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现址位于新加坡河畔一栋1867年建成的新古典主义大楼内，最初主要以收藏马来人和东南亚各原住民的工艺品为主，90年代后开始扩大范围在西亚和南亚等地收集藏品，逐渐成为展示亚洲不同文化和文明交汇的博物馆。





两幅伊朗设拉子画派16世纪后期的细密画，描绘的是著名波斯诗人尼扎米的代表作《五卷诗（Khamsa）》。



16世纪末奥斯曼时期的细密画插图，来自《有福之人的花园（Hadigat us-Su'ada）》，写于1547年左右。这一幅插图描绘了穆圣及其家人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当时他正在呼图白楼上讲卧尔兹，下面有伊玛目阿里和侯赛因、哈桑等穆圣的家人。为了表示尊敬，穆圣、阿里、侯赛因和哈桑的身后燃烧着金色的火焰，穆圣和阿里的脸被遮住。


印度斋普尔18-19实际的丝绸刺绣，一般用于帐篷或贵族住所的挂毯、窗帘，中间的花卉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经典图案，在斋普尔所在的拉贾斯坦邦被广泛运用。


伊朗法尔斯14世纪的铜错金银碗，在14-15世纪法尔斯是伊朗的金属加工业中心，上面描绘了当时苏丹的形象。


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黑石号沉船展厅。在1100年前，一艘满载珍贵货物的阿拉伯货船从广州港起航，准备返回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运送货物，最终在新加坡东南600公里的苏门答腊海岸附近沉没，直到1998年才被发现，因沉船地点被称为Batu Hitam（黑色岩石）而被称为黑石号。这条沉船出土了大量陶碗，和同时期阿拔斯王朝出土的阿文陶碗形制相同。




伊朗卡尚13世纪的书法砂玻（fritware）砖。


伊朗12世纪末塞尔柱王朝时期的砂玻壶。砂玻器是中东工匠为了仿制中国陶瓷在11世纪发明的一种新的陶瓷工艺，由早期的埃及彩陶发展而来，由粘土、石英和釉料混合而成。


叙利亚9世纪初的大理石墓碑。


帖木儿王朝14世纪末的库法体瓷砖，可能来自某位帖木儿贵族的陵墓。


伊朗东北部11世纪的米哈拉布瓷砖，中心的灯即光明（nur），象征着主的存在。


阿富汗11世纪的墓碑瓷砖，这种形制的墓碑有可能嵌在陵墓的墙上。


印度西部14世纪的砂石书法雕刻，这种三一体书法在书写中进行了上下拉伸。


著名阿文书法家陈进惠在1996年书写的阿文书法，融入了中国水墨画的技巧。


伊朗1891年的波斯文剪纸。这种艺术在15-17世纪广泛用于伊朗手稿的装订，并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


奥斯曼土耳其18世纪的经架，使用玳瑁壳和珍珠母贝镶嵌。


伊朗19世纪的经架，上面雕刻了精美的花卉、几何图案。


叙利亚或北非8-9世纪的羊皮纸经文抄本，是库法体书法的早期形式，这种羊皮纸库法体抄本也是目前可见最早期的古热阿尼抄本。


两本中国和爪哇所写的教门读物，可以看到非阿拉伯语母语者在写作阿拉伯语时的方式，上面加上了本民族语言的注释。



土耳其奥斯曼王朝1876年带墨水瓶的笔盒。


伊朗卡尚12世纪晚期的陶壶。


伊朗尼沙普尔10世纪带有库法体书法的陶碗。


印度1887-88年的砂石Jali屏风，用来阻挡炎热的阳光，上面写有赞主词。


伊朗17世纪抄写的解剖学著作Tashrih-i Mansuri，原文是14世纪创作的，研究了身体的不同系统，包括骨骼、神经、肌肉和动脉等，最后一章讲述了人体各个器官和胎儿是如何形成的，并且有孕妇的解剖图。


古罗马著名药理学著作《药物论（De materia medica）》的波斯语伊本，1595年在印度德干抄写。《药物论》公元1世纪由希腊语写成，9世纪翻译为阿拉伯语，之后又翻译为波斯语，为西亚植物学和药理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印度16-17世纪初莫卧儿王朝时期的杜阿宜衬衫。这件衣服全身写有经文和主的99个尊名，战士上战场时穿在铠甲里，病人穿在身上，都是对健康平安的祝福。




印度19世纪的杜阿宜帽子，上面写有经文。


印度古吉拉特邦16世纪末-17世纪的首饰盒，古吉拉特穆斯林匠人为整个伊斯俩目世界制作精美的首饰盒，上面镶嵌有精细切割的珍珠母。


伊朗卡尚1230年的瓷砖，这种八角形瓷砖和十字形瓷砖一起组成了伊朗宫殿和重要陵墓的墙壁，上面经常有波斯语诗歌和古热阿尼经文。


巴基斯坦木尔坦15世纪的瓷砖，受到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蓝绿十二角星的设计非常显眼。


精美的中国外销瓷，体现了当时中国与伊斯俩目世界经济与文化上的交流。

中国17世纪初的幻方瓷盘，黑色草书经文和红色卷草纹交替出现。幻方被认为具有预防疾病的作用。


福建漳州窑17世纪初的外销瓷盘，中间是两只孔雀在一棵盛开的花朵下面，四周写有清真言。


清朝17世纪的外销瓷，加了银瓶口和壶嘴，上面有安拉的字样。


亚齐苏丹17世纪时订制的福建漳州窑瓷盘，内圈是经文，外边的8个小圈是亚齐苏丹仿照莫卧儿王朝设计的印章。亚齐苏丹国（1496-1903年）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曾经是重要的伊斯俩目学术和贸易中心。这些瓷盘很可能是苏丹Iskandar Muda（1607-36年在位）时期订购的。在他的统治下，亚齐苏丹国达到了鼎盛，是印尼西部和马六甲海峡最强大和富有的国家。




伊朗或印度什叶派在1844-45年订购的外销瓷盘，上面有和伊玛目侯赛因殉道相关的波斯语诗句。这里使用的泪滴型花纹在波斯语中被称为“boteh”图案。


伊朗卡扎尔王朝王室在1883-84年订购的广彩瓷碗，上面提到了卡扎尔国王纳赛尔丁·沙（Naser al-Din Shah Qajar，1848-96年在位）的长子Mass'oud Mirza Zell-e Soltan王子，他曾担任伊斯法罕州长超过35年。卡扎尔王室非常喜欢广彩瓷器，他们经常订制全套的餐具才宴席上使用。



一套清代回民使用的传统珐琅彩炉瓶三事：香炉、香盒、箸瓶。过去回民一般放在家中高处，每到过乜贴和尔德节庆时才会使用。后来随着棍香的普及，炉瓶三事逐渐被单独的香炉所取代。




青花瓷的向中东地区的传播和演变。

第一个是15世纪景德镇的青花瓷盘。这种花卉图案的青花瓷盘在明代大量出口中东国家，在伊朗著名的苏菲筛海萨菲·丁（Safi al-Din）的陵墓中就有收藏。

第二个是奥斯曼王朝15世纪中期生产的青花瓷，是中东地区对景德镇青花瓷的早期学习。其中花卉图案明显受中国影响，但柏树的图案却是土耳其的特色。

第三个是奥斯曼王朝统治下的土耳其伊兹尼克在1600年左右生产的瓷器。这一时期的伊兹尼克已经能够生产高品质的青花瓷，花卉图案则继续受到中国的影响。




爪哇岛北部19世纪的柚木经文箱子。这种雕刻复杂的经文箱子一般只有在清真寺和经学院中才会使用，并且带有爪哇风格的传统图案。







带“大明正德年制”款的景德镇青花瓷笔架，正面用阿文写“khamah（笔）”，背面用阿文写“dan（架）”。



东南亚的教门文化。

马来半岛登嘉楼19世纪抄写的赞圣集Dala'il al-Khayrat。这本赞圣集通常在马来人前往朝觐时随身携带，因此书中带有圣寺和禁寺的示意图，标明了圣墓和天房的位置。两张天方图采用了华丽的登嘉楼装饰风格，使用了大量贴金。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南拉瑙省20世纪前期的Buraq木雕，这是穆圣登霄时乘坐的坐骑。每到重要的宴会和节日时，棉兰老岛的穆斯林就会摆出Buraq。虽然圣训中没有提到Buraq的面貌，但是提到它有“英俊的脸庞”，因此历史上都把Buraq描绘为人脸，这尊Buraq的头饰和尾巴则融入了菲律宾南部的传统Okir图案。



加里曼丹岛东南部1894年的木制墓碑，精心雕刻的墓碑是贵族地位和财富的象征，上面同时有马来语和阿拉伯语。




新加坡榜鹅Wak Sumang寺20世纪中期的五时图，一直使用到1995年清真寺被拆除。


爪哇岛三宝垄的一本1824年用爪夷文（阿拉伯文拼写马来语）抄写的占卜书Primbon。书中通过命理学和古热阿尼结合，对从搬家到结婚等一系列事件的决策或吉日吉时进行指导。


马来半岛霹雳苏丹皇城瓜拉江沙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幻方皮带扣，上面写有清真言，这是马来传统服饰的一部分。


苏门答腊岛占碑地区20世纪的蜡染（Batik）阿文书法。这种由四个卫星图案围绕中心图案的整体设计源自佛教的曼陀罗，后来被苏门答腊岛的穆民用作埋体匣子上的苫单。




马来半岛北大年府1835年的桑葚纸手稿。这种黑色的折叠手稿使用白色滑石书写，在缅甸佛教地区非常受欢迎，后来被缅甸和马来等地的穆民所沿用。手稿内写到了对年轻人的建议，其中Syair Dendang Fatimah（法图麦之歌）通常是在仪式上给新生儿吟唱的。



左边是印尼19世纪的哈吉棉帽，右边是苏拉威西岛南部19或20世纪武吉士人（Bugis）戴的宋谷帽（Songkok Recca）。白色象征着纯洁，也象征着朝觐时所穿的纯白色戒衣，在印尼一般是朝觐归来的哈吉所戴。黑色宋谷帽源自奥斯曼王朝的菲斯（Fez）帽，苏拉威西岛南部的武吉士人一般在周五主麻上戴这种帽子，金带越宽表示和国王的关系越近。



爪哇岛20世纪初的蜡染纱笼，上面描绘了一支朝觐团队，旗帜上写有“Bendera Radja Mekkah（麦加国王的旗帜）”，这是1916年麦加人反抗奥斯曼王朝的起义中所使用的旗帜。这场起义受到了也门哈德拉毛人（Hadharem）的援助，而许多东南亚的阿拉伯裔都属于哈德拉毛家族，其中一些人在爪哇岛的北岸经营蜡染作坊，同时为爪哇穆斯林安排朝觐行程，这种纱笼可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制作的。



19世纪30-40年代印度南部（可能是金奈）进行什叶派阿舒拉游行的画卷。整幅画卷近6米长，可以看到Ta'ziya（伊玛目侯赛因和哈桑坟墓的模型）、Buraq（穆圣登霄时的坐骑）、Alam旗帜、阿巴斯之手、Sipar盾牌和对卡尔巴拉战役的重演，另外还能看到金奈土著兵团、打扮成动物的人，甚至还有印度教Charak节的元素，这也是印度多元文化的体现。







18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时期的铜镀金Alam旗杆，上面刻有古热阿尼。Alam旗杆是什叶派进行阿舒拉游行时使用的，分为三个部分。下面是一个立方体在铜轴上升起，上面刻着对先知的召唤，中间是刻有龙头的梨形平面，中间是一个有彩色花卉图案的搪瓷球，最上面则象征着阿里仙剑。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阿巴斯之手”。阿巴斯是伊玛目阿里的儿子，他在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中担任哥哥伊玛目侯赛因部队的旗手，与倭马亚王朝作战。在阿舒拉日前夕，阿巴斯前往幼发拉底河试图获取饮水，但在返回途中被敌人阻挡，手被砍断，最终被杀。此后，“阿巴斯之手”被什叶派视为勇气、真诚、自我牺牲精神的象征。


马六甲苏丹国15世纪中期的两块墓碑。除了经文外，其中一个写有献给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的一位船长，他于1459年去世。古吉拉特邦的穆斯林商人对马六甲苏丹国的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苏丹国的四位港务局长中就有一位专门负责对古吉拉特商人的贸易。这两块墓碑由英国工程师在马六甲的葡萄牙城堡墙壁上发现，是新加莱佛士博物馆（现国博）的首批馆藏文物。



爪哇岛中部杰帕拉或库杜斯20世纪初的一扇镀金门板。这种传统门板在爪哇语中被称为Gebyog，是爪哇传统房屋内部分隔客厅和卧室的。上面除了经文外还有精美的花草图案，在印度教-佛教时期经常使用莲花图案，进入伊斯俩目时期则转变为茉莉花图案。




苏门答腊岛20世纪的绣金线绒挂毯。这种传统挂毯被称为Tekat，以前一般是皇家服饰和建筑上使用，现在则大多在婚礼上或清真寺和拱北入口处使用。




三种不同风格的东南亚经文抄本。

马来半岛东部登嘉楼地区19世纪的经文抄本。由于使用了大量黄金，因此推测可能是登嘉楼苏丹宫廷委托抄写的。这种登嘉楼地区的抄本密集而精致，以红色和金色为主调，其次是黑色和绿色。

苏门答腊岛亚齐地区19世纪的经文抄本。和登嘉楼地区一样，亚齐地区的抄本同样以红色、金色和黑色为主。亚齐抄本最为独特的是三角形的边缘和翅膀形状的图案。

爪哇岛中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文抄本。和苏门答腊岛的亚齐风格和马来半岛的登嘉楼风格相比，爪哇风格的抄本具有更多的颜色和图案。在爪哇抄本中蓝色更为常见，而且“卐”字图案也是爪哇抄本中独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