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黄永明 特约撰稿 郝景芳 发自北京“现在很多人所谓占星都是谈星座运势，比如十二星座的出生在某一个月份的人如何。从西方占星学观点来说，这些是不是‘瞎说’？到底怎么评价？”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在与美国职业占星师大卫·瑞雷(David Railey)的公开辩论中追问。公开辩论是2011年6月19日在北京天文馆进行的，尽管台上两人和颜悦色地对话，台下的人却自觉分成了不同的阵营：一名支持占星的年轻男子在得知身旁的女子不相信占星后，拒绝与她乘坐同一部电梯。在一些人看来，行星和星座与人的性格、命运有某种关联，甚至两个人出生时间相差几分钟就会不同。在另一些人看来，占星与算命没有本质区别。然而，现实是：越是在受过教育的学生和白领中，“星座学”就越流行。这次天文和占星的观点碰撞，在科学史上不是第一次，也绝不会是最后一次。天文学家朱进多次使用“瞎说”这个词，却并不能消除人们心头的疑问。在过去几十年里，心理学、生理学、医学、地球科学的一系列新发现只是为人们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些发现也在暗示，仅靠天文学，是远远不足以证明或证伪占星学的。星座运势就像八卦新闻在英文中，占星学与天文学有同样的词根astro。天文学与占星学也可以结合得很好——天文学可以算出一个人出生时天空中的所有星座，以及太阳、月亮和行星的位置。或者说，一个人的星盘。而星盘是占星的起始。占星学大约萌芽于公元前2500年。它主张的核心有关人的灵魂，是天体与人格的联系——背景是希腊哲学连续两百年对宇宙和灵魂的追问。按亚里士多德在《灵魂论》中的总结，人们对灵魂问题的探讨首先从灵魂的性质出发。那时，人们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灵魂之所以为灵魂，是因为灵魂可以促成运动，并用自己的动带动躯体的动。这是起动原理。第二个原理则可称为感知原理。哲学家认为，灵魂之所以能感知万物，是因为灵魂中有一些成分与自然元素是同类的。占星师所相信的存在某种宇宙的统一体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来自柏拉图。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说：“天体是可见的，但灵魂则不可见。灵魂内涵了理性与和谐。它的工作方式就是默默无声地依着自己的运动，同样准确地作用于万物。”最容易想到的对占星学的质疑是：不同的人被分为12个星座，全球有70亿人，难道就有那么多人是相同的吗？在职业占星师看来，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是出自人们对占星学的误解。“星座运势是‘新闻学’范畴，不是占星学的范畴。”瑞雷说，“星座运势就像我们的娱乐新闻一样——八卦新闻跟占星学无关。”严肃的占星学用到的是太阳、月亮和行星，并不仅仅是笼统地以星座来划分。天文学上对占星学质疑最多的一点也与星座有关。占星学中用到位于黄道上的12个星座，而天文学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岁差”，即地球自转轴的周期性摆动。由于岁差的存在，现在黄道上的星座已经不像几千年前那样是12个了，而是13个，多出来一个蛇夫座。占星中仍在使用十二星座，这作何解释呢？“很多人误以为，占星学里的黄道跟天上真实的星座是相关的。但实际上，占星学上的十二星座跟天上的星座没有关系。占星学上的星座是从春分点和秋分点来衡量的。”瑞雷说。换句话说，在占星学中使用的是均分星座。巴比伦人创造星座理论时，是将黄道大圆360°平均分成12份，每份30°，按相近的星座命名，这并不等同于天文学意义上的星座。虽然分享了白羊、金牛等一系列名字，但占星学分析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黄道12星座总是12个，不会更多。1978：模棱两可的统计结果占星学所表述的现象究竟是如支持者所认为的客观存在，还是如质疑者所认为的只是人们的错觉或想象？在这个问题上，1978年曾经有人做过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它在占星学的争论中举足轻重，引出了此后几十组效仿或反对的后续研究。这让占星学成为一个正式的学术问题。这项实验的研究者是梅耶(J. Mayo)、怀特(O. White)和艾森克(H. J. Eysenck)，三位英国的占星学家和心理学家。他们用心理学量表测量12星座被试者的人格维度，比较他们之间得分的差别。三人中的艾森克是20世纪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发展出来的艾森克人格量表(EPQ)至今仍然是最广泛使用的人格量表之一。在三名研究者看来，当时对星座的反对意见都缺少足够的证据，因而显得不够有说服力。他们认为，占星理论有一些很明确的主张，在正规实验中，应当能够检验或反驳。于是他们征集了917名成年男性和1407名成年女性，共2324名被试，进行了艾森克量表两个维度的测试。在将测试结果按照12星座算出平均值后，他们发现：奇数星座比偶数星座在外向程度上的得分更高，这就是说，白羊、双子、狮子、天秤、射手和水瓶六个星座比金牛、巨蟹、处女、天蝎、摩羯和双鱼六个星座更外向，结果显著。而在情绪性方面，水相星座整体上得分更高。这个实验一经发表，便引起很多研究者关注，迅速出现几十个效仿实验，试图验证或驳斥它的结果。然而，所有这些实验最终无法得到确定无疑的结论。原因就在于它们回避不开所谓“自我归因”和“巴纳姆效应”。自我归因是一种心理效应。实验中的受试者可能在测试之前就已经被星座学说所沾染，测试的结果自然会接近星座学说的说法。尤其是当整个社会都熟知了星座论断，并用它来描述自己，那么“真实的”情况就变得难以了解。另一种效应，巴纳姆效应，是“人们通常会认为一段概括而模糊的人格描述非常适合自己”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在专门的实验中得到了验证。虽然一开始人们认为统计学研究方法的介入是一个验证或反驳占星理论的有力工具，然而，后面才慢慢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个课题也逐渐被心理学家搁置起来。疾病的季节性差异印证了星座学说？从实质上来说，星盘的不同就是出生时间的不同。这些人在精神气质或生理上是否存在差异，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模糊不定，但医学上确有得到广泛承认的发现。医学研究者已经发现了多种疾病是与时间有关的，季节性情绪障碍(SAD)是其中之一。SAD的症状包括抑郁情绪、缺乏性欲、嗜睡、体重过度增加、焦虑、难以集中注意力等。在北半球，这些症状从11-12月起始，到次年3月结束。南半球患者症状的出现和北半球相差六个月则说明，它与节假日的因素并无因果关系。还有人统计了历时超过60年、覆盖全球34个国家的250多次统计研究，发现绝大部分研究显示冬春之交出生的人群中，精神分裂症患者比其他季节多出5%－8%。在1960年代，医学界的声音是这样的：“季节性研究对科学家来说多少有点不光彩”，“这种研究一听就像是伪心理学或者玄学”。到了1968年，英国的哈尔(Hare)和瑞典的达仑(Dale’n)用大样本数据、合理的对照组、更科学的统计，使这个研究课题开始被人接受。他们因而也被视为季节性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在季节性研究方面，2001年，荷兰的一项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怀孕失败的女人生日高峰集中在两个相当小的时间范围：1月1日至2月11日，7月1日至8月11日。这是理论尚不能解释的结果，它意味着尽管对生育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成人阶段，但是实际上，成功生育所需的器官的损伤很可能早在生命发育的第一阶段就埋下伏笔。精神分裂症的季节性差异已经获得普遍认可，除此之外，人们在双相情感障碍、自闭症和饮食紊乱症中都发现了出生季节的特殊分布。地磁风暴：第11种可能性对于精神分裂症季节性分布的机理，人们先后提出了多达10种的可能性。然而，这些解释中的一些后来被否定，剩下的也无法令人满意。正当人们已经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2004年，美国罗斯大学医学院的罗纳德·凯(Ronald Kay)提出了第11种可能——地磁风暴。凯汇总了前人统计的、总数约16万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出生信息。把每个月出生的患者所接受的地磁场活动总量算出来，他假设怀孕时间9个月，假设第2－7个月是接受磁场影响最重要的月份，因此加总了从第2－7个月的地磁场强度，作为这个月出生的患者接受的地磁总量。结果显示，孕育时期地磁场强度较高的婴儿，患病几率较低。在做了可能的误差分析之后，凯在论文最后非常谨慎地声明，有相关性绝不能说明因果，也许它们都是另一因素的结果，而即便真实存在由磁场引起的因果关系，实际的机制也完全不清楚。地磁风暴是地球磁层受到的扰动，由太阳风与地球磁场冲撞引发。而太阳风是太阳发出的等离子体带电粒子流，它与太阳的活动情况密切相关。其实人们早就注意到太阳活动具有一定的周期。人们发现，至少有三个时期是可以确定的长时段的活动极小期，即公元1281－1347年，1411－1524年，和1645－1712年。1976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篇后来成为经典的论文，便是确认了太阳活动的极小期和人类历史上的寒冷期相对应。太阳活动的周期为什么存在？太阳处于运动之中，这种运动的周期和行星周期性的组合有很大关系。太阳绕质心运动主要受到的牵制就是几颗行星——木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这四颗行星加起来占了除太阳之外的93%的质量。如果太阳速度发生了变化，那主要的贡献就是这四颗大行星，其中又以木星为最。这四颗行星的会合周期，即连线的频率，与太阳活动极小期刚好都是大约179年。这只是巧合吗？行星的会合是否与太阳活动之间存在物理联系？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全球变暖在文明史上曾给欧洲、亚洲和北美带来繁荣的年代，而在历史上的小冰期，寒冷与干旱造成农业减产，带来饥荒与流行病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总共24次王朝的建立和灭亡的事件中，只有西夏王朝的建立发生在暖期之中，其他皆在冷期和冷期的边缘。历史上行星会聚时间、圣人降临以及冷期暖期之间是否存在一条桥梁？古人一直认为行星会聚意味着朝代的更替，细究他们的说法会发现有诸多可疑之处，但现代科学的研究仍然在提出一些无法忽视的类似现象。这些研究或许不足以证实占星学，但它们至少给人们提出了更多有趣的课题和想象的空间。推荐阅读：美国神婆苏珊·米勒：星座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伦敦占星学院：我们这里没有哈利·波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