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具体且影响深远，其对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正被逐步记录。对于弱势群体和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群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显著。这些影响的产生大致可通过三条路径：直接、间接或通过意识。直接途径包括因暴露于极端天气事件而引发的应激相关疾病，其中包含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科学研究已证实心理健康与多种气候相关暴露因素存在关联，包括高温、高湿、降雨、干旱、野火及洪涝灾害。间接途径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活动受阻。例如，当某片农田的粮食生产能力下降时。第三种途径可能是仅仅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即使那些原本不受其影响的人也可能如此。这种担忧尤其表现为对子孙后代生活质量的忧虑。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方面是气候变化对绿色或蓝色自然空间的破坏性影响——这些空间已被证实对心理健康具有积极影响。人为气候变化的影响，如淡水污染或森林砍伐，会破坏这些景观并减少公众接触它们的机会。即使绿色和蓝色空间完好无损，其无障碍功能在社会中也并不平等，这涉及环境正义与经济不平等的问题。

心理健康状况可通过多种指标衡量，包括精神病院入院率上升等医疗系统负担加重，以及死亡率、自残和攀升。既有精神疾病患者、原住民、移民与难民、儿童及青少年群体尤为脆弱。面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情感反应可能包括、和生态愤怒。 这些情绪可能是对自然世界退化的理性反应，并可能促成适应性行动。

评估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颇具挑战性；极端高温的加剧对心理健康构成威胁，可能表现为心理健康相关住院率上升及增加。

 影响途径 
心理健康是一种良好状态，在此状态下，个人能够认识自身能力，应对日常生活压力，高效工作并为社区作出贡献。
一项2022年对120项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气候变化相关事件——尤其是自然灾害和极端高温——始终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及自杀风险上升存在关联。

气候变化通过三种主要的因果途径影响心理健康：直接影响、间接影响，以及通过认知（或称“社会心理”）途径的影响。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可能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受到影响。

不同研究采用的命名法各异，用于指代这三条因果路径。例如，某些研究将“认知”路径称为“间接影响”，而将经济歸類於“间接影响”，將社会动荡歸類在“社会心理”范畴下。

 直接路径的影响 
直接途径包括极端天气事件（如热浪、干旱、洪水和野火）引发的压力相关疾病。这些事件可能导致创伤性事件，例如因气候变化引发的洪水或火灾等自然灾害导致流离失所、失去亲友或其他创伤性经历。暴露于此类事件可能加剧精神健康问题，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这些效应往往同时发生，也可能单独发生。关于灾害与心理健康之间关联的研究文献数量庞大（但并未明确将灾害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增加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

最常见的是，人们通常能很快从中恢复。但有时会发展为慢性病症，尤其在经历过多重事件的人群中，例如创伤后应激障碍、躯体形式障碍或长期焦虑。当局若能迅速采取行动恢复秩序与安全感，可大幅降低多数人遭受长期心理影响的风险。不过，已有精神健康问题（尤其是精神分裂症症）的个体可能需要强化护理，若当地精神卫生服务因极端天气中断，此类护理的实施将面临挑战。

气候变化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另见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个人身体健康的恶化也可能导致其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

气候变化那些不那么极端的直接表现，同样会对心理产生直接影响。在所有关于天气与人类行为关联的研究中，温度与攻击性之间的联系最为深入。多项综述研究指出，高温会导致人们情绪恶化，进而引发更多肢体暴力行为。

 气温上升与热浪 
多项研究表明，气温升高与各类精神及神经系统疾病（包括痴呆症、情绪障碍、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躯体形式障碍以及心理发展障碍）的住院治疗存在相关性。

研究还发现，对于患有精神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的人群而言，高温环境同样会影响其死亡率。另一项欧洲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2000至2008年间，罗马和斯德哥尔摩地区精神疾病患者在热浪期间死亡风险升高，其中75岁以上老年人和女性尤为显著。在中国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死亡率预测显示，精神障碍相关的高温过量死亡率呈上升趋势，而低温过量死亡率则呈下降趋势。

亚洲多项研究发现，气温波动会影响心理健康与幸福感，进而影响生产力与生计。例如在台湾地区，当年均气温高于23℃的中位数时，长期暴露于高温或低温环境下，每升高1℃就会导致重度抑郁症发病率增加7%。

 自杀率 
气温变化也与自残和自杀率存在关联。根据美国和墨西哥的数据，月均气温每上升1℃，自杀率分别增加0.7%和3.1%。气温升高会导致攻击性行为增加和犯罪率上升，从而引发凶杀案和袭击事件增多，同时年轻男性和老年人的自杀率也会上升。较高环境温度还与心理健康相关就诊、自杀事件及自述心理健康不佳的病例数量增加有关。

预计未来几十年，由于环境温度持续升高，美国和墨西哥的自杀率将随之上升。假设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不变，预计到2050年，美国和墨西哥将新增9,000至40,000起自杀事件，这一增幅与经济衰退、自杀预防计划及枪支管制法律实施后的估计增幅相当。研究还表明，社交媒体帖子中抑郁性语言和的增加与气温升高存在关联。在印度，的更高温度也与自杀率上升相关，每升高1摄氏度，每年自杀人数就会增加67人。

 野火 
北美研究表明，野火引发的疏散与隔离经历，以及随之产生的恐惧、压力和不确定感，对心理和情绪健康造成了急性和长期的负面影响。持续的烟雾事件与呼吸系统问题相关，迫使人们长时间滞留室内，并扰乱了生计和土地相关活动，这些因素共同对心理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压力、抑郁、焦虑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率与丛林大火暴露程度呈正相关。

 洪水 
一项针对澳大利亚农村社区的研究指出，干旱与洪水威胁相互交织，导致居民因压力、焦虑、损失和恐惧而福祉下降。英国一项关于洪水长期影响的队列研究发现，洪水事件发生后，心理疾病持续存在至少三年之久。

 二氧化碳浓度增加 
气候变化的驱动因素除了心理影响外，还可能对大脑产生生理效应。到21世纪末，人们在室内可能面临高达1400ppm的二氧化碳浓度，是当今室外常见浓度的三倍。由于，这可能导致人类在室内的基本决策能力下降约25%，复杂战略思维能力下降约50%。

 间接途径的影响 
气候变化还可能通过间接后果影响福祉和心理健康，例如“土地丧失、逃离与迁徙、暴力暴露、社会、生态、经济或文化环境的改变”。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可能通过对身体健康的影响间接产生。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任何影响身体健康的气候变化相关效应，都可能间接影响心理健康。

在世界多个地区，气候变化正通过降低农业产量等方式显著影响人们的经济收入。这种影响可能引发严重压力，进而导致抑郁、自杀念头及其他负面心理状态。若经济压力伴随社会生活的重大中断——例如被迫迁入难民营——后果将尤为严重。有效的政府干预措施，类似于缓解金融危机压力的手段，能够减轻此类中断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极端天气事件或气候变化加剧的冲突而被迫迁移，可能导致身体疾病和心理困扰的发生率上升。

 认知提升路径的影响 
第三种途径可能仅仅是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威胁，即使那些尚未亲身经历任何直接负面影响的个体也是如此。这可能引发心理困扰、焦虑（）和悲伤（）。
日益增强的“对气候变化存在维度的认知”可能影响人们的幸福感，或对他们的心理健康构成挑战，尤其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而言。自2018年夏季兴起的“”运动表明，欧洲青年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度正日益提升。这可能导致年轻人承受更严重的情绪困扰，并引发恐惧、悲伤、愤怒等情绪，以及末日般的绝望感与悲观情绪——这些情绪可能演变为悲痛、焦虑和绝望感——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这种效应被比作冷战期间出现的。

诸如生态焦虑等心理状态极少严重到需要临床治疗的程度。尽管这类状态令人不适且被归类为负面情绪，但研究表明它们是对气候变化现实的合理理性反应。

 心理健康结果的类型 
精神疾病种类繁多，对每个人的影响各不相同。与气候变化影响（例如热浪期间）相关的精神健康后果可归纳如下：

 临床疾病
 创伤相关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急性应激障碍
 抑郁症
 焦虑
 自残与自杀


 环境和气候特定概念
 （生态焦虑）
 乡愁
 及死亡（因精神及神经系统疾病住院，包括痴呆症、情绪障碍、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躯体形式障碍及心理发展障碍）
 原有精神疾病的恶化
 潜在的神经发育影响

 脆弱人群与生命阶段 
气候变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均衡；经济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面临更大风险，承受着更为毁灭性的影响。

 患有既往精神疾病的人 
高温可能影响服用某些精神药物（包括催眠药、抗焦虑药和抗精神病药）的人群。高温可能导致他们中暑和死亡的风险增加。

 土著人民 

 因纽特人社区 
定性研究指出，气候变化对加拿大因纽特社区造成了独特的心理健康影响，包括因天气变化和当地景观改变而丧失基于地域的慰藉感、狩猎等土地活动，以及文化认同感。
气候变化对原住民心理健康造成毁灭性影响，其危害既直接作用于个体，也通过间接途径显现。由于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往往与土地紧密相连，气候变化以可量化的方式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身体健康和经济稳定。更令人忧虑的是，全球原住民群体中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与环境变化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原住民文化赋予土地的联结感与价值，意味着对土地的破坏或与之分离，会直接影响心理健康。对许多人而言，他们的故土与身份认同、社群归属及仪式传统等心理层面紧密交织。

政府应对措施不足且忽视原住民知识，进一步加剧了气候变化引发的负面心理影响。这导致全球气候变化适应努力可能引发文化同质化风险，同时强制迁移又破坏了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国家以及高社会经济区域中的少数群体，在气候危机中遭受着不成比例的影响。恶化的环境条件和灾难性气候事件，由此催生了群体。

海平面变化与冰层形成对原住民社区造成巨大冲击。这些变化可能引发情绪波动，如愤怒、恐惧、焦虑、失落感等；同时导致行为改变，例如自我封闭、攻击性增强及药物滥用加剧。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传统气象预测与航海技艺的失传引发的失落感，在年轻一代中尤为显著——这种失落感催生出文化错位与疏离感，并引发身份认同的转变。未来数十年间，气候变化很可能持续影响原住民社区及其心理健康。另一项研究表明，反复暴露于气候变化事件及相关压力源的累积效应，很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针对气候变化对因纽特青年群体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其中长者关怀缺失、与土地联系减弱、文化活动受阻等因素均对青年的心理健康产生了影响。

 澳大利亚原住民 
针对澳大利亚开展的研究同样揭示了气候变化对心理健康造成的环境影响，包括因与土地联系的弱化而加剧的社区痛苦。高温似乎也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群体的自杀率相关；然而，其他社会人口因素可能比气象因素发挥更关键的作用。

 儿童 
气候变化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儿童心理健康、儿童权利与气候变化应被视为相互关联的议题，而非独立的议题。

儿童和青少年最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许多影响儿童身体健康的气候变化因素，同样会引发心理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后果。生活在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理区域、且基础设施薄弱、支持与服务匮乏的儿童，承受着最严重的冲击。气候变化对儿童的影响包括：他们面临较高风险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睡眠障碍、依恋障碍以及药物滥用。这些情况会导致情绪调节、认知能力、学习能力、行为模式、语言发展及学业表现方面的问题。

 青少年 
政治倡导与变革的缺失，加之媒体关注度的提升，引发了，这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影响。气候变化以多种方式影响着青少年群体，且影响形式各异。当每个青少年处理自身创伤与痛苦时，这些影响往往相互交织。具有既往心理疾病的青少年群体，其生态悲伤与痛苦的风险显著升高。

尽管这些情绪不会直接危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状况，但它们令人不适且日益凸显。生态悲伤、痛苦、焦虑和愤怒是青少年群体中最普遍的情绪反应。心理学家——尤其是气候心理学家——正面临着两大挑战：既要追溯这些情绪的根源，又要探索如何帮助受影响者，同时预防尚未受影响者产生类似情绪。

随着气候危机加剧，被迫迁移或流离失所的现象正日益普遍。自然灾害、粮食减产或粮食安全恶化、饥荒、水资源短缺或其他环境影响都可能导致强迫迁移。这种流离失所本身就令人感到悲痛与失落——被迫离开安逸之地，前往未知之境。食物减少、饥荒与水资源短缺将通过引发恐惧、焦虑以及悲伤与失落感，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健康。

对青少年而言，人际关系至关重要。迁徙不仅会给青少年的社交关系带来压力，还会阻碍他们进一步发展社交技能和人际关系。社区冲突也会间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社区内部可能存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减缓措施及意识提升的分歧。身处充满负面情绪与压力的环境中，正处于成长阶段的青少年会承受巨大压力。他们可能不愿亲身卷入冲突而退缩社交，虽持有不同观点却因年龄限制难以获得倾听。绝望、无助与恐惧的情绪由此蔓延开来。

 环境与气候相关概念 

 气候焦虑（生态焦虑） 
（生态焦虑的简称），又称生态痛苦或气候焦虑，是对气候变化及其他环境问题的一种令人困扰的情绪反应。自2007年以来，生态焦虑的研究已相当广泛，目前各种定义仍在沿用。该状况并非医学诊断，而是对气候变化现实的一种理性反应；然而，若未得到缓解，严重案例可能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也有证据表明，生态焦虑源于研究者构建研究框架及阐释气候变化证据的方式：若他们不考虑找到任何解决气候变化的方案，也不认为个人能有所作为，就会助长这种无力感。

 生态悲伤 
（或生态哀伤），尤其是气候悲伤，指因亲历或知晓环境破坏或气候变化而产生的失落感。例如，亲眼见证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科学家们报告说，他们经历了焦虑、绝望和失望的感受。受重创的群体还包括因政府缺乏环保行动而感到被背叛的年轻人，以及失去生计的原住民社区。

 乡愁 
“Solastalgia”（乡愁）是一个新词，由拉丁语词根sōlācium（慰藉或安慰）与 'solus'（荒凉）的含义——即与毁灭、丧失慰藉、被遗弃及孤独相关的概念——以及希腊语词根-algia（痛苦、苦难、悲伤）组合而成，指因负面感知环境变化而引发的情感或存在性痛苦。需区分两种概念：作为当下负面环境变化亲历体验的乡愁，与针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忧虑或关切（即，其概念参照创伤后应激障碍而称为“创伤前应激障碍”）。

 共同效益 
尽管大多数关于气候变化心理影响的研究发现其具有负面效应，但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仍可能产生某些积极影响。

 气候行动主义 
亲身经历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引发个人层面的积极转变。洪水等环境事件的直接体验会增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心理关注度和忧虑感，进而预测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图、行为及政策支持度。从个人层面而言，忧虑和焦虑这类情绪虽令人不适，却是生命中正常的一部分。它们可被视为防御系统的一部分，能识别威胁并加以应对。从这个角度看，焦虑有助于激励人们寻求信息并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当人们感到自己能够有所作为时，焦虑与担忧更可能转化为积极参与。通过让人们参与决策过程，可以增强其自主感。同时还能促进问题导向型和意义导向型应对能力的培养。问题导向型应对包括收集信息并探索个人可采取的行动；意义导向型应对则涉及诸如识别积极信息、聚焦建设性希望来源、相信他人也在尽己所能等行为。自主性、应对技能和社会支持对于构建普遍的韧性都至关重要。教育或许能从关注情绪觉察和培养可持续的情绪调节策略中获益。

对某些人而言，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增强参与感，能减轻他们的社会孤立感和孤独。在社区层面，了解气候变化的科学原理并采取集体行动应对威胁，能够增强利他主义精神与社会凝聚力，强化社会纽带，并提升社会韧性。这种积极的社会影响通常仅出现在原本就具有较高的社区中，这促使社区领袖在气候相关干扰变得过于严重之前，就采取行动提升社会韧性。

 减缓和适应措施 
个人采取的减缓措施（如、增加身体活动和更健康的饮食）可能带来潜在的心理健康益处。健康生活方式已被证实能改善心理健康和整体幸福感，相关研究表明运动、营养、睡眠、压力管理及社交联系等因素对此具有积极影响。

 历史 
对气候变化心理健康影响的早期探索始于20世纪，并于21世纪成为更热门的话题。

 另见 


 污染與腦部疾病

 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氣候變化政治
 氣候變化對心理的影響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