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中国沿海地区伊斯兰教四大古寺之一的杭州，穆斯林是怎么来的**


大家好，我是食堂君，上周给大家整理了杭州的清真美食，正好豆瓣好友王东四

**写过一篇介绍杭州伊斯兰教历史及文化的文章，借此分享给大家~**


这类历史类的文章读起来可能没有美食攻略那么吸引人，不过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不断融入中国文化并本土化的过程也是非常有趣啊！

**为何今天突然更新了呢~因为周四还是要整理美食的文章分享给大家呀~**

**杭州曾经的穆斯林社区**

本文关于杭州伊斯兰教历史的资料，大部分整理自马建春著《杭州伊斯兰教史》。


下面就先来简单说下杭州清真社区的历史。

**元代杭州穆斯林的兴盛**

虽然从南宋开始就有穆斯林商人以贡使的身份被授以官爵，定居在杭州，但目前仍然没有可信的文献或出土文物记录宋代杭州穆斯林的生活。

从元代开始，大量的穆斯林开始来到杭州定居。以波斯人为主，也有波斯化的中亚突厥人，其中有任职江浙行省的色目军政官员，有从海陆丝绸之路和京杭大运河来到杭州的穆斯林商人，也有纯粹的宗教人士，他们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过着富裕的生活。

1320年代，意大利方济各会教士鄂多立克曾来到中国，《鄂多立克东游录》曾写道：“杭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当时杭州总户记为85万户，而撒剌逊人（欧洲人在中世纪用以指代穆斯林）就占4万户。”

与唐宋时期的穆斯林不同，元朝的杭州穆斯林由于数量众多，在杭州的市中心形成了繁华的穆斯林社区。元代的杭州穆斯林社区位于现在清泰门内荐桥以西，文锦坊以南。元末文学家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曾写道：“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称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


1867年浙江省垣坊巷全图，上西下东，右下角是荐桥，上方的回回堂就是凤凰寺

1346年（至正六年），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杭州，他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提到了杭州穆斯林社区： “穆斯林们住在城内，城市美丽，市街布局如伊斯兰地区的一样。内有清真寺和宣礼员，进城时正当为晌礼时，声闻远近。在此城我们寄宿于埃及人士欧斯曼·伊本·安法尼之子孙的家中。他是当地一个大巨商，他十分欣赏此地，因而定居于此……他们有一道堂，亦以欧斯曼尼亚著名，建筑美丽，慈善基金很多，内有一批苏菲修道者。欧斯曼还在该城修建一座清真大寺，捐赠该寺和道堂大量慈善基金，该城的穆斯林很多。我们在此城居住十五日，我们每日每晚都受到邀请……”

元代的杭州有三座清真寺，真教寺、回回拜佛堂和回回氏礼拜寺。真教寺

就是凤凰寺，始建时间没有定论，于1281年（元至元十八年）重建，一直延续到现在。回回拜佛堂

在真教寺东北，回回新桥旁，现在回回新桥的地名仍在。回回氏礼拜寺

在真教寺西，现在的劳动路上，元末兵乱中被毁，原址改为府学。


1914年浙江省城并西湖全图，左下角羊坝头是凤凰寺所在，右上角可见回回新桥，右下角可见珠宝巷

杭州清波门外西湖边的聚景园曾经是宋室皇族巡游的地方，元代后被穆斯林购置用作墓园。宋元词人周密在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曾目睹过聚景园的穆斯林墓地，他在《癸辛杂识》中写道：“回回之俗，凡死者……瘗葬于聚景园，园亦回回主之。”此时据元军进入杭州仅15年。这里明清被叫做“番回家墓”或“回回坟”，民国叫做“南园回教公墓”或“回教义冢”，一直到1953年才被迁走。


**1929年实测杭州西湖图，下方可见回教义冢**

**明代杭州穆斯林的定型**

在元代，杭州的穆斯林仍然不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乡，许多元代穆斯林墓碑上都有“异乡之死是为殉道”的圣训。进入明代以后，由于海上贸易的停止，几辈生活在杭州的穆斯林逐渐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

明代杭州的穆斯林数量继续增加，明正统到弘治年间（1436-1505），西域哈密多次被瓦剌攻破，大量回回举族归附，有不少人被安插在杭州。明初入附的西域回回沙八思、马儿丁二人长期于运河南北从事盐粮漕运生意，成为巨商。他们的后代以沙、马为姓，成为明清杭州回回大姓。

明代时真教寺（凤凰寺）仍为杭州最大的清真寺，于1453年（明景泰四年）进行了大修。

随着人口的增加，明末杭州又新修建了3座清真寺，分别是醋坊巷寺（北寺）、板儿巷寺（东寺）和秉祥巷寺，均为杭州本地回回富商丁大绶创建。醋坊巷寺后称杭州清真北寺，在现在下城区的楚妃巷，毁于太平天国战乱，1870年（同治九年）凤凰寺将原址建房出租。板儿巷寺又叫小礼拜寺和杭州清真东寺，在现在的建国南路，是杭州除凤凰寺外第二重要的清真寺，每逢主麻前来礼拜的教民数量很多，宰牲和殡礼一般也在这里办理。1965年被街道占用部分房屋为老年俱乐部，1966年后被改键位街道办公大楼。秉祥巷寺在杭州城北郊外，文献记载极少，本地回民也多不知情，可能早年就荒废了。

除了丁大绶创建的三座清真寺以外，明代杭州还有好几座清真寺。回回新桥有一座建于明成化年间的清真寺，有望月楼和经文学堂，但不知是否和元代的回回拜佛堂是否有传承关系。此外还有西湖郭家桥头礼拜寺（西寺）。西湖礼拜寺也叫西湖小寺和杭州清真西寺，在前面提到的回族墓园以北，为回民料理殡葬事宜时使用的，1954年和回民公墓一起迁到留下镇荆山岭，1966年后停用。

**清代杭州穆斯林的稳定发展**

清代以后，杭州穆斯林比较稳定，真教寺在顺治、康熙、乾隆和光绪朝都进行了修缮。此外又在五奎巷修建了杭州清真南寺。五奎巷南寺50年代后改为穆斯林居住用房，1958年关闭后被交给房管部门包租。至此，清代杭州共有东西南北中5座清真寺（中为凤凰寺），其中凤凰寺是总寺，东西南北寺为小寺，隶属于总寺，小寺的掌教、阿訇由总寺委派。小寺为方便教民每日五时礼拜，聚礼、会礼和其他重大宗教礼仪则需要在总寺进行。

清代杭州回民最大的变化，是从元明时期经营海外与运河贸易的富商转变为小本买卖的普通老百姓。经营范围从珠宝、香料、丝绸和瓷器转变为清真饮食，许多人专职牛羊屠宰、糕点制作、开饭馆和卖小吃。在清代《武林杂事诗》中称赞杭州回民小吃：“粉敌珍珠玉差色，欺霜赛雪手新搓。点心若问谁家细，礼拜堂前叶受和。”

另有1863年（同治二年）《杭俗遗风》（饮食类）写道：“羊汤饭店，回教馆子也。专卖羊货……其羊剥皮剔骨，墩烂切块，每件四文，有椒盐、淡件之分。又有肠肺心等，切碎加汤盛碗，名曰‘杂水’。单碗六文，夹碗十四文。小吃腰肝、脊脑、肠肚、蹄子、口条、太极图等，每盘二十八文……件儿肉，如吃两件，只钱六文。干片儿每盘多少不拘，亦可放汤作片子汤。其大菜烧肉、杂水等项，总不离羊身。酒为高粱，点心有肉丝、春饼、水饺、烧麦均有。”

除了羊肉外，还有卖五香牛肉、牛心、牛肝、牛蹄和牛肉粉线的小摊，挑着挑，挂一个写有“清真教门”的牌子。

**民国杭州穆斯林最后的繁荣**

民国时杭州有回民四五百户，散居在市区各处，除了大多数经营清真饮食与日常用品的老百姓外，也有一些富商，如经营珠宝的金家，蚕桑丝绸的张家，开火柴厂的冯家，开酱园的宣家等。

除了毁于太平天国的清真北寺外，民国时期的杭州有凤凰寺加东西南3座小寺共4座清真寺。1928年因修路，凤凰寺大殿和望月楼被毁。同年拆城墙修环湖马路时，南园回民公墓中的一些古墓被迫迁移，于1934年在西湖玉泉灵峰新建了永安回民公墓。

1914年，在凤凰寺内创建了新式小学“杭州穆兴小学”，按照民国教育部的法规实施文化课程的教授，并且在每天下午开设一节阿拉伯文教义课，课程由凤凰寺教长和阿訇分任。穆兴小学不分回汉，不分男女，适龄即收，但规定回民免交学杂费。

1928年，在凤凰寺内又创办了穆兴初级中学，后来又迁到了银铜桥的稠业会馆。学校设初中3个班，分为春秋季两组，回民同样免收学杂费。穆兴中学有专职教师8名，有语数理化史地美体和常识课，并定期为回民学生开设简明伊斯兰教义和阿拉伯语入门。

清末民国以来，由山东、河南、河北等北方省份迁入杭州的回民逐渐增加，他们大多因生活所迫，携妻挈子，背井离乡来到杭州谋生。因为缺乏本钱，大多是以清真饮食和日杂商品为生的小商小贩。当时在杭州街头经常能看到挂着“清真教门”木牌卖大饼、油条、茶鸡蛋、熏鸡、卤鸭、馒头和水饺的小摊，有些人逐渐由小摊发展为小吃店，进一步发展为饭店，成就了民国杭州清真饮食业的繁荣。

民国时期杭州著名的清真饭店有春花园、西乐园、浙一馆、西悦馆和西一馆，大多以羊肉、卤鸭和素食为主。杭州人钟毓龙自幼寄养在回民家中，对民国杭州穆斯林了解很多，在他编著的《说杭州》中写道：“羊坝头之西乐园、春华园均为羊汤饭店之老字号，凡顾客入座，必先进羊杂碎汤，即以羊肠、羊肺、羊心等切碎，加汤盛碗。按量之多少，有单碗、夹碗之分。如吃全套，则羊肝、羊腰、羊眼、羊舌、羊肚、羊肾、羊脑、羊髓各一小盘，否则随意点之。老于此道者各以代号呼之，如羊肾为‘风调雨’，羊眼为‘亮洞儿’，羊脑为‘太极图’，羊舌为‘口条’，肥羊肉为‘脱白’，等等。抗战胜利后，其价格每盘法币两千元，羊肾则倍之。主食则馒头辅以羊汤，以有小羊面、羊肉烧麦等。”此外，《说杭州》还记录了杭州穆斯林的油香：“油香有两种，一种以糖和面粉碾为盘大之薄饼，于油中沸之。另一种以面粉制为小饼形，中裹以馅，以印板之，或亦沸以油，味皆极佳。”

**凤凰寺**

凤凰寺位于中山中路，现在的南宋御街北口，历史上曾叫做礼拜寺、真教寺、回回堂和正教寺，凤凰寺的名字是1892年（光绪十八年）《重修真教寺碑记》上最早出现的。


关于凤凰寺的建立时间目前争议很大，其中直接的论据来自三通明清重修碑和两部明代书籍： 1493年（明弘治六年）碑记载：寺创于前元世祖至元辛巳（1281年）。回辉氏世守之。

1648年（顺治五年）碑记载：武林真教寺创自唐代，历宋而元而明，凡数百年。

1670年（清康熙九年）碑记载：创于唐，毁于季宋，元辛巳年（1281年）有大师阿老丁者，来自西域，息足于杭，眺遗址而慨然，捐金为鼎新之举。

1547年（明嘉靖二十六年）刻印的《西湖游览志》 记载：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1314-1320年）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

明代《武林梵志》记载：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佑间（1314-1320年）囘囘大师阿喇卜丹所建。

从这五处文献看来，凤凰寺建立时代很有可能在南宋到1281年之间。唐代与五代时期来杭州的穆斯林极少定居，至今未发现可信的史料，因此唐代的说法过早，很可能是后人附会。延佑年间在杭州定居的穆斯林数量已经很多，不仅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穆斯林社区，也有了自己的墓园，此时才建立礼拜寺有些过晚了。




据纪思在《杭州的伊斯兰教建筑凤凰寺》中写道“凤凰寺的大门原来高10多米，门额嵌装阿拉伯文砖雕，尖券门两侧贴满花砖，有影作束莲角柱两根。”

1929年，杭州市因改建中山中路，拆除了凤凰寺的大门、望月楼、通往前殿的石雕长廊和门前的一对石鸟。


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网站上分享的凤凰寺原大门，老照片由杭州张文烈等乡老几代人精心保存至今。


**望月楼**



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网站上分享的凤凰寺原望月楼，同样是由杭州张文烈等乡老几代人精心保存至今。


1953年在对大殿的整修中前殿被拆，重建为混凝土结构，砌红砖墙。





后大殿是凤凰寺目前仅存的元代建筑，东西窄南北阔，保持了西亚早期清真寺的传统。全殿为砖结构，不用梁架，因此又叫无梁殿。






**刘致平教授1960年拍摄的凤凰寺，出自《中国伊斯兰教建筑》**


**番回家墓**

在本文开头我们曾经讲到，杭州城外西湖边的聚景园曾经是宋室皇族巡游的地方，元代被穆斯林购置用作墓园，在明清叫做“番回家墓”或“回回坟”，民国叫做“南园回教公墓”或“回教义冢”。

据刘迎胜在《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释读译著》的序《时代的见证》中写道，1953年5月，杭州市政府为了建设西湖风景区迁移墓园，但这里大量是清代以前的古墓，无人认领，于是由凤凰寺负责遗骨和墓碑的的收集处理。遗骨用白布包起，放在一个长1米，宽半米的木箱里。有名字的，写个木牌订在箱子上，统一埋在留下镇荆山岭的回族公墓中。挖出的石碑按石质和内容分类编号。在将地势高的墓迁出后，又在挖土加高湖心亭、阮墩和平湖秋月等堤坝时发现了一层又一层的古墓。再之后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已经完成迁坟的土层下面还有墓。在迁坟前曾回回坟被估计有2000多座墓，但实际上墓下经常还有墓。因经费限制，这些墓下的古墓没有被移动，仍然深埋在西湖风景区中。

从1953年5月到10月的回回坟迁移中，发现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墓碑五、六十块，运往凤凰寺保存，后来遗失了很多。1977年在凤凰寺内修建了碑廊，现在保存有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墓碑20方和寺碑1方。




在 《杭州凤凰寺藏阿拉伯文、波斯文碑铭解读译注》一书中，对这20方墓碑有详细的释读。这本书的作者亚历山大·莫尔顿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伊朗学系讲师，自幼在伊朗长大，酷爱波斯文化历史，长期研究中近东的伊斯兰碑铭，是一位伊斯兰碑铭专家。




**现在将其中11方墓碑的主人的基本资料整理如下：**

1号石碑的主人叫做火者·忽撒马丁，去世于1307年10月28日（元大德十一年）。他曾游历过许多国家，去世时正直青壮年。火者后译为和卓（Khawaja），是伊斯兰社会中地位高的商人、大臣和权贵经常使用的称号，忽撒马丁（Husam al-Din）意为“信仰之剑”，其中丁（al-Din）是“宗教”或“信仰”的意思。

2号石碑的主人叫做瞻思丁·马合麻·宾·阿合马·宾·阿比·纳速鲁·亦思法杭，去世于1316年9月24日（元延祐三年）。《元史》中的亦思法杭就是伊朗著名的古城伊斯法罕（Isfahani），瞻思丁是来自伊斯法罕的一位大商人，曾在波斯与中国之间从事海上贸易，当时统治伊朗的伊利汗朝的汗王们也知道他的名字。

3号石碑的主人叫做火者·马合麻，去世于1317年3月20日（元延祐四年），马合麻后译为穆罕默德（Muhammad）。他的父亲叫做阿尔思兰·汗八里。阿尔思兰（Arsalan）在突厥语中译为“狮子”，因此他的家族应该出自于突厥。汗八里（Khanbaliqi）是突厥人对元大都的称呼，元大都于1267年动工1284年建成，说明他的家族在这之后来到了元大都定居。

4号墓碑的主人叫做火者·阿老丁·宾·火者·瞻思丁·亦思法杭，去世于1327年5月16日（元泰定四年）。阿老丁后译为阿拉丁（Ala al-Din）。

5号石碑的主人叫做异密·卜合提亚尔·宾·阿不别克儿·宾·乌马儿·不花剌，去世于1330年8月7日（元至顺元年）。异密后译为埃米尔（Amir），是军官的称号。《元史》中的不花剌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布哈拉（Bokhara）。

6号石碑的主人叫做马合木·宾·马合麻·宾·札马剌丁·呼罗珊，去世于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扎马剌丁（Jamal al-Din）意为“宗教之美者”，他是一位来自伊朗东北部的呼罗珊（Khorasan）的伊斯兰学者（阿林），熟稔伊斯兰律法，并且父母均来自圣裔（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

7号石碑的主人叫做马合木·宾·马合麻·宾·阿合马·西模娘。他是一位苏菲派的商人，曾游历四方，去过苫国（Scham，即叙利亚）和伊拉克（那时伊拉克所指的范围比现在大很多，也可指沿海地区），并到达过麦加附近。西模娘（Simnan）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边，是著名的波斯苏菲派筛海阿拉·道莱·西模娘的故乡。

8号石碑的主人叫做异密·别都鲁丁。别都鲁丁（Badr al-Din）意为“宗教之满月”。他的父亲叫做撒都鲁（al-Sadr），通常是给予文官或其他世俗权贵的尊称。

9号石碑的主人叫做火者·哲立理。哲立理后译为哲俩勒（Jalal），原意为“荣耀、显赫”。

10号石碑的主人叫做沙不丁·阿合马·宾·暗都拉·合列卜。沙不丁（Shihab al-Din）在元代史籍中较多见，意为“宗教之星”。合列卜（Halabi）就是现在叙利亚的古城阿勒颇（Halab），这座城市在近年的叙利亚内战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

11号石碑的主人叫做塔术丁·牙牙，去世时41岁。他的父亲叫做毛剌·不鲁罕·密拉瓦丁，是一位卓越的伊玛目。塔术丁（Taj al-Din）意为“信仰之王冠”，牙牙（Yahya）是《新约》中施洗者约翰在《古兰经》中的阿拉伯文形式。不鲁罕（Burhan）意为“见证者”，密拉瓦丁（al-Milla wa al-Din）意为“信众与信仰”

**回回先贤卜合提亚尔墓园**

在“番回家墓”的故址上，还有另一处穆斯林遗迹，就是这处回回先贤卜合提亚尔墓园。1924年3月12日上海《申报》报道了一条《警厅长保存古墓》的新闻


原文是：杭州工务处拆城，筑造环湖马路时，曾于清波门城墙之下，掘出古墓三座，碑契七方，上镌刻阿拉伯文字。刊刻高古，鲜能识别。据回教经师考译其文，系为唐宋时代该教先贤（欧默力日，及子额密力日、额补伯克里日）（译音）等之遗墓。垂千百年，乃于拆城时发现之，诚非偶然也。闻夏警厅长对于此塚，急思保全，惜碍于路线交通，不得不稍行迁让。现已传知该教领袖，另给适中之地，起开精舍，而迁古墓于其中，以垂久远而供后人之瞻仰。于保存古迹之外，兼以点缀地方风景，从此古墓巍然，湖山声色，益增游人之兴趣矣。

而在此之前的1921年，著名穆斯林学者杨仲明（字敬修）就翻译出了《教旅卜合提亚尔墓志铭》，收录于1921年8月的《上海清真董事会卷案元册》


卜合提亚尔后译为巴哈提亚尔（Bahtiyar），全名艾米尔·卜合提亚尔·塞罗尼亚·那罗尼克，去世于1329年（元天历二年），中亚卜哈剌人。卜哈剌后译布哈拉（Bokhara），位于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当时由察合台汗国统治，是中亚的伊斯兰文化中心。艾米尔也译为埃米尔（Amir），是军官的称号。从墓志铭可以看出，卜合提亚尔世代为官。

有趣的是，我们前边提到的杭州凤凰寺藏元代墓碑中5号石碑的主人也叫做艾米尔·卜合提亚尔，同样来自布哈拉。只不过他的全名叫做异密（艾米尔）·宾·阿不别克儿·宾·乌马儿·不花剌，去世于1330年8月7日（元至顺元年），也就是卜合提亚尔去世的后一年。他们两个人很有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杭州文史资料·第23辑》 载有《回回先贤卜哈提亚氏古墓园变迁始末》一文，下面关于墓园变迁的介绍均整理自这篇文章。

1927年，卜合提亚尔墓园墓园在清波门外落成，马福祥将军（宁夏王马鸿逵的父亲 ）参加了落成仪式，并在墓前树了一方拜记碑。据当时的管墓人朱阿渭（1967年亡故）之女朱静芬回忆道：“我父13岁开始管‘回子坟’，当时困难，每月张寿伯（原凤凰寺董事长）或冯家、丁家付三四斗米过日子……”

1953年5月，杭州市政府为了建设西湖风景区，将回教墓园迁往留下镇荆山岭。当时卜合提亚尔墓盖石碑分层抬上山，由16人分成两组抬，每片重约1200斤，因此抬上去的只有自顶石至下的四层，叠加高度约0.6米。

1966年后，卜合提亚尔墓盖石被捣毁，由于太重及护墓人的反对，只砸碎部分，其余的散于山麓。还有一块墓穴板被盗走，另一座墓的首尾穴板被劫。正中的卜合提亚尔墓被撬开后，在盖板内侧用红漆涂写四个大字“红卫兵封”。马福祥的拜记碑石被埋入防空洞中，阿文碑至今查无着落。

1986年12月，在留下回族公墓内重新发掘出土了已被砸碎的卜合提亚尔墓盖石。福建省社科院《史料汇编》记载：形制是用多层石级叠起，石面上满雕精细美丽的卷草等花纹。

1989年，卜合提亚尔墓园得以在原址复建。修复用的石碑是根据原碑拓片复制而成，墓盖石每座四层高约0.6米，实际只是卜合提亚尔墓盖石的顶冠部分。

2006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又在卜合提亚尔墓园新建了一座石亭，成为现在的形制。







**丁鹤年墓**

丁鹤年（1335-1424）是元末明初著名的回回诗人，曾祖名为阿老丁、祖父名为苫四丁、父亲名为职马禄丁，于是他就以丁为姓。丁（al-Din）在阿拉伯语里的意思是宗教、信仰的意思，经常放在人名的后边。

《 明史·文苑传 》中有丁鹤年的小传，里面写道丁鹤年的曾祖阿老丁和弟弟乌马尔都是大商人，元世祖忽必烈征西域的时候缺乏粮饷，阿老丁及时捐出了自己的物资，因此被忽必烈在元大都赏赐了田地，并且给了很优厚的待遇，乌马尔也做官一直做到了甘肃行省左丞。

丁鹤年的祖父苫思丁做到了临江路达鲁花赤，父亲职马禄丁因为家里的地位也做到了武昌县达鲁花赤。达鲁花赤（daruqai）原意是“掌印者”，掌握元朝路、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政府的最高长官。达鲁花赤一般由蒙古人担任，只有 "有根脚"（门第高贵）的色目人才可担任，丁鹤年家就是属于门第高贵的色目人。

丁鹤年作为武昌最高长官的儿子，从小饱读诗书，就读于武昌著名的南湖书院，而且还有才华出众的姐姐月娥教他经史。

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红巾军攻陷武昌，这一年丁鹤年18岁，将生母安顿在武昌城郊后，护送嫡母逃往镇江避难。嫡母去世后，丁鹤年只好继续逃亡，去浙江的舟山岛投奔当定海县尹的堂兄吉雅谟丁，但不久堂兄也去世了。当时占据浙江东部的是农民起义起军的方国珍，他最忌讳色目人，丁鹤年只好在宁波四明山和浙东海岛上四处辗转，给小孩当老师，在僧房寄宿，靠卖茶水饮料为生。

**丁鹤年在《奉寄九灵先生四首》的第二首中描写了隐居时的心情：**

花柳村村接海滨，携家随处避风尘。
衣冠粟里犹存晋，鸡犬桃源久绝秦。

对坐青山浑不厌，忘机白鸟自相亲。
也知出处关时运，启但逃名效隐沦。

1366年（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进攻江南，杭州、湖州先后投降朱元璋，战火临近浙江。丁鹤年在逃难中抱病不起，夜不能寐，写下了《丙午十一月二十四日夜梦回书事》：

抱病经时不出门，存亡一一念诸昆。
兵戈随处断消息，风雨终宵劳梦魂。

竹下题诗云起砚，花前度曲月当樽。
每因旧事增新感，独对寒灯拭泪痕。

1368年（洪武元年）朱元璋击败了占据浙江东部的方国珍，在南京称帝。浙江局势逐渐稳定，丁鹤年也结束了四处避难的生涯，在舟山岛海边盖了一间房定居，取名为“海巢”。

1379年（洪武十二年），44岁的丁鹤年回到故乡武昌迁葬生母遗骨，写下了《兵后还武昌二首》，第二首写道：

乱定还家两鬓苍，物情人事总堪伤。
西风古塚游狐兔，落日荒郊卧虎狼。

五柳久非陶令宅，百花今岂杜陵庄。
旧游回首都成梦，独数残更坐夜长。

晚年，丁鹤年来到杭州隐居，回归伊斯兰教，据清代《清波小志》记载：“晚习天方法，庐于先人之墓。”丁鹤年应该就住在清波门外“番回家墓”自己的曾祖阿拉丁的墓附近。

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89岁的丁鹤年去世，葬在了阿老丁的墓旁，之后这里也被叫做“丁氏垅”。1953年为建设西湖公园迁移墓园时，这里只留下了丁鹤年的明代墓亭与墓盖石，成为回民墓地的遗迹。

元明交际时，东南沿海的色目富商、长官们由上层社会跌落到底层，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在泉州，盛极一时的蒲姓被宣布 “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大量色目人死走逃亡，郭、丁两姓由泉州城迁入乡下。丁鹤年也是这场大变革中的一份子，他在写给同样隐居杭州的著名回回书法家赛景初的一首诗《赠表兄赛景初》中写道：

萧条门巷旧王孙，旋写黄庭换绿樽。
富贵倘来还自去，只留清气在乾坤。









明代前期的东南地区穆斯林墓盖石还保留了元代的形制，非常珍贵，下面再分享一些我拍的泉州与扬州的穆斯林墓盖石做一下对比。


**泉州海交馆的元代波斯人墓**


**泉州百崎乡郭仲远墓，1422年（永乐二十年）**


**泉州灵山圣墓旁的明前期穆斯林墓**


**泉州灵山圣墓中陈埭丁氏四世祖丁福保之墓，1436年（明正统元年）**


**扬州普哈丁墓园的明清墓盖石**


**扬州普哈丁墓园中的明代墓，左边是1501年（明弘治十四年）**

**本文作者豆瓣@业余票友王东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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