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东京飞行

罗马—东京飞行（）发生在1920年2月14日至5月31日间，是由意大利组织的跨欧亚大陆长程飞行。飞行的组织者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和下位春吉，完成飞行的则是飞行员、以及他们各自的机械师和吉诺·卡潘尼尼（）。

 构想 
邓南遮在1919年3月构思了罗马—东京飞行计划：一战期间，他曾面见加入了阿迪蒂突击队的日本诗人下位春吉，飞行计划就源自这次会面。曾参与行动的邓南遮原本要亲自参加罗马—东京飞行，意大利政府认为这也许能让他搁置在阜姆的冒险计划，于是便予以支持。

但邓南遮其实没忘掉阜姆，最终放弃亲自飞行。共有11架飞机参与飞行，但最终只有费拉林和机械师卡潘尼尼单纯凭借飞行抵达东京，飞行总时长达112小时。马谢罗和马雷托在德里—加尔各答段改乘火车，在广州—上海段改乘轮船。其他飞机都未能抵达终点，甚至有一架坠毁，导致2名机组人员死亡。

 机组 
邓南遮挑选的官兵如下：

 爱德华多·斯卡维尼（）中尉、卡洛·博纳卢米（）少尉，驾驶卡普罗尼Ca.33双翼机
 路易吉·加罗内（）中尉、恩里科·阿巴（）中尉、机械师阿尔弗雷多·莫莫（）和阿尔弗雷多·罗西（），驾驶卡普罗尼Ca.40三翼机
 莱安德罗·内格里尼（）中尉、乔瓦尼·奥里吉（）少尉、机械师达里奥·科蒂（），驾驶卡普罗尼Ca.33双翼机
 维尔吉利奥·萨拉（）中尉、因诺琴特·博雷洛（）中尉、机械师安东尼奥·萨尼塔（），驾驶双翼机
 圭多·马谢罗中尉、机械师罗伯托·马雷托，驾驶.9双翼机
 阿尔图罗·费拉林中尉、机械师吉诺·卡潘尼尼，驾驶安萨尔多SVA.9双翼机
 朱塞佩·格拉萨（）中尉、上尉，驾驶安萨尔多SVA.9双翼机
 翁贝托·雷（）上尉、摄影师比克肖·阿尔贝里尼（），驾驶安萨尔多SVA.9双翼机
 费鲁乔·兰扎（）上尉、机械师布里吉迪（），驾驶安萨尔多SVA.9双翼机
 阿梅代奥·梅科齐（）中尉、布鲁诺·比利斯科（）中尉，驾驶安萨尔多SVA.9双翼机
 费鲁乔·马尔瓦里（）中尉、机械师朱塞佩·达·蒙特（），驾驶安萨尔多SVA.9双翼机

 从意大利到印度 
1920年2月14日，费拉林和马谢罗在罗马的双双起飞，两架飞机都在起飞后遭遇技术问题，于是在普利亚大区的焦亚-德尔科莱落地。他们的下一站是阿尔巴尼亚城市发罗拉，意大利军队自1914年起占领该城，在当时尚未撤军。之后，他们又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停顿，之后又飞到了伊兹密尔，该地当时被希腊占领。

他们从伊兹密尔飞往安塔利亚，但因遭遇技术问题而在艾登降落。到达当时被意大利占领的安塔利亚之后，又飞往阿勒颇和巴格达。在伊拉克首都，费拉林曾不得不降落在一块足球场，当时场上还在踢比赛。2月23日，他们飞往巴士拉，费拉林在当地等待了马谢罗3天，之后两机继续向阿巴斯港飞行，但费拉林机组遭遇恶劣天气，一度被迫在布什尔降落。抵达阿巴斯港后，费拉林机组的首次起飞尝试因散热器问题而受阻，但最终机组仍设法到达恰巴哈尔。

 从印度到中国 

费拉林试图从恰巴哈尔直接飞到卡拉奇，但发动机又发生故障，他被迫降落在一座反英叛军盘踞的村庄附近。幸运的是，村民将飞机上的意大利国旗误认作保加利亚的国旗，而保加利亚在一战期间与英国敌对，费拉林机组因此得以安全离开村庄，继续向卡拉奇飞行。在卡拉奇，费拉林机组和马谢罗机组会合，后者是从阿巴斯港直接飞来的。

费拉林机组从卡拉奇飞往德里，中途曾暂停于海得拉巴和一座火车站。他们接下来飞抵安拉阿巴德，之后又抵达加尔各答。他们在加尔各答停了较长时间，但没能等来其他飞机，于是朝阿恰布方向继续飞行（有一史料称费拉林机组此时已换了新飞机，因为原本那架被当地工作人员在粗心大意之下弄坏了，无法修理），之后抵达仰光——最后一个由英国控制的中转站。在从巴格达到缅甸的航段，英方给予机组人员完全支持，协助维修飞机，并指引飞行路线。

马谢罗机组首先飞抵仰光，费拉林机组之后沿曼谷—乌汶叻差他尼—河内一线跟随马谢罗，最终在河内追上了马谢罗机组。4月21日，费拉林机组再度起飞，在飞抵广州之前，他们又在南海上一小岛和澳门附近两度短暂落地停留。之后，他们从广州飞到福州，之后抵达上海。

 从中国到日本 
费拉林机组在上海停留了一周，之后飞抵青岛（当时被日本占领）。他们在青岛受到日方欢迎，日方向费拉林承诺将在他飞抵日本后赠与他一把金武士刀，并将他的飞机保留在东京展览。后来，这架飞机一直在东京展览到1933年，但日方因飞机老化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而将其拆毁。

费拉林机组从青岛飞到中国首都北京，停留了一周，受到当地群众和当局的欢迎。之后，他们飞往沈阳附近的沟帮子，之后飞往朝鲜的新义州（当时受日本统治）。

下一站是京城府，日本当局和意大利驻朝鲜代表执意要求费拉林在这座城市停留。他们从京城府飞往大邱，这是他们在欧亚大陆上的最后一站。在日方命令下，费拉林被迫沿比计划中更靠北、航程更长的航线飞行，因为日方严禁飞机飞越釜山和对马岛的军事要塞。尽管被勒令改道，费拉林还是在5月30日飞抵大阪，在当地受到热烈欢迎。

费拉林机组最终在东京代代木练兵场降落，完成飞行。除了从飞抵中国各城镇起便成为常态的欢迎人群之外，迎接费拉林的还有裕仁皇太子和贞明皇后。

1921年，费拉林出版了回忆录《我的罗马—东京飞行》（）。

 其他机组人员 

在总共11架参与飞行的飞机中，只有费拉林和马谢罗驾驶的两架飞抵日本。其他机组人员都因遭遇事故而未能抵达东京。

最先放弃飞行的机组是阿巴和加罗内，他们在塞萨洛尼基损失了飞机。萨拉和博雷洛的飞机在大门德雷斯河上空因故障而无法继续；奥里吉和内格里尼在土耳其的科尼亚结束了旅程：他们在9月2日被俘虏，飞机被摧毁。斯卡维尼和博纳卢米驾驶的卡普罗尼三发动机飞机在叙利亚沙漠遭遇故障，放弃飞行。

飞行期间最严重的事故发生在布什尔，戈尔代斯科和格拉萨驾驶的安萨尔多SVA.9双翼机（和马谢罗、费拉林的座机型号一致）在起飞过程中抛锚，在起火后坠毁，二人遇难。在日本，贞明皇后宣布在东京的一座庙宇为死者举行葬礼，安全抵达的意大利飞行员们出席葬礼。

 批评 

尽管计划取得成功，但意大利国内还是出现了批评声音。一些左翼政党在承认费拉林的成就的同时认为计划过度耗费公众资金，组织懒散草率。

 遗产 

2020年，在罗马—东京飞行百年纪念之际，意大利空军给圭多尼亚的第60联队（）的5架SIAI S.208M型飞机涂上特殊涂装——机尾有费拉林的肖像，圆标则是意大利和日本国旗色。

同年，卡多内盖市政当局出品纪录片，影片聚焦于参与飞行的本地人罗伯托·马雷托。2021年6月，卡多内盖又举行了包含众多活动的庆典纪念以此次飞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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