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街头，烈日炎炎。一位衣着破烂、蓬头垢面、低头俯首于一只没有多少零钞和硬币的破碗前，跪在地上向过往行人乞讨的十一二岁女孩，胸前挂着“父母双亡，无钱上学，乞求好心人帮忙”的牌子。然而，有谁知道此时她的父母，正在千里之外的家里，盼望女儿早日归来。-本刊记者 张 君被人忽悠 9个孩子远赴河南学杂技2006年春节，离家多年、已在河南某地定居的谷太平回老家河北曲周县曹庄住了几天。谷太平那一身名牌的装束让他在这个偏僻农村煞是惹眼，乡亲们都说“太平不简单，在外边有出息”。因此，一些村民便求他找路子“让孩子出去闯荡闯荡”，尤其是谷太平本家族的兄弟姐妹和挚友对其信任有加，纷纷表示要把“孩子的前途”托付给他。春节刚过完，一男子来到曹庄。谷太平对乡亲们说：“这是我师兄，叫秦怀德，永年县讲武乡李街人。他是玩杂技的，干这一行最挣钱。孩子愿意出去的就跟着秦师傅走，让他在河南省找一所杂技学校，孩子一边学文化，一边学杂技。”佳佳是个6岁的女孩，论辈分，谷太平是她舅舅。由于父母离异，家庭生活困难，妈妈决定让佳佳去学杂技。谷太平、秦怀德承诺：“在杂技学校学习两年，学费、食宿费一分钱不用交；两年学习结束后，想回来的就回来，不回来就在那里干，男孩每月1000元，女孩800元。”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农历二月十八那天，佳佳随秦怀德来到河南省太康县张集乡一杂技学校。按时间顺序划分，佳佳是第二批。此前，已有7个孩子被秦怀德送到这所杂技学校，这7个孩子分别是14岁男孩迎迎、12岁女孩博博、10岁女孩珠珠、9岁男孩丛丛、8岁男孩白白、8岁女孩莎莎、4岁女孩环环，他们7人离家的时间是农历二月初六。7个孩子中，4个是谷太平的本家侄子或外甥，3个是其战友的孩子。两批孩子在杂技学校落脚后，农历二月底，谷太平、秦怀德又回到河北省曲周县曹庄。谷秀英是谷太平的本家妹妹，离婚后从外地搬回娘家居住，膝下有两个女儿，二女儿玉玉8岁，在曹庄小学读2年级。这天，谷、秦二人来到秀英家，还带了几斤香蕉作为见面礼，装出关心的样子说：“让孩子出去吧，比在家强多了，能学文化，又学一门手艺，将来孩子也有个出路。”32岁的秀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外面的事了解甚少，加上婚事挫折，情绪低落，也没想那么多，便说：“咱家条件差，只要能让孩子上学就行，甭耽误了孩子。”谷太平、秦怀德拿着杂技学校的光盘让秀英看，并吹嘘说：“学校环境好，学生很多。不仅孩子能读书，如果学习成绩不好，还给请家教，保证孩子学到文化。”就这样，谷太平、秦怀德先后两次到秀英家忽悠，秀英认为“太平是本家哥哥，又不是外人，已经送走两批孩子了”，就答应让孩子出去闯闯，见见世面。三月初一早晨，秀英母亲刘付香把玉玉送到谷太平家，谷太平、秦怀德领着玉玉在村口上了公共汽车。事过两年多，刘付香含着眼泪向记者回忆玉玉去河南学杂技与她分别的那一刻，“没想到，孩子这一走就是两年多没有一点音信儿”。沿街乞讨 4个孩子被遣返9个孩子踏着春天的脚步相继走了，曹庄村暂时安静了。2006年夏季的一天上午，曹庄村朱某突然接到湖北武汉警方打来的电话，称“你女儿博博在我们这里沿街乞讨，已被警方收留，请尽快来领人”。放下电话，朱某夫妇呆若木鸡：这怎么可能呢，孩子不是在河南学杂技吗？经过一番周折，朱某联系上了谷太平。谷、秦二人连夜赶回河北省曲周县曹庄。开始，谷、秦二人矢口否认孩子沦为乞丐的事实，仍说“孩子在河南学杂技”。直到朱某说出武汉警方的电话以及博博的现状，他俩才表示“一起去武汉接人”，并坚持“让杂技学校也去领人，博博能不能回来，还要等她的老板表态”。第二天，朱某和谷、秦二人来到武汉某救助站门口。公安局一位副局长验了3人的证件后，让谷、秦在门外等着，仅允许朱某进去接12岁女孩博博。朱某一见身材瘦弱、头发蓬松、目光呆滞的女儿，两腿发软，蹲在地上抱住了女儿。那位副局长从兜里掏出100元钱递给朱某，关切地说：“上我的车，我把你们送到火车站。”车出门时，副局长对父女俩说：“你们趴一下，别让他俩(谷、秦)看见你们。”车一溜儿烟驶离救助站，博博自此告别丐帮生涯。记者在采访时，博博的母亲介绍了孩子被强制乞讨的情节。博博进入河南省太康县张集乡某杂技学校后，仅上了一个多月的杂技课，学了几招简单的动作，就被学校安排演出。两个月后的一天，一个陌生的老板来学校挑“演员”，博博、莎莎和5个外地孩子被选中，7人组团外出开始“演艺”生涯。在一个不知名的城市露天演了几天，老板嫌挣钱太少，就威逼7个孩子当乞丐。起初，孩子们不干，老板就用皮鞭抽打一个孩子，在6个孩子面前示众，杀鸡给猴看，被打的孩子还不让吃饭。直到他们胸前挂上“父母双亡，无钱上学，乞求好心人帮忙”的牌子，背上了“乞讨包”才算完。丐帮生活是艰难的。孩子们每天要给老板“进贡”200元至400元，如果交的钱是几张大额的人民币，零钱很少，老板会说你偷懒了，不许吃晚饭；如果交的是零碎钱，总额达不到规定的数额，老板就怀疑你偷钱了，还要挨打。从开始沿街乞讨的那天起，博博胸前一直挂着乞丐的牌子，每天一早坐公共汽车到老板指定的地点，天黑才能回到居住的旅馆。夜里，七八个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天蒙蒙亮就分头“行动”。因为担心老板巡查，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孩子们都服服帖帖地跪在马路边和便道上乞讨，从不敢间断。丐帮居无定所，三天两头换地方，像打游击一样。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博博先后去过成都、郑州、洛阳等20多个城市，每一处都留下了孩子们辛酸和无奈的泪水。博博获救全因了好心人。8月中旬的武汉街头，骄阳似火，热浪滚滚，40度的高温烤灼着三镇。在武昌火车站附近，博博正跪在地上乞讨，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问她：“你真的没有父母了吗？”博博抬头看着这位温和的老人，轻轻地摇了摇头。好心的老人又问：“你想家吗？”博博眼里不由自主地滚出了泪珠，情不自禁地低下了头。见状，老太太报了警，博博因此获救。想起孩子遭受的磨难，博博母亲痛苦地说：“孩子回来后，就像傻子一样，眼圈哭黑了，两膝盖因长期跪在地上成了紫青色。”在乞讨的间隙，博博给家里来过三四次电话，每次总说：“我在这里挺好。”再往下问，她就迫不及待地说：“马上挂了，还有事。”博博母亲说：“后来才知道，博博每次往家打电话时，老板都在一边盯着，必须按老板教好的话说，不然就要挨打。”珠珠是第4个回家的孩子。去年夏季，她被重庆救助站收留，后转送到石家庄救助站。珠珠的遭遇与博博相似，她在学校学了两个月后也被一个老板“租用”上街乞讨。“老板很刻薄，先让我们表演节目，接着再让我们拿着碗向看演出的人要钱，要是人家不给就喊大爷大娘，甚至还要给人家跪下叩头。”珠珠对记者说，有时候，要的钱少了，老板就打骂我们，还不让吃饭。就这样，她与另外8个外地孩子转战大江南北，不间断地进行露天演出。一年多后，她无法忍受老板的打骂，也过不了拎着碗讨钱的日子。在重庆演出时，她趁演出的间隙跑到派出所，逃离了苦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