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选区议员

根據《新加坡共和國憲法》和《國會選舉法令》，在中，如果當選國會議員的反對派候選人少於下限，可按照得票率的高低，邀請若干名在大選中落敗，但得票率超過15%的反對黨候選人進入新加坡國會，成為**非選區議員**（，NCMP）。非選區議員擁有的權力與民選國會議員相等，不過獲邀出任非選區議員的大選候選人可以拒絕受委。

在1984年引入的非選區議員制度是新加坡對傳統西敏制的重大修訂。從1965年獨立到1981年期間，執政的人民行動黨（行動黨）已連續四次在大選中贏得新加坡國會所有議席，因此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認為，非選區議員制度可以保證反對派有機會在國會發聲。據他所說，這個制度的益處包括讓新一代的新加坡人有機會了解反對派的權限和功能。非選區議員制度剛設立時，反對黨議員人數的下限為3至6人。之後經過國會修憲，非選區議員人數上限於2010年增加到9席，復於2016年增加到12席。

自引入以來，該制度一直備受批評：一、該制度容許未經人民授權的候選人在國會發表意見，所以這個制度是不民主的；二、反對派批評這個制度締造了一個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因為行動黨可以說「國會一定會有反對黨議員」，並以此主張選民沒有投票給反對派候選人的需要。部分反對黨反對這一制度，但容許黨員接受由此產生的國會議席；曾擔任非選區議員的反對黨人士有李紹祖、惹耶勒南、林瑞蓮和陳立峰等人。2025年新加坡大選結束後，國會共有兩名非選區議員，他們是工人黨的和。

## 歷史
### 設立理據

引入非選區議員制度的《憲法》修正案和《議會選舉法令》修正案於1984年6月底在國會提出首讀；一個月前，時任國防部長、人民行動黨第一組織秘書吳作棟就已向黨報《行動報》（）透露這一計劃 。7月24日，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在國會就上述法案提出二讀時，提出了設立該制度的三大理據：一、保障國會內起碼有最少數量的反對黨席次——從1965年社會主義陣線抵制國會到期間，行動黨壟斷了所有國會議席，反對派在這期間舉行的4場大選中全軍覆沒（見下表）；1981年工人黨秘書長惹耶勒南勝出安順區補選後，他不能在國會展開有意義的辯論，提出動議時也找不到附議的議員。而且，反對派議員也讓年輕一代的行動黨議員有機會和政敵辯論，「磨練他們的辯論技巧」。李光耀稱這是設立非選區議員制度的主要目的。二、反對黨議員的存在能讓未經歷過1950－1960年代議會鬥爭的年輕選民了解反對派在憲制下的功能，起教育作用。他指出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1944年後出生的新加坡人沒有經歷、見識過上述的議會鬥爭和同期的政治動亂，「對反對黨的角色存有幻想」，「根本不知道反對黨可以造成多大的破壞」。三、容許非行動黨議員制衡政府的不當行為，因為這樣可以確保他們通過吹哨人得悉和揭露（行動黨議員）操守不當的疑雲。

### 制度沿革
新加坡在1984年8月22日根據《1984年新加坡共和國憲法（修正）法令》和在當日生效的《1984年國會選舉（修正）法令》引入非選區議員制度。修憲後加入的憲法第39條第一款b項規定，國會設有不多於六個非選區議席，而修改後《國會選舉法令》則規定大選後國會需為反對黨預留三個席次，而非選區議席數目為3減去民選反對黨議員的人數。新加坡總統也可以按照內閣的建議，下令宣布4－6名反對黨落敗候選人在大選後當選非選區議員；這條總統令將於當屆國會解散時失效。非選區議席數目的增加必須由總統下令批准的規定在2010年7月1日廢除，而國會非選區議席數目的上限也由6席增至9席，大選後國會的非選區議席數目則改為9減去當選反對派國會議員的數目。2016年1月27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提議修改憲法，容許非選區議員獲得與民選議員相等的表決權，並把反對派議員人數的上限從9人增加到12人。相關的憲法修正案已於2016年11月獲國會通過，並於2017年4月生效。

## 產生辦法及職權

非選區議員是一位在中落敗的反對派政黨候選人，不過由於《憲法》和《國會選舉法令》（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的條款規定在大選中表現最好的非執政黨落敗候選人可以擁有新加坡國會議員的身份，所以當局會根據這些法例宣布他當選國會議員。非選區議員得名的原因是因為他們在國會裏並不代表任何。

### 資格
非選區議員又被稱為每次大選中的「最佳輸家」。非選區議員必須是反對黨黨員，無黨籍人士不可成為非選區議員。此外，由於當局會邀請在大選中落敗的候選人出任非選區議員，因此非選區議員的當選資格與民選議員相等：

*年滿21歲，並擁有新加坡公民權；
*名字已列入現時的選民登記冊；
*在新加坡通常居住滿10年或以上；
*有能力運用至少一種當地官方語言（英文、馬來文、華文、淡米爾文）發言、書寫和閱讀；
*不得因為《憲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而失去議員資格。

### 產生辦法
2017年憲法修正案生效後，按照《憲法》和《國會選舉法令》，國會設有至少12個反對派議員名額。大選投票結果公布後，若當選的反對派議員少於12人，選舉官會邀請在大選中得票率最高的反對黨落選人出任非選區議員。非選區議席數目為12減去當選反對派議員的數目；選舉官需要按照反對黨落選人由高到低的得票率順序，依次邀請他們出任非選區議員，填補上述名額。獲邀候選人必須在參選選區獲得不少於15%的得票率。集選區競選團隊可派出最多兩人出任非選區議員，其他選區（單選區）則可派出最多1人。

對於單選區，當局將直接邀請該選區的候選人；對於集選區，當局邀請該集選區競選團隊接受非選區議席後，該團隊需在7天內決定當選非選區議員的人選，並通知。非選區議員就任時，必須宣誓效忠新加坡，並承諾會「恪守、維護和捍衛《新加坡共和國憲法》。」如果這個程序沒有在大選後國會第1個會期第1或第2次會議完成，國會可以根據決議宣布非選區議席懸空，也可以根據決議宣布空缺由下一位合乎資格的大選參選人填補，遞補次序將根據候選人在大選中的得票率而決定。

有資格成為非選區議員的反對黨成員可以拒絕接受他的國會議席。例如後，得票率最高的反對黨落選候選人奈爾（M. D. P. Nair）所屬的工人黨拒絕接受非選區議席，之後選舉官邀請得票率第二高的反對黨落選候選人陳志堅（Tan Chee Kien）擔任非選區議員，不過他所屬的（統陣）也拒絕了非選區議席，令非選區議席懸空。

### 職權
自2017年4月起，非選區議員和民選國會議員的職權大致相同，他們有權參與國會辯論，發表自己的意見，並參與所有議案的投票表決程序。2017年4月憲法修正案生效前，他們不可以參與下列議案的投票表決程序：

*憲法修正法案。
*任何與修正、補充撥款法案和最終撥款法案（授權新加坡政府動用公款的法案）的法案有關的動議。
*任何與修正涉及財務的法令的法案有關的動議。
*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
*總統罷免案。

## 評價

自引入以來，非選區議員制度所受到的評價褒貶不一。新加坡政府甫引入非選區議員制度，反對派就抨擊非選區議席是「虛假」和「欠缺實力」的議席。在引入該制度的國會辯論中，惹耶勒南就曾指控執政黨設立該制度是為了維持在國會內的主導地位，並質疑這樣做「是詭計還是陰謀」。該國部分憲政學者則認為這個制度令反對派在大選中處於劣勢：一、（2017年前）法例不容許非選區議員在國會參與部分議案的表決，因此，有意見認為非選區議員在國會內「似乎除了陪襯，以及為沒有見識過國會辯論唇槍舌劍的新一代行動黨員帶來辯論對手，就沒有別的功能。」二、非選區議員都來自反對黨，個人的印象是他們必須要對抗政府，即使他們私下能理解法案的利處，這局限了非選區議員制度的效用。三、反對黨批評非選區議員制度是政府的圈套，旨在勸阻選民把票投給反對黨，因為國會內已設立了非選區議席；學者認為該制度保證「最佳輸家」能自動進入國會，阻礙了民選反對黨議員數目的自然增長，並主張選民支持反對黨候選人進入國會的動機被削弱是可以想見的結果。

除了反對黨議員，非選區議員制度也受到行動黨議員和的批評。2010年4月，新加坡國會展開辯論，討論政府把非選區議席數目由6席增至9席的建議。期間數名國會議員對該制度表示異議，認為這既不合理，也不民主，例如行動黨議員質疑擴大非選區議員制度是否能提升國會的辯論水平，官委議員則作出以下發言：

工人黨原則上反對非選區議員制度，但已不阻止黨員受委出任非選區議員。在2010年的國會辯論中，2006年至2011年唯一的非選區議員林瑞蓮認為增設非選區議席只是改善了惡劣的處境，而沒有健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她指出非選區議員的缺點在於他們並非名正言順的民意代表，不能代表選民撰寫書信，沒有資源籌辦活動，以及和選民溝通。她也認為執政黨涉嫌濫用集選區制度和不公平的選區劃分手段，導致國會缺乏多元的政見；而非選區議員制度是舒緩這一問題的「權宜之計」。工人黨秘書長兼時任後港單選區議員劉程強則在2011年大選期間指出非選區議員缺乏「實力和真正的基層支持」，並以此為由，拒絕出任非選區議員，又說非選區議員不代表任何選區，沒有機會擴大影響力；之後他在2016年表態同意這一制度沒有健全新加坡的政制，但不反對個別黨員獻出時間和精力，進入國會，辯論國家議題。接替劉程強的畢丹星則在2020年大選期間重申工人黨的立場沒有改變。

李顯龍在2011年出席一場電視直播論壇時指出，行動黨引入和擴大非選區議員制度，是因為這「承認新加坡人渴求非主流聲音，也承認（新加坡）要有反對黨去代表社會上紛陳的意見」，並以此反駁「非選區議員不是真反對派」的主張。他提到非選區議員在國會可以自由辯論各種議題，而該制度也為反對黨政客有機會「積累聲望、增加在來屆大選中當選的機會」。

## 列表

新加坡在1984年引入非選區議員制度，並於同年稍後舉行。工人黨的惹耶勒南和新加坡民主黨的詹時中在大選中勝出，成為反對派議員，因此第6屆國會設有一個非選區議席。本來當局把非選區議席分配給工人黨的奈爾，不過根據工人黨後來的決定，該黨落敗候選人不可以接受非選區議席。時任工人黨秘書長惹耶勒南說，當局設立非選區議席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促使選民再給行動黨投票，令它贏得所有國會議席，這樣做「違反議會政府的本意」。當局接着又把非選區議席分配給統陣的陳志堅，然而統陣後來也決定拒絕接受非選區議席。當局把這種舉措視為「辭職」的表現，因此當屆國會的非選區議席終告懸空。

工人黨的李紹祖是第一個接受政府委任，出任非選區議員的人，他在後就職；詹時中是唯一一個在當屆大選中勝選的反對派候選人。當局在1988年12月16日宣布李紹祖和他的黨友當選非選區議員。然而國會議長在1989年1月9日宣布蕭添壽自1988年12月17日起便已經因為被法庭裁定逃稅罪成立，判處罰款而失去非選區議員資格。在1991年舉行，在當屆大選中勝選的反對派候選人共有4人，多於非選區議席的數目上限，因此第8屆國會不設非選區議席。

舉行後，國會設有一個非選區議席。新加坡政府邀請惹耶勒南出任非選區議員。惹耶勒南接受了邀請，並於1997年1月14日就任。其後惹耶勒南因為欠債問題而被判破產，自2001年7月23日起失去議員資格。新加坡民主联盟的和工人黨主席林瑞蓮則分別在2001年大選和2006年大選過後成為非選區議員。

非選區議席數目上限在2010年增至9個。2011大選和2015年大選中，工人黨在後港單選區和阿裕尼集選區（5人區）勝出，故第12、13屆國會設有3個非選區席次。第12屆國會（2011—2015）的非選區議員為新加坡人民黨落選人、工人黨落選人，以及工人黨東海岸集選區落選人嚴燕松，第13屆國會（2015—2020）的非選區議員則為鳳山單選區落選人陳立峰、東海岸集選區落選人、吳佩松，均為工人黨黨員。其中吳佩松的職位原應由連任失敗的工人黨原議員李麗連出任，但她以「避免影響事業」為由拒絕就任，國會則在翌年1月29日通過決議，由吳佩松填補該職缺。

在2020年、2025年大選中，工人黨除了原有席次，還在盛港集選區勝出，因此第14、15屆國會設有兩個非選區議席。第14屆國會（2020—2025）的非選區議員來自新加坡前進黨的西海岸集選區團隊，其中前進黨秘書長陳清木表明自己曾擔任議員多年，不會出任非選區議員。助理秘书长起初表示不會受邀，但後來接受前進黨的提名，和副主席潘群勤一起擔任非選區議員。2025年大選中，前進黨得票率下降，失去所有國會席次，而非選區議員則由惹蘭加由單選區落選人、淡濱尼集選區落選人擔任，均為工人黨黨員。

}（1970－）
|rowspan="2"|東海岸集選區
|-
|－
|吳佩松（1973－）
|2016年2月29日－2020年6月23日
|-
|rowspan="2"|14
|
|梁文辉（1959－）
|rowspan="2"|2020年7月16日－2025年4月15日
|rowspan="2"|2020
|rowspan="2"|西海岸集選區
|rowspan="2"|新加坡前進黨
|-
|
|潘群勤（1970－）
|-
|rowspan="2"|15
|
|（1991－）
|rowspan="2"|2025年5月19日－
|rowspan="2"|2025
|惹兰加由单选区
|rowspan="2"|工人黨
|-
|
|（1992－）
|淡滨尼集选区
|}

## 參見
*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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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國會
*

## 註解

## 註腳

## 參考文獻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1985 Rev. Ed., 1999 Reprint).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ct (Cap. 218, 2011 Rev. Ed. ) ("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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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閱讀
###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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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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