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分 (书籍)

《區判：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 （）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于1979年出版的论著。该书基于1960年代在法国进行的大规模社会调查，系统阐述了文化资本、惯习与品味（趣味或审美判断力）之间的关系，认为品味并非纯粹的个人天赋，而是由社会阶级地位所塑造和建构的产物，是区隔社会群体的重要机制。

该书被誉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著作之一，1998年入选国际社会学协会“二十世纪十大社会学书籍”榜单。

 背景 
1960年代中后期，法国社会结构与消费格局经历剧烈变革。布迪厄及其团队在基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开展的多项大规模调查中收集了关于饮食、音乐、艺术欣赏等方面的详尽问卷数据，聚焦文化实践与生活方式。依托这些经验材料，他在1970年代撰写成书，1979年由午夜出版社首印，同年即获学界与媒体广泛关注。

 理论框架 
場域和慣習

在《區判》一书中，“惯习”（habitus）和“场域”（field）是其社会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相互关联地解释社会实践和结构。惯习是一种内化的需求，它赋予个体将其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能力，并塑造其对实践意义的认知，它由不同生存条件生成，形成一套可应用于各种实践领域的模式系统。场域指涉一种社会关系空间，每个场域都拥有一套特定的逻辑，决定了哪些属性在此场域中具有价值并如何运作。

惯习与场域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社会实践，这种关系可用公式表达为“〔（惯习）、（资本）〕＋场域 ＝实践”。以“品味”为例，它作为惯习的一种具体表现，是一个复杂的认知与欣赏系统，通过对人、物和文化活动的分类而运作。

文化資本

文化资本是《區判》中理解社会分层和品味分化的关键概念。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指通过家庭和学校获得的文化知识、技能和资质，它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共同构成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

布迪厄将资本形式分为三种：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被分为三种形式：具身化状态（思想和身体的持久性倾向）、客体化状态（文化产品如书籍、乐器、画作）和制度化状态（教育证书、学位和资格）。具身化形式通过社会化习得，而制度化形式则通过教育系统获得。布迪厄强调学校在灌输主导阶级品味标准优越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他通过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构成来描绘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

布迪厄特别强调“继承文化资本”（如，非课程通用文化）的重要性——这种在学校正式课程体系之外的文化修养在高等教育中受到高度评价，但其获取方式与阶级出身紧密相关。在支配性语言市场中，高文化资本带来高象征利润，即“区分的利润”。

 内容 
 审美判断的批判 
布迪厄对品味和审美凝视的分析构成了《區判》的核心论点。品味并非天赋，而是与个人的物质条件和阶级位置直接相关。通过将艺术消费与食物偏好等日常实践联系起来，布迪厄打破了神圣与世俗的界限。他提出的“审美凝视”是一种与物质必然性相疏离的纯粹凝视，通过长期浸淫于艺术和文化世界而形成，因此是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特权。这种凝视强调形式和风格的独特性，追求“无利害关系”的审美。

“远离必然性”（distance from necessity）是《區判》的核心概念，认为不同阶级的惯习和品味源于其与经济约束的不同距离。这构成了布迪厄对康德美学批判的基础，他认为“纯粹”的美学沉思并非无私，而是富裕阶层的产物。

面对艺术本身，布迪厄反对艺术的本质主义观点（即认为艺术品具有永恒、普世的价值）。他认为所谓的“高雅品味”或“艺术经典”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一种稀缺的象征性商品。布迪厄批判康德提出的普遍审美判断，指出其判断根植于特定阶级的“意识集体”所创造的“虚假普遍主义”。在《區判》中，他认为品味判断并非纯粹的个人选择，而是社会区隔和再生产的主要机制。通过“对天赋的神秘化”或“艺术家生命的创造”等意识形态，艺术和文化被神圣化，并成为资产阶级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品味和其建构

“品味”被布迪厄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非天赋或纯粹的个人偏好。它不仅是个体审美选择的体现，更是社会阶层、文化资本和“惯习”共同作用的产物，深刻反映和再生产着社会结构。品味并非见仁见智的个人观点，而是一种将人、事、物进行分类、划分高下的社会系统。通过品味，人们将自身置于社会坐标中，并据此区分他人。

品味是社会行动者表达其“區判”（distinction）的一种方式。它客观地界定着在社会空间中特权位置的人群，并通过区分价值来聚集同类、排斥异类，这种区分往往以否定式肯定自身，即通过对他人品味的“厌恶”或“反胃”来实现。审美上的不宽容构成了阶级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品味是个人生活风格的一个面向，反映了其与世界及他人的整体关系。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艺术、音乐、休闲活动到家具、衣着、烹饪选择。

 品味的表现 
布迪厄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家的“非世俗性”或对市场利益的“无私”追求，反而使其作品获得了更高的象征价值，并最终成为巩固支配阶级地位的工具。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虽然在经济上可能处于被支配地位，但他们通过对形式和风格的创新，实现了艺术领域的“自主性”。

《區判》广泛涉猎了日常生活的多个领域，以展现品味判断的运作机制。在教育领域，布迪厄认为学校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关键场域，通过文凭与和继承文化资本相关的“隐藏课程”来筛选和区分学生，从而巩固既有阶级结构。在消费与休闲方面，他详细考察了食物、服装、室内装饰、音乐、电影和体育运动等方面的品味差异，并将其与阶级位置和生活方式联系起来。认为统治阶级的品味是追求“自由的品味”，偏好复杂的古典音乐和抽象艺术，而工人阶级的品味则定义为追求“生活必需品的品味”，倾向于直接、感性的通俗艺术。

 研究方法 
布迪厄在《區判》中采用了一种被他称为“建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或“反思性社会学”的独特方法论，旨在超越传统社会科学中的一系列二元对立。

 方法论基础 
该书的方法论根植于对社会科学研究中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僵化对立的批判。布迪厄一方面反对将社会行动简化为理论模型的结构主义，另一方面也批判脱离行动者实践知识的智识主义。为此，他主张研究者必须进行一次，即主动地、批判性地脱离日常的实践知识与常识推理，以科学、严谨的姿态来建构分析对象。

这一过程的核心是“种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布迪厄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将自身作为分析对象，系统性地反思自己的社会位置、学术背景以及认知偏见如何影响研究过程。他特别指出，一种纯粹的客观主义视角本身往往与研究者优越的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相关联，因此对研究者自身的社会条件进行批判性审视是达成科学客观性的前提。

 关系性分析 
《區判》的研究框架摒弃了实证主义与方法论个人主义，采用了一种受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启发的“关系性思维”（relational thinking）。这种分析方法的核心不在于探究个体或群体的内在“实体”属性，而是聚焦于他们在社会空间中所占据的、由客观关系构成的网络。

在此框架下，社会阶级并非一个“真实的社会群体”，而是一个“概率性的建构”，其定义取决于个体在资本总量、资本结构和社会轨迹等维度上所处的相对位置。分析的重点从“这个群体是什么”转向“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关系网络中处于什么位置”。

 经验研究策略 
在具体操作上，该书被誉为一部关于当代法国社会的丰富民族志研究。布迪厄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与深度的质性观察结合起来，内容涵盖了法国家庭的消费实践、文化品味和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他通过绘制复杂的对应分析图谱，直观地展示了不同品味（如艺术偏好）与不同实践（如食物选择）之间的关联，从而打破了传统上被严格划定的高雅文化与日常生活的界限。

在解读数据时，布迪厄对受访者的口头陈述持一种批判态度。他认为，受访者在访谈中表现出的“熟悉话语”或“半理论性倾向”常常会为了合理化自身行为而省略关键信息。因此，对他而言，通过调查和观察所记录下的客观实践，比行动者自身对其行为的解释更具分析的优先性。

影响和评价
出版后，《区分》迅速在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获广泛引用，被认为重塑了文化消费研究范式。其在学界的影响是跨学科和综合性的，而且在布迪厄自身的学术思想体系中也极具分量。1998年，国际社会学协会将《区分：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979)评选为20世纪重要的社会学著作，与诺贝特·埃利亚斯的《》以及彼得·柏格和托马斯·卢克曼的《》并列。

有学者认为，其创造之处在于将社会结构对个体支配作用的说明，从一些客观性的指标转移到主观的思想层面，尤其转移到“品味”这样一种极具个人主观色彩的变量上。亦有学者认为布迪厄成功地融合了结构主义与人类的观点，超越了传统社会理论中诸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等二元对立。

 批评与回应 
《区分》影响深远，引发了学界持续而深入的讨论与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决定论的争议 
对《區判》最核心的批评之一，是指其理论框架带有强烈的决定论色彩。批评者指出，布迪厄的理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循环：“社会结构产生惯习，惯习生成实践，而实践最终又再生产了既有结构”。这种循环暗示个体行动者缺乏改变社会现状的能动性。布迪厄在早期著作中对惯习的定义——即惯习“生成所有与特定条件相符的思想、认知和行动，且无其他可能”——更是加剧了这种决定论的印象。

面对此类批评，布迪厄本人承认其部分表述可能引致误读，但他强调，惯习并非一个被动的、机械的程序。他回应称，惯习是一个与“场域”动态互动的中介概念，在不同的场域结构下，同一个惯习完全可能生成多样甚至矛盾的实践，从而为社会变迁提供了可能。

 对艺术的观点的争议 
其次，《區判》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描绘也引发了广泛争议。批评者指出，布迪厄将工人阶级的品味归结为一种由物质匮乏决定的“必需品味”，这种描绘过于简化和刻板。在这种框架下，工人阶级的审美被视为一种消极的、被支配的审美：它并非自主生成，而仅仅是作为主导阶级（资产阶级）“合法品味”的对立面而存在。其文化形式——如流行文化——被描绘成防御性的、被殖民的，甚至是带有“狂欢色彩”的短暂宣泄，忽视了这些文化形式内部可能蕴含的自主性、创造力以及对现有秩序的积极抵抗意义。

这种分析方法延伸至艺术领域，导致一些学者认为布迪厄的理论本质上是“反艺术”的。他们认为，布迪厄的社会学分析忽视了艺术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内在逻辑以及其可能具有的超越阶级界限的乌托邦面向。对此，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辩护称：“布迪厄的立场好像一个斥责教会浮华的老派新教徒，他不是反对神，而是反对那些声称自已与神有特殊关系并借此牟利的人。”

 理论框架的局限 
《區判》的批评者还指出，布迪厄的作品忽视了一些重要因素。例如，他对文化产业等文化生产机构的关注不足，这使得对当代文化形态的解释力受到了一定限制。其理论被认为在连接微观行动与宏观结构的环节上存在概念化不足，缺乏足够清晰的机制说明。

此外，布迪厄在作品中很少具体说明社会危机的诱因，也未充分考虑想象力或欲望在加剧危机中的作用。具体到他对马奈等现代艺术的分析，有评论认为他过于强调其在艺术场域内的位置竞争，而未能充分识别这些艺术运动作为一种抵抗的次文化，其作品中所蕴含的对现代社会秩序的批判和乌托邦式的想象。

 杂食者理论 
另一项重要的后续发展，是对布迪厄所描述的品味区隔模式提出了修正。美国社会学家等人基于对当代社会（尤其是美国）的研究，提出了“文化杂食者”（Cultural Omnivore）理论。

该理论认为，与布迪厄时代通过排斥通俗文化来彰显地位的“文化势利者”（snob）不同，当代社会精英的品味特征不再是只消费高雅艺术，而是表现为一种跨越“高雅”与“通俗”边界的、广泛的品味。在这种模式下，新的区隔不再是“势利者”和“大众”，而是 “杂食者”和“单食者”——即品味广泛、开放的精英，与品味范围相对狭隘、单一的群体形成对比。这里的“区分”不再通过“排斥”来实现，而是通过“包容”和“广度”来体现。这种广泛涉猎本身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本，象征着个体的开放性、世界主义视野和优越的。这一理论并未全盘否定布迪厄，而是指出，随着社会结构变迁、全球化和教育水平提升，“区隔”的策略和表现形式发生了演变。

 参见 
 场域
 惯习

 参考来源 
 引用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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