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族

臺灣民族，是一個涵蓋臺灣島群上多元族群、身份認同與政治共同體建構過程的複合性概念。它不單指單一血緣或文化群體，而是涉及政治學上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人類學上的族群（Ethnicity）演變、文化研究中的身份認同（Identity）流動、歷史學上的殖民與去殖民敘事，以及哲學上的主體性（Subjectivity）確立等層面。其概念核心，是將臺灣視為一個獨立自主的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有區別於外部的國家或文化體系；論述之發展則是臺灣近代史中追求自決（Self-determination）與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政治、文化與社會運動的總結。

參見：臺灣族群

 原住民族：「第一民族」的原初狀態 
參見：臺灣原住民族

臺灣民族的歷史發展，原初始於臺灣島群的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s）。原住民族是臺灣島群上最早定居的南島語系（Austronesian）群體，在漢人大量移入墾植和外來植民政權統治之前，已在島上建立了自己的社群、語言、文化和土地倫理。在當代臺灣民族主義與後殖民論述中，原住民族亦視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理由在於：（一）時間上的優先性與土地的正當性。原住民族的長期歷史，確立了其對臺灣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原初主權（Original Sovereignty），成為臺灣主體性論述最堅實的在地基礎。（二）批判多重殖民與共同體建構的立基。「第一民族」不僅是單純的族群劃分，更是對歷代外來政權的殖民主義（Colonialism）與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歷史之批判，主張一個以尊重在地多元文化、實踐多族群共存為基礎的公民共同體。因此，原住民族在現代臺灣民族的建構中，不僅是歷史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更是塑造臺灣民族核心價值觀，其多元、包容與在地正當性之關鍵基底。

 殖民分化下的族群緊張 
參見：臺灣漢人

臺灣民族的另一重要構成，係來自明末清初以降自中國東南沿海的移民。這些移民主要來自福建（閩南漳泉）和廣東（粵），他們與原住民族的接觸與衝突，以及在不同外來殖民者治理下「分而治之」的相互區隔，構成了臺灣複雜的族群動態。必須留意的是，目前四大族群的分類，乃不同部落與移民社群經由國家分類逐漸形成，箇中語言文化的差異（nuance）可能經由國家由上而下的主導同化而有所忽略。

 殖民政權的「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 
自大航海時代起，臺灣先後經歷荷蘭、西班牙、明鄭、清國、日本和中華民國等不同政權的統治。無論是任何外來殖民者，其統治邏輯皆依循著一種殖民國家的治理邏輯，採取「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策略，以維持統治的穩定性。

原漢衝突：殖民政權通過劃定「番界」與「界線」，間接鼓勵或限制漢人墾拓，加劇了原住民族與漢人移民之間的土地、資源衝突，使兩族群難以形成統一的共同體意識。

閩粵與漳泉械鬥：早期漢人移民內部，因地域、方言和信仰差異而頻繁發生分裂械鬥。殖民政府對這些內部衝突的態度往往是坐視甚加以利用，進一步鞏固了地方群體的內聚性，卻阻礙了島內跨地域、跨族群的統一認同的形成。

戰後的省籍區判（distinction）： 二戰年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後，將戰後遷入的「外省人」與早期移民的後裔「本省人」進行區隔，形成省籍區判的手段與結果─如此可以視為戰後威權體制下，維護統治精英權力的「分而治之」，直到民主化時期才逐漸被「臺灣民族」的公民認同所消解。臺灣島群內部的族群關係並非天然形成的對立，而是外來統治者透過制度與政策介入的產物。這也為現代臺灣民族主義提供了論述基礎——超越血緣、省籍與文化差異，共同反抗外部統治與內部分化。

 三波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形構 
參照：臺灣民族主義

臺灣民族主義的發展並非一蹴可幾，而是經歷了三個關鍵的政治賦權與共同體建構，最終形塑了公民民族主義（強調公民權利、民主制度與地域認同，而非單一文化或血緣）的政治共同體。

 第一波：1920年代的「在地自治」框架 
第一波民族主義發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其核心訴求是「政治賦權」和「自治」（Home Rule）。其雛形在於蔡培火提出「臺灣為臺灣人的臺灣」、林獻堂與蔣渭水領導的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及臺灣文化協會的啟蒙活動為代表。其論述特色為運動者主張臺灣人擁有在帝國體制下參與治理的權利，將殖民地臺灣視為一個具有獨立政治權利的單位。這為「臺灣人」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提供了原初框架，將血緣與文化差異暫置一旁，強調在地住民自決的集體權利。 文化補充：1930年代，洪耀勳的「臺灣語言與風土論」、長老教會的白話字（Peh-ōe-jī）運動，則以語言與地理環境為基底，為政治上的民族框架補充了文化民族主義的底蘊，以區隔日本帝國的同化政策。

 第二波：1940年代末海外臺灣人的「國家建構」轉向 
第二波臺灣民族的建構，則是在二戰後初期及隨後的威權統治下形成，標誌著從殖民地自治轉向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之轉折。戰後初期，臺灣知識份子原希望承續 1920 年代的自治理想，推動地方自治，而轉捩點則是二二八事件及隨後的清鄉，徹底摧毀了臺灣菁英對中華民國政府的信任。海外流亡的臺灣菁英展開臺灣獨立之論述，如廖文奎、王育德、史明等人轉向海外，開始進行臺灣國家建構與民族主義論述的系統性工作，主張臺灣應從中國的統治中獨立，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這時的民族主義轉為流亡反抗的，其目標是建立主權獨立的臺灣國家。

 第三波：1990年代的「民主」公民共同體 
第三波是臺灣民族發展的成熟階段，與臺灣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緊密結合。一是結合本土與海外，從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期，臺灣社會的民主運動（如訴求解嚴、萬年國會解散）與海外臺灣獨立運動的理念匯流；再來則是公民民族主義的確立，透過修憲、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民主化工程，臺灣社會逐漸從「中國的一省臺灣」轉向「臺灣人的臺灣」。這波民族主義再度強調主權在民、民主制度、人權保障等普世價值，最終形塑了以民主與自由為核心價值的「公民民族主義」政治共同體。而且，在公民民族主義的框架下，「臺灣人」不再是單一血緣或文化群體的代稱，而是所有認同臺灣這塊土地、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公民的集合。

由此而見，臺灣民族的建構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過程，是臺灣島群上多元族群（原住民族、早期漢人移民、戰後移民）在抵抗外部殖民與內部分化的歷史壓力下，共同努力確立在地政治共同體主權的結果。其核心價值在於：多元共存（尊重各族群的文化與語言，視其為共同體不可分割的資產）、民主核心精神（以民主、自由、人權作為政治共同體存續的基礎與正當性來源）、本土主體性（確立臺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由全體住民共同決定）。

 參考文獻 

 參見 
台灣人

台灣民族主義

台灣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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