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團如果發生有人受傷或死亡的山難，隊友、嚮導或領隊會有刑事責任嗎？

案例：
A與B、C、D、E均是臉書登山社團的成員，彼此原本不認識，後來共同組隊進行5日的能高安東軍縱走行程，由A擔任領隊。在攀登過程中，B因腳程較慢而始終落後，A、C、D、E雖然明知B沒有走過此路線，且登山經驗較為不足，卻認為B可以獨自慢慢走到晚上紮營的地點，因而決定不等候B，先行至晚上住宿的營地紮營。直到深夜，A、C、D、E雖然仍沒有看到B前來，卻沒有折返搜尋或報案求援。



翌日，C因腹痛不適而決定在營地再休息一日，順便等B前來會合，A、D、E則先行下山，不料最終B與C均被其他登山客發現已於山上死亡。事後警方調查發現，B因為迷途而被迫露宿在步道旁，當晚即因為失溫而死亡；C則因急性腹膜炎而在A、D、E啟程下山不久後即死亡。請問，對於B、C的死亡結果，A、D、E有刑事責任嗎？

登山活動近年來日漸盛行，但同時登山活動也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因而常常是以組成登山團隊以求互相照應的方式進行。一般來說，登山團隊的組成方式有團隊成員長期配合的社團或其他固定隊伍；也有透過網路揪團，與彼此本來不相識的人臨時組成的「自組隊」；或是由登山社、登山團體收費辦理的「商業隊」。
而不論是哪個類型的登山團隊，成員通常會由嚮導、領隊、隊員等人構成，彼此互相合作以求順利完成計畫的登山行程，至於當有隊員發生意外受傷或死亡時，團隊成員是否會有刑事責任，則必須考慮以下幾點。（見圖1）




圖1　山難發生，登山團的隊友、嚮導或領隊有刑責嗎？

資料來源：王綱　/　繪圖：Yen






圖1　山難發生，登山團的隊友、嚮導或領隊有刑責嗎？

資料來源：王綱　/　繪圖：Yen


一、嚮導、領隊、隊員對於其他隊員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
（一）什麼是「保證人地位」？
一般來說，如果對發生危險的陌生人不作任何救助行為，頂多只會受到道德譴責而沒有刑事責任。但是，刑法上有一種特別規定，如果是出於法律、契約等原因，有義務防止危險發生的人，卻沒有善盡他的義務，如救助、扶養、保護、監督等行為，而導致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受損時，就有可能要負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1]
。
這種義務的來源在法律上會被稱為「保證人地位
[2]
」。因此，要討論嚮導、領隊或隊員的刑事責任，就必須先確認嚮導、領隊或隊員對於其他隊員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
（二）登山團成員彼此之間基於「危險共同體」關係存在保證人地位
根據目前的實務見解，如果是連續數日的登山活動，相較於一般日常活動具有更高的風險，因此登山隊的全體成員必須相互扶助、照顧並排除危難，彼此之間基於「危險共同體」的關係而存在保證人地位
[3]
，而且即便是本來不認識、臨時組成的自組隊或商業隊成員之間，也同樣有保證人地位
[4]
。
反面而言，如果只是走一般前往踏青、健行的登山步道行程，因為不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則旅遊團成員彼此就不存在這種互相信賴、依存的「危險共同體」關係，也不具有保證人地位
[5]
。
（三）嚮導、領隊還會因為「自願承擔保護義務」，對登山隊員存在保證人地位
除了上述的「危險共同體」以外，因為嚮導、領隊本來就有負責登山活動的規劃、管理，以及照看隊員安危的職責，因此嚮導、領隊基於「自願承擔保護義務」的原因，也對登山隊員具有保證人地位
[6]
。
二、上述成員何時會有法律責任？
（一）法律上「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的差異
依照最高法院的見解，雖然具有保證人地位的人負有防止危險發生的「作為義務」，但這並不代表他負有杜絕所有可能發生危害結果的絕對責任。上述成員要為隊友的受傷或死亡結果負責的前提，仍必須是他們要再違反過失犯的「注意義務」，也就是依照日常生活經驗有辦法預見死傷結果的發生，且在事實上有避免結果發生的可能，卻仍然沒有作為，因而同時違反了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才會成立不純正不作為的過失致死或過失傷害罪
[7]
。
（二）實務案例簡介
1. 即使救助也無法避免死亡結果
本案例是登山隊員在行程中因腹痛而行動緩慢，領隊留下一名隊員陪同後就與其他隊員先行下山，後來該名腹痛的隊員因急性腹膜炎及敗血性休克死亡。但依照死亡隊員當時身體不適的情形及外顯症狀判斷，一般人並沒有辦法預見到會發生死亡結果，而且此病症在醫學上屬於急症，通常必須立即進行治療，領隊及其他隊員當時縱使沒有先行下山，也沒有辦法避免隊員死亡的結果，因此法院最後判決領隊及其他隊員均無罪
[8]
。
2. 忽略欠缺裝備的風險
本案例則是領隊在明知登山過程會途經積雪地形，卻向隊員表示如無冰爪不用刻意準備，也沒有考量到隊員均未攜帶雪地登山裝備的風險而堅持原訂行程，最後導致一名隊員失足滑落死亡。法院就認為該領隊確實有違反作為義務及注意義務，因此成立不純正不作為的過失致死罪
[9]
。
三、上述成員違反義務與結果發生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
最後，還必須要確認違反作為義務和注意義務的行為，與傷亡結果的發生之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存在。白話來說，就是要判斷如果上述成員有採取適當的行為，是否被害隊員就不會發生死亡或受傷的結果，如果是的話，才可以要求上述成員為被害人的受傷或死亡結果負責。
四、案例分析
（一）登山隊成員應互有保證人地位
A、B、C、D、E雖然本來不認識彼此，但透過網路組成登山隊共同攀登5日能高安東軍縱走行程，構成危險共同體，彼此之間存在保證人地位，有互相扶助、照顧的義務。
（二）針對B的死亡結果應有刑責
A、D、E明知B沒有走過此路線且登山經驗較為不足，有預見B可能因為迷途而受傷或死亡的可能性，卻沒有等候B或派員與B結伴同行，且在B遲遲沒有抵達營地時也沒有折返搜尋的行為，違反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會成立過失致死罪。
（三）針對C的死亡結果應無刑責
依照C的死亡時間判斷，即便A、D、E當時有陪在C身旁且及時對外求援，也無法防止C死亡的結果發生，因此A、D、E對於C的死亡結果不會成立過失致死罪。

註腳：
中華民國刑法第15條
第1項：「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
關於保證人地位的詳細說明，可以參考楊舒婷（2022），《
什麼是保證人地位？
》。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00年易字第210號刑事判決
：「連續數日之登山活動，對於任何參與登山之成員無論登上、爬下之身體活動安全，抑或持續於山區行進之體力負荷，均構成相當程度之挑戰，所以對於參與登山之人，其生命、身體之安全較諸一般日常活動均具有更高之風險，而為完成該等危險性較高之登山活動，組成登山隊數人共同從事登山活動，期以登山隊全體隊員彼此間之信賴、互助、照顧，並互負排除危難之義務，以同進同出同命之團隊精神，而能達成順利安全登高山之目的，此所以登山者共組登山隊，而由登山隊之全體成員彼此倚賴，相互扶助、照顧並排除危難，抵禦登山期間可能發生且難以預測之種種風險，因此登山隊遂認係前揭所謂之『危險共同體』，登山隊全體成員彼此之間均互居於相互信賴、依存、安全、照顧之保證人地位。」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易字第508號刑事判決
：「所謂自組隊，僅是指食宿自理，而非由他人代為處理、揹負行囊，然仍屬共同組隊從事攀登高山之危險行為，而會與他人共同組隊登山，亦是考量到因為上開路程無法自己孤身一人獨力完成，故需結伴而行，否則如何有組隊之必要？此觀證人即共同被告甲◯◯亦於本院審理時證述：自組隊是指有情況要主動說，其他人會幫忙，爬山的人不可能不幫忙等語（參本院易字卷第76頁）可知，是所謂自組隊，並非免除共同組隊之人互負協助義務之理由。」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2年度聲判字第53號刑事裁定
：「然本件所攀爬之山為皇帝殿，無論出發地是從東峰或北峰，均為一般登山步道，非屬危險性高之登山行為，一般民眾均可自行前往攀爬，此由參與本件之旅行團，並無限制，事前亦無任何行前訓練，而與被害人同行年齡80有餘之友人甲◯◯亦可自行完成登山行程自明，而參與本次旅行團成員之彼此間未必認識，此據被害人之配偶乙◯◯陳稱渠僅認識被害人、甲◯◯（見100年度相字第29頁背面）可知，足見100年3月25日參加被告丙◯◯所招攬之成員僅係偶然之下，參與該旅遊行程，難認此種旅行團全體成員間，業已成為危險共同體，並進而形成彼此間之信賴、互助、照顧關係，並互負排除危難之義務，以同進同出同命之團隊精神，成員間互基於保證人地位，……。」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51號刑事判決
：「被告身為領隊，對其隊員之安全當然負有看顧之注意義務；又被告於本案所招攬之登山團隊係受有報酬，則被告與被害人甲◯◯間應存有事實上自願承擔前開注意義務之關係；……。」
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
：「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4276號刑事判決
：「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 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 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亦有異，或有重合交錯之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換言之，保證人地位僅是行為人『作為義務』之理由，無法直接從保證人地位導出『作為義務』之內容。至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仍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非謂行為人一經立於保證人地位，即應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危害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保證人之過失不作為，方得論以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易字第508號刑事判決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4年度上易字第48號刑事判決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51號刑事判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