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又称乌勒本（），是满族及其先民口耳相传的民间说唱文学，原先多用满语说唱，清中期以后改为汉语为主、夹杂满语。由于满族先民在入关之前缺乏书写历史的传统，满族说部对于研究其早期历史有着参考价值。其内容涵盖了满族先民之间部落竞争、家族兴衰、萨满宗教、风俗习惯、生存方式等方方面面，被称作“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

 名称与概念 
1981年，金启琮将三家子村的满语叙事传统分为两类：其一为相对世俗的长篇故事，例如满语传唱的《三国演义》故事；另一类则是相对神圣，往往由宗族族长在祠堂祭祖的时候讲述，内容大多为先世的渊源和事迹。前面的世俗故事通常被称作“朱伦”（）、“朱奔”（）。后面的神圣故事一开始被归类为评书，1986年富育光在研究中将其命名为“满族说部”，对应满语的“乌勒本”或“满朱衣徳布达林”（）。

从字面上讲，“满族说部”的名称实际上借用了汉语“说部”的概念，汉语中“说部”一词泛指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之外的笔记、小说等通俗文学，因此广而言之也会包含满语从其他语言翻译的各类通俗文学，但是学术界一般认同相对狭义的概念，即满文学中的神圣长篇故事。北京出身的舒乙则不认同“说部”的名称，认为这类说法不常用，反而提出改名为“满族口传史”；富育光则强调满族说部就是“乌勒本”，也就是清朝所流传的“满洲书”（满语称作“满朱衣德布达林”），大约在1930年代“乌勒本”开始改称“讲古”、“满洲书”、“说部”等，瑷珲等地的民众多用“说部”指代“乌勒本”；目前“满族说部”的名称相对更加普及，并被列入了国家名录。虽然“满族说部”与“乌勒本”常被当作同义替换，但实际上略有不同，现当代的“满族说部”在文字体量上要大于传统口述的“乌勒本”，因此不能等同于原先的“乌勒本”，而是“乌勒本”在现代的发展。

 传承与搜集 

正史记载中，女真有着“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的习俗。《金史》记载了两首汉译的女真歌谣，都是反映女真建国之前巫觋谶纬的民谣，例如《谢里忽传》中记载了一首诅咒仇家的歌谣。《金史·乐志》还记载了金世宗巡幸上京时为诸位皇子吟唱祖宗创业的事迹，“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形式上和乌勒本相近，也说明这种习俗不止于平民百姓，王公贵族乃至皇室都保持着这种习俗。满族说部大约有1/3讲述了满族先世的女真人故事，其中有很多以金朝为背景，大多数都和完颜氏的历史相关，这可能和完颜氏对这一习俗的推崇有关。

在《乌布奔西妈妈》的说部故事里，乌布逊部落的萨满则是在锡霍特山脉滨海的德烟山古洞将乌布奔西妈妈的事迹以刻符的形式画在了洞穴的岩壁之上，只有部落里的萨满才可以辨识这些刻符，每逢祭祀典礼就读着刻符吟唱乌布奔西妈妈的事迹，族人们就静静听着萨满讲故事。女真文字创立之前，大多数故事需要口头传承，也有通过这类洞穴岩画上的图画和刻符记录梗概，这些图画刻符被称作“妈妈本”或“乌勒本特曷”（），而在女真文发明以后，绝大多数的传说故事仍然局限于口头流传，尚未转为文字记载。

明中期以后，随着女真各部兼并加剧，各部中都出现了许多传奇故事：《元妃佟春秀传奇》讲述了努尔哈赤与其原配妻子佟春秀之间的爱情故事，主要流传于辽宁省东部的佟姓家族；《扈伦传奇》则是记载了海西女真乌拉那拉、哈达那拉、叶赫那拉的兴衰故事，其中洪匡失国之事不见于史料，但是保留于满文家谱中。由于乌勒本往往涉及家族秘辛，为了防止外传，传统上很少以文字书写。然而，清康熙朝以后，一些家族开始以满文记录原先口耳相传的“乌勒本”，形成了最初的满文手抄本乌勒本。最初的乌勒本文本篇幅较短、往往只有故事的梗概，具体内容都需要代代口耳相传，这类文本在家族内部被视作祖先的象征，在祭祀的时候从珍藏的神龛中请出乌勒本由地位崇高之人向族人传唱。满族的乌勒本题材上也不止于女真人和满人，渤海国女英雄红罗女的传说谱系众多，涉及了渤海国与唐朝、契丹之间的战争，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讲述了黑龙江口北岸大丘坟的来源，实际上源自于当地原住民尼夫赫人的传说。

现代满族说部的搜集整理始于1900年代。1900年庚子俄难之后大量满人从外东北逃难到内东北，许多家族的传承文本丢失或损毁，因此开始了新一轮的修谱和整理。1908年俄国人也从齐齐哈尔的满人手中获得了《尼山萨满》的完整故事手稿，这也是最早的满族说部文本之一。民国初年“乌勒本”在东北的民间仍然很流行，但是随着清朝灭亡后满人社会地位丧失、满语水平不断退化，许多原先的满文文本也在不断转化为汉文。1919年五四运动后白话文的普及后，满人中的知识精英也开始有意识地抢救本民族的民间传统文化，富育光之父富希陆玖肆从1926年开始就搜集家族内的满族说部。到了伪满统治期间，日本人一方面限制《萨布素将军传》这类爱国题材说部文本在民间的流传，一方面又出于军事动员、煽动对苏仇恨的目的鼓励《乌布奔西妈妈》相关文本的传播，傅英仁等人则背着伪满宪兵队将一些限制题材偷偷记录下来。1950年代的民族普查和社会改造也涉及到了满族说部的搜集，虽然1958年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方针，但是由于受到反右运动影响，实际上民间故事搜集和整理工作以“改旧编新”为主要方针，并不忠实于民间文学的原始文本，满族说部的一部分传承人因为政治运动牵连下乡。“改旧编新”的风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满族传统的祭祀活动不得不停办，许多满族说部文本因为涉及神鬼迷信毁于一旦，1920年代以来搜集的许多满族说部文本都没有保存下来。

1978年文革结束后东北得以民间文学采风工作恢复，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联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启动了民间“三项集成”工程，满族说部作为民间故事被系统性的编入各地的“三项集成”成果中，但是随着1987年各地“三项集成”工作结束，满族说部的搜集也陷入了低潮，1990年代仅零星出版一些1980年代搜集、整理的满族说部文本。1998年吉林省启动了《十大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抢救满族说部”成为工作的一项重点，2003年更是成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国家课题，2004年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6年5月20日，满族说部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2005年以来，这些保护工程的成果陆续以丛书的形式出版，截至2019年已经出版了3批54部满族说部文本。1980年代以来，仍然有很多满族说部因为传承人的逝世而散佚，不少姓氏中满族说部已经鲜为人知。

 分类 
1999年，富育光根据题材类型将满族说部分为了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三类，又在2005年新增了给孙乌春乌勒本，这一分类系统后来为吉林省文化厅所使用：：
 窝车库乌勒本（）：主要讲述萨满神话与创世史诗，这些故事主要由哈拉（部族）的萨满代代传承，源于萨满神喻和生平遗稿。在瑷珲地区主要以《尼山萨满》为代表，黑龙江流域则以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为代表，乌苏里江流域则以东海女真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为代表。
 包衣乌勒本（）：记录特定氏族的历史与谱系，是1980年代以来发掘比较多的类型，往往是由家族代代相传，记载的是本部族的历史。例如，吉林长春市满族赵姓家族所流传那拉家族的《扈伦传奇》，黑龙江宁安地区傅氏家族承袭的《东海窝集部传》等等。
 巴图鲁乌勒本（）：歌颂历史或传说中的英雄人物，这其中既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也有杜撰改编的传奇情节，其中的人物既有初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清太祖努尔哈赤、金朝将领金兀术、清初重臣鳌拜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虚构的传奇人物。
 给孙乌春乌勒本（）：多为地方传说与民间歌谣，如镜泊湖一带流传的爱情故事《红罗女》，歌颂图们江神的《图们玛发》，以及讲述巴拉人地方风物的《巴拉铁头传》。

学术界主要承袭富育光的四分法，但是具体分类上略有差异。2014年王卓撰文质疑目前的四分法系统，将窝车库乌勒本和给孙乌春乌勒本归类为有韵文的说唱文本，而另外两类则为无韵文文体的散体文本。具体分类中，和给孙乌春乌勒本的定义相对模糊，既有韵体也有无韵文的版本，且由于讲述人满语能力退化、无法说唱，许多曾经的说唱文本如今已经演化为散体文本，因此这种分类也不尽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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