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墓

南京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墓或称灵山南朝大墓是一座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麒麟门附近灵山的大型南朝墓葬。1956年在该墓葬附近发现一辟邪，然后在1972-1973年间墓葬本身被正式考古发掘。但不知什么缘故，与其相关的考古资料目前几乎都遗失，此墓也因此成为了一座失考墓。学术界至今没有发表关于它的发掘简报，同时在其它文章中，对它形制的描述也无专业术语和准确数据的表达。不过所有从墓中出土的陪葬品依旧在博物馆里保存着。这也为后来的学者了解以及分析此墓葬的信息提供了条件。

墓葬概况
灵山位于栖霞仙林一代，地理位置位于古麒麟门外以西北，仙鹤门外正西。仙林和甘家巷区域都是南朝皇族在南京栖霞的陵墓聚集区，其中离灵山最近的是萧宏墓石刻。

1956年，江苏省文化局开展了年度保护文物工作，而修复六朝遗迹为此次任务的重点。在灵山附近一驻军部队营房的竹篱内，调查人员发现了一石辟邪，其全身有三分之二被埋入土中，张口伸舌，仅头部和颈部露出。根据来到现场的南京著名历史学家朱偰对辟邪的分析，认为其应该是神道柱上的装饰物，并确认是六朝晚期的文物。

1972年，人们在发现的石刻附近，即灵山南麓发现了一座南朝大墓，南京市博物馆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著名六朝历史学家，南京博物院研究馆员兼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罗宗真曾亲临考古发掘现场。据他所述，此墓葬的形制比齐梁时期的王族墓更加宏大，但早被盗扰。他同时也观摩了在1956年发现的石刻，并描述其“已风化甚巨”。墓葬出土一对青瓷莲花尊，通高8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20.8厘米，被誉为“青瓷之王”。其中一件保存较好，目前在六朝博物馆常展；另一件较为破碎，后被汪寿椿，汪桔生父子修复，目前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在新闻报道中，两件青瓷莲花尊的唯一一次共同向公众展出是在2007年南京市博物馆举办的《龙吟虎啸―――馆藏精品展》上。墓葬还发现了陶俑和大型石俑。

有关这座墓的消息就此中断，它的发掘简报至今没有公布，墓葬地址不详，石辟邪也不知去向，俨然成为了个失考墓。

 年代 
麒麟门外灵山的这座墓葬的年代一直是六朝考古界争议的焦点。由于发掘简报和新闻报道的缺失，学者们目前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出土文物，石刻类别和地方志来进行学术研究，以判断墓葬的年代以及可能的墓主人。

 陈说 
持此理论观点的学者认为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墓很可能是陈文帝陈蒨下葬的永宁陵。

 朱偰 
朱偰是第一位发表有关此墓葬信息的学者。在《文物》杂志1957年第3刊发表的文章《修复南京六朝陵墓古迹中重要的发现》（以下文本称“期刊”）中描述了此墓附近石刻的发现过程（此时墓葬自身还未被发现），并附带了目前石刻唯一存世的照片，认为其样式很像神道柱上的辟邪。朱偰与其父亲朱希祖曾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巨作《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以下文本称“《报告》”），其中调查了许多存世的六朝石刻。当时他们根据《建康实录》第十九卷中的记载“文帝崩，葬永宁陵，陵在今（上元）县东北四十里陵山之阳，周四十五步，高一丈九尺”，《元和郡县志》第二十六卷“陈文帝蒨永宁陵,在县东北四十里蔣山东北。” 以及《六朝事迹编类》卷十三：“陈文帝永宁陵隶县（宋代江宁县）东北陵山之南，今雁门之北。”的记载，朱偰前往栖霞山附近进行走访调查，并认定狮子冲石刻是永宁陵石刻。内容解释道：

《报告》中认为狮子冲后面有一座山且当地方言称其为“兰山”（后被确认为北象山南麓），而依据粤语中的“兰”和“陵”读音相同，以及粤语中保留了很多六朝时期的汉语发音这一特点，认为“兰山”应该就是史书记载永宁陵附近的“陵山”。但这一说法在《报告》发表后就颇有争议，然后在多年后的期刊里，朱偰也承认当年论断的理由只靠语言学是不充足的。1956年发现的石辟邪能够说明灵山南麓有个南朝大墓，且此时朱偰也提出了新理论，即辟邪发现的地方灵山应该是“陵山”的误写，其依据为狮子冲南面和麒麟铺石刻（被认为是刘裕初宁陵）北面，有东林村和西林村。而这东林、西林二村原名理应写作东陵、西陵，因为它们各自表示自己的地理方位位于“永宁陵东”和“初宁陵西”。朱偰由此认为此次新发现的灵山石刻就是陈文帝永宁陵的所在之处，而狮子冲石刻的墓主另有其人，但也不排除真的是永宁陵的可能性。

朱偰通过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认定了此墓的性质，也为考古学者研究永宁陵的位置提供了基础，尽管有人认为辟邪的规模与陈文帝的身份不符。但因文革时期朱偰遭到迫害最终自杀，其没能等到墓葬被发掘后再对其进行另一番分析的机会。

 罗宗真 

1973年，著名六朝考古学家罗宗真亲临已经在发掘中的麒麟门外灵山大墓。据他所述，墓葬虽然被盗，但规模较梁代王侯墓葬宏大，规模与丹阳齐梁帝陵，尤其与他在1960年领队发掘的西善桥油坊村罐子山墓（学术界认为是陈宣帝显宁陵）更为相似。墓葬出土了青瓷莲花尊，此物件大多发现于六朝晚期至隋代，以及一米高的石俑。由于这座墓前的石刻辟邪样式和大小在六朝考古出土文物中属于孤例，鉴于墓中出土了高大的石俑，这使得罗宗真思考这个辟邪或许不是陵前石刻，反而可能原为陪葬品，但因盗墓活动遭散落至地面。基于出土的器物的类型和墓葬的形制，罗宗真认为灵山大墓的年代为南朝晚期，且根据史料的记载，只可能是陈蒨葬在了这里。

同时，由于狮子冲石刻一直被认为是永宁陵所在，罗宗真也通过史书再度分析了其可能的墓主。通过《南齐书》萧嶷传中的记载，宋文帝刘义隆长宁陵的石刻位于“东岗”上，不过各个史书对长宁陵的位置记载不依，因此这个位置不可考。再对史书中对刘宋孝武帝雕凿长宁陵石刻造型的描述，以及其中提到所有后来的石刻都是以长宁陵石刻的样貌为基础，罗宗真对麒麟铺（被认为是刘裕初宁陵），赵家湾（被认为是萧道成泰安陵，已于1968年被毁），狮子湾（被认为是萧承之永安陵），石马冲（被认为是陈霸先万安陵）的石刻造型与之对比。他认为相较于石马冲石刻的窈窕，狮子冲石刻更加宏伟，且石刻造型偏南朝早期风格，尤为与前艾庙石刻（被认为是萧赜景安陵）相似。基于此，罗宗真否定了朱偰早期曾认定狮子冲石刻的年代为南朝晚期的推断，并认为狮子冲石刻很可能是宋文帝长宁陵石刻，但其应该在齐代被毁，后又在齐梁之时仿造泰安陵石刻进行重修，立于墓前。

虽说罗宗真曾到过发掘现场，也从中提取了各个考古学和类型学证据，但没有亲历过发掘且没有对出土陪葬品进行深度分析，再加上当时发掘有纪年的南朝墓葬甚少，其论点在类型学上有许多局限性。

 许志强，韦正 

2013年，狮子冲石刻以北的永安墓园发现两座帝王级别的墓葬，而墓葬出土的纪年砖上的年号“中大通弍年”和“普通七年”以及石刻神道的发掘彻底为狮子冲石刻主人的争辩画上了句号。狮子冲石刻实则为昭明太子安宁陵石刻，而不是自1935年认定下来的陈蒨永宁陵石刻。这一发现颠覆了许多研究，并使得更多考古学家认为1972年发掘的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大墓才是真正的永宁陵，而焦点则集中在那对出土的青瓷莲花尊上。

时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在读博士研究生，现任于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许志强曾参与狮子冲大墓的发掘，并从史料和考古资料中认定了这个墓为安宁陵，即直接排除狮子冲大墓为永宁陵和长宁陵之说。不过，他认为没有发掘简报的灵山大墓实在难以探讨自己对其年代的简介，而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考古学会边疆考古、建筑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的韦正则直接从灵山大墓中的青瓷莲花尊入手探讨陈代墓葬的问题。韦正也同罗宗真观点，在他于2024年的《南朝陈墓的认定》演讲中，认为出土的青瓷莲花尊格外高大且引人注目，以及石俑和陶器的配套，证明其拥有者绝非等闲之辈。他也关注了出土石俑，其身形相较于齐梁墓葬出土的石俑要高大，且石俑的样式为笼冠俑。而目前除了灵山大墓，也就只有丹阳吴家村南朝帝陵出土过，其样式很可能为帝王身份独享。他也认为后来发掘的陈代墓葬，如黄法氍墓 和迈皋桥红星砖瓦厂墓的形制和性质为认定陈代墓葬乃至灵山大墓为永宁陵的观点提供了支撑。通过陪葬品和礼仪等级，韦正认为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墓很可能为陈文帝永宁陵。

 齐梁说 
由于麒麟门外灵山南朝墓位于齐梁时期贵族葬区，因此这座墓也被一些考古学家理所应当地认为其属于齐梁时代。同时，1988年国务院批准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就把狮子冲石刻认为是永宁陵石刻，使得灵山大墓当时被认为的墓主中排除了陈蒨，也使得尽管考古证明狮子冲石刻是梁代萧统安宁陵，文保碑上的名字以及对其的称呼依旧未改。

 官方机构 
在六朝博物馆，灵山大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在介绍中的年代写作“梁”。

 韦正 
韦正在《南朝陈墓的认定》中说因为上一个发现笼冠俑的墓葬是丹阳吴家村南朝大墓，而学术界普遍认其为齐和帝萧宝融恭安陵，因此有学者认为灵山大墓的年代也应该属于南齐。

 邵磊 
南京市博物总馆研究员邵磊在《对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探讨了麒麟门外灵山墓石刻的性质。其中罕见地提到了他所查阅到的有关灵山大墓的资料。内容称：

基于此信息，邵磊认为所谓的“灵山大墓”应当只是个南朝贵族墓，其规模应该类似于萧融，萧宏（白龙山南朝墓）或黄法氍墓。因为目前发掘的南朝帝陵长度都超过了10米，且帝陵普遍都有两道石门，以及帝陵应该出现许多种类的画像砖，如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狮子图，羽人戏龙等。而莲花网格砖本应只是它们的装饰品。因此，灵山大墓的各个条件都不符合帝陵的标准。

尽管邵磊展示了包括墓葬内容和数据来支撑他的观点，但奇怪的是，之前以及后来的考古学者们讲述此墓时都没有提到如此详细的墓葬形制，也没有一个使用并分析邵磊提供的有关数据。同时，此文章发表于2010年，距离狮子冲大墓被考古确认为梁代昭明太子墓还有三至五年，有时代局限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