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競先之死

鄒競先之死為1924年8月28日廣州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鄒競先被廣州市公安局第一區警察逮捕，由廣州公安局長吳鐵城等親自審訊，當晚以散發傳單反對政府，調查軍隊情況，認為其“系逆党受人運動，希圖擾亂”而槍決。

鄒競先被處決事件發生於廣州商團事變期間。當時由於廣州商團從歐洲購買的軍械被廣州革命政府所扣押，廣州商團及珠三角等地的商民發起罷市，并要求政府發還軍械。鄒競先之死激化廣州商團與廣州革命政府之間本來就存在的矛盾。廣州革命政府（包括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認為鄒競先為“罪犯”，商團方面則認為鄒競先是“烈士”。

 背景 

鄒競先，字以行，廣東省南海縣金溪鄉（今為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金溪社区）人，少年时随父亲在廣西梧州经商，曾服役於梧州商團軍，並在同辈中拔萃。1922年春，鄒奉其父親命调回广东主持店务，並加入广州商团军第九分团。

1924年除夕期間，廣州发生“手票事件”。因商店拒绝使用大元帥府新发行的军用手票，廣州商团發起大罷市，与政府各军产生了七八起冲突，有幾次冲突双方差点交火。邹負責的防區正处要冲，警报频传。鄒則積極參與，又表示“人誰無死，患不得死所耳，予已決心捨身團務，抵抗强暴，即所以保衛地方”，防止對商團懷有敵意的军官對商团展開報復。

商團事變發生前，鄒已為廣州雙門底永漢路正昌紙店股東兼經理，家資富有，約十餘萬，鄒的父親認為鄒能幹，於是將家裏的商務交鄒代理。鄒競先通曉文學，根據身邊人的說法，鄒熱心於社會公益事業，因此被推舉為廣州商團第九分團中隊長，並把团务视为己任，積極地帶隊外出巡查。案發時，鄒競先已婚無子。其妻子王氏出自同乡望族，比鄒小三歲，自幼丧父，由母亲抚养。鄒妻的母親与鄒为姻亲，認為他“英武爽朗”於是招其为婿，並原定其生子后归宗继嗣。

據商團方的說法，廣東扣械案發生之後鄒正在家鄉，聞訊後立即整裝回廣州。其家人勸阻，鄒則認為“身為隊長，有事時不能為團效死，乃欲戀戀里閭，為天下笑耶”，並回到廣州領導團務。對於扣械案，鄒“憤當道強橫無理”，“且恐外間不明真相，妄聽謠言”，因此即使廣州革命政府限制，仍常常四處發放為“商團辯白之文件”，乃至親自派送。鄒遇“無論識與不識之人，鄒必為之解釋”，並且常常深夜外出，撕毀街上由官廳、共產黨及相關組織散發的抨擊商團的文告、傳單，或用筆塗抹以洩憤。鄒經常聚集在商團部飲酒哭泣，鼓勵同人對抗政府，“誓與強暴決一死戰”。

鄒所在的第九分团共有团军九百余人，兵力占商团总势力四分之一。辖区範圍在廣州北至老城小北门，西至状元坊，南至南堤、东堤，东至东郊寺贝底，是廣州商團防區最廣的分團。第九团罢市传单多由邹亲自登门分发。當時，廣州商團發動多次请愿，並未有積極結果。部分商團人士認為當局“無善意，陰為戒備”，鄒則在此期間除公事外，不離集合地点一步以作戒備。

 經過 
根據廣州政府説法，1924年8月28日下午五點，廣州警察第一區署58號警察廖權，巡邏到至惠愛東路時，見鄒競先穿黑膠綢衫，沿途秘密抄錄政府軍隊的駐紮地址、軍名、營連隊別及門牌號數。廖權認為鄒競先可疑，便跟從鄒。鄒競先走到永漢北路建國湘軍駐紮處，并繼續作記錄。當時有廣州衛戍總司令部某副官經過，加入協同偵緝鄒的行為。鄒競先察覺到有警察偵察，便進入美利權咖啡店吃雪糕。公安局的警察等鄒吃完雪糕，出咖啡店後上前，鄒於是被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區警察林日雨、王勵等在所轄永漢北路廣東財政廳前捕獲。

區署長隨即將鄒競先解送公安局。公安局指其身上搜出孫文大元帅府、廣州市內各政府机关以及军队驻扎位置，政府驻兵人數手册一本和长官姓名手冊一本，“又在其鞋底搜出陈廉伯告商团团友传单一纸”，由真筆板印、下署陳廉伯名，呼籲商團抵抗政府及聯絡設備，以爭取還械罗国明《黄埔军校大传 上》，第15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鄒照例回答自己的年歲籍和職業。區長沈崧審訊鄒競先後，即將他押解公安局審訊。

當晚，鄒競先由广州警备司令、公安局长吴铁城亲讯。吳鐵城問他受何人主使送傳單“詆毀政府，又何以調查軍隊駐防情形”。根據政府說法，鄒表示自己受命在廣州市調査各軍駐紮地址及駐兵人數，並秘密散佈政府禁止派發的商團傳單。但親商團方面的媒體則指鄒表示自己認為“政府為人民公僕，橫施虐政，我主人翁有罷免權、痛斥權，無如汝等臉厚心昧，盤據不去”，自己“本良心做事，不受何人驅策”，“以喚醒同胞，努力殺賊耳”。鄒指責政府“假托主義率獸食人”，又要求政府不要株連他人。

鄒在審訊時認為自己派發傳單是因為“我商團不得不辨白是非”，並說政府“强奪我商團軍械，箝制輿論”，“人民犯罪，國家尚公設律師，替人辯護，豈有壓迫一方，不許講話之理”，“我是正當商人，出任商團隊長，與流氓不同”，“我為三千萬人民而死，無怨無悔。今日殺不了你，死後我必化作厲鬼報復”，並發表言論看法。鄒認為自己調查軍隊的情況，是因為“軍隊駐我地（指廣州商團的分防區域），我理應調查，問心無愧”。

吳鐵城又問鄒關於商團最近的舉動，要求其“明白禀報”，並指陳廉伯“私運軍伙漁利”，表示鄒“年少無知，為所利用”，“我替汝不值，汝知悔否”。鄒則回答自己認為“商團購械，公衆議决，請團長担任領有槍照，始運入口，不得謂為私運，汝輩恐嚇煽騙，又誣團長（指陳廉伯）漁利，祗可行之頭腦單簡之人，不能施之我鄒某”。鄒競先認為陳廉伯是嶺南富家和大慈善家，並指商團購械價格由各團平均擔負，因此吳鐵城漁利一說無根據。鄒又認為陳廉伯“造福吾商民不淺，便是大英雄……為地方謀幸福、雖死猶榮”。最後，鄒又對吳言“汝能殺一鄒某，不能殺多數鄒某，行將見汝輩，盡遭天討也……我料同胞必能為我報仇、盡殺汝等暴徒也”，並表示“自問無不法舉動，生殺由汝，不必多講”。吳鐵城因怒不可遏，對鄒連摑數掌致其口鼻流血，鄒則罵不絕口。

隨後吳鐵城電告孫文以及時任廣東省長廖仲愷請示。廖仲愷認為鄒“在戒严区域内调查军队驻址及驻军人数，显系逆党受人运动，希图扰乱，实属罪无可赦”，並發下公安局命令一道，要求將鄒競先執行槍決（指其“私査軍隊駐所及駐兵人數散佈謀亂傳單”）。在此期間，广州商团亦策划派武装和巡逻车，圖在惠爱中路、西路、維新路北以 “巡查”為名，准备在看到維新路公安局押出邹竟先时即截車“搶犯”。廖仲愷於是命吳鐵城對鄒當晚立即秘密槍決，使商團的計劃落空谭廷甫：《商团谋劫法场的阴谋》，引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 第8辑 1963年第2辑》。

在臨刑之際，鄒繼續對政府軍人發表言論以表自己“救國救鄉”的立場，又向警兵要求紙筆以留下對家人的遺書。當晚七時，鄒競先乘汽车前往市郊外盤福路尾被執行槍決，途中在車上仍然大呼“我鄒某為省商團爭械而死，死得轟烈，諸君切勿餒怯，拚命與惡政府奮鬥，以完我某未竟之志，則鄒某死亦瞑目”。處決後，政府亦宣佈其罪狀：“為布告事，現奉省長令開，着即將私查軍隊住所及駐兵人數，散布謀亂傳單之鄒競先一犯槍決，以昭炯戒，此令”。鄒從被捕到行刑，僅約三小時。其身上有西紙（外幣）七十元、金褲扣一個，以及一把用來自衛的左輪手槍，均被人拿走。廣州商團及支持商團的報章指責此為“孫政府殘殺商民”。

 後續 
鄒死時23歲，留下遺書，謂自己“回憶幼秉庭訓，諄諄以忠孝節義見勗”，呼籲商團成員“奮起殺賊……努力猛進”：

廣州公安局在鄒死後連夜查封他所管理的正昌紙店。當時正值廣州商團罷市，建國滇軍將領范石生和廖行超負責調停政府與商團之間的矛盾期間，因此令調停一事幾致中止。商团有人希望将此前的谈判条件中止，先解决邹案问题。范石生则表示时间紧迫，劝商团“勿以小事而误大事”，向商團表示自己願意負責向吳鐵城交涉（“彼一力担成办妥”），於是商團便同意鄒案的處理“預定於調停後、此事則另案提出”，并继续调停的谈判。商團中人因為鄒的死進一步對政府憤怒，並决定以三條件要求政府，包括“（一）撫恤被害者。（二）罷免吳鐵城。（三）追緝兇手”。其中罢免吴铁城的要求被政府直接拒绝，商团甚至有持激烈反政府立场的成员要求“将胡汉民、廖仲恺、蒋介石、吴铁城枪毙”。

事後，廣東商團視鄒競先為“因公遇害，為團友殉義之第一人”，認為“非有隆重之表示，不足以勵後死而昭忠烈”，予以隆重紀念。九個商團的同人將鄒的遺體暫時安放在廣州大北門外的環雲仙館（環翠庵，一說為双山寺），設立靈堂供奉。每天輪流派出十多位團友到庵中守靈照看香火，其年幼的弟弟亦一同。各商團亦送來齋醮，包括前來廣州的廣州以外各縣鎮商團成員。鄒的靈位安放在環翠庵正殿左側的偏廳內。偏廳前的屋簷下掛著一對寫有「鄒府」二字的藍色大燈籠，屋簷下還用紙錢紮成一塊橫額，上面大書「英名宛在」四個大字，旁邊配有一副對聯：「鼎鼎英名垂後世，轟轟勇烈冠同儕」。偏廳正面的牆上，嵌著一幅鄒身著戎裝的半身像，用玻璃鏡框壓住，題為「鄒中隊長競先遺像」，下方署名「麗生繪贈」。四周又配以鮮花、生花裝飾，以及輓聯、祭軸點綴。靈堂上則擺滿香燭、鮮花、供品，臺前擺花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蒐集的目擊者說法，鄒的屍體撐立在庄房里角落，下有圓木躉承着，全身斜立，身穿商团黄斜制服，个子矮小，並由其家属請人用防腐藥水浸泡制成留作紀念，類似木乃伊。

各地送來的輓聯內容除表達哀悼以外，亦有表達對政府不滿的內容，如「真桀紂不殺商士，假湯武竟害乃公。」、「擊石心哀，市上青燐皆草木；捕蟬禍結，世間黃雀後螳螂。」、「頓地呼天，如此人兮如此日；撫時感事，難為死者難為生。」等。商團並以每位團員捐款1元，交總公所轉給鄒氏家屬作為撫恤金。商團副團長鄧介石則在會上稱“鄒競先为国而死，为商人利益而死，设使商人屈服，献械倾家，亦不能满足孙文野心，为着阻止实行共产，商人如不猛省，以后无立足生存之地，亡团即亡家亡省”。鄒的大部分親戚仍在原籍，其父親當時則在廣西貴縣的美孚洋行經商，起初打算立刻將其靈柩運回家鄉安葬。但廣東商團認為各地人士紛紛前來弔唁，而全省性的大追悼會尚未舉行，希望暫時將靈柩留在廣州，其父親於是同意。

對於鄒的後事，商團成員提議四項辦法：

當時廣東商團計劃在扣械風潮平息後聯合舉行更大型的追悼大會，並延請名流為鄒撰寫行述，徵集哀詞、祭文彙編成《哀思錄》以“流傳後世”，亦有人提議在“鄒君就義地點、建立紀念牌”或“建銅像或石像”，並著手聘請工匠試行製作。到10月，由於商團與政府就扣械的爭議尚未解決，商團計劃發起第二次罷市，並向政府提出六點訴求以“解決粤局”，其中即包括“将捕杀邹竞先之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並要求六点要求“须政府全部允答实行，商团始为满意”。不過所有的提議都因為廣東商團最終被政府解散而不了了之。

支持商團、反對廣州革命政府的香港華字日報發表題為《廣東人何以對鄒競先：個人事小，救粵事大》的社論，並認為鄒“從容就義”、“為商團死，實即為廣東死”。作者認為廣東人應該繼承鄒的“救粵”遺志，“以革惡政府之命，以拯吾粵人於水深火熱之中”，並呼籲廣東“貧者出力，富者出財。人人負一分子之責任，亦人人盡一分子之義務……以軍隊為前驅，以商鄉團為後盾。以與惡政府決一死戰”，“無論何黨何派，皆當化除畛域……非達到吾粵人自救自決之最後目的，決不罷休”，以“繼義士之志，而竟義士未竟之功”。

第二次罷市預備期間，邹竞先的遺孀王氏發表致六代表（商團推舉出來與政府進行談判的代表）和全體商團成員的公開信，表示“氏夫為團械而死，即為廣東而死。氏夫之志得伸，氏夫雖死何憾”。王氏認為“孫氏志奪團械”“范廖狼狽為奸”，“盡人皆知”，因此反對商團中部分人希望對政府做出退讓而對談判條件作出修改，認為這是“自背盟誓”的行為，“無怪受惡政府之愚”，“獨惜吾粵百餘萬有形之損失，千餘萬無形之銷耗，勃勃蓬蓬之民氣，相依為命之軍械，斷送于調停二字耳”。王氏引用了古代杞梁妻和湘妃的典故，並希望商團人士繼承鄒的遺志以堅持政府滿足所有條件，以免“服從於赤色旗幟之下，甘作紅鬍之民也”。

1924年10月10日，廣州爆發雙十衝突，中共領導的廣東工團軍與廣州商團軍爆發衝突，雙方交火。根據部分目擊者所稱，在衝突中，有一穿便服的人用刀取出一名工团军死者尸体的心脏，並刻意在工团军俘虏面前展示，声称要“为商团而死的团军（邹竞先）献祭”。商团事变平息后，上海廣東聯合會发表激烈声讨孙文的文电，并列举孙政府“祸粤”的行为，当中即包括“商團鄒競先被殺，尤為殘慘”等语。

 另見 
 廣州商團
 廣州商團事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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