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二二三事件

**青海二二三事件**，又称**青海二二三大屠杀**、**趙永夫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青海省的一场大规模血案。1967年2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与地方造反派经过九天的对峙后，以13个连的兵力攻入造反派占据的《青海日报》社，一天内解放军打死造反派169人、打伤178人；而解放军中有4人被己方误伤致死，另有46人受伤。此外，据不完全统计，该事件后共有13,414名群众被逮捕，17,293人被捆绑吊打，5,968人被搜身抄家，4,279人参与集中劳动。

## 肇因

《青海日报》社的陈逸按照1966年4月24日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草稿）写成了“六三社论”，题《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内容是号召造反。

6月3日，社论发表后，西宁市陷入混乱。在造反派煽动下大量学生、干部、工人涌进报社，高呼中共口号，四处张贴大字报，批判大毒草。12日，经由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经西北局批准，把“六三社论”定为“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文章，派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报社。定义报社为“程陈反党集团”。8月底9月初，红卫兵联系青海，传达中共中央批判资反路线的命令。造反派得势成立“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卫兵、工人涌进省委，贴大字报，批省委，肯定“六三社论”。

在西宁地区，围绕“倒杨植霖、保王昭”还是相反的“保杨倒王”，西宁的群众组织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名义群众实际是黑帮的组织——捍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捍卫队”）和八·一八革命联合造反司令部（简称“八·一八”）。青海省军区机关的造反派也分别联合了对立的两派加入了进去。 

西宁实质上形成了拥护西宁市原党政机关的保守派“捍卫队”与反对西宁市党政机关的“八一八”造反派的暴力对立。 

1967年1月12日，在上海“一月风暴”影响下，青海“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等27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接管了《青海日报》社。次日，这些组织称：决定暂时封闭《青海日报》社，在封闭期间，将以特刊形式印发新华社播发的重要文革通知。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下达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支持造反派。“1月23日，中央发出《关于支持左派革命群众的决定》之后，当天下午，刘贤权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要求省委常委支持代表造反派的“八一八"。多数常委强烈反对支持造反派，并要求交机关干部讨论后再决定支持准。                                                                                                                                会后，刘贤权却背着其他成员和机关干部，偷偷派他老婆去向‘八·一八’表态支持，要他们向军区‘报喜’，并私自指示省军区文革办公室通知驻军部队要一边倒，坚持支持‘八·一八’。由于刘贤权的阴谋活动，造成了“群众”组织之间的严重对立。其他“群众”组织到军区质问刘贤权为什么不支持他们，群情激奋，形势极为混乱。省军区机关和驻军部队为了稳定局势和维护西宁驻军部队的团结，一致要求军区党委纠正刘贤权的支派分裂活动”。当时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为：第一书记杨植霖（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兼），第二书记王昭（省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兼），第三书记刘贤权（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省军区司令员），副书记王文英（省军区副政委），常委曾征（副司令员）、赵永夫（副司令员）、刘斯起（副司令员）、吴士杰（副政委）。当时杨植霖和王昭陆续离开了青海省，二二三事件发生时都不在青海省。副司令员张江霖不是常委。

1月28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命令在不许冲击的前提下，又规定“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各地军区和党委开始借机镇压造反派，湖南宣布湘江风雷造反派为“反革命”。福州军区镇反得到《解放军报》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支持，《人民日报》及各地省报均予转载。青海造反派的拥护者，青海省军区司令刘贤权当即被夺权，囚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通过夺权获得青海省军区的控制权。

1月29日，“八一八派”夺取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委的大权。该夺权并未得到中央的承认。

2月13日，《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夺报社权。

2月14日，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召开军区党委会议，通过了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军管青海日报社公告》并称：

*<small>“《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日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small>*

是日，部队包围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而青海省军区的上级，兰州军区的指示则是：不同意军管，要部队撤出报社。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政委张达志：批示不能改变，“军队不能接管地方报社”。
## 屠杀

23日上午8时，西宁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205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率部13个连围攻报社两千余人守卫的大院。11时10分，军队枪击报社广播站。

下午14时，赵永夫的指挥所所在宾馆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枪声大作。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水利局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后，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燃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随后部队进驻学校进行搜查，以“学生有枪，开枪射杀三人”为理由组织车站便衣警察抓人，防止“反革命”外逃。各单位成立镇反指挥部、劳改队、拘留所，一时间私刑泛滥，逼死者无数。

冼恒汉回忆称：2月23日当天下午，总参、兰州军区给青海省打电话都打不通，最后通过兰州军区空军系统才电话转接入青海省军区副政委王文英，了解情况。2月23日傍晚，赵永夫给军委、总理周恩来、中央文革发了加急电报汇报情况。

## 处理
2月24日上午，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政委冼恒汉派专机接副司令员赵永夫、副政委王文英、某师师长陈如意到兰州军区汇报情况。

冼恒汉回忆称：“3月6日，总政电话通知刘贤权、张江霖去北京，当时是全副武装押送的。3月8日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由于并没有说明来干什么，刘贤权、张江霖被蒙在鼓里，揣测不安地度过了十几天”。张江霖本人回忆：“3月8日，刘贤权和我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第三天，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来看我们，一见面就说：‘你们受惊了，到北京就自由了，好好休息！’”

3月11日，毛泽东在戚本禹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3月13日、21日、23日及24日，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后两次规格最高，周恩来总理、康生、叶剑英、叶群、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副司令员康健民，青海省军区的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后字二〇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等出席。3月24日至2日夜，周恩来总理在第四次接见青海省各方面代表的调查会议室当场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对2月23日流血事件做了定性：“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零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〇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再度骚乱。造反分子对保守派实行复仇。3月28日，成立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刘贤权任主任委员。刘贤权于1967年8月至1977年2月任青海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71年3月至1977年2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事务的第六任领导人。在四人帮被监禁之后被调任为济南军区顾问。

4月6日，中央军委再发布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的《中央军委命令》（即“军委十条”）：“（一）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准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

7月15日，军方发布了结案报告：

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总政治部《关于赵永夫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和处理意见》的通知中称：“‘二・二三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考虑到赵永夫同志已隔离受审十年，对错误已有认识，同意给予赵永夫同志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原级不动，按正师职予以安排”。

## 参考资料

## 延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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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仁祥，从青海大屠杀案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