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廣州商團事變的反應

廣州商團事變是1924年10月一場於廣州爆發的武裝衝突。衝突雙方分別是中國國民黨、中国共产党和蘇聯支持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广州革命政府），以及廣州及周邊珠三角商鎮的商團軍。衝突及其中的大火最終造成上千人死亡，及大量的房屋與財產損失。

中國國民黨、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广州革命政府将事件定性為英帝国主义外國勢力操縱與支援，同时受到东江陈炯明粤军与北方吴佩孚直系支持的叛亂事件。而商团方及其支持者则指事件是广州革命政府实行“共产”、“压迫商民”的“屠城”事件。衝突爆發后，不同方面對事件有截然不同的反應，既有支持廣州革命政府一方的，也有反對廣州革命政府一方的。

 支持政府方 

 中國國民黨 
事變平息後，孫文為廣州政府辯護，稱商團事變由英國帝國主義挑動，“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條約”。他認為香港英國報紙“誹謗政府”，在英國“少數流氓”煽動下陳廉伯反對革命政府，試圖建立“商人政府”，做“中国的华盛顿”，是英國欲將廣東變為“第二個印度”的陰謀，“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我们广东这次没有亡省，虽然是天幸，但是已经阻止了北伐军的进行，扰乱了广州市的商场，弄到全省不太平，都是外国人的力量在广东暗中捣乱……所以我们才要防止外国人的力量再来中国捣乱”。孫認為政府與商團本可和平解決，但英國帝國主義“離間挑撥”，導致殺戮。他強調事變凸顯帝國主義的危害，“要消灭在中国捣乱的帝国主义”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租界與海關，消除外國影響，反映其堅定的反帝立場。

《日本新闻》记者曾采访孙，孙指责英国在后煽动广东商团的行动。当记者问他是否由他真正下令以火烧西关，孙回答：“当然（certainly）”。孫文亦將此次事件與倫敦的「西德尼街事件」進行比較。孫認為在西德尼街事件（一名消防员死亡）中，一些劫匪以武力抵抗警方，軍隊進行鎮壓，因此行動中燒毀了一些房屋。而孫認為廣州商團在西關地區設防，拒絕屈服，因此必須採取焚燒行動。而倫敦事件中敵人只有少數幾人，而廣州商團涉及約7,000人，因此，在軍事行動中，廣州燒毀了三四百間房屋。
孙文本人亦曾经公开表示：“商团作种种军事布置，预备大举。政府万不获已，乃下解散商团之命，并令各军驰往镇压。乃商团以为陈军不次可至，率先向我军攻击。政府忍无可忍，下令反攻，幸不数小时乱事即告平静。讵商团于败窜之余，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技，复残杀理发工人以数十计。是此次乱事，商团实尸其咎。事后政府一面严饰各军申明纪律，禁止骚乱；一面责成有司妥筹善后。在省百数十万人民共闻共见，惟报纸或以远道传闻失实，或有供奸人利用者。诸君明达，事实俱在，当勿任彼无稽调言肆其荧惑也。”《大元帅申明粤商团谋叛经过》，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日

国民党通过其党报《民国日报》明确表达了对商团的谴责和对广东革命政府镇压行的支持。国民党将商团定性为受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国和香港）操控的“反革命”势力，指控其通过私运枪械、强迫市民罢市、制造混乱等行为，试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危害民族利益。党报评论《扑灭反革命》强调，商团的行动不仅是针对革命政府，更是“对广东民众的压迫”，“其依附帝国主义的本质使其成为革命的首要敌人”。对于军事行动中对广州造成的伤亡损失，《民国日报》认为这是“革命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呼吁读者理解广东革命政府的“断然手段”。同时，国民党高度赞扬中共领导的工人团体在事变中的支持。此外，国民党猛烈批判部分媒体（如《时事新报》）为商团辩护的言论，指其混淆是非，实为反革命势力的代言人。对于事件中伤亡的责任，国民党认为事件责任在于商团，商团以发还枪械为借口，拒绝开市，并密谋颠覆政府，其行为导致社会动荡及焚屋惨剧，构成对革命政府的严重威胁。国民党亦呼吁认清商团的“谋乱本质”，支持政府“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商团事变之责任，民国日报 1924-10-20。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事後發表了《敬告廣州市民》書，從國民黨觀點回顧和解釋廣州商團事變的起因與經過，認為衝突源於商團受“帝國主義”與“軍閥”煽動，背離自衛與還械初衷，破壞北伐大局並危及市民安全，呼籲廣州站在革命政府一方共同反對帝國主義與軍閥：

蔣介石晚年在1973年國慶講話中，亦對平定廣州商團事變對“國民革命”的歷史意義給予高度評價，稱其為“北伐之師「勝兵先勝」的關鍵之戰”：“黃埔師生以無隔宿之糧、無尺寸之地，訓練初成的孤軍，終於起而敉平了商團之變……制壓了帝國主義的覬覦野心”。他認為，孫文在北伐初期僅以廣州一隅為根據地，面臨北洋軍閥百萬大軍的壓迫，以及楊希閔、劉震寰等地方軍閥與商團勾結引發的內亂，形勢極為險峻。然而，黃埔軍校師生在缺乏充足糧草與地盤、訓練剛剛成軍的孤軍狀態下，成功平定了商團之變，戡亂楊、劉叛軍，並遏制了帝國主義的覬覦。這一戰役不僅為北伐奠定了關鍵基礎，更成為北伐之師「勝兵先勝」的轉捩點，展現了黃埔軍的戰鬥力與革命決心。

 中國共產黨 
中共认为镇压商团的行动成功是因为依靠了工农群众、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为核心。中共领导人蔡和森視事件為“英國帝國主義”、“買辦階級”、僱傭軍閥及國民黨右派勾結反革命的行動。蔡和森指陳廉伯等買辦及右派（如范石生、廖行超）受英國炮艦政策支持，試圖顛覆孫文政府，批評孫政府初期姑息商團。他認為孫文過早建立廣東政府，依賴“反革命軍閥”，導致苛稅重壓、革命目標喪失，呼籲孫與帝國主義及右派決裂，停止北伐、廢除雜捐、懲治串通商團的軍閥，並轉向工農革命，否則革命將破產。中共廣州地委發《告廣州市民書》，號召支持孫政府平叛。16個團體組「工農兵學革命大同盟」為政府後盾。中共視事件為帝國主義與商團反革命的屠殺，強調團結工農支持革命。

陈独秀说：“此次商团反革命之镇压，时间虽只一日夜，地域虽只广州一隅，其实比民国十三年任何大的战争都有意义；因为他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国民党左派的学生军人，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富商（商团）、乡绅大地主（乡团）、国民党右派的军人政客之战争，他是中国现在及将来革命与反革命争斗之缩影。”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茅盾撰文批判研究系主办的《时事新报》“抹煞事实”，指其只知道为“粵政府打散了商團”大鸣不平，只字不提商团“橫杀庆祝双十节徒手游行的群眾……割肚挖心，切耳朵……的兽行”。

 共產國際與各國共產黨 
英國共產黨認為廣州政府的行為是鎮壓“資本家”的“法西斯軍隊”的“輝煌勝利”，因此對孫文表示慶賀。

鲍罗廷认为商团“试图夺取政权”，“消灭广东的国民党”，因此尽管革命政府内的军阀腐败且不得人心，但商团受香港的英帝国主义操控，如果商团获胜则“等于我们把政权交给了香港”的帝国主义，而军阀尚可被利用和控制，因此共产国际应支持先击败商团，再对付革命政府内部的右派。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工作使“反革命才没有得逞”，“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地廣東省”得以“仍然掌握在孫逸仙手中”。“由於在中國南方勞動群衆的支持下鎮壓了商團的叛亂，中國的解放運動才能在這一年的冬天取得如此巨大的規模。”Dan N.Jacobs,Borodin—Stalin’s man in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63.。维经斯基则说，镇压商团标志着“中国解放运动史上（除直接起义外）进行了首次有广大民众参加和支持的、一场公开的、有准备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同时这也是“空前规模地进一步发展中国解放运动的一个起点”维经斯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1925年3月2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720—721页。。而真理报则发表《英帝國主義在華南的失敗》等评论和报道，认为廣州革命政府对商团的行动是对法西斯组织的镇压，称西关为法西斯区，商团“法西斯”在双十事件中“襲擊了慶祝中國革命週年的和平示威活動。許多人被殺或受傷”、“犯下难以形容的暴行”进行挑衅，“导致全体人民都反对他们”,“近幾個月來，孫逸仙得到了蘇聯群眾的支持和世界無產階級的同情。最後他成功粉碎了法西斯，現在英國人和美國人都不敢干涉廣東人的內部鬥爭了”“英國帝國主義者公然干涉中國事務，公開反對南方革命政府，不僅在蘇聯，也在全世界的勞動群眾中激起了最強烈的憤慨”。

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狄克在真理報《广州的胜利》一文認為“粉碎广州商人的军事组织（所谓“纸老虎”），无论从中国国内的局势来说，还是从中国的国际形势来说，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事件”，認為事件中英國政府並未出動軍事干預，“从国际上来看，孙中山的胜利也具有重大意义……现在商人的武装已被消灭，而英国巡洋舰上的大炮并未开火。迫使英国保持中立，不仅应归功于孙中山军事力量的加强，还应归功于我们的报界和苏联的社会舆论大力反对英国资本家厚颜无耻地干渉中国的革命斗争。苏联的抗议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在民主和平主义帝国主义分子的队伍里引起了恐慌”。

 其他 
事變後，“中國反共產黨青年同志社”在長沙大公報中發表言論，認為廣州商團勾結陳炯明謀叛，但也認為中共的活動在從中激化了商團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共產黨人挑撥廣州政府與商團之感情……此慘劇之起。其遠因實與共產黨人有關”，“共產黨…乃收買一般無業流氓。未經政府之許可。竟公然打起“殲滅商團軍”之旗旌，號稱為工團軍。凌亂遊行，以激怒商團商人”，“商團則以為廣州政府將實行武力共產。故萬分激昂態度同趨強硬。於是有最後之決裂”。

学者杨津涛认为，《华字日报》一直秉持反孙立场，其报道的中立性受到影响。而所谓孙文在广州制造“西关屠城”，是商团和其它反孙报纸的“片面说辞”。杨认为西关人员的伤亡、店铺的毁坏，只是双方战斗带来的损失，没有理由只责难一方。杨认为香港《华字日报》本系英国《德臣西報》子报，后来虽独立出版，但仍然隶属于徳臣新闻纸馆。广州革命政府认为陳炯明與陳廉伯乘廣州政府與港英政府關係惡化之機，在香港發動輿論戰以攻擊孫文。

英国左翼历史学、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亦指出英属报刊有意制造于孙文不利的报道消息，他在《中国问题》中写道：“无疑，孙过去的经历表明他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广州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政府，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报端所载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却有意留给读者虚假的、不利于广州政府的印象。”并点名批评《泰晤士报》将孙文的部队描绘成暴民，就起到了这样的效果。孫文讀此書後，稱其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羅素同時批判英國帝國主義對華政策，明確支持孫文的廣州革命政府。他指責英國駐香港官員煽動商團叛亂，試圖通過控制廣東鐵路和礦產“破壞中國獨立”，並認為商團受滙豐銀行支持，“組織法西斯民兵謀反”。羅素讚揚孫文“作為開明領袖”，推動反帝反封建政策，代表“中國愛國力量”。他呼籲英國保持真正中立，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反對政府方 
事件发生后，美国领事精琦士报导说：“广州市民给孙文的残酷态度骇哑了，人人对孙个人痛恨切齿”美国外交部档案USDS893-5777，Canton 171, 1924年10月18日，广州美领事。10月17日，香港士蔑西報记者报导说Canton's Travail/Sun Must Go, The Hong Kong Telegraph，1924年10月17日：

香港英語德臣西報事后以人格分裂的故事“化身博士”比喻孙文，认为其既是「和平之人」（Man of Peace），又是「嗜血之人」（Man of Blood）。評論認為，“如果廣州政府不願意容忍商團，它完全有權力解散它”，但其“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卻讓人想起了列寧政權在俄羅斯所犯下的最惡劣行徑”recall the worst acts of the Lenine regime in Russia，因此指孫為「徹頭徹尾的布爾什維克」compleat Bolshevik。評論認為商團的武裝極其簡陋，遠不如孫指揮的4萬士兵。政府本可輕易實現幾乎無血的勝利。然而，政府選擇了暴力鎮壓。評論者亦認為孫政府在早前的沙面事件中默許罷工作為抗議手段，但現在卻對商人的罷市進行血腥鎮壓，顯示出其虛偽，並且廣州政府的英文機關報《廣州英文日報》（Canton Gazette）亦為屠殺負責人「洗白」（whitewashing），將責任推給商團的「陰謀活動」。

上海英語報刊字林西報發表題爲《廣州的罪行》（The Crime at Canton）的評論文章，批評孫文在廣州與商團衝突中的行動，尤其是指責其縱容部隊放火焚城、濫殺無辜，造成巨大人命與財產損失。作者認為，即便承認雙方矛盾的複雜性，這種以縱火毀城方式鎮壓商團的行為，已超越一切可以辯解的範疇，成為不可抹去的罪行與恥辱。作者斥責孫依賴滇軍等僱傭軍與「紅軍」等極端勢力，並以鴉片和賭博壟斷籌款養軍，將其行徑形容為「瘋狂」與「自以為神明」，并認爲孫是導致廣州混亂與民國失敗的重要責任人。字林西報在孫文北上後，也引用在滬反孫的粵商團體的意見，反對公共租界接納孫文入境。

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第一個接受正规系统新闻教育的記者黄宪昭（筆名Hin Wong）在事件之後在密勒氏评论报發表多篇評論與報導文章，指責孫文政權是假借民主之名行獨裁之實，不容許任何民間自衛或自治力量存在，把不同政見者視為敵人加以剷除，並認為廣州商團是為自衛而進行軍事訓練的合法組織，而孫與國民黨政權則依靠「紅軍」與蘇聯支持對廣州實施專制與壓迫。

署名“何民魂”的评论员在《华字日报》的评论《自杀底（的）孙文》中悲愤地表示：“我尤愿我三千万粤人，世世子孙，毋忘此民国十三年十月十五日伪革命党孙文等焚烧奸掠屠戮广州市人民之伤心纪念”《华字日报》，1924年10月24日。《华字日报》亦通过搜集香港各报纸对商团事件的评论，编成了《广东扣械潮》（英文名为Canton Volunteers Arms Case，广东志愿军军械案）一书，其中包含对事件脉络的整理，以及社论部分China,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Kit-ching Chan Lau,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該書被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指為「毀謗政府」「惑亂人心」，因此要求廣東海關及郵務管理局沒收從香港運入內地的《扣械潮》，以「維護公安」。

對於孫文有評論指陳廉伯意圖組建“商人政府”，《香港華商總會報》評論批評廣東商界“平昔之畏難苟安”、“祇知畏共產、懼共產……而不敢徑行其志”，“我國祗有暴民，而無暴商”，批評商界對政治運動不僅不參與而且不敢觸及，因此“商人政府”之說不實。

事變之後，部分海外廣東華僑對廣州政府極為不滿，如加拿大溫哥華洪門致公堂主辦的《大漢公報》將吳鐵城稱為“吳屠伯”、將孫文稱為“孫賊”、“孫棍”，將廣州革命政府稱為“孫棍府”。

事件之后孙文离粤北上前往北京，途经日本访问，曾对日本侨商等就政府方面对商团事件的立场作了说明，但在日本神户南京町等广东华侨聚居地仍出现以“爱国除害团”、“救国义勇团”、“扶义锄奸团”、“铁血团”、“广义公所”、“各埠在日华人救国联合会” 等名义，散发攻击孙文的招贴、传单。

統領粵軍南路八屬聯軍的總指揮鄧本殷及其部下在事件後向陳炯明在内的粵軍將領、商會、報館及各界發出通電，指責孫文「禍粵年餘，民無噍類」、稱孫為「國蠹」、「殘酷嗜殺」，並指責孫在廣州縱火，造成民居商店焚毀，商民死傷無數。通電稱其「桀紂所不忍為者」，認為「國人皆曰可殺」。南路八屬聯軍將領並呼籲東江、潮汕等地的陳炯明軍隊出師，與南路方面合作進攻廣州，「群策群力，同心一德，務期殲滅群醜，焚其骨而揚其灰，以為無罪而被害者，少伸公理，藉安粵局」。駐兵高州、雷州一帶的將領蘇廷有則在公電中稱呼孫文為“孫酋”，認爲其“忍以桑梓之邦、反引客軍入寇粵土”，表示要出兵征討在當地支持廣州革命政府的黃明堂等人，並“方期飲馬珠江、會師羊石、取彼兇殘、還我河山”。

10月25日，香港記者報道采訪曾拜訪在海豐的陳炯明的消息人士，引述其説法指陳炯明得知廣州事件與焚劫后“異常憤激”，并否認陳有意與孫文進行合作。事後陳炯明也草擬了“致粵人宣言書”，譴責國共“屠殺廣州人民之舉”，並表示要出兵向廣州進發“以救粵省同胞脫離水火”。陳炯明亦指1923年其令軍隊退出廣州讓孫文軍隊進入，是因為“不欲使廣州成爲戰場、而於生命財產有所損失”，但因為商團事件中“廣東省城一部分、今竟由孫下令破毀”而“不勝驚駭”。出兵以后，陈炯明进一步表示“自西关被劫以后,省港绅商,迭赴海丰、汕头,环请出师靖难”“我军以削平粤难为职志”“粤而不救,何以救民”。東江粵軍將領葉舉（曾發動六一六事變）在回復救粵聯合會電文時，認爲廣州事變后“孫氏禍粵、人得而誅”，并認爲“廣州焚刦，迫不及援，不勝愧憤”。
10月28日，流亡的广州商民在香港组织“各界救粤联合会”，派代表团到海丰请求陈炯明出山，率领粤军反攻广州，驱逐孙政府，并答应捐助一切军饷，又表示支持和平统一中国，贯彻联省自治的主张。「救粤会」又派代表北上，联络旅京，沪的广东团体商讨孙文，并向北京政府控告商团事件中的“杀人放火等罪状”，并在汕头、深圳等地开会，透过发行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资助陈炯明反攻，在汽车巡游中展示「推倒恶政府」，「建设新广东」，「扑灭共产暴徒」，「齐心合力救粤」，「广东三千万人生死关头」等标语旗，又散发“孙文罪状”“焚城影片”等传单，内容包括“乱粤祸首，焚城罪魁，提起老孙，心骨为摧。老孙不倒，百业衰颓。老孙不倒，万民受灾。老孙不倒，共产开台。老孙不倒，全粤飞灰……倒孙过年，痛饮百杯”、“请速起讨贼，孙政府之末日至矣”等。旅沪广潮商人团体亦对广东军政府极为愤怒“当战争起时，各处均有火起，由15晨延烧至16早始熄，闻系因战事期内，无人赶救之故。其邻于火灾地点之居民，则哭声震天，多有慌至不能行者……南路、白糖街、乐善戏院、青云里、三界庙、长寿街、芦排巷、下九甫、十三行、浆栏街、第八甫、西濠口、二马路、太平路、打铜街则由东方烧至第八号意记祥及对门大兴，再隔数店，烧去43号刘诒斋、45号心泰及24号白泰来，直至16号瑞元店止，浆栏街西便烧至65号及69号浩隆止。西荣巷烧至41号德安堂，及对门怡珍、灯笼街则由东而西，烧去一半，至于十三行。普济桥、迥澜桥一带，已尽数焚去。乐善戏院前长寿街水塔脚烧去数十店，西门直街烧去数十间，第八甫北便烧至锦经纶，对门烧去生聚店，又状元坊口烧去七八户，又普济街、仁安街、同兴街、豆栏街、源昌街、东西中三约、靖远街、故衣街、装帽街、宁远坊等，或烧去大半街，或十余店。又第五甫闸脚起，烧至青紫坊金泉茶店，第三甫烧至第二甫，又上九甫则烧去数店，只十三行一隅，约烧去店铺三百间，总各处而计，约有千间，此次火灾之损失，约在千余万之巨。原因系由商团据以作战，故官军之炮火系向此轰击，而大火即由之而起矣。官军乃在观音山开炮，向西门轰击。”，《粤省官商两军战后情形》，《申报》1924年10月25日：

上述团体在致孙文及商团、广东各商业慈善团体的电文中，对广东政府的行为进行了抨击：

10月23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24日，冯即电请孙文北上「共商国是」。孙文遂于11月13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11月孙文离粤前夕，各界救粤联合会在香港发出通电，指控孙文「祸国祸粤」十一大罪状：摇动国体，妄行共产主义，纵兵殃民，摧残民治，破坏金融，抽剥民产，大开烟赌，摧残教育，蹂躏实业，破坏司法，铲灭商民团。另外更有人在孫文離粵的歡送會中分發印有這項内容的傳單。

支持陳炯明的广东省议会，其议长钟声致电北京公使团主席，请求禁止孙文入境（租界）居留，并予以逮捕美国外交部档案USDS893-5982，1924年12月19日，北京美公使向美国务院报告：“我们代表广东全省人民请求贵主席转告各国驻华公使：孙文于十月十五日广州屠城惨案中，犯了欺诈，掠夺，盗窃，谋杀与放火等严重刑罪。我们请求各国在华租界当局，公使，领事等转告其政府，禁止孙文入境居留，并予以逮捕，等候广东人民引渡就案”。北京的广东同乡会闻孙文将抵京，特开会议，因接广州及各埠旅外同乡来函，对于孙文两年治粤之苛政，及10月15日屠城均甚愤激，请旅京同乡向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提出，由会议解决粤事，听候国民裁判，治孙文以纵火殃民之罪，不得以待罪之人，出席「善后会议」《华字日报》，1924年12月9日。就此种质疑，段祺瑞在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则表示“孫氏未必欲以實現於廣東之事、再實現於北京”，因此愿意继续与孙进行对话《申报》，1924-12-09。

事後，康有為在對廣東省議會的書函中，抨擊孫文「屠城」、「擅改國旗」與「背叛民國」，認爲孫文鼓吹「俄化」，將「毒害人群」，使「國亡、粵爛」。他呼籲全國民眾與廣東省議會「共起而杜亂源」，積極採取行動制止孫文。

孫文到北京以後診斷出肝病，北京著名記者林白水藉此以《孫中山之肝火》為題諷刺孫「沒有心肝」，將廣州事變中的火災歸咎於他「肝病動火」、“對於西關商民採用火攻的政策，燒得不亦樂乎”，把其行為戲謔地比附為「病理現象」，並譏諷地表示由於孫病重將死，主張不再追究其政治過往，而應以「同情」和「祝禱」的態度看待。

1925年孙在北京去世后，北京方面决定举行国葬，却遭到广州总商会、广东自治会联名反对。澳洲華僑所辦之《東華報》亦認爲孫“不死於護法成功之日。而死於屠焚廣州之後”，指責孫文“殺人放火罪惡貫盈”、國民黨“神憎鬼厭天誅地滅”，認爲其為“持勞農赤化公妻共產的主義爲推翻共和(擅改國旗)擾亂治安(焚搶劫殺)之烏合團體”。

孫文死後，國民黨有人提議將其故鄉香山改名為“中山”，有加拿大香山華僑表示强烈反對，認爲孫雖出身香山，但「未嘗造福乎桑梓」，反而在晚年行爲中「謗責之者極不少」，尤其「去冬屠殺西關之役」（即廣州商團事變）更引發上海香山同鄉會通電聲討，認爲孫已遭同鄉人所不齒，以此作為反對改名的理由。

 参考文献 

 外部連結 

 黃埔軍校同學會 

 孙果达：鲍罗廷的绝密使命 ，党史纵横
 蔡和森：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
 香港華字日報，1924
 张秀梅、陈志刚：《关于孙中山与商团事件的两个问题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
 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敖光旭 中山大学历史系. -{共产国际与商团事件——孙中山及国民党镇压广州商团的原因及其影响}-. 中國評論.
 张俊义： 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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