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難民年

聯合國宣布1959年為世界難民年（，縮寫），基本定於1959年7月1日至1960年6月30日期間主辦，為一項致力於攜手應對全球難民問題的國際年，敦促各成員國繼續關注難民問題，增加財政捐助，並鼓勵採取更多人道主義措施安置難民。其旨在提高全球對難民需求的認識，並為致力於改善難民福祉和尋求持久解決方案（包括永久安置）的組織調動財政資源。此外該活動也希望提高聯合國難民署的知名度，並促使更多國家政府簽署1951年《難民公約》。世界難民年在當時全球人道主義活動領域並非拘泥於聯合國政策的限制標準，而很大程度上是向所有難民提供援助，以表明世界難民年忽略當時實際政治和法律因素的跨國際基礎。 Louise W. Holborn, Refugees: A Problem of Our Time: The 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1951-1972 (Metuchen, NJ: The Scarecrow Press, 1975) 當時參與冷戰成員國限制到聯合國自身的行動能力，並削弱了它的作用，聯合國在確認其正式授權確認難民方面存在缺位，同時建議國際社會採取更中立的行動。

世界難民年於1960年6月30日結束，但其許多宣傳、籌款和難民安置活動此後持續了很長時間，如加拿大難民年（CCWRY）一直運作到1960年9月30日。發起建立該主題年的英國政府稱其為「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具普惠性的短期人道行動」。

 背景緣起 
社會層面當時教會及許多教會領袖在廣泛向外界呼籲對當時難民：包括當時那些在二戰後無家可歸的人，來自鐵幕國家的難民，北非的阿爾及利亞難民，中東的阿拉伯難民，來自埃及和其他穆斯林國家的猶太難民，香港的中國難民，巴基斯坦難民，韓國難民，以及後來出現的西藏難民——據估計當時難民總數接近1500萬（其中1959年初歐洲有13.2萬名未定居難民），提供更多支援，從而在國際推進人道主義議程。在1958年春，四位隸屬於英國保守黨內部保守派公共政策智庫「鮑氏集團」（Bow Group）的年輕人，鑑於前一年聯合國國際地球物理年的成功，率先提出設立一個專門關注難民問題的國際年概念：蒂莫西·雷森（Timothy Raison）、克里斯托弗·查塔韋（Christopher Chataway）、科林·瓊斯（Colin Jones）和特雷弗·菲爾波特（Trevor Philpott），他們當時在倫敦頗具影響力的刊物《十字弓》（Crossbow）上發表題為《呼籲：世界難民年》的文章，提出「難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痛苦的病症的痛處」，呼籲英國發揮領導作用，向其全球盟友推廣這一理念及發起全球運動，以減輕歐洲、香港和中東難民的苦難，從而令國際官方層面集體就世界難民問題採取聯合行動。

 計劃 
難民年組織的原計劃為實現兩個目標：

 提高公眾對當時難民狀況的認識，
 幫助當時難民通過重新安置來緩解他們的困境。

但由於當時民族主義和政治考量等問題，世界難民年的重點很快就轉移到了為在地難民籌款，而不是組織大規模的重新安置項目。

而其旨在重點關註四類長期難民群體：
 所謂「核心」難民和流離失所者：二戰結束十五年後仍居住在難民營或自行定居但生活貧困的聚居區，主要集中在德國和奧地利；
 人數較多、規模較大的巴勒斯坦難民，於1948年逃往約旦西岸、加薩走廊、黎巴嫩和敘利亞──其中大多數人居住在難民營中；
 中國難民，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逃港，在英國殖民地他們居住在擁擠的定居點，而非難民營；
 數千名俄羅斯裔老年難民，在1917年革命後離開蘇聯前往中國，似乎被世人徹底遺忘。
 參與成員 
1959年6月，共有52個國家參與，至1959年底，參與國家增至72個，另有6個地區加入。1959年6月至1960年6月期間，共有97個國家參與了世界難民年活動，包括英國、挪威、瑞典、德國、加拿大、美國、澳洲和紐西蘭。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東方集團國家等拒絕與世界難民年有任何瓜葛，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這是冷戰中爭奪世界輿論和打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段。

 建立與實踐 

建立世界難民年提案由英國官員於1958年在聯合國大會第十三屆會議上提出，建議根據各成員國的具體需求，可將世界難民年作為向全球難民提供更多援助的有效機制。而在跨國商議議程裡，當時不少政府代表所屬的那些固守白人至上觀念的殖民地社會，堅持認為滿足難民需求的最佳途徑是改善當地狀況，而不是為他們重新安置，當時出於政治考量，種族主義等級制度必須用外交辭令來包裝。因此如當時的澳洲官員，在建議將「歐洲某些類別的難民」重新安置到「一個能夠透過其完善且高度發展的社會服務體系，提供適當機構照護和後續治療的國家」時，提到了「心理與環境因素」。澳洲當時認為自己就是這樣的國家之一，並將重新安置工作重點放在滿足歐洲難民營中人們的特殊需求。參見Brief for the Australian Delegation to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Speci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s Programme, Commencing on the 15th June, 1959, dated 5 June 1959, UNHCR Executive Committee - First Special Session - June 1959, A446, 1959/65585, 1957224, NAA (Canberra). 紐西蘭方面當時也優先考慮歐洲難民問題，直到歐洲難民問題改善後才開始為香港和韓國的難民救濟提供援助。 參見 correspondence in Refugees - General (1961-1976), AAFD, 811, W3738, 895, CAB 69/1/1, ANZ.進而有關多國政府顯示沒有意願為世界難民年的承諾而改變其本國的移民或難民政策，要求應當由各個政府自行決定如何實踐Jamieson to Read, 5 March 1959, ARR88, Box 8, Country Files, “Canada,” United Nations Archives, Geneva (UNAG).  Brief for the Australian Delegation to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Special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s Programme, Commencing on the 15th June, 1959, dated 5 June 1959, UNHCR Executive Committee - First Special Session - June 1959, A446, 1959/65585, 1957224,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NAA), Canberra.，因此早在世界難民年啟動之前有關目標於正式層面就已經受到限制。

而蘇聯為首集團投票反對設立難民年，認定只要聯合國鼓勵難民和流離失所者返回他們在波蘭和蘇聯的原居住地，那麼「核心群體」面臨的困難就能迎刃而解，西方世界未有信納。1958年12月5日，聯合國大會以絕對多數票通過第1285（XIII）號決議，正式成立世界難民年。各成員國決定提高公眾對難民議題的認識，並鼓勵各國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公民提供更多財政援助。

世界難民年被宣佈為「人道主義年」，旨在聯合各方力量，共同應對當時國際社會所面臨諸多難民潮，如歐洲戰後流離失所者營地的難民危機，以及在中東的巴勒斯坦難民、在北非的阿爾及利亞難民和在英屬香港的中國難民。在確認其正式授權範圍不包括香港華人的同時，聯合國也建議國際社會採取更中立的行動，以應對因難民湧入而加劇的香港貧困問題。

當時的聯合國成員國在履行義務執行決議時，可獨立決定其對世界難民年的貢獻性質，每個成員國都保留根據自身「方法和傳統」而向難民提供物質和財政援助的自主權。有些成員國選擇永久保留其世界難民年委員會，而有些成員國則選擇將世界難民年的期限延長至1960年6月之後。各委員會被廣泛認為是世界難民年運動在全球成功的主要動力。作為世界難民年一部分行動，各國實施了難民營清理計劃，旨在幫助2.1萬名難民，其中許多人已在難民營生活了10年或更久。

 募資 
各國難民年委員會當時精心策劃一系列令人眼花撩亂的募款活動，如紐西蘭舉辦過糖果義賣和芭蕾舞劇《流亡》的特別演出；澳洲放映電影《難民營》進行籌款；香港舉辦慈善爵士音樂會和業餘拳擊比賽；英國舉辦薰衣草義賣和贊助的賽艇比賽。時名演員尤·伯連納也利用其明星光環為世界難民年事業貢獻力量，歌星伊蒂·琵雅芙和賓·克羅斯比則為「全明星音樂節」專輯貢獻金曲，該專輯僅在當時歐洲發行的前三個月就售出超過一百萬張。

在世界難民年期間，參與行動的各國還有發行世界難民年郵票，用於信件寄送，以籌集資金援助難民。據計當時全球70個郵政機構同時發行首日封，不僅為籌款，也提供機會向公眾展現對難民的態度和看法。當時奧地利發行主體郵票展示1956年匈牙利人的逃亡，並藉此強調其當期時對難民救濟的貢獻；美國發行主體郵票則描繪了一堵高牆，難民的身影在牆的映襯下顯得格外醒目；郵票所用圖像強化如此觀點：這項運動將幫助難民們用希望取代絕望，讓他們從條件搬到惡劣的難民們住所，主題郵票讓「難民的故事得以講述，這個故事總是始於逃亡和絕望，有時則以希望和重新安置告終」。

 評價 
這項運動被視作帶有烏托邦式的理想，而後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等再度湧現新一波難民危機有所讓參與國應接不暇，此外當時的巴勒斯坦難民和藏人難民儘管在這項運動框架下獲得一些救濟物資和用於各種計畫的資金，但並未（也並非旨在）滿足他們對「家園」重建的基本訴求。該世界難民救濟運動尚且未能提供永久解決方案，但它為公眾提供了一個了解難民日常困境的機會。各國在為難民發聲方面仍處於幕後，而且當時它們有所試圖勸阻人道機構不要過度渲染「難民和乞討碗」的形象Memo from Burgess to Wallace, 21 May 1960, FO 371/150430, NAUK. 關於當時有關政府對大規模募款計畫的保留意見參見correspondence in File 1, Box 4, Canadian Committee for World Refugee Year Fonds, McMaster University Archives。 而當時的慈善和人道主義組織在向公眾介紹難民問題上發揮了主導作用，它們的募款活動使難民問題國際化，提高了公眾的期望，並加劇了現代難民群體既是受害者又是具有威脅的外來者的矛盾處境參見Emma Haddad, “Danger Happens at the Border,” in Prem Kumar Rajaram and Carl Grundy-Warr, eds. Borderscapes: Hidden Geographies and Politics at Territory’s 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8),。

參考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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