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名状》内地票房超过2亿元后，陈可辛除了拥有“2亿元导演俱乐部”成员的身份，同时也成为大众公认的“好导演”，但陈可辛却坚称：“我是个好制片人、好监制，多过是个好导演。”当观众细数陈可辛的导演作品《双城故事》、《甜蜜蜜》、《金枝玉叶》、《如果·爱》、《投名状》时，他会提醒你：“我最早入行是做监制的。”2005年才第一次到内地拍电影，陈可辛却在2008年底就在北京建立了电影工作室“我们制作”。2009年伊始，“我们制作”携手保利博纳成立了“人人电影”公司，宣布未来三年将拍摄15部电影。陈可辛心里有笔账算得很清楚：“内地市场会是华语导演最后的归宿，而现在是在这个市场起步的最好时机。虽然未来五年，"我们制作"的电影还只是保本，达不到赚钱。”谈电影起步：反武侠，所以要拍“UFO电影”1962年出生的陈可辛，对电影的热爱有一部分来自遗传。他的父亲曾在1950年代到北京进修过电影专业。18岁到美国留学的陈可辛在暑假回香港时得到进入嘉禾电影公司做暑期工的机会，自此一发不可收拾。8岁就随父母移民泰国的他，1983年为吴宇森以泰国为背景拍摄的枪战片《英雄无泪》中做泰语翻译，而后，1986年，陈可辛又出任成龙电影《龙兄虎弟》的制片。不过，在陈可辛为自己迄今的“电影人生”划分的三个阶段中，起点是与曾志伟等好友一起创办的UFO公司。“那个时候，我以为我一辈子都会拍UFO的电影。”在当时，贴着UFO标签的电影，大都是反市场潮流的，却很对陈可辛的胃口。“当时的潮流就是拍《黄飞鸿》那样的武侠动作片，但我极度不喜欢，也不会拍。每次看录影带，一看到打的镜头，我就快进。”所谓的UFO电影，在陈可辛的解读中，就是既非参加电影节的艺术片，也不是纯粹讨好市场的商业片，“在自己喜好和市场之间找一个平衡。像我监制的陈德森的《晚九朝五》，表面是个情色片，其实在讲一代人的价值观。”UFO制作的影片都口碑不俗，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还叫好又叫座。而这也直接促成了陈可辛首次“执导”，“最开始，我都不敢做导演。”陈可辛“不敢”的理由是，他感觉到自己对老板的压力，反抗力特别强。所以，直到他监制的电影卖了钱，有了谈判能力，他才开始做导演。“一定要有筹码才能走这条路！”这是陈可辛的逻辑。与很多香港导演一样，陈可辛也曾走向好莱坞。但《情书》在好莱坞公映却没有得到回响后，陈可辛决定回香港。“现在好莱坞电影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好像开始重视我们的市场。其实是我们自视过高，因为对好莱坞来说，华语市场永远只是他们票房的零头。我敢说，未来20年，我们的市场都影响不了好莱坞。”谈香港特色：“香港电影”连香港人都不看从好莱坞回到香港后，陈可辛发现，曾蓬勃一时的香港电影工业没了。“那是一个乱世。”陈可辛形容，“很多香港导演开始拍合拍片，剪得支离破碎，再进内地。我完全不能接受那样的做法。内地观众迟早是我们的观众，他们迟早会发现"受骗"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陈可辛开始拍亚洲合拍片。“很麻烦，又是韩语，又是泰语，一个合约都要谈几个月。”但另一方面，陈可辛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自己喜欢的电影，“做那种反香港传统的东西，不是为了突破，只是为了喜好。”选择“鬼片”为题材，陈可辛一气监制了《三更》、《见鬼》等片，但这个题材也不是他喜欢的，“可只有"鬼片"可以跨越东南亚的界限。”有人说陈可辛眼光很独到，因为《三更》、《见鬼》都赚了钱，《见鬼》还赚得钵满盆满，“这不是眼光，是幸运。”陈可辛说，“如果我真的有眼光，《风尘三侠》就该是古装片，那样会更卖钱。”陈可辛说他做了很多不符合规则的事，“但我很快乐！如果让我做不喜欢的电影，倒不如去买股票，做电影要花太多的精力，真的是划不来。”用《见鬼》赚的钱，陈可辛继续监制他喜欢的电影《金鸡》。“那个我知道一定赔钱，因为只有香港人看。香港只有700万人口，这个市场连2000万港元投资的电影都消化不了。”结果确如陈可辛所料。一边以监制的眼光负责地看市场，但他对电影的执拗，又让他不断为喜好做事。陈可辛曾多次表达对《金鸡》的好感，他认为如此纯正“香港特色电影”应该更多，而不是消失，但他又反问了一句：“香港特色的电影到底是拍给多少人看的？连香港人都不看了……很多人一直在责怪说，香港特色的电影没有了，这不仅是我们的问题，说的人一样有责任。你们用你们的票房和你们花钱的走向告诉我，(香港特色的电影)有必要继续拍下去么？”陈可辛的困扰不无道理，纵观2008年，被认为有香港特色的影片《证人》、《文雀》等，在内地的票房都不尽如人意，“这个世界在变，潮流在变，历史也在改变，香港现在的问题不是说只有100万元可以赚，而是要亏100万元。拍电影需要很多钱，香港没得拍。”“我们这一代很幸运，还有内地市场。”悲观过后，陈可辛更多的是对如今电影环境的欣慰，“现在是我做电影20多年，第一次发现原来只靠讲汉语的人看我的电影，就够回本了！我觉得华语导演的终点一定是内地，因为这个潮流不会三五年就过去了。至少10年，10年后，我都快60岁了，肯定不做了。”谈金融危机：电影流动资金只会越来越多去年6月，陈可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论坛上阐述过一个观点，《投名状》、《赤壁》这样的大片可以继续拍，但更健康的规模，应该是1000万美元左右的投资规模，最多不超过1500万美元。这样规模的“大片”，本土市场的票房就可以达到收支平衡。“没想到三个月后，我说的话就都兑现了。”陈可辛说的兑现，指着的是去年10月公映的《画皮》。《画皮》是去年的一个奇迹，但同时也有一种说法，《画皮》的成功是个偶然。陈可辛说，这份偶然里有它的必然。“这几年我一直在说，把眼光放在中国，做好我们的市场。两年前我还不敢说，但现在到未来的五年，我敢说，只要你有专业的幕后团队，对电影这门生意有足够的认识，没有一个市场比中国更能保证你的回收。当然，前提是你的电影要把制作成本控制在1000万美元上下，把内地市场作为主打市场。”蓝图构画得很美好，但在如今到处讲金融危机的时刻，电影融资难道一点问题没有？“其实看你用什么钱。”陈可辛说，“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老板，因为我找的都是"电影资金"。都是那些有戏院或者做DVD的人士的资金。我的影片对他们来说是"需要的货品"，有时候他们需要我的"货"，多过我需要他们的钱。所以，我们之间不是老板和下属，而是合作伙伴。而且这些钱一直都是在电影圈子里的，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每年30%的增长，这些钱只会越来越多。”什么样的资金会少？陈可辛说，那些非专业的，想着少买一辆法拉利，转而去捧个女朋友当明星的，那种投资会越来越少。“所以现在担忧的那些非专业资金、非专业制片人很多的问题，慢慢都会解决。”谈监制《门徒》：我把尔冬升和刘德华拉在了一起如今，陈可辛经常飞赴上海，为自家电影公司的开山之作《十月围城》忙碌。他说像他这样的监制，香港并不多，因为从谈剧本、找钱、卖片、宣传、发行，各个环节他都会管。“监制就是要从生意上判断这个片子的可行性，帮忙设想观众喜不喜欢，够不够商业。”以最近最成功的监制作品《门徒》为例，陈可辛说，监制尔冬升的这部电影，他做的就是两个“说服”工作，“一要说服刘德华在片中演一个配角；二要说服尔冬升，用刘德华来演他曾经完全没有考虑过用明星来演的角色。”尔冬升和陈可辛的组合缘起十几年前，《新不了情》成功后，尔冬升主动邀约陈可辛，“当时尔冬升跟我说，我们两个的名字加在一起，可以拍部电影叫《我爱你》。当时还设计了一个海报，尔冬升导演，陈可辛监制《我爱你》。”但那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具体原因陈可辛已经记不起来了。直到《门徒》，两人终于有机会合作。“但我当时差点跟尔冬升决裂，就为了用不用刘德华的问题。”在陈可辛看来，《旺角黑夜》已经证明了尔冬升把握此类题材的能力，“如果《门徒》没有刘德华，就是另一部《旺角黑夜》。多拍一部《旺角黑夜》，对香港电影工业，对尔冬升本人来说都没什么好处。依然会是香港700万港元票房，内地收个1000万元。”陈可辛想做的就是把《门徒》做成《旺角黑夜》的升级版，做成一部在内地、香港都能够大卖的电影。“本来刘德华那个角色，尔冬升是写给秦沛的。但我跟他说，如果你不用刘德华，你根本不需要我。《门徒》要做成一部大片，它需要有一张三个够分量的男主角在一起的"海报"，那样观众才会认可那是一部"大片"。”最后事实证明，陈可辛的“辛苦”没有白费，刘德华的加盟不仅为《门徒》在包装上加了分，同时也给电影本身的质量加了分，形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谈好莱坞：要学习但不依赖《画皮》教会了陈可辛一件事：所谓“大片”，未必一定要用“A+”演员(李连杰、成龙、周润发)，用一个A级别的演员(甄子丹)，搭配几个“A-”演员也可以成就一部大片。“观众看这么多人，自然觉得是大片。《赤壁》也是，我后来算了一下，那些演员加起来的片酬，可能也就跟我《投名状》那三个差不多。”顿悟到这一点，陈可辛说：“除非你的电影一早抱定要欧美市场，否则不必提高一倍制作费在演员片酬上。”于是，在后来监制的《十月围城》中，陈可辛一气找了12个男演员，但影片的成本还是控制在1亿元上下。那是不是真的可以不要欧美市场？“也不是，只是不必刻意去讨好。”陈可辛说，在接触过好莱坞老板的“审片”制度后，他觉得内地的审查制度还算是温和的。“如果在好莱坞，《投名状》完全不可能开拍，因为反主流。他们的主流电影，好人就是好人，好得不真实。”陈可辛说，华语电影为了挤进欧美市场，要妥协很多，“这跟两地文化差异有关。”与其为了欧美市场篡改自己拍片的初衷，陈可辛认为不如认真面对“内地审查制度”，“为了内地观众妥协，为了内地审查制度改剧本不是一件没尊严的事情。”电影创作不必为好莱坞而折腰，但陈可辛还是很赞同在电影工业的发展上学习好莱坞，“我们的工作室现在的做法就是学习好莱坞的制片公司，一下子准备十几个剧本，然后等差不多都成熟了，再去找导演。我自己是导演，知道弄个剧本多麻烦。所以，我把剧本弄好，大导演也愿意跟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