵某乙借款名义计入耿某镇政府经费户的现金日记账，借据上注明“同意袁伍堂”“同意高某”字样，将邵某乙欠其个人的借款本息转化为镇政府的债务，把个人债务风险转嫁给镇政府。同日，被告人袁伍堂以王某丙名义将90万元的利息计12.125万元，以用途为邵某乙借款利息出具领到条，同时被告人及高某均注明“同意”字样入镇财政账。借条及领条入财政账簿后，被告人袁伍堂从耿某财政所共领取102.125万元。其中12.125万元由镇财政所直接打款到袁伍堂个人银行账户；其余90万元，因当时耿某镇政府要求工作人员集资，袁伍堂直接将该90万元转成四个人的集资款交纳给耿某镇财政所，由会计缪某出具四张借条入财政账。四张集资借据分别代表袁伍堂交纳的集资款20万元、戚某的20万元（戚某本人实际未交，最后该款仍由袁伍堂领取）、相某的20万元、王某乙的30万元。被告人袁伍堂为相某和王某乙代交的集资款，在其代交之前二人已将款项全部支付给袁伍堂。后袁伍堂40万集资款本息从耿某镇财政所领取，其中本人名下的20万元于2014年1月31日领取，包括利息0.72万元；戚某名下的10万元于2014年5月30日领取，包括利息1.2万元，另外10万元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现金。上述102.125万元，被告人袁伍堂借给朋友成某50万元购买房产，归还贷款35万元，其他用于个人消费等。被告人袁伍堂将邵某乙打的三张借据入镇政府财政账簿并领取本息的情况，当时邵某乙并不知晓。2014年2月，邵某乙的贷款获批，被告人袁伍堂告诉邵某乙要求其打100万元款项给耿某财政所，同月12日，邵某乙打给耿某镇财政所100万元，用于归还上述102.125万元款项。被告人袁伍堂领出的款项尚有2.125万元未清偿。上述事实，被告人袁伍堂及其辩护人均无异议，同时有被告人当庭供述及公诉机关出示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证实，不一一详述，简要列举如下：中共沭阳县委两份文件沭委［2011］110号、沭委［2012］23号文件，证明了被告人袁伍堂的任职情况。被告人袁伍堂供述了其因害怕邵某乙无力偿还其个人借款，违反规定，利用职务便利，私自决定将其个人借款入账耿某镇政府财政账簿，支取财政资金并使用的经过，该供述得到了证人邵某乙、钱某、范某甲、王某甲、袁某甲、高某、缪某、戚某、相某、王某乙、成某、唐某、范某乙、孙某、司某、章某、袁某乙、陆某、汪某、夏某、王某丙、王某丁、陈某等人证言、借条、记账凭证、转账凭条、收条、银行交易明细等证据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上述事实，应当作为本案定案依据。（二）滥用职权1.违规安排耿某镇政府提供担保问题。2010年开始，邵某乙夫妇向林某等人借款本息合计300余万元，由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2013年5月根据林某等人的申请，浙江省玉环县人民法院对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三套厂房进行了诉前保全。2013年8月28日，被告人袁伍堂主持召开耿某镇党委会，会议记录第3条讨论帮办工作，提到嘉泰厂房被玉环县人民法院冻结一事，称为给企业生产提供便利，依法依规做到风险可控，……，为嘉泰担保，具体由陈某负责。陈某及记录人王某丁、夏某等均表示此系被告人袁伍堂安排陈某以镇政府名义为江苏嘉泰公司提供反担保。2013年9月3日，林某等人与邵某乙订立《还款协议书》，约定解除其中两套厂房保全，向银行贷款120万元用于归还借款，并由耿某镇政府监管贷款到位及偿还，被告人袁伍堂安排人员在还款协议担保方处加盖耿某镇人民政府公章，安排陈某（时任耿某镇副书记）在担保人处签字。同日，耿某镇政府与陈某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同日陈某在《还款协议书》担保人处的签字是政府行为，与陈某无关，被告人袁伍堂等在见证人处签字。邵某乙贷款120万元后，未按约定将款用于归还债务，致使债权人林某等人起诉耿某镇政府和陈某。2015年1月，经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陈某对邵某乙等人所欠款105万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耿某镇政府对上述欠款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偿还责任，后经人民法院执行，耿某镇政府实际支付执行款75万元和2.714万元诉讼费用。2015年9月14日，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向耿某镇政府提供一份说明，称其公司内钢架大棚及配套工程价值约80万元，大棚等所有权在公司签字盖章后作价给耿某镇政府，归政府所有，用于归还镇政府被诉支付的75万元，如评估低于75万元，不足部分由嘉泰公司和邵某乙继续给付。公司盖章，邵某乙签字。2015年9月29日，就耿某镇提供担保被诉被执行问题，沭阳县纪委进行会办会商，认为耿某镇政府要对嘉泰公司拟充抵债务的钢架大棚厂房权属、价值进行核查评估；如相关部门对钢架大棚厂房等评估定价达到或接近75万元，鉴于袁伍堂认错态度等，建议对袁伍堂诫勉谈话。如评估价格距离75万元差距较大，视情启动对袁伍堂的问责程序。2015年10月16日，耿某镇政府委托江苏天圣房地产土地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对钢架大棚及配套工程等资产进行评估并作出资产证明估价报告，以报告当日为估价时点，估价为716465元。上述事实，控辩双方均无异议，对被告人袁伍堂当庭供述及公诉机关出示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不再一一详述，简要列举如下：被告人袁伍堂供述了其为了解除对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因邵某乙个人欠林某借款未还被法院诉前保全，安排人员在相关还款协议书上加盖耿某镇政府公章提供担保、耿某镇政府承担赔偿责任、邵某乙愿意以厂房抵款、被纪委谈话处理的经过，与证人邵某乙、钱某、范某甲、袁某甲、高某、戚某、范某乙、司某、袁某乙、夏某、王某丁、陈某等人证言、会议记录、还款协议书、记账凭证、相关民事判决书、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向法院付款凭证、担保被诉会办纪要、被告人提供的资产证明估价报告等书证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上述事实，应当作为本案定案依据。2.违反规定处置国有厂房资产问题。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邵某乙）为沭阳县耿某镇招商引资企业。被告人袁伍堂代表耿某镇政府与投资人邵某乙具体负责商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形成初步投资协议。经集体讨论，耿某镇政府（甲方）与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于2012年4月18日签订投资协议书，时任镇长司某在协议书上签字。投资协议约定：乙方首期购买甲方三层厂房五栋、一层厂房二栋，……甲方负责办理土地证及房产证，……付款方法：按实际金额分四批平均支付，时间为四年，第一批付款在以房产抵押银行发放贷款后三天内支付，二、三、四批由乙方自筹支付，时间为每年六月底前，……2015年6月底前全部付清。耿某镇政府未直接开发或建设厂房，而是交由他人建设。已建成的五栋厂房中三栋由建设方直接将厂房出售给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或邵某乙，但谢某建设的两栋（1＃、2＃厂房）系耿某镇政府购买后被告人袁伍堂安排工作人员登记在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名下。过程如下：2011年，耿某镇政府与“耿某佳苑”小区开发商谢某约定，由谢某在该镇建设两栋标准化厂房，耿圩镇政府帮助谢中华销售“耿圩佳苑”小区商品房，售房款由该镇财政代收和保管并专用于谢某的两栋标准化厂房建设。后因谢某不同意将两栋厂房（实际承建人为桑某）直接转让给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经协商，被告人袁伍堂、谢某，与时任镇长、人大主席及钮某、王某戊一起形成会议纪要，谢某同意将其建设的两栋厂房转让给耿某镇政府，并协助镇政府办理厂房产权转让手续。2012年11月4日，被告人袁伍堂在谢某与桑某（其以胡某名义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上签“于2012年11月2日转耿某镇人民政府负责，请司镇长签证”，该合同约定合同价款为554.4万元。谢某还于2012年12月24日向耿某镇政府出具情况说明，称其承建的厂房有增加工程量，但合同的总价款仍不变。谢某以合同价转让厂房给耿某镇政府，镇政府将代收的“耿某佳苑”全部售房款退还谢某，该厂房所欠桑某工程款554.4万元则由耿某镇政府承担。截至案发前，耿某镇政府已实际支付桑某463.986万元。2012年11月7日，被告人袁伍堂召开耿某镇党委会安排工作，会议记录第8条为：“谢某厂房土地证、房产证办理，此工作由裘某、张某负责”。后二人持2012年11月2日谢某与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订立的名义上的厂房转让协议书、耿某镇政府出具给沭阳县国土资源局的情况说明等材料，根据被告人袁伍堂会议上的安排，于2012年12月16日将耿某镇政府购买自谢某的1＃、2＃厂房的土地使用权人从谢某变更登记为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又于2013年2月2日将包括1＃、2＃在内的五栋厂房房权登记在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名下。其中1＃厂房登记于沭阳县房权证村镇字第××号，2＃、5＃厂房登记于沭阳县房权证村镇字第××号，3＃、4＃厂房登记于沭阳县房权证村镇字第××号。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首次使用厂房贷款150万元，其中支付给耿某镇政府厂房款30万元。后该公司使用2＃、5＃和3＃、4＃厂房的房权证进行抵押贷款，贷款数额600万元，因经营不善致使贷款逾期未还，余款524.4万元一直未付给镇政府，邵某乙表示无力偿还债务。关于1＃、2＃厂房在本案侦查立案时的实际价值，公诉机关经补充侦查，于2017年8月4日向本院提交沭阳县物价局价格认定分局沭价认定发［检察］（2017）001号价格认定结论书，对1＃、2＃厂房价格认定值为538.79万元。另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于2006年7月1日施行，规定了行政部门国有资产处置应当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处置；同时规定了处置的方式等。2011年6月2日，沭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发布实施《沭阳县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沭政办发［2011］77号），文件规定了资产出售、出让及置换等处置原则、方式及审批权限和手续。公诉机关提供的沭阳县纪委制作的本案发破案经过，仅有被告人袁伍堂挪用公款以及违规安排耿某镇政府提供担保的内容。本案于2016年2月26日立案侦查，同年3月10日第1次传唤被告人，供述上述两项内容。同年4月29日，被告人袁伍堂详细供述了违规处理国有厂房资产经过。上述事实，公诉机关、被告人袁伍堂及其辩护人均不持异议，对被告人袁伍堂当庭供述及公诉机关出示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不再一一详述，简要列举如下：被告人袁伍堂供述了其招商引资签订投资协议书的情况、与谢某商谈转让其建设厂房给耿某镇政府的过程、价款数额以及安排人员办证、还款情况，上述供述与证人邵某乙、谢某、桑某、陈某、张某、裘某、高某、戚某、司某、夏某等证言能够相互印证。同时，投资协议书、耿某佳苑相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厂房建设协议、厂房转让协议书、土地使用权证变更登记材料、房权证登记材料、党委会会议记录、耿某镇政府代收耿某佳苑购房款相关凭证、收条、统计表、桑某提供的厂房转让后情况说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桑某从耿某镇领取的标准化厂房工程款明细及耿某镇政府经费户账簿记账凭证等书证也能够证实上述事实，且与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相互印证。《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规定证实了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程序和方式。上述证据形成证据锁链，足以证实上述事实，应当作为本案定案依据。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滥用职权问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庭审中向法庭提供以下证据：1.钢架大棚及配套设施作价协议及投资协议书各一份，证明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将钢架大棚等财产已经抵给耿某镇政府，实际控制人为耿某镇政府，且已经被耿某镇政府租赁给其他老板。2.资产证明估价报告，证明2015年10月16日耿某镇政府委托江苏天圣房地产土地造价咨询评估有限公司对钢架大棚及配套工程等资产进行评估，估价时点为同年10月16日，估价总价值为71.6465万元。3.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公司运行工作会办会纪要、“2158”工程会办纪要、财政担保公司相关工作会办纪要，证明镇政府当时可以提供反担保。公诉机关质证认为上述材料系复印件，来源及真实性有待核实；耿某镇政府与他人签订协议，但是厂房产权属于嘉泰公司；虽嘉泰公司同意大棚折抵，但耿某镇政府没有接受；评估报告客观性有待核实；第一、二份会议纪要与被告人提供反担保无关，第三份会议纪要并无被告人辩解的政府反担保等内容。本院对被告人提供的证据认证认为，应当结合全案证据对被告人提供的证据综合认证。关于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同意用其钢架大棚折抵镇政府担保支付款项的说明，公诉机关已作为证据出示，予以认定。对钢架大棚等资产的评估报告，结合庭审中公诉机关出示的沭阳县纪委会办纪要、多名证人证言均提到对钢架大棚进行评估，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对该资产评估结果应予认定。之后耿某镇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证言，也能够证实对以钢架大棚抵款耿某镇政府一直没有接受的事实。对于耿某镇政府实际占用厂房的证据，系复印件，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认定。对于三份会议纪要，只有县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会办纪要提到：对即将到期的“2158”工程贷款，续贷的乡镇仍然要进行反担保；但与公诉机关起诉书滥用职权第一部分变更登记造成损失的指控无关，而镇政府担保被诉赔偿的第二部分，实际系镇政府为邵某乙个人还款进行担保，并非该纪要里所说的“2158”工程贷款续贷问题，被告人提供的会议纪要证据不能证明其目的，本院不予采纳。根据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伍堂辩解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结合本院证据认证及所认定的事实，对被告人袁伍堂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等与本案相关的问题综合评判如下：一、被告人袁伍堂擅自安排人员将个人借款借据入账耿某镇政府账簿并领取使用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袁伍堂利用职务之便，先将个人资金借给他人，后将他人出具的借条入镇政府账，再后将借款本息从公款中支取，最后督促债务人归还大部分债务。这种入账行为加大了镇政府财政资金的风险，与先挪用公款，后借给他人或归自己使用等行为本质上并无不同。被告人袁伍堂供述中认为该款不由其归还，系基于认识错误，其仍在督促债务人还款，被告人袁伍堂的行为宜按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被告人袁伍堂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其中40万元用于交纳集资款属于营利活动，其余部分超过三个月未还。用于营利活动的违法所得19200元应当予以追缴，尚未归还的公款21250元责令退出。二、被告人袁伍堂安排镇政府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被诉，致镇政府损失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但不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被告人袁伍堂违反法律规定，私自安排耿某镇政府及陈某为个人债务提供担保，并与陈某约定其签字行为是政府行为，最后致镇政府被人民法院执行并支出各项费用77万余元，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但嘉泰公司和邵某乙在犯罪立案前已同意以其所有的钢架大棚等资产抵偿给耿某镇政府，用于偿还给政府造成的损失。且政府担保被诉一事曾经有关机关处理，并建议对大棚等财产当时价值进行评估。耿某镇政府也进行了委托评估，估价为71万余元。该财产耿某镇政府之后未予接收，也未对该大棚等财产进行处置。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和邵某乙已于犯罪立案前提供与损失数额价值相当的财产，因此，指控被告人袁伍堂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事实不能成立。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本起滥用职权的部分辩解及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三、被告人袁伍堂违反规定处置国有厂房资产的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本案涉及的耿某镇政府与邵某乙订立的投资协议书，被告人作为耿某镇政府党委书记，具体商谈了镇政府的权利和义务，虽经集体研究，但被告人袁伍堂均起主导作用。投资协议中对国有资产先办证后付款等约定，已违反国有资产处置规定。在镇政府购买谢某的两栋厂房后，其财产性质为国有资产。被告人袁伍堂虽然召开党委会安排人员办理两栋厂房的产权登记工作，但该安排同样违反行政单位国有资产处置规定。被告人辩解称其安排系履行投资协议，但协议约定及实际处置措施，均已违反处理公务的规定，属于滥用职权行为。两栋厂房自登记到江苏嘉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名下时，在物权上耿某镇政府已失去厂房的所有权，已造成国有两栋厂房的资产全部损失，且邵某乙已表示不能履行偿还义务。经价值评估认定，犯罪立案时两栋厂房实际价值538万余元，扣除镇政府已收到的30万元，实际造成的经济损失数额为508万余元。被告人辩解当时可以为引资企业提供反担保，但变更登记行为与提供反担保无关；其辩护人提出，造成损失的数额应为430万余元，根据司法解释规定，应以犯罪立案时造成的损失为准。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四、被告人袁伍堂供述其违规处置国有厂房资产的犯罪可以自首论。被告人袁伍堂供述的违规处置国有资产的滥用职权行为，系在侦查机关办理被告人挪用公款和违规安排镇政府提供担保的案件过程中，被告人的主动交代。在交代之前，办案机关掌握的同种罪行线索是被告人违规安排镇政府提供担保的滥用职权问题，对此线索本院认为不构成犯罪，该犯罪事实不成立。而违规处置国有厂房资产的滥用职权行为，系在此范围外被告人交代的同种罪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被告人主动交代的滥用职权行为可以自首论综上，本院认为，被告人袁伍堂身为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102万余元，数额较大，部分用于营利活动，部分超过三个月未还，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又违反规定处理公务，滥用职权处置国有资产，致使公共财产遭受损失达500多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又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伍堂犯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正确，予以支持。被告人袁伍堂一人犯数罪，应当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挪用的公款在案发前大部分已归还，予以从轻处罚。本案办案机关所掌握的被告人滥用职权犯罪线索事实不成立，而被告人在此范围之外交代的同种罪行，依法应以自首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综合被告人自首行为对案件侦破所起的作用及本案具体情况，决定对被告人袁伍堂减轻处罚。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的有关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意见，予以支持。被告人袁伍堂未退出的公款及营利违法所得，依法应予退还和追缴。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二款第（二）项、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袁伍堂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二、依法责令被告人袁伍堂退出挪用未还的公款21250元，追缴被告人袁伍堂违法所得19200元，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曹庆玉审判员李长超审判员屠鑫鑫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书记员宋明寒书记员卢光荣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闽0981刑初506号公诉机关福安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陈春章，男，1986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饿了吗”员工，租住福安市，户籍地：福安市，因殴打他人于2019年9月14日被福安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二日。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19年9月26日经福安市公安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福安市人民检察院以安检公刑诉（2019）43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春章犯故意伤害罪，于2019年11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福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吴幼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春章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9月13日20时许，被告人陈春章因认为被害人何某、王某在其与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该两人合伙骗其离婚，而与王某在电话里就此事引发争吵，之后来到福安市低碳电器体验店找到何某，用拳头殴打何某脸部、鼻部，随后继续与被害人何某、杨某、王某等人发生争吵并扭打，造成何某双侧鼻骨及双侧上颌骨额突骨折，杨某左眼挫伤，面部皮肤擦伤。经福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何某的伤情属轻伤二级，杨某伤情属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陈春章被福安市公安局当场抓获。被告人陈春章家属于2019年9月23日与被害人何某、杨某、王某达成调解协议，共计赔偿三被害人经济损失70000元，取得谅解。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春章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一人轻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建议在有期徒刑六个月至八个月间量刑，并适用缓刑。公诉机关提交了被害人何某、杨某、王某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陈某证言及辨认笔录，到案经过，辨认现场笔录、现场勘验情况分析报告、现场图及现场照片，福安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2019）281号、283号鉴定书，调解协议书、收条及谅解书，福安市公安局行政处罚材料，户籍证明，被告人陈春章供述及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被告人陈春章对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异议，同意适用简易程序，且签字具结，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经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与公诉机关的指控一致。本院认为，被告人陈春章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被告人签署具结书认罪认罚，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从轻处罚；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悔罪表现等，可对其适用缓刑。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春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应当接受社区矫正）。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员郑焕周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书记员**芳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饿，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1）犯罪情节较轻；（2）有悔罪表现；（3）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解除特定的人。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需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第二百零一条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但有下列情形的除外:(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二)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的;(三)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四)起诉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五)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

谢某故意杀人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绍诸刑初字第139号：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以诸检刑诉（2013）1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谢某犯故意杀人罪，于2013年1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沈佳丽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谢某及指定辩护人赵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谢某与袁某己系事实婚姻，育有两子，平日为生活琐事袁某己常打骂被告人谢某。2011年4月16日8时许，袁某己与被告人谢某因家庭琐事又发生争吵，袁某己殴打了被告人谢某，被告人谢某心生委屈，一时气愤产生杀死袁某己的想法。后被告人谢某买来一瓶“敌敌畏”农药，当着袁某甲的面将农药倒入袁某己喝剩的酒中，之后又产生将袁某己毒死后自杀的想法，又将农药倒进煮饭的电饭煲内。袁某己回家后，闻到室内有浓烈的农药味，怀疑是被告人谢某投毒故报警。公诉机关建议对被告人谢某在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三年间量刑并适用缓刑。为证明上述指控的事实，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供了相应的证据，认为被告人谢某为家庭琐事纠纷，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情节较轻，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其在着手实行犯罪过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提请本院对被告人谢某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处罚。被告人谢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未提出异议和辩解，请求从轻处罚。指定辩护人赵洁提出的辩护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被告人谢某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其主观恶性不大，系一时冲动才犯罪，犯罪情节较轻；其系初犯、偶犯。请求法庭对被告人谢某从轻、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谢某与袁某己原系事实婚姻，育有一子一女，平日为生活琐事袁某己经常打骂被告人谢某。2011年4月16日8时许，袁某己与被告人谢某又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袁某己殴打了被告人谢某，后被袁某己的哥哥袁某甲劝开，袁某己顾自上班。被告人谢某想起数天内袁某己两次借故对其殴打，心生委屈，一时气愤产生杀死袁某己的想法。随后，被告人谢某买来一瓶“敌敌畏”农药，袁某甲见状上前相劝未果。被告人谢某当着袁某甲的面将农药倒入袁某己喝剩的酒中，之后又产生将袁某己毒死后自杀的想法，故又将农药倒入煮饭的电饭煲中。袁某甲见无法劝说被告人谢某放弃投毒，就叮嘱袁某己的邻居胡某，让其转告袁某己不要喝家中的酒，不要吃饭菜。当日11时多，袁某己下班回到家中，闻到室内有浓烈的农药气味，酒瓶内的酒呈浑浊状态并伴有农药气味，就未再食用有毒食物，胡某也赶到劝阻袁某己食用饭菜。后袁某己怀疑系被告人谢某投毒故报警。当日，被告人谢某被传唤归案。经绍兴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袁某己家黄酒瓶及米饭中均检出“敌敌畏”成分。上述事实有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并由检察机关提交，经公诉人当庭宣读、出示，并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袁某己的陈述，证人袁某甲、袁某乙、翁某、胡某、袁某丙、袁某丁、袁某戊的证言，指认现场笔录及照片，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现场方位图、现场平面图、现场照片，现场勘检查提取痕迹、物证登记表，归案经过、情况说明，绍兴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物证检验报告，报告，证明，案件信息，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被告人谢某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所证实，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谢某因家庭琐事纠纷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案因家庭纠纷引发，被害人袁某己有过错，被告人谢某是一时激愤杀人，属情节较轻；被告人谢某在着手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因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其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予以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被告人从轻处罚之请求予以照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谢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邓华庚人民陪审员赵信苗人民陪审员石璐二〇一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书记员杨蓓蓓

佗祥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二审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津02刑终162号：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审理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罗祥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一案,于二○一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作出（2015）滨塘刑初字第694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罗祥无罪。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杜娟出庭履行职务。原审被告人罗祥及其辩护人王申青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罗祥系苏州纽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纽威公司）北京办事处的销售代表。2011年,被告人罗祥使用盖有伪造的纽威公司公章及报价专用章的标书文件,参加了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工公司）2011年6月28日“荔湾3-1项目撬块”球阀的招标及2012年10月24日“绥中36-1二期调整项目”阀门的招标。2013年2月,被告人罗祥使用盖有伪造的纽威公司公章及报价专用章的标书文件,参加了海工公司2013年2月20日“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三批）、2013年3月12日“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三批修正部分）以及2013年3月5日“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四批）阀门的招标。2015年3月3日,被告人罗祥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1、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实2013年3月21日,天津港公安局刑侦五大队接跃进路派出所的转警,称罗祥伪造纽威公司印章和投标文件在海工公司投标。罗祥于2015年3月3日到天津港公安局刑侦五大队投案自首。2、证人黎某证言,证实其是纽威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3月19日海工公司工作人员给纽威公司领导打电话,说纽威公司给海工公司的报价投标文件上的印章有问题。后纽威公司指派其于2013年3月21日到海工公司核实情况,发现投标文件上印章的油印颜色不对,字体也有问题,该份投标文件上写的投标人代表是罗祥,投标项目是“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投标货物是阀门,并且上面有罗祥的签字。其向公司核实后,发现纽威公司没有投标海工公司的“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其认为可能是罗祥提前和其他的投标公司商量好,罗祥伪造纽威公司的投标文件和文件上的印章到海工公司高价投标,而和其商量好的公司以相对较低的价格投标,罗祥从中收取好处费。3、证人胡某证言,证实其是纽威公司海洋工程行业销售经理。2013年3月份左右,纽威公司领导接到海工公司工作人员电话说纽威公司给海工公司的标书上的印章有问题,后纽威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标书上印章文字为“苏州组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其同时证实,罗祥是纽威公司北京办事处的员工,北京办事处是纽威公司的代理公司,罗祥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是在客户发出项目的招标邀请后,及时向公司汇报,取得公司对该项目的书面授权,但“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罗祥并未向公司汇报,也没有取得授权,其私自参加了投标。其认为罗祥可能是跟其他一起竞标的公司合作,罗祥报高价,想中标的公司报低价,罗祥称是因为时间紧迫才私自制作标书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4、证人郑某证言,证实其在海工公司负责招标的业务,2013年3月份其联系的罗祥投标“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后在整理各家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时,发现罗祥递交的投标文件上的印章刻的是“苏州组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后汇报给了领导,后续怎么处理的就不清楚了。5、被告人罗祥供述,证实其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没有异议,其是纽威公司北京办事处的销售经理,主要负责天津区域的项目投标工作。2013年2月海工公司通知其参加投标时,因为时间比较紧迫,才决定绕过公司的投标流程,自己制作标书参加投标。涉案的假章是其在塘沽洋货市场附近的马路上看到制作假章的电话,打电话联系对方制作的假章,其把公司以前标书中的印章给对方作参考。2011年其曾在塘沽洋货市场通过刻章的小广告电话联系对方刻过纽威公司的公章及报价专用章。其伪造的印章数量总共是四枚,纽威公司的公章及报价专用章各两枚,伪造的印章现已无法找到了。6、天津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文件检验鉴定书（津公技鉴字［2013］第04141号、津公技鉴字［2015］第06430号）,证实经鉴定,（1）投标日期为2013年2月20日的“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三批次标书上加盖的纽威公司报价专用章与纽威公司提交的样本上同内容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2）开标日期为2011年6月28日的“荔湾3-1项目撬块”标书上加盖的纽威公司报价专用章与纽威公司提交的样本上同内容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3）开标日期为2012年10月24日的“绥中36-1二期调整项目”标书上加盖的纽威公司公章与纽威公司提交的样本上同内容印文不是同一印章盖印形成。7、其他书证,证实（1）荔湾3-1项目撬块工程项目管理中心价格标开标记录表,绥中36-1二期调整项目价格标开标记录表,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商务标书、价格标书;（2）纽威公司提供的印模,供鉴定使用;（3）纽威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4）纽威公司关于投标授权的说明;（5）纽威公司印章的使用说明;（6）纽威公司关于对罗祥的授权委托情况说明;（7）纽威公司印章管理规定;（8）罗祥于2014年11月6日书写的悔过书。8、天津港公安局刑侦五大队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1）经天津港公安局刑侦五大队查找,无法找到制作假章的人;（2）罗祥无前科记录。9、户籍证明材料,证实被告人罗祥的基本身份信息。以上证据经庭审质证,证据均系依法取得,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证明本案事实,原审法院对证据的证明效力予以确认。原审法院认为,依据本案现有证据,尚不足以确实、充分证明被告人罗祥实施了伪造公司印章的行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罗祥犯伪造公司印章罪,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人罗祥无罪。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处。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支持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认为原审被告人罗祥的行为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应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范围内量刑,鉴于罗祥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原审被告人罗祥未提出上诉,其对伪造公司印章并使用的行为予以供认,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罗祥虽然有私刻公章的行为,但无论从刻章的原因、使用的过程以及最终的结果上看,都不具有严重危害公司声誉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后果。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查明事实,维持原判。经审理查明,原审被告人罗祥系纽威公司北京办事处的销售代表,负责天津地区的销售工作。2011年,原审被告人罗祥伪造纽威公司公章及报价专用章,并分别用于开标日期为2011年6月28日的海工公司“荔湾3-1项目撬块”项目标书文件上,及开标日期为2012年10月24日的“绥中36-1二期调整项目”标书文件上。2013年2月,原审被告人罗祥伪造纽威公司公章及报价专用章,并分别用于海工公司投标日期为2013年2月20日“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三批标书文件、投标日期为2013年3月12日的“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三批修正部分标书文件,以及投标日期为2013年3月5日的“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四批次标书文件上。经鉴定,开标日期为2011年6月28日的“荔湾3-1项目撬块”、2013年2月20日的“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三批次标书上加盖的纽威公司报价专用章,及2012年10月24日“绥中36-1二期调整项目”标书上加盖的纽威公司公章系伪造。2013年3月12日“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三批次修正部分以及投标日期为2013年3月5日的“ＫＬ3-2撬块总包项目”第四批次标书上加盖了纽威公司公章,但该公章文字为“苏州组威阀门股份有限公司”,与纽威公司公章文字不同,显系伪造。2015年3月3日,原审被告人罗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上述事实,有案件来源、抓获经过,证人黎某、胡某、郑某的证言,文件检验鉴定书,书证,情况说明,户籍证明材料,原审被告人罗祥的供述等证据证实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罗祥作为纽威公司天津地区的销售代表,未经纽威公司许可,实施了伪造纽威公司公章、报价专用印章的行为,并多次使用盖有伪造的纽威公司公章及报价专用章的标书文件,参加海工公司项目的投标,其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关于伪造公司印章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已构成伪造公司印章罪,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鉴于原审被告人罗祥犯罪情节较轻,案发后主动投案自首,到案后认罪、悔罪,可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意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支持抗诉意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辩护人所提维持原判的意见,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依据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撤销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2015）滨塘刑初字第694号刑事判决。二、原审被告人罗祥犯伪造公司印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缓刑考验期限内,对原审被告人罗祥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审判长丁秉花审判员钟彬审判员张玉军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书记员车怡轩速录员钟中

被告人罗某某逃税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5）常鼎刑初字第14号：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常鼎检刑检刑诉（2015）1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单位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被告人罗某某犯逃税罪，于2015年1月1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夏宜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建华、人民陪审员张春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5年3月24日第一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廖莉芳担任法庭记录；2016年2月15日，本院裁定案件中止审理；2016年6月28日，本院裁定案件恢复审理，并依法组成由审判员罗尚春担任审判长，审判员刘建华、人民陪审员张春芳参加的合议庭，于2016年7月15日第二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陈志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单位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席某某、被告人罗某某及其辩护人曹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期间案件延期审理一次；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二次。现已审理终结常德市鼎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单位某公司及被告人罗某某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不申报，自2010年以来至2013年期间，三年应缴纳各种税款13158227.06元，不申报或少申报10350559.06元。占应纳税额的78.66%，且经税务机关下达追缴通知书后仍拒不缴纳。为证明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向法庭提供和出示了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相关书证等证据，并以被告人罗某某的行为构成逃税罪，逃税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三款之规定，对被告单位某公司判处罚金，对被告人罗某某判处三至五年有期徒刑。被告单位某公司辩称：起诉书涉及罗某某向个人借款后以房屋抵偿债务的情况公司不知情；以陈蓉的名义收取的购房款至今未入公司账目；其他损害公司利益的账款，公司已向公安机关报案，请求予以追缴；逃税系被告人罗某某个人所为，在公司财务人员提醒后仍不履行纳税义务，故逃税不应由公司承担法律责任；公司现资不抵债，判处罚金不合理。请求公正判决。对于上述辩解主张，被告单位某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被告人罗某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辩称涉案39套门面只是抵押并没有销售，不应纳税。被告人罗某某的辩护人曹磊辩护称：1、因被告单位分别于2012年3月5日、2013年4月12日、2014年3月26日与税务机关进行过对账，故被告单位只存在欠税的问题，并非逃税；2、与冷海军合作开发制冰车间而分得的12套房产的销售，罗某某的确收取了5467576元的卖房款，但根据与冷海军的约定，所有的税费应由冷海军负担，且因上述房屋尚未办理产权手续，故亦未到税费的征缴时间；3、用于抵债的房产属抵押性质，并不是销售，也不应计入应税收入；4、宋军房租60万元，其中有20万元是保证金，不应缴纳税款。对于上述辩解主张，被告人罗某某及其辩护人曹磊提交了以下证据。1.债权债务转让、偿还协议，证明39套门面是与长沙公司借款抵押，公司没有收任何款项，并且其门面与公司和原水产市场安置户全部免费用。且和公司签订了5年租赁合同，其门面还一直为公司所控制，并没有形成真正交易的事实；2.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份，证明2016年6月28日，被告人罗某某以某公司的名义补缴税费800000元（暂存本院代收代付款账户）的事实。经审理查明：2010年2月8日，被告人罗某某与湖南中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1000万元，在常德市鼎城区工商局注册成立了湖南中澳水产品综合批发大市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湖南中澳公司），后更名为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被告人罗某某占65%的股份，湖南中澳公司占35%的股份。期间，湖南中澳公司将自己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杨军，后杨军又转让给李江。被告人罗某某为了融资，也于2013年7月5日将自己持有股份的60%转让给了深圳市拓宇投资基金企业。2011年某公司共建成四栋三层建筑面积为21965.44平方米的鲜活鱼市场门面及其他用房104套（每栋26套，一层为门面，二三层为其他用房）；建成三栋三层建筑面积为7380.90平方米的鱼需渔具市场门面及其他用房60套（每栋20套，一层为门面，二三层为其他用房）；建成一栋六层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综合办公楼（自2013年出租至今）。此外，2010年2月，被告人罗某某以某公司的名义与冷海军签订合作修建办公楼（制冰车间）协议，由某公司提供建设用地，另出500000元的建设费用，由冷海军全额出资修建，在市场内建成一栋四层建筑面积为4200平方米的制冰车间兼办公用房。建成后，某公司按协议分得12套房产。2010年到2014年5月27日，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罗某某。经对某公司2010年至2013年房屋出售情况及会计账目调查，某公司有如下犯罪事实：（一）2012年取得应税收入8378520元，其中账面取得销售不动产收入7278520元，账外隐瞒制冰车间房产销售收入1100000元。隐瞒销售不动产收入的具体事实为：（1）被告人罗某某以某公司的名义与冷海军合作开发制冰车间分得的12套房产中，卖给唐诗峰2套，铁惠红2套，蒋磊1套，闻镇1套，于红梅1套，黄继红1套，徐志军2套。被告人罗某某安排原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陈蓉通过转账收取上述7人房款6167576元（2012年收1100000元，2013年收4867576元，2014年收200000元），其中：5467576元现金转入陈蓉个人在农行或工行的银行卡上，并给7人开具非税务局印制的收据，加盖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同时又以某公司的名义与上述7人签订购房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人罗某某安排陈蓉收取的5467576元房款至今未入公司财务账；2013年3月6日与徐志军抵账的700000元（起诉书指控抵账1000000元，实际抵账700000元）也未在公司财务挂账，且公司财务人员及其他人员对此均不知情。该公司2012年应依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各种税费2251995.02元，隐瞒收入部分应申报缴纳税费122650元，隐瞒收入部分应缴纳税费占应申报缴纳税费比例5.45%。（二）2013年实际取得应税收入12880268元，其中账面取得销售不动产收入7412692元，账外隐瞒销售不动产收入5467576元。隐瞒销售不动产收入的具体事实为：（1）隐瞒制冰车间2013年销售收入4867576元；（2）帐外隐瞒办公楼租金收入600000元。被告人罗某某于2013年以某公司的名义与常德力正骨康医院老板宋军签订租赁合同，将临街的综合办公楼大部分出租给宋军，后被告人罗某某白条收取宋军租金600000元，未入公司财务账，也没有告知公司会计挂账。该公司2013年应依法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各种税费1779882.85元，隐瞒收入部分应申报缴纳税费663934.74元，隐瞒收入部分应缴纳税费占应申报缴纳税费比例37.3%。另查明：税务部门在征缴税费过程中，对某公司部分门面房屋进行了查封。被告单位某公司及被告人罗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2016年6月28日，被告人罗某某以某公司的名义补缴税费800000元（暂存本院代收代付款账户）。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质证的证据证实：1．常德市鼎城区地方税务局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及相关材料，证明常德市鼎城区地方税务局在工作过程中发现湖南某公司涉嫌刑事犯罪，将案件向常德市鼎城区公安局移送的事实；2．书证：关于对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2011-2013年税款申报缴纳情况的认定，证明某公司2011-2013少申报、少缴纳税费的情况；3．证人郝兆新的证言，证人系某公司会计，证明某公司每次申报纳税，是按罗某某的意思，缴纳多少就申报多少，除已申报缴纳的税费外，其余的税费都没有进行纳税申报；4．证人冷海军的证言，证明与某公司合作开发制冰车间的事实；5．证人陈蓉的证言，证人陈蓉系某公司销售部经理，证明某公司制冰车间不动产卖出去的房款都是罗某某安排她收取、未入公司财务账的事实；6.会计凭证，证明某公司2012年度和2013年度纳税申报情况；7.陈蓉的银行卡账户明细，证明某公司隐瞒收入不报的事实；8.证人唐诗峰、铁惠红、蒋磊等人的证言，证明证人与某公司签订合同购房、房屋尚未办理产权证明的事实；9.债权债务转让、偿还协议，证明39套门面是与长沙公司借款抵押，公司没有收任何款项，并且其门面与公司和原水产市场安置户全部免费用。且和公司签订了5年租赁合同，其门面还一直为公司所控制，并没有形成真正交易的事实；10.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地方税务局鼎税保封［2013］011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地方税务局鼎地税保封［2015］2-002号税收保全措施决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清单，证明税务部门在征缴税费过程中，对某公司部分门面房屋进行了查封的事实；11.湖南省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收据一份，证明2016年6月28日，被告人罗某某以某公司的名义补缴税费800000元（暂存本院代收代付款账户）的事实；12.商品房预售合同、房款收据及其他租金收据，证明房屋形式上已经销售，但实际另行租赁的事实；13.被告人罗某某的供述与辩解，证明被告人罗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本院认为：被告单位某公司及被告人罗某某采取隐瞒收入不入账的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逃避纳税数额巨大（共计786584.74元）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其行为已构成逃税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罪的罪名成立，提交的证据合法有效，适用法律意见正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单位某公司及被告人罗某某具有如下量刑情节：1.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2.主动补缴全部隐瞒收入部分应缴税费，可予以从轻处罚。综合上述量刑情节，结合被告单位及被告人的悔罪表现，本院决定对其均予以从轻处罚。鉴于被告人罗某某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本院决定对其适用缓刑。关于公诉机关的指控：1.2011年取得应税收入50942398元，其中账面取得销售不动产收入50717398元，账面取得营业外收入225000元，应依法申报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教育费及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共计6127347.88元，实际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各种税费1028400.50元，少申报缴纳各种税费5098947.38元。因该起事实经被告单位某公司与税务机关于2012年3月5日对账确定，且2013年4月12日、2014年3月26日亦对2012年、2013年度纳税与税务机关进行过对账，对账单上明确均为欠缴税费，被告单位某公司承认欠税金额，但表示因公司困难，暂无钱交纳，根据有利被告人的原则，2011年度、2012年度对账核定的金额应为欠税，而并非是某公司采取伪造、变造、隐匿、销毁账簿、记账凭证等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故该部分欠税不应构成逃税罪。公诉机关对该事实的指控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辩护人的该起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2.被告人罗某某以某公司的名义与冷海军合作开发制冰车间分得的12套房产中，卖给唐诗峰2套，铁惠红2套，蒋磊1套，闻镇1套，于红梅1套，黄继红1套，徐志军2套。被告人罗某某安排原公司营销中心负责人陈蓉通过转账收取上述7人房款6167576元（2012年收1100000元，2013年收4867576元，2014年收200000元），其中5467576元转入陈蓉个人在农行或工行的银行卡上，并给7人开具非税务局印制的收据，加盖某公司的财务专用章，同时又以某公司的名义与上述7人签订购房协议和商品房买卖合同。被告人罗某某安排陈蓉收取的5467576元房款至今未入公司财务账，与徐志军抵账的700000元也未在公司财务挂账，且公司财务人员及其他人员对此均不知情。由于该笔指控已经发生房屋交易的事实，且某公司已经收受购房款，某公司在该年度申报纳税时隐瞒了该笔收入，逃避纳税数额巨大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公诉机关对该笔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辩护人所提根据与冷海军的约定，所有的税费应由冷海军负担的辩护意见，不影响某公司作为收益方应履行纳税义务的主体身份，故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辩护人所提因上述房屋尚未办理产权手续，故亦未到税费的征缴时间的辩护意见，根据相关规定，支付预付款即发生纳税义务，故对该意见，因与法律法规相悖，本院不予采纳。3.2012年3至6月，被告人罗某某用公司第一期开发的水产大市场门面及配套房30套计20584873元分别抵其个人欠周光辉的借款2063351元、吴军文借款1974000元、张海波借款2632000元、张艺严借款13915522元；隐瞒第一期开发水产大市场门面及配套房产收入6012000元，其中4套房屋抵其个人欠李献强借款2672000元，5套房屋抵其个人欠肖祥文借款3340000元。用于抵债的房产虽形式上办理了房屋买卖登记备案，但没有发生销售的事实，原借贷关系依然成立，买卖合同登记的买受方没有实际交付房款，房屋现由某公司出租给第三方，没有实际交付登记的买受人，登记备案实际行使的是抵押功能，备案的合同金额不能认定为某公司收到的出售房屋的收入，故不应计入应税收入。被告单位对该部分还未发生纳税义务。公诉机关对该起指控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辩护人的该起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4.帐外隐瞒办公楼租金收入600000元。被告人罗某某于2013年以某公司的名义与常德力正骨康医院老板宋军签订租赁合同，将临街的综合办公楼大部分出租给宋军，后被告人罗某某白条收取宋军租金600000元，未入公司财务账，也没有告知公司会计挂账。经查，被告人罗某某的确隐瞒了该起收入，该笔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辩护人所提其中有200000元是保证金的辩护意见，因未提交证据证明，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本院对被告单位某公司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一条、第二百一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对被告人罗某某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一款、第二百一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分别判决如下一、被告单位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犯逃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判处的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通过本院上缴国库）二、被告人罗某某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的罚金，限本判决生效后三个月内通过本院上缴国库）三、补交的税款人民币八十万元，上缴税务机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罗尚春审判员刘建华人民陪审员张春芳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书记员罗丹

徐水根赌博一审刑事判决书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浙0604刑初69号：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以绍虞某刑诉［2017］2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水根犯赌博罪，于2017年1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即日立案，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赵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徐水根及其辩护人厉海波均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3月份至11月份期间，被告人徐水根在位于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舜岸路35号其春夏秋服饰厂内，聚集赌博人员陶某、丁某、刘某等人以夹罗松形式赌博，并从中抽头获利2万余元。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徐水根已退缴违法所得2万元。上述事实，被告人徐水根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被告人徐水根供述，证人陶某、丁某、刘某、罗某2、吴某、毛某等人证言，扣押笔录、扣押决定书和清单，行政处罚资料，抓获经过及被告人徐水根的户籍证明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水根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并抽头获利，其行为已构成赌博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徐水根多次聚众赌博，可酌情从重处罚；被告人徐水根能自愿认罪且已退缴违法所得，均可酌情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的要求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结合被告人徐水根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可对其宣告缓刑。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徐水根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即日缴纳）；二、扣押在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分局违法所得人民币二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冯尧土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书记员施钢琴

王某某妨害公务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雨法刑初字第449号：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潭雨检公诉刑诉（2014）39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犯妨害公务罪，于2014年12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姜卫兵独任审判，于2014年12月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代理书记员向君毅担任记录。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杜五爱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王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并经本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24日18时许，被告人王某某因与女友分手心情不好，便约朋友李某甲先后在湘潭市某民医院附近的“迎宾餐馆”、雨湖区广云路“九三鸭霸王”店吃饭、喝酒。8月25日0时许，王某某醉酒后在某路拦出租车时遭到湘ＣＸ3ＸＸＸ出租车司机谢某甲拒载，便猛踢出租车车门，双方发生纠纷，谢某甲报警。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广场派出所民警李某乙和辅警谢某乙接到指令出警，民警在处理纠纷并要带王某某回派出所处理过程中，王某某拒绝配合，并将李某乙、谢某乙拳打脚踢致伤。经湘潭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李某乙所受损伤为多处软组织挫伤，但未构成轻微伤；辅警谢某乙所受损伤为多处软组织挫伤，鉴定为轻微伤。案发后，被告人王某某赔偿被害人李某乙、谢某乙共计20000元；赔偿谢某甲经济损失3000元，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上述事实，被告人王某某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且有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鉴定意见、辨认笔录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以暴力方法阻碍公安民警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王某某认罪态度较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案发后，被告人王某某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王某某犯妨害公务罪，判处罚金二万元。（罚金限在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缴纳。）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三份审判长姜卫兵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日代理书记员向君毅

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0）豫1328刑初122号公诉机关唐河县人民检察院。被告人马宝珠，男，1985年9月29日出生于河南省新蔡县，汉族，小学肄业，务工，住新蔡县。因犯非法持有毒品罪于2011年4月15日被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因寻衅滋事于2019年9月30日被唐河县公安局行政拘留十五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于2019年10月17日被唐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11月2日被唐河县公安局执行逮捕。唐河县人民检察院以唐检一部刑诉(2019)393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马宝珠犯寻衅滋事罪,于2020年3月1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唐河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章健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马宝珠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唐河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9月29日22时许，被害人邹某驾驶豫Ｒ×××**宝马轿车行驶至唐河县银化路与澄源路交叉口停车等待通行时，被告人马宝珠因醉酒无故阻挡被害人邹某驾驶车辆，随意谩骂并用锤头抽打邹某所驾驶的宝马车前引擎盖，致车辆损坏。公诉机关在指控上述犯罪时，随卷移送了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被损坏车辆价值评估报告等证据。据此，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马宝珠的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马宝珠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请求本院从轻处罚。经审理查明，2019年9月29日22时许，唐河县苍台镇郜河村村民邹某驾驶豫Ｒ×××**宝马轿车行驶至唐河县银化路与澄源路交叉口停车等待通行时，被告人马宝珠因醉酒无故阻挡被害人邹某驾驶车辆，并随意谩骂，用拳头捶打邹某所驾驶的宝马车前引擎盖，致车辆损坏。后邹某拨打110报警，唐河县公安局滨河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将被告人马宝珠抓获。2019年10月8日，经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评估：豫Ｒ×××**小型轿车前机盖车门损失金额为人民币15897元。2019年10月5日，被告人马宝珠赔偿被害人邹某各项损失共计50000元，并取得被害人邹某的谅解。上述事实，被告人马宝珠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且有被害人邹某的陈述、证人杨某的证言、现场照片、视频资料、中衡保险公估股份有限公司评估报告、被损坏车辆的维修发票、维修项目清单、调解协议、收条、谅解协议、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唐河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等依法调取的相关书证等证据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均经当庭质证，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来源合法、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马宝珠任意损毁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马宝珠具有犯罪前科，应酌定从重处罚；其到案后虽不能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的经过，但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不持异议，其亲属已代为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可以酌定对其从轻处罚；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自愿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马宝珠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扣除先行羁押的16天，即自2019年10月17日起至2020年3月31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审判长孟蕴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四日书记员陈晨

陈登国、舒敏贪污、滥用职权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建始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鄂2822刑初74号：建始县人民检察院以建检诉刑诉（2016）7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登国、李福海、舒敏犯贪污罪、滥用职权罪，于2016年6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同年8月10日，本案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同年10月31日，公诉机关以需补充侦查为由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准许，同年11月30日公诉机关建议恢复审理。2017年2月27日，公诉机关以需补充侦查为由再次建议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准许，同年3月26日公诉机关建议恢复审理。经上级法院批准，本案自同年6月27日起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3月10日、9月1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理。建始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华清出庭支持公诉，三被告人及各自的辩护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一）贪污罪1、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以向本县三里乡村医发放“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为名，三次共计套取人民币43901.63元到被告人舒敏保管的原三里乡龙飞村村医谭某2银行卡上，尔后被告人舒敏将此款取出自行保管，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2、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利用三里乡卫生院职工发放2014年度9—12月份工资之机，采取虚增金额的方式套取三里乡卫生院公款人民币12118.24元到职工账户，尔后被告人舒敏从职工处收回此款自行保管，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3、2014年4月，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以向本县三里乡村医发放“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为名，将三里乡卫生院公款人民币18000元转至村医账户，尔后被告人舒敏从村医处收回此款自行保管，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4、2014年底，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用三里乡卫生院公款支付了报刊订阅费，尔后将该院职工缴纳的8000元报刊订阅款截留，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5、2013年9月至2015年5月，被告人舒敏与被告人陈登国采取报虚假发票的方式，共计五次骗取三里乡卫生院公款人民币47026元，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6、2014年1月，被告人李福海受被告人陈登国安排，利用三里乡卫生院向建始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上报“乡村医生补助”的职务之便，采取虚报金额的方式，套取人民币22000元到村医账户上，尔后被告人李福海从村医手中收回此款并交给被告人陈登国，由被告人陈登国支配使用。7、2015年2月期间，被告人李福海受被告人陈登国安排，利用三里乡卫生院向建始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上报“公共卫生经费和基本药物补助及一般诊疗费”的职务之便，采取虚增金额的方式套取人民币258900元到村医账户上，尔后被告人李福海从村医处收回此款。其中，被告人李福海私自套取人民币13000元；按被告人陈登国的指示支付三里乡槐坦村村医周某祥“门诊统筹费”人民币25000元；向被告人陈登国交人民币81300元；被告人李福海少交人民币600元；余下人民币139000元按被告人陈登国的指示交被告人舒敏保管。被告人舒敏利用该款处理三里乡卫生院的呆账人民币66369.85元，余人民币72630.15元由被告人舒敏和被告人陈登国共同使用。8、2015年2月，被告人李福海受被告人陈登国安排，向本县三里乡人民政府重报“白果树村卫生室建设资金”，套取人民币30000元，同年3月23日被告人李福海将此款交给被告人舒敏保管。综上，被告人陈登国贪污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335576.02元（陈登国对指控的第7项中的154530.15元承担责任）；被告人李福海贪污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219530.15元（李福海对指控的第7项中的167530.15元承担责任）；被告人舒敏贪污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201676.02元（舒敏对指控的第7项中的72630.15元承担责任）。（二）滥用职权罪1、2014年初，本县三里乡的村干部给该乡5131位没有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的村民每人垫交70元人民币的医疗保险费。2014年4月，三里乡合管办主任彭某1（另案处理）向县合管办申请开通三里乡卫生院的“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免刷卡权限。尔后，被告人陈登国安排该院职工通过“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套出门诊费共计人民币359170元。该款到账后，被告人陈登国、李福海共谋安排被告人舒敏以支付“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的名义转款到三里乡4位村医的账户，尔后被告人舒敏从村医处将该款收回上交到三里乡财经所，由三里乡财经所发放给垫资的村干部。2、2013年初，本县三里乡的村干部给该乡4360位没有缴纳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的村民每人垫交人民币60元的医疗保险费。2013年4月，三里乡合管办主任彭某1（另案处理）向本县合管办申请开通三里乡卫生院的“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免刷卡权限。尔后，三里乡卫生院通过“农村合作医疗系统”套出门诊费共计人民币261600元。该款到账后，被告人李福海以支付“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的名义转款到三里乡5位村医账户上，尔后被告人李福海将该款从村医处收回上交到三里乡财经所，由三里乡财经所发放给各村垫资的村干部。3、2013年至2014年11月，本县三里乡福利院欠三里乡卫生院医药费用，被告人陈登国利用三里乡福利院“五保老人”的农村合作医疗卡，安排三里乡卫生院的职工采取编造住院病人和延长住院病人时间虚列住院费用的方式，套取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人民币20097.46元抵减欠款。综上，被告人陈登国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人民币379267.46元；被告人李福海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人民币620770元；被告人舒敏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人民币359170元。案发后，被告人陈登国向检察机关退缴赃款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李福海向检察机关退缴赃款人民币20600元，被告人舒敏向检察机关退缴赃款人民币69000元。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陈登国、舒敏、李福海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均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被告人陈登国、舒敏、李福海在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均已构成滥用职权罪。三被告人均应数罪并罚。三被告人的共同贪污行为及共同滥用职权行为均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陈登国系主犯，被告人舒敏、李福海系从犯；指控被告人李福海的单独滥用职权事实中，由于被告人李福海在该行为中只起次要作用，也系从犯。三被告人均认罪态度较好。综上，建议对被告人陈登国犯贪污罪在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之间判处、犯滥用职权罪在有期徒刑六个月至一年之间判处；对被告人舒敏、李福海犯贪污罪均在有期徒刑一年至二年之间判处，犯滥用职权罪均判处拘役。并就指控提供了相关证据。被告人陈登国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指控的贪污事实中的第3、4、5、8项涉案数额本身无异议，提出第1项指控数额不准确，对第3、6项表示不清楚，提出只清楚第7项中的139000元。2、对指控的滥用职权事实中的第1项数额不准确，因为每个人头上只套取了60元门诊费，另外每人10元属三里卫生院的自有资金。3、指控的贪污事实中所套取的款项全部存放于舒敏处，只能是陈登国经手使用或其安排舒敏使用，李福海未使用也不能使用。4、当庭认为其行为构成贪污罪，但又提出套取的款项是用于单位送礼等其他特殊开支，个人无占为己有的目的，因此属于单位犯罪，以及送礼的部分应从贪污数额中予以扣减等意见。5、当庭认为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但又提出套取门诊费给村干部返还垫付费用是县里及主管部门决定的，全县各乡镇多年都是如此，卫生院并不具有免刷卡权限，这应属政府行为，不是其本人有权力决定实施。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指控的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一，套取的款项均用于卫生院送礼等事宜，陈登国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二，陈登国套取的款项全部存放于舒敏处，二人的贪污数额应一致；其三，指控的第6项中有7000元系单位购买蜂蛹，陈登国给包括李福海在内的其余三个卫生院班子成员每人发了3000元；其四，现有证据只能证明指控的第7项中套取了139600元；其五，陈登国在贪污的行为中并非全部起主要作用。2、指控滥用职权的第1项中的行为不是陈登国的一般职权范围，陈登国所在单位不是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部门，且免刷卡权限的开通也不是该单位，陈登国在这一行为中不构成滥用职权罪；指控滥用职权的第3项未达到立案标准；因此陈登国不构成滥用职权罪。3、陈登国有积极退赃、当庭认罪等从轻的量刑情节。被告人舒敏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无异议，提出套取并存放于舒敏处的款项由舒敏、陈登国分别用于送礼使用了部分，舒敏用了部分，李福海未使用。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指控的贪污事实中的第1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3项与第1项重合；第5项无证据证实舒敏与陈登国有共同故意；公诉机关未将指控的第8项认定为舒敏的贪污事实，同理指控的第7项也不应认定为舒敏的贪污事实。2、舒敏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理由主要是，舒敏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亦无证据证实卫生院属受委托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村干部垫交的款项到了财政部门，套取的款项返还给村干部，未造成公共财产损失；村干部垫交的款项不可能是三被告人要求的，对三被告人而言的此种无利益滥用职权不合常理。3、舒敏在贪污犯罪中只起到帮助作用，属从犯，另有坦白认罪的情节，建议对其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李福海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指控的贪污罪名无异议，但对指控的部分事实有意见，提出指控的第7项中只有13600元系其个人贪污行为，其余均是陈登国安排他做的；指控的第6项中有7000元系购买蜂蛹，陈登国给包括李福海在内的其余三个卫生院班子成员每人3000元辛苦费，其余款项的去向不清楚；李福海不清楚套取并保管在舒敏处的款项的用途，他也未使用过；因此除了前述13600元外，其余部分于他而言不是贪污行为。2、指控的滥用职权事实中，第1项是陈登国安排的，第2项是卫生院原院长安排的，都称是政府安排的。其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李福海的贪污数额只有13600元；2、由于指控的贪污事实第7项中只能认定李福海给陈登国交58400元，即便按照公诉机关的指控李福海的贪污数额共计也只有19万余元，法定刑属三年以下，另外他具有坦白认罪、积极退赃等情节；3、李福海等三被告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理由主要是他们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卫生院在该行为中属业务行为非行使行政管理，是相关部门为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要求卫生院弄虚作假，且未造成公共财产损失。经审理查明：（一）贪污1、2013年10月至2014年8月，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向本县三里乡村医发放“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之时，分三次向被告人舒敏保管的原三里乡龙飞村村医谭某2银行卡上多转“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共计人民币43901.63元，尔后被告人舒敏将此款取出自行保管，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2、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利用给该院职工发放2014年度9—12月份工资之机，采取虚增工资的方式多转工资支出12118.24元，后被告人舒敏从职工处收回此款自行保管，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3、2014年4月，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利用向本县三里乡村医发放“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之机（即下列滥用职权事实第1项），将该院公款人民币18000元转至相关村医账户，后被告人舒敏从村医处收回此款自行保管，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4、2014年底，被告人舒敏在被告人陈登国的授意下，用三里乡卫生院公款支付了职工的报刊订阅费，后将该院职工缴纳的8000元报刊订阅款截留，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5、2013年9月至2015年5月，被告人舒敏与被告人陈登国采取报虚假发票的方式，共计五次套取三里乡卫生院公款人民币47026元，由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支配使用。6、2014年1月，被告人李福海受被告人陈登国安排，利用三里乡卫生院上报“乡村医生补助”之机，向村医何某1、李某1、张某3多转“乡村医生补助”共计人民币22000元，尔后被告人李福海从村医手中收回此款并交给被告人陈登国，由被告人陈登国支配使用，其中，被告人陈登国用此款给被告人李福海3000元“辛苦费”。7、2015年初，被告人李福海受被告人陈登国安排，通过给相关村医多报销公共卫生经费、基本药物补助、一般诊疗费的方式套取资金共计人民币258900元（其中被告人李福海私自套取人民币13000元），被告人李福海从村医处收回此款后，按照被告人陈登国的安排支付三里乡卫生院欠三里乡槐坦村村医周某祥“门诊统筹费”人民币25000元；按照被告人陈登国的安排交给被告人舒敏人民币139000元；被告人李福海将个人占有的人民币13600元以外的余款交给被告人陈登国。被告人舒敏按照被告人陈登国的安排用保管的139000元处理该院呆账共计人民币66369.85元，余款人民币72630.15元由被告人舒敏和被告人陈登国共同支配使用。另，被告人陈登国用前述款项给被告人李福海4000元“辛苦费”。8、2015年2月，被告人李福海受被告人陈登国安排，采用虚构资料向本县三里乡人民政府重报“白果树村卫生室建设资金”，套取公款人民币30000元，同年3月23日，被告人李福海按照被告人陈登国的安排将此款交给被告人舒敏（被告人舒敏不知该款的来源），后由被告人陈登国从舒敏处拿走该款。综上，被告人陈登国参与了上列第1、2、3、4、5、6、8项及第7项部分事实，涉及的违法所得总额共计人民币335576.02元（其中，陈登国参与上列第7项事实的违法所得额为人民币154530.15元）；被告人舒敏参与了上列第1、2、3、4、5项及第7项部分事实，涉及的违法所得总额共计人民币201676.02元（其中，舒敏参与上列第7项事实的违法所得额为人民币72630.15元）；被告人李福海参与了上列第6、7、8项事实，涉及的违法所得总额共计人民币219530.15元（其中，李福海参与上列第7项事实的违法所得额为人民币167530.15元）。（二）滥用职权1、为完成上级规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2014年初，本县三里乡的部分村干部给该乡5131位没有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农民每人垫交70元人民币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为给垫资的村干部返还垫交的资金，2014年4月，三里乡合管站主任彭某1给被告人陈登国提供“停保”农户名单及垫资村干部名单，经被告人陈登国的安排及彭某1与县合管办联系后，三里乡卫生院职工利用前述“停保”农户身份向建始县合管办申请免刷卡权限，进入农村合作医疗系统，按前述名单虚假点击产生门诊费用，每人名下产生60元，共计307860元。后财政给该院的相关拨付款项到位后，按照被告人陈登国的安排，被告人舒敏按前述农户名单每人70元的标准以“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的名义支付给四名村医谭某2、李某1、何某1、龙某2共计359170元，被告人李福海要求前述村医将前述款项交给被告人舒敏，后被告人舒敏将前述款项返还给相关垫资村干部。2、2013年初，为完成上级规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本县三里乡的部分村干部给该乡4360位没有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农民每人垫交60元人民币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为给垫资的村干部返还垫交的资金，2013年4月，三里乡合管站主任彭某1给三里乡卫生院原院长张某旭提供“停保”农户名单及垫资村干部名单，经张某旭安排及彭某1与县合管办联系后，三里乡卫生院职工利用前述“停保”农户身份向建始县合管办申请免刷卡权限，进入农村合作医疗系统，按前述名单虚假点击产生门诊费用，每人名下产生60元，共计261600元。后财政给该院的相关拨付款项到位后，该院按前述农户名单每人60元的标准以“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的名义支付给五名村医谭某2、李某1、张某6、向某6、田某共计261600元，村医名单由被告人李福海联系和提供，后被告人李福海将前述款项从村医处全部收回交给了三里乡财经所工作人员，财经所将前述款项返还给相关垫资村干部。3、2013年至2014年11月，本县三里乡福利院欠三里乡卫生院医疗费用，被告人陈登国利用三里乡福利院“五保老人”的农村合作医疗卡，安排三里乡卫生院的职工采取编造住院病人和延长住院病人时间虚列住院费用的方式，套取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人民币20097.46元抵减欠款。另查明，国家规定县成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工作，县卫计局为业务主管部门；县设立合管办，负责辖区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业务管理和日常工作，乡镇合管办为县合管办的派出机构，办公地点设在乡镇卫生院。建始县政府明确乡镇卫生院成立合管科，与合管站共同负责本乡镇门诊统筹和村卫生室按政策支付一般诊疗费工作的监督管理，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合作医疗制度的方针、政策、实施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有关规定和措施；县合管办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服务管理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始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与三里卫生院等定点医疗机构签订了管理服务合同书，合同约定“卫生院设立合管科，确定一名班子成员负责新农合的管理工作”。综上，被告人陈登国参与上列第1、3项事实，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379267.46元；被告人李福海参与上列第1、2项事实，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620770元；被告人舒敏参与上列第1项事实，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359170元。案发后，被告人陈登国、舒敏、李福海分别向建始县人民检察院退缴赃款人民币4万元、69000元、20600元；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舒敏向本院退缴赃款人民币4万元、预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李福海向本院预缴罚金人民币10万元。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的下列证据证实：1、三里卫生院的账务资料及三里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统筹的相关资料，户名为被告人舒敏、三里乡相关村医、三里乡卫生院相关职工及李某6、曾某等人的银行账户的交易明细清单，三里卫生院2014年5月第10号记账凭证、6月第35号记账凭证、7月第14号记账凭证、12月第75号记账凭证及三里乡村卫生室2014年一般诊疗费国库直达花名册，湖北建始三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鄂建三公所专审字（2016）第010号审计报告及该所出具的书写笔误情况说明。证明：①2013年12月，给三里乡龙飞村村医谭某2多报2013年10-12月门诊统筹费24074元；2014年6月，给谭某2多报2014年2月门诊统筹费9867.53元；2014年7月，给谭某2多报2014年4月门诊统筹费9960.1元；共计人民币43901.63元。②2014年9-12月，三里卫生院借用他人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卡虚列住院病人34人次，套取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产生未实际支付的自费金额共计60121.76元，为弥补该款，报账员舒敏在给卫生院16名职工发放2014年9-12月工资时，多列工资支出共计72240元，其中弥补前述款项60121.76元，余12118.24元。③2014年12月，舒敏未将职工自行交纳的报刊费共计8000元作三里卫生院的资金收入入账。④2014年2-12月，三里卫生院先后五次报销虚假发票共计47026元。⑤2014年1月，三里卫生院分别给村医何某1、李某1、张某3多报销乡村医生补助12000元、5000元、5000元，共计22000元。⑥2014年12月、2015年2月，三里卫生院通过给17名村医多报销公共卫生经费、基本药物补助、一般诊疗费的方式套取资金共计258900元（其中村医陈恩进名下多报销11000元），前述款项中的139000元，由李福海存入户名为李某6的银行账户，后李福海将139000元转至户名为曾某的银行账户；套取的资金中给村医周某祥支付门诊统筹费25000元，支付三里卫生院历年病人欠费（呆账）共计66369.85元。⑦2015年2月，三里乡政府给卫生院拨付“白果树村卫生室建设资金”3万元，李福海将该款转入户名为李某6的银行账户，后将该款转给舒敏。⑧2014年4月，三里卫生院利用该乡5131位停保农民的身份向建始县合管办申请免刷卡权限，进入农村合作医疗系统，按前述名单虚假点击产生门诊费用，每人产生60元，共计307860元，后财政给卫生院的拨付款项到位后，舒敏按前述农户名单每人70元的标准以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的名义支付给四名村医谭某2、李某1、何某1、龙某2共计359170元，在此过程中，舒敏同时给前述四名村医多支付18000元的门诊统筹费，谭某2名下107170元，其余三人名下均为9万元，后舒敏将前述款项共计377170元全部收回，并将其中的359170元支付给为5131位农民垫交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的相关村干部。⑨2013年4月，三里卫生院利用该乡4360位停保农民的身份向建始县合管办申请免刷卡权限，进入农村合作医疗系统，按前述名单虚假点击产生门诊费用，每人产生60元，共计261600元，后财政给卫生院的拨付款项到位后，卫生院按前述农户名单每人60元的标准以村卫生室门诊统筹费的名义支付给五名村医谭某2、李某1、张某6、向某6、田某共计261600元，李某1名下61600元，其余四人名下均为5万元，后卫生院将前述款项全部收回交给了三里乡财政所陈某德，支付给为4360位农民垫交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的相关村干部。⑩2013年至2014年11月，三里卫生院利用该乡福利院“五保老人”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卡，采取编造住院病人和延长住院病人时间虚列住院费用的方式，套取农村合作医疗基金20097.46元，用于支付该福利院2013年、2014年度欠卫生院的药费。2、被告人陈登国的供述笔录。证明：陈登国于2013年8月任三里卫生院院长。①通过给村医谭某2多报费用套取了部分款项，被陈登国拿走。②2014年，因卫生院收入少、职工工资低，为增加职工工资，陈登国主要安排卫生院的黄某1和李某4找农户的农村合作医疗卡空挂病人住院套取新农合基金，后陈登国安排舒敏通过职工工资走账套出卫生院的自有资金，舒敏用该款在收费室李某4处结清空挂病人的自费部分。③陈登国一共虚报发票47026元，放在舒敏处，后由他拿走；2014年，卫生院职工交的几千元报刊费也由陈登国从舒敏处拿走。④2013年、2014年、2015年，陈登国安排分管公共卫生经费的卫生院副院长李福海套取过公共卫生经费，其中，2015年给村医周某祥套取25000元，另套取的58400元李福海交给了陈登国，李福海另套取的139000元按照陈登国的安排交给了舒敏，该款部分由陈登国安排舒敏在收费室处理了卫生院的呆账，陈登国给舒敏说过她可以用于给其母亲维修房屋；2014年腊月，陈登国从套取的款项中给卫生院的5名班子成员每人分了4千元，共计2万元；2013年腊月，陈登国从套取的款项中给卫生院的4名班子成员每人分了3千元，共计12000元，另给何某1的父亲支付7千元蜂蛹款。⑤2015年初，陈登国安排李福海伪造白果树卫生室的建设资料在三里乡政府套取公款3万元，并安排李福海将该款交给舒敏，后由陈登国拿走。⑥2014年3月，因三里乡未完成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征收任务，该乡副乡长刘某7要陈登国想办法解决村干部垫付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问题，后由三里乡合管站的彭某1提供农户名单，陈登国安排人员按照该名单从卫生院的收费系统进行点击套取门诊费共计37万多元，财政局将该款拨付给卫生院后，陈登国安排卫生院报账员舒敏将该款汇至村医何某1、李某1、龙某2、谭某2的银行卡上，后由李福海从村医处收回该款，由舒敏支付给了财政所提供的垫付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村干部共计35万余元，余下18000元放在舒敏处，后由陈登国拿走。⑦2014年，因三里乡福利院欠卫生院医药费，陈登国要福利院的许院长和会计杨某4找几张农某处理，后杨某4给陈登国10张福利院五保老人的农某，陈登国将卡子交给程某并安排他空挂病人住院套取新农合基金抵减欠款。⑧套取的款项被陈登国、舒敏占有的部分，部分用于给主管部门等送礼，部分已被陈登国、舒敏个人使用，本案案发后陈登国要其家人上交了4万元；放在舒敏处的款项，陈登国的安排是他需要时就来拿，舒敏本人也可以用。3、被告人舒敏的供述笔录。证明：舒敏一直在三里卫生院工作，2013年9月开始到该院财务室担任报账员。卫生院没有小金库，陈登国放在舒敏处的款项是她帮他保管的，未经过单位领导集体研究，由陈登国个人决定的，陈登国平时给舒敏交代过多套点钱出来放在舒敏处，便于处理不能报销的费用以及使用方便。①2014年9月，领导为增加职工工资，卫生院开始空挂病人住院套取新农合基金，后经陈登国安排，舒敏用卫生院的自有资金在收费室李某4处结清空挂病人的自费部分，自费部分共计60121.76元，舒敏在给卫生院职工打工资时，给其中的汪某1、魏某、陈某4、苏某2、姚某、宋某2、陈某5、彭某2、谭某2、向某1、田某、刘某6、李某4、陈某6、方某2、黄某2等人多打了一部分，后舒敏从这些人中收回多打的部分共计72400元，舒敏将其中的60121.76元放回卫生院，余款由舒敏保管，后由陈登国拿走。另外，舒敏给谭某2的工资卡多打了二次钱，共计19827.53元，该款由舒敏保管，后由陈登国拿走；2014年1月，舒敏造表给谭某2的村医卡上代发24074元，因谭某2008年就在卫生院工作，所以这笔钱不应该出现，但舒敏对此事记不清楚。②2014年，卫生院职工上交订阅的报刊费共计8千元，陈登国安排舒敏保管该款，并将该笔报刊费在单位予以报销，该款由舒敏保管，后由陈登国拿走。③2013年至2015年，陈登国五次通过报假账套取公款共计人民币47026元，包含12876元、2700元、16800元、9200元、5450元五笔，都是陈登国找好发票后在舒敏处报账，钱由舒敏保管，后由陈登国拿走。④2015年3月，陈登国给舒敏说李福海有一笔款转给她，后李福海将一张户名为李某6的邮政储蓄卡交给舒敏，李福海从该卡中取款139000元交给舒敏，舒敏将该款存入其新开的一张户名为其母亲曾某的银行卡中，陈登国安排舒敏用该款处理了卫生院的一些呆账，共计66369.85元，本案调查期间即2015年9月15日，陈登国要舒敏将余款取出来，避免检察院查到，并说舒敏可以用于其母亲维修房屋，但余款仍在卡里；舒敏只知道这笔钱是各村村医转来的，对具体怎么套出来的不清楚。⑤2015年4月，陈登国给舒敏说李福海有一笔款转给她，后李福海给舒敏个人的银行卡上转了3万元，舒敏不知道这笔钱的来源，后由陈登国拿走。⑥舒敏对指控滥用职权第1项事实的供述内容与被告人陈登国供述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其中，套刷是陈登国安排收费室的人进行的，通过每个农户的医保卡套取60元；舒敏在给4名村医汇款时，陈登国要舒敏多汇款18000元；是李福海通知村医将收到的款项转到舒敏的卡上。2013年，舒敏在收费室工作，院长张某旭要求收费室按照彭某1提供的农户名单套刷门诊费用，本案调查期间，李福海给舒敏一张收条，收条是财政所陈某德出具、内容为2013年农村合作医疗村干部的垫支款。⑦陈登国放在舒敏处的钱，舒敏自己用了2万余元，其银行卡中还有6万多元，其余被陈登国拿走或陈登国安排舒敏送礼了；其中，陈登国有一次从舒敏处拿了2万元给其子买车，检察院刚调查时陈登国以急用为由从舒敏处拿了2万元，陈登国被抓之前从舒敏处拿了2万元。4、被告人李福海的供述笔录。证明：李福海自2012年6月任三里卫生院副院长，分管基层卫生室和公共卫生。①2014年1月，陈登国安排李福海通过给村卫生室医生账户走账套取公共卫生经费22000元，其中给村医张某3多打5千元，给李某枝（杨宏智）多打5千元，给何某1多打12000元（其中7千元给其父亲支付蜂蛹款，蜂蛹是陈登国与李福海一起购买的，李福海自己用了部分蜂蛹），余下共计15000元李福海交给了陈登国，陈登国说给班子成员每人搞3千元辛苦费，当时就给李福海3千元。②2015年，陈登国安排李福海通过给村卫生室医生账户走账套取过2014年度公共卫生经费，除从村医何某1、徐某1、李某枝处分别多打的5千元、5千元、3千元共计13000元属李福海在此期间自行决定并自己占有外，其余全部是陈登国安排的，套取的款项共计25万多元，余款中的一笔58400元、村医陈某2名下的11000元、李某枝名下的另外12000元交给了陈登国（李福海给陈登国交58400元时担心以后发生问题还录过音；陈某2的11000元是陈登国自己去拿的；李福海给陈登国交李某枝的12000元时，陈登国说给李福海、王某3及其本人每人分4千元辛苦费，当时就给李福海4千元）；给村医周某祥名下二次多打款共计25000元，陈登国说该款是给周某祥补以前的农合资金；余款共计139600元，李福海转给舒敏139000元，余下600元在李福海处（该内容与舒敏供述的相关内容一致）。③对指控的贪污事实中第8项的供述与被告人陈登国、舒敏供述的相关内容一致。④陈登国安排李福海套取资金时说“上面拨的基金充足，搞下来可以解决些陈年旧账”，至于这些资金实际用途李福海不清楚，陈登国未开会研究过，李福海不知道单位是否有小金库；李福海给舒敏转139000元、3万元通过李某6的银行卡以及前述录音的事，就是怕自己以后无法说清楚；李福海从套取的资金中个人实际获得的共计20600元。⑤李福海对指控滥用职权第1项、第2项事实的供述内容与被告人陈登国、舒敏供述的相关内容基本一致，其中，2013年的事是院长张某旭安排的，李福海在该阶段做的事主要是找了几个卫生室、并通知收到款项的村医将款项交给财政所的陈会计，当时陈会计给李福海出具了收条，共计大约是26万多元，李福海后将该收条交给了舒敏；2014年的事是陈登国安排的，李福海在该阶段做的事主要是陈登国安排李福海给几个村医打电话让他们将收到的款项交给舒敏。5、证人黄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2012年6月开始担任三里卫生院的副院长，分管业务。①2014年9月，卫生院的业务量下降很大，为提高职工工资，院长陈登国给黄某1提出采用空挂病人住院来提高业务量，黄某1以行为违法、病人自费部分无法解决为由拒绝，陈登国表示自费部分由他想办法，后黄某1借职工亲属的农村合作医疗卡空挂病人住院21人次，采用将实际住院病人的实际出院时间延长的续挂方式共计50余人次，套取的农合基金到了卫生院，用于给职工发工资，黄某1不清楚陈登国是否安排其他医生这样搞过没有，也不清楚自费部分是如何处理的。②黄某1知道卫生院2013年、2014年利用该乡停保农民的身份向建始县合管办申请免刷卡权限，进入农村合作医疗系统虚假点击产生门诊费用的事，但不清楚具体如何操作，为此黄某1问过陈登国，陈登国说是政府要求这样搞的。③2013年腊月，陈登国给黄某1分了3千元辛苦费，钱是李福海交给黄某1的，陈登国当时说几个副职辛苦了。④卫生院与县农合办签订的有委托管理合同。6、证人黄某2的证言笔录。证明：她自2013年8月在三里卫生院担任护士。2014年下半年，黄某1借了黄某2父女的农村合作医疗卡，他们二人未实际住院。7、证人邹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她在三里卫生院从事保洁工作。2014年，她给黄某1提供了她与其母亲的农村合作医疗卡，未实际住院。8、证人刘某1、黄某3的证言笔录。证明：二证人均系三里卫生院医生。2014年下半年，因卫生院收入不行，二证人从收费室李某4处得知让他们造假病历便于增加职工收入，后刘某1经手空挂了5个人住院，黄某3经手空挂了19人次住院。9、证人向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她是三里卫生院职工。2014年，她给黄某1提供了三张医疗卡，未实际住院。2013年5月，李福海给她卡上汇款5万元，目的是返回给垫付合作医疗的村干部，她取款后交给了李福海，李福海交给了陈某德，取款时有谭某2、张某6、田某等人。2014年12月，舒敏给其多打工资4千元，后她取出交给舒敏。10、证人刘某2、邓某1、黄某4、刘某3、刘某4、刘某5、张某1、周某1、叶某、杨某1、文某、罗某、周某2、陈某1、向某2（奋）、谭某1、崔某、李某2、向某3、李某3的证言笔录。证明：2014年9-12月，前述证人本人或其亲属的农村合作医疗卡分别由三里卫生院借用过挂空床或虚假延长住院时间等。11、证人彭某2的证言笔录。证明：她是三里卫生院护士。2014年12月，陈登国给其多打工资4000元，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陈登国。12、证人田某的证言笔录。证明：她自2013年11月在三里卫生院工作。2013年5月，李福海说有5万元打到她的村医工资卡，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李福海，李福海交给一财政所的人，当时还有谭某2也是如此。2015年1月，李福海说给她工资卡上多打了4000元，后她按照李福海的要求将该款取出交给舒敏。13、证人刘某6的证言笔录。证明：她自2009年开始一直在三里卫生院合作医疗办公室工作。农村合作医疗有一个参保率，为达到参保率，就存在部分村干部给农户垫付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后由卫生院将该笔费用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套出来返还给村干部，名单是由乡合管办主任彭某1提供给卫生院的，经领导安排，卫生院合管办和收费室的人联系县合管办的向某4开通这些农户的系统权限，即不刷医疗卡，每个农户名下分三次共套取60元；2009年至2014年，三里卫生院每年都这样搞过。2014年12月，李某4对她说给她工资卡多打4000元，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舒敏。14、证人龙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她是三里卫生院护士。2014年10月，她将其本人及其母亲邓某1的农村合作医疗卡给黄某1出借过，她们二人未实际住院。15、证人苏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她自2009年一直在三里卫生院工作。卫生院的报账程序规定有部分账需职工代表签字，报账员舒敏或经手人找她签过字，但她不清楚具体情况。舒敏通过她的账户走过几次账，说是垫支的合作医疗。2014年9月后，她按照医生黄某1、黄某3提供的名单造过假检验报告，是陈登国安排她的。16、证人汪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她是三里卫生院职工。卫生院的报账程序规定有部分账需职工代表签字，报账员舒敏或经手人找她签过字，但她不清楚具体情况。陈登国当院长阶段，有一次舒敏说给她的工资卡上多打了2000元，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舒敏。17、证人程某、覃某、张某2的证言笔录。证明：三证人均系三里卫生院医生。2014年下半年，陈登国将10张福利院五保老人的农某给三证人，三证人按照陈登国的安排空挂病人住院套取新农合基金抵减福利院的欠款。程某另证明，2013年也有前述情况。18、证人李某4的证言笔录。证明：2014年2月前，她在三里乡卫生院合管科工作，2014年2月至2015年11月，在该院收费室工作。2014年下半年，因卫生院收入少，陈登国要她找医生商量，挂空卡套取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后她将陈登国的意思转达给医生刘某1、黄某3，二人就找了几个医疗卡挂空卡办理住院，自费部分的钱是舒敏交给她的，她后来才知道这部分钱是通过给职工发工资套出来的。2013年、2014年，部分村干部给农户垫付过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费，后由卫生院将该笔费用从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套出来返还给村干部，2013年是当时的院长张某旭安排的，2014年是陈登国安排的。三里乡福利院看病的资金有限，卫生院存在福利院病人的刷卡记录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形。2014年9至12月，她给同事出借过其丈夫、公婆的农村合作医疗卡，二人在此期间未实际住院。19、证人谭某2的证言笔录。证明：她自2007年在三里乡窑场村、龙飞村卫生室工作，2008年招聘到卫生院工作，还带着龙飞村的预防针任务，2013年才未负责卫生室的工作。2013年5月，张某旭当院长时，三里卫生院通过她的银行账户走过5万元的账用于村干部的合作医疗垫付款，她将该款取出交给了李福海。2014年1月后，经陈登国安排，卫生院通过她的银行账户分四次走账共计15万多元，该存折一致在舒敏处，后陈登国在接受调查中让她说该款用于合作医疗垫付款。2014年1至8月，舒敏通过她的银行账户走过几次账，共计10000元，她将该款取出后交给舒敏。2014年5月，她应舒敏的要求在报销单的职工代表栏内签过名。2014年9月，黄某1找她借过其父母亲的医疗卡，其父母亲在同年9至12月期间未实际住院。20、证人李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她在三里乡孙家坝村卫生室工作，曾用名杨宏智。2014年7月，李福海给她说有一笔村干部垫付的合作医疗费打到其账户，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舒敏，大约8、9万元。2012年、2013年也有前述情形，其中2013年是61600元，她取出后交给李福海，2012年是49450元。2014年元月，李福海给她说其账户上多打了5000元公共卫生经费，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李福海。2015年元月，李福海给她说其账户上多打了15000元走账，她将该款取出后交给李福海。2015年2月，李福海给她说其账户上多打了10000元走账，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李福海。21、证人何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她负责三里乡龙飞村、窑厂村村卫生室的村医，2014年10月接手窑厂村村卫生室。2013年底，李福海给她说其账户上多打了15000元走账，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李福海。2015年2月，李福海采取前述方式走账15000元；还有一笔钱是给其父亲的蜂蛹款大约6、7千元，她取出后交给其父亲。2014年，她的账户帮卫生院走了一笔村干部垫支的合作医疗费，后她将该款打入舒敏提供的账户。22、证人龙某2的证言笔录。证明：她在三里乡蟠龙村卫生室工作。2015年2月，李福海给她说其账户上多打了10000元走账，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李福海。李福海另通过前述方式走账6万元，后她将该款取出交给李福海。李福海另通过前述方式走账9万元，后她按照李福海的要求将该款转账给舒敏。23、证人黄某5的证言笔录。证明:她系三里卫生院副院长。陈登国未给她说过送礼、单位账外有无资金的情况。2013年7月15日显示经手人为“黄某5”的二张发票不是黄某5经手，她也不清楚情况。2013年腊月，陈登国给黄某53000元辛苦费。24、证人汪某2的证言笔录。证明:他是三里卫生院职工。卫生院的一张经手人为“汪某2”、金额为2700元修理电机的发票不是他签名；他对卫生院一张经手人为“汪某2”、金额为9200元维修发票的真实情况不清楚，他只记得陈院长要他在90多张100元的发票上签过字，维修合同及验收报告上的签名不是他本人签名。25、证人张某3的证言笔录。证明:他在三里乡马坡村卫生室工作。2014年，李福海给他账户上多打了15000元走账，后他将该款交给李福海。26、证人徐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他在三里乡中坦村卫生室工作。2014年腊月，李福海给他账户上多打了15000元走账，后他将该款交给李福海。27、证人朱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他在三里乡煤炭沟村卫生室工作。2015年2月，李福海二次给他账户上多打了25000元走账，后他将该款交给李福海。28、证人黎某的证言笔录。证明：他在三里乡石牌村卫生室工作。2015年2月，李福海给他账户上多打了8000元走账，陈登国给他账户上多打了10000元走账，后他将该款分别交给李福海、陈登国。29、证人张某4的证言笔录。证明：他在三里乡三高村卫生室工作。2015年初，李福海给他账户上多打了10000元走账，后他将该款交给李福海。30、证人毛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他是三里乡何家坡村村医。2015年2月，李福海二次给他账户上多打了15000元走账，后他将该款交给李福海。31、证人张某5、易某、邓某2、宋某1的证言笔录及宋某1提供的汇款收据。证明：四证人分别是三里乡白岩村、大沙河村、严家垭村、村坊村卫生室村医。2015年2月，李福海分别给四证人账户上多打款用于走账，其中张某5账户上走账15000元，易某账户上走账1万元，邓某2账户上走账15000元，宋某1账户上走账15000元，四证人后将该款交给李福海，宋某1系转账到户名为“李某6”的账户。32、证人周某3的证言笔录。证明：他是三里乡槐坦村卫生室村医。2015年2月，经陈登国安排，李福海二次给他支付25000元，用于补2012年的门诊统筹费。2014年1至4月，陈登国每月给他账户上多打2000元，后他将8千元交给陈登国。33、证人杜某的证言笔录。证明：他是三里乡绿荫村村医。2015年2月，李福海给他账户上多打了10000元走账，后他将该款交给李福海。34、证人陈某2的证言笔录及陈登国出具的收条。证明：他是三里乡小洪村卫生室的村医。国家对卫生室下发一般诊疗费、公共卫生、基本药物补助。2015年2月，李福海给他账户上多打了11000元走账，他将该款交给李福海后，陈登国给他出具了收条。35、证人张某6的证言笔录。证明：2013年6月前，他是三里乡二龙湾村卫生室村医，后在三里乡卫生院工作。2013年5月，李福海给他账户上多打了50000元，后他按照李福海的要求将该款交给卫生院会计，交钱时他看见谭某2、向某1好像也在交这个钱。36、证人杨某2的证言笔录。证明：他是三里乡福利院会计。每年卫生院找福利院结账时，福利院就将五保老人的医疗卡交给卫生院去处理，其中，2013年给了3张医疗卡，2014年给了10张医疗卡。37、证人彭某1的证言笔录。证明：2011年开始，她一直担任三里乡合管站站长，该站实际只有她一个人，合管站与三里卫生院在一个地方办公，其职责是监督三里卫生院对农村合作医疗政策的执行。她知道卫生院从新农合门诊系统套刷门诊费返还给垫资村干部的情况。每年年初，县合管办开会时要求合管站要配合卫生院，将参合农户名单及村干部垫资的名单提供给卫生院，她经手的有2012年、2013年、2014年。2013年，三里乡副乡长刘某7安排她将名单提供给了院长张某旭；2014年，是陈登国从她这里要的名单。关于向县合管办申请开通免刷卡权限，因她搞不好这些事，她要卫生院收费室的直接与县合管办联系。38、证人向某4的证言笔录。证明:她自2005年在建始县合管办工作，担任网络管理员，其职责是维护全县新农合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管理全县新农合专网等。2008年开始，上面的领导对“参合率”提出要求，但是因部分农户外出打工、部分农户不愿意参加等原因，为完成“参合率”，村干部就为前述农户垫付农村合作医疗费参保，后就采用伪造病人到卫生院进行门诊治疗，通过农村合作医疗的门诊系统套刷资金返还给垫资的村干部，基本上每个乡镇都是如此。卫生院在套刷时需要向她申请开通免刷卡权限，各乡镇向她申请时，她都口头请示过其领导，另外开会时领导说村干部垫支的费用要返还给村干部，这个事是心照不宣。三里卫生院开通免刷卡权限，是彭某1向她申请的，2011年至2014年，她给三里卫生院开通过四年。39、证人王某1、刘某7的证言笔录。证明：二证人均担任过三里乡副乡长，2013年，由刘某7分管新农村合作医疗等工作，2014年后，由王某1分管新农村合作医疗等工作。王某1证明，他不清楚村干部给农户垫付参合费用、卫生院套取农村合作医疗基金返还给村干部的情况。刘某7证明的内容与王某1证明的内容基本一致。40、证人陈某3的证言笔录。证明：他是三里乡小洪村支部书记。乡政府要求合作医疗费100%缴纳，但都未收齐，他每年都垫了的，年底将垫支的钱返还给他。41、证人彭某3、李某5、刘某8、王某2、杨某3、方某1、冯某、卢某、刘某9、何某2、马某、胡某、徐某2、向某4、向某5、徐某3、朱某2、胡某生、毛某2、申某等人的证言笔录。证明：前述证人大部分是建始县卫计局工作人员，部分是其他单位工作人员，陈登国、李福海、舒敏给其中的部分证人送过礼金。42、三被告人的户籍资料、建卫发（2012）33号文件、建新农合办发（2013）3号文件、建始县卫计局关于舒敏个人情况简介、三里卫生院的法人证书及该院的相关分工文件。证明：三被告人的身份情况。陈登国系三里卫生院院长，李福海系该院副院长，舒敏系该院在职在编工作人员，彭某1为三里乡合管站站长。李福海分管公共卫生及村卫生室等工作；三里卫生院2013年3月关于领导分工的文件中明确院长张某旭主持全面工作；该院2014年、2015年关于领导分工的文件中明确院长陈登国主持全面工作。43、国家、省、州、县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补助的相关规定、建始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与三里卫生院签订的相关管理服务合同书等。证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采用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农民个人自愿缴纳、地方财政补助、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个人缴纳部分由财政部门组织收缴，并按规定划拨到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专户，该基金分为住院医疗基金、门诊医疗基金、风险基金；该基金实行全县统筹，由县财政局在银行建立基金账户，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等；中央、省根据考核结果对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层医疗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进行财政补助。2013年，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60元，每日封顶线为20元，门诊统筹基金按参合农民每人每年85元的标准提取，其中门诊个人保障金为每人60元；2014年，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70元，门诊统筹基金按参合农民每人每年90元的标准提取，其中门诊个人保障金为每人60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一般诊疗费为每人15元。县成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负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协调、管理和指导工作，县卫计局为业务主管部门；县设立合管办，负责辖区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业务管理和日常工作，乡镇合管办为县合管办的派出机构，办公地点设在乡镇卫生院。建始县政府明确乡镇卫生院成立合管科，与合管站共同负责本乡镇门诊统筹和村卫生室按政策支付一般诊疗费工作的监督管理，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合作医疗制度的方针、政策、实施合作医疗制度及其有关规定和措施；县合管办与定点医疗机构签订服务管理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始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与三里卫生院等定点医疗机构签订了管理服务合同书，合同约定“卫生院设立合管科，确定一名班子成员负责新农合的管理工作”。44、暂扣款票据、退缴赃款票据、预缴罚金票据。证明：案发后，被告人陈登国、舒敏、李福海分别向建始县人民检察院退缴赃款人民币4万元、69000元、20600元；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舒敏向本院退缴赃款人民币4万元、预缴罚金人民币10万元，被告人李福海向本院预缴罚金人民币10万元。上列证据，来源合法有效，内容客观真实，能相互印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被告人陈登国、舒敏、李福海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骗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其中被告人陈登国的涉案数额共计人民币335576.02元，被告人舒敏的涉案数额共计人民币201676.02元，被告人李福海的涉案数额共计人民币219530.15元，均属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应受刑罚处罚。三被告人的共同贪污行为、被告人陈登国、舒敏的共同贪污行为、被告人陈登国、李福海的共同贪污行为，均分别属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陈登国均起主要作用，属主犯；被告人舒敏、李福海均起次要作用，属从犯，应依法对二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舒敏的主观恶性和作用大于被告人李福海，对其从轻或减轻的幅度应小于被告人李福海。三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可依法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被告人李福海到案后主动退缴了其实际所得的全部赃款，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到案后主动退缴了部分赃款，本案审理期间，被告人舒敏、李福海分别有主动退赃及其他悔罪表现，可对三被告人从轻处罚。因出于贪污的故意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后，赃款的去向不影响行为的贪污性质等原因，相关被告人及辩护人关于部分贪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部分事实不属于贪污的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共同或各自的滥用职权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三被告人均属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被告人在从事公务活动中，有违反规定和程序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行为，即有滥用职权的行为，并造成公共财产重大损失，其中被告人陈登国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379267.46元。本案涉及的主要公共财产损失是多个因素所造成的，被告人陈登国滥用职权的行为目的是为完成上级规定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因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登国犯滥用职权罪成立，但其犯罪情节轻微。被告人李福海、舒敏的滥用职权行为主要发生在相应损失后果已经发生的阶段，二人的行为与相应损失后果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小，因此二人的情节均显著轻微，不应认定被告人李福海、舒敏的行为是犯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福海、舒敏犯滥用职权罪不成立。三辩护人关于相关被告人不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被告人陈登国的辩护人关于被告人陈登国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等辩护意见，与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本院均不予采纳。被告人舒敏、李福海的辩护人关于二被告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赃款的处理问题。共同行为人的共同违法所得，应由共同行为人共同承担退赃责任，但部分行为人的实际所得数额能够证实，可只承担实际所得数额部分的退赃责任，余款应由其余行为人共同承担退赃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十三条、第三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九十三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陈登国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5年9月16日起至2018年9月15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犯滥用职权罪，免予刑事处罚。被告人李福海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缴纳）；被告人舒敏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宣告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已缴纳）。二、对被告人陈登国、舒敏、李福海分别向检察机关退缴的赃款人民币4万元、69000元、20600元，对被告人舒敏向本院退缴的赃款人民币4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向被告人陈登国追缴赃款人民币86300元，向被告人陈登国、舒敏共同追缴赃款人民币92676.0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通过本院向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黄光忠人民陪审员朱开保人民陪审员向泽炎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书记员刘涛

覃钦伟、王春玉开设赌场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新2301刑初395号：昌吉市人民检察院以昌吉市院公刑诉（2018）30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覃钦伟、王春玉犯开设赌场罪，于2018年11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昌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孟凡贵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覃钦伟及其辩护人安红英，被告人王春玉及其辩护人马庆伟等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昌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覃钦伟、王春玉为赌博人员提供场所进行赌博，从中抽头渔利4万余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二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二被告人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之规定，属共同犯罪。二被告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具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覃钦伟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没有提出辩解意见。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对被告人覃钦伟犯开设赌场罪的罪名无异议；2、被告人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3、被告人覃钦伟系初犯、偶犯，有悔罪表现，且犯罪情节一般，社会危害不大，请予以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被告人王春玉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无异议；2、被告人王春玉因法律意识淡薄抽头渔利40000元，但没有提供赌资，情节轻、犯罪数额较少，同时获利部分用于给参赌人员提供了午饭；3、被告人如实供述，是坦白，并愿意缴纳违法所得，综上，建议对被告人予以缓刑。经审理查明，2017年10月初至12月23日期间，被告人覃钦伟、王春玉在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多次提供场所，开设赌场招揽苏某、边某、冯某等多人进行赌博，从中抽头渔利达4万余元。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昌吉市公安局的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发还清单。证实，公安机关在赌博现场扣押参赌人员的现金、物品及部分发还的事实。户籍证明、常口信息。证实，被告人覃钦伟，1976年1月8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被告人王春玉，1975年8月11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昌吉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公安机关对赌博现场参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证人边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14时许，边某在昌吉市元丰三队一女性老板提供的赌博场地和工具的棋牌室内以“斗牛牛”的形式与五、六人以20元起步，200元封底的规则参与赌博并获利600元左右，其中棋牌室老板在赌博期间进行抽头渔利的事实。证人蒲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15时30分左右，她因要看病在路边等车，因脚疼后进入棋牌室内坐着等待老公后公安民警到达的，其未看到棋牌室内是否有人赌博的事实。证人颜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4日15时许，他到昌吉市元丰三队一棋牌室内找拖欠其工资的王高杰，后被警察进入棋牌室内带走的事实。证人苏某的证言。证实，他于2017年12月14日、22日、23日三次到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内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三次共计输3000元左右，棋牌室内的赌注是最少100元，最多200元进行参赌，赌博场地和赌博工具由棋牌室老板和老板娘提供，二人也轮流进行抽头渔利的事实。证人范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他在覃钦伟和王春玉经营的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以“斗牛牛”的形式参与赌博，覃钦伟和王春玉参与抽头渔利，赌场每次押50元或者100元，其在棋牌室看到过高某1、肖某、高飞翔也在参与赌博的事实。证人薛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他到昌吉市“把把顺”棋牌室内找边某，后在棋牌室内看别人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后公安局民警赶到将其抓获的事实。证人肖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她与丈夫在昌吉市元丰三队棋牌室内与人聊天，后公安民警赶到将其抓获的事实。证人李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15时左右，他在由覃钦伟和王春玉提供的“把把顺”棋牌室内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赌注最少50元，最多100元，覃钦伟与王春玉经营该赌博场所7、8个月，二人从2017年10月份就开始组织人员进行赌博，并在参赌人员进行赌博时都进行抽头渔利。证人高某2的证言。证实，其与覃钦伟是邻居，所以经常会到覃钦伟开的棋牌室内聊天，后从何某处得知覃钦伟在棋牌室里面的房间内组织“打牛牛”的赌博活动的事实。证人付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他从八钢到昌吉市找胡礼奎结算工资，后去到一棋牌室内找马某1，在棋牌室内聊天时，公安民警进来将其抓获的事实；2017年12月22日，他与马某1凑赌资1200元，二人在昌吉市“把把顺”棋牌室内进行赌博，后二人将钱输光的事实。证人高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他在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内与高某2、马某2等人聊天并等待去药店买药的妻子，后妻子到棋牌室内，后公安民警进来将他带走的事实。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16时许，她到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内寻找其丈夫王永志，后未找到，公安民警进入棋牌室内将她带走的事实。证人顾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13时许，他与江某一起在元丰三队一川菜馆吃完饭后在一棋牌室内聊天后被进来的公安民警带走的事实。证人江某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13时许，他与顾某一起在元丰三队一川菜馆吃完饭后在一棋牌室内聊天，后顾某要去钓鱼，后被进来的公安民警带走的事实。证人马某3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下午，他到“把把顺”棋牌室找李中卫索要工资，后没有找到，于是和高某2一起聊天，后公安民警进入棋牌室将他带走的事实。证人刘某的证言。证实，她以前在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内进行“斗牛牛”的形式赌博，赌注一般就是20元、50元、100元，棋牌室老板覃钦伟与王春玉进行抽头渔利活动，有时一天抽头渔利3、4百元的事实。证人何某的证言。证实，她于2017年12月13日，由元丰三队棋牌室王春玉雇佣在棋牌室内做中午饭，每天100元，该棋牌室是覃钦伟和王春玉开设的赌场，用来进行“斗牛牛”赌博的，二人进行抽头渔利活动，从2017年12月13日至今一直在开设的事实。证人马某1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1日、22日、23日三次到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内以“斗牛牛”的玩法进行赌博的，赌博的金额一般是50元、100元、200元。证人顾某的证言。证实，他到由覃钦伟和王春玉提供的赌博场合和赌博工具的昌吉市元丰三队的“把把顺”棋牌室内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其先后赌输4、5千元，且覃钦伟与王春玉进行抽头渔利的事实。证人马某2的证言。证实，他在昌吉市“把把顺”棋牌室内打过麻将，也看到过由覃钦伟和王春玉提供的赌博场所和赌博工具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其二人进行抽头渔利的事实。证人冯某的证言。证实，她在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内打过麻将，也看到过由覃钦伟和王春玉提供的赌博场所和赌博工具，别人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且赌注较大都是50元、100元的面值的事实。证人杨某1的证言。证实，他到由覃钦伟和王春玉提供的赌博场合和赌博工具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赌注一把50元到200元不等，覃钦伟和王春玉进行抽头渔利的事实。证人潘某的证言。证实，他于2017年11月份在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参与赌博，该赌场是覃钦伟与王春玉共同经营，夫妻二人在赌场内以“斗牛牛”的形式招揽客人进行赌博活动，二人抽头渔利大约在6万至12万之间，“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每次押钱最少100元，最多200元，赌场内大概20多个人，6、7个人在进行赌博活动，其中认识苏姓男子和边某。证人付某2的证言。证实，2017年12月23日，他在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内以“斗牛牛”的形式参与赌博，输300元，后被赶到的民警抓获；该赌博场所是覃钦伟与王春玉提供，该场地开设有四年多了，付某2在2017年11月份发现该场所内有赌博行为，他去过赌场三次并参与赌博的人有边某、刘某某、李某、杨某2、马某1、潘某等人，赌博规则一般20元起步，200元封底，赌博场所和赌博工具都是棋牌室老板覃钦伟和王春玉提供，夫妻二人在赌博期间进行抽头渔利的行为。证人杨某2的证言。证实，他从2017年11月份至案发前，经常去由覃钦伟和王春玉提供的赌博场地和赌场工具以“斗牛牛”的形式进行赌博，赌场以100元起步，200元封底的规则进行赌博，经常参与赌博的人有周某、苏某、李某、马某1、付某2、顾某、边某、杨某1等人，在赌博过程中老板覃钦伟和王春玉都进行抽头渔利活动的事实。被告人覃钦伟的供述。证实，2009年7月份，他经营的位于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开张，主要经营麻将、纸牌娱乐，2017年10月初开始他在棋牌室内组织开始赌场，以牛牛进行赌博，昌吉市元丰三队的人比较多，人来人往的都知道我的店里在玩牛牛，陆续就有人拿钱来参与赌博，每把出牛牛他抽水10元，庄家抽水50元，每天几乎从早上12点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每天抽水大约是600元至800元，偶尔达到2000元左右。经常参与赌博的有范某、杨某1、李某、边某、冯某、顾某、周某、刘某某等人，他就只负责抽水，他们基本玩的都是50元的。他组织开设的赌场，组织赌博，他老婆有时候也抽水，他也负责抽水，何某负责给参赌人员做饭，他每天给何某发150元钱的工资，两个月他大概抽水获利4万元左右。被告人王春玉的供述。证实，2009年7月份，她和她我老公经营的位于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开张，主要经营麻将纸牌娱乐，2017年10月初开始她和她老公在棋牌室内组织开始赌场，以“斗牛牛”进行赌博，昌吉市元丰三队的人比较多，人来人往的都知道她的店里在玩牛牛，陆续就有人拿钱来参与赌博，每把出牛牛她抽水10元，庄家抽水50元，每天几乎从早上12点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每天抽水大约是600元至800元，偶尔达到2000元左右。经常参与赌博的有范某、杨某1、李某、边某、冯某、顾某、周某、刘某某等人，她就只负责抽水，基本玩的都是50元的。她组织开设的赌场，组织赌博，她老公有时候也抽水，她也负责抽水，何某负责给参赌人员做饭，她每天给何某发150元钱的工资，两个月她大概抽水获利4万元左右。被告人覃钦伟、王春玉对犯罪现场辨认笔录及辨认现场照片。证实，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就是二人开设赌场的地方。被告人覃钦伟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覃钦伟辨认出冯某、周某、许某某、何某某、吕某某、高某某、汪某某就是经常在他开设的“把把顺”棋牌室进行赌博的人。被告人王春玉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王春玉辨认冯某、周某、何某某、高某某、汪某某就是经常在她开设的“把把顺”棋牌室进行赌博的人。证人付某2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付某2辨认出周某、冯某是经常去“把把顺”棋牌室去赌博的人。证人范某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范某辨认出何某某、汪某某、高某某是经常去“把把顺”棋牌室去赌博的人。证人杨某1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杨某1辨认出何某某、高某某是经常去“把把顺”棋牌室去赌博的人。证人李某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李某辨认出冯某是经常去“把把顺”棋牌室去赌博的人。证人杨某2的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辨认出周某是经常去“把把顺”棋牌室去赌博的人。到案经过。证实，2017年12月23日15时10分许，昌吉市公安局民警在昌吉市元丰三队“把把顺”棋牌室将被告人覃钦伟、王春玉当场抓获的事实本院认为，被告人覃钦伟、王春玉为赌博提供场所，提供赌具，从中抽头渔利40000元的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且系共同犯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覃钦伟、王春玉到案后如实供述基本案件事实，可以认定为坦白，在量刑时可从轻处罚。鉴于二被告人能积极退赃，并缴纳罚金，可认为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三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覃钦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王春玉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0000元；三、犯罪所得40000元依法追缴。（罚金须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缓刑考验期自本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审判长毛立江人民陪审员李游江人民陪审员顾晓恒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书记员李明

陈少兵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粤0183刑初1772号：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以穗增检诉刑诉［2017］186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少兵犯行贿罪，于2017年12月2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华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陈少兵及辩护人梁小梅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陈少兵在与广州智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及广东博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合作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为该二公司承接碧桂园地产公司项目节能评估报告、增城挂绿湖水利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业务的过程中，请托时任增城市发展改革和物价局副局长杨某（已判决）利用职权给予帮助并顺利中标，后分3次共贿送给杨某人民币31万元。2017年9月26日，被告人陈少兵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庭审中，公诉机关向法庭出示了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其他相关证据材料，据此指控被告人陈少兵的行为已构成行贿罪，有自首情节，提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刑罚。被告人陈少兵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其辩护人提出：1、被告人有自首情节；2、被告人犯罪情节较轻。经审理查明：2014年至2015年间，被告人陈少兵在与广州智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合作期间，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在为该公司承接碧桂园地产公司项目节能评估报告等业务的过程中，请托时任增城市发展改革和物价局副局长杨某（已判决）利用职权给予帮助，后分3次共贿送给杨某人民币31万元。2017年9月26日，被告人陈少兵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上述事实，有下列由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经控、辩双方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证据证实：1、到案经过说明，证实2017年9月26日，被告人陈少兵主动投案。2、被告人陈少兵的户籍材料。3、杨某的任职文件，证实其于案发期间的职务。4、广州市新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广州智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技术咨询合同书，增城市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智捷公司之间签订的技术咨询合同书等，证实广州智捷工程顾问有限公司承接各项工程。5、证人唐某的证言：杨某介绍了陈少兵作为我的合作伙伴，由他负责我公司在增城地区的业务拓展。后杨某也介绍了一些业务给我公司。6、证人杨某的证言：2014年，广州智捷公司想在增城拓展业务，我就向智捷公司的老板唐某介绍了陈少兵，建议由陈少兵挂在智捷公司名下承接项目节能报告的编制业务。后陈少兵担任智捷公司在增城的负责人，后来我帮陈少兵介绍了碧桂园房地产公司节能报告的编制项目、城市花园房地产节能报告的编制项目等等。后来陈少兵在2014年11月的一天约我到增城宾馆吃饭，饭后送给我人民币10万元；在2015年2月到我家里送给我10万元；在2015年6月到我家里送给我7万元；2015年12月到我家里送给我12万元。7、被告人陈少兵的供述：2014年，我通过杨某介绍认识了广州智捷公司的老板唐某。唐某想在增城发展业务，因为我是当地人，杨某推荐我和智捷公司合作，承接增城区内的项目环评、节能报告的编制业务。在杨某的帮助下，智捷公司承接了碧桂园房地产有限公司节能报告的编制项目、城市花园房地产节能报告的编制项目等多个业务，唐某赚了不少钱，我也分得一些。我们为了感谢杨某，在2014年至2015年期间，唐某有几次让我拿钱给杨某。其中2014年10月的一天，我约杨某在增城宾馆吃饭，席间我交给他9万元；2015年2月的一天，我在杨某家里交给他10万元；2015年12月的一天，我再次去杨某家里交给他12万元本院认为，被告人陈少兵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贿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陈少兵犯罪的主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陈少兵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综合被告人陈少兵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态度等，对其宣告缓刑不至再危害社会，故本院决定对被告人陈少兵宣告缓刑。被告人陈少兵的行贿行为发生于2014年至2015年，应以行为当时的法律予以惩罚，适用《刑法修正案（九）》施行之前关于行贿罪处罚的《刑法》第三百九十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陈少兵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缓刑考验期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杨凯人民陪审员姚俊宇人民陪审员赖远明二０一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书记员关路清

周某甲交通肇事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皖0822刑初14号：怀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怀检刑诉［2017］12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周某甲犯交通肇事罪，于2017年1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怀宁县人民检察院的建议，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于同年1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刘观清、代理检察员何朋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周某甲及其辩护人阳盛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6年6月26日15时20分左右，被告人周某甲驾驶皖ＨＸＸＸＸＸ号小型轿车沿怀太线由南向北行驶至15ＫＭ＋500Ｍ处时，车辆失控驶向道路西侧脱道后，碰撞路边灯杆、停放在路西空地上的皖ＸＸ／ＸＸＸＸＸ号变型拖拉机及站立在该变型拖拉机旁边的被害人韩某甲。被害人韩某甲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周某甲因受伤昏迷被送往医院救治，其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怀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认定被告人周某甲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案发后，被告人周某甲按照其亲属与被害人韩某甲近亲属达成的协议要求，赔偿被害人近亲属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686892.9元后，其行为取得了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为证明上述犯罪事实，公诉人当庭出示了被告人《归案情况说明》、证人证言、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现场图、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及照片、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协议书、收条及谅解书、被告人周某甲供述及户籍证明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周某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规定，提请法院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作出公正判决。被告人周某甲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述，并当庭自愿认罪。被告人周某甲的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不持异议，仅就量刑提出，其一，被告人周某甲肇事后受伤入院治疗，其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调查，且庭审中自愿认罪，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其二，案发后，被告人周某甲通过家属与被害人近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并积极履行赔偿义务，取得了被害人近亲属的谅解，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其三，被告人周某甲初次过失犯罪，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综上，建议法庭在对被告人周某甲量刑时考虑到其具有以上法定和酌定的从轻处罚情节，以及家庭负债等实际情况，本着惩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为有利于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对其从轻判处并宣告缓刑。经审理查明：2016年6月26日中午，被告人周某甲驾驶皖ＨＸＸＸＸＸ号白色吉利美日牌小型轿车搭载张某甲从安庆市区出发返回太湖县。当日15时20分左右，该车沿怀太线由南向北超速行驶至15ＫＭ＋500Ｍ处时失控向路西侧滑。在侧滑过程中，车辆右后部碰撞路边灯杆。脱道后，车辆前部碰撞停放在路西空地上的皖ＸＸ／ＸＸＸＸＸ号变型拖拉机左前部及站立在该变型拖拉机旁边的被害人韩某甲（男，51岁，怀宁县人）。被害人韩某甲受伤后经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周某甲因受伤昏迷被送往医院救治，其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该起事故经怀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认定，被告人周某甲驾驶机动车辆在有限速标志的路段超速行驶，且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是造成事故的全部过错，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被害人韩某甲无与事故发生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不负事故责任。2016年7月22日，被告人周某甲父亲周甲与被害人韩某甲的近亲属韩某乙、李某甲、韩某丙、韩某丁就民事赔偿达成了协议。被告人周某甲按照要求赔偿了被害人近亲属人民币270000元，另416892.9元由皖ＨＸＸＸＸＸ号轿车投保的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直接向被害人韩某甲的近亲属赔付。被害人韩某甲的近亲属得到赔偿款686892.9元后，出具谅解书，对被告人周某甲的犯罪行为表示谅解。在案件审理期间，本院委托太湖县司法局对被告人周某甲进行了社区影响评估。该局出具评估意见认为被告人周某甲可以适用社区矫正。上述事实，被告人周某甲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不持异议，并有书证怀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出具的被告人《归案情况说明》、证人张某甲、郝某甲、韩某戊的证言、现场勘查笔录、照片及现场图、交通事故尸体检验报告及照片、安徽全诚司法鉴定中心【2016】车鉴字第1871号关于皖ＨＸＸＸＸＸ号小型轿车与皖ＸＸ／ＸＸＸＸＸ号变型拖拉机交通事故技术鉴定意见书、怀宁县公安局怀公交认字【2016】第00234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疾病诊断书、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及死亡记录、肇事车辆行驶证及被告人的驾驶证（复印件）、协议书、收条及谅解书、太湖县司法局社区影响评估意见书、被告人周某甲的供述及户籍证明等证据在卷佐证，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周某甲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肇事，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周某甲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具有坦白情节，其在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其能够赔偿被害人亲属各项损失，具有悔罪表现，取得了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可酌定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周某甲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与事实相符，符合法律规定，可予采纳。鉴于被告人周某甲再次违法犯罪危害社会的可能性较小，对其宣告缓刑实行社区矫正不致在社区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周某甲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陈流水二〇一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书记员（代）林士娟

裴铁彬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4）湛中法刑三初字第34号：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检察院以湛检公二刑诉（2014）6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裴某某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于2014年9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4年10月10日、2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李松涛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裴某某及辩护人郭汴阳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广东省湛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3月，被告人裴某某受走私老板“八哥”（另案处理）的人雇请担任“顺某某1”铁壳船船长，负责驾驶船舶从越南运输冰冻食品回国。裴某某又找来刘某某（另案处理）任水手。裴某某事先制作了一套虚假的船舶、船员相关证书，以应付越南海关的检查。同年4月7日，裴某某根据走私老板的指示，伙同刘某某驾船从广西防城港企沙港前往越南四屯岛，走私老板安排人员从越南船上将猪手、牛肚、牛筋等冻品接驳装载上“顺某某1”船仓。4月10日，走私老板指示裴某某从越南驾船返回中国广西北海，具体停靠位置等候通知。当裴某某、刘某某驾驶“顺某某1”号船到达东经108°35′，北纬21°10′处海域时被湛江海关缉私局查获，当场抓获裴某某、刘某某，并扣押到走私冻品、走私船只。经核查，“顺某某1”号船装载冻品共145．1287吨，属国家禁止进出口货物。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据上述事实和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裴某某无视国法，受他人雇请参与从越南走私国家禁止入境的冰冻食品，数量达145．1287吨，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提请本院依法判处。被告人裴某某对于起诉书指控其受“八哥”雇请驾驶“顺某某1”号船运输货物从越南返回我国境内的犯罪事实无异议，辩解称货物的数量没有起诉书所指控的那么多。裴某某辩护人对于起诉书指控裴某某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的罪名无异议，辩护称，1、起诉书指控裴某某走私145多吨冻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附案的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现场照片时间不相符，均不是案发当天在案发现场与被告人当面扣押、清点，签名确认的，证据合法性存在问题，故某某冷库磅码单、入库清单显示的冻品并不能必然就认定是“顺某某1号”装载的冻品，关于冻品重量部分的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均存疑，依法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认定冻品数量为25吨以下，对被告人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2、被告人只是受雇他人的运输者，一切均听从幕后老板的指挥，在共同犯罪中属从犯。3、被告人只领取固定工资，没有从犯罪中获利，系初犯，犯罪的主观恶性较小，具有法定和酌定从轻或减轻情节，建议合议庭对其从轻或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经审理查明，2014年4月，一名绰号叫“八哥”（另案处理）的人雇请被告人裴某某到“顺某某1”号船上任船长，负责驾驶船舶从越南偷运冻品返回中国境内，工资3000元／月。裴某某找来刘某某（另案处理）任船员，并事先制作了一套虚假的船舶、船员相关证书，以应付越南海关的检查。同年4月7日，裴某某、刘某某两人根据“八哥”的指示，驾驶“顺某某1”号船从广西防城港企沙港前往越南四屯，“八哥”安排人员将145．1287吨牛筋、猪手、牛肚等冻品装上“顺某某1”船仓。4月10日早晨，裴某某、刘某某根据“八哥”的指令，驾驶“顺某某1”号船返回中国。当裴某某、刘某某驾驶“顺某某1”号船到达中国境内位于东经108°35′，北纬21°10′处海域时被湛江海关缉私局人赃俱获。经查，越南为口蹄疫、禽流感疫区，我国禁止从该国输入“偶蹄动物及其产品、禽类及其产品”。“顺某某1”号船上装载的冻品未办理任何入境手续，属国家禁止进境货物。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明：1、立案决定书、受案登记表、查获经过，主要内容为：2014年4月10日下午17时许，湛江海关缉私局根据情报，在我国境内位于东经108°35′，北纬21°10′处海域查获一艘“顺某某1”号铁壳船装载无任何合法证明的猪手、牛肚等冻品，现场抓获裴某某、刘某某两名犯罪嫌疑人。经初步检查，随船无任何合法证明，涉嫌走私。该局遂扣留该船、该批冻品及2名船员做进一步调查，并于4月10日立案侦查。2、现场照片、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湛江海关罚没财物入库单、冻品清单、磅码单，办案说明，主要内容为：2014年4月11日海关缉私局依法对扣押的船名为“顺某某1”的船进行搜查。在该船货舱内发现并扣押到冻品一批，其中：牛肚982件，重24648．2公斤；牛筋2195件，重54875公斤；牛根207件，重4140公斤；猪手1667件，重16670公斤；牛鞭13件，重240．5公斤；猪肚1918件，重19180公斤；去骨牛小腿875件，重25375公斤。扣押的船舶、冻品均已经入库。此外，侦查机关还在该船船舱内发现并扣押到了涉案单证、资料等物品，其中：船舶检验证书1本、船舶国籍证书1本、护照、身份证、驾驶证各1张，海船船员适任证书4本、船员服务簿2本，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书1本、渔业船舶登记证书2本、越南纸质单证5张、标有经纬度的纸片6块、海图1幅。上述扣押物品侦查机关均拍照或复印交由被告人裴某某辨认，裴某某签名确认了上述扣押的船舶、冻品、证书、单证，并指出上述被扣押的船舶检验证书、船舶国籍证书、渔业船舶职务船员证书等证件都是假的，是“八哥”交给其放在船上用来应付越南海关检查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颁发的“顺某某1”船舶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国籍证书》、《海上船舶检验证书簿》、《船舶登记资料查询结果告知单》，主要内容为：经查，“顺某某1”船舶在钦州海事局没有办理过船舶登记业务。4、《离港证明》、《船员花名册》、《见证记录》，主要内容为：侦查机关在“顺某某1”走私船舶上搜查扣押到的越南纸质单证5张中译本内容显示，上述单证中《离港证明》、《船员花名册》的时间均为2013年4月28日，船名“顺某某07”，船长裴某某、大副刘某某、水手张陈某。从越南的离港时间为2013年4月28日。5、湛江海关缉私局《关于商请明确动物疫病流行相关事宜的函》、湛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关于明确动物疫病流行相关事宜的复函》及附件《禁止从动物疫病流行国家／地区输入的动物及其产品一览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关于严防越南口蹄疫疫情传入我国的紧急通知》，主要内容为：越南为口蹄疫、禽流感动物传染性疾病流行疫区，我国禁止从越南进口偶蹄动物及其产品、禽类及其产品。6、《释放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关于裴某某等人走私冻品案另案处理人员的情况说明》、《另案处理呈批表》，主要内容为：同案人刘某某于2014年5月9日被侦查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日释放。7、辨认笔录，主要内容为：经混杂照片辨认，被告人裴某某，同案人刘某某均能够相互辨认出对方。8、户籍证明，主要内容为：反映被告人裴某某、同案人刘某某的身份基本情况，被告人裴某某作案时已经年满18周岁。9、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海海事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主要内容为：“顺某某1”号船舶在北海海事局没有进行任何船舶登记。10、证人周德为的证言、办案说明，主要内容为：2014年4月10日，我受“八哥”雇请在“顺某某2”号船上任船长，从越南偷运冻品返回国内的途中，“八哥”利用单边对讲机联系我，我在电台里也听到他呼叫“顺某某1”号船、“桂某某”号船，三条船一起返回，三条船都在中国海域被海关缉私局抓获。11、同案人刘某某的供述与辩解，主要内容为：我在“顺某某1”号船上任水手，负责水手与厨房，船长是裴某某，是裴某某叫我到船上做工的，2500元／月。“顺某某1”船是谁的不清楚。我与裴某某是2014年4月5日步行从防城港企沙港上船，4月7日中午驾船从企沙港前往越南，大约经过5个小时航行，到达越南一个小岛附近抛锚等待越南船拉货过来。4月9日晚20时许，几条越南船向“顺某某1”号船靠过来，将他们船上的冻品接驳装载到“顺某某1”号船上，大概装了5个小时。4月10日上午9时许，裴某某驾船离开越南，往中国境内方向航行，下午17时许在广西海域被抓获。船上装载的冻品没有合法手续，对于侦查机关有“顺某某1”号扣押到的《离港证明》、《船员花名册》中出现的“顺某某07”号于2013年4月28日的相关事宜不清楚，我之前没有到过越南装运冻品。12、被告人裴某某的供述及辩解，主要内容为：2014年3月底，一名叫“八哥”的人雇请我在“顺某某1”号船上任船长，叫我找两个人开船前往越南拉货，2500元一趟，我表示同意。4月3日，我找来刘某某，让他跟我一起到越南拉货。我负责根据老板的指示开船、联系装货，刘某某协助我开船。“顺某某1”号船主是谁我不太清楚，是“八哥”负责安排我装货、卸货以及船程等事宜的。4月5日上午，我根据“八哥”的指示，通知刘某某一起在防城港市企沙港上“顺某某1”号船，上船后，“八哥”将一份用来应付越南执法部门检查的空白《渔业船舶登记证书》交给我，让我填上内容，并要求在船舶所有人名称一项填上我的名字，我按要求填写了相关证书，并胡乱编了编码，放在驾驶室操作台下面，并购买了生活用品，然后在船上等待“八哥”的指示。4月7日下午14时许，“八哥”通知我们开船前往越南四屯岛，我与刘某某驾驶“顺某某1”号从企沙港出发，大约航行了5个小时左右到达越南四屯岛附近，然后根据“八哥”指示抛锚停船等候装货。4月9日晚上，有几条越南货船向我们靠过来，他们看了我的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后，就开始从他们船上将冻品接驳装载到“顺某某1”号船上，直到10日凌晨才装载完毕，具体装了什么以及装了多少吨我不清楚，大概有100吨左右。4月10日上午9时许，一艘越南小艇向我们靠过来，一名讲普通话的越南人叫我往北海方向开船，并交待晚上21时打电话给“八哥”。然后我们就驾船往北海方向开，返回中国海域后，大概在东经108°36′，北纬21°10′附近海域被海关缉私局抓获。“八哥”是用手机拨打“顺某某1”号船上的卫星电话与我们联系，卫星电话是我带上船的。装货前，“八哥”曾打电话给我，并发了“顺某某2”号船的联系电话，让我跟“顺某某2”联系，一起去找一条有数字“16”的越南船装货，后来我刚到越南船附近，没有与任何人联系，越南船就靠上来装货，他们只看了我的渔业船舶登记证书。在四屯装货时我看到“顺某某2”号船，途中也听到电台里的人呼叫“顺某某2”号船，“八哥”也要求我与“顺某某2”号联系，了解“顺某某2”的位置，但由于信号不好，没有联系上，也没有看到“顺某某2”号船上的人。侦查机关在船上搜查扣押到的越南单证及纸片我原来没有见过，对船员花名册上有我、刘某某的名字，单证上有我的签名等，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2013年4月28日、2014年3月31日都没有去过越南，我只参与了这次。关于裴某某辩解提出“顺某某1”号船装载的冻品没有起诉书指控那么多，裴某某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裴某某走私冻品145多吨的数量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经查，目前附案证据已经足以认定裴某某走私的冻品数量为145．1287吨，理由如下：1、根据目前附案的到案经过、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入库单等证据显示，被告人裴某某于2014年4月10日下午走私冻品在海上被侦查机关人赃俱获后，由于随船装载冻品无合法进口证明，侦查机关遂依法将被告人及其驾驶的“顺某某1”号船及船上装载的冻品随船带回调查，并于4月11日决定立案侦查，侦查人员根据搜查证对停泊在湛江草潭码头的“顺某某1”号船进行了依法搜查，并向裴某某宣布了搜查证，经搜查在“顺某某1”号船船舱发现涉嫌走私的冻品一批以及相关涉案单证等物证、书证，侦查机关依法制作了搜查笔录、关于船舶、相关涉案单证、海图等能够当场清点清楚的扣押清单让裴某某签名确认，根据目前附案证据显示，裴某某亦在搜查证、搜查笔录、部分扣押清单上签名确认。侦查机关对于该部分物品的搜查、扣押程序合法，搜查、扣押到的书证、物证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使用。2、对于“顺某某1”号船装载的冻品的具体品种、数量问题，根据侦查机关出具并经相关经手侦查人员以及见证人签名确认的办案说明对于清点、入库过程的解释，侦查机关在扣押了“顺某某1”号船及其货物后，委托某某冷库对该批冻品进行装卸、运输、清点、仓储，某某冷库自4月11日开始对该批涉案冻品进行装卸、运输、清点、仓储，每辆货车装载的冻品均有过磅单，地磅单上记载有“顺某某1”号船名、车牌号、重量，现场办案民警、司磅员、仓管员均在磅码单上签名确认，直到4月15日才清点完毕、入库，某某冷库将有某某冷库仓管人员、湛江海关财务部门经办人员、办案民警签字确认的冻品入库单提交侦查部门，侦查部门根据入库单制作详细的扣押清单交由裴某某签字确认。3、根据目前附案的《湛江海关罚没财物入库单》、湛江市霞山水产品批发市场有限公司某某冷库《顺某某1冻品清单》、磅码单等证据显示，上述证据与附案的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清单、办案说明等证据相互印证，上述证据显示侦查机关对“顺某某1”号船上的货物从扣押、装卸、运输、清点、入库仓储，整个过程时间衔接紧凑、过程合理、自然，符合客观实际，整个过程均有办案民警、财务部门经办人员、仓库管理人员签名确认，侦查机关的整个清点、入库过程程序合法、方法正确，清点统计的结果客观，应予采信。4、裴某某在侦查阶段亦曾供述称“顺某某1”号装载的货物100吨左右，侦查机关于4月11日经依法搜查扣押到“顺某某1”号船及其装载的冻品后，根据客观实际、实事求是清点入库后制作扣押清单并将清点结果告知裴某某，裴某某予以签名确认。综上，目前附案关于冻品数量的证据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足以认定“顺某某1”号船装载的冻品的重量为145．1287吨。辩护人该节辩护意见据理不足，不予支持本院认为，被告人裴某某违反海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受他人指使，伙同他人驾驶“顺某某1”号船走私偷运来自境外疫区、国家禁止进口的冻品145．1287吨进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情节严重。在“顺某某1”船走私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裴某某作为船长在走私运输环节起主要作用，但其只领取工资、不参与分赃，受他人雇请而参与走私的运输环节，在走私共同犯罪中属于地位、作用较小的主犯，且认罪态度好，依法可从轻处罚。裴某某辩护人辩护认为裴某某属从犯的该节辩护意见与本案事实不符，不予采纳。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裴某某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定罪名成立，应予支持。裴某某辩护人关于裴某某受他人雇请参与走私犯罪、认罪态度好，系初犯，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有理，予以采纳。裴某某走私犯罪情节严重，依法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不符合缓刑条件，辩护人该节辩护意见于法无据，不予支持。根据被告人裴某某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二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裴某某犯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4年4月10日起至2020年1月9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生效第二日起一个月内缴纳）。二、扣押的赃物冻品145．1287吨依法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长曾玲审判员袁南利审判员舒乐清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日书记员林兴龙

䱱西省孝义市人民检察院与任某1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审刑事判决书山西省孝义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晋1181刑初92号：孝义市人民检察院以孝检刑一刑诉（2018）9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任某1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于2018年3月2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孝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新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任某1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孝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7年4月以来，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指挥部西北安置区项目部进驻崇文街办宋家庄工地进行施工作业。期间，被告人任某1以迁坟、赔偿等不合理要求，通过纠集人员围堵施工工地大门，阻挠机械施工进场，恐吓、辱骂施工管理人员等方式提出不合理诉求，造成工期延误和直接经济损失达32.97万元。上述事实有报案材料、证人证言、书证及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予以证实，被告人任某1的行为已触犯刑律，应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请依法判处。被告人任某1辩称该是在工地管理机械的，该家的坟地在工地里，该没有围堵大门、阻挠机械。经审理查明：2017年4月以来，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有限公司西北安置区项目部进驻崇文街办宋家庄工地进行施工作业。期间，被告人任某1以迁坟、赔偿等不合理要求，通过纠集人员围堵施工工地大门，阻挠机械施工进场，恐吓、辱骂施工管理人员等方式提出不合理诉求，造成工期延误和直接经济损失达32.97万元。上述事实，有检察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证实：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有限公司系国有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6年1月11日。孝义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孝义市2015年度采煤沉陷区搬迁西北安置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复函证实：该项目符合总体规划，原则同意通过用地预审。该项目拟选址于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处宋家庄村。孝义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证实：孝义市采煤沉陷区2015年下堡镇南头村、赵西沟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孝义市规划西外环东侧，规划大顺路以西，规划建设街两侧。孝义市环境保护局文件证实：孝义市采煤沉陷区2015年下堡镇南头村、赵西沟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孝义市人民政府文件证实：主办单位为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有限公司，项目所在××街、善吉村，总面积为6.1119公顷的土地，作为2015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之一。山西省人民政府土地审批文件证实：同意孝义市2015年第二批次建设用地。建设项目人民防空审查批准表、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孝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孝义市采煤沉陷区2015年下堡镇南头村、赵西沟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孝义市人民政府关于采煤沉陷区治理一下公司增资扩股的批复等附案佐证。征用土地协议书证实：孝义市压煤村庄搬迁指挥部征用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处宋家庄村民委员会位于规划建设街两侧共计79.75亩土地。征用土地补偿费用1595万元。2015年采煤沉陷区治理西北安置项目部树木补偿协议书证实：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11月25日前一次性支付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处宋家庄村民委员会项目所占土地附着各类树木补偿款1350756元，由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处宋家庄村民委员会负责及时将补偿款金分发到户。孝义市农村集体经济统一收款收据证实：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处农村会计服务中心收到树木补偿款1350756元。山西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证实：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处收到孝义市××区迁坟款10万元。压煤村庄占地补偿农户款发放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流转协议、压煤村庄占地村民已流转土地花名、压煤村庄占地村民未流转土地花名附案佐证。孝义市崇文街道办事处关于西北安置区项目建设的情况说明证实：任某1家在项目区内没有土地，只涉及到该家族的祖坟，后经街道、村干部的努力，任氏家族同意迁坟，并于2017年11月份全部迁移完毕；指挥部同意将项目部前期的土方承包给村内有机械的村民，在公开推荐的基础上产生了5名机手代表，何文迪任组长，任某1为成员。视听资料及情况说明证实：任某1与宋家庄村村民七名妇女在孝义市宋家庄建筑工地大门口围堵大门，导致车辆无法正常进行，连续围堵宋家庄村工地大门口长达4小时之久。视听资料及情况说明证实：任某1与郭某1通过微信互加为好友后，在微信聊天中的聊天记录都是在讨论宋家庄村建筑工地的事宜，在2017年6月24日凌晨00时38分时任某1再次通过微信通知郭某1“告给明天大早8点钟必须出去，出不去就完了。”郭某1、史某、郭某2的通信语音详单附案佐证。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有限公司西北安置区项目部情况说明证实：任某1主要通过教唆妇女围堵大门、指挥机械封堵大门、拒不迁坟、恐吓辱骂施工人员等行为阻挠施工。初步统计任某1的阻挠行为给该工程带来直接经济损失32.97万元。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头村、赵西沟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部情况汇报证实：该公司领取的2015年下堡镇南头村、赵西沟村整体搬迁安置项目第一标段，因村民阻挡等造成损失260400元。河南省鼎基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情况汇报证实：该公司中标的第二标段一个月之内大门封堵三次，造成损失32400元。山西天赋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情况汇报证实：该公司中标的第四标段一个月之内大门被堵三次，造成损失36900元。王文茂的报案材料及陈述：该系西北安置区指挥部工作人员。2017年6月19日8时许，我去指挥部上班，刚到门口就看见宋家庄村民“猴四宝”骑电动车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猴四宝”带着10来名妇女来到工地入口，然后“猴四宝”安排这几名妇女把电动摩托车和自行车横档在路上，然后这些妇女有的坐到路上，有的躺在路上，不让施工现场的车辆进入。接着“猴四宝”进入工地的第四标段，站在挖掘机跟前，用身子挡住挖掘机，迫使挖掘机司机停止施工，一直到中午12点10分左右，“猴四宝”和那几名妇女才相继离开。“猴四宝”之前跟我们提过三个条件，如果满足不了，他就要弄的谁也不能干，他的三个条件是：1、工程指挥部外有他的一千多块国槐树，要求我们以每棵160元的价格帮他处理了；2、工程施工必须用他的机械；3、要求施工所需的材料有他提供。之前“猴四宝”就扰乱过我们两回施工。我们施工的现场没有“猴四宝”的土地，经了解在第三标段有“猴四宝”家的一块坟地，我们并未在第三标段施工，一直等“猴四宝”迁坟，迁坟的10万元补偿款已经给了村委。证人郭某1证明：2017年6月19日早上7点多，任某1给我打电话让我通知人去宋家庄村工地堵大门。6月18日任某1就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早上早点起来把人经由到工地上。我一共通知了郭某2、史某和陈小荣。6月24日凌晨，任某1在微信上给我发语音说早上8点钟通知人们必须出去到工地上，出不去就完了。证人史某证明：2017年6月份的一天早上，郭某1给我打电话说工地开始干活了，出去看一下吧。我到了安置区大门口，看见有一辆电动摩托车横着停放在大门口，过了一会了村里的好几名妇女都陆续到了现场，然后看见“猴四宝”也在现场，“猴四宝”说快把摩托停在路中间，我就将摩托车停放在大门口堵住大门，其他人也将电动摩托车横放在路中间，过了一会“猴四宝”不知从哪里拿出几个凳子，让人们坐着，堵了大概3个小时左右，快中午了，我就回家了。“猴四宝”还指挥张某1将自行车停放在大门口的路中间。证人张某1证明:2017年6月份开始，我堵了安置区大门大概5次，每次基本都是三个小时左右。6月19日堵大门的有任某1等人，是郭某1通知我去的。证人郭某2证明：2017年6月19日，郭某1给我打电话说工地开始干活了，我就联系村里的几个妇女去了工地，用自行车和电动车挡住工地大门。证人薛某证明：2017年6月份的一天，我骑电动摩托带着穆志伟去了建筑工地大门口，有人把骑来的电动车和自行车横堵在大门口，不让车辆进出。大约11时左右，我带着我大儿子穆志伟进入工地，到了工地大门对面的我的地里，堵住施工的机械不让施工。当天是郭某2给我打的电话。我堵大门、阻拦施工的次数多了，记不得了。证人张某2证明：2017年6月19日上午8点多，我驾驶挖掘机开始施工，“猴四宝”过来拉住我说有他家的祖坟，不能进地基坑。在我施工期间，“猴四宝”最少阻拦过我两三次，每次都说有坟地，每次阻拦过以后都是好几天不能动工。证人檀某证明：该系山西天赋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孝义市采煤沉陷区治理公司西北安置区四标段现场负责人。2017年6月19日，我给宋家庄管机械的何文迪打电话让他给工地上进两台挖掘机。大概9点的时候，挖掘机进入现场开始作业，这是任某1骑着一辆自行车过来直接就把挖掘机下地基坑的破路给堵住了，然后告挖掘机司机说有他家祖坟，不能干，然后就让司机走了，机械还在坑口停着。一直等到甲方说能干了，挖掘机刚挖了两下，任某1就骑着一个白色踏板摩托车过来，后面跟着五六个妇女，任某1告挖掘机司机说这里的地有纠纷，不能干，说我们赚村里的钱，就要听他的话，不让我们干。任某1是6月7日开始阻拦施工的，拉住装载机不让进工地。任某1说机械都是听他的，后来任某1还带着三个女的和一个傻子过来不让施工，后来工地只要一开工任某1就来挡工地。任某1表面上说有祖坟，但实际上他是要供应工地上所有材料和包下木工活。证人张某3证明：该系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孝义市西北安置区第一标段项目部经理。2017年8月15日上午8时30分许，任某1的四叔来到安置区6号楼施工地点说有他们家的坟地，不让我们挖。过了一会，任某1也过来了，并且拦住施工机械不让干活，他说谁挖他家的祖坟，他跟谁没完。我说指挥部已经探测完了，没有坟地，任某1说他们的事指挥部还没有说对，说对了才能施工。2017年6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任某1还阻拦过工地一次。证人王某证明：该系孝义市采煤沉陷区西北安置区指挥部总工程师。任某1以祖坟动迁条件不成熟为由，阻碍机械施工，大概有五六次。任某1私下聊天时跟我说模板材料由他供应，他所有的1000多棵国槐树以每棵160元给处理了，开工以后的机械必须用他的。证人葛某证明：该系吕梁市晋源监理公司驻孝义市采煤沉陷区西北安置区指挥部工程师。2016年11月份，安置区在工地修路时“猴四宝”就叫唤，指挥部要把他家的国槐树都处理了，工地送建筑材料得让他送。工地四标段4号楼施工时，“猴四宝”说工地上有他家的祖坟，并开着一个小型装载机在4号楼施工地挖了几下，然后就把装载机停放在工地上两三天，也没找见坟墓，后来他就开走了。证人张某4证明：该系太原市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孝义市西北安置区第一标段安全员。我工地上装载机在4号楼地基施工的时候，“猴四宝”跑到工地上挡住装载机司机说不能动，说这里的地没有说对。在进行5、6、7号楼工地施工时，“猴四宝”过去对装载机司机说这里有坟地，不能施工。他说他家的坟地一共有80个。我们推测坟地时，村里通知“猴四宝”的亲属们到场了。证人任某2证明：该系任某1五叔。宋家庄采煤沉陷区有我家的祖坟，已经迁出38个了，不知道还有几个。迁坟工作主要有我负责。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证实：被告人任某1的基本情况。被告人任某1的供述附案佐证本院认为，被告人任某1目无国法，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孝义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关于没有围堵大门、阻挠机械的辩解意见与查明事实及在案证据不符，故本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任某1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7年9月2日起至2020年9月1日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吕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审判长苏斌审判员赵丽霞人民陪审员高武军二〇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书记员乔国庆

ᝎ某甲、朱某等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苏1102刑初87号：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以金检食药环刑诉［2019］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于2019年4月1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镇江市金山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宁辉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公诉机关指控：2018年6月10日11时许及同年6月15日14时许，被告人李某甲提议并邀约被告人朱某、李某乙，携带由被告人李某甲购买的电瓶、逆变器、导电抄网等电鱼工具，两次至丹阳市丹北镇新桥三圩港闸外长江水域，捕获黑鱼等各类渔获物1.88公斤。为证实指控的事实，公诉人当庭宣读了相关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的规定，应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认为，被告人李某甲、朱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某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上述事实，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无异议，并有书证户籍信息、抓获经过、讯问笔录、搜查笔录、称重记录及照片、扣押决定书及清单、辨认笔录及照片，情况说明，《江苏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明确长江、淮河流域禁渔期干流区域范围通告》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违反国家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期使用法律禁用的电捕鱼方法捕捞水产品，破坏渔业资源，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罪名成立。被告人李某甲、朱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李某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某甲、朱某、李某乙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并分别主动交纳鱼苗增殖费人民币五百元、五百元、二百元，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条，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李某甲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次日缴纳）。二、被告人朱某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千五百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次日缴纳）。三、被告人李某乙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元（罚金于本判决生效次日缴纳）。四、扣押于丹阳市公安局的作案工具：电瓶1个、逆变器1个、带电线抄网2个、鱼篓1只予以没收。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审判员邹永超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书记员杨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