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窗人

敲窗人（英語：或），亦被稱為「人肉鬧鐘」，是工業革命期間盛行於英國、愛爾蘭及荷蘭等國的一種職業。在廉價且可靠的機械鬧鐘普及前，勞工受限於當時鐘錶昂貴且性能不穩，便僱用敲窗人以長桿、或軟錘敲擊臥室窗戶，確保能準時前往工廠或磨坊上班。

隨著19世紀至20世紀初都市化進程加速，這項職業在工人階級社區中不可或缺。多數低薪勞工缺乏個人鐘錶，傳統的雞鳴或教堂鐘聲亦無法精準對應嚴苛的輪班制度。敲窗人通常在破曉時分作業（最早可自凌晨3時開始），每戶每週收取2便士至6便士不等的微薄費用。這份工作不限男女，不僅流行於蘭開夏郡等北英格蘭工業城鎮，在倫敦碼頭區也極為常見，並為當時的女性提供了經濟獨立的機會。

直到1910年代，隨著鬧鐘量產與電力普及，敲窗人開始退場。雖然1940年代多數地區已難見其蹤影，但在英格蘭部分傳統工業區，此職業仍持續至1970年代初。

 職業職責與背景 
敲窗人是前電力時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其核心任務是喚醒準時趕赴班次的工人。在當時機械化生產的體制下，遲到不僅意味著扣薪，更可能導致失業。因此，這種「人體鬧鐘」成為維繫工業體系運作的重要環節，填補了傳統農村生活節律與現代城市工時紀律之間的落差。

此職業在英國與愛爾蘭的工人聚居區最為普遍。無論是北部的棉紡織鎮、倫敦東區的碼頭，或是採礦村落（如愛爾蘭的勞斯郡），敲窗人皆為面對不穩定工時的體力勞動者提供必要的服務。

 使用工具與喚醒技術 
為了從地面觸及高樓層的窗戶，敲窗人多使用長度達10至15英尺的長桿或棍棒，材質多為竹子或木材。長桿能精準敲擊特定窗戶，避免誤醒未付費的鄰居。另一種獨特的技術是使用吹管，將乾豌豆射向玻璃窗產生聲響。倫敦著名的女敲窗人瑪麗·史密斯（Mary Smith）便以此吹管技術聞名。

敲窗人亦需具備精細的技術，初時會輕敲窗戶，若無反應則逐漸增加強度，並在確認客戶給予信號（如開燈或拉開窗簾）後才離開。為了應對惡劣天氣或大霧，他們會提前於凌晨2時30分左右出發。客戶通常會在門窗上以粉筆寫下所需的喚醒時間以作標示。有時，警察也會在期間兼職此職以增加收入。

 歷史發展與衰退 
 工業革命的產物 
這項職業隨著18世紀末工業革命的爆發而興起。最早的紀錄見於1850年代的文獻，當時曼徹斯特的敲窗人已發展出成熟的商業模式。隨著工廠法案實施與考勤制度趨嚴，敲窗人從非正式的鄰里互助演變為專職工作。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是其鼎盛期，在奧爾德姆與波爾頓等紡織重鎮，敲窗人每天清晨必須穿梭於狹窄巷弄中服務數十戶家庭。

 科技與制度的取代 
1880年代後，機械鬧鐘開始量產，特別是1908年問世的系列。雖然初期售價偏高，但隨著規模經濟效應，1920年代後已成為工人階級普遍負擔得起的民生用品。1930年代起，電網普及與電鬧鐘問世進一步壓縮了人力的生存空間。此外，工會運動推動的8小時工作制與固定排班，亦減少了對個人化喚醒服務的需求。

 經濟運作與日常生活 
敲窗人的生活節奏與社會同步，通常在晚間8時入睡，凌晨起床。為了提升效率，他們會預先規劃巡迴路線，每晚服務30至100戶不等的客戶。在經濟收益上，1900年代初期每戶收費約2至6便士，對應現代購買力約為每週1至3英鎊。對於能管理上百名客戶的從事者（如服務超過80戶的沃特斯夫人）而言，這是一份能養家餬口的穩定收入。而在達勒姆郡的，礦工住宅外牆嵌有被稱為「敲窗板」（knocky-up boards）的石板，供敲窗人確認輪班時間。

 末代從事者與文化遺產 
隨著二戰後生活水平提升，這項職業逐漸走入歷史。在薩爾福德及周邊地區，敲窗人甚至在二戰期間仍極為關鍵，因為當時的燈火管制使傳統喚醒方式受限。倫敦東區的瑪麗·史密斯及其女兒莫莉·摩爾（Molly Moore）被公認為倫敦最後的敲窗人。而在北部的波爾頓，甚至有紀錄顯示有敲窗人持續執業至1973年。

敲窗人的身影頻繁出現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作品中。查爾斯·狄更斯在《遠大前程》中即描繪過這種早晨被敲醒的生活細節。葛蕾絲·費爾茲、及的作品亦記錄了這份職業與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繫。當代媒體如BBC紀錄片與電視節目《》仍不時介紹這份職業。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約1946年敲窗人的無聲影像由山姆·漢納（Sam Hanna）在伯恩利製作（Vimeo-）

工作中的敲窗人-（位於奧爾德姆）

費里希爾的礦工住宅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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