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社会阶层

西藏（主要指噶厦统治的西藏，广义上为藏区）在1959年之前有三个主要的社会羣體，即普通的平民（藏语：mi ser）、贵族（sger pa）和僧侣。普通平民的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农民（shing-pa）或游牧的牧民（trokpa）。 

藏巴王朝（1565-1642年）和甘丹颇章时期（1642-1950年）的西藏法典，区分有三个社会阶层：高、中、低。每一阶层又进一步分为三级，故总共有九阶。这是一种对社会地位的正式分类，以世袭为主，并与法律后果相关：例如，杀害各阶层成员所需支付的赔偿金不等，最低阶是5松（sung），而次高阶（即贵族家庭成员）是200松（sung）。

贵族、政府官员和行为清净的僧侣属于高阶层，可能只有达赖喇嘛处于最高阶。中阶层包含很大一部分人口，政府的小官员、纳税人和自耕農以及佃農都可以是这一阶层的一员。中阶层内部有社会流动性。Goldstein 1986下阶层则包含不同类型的ragyabpa（「不洁的人」，），例如铁匠和屠夫。最低阶包含刽子手，以及（在藏巴汗法条中）单身汉和间性者（即雌雄同体者）。

就中阶层的构成，人类学家提出了不同的划分。部分原因是他们研究了西藏的特定地区，而阶层划分并非统一。Samuel, Geoffrey (Feb., 1982) Tibet as a Stateless Society and Some Islamic Parallel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1, No. 2, pp. 215–229不过，梅爾文·戈爾茨坦（Melvyn Goldstein）和杰夫·柴尔兹（Geoff Childs）都将此阶层的人口分为三种主要类型：

 纳税人家庭（tre-ba或 khral-pa）
 自耕農（du-jong 或dud-chung-ba)
 佃農（mi-bo）

在中阶层中，纳税人家庭可能相当富有。在不同的地区，每个子階層的民衆在税收和徭役方面的義務不同。Laird (2006) p. 319这些身份等級主要是世袭的；屬民与他们的土地和地主之间的鏈接都是通过平行世襲（）传递。纳税人阶层虽然在三个子阶层中人数最少，但在政治和经济地位方面處在超然地位。

农奴制（）是否曾在西藏传统社会盛行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主张一種温和的觀點，她承认藏區存在农奴制，但這種情形并不普遍；她認爲，对西藏传统社会阶级制度的更好描述是种姓制度，而非類同欧洲的封建制度。

 高阶层 
高阶层中的最高阶被认为是空置的，或者仅达赖喇嘛可能位于此阶。

所有土地产权及地契的根源是达赖喇嘛和政府。

 贵族 
高阶层的中间阶是实际可达到的最高阶，由世袭贵族领导。Yabshi 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后裔， depon 是古代皇室的后裔，midak 处于略低阶。 

学者认为，存在“大约 30 个较高地位的家族”和“120 到 170 个较低或‘普通’的贵族家族”。 

 高级政府官员和僧侣官员 
高级政府官员是从贵族中任命的。僧侣官员通常来自拉萨的中间阶层、现有僧官的家庭，或者是贵族的次子。他们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僧侣，在寺院中度过一晚就足以令其取得僧侣资格。 

 中阶层 

 纳税人家庭 
被稱爲treba的納稅人（亦作tralpa或khral-pa）是“集团式家族单位”（）的一員。这些家族世袭地拥有从地区当权者（政府、寺院或贵族）處租用的土地，并持有土地所有权。在Goldstein对江孜地区（Gyantse）的研究中，他发现一个纳税人家庭通常拥有至土地。他们的主要義務是纳税（tre-ba 和 khral-pa 的字面意思就是“纳税人”），并向地区当权者提供包括人力和畜力在内的徭役服务。他们过着舒适的生活。为了確保每一代人只有一個婚姻關係以避免分割土地，他们还经常在婚姻中采取一妻多夫制和其他做法。

 自耕農 
自耕農（du-jung、dud-chung-baduiqoin 、duiqion、düchung、dudchhung、duigoin或 dujung）是仅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这些土地在法律字面意義上是“个人”财产。这与作为家族集团持有土地的纳税人家族不同。自耕農的土地继承规则与纳税人家族有很大不同，因为一块土地是否会由其子继承是不确定的。地区当权者——无论是政府、寺廟还是贵族——是最终的土地所有者，并能决定继承权，雖然通常这种继承十分稳定。不过，相较于纳税人家族，自耕農有更轻的税收义务，只需服人力徭役。与纳税人家族的义务不同，这些义务是针对个人的，而不是针对家族整体。

 佃農 
佃農（mi-bo）没有可继承的土地所有权。他们仍然以平民（mi-ser）的身份对他们“所属”土地负有义务。与纳税人家族和自耕農相比，他们可以自由地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可以从事贸易或手工艺。在耕种时，他们可能会从纳税人家族租用土地，并爲这些家族工作作为报酬。与自耕農一样，佃農也以个人身份使用非世襲的资源。

mi-bo身份的相对自由通常是通过向其所属土地每年缴纳一筆费用換取的。如果 mi-bo 较为富裕，费用可能会提高。此外，领主仍然可以要求其服一些特殊的徭役，例如爲特殊事件服務。

土地所有者可以隨意撤销這一自由。mi-bo的后代不会自动继承「mi-bo」的身份，他们继承的是「mi-ser」的身份，并且可以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被契约服务，或者必须自己支付 mi-bo 费。Goldstein 1986

 下阶层 

 Ragyabpa——不洁的人 
ragyabpa（「不洁的人」，，有时译作「贱民」）处于最低层，从事“不洁”的工作。例如渔民、屠夫、刽子手、尸体处理者、铁匠、金匠和妓女。ragyabpa 也分为三个部分，例如：金匠是是此阶中的最高级，而刽子手则处于最低级，更为人所轻视。

他们被看作是被污染者，而又有污染性。ragyabpa 的身份地位是世袭的，无法摆脱。

 Nangzan——家仆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消息，nangzan（譯作“郎生”，也稱nangzen、nangzan、nangsen）是世袭家仆，占总人口的5%。

 奴隶制 
美国汉、藏学家譚·戈倫夫（A. Tom Grunfeld）认为西藏確實存在一些奴隶。戈倫夫引用了20世纪初駐春比河谷的英国殖民官员暨藏區学者查尔斯·贝尔爵士的话，貝爾爵士寫到，奴隸是自小被偷走或从無力撫養的父母處买来的稚童，他們被撫養長大，然後被保留或出售。这些稚童大多来自藏區东南部及藏區和阿萨姆邦（Assam）之间的部落聚居地。Charles Bell, Tibet Past and Present,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 1992, 376 pages, pp. xviii and 78–79: "Slavery was not unknown in the Chumbi Valley during our occupation, but proximity to British India had greatly lessened the numbers of the slaves, so that only a dozen or two remained. Across the frontier in Bhutan there were a great many. / Slaves were sometimes stolen, when small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Or the father and mother being too poor to support their child, would sell it to a man, who paid them sho-ring, 'price of mother's milk', brought up the child and kept it, or sold it, as a slave. These children come mostly from south-eastern Tibet and the territories of the wild tribes who dwell between Tibet and Assam. / Two slaves whom I saw both appeared to have come from this tribal territory. They had been stolen from their parents when five years old, and sold in Lhasa for about seven pounds each. [...] / Slaves received food and clothing from their masters on the same scale as servants, but no pay. [...] / The slavery in the Chumpi valley was of a very mild type. If a slave was not well treated, it was easy for him to escape into Sikkim and British India."流亡藏人作家嘉央诺布則指出，戈倫夫忽略了贝尔的補充說明，即有“十幾個或二十幾個這樣的（奴隸）”，及这是“一种非常温和的奴隶制形式”。他認爲，后来访问西藏的西方人，甚至海因里希·哈勒、、黎吉生和等长期居藏的外国人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任何此類情形，这表明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其改革中已經消除这种行为。

 引用及脚注 

 参考文献 







 Goldstein, Melvyn C.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1989), first Indian edition (1993)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New Delhi,  Pagination is identical t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dition.

 Grunfield's work, which generally mirro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iewpoint, has been severely criticized by Tibetan critics, see "Acme of Obscenity: Tom Grunfeld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by Jamyang Norbu, 18 August 2008,
 Laird, Thomas (2006) The Story of Ti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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