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教會體系

帝國教會體系（德語：Reichskirchensystem；荷蘭語：rijkskerkenstelsel）是中世紀盛期的神聖羅馬帝國的奧托王朝和薩利安王朝中皇帝所採取的一種治理政策，其核心目的在於盡可能將帝國的世俗治理權交由羅馬公教會中遵守獨身制的神職人員（尤其是帝國主教與修道院院長），而非交由其他的世俗貴族。而皇帝之所以採取此一做法，是因為獨身的神職人員無法產生合法繼承人，因而其死後不可能建立威脅皇權的地方世襲王朝（如韋爾夫家族、巴本堡家族、阿斯坎尼家族、策林根家族）。神職人員去世後，其所治理的地區將自動交還給皇帝本人，由皇帝重新任命新的親信，從而確保對帝國各部分的持續控制。

在帝國內部，一名在其附屬於主教的宗教權能之外，同時還被授予諸侯級世俗權力的主教，被稱為諸侯主教（prince-bishop），其所統治的領地則稱為諸侯主教區（德語：Fürstbistum、Stift 或 Hochstift；荷蘭語：prinsbisdom 或 sticht）。

此一現象通常與奧托王朝的皇帝聯繫最為緊密（因此有時亦被稱為「奧托體系」），因為奧托一世於10世紀在神聖羅馬帝國內系統性地推行了該制度（被稱之為「奧托特恩權」，Ottonianum Privilege），但將遵守獨身制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任命為世俗統治者的做法並非奧托一世所首創，早在墨洛溫王朝與加洛林王朝時期便已存在。在奧托王朝同期的西歐，這種做法亦見於法蘭西卡佩王朝與英格蘭，但其規模相對較小。

該制度之所以能夠運作，有賴於皇帝與國王對主教敘任權的掌控。奧托王朝甚至一度成功控制了羅馬主教的任命；而當時，教宗正逐步通過克呂尼運動和額我略改革等措施在整個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加強其首要地位。教宗反對皇帝對教會的控制，呼籲主教們反抗皇權，並在11至12世紀的敘任權鬥爭中不斷強化自身地位。隨著1122年《沃爾姆斯宗教協定》的簽訂，教廷取得了對神聖羅馬帝國內主教任命的間接控制權。

 術語的界定 
在學界近幾年的中世紀史研究中，集中於探討「體系」（System）一詞是否具有合理性。其原因之一在於，難以界定一個明確的時間使得帝國教會制度作為一項概念被重新、有意識地實踐。該制度乃是從中世紀早期的若干前身形態中緩慢且逐步地發展而來，例如以國王駐蹕中心為核心的法蘭克王國的帝國教會體制便是帝國教會體系的雛形之一；由於王權在此類中心地區的貫徹力最為強大，相關制度亦最易成形。正是在此基礎上，逐漸演變為早期研究所視為奧托一世構想之「體系」。此外，以神聖性為基礎的皇帝權威，其根源甚至可追溯至君士坦丁一世時期的羅馬帝國。君主雖未直接在教會組織內部擔任職位，卻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合法性，這是一般世俗貴族所不具備的。奧托大帝作為東法蘭克／德意志王國的國王，自覺地將自身置於此一傳統之中，並於936年即位時由一位大主教為其進行受膏禮加冕。隨著962年獲得皇帝冠冕，他更在西歐基督教統治者之中取得了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

提摩西·羅伊特（Timothy Reuter）是對「帝國教會體系」一詞提出尖銳批評的學者之一。他在1982年發表的論述中，否認東法蘭克王國中王權曾有計畫性且系統性地將統治權轉移予教會。相反地，高級教會機構獲得統治權的情況應被理解為一種王室庇護政策的結果。羅伊特亦指出，在其他西歐王國中，君主同樣依賴教會組織，而教會高級神職人員在那些地區，甚至往往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歷史實踐 
帝國主教們因支持皇帝從而獲得了日益增長的世俗權力。从查理曼時代開始，主教與修道院院長就已經享有傳統的豁免特權；而自奧托一世起，他們獲賜王權所授的特權（Regalien）使他們得以在其駐地及附屬領地內行使伯爵的權利。

另一方面，自11世紀起逐漸被納入帝國諸侯之列的主教與帝國修道院院長，也需承擔稱為「servitium regis」（帝國服務）的義務。此義務範圍雖無法精確定義，但至少包括以下內容：為巡行的王室提供臨時住宿、為帝國軍隊提供兵員，以及在外交與行政事務上予以協助。因此，皇帝極力希望對候選人產生決定性影響，而任命則是透過授予戒指與權杖來完成。

帝國的封建制中，這項做法具有其明顯優勢：世俗封臣經常性的企圖將封地轉為可世襲的私有財產，但對主教與修道院院長而言，因獨身制度之故，這個問題皇帝則無需擔心；他們去世後，封地便自動回歸封建領主，領主可將其再次授予忠誠的封臣。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皇帝確實掌握教會的主導權。這一點絕非必然，在10至11世紀的西法蘭克王國（當時還尚未成為「法蘭西王國」），國王僅能控制約三分之一的主教區，其餘主教區的控制權（連同其他諸多主權）已落入如阿基坦公爵等各地的大封臣手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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