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害女性

弒女（；），亦譯為仇殺女性、殺戮女性或殺害女性，是指針對女性的仇恨犯罪。廣泛的定義是：「因為被害人為女性（成年女性或女孩），而蓄意殺害。」，不過在文化意涵上可能有不同的定義。

 定義與語源 
認為Carol Orlock是首位在其未出版的手稿中使用「弒女」（）一詞。

1976年，在比利時婦女受暴國際法庭，南非女性主義者是首位廣泛傳播「弒女」（）現代定義，稱「我們必須理解最大宗的謀殺是『弒女』。我們必須理解謀殺的性別政治。從過去的魔女狩獵，到近期諸多社會中的殺害女性，到為了「榮譽殺人」而殺害女性，我們一定要理解『弒女』已經存在很長的時間。然而，因為這只跟女性有關，所以在Carol Orlock發明『弒女』一語前，這種現象都沒沒無名」。稍後幾年，定義「殺害女性」（）為「男性殺害女性，原因只因為被害人是女性。」。

則認為也要將女性因類似原因弒女的情形列入。

常常會出現的問題是：將針對女性的謀殺特別獨立成為一類，是否有其必要。

十個女性中，有三個在其一生中有受到親密伴侶的暴力，估計有13.5%的謀殺是和親密伴侶有關，而且有這類的殺人案有顯著性別上的差異Stockl, H., Devries, K., Rotstein, A., Abrahams, M., Campbell, J., Watts, C., & Garcia Moreno, C. (2013). The global prevalence of intimate partner homicide: A systematic review.  The Lancet, 382, 859-865. accessed 14 September 2019。反對者表示因為80%的謀害被害者都是男性，上述的分類太過偏重女性，較少成為謀害被害者的性別。不過在女性被害者的謀殺案中，有40%是因為其伴侶所造成，而在男性被害者的謀殺案中，只有6%是因為其伴侶所造成。此外，有關殺害女性的研究在社會上是項挑戰。

另一個相關的詞語是性别灭绝，這個詞語更廣泛、更不精確。認為此詞語迴避了受害者是女性的禁忌議題。也認為殺害女性的動機和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謀殺屬於街頭暴力，但大部份殺害女性的場景是在家中，也就是家庭暴力。

 成因 
依據的定義，弒女包含親密伴侶弒女、弒拉、種族弒女、連續弒女、集體弒女、名節弒女、與嫁妝相關的謀殺等。任何導致死亡的性恐怖行為皆被視為弒女。隱性弒女亦包含在母體生命受到威脅時將墮胎犯罪化、蓄意散播HIV/AIDS、或因女陰殘割而致死。

全球最普遍的弒女形式為由女性的親密伴侶所犯下者。這類案件約佔全球女性遭謀殺總數的38.6%，但可能仍屬低估。

世界不同區域的弒女盛行率並不相同，例如西亞與南亞的名節弒女較為普遍，其行為指女性因實際或假定的性或行為上的違反（如 通姦、性行為、甚至遭強暴）而遭家人殺害。

 親密伴侶間 
親密伴侶弒女（亦稱為親密弒女或浪漫弒女）指女性遭其親密伴侶或前親密伴侶殺害。親密伴侶弒女通常發生在伴隨長期親密伴侶暴力之後。

所有男性加害者所犯下的殺人案中，有5–8%屬於親密伴侶弒女。Monckton, Smith Jane. Murder, Gender and the Media: Narratives of Dangerous Lov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rint.例如，以媒體與網路資料分析以色列2006–2015年間所有高齡女性遭殺案例，發現所有女性案皆屬親密伴侶弒女，且全部發生於家中。

家庭內的亂倫、性騷擾、強暴、毆打等暴力也可能逐步升級，最終導致弒女。親密伴侶弒女的普遍性駁斥了「女性最需要害怕陌生人」的迷思，實際上她們最常在家中遭殺害。Jacquelyn Campbell指出，男性殺害其親密伴侶的常見動機是嫉妒，體現男性對女性的控制、佔有、展現所有權與鞏固父權。

一種「女性主義的再概念化」主張，造成女性遭殺的是結構性體制，而非個別暴力者。這是跨文化、跨社會的結構現象，並被建議視為國際婦女研究論壇所指出的人權侵害，甚至是「反人類罪」。作者雖承認「犯罪是由個人而非抽象實體所犯」，但家庭暴力的普遍性已構成流行病。當代女性主義者認為，將親密伴侶暴力重新定位為國家犯罪與反人類罪，有助於降低女性遭伴侶暴力與弒女的風險。

關於男性與女性誰更可能施暴，學界具有爭論；美國與英國的研究顯示不同族群、年齡、收入間的變異很大。然而，導致警方介入的暴力事件主要仍由男性施加於女性。

提高親密伴侶弒女風險的因素包括：男性童年遭受身體虐待、男性曾威脅若女性出軌或離開就自殺或殺人、任一伴侶酒精或藥物濫用升高、男性試圖控制女性行動自由等。約五分之二的親密伴侶弒女與成癮物質有關。

其他與男性弒女加害者常見相關的因素包括槍枝持有、強迫性交、以及失業。女性的風險因素包括：若女性懷孕、過去即遭伴侶虐待、與伴侶分居、或試圖離開關係，她遭弒女的機率會上升。家中是否有槍械也是主要因素之一，全球約三分之一的弒女為槍枝所為。

媒體常報導男性加害者是因「被逼到絕境」或「因女性導致愛情破裂」而殺害女性。在司法審判中，男性常以挑釁抗辯來爭取減刑；相反地，女性在自我防衛相關的案件中較難被法官接受其抗辯。

降低親密伴侶弒女風險的因素包括女性能擁有獨立住所、更完善的警政系統，以及強制逮捕違反保護令的加害者。在美國，Karen D. Stout發現，一州內若有更多婦女庇護所、強暴危機中心，則弒女率較低。一項解釋認為，這些措施的實施有效降低了弒女。其他有效的反弒女立法包括制定民事禁制令、將身體虐待定為犯罪、允許無令逮捕、要求資料蒐集與通報、並提供婦女庇護所經費。

 槍枝暴力 
與親密伴侶暴力相關的弒女數量呈上升趨勢。在美國，約67%的遭伴侶殺害的女性是被槍擊致死。槍枝取得性因此為重要因素。平均而言，每月約有70名美國女性遭伴侶「槍殺」。

 種族動機 
Hope Movement將種族弒女定義為男性因種族動機殺害不同族群的女性。根據Diana Russell與Jill Radford，「種族主義與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交互作用，並形塑弒女本身與社群、警方、媒體、法律系統對其的回應」。

Russell與Radford指出，若要理解美國境內的弒女，必須同時考量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特別是在黑人女性遭殺害而司法救濟不足的情況。

媒體在報導黑人與白人女性被害事件時常表現出偏見。Jaime Grant談到麻薩諸塞州波士頓12名年輕女性遭殺事件，指出「媒體報導中的種族主義，先是完全忽略此案，之後又以失蹤少女、吸毒者、妓女等種族與性別刻板印象描繪受害者」。同時，警方的調查與反應也可能因受害者的種族而不同。

投入黑人女性主義的作者Manshel指出，家庭暴力敘事長期以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為原型，使不同種族與階級的受害者無法獲得同等援助，也導致不符合「典型脆弱女性受害者」的女性遭受二度傷害。Manshel 回顧黑人女性遭暴歷史，指出白人受害者與19–20世紀「被奴役女性」的處境「完全不同」，並主張應以反種族主義框架重新書寫性暴力論述。

 弒拉 
依據Diana Russell與Jill Radford，弒拉（lesbicide）亦稱為恐同弒女（homophobic femicide）在多種文化背景下具有悠久歷史的合法化殺害：
 羅馬文明：若已婚女性因與另一女性有性行為被定罪，丈夫可合法殺害其作為「正當刑罰」。
 中世紀歐洲：世俗與宗教法皆將女同性戀處以死刑。「法國1260年的奧爾良法典」規定女性因女同性戀行為，前兩次將被「切除其身體部位」，第三次將被火刑。
 15世紀獵巫：巫術與異端、同性戀相連結。短语“femina cum feminus（女人同女人一起）”常出現作为獵巫指控。

今日，女同性戀雖已非死刑罪，但仍受許多政府刑罰或宗教譴責。酷刑與殺害女同性戀在世界各地皆有紀錄。根據維多利亞大學學者Susan Hawthorne，女同性戀因在政治與社會代表性上的「不可見」而遭殺害、酷刑或剝奪權利：「在反暴力運動中，女同性戀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放在註腳裡」。

2014 年一項分析多起反LGBT暴力的研究指出，像弒拉之類的犯罪部分可由「男性氣概的建構」與「性別操演」理論解釋，研究也指出在面對「不受歡迎的異性戀性挑逗」時，對LGBT者的暴力常有升級現象。

 矯正式強暴 
南非、辛巴威、厄瓜多、與泰國皆有紀錄。矯正式強暴在部分案例中導致死亡。

依據政治學與女性研究學者Susan Hawthorne，矯正式強暴是一種仇恨犯罪，其施暴對象為女性、性別不羈者、或非異性戀者（如女同性戀或無性戀）。其目的為「矯正」受害者性傾向，使其變得異性戀或性別更順從。

Eudy Simelane是南非國家女子足球代表隊球員，也是 LGBTQ+ 權益行動者；她的死亡是一起同時涉及矯正式強暴與弒拉的高度關注案件。

 弒跨女 

弒跨女（；）是指基於恐跨、厭女或厭跨女仇恨、根植於順性別主義的文化與政治規範之下，對跨性別女性的殺害。記者與學者普遍認為，弒跨女的實際發生率被嚴重低估。記者Emma Landeros與Joel Aguirre指出，作為仇恨犯罪，弒跨女在墨西哥構成一場「無聲的流行病」，許多死亡事件幾乎未受到媒體報導。

根據Transgender Europe（TGEU）旗下的「跨性別謀殺監測」（Trans Murder Monitoring, TMM）計畫，僅2025年就有281名跨性別與性別多元者遭到殺害，其中 90% 為跨性別女性。值得注意的是，性工作者占所有受害者的 34%，而整體死亡案例大多發生在拉丁美洲。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其針對薩爾瓦多、危地馬拉與宏都拉斯LGBT族群暴力的報告中指出，中美洲多國政府長期將跨性別女性排除在原本用來偵辦與起訴弒女案的法律架構之外。危地馬拉政府官員則以跨性別女性在他們眼中不是「生理女性」為理由，主張其遭殺害的案件不屬於相關法律範圍。 

在《Vicky Hernández v Honduras》一案中，於美洲人權法院（IACHR）審理時，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與洪都拉斯女同志女性主義團體Red Lésbica Cattrachas成功主張洪都拉斯政府應為跨性別行動者與性工作者Vicky Hernández之死負責。此案被視為一項里程碑式的判決，為跨性別女性與更廣泛的拉丁美洲LGBT群體的權利保障建立了重要先例。

 連續弒女 

連續弒女（Serial femicide）被定義為「以性施虐為動機的對女性的連續殺害」，亦被稱為「性恐怖主義」。儘管超過九成的連續殺人犯為男性。

男性連續殺人犯傾向使用更殘暴的殺害方式，如窒息與毆打。相比之下，女性連續殺人犯較常使用毒藥或較不動用武力的方式。此外，相當大比例的男性連續殺人犯以女性為主要目標，而女性連續殺人犯則較不會專門鎖定男性。一些男性連續殺人犯以男性為主要受害者，例如傑佛瑞·丹墨（Jeffrey Dahmer）與韋恩·威廉斯（Wayne Williams）。連續殺人犯在媒體中的呈現方式反映了社會中對女性殺害與性別的觀點。一般而言，當受害者是性工作者、低收入女性或有色人種女性時，媒體給予的關注較少；而年輕、美貌、較富裕的女性（通常已婚、訂婚或與同齡較英俊富裕男性交往者）遭連續殺人案件則更容易受到媒體大幅報導，這種現象也被稱為「失蹤白人女性症候群」。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補充凶殺報告》，地方警方通報中約有 33,000 件女性凶殺案至今未破。

女性主義學者如黛安娜·羅素（Diana Russell）與認為，連續殺人案件的增加與色情作品的興起有一定關聯。特別是那些將暴力與對弒女色情化的影片，被認為與部分連續殺人犯的慾望相關。許多連續殺人犯曾拍攝他們殺害受害者的過程。然而，有關色情作品與連續殺人之間的因果關係仍未得到證實。

弒女嬰與弒老女
弒女嬰（Female infanticide）是對女嬰進行殺害的行為。這種現象存在於世界各地，與一個國家的發展程度無關。常見的誤解是將其僅與性別篩選性人工流產相關，但弒女嬰亦包括「對已出生女童的謀殺」。弒女嬰是造成性別比失衡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實行弒女嬰的國家，男性人口往往多於女性人口。

同樣地，弒老女（Female geronticide）是指對高齡女性的棄老或殺害；「其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她們年老，也可能是因為她們是女性，或同時包含這兩個因素」。Shalva Weil & Noam S. Keshet (2021) "Female geronticide: the case of Israel",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30:1, 39–51, p. 3 DOI: 10.1080/09589236.2020.180936在研究弒老女時，其中一項挑戰是定義「高齡者」，亦即誰能被視為老人。此一標準因文化而異，而文化本身即是相關研究中的關鍵因素。例如，可參見Weil（2004）所述的衣索比亞案例。

 弒女罪 
250px|thumb|智利在2010年針對弒女議題，訂定相關法律|left
弒女罪，即針對基於被害人性別為女性所為的殺人罪，特別加重刑罰。2007年，哥斯大黎加首創「殺害女性罪」的先例。在拉丁美洲各國，如墨西哥、尼加拉瓜、智利，皆陸續有相關立法，以回應1994年《美洲防範、懲罰和根除對婦女暴力行為公約》（），對抗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

2025年，因茱莉亞‧切凱亭（）事件，義大利亦設立「弒女罪」。

 相關條目 

 弒跨女

 性别灭绝
 消失女人之谜（在統計上發現亞洲女性比例偏低的現象）
 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
 嫁妝死亡（夫家因嫁妆不足而直接或间接致其妻死亡之事件）
 榮譽謀殺（家族等社群成员因维护其认知的尊严而行使的谋杀）
 性別歧視
 厌女（对女性特质的仇恨与偏见）

 父權（由男子占据支配地位或特权的社会制度）


 注释 

 參考資料 

 紀錄片 

 引用 

 外部連結 
 "Female Genocide in India" in Intersections: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Issue 22, Octo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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