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贡·邦迪

埃贡·邦迪（；），本名兹比涅克·菲舍尔（），捷克诗人、小说家、哲学家。他是的重要精神启发者之一，但同时又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安全局的合作者身份，对这一群体进行过告密。
生平
他的父亲扬·菲舍尔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一名上校，母亲马格达莱娜则在他年少时去世。1947年，兹比涅克·菲舍尔——即后来以埃贡·邦迪之名为人所知——中断了文理中学的学业，走上了没有固定工作的波希米亚式生活道路。

作为一名热忱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于1947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但在1949年被开除出党。

正如他在回忆录《最初的十年》（1981年成稿，2003年出版）中所写，20世纪50年代初，他“明显地过着一种逃避劳动的个人、犯罪分子和伪善宗教狂热者的生活——一连好几年都是如此。在那段时间里，我也被送进过几次疯人院，但并没有什么用。为了啤酒，我什么都干得出来”（第61页）。他没有固定工作，有时靠乞讨和小偷小摸维生。

40年代末，他结识了和，并与诗人、非正统作家建立了友谊，后来又与艺术家和作家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相识。鲍德尼克很快发现，菲舍尔经常引用他人的思想却据为己有，而且连最基本的现实都无法判断；在写给的信中，他把菲舍尔称作歇斯底里的、自负的原始人。1952年4月，他与菲舍尔断绝了关系。Dopisy Vladimíra Boudníka Mikuláši Medkovi, s. 21, 57 Jan Placák, nakl. Ztichlá klika 2012, ISBN 978-80-904641-3-1米库拉什·梅德克厌恶菲舍尔，在他的日记里提到此人时，只留下诸如“菲舍尔来过，蠢得要命”“对菲舍尔怒火中烧”“让狗把他的尸体啃了吧”之类的字句。Mikuláš Medek, Texty, s. 148, 152, 190, nakl. Torst 1995依泰格之见，菲舍尔与克赖察罗娃组成了一对半痴半傻、理应被送进疯人院的搭档。Mirek Vodrážka, Výtvarné umění a jeho subverzní role v období normalizace, Centrum pro dokumentaci totalitních režimů, z.s., Praha 2019, s. 104, ISBN 978-80-270-5668-2他还与亚娜·克赖察罗娃发展了亲密关系，并于1949年与她共同编纂了超现实主义文集《犹太名字》，收录了15篇文本。从这一时期起，兹比涅克·菲舍尔开始使用“埃贡·邦迪”这一名字——这是他在一次超现实主义游戏中选定的，后来又被他本人出于目的性解读为对当时反犹主义的反抗，但在时间上并不成立：鲁道夫·斯兰斯基等人的审判要到1952年11月才发生。CÍRUSOVÁ, Alžběta. Zámek Slapy a jeho majitelé v 19. a 20. století. Plzeň, 2021. 55 s. Bakalářská práce. Ved. práce doc. PhDr. Jan Kilián Jan, Ph.D. Západočeská univerzita v Plzni, Fakulta pedagogická, Katedra historie. Přístup také z: https://otik.zcu.cz/handle/11025/45315此后几年里，他写了一些诗，幻想世界革命和一夜暴富，生活始终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在那种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生活中，他曾短暂入狱；在一次离奇的出行（或可视为一次试图出逃的行动）中，他前往奥地利，还经历了一段与法国秘密情报机构有关的奇异冒险——他甚至向对方提出，愿意实施一次针对苏联领导层的刺杀行动。他说：“事情简单得像太阳一样明白。我们需要两盒装着跳蚤的火柴盒——这些我甚至愿意免费提供——这些跳蚤都接种了世上所有卑劣的瘟疫……而我的特工们出于热情，会在11月7日的示威活动中，把跳蚤放在红场主席台下方。固然会爆发若干疫情，但跳蚤肯定会跳到主席台上，也会跳到斯大林元帅、伏罗希洛夫元帅、贝利亚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以及其他人身上。”（同上，第54页）这一计划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但邦迪至少还是拿到了一些钱。当然，这个故事并未得到史料证实，仅仅是他本人的回忆而已。

他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印度哲学——的兴趣，促使他重返学业。1957年，27岁的他在通过了毕业考试；同年，尽管未能按时提交申请，他仍获准进入查理大学文学院，以函授形式学习哲学和心理学。他回忆道：“我直接去找了院长。院长当然不在，但他的秘书萨拉奇在。那是个酒鬼。我们彼此一开口，就知道对方是一路人。萨拉奇立刻以我‘工人出身干部’的身份，把我带到了考试委员会，说是最后一次还能再考我一下。于是事情就这么成了……”（同上，第88页）。

他于1961年完成学业，在1957至1962年间还在国家博物馆担任夜间看守。1962年至1967年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图书馆的书目部门工作。此期间，他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如《历史与现实》《哲学杂志》等。1967年，他以本名出版了首批著作：《存在与生存的问题》和《本体论的慰藉》。因这些哲学著作，他于1967年获得学位（PhDr.）以及副博士学位（CSc.）。Viz heslo „Egon Bondy" ve Slovníku české literatury po roce 1945; dostupné online同年，他开始领取伤残退休金。直至1969年，他仍出版亲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981年，他获得。

在1970年代，他结识了——乐队“宇宙塑胶人”的经理，该乐队将他的一部分文本谱成了歌曲。到了1980年代，他对亚希姆·托波尔和的早期创作产生了影响。
与国安局合作
尽管邦迪在自己的作品中从未认同二月事件后的政权形式，并成为其批评者，但他却在没有明显抵抗的情况下与国家安全局合作。他早在1954年就开始向StB提供信息，但直到后期才被列为（秘密）合作人员，分别是1961至1968年（特工，代号“Klíma”）、1973至1977年（情报联络人，代号“Zbyněk”；特工，代号“Mao”）以及1985至1989年（情报联络人，代号“Oskar”）。作为告密者，他为StB提供了关于、、卡莱尔·科西克、、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人的信息。米库拉什·梅德克极度厌恶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夸耀和自大倾向的人。邦迪本人从50年代初起就神秘地宣称自己在“出卖灵魂”。Mirek Vodrážka, Výtvarné umění a jeho subverzní role v období normalizace, Centrum pro dokumentaci totalitních režimů, z.s., Praha 2019, s. 105, ISBN 978-80-270-5668-2他甚至向StB提供过关于前伴侣（的女儿）、她的丈夫——社会学家米洛什·切尔尼（因邦迪的告密而被开除学籍）、哲学家扬·帕托契卡、、以及年轻的初出茅庐作家的信息。在三十年间，他为政权提供了重要的反间谍甚至间谍情报。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合作建立在小小的妥协与个人利益之上，例如与政府高官及其妻子共进晚餐，或仅仅为了获得安静的创作和出版环境。
家庭
邦迪与雅罗斯拉娃·克尔奇马日科娃（1936—2001）的婚姻中有一个儿子，小兹比涅克·菲舍尔（1959年11月23日生于布拉格），现任布尔诺马萨里克大学捷克文学副教授，也偶尔从事诗歌创作（诗集《女同性恋的梦》，1993年）。在婚姻破裂后，尤丽叶·诺瓦科娃（1920—1994）于1963年成为邦迪的伴侣。

2010年有媒体报道称，邦迪也是他前伴侣亚娜·克赖察罗娃-切尔纳的三个儿子中长子的生物学父亲。这位长子名为扬·切尔纳，自1968年起在德国生活，是曼海姆的记者（1979—2015年曾任《曼海姆晨报》编辑）。
1989年后
天鹅绒革命后，邦迪对政治局势持强烈保留态度。他积极参与极左翼政治组织（如左翼集团党，并为《你好报》等撰稿），撰写政治学论文。他曾一度认同托洛茨基主义，后来转向毛主义，也与无政府主义保持一定接近。随着其告密行为逐渐被揭露，他失去了在布拉格的朋友。1989年，他迁居到特尔奇，并于1990年代搬往布拉迪斯拉发，他将自己的离开解释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抗议。1993至1995年间，他在布拉迪斯拉发夸美纽斯大学教授哲学。晚年，他还以歌手身份活跃于乐队“Požoň Sentimental”，演唱酒馆风格的民谣歌曲。早在1981年，他就撰写了回忆录《最初的十年》，记录了他大约1947至1957年的动荡岁月。该书原计划在作者去世50年后出版，但最终于2003年出版。邦迪更广为公众所知，是因为他在博胡米尔·赫拉巴尔的著作《寓言与传奇》《温柔的野蛮人》（1989年被改编成）及其他作品中的出现。他本人以及回忆录《最初的十年》也成为电影《》的灵感来源。

他于2007年4月9日星期一在布拉迪斯拉发去世，享年77岁，死因是三度烧伤——他的睡衣被自己点燃的香烟引燃后受伤致死。

他安葬于布拉格的，GI区，第65号墓。
诗歌作品
埃贡·邦迪的诗歌作品多达40部。他自幼开始创作诗歌，现存最早的作品可追溯至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大约在1950至1953/1955年间，他与共同创办了地下出版系列《》，为少数朋友展示各自的作品。（虽然该系列共刊登了11位作者，但大多数人只是零星发表。）邦迪早期作品的标题《全面现实主义》（1950年）也成为了他整个创作风格的代名词，这一风格标志着他对此前所追随的超现实主义的偏离。他的诗歌回应了令人不快的现实，当时建设口号与人们的真实生活经历形成鲜明反差。通过民间化、有时甚至刻意显得生涩的语言，以及俚语的运用，作品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在部分诗作中，还可以明显看出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的影响。

邦迪的大部分诗集篇幅并不长，直到后来才出现较为完整的作品集，如《寻找埃贡·邦迪的女孩的日记》（1971年）。他的诗歌常带有政治参与色彩，即便在后期创作中，也时常出现强烈的表达方式。20世纪80年代末后，他作品的主题从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转向对消费主义社会的拒斥。

1994年伴侣尤丽叶去世后，他便停止了诗歌创作。出版社“布拉格想象”在1989至1993年间出版了他1950—1987年的诗歌全集。乐队“宇宙塑胶人”将其中多首诗谱曲演唱。
小说、戏剧与译著
继50年代初的尝试（如1950年的小说《2000》）之后，邦迪直到70年代初才开始创作小说。其首部作品是《地下室的作品》（地下出版，1973年；图书出版：多伦多1988年，奥洛穆茨1997年），作品中将荒诞现实与哲学思考及超自然元素交织在一起。随后，他创作了一系列小说，表达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厌恶——无论是反乌托邦式的《》（1974年创作），还是史诗式的《穿越我们父辈的捷克之路》（1983年）。历史隐喻短篇《小修道院》（1975年）和《萨满》（1976年）也颇受欢迎。具有独创性的题材还包括远未来的讽刺科幻《非小说》（1983年），作品中人工智能生命体与生活在保护区中、原始愚昧的人类相对照。《非小说》不仅折射出现实社会主义，也映照出整个现代人类的状态。类似的主题在舞台剧《营养部长》（1970年）中也有所体现。

在邦迪的作品中，真实人物时常出现，邦迪本人及其伴侣尤丽叶经常以隐晦的方式入场，有时甚至涉及更多现实中的人物——这一点在趣味性小说《677》（1977年）中尤为明显，读者会遇到经过轻微改动的姓名，如、瓦茨拉夫·哈维尔或卡莱尔·科西克。

1989年后，邦迪的小说创作明确地批判当下社会。他创作了赛博朋克小说《网络漫画》（Cybercomics，1997年）。《)》杂志将该书列入“”，即自天鹅绒革命后三十年间最重要的捷克书籍选集。一些其他作品则带有沉思性质，但充满怀疑与悲观，例如《哈托》（1994年）、《塞弗林》（1996年）、《山谷》（1998年）。中篇小说《96号片段》（1997年）则用斯洛伐克语创作。总体来看，邦迪的小说作品约有二十部。

除了前面提到的《营养部长》，邦迪还创作了另外十二到十四部戏剧作品。他也以译者身份活跃，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克里斯蒂安·莫根施特恩的《绞刑歌》的译本。此外，邦迪还翻译了一些哲学文本，他将毛泽东的诗歌改写成捷克语的版本至今仍以手稿形式存在。
哲学著作
邦迪是捷克最具原创性但也最具争议的哲学家之一。他自20世纪60年代起发表学术文章，首批著作的出版也得益于哲学家的帮助，两人长期保持友谊。他的儿子后来成为邦迪作品的编辑。

邦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是《本体论的慰藉》（1967年），在书中，作者探讨了各种存在模式，最终提出一种无神论、非实体性的存在模型。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例如，他用“存在在不存在中自生”的命题来应对世界的起源问题，而自生之前甚至不可能存在其可能性，因为可能性本身也是“某物”，同样需要解释其自身的起源。邦迪还引入了“本体场”这一概念，使信息在现实中能够获得完整的存在。在书中，他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意义，并论证了理解本体现实并不需要上帝，因为用上帝的概念来解释宇宙并不会使其更为简化。哲学家米兰·马霍韦茨认为，这本书“是具有世界级意义的最大哲学贡献，可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相提并论”。

在1970年代，邦迪展开了关于人类存在意义的伦理分析，特别是与可能创造出独立于生物存在的人工生命体相关的问题（《尤丽叶的问题》，1971年；通俗作品见小说《非小说》，1983年）。

在1970至1980年代，邦迪在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对话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该项目的发起人是米兰·马霍韦茨，参与者包括等人。

对东方哲学的兴趣以及对当时国内相关主题处理不足的意识，促使他着手编写哲学史。1977至1989年间，他完成了13卷的地下出版系列《哲学史笔记》。后来，该笔记以6卷形式出版，但仍属未竟之作，尤其是关于古典时期的部分在学术界受到不利评价。相对而言，他关于印度、中华、阿拉伯和犹太哲学的部分更受重视。1993年，他与玛丽亚·恰尔诺古尔斯卡合作，完成了《道德经》的译本。

邦迪继续撰写哲学论文。在这些论文中，他深入阐述非实体本体论的思想，并尝试将“西方”哲学、佛教与道家关于现实基本结构的观点进行综合。这些尚未出版的笔记与论文汇编，目前暂定名为《故事的故事》。

他创作了小说三部曲，也被归入科幻文学作品之列——《残疾兄妹》《阿富汗》和《无名》。

在正常化时期以及1989年后，邦迪也从事政治学分析，但始终坚持他那非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上帝的智慧是什么，我不知道。或许只是正因为祂是万物的依靠，却不会用那些愚蠢的忠告去管束它们。但人的智慧是什么，我知道，那比太阳更明亮，每一秒时间、每一片脚下的尘埃都在向我们呼喊：那就是反抗、反抗、再反抗，因为唯有这种态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当的。有趣的是，在欧洲，我们这神奇的古典-基督-雅利安文化里，竟然花了两千五百年，才让安德烈·布勒东在二战后至少稍微尝试触及这一点，而在中国，毛主席却能直接、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地下室的作品》，第160页）

鉴于他对资本主义体系以及苏联集团体系的分析，邦迪对1989年后的发展并不感到意外。当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加批判地歌颂市场经济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并在否认昨日真理后甘愿回到前日的真理时，埃贡·邦迪在新环境下仍保持批判性的距离——他是少数人之一，当时就已警示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寡头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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