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瑙曼

康拉德·瑙曼（，），东德政治家。1971年至1985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柏林专区党委第一书记，1973年至1985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文化政策方面被视为强硬路线的代表。在昂纳克时代，瑙曼是少数几位在1989年前就被解除职务的政治局成员之一。
 生平 
政治起步
瑙曼的父亲是职业军人，在国防军服役期满后成为税务官员。对于早期在自由德国青年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担任干部时的瑙曼而言，缺少“无产阶级出身”是一个不利因素，正如鉴定材料中多次指出的那样，他试图通过刻意表现出的“无产阶级”举止来弥补这一点。瑙曼1939年在就读，1941年在就读中级学校，1945年在莱比锡就读上层学校。1939年，他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成为队长。1944年，他随班级被征召为，1945年初在巴特劳西克服役。在美军即将开进之际，他逃离了部队。战争结束后，瑙曼在霍尔茨豪森做了几个月农工，随后在当辅助工。

1945年11月，时年17岁的瑙曼加入德国共产党，并于1946年初被派往新成立的州党校，参加为期三个月的未来干部培训班。此后，瑙曼开始在自由德国青年担任专职工作。1947年11月，他出任莱比锡县自由德国青年主席。1948年5月，他的快速晋升曾短暂中断——在莱比锡德国统一社会党县委负责青年工作的格哈德·勒贝尔推动下，瑙曼被免去青团县主席职务。根据现今所知，起因是瑙曼在莱比锡一次积极分子会议期间，与“来自西德的同志们”聚众饮酒。瑙曼后来在履历中承认自己确有“过失”，但同时指出与勒贝尔存在“政治分歧”，后者于1949年作为“托洛茨基分子”被开除出德国统一社会党。

随后，瑙曼在褐煤矿做了几个月辅助钳工，之后被调往柏林，于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期间担任自由德国青年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员。从那时起，瑙曼与时任青团主席的埃里希·昂纳克建立了信任关系。1949年，瑙曼升任青团梅克伦堡州委书记，负责劳动和社会事务。1950年11月，他作为青团代表当选为州议会议员。1951年10月，当他前往莫斯科学习时，放弃了这一议员席位。学成归来后，瑙曼于1957年前担任自由德国青年奥得河畔法兰克福专区区委第一书记。从1952年至1967年，瑙曼是自由德国青年中央委员会委员，自1957年起（至1964年）进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1959年，瑙曼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与学生联欢节。

在常规的干部鉴定中，瑙曼被描述为一位非常聪明、投入且果断的干部，但“自高自大的倾向”和“对自己缺乏批评精神”也被反复记录在案。
柏林专区政治局委员和党首

自1963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起，瑙曼担任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自1966年起成为正式委员。1964年，他被任命为第二书记，由此从青团系统转入党务系统工作。在1965年12月对民主德国文化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上，瑙曼崭露头角，尤其以对电影《》的攻击而引人注目，他将该片作为“思想蜕化”的例证。1971年5月，瑙曼接替保罗·维尔纳出任柏林专区区委第一书记，并于1973年作为候补委员进入政治局后，仍不断在文化政策领域进行干预。瑙曼自视为“无产阶级路线”的代表，据此在艺术和文化领域要求坚持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

1978年5月，瑙曼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讲话中，抨击了那些通过联邦德国资产阶级媒体这个弯路来“兜售”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改进建议”，并以此获取高额报酬的民主德国作家。这篇讲话中出现了“民主德国资产阶级作家”这一久未使用的提法，相关段落被《新德意志报》转载。瑙曼的言论在内部引起了相当大的不安。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默许下，作家得以在不久后举行的作家代表大会上发言，以尖锐的言辞反驳政治局委员瑙曼。不过，这一不寻常的事件也表明，瑙曼的立场并非遭到所有作家的反对；国家安全部记录到一些与会者的声音，他们将赫尔姆林的发言形容为“一只趾高气扬的公鸡”在表演，并称之为“无耻行径”。

作为政治局委员，瑙曼主张终止当时由主管的中央书记库尔特·哈格所坚持的、为艺术家和作家赴联邦德国广泛签发旅行许可的做法。1980年11月，他的主张一度获得通过；政治局据此做出的一项决议，将“暂时”完全禁止民主德国艺术家在联邦德国的演出活动。最终，哈格通过向昂纳克施加影响，成功修正了这项决议。


尽管首都文化界部分人简直对瑙曼恨之入骨，但在柏林统一社会党基层和其经常走访的大型企业里，他却享有相当高的声望。“康尼”喜欢庆祝，也爱喝酒，为人随和，讲话即兴、有说服力且言之有物，不落俗套。与几乎所有其他政治局成员不同，他定期与工人和基层党组织进行个人接触。

在他被免职之后，最初在西德流传的一种猜测认为，瑙曼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曾试图为接替埃里希·昂纳克做准备，并被这位总书记视为竞争者；但在较新的研究中，这一说法大多受到质疑。历史学家安德烈亚斯·马利夏就认为，这种假设“说服力并不强”。直到1985年11月瑙曼被突然免职前，昂纳克从未对其采取任何措施；相反，1984年他还让瑙曼晋升进入党中央书记处和国家委员会。关于瑙曼曾把自己视为未来党首的看法，主要建立在猜测和传闻之上。比如，1989年2月在昂纳克授意下被从中央委员会机关解职的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阿克森的私人助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倒台后声称，1984年曾有昂纳克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他，瑙曼“对总书记态度十分强硬”，并在背后聚集了足以使其登上党内最高位置的“后台力量”。Manfred Uschner: Die zweite Etage. Funktionsweise eines Machtapparats. 2. Auflage, Berlin 1995, S. 84.瑙曼的前妻则在1991年把“瑙曼想当总书记”的看法归于一些未具名的“瑙曼身边的亲近同事”。Vera Oelschlegel: „Wenn das meine Mutter wüsst“. Selbstportrait.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263.不过，能够确证的仅仅是，瑙曼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政策中的若干核心方面感到不满；此外，由于他与昂纳克长期建立的信任关系，他显然也自觉足够安全，甚至在党内正式机构之外表达这些批评。
1985年10月17日的讲话
1985年10月，瑙曼应邀在，面向教授和讲师们作了一场题为《关于柏林党组织为筹备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的内部报告。瑙曼素以在这种场合坦率谈论问题而著称。由于当时录制的报告录音带至今未被找到，人们仅能从一些听众——包括院长——的转述中得知只言片语。

据称，瑙曼在学院工作人员面前发言时逐渐情绪激动，多次偏离事先准备好的讲稿。他首先指出，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年轻艺术家和作家中的影响力尤其微弱，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并未得到满足。面对这些与他在工人面前讲话时不同、难以建立联系的听众，他最后甚至要求他们“终于好好工作一次”，而不是只会“提出要求”。在写给埃里希·昂纳克的信中，赖因霍尔德把要点概括为：“至少大多数艺术家和作家本质上是些蠢人，因此也必须如此对待他们，可惜我们这样做得太少。”瑙曼还抱怨文化政策中存在“两条路线”。这几乎只能被理解为对库尔特·哈格的公开攻击——两人当时已结下深仇。瑙曼在这一语境下批评说，中央委员会的文化与科学机构，即哈格的职责范围，只顾为知识界成员谋取住房、别墅和出国旅行机会；（由约阿希姆·赫尔曼负责的）媒体政策则把大众传媒限定在“党八股”之中；（由京特·米塔格负责的）价格政策既违背工人利益，也违背1971年第八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Manfred Uschner: Die zweite Etage. Funktionsweise eines Machtapparats. 2. Auflage, Berlin 1995, S. 84.在谈到经济状况时，瑙曼毫无乐观情绪，并说道：“如果你们想看到一幅更乐观的图景，那最好去读一读《新德意志报》。”

遭到解职
此番发言之后，起初并无动静。听众中无人主动向党的领导层汇报。直到1985年10月29日，昂纳克在访问匈牙利时，匈党领导人卡达尔·亚诺什向他问及瑙曼的言论，此事才真正开始发酵。显然，匈牙利方面已通过在场的匈牙利听众获悉了瑙曼的讲话。昂纳克一回国便要求奥托·赖因霍尔德向他汇报情况。赖因霍尔德于10月31日以书面形式完成了汇报。

11月5日，昂纳克在瑙曼在场的情况下，向政治局通报了赖因霍尔德的信。这个领导机构的成员们，部分人对瑙曼在柏林的自我炒作早已不满，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中，大家轮番严厉批评他的“自吹自擂”、酗酒闹事，以及他公开制造党的领导班子不“团结”印象的行为。据薇拉·厄尔施莱格尔所言，昂纳克事先已拿着赖因霍尔德的信与瑙曼对质，并要求他作出书面和口头检讨。昂纳克还暗示他可以声称当时是酒后失言。瑙曼拒绝了后一项提议。Vera Oelschlegel: „Wenn das meine Mutter wüsst“. Selbstportrait.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261.11月6日，瑙曼按要求致信昂纳克，请求解除自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及柏林专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根据昂纳克的提议——这一提议令政治局其他成员感到意外——任命了京特·沙博夫斯基为瑙曼的继任者，担任柏林专区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此前已是《新德意志报》总编辑，并已是政治局委员。1985年11月22日，向公众和党内基层宣布，瑙曼因健康原因请求解除职务，这一说法普遍遭到质疑。国家安全局在柏林注意到，尤其在艺术家、记者和科学家群体中，对瑙曼的离任感到松了一口气，而在工人中间，也听到了惋惜的声音。只有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在11月22日的十一中全会上，从维尔纳·雅罗温斯基那里得到了内部信息：瑙曼被免职是因为其行为被认定为“损害党的利益”。
最后几年
失势后，瑙曼多次致信昂纳克，承认政治局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并向党的领导层和昂纳克本人保证忠诚。总书记确保了瑙曼的“软着陆”。这位前柏林专区党委书记虽然失去了众多特权，并不得不离开万德利茨森林居住区，但被分配到了卡尔斯霍斯特一栋此前用作部长会议招待所的住宅楼里。瑙曼还领取了与离任政治局成员身份相符的高额荣誉养老金。自1986年1月起，瑙曼在波茨坦的担任科研人员。他将这份工作视为组织上对他的考验期；他向昂纳克表示，希望迟早能重返党或国家的工作岗位。即使在昂纳克下台和民主德国终结之后，瑙曼也未曾公开发表过对这位前总书记的批评。1991年4月，他离开德国，与妻子卡门移居厄瓜多尔，卡门在瓜亚基尔的任教。瑙曼于1992年7月在那里（另有说法是在基多）因心肌梗死去世。

昂纳克在瑙曼去世后称其为“一位正直诚实的同志”；他认为，“因他在一些知识分子面前的言行就解除其职务”，并让“叛徒”沙博夫斯基取而代之，是个错误。近年来的研究文献普遍驳斥了那种认为昂纳克是“出于权力政治的考量”或因为瑙曼持续不断的批评而将其罢黜的假设；昂纳克与瑙曼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意见分歧。
荣誉

瑙曼于1964年获得银质，1974年获得金质爱国功绩勋章，1978年获得卡尔·马克思勋章。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外部链接

政治局丑闻（ZDF纪录片）

Category:卡尔·马克思勋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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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金質愛國功績勳章獲得者
Category: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
Category:德国共产党党员
Category: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會議員
Category:1928年出生
Category:1992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