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

搜查苏联大使馆事件，指的是1927年4月6日，中华民国安国军政府派遣军警搜查或包围北京市东交民巷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等机构的事件。此后不久，天津法租界又发生安国军当局军警在法国政府允许下搜查苏联机构的事件，上海公共租界也同时发生租界巡捕封锁包围苏联领事馆事件。

事件中，由张作霖主导的奉系当局指挥的奉军和京师警察厅警察搜查苏联外交机构（苏联大使馆主建筑并未遭到搜查）后，逮捕苏联外交人员以及李大钊等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引发了中华民国（北京）和苏联之间的外交风波。

 背景 
在1925年反奉战争期间，鮑羅廷、李大钊曾秘密策動郭松齡向冯玉祥国民军倒戈，反對張作霖。大沽口事件和三一八事件之后，李大钊、徐谦等人遭到执政府的通缉。国共两党在北京的机构转入地下，指挥机构转移到东交民巷的原俄国兵营里面。李大钊等人继续在里面指挥国共两党的活动。left|thumb|国共机构在三一八事件之后转移到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
1926年4月，張作霖為首的奉系控制北京，成立安國軍，以“討赤”名義與馮玉祥和蔣介石等人的國民軍和廣州國民政府在北伐戰爭中爲敵，并認爲蘇聯以及中國共產黨正透過國共合作的機會擴展影響力、“赤化中國”。北京政府指與馮玉祥關係密切，又身兼中共北方負責人、蘇俄共產國際代理人的李大釗與其所屬秘密機關，從事大量軍事情報工作，並且藏匿軍火，協助蘇聯介入中國內戰，威脅北方政權。

1926年5月9日，冯玉祥到达苏联莫斯科开始考察，期间在蒙古库伦在徐谦的介绍下宣布参加国民党。8月，李大钊委托于右任赶赴苏联请冯玉祥回国，23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政府委员。27日，冯玉祥从苏联启程回國，苏联顾问团和许多中共党员如邓小平与之同行。9月16日，冯到达五原后发表五原誓师宣言。17日，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

另一方面，廣州国民政府北伐军司令蒋介石和张作霖曾在1926年秋天開始秘密接觸，分別派唐生智和楊宇霆為代表秘密會晤，協議共同驅逐共產國際勢力。

當時北京四處搜捕共黨，李大釗藉由外交庇護，躲藏在東交民巷的蘇聯大使館原俄羅斯帝國使館兵營中，中國共產黨北方總部也搬入當中活動。根據《辛丑條約》，使館區中國軍警不准入內。但俄羅斯帝國使館兵營所處的位置，因蘇聯已經取消沙俄時期與中國簽訂的條約而處於爭議地位。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1月，国共两党的示威队伍先后攻入汉口、九江英租界。同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进行改选。由于中共党组织与国民党左派联席会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在选举获得成功，9名执行委员中共跨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各占4席，17个区党部51名委员中，共派也占了绝对优势，达到37席。此后，几乎全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成立。1月6日，北京警厅设检查新闻特务委员会，检查沪津来京各报。1月19日，奉系陆军军法裁判所以共产党“派赴绥远、 调查军情、秘报共产党中央，以便辅助进行北方军事工作”的罪名，将辛绍卿等九人枪决，判处胡德芳等十二年徒刑。

2月10日，中共北京地委制定的《北京地方国民运动工作报告》谈到国民党党务问题，指自三一八事件以来北京共产党员已由3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国民党员由2200人发展到4300百多人。

1927年3月，南京事件在北伐军攻陷南京期间爆发，英美意日等国侨民被袭击，酿成外交风波。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利用冯玉祥国民军、广州/武汉国民政府和国共合作，在中国扩充影响力的现象，进一步不满。3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各国驻华使节，共同策划反对共产党的方案。同日，北京军警当局连续以赤化嫌疑捕去各大学学生三四十人，各校教职员和学生纷纷出京。4月4日，驻北京各国使馆卫队长在美国兵营开会。会商防卫使馆、租界问题。其时北京使馆界内共有美、英、法、 意、日五国驻兵1102名，骑、炮兵皆全。议决如必要时，即推美国卫队长官指挥一切;防区之分配，看将来情形而定，界内各处根据《辛丑条约》，不得容许中国武装兵士院入。

 经过 
1927年4月6日，北京全城戒严。安国军当局指基于情报，称有大量煽动者进入北京并被安置在苏联建筑内内，意图煽动民众行动，因此请求外交使团允许搜查。報道又指“東交民巷二十八號房內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秘密機關，擾亂中國治安。軍警當局特向安國軍總司令部報告；復由當局與交民巷各公使交涉，擬設法排除障碍，同時某國要人，又向安國軍方面報告，俄使館內有華人圖謀不法行動，請注意”。奉军当局负责北京治安，外交团遂批准请求。行動前晚，當局已得各公使之諒解，認爲此乃“中國內部之治安問題”。 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负责行动。

根据英国外相后来在英国下议院回答质询的讲述：4月6日，中国京师警察厅总监拜访了使团代表、荷兰公使，并递交了一封一式两份的公函，指出苏联人在使馆区内从事颠覆活动，并请求授权搜查特定的俄国房产，包括远东银行，并不在苏联使馆主楼范围内的中东铁路办公楼以及俄款委员会的建筑。这封信的原件经荷兰公使正式签署，授权京师警察进入后，又交还给了中国当局。而荷兰公使在此之前已征询其他《议定书》列强的代表，大家一致认为，使馆区的庇护不可被用来对抗当地政府。因此，只要地方当局持有合法的司法搜查令，使馆区警察应在公使的特别指令下，允许其搜查搜查令中明确指出的任何可疑苏联私人财产。

上午十时半，张作霖命令奉军及京师警察厅，出动警车、宪兵、特务等300余人；當中包括東北陸軍手槍隊一隊、東北憲兵一隊，皆携手槍。便衣探員一隊。搜查隊伍胸繫紅繩爲誌，警察一隊身著制服、佩刀帶槍，由幹練官長率領至使館界內的遠東銀行與中東鐵路辦事處和俄款委員會，一部在牆外逡巡、一部分入內。在北京各国使团的默许下，軍警包围和搜查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和俄款委员会，逮捕了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逮捕中國共产党员李大钊、范鸿劫（北大）、杨景山（北大）、谢伯俞（师大）、谭祖尧（艺专）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同时也是国民党员）以及国民党北京市执行部邓文辉、路友于、张把兰等共35人。李大钊妻子及两个女儿也一同被捕，儿子李保华因外出办事而未被捕。当时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机关即设在使馆区旧俄兵营内的工作。当局的军警拿走了苏联大使馆的大量档案材料。同时，军警在四川会馆又捕去中共党员吴平地等，在各大学宿舍也进行搜捕，共逮捕了八十余人。

搜查过程中，当局区分了苏联大使馆主楼（驻节官员住所与办公室所在）与使馆范围内的“其他建筑”（包括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室，以及下级官员与苏联侨民的住所）。理论上搜查并非针对大使馆主楼，而是中东铁路大楼及远东银行，但军警必须穿过使馆区内的一条道路数百米才能抵达目标地，因此需向外交使团申请并获得许可。

在搜查的过程中，军警翻墙或破门而入，使建筑内人员完全措手不及。当天成群结队的中外旁观者挤满了使馆区的大街。军警则将一车又一车的宣传品、国民党与共产党旗帜，以及一批批器材运走，其中一辆车上还装有多支步枪与大量手枪弹药。最后据称从建筑中收缴了七车宣传单、一挺机枪、一门迫击炮、炸弹、约二十支步枪、数千面国共旗帜以及大批弹药。在军警赶到后不久，一些俄方人员试图焚毁文件，但被中方消防队扑灭。面向使馆街的苏联远东银行是首先被搜查的地点。它与其他被搜查的建筑都位于苏联大使馆院内，但大使馆主楼未被进入，并有武装的苏联人员被看到在旁警戒。

根据荷兰公使对英国公使的通报（英国下议院会议记录），此次查获物品包括一份4000名北京特务的名单，并指“这些人准备在特定时刻挑起事端并实施暴力行动”，一挺机枪、三十支步枪、若干弹药、“多面带有煽动性标语、用于集会示威的旗帜”。并发现了“反英委员会”的官印，亦缴获了类似的反日、反法委员会的印章，“被逮捕者包括22名俄国人，以及40至50名长期被通缉的中国人，其中有华北中国共产党公认领导人，藏身于俄国人处”。而根據安國軍政府公佈的信息，搜獲的物品包括“有青天白日旗多面，萬國旗多面，中國共產黨臨時執行委員會方印一顆，雪恥大會圓印一顆。共產黨財務調查宣傳總務文書小長方印各一顆，關於其他之印信多件。市黨部各册多件。共產黨名册多件。領會用之器具多件。孫文像片多件。宣傳印刷品多件。步槍三十二枝 。盒子砲十二。炸彈數十枚。手槍八枝 。勞農旗幟三面。慶祝蘇俄革命紀念橫幅多張”。軍警用第九六八號第四號第一號多輛汽車，分別運至警察廳，“至九時。始竣事”。

此外，安国军当局也在某个酒店扣留两名美国记者（其中一名为女性），来自旧金山与火奴鲁鲁的Mildred Mitchell和Wilbur Burton，并指其向敌对北洋政府的刊物供稿。两人在安国军当局的特务监视下被扣留在北京的Hotel du Nord旅馆，该处位于北京各国使馆区外。两人供职于亲冯玉祥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媒体机构，美国大使馆曾以其散布亲国共的反英宣传为由撤回了对该社的保护。美国大使馆则表示两人并未收到正式指控，如有指控则必须通过使馆递交。报道则指两人可能被直接驱逐出境。

法国官方人士则表示，中国当局曾向外交使团请求允许搜查位于使馆区内的苏联银行，而尽管使馆区享有外交豁免，但银行位于原俄国邮局旧址，且苏联政府已放弃其在华全部特权，因此该银行不享有外交豁免。外交使团因此无法阻止搜查。另外北京使馆区行政委员会秘书（西班牙使馆雇员）还曾致电苏联大使馆，表示不会允许军警搜查苏联大使馆主楼。

北京当局在4月6日晚发布公告由英语翻译而来：“中国政府获悉远东银行及中东铁路办公室内存有武器与弹药，并知悉这些地方一直是共产主义煽动者的活动中心，遂决定进行搜查。

搜查的依据在于，这些地点不享有外交豁免，而苏维埃政府已放弃1901年《议定书》所规定的特权及域外权。因此，只有大使馆本身保有不可侵犯的特权。

搜查于今日上午11时由中国警察执行。在此之前，中国当局依据司法机关的正式搜查令，已从使馆区主管当局获得执行该搜查令所需的授权。”thumb|300x300px|真理报对上海苏联领事馆被封锁的报道

事件發生後，蘇聯駐上海領事即往謁駐上海各國領事團領袖，聲明如果上海蘇聯領事館“受此侵擾”，“將必唯該團是問”。4月7日，上海公共租界歐裔巡捕和万国商团俄国联队包圍了蘇聯領事館，禁止來往人員出入。其中万国商团俄国队接到任务，安排1名军官和17名士兵组成的卫队紧急封锁苏联驻沪领事馆，职责是协助工部局巡捕对所有进出领事馆大楼的人员进行搜身，拘捕所有晚上11点到凌晨4点间进出领事馆的人员。4月9日，因为俄国队接到守卫租界变电站的任务，前一任务被转派给万国商团美国队执行。中方（武漢國民政府，當時北伐軍已佔領上海）交涉員郭泰祺欲入該館時、巡捕須檢查郭方許進內，遭到抗議。同时大量的苏联人集合到领事馆内，领事馆烟囱不断冒出浓烟，被认为是销毁机密文件。

同日，奉北京當局電令，安国军当局的天津警察厅军警派員向法国驻天津領署接洽，法国领事由電話向北京法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館請示允許後，警廳長丁振之率同警察偵察，會同天津法租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的苏联驻华贸易处、遠東銀行、東鐵商務駐津辦事處、蘇聯大使署商務處及蒙古西合公司等機關。搜查行动由法租界巡捕把門，華方警察入內搜查。搜查得到法国政府允许：法国驻天津领事事先得到法国驻华公使指示，不予干涉。当局指，搜查行动获得和莫斯科來往文件數十通、宣傳品數種，並“有關係書籍數冊”。当搜查至蘇俄大使館商務處時，處長出示外交護照表示拒絕搜查。丁振芝则指“事係有上峰命合，且已得北京使團諒解”，最终入内直至晚上八時搜查结束。北京报刊指，搜查“以事屬創舉，圍觀者極衆-{云}-”。
北京当局查獲並向外界公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赤化中國”的千餘文件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出版．郭華倫，《中共史論》，1969年，包括共產國際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并最后会变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一书，詳載蘇聯涉入中共之地下滲透活動，「及近來之街頭群眾運動的狀況」，其中有一份蘇聯共產黨給當時革命政府顧問鮑羅廷的電報，指示不能讓國民革命軍統一中國；蘇聯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牽制帝國主義國家，使他們不能從東方攻打蘇聯。

 各方反应 
事件之后，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校长集会，讨论营救李大钊方法。10日，曾派代表向当局陈述意见。

苏联驻中华民国代理大使齐尔内赫向安国军政府提出严重抗议。4月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华民国驻苏联代办郑延禧提出通牒，要求当局立即撤退监视军警，释放使馆里面的苏方人员，交还被抄文件等。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強烈譴責安国军政府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認為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工具”。但北京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政府，表示拒绝。

另一方面，据真理报报道，国民政府代表郭泰祺拜访了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并表示上海苏联领事馆遭到上海万国商团和警察的包围，郭则需要安排一名护送人员进入领事馆。郭对苏联领事就北京事件表示遗憾和歉意，并指出这是“北方军阀的垂死挣扎”。郭也表示其将亲自向上海各国领事提出抗议，并指出苏联领事馆隶属于国民政府管辖，未经中国政府知晓和许可，任何人无权对苏联领事馆采取此类措施，又表示“对当前局势表示极度愤慨”。

各国使团在4月9日的会议上，同意英国公使对警方的回函，希望被捕者得到司法机关的公平审讯：“我奉同僚之托告知贵方，他们期望所有在此次搜查中被中国警察逮捕的人员，将由主管司法机关进行公平审判。若贵方能对此作出保证，我将不胜欣慰。”英国每日邮报将广东政府描述为“国家的渣滓——一群游手好闲的犯罪乌合之众”，并称他们被莫斯科组织成“武装恐怖团伙”。该报写道：“如果能够将这种势力从中国清除出去，那么中国民族主义政策的成功还有一线希望，否则就无从谈起。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的突击搜查很可能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代表着真正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试图清除那些唯一正在侵蚀中国独立的人的尝试”。

英国左派《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工党机关报）则相对同情苏联，卫报评论认为“如果列强确实允许张作霖实施这些袭击，那么他们就等于同意侵犯与其关系友好的国家的权利，并公开偏袒交战双方之一”，每日先驱报则评论“如果事实证明兰普森及其幕僚同意张作霖侵犯苏联大使馆的神圣性，那么我们将面对这样一种行为：如果不立即予以澄清，这等同于所有列强对俄罗斯宣战”。

4月11日，英国下议院就事件展开讨论，保守党议员、工党议员莫斯利、等就搜查大使馆事件对英国外相奥斯汀·张伯伦提出疑问，包括张作霖部队进入北京使馆区“是否系经我方驻北京外交代表与其他列强代表共同授权”，并要求其交代具体情况。张伯伦则在回答中强调，苏联大使馆本身被高墙隔开，在搜查中未受触动，但搜查人员确实越权进入了俄罗斯帝国时期使馆卫队的兵营（此处与大使馆主楼隔墙相望，位于西侧）。英方观点认为，苏联已经不再拥有沙俄时期的卫队，因此兵营建筑并无外交豁免权，但列强使团仍通过英国公使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警方此举已“超出资深公使授权的范围”。

蒋介石在发动江浙和上海的清党事变前后，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

 后续 
4月16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农民部部长莫同荣（中共）等也被捕入狱。4月18日，北京警察总监陈兴亚通令各区郊警署，检查界内书肆书摊，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书籍发行。又令此后凡到新书，务须先送警厅审查，始准售卖。thumb|300x300px|中國國民黨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對李大钊被处死的报道，当时上海清党事件已经发生
在事件中被捕的李大钊等人，遭到当局法院的审讯与起诉，该案当时被简称“党案”。4月28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成的军事法庭（“党案特别法庭”）在警察厅南院总监大客厅秘密进行军法会审。在搜查案中被捕的李大钊等二十人在受审以后，被以“擾亂治安證據確實之理由”“和苏俄通谋，里通外国”等罪名宣判。下午以绞刑等方式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处决。根据世界日报以《李大钊等二十人昨被绞决》为题的报道：
除李大钊外，其他被处决的十九人名单与身份略为：

 范鸿劫，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政治生活》主编。
 谢伯俞，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长。
 谭祖尧，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兼文书。
 莫同荣，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农民部部长。
 路友于，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
 邓文辉，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主席。
 张挹兰，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妇女部部长。
 姚彦，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商民部部长。
 郑培明，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秘书。
 张伯华，中共党员。
 杨景山，中共党员。
 陶永立，中共党员。
 方伯务，中共党员。
 吴平地，中共党员。
 李昆，中共党员。
 阎振三，李大钊办公室工友，工人。
 李银连，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于右任来京出差。
 谢承常，共产党人。
 英华，工人。

4月29日，军事法庭续判舒启昌等十人徒刑。北京的国共合作基本终结。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均遭严重破坏。

5月，英國警察當局也對伦敦的蘇聯駐英貿易機構全俄罗斯合作社進行了搜查，並佔領了蘇聯商業代表處的檔案室。此後不久，英國政府宣佈廢除《英蘇貿易協定》，同時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

7月16日，清党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指其有援助各地共产党活动的嫌疑，也饬令查封了苏联远东银行。

12月，因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在广州暴动中的参与，南京国民政府宣布与苏联断交。

 另见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
 清党
 中苏关系
 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作霖
 李大钊
 冯玉祥
 安国军政府

 外部链接 

 張作霖搜查北京俄使館
 苏联顾问目睹张作霖袭击苏联使馆经过

 参考文献 

Category:1927年4月
Category:中华民国外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