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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休完的婚假或喪假可以換錢嗎？主管機關及法院怎麼說？

案例：
勞工A的祖父於A任職B公司期間過世，不過A因工作繁忙及現代喪事禮儀已逐步簡化等原因，僅向B公司請了2日喪假參加祖父的頭七及告別式，到年底時A請求B公司將其未休的4日喪假折算成工資發給，請問A的主張有無理由？

一、勞工依法有請婚、喪假的權利
依據勞動基準法及勞工請假規則規定，勞工得因婚、喪等正當事由請假，其中婚假為8日，工資照常發給；喪假日數則按過世的親屬身分有不同規定：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為8日，祖父母、子女、配偶的父母、配偶的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為6日，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的祖父母喪亡則為3日，喪假期間工資一樣照常發給
[1]
。有關勞工請婚假或喪假時應注意的相關事項，可參考法律百科文章：《
婚假權益知多少
》、《
喪假應該怎麼請
》，於此不再贅述。
二、勞工未休完的婚假或喪假，能否請雇主折算成工資發給呢？
勞工遇有婚喪喜慶時，可以依照上述規定請假固無疑問。不過，如果勞工沒有將法律規定的婚假或喪假日數休完，得否比照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上有關特別休假未休滿的規定
[2]
，請求雇主發給工資呢？主管機關及法院對此問題目前存在不同的看法，說明如下：
（一）主管機關見解
根據筆者查詢的結果，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針對這個問題並沒有表示過意見。而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的網站上，則表示婚假未休完能否折算工資，法無明文規定，應由勞資雙方協商辦理
[3]
。換言之，如果勞資雙方沒有達成共識，勞工在法律上並沒有權利可以請求將未休完的婚假或喪假折算成工資發給。
（二）法院見解
1. 多數見解：不可折算工資
多數法院見解認為，依照勞基法第43條、勞工請假規則第2條或第3條規定，勞工固然有選擇請婚假或喪假，且於婚喪假期間照領薪資的權利，不過這並不代表當勞工未請婚假或喪假時，勞工除了原有薪資以外，還可以就未請假的日數額外請求雇主給付工資
[4]
。
此外，也有法院見解指出，勞基法既然沒有針對婚假或喪假設有類似勞基法第38條第4項「特休未休折算工資」、第39條「休假日出勤加倍發給工資
[5]
」的規定，可見立法者是有意排除婚假或喪假未休，可以請求工資補償或加倍發給工資規定的適用，勞工自然無權請求將未休的日數折算成工資發給
[6]
。
2. 少數見解：可折算工資
不過，也有少數法院見解認為，考量到勞工如果有請喪假，工資仍可照常發給，因此當勞工選擇正常上班而未將喪假日數休完時，應該參照勞基法上有關特別休假應休未休折算工資的規定，允許勞工就喪假未休完的部分，也可以向公司請求折算成工資
[7]
。另外，亦有部分判決未具體說明理由，直接於結論上採取未休完的喪假可以折算的見解
[8]
。
三、案例分析
A的祖父過世後，依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第2款規定，可以請6日喪假，但A只請了2日，因此還有4日的喪假未休。不過依照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及多數法院的見解，如果A沒有跟B公司另行達成「喪假未休可以折算工資」的協議，那麼依法A並沒有權利請求B公司將未休完的4日喪假折算成工資發給。

註腳：
勞動基準法第43條
：「勞工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事由得請假；請假應給之假期及事假以外期間內工資給付之最低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勞工請假規則第2條
：「勞工結婚者給予婚假八日，工資照給。」

	
勞工請假規則第3條
：「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

	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

	二、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配偶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六日，工資照給。

	三、曾祖父母、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三日，工資照給。」
勞動基準法第38條
第4項：「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網站（2022），《
勞工婚假有幾日呢?何時可以開始請假？需要一次請完嗎?未休完可以折算工資嗎?
》。
喪假部分，可參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76號民事判決
、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133號民事判決
；婚假部分，可參照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小字第48號民事判決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勞訴字第437號民事判決
。
勞動基準法第39條
：「第三十六條所定之例假、休息日、第三十七條所定之休假及第三十八條所定之特別休假，工資應由雇主照給。雇主經徵得勞工同意於休假日工作者，工資應加倍發給。因季節性關係有趕工必要，經勞工或工會同意照常工作者，亦同。」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勞簡字第19號民事判決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勞簡字第66號民事判決
：「另原告甲◯◯產假及喪假未休完部分，考量可請之產假及喪假請假期間原亦可領有工資，是參照特別休假應休未休於勞動契約終止時，雇主應發給勞工應休未休工資之規定，認原告甲◯◯就產假及喪假未休完部分，亦得請求被告公司給付應休未休工資。」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78號民事判決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7年度勞訴字第114號民事判決
。
什麼是肖像？什麼是肖像權？被拍下照片並放到網路上，可以請求賠償嗎？

案例：

近年來網際網路發達，各類資訊流通，從以前BBS到現在不論是FACEBOOK、部落格及留言板等各平台上，動輒有人張貼照片，並以「求神正妹」或類似字眼，想藉網友的力量，找出照片上的正妹是何人。
但任意拍攝別人的照片並放到網際網路上真的不會有問題嗎？會不會一個無心的小動作反而讓自己吃上官司呢？本篇主題要從「肖像權」來分析、說明。
一、「肖像」的定義
「肖像」，依據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的定義，乃「利用繪畫、雕塑、攝影等方式所形成的人物像
[1]
。」
簡單來說，肖像泛指露出五官的人物像，不論是以照片、塑像或以繪畫為之，也不論全身、半身或只有臉部，只要涉及人的「五官」，都屬於肖像。
二、「肖像權」的定義
既然知道了肖像的定義，那「肖像權」基本上就是每個人對於自己肖像所擁有的權利。討論肖像權的前提，一定是這個肖像是某特定人的，每個人對於自己的肖像都具有肖像權。
所以一個虛構的人物，當然不會具有肖像權，因為他根本不存在（但原作者對創作虛構人物有著作權，這又是另外一個獨立專題了）。
三、「肖像權」的保護
肖像權在我國並非無法律明文規定，也不像「生命」、「身體」、「財產」等具體作為法律有明文規定的權利
[2]
，但根據法院判決實務
[3]
以及學說
[4]
，基本上均認為肖像權是法律上的「權利」，納入民法第18條第1項「人格權
[5]
」加以保護。
人格權一般來說都是專屬於個人，除了授權以外，不可以脫離個人而移轉給其他人享有（也就是「一身專屬權」）。
在民法上對於「人格權」的保護，除了民法第18條以外，另外就是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6]
以及第195條第1項
[7]
，二者分別為「財產上」以及「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的依據，具體賠償內容則於下述「五、」說明。
四、侵害的情形
在實務上最常看到侵害的情形有以下幾種
[8]
：

	
作成他人肖像（拍攝、雕塑、繪畫均屬之）；

	
公開肖像；

	
以營利目的使用他人肖像，例如作成照片、雕塑、繪畫後近而銷售或作商業利用等。


這三種態樣基本上一定都是未經他人同意才會屬於侵害，但就算得到他人同意作成，之後能否加以改編、改作，仍要看實際狀況，否則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人的肖像權
[9]
（而如果改作的結果侵害到他人的名譽，也有可能另外構成刑法第310條的誹謗罪
[10]
）。


圖1　肖像權被侵犯，可以請求賠償嗎？

資料來源：江皇樺　/　繪圖：Yen


 
五、侵害肖像權的賠償（見圖1）
承上述「三、」，對於侵害肖像權受財產損害的賠償，規定在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雖然有這條規範，但實際上對於非公眾人物的一般人來說，肖像權並不會具有財產上（或稱「商業上」）的利益；除非你／妳是明星、藝人、模特兒，你／妳的肖像權才會有具體可以量化的價值，受到侵害的時候，也才有具體計算「財產上損害」的依據。曾經發生過的案例如：鈴木一朗
[11]
、張本渝
[12]
。如果我們只是一般人，通常在舉證責任上，都會因為沒有辦法具體主張損害的數額而無法請求賠償，即便確實有侵害的行為。
另一方面，對於侵害肖像權受非財產上損害，也可以請求賠償，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精神賠償」。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因為不像財產上損害賠償有具體可以計算的方式，通常實務上都是由法院審酌雙方學經歷以及經濟實力等因素，去衡量賠償的數額。
但也不是說只要肖像權受到侵害，就必定可以請求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要求侵害必須「情節重大」。至於怎麼樣叫做「情節重大」，還是要看法院實務上個案去認定，無法一概而論。
六、結語
現在網路上動輒出現「神正妹」、「神帥哥」文章，如果使正妹或帥哥因而被人肉搜索，導致受到騷擾，只要受騷擾的人可以提出被騷擾的具體證據（像是書信、對話記錄等等），騷擾的人仍然有可能構成「情節重大」，而可以對其請求精神賠償。

另外像是把他人肖像作不雅的改作，如利用修圖軟體接上裸體等方式，同樣會構成上開「情節重大」侵害肖像權。
即使無法請求具體的賠償金額，但如果未經同意就被他人任意使用自己的肖像，還是可以請求他人停止侵害行為（例如從網際網路上移除照片）。
「肖像權」是專屬於每一個個人的權利，受到法律保護，沒有經過他人同意，最好不要任意使用他人的肖像，即使被使用的人並不是名人。

註腳：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n.d.），《
肖像
》。
參
民法第2編第1章第1節第5款侵權行為
的相關規定。
例如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778號民事判決
。
王澤鑑（2014），《民法總則》，增訂新版，頁157，161-162。
民法第18條
第1項：「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95條
第1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778號民事判決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0年度訴字第778號民事判決
：「惟行為人雖經肖像權人同意而得使用肖像，但對作成之肖像擬改作時，將對肖像權人選擇對外呈現之形象產生影響，故自應就能否改作及得改作之範圍，另取得肖像權人之同意，否則，亦屬侵害他人之肖像權。」
關於刑法的誹謗罪，可參見法律百科文章：蔡文元（2023），《
什麼是誹謗罪？那些情況下誹謗例外不受處罰？
》一文。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396號民事判決
。
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14號民事判決
。
離婚時，哪些財產要拿出來分配？

案例：

如前一篇文章《
離婚時，夫妻財產如何分配？
[1]
》所述，在法定財產制下，離婚時財產較少的一方可以向財產較多的一方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要求分配雙方婚後取得財產價值差額一半的金錢
[2]
。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這裏可以列入分配計算的財產，限夫妻雙方在婚後取得的「婚後財產」（而且要排除無償取得的財產或精神賠償金），婚前財產當然不列入分配範圍。（見圖1）




圖1　離婚時，哪些財產要拿出來分配？

資料來源：王如玄　/　繪圖：Yen






圖1　離婚時，哪些財產要拿出來分配？

資料來源：王如玄　/　繪圖：Yen


一、原則：有財產價值的都要拿出來分配
「婚後財產」扣除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各自所負債務後，如果還有剩餘，無論種類是房子或土地等不動產，抑或是股票
[3]
、珠寶或現金等動產，只要有財產價值，都必須拿出來計算。同樣的道理，儲蓄型保單雖然受益人未必是夫妻之一方，但只要是要保人為夫妻之一方，要保人對該保單即有掌控權，可以質借，解約也有解約金，也有保單的價值準備金，也是有財產價值的，當然也應該拿出來分配，列入計算範圍
[4]
。投資型保單當然更不用說。但如果是意外險保單，價值不高，是否列入差別不大，一般實務運作上比較不會將之列入計算。
二、因繼承、贈與或是其他無償所取得的財產不列入分配
雙方婚後剩餘財產的差額原則上平均分配，但是如果是婚後因為「繼承，贈與或是其他無償取得」的財產或慰撫金（精神賠償金），則不列入分配的範圍
[5]
，因為這些財產並不是夫妻婚後靠自己努力賺來的，和夫妻協力無關。
三、夫妻間贈與所得財產，也不列入分配
比較有疑問的是，夫妻間的贈與是不是屬於「其他無償取得的財產」，該不該列入剩餘財產分配的範圍呢？依照法院實務見解
[6]
，所謂「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並沒有區分是從何處受贈而有所不同，夫妻之間贈與的財產仍屬贈與取得（無償取得）的財產，不用列入分配範圍。不然，原本已經無償贈送給對方的財產，日後因為法定財產關係消滅，反而需改變原先無償贈與的性質，而成為贈與人可以向受贈人請求分配的財產，變相否定贈與人原本為贈與的意思，顯然違背贈與的意義了。

註腳：
王如玄（2022），《
離婚時，夫妻財產如何分配？
》。
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本文：「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818號民事判決
：「有限公司之股東於繳納出資額後，出資股東對公司雖有股權存在，而得行使股東之權利，惟其出資係屬其享有之財產權，得為強制執行，自亦得為作為分配剩餘財產請求之標的。」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343號民事判決
：「保單價值準備金係於危險事故發生前，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實質上利益由要保人享有。……保單之要保人既為上訴人，自應列入其婚後財產。」
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但書：「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

	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

	二、慰撫金。」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家上字第4號民事判決
：「所稱『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並無區分其係由何處受贈與而有所不同， 夫妻間贈與之財產原本已經無償贈送他方，日後因法定財產關係消滅，反而須改變原先無償贈與之性質，而成為贈與人可向受贈人請求扣減之財產，變相否定其原為贈與之本意，顯背離法意，故所謂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自應包含夫或妻受妻或夫贈與之財產在內。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95號、86年度台上字第3601號民事判決意旨採相同見解。」
民意代表收錢後協助請託、關說甚至施壓，是「選民服務」還是刑事犯罪？

案例：
A以該選區第一高票當選立法委員，之後為了感謝選民B在選舉過程中情義相挺，且適逢B所開設的公司需要投標標案，身為立法委員的A在收受B提供的100萬元金錢後，竟然將承辦該標案的公務員叫到立委辦公室施壓，要求其為B的公司量身打造投標資格。



果然，在極度不合理的條件限制下，最後標案由B的公司順利得標。但不久後經其他廠商檢舉，才查到A收錢施壓承辦公務員的情事，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然而，A卻主張要求公務員替選民量身打造投標資格，並非立法委員的「職務上行為」，因此不符合法定要件而無罪。A的主張是正確的嗎
[1]
？







註腳






	
　
 
本文相關內容曾刊於王瀚誼律師事務所（2023），《
民意代表收錢請託為類選民服務？施壓公務員恐面臨官司纏身
》，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

一、什麼是公務員的「職務上行為」？
關於「民意代表收錢，替選民施壓公務員做合法行為」是否會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1]
，是一個曾有爭議的法律問題。該罪是處罰公務員針對自己所職掌的公務加以收賄、傷害公務員職務廉潔的行為，而什麼是公務員「職務上行為」，就是判斷是否成立本罪相當重要的要件。
過去實務見解對於收賄罪「職務上行為」有相當的分歧。有採「法定職務權限說」與採「實質影響力說」的不同見解，直到2023年經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後
[2]
，目前統一實務見解。關於不同見解的內容與爭議，說明如下：
（一）法定職務權限說
此見解是早期最高法院所採
[3]
，認為「職務上行為」必須是公務員依據法律所實際負擔的職務，針對這部分收賄才會觸犯受賄罪。
用這個標準來檢視本文案例，雖然A確實是依法有權限的公務員，但立法委員職權不包含規劃標案規格
[4]
，所以A收錢後為選民向公務員施壓、要求量身打造標案資格使B的公司得標，並不涉及立法委員依法所負擔的職務，不構成不違背職務收賄罪，而可能依個案情節構成其他犯罪
[5]
。
（二）實質影響力說
此說認為，早期的法定職務權限說，是否能符合貪污治罪條例「嚴懲貪污、澄清吏治」的立法目的，有待商榷。認為職務上行為需要更廣泛的解釋，即使雖然非該公務員依法令所列舉的職務權限，但只要公務員利用他在職務上的實質影響力，就可能構成「職務上行為」
[6]
。
用這個標準來看本文案例，身為立法委員的A，已經利用他身分上的影響力，來干預公務員的意志、為選民B量身打造投標資格，就可能已觸犯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三）晚近見解：實質影響力＋公務活動外觀
近期經大法庭裁定後
[7]
，實務見解認為如民意代表向選民收賄，受託於議場外對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人員做出關說、請託或施壓等行為，實質上正是運用他的職務或身分地位影響力，使該管承辦人員為積極從事特定行為或消極不從事特定行為時，假如形式上具有公務活動的性質，就與民代職務具有密切關連，屬於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的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的「職務上行為」。
簡單來說，大法庭認為必須符合「實質影響力」與「公務活動外觀」才會被認為是「職務上行為」，前者需考量行為人是否是運用自身職務的影響力
[8]
，後者則應就公務員的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如果行為與職務具備形式上公務活動的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助單等。或者是類似的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的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等，且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都不影響職務上行為認定
[9]
。
二、結論
依據現行實務見解，A身為立法委員，卻不思其他選民託付，竟施壓公務員使選民B所開設的公司，量身訂做讓B容易得標的投標資格。實則利用其民意代表的特殊身份，對承辦公務員施加實質影響力，並且該行為確實具有形式上公務活動的性質，而有公務活動外觀
[10]
。因此，A收錢後的施壓行為，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公務員不違背職務收賄罪
[11]
，將面臨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及可能被併科6千萬元以下罰金的刑責。

註腳：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第1項第3款：「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三、對於職務上之行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
。
最高法院67年度台上字第473號刑事判決
：「……，上訴人雖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但非甲◯◯之管區警員，亦未奉水上派出所主管乙◯◯之命令，處理甲◯◯前述醫療糾紛，竟利用其為警員之身分，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自肥，因其行為經調查與違背職務收受賄絡，藉端勒索財物及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等均有不符，……。」
依據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的規定，立法委員職權包含議案審議、聽取報告與質詢等。
近年曾有少數地方法院採法定職務權限說，詳細的說理可參考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金訴字第47號刑事判決
。
最高法院103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
：「又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謂『職務』，係指公務員法定職務權限範圍內，並有具體影響可能之事務。」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
。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
：「受賄罪之『規範目的及保護法益』重在保護職務執行公正性，要求不受經濟利益介入之破壞或妨害。因此，『職務密切關連行為』之內涵著重在行為人是否實質上有運用其職務或身分地位對相對人發揮影響力，即對相對人職務執行之公正有無實質影響，或於後續執行相關職務時有無因此受拘束等項為審查，亦即從該行為實質上有無對相對人職務之執行形成影響力加以判斷。」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
：「又向同一人或多數人為多次關說、請託或施壓等情形，應就其前後整體行為觀察，倘該行為與其職務同具形式上公務活動之性質（例如開會前拜會、議場中休息協商、出具建議補助單等），或相類之客觀公務活動（例如至行政機關、公營事業機構拜會、以電話表達關切或要求至辦公室說明、出具便箋或名片轉交承辦人員等），或與公務活動有關及其延伸之行為（例如具名發函或透過行政機關國會聯絡人向行政機關反映特定團體或人民意見、召開協調會邀請行政機關說明等），不論是否在公務時間或公務場所均屬之。另對與具同一權限之民意代表於議場外勸誘、請託或施壓使其贊成某議案而連署，或代為提案、質詢等行為，亦屬民意代表職務上之行為，自不待言。」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217號刑事裁定
。
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第1項第3款。
什麼情況適用聚眾鬥毆罪？（下）

案例：

在
上一篇
文章我們提到，刑法第283條的聚眾鬥毆罪
[1]
只適用於重傷或死亡的情形
[2]
。接下來我們將繼續介紹有關聚眾鬥毆罪的法律適用。




圖1　「聚眾鬥毆罪」適用在誰身上？

資料來源：黃博聖　/　繪圖：Yen






圖1　「聚眾鬥毆罪」適用在誰身上？

資料來源：黃博聖　/　繪圖：Yen


一、處罰對象為「在場助勢」之人（見圖1）
刑法第283條要處罰的對象是「在場助勢之人」，但其實在2019年5月10日修正前的條文內容是：「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而非出於正當防衛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可知修法前的處罰對象另外還包含「下手實施傷害」的人。至於為何在修法後刪除「下手實施傷害」的人，修法理由為：「本罪係處罰單純在場助勢者，若其下手實行傷害行為，本應依其主觀犯意及行為結果論罪。是原條文後段關於下手實施傷害者，仍依傷害各條之規定處斷之規定並無實益，爰予刪除。」也就是說，在聚眾鬥毆的場合中，針對有出手攻擊的人，立法者認為只要另外依照傷害罪章的規定去處理就好，原本刑法第283條的規定是贅文。
但刑法第283條本來就是考量聚眾鬥毆案件的特殊性而設，也就是因為聚眾鬥毆特別危險，且有證明上的困難，才會設立此罪
[3]
。2019年5月10日修正後的條文內容，恐怕已經違背聚眾鬥毆罪設立的初衷，筆者認為「參與」鬥毆的人（不論有無動手傷人）應該都要透過本罪規範，才能真正解決前面提到的證明困難。
二、參與鬥毆的人不能有「殺意」
依照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243號刑事判例
[4]
的見解，聚眾鬥毆罪的行為人並不能具有殺人的意思，也就是不能具備「殺人故意」。因此，若群聚鬥毆的兩批人馬，在群情激憤之下各自殺紅了眼，心懷殺意的人，賣力揮動西瓜刀或鋁棒，造成重傷或死亡的結果。在這種情形，因為參與鬥毆的人已經具有殺人故意，依照判例的見解，並不能夠適用聚眾鬥毆罪，而只能看個案是否符合刑法第271條的殺人罪
[5]
了。
三、「致人於死或重傷」是「客觀處罰條件」
之前我們提過，聚眾鬥毆罪只適用於重傷或死亡的情形，這可以說是立法者所設下的一個門檻，必須要有如此嚴重的情況發生，才能夠適用聚眾鬥毆罪。這個門檻叫做「客觀處罰條件」，是立法者針對部分條文，所設下的限制，以避免處罰的範圍過大。而這裡的「客觀」是指，只要客觀上存在有人「重傷」或「死亡」的事實，無論參與鬥毆的人是否知情，都會構成聚眾鬥毆罪。也就是說，縱使參與鬥毆的人在整個鬥毆的過程中，甚至到人群解散之後，渾然不知有人受重傷或死亡，但因為「致人於死或重傷」的「客觀處罰條件」已經存在，行為人仍會構成聚眾鬥毆罪。

註腳：
中華民國刑法第283條
：「聚眾鬥毆致人於死或重傷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請參考筆者前篇文章：黃博聖（2023），《
什麼情況適用聚眾鬥毆罪？（上）
》。
蔡聖偉（2017），〈評法務部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月旦法學教室》，178期，頁54。筆者前篇文章：黃博聖（2023），《
什麼情況適用聚眾鬥毆罪？（上）
》亦有相關說明。
最高法院26年渝上字第243號刑事判例
要旨：「刑法第二百八十三條之罪，係指聚眾行毆致人死傷而無殺人之意思者而言。如果聚眾前往之時，具有殺人之直接或間接故意，則其行為不止鬥毆，即非該條所能包括。」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
：「

	I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II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III 預備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什麼是既成道路（巷道）（三）？——建管實務上「現有巷道」與「既成道路（巷道）」的異同

案例：

一、各直轄市、縣（市）認定現有巷道的標準
我們在
第二篇
討論了「既成道路（巷道）」的定義，但如果是「現有巷道」在建築法或建築設計規則中沒有定義，而是授權地方政府在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中訂定
[1]
。筆者在系列
第一篇
就提及，現行各地方政府的建管實務認定現有巷道時，是把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
[2]
所指的「既成道路」包含進去，所以現有巷道中會有屬於既成道路（巷道）跟不屬於的
[3]
。依照學者的彙整歸納，符合以下其中一種情形，就可能會被地方政府認定為現有巷道
[4]
：
（一）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的巷道。
（二）於特定時間以前，曾指定建築線，而且經認定無礙公共安全、衛生、交通及市容觀瞻，或持續維持公眾通行的巷道
[5]
。
（三）巷道兩旁已有編釘門牌房屋2戶以上，且門牌編釘或戶籍登記已逾20年。
（四）經行政機關興闢、維護或管理的道路。
（五）私設通路，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供公眾通行同意書。
（六）將土地捐獻給國家當作道路使用，而且已經依法完成土地移轉登記手續。
（七）其他。
例如：彰化縣規定「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經村里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且經縣政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
[6]
或高雄市規定「經主管機關認定」的情況
[7]
。
二、「現有巷道」與「既成道路（巷道）」的相同相異處
（一）相同處
依照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前面介紹的7種情形中，應該是僅有「（一） 供公眾通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的巷道」才算是筆者在系列
第二篇文章
說明的「既成道路（巷道）」。這種類型與其他（二）至（七）的現有巷道，有以下相同點：
1. 所有權人不得妨礙公眾通行
兩種類型的土地所有權人都負有不得妨礙公眾通行的公法上義務。
2. 所有權人不得拒絕地方政府改善養護道路
作為基地建造建築物時，兩種巷道都可以指定作為與基地相連接的建築線。如果經指定為建築線後，（一）的既成道路和（二）至（七）的現有巷道也都會成為「市區道路」
[8]
。各地方政府依照當地的道路管理自治條例、規則，可以做必要的改善或養護（例如鋪水泥、設置交通號誌等），土地所有權人不得拒絕
[9]
。
3. 可能同時成為其他法律規定的道路
既成道路（巷道）或現有巷道都可能同時成為其他法律（例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的道路，此時使用這兩種巷道都要遵守交通法規。
（二）相對的，兩者的相異處則在於：
1. 構成要件的來源不同
類型（一）既成道路（巷道）的要件來自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各地方政府皆須遵守；但其他（二）至（七）的要件，各地方政府有權自行規定。
2. 是否會被徵收補償有不同
類型（一）的既成道路（巷道）是大法官明文宣示，各地方政府應編列預算去徵收，並補償土地所有權人，以彌補土地所有權人在財產權上的特別犧牲
[10]
。但（二）至（七）則不會有徵收補償。
3. 成立方式不同
類型（一）的既成道路（巷道）發生是依照事實認定是否供公眾通行，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不用另外透過國家的行政行為或人民的契約來成立
[11]
。但如果要認定（二）至（七）屬於現有巷道，需要建管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無論是政府主動認定，或人民申請（例如（六）申請作為私設通路或（七）捐獻為國有等）獲得政府准許。
三、結論
經由系列文章說明，讀者們應該可以發現，道路的概念非常繁雜，尤其是涉及「既成道路（巷道）」或「現有巷道」時情況更明顯。建議讀者們遇到現有巷道時要區分出以下2種概念：一個是「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的現有巷道（即筆者或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所指的既成道路（巷道）」；一個則是「不具公用地役關係（但仍須供公眾通行使用）的現有巷道」，這兩個雖然有相同之處，卻也有很多差異處，不宜混為一談。但因為大法官於400號解釋未將「具有公用地役關係的現有巷道」說清楚，建管實務因應地方情形的發展，導致實務上的巷道爭議不少，希望透過系列文章，協助釐清相關概念。

註腳：
建築法第48條
：「

	I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應指定已經公告道路之境界線為建築線。但都市細部計畫規定須退縮建築時，從其規定。

	II 前項以外之現有巷道，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另定建築線；其辦法於建築管理規則中定之。」

	
建築法第101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據地方情形，分別訂定建築管理規則，報經內政部核定後實施。」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
理由書：「既成道路成立公用地役關係，首須為不特定之公眾通行所必要，而非僅為通行之便利或省時；其次，於公眾通行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並無阻止之情事；其三，須經歷之年代久遠而未曾中斷，所謂年代久遠雖不必限定其期間，但仍應以時日長久，一般人無復記憶其確實之起始，僅能知其梗概（例如始於日據時期、八七水災等）為必要。」
學者稱為「供公眾通行具公用地役關係之現有巷道」及「具公用地役關係道路以外之現有巷道」。參陳立夫（2021），《土地法研究(三)》，頁125。
以下參陳立夫，註3，頁123-124。
關於特定時間以前，多數地方政府規定在「民國73年11月7日本法（即建築法）修正公布前」，例如：
基隆市
、
新北市
、
宜蘭縣
、
桃園市
、
新竹市
、
苗栗縣
、
雲林縣
、
嘉義縣
、
臺南市
、
澎湖縣
、
花蓮縣
、
臺東縣
；但亦有規定在該縣（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制定或修正公布前者，例如：
南投縣
為2001年5月4日、
嘉義市
為2002年4月16日、
屏東縣
為2002年4月8日、
金門縣
為2002年3月6日、
連江縣
為2017年12月15日。

	但也有不論時間，只要曾指定建築線且已核准建築完成的巷道，就算既成道路。
彰化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4條第2項第2款：「前項所稱現有巷道，指下列情形之一：……二、有公益上或實質必要應予維持供公眾通行之巷道，得經村里長證明確應繼續保留，經本府或公所認定無礙公共交通者。」
高雄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
第4條第6款：「基地臨接供公眾通行之現有巷道，其最小寬度二公尺以上並符合下列規定之一者，得於申請指定建築線後申請建築：……六、經主管機關認定為現有巷道。」
內政部內授營工程字第1010807961號函釋（2013/8/21）。

	關於「市區道路」的說明，可以參考張捷誠（2022），《
什麼是既成道路（巷道）（一）？——法律上常見的幾種「道路」
》。
如
臺北市市區道路管理自治條例第6條
：「

	I 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市區道路，其土地所有權人不得違反供公眾通行之目的而為使用。

	II 前項市區道路，市政府得為必要之改善或養護，土地所有權人、占有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
：「既成道路符合一定要件而成立公用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人對土地既已無從自由使用收益，形成因公益而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
雖然實務上仍需經過行政機關的認定或法院裁判，但行政機關或法院是在確認，而非創設新的法律關係。
帶家人出國安樂死有罪嗎？

案例：
我國著名體育主播傅達仁，生前罹患胰臟癌末期，即便嗎啡也無法抑制痛苦，身體逐漸孱弱，痛苦不堪，因此不想再承受病痛而決意尋求安樂死，後由親人陪同前往瑞士施行安樂死
[1]
。最終傅達仁在醫事人員協助下，自行服下藥物寧靜走向死亡
[2]
。



那陪傅達仁去瑞士施行安樂死的親人，會觸犯臺灣的「幫助自殺罪」嗎？







註腳






	
　
 
我國尚無合法安樂死，相關討論可以參考：紀岳良（2022），《
臺灣可以合法安樂死嗎？
》。

	
　
 
公視新聞網（2019），《
傅達仁之子遵父遺願 積極推《尊嚴善終法》
》。

一、自殺者沒有刑事責任
自殺是依照個人意願而自我結束生命的行為，雖然在部分人情倫理的狀況下，自殺在道德上會被譴責，但自殺者本身並不會受到法律責難，因為處罰一個一心求死的人，並沒有意義，都不怕死了，有什麼好怕？而自殺者如果死亡，更沒有處罰的對象，就算去處罰自殺不成的人，也於心不忍，更讓他堅定再次自我了結的決心
[1]
，完全無濟於事，火上加油。
二、旁人協助自殺會有刑責嗎？
（一）幫助自殺罪
在臺灣自殺牽涉到的刑事責任，僅有「加工自殺罪」和「幫助／教唆自殺罪」
[2]
兩種狀況，這都是在追究協助自殺者的刑事責任。而我國對於幫助自殺罪的實務主流見解，是認為自殺為個人自由意志，本質上應從自殺者自我負責的角度看待，所以消極不阻止自殺，甚至自殺者是因行為人欺騙感情而憤恨自盡，行為人並不會構成幫助自殺罪
[3]
；相對的，如果自殺者不是出於自由意志決定結束生命（例如受到威脅被迫自殺），行為人就是殺人罪，因為實質上他是以被害人為工具完成殺人的目的
[4]
。
（二）案例分析
因為傅達仁是基於自己的自由意志前往瑞士進行安樂死，且藥物也是由安樂死機構的醫事人員提供，再由他自行服用，所以本案家人並沒有殺人或加工自殺的問題。再來關於「幫助自殺」，多數人可能會想到「以傅達仁癌末孱弱的身體，如果沒有親人的協助，他怎麼可能獨力完成瑞士安樂死機構的評估程序，更不可能自己搭飛機去瑞士接受安樂死」，那親人帶他出國不就是幫助他自殺？
然而，成立幫助犯
[5]
的要件有「存在被幫助的對象」、「幫助人有幫助的行為」、「幫助行為與犯罪者的犯罪行為有因果關係」和「幫助人故意為之」
[6]
，則在幫助自殺案件裡，可以理解為「行為人有意幫助自殺者自殺，且幫助作為實質正面影響到自殺者實行自殺行為」。而傅達仁尋求瑞士機構進行安樂死，事先必須經過該機構審核，符合審核條件後，機構才會協助安樂死，過程則是傅達仁進到機構內進行一定程序及確認他的意願，最後由傅達仁自行服下該機構醫師提供的藥物（如戊巴比妥鈉），快速進入鎮靜而死亡。從這樣的歷程來看，要不要安樂死，仍然是傅達仁隨時可以決定的事，即便他進到安樂死機構，依然可以反悔，那如果以「尊重個人自由意志、個人為自我負責」這樣的觀點出發，親人事前協助申請與陪同到瑞士安樂死機構的行為，對於幫助他自殺的影響力，也就停止在「進到安樂死機構」那一刻，所以本文認為他的親人並不成立幫助自殺罪；就算要論「幫助自殺」，也僅涉及提供安樂死藥物的瑞士醫事人員，而不包括家人。
三、同行親人消極不阻止會成立犯罪嗎？
也許有人會說，同行的親人眼睜睜看著傅達仁安樂死不阻止，是消極的不作為，也是幫助或加工自殺罪。但從上述的觀點延伸，當傅達仁自主決定自殺後，就是他要自我負責的事，刑法更沒有要求他的家人或任何人有防止他自殺的義務
[7]
，就算認為道德上說不過去，但仍不成立犯罪。即便是道德上更難令人接受的例子，如有刑法學者
[8]
舉例，負心男辜負女子感情，他就算不阻止女子殉情自殺，負心男也不負任何刑責，以此來強調沒有阻止親人自殺並不成立任何犯罪。
四、幫助國人在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安樂死，我國沒有審判權
又因為本件案例是臺灣人陪同臺灣人到安樂死合法化的瑞士做合法的安樂死，即使認為家人的行為有幫助自殺之虞，既然是在瑞士進行合法安樂死，且依照刑法第7條規定
[9]
，臺灣的法院對於在國外發生最輕3年以下的幫助自殺罪沒有審判權，所以如果有人到地檢署提起告發或告訴，檢察官在程序上就必須以無審判權而做出不起訴處分
[10]
；不過，如果認為安樂死就是自殺，即便安樂死在瑞士合法，但傅達仁的親人是在國內就開始幫助計畫安樂死，幫助自殺的行為地仍在臺灣境內，臺灣就有審判權，檢察官仍然可獨立判斷是否成罪。
五、代結論：尊嚴的活著
不過本文認為，不應將安樂死與自殺劃上等號，後續就沒有親人幫助自殺的問題。因為尋求安樂死快速無痛的走向死亡，也正是顯現人想好好活的企圖——畢竟活著並非僅有醫學意義的存活，還包括個人有尊嚴的活。進一步說，安樂死制度的產生，其實是回應出現代醫學使得人在生與死之間的界線越趨模糊，人可能因為醫療而被迫痛苦活著的困境。所以安樂死在其意義與制度目的性上，並沒有自殺是「逃避與不尊重生命」的道德層次疑慮，而如果安樂死是合法的，更彰顯其道德上、目的上的正當性。

註腳：
許澤天（2020），《刑法分則（下）人格與公共法益篇》，頁45。
中華民國刑法第275條
：「

	I 受他人囑託或得其承諾而殺之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II 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III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IV 謀為同死而犯前三項之罪者，得免除其刑。」
最高法院41年台上字第118號刑事判例
：「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第一項幫助他人使之自殺罪，須於他人起意自殺之後，對於其自殺之行為，加以助力，以促成或便利其自殺為要件。事先對於他人縱有欺騙侮辱情事，而於其人自尋短見之行為，並未加以助力，僅未予以阻止者，尚不能繩以幫助他人使之自殺之罪。」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2014號刑事判例
：「教唆他人自殺罪，係指被教唆人於受教唆後願否自殺，仍由自己之意思決定者而言。如被教唆人之自殺，係受教唆人之威脅所致，並非由於自由考慮之結果，即與教唆他人自殺之情形不同，其教唆者自應以殺人罪論處。」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
第1項前段：「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
孫啟強（2018），〈
幫助犯之判斷標準及其在實務上之相關問題（下）
〉，《司法周刊》，第1890期，頁2-3。
許澤天，同註3，頁55-56。
林山田（2005），《刑法通論（下冊）》，頁216。
中華民國刑法第7條
：「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但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罰者，不在此限。」
刑事訴訟法第252條
第7款：「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七、法院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
偽造文書的「文書」到底是什麼？

案例：

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大家或多或少都聽過偽造文書，但可能無法直接從字面上判斷什麼叫做文書，其實並不是所有紙本文書都是刑法上所稱的文書，必須符合刑法上文書的特性才算喔，以下將一一說明介紹並舉例。（見圖1）




圖1　偽造文書的「文書」到底是什麼？

資料來源：黃郁真　/　繪圖：Yen






圖1　偽造文書的「文書」到底是什麼？

資料來源：黃郁真　/　繪圖：Yen


一、文書的特性
刑法上的文書是用文字或符號（如盲人點字）記載特定意思的有體物，能在法律與經濟交易上作為證明，並可得知是誰表達了此意思
[2]
。將上述分別拆開來討論，學說上認為文書應具備下列五個要件
[3]
：
（一）文字性
必須以文字或符號表示意思，如果是以聲音則不算。
（二）有體性
文字或符號必須附著在有體物上，例如寫在紙上、卡片上。
（三）意思性
文字或符號中存在行為人要表示的意思，此內容必須涉及法律或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事項。
（四）名義性
必須可得知誰是文書的製作者。
（五）持續性
文字或符號必須有相當時間存續，如果是黑板上的字則不算。
二、公文書
刑法又將文書區分為公文書及私文書，刑法第10條第3項：「稱公文書者，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
[4]
。」例如傳票（只要一般人會誤信就算，即使所載的機關並不存在
[5]
）及筆錄
[6]
。如果是公務員職務上所製作文書的副本或有蓋公印的影本，也屬於公文書，例如自戶籍登記本影印而來，記載內容及效用都相同的戶籍謄本
[7]
。
三、私文書
不具公務員身分的一般人製作的文書或公務員於職務外製作的文書，例如工資發放明細表
[8]
、發貨單
[9]
、借據
[10]
、信用卡
[11]
、信用卡的簽帳單
[12]
，但實務
[13]
有認為名片因為沒有法律上利害的意思表示，也沒有表達法律上相關事項，所以不算文書。
四、準文書
隨著交易習慣及科技發展，有些東西類似文書卻又不全然符合昔日對文書的定義，但造假也會使人們誤信而生損害，為了因應這種狀況，特增訂刑法第220條：「I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II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14]
。」
這些準文書雖然不具備文書的部分要件，但也可以適用文書的規定，例如數位資料
[15]
、記載著作人、發行人、印刷者的書本底頁
[16]
、民間互助會標單
[17]
、機車引擎上的號碼
[18]
、汽車的引擎號碼
[19]
、取締違規停車、超速行駛所拍攝車牌清晰可見的照片
[20]
。

註腳：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
林山田（2006），《刑法通論（下）》，增訂9版，頁419。
曾淑瑜（2017），《刑法分則爭點精解》，頁299。
中華民國刑法第10條
第3項。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801號刑事判決
。
最高法院20年上字第294號民事判例
。

	※編註：本判例無裁判全文，依2019年7月4日施行之
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
停止適用。
林山田（2006），《刑法通論（下）》，增訂9版，頁420。
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696號刑事判例
。
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794號刑事判例
。
最高法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刑事判例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1年度訴字第2357號刑事判決
。
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刑事判決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93年度上訴字第883號刑事判決
。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
中華民國刑法第10條
第6項。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368號刑事判決
。
最高法院87年度台非字第12號刑事判決
。因僅記載姓名及一定金額，若單看標單內容並不能得知用意為何，並非刑法上的文書，必須依據民間互助會的習慣或特約才能得知是標取會款的利息，而屬於準文書。
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1961號刑事判例
。機車引擎號碼是機車製造廠商出廠的標誌，是表示特定意思的證明。
最高法院63年度第4次刑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七）
（1974/11/5）。汽車引擎號碼是汽車製造廠商出廠的標誌，是表示特定意思的證明。
林山田（2006），《刑法通論（下）》，增訂9版，頁425。
有限公司的表決權是數人頭，每位股東一票嗎？

案例：
X有限公司有A、B、C、D、E、F股東共6人，其出資額分別占資本總額為60％、10％、10％、10％、5％及5％。今A、B想共同提案變更X公司章程，而變更有限公司章程需要股東表決權2／3以上之同意
[1]
。因此，A和B想知道，如果沒有其他股東支持，A和B變更章程的提案是否能順利通過呢？







註腳






	
　
 
公司法第113條
第1項：「公司變更章程、合併及解散，應經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

一、有限公司股東表決權計算方式
原則上，有限公司的股東每一個人都只有一表決權，不管他出資額是多少。不過如果公司的章程有特別規定，要用出資額來分配表決權數時，這時候有限公司股東的表決權數就會依各股東的出資額多寡來分配，所以出資額比例比較高的人就可以擁有比較多的表決權數
[1]
。
相較之下，股份有限公司原則上則是一股一表決權
[2]
，不像有限公司是算人頭的，所以我們常看到的「零股」、「散戶」等這些持有股份比例較低的小股東，在大公司裡雖然人數眾多，但依照表決權算股數而非算人數的方式，小股東不容易用各自的表決權影響股份有限公司的決策。
二、有限公司的股東如果是政府或法人時，表決權的計算方式不同
如果有限公司的股東是政府或法人，因為政府和法人股東並不是自然人，所以要指派其他自然人來代表參與公司的經營。假設政府或法人股東同時指派了多個代表人參與時，雖然代表政府或法人股東參與的人數超過一人，但不代表每一個代表人都有表決權。因為參與的各代表人實際上都是代表同一個政府或法人股東，因此所有代表人必須共同行使表決權，所以表決權數仍是以該政府或法人股東的個數來計算
[3]
（如果有前面提及章程有特別規定的情況，就按照出資比例計算
[4]
）。
三、結論
因為公司法已經規定有限公司原則上每一個股東只有一個表決權，不會因為出資額比較高就有比較多表決權，與股份有限公司不同，所以如果在X有限公司的章程沒有特別規定的情形下，要變更X公司章程的提案會需要取得至少4票（也就是6位股東中至少要有4位股東都同意）才能通過，所以如沒有其他股東支持，A和B2位股東想修改章程的提案無法通過。
但是，如果X公司的章程有特別約定股東表決權是依照出資額分配，則因A股東及B股東的出資額合計已達到70％，超過2／3的股東表決權，這時A和B變更章程的提案就可以順利通過。

註腳：
公司法第102條
第1項：「每一股東不問出資多寡，均有一表決權。但得以章程訂定按出資多寡比例分配表決權。」
公司法第179條
第1項：「公司各股東，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公司法第102條
第2項：「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準用第一百八十一條之規定。」

	
公司法第181條
第1、2項「

	I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其代表人不限於一人。但其表決權之行使，仍以其所持有之股份綜合計算。

	II 前項之代表人有二人以上時，其代表人行使表決權應共同為之。」
公司法第102條
第1項但書。
父母自小離家，多年後突然要求扶養費，子女可以不付嗎？

案例：
A剛出生不久爸媽就離婚了，由媽媽一人獨力扶養長大。自A有記憶以來，對於爸爸毫無印象，爸爸也不曾探視或是參與A人生中的任何重要時刻。而就在A成年、結婚建立家庭之後，突然收到社會局的通知，說A的爸爸目前因為失智而被安置，相關的安置費用已由社會局代墊，A身為扶養義務人，有義務繳納相關的代墊費用。



A剛成立家庭，經濟狀況並不寬裕，「爸爸拋棄我，根本沒有盡到父親的責任，現在卻要我扶養他，也太不公平了！」A感到滿腹委屈。在這種情況下，要求A負擔爸爸的扶養費，於情於理實在都不太公平，A可以拒絕扶養爸爸、不付安置的相關費用嗎
[1]
？







註腳






	
　
 
本文相關內容曾刊於德霖謙煦法律事務所：郭靜儒（2022），《
父母自小離家，多年後突然要求扶養費，子女可以不付嗎？
》，由作者增修後授權法律百科刊登。

圖1　父母自小離家，多年後突然要求扶養費，可以不付嗎？

資料來源：郭靜儒　/　繪圖：Yen






圖1　父母自小離家，多年後突然要求扶養費，可以不付嗎？

資料來源：郭靜儒　/　繪圖：Yen


一、父母在什麼情況可以請求子女扶養？（見圖1）
依照我國民法規定
[1]
，並不是爸爸媽媽老了或退休，就一定有權利可以要求子女扶養，還必須符合「沒有足夠的財產維持生活」的要件。例如爸爸媽媽雖然已經退休而無工作收入，但如果名下有多筆不動產、或是有固定的租金收入等狀況，表示他們是可以靠自己的既有財產生活，此時就沒有權利要求子女扶養。反之，如果爸爸媽媽名下無財產也無收入，生活確實有困難，就可以要求子女扶養。
而回到以上案例，經過調查，A的爸爸名下只有一輛不值錢的中古車，沒有其他財產或收入，顯然沒有足夠的財產可以維持生活，因此有權利要求A扶養。
二、子女在什麼情況可以聲請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
根據民法規定
[2]
，如果父母有對子女做過以下2種行為之一，子女就可以向法院聲請減輕扶養義務，若情節重大，甚至可以聲請免除扶養義務：

	
父母對子女、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虐待、重大侮辱或對他們做出其他身體、精神上的不法侵害行為。

	
父母沒有正當理由，對子女沒有盡扶養義務。



在案例中，A問過媽媽之後還發現，原來在爸媽離婚前，爸爸就常常對媽媽拳打腳踢；離婚之後，爸爸也從來都沒有來探視A或支付任何的扶養費用，A是由媽媽獨力扶養長大，爸爸則是完完全全地在A的人生中缺席。
因此，A可以主張「爸爸對我的直系血親（媽媽）有身體上不法侵害的行為」、「爸爸過去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我的義務」的理由，向法院聲請免除扶養義務，並請媽媽出庭作證，向法官說明以上的事實，讓法院免除A對於爸爸的扶養義務。
三、扶養義務應自何時起免除？
關於扶養義務到底自何時起免除，其實法律沒有規定得很清楚，過往有些法院認為，免除扶養義務在裁判確定之後才會發生效力，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才不具有扶養義務，因此在法院裁定免除扶養義務確定前已發生的安置費用，扶養義務人（子女）仍然有繳納的義務。
但是，近期的法院見解認為，免除扶養義務的時間點應該提早，可以溯及「自扶養義務人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扶養義務，而且法院應依當事人的聲明，在裁定主文宣示自何時起免除扶養義務
[3]
。也就是說，在法院審理過程中，應明確告知法官，扶養權利人（父母）自何年何月何日起須受他人扶養，且溯及自那個時間起，免除扶養義務人（子女）的扶養義務。
四、結論
因此，依近期的法院見解，A可以向法院聲請免除對於爸爸的扶養義務，而且在法院審理過程中，可以用爸爸被社會局安置的時間點作為A開始負扶養義務的時點，或是在法院調查過程中，以爸爸的病歷及財產狀況，明確的抓出爸爸自某年某月某日即需要受他人扶養，並向法院聲明溯及自那個時間點開始免除扶養義務，如果A能成功爭取法院的認同，就能免除全部的扶養義務。

註腳：
民法第1114條
第1款：「左列親屬，互負扶養之義務：一、直系血親相互間。」

	
民法第1117條
：「

	I 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II 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
民法第1118條之1
：「

	I 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

	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

	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

	II 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

	III 前二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為負扶養義務者之未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者，不適用之。」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1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6號
（2022/11/16）：「本項法院之裁定兼具形成及確認性質，可溯及『自扶養義務人開始負扶養義務時起』免除其扶養義務。法院應依當事人之聲明，於裁定主文宣示自何時起免除扶養義務，當事人聲明如未表明，應予闡明，令其補充之。又當事人僅得就尚未履行部分聲請免除，已履行部分債務消滅，並無聲請免除之餘地，附此敘明。」
什麼是七日鑑賞期？哪些例外情況不適用七日鑑賞期？

案例：

大家對消費者保護法（一般簡稱「消保法」）第19條
[1]
的七日鑑賞期都不陌生：科技的進步，讓達成交易的速度變得更迅速，方式變得更多元。為了避免消費者在匆促下無法做出理性消費決定，消保法讓透過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獲得商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在收到商品或服務後，有7天的反悔期限。
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商品或服務，都適合在購買後退貨或取消。若七日鑑賞期全面適用到所有商品或服務，可能會讓企業經營者營運成本大幅增加，導致企業經營者不願意提供較有彈性的交易方式，反而有損消費者交易方式選擇的多元性。
因此，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透過「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第2條具體規定出七個通訊交易不適用七日鑑賞期的情形，以及不適用的原因
[2]
：（見圖1）




圖1　不適用七日鑑賞期的7種通訊交易商品？

資料來源：李昕　/　繪圖：Yen






圖1　不適用七日鑑賞期的7種通訊交易商品？

資料來源：李昕　/　繪圖：Yen


一、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退貨／取消時即將逾期
這類的產品，例如鮮奶、蛋糕，本身的保存期限大部分短於7天，或只比7天稍微長一些，被退貨後已不適合再出售給其他人。
二、客製化給付
透過客製化訂製的流程，代表消費者的消費內容已經具體明確，較不會有匆促決定的情況發生。但這裡的「客製化」，並不是消費者從企業經營者提供的顏色、規格去選購；而指的是像刻印章、量身縫製衣服這種商品為了特定消費者製作的交易行為。
三、報紙、期刊或雜誌
這類出版品多具有時效性，期間經過後商品價值就已不存在。
四、經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這類的產品經過拆封後，便處於能夠輕易複製的狀態，返還也已無法達到退貨的效果。
五、非以有形媒介提供的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的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才提供
由於這一類的數位內容或服務，在消費者同意的當下就能夠下載取得，性質上已經不容易返還，例如向博客來購買電子書，或是在手機的Google Play或App Store購買付費應用程式（APP）。除非商家自願提供鑑賞期（例如「一個月免費試用，可隨時取消。」的服務），否則這一類的購物行為原則上不適用七日鑑賞期。
六、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
如果所購買是貼身衣物、刮鬍刀這類基於衛生考量而密封的商品，在拆封或試穿後再次出售，有影響衛生的疑慮。
七、國際航空客運服務
航空業為全球化產業，涉及聯營、共同班號等跨國合作，營運條件上，例如機票價格的訂定，規定於民用航空法以及相關法規
[3]
中，因此，國際航空客運服務的交易，適用專門針對航空業的規定。
八、
企業經營者若要不受七日鑑賞期限制，除了要符合上述七種情形之一，同時也必須事先告知消費者排除適用七日鑑賞期，如果未告知，企業經營者則不能免除接受消費者無條件解約的責任。最後，七日鑑賞期的排除只限於通訊交易；訪問交易所取得的商品或服務，仍全面適用七日鑑賞期規定，消費者有七日內無條件解約權。

註腳：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
：「

	I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之消費者，得於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後七日內，以退回商品或書面通知方式解除契約，無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對價。但通訊交易有合理例外情事者，不在此限。

	II 前項但書合理例外情事，由行政院定之。

	III 企業經營者於消費者收受商品或接受服務時，未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提供消費者解除契約相關資訊者，第一項七日期間自提供之次日起算。但自第一項七日期間起算，已逾四個月者，解除權消滅。

	IV 消費者於第一項及第三項所定期間內，已交運商品或發出書面者，契約視為解除。

	V 通訊交易或訪問交易違反本條規定所為之約定，其約定無效。」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2015），《
通訊交易7日解除權例外規定自105年1月1日起施行
》提到，
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
第2項授權訂定「
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
」，並於2016年1月1日施行（最後瀏覽日：2023/09/6）。
國際航空客運服務其他相關法規：
民用航空法第55條
針對運價，以及運價的使用、優惠等，民用航空運輸業業者都需要報請交通部核准，而交通部也訂有
航空客貨運價管理辦法
規範細節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