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济源市清真之旅——你身边有袁姓回族吗？**

本文内容来自我的日本好友和美国好友共同所做的调研报告，2018年二位友人在我的带领下前往中国河南省济源市做了调研，他们均为专注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学者，文中所述的济源下街袁氏家族为我的宗族，与我有远亲关系，原文用日文发表，由于日本高校有版权限制，不能全文公开，所以我用自己的语言大致介绍一下。


**中国河南省済源市のムスリム·コミュニティの調査**

**モスク·民間所蔵資料·ハラールについて**

**中国河南省济源市穆斯林社区调研**

**关于清真寺·民间收藏资料·清真**

**1、河南省穆斯林社区调研概要**

这里所述的穆斯林主要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约1100万人口)。“回族”是7世纪中叶以后在中国定居的阿拉伯及波斯裔穆斯林和中国当地居民(特别是汉人女性)通过通婚形成的人口群体。清朝和中国国民党将这些经常使用汉语的穆斯林看作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人，称他们为“汉人回教徒”。相反，19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将西北地区的穆斯林，识别为“回族”的单一“民族”，并成功得到穆斯林的支持(Gladney1996年)。回族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10个少数民族之一。

虽然回族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云南地区，但从清代到中华民国时期，活跃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却有不少河南人。其中,庞士谦阿訇(pang shiqian, 1902 - -1958)曾在逊尼派伊斯兰最高学府——埃及艾资哈尔大学留学,并向中国介绍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最新知识,他曾经以在埃及主导中国留学生的抗日活动而闻名。河南是中国特有的女性专用清真女寺(又称清真女寺)的发祥地。因此，河南在中国回教史中具有重要意义。

**2、袁家和程家的清真寺**

调查地济源市是位于河南省西北部的省级直辖市。济源是中国古代四大水系之一的济水水源地，自隋朝设立的济源县便是其前身。根据济源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介绍，2016年末的调查显示，该市定居者有73.3万人。居住在该市的24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1.5%，其中90%(约1万人)是回族。因此，该市的回族人口并不是很多。济源的回族主要居住在市内10个清真寺周边，特别是以市中心下街的2个清真寺为中心，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社区文化。

下街清真寺的正式名称是下街清真老寺。因为是袁氏家族管理的清真寺，所以叫袁寺这个名称也很亲切。据清代的石碑及袁氏族谱记载，17世纪前半袁氏先祖从北京前门地区移居到下街，在清康熙35年(公元1696年)建立了袁寺。如果要进入该清真寺正门，必须经过10米高的牌坊，而在笔者前往现场时，清真寺正在施工。据济源市袁氏族人介绍，因担心回族“沙化”、“阿化”，济源市政府在2018年决定拆除阿拉伯风格牌坊，改建为中式风格牌坊。在清真寺周围是数家清真餐厅，民宅的门上贴着红色对联(门的两侧挂有中国传统装饰)上书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等一类的阿拉伯语，很容易就辨识出这里是穆斯林聚居区。而且，从这步行几分钟可到达袁家墓地。



**下街清真老寺（袁寺）**

第二座清真寺是下街清真南寺(南寺)，即程家寺，程寺是以程氏家族为中心的清真寺，位于隔着一条大路的对面。虽然袁家和程家两座寺相互独立，但两寺可以相互拜访，我就此询问了双方清真寺的有关人士，袁氏家族和程氏家族也有婚姻关系。程家先祖为河北人，迁居到济源的时间为乾隆初年(公元1735年)，其历史也非常有趣，不过本文将聚焦规模更大的袁家。


**下街清真南寺（程寺）**

河南穆斯林社区中，有女性专用的清真寺，即女寺，济源市也有多座女寺。下街清真女寺(1918年4月成立)，同样大部分是袁氏家族女性。那是一座比男士清真寺小一圈的清真寺，但很明亮，是很有清净感的建筑。


**下街清真女寺**

这里的回族人都非常开放，这是在济源印象最深的事情。据两位学者所述，至今为止他们虽然去过中国、香港、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清真寺，但无论是哪个国家和地区，宗教活动场所都有很明显的区别，一般不允许女性进入男性礼拜空间，反之亦然。但在济源市，当作为女性的日本学者不打算进入清真寺礼拜殿而在外面等待时，周围的男性回族却要求我说：“一定要进去看看。”另外，日本女学者本想去清真寺外找洗手间，得到可以去清真寺内的男性洗手间“方便”的提议后，着实吓了一跳。同样，女寺的女性回族们也邀请男性学者进入女殿参观。


在下街淸真老寺中,有一间“数十年之间一次也没有打开过的’(一位男性回族说)的房间，房间里藏有从清朝后期到中华民国时期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手抄本，及汉语文献几十份,上面布满了灰尘。另外,距离济源市不远的博爱县桑玻回族收藏的资料,也在下街淸真老寺和南寺的各位负责人的联系下，送到了学者手上。有部分资料是桑坡回族拍下的照片发给我们的。中国的穆斯林清真寺收藏的资料，受政治等压力影响，很少对外公开，更何是第一次前来拜访的外国非穆斯林研究人员。


**扩建前的下街清真老寺**

**3、新发现的民间珍藏资料**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的民间收藏的资料中，美国学者认为特别重要的有6种资料，而且，很多资料都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沃尔兹原稿或笔记，虽然没有写日期，但可以推测大概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写。


美国学者认为最重要的资料之一是古兰经的第三卷 (古兰经总计分为30卷),第2章(黄牛章,al-baqara)第253节到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章,al ` imran) 92节的阿拉伯语手稿(写作年代不详)。手稿的封面和倒数第二页写有马长清字样，马长清(Ma Changqing,1856-1938，字澄晏)，为郑州人士，曾在下街清真老寺担任教长，这篇手稿为笔者在下街清真南寺偶然见到的回族男士家中所藏，提供者是马阿訇的孙子，所以作者可以认定为马长清阿訇。

第二份资料是Tashih al-Quran(阿拉伯语，写作年份不明)。在封面上可以看到桑玻出身的杨泰贞阿訇(Yang Taizhen,1857-1933 >)的名字。格拉萨曼认为，这是杨阿訇关于古兰经诵读方法的著作Fann al-Qira`a的原稿。杨阿訇被誉为河南的“阿訇王”，著名宗教领袖，是研究伊斯兰典籍的河南学派的先驱人物，与哈德成（Ha Decheng）、马松亭(Ma Songting)，还有上述提到的庞士谦同是民国时期的活跃学者。

第三份资料是Sharh al-Misbah(作者、写作年份不明)。这是花拉子模出身的学者穆塔里斯(Abu -fath Nasir - Mutarrizi,1143-1213)所写的阿拉伯语入门书Misbah fi al-Nahw的注解，书中写满了汉语和阿拉伯语批注，这份注解书被用于经堂教育(中国清真寺17世纪以后发展出的伊斯兰宗教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一部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抄写的《十三部经》之一的注释，原文作者是伊斯法拉尼(Taj al-Din Muhammad ibn Muhammad al-Isfara`ini,1285年末)，每章开头都可以看到用波斯语写的赞颂真主的句子。

第四份资料是Gulistan <波斯语，写作年份不明)。众所周知，Satdai (Sa`di Shirazi AbuMuhammad Musharrif al-Din ibn Muslih ibn`Abd Allah，这是1210-1292年间波斯语散文创作的最高杰作《玫瑰花园》)。Gulistan在汉语里多被翻译为“真境花园”，作为“十三部经”之一，在中国穆斯林社会也流传了很长时间，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在封面上能看到抄本作者陈宗信(Chen zong新饰)和陈德铭(Chen Deming)的名字。


第五份资料也是Gulistan(波斯语，写作年份不明)的手抄本。虽然书上写有作者王殿林(Wang Dianlin)的名字。

第六份资料Lughat al-Balagha(阿拉伯语，写作年份不明)是关于阿拉伯语修辞法的著作。封面标题下面写着作者马良俊(Ma Liangjun)。这个人是上述马长清阿訇的长子，与甘肃出身的伊斯兰学者马良骏(马iangjun, 1870-1957)同名，但不是同一人。可以看到，各章开头均有用波斯语翻译阿拉伯语有关赞颂真主的句子。


上述资料对今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有四种影响。

第一,这些手稿的一部分被用波斯语书写的事实表明,明清以前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一直有重视波斯语学习的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的河南保存的资料证明了这一点。河南地区的这一事例，正如松本洋美在中华民国时期的山东做的关于波斯语学习现状和日军侵华影响的研究(Matsumoto 2016)，再次证明了波斯语在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性。

第二,前面提到的杨泰贞一书关于古兰经诵读方法(qira ` a)相关的研究(Tashihal-Quran)表明,当时的穆斯林非常热衷于学习阿拉伯语,其背景源于当时河南穆斯林中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呼吁研究伊斯兰教法。

第三,经堂教育中一直使用的伊斯兰典籍“十三部经”之一的Daw ` al-Misbah,不同于阿拉伯语入门的注释书Sharh al-Misbah(格拉萨曼提到的第三份资料)在济源的清真寺被发现的事实表明,经堂教育具有地区差距和文本的多样性。

第四，这些手稿有一些是【赵2009】和【河南省民族委员会编2009 】中没有提及的新发现资料。在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资料中，至今还没有被记载，被灰尘覆盖在清真寺的房间或家中保管的情况可能还有不少。

除了上述的6种资料之外，还发现有小经(又或称小儿锦、消经。一种由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字母组合来表示汉语发音的非正式的表音文字，由汉字识字率低的前现代穆斯林社会所使用)等多个练习册和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出版的小儿经语集,上面有被称为“中国的小麦加”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市出版社盖章,表明这本书是从临夏传到了济源。一般认为，小经在穆斯林人口集中的西北地区较多见，河南省的穆斯林社会使用的较少(黑岩2012,73)。但是，根据这次的调查，近现代河南穆斯林社会中也有可能学习过小经，期待关于小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

济源市出身的回族袁氏家族有二个族谱，也是河南乃至中国穆斯林历史和文化的比较有趣的现象。

第一份族谱,在下街清真老寺保管,于清朝道光30年（公元1850年)开始制作的《袁氏宗谱》。该清真寺内所刻碑文显示,袁氏家族的始祖为北京明末淸初年间居住在乾清门外椿树胡同的袁中美,因躲避战乱，辗转各地,先在河南省开封市短暂停留,最终到达济源市下街定居，并修建了清真寺。他的4个孩子的后裔形成了今天的袁氏家族,而且人数达到近4000人。族谱目前还正在更新。


第二份族谱是2017年秋刚完成的《袁维氏家族志》，其序文和前面提到的袁氏家族墓地的石碑内容显示,其家族的祖先是曾经在伊朗和土耳其边境附近生活的波斯人,宋代末期,为躲避战乱,移居到今天的新疆,与当地的维吾尔族穆斯林共同生活，并取维语音译的复姓袁维(yuanwei)为姓。袁维此后作为军人在北京生活,在清代初期辗转于河南、山西两地,后定居于济源下街，融入了袁氏家族，改复姓袁维为单姓袁。


**袁氏族谱**

回族的族谱存在于中国的各个地方。但是，一个宗族与另一个宗族融合，融合后的宗族建立起一座清真寺的现象却非常少见。所以济源袁氏家族的这种独特历史，既可以推进回族族谱的研究，也为中国宗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此次调查的采访内容，也会作为研究成果公开。


再介绍一下济源回族的饮食文化，即“清真”(halal，原义为伊斯兰教法上的合法)文化。


位于下街清老寺和下街清真南寺附近，有数十家清真餐厅。这些餐厅提供的代表性菜单有河南传统料理烩面(一种宽面条)、炖羊肉、炖鱼等。有不少餐厅、小摊上标有袁家名号，可见袁氏家族在当地的饮食文化和经济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清香园老北京铜锅涮肉**

老板为袁氏宗亲，请我们一行人吃了老北京涮羊肉。


一般来说，在中国的清真饭店中，会挂起被称为清真牌或汤瓶牌的招牌，穆斯林可以一眼就认出是经营清真食品的店。20世纪初，在华北一些地区，挂着冒牌的非穆斯林经营饮食店遭到穆斯林攻击事件时有发生(海野2016)。也就是说，汤瓶牌作为区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民族食物的象征，起着重要的作用。汤瓶牌的由来是穆斯林洗小净用的汤瓶(穆斯林礼拜时用于清洗身体的工具)的形象描绘,“回回”、“清真”等汉字书写的标识各种各样,但用阿拉伯语标记清真的现象越来越多。近年来，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政策，部分地区出现了去除阿拉伯语标记的举动，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明显的地区之一。在宁夏，2018年上半年自治区政府制定了新的清真标志设计，用于在餐饮店等地使用。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袁姓回族的学者，大家通常知道的回族姓氏中，很少有人知道还有袁姓，但其实袁氏回族对中国伊斯兰教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从《经学系传谱》中了解到，刘智刘介廉巴巴的老师是袁汝琦，而刘智是中国特色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开创者。


**截图来自《经学系传谱》**

袁汝琦的父亲袁盛之是清初的经学大师，袁汝琦的孙子袁国祚曾因印刷刘智著作而被卷入海富润事件中。清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农历5月，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因携带《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伊斯兰教汉文经籍，在广西桂林境内被官府逮捕入狱，由此引发史称为清代回族伊斯兰文字狱的“海富润案”。

袁国祚，又名袁二，字景初，曾于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捐资刊刻刘智所著的《天方至圣实录》，并为之作序。当他得知海富润染病住在礼拜寺内时，主动前往住处探望，并赠送《天方至圣实录年谱》等伊斯兰汉文经籍十余部。海富润痊愈后，便携带这些经书自汉口南归。


**截图来自《经学系传谱》**


**截图来自《经学系传谱》**


**截图来自《经学系传谱》**

袁盛之巴巴的继承者袁懋昭同样也是出身于江南的经学大师。


**截图来自《经学系传谱》**


**截图来自《经学系传谱》**

通过研究袁氏宗谱，令我感受到家学的传承非常重要，很多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青年，因为各种原因，缺失了经堂教育，导致这些人信仰淡漠，偏离主道，他们的祖先如果知道自己的子孙变成这个样子，心里一定会很难过吧，这不得不说是一件令人心痛的事，回看自己的先祖曾经取得过的成就，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光宗耀祖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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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叶哈雅，**

**一名爱去世界各地品尝清真美食的保险经纪人，**

我不会为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站台，只忠实于职业道德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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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这个世界存在造物主吗？
在我国，如何做一个两世吉庆的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