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春节

革命化春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张对传统春节习俗进行革命化改造的一次政治运动。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刊发了倡议在春节期间不回家过年、不停工的「革命造反派来信」，随即引发全国响应。1月29日，国务院「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下发《关于一九六七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不放假、不停工的「革命化春节」于1967年的春节在中國全国范围内推行。

此后，中國共產黨会在每年春节进行革命性春节的政治宣传，官方会反对、批判很多春节的旧有习俗，同时尝试创造符合中國国家意识形态的新习俗（如在春节期间进行「憶苦思甜」教育，组织春节「斗私批修会」），但常在民间受到广泛阻力，没有被严格推行。1968年，国务院恢复了春节的三天假期。到70年代，革命化春节愈发式微，除夕年夜饭、正月初一拜年访友等习俗被逐渐恢复。1976年后，革命化春节随着文革结束被全面抛弃。

 背景 
 春节习俗政治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以下簡稱「中共」）将春节习俗纳入国家意识形态框架，通过对娱乐习俗的政治化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中的典例是「新年画运动」。1949年11月26日，文化部下发文件《關於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倡导在年画中「宣傳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宣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傳共同綱領，宣傳把革命進行到底，宣傳工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赵凤欣与部分研究者认为，该运动由于以中共的意识形态为核心，太过政治化而偏离群众的日常生活，因此「難以符合民眾的口味」。在上海，尽管「美女图」主题的年画退出了市场，但新的表现「劳动妇女」的年画也「只是美女圖的翻版， 和美女圖所不同的只是在美女身上穿上了列寧裝、工人、農民服裝而已」，其中的代表作是金梅生被批判为「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反映現實生活不夠」于创作次年就遭禁售的《晚會新裝圖》（1957年）。

其他的春节娱乐习俗也被政治所影响。1949年12月21日，文化部、教育部发出《關於開展年節、春節群眾宣傳工作和文藝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春节「開展群眾文藝活動，向人民進行宣傳教育」。1950年春节期间，上海举行了戲曲演唱競賽，在评判标准中把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次年文化部、教育部继续发出《關於開展春節群眾宣傳工作與文藝工作的指示》，同年上海的戏曲演出更是以政治为主，内容「都是關於抗美援朝新愛國主義教育，慰勞解放軍和冬防防特的」。赵凤欣认为，在1950年代，政府总体采取引导的方式为节日增添政治色彩，并没有强迫民众改变旧习俗。总体上，春节的政治性在于服务新政权合法性构建，民众与政府冲突较少。

 文化大革命与破四旧 

到1960年代，中共对社会的管控进一步加强，春节传统习俗愈发受到冲击。早在1964年2月，上海《解放日报》就刊登过上海江南造船厂署名「郑世洪小组」的倡议信，认为「要過好春節，也有個革命化的問題。」并在同版配发社论《以革命的精神過春節》，提出「幫助大家過個充滿社會主義氣氛的、革命化的春節」，此后新民晚报在内的多家媒体均提出过类似的「革命化春节」号召，但其在文革前的意味主要是破除封建迷信。

1966年，随着文革的爆发，6月，人民日报发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8月开始的红卫兵运动中更使「破四旧」波及全中国，春节习俗被贴上阶级标签，作为四旧的一部分遭到批判，「革命化春节」也被赋予更深的颠覆传统的政治含义。

 经过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了一月风暴，以工总司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夺权成功，原上海市委被打倒，上海的各政府部门以及《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宣传机关开始由中央文革小组以及造反派控制。同时，在高层，中共中央1月11日下发了《關於反對經濟主義的通知》，根据毛泽东「要節約鬧革命」的最高指示，人民日报于1月26日发文《節約鬧革命，保護國家財產》。1967年1月25日（腊月十五），上海《解放日报》以「革命造反派来信」的形式刊登并褒扬了上海玻璃机器厂的18岁工人章仁兴对于春节不放假的倡议书，倡议在春节期间不回家过年、不停工：

根据章仁兴后来的披露，该倡议书其实并非出自章仁兴之手，而是由时任工总司常委潘国平在内的同厂造反派领袖策划捉刀，章只是被选中的署名人。《解放日报》同日还刊登了造反派领袖黄金海所在的上海国棉三十一厂署名的类似倡议书，并配发评论文章支持。随即全国多家媒体都开始效仿《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曾刊登了57个群众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的「破除旧风俗，春节不休假，开展群众性夺权斗争」倡议书。1月29日（腊月十九），国务院「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下发了关于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1967年的革命性春节中，在上海，2月5日（腊月二十六）本是市民「割年肉」准备年夜饭的日子，但由于同日举办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上海人「不知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这是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8日除夕当天，市民只能私下举行低调的庆祝活动，上海的工厂照常开工，不过很多市民会暗中延续旧习俗，甚至有的造反派头目也对同日出现的大批员工提前下班「睁只眼闭只眼，他们其实也盼人早点走完了自己好回家过年。」2月9日（正月初一），上海《文汇报》发布报道《大破春節舊俗，大立毛澤東思想新風》。

1968年，国务院于1月15日下发了《關於一九六八年春節放假的通知》，恢复了春节的三天假期，但仍然强调「要動員說服廣大職工就地休假，盡量不到外地去探親或旅行。對享有探親假的人員，要妥善安排，不要集中在春節期間」。尽管被官方反对，旧春节习俗在民众的生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根据赵凤欣走访上海市民的调查研究，上海居民在1968、1969年的春节期间都出现了年货采购潮，民众对过节的物质需求「使得國家號召的執行力大打折扣」。到了70年代，革命化春节愈发式微，尽管放鞭炮、敬祖、燃香点烛烧锡箔等活动多被取消，但除夕年夜饭、正月初一拜年访友等习俗被逐渐恢复。

在破除旧有习俗的同时，中共也试图建立一套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新春节习俗和仪式，其中包括但不限于：
 主张将春节与生产结合，提出「不停爐，不停產，煉鋼爐前過春節」的口号；
 动员民众在春节期间开「全家圍坐在一起，對照領袖言論，對家庭成員頭腦中的私有觀念展開批評」的「家庭鬥私批修會」；
 在春节期间进行「憶苦思甜」教育。

本以休闲娱乐为主的春节在文革期间被赋予了广泛的政治色彩，但这些被官方重构的新民俗常引起民间的抵触心理，很多时候仅流于形式。

有的中国官方媒体曾以批判文革的角度，认为春节自1967年后在文革期间被全面禁止：人民日报社主管的《民生周刊》曾于2013年报道革命化春节「一直贯穿于整个文革十年」，甚至「所有关于春节的庆典都被迫停止了」；中国新闻网也曾发文提到「中国的『年』是在文革后复苏的。」。但也有学者和媒体持相反意见，王宗仁认为「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就是1967年没有放春节假，此后每逢过年，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宣传『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胡伟祖认为「1967年开始的『革命化』春节，也没坚持几年，传统习俗便悄悄复苏了。」

 后续 
1976年，文革随着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走向尾声，部分曾被限制的习俗在各地逐渐恢复，1978年除夕，北京电视台（后更名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停办多年的春节文艺晚会。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于第一版刊登了两篇批判文革时期革命化春节的读者来信《让农民过个「安定年」》以及《为什么春节不放假？》。
 《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署名「河北黄骅县李村公社通讯组 郭德才」，郭批判文革时期「越临近春节时候越叫劲。一到快春节了，上级又是『强调』，又是『要求』，『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之际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并且赞扬了华国锋，将革命化春节归咎于四人帮：「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关心群众生活，我们就要肃清『四人帮』假左真右的流毒，按群众的习惯，春节老老实实地放几天假，让农民高高兴兴地过个『安定年』，更加有劲地投入到春耕生产中去。」
 《为什么春节不放假？》署名「黑龙江金河林业局物资库 梁衍德」，梁称接到自己林区的领导机关通知「为了打好『三年大见成效』这一仗，今年春节都不放假。」，随即抱怨道：「这种做法以前有过。上面通知谁敢反对？牵肠挂肚的人『身在班上心在家，敷衍塞责混加班』。节日一过，再想方设法『补』上……我林区第一线的工人不休星期日，一年中仅有这么几天假日，应该让他们好好地度过这个节日。你硬占了去，表面看来这几天出勤是有了，实际上该办的、当休的还不是挤掉别的生产时间？此得彼失，半斤八两，长官意志的疲劳战实际上难以收效。春节放假，工人高兴，为实现四化干劲更足。」

据《民生周刊》报道，中国随后于1980年「全面恢复了春节休假制度」。

 轶事 
 1967年除夕，根据新华社报道，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在金门炮战中「为了让大小金门等岛的同胞及蒋军官兵过春节」，于2月9日和11日停止炮击「以示关怀」。由于当时实行每月单数日炮击、双数日停战的「单打双不打」，实际上福建炮兵部队于2月8日至2月12日间连续停火5天。

 参考资料 
 学术期刊 

 新闻杂志 

 其他 

Category:1967年中国大陆
Category:文化大革命
Category:中國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