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的民主倒退

民主倒退是指一个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或一些因素而逐渐失去民主特征。本条目将会探讨亚洲各国民主倒退的案例。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自1998年改革转型（Reformasi）以来，逐步确立了多党竞争选举制、权力分立的宪政体制和相对开放的公民空间，使其成为东南亚重要的民主范例。然而，进入2020年代中期，随着政治文化、制度实践与权力结构的演变，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质量出现明显倒退趋势，引发国内外学者、媒体与人权组织的关注与批评。

民主指标与国内评价
多项权威指标显示印尼在民主品质方面经历了持续下降。例如，Freedom House 的民主评分自2019年以来从约 62 分降至 57 分，并持续属于“有缺陷民主”的中等档次；《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持续下滑，报导自由与媒体环境受到压制；一些学术机构甚至指出印尼从选举民主状态向“选举威权”方向滑落。学者指出，导致这种趋势的因素包括政治认同政治、选举诚信问题、政党机制弱化，以及制度性改革动力不足等，这些长期因素叠加，使得印尼民主的弹性与质量呈现“低能民主”特征。

政府政策与权力结构变化
2024–2025 年期间，印尼政府实施或推动了一系列被批评为可能削弱民主制衡机制的政策与立法：
军事法修正与军政融合趋势：国会通过了有争议的军事法修正案，扩大现役军人可担任政府民政职务的范围，并延长军官服役年龄。批评者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军队与文职政府的界限，向过去“新秩序”时期的军政混合体制靠拢。
地方选举制度改革讨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及其执政联盟提出废除部分地方首长直选制的设想，计划将某些地方行政长官直选改为由议会选举。支持者主张此举能提高效率并节省开支，但反对者认为这可能削弱基层民主参与与选举权。
执政联盟主导的国会结构：普拉博沃领导的执政联盟在国会中占据压倒性优势，这种集中式权力结构使反对党力量边缘化，并促使民众对国会缺乏制衡效能表达不满。
这些趋势引发了一部分政治学者和观察者的担忧，即若这一方向进一步加深，可能使印尼现有的民主制度出现退缩或制度性削弱。

社会运动与抗议
民主倒退的讨论并非仅限学术界，印尼国内也出现了多次抗议与社会运动，对政府政策提出挑战。2025年初，由学生与青年团体掀起的“黑暗印尼（Dark Indonesia）”示威，在雅加达、日惹、万隆等城市爆发，部分抗议者批评政府预算削减、社会服务紧缩以及扩增军队在民政事务中的角色，同时表达对政府高压管理的不满和对民主空间减少的忧虑。
此外，人权组织也指出针对某些抗议活动的执法行动出现过度武力与任意逮捕现象，尤其是在公众集会与批评政府政策方面，这些事件被视为对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潜在威胁。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曾因“一国两制”框架下的高度自治、自由经济与公民权利空间而被视为亚洲重要的半民主城市。然而，自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的民主制度、公民自由和政治多元性出现显著倒退，许多曾被视为民主与自由象征的机制和组织遭到重塑或消失，引发国际与本地广泛关注。

国家安全立法与政治权利收缩
2020年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并在香港实施《香港国家安全法》，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在香港确立广泛法律权力。该法规定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及与境外势力勾结”等行为施以重刑，这些定义被批评为模糊且具有广泛适用空间，引发对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受到压制的担忧。
随后香港当局和司法系统开始运用该法律对大批民主派活动人士、政界人物和异议人士提出指控。在2024年，一宗涉及多名民主派人士的大规模“主权案件”审判中，至少14名民主派活动者被判定“颠覆罪”。

选举制度变革与政党消亡
在国安法框架下，香港的选举制度经历系统性重构：
候选人资格审查机制被调整为必须获得忠于中国共产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爱国者”认定才能参选。
直接选举席位数量大幅减少，香港立法会和区议会中直接选举比例显著下滑，限制了市民参与的程度。
原本存在的泛民主派政党逐步消失，曾长期活跃的香港民主党在2025年宣布解散，而其他民主派团体也因压力而停止活动。
这些变革使香港的议会结构与选举实践逐渐转向对北京政府忠诚的政治人物主导，形成一种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竞争的政治体制。

媒体与言论自由的收紧
在香港国安法实行后，新闻自由和媒体空间也显著收缩。多个亲民主媒体例如《苹果日报》和 Stand News 等被迫关闭，其创办人或高级人员因涉嫌“勾结境外势力”等罪名被起诉或判刑。香港的媒体自由指数在全球范围内显著下滑，报道环境出现明显自我审查趋势。

公民社会与学术自由受限
独立的民间组织、工会和权利团体在政策压力下逐步解散或被迫停止运作，公民社会空间收缩明显。学术自由、文化表达和公共讨论议题在敏感领域受到法律与社会压力的双重影响，使公共话语空间显著趋紧。

缅甸
缅甸联邦共和国曾在2010年代推进政治改革，并在2015年全国大选后实现由文人政府执政的民主尝试。然而，自2021年2月1日军事政变以来，缅甸出现了极端且全面的民主倒退，这一过程深刻改变了该国的政治结构、公民权利和国家治理方式。

政变与民主制度的摧毁
2021年2月1日，缅甸国防军以未经证实的选举违规为由发动政变，拘捕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缅甸总统温敏及其他政府官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掌握国家全面权力，从而结束了长期脆弱的民主转型进程。此后，军方推翻了由民选产生的国家领导层，并废除或重塑了多个民主机构，使缅甸的民主制度结构性崩溃。
自政变以来，军政府解散了众多政党，包括长期主导政治的全国民主联盟（NLD），并通过法律手段禁止其成员参与政治活动或竞选。新的法律和制度安排限制了政治组织的自由运作，违背了国际公认的多党政治和言论自由标准。

采用选举合法性外衣
在推翻民选政府近五年后，军政府尝试通过举行所谓“全国大选”恢复政治体制，但这一过程受到广泛批评为“作秀式选举（sham election）”。2025年12月至2026年1月举行的分阶段选举在大规模冲突地区无法进行，并且大部分参选者为军方或亲军方势力，使选举缺乏真正的政治竞争。国际观察人士和人权组织认为，这样的选举并不体现国民自由选择，而是军方巩固权力的手段。
军政府还推行了一系列法律，例如“选举干扰”法，规定对批评选举过程的任何组织或言论施以严厉惩罚，包括长期监禁甚至死刑，从而在法律上压制反对声音。

系统性镇压与人权侵犯
自政变以来，缅甸军政府镇压异议的方式极为残酷，包括任意逮捕、酷刑、强迫失踪以及对平民的暴力攻击等。根据民间监测组织统计，数万人被拘留或杀害，数百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成千上万的居民被迫流离失所。
缅甸境内的武装冲突不断升级，尤其是在若开邦、掸邦和克钦邦等地，反对军政府统治的武装力量与国家军队持续交战，导致大规模内战和人道危机。此类冲突进一步破坏了国家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也使得民主运动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

抗议与公民抵抗
虽然军方实行高压统治，但国内外仍有民众和组织以不同形式表达对民主的追求与抗议。在仰光、曼德勒等城市，和平抗议曾持续进行，尽管遭遇逮捕和镇压。缅甸的抗议者多以要求恢复民主权利、释放政治犯和结束军方统治为核心诉求。
此外，海外缅甸社群也多次组织抗议以声援国内民主运动。例如，缅甸难民和流亡者曾在马来西亚、欧洲与其它地区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军政府的选举安排并要求国际社会不承认其合法性。

印度
印度长期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其多党制、选举竞争以及独立媒体的传统曾为政治体制的稳固提供基础。然而，自2014年印度人民党（BJP）在纳伦德拉·莫迪领导下执政以来，多项民主指标显示出明显下滑趋势，使印度的民主质量在国内外学界与观察机构中成为重要议题。批评者认为，这一倒退并非突然发生，而是多年来制度性变化、政治文化演变与权力集中的结果。

国际民主指数与衡量
根据数项国际指标与排名，印度的民主质量在过去十年内出现明显下降：
在 Freedom House 的评估中，印度已从“自由”（Free）状态降级为“部分自由”（Partly Free），显示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受压。
《经济学人智库的民主指数》也将印度归类为“有缺陷的民主”（Flawed Democracy），得分显著低于过去的水平。
在新闻自由指数上，印度的排名长期位于全球较低水平，媒体独立受到警告与批评，对新闻报道与异议声音的空间构成压力。
这些指标共同反映了印度民主制度在选举完整性、政府运作透明、公民自由保障与媒体环境等关键维度的弱化。

制度变化与政治争议
分析认为，印度民主倒退的具体表现包括政治力量的集中与制度性挑战：
批评者指出中央政府对联邦制机构和独立机构的影响力增强，包括对选举委员会及司法体系的指责，认为这削弱了制衡与监督机制的效力。国内反对党领导人曾公开指责政府和相关机构在选举过程中干预、操纵选民名册等，引发对选举公正性的关注。
社会上针对宗教和少数群体的仇恨言论与歧视事件有所增加，根据研究组织数据显示，2025年印度的反少数群体仇恨言论显著上升，这被视为民主文化和社会包容性面临压力的信号。
这些变化和争议点往往成为民主退化讨论的核心议题，同时也引发了国内政治人物与公民社会的反响。

抗议与民主辩论
在印度国内，关于民主倒退的议题也引发了政治抗议与公开辩论：
反对党及其支持者曾就选举制度问题举行抗议活动，部分反对党领袖因示威而被拘留或面对法律程序，这些事件在公众领域激起对言论自由与集会权利的讨论。
在政治语境中，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经常公开批评政府对民主制度的“攻击”，呼吁保护选举独立、司法独立和多元政治表达，这些论述也成为印度民主状况讨论的一部分。
虽然印度尚未出现类似部分国家那样的大规模全国性抗议浪潮，但社会中对民主价值的争论却日益激烈，特别是在年轻世代与政治观察者中。

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国曾长期被视为东欧与中东交界的民主与世俗国家典范，尤其在冷战后建立了多党选举制度、独立司法与较为开放的媒体环境。然而，从2010年代中期起，特别是在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及其正义与发展党（AKP）掌权下，土耳其的民主制度质量经历了系统性恶化，被多项国际机构与分析视为从“竞争性民主”向“竞争性威权”甚至更强权体制的倒退。

民主指标与制度变化
根据民主指数与自由度评估，土耳其的民主指标长期下降：
民主质量指数长期下滑，许多学者将其归类为“混合体制”或“竞争性威权”，其中选举虽仍举行，但政府利用国家资源及权力优势压制反对派。
新闻自由与媒体独立性显著恶化。土耳其在新闻自由指数中长期排名靠后，多个独立媒体被迫关闭或大幅缩减运作。
司法独立性被批评为遭到侵蚀，政府通过司法手段审查与打压政治异议者，加剧政治权力集中。
这些变化使得土耳其在制度性制衡、权力分立及公民自由等核心民主维度上出现深度倒退。

主要事件与政治压制
2025年3月，土耳其政治局势爆发引发广泛关注的重大事件：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ğlu）被警方拘捕，并随后以腐败及恐怖主义相关指控被正式逮捕。伊马姆奥卢是主要反对党人民共和党（CHP）的关键人物，曾在多个地方选举中击败执政党候选人，被视为2028年总统选举的有力挑战者。其拘捕时机接近党内提名程序，引发国内外对司法行动的政治动机质疑。
随后，政府对伊斯坦布尔及其他地区的反对派民选官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撤换民选市政官员并由政府任命托管人，以及对反对派成员进行法律追诉和逮捕。欧洲人权机构因此对土耳其民主倒退表示担忧，并计划派遣观察代表团调查民选官员被撤职的行为。

抗议与公民社会反应
伊马姆奥卢被捕后，土耳其爆发了全国性抗议，规模被认为是自2013年“盖济公园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众示威浪潮。大量示威者走上街头，呼吁释放市长、保护民主制度并抗议政府打压异议。但政府迅速禁止集会、部署防暴警察，并对参与抗议的民众与记者进行了大规模拘捕。至少数千人在示威与随后的安全行动中遭到拘留，包括多名记者、学生及反对派支持者。
政府方面则强调这些行动是依法进行，并指控部分示威者与恐怖主义组织有关，试图对国家稳定构成威胁。

国际反应与地缘政治影响
土耳其的民主倒退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欧洲委员会等机构批评土耳其通过撤换民主选举官员和打压反对派来削弱民主规则，但同时指出出于其在欧洲边境安全、移民管理和能源领域的战略地位，外部压力受限。土耳其仍因这些战略因素在国际合作中保持一定重要性，导致民主倒退议题在外交政策上被复杂化处理。

参见
亚洲Z世代抗议活动
民主倒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