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條政基

九條政基（，、文安二年五月七日－永正十三年四月四日），為活躍於室町時代至戰國時代初期的公家，曾任從一位、關白、左大臣及准三宮等職。

因家領經營所致的利害衝突，政基與其子共謀，殺害家司，釀成前所未有之事件，因而遭受處分。其後，政基前往家領所在的和泉國（今大阪府泉佐野市），親自執行莊園之直接管理（）。其於此期間所撰日記《政基公旅引付》，以生動描繪16世紀初畿內村落的社會實態而聞名於世。

 生平 
 九條家繼承 
文安二年（1445年）五月七日，九條政基作為關白・九條滿家之次男誕生，其母為之女，幼名茶茶丸。由於政基為滿家晚年所生之子，因此關於由何人繼承家督一事遂引發爭議。

文安五年（1448年）十月，身體欠安的滿家召來身在大和國的弟弟，詢問其關於九條家下任家督繼承人之選擇：究竟應由其嫡子、然因病弱而至28歲仍未元服的之10歲嫡嗣若君（）過去曾有推測認為政忠是政基的異母兄。然而，實際上政忠乃政基之兄加々丸之子，因此從血緣上而言，政忠為政基之甥（且政基年齡更為年幼）。作為滿家之子且被定位為九條家嫡男的加々丸自幼體弱，故於文安五年（1448年）滿家臥病之際，關於應由滿家之末子政基，亦或滿家之孫政忠繼承家督一事遂成為重大問題。其時之決議為：先由政忠承襲家督，待政基成年後再由政忠讓與。又，於繼承手續上政忠已成為滿家的養子，因此從此角度而言，稱政忠與政基為「兄弟」亦並非錯誤。，或其親生之4歲幼子茶茶丸繼承家督。經覺深思後建議，可先由10歲之若君承襲家督，日後再令其將家督讓與茶茶丸。滿家聞之甚為欣然，遂依其所言，以10歲若君為養子並使之繼承家督。至於加々丸，則出家為僧。

長祿三年（1459年）三月二十三日，15歲的茶茶丸行元服之禮，並改名為政基。其中「政」字乃奉時任將軍足利義政之偏諱而得。同日，政基被敘任為從四位下、右少將。

寬正元年（1460年）正月，政基獲敘從三位，同年（1460年）六月又被任命為權中納言。

寬正二年（1461年）八月，政基獲任權大納言；至寬正三年（1462年）正月，則被敘任為從二位。

其時，九條家家督之位仍由滿家之孫、亦即政基之甥政忠所繼承，但於此時期，二人之間圍繞家督繼承權爆發爭端。其間，政基之母方伯父為擁立政基而四處奔走，政忠則因憎恨此舉，甚至圖謀暗殺在治。然而此事最終傳至將軍義政耳中，最終在寬正六年（1465年），政忠被迫隱居，由政基繼任九條家家督《公卿補任》寬正六年條中，關於政忠三月被停任左大將一事，其本文記載理由為「依長病未拜賀」，然而同年九月隱居之記事則註明「依家門事也」，由此可見政忠隱居的原因實際上並非疾病，而是與家督繼承相關。另一方面，《公卿補任》中亦有關於政忠文明十九年（1487年）成為關白的記載，其中某些抄本註解稱：「雖非攝家家督之人於一代者可被補當職之由後三緣院滿教公被仰置東山殿御執奏云々」，意即政忠雖非攝家家督，，但將軍義政依據其亡父九條滿家之遺願，特別替政忠安排在其一代擔任關白。。

 與政忠的對立 
然而，政忠的隱居並未使九條家家督爭端終結，政基與政忠之間的對立仍持續存在。

應仁二年（1468年）正月，24歲的政基被敘為正二位、任右大臣；文明七年（1475年）三月升任左大臣。

文明八年（1476年）正月，32歲的政基被敘為從一位、任關白。另一方面，對政基繼承家督有功的在治，則作為九條家之執事（家禮）掌管家政，後更升至從二位、權中納言之職。

文明十一年（1479年）二月，35歲的政基辭去關白之職；文明十四年（1482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基將家督讓與其子尚經。

文明十九年（1487年）二月，政忠因義政的奏請而突被任命為關白。此乃政忠為恢復權勢而接近義政之結果，然政忠關白之任僅限於其一代，並未對政基的地位構成威脅，故未導致九條家分裂。儘管如此，由於九條家家司分裂為政基派與政忠派而互相爭鬥，家政仍持續陷於混亂。

延德三年（1491年）二月十三日，政基應管領・細川政元之請，將年僅2歲的次子澄之納為政元養子。

延德三年（1491年）十一月，47歲的政基受准三宮宣下。

 殺害唐橋在數 
在應仁元年（1467年）應仁之亂爆發之際，身居公家社會核心地位的政基，無意間成為此後公家階級衰落的的重要見證者之一。

政基在應仁之亂期間自京都避居近江 。然而，其此時需支應用途二百貫文，遂由家司唐橋在數（唐橋在治之子，亦為其母系堂兄）代為墊付。作為免除該筆借款的交換條件，於文明四年（1472年），政基乃在其僅餘不多的家領之中，約定自和泉國日根莊入山田村所出之年貢，移交於在數直至尚經一代為止。此事顯示九條家財政已陷入破產狀態。

及至延德元年（1489年）在治去世後，局勢更進一步惡化：一方是政基欲親自掌握九條家家政，另一方則是在數試圖承襲其父之地位而介入家政運作。雙方遂由此形成對立局面，家政紛爭因而激化。

此時，在數為彌補自日根莊徵收失敗所造成的缺口，遂以日根莊為抵押，向根來寺取得貸款。然而，由於該筆貸款之償還出現延滯，於是根來寺試圖行使抵押權。由此，九條家面臨喪失對其財政具有關鍵性所領的危機之中。基此，政基與在數雙方遂互相推諉責任對政基而言，此事是「在數在運用受九條家委任的莊園時，為運作之便擅自舉債」。然而，對在數而言，則是「因應九條家對資金調度的需求，自己所受委任管理的『九條家日根莊』所能提供的收入不足，因此以日根莊為抵押向外籌款，此舉乃為了挽救陷入困境的九條家財政所必須之借款」。至於根來寺的立場，則是「九條家家司為籌措家政運作資金，以九條家日根莊作為抵押而舉債，若無法償還，則應將日根莊交付予寺院」。。

明應五年（1496年）正月七日，在數闖入九條邸，向政基與尚經父子進行償還款項的談判。對此，政基父子勃然大怒，最終將在數殺害。在數雖以家司身份侍奉九條家，但其本身是具備升任公卿資格的堂上家當主，早已身為殿上人，直接侍奉天皇，並兼任、等官職。此殺人事件的加害者與被害者均為侍奉天皇之貴族，對公家社會造成極大衝擊，亦使其在處理事件的過程中陷入困境從記錄此事件的公家日記可見，對政基父子之行動，評論為「言語道斷之次第也」，則稱之為「無骨之事」，對政基等人予以批評。另一方面，則認為在數擅佔九條家領，而實隆則將責難指向在數本人，稱其身為執事「每時怠惰至極」、「不義之事屢屢發生」。。

事件發生後，與在數同屬的召集主要菅原氏公家，準備對政基父子進行彈劾。與此同時，和長亦藉此事件之機，於十三日成功就任大內記後任。至廿四日，由（菅原氏氏長者）領銜，東坊城和長、、五條為學等人聯名提交告發政基父子的申狀東坊城和長以下三人，為唐橋家之外的菅原氏公家：即「」「」「」之當主（其中高辻章長作為高辻家代表，代其父長直行事）。至於剩餘的，雖在先前的會議中已同意參與告發，但因當時已出家，故未列入申狀的連名之中。值得一提的是，此份申狀乃由高辻章長親自撰寫。。

據此，與被派往九條邸進行事情聽取。經過審議，最終決定在二月五日開庭審判，並於同月廿五日作出判決。

明應五年（1496年）二月五日，由、奉行、、，以及特別召來的白川忠富、甘露寺親長等人在後土御門天皇臨席下進行審理（慣例上，當事人通常不會被召至審理現場）。大宮時元援引治承政變中松殿基房一案，作為攝關家處罰的先例，然而其又指出，該案並不構成此次事件的適用先例。

最終，甘露寺親長提出意見，主張僅對事件中處於主導地位的尚經予以解官，主持審判的勸修寺教秀亦表示贊同，但裁決需先取得時任關白近衛尚通之同意。然而，此事傳至三條西實隆耳中，其批評道：「將攝家准后與家禮侍臣置於同等地位本身即為朝廷秩序之混亂」（《》明應五年二月五日條），並認為此舉不妥；尚通對同意也態度消極。另一方面，政基在裁判結束後，透過書簡向白川忠富、中御門宣胤、、等人陳述在數生前不義怠惰之情狀，以為自己辯解，並強調企圖顛覆「攝籙」的在數乃朝敵，而自己則是救朝廷之人，展現出理直氣壯的態度。

因此，原定於二月廿五日作出的判決被延期，最終依太政大臣之意見，在閏二月三日，天皇對政基父子發出正式譴責，並停止其出仕。此外，九條家亦被禁止持有家禮。

當時正值戰國時代初期，戰亂頻仍，朝廷權威面臨嚴重危機。在此情況下，公家社會採取保守態度，嚴格維持以家格為基礎的身分秩序，徹底排除可能引發像武家社會那樣「下克上」之因素，藉以維持公家社會的穩定並防衛其組織櫻井英治指出，室町時代的政治思想中存在一種「無為與外聞的政治學」，即以避免混亂為最優先考量，寧可放棄追求真相，使事情不了了之，也要達成解決。在公家社會中，為維持秩序，這一邏輯同樣被強烈運用。。

雖然在此事件中對政基父子的處分相對輕微，但其影響仍不小。即便在赦免之後，仍有如中御門宣胤等公家因對九條家的不信與嫌惡而斷絕交往，或逐漸疏遠其關係，導致九條家相比其他攝關家，其地位有所下降。同時，那些曾擁護九條家的公家，也要求在數之子的地位與權益，並試圖維護唐橋家的存續。由此可見，在當時的貴族社會中，對唐橋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情，而九條家的求心力與影響力則出現衰退。

 地方生活的晚年 
明應七年（1499年）十二月十一日，尚經的懲戒被解除，但政基的懲戒仍未解除。政基遂以此為契機，剃髮為僧。

文龜元年（1501年）三月，政基前往守護方曾侵占的家領日根莊，親自管理莊園直務，並透過與根來寺及地方守護勢力的協商，力圖恢復莊園秩序與收益。同時，其在日根莊期間撰寫了《政基公旅引付》，該日記對戰國時期村落日常生活提供了詳實記錄，為研究戰國期村落社會的重要一次資料，長期被學界作為基礎史料加以利用。此外，政基亦在同一時期駐留於，撰成《慈眼院日記》（宮內廳藏），進一步留下其晚年活動的珍貴紀錄。

文龜元年（1501年）六月，長男尚經被任命為關白；翌年（1502年）九月，次男澄之成為細川京兆家家督繼承人。政基在鞏固自身經濟基盤的同時，亦試圖將九條家與細川氏加以結合，構想建立以自己為核心，統合公家與武家政權的政治格局。

永正元年（1504年）十二月，政基返回京師。其雖成功將守護勢力排除出日根莊，但由於日根莊隨後落入與守護勢力敵對的根來寺掌控之下，政基不得不任命同寺僧侶為代官。結果，日根莊事實上成為根來寺的領地，政基對莊園的直務支配最終未能實現。此外，政基返回京師後，與尚經之間亦爆發了摩擦。

永正二年（1505年）十月，政基下向山城國小塩莊以徵收年貢，然而當時前來值宿的九條家被官人竟遭國方勢力所害。

永正四年（1507年）六月，澄之因政元去世而成為新任京兆家當主，然而同年八月，澄之隨遭政元另二名養子澄元及高國所討殺，史稱「」。此一事變徹底粉碎了政基的政治野望。

永正八年（1511年）四月六日，政基與尚經發生衝突，雙方家司甚至爆發武力交戰。此次合戰造成30人死亡，受傷者不計其數，其規模與形態幾可比擬武家的戰鬥，充分反映了戰國時代攝關家之特徵。同時期，九條家與家司的聯繫日益緊密，逐步形成類似戰國大名「家中」（）的組織，其存在已使九條家在性質上愈趨武家化。

同四月，政基子嗣之一入寺醍醐寺三寶院擔任住持，並成為室町幕府第10代將軍足利義尹（後為義稙）之猶子 。然而，由於政基因殺害在數而受前天皇勅勘，義尹在處理此猶子任命之事時，必先徵詢後柏原天皇的意見，由此可見，在數之殺害事件對政基的影響，直至晚年仍然未曾消散。

永正十三年（1516年）四月四日，政基逝世，享年72歲。其法號為慈眼院，墓所位於東福寺山內九條家墓地。

 參考文獻 
 註解 

 引用 

 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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