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廣州工商團衝突

1924年，廣州爆發商團事變。廣東革命政府扣留廣州商團從歐洲購買的武器，引發雙方矛盾。廣州商團通過罷市、請願等方式要求歸還武器。期間在孫文的支持下，中國共產黨先後組建了其最早的武裝部隊，即廣東農團軍與廣東工團軍。

此後，孫文答允將部分被扣押的武器歸還廣州商團，並定於在10月10日（即中華民國國慶日）廣州西濠口碼頭交卸。同日，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隊在廣州第一公園舉行聲討商團的集會，並發動游行。當天，廣州商團軍與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團軍在交貨地點爆發槍戰，造成多人傷亡，是爲廣州工商團衝突，中國共產黨事件為稱爲“雙十慘案”。蘇聯亦稱事件為“黑色星期五”（），真理报指广州商团为屠杀“手无寸铁的工人”的法西斯组织。而在交战中，广东革命政府旗下的福军和滇军也站在广州商团一边。

對於此次交火衝突的起因、經過與責任，雙方説法存在衝突，各執一詞。衝突事件最終導致雙方衝突升級，並最終引發進一步的大規模武裝衝突。

 經過 

10月10日，广州商团宣称“恢复武装出巡”,谓“照得现值地方多故，宵小窃发…本团为保护商场起见，特于本年十月十日起，分令各团恢复武装出巡。如有扰乱治安、乘机抢掠者，无论何人，定即迎头痛击”。

 双十警告节大会与游行 
当日下午，在鲍罗廷的推动下，中共广东区委当时周恩来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刘尔崧任区委书记兼广州工团军总指挥。响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号召，发动其領導的組織广州民族解放协会、反帝大同盟、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工会、农会、青年团及广东工团军、农团军的五六千人等团体在广州第一公园召开“双十警告节”大会（由中共广州地委呼吁，从“双十庆祝节”改名），“聲討帝國主義與軍閥，揭露商團反革命陰謀”。集會的全稱為“广州市民纪念武昌辛亥起义十三周年，警告帝国主义支持和培植中国反革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大会”。

根据中共成员包惠僧在向导周刊事后叙述事件的文章《廣州革命派與反革命派的大激戰》，解释了“双十警告节”的意思：

中共广州地委领导人谭平山为大会主席，孙律西为宣布员。大会由孙律西主持，并发言解释辛亥革命双十与“警告节”的意味：

谭平山甚至主張將革命政府内的滇桂等“軍閥”部隊也列爲“反革命”而予以“打倒”《第一公園大會詳情》，《雙十特刊》。此外还有广州学生联合会代表陈志文，工界代表冯菊坡演说。周恩来代表民族解放協會發言，“號召團結反擊”，在会上发表演讲声讨广州商团：“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他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嚣张，只要我们下定决心团结在一起，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士兵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做宣传，有商人可以做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

会上还有人指责广州商团“无理罢市”，表示反对。大会主席则指商团罢市理由为反对苛捐，“现在苛捐,大元帅已明令取消了,操纵苛捐者是军阀,我们不应反对政府,只要去打倒军阀……罢市的不是真正的商人,不过是受了买办洋奴的利用，我们亟宜快快觉悟起来,拥护革命政府,彻底去做国民革命运动”。

集会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下午三时半。集会结束时，共产党人号召参与者“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做示威运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商团，杀陈廉伯，拥护革命政府”等口号。同時商团派队至西濠口收械，與當日在廣州進行雙十節慶祝的游行隊伍發生衝突，造成商團軍與工团军和黃埔軍校生的交火。事件发生地为李福林与廖行超的防区。關於此次冲突之起因与过程，不同各方有相反說法，具體如下：

 親工团军方說法 
根據中共说法，會後數千民眾遊行至西濠口，遭商團軍開槍射擊，致20多人死亡、13名工團軍溺死，多人被捕，中共定性為「雙十慘案」。而广东警卫军讲武堂学生指商团为“洋奴市侩”的反革命势力，指控其在游行中枪杀、刺杀、毒打“手无寸铁的爱国群众”，手段残忍，造成重大伤亡，被视为民族奇耻和人类文明倒退粵警衛軍講武堂學生痛揭商團軍罪惡，民国日报 1924.10.20。

根据中共党刊向导周刊事后刊登中共廣州反帝國主義大聯盟、廣州工人代表會、民族解放協會、市郊農民協會、社會主義青年團、農民自衛軍、工團軍、農民運動講習所等团体的联合《告全國國民》声明，“隊伍中女子學生工人固然沒有武器，便是講武堂學生，工團軍，農民自衛軍也都無槍械在手。如此的市民救國遊行，除掉帝國主義與反革命派外，殆無人能表示反對……市民遊行隊走入他們的包圍隊中，大隊將至西濠口，當有商團軍在樓上鳴槍為號，街上商團軍立即向市民遊行隊施放排槍，不分工人農民學生兵士婦女統爲他們所欲摧殘的目的，其中自以擁護革命最力的工團軍、農民自衛軍為他們所最欲得而甘心的”。
根据工团方说法，游行队伍以群众为主，军校学生排在首列，但都是徒手的平子《记广州商团之变》，現代史料(第三集)，上编，第12页，1934年，海天出版社。。《向导周报》称：“参加遊行的群众里，沒有哪一個有武器。號稱工團軍、農民自衛軍，事實上是沒有武裝，而讲武堂的學生亦是徒手。不過各人手中都拿着各种标语的旗帜以表示警告的意义罷了”，“油业工人黄驹中枪击毙命后，复被剖胸割势［“割势”指割下生殖器］，死得最惨”惠先《广州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大激战》，《向导周报》第89期，《向导汇刊》第二集第740页。包惠僧说：“参加大会的人都是徒手，没有任何人带任何一种武器。”《包惠僧回忆录》第16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茅盾批判商团“橫杀庆祝双十节徒手游行的群眾……割肚挖心，切耳朵……”乃“生番之不若”的兽行《茅盾全集》第15卷第2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原载1924年10月25日《民国日报》，标题《呜呼研究系之时事新报》。

国民党方面记载：“農民工人學生婦女列隊巡行者，數逾二千，皆徒手無枪，忽被商團迎頭開枪痛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向向导周报声请更正》，《中國近代史資料分類彙編》第7集，第436页，1973年版。“巡行者徒手經其地，商团疑將劫掠，突開槍击毙工团军数名，徒手群众伤亡数十人，事遂决裂。”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学术论著编纂委员会主编《国父年谱》下，第1072页，1965年版。海外国民党人读到英文报刊称：“西报快电，惊知广州商团军双十节日，向巡游队徒手工人学生乱枪截击，死伤男女数十人，失踪又数十名，当堂被剖肚、挖心脏、割阳具耳朵之工人一名。”1924年10月10日，中国国民党越南海防支部致孙中山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卷下册，第78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邵元冲在日记写道，事发时“闻街中枪声隆隆，询系商团擅屠杀国庆巡行之工团军，而工团军为徒手，商团则持械实弹者也。”王仰清,许映湖(编)《邵元冲日记》第7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孙文本人在事變後表示：“商团竟于领得大部团械之时，枪杀国庆日徒手巡行之群众数十人，剖腹挖心，备极残忍”，“陈廉伯已经预备了在国庆日收回枪枝之后便造反，所以预先便在西关招了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最奇的是那些假充商团的土匪，在国庆日不但是打死人，并且把打死了的人刨肝剖肺、劏头断脚，把那些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当日，政府也没有把商团有什么处分。商团的不良分子，便从此以后目无政府，专唯陈廉伯之命是听”《大元帅申明粤商团谋叛经过》，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日。《李仙根日记》則称：“商团将政府发还枪起卸，适双十各界巡行队到西濠，商团放枪，伤人无算，死数十人，且劏工团军一名。恶感益深，各军及党人见商团行为，群已拟解决之矣。”王业晋主编：《李仙根日记，诗集》，第66页
苏联真理报报道，“「老虎队」（指商团）干擾示威活動的進行，並突然在人群中引起轟動”，“有些人開始自衛，但由於手無寸鐵，他們被殺或受傷”，“老虎队抓捕民眾，連婦女和兒童也不放過。大約有 100人被鎖鏈鎖住並遭到無情毆打……看到屍體後興奮不已，用刺刀刺死屍體，把屍體切成碎片，把所有責任都推到屍體上，挖出內臟、心臟，表現得像野獸一樣。隨後，警方拍攝了被殺害和折磨的受害者的照片”，“10月10日這一天被稱為「黑色星期五」。總計造成20人死亡，100人受傷”。

《京报》评论认为：“李福林于10月9号早9时见胡省长，省长立下手令，由李福林带示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随即领出长枪四千支，子弹数十万。时已夜深十二时矣，各学生均入睡乡，故尚余枪一千五十支，子弹一百万，未能取出。连夜运送省城。先是商团于一星期前已预备罢市，至是日清晨，李福林在西濠口起运枪支，驰告商团领取。是日适迹国庆，学工各界整队巡行庆祝，道至西濠，值商团起卸军械，不知因何误会，商团遂发枪毙警卫军学生四人、工团队二人、车夫一人，路人受伤者甚多。商团并将工团死尸一具剖腹挖心，割下阳具，陈尸西濠。事既发生，各界均欲调和息事，且前由商团副团长李颂韶允于领回枪四千支后，即行开市。今不特枪已交发，且并一切杂捐亦命令取消。其余枪支，政府允于14号发给一千五百枝，两月后再发三千支，李福林市长因据以质问商团，各界代表亦至商团总事务所劝商团不可抵抗政府。而商团则坚持须解散政府，遍贴请孙下野、曹帝吴王之揭帖，显见其受吴佩孚及曹锟之指使，为谋叛的行为，不关商人自卫也。”《广州商团肇事之真相如此》,《京报》1924年12月15日

 親商团军方說法 
事后香港亲商团媒体出版的《广东扣械潮》描述冲突爆发称，“工农军自西瓜园而来…及抵西濠口与运械之商团相遇，商团请其让道而行，工团军不允，且复大呼如前”、“工团军竟有一人自怀中拔出手枪，向天开放示威。商团以为工团军意图夺械，遂还枪轰击”，“一时彼此散开，互相轰击，开枪约三四百响，始告停息”。商团方面称此事件为共产党人与孙政府设下的“还枪一面、夺械一面”的“毒计”,对于中共指商团军对工团军尸体“挖心肝”的指控，商团方则认为是中共对商团的污蔑，认为是其趁机向孙文耸动镇压商团捏造的事情。

香港德臣西报，指商团军在口角中首先对天开枪，冲突中商团军两人受伤，工团军死亡6人，上百人被俘。其报道称，商团军要求工团军游行队伍改道，工团军拒绝，而在争执中由口角迅速升级为暴力冲突，“双方开始正式交火。工团回击，群众中爆发了恐慌”，大量的行人为躲避火力四处逃散。报道声称该报记者与采访对象当时身处周边酒店，目击冲突经过，指断续的枪战持续约半小时。随后李福林率领的正规军福军加入战斗，使得商团军赢得胜利。部分工团军试图逃跑，被福军的步枪射杀。也有一名苏联军官在岸边和马路上巡逻，检查工团方伤员并维持秩序。在冲突过后，工团军的俘虏被福军与商团军拳头、棍棒与枪托殴打，被送往河南的福军总部。另外有一穿便服的人用刀取出工团军死亡者的尸体心脏，在工团军俘虏面前展示，声称要“为商团而死的团军（邹竞先）献祭”。大部分人在此次冲突后都认为会进一步爆发新一轮暴力冲突。

《華字日報》報導，引述該報多名專訪員的記述，其中一人稱，在工團軍隊伍與商團軍對峙期間，互相辱罵。工團軍有人宣稱將來要“拿獲陳廉伯”並處以死刑。“忽而槍聲突起”，而商團軍以為有人要搶奪正在卸貨的團械，於是開槍向巡遊隊射擊，而另一人則稱工團軍“前隊為首數人先響槍示威，商團軍與福軍聞警，一律還槍”。記者亦記錄戰鬥過後，有人將已經死亡的某個執大旗的工團軍屍體“胸部剖開”，“不知此人與該工團軍有何夙仇也”。

香港的英文士蔑西報指商團軍與工團軍的衝突由工團軍遊行隊伍挑起。商團軍在李福林許可下於碼頭卸載武器，遭千名工團軍衝擊並首先開火。商團軍反擊，擊潰對方，逮捕80人，交火造成至少14人死亡，數人受傷。報導稱商團軍冷靜專業，而工團軍挑起衝突後嘗試脫下制服混入人群。此後商團在一名警衛軍的屍體裡找到一封孫文簽署的信，指示他們扣押所有正在卸貨的武器和彈藥。交火结束后，在场的福军也协助商团军，逮捕了在场的部分工团军。

孖剌西报则采访后来乘坐客轮到香港的目击者，指称商团军在码头搬运武器时，“一大群“红军”突然出现在现场。他们推开街头卫兵，开始向武器卸货地点进发”。商团军担心工团军冲击商团军阵地，并且为吴铁城警卫军的前锋，要求其改道。工团军反对，并首先对商团开火。冲突爆发后，李福林与广州的宪兵、警察赶到，帮助商团军，导致工团军大量弃械投降（注：同篇報導前文又有指商團方先開火的矛盾說法）。

《益世报》谓孙中山得知商团罢市，“乃授意李福林通知商团，准于十日先将枪械四千余支无条件交还(或云二千支)，以和缓罢市风潮。商团总部遂于十日正午，召集团军二千余人，全副武装，列队前往西濠口接收。李福林则预先用舰由黄埔将械运至海珠，再由海珠用盘艇运至岸。商团由西濠口码头用货车装载，三四箱为一车，沿途由团军押运经太平路至总部，福军及保安队亦到场协助。当起运时，沿途戒严，禁止车辆来往，但系重要人物乘坐之汽车，尽可通过。论至下午二时半，忽有警卫军、讲武堂学生及工团军三大队数百人排队至此，商团以双方正在点交枪械，恐因此混乱，或生不测，劝令让路。工团军等不从，即起冲突，互开枪轰击，枪声隆隆，行人奔避。工团军溃散，商团军以所谓工团军者，俱是地痞盗贼，并非正当工人，乃奋勇将其包围。计工团军被伤毙者二三十人，被沿途捉获者数十名，当即解往西瓜园总团部，将转解当局发落。闻有十余名则由福军解往河南福军司令部，商团军死伤数名，路人亦有中弹者，至三时半械始起完。闻商团决议，须待枪械全数交回，方不罢市。”《广州军工商混战之惨剧》，《益世报》1924年10月21日

此次冲突之结果，据12日香港电称：“工团死七人，伤十余人，商团死二人。李福林军死四人，路人亦误毙多名。”《粤省扣械案仍未解决》，《时报》1924年10月14日另有消息称：“是役之结果，工团军被击毙者十五人，溺死者十三人，被擒者五十人。商团则死者一人，伤者二人而已。路人死者七人，溺死者十二人云。现闻工团军团长施卜纷诉各要人，要求一面保出被拘在福军司令部之工团军，一面调大军惩办商团云。商团因积极戒严，西关一带，已筑炮垒，并堆积沙包，预备大战……商团此次，已下决心倒孙，并确要请陈军，从速反攻，彼即从中发动云。是此次风潮，不过其发端而已。”《粤政府与商团决商经过》，《晚报》1924年10月25日

 後續 

在交火中，广东革命政府的民团督办及福军将领李福林、滇军将领范石生的部队均站在广州商团一边，与农团军和工团军交战。李福林的第三军将农团军80余人捉去，有11人遭处决。中共指农军队员梁岐玉，身中4弹及几处被刺伤，倒卧在地，并在此后获救。工团军有6人当场被打死。

在時發當時，大元帥府統領孫文正在韶關主持北伐戰爭。在商團風波中，孫本就有意帶領其主力大軍全數北伐，離開廣東。同日，孙在韶关致书在广州的蒋介石，主张“明天果有罢市之事,则商团枪弹当与我货一齐运韶为革命之用”，此後孙更进一步主张“弃广州”，认为“乱无可平,只有速避”。事件之後，孙後來決定“立即起义杀贼,绝无反顾,誓必尽灭省中之好兵奸商,以维革命地盘”，并命令黄埔军校师生及在韶关的部分北伐军回师广州。

10月12日，中國共產黨動員其下的各團體，組成支持大元帥府镇压商团的“工农兵学大联盟”組織，提出了“解散商团、严惩军阀、为死者伸冤”三项处理商团的原则。

衝突事件最終導致雙方衝突升級，並最終引發進一步的大規模武裝衝突（見廣州商團事變）。尽管在此次双十冲突中，李福林的部队站在商团一方，但后来爆发的西关冲突中，其部队福军成为镇压商团的主力。

黄埔军校党部原定在10月13日召开欢迎工农团军大会，但因为广州商团事变，延期到10月27日召开。会议当晚在黄埔军校大花厅举行。工农团军300多人，军校生900多人到场。校长蒋介石致开会辞，李之龙、王聲聰、金佛庄、賈春林，团军代表杨石魂、副团长刘公素、农民部代表等均发表演讲，其中工團軍代表陸連枝評論雙十事件：

 評價 
蘇聯真理報在廣州商團事變爆發后評論認爲，孫文此前曾威脅炮擊廣州市，導致英國駐廣州領事翟比南進行了介入，真理報認爲“英国领事的干预助长了法西斯分子（指廣州商團）的气焰”，因此導致雙十衝突的爆發（“在10月10日袭击了一场庆祝中国革命周年纪念的和平示威活动，造成多人伤亡”）。

中國共產黨認為“孙中山能够在镇压商团的最紧急关头上改变他动摇退避的消极主张……是因为有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支持的结果。从孙中山下令扣留商团偷运进口的军械开始，团结在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周围的中国国民党党员、 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命群众团体骨干都深入群众,进行组织宣传活动,动员群众支持孙中山对商团进行讨伐。在孙中山离开广州到韶关指挥北伐，广州的反革命势力更紧密地勾结,更疯狂地向广东革命政府进攻的时候，他们仍然继续在群众中不懈地进行组织宣传活动”，並認為雙十事件的爆發促使了孫改變了主力北伐的決定，回師廣州鎮壓商團。

中国共产党广州地方执委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委会时候发表公告《为双十节屠杀事告广州市民》，将冲突描述为商团对工农群众的“屠杀”，又指“我们应认清，我们的真正敌人——反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们应承认这次商团大屠杀，是妥协政策放纵出来的；我们更应看明这次屠杀，含有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争斗的重大意义”。公告中指“现时中国的压迫阶级是帝国主义与军阀，而买办阶级、 洋货商人正是他们所利用作法西斯蒂的工具”，因此呼吁国民党对“反革命派”广州商团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解除其武装，指“广州市是中国国民党的策源地。国民党而不能压服广州市的一切反革命派，则国民党便休言北伐。敬爱的国民党革命领袖和革命党员啊！愿你们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扫除向日妥协的空气，领导此可爱的工农兵学革命群众，从广州奋斗起来，解除商团武装，实行国民革命，建立起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

 另见 

 广州商团事变
 广州商团
 广东工团军
 广东农团军
 第一次国共合作

参考文献

Category:广州事件
Category:广州政治史
Category:1924年广东
Category:1924年10月
Category:国民革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