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

1992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又称红山口会议，于1992年6月22日至27日在北京西郊红山口的八一体工大队招待所举行，由中国足球协会组织。这次会议讨论改组了中国足协领导层，决定将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突破口，推进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实体化，试行足球俱乐部体制，联赛赛制自1994年起改为俱乐部参赛。红山口会议被视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端。

 背景 
改革开放后，依赖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举国体制逐渐无法适应经济体制改革，体育财政投入和举国体制运行成本上升，体育经费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和日常开支，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资源匮乏。而各单项体育协会是体委加挂的牌子，并无自主权。

1979年和1980年国家体委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确立发展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发展战略，强调“动员社会力量办体育”。1986年，国家体委下发体育体制改革草案，提出体育体制由国家包办转向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鼓励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有条件的行业、厂矿、学校等集体可试办体育俱乐部。以此改革方向为指导，在1980年代的举国体制调整更侧重竞技体育，但改革并未触及以计划经济下国家包办为主导的体制。为解决体制上的弊端，1988年，辽宁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接受东北制药总厂的50万元赞助，让辽宁队以“辽宁东药”名义参加比赛，大大提升了球队收入，此后企业赞助省市足球队的方式风靡足球界。同一年，伍绍祖任国家体委主任，主张深化体育体制改革。1989年，中国足协提出实体化建议，一年后国家体委发布《关于中国足协实体化的通知》，撤销国家体委足球办公室，要求足协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事业实体。

1992年1月30日，中国国家奥林匹克足球队在面对打平即可出线的形势，1比3负于韩国队，无缘奥运男足正赛，社会各界又一次热烈讨论中国足球发展问题。赛后江泽民告诉伍绍祖对于足球“要鼓励，要改革”。伍绍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引用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副司长谢琼桓的说法，提出将足球作为体育改革突破口，认为中国足球的问题是“系统”不行。

1992年2月，北京体育学院七名教授批评正在春训的甲A联赛球队训练强度低下、纪律松散。加上1991年11月国际足联考察团建议中国足协要在经费上自给自足，让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意识到旧有足球体制的矛盾已经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必须寻找新的管理模式。他认为只有走职业化道路才能克服体制的矛盾。3月，王俊生主持座谈会，讨论中国足球发展对策，会上王俊生提出要从体制开始改革，走职业化道路，并决定起草中国足球运动改革总体方案，将相关内容写入方案。经过一个月的编写，国家体委通过了中国足协撰写的改革方案。

邓小平南巡后，中共中央鼓励改革之风再起，6月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减小了将职业化、体育俱乐部与资本主义等同的意识形态阻力，伍绍祖借此契机开始足球改革。伍绍祖认为让足球作为改革先锋，一是足球运动关注度高，受群众喜爱；二是足球项目本身一穷二白，试验成本低，当时国家体委分给足球的经费只有一百多万元人民币，让中国足球不得不寻求其他出路，此外，足球的糟糕成绩也让改革不会影响到体委奥运战略的施行；三是需要一次改革让群众看到中国足球正在进步。

 经过 
1992年6月22日上午，王俊生代表中国足协向会议作报告。下午与会代表讨论足协提交的报告时，在是否职业化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部分代表支持中国足协提出改革方向，同意进行改革尝试，但多数地方足协代表则认为中国当下环境不适合走职业化道路，职业化下体委、足协、球员和新出现的足球俱乐部关系不清晰。足球俱乐部能否自力更生也成争论焦点，一些代表指出当时比赛门票不足一元，入场观众稀少，俱乐部根本不能靠门票赚钱。直到次日中午，与会代表对于是否职业化仍无法达成共识。

6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与会代表，表达了对职业化改革的明确支持，要让足球界解放思想，在体制改革上多闯多试，争取一步到位。李铁映干预会议的发言得到与会代表一致认可，消除了职业化改革的障碍。同日，代表们还参加了中国足协和上海大众汽车共同聘任德国人克劳斯·施拉普纳为中国男足主教练的新闻发布会。

6月27日，会议通过了中国足协的工作报告，原则同意了改革总体方案，并选出以袁伟民为主席的新一届中国足协领导层。会议就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具体措施达成以下共识：
中国足协及各地足协加速实体化，各地足协由体委领导改为中国足协领导。北京、天津、上海、大连、广州、青岛、武汉、重庆、西安、深圳、沈阳11个试点城市足协在1993年年底前首先进行实体化。广东、辽宁等省足协和火车头体协的足协在1994年底前完成实体化。
推动职业、半职业和业余足球俱乐部的建立。支持政府、企业、个人建立足球俱乐部，注入竞争机制取代“大锅饭”分配。要求上述11个城市和有条件的省、行业体协在1993年底建立足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间可以进行球员转会、招聘外籍球员。建立合同制、转会制、注册制。
希望相关部门允许中国足协发行足球彩票、成立足球发展基金、经营广告创收、拥有后援企业或财团和电视转播权。

此外，会议还提出其他方面的工作计划：
建立运动员和教练员考核制度，要求1995年前一线教练持证上岗。
计划男足分别在2000年和2002年进入奥运会和世界杯，女足力争进入1999年世界杯前三名。
与教委合作发展校园足球，建立中国足球运动学校。
加强外事和宣传工作，在足协内成立新闻委员会。
从1992年7月至1993年2月，自上而下开展整顿。

 后续 
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转向职业化发展道路的发展方向，并由1993年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正式确定新的职业化体制，拉开了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改革的序幕。会议结束后，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负责按会议要求负责制订《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交由下一次足球工作会议讨论。1992年7月，中国足协开始整顿，王俊生后来认为虽然足协此次整顿统一了改革思想，但足协整顿没有涉及深层矛盾，缺乏对法制观念的重视，埋下管理隐患。11月，中国足协组成代表团访问德国和意大利，考察两国足球管理体制。

1992年底至1993年2月，中国足协利用冬训在广东举办足球俱乐部锦标赛，开放门票销售，确立比赛营收分成；1993年又举办第二次俱乐部锦标赛，对球员和教练员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并试行主客场赛制，球队在珠三角八个城市间奔波参赛。王俊生在足球俱乐部锦标赛前强制推行12分钟跑，并作为体能测试的一个项目直至2000年，引发舆论争议。两次足球俱乐部锦标赛虽然营收不理想，但为俱乐部职业化和职业联赛举办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而11个足球试点城市和火车头足协的实体化也与1993年初完成，并组建了足球俱乐部。至1999年，职业俱乐部体制现已基本建立并逐渐规范。但中国足协实体化仅存于经济方面，1995年成立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又将中国足协与足管中心变成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足协实际置于体委领导之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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