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恐惧

犯罪被害恐惧是指人们害怕成为犯罪受害者的心理，这种恐惧并不必然反映实际遭受犯罪侵害的概率。

历史

自1960年代末以来，关于“犯罪被害恐惧”的研究显著发展。

除犯罪率和犯罪经验的上升外，大卫·加兰德还指出，1960年代美国与1980年代英国的一些高度引人注目的事件，以及1980年代与毒品相关的犯罪，同样具有重要影响。这些犯罪常被描绘为由“绝望、被驱使，且可能施以无意义暴力的人”所为。

影响因素

犯罪被害恐惧不仅可以区分为公众在情感、思维和行为层面对个人遭受犯罪风险的感知，还可进一步区分为三类：其一是倾向于将某种情境视为可怕的心理倾向；其二是人在这些情境中实际经历到的体验；其三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象征性世界中，关于犯罪及其符号在社区中所具有的文化与社会意义的更广泛表达。影响犯罪被害恐惧的因素包括：风险感知的心理机制，对受害风险的流通性表述（主要通过人际传播和大众媒体），公众对社区稳定性或衰败的认知，邻里情境的影响，以及更为宏观的社会因素——其中，对犯罪的焦虑往往折射出对社会变迁速度与方向的忧虑。此外还存在更广泛的文化影响。如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使人们对安全与不安全问题格外敏感。

虽然人们可能会对犯罪的程度及其潜在威胁感到愤怒和不安，但调查通常会询问人们“害怕谁”以及“有多担忧”。在这些回答的背后，往往体现出“恐惧”的两个层面：
a) 那些在感到个人受到威胁时所产生的日常担忧；
b) 一种更为弥散或“环境式”的风险焦虑。

在英国和威尔士，常规调查显示约有30%至50%的人群会表达某种程度的受害担忧，但深入探究发现，真正每天为自身安全担忧的人却并不多。因此，可以区分“恐惧”（一种因意识到或预期危险而引发的惊惧情绪或感觉）与更广义上的“焦虑”。一些人可能比他人更愿意坦陈自身的担忧与脆弱。

那些自觉特别容易成为受害者的人，相较于恐惧感较低的人，更可能报告自己缺乏自我防卫能力、自我效能感低下，认为犯罪后果更为严重，并认为自己更可能成为目标。对风险的敏感度并非对所有犯罪都相同，它会因人们对不同犯罪严重性的认知而产生显著差异。
一手与二手经验

据认为，亲身经历事件，或听闻他人遭受侵害的经历，都会提高人们对受害风险的感知。这种现象被称为“犯罪倍增效应”，即在居住环境中通过某些过程“扩散”犯罪事件所带来的影响。不过，Skogan提醒道：“……社区中许多居民对犯罪的了解仅来自间接渠道，而这些渠道可能会夸大、缩小，甚至扭曲实际情况。”

社区的感知

公众对邻里混乱、社会凝聚力及集体效能的担忧，往往与对犯罪的恐惧密切相关。犯罪的发生率和风险已被视为与社会稳定、道德共识以及维系社区秩序的非正式集体控制机制的感知问题紧密相连。这些“日常性”的议题（如“青少年聚集徘徊”“缺乏社区精神”“信任与凝聚力低下”）不断释放出风险信息，进而在环境中滋生不安、不安全感与不信任感（所谓“失序行为”往往意味着公共空间中缺乏基本礼仪与低层次的社会秩序）。许多人通过表达对犯罪的恐惧，实则折射出对邻里瓦解、道德权威流失以及文明与社会资本衰退的更深层忧虑 。

人们对同一社会与物理环境的理解可能截然不同：即便是比邻而居、共享同一社区的两个人，也可能对本地的失序状况抱有迥异的看法。英国的一些研究指出，更广泛的社会焦虑，尤其是对社会变迁速度与方向的担忧，可能会影响人们对环境中模糊刺激的容忍度。持有更强烈权威主义法律与秩序观念的人，尤其是那些对社区长期衰退深感忧虑者，更倾向于在其所处环境中感知到失序现象（不论该环境的实际状况如何）。他们也更可能将这些物理线索与社会凝聚力与共识的削弱、社会纽带质量的下降以及非正式社会控制的退化联系起来:5。

媒体


公众对犯罪风险的认知，部分源于大众传媒的报道。人们通过媒体和人际传播，接收并内化关于犯罪事件的形象——包括加害者、受害者、作案动机，以及那些被描绘为重大、无法控制、带有强烈感官刺激的犯罪。所谓“刺激相似性”的概念或许是关键：当报纸读者将自己与报道中的受害者相认同，或觉得自己所居住的社区与报道中的情境相似时，犯罪风险的印象便会被个体吸收、内化，并转化为对自身安全的担忧。

关于“犯罪被害恐惧”与“大众传媒”之间因果关系的排序，学界仍存分歧：究竟是因为电视播放了大量犯罪事件而使人们对犯罪心生畏惧，还是由于人们本就惧怕犯罪、渴望了解详情，电视才迎合需求大量播出相关画面？一些研究指出，媒体在报道犯罪时具有选择性，从而扭曲了人们对日常犯罪世界的认知:4。有学者认为，对犯罪的恐惧本身比犯罪更具威胁:3；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媒体助长了社会中的恐惧氛围，而现实中人们实际遭遇犯罪的频率，仅占潜在犯罪可能性的极小一部分。

罗伯特·赖纳（Robert Reiner）的研究发现，1955年至1991年间，英国虚构类电视剧中涉及犯罪题材的比例始终保持在约25%，但新闻报道中的犯罪内容却呈上升趋势:206。克莱夫·埃姆斯利（Clive Emsley）则指出，报纸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机构，相较轻微犯罪，历来更倾向于不成比例地报道重大犯罪。

2022年，一项研究表明，媒体的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保护作用，它削弱了那些可能加剧公众犯罪恐惧的“法律与秩序”言论的影响。

与犯罪率的关系

尽管人们对犯罪的恐惧往往会随着犯罪率的上升而增强，但当犯罪率下降时，这种恐惧却并不会同等幅度地减弱。即便不同社区的犯罪率存在显著差异，它们对犯罪的恐惧程度也可能相近 。

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认为，即使犯罪水平下降，犯罪依然可能通过某种文化脚本而被固化为一种“既成的文化事实”。正因如此，鉴于犯罪与对犯罪的恐惧之间可能出现背离，一些政府除了采取措施降低实际犯罪率外，还会同时致力于减轻公众对犯罪的恐惧。

影响

犯罪被害恐惧具有显著的心理和社会影响，并会左右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建成环境的塑造。研究表明，犯罪被害恐惧可能削弱公众对政府的支持，甚至动摇其所处政体的合法性（如民主制度）。

这种恐惧本身就足以侵蚀个体的身心健康与社会的凝聚力。它还可能通过削弱健康的日常活动与习惯（例如锻炼或社交）而对人们的健康造成间接危害，因为人们可能因害怕犯罪而减少此类行为。

参见
 犯罪率
 狗哨政治
 黑暗數字
 少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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