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

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是中国国民党在北平市的组织，在北京市改名之前，名为中国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此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早期，存在国民党中央在北京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历史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 

1923年9月，中共北方领导人李大钊与在北京的国民党元老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研究了重建北京国民党组织的问题，并着手清除“蜕化为官僚政客”的党员。在中共北京党团组织的参与下，到11月间，在北京的国民党组织已由原来的十数人迅速扩大到一千多人，其中同时为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约占1/3。 

1924年1月4日，国民党北京支部全体党员大会在北大三院礼堂秘密召开。李大钊主持大会，会议讨论了党务报告，推选李大钊、谭仲逵、许宝驹、谭克敏、张国焘等人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代表次日前往启程广州。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开，国共合作全面开展。国民党中央決定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組建中央執行委員會派出執行部，李大釗與丁惟汾、王法勤等人共同負責北京執行部的籌建工作。 

2月，李大钊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领导工作。3月8日，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改组，李大钊担任委员长，蔡和森任秘书。4月初，国民党右派石瑛等人要求延请北大教授入党，充任北京执行部各部部长，排挤中共跨党党员不果。李大钊等中共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加紧筹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1924年4月20日，國民黨北京執行部成立，成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北京的執行機關，执行部设在织染局二十九号，下设八个部处。直轄北京、直隶、山东、河南、热河、察哈尔、绥远、奉天、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哈尔滨、山西、甘肃、新疆15個省區，領導成員有李大釗、石瑛、于樹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圖等人。以此為標誌，國民黨在北方的組織框架初步搭建。 

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建立之後，逐步建立基層組織。由于打起了国民党的旗号，共产党员也可以在北京半公开的活动，为中共在工人和农民中开展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了壮大组织，当时在北京上学的共产党员每逢寒暑假返乡期间，都负有发展共产党员、组织共产党地委、支部和发展国民党员，组织国民党县党部的双重任务。1924年，国共北京组织积极组织活动，要求承认苏联，恢复中苏邦交。 

1924年6月11日，李大钊被中华民国政府（当时为直系主导）通缉，前往苏联。7月14日，丁惟汾與于樹德以北京執行部常務委員身分召集選舉，成立中国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內設祕書處以及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青年部、調查部、婦女部，于樹德擔任主要負責人。北京特別市黨部直接受北京執行部領導，在同一地點辦公。9月9日，北京国共各团体在北大一院开代表会议，计有北京学联、国共合作的青年国民俱乐部等三十余团体。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之後，孫文北上入京。国共北京组织趁机帶動青年學生入黨，积极宣传，发起“争自由运动大联盟”、“北京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集会。11月，因为通缉李大钊的直系政府已被亲国共的冯玉祥推翻，李大钊自苏联回到北京，继续领导国民党北京组织、中共北方党组织及国共合作工作。12月，孙文抱病入京，受到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中国国民党组织的群众欢迎。孙文也指中國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及市黨部“所發傳單有措詞失檢，如打倒某某云云，殊為不當”，并表示“余此次入京，奉持主義與各方周旋，對於現執政及奉天軍、國民軍各方面均有向來友誼上之關係”，要求“嚴定同志軍、友軍、敵軍之分別……着北京執行部及市黨部通令黨員，對於此種傳單一律禁止”。    

2月20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迁至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民国日报》创刊，但一个月内被封闭。截至1925年3月，國民黨北京黨員人數驟增，其中各大學學生約佔「十分之六七」。于樹德後來稱：「北方自從總理北上以後，北方群眾漸漸了解本黨，漸漸熱烈的參加國民革命的工作。所以說總理北上以後，對於政治上雖然沒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喚起北方國民革命的要求，其影響實在深刻了。」    

1925年初，国民党反共派在北京成立了“国民党海内外同志卫党同盟会”、“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又组成了“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反对国共合作。3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于树德、李大钊在会上指责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等团体的危害，会议议决“登报否认该俱乐部为本党同志所组织”，声明“与本党毫无关系”。和全国一样，北京的国民党内就容共问题爆发的分裂和冲突，在孙文死后进一步发展。在各次运动中，反共派常另立番号，另组活动。 

3月19日，孙文灵柩自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内，李大钊、林伯渠、汪精卫等分为三组抬棺。北京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组织发动了孙的悼念活动，形成了“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5月1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中共北京区委的《政治生活》社等团体在民国大学组织五一纪念讲演会。在李大钊等人的带领下，北京的国民党党部和中共北京组织一起积极组织了国民会议运动、关税自主运动等活动，扩大国共在北京的影响。  

5月底，五卅事件爆发。6月10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共产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全国商会联合会、共进社、反帝大联盟、京汉铁路工会等国共团体组织了“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惨杀同胞雪耻大会”，在天安门前共搭起五座讲台同时进行“反帝演说”，要求收回英国租界，驱逐英国公使、领事出境，废除中国与英国间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广州六二三事件后，6月25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与各界雪耻大会等国共团体组织游行示威，响应国共“抗议英日暴行全国总示威日”。6月30日，由李大钊、赵世炎及陈乔年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团体在天安门舉行針對沙面事件的示威与“沙面案反英國民大會”、“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  

7月7日，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召开理事会，不承认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表示国民党中央的一切事务应由该俱乐部代行，从7月起重新登记党员。同月，在中共北京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正式成立，路友于、陈毅等都曾在特别市党部中担任领导工作。8月15日上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大三院举行改选大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绝大多数，反共派试图捣乱会场，双方发生格斗。下午，反共派在骑河楼大中公学开会，否认容共派的北京特别市党部，另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  

廖仲恺遇刺后，9月12日，北京的国民党员在民国大学礼堂召开廖仲恺追悼大会。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区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10月25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和学生联合会、反宗教大同盟、反帝国主义大联盟等国共团体三千余人在天安门开关税自主运动大会。10月，反共派林森、邹鲁、谢持等人纠集队伍企图夺取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市党部的办公地点。  

11月22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总工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国共团体在天安门召开“关税自主国民示威运动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捣毁了京师警察厅门前的布告栏、牌匾等物，并与警察爆发肢体冲突。11月23日-1926年1月4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在北京西山召开，宣布开除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籍。会议合法性遭到广州国民党中央的否定。北京国民党进一步就容共问题产生分裂和国共矛盾。 

11月28日，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执行部合作意图武力推翻执政府的未遂起事“首都革命”爆发，但最终因为冯玉祥国民军不配合，仅为游行示威。示威中北京的国民党反共派也与国共的队伍爆发冲突。西山会议前后，中共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方区委联合发表《致中国国民党党员书》，指“破坏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员的联盟，这必然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危险”。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也向广州中央通报西山会议的情况。 

1925年12月3日，西山会议组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决议通知翠花胡同八号原有之执行部交出文件，登报声明取消国共合作的北京执行部。此后，又在北京汉花园成立西山派的北京市党部，与容共派北京特别市党部对立。12月27日，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在北京的各机关就西山会议问题同时在《京报》上刊登《紧要启事》。北京特别市全体党员大会紧急启事指“本特别市全体党员于24日开全体大会，一致否认违法之西山会议及所妄发之《宣言》、《通告》，除急电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严厉惩办外，恐各界人士不知內情受其欺骗，特此郑重声明。”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在联席会议启事中声明，西山会议派的行径“实属破坏本党，违反纪律，除由党严办外，特函辨明，免滋疑误”。 

同月，亲国民军的奉军将领郭松龄在对国民军的战争中倒戈反奉。12月31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特别市党部、北京总工会、爱国运动大同盟等国共团体组织“国民反日进兵大会”，反对日本对奉国战争的参与。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在翠花胡同八号举行升旗典礼。李大钊发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说，要求“我们国民党中的同志，不论他是共产主义者，抑是非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披肝沥胆的提携起来，把由内部发生的误会或敌人挑拨的造谣而生的疑云障雾，一扫而空之”“在近来每次北京的民众运动中，布满全城的，不是青天白日旗，便是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五色旗则独不多见，这是中国国民党联合中国工农民众完成中国国民革命的象征，亦就是中国民族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及无产阶级企图世界革命的象征”。 

至1926年初國民黨二大召開之際，在北京填報志願書的國民黨黨員人數約為四千人，已領黨證者為兩千六百餘人。国民党二大正式决定撤销北京执行部，会议的决议案，对北京的国民党工作表示满意。会上，于树德、丁惟汾、郭春涛等人报告了北方政治状况，北京执行部及北京特别市党务，以及西山会议派等“反动分子”在北京“捣乱”的情况。  

1月7日，西山会议派在《晨报》上刊登启事，要求在京国民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并计划20日选举北京市党部、区分部执行委员。次日，容共派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和北京特别市党部联合声明指其“纯系叛变本党之少数分子冒用本执行部名义所为”，此后容共派北京特别市党部又发表公告，否认西山会议派通告。1月14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国共团体在天安门召开“反日示威运动大会”。特别市党部的负责人徐谦、谭熙鸿、刘清扬、王一飞等人任大会指挥。2月24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北大三院召开各级党部执行委员联席会议。谭平山、陈毅等报告北京的党务工作。2月28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等团体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北京国民讨张吴大会筹备会”。  

1926年3月2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中央公园招待新闻界。丁惟汾主持会议，黄昌谷、于树德、韩麟符报告了全国和北京国民党的党务、国民党二大会议及市党部筹备纪念孙文逝世一周年的情况。3月，在国民军的反奉战争中，爆发大沽口事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和中共北京组织随即开展大规模的示威，要求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通过拒绝八国最后通牒、驱逐“帝国主义公使”、立即撤退驻天津的外国军舰、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等决议。3月18日，三一八事件爆发。国共示威队伍在执政府前被武力镇压。

三一八事件后，北京政府下令通緝徐謙、李大釗、李石曾、易培基、顧孟餘五人，指其“假借共產學說，嘯聚羣衆，屢肇事端”。国共两党在北京的活动转入地下，李大钊等人将国共在北京的组织转移到东交民巷原俄国兵营当中。4月15日，奉直联军进入北京，国民军退守南口一线。在张作霖的主持下，北京的共产党活动被镇压。  

5月，北京国民党组织已有区党部九个，区分部九十一个，党员二千七百人。1926年春夏，陈毅等人受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的派遣，分别赴四川、河北、河南、广东等地发动农民运动，组织农民武装。在北伐战争开始前后，国共北方组织以北京为中心，积极策划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并为其与苏联的接洽接线，特别是冯玉祥从苏联、蒙古返回中国后，1926年9月国民军接受苏联援助和顾问，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冯玉祥宣誓就国民联军总司令职，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这些军事活动有效地牵制了北方奉系联军对南方国民政府北伐军的压力。为了培养军事人才，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也积极动员北方的国共支持者报考广州黄埔军校，选派干部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6年9月，中共北京党组织团结国民党左派，联合实践社、新军社等团体组成了北京左派联席会议，并提出了将国民党的“党权交给左派”，“澄清党部”，“打倒新右派”。年底，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与国民党左派联席会与各团体一起，为改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准备工作。1927年1月26日-29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改选。由于中共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联席会事先做了准备工作，中共跨党党员在选举获得成功，九名执行委员中共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各占四席，17个区党部51名委员中，共派也占了绝对优势，达到37席。2月1日，几乎全部由共产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成立。  

3月1日，在共产党的主持下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向国民党中央二届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十二项建议案。3月15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作了第二号工作报告，汇报各级党部会议状况等，请求中央发给经费。  

1927年4月，奉系政府派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搜查机构，逮捕李大钊、路友于等国共北京领导人。同月，蒋介石在江浙发动四一二清党事变。国共合作进一步破裂。4月16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农民部部长莫同荣（中共）等被捕入狱。4月28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成的军事法庭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秘密进行军法会审。李大钊等二十人处以绞刑。被处决者还包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秘书郑培明、组织部长谢伯俞、农民部部长莫同荣、妇女部部长张挹兰、商民部部长姚彦、执委主席邓文辉、党部执委兼文书谭祖尧，市党部监察委员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及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均遭严重破坏。

 清党以后的派系斗争 
四一二清党事变后，国民党清党，整理党务。与天津国民党党部类似，在国民党清党到北伐军进入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党务，多以學生組織或社會團體等名義做掩護開展活動，并有新中革命青年社、三民主義實踐社、三民主義大同盟三小组织。

二次北伐开展后，1928年6月初，原本控制京津的奉系軍隊退出。6月6日，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在宣武門外湖南會館召開黨務公開之後的第一次會議。6月7日，北京特別市黨部指導委員會舉行正式成立會，九位黨務指導委員中王季高、黃國楨、李吉辰為祕書處委員，黃如金為組織部部長，許超遠為宣傳部部長，徐季吾為訓練部部長，李洛三、李吉辰、 黃如金、徐季吾、許超遠為民眾訓練委員會委員。1928年6月11日，投靠南京国民政府的晋系北伐军商震部进入北京。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由地下转入公开。6月15日，北平市黨部要求無論新舊黨員，均須重新進行登記； 同時因「黨中共產及反動分子，仍隱匿甚多」，決定對各黨員資格實施審查。6月20日，南京政府令北京改称北平，党部相应改名。

7月初，國民黨中宣部祕書谷正鼎由南京來到北平，擔任市黨部指導委員兼常務委員。7月25日，市黨部正式開始黨員登記，具體程序是「先筆試，次口試，及格者，再調查其平日操行。無黨證者，須有忠實黨員三人之保證」。7月29日，在北平市党部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市商民协会宣告成立。同年，成立国民党北平临时政治分会，李石曾、阎锡山、冯玉祥、鹿钟麟、白崇禧等13人为委员，李石曾为主席。地点在今北京张自忠路3号。像华北其他地方一样，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开始整顿党务。

北平市黨部的指導委員全部來自國民黨先前祕密活動時期的小組織，其中以「大同盟」勢力最大。九位指委除馬洗繁為大學教授外，其餘八人均為在校學生黨員。由於分屬不同的團體，相互衝突不可避免。地緣關係與派系關係疊加，使得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的北平黨務呈現出鮮明的地方色彩。例如黨員登記即引發了風波。在北平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中，原本佔據多數勢力的「大同盟」通過把持黨員登記，進一步擴張勢力版圖，因此遭致了「新中社」、「實踐社」等派的不滿。随着南京中央扩展影响力，南京國民黨中央與北平市黨部的矛盾、CC系與北平丁惟汾「大同盟」派的鬥爭也纷纷付出水面。

另外在1928-1929年，国民党改组派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人的代表自居，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支持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反对北平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体现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复杂。

1928年9月，蒋系党员贺仲弼、ト青茂、耿轮生、张鹏才，高希裴、顾丹华等六名相继秘密由汉口来京组织市党部，主任委员为贺仲弼，委员兼书记长为卜青茂，委员为耿轮生、张鹏才、高希裴、顾丹华等四人。 1928年12月，南京中央黨部決定派張繼、李石曾二人為河北以及北平、天津兩市補行特種登記委員。北平市黨部抗議，指「查張繼為西山會議派首領，李石曾為無政府黨著名領袖，叛黨禍國，劣跡昭彰，黨員民眾，尤深痛恨。其餘諸人，不為官僚則為西無走卒，若以之辦理本黨登記……恐不為叛黨之西無分子，即為貪污土劣，影響所及，本黨基礎，將為之掩撼而摧毀也」，以抵抗中央干预。

1929年6、7月，蔣介石抵達平津等地視察，指责「親見北方黨務複雜已極，改組派及各種反動勢力到處活動，破壞中央，或勾結土劣，或誘脅青年，甚至軍閥時代之舊官僚政客亦操縱搗亂於幕後，謀危本黨，毫無忌憚」，在北平市黨部黨員大會上，蔣批判「一般黨員之意志不堅定與改組派之投機取巧」，北平是「從前所遺下來的軍閥餘孽和最腐敗的政治遺毒，統統積在一處，支配一切」的地方。

1930年中原大战中，3月，阎锡山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在北平的宣传机关被查封，南京政府控制的铁路、邮电、报刊等也大多被晋方接管。国民党北平市党部遭到查封，封条署名为“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各区分部联合办事处”；北平地方政府宣布自立税则，独立征税。北平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管辖，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4月，阎锡山、冯玉祥发动反蒋行动，在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的加持下，国民党北平扩大会议成立，國民黨正式分裂為北平和南京兩個中央。此后东北军张学良入关助蒋，并进入北平、天津等地。10月12日，北平市公安局正式将北平市党部及河北省党部启封，承认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任命之整理指导委员。中原大戰結束之後，晋系失敗退出，為北平黨務中央化掃除了一大障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蔣介石與汪精衛重新確立了合作關係，中央系继续鎮壓改組派的組織與活動，全面清查北平市黨部內部的改組派分子。改組派成員部分追隨閻錫山，部分投靠CC系，逐漸在北平退出歷史舞臺。此外，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校长兼国文教员国民党员孙祥偈，支持学生抗日活动，发起成立女界抗日救国会，遭到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警告，10月24日，孙在《北平晨报》发表致函予以驳斥，受到北平市教育局局长的停职令。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北平市党部宣传部主任沈一平阻拦北平2月29日举办“慰劳上海抗日将士筹款义演”及“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散发《募捐慰劳19路军告全国同胞书》，派军警殴打代表。1932年1月30日，国民党北平政治分会成立，张学良、李石曾、于学忠等5人为常委。3月18日，北平党部与军警包围殴打在天安门前集会纪念1926年三一八事件的示威者，撕毁旗帜，强行解散队伍。5月28日，盐务学校国民党和军警破坏左翼戏剧家联盟北平分盟、北平抗日学生救国联合会在灯市口瀛寰戏院组织公演《血衣》。

1932年11月12日，北平党务整理委员会开始清党，整理党务，重新登记党员，划分区党部。1933年1月12日，北平市党部整理委员会和侦缉队闻讯在北大一院成立北平市各团体联合会，派人参加，指大会宣言和告民众书中有“反动口号”，捕走大会主席王开祎 （商大）、刘治已（北大）、曾中和（朝阳学院）、周国华等15人。

 何梅协定及战时发展 
1935年6月，中日《何梅协定》簽署，其中有“撤销河北省内包括铁路及海员党部在内的一切国民党党部”。6月10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天津市党部、河北省党部奉命停止办公，撤出境外，或转入地下活动。在何梅协定后，国民党军统局等特务组织先后有北平特别组、平绥办事处及北方区北平直属组等。蓝衣社组织了“铁血锄奸团”，专门从事对日本和亲日当局上层人物的刺杀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8月8日，日军进入北平市区。1938年9月，贺仲弼、卜青茂、耿轮生、张鹏才、高希裴、顾丹华等相继秘密来北平，联络旧国民党党员，恢复组织。

1938年12月，国民党秘密在日占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辖境重建北平市党部，国民党秘密组织的领导成员有区分部书记马香涛（香饵胡同小学校长）、弭峻唐（新鲜胡同小学校长）等，还有北平市党部委员顾丹华（住国子监街54号）、北平市党部青训干事郭明之（大同中学）、孙书章（北大）等。

至1939年，境内国民党组织仍处于秘密活动。在日占时期，北平的国民党组织活动范围主要在教育界，包括发展组织，建立区分部、宣传抗日思想、三民主义、“保持民族气节”、与日本人取“不合作态度”。主要方式为不暴露身份的个别交谈，收集情报，利用聚餐会等，收集各校情况及教职员对于时局的言论和对报纸的述评等。

1943年，北平市国民党党部派国民党员、东直门外二里庄小学教员吕璋为东郊区区党部筹备员，发展党员，组建区党部。同年，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设东城、西城、北城、外城东、外城西5个地方区党部和辅仁、北大、师大、中大4个学校区党部及若干直属区分部。东城区党部书记为张文明；北城区党部书记为周慎之。西城区党部党部书记为刘恩周、外西区党部党部书记为张清湘；中国学院党部书记王文宪、辅仁大学党部书记孙硕人、师范大学区党部书记刘瑛；北大区党部书记为张世森、孙书章。

 战后 
日本投降后，北平的国民党各级组织陆续恢复。1945年8月16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发布《市党部告市民书》和《北平市党部公告》，要求市民“欢迎国民党中央军”。18日，发表欢迎中央军注意事项。1945年10月，北平市党部改组所属区党部，按北平市行政区域划内7、外5、郊4共16个区党部，建立邮政局等6个直属区分部。国民党北平党部对在日占区工作和学习的职工和学生进行甄审，规定收复区专科以上学校为“伪学校”，一律关闭；称日占期间的毕业生为“伪学生”，并排除异己，同时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北平的学生曾发起“反甄审运动”，多次召开“反甄审大会”，举行游行示威。国民党当局派各大中学校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打出“拥护政府甄审的旗号”。

1946年1月，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局（1947年4月改称党通局）在北平区设市分区和一、二、 三、四分区，下设若干中心小组或通讯组，从事收集情报、调查、逮捕、审讯等工作。2月20日，北平党部纠集河北共统区逃亡地主1000多人，组织“河北难民还乡请愿团”， 在东四牌楼一带举行反共游行示威，闯入在帅府园的军调部，捣毁中共代表办公处。24日，国民党市党部与军统局发动东北旅平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 在中山公园召开“张莘夫追悼会”和“东北民众请愿大会”。

1946年4月，由于接收上的派系争权，国民党中央派吴铸人为北平市党部主委，人事发生很大变动。1946年4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在北平中山公园召开示威，反对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反对国大选举。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在熊斌、吴铸人、张伯瑾、陈雪屏等人领导下争夺会场，当地国民党部分区分部参加了此次行动。是年春，北平市教育局召集私立中学校长十余人勒令禁止学生进入张家口中共区。5月，成立控制中共学生运动的反共十人团，平民中学校长、山东中学主任、四中校长等参加，后又组织18人的外围组织，以抗衡中共在学生中策动的运动。是年夏，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募集党员特别捐，进行以搜捕共产党员为目的的全市户口大检查。国民党第二十四区党部曾组织反共学生参加反苏大游行。

1946年12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在石景山钢铁厂建立国民党北平市第三十九区党部。1946年12月29日，以沈崇事件为导火线，中共发动北平学生在东单广场举行反美集会，国民党第二十四区党部组织三青团员，混入清华大学队伍，呼叫反共反苏口号。

1947年1月，北平市党部奉令实行改组，所有区分部、区党部、市党部执委、监委均选举产生，吴铸人乘机扩充势力，拉拢中统，召开党员大会。在工厂聚集的三十九区，国民党党部在发展党员时利用工人之间的关系，结盟，拉拢特技领班、特技和普技人员72人组成联盟，称“72联盟”，也称“72友”，并利用其发展国民党党员180人。 

1947年2月4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和军统特务领导召集各大中学校特务负责人开会，决定在军调部解散的时候，大规模逮捕支持共产党学潮的学生。国民党第二区区党部、第四区区党部配合军警宪组织多次户口大检查。6月，国民党郊六警察分局奉北平市党部的命令，分局与区公所镇压中共发动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示威活动，召集地方保甲长分派人数，组织自卫队员千余人，对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实行包围和阻止学生游行，并带领自卫队员在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周围游行，呼喊口号，张贴、散发传单，配合警备司令部逮捕带头学生。

1947年，在北平市党部、社会局参与下，扩充各区分部，为当年的国民党国大代表选举拉选票。1947年10月，依照全国党团统一命令实行国民党、三青团合并，取消三青团，统一于国民党内，三青团所有各级团部工作并入同级国民党党部。为办理统一合并事宜，双方组成统一委员会，北平市党部扩大组织，增设青年运动委员会，视导室等机构及副主任委员、委员、干事等名额，以容纳三青团成员。三青团支部所属分团部合并于区党部，分团部下辖区队，支区队编配为区党部，北平特别市党部下设53个区党部、33个直属区分部。各学校成立党团同志会。

1948年1至3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加紧镇压共产党活动，监视共产党，成立北平市清共委员会，各区均设立清共委员会分会，主委包括尹靖波、张清湘、樊华甫、康绍禹、王洪恩、白乐华、王符师等。清共委员会分会先后召开保甲人员会，号召检举共产党人。如二区清共委员会分会，曾在西单商场、宏庙小学、桃园寺等开会，组织清共先锋队，调查和监视共产党活动，报告警察局和区分所。4月，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与参议会、警备司令部联合组成清共委员会和清共先锋队。8月，国民党郊六分局、中统、军统特务、宪兵、警察，在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内的国民党员配合下搜集亲共学生和教授的情况，了解中共干部名单并逮捕。

在共产党进入三十九区（后石景山地区）前夕，石景山钢铁厂区党部动员“72联盟”成员试图买枪，并要求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发枪，又参加护厂委员会，或混入亲共队伍，参加石景山钢铁厂接收工作。

1949年1月31日，傅作义向解放军倒戈，解放军和平进入北平市。国民党组织随之瓦解。根据北平和平易手前夕组建的中共北平市公安局拟定的进城后的工作计划，设立国民党骨干分子登记处。按照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规定，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以上及相当上述等级者均须自首、登记。对在机关、学校内部和社会上登记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及相当职级者，按问题的不同情况，分层次送市公安局管训大队、留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进行管训。对留区公安分局和派出所管训的，管训后分别作出管制、遣送原籍、单位留用等处理安排。

 另见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
 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
 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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