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妓

官妓通官伎，又称公妓、公娼、官娼、官奴、官柳、籍妓、籍娼、官身、官使妇人、官使女子等，是古代中国隶属于各级政府、接受直接或间接管理，从事歌舞、音乐、雜技等才艺表演和性服务的妓女。

中国古代依归属将妓女分为官妓、宫妓、营妓、家妓、私妓、廟妓。广义上的官妓又包括宫妓、营妓，按所处地域分为京师官妓和地方官妓，地方官妓又可称郡娼、府娼（府妓）、邑妓、州妓、县妓。唐代地方官妓因属乐营管理，又称乐营妓人、乐营子女。从职业技能上，又可分为聲妓（歌妓）、乐妓、舞妓、诗妓、词妓、饮妓、毬妓、优妓、绳妓等。

官妓的直接来源，一是乐户世袭，二是平民、罪犯家眷被罚为官奴。至宋代，私妓变成为官妓的直接来源之一。而私妓又以因战乱、贫穷等因素自愿或被动成为娼妓，人口贩卖中的卖良为娼为主。官妓社会地位低下，属贱民之类，又作“官家奴隶”。宋朝史籍则多将官妓唤作“奴”、“官奴”。个人处境又因种种因素而有所区别。自宋朝起，官妓虽存，但因行政体系转型，元代、明代政府均禁止官员嫖娼、与官妓发生性关系。明朝宣德年间，彻底废除官妓制度。

 历史 

春秋时期，齐国管仲设置“女闾”、“女市”，以兴办妓院課稅充國庫之用，並為吸引拉攏四方遊士《婚姻與娼妓期末報告》張書豪，南華社會所  《網路社會學通訊》第60期，2007-01-15 。一般认为，这是官妓的开端。當時被充做妓女的主要有三類不同背景的女性谢文耀. 旧中国娼妓制度初探 (上)[J]. 社会, 1990 (1): 32-33.： 

 由鄉村流入城市謀生困難的女性，或破落的小工商、小手工業者家庭的女眷；
 充當奴隸的女性；
 由戰敗國所俘虜的女性。

在此後，當時的許多諸侯也爭相仿效，更出了以妓制敵、以妓勞軍、以妓侍宿等名目。 

汉朝到六朝，为军队服务提供性服务的营妓和贵族、士大夫家庭豢养的提供歌舞表演和性服务的家妓是主流。北魏时设立乐籍制度，歌妓与娼妓都被划分贱民，一般世代相袭，很难脱籍，社会地位很低。

隋炀帝时，将各地乐人尽集于洛阳。此后，隋炀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这一系列制度变革构成了唐宋教坊歌妓的雏形。

唐朝时，“妓”虽然仍是音乐歌舞、绳竿球马等女艺人的统称，但已用来称呼提供性服务的职业娼妓。妓女可分为宫妓、官妓（包括营妓）、家妓、职业娼妓、女冠式娼妓几类。为皇室服务的宫妓包括教坊伎女和梨园乐妓。一般不将宫伎、家伎视为賣淫者。

是否将唐朝官伎视为卖淫者，有不同意见。有研究者称营妓提供性服务，但官伎一般不提供性服务。有研究唐朝官妓者，称“她们虽然也常常以献艺为主，并不单纯卖身，但大体上具有后来意义上的娼妓性质。”

以唐长安城为例，真正的性工作者是平康坊内的妓女唐·崔令钦《教坊记》: “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成习。东京︰两教坊俱在明义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四门外，即苑之东也，其间有顷馀水泊，俗谓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唐·孙棨《北里志》: “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屑妓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曲，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对设，小堂垂帘，茵榻帷幌之类称是。”。教坊歌妓来源于平民出身但家庭贫困，因此选择从艺的女子，其他一些来源于世袭的艺人家庭。唐·崔令钦《教坊记》:“楼下戏出队，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之“宫人”，盖贱隶也。非直美恶殊貌，佩琚居然易辨，内人带鱼，宫人则否。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篌、筝等者，谓“搊弹家”。”唐·崔令钦《教坊记》:“任智方四女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惋，收敛浑沦。三姑子容止闲和，旁观若意不在歌。四姑子发声遒润虚静，似从容中来。”。平康坊内的妓女则大来源于被拐卖，被诱骗的女子唐·孙棨《北里志》: “诸妓皆私有指占。厅事皆彩版，以记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俗呼为爆炭，不知其因，应以难姑息之故也。）〉，亦妓之衰退者为之。诸女自幼丐育，或佣其下里贫家，常有不调之徒，潜为渔猎。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初教之歌令，而责之甚急。微涉退怠，则鞭扑备至。”。有研究者指，唐代著作中，常用官妓之称，但长安妓女却无一处称作官妓。当时，教坊女伎未被限制人身自由，官府不供给衣食，由她们自行营业。相对地方官妓受到藩鎮割據而被地方长官垄断的局面，到唐朝中后期，长安官妓逐步向自由职业娼妓转化。而平康坊内的妓女则被限制人身自由，活动范围往往无法离开妓院，甚至去寺庙也需要向老鸨缴纳金钱。

唐朝至宋朝，允許官员在入仕前与官妓在内的妓女往来。而到了宋朝，政府以官箴、法律禁止官员宿娼，即与妓女发生性关系。至迟在宋仁宗时，已开始使用“踰滥”这一罪名。虽然地方上普遍存在官妓，但政府藉由律令，不断限制官员於宴会时以妓乐陪侍。官员若与官妓发生性关系，係为明确的罪责。所以后人认为“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实际上，宋朝官员因宿娼、狎妓受罚的依然屢見不鮮。现代研究者认为宋代对官员宿娼的限制、约束，是因“门阀世族消逝、科举制度发达带来的官僚队伍专业化、行政部门效能化”而产生。而官妓“物化的身体则始终是权力的祭品，她们没有权力选择是否与官员苟合”，东窗事发后成为牺牲品。

宋朝官妓脱籍从良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一般需向從六品及以上官员呈文申请，获得许可，方能由乐营将落实，反之亦然。这使得地方长官——州郡太守对官妓具有完全的支配权。日常生活中，亦有涉及。有研究者形容为“存在着一种隐形的张力，像一根绳索羁绊于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宋朝之后，禁止官员法制化。元朝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诏令，“不畏公法官吏人等，每因差使去处，公明轮差娼妓寝宿，今后监察御史、按察司严行纠察，如有违犯之人，取问明白，申台呈省。其应付娼妓官吏，与宿娼之人一体坐罪，仍送刑部标籍过名。”

明初，政府在南京乾道桥设立富乐院，复移于武定桥等处，汇集全国各地的官妓。又在南京城内各处建十六楼，以为官营妓院，接待四方商贾。或说，十六楼最初为江东门外的十酒楼，其中五家被划分为歌妓，并不隶属于官妓《萬曆野獲編》补遗卷三：“洪武二十七年，上以海内太平，思与民偕乐，命工部建十酒楼于江东门外，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译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盖仿宋故事，但不设官酝，以收榷课，最为清朝佳事。”。当时，明朝政府禁止官妓服务官员，而服务于商人、市民、士子。官员宿娼，罪亚杀人一等。宣德时，进一步禁止官妓陪侍官员。一般认为，宣德年间彻底废除官妓制度。此后，娼妓以私妓为主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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