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

**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1927年4月建立的临时性全国性农民运动领导机构，“行使正式执行委员会职权”。由于国共合作的背景，与国民党农民部一样，其大部分工作由国民党籍的共产党人主持。

## 历史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開之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展开，中共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活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立的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央机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林伯渠任首任部长，秘书为彭湃和罗绮园。根据后来邹鲁所著的国民党史，“农民部。其部长初为共产党员林祖涵。林去职，彭素民继之。然一切部务，则为秘书共产党员彭湃所把持”。1924年6月，国民党农民部起草了《农民协会章程》，并规定了从各级农民协会到全国农民协会的组织程序：

1924年7月，首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创办，農講所的絕大部分工作與活動實際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并培养中共开展农民运动的军事、政治骨干。在国共合作的基地广东，中共领导的各地农会组织在大元帅府的支持下快速发展，并参与了击败革命政府敌人陈炯明的战争。1925年5月1日五一节，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一同开幕。会后正式成立广东省农民协会，也是国共第一个省级的农民协会。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特别会议，要求“各地已有农协组织之地，迅速发展成立省农民协会或县农民协会”，“北伐路线必经之湘鄂豫直四省工作尤为重要”，“未有农协组织之地，亦应从速着手进行”，以适应北伐战争的局势演变。会议决定中共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准备支持广州国民政府的向北发展，因此须加紧在农运方面的工作。会议决定1926年五一节在广州同时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以正式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

随着冯玉祥国民军占领河南，河南的国共活动得以发展。1926年4月18日至20日，河南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开封秘密召开，成立第二个省级农民协会河南省农民协会。192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对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的致信，认为农民运动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必要，指出农民运动须与全国的“民族革命运动”结合，而“民族革命运动”得不到农民的参加则不会成功。由于其他省农会发展的进展未及章程要求，第一次全国农民大会最终并未如期举行，中共中央将该致信改为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的祝词。

1926年5月1日，广东第二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与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同时举行，有11个省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通过的《广东农民一年来奋斗经过报告决议案》要求加紧全国的发展：“广东统一后，农民已有长足之进步”，“但广东是中国重要之一部分，并非中国全部”，“我们更有努力号召全国农民赶快组织准备起来，与革命民众联合”。会后，罗绮园完成报告《广东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之经过及结果》此次大会总共开了十五天，到会代表共214人，代表49县，“代表有组织的可统计的农民协会会员共626457人”，“更有广西、福建、湖南、湖北、浙江、江苏、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贵州十一省的代表参加，他已经不光是广东农民代表的大会，而已略具全国大会的雏形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正式在湖南打响。湖南农民运动由秘密转为公开发展。8月18日，广东省农民协会第二次执行委员扩大会议召开，在会议讨论中和在会场张贴的标语上呼吁“筹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号召全国农民组织起来”。

1926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局批准了中央农委制定的《目前农运计划》，当中指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各地农运须切实与国民党左派合作”，“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次则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亦应以相当的力量去做”。1926年12月1日至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同时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湖南省农民协会。

随着北伐军进入湖北、江西、福建等地，共产党组织在这三省也快速发展。国共合作的指挥机构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1927年2月20日至28日，江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正式成立江西省农民协会。同月，福建省第一次农民协会代表大会在福州举行，正式成立了福建省农民协会。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正式成立湖北省农民协会。除此之外，中共在江浙、四川、直隶、山东、广西等地推动的农运也有相当成绩，但均引起当地反共势力的反击。

为推动中华全国农民协会的正式成立，湘、鄂、赣、豫四省农民协会共同发起湘鄂赣豫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筹备全国农民协会之组织”。1927年3月30日，湘鄂赣豫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在武昌湖北省农协办公处举行。此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打击了当时与中共矛盾愈烈的蒋介石，并有利于容共政策的继续执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因此会议由邓演达主持。

出席会议的代表有湖北省农民协会邓演达、陆沉、陈荫林，湖南省农民协会周以栗、易礼容，江西省农民协会陆智西、方志敏、孔寅初，河南农民自卫军代表宋英、陈子林等10人。邓演达提出成立全国农民农协“刻不容缓”，要求经过联席会议的筹备，“必须在最短期内”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以办理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会议讨论了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的人数和人选、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数额和会期等问题。会上有人讨论“可否于五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总农民协会”，有人认为“会期五一太迫，是否可以延至五卅”召开，最后决定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定于5月15日在武汉举行，代表为680人，其中湖南120人，广东80人，湖北80人，江西50人，河南50人，江苏35人，陕西30人，四川20人，山西20人，直隶15人，山东15人，安徽20人，浙江20人，福建20人，广西20人，热河15人，察哈尔5人，绥远5人，军队60人。联席会议“讨论结果，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由十一人增至十三人，当决定五省农协各一人，广东彭湃，湖南易礼容，江西方志敏，湖北陆沉，河南肖寅谷”。大会决定彭湃、易礼容、方志敏、陆沉、萧人鹄、毛泽东、孙科、徐谦、邓演达、谭延闿、唐生智、张发奎、谭平山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常委会时，在武汉的临时执行委员，均须到会”，“此外并决定通电登启事，制定宣传大纲”。

1927年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13名委员发表就职通电，宣告临时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又将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日期改为7月1日：

临时执行委员会中，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毛泽东、陆沉为常务委员，邓演达为组织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长，彭湃为秘书长。办公处设于武昌三道街湖北省农民协会内。同月，蒋介石在江浙发动四一二清党事变，福建、广东、广西先后响应。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爆发宁汉分裂。广东、福建的省级农民协会遭到当地国民党反共派的进攻或封闭，中共活动转入地下，江浙皖、广西的各县乡级农会也同样如此。在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的湘、鄂、赣、豫等省，对共产党和农会不满的反共势力，包括驻军、地主武装等亦趁机反攻，不少县乡农民协会遭到攻击。为此，继续坚持容共政策的武汉国民政府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发表训令，以指导各地农运，又发表《全国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传纲要》。

在此期间，夏斗寅在湖北响应清党，并进攻农会组织，又率军攻打武汉。湖南长沙发生许克祥响应反共的马日事变，江西发生朱培德以“礼送”当时遗散中共党务政工人员的事件。中共在湘鄂赣的农运受到严重打击。1927年5月30日，《汉口民国日报》公布了全国农协的临字第一号训令，训令对湘鄂赣三省农协发出。训令指在“农民解放运动”的初期，“用革命的方法，回答土豪劣绅的反攻”乃是“必要手段，实属无可非难”，“必须严厉对付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拨离间政策”，必须“解除土豪劣绅武装，武装农民群众”。训令要求“严密农民协会的组织，整肃农民运动的步骤”，使“地方农民运动与全国农民运动合而为”。

陕西此时仍为忠于武汉国民政府的冯玉祥势力范围，1927年6月1日至8日，陕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西安组织召开，成立又一个省级农会陕西省农民协会。6月7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发出临字第二号训令，对全国农民运动作出新规划，要求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级农协召集代表大会“整顿组织”，增加新的指导工作人员，使“贫农、佃农、雇农及自耕农成为农民协会坚固的社会基础”。训令又要求各地农会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保护农村小商人的利益和革命军人的家属、财产，“切勿操切从事，以致适得其反”，加强宣传工作。

6月13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又发出训令，指责“贪官污吏、不法军队、土豪劣绅”对湘鄂赣三省的中共农运进行破坏，要求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工农武装”，确保工会、农会、共产党的自由，“惩办一切反动派”，肃清湖北各县“土豪劣绅”，严惩“一切反动分子”以巩固武汉，湖南方面则明令惩办许克祥等人，解散其湖南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恢复湖南“革命团体”，又要求武汉国民政府在江西方面明令制止朱培德当局驱逐共产党及其工农领袖的行动。

期间，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还按计划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湘鄂赣豫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原定5月15日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会期推迟到7月1日，后来再次延期到10月10日。在此期间，5月下旬，汪精卫发出了一连串限制中共工农运动的禁令。中共内部也就国共关系发生严重分歧。到了6月，国共之间的关系已紧张到极点。7月15日，汪精卫发动武汉七一五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随即停止了活动，召集全国农民代表大会的计划也没有实现。但中共在国共合作、尤其是武汉国民政府期间的农运工作，为其之后第一次国共战争的各省战场上的农民暴动打下了组织基础。

##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