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存取權

媒體存取權（；；），又稱媒體接近使用權、接近權或存取權，是現代言論自由理論中的一項積極性權利。該權利指國民為了發表個人思想、意見，或針對媒體不實報導進行澄清，而有權要求自由接觸及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的版面或時段。此權利旨在矯正大眾傳播媒體因寡占化所導致的資訊壟斷，確保社會上缺乏有效發聲管道的個人或團體能平等地參與公共言論市場，被視為知情權的延伸與積極保障表現自由的手段。媒體存取權的概念主要受到美國「公用存取」（Public Access）運動的影響，並在韓國與日本的法律與學術界受到廣泛討論。

 歷史背景與理論基礎 
在近代社會初期，言論自由主要被理解為一種「免於國家干預的自由」（Freedom from State Intervention）。此時的媒體多與市民站在同一陣線，共同對抗國家權力的壓迫。然而，隨著廣播、電視等電子媒體的興起，以及媒體企業的資本化與大型化，傳播資源逐漸集中於少數媒體集團手中，形成了事實上的「媒體壟斷」。一般民眾在傳播過程中被固定為單純的資訊「接收者」，難以在言論市場上與支配性的媒體抗衡。

為了扭轉這種不對等關係，學界開始倡議重新定義表現自由，將其從傳統的「消極自由」擴展為「積極自由」。媒體存取權的概念應運而生，其核心理論基礎主要有二：一是認為媒體作為社會公器，尤其在利用稀有的公共資源（如無線電波頻率）時，應負有公共責任；二是旨在確保言論市場的多元性與平等性，使所有公民都能享有平等的發聲機會。

 權利內容與類型 
媒體存取權是一個廣泛的概念，通常被認為包含多種具體的權利類型，旨在從不同層面保障公民利用媒體的機會。其主要構成要素包括：

 答辯權（反論權，Right of reply）：當媒體刊登或播放涉及個人或團體的批評性報導時，即便該報導不構成誹謗，受批評者亦有權要求媒體提供同等篇幅或時間，免費刊登或播送其反論意見。
 更正權（Right of correction）：當媒體報導內容涉及事實錯誤時，受影響者有權要求媒體在合理的範圍內進行更正。
 意見廣告刊登權：個人或團體請求在媒體上刊登非商業性意見廣告的權利。
 參與媒體權：市民要求參與報紙、雜誌編輯或廣播節目製作，以表達其主張的權利。

 各國實踐與案例 

 韓國 
在韓國，媒體存取權的法律化主要體現在對不實報導的救濟權上。韓國憲法法院認為媒體存取權在具體權利實質上尚未明確確立為一項獨立權利，因此法院通常將相關爭議納入「表現自由」的範疇內進行審查。

韓國《言論仲裁及被害救濟相關法律》（簡稱《媒體仲裁法》）是保障公民媒體接近權的重要法律。2021年，韓國執政黨曾推動修訂該法，旨在提高對「假新聞」的懲罰力度，包括允許受害者要求最高五倍的懲罰性賠償。此修法引發了嚴重限制新聞自由的疑慮，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員亦對此表達關切。

 日本 
在日本，媒體存取權被視為基於《日本國憲法》第21條表現自由概念下的產物，但法律化進程極為謹慎。日本最高裁判所對此持保守態度，在著名的「產經新聞事件」（最判昭62.4.24）中，最高裁判所原則上否認了具體的媒體存取權請求權，認為強制媒體刊登特定內容會侵害媒體的編輯自主權。雖然《放送法》第9條設有「訂正廣播制度」，但被視為傳播業者的公法義務，而非公民個人的私法權利。

 台灣（中華民國） 
在台灣，媒體存取權常被稱為「媒體接近使用權」或「媒體近用權」。司法院大法官於釋字第364號解釋中明確指出，憲法第11條保障之言論自由，其積極意義在於人民平等「接近使用傳播媒體」之權利，要求國家負有立法保障之義務。法律實踐上，《廣播電視法》設有更正義務，而「公用頻道」（Public Access Channel）制度則是媒體近用權最直接的實踐形式。

 歐洲與英國 
 法國與德國：作為大陸法系國家，法國早在1881年《新聞自由法》中就確立了答辯權（Droit de réponse），規定受批評者有權要求免費刊登同等分量的反論。德國《媒體法》與《廣播法》亦設有類似的答辯權與更正權規定。
 英國：媒體存取權主要體現於自律規範中。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編輯指南將「答辯權」視為重要的倫理義務。在誹謗訴訟中，法院會根據「雷諾茲特權」（Reynolds Privilege）考量媒體是否給予當事人答辯機會，以此判斷媒體是否盡到新聞責任。
 歐洲人權法院：在 Axel Springer SE v. Germany 等案中，法院在權衡個人名譽與媒體編輯自由時，會考量媒體是否提供了合理的澄清機會。

 美國 
美國對媒體存取權的態度相對保守，強調對新聞自由（特別是編輯自主權）的極高保護。美國最高法院在 Miami Herald Publishing Co. v. Tornillo 一案中裁定，強制平面媒體刊登反論文的州法違憲，認為這侵害了媒體的編輯自主權。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曾實行的「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亦於1987年廢除。

 中國大陸與香港 
 中國大陸：由於媒體受到嚴格的國家控制，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存取權概念較少被討論。媒體主要被視為黨和政府的喉舌，而非公民自由表達的公共平台。公民主要透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的名譽權訴訟尋求事後救濟。
 香港：媒體存取權依賴於普通法下的自律規範。香港電台等機構的業務守則包含答辯權規定。在誹謗訴訟中，媒體若能證明已給予當事人答辯機會，有助於其在法庭上主張有限特權。

 爭議與限制 
媒體存取權在實踐上最大的爭議在於其與新聞自由和編輯自主權的衝突。批評者認為，強制媒體刊登特定內容可能為公權力介入編輯過程提供藉口。此外，隨著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普及，有觀點認為傳統媒體的壟斷地位已削弱，強制存取權的必要性隨之降低。然而，大型社群平台（如 Facebook、X）的內容審核機制引發了「數位平台存取權」的新討論，即這些私營平台是否應被視為受憲法保護的「公共論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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