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又称「五十天」、「五十天路线错误」（指工作组从决定派出到撤销的时间约为50天），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由刘少奇、邓小平主导的一次政治运动。1966年6月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取得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意后，向北京市各教育机构、文艺单位派出指导文革的开展的工作组。文革工作组延续了反右运动、四清运动等中共过去的政治运动的作法，大量中共干部在运动中被撤职。工作组在运行期间基本取代了所在单位的原党委，在所在单位进行群众运动，为干部和群众划成分、开批斗会。北京的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党委效仿。

大规模派工作组随即引起了毛泽东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1966年7月，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授意前往北京各校表达对造反学生的支持；在毛泽东的批评下，7月29日，北京召开「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会」，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

196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将刘少奇批评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文革工作组成为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高级干部在文革中失势的直接导火索，对工作组的批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红卫兵运动。

 背景 
 四清运动 

1963年5月，毛泽东认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鬥爭情况」，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四清前十条”），决定在农村以「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为方针开展「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四清运动。同年9月，由刘少奇主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四清后十条”）经毛泽东同意后下发；随后，四清运动基本由刘少奇所主导。

1964年9月，刘少奇负责修改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简称四清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决定派出大量工作组取代原先基层党组织和干部的运动主导权，让「整個運動都由工作隊領導」。支持工作队以领导蹲点、扎根串连最终找出一批有问题的基层干部进行审查批斗，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就是工作队运动方式的典型代表。但是毛泽东对工作队不以为然，在1964年年底的政治局会议上多次批评刘少奇，随后中共中央于1965年1月下发了反对工作队的《二十三条》。

四清运动是刘少奇与毛泽东矛盾扩大化的开始，也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学者童小溪认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根本分歧在于「毛澤東主張群衆自己起來展開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這就是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所開創的先例；而劉少奇則慣于依靠黨的官僚機器來展開運動，即向基層派遣工作組、工作隊，它們在基層就代表黨，可以以黨的名義、以運動的名義打擊一切敢于發表不同意見的人。群衆只是爲他們壯大聲勢的侍從。」

 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五一六通知 

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张春桥的支持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1966年2月，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共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了《二月提纲》，主张把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限制在学术范围。3月，毛泽东批判了《二月提纲》及提纲的支持者彭真、陆定一等人。

1966年5月，中共政治局于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5月16日，会议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将《二月提纲》批判为「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并提出「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会后，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撤职。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经过 
 派出工作组 
根据中共多次政治运动的惯例，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干部决定以派出工作组的方式开展文革。1966年5月29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在碰头会决定，先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该方案得到毛泽东的电话同意。6月2日，张承先率工作组入驻北大，同日，聂元梓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被人民日报全文转发，各学校掀起学生造反潮，很多学校党委陷于瘫痪。6月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常委会，决定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以外的各单位也派驻工作组，并批准了李雪峰提出指导工作组运动的「八条规定」，其中包括「不准打人、污蔑人」「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但是这些规定并未被严格执行。6月5日至6月中旬，北京新市委陆续向在京的51所高等院校和304所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中共高层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工作情况，此时毛泽东对如此迅速、大批的派工作组不以为然，认为「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然而此时已有大批工作组被派出。刘少奇还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但被毛泽东拒绝。6月13日，刘、邓乘专机离开杭州。

在北京，工作组实际代行各单位原党委领导，由于没有明确指示和行动方针，工作组的立场并不统一，有的工作组支持学生向原党委造反，在校内大规模整肃原党委干部和教师；有的肯定原党委而压制造反学生；也有的在本存在分歧的学校中分化派别，加剧各方矛盾。总体上，文革工作组会像四清运动一样在各单位进行群众运动，包括但不限于为师生划成分，组织大规模的辩论会、斗争会以及组织师生集训。

作为工作组最早开展运动的单位，北京很多学校地处中共权力核心，吸引大量中共高干子女就读。有些负责工作组的高干也会通过子女获取校内情况，间接向工作组下达指示。北京师大一附中和北京师大女附中是其中的典例：
 北京师大一附中工作组：6月9日，勾德元等人负责的工作组进驻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就读的北京师大一附中，刘平平就成为了刘少奇和工作组之间的传话人，协助工作组「揪出」了原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被刘少奇亲自下达命令定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将校内90%以上的干部打成「牛鬼蛇神」「黑帮分子」并斗争了超过77%的班主任。6月17日，刘平平加入了工作组。工作组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6月20日，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贴出了批评工作组「用對待敵人的態度打擊無産階級左派和革命群衆」「千方百計地製造糾紛，煽動、挑撥」的大字报，刘少奇于当天接见了工作组组长勾德元，称「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他就容易了。」并指示工作组批斗造反学生，工作组在6月24日至30日组织了三次针对造反学生的「斗争会」，将陈永康、何方方宣布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分子」，全校又有150名师生在会中被打为「反革命」，使这些师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
 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6月4日，工作组入驻邓小平女儿邓榕就读的北京师大女附中，邓小平通过女儿了解学校的运动情况，在邓小平的指示下，负责北京西城区文革的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将师大女附中当成「运动重点」，工作组宣称「教師都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綫， 按法律應該坐班房，應該判處死刑」「教師是四清對象」「學生都是修正主義苗子」，大量师生被批判斗争，6月17日，有的师生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根据胡启立在1967年的指控，6月20日，邓小平和胡启立、胡克实谈话，指示「中學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槍斃的楊國慶就是中學生，只有十九歲。對這種人就是要反擊」「反動的學生會暴露出來，暴露出來先擺一下」，工作组开始在校内组织辩论会，大量师生在会上被围攻。直到7月，女附中的干部全部被「靠边站」，6个校一级领导干部中5个被斗争，37个班主任中32个被斗争，7月23日开始，这些干部、教师还被「集训」，精神受到巨大摧残。

两校的整肃经验随后成为了全北京乃至全中国工作组运动的「样板」，对各地师生影响深远。

对于派出工作组的作用，中共在文革之后持肯定态度。一些学者认为「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和党支部」「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中央领导层对运动的认识不一致，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错误」。也有学者对工作组持负面评价，宋永毅认为：「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这显然违背了史实……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王友琴认为「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

 六一八事件、《九号简报》与反干扰 

6月6日，在康生代表的中共中央指示下，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由于在月初将几十名写大字报的师生开会批斗，被江苏省委停职反省。6月12日，南京大学举行了万人大会批判匡亚明，随后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了汪冰石为队长的工作隊。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南京大学革命师生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以及支持学生造反的社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

人民日报的社论激起了首都大学生的造反热情，作为全国工作组最早入驻的单位，北京大学的群众、原党委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学生认为时任校长陆平比匡亚明问题严重得多而计划批斗陆平，但由于陆平此时已被工作组隔离。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趁工作组开会之时揪斗了几十名校内人员，期间多人被施加暴力，还有女性遭到性骚扰，该事件被称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工作组于当天中午将六一八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暴乱」，并于当晚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起草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简称九号简报）递交中央，将六一八事件视为「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北大工作组的处理得到刘少奇的支持。6月20日，刘少奇将九号简报转发给全国并加了按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中共官方以及部分学者认为《九号简报》「使全國各地的亂批亂鬥的現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童小溪则认为：「官方和主流歷史……有意不去觸及兩個問題：第一，當時幷不是以法治或者鬥爭策略的角度去制止武鬥的，而恰恰是從文革的『極左』話語、以『陰謀論』的觀點出發的。《簡報》認爲，北大『六·一八』事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陰謀活動』、『壞人搞了我們一下， 但壞人也暴露出來了』，因而對付的辦法，也是上綱上綫到敵我矛盾的性質去嚴厲處理；第二，學生中自發的『亂鬥』現象，實際上是四清以來的政治運動的慣例作法，那就是以四、五十年代土改中解决敵我矛盾的武鬥方式，運用到六十年代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當中，《簡報》中特別提到『避開工作組亂打亂鬥的作法是有害于革命運動的行爲』，這意味著：要害在于『避開工作組』，而不在于亂打亂鬥本身……」杨继绳认为：「學生的暴力行為是多年政治引導的結果，也是工作組引導的結果。這些被打的人不是文革前被定為政治賤民（反動學生和有歷史問題的教員），就是工作組進校以後新確定的政治賤民（黑幫、反動學術權威）。工作組已經給這些人定了性，學生才打這些人。施暴者如果觸犯了刑律的可以依法處理，把施暴行為定為『反革命事件』，顯然是不適當的。」

与北京大学相邻的清华大学也发生了多起师生与工作组的冲突。6月8日，以组长叶林、副组长周赤萍领导的共有513人的工作组陆续进驻清华大学，接管原党委的权力，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随后被停职反省。然而工作组因为使用多种方式约束校内群众，被蒯大富等造反学生贴大字报反对。6月19日，薄一波、王光美等中共高层前往清华大学，期间薄一波与蒯大富进行辩论。6月21日，蒯大富贴出大字报，宣称要夺工作组的权，被称为「清华六·二一事件」：

同日，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加入清华大学工作组担任顾问，随后清华工作组多次组织对蒯大富等反工作组人员的批判，以「反蔣（蒋南翔）必先反蒯（蒯大富）」的口号对大批「蒯派」进行隔离审查。最终，在清华大学，全校700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其中一名学生卧轨自杀被轧断腿，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亡。

6月下旬，由于各校师生频繁与工作组产生冲突，北京掀起由各工作组主导的「反干扰」运动镇压师生。在6月20日前后，北京多所高校的矛盾达到高潮，被称为「六·二〇事件」：在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师生上书党中央揭发工作组，导致李贵被何长工、邹家尤指示的工作组抓捕，李贵被薄一波批判为「至少是個右派，可能還是個反革命頭子」；在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等十七名学生贴出反对工作组组长孙友余的大字报《孫友漁要把運動引向何方？》，贴大字报的群众被工作组批判为「右派」「反党」「反革命」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北京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等人根据先前访问许克敏的记录，整理了随后被全国各地广泛转抄的大字报《與新市委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又称《二十二個問題》），被薄一波批为「反革命黑綱領」「大毒草」，大字报的作者被批判为「反党小集团」，蒋书铭等人的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

6月23日，在大量反工作组事件发生后，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出支持工作组的「六·二三」报告，认为有「反革命、黑幫、保皇派，資産階級的『權威』及其擁護者、右派學生跳出來，趁機製造混亂，渾水摸魚，與工作組爭奪領導權」「在現階段，擁護新市委還是反對新市委，是擁護還是反對黨的重要標誌」「共産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臺了」该报告传达到北京各高等学校。「六·二三」报告标志着「反干扰」的顶峰。至7月13日，根据北京文教系统对24所高校的统计，有超过1万人被划为右派。

 全国各地的工作组 
尽管中共中央在刘少奇的主持下，没有决定直接让各地派出工作组，但全国大部分省市纷纷效仿北京，同样地，各地也出现了多起群众与工作组的冲突，刘少奇通过向各地批转下发文件（如《九号简报》）的形式指挥全国的党委和工作组。6月23日，刘少奇转发了中南局和西北局开展文革的报告，指出「當牛鬼蛇神出籠攻擊我們的時候，不要急於反擊，要告訴左派，要硬着頭皮頂住，領導上要善於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要及時組織反擊。」大量文艺、宣传和教育系统的中共干部以及各地的造反群众被工作组划为「右派」、「反革命」批斗。

在这一期间，刘少奇等中共中央一线领导直接参与了部分省市领导的人员撤换，1966年5月21日至7月25日，关于中共华北局人事变动的前门饭店会议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会议长达两个月，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等人参与，期间北京原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天津原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原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河北原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山西原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等人均被撤职。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严厉批评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当月，华北局起草了《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乌兰夫随即被长期软禁。

 陕西（「六六」事件） 
6月初，在聂元梓的大字报被人民日报转发后，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学生贴出万余张大字报，声援北大并批评校党委。6月3日，以陕西省委书记严克伦为组长的工作组进校，由于工作组对部分学生进行压制，6月6日，以李世英为首的学生贴出大字报《工作组十大罪状》批评工作组，严克伦被几百名学生包围辩论，后被称为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工作组当晚开会认为一批反对工作组的学生都是「闹事」的「尖子」，「六六」事件被定为反革命事件，许多学生遭到了戴高帽子、脖子上挂鞋游街等形式的批斗，其中李世英自杀未遂，62级女生王永婷跳楼自杀身亡，随后工作组向王永婷家属发电报称：「王永婷破壞我校文化大革命，於9日晨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望速來處理后事。」

 吉林（东北人大红旗事件） 
6月13日，在匡亚明遭到批判后，由于匡曾任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校长，有东北人大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发时任东北人大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匡亚明有关系。次日，吉林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向东北人大派出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为首的工作队，工作组进校后与学生发生冲突，6月21日，市委工作队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决定将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该消息引发造反学生的愤怒，当晚几百名学生闯进校礼堂，学生在与工作队交涉无果后占领了礼堂，由于礼堂的毛泽东像挂歪了，造反学生上台「動手擺正了主席像，又登臺扛起國旗」，由此被称为吉林「红旗事件」，在市委第一书记宋潔涵的指示下，红旗事件被吉林省市委定性为「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事件，参与「红旗事件」的学生也被定为反革命。

 广东（华南工学院「北京来信」） 
6月24日，广州华南工学院高翔等学生贴出大字报《告全院学生党员书》，称收到了高翔妹妹从北京发来介绍文革情况的一封信，提到「除了毛主席和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領導都可以懷疑。」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将这封「北京来信」定为反革命信件，相关学生被工作组监视、跟踪，有五名想去北京告状的学生也被拦截。

 湖北（武汉大学工作组、墨水湖中学工作组） 

7月3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陶铸起草了《给湖北省委的信》，支持工作组「把最壞的右派學生揪出來集中地鬥，打掉他們的氣焰」。最终，在武汉大学，全校1242名干部和教师中232人被打成「黑帮」或「黑线」。

7月11日，蕭維業在内的一批武汉墨水湖中学造反师生由于曾写大字报、反对工作组被逮捕，关押进武汉监狱，不久后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缓两年，有三个16岁学生被判刑三、五年。工作组同时举办了持续两个星期的「武漢墨水湖中學現行反革命罪行展覽」。 

 毛泽东撤销工作组 

刘少奇、邓小平并不确定文革的具体持续时间，曾计划在1966年年底或之前就结束文革，7月13日，刘少奇在给共青团的指示中强调要恢复、加强中学的党支部和团支部，还提到「初中在8、9月搞完，高中在9、10月搞完。」随着工作组和各地党委的压制，反工作组风潮日渐沉寂，比如北京大学在六一八事件后变得「冷冷清清」。但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了与工作组相悖的行动，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由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关锋、戚本禹创作的社论《信任群众，依靠群众》，7月3日，该社论被人民日报转发，引起北京一部分反工作组的学生再次活跃，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7月15日，陈伯达、康生批判了一个工作组的负责人，指责工作组得到了群众憎恨后就要撤退。

同时，尽管文革由毛泽东决定发动，毛却一直远离政治中心，5月至7月不在北京而是先后旅居浙江杭州；湖南长沙、韶山；湖北武汉等地。在此期间，毛会根据各方的汇报和材料关注文革开展情况，在官方会议记录报告以外，毛还指派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穆欣参加刘少奇组织的文革讨论会，并自己整理一份新的会议纪要上报毛泽东供其对照。旅居中毛还签发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听知了「有关人士」上报的刘少奇「六二零」指示（《九号简报》），并拟写了后来「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初稿。7月8日，毛泽东致信江青：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林元认为，根据毛泽东后来的自述，毛早在1965年1月就决定打倒刘少奇。毛在文革发动后得知刘少奇派工作组不干涉，但是潜心收集资料，关注社会动向就是为了「避开刘、邓，静观变化，等待时机，以便摊牌。」而这封致江青的信的主旨则是「对『文革』中与刘少奇公开摊牌的结局的不安，担心『文革』失败，对『文革』前途的忧虑。」这一分析也得到卜伟华的认同。

7月16日，毛泽东在离开武汉之前畅游长江，随即于18日回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暂住，康生、陈伯达、江青当日得到通知后向毛泽东汇报了文革情况，刘少奇并未得到毛的直接通知，听闻后也前去钓鱼台，却在门口被毛的秘书以毛正在休息为由挡驾。7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伯达、康生在会上提出要撤销工作组被刘少奇、邓小平情绪激动地反对批评，会议针对工作组问题争论了几天，22日，代表军队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表态反对撤销工作组，毛泽东未在这几天的会议上露面。在政治局开会的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始走访北京各个校园支持反工作组的学生。根据戚本禹的回忆，各地被工作组批判的群众曾向中央文革小组汇报并指控工作组，戚把收集到的关于清华大学工作组和蒯大富的资料上报给副组长江青，随后江青才指示戚本禹、王力、关锋等组员前往各校支持造反学生。7月21日，王力、关锋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蒯大富；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前往北京大学。

7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文革情况时说：「我考慮了一個星期，感到北京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認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現在工作組起了甚么作用？起了阻礙作用」首次表达反工作组的态度。24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书房首次召集部分政治局常委（没有邀请刘少奇、邓小平）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对工作组正式批评并提议撤销。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前往北京广播学院出席群众大会并指责工作组。25日，毛泽东继续主持会议，严厉批判工作组「阻碍群众革命」，当晚，江青、陈伯达、康生前往北京大学，在校操场主持召开「空前未有」的万人辩论大会，张承先及北大工作组在会上被多名师生批判。26日，万人辩论大会继续召开，陈伯达在会上将北大六一八事件定为「革命事件」，并提出要撤销工作组并成立由群众选举的文化革命最高权力机关。在工作组失去中央支持的过程中，有的学校工作组成员遭殴打、驱赶，北京十九中工作组组长缪子玲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

7月28日，北京新市委作出《關於撤銷各大專學校工作組的決定》。29日，北京召开「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会」（又称为「七·二九」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布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会上相继发表讲话，刘少奇称「至於怎樣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們問我們革命怎么革，我老老實實地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的其它人也不知道。」大会结束时，毛泽东意外地从会场的后方出席，根据参会的邓榕回忆：「他以無人企及的巨人風采向全體與會者頻頻揮手致意。會場立時沸騰，人們因震驚興奮而激動歡呼，一個個熱淚灑面。為了看到毛主席，后面的人不顧一切地站到椅子上和桌子上，盡情高呼『毛主席萬歲！』會議由開始時那種極端壓抑和沉悶，一下子變成了歡騰的海洋。」最终，全场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会的录音随后在北京各学校乃至全国各城市传播，各地的工作组也随着北京的消息传出而陆续撤销。

 后续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与批刘批邓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继续严厉批评工作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并批判刘少奇「在北京专政」。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宣布撤销《九号简报》的文件，同日，毛泽东写出批判刘少奇与工作组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并在7日向全会印发：

会后还进行了中央机构改组，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原中央一线领导人还保留着领导职位，但实际已经大幅失去权力。1967年1月，刘少奇、王光美首次被红卫兵开会批斗，此后刘、邓更是成为被揭发、批判的政治沙包，随后刘提出辞任国家主席及中共常委「愿意和妻儿到延安或老家种地」，但未得到毛泽东批准，刘随即被软禁。1968年10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被正式「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也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1969年11月，刘少奇因病去世。

 红卫兵运动与工作组影响的延续 

在刘邓和工作组遭到批判的同时，毛泽东也表达了自己对群众造反组织的支持。8月1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自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回信，向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共有十六条决定而常被简称为《十六条》）8月9日被《人民日报》发表，由于先前的《五一六通知》此时只是中共内部文件，还没有向大众公开，《十六条》成为了在群众中作为「文化大革命憲法」的文革指导文件。其支持群众造反的基调引发各地涌现出大量造反夺权的红卫兵组织。8月18日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出席了接见红卫兵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随后共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引发红卫兵运动的高潮。

尽管清华附中红卫兵因为后来持反对工作组的立场而得到毛泽东的褒奖，但是在「高幹子弟要掌權」的血统论思想影响下，包括谭力夫、刘少奇女儿刘平平、刘婷婷；邓小平儿子邓朴方、女儿邓楠在内的大批高干子女一直是工作组的支持者，并不赞成全盘否定工作组。谭力夫就曾在8月20日评价工作组进校让「党的陽光，毛澤東思想的陽光就照亮了北工大」，同时大骂部分工作组的反对者：「有人對黑幫不恨，彭真的『重在表現」給他那麼多甜頭，怎麼恨得起來？可是對工作組，對一些老革命同志，卻恨之入骨。知道哪一個犯了錯誤，大有雀躍之勢。共產黨的幹部犯錯誤你高興甚麼？他媽的！」他们在6、7月是工作组的依靠对象，工作组撤出后又成为了红卫兵，权力始终凌驾于普通学生之上。作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这类红卫兵被称为「多数派」，他们多由干部子弟领导，拥护血统论，通过制造破四旧、红色恐怖成为了红八月中绝大多数暴力迫害事件的始作俑者，赞成批判部分领导干部却反对将批判普遍化

而与之对立的则是主张对中共干部的普遍冲击的「少数派」，少数派通常出身较为普通，反对血统论并仇恨特权思想，其中很多就是受过工作组迫害的大学生。8月开始，两派红卫兵的冲突愈演愈烈，多数派会通过血统论指责少数派「成分复杂」、「右派翻天」，少数派则回敬多数派「保皇」、「走资派的御林军」。这两派后来演化为了文革中的保皇派与造反派。1966年10月，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大量中共干部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保皇派逐渐失势，造反派的支持者也从少数变为了多数，工作组也被彻底批判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同时，在北京，尽管各高校和部分高中的工作组被撤销，但在部分国家机关和文化单位以及多数中小学，工作组的影响依旧延续，有的党委和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以及很多地方党委派出的「聯絡員」「觀察員」「巡視員顧問」仍延续了工作组的政治运动路线，许多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籌委會」「臨委會」也由工作组在撤出前所组织扶植，很多曾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的师生依旧被红卫兵等文革运动的实际掌权者歧视。根据当时的造反派文献记载，「工作組走了，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活魂猶在，不過采取了種種新形式。」：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工作组：在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6月，驻校工作组曾与校党支部书记张敏「接連進行了三次秘密會談」，随后决定支持张敏。全校119名教职工中，仅有张敏在内的11人被工作组列为「依靠对象」；31人为「团结对象」；剩下77人全部被工作组孤立打击。工作组运动期间，反对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师生都被围攻。7月29日凌晨，张敏在「七·二九」大会召开前提前得知工作组要撤销的消息，组织党员回校占领校内书记室、校长室等各机关，并从工作组处接过工作组整人的材料。随后连续三天开会，为了保党支部，在校内部署「揪牛鬼蛇神」运动，组织批判大量「黑帮」，在师生中制造分化。
 鄭兆南事件：在崇文区（现东城区）北京市第五十二中学，6月6日，学校老师郑兆南贴出了批判校党支部的大字报《質問李靜同志爲首的黨支部》，随后「一天之內，大字報如雨後春笋，形成一個炮打司令部的局面。」6月16日，部分造反师生与党支部发生冲突，支持校党委的李静、王文俭等教师被武斗，导致次日崇文区中学工作队队长李淑铮到校指导工作，在反干扰运动中，郑兆南等写大字报的教师被李淑铮及工作组批为「假左派」。工作组撤出后，在红八月，郑兆南因自己的地主阶级出身以及曾被工作组批为「反革命」而被保皇派红卫兵「施加了各種慘不忍聞的刑罰」，红卫兵「讓她在脖子上挂垃圾箱、天天游街，讓她戴很重的高帽子，一面敲著盆，一面喊：『我是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後面跟著一個暴徒，揚著鞭子，像趕牲口一樣的不停地抽打」「在最熱的日子，架著三堆大火，把她放在中間，熏她烤她，要她吃扔在地上的杏核、葡萄皮、喝痰桶裏的髒水……」红卫兵还在郑兆南面前「打死一個地主婆給她看，說：『你在二十六日晚上要是有一點不老實，就這樣。』」9月4日，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郑兆南被放回家，郑兆南认为「工作组虽然走了，但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的阴魂未散」。9月7日，郑兆南去世。遇罗克 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 1967

 平反 

文革时期，工作组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了刘少奇、邓小平下台的导火索。1976年毛泽东逝世後，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中共元老粉碎四人帮，文革走向尾聲。

文革后，随着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上宣布平反刘少奇，文革工作组也随之得到正面评价；全会通过的《关于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指导运动，是我党多年来解决基层问题的一种做法，不存在一条由刘少奇同志制定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作组也被其他中共官方出版物认为是在文化大革命导致的北京各高校陷入混乱后，刘少奇、邓小平「为了稳定局势，保证中共中央的领导」做出的正确决定。

 评价 
 中共内部 
 戚本禹（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在回忆录中批判工作组「压制群众」，「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王永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领导运动，基本是沿袭了『四清』运动的方式。工作组代行校党委职权，实际上是夺了校党委的权。工作组夺权后，组织了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的斗争，主持了对文化教育界一批知名人士和领导干部的揭发批判。一些学校的主要领导人被指责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教授、专家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被认为有政治历史问题和复杂社会关系的教师遭到歧视。工作组这种温和的夺权虽然保证了党的领导不致中断，但却与『文化大革命』本身相矛盾。匆忙派出的工作组不可能知晓：『文化大革命』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做法，所以它必然要求广泛地发动群众，打破各种常规，『向上』造反，即使发生大规模的混乱、党的基层组织一时停止活动也在所不惜。」

 学者 
 童小溪（童庆炳之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一九六六年六、七月份的五十天，不是整個文革歷史的一個無關緊要的插曲……五十天的意義，不僅是長期以來官方政治運動方式的內在矛盾最終不可調和的總爆發，而且，也深刻影響了文化大革命後來的發展趨向。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産生了少數派、多數派、造反派、保守派這些政治派別劃分，而這是文化大革命發動者最初沒有預想到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字典裏也從未有過的；五十天內的矛盾鬥爭，也和上層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聯繫在一起，構成了文化大革命發展的主要綫索。搞清五十天的來龍去脉、是非曲直，有助于澄清有關文革的一些最基本事實，而這些最基本事實，出于某種原因，在一些地方被模糊甚至顛倒了。需要說明的是：在北京各個校園內，五十天在中央文革的直接干涉下結束了，然而，全國其他很多地方的『五十天』（即所謂『資産階級反動路綫』）却仍然延續著，工作組和黨委粗暴壓制群衆、壓制不同意見的情形，有的甚至愈加嚴重，而且恰恰是以文革本身的名義。」
 宋永毅：「时下一些中共党史研究者常常闪烁其词地把刘少奇主持的一线中央『派工作组』的决定说成是『开始抵制，力图想停止这场「大革命」』的措施，这显然违背了史实……在运动初期利用工作队整肃干部群众的过程中，刘少奇除了表现出共产党领导人共有的冷酷之外，还表现出了他领导下中共政治运动的残酷性。刘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杀气腾腾地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
 王友琴：「没有工作组的发动和领导，学生们怎么敢起来攻击学校当局？学校都是由共产党党委领导的。在共产党中央的支持下，学生才开始大规模的攻击学校领导，把他们统统说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与清华大学工作组。他们撤销了时任高教部长、清华大学领导人的蒋南翔的职务。刘少奇的一个女儿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17岁，她最早开始在中学里攻击学校领导人，并当上了该校『文革』委员会的头头……刘超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校长及中共支部书记。他在两个星期里被国家主席定性为『敌人』，既不能自我辩护，也无处可离开，更不能反抗。以堂堂国家主席的地位，把一个中学校长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敌人』，亲自指挥、策划工作组以及他的17岁的女儿攻击这位校长。这样冷酷无情、违背法律程序的迫害，直接来自刘少奇。这不是刘超一个人的遭遇。在1966年6月、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全中国学校的老师校长都受到攻击。在笔者所作的调查中发现，不但在北京，连遥远的云南边疆思茅专区，交通落后，学校稀少，也把所有的中学教员都翻山越岭召集起来，集中居住，不准回家，命令他们『交代问题』。」
 杨继绳：「劉、鄧主持工作的黨中央與各大區、各省市的中共領導人，決心按照1957年的方式，大抓右派，把『反右鬥爭』鋪開成全國性的運動。如果說1957年是第一次反右的話，那么，這是第二次反右。第二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更廣泛、更兇猛。」

 参考资料 
 书籍 

 期刊 

 其他 

Category:1966年6月
Category:1966年7月
Category:1966年中国政治事件
Category:文化大革命
Category:刘少奇
Category:邓小平