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麗·蘇菲·欣斯特

瑪麗·蘇菲·欣斯特（Marie Sophie Hingst；1987年10月20日－2019年7月17日) 是德國歷史學家和網誌作者，她虛假聲稱自己是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代。她雖然出生於威登堡一個新教家庭，但偽造了猶太背景，並向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提交了22位被歪曲或根本不存在的親屬資料，聲稱這些親屬是納粹大屠殺遇難者。

欣斯特經營網誌《繼續讀吧，親愛的，繼續讀》，內容關於她聲稱的猶太背景和身份認同，以及2013年移居愛爾蘭後作為德國外籍人士的經歷。該網誌獲得數十萬瀏覽量，2017年她更獲頒發「年度網誌作者」稱號。

欣斯特一生中偽造了大量背景、人脈和成就。她聲稱具有性教育背景，表示自己曾在新德里創辦醫院，並從事針對的性教育外展工作。欣斯特利用這些虛假資歷獲取獎項和認可：除了「年度網誌作者」稱號外，她還以筆名蘇菲·羅茲布拉特為德國報紙《時代週報》撰稿，是2017年《金融時報》「歐洲未來計劃」的獲獎者之一，並在歐洲各地猶太社群擔任重要職務。2019年6月，《明鏡週刊》記者在一群歷史學家和檔案管理員協助下，揭露欣斯特的虛假聲稱。此事遭德國媒體嚴厲批評，導致她名譽掃地。

2019年7月17日，欣斯特自殺身亡，終年31歲。她的造假行為和死亡引發全歐洲關注。德國與愛爾蘭媒體對此事的報導角度迥異：德國媒體聚焦於她謊言涉及的極敏感話題，以及為何未能及早揭發；愛爾蘭媒體則關注她的心理健康狀況，批評揭發者杜里忽視了她的脆弱。欣斯特被拿來與其他曾虛構身分的女性作比較，如安娜·索羅金和。其中，欣斯特與多勒扎爾同樣聲稱遭受種族歧視，這特別的相似性引發關於身份政治在此類聲稱中角色的討論。

 早年生活、網誌寫作與事業 
瑪麗·蘇菲·欣斯特於1987年10月20日在當時仍屬東德（今德國東部）薩克森-安哈特的威登堡出生。她在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新教家庭長大，祖父是牧師。從德紹的利博里烏斯-文理中學畢業後，欣斯特先後在柏林、里昂、洛杉磯和最終定居的都柏林研讀歷史，並於2013年移居愛爾蘭。她就讀都柏林聖三一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2015至2017年間，曾任該校聖三長房中心（Trinity Long Room Hub）藝術與人文研究所的研究員。2013年，她創立網誌《繼續讀吧，親愛的，繼續讀》（Read On, My Dear, Read On），記述她作為德國僑民在愛爾蘭的生活，以及她虛構的猶太背景與身份。欣斯特於2017年獲頒發「年度網誌作者」稱號，而德國媒體《每日鏡報》在2019年6月報道指《繼續讀吧，親愛的，繼續讀》擁有24萬名固定讀者。

欣斯特的雙親皆無猶太血統。她聲稱母親是法籍以色列人，任職無國界醫生，並在她16歲時自殺身亡，而親生母親則被描述為繼母。此外，她還為祖父母虛構猶太背景，稱他們是，其父母均在種族滅絕中遇害。欣斯特向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申報22名據稱死於大屠殺的親屬；後經查證，這些人多數根本不存在，其餘則非猶太裔或非大屠殺遇難者。根據後續報道，這段虛構背景是她移居都柏林後不久編造的。

《繼續讀吧，親愛的，繼續讀》的內容詳述這套虛構家族史。欣斯特聲稱祖父母各自是家族唯一倖存者：祖父據稱是五兄弟中最年幼者，祖母則是五姊妹中最年幼者，他們的父母與兄姊均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她提供的親屬遇害時間細節多與史實矛盾，例如聲稱曾祖父全家於1940年2月被驅逐，而實際上猶太人被驅逐至奧斯威辛的行動始於。欣斯特的陳述時有矛盾：她對遇害親屬數量的說法在網誌與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所申報的資料並不吻合。該網誌重點描述其祖母，將其塑造成反抗「猶太傳統束縛」的堅強女性。據稱欣斯特的祖母每年在德國為奧斯威辛倖存者舉辦夏日茶會；欣斯特自述童年時曾協助撰寫邀請函，並旁聽賓客講述經歷。

這段虛構背景並非網誌唯一主題。2017年土耳其裔德國記者在土耳其被監禁期間，欣斯特每天寄明信片表示支持。她將每張明信片的掃描圖上傳至《繼續讀吧，親愛的，繼續讀》，並保留副本在尤切爾獲釋後交給他。欣斯特還曾寫信給另一位與幼子同被監禁的德國記者。

欣斯特還偽造多項人生成就。她在網誌聲稱2007年19歲時，曾在新德里創辦提供性教育的醫院。這項虛構成就使她以筆名蘇菲·羅茲布拉特（Sophie Roznblatt）為《時代週報》撰寫相關經歷的文章。她聲稱的性教育工作包括在威登堡診所任職，專門回應難民的匿名性教育提問。此類聲稱被著作、維索圖書2019年出版的女性主義理論書籍《強暴：從盧克麗霞到#MeToo》（Rape: From Lucretia to #MeToo）不加批判地引用。

除「年度網誌作者」獎項和《時代週報》刊文外，欣斯特是2017年《金融時報》「歐洲未來計劃」獲獎者之一。其獲獎文章《歐洲人不應放棄集體身份》（Europeans should not abandon a collective identity）發表於該報網站。獲獎感言中，她提及自己的猶太家庭。她曾擔任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活動主持人、聖三一學院猶太社團成員，以及職員。2018年，欣斯特發起名為「#麵包上的藝術史」(）的病毒式推特主題標籤，內容是用食物重現著名藝術作品和歷史照片。該標籤走紅後，她於2019年3月與合作出版相關照片集。該書商業上相當成功。2019年6月報導刊出時，她正在英特爾都柏林分公司擔任自稱「顛覆者」的職位，她將此歸功於社交媒體上的成功。

 《明鏡周刊》揭露 
欣斯特網誌文章的矛盾處引起讀者懷疑。2018年，歷史學家加布里埃萊·貝格納與律師、檔案管理員和系譜學家團隊合作調查。同年12月，貝格納聯繫《明鏡週刊》記者提出質疑。杜里的祖母死於奧斯威辛，他此前曾協助揭發平訥貝格猶太社區領袖沃爾夫岡·賽伯特的類似造假。2019年上半年，貝格納、杜里與施特拉尔松德檔案人員確認欣斯特的大屠殺倖存者後裔聲稱全為虛構。。

2019年6月，杜里以德文和英文在《明鏡週刊》網站發表《虛構22名大屠殺遇難者的歷史學家》（The Historian Who Invented 22 Holocaust Victims），披露欣斯特偽造猶太背景、、在印度的醫療工作及為德國難民提供外展性教育等經歷。德國媒體廣泛轉載，《每日鏡報》將她與俄裔美國騙子安娜·索羅金比較。《新蘇黎世報》則探討編輯責任，指出《時代週報》曾刊登其文章，並提及《明鏡週刊》前一年才被假記者蒙騙。

欣斯特刪除網誌並聘請法律顧問，其律師聲明《繼續讀吧，親愛的，繼續讀》「具有相當藝術創作自由」。她向聖三一學生報《》「強烈否認」所有指控，稱「從未偽造任何事」。後來，《時代週報》撤下其文章；德國西南廣播、等機構也終止合作。她被撤銷獎項。德語維基百科建立條目，描述她為「網誌作者兼騙子」。

杜里的報道發表後，《愛爾蘭時報》記者德里克·斯卡利採訪欣斯特時發現她情緒極度不穩，難以應對國際媒體對其騙局的負面關注。斯卡利形容她「激動受傷，卻又聰明甚至幽默」；她對《明鏡週刊》文章深感痛苦，自覺「被活剝」，但仍堅持網誌所述的背景與成就，無視反證。斯卡利告知僱主與杜里，他對為《愛爾蘭時報》撰寫欣斯特的報道感到不安；他擔心進一步報道會危害她的心理健康，並憂慮自己可能是最後見到她活著的人。

 死亡與後續 

2019年7月17日，31歲的欣斯特被發現在都柏林寓所身亡，死因裁定為自殺。

欣斯特去世數週後，斯卡利在《愛爾蘭時報》發表文章，記述自己與她母親科妮莉亞在她死前的互動採訪。科妮莉亞形容女兒擁有「多重現實，而我僅能接觸其一」；而杜里接受採訪時則要求內容不發表；他僅提供一句聲明：「《明鏡週刊》不會評論此文，並對死者表示遺憾」。杜里不久後在《明鏡週刊》發表《為何我必須報道瑪麗·蘇菲·欣斯特的謊言》，分析欣斯特之死與公眾反應，結論認為其報道對避免對大屠殺遇難者的「嘲弄」實屬必要。

 國情差異 
愛爾蘭與德國媒體對欣斯特騙局及死亡報道的差異引發歐洲媒體關注。愛爾蘭《影像雜誌》（IMAGE Magazine）的珍妮弗·麥克沙恩（Jennifer McShane）批評《明鏡週刊》顯然未察覺欣斯特的心理困擾，同時讚揚斯卡利在《愛爾蘭時報》的文章「充滿同情與感動」。不來梅大學地中海猶太歷史學者阿夫納·奧夫拉特（Avner Ofrath）為瑞士撰文評論欣斯特事件。他強調欣斯特騙局的嚴重性，批評英語作家攻擊德國報道的嚴厲程度，指其未意識到許多德國評論者對她聲稱的冒犯程度。奧夫拉特特別反對將杜里對此案的報道部分歸因於其親屬死於大屠殺的評論者，稱此類聯想「顯露出驚人的缺乏敏感度」。的安妮卡·施奈德（Annika Schneider ）則總結兩國媒體視角差異：德國媒體聚焦於應如何及早阻止欣斯特的騙局，而愛爾蘭媒體則關注她個人及其心理困擾的嚴重性。

 新聞倫理 
對欣斯特生平與死亡的報道引發新聞倫理討論。針對斯卡利採訪後決意與欣斯特母親保持聯繫，德國新聞學教授克勞斯·邁爾（Klaus Meier）讚揚其對倫理的堅持，但認為這種程度的情緒勞動並非每案可行。他還討論了報道心理脆弱人士引發的重大顧慮。施奈德與邁爾認為欣斯特案因公共利益確需報道；施奈德認為騙局程度之深使匿名化造假者不可行。

其他討論圍繞明鏡週刊自身的造假史。克拉斯·雷洛提斯2018年因偽造至少14篇文章被解僱；批評者指該刊試圖洗刷形象。杜里回應稱早有貝格納等研究者揭發欣斯特騙局，並表示自己因過往類似案例研究而獲邀參與。雷洛提斯本人亦曾引發「此類騙局行為者被揭發後無法承受批評」的議論。克里斯蒂安·沃倫在《每日鏡報》的欣斯特訃聞中比較兩人處境；他同樣認為事件性質使報道必要，但引述科妮莉亞·欣斯特指控杜里撰文時未「看見事實背後的人」。

德尼茲·尤切爾是因間諜嫌疑在土耳其被監禁336天的土耳其裔德國記者，羈押期間收過欣斯特的明信片。欣斯特自殺後，他在專欄撰文透露杜里調查其騙局時曾聯繫他。尤切爾承認事件嚴重性迫使他重新審視對她的看法，但批評杜里對事件的態度，指控其缺乏同理心。據稱杜里不滿尤切爾仍同情欣斯特並對她的關懷表示感激；尤切爾則認為杜里對本案過度熱衷，狹隘地聚焦於揭發騙局。

專欄作家卡羅琳·埃姆克批評德國報道的同時，亦承認對大屠殺遇難者的雙重責任。她認為此案無簡易解決方案，對欣斯特自殺深表遺憾，但也憂慮其騙局對在世倖存者與遇難者記憶的傷害。斯卡利與埃姆克均出席欣斯特的葬禮，儀式由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主席萊婭·羅施主持，她在訃聞中形容欣斯特是無法承受媒體「風暴」的密友。

回應批評報道時，杜里反駁斯卡利將欣斯特描述為「心理狀態災難性」有失公允。杜里描述與她會面時她「自信、好鬥且堅決」，並強調曾給她機會回應關於其聲稱的「詳細問題清單」。他還指出原始報道從對話到發表有八天間隔，稱若她在此期間撤回或道歉，文章便不會「以現有形式」發表。杜里主張其報道在道德上必要，以免「為大屠殺否認者提供彈藥」，並批評暗示其祖母莉莉·雅恩死於大屠殺使他對此主題「過度敏感」的評論者。

身份議題
欣斯特聲稱中的身份政治元素引發討論。在撰文將她與假稱非裔美國人血統的前活動家瑞秋·多萊扎爾相比。瓦克認為兩人的騙局體現了對罪惡感與受害身份的本質主義理解。通過聲稱屬於邊緣群體，欣斯特與多萊扎爾得以以「真實」歧視問題專家自居，憑藉身份政治獲得原本無法擁有的文化話語權。奧夫拉特也比較欣斯特與多萊扎爾，指欣斯特的敘事「充斥陳腔濫調與基本矛盾，顯示對猶太經歷缺乏真正興趣」。相對地，他認為多萊扎爾對黑人身份有強烈認同。奧夫拉特認為欣斯特對猶太生活幾無興趣或認識；他最反感其聲稱的原因在於她對歐洲猶太人的膚淺理解與缺乏深入研究。

弗里茨·鮑爾研究所前所長米夏·布魯姆利克將欣斯特案例與大屠殺同時代的騙子對比，後者自稱倖存者。他認為與當時在世者不同，直接罪惡感與責任感非其案件因素；相反，她試圖逃避歷史責任的世代感受。他形容她具有「不僅認同受害者、更要歸屬其中的無意識意願」。

欣斯特被揭發與去世後的數年間，其案例中的身份政治元素使她在高調騙子討論中保持顯著。需與種族歧視及種族滅絕「受害者」而非「加害者」關聯的概念，被拿來與傑西卡·克魯格、H·G·卡里略、勞雷爾·羅斯·威爾遜及賓傑明·維爾科米爾斯基等案例比較。評論者稱欣斯特此類案例的社會文化吸引力在於「揭穿」騙子、發現驅動此類聲稱的潛在欲望。此類案例性質激發關於身份本質及欺詐在政治導向身份中角色的討論。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欣斯特的博士論文於都柏林聖三一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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